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1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芬。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川、李岩豪（实习），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松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国安建设集团二建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星，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小迁、赵伊国，河南松盛永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素芬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建设公司）、河南国安建设集团二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二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3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素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川，被上诉人国安建设公司、国安二建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小迁、赵伊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素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驳回原告王素芬诉讼请求”判决结果，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及利息如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出具收条的“刘振江”行为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安二建公司职务行为，亦或表见代理行为；2.国安公司是否应当与国安二建公司承担互负连带责任。一审查明事实不全面，且割裂已查明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已查明的客观要件事实有四点。（1）刘振江的主体身份为国安二建公司的股东且员工。（2)刘振江指示并接收上诉人钢材的事实；如果说前两个客观要件事实尚存刘振江是以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存疑；那么，（3）国安二建公司对其股东兼员工身份“刘振江”收到钢材的行为予以响应并支付钢材款。三点客观事实结合后，证明钢材的去向与款项的支付、接受钢材的刘振江身份相呼应，能够证实刘振江行为是国安二建公司的职务行为。（4）补强客观要件事实，国安二建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支票必须同时加盖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初公司”）财务人员印章，证明国安二建公司支付行为需要同时易初公司得到的认可，易初公司也承认从国安二建公司收到了该钢材。一审将上述事实分别认定，但是并未综合运用，故而作出的推断是错误的。二.一审未查明的事实有：（1）刘振江任国安二建公司股东、员工、不同项目施工负责人的期间与上诉人供应钢材的时间吻合；（2）刘振江股东身份变更时间在上诉人供应钢材之后，而国安二建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间则是在与刘振江经办业务被纷纷起诉后；（3）刘振江作为国安二建公司或国安公司的一名项目指挥人员的身份在不同施工项目中任职的事实，得到了多份裁判文书的印证；（4)刘振江下落不明后的自存资料被国安公司接收；（5）一审查明国安二建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刘振江涉嫌犯罪的罪名是职务侵占罪；(6)上诉人起诉钢材供应款的部分销售清单领款人“刘金领”系国安二建公司工作人员。综上事实，上诉人认为刘振江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国安公司、国安二建公司应当承担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国安建设公司、国安二建公司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所列举的事实不能成立，而且相互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所谓的国安二建公司对其股东兼员工身份刘振江收到钢材行为予以响应并支付钢材款这一事实，而且一审法院也没有作出该事实的认定，所谓的刘振江给上诉人出具欠条的行为与国安二建公司向光明物资站付款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况且该欠条是否是刘振江本人所出尚待查证，而上诉人出具的单方制作的销货清单，也无法与国安二建公司的付款行为相对应。另外上诉人称易初公司承认从国安二建公司收到了该钢材，系上诉人的主观推测，而且所谓的该钢材与上诉人所称的涉案钢材并不具有一致性，而上诉人出具的证据也不能将其所称的该四点事实串联起来，相互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并不具有因果关系。第二，上诉人在原诉状中称该涉案的欠款是96522公司、5111厂、偃师文物局等多个工地的钢材款，而在案件重审庭审中又称所诉的欠款是答辩人国安集团北方易初大阳摩托车的新能源车辆研发中项目的钢材。结合这个案件事实可知，上诉人所提交的5111厂销货清单明显是为了配合所谓的付款行为而单方制作的。第三，上诉人所提出的事实与理由第二部分的内容相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刘振江在从事相关民事行为时是以答辩人的名义，因此上诉人试图以该部分事实推测刘振江系职务行为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并不能成立。王素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19200元及利息（利息自立案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货款之日止），并互负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3月30日案外人刘振江向王素芬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王素芬钢材款2163200元，欠款人刘振江，2014年3月30日”。2014年12月1日案外人刘振江向王素芬出具另一欠条，载明：“今欠王素芬钢的款（5111厂）356000元，刘振江，2014.12.1。另欠现金壹拾万元整。刘振江，10.24.”。2.案外人刘振江原系国安二建公司股东、员工，占股5%。3.2012年6月24日，王素芬（甲方）与张红霞（乙方）签订《合伙协议》，双方自愿合伙开办洛阳天创市场光明物资站（以下简称光明物资站）。工商备案该物资站经营者为张红霞。4.2014年至2015年期间进账单对应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共计105万元，付款人国安二建公司，付款账号24×××17，收款人光明物资站，其中银行转账支票加盖有国安二建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财务部章。5.2014年1月9日，15万元进账单一张。付款人国安建设公司，收款人光明物资站。另查明，2015年10月8日，洛阳市公安局老城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受理国安建设集团举报刘振江涉嫌刑事犯罪，现刘振江尚未到案。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系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案外人刘振江从原告王素芬处购买钢材，并向原告王素芬出具欠条，可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本案中，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为买卖合同的买受方是案外人刘振江还是国安二建公司与国安建设公司。原告王素芬诉称自2007年起向被告国安二建公司的多个工地供应钢材，均由案外人刘振江接收并结算。经查，首先案外人刘振江虽系国安二建公司股东、员工，占股5%，但在整个购买钢材过程中未向原告王素芬出示过任何委托书和证件，且销货清单、欠条均显示的是案外人刘振江的个人姓名。刘振江是否以国安二建公司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第二，原告王素芬提交2014年至2015年进账单、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共计105万元，付款人国安二建公司；证明国安二建公司为实际购买人。该部分转账款项不足以涵盖所有货款，也不能认定为双方约定的唯一支付方式。国安二建的转账行为，不具有证明合同关系的功效。原告以支付环节中的部分事实来推定特定主体间的意思表示，与合同相对性原则相悖，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故，将国安二建认定为买受人，要求其承担偿还货款的责任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基于此，原告王素芬要求国安建设集团承担偿还货款的责任，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王素芬要求被告国安二建公司与国安建设公司以买受人身份支付钢材价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原告王素芬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53元，由原告王素芬负担。二审查明：2014年2月25日，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发包人）与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人）就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新能源车辆研发制造中心工程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一份，工程名称：新能源车辆研发制造中心。工程地点：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院内）。项目经理：任跃东。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王素芬诉称自2007年起向国安二建公司的多个工地供应钢材，均由案外人刘振江接收并结算，要求国安二建公司与国安建设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刘振江曾系国安二建公司股东、员工，一审庭审期间王素芬认可刘振江在购买钢材过程中没有出具过国安二建公司的委托书和证件，且欠条显示的是刘振江的个人姓名，并未加盖国安二建公司与国安建设公司的公章；王素芬称销售清单中部分钢材运到北方易初摩托车公司的新能源车辆研发中心工地，但国安建设公司承包的该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新能源车辆研发制造中心工程，项目经理系任跃东，并非刘振江；关于王素芬提交的2014年至2015年进账单及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付款人虽系国安二建公司，但收款人系洛阳天创市场光明物资站，该光明物资站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经营人为张红霞个人，无法证明国安二建公司与王素芬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王素芬提交的销货清单上收款人处有“刘金领”签名，王素芬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国安二建公司委托刘金领收取王素芬所供钢材。综上，王素芬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国安二建公司、国安建设公司系本案所涉钢材的实际购买人，一审法院对王素芬要求国安二建公司与国安建设公司支付钢材价款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王素芬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53元，由上诉人王素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刚审判员  于 磊审判员  邢 蕾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