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203号 原告：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二环路南四段**。 法定代表人：王大云，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忠，四川超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红牌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潘昭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维，四川东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何明余，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住重庆市垫江县/div> 第三人：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经营场所：成都市郫县安靖镇喜安村**。 经营者：徐维娜，女，198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住四川省双流县/div> 原告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漾亚公司”）与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公司”）、何明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7）川0191民初13595号民事裁定。原告漾亚公司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227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川0191民初13595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追加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为第三人。原告漾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忠，被告华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明余、第三人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漾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华企公司、何明余连带归还原告借款251428元。事实与理由：2011年3月22日，原告将其漾亚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发包给被告华企公司施工。之后的2013年7月16日，被告华企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何明余以华企公司名义向原告借款251428元用于支付被告承包的涉案工程所需配电柜费用，并承诺在原告与华企公司支付工程结算款时抵扣，为此，原告将被告所借款251428元交付给被告指定的第三人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但原告在与华企公司协商结算款支付时，华企公司拒绝抵扣相应的工程款，也拒绝归还该借款。 被告华企公司辩称，一、漾亚公司提起诉讼的案涉251428元所谓借款，其实是双方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项目管理人何明余私下借漾亚公司的，漾亚公司企图将上述借款作已付工程款而抵销部分工程欠款的主张已被仲裁裁定书否定。二、在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中，华企公司是承建方，漾亚公司是发包方，建设工程完工后，因漾亚公司欠华企公司工程款等费用300余万元。华企公司依照建设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于2016年7月19日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经多次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2月27日做出（2016）成仲字第534号《裁决书》。三、而本案的这笔251428元所谓借款，在上述仲裁案中，漾亚公司已作为已付款的抗辩依据提出，但仲裁庭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明余的个人借款不能认作已付工程款，未支持漾亚公司的主张。四、双方的纠纷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约定解决争议的条款是成都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即使漾亚公司对该付出的款项要再次主张权利，也只能起诉何明余，与华企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通过且只能通过仲裁解决。现在仲裁裁决之后又对华企公司提起诉讼，实在是视法律为儿戏的不负责行为。五、漾亚公司不服成都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的合法救济程序是提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书和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现上述两个程序漾亚公司已经走完，向法院提出的申请均被法院依法驳回。综上所述，漾亚公司将仲裁委员会已作出裁决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某一笔款项再次单独抽出来，以所谓的民间借款纠纷的名义再次起诉华企公司，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法基本原则，是一种故意浪费司法资源，无理缠诉的恶劣行为。因此，请求驳回漾亚公司针对华企公司的的起诉。 被告何明余未作答辩。 第三人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未发表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6日，何明余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给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配电柜、桥架款251428元。此款由贵公司直接拨付计入四川华企建设漾亚体育公园工程项目工程结算款中”。借条载明“借款人：四川华企建设漾亚体育公园项目部何明余”，加盖有“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 2013年7月17日，原告向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转款251428元。附言：“其他体育公园配电箱、桥架款”。 另查明，2011年1月2日，被告何明余与华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从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任务完成时止。何明余的工作部门为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岗位为现场管理，职务为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技术负责人，工作任务或职责是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现场施工的所有管理。华企公司为何明余缴纳社保。 2011年3月22日，漾亚公司与被告华企公司签订《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华企公司负责对漾亚体育公园房屋建筑工程进行施工总承包，承包人项目经理邓跃龙，工程款支付方式：每次付款前，申请人须向被申请人提供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认可的等额建安税务发票或由被申请人代扣代交税费，经被申请人审核无误后按约定时间办理付款手续，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支付，申请人开户行：成都银行龙舟路支行，账号23×××23。同年5月2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二》。2011年6月1日、9月28日、11月1日，双方就漾亚体育公园“跨南杆堰小桥工程”、“南杆堰生态驳岸工程”、“总坪工程”的施工分别签订《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补充协议五》。《补充协议五》约定所有材料由华企公司购买。《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加盖被告华企公司公章，被告何明余以被告华企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补充协议四》、《补充协议五》加盖“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被告何明余以被告华企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 被告何明余代表华企公司在工程进度描述、进度总价、工程进度款拨付申请等工程资料上签字，并加盖“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2011年11月8日，原告按申请向华企公司拨付了35万元。 2011年11月18日，被告何明余在《请款单》上作为工程项目负责人签字，就漾亚体育公园工程项目砼材款15万元向华企公司请求付款至四川精志诚砼材有限公司。华企公司向四川精志诚砼材有限公司予以支付。 2013年6月28日，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出具《与漾亚体育公园对账清单》，记载：供货合计501428元，已付25万元，尚欠251428元。 2013年7月16日，何明余填写了相应《工程付款审批表》，经刘健（工程管理部）、方元毅（分管副总经理）等人会签。 再查明，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19日受理华企公司与漾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华企公司以其与漾亚公司就漾亚体育公园项目房屋建筑工程签订《总承包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由华企公司承建漾亚公司开发的漾亚体育公园A、B、C栋以及生态驳岸、跨南杆堰小桥工程，竣工验收后漾亚公司尚有部分工程款及50%的履约保证金未支付或退还给华企公司为由申请仲裁，请求华企公司支付工程欠款2657066.61元并退还履约保证金357500元。漾亚公司的主要抗辩事由为：漾亚公司除通过转账方式向华企公司转款27563921.39元外，还按照华企公司的指示支付了3004513.9元（含向第三方代付款项，其中包括案涉2013年7月17日，原告向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转款251428元），且剩余50%履约保证金357500元已于2013年12月24日退还，故漾亚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 仲裁庭认为该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是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争议，焦点在于漾亚公司支付到何明余及第三方的款项能否构成对华企公司的有效支付。裁决书第12页至第13页载明仲裁庭的意见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工程款的支付应在合同相对人之间并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进行支付。从双方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来看，本案施工合同的主体是华企公司与漾亚公司，故漾亚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对象是华企公司。同时，双方约定工程款应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华企公司指定账户，故施工管理负责人的借款以及指示付款均被排除。漾亚公司除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支付约90%的工程款后，剩余工程款（含履行保证金）未再转入华企公司账户，故华企公司要求漾亚公司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及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何明余虽系华企公司签署施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并以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身份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但其未经授权不具有指示付款或直接收取工程款的权限。何明余在指示漾亚公司向其个人以及第三方付款时，虽然加盖有技术专用章，但已超越工程技术的范围，且明显悖离合同约定，故漾亚公司有义务向华企公司核实。漾亚公司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即直接向何明余以及第三方支付的款项，在华企公司未予追认的情况下，不应对华企公司产生接受债权的效力。 2017年2月27日，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成仲案字第534号裁决：（一）被申请人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836175.70元；（二）被申请人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送达日至起十日内，向申请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357500元；（三）驳回申请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本案仲裁费38639元（已由申请人预交），由申请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10522元，被申请人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8117元。被申请人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一）、（二）项裁决义务时，一并将承担的仲裁费支付给申请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现已生效。 还查明：漾亚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予以驳回。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借条》、《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与漾亚体育公园对账清单》、支付业务回单（付款）、《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漾亚体育公园总承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五）》、漾亚体育公园工程甲方拨付工程款对账单、《劳动合同书》、社保人员名单、民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执行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华企公司辩称漾亚公司将仲裁委员会已作出裁决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某一笔款项以民间借款纠纷的名义再次起诉华企公司，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的观点，已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川01民终12276号民事裁定作出处理，并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故本院不再予以回应。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漾亚公司与被告华企公司是否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被告何明余是否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何明余系华企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案中，2013年7月16日，何明余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给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配电柜、桥架款251428元。此款由贵公司直接拨付计入四川华企建设漾亚体育公园工程项目工程结算款中”，并载明“借款人：四川华企建设漾亚体育公园项目部何明余”，加盖有“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即何明余系以华企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向原告借款，华企公司与何明余虽有《劳动合同书》，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告漾亚公司对此职权限制事先知情，且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何明余先后代表华企公司使用“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与漾亚公司订立《补充协议四》、《补充协议五》，并以前述形式代表华企公司在工程进度描述、进度总价、工程进度款拨付申请等工程资料上签字盖章，即此前双方即存在以何明余签字、加盖“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漾亚体育公园建筑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申请拨付工程款的外观表现。且在案涉款项的支付过程中，原告漾亚公司收到了收款方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出具《与漾亚体育公园对账清单》，记载了供货项目、总价、已付金额、尚欠金额，表明相关材料系用于漾亚体育公园工程，原告因此向指定的供货商付款，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故原告主张何明余的行为构成职务代理，对华企公司发生效力，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按约向郫县欣妍机电经营部支付了251428元，《借条》约定借款计入四川华企建设漾亚体育公园工程项目工程结算款中，现未被仲裁机构确认作已付工程款处理，原告主张返还，本院予以支持。 《劳动合同书》对何明余的职权范围清晰，本院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其行为对华企公司发生效力，故原告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由何明余负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归还借款251428元； 二、驳回原告成都漾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72元，由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洁 人民陪审员  王少松 人民陪审员  岳云川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