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4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宋秀仁，该公司行政总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文兴。上诉人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范文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西民初字第1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北京现代朗动时尚型1.6L汽车一台，合同总款人民币117，000元。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购置附加税、新车入户手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全保，精品加装及装饰包含防爆膜、地毯、头枕、方向锁、挡泥板、香水、真皮座椅、室内臭氧消毒，当日原告刷银行卡支付了人民币2，000元。2014年12月28日，原告刷卡支付了购车款人民币85，000元，并选定新车，车架号为LB＊＊＊＊＊＊。2014年12月29日，被告开具发票给原告。2015年1月3日，被告通知原告应于2015年1月4日到深圳市公证处提交公证资料，要求原告当天签订被告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并要求公证完后在限定期限内必须把公证所需的发票原件还回给被告，汽车发票与公证资料要在原告付完余款后才能交给原告。原告于2015年1月31日收到公证处的短信通知，称原告申请的车辆上牌业务符合出证条件，会于近日将公证书邮寄给原告。2015年2月4日，被告4S店业务员打电话沟通车辆上牌事宜，要求原告加多人民币7，000元购买被告的售后包，才能办理上牌手续。原告于2月10日，经再次与被告4S店沟通，交纳了人民币5，000元，并签订了合同增减协议。原告于2015年2月14日到达被告4S店提取了购买车辆，但精品包括的头枕、方向锁被告没有交付。原告认为被告违背其意愿搭售商品，向深圳市市场稽查局进行投诉，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于2015年6月26日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被告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内容。原审认为：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购买被告车辆并支付购车款，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应受我国《合同法》调整。关于购车款，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合同约定车款为人民币117，00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支付购车款人民币117，000元。被告主张因受深圳限牌的情势变更，要求原告增加车价人民币5，000元，并要求被告签订了合同增减通知单。原告诉求撤销合同增减通知单的内容，原告提交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多支付的人民币5，000元购车款并非原告自愿，而是被告利用其销售商的优势地位，利用原告如不多支付其要求的增加的购车款，将无法提取现车。综合本案的证据分析，被告承认要求被告增加车价，确认被告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原告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增加了车价，是属于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利用胁迫手段订立的合约，原告主张撤销该约定，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应当依照《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的人民币117，000元的价格履行合同，原告多支付了人民币5，000元的购车款，其主张被告退还，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被告违反合同自愿性原则强行增加标的物价格，导致原告多支出购车款人民币5，000元，原告主张利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应当从2015年2月10日起，支付人民币5，000元的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得的利息。关于原告主张的真皮座椅、头枕及方向锁，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汽车精品的内容包括真皮座椅、头枕及方向锁，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已向原告交付了上述汽车精品，原告的主张，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求被告因违法加价公开道歉问题，经行政管理部门及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自愿原则，其强行加价利用了其销售优势地位，但其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名誉损失，也未侵犯原告其他与名誉有关的权利，原告诉请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范文兴与被告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合同增减通知单的内容；二、被告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范文兴归还购车款人民币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为准，从2015年2月10日计付至判决确定的支付日期止）；三、被告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范文兴交付真皮座椅、头枕及方向锁；四、驳回原告范文兴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5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负担。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增减通知单生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由于深圳市汽车限牌政策出台的情势变更，与被上诉人达成补充协议即合同增减通知单，符合《合同法》的要求，不存在搭售及附加其他条件情形，也不存在强制、胁迫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情形，属合法经营。一、在认定事实方面，一审法院犯有对事实认定不准和不公的错误。第一，《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深圳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是汽车买卖双方没有预见和无法预见的，它不属不可抗力，也不属于商业风险，应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情势变更”，继续履行原购车合同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后对原销售合同进行补充并签订了补充合同，即《合同增减通知单》，是合法的。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变更未经法院裁定，但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导致合同的“情势变更”是确实存在的。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变更存在程序瑕疵，但不能否定合同变更的内涵是合理的，更不应该裁定上诉人违法。第二，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要求被上诉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搭售，是属于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利用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的认定是错误的。1、上诉人作为汽车经销商，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汽车厂家、还是对客户都处于弱势地位。2、深圳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导致的情势变更，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不情愿的，而非被上诉人单方不情愿。3、被上诉人在整个购车过程中有充分的选择权利，因为汽车不像水电，不是专供产品，深圳同一品牌的汽车经销商就有5、6家，上诉人没有也不可能“利用胁迫手段”。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签订的补充合同--《合同增减通知单》是自愿的，是在深圳汽车限购政策出台这一特定背景下，经过对比选择后的“无奈”的自愿。4、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全面、客观、公正地认定深圳汽车限购政策出台这一“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5、被上诉人所依据的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至今仍未生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也不可能“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变更合同，协商就是谈判，就是相互妥协，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争执是正常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使用胁迫手段逼迫其签订合同，更谈不上损害国家利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范文兴口头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针对市政府2015年8月31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的行政诉讼，一审已经审结，判决驳回了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增减通知单》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深圳市汽车限牌政策出台前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且被上诉人已经按约定支付了首付款，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上牌交车等义务。但上诉人在深圳市汽车限牌政策出台后，要求被上诉人购买搭售礼包方可办理上牌手续。上诉人的该行为明显属于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消费者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增加购车价。双方在此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增减通知单》属于可撤销合同，被上诉人请求撤销该合同，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深圳市政府的限购政策的实行导致发生情势变更，但事实上限牌政策对于其颁布之前已签订的合同不发生影响，除了要求买卖双方办理公证手续之外，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并无任何障碍，故上诉人所称“情势变更”分明是其利用深圳市的限购政策颁布后消费者获取车牌的难度、成本增加这一情形，以不配合办理公证来胁迫被上诉人增加购车价格，是极不诚信的，其行为令人厌恶，本院对此予以谴责。上诉人主张《合同增减通知单》系双方自愿协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大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飞审 判 员  黄国辉代理审判员  付璐奇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书 记 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