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终5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葛衙庄**。 法定代表人：钟睒睒，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唯，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李丽娟，女，198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上诉人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丽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7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养生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7771号民事判决中第二、三、四、五、六项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丽娟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丽娟于仲裁阶段单方面主动提出解除与养生堂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养生堂公司无须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118元。养生堂公司与李丽娟在两份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李丽娟在养生堂公司的销售部门处担任销售岗位。而后，养生堂公司因正常的业务开展需要准备在李丽娟所在的合肥办事处实施合署办公，并在合署办公开展前以《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合署文员与经销商合并办公通知函》（下称“通知函”）的形式告知李丽娟自合署办公实施后，其作为城市文员需协助专属经销商安徽中附贸易有限公司开展产品销售工作，工作内容仍维持不变：含数据收集统计、政策宣贯、开展、执行、监督与落实以及新进人员入职培训等。另外，养生堂公司在此通知函中明确李丽娟的劳动关系维持不变，其各项社会保险仍由养生堂公司按原标准进行购买，其作息时间及考勤、假期管理仍参照养生堂公司制定的《2012管理手册》进行考核。同时，养生堂公司又在2018年3月1日与专属经销商安徽中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中再次明确以上几点。实际上，李丽娟针对其工作地点发生变更的问题，已于2018年3月在与其直接主管刘春超的微信聊天中表示同意；另外，合署办公之后，专属经销商对李丽娟的管理职能仅为如实记录其考勤及日常工作情况并据实向养生堂公司反馈，对李丽娟进行考核及考核依据仍为养生堂公司及养生堂公司制定的《2012管理手册》，管理主体及实质并不发生变化。如养生堂公司能按照合署办公前的出勤率按时上班打卡，则管理主体系养生堂公司还是其服务对象——专属经销商均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再者，在工资发放方面，养生堂公司仅变更了李丽娟的工资发放结构，且养生堂公司曾测算过李丽娟据此工资结构发放所得的工资应与合署办公前的平均工资基本持平；最后，李丽娟作为养生堂公司的城市文员，其工作范围中包含为经销商提供服务及处理公司产品的各项销售数据。合署办公前其是通过养生堂公司获取该销售数据并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合署办公后其直接从专属经销商处获取相应销售数据并整理分析，因此，其工作内容实质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以上事实，原审法院在未查明合署改革实质的情况下，即确认养生堂公司基于合署改革对李丽娟做出的工作调整必然会对其工作环境、内容、条件造成重大影响，没有事实依据，也不构成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养生堂公司与李丽娟之间双方劳动合同正常履行，未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更，因此养生堂公司无须向李丽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118元。 2.养生堂公司是基于李丽娟主动检讨其工作失误并自愿承担经济处罚的前提下，对其做出扣罚工资1000元的处罚决定，并非是养生堂公司克扣其工资。李丽娟作为养生堂公司合肥办事处的城市文员，其主要工作职责在于办事处销售数据、考勤数据、工资明细以及其他书面文件的制作、收发、整理及归档。李丽娟于2016年10月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报表时，将分销数据误操作为库存数据填写上报，由此导致合肥市场部、苏皖大区及最终汇总到养生堂公司总部的数据出现连锁错误，李丽娟基于对上述错误的认识，主动向其上级管理机构苏皖大区人事部以电子邮件形式（含签呈报告附件）提交检讨报告，表示愿意对其工作错误负责，并自愿提出由养生堂公司按照相关规章处以其1000元的经济处罚，后养生堂公司在核发李丽娟2016年10月薪资中予以体现了该处罚。李丽娟月均工资4000余元，扣罚1000元后该月工资应与其他正常月份存在巨大差异，李丽娟称没有及时发现工资减少的说法完全有悖常理且与事实不符。事后李丽娟认可公司因其工作失误对其作出的经济处罚，故在当月薪资确认表中签字确认。以上各组证据足以完整证明相关事实。此外，李丽娟就2016年10月被扣罚1000元的事项于2018年4月提起争议仲裁与诉讼，也明显超过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仲裁时效。 3.养生堂公司实际应向李丽娟支付2018年3月份及4月份工资共计-405.6元，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经查，李丽娟3月份全勤，4月份实际工作天数为12天（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7日的法定工作日）。事实上，因李丽娟作为销售岗位的工作人员，自2018年3月起即未按照养生堂公司的正当工作要求配合经销商开展实质性工作，因此除基础工资2700元之外无提成发放，扣除每月应为其代缴的五险一金503.83元，其实际应发的3月份工资为2196.17元（2700元/月503.83元），实际应发的4月份工资为576.17元（2700元/月÷30天12天503.83元）。另外，由于养生堂公司与李丽娟的劳动关系解除于2018年4月18日，系李丽娟单方突然在劳动仲裁开庭时提出的。此时，根据养生堂公司在一审答辩时提交的第十五组证据——《社保缴纳清单》显示：养生堂公司根据安徽当地社保缴纳要求，在李丽娟未提前告知养生堂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养生堂公司已为其缴纳了2018年5月及6月，即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后的社保费用，共计3177.94元（个人部分503.83元2+单位部分1085.14元2）。该费用应由李丽娟自行承担并全额偿还给养生堂公司。综上，养生堂公司仅应向李丽娟支付3、4两个月工资-405.6元，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明显有误。 4.李丽娟于2018年3月以后并未开展实质性工作，根据养生堂公司公司的报销管理规定，养生堂公司无须向其支付2018年4月通讯费100元，原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 5.李丽娟实际上2018年已休年假4.5天，已超过根据其实际上班时间可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不存在养生堂公司需向其支付任何未休年假工资的情形，相关证据原审已提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李丽娟通过用人单位的请假系统向养生堂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4日申请年休假1天、2018年3月14日至16日申请年休假3天、2018年3月20日申请年休假0.5天，即截至2018年4月，李丽娟已休年假共计4.5天。以上事实均有李丽娟本人在养生堂公司请假系统上申请的截图进行佐证。需要明确的是，李丽娟在以上请假系统中拥有独立账号，即其可以自行凭借相关的登录账号及密码登录请假系统进行请假申请，养生堂公司及其他员工均不知晓其登录密码，无法也无权篡改其请假信息。另外，李丽娟于2018年3月14日至16日因韧带拉伤申请年休假3天而非申请休病假，其原因是根据养生堂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员工休病假仅向其发放病假工资，而员工休年假公司需向其足额发放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以及养生堂公司制定的《2012管理手册》中有关年休假制度的规定，李丽娟年度可休年休假为5天，且每年年休假的有效期至当年的12月31日止；另外，《2012管理手册》中也明确规定了员工因离职未使用完毕的年休假不予弥补。因李丽娟于2018年4月18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经核算，李丽娟截至2018年4月累计已实际申请并使用当年度年休假4.5天，远超根据实际工作时间经核算可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1.7天），故养生堂公司无须向李丽娟支付年休假工资。 李丽娟辩称，1.本人的工作岗位并非销售岗位，是文员岗位，一审提供的证据目录中序号三可以证明本人的实际工作岗位。在一审材料中都有提交证据，有岗位说明书和工资单均能作证。一审法院在计算本人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是以实发工资作为计算依据，并非按照未发工资来计算，没有考虑到单位代缴的社保及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扣除，以及本人二审提交的补贴。对其上诉理由一本人于2013年4月去养生堂公司工作，任城市文员一职，工作期间表现优秀，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2017年12月31日养生堂公司所租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用于合肥办事处员工日常办公的租房到期，公司决定不续签，故将本人打卡地址变更至其在合肥的经销商安徽中附贸易有限公司上班，2018年1月22日养生堂公司未通知本人直接将考勤系统中本人的打卡地址变更为在合肥另一经销商安徽千御贸易有限公司，故本人自2018年1月22日-2018年3月18日一直在安徽千御贸易有限公司打卡办公，而在2018年3月18日养生堂公司临时通知本人自2018年3月19日起由安徽千御贸易有限公司返回至安徽中附公司办公，并且由安徽中附公司对李丽娟进行各项工作安排，同时工资发放也由养生堂公司变更至安徽中附公司发放，并且减少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本人在邮件中回复表示对工作地址无异议，但是不同意经销商对本人的各项工作进行安排，养生堂公司依旧强制变更，且经销商经常紧锁办公室大门，导致本人无法进入经销商办公室进行日常工作开展，本人多次将情况反馈至养生堂公司无果，在2018年4月份养生堂公司又无故将本人的工作地点更改至南京市，以上所有重大合同的变更未经过本人的书面同意，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的签订和调整，应当遵循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目前养生堂公司更是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克扣李丽娟2018年3-7月份的薪资和2018年1-7月的工龄工资，所以养生堂公司应该向本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 2.养生堂公司故意克扣本人2016年10月份工资1000元，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目录中序号四的证据工资明细可以证明李丽娟被克扣1000元工资的事实。养生堂公司提供的证据九和邮件、证据十是养生堂公司伪造，本人从未发过此邮件，也未签字。证据九报告上本人的姓名并未签名认可，报告右下角本人的名字三个字不是手写而是电脑打印。 3.养生堂公司始终强调1000元处罚，本人因为工作失误愿意接受的处罚，如果是自愿接受，为何没有本人的签字确认，没有本人的签字确认是否可以生效，或者是养生堂公司自己单方面做出的决定。 4.养生堂公司实际应当向本人支付的3、4月份工资均为6363.64元。 5.往来邮件可以有效证明本人提供实质性工作的事实；手机通讯是开展工作的需要，本人自2013年入职以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1611.98元，请求法院支持；养生堂公司提供的请假系统截图中的申请并非是本人本人的申请，本人在2018年未休过年假。 李丽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系养生堂公司未依法购买社会保险、违法变更工作岗位、违法变更工作内容、违法变更管理主体、违法改变工资待遇、违法克扣工资、违法取消各类补助等违法行为导致双方劳动合同解除；2.养生堂公司补发2016年10月克扣奖金1000元；3.养生堂公司补发2018年3月交通费300元，2018年4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2018年5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2018年6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2018年7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4.养生堂公司补发2018年3月工资5051.21元，4月工资5051.21元，5月工资5051.21元，6月工资5051.21元，7月工资5051.21元，2018年1月至7月工龄工资210元；5.养生堂公司支付克扣工资加付赔偿金10222.42元；6.养生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2090.16元（6天）；7.养生堂公司支付克扣加班费加付赔偿金2090.16元；8.养生堂公司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1611.98元；9.养生堂公司按照5051.21元工资标准补缴2013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10.养生堂公司因未购买社保导致的失业金损失15000元;11.养生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2147.5元（5845元×5.5年）12.养生堂公司为其办理离职手续；13.养生堂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李丽娟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养生堂公司补发2018年3月工资5180.55元，4月工资5180.55元，5月工资5180.55元，6月工资5180.55元，7月工资5180.55元，2018年1月至7月工龄工资210元。李丽娟变更第9项诉讼请求为：养生堂公司按照5180.55元工资标准补缴2013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李丽娟放弃第10项养生堂公司因未购买社保导致的失业金损失15000元的诉讼请求。 养生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养生堂公司无需支付李丽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118元；2.李丽娟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李丽娟入职养生堂公司工作。同年4月22日，双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李丽娟在销售部门，从事销售岗位工作，合同期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6年4月22日止。2016年4月6日，双方再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自2016年4月23日至2021年4月22日止，李丽娟在销售部门，担任销售岗位工作。 2018年2月，养生堂公司合肥办事处经理通过微信方式向李丽娟发出“合署办公函”的通知。该函的主要内容为：李丽娟的工作地点自养生堂公司合肥办事处变更养生堂公司专属合肥经销商处，工作内容由养生堂公司变更由养生堂公司专属合肥经销商安排管理，绩效工资、奖励等费用由养生堂公司发放变更为由养生堂公司专属合肥经销商发放。 2018年3月，养生堂公司通过发邮件、微信方式要求李丽娟积极配合其“合署办公函”通知的内容，李丽娟对此表示反对。双方提供的往来邮件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李丽娟2018年3月虽对工作地点的变更予以同意，但明确不同意合署办公，亦不接受专属合肥经销商对其工作内容的安排。双方之间曾就工作地点及内容问题微信沟通，但未能解决。2018年4月9日，养生堂公司向李丽娟发出《通知函》，通知因专属经销商反映李丽娟对其日常工作提出质疑并表达强烈不满，养生堂公司决定开展经销商投诉的问题的调查，决定暂缓发放2018年3月份工资。此后，养生堂公司未再发放工资。李丽娟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623.6元。 2018年4月18日，李丽娟以养生堂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补发2016年10月克扣奖金1000元；3.被申请人补发2018年3月交通费300元，2018年4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2018年5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2018年6月手机费100元、交通费300元，2018年体检费1500元；4.被申请人补发2018年3月工资5051.21元，4月工资5051.21元，5月工资5051.21元，6月工资5051.21元，2018年1月至4月工龄工资120元；5.被申请人支付克扣工资加付赔偿金10222.42元；6.被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2090.16元（6天）；7.被申请人支付克扣加班费加付赔偿金2090.16元；8.被申请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1611.98元；9.被申请人按照5051.21元工资标准补缴2013年4月至2018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10.被申请人因未购买社保导致的失业金损失15000元;11.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32147.5元（5845元×5.5年）；12.被申请人为其办理离职手续。该仲裁委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蜀劳裁字（2018）43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1.养生堂公司支付李丽娟2016年10月扣发1000元奖金；2.养生堂公司支付李丽娟2018年4月手机费100元；3.养生堂公司支付李丽娟2018年3月工资4623.6元、4月工资861元；4.养生堂公司支付李丽娟年休假公司2125.8元。同日，该仲裁委作出蜀劳裁字（2018）43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1.养生堂公司与李丽娟劳动关系于2018年4月18日解除；2.养生堂公司支付李丽娟经济补偿金23118元；3.养生堂公司为李丽娟办理离职手续；4.驳回李丽娟其他的仲裁请求。李丽娟与养生堂公司均不服仲裁结果，具状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自2013年5月开始，养生堂公司委托第三方为李丽娟购买社会保险至2018年6月。 诉讼中，李丽娟陈述养生堂公司克扣其2016年10月工资1000元。2018年3月底经销商让其搬仓库其予以拒绝，后经销商拒绝其进入办公场所，导致无法工作。 诉讼中，养生堂公司陈述2016年10月因李丽娟工作失误，李丽娟自愿提出接受1000元处罚。李丽娟自2018年3月下旬未履行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养生堂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对员工的入职、职务、工资发放、休息休假、工资发放等负有举证责任。李丽娟自入职后一直养生堂公司合肥办事处工作，养生堂公司以下发合署办公函通知方式，要求李丽娟在经销商处工作，接受经销商管理、工作安排，并由经销商发放绩效工资、奖励，这种工作调整必然对李丽娟的工作环境、内容、条件造成重大影响，李丽娟对此明确表示拒绝，故养生堂对李丽娟上述工作调整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签订应当遵循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养生堂公司对克扣李丽娟2016年10月工资1000元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养生堂公司主张该扣款系李丽娟因工作失误自愿接受的罚款，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该款项养生堂公司应予以支付。 养生堂公司以调查投诉问题暂缓发放李丽娟2018年3月及此后的工资，违反工资应当按月足额支付劳动者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付。该院结合李丽娟于2018年3月底起未在经销商处工作，并于2018年4月18日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参照李丽娟月平均工资标准4623.6元，确定养生堂公司支付李丽娟2018年3月工资4623.6元，2018年4月工资按合肥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为861元（1520元/月÷30天×17天）。李丽娟主张2018年5月、6月工资，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工作的事实，该院不予支持。 李丽娟以养生堂公司拒不发放工资，单方变更劳动场所、工作内容、条件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养生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办理离职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李丽娟于2018年4月18日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解除劳动关系，且没有证据显示此后李丽娟存在工作事实，该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李丽娟在养生堂公司工作时间共计5年，根据法律规定，养生堂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118元（4623.6元/月×5个月）。 李丽娟主张2018年4月份通讯费100元，符合双方劳动合同履行的惯例，且手机通讯是开展工作的必须，该院予以支付。 养生堂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安排李丽娟休年休假或已支付李丽娟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根据相关规定，养生堂公司应支付李丽娟未休年休假工资2125.8元（4623.6元÷21.75×5×200%）。 李丽娟主张2018年3月至6月的差旅费、交通费、加班工资，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李丽娟主张以5051.21工资标准补缴社会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范围，该院不予审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与李丽娟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4月18日解除；二、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丽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118元；三、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丽娟2016年10月扣发的工资1000元；四、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丽娟2018年3月份工资4623.6元、4月份工资861元；五、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丽娟2018年4月通讯费100元；六、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丽娟未休年休假工资2125.8元；七、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李丽娟办理离职手续；八、驳回李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李丽娟诉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李丽娟承担；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诉李丽娟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所举证据、证明目的及相对方的质证意见均与原审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而为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丽娟与养生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合肥市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分别作出蜀劳人仲字〔2018〕433-1号及蜀劳人仲字〔2018〕433-2号仲裁裁决。养生堂公司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无需支付李丽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3118元。养生堂公司向本院申请撤销蜀劳人仲字〔2018〕433-2号被驳回以后，并未向一审法院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视为对其他仲裁裁决项的认可。因此就本案一审判决的内容，养生堂公司仅有权就经济补偿金一项提出上诉请求。养生堂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养生堂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李丽娟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李丽娟以养生堂公司拒不发放工资，单方变更劳动场所、工作内容、条件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养生堂公司确实存在克扣李丽娟工资，并且未与李丽娟协商一致单方变更李丽娟劳动场所及工作内容、条件的情形，因此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养生堂公司关于不支付李丽娟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丽娟虽然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平均工资等事项提出异议，但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养生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长海审判员马枫蔷 审判员 方   玮   韡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金   琬   莹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