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11民初1341号原告张凯，男，1974年8月18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代理人孙权，系辽宁博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晓鸥，女，1975年7月1日生，住址济南市市中区。被告刘续庆，男，1976年3月20日生，住址同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克栋，系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凯与被告吴晓鸥、刘续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姚念杰独任审判，按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凯的委托代理人孙权，被告刘续庆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克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凯诉称，2013年8月4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吴晓鸥将其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建筑面积228.57平方米及车库（建筑面积82.94平方米）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被告已支付房屋的所有款项计2，938，915元及合同签订日被告在中信银行所剩余的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双方约定上述房屋转让款由被告吴晓鸥的哥哥吴雷代其收取；原告支付房屋转让款时，被告应同时将房屋相关证明如购房合同、发票等交付给原告并交付房屋。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将房屋转让款2，938，915元支付给被告指定的代收人吴雷。原告截至2014年5月共偿还贷款320，000元。后因被告不予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于是原告终止偿还银行贷款。被告于2015年9月14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但拒不返还原告已付的全部款项3，258，915元。原告代理词意见如下：一、关于约定吴雷作为“款项结算人”，包含2层意思：1、被告同意原告的付款义务由吴雷代为履行。正是由于被告知道吴雷欠原告借款未还并且同意由吴雷代原告向被告支付房款，双方才在合同中将吴雷约定为“款项结算人”，否则没有必要采取这种复杂的交易方式，尤其在原、被告双方均亲自到场并亲笔签署合同的情况下，正常的交易习惯应当是由双方在合同中直接约定被告的银行账号，由原告直接打款，无须他人代收—这一交易习惯在任何类型的合同中都是普遍适用的。如无特别原因，无人愿意放大收款风险。现被告选此种交易方式，只有一种解释，即吴雷欠原告款项，经与被告协商，被告同意由吴雷代原告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对吴雷作为“款项结算人”的解释为“吴雷因生意经常到大连，所以由他代收”，此种解释根据经不起推敲---在银行转帐支付如此方便快捷的现代社会，吴雷不会从大连扛着近3，000，000元的现金回济南转交被告。另外，从“结算”的定义，也可推定被告同意吴雷代为履行付款义务。“结算”百度定义为“结算亦称货币结算，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单位间由于商品交易、劳务供应和资金调拨等经济活动而引起的货币收付行为。”因此，结算为一方付款，一方收款，付款和收款的有机结合才能称为结算。因此，吴雷作为款项结算人必然包含有吴雷代原告向被告履行义务的含义。由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直接表述为“由吴雷代原告履行义务”，因此导致双方对“款项结算人”的理解产生争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由此，原告对“款项结算人”的含义及其理由的解释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得到支持。２、吴雷可以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代被告收取款项。双方虽然约定可以由吴雷作为款项结算人代原告向被告履行义务，但并不排除原告直接付款的可能性。在原告直接付款的情况下，吴雷成为款项代收人，双方在庭审中对吴雷可以作为被告款项的代收人这一点并无分歧。二、原告向被告付款的方式有２种，这２种付款方式对被告产生的风险是相同的，被告应当自行承担该风险。１、如果原告急于办理过户手续可以直接立即付款由吴雷代收。２、因吴雷欠原告借款未还，原告可以等吴雷偿还原告借款时再向被告支付房款，在此情形下，原告可以指示吴雷直接将房款向被告支付，不必经原告账户后再转回吴雷帐户，吴雷作为代收人向原告出具收条。在这种情形下，原告的付款时间是无法确定的，也正是由于此原因，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原告的付款时间。故原告在付款方式的选择上有多种可能性。上述２种方式均存在吴雷不将该款项支付给被告的风险。这是被告选择由他人代收款项这一付款方式本身必然伴随的风险。而上述２种方式下被告所面临的风险并无不同，均取决于吴雷的诚信。原告的选择并没有加重被告的风险。被告应当承担吴雷作为款项结算人所产生的风险。三、原告没有理由怀疑吴雷出具收条的动机和诚信。吴雷的行为是被告授权范围内的委托代理行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如否定收条的真实性，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１、吴雷作为被告指定的款项结算人，并作为被告吴晓鸥的亲哥哥，告知原告可以还款，并提出由其将款项直接转付给被告，对此，原告当然同意。２、吴雷出具收条的行为，是经被告授权的委托代理行为，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３、原告提交吴雷签字的收条，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被告如果反驳其真实性，应当就其反驳主张提供证据，比如提供能够确定是吴雷真正的签字样本作为比对，或者被告让吴雷亲自到法庭作证，对收条进行辨认以确定真伪。对于收条的真实性的确认，被告显然比原告更具有举证能力，因为被告与吴雷的亲属关系显然更密切，由被告与吴雷进行核实更具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法庭将对收条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并无不妥。反之，则会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吴雷如果永不露面，则原告永远不可能就收条的真实性与其对质。被告在庭审中称该收条是原告与吴雷恶意串通的结果，则更是为了逃避责任的恶意中伤。吴雷与外人合谋损害其亲妹妹的利益，显然有悖正常的伦理道德，如果不是特别极端的情形，很难想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被告对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四、收条可以同时作为被告同意由吴雷代原告履行债务的凭证。双方在合同种约定的吴雷作为款项结算人的含义，应当包括被告同意吴雷代原告履行义务，而吴雷出具的收条可以与此相印证，收条同时具有证明吴雷代原告向被告履行义务的作用。此时，吴雷同时具有作为原告的债务承担人和被告的款项代收人的两个身份，是统一的。五、被告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等材料交付给原告，可以证明被告已经收到2，938，915元。双方在《房屋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了甲方交付房屋及房屋有关证明如购房合同、发票等的条件及时间，即原告付清被告2，938，915元并结清银行贷款本息。由于原告只支付了2，938，915元，银行贷款本息商未结清，因此被告只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交付给原告，房屋没有交付。如果原告没有支付上述款项，被告不可能将购房合同及发票交给原告。因此，被告交付购房合同及发票的行为可以反证被告已经收到原告支付的2，938，915元。六、关于吴雷出具的收条中7，690，000元的组成。该收条明确表明吴雷代收到2套房屋的房款，一套是案涉吴晓鸥的，另一套是案外人赵晓光的。原告与吴晓鸥在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款为2，938，915元（不含银行贷款），而在张鹏与赵晓光的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款为2,747,951元(不含银行贷款),上述两项合计5,686,866元.其余2,003,134元是为了让赵晓光提前偿还银行贷款而向其支付的.因此,可以认定7,690,000元中包含2,938,915元。七、关于原告应否追加吴雷为第三人的问题。原告没有义务追加吴雷为第三人，因为原告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被告如果对收条及相关事实予以否认的话，应当由被告通知吴雷以证人身份出庭来说明事实情况。但被告至今也未要求吴雷以证人身份出庭。原告认为，法院不应依职权或由被告申请追加吴雷作为第三人，因为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吴雷与被告串通，拒不出庭的可能性，如果因为吴雷不到庭而将收条真实性无法核实的不利后果让原告承担则不公平，这等于又将确认收条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综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购房款3，258，915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吴晓鸥、刘续庆辩称，被告确认原告已经支付银行本息320，000元，并且同意返还。但被告并不存在违约，因此原告主张利息不成立。同时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2，938，915元，该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庭审，本案争议的实质性焦点就是：原告是否向被告吴晓鸥支付了涉案房屋在本次转让之前，已经向开发商支付的前期付款以及已经偿还的银行按揭贷款合计2，938，915元，从而判定涉案房屋转让协议解除后，被告是否应该向原告返还所谓的该笔“已付款”。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案外人吴雷出具的收条，以证实其已经按照《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吴晓鸥支付了该款项。本代理人认为，原告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首先，该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据被告了解，由于吴雷债务缠身，近年来基本处于下落不明状态，其是否向原告出具此条以及何时出具，根本无法确认。就该条的真实性的证明责任，本代理人认为应当由原告承担。因为此条是原告提出的核心诉讼请求的依据所在，并且该条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明显的重大的瑕疵，其举证责任不仅限于提交这样一份收条，当然也应该包括能够证明收条真实性和合法性的相应依据。二、从形式上分析，该收条是被裁减过的，将收条主文以下的部分裁掉了，显然属于经过变造的证据。按照一般出具收条的习惯，尤其是金额高达七百余万元的收条，没有落款时间显然是不合乎常理的。在原告未能向法庭提交该款项交付的相关凭证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本收条是在原、被告之间《房屋转让合同》签署之后形成的。三、从内容上分析，该条载明的收款金额并非2，938，915元，即使根据原告解释系与张鹏应当向赵晓光的房屋转让款同时支付，然而根据2份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张凯、张鹏除继续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外，另外应向吴晓鸥和赵晓光支付的房屋转让款与收条载明数额也是不一致的，原告当庭对该矛盾一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张鹏与赵晓光的房屋转让合同，其中根本就没有赵晓光委托吴雷收款或结算房款的约定，吴雷所谓的“代收”行为是毫无根据的。四、如原告代理人当庭所述，“由于原告与吴雷之间存在70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事实上张凯并无实际向吴雷或吴晓鸥支付该293万余元，只是在吴雷表示要向张凯还款时，张凯指使吴雷将293万余元直接支付给吴晓鸥”，其核心意思就是吴雷向吴晓鸥支付后，相应金额抵销其对张凯的欠款。尽管原告当庭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其与吴雷之间确实存在700万元借款关系，对此我们姑且不论。原告的上述陈述，即自认没有直接向吴晓鸥支付该293万余元，但以《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结算责任人为吴雷为理由，让对其负债的吴雷代其付款，然后抵销吴雷的相应欠款，其认为这种做法是其完成了对吴晓鸥的付款义务。本代理人认为：原告的上述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其混淆了委托收款和委托付款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结算责任人为吴雷，其原因是二被告远在济南，而吴晓鸥的哥哥吴雷当时常年在大连做生意，与张凯等人也较为熟悉，而张凯何时能够支付以及是否一次性还是分期支付该293万余元当时并未确定。为方便起见，故吴晓鸥委托吴雷代为收取此款。该款的实际权利人为吴晓鸥，吴晓鸥与吴雷之间系委托收款关系。吴雷作为受托人，其在委托权限范围内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吴晓鸥承担。也就是说，如果吴雷实际收到张凯的付款，无论其是否实际支付给吴晓鸥，都应当视为张凯已经向吴晓鸥付款，吴晓鸥只能依据委托关系向吴雷主张权利。当时，张凯、吴雷从未向吴晓鸥提起过两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更没有涉及该付款抵销所谓“吴雷对张凯负债”的沟通和约定。而张凯未直接向吴晓鸥付款，也未将款实际付给吴雷，而是委托吴雷以自有资金向吴晓鸥支付，其与吴雷之间形成委托付款关系。那么吴雷作为受托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张凯承担。也就是说，吴雷未向吴晓鸥付款，其法律后果即应视为张凯没有履行对吴晓鸥的付款义务，其即无权要求吴晓鸥返还所谓的“293万余元的付款”。假若其所称的与吴雷的债权债务即抵销约定属实，应当视为抵销未实际实现，其依据借贷法律关系继续向吴雷主张权利。另外，简单谈一下原告当庭所称的“根据房屋转让合同第四条的约定，由于吴晓鸥已经将房屋购房合同和发票交付给张凯，可以推知吴晓鸥已经确认收到了房款”，本代理人认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由于过去时间较久，吴晓鸥已经记不起交付合同发票的具体时间，大约是在签约当时或近期。但是根据合同该条约定，是原告支付293万余元即偿还完毕全部银行贷款本息后，才能交付上述凭证和转移房屋占有。按照原告的逻辑，既然拿到了上述凭证，即可以推知原告已经支付了全部银行贷款本息了。这既不符合法律逻辑，也与事实不符。综上，得出如下结论：1、原告所提交的收条真是性不确定；假设真实性确定，其中对应的可以视为支付吴晓鸥房款金额也不确定。2、吴雷出具此条的时间不确定，如果此条形成在《房屋转让合同》之前，显然属于吴雷与张凯的恶意串通，损害了吴晓鸥的合法权利，其所谓的债务抵销的约定和操作均属无效民事行为；假设此条形成于《房屋转让合同》形成之后，其二人所谓的债务抵销的约定和操作同样对吴晓鸥不发生法律效力。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4日原、被告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1、甲方转让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建筑面积228.57平方米及车库（建筑面积82.94平方米）。由于该房屋的房产证正在甲方办理之中，甲方无法办理更名手续，待该房屋的权属证明下发后，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手续。2、房屋价格为：甲方已支付房屋的所有款项2，938，915元，加上甲方签订本合同日在中信银行该房屋按揭贷款所剩余的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3、付款方式，乙方最迟应于过户日前，将在签订本合同之前甲方已支付房屋的所有款项计2，938，915元由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款项结算人为吴雷），同时将甲方在中信银行该房屋按揭贷款剩余的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代为清偿并结清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手续，直至过户完毕。4、房屋交付，甲方最迟应于过户当日前乙方支付该房屋甲方签订本合同之前已付房款及结清甲方在中信银行该房屋的剩余按揭贷款本金及利息时，甲方交付该房屋及房屋相关证明（如购房合同、发票、钥匙等），之后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归乙方所有。同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保证在过户前房屋贷款按时足额的偿还，如连续三个月不能偿还，则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作废。特此承诺”。该合同签订后，原告自2013年8月-2014年5月累计支付案涉房屋贷款320，000元，随后停止还款。2015年9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解除已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的函》，内容为：“因你的原因，未按照约定及时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并已超过三个月。根据你手写的《承诺书》，该房屋转让合同已经解除、作废，不再有法律效力。根据该房屋转让合同约定，解除合同时我返还给你在本函寄发给你之前已经偿还的该房屋在中信银行的按揭贷款本金和利息，请你按照《房屋转让合同》中所列明的我的地址用快递的方式书面告知我你的开户银行、银行帐户及收款人姓名，我将此款项划给你。如果你不告知，由此引起的纠纷和损失将全部由你承担。”原告提供吴雷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本人吴雷代收到张凯、张鹏给付吴晓鸥、赵晓光的购房款共计7，690，000元，本人承诺如有纠纷愿承担由此引生的法律责任。”该收条原件为经过裁减的半页纸，没有落款日期。被告对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告认可并未实际向吴雷支付2，938，915元，而是因为吴雷对原告有7，000，000元的欠款，对此进行了充抵。另查，被告与开发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原件已交付给原告。双方还认可，涉案房屋现处于空置状态，无人居住，房屋的钥匙仍在开发商手里，房屋贷款主体仍是被告，未进行变更。原告停止偿还银行贷款后，由被告继续偿还。再查，二被告认可，吴雷系被告吴晓鸥的哥哥。以上事实有《房屋转让合同》、收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原告代还款银行明细、《承诺书》、《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银行换款明细、原、被告的陈述，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经庭审本院审查及当庭质证，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能否认定二被告收到原告的首付款2，938，915元。１、关于吴雷出具收条的真实性。从《收条》原件本身来看，为经过裁减的半页A4纸，没有日期落款，证据本身存在瑕疵。但吴雷系二被告指定的款项结算人，且系被告吴晓鸥的哥哥（为二被告自认），故本院根据公平原则，将该证据真实性的举证责任配置给二被告，二被告提出不同意见，且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举出相反的证据。故该不利后果，应由二被告承担。本院对吴雷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认定仅是根据举证责任配置原则，由二被告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推定，该认定仅在本案有效，仅相对应二被告承担不利后果，并非对收条本身真实性的最终认定，不应在他案中作为事实被引用）。2、关于吴雷出具收条的内容。内容为“代收到张凯、张鹏给付吴晓鸥、赵晓光的购房款共计7，690，000元”，对此原告陈述称，吴雷曾向原告借款7，000，000元，收条中的款项包含首付款2，938，915元，也即部分抵消吴雷对原告的借款。首先，吴雷是否向原告借款7，000，000元及吴雷与张鹏、赵晓光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代收款的权限，均非本案审理的事实，因涉及案外人的相关利益，本院对该事实均无法确认，也不应在本案中进行认定。其次，收条中的7，690，000与原告首付款2，938，915元的关系，为什么没有单独出具收条，均来自原告单方面的解释。最后，原告明确认可该首付款系充抵，而非实际给付吴雷，由吴雷转交二被告。关于原告称，系吴雷要偿还其欠款，其告知吴雷直接给付二被告，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均系其单方面陈述。3、原告、二被告、吴雷之间的这种债务转移能否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消。”结合本案，原告为“债务人”，二被告为“债权人”，吴雷为“让与人”，首先，原、被告的《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吴雷的角色是“款项结算人”，并非“债权让与人”，即二被告并未在合同中约定把对原告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吴雷。其次，二被告也未发出新的债权转让通知，要把债权让与吴雷。故本案不符合该条规定，原告无法据此主张抵消债务；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结合本案，即使原告想把对二被告的债务转移给吴雷，也应当经过二被告同意。在原、被告的《房屋转让合同》中，并没有二被告同意将原告的债务转移给吴雷的约定。而对于吴雷“款项结算人”的角色定位，也不能推定出有上述意思表示。4、原、被告之间的付款事实应由确凿证据予以证实，不应通过购房合同、发票等交付物进行推定，故原告的其他陈述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由此，原告、二被告、吴雷之间的债务转让行为不能成立，不能据此认定二被告实际收到了原告的上述款项。即使吴雷确已将上述款项支付二被告，也应由二被告依法退回给吴雷；至于原告与吴雷之间的债权债务，也应通过相互之间明确的法律关系进行解决。除非三方另行达成了一致的三方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二被告返还2，938，915元，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自2013年8月-2014年5月代二被告支付的银行贷款本息计32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应予返还。关于利息，原告主张自2014年1月1日起至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晓鸥、刘续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张凯已付银行贷款共计人民币320，000及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张凯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36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人民币16，486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14，867元，二被告共同负担161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念杰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雨欣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消。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