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4民终2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彭水县汉葭街道文庙社区**。法定代表人：谭国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谢光寿，重庆中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邦凤，女，汉族，1970年5月28日出生，城镇居民，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李庆毕，重庆绿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邦凤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彭法民初字第03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1日对上诉人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光寿、被上诉人刘邦凤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庆毕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4月30日，刘邦凤在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原客运站从事清洁卫生工作。2014年7月28日，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为刘邦凤出具《证明》，证实其1999年到公司从事站内清洁卫生工作。刘邦凤的工资发放方式为公司确定月基本数额，由刘邦凤提供税务发票经公司领导审核后按月报账领取。2015年3月，刘邦凤向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提出缴纳社会保险费要求，为此，双方发生争议，刘邦凤即于2015年3月18日起未在给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原客运站打扫清洁卫生工作。2015年7月13日，刘邦凤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由被申请人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支付申请人刘邦凤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76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6500元，经济补偿金19200元，失业赔偿金33120元，共计76420元；补缴1999年至2015年养老保险费109171.20元、医疗保险费35651.70元。2015年8月12日，该委作出渝彭劳人仲案字（2015）第1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支持其带薪年休假工资6500元，经济补偿金19200元，失业赔偿金23184元，合计48884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刘帮凤对此仲裁裁决表示服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5年9月12日提起民事诉讼。庭审中，刘邦凤举示“彭水客运中心站安全检查员”工作吊牌一个、“卫生监督岗红马夹”标识服一件、袖标一个，以此证明其工作期间接受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统一安排及管理。其自述在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被以“临时工”身份，由单位行政办公室管理，与其他正式员工一样，早上8时或8时30分上班，正常情况下18时下班，如遇节假日公司搞活动，则可能延迟至22时才能下班，从事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清洁卫生工作。期间，未曾请假一天，有事都是请人顶替做好清洁卫生；办公室负责人曾口头要求实行签到制，但未实际执行。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表示，原则要求刘邦凤每天9时前必须到岗，下班时间则没有硬性要求。庭审中，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刘邦凤均举示相同内容的9份税务发票报账单据。其中2012年1月、6月、12月三张单据，金额分别为1227元、1377元、1677元；2013年1月、6月、12月三张单据，金额均为1677元；2014年1月、6月、12月三张报账，金额分别为1677元、1677元、686元。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认可刘邦凤离职前一年的工资标准为1600元／月。刘邦凤无据证明2008年1月起至2011年12月的工资标准，同意以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彭水县自2008年1月1日起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为520元／月，2011年1月1日调整为710元／月。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一审诉称，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系汽车运输客运企业。自1999年始，为加强和完善原汽车客运站的清洁工作，改变以前的经营模式，使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得到保障，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便将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劳务承包给刘邦凤。具体内容为：由刘邦凤打扫客运站的卫生，符合要求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每月向刘邦凤支付1600元不等的劳务费；劳务费的支付方式为由刘邦凤提供税务发票到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处进行报账支付。多年来，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务承包协议，但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时至2015年，刘邦凤不愿再继续从事这一劳务，并向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提出无理要求，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对此不予承认，刘邦凤遂向彭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该委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渝彭劳人仲裁案字（2015）第126号仲裁裁决。为此，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认为，通过提供发票报销支付劳务报酬方式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⒈确认原告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与被告刘邦凤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⒉原告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不支付被告刘邦凤带薪休假工资（2008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6500元、经济补偿金（1999年至2015年3月）19200元、失业赔偿金（1999年至2015年3月即24个月×805元×120%）23184元，共计48884元。刘邦凤一审答辩称，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刘邦凤自1999年4月30日到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从事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600元。上班期间，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有工作要求及上下班时间限制，双方的用工关系符合构建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而非劳务承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被告刘邦凤的主张，即由原告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6500元，经济补偿金19200元，失业赔偿金2318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点在于诉争双方之间的事实用工关系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从外在形式看，刘邦凤每月通过提供税务发票由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审核后一次性领取劳动报酬，刘邦凤请病事假还得自行请人顶替打扫卫生，似是形成劳务承包关系。但从劳动关系的基本特性分析：其一、刘邦凤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从属性。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要求刘邦凤跟其他员工一样遵守上下班作息时间，工作期间着公司发给的“卫生监督岗红马夹”标识服，工资标准由公司随劳动力市场涨幅逐步递增。其二，刘邦凤的工作具有继续性。刘邦凤在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从事清洁卫生工作长达16年之久，不是一次性、季节性或短暂性地提供服务。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以月为计算薪酬时间标准向刘邦凤支付报酬，更印证工作性质具继续性。继续性工作硬性以劳务发包，存在的只是虚名与形式。故该院确认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由于在双方构建劳动关系期间，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没有为刘邦凤缴纳社会保险费，刘邦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依法应当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和失业赔偿金。同时，刘邦凤在履职期间，未曾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应当支付其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加之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出具证明刘邦凤于1999年入职，但无法提供确切日期，该院以刘邦凤的自述确定为1999年4月30日。刘帮凤在职14年11个月，故可以享受15个月经济补偿待遇。双方举示的票据可以确认刘邦凤2012年1月的工资标准为1200元，2012年6月的工资标准为1300元，2012年12月及其以后为1600元。因此，刘邦凤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与失业赔偿金额度均在法定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即经济补偿金19200元，失业赔偿金805元／月×24月×120%=23184元。自2008年1月1日起，职工可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刘邦凤当年工作年限不足10年，享受年休假5天，年休假工资为520元／月÷21.75天×5天×200%=239.08元；2009年至2014年每年可享受年休假10天，2009年与2010年2年年休假工资为520元／月÷21.75天×20天×200%=956.32元；2011年年休假工资为710元／月÷21.75天×10天×200%=652.87元；根据2012年1月、6月、12月的工资标准可以推算其当年工资总额不低于15400元，其年休假工资为15400元／年÷12月÷21.75×10天×200%=1180.08元；2013年、2014年工资标准1600元／月，2年年休假工资为1600元／月÷21.75天×20天×200%=2942.53元；2015年3月18日止当年工作天数77天，77天÷365天×10天=2.109天，可享受年休假待遇2天，年休假工资为1600元／月÷21.75天×2天×200%=294.25元。以上刘邦凤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计6265.13元。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㈠项、第四十七条，《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㈡项，《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㈡项、第二十四条，《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㈢款的规定，判决：原告重庆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刘邦凤支付经济补偿金19200元、失业赔偿金23184元、带薪年休假工资6265.13元，合计48649.1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负担。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上诉称，1.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为改善原汽车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工作，便将该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工作以“劳务承包”的方式交给刘邦凤打扫，并明确约定了刘邦凤的工作地点、范围及工资标准。之后，在刘邦凤按月、按质完成其劳务工作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则根据刘邦凤自行提供的载明为“搬运费”等名称性质的税务发票通过报账的方式支付其劳务薪酬，而非工资。多年来，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劳务承揽合同，但刘邦凤对这种劳务承揽合同的履行及薪酬支付方式从未提出异议。同时，彭水汽车运输公司鉴于刘邦凤在劳务承揽期间，完成劳务工作的质量较好，并得到了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员工的认可、一致好评，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亦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结合劳动力市场薪酬上涨等客观情况，据实上浮提高了刘邦凤的劳务承揽薪酬标准。在劳务承揽期间，由于刘邦凤并非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员工，不具有隶属关系，双方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其勿需接受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作安排，上、下班的管理，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规章制度不适用于刘邦凤。刘邦凤的工作时间完全由其自行决定，且更多时间是由刘邦凤自行委托他人代其打扫清洁卫生，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仅根据刘邦凤完成工作的质量按月支付其劳务薪酬即可。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经营范围、性质是提供公共汽车运输服务，而刘邦凤的工作内容、性质并非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作职责、业务组成，双方之间建立的事实用工不符合认定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仅成立劳务关系。基于此，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2.刘邦凤在申请仲裁时，未提出确认诉争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仅提出了赔偿请求，而仲裁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就直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作出终止劳动关系的裁决，完全属于无诉之判，属程序违法。请求本院判决：一、撤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彭法民初字第03414号民事判决；二、判决确认上诉人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与被上诉人刘邦凤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三、判决上诉人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不支付被上诉人刘邦凤经济补偿金19200元、失业保险赔偿金23184元、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265.13元；四、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刘邦凤承担。被上诉人刘邦凤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诉争双方已建立的事实用工关系符合认定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首先，二者间存在从属性。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要求刘邦凤与公司其他员工一样，遵守其工作时间。根据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为刘邦凤出具的《证明》及发放的“卫生监督岗红马夹”标识服、“彭水客运中心站安全检查员”工作吊牌、袖标证据，足以证明。其次，刘邦凤工作时间长达近16年之久，非一朝一夕，具有建立劳动关系长期性、持续性的典型特征。第三，刘邦凤的工资领取，虽由刘邦凤自行提供税务发票通过报账的方式进行支取，仅是方式不同而已，其实质是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为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伎俩；其性质系工资而非劳务费，且彭水汽车运输公司逐年上涨。第四，根据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给刘邦凤出具的《证明》，结合证人殷某某的证明，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构建的是劳动关系。第五，刘邦凤的丈夫长期患病需要照顾，但刘邦凤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请人代为打扫清洁卫生工作，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对此明知且未提出异议。第六，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若认为系构建的“承揽”劳务关系，则应举示相应的合同。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的事实争点在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是否有将原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工作外包他人或其他组织，即刘邦凤是受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安排到客运站从事清洁卫生工作，抑或是刘邦凤以“劳务承包”的方式进行客运站部分区域的清洁卫生工作。二审审理中，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刘邦凤无新证据举示。对此，本院结合载卷一审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审程序中，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为证明刘邦凤是受他人安排到其客运站从事清洁卫生工作，或以“劳务承包”的方式将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工作交由刘邦凤打扫，刘邦凤不是其公司所属员工，不接受公司的管理，公司所支付的报酬是“劳务费”而非“工资”，举示赵某某的出庭证言及载明为“搬运费”等名称性质的9份税务发票报账单据予以证明。刘邦凤为抗辩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主张，举示书证《证明》、《汽车客运中心站员工电话号码》及载明为“搬运费”等名称性质的9份税务发票报账单据，物证“彭水客运中心站安全检查员”工作吊牌一个、“卫生监督岗红马夹”标识服一件、袖标一个及对证人殷某某的调查笔录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在一审程序中均进行了质证，二审程序中双方亦无新的意见发表。本院审查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刘邦凤举示的殷某某的调查笔录，因证人殷某某未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刘邦凤亦未举示证人殷某某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不予采信。对证人赵某某的证言，因其到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鉴于证人系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员工，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对刘邦凤举示的书证《证明》、《汽车客运中心站员工电话号码》及物证“彭水客运中心站安全检查员”工作吊牌、“卫生监督岗红马夹”标识服、袖标，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举示抗辩证据，故该证据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刘邦凤均举示的内容相同，但对其性质持不同意见的9份书证税务发票报账单据，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证据虽形式上表现为“装卸搬运”、“搬运费”等名称性质，但其实质均为彭水汽车运输公司支付给刘邦凤的薪酬，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对此事实亦不否认，只是辩称该费用支付项目的性质为劳务费，而非建立劳动关系所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即工资，故该证据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基于此，两相比较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和刘邦凤各自所举示的证据，对其各自的证明主张，鉴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申请出庭作证证人赵某某的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且除此之外无其他关联证据对其主张相印证，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本院确信刘邦凤针对其主张所举示证据更具证据优势，更具证明力，其证明目的更加明确。故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原客运站清洁卫生工作未外包他人或其他组织经营、管理。刘邦凤自1999年4月30日起经他人介绍进入该客运站从事部分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打扫工作，并负有履行客运站的安全检查职责。双方之间未实施以“劳务承包”的方式履行合同权利义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诉争双方对刘邦凤自1999年4月30日起至2015年3月18日止在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原客运站）部分区域从事清洁卫生工作的事实不争，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对一审判决对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计算标准、金额亦未提出异议，本案的焦点在于诉争双方在1999年4月30日至2015年3月18日期间建立的事实用工关系的性质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仲裁程序是否违法。对此，评述如下：对诉争双方事实用工关系的法律性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针对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及诉辩争点，则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对其主张的成立劳务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刘邦凤对其主张的成立劳动关系负有基本举证责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即刘邦凤应当举示由用人单位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或者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基本证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建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直接与劳动有联系，劳动是劳动关系产生的实质和内容，即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才是劳动关系。继而可知，确立建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就是劳动者实际提供了劳动。换言之，只要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实际用工，就建立劳动关系，而不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有劳动合同，但客观上无实际用工行为，则双方的劳动关系仍未成就。反之，所谓劳务关系，是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实现某特定之劳动服务之目的，通过口头或书面约定形式，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劳动，用工者接受该劳动成果并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法律关系。据此可知，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主体性质及关系存在不同。劳动关系的用人主体一方只能是企业法人或组织，不能为自然人个人，劳动者一方必须是劳动者个人，不能为企业法人或组织；而劳务关系的劳动者一方则无此限制性条件。同时，劳动关系双方主体之间不仅存在财产关系，还存在着人身依附属性，即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除提供劳动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而劳务关系双方主体之间仅存在财产关系，彼此间无从属性，即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工方仅需承担支付劳动报酬而无其他法律强制性附随义务，各自独立，地位平等。在发生纠纷后，劳动关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须仲裁前置，而劳务关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无需仲裁前置之规定，适用民法通则或合同法等普通法的规定。《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判断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主要依据以下三方面要件进行认定：一是双方主体是否适格，即争议双方是否符合劳动法规定的法律主体资格。二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管理，进而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三个要件须进行综合认定，不能孤立地以某一个条件的成立就作为认定劳动关系成立。其中第二个要件是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在此，争议双方不仅表现为存在一定的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在身份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即行政隶属关系。换言之，劳动者不仅需要提供体力、智力等劳动义务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并严格遵守其规章制度，紧密成为其整个公司人事组成的一部分。结合本案查明，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原客运站的清洁卫生工作，未外包他人或其他组织经营、管理，则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对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刘邦凤已完成其基本举证责任。在此前提下，相较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刘邦凤，二者间不论是建立劳务关系，还是建立劳动关系，从主体角度，符合法律规定，无法律禁止性规定。但刘邦凤自1999年4月30日经他人介绍进入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至2015年3月18日离职，在长达近16年之久的时间内，不仅担负部分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工作，还担负有客运站的安全检查职责。为此，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向其制发了“安全检查员”吊牌、“卫生监督岗红马夹”、袖标。期间，为便于工作上的联系，在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制作的电话号码簿上，作为员工的刘邦凤赫然在列。刘邦凤不仅遵照公司的劳动纪律规定，按时上下班，基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就是在其因其他原因未能到岗进行清洁卫生工作的情况下，其仍旧委托他人代为履行职责，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亦对此明知并未提出异议。虽刘邦凤获取薪酬的方式为刘邦凤自行到税务部门开具发票通过报账的方式进行，但其实质就是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给付刘邦凤的劳动报酬。在彭水汽车运输公司应举示而未举示考勤管理制度、员工名册等证据的前提下，则彭水汽车运输公司要否认其与刘邦凤之间未形成除经济属性外带人身依附性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亦与其出具的《证明》相悖。同时，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主要职能虽为提供公共汽车运输服务，但作为一履行公共职能的运输企业，保证其经营场所的清洁卫生，亦是其分内职责及附随义务。即刘邦凤所完成的工作是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业务组成不可或缺部分。基于此，可以明晰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与刘邦凤之间的社会关系并非处于一种独立的、无关联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地位，而是具有构建成立劳动关系的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的法律特征。故彭水汽车运输公司主张与刘邦凤不构成劳动关系，系构建的劳务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对仲裁程序是否违法问题。《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知，对劳动争议案件，法律明文规定须经仲裁前置，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程序中，仲裁机关的受理、审理及裁决中，不论在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只要诉争双方任何一方提起民事诉讼，则仲裁裁决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该程序上的违法不足以阻却人民法院对该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审理并依法判决，亦是劳动争议案件须经仲裁前置的应有之义。同时，刘邦凤在申请仲裁时，虽未提出确认诉争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仅提出了赔偿请求，但仲裁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对双方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作出评判认定，乃是对劳动者的诉请是否成立必要的基础法律因果关系的关联性认定，密不可分。这亦是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必要前提。故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称仲裁机关属无诉之判，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水汽车运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重庆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咏   梅代理审判员 万华瑜审判长丁咏梅代理审判员 王   东   义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