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和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624民初102号原告徐道明，男，194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和平县。委托代理人徐艺平，男，198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被告和平县地方公路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曾飞来，站长。委托代理人谢文杰、巫永晴，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优青，男，195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和平县。委托代理人邬建军，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洪，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景泉，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和平县。委托代理人邬建军，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平，男，196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和平县。原告徐道明诉被告和平县地方公路管理站（下称和平公路站）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被告和平公路站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黄优青、黄景泉为本案被告，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道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徐艺平，被告和平公路站委托代理人谢文杰，被告黄优青委托代理人邬建军、唐洪，被告黄景泉委托代理人邬建军、黄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道明诉称，座落在和平县XX镇XX村XX坑茶场及茶叶地的地方是和平县XX镇XX村委会2003年10月11日交给原告管理和使用的场所。原告在和平县XX镇XX村XX坑茶场养殖场地方饲养牧羊，在2013年5月底发现自己所饲养的羊不明不白死了9头，遂向和平县公安局派出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并由和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警察大队将死亡的羊的相关样本送至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检验，中山大学接受委托后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3]毒鉴字第D2013024号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1、山羊心血中检出草甘膦……”，因此，证实原告饲养的山羊是吃了公路两旁喷洒的“草甘膦”农药青草中毒死亡，而公路两旁的青草是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喷洒了“草甘膦”，该事实得到被告的工作人员黄景泉向和平县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的证实。原告经清点先后死亡的羊共计32头，平均每头羊价值1500元（50斤重×30元/斤），造成原告饲养的羊被毒死的经济损失为48000.00元（1500元/头×32头）。另原告支付法医鉴定费7000元及进行法医鉴定的车旅费3000元，法医鉴定费有法医鉴定发票为证。该案一直由和平县公安局派出所立案受理，派出所受理取证后于2014年10月9日向原告发出法律建议书。因此，原告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和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饲养的羊被毒死的经济损失48000元给原告；2、依法判决被告赔偿法医鉴定费7000元及进行法医鉴定的车旅费3000元给原告；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徐道明身份证复印件；2、法律建议书，证明本案不属于刑事立案范围；3、XX村委会XX坑茶场管理使用会议纪要，证明茶干坑茶场由原告管理使用；4、派出所询问笔录；5、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证明死亡的山羊心血中检出草甘膦；6、鉴定发票；7、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的山羊死亡后原告曾向派出所报案及向村委会反映情况；8、证人的书面证言：（1）证人徐星华、徐才明的书面证言：过去公路站都是使用打草机清除杂草，自2013年开始公路站使用除草剂清除杂草；（2）证人徐子顺的书面证言：徐道明放养的山羊经常在村干校至XX村路段吃路边草，2013年5月26日，道路养护工作人员在此路段喷洒除草剂，但未有喷药告示牌，喷药后仍看见有山羊在吃路边的青草；（3）证人徐永庭的书面证言：2013年5月24至26日，道路养护工人在未通知、无告示的情况下使用除草剂清除杂草，路边有羊吃草也未予理睬。被告和平公路站辩称，一、涉案乡道由黄优青承包养护管理，被告和平公路站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即原告错列被告。2013年2月28日，为落实养护管理责任，被告和平公路站与黄优青签订《和平县乡道公路二〇一三年养护承包合同书》和《和平县乡村公路养护人2013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合同约定黄优青承包上陵、下车镇乡道公路养护，包括XX村至XX凹等八条路线，承包期限2013年3月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管养线路的养护工程为总承包，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养护路段及养护工作负具体责任。原告诉称的羊群死亡时间为2013年5月，在黄优青承包养护管理合同期限内，黄优青才是涉案乡道养护管理责任人。2013年5月30日，和平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对黄景泉做调查，黄景泉称XX村乡道是其负责养护。因此，原告起诉和平公路站为被告是错误的，和平公路站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主张其饲养的羊群是吃了公路两旁喷洒的“草甘膦”农药毒草中毒死亡，证据不足。根据中大法医中心[2013]毒鉴字第D2013024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毒物检验报告书》（下称“检验报告”）检验结果，送检的疑毒草中未检出草甘膦，山羊胃、肝脏、肺均未检出草甘膦，仅山羊心血检出草甘膦。同时，该检验报告未对山羊死亡原因分析。既然送检的草都没有检出有草甘膦，原告主张其山羊系吃了喷洒了“草甘膦”农药青草死亡，依据不足。检验报告虽在送检的材料检出山羊心血有草甘膦，但未分析山羊心血草甘膦来源进行分析，是注射还是通过食物，该检验报告无法证实山羊心血的草甘膦来源于食道。同时，原告虽怀疑其山羊吃了XX村公路两旁的草被，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死亡山羊曾经吃了XX村公路两旁的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山羊的死亡原因及其山羊死亡与吃了XX村公路两旁的喷洒了草甘膦的草有因果关系，如若不然则要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三、原告对其饲养的山羊未尽到看护管理责任。据和平县公安局派出所2013年5月30日对原告做的《询问笔录》“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羊死亡的？答：我是六、七天前发现有羊陆续死亡的……问：你的羊有没有进行饲养管理的？答：我平时没有管理的，我就放在山上任由羊自己生活，我也没有喂养的，羊都是自己在山上吃青草长大的。……”乡道两边不能饲养羊，也不是饲养羊的场所，原告平时未对其所饲养的羊进行看护管理，发现其羊死亡也未及时采取措施，原告自身有重大的过错。四、原告主张赔偿其饲养的羊被毒死经济损失48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饲养的羊死亡只数，原告在《询问笔录》称发现死了9条羊，但原告诉称死亡32条，前后相互矛盾，除原告单方陈述外，无提供任何的证据证实，也未对死亡的羊只进行封存，便于查明死亡羊只的数量与原因。原告主张30元/斤，每只羊50斤计算未提供任何的证据，如物价局的价格审批或备案等，原告主张每只羊价值按1500元计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和平公路站依法将涉案XX村的乡道承包给黄优青养护管理，原告错列和平公路站为本案被告，和平公路站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同时，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饲养的羊群吃了XX村乡道两旁的草被及其羊群的死亡与吃XX村乡道两旁青草有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和平公路站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和平县乡道公路二〇一三年养护承包合同书；2、和平县乡村公路养护人2013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证明黄优青已承包上陵、下车镇乡道公路养护，其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养护路段及养护工作负具体责任；3、河源市政府文件，证明乡村公路管理部门将乡村道路的养护，推向市场进行管理体制的事实。被告黄优青、黄景泉辩称，一、被告黄优青与被告黄景泉是叔侄关系，2013年2月28日由黄优青与和平公路站签订《和平县乡道公路二〇一三年养护承包合同书》、《和平县乡村公路养护人2013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约定相关承包乡道公路养护路线。被告黄优青、黄景泉作为XX村乡道的养护管理人员，依法开展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并没有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被告黄优青、黄景泉作为XX村乡道的养护管理责任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保障该公路的安全与畅通。清理公路两旁的杂草属于被告作为公路养护责任人必须实施的工作任务，被告在其养护管理的公路范围内依法开展养护管理工作，不具有侵权性质。而原告饲养羊的范围仅限于XX村委会XX坑茶场，并不包含XX村乡道范围。此外，《公路法》规定，动畜物不得靠近公路两旁15米范围内放养。因此，被告黄优青、黄景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行为。二、被告依法履行工作职责，保障乡道公路的安全与畅通，被告在主观上无任何过错。被告除草目的是为了保障XX村乡道公路的安全与畅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使用草甘膦兑水清除杂草是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除草方式之一，被告采用常用的除草方式清理公路两旁的杂草不存在任何过错。而原告作为专业养殖户，应当对羊的活动范围和所食用的草料进行看护和监管，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对羊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三、原告的羊死亡与被告喷洒草甘膦的行为无因果关系。首先，根据和平县公安局XX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询问时间：2013年5月29日，被询问人：徐道明）第二页第1-2行“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羊死亡？答：我是六、七天前发现有羊陆续死亡的”即原告发现羊死亡的时间在2013年5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期间。而被告在XX村乡道喷洒草甘膦的时间为2013年5月25日上午，原告发现羊死亡的时间早于被告喷洒草甘膦的时间。因此，原告的羊死亡与被告喷洒草甘膦的行为在时间上无关联性。其次，根据和平县公安局XX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询问时间：2013年5月29日，被询问人：徐道明）第二页第8-10行“问：你的羊平时有没有进行饲养管理？答：我平时没有管理的，我就放在山上任由羊自己生活，我也没有喂羊的，羊都是在山上吃青草长大的”，第15-16行“问：你的羊平时都在什么地方活动？答：我放养的羊都是自己到处走，XX坑附近的山都会去…”。原告采用放养的方式饲养羊，羊的活动范围不确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羊曾去过被告喷洒草甘膦的XX村乡道，也不能证明原告的羊食用了被告喷洒草甘膦的杂草。根据天气网（www.tianqi.com)和平县历史天气查询：2013年5月25日至2013年5月28日期间和平县均有降雨，其中25日至26日为大到暴雨，27日为阴转阵雨，28日为多云转阵雨。被告在喷洒草甘膦之前就已经兑水稀释，且喷洒之后便连续降雨，长时间的降雨已将XX村乡道两旁的杂草中残留的草甘膦的毒性稀释殆尽。中大法鉴中心【2013】毒鉴字第D2013024号检验报告书的检验结果“5、疑毒草中未检出草甘膦”，再一次说明了XX村乡道旁的杂草并没有含草甘膦成分，即使原告的羊在XX村乡道两旁食用了杂草，也不可能导致羊死亡。该报告也没有说明原告的羊死亡原因为食用草甘膦致死，由此充分证明了原告的羊死亡与食用了被告喷洒的“草甘膦”没有因果关系。四、原告饲养的羊死亡数量及重量没有客观公正的统计数据，羊肉的价格也没有经物价部门核实确认，鉴定费用及车旅费用明显过高，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58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和平县公安局XX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询问时间：2013年5月29日，被询问人：徐道明）第二页第3-4行“问：现在你的羊一共死了多少只？答：我现在发现的羊死了九条，七条大羊约70斤，两条小羊约30斤”原告自始至终向公安机关陈述羊死亡数量仅有九条，且死亡的羊的重量为“约70斤”与“约30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羊死亡的数量为32头羊，也没有证据证明死亡的羊的准确重量，其起诉要求重量按平均每只50斤计算，价格按30元每斤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鉴定费用和车旅费用明显过高，严重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综上所述，被告无侵权行为和主观过错，原告的羊死亡时间早于被告喷洒草甘膦的时间，且原告不能证明羊死亡与被告喷洒“草甘膦”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恳请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公正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黄优青、被告黄景泉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徐道明在和平县XX镇XX村XX坑茶场养殖场放养山羊。2013年5月底原告发现自己所放养的山羊陆续死亡，遂向和平县公安局XX派出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因原告徐道明怀疑其的羊群是吃了公路两旁喷洒的“草甘膦”农药的青草导致羊群中毒死亡的。和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警察大队于2013年5月30日提取死亡山羊的样本及疑毒草封存送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3]毒鉴字第D2013024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毒物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1、山羊心血中检出草甘膦；2、山羊胃内容物中未检出草甘膦；3、山羊肝脏中未检出草甘膦；4山羊肺中未检出草甘膦；5、疑毒草中未检出草甘膦。另查，2013年2月28日，和平公路站与黄优青签订《和平县乡道公路二〇一三年养护承包合同书》和《和平县乡村公路养护人2013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合同约定黄优青为上陵、下车镇或片区乡道公路养护责任人，养护路线8条（其中包括XX村至金子凹等八条路线），承包期限2013年3月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黄优青承包上陵、下车镇乡道公路养护后，由黄景泉负责对承包后的公路进行施工作业与管理。2013年5月25日上午黄景泉组织了五名工作人员对XX村乡道两旁喷洒了稀释过的“草甘膦”除草剂进行除草作业。2014年10月9日，XX派出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说明：原告羊群死亡案件不具有刑事犯罪条件，属民事侵权纠纷。原告因此于2016年2月15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的山羊死亡与被告喷洒“草甘膦”除草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中大法鉴中心[2013]毒鉴字第D2013024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毒物检验报告书》，虽然载明山羊心血中检出“草甘膦”，但山羊胃内容物、肝脏、肺中及疑毒草均未检出“草甘膦”，且该《检验报告》未对山羊死亡原因进行分析，是否因为山羊心血中含有“草甘膦”而导致山羊死亡的，该鉴定未能说明原告的山羊是因为食用喷洒有“草甘膦”的青草致死的。故原告主张原告山羊死亡与被告在XX村乡道两旁喷洒“草甘膦”除草剂存在因果关系，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另，原告没有及时对其死亡的山羊进行清点及证据保全，致使本院无法查清原告已死亡的山羊的数量及重量，故原告主张山羊死亡的数量、重量及要求赔偿的价值，证据也不充分。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理由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道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原告徐道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春庭审 判 员  钟小波代理审判员  谢庆林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徐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