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176号原告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永安路273号。法定代表人郭华显，永安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彭子军，襄阳市襄城区王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219号。法定代表人秦军，市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邱保民，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永安公司与被告市政府因电焊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永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子军、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保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3年，原湖北襄樊市海襄物资公司（下称海襄公司）的业务经理任齐全与原告订立一份电焊条购货合同，海襄公司收货后无款支付。1994年3月5日海襄公司向原告出具一张欠条，写道：“今欠到郭华显货款壹佰叁拾叁万元（133万元整）”，该欠条加盖有海襄公司公章和经理李官文的签名。其后原告持欠条多次到襄阳市向海襄公司索要欠款无果。1995年至1996年，原告又多次到海襄公司索要，该公司已退掉所租办公场地，找不到海襄公司办公场所，也找不到李官文本人。1995年至1999年又多次找到经办人任齐全追偿欠款，任齐全说道：“我只有购进货的权力，无付款权力，公司已关门了，经理李官文躲债不知在什么地方，找我也没办法解决。”1996年至1999年在襄阳市追欠款时遇见襄樊市另一个追欠款人邓双成也在向海襄公司追偿欠款，原告便委托邓双成一并向海襄公司追偿欠款。其后邓双成告知他无法追回欠款，已将海襄公司所欠众多欠款一事，向党中央、国务院举报，中央有关部门责令湖北省公安厅处理，2005年原襄樊市公安局尚在侦办此案过程中，并对海襄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官文处理。原告当时并不知海襄公司是襄阳市政府开办，该欠款无法追回，故将133万元欠条转让孙君清偿。其后，孙君向襄樊市工商局查询得知海襄公司于1999年8月17日由其开办单位襄樊市政府驻海口办事处（下称海口办事处）已向工商机关申请注销，而且，在注销申请中承诺道：“海襄公司的债务由海口办事处承担”，该公司注销至今未向社会公布依法清算。海口办事处是襄樊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依法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主体资格，海口办事处的债务依法应由襄阳市政府承担。孙君为此于2011年向襄阳市中级法院起诉主张债权。2011年至2014年12月，襄阳市中级法院对该案指定襄阳高新区法院一审，襄阳市中级法院二审，湖北省高级法院再审，均驳回孙君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湖北省高级法院在其〔2014〕鄂民申字第0130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该债权人非系郭华显，而是买卖合同的签订人永安公司。因现有证据表明永安公司系集体所有性质，故永安公司作为债权人对海襄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并不以郭华显系其法定代表人而当然的转由郭华显享有……。孙君主张的债权由郭华显转让，不能证明郭华显从永安公司取得的债权具有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孙君所主张的转让债权不能成立，”故驳回孙君的诉讼请求。根据湖北省高级法院裁定认定的：“该债权当属永安公司所有”。原告基于湖北省高级法院最终认定和原襄樊市政府办公室《襄政办函（1989）6号文》及海口办事处1999年8月27日向工商部门注销海襄公司的申请，根据《公司法》、《民诉法》等相关规定，为维护其合法权利，特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偿还拖欠原告货款133万元及利息（以法院判决核算为准）；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被告辩称，原告举出的欠条不真实，不能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33万元。即使原告能够证实欠款属实，其债权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原、被告双方对下列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1、孙君（男，196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刘集镇孙庄寺寨上59号，公民身份号码：41293019660322711X）于2011年8月对襄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诉讼。所列第三人为郭华显（男，194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滨河路20号，公民身份号码：412931194607150794）。2013年7月16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2011）鄂襄新民初字第0098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判决。该判决书自第1页第22行起的内容为:原告孙君与被告市政府债权转让纠纷一案，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6日裁定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1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2月1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刚、彭子军，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邱保民到庭参加诉讼。2011年12月20日，市政府申请对笔迹和印章真伪进行鉴定。2011年12月27日，本院经市政府申请，追加郭华显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2年3月14日，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2年6月2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2）鉴字第075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2年7月23日，市政府补充鉴定材料后申请补充鉴定，2012年12月6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2）鉴字第19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对第三人郭华显多次送达无果后，于2013年1月26日通过人民法院报向其送达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期间，刘刚终止了对原告孙君的代理。2013年5月2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君的委托代理人彭子军，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邱保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郭华显经本院多次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重庆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史励以原告孙君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了第二次开庭，但经核实，史励出具的委托书不能证明系原告孙君本人签名并授权。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君诉称，1994年初，原湖北省襄樊市海襄物资公司（下称海襄公司）在原债权人郭华显处购货价值133万元，1994年3月5日，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郭华显货款壹佰叁拾叁万元（1330000元正），该欠条加盖了海襄公司的公章和经手人李官文的签名。之后债权人多次到海襄公司追讨欠款，不仅无果而且将债权人及其追款人打伤，并剁掉追款人手指，其后再也找不到李官文及海襄公司办公场所。之后经多方了解才得知海襄公司于1999年8月17日由其开办单位市政府海口办事处（下称市政府驻海口办）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了该公司。市政府驻海口办系市政府派出机构，依法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和能力，市政府驻海口办的债务应由市政府承担。郭华显因索款无果遂将该133万元债权转移给孙君，孙君也依法向市政府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该欠条没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可随时主张权利。故请求判令市政府支付孙君货款133万元及利息。被告市政府辩称，因海襄公司已注销，公司人员也解散，导致无法核实欠条的真伪性。对于原告诉称的债权人及追款人被打伤一事，据查发生在1994年底，那么郭华显在1994年主张债权被海襄公司拒绝时，就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故孙君受让郭华显转让的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孙君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郭华显未提供陈述意见。原告孙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一、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内容为：1993年12月20日，海襄公司与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南阳永安公司）签订销货合同，约定由南阳永安公司向海襄公司提供20吨铸铁电焊条，货物销售后，除支付部分现款外，余额可串换汽车、废钢。该合同加盖了海襄公司和南阳永安公司的公章，海襄公司的经办人为任齐全，南阳永安公司的经办人为陶琴。1993年12月27日，海襄公司与南阳永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电焊条按50吨为基数，将电焊条价格确定为每吨6万元。串换期限限定为1994年元月10-15日。证明南阳永安公司与海襄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郭华显为南阳永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任齐全为海襄公司签订合同的经办人。市政府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孙君所要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欠条、债权转让协议、说明、债权转让通知书、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各一份。内容为：1994年3月5日，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郭华显货款壹佰叁拾叁万元（1330000元正），该欠条加盖了海襄公司的公章和经手人李官文的签名。2011年2月5日，郭华显向孙君出具一份说明载明：郭华显欠孙君的钱，拿李官文经手的海襄公司欠郭华显的壹佰叁拾叁万元（1330000元）本金和利息抵偿，欠条已经交给孙君，从此，郭华显和孙君互不相欠。2011年6月30日，孙君以郭华显的名义向市政府邮寄债权转移通知书。2011年11月17日，孙君与郭华显又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的内容与郭华显于2011年2月5日出具说明的内容一致。并备注此协议为2011年2月5日与孙君的补充协议。证明海襄公司欠郭华显货款的事实，此后郭华显将该债权转移给了孙君，并履行了通知义务。市政府质证认为由于郭华显未到庭无法核实郭华显转让债权的真实性，再者海襄公司是与南阳永安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怎么会变成欠郭华显货款的不明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由于市政府有异议，且郭华显未出庭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待本院综合其他证据再行认定。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判决书各一份。内容为1999年8月17日，海襄公司的开办单位市政府驻海口办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了海襄公司。2006年4月3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襄中民三终字第447号民事判决认定，市政府驻海口办系市政府派出机构，依法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和能力，市政府海口办事处的债务应由市政府承担。证明海襄公司注销后其债务应由市政府承担。被告市政府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表、欠款利息表各一份，证明市政府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应支付孙君利息计款8134812元。市政府质证对利率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孙君的利息计算方法无法核实，本院对于孙君主张的利息待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再行认定。五、证人任齐全出具书面证言并出庭陈述：其于1992年在海襄公司任业务经理，李官文当时是法定代表人。其于1993年代表海襄公司与南阳永安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的款项是累积的焊条款，海襄公司出具欠条时任齐全在场，欠条上李官文的名字系李官文本人所签。在海襄公司注销后，海襄公司的债权人找过任齐全要款，任齐全说那是公司的债务。任齐全在海襄公司注销后离开了海襄公司，郭华显因找不到原法定代表人李官文，年年找任齐全要款，最后一次是2010年春天、秋天。证明郭华显找任齐全主张过债权，诉讼时效中断。但庭审中原告称是每隔一年找任齐全索款。市政府对证人任齐全陈述的与南阳永安公司签订合同的内容不持异议，但认为任齐全早已离开海襄公司，郭华显向任齐全主张债权是错误的，郭华显并未向被告主张过债权，因此该证言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债权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于证人任齐全的证言，待本院综合其他证据再行认定。在诉讼中，市政府申请对1994年3月5日出具欠条的真伪进行鉴定，鉴定内容为：1、该欠条的内容、签名是否李官文本人书写；2、该欠条上加盖的印鉴是否为海襄公司的印鉴；3、该欠条的书写时间和印鉴的加盖形成时间；4、该欠条书写内容与印签加盖的先后顺序（字压章还是章压字）。本院于2012年3月14日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2年6月2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2）鉴字第075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1994年3月5日的欠条上的书写字迹与供检的李官文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上述检材上落款部位的“海襄公司”印文与该部位的签字笔迹之间是先盖章后写字形成；3、上述检材中落款部位的“海襄公司”印文与供检的1995年4月27号《收到》条上的同名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倾向认定该检材印文与（印鉴式样）上扫描件同名样本印文原件应为同一枚印章所盖；4、鉴于检材书写字迹和印文与样本字迹和样本印文现有条件，不能用理化检测法确定两者形成的时间。2012年7月23日，市政府补充鉴定材料后申请补充鉴定，2012年12月6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2）鉴字第19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标称时间为“1994年3月5日”、经手人为“李官文”的《欠条》上的书写字迹与供检的李官文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上述《欠条》上落款部位加盖的海襄公司印文与同名样本印文应为同一枚印章所盖；3、不能确定上述《欠条》上手写字迹和加盖的海襄公司印文是1994年3月还是1994年形成；4、不能确定上述《欠条》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00年之后；5、不能确定上述《欠条》上加盖的海襄公司印文检材印文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02年至2005年间。原、被告对两份鉴定意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海襄公司由市政府驻海口办出资开办，李官文系海襄公司法定代表人，市政府驻海口办系市政府派出机构。1993年12月20日，海襄公司与南阳永安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南阳永安公司向海襄公司提供20吨铸铁电焊条，货物销售后，除支付部分现款外，余款可串换汽车、废钢。该合同加盖了海襄公司和南阳永安公司的公章，海襄公司的经办人为任齐全，南阳永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郭华显，合同经办人为陶琴。1993年12月27日，海襄公司与南阳永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电焊条按50吨为基数，将电焊条价格确定为每吨6万元。串换期限限定为1994年元月10-15日。1994年3月5日，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郭华显货款壹佰叁拾叁万元（1330000元正），该欠条加盖了海襄公司的公章和经办人李官文的签名。1994年底，郭华显曾经向海襄公司主张过债权，但被海襄公司拒绝并将郭华显派来索款的人打伤。1999年8月17日，市政府驻海口办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了海襄公司。2011年2月5日，郭华显向孙君出具一份说明载明：郭华显欠孙君的钱，拿李官文经手的海襄公司欠郭华显的壹佰叁拾叁万元（1330000元）本金和利息抵偿，欠条已经交给孙君，从此，郭华显和孙君互不相欠。2011年6月30日，孙君以郭华显的名义向市政府邮寄了债权转移通知书。2011年11月17日，孙君与郭华显又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的内容与郭华显于2011年2月5日出具说明的内容一致，并备注此协议为2011年2月5日与孙君的补充协议。此后，孙君向市政府索款未果，因此引起诉讼。另查明，证人任齐全出庭陈述其于1992年在海襄公司任业务经理，李官文当时是法定代表人。其于1993年代表海襄公司与南阳永安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的款项是累积的焊条款，海襄公司出具欠条时任齐全在场，欠条上李官文的名字系李官文本人所签。在海襄公司注销后，海襄公司的债权人找过任齐全要款，任齐全说那是公司的债务。任齐全在海襄公司注销后离开海襄公司。郭华显因找不到原法定代表人李官文，年年找任齐全要款，最后一次是2010年春天、秋天。还查明，孙君未提供南阳永安公司对海襄公司享有的购销合同之债权是如何转移到郭华显名下的证据。在诉讼中，经市政府申请，本院两次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海襄公司于1994年3月5日出具的欠条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欠条上李官文的签名不是李官文本人所签，欠条上加盖的海襄公司公章属实，系先盖公章后写字。以上事实有供货合同、补充协议、欠条、说明、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工商登记材料、判决书、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本院的调查材料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郭华显与海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原告主张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的欠条足以证明该公司欠郭华显货款133万元，该欠条上海襄公司的公章经鉴定属实，且该笔欠款系南阳永安公司对海襄公司享有的购销合同之债权转让而来，并有原海襄公司业务经理任齐全的证言证实。被告认为，欠条有明显瑕疵，所盖海襄公司公章虽属实，但该欠条系先盖章后签字形成，且欠条上李官文的签名不是李官文本人所签，同时，证人任齐全所称欠条是他当场所见李官文本人所签，与鉴定结论相悖，故不能认定海襄公司欠郭华显货款133万元。本院认为，盖有海襄公司公章的欠条虽记载该公司欠郭华显货款133万元，但经鉴定欠条上李官文的签名不是李官文本人所签，欠条落款处系先盖章后写字，且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结论均为异议。故该欠条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内容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同时，证人任齐全的证言中关于其当场所见李官文在欠条上签名的陈述，与鉴定结论相悖，故任齐全的证言也存在可疑而诉讼中，原告也未能提供购销合同的债权人南阳永安公司将债权转让给郭华显的债权转让凭证或通知，故原告仅凭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内容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的欠条以及值得怀疑的单个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南阳永安公司已将购销合同之债权转让给其法定代表人郭华显。同时，南阳永安公司系“有限”公司，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该公司系其法定代表人郭华显的一人公司，故不能认定海襄公司欠郭华显货款133万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海襄公司出具的欠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随时主张债权，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同时郭华显一直在找海襄公司的原业务经理任齐全主张权利，直至2010年，郭华显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后，原告又通知了被告并向被告主张了债权，也不可能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即使欠条属实，那么，虽然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但郭华显在1994年底向海襄公司主张债权时已被海襄公司拒绝，并且其委派的追债人也被打伤，故1994年底郭华显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那么本案诉讼时效应从1994年底开始计算，而自1994年底至海襄公司1999年8月注销前，仅凭一个可疑的证人证言不能证实郭华显曾向海襄公司主张过债权，海襄公司注销后，郭华显即使向任齐全索款，其主张对象错误，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同时，原告也无证据证明郭华显曾向市政府或其驻海口办事处主张过债权，故原告于2011年向市政府主张债权时就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关于原告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与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孙君要求市政府支付货款133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因债权转移事实不清、提供的主要证据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内容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且主张权利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00元，由原告孙君承担。2、宣判后孙君不服，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5日以（2013）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570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判决。该判决书第8页第5行起的内容为：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孙君提供一组新证据：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企业注册资金审验证明书、企业法人组织章程等证明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该组证据载明该公司1992年12月16日申请开办时为集体所有企业，法定代表人郭华显，主管部门河南省南阳地区军队离休干部休养所。被上诉人市政府质证后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从工商登记资料来看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系集体企业，不是郭华显个人所有企业，不能证明企业是否清算，郭华显获得本案债权没有合法依据。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南阳永安建筑公司对本案诉争债权给郭华显是认可的，以及不能排除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就不会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债权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孙君因债权转移取得本案债权凭证，即1994年3月5日的欠条，其主张权利的基础是郭华显与海襄公司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孙君为此提供主要证据：南阳永安建材公司与海襄公司的合同、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的欠条及证人任齐全的证言。民事诉讼当事人为证实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应当与案件事实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内容真实。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上加盖的公司公章和李官文签字，经鉴定公章虽属实，但李官文签名不属实，与孙君提供证人任齐全所做欠条上李官文签名系其亲眼所见的证言相矛盾，故对该欠条的形式、来源合法性、证明内容真实性存疑，而孙君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印证海襄公司与郭华显存在133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孙君提供的南阳永安建材公司与海襄公司的合同，只能证明两个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并不能与133万元欠条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郭华显与海襄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孙君二审提供证据证明南阳永安建材公司为集体所有企业，郭华显系法定代表人。南阳永安建材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及本案债权是否认可转移给郭华显主张，上诉人孙君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故上诉人孙君向海襄公司主张133万元债权，因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孙君上诉还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孙君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欠条虽未约定还款时间，但在1994年郭华显向海襄公司主张债权，海襄公司明确拒绝，双方为此发生争执，郭华显一方被打伤，此时郭华显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并起算诉讼时效，至本案诉讼，上诉人孙君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郭华显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向海襄公司、市政府及市政府驻海口办事处主张过权利。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孙君主张权利时，本案诉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上诉人孙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3、孙君对二审判决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12月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鄂民申字第01307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裁定。该裁定书第1页第19行起，内容为：孙君申请再审称：原湖北省襄樊市海襄物资公司（以下简称海襄公司）成立于1989年3月2日，由原襄樊市人民政府驻海口办事处开办。1993年12月20日至27日，海襄公司在注册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违法订立100多万元的供货合同，1994年3月5日，海襄公司向债权人出具欠货款133万元的欠条。1999年8月17日，襄阳市政府驻海口办事处申请注销了海襄公司，并在注销申请中承诺：海襄公司的“人员安置和债权债务一概由海口办事处负责承担”。海襄公司既无办公地点和人员，也未公告清算，债权人无法追讨该欠款，迫于生存压力而将债权转让给孙君。孙君以海口办事处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且系襄阳市政府的派出机构，遂以襄阳市政府为债务人提起诉讼。一审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将欠条所涉的签名和盖章送检鉴定，但在提交李官文的签名检材时，没有考虑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场合、不同心情形成的字体差异，仅凭对欠条的文字、印章鉴定而认为欠条有瑕疵否定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不当。本案最基本的事实证据就是李官文能证明欠条和债务的真实性，襄阳市政府以及法院有责任、有义务通知李官文到庭说明债务情况。一、二审法院未尽通知义务，未尽查清事实的职责，明显错误。就现有的证据而论，一、二审认定欠条有“重大瑕疵”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的欠款源于海襄公司与南阳市永安建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郭华显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向海襄公司履行供货义务，海襄公司向郭华显出具欠条并无不当，这点海襄公司也是认可的，郭华显向孙君转让债权有事实依据。孙君于2011年主张权利，并未超法定的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之所以18年后起诉，也有特殊障碍。一、二审判决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一、二审法院在行政权力干预下，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枉法裁判。孙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三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襄阳市政府提交答辩意见称：本案的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楚，孙君诉请债权的主要证据之《欠条》系伪造或者变造的，孙君所举证据不能认定海襄公司签郭华显货款133万元。郭华显取得债权没有合法依据，不能证明永安公司已将购销合同之债权转让给其法定代表人郭华显，也不能证明孙君从郭华显处受让债权合法，故孙君不是本案合法、适格主体。即使本案所涉及的债权真实合法且债权转让有效，孙君诉至法院时亦超过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所谓的债权人已经丧失胜诉权。一、二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个案也体现了司法公正，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孙君再审申请书所谓的“行政干预”、“腐败行为”、“枉法裁判”等等言词，纯属诽谤。孙君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本院认为：孙君主张的债权债务产生于海襄公司与永安公司于1993年12月2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1993年12月27日签订补充协议。孙君提交的海襄公司向郭华显于1994年3月5日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到郭华显货款壹佰叁拾叁万元（1330000元正），该欠条加盖了海襄公司的公章和经手人李官文的签名。该欠条系本案的基本证据，从欠条的内容上分析，其一，债权人系郭华显，而非买卖合同的签订人永安公司。因现有证据表明永安公司系集体所有性质，故永安公司作为债权人对海襄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并不以郭华显系其法定代表人而当然的转由郭华显享有，因此，孙君在向海襄公司主张债权时，还没有证明其取得的债权在转让过程中具有连续性。换言之，孙君除应就本案基本债权由郭华显转让给其提供证据外，还应证明郭华显从永安公司取得债权具有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否则孙君所主张的转让债权不能成立。其二，欠条上有经手人李官文的签名，孙君方的证人任齐全也出庭证实签名系李官文所书，但该证人证言与鉴定结论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关于“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规定，据此，一、二审对任齐全的证人证言未予采信具有法律依据。同样基于鉴定结论的意见，因涉案欠条上的“李官文”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一、二审认定该欠条作为欠款凭证存在重大瑕疵也有事实依据。另就本案的诉讼时效而言，孙君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债权存在若干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直到其提起诉讼之时。即使按照其提供的任齐全的证人证言，也没有对涉案债务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进行证实。孙君作为主张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债权人，对债权产生的法律关系、流转过程、债权的真实性、是否超诉讼时效均负有举证责任，要求李官文出庭作证并非襄阳市政府的义务，更不是一、二审法院的责任。经审查，孙君主张债权所提交的证据无论是在债权来源上，还是在债权凭证的证明力上，抑或是债权的诉讼时效上都还存在不足之处。一、二审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之上对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对法律的使用亦属正确。孙君以“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为由申请再审，因没有陈述具体事实，本案也不存在因审判人员违法、违纪，有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纪律处分决定确认该主张的前提事实，故该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综上，孙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君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1、原告与海襄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2、证据的证明力是与审判人员的心理认可度相关联的。原告所举出的欠条，本来是很有说服力与证明力的证据，因为欠条是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并且具有合同清算结果的性质。一般情况下，审判人员对其认可度较高。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欠条的证明力被否定的情况也不是不存在的。欠条的证明力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客观真实性丧失，其证明力降为零。欠条真实性与否，应以出具欠条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为判断标准。如果欠条是李官文书写，印章又真实，则确定就是当时海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问题。但原告举出的欠条，印章是真实的，而李官文的签名是假的，且是先盖章后书写，这样以来，欠条的真实性即难以确定，是否是原海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确定。因持有盖章的空白纸张的人，可任意书写负债内容与数额。如果持有盖章空白纸的书写人是原海襄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可作进一步论证。谁持有盖章空白纸张？又是谁在空白纸张上书写的欠条内容？原告不能具体提出主张，更无证据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非法持有盖章空白纸张的人非法制造欠条的事实。在存有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审判人员不能形成欠款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任齐全的虚假陈述，审判人员更怀疑欠条的真实性。本来如果有合同履行方面的证据，不论是原告送货还是原海襄公司自提或其他方式运输，结合履行的证据，可以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分析，欠条的真实性可能得到确认。但原告在起诉状中并为提出有关履行方面的事实主张，也未举出证据予以证明，使得欠条存疑且孤单。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欠货款133万元的事实不能确认。3、诉讼时效期间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二十年诉讼时效是最长诉讼时效。权利受到侵害，权利人不知道受到了侵害，也不应当知道，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权利人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连续中断诉讼时效，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能否超过二十年？适用二年诉讼时效的案件，权利人自权利侵害时起的第十八年后至二十年期间才知道的，其诉讼时效如何确定起止时间？如果按照诉讼时效期间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那么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受侵害时起至二年届满时止已超过二十年。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若提起诉讼，应当在二十年内行使权利，超过二十年的不予保护。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则，即当一种原因，甚至是合理原因出现，致使诉讼时效期间超过二十年时，也只能以二十年为准，不能超过二十年。根据此规则，权利人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连续中断诉讼时效，如果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虽然这种连续中断合理有据，也不予保护。这种规则是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的。本案中，永安公司在诉讼时效方面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自1994年12月31日(1994年底原告主张债权被拒绝，因具体时间双方只能精确到1994年底，则以最后一天起算）起至2015年10月21日（交纳诉讼费时间）期间诉讼时效连续中断不能得到证明，二是能够证明。在第一种情形下，因连续中断不能得到证明，就是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在第二种情形下，按照每两年中断一次，诉讼时效已重新起算。如前所述连续中断诉讼时效又重新起算的，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也不能超过二十年。原告永安公司的债权自1994年12月31日起受到侵害至2015年10月21日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二十年，原告同样丧失胜诉权。故在诉讼时效方面，无论原告的连续中断事实是否得到证明，其诉讼请求均得不到支持。最后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可以延长，但应当有特殊情况。原告并未就此方面的事实进行主张，更未进行证明，本院只能认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延长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永安公司在是否存在133万元债权上不能得到证明，就是能得到证明，也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110元，由原告南阳永安建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收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以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给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王忠民人民陪审员  杨柳人民陪审员  陈蓓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书 记 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