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0民终35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祥东，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三河市。 委托代理人：王海鹏，河北德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雷，男，198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三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学，河北张国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祥东因与被上诉人刘春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4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祥东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42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实际发生，虽然被上诉人写有《借条》，但上诉人没有履行实际借款行为。此认定缺乏基本事实依据；2、原审法院程序错误。被上诉人应当就自己发表的答辩意见作出举证义务，但原审法院并未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被答辩人进行举证义务；3、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有多处虚假陈述，称双方无任何接触。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双方早有联系，且就借款的问题进行过沟通；4、被上诉人在一审时陈述两张借条形成的内容、过程是虚假的。依据常人的思维方式和作法，借款人是在收到借款后才给出借人打借条，不可能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向出借人出具借条，更不可能在第一次未收到借款，借条未收回的情况下第二次又给出借人打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6条，上诉人认为双方的交易符合交易习惯，且上诉人有经济能力履行借款的出借义务，结合双方的联系记录能够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 刘春雷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关系未发生、刘祥东未向刘春雷支付34万元现金借款事实认定正确，根据合同法第210条及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16条规定，一审中刘春雷已经结合借条的产生原因、款项的交付方式、当事人的经济能力、身份关系、证人证言及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就借款34万元现金未实际给付作出合理说明。一审法院在综合考查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认定借款未给付，驳回刘祥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仅凭借条不能认定借款事实确定存在，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现金借款34万元已经实际交付被上诉人；三、原审法院并未认定2018年11月10日双方建立联系，上诉人在庭审中事实陈述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为2018年11月10日被告应原告要求加了微信，只是认定了微信添加的时间，被上诉人陈述真实正确。 刘祥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6年10月12日和2016年12月23日，被告由于生意周转缺少资金，分两次从原告处借款共计人民币340000元，并写下《借条》两张。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不予偿还，现原告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前并不认识，后在借款事项上经案外人陈金龙介绍相识。原告为证明被告与其借款34万元，向法庭提供了两张借条。第一张借条内容为：“借条今从刘祥东处借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借款人：刘春雷担保人：陈金龙2016年10月12日。”第二张借条内容为：“借条今由刘祥东处借现金壹拾肆万元整（140000）担保人陈金龙借款人：刘春雷2016年12月23日。”被告承认原告提交法庭的两张借条系本人书写，但否认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借款。就借款原告是否交付被告问题，原告称，第一笔借款20万元交付的是现金，细节是：2016年10月12日当天下午四点多钟，被告和陈金龙开车去原告家楼下，原告把钱直接给的被告，钱装在一个袋子里，具体什么袋子记不清了，面值都是100元，给完钱之后，被告给原告打了一个条。关于20万元现金的资金来源，原告称，原告有一张北京农商行的信用卡，手里还有一部分现金，信用卡取多少钱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是从原告妹妹那儿拿的，具体想不起来了。第二笔借款14万元是转账，原告转给陈金龙了，不能提供转账记录了。就两笔借款是否交付被告，原告称没有其他证据向法庭提交。关于借款的出借事由，原告称，是陈金龙跟原告说被告倒据用，具体用处原告不清楚。证人张某虽然证实了部分案件事实，但因其与被告是同事，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加之有的是听被告所说，证明力不足；原、被告又均不知案外人陈金龙的去向；综上，证人张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2018年11月10日，被告应原告要求加了微信，原告把两张借条发给了被告。被告为原告书写借条后，未向原告返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这说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仅有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尚不能够成立，还需要有出借人实际交付借款的行为，合同才能真正成立并生效。那么，如果自然人之间签订的不是借款合同，而是由借款方出具了一张借条，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能否判定该借条是出借人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依据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对照本案，原告仅凭借条起诉，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本院通过审查原、被告双方的关系、出借的事由、款项来源、交付细节等事实，结合原告系信用社工作人员的情况，难以得出原告将借款交付了被告的结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说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款项的交付事实，应当由原告举证，目前，原告所举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原告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是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能维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祥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减半收取计3200元，由原告刘祥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三份证据,一、上诉人的同事高静于2016年10月11日取款16万元的银行凭证。16万加上上诉人手中的现金4万正好凑足20万元。二、刘春雷与上诉人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沟通协调。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记录，证明在2018年11月10日之前双方就进行过多次通话沟通。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取款凭条仅能证明高静取款16万元，取款时间、数额与出借20万元现金、时间数额均不相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该短信聊天记录2018年6月2日8点59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的信息中，内容显示，我是刘祥东，你那个该14万元的钱我到现在也没见到，我准备起诉你……。可以证明刘祥东自2018年6月2日向刘春雷主张的欠款数额只为14万元，并非其诉求的34万元。根据原审中被上诉人陈述的借款起因，及两张借条存在的原因，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是在第一次借款20万元未给付且陈金龙对被上诉人陈述说20万元借条已被撕毁的情况下才向刘祥东出具的第二张14万元的借条，但该14万元被上诉人也未收到；对证据三，因刘春雷手机更换频繁无法核实其通话记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本案中，上诉人应就两笔款项已实际交付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20万元的借条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上诉人称是将现金20万元交付了被上诉人，上诉人虽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同事高静的取款记录，但上诉人未提供其与高静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证据，上诉人不能说明高静取款与上诉人本人之间存在关联性。对于14万元的借条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上诉人称是将14万元交付了案外人陈金龙，陈金龙将刘春雷书写好借条交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刘春雷亦认可其是将书写好的借条交给了陈金龙。但双方均认可14万元的借条并非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关于该14万元是否实际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因涉及案外人陈金龙，且陈金龙为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依上诉人现提交的证据，该笔14万元款项是否交付无法查清。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一审依现有证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祥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0元，由上诉人刘祥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章水 审判员  柴秋芬 审判员  罗丕军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韦 丹 书记员  周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