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崇阳民初字第1463号原告赵某松，男，1993年4月28日生，汉族，浙江省湖州市人。原告赵某卫，男，1969年9月18日生，汉族，浙江省湖州市人。系原告赵某松之父。原告鲍某某，女，1967年12月7日生，汉族，浙江省湖州市人。系原告赵某松之母。三原告委托代理人胡峰，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骆某某，女，1991年1月24日生，汉族，湖北省崇阳县人。被告陈某某，女，1966年2月21日生，汉族，崇阳县人。系被告骆某某之母。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黄新华，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松、赵某卫、鲍某某与被告骆某某、陈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峰，二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新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赵某卫、鲍某某是夫妻，系原告赵某松的父母。被告陈某某与被告骆某某系母女。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系大学同学，于2013年12月开始恋爱，自2015年2月开始，原告方就按照被告方要求的有关习俗为被告骆某某购买了金银首饰等彩礼，几次赶至被告方家中与被告方族亲见面，并恭送了各种彩礼，其中于2015年2月11日一次性给付被告方现金彩礼168000元，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正式订婚。至此，原告方共给付被告方各项彩礼共计人民币258872元。订婚后，被告骆某某也随原告赵某松来到原告父母开办的服装加工厂所在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原告方即开始筹备婚事。2015年4月28日，被告骆某某突然离开并以各种借口推脱，不再与原告赵某松见面，直至违反婚约。原告方多次苦劝被告骆某某和好相处，到被告家中想尽力挽回未果。显然，被告骆某某已根本无与原告赵某松缔结婚姻之意愿。鉴于此，原告方要求被告方退还订婚所给付的全部彩礼，但被告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等相关规定起诉，恳请依法判准如前所请。被告辩称，（一）本案原告赵某卫、鲍某某及被告陈某某均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男女双方的家长只是彩礼交接的代理人或经手人，婚约财产纠纷的当事人应当限于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将婚约男女双方列为仅有的适格的诉讼主体，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统一性；（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超出了彩礼的范围，将订立婚约前后给付的所有礼金和物品全部认定为彩礼是非常错误的。男女在交往过程中为了取悦对方，增进感情，往往会赠与对方或对方家庭成员某些财物，具有自愿性、无偿性、合法性，这种赠与一旦给付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这种赠与的财物及赠送给对方亲属的财物显然不是彩礼，被告为订立婚约置办酒席宴请亲朋的费用也不能认定为彩礼，不应返还；（三）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不能达到结婚的目的，其原因和过错完全在于原告赵某松，被告骆某某没有任何过错。被告骆某某被原告赵某松花言巧语所欺骗，答应婚事。订立婚约后，原告赵某松及其家人强烈要求被告骆某某到他家开办的服装厂上班，并承诺每月付工资5000元，事实上分文未付。被告骆某某在服装厂上班与原告赵某松同居生活期间怀有身孕，但原告赵某松对被告骆某某不但不关心，反倒经常要求她做这做那，借故与被告骆某某争吵。由于原告鲍某某及被告骆某某均属羊，鲍某某见被告骆某某怀了娃，期望羊年能生一个羊宝宝，“三羊开泰”吉祥，可不幸的是被告骆某某不久流产，原告一家见希望落空，不仅不照顾安慰被告骆某某，相反对被告骆某某恶言伤害，并提出解除婚约，要求返还彩礼。原告赵某松背信弃义，玩弄女性，违背婚约，在被告骆某某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无情抛弃，对被告骆某某身心及名誉造成严重伤害。彩礼不予返还，要求返还被告骆某某存放在原告家价值近30000元的衣服、皮包等个人物品。经审理查明，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系大学同学，2013年12月，双方建立恋爱关系。2015年（订婚前）被告骆某某哥哥结婚，原告赵某松送贺礼人民币8888元。2015年2月11日按乡俗举行了订婚仪式，原告方赠送被告方“主礼”（订婚礼金）人民币168000元、“四金”（金耳环、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购买时共花人民币28384元）、“族礼”6800元、长辈红包2800元、原告赵某卫、鲍某某给予被告骆某某红包礼金共计5200元、为被告骆某某购买衣服花费2000元，另赠送被告方烟酒、火腿等物品共计价值人民币1934元。其中订婚礼金168000元、“族礼”6800元、长辈红包2800元交给了被告陈某某。被告亦按乡俗为原告赵某松购买了衣服，并给其“红包”人民币4000元。订婚后，被告骆某某随原告赵某松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同居生活数月怀孕，不久流产。2015年4月28日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因故“分手”，双方为彩礼返还问题不能达成协议而诉至本院。原告诉称订婚时另赠送被告礼金、物品、及订婚其它花费共计人民币34866元，被告辩称其因订婚设宴、安排原告方住宿游玩花费24912元，均举不出充分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关于本案的诉讼主体。按照本地农村习俗，现实中彩礼的给付和接受，并不仅仅涉及订婚的男女双方，而且还涉及双方的家庭成员，本案中原告赵某松为订婚共花费近20万元，而原告赵某松系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无独立的经济来源，可以推定该财产系原告赵某松与其父母共有，故原告赵某松与其父母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适格。而被告骆某某和其母亲陈某某共同接受了原告给予的彩礼，也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关于本案彩礼的认定。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168000元及“四金”均系本案原告赵某松为达到与被告骆某某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四金”不属彩礼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而原告于订婚前在被告骆某某哥哥结婚时所送礼金8888元，纯粹是出于对被告骆某某的爱慕，加深彼此感情的自愿赠与，不应认定为彩礼。原告给予被告的“族礼”、“长辈红包”，被告收到后按乡俗给了亲戚，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订婚时原告给被告骆某某“红包”，为被告骆某某购买衣服，赠送烟酒礼品，被告亦为原告赵某松购买了衣服，给了“红包”（礼金人民币4000元），系“礼尚往来”，属赠与行为，不属彩礼。综上，本案彩礼只应认定为聘金168000元及“四金”；（三）关于彩礼的返还。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订立婚约后，被告骆某某前往被告处与被告赵某松同居生活数月受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尚未建立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酌情返还。本案双方均称婚约的解除系对方的过错造成，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无法确定解除婚约过错的情况下，本院综合本案原告赵某松与被告骆某某同居生活数月及被告骆某某怀孕流产、彩礼数额及本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被告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117830元（按所认定的彩礼金额60﹪计算）；（四）关于被告骆某某提出的要求原告支付所欠上班工资及返还存放在原告处的个人物品。其并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未依法提起反诉，本案对此不作处理。如被告有相关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骆某某、陈某某共同返还原告赵某松、赵某卫、鲍某某彩礼人民币117830元整，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赵某松、赵某卫、鲍某某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83元，由原告赵某松、赵某卫、鲍某某共同负担2359元，被告骆某某、陈某某共同负担28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柏伟审 判 员  金利维人民陪审员  刘培甫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艾 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