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民终25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武汉荣海水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新路*号金桥凤凰华庭第*幢*层*号。法定代表人：周荣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汪振，湖北维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以军，湖北维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长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发展北路。法定代表人：闫俊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阎冰，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雷，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水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号。法定代表人：梁立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阎冰，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雷，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荣海水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海公司）与被上诉人武汉长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海公司）、被上诉人武汉水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运集团）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荣海公司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0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海公司委托代理人汪振、魏以军，被上诉人长海公司、被上诉人水运集团共同委托代理人阎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海公司在一审诉称：2005年9月15日，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长虹分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分公司）与长海公司签订一份《光船租船协议》，约定长虹分公司将其所有的“武汉长虹1号”轮租赁给长海公司，租期五年，自2005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月租金为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05000元，按月支付租金。2010年8月9日，长海公司续租船舶，与长虹分公司另行签订一份《租船合同》，合同约定暂定租期5年，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月租金为57875元，租金按月支付。2011年6月，长虹分公司改制；2011年11月4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荣海公司，原公司债权债务由荣海公司享有和承担。长海公司因经营困难，与荣海公司于2012年1月19日变更租赁合同，将租期定为三年，月租金2万元。但长海公司仍无法经营，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于2012年9月解除合同，长海公司将“武汉长虹1号”轮归还给荣海公司。荣海公司自行经营“武汉长虹1号”轮，并将该轮挂靠在长海公司，每月向其缴纳管理费1000元，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长海公司代收运费共计475613.46元，之后荣海公司继续将“武汉长虹1号”轮挂靠在长海公司名下，并将该轮租赁给中国外运湖北分公司。长海公司在承租期间陆续向荣海公司支付欠款，截止2015年2月11日，共计支付4405417.18元，扣除船舶挂靠费用31000元之后，尚欠荣海公司3409313.22元。水运集团系长海公司控股股东，长海公司于2002年成立，由水运集团认缴出资408万元，占出资比例的51%，其中现金出资149万元，实物出资259万元。实物出资为水运集团所有的三艘船舶，分别为“武汉402”轮、“武汉603”轮、“武汉机驳401”轮，但水运集团未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转移，且已被其变卖。故请求法院判令：1、长海公司支付船舶租金2933699.76元（自2005年9月15日至2012年9月30日）；2、长海公司支付所欠运费475613.46元；3、水运集团在出资不实的259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租金和运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长海公司与水运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9月15日，长海公司与长虹分公司签订《光船租船协议》，约定长虹分公司将“武汉长虹1号”轮光租给长海公司，租期为5年，从2005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止。租金为每月105000元，支付方式原则上按月支付租金，长海公司于次月一次性向长虹分公司支付上月的租金，如遇特殊情况延误租金支付，双方可商议解决。即该协议下最后一期租金的支付时间应为2010年10月31日。合同同时还对航行区域范围、检验、交船、检查、财产及供应品、保养和营运、保险和修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于同年9月23日在武汉海事局就光船租赁办理了登记，登记内容为：出租人长虹分公司，租赁人长海公司，租金105000元／月，租期5年。2010年8月9日，长海公司再次与长虹分公司签订《租船合同》，约定长虹分公司将“武汉长虹1号”轮光租给长海公司，租期暂定为5年，从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租赁期内，如因特殊情况需终止合同，提出方应提前一月知会对方，双方据情协商解决，如无故单方提前终止合同，违约方须支付违约赔偿金。月租金为57875元，年租金694500元。支付方式原则上按月支付租金，长海公司于次月一次性向长虹分公司支付上月的租金，如遇特殊情况延误租金支付，双方可商议解决。但不能延误租金过半年，如超期船东无条件收回船舶。合同同时对航行区域范围、船舶设备、财产及供应品、保养和营运、保险和修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0年10月8日，湖北伟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水运集团委托，对作为产权持有者的长虹分公司2010年5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所列的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流动负资产、长期负债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以2010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鄂伟华评字（2010）第03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长虹分公司流动资产14.41万元，长期投资136.5万元，固定资产0.66万元，资产总计123.78万元，流动负债364.78万元，长期负债73.21万元，负债总计437.99万元，净资产-314.21万元。2011年6月9日，水运集团（转让方、甲方）与周荣海（受让方、乙方）签订了《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将标的企业整体产权转让给乙方。标的企业为长虹分公司，经湖北伟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出具了鄂伟华评字（2010）第03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经过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获得甲乙双方认可。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甲方将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7.44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保证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及产权机构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完整。该合同同时对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过渡期安排、甲乙各方的声明与保证、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1年6月15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依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3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对水运集团与周荣海的产权交易行为进行鉴证，经审核符合程序，并出具了产权交易鉴证书。2011年6月27日，武汉新港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对长虹分公司改制资产处置进行了批复。该批复记载：一、经湖北伟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市国资委确认，长虹分公司截止2010年5月31日的资产总额123.78万元，总负债为437.99万元，净资产为-314.21万元。二、根据法定程序，水运集团委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江城分所有限责任公司将长虹分公司整体产权进行了公开挂牌转让，经公开募集，仅有周荣海作为唯一意向受让方，提出购买意向并递交《购买申请文件》，2011年6月9日，水运集团与周荣海签署了《武汉市水上运输长虹分公司整体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7.44万元。三、经审核，同意支付和预留长虹分公司改制费用77.44万元。四、根据产权交易合同，长虹分公司改制评估基准日至产权交易日期间经营性盈亏，由产权受让方享有或承担。五、根据武政办（2007）122号文件精神和3月25日新港投集团第一届21次董事会决定，拨付70万元给长虹分公司实施平稳改制，长虹分公司整体产权转让收入7.44万元，返还给长虹分公司补足其改制费用。六、长虹分公司整体产权转让后，受让方依法取得产权交易合同中确定的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含全部债权、债务；受让方对原标的企业进行改建，标的企业法人资格存续的，原标的企业的债务仍由改建后的标的企业承担；债权人有异议的，由受让方承担责任；若将原标的企业注销或并入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标的企业法人资格消亡的，原标的企业的债务全部由受让人承担。根据企业改制相关规定及长虹分公司实际情况和请求，同意水运集团豁免长虹分公司对水运集团的105万欠款。该批复同时还对标的企业对职工欠款、船舶所有权、改制期间劳动关系等事项进行了说明。2012年1月19日，长海公司与荣海公司在武汉海事局就租赁情况进行了登记，登记内容为出租人荣海公司，租赁人长海公司，租金为2万元／月，租期为三年。荣海公司及长海公司均确认该租赁关系自2012年9月30日解除。2014年11月25日，长海公司与荣海公司就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发生的运费余额进行了对账，长海公司截止2014年11月25日共计欠荣海公司运费96632.42元，在该对账函中同时确认自2014年8月20日至2014年11月25日期间，荣海公司收到长海公司三笔运费共计5万元。同年12月8日，长海公司与荣海公司在武汉海事局就船舶租赁情况进行了变更，将租金改为每月1000元，租期为3年，出租人为荣海公司，租赁人为长海公司。同时查明：2002年11月6日，长海公司申请登记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其中水运集团出资408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49万元，实物资金259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的51%，2011年11月24日，长海公司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陂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水运集团现金出资76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的95%。长虹分公司于1991年1月1日成立，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法定代表人周荣海，注册资金30万元，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核准登记注册通知》记载长虹分公司行政主管部门为市交委，隶属法人武汉市水上运输公司。在1990年8月29日《关于申请办理企业营业执照换证的报告》中记载“上级代管单位武汉市水运公司，对我司仅从党群关系上进行领导、生产经营和企业经济上各具法人，加之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关系，根本无法对我司拨入资金。”武汉市交通委员会对该报告盖章确认，并记载“该公司反映的情况属实”字样。水运集团在《工商企业注册资金资信证明》及资金担保书中均盖章确认，并声明其为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自愿为长虹分公司担保注册资金30万元。武汉市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7月4日颁发给荣海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载，荣海公司成立日期为1991年1月1日，营业时间1991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武汉市水上运输公司于1993年7月14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变更登记，名称变更为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后又于1996年7月15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武汉水运集团有限公司。1994年5月4日，武汉市水上运输公司长虹分公司变更名称为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长虹分公司，并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注册。“武汉长虹1号”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籍港武汉，钢质多用途船，船舶所有人为荣海公司，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11年12月27日。船舶共有情况为：2014年7月10日，从荣海公司占51%、张启发占25.92%、周荣海占23.08%，变更为荣海公司占51%、周荣海占49%。同年12月8日，净吨从887变更为1377，总吨为1585变更为2459。荣海公司确认“武汉长虹1号”轮名义上占51%投资份额，根据《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长虹分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记载，长期投资1365000元系长虹分公司对“武汉长虹1号”轮的股权投资，截止2010年5月31日，实际占该轮投资总额的29.67%。另查明，长海公司在庭审调查阶段承认，其自2005年12月20日至2011年11月24日期间以及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共计向荣海公司支付款项3265417.18元（其中包括荣海公司清单中所列明的3235417.18元及其确认的长海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20日及2015年3月27日向周鹏交行卡上支付的1万及2万元）。上述两个期间内每次付款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一年。其中，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28日之间的款项总计420410.46元，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为：2013年1月14日支付93297元，2013年2月4日支付31090元，2013年2月8日支付6万元，2013年3月27日支付3万元，2013年5月16日支付49391.04元，2014年4月10日支付1万元，2014年8月25日支付3万元，2014年10月30日支付1万元，2014年11月20日支付1万元（向周鹏交行卡），2014年12月30日支付2万元，2015年1月26日支付2万元，2015年2月11日支付2万元，2015年3月27日支付2万元（向周鹏交行卡），2015年4月28日支付16632.4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根据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的诉辩观点和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主要焦点包括三方面：一是租金支付问题，二是运费返还问题，三是水运集团的连带责任问题。一审法院对此逐一分析评判如下：loz一loz租金支付问题。荣海公司请求的租金债权包括两部分：长虹分公司对长海公司的租金债权及荣海公司对长海公司的租金债权。对于长虹分公司的租金债权，荣海公司的请求权成立须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1、长虹分公司与长海公司之间的船舶租赁合同关系有效成立，合同已实际履行且租期届满，长海公司尚有到期租金未付；2、长虹分公司在改制时，荣海公司继受取得了长虹分公司对长海公司的上述租金债权；3、该债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针对该三个条件，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长虹分公司的租金债权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光船租船协议》及《租船合同》真实有效并已实际履行。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光船租船协议》最后一期租金的支付时间应截止至2010年10月31日。《租船合同》租期虽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但在此合同存续期间，荣海公司于2012年1月19日对“武汉长虹1号”轮的租赁登记进行了变更，将出租人变更为荣海公司，此时，应视为长虹分公司与长海公司所签《租船合同》已于2012年1月18日截止，长海公司最后一次支付租金的时间应为2012年2月29日。因此，上述两份租金债权均已到期。长海公司辩称《光船租船协议》签订之时长虹分公司的总公司尚未更名为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故该合同为事后补签的虚假合同，同时认为长虹分公司系水运集团的下属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与长海公司均系水运集团的下属公司，涉案《光船租船协议》及《租船合同》不是独立主体之间签订的租船合同，双方亦非租船合同关系，而仅仅是水运集团下属企业之间的资源调配。一审法院认为，长海公司在签订合同之时对长虹分公司的名称并未提出异议，且盖章确认该合同的效力，其亦未对该合同的履行内容提出过任何异议，不能否认该合同关系和实际履行的真实性，且水运集团在1993年7月14日名称就已由“武汉市水上运输公司”变更为“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同时，荣海公司提交了长虹分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相关登记信息，可以确认长虹分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且长海公司已向长虹分公司及荣海公司支付4405417.18元，而长海公司与水运集团除认为有部分为代收运费的返还外，均未举证证明其与长虹分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则已支付款项应除一定数额的运费外应为租金。故长海公司认为租船合同关系及租金债权不成立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荣海公司是否继受取得了涉案租金债权。《关于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长虹分公司改制资产处置的批复》中明确记载：“长虹分公司整体产权转让后，受让方依法取得产权交易合同中确定的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含全部债权、债务”，《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确定的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为经湖北伟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出具的以2010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鄂伟华评字（2010）第03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资产，而涉案租金债权并未包含其中。荣海公司取得长虹分公司的资产范围仅限于其支付对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产权交易合同中确定的资产，此外的债权因荣海公司未支付对价，而无权享有并请求支付。荣海公司认为，荣海公司系长虹分公司改制而来，只是名称、企业性质、股东发生了变化，其承继了长虹分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故当然享有涉案租金债权。一审法院认为，荣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荣海系通过长虹分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整体资产的方式，与长虹分公司上级代管单位水运集团签署了《武汉市水上运输长虹分公司整体产权交易合同》，并支付转让价格为7.44万元而继受取得了长虹分公司的资产，系通过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相应资产，性质上属于资产转让，既非股权转让，亦非单纯的公司形式变更，不当然取得长虹分公司的未经评估转让的全部债权。荣海公司认为其自然承继长虹分公司全部债权债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诉讼时效是否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延付或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光船租船协议》租期自2005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租船合同》租期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18日。依照合同约定，长海公司向长虹分公司最后一次租金支付时间应截止至2012年2月29日，长虹分公司或承继其权利的主体向长海公司主张未付租金的诉讼时效应至2013年2月28日届满。但本案尚无证据证明，长虹分公司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前主张过债权，而荣海公司又未承继该部分租金的权利。尽管长海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28日向荣海公司支付过款项，但该期间的付款对象为荣海公司而非长虹分公司，故长海公司向长虹分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1年11月24日，则至荣海公司起诉之日，长虹分公司对长海公司的租金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荣海公司实体上未继受取得长虹分公司对长海公司的租金债权，且该部分债权已过诉讼时效，荣海公司要求长海公司向其支付长虹分公司改制前租金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长虹分公司改制之后荣海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长海公司达成的租船合同关系所形成的租金债权，成立须满足两个条件：1、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租船合同关系有效成立，合同已实际履行且租期届满，长海公司尚有到期租金未付；2、该债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针对该两个条件，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根据荣海公司提交的租赁情况登记，其于2012年1月19日变更了“武汉长虹1号”轮的租赁登记，将出租人由原有的长虹分公司变更为荣海公司，且约定月租金2万元。因此，应视为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之间于2012年1月19日建立了新的租赁关系。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租赁关系于2012年9月30日解除，则自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9月30日，长海公司应向荣海公司支付2万元／月×8个月＋2万元／月×13天／31天=168387.1元。2、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9月30日之间的租金应于2013年9月30日诉讼时效届满。长海公司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多次向被告荣海公司支付款项，每次支付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一年，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荣海公司的该部分租金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因荣海公司未取得长虹分公司对长海公司的租金债权，且长海公司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28日间支付的420410.46元的对象为荣海公司，故该420410.46元应为长海公司为偿还其与荣海公司与之间的债务而支付的款项。在420410.46元中，除有5万元系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在2014年11月25日的对账清单中明确的运费外，余下370410.46元款项双方均未明确系租金或代收运费的返还。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也未约定抵充顺序，因此荣海公司要求按比例抵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荣海公司未举证证明挂靠合同关系、运费金额及运费返还期限，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其诉称的运费债权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是否到期、何时到期，故应按照已确定的已到期的债务优先进行抵充，即长海公司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5年4月28日间向荣海公司支付的370410.46元，应优先对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产生的168387.1元租金抵充，抵充后该部分租金应视为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对荣海公司该部分租金请求亦不予支持。（二）运费返还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租用合同关系，荣海公司诉称与长海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且荣海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此法律关系的形成依据、相关权利义务和实际产生的具体费用，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三）水运集团的连带责任问题。水运集团辩称荣海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涉及公司设立及股东责任，故应另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该项诉讼请求虽涉及《公司法》中公司设立及股东责任，但仍是在请求支付租金的船舶租用合同法律关系范围内，需一并审查审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水运集团在长海公司设立之时未对其实物出资的三艘船舶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但其对长海公司的出资已在2011年11月24日变更为现金出资760万元，占长海公司注册资本的95%，已足额出资。因此，至荣海公司起诉之时，水运集团对长海公司认缴的出资已足额现金缴纳，其足额出资的股东义务已履行完毕，且荣海公司对长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其要求水运集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荣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74元，由荣海公司负担。荣海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长虹公司分和荣海公司是同一民事主体，一审判决认定为两个民事主体不当。2011年6月，水运集团长虹分公司进行改制，对其股东和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但企业仍然是原企业，实质为股权转让。2、一审法院混淆了《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受让主体，周荣海是受让人，长虹分公司是转让标的，荣海公司不是交易的当事人。3、水运集团转让的是长虹分公司的整体产权，而不是资产，更不是评估报告确定的资产，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资产转让且为评估报告书的资产显然是错误的。（二）周荣海取得长虹分公司的全部债权和债务，而不是部分债权。1、根据批复及产权交易合同的相关规定，周荣海取得了长虹分公司的全部债权，而不是部分债权。2、根据公平原则，周荣海也取得了长虹分公司的全部债权。因为周荣海承担了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可能遗漏的债务，应享有全部债权，包括遗漏的债权。（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认定诉讼时效为2年，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延付租金的有关规定认定诉讼时效为1年。2、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也是错误的，长海公司支付的租金无论哪一笔均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都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三）荣海公司请求返还代运费应当一并审理，且荣海公司的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四）水运集团应当在其出资不实的259万元范围内对长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清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长海公司及水运集团二审庭审时辩称：（一）有关资产评估和产权交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各方均认可《武汉市水上运输总公司长虹分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产权交易鉴定书》及《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效力，水运集团与荣海公司缔结并履行《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的依据就是《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没有体现荣海公司主张的债权，长虹分公司历年财务报表也未体现该债权。周荣海若明知该债权，却不向评估机构披露，属恶意侵占国有资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故意隐匿应当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或者迥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以及未经审计、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但对时效中断所依据的事实认定有误。1、本案所涉船舶是内河船，不能适用海商法的规定。2、荣海公司与长海公司均认为，2013年1月14日以后长海公司支付的款项为挂靠合同项下代收运费，显然不构成自愿履行租船合同项下债务，不能构成租金请求时效中断。荣海公司请求的租金时效于2014年9月30日届满。（三）租船合同与挂靠合同无从属关系，不应合并审理。（四）水运集团对长海公司如实出资。验资报告表明水运集团作为股东如实出资。（五）长海公司与“长虹1号”有关债务已结清。一审证据6长虹1号对账清单，明确截至2014年11月25日，长海公司共计并长虹1号总费用96632.42元，此后的汇款纪录明确这些费用已结清。各方对以上均无异议，荣海公司不应当在此之外有任何债权主张。请求驳回荣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人荣海公司提供了四组证据：证据一：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来源于武汉海事局），该证据证明20018年10月17日张启发持有“长虹1号”25.92%的股份；证据二：武汉“长虹1号”所有权的说明，该证据证明长虹分公司持有“长虹1号”29.67%的股份、张程持有26.09%股份、周荣海持有44.24%股份，各股东按投资比例拥有产权份额，承担盈亏，水运集团盖章予以确认；证据三：“长虹1号”船股份退出协议、“长虹1号”船股份转让协议，该证据证明2013年3月周美明、张程、张启发、程维本将其持有的“长虹1号”股份全部转让给周荣海的事实；证据四、“长虹1号”船舶的内河船舶适航证书，该证据证明长虹1号准予航行A级航区，诉讼时效应适用海事诉讼特别法。长海公司与水运集团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一登记证书已经失效，登记所有权人长虹分公司在改制后，已经消灭，该证据不能证明“长虹1号”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所有权情况，故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二没有原件核对，故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如果确实有水运集团的签章确认，反而可以证明长虹分公司与水运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长虹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材料上的签字人身份不明，与本案有何关系不清楚。我方认可长虹1号是内河船舶；证据四没有原件核对，应与海事局核实后才能确认真实性。该证据证明“长虹1号”是内河船舶，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本院认为，证据一、二、三仅证明“长虹1号”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情况，而“长虹1号”始终登记在长虹分公司名下，本案处理的是长虹分公司改制前后的债权，“长虹1号”船舶实际所有人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为复印件，且该证书已过期，本院不予认可。长海公司与水运集团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荣海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债权；（二）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限；（三）荣海公司请求返还代运费的主张是否可与本案合并审理；（四）水运集团是否对长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分别分析评判如下：（一）荣海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债权。可以从两个方面分别阐述。1、荣海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荣海公司有初步证据证实，双方签订有租赁合同，长海公司向其支付了部分款项，长海公司认为双方没有实际履行租赁合同的主张无证据证实，因此可以认定长海公司确实欠其部分租金。2、荣海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租金债权。本院认为：第一，长虹分公司在改制时，水运集团及周荣海进行产权交易的基础是对长虹分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的《评估报告书》，当时周荣海作为长虹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将涉案的租金债权列入长虹分公司的应收债权，长虹分公司的财务报表也没有体现该项债权，导致评估长虹分公司的资产时，净资产为-314.21万元。若计入本案争议的租金，按荣海公司的主张为337万余元，那么长虹分公司在改制时的净资产为20多万元，水运集团不可能将长虹分公司的整体资产以7.4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荣海。第二，荣海公司认为，产权交易的主体是水运集团与周荣海，长虹分公司与荣海公司系同一主体，荣海公司有权主张涉案租金债权。本院认为，一般情况下，股权转让时，不影响转让标的企业向第三方主张其自身享有的债权。但本案并不是纯粹的股权转让，而是长虹分公司的整体产权转让，二者不完全一致。产权转让时，对长虹分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评估，作为新企业应承担的债权债务的依据，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且长海公司、长虹分公司、水运集团均为关联企业，水运集团作为长海公司、长虹分公司的投资单位，在整体转让处置长虹分公司资产时，豁免了长虹分公司欠其的部分债务，同时在评估长虹分公司的应收债权时，未计入水运集团下属的长海公司对长虹分公司所欠的债务。因此，应当认定水运集团在整体转让自己的独资公司即长虹分公司的资产时，系在不计入自己下属企业长海公司欠长虹分公司的租金债权的情况下处置的，所以改制后的长虹分公司即荣海公司不应再享该债权。第三，双方的交易合同明确约定，评估报告中遗漏或未披露的债务，由周荣海承担，但未约定评估报告未披露或遗漏的债权由周荣海享有。该约定的本意在于一是作为长虹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荣海同时也是购买长虹分公司产权的合同当事人，在长虹分公司改制申报资料时不得隐瞒对外债权，二是若存在隐瞒的债权，周荣海不享有该债权。因此周荣海以7.44万元的价格收购长虹分公司的整体资产，其基础为《评估报告书》，交易价格与公司净资产为-314.21万元系相互对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现荣海公司认为其承担了全部债务，但未享有全部债权不公平，该主张是不成立的。因此，荣海公司认为其有权主张涉案债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涉案诉讼时效。由于荣海公司并没有权利主张涉案租金，因此，再论述诉讼时效已失去法律意义，对此焦点问题不再作评判。（三）关于返还代收运费是否应当与租金合并审理的问题。荣海公司仅提供了8张代收运费的发票，以证明长海公司应当返还的代收运费金额，长海公司对发票所载明的金额不认可并否认代收运费等事实，荣海公司不能提供与代收运费相关的合同、结算单据等基础性证据，仅凭发票不能充分证明长海公司应当返还代其所收的运费。且由于返还代收运费的主张与租金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荣海公司可另行主张。荣海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四）水运集团是否对长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水运集团将其认缴的长海公司的资本足额缴纳，荣海公司认为水运集团未缴纳足额注册资本的理由不成立，因此，其要求水运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荣海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74元，由荣海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江审判员 曾 诚审判员 胡正伟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程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