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再11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容，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程诚，重庆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勇，重庆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久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禹胜。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简称“康乔公司”）与高久强、陈禹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8日作出（2012）九法民初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康乔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211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康乔公司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申字第00348号民事裁定，驳回康乔公司的再审申请。康乔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渝检民监[2015]50000000097号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4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抗申字第0008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检察员贺唯、邢光旭出庭，申诉人康乔公司委托代理人程诚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高久强、陈禹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久强一审诉称，康乔公司因资金短缺，曾于2010年分三次向高久强借款共计184万元。但是康乔公司并未按时还款。康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禹胜向高久强出具《借条》予以确认。同时陈禹胜承诺以其自有房屋一套抵押给高久强，作为担保。故请求判令：1、康乔公司偿还高久强借款184万元；2、康乔公司给付高久强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0年4月1日起以借款11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0年7月31日，自2010年8月1日起以借款18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3、高久强享有对陈禹胜提供的担保物（渝中区大黄路28号3栋1-2）拍卖或者变卖后的优先受偿权；4、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康乔公司一审辩称，康乔公司并未向高久强借款，高久强所称借款是陈禹胜的个人借款，与康乔公司无关，且《借条》上面的康乔公司公章系伪造。因此，请求法院驳回高久强的诉讼请求。陈禹胜一审未答辩，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9月12日至2011年2月21日期间，陈禹胜一直担任康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2月14日，陈禹胜向高久强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高久强现金柒拾万元（小写700000.00元）。2010年1月14日借现金伍拾肆万元（小写540000.00元）。2010年1月23日借现金陆拾万元（小写600000.00元）。此三笔款在2010年3月份内归还伍拾肆万元和陆拾万元。如到期不归还，我陈禹胜以重庆市渝中区大黄路28号3栋1-2房屋一套，面积约158.3平方米作为抵押，总借款合计人民币壹佰捌拾肆万元整。此据。此款用工程款（拆除），如陈禹胜有拆除工程，可用工程抵此款。借款人陈禹胜。2010年2月14日。在借条右下方借款人及时间上面加盖有“康乔公司”印章。逾期后，高久强催收未果，遂起诉。审理中，2012年1月17日，康乔公司申请对高久强的证据《借条》上面“康乔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印章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借款人为康乔公司还是陈禹胜。在案件审理中，高久强出具的证据《借条》系陈禹胜书写，加盖有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的“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印章。陈禹胜在书写《借条》时，系康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久强并不知晓或并不可能知晓其加盖的“康乔公司”印章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在陈禹胜书写《借条》时，高久强基于陈禹胜的身份有理由相信该“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印章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是一致的。因此，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高久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将款出借给康乔公司，陈禹胜向高久强出具《借条》的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即该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高久强与康乔公司，陈禹胜是担保人。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康乔公司自高久强处借款，并出具借条确认，应当及时归还借款，但是被告并未归还借款，已经违约。因此，对于高久强要求康乔公司向其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高久强要求康乔公司承担其因违约而给高久强造成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陈禹胜自愿用其自有房屋（重庆市渝中区大黄路28号3栋1-2）就康乔公司的借款向高久强提供担保，但是陈禹胜并未就该房屋进行抵押登记，该抵押并未成立。因此，对于高久强要求对陈禹胜提供的担保物拍卖或者变卖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偿还原告高久强借款184万元；二、被告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给付原告高久强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0年4月1日起以借款11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0年7月31日，自2010年8月1日起以借款18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高久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960元，由康乔公司负担。康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2）九法民初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驳回高久强对康乔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要求高久强提供银行取款凭证，但一审法院未对此组织质证。其次，高久强一审中提供了其妻的银行账户明细，一审法院也没有组织质证。2、一审认定高久强将大笔资金通过现金方式借给康乔公司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中高久强提供了多张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与康乔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这同时也说明了双方之间的大额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帐，而本案的三次借款分别是54万、60万、70万，每笔金额均高于双方之前银行转帐往来的最小金额，用现金支付明显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3、关键证据借条不是以康乔公司名义书写的。借条的内容、借款人等均表明系陈禹胜的个人借款。4、是谁在借条上加盖了伪造的公章，应当进行审查。5、即使加盖假公章是陈禹胜与高久强合意而为，康乔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责任。这属于陈禹胜与高久强共谋，利用陈禹胜的双重身份将陈禹胜的个人债务转嫁给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属于无效。陈禹胜自己代理自己，非经被代理人追认不产生法律效力。如果法院认定加盖假公章应当由公司承担，则将无明确意思表示行为推定为一种处分行为。高久强答辩称，康乔公司与高久强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一审中陈禹胜出具了一个情况说明，高久强经过融资筹了借款出借给康乔公司。陈禹胜与高久强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高久强不知道陈禹胜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从借条的痕迹看应该是先盖章后签字，陈禹胜借款的行为就是公司的借款行为。高久强与康乔公司是承包关系，不存在与陈禹胜的合伙关系。陈禹胜答辩称，陈禹胜向高久强借款不属实，二人是拆除旧房工程的合伙关系。书写借条的原因是双方合伙做拆除红岩机械厂设备时借了高利贷，共计借了1500万元，这个厂的转让款加佣金共计2000万元。陈禹胜没有向雷明安（音）与郭方明（音）等人借过款。由于经营出现了亏损，而借高利贷是以高久强的名义借的，高久强要陈禹胜分担亏损180万，遂要求陈禹胜用写借条的方式来承担亏损及高利息共184万元，借条就是双方对于工程亏损的结算，陈禹胜当时想写成欠条，但高久强不同意，陈禹胜在受到胁迫之下书写了借条，当时写借条时没有盖公章。本院二审审理中，高久强到庭陈述：高久强与陈禹胜曾合伙承建厂房拆除工程，其中承建了红岩机械厂拆除工程，由陈禹胜拿工程，高久强负责出资。高久强共向他人（包括雷某与郭某）借款1500万元，工程共投入2000多万元，经双方结算亏损了约180万元，由双方均摊亏损。向他人的借款1500万元已经全部由高久强偿还。本案中的借款184万元系七年以来康乔公司向高久强的现金借款，借条中的70万元与54万元是过去若干笔借款的汇总，60万元是红岩机械厂的亏损，应由陈禹胜偿还雷某或郭某的借款，经陈禹胜要求由高久强于2010年1月7日帮陈禹胜垫付给雷某或郭某。双方结算时出具了欠条，该欠条就是本案借条中的60万元。审理中，高久强申请邓开英（高久强的前妻）出庭作证，邓开英陈述，因拆除工程向雷某或郭某借款，因要归还借款，其于2010年1月7日转款给了雷某或郭某还款60万元。本院二审查明，高久强与陈禹胜系朋友关系，双方曾合伙做厂房拆除工程，其中，双方合伙承建了红岩机械厂的拆除工程，由高久强向他人筹借资金。陈禹胜向高久强出具《借条》中载明的“2010年1月23日借现金陆拾万元”系陈禹胜承担的拆除工程产生的亏损。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同。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审理的是高久强与康乔公司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与陈禹胜的担保法律关系，而争议的焦点是高久强与康乔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高久强举示的借条中，康乔公司共向高久强借款184万元，分别由高久强于2010年2月14日出借现金70万元、2010年1月14日出借现金54万元与2010年1月23日出借现金60万元组成。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的是高久强与陈禹胜合伙承建厂房拆除工程产生了亏损，借条中的60万元这一笔数额是陈禹胜所承担的亏损，于是载明于本案的借条之中，对于这一事实，高久强与陈禹胜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是相符合且没有矛盾。显然，借条中的2010年1月23日这一笔60万元金额，高久强没有出借过给康乔公司，双方没有该笔借款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高久强请求康乔公司归还该笔借款的理由不成立。尽管在借条中载明了60万元这笔借款，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进行裁判。至于高久强对陈禹胜承担的合伙亏损60万元的问题，应当由当事人另行处理。一审判决认定陈禹胜在书写《借条》时，系康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久强并不知晓或并不可能知晓其加盖的“康乔公司”印章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在陈禹胜书写《借条》时，高久强基于陈禹胜的身份有理由相信该“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印章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是一致的。因此，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高久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将款出借给康乔公司，陈禹胜向高久强出具《借条》的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即该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高久强与康乔公司，陈禹胜是担保人。本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基本正确。二审中，高久强到庭陈述70万元与54万元是康乔公司之前若干笔现金借款的汇总，虽然其陈述与一审陈述矛盾，但尚不足以否定借条作为书证的效力。除借条中的60万元外，一审判决康乔公司归还高久强其他部分借款128万元及利息正确。一审判决对高久强要求对陈禹胜提供的担保物拍卖或者变卖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认定正确。综上，因二审双方当事人出现新的事实陈述，本院对一审判决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2）九法民初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二、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高久强借款124万元；三、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高久强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从2010年4月1日起以5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0年7月31日之间的利息，从2010年8月1日起以12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原告高久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960元，由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负担20960元，高久强负担70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负担15960元，高久强负担7000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因《借条》上加盖的“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印章系伪造，由谁加盖，对此事实认定不清。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抗诉机关认为本院二审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结果错误，理由如下：高久强与康乔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缺乏证据证明。高久强在一审中诉称，康乔公司因资金短缺，曾于2010年分三次向其借款共计184万元，即是说，高久强认为该三笔借款均系康乔公司所借，但人民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认定高久强与陈禹胜系旧房拆除工程的合伙关系，借条中的其中一笔60万元借款系高久强与陈禹胜合伙承建厂房拆除工程所产生的亏损，因该笔亏损由陈禹胜承担，于是载明于本案的借条之中，并不是康乔公司所借。故同一借条上的另外两笔70万元与54万元借款真实性也存在合理怀疑。同时，从该借条的内容可知，三笔分别为70万元、54万元、60万元的借款系出自同一张借条，虽然借条末尾盖有“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印章，但借条书写的内容与康乔公司并无任何关联性，且该印章经司法鉴定系伪造，与康乔公司备案的公章不一致，另外两笔70万元和54万元的借款与康乔公司有何关系、是否系康乔公司所借均无法判断。高久强何时以何种方式出借给康乔公司上述若干次借款，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无法确认，且该陈述与高久强在一审的陈述也自相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两笔分别为70万元和54万元的借款数额都比较大，高久强又称系现金借贷，是若干笔借款的汇总，但其并未提供证明借款过程中有交付凭证、有出借能力、符合交易习惯等方面的证据来排除上述疑问，加之，高久强提供的多张银行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其与康乔公司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但这些银行转账凭证恰恰从客观上证实了康乔公司与高久强之间的经济往来均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而非现金支付。故不能在本案中证明现金支付是符合双方借贷交易习惯这一事实。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确有错误，应予纠正。本院再审过程中，康乔公司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高久强对康乔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康乔公司与高久强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高久强与陈禹胜之间借贷的情况不具真实性；3.借条不是以康乔公司的名义出具的；4.借条上伪造的公章并非陈禹胜加盖。高久强、陈禹胜未答辩。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相同。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理的是高久强与康乔公司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与陈禹胜的担保法律关系，争议的焦点是高久强与康乔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本案《借条》书写内容未表明系康乔公司借款，其次《借条》末尾盖有的“重庆康乔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印章经司法鉴定与康乔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且加盖印章是在书写借条时加盖还是事后加盖，由于高久强、陈禹胜均未到庭，难以查明。即使该印章是在陈禹胜书写借条时加盖，且陈禹胜在书写《借条》时系康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久强并不知晓或并不可能知晓其加盖的“康乔公司”印章与康乔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但结合二审查明的事实，《借条》中载明的“2010年1月23日借现金陆拾万元”系陈禹胜因与高久强合伙承建红岩机械厂拆除工程所承担的亏损，高久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笔借款为实为陈禹胜承担的亏损，并非康乔公司的借款，足以认定双方属恶意串通，损害康乔公司合法权益，该代表行为也应无效。陈禹胜是以公司名义的职务行为来达到个人目的，应当由其本人承担民事责任。一二审判决陈禹胜向高久强出具《借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的认定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在高久强举示的借条中，康乔公司共向高久强借款184万元，分别由高久强于2010年2月14日出借现金70万元、2010年1月14日出借现金54万元与2010年1月23日出借现金60万元组成。可以确定高久强与陈禹胜合伙承建厂房拆除工程产生了亏损，借条中的60万元是陈禹胜所承担的亏损，而载明于本案的借条之中，对这一事实，高久强与陈禹胜的陈述及证人证言相符合，与借条内容不一致，存在矛盾。另外两笔分别为70万元和54万元的借款数额均较大，高久强称均系现金借贷，是若干笔借款的汇总，但并未提供支取凭证、交付凭证予以佐证。高久强提供的多张银行转帐凭证用以证明与康乔公司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但这些银行凭证也从客观上证实了康乔公司与高久强之间的经济往来一般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而非现金支付，高久强陈述本案中的借款支付方式系现金支付，不符合双方经济往来的交易习惯。因此，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缺乏充分的证据。该抗诉意见成立，予以采纳。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成立。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确有错误。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22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2）九法民初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三、驳回高久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高久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代贞奎代理审判员  吴宝山代理审判员  李娜娜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徐杭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