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1民再7号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徐建华，女，195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委托代理人：王军雷，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卢新民，男，195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济南瓷用花织厂退休职工，住济南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卢新国，男，195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济南市美术工厂职工，住济南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卢新芳，女，1958年5月6日出生，汉族，济南市自动化仪表厂职工，住济南市。以上三被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东强，男，198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申诉人徐建华因与被申诉人卢新民、卢新国、卢新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济民四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鲁检民（行）监（2015）37000000152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鲁民抗字第6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孙媛媛、孟一姝出庭。申诉人徐建华及委托代理人王军雷，被申诉人卢新民、卢新国、卢新芳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东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5月22日，一审原告徐建华起诉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称，2011年11月，被告卢新民找到原告，称愿意与其弟弟卢新国、妹妹卢新芳共同出资雇佣原告照顾居住在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小区南区三区2号楼2单元203室患病的母亲刘清云，因为是邻里关系，所以当时只是口头约定照顾被告的母亲，没有书面合同，并每月以现金的方式发给原告1600元工资。原告在照顾被告母亲期间，不辞辛劳，尽心尽责，对被告母亲照顾的无微不至，被告及其母亲对原告都很满意。2012年9月4日，被告母亲强烈要求原告将一重达60余斤的花盆从地上搬至晾台，由于花盆太过沉重，致使原告用力过度，腰部扭伤。原告腰部受伤后，被告卢新民给原告300元钱，让原告去治疗。之后，原告腰部疼痛愈来愈厉害，去山东省警官医院检查发现：腰部有椎间盘膨出三节。原告的腰部椎间盘膨出压迫双腿坐骨神经，导致原告行动十分不便，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12月12日，被告母亲刘清云去世。原告找到被告协商，希望被告能承担医药费并承担后续治疗费，但一直协商不成。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10829.75元，后续治疗费5万元，误工费9600元。一审被告卢新民、卢新国、卢新芳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与被告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系兄弟姐妹关系，2012年12月12日，三人的母亲刘清云因病去世。刘清云生前居住在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小区南区三区2号楼2单元203室，徐建华居住在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南区三区2号楼2单元402室，双方系上下楼邻居关系。2012年9月8日，徐建华因伤病前往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门诊病历记载系“腰扭伤”；2012年10月22日至2012年10月25日期间，徐建华在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住院3天，入院记录中记述有“主诉：腰痛伴左下肢放射痛一个月余；现病史：患者一个月前出现因扭伤腰部，出现腰痛伴有左下肢放射痛，间歇性跛行100米，左侧重于右侧，就诊于外院治疗，行药物治疗、针灸、理疗等，效果不明显……”，当日进行腰椎CT影像检查，结论为“L4／5、L5／S1椎间盘膨出”，出院记录中记述有“出院情况：患者仍感腰痛，双下肢麻木感，体温正常，双下肢活动可；出院诊断：椎间盘突出症；治疗结果：好转；出院医嘱：继续休息七天复诊”。2013年3月23日，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出具了“诊断证明”及“病休证明”各一份，“诊断证明”内容为“L4-5L5-S1间盘膨出”，“病休证明”内容为“L4-5、L5-S1间盘膨出，建议休息壹月”。徐建华自述，出院后先后到六里山诊所、邢氏推拿、传强理疗中心、七里山社区门诊等处对其椎间盘膨出问题进行过治疗，并从药店自费购买了部分药物进行治疗。上述诊治过程中共计支出了医疗费用10829.75元，要求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共同赔偿，提交了医疗费发票、收据、药店发票、推拿理治定额发票等证据予以证实。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对徐建华的上述就诊治疗的过程及支出的医疗费用均有异议，均不予认可。徐建华主张，其自2011年11月份至2012年9月8日期间在刘清云家中从事做饭、洗衣服及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工作，每月工资1600元，工资均以现金形式支付，认为双方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在2012年9月4日工作过程中因按刘清云的指示搬花盆过程中导致腰部受伤。为此徐建华提交了证人证言及录音谈话记录予以证实，提供的证人王某某出具的证明书内容为：“我和徐建华是多年的朋友，她在七里山南村三区2-2-203室刘清云家干家政我都知道的很清楚。刘清云得的是癌症晚期（肠癌），大小便都是徐建华给她清理，特别辛苦，这期间徐建华不止一次给我说不想干了，可刘清云每次都哭哭啼啼，徐建华心地特别善良，不忍心又继续干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给徐建华打电话，她说刘清云让她搬一个很大的花盆（刘清云不舍得让她儿子搬）把腰扭了，造成腰椎间盘突出，随后去警官医院治疗了……”，另提交了证明一份，内容为：“2011年至2012年9月徐建华在七里山南三区2-2-203号刘清云家干家政。某101号李某甲103号高某某102李某甲302石某某102孙某某”。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对徐建华的主张均不予认可，称母亲刘清云生前虽患病，但能自己走动，三人轮流照顾老人，徐建华未在其母亲家中工作过，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徐建华另主张后续治疗费5万元，误工费9600元。对后续治疗费数额的确定，解释为系根据咨询的医院手术费用来确定的；对误工费数额的确定是根据其每月工资1600元，自2012年9月8日至2013年3月8日期间六个月的时间因受伤无法工作而造成的误工损失。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对此均不予认可。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劳务（雇佣）合同是指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满足他人的某种需要的活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而受到伤害，在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虽然徐建华提交了部分证人证言以证实其在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的母亲家中从事家政工作，与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未接受法庭及对方当事人的质询，该证据存在瑕疵，且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对此均不予认可，故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即使可以确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依据现有证据，特别是根据证人王某某出具的证明可知，证人王某某亦是从徐建华口述得知其受伤的经过，并非亲身感知的事实，亦无法证实徐建华所受伤系在雇佣期间因提供劳务活动而受到的伤害，故徐建华关于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作为雇佣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之规定，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市民初字第1563号民事判决：驳回徐建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元，减半收取165元，由徐建华负担。徐建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1年11月，被上诉人卢新民找到上诉人，称愿意与其弟弟卢新国、妹妹卢新芳共同出资雇佣上诉人照顾其患病的母亲刘清云。2012年9月4日，被上诉人的母亲强烈要求上诉人将一重达60余斤的花盆从地上搬至晾台，致使上诉人用力过度，腰部扭伤。后经医院检查发现，腰部有椎间盘膨出三节，导致上诉人行动十分不便，生活不能自理。上诉人曾经找到被上诉人要求其支付医疗费用及后续治疗费用，在2013年3月16日早上7点左右，济南市市中区公安局七里山派出所民警曾就这一事件出警并让双方进行过调解，同时有出警现场调解录音视频等资料。上诉人请求法院调取该证据，原审法院在未调取到该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上诉人受雇于三被上诉人，在从事雇俑活动中受到伤害，三被上诉人作为雇主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答辩称，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需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并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害后果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而上诉人提供的病历材料显示，其损害后果系在其主张受伤日期的一个月后才产生的。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双方确认庭审笔录时也没有提出相关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徐建华提交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街道七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该证明主要内容为：徐建华系本社区居民，根据其单元五位居民签字手印提供的证明，2011年至2012年9月期间，徐建华在本单元刘清云家干家政。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认为，街道社区是根据徐建华提供的五位居民签字捺手印的材料出具证明，属于传来证据，不能证明徐建华的主张，且五位居民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根据徐建华的申请，本院到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七里山派出所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找到徐建华所称的2013年3月16日的出警视频资料。本院二审认为，徐建华为证实其与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存在雇佣关系，二审中提交了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该证明内容来源于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并非基于知悉事实情况所作的客观陈述，且李某甲等人在本案审理中均未到庭作证，其书面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对于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徐建华在原审中提交其与卢新国的录音资料，经审查，该录音内容并不明确具体，无法据此认定徐建华所主张的事实。徐建华另称2013年3月16日的警方视频资料能证实其主张，但经本院调查该视频资料并不存在。综上，徐建华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以及其在雇佣期间因提供劳务而受到伤害。因此，徐建华要求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作出（2013）济民四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元，由上诉人徐建华负担。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纠纷是因徐建华主张腰伤是为卢新民、卢新国、卢新芳三人母亲刘清云提供劳务过程中所致，请求三人支付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及误工费而引起。徐建华提交的证据主要包括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徐建华与卢新国的通话录音、七东社区居委会的证明以及2013年3月16日七里山派出所出警记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对上述证据应作如下分析：第一、徐建华提交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七东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载明“根据其单元五位居民签字手印提供的证明，2011年至2012年9月期间，徐建华在本单元刘清云家干家政”，即该证明的基础也是李某甲等5人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某甲等5人书面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并非完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二、依据徐建华申请，二审法院调取到2013年3月16日当地派出所因徐建华与卢新民、卢新国、卢新芳之间纠纷出警的记录，但未查找到视频资料。出警记录内容较为概括，确实无法直接证实徐建华的主张。第三、徐建华与卢新国的通话录音。卢新国在通话中虽未明确承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但对徐建华在谈话中屡次提到的关于“伺候”刘清云的内容均未作否认表示，并提到“等你好了再干么”等谈话内容。卢新国在该录音中还提到其母亲刘清云对于徐建华因搬重物到凉台而受伤的自责和后悔，以及卢新国对母亲该行为的埋怨，并多次安慰徐建华此事属意外，让其好好养病。该通话录音可以与李某甲等5人关于徐建华在刘清云家干家政的书面证言相印证。徐建华与卢新国之间的通话录音是对徐建华主张比较有力的证明，但对该通话录音，一审判决并未写明审查认证的过程以及最终予以排除的理由。二审判决以该录音内容并不明确具体为由对该证据未予采信。综合对上述证据的分析，徐建华所提交证据之间可以互相印证，法院判决驳回徐建华的诉讼请求，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再审期间，徐建华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申诉人提交的居委会证明，小区楼长及邻居出具的证明，结合申诉人提交的录音，足以认定申诉人受被申诉人的雇佣从事家政服务的事实。申诉人在提供劳务工作过程中受伤的事实，证人王某某、李某乙的证词，结合录音证据及申诉人提交的病历资料，能够相互印证。被申诉人卢新国在电话录音中，默认申诉人“伺候”刘清云的事实，也对申诉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搬花盆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申诉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腰部受伤，作为雇主的被申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申诉人辩称，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即使存在劳务关系，申诉人的损害后果与劳务合同不存在因果关系。申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从证据本身讲其真实性难以考证，从证明内容上讲，也无法证明申诉人的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本院再审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本案再审中，根据徐建华的申请，证人王某某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及对方当事人的质询，其作证内容与原审提交的书面证言基本一致。根据徐建华的要求，当庭播放了徐建华与卢新国的通话录音，通话录音内容与其在原审提交的书面谈话内容一致。被申诉人对上述证言及录音内容质证意见同原审。本院再审认为，申诉人徐建华为证实其与被申诉人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存在雇佣关系，主张腰受伤是在从事劳务过程中所致，提交的证据主要包括王某某出具的证明、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徐建华与卢新国的通话录音、七东社区居委会的证明及有关病历和收费单据、申请法院调取的2013年3月16日七里山派出所出警记录。对于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虽载明徐建华在被申诉人之母刘清云家干家政，但出具该证言的5位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未接受法庭及对方当事人的质询，且被申诉人卢新国、卢新民、卢新芳对此均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李某甲等5人书面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七东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系来源于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并非基于知悉事实情况所作的客观陈述，该证据不能直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徐建华申请法院调取的2013年3月16日七里山派出所的出警记录，该记录内容较为概括，无法直接证实其主张。对于徐建华与卢新国的通话录音，卢新国在通话中虽未明确承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但对徐建华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伺候”刘清云的内容均未作否认表示，并提到其母亲刘清云对于徐建华因搬重物到阳台而受伤的自责，并安慰徐建华此事属意外，让其好好养病。再审庭审中，根据申诉人的申请，对该通话录音进行了播放，被申诉人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予以否认该通话录音的证据。该通话录音与李某甲等5人的书面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徐建华在被申诉人之母刘清云家从事家政服务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原审认定双方未形成雇佣关系不当，应予纠正。徐建华申诉称，其腰伤是因提供劳务所致，被申诉人应承担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对其申诉主张，再审认为，从徐建华提交的病历记载，系椎间盘膨出。其提供的证人王某某出具的证明可知，证人王某某亦是从徐建华口述得知其受伤的经过，并非亲身感知的事实，亦无法证实徐建华椎间盘膨出系在雇佣期间因提供劳务活动而受到的伤害。徐建华与卢新国的通话录音，虽间接证实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但无法证实其椎间盘膨出系因提供劳务活动所致。因此，徐建华申诉主张被申诉人应承担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的理由，证据不足，再审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虽存有瑕疵，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3）济民四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勇审 判 员  李文实代理审判员  尹腾飞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孙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