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597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周逸品，男，1975年4月25日出生，住台湾云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辉，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满兴，男，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铁柱，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东莞市御飞冠榕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白花沥村六横路。法定代表人：袁满兴。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铁柱，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逸品因与被上诉人袁满兴、第三人东莞市御飞冠榕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飞冠榕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9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满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袁满兴、周逸品在2012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2.周逸品交还所持有的东莞市御飞冠榕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软件资料（产品开发、运行代码等）；3.周逸品从2018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8日间不得在中国大陆境内从事或者接触物联网系统及终端设备、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物联网经营管理范围内的业务；4.周逸品向袁满兴支付违约金50万元；5.周逸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时，袁满兴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袁满兴、周逸品在2012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于2018年4月9日已解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袁满兴与周逸品于2012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于2018年4月9日已解除；二、周逸品于2018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得再从事物联网系统及终端设备、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物联网经营管理范围内的业务；三、驳回袁满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8800元（袁满兴已预交），由袁满兴负担8700元，周逸品负担1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1973民初917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周逸品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周逸品从2018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在中国大陆境内可从事物联网系统及终端设备、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物联网经营管理范围内的业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袁满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就《股东协议书》的有效性进行查明，因《股东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故周逸品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周逸品与袁满兴于2012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文中交代签约背景的首段文字“并经过各股东慎重研究，一致同意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出资申请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表明，周逸品、袁满兴是合意均以股东身份设立、管理公司并分享公司盈利而签订该协议，在该协议中约定了周逸品以劳务出资且占有第三人50%的股权，以及享有一系列的股东权利。然而，上述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关于“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的规定和《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股东协议书》中周逸品以劳务出资并享有股东权利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则周逸品无需履行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基于股东身份所约定的义务，即周逸品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义务。一审法院未查明《股东协议书》的效力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若二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且周逸品具有股东身份的，应予以释明。（二）退一步讲，若认定《股东协议书》有效，周逸品具备股东身份，然而因袁满兴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周逸品长期无法实现具有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利的合同目的，周逸品以此解除《股东协议书》合法有效，在解除后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义务。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的限制以及御飞冠榕公司的企业性质所限，致使周逸品无法在御飞冠榕公司成立之初登记为股东，但周逸品不登记为股东的事实不应影响周逸品在股东内部可享有的股东权利。事实上，周逸品未曾实际享有过股东权利，也未曾基于股东身份获得过御飞冠榕公司的盈利分配，更未曾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周逸品长期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根据御飞冠榕公司章程第九章第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御飞冠榕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股东会审议批准，但事实上，袁满兴是御飞冠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主张的御飞冠榕公司给予分红完全是其个人的意思表示，无视周逸品的股东权利，使御飞冠榕公司股东会在六年内没有形成任何一份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也没有给予周逸品任何一次的股东会表决权，很明显是袁满兴在履约过程中根本无意授予周逸品股东资格，而且恶意侵犯周逸品的股东权利，是袁满兴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周逸品无法实现《股东协议书》的签约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周逸品解除《股东协议书》后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在履约过程中，周逸品是权利的受损方，而袁满兴是侵权方，一审法院以周逸品未对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提出异议一直实际管理公司为由，作出对袁满兴有利的推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况且，即使周逸品实际管理公司，也不能等同于享有股东权利，反之，应当推断袁满兴长期不履行合同约定，致使周逸品无法实际享有股东权利。袁满兴是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进而导致周逸品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认定其构成根本违约，周逸品有权解除《股东协议书》，在解除后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义务。被上诉人袁满兴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第三人御飞冠榕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周逸品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周逸品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周逸品是否应履行《股东协议书》第十一条有关竞业禁止的约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案涉《股东协议书》约定了袁满兴与周逸品共同出资成立御飞冠榕公司、周逸品以技术和劳务出资等内容，但袁满兴与周逸品并未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办理工商登记，御飞冠榕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周逸品非登记股东，即案涉《股东协议书》的上述约定是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为了确认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规范公司登记行为而制定的条例，故案涉《股东协议书》不受该法的调整，周逸品主张案涉《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方式违反该法的规定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案涉《股东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约定系对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应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双方在合同解除后亦应遵守。因此，根据该约定，周逸品应于2018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得再从事或接触相关领域的任何业务，一审法院将以御飞冠榕公司的登记经营范围界定“相关领域”的范围并无不当。周逸品以袁满兴存在违约行为为由主张其无需履行《股东协议书》第十一条有关竞业禁止的义务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逸品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周逸品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徐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