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浦行初字第619号原告王珍珍，女，1955年2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任凤，女，住址同前。委托代理人沈建萍，女，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裴光。委托代理人郑亮，男。委托代理人赵名惠，女。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尚福林。委托代理人孙岳童，男。委托代理人曹妍，女。原告王珍珍诉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银监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珍珍的委托代理人沈建萍，被告上海银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郑亮、赵名惠，被告中国银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孙岳童、曹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7月1日上海银监局对原告作出沪银监访复〔2015〕53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理意见)，内容为：对于原告委托任凤来信提交的关于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购买保险产品，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违规转账，信访投诉期间再次擅扣保费的信访事项已办理完毕，现答复如下：一、经查，原告于2008年8月19日在平安人寿购买了主险为“智盈人生”终身年期缴6,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保险产品，《投保单》显示原告提供建行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作为首期和续期缴费的授权转账账户(已退保)。2010年4月1日，原告在平安人寿购买了主险为“智盈人生(810)”终身年期缴5,000元的保险产品，《投保单》显示原告提供建行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作为首期和续期缴费的授权转账账户。2002年7月29日，原告在平安人寿购买了主险为“鸿利”20年缴费期年缴1,160.90元的保险产品，并提供了工行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作为首期及续期缴费的授权转账账户，2009年11月27日，原告通过平安人寿将上述授权转账账户变更为建行，帐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综上，原告在平安保险购买的三份保险产品均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账户作为首期和续期保费的授权转账账户，被告暂未发现非法扣划保费问题。二、被告调阅了原告在建行账户的开户凭证。经查，该账户为社保代发养老金批量开户。三、鉴于原告在投诉期间，建行于2015年4月8日又从其账户扣划保险费情况，被告于2015年5月13日约见建行上海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并要求建行与保险公司联系，暂时先退回2015年4月8日扣划保费。据了解，建行已与原告本人取得联系，在征得原告本人同意的情况下，5月19日已退回本期扣划保费5,000元整。四、鉴于原告反映的保险公司承认保单存在代签名，同时在电话回访中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购买保险的情况，属于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建议原告向保险公司或者保险监管部门反映。五、鉴于原告在《行政处罚申请书》中要求对调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公开，由于信息公开程序有别于本次申请程序，请原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程序另行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被诉处理意见还告知了原告不服的救济途径。原告王珍珍诉称，其于2015年3月23日委托女儿任凤以快递方式向上海银监局书面提出《行政处罚申请书》，反映建行上海市分行违反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违规扣划原告账户，要求上海银监局履行法定职责，给予建行上海市分行行政处罚。2015年4月2日被告上海银监局违反法定程序将原告投诉事项转交涉诉银行自行处理，原告于同年4月8日再次向上海银监局寄送补充材料，同年4月17日上海银监局作出《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并于同年7月1日作出被诉处理意见。原告对处理意见不服于2015年8月9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中国银监会于次日接收信件，原告于同年10月22日才收到《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超过法定复议期限。原告王珍珍在2008年至2015年3月期间在没有跟建行签订任何转账协议的情况下被非法扣划账户8次，共计人民币43,000元，建行上海市分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财产安全，给原告带来了巨大财产损失，被告上海银监局却不经调查、不询问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具体情况，直接将《行政处罚申请书》作为普通信访件转交被投诉人自行处理。2015年4月8日在原告投诉期间，建行上海市分行又一次划扣原告账户，原告再次补充投诉。原告已于2011年5月退保并损失本金8,319.81元，且原告视力不好投保系受误导，被告上海银监局未尽到基本的监管职责，包庇银行违法行为，故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处理意见及被诉复议决定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为证明自己诉称意见的成立，出示《行政处罚申请书》及补充材料、《信访事项受理转送通知书》、《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被诉处理意见、《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邮寄凭证、被诉复议决定及相关邮寄凭证、退保单及病历作为证据。被告上海银监局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八条规定，其具有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2015年3月24日，上海银监局收到原告来信，反映建行上海徐家汇路支行非法扣划其账户资金，要求被告进行行政处罚。上海银监局于2015年3月25日向建行上海市分行下发《协查函》，要求该行提供人身保险投保书、代收保费结算协议等证据材料并说明情况。根据《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规定》(银监发〔2013〕1号)第二十五条第(七)项规定，上海银监局有权将原告投诉事项转送建行上海市分行办理，并将转办情况书面告知原告。同时亦告知原告，若对建行后续处理仍有异议，可再次向上海银监局反映。2015年4月9日，上海银监局收到原告的补充材料，对建行回复内容提出异议，并反映建行上海市分行再次划扣其账户资金，要求被告予以惩处。鉴于原告系再次来信，且提供了新的事实线索，根据《信访条例》和《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规定》，被告向原告寄送了《信访事项受访通知书》，并根据原告反映的新情况进一步调查核实。鉴于原告多次来信表示异议，为切实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被告于2015年5月13日以约谈方式，要求建行上海市分行联系保险公司，暂时退还原告尚存异议的4月扣划的保费，并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经查，建行上海市分行根据原告投保书相关条款授权，以及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和该行内部操作流程，对原告账户扣划保费的行为并不违反监管规定。被告作出被诉处理意见已依法履行了监管职责，程序合法，措施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保监局为证明自己辩称意见的成立，出示了以下证据：1、原告行政处罚申请书及快递截屏，证明被告2015年3月24日收到原告来信，称建行上海徐家汇路支行存在非法转账行为，申请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2、协查函，证明被告于2015年3月25日向建行上海市分行发出协查函，要求其协助调查相关情况并提交证据材料；3、关于王珍珍信访事项的自查报告，证明2015年3月3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报告称，原告购买了相关保险，并向保险公司提供其建行账户作为授权扣款结算账户，同时建行已与保险公司签订了相关代扣协议；4、原告建行账户开户凭证，证明原告2005年2月27日通过社保代发养老金批量开户开立个人账户；5、平安人寿人身保险投保书2份，证明原告2008年、2010年分别在平安人寿购买了2份产品，其提交的2份投保书，均指定原告在建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为投保人结算账户，并授权平安人寿和建行从该账户中划扣各期保费；6、建行静安支行与平安人寿签订的代理收付保险款项结算协议，证明建行静安支行与平安人寿于2006年签订结算协议，建行静安支行获平安人寿委托就其保险费进行代扣；7、建行上海市分行《批量代理业务操作规程(试行)》、《银行保险业务系统操作规程(试行)》，证明建行扣划保费所依据的银行内部制度；8、建行上海市分行与平安人寿签订的《银行保险业务系统使用协议》，证明建行上海市分行与平安人寿于2010年签订协议，建行上海市分行获平安人寿委托就其保险费进行代扣；9、原告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建行分别于2008年8月19日、2009年8月27日、2010年4月1日、2010年8月24日、2011年4月6日、2012年4月10日、2013年4月9日、2014年4月8日共8次扣款保费；10、信访事项转送通知书及挂号信截屏，证明被告2015年4月2日向原告寄送通知书；11、关于行政处罚申请书补充材料及快递截屏，证明被告于2015年4月9日收到原告寄送的补充材料，反映建行于2015年4月再次将原告账户里的资金划至保险公司，并申请被告对建行上海市分行予以惩处；12、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及挂号信截屏，证明2015年4月17日被告向原告寄送了受理通知书；13、补充协查函，证明原告2015年4月20日向建行上海市分行再次发出协查函，要求其说明前期转送处理情况以及2015年4月再次扣划保险费的情况；14、《关于王珍珍信访事项的情况说明》，证明2015年4月3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报告了关于4月2日信访转送事项的办理情况以及再次扣划原告保费的材料及依据；15、《国有银行处约见谈话记录》，证明被告2015年5月13日约谈建行上海市分行相关负责人；16、《信访事项延长办理期限通知书》及挂号信截屏，证明被告2015年5月29日向原告寄送信访事项延长办理期限通知书，告知原告被告将延长办理期限30日；17、《关于我行整改落实有关监管要求的报告》，证明2015年6月1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报告称，已进行相应整改，并向原告退还4月扣划的保费；18、被诉处理意见书及快递截屏，证明被告2015年7月1日制作并寄送了被诉处理意见书，告知原告被告核查结果，建行上海市分行不存在非法转账行为，同时建行已经退还4月扣划的保费；19、上海银监会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依据、适用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七)项、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被告中国银监会辩称：2015年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法规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8月21日向上海银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有关材料。2015年10月12日中国银监会作出驳回复议申请的被诉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以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为受理时间，故中国银监会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银监会为证明自己辩称意见的成立，出示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上海银监局《行政复议答辩书》、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职权依据、程序依据及适用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经质证，原告对两被告的职权依据、法律适用及程序依据均无异议，但认为两被告未依法履行职责；对被告上海银监局出示的证据，认为《协查函》不合法，上海监管局违反法定程序将自己的职责转交给被投诉单位处理；对《关于王珍珍信访事项的自查报告》不予认可，被投诉银行与本案处理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自查报告不可信；对原告的建设银行开户凭证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授权银行划扣账户；对2份投保单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投保单上签名及转账授权栏内容非原告填写；对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的结算协议、使用协议不予认可，认为与原告无关，也未经监管批准或备案；对银行业务操作流程不予认可，认为系银行自行制定无法律效力；对《信访事项转送通知书》、《补充协查函》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违反法定程序；对《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的举报投诉不属于信访事项；对建设银行出具的《关于王珍珍信访事项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认为涉诉银行的情况说明不可信；对原告的账户明细认为证明了银行违规扣划事实存在；对谈话记录和整改落实报告认为不能证明银行没有违规扣划存款的事实；对被诉处理意见书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中国银监会出示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中国银监会于2015年8月10日收到复议申请，应当于8月11日受理，以法规部门8月13日收到时间为受理日期不符合法定程序。对原告的证据，被告上海银监局、中国银监会认为《行政处罚申请书》应以上海银监局2015年3月24日收到的那份内容为准；原告对此亦予以确认。根据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所出示的证据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上海银监局出示的证据客观真实，可以证明其辩称意见的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中国银监会出示的证据亦可以证明其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出示的证据无法证明被诉处理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证据所要证明其诉称意见成立的内容，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对部分事实的一致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3月24日，上海银监局收到原告来信，反映建行上海徐家汇路支行非法扣划其账户资金，要求被告进行行政处罚。上海银监局于2015年3月25日向建行上海市分行下发《协查函》，要求该行协助调查事实情况并报送相关材料，同年3月3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向上海银监局提交了《关于王珍珍信访事项的协查报告》。2015年4月9日，上海银监局收到原告寄送的补充材料，对建行回复内容提出异议，并反映建行上海市分行非法扣划其账户资金，要求上海银监局对该行予以惩处。鉴于申请人系再次来信，且提供了新的事实线索，上海银监局于同年4月17日向原告寄送了书面受理通知书，并于4月20日再次向建行上海市分行下发了《补充协查函》，要求其就前次转送的投诉处理及申请人来信补充反映的扣划等情况予以调查说明，4月3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向上海银监局提交了协查报告及相关材料。经核查，上海银监局未发现建行上海市分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鉴于申请人多次来信表示异议，本着提高金融服务质量考虑，上海银监局于2015年5月13日约谈建行上海市分行相关负责人员，要求其联系太平人寿公司暂时退还原告尚存异议的4月扣划的保费，并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年6月10日，建行上海市分行向上海银监局报告，已根据监管会谈要求整改落实，向原告退还了4月扣划的保费5,000元。2015年7月1日，上海银监局作出被诉处理意见书并送达原告。原告收到后不服，向中国银监会申请复议。2015年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法规部收到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同日予以受理，同年8月21日其向上海银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材料。2015年10月12日中国保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驳回了原告的复议申请，10月22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收到后不服，遂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上海银监局作为中国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具有监督管理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法定职责。中国银监会作为其上级机关具有受理针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王珍珍以寄信方式向被告上海银监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建行上海市分行违规划扣其账户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被告依据《信访条例》以信访程序进行处理确有不妥，鉴于其答复内容回应了原告要求查处银行的申请内容，故仍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范围。经核查，原告来信提及的其于2008年、2010年在平安人寿购买的2份投保书中，在“转账授权”部分均有“授权平安人寿和开户银行从该结算账户中划扣投保人保单所需交付的各期保险费”的约定，并指定申请人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为投保人的结算账户，对转账账户、转账金额、期限、频率均有明确约定，故原告已明确授权平安人寿和建设银行从该账户中扣划各期保费。据此，被诉处理意见基于原告投保书相关条款授权及建设银行与平安人寿的合作协议和该行内部操作流程，认定建设银行对原告账户扣划保费的行为不违反监管规定，并无不当。原告认为银行在扣划保费前应当先与投保人签订转账授权文书，经查，保监发[2014]3号《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第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在销售时通过银行扣划收取保费的，应当就扣划的账户、金额、时间等内容与投保人达成协议，并有独立于投保单等其他单证和资料的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授权书应包括转出账户、每期转账金额、转账期限、转账频率等信息。划款时应向投保人出具保费发票或保费划扣收据。”但一方面，该通知适用于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业务，本案中建设银行并未开展代销保险业务，仅负责保费的转账结算；另一方面，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通知应适用于2014年发文以后的银行代销保险业务，原告投诉的2008年、2010年签订保单时并无应当有独立于投保单以外的自动转账授权书的规定。故对原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认为投诉所涉两份投保单上签名系伪造的问题，因该两份保单均系原告直接与平安人寿签订，建设银行并未开展保险代销业务，故被诉处理意见答复原告该反映事项属于保险公司与其发生的业务往来，建议原告向保险公司或保险监管部门反映，答复内容适当。对于原告反映投诉期间建行上海市分行仍扣划其保费的问题，根据原告投保书的相关约定，扣款授权自投保人办理终止授权而效力终止，原告在投诉期间并未向银行或保险公司办理终止授权手续，故建行上海市分行继续扣划保费并无不当，但上海银监局为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以约见谈话方式要求建行上海市分行退回2015年4月扣划的保费，有利于妥善解决相关争议，并无不妥。根据《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七)项规定，金融消费者反映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纠纷的，如不涉及违法违规经营问题，也可视情况转相关金融机构或银行业协会办理。本案中，上海银监局以《协查函》形式将原告投诉事项转送建行上海市分行，并在转送时告知原告，被诉处理意见系在上海银监局对建行上海市分行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情况说明进行核查的基础上作出，该转办形式不属于程序违法。故被告上海银监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处罚申请书后，已就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其作出的被诉处理意见，并不存在应予撤销的违法情形。中国银监会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予以受理，进行了调查，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复议决定，且依法送达，程序合法。综上，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诉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珍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王珍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澄宇审 判 员  单宇驰人民陪审员  李慧娜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王 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