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5578号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颖浩，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雁君，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冯强，行长。委托代理人谷云章，上海中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叶德庆。第三人汤秀章，女，1982年5月1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第三人郑建龙，男，1978年4月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第三人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原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XXX号XXX-XXX室。法定代表人陈才。第三人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张丽章。第三人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李红翠。第三人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林平华。第三人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王仲明。第三人郑玉林，男，1969年5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第三人黄春梅，女，1973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昆宁公司)、汤秀章、郑建龙、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政珂公司)、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阔冠公司)、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茂如公司)、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健特公司)、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红树叶公司)、郑玉林、黄春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黄婧独任审判，于2015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顾权、黄婧、人民陪审员黄玉娟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日、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雁君及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委托代理人谷云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汤秀章、郑建龙、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郑玉林、黄春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诉称，2010年10月底原告在被告处开立了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原告一直将该账户作为往来账户，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使用该账户的存款，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之处。2012年9月12日，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强制划扣存款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账户上的存款人民币500万元划走。在此行为发生期间，原告同被告不存在任何贷款业务往来，也不存在任何担保法律关系，被告私自划款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同被告沟通洽谈，协商解决私自划款事项，要求被告归还存款，但被告拒不归还且未作出任何归还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存款人的合法利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强制划扣情形下，未经原告允许私自划款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原告曾经就此向贵院起诉，贵院在2014年1月21日受理了原告与被告的储蓄合同纠纷一案。案件受理后，被告向原告表示愿意返还所有被擅自划扣的存款及利息，因此原告撤回起诉。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返还原告任何存款及利息。综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起诉至贵院，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存款人民币5,000,000元；2、判令被告从2012年9月12日起，以5,0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归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5年5月18日为人民币878,417.80元(利息计算方式：以5,000,000元为基数，年利率6.55%，日利率6.55%/365，从2012年9月12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18日，共979天，利息=本金*天数*日利率*4=5,000,000*979*6.55%/365=878,417.8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原告诉请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也不认可。被告自原告账户扣划500万元资金并非擅自扣划，而是依据原告实际控制人即本案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指示授权所为，该500万元用以归还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担任连带责任保证人的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被告处的到期贷款本金。2011年7月，经原告及第三人汤秀章、郑建龙推荐并组织策划，由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向被告借款2,000万元，担保方式为由第三人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原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组成五户联保小组，并追加第三人汤秀章(当时系原告及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龙及郑玉林(当时系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黄春梅为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00万元贷款提供个个人连带责任保证。该2,000万元贷款的贷款期限至2012年9月12日止。2012年9月12日，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由案外人上海索远贸易有限公司出面申请2,500万元新贷款(上海索远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汤秀章妹夫李某某，李某某为原告现任的法定代表人)，并由第三人汤秀章、郑建龙、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原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及案外人李某某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此时，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00万元贷款中的1,000万元本金到期，如不按时归还，新贷款无法操作。而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还款账户上资金余额仅为528万元，为此，2,000万元贷款的保证人即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明确表示对1000万元中的50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并承诺在当天上午10点前将500万元划入该笔贷款的还款账户，用于自动还款。直到下午5点，该账户中一直没有资金划入，被告联系第三人郑建龙询问，第三人郑建龙称其已通过他在上海的杨炫实业有限公司划款，但错将应划入还款账户的500万元还贷资金划入另一由其夫妻控制的公司即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户(第三人汤秀章系原告持有90%股权的控股股东及扣款当日的法定代表人)，并称已经派人将嘉丰实业的公章及印鉴章等送到被告处办理转账手续。之后被告一直在焦急等待，但到下午7点多也未等到来人。再次联系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其称原告工作人员带着原告的公章及印鉴章来过了，但未找到被告处的相关工作人员，故又回去了。当时距离20点银行系统关闭的时间只有一小时不到，在被告再三催促下郑建龙夫妻两人答应马上过来，但直到晚上19点50分左右一直未到，此时如再不扣款，将造成贷款逾期且第三人也无法取得2,500万元的新贷款。故被告再次联系郑建龙、汤秀章，其称赶不过来了，要求被告帮忙从原告账户上将钱款先划至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还款账户，并承诺次日一早会携带原告公章和印鉴章等过来补办手续，在此紧急情形下，被告根据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的指示将原告账户上的500万元资金划至还款账户，由系统自动归还了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贷款债务。同日，被告按约发放了2,500万元贷款。之后，被告一直要求并催促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办理手续，但对方却出尔反尔不予配合，并以种种理由予以推诿至今。而事实上，500万元资金划扣还贷至今，除了第三人郑建龙不断以此勒索被告要求增加贷款外，原告方从未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提出过异议。2013年9月12日，案外人上海索远贸易有限公司2,500万元贷款到期后，被告多次催收无望，依法起诉并查封保全了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名下的四处房产。为此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多次要求被告撤诉解封，并威胁若被告不同意则以原告名义起诉被告，遭到被告拒绝。故在本案系争资金被用于还款事实发生后的一年半以后，即以原告名义提起第一次诉讼，后自觉理亏撤诉。现由于法院就上述2,500万元案件加强了执行力度，原告又以同一事实、请求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企图以此恶意诉讼逼迫被告向其妥协，对抗法院执行。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有预谋的、以逃债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的恶意诉讼。首先，本案被告受托划款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法律特征。原告实际控制人郑建龙夫妇为获取更大金额的贷款，故意将用于归还到期贷款的500万元资金从由其控制的案外人上海杨炫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划入仍由其控制的原告账户，然后故意拖到最后一刻，以时间紧迫并承诺补办手续为由恳求银行划款用于归还其到期贷款。而当其之后的不正当利益不被满足时，即全盘否认上述划款系其授权的事实，诬陷被告“擅自划款”，并以其对原告的过度控制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第三人汤秀章夫妇系原告的绝对的实际控制者，是资金来源方和原告账户的持续使用者，是500万元资金实际使用者、是500万元资金用于归还到期贷款后的最终受益者，以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人格混同和系争资金划款后原告在长达16个月内没有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郑建龙夫妇具有授权划款的权利，为此被告根据第三人郑建龙夫妇的指示或授权进行划款的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划款引起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原告及第三人承担。其次，原告诉请被告返还系争资金，而被告并非不当得利者、按照不当得利制度，应由不当得利的第三人承担返还义务。1、被告事实划款的行为具有无偿性、善意性(客观上没有得利的事实，主观上有理由相信原告实际控制人的授权和合理动机)，划款系为避免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巨大损失，符合由第三人承担返还义务的主观要件。2、划款事实是被告将款划至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还款账户，然后由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自动还款，而没有直接在原告账户内直接扣还贷款。故在涉案划款中直接得利、实际得利及最终受益者均为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故符合不当得利中第三方承担返还义务的客观要件。3、第三人之间承担债务的方式是连带责任，而第三人汤秀章、郑建龙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是原告意志的体现者，与原告的意志和利益是一致的，为此原告对系争资金实际受益者系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事实也是明知和接受的，根据利益平衡原则，本案中原告并未就此受损，充其量是内部做账问题。本案所划款项如需返还也应由第三人返还。再次，原告应对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原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与上述实际受益的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原宏优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以及资金来源方案外人上海杨炫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系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关联关系，相互间有典型的人格混同法律特征：1、股权混同：郑建龙、汤秀章系夫妻关系。汤秀章同时持有原告90%股权和宏优公司80%股权，进行实际控制。而郑建龙持有案外人贯众公司90%股份，并通过该公司员工(夏美玉)持股100%实际控制案外人上海杨炫实业有限公司，互相间构成股权混同。2、资产混同：同一个办公地点和办公设施，同一笔注册资金，持续使用同一个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无需债务抵消，构成资产混同。3、组织机构混同：同一套管理班子(郑建龙夫妇、李某某夫妇)，同一批管理人员和员工，同一个监理刘巧香、同一个工商代理人夏美玉。4、业务混同：钢材、金属材料。鉴于原告与上述系争资金的实际受益人之间具有人格混同关系，相互间资产一体，虽登记为数个不同的法人，但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逃避债务，故应认定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行为即原告的行为，原告事实上法律上也是500万元资金的受益者，其资金利益已经得到平衡，债权债务已经相互抵消，为此，依法应驳回其要求返还500万元资金的诉讼请求。最后，本案诉讼系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提起，具有典型的恶意诉讼性质。本案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既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也是系争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受益人和最终债务人，其在指示被告将其划入原告账户的资金划转至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户供其清偿到期借款债务后，不但不及时补办划款手续，反而以此勒索被告，并且得寸进尺。当被告无法满足其无理要求后，则利用其对原告公司的过度控制权，以原告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企图通过诉讼方式损害被告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本案中，原告系第三人的逃债工具，相互间人格混同，并且恶意串通，体现的是第三人的意志，该行为的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汤秀章、郑建龙、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郑玉林、黄春梅未应诉答辩。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2年9月12日进账的500万元是其他与原告有业务关系的公司划到原告账上的，同一天这500万元被被告擅自划走。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确实划走了500万元，但被告是经原告实际控制人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授权、从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杨炫公司)划到原告公司账上，然后授权被告划款的，用于归还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贷款。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1、账户收付记录，证明2012年9月12日涉案500万元资金的划款走向；证据1-2、对账单及还款与扣款凭证，证明系争500万元资金的来源、走向及用途；来源于案外人上海杨炫实业有限公司，当日划入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户，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当日用于归还其到期的借款本息；证据1-1、1-2证明涉案资金划入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户以及其使用资金的情况。证据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法人保证合同(五个法人)、自然人保证合同(四个自然人)、提款和放款通知，证明涉案的500万元是用于归还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被告处的一笔1000万元贷款的，该笔贷款的保证人为五家企业与四个自然人，其中四个自然人中包括汤秀章、郑建龙夫妇，汤秀章、郑建龙也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汤秀章是原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系本案资金的真正债务人、实际受益人；证据3-1、索远当日放款2,500万元的通知，证明系争500万元被划走后，当日，即2012年9月12日被告向原告的关联企业(索远贸易)发放了2,500万元贷款；证据3-2、原告及索远的信用报告，2014年2月24日的《信用报告》显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汤秀章、出资人为汤秀章和李某某；索远的法定代表人和出资人都是李某某，信用报告“有直接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中也反映出索远是嘉丰的关联企业；证据4-1、原告工商机读、执照、内档以及结婚证书，证明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系夫妻，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证据4-2、原告关联企业宏优公司工商资料、原告关联企业杨炫公司工商等资料、原告关联企业贯众公司工商资料，证明原告、杨炫公司、宏优公司、贯众公司均系郑建龙、汤秀章实际控制企业，原告与这些公司之间是关联企业；证据5-1、郑建龙、汤秀章、夏美玉(杨炫的法人)、李某某信用报告以及宏优公司对账服务协议，证明原告与杨炫公司、宏优公司、贯众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同一个办公地址(政通路XXX号XXX楼)，资金、资产混同；证据5-2、杨炫公司的验资报告、贯众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证明杨炫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是郑建龙，该报告显示郑建龙2011年7月27日在邮政银行黄浦区老西门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X)验资800万元；专项审计报告证明郑建龙是贯众公司的唯一实际控制人，2011年7月25日在同一家银行即邮政银行老西门支行有2,992万元进账，被告认为这都是郑建龙的同一笔资金；证据5-3、账户收付记录，证明原告与其关联企业之间随意调动资金，不当冲账，无债务抵消；证据5-4、相互担保文件，是汤秀章、郑建龙为原告的某笔在被告处的借款做担保的、与涉案500万元借款是无关的，证明郑建龙控制的公司相互之间随意担保；证据6-1、李小铃资料及杨炫公司信用报告，证明同时为贯众、宏优、杨炫的财务及员工；证据6-2、夏美玉相关资料，证明夏美玉自始为原告及贯众、宏优、杨炫的共同员工；证据6-3、刘巧香相关资料，证明刘巧香同时为原告及贯众、宏优、杨炫的财务人员，原告与杨炫办公地址相同；证据6-4、王小红相关资料，证明同时为原告、贯众、杨炫的财务人员；以上证据6-1、6-2、6-3、6-4证明原告、贯众、宏优、杨炫工作人员混同。证据7、本案关联2,500万元贷款生效法律文书，证明本案诉讼提起的背景，在索远2,500万元贷款到期未归还的情况下，被告起诉了索远及其保证人，在被告起诉后，原告才提起了本案诉讼，证明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等获益后为逃避债务以原告为工具提起诉讼；证据8、民事判决书四份，证明：1、杨浦法院(2014)杨民二(商)字第7号判决书第2页“经审理查明”的第5行开始的内容反映的事实与本案500万元资金如出一辙，郑建龙个人借给人家的借款资金是从杨炫公司账户转出的；2、浦东法院2014浦民六(商)初字第125号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8行反映郑建龙、汤秀章贷款资金都是由原告账户接收的，因此原告与杨炫公司对外不负债，其他公司对外负债，达成逃债的目的；3、另外两份判决书证明原告与贯众公司(法人汤丽香)、第三人存在典型的人格混同，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以及原告的一些员工与他们实际控制的公司利用相互的人格混同，相互资金混为一体、相互互为借款担保。证据9-1、民事起诉状，证明被告就一笔639万元的贷款提起诉讼，原告实际控制人汤秀章夫妇系该案被告；证据9-2、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汤秀章夫妇系上述到期贷款的保证人；证据9-3、撤诉申请及裁定，证明汤秀章以本案500万元划款手续不全为要挟，并以撤回对其诉讼为办妥划款手续的条件，被告为换取划款手续被迫撤回对汤秀章的起诉；证据9-4、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依约撤回对汤秀章、郑建龙以及宏优公司的诉讼，但原告不仅至今未办妥划款手续，且继续欺诈勒索被告；证据10、最高法第15号指导案例，供法院参考，证明原告与汤秀章、郑建龙、宏优公司等人格混同事实与案例中的被告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告与汤秀章应对本案500万元承担债务连带责任。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1、1-2真实性无异议，这组证据恰恰证明了这是被告主动的侵权行为，500万元是被告主动划扣的，侵权方是被告；对证据2中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法人保证合同、自然人保证合同均系案外人的某1，被告未提交原件，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本案涉案500万元被划走的日期是2012年9月12日，款项划扣当日合同并未逾期，被告即使划扣担保人账户内的款项也属违规行为，何况原告既非这笔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保证人；关于提款和放款通知，没有原件，真实性也无法认可，且是对案外人的某2，原告不清楚；对证据3-1真实性无法确认，放款通知是通知案外人的，原告不清楚，真实性也无法认可，且被告已经就此向法院提起了相关诉讼，“归还500万元”与“放款2500万元”也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2真实性无异议，信用报告只是反映2014年2月24日的情况，不能证明2012年9月12日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1、4-2真实性均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且不能认定2012年9月12日时就是工商材料上反映的情况；对证据5-1中四个人的信用报告真实性均无异议，服务协议真实性不认可，郑建龙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且拉信用报告的日期是2014年3月10日，不能反映划款当时的情况，原告的办公地址不在这里，从被告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些公司的出资人等也不一致，不认可其人格混同；证据5-2验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均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5-3、5-4、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6-1、6-2、6-3、6-4与本案均无关联性；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的判决书都是打印件，没有法院盖章，真实性不认可，即使是真实的判决书，也与本案无关，本案原告并非这些案件当事人，被告也并非这些案件当事人，被告得出的结论都是主观臆测；对证据9-1、9-2、9-3、9-4及证据10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从这些证据本身来看，也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汤秀章、郑建龙、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郑玉林、黄春梅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31日，第三人昆宁公司与被告签订编号为渤沪分流贷(2011)第2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第三人昆宁公司提供不超过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合同项下贷款额度的有效期自2011年9月13日至2012年9月12日，贷款用途为购买钢材。合同第16条违约事件约定：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对其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变化……发生任何潜在违约事件即构成违约事件；一旦发生任何违约事件或情形，贷款人有权宣布所有已提用的贷款和应计利息及本合同项下产生或未付的全部其他款项立即到期并立即行使本合同及担保合同/文件项下贷款人享有的全部其他权利和救济措施。同日，第三人政珂公司(原宏优仓储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渤沪分最高保(2011)第153号《最高额保证协议》(法人)。第三人汤秀章、郑建龙、郑玉林、黄春梅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渤沪分最高保(2011)第154号《最高额保证协议》(自然人)。上述第三人同意向被告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担保昆宁公司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2011年9月13日，被告向第三人昆宁公司在渤沪分流贷(2011)第29号合同项下放款1,000万元，贷款起息日为2011年9月13日，贷款到期日为2012年9月12日。2012年9月12日16点47分36秒，原告涉案账户自第三人杨炫公司转入500万元。同日，19点44分42秒，自原告涉案账户转账入昆宁公司还贷账户500万元。之后，被告系统自昆宁公司账户自动扣款10,185,325.83元以归还渤沪分流贷(2011)第29号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其中本金1,000万元，利息185,325.83元，至此贷款结清。2012年9月12日，案外人索远公司与被告签订编号为渤沪分流贷(2012)第6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案外人索远公司提供额度为2,5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额度有效期自2012年9月12日至2013年9月11日。同日，第三人昆宁公司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协议(不动产)》一份，该协议约定，昆宁公司愿意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XXX弄XXX号XXX层房屋为案外人索远公司上述借款向被告提供抵押担保。同时，第三人昆宁公司、政珂公司还与被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法人)》一份，约定：为保证案外人索远公司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第三人昆宁公司、政珂公司同意向原告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第三人汤秀章、郑建龙及案外人李某某等与被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协议(自然人)》，同意就案外人索远公司上述借款向被告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9月12日18时13分，被告向案外人索远公司发放了2,500万元借款，贷款起息日为2012年9月12日，贷款到期日为2013年9月11日。贷款到期后，案外人索远公司未能按约还本付息，故被告于2013年9月22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案外人索远公司还本付息，并要求第三人昆宁公司承担抵押责任、第三人昆宁公司、政珂公司、汤秀章、郑建龙、案外人李某某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816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被告全部诉请，该判决系生效判决。另查明，涉案纠纷发生时(即2012年9月12日)，原告嘉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汤秀章，股东为第三人汤秀章及案外人李某某，其中第三人汤秀章持股比例为90%、李某某持股比例为10%。案外人索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李某某。再查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案外人索远公司与原告系有直接关联关系的企业，其关系为高管人员关联及出资人关联(高管及出资人均涉及第三人汤秀章和案外人李某某)。第三人昆宁公司与案外人索远公司亦系关联企业，第三人昆宁公司为案外人索远公司的担保人。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开立结算账户，双方间依法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确定。原告在被告处开立存款账户，被告应当依照原告的指示或授权进行转账结算、现金收付等交易，以维护其资金的自主支配权。本案中原告账户内的资金由被告转账至第三人昆宁公司的账户以归还昆宁公司在被告处当天到期的贷款。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转账行为是否经过原告的同意或授权，从而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其账户上的500万元划走，故要求被告返还。被告辩称，其对涉案资金的转账操作系经原告实际控制人即第三人郑建龙、汤秀章夫妇授意而为，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违背诚实信用，拒不补办相关转账手续，才导致其授意未形成书面凭证及材料，且被告未实际获得该500万元资金，转账资金已用于归还原告法定代表人汤秀章为保证人的第三人昆宁公司的贷款，故被告不负有返还义务。对此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应结合以下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首先，本案纠纷是在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的。本案系商业银行钢贸贷款风险持续加大，钢贸案件大规模爆发背景下发生的一起经济纠纷。随着2005年以来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逐步开展，特别是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商业银行较多通过联保互保等担保方式发放钢贸贷款。本案涉案的第三人昆宁公司的贷款即由昆宁公司、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上海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等五家公司组成联保小组，并由第三人汤秀章、郑建龙、郑玉林、黄春梅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案中所涉的原告公司及第三人昆宁公司、政珂公司、阔冠公司、茂如公司、健特公司、红树叶公司及案外人杨炫公司、索远公司等均为中小民营钢贸企业、这些公司间互为保证人，且部分公司间存在着出资人混同、高管人员混同等情形。其次，从证据角度而言，本案的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等证据规则的运用应作具体分析。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本院注意到以下事实：第一、从涉案500万元资金的走向看，涉案资金自第三人杨炫公司转入原告账户，再由原告账户转账入昆宁公司还贷账户以供系统自动扣款，可见涉案资金并非为被告非法占有，而是用于归还第三人昆宁公司的贷款，系统最后的扣款行为系被告依据其与昆宁公司的贷款合同依法行使合同权利的行为。第二、从涉案资金的流转时间来看，2012年9月12日16点47分涉案资金自第三人杨炫公司转入原告账户。同日19点44分，自原告账户转账入第三人昆宁公司还贷账户。案外人索远公司2,500万元贷款发放于当日的18点14分。而2012年9月12日系第三人昆宁公司涉案贷款的最后到期日。截至19点44分，第三人昆宁公司还贷账户上还有500万元缺口，且银行工作时间即将结束，若没有涉案资金入账，必然导致第三人昆宁公司贷款逾期。第三，从原告、第三人昆宁公司及案外人索远公司的利益关系来看，原告的股东为第三人汤秀章及案外人李某某，其中汤秀章持股90%且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而李某某持股10%且为索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昆宁公司系当日索远公司2,500万元贷款的抵押人。若第三人昆宁公司涉案贷款逾期，则第三人汤秀章必然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案外人李某某为法定代表人的索远公司当日2500万元的贷款放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故由其两人投资的原告为第三人昆宁公司先行垫付还款有利益动因。第四，从原告对涉案交易主张权利的方式来看，自涉案转账交易发生至原告起诉法院主张权利间隔了近一年半之久，原告主张一直在与被告协商，但被告予以否认，对此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至此，原告对涉案纠纷主张权利的方式异于常理。最后，从被告的企业性质来讲，被告作为一家从事金融行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经营行为受到人民银行及相关监管机构严格的监管和控制。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必须维护单位或个人对其账户内资金的自主支配权。未经客户同意或授权擅自对原告账户进行大额资金的转账操作将受到监管部门的重罚及司法机关的追溯，商业银行明目张胆擅自扣划客户资金实属鲜见亦缺少理性基础。综上，本院认为，虽然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其授权扣划资金系消极事实，但原告仅提供账户明细以证明被告未经其授权无故划款500万元的事实并不充分。考虑到本案中涉案资金的金额巨大、走向复杂等特殊因素，在被告就划款事宜进行辩解并提供一定证据后，举证责任转移至原告，原告应就双方争议的焦点进一步提供证据，方能完成其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被告就其“本案转账交易系经原告实际控制人授权交易”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在无证据证明存在被告内部工作人员涉嫌相关犯罪的情形下，本院更倾向于采信被告系经原告授权自原告账户划款以归还第三人昆宁公司到期贷款的主张。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第三人上海昆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汤秀章、郑建龙、上海政珂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阔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茂如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健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红树叶实业有限公司、郑玉林、黄春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抗辩。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948元(原告已预缴)，公告费560元(被告已预缴)，两项合计53,508元，由原告上海嘉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顾 权审 判 员  黄 婧人民陪审员  乐新祥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