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00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玲，女，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德林，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韶辉，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友淮，男，198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隽，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彩霞，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勇，男，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晋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媛琼，女，198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武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建军，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洪，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安捷利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红花路长平商务大厦2221、2222。法定代表人：杨晓勇。上诉人李俊玲、高友淮与被上诉人杨晓勇、刘媛琼、深圳市安捷利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捷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7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俊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改判：1、杨晓勇、刘媛琼返还给李俊玲借款本金3000万元；2、杨晓勇、刘媛琼支付给李俊玲违约金及利息（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6年9月20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止）；3、杨晓勇、刘媛琼承担诉讼保全担保费33245元；4、高友淮、安捷利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杨晓勇、刘媛琼、高友淮、安捷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杨晓勇与刘媛琼之间的身份关系，导致未确定刘媛琼需要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一审中，李俊玲向法庭说明了杨晓勇与刘媛琼系关系紧密的男女关系，最初杨晓勇、刘媛琼系以夫妻关系与李俊玲成为朋友的。本案争议发生时，经李俊玲调查，发现两人并未登记结婚。李俊玲通过朋友得知杨晓勇与刘媛琼共同生育有小孩，但李俊玲在深圳相关部门进行查询却并未查到与之相关的登记记录。庭审后，李俊玲又多方打听，得知该二人可能是在香港生育小孩。故李俊玲委托香港律师至香港相关部门进行查询，得知二人于2012年4月5日在香港生育孩子“子炎”。充分说明杨晓勇与刘媛琼虽在深圳没有婚姻登记，但二人以夫妻关系在一起生活并生育孩子。一审期间，因客观原因所致，李俊玲无法向一审法院提交该证据，致使一审法院未查明二人的身份关系。因杨晓勇、刘媛琼一直以夫妻关系名义出现在李俊玲身边，在业务往来中也是杨晓勇、刘媛琼共同与李俊玲联系，且二人经常分别用各自的银行账户与李俊玲共同处理同一笔业务往来。故在本案中，即便款项支付至杨晓勇的账户，刘媛琼也应为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未查明杨晓勇、刘媛琼与李俊玲之间账务往来的关系，导致未确定刘媛琼需要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四页第三自然段记载了李俊玲与刘媛琼在2016年3—6月期间的款项往来记录，但法院并未查明在该往来记录中，刘媛琼与杨晓勇共同对以往借款进行偿还的事实。在高友淮提交的证据8“2016年5月24日，6日、7日李俊玲与刘媛琼的往来转账记录”中，明确列明“另外2000”。而在提交该证据时却故意不提交对该2000万元的款项进行往来的记录。李俊玲在庭审后对该数目进行核查，该笔2000万元的往来系分别由刘媛琼和杨晓勇共同偿还。该事实充分说明杨晓勇和刘媛琼之间，除了人身关系亲密外，经济关系也是混同在一起。三、一审法院对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有误。本案中的借款应当自2016年9月20日开始计算利息。《借款合同》虽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但《借款合同》第六条6.2条、6.3条、6.5条及第七条7.1条、7.1.4条，因杨晓勇、刘媛琼在借款后失联，且不配合李俊玲对借款使用情况和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和调查，李俊玲可要求杨晓勇、刘媛琼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逾期还款违约金等。同时，《借款合同》第一条之1.5条、1.6条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式。李俊玲因联系不上杨晓勇、刘媛琼，李俊玲于2016年10月19日书面要求杨晓勇、刘媛琼向李俊玲说明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告知三天内不回复和提供资金使用的充分证明则立即收回借款。李俊玲发出的邮政EMS分别于2016年10月24日被签收和退回。故，本案中该笔借款的到期日期应该为2016年10月27日，而非《借款合同》原约定的到期时间。又因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本金10%的违约金，违约金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故借款期限内也应该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在本院二审调查时，李俊玲补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忽略重要证据，导致最终判决刘媛琼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一审中，李俊玲提供的证据3即刘媛琼、杨晓勇共同出具的《借据》，该借据中明确写明“现已确认收到李俊玲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本人指定账户转入的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整”，该证据足以证明刘媛琼也确认收到了李俊玲支付的借款。虽然李俊玲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借款支付至刘媛琼账户，但是考虑到刘媛琼与杨晓勇之间的特殊关系，再加上刘媛琼签字的《借据》，足以证明刘媛琼对于李俊玲将款项支付至杨晓勇账户这一行为的认可，应视为事后追认。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这个重要证据，以款项未支付至刘媛琼账户为由，直接认定刘媛琼并未实际收取款项，从而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导致一审判决存在重大错误。此外，根据李俊玲补充的证据可知，刘媛琼与杨晓勇并非如刘媛琼所述为“朋友、老乡”关系，而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并且在香港有一个儿子。并且，刘媛琼与杨晓勇一直在李俊玲面前以夫妻关系的形式出现。并且在之前双方的借贷关系中也一直是共同借款，共同还款。二、李俊玲支付的保全费理应由借款人及保证人承担，根据《借款合同》第7.1条的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予以赔偿。根据保证合同第3.1条的约定，保证范围包括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各项费用。本案中，李俊玲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支付了担保费。根据合同约定，理应认定为李俊玲的损失，应当由借款人及保证人承担。针对李俊玲提出的上诉，刘媛琼辩称，一、刘媛琼与杨晓勇不是夫妻关系，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媛琼无需为杨晓勇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李俊玲依法应承担其向刘媛琼主张的债权成立的事实。三、涉案借款约定了必须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刘媛琼，但实际上，李俊玲并没有履行借款的责任。四、《借款合同》、《借据》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9月19日，但当日刘媛琼并未在中国大陆境内（李艳自横琴港出境，直至2016年9月22日经横琴港入境），不可能在当日与李俊玲签署任何文件，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9日的《借据》显然不能证明刘媛琼收到或确认收到涉案借款。李俊玲伪造事实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五、《借款合同》、《借据》记载的签订日期2016年9月19日和实际签订日期2016年3月底存在出入，向杨晓勇实际转款的金额3000万元与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5000万元也存在出入。针对李俊玲提出的上诉，高友淮辩称，一、李俊玲关于刘媛琼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和理由合理合法。合同并没有约定刘媛琼的账户是唯一指定的账户，也没有约定未支付到该账户借款合同就无效。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属实，也认定借据属实，那么，借据上明确写了确认已收到3000万元的借款，也就是说，借据是对相关款项打到杨晓勇的账户，借据是借款人和债权人之间共同达成的合意。二、关于杨晓勇与刘媛琼的关系问题，李俊玲的说法属实。高友淮在接触杨晓勇和刘媛琼时，他们就是以夫妻相称，并且有一个小孩。在杨晓勇从事的相关交易中，刘媛琼参与了大量的经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有大量的证人证言可以反映他们的关系。从日常逻辑角度分析，临时变更收款账户，是符合常理的。而且，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刘媛琼没有收到借款就不用承担合同约定的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是否虚假的问题，直接作出此认定，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高友淮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款项，也不应该承担责任。高友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晓勇、刘媛琼对李俊玲的借款本金、利息和违约金承担还款责任，高友淮无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本案主要被告（借款人）杨晓勇已经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立案，高友淮亦是受害人，本案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涉嫌经济犯罪，故本案应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属于程序瑕疵，应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杨晓勇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杨晓勇现已潜逃，公安机关正在缉拿追逃过程中。本案不是简单的经济纠纷，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只是虚构的表面文件，并非实际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法院应驳回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即便最终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刑事案件，鉴于本案关键被告杨晓勇已潜逃，仅凭李俊玲的证据无法确认李俊玲与杨晓勇的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发生的金额以及时间等核心事实，故本案亦应先中止审理，等待杨晓勇被缉拿归案，将合同诈骗案审结后再另行恢复审理。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尚未查明，且李俊玲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下，仍然作出判决，属于程序瑕疵，理应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二、关于高友淮提出鉴定的申请，理由充分且对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并不是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条件不充分”，一审法院在重要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当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一审判决书第6页对于高友淮提出鉴定申请一事做出的认定认为“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的具体时间，仅自述本案保证合同为3月底签订，鉴定条件不充分”，这一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刘嫒琼的陈述，《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刘媛琼身在国外，并未在深圳，根本没有签过《借款合同》，对此刘媛琼提交了龙岩市公安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予以证明。高友淮认可此份证据并同样认为《借款合同》并不是在2016年9月19日所签订，既然《借款合同》并不是此日签订，那么对此份《借款合同》出具的《保证合同》自然也不会是在2016年9月19日签订。因此，一审法院在对借款事实都存在根本否认的情况下，不作鉴定就采纳李俊玲的主张，事实认定不清。其次，高友淮主张此合同是在2016年3月底签订，这一说法刘媛琼也同样认可。因此，这不是高友淮一方的说辞，而是高友淮、刘媛琼共同的抗辩意见。在李俊玲没有更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确认此笔3000万的款项就是合同项下的借款，高友淮、刘媛琼已经提出充分理由怀疑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在杨晓勇缺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对款项性质以及去向审慎审查。因此，在合同签订时间与案件事实有重大关系的情况下，理应进行鉴定，厘清案件事实，而不是仅凭李俊玲一份可能倒签的合同就作出结论。再次，李俊玲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转款，“根据借款合同第三条，李俊玲应当将款项转款至刘媛琼账户，但李俊玲未按约定履行，而是将款项汇至杨晓勇账户。”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李俊玲未按约定转款，此时刘媛琼与高友淮又明确表明该合同系倒签，且刘媛琼提交了李俊玲与刘媛琼多笔大额流水往来，用于证明李俊玲和刘媛琼之间是存在交易习惯的，故此时有通过鉴定合同签订的时间才能确定李俊玲转出的3000万是否是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才能确定高友淮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最后，高友淮要求鉴定的是合同上的文字“9月19日”形成和签名文字形成时的时间先后顺序和时间，并不是一审判决书中第6页中提到的“笔迹鉴定”申请。事实上，仅需对编号为2016年保字0919号的《保证合同》进行鉴定，通过比对《保证合同》文字打印时间、高友淮签名的形成时间以及“2016年9月19日”字迹的形成时间，就可以得出结论，用于证明高友淮签名的形成时间早于“2016年9月19日”的形成时间，以此来证明此合同为倒签，是李俊玲自行制造的虚假证据。既然主债权已不存在，高友淮的保证责任同样不用承担。在本院二审调查时，高友淮补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刘媛琼与杨晓勇、李俊玲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审查错误。1、李俊玲和刘媛琼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流水，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般而言，民间借贷有固定的期限，固定的利率，但是从李俊玲和刘媛琼之间的流水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之间的流水完全不具备这个特征，反而是符合炒外汇活动中短快收益不稳定的特征。从李俊玲和刘媛琼之间的账户流水进行梳理，3月28日这笔款项，借期是3天，金额是1500万元，收回收益15万元，折算出他的月利率收益为10%。4月12日2000万元的借款，借期为3天，月利率达到4万元。4月18日的2000万元借款期限是3天，收益是12万元，月利率达到6%。4月12日2000万元，4天，投资收益16万元，月利率达到6%。5月3日1000万元，期限是6年，投资收益6万元，月利率达到3%。5月9日是1000万元，借期是3天，投资收益12万元，月利率12%。5月20日是1000万元，期限13天，投资收益8万元，月利率是1.85%。刘媛琼的律师认可了上述流水的真实性，我们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该证据，刘媛琼的律师表示已经销户。从流水可以看出借期短，收益不稳定，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以及交易习惯和市场行情。2、李俊玲提交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是无息借款，而且借款期限是12个月，这份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日常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双方所呈现的历史交易状态。涉案的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是一年，月利率是O，而李俊玲的律师在一审中曾经辩称李俊玲与刘媛琼之前的交易往来是以前发生的民间借贷，每一次签订的合同交易完成后就销毁了，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前后明显矛盾。本案借款合同月利息为O，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里面追求高利息和高回报的加以习惯。另外，从双方的历史交易习惯来看，借款合同约定的是打到刘媛琼的账户，此前2016年3月至案发之前都是打到刘媛琼的账户，而涉案的合同也是约定打到刘媛琼的账户，为何本次交易打到了杨晓勇的账户，这也说明这与之前的交易习惯和合同约定均不相同。这份借款合同并不是真实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3、刘媛琼和高友淮均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借款合同是虚假的。一审法院却认定这3000万元系民间借贷，是错误的。从李俊玲举证的借款合同上面体现出来的时间均是2016年9月19日，但是刘媛琼的证据已经明确证明9月19日其不在国内，不可能在这一天签署协议和借据。另外，高友淮在一审中也主张涉案的合同是虚假的，多次申请司法鉴定。二、涉案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三种情形，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1、涉案3000万元的债务不是借贷关系，而是李俊玲委托给杨晓勇进行非法炒卖外汇的投资款。从高友淮之前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以及稍后高友淮要求补充的证据可以看出。杨晓勇是通过其控制的安捷利公司以及香港冠祥公司、香港飞跃公司等公司，通过两地的汇率差和汇率波动来牟利。李俊玲和杨晓勇根据双方约定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涉案3000万元的是李俊玲先把钱打给杨晓勇，再由杨晓勇通过自己控制的账户兰州新区丰泽贸易有限公司、香港天祥达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账户虚拟贸易购买关单等形式，将李俊玲的资金换成外币，从而赚取利差来获得非法收益，李俊玲提供的借款合同是虚假的。他们真实签的合同是投资理财合同。因此，李俊玲与杨晓勇、刘媛琼之间的委托炒汇行为属于恶意串通逃避外汇监管的违法行为，他们表面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2、高友淮的保证系杨晓勇、刘媛琼与李俊玲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的保证。高友淮是杨晓勇犯罪行为中的最大受害人，被骗现金5000多万元，高友淮并没有从杨晓勇处获得任何乃至于担保的好处。高友淮在安捷利公司的股份是一元转让所得，是杨晓勇代持的股份，不存在参与经营为股东和公司提供担保的可能。当初，杨晓勇和李俊玲合谋骗取高友淮的信任，向高友淮承认签署保证合同是针对当时的单笔交易，会3天回款，了结保证责任，高友淮认为公司的财务可控，因为其当时安排了财务在其公司。单笔交易的保证期限短，因此高友淮认为风险可控，才签署了保证。如今，李俊玲却起诉要求高友淮承担6个多月之后的连带保证责任，这是李俊玲与杨晓勇合谋串通的结果。因此本案的情形是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二种无效情形以及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应该被认定为无效。3、再者，杨晓勇、刘媛琼与李俊玲之间的炒汇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刑法第190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此类行为非法购买外汇2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就构成了犯罪。依据证监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交易的通知，文号是（1994）第165条第一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外汇期货和外汇交易的双方不受法律保护。《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非法网络炒汇行为有关问题的批复》也明确的规定了擅自从事炒汇行为是属于非法经营外汇业务私自买卖外汇行为。依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未经批准非法炒汇是属于违法行为。杨晓勇与李俊玲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掩盖了双方真实炒汇的关系，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三种无效情形。三、即便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高友淮认为借款合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标准，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谋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目的也具有经营性，这种属于非法从事经营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管管理法第19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类似业务。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涉及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第5种情况，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应该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在本案中，如果认定李俊玲与刘媛琼、杨晓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那么李俊玲无疑就是完全具备职业放贷人的特征的借款人，按照该最高法院的判例标准，借款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四、退一步说，从涉案的保证合同本身来分析，保证合同是2016年3月份签订的，保证合同只在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约定的保证主债权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5000万元，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均没有关于最高额或跟最高额相关的限期限金额对不特定债权担保的字样，因此可以知道，涉案的保证合同并非最高额保证，不能按最高额保证的处理规则对累积发生的债权额承担保证责任，而只需按约定的保证债权范围承担保证责任。约定保证责任的范围就是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5000万元对应的全部债权，借款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借款本金是5000万元。从借款合同的字样可以看出，这是一份单意的合同，是针对一个借款行为发生的合同，对保证人而言，理解其保证范围就是其签署保证合同后发生的第一笔借款，也就是第一笔实际借款的本金，如果非要去延伸推理，最多可以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要求保证人承担随后发生的累积5000万元的借款本金责任，而且不能理解为多笔借款累加余额超过5000万元。也不能理解为借新还旧，累借累还的多笔债权余额承担责任。两份合同当时均签在2016年3月份，在2016年3月28日发生的第一笔1500万元保证人应该对这笔承担保证责任。如果理解为承担5000万元的保证责任，即到2016年4月18日所发生的借款累积加到5000万元，那么2016年4月18日的借款已经在2016年4月11日之前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016年4月11日之前主债务已经全部还清，那么保证责任就自然已经全部消灭。依据担保法解释第39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以借新还旧……保证人不承担责任”。用此法理推理，在本案中后续发生的借新还旧的行为保证人并不知情。借款人和出借人自行将借款的方式、借款的金额进行了变更，保证人不知情，但这种变更导致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增加。因此，高友淮认为超过5000万元借款的责任保证人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五、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建议发回重审或者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关于一审判决提到的司法鉴定申请书问题，高友淮为了查清保证合同的签署时间是虚假的，早在2016年6月5日就已经制作好了司法鉴定申请书，在第一次开庭时就已经明确表示建议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没有明确表态，属于程序错误。针对高友淮提出的上诉，李俊玲辩称，一、高友淮主张本案应终止审理依据不足。李俊玲与刘媛琼、杨晓勇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高友淮及安捷利公司为前述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清楚。高友淮在上诉状中称仅凭李俊玲的证据无法确认李俊玲与杨晓勇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发生的金额以及时间等核心事实。但实际上，李俊玲向法庭提交了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借据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李俊玲与杨晓勇、刘媛琼之间借款的事实以及时间金额等内容。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需要终止审理的情形。高友淮主张保证合同中部分内容为空白，但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退一步说即便该合同的内容为空白，根据最高院最新判例，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给合同相对方，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即便真如他们两人所说合同中部分内容为空白，也应当视为两人对于李俊玲在合同中空白部分填写内容的无限授权，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两人仍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二、民间借贷中的利率为双方约定，因双方借款的金额较大，所以在借期较短的情况下，利率较高很正常。另外，涉案借款的利率，并非如对方所说双方的借款均不能变更利率，高友淮在偷换概念。三、高友淮一方面主张合同为虚假合同，另外又主张为无效合同，自相矛盾。高友淮主张合同为虚假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当中所有的签字均为各方当事人真实签署，并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是虚假的。民间借贷中，影响合同各方主体利益的主要是转款时间，利息起算时间以及还款时间三个时间，而并非合同签署时间。另外，保证合同中并未针对借款用途作约束性的约定，因此，高友淮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并且其主张所谓的炒汇行为均为推测，没有证据证明。四、高友淮认为李俊玲为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也不能成立。李俊玲不存在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的问题。杨晓勇及刘媛琼以及李俊玲之间均为朋友关系，不能据此认定为社会不特定对象。五、关于本案所涉及的金额。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甲方及借款人李俊玲实际放贷金额为准，而实际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并未超出保证合同中5000万元的保证范围，并且该款项并不存在累积计算的情况。因为保证合同中对于其保证的主合同的合同号、借款人均有明确的对应，高友淮以时间为标准的计算明显是错误的。而关于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第3.2、3.3条均有明确的约定，也并未超出该范围。因此，保证合同没有任何问题。针对李俊玲提出的上诉，刘媛琼辩称，一、高友淮要求刘媛琼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友淮表示认同李俊玲起诉刘媛琼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和主张，同时认同李俊玲所说的杨晓勇与刘媛琼的关系，刘媛琼对高友淮的心情表示理解，但是这不是事实，高友淮没有证据证明刘媛琼与杨晓勇之间系夫妻关系，或者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刘媛琼应该对杨晓勇的债务承担责任。二、高友淮上诉理由中认为杨晓勇诈骗的陈述，该陈述与刘媛琼没有任何关系，不构成刘媛琼承担本案款项的责任和理由。三、高友淮代称李俊玲和杨晓勇之间经济往来密切，关系密切。本案的转账款项是李俊玲和杨晓勇之间的经济往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可能还不止3000万元，还可能更多，甚至一个亿、两个亿，如果按照李俊玲的说法，刘媛琼是否就要对其一个亿、两个亿的转账承担偿还责任，显然对方的陈述不能成立。所以，高友淮主张刘媛琼承担责任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四、本案的事实是，在李俊玲与杨晓勇之间有一笔2016年9月19日的转账3000万元，这时杨晓勇已经失联，在无法向杨晓勇主张债权和实现债权的情况下，转而拿出一份空白的借款合同和借据填上有关内容后提起本案，来主张对刘媛琼的偿还责任，2016年9月19日记载日期所写的借款合同和借据已经在一审期间查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是一份伪造的借款合同和借据，这3000万元的转账与本案的合同和借据没有任何关系，请法庭依法查明。李俊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杨晓勇、刘媛琼立即返还给李俊玲借款本金3000万元；二、判决杨晓勇、刘媛琼立即支付给李俊玲违约金300万元；三、判决杨晓勇、刘媛琼给付给李俊玲逾期还款利息44万元(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6年10月24日开始暂计算至2016年11月14日，以后另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四、判决杨晓勇、刘媛琼给付李俊玲律师费40万元，诉讼保全担保费33245元；五、判决高友淮、安捷利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判令杨晓勇、刘媛琼、高友淮、安捷利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俊玲与杨晓勇、刘媛琼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年借字0919号），合同记载签署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约定杨晓勇、刘媛琼向李俊玲借款5000万元，具体金额以李俊玲实际放款金额为准；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为0%，逾期还款，按日千分之一点五支付逾期费用；若出现合同违约情形，违约方应支付合同借款本金10%的违约金；为确保杨晓勇、刘媛琼履行还款义务，高友淮、安捷利公司自愿向李俊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另行签订保证合同；刘媛琼的银行账户为收款账户。杨晓勇、刘媛琼分别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捺印。当日，李俊玲向杨晓勇账户汇款3000万元。杨晓勇、刘媛琼出具借据，载明确认收到李俊玲向本人指定账户转入借款3000万元，具体借款期限、还本付息方式以本人于2016年9月19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李俊玲与高友淮、安捷利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了确保2016年借字0919号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义务切实得到履行，高友淮、安捷利公司自愿向李俊玲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为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高友淮在合同上签字捺印，安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勇签字并加盖公章。杨晓勇、高友淮是安捷利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70%、30%。李俊玲因无法联系杨晓勇、刘媛琼，于2016年10月19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杨晓勇、刘媛琼二人借款合同所记载的地址及安捷利公司住所地址各邮寄《要求提供资金使用情况及经营情况的函》，记载杨晓勇、刘媛琼向李俊玲提出借款5000万元，实际借款3000万元。从2016年10月17日开始，一直无法联系二人，现希望收到本函件后立即向本人书面说明3000万元的走向及使用情况。函件寄送至安捷利公司地址的函件由他人签收，寄送至另一地址的函件被退回。刘媛琼称案涉借款合同并非于2016年9月19日签订，提交了龙岩市公安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予以证明，该查询结果记载刘媛琼于2016年9月15日从横琴口岸出境前往越南，9月22日从横琴口岸入境。高友淮向该院提交了李俊玲与刘媛琼的款项往来记录明细，记载2016年3月-6月期间，李俊玲转账给刘媛琼合计1.05亿元，刘媛琼转账给李俊玲合计1.0577亿元，远超过其担保的5000万元。诉讼过程中，高友淮认为《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所记载的日期虽为2016年9月19日，但实际签署日期为2016年3月底，签约后李俊玲与刘媛琼的借款往来达一亿多元，合同项下的5000万元早已还清，并申请就合同签署的时间进行鉴定。第二次庭审时，高友淮又提出对其签名进行鉴定。另查，高友淮于2016年10月31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深圳市公安局以杨晓勇涉嫌合同诈骗予以立案侦查，该案仍在侦查中。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依法受法律保护。李俊玲与杨晓勇、刘媛琼签订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各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刘媛琼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根据李俊玲与杨晓勇、刘媛琼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项下借款应划至刘媛琼名下账户，但李俊玲并未按约定履行，而是将款项汇至杨晓勇账户，即刘媛琼并未实际收取款项，因李俊玲未按约定履行，故刘媛琼虽签署了借款合同，但并不必然产生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后果，其就本案债务不承担还款责任。杨晓勇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并出具收条，且实际收取了款项，依法应就本案3000万元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利息和违约金，双方未约定借款期内利息，但约定按日千分之1.5计算逾期利率并支付违约金300万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利息和违约金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李俊玲主张的逾期利率已超出法定上限规定，故该院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自逾期之日即2017年9月19日起计算。关于律师费，李俊玲未提交相关付款凭证，该院不予支持。李俊玲主张担保费33245元缺乏依据，该院亦不予支持。关于高友淮、安捷利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李俊玲与高友淮、安捷利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高友淮、安捷利公司就本案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高友淮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捺印，安捷利公司在保证合同上盖章确认，保证成立，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李俊玲作为出借人，已履行款项出借义务，故高友淮、安捷利公司作为保证人，依法应就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李俊玲在保证期间内诉请高友淮、安捷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高友淮辩称李俊玲转给刘媛琼的款项已归还李俊玲，金额亦已超过其担保的5000万元范围，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该院认为，刘媛琼否认本案借款的事实，且保证合同亦约定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李俊玲对杨晓勇、刘媛琼的全部债权，即保证人是对杨晓勇、刘媛琼所借款项进行担保，故刘媛琼与李俊玲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超出本案借款合同的范围与担保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故对其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关于高友淮提出的就合同签署时间进行鉴定问题，该院认为，高友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述签署多份空白保证合同交予李俊玲，理应知悉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且其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的具体时间，仅自述本案保证合同为3月底签订，鉴定条件并不充分。此外，高友淮系对杨晓勇所负的300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9月19日前刘媛琼与李俊玲之间的借款往来款已经还清，并不当然免除其保证责任。故对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友淮于第二次庭审时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该院认为，高友淮在举证期限内及第一次参加庭审时均未就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在第二次庭审时以时间太长、不清楚是不是自己签署为由申请笔迹鉴定，该申请已过合理的期限且缺乏充分的依据，该院不再予以鉴定。杨晓勇、安捷利公司经该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据此，高友淮在本案中为担保人，其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杨晓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李俊玲借款本金3000万元；二、杨晓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李俊玲利息和违约金（利息和违约金自2017年9月19日起，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三、高友淮、安捷利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李俊玲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1166元，由李俊玲负担21116元，杨晓勇负担190050元，高友淮、安捷利公司连带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借款合同，有李俊玲、杨晓勇、刘媛琼签名及按捺指纹，由李俊玲手写填写合同编号、李俊玲的基本信息、杨晓勇和刘媛琼的住址信息、合同签订日，其他内容均为打印形成。借据，有杨晓勇、刘媛琼签名及按捺指纹，由李俊玲手写填写金额、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借据出具日期。保证合同，有李俊玲、高友淮、杨晓勇签名及按捺指纹、安捷利公司印章印文，由李俊玲手写填写合同编号、合同签订日期、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借款合同编号。关于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形成的过程。李俊玲称，2016年9月初，杨晓勇、刘媛琼找到李俊玲要借款5000万元，双方协商好杨晓勇、刘媛琼先签好借款合同和借据，需要资金时就通知李俊玲，李俊玲转款后再把借款合同和借据的相应内容补充填写，金额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准；当日，高友淮并未在场，第二日，李俊玲委托他人与杨晓勇、刘媛琼一起到安捷利公司找高友淮签署保证合同；后来，李俊玲收到杨晓勇的通知，说暂时只需要3000万元，于是李俊玲补充填写借款合同和借据相应内容，并将3000万元转给杨晓勇；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除签名以外，其他手写内容均为李俊玲填写。刘媛琼称，2016年3月至6月期间，刘媛琼向李俊玲借款，刘媛琼于2016年3月底向李俊玲出具借款合同、借据。高友淮称，2016年3至6月，刘媛琼向李俊玲借款，2016年3月底高友淮出具保证合同。2016年3月至6月间，李俊玲与刘媛琼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李俊玲向刘媛琼转账合计1.05亿元，刘媛琼向李俊玲转账合计1.0577亿元。李俊玲、刘媛琼称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属于借贷性质，双方有签订借贷合同，在还款之后就将合同销毁。当法庭询问李俊玲其出借资金的来源时，李俊玲仅是陈述其在公司上班，可能是股东之一，公司地址在深圳市宝安区，是自有资金，至于资金的具体来源，李俊玲则不作陈述。当法庭询问刘媛琼其借款用途时，刘媛琼仅是陈述自己无业，可能是买房，至于资金的具体用途，刘媛琼则不作陈述。二审中，李俊玲提交了出生登记记录，拟证明杨晓勇与刘媛琼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二人在香港生育有孩子。刘媛琼确认其与杨晓勇在香港育有一子。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媛琼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高友淮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李俊玲系依据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网银转账回单，主张李俊玲与刘媛琼、杨晓勇之间形成借贷关系，高友淮为刘媛琼、杨晓勇向李俊玲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刘媛琼、高友淮均辩称，2016年3月至6月刘媛琼、杨晓勇与李俊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为该期间内的借贷操作方便，刘媛琼、高友淮于2016年3月底分别签署了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交予李俊玲，对于李俊玲主张2016年9月19日的借款并不知情。对此，李俊玲虽不予确认，但是李俊玲亦陈述称，刘媛琼签署了空白的借款合同、借据，高友淮签署了空白的保证合同，李俊玲于2016年9月19日转账后，自行在空白的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上填写了合同编号、签订日期等。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俊玲提交的借款合同记载的借款金额是5000万元、收款账户系刘媛琼的银行账户，但是，李俊玲实际转账金额是3000万元，款项付至杨晓勇的银行账户，这与合同约定不符。李俊玲虽解释称，李俊玲收到杨晓勇的通知，说暂时需要3000万元，将款转至杨晓勇账户；因杨晓勇与刘媛琼系夫妻关系，出于信任，李俊玲就按照杨晓勇的指令操作。但是，李俊玲并未举证证明杨晓勇通知李俊玲变更借款金额及收款账户，且经刘媛琼同意。而且，李俊玲也未举证证明在双方所称过往已经发生的借贷过程中，存在实际出借资金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不符、杨晓勇代刘媛琼收款的交易习惯。鉴于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上的签订日期、借款金额等内容系李俊玲填写，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俊玲于2016年9月19日向杨晓勇转款3000万元系履行刘媛琼向李俊玲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据、高友淮出具的保证合同项下义务。其次，李俊玲、刘媛琼均称2016年3月至6月期间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李俊玲确认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由其补充填写。而李俊玲实际付款的金额和收款账户又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那么，李俊玲亦有义务举证证明借款合同、借据、保证合同系为2016年9月19日付款3000万元而出具，不是为履行2016年3月至6月期间双方借贷而出具。李俊玲亦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李俊玲与刘媛琼述称，2016年3月至6月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银行转账明细记载该期间内，李俊玲向刘媛琼转账合计1.05亿元，刘媛琼向李俊玲转账合计1.0577亿元。双方所称借贷关系涉及的资金金额巨大，但是，对于借贷资金的来源、用途，李俊玲、刘媛琼不能作出解释。李俊玲、刘媛琼又称2016年3月至6月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期间，有签订借款合同，在还款后即将合同销毁。这有别于一般借贷行为，不合常理。本院认为，尚不足以认定2016年3月至6月李俊玲、刘媛琼之间巨额往来资金属于借贷性质。基于此并结合前述分析，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李俊玲主张2016年9月19日支付的3000万元属于李俊玲与刘媛琼之间借贷性质的资金，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李俊玲主张刘媛琼承担还款责任，高友淮承担担保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俊玲主张杨晓勇承担李俊玲在本案中支付的担保费33245元，亦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杨晓勇、安捷利公司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关于杨晓勇、安捷利公司的部分，本院不作审理。综上所述，李俊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高友淮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78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781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781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市安捷利供应链有限公司应对被上诉人杨晓勇在本案中对上诉人李俊玲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上诉人李俊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杨晓勇、安捷利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1166元（已由李俊玲预交），由李俊玲负担21116元，由杨晓勇、安捷利公司负担190050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李俊玲预交），由杨晓勇、安捷利公司负担。李俊玲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11166元（已由李俊玲预交），由李俊玲负担。高友淮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11166元（已由高友淮预交），由李俊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  小  丽审判员 黄  国  辉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曾秋红（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