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3民终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登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建湖县向阳西路**号。法定代表人：王金叶，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建胜，男，1949年1月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江苏省建湖县近湖镇兴建东路109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连芳，女，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临沂市河东区瑞华金都****号。委托代理人：杜鹏，山东兰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彭大余，男，195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明珠东路236-12号镇北村委会。原审被告：陆道军，男，195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近湖镇西苑新村**幢***室。原审被告：李峰，男，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建湖县近湖镇万福新村**幢***室。上诉人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登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张连芳及原审被告彭大余、陆道军、李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4）河商初字第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连芳一审诉称，2011年9月27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4日，我与登达公司签订三份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登达公司向我承租钢管、扣件、提升机等建筑设备，用于登达公司承建的位于临沂市河东区的沂河郡府项目建设，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对提货方式、租金标准、租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并且约定由彭大余为提货人，陆道军为登达公司的合同义务提供担保。双方约定，如发生纠纷，由我方住所地法院裁决。2013年11月1日，双方结算确认，登达公司、彭大余、陆道军、李峰欠我租赁费1021490元，李峰作为项目部负责人对结算结果予以确认。双方结算后，登达公司、彭大余、陆道军、李峰至今未能依约偿付租赁费。为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登达公司、彭大余、陆道军、李峰偿付我租赁费1021490元及利息，判令登达公司、彭大余、陆道军、李峰按照拖欠租赁费金额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向我支付违约金，判令登达公司、彭大余、陆道军、李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登达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请求法庭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理由是：张连芳向法庭提交的租赁协议主体是公民彭大余，我公司在保证人栏里加盖了我公司的公章，经查，本印章系伪造。我公司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立案侦查。因此，我公司在这两个自然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当中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应当等待伪造印章案审理结束后作出确认。为此，请求本案依法中止审理。李峰一审辩称，通过张连芳提供的2011年9月27日、2012年6月12日，8月4日三份由彭大余和张连芳签订的租赁合同来看，该三份合同与我没有关联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张连芳对我的诉讼请求。彭大余、陆道军未参加一审诉讼，亦未提出答辩意见。原判决认定，张连芳为“丰元模板租赁站”业主。2011年7月23日，登达公司承包了临沂市河东区锦绣外滩‧沂河郡府一期工程A标段土建、安装施工工程，李峰为该公司沂河郡府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因工程施工建设需要，登达公司租赁了张连芳的模具（包括扣件、架管、套铜、吊篮）。2013年11月1日，张连芳与李峰、陆道军经过结算确认，实欠租赁费100万元，李峰、陆道军在该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该结算清单注明:“吊篮租赁费2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登达公司以转付房款的方式支付张连芳277550元，尚欠722450元。原判决另认定，在租赁期间，张连芳作为出租人，于2011年9月27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4日签订三份租赁合同，彭大余作为承租方代表在该三份合同上签字确认。其中双方于2011年9月27日签订租赁合同时，双方约定：“租赁物为钢管、扣件。租赁期限为自2011年9月27日起至2011年12月30日止，共计94天。承租人因工程需要延长租赁期限的，应在本合同期满前15日内，重新订立租赁合同。租金应按月支付。违约责任为：不按时缴纳租金的，应向张连芳赔付所欠租金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陆道军为承租方的合同义务提供担保，登达公司在该份合同上加盖了公司印章；双方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租赁合同时，该合同加盖了“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A标段财务专用章”。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4日两份合同明确租赁物为提升机（吊篮）。原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庭审调查和张连芳、登达公司、李峰的陈述、举证予以认定，其证据材料均已收集记录在卷。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张连芳的起诉以及登达公司的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租赁合同主体是否为登达公司。根据张连芳与李峰结算的事实，可以确认登达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使用了张连芳提供的三份租赁合同中注明的租赁物。庭审时，登达公司主张“彭大余为三份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彭大余又将租赁物转租给公司。在租赁合同中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登达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综合以上分析，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双方为张连芳与登达公司。李峰作为登达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与张连芳进行了租赁费结算，其行为后果应当由登达公司负担，登达公司应当及时偿还张连芳租赁费722450元及利息。登达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租赁费，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陆道军在租赁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字，应当履行担保义务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彭大余、李峰履行的系职务行为，对上述欠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彭大余、陆道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自行负担可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张连芳建筑设备租赁费722450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3‰计算，均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但利息及违约金之和不超过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二、陆道军对上述第一项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张连芳对彭大余、李峰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95元，由登达公司负担。上诉人登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法院将承租人为彭大余的租赁合同承租方义务主体认定为我公司，显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我公司租用张连芳相关租赁物的主要证据是三份所谓租赁协议。在2011年9月27日这份所谓租赁协议上，承租人为彭大余个人，在承租人栏下详细写明了彭大余个人身份信息及家庭住址，在该份协议落款乙方处亦填写为彭大余（个人）及其详细联系电话，而加盖的“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章印，位置在“本合同签订地点”下方，故该章印加盖行为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证明作用，不能因此而认定是我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另，在远离我公司住所地的普通租赁协议上加盖我公司的行政章亦明显有违常理。彭大余亦非我公司员工。故该份协议只能是张连芳与彭大余个人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对我公司无约束力。对2012年6月12日及2012年8月4日这两份物料提升机租赁协议，乙方“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部”及落款处“彭大愚”及手机号“1538056****”显系后加，且，“愚”字明显用错；在2012年6月12日这份租赁协议上，乙方“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部”与落款处加盖的“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A标段财务专用章”亦有明显差别。我公司代理人在庭审中向法庭明确说明上述协议中加盖的“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A标段财务专用章”系非法刻制，我公司业己向公安机关提起控告，要求中止本案审理，遭拒。就是这样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三份协议，在证据三性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竟以一份并无证据证明系我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的李峰参与签名的结账单印证，主观、武断认定上述所谓三份租赁协议所涉租赁费偿还义务主体为我公司，此事实认定显然违背了民诉法的要求，属错误认定。2.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亦存在明显错误。如上所述，因所谓三份协议并不足以证明我公司与张连芳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相关协议乙方落款人均为彭大余（愚），故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使彭大余真的租用了张连芳的出租物，亦只能由彭大余承担相关租赁费偿还义务。尽管2013年11月1日结账单上有李峰签名，但签名只能是对账目的一种证明，并不表示对偿还义务的认可，更何况并无证据证明李峰是我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呢？故，原审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租赁费偿还义务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原审判决我公司承担张连芳利息及违约金以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为上限，亦已与张连芳实际损失相当的法律公平原则相违背，承担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己可弥补张连芳的损失，故原审判决该相应内容亦存在错误。综上，因原审法院无论在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我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特向贵院请求依法改判我公司不对张连芳出租物承担给付租赁费义务，二审诉讼费用由登达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张连芳辩称：1.涉案租赁合同中加盖的公章真实性并不是影响本案审理的唯一性证据，我作为善意相对人与登达公司签订并履行相关租赁合同，对印章的真实性与否不存在任何过失，无论印章是否属实，其管理人员对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应由登达公司承担合同义务；2.在一审过程中，有山东荣盛公司书面说明和李峰提交的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判决书以及李峰的自认，均能证明其为登达公司驻涉案工地的管理人员，其签字及认可行为系代表登达公司的职务行为；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登达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彭大余、陆道军、李峰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参加二审诉讼，亦未提出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登达公司与山东荣盛富翔地产有限公司签订锦绣外滩沂河郡府一期A标段建设工程合同后，委托登达公司临沂分公司为区域管理分公司，李峰为项目施工承包人。本院另查明，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的（2015）建刑初字第0004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9月，被告人李云在登达公司山东临沂分公司沂河郡府A标段工程项目部负责接收签发往来文件、工程资料。李云在工作期间，为了方便往来文件的盖章，在工地东边一个印章复印门市（现已拆迁）伪造印文为“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及印文为“江苏登达临沂荣盛沂河郡府A标段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的印章各一枚。后李云将伪造的印章加盖于工程资料等文件并引发经济纠纷。案发后，李云主动到建湖县公安局投案。上述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包括盖有“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上述事实有登达公司项目施工承包合同和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5）建刑初字第00044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相同。本院认为，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5）建刑初字第00044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系李云在登达公司山东临沂分公司沂河郡府A标段工程项目部工作期间伪造，上述判决形成于本案原审庭审结束后，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认定张连芳提交的2011年9月27日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中加盖的“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系使用李云伪造的“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形成，登达公司关于“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中加盖的“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系伪造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临沂市河东区丰元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站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张连芳系实际经营人，因此，无论是张连芳以自己的名义出租租赁物，还是以临沂市河东区丰元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站或者以临沂市河东区丰元租赁站的名义出租租赁物，张连芳均有权利向承租人主张权利，本院对张连芳的出租人身份予以确认。张连芳提交的2011年9月27日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合同首部载明的承租人为彭大余，尾部签写的地址为“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户”；2012年6月12日和2012年8月4日的“物料提升机（吊篮）租赁合同”合同首部载明的承租人均为“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户”，合同尾部均签署了“彭大愚”，由此可见，张连芳出租的租赁物已用于“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户”工程。张连芳提交的“江苏登达建筑公司（独树头）”结算清单有李峰的签名，而李峰恰为登达公司认可的锦绣外滩沂河郡府一期A标段建设工程的项目施工承包人，因此，张连芳提交的租赁合同所称的“江苏登达沂河郡府项目户”即为登达公司承包的锦绣外滩沂河郡府一期A标段建设工程所设立的项目部，登达公司作为承包人，对工程施工期间具体施工人员承租张连芳的租赁物所产生的租赁费用应当承担偿付义务，登达公司关于原审认定其为承租方系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陆道军在2011年9月27日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尾部的“保证人”处签名，并在结算清单上签名，陆道军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由陆道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彭大余、李峰系登达公司承包工程的施工人员，原审判决驳回张连芳对彭大余、李峰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登达公司承包的锦绣外滩沂河郡府一期A标段建设工程由李峰施工，施工期间租赁了张连芳的租赁物，登达公司对欠付的租赁费722450元应当承担偿付义务，陆道军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清查责任，彭大余、李峰系登达公司承包工程的施工人员，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认定“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加盖的是登达公司的印章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登达公司关于不应承担租赁费给付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5元由上诉人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开玉审判员  杨敬国审判员  张念国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