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前法商初字第191号原告柳毅，男，汉族，1985年11月6日出生，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姜文渊，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前海即富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080795324。法定代表人黄喜胜，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泽，男，汉族，1984年1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康芳珍，女，汉族，1986年1月20日出生，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翔支行，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翔大道6099号（新亚洲花园商业中心）首层，组织机构代码279526092。法定代表人钱君，行长。委托代理人何冉，女，汉族，1981年7月24日出生，住址长春市南关区，系该公司法务。委托代理人陈聪，男，汉族，1992年7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该公司法务。原告柳毅诉被告深圳市前海即富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即富公司）、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翔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龙翔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王云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文渊，被告前海即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泽、康芳珍，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的委托代理人何冉陈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方开户持有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尾号为2544的借记卡。2015年8月20日，在原告本人未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该银行卡内资金19800元被第三人转走，经原告方查询，该笔交易的渠道商户是被告前海即富公司。原告方认为，原告方将资金存入在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处开办的借记卡内，该银行有义务保证卡内资金的安全性。被告前海即富公司作为原告资金转出的渠道商户，未尽到相应的审查防范义务，对原告卡内资金的损失具有过错。事件发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反映，要求赔偿损失，但被告都以种种理由予以推委，拒不赔偿。据此，原告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银行卡被盗刷造成的损失19800元；2、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为挽回被盗刷造成的经济损失所支付的合理费用3000元；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前海即富公司辩称，本案为借记卡纠纷，应属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我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合同项下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以及被告平安银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首先，平安银行向原告核发的为磁条银行卡防伪能力低，容易被复制。中国银联有发行防伪性能更加优秀的带芯片的银行卡，而原告所持有的磁条卡并无芯片，可见平安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告未妥善保管其银行卡信息及密码，盗刷的情况是由于银行卡泄露、密码保护不严造成的，不能排除原告自身故意或者过失泄露的可能。在原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显示原告并非我公司的用户，即使是原告的银行卡信息及密码被盗取，也不是通过被告前海即富公司的系统被盗取，我公司对此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我公司仅为银联卡还款的渠道商户。原告提供的《信用卡还款业务调单回复替代单据》是我公司收到中国银联的要求出具的，并不能证明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法律关系。我公司的银行卡信用卡还款业务是用户通过我公司的APP连接到中国银联的系统，由中国银联根据用户的操作将款项进行划转，所有的操作都是用户完成的。我公司仅有传输数据的权限。该情况类似ATM自动取款机一样，只要银行卡的磁条信息及密码符合即可在ATM机上进行操作，所有数据之交互在中国银联及银行内进行。我公司在本案案并无任何过错，亦无证据证明原告银行卡被盗刷是因我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我公司并非适格被告，亦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辩称，原告在我支行开户时间为2013年1月9日，我支行已根据人民银行的规定发放了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银行卡，尽到了保护持卡人资金安全的义务。本案并非伪卡交易，涉案交易的方式无法确认具体的物理地址，不能排除原告本人交易的可能性。因此不能认定为伪卡交易。涉案交易完成后需要输入银行卡交易密码，该密码由原告自行设置并妥善保管，因原告自身的原因导致密码泄露的可能性极大，原告需对未妥善保管密码造成交易损失承担责任。本案原告与另外一起案件的起诉状有高度一致性，故我支行怀疑原告与另外一案原告王萌存在虚假诉讼的款项。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7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一张借记卡，卡号为62×××44，并开通了网上银行、账户余额变动短信通知业务，原告设置了密码。该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2015年8月20日10时36分07秒，该账户内转款19800元，摘要为光大卡中心信用卡还款。经查询，上述款项转款至案外人叶农在光大银行的信用卡35×××09内，叶农的上述光大银行信用卡在光大银行南昌分行领取。原告主张其在2015年8月20日10时50分通过电话进行口头挂失，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主张原告在11时18分拨打被告的客服电话进行了口头挂失。11时40分，原告在平安银行坂田支行办理了撤销口头挂失的手续。同日12时44分，原告向深圳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警。14时11分至15时36分期间，原告在该派出所接受调查，在接受询问时称，2015年8月20日10时许，原告的手机接到95511发来的短信，信息显示原告的尾数为2544的银行卡于8月20日10时36分POS机消费转出19800元，存款余额为73.92元；然后其就找平安银行坂田支行咨询，得知该笔钱在北京光大银行POS机上消费，后原告又打了光大银行和银联咨询，原告就来报案了；而事发当时原告的银行卡和密码卡都在原告身上，没有离开原告本人，取款密码也只有原告本人知道；原告发现后立即拨打平安银行的客服电话，但是查不到钱被转到哪个账户，在哪里里也查不到，原告于是到派出所报案。原告于8月15日曾在坂田支行转款3000元给朋友，其他几个受害者都有在坂田支行五和南路51ATM机上取过钱或者转过帐，原告怀疑其银行卡在上述ATM机上给人复制了。原告在二十几天前经人介绍给一个客户的餐馆安装一台POS机。餐馆的老板称自己不会使用POS机，让原告为其演示一下，原告用自己的卡刷了一分钱。之后一个受害者称也在那家餐馆消费刷卡过，原告怀疑那家餐馆。2015年9月1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决定对原告被诈骗一案予以立案。该案件至今尚未侦破，原告未能追回任何款项。经本院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该分公司向我院提交了上述交易的银联系统跨行交易记录，显示交易地点在北京市，该分行向本院解释称，因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部位于北京市，故该交易显示为北京市；持卡人实际的交易方式及地点以渠道方前海即富公司的解释为准。被告前海即富公司确认上述交易是通过其APP即付宝系统进行的，是通过用户名为17875577919的用户在即付宝APP客户端的手机支付系统进行交易，该用户名为17875577919的用户姓名是袁元，身份证号码。被告前海即富公司主张用户可以通过苹果商店或者安卓系统直接下载被告公司的APP即付宝客户端在手机上安装，客户可以凭手机号在注册用户；注册成功后，用户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该公司提供的手机刷卡器，用户直接将银行卡插在刷卡器上，用户登录APP平台后，在平台上选择信用卡还款业务，通过刷卡完成相关的交易步骤；用户通过该APP平台连接银联系统进行操作，该公司在用户刷卡时只是提供刷卡介质，传输数据；由银联系统识别银行卡信息，银联系统根据用户的操作联系持卡银行和接受银行的系统进行划转款项；需要客户刷卡以及输入正确密码才能在银联系统上成功交易。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确认涉案交易通过被告前海即富公司的手机支付系统直接连接银联系统进行转款的；本次交易并未使用被告发行的任何交易工具。但主张，银联系统接收到刷卡的磁条信息和密码后，反馈给持卡人银行系统进行验证；持卡人确认无误后即可成功划款。被告前海即富公司主张其提供的涉案即付宝手机支付系统是需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对于信用卡还款业务的用费而言，部分银行是向持卡人收取，部分银行是向接收方银行收取；涉案交易的相关费用的是由款项接受方即光大银行收取；一般信用卡还款义务是通过银联的MCC通道，银联在结算完毕后按月向对应银行收费手续费；因该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支付渠道，跟银联存在合作关系，对所收取的手续费由银联与被告公司按比例分成。两被告均表示不能提供涉案交易发生的实际物理地点，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表示因为涉案交易并未通过其银行的任何交易工具，故不能识别实际交易地点；被告前海即富公司表示其公司提供的是移动式刷卡器，手机支付系统属于移动终端，故不能识别实际交易地点。原告向本院提交了银行卡实物、报警回执以及立案告知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等证据主张涉案交易并非其本人交易，也非其本人授权的他人交易；涉案交易发生时，原告正在平安银行坂田支行附近的东北面馆里吃面，涉案借记卡和手机也一直在原告兜里；原告收到被告平安银行的短信通知后，立即跟平安银行联系进行核查和挂失，并向公安局进行报案；原告不认识光大银行的信用卡账户35×××09的持有人叶农，原告与此人之间没有交易往来关系，并未为此人支付信用卡欠款；原告并不认识用户名为17875577919的袁元，原告与此人之间没有交易往来关系，并未使用此人在被告的手机支付系统的注册用户名进行任何操作。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涉案交易是否属于伪卡交易；二、对于损害后果，原、被告双方如何分担。以下就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交易是否属于伪卡交易的问题。首先，从时间看，涉案交易发生在2015年8月20日10时36分。原告接到短信通知后，于同日11时左右进行了口头挂失，并于12时44分即前往深圳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在14时11分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询问。原告在涉案交易发生后立即进行了挂失，并向公安机关报警，接受了公安机关调查，符合银行卡被盗刷后的通常行为表现，原告的上述行为显示原告或者原告授权人员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较小。其次，原告否认认识案外人叶农、袁元两人，从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提交的涉案借记卡交易记录看，原告从未与案外人叶农、袁元之间有任何交易往来关系；而案外人叶农的信用卡在江西省办理，原告通过案外人袁元的即付宝手机支付系统代案外人叶农还信用卡的可能性较小。再次，两被告主张因为不能确定交易发生的实际地点，故不能认定涉案交易为伪卡交易。被告前海即富公司作为交易渠道提供方，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作为发卡行，有能力也有义务提供涉案交易发生的实际地点；但两被告均表示不能提供涉案交易发生的实际地点，在此种情况下，原告作为一般银行卡用户，自己不可能提供交易发生的地点，不能因为两被告不能提供交易发生的实际地点，而让原告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认定涉案借记卡的账户在2015年8月20日10时36分的涉案交易并非原告本人的借记卡所发生的交易，而是属于伪卡交易。二、关于双方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作为涉案借记卡的发卡银行，应确保原告银行卡的交易安全。但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涉案交易是通过被告前海即富公司提供的手机支付系统进行的，并未使用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的任何交易工具进行交易，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无法对伪卡交易进行识别，对原告的存款被盗刷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平安银行龙翔支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交易是通过被告前海即富公司的即付宝手机支付系统进行的，被告前海即富公司提供了为完成该交易所需要的刷卡器。且被告作为交易渠道提供方，因其提供了交易渠道而收取了一定的费用，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被告前海即富公司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不仅要确保自己提供的交易渠道系统自身的安全，也要确保用户在使用该交易渠道时的交易安全。但在他人持有伪造的借记卡在通过被告前海即富公司的上述手机支付系统进行交易过程中，被告前海即富公因为自身的系统与技术漏洞原因，未能识别出伪卡，被告前海即富公司违反了其应负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原告的存款被盗刷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电子金融时代，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在电子银行交易系统中具有最为重要的法律地位和作用。银行卡信息和密码信息不被泄露，对个人财产和整个金融系统安全至关重要，因此个人对整个交易流程及银行财产也承担交易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卡密码是持卡人在办理银行时向银行预留的。未来办理业务时提供给银行自动识别客户身份、权限的数字、字母或其组合，具有私有性、唯一性和秘密性。正常情况下，银行卡信息尤其是密码为持卡人设定并仅为其掌握，交易时他人并不知晓，同持卡人身份证、签名一样，具有身份识别功能，是持卡人进入电子交易系统的钥匙或者身份凭证，从而起到电子签名的作用。实践中，就单个银行卡而言，个人用卡不当所致泄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持卡人对密码应当负有比一般财产更加严格的保管和保密义务，更符合银行卡领用关系的特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故原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被告即富公司对原告涉案借记卡账户交易损失19800元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即富公司应赔偿原告9900元。原告请求的合理费用损失3000元，原告主张为误工费和交通费损失，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存在上述损失，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前海即富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柳毅损失9900元；二、驳回原告柳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100元，被告深圳市前海即富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云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