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1727行初4号 原告代保贵，男，1967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菏泽市定陶区，临时住址为：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许堂行政村许堂村许保聚家中。 委托代理人许英，女，1970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原告之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韩胜利，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住所地：菏泽市定陶区广州路与盛阳路交叉路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700MB28550377。 法定代表人李洪淼，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铭。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时国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强制医疗、请求赔偿一案，于2019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于2019年1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同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代保贵及委托代理人许英、韩胜利，被告负责人康钦忠及委托代理人李铭、时国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代保贵和妻子许英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市安定医院为代保贵做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为未发现精神异常。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于2018年5月26日指派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3名医务人员从杜堂派出所把代保贵强行绑走，并关押到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第三天，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杜堂派出所民警康志勇等人才到该医院为代保贵办理住院手续，没有通知代保贵的家属。该医院扣押了代保贵北京市公交卡一张和现金一百多元至今未还，原告代保贵家属多次到医院要求复印病历，均遭到拒绝。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民警扣押代保贵的身份证和立功证至今未还，造成代保贵至今无法正常工作，严重侵犯了原告的人身自由权，对原告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指派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医务人员在杜堂派出所将原告强行带走并关押，第三天才为原告办理手续并强制医疗，且不通知原告家属的行为程序违法；请求判令被告对其违法行为侵犯原告代保贵人身自由及名誉权的损害后果赔偿1元，精神抚慰金80万元，误工费59225.92元，复印病历的交通费及误工费110元，并依法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安定医院诊断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2、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给原告代保贵的妻子许英出具的，许英在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报警的出警证明。证明原告妻子许英报警称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不让原告代保贵及家属复印原告代保贵住院病例的情况属实；3、《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一份共8页。证明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决定强制医疗的权利，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行为违法；4、2002年12月18日山东省安康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报告书，即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原定陶县公安局）在代保贵起诉济宁市××防治院及原定陶区公安局民事诉讼一案中提供给任城区人民法院的假鉴定书复印件一份共9页。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伪造假鉴定书，上面的名字都是戴保贵，并不是原告代保贵的名字，且当时司法医学鉴定委员会已撤销，成立了司法鉴定所。5、2014年4月2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给代保贵的传票1张。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并不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伪造的假鉴定书上面的无责任能力人；6、授权委托书、户口证明、结婚证及许英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授权委托人许英的身份；7、代保贵办理临时身份证介绍信（存根）复印件。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民警康志勇等人员扣押原告代保贵的身份证至今未还，代保贵方才办理临时身份证；8、2013年9月26日山东省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鉴定委员会在当时都已经被撤销，属于非法机构组织；9、2002年12月18日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报告书，即原告代保贵诉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一案中，被告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交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报告书7张，并加盖有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公章；10、公交卡（北京市）复印件一张。证明原告代保贵在2018年1月18日以前常年在北京打工；11、北京安定医院门诊病案351239号两张，对代保贵的诊断结论为：未发现精神异常。证明原告代保贵是正常人；12、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13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强制送原告代保贵到××医院进行医疗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的行政行为；13、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报告书（原告代保贵诉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案，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提交的并加盖有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公章）7张一份。14、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2）任民初字第1094号民事诉讼一案的卷宗首页和第二页；15、定陶县人民法院行政一审卷宗首页和第127页；16、录音光盘一张及书面材料。证明原告代保贵在2018年1月18日以前在北京租房居住，常年在北京打工；17、（2019）鲁1702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强送原告代保贵到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程序违法，存在过错；18、定公（杜）行罚决字［2018］00039号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为许英）。证明被告从北京把原告代保贵和妻子许英带回杜堂镇派出所后，于2018年5月26日决定对许英行政拘留十日，并把原告代保贵非法强送到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19、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入院记录。证明是被告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原告代保贵强送医疗的，身份证及工作证肯定是经过医院医务人员核对的；20、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入院记录第一页。证明是被告将原告强送医疗的；21、中国共产党党员交纳党费收据（代保贵）。证明原告代保贵积极缴纳党费，按时参加党组织生活，是正常人；22、菏泽市定陶区退伍军人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原告代保贵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荣立过三等功，是正常人，证件被康志勇等人扣押至今不还；23、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入院记录。该记录载明患者被当地公安人员及村干部用手铐强迫入病室。证明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定陶县公安局）把原告代保贵强送到医院进行医疗的。 被告辩称，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未在2018年5月26日把原告代保贵强行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强制医疗，未实施侵犯原告代保贵的违法行为，原告所诉不实，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2、2019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菏泽市定陶区杜堂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康志勇在菏泽市定陶区××镇××室副主任职务，其职责是维稳、信访、综合治理等工作。于2018年，康志勇受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委派，陪同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村委会支部书记戚洪波去北京接其村民代保贵，并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对其进行康复治疗。 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调取证据一份，即2019年3月27日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代保贵于2018年5月28日至6月4日在我院入院治疗，监控录像职能保留一个月，由于时间久远，监控录像已无法调取。 本院依职权调取（2019）鲁1703民初138号案，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事诉状及立案审批表各一份。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以下异议：第一，被告是否将原告送往定陶区康和医院强制医疗问题。被告提供的1号、2号证据是被告为了掩盖康志勇的民警身份，而伪造的假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病历中记载，代保贵是有派出所的人送来的，病史陈述者记载的也是派出所的人，虽然被告答辩称这是医院单方记录，但是，如果送代保贵到××镇综治办的人，病历中就不会记载是派出所的人，因此，被告的辩解及其提供的两份证据都不足以推翻病例中所记载的事实，应当认定是被告将原告送往医院强制治疗的。第二，被告将原告送往医院强制医疗的行为是否违法问题。庭审中，被告没有提供将原告送往医院强制治疗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强制医疗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刑事诉讼法中强制医疗的程序，是指对已经实施的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人实施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案不适合按照刑事诉讼法去认定。第二种情况是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是指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了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如果诊断结论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如果患者或其监护人不同意，可以要求再次诊断或者进行鉴定，再次诊断的结论或者鉴定报告仍然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治疗。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实施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仅仅是上访，因此，也不能对其按照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强制治疗。被告的行为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均违法。第三，是否给原告造成损失，是否应予赔偿问题。原告被强制性的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违背了本人的意愿，也使其被限制人身自由，使其不能正常的生产工作，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精神方面的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赔偿的标准按照国家赔偿法的具体标准来执行。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的1-19号证据均不能证实公安局实施了侵权行为，原告所诉不属实。原告提交的20至2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 经质证，原告代保贵对本院依申请和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发表以下意见：原告没有申请法院调取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事诉状及立案审批表，此证据是法院在没有原、被告申请调取的情况下给调取的，应属于法院的违法行为。但此证据属实，确实是原告代保贵起诉的，因原告代保贵的住院病历都能证明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和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个人康志勇、戚洪波等共同把原告代保贵给非法强送医疗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原告代保贵是可以起诉单位、个人或公安机关的，也可以依法追究各被告的刑事责任。人民法院故意不给调取原告申请调取的原告住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的病历，监控也没有调取出来。原告提供的2号证据报警的出警证明，证明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不让原告复印住院病历，现在的住院病历已不是原始病历，在原告代保贵诉被告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和美）××医院（2019）鲁1727民初47号人身自由权纠纷一案中，定陶区人民法院给调取的原告代保贵住院病历只有十几张，可是被告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和美）医院提交的病历却有三十多张。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和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应认定存在过错。入院记录即原告提供的19号证据填有病史陈述者是派出所的人，主诉现病史是去北京后被派出所人员接回，最近又去北京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劝说不听，不服管理，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被送入我院就诊，收入院内。 被告对法院调取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实原告已经起诉杨店居委会，其本人已经认定为杨店居委会实施了侵权行为，原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已起诉杨店居委会及康志勇、戚洪波，与我局提交的两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是杜堂镇委员会委派综治办副主任康志勇陪同杨店居委会支部书记戚洪波接原告去定陶康和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 经审理认为，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28日,原告代保贵入住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同年6月4日出院。病历记载，病史陈述者：派出所的人。2019年4月18日，原告代保贵向本院递交民事起诉状，以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戚洪波及协助人康志勇等将其强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且不通知其家属为由，请求判令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委托戚洪波将其强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且不通知其家属的行为违法，依法追究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并赔偿损失等。 同时查明，康志勇，男，汉族，中国党员，1973年8月26日出生，自2017年1月起任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综治办副主任职务，其职责是维稳、信访和综合治理等。康志勇，同时任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民警，杜堂派出所所长。戚洪波，男，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党支部书记，2018年，康志勇受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的委派，陪同该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戚洪波去北京接回原告代保贵，并先后将其送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及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治疗。 本院认为，原告代保贵提供的其于2018年5月入住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的病历中显示，病史陈述者派出所的人，能够证明送原告去医院的人员当中有派出所工作人员。但原告对其主张的该派出所工作人员是受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指派送其去医院的，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康志勇作为公安民警，杜堂派出所所长，同时兼任中共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综治办副主任职务，曾于2018年受中共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委员会的委派，陪同该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支部书记戚洪波去北京接回代保贵，并将其送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原告代保贵曾于2019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在2018年5月特委托戚洪波及协助人康志勇等将其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为由，请求判令被告将其强送医院进行医疗，且不通知其家属的程序违法，并赔偿损失等，证明原告代保贵认可戚洪波和康志勇等将其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是受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委托，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互相印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将其送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是被告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的行政行为，其起诉的被告不适格。鉴于原告已就本案的适格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杜堂镇杨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在2018年5月委托戚洪波及协助人康志勇等将其送至菏泽市定陶区康和医院进行医疗向本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告知其更被告已无必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代保贵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倩 人民陪审员  董爱凤 人民陪审员  贾建华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张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