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01民终3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1968年11月9日出生，自由职业，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云，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某，男，1965年2月10日出生，安徽和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安徽省合肥市宣城路98号怡景花园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奇，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某因与被上诉人熊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5）包民一初字第04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熊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规定，对于上述解释条文﹝系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本案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并未报安徽省级人民法院审核，故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15万元性质错误，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案涉15万元为带有经济补偿和分割共同财产的双重属性。熊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对离婚具有重大过错，故熊某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离婚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郭某分得财产较少，而熊某分得财产远远大于郭某，郭某并未要求分得投资公司股份及收益，故熊某对郭某以给付生活费的名义进行补偿。三、一审判决认定熊某经营企业经济情况恶化，不能作为情势变更解除协议的理由。熊某并没有证据证明其经营的企业出现恶化情形，且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也并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解除合同条件，熊某作为房地产企业经营者，并非没有履行能力。四、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条款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显属错误。熊某辩称，法律法规并未规定适用法律必须报上级法院审核，一审判决程序并不违法。原审认定15万元性质正确，从双方离婚协议书可以看出，郭某分割财产价值在3000多万，熊某仅得600多万，和郭某所说的财产分割数额刚好相反，郭某所述熊某分得公司资产4亿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熊某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离婚协议约定每月向郭某支付15万元生活费，明显超出熊某的经济能力。请求驳回郭某上诉请求。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熊某、郭某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甲方（熊某）每年按月支付乙方（郭某）生活费人民币15万元，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甲方在世生存期间”的条款，即熊某无需按月支付郭某生活费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某与郭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0年10月19日在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离婚时熊某（甲方）与郭某（乙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有：“一、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二、婚生子抚养：婚生子熊其枫，1995年2月17日出生，婚生子熊某某由乙方抚养，甲方承担婚生子熊其枫抚养费、教育费、生活费及日常医疗费等费用每月5万元，按月支付给乙方，由乙方支配，如婚生子熊其枫18周岁后，学习教育费显著增加，或出国等增加的其他费用，甲方另外据实支付。三、……。四、共同财产的处理：1、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1399号弄仁恒河滨城1号1401室为按揭房屋，现登记在乙方名下，双方确定，离婚后该处房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按揭余款为人民币2292290.76元，自离婚登记之日起2年内，甲方一次性付清；2、安徽省合肥市宣城路98号怡景花园西区B幢33号住宅用房，现登记在乙方名下。以乙方名义购买的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87号金鼎广场27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92－2701、20092－2702、20092－2703、20092－2704、20092－2705、20092－2706、20092－2707、20092－2708、20092－2709、20092－2710、20092－2711合计12套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341.8㎡。以上1套住宅房、12套办公用房合计13套房屋，建筑面积1538.12㎡，双方确认赠予婚生子熊其枫……。有关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87号金鼎广场27层合计12套办公用房虽赠予婚生子熊其枫，但基于甲方刚装修办公，因此甲方享有10年的免费使用权，但该处12套办公用房按揭余款均由甲方无偿支付。有关安徽省合肥市宣城路98号怡景花园西区B幢33号住宅用房虽赠予婚生子熊其枫，但基于甲方目前还需要居住一段时间，因此甲方享有自离婚登记日期起3年免费使用权，但该住宅用房按揭余款由甲方无偿支付。3、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60号枫林大厦第四层局部商办房1处；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60号枫林大厦扩建工程商业服务用房8处，合计建筑131.28㎡，根据甲方与合肥枫林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甲方名义购买的位于合肥市宿州路60号枫林大厦负一层163号商办综合楼，建筑面积48.78㎡；位于合肥市宿州路60号枫林大厦第四层407、434、440、442、461、463号商办综合楼，建筑面积131.16㎡，以上房屋合计11处，建筑面积合计619.11㎡，现均登记在甲方名下。双方确定，离婚后上述11处房屋所有权归甲方所有。4、以甲方名义认缴芜湖市君泰置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1000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9％；认缴安徽君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1500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50％，以及以甲方名义担任安徽和嘉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或收益，其他未列公司甲方隐名投资或风险债务，双方确定，离婚后前述安徽君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芜湖市君泰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两公司股权、收益及风险承担，安徽和嘉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或收益，其他未列名公司甲方隐名投资或风险债务等，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与乙方无关。5、除上述或提及财产外，双方无其他财产，无其他债权或债务；双方已有的各自占有的物品归各自所有。五、经济补偿：1、双方同意，甲方一次性存入乙方指定账户440万元，离婚登记前，属于共同财产，由双方共管，离婚登记后，归乙方所有，由乙方支配使用。2、甲方每年按月支付乙方生活费15万元，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甲方在世生存期间。”在（2015）包民一初字第04936号郭某诉熊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根据庭审中的举证及质证，查明：2014年7月，熊某（甲方）与郭某（乙方）签订《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载明：“甲乙双方于2010年10月19日签署离婚协议，并于2010年10月19日完成了离婚登记，现经双方协商，双方同意对该离婚协议第四条共同财产的处理之第2条进行以下变更，安徽省合肥市宣城路98号怡景花园西区B幢33号住宅用房，现登记在乙方名下。以乙方名义购买的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87号金鼎广场27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92－2701、20092－2702、20092－2703、20092－2704、20092－2705、20092－2706、20092－2707、20092－2708、20092－2709、20092－2710、20092－2711合计12套办公用房。以上1套住宅房、12套办公用房合计13套房屋，双方确认归乙方所有。有关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87号金鼎广场27层合计12套办公用房虽归乙方所有，但基于甲方刚装修办公，因此甲方享有自离婚登记日起10年的免费使用权，但该处12套办公用房按揭余款和相应发生的银行按揭利息均由甲方无偿支付。有关安徽省合肥市宣城路98号怡景花园西区B幢33号住宅用房虽归乙方所有，但基于甲方目前还需要居住一段时间，因此甲方享有自离婚登记日期起3年免费使用权，但该住宅用房按揭余款和相应发生的银行按揭利息均由甲方无偿支付。上述条款的变更不影响离婚协议中任何其它条款的履行或执行，也没有向甲方或乙方附加任何其它权利或义务，任何一方不得以本条款的变更为理由增加或减少离婚协议中的任何权利或义务”。郭某于2014年7月27日在协议上签名确认，熊某于2014年7月28日在协议上签名确认。熊其枫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上书面作出声明：“本人熊其枫知晓本补充协议中所指的《离婚协议》对本人权利的设置，现本人明确拒绝该项权利的设置。本人并同意本补充协议的规定。熊其枫2014.7.27”。根据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离婚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的440万元熊某已向郭某支付，双方离婚后至2014年9月份之前，熊某按每月20万元支付了熊其枫抚养费和郭某的生活费，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间熊某每月向郭某支付了6万元，共计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0年10月19日离婚时熊某与郭某签订《离婚协议书》中第五条第2款中约定由熊某每年按月支付郭某生活费15万元，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甲方在世生存期间的条款是否应当解除，对于双方争议的问题应当从该条款形成的实际原因及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等方面综合分析。一、涉案条款形成的实际原因。郭某辩称双方作出该约定的原因系离婚时未要求分割熊某投资在芜湖市房地产项目中的收益，故熊某同意向郭某支付每月15万元的生活费，该生活费具有财产补偿的性质，对此，该院认为，郭某的辩解并不能成立。首先，夫妻财产分割和给付生活费的概念和性质均存在明显的区别，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从熊某与郭某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而言，不应当存在对有关的内容混淆或误解的情形；其次，从离婚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就离婚问题、子女抚养问题、共同财产处理、经济补偿等问题均分别作出约定，内容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夫妻财产处理和生活费的给付问题存在于离婚协议的不同部分，二者不具有明显的联系；再次，从双方实际获得的财产价值衡量，在离婚时和离婚后郭某于2010年10月19日通过《离婚协议书》和2014年7月《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实际分得了14处住宅及商业用房，并得到熊某一次性支付的440万元，熊某则分得商业用房11处和安徽君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芜湖市君泰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两公司股权、收益及风险承担，安徽和嘉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或收益，其他未列名公司甲方隐名投资或风险债务等，难以认定双方分得财产价值存在显著的差异的情形；最后，从双方分割夫妻财产的过程来看，实际上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及2010年10月19日和2014年7月两次协议过程，应当认定双方均明确了解协议的内容及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综上，对郭某辩称双方作出该约定系离婚时未要求分割熊某投资在芜湖市房地产项目中的收益而给予的财产补偿的解释不予采信。根据庭审中查明的双方离婚原因和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该院认为，双方之间之所以存在以上关于生活费的约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熊某与郭某在离婚时由于双方考虑到导致离婚双方的过错、双方经济地位差异、双方今后收入的预期等因素，由熊某自愿提供给郭某一种生活上的保障，是熊某单方自愿的给付行为，而非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具有等价有偿性质的义务。二、熊某要求解除涉案条款关于支付郭某每月15万元生活费的约定是否具有正当理由。首先，该条款关于给付生活费的约定并非是基于法律规定。一般而言，夫妻双方离婚后，双方不再有相互扶助的法律义务，我国婚姻法虽有“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的规定，但该规定仅适用于一方生活困难的情形。就本案而言，从郭某离婚后的财产状况看，郭某明显不属于生活困难的情形，因此，从法律上并无强制性的规定要求熊某承担对郭某的经济帮助义务。其次，该条款关于生活费的约定实际上对熊某造成较严重的经济负担，导致熊某继续履行该条款显失公平。双方约定熊某每年按月支付郭某生活费15万元且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熊某在世生存期间，不但数额畸高，远远超出郭某的正常生活需要，而且约定了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熊某在世生存期间这一明显不符合实际的期限。导致双方之间产生纠纷的原因在于双方在签订该条款时，均过于乐观地估计熊某在离婚后的收入情况，尽管在离婚时，熊某因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加之当时市场良好，支付郭某每月15万元的生活费尚能承受，但根据市场客观规律，无论何种行业均存在一定市场起伏，双方约定给付这一数额畸高且支付期限过长的生活费时，显然未能考虑到无法控制的市场因素变动带来熊某履行能力的不足。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熊某提供的如企业财务报表、银行催款函、民事起诉状、解除合同协议书、征信报告等证据也反映出当前熊某的经营企业经营情况恶化的客观事实，因此，熊某在离婚后正常支付约四年的生活费后，因其经营企业的经济情况恶化，已无法继续向郭某支付这一畸高的生活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因此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双方在签订该条款未充分考虑到离婚后由于市场等客观因素对熊某收入情况的不利影响，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求熊某继续支付每月15万元的生活费实际上已超出其支付能力，继续履行有失公平。因此，熊某要求解除该条款的约定，其理由符合法律的规定。另外，涉案条款的约定也有违于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我国的法律原则和社会道德均提倡公民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收入满足自身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对于不劳而获的思想和行为无论是在法律上和社会道德上均给予了否定的评价。从熊某和郭某对夫妻财产的分配来看，郭某实际分得多达14套的房产及440万的现金，足以保障其在离婚后有较好的生活条件，郭某亦应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如果要求熊某在离婚后继续给付每月15万元畸高生活费且期限长达熊某在世生存期间，实际上导致郭某无需通过自身劳动即取得了较为优越生活条件，明显与我国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相悖，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价值观，不应予以支持和鼓励。综上，涉案的“熊某每年按月支付郭某生活费人民币15万元且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熊某在世生存期间”的约定实际因熊某经济收入情况的变化已导致无法履行，继续履行不但对熊某显失公平，也有违我国民法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对于熊某现要求解除该条款的请求，该院认为，熊某的诉讼请求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其他应当解除合同的情形，应当予以支持。鉴于熊某行使的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应当于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因未查明熊某在本案起诉之前曾向郭某主张解除该条款，故解除该条款的起始时间应当为本案中郭某收到诉讼材料的2015年12月31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自2015年12月31日起，解除熊某与郭某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甲方（熊某）每年按月支付乙方（郭某）生活费人民币15万元，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甲方在世生存期间”的条款。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熊某负担。二审中，郭某提供一份阜阳君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该公司开发建设的皇家花园小区房产出售情况，证明熊某实际控制阜阳君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开发的房产正在出售，熊某具有支付能力。熊某质证认为，熊某并非阜阳君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阜阳君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也存在大量的借款没有偿还，熊某并没有支付能力。经审查，郭某二审提交的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经对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诉辩意见的综合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熊某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其与郭某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甲方（熊某）每年按月支付乙方（郭某）生活费15万元，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甲方在世生存期间”的条款。2010年10月19日《离婚协议书》主要有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子抚养、探视权、共同财产处理、经济补偿五部分，案涉条款位于第五部分经济补偿项下第二款，独立于共同财产处理部分，且双方于2014年7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共同财产进行了部分更改，亦未涉及本案条款，故郭某上诉称案涉条款具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属性，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主张并无不当。案涉《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熊某每年按月支付郭某生活费人民币15万元，期限自离婚登记之日起至甲方在世生存期间”，该条款明确载明该15万元系每月的生活费，即熊某基于多年夫妻感情，为保障离婚后郭某有好的生活条件，单方自愿给予郭某的物质帮助，并非因郭某离婚时经济生活困难，法律规定的帮助义务。该条款约定熊某在其生存期间每月给付郭某15万元生活费，系熊某主观上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收入水平，未考虑到该给付义务直至其去世止这一畸长期间中，其经营公司存在多方风险，可能出现其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形。现熊某企业经济状况恶化，又无其他较高固定经济来源，难以继续履行该支付生活费的约定，在郭某以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足够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再强制熊某继续每月支付郭某15万元生活费显失公平。故一审法院根据熊某提供的企业财务报表、银行催款函、民事起诉状、解除合同协议书、征信报告等证据认定熊某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支持熊某要求解除案涉条款的请求并无不当。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需要上级法院审核问题，系人民法院为准确适用法律内部报批流程，对外不产生效力，本案审判程序并不违法。综上所述，郭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虹审 判 员  刘松柏代理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