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7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连江，男，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潜江市总口农场南三路1-16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浩,山东盈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元，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古槐路59号。负责人：丁锐，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男，1987年7月1日出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旭卿，北京德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当事人（原审被告）：张正岩，男，195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浣笔泉路23号浣笔泉小区24号楼1单元201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振军，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连江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济宁分行）、原审被告张正岩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连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浩、刘胜元，被上诉人招行济宁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赵旭卿，原审被告张正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振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连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招行济宁分行的起诉。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刘连江与张正岩就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1号楼1单元1101号的房产（以下称涉案房产）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存在串通共谋的情形，损害了招行济宁分行的合法权益，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刘连江与张正岩于2017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刘连江与张正岩在2006年之前即存在摩托车买卖关系，因张正岩生意失败，无力支付拖欠刘连江的摩托车货款，后张正岩多次向刘连江出具欠条。由于欠款时间过长，刘连江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张正岩主张过部分货款。后刘连江与张正岩签订对账协议，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张正岩尚欠刘连江摩托车货款1850万元，因办理抵押登记需要，按照房屋管理部门要求，张正岩同意将前述欠款转为借款，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自2006年3月5日起向刘连江支付借款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经刘连江与张正岩协商，涉案房产的价格按照抵押时的北京房价扣减之前抵押对应债权金额计算。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宁中院）调取了相关材料，调取的材料与刘连江提交给法院的材料以及当庭陈述内容一致。（2）一审法院认为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潜江法院）作出的调解书确认的月利息为2‰，而刘连江庭审中陈述的欠付货款利息为年利率24%，两者相互矛盾。刘连江认为调解书的内容是刘连江为方便调解作出的让步，系处分自身权利，并未不当。（3）刘连江办理抵押物的他项权，招行济宁分行的债权履行期并未届满，也未得到法院的确认，刘连江对张正岩的债务情况未过多了解，办理抵押的目的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债权，并非与张正岩恶意串通。此外，招行济宁分行对张正岩享有的债权，是基于张正岩对济宁正大通用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正大公司）的担保，同为担保人的还有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王建华、张红霞、李大臣、张俊鹏，张正岩的执行能力并不影响招行济宁分行对债务人济宁正大公司其他担保人的执行。综上，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的债务是真实的，刘连江与张正岩签订《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不存在串通共谋的情形。2.一审法院判令刘连江与张正岩于判决生效七日内日共同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涉案房屋的解除抵押权登记手续，为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根据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申请，执行法院的通知，刘连江与张正岩已经办理完毕涉案房产的解除抵押手续，涉案房产已依法拍卖，拍卖款项已全部由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受偿完毕。3.一审判决存在无法履行的情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向济宁中院进行调查了解，并得知案涉4套房产已经由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财信公司）申请执行，房产即将拍卖。济宁中院于2018年3月至5月间将案涉4套房屋依法拍卖完毕，而一审法院判决的时间为2018年12月，远远晚于房屋拍卖的时间。一审法院在明知拍卖的情况下，依然判令刘连江与张正岩共同到房屋部门办理解除抵押权登记手续，导致一审判决无法履行。4.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没有损害招行济宁分行的利益，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情形，不属于无效合同。案涉4套房屋全部经司法拍卖成功，拍卖款30039833.2元均支付给了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北分），实际由济宁财信公司受偿。刘连江未参与该4套房屋拍卖款的分配，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利益。这种情况下，《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完全没有损害到招行济宁分行的利益，更没有导致其债权不能实现，不构成无效合同。5.本案招行济宁分行依法不享有本案诉权，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原告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符合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否则，法院不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结合上一条所述，本案恰恰属于与招行济宁分行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招行济宁分行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6.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潜江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的（2016）鄂9005民初1801号民事调解书及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2018）鄂9005民初135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依法确认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案件审理当中，刘连江所提交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明确。潜江法院经依法审理，并在审理过程中分别对两案进行了调解，出具了生效的法律文书，所以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7.一审法院颠倒了举证责任，减轻了招行济宁分行的举证责任，加重了刘连江的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是一审法院在判决时所持的观点。但是招行济宁分行起诉刘连江及张正岩，以二者恶意串通为由，请求确认二者之间的合同无效并解除抵押，却并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关于二者恶意串通的证据，甚至都没有提供致其债权无法实现、无法获得财产分配的证据。一审法院反倒是要求刘连江及张正岩提供没有恶意串通的证据，等于是让刘连江、张正岩自证清白，从而免去了招行济宁分行的举证义务，这完全颠倒了举证责任，本末倒置、有失公允。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招行济宁分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假设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一些不具有优先顺位的债权人都可以纷纷起诉债务人和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主张其之间的合同或者抵押无效，那么只要是后者不能自证没有恶意串通，那么就属于无效合同，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另外，事实也证明《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完全没有损害招行济宁分行的利益，没有致其债权无法实现。反倒是因为招行济宁分行的起诉，导致刘连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应对本案。8.欠款转借款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双方就买卖合同关系转化为借款关系形成了合意，并无与法相悖之处，该行为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将合同关系中的欠款转为借款关系，基于合意而成立《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行为应当受到借款法律关系的约束。虽然在该行为中，双方并未发生现实的借款金额交付，但当借款协议达成时，张正岩的合同欠款已转为刘连江借出的借款，刘连江已拟制交付，借款合同即为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列出了借款合同生效要件5种情形，其中“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刘连江将原本合同欠款借出，张正岩占有的合同欠款变为了借款，刘连江实际履行完成，该行为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而且《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为房屋管理部门提供的格式样本合同，刘连江为保障其权利实现按照其要求填写，也并无不当。9.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济宁财信公司，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刘连江将其对张正岩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济宁财信公司，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在明知本案的判决结果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没有依法通知该公司参与本案诉讼，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招行济宁分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刘连江在上诉状中提及的所谓新证据，其发生时间均在一审庭审前，且不足以影响案件审理结果，招行济宁分行认为都不应当作为新证据。2.抵押合同因没有基础债权而无效。（1）抵押权成立、消灭和处分必须以一定债权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据此登记的抵押权为无效抵押，对登记房产不享有有效抵押权。抵押，就指主债务合同的从合同，是为担保债务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主债权消灭，担保物权消灭；担保物权实现，担保物权消灭。”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因此，根据“从随主”原则，抵押权成立、消灭和处分必须以一定债权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从属于该主债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自然人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刘连江、张正岩7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刘连江应按照协议提供5302万元借款于张正岩，抵押担保的借款并未实际履行，借款合同依法未生效。一审中，刘连江、张正岩均认可贷款合同没有履行，因此对张正岩不具有借款形成的债权，抵押合同不存在担保标的，应为无效。（2）即使刘连江与张正岩基于买卖形成了部分货款债权，但双方没有将案涉房屋设定抵押以担保该货款履行的意思表示，亦未办理相应抵押登记，不具有抵押权。刘连江提交的2014年5月15日张正岩在刘连江与张音的欠条中的签字，没有其他相应的收货凭证等佐证，且与刘连江前后表述债权关系不一致，招行济宁分行不认可真实性。欠条上虽有张正岩签字，但也没有据此在不动产部门登记，抵押权不成立。刘连江提交的2014年5月13日所谓刘连江与张正岩对账协议，其签字与同期其他协议签字不一致，真实性不认可。（3）刘连江以2017年7月1日《协议书》的债权作为备案抵押贷款的债权依据，不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协议中提及2014年为方便办理抵押，双方将欠款转为借款。这种意见与不动产中心的备案合同不一致，没有相反证据充分否定备案合同真实性情况下，此《协议书》表述不能对抗在登记部门的公示。尤其是对案外第三人来讲，应以公示内容为准，即刘连江与张正岩为借款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之后没有履行借款合同，已经登记的抵押权失去存在依据，应及时解押。2.刘连江与张正岩签订抵押合同时恶意串通，侵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合同无效的条件，应为无效。（1）2014年4月、5月期间，招行济宁分行已经启动催收程序，张正岩表示可以协商。与此同时，张正岩将名下多套房产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全部抵押给刘连江、赵培培，事实上侵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2）刘连江表示与张正岩签订的2017年7月1日对账协议，但很快于7月26日签订转账协议。在抵押款足够偿还的情况下，以600万元低价转让债权于济宁财信公司并约定利息为24%，就是为了债权最大化，减少其他一般债权人的可受偿份额。（3）根据济宁财信公司向济宁中院提交的以所欠货款形成的《协议书》以及《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清单。清单与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不一致、金额不一致，且签字字迹不同，真实性存疑问。济宁中院据此如果将拍卖款直接发还于济宁财信公司，同作为债权人的招行济宁分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或对案涉房屋拍卖款的分配裁定申请再审。刘连江将所谓债权转让于济宁财信公司以后，已经不是债权人，却以债权人身份发起诉讼，获得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此调解书显然是通过虚假诉讼，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杭州银行北分在抵押权范围内债权可以全部实现，且全部债权能否实现与本案无关。根据济宁中院出具的文件，杭州银行北分除本案涉及的4套房产外，还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永光东街9号院2号楼1单元601的、价值3503.752万元的抵押房产已经拍卖；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28号楼3门12H的房产尚未拍卖。杭州银行北分优先受偿后尚余价值4000万元的抵押房产，由于刘连江与张正岩的无效抵押登记,导致包括招行济宁分行在内的其他债权人无法通过拍卖变卖剩余房产获得财产分配。根据济宁中院出具的说明，杭州银行北分还有3套享有抵押权的房产尚未拍卖，其债权完全可以实现。（5）刘连江是否收到刘连江与济宁财信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对价款是在济宁财信公司获得涉及抵押的全部房产销售或者拍卖处置并取得房产对价后，支付转让款600万元，现尚有部分房产没有拍卖，因此刘连江目前是否获得转让款是其与济宁财信公司之间的事宜，与本案无关。3.本案是确认之诉，抵押贷款合同与济宁财信公司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判决结果与济宁财信公司并不直接涉及。济宁财信公司是后来基于债权转让合同与刘连江发生合同关系，因此两者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同意追加济宁财信公司为第三人。张正岩述称，同意刘连江的上诉请求。招行济宁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签订的合同编号为13488470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无效；2.判令刘连江与张正岩解除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由刘连江与张正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产为张正岩名下房屋。2014年5月29日，张正岩（借款人、抵押人、甲方）与刘连江（抵押权人、乙方）签订《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合同约定，甲乙双方为向房屋权属登记机构申请房屋抵押登记，经过友好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抵押房屋坐落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1号楼10层1单元1101号；房屋建筑面积133.21平方米；房屋权属证书、证明号为京房权证崇私字第0607088号；贷款币种及金额：人民币226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4年5月29日至2024年5月28日；担保范围本金及利息。双方共同确认，本合同仅为办理房屋抵押登记之用的抵押合同。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不作他用。双方共同提出抵押登记申请、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接受询问、领取房屋权属证书。双方共同承诺本合同抵押详情中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或不准确，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并愿意承担申报不实的法律责任。争议解决方式为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也可直接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8年8月，张正岩将涉案房产抵押给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09年4月，该抵押登记予以注销。张正岩又分别于2009年5月5日、2010年4月12日、2012年12月13日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杭州银行北分。2014年6月5日，张正岩将涉案房产抵押给刘连江。同日，刘连江取得涉案房产的他项权证，他项权种类为一般抵押，债权数额为226万元。招行济宁分行诉济宁正大公司、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张正岩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招行济宁分行于2014年6月18日向济宁中院提出申请，要求查封济宁正大公司、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张正岩等人名下的财产。经审查，济宁中院于2014年6月23日出具（2014）济诉前保字第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济宁正大公司、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张正岩、王建华、张红霞、李大臣、张俊鹏名下的银行存款400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动产、不动产）。招行济宁分行诉济宁正大公司、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张正岩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济宁中院于2014年7月8日立案受理。经审理，济宁中院于2014年8月8日出具（2014）济商初字第201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济宁正大公司共欠招行济宁分行借款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2000万元，共计欠款人民币4000万元整。济宁正大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向招行济宁分行偿还上述欠款。济宁正大公司如逾期未还款，招行济宁分行有权向济宁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张正岩、王建华、张红霞、李大臣、张俊鹏对济宁正大公司的上述4000万元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刘连江提供2006年1月1日，刘连江作为甲方与张正岩作为乙方签订的豪爵—铃木购销合同复印件、2014年5月15日的欠条及刘连江与张正岩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张正岩从刘连江处购买了3000台豪爵—铃木摩托车，金额为1978万元，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5月15日的欠条载明：经双方对账确认，自2007年至2014年，张音欠刘连江款及利息共计5989万元，原有欠条、收条、凭证一律作废，以此欠条为准。欠款人张音。本人同意以下房产作为以上欠款的抵押：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2号楼16层1单元1901，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2号楼16层1单元1902。抵押人：张音。同时该张欠条下部另一字体写有：本人同意以下房产作为对以上欠款的抵押：朝阳区西大望路19号1号楼B座1003号，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院1号楼9至10层901，崇文门广渠门南小街1号楼1单元1102室，崇文门广渠门南小街1号楼1单元1101室，崇文门广渠门南小街1号楼1单元1107室，崇文门广渠门南小街1号楼1单元1108室，宣武区永光东街9号院2号楼1单元601，朝阳区潘家园28号楼3门12H。本欠条一式三份，欠款人、抵押人、抵押权人各一份。抵押人张正岩，抵押权人刘连江。2017年7月1日，刘连江作为甲方与张正岩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之前系生意伙伴关系，乙方多次从甲方购进摩托车进行销售，后因生意失败无力支付购车款，乙方于2006年期间分批分次向甲方出具欠条，之前双方已通过诉讼解决部分欠款，目前乙方尚欠甲方摩托车款1850万元，之前乙方同意在欠款期间按年息24%向其支付欠款利息，期间多次换条，但因种种原因未予支付。后经协商，双方于2014年5月13日签订对账协议，乙方将位于北京市的8套房产及2个车位抵押给刘连江，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为方便办理抵押，双方同意将欠款转为借款。现双方协议时间又已两年时间，乙方依然未还款，未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催促乙方尽快还款，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经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1月1日，乙方尚欠甲方摩托车款18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为基数自2006年3月5日至还清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乙方同意积极筹款，于2017年8月1日前还清摩托车款本金，所欠利息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还清，欠款期间利息继续按年息24%计算。如未按约定时间偿还摩托车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偿还所有欠款及利息；如乙方未按上述约定支付欠款及利息，甲方有权申请拍卖乙方名下抵押房产及车位，并优先受偿；本协议签订后，之前出具的欠条及其他欠款凭证不再作为债权凭证，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以此协议为准；如因本协议产生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对此，招行济宁分行对购销合同、欠条及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称购销合同没有原件；欠条载明的欠款人为张音，并非张正岩，该欠条载明的内容与刘连江、张正岩陈述的张正岩欠刘连江摩托车款的答辩意见不一致，不能证明刘连江与张正岩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就涉案房产的执行情况向济宁中院进行调查了解。对方工作人员称申请执行人为济宁财信公司，刘连江将其对张正岩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了该公司，并提供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等材料。该转让协议载明：刘连江对张正岩享有以下债权，截止2017年1月1日，债务人张正岩尚欠刘连江18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为基数自2006年3月5日至还清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刘连江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济宁财信公司，上述债权上设定的担保权与主债权同时转让。转让价款为600万元等内容。2017年7月26日，刘连江向张正岩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将上述债权转让的情况通知张正岩。张正岩在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并确认收到并认可上述通知书。一审法院另查，2016年10月26日，刘连江将张正岩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潜江法院。刘连江诉称2006年3月1日，张正岩向刘连江赊购摩托车240辆，货款共计200万元。由于张正岩长期不能给付刘连江货款，双方约定从发货之日计息，利息为月利率12‰等内容。经审理，潜江法院于2017年1月17日出具了（2016）鄂9005民初1801号民事调解书，对还款及付息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招行济宁分行与案外人济宁正大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张正岩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相关当事人正在进行债务清偿的协商。此间的2014年5月29日，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签订了《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张正岩将自有房产抵押给刘连江，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该份合同应为贷款合同的从合同，但一审庭审中，张正岩、刘连江明确表示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未签订贷款合同。现刘连江与张正岩称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系因双方为合作伙伴，曾订立过摩托车购销合同，而张正岩一直未支付货款，双方将欠付的货款转为了借款，并据此签订了《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为此，刘连江提供了购销合同复印件、欠条及协议书等书证予以证明。经一审法院审查，购销合同为复印件，招行济宁分行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2014年5月15日的欠条，该欠条为原件，招行济宁分行提出欠条上载明的欠款人为张音，欠款金额为5989万元，并非张正岩本人欠款，张正岩用自有房产对张音的欠款进行抵押担保。而在一审庭审中，刘连江与张正岩始终称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张正岩欠刘连江货款，故张正岩用自有房产进行抵押，欠条载明的内容与刘连江与张正岩在法庭上的陈述不一致，故一审法院对刘连江与张正岩的答辩意见无法采信。刘连江与张正岩签订的协议书因系2017年7月1日签订，招行济宁分行对此不予认可。而刘连江与张正岩称在订立《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时已将欠付的货款转变为借款，但用2017年签订的协议来证明2014年的抵押房产行为，显然缺乏说服力。依据潜江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刘连江称张正岩赊购摩托车，约定的月利率为12‰。而刘连江与张正岩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陈述的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欠付货款的利息自始约定的是年利率24%，两者标准差距较大，相互矛盾，致使一审法院对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是否存在1850万元的欠债事实难以确定。综合考虑争议合同的签订情况，双方的当庭陈述及欠条、民事调解书等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张正岩与刘连江之间就涉案房产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存在串通共谋的情形，致使招行济宁分行的债权不能实现，损害了招行济宁分行的合法权益。现招行济宁分行要求确认刘连江与张正岩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无效，理由正当，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招行济宁分行要求刘连江与张正岩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正岩与刘连江之间于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无效；二、张正岩与刘连江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一号楼十层一单元一一〇一号房屋上抵押权人为刘连江的解除抵押权登记手续。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刘连江提交的济宁中院（2017）鲁08执160号之三执行裁定，以证明济宁中院于2018年上半年依法拍卖涉案房产，涉案房产由案外人张泰东以8404357.60元竞得，产权已非张正岩所有。招行济宁分行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张正岩同意刘连江的意见。本院经审查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补充查明：2018年3月8日，济宁中院作出（2017）鲁08执160号之三执行裁定，裁定张正岩名下的涉案房产归买受人张泰东所有；买受人张泰东可持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由济宁中院处调取的优先受偿申请书6份、济宁中院领款审批单3份、济宁财信公司向济宁中院出具的收据3份、相对应的济宁中院向济宁财信公司付款的中国民生银行付款凭证3份。济宁财信公司出具的说明1份。以证明涉案房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为杭州银行北分，杭州银行北分在最高额6100万元内优先受偿，至2018年3月8日，杭州银行北分仍有债权本金28982818.57元，利息、延迟履行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9728478.3元。2016年6月13日杭州银行北分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2月13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济宁财信公司。证明包括涉案房产的拍卖款在内的拍卖款在扣除法院执行费用89400元后，向济宁财信公司支付20639717.60元。拍卖款支付给了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杭州银行北分，实际由济宁财信公司优先受偿。中国民生银行3份付款凭证与上述金额一一对应，济宁财信公司出具的说明与上述证明情况一致。刘连江与张正岩虽然签订了《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但是刘连江实际并未得到任何利益，自然也没有损害到招行济宁分行的利益。因此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组综合证明招行济宁分行起诉刘连江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其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招行济宁分行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张正岩同意刘连江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二审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3.刘连江提交的潜江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2018）鄂9005民初1353号民事调解书原件1份，由潜江法院处调取的的关于该调解书的卷宗材料1份，包括协议书1份、购销合同1份、他项权利证书3份、销售回执单14份等。证明抵押借款合同为欠款转借款，系刘连江为确保权利实现而采取的措施，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行政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招行济宁分行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张正岩同意刘连江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二审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4.刘连江提交的户籍证明1份，以证明张正岩与张音系父子关系，2014年5月13日签订的协议以及2014年5月15日的欠条本质上系基于同一笔欠款产生的借款关系。招行济宁分行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张正岩同意刘连江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二审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刘连江主张其与张正岩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双方签订了《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刘连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张正岩之间存在《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在本案中，刘连江提交的证据缺乏与《房屋抵押贷款合同》的对应性，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案情认定刘连江与张正岩之间签订的《房屋抵押贷款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济宁中院已裁定张正岩名下的涉案房产归买受人张泰东所有，即张正岩已不是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因此，刘连江与张正岩解除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已无必要，对招行济宁分行的该项请求，本院不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连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张正岩、刘连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刘连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琳琳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周 岩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 洋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