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江民初字1576号原告蒋富国，男，1963年6月16日生，汉族，无业。委托代理人陈春河，江苏众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心竹，江苏众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小华，男，1959年8月27日生，汉族。被告李忠，男，1968年5月30日生，汉族。原告蒋富国与被告刘小华、李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富国的委托代理人陈春河，被告刘小华、李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富国诉称，原告蒋富国与被告刘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浦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浦民调初字第24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约定刘小华于本调解书生效后偿还原告蒋富国借款人民币3596000元，诉讼费9820元，合计3604892元。调解书生效后，刘小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蒋富国向法院申请执行，但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蒋富国发现刘小华在南京市浦口区第三中学（下称浦口三中）生活区的房产面临拆迁，有属于刘小华的拆迁款，但刘小华与李忠双方恶意串通，将该房产的公租权让与李忠，从而达到将该房的拆迁款由李忠所有，使原告蒋富国无法受偿本该属于刘小华的拆迁款。原告认为：刘小华在巨额借款发生后出具《协调书》，将浦口三中生活区的房产让与被告李忠的行为，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刘小华对被告李忠出具的《协调书》。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刘小华辩称，本人刘小华于1993年左右离开浦口三中，浦口三中分配的涉案房屋，本人一直居住到2004年，共住了10年。后因学校称要收回房子分配给其他符合条件的老师居住，迫于压力，2004年经学校协调，本人同意退出，学校就将涉案房屋重新分配给了李忠居住，本人出具了《协调书》，学校相关领导都在场签字。因本人当时没有房子住，李忠已有其他房子住，本人就与李忠协商由本人一直居住在该房内，水电也是由本人来交。2014年时，李忠家中被盗，当时办理的转让手续遗失了，应李忠要求，本人又重新补写了一份材料给李忠。被告李忠辩称，刘小华的陈述本人基本认可。但李忠要说明的是，本人家中被盗是在2007年底，后补手续是在2013年10月份左右。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人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蒋富国与被告刘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浦民调初字第24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约定刘小华于本调解书生效后偿还原告蒋富国借款人民币3596000元，诉讼费9820元，合计3604892元。调解书生效后，刘小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蒋富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原告因认为：刘小华在巨额借款发生后出具《协调书》，将江浦三中生活区014室房产让与被告李忠的行为，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2015年8月19日浦口三中出具（并有校长陶道均签名）的《关于李忠老师住房的情况说明》（下称《情况说明》），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承租方一直是刘小华；并称事实上刘小华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直至该房屋拆迁时止。2、2004年10月16日《协调书》一份（由刘小华出具给李忠），该协调书主要内容为：“因本人于1992年调出江浦三中，当时在该校分得住房一套。经学校协调，该房要分配给本校无房户李忠老师居住。经校方与本人多次协调，本人同意将房让出给三中另行分配。一切后续问题均与本人无关”。原告并称该《协调书》系刘小华在2013年10月前存在多笔债务的情形下后补的，且无校长签名。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刘小华出具该《协调书》系刘小华逃避债务，恶意转让公房承租权的行为。证据二、（2015）浦执异字第4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以证明2013年10月前，案外人陈学芝对刘小华存在债权64万元，至今仍处在法院执行而未能得到执行的状态。两被告坚持认可上述证据一、二的形成时间及内容的真实性，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忠除向法庭提交2015年8月19日《情况说明》及《协调书》外，还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浦口三中字第014号公有住房租赁合约一份及2015年12月31日《说明》一份（该《说明》有校长陶道均签名并加盖了学校公章），以证明案涉房屋产权属浦口三中所有；证据二、2007年12月27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以证明李忠当时因家中被盗，原《协调书》丢失，现《协调书》由刘小华补写给李忠。原告对李忠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租赁合约恰恰证明案涉房屋承租方是刘小华；对校长签名的《说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涉案房屋产权归教育局所有，浦口三中只拥有房屋的使用权。原告对李忠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李忠家中2007年被盗，2014年才找刘小华补写《协调书》，此不符合常理；另，被盗时只盗走《协调书》，未盗走租赁证，这也不符合常理。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本院的法律文书，协调书、情况说明、租赁合约、接处警记录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即原告蒋富国认为债务人刘小华不当处分自己的财产或权利，对原告造成损害而引起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本案中，原告对刘小华的债权360余万元发生于2013年7月前，另，案外人陈学芝对刘小华债权64万元发生于2013年8月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庭审中，两被告虽称案涉房屋于2004年就由刘小华让与李忠，但同时又称刘小华自2004年起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至2012年刘小华才退出房屋给李忠，另外，2014年10月份，刘小华母亲的丧事也是在案涉房屋内办理，由此表明案涉房屋被拆迁前李忠并未在该房屋内实际居住。同时，被告提供的案涉房屋租赁合约及浦口三中的2015年12月31日《说明》，表明案涉房屋的承租对象是刘小华，而且学校的房屋档案对此也未作变更。据此，无论从刘小华一直在案涉房屋内实际居住的事实，还是从房屋租赁合约的登记情况来看，均能表明案涉房屋的承租方是刘小华，而非李忠。另，本案中，李忠以刘小华出具的《协调书》主张案涉房屋已于2004年由刘小华让与给了自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该《协调书》形成时间来看，该《协调书》载明的时间虽是“2004年10月16日”，但两被告均认可该《协调书》是房屋拆迁时刘小华补写，并不能反映该《协调书》在2004年10月16日就已实际存在。尽管李忠称原《协调书》是因2007年家中被盗而丢失，并提供接处警记录一份予以证实，但因该报警记录登记丢失的财物仅是现金、与金银首饰等，并无丢失纸质证件或其他文件的记载。故报警记录，不足以证明原《协调书》被盗的事实。其二、李忠提交的2015年8月19日的浦口三中的《情况说明》从形式上讲虽为真实，但从相关内容反映，浦口三中见到的是刘小华补写后的《协调书》，而非“原协调书”；另，浦口三中是根据补写后的《协调书》内容作出相关说明，即《情况说明》是以原《协调书》的存在为前提，而非以《情况说明》来确定原《协调书》的存在。故李忠提交的《情况说明》并不能达到自己的证明目的。第三，两被告主张案涉房屋是2004年刘小华出具《协调书》后，学校将其重新分配给了李忠，即便涉案房屋档案登记的承租人未作变更，但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交学校扣除李忠房屋租金或李忠交纳房屋租金的财务档案。故两被告仅以补写后《协调书》，浦口三中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协调书》实际存在，被告刘小华在案涉房屋拆迁时，明知自已有巨额债务在身，还向李忠出具《协调书》，将本属于自己承租的被拆迁公租房让与李忠，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原告及其他债权人利益。现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刘小华对被告李忠出具的《协调书》，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两被告的辩称，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刘小华对被告李忠出具的《协调书》。案件受理费80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050元，由被告刘小华负担9135元，被告李忠负担39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有关规定，并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南京市鼓楼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朱模宝人民陪审员  朱晓晴人民陪审员  徐学翠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梁冬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