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苏06刑终239号原公诉��关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兴吉，无业。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11月30日被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刑事拘留并上网追逃，同年12月8日被执行刑事拘留，2016年1月15日转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丽静，无业。曾因卖淫，于2012年11月7日被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罚款500元。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1日被取保候审。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决定，于2016年4月22日由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辩护人刘松波，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语彤，小名“小某”、“彤某”，无业。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12月14日被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刑事拘留并上网追逃，同月16日被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三亚湾派出所民警抓获并羁押于海南省三亚市第一看守所，同月23日被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辩护人刘志发，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袁慧，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孙语彤犯介绍卖淫罪一案，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6）苏0691刑初55号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孙语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提讯上诉人王兴吉、周丽静、听取辩护人刘松波、袁慧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2015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王兴吉租赁南通××区××居××幢×××室及××幢×××室，组织王某甲、樊某、李某、汤某等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被告人周丽静、孙语彤明知被告人王兴吉组织卖淫，仍然予以协助。其中，被告人周丽静实施了出资帮助被告人王兴吉租赁用于组织卖淫的场所，帮助招募卖淫女、并参与了介绍部分嫖客、对卖淫分成所得提供账户等帮助行为。被告人孙语彤为被告人王兴吉联系他人，通过微信发布招嫖信息招揽嫖客，并指引嫖客到上述地点与卖淫女交易等帮助行为。本案中，卖淫女每做成一单交易，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收取60元提成，被告人孙语彤等人收取180元提成。期间，被告人王兴吉共组织卖淫125次。另查明，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办理汤某等人卖淫案、夏某等人嫖娼案中，发现王兴吉、周丽静等人有涉嫌组织卖淫的犯罪嫌疑，遂于2015年11月11日立案侦查，并开展相关侦查和抓捕工作。同日晚，被告人周丽静至该局中兴派出所咨询涉嫌卖淫的汤某、王某甲、樊某的相关情况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其到案后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015年12月8日，被告人王兴吉在其苏州暂住地被民警抓获归案，同月16日被告人孙语彤在海南省三亚市旅游期间，在入住酒店被当地警方抓获归案，并被羁押于当地看守所。被告人王兴吉、孙语彤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被告人王兴吉的供述，证明2015年10月份，其在苏州与孙语彤聊天期间，从孙语彤处了解到可以通过微信找到嫖客进行嫖娼活动，从中抽头获利,其也想做。回南通后，就跟周丽静谈了此事，周丽静知道后表示愿意帮其找卖淫女，也愿出钱租房。其先后租了××居的××幢×××室和××幢×××室，×××室租金是周���静自己从卡上取出来付的，×××室租金是其拿了周丽静的卡取钱后付的，租房合同是其冒用别人的身份去签订的。卖淫女是周丽静帮其找的，有果某甲、小某甲、佳某、小某乙、小某丙、阿某。从10月28日起至11月9日，其每天打钱给孙语彤，这钱是卖淫女卖淫所得每单400元中180元分成的部分，前后共向孙语彤打了二万多元钱。卖淫女来了后，其建了一个微信群，昵称“嗨起来”，后改为“1111111111”，接客信息在微信群里通知她们，按顺序安排卖淫女接客。其通知卖淫女在每天中午12点至晚上12点为接客时间。不允许她们私自接客，为保证安全，甚至安装了摄像头。2、被告人周丽静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上半年王兴吉来南通后与其处对象同居。2015年10月底至11月11日，王兴吉先是租了××区××居××幢×××室，后来换租了××幢×××室，组织几名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每单400元，卖淫女得160元，通过微信给介绍嫖客的上家180元，剩下的60元归王兴吉。其中小某乙、果某甲是其帮助介绍过去的，其他人都是王兴吉自己找的。期间，其也介绍过几个嫖客过去嫖娼的，每次都是收400元或者500元，卖淫女得200元，剩下的钱归王兴吉。平时卖淫女的接客、收钱等活动都是王兴吉管理的。租房子的钱都是王兴吉向其借的，王兴吉挣来的钱一部分自己花了，一部分还给其了，共给了其一万二千元现金。其存、取款使用的是一张户名为徐某的中国银行卡。王兴吉还在客厅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用于监视卖淫女活动。另外还证明其在到案后首次接受讯问时，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辨认出佳某、果某甲、小某丙、小某甲分别是王某乙、王某甲、樊某、李某甲。3、被告人孙语彤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其在QQ上从其朋友处获悉，能通过技术手段用微信搜索附近人，群发招嫖信息，招揽嫖客，另外联系组织卖淫的人，将通过微信招揽的嫖客告知组织卖淫的人，从中抽头盈利，期间其朋友将上家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告诉了其。后来其通过苏州朋友翟某甲认识了一个自称叫“王某戊”（即王兴吉）的男子，后与翟某甲聊天时其说起过微信招嫖一事。到2015年10月份，“王某戊”联系其，跟其说从翟某甲处了解到其认识通过技术手段招嫖的人，说他手底下有卖淫女，希望其能帮他联系群发招嫖信息的人，帮他找嫖客，其当时就答应了。几天后，“王某戊”联系其，称已租到房子，并告知其地址，让其联系招嫖的人帮他找嫖客到他的租房嫖娼。当时两人在电话里谈好卖淫女接一次客400元，上家拿180元，剩下的由“王某戊”和小姐分成，一天结一次账。然后其将地址告诉了“上家”。后大概在2015年10月底开始，招嫖的人开始帮“王某戊”找嫖客，“王某戊”手下的卖淫女开始接客卖淫的。招嫖的人找嫖客的时间是每天12点开始到晚上12点结束，招嫖的人找到嫖客后，将嫖客情况在微信上告诉其，其再复制转发给“王某戊”，由“王某戊”安排卖淫女接客。每天卖淫女下班时，“王某戊”先跟卖淫女结账，然后再将招嫖的人应得部分打到其尾号4962的工商银行卡上，其再打给招嫖的人，实际上招嫖的人每单收160元，但其跟“王某戊”说的是每单180元，其扣了中间20元差价。后到11月份“王某戊”的店被查了，之后就未再收到“王某戊”的钱。同时其在供述中称招嫖人的微信号已被其删除，也不记得他们的微信号和昵称了，招嫖人的卡号其也记不得了。其辨认出自称叫“王某戊”的男子即是被告人王兴吉。4、未到庭证人王某乙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0月底，其随李某一起到××区××居××幢×××室“红某”、“萌某”组织的场所从事卖淫活动，“萌某”告诉其上家介绍来的嫖客400元一次，其得160元，其余240元要交给“萌某”，如果是“红某”或者“萌某”自己介绍过来的嫖客，其得200元，其余交给“萌某”。“萌某”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有“萌某”和其、李某、果某甲四人，有客人来时，“萌某”会在微信群里通知。“红某”和“萌某”还在客厅角落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监视她们。其在该处接待过20个嫖客左右。同时证明“萌某”和“红某”说过如果被抓，不要将他们牵扯进去，“萌某”还规定在上班期间不准接私活，也规定了工作的时间。其辨认出王兴吉即为“萌某”、周丽静即为“红某”。5、未到庭证人王某甲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0月底，“姐”带其到××区××居××幢×××室后，���姐”和姐的男友“萌”向其和小某甲宣布了纪律：平时中午12点上班，到半夜12点下班，有事请假需向“萌”报告，客人由他们介绍，“接私活”要五五分成，吃饭、住宿是他们包的，接客顺序由“萌”安排等等。其是10月29日正式“上班”的，后来到了11月2日，又搬到了××居××幢×××室继续从事卖淫活动，其在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间（11月3日之后因身体状况原因未上过班），其共卖淫22次，均记在自己的账本上。大部分嫖客都是“萌”安排的，来客人时，“萌”会通过微信通知去开门接客，“姐”有时候也会安排客人，每天晚上12点，都要把当天的嫖资扣除自己应得的部分后交给“萌”。期间，“姐”和“萌”还开过两次会，重申了纪律，“姐”还要求她们如果被抓了不要说是“姐”和“萌”组织的。另外，“萌”还在客厅里装了摄像头监视她们“接私活”。其���认出王兴吉即为其所称的“萌”、周丽静即为其所称的“姐”。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兴吉、李某、王某甲、樊某之间聊天情况，同时证明多次有嫖客前去嫖娼。其提供的账本，证明其在王兴吉处卖淫情况，即2015年10月30日卖淫6次，其中一次收入200元，五次收入160元；10月31日卖淫3次，每次收入160元；11月1日卖淫5次，其中一次收入200元，四次收入160元；11月3日卖淫4次，每次收入160元。6、未到庭证人李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0月底，“红某”叫其去××区××苑××幢×××室从事卖淫活动，其叫了佳某一起去的，到了那边发现还有一个叫“果某甲”的女子已经在了，三个人分别住在三间卧室里，“红某”的对象王兴吉建了一个微信群，有嫖客来他会在群里通知，他会指定谁接客。王兴吉向她们几个规定了向客人收费标准及提成分配标准，规定不能接私活，每接待完一个客人就在微信群里发一个好字。其辨认出王兴吉即为周丽静的对象、王某甲即为“果某甲”、祁某即为其10月底的第一天接待的嫖客。7、未到庭证人汤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1月7日，通过“娇某”联系到××区××苑××幢×××室从事卖淫活动，其去时已有小某丙、果某甲在了。萌某与其约定四六分成，其拿四成，即每单400元、其拿160元，其余240元交给萌某。萌某让其加入一个微信群，群里就其、萌某、果某甲、小某丙四个人，有嫖客来他会在群里通知，并由萌某安排接客顺序，每接待完一个客人就在微信群里发一个“好”字，用于统计人数。其辨认出王兴吉即为“萌某”、王某甲即为“果某甲”、樊某即为“小某丙”；庄某、张某即为其11月10日、11日由王兴吉安排其接待的两名嫖客。8、���到庭证人樊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0月30日，其随小某乙到××区××苑××幢×××室从事卖淫活动，到了那边，一名男子向其介绍了具体的收入分成、工作时间、接客地点。没过多久一个叫“红某”的女的带了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过来，让其接客，并告诉其收400元。另外还带了一个收500元的客人，由小某乙接客。过了两天，红某让所有人搬到××幢×××室继续从事卖淫活动。之前那名男子让其加入一个微信群，那个男的微信名为“萌某”，群里就其、萌某、果某甲、小某乙四个人，有嫖客来他会在群里通知，指定由谁接客，每接待完一个客人就在微信群里发一个“好”字。萌某每天晚上会送晚饭过来，凌晨左右来收钱，萌某还要求接私活、外出都要向其报告，红某帮着在××幢×××室做过饭，还送过饭。其辨认出“萌某”、“红某”分别为本案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果某甲”、“小某乙”分别为王某甲、林某；夏某、沈某、顾某分别为其11月10日、11日接待的嫖客。9、未到庭证人祁某、张某、庄某、沈某、夏某、顾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0月、11月间，其等人均通过微信“附近的人”功能，收到招嫖信息，经电话联系后，根据指示到了××区××居××幢×××室或××幢×××室，以400元的价格与卖淫女发生了性关系。其中祁某辨认出李某即为向其卖淫的女子；张某、庄某均辨认出汤某即为向其卖淫的女子；沈某、夏某、顾某均辨认出樊某即为向其卖淫的女子。10、未到庭证人曹某的证言及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15年11月11日下午，其用微信搜索附近的人，一名自称薇某的女子通过微信向其发布招嫖信息，包括价格、项目、地点，随后其按照对方电话里的指示找到××区××居大门左首楼��上去第××个单元×××室，进去后发现里面是警察。11、未到庭证人吴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其提某，证明2015年10月28日，其代表房东刘某甲将××区××居××幢×××室房屋出租给一自称“郭某甲”的男子，该男子当天就付给其三个月房租加押金共计7000元。其辨认出本案被告人王兴吉即为自称“郭某甲”的男子。12、未到庭证人鲁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其提某，证明2015年11月2日，其将××居××幢×××室出租给一自称郭某甲的男子，该男子当天就付给其三个月房租加押金共计7600元，该男子还带过一名30来岁的女子来看过房子。其辨认出本案被告人王兴吉即为自称郭某甲的男子。13、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制作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明××居卖淫场所的基本情况。1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提供的孙语彤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被告人孙语彤的62×××62工商银行卡自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9日间共有14笔异地现存，现存时间为晚上12时以后,共计23200元，且现存对应为中国工商银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柜员机。1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提供的徐某的银行卡交易流水，证明2015年10月26日、27日该卡在柜员机上支取人民币7000元；2015年11月2日该卡在柜员机上支取人民币8000元。16、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出具的发破案经过、抓获经过、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湾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本案的案发及三被告人的到案情况。17、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涉案相关卖淫嫖娼人员被行政处罚的事实。18、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孙语彤的户籍证明，证明三被告���犯罪时均已达到负完全刑事责任年龄。19、海南省三亚市第一看守所出具的羁押证明，证明孙语彤于2015年12月16日被羁押于该所，并于2015年12月23日出所的事实。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兴吉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招募、容留等手段，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周丽静、孙语彤明知有从事组织卖淫活动，仍为组织卖淫的人提供帮助，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组织卖淫犯罪规定，依法均应负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特别规定，对组织卖淫犯罪的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结合其在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予以确定。本案中，被告人王兴吉在共同犯罪中对他人从事卖淫活动实施组织、管理等行为，系组织者，起主要作用，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周丽静、孙语彤在共同犯���中为他人组织卖淫提供帮助，创造便利条件，起辅助、次要作用，其行为均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王兴吉、孙语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孙语彤庭审中均自愿认罪，均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王兴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周丽静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孙语彤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追缴被告人王兴吉、周丽静违法所得人民币7500元、追缴被告人孙语彤违法所得人民币23200元，均予��没收，上缴国库。三、公安机关已扣押的涉案WIFI摄像头一只，予以没收、销毁。上诉人王兴吉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其组织卖淫125次，构成情节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汇给上家孙语彤的钱款中有包夜、预付款、重复计算等情形，并不纯粹代表每次180元。2、在侦查及原审审理过程中，其曾向公安机关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具有立功表现。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从轻判处。上诉人周丽静上诉称：1、一审判决适用罪名不正确，应以容留卖淫罪定罪量刑。2、其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本案卖淫次数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在共同犯罪中，其并没有对组织卖淫活动起重要作用，所起作用较小。3、其具有自首情节，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不当。辩护人刘松波辩护称：1、上诉人王兴吉的行为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特征，周丽静��王兴吉也没有组织卖淫罪共谋，因此周丽静的行为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依法应以容留卖淫罪定罪量刑。2、本案不能以125次卖淫次数来认定情节严重，且该次数认定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周丽静没有参与上述全部次数，仅是招募了2名卖淫女，提供资金给王兴吉租房，并不起重要作用，应在五年以下量刑，并改判适用缓刑。上诉人孙语彤上诉称：1、其行为应以介绍卖淫罪定罪量刑。在本案中，其只是“上线”和组织卖淫者王兴吉、协助组织卖淫者周丽静之间的沟通媒介，并未实际参与组织卖淫的场地租赁、卖淫女的招募、卖淫工作的控制等过程，公诉机关无证据证明，其通过网络技术发布了招嫖信息，也未直接与嫖客联系，只是将嫖客信息发给王兴吉、将王兴吉汇来的钱大部分转付给上家，是独立于卖淫组织团体之外的个体，起介绍作用，属于从犯。2、一审判决认定其为组织卖淫方提供嫖客125次缺乏事实依据，王兴吉向其汇入的款项并不必然与上诉人参与介绍卖淫的分成直接相关，双方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且王兴吉自己也有客源，因此以犯罪所得倒推介绍卖淫的次数并不准确。3、其违法所得没有23200元，大部分提成都由其支付给了上家，因此对其追缴违法所得数额23200元不当。辩护人袁慧辩护称：1、上诉人孙语彤的行为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应以介绍卖淫罪定罪量刑，且属从犯。2、公诉机关指控孙语彤为组织卖淫方提供嫖客125次缺乏事实依据。3、孙语彤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坦白，且系初犯偶犯，有悔罪表现，归案及审理期间，已查证孙语彤怀孕、分娩，请求改判适用缓刑。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证据和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证据和事实相同，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证据的来源合法，证据所证明的内容真实有效，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兴吉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微信“附近的人”功能等方式寻找、介绍嫖客，通过招募、容留等手段、建立“嗨起来”等微信群组织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属情节严重。上诉人周丽静、孙语彤明知王兴吉组织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仍提供介绍嫖客、招募卖淫女、结账转账、资金帮助等协助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并属情节严重。王兴吉、孙语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王兴吉、周丽静、孙语彤在原审庭审中均能自愿认罪，均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王兴吉称原判决认定其组织卖淫125次证据不足的上诉意见，上诉人孙语彤及其辩护人袁慧称原判决认定孙语彤协助王兴吉组织卖淫125次证据不足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原判决认定王兴吉、孙语彤通过微信方式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达125次的事实，有三上诉人供述、卖淫女的证言、辨认笔录及卖淫女提供的账本、相关嫖客的证言、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虽然在案发后，王兴吉通过将手机及手机卡丢弃、孙语彤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号等电子信息予以删除，导致认定卖淫次数出现障碍，但综合分析在案供证等证据，关于卖淫的组织、信息提供、嫖资收取、分成、汇款时间、地点、金额等细节上均能相互印证，王兴吉在原审庭审质证时当庭否认欠孙语彤钱。原审从有利于被告人、就低认定角度出发，认定本案卖淫次数有125次证据确实、充分。故���诉人王兴吉、孙语彤及其辩护人袁慧该上诉、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王兴吉称其有立功表现的上诉理由，经查，王兴吉的检举揭发无法查证属实，依法不构成立功表现，故上诉人王兴吉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周丽静及其辩护人刘松波称上诉人王兴吉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对周丽静应以容留卖淫罪定罪量刑、不属情节严重，上诉人孙语彤及其辩护人袁慧称对孙语彤应以介绍卖淫罪定罪量刑、不属情节严重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系利用微信等方式寻找嫖客、然后通过租住民房、招募、管理卖淫女有组织实施卖淫犯罪的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特别规定，对组织卖淫犯罪的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结合其在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予以确定。本案中，王兴吉在共同���罪中对他人从事卖淫活动实施组织、管理等行为，系组织者，起主要作用，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周丽静、孙语彤在共同犯罪中为他人组织卖淫提供帮助，创造便利条件，起辅助、次要作用，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王兴吉、周丽静在与孙语彤交往中得知通过微信方式可以获取嫖客来源，然后租赁房屋组织卖淫女进行卖淫，可以获取非法利益后，二人即来到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租赁的××区××居居民住房作为固定的卖淫场所，利用孙语彤通过微信方式获取、转介的嫖客，通过招募、容留卖淫女将分散的卖淫行为予以集中，向卖淫女规定了收费标准、分成比例、上下班时间、卖淫接客顺序，并通过建立微信群、在卖淫场所安装监控管理、控制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超过百余次，属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周丽静明知王兴吉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出资帮助王兴吉租赁用于组织卖淫的场所，帮助招募卖淫女、建立卖淫组织、并参与了介绍部分嫖客、为卖淫分成所得提供账户等多种帮助行为；孙语彤主动向王兴吉提供可通过微信等方式招嫖、组织卖淫非法获利信息，后在王兴吉、周丽静二人到南通租赁房屋、招募、管理卖淫女进行卖淫时，仍积极实施上下联通，为王兴吉联系他人，通过微信发布招嫖信息招揽嫖客，将嫖客信息发送给王兴吉、指引嫖客到约定地点与卖淫女交易、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取、转结卖淫分成资金等帮助行为，涉案卖淫次数达百余次。因此，二人在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均起重要作用，均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故上诉人周丽静及其辩护人刘松波、上诉人孙语彤及其辩护人袁慧上述上诉、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周丽静称其具有自首情节的上诉意见。经查，��丽静系在案发后到公安机关打探情况时被抓获归案，且其在到案后的首次讯问时亦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行为缺乏投案的主动性，到案后亦缺乏如实供述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其行为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故上诉人周丽静称其构成自首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孙语彤称其独立于组织卖淫团体之外、起介绍作用、系从犯、对其追缴违法所得数额23200元不当的上诉意见，经查，孙语彤利用科技手段，用微信招嫖的方法为上诉人王兴吉组织、提供嫖客，将嫖客信息联系告知王兴吉，并收取王兴吉给付的分成、非法获利。孙语彤的供述证实，在得知王兴吉出事后，其即删除上家微信号、昵称等相关信息、致公安机关无法溯源上家。在卷证人证言、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中提及的联系电话号码等信息显示可能有上家存在。本院认为，即使本��中存在孙语彤所称上家，亦不影响其为王兴吉组织卖淫犯罪实施嫖客信息、分成获利等上下联通的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作用，系王兴吉的组织卖淫共同犯罪的从犯，其行为依法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不属介绍卖淫罪的从犯，并对其经手的犯罪所得23200元依法予以追缴。故上诉人孙语彤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刘松波、袁慧请求对上诉人周丽静、孙语彤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不符合缓刑的刑期适用条件，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杜开林审 判 员  李 军代理审判员  李梦龙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杨清清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