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4003民初253号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住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电信商场**B-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611241476。法定代表人：董新燕，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军，男，该公司销售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福涛，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经营场所奎屯市团结东街三洋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003L7938407X7。经营者：徐晓晨，男，197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奎屯市喀拉尕什****。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梅，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与被告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军、马福涛，被告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6,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48,960元[306,000元×5‰×32个月（2016年3月4日-2018年11月3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送达费等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价值118万元的货物，包括1000台小辣椒，500台联想A816,1500台TCL30**。被告收到上述货物后已向原告支付货款87.4万元，仍有30.6万元未予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特诉至法院。被告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以下简称新恒通店）答辩称：本案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系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供应的3000台手机是提供给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手机供应事宜是由原告自己与奎屯联通分公司协商，该公司要求原告在奎屯找经销商，便于支付款项，原告才找到被告，所以是委托合同关系。在此期间，联想A816共443台被调拨到疆外，TCL手机1408台转由乌苏经销商吕学芬销售后直接向原告结款。其余92台T**手机有50台由被告返还给原告，所以相应部分的货款应予以扣减，该部分货款扣减之后的余款被告已经全部支付给原告，且超额支付，双方未对账结算，对超付的金额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综上，我方并不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且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请。诉讼过程中，被告新恒通店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众和公司退还货款141,2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众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众和公司向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供应手机，包括小辣椒1千台、联想A816，500台、TCL302U，1500台，并委托新恒通店帮忙结款。后来，有部分手机退货或转交他人代销结算等，新恒通店亦在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付款后陆续向反诉被告转账付款，但双方一直未进行对账结算。现经核算，新恒通店实际向众和公司多支付了货款141,275元，众和公司应当退还，故依法提起反诉，要求反诉被告退还该款项，请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我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新恒通店的反诉请求系基于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对被告新恒通店的反诉请求，本院口头裁定不予受理，被告新恒通店可另行向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6年3月3日，原告众和公司将手机交付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奎屯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市场部，案外人陈雪丽出具收条壹份，载明：今收到由乌鲁木齐众合伟业通讯有限公司帮奎屯新恒通代垫：小辣椒1000台，390元/台，共计390,000元；500台联想A816，485元/台，共计242,500元；1500台TCL30**，365元/台，共计547,500元”该收条下方记载收货人：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原告众和公司与被告新恒通店均认可在该收条中签字的案外人陈雪丽系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2.2016年3月4日，被告新恒通店的经营者徐晓晨在上述收条的下方，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已收到由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发来的小辣椒1000台、联想A816，500台、TCL302U，1500台，全部入库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3.被告新恒通店向原告众和公司的股东蒋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如下：2016年1月12日，支付5万元；2016年1月21日，支付10万元；2016年3月18日，支付15万元；2016年7月10日，支付9万元；2017年10月9日，支付5万元。2017年4月7日，原告众和公司的股东蒋军向原告新恒通店出具内容为“今收到货款柒万元整”的收条一份。上述各笔已付货款合计51万元。4.2019年3月21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乌苏分公司（下称中国联通乌苏分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5年-2016年，奎屯新恒通（徐晓晨）联系我公司为其经销TCL302U手机1400余台，我分公司遂协助其联系乌苏代理商宝迪通讯吕学芬完成经销并由吕学芬直接与奎屯新恒通（徐晓晨）处理结款事宜。”同日，案外人吕学芬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5年，乌苏联通分公司安排我代销TCL302U手机1408台并指示我与奎屯新恒通（徐晓晨）处理结款事宜，徐晓晨说该批手机实际是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让我直接向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蒋军结款，该批手机售出后我给蒋军汇款281,500元，另有500台未能售出而直接退还给了蒋军。”原告众和公司与被告新恒通店均认可该案外人吕学芬在乌苏经营手机销售业务。5.2018年7月2日，原告众和公司的股东蒋军通过微信向被告奎屯新恒通店的经营者徐晓晨发送“奎屯手机应收账款明细（徐晓晨）”，内容为：品牌：小辣椒LA2-S，手机数量1000台，单台金额390元，合计金额390,000元，备注：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代徐晓晨打款到新疆华盛，订单号：8915121809332857；品牌：联想A816，手机数量500台，单台金额485元，合计金额242,500元，备注：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代徐晓晨打款到新疆天一瑞丰商贸有限公司，订单号：8915122409418743；品牌：TCL302U，手机数量92台，单台单价365元，合计金额33,580元，备注：徐晓晨共进货1500台，乌苏吕学芬销售1408台，单台计入应收款；品牌：TCL302U直降，手机数量1408台，单台金额66元，合计金额92,928元；平台奖励：手机数量3,000台，单台金额30元，合计金额90,000元”；又发送“奎屯手机已收账款明细（徐晓晨）”，内容为：“日期2016-元-10，还款金额50,000；2016年-元-121,还款金额100,000；2017/9/8，还款金额70,000现金；2017/10/9，还款金额50,000；还款金额172,770窜货，备注：联想816手机串出新疆443台＊3**元＝172,770元”。此后，被告新恒通店未向原告支付手机款，原告众和公司催要无果，遂成诉。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收条、证明、对账明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微信聊天记录、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苗蕾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国联通乌苏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案外人吕学芬出具的证明等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众和公司与被告新恒通店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新恒通店是否应当向原告众和公司支付货款;3.被告新恒通店是否应当向原告众和公司支付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众和公司主张与被告新恒通店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新恒通店辩称：本案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系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供应的3000台手机是提供给案外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奎屯市分公司（下称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手机供应事宜是由原告自己与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协商，该公司要求原告在奎屯找经销商，便于支付款项，原告才找到被告，所以是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结合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陈雪丽签署的收条中载明的内容：“今收到由乌鲁木齐众合伟业通讯有限公司帮奎屯新恒通代垫……”。被告新恒通店的经营者徐晓晨在该收条下方书写证明：“已收到由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发来的……全部入库奎屯联通公司市场部。”被告新恒通店为证明其抗辩，提交了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2015年，通过奎屯新恒通向奎屯联通公司供应……，并由公司销售后，委托奎屯新恒通（徐晓晨）向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结款。后有部分手机未销售退货至奎屯新恒通。”经本院向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询问，该公司营销部经理苗蕾表示：“2016年3月3日收条中显示的机子都是奎屯新恒通通讯器材店通过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批量采购的，我们与众和公司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往来……”。可见，案外人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否认其委托新恒通店向原告购买手机，其实际要陈述的观点为：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与原告众和公司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则不能依据该证明而证实被告之抗辩。而被告新恒通店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系受他人之委托而代理他人购买手机，故对被告新恒通店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由此可以认定原告众和公司虽未直接将手机交付于被告新恒通店，但系受被告新恒通店的指示，将手机交付于中国联通奎屯分公司。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告众和公司已经完成了买卖合同标的物--手机的交付义务，被告新恒通店也实际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原、被告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新恒通店是否应当向原告众和公司支付货款。首先，被告新恒通店辩称，我方并不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本案中，原告众和公司向被告新恒通店交付：1000台小辣椒手机、500台联想A816手机、1500台TCL30**手机，三种型号的手机总计价值118万元。被告新恒通店辩称，联想A816共443台被调拨到疆外，并且原告众和公司将172,770元计入还款金额，充分显示原告众和公司知道窜货的事实并对相关货款予以确认，原告众和公司否认该事实是因为该部分手机在奎屯无法销售而调往疆外时价格下跌了。结合被告提交的原告众和公司股东蒋军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的“奎屯手机已收账款明细（徐晓晨）”中的记载：“还款金额172,770窜货，备注：联想816手机窜出新疆443台＊3**元＝172,770元”。原告众和公司将该部分手机款列为已收账款，可以证实在双方结算时，原告认可该部分手机款以每台3**元的金额计入已收账款的事实。则本院认定被告新恒通店该抗辩成立，故该部分手机，应予以扣除。其次，被告新恒通店辩称，TCL手机1408台转由乌苏经销商吕学芬销售后直接向原告结款。原告众和公司认为系被告新恒通店将该部分手机转交案外人吕学芬销售，仍应当由被告新恒通店支付货款。结合被告新恒通店提供的证据，中国联通乌苏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奎屯新恒通（徐晓晨）联系我公司为其经销TC302U手机1400余台……由吕学芬直接与奎屯新恒通（徐晓晨）处理结款事宜”，以及案外人吕学芬出具的证明：“……徐晓晨说该批手机实际是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让我直接向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蒋军结款，该批手机售出后我给蒋军汇款281,500元，另有500台未能售出而直接退还给了蒋军。”可以认定就案外人吕学芬销售的1408台T**牌手机，系被告奎屯新恒通店联系中国联通乌苏分公司，并指示案外人吕学芬向原告众和公司支付货款，而非原告众和公司与案外人吕学芬直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1408台TC30**手机中，案外人吕学芬退给原告500台，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则该500台手机款应当扣除。案外人吕学芬实际销售的手机为908台，按照原、被告约定的价款计算应为331,420元（908台TCL30**×365元/台=331,420元），而吕学芬实际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81,500元。被告新恒通店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就该部分手机的价款重新进行了商定，则就该部分手机的货款，被告新恒通店仍应按照双方此前在收条中约定的价款，每台3**元支付给原告。此外，被告新恒通店辩称，其余92台T**手机有50台由被告返还给原告。原告并不认可该事实，被告亦未出具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该抗辩，本院不予认可。如上所述，扣除窜出新疆的443台联想816手机、案外人吕学芬返还原告的500台TCL30**手机以及吕学芬已经支付的281,500元货款，被告新恒通店应当向原告支付的手机总价款为：501,145元[(小辣椒1000台×3**元/台=390,000元)+(57台联想A816×485元/台=27,645元)+（1000台TCL30**×365元/台=365,000元）-281,500元]。被告新恒通店已支付货款51万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06,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新恒通店是否应当向原告众和公司支付利息。被告新恒通店辩称，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新恒通店已向原告众和公司多支付了8855元的货款，故对原告主张由被告支付利息48,9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24元，减半收取3312元，由原告乌鲁木齐众和伟业通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当事人上诉的，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上诉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审 判 员 阿斯玛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冯  蕾书 记 员 邢 小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