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2民终4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黄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雄，上海市佳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蕾，上海市佳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中铁物京钢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沈建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韩惠虓，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麦欣，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波钢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法定代表人徐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原审第三人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徐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中铁物京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宁波钢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凌公司”）、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二（商）初字第1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宝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雄、王蕾，被上诉人中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惠虓、麦欣，原审第三人钢凌公司及浙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2年7月6日，中铁公司、宝钢公司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期货销售合同》1份，双方约定：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购买规格16＊2000＊10000、材质CCSB、钢厂资源号I2EZH03709的宝钢产造船钢板439.6吨和规格12＊1800＊10000、材质CCSB、钢厂资源号I2EZH03704的宝钢产造船钢板430.682吨，含税单价分别为4，240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4，260元，总货款为3，698，609.32元；同月9日前支付全部货款；交货期为同年10月9日前；仓库为系统仓库，异议标志为可提；吊费自理，交货期、交货数量、价格以钢厂实际交货情况变化而变化，上海交货可延期交货；合同条款为登录www.baosteel-xsy.com或新e捷平台时已阅读并确认同意，并接受东方钢铁发布的网上现货交易规则中的各项细则。2012年7月9日，中铁公司以网上银行方式支付宝钢公司28，005，301.54元，其中3，698，609.32元属上述合同货款。同年10月19日，中铁公司致宝钢公司催交货物函，主要内容为：中铁公司、宝钢公司于2012年7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销售合同和于同月18日签订的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销售合同，中铁公司均已支付全部货款；第一批合同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交货、第二批合同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交货，现交货期已过，宝钢公司至今未能交货；请宝钢公司立即安排提货事宜，在3个工作日内给予满意的书面答复。同日，宝钢公司确认收到该函，并表示将尽快落实给予回复。同年11月14日，宝钢公司致中铁公司联络函，主要内容为：目前由于宝钢罗泾项目停产搬迁，中板生产机组停工左右既定的生产计划全部转至2050机组重新进行排产安排；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订购的钢材产品也受此影响，将延期交货，预计将于同年12月15日前完成生产。2012年12月13日，宝钢公司致中铁公司联络函，主要内容为：目前由于宝钢中板生产机组按照既定计划进行设备检修，将影响产能20天左右；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订的钢材产品也受此影响，将延期交货约1个月左右。同月30日，宝钢公司致中铁公司联络函，主要内容为：由于目前宝钢股份一炼钢分厂发生钢水倾翻事故，需配合安监部门进行事故调查，造成一段时间的停产，引发了铁水供应严重不足，进而导致期货合约交货受到极大影响；中铁公司通过宝钢公司所订资源也受此事故影响，预计将延期1个月交货。2013年2月1日，宝钢公司致中铁公司联络函，主要内容同2012年12月30日的联络函内容一致。同年4月24日，宝钢公司致中铁公司联络函，主要内容为：因设备检修和铁水倾翻事故，厚板产线一直处于半停机状态，故无法正常生产交货；预计将于2013年5月生产完成。同年6月17日，中铁公司致宝钢公司函，主要内容为：关于2012年7月6日、同月18日的销售合同，中铁公司已履行付款义务，而宝钢公司未能履行交货义务，行为已构成违约，造成中铁公司经济损失；从2012年10月起，中铁公司多次向宝钢公司发出催交货物函，但宝钢公司仍未交货，望宝钢公司接函后5日内再次面谈具体解决方案。2014年3月5日，中铁公司以EMS快递方式向宝钢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主要内容为：2012年7月6日、同月18日的计12份期货销售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中铁公司已履行付款义务，但宝钢公司至今未能履行交货义务，致使中铁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中铁公司现提出解除上述期货销售合同，请宝钢公司立即退还上述合同全部相应货款，并赔偿货款利息损失。2014年3月7日，宝钢公司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函。2014年3月14日，宝钢公司回函中铁公司，主要内容为：中铁公司在解除合同通知函中所述与真实不一致，宝钢公司不予认可；解除合同通知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根据实质法律关系，宝钢公司不再接受中铁公司对宝钢公司的任何权利主张或要求。中铁公司遂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编号为XXXXXXXXXX《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期货销售合同》解除；2、宝钢公司返还中铁公司货款3，698，609.32元；3、宝钢公司偿付中铁公司以3，698，609.32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0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在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依据宝钢公司的申请，至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调取该局于2014年12月29日对案外人陆建华所作的询问笔录、于2015年1月13日对案外人徐琳所作的询问笔录和同日徐琳的情况说明。陆建华在询问笔录中述称：陆建华原系宝钢公司客户服务部大客户经理；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实际为同一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琳；2011年7月底，徐琳找到陆建华，称其与中铁公司谈妥，并获中铁公司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批复的融资额度，但由于中铁公司的国企背景，不能直接融资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需找其他公司通过贸易形式进行资金流转，由宝钢公司签订合同、流转资金和发票结算，而融资款项结算由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与中铁公司完成，且业务中不需要钢材的实际流转；具体操作方式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将销售合同做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在此销售合同基础上加价每吨10元转售给中铁公司，中铁公司在此基础上加价并收取一定融资利息的形式销售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并将合同的履行期限延长至3个月，合同订立后，首先由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支付融资合同所需的保证金，中铁公司收到保证金后将合同款全额支付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收款后根据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进行合同款项支付，待中铁公司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间的融资合同到期（也可能提前），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将融资款及利息全部支付给中铁公司，后由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开给宝钢公司发票，宝钢公司收票后向中铁公司开具相应发票，至此名为买卖实为融资的业务完成；中铁公司、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通过上述形式共做过9笔融资业务，时间分别为2011年8月4日、同年9月22日、同年11月7日、2012年1月12日、同年2月8日、同年3月12日、同年6月1日、同年7月6日、同年7月16日，前7笔已完结，最后2笔（2012年7月6日、7月16日）因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未能按时还本付息，该2笔融资总标的为49，055，729.44元，目前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已偿还1，110.08万元。徐琳在询问笔录中和情况说明中述称：2011年7月左右，中铁公司业务员施欣向徐琳提出中铁公司可以做借款业务，但以钢材买卖形式和中间加一家国有企业为居间；具体操作方式为以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中的一公司名义将销售合同做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在此销售合同基础上加价每吨10元转售给中铁公司，由中铁公司将该合同加价并收取一定借款利息的形式销售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中的一公司，并将合同的履行期限延长至3个月，合同订立完成后，首先由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支付借款合同所需的保证金，中铁公司收到保证金后将合同款全额支付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收款后根据与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进行合同款支付，待中铁公司与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间的借款合同到期（也可能提前），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将借款及利息全部支付给中铁公司，由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向宝钢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宝钢公司收票后再向中铁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至此名为买卖实为借款的业务完成；中铁公司、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通过上述形式共做过9笔融资业务，所采用的合同文本及操作方式都一样，时间分别为2011年8月4日、同年9月22日、同年11月7日、2012年1月12日、同年2月8日、同年3月12日、同年6月1日、同年7月6日、同年7月16日，前7笔已完结，最后2笔（2012年7月6日、同年7月16日）因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未能按时将借款及利息支付给中铁公司，该2笔总借款标的为49，055，729.44元，目前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已偿还1，150万元左右。中铁公司对上述询问笔录、情况说明认为系陆建华、徐琳自行至公安机关反映，则应当归类为证人证言，且属于非法证据，因为内容系经济纠纷，不应当由公安机关受理。宝钢公司对上述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能真实反映中铁公司、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间的实质关系。三、原审法院在审理中依法责令中铁公司通知施欣到庭，施欣到庭后述称：施欣原系中铁公司业务经理；2011年5月，施欣经客户介绍认识徐琳，徐琳希望委托中铁公司订购日照产钢材，后双方开展业务；关于中铁公司、宝钢公司间的业务交易模式为作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控制人的徐琳向中铁公司提出由中铁公司代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徐推荐的宝钢公司订货，先由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提交订货意向，再签订买卖合同，中铁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宝钢公司支付货款，宝钢公司按合同约定按期向中铁公司交付合同约定的钢材；关于中铁公司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间的业务交易模式为中铁公司、宝钢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等宝钢公司生产出货物后以口头形式通知中铁公司提货，中铁公司根据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货款支付情况将相应钢材交付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上述交易原因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与宝钢公司交易须付全款，与中铁公司交易则仅需付保证金，而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提交订货意向并希望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订购。中铁公司对施欣的上述陈述内容认为属实。宝钢公司则认为施欣的上述陈述内容存在片面性，所述操作模式不符合买卖合同正常流程，有虚假性。原审法院审理中亦依法责令宝钢公司通知陆建华到庭，陆建华到庭后述称：确认2014年12月29日的询问笔录属实，并表示其是接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电话通知至公安机关的；关于合约执行情况表是ERP管理系统，仅仅是数据，上面内容反映合同、开票、结算等，每份合同在ERP管理系统中都有。中铁公司对陆建华的上述陈述内容认为无法反映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收到的款项是中铁公司的借款，且宝钢公司的流程均表明是正常交易，而ERP管理系统也不可能造假。宝钢公司对陆建华的上述陈述内容认为中铁公司、宝钢公司交易的前7单不存在货物交付，ERP管理系统只是数据，与实际交易脱节，是否存在货物则要依据履行中是否存在交货情况。四、原审审理中，涉及中铁公司、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间的关系，中铁公司表示：因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如向宝钢公司购货需付全款和货物交付存在延后2－3个月，而向中铁公司购货则只需付保证金，故采用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购货，再由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购货，而货物给付则直接由宝钢公司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交货，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确认收货即可。宝钢公司则表示：出借人为中铁公司、借款人为钢凌公司和浙星公司、中间人为宝钢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并以买卖合同的名义建立，具体体现在无货物交付。原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限内仍未履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企业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行为。本案中，从中铁公司、宝钢公司的交易过程来看，双方先以书面方式签订由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购买钢板的期货销售合同，再由中铁公司将合同约定的货款如约支付给宝钢公司，此后宝钢公司应当按约于2012年10月9日前履行交货义务，但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催告履行交货义务，而宝钢公司则以生产单位设备检修等为由多次延迟交货期，由此中铁公司最终于2014年3月以函告方式通知宝钢公司解除上述期货销售合同。上述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中铁公司所行使的解除权亦符合法律规定。宝钢公司辩称中铁公司、宝钢公司签订的包括本案合同在内的期货销售合同均属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并表述具体形式为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购货付款，宝钢公司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购货付款，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购货付款，从而形成融资。对此，中铁公司不予认可，陈述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购货付款，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购货付款，并就采用上述交易模式的原因作了解释，而该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虽由其法定代表人徐琳在公安机关作了相关陈述，但其均未能到庭参加诉讼，并作进一步的述称意见和提供相关证据。宝钢公司辩称的企业借贷依据为中铁公司、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系“走单、走票、不走货”，但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其所谓的“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方式没有明确强制性禁止规定，显然不能简单以不存在货物给付情况为由而否定中铁公司、宝钢公司之间业已形成的买卖法律关系。况且，宝钢公司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表明中铁公司、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之间系企业借贷关系，且中铁公司亦提供了之前交易中钢凌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函和ERP管理系统中钢材的真实存在状况。故对宝钢公司的上述辩称理由，原审法院实难采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有权要求恢复原状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对中铁公司诉请要求宝钢公司因本案合同所收取的货款3，698，609.32元返还中铁公司并偿付中铁公司从2012年7月10日起算的相应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中铁公司与宝钢公司在2012年7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期货销售合同》于2014年3月7日解除；二、宝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铁公司货款3，698，609.32元；三、宝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中铁公司以3，698，609.32元为基数，从2012年7月10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宝钢公司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9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4，980元（中铁公司已预缴），由宝钢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宝钢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四方当事人实质法律关系为“名为买卖、实为融资”。（一）2011、2012年，四方当事人已经执行了7个批次的“买卖合同”，每批次的“买卖合同”、资金、发票流转均形成闭环，均无实际货物交付，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均按占用资金时间向中铁公司还本付息，明显符合“名为买卖、实为融资”的法律构成。中铁公司虽主张该7批次合同项下存在实物交付，但未提供任何提单、仓单、钢材质保书、实物运输凭证、仓储运输费用等证明实物交付的证据，违背买卖交易常理。根据宝钢公司与中铁公司之前7批次39份合同，中铁公司应当“自提”、“承担吊费”并保留钢材质保书原件，但其未能提供支付凭证和钢材质保书。中铁公司关于其指令宝钢公司直接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交付货物的辩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二）各方按照上述模式签署了第8、9批次共12份“买卖合同”，每批次合同也均形成了闭环，即：第8批次，2012年7月6日，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采购6，510.148吨钢材，宝钢公司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采购同样规格、数量的钢材，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采购同样规格、数量的钢材；第9批次，7月18日中铁公司与宝钢公司以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之间的合同同样如此。宝钢公司于2012年7月9日、7月20日收到中铁公司划帐的28，005，301.54元和21，050，427.90元，扣除10元／吨的开票成本后，于7月10日、7月20日分别将27，940，200.06元、21，002，980.93元划帐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并向中铁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收取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钢凌公司、浙星公司除在7月9日、7月20日向中铁公司支付保证金4，200，800元和3，200，000元外，在没有任何实物交付的前提下，分6次向中铁公司偿还第8批次项下资金3，050，000元，分6次向中铁公司偿还第9批次项下资金550，000元。之后因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向中铁公司还本付息，中铁公司遂掩盖各方间实质法律关系，要求宝钢公司按照买卖合同承担责任，此系本案纠纷的真正原因。（三）本案的特点是各方之间“仅走票、不走单、不走货”。前7个批次合同执行过程中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资金的流转，没有任何提单、仓单等货权凭证的流转，更无任何实物交付，不能认定各方之间存在实质买卖合同关系。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在各份合同中均属高进低出的亏损状态，实为中铁公司通过贸易关系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出借资金，宝钢公司只是将款项过手。中铁公司明知各方之间实质法律关系，应当明知其中风险，故宝钢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原审法院在查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已经向中铁公司偿还部分资金、后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偿还的情况下，仍然判令宝钢公司按照买卖合同关系向中铁公司承担义务，明显属于法律关系认定自相矛盾、法律适用错误。（二）原审法院未对宝钢公司提交的证据、主张的事实是否成立进行查明，且未说明证据未予采纳、事实未予认定的依据和理由，严重侵害了宝钢公司的诉讼权利。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合全面、客观原则。综上，根据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闭环、资金闭环、增值税专用发票闭环、无实物交付、中铁公司已接受钢凌公司及浙星公司部分还款的事实，再根据资金占用、利息享受的事实，应当认定中铁公司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出借资金的实质法律关系。故宝钢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中铁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中铁公司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中铁公司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宝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宝钢公司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串通捏造根本不存在的“闭环”交易。宝钢公司一方面声称中铁公司明知“闭环交易”、合同项下不走货，另一方面又在其不能按时交货时积极向中铁公司出具各种文件解释原因，请求宽限交货期并证明其正在积极生产备货以履行交货义务，宝钢公司的上述行为自相矛盾。各方交易若要形成符合会计要求的“闭环”，必须要有中铁公司提供收货凭证，而事实上中铁公司从未出具过收货凭证。宝钢公司和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用伪造的中铁公司收货单向公安部门报案，但在原审中拒不提交该收货单原件。宝钢公司提交的其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之间的反向采购合同上所盖的印章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文件装订崭新，不符合2012年形成的文件状态，更似近期集中制作形成。宝钢公司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之间的合同相当完整，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经办人在《情况说明》中所称“宝钢和中铁操作完了之后，有时候连和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的合同都不签订，就直接将款项转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相互矛盾，说明反向采购合同是伪造的。唯一指向中铁公司参与借贷关系的证据，是宝钢公司及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的经办人向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但两者陈述不仅缺乏证据证明，内容上也相悖甚远，有意避开己方如何与中铁公司达成“合意”的事实，且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的经办人始终拒绝到庭陈述。二、各方建立的法律关系为连续买卖关系，即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采购钢材，中铁公司向宝钢公司采购钢材，宝钢公司直接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交付钢材。形成这种买卖关系的原因是宝钢公司要求付全款后交货，钢凌公司、浙星公司无力满足付款条件，故而通过中铁公司居中贸易，获得一定的资金周转期。而中铁公司因钢凌公司、浙星公司指定向宝钢公司采购指定钢材，为的是满足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购买钢材的需求。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在该交易中除了获得采购机会外，也实际获得了因资金暂缓支出而产生的期限利益。因此，在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与中铁公司结算货款时，加入资金占用时间因素，是符合商业逻辑的，这也是对资金需求较高的大宗货物市场的常用交易模式。本案诉讼发生后，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汇款属于其单方行为，汇款用途也系其单方说明，未得到中铁公司确认。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自2014年4月向中铁公司三次注明用途为还款的汇款，不仅金额非常小，而且汇款时间临近或本争议已经诉诸法律之时。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系配合宝钢公司制造借贷关系假象，故意混淆买卖关系的事实。三、在各方连环买卖关系中，货物是以最经济的直接交付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的方式进行的。在宝钢公司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直接交货的情况下，提单等单据显然只会在宝钢公司和钢凌公司、浙星公司之间流转，不会由中铁公司经手。交货后，仓单等单据应在宝钢公司处。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中，“走单”并不限于仓单、提单等物权性凭证，收货证明等亦属“走单”。在已完成的交易中，钢凌公司、浙星公司每次均通过出具收货确认函的方式向中铁公司确认货物收讫，能够满足中铁公司对于交货事实的确认要求，符合三方交易中指示交付的确认逻辑。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而非借贷关系正确。原审第三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共同述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有与宝钢公司有关的合同，实质均为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各方都是按照借款商谈的，中铁公司的经办人是施欣，宝钢公司经办人是陆建华。具体操作情况是，中铁公司将借款转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将款项转给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实际借款方和还款方均为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形式上，中铁公司操作货物的仓储和提取，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开具发票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开具发票给中铁公司，但买卖合同从本质上都是虚假的，所有操作均是为了通过审核、审计进行的。前7单借款本金和利息，钢凌公司、浙星公司均按时支付。第8、9单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还款逾期后，中铁公司要求中港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2012年10月8日、10月24日、11月2日，中铁公司、中港公司、钢凌公司、浙星公司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协议。中铁公司为了应付其上级公司的检查，仍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追讨借款。若各方之间是买卖关系，则在宝钢公司违约的情况下，中铁公司不应只向钢凌公司、浙星公司追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各方当事人之间应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中铁公司、宝钢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中铁公司以《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期货销售合同》等为据，认为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关于证据证明力认定原则的规定，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故本院认为中铁公司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宝钢公司称双方之间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并为此提供宝钢公司与中铁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宝钢公司与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中铁公司与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提供的担保函、承诺函，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向中铁公司的支付凭证，各方当事人前七批次交易资料等证据。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关于证据证明力认定原则的规定，上述证据对于宝钢公司的主张均为间接证据，故其证明效力要弱于书面合同的证明效力，而宝钢公司也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变更了书面合同的约定，更何况并无证据证明中铁公司对于宝钢公司与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付款关系明知，也缺乏证据表明中铁公司收到并认可了钢凌公司（或浙星公司）提供的担保函、承诺函，故宝钢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足以使本院确定中铁公司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真伪不明，因而宝钢公司的反驳意见本院难以认同。据此，本院认为，宝钢公司、中铁公司之间应系买卖合同关系。退而言之，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所谓的“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方式并没有明确强制性禁止规定，故简单以不存在货物给付情况为由而否定中铁公司、宝钢公司之间业已形成的买卖法律关系，依据也是不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980元，由上诉人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负担。本判决系终审判决。法官助理何伟审判长 李 蔚审判员 王逸民审判员 邵美琳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杜自强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