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敦民初字第820号原告：滕纯生，住敦化市。委托代理人：李庆海，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敦化市3305厂公交终点站。委托代理人：胡春江，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莎莎，住敦化市。委托代理人：徐毅岩。第三人：王怀胤，住敦化市。委托代理人：王永德，敦化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告滕纯生与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公共公司）、第三人刘莎莎、王怀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滕纯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庆海，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春江、第三人刘莎莎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毅岩、第三人王怀胤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永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滕纯生诉称：2005年3月12日，原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合并之后的公司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即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金隆公司解散。原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并为原告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原告在城市公共公司享有2%的股份，现被告城市公共公司拒绝承认原告享有股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原告滕纯生享有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在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记载，同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辩称：原告在诉状中自认，其在敦化市金隆客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东的身份，按实际投资额在城市公共公司享有股权，经查阅公司财务账目，我公司从未收到原公司股东的实际投资，原告称其出资5万元现金，享有百分之二的股份，我公司未收到其投资款5万元，原告诉称2005年3月12日我方出具股东证明书，该事实陈述有误。经查阅卷宗，该证明是股权证明，并非是股东出资证明书，该证明明确标注：股东在公司持有的股份，以投资股东实际到位股本为准。我公司未收到原告的实际到位的股本，原告陈述为其出具证明用词不当。我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3日，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是吕宝利、王怀新、李太宝，注册资金是50万元，公司自设立以来至今原告从未向公司主张过股东权利，到2011年，原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现任股东王怀胤、刘树权（已故，即第三人刘莎莎父亲），我方对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股权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证明是真实的，该股权内容也未实际履行，且时间已经超过十年之久，我方也不同意原告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该股权证明如果是真实的，也已超过合理的履行期限，且公司的股东已经全部发生变化，现任股东亦不认可原股东作出的股权证明，故无论该证明是否有效，我方都不同意履行，原告的主张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原告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应以其诉请股东出资证明书是否有效为前提条件，有效并实际履行原告才能享有股东资格，原告既要求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又确认股东资格，我方认为两诉不能合并审理。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莎莎述称：同意本案被告的答辩意见，股权属于债权，受二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求。我方收到的诉状是请求法庭确认出资证明有效，我方也不同意两个诉合并审理。第三人王怀胤述称：2013年我方通过股权转让，成为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原告并未入股，原告也没有对公司进行管理，工商部门登记也没有原告，同时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我方认为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金隆公司和城市公共公司是否发生合并的事实，如存在该事实，原金隆公司和城市公共公司合并时对原告的股权如何约定；2.原告已经向公司出资的事实是否成立，如果确已出资，是向哪个公司出资；3.原告的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4.原告在现在的城市公共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2015年4月1日于敦化市工商局调取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一份。证明：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登记档案显示该公司投资者为二人：刘树权25.5万元，占有公司51%的股份，王怀胤是24.5万元，占有公司股49%的股份，这里没有原告的股份。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意见，2011年刘树权和王怀胤受让原股东的股权后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刘树权与王怀胤在工商部门也有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我公司未收到原告的投资款，所以原告不是我公司股东，该证据和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刘树权出资额25.5万元，占公司51%的股份是事实，这些股份是刘树权购买的。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刘树权、王怀胤分别在原股东处转让股权，与原告无关。证据2.2005年5月8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出资5万元，占有被告公司2%的股权。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我公司现任的股东是承受原来股东转让股份，在账目中没有体现出有原告的股份，财务也没有收到这笔钱。该股权证明显示是2005年5月8日，原告的股权证明投资人身份证号显示是第二代身份证号码，而原告本人的第二代身份证是2006年7月15日办理的，时间明显不符，我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对该股权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出资证明形式与同系列案件中另一原告提交的股权证明形式不一致，对于一个公司出具的证明居然不一致，我方有异议，原告的二代身份证是2006年7月15日办理的，股权证明是2005年5月8日，时间不符，其是否实际投资也无法证实。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对该股权证明有异议，现在原告提供的证明与同系列案件中另一原告提供的所谓股权证明是两个版本，日期也不一样，入股的比例也不一致，不符合常理,我方认为该份证据不真实。证据3：敦化市金隆客运公司于2004年2月14日出具的出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自己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缴纳的时间是2004年2月2日以现金方式缴纳。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该出资证明不是被告出具的，是原金隆公司出具的，原告主张在被告处享有股份，应该提交被告出具的出资证明。原告在刚才举证的股权证明中标注，股东在公司（即我方）持有的股份以投资股东实际到位股本为准，原告应该举证证明在被告处实际到位的股本。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对该份出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知道原告出具该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该证据只能显示原告是在金隆公司的出资。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在金隆公司出资过，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2005年3月12日金隆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原告是原金隆公司的股东，刘树权也是股东之一，他也认可了合并一事，金隆公司原股东在城市公共公司所享有的的股份不低于30%。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该证据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关联性，股东会决议第五项约定：公司原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的股份比例不低于30%，而在同系列案件中另案原告高元国自认刘树权是大股东，依高元国提供的证据显示，只其个人就占有我公司20%的股份，依此类推，刘树权在城市公共公司所享有的股份一定会超过20%，那么只高元国和刘树权所享有的股份就超过了30%，该决议书对我方没有法律效力，我公司成立在决议书形成之后。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该份证据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该份证据我方认为不真实，这是原告单方法律行为，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联系。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该证据仅是会议决议，是否得到实际履行我方也不清楚，该证据与原告是否在被告公司享有股权没有关系。证据5.城市公共公司与金隆公司合并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甲方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在合并后拥有70%的股权，乙方金隆公司折价50万元在合并后拥有30%的股权，刘树权现金投入占有10%的股权，合并后原金隆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以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原告在城市公共公司有股权，并应以个人真实身份体现。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该份证据为复印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对该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我方不予质证。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该复印件没有法律效力，如果确是双方合并的合同，原告方应该有该份协议原件。证据6.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合并情况证明书一份。证明：证明原告及刘树权都是合并后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占有被告公司30%的股份及资产，金隆公司的全部资产都投入到被告公司，折合人民币50万元。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体现的是我单位在2005年5月20日出具，但是该证明书没有书写人，证据不合法，我方不认可。我公司注册资本就是50万元，股东也没有原告。如依原告所述，金隆公司出资50万元，占30%股权，和我公司工商档案记载不一致。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出处及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该证据只是一个方案，但是具体没有落实。证据7.金隆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一份、道路运输许可证一份、工商档案6张。证明：金隆客运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实际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高元国，经营范围是市内公共汽车，与城市公共公司合并的时候金隆公司资本就是50万元。原告的股份就在金隆公司之内，合并后到被告公司。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这是不完整的工商档案，金隆公司和被告是否实际合并，资产是否注册到被告名下，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代理人曾问过刘树权，刘树权陈述两个公司没有实际合并，原来金隆公司的股东没有出资，是用原来的车作价50万元。但是车也都是每个人使用的，该退的钱也都退了。现在刘树权已经死亡，代理人对于他生前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也不好确定。第三人刘莎莎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上一组证据就是为了证明金隆公司的股东共出资50万元，占被告方30%的股权，金隆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而被告注册资本也是50万元，就相当于原告没有出资，两个公司合并是刘树权代表决定的。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要说明的问题前后矛盾。对于刘树权生前与被告代理人的谈话内容我方认可。第三人王怀胤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原告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上面只有股东高元国，没有原告，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享有被告公司的股权。对于刘树权生前与被告代理人的谈话内容我方不予认可。被告城市公共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刘莎莎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一册。证明：刘树权是在2011年用现金从吕宝利手中受让的城市公共公司26%的股权，价值人民币13万元，从王怀新手中以13.5万元取得城市公共公司27%的股权。被告从发起到几次变更，股东都没有体现出原告。原告称其已实际出资，但股份并未在被告处体现。刘树权的股权都是受让取得，都是自己出资购买的。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没有意见，刘树权几次变更股权都规避了原告的股权。几次变更都没有通知原告，都是私自变更的。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第三人王怀胤对此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王怀胤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证明：金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高元国在公司成立时出资是20万元，但是在2004年1月13日签订转让协议，分别把自己的20万元转给孙玉军5万元、马金红5万元、滕纯生5万元，高元国只有5万元在金隆公司。原金隆公司登记的股东还有马金红。原告质证称：没有异议，高元国确实转让给我5万元。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第三人刘莎莎对此证无异议。证据2.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注册申请时间为2005年2月28日，发起人是吕宝利，注册资本50万元，初始股东有王怀新（出资14.5万元）、李太宝（出资10万元）、吕宝利（出资22.5万元），公司从成立至今有过四次变更登记，第一次是变更扩大了经营范围，第二次变更是2011年4月22日，刘树权购得了王怀新的13.5万元和吕宝利的13万元成为新的股东，有26.5万元股份，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刘树权，刘树权在2011年4月22日之前并不是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在这之前也没有参与过经营，那个时候在做废品收购，第三次变更是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树权、王怀胤，2015年3月26日第四次变更将经营期限延长。从工商档案看，原告在城市公共公司没有任何股份，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质证称：对该工商档案本身没有意见，但不能用被告自己的工商档案来证明原告方没有股权，我方认为是被告方用工商档案逃避我方应享有的股权。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第三人刘莎莎对此证据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及对证据的分析，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质证无异议，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亦未在指定期限内另案请求确认该证明无效或撤销该证明，故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因能证明原告在金隆公司出资情况，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6，能够证明金隆公司与城市公共公司合并一事，其中证据5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能够与原告所举的其他证据所体现内容相佐证，被告亦无其他证据对该几份证据所记载内容加以反驳，故对该几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对第三人刘莎莎及王怀胤提交的证据，均系在工商部门调取的登记档案，内容客观真实，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采信的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2月，贾忠久、林大鹏、高元国等三人发起设立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高元国出资20万元，贾忠久出资20万元、林大鹏出资10万元，高元国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1月13日，经金隆客运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吸收新股东刘树权、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同时决定高元国将其投资的20万元中的15万元转让给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各5万元，贾忠久、林大鹏自愿撤出公司，并将自己的全部股份共计30万元转让给刘树权，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决定刘树权、高元国、孙玉军、马金红、滕纯生为该公司股东，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刘树权30万元，其余四人各5万元。刘树权为金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9月6日，敦化市金隆客运公司因未申报2004年度企业年检，被敦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另查，2005年3月12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商讨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事宜，决定推选刘树权为合并事宜代理人，同时决定在以下问题得到双方认可时，可以执行合并：“1.为了更好发展公司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2.合并后的公司名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原金隆公司解散。3.原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4.解散后的全部财产及全部业务归公共汽车公司所有。5.公司原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的股份比例不低于30%，两年内公共汽车公司的再次投入由公共汽车公司承担，原金隆公司的股东支付应出资金额的利息并在红利中偿还本金……”刘树权、高元（原）国、滕纯生、孙玉军等在“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名。次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与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现出资购买敦化市市内小公共汽车站，计划投资200万元，乙方现有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权，折合人民币5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双方公司合并经营……甲方以其投入的200万元资金，拥有合并公司的70%的股权，乙方以现有公司的折价50万元人民币，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其中刘树权本人以现金形式投入占10%股份）。合并后的公司将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经营，即原乙方公司解体，原乙方公司全部由合并后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接管。乙方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乙方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时任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宝利与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树权在该合同书上签字，并分别加盖二公司的公章。同年5月8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为原告出具股权证明，证明其在城市公共公司以现金（实物）投资，计人民币5万元整，持有本公司2%的股份。同时注明：股东在公司持有的股份以投资股东实际到位股本为准。5月20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出具“原有股东合并情况证明书”一份，载明“2005年3月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和其他股东是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拥有119台市内公共汽车和线路经营权等其他设施、全部资产投放到新成立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合并经营，其股东投资折合人民币50万元。”再查：据被告城市公共公司工商档案中体现，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为2005年2月28日发起设立，发起人为吕宝利，设立初期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吕宝利（出资25.5万元）、王怀新（出资14.5万元）、李太宝（出资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宝利，后期吕宝利向李太宝转让股份12.5万元，还持有股份13万元。2011年4月，吕宝利将其持有的13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刘树权，王怀新将其持有的14.5万元股份向刘树权转让13.5万元。同时城市公共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选举刘树权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6.5万元，出资比例53%）、王怀新（出资1万元，出资比例2%）、李太宝（出资22.5万元，出资比例45%）,2013年5月21日，刘树权向王怀胤转让股份1万元，李太宝将其全部股份22.5万元转让给王怀胤、王怀新将其全部股份1万元转让给王怀胤，并修订了公司章程。此时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5.5万元，出资比例51%）、王怀胤（出资24.5万元，出资比例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树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树权于2015年5月9日死亡，第三人刘莎莎为刘树权的法定继承人。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其在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资格，故该项权利具有身份权性质，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有关规定。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是其是否对公司进行了出资。根据庭审中原告所举证据显示，2005年3月12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决议，决定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原金隆公司解散。原金隆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次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与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再次对两公司合并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其中明确约定了金隆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金隆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5月20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又出具了证明，载明了金隆公司与城市公共公司合并经营情况，并再次对两公司合并的合同书的有效性进行了确认。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能够认定金隆公司与城市公共公司确已发生合并的事实，原告作为原金隆公司的股东，其按照两公司关于合并事宜的约定应继续为合并后的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况且被告城市公共公司于2005年5月8日为原告出具了股权证明，故应认定原告具有被告城市公共公司的股东资格。被告城市公共公司及第三人刘莎莎、王怀胤对原告未履行出资义务及金隆公司与城市公共公司未发生合并事宜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及第三人仅是依据城市公共公司的工商档案未对两公司合并事宜进行记载，因工商档案所体现的大部分材料均由被告城市公共公司自行提供，只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而在城市公共公司内部，在原告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金隆公司与城市公共公司发生过合并，且原告在合并后的城市公共公司享有股权的情形下，被告及第三人均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现被告及第三人除工商档案以外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反驳原告的主张，故对被告及第三人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在原金隆公司出资额为5万元，且城市公共公司为其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显示原告出资额为5万元，故本院认定原告在被告城市公共公司出资额为5万元，至于其出资额在城市公共公司所占比例问题，因现城市公共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且并不含有原告的股份，故在城市公共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数不尽明确的情况下，无法查明原告出资额在城市公共公司所占的实际比例，故原告可在城市公共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滕纯生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原始出资额为人民币5万元，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将原告滕纯生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用50元，合计150元，由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宫英东审 判 员  李国华代理审判员  包雨辰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高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