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1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武可考，现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东，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臣，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段长喜，现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东，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臣，内蒙古经纬天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惠康，现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万龙，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可考、段长喜与上诉人江惠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7）内0102民初535号民事判决，武可考、段长喜与江惠康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内01民终1449号民事裁定，以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等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经重审后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内0102民初5800号民事判决。武可考、段长喜与江惠康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可考、段长喜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东、杨彦臣，上诉人江惠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可考、段长喜上诉请求：1.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2民初580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武可考、段长喜原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江惠康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事实认定与其判决相矛盾,导致误判。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7年4月28日,于某本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于某认可武可考、段长喜一直都在向其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6年”。由此可见,原判也认定武可考、段长喜自2013年起一直在催讨股权转让未付余款,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已多次发生中断,而最后一次2016年的催讨行为应当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但原判在认可证人于某证言真实性的前提下,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武可考、段长喜的本诉,明显自相矛盾,判决有误。为此提起上诉,请求予以纠正。江惠康辩称，一、武可考、段长喜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2011年9月28日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经甲、乙方协商一致，于甲方完成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证）有效期限的延续工作并取得有效权证后三日内乙方支付甲方转让余款人民币200万元”。上述探矿权证于2013年4月29日就已经办理完延续手续并取得新证。截至起诉之前，武可考、段长喜一直未向江惠康主张过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武可考、段长喜一直未向江惠康主张债权的原因是，当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武可考、段长喜并未向江惠康告知目标公司名下的白塔沟金矿探矿权位于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的事实。江惠康购买了武可考、段长喜的股权后才得知此情况，后曾多次试图联系武可考、段长喜，但一直联系不上。武可考、段长喜自知理亏的情况下，当然不会找江惠康主张债权，所以导致超过诉讼时效。原一审中关于武可考、段长喜提供的证人于某（接受江惠康委托收购了武可考、段长喜10%的股权）所称“武可考曾向我要过钱”的证言，不足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理由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乙方确定，甲方武可考、段长喜指定武可考为甲方统一收款人，乙方于某、傅云天指定傅云天为乙方的统一付款人”。第一笔款项300万元正是按此条约定，由傅云天直接付给了武可考。所以本次股权交易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人是傅云天，而不是于某。武可考、段长喜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于某主张债权不能导致时效中断。且该第三人一审出庭作证时明确表述“未将武可考向其要钱的事实告知江惠康”，所以武可考向于某主张权利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二、武可考、段长喜没有履行在先的合同义务，无权要求江惠康履行在后的合同义务。依据2011年9月28日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合同签订当日，甲方将全部资料原件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法人代码证、公章、法定代表人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如有）、财务账册等资料以及目标公司拥有的资产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等的全部详查资料原件交乙方封存保管。”交付财务账册及详查资料是武可考、段长喜在合同签订当日就应当履行的义务，其至今未履行该项义务。而江惠康支付二期股权转让款是在办理的矿权延续之后的义务，相对武可考、段长喜交付财务账册及详查资料而言是后合同义务，所以即使武可考、段长喜在诉讼时效期内向江惠康提出要求支付二期款项，江惠康也可以拒绝其履行要求。江惠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8)内0102民初5800号判决中的第二项,依法改判1.武可考、段长喜返还江惠康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0万元,并承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武可考、段长喜支付江惠康垫付的长城修复款人民币45万元及勘查费30万元,并承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武可考、段长喜承担鉴定费及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武可考、段长喜应返还江惠康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利息。1.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表述“对此本院认为，二原告向被告转让的探矿权是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的权利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探矿权是可以转让的，因此被告在未能证明原告存在法定不允许转让探矿权的情况下，二原告与傅云天、于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属于有效合同的”。一审法院断章取义,故意忽略所涉矿权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事实,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1.《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协议,理由如下(1)案涉交易名为股权转让,实为矿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之2明确约定“甲方武可考、段长喜承诺所转让的目标公司项下资产仅限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另外,目标公司于2008年4月成立,至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时已超过3年,不可能没有任何文档、办公设备及办公人员。但是,在公司交割时,武可考、段长喜既没有交付目标公司的办公场所、任何设施设备,也没有保留员工,甚至没有交付目标公司账簿(公司账簿的移交是判断一个交易是否是股权交易的最基本的标准)。所以,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从实际履行判断,双方实际是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白塔沟金矿探矿权。(2)白塔沟金矿探矿权位于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2008年3月18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北京百花山等19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范围及功能分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环函(2008)1号,文件明确了大青山自然保护区范围。从2013年4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白塔沟金矿的勘查许可证可知,白塔沟金矿的极限地理坐标为:东经111°37.8-111°45.5′,北纬40°35′-40°38′。经对比可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位于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在庭审质证时,武可考、段长喜对于案涉白塔沟金矿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事实予以认可。(3)自然保护区内的资源属于禁止流通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开矿,当然禁止以开矿为目的的矿权转让行为。对此,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的内容应当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是否存在破坏、侵占、非法转让自然保护区的土地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行为”;2006年11月10日施行的《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管理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依法管理。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规,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捞沙等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和变相出让自然保护区土地及其他资源”；2011年8月17日施行的《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之(一)规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不得以任何形式流转自然保护区资源;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对已进行的探矿和采矿活动,各地应在5年内完成清理工作……”。根据以上规定,自然保护区内的探矿权属于禁止流通物。综合上述(1)、(2)、(3)可知,案涉交易实际是以转让股权的合法形式掩盖了转让国家禁止流通的自然保护区内矿产资源的非法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协议。1.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也应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从《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之2的约定和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可知,本案实际是武可考、段长喜将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白塔沟金矿转给江惠康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并进而进行开采活动。所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2.如果法院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江惠康也有充分的理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一审法院对于合同签订时武可考、段长喜故意隐瞒将4.215平方公里的区域让与他人的事实予以认可,只是以“被告江惠康作为公司的股东,在取得有效权证时就不应当不知道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所批准的探矿权项下的范围情况”为由,认为江惠康已经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江惠康一直未能发现“武可考、段长喜将部分区域让与他人开采”是有合理理由的。首先,案涉探矿权位于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对此情况武可考、段长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未告知江惠康),禁止探矿、采矿,江惠康取得勘查许可证后,就一直未能实施勘查工作;其次武可考、段长喜将矿权部分区域让给的是一采矿主体,在地下开采,江惠康不可能发现。事实是在2017年1月武可考、段长喜起诉后,江惠康到国土资源厅了解矿权的相关情况时,才发现武可考、段长喜将部分区域让与他人的情况,在2017年4月江惠康提起反诉要求撤销合同,未超过一年。3.如《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被认定无效,也不能被撤销,则江惠康也可请求解除。对于该项理由,一审庭审时进行了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但一审判决中未对此理由进行任何表述,明显属于漏判。《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之2约定,“甲方武可考、段长喜承诺所转让的目标公司项下资产仅限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详见甲方提供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T15120080902014789探矿许可证及勘查许可证等)及矿山无形资产，如甲方提供的目标公司的资产不具备上述条件,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根据诚信原则及上述协议约定,武可考、段长喜交给江惠康的白塔沟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号T15120080902014789)应是完整的、未受到任何减损的探矿权,但是武可考、段长喜早在2010年就已经将其中约4.215平方公里让与他人开采,其实际交给江惠康的探矿权与合同约定的探矿权不一致,相当于勘查面积实际减少了4.215平方公里,且减少的部分与另一采矿权相邻,是成矿条件较好,易发现好矿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法律没有规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武可考、段长喜在《鉴定意见》出来之前一直否认其交给江惠康的矿权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矿权不一致的事实,所以其也从未催告过江惠康,故江惠康一直享有合同解除权。二、武可考、段长喜应支付江惠康代垫的长城修复款和勘查费用,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关于长城修复款,一审判决中表述“反诉原告应当自工程竣工之日(2011年12月16日)起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反诉原告就此债权向本院提出的反诉请求之日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在反诉原告未能证明其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内有中止或是中断事由发生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反诉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勘查费用,一审判决中表述“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主张的30万元勘查费用中,有20万元是发生于2012年12月27日,同上,反诉原告的该项反诉请求也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本院对于该20万元勘查费用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将合同约定的履行义务错误地视为侵权。《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之2约定“本合同签订前,目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甲方(武可考、段长喜)承担并解决,与乙方(江惠康)无关,如因该债权债务使乙方承担支付义务,乙方有权追究甲方相应责任,甲方武可考、段长喜承担连带责任”。江惠康主张的代垫长城修复款和勘查费均是基于该合同约定而产生,该条款中未约定武可考、段长喜履行债务的期限,所以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武可考、段长喜连带返还江惠康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代垫的长城修复款45万元、勘查费3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在庭审中，江惠康明确其主张的是合同无效。武可考、段长喜辩称，首先不同意江惠康的上诉请求。一、《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无效，而是有效合同。1.探矿权是法律法规允许转让的，这一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明确予以规定；另外，所转让的探矿权证书已经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予以批准和延续，更加佐证转让的合法性，对于江惠康所提及的无效理由，均是单方表述。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2.关于探矿权中4.215平方公里转让问题，从江惠康所出示的探矿证期限和面积上来看，江惠康在2013年4月29日就知道探矿权面积为19.13平方公里，而且在2015年又办理了探矿权期限的延续手续，故江惠康对此是明知的，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3.江惠康对于股权转让采取排除法，先是主张无效，又主张撤销同时又主张解除。这三种情形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江惠康这种选择性的请求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二、江惠康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1.既然在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情形存在，即是有效合同，对方主张返还300万元的转让费，必然不能得到支持；2.主张的长城修复费、勘查费，均是发生在股权转让和股权变更之后，明显是江惠康自己经营期间发生的经营活动，与武可考、段长喜无任何关联，故此该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基于以上几点，江惠康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武可考、段长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惠康向武可考、段长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判令江惠康向武可考、段长喜支付违约金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江惠康全部承担。江惠康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武可考、段长喜向江惠康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2.判令武可考、段长喜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1183813元，暂计算至2017年4月5日，最终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武可考、段长喜向江惠康支付代垫的长城修复款45万元、勘查费用30万元以及两笔款项所产生的利息578389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4月5日，最终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4.武可考、段长喜承担全部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10日，呼和浩特市科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考公司)作为甲方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鑫发选矿厂（乙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因2009年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核查中发现，甲方探矿权已进入乙方的实际采区，经甲乙双方相互协商，甲方同意将乙方重复坐标的位置4.215平方公里的位置让给乙方开采。2011年9月26日，江惠康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于某、丙方的傅云天共同签订了一份《委托收购股权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向股权转让人武可考收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90%的股权，甲方委托丙方以丙方的名义向股权转让人段长喜收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的股权。有关收购股权的资金为人民币500万元，由甲方划入乙方或丙方的账户并按收购协议予以支付。上述股权收购过程中，乙方、丙方应尽受托人之善良管理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听从委托人的指示，及时报告及向甲方移交资料等原件”。2011年9月28日，武可考、段长喜作为（甲方）与傅云天、于某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第一条转让标的，甲方以转让股权的方式，将科考公司全部转让给乙方，甲方所转让的科考公司项下资产，仅限于T15120080902014789探矿及勘查许可证所拥有探矿权及矿山无形资产，如甲方提供的科考公司的资产不具备上述条件，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第二条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所有股权同项下资产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转让总价为500万元，甲方在签订合同后三日内与乙方一起到工商局完成股东变更手续，工商局正式受理变更申请后2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300万元。甲方完成对探矿权证有效期限的延续工作并取得有效权证后三日内，乙方支付甲方转让款余款200万元；甲乙双方确定，甲方指定武可考为甲方统一收款人，乙方指定傅云天为乙方统一付款人，统一付款人支付了统一收款人款项，即视作乙方全额付款，甲方全额收款。第三条特别约定，合同签订前科考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甲方承担并解决，与乙方无关,如因该债权债务使乙方承担支付义务,乙方有权追究甲方相应责任,甲方武可考、段长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因甲方原因致使目标公司对探矿权证有效期的延续工作不能完成的，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全部转让款并赔偿乙方相关损失100万元，甲方武可考、段长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文物部门有关事宜由乙方全权负责。如因乙方原因乙方不能按时交付甲方转让款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有权收回目标公司股权、探矿权，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关损失100万元，本合同以各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合同签订当天，傅云天向武可考转账3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1年9月29日，科考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江惠康、于某，江惠康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1月16日，科考公司与内蒙古王府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内蒙古王府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秦汉长城坡根底进行抢救修缮工程，工程地点位于新城区坡根底村北4公里大青山上，整体包工包料，工程造价45万元，2011年12月16日全部竣工。2012年5月3日，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向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情况报告，该报告中第八项提到新城区白塔沟金矿的情况如下：“2009年在其勘查施工中，破坏了古文物遗迹，有关责任人受到司法机关的查处。2009年11月29日，在有效期一个月前递交了延续申请报件。我司于2011年1月26日行文上报国土厅，请示该矿延续一事，国土厅口头要求我司继续征求文物部门意见。后我局与探矿权人多次沟通，要求其催促相关部门。后经探矿权人与文物部门争取，文物部门同意在其修复文物古迹的基础上，出具同意延续的意见。现在探矿权人已经将文物修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已于2011年12月16日通过阶段性验收。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已于2月来函表示同意延续”。2013年1月28日，江惠康与于某、张建军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及合同书》，该合同约定：“依据2011年9月26日江惠康和于某签订的《委托收购股权协议》，江惠康委托于某收购呼和浩特市科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于某于2011年9月26日与武可考签订了《呼和浩特市科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代持受让了武可考持有科考公司的90%股权，并由江惠康实际出资支付股权对价人民币300万元整，2011年9月29日在内蒙古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1年9月28日江惠康出具的《关于给予于某、福海、张军科考公司红股的承诺书》，承诺给予于某等10%的盈利作为红股”。2013年4月29日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向科考公司再次出具了探矿权的有效权证，有效期至2015年4月28日。2017年3月3日，江惠康向傅云天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载明：“2011年9月28日，武可考、段长喜与于某、傅云天就转让呼和浩特市科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一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傅云天收购科考公司90%股权系接受江惠康的委托所实施的受托行为。嗣后，傅云天按照江惠康的指令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费用，并将实际取得的科考公司10%股份转让给了江惠康，完成了所有委托事项。江惠康对于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予以确认，关于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中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江惠康承担，如果由此给傅云天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均由江惠康予以全额赔偿。特此承诺”。2017年7月17日，江惠康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对存放在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的《协议书》上科考公司加盖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鉴定机构无法采集到公安部门备案的科考公司公章，后变更鉴定申请为对存放在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的《协议书》上科考公司加盖的公章与武可考移交给江惠康科考公司的公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为2010年12月10日的《协议书》上“呼和浩特市科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供江惠康出具的同名印章印文样本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该鉴定产生鉴定费用17800元。2017年4月28日，于某本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于某认可武可考、段长喜一直都在向其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6年。庭审中，江惠康自认其是购买科考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与武可考、段长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傅云天与于某是其委托的代购人，江惠康自愿承担《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乙方的全部权利义务。武可考、段长喜表示对江惠康所陈述的委托代购关系认可，同意江惠康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乙方承担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武可考、段长喜及江惠康在答辩过程中，对于双方的本诉请求及反诉请求均提出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鉴于本案的起诉时间为2017年1月18日，一审法院将依照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首先解决本案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关于本诉部分诉讼时效争议问题，按照武可考、段长喜与于某、傅云天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武可考、段长喜在完成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证）有效期的延续工作并取得有效权证后的三日后，就开始有权行使向合同乙方的傅云天与于某主张支付剩余转让款200万元的权利。经一审法院核实，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证）再次取得有效权证的时间是2013年4月29日，由此可以认定武可考、段长喜从2013年5月3日起的二年内是有权向乙方傅云天及于某主张支付剩余转让款的。在庭审中于某陈述至今最近一次武可考、段长喜主张支付剩余转让款的时间是发生在2016年，由此可见，武可考、段长喜主张权利的时间早已经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武可考、段长喜主张判令江惠康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以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反诉部分诉讼时效争议问题，江惠康提出的前二项反诉请求均是在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或撤销后，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但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是形成权之诉，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将另行判定。江惠康提出的第三项反诉请求是要求武可考、段长喜向其支付代垫的长城修复款45万元及相应产生的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江惠康提交的科考公司与内蒙古王府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约定，该修复工程的竣工日期是到2011年12月16日。由此可知，江惠康应当自工程竣工之日起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江惠康就此债权向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之日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在江惠康未能证明其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内有中止或是中断事由发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江惠康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江惠康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主张的30万元勘查费用中，有20万元是发生于2012年12月27日，同上，江惠康的该项反诉请求也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于该20万元勘查费用部分不予支持。由于武可考、段长喜主张支付剩余转让款与江惠康主张返还转让款的前提是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属无效或是撤销合同为依据的，因此一审法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确认合同效力后认定转让款是否应当支付或是予以返还。关于合同效力争议问题，庭审中江惠康提出武可考、段长喜向其转让的探矿权项下包括的资源是自然资源，属于国家禁止转让资源，并且武可考、段长喜为逃避相关部门的审批，以转让股权的形式转让探矿权，这已经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情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武可考、段长喜向江惠康转让的探矿权是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的权利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探矿权是可以转让的，因此江惠康在未能证明武可考、段长喜存在法定不允许转让探矿权的情况下，武可考、段长喜与傅云天、于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属于有效合同的。另外，江惠康着重提出，科考公司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将该探矿权中的4.215平方公里范围的采矿权转让给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鑫发选矿厂，但武可考、段长喜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却故意隐瞒该事实，使江惠康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已在庭审中明确的向双方核实了有效权证再次正式取得的时间，双方均认可是于2013年4月29日取得，而此时科考公司已经变更了实际控股人为于某和江惠康，江惠康作为公司的股东，在取得有效权证时就不应当不知道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所批准的探矿权项下的范围情况。更何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规定，江惠康在取得探矿权证后的一年内都未行使撤销权的，该权利早已消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武可考、段长喜与傅云天、于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无效及可撤销的情形。在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江惠康主张武可考、段长喜返还300万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已经没有了事实与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江惠康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30万元勘查费用还有10万元是发生于2015年12月29日的，从发生的日期上看，该笔费用是发生在探矿权转让之后，与武可考、段长喜无任何关联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该10万元的勘查费用请求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武可考、段长喜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江惠康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武可考、段长喜全部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400元、鉴定费17800元由被告江惠康全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武可考、段长喜提交如下新证据：承诺书一份，拟证明本案在原诉讼过程中，江惠康在2007年3月3日为一审法院出具的一份承诺书，佐证武可考、段长喜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江惠康对该承诺书的质证意见是:承诺函只能证明股权最终是被江惠康购买了,并不能证明时效中断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江惠康提交如下新证据：《新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城区范围内矿山企业的公告》，证据来源是新城区人民政府的网站，拟证明本案所涉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位于大青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现已被政府关停。武可考、段长喜对该公告的质证意见是：三性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是2018年8月23日才发布，双方的转让时间是2011年的9月28日，而且江惠康在2013年、2015年均到国土部门办理了探矿权的延续证明，当时是允许探矿的，所以江惠康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这份证据并不能够证明股权转让合同是无效的。对双方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承诺函是江惠康出具，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武可考、段长喜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新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城区范围内矿山企业的公告》来源于政府网站，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故对其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武可考、段长喜与傅云天、于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转让标的约定“1、甲方武可考、段长喜将呼和浩特市科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目标公司”)以转让股权的方式全部转让给乙方。即武可考将其所有的90%股权转让给傅云天,段长喜将其所有的10%股权转让给于某;武可考、段长喜对对方本次转让股权事宜表示完全清楚,无任何异议,并放弃包括优先购买权在内的一切权利”、第二条转让方式、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还约定“本合同甲方所有股权同项下资产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500万元整,具体支付如下1、本合同签订当日,甲方将全部资料原件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法人代码证、公章、法定代表人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如有)、财务账册等资料以及目标公司拥有的资产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白塔沟金矿探矿权等的全部详查资料原件(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T15120080902014789探矿许可证及勘查许可证等)交乙方封存保管”；2011年11月18日、12月5日、12月27日，科考公司分别向内蒙古王府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了长城修复工程款225000元、135000元、9万元，共计支付4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属于无效合同；2.武可考、段长喜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3.江惠康的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武可考、段长喜向江惠康转让的是其在科考公司的股权，并非科考公司的探矿权，在江惠康受让股权后，探矿权仍在科考公司名下，探矿权权属并未发生变化,故本案双方之间转让的是股权并非探矿权,而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须经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江惠康认为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矿权转让，且转让的是禁止流通物，应属无效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江惠康请求判令武可考、段长喜返还代垫的长城修复款45万元及其利息的反诉请求，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文物部门有关事宜由股权受让方即江惠康全权负责，故该修复款与武可考、段长喜无关；其次，修复工程的竣工日期是2011年12月16日，科考公司于2011年12月27日即向内蒙古王府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全部工程修复款，因此江惠康自此时起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但在垫付后一直未向武可考、段长喜主张权利，故即使该长城修复款应由武可考、段长喜承担，江惠康就此债权提出反诉请求之日也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对江惠康的该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江惠康请求判令武可考、段长喜支付勘查费用30万元的反诉请求，江惠康提供的证据是收款人个人给科考公司出具的2012年12月27日的20万元收条和2015年12月29日的10万元收条，首先，该两张收条并不能证明科考公司与收款人之间在2009年存在勘查工程关系并拖欠了勘查费用；其次，即使存在该勘查工程，20万元的费用是发生于2012年12月27日，时至起诉前，江惠康一直未向武可考、段长喜主张权利，江惠康的该20万元反诉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武可考、段长喜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本院对于江惠康请求的该20万元勘查费用部分不予支持；江惠康请求的10万元是发生于股权转让之后的2015年12月29日，并不能证明与武可考、段长喜有关，因此本院对该10万元的勘查费用请求也不予支持。于某与傅云天是共同作为股权受让人与武可考、段长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中约定的傅云天是统一付款人仅是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并不能因此否认于某系共同受让人。从江惠康出具的《承诺函》、江惠康与于某和傅云天签订的《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以及江惠康与于某、张建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合同书》可知，江惠康对于于某和傅云天受让武可考、段长喜股权比例是明知的，且于某、傅云天共同受让全部股权并最终由江惠康受让了股权，因此武可考、段长喜向于某主张权利即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而于某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出庭证实了武可考、段长喜直到2016年仍在不断向其主张权利，武可考、段长喜在2017年提起的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武可考、段长喜在江惠康于2017年出具《承诺函》时才知道合同相对方是江惠康，江惠康在该《承诺函》亦明确了其自愿承担股权转让事宜中的所有债权债务,亦可以证实武可考、段长喜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了于某、傅云天交付给武可考、段长喜300万元转让款的时间是在武可考、段长喜移交给于某、傅云天全部资料原件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法人代码证、公章、法定代表人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如有)、财务账册等资料以及探矿许可证等之后，从双方履行情况看，于某、傅云天已经取得了探矿许可证并支付了300万元的转让款，由此可知，武可考、段长喜已经履行了移交全部资料原件给于某、傅云天的合同义务，因此江惠康认为武可考、段长喜并未履行交付财务账册及详查资料的先合同义务，其有权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江惠康应当向武可考、段长喜支付剩余转让款200万元。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如因乙方原因乙方不能按时交付甲方转让款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有权收回目标公司股权、探矿权,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关损失人民币壹百万元整”，故江惠康应当支付给武可考、段长喜违约金100万元。综上所述，江惠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武可考、段长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2民初58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反诉原告江惠康的全部反诉请求；二、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2民初58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武可考、段长喜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上诉人江惠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武可考、段长喜剩余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四、上诉人江惠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武可考、段长喜违约金1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武可考、段长喜已经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江惠康负担；江惠康已经预交的反诉案件受理费18400元、鉴定费17800元，由江惠康负担；武可考、段长喜已经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江惠康负担；江惠康已经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由江惠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臻审判员 卜 芳审判员 靳宝维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书记员 杨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