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02民初4703号原告：陈鑫铨，男，汉族，1986年3月1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东，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九洲大道富华里证券营业部（原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住所：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富华里中心写字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53672813U。负责人：容志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社，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燕，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鑫铨与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九洲大道富华里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鑫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东，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的负责人容志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社、梁小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鑫铨立案时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对原告存在侵犯名誉权的行为；2.被告立即删除其在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登记的《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以消除不良的登记记录；3.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4.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5.被告在《中国证券报》或其他同级别的证券行业报纸刊登道歉声明（内容须经法院核准）;6.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陈鑫铨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对原告存在侵犯名誉权的行为；2.被告立即删除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站发布登记的《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关于“离职原因”描述的关于严重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信息；3.被告依照证监会规定的《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髙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规定向原告出具原告任职期间无违规违纪行为的鉴定意见，恢复原告名誉，消除影响；4.被告在《中国证券报》以及《珠海特区报》上刊登道歉声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5.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经济损失80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1日,原告开始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担任过的工作岗有理财顾问助理、理财顾问、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2016年4月19日，原告因个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由于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正面回复。2016年5月18日，原告通过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送达《离职工作告知函》，原告在函中要求被告在收到函件后3日内与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包括结清工资、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被告收到函件后既未予以配合办理离职手续，也未依法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在原告的多次要求下，被告终于在2016年8月17日正式书面同意原告离职，并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出具了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离职证明》。《离职证明》载明:兹证陈鑫铨于2011年7月4日入职我公司担任理财顾问助理、理财顾问、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等职务，因在工作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我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同日，被告又出具了《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该《说明》同样载明原告存在违规违纪、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行为。由于证券从业人员的就业情况需要向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所以无论入职、离职都需要进行相应的登记备案。因被告出具不实且属于侵权的《离职证明》和《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导致被告在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以及证券行业相关系统中存在诚信污点的登记。被告该行为不但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而且对原告后续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每次欲应聘其他证券公司，都被问及该诚信记录的问题，让原告非常难堪，有理说不出，这是一种折磨。同时因为该诚信记录的问题，原告至今难以在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工作，已经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被告前述行为，是恶意报复的侵权行为。原告认为，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出具的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属于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而且该侵权行为持续至今，情节非常恶劣，对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原告造成极大的损害。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法律责任。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5月18日终止，在法律上被告无法在2016年8月17日再次对原告作出因“违规违纪、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而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其单方面作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离职证明》和《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属于侵权行为。原告于2016年4月19日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被告未回复。原告遂于2016年5月18日通过快递方式向被告送达《离职工作告知函》，被告收到函件后未依法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实际上，被告从6月份开始就不再为原告购买社保和支付工资，说明被告已经以事实行为认可了原告的辞职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原、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己经于2016年5月18日终止，所以被告无法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处罚。由于原告属于主动辞职，所以被告在2016年8月17日作出的《离职证明》、《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描述严重违反客观事实。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明知与事实严重不符《离职证明》、《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将对原告产生极其不利影响，尤其是在证券行业这个圈子小、传播速度快的环境中对原告更不利，但是被告仍有意为之，至今仍认为有理，所以被告有明显的侵权故意。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规定，被告于劳动关系终止后3个月才出具《离职证明》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行为。二、被告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交原告的处罚信息的程序严重违反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如前所述，在原告离职后被告属于处罚不能，其在程序上被告同样违反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具体如下：1.被告提起备案的时间不符合规定。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加强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所属从业人员受到公司内部处分，因执业行为违规被监管部门实施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或被给予行政处罚，或被人民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机构应在作出内部处分决定或知悉该从业人员被实施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给予处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管理系统提交处罚备案，并将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我会。”的规定，被告必须在2016年8月30日前把《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提交给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备案，但被告提交的时间2016年9月1日，己经违反了上述规定。2.被告作出处罚是未提供任何证据。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加强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可知，被告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交处罚备案信息时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这些相关证明材料是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的依据，也是程序要求。但就被告目前提供的证据看，其作出该处罚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程序也不符合前述规定。由此可见，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因“违规违纪、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而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三、被告对原告“违规违纪、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解释与仲裁阶段的不符，说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处罚时是没有事实依据和理由的。在仲裁阶段（珠劳人仲案字[2017]72号的审理阶段）被告认为原告存在多次旷工（累计超过15天）、欺骗投资者，参与设立、推介、销售、管理盖亚产品进行证券交易等违反监管的行为。在本案中，被告的解释变更为：擅自代销金融产品，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违背自律承诺、从事兼职，违法代客理财、假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员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罚时应当明确处罚事实依据和理由。也就说，被告向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时应当告知原告处罚的事实依据和理由。与此同时，在被告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交处罚备案信息时就应当把己经调查好的证据提交协会备案。但从被告在仲裁阶段和诉讼阶段的抗辩理由看，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依据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明被告是事后为了使违法行为合法化而不断地提交证据，找理由，找借口。四、原告因受被告的侵权行为影响就业困难，目前处于失业状态，精神低迷、丧失信心。原告因被告出具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离职证明》，多次找工作被拒。虽然在今年被珠海市博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录用，但在试用期内就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解释的原因为，原告提交的离职证明让公司对原告的转正有了想法，不予转正相对好点。所以，原告的损失仍在扩大。同时，由于原告多次求职被拒，已经使原告丧失了再找工作的信心，同时由于找不到工作遭到家人冷眼对待，让原告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被告的侵权行为己经对原告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综上所述，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出上述请求和事实理由，恳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陈鑫铨对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1.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2.离职工作告知函；3.离职申请/审批表；4.离职证明；5.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6.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从业人员查询；7.财务顾问协议；8.关于公司分支机构王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9．“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划款通知书；10.答辩状；11.国信OA系统照片（分公司公文：关于tradestation和飞戈的销售奖励方案）；12.《珠海部营销人员资格审查制度与资格条件审查流程》国信（珠海）部字【2013】054号；13.《珠海部公文流转管理办法》国信（珠海）部字【2013】058号；14.《关于严格执行珠海部预约制度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4】023号；15.《关于开放珠海富华里路营业部业务办理大厅Wi-Fi交易权限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4】063号；16.《关于珠海分公司风险防控处置预案》国信（珠海）分字【2015】017号；17.关于成立珠海分公司风险防控处置小组的通知（2015年7月6日）；18.《关于全面开展业务合规自查的通知》国信（珠海）分字【2015】019号;19.《关于95536话务检查通报及合规整改要求》国信（珠海）分字【2016】64号;20.《关于对罗鹏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2009]097号;21.《关于对违规使用手机委托买卖股票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2010]097号;22.《关于对王宪军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2010]100号;23.《关于对陈灵灵、梁建南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019号;24.《关于对刘建荣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023号;25.《关于对罗建雄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032号;26.《关于对黄决令通报批评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38号;27.《关于对尹政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40号;28.《关于对赵琳琳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55号;29.《关于对黄建秋通报批评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067号;30.《关于对黄世承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2〕74号;31.《关于对黄演处罚的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3〕025号;32.《关于对鲍龙辉等3人违规开展网络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的处罚通知》国信（珠海）部字〔2014〕060号;33.《关于薛维达、李莹娟等处罚的公告》国信（珠海）部字〔2015〕012号;34、《关于吴臻、李晓礼等处罚的公告》国信（珠海）部字〔2015〕015号;35.《关于金融产品配置中的违规事项通报》国信（珠海）分字〔2016〕033号;36.劳动合同书；37.试用期不合格通知书；38.受理回执;39.珠海瑞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章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40.国信证券网上营业厅截图；41.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平台截图；42.珠劳人仲案字【2017】72号仲裁裁决书。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辩称：一、原告存在违规的客观事实。从被告提供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存在以下四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一）擅自代销金融产品。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了的《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禁止证券公司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产品”。由于本案所涉的“盖亚产品”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管理人，而原告作为任职于被告处的证券从业人员，竟然私自向被告的客户推介、销售“盖亚产品”，而且向客户宣称“盖亚产品”所投企业为国信证券保荐上市的企业，投资价值大，等等。毫无疑问，原告擅自代销和推介“盖亚产品”的行为与相关法规相冲突，明显属于违规销售。（二）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第七十九条：“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6）利用传播媒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此外，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4年12月17日发布的《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第九条也规定;“从业人员不得从事以下活动：（3）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作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扰乱证券市场；（7）买卖法律明文禁止买卖的证券;（8）利用工作之便向任何机构和个人输送利益，损害客户和所在机构利益；（9）违规向客户作出投资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的承诺。”原告作为证券从业人员，理应严格遵守上述法规及行业的行为准则，但原告无视法律法规作出的禁止性规定，向客户称“盖亚产品”所投企业的股票是国信证券保荐上市的，具有“30%价差”的虚假陈述，以此误导投资者,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也给被告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三）违背自律承诺，从事兼职。从2014年12月30日15点15分、2015年2月15日11点47分、2015年2月17日15点10分、2015年2月17日15点44分、2015年9月15日16点59分、2015年12月24日17点34分、2014年11月19日11点52分、2014年11月19日15点32分的电话录音以及《划款/认购通知》等证据可以证实以下事实：1孟双对外自称其是“盖亚管理人”；2.陈鑫铨以盖亚管理人的身份在工作时间忙于发行“盖亚三号”产品事宜；3.孟双与陈鑫铨在办公室具体商议更新“盖亚一号”、“盖亚二号”净值的事宜；4.孟双与陈鑫铨在办公室商讨“盖亚二号”的募集方式；5.孟双在工作时间与农行员工联系“盖亚二号”对账、复核事宜；6.陈鑫铨在工作时间与被告员工陈杨柳讨论“盖亚三号”缴税事宜；7.孟双、陈鑫铨以发起人或核准人的身份,指令“盖亚产品”付款事宜；8.孟双、陈鑫铨在工作时间忙于为盖亚投资公司积极办理刻公章、缴税、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企业开办事宜。《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员工职业道德自律承诺书》第十一条规定：“全心投入本职工作，不在其他证券公司兼任证券经纪人或开展证券相关业务，不在公司外兼职从事任何其他获取报酬的工作”。而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在工作时间积极为其他公司办理刻公章、缴税、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不属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工作，而且俨然以“盖亚产品”管理人的身份行使核实基金产品净值的职责，并向投资者披露，显然原告的上述行为构成事实上的兼职。（四）违法代客理财、假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证券法》第43条的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根据2016年1月28日10点52分和2016年3月3日22点08分的电话录音及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显示，原告有实际操作“盖亚启智产品”的证券账户并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同时对“中航三鑫”和“宏高创意”的股票多次买进卖出，所有这些，均可证明原告确实存在代客理财行为或者假借他人名义持有股票的事实。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并将其诚信信息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是被告行使用人单位管理职责措施的一种适当合法行为。《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21条的规定：“证券经纪人在执业过程中发生违反证券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自律规则或者法律、行政法规、监管机构和行政部门规定行为的，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委托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责任，并及时向公司住所地和该证券经纪人服务的，并及时向公司住所地和该证券经纪人服务的证券营业部所在地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证券经纪人档案，实现证券经纪人执业过程留痕。证券经纪人档案应当记载证券经纪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证券从业资格状态、代理权限、代理期间、服务的证券营业部、执业地域范围、执业活动情况、客户投诉及处理情况、违法违规及超越代理权限行为的处理情况和绩效考核情况等信息。”《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加强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所属从业人员离职的，会员单位应自劳动合同关系或委托关系解除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管理系统提交离职备案。所属从业人员受到公司内部处分，因执业行为违规被监管部门实施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或被给予行政处罚，或被人民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机构应在作出内部处分决定或知悉该从业人员被实施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给予处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管理系统提交处罚备案，并将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我会。”鉴于原告在从业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定和单位自律规则，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有权对其采取必要的相关自律监督处理措施，这完全是企业自主管理职责范围，而且采取的有关处理措施完全合法有据。另外，被告将原告从业人员诚信信息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该信息只限于会员单位及主管部门特定人员的查询，并不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三、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应当根据名誉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来认定：1.行为人有主观过错；2.行为人的行为违法；3.有名誉权受损事实；4.名誉权受损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从被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来看，原告客观上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被告所釆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系被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单位自律规则，履行用人单位管理职责的适当行为，被告根本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因此，原告诉称对被告构成名誉侵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被告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鉴于原告存在违规的客观事实，被告向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并将其诚信信息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是被告行使用人单位管理职责的一种适当合法行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根据被告提供的大量证据可知，原告确实存在擅自代销金融产品；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违背自律承诺，从事兼职；违法代客理财；假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的事实依据，前面所交的答辩状已具体表述，于此不赘。根据《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第21条、第22条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加强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鉴于原告在从业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定和单位自律规则，被告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对其采取必要的自律监督处理措施，这完全是企业自主管理职责行为，而且采取的有关处理措施完全合法有据，并非捏造，不存在虚构事实或侮辱的行为，故不构成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从被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来看，原告客观上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被告所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系被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单位自律规则，履行用人单位管理职责的适当行为，被告根本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原告诉称被告名誉侵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被告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提交处罚备案，并不影响原告实际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认定。被告未及时向证券业协会提交处罚备案，但这并不影响对原告构成违规违纪行为的认定及处理，也不影响备案程序的效力。三、原告诉称“原告因受被告的侵权行为影响就业困难，目前处于失业状态，精神低迷，丧失信心”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告在证券业协会上的系统中查询得知，原告陈鑫铨在被告处离职后，截至2017年9月20日止，原告陈鑫铨一直在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另外，从小众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也可发现，被告一直担任该公司的监事一职。从这些事实表明，被告对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和诚信备案的行为从未对原告从事证券职业，特别是就业造成实质影响。原告所称“失业状态、精神低迷、丧失信心”完全是虚构，目的是混淆视听。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任何依据。（一）关于是否应当支付精神损失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然人因名誉权上遭受非法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然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原告实际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被告根据相关法规及行业规定向行业主管部门对原告进行离职备案是正当的管理行为，被告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名誉侵权，因此，原告向被告请求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无据，应于驳回。（二）关于是否应当支付经济损失。原告请求经济损失的前提是被告构成侵权。原告存在违规违纪，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的理据已在前面详细叙述，在此不再赘述。鉴于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完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而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原告无法证明其受到财产损失，更无法确定损失数额。即使原告因《离职证明》记载的事宜受到就业影响或经济损失，亦为原告本身的过错带来的后果，应由原告自己承担。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对其辩称提交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证书》；2.《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加强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员工职业道德自律承诺书》；4.“盖亚产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截图、《关于做好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监管的通知》；5.录音资料（光盘）及文字整理，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8.认购划款通知书、浦发银行珠海分行对公交易账户明细单；9.审计询问笔录（陈杨柳）、审计询问笔录（杨江英）、补充说明（陈杨柳）；10.短信通知、告知函；11.离职证明、《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平台的截图；12.国信（珠海）分字【2016】67号问责通报及附件《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处罚规定》、国信证券关于印发《国信证券风险事项问责管理办法》的通知；13.《国信证券珠海分公司关于部门员工涉嫌私下推介私募产品的自查整改报告》、《关于珠海分公司“自查整改报告”的补充说明》；14.庭审笔录；15.邮件截图；16、“怡嘉怡”电话录音系统功能介绍；16.关于国信（珠海）分字【2016】67号文件文号相同的说明及附件；17.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18.中国证券业协会证书基本信息截图；19.《财务顾问协议》；20.工商登记查询信息；21.《关于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通报批评的函》；22.“怡嘉怡”产品介绍网页截图；23.《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国信证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管理办法》。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于2003年8月25日成立，于2017年7月26日经核准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九洲大道富华里证券营业部”。2011年7月4日，原告陈鑫铨入职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工作，先后从事理财顾问助理、理财顾问、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等岗位工作。原告陈鑫铨入职后，与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参加了社会保险，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根据原告陈鑫铨的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载明陈鑫铨的执业岗位为一般证券业务，执业机构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4日，原告陈鑫铨作为承诺人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员工职业道德自律承诺书（2010年3月修订版）》上签名，声明其将遵守承诺书内容，并接受公司的日常或专项检查、稽查、审计、监督和管理，如有违反承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2016年4月19日，原告陈鑫铨以“个人原因”向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递交《离职申请／审批表》。原告陈鑫铨称，因被告对原告的离职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复，其于2016年5月18日向被告发出了《离职工作告知函》，并已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送达了该份告知函。该函的内容载明：本人于2016年4月19日正式向公司书面提出离职申请，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本人已经于2016年5月18日正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请公司在收到本通知函3日内指派人员与本人办理离职手续，如逾期公司未及时与本人办理离职手续，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等内容。2016年5月13日，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向原告陈鑫铨发出了一份《告知函》，内容载明：公司内部调查中，发现你涉及有违规行为，鉴于调查工作尚在进行，并且需要你予以配合，经研究，对你的离职申请暂不同意。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其在2016年5月17日通过短信将该函的内容发送至原告陈鑫铨的手机。原告陈鑫铨称其没有看过或收到该函件。2016年8月17日，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在原告陈鑫铨的《离职申请／审批表》中“人力资源部意见”一栏和“营业部负责人意见”一栏加注了“同意”的意见。同日，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向原告陈鑫铨出具一份《离职证明》，内容载明：兹证明陈鑫铨（身份证号码：35062819********）于2011年7月4日入职我公司担任理财顾问助理、理财顾问、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等职务，因在工作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我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陈鑫铨举证提供的《离职证明》下方有手写“本人对此证明存在异议签收陈鑫铨2016.8.23.”的手写文字。原告陈鑫铨称，其是在2016年8月23日签收了该《离职证明》，该份证明下方的手写文字为其书写，但不认可被告出具的离职证明内容。原告陈鑫铨提供了一份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其中陈鑫铨的“国信工作经历（最近）”一栏记载：入职时间为2011年7月4日，工作岗位为产品经理，工作地点为珠海，离职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劳动合同约定的竞业禁止”一栏记载为“无”；“其他合同约定（如培训协议）”一栏记载为“无”；“执业诚信信息（是否被监管机关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被行业自律组织给予纪律处分，被所在地机构给予内部处分，或被司法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刑事处罚）”一栏记载为“有。经调查发现，陈鑫铨在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工作期间，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给公司带来不良影响，公司对陈鑫铨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处罚处理”。原告陈鑫铨称被告并未向其送达《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已通过电话、短信通知原告领取，但原告擅自离岗才未予领取。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一份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平台”截图，陈鑫铨的备案管理信息载明：机构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在部门为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聘用时间为2011年7月4日，离职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执业类别为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咨询），附件为“陈鑫铨诚信执业”，离职原因为“经调查发现，陈鑫铨在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工作期间，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给公司带来不良影响，公司对陈鑫铨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处罚处理”。该截图显示上述信息提供时间为2016年9月1日。原告陈鑫铨提供了一份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从业人员查询信息截图，并称该截图来源于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站，该查询信息记载陈鑫铨的工作单位和部门、聘用时间、离职时间及离职原因等信息均与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平台记载的前述内容基本一致。原告陈鑫铨陈述，被告在原告任职期间从未对原告予以内部处分，被告所称的违法违纪行为及证据均是在原告离职后制作的，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是面向整个证券行业和监管机构的平台，被告备案登记的内容不是内部的、小范围的，而是针对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证监会等全部相关金融行业的公示，被告采取恶意捏造事实的方式在平台上发布关于原告的不实信息，被告出具不实的《离职证明》和《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导致原告在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以及证券行业信息系统中存在诚信污点的记录，降低了原告的社会评价、损害了原告的名誉。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陈述，该信息是被告在2016年9月1日发布在中国证券业协会设置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平台”，内容客观真实，用人单位对证券期货从业人员的入职、离职情况须向行业管理协会报告，系属于企业的正常管理行为，不属于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且在该网站上记载的信息是属于内部的信息，只有会员才可以登载看到，会员单位主要是全国注册的证券行业所有单位以及行业的管理部门，并非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提供的2016年8月17日向珠海分公司全体员工发出的国信（珠海）分字【2016】67号文《问责通报》，载明“经调查认定，珠海分公司部分员工在“盖亚事项”中存在私下为“广东盖亚”提供产品推介服务以及超出《财务顾问协议》约定范围提供不适当服务的违规行为，根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处罚规定》和《国信证券风险事项问责管理办法》，依照公司关于“盖亚事项”的问责决定，对下列员工进行问责：一、与直接责任人孟双、陈鑫铨解除劳动合同；2015年、2016年奖金取消。二、因直接责任人孟双、陈鑫铨的违规行为而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公司保留对其进一步追究的权利”等内容。原告陈鑫铨提供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的国信（珠海）分字【2016】67号文《关于TradeStation和飞戈的销售奖励方案》，主张《问责通报》是被告为了应诉而伪造的证据，真实的国信（珠海）分字【2016】67号文是《关于TradeStation和飞戈的销售奖励方案》，且该方案已通过OA系统向全体员工公示。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上述两个文件使用同一文号是被告工作人员工作疏忽所致，但该《问责通报》是客观真实的资料文件，是被告对原告违规行为的初步处理意见。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2016年8月8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函》及其复函，主张其已就原告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而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宜告知工会，工会收悉该通知后已作出同意的复函。2017年1月20日，陈鑫铨（申请人）以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被申请人）存在工资、离职证明等事宜发生争议为由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3月31日，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7]72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查明：陈鑫铨不认可《离职证明》所载明的离职时间和原因，并称其于2016年4月19日向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递交了《离职申请/审批表》书面提出离职申请，于2016年5月18日再次向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发出《离职工作告知函》告知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于该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安排离职交接事宜，故陈鑫铨认为其离职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离职原因为因其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确认收到《离职申请/审批表》、《离职工作告知函》，但认为陈鑫铨有违纪违规现象，公司要求其配合调查，故没有同意陈鑫铨辞职，直至2016年8月17日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解除劳动关系。该裁决认定：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认可收到陈鑫铨的《离职申请/审批表》、《离职工作告知函》，显示陈鑫铨于2016年4月19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2016年5月18日通知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并要求安排交接事宜。至此，陈鑫铨已完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结合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陈述的陈鑫铨最后打卡上班的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向陈鑫铨发放最后一笔工资的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的事实，认定争议双方于2016年5月18日因陈鑫铨辞职而解除劳动合同。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已向陈鑫铨出具过离职证明，虽离职证明中所涉离职时间及原因与本委前述认定的不一致，但陈鑫铨依据本裁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达到证明其离职情况的效果，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无须重复出具离职证明。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所主张的申请人存在违纪违规的行为，因争议双方劳动合同已于2016年5月18日解除，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于2016年8月17日再次以陈鑫铨存在违纪违规而解除劳动合同系重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客观不能，该解除行为无效，故对国信证券珠海翠香路证券营业部主张的陈鑫铨存在违纪违规的行为不作审查，遂裁决驳回申请人陈鑫铨的全部仲裁请求。陈鑫铨对前述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提出劳动争议纠纷诉讼，本院已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粤0402民初3651号]，目前该案尚未作出生效裁判。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表示对前述仲裁结果无异议，但对仲裁裁决书中认定原告的离职时间和原因不予认可。另查明，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多份“私募基金公示信息”，并称该信息是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该信息显示：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1日，管理基金主要类别为股权投资基金，2015年4月15日通过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公司高管姓名为：韩冰（董事长）、张荏（合规风控）、张静（总经理）、黎芳（监事）、孙敏慧（财务负责人）。珠海横琴盖亚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11月17日，基金类型为证券投资基金。珠海横琴盖亚启智一号医疗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12月18日，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基金类型为证券投资基金。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2月13日，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珠海横琴盖亚四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6月9日，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上述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的机构部函[2012]594号文《关于做好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监管的通知》，载明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和监管法则尚不确定，因此暂不纳入证券公司代销范围”的内容。根据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对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在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的职责。禁止证券公司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产品。另外，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的国信[2014]213号《国信证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对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禁止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产品。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一份《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甲方就成立盖亚**场外市场股权投资基金（暂命名）等事宜，聘请乙方为其提供专业咨询、指导、投资策划之服务。财务顾问的工作范围为：1.乙方根据本协议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成立基金提供结构设计、方案、募集咨询等服务。2.协助甲方提供基金设立的方案和建议，协助起草基金设立相关文件。3.协助甲方推荐合适的投资项目。4.协助甲方提供项目尽职调查服务。5.协助甲方在项目投资的过程中制订交易框架以及工作计划。6.协助甲方沟通项目进程中所涉及到中介机构。7.协助甲方进行后续投资管理，对甲方后续投资提供咨询服务工作；财务顾问服务方式为：根据需要，双方成立项目小组，负责本协议指定项目的策划以及相关协调工作。乙方提供的服务方式包括书面（含报告、电传、电子邮件）或口头（含面谈、电话）等方式。根据甲方需要，乙方指定专业人员全程参与甲方投资项目的有关工作。甲乙双方商定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由甲乙双方项目小组成员参加，商定相关工作事宜，推进工作进展等内容。原告陈鑫铨陈述，对被告提供的《财务顾问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工作范围以及服务方式，证明原告为“盖亚产品”所做的工作都是根据公司要求进行的，是代表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被告认为原告是擅自代销，则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是如何做到脱离《财务顾问协议》而擅自代销的。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陈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财务顾问协议》中对于服务范围是明确、合法的，但原告承担了作为“广东盖亚”管理人的义务，对于“广东盖亚”的开办、缴税、款项的划付等行为并不属于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原告的行为明显超越了服务的内容，也违反了证券法规和行业禁止性规定。根据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的机构部函[2012]594号文《关于做好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监管的通知》，载明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和监管法则尚不确定，因此暂不纳入证券公司代销范围”的内容。根据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对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在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的职责。禁止证券公司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产品。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还提供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的国信[2014]213号《国信证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对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禁止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产品。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多份《认购划款通知书》，其中，珠海横琴盖亚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3月出具的“关于北京仟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本企业与北京仟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仟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发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现通知您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170万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北京仟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专用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卢雯”字样，复核一栏有“陈鑫铨”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没有加盖任何单位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6月1日出具的“关于福建永强岩土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本企业与福建永强岩土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现通知您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48万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福建永强岩土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复核一栏有“卢雯”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7月29日出具的“关于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本企业与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意向书》约定，现通知您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32万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复核一栏有“卢雯”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8月7日出具的“关于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本企业与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定向发行认购意向书》约定，现通知您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128万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山东领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复核一栏有“卢雯”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认购”—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本企业与浙江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现通知您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180.9万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浙江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复核一栏有“卢雯”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但没有填写时间。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8月28日向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之约定，请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41523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复核一栏有“陈杨柳”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3月12日向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之约定，请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27500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珠海横琴盖亚二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卢雯”字样，复核一栏有“陈鑫铨”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没有加盖任何单位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3月26日向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理记账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珠海市焱焱瑞和投资策划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记账合同》，请向如下银行账户支付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代理记账费人民币6000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珠海市焱焱瑞和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名下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审核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划款通知书，载明：根据本企业与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现通知您向如下银行账户缴付出资人民币392.8万元，请将上述款项付至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等内容。发起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复核一栏有“卢雯”字样，核准一栏有“孟双”字样。落款处加盖有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但没有填写时间。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其所提供的前述《认购划款通知书》，部分原件是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组在调查期间从原告的办公室找到的，部分是杨江英提供的。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2016年3月14日作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公司及分支机构客户服务及留痕工作的通知》，载明有“证券公司及分支机构应通过录音、录像或书面文件等方式对客户服务、告知和信息公示义务的过程和内容，予以留痕”等内容。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其根据该通知要求，采用“怡嘉怡”电话录音系统对员工使用的办公固定电话进行录音，是对员工提供服务、咨询、开展业务等进行监督、留痕，且已将安设录音功能的事宜通过ＯＡ系统告知员工，并提供了一份国信证券内部电子邮件截图为证。此外，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还提供了多段通话录音资料，并称是通过“怡嘉怡”电话录音系统录制的。其中，2014年11月19日11时52分和15时32分的两段通话录音，被告称是公司员工孟双（案外人）使用办公电话212****拨打陈鑫铨的手机（手机号为186××××****）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中有“孟双：下午去拿章是吧？陈铨鑫：啊。……孟双：不是还有一个组织机构代码证，还有一个税务登记证吗？陈鑫铨：对，应该在同一地方吧这些东西。……孟双：刻完章了，是吗？陈鑫铨：啊。孟双：现在在办什么？在办那个税务？陈鑫铨：对啊，还有组织机构代码那些东西。”等内容。11时47分的通话录音，被告称是孟双使用办公电话212****拨打陈鑫铨的手机（手机号为186××××****）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中有“孟双：盖亚三号有没有介绍？陈鑫铨：介绍是吧，我之前还没弄完，就是有一个一页通。孟双：那怎么弄？你又没有电脑。陈鑫铨：我下午弄给你们吧，我下午给你。”等内容。15时10分的通话录音，被告称是孟双使用办公电话212****拨打陈鑫铨的手机（手机号为186××××****）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中有“孟双：你可以更新一下一号和二号的净值呗，就更新到今天反正好看一点。陈鑫铨：好吧，我等会算出来再给你。”等内容。2015年2月17日15时44分通话录音，被告称是孟双使用办公电话212****拨打陈鑫铨的手机（手机号为186××××****）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中有“孟双：盖亚二号改成“企业定制”吧，企业然后个人定制，企业反斜杠个人定制，就不要叫定向募集了，这样显得我们方式是多样化的，你觉得呢，私人定制。陈铨鑫：你说的是…。孟双：募集方式。陈鑫铨：募集方式是吧。孟双：嗯，二号嘛。盖亚二号，然后叫做私人反斜杠企业定制。……陈鑫铨：我知道。私人企业定制，那盖亚场外呢？孟双：场外肯定是定向募集的呀。……就是它两个募集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吧。陈鑫铨：哦，盖亚。孟双：嗯，好，弄完再给我发一份。”等内容。2016年1月28日10时52分的通话录音，被告称是孟双使用办公电话212****拨打内线电话9396，与陈鑫铨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中有“孟双：我想到你跟做市商学，你这样你就能看到做市商的那个，你每个报价都向下报5%。陈鑫铨：啊。孟双：我刚才帮你报了一个8块4毛9分，他把它都卖给你了嘛。陈鑫铨：哪一个？孟双：你说呢，哪一个？就你每个报价，像你这样的话，你每个报价向下报5%，你可以看到做市商的意图知道不？陈鑫铨：嗯。”等内容。2016年3月3日22点08分通话录音，被告称是孟双使用办公电话212****拨打陈鑫铨的手机（手机号为186××××****）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中有“孟双：我打电话给你干嘛，那个，启智那个。陈鑫铨：嗯。孟双：你什么时候买了那个赚了2万多，弘高创意是吧。陈鑫铨：之前买的嘛。孟双：噢，这样子，其实你可以把那个，我跟你讲其实你今天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买了这个中航三鑫，事实上，你如果弘高创意赚了那么多钱，中航三鑫亏那一点点，你看你早上峰值的时候也就亏个3毛钱、4毛钱，4毛钱就一万多块钱，就可以斩掉了。陈鑫铨：哦。孟双：知道不，因为你对冲完了你就不一定每一单都要挣钱，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在整体不亏的情况下，我把本钱回收过来才是我最想要的，明白吗？陈鑫铨：哦。孟双：就你要记住你的交易原则，任何情况下。因为这单是错，因为出差没有斩掉嘛，你要把本给我回过来。这个才是我最想要的，哪怕你8块1毛多斩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弘高创意已经对冲回来了，事实上，你最应该做，就算没有对冲回来，而且肯定对冲回来了，你明天应该找个机会就把中航三鑫斩了，涨停都不会怪你的，对吧，我本回来才是最重要的，钱套进去我就黄了”等内容。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一份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载明姓名为珠海横琴盖亚启智，对账时间为2016年2月2日至3月4日，操作员为25006303，资金流水明细中记载有“弘高创意”和“中航三鑫”等多个股票的买进、卖出记录。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根据该份对账单以及录音资料，证实原告和孟双在电话中讨论“弘高创意”和“中航三鑫”两个股票的买进及卖出。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还提供了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浦发银行珠海分行账号为1961********的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单，载明2015年3月18日互联汇出27500元，2015年10月9日转账41523元。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主张前述两笔划款分别与2015年3月12日、2015年8月28日《认购划款通知书》涉及的转款金额是一致的。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一份没有抬头的字条复印件，内容载明“领到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组织机构代码正副本原件，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原件及公章用于盖亚2号场外银行开户。陈鑫铨2014.12.30.”。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还提供了一份《收据》复印件，内容载明：今收到陈继新“盖亚场外市场股权投资基金”款项金额壹佰万元。落款处经手人一栏有“陈鑫铨”字样，该收据上加盖有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察稽核总部就珠海分公司“盖亚产品”专项调查对被告的私人银行部员工陈杨柳、合规总监杨江英分别所作的审计询问笔录。其中，陈杨柳在笔录中陈述：本人2015年8月份入职私人银行部，本人主要工作职责是客户服务。孟双告诉本人“盖亚”是大客户，要协助服务。陈鑫铨交代本人去办的主要事项有：去横琴办理“盖亚产品”工商资料、申请盖章、领取营业执照等。陈鑫铨交给本人“盖亚产品启智1号”、“奥普泰2号”的公章及其他纸质材料，并告知银行地址和经办人员，去申请办理网银并拿回密钥（密码不清楚），办完后将上述公章等资料还给他，此外还去银行拿过信用许可证、对账单等资料。本人不知道“盖亚产品”公章是谁在保管，平时没有看到陈鑫铨他们使用。本人不对接客户，但会在宣讲会上接待客户，辅助卢雯做客服工作，并解答客户财务方面的问题。以本人在外审机构的工作经验，对“盖亚产品”的服务存在过头现象，本人认为“未得到客户授权，不应该帮忙客户开网银”。杨江英在笔录中陈述：2014年8月左右，张静找本人、孟双、陈鑫铨安排工作，说“场外股权基金要成立”，让本人负责风控，让孟双、陈鑫铨今后将所有证照交给本人并登记造册，实际从未有相关证照交到本人，网银复核交给本人。大约在10月至11月，孟双、陈鑫铨找本人说“盖亚产品”客户已经开始认购缴款。张静把本人叫到他办公室，当着孟双、陈鑫铨的面对本人说：客户要缴款了，但“盖亚产品”的银行账户还未开立，要本人提供“广东盖亚”在广州招商银行的账号给孟双、陈鑫铨通知客户将产品认购款汇入。随后陆续有5个客户将款项汇入此账户，金额共500万。后来“盖亚1号”银行账户设立后，孟双、陈鑫铨给本人划款通知单要求本人将5笔代收款及按进账时间计付的利息分笔转入“盖亚1号”账户，共计500余万元。之后“盖亚1号”银行账户的1个网银口令卡由本人保管，用于账户资金网银转出的复核。随后成立的“盖亚产品”均是采用此种运作模式，产品包括：盖亚2号、3号、4号、盖亚奥普泰1号、2号，盖亚启智。本人总共保管上述产品7个网银口令卡。如有网银转账业务，由陈鑫铨通知本人复核并提交认购通知书，认购通知书为书面件，本人要求孟双和陈鑫铨签字确认。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供了一份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分公司涉及“盖亚产品”情况的说明》，载明：2015年底，我司监察稽核总部在对珠海分公司的例行审计中，发现部分员工涉嫌违规代销私募产品的线索。后经进一步详查，发现部分员工在未向公司总部申报代销的情况下，私下推荐客户认购广东盖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盖亚”）发行的私募产品（以下简称“盖亚产品”）；个别员工还参与设立、推介、销售、管理“盖亚产品”，以及对“盖亚产品”进行资产划转、证券交易等违反监管规定和法律法规的行为。为进一步查明情况，消除风险隐患，公司于2016年3月8日对珠海分公司时任总经理张静强制离岗，同时由监察稽核总部牵头，对相关事项开展深入调查。2016年4月8日，公司专项小组对珠海分公司部分员工涉嫌推介“盖亚基金”等问题展开全面调查和处置。2014年4月，我司曾与“广东盖亚”签署《财务顾问协议》，根据该协议，我司接受“广东盖亚”委托，为“广东盖亚”设立基金提供结构设计、方案、募集咨询等服务。因此，公司向“广东盖亚”提供服务的范围主要为咨询，与推介、销售“盖亚产品”无关，“盖亚产品”也不是《财务顾问协议》的签订方。珠海分公司时任总经理张静、珠海分公司原私人银行部时任经理孟双、珠海分公司原私人银行部时任产品经理陈鑫铨等人，在公司没有与“广东盖亚”或“盖亚产品”签署代销协议，“盖亚产品”也没有按照当时的管理规定通过公司总部的代销评审等情况下，组织及参与对“盖亚产品”的推介及销售。珠海分公司时任总经理张静、珠海分公司原私人银行部时任经理孟双、珠海分公司原私人银行部时任产品经理陈鑫铨等人，超越《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违反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行为准则，私下为“盖亚产品”提供其他服务，包括办理工商、税务手续，保管财务票据、会计账目及印章，管理银行账户，从事资金划转、证券交易、向投资者发布“盖亚产品”净值等事务。具体的违规行为：1.“盖亚产品”未经公司批准代销，“广东盖亚”及“盖亚产品”也没有与公司签订“代销协议”，珠海分公司作为公司分支机构，无权组织对“盖亚产品”的推介、销售等活动。张静、孟双、陈鑫铨等人推介、代销“盖亚产品”的行为巳严重超越《财务顾问协议》所约定的服务内容。2.孟双与“盖亚产品”认购人的电话沟通中，说明“盖亚产品”所投资企业为公司保荐上市，所投资企业股票有30%价差收入等，属于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3.根据《财务顾问协议》，珠海分公司应仅就“广东盖亚”设立“盖亚场外市场股权投资基金”提供咨询、指导、策划的服务，而孟双、陈鑫铨等人假借“财务顾问”名义，擅自代办、代销“盖亚产品”，明显超出《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严重违反经纪业务从业人员的执业规范。至于孟双、陈鑫铨等人为“盖亚产品”办理工商、税务手续，保管财务票据、会计账目及印章，管理银行账户，从事资金划转、证券交易、向投资者发布“盖亚产品”净值等事务，则纯属个人违规行为。4.孟双、陈鑫铨等人通过使用他人手机等方式，对“盖亚产品”账户进行交易操作，严重违反证券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内容。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陈述，被告作为分支机构是不能擅自代销金融产品，“盖亚产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属于被告代销的金融产品范围，代销此类产品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国信总公司与“广东盖亚”之间没有代销“盖亚产品”的合作协议。但原告和另一名员工孟双是以“广东盖亚”管理人的身份参与了“盖亚产品”的发行、代销，并向被告的客户推介该产品。故根据被告提供的前述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存在的违规违纪行为表现为：1.违背自身承诺从事兼职，超越《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私下为“盖亚产品”提供其他服务，参与代销“盖亚产品”，履行“盖亚产品”管理人身份从事的事务超越了原告的工作范围；2、违规代客理财，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约在2015年底例行审计时发现了珠海分公司部分员工存在违规销售“盖亚产品”的线索，总公司于是成立调查组调查，在调查期间发现原告存在上述违规违纪行为，在2016年8月份基本将情况查实。原告陈鑫铨质证认为，被告提供的《认购划款通知书》落款处虽是原告本人的签名，但通知书的内容是通过套打形成的，因原告及其他员工平时可能会出差，被告就让原告或其他员工事先在白纸上签名，以备其方便使用，而且原告提供的“珠海横琴盖亚奥普泰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划款通知书》中没有发起人、复核、核准一栏的内容，被告也没有解释清楚该证据的来源，故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认购划款通知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原告在仲裁时提出“对录音真实性认可”仅是对证据形式作出的意见，未涉及录音内容，而且仲裁案件中的录音资料与本案的并不一致，从仲裁笔录中可以反映被告是以原告旷工的事由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重要依据，但本案却未提及，说明被告对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是反复的，不断变更原告“违纪违规”的内容，而且，被告并未证明录音是出自“怡嘉怡”电话录音系统且为原始状态，该系统不是封闭的，录音文件可以上传、下载，容易被修改，且该系统随时可以监听电话，可随时侵犯个人隐私。此外，关于电话留痕的有关通知是在2016年3月作出的，但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最早是在2014年，最晚在2016年初，时间上没有关系性，被告的录音系统是“95536”，但“怡嘉怡”电话录音系统并未经总公司同意，也没有经过员工同意，属于侵权行为，录音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浦发银行账户明细单、收据、字条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未能提供原件核对，且字条并非原告的签名，浦发银行账户明细单的户名是“广东盖亚”，但被告却能提供，显然系被告的业务，系被告基于《财务顾问协议》向“广东盖亚”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故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另外，杨江英在审计询问笔录中承认其担任盖亚公司的会计职能，还提及资金转出、网银付等业务均是向张静确认，因此所有付款行为均与原告无关。诉讼中，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被告所提供的案涉通话录音中是否为原告陈鑫铨本人的声音以及录音是否存在伪造的情形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本院经审查后，对被告国信证券富华里营业部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启动鉴定程序。对此，原告陈鑫铨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以被告的通话录音来源不合法、录音内容不完整，属于非法获取的证据为由，明确表示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再查明，原告陈鑫铨称，原告在2017年6月5日与珠海市博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任职公司的副总经理，但该公司在得知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因违规违纪而被解除劳动合同后，为此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此后，原告向珠海市社保局申请失业金申领，原告认为该情况系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故被告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提供了《劳动合同书》、珠海市博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试用期不合格通知书》以及失业金申领的《受理回执》为证。本院认为：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可知，该条款适用的主体为用人单位及管理的人员，前提是用人单位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时与员工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本案中，根据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珠劳人仲案字【2017】72号仲裁裁决书查明的事实，被告认可收到原告的《离职申请/审批表》、《离职工作告知函》，据此可知，原告于2016年4月19日已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6年5月18日就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已解除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同时要求被告安排交接事宜，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此时原告已经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被告在已经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又以原告在工作期间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为由，于2016年8月17日再次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属于重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行为，据此，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5月18日因原告辞职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鉴于被告出具的案涉《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是发生在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但此时原告不再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而且，从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原告不仅系认为被告出具的《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是不实记载，同时也对被告将《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中记载的原告“离职原因”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登记发布的行为侵犯其名誉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情形。因此，被告关于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原告名誉权的民事责任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加强从业人员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所属从业人员离职的，会员单位应当自劳动合同关系或委托关系解除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管理系统提交离职备案。依照上述通知规定，虽然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5月18日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被告作为原用人单位，将原告的离职情况在相关管理系统中登记备案，系履行证券业会员单位职责的行为。至于被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登记备案，对此应由有权监管部门作出审查处理，并不属于本案名誉权纠纷的审理范围，对本案侵权事实认定亦无影响，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而判断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关键在于被告对原告出具的《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中记载的“离职原因”是否属实，如果失实，该记载内容登记发布在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的从业人员管理平台，为证券业相关用人单位、监管部门等所知悉，必然导致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并对其此后就业、求职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名誉权，应从侵害名誉权需具备的要件予以审查认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分析如下：被告主张原告超越《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私下为“盖亚产品”提供其他服务，包括办理工商登记、税务手续，从事资金划转等事务，还擅自参与代销“盖亚产品”，就此提供了《财务顾问协议》、《认购划款通知书》、通话录音资料、杨江英和陈杨柳的审计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则称其为“广东盖亚”所从事的工作是基于《财务顾问协议》履行的职务行为，并未超越协议约定的工作范围，否认存在销售“盖亚产品”的行为。对于被告的举证，原告称《认购划款通知书》落款处虽是其本人的签名，但其仅是在空白纸张上签名，主张通知书内容是通过套打方式形成的，为被告事后添加制作，也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认购划款通知书》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对此，原告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但原告的反驳仅为其单方陈述，并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多份《认购划款通知书》中“发起人”“复核”栏有原告的签名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认购划款通知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提供的案涉通话录音资料，原告主张属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一)当事人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根据被告的陈述，其对办公区域的固定电话安设录音功能系统是为了加强客户服务留痕管理而采取的措施，被告亦仅是对办公区域的固定电话加入录音功能，并已通过OA系统向员工予以告知，而一般情形下，办公区域安设的固定电话为工作需要之用途，并非私人电话，且被告对办公电话安装录音功能也不是为获悉他人隐私，因此，被告提供的案涉通话录音虽然是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录制取得，但并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故案涉通话录音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另外，原告对案涉通话录音中的声音表示不确认是否为其本人的声音，并主张通话内容不完整，不能排除被被告进行了剪辑、修改等技术处理，原告就其主张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对此并未有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也没有提出相关司法鉴定申请，而考虑案涉通话录音中是否为原告本人的声音以及通话录音是否存在人为剪辑、修改等伪造、变造的情形均属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司法鉴定以有助于进行较为准确地认定，故本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启动鉴定程序对案涉通话录音进行相关鉴定，但原告明确向本院表示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案涉通话录音内容被人为剪辑、修改等技术处理，不具有真实性、完整性的主张不予采纳，并对被告主张的案涉通话录音中涉及原告的部分为原告本人声音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据此，根据原告在案涉通话录音中对“盖亚产品”与他人交谈的内容以及有原告签名的《认购划款通知书》，另结合被告提供的《财务顾问协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分公司涉及“盖亚产品”情况的说明》以及杨江英、陈杨柳的审计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存在超出《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为“盖亚产品”提供其他服务，以及参与销售“盖亚产品”的行为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至于原告主张其为“广东盖亚”所从事的工作是基于《财务顾问协议》履行的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具有证券业多年执业经验的从业人员，理应熟悉证券业相关法规、行业规定以及证券业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有关准则、规定，原告在被告处入职后也签署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员工职业道德自律承诺书》，而对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广东盖亚”委托，为“广东盖亚”提供的服务范围在《财务顾问协议》中已有明确记载，原告亦持有该协议复印件，其应当知道提供的服务范围、方式等内容，但原告明知销售“盖亚产品”不属于该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仍然参与对“盖亚产品”的销售，并超出《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为“盖亚产品”提供其他服务，其行为违反了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的有关管理规定，也违反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章制度，况且即便按照原告的主张，其是受上级管理人员或是被告指令为“盖亚产品”提供服务，但原告发现指令的工作超出《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或者涉嫌违法违规，则其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权监管部门报告，据此不能作为原告超出《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为“盖亚产品”提供其他服务，以及违规参与销售“盖亚产品”而免除责任的正当理由，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另外，被告还主张原告存在违法代客理财，假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的行为，就此提供了原告与案外人孟双的案涉通话录音以及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账单等证据为证。但从被告提供的股票明细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来看，虽然有“中航三鑫”和“弘高创意”的买入、卖出记录，但并未显示与原告有关，而且从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通话双方谈话的内容虽有提及“中航三鑫”和“弘高创意”，但并不能与上述股票明细对账单记载的内容相印证，因此，仅凭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被告提供的“中航三鑫”和“弘高创意”的股票买卖记录系原告操作买卖的行为，因此，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违法代客理财，假借他人名义买卖股票的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前述分析认定，鉴于被告出具的《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中关于原告“离职原因”的记载即原告在工作期间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没有捏造事实对原告进行诽谤，也未有侮辱原告人格的内容，故被告将前述内容在案涉相关管理系统登记备案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虽然“离职原因”中记载的“公司对原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与本院认定的“因原告辞职而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不相符，但这种失实仅是被告对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事由认识有误，以此并不能否定原告在任职期间存在违规违纪行为，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基本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应认定被告将案涉《证券投资顾问、证券分析师诚信执业情况说明》中关于原告“离职原因”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登记发布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称被告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出具任职期间无违规违纪行为的鉴定意见，在《中国证券报》、《珠海特区报》上发表道歉声明和公开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经济损失80000元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同时，考虑到被告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登记备案的关于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事由记载确实有误，继续在上述网站上发布确实不妥，故应予以删除。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应删除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登记发布的关于原告陈鑫铨“离职原因”的信息内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九洲大道富华里证券营业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删除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网登记发布的关于原告陈鑫铨“离职原因”的信息内容；二、驳回原告陈鑫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陈鑫铨负担400元，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九洲大道富华里证券营业部负担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绍强审 判 员  陈彦薇人民陪审员  何曼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李阳升闵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