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鲁执监25号 申诉人（被追加被执行人）：张立丽，女，198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申诉人（被追加被执行人）:刘宗科，男，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路**内**楼****。 两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佟金玲，山东齐鲁（潍坊）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京路**。 法定代表人：吴鑫，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然，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青岛乾元隆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城关办事处杭州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大鹏，该公司员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与被执行人青岛乾元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海川公司申请追加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为被执行人，青岛中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青执裁字第40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其请求。海川公司不服，向青岛中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撤销青岛中院（2014）青执裁字第40号执行裁定，追加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对被执行人。青岛中院于2015年7月3日作出（2015）青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海川公司的执行异议。海川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以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青岛中院（2015）青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由青岛中院对本案重新进行审查。2016年5月10日，青岛中院作出（2016）鲁02执异字第7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海川公司的追加申请。海川公司再次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追加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为被执行人。2017年3月9日，本院作出（2016）鲁执复27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张立丽、刘宗科为案件的被执行人，驳回海川公司追加王洪祥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张立丽、刘宗科不服本院复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2018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3号执行裁定，指令本院对案件重新审查。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7月12日对该案进行了听证调查，申诉人张立丽、刘宗科及其委托代理人佟金玲、申请执行人海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然、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大鹏参加听证。现已审查终结。 青岛中院在异议程序中查明，乾元隆公司与海川公司、青岛瑞润建筑劳务工程公司、管仁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青岛中院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2013）青民一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海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乾元隆公司逾期完工违约金995529.73元；二、乾元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海川公司工程款26182905.48元及截止2013年5月31日的利息2848779.68元；三、乾元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工程款24508398.5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海川公司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3年6月10日止的利息；四、乾元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工程款26182905.4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海川公司自2013年6月1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2014年6月5日，本院作出（2014）鲁民一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青岛中院（2013）青民一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因乾元隆公司未自觉履行上述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海川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青执字第350号。 本案执行过程中，海川公司向青岛中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依法追加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为被执行人。青岛中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青执裁字第40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海川公司目前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乾元隆公司与张立丽、王洪祥之间存在款项的往来，张立丽是否侵占乾元隆公司财产以及侵占财产的具体数额均无法落实，海川公司请求追加张立丽、王洪祥为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证据不够充分；刘宗科与张玉虽然先后担任乾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与李瑞吉均不是乾元隆公司的股东，与乾元隆公司之间也无款项往来，海川公司申请追加刘宗科、张玉、李瑞吉为本案被执行人的请求不能成立，驳回了海川公司申请追加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为（2014）青执字第350号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 另查明，在申请执行人提交的张立丽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中，张立丽称：乾元隆公司的售楼款有的存在公司账户，有的存在刘宗科、张立丽账户，好像王洪祥账户也存过。存在其个人账户上的公司售楼款已经全部入公司账，用于公司正常支出，还有一部分转到其弟张斌斌账户上，由张斌斌为乾元隆公司作黄金期货投资。张立丽和王洪祥一周对一次账，核对张立丽个人账户中收售楼款情况并制作汇总表，便于了解公司资金情况。张立丽将乾元隆公司的售楼款存入个人账户及将公司闲置资金作黄金期货投资，均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研究通过。 王洪祥作为乾元隆公司的财务科长及主管会计，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售楼款一般都存在张立丽个人账户上，有时别的财务人员拿银行卡去收房款，偶尔还有客户将房款打到公司账户上。乾元隆公司的财务账目齐全，对于售楼款的收入情况，王洪祥核算后与张立丽个人账户进行对账，售楼款收入都记在公司账目上。存到张立丽个人账户上的售楼款，公司开始不入账，后来陆陆续续入到公司账上。张立丽用个人账户上的款项给公司做理财，总体上是赔了。有二千一二百万元的售楼款，公司没有钱没有办法入账，只好在乾元隆公司的账目上在应收款账目上空挂着。 再查明，2013年9月12日，张立丽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平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因涉嫌抽逃出资罪经平度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3年12月13日李瑞吉涉嫌抽逃出资罪被平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取保候审。后平度市公安局以张立丽涉嫌挪用资金罪、抽逃出资罪，以李瑞吉涉嫌抽逃出资罪，移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平度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4年1月28日、2014年4月9日两次退回平度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平度市公安局分别于2014年2月27日、2014年5月7日两次重新向平度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平度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平检公刑不诉[2014]14号、15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平度市公安局认定张立丽涉嫌挪用资金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张立丽用公司资金理财及购买黄金期货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张立丽、李瑞吉的行为亦不构成抽逃出资罪，决定对张立丽、李瑞吉不予起诉。 青岛中院在异议程序中认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要求追加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为（2014）青执字第350号案件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的规定，即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可以裁定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现有证据能否证明以上五人存在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的事实，申请执行人海川公司在执行审查程序中的追加请求可否得以支持。 申请执行人主张五人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证据为平度市公安局对其中张立丽、王洪祥、李瑞吉三人的讯问、询问笔录及银行卡号的银行流水。在申请执行人提交的张立丽、王洪祥的公安讯问、询问笔录中，张立丽、王洪祥均认可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售楼款大多存入了张立丽个人账户，从申请执行人提交的有关银行流水可以印证这一点。但二人也同时确认，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售楼款存入张立丽个人账户后，由张立丽为被执行人做理财及委托其弟张斌斌进行黄金期货投资，并由财务主管王洪祥与张立丽对其个人账户的款项和公司收售楼款的情况进行核算对账，再入到公司账目的有关情况。由于平度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作出了“平度市公安局认定张立丽涉嫌挪用资金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张立丽用公司资金理财及购买黄金期货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的认定，因此青岛中院认为，现有证据还难以直接认定张立丽将存入其个人账户的售楼款为公司进行理财投资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且张立丽接受公司售楼款、侵吞公司资金并占为己有的事实。在青岛中院尚无法认定张立丽将存入个人账户的售楼款为公司进行理财投资系个人行为的前提下，申请执行人海川公司认为张立丽无偿接受公司财产，应在执行审查程序中将张立丽直接追加为海川公司与乾元隆公司一案的被执行人，要求其以个人财产承担公司债务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申请执行人要求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张立丽为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青岛中院不予支持。 对于刘宗科、王洪祥、李瑞吉、张玉等人能否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的问题，青岛中院认为，关于刘宗科，其没有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现今仍下落不明。申请执行人虽主张刘宗科为乾元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刘宗科非公司股东，又与公司没有直接的账目往来。如申请执行人认为刘宗科确为乾元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是否存在损害申请执行人权益的行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申请执行人可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 王洪祥作为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财务主管，负责被执行人公司记总账明细账，张立丽在平度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认可售楼款还有部分存入王洪祥账户。但在张立丽涉嫌挪用资金被平度市公安局调查期间，平度市公安局依法对王洪祥进行询问，没有对王洪祥以涉嫌挪用资金等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因此，在本执行程序对张立丽将公司售楼款存入个人账户进行理财投资的行为不能认定系其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被执行人将账户存款部分转入王洪祥名下的行为性质亦无法作出认定。王洪祥、李瑞吉、张玉三人并非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股东，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侵占公司财产或对被执行人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现状承担责任的问题，亦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另外，申请执行人在青岛中院重新审查期间，还主张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五人应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的另一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的规定，“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或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起诉。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离婚析产、不依法清算、改制重组、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从申请执行人提交的张立丽、王洪祥在公安机关作的笔录中，二人均陈诉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有独立齐全的财务账目，存入张立丽个人账户的售楼款也已在公司账目上有所记载，平度市人民检察院经多次审查对于张立丽挪用资金的性质，最终未予认定，因此申请执行人的该项主张，尚无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规定而获得支持。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股东张立丽个人财产与被执行人公司财产混同，或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存在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的规定通过诉讼程序另行主张权利，以维护自身权益。 据此，青岛中院认为（2014）青执裁字第40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执行人海川公司追加第三人刘宗科、张立丽、李瑞吉、张玉、王洪祥为本案被执行人的追加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其追加请求应予驳回。青岛中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作出（2016）鲁02执异字第7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异议。 海川公司对上述裁定不服，向本院提出复议，请求撤销并变更青岛中院作出的（2016）鲁02执异字第70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为本案被执行人。理由是：一、青岛中院没有对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三人挪用公司财产进行事实审查，仅依据平度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理由是错误的，没有履行审查的职责，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无偿占有、转移被执行人公司财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在无偿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1.张立丽将被执行人售楼款3497.3万元存入个人账户至今未归还被执行人，张立丽应在无偿占有被执行人3497.3万元的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2.王洪祥挪用、转移被执行人售楼款299万元，王洪祥应在无偿占有被执行人财产299万元的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3.刘宗科挪用被执行人的售楼款1878万元转入其账户内，刘宗科应在无偿占有被执行人财产1878万元的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因三人挪用、转移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售楼款规避执行，导致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因此应当追加三人为被执行人。 第三人张立丽称，青岛中院作出的（2016）鲁02执异字第70号执行裁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案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乾元隆公司仍具有法人独立地位，仍处于正常营业之中，要求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使用个人账户进行经营是公司办公会研究决定的，为经营方便而采取的行为。平度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作为生效法律文书，具有确认事实的效力。复议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可以通过清算程序或否定公司人格程序进行救济。 第三人刘宗科经本院依法送达听证传票，未参加听证，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第三人王洪祥称，其在乾元隆公司工作期间，仅是一名会计，不是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资金从其个人账户进入、转出，是公司领导安排的公司付款业务，与其个人无关。海川公司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海川公司的申请。 本院复议中查明，乾元隆公司于2009年7月由潍坊乾元公司、张立丽两名股东发起设立，潍坊乾元公司出资950万元，持股比例95%，张立丽出资50万元，持股比例5%。潍坊乾元公司的股东为刘宗科、李瑞吉，刘宗科持股70%，李瑞吉持股30%，刘宗科担任法定代表人。刘宗科自2009年7月至2012年10月15日担任乾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2年10月15日，乾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玉，但张玉仅为挂名，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管理。张立丽自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担任乾元隆公司现金出纳员，李瑞吉、王洪祥分别担任乾元隆公司的总经理、财务科长兼主管会计。李瑞吉与张立丽是夫妻关系，张立丽与刘宗科是父女关系，张玉与张立丽系养父女关系。 2009年8月，乾元隆公司与青岛海川公司签订《圣凯国际补充协议》，约定海川公司为乾元隆公司承建位于平度市的圣凯国际一期工程，约定工程于2009年9月15日开工，2011年4月30日竣工。2010年1月21日，双方又签订《圣凯国际商务综合楼一期工程补充协议二期工程施工协议》，约定圣凯国际二期工程仍由海川公司施工，2009年9月15日开工，2011年7月31日竣工。圣凯国际城项目房屋于2010年3、4月份开盘，2013年8月全部销售完毕。2013年3月，乾元隆公司以海川公司工期多次延误为由，诉至青岛中院，要求海川公司支付违约金。2013年5月，海川公司以乾元隆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向青岛中院提起反诉。青岛中院合并审理，并于2014年9月27日作出（2013）青民一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乾元隆公司支付海川公司工程款26182905.48元及相应利息。2014年6月5日，本院作出（2014）鲁民一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青岛中院的一审判决。因乾元隆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海川公司向青岛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青执字第350号。 2013年9月12日，张立丽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平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平度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3年8-9月份，平度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抽逃出资罪等罪名，分别对张立丽进行了讯问，对王洪祥、李瑞吉等人进行了询问。刘宗科未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至今下落不明。2013年12月17日，平度市公安局将张立丽案移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4年6月20日，平度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平检公刑不诉[2014]15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张立丽不起诉，理由为平度市公安局认定张立丽涉嫌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张立丽挪用资金理财及购买黄金期货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 另查明，乾元隆公司销售圣凯国际项目期间，公司售楼款大量存入刘宗科、张立丽、王洪祥个人账户，其中8152.8万元存入张立丽个人在平度市的各个银行账户，部分款项被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或转入其弟张斌斌账户上由张斌斌炒作黄金期货。除退还乾元隆公司4655.5万元外，张立丽尚有售楼款3497.3万元未归还。张立丽还将存在其个人账户上的1878万元售楼款存入刘宗科的个人账户，乾元隆公司的售楼款另有299万元存入王洪祥的个人账户。目前，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负债大于资产，无力清偿债务。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仅执行回现金33万元，并查封房产十套，因权属争议尚未处分。张立丽用公司售楼款做投资的款项，在公司财务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任何投资操作方案在公司备案。张立丽投资不管盈亏，在公司账上均没有体现。 关于公司经营状况，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注册登记地照片复印件证明该地不存在被执行人。被执行人质证后主张公司已迁移至平度市××大厦××层××号（原为平度市建设局家属院门头房），公司正常营业，仍有工作人员正常办公。被执行人还提供部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复印材料认为公司仍正常营业并纳税。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已经停止经营活动多年，没有任何业务开展，否则不可能缴纳如此少的税款（32160.87元）。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停止经营活动满一年视同歇业。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举证证明被执行人公司注册地已不存在该公司后，被执行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并正常营业的相关证据。目前，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中无一年内营业税缴纳记录，不能证明该公司正常经营，且被执行人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没有合法的注册登记地和符合常理的办公用房，可以认定为歇业。 本院复议中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能否追加张立丽、刘宗科、王洪祥三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一、关于追加张立丽为本案被执行人。张立丽是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担任现金出纳。张立丽将大量公司售楼款存入个人银行账户，且有3497.3万元未归还，属无偿占有被执行人财产。在公司目前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复议申请人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无偿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予以支持。 张立丽主张将公司售楼款存入个人账户做理财、存入其弟张斌斌账户做黄金期货是经过法定代表人刘宗科同意的，是公司行为，应由公司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公司行为抑或个人行为，不影响无偿接受财产的事实认定。青岛中院基于平度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中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张立丽用公司资金理财及购买黄金期货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的认定，认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要求追加张立丽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在接受公司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青岛中院的这一认定，混淆了刑事案件和民事执行案件不同的认定标准。在挪用资金罪中，公诉机关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在民事执行关于变更、追加当事人的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等，存在无偿接受公司财产的行为或者事实，人民法院即可以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无需证明该行为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通常情况下，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能够左右公司决策，无偿取得公司财产甚至以公司名义将公司财产无偿转让给自身。因此，公司行为抑或个人行为，不能影响变更、追加程序中关于无偿接受财产事实的认定。 二、关于追加刘宗科为本案被执行人。刘宗科在2012年10月15日前是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执行董事，同时又是被执行人占绝对控股地位股东潍坊乾元公司的控股股东、出资人，因此，刘宗科自然也是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即使在张玉被变更为乾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还是刘宗科。张立丽将公司售楼款转入刘宗科账户1878万元，被刘宗科无偿占有。复议申请人主张刘宗科应当在无偿占有被执行人财产1878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予以支持。 三、关于追加王洪祥为本案被执行人。王洪祥是被执行人乾元隆公司的财务科长兼主管会计，既非公司股东、出资人，又非公司的主管部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相关主体的要求，对于复议申请人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于2017年3月9日作出（2016）鲁执复270号执行裁定：一、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执异字第70号执行裁定；二、追加张立丽、刘宗科为本案的被执行人；三、驳回复议申请人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追加王洪祥为本案被执行人的复议申请。 张立丽、刘宗科不服本院上述复议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监督，请求撤销本院（2016）鲁执复270号执行裁定，主要理由是：一、山东高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张立丽名下银行卡尾号为8407的账户与乾元隆公司之间的款项互转，只是该账户的一部分款项往来，该账户还存在大量其他因公业务支出。海川公司明确指出，乾元隆账户与张立丽账户互转差额3497.3万元，不包含转入刘宗科、李瑞吉、青岛乾沣置业公司以及其他款项。也就是说从张立丽名下的8407账户对外支付的款项中尚有其他款项未计算在内，包括转入刘宗科账户1878万元；转入青岛乾沣公司314万元；转入销售公司栾光辉500万元，该款项系向销售公司支付报酬。以上从张立丽名下账户支出金额为2692万元，山东高院复议裁定未从3497.3万元的账户差额中扣除。另外，乾元隆公司利用张立丽的8407银行卡收取售楼款后，委托张斌斌投资黄金期货。张立丽的8407卡号转给张斌斌的款项多达数千万元，也远超过了3497.3万元的账户差额。张斌斌被骗后未能收回的款项损失也在3000万元以上，所以不能仅凭双方互转差额就认定张立丽占有乾元隆公司的3497.3万元售楼款。二、本案不符合在执行程序中将第三人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山东高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追加第三人刘宗科、张立丽为被执行人。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者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本案中，乾元隆公司使用张立丽银行账户收取售楼款及转入张斌斌账户投资理财时，并未被生效裁判确定为被执行人，该行为与生效判决执行无关。乾元隆公司使用张立丽银行账户收取售楼款及转入张斌斌账户投资理财，是2012年以前，乾元隆公司正常营业期间，并非系被执行人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出现后的行为。2010年-2014年乾元隆公司每年正常纳税，公司经营状态为开业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追加张立丽、刘宗科为被执行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进一步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通过执行程序追加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当事人以外的人为被执行人，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具有重大影响，应当严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要件进行全面审查，不应回避或遗漏对案件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要件。本案中，山东高院复议裁定对以下相关事实，未作全面充分审查。 首先，关于张立丽是否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的问题。根据青岛中院、山东高院查明的事实，张立丽具有乾元隆公司现金出纳身份，且乾元隆公司也确有利用张立丽个人账户收支的情形。山东高院认定张立丽将大量公司售楼款存入个人账户，且有3497.3万元未归还，张立丽认可这一事实，但主张该账户对外支付的款项中尚有其他款项未计算在内，山东高院未将这些款项从3497.3万元差额中扣除。鉴于上述事实认定，对于张立丽应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及若被追加后应承担责任的范围等问题具有重要影响，故应当对张立丽账户对外支付是否还包括其他款项、这些款项是否用于乾元隆公司经营活动支出，应否从3497.3万元差额中扣除等情况予以查清。 其次，关于刘宗科是否符合追加被执行人主体资格条件以及是否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问题。山东高院根据刘宗科在2012年10月15日前是乾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执行董事，同时又是乾元隆公司占绝对控股地位股东潍坊乾元公司的控股股东、出资人，认定刘宗科为乾元隆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此认定是否还有其他事实依据、刘宗科是否符合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追加被执行人的主体资格条件等，需要进一步证明；同时，山东高院虽查明张立丽将公司售楼款转入刘宗科账户1878万元，但对于刘宗科如何使用该笔款项、是否用于乾元隆公司的经营活动支出等情况并未查清。 最后，张立丽、刘宗科申诉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适用的时间条件是“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本案是否属于被执行人出现解散事由后无偿接收财产的情形，山东高院在复议审查中未涉及这一问题。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最高法执监3号执行裁定：一、指令山东高院重新审查本案；二、重新审查期间应停止采取处分性措施。 本院重新审查查明，乾元隆公司于2009年7月由潍坊乾元公司、张立丽两名股东发起设立，潍坊乾元公司出资950万元，持股比例95%，张立丽出资50万元，持股比例5%，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张立丽担任乾元隆公司现金出纳员。潍坊乾元公司2009年成立，股东为刘宗科、李瑞吉，刘宗科持股70%，李瑞吉持股30%，2015年股东变更为潍坊盛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宗科自2009年7月至2012年10月15日担任乾元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2年10月15日，乾元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玉。 另查明，2013年9月12日，张立丽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平度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平度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3年8-9月份，平度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抽逃出资罪等罪名，分别对张立丽进行了讯问，对王洪祥、李瑞吉等人进行了询问。刘宗科未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2013年12月17日，平度市公安局将张立丽案移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4年6月20日，平度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平检公刑不诉[2014]15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张立丽不起诉，理由为平度市公安局认定张立丽涉嫌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张立丽挪用资金理财及购买黄金期货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 再查明，2011年3月14日至11月3日期间，乾元隆公司将销售圣凯国际项目的售楼款8152.8万元存入张立丽个人银行账户，张立丽在上述期间转回乾元隆公司4655.5万元，双方账户往来差额为3497.3万元。2010年8月6日至2011年11月5日期间，张立丽还将存在其个人账户上的售楼款1878万元存入刘宗科的个人账户。 在本院听证过程中，张立丽、刘宗科提交了平度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乾元隆公司纳税表，显示：2010年度乾元隆公司纳税726万余元，其中营业税480万余元，企业所得税92万余元；2011年度乾元隆公司纳税748万余元，其中营业税287万余元，企业所得税262万余元；2012年度乾元隆公司纳税470万余元，其中营业税263万余元，企业所得税68万余元；2013年度乾元隆公司纳税44万余元，其中营业税24万余元，企业所得税155.25元。 本院重新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追加张立丽、刘宗科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后，其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采取法定主义原则，海川公司请求追加张立丽、刘宗科被执行人的主要理由为其无偿接收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本案追加张立丽、刘宗科为被执行人，主要看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要件。 第一，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时间节点条件是，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收财产的行为发生在法人出现吊销、撤销、歇业等解散事由之后。本案中，海川公司所主张的张立丽、刘宗科无偿接收乾元隆公司财产的情况均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而根据查明的事实，乾元隆公司在2010年、2011年均有缴纳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在内各项税款的纳税记录。根据其纳税记录，2010年乾元隆公司纳税726万余元，2011年乾元隆公司纳税748万余元。且海川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乾元隆公司在上述期间出现了前述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故应认定乾元隆公司在此期间并无证据证明出现解散事由。因此，本案不符合追加张立丽、刘宗科为被执行人的时间节点条件。 第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追加被执行人的主体资格条件应是无偿接收财产的必须是乾元隆公司的股东、出资人或开办单位。而本案中，刘宗科是乾元隆公司的股东潍坊乾元公司的股东，并非乾元隆公司的股东或出资人。因此，本案亦不符合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刘宗科为被执行人的主体资格条件。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监督裁定中关于查清申诉人接收财产的具体数额、用途及是否应扣除其他款项等问题，因主要涉及追加被执行人的责任承担及责任范围，而本院认为张立丽、刘宗科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的条件，故本院无需再对该问题进行审查。 综上，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如果海川公司认为张立丽、刘宗科作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无偿接收、占有公司财产,或与公司财产混同，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因执行程序追加被执行人实行法定主义原则，上述情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执行程序审查范围，对此当事人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鲁执复270号执行裁定； 二、维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执异字第70号执行裁定。 审 判 长 于海燕 审 判 员 郑 睿 审 判 员 王召波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公云 书 记 员 段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