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1727行初3号 原告代保贵，男，1967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菏泽市定陶区，临时住址为：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许堂行政村许堂村许保聚家中。 委托代理人许英，女，1970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原告之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韩胜利，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住所地：菏泽市定陶区广州路与盛阳路交叉路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700MB28550377。 法定代表人李洪淼，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铭。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时国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强制医疗、请求赔偿一案，于2018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于2019年1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9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同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代保贵及委托代理人许英、韩胜利，被告负责人许雪峰及委托代理人李铭、时国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代保贵和妻子许英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市安定医院为代保贵做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为未发现精神异常。2018年1月18日，原告因在北京市海淀区散发揭发腐败传单，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五天。被告于2018年1月23日从北京把原告接回，并给原告带上手铐、头套，缠上胶带，后把原告送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强制医疗。原告代保贵家属多次到医院要求复印病历，均遭到拒绝。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民警扣押代保贵的身份证和立功证至今未还，造成代保贵至今无法正常工作，严重侵犯了原告的人身自由权，对原告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将原告送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强制医疗，且不通知原告家属的行为程序违法；请求判令被告对其违法行为侵犯原告代保贵人身自由及名誉权的损害后果赔偿2277.92元，精神抚慰金80万元，误工费89693.10元，复印病历的交通费及误工费110元，并依法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安定医院诊断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2、聊城市公安局报警案件处理结果反馈表复印件。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强送原告代保贵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该医院不让原告代保贵的家属看望原告代保贵行为违法，原告家属报警情况属实； 3、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代保贵住院图片1张（四小张）。证明原告代保贵在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时，双手被捆绑，人身自由被限制，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及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程序违法，存在过错，涉嫌非法拘禁原告代保贵的行为； 4、2002年12月18日，山东省安康医院司法医学鉴定报告书，即在代保贵起诉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及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民事诉讼一案中，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提供给任城区人民法院的假鉴定书一份共9张。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伪造的假鉴定书名字是戴保贵，并不是原告代保贵的名字，且当时司法鉴定委员会已撤销，成立了司法鉴定所；5、《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一份共8张。证明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决定强制医疗的权利，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强送原告代保贵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程序违法；6、授权委托书一份和户口证明及结婚证，身份证。证明被授权委托书人身份。7、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康复男病房床号：032代保贵男50岁18010405相片一张（复印件一张）。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及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非法医疗非法拘禁原告代保贵；8、2014年4月2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代保贵的传票1张。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给原告代保贵伪造的假鉴定书上面的鉴定结论“无责任能力人”是伪证；9、案件处理结果反馈表相片一张；10、代保贵办理临时身份证介绍信（存根）复印件。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的民警康志勇等人员扣押原告代保贵的身份证至今未还，代保贵只能是办理临时身份证；11、情况说明。证明鉴定委员会在当时已经被撤销，已经是一个非法机构组织；12、公交卡（北京市）复印件一张。证明原告代保贵在2018年1月18日以前常年在北京打工；13、北京安定医院门诊病案351239号两张。。代保贵的诊断结论为：未发现精神异常，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14、车票两张；15、原告代保贵住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例14张。证明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复印给原告代保贵的病例不全，代保贵住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住院病例上填有民警康志勇，从而证明强送原告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就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行政行为；16、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13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认为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强送原告代保贵到精神病医院进行医疗的；17、另案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案，被告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提交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报告书7张一份并加盖有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公章；18、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2）任民初字第1094号民事诉讼一案的卷宗首页和第二页；19、代保贵缴纳党费收据。证明原告代保贵积极缴纳党费，是正常人；20、病例34张。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把代保贵强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该病例不是原始病例；21、接处警登记表。证明定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民警康志勇将代保贵强制送往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的；22、录音光盘及书面证据材料。证明代保贵常年在北京打工，且租有房屋；23、退伍复印件及两个证明。证明代保贵是退伍军人，荣立三等功及连奖一次，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24、定陶县人民法院行政一审卷宗首页和第127页。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代理人及第三人（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在另案答辩称鉴定书没有加盖单位公章，也就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又伪造的假鉴定书；25、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另案答辩状。该答辩状与代保贵住院病历相符合，证明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把原告代保贵强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的；26、车票9张。证明坐车费用。 被告辩称，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未在2018年1月23日把原告代保贵强行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强制医疗，未实施侵犯原告代保贵的违法行为，原告所诉不实，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2、201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菏泽市定陶区杜堂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康志勇在菏泽市定陶区××镇××室副主任职务，其职责是维稳、信访、综合治理等工作。于2018年，康志勇受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委派，陪同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居民委员会支部书记戚洪波去北京接其村民代保贵，并先后将其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及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调取证据一份，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代保贵于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月31日在我院住院治疗，监控录像职能保留一个月，由于时间久远，监控录像已无法调取。 本院依职权调取（2019）鲁1703民初139号案，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事诉状及立案审批表各一份。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以下异议：第一，被告实施了将原告代保贵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强制医疗的行政行为，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病例，入院记录记载患者代保贵由当地政府及公安人员强制送入病房，其出院记录记载经当地政府及公安机关同意办理出院手续，这说明入院及出院都是被告实施的,被告提供的证据故意隐瞒康志勇是民警的身份。第二，被告将原告代保贵进行强制医疗程序不合法，违反了精神卫生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精神卫生法规定对于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实施治疗措施，从本案原告代保贵的行为来看代保贵没有实施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他所做的就是上访，对于上访人不应当采取强制医疗的方法。第三，被告将原告代保贵送往医院强制医疗，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使其不能正常的生活，也不能正常的工作劳动，因此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其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对于原告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和经济损害，依法应当予以赔偿。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因公安局未在2018年1月23日对原告代保贵实施强制医疗行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公安局实施了侵权行为，公安局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质证，原告代保贵对本院依申请和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发表以下意见：原告申请调取病例，贵法院不给调取，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原告代保贵书面的不予调取的通知书，其程序违法。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起初不给复印原告代保贵住院病历，后来才给复印了原告代保贵住院病历中的其中14张。调取的接处警登记表证明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把原告代保贵从北京接回，并强送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的。法院调取的原告代保贵起诉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把原告代保贵给强送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民事诉状及立案审批表，原告没有申请，但此证据属实，确实是原告代保贵起诉的。证明是村干部戚洪波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民警康志勇及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等的共同参与，把原告代保贵给强送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非法医疗、非法拘禁的，至今都没有通知原告代保贵的家属，并有涉嫌谋杀原告代保贵的嫌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原告代保贵是可以起诉任何单位、医院或个人的，也可以依法追究各被告的刑事责任。 被告对法院调取的接处警记录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康志勇是受杜堂镇委员会委派以杜堂镇综治办副主任身份配合杨店居委会将原告代保贵送至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康复医疗，并不是以民警的身份开展工作的，对其余证据没有异议，能够与被告提交的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公安局没有实施侵权行为。 经审理认为，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3日,原告代保贵入住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同年1月31日出院。病历记载，患者由当地政府及公安局工作人员强制入病房。2019年4月18日，原告代保贵向本院递交民事起诉状，以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戚洪波及协助人康志勇等将其强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且不通知其家属为由，请求判令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戚洪波将其强行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且不通知其家属的行为违法，依法追究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并赔偿损失的等。 同时查明，康志勇，男，汉族，中国党员，1973年8月26日出生，自2017年1月起任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综治办副主任职务，其职责是维稳、信访和综合治理等。康志勇，同时任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民警，杜堂派出所所长。戚洪波，男，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党支部书记。2018年，康志勇受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的委派，陪同该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戚洪波去北京接回原告代保贵，并先后将其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及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本院认为，原告代保贵提供的其于2018年1月入住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的病历中显示，患者由当地政府及公安局工作人员强制入病房，能够证明送原告去医院的人员当中有公安干警。但原告对其主张的该公安干警是受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指派送其去医院的，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康志勇作为公安民警，杜堂派出所所长，同时兼任中共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综治办副主任职务，曾于2018年受中共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的委派陪同该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支部书记戚洪波去北京接回代保贵，并将其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原告代保贵曾于2019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在2018年1月23日特委托戚洪波及协助人康志勇将其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为由，请求判令被告将其强送医院进行医疗不通知其家属的程序违法，并赔偿损失等，证明原告代保贵认可戚洪波和康志勇等将其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是受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委托，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互相印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将其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行政行为，其起诉的被告不适格。鉴于原告已就本案的适格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在2018年1月23日委托戚洪波及协助人康志勇等将其送至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医疗向本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告知其更被告已无必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代保贵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倩 审 判 员  李振桥 人民陪审员  贾建华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张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