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61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晓彬，女，197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秀，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波，男，198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路，女，199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路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1号1411号。法定代表人：江波。上诉人高晓彬因与被上诉人江波、高路、重庆路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江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7民初字第1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晓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秀,被上诉人高路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江波、路江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晓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高晓彬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高晓彬于2015年6月5日应聘到路江公司上班，后了解到路江公司可帮人代还信用卡债务，于是高晓彬在路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江波的多次要求下达成代为偿还信用卡债务的口头协议后，将六张信用卡交给了江波，江波持有并使用高晓彬的信用卡，且将信用卡透支额度纷纷提高。前期江波按照双方之前约定进行了还款，但几个月后，高晓彬收到银行的催款通知才发现江波并未还款，而是利用高晓彬的信用卡透支不断用于自己和家庭消费及公司业务支出，于是高晓彬要求江波将卡归还，但江波对此置之不理。由于江波恶意私自动用高晓彬信用卡上款项且不归还，已经构成不当得利，故江波应返还不当得利及由此产生的银行手续费、滞纳金、利息，高路、路江公司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江波经一审法院多次合法传唤，本人均未出庭，纯属故意躲避，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撤销。高路辩称：一审判决正确，高晓彬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江波刷过高晓彬的信用卡，高晓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高晓彬的上诉请求。江波、路江公司未作答辩。高晓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江波返还其不当得利76662.96元以及由此产生的银行手续费、滞纳金、利息合计19005.55元，以上共计95668.51元，并要求高路、路江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经审理查明：路江公司系经营遥控飞机模型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销售，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江波系路江公司法定代表人，高路与江波系夫妻关系。高晓彬于2015年6月入职路江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在2015年7月25日至2015年12月21日期间，高晓彬所有的尾号为8782的华夏银行信用卡产生债务本金47559.55元、利息374元、滞纳金104.37元，还款40400.87元；在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12月10日期间，高晓彬所有的尾号为5871的平安银行信用卡产生债务本金46500.08元、利息1295.63元、手续费1354.8元、滞纳金265.99元，还款45625元；在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12月21日期间，高晓彬所有的尾号为5158的交通银行信用卡产生债务本金77339.6元、手续费121.57元、利息784.13元，还款64100元；在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12月16日期间，高晓彬所有的尾号为9757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债务本金152058.46元、手续费1810.44元、利息3544.39元、滞纳金5323.55元，还款94865元；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12月9日期间，高晓彬所有的尾号为2376的中信银行信用卡产生的债务本金108649.62元、手续费786.53元、利息2310.69元，还款110097.78元；2015年7月16日至2016年2月7日期间，高晓彬所有的尾号为2618的农业银行信用卡产生的债务本金为40193.3元、手续费16元、利息759.37元、滞纳金154.09元，还款40549元。本案一审审理中，高晓彬陈述其于2015年6月起陆续将前述六张信用卡交付给江波，前述信用卡债务均是由江波使用该六张信用卡所产生，为证明此主张，高晓彬向一审法院举示了短信记录、录音光盘、银行对账单、路江公司POS机具明细表以及申请了证人吴沁穗、刘霞、龙丹、朱国伟到庭作证。证人吴沁穗陈述其系路江公司股东，占股比例10%，但路江公司从事什么业务其并不清楚，其未亲眼见到江波收取高晓彬的信用卡，但其自己的信用卡是被江波所收取；证人刘霞陈述其知道高晓彬起诉江波一案法庭正在审理中，其他并不清楚；证人龙丹陈述其于2016年1月进入路江公司担任财务，路江公司所从事的具体业务为刷他人信用卡，公司没有实际账务，其没有亲眼看见江波刷高晓彬的信用卡，但看见过刷其他人的信用卡，江波是否持有高晓彬的信用卡其不清楚。证人朱国伟陈述其于2015年9月入职路江公司担任保安，其没有亲眼看见江波刷高晓彬的信用卡，但大概在2016年1月或2月时，江波要求将写有高晓彬名字的三张信用卡由其代交给公司办事员方静（音），由方静转交给高晓彬。江波、高路、路江公司对前述证据质证认为，对短信记录、录音光盘、POS机具明细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由此证明该信用卡债务是江波刷卡产生的，还认为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江波持有高晓彬的信用卡以及使用了高晓彬的信用卡。本案一审庭审中，经法庭询问，高路作为江波的委托代理人陈述称据其了解江波在2015年6月中旬至6月底期间曾持有高晓彬的部分信用卡，但具体是哪些卡其并不清楚，且江波并未使用这些信用卡，系高晓彬入职公司之前已经欠下高额债务，欲利用公司POS机刷卡还债。经一审法院要求高路通知江波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江波本人至今未到庭。另，经法庭询问高晓彬其所诉称的与江波存在的口头协议内容，高晓彬称双方口头协议为江波按时为高晓彬偿还信用卡债务，即利用公司POS过账而不收取高晓彬的手续费。高路称不清楚双方是否存在口头协议及口头协议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高晓彬主张其与江波存在口头协议，其应当向法庭举示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但高晓彬所举示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协议或口头协议的具体内容，对此高晓彬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对该事实依法不予认定。高晓彬主张其将六张银行信用卡陆续交付给江波，由于高晓彬的交付行为是主动的，其应当向法庭举示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明，经审查高晓彬所举示的短信记录及录音光盘，以及证人吴沁穗、龙丹、朱国伟的证言，结合高路作为江波的委托代理人所自认在2015年6月中旬至6月底期间曾持有高晓彬的部分信用卡，但表示具体是哪些卡其并不清楚的陈述。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现依据高晓彬所举示的证据并结合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认定高晓彬曾向江波交付部分银行信用卡的事实存在。但由于高晓彬所举示的前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高晓彬向江波交付的银行信用卡是否即为高晓彬所诉称的农业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的六张银行信用卡，高晓彬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无法径行认定江波曾持有的银行信用卡即为高晓彬所诉称的六张银行信用卡。高晓彬诉称其在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所陆续产生的信用卡债务均是由江波使用信用卡所产生，高晓彬在一审庭审中所举示的证据虽能够证明其信用卡在其此期间所产生的信用卡债务及还款情况，但审查高晓彬所举示的其他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在此期间所产生的信用卡债务均是由江波使用高晓彬信用卡所产生这一事实，且由于信用卡的使用在生活经验上亦存在即使人卡分离也能够通过网络支付等方式进行透支消费的情形，故对于高晓彬的此项主张，因其证据不足，依法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对于高晓彬要求江波、高路、路江公司连带返还不当得利95668.51元的诉讼请求，因高晓彬的主张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晓彬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高晓彬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晓彬既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江波之间存在偿还信用卡债务的口头协议，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诉称的六张信用卡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债务确由江波使用所产生，故一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认定高晓彬举示的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判决驳回高晓彬的诉讼请求，均无不当。因此，高晓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高晓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樊仕琼代理审判员  夏兴芸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