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5）闵刑初字第2430号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曹雪明，男，197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辩护人仲维理、张玉静，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金融刑诉[2015]20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曹雪明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于2015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黎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曹雪明及其辩护人仲维理、张玉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曹雪明担任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办事员期间，利用负责收集审核被动迁方权证、审核计算补偿数额、制定安置补偿方案、签字确认补偿协议等职务便利，在明知上海文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文淳公司”)及上海旌道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旌道公司”)均不能参照“有证”标准进行补偿的情况下，仍受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主任朱清军(另案处理)的指使授意，以“有证”的方式计算两家公司的拆迁补偿数额，违规将上海文淳公司的拆迁补偿数额从43,160,137.6元(人民币，下同)提高至141,321,657元，将上海旌道公司的拆迁补偿数额从61,444,552.96元提高至132,052,198元，给国家造成损失共计168,769,164.44元。(二)、2011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曹雪明利用担任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办事员的职务便利，伙同朱清军、沈明兴(均另案处理)等人，为套取动迁补偿款，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华漕镇指挥部已与上海弘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仑公司”)确定动迁补偿总价款为5,900万元的情况下，欺骗动迁联席会议同意上浮弘仑公司动迁补偿款10%，骗取国家动迁款4,379,273元。所得款项被沈明兴等人瓜分，被告人曹雪明从中分得6万元。(三)、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曹雪明担任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办事员期间，利用负责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新虹桥医学中心动迁工作的职务便利，分别为上海文淳公司、上海旌道公司、上海羽德实业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张某2、仇某某给予的现金、购物卡共计约18,000元。2015年1月9日至2月3日，被告人曹雪明在被中共上海市闵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后在审查阶段亦作如实供述。被告人曹雪明还为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提供了重要线索，并查证属实。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有：(一)闵行区华漕镇人民政府动迁办公室提供的《曹雪明职务证明》、中共闵行区华漕镇委员会党群工作办公室提供的《2008-2012年度考核登记表》、《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名册》及相关任免文件等证据；(二)指控被告人曹雪明滥用职权的证据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的立项许可、审批文件，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提供的档案机读材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上海市闵行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出具的《城建档案查询结果》、上海市闵行区规划管理局的审批文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财务科出具的《证明》、《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提供的《新虹桥医学中心非居住房屋拆迁方案》、《关于新虹桥医学中心未见证非居住房屋动迁涉及的相关问题处理意见》，上海万隆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华漕镇动迁办提供的《框架协议》、《集体土地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付款申请》、《新虹桥医学中心动迁指挥部开支审批单》、《记账凭证》、上海闵行闵一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文淳公司、旌道公司动迁补偿计算说明》及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顾某某、张某1、朱某1、张某2、方某某、马某某、黄1、陈1、向某的证言及同案人朱清军及被告人曹雪明的供述等证据；(三)指控被告人曹雪明伙同他人贪污的证据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上海万隆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弘仑公司房地产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华漕镇动迁办提供的《框架协议》、《动迁联席会议纪要(第20期)》、《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付款申请》，银行进账单、对账单及借据，证人苏某某、黄1、方某某、梁某某、陈某2、陈某3、黄某2、陈某4、朱某2、李某某及同案人朱清军、沈明兴、徐荣祥、金柏根的供述等证据；(四)指控被告人曹雪明受贿的证据有证人张某2、马某某、向某、仇某某的证言等证据；(五)关于被告人曹雪明到案时间及立功情节的证据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局出具的《案发经过》、中共上海市闵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被调查人曹雪明具有自首坦白、检举立功情节的情况说明》及调查笔录等。据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曹雪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金额达l.6亿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曹雪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计437万余元，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属共同犯罪。此外，被告人曹雪明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计1.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曹雪明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曹雪明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有立功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予以判处。被告人曹雪明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滥用职权的事实和罪名均持异议。辩称指控其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有误，且其上述行为事前由领导决定，是按照会议纪要及协议要求完成工作，故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此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贪污和受贿事实均无异议，辩称指控其犯贪污罪定性不准，应当定性为犯受贿罪。辩护人提出，一、被告人曹雪明滥用职权罪名不成立。被告人曹雪明没有超越职权的行为，完全是在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处理事项。表现为：1、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拆迁的工作模式是先征求被征收方意见确定价格，与被征收方签订框架协议后，再根据已经确定的价格做出与之相符的补偿方案。换言之，无论补偿方案如何计算其总价是早就确定的，即框架协议约定的价格。2、被告人曹雪明的工作范围不在陈家角镇，是朱清军口头要求其负责协助“文淳”公司、“旌道”公司的拆迁补偿工作。被告人曹雪明只是根据职权完成各项工作。其作为办事员没有决策的职权，都是在朱清军的指示、要求下进行。具体到两公司补偿方案的选择上，只是按流程做了三种方案，并未违反规定处理公务，更未参与做出任何决策。二、即使被告人曹雪明构成滥用职权，其造成的国有资金流失金额有待商榷。首先，政府作为与企业地位平等的主体，签订的是动迁安置补偿协议，关于土地征收有“有证、无证、空证”的区分计算补偿金额，企业、个人完全有权利选择不签署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征收小组会提高补偿金额以完成征收任务。结合联席会议纪要也可以看出，为了加快征收进度，可以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以规定价格为基础上浮30%对企业进行补偿。换言之，即使按照正常流程办事不在“证”上做文章，涉案两企业获得的补偿也很可能远高于规定。其次，在评估报告基础上上浮30%的部分完全属于指挥部领导、镇长会议、联席会议的决策，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曹雪明提供了致使领导决策上浮的意见。这部分金额应割裂开来，不能计算在造成的流失金额内，认定给国家造成损失1.6亿元与实际情况不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三、关于“弘仑”公司动迁补偿事实，认定为受贿犯罪更为妥当。被告人曹雪明根据领导朱清军的指示对“弘仑”公司动迁补偿款上浮10%，事先没有任何人向被告人曹雪明许诺帮助上浮补偿款后可分得利益，而是沈明兴等人在事成之后经商量才决定感谢被告人曹雪明等人，故被告人曹雪明构成贪污罪的主客观不一致，应认定为受贿犯罪更恰当。四、被告人曹雪明受贿金额应认定为1万元。根据被告人曹雪明与行贿人的口供差异和此类案件“就低不就高”的计算原则，应认为被告人曹雪明受贿6次，共计1万元。五、应认定被告人曹雪明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人曹雪明揭发的两起案件符合上述规定，并得到了区纪委的认可。在纪委提供的《关于对被调查人曹雪明具有自首坦白、检举立功情节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说明被告人曹雪明在纪委处理辖区内重大影响案件工作中提供了重要线索，符合重大立功的相关法律规定，建议认定被告人曹雪明构成重大立功并予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曹雪明在担任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从事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项目动迁工作期间，利用负责收集审核被动迁方权证、审核计算补偿数额、制定安置补偿方案、签字确认补偿协议等职务便利，在明知上海文淳公司及上海旌道公司两家公司均不能参照拥有齐全房地产权证标准进行补偿的情况下，受华漕镇动迁办主任朱清军的指使和授意，按照“有证”的方式核算上述两家公司的拆迁补偿金额，违规将上海文淳公司的拆迁补偿金额从43,160,137.6元提高至141,321,657元，违规将上海旌道公司的拆迁补偿金额从61,444,552.96元提高至132,052,198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共计168,769,164.44元。上述事实，有如下经当庭宣读和出示并经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闵行区华漕镇人民政府动迁办公室提供的《曹雪明职务证明》及中共闵行区华漕镇委员会党群工作办公室提供的相关任免文件、《2008-2012年度考核登记表》、《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名册》等书证证实，被告人曹雪明属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属事业编制人员。自2010年至2012年底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项目中从事动迁工作，具体职务是负责联系沟通被动迁户，收集、审核各类房地产权证；陪同评估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测绘，统计被动迁户的房产结构、装潢、设备等情况；对被动迁户的实际面积和附属物进行确认，并对补偿协议的计算方式、数额进行确认；根据被动迁户的不同情况，对有房地产权的，依据评估报告，进行审核并计算补偿数额；对无房地产权的，依据测量的房屋面积及附属物实物量，计算补偿数额；制定审查被动迁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在补偿协议上签字确认其真实有效性等工作。2、上海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的《立项许可》、《审批文件》等书证及证人顾某某(上海市闵行区土地储备中心前期开发科科长)的证言证实，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项目所需资金由闵行区财政局全额拨付，上海市闵行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地储备中心”)是隶属于上海市闵行区政府的全民事业单位，是收储单位。负责征收、储备这块土地，将该地块由集体土地收为国有土地。按照规定，取得该地块的拆迁许可之后，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公司作为动迁实施单位。土地储备中心委托了具有动迁资质的闵一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在实际动迁操作过程中，闵一公司作为外来单位，对于当地情况不熟悉，动迁工作都是由地方政府实际操作实施。在这次医学中心动迁过程中，土地储备中心又与华漕镇政府签订了《土地收储协议》，由华漕镇政府负责该地块土地储备的前期开发各项工作，具体包括与被动迁企业等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按照约定支付补偿费用、自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动迁公司对被动迁的居民、个体工商户等实施动迁拆迁安置及补偿工作。最后，为了法律手续的齐全，在动迁补偿协议上，仍旧由闵一公司作为实施单位盖章。区指挥部里面的其余部门均为动迁协助单位。国际医学中心项目动迁补偿谈判的依据是《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非居住房屋拆迁方案》及《关于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未见证非居住房屋动迁涉及的相关问题处理意见》等规定。这两份规定是由华漕镇政府拟定，最终是由土地储备中心审核认可，两份规定都是以土地储备中心的名义发文。顾某某还证实，按照正常程序，应当由拆迁实施单位闵一公司按照被动迁企业的实际权证情况和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严格根据《拆迁方案》及《处理意见》的规定来计算补偿数额。但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项目中都是由华漕镇政府的华漕镇分指挥部来计算并支付的动迁补偿费用。该动迁项目的资金由区财政局全额拨付给土地储备中心后，再拨付给华漕镇指挥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项目专用帐户。2009年至2015年度，区财政局共为国际医学中心项目支付了13.73亿元，其中拨付给华漕镇专户动迁款为12.6亿元。3、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提供的《新虹桥医学中心非居住房屋拆迁方案》、《关于新虹桥医学中心未见证非居住房屋动迁涉及的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及证人方某某(华漕镇副镇长)的证言证实，上海文淳公司没有房地产权证，上海旌道公司的房屋只有土地权证，没有房屋产权证。按照《处理意见》第八条的规定，上海旌道公司应当按照容积率的计算方式进行补偿。上海文淳公司没有房地产权证，按照《拆迁方案》第六条的规定，应当进行适当补偿。朱清军当时没有如实汇报，而是采取了隐瞒误导的方式进行了汇报。只是说上海文淳公司、上海旌道公司虽然缺乏一些权证，但均可以参照有证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额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方某某同意他们按照有证的方式计算上海文淳公司、上海旌道公司的拆迁补偿额，在这个基础上提交联席会议讨论并上浮30%。方某某还证实，“曹雪明没有向我汇报过文淳公司及旌道公司的真实权证情况，他可以直接向我汇报，但他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在签订动迁补偿协议的时候，曹雪明也没有向我提出来这两家公司的动迁补偿不合理”。如果曹雪明在签订动迁补偿协议的时候提出动迁补偿数额与两家公司的实际权证情况不相符合，会根据企业的真实权证情况套用《动迁方案》、《处理意见》重新计算两家企业的动迁补偿情况，重新提交各级会议讨论决定。曹雪明完全可以拒绝在最后的动迁补偿协议上签字，如果曹雪明不签字，协议不能生效。4、被告人曹雪明在检察机关的四次供述证实，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华漕镇指挥部是2010年成立，目的是为了积极推进新虹桥医学中心项目的动迁，办公室主任是朱清军，下设四个企业动迁组负责企业动迁工作，每个企业动迁组都由一个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和一个闵一公司工作人员组成，但闵一公司工作人员不实际参与企业动迁工作，所以华漕镇动迁办的工作人员都是企业动迁组的实际负责人，曹雪明是其中一个企业动迁小组的实际负责人。工作职责：一是收集被动迁户提交的企业房地产权证，并至房地产交易中心核实其真实性；二是陪同并现场监督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到企业进行勘查、丈量等工作并现场统计被动迁户的设备、装潢等情况；三是根据被评估对象的不同情况，如果有房地产权证的，由评估公司根据《拆迁方案》、《处理意见》等规定按实评估，出具评估报告，由企业工作组审核并计算出补偿价格，据此与被动迁企业开展谈判；如果没有房地产权证，根据评估公司测量的房屋面积及附属物实物量，由企业工作组审核并计算出补偿价格，后据此与被动迁企业开展谈判。如果与被动迁户达成一致意见，直接签订动迁补偿协议，后交给领导做事后确认，如果与被动迁户达不成一致意见，企业工作组会根据企业具体权证情况，制作材料形成报告上报给朱清军；四是作为具体工作组的经办人应审查拆迁补偿方案，并最终在补偿协议上签字确认其真实有效性；五是在企业要求支付动迁款的申请上以经办人身份签字确认，并监督被动迁户及时交房腾地。曹雪明的供述证实，上海文淳公司仅有《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土地批文》，没有《房地产权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不能适用《拆迁方案》第五条以“有证”的方式进行补偿，应适用《拆迁方案》第六条的规定予以适当补贴。上海旌道公司有《房地产权证》，但只有土地面积，没有房屋面积。同时该公司仅提供《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土地批文》、《建设用地批准书》这四个证件，却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规定也不能适用“有证”的补偿标准，但可以按照《处理意见》第八条以“容积率”的标准进行补偿。曹雪明关于上海文淳、旌道公司的实际产权情况全部向朱清军如实汇报过。2011年初，朱清军明确上述两家公司由曹雪明负责，要求“你去找评估公司向某，叫评估公司对文淳、旌道公司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以有证的方法进行评估，叫评估公司尽快出具评估报告”，“如果我不跟评估公司沟通，评估公司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具评估报告了，对文淳公司就按照无证的方式测算面积，不做市场价格评估，最后套用《拆迁方案》第六条的规定计算补偿数额。对旌道公司就按照《处理意见》第八条的规定，以容积率的方式出具评估报告，就不能按照我们的具体意图出具评估报告。按照这两条出具的评估价格是比较低的，远远达不到每平方3,000元的价格。只有通过我明确对评估公司做出指示，评估公司才会以有证的方式对文淳公司、旌道公司出具评估报告”。虽然朱清军跟评估公司讲了，但如果要进行有证评估，需要公司提供一些资料。“所以朱清军叫我跟张某2及向某商量的意思就是叫张某2及向某来一起协商，如何加进去一些虚假的数据。几天后，向某把评估报告拿出来。曹雪明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计算了两家公司应获得补偿的数额。上海文淳公司以“有证”评估的价格是96,926,307元，又以有证的方式计算了该公司的停产停业补偿金额为11,895,350元，计算出来的应补偿总数额是108,821,657元。上海旌道公司以“有证”评估的价格是89,978,048元，又按照有证的方式计算了停产停业补偿为11,604,150元，计算出该公司的应补偿总金额是101,582,198元。朱清军将拆迁补偿方案向上级汇报，并要求曹雪明草拟了一份要求提高补偿金额的《情况说明》。这个事项后来经过镇长办公会议及联席会议讨论，这三家公司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补偿款又上浮了30%。曹雪明的供述还证实，按照规定，动迁补偿协议必须经华漕镇指挥部经办人曹雪明、镇动迁指挥部负责人朱清军、镇政府代表即分管镇长方某某三个人的签字才能生效。闵一公司和土地储备中心看到三个人的签字才会盖章。“我作为经办人签字的意义就是说明我确认评估报告的真实有效，我在补偿协议上对被动迁企业所适用的条款以及最终计算数额是正确的”。根据之前提供的“有证”补偿方案，上海文淳公司应得的补偿款是108,821,657元，在此基础上根据区指挥部联席会议纪要第19期确定，将补偿金额上浮32,500,000元，最终合计141,321,657元。而上海旌道公司按照“有证”应得的补偿款是101,582,198元，根据联席会议纪要确定，将补偿金额上浮30,470,000元，最终合计补偿132,052,198元。给国家造成了损失。5、同案人朱清军在检察机关的供述证实，曹雪明曾经汇报过上海文淳公司权证的实际情况是只有《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土地批文》，不具备《房地产权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海旌道公司的权证情况是有《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土地批文》以及《建设用地批准书》，但缺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海旌道公司虽有《房地产权证》，但是该权证上只有土地面积，没有房屋面积。根据《拆迁方案》第五条规定的“五证”也没有齐全。上海文淳公司属于办证资料不齐全的非居住房屋，应当适用《拆迁方案》第六条的规定，按照适当补偿的方法进行补偿数额的计算。实际的动迁补偿中，上海文淳公司适用了《拆迁方案》第四条的规定，即将该公司参照“有证”的补偿方案计算补偿数额。上海旌道公司不能同时具备“五证”，也不能参照“有证”进行补偿。但该公司的情况符合《处理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应当采用“容积率”的计算方式，但最后也参照《拆迁方案》第四条规定的“有证”计算方法。朱清军还供述：“我先是向方某某副镇长汇报，之后将问题提交到镇指挥部推进会讨论，……我当时没有如实向镇相关领导汇报文淳公司的真实情况，而是采用误导思路的方法汇报了文淳公司的权证情况，只是说文淳公司仅仅缺少《建设用地批准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让领导误以为文淳公司只是证照不全，而且也不是违章建筑，是可以参照有证的企业来进行赔偿的”。“这里有两个错误，一是五证不全的应该直接按照无证的来处理，但是我的汇报听上去文淳公司只是缺少一些证件而已；二是强调了文淳公司动迁的客观难处，说文淳的房子质量都比较好，不是一般的违章建筑，公司底下的租户也比较多，这样使我的汇报听上去文淳公司的用地还是挺正规的，文淳公司还是可以参照有证的来进行补偿，实际上拆迁方案规定五证要同时具备才能参照有证进行补偿，并不存在缺几个证的问题。且文淳公司的房屋质量再怎么好，也是不能掩盖该公司没有房屋产权证的实际情况的。另外拆迁方案规定对无证的认定并不需要认定为违章建筑，所以说我这是误导思路”。“镇指挥部推进会后，我特地交代曹雪明，一叫他对文淳公司、旌道公司拆迁补偿额的计算方式直接采用有证的计算方式，并且交代他跟评估公司以及文淳公司、旌道公司联系，叫评估公司按照有证的方式尽快对旌道公司进行评估，如果评估公司在动迁过程中需要企业提供什么材料叫企业方面也给予配合”。评估公司对两家公司进行测量之后出具了评估初稿，最终以每平方米3,900余元的价格，与两家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的补偿金额是上海文淳公司1.4亿余元，上海旌道公司补偿1.32亿余元。朱清军在供述中承认，与企业签订的《动迁补偿协议》首先是作为企业动迁组的经办人签字，确认协议的真实有效性，然后办公室主任在经办人基础上签字，再加盖镇指挥部领导方某某的签章(这个签章是放在镇指挥部办公室)以及镇指挥部印章，后由区土地储备中心、闵一公司、被动迁企业加盖印章，并由闵一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动迁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动迁补偿协议才能生效，华漕镇动迁办根据动迁补偿协议对被动迁企业进行补偿。最终的动迁补偿协议上，缺少任何上述单位的印章和人员签字，动迁补偿协议都不能生效。其中最重要的是镇指挥部企业动迁组的经办人以及主任的签字。“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被动迁企业的情况是最了解的，我们两个人对原件进行审核，动迁协议要求我们签字的目的就在于叫我们把好动迁的最后一道关。如果发现最终动迁补偿在补偿方式和补偿数额上有任何问题，我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及时向镇指挥部领导提出来，才能及时纠正错误，不至于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6、涉案人员朱某1(上海文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上海文淳公司有《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土地批文》，因为政策调整，这块土地批租停止办理，没能办出土地证。因没有办出《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上面建造的房屋也都没有产权证。2010年年底接华漕镇动迁办通知，上海文淳公司被列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的范围，要求终止与租户的合同，同时开始跟租户进行谈判。副镇长方某某、朱清军曾经找朱某1、张某1以及佳瀛公司的蔡克勤一起谈补偿标准。后来明确了上海文淳公司可以参照有证进行补偿。朱某1还证实，上海旌道公司共有八个股东，朱某1曾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约27%的股份。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某1，他以韩小妹的名义持股约13%，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是房屋、厂房的出租。2012年上海旌道公司股权变更，几个股东分别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韩小妹和张某1，股权转让后，韩小妹持股90%，张某1持股10%。上海旌道公司有土地权证，没有房屋权证。该公司的最终动迁补偿款达到1.3亿余元。7、涉案人员张某1(上海旌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上海旌道公司在办理了《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土地批文》以《及建设用地批准书》后就直接建造了房子，没有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以《房屋产权证》上没有房屋面积。根据拆迁方案和处理意见，应按照“容积率”的方法计算补偿金额。“2011年春天，方某某、朱清军找我代表旌道公司、找朱某1代表文淳公司一起到西郊庄园茶室喝茶，商谈动迁补偿价格。我们要求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进行补偿。方某某、朱清军说一定会将政策用足，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后来与上海旌道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动迁补偿价格为1.32亿元。8、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上海文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某1。该公司比上海旌道公司在动迁中还要低一个档次，属于既无土地证，也无房产证的“无证”动迁。最后按照“有证”的标准补偿1.4亿元是参照上海旌道公司每平方米3,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进行。而上海旌道公司属于在房地产权证上只有土地面积，没有房屋面积的“空证”单位。该公司地上房屋属于违章建筑，应该按照违章建筑的标准进行补偿。张某2还证实，“因为旌道公司是我父亲张某1的公司，有时候动迁办需要公司提供一些材料，我父亲整理好材料之后我会代替他把材料送给动迁办。所以后来动迁办需要什么都会直接找我。有一天曹雪明把我和评估公司向某叫到办公室，对我们说：根据我们动迁办领导朱清军的意思，旌道公司的评估价格按照3,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去做，你们公司跟评估公司商量一下，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就提供给评估公司。我知道曹雪明的意思就是要旌道公司跟评估公司做一些假。回去后我根据曹雪明和向某的要求提供了一张清单交给评估公司。评估公司几天后就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的标准对旌道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9、证人马某某(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上海文淳公司没有《房地产权证》，应按照“无证”方式予以补偿。上海旌道公司的《房地产权证》只有土地面积，没有房屋建筑面积，按照操作惯例只能按照“无证”的标准。朱清军“把我跟曹雪明叫到他办公室，对我们说：你们把旌道公司按照有证、无证、容积率三种不同的计算方式，做三个方案出来交给我。其中有证的计算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来进行测算，文淳公司按照旌道公司的标准，也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做有证评估”。“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做下去，就退出谈判工作。朱清军随即找曹雪明来参加谈判以及签订协议等工作。在这两家公司的补偿框架协议出来之后，我看到这两家公司的补偿数额，高出无证的补偿数额很多，我劝曹雪明不要签字，因为在协议上签字是要负责任的”。10、证人向某(上海万隆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估价师)的证言证实，上海文淳公司系“无证”企业，根据《拆迁方案》第六条的规定，评估公司对上海文淳公司在报告中应只出具测量建筑物面积(无需出具评估单价)。对附属设施及配套设置出具评估价格。上海旌道公司系“空证”企业，根据《处理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对于该公司在评估报告中应当列明建筑物面积以及评估单价，同样对附属设置及配套设置出具评估价格。另外，如果企业有特殊的不可搬迁设备和大型可搬迁设备基础，根据《处理意见》第五条的规定，应当在报告中出具评估价格。上海文淳公司有压机基础(大型可搬迁设备基础)，上海旌道公司没有。上述评估报告出具之后，交由华漕镇动迁办套用动迁规定计算被动迁企业应当补偿的数额。这两家公司无论如何都不能按照“有证”的方式来进行评估。向某还证实，“我们是按照华漕镇指挥部的要求来进行操作的。我记得这两家公司的框架协议出来之后，朱清军通过中间人周秀平跟我说过，叫我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做，我跟他说做不到。过了几天，曹雪明把我和张某2喊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把文淳公司、旌道公司按照有证的情况，参照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的价格计算评估价格，我就答应了……，最后按照2,700余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出具的评估报告”。向某表示作为评估公司在评估工作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独立、客观、公正”要求，也违反了评估师的工作原则。11、证人陈1(闵一公司华漕分部部长)的证言证实，按照正常程序，应当由拆迁实施单位闵一公司根据被动迁企业的实际权证情况，并根据《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非居住房屋拆迁方案》及《关于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未见证非居住房屋动迁涉及的相关问题处理意见》等规定认定补偿方案，在此基础上参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上的相关数据来计算补偿数额。但在医学中心项目中，实际都是由华漕镇指挥部的动迁办企业动迁组负责收集被动迁企业的权证并审核其真实性，负责与评估公司进行联系沟通，与被动迁企业进行谈判，认定被动迁企业的动迁补偿方法并计算补偿数额等工作。闵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只在最终与被动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时候进行程序性审核，审核拆迁补偿协议上的补偿金额和评估报告、动迁联席会议、市区相关规定是否一致，不进行实质性审核，至于企业的权证情况、套用评估报告、套用动迁联席会议是否正确，不进行也没有权力进行审核。因此，“文淳”、“旌道”公司的前期材料收集、审核，包括对补偿方法的认定和计算都是由华漕镇动迁办的曹雪明负责。12、证人黄1(上海闵一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企业动迁由华漕镇动迁办负责收集动迁资料，认定并计算动迁补偿数额。按照《拆迁方案》及《处理意见》等规定，所有动迁项目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公司作为动迁实施单位才能取得拆迁许可。在医学中心动迁项目中上，土地储备中心委托闵一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包括动迁材料的收集、审核，动迁谈判及动迁协议的签订、审核等。在实际动迁操作过程中，闵一公司只负责参与民房动迁的谈判，不负责、不参与企业动迁谈判。由于企业一般是由华漕镇政府或者村里招商引资引进来的，动迁工作必须由华漕镇政府具体操作实施才能推动。因此，对企业的动迁谈判全部是由华漕镇政府出面具体操作，闵一公司只负责把关最后动迁协议上的金额与根据评估报告、动迁联系会议以及市区相关政策计算出来的金额是否一致，做形式审查，不做实质性审查。在企业动迁补偿协议上作为实施单位加盖拆迁专用章。同时，土地储备中心也全权委托闵一公司对协议进行审核，在动迁协议上只要有华漕镇指挥部经办人、办公室主任朱清军、分管领导方某某的签字(签章)，并且有华漕镇指挥部的盖章，就代为加盖土地储备中心拆迁专用章。13、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提供的档案机读材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书证分别证实，上海文淳公司注册地闵行区闵北路XXX弄XXX号，法定代表人朱某1，注册资本500万，系国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4月成立。上海旌道公司注册地闵行区北青公路XXX号，法定代表人韩小妹，股东为韩小妹、张某1，注册资本110万，系国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0月成立等基本情况。14，上海市闵行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心出具的《城建档案查询结果》、上海市闵行区规划管理局的审批文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财务科出具的《证明》、《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等书证证实，上海文淳公司的实际权证情况为无《建设用地批准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公司于2005年至2008年批租账户资料中，未发现出让金缴款记录。另证实，上海旌道公司于2004年6月取得华漕镇277街坊5/6丘的产权证，宗地面积27,926平方米，无房屋面积；未发现该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5、上海万隆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27日、2015年4月24日分别出具的四份《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华漕镇动迁办提供的《框架协议》、《集体土地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付款申请》、《新虹桥医学中心动迁指挥部开支审批单》、《记账凭证》、上海闵行闵一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文淳公司、旌道公司动迁补偿计算说明》及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书证证实，上海文淳公司应收动迁补偿款43,160,137.6元，实际收到动迁补偿款141,321,657元，差额为98,161,519.4元。上海旌道公司应补偿金额61,444,552.96元，实际收到动迁补偿款132,052,198元，差额70,607,645.04元。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68,769,164.44元。16、被告人曹雪明当庭关于实施作案的时间、方法等基本事实经过的供述在案佐证。以上证据均可相互印证。本院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此外，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和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的人员，认定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曹雪明系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受华漕镇指挥部动迁办委派，作为动迁办工作人员负责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项目企业动迁组，具体处理相关的动迁和补偿工作，且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项目所需资金由闵行区财政局全额拨付。因此，被告人曹雪明符合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身份要件，在本案中可以被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曹雪明辩称指控其滥用职权事实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有误，且上述行为事前由领导决定，是按照会议纪要及协议要求完成工作的相关意见，以及辩护人有关在评估报告基础上上浮30%的部分完全属于指挥部领导、镇长会议、联席会议的决定，并没有证据证明系被告人曹雪明的行为导致领导决策，并给国家造成损失1.6亿余元。上浮部分金额不能计算在造成的流失金额内。被告人曹雪明没有超越职权的行为，完全是在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处理事项，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过庭审质证，本院认定根据同案人朱清军、被告人曹雪明的供述及相关的书证已证实上海文淳公司由于仅有部分土地建设使用权证，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项目中不能适用《拆迁方案》第五条以“有证”的方式进行补偿，应适用《拆迁方案》第六条的规定予以适当补贴。上海旌道公司虽有《房地产权证》，但只有土地面积，没有房屋面积。同时该公司也仅有部分土地建设使用权证，按规定也不能适用“有证”的补偿标准，但可以按照《处理意见》第八条以“容积率”的标准进行补偿。被告人曹雪明不仅对此是明知和依规审核确认的，而且将两家公司的实际权证情况全部向动迁办主任朱清军如实进行了汇报。但是，对于朱清军要求让评估公司对两家公司按照“有证”及明确价格方法出具评估报告的授意不但没有持异议和反对，而且予以遵照执行，其内心知道“如果我不跟评估公司沟通，评估公司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具评估报告了”，也就不能按照所谓的“具体意图”出具评估报告。特别是当证人向某也明知上海文淳公司系“无证”企业，评估公司根据规定在报告中应只出具测量建筑物面积，对附属设施及配套设置出具评估价格，上海旌道公司系“空证”企业，对于该公司在评估报告中应当列明建筑物面积以及评估单价，同样对附属设置及配套设置出具评估价格，这两家公司无论如何都不能按照“有证”的方式来进行评估之时，被告人曹雪明依然要求把两家公司按照“有证”的情况并参照“指定”价格计算评估。据此，被告人曹雪明已经具备了滥用职权的主客观条件，概括而言，被告人曹雪明滥用职权的行为既有接受张某2的请托，允诺争取更多的补偿款，又有根据朱清军的授意，要求评估公司按照“有证”的方式和价格进行评估。同时，作为动迁组的工作人员，负有确认动迁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的义务而不作为，以经办人的身份在两家公司的动迁补偿协议上签字，造成国家动迁补偿款的巨大损失。此外，上海文淳公司最终的协议补偿总价为1.4亿余元，上海旌道公司协议补偿总价为1.3亿余元，该两个数据都是经过动迁联席会议讨论上浮30%的结果。而本案的被告人曹雪明此前除了提供给朱清军作为汇报材料上的数额，并撰写了上浮30%的违规情况说明。朱清军在联席会议上根据该情况说明作了上浮30%的汇报和说明。之后被告人曹雪明还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草拟了补偿协议并签字确认。在支付拆迁补偿款过程中，曹雪明也是经办人。所以，对于上浮30%拆迁补偿款的经过，被告人曹雪明不仅知情，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并致动迁联席会议得出错误的讨论结果。因此，上述有关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二)，2011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曹雪明利用担任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伙同朱清军、沈明兴、金柏根、徐荣祥，为从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动迁项目中套取动迁补偿款，利用上海弘仑公司系被动迁单位的名义，在华漕镇动迁指挥部已与该公司确定动迁补偿总价为5,900万元的情况下，欺骗动迁联席会议，将上海弘仑公司的动迁补偿款上浮10%，骗取国家动迁款4,379,273元。所得款项被沈明兴等人瓜分，被告人曹雪明从中分得赃款60,000元。上述事实，被告人曹雪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万隆公司出具的《弘仑公司房地产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华漕镇动迁办提供的《框架协议》、《动迁联席会议纪要(第20期)》、《国有土地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付款申请》等书证，证人苏某某、黄1、方某某、梁某某、陈某2、陈某3、黄某2、陈某4、朱某2、李某某的证言，银行进账单、对账单及借据等书证及被告人曹雪明及同案人朱清军、沈明兴、徐荣祥、金柏根的供述等经当庭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曹雪明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事实性质应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意见，以及针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曹雪明根据动迁办主任朱清军的指示对“弘仑”公司动迁补偿款上浮10%，事先没有任何人许诺帮助上浮补偿款后可分得利益，而是沈明兴等人在事成之后经商量才决定感谢被告人曹雪明等人，故被告人曹雪明构成贪污罪的主客观不一致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以下查证确认的事实予以分析：一、沈明兴等三人的厂房拆迁补偿已经结束，三人没有任何合法理由再要求获得额外补偿，几名同案人均知道在此情况下，以曾经的“补偿过低”为由产生的增加“补偿”动机，具有非法性和再次获得“补偿”行为的违法性。二、朱清军、沈明兴、被告人曹雪明作为负责动迁的工作人员和动迁指挥部成员，三人的行为既有滥用职权，还包含通过滥用职权行为为他人非法处分、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体现的不法内涵已经无法为滥用职权所涵盖，滥用职权已经不能完整评价其行为。而金柏根、徐荣祥具有协助镇政府进行动迁的义务。因此，该起事实应认定为被告人曹雪明与同案人朱清军、沈明兴等人事前共谋、事中共通行为、事后共同占有的结果。三、虽然事前几名同案人没有约定如何瓜分“补偿”款，事后朱清军、被告人曹雪明并没有直接获得“补偿”款，但并不影响二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并不专指非法占为己有，还包括让第三人占有或本人和第三人共同占有。而且，同案人沈明兴、金柏根、徐荣祥最后从“补偿”款中分出部分款项给予朱清军和被告人曹雪明，完成了分赃的行为。结合以上事实分析，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公诉机关以共同贪污行为指控本案被告人曹雪明的定性准确。被告人曹雪明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三)，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曹雪明在担任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动迁办工作人员期间，利用负责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新虹桥医学中心动迁工作的职务便利，分别为上海文淳公司、上海旌道公司、上海羽德实业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张某2、仇某某给予的贿赂现金、购物卡共计18,000元。另查明，2015年1月9日至2月3日，被告人曹雪明在接受中共上海市闵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谈话时主动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期间，被告人曹雪明还检举揭发了他人违法犯罪行为，并提供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上述事实，被告人曹雪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张某2、马某某、向某、仇某某的证言，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局出具的《案发经过》、中共上海市闵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被调查人曹雪明具有自首坦白、检举立功情节的情况说明》、调查笔录等经当庭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曹雪明的亲属已代为退出赃款78,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雪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两高”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人曹雪明收受他人财物的金额尚未达到法定的犯罪标准。因此，被告人曹雪明的上述行为不构成犯罪。此外，由于被告人曹雪明还检举揭发的他人违法犯罪行为未达法定重大立功标准，因此，辩护人有关被告人曹雪明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无法采纳。综上所述，被告人曹雪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和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金额达1.6亿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属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此外，被告人曹雪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437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属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在上述两起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曹雪明和其他同案人的分工虽有不同，但是地位和作用相当，无须划分主从犯。被告人曹雪明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被告人曹雪明在接受纪律检查部分调查谈话时，能够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贪污行为，虽然对其贪污行为的定性有所辩解，但符合法律规定的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同时，被告人曹雪明还检举揭发了他人违法犯罪行为，并提供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结合被告人曹雪明滥用职权罪行的发生受同案人(上级领导)的行政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犯罪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以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其亲属代为退出全部赃款的情节，在对其量刑时可酌情从宽考虑。据此，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本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曹雪明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2月3日起至2020年2月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追缴被告人曹雪明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面上诉的，应当将上诉状正本、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审 判 长  杨 超人民陪审员  沈青田人民陪审员  叶志华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邵 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