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徐环公民初字第6号公益诉讼人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徐州市西安南路***号。法定代表人韩筱筠，该院检察长。委托代理人陈士莉，该院检察员委托代理人朱奇，该院助理检察员。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赵庄村。法定代表人尚爱平，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周孝田，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孟秋，江苏淮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公益诉讼人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受理后，于2015年12月31日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在公告期届满后，并未收到其他机关或社会组织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依法由审判员蔡可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娟、人民陪审员陈虎、徐树启、周晓云组成合议庭，法官助理吴一冉协助办案，书记员张文娟、杜心舒担任案件记录，分别于2016年3月2日、3月24日、3月30日组织证据交换，于2016年3月24日组织庭前会议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并于2016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益诉讼人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祁树良、委托代理人陈士莉、朱奇，被告鸿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孝田、孟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益诉讼人诉称，2013年4月27日，环保部门经现场监察发现，被告使用暗排口直接将废水排入砖厂废坑及周围沟渠，且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等问题，向被告发出环境监察建议书。2014年4月5日至6日，被告因私设暗排管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600吨排入苏北堤河，被环保部门处以罚款5万元。2015年2月24日至25日被告再次将未经处理的2000吨生产废水排入苏北堤河，被环保部门处以罚款10万元，其经理王井奎被行政拘留10日。从2013年、2014年、2015年连续三年违法偷排的事实来看，被告未严格按照环保验收工作报告中所明确的在污水排口安装污水流量计、COD在线监测仪从而实现对废水排放总量和COD的连续监测，存在持续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的严重违法情况。环保专家评估认为被告于2014年4月、2015年2月两次违法排放2600吨废水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共计为26.91万元。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连续三年违法排污且每次都加大污水排放量，有理由推定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的防治污染设备未能有效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被告还应当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检察机关发现被告违法行为后，向徐州市符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三家社会组织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建议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三家社会组织复函称目前尚不具备开展公益诉讼的能力。公益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如被告无法修复因其污染行为而受损的环境，则应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确定被告的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1、将其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被告无法恢复原状请求判令其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人民币26.91万元为基准的三倍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2、承担本案专家辅助人咨询费用3000元。被告所赔偿的环境损害费用应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用于修复生态环境。被告答辩称，被告是民政福利企业，且属于废旧物资再利用型企业。违法排污及处罚事件之后，加大环保治理工作，将注册资金由780万元增加至6000万元，新增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污水治理改造，增加设备投入，确保防污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被告虽愿意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但认为：（一）被告不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由于被告周边企业较多，所有工业废水均排放至苏北堤河，环境治理工作需要多家企业共同完成，且经过环保设施改进，被告现在没有污水排放，苏北堤河应当已经达到V类水质标准；（二）被告以前违法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成分以有机物、木质物、纤维素为主，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极少，生态环境受到的损害较小，恢复较容易，公益诉讼人认为排放2600吨废水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数额为26.91万元，计算过高；（三）公益诉讼人要求被告以26.91万元为基数计算三至五倍赔偿，不能成立；（四）被告已在两次行政处罚中缴纳共计15万元罚款，该款项应当用于环境治理，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综上，被告愿意倡导环保、努力改善环境，支付相应赔偿数额，请求法院综合本案相关事实以及被告企业发展状况，合理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责任。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7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柳新环境监察中队经现场监察发现，鸿顺公司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存在”厂区南侧有暗排口，直接排入砖厂废坑及周围沟渠，有废水排放的现象。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生产厂区环境混乱”等问题，并向鸿顺公司发出环境监察建议书，建议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排放行为、停产整改。2013年5月10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再次现场监察，记录显示：该公司未生产，污水处理厂部分运行，暗管已封堵，无漏水现象。现场环境监察意见为：恢复生产时告知环保部门，加强管理，严禁超标污水进入苏北堤河。2014年4月5日至6日，鸿顺公司私设暗排管违法排放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600吨，污水汇入苏北堤河。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2014年4月18日作出铜环责改字[2014]21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立即拆除暗管。2014年5月12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向鸿顺公司发出铜环罚字[2014]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鸿顺公司处以人民币5万元的罚款。2014年8月14日，鸿顺公司缴纳5万元罚款。2014年8月18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进行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现场检查，记录显示：该公司已停止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技改项目的生产行为，暗管已拆除，罚款已缴清。2015年2月24日至25日，鸿顺公司临时设置直径20厘米铁质排放管，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经该公司污水处理厂南侧排入苏北堤河，排放量2000吨，污染周边环境。徐州市铜山区环境监测站于2015年2月25日对该公司外排废水进行采水样监测，数据显示”化学需氧量为1180mg/L、氨氮为28.2mg/L、总磷为1.60mg/L”，比《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表2标准分别超标12.1倍、2.5倍、1倍。2015年3月12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作出铜环罚字[201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鸿顺公司处以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2015年3月12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作出涉嫌环境违法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移送书，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2015年3月25日至4月4日，鸿顺公司经理王井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日。2015年4月27日，鸿顺公司缴纳罚款10万元。另查明，公益诉讼人为调查取证，支付专家咨询费用3000元。上述事实有公益诉讼人提交的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2013年4月27日作出的环境监察建议书及现场环境监察记录，2014年4月18日作出的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违法排放现场照片，2014年5月12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3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调查询问笔录、违法排放现场照片，涉嫌环境违法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案件移送书、徐州市铜山区拘留所行政拘留回执，徐州市铜山区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专家咨询费领取单等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针对本案诉前程序，公益诉讼人提交检察机关向徐州市三家社会组织发出的督促起诉意见书以及三家社会组织对督促起诉意见书的回函，证明本案诉前程序合法，对此被告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公益诉讼人及被告当庭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应否承担恢复原状的法律责任；（二）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2014年、2015年两次排放的共计2600吨生产废水，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26.91万元，能否成立；（三）公益诉讼人主张如被告不能将其污染的环境恢复原状，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其数额以26.91万元为基数计算三至五倍，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告已缴纳的行政罚款15万元应否在本案的赔偿中予以抵扣。一、关于被告应否承担恢复原状民事责任的问题公益诉讼人主张，恢复原状是环境损害应承担的基本责任，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苏北堤河目前已达V类水质标准，被告认为损害较小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亦不能举证证明其具有法定免责情形，被告以水体有自净能力以及苏北堤河附近还有其他污染企业作为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主张，从2015年2月25日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看，虽从其公司南墙外水样监测结果看，超标程度较高，但在苏北堤河取样监测超标程度不高，其公司排放的污染物对灌溉影响不大，环境有自我净化过程，由于客观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被告并不具备将生态环境恢复原状的条件和能力，故从客观条件和必要性上讲被告都不需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本院认为，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先后在2013年、2014年、2015年连续三次违法排放废水，且2014年、2015年排放的废水直接汇入苏北堤河，造成环境污染，依据损害担责原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监测记录来看，虽然监测过程是分别取距离污染源远近不同的五个监测点进行监测后评价，但监测结论仍应以被告外排废水为准，外排废水经流后稀释、淡化是必然结果，不能以此认为未对环境造成损害或损害程度较小。被告认为环保部门监测数据显示苏北堤河水样超标程度不高，进而认为污染程度很轻，该主张不能成立。污染源必然因河水流动而向下游扩散，倾倒处的水质即便好转也不意味着地区水生态环境已修复或好转。对于地区生态环境而言，依然有修复的必要。无论客观上被告是否有能力将生态环境恢复原状或是否能够提出修复方案，都不能对抗其承担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为其不承担恢复原状责任的理由。即使现在苏北堤河水质已达标准不需修复，依然需要用替代修复方案对地区生态环境进行修复，被告依然需要承担替代修复责任。本案中，鉴于被告已明确表示没有能力将环境恢复原状亦不能提出修复方案，为确保生态环境修复的实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本案中可以直接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来替代恢复原状的责任。二、关于非法排放2600吨废水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计算问题为证明2600吨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26.91万元，公益诉讼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3月30日对鸿顺公司经理王井奎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鸿顺公司所排放生产废水每吨处理成本为50元。同时提供徐州市向阳纸业有限公司、江苏欣欣集团公司出具的两份说明，证明与鸿顺公司属于同地区的该两家造纸企业每吨废水处理费用分别为45.37元、70-80元，以印证鸿顺公司所排放废水处理成本为50元/吨。2、2015年9月23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委托三名专家辅助人张雁秋、林丰、肖思海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及”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虚拟成本法倍数打分表”，证明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三位专家分别打分后”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建议倍数”的平均值为2.07，据此计算2015年鸿顺公司违法排放废水2000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2000×50×2.07＝207000（元）。3、2016年3月14日公益诉讼人聘请的三名专家辅助人张雁秋、林丰、张明青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证明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2014年4月鸿顺公司违法排放废水600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600×50×2.07＝62100元。4、专家辅助人的资质证明，包括中国矿业大学教师职务证明、高级工程师资格证、徐州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专家库名册等，证明四名专家身份分别为：张雁秋系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张明青系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林丰系徐州市环境科学学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肖思海系徐州市环境监测站高级工程师，均具有环境科学专业领域技术专长。公益诉讼人并申请上述四名技术专家出庭就本案所涉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等问题提出意见。被告对公益诉讼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经本院依法释明，被告表示不申请对本案所涉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但申请环保技术专家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刘汉湖、副教授何士龙出庭，针对本案所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根据双方申请的技术专家的当庭陈述，技术专家均认可对于本案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可按照国家环保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以下简称”推荐办法”），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根据”推荐办法”，所谓虚拟治理成本是指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治理等量的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应该花费的成本，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单位污染物治理平均成本。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敏感程度分别乘以一定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双方申请的技术专家均认为苏北堤河水质应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灌溉功能要求的V类水质标准，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倍数取值范围为1.5-3倍。同时，双方技术专家对鸿顺公司2014年及2015年两次违法排放共计2600吨污水、所排放生产污水每吨治理单价为50元亦无分歧。分歧仅在于倍数的确定，即：公益诉讼人申请的技术专家提出2600吨均按2.07确定倍数，被告申请的技术专家提出2015年2000吨按2.0确定、2014年600吨按1.9确定。公益诉讼人申请的技术专家认为被告2014年生产工艺与2015年相同，排放的污染物及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应该也是相同的，故应取相同的倍数。被告申请的技术专家认为2014年排放的600吨废水，缺乏对水质的分析，又由于时间较为久远，不确定因素较多，考虑物价变化等情况，建议倍数取值略低。公益诉讼人主张，根据被告排污情况及对地表环境的影响，其申请出庭的三位技术专家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倍数2.07，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同时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2014年排放600吨污水的主要污染物浓度等信息，应推定该次排污情况与2015年相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计算倍数亦应当取值2.07。被告认可本案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亦认为可在虚拟治理成本的1.5-3倍间取值计算，但提出其两次排污都存在排放时间短、有毒有害物质少的情况，所排放废水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低，故主张应当以1.5作为计算倍数。本院认为，被告2014年及2015年两次违法排放2600吨污水，所排放生产污水每吨治理单价为50元，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均无异议，可以确认。根据双方意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案可采用”推荐办法”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对于2015年排放的2000吨废水计算倍数的确定，双方申请出庭的技术专家意见并不存在较大差距，但被告提出取V类地表水的下限值1.5倍缺乏合理性。考虑本次污染物主要是有机废水且以耗氧物为主，其修复需要一定周期、具有一定难度，经流沟渠汇入苏北堤河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本次污染行为的污染物成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状况等因素，可以取双方申请的技术专家意见关于倍数取值的平均值，即2.035倍作为本次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倍数取值。至于2014年被告违法排放生产污水600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环保部门在查处时未进行水质监测，被告亦称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次排放污染物的具体情况，鉴于被告生产工艺、受污染环境情况与2015年基本相同，虽被告申请的技术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但在被告没有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倍数取值应与2015年的一致，即2.035。因此，本院确认被告2014年及2015年两次共计违法排放2600吨污水，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2600×50×2.035＝264550（元）。三、关于全案损害赔偿数额认定问题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应当在26.91万元的三至五倍之间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并提供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铜山县鸿顺造纸厂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铜山县鸿顺造纸厂即被告前身）及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材料、江苏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副本）（编号320312-2014-000071）、公益诉讼人对被告技改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组成员李晓斌所作调查笔录、铜山区水利局出具的苏北堤河概况说明、被告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应缴税款报表及资产负债表，以证明被告可能存在较大的排污量及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实施污染行为主观过错明显，其污水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多次私设暗管偷排生产废水，仅2014年、2015年被查处的四天就偷排2600吨废水，有理由认为被告违法排放量远超2600吨，且有较大的非法获利，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及服务功能损失，故应当以26.91万元为基数在三至五倍之间酌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被告主张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赔偿方案缺乏依据，并提供被告的工商查询单、污水处理项目设计及厌氧处理部分设备合同、社会福利企业证书、××职工社会保险缴纳名单、工资发放表、职工花名册、××证，证明被告是社会福利企业，于2015年9月新增股东，扩充资金，加大环保设备投入。另提供污水处理工艺说明及相关照片，证明被告日常生产时对污水是采用处理后回用的方式，并无对外排放。被告主张，其排放污水时间短、排放量小，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轻，不应承担较大的损害赔偿责任，且公益诉讼人提出的服务功能损失并无确切证据证实，不应得到支持。同时主张应考虑被告企业状况确定较低的赔偿数额。被告对公益诉讼人针对本争议焦点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应当以26.91万的三至五倍进行赔偿；公益诉讼人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提出仅凭供货合同不能证明设备已经投入运行且即使设备投入也不能排除非法偷排行为，另，公益诉讼人提出社会福利企业与本案责任认定没有必然关系。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依法组织公益诉讼人、被告进行现场查看，确认被告2013年4月、2014年4月、2015年2月三次违法排污地点、外环境情况、被告目前的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情况，并制作现场查看视频及现场示意图，公益诉讼人及被告对上述视频及示意图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针对本争议焦点的举证及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本院现场查看情况，本院另查明与本争议焦点有关的以下事实：鸿顺公司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于2008年8月20日经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徐环项[2008]75号文件批复，各类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废水量≤195030吨/年，COD≤33.54吨/年，SS≤33.54吨/年。2009年9月，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铜山县（即现铜山区）环境保护局对上述技改项目进行环保设施竣工验收。2009年9月，鸿顺公司污染物排放监测计量装置已与铜山县（即现铜山区）环境保护局监控中心联网，实现对废水排放总量和COD的连续监测，做到了数据实时传输。江苏省环境保护厅2014年12月给被告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规定，执行《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表2中”制浆和造纸联合生产企业”排放标准，废水排放总量限值19.5万吨/年。根据环评要求，被告生产废水不能排放到地面水体，只能用于回用或者灌溉。苏北堤河主要沿35米等高线，自沛县龙固向南，到铜山区张谷山入顺堤河后进入京杭运河不牢河段。苏北堤河铜山段，河道位于徐沛运河与顺堤河之间，全长23.56公里，是徐州市铜山区湖西地区的灌溉排涝的主要河道之一。苏北堤河柳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段，全长5.1公里，沿线有多条中沟与桃园河相通，是柳新镇魏庄大沟以南桃园河以北地区的一条排涝并结合农田灌溉的河道。鸿顺公司位于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成立于1990年，现注册资本6000万元，2010年至2012年间该公司曾被民政部门登记为社会福利企业，至2015年12月，仍有部分××人职工。2013年至2015年间，鸿顺公司运行上述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技改项目，正常生产经营。本院认为，（一）根据本案事实，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应不限于2600吨污水排放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数额，而应酌情考虑相关因素，予以合理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被告2014年4月及2015年2月两次被行政查处，其违法排放生产废水分别为600吨、2000吨，但2013年4月被告违法排放生产废水的数量并不确定。从被告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等证据看，被告运行生产设备每天废水排放量最高可达960吨，按照排污许可证最多每年也可有19.5万吨的污水排放量。经本院依法释明，被告亦不能提供近年的产量、污水产生量、防治污染物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相关证据证明其违法排污量仅限于2600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本院确信被告实际排污量远大于2600吨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从公益诉讼人提供的被告税务报表等证据看，被告在2013年至2015年间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被告自认高强瓦楞纸市场价在2000元-2100元左右，以年产6万吨的生产规模看，被告具有相对较大的生产规模，亦可能获得较高的经营利益。每吨50元的防治污染设备运行成本，意味着违法偷排能获取较高的非法利益。从行政机关查处的被告连续三年、三次违法排污情况看，被告都是故意违法，且采用偷埋、私设暗管等方式实施违法行为。被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多次故意实施违法排污行为，在环保部门给予环境监察建议、处以罚款后，仍加大违法排污量，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可见，被告的主观过错较为明显。环境侵权行为及后果的复杂性、长久性、隐蔽性、迁移性等特点导致其危害性强、损害范围广且难以及时固定证据。根据本院确认的事实，不能仅就2600吨的排污事实确定被告的赔偿责任。鉴于被告的实际排污量及对生态环境实际造成的损害大小难以准确确定，本案应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及相关因素，酌情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二）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时，应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作为酌定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所谓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即期间损失，”推荐办法”中将其定义为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生态环境因其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改变而导致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即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量。恢复原状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只考虑了生态环境交换价值的恢复，没有考虑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的损失。本案中，仅就遭受损害的苏北堤河而言，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其所承担的沿线灌溉和排涝等功能，必然受到影响。公益诉讼人申请出庭的技术专家提出：高浓度水排入后会存在灌溉时引的水不能符合灌溉需要，河流功能就受影响，排涝过程中苏北堤河和京杭运河是相通的，就会影响京杭运河的水质，同时也会影响京杭运河的功能。双方申请出庭的技术专家均认为：本案的期间损失客观存在，但是难以准确计算。对此，本院认为，鉴于本案受污染环境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按照”推荐办法”，服务功能损失在本案中也是难以准确计算的。鉴于此项损失客观存在，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时，应予以酌情考虑。四、关于被告接受行政处罚已缴纳的15万元罚款应否在本案赔偿数额中予以抵扣的问题公益诉讼人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15万元罚款不应抵扣。被告主张，15万元行政罚款的依据是水污染防治法，其目的是防治水污染，改善环境，应用于环境治理，且被告已经因为违法事实付出成本，故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本院认为，被告因行政违法而被行政机关处以行政处罚，并不影响其民事责任的承担。被告主张直接抵扣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但在确定本案中被告所应承担的环境污染责任时，因被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也是一个酌定因素，故对被告已缴纳15万元行政罚款的事实可予以酌情综合评判。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应以2600吨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基数在三至五倍区间承担最终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具有合理性。综合考虑已查明的具体污染环境情节、被告违法程度及主观过错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生产经营情况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污染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被告所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共计为105.82万元，并应承担公益诉讼人为本案支付的专家费用3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共计人民币105.82万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二、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公益诉讼人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人民币3000元。案件受理费14324元，由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可勇审 判 员  李 娟人民陪审员  陈 虎人民陪审员  徐树启人民陪审员  周晓云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文娟书 记 员  杜心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