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3890号原告张浩博，男，200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理人杨涌，女，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周畅淼，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靓，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开屏。委托代理人姚惟成。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韩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开屏。委托代理人姚惟成。原告张浩博诉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上海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吴剑峰独任审理。本案于2015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畅淼、徐靓、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开屏、姚惟成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5年10月19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9日、2016年3月21日分别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畅淼、徐靓、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姚惟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9年7月15日，原告父亲张俊辉与被告签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张俊辉为其自身向被告投保了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平安附加智盈人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张俊辉向被告按期足额支付了保险费，被告开具保险单。保险单约定“主险和附加意外险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张俊辉，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原告，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09年7月11日。主险保险期间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60,000元(币种下同)，附加意外险的基本保险金额为200,000元，首期保险费合计6,611元。”附加意外险第1.2条约定，“如果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本附加险合同的生效日与主险合同相同。”第2.2条约定，“在本附加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见7.1)，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内身故的，我们按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第7.1条约定“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遭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014年12月5日，张俊辉受用人单位指派到深圳参加会议，次日被发现其在酒店客房死亡。在处理事故期间，被告方与原告母亲杨涌取得联系，告知其回上海后出具死亡证明书和火化证，保单即可理赔。同年12月9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警大队四中队出具《法医学死亡证明书》确认张俊辉系猝死。2014年12月12日，张俊辉遗体在深圳火化。2015年1月16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了《居民死亡推断书》，确认主要死亡原因为猝死。杨涌回上海后向被告提出理赔主险160,000元身故保险金和附加意外险200,000元的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申请。2015年3月18日，被告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本次申请事由不符合附加意外险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释义为由拒赔附加意外险的保险金200,000元。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不同意被告的理赔意见，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给付原告意外身故保险金20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平安公司、被告平安上海分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被保险人张俊辉因猝死身故，其情况符合双方之间保险合同的主险情况，不符合附加意外伤害保险情况。导致猝死的根本原因是体内存在潜在性疾病，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不符合附加意外伤害情形，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予赔偿。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死亡系由于意外导致，且《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也说明死因为猝死，被保险人妻子亦无异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保险单(含保险合同条款、客户权益确认书及致客户书)，证明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及权利义务关系，条款中并未将猝死排除在保险责任外；2、《法医学死亡证明书》及《火化证》，证明被保险人已死亡，死因为猝死，且已火化；3、《居民死亡推断书》，证明被保险人死因为猝死；4、《理赔决定通知书》，证明被告赔付情况；5、《公证书》，记载内容为原告法定代理人杨涌与被告工作人员刘文于2015年7月17日通话记录，证明2014年12月7日原告法定代理人与刘文通过电话，刘文代原告向被告报案，被告知晓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被告拒赔，刘文告知原告法定代理人猝死不能理赔，刘文告知杨涌理赔需要准备的材料，没有提醒需要尸检查明死亡原因，刘文已经认为猝死就不是意外死亡，无义务提醒原告；6、人身险保费交纳对账单，证明张俊辉按期交纳保费，与电话录音中刘文的陈述相一致；7、附加重疾险保险条款，证明猝死不属于重大疾病；8、户口本，证明张俊辉与原告系父子关系，与原告法定代理人是夫妻关系。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余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认为，附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2条明确了保险责任及意外伤害的定义，被保险人的情况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重大疾病保险与本案无关，不涉及本案的情况。两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证明主张。两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法医病理学》、《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猝死尸体的检验》，证明猝死的定义，是存在潜在性疾病。原告对于两被告的证据认为，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两被告对猝死的理解是狭隘的，根据其提供的证据，猝死不等同于疾病死亡，也存在非疾病的猝死。猝死的真实原因应当通过尸检确认。案件审理中，案外人刘文经本院传唤到庭接受询问。刘文系两被告的保险代理人。刘文陈述，其系被保险人张俊辉在本案所涉保险的保险代理人，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真实，但是录音系事后原告方特意用言语诱导其回答。刘文于张俊辉死亡当天即与原告母亲杨涌进行电话联系，但当时刘文仅仅为了安慰她，并没有提及张俊辉的死亡原因。之后杨涌再次电话联系刘文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是在杨涌回上海之后，当时张俊辉已经火化，死亡证出具的是猝死，此时刘文告知杨涌理赔所需的材料。刘文称其知晓张俊辉的实际死因为猝死是在张俊辉葬礼之后。刘文没有就此事进行保险报案，理赔手续是杨涌自己办理的，两被告已经就张俊辉的死亡赔付了160,000元身故保险金。刘文还称后来杨涌单位同事曾要求其能否把猝死变成意外来赔付，刘文表示拒绝。原告对于刘文的陈述认为，刘文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其所作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杨涌与刘文的第一次通话是没有谈及理赔的事宜，但是随后第二次通话系在火化之前，杨涌告知了死因，但是刘文没有要求其尸检。刘文在庭上陈述与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不符，因此刘文陈述不实且违反常理，应当以电话录音内容来认定事实。两被告对于刘文的陈述并无异议，同时主张刘文的陈述以及电话录音均无法证明杨涌系在张俊辉火化之前与刘文就理赔事宜进行联系的。本案所涉争议合同为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故原告提供的证据7有关重疾的合同约定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其余证据均真实合法，且经庭审质证，可以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11日，投保人张俊辉向被告平安人寿投保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包括智盈人生主险、智盈重疾、无忧意外、无忧意外医疗、健享人生B、住院日额07等附加险。其中智盈人生主险的保险金额160,000元，无忧意外的保险金额200,000元。无忧意外的保险期间为一年，每年缴费则合同延续有效。被保险人为张俊辉，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原告张浩博，张俊辉与张浩博系父子关系。投保人按约每年交纳相应保费。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2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内身故的，我们按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第3.3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或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申请，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1)保险合同；(2)受益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3)公安部门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6)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合同的释义中明确，“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投保人张俊辉于2009年7月10日签署《客户权益确认书》，确认其已详细阅读条款和产品说明书，充分了解其购买的险种的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并充分了解理赔程序及所需提供的相关文件。本院又查明，2014年12月6日，被保险人张俊辉被发现于深圳市解放路XXX号蔡屋围大酒店618房内死亡。经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刑侦大队四中队现场检验，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法医学死亡证明书》，记载死亡原因为“死者张俊辉系猝死”。同日，原告母亲，即被保险人张俊辉的妻子杨涌在该证明书上书写“对死因无异议，不同意解剖”，并同意火化，杨涌予以签字确认。2014年12月12日，张俊辉于深圳市殡仪馆火化。2015年3月18日，被告平安人寿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就张俊辉死亡一事根据智盈人生条款的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160,000元，并告知本次申请事由不符合无忧意外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之释义，故不同意给付无忧意外保险金。另查明，2015年7月17日，杨涌致电刘文，同时进行了录音并由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对通话过程予以公证。对话中有以下内容：……杨涌：“当时我不是到深圳第二天，你给我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你打给我的嘛”；刘文：“我打给你啊，安慰你啊”；……杨涌：“过两天我给你打电话，问你我要不要给保险公司报案”；刘文：“不用呀，我已经报了呀”；……杨涌：“当时就是说不用报嘛，只提供什么死亡证明、火化证、户口本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刘文：“是不用报案，报什么案啊，是不用报案啊”……刘文：“当时没用啊，我已经说了，又不是我不出鉴定，是医院出鉴定说是猝死，不是意外死亡。”；杨涌：“可是当时你没有说让我做尸检报告。”；刘文：“那你为什么没做，这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你做就做，你为什么不做就把他火化呀。”；刘文：“这个和我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公司只看你是怎么死亡的，死亡原因就是医院出的证明”……杨涌：“死亡原因是在火化前取的呀，当时也没有提醒我。”……杨涌：“那你当时是不是应该提醒我做尸检报告呀。”；刘文：“我提醒什么，不是有死亡原因吗？……我要提醒你什么东西啊。”……在两被告提供的《法医病理学》一书的节选中，猝死的定义为“是由于机体XXX疾病或重要器官急性功能障碍导致的意外的突然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7年5月15日发布的《猝死尸体的检验GA/T170-1997》中，猝死为“一个貌似健康的人，由于患有XXX疾病或机能障碍，发生突然的、出人意外的非暴力死亡(自然死亡)”。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依法订立，合法有效，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各方均应恪守。第一，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张俊辉的死亡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的情形。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本案中能说明张俊辉具体死亡原因的材料，仅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其记载死亡原因为“死者张俊辉系猝死”。“猝死”无法证明被保险人张俊辉的死亡系由于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身体伤害。仅以“猝死”定义张俊辉的死亡，是无法满足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的构成条件的。第二，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原告负有先行对保险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等进行举证的义务。首先，查明张俊辉的具体死亡原因是其家属，即原告方的自然权利。作为张俊辉的家属，原告方具有要求公安机关彻底、清楚地查明死者具体死因的权利，该项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其他人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是否存在保险的因素，原告方均有权利要求包括进行尸检在内的所有合法可行的途径，对张俊辉的死因进行彻底的调查。根据杨涌在《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上作出的“对死因无异议，不同意解剖”，以及同意火化的意思表示，可以推断出两种意思表示。一、原告方认可猝死就是张俊辉的具体死因，没有其他未查明的情况；二、原告方认为即使存在其他情况尚未查明，但是猝死的表面结论原告方已经认可，没有必要进行包括尸检在内的其他调查了。无论原告方当时持上述何种意思表示，杨涌在《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上的签字并作出的决定都是其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由此产生的相应后果亦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原告方提供的电话录音意在证明，原告方作出的不同意尸检、同意火化的意思表示是受了被告方的授意。但是，电话录音反映的是当事人事后的对话，无法全面、直观地体现杨涌与刘文第一时间通话当时的真实情况。原告方及刘文均认可，在双方第一次电话沟通时，即杨涌赶到深圳的第二天2014年12月7日，双方并未就理赔事宜进行交谈，刘文仅仅是安慰杨涌。此后，录音内容显示杨涌称“过两天”打电话给刘文，提及理赔材料。但是，“过两天”是一个不确定的名词短语，即可以解释特定、具体的2天时间，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不特定的虚数，即“几天”的意思。况且，庭审中刘文对此予以明确否认，称其直到葬礼之后才知道张俊辉的死因为猝死。因此，结合录音证据的形成时间以及当事人的不同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充分证明原告方，即杨涌在《法医学死亡证明书》上签字前曾向被告方咨询、或已经提供了初步的理赔资料、告知了被告方张俊辉的死因，更无法证明杨涌作出不进行尸检、同意火化的意思表示是受了被告方的影响。其次，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原告方具有先行提供证明保险事故材料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涉案的保险合同亦有相应约定。这之后，如果保险人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本案中，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被保险人张俊辉系猝死，而死者遗体目前已经火化，已无可能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了。同时，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方在张俊辉遗体火化前曾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先行义务，向被告方提供了初步的理赔材料。在张俊辉遗体已经火化后，被告方亦无法尽到一次性通知义务，不能认定保险人存有过错。原告方负有先行举证证明保险事故性质的责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该责任是法定的，现无举证责任转移或者另行分配的法定情形出现，故原告方仍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保险人张俊辉的死亡符合涉案保险合同项下无忧意外附加险约定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情形。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张俊辉的遗体并未经过尸检，但是公安机关已经排除张俊辉死亡系他杀的刑事案件可能，即使进行尸检也未必能证明其死亡符合意外伤害的情形。更为关键的是，两被告已经向张俊辉履行了保险条款说明义务，保险条款中明确说明了申请理赔需要的证明材料，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还应当向受益人，即原告方再次履行说明义务。造成张俊辉遗体未经尸检的原因无法归咎于两被告，原告方应当对其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原告方作为法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张浩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伟民代理审判员  吴剑峰人民陪审员  陈荣芬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郑 珂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