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4民初13号原告唐志超。四川遂宁人，住四川省遂宁市。委托代理人程景奎，系四川启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建博国际广场。法定代表人陈明，该公司经理。诉讼代表人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唐薇，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组长。委托代理人李彬、寇满超，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原告唐志超诉被告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城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程景奎、被告鼎城公司诉讼代表人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彬、寇满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志超诉称：其于2012年6月14日与安顺市商业银行、被告鼎城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原告与安顺市商业银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委托代理协议》，被告与安顺市商业银行签订了《抵押合同》。按照以上合同约定，鼎城公司将其所有的、坐落于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旁8634.42平方米国土使用权作抵押并办理登记后，原告即通过安顺市商业银行发放贷款22400000元，期限6个月，月利率2%，违约金每日0.2%。随后，鼎城公司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于2012年6月28日通过安顺市商业银行向被告发放了22400000元贷款。原告在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后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015年12月16日管理人向原告发出《债权确认通知书》，确认原告的债权为本金22400000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2142933元，全部债权对设定担保的财产享有优先权。原告对本金债权不持异议，但对利息不服，理由是：首先三方合同中对利率有明确约定，管理人擅自以银行利率进行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的规定，都明确了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高于银行，由当事人双方协议，管理人的行为剥夺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其次，在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后，存在不公平现象。如被告向农行的2亿元贷款，其利率就在同期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了20%至30%。在破产裁定下达前，已审结的段吉良、刘国梁等民间借贷出借人被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利率就是按照银行利率的4倍计算，同样得到管理人的确认。还有鼎城公司在2012年12月上旬发生危机后，为支付民工工资、材料款、工程款和确保后期工程建设，包括刘国梁、李国宏、邹朝华、安顺市城投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均向被告出借大量资金，月利率高达1.5%至2.8%，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但作为共益债权，其利息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得到支付。而已经由安顺市中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的“李友正”案，其实际借款只有5000万元，3年里通过调解增加到19700余万元。这些情况对原告都显示公平。第三，原告的债权是有担保的，依据破产法第109条的规定，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取得的全部债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应当得到保护。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依法确认原告享有对被告的利息债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确认，追加确认原告的利息债权6694987元，并调整债权通知书的内容。被告鼎城公司辩称：原告于2014年7月2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44561066元，并提供了《委托贷款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借据》及《他项权证》等材料。管理人经过审查，对原告申报的本金债权22400000元予以确认；因鼎城公司系破产重整企业，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基于最大限度清偿债权人合法债权和公平原则，管理人对所有债权人主张的利息统一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故对原告申报的利息债权22161066元，确认为2142933元。管理人的确认并无不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14日原告唐志超与安顺市商业银行、被告鼎城公司分别签订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委托代理协议》、《抵押合同》。按照以上合同约定，鼎城公司以其所有的、坐落于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旁8634.4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向原告借款22400000元并委托安顺市商业银行发放。鼎城公司办理登记后，原告即通过安顺市商业银行向被告支付贷款22400000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率2%，违约金每日0.2%。鼎城公司于2014年3月5日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于2014年7月2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44561066元（本金22400000元，利息22161066元），管理人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债权确认通知书》，确认原告本金债权为22400000元，利息债权为2142933元。原告对确认的本金债权无异议，但对于管理人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确认其利息不服，认为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计算，并且其他债权人利率计算存在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情况，对其不公平，故诉请按照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进行计算，追加确认其利息债权6694987元，致成本案。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委托代理协议》、《抵押合同》、《承诺书》、《借款借据》、《国有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574号《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确认通知书》；被告管理人提交的《申报债权登记表》、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身份证、管理人向陈明作的“询问笔录”等材料予以证明，经庭审质证，各方均无异议，足以认定。另，原告申请本院将以下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鼎城公司管理人：1、被告向农行黔中支行贷款2亿元实际执行的利率标准；2、法院审结的段吉良、刘国梁等民间借贷出借人的利息确认标准；3、刘国梁、李国宏、安顺市城投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和个人作为共益债权人实际执行的利率标准；4、“李友正”案的利率标准。对于该申请，本院认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固定在案件审理的范围，本案系合同纠纷，应在双方借贷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范围内分配举证责任，原告申请的事项已经超出了审理合同纠纷的范围，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且举证责任法律若无规定，应由法院结合举证可能性、案件事实进行分配，不属于当事人申请的范围，故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管理人确认原、被告之间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是否合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系双方合意达成，对双方具有同等的拘束力；同时，因合同的相对性，第三人也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合同关系加以干涉，乃当然之理。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真实且未违反法律法规，自成立之时具有效力，双方均应严格履行约定的义务。但是，原则只是针对一般情况，遇有特殊情形，则应打破原则而不再适用，这是法律的又一原则，即：有原则就有例外。本案系破产程序启动后，在债权确认时产生的纠纷。于企业破产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首先规定“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可见对于债权人与破产企业以及各债权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应予公平保护，保障各债权在此时能够在同一水平线上，不因其成立的时间或其他条件的不同而在清偿上有所区别。又因破产债权确认仅是一个可能，是否能够得到实现要视破产企业的资产状况；并应考虑对破产企业的保护，在适用重整、和解或清算上，如果存在可能性，应优先考虑通过重整、和解让企业继续生存，而此种情况对于所有债权人来说也是其利益的最大保障。若简单裁定进行清算的，对各债权人并非真正保护。故在特例下，应予考虑调整各债权人与破产企业在先的不同约定，以期债权与企业生存的共同实现。民间借贷的利息本应依法予以保护，但本院在审理鼎城公司破产案件中，发现鼎城公司存在巨额的民间借贷和高利息，且尚有未完成的住房建设，涉及上千户住房购房户的基本居住问题，如按照债权人各自合同约定的利息予以确认和清偿，势必影响住房交付，更会影响民间借贷债权人之间因各自约定利息不一致而导致的确认和清偿比例不公平，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破产法任务背道而驰，于各债权的实现也有害而无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二条“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管理人对所有申报的债权利息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予以计算确认，应属恰当，并有利于债权的真正实现，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原告主张按银行四倍利率计算追加确认原告的利息债权6694987元，并调整债权通知书内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志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665元，由原告唐志超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   虹审判员 黄 光 美审判员 黎 福 伟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