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营业部。负责人：郝云康，该营业部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国东，该营业部员工。委托代理人：倪浩，该营业部员工。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树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之珂，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晓斌，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云南农行营业部）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初字第0003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江苏信托公司起诉称：江苏信托公司与云南志远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志远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签订了《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由江苏信托公司以人民币10亿元的价格受让云南志远公司持有的特定资产收益权。江苏信托公司与云南志远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签订了《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合同》，约定江苏信托公司依据《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向云南志远公司支付特定资产转让价款之日起两年内，云南志远公司应向江苏信托公司回购上述特定资产收益权。江苏信托公司依约于2012年12月18日向云南志远公司支付全部转让款人民币10亿元。截至回购到期日（即2014年12月18日）云南志远公司应付未付的转让价款本金为人民币10亿元；截至云南农行营业部实际支付转让价款之日云南志远公司应付未付的溢价款为人民币49000000元以及应付的违约金为人民币167253333.3元（该违约金暂计至2015年8月31日）。云南农行营业部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云南农行）授权与江苏信托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云南农行营业部受让江苏信托公司所拥有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请求判令：一、云南农行营业部立即向江苏信托公司支付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总金额（暂计至2015年8月31日为人民币1216253333元，其中包括转让价款本金人民币10亿元，溢价款人民币49000000元，违约金人民币167253333.3元）；二、云南农行营业部按上述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总金额的0.03%/天向江苏信托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至实际付款日（自2014年12月18日暂计至2015年8月31日逾期违约金数额为人民币93408256元）；三、云南农行营业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后，云南农行营业部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称：案涉《转让协议》的标的即云南志远公司名下特定资产（志远大厦）的收益权，实为江苏信托公司与用款人为实现“借贷”目的而自行创设的“权利”，而案涉《转让协议》名为转让，实为借款担保。由于江苏信托公司提交的以云南农行名义做出的《授权书》经鉴定系伪造，案涉《转让协议》因未获得授权而无效，其中关于管辖的约定也应为无效。且该案还存在两个特别情况：其一，案涉志远大厦除涉及该案诉讼外，还涉及与小业主及其他融资方的多笔纠纷，已成为当地重大事件。该案移送当地法院管辖，有利于纠纷的集中解决。其二，由于案涉《授权书》系伪造，云南农行营业部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将该案移送云南当地法院管辖，有利于本案事实的查明及各方民事与刑事责任的认定。综上，请求将该案移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江苏信托公司答辩称：一、《转让协议》本质上是债权性资产远期转让合同，并未成立借贷担保关系，协议合法有效。二、《转让协议》约定的管辖条款属于争议解决条款，具有独立性，即使《转让协议》无效，也不影响约定管辖条款的效力；江苏信托公司提交的《授权书》来源于云南农行营业部，其真实性问题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程序审查的范畴，即使该授权书系伪造，也不影响前述约定管辖条款的有效性。三、云南农行营业部已取得内部授权，却在江苏信托公司提起该案起诉后否认其已取得内部授权，与事实不符，目的是拖延诉讼进度，有违诚信。四、云南农行营业部以案涉授权书是伪造为由主张移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云南农行营业部的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该案中，江苏信托公司、云南农行营业部签订的《转让协议》第十二条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地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发生纠纷后如协商不成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云南农行营业部对该《转让协议》中其公章和授权代表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应认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法有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的规定，该案属于本院一审案件受理范围，故该院依法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云南农行营业部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在云南农行营业部已经认可案涉《转让协议》上公章及授权代表签名真实性的情形下，其缔约行为应认定系自主决策后作出的正常经营行为，其在签约时是否经云南农行授权对江苏信托公司并无约束力，亦不影响《转让协议》中协议管辖条款的成立与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被告云南农行营业部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云南农行营业部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认为：案涉《转让协议》名为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实为担保。根据《担保法》第十条之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因此，云南农行营业部在未获得上级银行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外承担担保责任，这不但是农业银行的内部业务要求，更是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对此也明知。因此，不论案涉《转让协议》上的公章及授权代表签名是否真实，该协议均不生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该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同时，鉴于案涉特定资产收益权的目的物志远大厦位于云南，且当前因涉及其他纠纷被司法查封。为综合、有效地处理本案纠纷，请求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将该案移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江苏信托公司答辩认为：从《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标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来看，该协议的法律性质是债权资产转让关系；无论《转让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均不影响约定管辖条款的效力。本院认为，江苏信托公司基于与云南农行营业部签订的《转让协议》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请求云南农行营业部向该公司支付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及违约金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云南农行营业部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上诉人云南农行营业部认为案涉《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名为转让实为担保，认为其“在未获得上级银行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外承担担保责任，该协议均不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属于实体审理的问题。其在签约时是否经云南农行授权以及《转让协议》的实体条款效力，不影响该协议中有关管辖条款的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双方之间关于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应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本协议签订地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88号。”云南农行营业部对《转让协议》中其公章和授权代表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应认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了签订地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发生纠纷后如协商不成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属于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而本案诉讼标的额达13亿余元，云南农行营业部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江苏省行政辖区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第二条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可管辖“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作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认为应当将本案移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 波代理审判员 宋 冰代理审判员 宁 晟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朱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