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2071民初175号原告：谢军，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公民身份号码×××X。委托代理人：李鸿明，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冠，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标明，男，汉族，住广东省郁南县，公民身份号码×××X。被告：冯健泉，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公民身份号码×××X。原告谢军诉被告戴标明、冯健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陶香琴独任审判，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军的委托代理人李鸿明、魏冠及被告戴标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冯健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军诉称：2012年4月，原告与两被告共同出资设立一快递企业，三人对企业享有均等的份额和权利。为了对外运营，三人将该企业挂靠在中山市天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名下，以中山市天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共乐分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共乐分公司）的名义对外运作。2013年5月24日，原告与两被告协商一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在该企业中的份额转让给两被告，两被告应在2013年7月15日前向原告支付转让款70000元，并约定了违约责任。但两被告一直以经济紧张为由，拖延付款。2014年7月，原告再次催促两被告付款，被告冯健泉经筹措向原告支付了5000元，被告戴标明则仍然拒不付款。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1.连带偿还原告欠款65000元；2.连带支付原告违约金（从2013年7月15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12月18日的违约金为36358.53元）。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谢军向本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股权转让协议书》；2.收据；3.天鸿共乐分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4.站点承包合同书。被告戴标明辩称：一、我一开始不认识谢军，是冯健泉拉我和他们一起做快递生意，但原告做了两三个月就不想做了，让我和冯健泉接手，我因为不懂，所以签了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也忘记了这份合同，收到本案起诉状后才记起。签订协议后，谢军从未向我主张过任何权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不能再向我主张。二、《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谢军一直没有与我或冯健泉办理，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等还在谢军手上。三、谢军退伙后，会在外面拉货交给天鸿共乐分公司发货，并且其仍然是天鸿共乐分公司登记的负责人，因此其持有分公司的公账，从总公司收取的款项也由其控制，因此我们三人曾约定，用谢军发货的快递费以及其收取的月结款来冲抵转让款，冯健泉曾跟我说过，转让款已以此方式支付完毕。对于其答辩意见，被告戴标明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被告冯健泉没有到庭应诉，仅于庭前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答辩状，辩称：一、我认同原告陈述的事实，但认为两被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而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二、我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适当调低金额。三、因我与戴标明出现经营上的分歧，导致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对于其答辩意见，被告冯健泉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经审理查明：天鸿共乐分公司是天鸿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登记设立的分公司，登记的负责人是谢军，该分公司实际由谢军、戴标明、冯健泉三人共同出资，合伙承包经营，其中谢军实际出资65000元，占33.3333%的份额。2013年5月24日，谢军与戴标明、冯健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谢军自愿将其占天鸿共乐分公司33.3333%的份额以7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戴标明、冯健泉，戴标明、冯健泉应在2013年7月15日前将上述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谢军（可分多次支付）；如戴标明、冯健泉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谢军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并以月计算复利；如因谢军原因致使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戴标明、冯健泉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谢军应按已支付转让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付款期限届满后，戴标明、冯健泉一直未向谢军支付上述款项。2014年7月18日，在谢军催讨下，冯健泉向其支付了5000元。其后，谢军出具了收据，载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本人一直催促两位先生付款，但两位先生因经济紧张，一直未上述款项。近日，本人又向冯健泉先生及戴标明先生催款，冯健泉先生今日向本人支付款项人民币五千元整”等内容，收据下方同时签有冯健泉和谢军的姓名。后谢军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上述实体权利。另查明：根据谢军提交的天鸿共乐分公司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1月12日，该分公司登记的负责人仍为谢军。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谢军的诉讼请求，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谢军与戴标明、冯健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为对合伙内部份额的转让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谢军主张戴标明、冯健泉未能依约定按时支付转让款，尚欠其65000元的转让款未付，对此戴标明抗辩称原被告三人曾约定，用谢军发货的快递费以及其收取的月结款来冲抵转让款，并且转让款已以此方式支付完毕，但戴标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该项陈述，并且其陈述的结算方式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账支付的方式不同，同时冯健泉也确认了谢军所主张的欠款事实，据此本院对于戴标明的该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并认定戴标明、冯健泉尚欠谢军65000元的转让款。由《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性质来看，其实际上就是对谢军退出合伙体所作的协议，该协议书并未明确戴标明、冯健泉应当对转让款承担何种责任，本院对谢军要求戴标明、冯健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戴标明还提出谢军没有配合办理天鸿共乐分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因为谢军的原因导致没有按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其该点抗辩理由也不予采信。关于谢军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冯健泉认为谢军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希望可以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戴标明、冯健泉迟延履行付款义务，该种义务属于金钱给付义务的范围，在谢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应参照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来确定其损失，据此，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超出了谢军所受损失的30%，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形。根据本案情况，本院决定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标准予以调低，即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以尚欠的转让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点五自2013年7月1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由谢军、冯健泉共同签署的收据可知，谢军于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已向冯健泉主张过权利，故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4年7月18日已中断，并即时重新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上述中断事由对戴标明同样有效，故本院对于戴标明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冯健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说明正当理由，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等权利，由此产生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戴标明、冯健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连带向原告谢军支付转让款65000元及违约金（从2013年7月16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五的标准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8元，减半收取为1164元（原告谢军已预交），由原告谢军负担64元，被告戴标明、冯健泉共同负担11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谢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香琴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洪艺华曾晓敏第8页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