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6民初6446号原告：陶艳霞，女，1965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洲，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徐红珠，女，1967年6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英、曾飞，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柴雅琴，女，1957年6月12日生，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娟，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桂英，女，1954年9月6日生，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峻，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艳霞与被告徐红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苏0506民初7893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原告陶艳霞的起诉。后，原告陶艳霞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苏05民终4852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苏0506民初7893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陶艳霞申请追加柴雅琴、朱桂英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陶艳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李亚洲，被告徐红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英、曾飞，被告柴雅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娟，被告朱桂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艳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义务，代为返还其投资本金450000元并支付收益76477.5元（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每月5295.5元固定收益的标准，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最终金额以徐红珠实际返还日为准）。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30日，其经被告推荐介绍与上海盘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恒公司）签订《个人出借协议书》一份，由其出资450000元购买盘恒公司持有的第三人约定债权份额，投资期限为18个月，每月固定收益为5098.5元。同日，被告向其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对其的投资本息承担担保责任。后，盘恒公司仅向其支付2016年4月至6月的固定收益。因此，其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徐红珠辩称，首先，其在承诺书上只是作为见证人签的字，并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且其也不是盘恒公司的股东或业务人员，故也不应为盘恒公司的业务承担担保责任。其次，原告与盘恒公司签订的合同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故本案应依法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再者，即便认定其应承担担保责任，也因原告与盘恒公司之间的合同基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无效而亦属无效，且也无法实际履行。因为根据原告与盘恒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原告出资款项是向盘恒公司购买福建省弘兴电器有限公司债权，待投资期满后有权要求盘恒公司以同等价格回购；回购的前提是原告持有合法债权。但本案债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且并不真实存在。综上，原告针对其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柴雅琴辩称，首先，盘恒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已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法院判决，故本案实际应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处理。其次，原告和盘恒公司签订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故作为从合同的承诺书亦应无效；且对于其而言也已过了保证期间。况且，其在签署承诺书后曾向原告索回过，但原告拒绝归还。综上，其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朱桂英辩称，首先，原告与盘恒公司签订合同名为个人出借协议，实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文件。因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前述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承诺书作为从合同也无效。由此，原告应是向盘恒公司主张返还本金。其次，原告在保证期间内并未向其主张权利，故其的承诺书保证期间已过。况且，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的退赃与返还仍在进行中，尚无法确定原告的债权金额。综上，其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30日，陶艳霞（乙方，受让方）与盘恒公司（甲方，转让方）签订《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附件为《固定资产收益单》、《收款确认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出资总额450000元购买甲方目前所持有的福建省弘兴电器有限公司的约定债权份额，以作为有固定收益的投资方式；投资期限为18月即2016年3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乙方在18个月内不得撤资，乙方该笔资金认购之日后的每一个自然月的3个工作日内，甲方按照乙方出资额的1.133%向乙方支付其所持项目股权份额所产生的收益即人民币5098.5元；该收益为固定收益，支付时间见《固定资产收益单》；甲方会在乙方投资期限届满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乙方受让时的价格等价回购其项目债权的份额。后，陶艳霞即通过银联POS刷卡450000元。同日，盘恒公司普陀分公司业务员柴雅琴、盘恒公司普陀分公司业务主管朱桂英、盘恒公司普陀分公司负责人王二中向陶艳霞出具《承诺书》一份（右下角缺损），记载“客户陶艳霞投资的19号产品肆拾伍万元，承诺为该笔投资的本息承担担保责任”。同时，除柴雅琴、王二中、朱桂英在该《承诺书》的承诺人落款处签名外，徐红珠亦在他们签名的下方签名为“徐红妹”。另，该《承诺书》复印件的落款处左侧还手写有“盘恒资产合同到期2017年9月30日，退还本金肆拾伍万元正”。2016年9月，盘恒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立案侦查。后，陶艳霞、徐红珠等人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并提交了投资材料，其中包含有陶艳霞的投资材料。2017年10月30日，陶艳霞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苏0506民初7893号]，要求徐红珠承担担保责任。在该案中，徐红珠提供了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抬头处打印有洪佩雯并手写有徐红珠、陶艳霞。后，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于2017年12月13日出具《证明》，记载：徐红珠携带其本人的投资材料及陶艳霞的投资材料来我支队报案。经调查，陶艳霞曾将其本人的投资材料放于徐红珠处；徐红珠来我支队报案时一并将陶艳霞的投资材料交予我支队，以上的报案行为并非出于陶艳霞本人的意愿，并且陶艳霞从未就其在盘恒公司投资的事宜来我支队报过案。另，徐红珠还在该案中提供了王二中出具的《证明》，柴雅琴出具的《情况说明》，朱桂英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其在《承诺书》中是作为见证人签的字，其中王二中出具的《证明》记载：徐红珠是在陶艳霞签署投资理财协议书后到场的，是陶艳霞硬要徐红珠在见证书上签名。柴雅琴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其与盘恒公司领导于2016年3月30日到苏州办理业务，顺便去了徐红珠的公司；当时，陶艳霞正巧也在；陶艳霞听了介绍后，也与盘恒公司签订了协议并于当日付款。当时，徐红珠提出陶艳霞签订的协议少一张理财收益表；盘恒公司领导表示要款项到账后才能出具。陶艳霞于是提出要盘恒公司领导写承诺书；其就在领导的示意下写了承诺书，并由随行人员签字作见证。此时，陶艳霞要徐红珠也签字作见证并称如果盘恒公司不把收益表给其，徐红珠也可以做证明人。于是，徐红珠就在其几人的签名下方签了名。朱桂英出具的《证明》记载：其是在陶艳霞的强烈要求下签的名，因为当时有一份利息分配表没有给到陶艳霞。另，在整个签约的过程中，徐红珠都不在场，是陶艳霞后来硬要让徐红珠签名做见证人的。同时，柴雅琴还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称，当天，是因要复印才去的徐红珠的灵山服装厂办公室，签的合同。但在签合同时，徐红珠在车间内处理事情，在场的只有陶艳霞、朱桂英、王二中与其。合同签好后，陶艳霞要求其及王二中、朱桂英写承诺书，保证钱能拿到。其及朱桂英、王二中也按陶艳霞的要求写了。徐红珠是在承诺书签好后进来的，陶艳霞也一定要徐红珠在承诺书上签字，怕盘恒公司不给收益表，徐红珠迫于无奈就签了。因此，其认为其与朱桂英、徐红珠都是见证人。后，陶艳霞在2016年9月份到徐红珠的厂里闹。徐红珠就让其安抚陶艳霞，但陶艳霞情绪激动，出于平息陶艳霞情绪的考虑就在承诺书复印件上又手写了“盘恒资产合同到期2017年9月30日，退还本金肆拾伍万元正”。2018年4月16日，本院就该案作出（2017）苏0506民初789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已对盘恒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故本案不应再继续审理；据此，裁定驳回陶艳霞的起诉。后，陶艳霞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苏05民终485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苏0506民初7893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另查明，2018年12月1日，王二中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该案审理查明，王二中在2013年8月至2016年8月间伙同盘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颖等人，招聘数名业务员，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传投资游艇、煤矿、金矿等项目需要资金，并许诺年化收益7%-16%的高额回报，通过开酒会、茶会、实地参观等方式对外宣传，非法吸收社会公众存款人民币一亿二千余万元，支付利息人民币二百六十余万元。2018年12月20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07刑初1298号刑事判决，王二中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又查明，盘恒公司还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后，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盘恒公司股东陈琦杰及营业部经理张伟君等人（陈颖另案处理）均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被判处刑罚。以上事实，有陶艳霞提供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及《收款确认书》、《承诺书》、银行卡对账单、证明，徐红珠提供的立案告知书、接报回执单、受案回执、（2017）沪0110刑初897号刑事判决书、（2017）沪0110刑初1084号刑事判决书、（2017）沪0110刑初1083号刑事判决书、（2017）沪0110刑初1061号刑事判决书、（2017）沪0110刑初1127号刑事判决书，以及本院调取的案件调查表、询问笔录、（2018）沪0107刑初1298号刑事判决书，及本案的质证笔录、开庭笔录等证据在卷证明。一、关于《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及《承诺书》的问题。陶艳霞陈述：其是在徐红珠的拼命推荐下买的盘恒公司的债权产品；且在徐红珠处签订《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时，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等人均表示盘恒公司是有国家执照的。其因此就表示既然都这么说，就写个承诺书；于是，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就都在《承诺书》上签字。其也正是在徐红珠的担保之下才签署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因为其与柴雅琴、朱桂英等人均不熟悉。《承诺书》右下角之所以缺损，是因为复印的时候因机器不好而被拽坏一个角所致，不是故意撕掉的。另，《承诺书》左侧空白处手写的内容则系柴雅琴在盘恒公司出事后写给其的。徐红珠陈述：陶艳霞与柴雅琴是认识的；陶艳霞因理财产品到期而问柴雅琴有无其他理财产品；柴雅琴就向陶艳霞推荐了盘恒公司的项目。在陶艳霞与盘恒公司签订《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及《承诺书》时，其因忙于生产而在车间里，不在签署办公室的现场；其是在《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及《承诺书》签署完毕后才到场的；在其到场后，陶艳霞即以柴雅琴等人没有当场提供投资收益表为由要求其作为见证人在《承诺书》上签字以免盘恒公司不向其提供投资收益表；其则碍于朋友情面在签字人员底下的位置签名即其并没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也未向原告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当时，各方还共同商定，《承诺书》在陶艳霞拿到投资收益表后即作废，故该《承诺书》才有右下角被撕掉的情况。后又陈述，其到现场后看到陶艳霞签署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少了投资收益表而出于好心向柴雅琴、朱桂英等人提出为何陶艳霞的没有投资收益表；陶艳霞听闻后就要求徐红珠在《承诺书》中做个见证以免对方反悔。至于《承诺书》左侧空白处的手写内容，是陶艳霞在盘恒公司案发后到其经营的工厂里无理纠缠时，被其通知过来的柴雅琴迫于无奈所添写的；其对此也不知情，所添写的内容对其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柴雅琴陈述：《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系盘恒公司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吸引不特定公众参与投资，变相吸收社会不特定资金的不合法协议；《承诺书》也因此是不合法的；况且实际其对《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的19号产品是否真实存在也并不知情，故由其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虚构投资协议承担担保责任也是不合理的。至于《承诺书》左侧空白处的手写内容系陶艳霞在徐红珠的场内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后，其为了保护陶艳霞的生命安全才写的。朱桂英陈述：《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产物，当属无效；由此，《承诺书》也不具有合法性；况且其作为老年人也对金融产品缺乏辨别能力，故由其对陶艳霞的损失承担责任也是荒谬的。至于《承诺书》左侧空白处手写的内容则是因陶艳霞以死相要挟的情况下书写的。为此，徐红珠还提供了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胥口派出所于2017年12月29日出具的《报警证明》及2018年4月3日出具的《证明》，其中《报警证明》记载：徐红珠于2016年9月4日报警称在灵山服装厂内与陶艳霞因经济问题产生纠纷，后双方自行协商解决；《证明》记载：因报警时间太久，已超过数码音录像服务器的保存期限，无法提供录像。徐红珠据此主张陶艳霞曾至其的工厂无理取闹。经质证，陶艳霞、柴雅琴、朱桂英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但陶艳霞表示其是去维权；柴雅琴、朱桂英则表示柴雅琴就是因陶艳霞采用非常规手段胁迫而在《承诺书》复印件左侧空白处添写内容的。二、关于陶艳霞是否报案的问题。陶艳霞陈述：其是与徐红珠去过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但其只是去了解情况，而不是去报案的；且是徐红珠在盘恒公司出事后打电话给其，让其一起去的，并要其把所有资料都复印一份给她。后，徐红珠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资料一并交给了公安局。徐红珠提供的《立案告知书》是徐红珠在前案中拿到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让经侦支队手写上徐红珠及其的名字并盖章的。其也因此在前案中找到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进行了说明；公安机关经审查发现其没有做过笔录而出具《证明》以证明其并未报案。同时，陶艳霞还明确因为徐红珠为其作了担保的承诺且资产雄厚，所以其选择通过民事程序追究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而不通过刑事程序追回损失。徐红珠陈述：陶艳霞与其及谢建兰于2016年9月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报案，报案的资料也都是陶艳霞自己准备。为此，徐红珠还提供徐红珠、柴雅琴、谢建兰于2018年4月8日与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警官的谈话录音及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证明》，其中谈话录音文字记录显示徐红珠等人要求警官出具证明是与陶艳霞一起报案的；警官表示只能证明徐红珠表示没有为陶艳霞带报案材料。《证明》记载：徐红珠于2018年4月8日来我支队反映情况称其从未将陶艳霞在盘恒公司投资的相关材料提交我支队；陶艳霞的报案材料是陶艳霞本人提交我支队的；以上情况系徐红珠本人口述。经质证，陶艳霞、柴雅琴、朱桂英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但陶艳霞认为《证明》的内容仅为徐红珠口述。三、关于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的担保意思表示问题。徐红珠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如下证据：1、徐红珠与盘恒公司签订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附件为《固定资产收益单》、《收款确认书》），《盘恒10号个人出借协议书》（附件为《担保函》、《固定资产收益单》及《收款确认书》），盘恒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陈颖出具给其的《承诺书》。徐红珠据此主张其与盘恒公司仅是客户关系即也是盘恒公司非法行为的受害者，故其没有任何理由为陶艳霞的投资提供担保。2、《承诺书》复印件，记载内容除在承诺人落款处的徐红珠签名的下方多了陈颖的签名外，其他内容与案涉《承诺书》原件的内容一致。徐红珠称，在签署陶艳霞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及《承诺书》后，陈颖拿着投资收益表及该份《承诺书》一起给的陶艳霞，并由柴雅琴复印给了其。经质证，陶艳霞对证据1、2均不予认可。柴雅琴、朱桂英对证据1均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另，柴雅琴为证明其也是盘恒公司非法行为的受害者，为陶艳霞所提供的担保也不是其的真实意思表示，提供了其与盘恒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人声明》、《收款确认书》为证。经质证，陶艳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徐红珠、朱桂英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四、关于保证期间是否已过的问题。陶艳霞陈述：其在主张担保责任之前就已向主债务人盘恒公司发送律师函主张过权利。为此，陶艳霞提供了2017年10月10日《律师函》及邮寄凭证为证，其中《律师函》记载：陶艳霞委托律师向盘恒公司发律师函，要求盘恒公司于接收律师函之日起5日内等价回购债权份额，并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的固定收益76477.5元。邮寄凭证显示该律师函被退回。经质证，徐红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仅能证明向盘恒公司主张债权。柴雅琴、朱桂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关于陶艳霞与盘恒公司的关系。虽陶艳霞与盘恒公司签订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提及陶艳霞购买的是盘恒公司持有的福建省弘兴电器有限公司的约定债权份额，但从协议中约定的陶艳霞提供资金给盘恒公司，盘恒公司定期支付固定收益并在期满后按原出资额支付本金，可见陶艳霞只获取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其将款项给盘恒公司并非投资行为，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关于陶艳霞与柴雅琴、朱桂英的关系。虽柴雅琴曾表示其书写《承诺书》是盘恒公司领导示意的且是因为当天未将收益表给陶艳霞才出具的，并据此主张其在《承诺书》的承诺人落款处的签名也只是作见证。对此，陶艳霞不予认可且柴雅琴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的抗辩不予采信。况且其无论是作为理应理解《承诺书》的文字含义的书写人，还是此后又在陶艳霞催讨案涉款项时在《承诺书》复印件上又写“盘恒资产合同到期2017.9.30，退还本金肆拾伍万元正”都足以证明其对签字承担担保责任是知晓并认可。由上，已可认定陶艳霞与柴雅琴之间系保证担保合同关系，即柴雅琴为案涉陶艳霞与盘恒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同理，朱桂英与陶艳霞之间亦系保证担保合同关系。关于陶艳霞与徐红珠的关系。柴雅琴、朱桂英、王二中虽在前案中出具了《证明》、《情况说明》称徐红珠仅是作为见证人在《承诺书》上签字，其中柴雅琴还就此出庭作证。但陶艳霞对此不予认可。因柴雅琴、朱桂英与徐红珠同为在《承诺书》的承诺人落款处签名的人员即系与案涉保证担保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故柴雅琴、朱桂英、王二中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难以据此即认定徐红珠仅作为见证人在《承诺书》上签字。况且，作为企业经营者的徐红珠，根据其所具备的认知与经验当能知晓《承诺书》的内容含义，却仍在其他承诺人签名的下方签名。据此，陶艳霞主张徐红珠系作为担保人签字，合法有据，应予认定。至于徐红珠有关其签名为“徐红妹”即含有不愿意担保的意思在内的抗辩，因无其他证据以佐证其的该项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合同效力。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盘恒公司虽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盘恒公司普陀分公司负责人王二中也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陶艳霞要求担保人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承担责任的本案诉讼应当受理。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虽盘恒公司及盘恒公司普陀分公司负责人王二中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王二中已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但并无证据证明陶艳霞在与盘恒公司所签订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的履行中存在过错；且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证明及陶艳霞的陈述，可见陶艳霞不愿意就其与盘恒公司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陶艳霞在本案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不通过刑事程序追回损失。因此，陶艳霞与盘恒公司签订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仍属有效。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因陶艳霞与盘恒公司签订的《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仍属有效，故在无证据证明陶艳霞与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之间的保证担保合同关系存在无效情形的情况下，亦属有效。关于保证担保责任。首先，因《承诺书》未对保证担保方式及保证期间进行约定，故依法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所共同提供的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根据《盘恒19号（二期）个人出借协议书》的约定，案涉主债务的履行期间为2016年3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故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的保证期间应自履行期间届满后起六个月。其次，在连带共同保证中，各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债权人向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都是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其效力自然及于所有的保证人。本案中，陶艳霞早已于2017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徐红珠承担担保责任，故柴雅琴、朱桂英以陶艳霞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二人主张权利为由主张其二人的保证期间已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陶艳霞依据《承诺书》要求柴雅琴、朱桂英、徐红珠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又，因陶艳霞自认盘恒公司已向其支付三个月的固定收益，故陶艳霞要求徐红珠、柴雅琴、朱桂英返还本金45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收益，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但计算标准应为月利率1.133%。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柴雅琴、朱桂英、徐红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陶艳霞借款本金人民币4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133%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收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6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4065元，由被告柴雅琴、朱桂英、徐红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陶艳霞预交的诉讼费用本院不再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江 伟人民陪审员 沈 郴人民陪审员 朱仙珍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计皓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