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0112民初字第119号原告陈思恩，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高中文化。委托代理人邹文鹏，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胡明，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专文化。被告浦芸，女，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大学文化。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李剑文、金霞，云南博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孙武彬，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专文化。第三人孙乾，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学在读。委托代理人孙武彬，身份信息同上，系孙乾之父，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范如盛，男，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高中文化。第三人李美，女，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小学文化。原告陈思恩诉被告胡明、蒲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申请孙武彬、孙乾、范如盛、李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思恩及其委托代理人邹文鹏，被告胡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剑文，第三人孙武斌、范如盛、李美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思恩诉称：二被告是夫妻关系。胡明为家庭生活，相约原告拟设立酒店管理公司。根据双方约定，原告陆续将投资设立酒店管理公司的投资款交与胡明，合计投资款110万元。随后，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共同出资设立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在该公司享有110万元投资款所对应的股份。2015年1月，胡明同原告协商，将原告股权全部转让给胡明。随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明以110万元收购原告股份，并据此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但至今，被告尚欠原告110万元。故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胡明立即支付原告股权转让价款1100000元；2、胡明承担未按期支付股权价款自2015年1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息6%计算）；3、二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胡明辩称：原告与胡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合同》均为合法有效约定，二者共同构成了原、被告以及其他股东（李美、范如盛、孙乾）之间对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贤庄酒店）所持股份进行处理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了处理聚贤庄酒店筹建以来的遗留问题（包括如何归还聚贤庄酒店向孙武彬借款的250万元）以及确定下一步的发展。经过协商，李美和范如盛退出，将股份转让给胡明。孙乾因为在外地上学不方便参与经营，陈思恩因为对外负有债务，二人变更为隐名股东，也先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股权变更为由胡明代为持有，然后再签订协议对聚贤庄酒店的增资扩股、再投资和250万元的债务分摊进行了确认。故原告与被告胡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工商登记，股东李美、范如盛完全退出公司，股东陈思恩、孙乾变为隐名股东，由胡明持有全部股份。后原告、胡明、孙乾再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确认胡明、陈思恩和孙乾的股东身份和股本结构，在此基础上由胡明和陈思恩增加投资，并确认了新的股本结构，明确了原告认缴但未缴纳的公司注册资本的缴纳方式以及新增加投资的金额和资金来源，胡明承担原来向案外人孙武彬所借的250万元借款中的184万元，其中64万元用于补足胡明欠缴的认缴资本，120万元作为新增加的投资。陈思恩承担66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补足自己欠缴的认缴资本，46万元作为新增加投资。可见。《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在前，《增资扩股合同》签署在后，二者均有效力，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应当以后签订的协议为准，且双当当事人已经按照《增资扩股合同》履行，胡明不应再退还原告110万元。被告蒲芸辩称：虽然浦芸系胡明的配偶，但是双方分别居住在昆明和曲靖，双方没有任何的经济牵连，并且浦芸也是自己在做经营，聚贤庄酒店的经营与浦芸没有任何关系，是胡明自己经营，故浦芸不应该承担清偿责任。第三人孙武彬述称：胡明、陈思恩、李美等几个股东租了华丰食品国际城C10栋3-6层准备做酒店。酒店装修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出现资金紧缺，胡明、李美、陈思恩找到孙武彬借钱，孙武彬就向其出借了250万元，之后又借了50万元。后来胡明、陈思恩、李美等还了50万元，每月还向孙武彬支付近5万元的利息。之后经几个股东商量，李美和范如盛退股，由胡明收购两人的股权，孙武彬与原告、胡明、孙乾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约定将孙武彬的债权转换为股权。第三人孙乾述称：李美、范如盛、胡明、陈思恩和孙乾共同讨论向孙武彬借的250万元借款如何承担。当时李美和范如盛没有钱就退股了，孙乾和陈思恩作为隐名股东。考虑到聚贤庄酒店今后贷款需要股东签名，孙乾又在北京读书，故孙乾转为隐名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签订在前，《增资扩股协议》是签订在后。第三人范如盛述称：范如盛在转让股权的前一天晚上，胡明打电话给范如盛，称聚贤庄酒店的装修钱不够，让范如盛转账。范如盛及其侄子就到昆明，由于范如盛没有钱，不想再继续参与经营，范如盛、胡明、李美和陈思恩四人就一起去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范如盛将其享有的股权转让给胡明。在范如盛转让其股权之前，范如盛并没有参加过股东会议，范如盛也不知道陈思恩是否转让了其股权。第三人李美述称：在李美转让股权之前，李美没有参加过股东会议。李美将股份转让给胡明是因为聚贤庄酒店向外借了300万元用于装修，还了50万元后还有250万元的债务。当时股东协商由股东来承担上述债务，但李美没有能力承担，故李美将其股权转让给胡明，至于陈思恩是否转让其股权李美并不知情。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陈述，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原告与陈思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合同》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原告陈思恩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一、陈思恩身份证一份，欲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工商登记卡一份，欲证明胡明具有主体资格。经质证，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三、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欲证明聚贤庄酒店依法成立，原告陈思恩在初始设立时，享有11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持股比例为20.83%。经质证，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四、原告入股票据收据7份，欲证明原告已将认缴的110万元出资交给胡明，聚贤庄酒店实际由胡明经营，原告未经营。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陈思恩的出资额是90万元。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五、《股东会决议》一份，欲证明原被告股权转让合法。经质证，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六、《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欲证明原、被告约定股权转让价款110万元，于2015年1月30日前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但至今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经质证，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七、股权变更事项告知书一份，欲证明2015年2月26日，原被告确认相关法律文书真实有效。经质证，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进行了约定。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八、工商登记卡及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订稿）各一份，欲证明2015年2月28日，原告依约将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原告已履行完义务，被告至今未履行义务。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孙武彬、范如盛、孙乾及李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胡明、蒲芸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增资扩股合同》一份，欲证明：1、截止至2015年2月26日，聚贤庄酒店的实际股东为原被告以及孙乾三人。2、三股东同意原被告行使优先购买权，对聚贤庄酒店进行增资扩股并确认了增资后的公司股本结构。3、增资扩股后，原告总出资156万元，其中110万元系原告认缴的出资，46万元为新增加的投资。4、合同约定了关于增资扩股有关的其他权利和义务。经质证，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名为增资扩股，实为借贷关系，且原告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具备合法性，且该份合同并未履行过。第三人孙武彬、孙乾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范如盛、李美认为对该份证据并不知情。二、公司变更申请及报销单2份，欲证明2015年2月10日、17日，原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申请工商变更之后，继续行使股东权利。经质证，原告对公司变更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报销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报销单是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第三人孙武彬、孙乾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范如盛、李美认为对该份证据并不知情。三、孙武彬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增资扩股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人孙武彬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孙乾、范如盛、李美认为对该份证据并不知情。四、结婚证一本，欲证明二被告系夫妻。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孙武彬、孙乾、范如盛、李美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范如盛针对其陈述向本院提交欠条一份，欲证明聚贤庄酒店成立时，范如盛出资66万元，故在股权转让时，胡明承诺还范如盛66万元，但胡明与范如盛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经质证，原告及二被告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二被告认为该份欠条实际为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与范如盛的实际出资额相符。第三人孙武彬、孙乾、李美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李美针对其陈述向本院提交欠条两份，欲证明李美的股权转让款是40万元，另外5万元的借款是李美借给胡明的。经质证，原告及二被告对40万元的欠条予以认可，二被告认为该份欠条实际为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与李美的实际出资额相符；对5万元的欠条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孙武彬、孙乾、范如盛对40万元的欠条予以认可，认可李美出资40万元。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向昆明市官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章程、股东会决议各一份。经质证，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通过以上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因二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对于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因原告、第三人孙武彬、孙乾认可其签字的事实，原告虽认为其系胁迫签署的上述合同，但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在庭审中又陈述是基于与胡明的朋友关系才签订该份合同，故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份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对于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因实质系第三人孙武彬的陈述，故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对于第三人范如盛提交的证据，因原告及二被告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三人李美提交的证据，其中对于40万元的欠条，因原告及二被告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5万元的欠条，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因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结合庭审调查，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一、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成立，成立之初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28万元，股东分别为胡明（认缴出资140万元）、李美（认缴出资50万元）、孙乾（认缴出资118万元）、范如盛（认缴出资110万元）、陈思恩（认缴出资110万元）。陈思恩先后于2014年2月15日、3月18日、4月2日、4月5日、4月12日、4月23日实缴出资共计80万元。2015年2月10日、2月17日，聚贤庄酒店的费报销清单上陈思恩在保管验收或证明一栏签名。二、2015年1月30日，胡明、陈思恩、李美、范如盛、孙乾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该份决议载明：一、同意变更公司股东，由胡明、孙乾、李美、范如盛、陈思恩变更为胡明；二、同意原股东孙乾向胡明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三、同意原股东李美向胡明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同意原股东范如盛向胡明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五、同意原股东陈思恩向胡明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孙乾认缴的全部股权118万元，按118万元转让给胡明；李美认缴的50万元人民币，按50万元转让给胡明；范如盛认缴的110万元，按110万元转让给胡明，陈思恩认缴的110万元，按110万元转让给胡明，胡明于2015年1月30日前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出让人。同日，原告陈思恩与被告胡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思恩将其在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的全部股权110万元按110万元转让给胡明，胡明于2015年1月30日前将110万元支付给陈思恩。当天，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订稿载明的股东即为胡明一人。三、2015年2月26日，聚贤庄酒店向昆明市官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申请股权变更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章程修订稿、股权转让协议，申请进行变更登记。2015年2月28日，经工商变更登记，云南聚贤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变更为胡明。四、2015年2月26日，胡明（甲方）、陈思恩（乙方）、孙乾（丙方）、孙武彬（债权人）签订《增资扩股合同》，约定：甲、乙、丙三方为聚贤庄酒店的股东，甲乙两方有意对聚贤庄酒店进行投资，甲乙丙三方愿意对聚贤庄酒店进行增资扩股，接受甲乙两方进行投资。聚贤庄酒店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528万元，股本总额为528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增资前的股东为胡明，出资金额308万元，认购股份308万股；孙乾，出资金额110万元，认购股份110万股；陈思恩，出资金额110万元，认购股份110万股。甲方同意行使优先购买权，以现金方式投资120万元，对聚贤庄酒店进行增资扩股。乙方同意行使优先购买权，以现金方式投资46万元，对聚贤庄酒店进行增资扩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694万元，股本总额为694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其中胡明出资金额为428万元，认购股份数428万股；陈思恩出资金额156万元，认购股份数156万股；孙乾出资金额110万元，认购股份数110万股。该份合同的备注中载明：本次协议中，甲乙总计投资250万元，均为甲乙向债权人孙武彬的借款。250万元中，甲方向孙武彬借款184万元，其中64万元用于支付之前未足额缴纳的股本金，120万元用于支付增资扩股的股本金；乙方向孙武彬借款66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支付之前未足额缴纳的股本金，46万元用于支付增资扩股的股本金。庭审中，被告认为陈思恩的实缴出资为90万元，尚有20万元未缴纳，故在《增资扩股合同》中才会约定陈思恩向孙武彬借款66万元中的20万元用于支付之前未足额缴纳的股本金。胡明、第三人孙乾均认为胡明至今仍系聚贤庄酒店的股东。五、2015年1月30日，胡明向范如盛出具欠条，载明欠范如盛66万元。同日，胡明向李美出具欠条，载明欠李美40万元。庭审中，胡明与第三人李美、范如盛均认可：双方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上述欠条上的款项即为胡明应支付给范如盛、李美的股权转让款，转让金额即为范如盛、李美的实缴出资额；同时，在李美、范如盛转让股权时，尚欠孙武彬借款250万元。此外，原告、胡明、李美、范如盛、孙乾均认可聚贤庄酒店自成立之初经营状况就不好，股东从未分取过红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股权变更登记采纳登记对抗原则，但因此亦可看出未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的股东就必然不是公司的股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隐名股东（即实际已履行出资义务，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出资人或股东并不系其本人）。对于隐名股东而言，涉及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内部关系是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股东之间有关“名实出资”的约定，该约定在订约人之间产生约束力，但一般不得对抗公司。外部关系则是应坚持登记主义原则，在登记的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不相符时，应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登记机关的登记而做出的行为效力。就本案来说，原告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工商登记资料为依据要求被告履行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被告则认为依据《增资扩股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工商登记资料仅是将原告从显名股东转变为隐名股东，因此被告不存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针对上述焦点，应判断《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增资扩股合同》的法律效力。首先，根据2015年1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原告与被告胡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被告及聚贤庄酒店的其他股东已经就原告将其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胡明达成合意，双方于2015年2月26日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股权变更的相关申请材料，工商部门于2015年2月28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上述股权变更行为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但于此同时，在聚贤庄酒店将股权变更申请材料提交给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的当天（2015年2月26日），原告、胡明以及第三人孙乾、孙武彬又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虽然原告认为上述《合同》系原告在被迫或是出于帮助胡明的情况下签订的，但由于原告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孙乾及孙武彬对该份《合同》已予以认可，故《合同》应系订约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订约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其次，根据《合同》是否能认定原告与被告胡明之间的股权转让仅是将原告的身份从显名股东转化为隐名股东。《合同》中约定聚贤庄酒店增资前原告的出资金额为110万元，这与原告在将其股权转让给胡明之前的认缴出资额一致。《合同》约定原告的增资金额为46万元。对于上述资金的来源，《合同》约定上述资金其实际为陈思恩向孙武彬承担的66万元债务。该66万元又分为两块，其中20万元用于支付陈思恩之前未足额缴纳的股本金，46万元用于支付增资扩股的股本金。因此，就《合同》的内容来看，陈思恩是作为聚贤庄酒店的股东参与《合同》的签订，并且该股东的身份系来源于原告的出资110万元。而根据《协议》，原告转让股权给胡明之前的认缴出资亦是110万元，同时，结合原告提交的缴纳出资的票据（票据金额为80万元）以及被告胡明认可原告实际出资90万元的事实，本院确认原告在转让股权之前确实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而上述出资行为在《合同》中亦再次经原被告进行了确认（《合同》约定陈思恩向孙武彬借款66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支付之前未足额缴纳的股本金），故由此可看出原告与胡明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但原告作为股东对聚贤庄酒店进行的出资并没有因股权转让而转移给胡明，原被告仍然认可了原告对聚贤庄酒店的出资，原告仍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了《合同》的签订。此外，本院亦注意到，作为实际已转让股权的李美、范如盛与股权受让人胡明之间并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是以欠条的形式确定胡明实际应当向李美、范如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款项支付的时间均是三年内付清。由于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聚贤庄酒店经营状况并不理想，也正是由于聚贤庄对外有250万元的债务才最终使李美和范如盛转让股权，但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却是约定胡明于2015年1月30日前将转让款110万元支付给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间是2015年1月30日），上述支付时间显然与常理不符，也与聚贤庄酒店的经营状况不相吻合。鉴于以上分析，由于在股权变更登记后，陈思恩仍然作为聚贤庄酒店的股东签订《合同》，并且陈思恩在作为显名股东时的出资仍然被聚贤庄酒店及其股东予以认可，而胡明亦未向原告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故本院确认陈思恩实际仍然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原告与被告胡明签订的《协议》及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对外发生股权变更的法律效力；但对于陈思恩、胡明、孙乾内部关系而言，陈思恩仍系聚贤庄酒店的股东，其实际并未将其股权转让给胡明。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思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799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计7399.5元，由原告陈思恩承担，余款7399.5元退还原告陈思恩。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吴 娴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书记员 坝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