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33民终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康（系死者李某甲父亲），男，1965年9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华(系上诉人李元康胞弟)，男，1976年3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男，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友萍（系死者李某甲母亲），女，1968年8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华(系上诉人余友萍丈夫李元康胞弟)，男，1976年3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男，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正江，男，1990年4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莆勇，男，1992年3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春鹏，男，1993年3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男，1986年9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系被上诉人李明胞妹)，女，1992年2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亿超，男，1991年5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毅，男，四川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涛，男，1988年6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毅，男，四川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立琼，女，1995年10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定县。上诉人李元康、余友萍与被上诉人雷正江、莆勇、耿春鹏、李明、石亿超、李涛、陶立琼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泸定县人民法院（2016）川3322民初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9月21日、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元康、余友萍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华、周波，被上诉人雷正江、莆勇、耿春鹏、李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被上诉人石亿超、李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毅、陶立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元康、余友萍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行为性质认定不准，法律适用错误。其理由：原判在认定事实上有两个缺省部分，一是死者酒精摄入量高达七两之多，既有自愿喝酒又有“被劝”的成分，但一审判决忽略了死者被共同饮酒人“劝酒”的事实。该事实有2016年3月9日23时38分至10日2时30分被上诉人李涛的询问笔录佐证；第二个判决缺省的事实是泸定桥头监控录像在2016年3月9日22时21分57秒死者开始实施自杀行为时，现场余强呼救，被上诉人李涛不仅自己不及时施救反而阻挡被上诉人石亿超、陶立琼救人及被上诉人李涛、石亿超放任死者完成全部自杀行为的事实；二是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对死者已“履行了合理劝阻和救助义务”，与案件事实不符。共同饮酒人的责任应当是根据醉酒者身体状况和周边环境的变化而减轻或加重自己的责任。死者大量饮酒后，共同饮酒人在责任上有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6年3月9日酒后8点至9点42分，该期间死者无人看管独自睡在泸定桥广场一个小时零四十二分。当时死者处于比较安全的环境，但处于酒醉失态状况，共同饮酒人有告之其父母亲属的义务。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2时16分至22时21分，该期间共同饮酒人负有使死者脱离危险环境的义务。此时，死者独自趴在飘摇的泸定桥上，酒后随时有失足落水死亡的危险，录像显示共同饮酒人确实有劝阻帮助行为，但使死者脱离危险环境的义务并未完成，也未向有关单位和个人（110或者桥头安保值守人员）求助。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2时21分至22时22分。该节点监控录像显示死者开始实施自杀行为，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李涛不仅自己不及时施救反而阻挡他人施救，李涛、石亿超放任死者完成自杀行为。以上三个时间节点反映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合理劝阻和救助义务的性质认定冲突。共同饮酒人之间有安全救助义务，本案被上诉人怠于甚至拒绝履行义务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雷正江辩称：本人与死者不认识，晚饭后就再未见面，无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莆勇辩称：本人与死者不认识，晚饭后就再未见面，无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耿春鹏辩称：本人与死者不认识，也未与死者喝酒，且有人劝死者少喝酒。晚饭后就再未见面，无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李明辩称：本人与死者不认识，自己喝的是矿泉水，晚饭后一直在KTV，无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石亿超、李涛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是二被上诉人不存在劝酒行为，且死者喝酒的量无法确定，也无证据予以证明；二是被上诉人实施了救助行为均被死者拒绝，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陶立琼辩称：本人与死者不认识，也未参与喝酒，在吃饭的中途就已离开并去了网吧上网，后来也去寻找了死者，本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八被告对李某甲2016年3月9日晚上酒后坠桥落河死亡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二、八被告承担赔偿总额1,200,000元的30%，即300,000元。2016年6月6日，因被告陈某(晗)基本信息不明确、无法查找，二原告向本院申请撤销对被告陈某(晗)的起诉，经审查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庭审中，二原告当庭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一、要求七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357,312元（59,552元/年乘以20年为1,191,040元，再乘以七被告共同承担的30%的责任，即为357,312元）；二、丧葬费25,233元由七被告全部承担。以上两项合计382,545元。一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9日下午6时许，被告李涛电话邀请被告石亿超在泸定后山兴康连锅汤饭店吃饭，当天与石亿超同行的李某甲、李某乙、李明也随其到了兴康连锅汤饭店就餐，被告李涛还邀请了同在泸定红色年代网吧上网的雷正江、莆勇、耿春鹏、陶立琼、彭某某。席间，被告石亿超、陶立琼分别邀请各自的朋友即陈某和薛某前来一同用餐，被告陶立琼、彭某某、李某乙未吃饭也未喝酒，薛某吃了饭未喝酒，四人同时提前离开饭店，离开时李某甲与其他人员继续用餐。本次就餐过程中，被告李涛、莆勇饮用啤酒和少量白酒，被告陈某饮用梅子酒，被告石亿超、雷正江、耿春鹏饮用啤酒，被告李明饮用矿泉水，李某甲饮用白酒，该白酒由李某甲到楼下自取，从原告提交的泸定县公安局泸桥派出所询问笔录（以下简称询问笔录）显示，被告石亿超、李涛均称吃饭时李某甲喝有六、七两左右的白酒。晚约20时许，本次就餐结束，被告耿春鹏、雷正江回到泸定红色年代网吧上网，李涛提议到KTV唱歌，李涛、石亿超、莆勇、李明与陈某（晗）、李某甲一行人便从兴康连锅汤饭店步行至位于泸定桥广场旁边的皇朝KTV，李某甲未进入KTV包间。被告李涛、石亿超先后到泸定桥广场上找李某甲并要求其进入KTV包间，李某甲拒绝后二人返回KTV包间，询问笔录显示被告李涛、石亿超均称当时李某甲睡在泸定桥广场椅子（花台）上。在KTV包间唱歌过程中，被告雷正江应李涛要求到KTV包间送钱后留在包间，被告陶立琼与黄瑶、余强分别应李涛、石亿超邀请到包间，且被告雷正江、陶立琼与余强到包间后均未见过李某甲。在KTV期间，余强与李某甲及其父母通过电话后，与被告李涛、石亿超等人开始寻找李某甲。从原告提交的事发当天泸定桥面监控录像显示，2016年3月9日晚21时42分，李某甲独自走上泸定桥，坐于桥中间段边缘，手扶铁链，22时04分，余强上桥找到李某甲，劝阻李某甲离开未果，余强于22时09分离开，22时16分余强再次与被告石亿超上桥找到李某甲并进行劝阻，当时李某甲躺在泸定桥中间段桥边，22时17分被告陶立琼、李涛上桥，四人一起劝阻李某甲，陶立琼于22时19分返回泸定桥广场方向桥头，手上拿着李某甲的外套，其余三人继续劝阻李某甲并试图将其拉走，22时21分01秒陶立琼返回桥上，22时21分36秒陶立琼、石亿超、李涛因劝阻无效开始返回泸定桥广场方向桥头，余强留在李某甲身边继续劝阻，在陶立琼、石亿超、李涛返回桥头途中即22时21分57秒李某甲翻出桥边铁链，身体悬于空中，余强用手将其拉住，在被告李涛、陶立琼、石亿超返回准备帮助施救的途中，李某甲于22时22分16秒掉入泸定桥下大渡河中。李某甲落水后，余强打电话报警，警察于22时29分到达泸定桥上。2016年3月28日，李某甲遗体被找到，未进行尸检，同日在石棉县殡仪馆火化，火化证上载明：死亡原因系溺水，泸定县公安局冷碛派出所开具李某甲死亡证明。另查明：1、原告李元康、余友萍系李某甲父母，二原告共生育2个子女，长女李丽霞，次子李某甲。2、李某甲（曾用名李涛、李渊），男，出生于1989年12月27日，四川泸定县人，身份证号码5133222198912273014，生前系农村居民户口，未婚，无子女。3、被告石亿超、李涛与死者李某甲系朋友关系，被告石亿超与被告李明系同学关系，被告李涛、耿春鹏、雷正江系合伙人，共同经营裕新网吧，被告莆勇、陶立琼系裕新网吧员工。4、从监控录像、询问笔录显示，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与余强均上桥对李某甲进行了劝阻，并试图将其带离桥面，但李某甲表现出了反抗挣扎的不顺从行为，劝阻无效后，李某甲自行翻越泸定桥边铁链掉入桥下的大渡河中，对此原告在诉状及庭审中均表示认可，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李某甲系自杀。认定上述事实，有如下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予以佐证：二原告及李某甲户口薄复印件、死亡证明、火化证、泸定县泸桥镇派出所询问笔录、2016年3月9日泸定桥桥面监控录像。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次子即死者李某甲与七被告一起吃饭，并与被告李涛、石亿超、耿春鹏、雷正江、莆勇五名被告共同饮酒的事实清楚。（一）关于共同饮酒人在与李某甲饮酒过程中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的问题。共同饮酒人应当根据客观情况对其他饮酒人承担特别的注意义务，但该特别义务应指饮酒人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危害，且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其他聚餐人对饮酒人的照顾义务，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应以是否尽到普通人的合理注意为标准。本案现有证据表明，李某甲在用餐时系自行要求饮用白酒且由其自己到楼下自取，用餐过程中七被告对李某甲没有劝酒、斗酒行为，餐后李某甲随石亿超等人步行至泸定桥广场处，虽然原告提出“被告李涛、石亿超在询问笔录中均称在广场上找到李某甲时其睡在椅子（石台）上，说明李某甲已经醉了”，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甲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以及餐后出现了意识不清、身体失控、情绪异常等面临人身安全的状况。本案中，吃饭地点兴康连锅汤饭店位于泸定县城区，晚上8时许餐毕来到位于城中心、人流较大的泸定桥广场，从聚餐地点、聚餐时间、聚餐人员范围上均不存在危险性，且席间被告石亿超等人也对李某甲饮酒予以适当提醒和劝诫，要求李某甲少喝或改喝啤酒，餐后李某甲未进入KTV包间独自在泸定桥广场上，被告李涛、石亿超均到广场上寻找过李某甲，要求其进入包间，李某甲均予以拒绝，因此可以认定共同饮酒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二）关于共同饮酒与李某甲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李某甲系自行翻越泸定桥铁链后跳河自杀，但原告主张李某甲跳河自杀系李某甲与被告共同饮酒醉酒后引起的，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李某甲的遗体未进行司法鉴定，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用餐时其他人存在相互劝酒或其他刺激及加害行为，以及李某甲餐后处于醉酒状态并出现了意识不清、身体失控的情形，故法院无法认定李某甲跳河自杀行为和共同饮酒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庭审中，七被告提出“根据询问笔录中黄瑶的口供可以认定李某甲自杀的原因系感情问题”的辩解意见，黄瑶的询问笔录只能证实李某甲与黄瑶之间可能存在感情问题，不足以证明李某甲自杀的原因就是情感问题，故对被告提出的该异议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对李某甲落河死亡是否具有主观放任性的问题。原告以“李某甲即将落河和余强高喊求助的时候，李涛、石亿超、陶立琼有足够的帮助施救时间而无动于衷导致李某甲落河死亡，具有主观上的放任性”为由，主张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承担30%责任的部分责任，桥面监控录像显示，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与余强四人上桥后均对李某甲进行了劝阻，并试图将其带离桥面，但李某甲并未听从，而是予以反抗，原告在诉状和庭审中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已经积极履行了劝阻和救助义务，在三人劝阻无效开始返回桥头的途中，李某甲翻越铁链跳下桥的行为事发突然，被告李涛、陶立琼、石亿超对此无法预见，故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对李某甲落河死亡不具有主观放任性。庭审中，原告提出“李涛有两次阻拦陶立琼和石亿超返回协助余强救助李某甲的行为”，对此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涛具有阻止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出“被告李涛脱下李某甲外套导致落水后浮力减小在水中泡了十多天”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七被告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死者李某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饮酒对身体有害或可能导致思维不清楚的后果，更应该对自身生命安全健康负有注意义务。李某甲主动饮酒并自行翻越泸定桥铁链跳河的行为系其自己的选择，其死亡的直接原因系跳河自杀溺水死亡，共同饮酒人即被告李涛、石亿超、雷正江、耿春鹏、莆勇在与李某甲共同饮酒过程中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被告李涛、石亿超、陶立琼在桥面上积极履行了合理的劝阻和救助义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甲跳河自杀行为与共同饮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原告和七被告对李某甲饮酒及其跳河自杀的行为主观上均不存在过错，客观上亦不具有违法性，故李某甲的酒后跳河自杀行为属于意外事件，七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要求二原告独自承担这一损害后果，有失公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公平原则，由与李某甲共同饮酒的被告石亿超、李涛、耿春鹏、莆勇、雷正江对二原告进行适当补偿为宜，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聚餐组织者即被告李涛补偿二原告损失10,000元，带领李某甲参加聚餐人即被告石亿超补偿二原告损失6000元，其余共同饮酒人被告耿春鹏、雷正江、莆勇各补偿二原告损失3000元，被告陶立琼、李明未饮酒，不承担补偿责任，原告请求的数额超出五被告负担补偿合计数额的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补偿原告李元康、余友萍损失10,000元；、被告石亿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补偿原告李元康、余友萍损失6000元；、被告耿春鹏、莆勇、雷正江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各补偿原告李元康、余友萍损失3000元；驳回原告李元康、余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95元，由原告李元康、余友萍承担2245元，由被告李涛承担100元，由被告石亿超承担60元，由被告雷正江、耿春鹏、莆勇各承担30元。在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从上诉人提交的监控录像显示，从李雨健在桥上行走的姿势看，无法辨别此时的李雨健是否处于醉酒或是清醒的状态。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对李雨健当晚喝了六、七两白酒且有相互敬酒的事实，导致死者处于醉酒状态，无人照顾和看护以及被上诉人李涛阻止石亿超和陶立琼前去施救，任由死者完成了自杀行为的事实认定不清，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未对李雨健饮酒的量进行确认并不能推定李雨健在自杀前处于醉酒状态，而本案在案证据所显示的李雨健上桥行走的姿势亦无法辨别其是否处于醉酒状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与李雨健在吃饭过程中有相互敬酒的事实除了上诉人的陈述外，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相反几被上诉人当晚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李雨健自己提出饮白酒，且在饮酒过程中被上诉人有对李雨健进行劝酒的行为。故对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李涛在李雨健自杀前有阻止他人施救的行为，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在李雨健自杀前，被上诉人李涛、石亿超、陶立琼进行了反复劝阻，因李雨健的拒绝接受，导致李涛、石亿超、陶立琼三人放弃了劝阻并离开了现场，从监控录像上看，因案发时桥上无灯光，录像上不能清晰反映出被上诉人李涛有阻止石亿超、陶立琼前去施救的行为。本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能充分证实李雨健在自杀前处于醉酒状态，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上诉人李涛、石亿超、陶立琼在处于自身危险的状态下对李雨健进行了积极劝阻和施救，在被拒绝后离开，被上诉人已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因在案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李涛有阻止施救的事实，对于李雨健的自杀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决被上诉人李涛、石亿超分别一次性补偿上诉人10,000元、6000元，被上诉人耿春鹏、莆勇、雷正江各补偿上诉人3000元，被上诉人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5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段内惠审 判 员  罗 俊代理审判员  赵 丹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郑三奇附相关法律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