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终2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鞠桂凤，女，1953年11月10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秀英，女，1957年1月1日出生。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常秀金（鞠桂凤之夫、常秀英之兄），1951年10月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兴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危改小区8号楼606室。法定代表人陈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武建东，男，1963年9月2日出生。上诉人鞠桂凤、常秀英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兴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7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鞠桂凤、常秀英在原审法院共同诉称：一、70号院南房是我们的合法正式住房，应该给予拆迁补偿。依据北京市国土房管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国土房管复字（2003）第009-05号，兴华公司发出的石房停办户字（95）01号冻结，冻结时间至1996年2月20日止，兴华公司再次续冻是1997年7月16日，中间509天没有冻结，却对外谎称冻结。鞠桂凤1996年4月为翻建院内南房，去村委会提出过翻建房申请，村委会原本同意鞠桂凤翻建住房，只是因兴华公司在杨庄实施拆迁冻结，村委会无法批准翻建。村委会事后表示，可以由有关部门补办翻建房手续。兴华公司在自己没有实施拆迁冻结的时间段内，长时间限制村民翻建住房，没有法律依据。兴华公司在2001年10月实施拆迁冻结欺诈，提供已经失效的石房停办户字（95）01号冻结文件，要求石景山公证处撤销我们在冻结期外办理的赠与公证，为孙胜利办理继承公证，其目的就是排除我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权利。兴华公司在拆迁谈话笔录对南房不给补偿的理由，是因为南房没有达到2米以上高度和没有建房手续，称南房不管是谁建的，都是建在孙胜利的院子里，都按照“棚子”补偿，其他人的问题都由孙胜利自行处理。事实上“棚子”只给了1800元。兴华公司对南房不给补偿，挑起我们家庭内部不和，从而达到其侵吞70号院拆迁补偿利益的目的；二、鞠桂凤没有取得南房翻建房手续，是因为兴华公司实施假冻结造成。按照政府现行有关拆迁规定和石景山法院审理民事拆迁纠纷案件拆迁纠纷的和谐路径，70号院南房应当为合法的正式住房；三、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98年第16号第二十七条拆迁补偿方式，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可以货币补偿，也可以房屋补偿。我们选择房屋补偿，请求石景山法院判决兴华公司返还我们石景山区范围内相同房屋结构、相等面积的平房一套，或者按照当年拆迁补偿标准补偿我们38万元。诉讼请求：1、确认兴华公司拆除70号院南房应当给予拆迁补偿；2、判令兴华公司返还鞠桂凤、常秀英石景山区范围内相同房屋结构、相等面积的平房一套，或者按照当年拆迁补偿标准补偿鞠桂凤、常秀英38万元。兴华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鞠桂凤没有权利起诉，在拆迁时被拆迁人是孙胜利，兴华公司与其签订的拆迁协议，相关权利义务在拆迁中已完全履行。其余问题在2010年石民初字第4537号判决书中已做了阐述，当时驳回了鞠桂凤的诉讼请求。常秀英和孙胜利是夫妻关系，在拆迁过程中孙胜利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常秀英没有这个权利。鞠桂凤、常秀英在本案中不具备主体资格，应驳回鞠桂凤、常秀英的起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鞠桂凤与常秀金系夫妻关系，孙胜利与常秀英系夫妻关系，常秀金与常秀英系兄妹关系。1994年12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石景山区杨庄村危旧房改造。1995年2月2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国土房管局”）发出石房停办户字［95］01号文件《关于冻结杨庄危旧房屋改造区户口的通知》，内容为：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地字（1994）290号文，自1995年2月21日起冻结杨庄危旧房改造区域内全部户口，只准迁出，不准迁入和分户，暂停办理房屋买卖、租赁、交换、抵押、赠与、析产等，解冻时间另行通知。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国土房管复字第009-05号）认定，该冻结期限至1996年2月20日止。兴华公司未及时向区国土房管局申请延期。1997年7月14日兴华公司再次向区国土房管局申请冻结、并一直延续至2002年9月7日。2000年，兴华公司委托拆迁服务所对杨庄地区危旧房改造开发项目进行拆迁工作。2001年10月21日，孙胜利在拆迁服务所与兴华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拆迁人（甲方）为北京市兴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被拆迁人（乙方）为孙胜利；拆迁依据为《房屋拆迁许可证》石房拆许字2001第06号；被拆迁房屋为石景山区70号，应补偿建筑面积为90.95㎡，应补贴建筑面积为63.665㎡；在册人口以及实际居住人口为7人（含常秀金、鞠桂凤）；一次性支付拆迁补偿款486770.55元。2001年10月22日，孙胜利领取拆迁补偿款，后拆迁协议履行完毕。自2002年起，常秀金、鞠桂凤等人就70号拆迁问题多次进行信访和申诉。2002年9月17日，区公证处做出（2002）京石撤字第002号《关于撤销﹤撤销（96）京石证字第155-159号公证书的意见﹥的决定》，内容为：“经调查后认为依据不足”，撤销《撤销（96）京石证字第155-159号公证书的意见》。同日，石景山区公证处又做出（2002）京石撤字第003号《关于撤销（2001）京石证字第2045号公证书的决定》，内容为：“根据（96）京石证字第155-160号公证书，我处认为（2001）京石证字第2045号公证不符合法定条件……故决定予以撤销。”据此，鞠桂凤、常秀金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区国土房管局以及区公证处等单位，原因是区公证处撤销公证，造成其失去70号应有补偿，还错过石开公司对八角拆迁的特价售房机会。2004年6月1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为平息上访，化解矛盾，出面协调石开公司以优惠售房的方式出售给常秀金、鞠桂凤石景山区84号楼1609号两居室房屋（以下简称1609号房屋）一套。鞠桂凤和常秀金做出书面承诺：“1、家庭内部问题，自己协调解决，不再给领导添麻烦。2、不再以70号拆迁问题，向有关部门提起信访事项。3、不再以70号拆迁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关于‘公证问题’的民事诉讼，向法院提出撤诉请求，2003年我们给区法制办的承诺依然有效”。2004年8月，石开公司向鞠桂凤和常秀金交付上述房屋并收取购房款80626元。另查，2005年7月，实兴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金鼎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兴华公司重组成为北京实兴腾飞置业发展公司。但是兴华公司主体资格仍然存在，2012年通过年检。2010年8月9日，鞠桂凤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兴华公司、孙胜利、第三人北京市石景山区拆迁服务所（以下简称拆迁服务所）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兴华公司与孙胜利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该院审理后于2012年6月20日作出了（2010）石民初字第45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鞠桂凤的诉讼请求。鞠桂凤对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2年10月19日作出了（2012）一中民终字第1006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0065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8月13日，鞠桂凤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孙胜利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70号院南房10间产权人是鞠桂凤，孙胜利无权处置行为属侵权责任行为。该院于2015年5月8日作出了（2014）石民初字第813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鞠桂凤的诉讼请求。后，鞠桂凤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7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5）一中民终字第529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已生效的10065号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70号院房屋现状图（南房）、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结果表、（2010）石民初字第4537号民事判决书、（2012）一中民终字第10065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5295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6860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非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鞠桂凤、常秀英主张拆除70号院南房应当给予拆迁补偿。首先，法院不否认鞠桂凤在70号院内的“南房”，拆迁时也应得到一定补偿，但已发生效力的裁判已确认鞠桂凤对70号院即使有遗留问题也已得到充分的补偿。对此，鞠桂凤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也不能证明70号院南房没有给予拆迁补偿或补偿没给够，鞠桂凤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孙胜利与兴华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就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且常秀英在本案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70号院南房享有其它未尽拆迁补偿利益，常秀英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另，兴华公司关于鞠桂凤、常秀英在本案中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鞠桂凤、常秀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鞠桂凤、常秀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721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鞠桂凤、常秀英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理由为：1、70号院南房是鞠桂凤出资建设，鞠桂凤、常秀英、常秀琴、孙宝全、张永立等人参与了翻建，后其他人退出共有关系，南房为鞠桂凤、常秀英共有，10065号判决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属于鞠桂凤侵害了常秀英的权利；2、10065号判决以及本案一审判决均认定了70号院北房第五、六间及南房都属于鞠桂凤，应当获得补偿，就应当确定该补偿多少钱以及补偿了多少钱；3、办理公证以及申请翻建南房都不应当受到不存在的冻结的限制，没有翻建手续不是鞠桂凤、常秀英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南房应当按照正式房屋获得补偿；4、兴华公司代理人曾经在诉讼中认可过南房五间，与现在所述南房是棚子的主张自相矛盾，鞠桂凤提交的南房建筑图可以证明南房存在，而不是棚子；5、1609号房屋是石开公司的特价售房，与70号院南房的补偿无关；6、鞠桂凤与常秀金的承诺书是在行政诉讼中接受政府调解作出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承诺不能在此后的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7、10065号判决认定鞠桂凤获得充分补偿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依据10065号判决驳回鞠桂凤、常秀英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兴华公司对此答辩称：兴华公司与孙胜利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公证书的撤销只是证据效力撤销了，但该给的补偿兴华公司都已经支付了，实际支付的补偿超出了应当补偿的数额。1609号房屋就是政府为化解社会矛盾而给予鞠桂凤的补偿。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鞠桂凤、常秀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审理期间，鞠桂凤、常秀英以常宇是70号院南房共有人、且其户口在70号院，应当作为被安置人为由，申请追加常宇为本案当事人；以孙胜利为70号院南房共有人，本案处理结果与孙胜利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孙胜利为本案当事人。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鞠桂凤、常秀英是否有权就其主张的70号院内的“南房”主张拆迁安置补偿利益。首先，孙胜利与兴华公司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已为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且已履行完毕。该补偿协议系对于70号院整体进行的补偿，本案中鞠桂凤、常秀英所主张的“南房”为70号院的一部分，故《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对于杨庄村70号院的补偿已包含鞠桂凤、常秀英所主张的“南房”，鞠桂凤、常秀英所称“南房”的实际建筑物的状态并不影响其已经获得补偿的事实。在《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效力未被否定的情况下，鞠桂凤、常秀英主张70号院内尚存在“南房”未得到补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其次，鞠桂凤、常秀金以优惠价格购买1609号房屋并作出书面承诺，就70号拆迁问题，不再提起信访及诉讼。鞠桂凤、常秀金的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对其二人具有约束力。鞠桂凤现主张70号院内尚有未得到补偿的“南房”应得到拆迁补偿，与其承诺内容相悖，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鞠桂凤、常秀英所持1609号房屋的取得与70号院无关、承诺书系在行政诉讼中接受调解等时出具等理由均不能对抗该承诺的法律效力，鞠桂凤、常秀英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本案中，鞠桂凤、常秀金的承诺系对其权利的处分，并非对事实的认可，故对鞠桂凤、常秀英所持该承诺不能作为证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另经本院审查，常宇与孙胜利均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对于常宇与孙胜利均不予追加，常宇与孙胜利如认为自己享有相应权利，可以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千五百元，由鞠桂凤、常秀英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千元，由鞠桂凤、常秀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良胜审判员  王 梦审判员  徐 冰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罗娇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