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刑终135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国安，男，1966年5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汉族，大学文化，系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6年11月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1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菏泽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嘉艺，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森，山东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坚诺，男，1978年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汉族，中专文化，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4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执行逮捕，同年7月28日被取保候审。于2018年11月2日被一审决定逮捕，同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定陶区看守所。 辩护人章林虎，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孔祥民，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夏亮，男，1975年11月5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文化，住上海市普陀区。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3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经批准逮捕，次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定陶区看守所。 辩护人逄燕军，山东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马志刚，北京市都城（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董理，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阳市，汉族，大学文化，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4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8月13日被一审法院取保候审。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国安、夏亮、潘坚诺、董理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8）鲁1727刑初23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国安、夏亮、潘坚诺不服，提出上诉。一审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阅了本案卷宗证据材料及上诉状，依法讯问了上诉人陈国安、夏亮、潘坚诺，并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2014年3月，被告人陈国安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名义与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后通过伪造“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方式，将商品名称“手机”篡改为“充电电池、数据线”等物品，并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的资金流。经审计，三明华电公司共向三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74张，税款16509506.39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被三通公司认证抵扣税款。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记账、领款凭证、发票复印件、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记账凭证及电子回单等复印件、现金缴款单及陈国安、苏华萍、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账户明细复印件，证明被告人陈国安是定陶三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国安以118万购买位于黄店镇政府西600米路南原由李某2经营的圣林木业作为三通公司的办公及生产厂房，并出资装修及购买办公物品，三通公司及卜米公司工人的工资由陈国安支付。 2.2015年黄某3销售明细、陈国安购买原材料明细表、2015-2016年销售记录证明，深圳市龙方通信公司销售的产品种类、数量及价值，其中杨某1为经手人的收款明细共计3158585元，2015-2016年杨某1经手销售的数据线、充电线的数量及价值。 3.库存明细及山东发深圳清单、仓库生产明细、植球送货单及发货单共计82页，证明张剑锋提供其与定陶三通、卜米公司植球的送货及发货单据，张剑锋帮助陈国安积极联系植球业务并向陈国安的个人账户支付加工费，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定陶三通公司、卜米公司生产的移动电源的类型、数量明细情况，移动电源由山东发往深圳的物流清单。 4.深圳市鑫鸿福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签订的原材料购销合同、对账单及送货单、深圳市鑫凯杰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签订的原材料购销合同、对账单、送货单以及向定陶奥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资料、深圳市鑫宏伟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对账单、深圳市诺斯拓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网通信有限公司签订的原材料购销合同、对账单及送货单、深圳市坤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设备合同、送货单及转账凭证及深圳市坤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向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深圳市鑫鸿福电子有限公司向流动公司、耀信达公司出售过线材配件。深圳市鑫凯杰电子有限公司给流动通信提供ＵＳＢＡ公短体和迈克5Ｐ。2014年的9月-2015年的2月深圳市中网通信有限公司购买了深圳市诺斯拓科技有限公司的移动电源套料。深圳市鑫宏伟电子有限公司给流动通信和耀信达公司提供大约200万米产品ＵＳＢ线。物流的收货地址是山东省定陶县××镇××路××。 5.2011年9月至2014年5月三明华电进项汇总表、定陶三通公司与三明华电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合同商品名称所附详细清单、三明华电送货清单、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登记情况表、法定代表人信息、股东决议等材料、场地租赁使用合同、上海镐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情况、变更情况、上海镐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材料，证明定陶三通公司与三明华电签订了商品名称为手机的购销合同，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没有工厂，没有实际生产。 6.定陶三通公司和三明华电公司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证明定陶三通公司与三明华电公司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显示的货物名称是为充电电池、外壳套料中网、数据线、充头、转接口中网、外壳套料、主板、充电器。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1、寇某、李某2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国安购买位于黄店镇政府西600米路南原由李某2经营的圣林木业，并将118万元打到黄店镇政府财政账户，牛某3代表陈国安同政府签订协议。 2.证人钱某1、童某、孙某1、黄某1、黄某2证言，证明定陶三通公司工人的工资由深圳市龙方公司将款项打到三通公司邮政和建行账户后再发放。厂房装修、建设的资金由陈国安支付。陈国安安排童某和牛某3给三通公司买桌椅板凳等物品，后陈国安安排人联系的运输货车将上述物品运到菏泽定陶。 3.证人黄某3、叶某、方某、范某、赖某、徐某1、盛某、杨某1、周某1、李某3、李某4、庄某证言，证明深圳龙方公司主要经营手机数据线，给定陶的公司提供原材料配件。定陶的公司负责生产手机数据线，生产后的手机数据线成品再给龙方公司，由龙方公司再进行销售。公司的手机数据线主要在华强北电子市场批发销售产品，不开具增值税发票。 4.证人黄某4、樊某、周某2、赵某证言，证明深圳市鑫鸿福电子有限公司向流动公司、耀信达公司出售过线材配件。深圳市中网通信有限公司购买了深圳市诺斯拓科技有限公司的移动电源套料。深圳市鑫宏伟电子有限公司给流动通信和耀信达公司提供大约200万米产品ＵＳＢ线，收货地址是山东省定陶县××镇××路××。 5.证人杨某2、黄某5、张某1、朱某1、张某2、钱某1、梁某1、邵某、王某1、刘某1、陈某1、许某1、陈某2、宋某1、张某3、高某、徐某2、牛某1证言，证明从2015年1、2月以来，定陶三通公司和卜米公司发给龙方公司的货物充电宝和数据线总共5万个左右，每个充电宝30-40元，金额不超过250万元；充电线大约有1500万条，每条0.3元左右，金额大约500万元。货物都卖到深圳华强北附近的电子市场了。 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和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是陈国安的，两个公司生产手机数据线、蓝牙、手机充电宝、主板芯片等产品，两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发到龙方公司，由龙方公司再销售到深圳市华强附近的电子市场。两公司的原材料由龙方公司的采购部来安排提供，发货给定陶两个公司。龙方公司的入库产品，大部分都是定陶两个公司的。 6.证人张某4、张某5、钱某2、孙某2、胡某、陈某3、邓某、曾某证言，证明三明华电公司在三明没有办公地点，只有后勤人员，没有业务员，也没有仓库，平时那边不做任何业务。三明华电都是根据上海公司寄来的合同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按照老板的要求寄给对方。 具体业务是上海总部来做的，他们没见过货物，也不知道什么业务，只是根据上海总部发来的购货合同的内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明华电账目进项和销项不匹配，手机型号不匹配。陈国安通过朱某2的三明华电公司走账，陈国安找公司向三明华电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再通过三明华电向陈国安指定的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陈国安负担三明华电的国税税负。陈国安将每个月需要缴纳的国税汇到朱某2的个人账户，朱某2再将那些钱转到三明华电的基本户。三明华电的基本户账户由陈国安的公司财务人员来操作转账的，账户Ｕ盾在陈国安的公司。三明华电的发票及清单品名没有主板、充电电池、外壳套料、外壳套料中网、数据线、充头、转接口中网。 7.证人朱某2证言，证明当时陈国安给他打电话说其在深圳有一批手机出货，想从他公司过一下帐，税负陈国安负担，他就同意了，并把三明华电工行网银寄给了陈国安，让陈国安走账。2014年3月，他按照陈国安给提供的清单，安排公司出纳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把发票寄给了陈国安，地址是深圳市华强北。合同和销货清单、发货单都是陈国安公司财务寄到三明华电的，他们再补上印章和签字。开具给定陶三通那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是陈国安提供的，陈国安按照价税合计的千分之三付给他的费用。三明华电没有卖给定陶三通“主板、充电电池、外壳套料、数据线、充头转接口”。 三明华电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开到上海的，其他的都是陈国安操纵开具的，反正没有货到三明华电。 他和张某4根据三明华电的进销项品名整理型号，发票的品名都是写的详见销货清单，销货清单都是他和张某4做的，做好后发给陈国安公司财务人员李冬梅，负责做合同，做好后邮寄给三明华电，三明华电财务人员根据合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后邮寄到定陶三通公司，收件人是陈国安。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三明华电公司向三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74张，金额97114723.61元，税额16509506元，价税合计113624229.61元，都是陈国安使用三明华电做业务产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没有见到货物，都是陈国安自己操作的。三明华电实际没有向定陶三通公司发送货物，是用于平账的，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实际货物。三明华电向定陶三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品名他记得是手机及手机配件。定陶三通公司接收的三明华电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品名均为详见销货清单，销货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主板、充电电池、外壳套料、外壳套料中网、数据线、充头、转接口中网等，那些品名肯定没开具过，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陈国安弄的。 8.证人牛某2证言，证明三通公司是2014年1月21日注册成立的，陈国安为实际出资人，牛某3和他持干股，公司登记时认缴注册资本300万元，他名下出资120万元，牛某3名下出资180万元，他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牛某3任总经理。2014年6月18日正式开业，公司主要生产充电宝，生产原材料由陈国安从深圳供应，产品全部发到深圳销售。 三通公司从成立后陈国安从深圳购买机器装备，用于生产充电宝、耳机，三通公司除此之外没生产其他产品。 2014年的9份《产品订货合同》是会计邵某或者钱某1到他办公室找他签的，他当时不愿意签，陈国安给他打电话说其是法定代表人，必须签字，合同书上要法定代表人签字才有效，他就签了。 9.证人牛某3证言证明，1999年他到深圳后认识了陈国安。2014年1月21日在定陶县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最初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认缴），他名下出资180万元、牛某2名下出资120万元，实际到位50万元，是陈国安出的钱，他名下出30万元，牛某2名下出20万元，牛某2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他任总经理。公司注册半年多之后，陈国安把他股权转了过去，他离开了三通公司。 三通公司办理了一般纳税人资格。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厂房还在建设中，陈国安给他说有个快件让他收一下，他拆开一看，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大约9000多万，开票公司是福建三明的一个公司。他就问陈国安，陈国安说不用他管，直接安排会计把发票开出去了。后来厂房建好后，开始生产充电宝和数据线，充电宝价值六七块至十二三块钱不等，数据线价值大概三毛钱。他离开三通公司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三通公司的生产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没有关系的，三通公司生产的充电宝和数据线的原材料是陈国安在深圳现金购买的，没有开具进项发票，然后生产的产品直接卖给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也不开具销项发票。三通公司的进项发票都是陈国安买的发票，采取改发票清单的方式在国税局抵扣税款，然后再对着龙方公司、流动通信开具增值税销项发票。 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是陈国安联系的，三明华电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朱某2。三通公司从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取得进项发票的费用，他听朱某2说是三个点左右。 2014年3月份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共向三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74份，金额9711万元，税额1651万元，价税合计金额11362万元，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记录的销货清单上记载的是手机，三通公司的销货清单上的货物名称已经被更改为“充电电池、外壳套料、主板、数据线、充头、转接口充电器”等材料。销货清单是陈国安安排深圳公司的会计修改的，三通公司没向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充电电池、外壳套料、主板、数据线、充头、转接口充电器”等材料，实际上就是购买了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做进项。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陈国安供述和辩解，三通公司的厂房是他出资购买的，其投资生产经营。三通、卜米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是深圳市流动通信公司采购。三通、卜米公司的产品大部分由龙方公司进行销售，有一部分发到成都格瑞特进出口商贸有限公司指定的仓库。他不清楚“流动通信公司和耀信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货物名称记载“详见销货清单”，流动通信公司和耀信达公司账目记载和国家税务管理系统提取数据全部显示为“手机”，而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取得的销货清单显示内容已为“PCB板、线路板、充电器线材、充电器外壳”。辩解称流动通信公司、耀信达公司向三通公司和定陶卜米公司出售过手机，是小米和联想的老人机，发到定陶黄店三通公司用于拆装，有的改数据包、换包装，有的拆成主板、屏幕、摄像头进行销售，总价值大约3000万元。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向三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74份，金额9711.5万元，税额1651万元，是因为三通公司的原材料是流动通信公司从三明华电公司采购的，货通过流动通信公司发给三通公司。三通公司、三明华电公司、流动通信公司、龙方公司之间的资金回流是为了财务把账走平。 三明华电向三通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情是朱某2和牛某3操作的。与三明华电公司的交易是通过三明华电公司更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品名规格，其名下的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给三明华电公司，然后再从三明华电公司开回他名下的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其负担税负。他单独购买三明华电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付给朱某23.5%的开票费。 （四）鉴定意见 1.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截止2014年3月28日，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给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给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74份，金额合计97114723.61元，税额合计16509506.39元，价税合计113624230.00元。 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后附原材料入库汇总表与购销合同中商品名称不一致，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与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商品名称为“电子产品一批，详见清单”，合同清单中商品名称为手机或电脑，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记账凭证中，原材料入库汇总表显示货物名称为充电电池、数据线、主板、外壳套料、充头、转接口等并非手机或电脑，购销合同金额为113624230.00元。 截止2014年10月17日，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共收到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资金流入113624230.00元2.鲁正会鉴字【2017】第4号证明，三通公司、卜米公司经营期间，共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310519882.11元，抵扣进项税款45118277.68元。其中包括三明华电公司向三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3624230.00元（价税合计），进项税额16509506.39元。三通公司、卜米公司经营期间实际生产销售充电宝、手机数据线等产品共计7114367.85元，包括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生产手机充电宝28139个，市场估值为1266255.00元。2015年、2016年三通公司、卜米公司生产并实现销售充电宝及手机数据线等价值为5848112.85元。 （二）被告人夏亮经营的上海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缺少进项，经与被告人陈国安沟通后，被告人陈国安称可以为被告人夏亮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于2012年7月至2016年6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公司之间通过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伪造“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将商品名称“手机”篡改为“多晶硅、小多晶”等物品，并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向对应的资金流，被告人陈国安以三明华电公司的名义向被告人夏亮经营的上海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5张，税额580586.28元，价税合计33995800元。以流动通信公司、耀信达公司向上海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88张，税额共计7728583.66元，价税合计52525786.19元，其中20%的部分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税额为1545716.73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被上海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认证抵扣税款。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增值税专用发票223张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证明，三明华电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5张，税额580586.28元，价税合计3995800元；流动通信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0张，税额1985411.04元，价税合计13664300元；耀信达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份，税额945200.03元，价税合计6505200元；耀信达公司向天弼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6张，税额2402149.56元，价税合计16532440元；流动通信公司向天弼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5张，税额2395823.03元，价税合计15823846.19元，上述共计23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8309169.94元，价税合计共计56521586.19元。每张发票对应的清单有两份，有一份清单是开票系统打印出来的，销货清单上面货物名称是“手机”；另一份是根据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给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来制作销货清单，货物名称是多硅晶片、小多晶。同一发票号码对应两份销货清单，金额及税额一样。 2.抓获经过、拘留证证明，被告人夏亮于2018年3月8日17时许被上海市公安局民警抓获。于2018年3月12日被刑事拘留。 3.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证明，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松江区分局提供的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涉税信息，三明华电给上海晶祺公司开具35张、深圳耀信达公司向上海天弼成公司开具发票73张、深圳市流动通信公司向上海晶祺公司开具发票115张，均已在税务局进行抵扣税款。 4.营业执照证明，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夏亮，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生产加工；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王某2，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技术转让、服务等；上海灏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王某2，经营范围为在新能源科技、信息科技、通信科技专用领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转让、服务等。 5.电子档案证明，被告人夏亮于1975年11月5日出生。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2证言证明，她是被告人夏亮的妻子。上海晶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是夏亮，她在公司负责财务。天弼成和灏淇公司法人是她，实际控制人是夏亮。2012年7月，三明华电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5张，税额580586.28元，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耀信达公司向天弼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2402149.56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0月，耀信达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税额945200.03元；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流动通信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0张，税额1985411.04元；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流动通信公司向天弼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5张，税额2395823.03元。她不知道，具体业务是夏亮做的。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账户向三明华电公司、耀信达公司、流动通信公司转账都是夏亮操作。夏亮公司主要是做多晶硅原材料加工。多晶硅原材料采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进口的，具体业务都是夏亮联系。 证人吴某证言证明，2007年起，她在赛维ＬＤＫ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公司主要是生产多晶硅片。她不知道深圳市耀信达公司和深圳市流动通信公司，公司没有那两个公司客户，公司也没有叫张玉华的人。2010年公司向晶祺公司供应过多晶硅片，有相应的合同号和发票号。 3.证人古某证言证明，2007年起他在江西中材太阳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作，2012年到公司销售部。公司没有叫张玉华的人，也没有叫陈国安（深圳人）的客户，公司在上海没有客户。公司不生产多晶硅片。 4.证人牛某3证言证明，夏亮和陈国安之间合作过硅片生意，夏亮经常去韩国看货，都是韩国不要的电子废料、废片，把货物发到香港陈国安的仓库，陈国安负责把货物走私进国内，然后运给夏亮。因为那些货物都是走私进来的，没有发票，夏亮的公司做硅片生意，有固定的销售渠道，需要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夏亮长期缺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陈国安给夏亮找进项发票，收取夏亮的开票费。一般陈国安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收取8个点左右的开票费。 货款不通过公司账户汇款支付是因为实际货款和开票走账资金是分开的。实际货款都是通过私账支付，公司账户转账是为走账而支付的。夏亮公司汇款给陈国安的公司，然后再通过陈国安的个人账户回流给夏亮，把账做平，也就是和发票相对应。 夏亮和陈国安之间的业务流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夏亮先在韩国看货，先付给韩国客户货款，韩国客户发物流将货物运到香港，陈国安从香港把货物走私到国内，然后陈国安以其公司的名义向夏亮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陈国安将发票和货物一起儿发给夏亮。另一种是陈国安在韩国买好货运到香港，从香港走私到国内，将货物发给夏亮，夏亮通过个人账户将货款支付给陈国安，陈国安再通过他的公司向夏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夏亮通过个人账户支付给陈国安开票费。 5.证人章某、夏某、童某、田某、陈某4证言证明，流动通信公司向天弼成公司开具发票是陈国安安排李冬梅跟单的，李冬梅制作合同，发给公司出纳，把合同打印后交给陈总签字，然后陈国安安排加盖合同专用章。耀信达公司不经营小多晶、多晶硅片。因为公司是经营手机的，老板安排向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开具货物名称为小多晶、多晶硅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们公司发票系统开具的销货清单只能是手机，然后根据销货清单模板套打一份货物名称为“小多晶、多晶硅片”的销货清单连同发票一起由出纳邮寄给上海。陈国安从来不让他们去仓库看货，说公司有仓管员，让他们直接按合同开发票就可以。销货清单是公司出纳做的，合同是李冬梅制作的。从流动通信公司调取的部分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是他们公司出纳制作的，一份是货物名称是手机，系统打印出来的，另一份货物名称是小多晶或多晶硅片，是根据合同来套打的。 （三）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夏亮供述与辩解，他是晶祺公司的法人，天弼成公司是他实际管理。他和陈国安是2008年认识的。他和朱某2没有业务往来，陈国安和朱某2之间有业务往来。 他的晶祺公司接受了三明华电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大约合计399万。他是做半导体ＩＣ废卡生意的，一般他去香港看货，看好后，由陈国安想办法帮他运到国内，他再付给陈国安货款。因为那些货物没有发票，他的晶祺公司缺少进项发票。大约2012年左右，他跟陈国安联系有没有发票，陈国安说可以提供，他们谈好开票费是发票金额的8.5%。陈国安就安排李冬梅跟他联系，他给李冬梅提供了晶祺公司的开票资料，李冬梅做好三明华电公司与晶祺公司的虚假购销合同，货物名称为小多晶。李冬梅让三明华电公司与晶祺公司合同都盖上公章或合同章，三明华电公司的人员给晶祺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他记得开票资金是陈国安提供的，陈国安先通过个人账户将资金转到他或他妻子王某2的账户上，然后再从他或王某2的账户转到晶祺公司账户，最后晶祺公司账户对公汇款到三明华电公司账户上。那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国税局都进项抵扣了。 耀信达公司、流动通信公司向天弼成公司、晶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约20%没有货物交易，是陈国安向他经营的公司虚开的发票。具体货物是小多晶、太阳能光伏组件。小多晶价格是每吨七八十万元，太阳能组件是按货柜计算，每个货柜价格100万元左右。 天弼成公司、晶祺公司向三明华电公司、耀信达公司、流动通信公司汇款后，大部分资金通过陈国安个人账户转回到他或王某2的账户，是开票的走账资金，要把账做平。因为公司账目中显示有发票，必须有相应的资金走账，是国税局要求的，所有必须把账做平。 他支付货款有的是公对公汇款给陈国安的公司，有的是通过个人账户转给陈国安个人账户，还有是现金给陈国安。 陈国安给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名称是小多晶、多晶硅，销货清单是陈国安公司开具给他公司的。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中货物名称为手机的销货清单他没见过。 2012年7月三明华电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5张，金额3415213.72元，税额580586.28元，价税合计3995800元。 天弼成公司、晶祺公司向三明华电公司、耀信达公司、流动通信公司汇款后，大部分资金都通过陈国安个人账户转回到他或王某2的账户，是拆借。 被告人陈国安供述与辩解，夏亮做硅片太阳能生意，他在深圳邮电局工作，夏亮找他帮助从香港邮寄硅片等材料到深圳，然后再邮寄到上海，夏亮付给他运费和税费。大约在2014年他们开始做业务，他联系江西新余市的一个做太阳能材料的公司，向夏亮的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供应多晶硅，他是与江西公司姓张的销售经理联系的。三明华电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的发票他不清楚；耀信达公司和流动通信公司是他的公司，向夏亮的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他向夏亮供应多晶硅开具的。货物全部都是从江西省新余市的那家太阳能材料有限公司购进的。夏亮通过其自己及妻子王某2或公司财务的个人账户付到他个人账户或他指定生产工厂的个人账户，他再通过自己或其他个人账户向新余市那个太阳能公司指定的个人账户支付货款。因为他进货不含税的价格，所以支付货款不适用公司账户。他做业务的利润是赚取中间差价。货物都是发物流到上海夏亮的公司，由新余太阳能公司付运费。 （四）鉴定意见 1.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截止2016年6月30日，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增值税销项发票汇总明细表中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为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0张，金额合计11678888.96元，税额合计1985411.04元，价税合计13664300.00元。 截止2016年9月26日，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共收到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转入资金13822300.00元，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转给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转入资金158000.00元，差额13664300.00元，与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相符。（1）陈国安控制的公司或赖照坤账户转给王某2共计5725000.00元。（2）陈国安或赖照坤账户转给王某2、夏亮或其控制的公司账户共计7322000.00元。 2.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截止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共收到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转入资金6505200.00元。其中通过陈国安转给王某2，后经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回到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额共计6100100.00元。购买方为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方为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凭证后附劳务清单与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清单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单价不一致，凭证后附劳务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三星、苹果手机，销货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多晶硅片。 3.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截止2016年10月31日，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共收到上海天弼成太阳能有限公司转入资金18768900.00元，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转给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255000元，差额为18513900元，与77张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相符。其中通过陈国安及其控制的公司或赖照坤转给王某216594080元。购买方为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方为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凭证后附劳务清单与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清单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单价不一致。凭证后附劳务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三星、苹果，销货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多晶硅片、小多晶。 4.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截止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共收到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转入资金16532440元。其中通过陈国安转给王某214636443元。购买方为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方为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耀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凭证后附劳务清单与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清单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单价不一致，凭证后附劳务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三星、苹果手机，销货清单中的货物名称为多晶硅片。 5.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截止2014年3月28日，三明华电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共收到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转入资金3995800元。其中通过陈国安转给王某23889179元。 （三）2014年3月至7月，被告人陈国安安排牛某3联系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被告人董理，后在纽泰公司未加工任何产品的情况下，与三通公司签订虚假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并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应的资金流，陈国安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12%支付董理开票费。经审计，纽泰公司共向三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金额合计889479.59元，税额合计151211.51元，价税合计1040691.1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被定陶三通公司认证抵扣税款。案发后，被告人董理将违法所得124882.93元退缴。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委托加工合同证明，2014年3月8日被告人董理代表深圳市纽泰通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与定陶三通公司签订四份委托加工合同，委托纽泰公司加工4G无线路由、移动电源等物品，为虚假合同。 2.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证明，深圳市纽泰通讯有限公司向定陶三通公司开具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889479.59元，税额合计151211.51元，价税合计1040691.1元 3.深圳市纽泰通讯有限公司企业档案材料证明，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2013年1月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理，公司经营范围为通讯设备、手机的研发、加工与生产、国内贸易货物及进出口、电子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4.归案情况说明、临时寄押证明证明，2017年3月30日被告人董理被查获。于2017年3月30日至4月3日被临时羁押于深圳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5.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0月20日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1591××××6263账户转给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4000××××9332账户9笔资金共计1040691.10元。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通过出纳苏华萍6228××××5172户转给陈国安6228××××9819户8笔资金共计×××08.17元。 6.扣押清单证明，菏泽市公安局于2017年4月21日扣押董理退赃款非法所得140000元。 7.身份证明证，被告人董理于1973年1月14日出生。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2证言证明，纽泰公司并没有给三通公司提供代加工业务，只是开具了发票，开票的费用是价税合计的12%。2014年9月10日-2014年10月20日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账户打给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1040691.1元是走账资金，通过苏华萍账户回到陈国安农行账户×××08.17元是扣掉12%的开票费的回流资金。2015年7月13日和8月10日，苏华萍账户又给陈国安账户6210××××5315打款9万元，是董理以前欠陈国安的钱，与业务无关。走账资金大部分是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 2.证人钱某1证言证明，她原系三通公司、卜米公司会计。2014年3月，牛某3说三通公司接了一个加工无线路由器和充电宝的大订单，总金额有一个多亿，由于三通公司没有投产，委托深圳纽泰公司进行加工。牛某3跟她说，深圳纽泰公司加工后的产品直接交付给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所以三通公司的销项发票也全部开到深圳龙方公司，每个月开具销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还按月补签了《委托加工合同》，合同是牛某3给她的，当时让她到定陶县国税局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在税务部门作了备案。她当时只看到了委托加工合同，如何加工的产品她不知道。 3.证人牛某3证言证明，三通公司支付给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一批加工费是陈国安支付的，没有经过他。当时陈国安说让他给介绍一家公司代工一批充电宝和路由器，他就把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董理介绍给陈国安，陈国安直接去找的董理联系的业务。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代工了什么，代工的数量他都不知道。款项是陈国安在深圳直接支付的。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董理的供述和辩解，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2010年7月注册成立，2012年12月他接过来，任公司法人代表，公司主要组装手机和移动电源（充电宝）。牛某3是他以前的同事。2014年牛某3多次和他电话联系，说三通公司需要进项发票进项抵扣，让他给三通公司开具发票，他没同意。后来又多次找他，他碍于面子，就给牛某3开了100多万的加工费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票面金额的12个点收取好处费。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0月20日，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账户向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账户支付加工费1040691.1元，随即通过苏华萍账户回流到陈国安农行账户（6228××××9819）×××08.17元，差124882.93元是扣除开票费。2015年7月13日和8月10日，苏华萍账户又给陈国安账户（6210××××5315）打款共计9万元是他去澳门时借陈国安老婆的钱，回深圳后还给陈国安的9万元。 2014年3、4月份草签的代加工合同没有执行，后来合同是2014年9、10月份开具加工费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补签的，合同都是三通公司做好后寄给他，他公司盖章后再寄回去，合同签订时间虽然不同，都是同一时间补的，纽泰公司没给三通公司加工过任何东西。 2015年，因为税务局函调的事陈国安到纽泰公司找他，让他把国税局函调纽泰公司给三通公司开票的事情搞定，不要出什么差错。他按照税务局要求提供的材料全部提供了。因为是虚开的票，他也不能让那些票出事情，陈国安也怕虚开发票出事儿，他能肯定开票的事情陈国安知道。 2.被告人陈国安的供述和辩解，他不知道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不认识一个叫苏华萍，不清楚苏华萍与自己账户资金流转的情况。定陶三通刚成立时，委托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加工过一批充电宝，是由牛某3和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谈的，原材料是牛某3和龙方公司的采购部采购。他和其他公司与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之间没有其他的业务。 （四）鉴定意见 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1.截止2016年3月31日，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增值税申报数据表中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给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金额合计889479.59元，税额合计151211.51元，价税合计1040691.1元，与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记账凭证中“应付账款-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汇总金额相符，且应付账款均已支付。 2.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0月20日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1591××××6263账户转给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4000××××9332账户9笔资金共计1040691.10元。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通过出纳苏华萍6228××××5172账户转给陈国安6228××××9819账户8笔资金共计×××08.17元，剩余124882.93元，经深圳市纽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法人董理确认为开票费。 （四）2016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陈国安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龙方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虚假的订货合同书，并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应的资金流，陈国安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3.5%支付开票费。经审计，和来达公司共向龙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6张，金额6326302.5元，税额1075471.5元，价税合计7401774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以被龙方公司认证抵扣税款。 另查明，案发后，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1于2018年2月12日向菏泽市公安局退交违法所得370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明，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尹某1，2013年1月28日成立。 2.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间订货合同书、自提货物授权书、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发货确认清单、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出库单及增值税发票及应收账款明细账证明，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向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购买手机，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向龙发公司开具了数量、金额、产品品名相一致的增值税发票。共计66张，合同价值共计7401774元。 3.中国工商银行凭证、扣押清单证明，尹某1于2018年2月12日向菏泽市公安局退交违法370000元，次日被菏泽市公安局扣押。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尹某1证明，他在远望数码城有个档口叫做“和来达数码”。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都不是真实的，是无真实货物的情况下虚假交易。 大概在2016年8月份，陈国安到他公司，说其是龙方公司的老板，想从他公司购买一批货（手机），又问他能不能直接卖给他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费是票面金额的百分之二点二，他就答应了。后陈国安安排龙方公司李冬梅向他提供了龙方公司的财务资料，走账资金由他提供，他通过自己的网银转给陈国安个人账户，陈国安把钱汇到龙方公司，龙方公司再汇到和来达公司，和来达公司给龙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发货确认清单、出库单、自提货授权书都是虚假的，其中购销合同和自提货授权书是李冬梅制作、提供的，发货确认清单、出库单是他制作、提供的。他们交易过几次，具体金额他忘记了，以银行交易记录为准。 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前期是他与陈国安谈的，公司之间签订合同、银行汇款都是他妹妹尹某2办理的，她是他公司会计。 2018年2月12日，他让妻子郭庆红把现金存到菏泽市公安局账户（16090100292********）上的，37万元是他公司向陈国安的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740177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陈国安给他的开票费。7401774元是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汇到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走账资金，没有真实货物交易。 2.证人尹某2证言证明，她的6222××××0928银行卡和尹某1的6226××××9116银行卡是她在使用。经她的银行卡和尹某1银行卡转走的十笔资金，是按照尹某1的要求由她操作的，至于资金是做什么用的，她不清楚，尹某1没告诉她。7401774元的来源和用途她不知道。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陈国安供述和辩解，他认识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法人尹某1。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尹某1把其公司溢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到他公司来。他与尹某1谈的开票费点数是票面金额的百分之三到三点五，开票费是通过他的个人账户汇到尹某1个人账户上。购销合同是尹某1制作好后电话通知李冬梅，李冬梅电话安排吴艳红在购销合同上盖章，走账资金是尹某1提供的，公司财务人员行转账操作。2016年8月至10月，龙方公司与和来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价税合计金额7401774元，龙方公司共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66张，上述发票已被龙方公司用于抵扣税款。7401774元是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汇到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走账资金，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就是为了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鉴定意见 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1.截止2016年11月30日，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给深圳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6张，金额合计6326302.50元，税额合计1075471.5元，价税合计7401774.00元，与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记账凭证中“应付账款-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汇总金额相符，且应付账款均已支付。 2.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开票资金来源为： （1）尹某1转给尹某2，后经陈国安转给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最后回到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共计3700000.00元。 （2）尹某1转给陈国安，后经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到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共计2501719.00元。 （3）尹某1转给ＬＩＮＴＡＹＬＯＲ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Ｇ，后经深圳市质能达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转给深圳市龙方通信有限公司，最后回到深圳和来达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共计1170000元。 （五）2015年5月25日，梁某3控制的杭州琪乐融融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琪乐公司）出资成立了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旭珂公司），汤某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9月18日，梁某3与被告人潘坚诺签订合作协议，将旭珂公司外包给被告人潘坚诺，由潘坚诺组建团队，负责旭珂公司的经营，杭州琪乐公司为其提供2000万元流动资金。合作期间，旭珂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后被告人潘坚诺通过中间人许某2认识了被告人陈国安，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潘坚诺以旭珂公司的名义与流动通信公司签订虚假的货物购销合同，由旭珂公司提供资金，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应的资金流，被告人陈国安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3%－3.7%支付被告人潘坚诺开票费。经审计，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共向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98张，金额合计77596447.88元，税额合计13191397.12元，价税合计90787845.00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被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认证抵扣税款。 另查明，案发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退交违法所得1776202元，潘坚诺退交违法所得350000元，孙某3退交违法所得63000元。 被告人潘坚诺于2017年4月19日被抓获，2017年4月21日被菏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执行逮捕，7月28日被菏泽市公安局取保候审。羁押3个月10日。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358468975256账号交易记录证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货款支付情况，与网银内数据相符。 2.用款申请单证明，用款申请单上有申请人潘坚诺，审核人孙某3、周蕾，财务审核黄某6、经办人梁某2、欧某的签名。 3.2015年杭州旭珂实业公司向深圳市流动通信公司开具的销项税发票证明，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98账，金额合计77596447.88元，税额合计13191397.12元，价税合计90787845.00元。 4.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的货物签收单证明，货物签收单显示供货单位是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产品类别是手机。其中部分的货物签收单验收人有黄某5的签名，但结合黄某5证言，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 5.购销合同证明，2015年11月11日杭州旭珂实业公司与中国移动通讯集团终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签订手机购销合同，旭珂公司向中国移动通讯集团终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购买1773221元的手机。 6.提收货授权委托书证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授权黄某5提取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的货物，并附有黄某5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但结合证人黄某5证言，该提收货授权委托书所附黄某5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不是其本人提供的，加盖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其本人没有见过。 7.合作协议证明，鉴于甲方（梁某3）希望借用乙方（潘坚诺）和／或乙方团队的业务能力、人脉、知识、经验等，快速拓展甲方拥有的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于2015年9月18日被告人潘坚诺与梁某3签订合作协议。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由潘坚诺团队独立经营、独立结算。甲方根据业务需要陆续提供累计2000万至2500万的运营资金，运作旭珂公司。潘坚诺团队人员不得担任公司财务、办公室、风控等职务，不得管理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等。潘坚诺团队开拓业务，需甲方或旭珂进行审核，由甲方或旭珂最终确定是否签订该合同。乙方开拓的重大业务，需甲方或旭珂派人员与乙方一同洽谈合同条款。乙方促成的合同，在甲方或旭珂审核确认盖章后，乙方作为经手人签字。 8.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成立，系一般纳税人，法定代表人汤某。 9.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申报明细证明，杭州旭珂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9月20日申报增值税情况。 10.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根联证明，2015年10月21日至2015年11月27日，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数量等信息。 11.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申报抵扣明细证明，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2日，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及抵扣情况。 12.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汤某，股东是汤某和章亚运，及经营范围，内容变更情况。 13.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信息中心调取的增值税发票认证统计表证明，深圳市流动通信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相符，均进行了抵扣认证。 14.周某3、宋某2、汤某账户交易明细及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358468975296账户对账单证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银行开户申请及账户交易明细及上述账户开户申请及账户交易明细情况。 15.潘坚诺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潘坚诺6222021202032703663／6212××××0746账户于2011年11月14日开户，至2017年4月6日交易明细情况，2016年8月24日、10月3日、10月25日陈国安通过6222××××3234账户三次分别转入200000元。 16.陈国安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陈国安6222××××3234账户2015年7月17日至2016年4月27日交易明细情况，与潘坚诺账户对应。 17.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44201600600052509237账号，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4月27日交易明细情况。 18.购销合同18份证明，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1月2日，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富阳五星数码通信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杭州富阳五星数码通信有限公司购买手机，合同价款共计51945340元；2015年11月2日至2015年12月22日，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向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购买手机，合同价款共计21459868元；2015年9月29日至2015年12月4日，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购买手机，合同价款共计16930205元。 19.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向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购买手机的手机购销合同8份证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手机购销合同8份，合同价款共计16007284元。 20.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潘坚诺于1978年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隽园。 21.抓获经过证明，2017年4月19日15时50分许，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小营派出所民警在杭州市上城区将被告人潘坚诺抓获。 22.扣押清单、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单证明，2017年4月21日菏泽市公安局扣押被告人潘坚诺转账退赃款350000元；扣押杭州旭珂公司转账非法所得1776202元；孙某3转账给菏泽市公安局63000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欧某证言证明，流动通信公司客户是汤某安排潘坚诺具体负责的，他们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分公司、杭州富阳五星数码通信公司等企业购买手机，存放在拱墅区的仓库里，潘坚诺通知流动通信公司的人过来提货，流动通信公司的财务把货款支付给他们公司账户。他们收到货款后，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是汤某和黄某6通知她的，是潘坚诺要求她把发票邮寄到流动通信公司的，对方地址是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佳和华强大厦，收件人是李冬梅。 流动通信公司的业务是潘坚诺联系的，公司根据对方的业务量打印制作购销合同，付款方式是转账，发货方式是对方自取，经汤某审批后，她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再邮寄给流动通信公司盖章。 2.证人梁某2证言证明，旭珂公司是琪乐融融公司的子公司，总经理是潘坚诺，法人代表是汤某，平时旭珂公司的业务都是由潘坚诺负责的。 她负责货款的收支，销售款汇到周某3卡是潘坚诺的要求。旭珂公司发票的开具是由潘坚诺聘请的财务人员负责的，她不清楚发票的流向情况。 旭珂公司的网银账户是公司账户，汤某和周某3的账户是个人账户，他们办理网银后就交给了她，她就是按照潘坚诺的要求，进行转账，转账结束后截图微信发给潘坚诺。 需要汇款时，旭珂公司经理潘坚诺会填写用款申请单，她看到有申请人潘坚诺、审核人孙某3、财务审核童云三人的签字后才会进行汇款。 因为潘坚诺向公司会计提供的手机购销合同显示是流动通信向她公司购买的手机，应该有流动通信汇款给旭珂公司，所以潘坚诺让她把钱汇给陈国安的银行卡，再由流动通信的对公账户打给旭珂公司的银行账户。那些款在用款申请单上的款项用途一般都是写“借款归还”。 3.证人黄某6证言证明，她原系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旭珂公司日常管理由总经理潘坚诺负责，旭珂公司的合同章、公章都由潘坚诺保管。旭珂公司向交易对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潘坚诺安排童云开具的，货款支出都是由潘坚诺发出指令。 4.证人余某证言证明，旭珂公司的资金往来中通过他的个人账户进行转账业务，是因为大约2015年8、9月份潘坚诺向他借用银行卡，他就把两个银行卡和Ｕ盾交给潘坚诺使用了。 5.证人周某3证言证明，2015年他刚来琪乐融融公司上班不久，公司的梁某2让他去建设银行办理一张银行卡，开通网银后一起交给梁某2。过了一段时间，梁某2又找他说公司需要再去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办理银行卡和网银，他办好后连同密码都交给了梁某2。 6.证人宋某2证言证明，他办理过一张中国建设银行杭州秋涛支行的银行卡和网银，交给了梁某2。 7.证人谢某证言证明，他系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经理。杭州旭珂公司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的业务由潘坚诺负责，潘坚诺是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销售手机业务的经理。 8.证人孙某3证言证明，他系原杭州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贸易风控部经理。旭珂公司把手机销售到哪里只有潘坚诺知道。因为旭珂公司有逾期的应收账款，他催的紧，潘坚诺说深圳公司的老总联系不上，给他一笔钱，不要再催那么急了，一次汇十五万元，一次汇二十万元，两次共汇给他三十五万元。 9.证人张某6证言证明，他系杭州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旭珂公司股东是汤某和章亚运，公司名义上是独立法人单位，实际上是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汤某是代表集团公司持股，不参与旭珂公司经营，旭珂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潘坚诺。2015年9月份，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总裁梁某3与潘坚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潘坚诺的团队独立经营、独立核算。2015年10月16日将旭珂公司的金税盘、税控机及开票系统、企业公章、账本全部交潘坚诺经营团队的财务人员童云。2015年12月公司持续亏损，他公司终止合作，于2016年1月童云将旭珂公司上述机器和资料还交给公司。在此期间，该公司整个业务的开票、结款等事项均是潘坚诺团队在公司外部完成。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在外包期间对旭珂公司的经营情况没有进行监管。 10.证人卢某1证言证明，2015年9月28日、11月9日，通过她的账号分别转款到周某3账号234360元、175000元，是她购货时汇给旭珂公司的资金。2015年9月30日，用陈喜萍6222600170014694862账号汇给周某38190元，是她购买手机的货款。 11.证人黄某5证言证明，他从没有听说过旭珂公司，也从没有见到过流动通信公司与旭珂公司之间的货物签收单、购销合同、提／收货授权委托书、旭珂公司销售出库单等业务往来单据。旭珂公司销售出库单、提／收货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的，上面附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不是他本人提供的。 流动通信公司公章一般都是在陈国安那里保管的，有时也在人事部，但他从没有见过材料中加盖的流动通信公司收货专用章。他在陈国安的公司工作期间，从没有派他到外地提过手机。 12.证人陈某4证明，2015年、2016年，她曾给旭珂公司开给流动通信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当时是流动通信公司的李冬梅负责旭珂公司的业务。流动通信公司曾给旭珂公司转账支付货款，旭珂公司给流动通信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品名称是手机配件。旭珂公司与流动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有真实货物交易，她不清楚。 13.证人许某2证言证明，2010年前后，在杭州认识了潘坚诺。2010年、2011年他在深圳做手机推销业务员期间，认识了做手机生意的陈国安。2012年、2013年他介绍潘坚诺与陈国安认识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他不知道，没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4.证人梁某3证言证明，他任琪乐融融公司总裁，旭珂公司是2015年5月份成立的，是琪乐融融的子公司，主要做手机业务，9月份他与潘坚诺签订委托外包协议。后他们将旭珂公司的金穗盘、税控机、企业章、账本、开票系统全部移交给潘坚诺团队。由琪乐融融公司提供2000万资金，以潘坚诺为负责人的一个团队来经营手机业务，琪乐融融公司派梁某2负责旭珂公司资金往来款（网银转账），黄某6负责对旭珂公司做好的账务并入琪乐融融公司财务中，金涛负责仓库保管，孙某3是琪乐融融公司贸易部风险控制总监，对旭珂公司贸易签订审核、对方公司实地考察、货款逾期催收，潘坚诺负责拓展手机业务，潘坚诺团队中童云是旭珂公司会计，负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12月底黄某6给他反应旭珂公司是亏损的，不盈利，资金回收慢，走账有风险，希望他关注一下。几天后他让孙某3通知潘坚诺停止业务，把1000多万的应收账款收回来。2016年1月他让黄某6去潘坚诺办公室把旭珂公司以前交给潘坚诺的东西都拿回来。他与潘坚诺签订合作协议时，要求潘坚诺做真实贸易、做大业务量，琪乐融融公司要的是交易量，所以把利润多让给潘坚诺，手机业务具体怎么操作的他不清楚，平时的风控由孙某3把关，他承认对旭珂公司监管不力。旭珂公司的进货渠道他调查过，旭珂公司与杭州富阳五星数码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的货物交易是真实的，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他不确定，旭珂公司与以上三个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货款与旭珂公司支付的货款是相符的。通过对旭珂公司销售出去的货款回收记录看，知道实物没销售给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而是让潘坚诺销售给其他手机经销户了。 一开始他知道潘坚诺是按照他的要求经营的，直到汤某被抓后，他开始调查旭珂公司的经营情况，查了账务上的账目，发现旭珂公司的真实销售收入并不是来自流动通信公司，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手机批发商。旭珂与流动通信公司的业务是旭珂公司先把钱打给流动通信公司的陈国安，然后流动通信公司再把那些钱打回到旭珂公司，并把发票开具给流动通信公司。旭珂公司与流动通信根本没有真实的业务往来，只是把资金转了一圈，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了流动通信公司。 15.证人汤某证言，2015年上半年他任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旭珂公司经营手机，公司组成人员由潘坚诺、财务总监黄某6、财务人员欧某等。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人是梁案琪委托的潘坚诺，旭珂公司的事情都是潘坚诺负责，他不参与旭珂公司的经营管理。旭珂公司的资金有琪乐融融公司的财务人员梁某2负责管理。流动公司9000余万元的资金通过他的账户最终转到陈国安账户，他不清楚。他的银行卡办下来后一直由琪乐融融公司的财务人员梁某2使用。琪乐融融公司是总公司，旭珂公司是琪乐融融公司的分公司，梁某3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梁某3委托潘坚诺全面负责旭珂公司的经营管理，账目由黄某6负责，资金由梁杰负责，他与潘坚诺很少联系。 （三）鉴定意见 1.山东弘裕建设会计司法鉴定所（2018）鲁弘鉴字第0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1）截止2016年4月26日，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98张，金额合计77596447.88元，税额合计13191397.12元，价税合计90787845.00元，与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记账凭证中“应付账款-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汇总金额相符。 （2）2015年7月17日至2016年4月27日，周某3、余某转给陈国安163笔金额共计95487645.00元，收到5笔款项共计715712元。 （3）截止2016年4月27日，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转给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90787845.00元。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潘坚诺的供述与辩解，2015年8、9月份左右，梁某3要求他迅速把旭珂公司的业务做大，他给梁某3汇报，如正常做手机生意，每月只能做一、二百万的业务量，要想从账面上做大业务量，只有靠手机倒挂销售，就是票货分离，把公司购进的手机以低于市场价卖掉，增值税专用发票单独卖掉，可以迅速做大公司的流水，梁某3同意了。他通过朋友许某2介绍，去深圳找了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安，商谈把旭珂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票面金额3.3%的价格卖给陈国安，与陈国安谈好后。2015年10月下旬开始运作那个事，包括走账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走账结束应该是2016年4月份。他记得旭珂公司一共给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了9000多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以国税局的数字为准。 旭珂公司给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就是纯卖票给陈国安。旭珂公司卖给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费用开始说的是票面金额的3.3%，后来因为陈国安的回款速度太慢，占用旭珂公司的资金且支付开票费用的速度也慢，后来他就给陈国安谈增加开票费用到3.5%、3.7%，但是直到他离开公司，陈国安还没有把开票费用付清，大概还欠旭珂公司四五十万元开票费用。 旭珂公司卖给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走账资金当时梁某3提供了2000万元的经营资金，所以大部分是他们提供走账资金，通过私账打到陈国安账户上，再通过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汇给旭珂公司。有时候陈国安公司账上有钱也可能直接打给他们公司，他们公司再通过个人账户回流给陈国安。旭珂公司和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通过个人账户汤某、余某和周某3的账户走账，每次走账的流程都是他提出申请，经梁某3授权的财务经理黄某6、风控总监孙某3、行政总监周蕾同意，由杭州琪乐融融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出纳梁某2操作走账。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支付的开票费用开始是从陈国安个人账户支付到公司财务给他提供的公司员工宋某2的个人卡上，大约有一百多万，支付到周某3账户有50万，后来有70万支付到他个人工行卡上，他通过汇给孙某3的个人卡还给公司35万，还有35万在他农行卡上。汤某应该知道旭珂公司做的上述业务。通过汤某的个人账户转款操作资金要经集团公司同意。对于调取的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2月26日，旭珂公司向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98份，金额77596447.88元，税额13191397.12元，价税合计金额共计90787845元，他没有异议。 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进项都是真实的，是从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浙江移动终端有限公司、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购进的，两个公司给旭珂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从上述两个公司购进手机后通过微信群销售到全国各地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机销售商那里，都是通过私人账户结算的，好像是把货款都打到旭珂公司周某3的卡上，周某3的银行卡是梁某2保管的，公司财务黄某6知道。他向梁某3汇报后，经梁某3同意，他联系了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的陈国安，旭珂公司的黄某6负责做账，欧某负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开出来后大部分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浙江移动终端有限公司、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等公司开出后先入旭珂公司的账，再由旭珂公司开往深圳市流动通信有限公司。 旭珂公司和流动通信的合同是他安排公司的员工制作好并加盖上公章后，邮寄给流动通信公司，流动通信公司的财务人员盖章后再给他公司邮回来。陈国安的银行U盾没有给他。 2.被告人陈国安的供述与辩解，大约是在2014年底，许某2打电话给他说其有一个朋友潘坚诺在销售上有渠道，想和他做业务，有富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不完可以开给他，他就同意了。他和潘坚诺商量好按照旭珂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4个点支付开票费，走账资金由潘坚诺负责，他安排财务上把流动通信有限公司的银行Ｕ盾交给了潘坚诺走账，开票费他支付到潘坚诺工商银行卡上了，是分批支付的，一共三百多万，还欠尾数没有支付。 旭珂公司的交易税负是他负担的，走账资金是旭珂公司提供的，通过私账打给他，他再通过流动通信公司付出去，走账和实际货物交易是没有关系。 （六）2016年8月至10月，被告人陈国安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卜米公司的名义与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格瑞特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并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应的资金流，陈国安按照约定提取开票费。经审计，卜米公司共向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3张，金额合计16107949.09元，税额2738350.91元，价税合计18846300.00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被成都格瑞特公司认证抵扣税款。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购销合同两份、送货单三份证明，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3日、8月25日签订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18846300元，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采购充电器等货物。 2.代理出口报关协议证明，2014年1月1日深圳市港源通物流有限公司与秦某签订代理出口报关业务租用承办协议，甲方深圳港源公司租用给乙方秦某，乙方每月向甲方支付佣金5000元。 3.深圳市港源通物流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明，深圳市港源通物流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5日设立，及后期变更情况。 4.深圳市港源通物流有限公司账户开户情况及其易明细证明，深圳港源通平安银行深圳分行0422××××9424账户，于2010年9月13日开户，2010年9月13日至2017年6月27日交易情况。 5.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与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购销合同、金鸿硕国际有限公司外贸合同、载货清单、报关单等证明，定陶卜米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成都格瑞特公司又与金鸿硕国际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通过深圳市港源通物流有限公司对充电器、手机数据器等物品进行报关 6.王斌鉴户口本复印件证明，王斌鉴441522198106081094登记住址为广东省陆丰市碣石镇后城区新民××街××号之六。 7.王斌鉴照片与王某3照片的比对结果证明，王某3440301197910270111与王斌鉴户籍照片相似度99.95%，，两张相片比对的分值较高，初步怀疑为同一人。 8.陆丰市公安局南门派出所的复函证明，王斌鉴441522198106081094，在陆丰市公安局南门派出所辖区的户口属虚假户口，于2013年8月1日被注销。经提取王某3、王斌鉴两个身份的户口信息相片进行比对核查，结果均显示王某3及王斌鉴为同一个人。因此，王某3与王斌鉴两个身份属于一人双户。 9.关于陈国安、王某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案司法鉴定意见补充说明证明，经鉴定，本案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均已在税务机关认证抵扣。 10.关于成都格瑞特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口退税及资金流向情况说明证明，定陶卜米公司公司共向成都格瑞特公司开具发票183张，价税合计18846300元，税率17%，税额2738350.91元，成都市龙泉驿区国税局已将上述税款退入成都格瑞特公司账户；成都格瑞特公司向定陶卜米公司支付货款18846300元后，资金流向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彭某证言证明，他是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业务进出口业务。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刚开始合作的业务是他洽谈的，公司先期和深圳一家叫丰广衍电子公司合作出口手机零部件等业务。2015年8月份，丰广衍电子公司的法人是王某3，还有两个负责人林晓文、舒翱，舒翱向他介绍了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说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的法人是陈国安。他就和陈国安商谈两家公司的合作事宜，考察过龙方公司后，陈国安称龙方公司在山东定陶有生产公司叫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两个公司公用共用一套人员，实际经营人都是陈国安。考察后，格瑞特公司和龙方公司就开始合作，龙方公司主要是借用格瑞特公司的出口资质向国外出口手机充电器和数据线，具体的业务洽谈他没有参与。2015年底，林晓文告知他陈国安要把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注销掉，因为下雪把厂房压塌了，没办法生产了，他让陈国安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他，并且完成了卜米公司相应的出口业务退税后再注销。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王某3、林晓文、舒翱和陈国安等都在场，双方约定龙方公司向格瑞特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报关单、报关的电子信息等出口单据，格瑞特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预付合同价款的85%，在全部资料齐备后再行支付。格瑞特公司和定陶三通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以财务账目为准。格瑞特公司共向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丰广延公司、重庆雷利公司垫资约1480万元用于出口退税，四家公司还有2500多万元没有退税，已向成都国税局申报1700万元税款，还有800万元因为缺少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申报，龙方公司还欠格瑞特公司约18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出口货物以后，格瑞特公司用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出口单据向国税局申报退税，每出口100美元，他公司的实际利润为6元人民币，利润一般是出口前事先约定好的。 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出口的单据如何到格瑞特公司，具体是谁邮寄的，他公司的两个业务员应该清楚。从报关单上可以看出定陶卜米公司出口的手机配件是运输到深圳和龙方公司出口的手机配件一起在深圳报关，因为深圳海关出口量大报关时间短。格瑞特公司具体经办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业务的业务员卢某2是在深圳负责监管货物的具体流向，唐某属于内勤，负责支出核算，报关单据的整理等都是唐某负责。定陶卜米公司共向格瑞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几百万，具体数字以财务账目为准。 2.证人卢某2证言证明，他是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一部的业务员。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下称龙方公司）、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定陶卜米公司）都是以格瑞特公司的资质向境外出口货物。2015年10月份格瑞特公司又让他对定陶卜米公司、龙方公司的货物进行监督，因为两家企业货物生产地不在深圳，所以只能监督货物是否存在。他的职责是香港金鸿硕公司电话通知，告知他需要出口的货物已运抵仓库，让他检查监督出口的货物是否真实存在，香港金鸿硕公司向他提供一张打印的运输单，上面有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的公司名称、货物型号、价格、数量。他根据单据上的数量大致抽查货物后，填写箱单外销发票用于格瑞特公司的出口退税，之后他就不管了。按照双方公司合同规定流程是香港金鸿硕公司将货物运往境外，将货款外汇打入格瑞特公司账户，格瑞特公司再和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结算货款，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向格瑞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格瑞特公司再进行退税。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用格瑞特公司的资质进行出口，双方事先约定每1美元格瑞特公司挣0.06元人民币，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联系好外商后将货物以格瑞瑞公司的名义销售给外商，外商将货款外汇打入格瑞特公司的账户，格瑞特公司再和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结算货款，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向格瑞特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报关单等手续后，格瑞特公司再向成都国税局进行进出口退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是出口结汇货物的金额加上退税的金额减去每美元6分钱人民币（格瑞特公司的利润）。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陈国安。香港金鸿硕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王某3，王某3和陈国安关系又很好，应该是他们运作。他检查龙方公司的货物检查了2次，检查定陶卜米公司的货物检查过一次。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的货物都是充电器和数据线。龙方、定陶卜米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单据等开到格瑞特公司，由香港金鸿硕公司和林某通过顺丰快递寄到格瑞特公司。 3.证人唐某证言证明，他是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时业务一部的业务员，在公司主要负责整理出口相关单据、发票合同的整理、业务台账的整理，付款手续的办理等。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下称龙方公司）、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定陶卜米公司）都是以格瑞特公司的资质向境外出口货物。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在国内采购合同上加盖印章后寄两份到他公司，他加盖格瑞特公司的印章后再寄给龙方公司、定陶卜米两家公司。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与格瑞特公司签订过多少国内采购合同他记不清楚了。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共向格瑞特公司开具了多少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也记不清楚了。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向他们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已经在成都国税局认证了，金额以成都国税局认证为准，龙方公司还欠格瑞特公司约18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给。以出口100美元为例，龙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用格瑞特公司资质出口货物以后，外商支付100美元的货款给格瑞特公司结汇后假设汇率为7计算，得到700元人民币，金额支付给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收到货款后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快递的方式寄到格瑞特公司，如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额为811元，格瑞特公司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会向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支付多出来的111元人民币，格瑞特公司用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出口单据向国税局申报退税，申报退税额为117.84元人民币。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是出口结汇货物的金额加上退税的金额减去每6分钱人民币（格瑞特公司的利润）。龙方公司、定陶卜米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香港金鸿硕公司的林某通过顺丰快递寄到格瑞特公司。 4.证人秦某证言证明，2009年前后，他从别人手中接手深圳市顺捷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捷通公司）做报关业务，他是法定代表人。他还租赁其他几家报关公司从事报关业务。一是深圳市港源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源通公司），二是港联通物流有限公司，三是深圳市宇兆康报关有限公司。因为他报关业务量大，是报关员不够，所以他就租赁报关公司。 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格瑞特公司）有港源通公司、港联通公司、顺捷通公司代理报关的，都是他做的业务，成都格瑞特公司有一单是通过宇兆康在皇冈海关报的关。 成都格瑞特公司是一个姓黄的黄总找他报的关，谈好价格，后来拿报关资料就是让其他人送了。 他不会查验货物，重庆海外企业公司、成都格瑞特公司、深圳外贸兴业公司也不会来人查验货物，货物什么样和他没关系。 5.证人林某证言证明，2014年2月份她应聘到深圳市金鸿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做文员，2016年8月份正式离开。深圳金鸿硕公司有两个股东，分别是王某3和舒翱，王某3是法定代表人。她的职责是整理报关单、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出口退税材料，然后进行登记，录入电子表格，再寄给客户，同时还负责做外贸合同和传递结汇单。寄给的客户有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海外企业公司（以下称重庆海外公司）、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成都格瑞特公司）。 王某3和魏木棉将收到的报关单、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她，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供应商提供的，深圳市龙方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称龙方公司）的最多，还有重庆市镭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两家，都是寄过来的，开始是王某3收快递，后来主要是魏木棉负责收快递，龙方公司的资料主要是魏木棉到龙方公司去拿的，将资料交给她，她根据报关单来做好外贸合同，整理好全套资料之后通过顺风快递寄给重庆海外公司的白洁和成都格瑞特公司的唐某。 重庆海外公司和成都格瑞特公司的产品出口给香港的金鸿硕国际有限公司、香港顺泰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铭硕有限公司、EI公司,金鸿硕国际有限公司、香港顺泰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铭硕有限公司、EI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都在她那里,她根据出口报关单的内容把合同做好(一式三份),盖上合同章,一并寄给重庆海外公司和成都格瑞特公司,对方加盖公司印章后再寄回来一份。 她知道深圳市丰广衍科技有限公司也是王某3的公司。她知道陈国安，是龙方公司和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 6.证人蒲某证言证明，成都格瑞特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是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成都格瑞特公司与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卜米公司）有业务往来。2015年9月前后，他们出口过卜米公司的产品，是通过王某3和舒翱联系的业务。当时大体说了一下每通过他们公司出口1美元货物，给他们公司提供0.06元人民币的利润（大概是发票总金额的1%），具体的业务就由彭某和舒翱谈。 王某3提出退税时间太长，要求他们结汇后，先把退税款垫付给王某3，他们也同意了。他要求彭某主要是把控资金风险，确保外汇能够到他公司账户，具体操作就由彭某和王某3谈，他不管具体的操作过程。彭某告诉他，王某3的产能少，如果要扩大出口业务，王某3可以联系大公司，就把陈国安引荐给他们。后来彭某告诉他说，陈国安在山东菏泽又建了一个卜米公司，也是生产电子产品，同样可以做出口业务。 后来彭某告诉他，王某3、舒翱和他们主要做手机和手机外围产品，就是充电器、数据线之类的。彭某一直告诉他是出口1美元，他们得0.06元人民币，应该是开票金额价税合计的1%。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所以陈国安、王某3他们出了事，他们公司的退税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还有1700多万的退税没有退出来，还有王某3、陈国安没有给他们开发票而不能申报退税的款项近800万。 证人王某3证言证明，深圳金鸿硕公司开业以来，只和鑫喜源公司有过业务往来，代理该公司手机出口到香港的业务。2014年、2015年，丰广衍公司从流动通信公司购买过手机主板、手机屏和摄像头。2015年丰广衍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有业务往来，丰广衍公司销售手机给成都格瑞特公司，是他跟成都格瑞特公司的副总彭某联系的。 他和蒲某谈了合作手机出口业务，双方约定，他作为格瑞特公司在国内的手机供应商，丰广衍公司与格瑞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由丰广衍公司提供货物并办理报关手续，经他在香港注册的金鸿硕国际有限公司出口，格瑞特公司收到买家货款后全额支付给他，他给格瑞特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格瑞特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并将退税款转给他，他按照1美元货款6分人民币的比例给格瑞特公司支付利润。他给格瑞特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是出口结汇货款金额加上退税金额减去1美元6分钱人民币。 他按照丰广衍公司与格瑞特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将货物准备好，经格瑞特公司驻我公司验货员卢某2验货后，给他开具报关委托书，他通过报关行办理报关单，由报关行将货物从丰广衍公司拉到报关行仓库等待出境。他在香港的金鸿硕国际有限公司接到货物后存到香港天龙仓库里发给国外客户。国外客户支付货款到金鸿硕国际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对公账户，由金鸿硕国际再转到格瑞特公司在工商银行开设对公账户，最后将结汇后的货款付给他在深圳的丰广衍公司在农业银行开设对公账户。他以丰广衍公司的名义给格瑞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格瑞特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并将退税款（扣除格瑞特公司的利润）转入丰广衍公司农业银行账户，有时格瑞特也会给他开承兑汇票。 流动通信公司给他控制的丰广衍公司供应手机原材料，包括主板、显示屏和摄像头，然后通过丰广衍公司直接出口，后来由于深圳国税退税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办下来，时间太慢，他们就通过成都格瑞特进出口公司出口货物，成都格瑞特公司以自营方式出口后申请出口退税，扣除部分利润（1美元0.06元）后将退税款支付给丰广衍公司。 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其银行账户上有大量的转账交易，王某3辩解称是银行都要求提供个人交易流水，其就通过向朋友借钱走账的方式来显示其的账户有大量流水，其和陈国安账户的交易流水是因为相互拆借资金。 （三）辨认笔录 1.辨认笔录附辨认照片及被辨人员情况说明，秦某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其辨认出王某3就是通过其实际经营的报关公司为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海外企业公司、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外贸兴业贸易公司报关的“黄总”。 2.辨认笔录附辨认照片及被辨人员情况说明证明，蒲某辨认出王某3（又名王斌鉴）、陈国安。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陈国安供述与辩解，三通公司的厂房是其出资购买，其投资生产经营。定陶卜米公司的财物由其负责。三通、卜米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是深圳市流动通信公司采购。三通、卜米公司的产品大部分由龙方公司进行销售，有一部分发到成都格瑞特进出口商贸有限公司指定的仓库。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海外企业公司的业务是其与王斌鉴联系的，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是王斌鉴介绍的。 他和王斌鉴合作过程中，只是负责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在王斌鉴拟好的内贸合同上盖章，然后把结汇后的货款提取6.5%剩下的钱转入王斌鉴指定的账户。给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海外企业公司和成都格瑞特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其经销手机剩余的发票，另一种是其以3.5%-4.2%的开票费购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成都格瑞特公司的业务是王斌鉴、舒翱联系的，是王斌鉴、舒翱利用成都格瑞特公司作为外贸出口平台，用来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龙方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内贸合同是按王斌鉴提供的出口报关单制作的，龙方公司、卜米公司不参与骗税，只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龙方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的合同上面的货物他公司不生产和经营，他能确认都没有提供过货物，龙方公司、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只是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王斌鉴只是给他提供了成都格瑞特的开票信息，他根据王斌鉴提供的信息，让卜米公司把发票开到成都格瑞特公司，王斌鉴如何与成都格瑞特公司商谈的他不清楚，没有参与。 （五）鉴定意见 鲁正会鉴字【2017】第4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证明，经审核三通公司、卜米公司财物资料、实际生产仓库出入库记录、货物销售收款记录、送货单资料及企业经营者及相关人员的记录等资料，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实际为龙方公司的产品加工基地，经营期间不负责原材料采购、不负责产品销售，只负责加工生产，产品除个别零售外，均寄往龙方公司，主要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销售。实际加工的产品均未通过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未通过三通公司、卜米公司账务进行核算，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实际经营无关。 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共定陶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公司实现货物销售收入5848112.85元。 原判认定其他事实的综合证据：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16年7月4日，山东省公安厅下发《关于下发2016年打击骗税和虚开专项行动重点线索的通知》，要求对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进行核查。菏泽市公安局于2016年7月4日受理，并于2016年8月10日对该案立案侦查。 2.抓获证明证，2016年11月8日21时许，菏泽市公安局民警将被告人陈国安抓获。 3.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陈国安于166年5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针对被告人陈国安、夏亮、潘坚诺的辩护人提交的证据，评判意见如下：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交的黄店镇人民政府与牛某3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拟证明，定陶三通电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牛某3，牛某3承租了土地，并购买了不动产。经查，牛某3虽代表被告人陈国安与黄店镇人民政府签订了用地合同，但结合牛某2、牛某3等人证言证实实际出资人系被告人陈国安。故该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交的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料拟证明，三通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注册成立，发起人为牛某3、牛某2。陈国安于2014年8月4日才受让股权，2015年6月15日才担任法定代表人。案发期间，陈国安与三通公司无任何关联。经查，定陶三通公司虽然成立时发起人为牛某3、牛某2，但结合牛某3、牛某2证言及其三通公司相关证人证言证实，牛某2虽系定陶三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不参与公司经营，定陶三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被告人陈国安。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陈国安与定陶三通公司无关。故该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交的定陶三通公司注销情况拟证明，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在陈国安担任法定代表人后，通过合法的方式注销，定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定陶区国税均未对三通公司的注销提出任何异议。且在注销前，陈国安已就牛某3经营期间所欠缴的税款进行了补缴，并接受了行政处罚。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接受行政处罚后已合法注销，公诉机关不应进行重复执法。经查，该证明显示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与2014年1月21日成立，后于2016年7月13日注销，仅能证明定陶三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注销时间。结合定陶区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人陈国安仅是对定陶三通公司经营期间的部分时段的增值税进行了补缴，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关，且定陶区税务机关并未对定陶三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故公诉机关的指控不存在重复执行问题。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交的深圳市坤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合约书，购销合同及销售送货单拟证明，定陶卜米公司向深圳市坤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联欣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机器，同时证明定陶卜米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有货物交易。经查，定陶卜米公司与深圳坤威公司签订的合约书显示，定陶卜米公司向坤威公司购买立式成型机15台，货款共计283500元；定陶卜米公司与深圳市欣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及销售送货单，显示定陶卜米公司向欣联公司购买测试仪8台、试验机2台，货款共计46640元。一审认为，辩护人提交的合同书及销售送货单，仅能证实定陶卜米向相关公司购买了及其设备，但不能证实生产经营及向成都格瑞特公司销售货物的情况，更不能证实定陶卜米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之间有真实货物交易。故该证据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交的品格性证据（黄店镇人民政府证明、深圳市龙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菏泽市定陶区深港澳产业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菏泽市定陶区深港澳产业园有限公司现场照片）拟证明，陈国安是合法经营的商人，其立志为定陶区创收做贡献，其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设立公司，再次证明陈国安并非故意犯罪。经查，我们不排除被告人陈国安作为合法经营的商人，来定陶投资的目的。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国安在定陶开办公司期间，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其公司的名义向其他公司或者让其他公司为其大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抵扣税款，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故辩护人提交的证据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提交的2008年6月5日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电汇凭证、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安得利办公设备商场工商登记材料拟证明，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5日向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安得利办公设备商场汇款2000万元。经查，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5日向被告人陈国安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安得利办公设备商场汇货款2000元，当庭被告人陈国安、夏亮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一审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提交的上海灏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上海海灏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王某2，但结合王某2等人证言，该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被告人夏亮，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一致，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提交的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灏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三公司及夏亮、王某2银行交易记录同侦查机关提取内容，且后送鉴定机构鉴定，已形成了鉴定报告，经公诉人当庭举证、质证，应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提交的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天弼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灏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公司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销售和采购交易发票及统计表能够证明，被告人夏亮控制的三家公司在此期间对外购买多晶硅生产原料情况，对外销售多晶硅料成品的情况。被告人夏亮控制的三家公司确实存在大量销货记录，而公诉机关并未查实被告人夏亮其他进货渠道，且根据银行交易记录也并未发现被告人夏亮有其他大额购货支出。故不能排除被告人夏亮与陈国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可能。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提交的从网络官方网站查询的李卫执业机构的截图、山东弘裕鉴定所的注册信息及司法鉴定执业人员名单截图。一审认为，本案鉴定人李卫具备司法鉴定资格，其执业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作出的鉴定报告合法，具有法律效力，应予认定。故该证据的证明不能成立，不予认定。 关于潘坚诺的辩护人提交的潘坚诺与孙某3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与陈国安或深圳流动通信公司票点业务，系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单位犯罪；在案发后杭州旭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召集相关涉案人员统一向侦查机关证人证言内容和口径，涉案相关人员的证言系虚假陈述。经查，首先本案证人梁某2、梁某3、孙某3、黄某6证言均系侦查机关依法调取，来源合法。其次，辩护人提交的通话录音仅显示案发后，潘坚诺与孙某3关于本案的通话，潘坚诺认为系公司行为，而孙某3并未正面回答，仅陈述公司先理账。综上，该通话录音不能证实涉案人员的证言虚假，亦不能证实被告人潘坚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系单位行为。故该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坚诺的辩护人提交的《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的收支情况表》、《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利润测算表》拟证明，旭珂公司票点业务开票非法所得归许公司并用于旭珂公司的经营，属于单位犯罪，依法应建议检察机关补充起诉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经查，首先，辩护人提交的两个表格仅能证实，旭珂公司收入回款及利润测算情况，利润虽回至杭州旭珂公司，但根据本案证据显示，被告人潘坚诺系杭州旭珂公司的实际操作人，且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系被告人直接联系。其次，一审根据辩护人的意见，与公诉机关进行了沟通，公诉机关不进行补充起诉，认为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缴被告人潘坚诺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犯罪座谈会纪要》规定，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其查明的事实，依法追求其刑事责任。故该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坚诺申请一审调取其与公司往来邮件的申请，一审依法前往两相关网络公司调取，但两公司均未能提供被告人潘坚诺申请调取的内容，故无法证实被告人潘坚诺的行为系公司行为，系单位犯罪。 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与证据，评判意见如下：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提出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三通公司与三明华电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不清楚，他是2014年8月才接手的；第三起（三通公司与纽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他不知道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第一、三起犯罪事实是牛某3与朱某2、董理洽谈并实施，陈国安并未参与，且无证据证明陈国安为实际控制人，陈国安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关于三明华电公司向定陶三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三明华电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某2等财务人员均证实三明华电公司和三通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同时朱某2证实他是与陈国安谈的开具增值税发票事宜；记账、领款凭证及发票复印件等书证证实陈国安是定陶三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人李某1等人证实三通公司的工资由龙方公司将款项打到三通公司账户再发放，需要向陈国安申请；证人牛某3证实三通公司法人虽然是牛某2，实际出资人是陈国安，在三通公司未进行生产时就收到了三明华电公司向三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人牛某2证实，陈国安为实际出资人，牛某3和他持干股。公司主要生产充电宝，生产原材料由陈国安从深圳供应，产品全部发到深圳销售。关于纽泰公司向定陶三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牛某3证实是陈国安支付的加工费，具体操作是陈国安完成的。且资金流显示董理扣除开票费用后，所有资金又回流到了陈国安的个人账户。董理证实，2015年，税务局函调的事陈国安到纽泰公司找他，让他把国税局函调纽泰公司给三通公司开票的事情搞定，不要出什么差错。综上，被告人陈国安作为定陶三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直接让三明华电或通过安排牛某3让纽泰公司向定陶三明华电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故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提出第四起（龙方公司与和来达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刘建让他代提货，后来货没了，按三个点，把发票卖给他；第五起，潘坚诺通过许某2找到他，说为了增大公司的流水，把旭珂公司多余的发票按3.3-3.7%的费用卖给他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国安分别与潘坚诺旭珂公司、深圳和来达商贸公司所涉犯罪事实，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要件，应当定性为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国安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签订虚假的订货合同，并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应的资金流，被告人陈国安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比例支付开票费，由旭珂公司向其流动通信公司、和来达公司向其龙方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均已被陈国安经营的公司进行抵扣。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而被告人陈国安是通过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表现，而不属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故被告人陈国安的行为应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提出第六起（卜米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真实的货物，资金不存在回流的情况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定陶卜米电子有限公司与成都格瑞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货物交易是真实存在的、合法的，陈国安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首先，三通公司、卜米公司经营期间不负责原材料采购、不负责产品销售，只负责加工生产，产品除个别零售外，均寄往龙方公司，主要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销售。实际加工的产品均未通过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通公司、卜米公司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实际经营无关。其次，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共实现货物销售收入5848112.85元。卜米公司的生产能力与提供给成都格瑞特公司的18846300.00元货物严重不符。再次，陈国安供述称卜米公司不参与骗税，只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龙方公司与成都格瑞特公司，都没有提供货物，龙方公司、卜米只是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出陈国安是合法经营的商人，其有多家真实经营的公司，其通过招商引资至定陶区进行生产经营的，为当地解决了一定的就业问题，为税务创收做了一定的贡献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国安经营的企业确系由定陶区政府招商引资企业，但辩护人并未提供被告人陈国安在定陶区企业经营税务、用工相关的证据。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出陈国安没有犯罪动机，并无犯罪的故意，其因对法律的片面理解，最终触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初犯、偶犯，并承认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的意见。经查，2012年至2016年，被告人陈国安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多次以其经营的公司的名义为其他公司或让他人为其经营的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抵扣税款，不宜认定为初犯、偶犯。且严重破坏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并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并非系对法律片面理解问题，而是其主观上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其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陈国安归案后，虽对部分犯罪事实予以供认，但对指控的大部分犯罪均予以否认，不属于认罪态度好。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国安表示悔罪，并愿意积极弥补国家税务的损失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国安在庭审中虽表示愿意弥补国家损失，但并未实际退缴相关款项。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国安在2017年4月17日至18日向办案机关举报了相关犯罪事实，应认定为立功的意见。经查，2017年4月18日，被告人陈国安供述了其向王斌鉴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属于如实供述，且关于王斌鉴是否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并未查实，被告人陈国安的行为不属于立功。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国安提出他与夏亮的硅片有实质的货物交易，他欠夏亮生意上的钱，后来的资金转账是为了平账，不存在收取开票费的事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国安与夏亮之间存在真实的硅材料交易，陈国安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被告人夏亮辩解他跟陈国安的税额没有那么多，三明华电300多万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耀信达和流动公司有货物交易，支付给陈国安的8.5%费用是清关费和运费的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夏亮控制的公司取得被告人陈国安控制的流动通信公司、耀信达公司开具发票是合法的，具有真实交易，二人在近十年里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不存在资金空转的情况，被告人陈国安欠被告人夏亮钱的意见。经查，一、三明华电公司向上海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35张，税额580586.28元，先由陈国安向王某2转款3889179元，同日王某2转夏亮账户，夏亮转入上海晶祺公司，连同其他资金106621元共计3995800元转入三明华电公司，资金流向交易明细与被告人夏亮的供述相吻合。且被告人夏亮对该部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多次予以供认，虽后辩解其中有100万元真实货物交易，但结合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成立，一审予以认定。二、流动通信公司、耀信达公司向上海晶祺公司、上海天弼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8张，税额7728583.66元的事实，一审认为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一是被告人陈国安一直辩解有真实货物交易，他有多晶硅进货渠道；二是虽有大量资金回流现象存在，但是一方面被告人陈国安、夏亮均辩称系资金拆借行为，被告人陈国安一直欠被告人夏亮货款，另一方面被告人夏亮及证人牛某3称实际货款与开票走账资金是分开的，走账资金是为了平账，而实际货物或通过个人账户支付，故不能以资金回流来认定是否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三是被告人夏亮经营的公司有大量的货物卖出，而公诉机关没有举证被告人夏亮存在其他的进货渠道。综上，一审认为，流动通信公司、耀信达公司向上海晶祺公司、上海天弼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8张，税额7728583.66元的事实，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排除有真实货物交易的可能，结合夏亮的供述该部分中有20%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一审认定上述货物交易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为1545716.73元。故对上述意见合理部分，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提交的司法鉴定报告的鉴定人李卫没有司法鉴定人资格，且报告认证的地方多处与事实不符，该报告仅取一段时间账目，不能客观真实反映交易账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意见。经查，司法部公布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一个司法鉴定机关中执业，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司法鉴定机构中执业，但可以接受其他司法鉴定机关的聘请，从事特定事项的司法鉴定活动。另《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实行登记管理制度。而本案中李卫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不属于司法鉴定登记管理范畴。综上李卫具有司法鉴定资格，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是根据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的相关书证，并结合证人证言，依法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应予认定。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提出他与陈国安自2007年以来一直有经济来往，2008年他付过2000万的货款的意见。经查，上海晶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5日向被告人陈国安经营的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安得利办公设备商场汇款2000万元货款，有电汇凭证证实，且被告人陈国安当庭予以认可。故该辩解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辩解他跟陈国安没有合谋，将手机开成小多晶和多晶硅的事他不知道及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夏亮与陈国安“预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一方面被告人陈国安为被告人夏亮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税款等记载项目均相同，但同一发票的附件清单在三明华电公司、流动公司、耀信达公司显示物品名称为手机，而在被告人夏亮公司发票附件显示物品名称为小多晶、多晶硅，对于被告人陈国安与夏亮合谋篡改销货清单的事实虽没有证据证证实，但被告人夏亮多次供述其经营的企业长期缺少进项发票，与被告人陈国安沟通后，被告人陈国安表示可以向被告人夏亮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在三明华电与晶祺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流动通信公司、耀信达公司与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部分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被告人陈国安以相关公司的名义为被告人夏亮经营的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二被告人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合谋，应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该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逄燕军提出被告人表示将委托公司及家属积极补交税款，缴纳罚金，证明其悔罪认罪的态度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夏亮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且愿意缴纳罚金，后其家人代为缴纳了罚金。故该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并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逄燕军提出公诉机关混淆了三明华电公司与陈国安其他公司的关系，夏亮确实与三明华电公司没有真实业务关系，但与陈国安确有真实业务关系。经查，首先，被告人夏亮的晶祺公司与三明华电公司之间，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其次，被告人夏亮与陈国安也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一是资金转入，同日即被回流，二是陈国安通过三明华电公司向晶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价税合计均相同的情况下，销货明细却分别显示“手机”、“多晶硅、小多晶”；三是陈国安不生产经营小多晶、多晶硅，也未提供其他的供货来源。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逄燕军提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夏亮具有让陈国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虽实施了让三明华电公司为自己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夏亮多次供述其长期缺少进项发票，与陈国安沟通后，由陈国安通过其他公司开具。被告人夏亮在明知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的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要件。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逄燕军提出主观上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没有犯罪事实的意见。经查，虽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夏亮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但被告人夏亮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让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后作进项税进行抵扣，给国家税收造成了严重损失，已构成犯罪。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张旗提出应当以其认罪的相关事实来定罪量刑，夏亮对其与三明华电公司之间虚开金额200余万元发票的事实供认不讳，建议对被告人判处缓刑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夏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述不一致，当庭对三明华电公司与晶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辩解称虚开金额为299万元。认定本案的犯罪事实应结合银行交易明细、鉴定报告及相关证据来综合认定，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被告人夏亮应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缓刑的条件。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张旗提出被告人夏亮从事生产经营多年，一直遵纪守法，无违法行为和前科，没有主观恶性，系从犯，归案后主动坦白相关事实，主动检举、揭发陈国安及其他人的违法行为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夏亮以前虽无犯罪前科，但其经营上海晶祺公司、天弼成公司期间，长期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被告人夏亮与陈国安系平等协商，不属于起辅助、次要作用。被告人夏亮归案后虽供述了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但其供述不稳定，多次供述不一致。其对陈国安相关犯罪事实的供述，属于对自己犯罪的如实供述，不属于检举、揭发。故上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潘坚诺辩解在公司犯罪的前提下，如果构成犯罪他愿意接受处罚的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潘坚诺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系旭珂公司单位犯罪的意见。经查，2015年9月18日被告人潘坚诺与梁某3签订合作协议。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由潘坚诺团队独立经营、独立结算。后被告人潘坚诺通过他人认识了被告人陈国安，并与被告人陈国安商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被告人陈国安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3%－3.7%支付被告人潘坚诺开票费，在没有任何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由旭珂公司提供开票资金，运用资金空转的方式制造与发票流相对应的资金流，被告人潘坚诺以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向被告人陈国安经营的深圳流动通信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潘坚诺作为旭珂公司的直接责任人、经办人，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关于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犯罪座谈会纪要》规定，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其查明的事实，依法追求其刑事责任。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潘坚诺的辩护人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潘坚诺与旭珂公司签订协议，由潘坚诺团队对旭珂独立经营、独立结算。但也同时约定，潘坚诺团队人员不得担任公司财务、办公室、风控等职务，不得管理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等。潘坚诺团队开拓业务，需甲方或旭珂进行审核，由甲方或旭珂最终确定是否签订该合同。乙方开拓的重大业务，需甲方或旭珂派人员与乙方一同洽谈合同条款。乙方促成的合同，在甲方或旭珂审核确认盖章后，乙方（潘坚诺）作为经手人签字。且根据被告人潘坚诺与被告人陈国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也是由潘坚诺先进行申请，后经层层审批，才由旭珂公司提供的。综上，被告人潘坚诺虽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不应认定为从犯，但在犯罪过程中并非由其完全自主决定，故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关于被告人潘坚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潘坚诺系初犯、偶犯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潘坚诺以前无违法犯罪记录，可认定为初犯、偶犯，并对其从轻处罚。故该辩护意见成立，一审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潘坚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潘坚诺存在检举揭发重大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处以缓刑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潘坚诺归案后对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予以供认，但辩解其行为属于单位犯罪，并对其单位涉嫌犯罪行为举行了检举揭发。2018年10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根据其检举，已对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涉税违法行为立案检查，目前案件仍在检查过程中，但并未查证属实。综上，被告人潘坚诺的行为不属于立功。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但对其举报违法犯罪的行为，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董理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董理在本案中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董理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积极配合被告人陈国安，以纽泰公司的名义向定陶三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票面金额的12%收取开票费。在共同犯罪中，作为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方，不属于起辅助、次要作用。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一审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董理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董理归案后自愿认罪，积极坦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初犯、偶犯，并愿意缴纳罚金，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董理涉案发票金额不大，归案后积极退缴违法所得，请求对其适用缓刑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董理在案发前无违法犯罪记录，可认定为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在庭审过程中自愿认罪，并积极缴纳罚金。且经被告人董理居住地司法机关调查，对被告人董理判处缓刑对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可对其适用缓刑。故该辩护意见成立成立，予以采纳 原判认为，被告人陈国安、潘坚诺、夏亮、董理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严重侵犯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和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其中被告人陈国安、潘坚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夏亮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较大，被告人董理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151211.51元，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但指控被告人陈国安与被告人夏亮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8309169.94元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原判认定2126303.01元。被告人陈国安归案后对虽对指控的第四、五起犯罪事实罪名有辩解意见，但对犯罪事实予以供认，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潘坚诺归案后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虽辩解系单位犯罪，但对不影响对其坦白情节的认定，且归案后其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夏亮归案后对部分犯罪事实予以供认，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董理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潘坚诺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过程中，有多个环节组成，由多个部门配合，其并非完全起决定作用，且其举报单位相关违法事实被税务部门立案，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在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陈国安、夏亮、董理积极缴纳罚金，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董理认罪、悔罪，且经其居住地司法机关调查，宣告缓刑对其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结合四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陈国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潘坚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被告人夏亮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董理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对深圳和来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1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七万元，被告人潘坚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及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零二元、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孙某3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六万三千元，被告人董理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二元九角三分，依法没收，由扣押机关菏泽市公安局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陈国安、潘坚诺、夏亮及其辩护人均已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量刑重为由提出上诉。其中，被告人夏亮的辩护人及其家属主动要求筹款退出部分赃款，要求对夏亮酌情从轻处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 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夏亮的家属退出赃款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有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财物收据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国安、潘坚诺、夏亮及原审被告人董理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严重侵犯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和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其中，陈国安、潘坚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巨大，夏亮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较大，董理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151211.51元，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指控陈国安与被告人夏亮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8309169.94元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应认定2126303.01元。陈国安归案后对虽对指控的第四、五起犯罪事实罪名有辩解意见，但对犯罪事实予以供认，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潘坚诺归案后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虽辩解系单位犯罪，不影响对其坦白情节的认定，且归案后其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夏亮归案后对部分犯罪事实予以供认，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董理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潘坚诺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过程中，有多个环节组成，由多个部门配合，其并非完全起决定作用，且其举报单位相关违法事实被税务部门立案，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在法庭审理阶段，陈国安、夏亮、董理积极缴纳罚金，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董理认罪、悔罪，且经其居住地司法机关调查，宣告缓刑对其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关于上诉人陈国安、潘坚诺、夏亮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判认定的三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有其签订的虚假购销合同、伪造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清单、篡改商品名称资金空转手续、认证抵扣税款、举报材料等书证、会计审计鉴定报告、相关证人证言、原审被告人各自供述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起因、时间、地点、公司、数额、手段等都作了相应的供述印证，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均有其相关证据予以相互佐证，且其各自的上诉理由无证据支持，原审判决对其亦逐一做了客观评判，对其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信。原判根据四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处罚并无不当，其关于量刑重的理由和意见不能成立。鉴于上诉人夏亮主动要求退赃，其家属在二审期间并主动退出赃款一百三十万元，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量刑指导意见，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对四原审被告人涉案剩余赃款，依法继续追缴，上缴国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2018）鲁1727刑初237号刑事判决中第一项对上诉人陈国安、潘坚诺、董理的定罪、量刑和对上诉人夏亮的定罪及附加刑部分、第二项，即被告人陈国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潘坚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被告人董理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夏亮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深圳和来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1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七万元，被告人潘坚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及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零二元、杭州旭珂实业有限公司孙某3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六万三千元，被告人董理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二元九角三分，依法没收，由扣押机关菏泽市公安局上缴国库。 二、撤销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2018）鲁1727刑初23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夏亮的量刑部分，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三、对上诉人夏亮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8日起至2023年9月7日止。） 四、对上诉人陈国安涉案赃款人民币一千九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八元八角，依法追缴，上缴国库；对上诉人陈国安、潘坚诺涉案剩余赃款人民币一千一百万二千一百九十五元一角二分，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对上诉人夏亮所退赃款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上诉人陈国安、夏亮涉案剩余赃款人民币八十二万六千三百零三元一分，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对上诉人陈国安、原审被告人董理涉案剩余赃款人民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元五角八分，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博 审判员 郝银刚 审判员 赵圣寅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王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