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那行初字第3号原告那坡县城厢镇镇玉社区坡顶三组。代表人劳映密。代表人张高波。委托代理人李永祥。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汤梓军，县长。委托代理人倪安文。第三人城厢镇城北社区者庙村民小组。负责人黎永志。第三人李美珍，农民。第三人李荣新，农民。第三人李荣华，农民。第三人黄桂萍，农民。原告那坡县城厢镇镇玉社区坡顶三组不服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城厢镇者庙村民小组、李美珍、李荣新、李荣华、黄桂萍土地所有权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于2014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6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那坡县城厢镇镇玉社区坡顶三组的代表人劳映密、张高波及委托代理人李永祥，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倪安文，第三人城厢镇者庙村民小组负责人黎永志，第三人李美珍、李荣新、李荣华、黄桂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15日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7月15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并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一、事实依据：1、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2、那重许告字（2014）第3号2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告知程序；3、《土地承包使用证》1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李玉家承包经营；4、《土地承包使用证》1份，证明争议地属于者庙村民陆庆丰承包经营；5、《土地承包使用证》1份，证明争议地属于者庙村民黎建民承包经营；6、争议地情况说明1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7、关于李玉农户自留地及闲散地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争议地是属于李玉家（分家为李荣华、李荣新、李美珍、黄桂萍）四户承包经营；8、《征用土地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诉争的土地已在2005年底被政府征用；9、征用土地协议书1份，证明凌秀艳承包原告集体的土地已被政府征用；10、《征用土地协议书》1份，证明周秀艳承包原告集体土地已被政府征用；11、《征用土地协议书》1份，证明李彩霞承包原告集体土地已被政府征用；12、13、14、《土地承包合同》各1份，证明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承包原告集体征用前的土地；15、异地安置规划平面图1份，证明该规划图与争议地有关联性；16、调解报告1份，证明原告没有办证的土地也被征用情况；17、凌秀艳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告没有办证的土地被征用时发生的情况；18、证人证言：（1）劳映密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诉争土地的情况；（2）农秀娥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争议地叫“坡桑”地名；（3）农克鲜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争议地情况；（4）卢爱群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争议地叫坡桑（地名）；（5）黎丽云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争议地是“坡桑”地，而街上人叫“亭头”地；（6）刘斌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纠纷地是“亭头”地名，是坡顶三队分给李彩霞、梁艳梅、周秀艳、农克鲜等户承包经营的，2006年才与李荣华家发生纠纷；（7）李荣华调查笔录1份，证明争议地是“坡桑”，该争议地是属于其家兄弟承包经营的；（8）张高波的调查笔录1份，证明争议地叫“亭头”，是队里分给李彩霞、潘玉凤、凌秀艳等户承包经营的，他们种不完就分给李荣华家种菜，前几年李荣华在此地挖平土地时才发生纠纷的；（9）庞阳调查笔录1份，证明2005年城厢镇政府征用坡顶三组土地的情况，征用土地的地名叫“亭头”田；19、调解意见书1份，证明城厢镇人民政府调解委对纠纷地已作了调解；20、争议地现场勘测图及笔录2份，证明对争议地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勘查和取证；21、听证会记录1份，证明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地进行了听证。二、法律依据：被告提供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的处理决定。原告那坡县城厢镇镇玉社区坡顶三组诉称，被告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一、该决定书认定“镇玉社区坡顶三组的亭头田与现争议地之间有一条自然水沟”这一认定事实是错误的，这条自然水沟，是在争议地下方从县粉丝厂围墙后面流下原告“亭头”田，这就是历史自然形成的水沟，被告认定争议地上方有一条自然水沟，是不属实的。争议界线十分清楚，水利以下的土地属于原告集体所有，水利以上的土地属于第三人村民集体所有，本案争议地界是以水利为界，而不是以自然水沟为界。二、90年代中旬原告村民小组是借给第三人者庙村小组村民李玉农户耕种的土地，而不是第三人者庙村小组发包给李玉的耕种的土地，在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李玉也没有依法申请办理任何土地承包手续，依法不能认定属于李玉承包经营权，因而被告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认定属于李玉承包土地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有客观事实证据。三、被告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认定以第三人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的承包经营权证所填的“坡桑”承包地为由，确认该争议土地归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所有是错误的。原告村民集体与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集体争议的地名是“亭头”，而不是“坡桑”，坡桑与亭头两地分明，不是一个地点两个称呼的说法。1999年12月30日，第三人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分别办理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没有填写“坡桑或亭头”的承包地块或者地名，而是在2010年原告村民集体与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对“亭头”土地纠纷之后，才于2012年3月22日通过不合法的程序补填写“坡桑”承包地进去的，而不是原本（1985年）所填写文字，从第三人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的四本《承包经营权证》上看就可知道，属于证据来源不合法，并属于无效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被告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认定以原告的村民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农户所持有的土地承包证的承包地不在争议地和该三农户土地已被征用为由，认定该争议地面积不属于原告所有也是错误的。这三农户的土地被征用是他们个人的承包土地，因此，除了被征用的三农户承包土地之外，其余的土地就是原告村民集体的土地面积，而不是第三人者庙小组集体的土地。另外，复议机关也未进一步了解，也未严格审查被告或者第三人提交的每一份证据效力问题，而草率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使纠纷得不到解决，为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依据诉求，提交如下书面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1、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和百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各1份，证明被告对争议地已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2、证人陈玉华、杨彩杰、李绍兵、许海科、王昌章、王仁忠、周秀梅、李彩霞的证明书8份，主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是以水利为界线的事实，争议地名为“亭头”而不是“坡桑”；3、镇玉社区坡顶一、二、三组，坡新二组老社员的证实书，主要证明争议地是以水利为界线及证实原告土地四至界线的事实；4、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三户的《承包土地合同书》3份，证明该承包合同书系原告集体发包的事实，该争议地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的事实；5、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的《承包经营权证》4份，证明这4户取得承包证程序不合法，属无效证据；6、证人王仁忠、古展科、黄汝宽、吴建平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争议地的界线以水利为界，水利下面的土地属于原告坡顶三组，地名叫“亭头”，水利上面是属于第三人者庙小组，地名叫“坡桑”，争议地发生前没有参加分田地，争议地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辩称，一、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原告称“亭头”，第三人称“坡桑”的争议地，位于城厢镇者庙异地安置地旁边，总面积1.5936亩，四至界限清楚。第三人持有县人民政府1985年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上记载有争议地坡桑的地名及面积，并且一直以来都在经营管理，原告虽然持有县人民政府1999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争议地的地名及面积，但是在2005年3月已被城厢镇人民政府征用作异地安置用地，2013年10月30日经现场实地勘测争议地面积为1.5936亩。二、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处理决定。三、被告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被告严格按照调解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程序规定，全面履行告知义务，依法调查取证，认真组织听证调解。在此基础上被告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被告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维持决定。第三人城厢镇者庙村民小组未作书面答辩。第三人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陈述称，1、原告称“水利为界”，无事实依据。这条水利是从半山腰通过的，不是什么地界。2、借给第三人耕种的问题。是什么人借给的，有何手续证据？原来租种的那一块，每年租金10元，老早退还给姆德（坡顶三组），现不是她还种吗？原告说是三户的责任田，为何我们耕种40多年无人提出过异议。3、一个地点两个地名的问题。“亭头”是田，是原告的耕作区，我们没有否认，而“坡桑”是地，是者庙组的地，也没有改变历史事实。从古代至今，“亭头”田是坡顶三组的，“坡桑”地是者庙组的，十分清楚，一地两名的说法是你们自己说的。4、争议范围的问题。并非是被告四兄妹的耕地，除我们四兄妹外，还有李福德等多户的耕地。第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1、证人李元康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其任者庙屯队长时，没有群众反映争议地的问题，自己得参加分争议地的田地，也得填证；2、证人李爱群出证作证的证言，证明在1988年至2011年任者庙村委妇女主任和城北社区支书期间，没有人反映争议地的有关问题，争议地已办理了农户的《土地承包证书》。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供的证据1、2、15、20、21、22，原告提供的证据1，第三人申请的证人出庭作出的证言，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无异议证据予以确认。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4、5、6、7、8、9、10、11、12、13、14、16、17、18、19提出异议。对证据3、4、5的异议意见为，这三份证据不客观真实，争议地与原告诉讼地点无关，且来源不合法，土地使用证上有涂改字，这《承包经营权证》是1985年发的，应以新证（1999年）填发的为准。本院认为这三本《土地使用证》是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应合法有效。对证据6、7的异议意见为，是第三人村民小组自己制发的，不客观不真实。本院认为，这是当事人对该争议地的客观反映，应予确认。对证据8、9、10、11、12、13、14的异议意见为，对被征用原告的土地只是一部分，并不是全部都征用。本院认为，政府所征用的土地真实、有效，应予确认。对证据16的异议意见为，不能证实原告所要证实的观点。本院认为被告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程序是合法的。对证据17的异议意见为，该说明与本案无关，但也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本院认为，该说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作定案的参考。对证据18、19的异议意见为，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其他证言是事实的。本院认为，证据的来源合法，证人的证言是客观的，与本案的处理有关联性。三、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对证据2的异议意见为，这8份书证没有证实人的身份，证实的内容不客观不真实。本院认为，原告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以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对证据3、4的异议意见为，土地已经被政府征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说明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征用，与本案的争议地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异议意见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把此证据作为依据，所以不需要质证。本院认为，被告没有把此证作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应予确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有部分异议，认为证人不清楚争议地的情况，也没有到过现场分地、指界认定，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证人的证言是客观的，但对争议地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也没有亲自参加争议地现场确认地界，因此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并经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对当事人提出异议并经本院确认的证据间的关联性、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定，可作为定案的依据。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那坡县城厢镇者庙异地安置地旁边，原告称“坡桑”（地名），第三人称“亭头”（地名），总面积1.5936亩，四至界限为东接原告坡顶三组组干田（现为本组李彩霞户种菜），西接第三人者庙组农绍志（已故）现其儿子农建伟经营地（该地块上边边坡有条水利），北邻第三人者庙组农户陆庆丰（已故）现其妻子农秀娥经营地，南邻李福德经营地。因争议地地处两组耕作区域交汇处，故原告称“亭头”田，第三人称“坡桑”地。第三人本组有李玉（系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的父亲）、黎建民持有1985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李玉的土地承包证记载坡桑地面积0.82亩，黎建民的土地承包证记载坡桑地面积0.08亩。和现争议地连在一起的还有本组陆庆丰、农绍志两户持有1985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原与李玉家一起在争议地耕种的黎建民家1985年以后因劳力不足，自愿放弃耕作，此后归由李玉家耕种。该争议地在争议发生前一直是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李荣华、李荣新、李美珍、黄桂萍经营管理。原告组村民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三户持有1999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每户证书记载承包亭头田面积0.6亩，李彩霞等三户在者庙异地安置建设前一直在异地安置征用的地块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从未提出该争议地是他们证书内所含面积的权属主张。2005年3月，那坡县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征用原告三组亭头田作为异地安置点建设用地，同月23日，城厢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组员凌秀艳农户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其土地面积2.336亩；同月25日，城厢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组员周秀梅（潘玉凤女儿）农户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其水田0.798亩；同年4月18日，城厢镇人民政府又与周秀梅农户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其旱田0.303亩。原告发现凌秀艳农户被征用面积比土地承包证书填写面积多1.736亩，周秀梅农户被征用面积比承包证书填写面积多0.501亩。原告认为，原来集体发包时是每户承包面积0.6亩，征用超出承包证填写的土地面积应属于集体所有。对此，原告集体与凌秀艳、周秀梅在征地补偿费分配上产生了纠纷，不愿与镇政府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2005年5月8日，原告组干韦建明、刘碧凤为代表向城厢镇人民政府递交了《关于要求镇政府协调解决的报告》。后经城厢镇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并多次组织调解，该纠纷才得于化解，原告于2005年12月31日与城厢镇人民政府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协议书》上标明：“征用坡顶三组集体土地面积总数3.15亩（已扣除本组凌秀艳、周秀梅、李彩霞三户每户0.6亩后的面积）”。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三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每户承包0.6亩的亭头田，包含在异地安置点征用土地的范围之内，已被一并征用。原告称的“亭头”田与现争议地之间原有一条自然水沟，水沟往粉丝厂方向是亭头田，水沟往者庙方向是现争议地和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陆庆丰（已故）、农绍志（已故）等两户的家属一直经营的耕作地块。异地安置建设后，自然水沟已被填埋。2010年12月10日，原告向城厢镇人民政府递交《关于要求调处土地所有权纠纷的报告》，镇政府受理后，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达不成调解协议。2013年11月6日，城厢镇人民政府将该案移交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受理后，成立调查组对该案进行全面审查后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现场勘验和调查取证工作，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调解，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大，调解不成立。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将争议地1.5936亩土地所有权归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所有。原告不服，向百色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百色市人民政府经过复核，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百政复决定（2014）第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对行政复议处理决定不服，遂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院认为，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作出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争议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为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所经营，1985年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村民李玉、黎建民两户取得了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土地证上记载的地名涉及争议地，该争议地发生纠纷之前，原告并未提出权属主张。虽然原告村民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三户持有的1999年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地名也涉及争议地，但从者庙异地安置点征地相关资料的事实证明，这三户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面积已经和原告在“亭头”的集体土地一并被征用。因此，这就说明了“亭头”的土地已被全部征用，不存在与“坡桑”的土地之争，现争议地确实是“坡桑”地，而不是“亭头”地，“坡桑”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归第三人者庙村民小组所有。原告提出该争议地除本组李彩霞、凌秀艳、潘玉凤三户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以外，其余土地都是原告村集体的土地面积，而不是第三人者庙小组集体的土地的权属主张。因未提供历史资料证据证明，原告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和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只是懂得争议地概况，但没有参与对争议地划界、承包、填证的具体情况，因此原告提出的权属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还提出，2012年3月第三人李美珍、李荣华、李荣新、黄桂萍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不合法，属于无效证据的主张，本院认为这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应另作处理，在本案中不予确认。综上所述，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那坡县人民政府2014年1月15日作出的那政处字（2014）第1号《行政确认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那坡县城厢镇镇玉社区坡顶三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者直接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50元（收款单位：待结算财政款项——法院诉讼费专户，帐号：60×××97，开户行：农行百色分行营业部），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卢 斌代理审判员  农群惠人民陪审员  黄耀德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陆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