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镇民终字第2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良洪。委托代理人刘绍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玉喜。委托代理人凌云香。委托代理人严明生，江苏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凌良洪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句容市人民法院（2015）句民初字第0720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凌良洪承包其所在句容市茅山镇城盖村委会任巷自然村的集体水田、旱地计4.54亩，领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包括讼争水田2.3亩。凌玉喜承包其所在的村集体水田、旱地计6.02亩。2001年3月19日，双方当事人所在的任三社农村耕地面积到户确认表确认，凌良洪实际耕地面积为2.80亩（其中水田2.04亩），凌玉喜为9.67亩（其中水田7.38亩）。诉争水田系句容市茅山镇城盖村委会任巷邱家联社所有。2014年7月25日，任巷邱家联社及联社负责人周双跟、孙冬成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关于凌玉喜种植任三社水田（白虎田）2.3亩，当初承包户是凌良虎，1999年凌良洪因无人耕种，出现抛荒，自动放弃交给生产队，1999年秋季由生产队转包给凌玉喜种植，从2000年纳入凌玉喜的承包合同，由凌玉喜承担各项税费上交。现涉农补贴从有补贴至今一直在凌玉喜账上。当时转包经办人有任巷联社负责人：周双根、孙冬成，联社会计王根生。”凌良洪的父亲凌先志与凌玉喜在2013年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上记载的调解人为句容市茅山镇城盖村村民委员会以及春城法律服务所。协议内容是：一、纠纷简要情况及调处经过：2000年凌先志因当时家中缺少劳力，将承包田转给生产队，由生产队安排凌玉喜种植，现凌先志想种回承包田而产生纠纷，经所在村委会和春城法律服务所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二、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凌玉喜现在耕种的凌先志儿子凌良洪的地处庄上的2.3亩，从2013年下半年即秋季植物收回后就转凌良洪所有，包括该田亩的全部补贴；2、凌玉喜现在种的凌先志承包的处于“庄上”的1.7亩，现在仍然有凌玉喜种植，有关补贴归凌玉喜所有，该田只有凌玉喜自己耕种的权利，无权转让他人，只能退给凌先志经营，从现在开始至2028年止，如遇集体或政府征收或者政府转包，所有费用归凌先志所有。一审庭审中，凌玉喜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其1999年新增水田3.26亩，其中庄上水田2.3亩。凌玉喜称除诉争水田外其再无其他土地用于耕种。凌良洪称上述所谓新增水田内容系凌玉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自行添加形成。凌良洪一审诉称：1998年其承包集体4.54亩土地，并取得承包经营证书。此后，因家庭人员外出打工，有部分土地未种植。2005年左右，凌玉喜未经凌良洪同意种植凌良洪承包经营的2.3亩水田，并在其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私自添加承包土地。要求凌玉喜返还承包土地2.3亩。凌玉喜一审辩称：诉争2.3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凌玉喜，凌玉喜领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请求法院依法裁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但土地管理法自1999年1月1日开始施行，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才开始施行，诉争土地的发包人任巷邱家联社系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将凌良洪弃耕的诉争水田收回，并重新发包给凌玉喜。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发包人收回承包地应当由承包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但是根据句容本地农村实际情况，承包人上交承包地几乎均未写书面的申请，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也未对上交承包地的农户必须提交书面申请做出要求。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诉争水田的发包人任巷邱家联社将凌良洪的承包地收回并发包给凌玉喜并无不当，且这一个土地流转情况已登记在凌玉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故诉争水田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应当属于凌玉喜。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诉争水田是凌先志以家庭户的方式向其所在任巷邱家联社承包经营的。物权法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凌玉喜以家庭承包的方式从发包人处承包诉争水田后，虽于2013年与凌先志签订调解协议，并约定将诉争水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凌良洪，但其如将诉争水田按调解协议转让后，凌玉喜家庭户在任巷邱家联社就再无其他任何承包地，完全丧失了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现并无证据证明凌玉喜的上述行为获得其家庭成员的授权，故其与凌先志签订的调解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凌良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凌良洪承担。凌良洪坚持一审诉辩意见提起上诉，并称，1999年并未将诉争土地退还给生产队，2005年的农户承包土地登记表仍然记载上诉人承包土地4.54亩。2001年3月19日的农村耕地面积到户确认表是为交纳相关农业税费而制作，仅证明当年年内流转土地的情况，不应根据上述确认表认定上诉人的承包地已经减少。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除少部分被征收外，其他土地仍由其承包，仅仅是由种植经营改为水面养殖经营，一审法院称如将诉争水田按调解协议转让后，凌玉喜家庭户在任巷邱家联社就再无其他任何承包地，是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凌玉喜二审辩称，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诉争土地是由上诉人退还生产队后由被上诉人接手耕种；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1999年调整事实系被上诉人自行添加，无证据证实；2013年的调解协议载明了诉争耕地承包权变更的事实；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丧失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的调解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在解释1998年资料显示上诉人的承包田地数量与讼争田地数量的差，不是2001年资料上显示的2.8亩的原因时，上诉人称，2000年，农户凌修生曾将部分田地流转给上诉人，所以2001年上诉人户登记为2.8亩，而不是2.24亩；种了几年后，上诉人又将该部分田地退还给了凌修生。在解释1998年资料显示的被上诉人的承包田地数量与讼争田地以及涉凌先志的1.7亩田地之和，不是2001年资料显示的9.67亩的原因时，被上诉人称，2001年确认的耕地中水田是7.38亩，上述水田面积中，蘑菇塘0.60亩，冲谷田1.44亩，别齐田0.72亩，萝卜田0.60亩，耕种凌先志1.7亩，凌良洪2.3亩，与登记数误差0.02亩。2000年将蘑菇塘推成鱼塘，没有获得补偿。2003年政府征用冲谷田1.04亩用于建造拆迁安置房，已经给予了补偿。2012年将别齐田0.72亩推成鱼塘自行承包。2013年萝卜塘0.6亩被政府征收，已经给予了补偿。2014年退还凌先志1.7亩。目前尚有水田2.3亩。另一审已经查明，但一审判决书未记载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句容市农村耕地面积到户确认表，都是以户主姓名的方式记载承包人信息，需耕种人签名时，均是一户一个代表签名。凌玉喜户的户主姓名处填写的均为凌玉喜，耕种人签名处亦是凌玉喜字样的签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民间纠纷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平等、自愿，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的情况下，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上诉人父亲凌先志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在句容市茅山镇城盖村村民委员会以及春城法律服务所的调解下形成，句容市茅山镇城盖村村民委员会在该调解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该调解协议书具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性质。非因法定事由，该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上诉人虽然没有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名，但在其确认该协议中与己有关的内容后，可以依照该调解协议书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如果将讼争水田按调解协议书转给上诉人后，导致被上诉人家庭户在任巷邱家联社就再无其他任何承包地。该认定无事实依据，且与被上诉人陈述不一致，应予纠正。农户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一般由户主为代表人签订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句容市农村耕地面积到户确认表上记载的户主姓名均是凌玉喜，该确认表上凌玉喜户耕种人签章栏也是凌玉喜字样的签名；涉案调解协议书又是在句容市茅山镇城盖村村民委员会，以及春城法律服务所的主持下形成，故凌玉喜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应当产生代表该农户其他成员的效力。涉案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句容市人民法院（2015）句民初字第072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凌玉喜应在其与凌先志2013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上约定的“庄上”2.3亩土地上现种植作物收获后，将该土地返还给上诉人凌良洪；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凌玉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开亮代理审判员  李益成代理审判员  戴晓东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