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623行初19号原告王玉峰，男，199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委托代理人王宝军，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树军，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住所地山东省阳信县洋湖乡政府驻地。负责人霍振亭，所长。委托代理人张洪彬。委托代理人顾宗新，阳信县王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信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阳信县阳城六路**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刘荩一，县长。委托代理人光宏刚。委托代理人马新昌，山东君讼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朋，男，1990年3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第三人王辉，男，1988年2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第三人孙相花，女，1987年5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第三人王长春，男，1963年11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第三人杨秀芝，女，1964年10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原告王玉峰因不服被告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以下简称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阳信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作出的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玉峰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宝军、吴树军，被告派出所负责人霍振亭、委托代理人张洪彬、顾宗新，被告县政府负责人王玉强、委托代理人光宏刚、马新昌，第三人王朋、王辉、王长春、杨秀芝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相花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派出所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8年IO月1日下午13时许，在洋湖乡西焦村，因土地纠纷，王长春一家和王长军一家发生矛盾，双方打架。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王长军用砖扔到王朋、王玉峰殴打王长春、王玉峰与王辉相互殴打、王朋用马扎殴打王长军、王朋殴打王玉峰、杨秀芝与李树坤相互殴打。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事实依据。综上，王玉峰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王玉峰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县政府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王长军一家与王长春一家因琐事产生纠纷，王玉峰殴打王长春，王玉峰与王辉相互殴打，杨秀芝与王玉峰相互殴打，孙相花与王玉峰相互殴打。该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殴打他人，被告派出所对其处以罚款三百元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王玉峰诉称，2018年10月1日中午12时30分许，原告的父亲王长军发现堆放在自家宅基地上的玉米秆被人清理，在将玉米秆重新堆放过程中，遭到王长春、杨秀芝（王长春之妻）、王朋（王长春之次子）、王辉(王长春之长子)、孙相花、王萍、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等十人的围攻殴打，原告和母亲李树坤、奶奶赵连珍先后赶到后，同样遭到围攻殴打。原告报警后，王长春方有四人在民警到来前驾车逃离现场。原告的亲属均被打伤住院。后原告及原告亲属多次向被告派出所提出就原告及原告亲属的伤情依法作出鉴定。被告派出所仅对原告伤情委托鉴定，对原告亲属的伤情鉴定申请一直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并且，被告派出所对王长春等人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明显处罚过轻。原告不服被告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向被告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25日，被告县政府作出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认为原告父亲王长军与王长春系相互殴打，原告与王辉系相互殴打，孙相花与李树坤系相互殴打，无证据证明赵连珍遭到殴打，在场的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三人未参与打架。原告认为，被告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处罚结果明显不当，应当依法撤销。首先，由于事发中午且发生在院落外面的空地上，现场有多名围观群众，均亲眼目睹了原告和亲属被王长春等十人围攻殴打的经过，被告派出所对现场证人并没有认真全面的取证，导致作出的事实认定与实际严重不符。其次，王长春等十人在公共场所围攻他人，打人后驾车逃离现场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情节较轻的情形。同时，原告及亲属也不存在殴打他人的事实。被告派出所依据该条法律规定分别对双方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条（原第七十五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公安应当进行伤情鉴定。根据该规定，在原告及亲属已提出伤情鉴定申请的情形下，被告派出所就应当受理鉴定申请，其未进行伤情鉴定即作出处罚决定的作法属于程序违法。第四，原告本为受侵害人，却受到罚款的行政处罚，与侵害人受到的罚款行政处罚数额相当，被告派出所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有违事实，也与法律的公平正义相差甚远。在被告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错误的情形下，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没有纠正该错误，作出的复议决定同样是错误的。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县政府作出的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王玉峰为证实自己的起诉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王长军在阳信县××组，证明原告王长军因被打伤身体多处疼痛两天后入院就诊，其初步诊断为多处皮肤挫伤；证据二、王长军在阳信县人民医院治疗时手机拍摄的右肩部、面侧部、背部照片3张，证明王长军被殴打多处受伤；证据三、王长军目前面部正面照片两张，证明王长军右眼睑、左侧太阳穴下部伤痕目前已结痂，留有痕迹；证据四、赵连珍在阳信县××组，证明赵连珍因被人打伤头部及身体多处疼痛到阳信县人民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多处皮肤挫伤；证据五、李树坤在阳信县××组，证明2018年10月1日，李树坤被人打伤到医院就诊，诊断为皮肤挫伤（头部、腹部），挫伤外部原因为被人殴打、踢、拧、咬或抓伤；证据六、赵连珍、李树坤急诊病历两份，证明赵连珍、李树坤因被殴打就诊；证据七、山东省医疗门诊、住院收费票据**，证明赵连珍、李树坤、王长军医药费共花费11292.22元；证据八、村口监控录像照片两张，证明2018年10月1号13点27分，殴打王长军的外村人员驾驶和乘坐鲁Ｍ8××**白色轿车离开，该车并非孙相新驾驶的车辆。被告派出所辩称，2018年10月1日13时许，在阳信县××乡××村，因宅基纠纷，王长春一家与王长军一家发生矛盾，引发双方打架。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王长军用砖头扔王朋、王玉峰殴打王长春、王玉峰与王辉相互殴打、王朋用马扎殴打王长军、王朋殴打王玉峰、杨秀芝与李树坤相互殴打、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殴打。以上事实由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一）王长军认为王辉门前的过道是王长军的地方，想在那里搭建棚子，王长春说是王长春家的，王长军就将玉米秆堵在过道上。王长春家将玉米秆挪开后，王长军又重新将玉米秸挪回阻止王长春家通行，在重新挪回时双方发生冲突。在打仗过程中，王长军、李树坤、王玉峰与王长春、杨秀芝、王辉、王朋、孙相花参与殴打，其他人并未参与打仗。（二）对于原告所说有四人驾车逃离现场，经查是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三人看到打仗被拉开便离开现场，未参与打仗，并非逃离。（三）2018年10月8日经阳信县公安局法医室鉴定，王长军、赵连珍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并不存在不对其亲属进行法医鉴定一说。（四）王长军、王长春双方当事人都称现场没注意有其他人，只有王阶生在场。（五）对王长军处罚的事实：王长军自述与王长春相互殴打，李树坤指认王长春与王长军相互拳头巴掌打对方，王长春称与王长军两个人拳头巴掌朝对方打，王长春指认王长军后来拿砖头扔到王朋，王朋指认王长军用块砖头打其左腿等。对李树坤处罚的事实：李树坤自述与杨秀芝、孙相花打在一起，踹孙相花腿部一脚，孙相花称与李树坤互相抓挠在一起。对王玉峰处罚的事实：王玉峰自述殴打王长春的右边脸一巴掌，王长春指认王玉峰对其殴打，孙相花指认王玉峰对王长春进行殴打，杨秀芝指认王玉峰和王辉相互殴打，王辉指认王玉峰殴打王长春一巴掌，王朋指认王辉和王玉峰在一起相互殴打。对王长春处罚的事实：王长春自述与王长军相互殴打，王长军、王玉峰、李树坤称王长春与王长军相互殴打。对王辉处罚的事实：王辉自述搂王玉峰；王朋称王辉与王玉峰相互殴打。对王朋处罚的事实：王朋自述与王玉峰相互殴打，王长军称王朋对其进行殴打，王辉称王朋与王长军相互殴打。对杨秀芝处罚的事实：杨秀芝自述与李树坤相互採头发，李树坤称与杨秀芝相互殴打。对孙相花处罚的事实：孙相花自述与李树坤相互殴打，李树坤称与孙相花相互殴打，杨秀芝称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撕扯。综上，有证据证实王长军、王玉峰、李树坤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双方虽因宅基大打出手，但双方血缘关系亲近，行政处罚应综合双方之前宅基达成协议、打架起因及社会效果。因此，从上述事实来看被告出具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综上所述，被告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处罚决定。被告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受案登记表一份，证实王长军等人殴打他人及孙相花报案；证据二、收案回执一份，证实王长军等人殴打他人案收案后告知报案人；证据三、行政处罚决定书八份，证实派出所对王长军等人殴打他人案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证据四、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一份，证实因案件复杂，办案延期经领导审批延长的事实；证据五、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八份，证实对王长军及第三人行政处罚前履行告知手续；证据六、行政处罚审批表八份，证实对王长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前经领导审批的事实；证据七、办案说明一份，证实材料中赵连芝即为赵连珍、孙相凯即为孙相新的事实；证据八、王长军询问笔录两份，证实王长军自己用玉米秆堵过道，与王长春互相殴打，王朋打王长军的右腿的事实；证据九、王玉峰询问笔录两份，证实在争议过道放置玉米秸秆，王玉峰殴打王长春，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赵连珍、李树坤无外伤的事实；证据十、李树坤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在争议过道放置玉米秸秆，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李树坤与杨秀芝、孙相花相互殴打，李树坤踹孙相花；证据十一、赵连珍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在争议过道放置玉米秸秆，现场有人将王长军压在地上，将人拉开，现场只有一群众拉仗；证据十二、王长春询问笔录两份，证实王长春与王长军相互殴打；证据十三、孙相花询问笔录一份，证实王长春与王长军相互殴打，孙相花与李树坤相互抓，王玉峰殴打王长春，赵连珍自己倒地；证据十四、杨秀芝询问笔录一份，证实王长春与王长军相互殴打，李树坤与孙相花相互撕扯，杨秀芝採李树坤头发，王玉峰与王辉相互殴打，赵连珍自己倒地；证据十五、王辉询问笔录一份，证实王长军与王长春相互殴打，王朋与王长军相互殴打，王玉峰殴打王长春，孙相凯、王红梅、王彩霞拉仗并未参与打仗；证据十六、王朋询问笔录一份，证实王长春与王长军相互殴打，王辉与王玉峰相互殴打，王朋与王玉峰相互殴打，王朋与王长军相互殴打，现场群众只有王阶生在场；证据十七、王萍询问笔录一份，证实拉着赵连珍未参与打仗；证据十八、孙相新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孙相花的公公（王长春）与穿红色衣服四五十岁的男的（王长军）相互殴打，无人殴打对方老太太（赵连珍）；证据十九、王红梅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孙相花的公公（王长春）与穿红色衣服的男的（王长军）相互殴打；证据二十、王彩霞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双方打仗，但是说不上来谁和谁打，现场无人对一老太太进行殴打；证据二十一、王阶生询问笔录一份，证实王辉的大舅哥（孙相凯）未动手，无人殴打王长军的母亲；证据二十二、王廷贵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在法庭工作过，参与过此事的调解，但记不清了；证据二十三、王长玉询问笔录一份，证实王长军与王长春两家有矛盾，以前的事情记不清了；证据二十四、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十六份，证实向当事人送达告知书；证据二十五、调解意见一份，证实当时调解现在过道为临时通道，双方都无意见；证据二十六、证明材料一份，证实当时的宅基归属；证据二十七、传唤证一份，证实公安机关传唤手续合法；证据二十八、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两份，证实王长军、赵连珍身体损伤达不到轻微伤；证据二十九、鉴定文书一份，证实王玉峰的伤情；证据三十、送达回执两份，证实鉴定文书已经送达当事人；证据三十一、送达回执九份，证实处罚决定书已经送达当事人；证据三十二、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八份，证实王长军等人吸毒检测结果阴性；证据三十三、阳信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县复议办公室维持被告派出所对王玉峰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三十四、法律依据四份，分别为《人民警察法》、《治安处罚法》、阳信县人民政府文件。被告县政府辩称，一、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本机关行政复议时查明：2018年10月1日下午13时许，在洋湖乡西焦村，因土地纠纷，王长春一家和王长军一家发生矛盾，双方打架。打架过程中，原告王玉峰参与，并与第三人王长春、王辉等相互殴打。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针对原告王玉峰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原告王玉峰罚款三百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单方认为的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原告该诉求应依法不予支持。二、被告派出所执法主体适格,执法程序合法,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无应予撤销的程序瑕疵。本机关行政复议时查明：被告派出所系涉案治安违法行为的主管机关，涉案执法民警均具有执法资格，涉案行政处罚主体适格；在涉案治安管理处罚过程中，执法程序合法，不存在原告起诉所主张的程序错误。针对原告诉求的王长军等的伤情鉴定问题,公安机关于2018年10月8日出具法医学检查鉴定委托书，阳信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中队的结论是损伤达不到轻微伤，而并非是原告诉状中所主张的要求鉴定而未予鉴定。三、建议原告与第三方本着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则正确处理邻里矛盾。本案王长春与王长军两家系同村邻居，不动产的相邻方，争议通道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结合公安部门查实的材料，虽然土地使用权存有争议，但该通道系王辉家必经通道之一，且已经连续使用多年。依据《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本案纠纷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案发原因及殴斗过程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本案处罚决定书亦是在公平基础作出的，对各方当事人的处罚均与其过错相当，在案件起因上作了适当考虑，非原告单方认为的“各打五十大板”。诉讼是解决纠纷的途径之一,但日常生活过程中，本机关亦建议各方能妥善化解矛盾，和睦相处。综上所述，本机关作出的维持阳被告派出所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妥,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维持,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行政处罚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据二、行政复议过程中，受理审查和出具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程序性证据共18页。该两组证据综合证明，县政府在受理行政复议后，履行了法定职责，公正出具了复议决定。第三人述称，打架是王长军的错，他不按照协议程序走，堵着我的道了，要求维持被告派出所的决定。第三人没有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派出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有关证据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此八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对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九十九条之规定，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延期的理由为案情复杂，涉及人员众多，不应认定为情节轻微。对王长军询问笔录二份，认为1、王长军笔录中“王长春的二儿子王朋拿了一个马扎子打我的右腿膝盖”，该叙述与王长军伤情诊断、其他在场人员以及王朋陈述吻合，能够证明双方在打架过程中，王朋使用了工具。2、王长军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明确要求做伤情鉴定，笔录明确记载，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王长军提出伤情鉴定申请，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受理，并根据伤情做出是否构成轻微伤的鉴定意见，而不是不予受理，公安机关以其损伤构不成轻微伤不予受理属于程序严重违法。3、王长军回答公安机关都有谁参加打仗时，陈述“还有一个外来的女的，也有我不认识的男的”，“当时打我的时候有外村的人”，该陈述和王玉峰陈述“我到现场时，正看见对方王长春、王朋，还有其他的人，把我父亲王长军摁在地上”，“当时除了我认识的王长春、王朋、王辉外，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也在拳头巴掌的打王长军”，李树坤陈述“王长春的三个亲戚（1个男的、2个女的）都动手来”相吻合。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询问都有谁参与打仗时，第三人王长春陈述“我、我妻子、王辉、王朋、王辉妻子孙相花、孙相花的哥哥”、孙相花陈述“我公公王长春、我婆婆杨秀芝、我、我丈夫王辉、小叔子王朋、我哥孙相凯”、该两份笔录陈述更能证明王长军、王长春两家殴打时，有其他外来人员参与其中。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对非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应当使用传唤证进行传唤。本案中，公安机关非但没有进行书面传唤也没有注明是口头传唤，孙相新是10月7日自己到所说明情况，而且公安机关遗漏了参与打架的其他人员（同王彩霞一起来的小平头男子），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对王玉峰的笔录，认为公安机关用其证明赵连珍、李树坤无外伤有异议，王玉峰10月3日第一份询问笔录就已提到“我奶奶赵连珍身上出伤住院”，两份笔录均没有提到赵连珍、李树坤无外伤，公安机关以此证明赵连珍、李树坤无外伤无事实依据。对赵连珍的笔录，认为1、赵连珍陈述“那个外村女的还踢了我一脚”。2、赵连珍住院初步诊断皮肤多处挫伤和其陈述以及王萍陈述等陈述吻合，赵连珍已经78岁，殴打老年人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公安机关应当对王长春、王萍、王红梅从重处罚，而不应该只处罚王长春，且认定情节轻微。对王长春询问的笔录，认为1、王长春笔录证实其二儿子拿了一个马扎子，其称“我二儿子回来后我才知道拿了一个马扎子来”。2、其证实孙相花的哥哥参与打架，公安机关问“都有谁参与打架？”，王长春回答“我、我妻子、王辉、王朋、王辉妻子孙相花、王朋妻子、孙相花的哥哥”。对孙相花询问笔录，认为1、孙相花笔录中陈述看到王朋拿了一个马扎子。2、现场参与打架的有其哥哥孙相凯。王长春、孙相花作为一方当事人，和孙相新有亲属关系，其陈述孙相新参与打仗，其证明力和可信度更高，结合王长军陈述和伤情，公安机关没对孙相新进行处罚，属于事实不清、有偏袒嫌疑。对杨秀芝的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笔录中公安机关问“王长军的母亲是怎么躺在地上的”，杨秀芝说“他个人躺在地上的”，公安机关问“你看见来吗”，杨秀芝称“我没看见，我听见她骂来”，该证据不能证明赵连珍自己倒地，公安机关以此认定赵连珍自己倒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王辉询问笔录的证实目的不具有合理性，王辉笔录里“看到孙相凯的妻子王红梅拉着王长军的母亲”可以认定王红梅和赵连珍有身体接触，结合赵连珍伤情判断，赵连珍笔录中叙述的“那个外村女的还踢了我一脚”具备真实性，公安机关以王辉的笔录证明孙相凯、王红梅、王彩霞并未参与打架不具有合理性。对王朋的询问笔录，认为1、王朋笔录中提到“孙相花、王萍现场手机录像来”，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八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对该录像进行提取，还原现场情况。2、王朋证实其父亲王长春、母亲杨秀芝、哥哥王辉受伤，加上对方四人受伤，作为治安案件，双方7人受伤，公安机关对双方处罚时认为情节轻微，处以罚款，处罚结果明显不当。对公安机关以王萍询问笔录证实王萍没参与打架有异议，1、公安机关问“打架的都有谁？”，王萍陈述“我家当时在场的有9人，王长春、杨秀芝、王辉、孙相花、王朋、我、王辉的大舅哥、王辉的大舅嫂，还有一个女的是孙相花的朋友”，结合王长军方言词证据，该陈述可以证明，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参与了打架。公安机关应当对其传唤并进行处罚。2、王萍笔录中称“我直接过去抓住了王长军他娘，我用我的左手抓住王长军他娘的右手腕，我用我的右手抓住了王长军他娘的左手腕，王长军他娘还圦了我的右手腕内侧一下”，“我的右手腕处被王长军他娘给圦出了两道印，每道印2公分长，不深，只是破了一点皮。”该陈述证明，王萍当时不是拉着赵连珍，是双手控制着赵连珍，赵连珍反抗时候还圦了王萍右手腕内侧。对孙相新询问笔录的证实目的有异议，王长军、王长春双方都证实孙相新参与了打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传唤孙相新，但孙相新只做了证人证言，因为其涉及案件处理结果，其言词证据证明力很低。结合王长军伤情及其他材料，公安机关应当核实调取录像等认定孙相新参与打架事实，仅凭其笔录，认定孙相新没参与打架，属于事实不清。王彩霞笔录中提到她在录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对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可以扣押；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第三十二条，收集电子数据，能够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扣押。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可以提取电子数据。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并附电子数据清单，由办案人民警察、电子数据持有人签名。持有人无法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本案中，公安机关明知现场情况已录像而不调取，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对王阶生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王阶生本身与王长春是亲叔侄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弱，况且其是打架发生后才到的现场，其没有看到王辉的大舅哥（孙相凯）动手，并不能说明孙相凯没动手。王延贵、王长玉笔录和打架没有直接关联性。调解协议、证明材料为复印件，且与本殴打他人案件无直接关联性。对传唤证证实公安机关传唤手续合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参与人数众多，且部分人员并非现场发现，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书面传唤，本卷仅有王玉峰一份传唤证，反而证明，公安机关传唤程序有瑕疵。对王长军、赵连珍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1、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因此王长军明确提出伤情鉴定后，法医鉴定部门应当进行鉴定，并出具是否达到轻微伤的鉴定意见，而不是不予受理，该不予受理行为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2、该委托书受理单位意见处写有“损伤达不到轻微伤”字样，加盖公安机关鉴定专用章，但该鉴定意见没送达当事人，卷内也没有送达回执，该委托书仅送达洋湖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第二、四款规定，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本案中公安机关实质剥夺了当事人申请鉴定和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要求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3、根据当事人病历等情况，参考人体伤情鉴定标准，代理人认为王长军伤情符合轻微伤标准。退一步讲，根据该规定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医疗机构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但具有本规定第九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即便王长军没申请伤情鉴定，王长军、赵连珍、李树坤住院病历，也可以作为人身伤害程度依据，公安机关以本案情节轻微仅进行罚款处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被告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派出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县政府对被告派出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第一，关于涉案王长军的鉴定问题，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已经予以注意。刑警队技术室出具的相关结论中载明，王长军的伤情不构成轻微伤。该鉴定结论与公安部的轻微伤鉴定结论内容相吻合。按照原告本人所主张的面部色素沉着，这一外状并不构成轻微伤。第二，对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内容，应当综合、客观地予以评判，而不是断章取义地理解某一句笔录内容。第三，关于本案的参与人员问题。各证人或者当事人在笔录中陈述的参与人员，并非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员，不能据此认定其构成违法。公安机关实施处罚行为应当根据法律证据，在充分认定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公平裁判，而不应当单独采信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对被告县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认定结果有异议，对相关证据材料的质证同派出所提供的证据。被告派出所对被告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认为能进一步证明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第三人对被告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派出所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一、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显示的诊断时间是10月3日，而本次案发时是10月1日，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二、根据被告派出所提交的检验鉴定委托书能够证明，根据王长军身体检查情况，技术室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损伤达不到轻微伤而不予受理”的结论。对赵连珍、李树坤相关证据均有异议。一是根据王玉峰第一次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上述2人均没有外伤。二是根据被告派出所提交的检验鉴定委托书能够证明，根据王长军身体检查情况，技术室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损伤达不到轻微伤而不予受理”的结论。被告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一、各组证据与原告主张之间的关联性有异议。特别是王长军的住院病历中并未载明王长军照片或者其个人主张的损伤。二、涉案医疗费是否已经赔偿与本案的处罚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三、原告证据八，不能证明原告方的单方主张。其他同派出所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至七，能够证明王长军、赵连珍、李树坤住院花费医疗费的事实。证据八村口监控录像照片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被告县政府及第三人对被告派出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原告、被告派出所及第三人对被告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日13时许，在阳信县××乡××村，王长军和王长春两家因邻里纠纷发生打架。打架过程中，原告王玉峰参与打架，殴打王长春，并与王辉相互殴打。原告王玉峰经鉴定为轻微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坚定结论等证据证实。被告派出所接到报案后随即出警，经调查询问，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王玉峰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分别对其他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被告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告县政府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王玉峰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派出所对于在其法定授权范围内的治安案件，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县政府有权对本辖区内发生的治安行政处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王长军和王长春两家因邻里纠纷发生打架，根据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足以证实原告王玉峰存在殴打他人的行为，其也自认“用我的右手扇了王长春的右脸部一巴掌”，原告所称原告及其亲属不存在殴打他人的事实，无事实依据。被告派出所认定原告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诉称被告对相关的证人没有认真全面的取证，导致作出的事实认定与实际严重不符的问题；本院认为，庭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对打架双方提供的参与及在场人员均做了调查询问，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系因邻里纠纷引发，双方纠纷本应通过基层组织或法律途径解决，而王长军一家却用玉米秸堵对方通道，王长春一家未能冷静理智解决，继而发生打架，主观上双方对违法行为的发生均存在过错，客观上双方均有殴打对方的行为，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原告王玉峰虽被鉴定为轻微伤，但其本人也称“不知道是谁打的”，不能推断系何人所致。孙相新、王红梅、王彩霞等三人案发前在第三人孙相花家做客，虽案发时在现场，但无足够的证据证实三人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三人看到打架被拉开后便离开现场，并非逃离。原告所称王长春等十人在公共场所围攻他人，打人后驾车逃离现场，无事实依据。亦无证据证实赵连珍殴打他人或被人殴打。因此，本案被告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综合考量本案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法定幅度分别对双方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适应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对原告提出对第三人处罚过轻，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履行了受案登记、告知相关权利义务、调查询问、行政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阳信县公安局伤情鉴定部门收到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后，认为王长军、赵连珍人体损伤程度达不到轻微伤，在受理单位意见栏注明“损伤达不到轻微伤”，存在瑕疵，但并未对案件的处理造成影响，应当批评指正。原告提出在原告亲属已提出伤情鉴定申请的情形下，被告未委托鉴定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做法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纵观本案双方产生矛盾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宅基地的使用和通行。“远亲不如近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的一个朴素的生活道理，邻里之间理应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也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邻里纠纷堵住通道进而发生打架，实非明智之举，公安机关亦是出于对案件起因及打架过程之考量，在过罚相当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处罚，并非原告所说“各打五十大板”。抬头不见低头见，冤冤相报何时了！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毗邻而居，是一种缘分。邻里纠纷像一把锁，钥匙就在你自己手中，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打开它。本院希望双方多一分包容、少一分仇怨，多考虑他人、常检讨自己，与人方便，和睦相处。同时也希望二被告及当地政府、村委会切实从宅基地纠纷入手，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被告县政府根据原告王玉峰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依法全面审查了被告派出所作出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案卷材料，结合涉案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依法作出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被告县政府作出的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以上决定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玉峰要求撤销被告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作出的阳公（洋）行罚决字[2018]2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王玉峰要求撤销被告阳信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阳政复决字[2018]26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玉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荣华人民陪审员  高维军人民陪审员  时银红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门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