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终36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郜某，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诉讼代表人：陈某，该管理人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建道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下称关东公司管理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终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建道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初133号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关东公司管理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关东公司管理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案涉工程债权已经过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驳回一审原告关东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一审法院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未进行公证为由，认为还款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驳回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关东公司）复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等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均没有约束力，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1.案涉办理公证的两份还款协议的基础债权即为经过双方认可并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且该债权已在公证之后经关东公司反复确认，并已被山西高院及最高院作出的裁定予以了确认。2.针对上述经过公证的债权，关东公司及其管理人反复提出执行异议以及执行复议申请，但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以（2016）最高法执复57号《执行裁定书》予以驳回。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本案中，关东公司管理人要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7300万元《工程结算书》以及800万元《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但上述文件为形成两份公证债权文书的基础文件，其所确定的债权与公证债权文书中确定的债权为同一债权，反映的是公证债权文书的给付内容。上述公证债权文书未被裁定不予执行时，由其确认的债权、给付内容合法有效，关东公司管理人的起诉不应予以立案，如果予以立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均未进行公证为由，认为还款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驳回关东公司复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等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没有约束力，属于故意割裂上述文件和形成公证债权文书的基础文件之间的关联，意图否定经公证的给付内容。上述文件确认的债权债务均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其真实性已经在双方往来的多份文件及函件中得以反复确认。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对事实的认定不完整，法院采信的部分证据未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且采信的证据系经城建道桥公司提出异议的违法鉴定意见，缺乏事实依据：1.一审认定事实的依据在于由被上诉人关东公司管理人提交的由债务人关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东生、负责人王士杰出具的说明，该说明为债务人山西关东公司单方所做，不能说明案件的事实。而城建道桥公司提交的工程结算说明系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盖章确认的文件，且一审法院在已有已生效最高院裁定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下，不采信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以及最高院已认定的事实，而单方面采信债务人的单方陈述，是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在双方存在结算文件的情况下，单方采信由债务人关东公司提供的一份未经开庭审理、未经举证质证、且城建道桥公司明确提出异议的鉴定意见，严重违反程序。3.一审法院对于原告提供的部分证据未经过双方举证质证即予以采信，严重违反程序。其中，原告证据11关于关东公司归还10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最高院的裁定已经作出客观界定，城建道桥公司也未重复主张该款项。4.一审法院认为公证书仅是对还款协议签订行为的公证，公证书、执行证书、最高院裁定等法律文书，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没有约束力，因一审中城建道桥公司已经提交了还款协议作为证据，其中已经明确说明其基础债权的来源即为上述文件，对于一审法院将两者割裂理解不应予认可。三、一审中对于法律关系的理解错误，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依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九条，认为目前的结算文件与上述法律以及合同约定不符，进而认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认为结算文件无效，理解错误：1.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对于结算文件的性质认定，结算协议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虽然约定结算资料的提交及审核情况，但双方在后续达成一致意见签署的结算文件为双方最后的意思表示，效力更为优先。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结算，后续签署的结算协议便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结算与上述《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不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由于上述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不需拘泥于形式及常理。况且如果结算不合常理，关东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的经营主体为何继续“配合”签署还款协议、办理公证、接受公证处询问、向城建道桥公司发函争取宽限支付时间？在关东公司管理人未能举证证明山西关东公司不真实的作出上述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机械的以未能按照上述管理办法办理结算为由认定结算协议无效的认定明显不合常理。综合以上法律及事实，关东公司及其管理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意图，二审法院应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驳回其起诉。被上诉人关东公司管理人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东公司管理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2013年1月28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2.依法判决确认2014年元月25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出具的73000000元《工程结算书》无效；3.依法判决确认2014年2月10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出具的8000000元《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城建道桥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1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8破字第2号民事裁定“受理关东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7）晋08破字第2号决定书，“指定运城今朝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关东公司管理人。”2013年1月28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未经招投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城建道桥公司承包施工关东公司“观澜国际”项目一期工程。2014年4月16日，被告撤场，建设有28000平方米左右半拉子工程未竣工，部分只作了地基工程、工程均未封顶、双方未进行结算（决算）的情况下，2014年元月25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出具73000000元工程结算书，2014年2月10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出具8000000元工程（补充）结算书。经关东公司管理人向城建道桥公司、关东公司核实均无工程结算资料，且该两份结算书载明的价款严重超出工程价款，远高于商品房价格，完全背离客观实际价值，属于虚构债务和承认不真实的债务，侵害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元月25日《工程结算书》、2014年2月10日《工程（补充）结算书》均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8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未进行招投标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关东公司，承包人：城建道桥公司。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观澜国际”项目一期工程，建筑面积：（暂定）251,700平方米，批准文号：运港改字第【2011】3号，承包范围：土建、装饰、暖通、给排水、强弱电、消防、电梯、小区市政及配套设施等施工图纸内容等项。2014年元月25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出具73000000元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工程结算书》；2014年2月10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出具8000000元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工程（补充）结算书》。2014年3月13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进行公证，并出具了（2014）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3185号、第03186号公证书。2014年3月24日，城建道桥公司支付关东公司1000万元借款。2014年8月14日、2014年10月24日，关东公司分两次归还城建道桥公司1000万元借款。2015年7月2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2015）京方圆执字第0113号执行证书。2015年8月5日，关东公司以解除施工合同为由，将城建道桥公司诉至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诉讼中，原告关东公司申请工程造价鉴定，盐湖区人民法院报请运城中院院于2016年4月29日委托山西今朝司法鉴定所对涉案进行工程造价鉴定。2016年7月4日，山西今朝司法鉴定所出具【2016】工鉴字第004号《运城观澜国际项目工程结算纠纷的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工程造价合计33190890.18元。后原告关东公司变更诉讼请为：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城建道桥公司移交全部工程资料；原告关东公司与被告城建道桥公司全部协议、合同依法终止，原告关东公司向被告支付全部工程款余额3,435,649.22元。2018年6月26日，原告关东公司管理人申请撤诉，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802民初388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山西关东公司管理人撤回起诉。2017年5月11日，运城中院作出（2017）晋08破字第2号民事裁定：受理山西关东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作出（2017）晋08破字第2号决定书，指定运城今朝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关东公司管理人。2017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执复57号执行裁定，驳回关东公司的复议申请。2018年4月14日，债务人关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东生、负责人王士杰出具情况说明：双方一直未对工程办理决算。2018年6月28日，关东公司管理人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为由向运城中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本案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否驳回原告起诉；2.原告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应否支持；3.原告请求确认《工程结算书》和《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的主张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否驳回原告起诉的问题。本案诉争的是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的效力问题，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均未进行公证，原告并未对公证债权文书的还款协议提起诉讼。故被告以“还款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驳回关东公司复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等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诉争建设施工合同等效力问题，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告作为关东公司管理人有权对涉及债务人关东公司财产无效行为予以起诉。城建道桥公司辩称原告无权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月28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履行招标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的应认定建设施工合同无效。本案涉案工程未向社会公开招投标，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应当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工程结算书》和《工程（补充）结算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九条第33款竣工结算规定“单项工程竣工后，承包人应在提交竣工报告的同时，向发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发包人应按以下规定时限进行核对（审查）并提出意见。5000万元以上，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资料之日起60天”。根据上述管理办法及双方合同约定，双方是否进行结算应以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为据。结合本案事实，城建道桥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且其当庭陈述其没有结算资料，同时，债务人关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东生、负责人王士杰也出具情况说明：双方一直未对工程办理决算。由此，应认定双方未对工程进行结算。城建道桥公司当庭称“当时签订了结算书，所有的电子版都在关东公司，所有的东西都转化为公证书了，在签订结算书不可能遇到有破产的事情。都是关东出具资料然后我们予以确认，最后转换为两个结算书。如果不真实的，就不会签字盖章”。城建道桥公司的辩解与《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和合同约定明显不符，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本案还款协议书、公证书、执行证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均未涉及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结算资料内容，城建道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工程结算款8100万元形成的依据及真实性，对未完工程的工程款价格远高于同期商品房价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未提供工程结算资料，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不能反映工程结算的客观事实。由此可以说明本案《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不具备真实性，应依法确认无效。同时在另案中一审法院委托山西今朝司法鉴定所对涉案进行过工程造价鉴定，依据该鉴定所于2016年7月4日出具的[2016]工鉴字第004号《运城观澜国际项目工程结算纠纷的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工程造价合计33190890.18元。该鉴定结论亦可以印证本案《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不具备真实性，应依法确认无效。被告所提交公证书仅是对还款协议签订行为的公证，公证书、执行证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没有约束力，故被告据此辩称结算书有效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东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之间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出具的《工程结算书》、《工程（补充）结算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判决：1.原告关东公司与被告城建道桥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2.原告关东公司与被告城建道桥公司于2014年元月25日出具《工程结算书》无效；3.原告关东公司与被告城建道桥公司于2014年2月10日出具《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提供下列新证据：1.2013年6月份工程进度款审批流程单；2.2013年5月2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3.申请人城建道桥公司向运城市盐湖区法院提交的《鉴定异议申请书》；4.城建道桥公司向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提供的对山西今朝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7月4日出具的[2016]工鉴字第004号《运城观澜国际项目工程结算纠纷的鉴定》异议；5.山西观澜国际项目一期工程《工程结算资料》；6.关于山西观澜国际项目一期工程施工计量及结算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关东公司管理人经庭审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前期确实支付过工程进度款，但是对审批流程并不清楚；对于证据2，该协议并不能证明结算资料是真实的，其也从来没有见过该补充结算资料；对于证据3，工程造价鉴定是关东公司在运城市盐湖区法院起诉城建道桥公司时所作的鉴定，城建道桥公司对鉴定意见并没有提出过异议。对于证据4，其提供的司法鉴定异议意见书，不属于证据的范围。对于证据5和6，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有与结算相对应的其他材料，上诉人所提供的结算资料并不真实，不应予以采纳。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和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1月28日，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与关东公司就观澜国际项目一期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城建道桥公司进行施工。2014年元月25日，关东公司与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签订了《工程结算书》；同日双方又签订了《观澜国际商业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工程量结算汇总表》，约定：观澜国际商业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工程量结算汇总结算总计为73000000元。2014年2月10日，关东公司与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签订了8000000元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工程（补充）结算书》，并于同日由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与关东公司签订《工程结算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一、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工作量于2014年1月25日进行了结算确认，甲方（关东公司）盖章且王士杰签字、乙方（城建道桥公司）盖章且杨向国签字形成了《工程结算书》，确定工程结算款为7300万元整；二、2014年2月10日，甲方（关东公司）及其法代表人李东生与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及其项目经理杨向国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工程量共同签订《补充工程结算书》，补充结算工程款为800万元整；三、以上两份《工程结算书》工程结算款合计为8100万元。该8100万的实际组成为：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量，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实际工程结算额为7100万元，另1000万元是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出借给甲方（关东公司）的借款；四、甲方（关东公司）尚欠乙方（城建道桥公司）款项为51244759.04元，具体组成如下……；五、甲方（关东公司）与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就上述51244759.04元欠款分别签订一份金额为43244759.04的《还款协议书》和一份金额为800万元的《还款协议书》。在上述协议生效后，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将1000万元借款汇入甲方（关东公司）帐户……。”2012年2月12日，因工程项目施工款未结清，关东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和丙方山西宝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1》，主要内容为：“一、工程欠款：1.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25日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项目’办理了一份结算金额为7300万元整《工程结算书》，甲方已付乙方工程款及代付款共计29755240.96元，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43244759.04元，乙方已按甲乙双方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质保量按时完成了相关工程；……二、违约责任：1.若甲方未能按上述条款约定如期偿还工程欠款本息，逾期未超过10日的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尚欠款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的，按照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尚欠款的违约金直至还清之日止之外，乙方可根据甲乙丙三方办理的强制执行公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甲方和丙方自愿接受并全面配合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四、强制执行公证：1.甲乙丙三方应于办理完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二个工日日内至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就本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甲方和丙方承诺：如甲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时，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而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乙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甲方和丙方放弃对乙方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抗辩权。”同日，甲方关东公司、乙方城建道桥公司、丙方李东生又签订了《还款协议书2》，主要内容为“……2.甲方双方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分别于2014年1月25日办理了一份结算金额为7300万元的《工程结算书》、2014年2月10日办理了一份结算金额为800万元的《工程结算书》，确定乙方‘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的结算总额为8100万元整；3.甲方尚欠乙方‘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工程款51244759.04元，甲乙双方已就其中的43244759.04元签订了《还款协议书》；4.丙方系甲方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自愿为甲方的债务提供担保；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山西运城‘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的剩余800万元工程欠款的支付达成如下一致条款：……四、强制执行公证：1.甲乙丙三方应于办理完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二个工日日内至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就本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甲方和丙方承诺：如甲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时，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而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乙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甲方和丙方放弃对乙方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抗辩权。”2014年3月13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所签订的两份还款协议书进行公证，并分别出具了（2014）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3185号和03186号公证书。（2014）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3185号主要内容为“乙方（城建道桥公司）和甲方（关东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办理结算金额为人民币7300万元整的《工程结算书》，甲方已付乙方工程款及代付款共计29755240.96元，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43244759.04元，双方约定由甲方于2014年7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综上，各方当事人签订了前面的《还款协议书》，各方签订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签订《还款协议书》的意思表示真实，《还款协议书》内容明确，相关手续已经履行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37条、《公证程序规则》第39条的规定，此公证书赋予前面的《还款协议书》强制执行力”。（2014）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3186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2014年2月10日申请人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东公司）与申请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建道桥公司）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办理了结算金额为人民币为800万元的《工程结算书》，至今关东公司尚未清偿，双方约定由甲方于2014年7月25日一次性支付给城建道桥公司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作为还款担保，申请人李东生提供无限连带担保，现经三方协商就‘观澜国际商业住宅区项目’人民币800万元工程欠款的支付事宜达成了《还款协议书》并向我处申请办理公证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综上，各方当事人签订了前面的《还款协议书》，各方签订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签订《还款协议书》的意思表示真实，《还款协议书》内容明确，相关手续已经履行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37条、《公证程序规则》第39条的规定，此公证书赋予前面的《还款协议书》强制执行力。”2015年6月17日，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为前二份还款协议书签发《执行证书》，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于2015年7月2日作出第0113号《执行证书》，主要内容为“城建道桥公司（债权人）、关东公司（债务人）于2014年1月25日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办理金额为人民币7300万元整的《工程结算书》，债务人已付债权人工程款及代付款共计29755240.96元，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43244759.04元，双方约定由甲方于2014年7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上诉人城建道桥公司依据第01385号、01386号《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执行，关东公司、宝鑫公司、李东生于2015年8月26日向本院提出异议，请求不予执行上述公证债权文书。本院作出（2015）晋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后异议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9日作出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本院于2016年8月2日作出（2016）晋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关东公司、山西宝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东生的异议请求。关东公司、山西宝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东生不服，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执复57号执行裁定，认定：“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两份《还款协议》是根据两份《工程结算书》作出的，第03185号公证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还款协议书》中，各方均认可，城建公司已按双方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质保量完成了相关工程，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43244759.04元，第03186号公证书又追加了欠付的800万元工程款。虽然双方在《工程结算书》中约定，欠付的8100万元总额的实际组成为：‘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量’乙方实际工程结算额为7100万元，以及1000万元的借款。但关东公司认为城建公司确实向其出借1000万元，城建公司也并未重复主张1000万元的债权，而是将其纳入二份公证书载明的债权中申请强制执行。而关东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是仅根据关东公司提交的资料作出，而是城建公司对此也提出了异议，该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能证明案涉公证书、执行证书确定的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综上，关东公司关于两份公证书载明的欠付工程款实际并未发生、公证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两份《还款协议书》中，有‘强制执行公证’专门的一节约定，甲方（关东公司）、丙方（宝鑫公司、李东生）均表示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综上，案涉第03185号、第03186号公证书及第0113号执行证书并不存在民诉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的确有错误，应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关东公司的复议申请缺乏理据，应予驳回。山西高院（2016）晋执异6号执行裁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故裁定驳回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再查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2018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第三条规定：“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第四条规定：“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实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基础实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2018年6月6日起实施）第二条规定：“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实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包括：（一）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实施项目；（二）铁路、公路、管道、水运、以及公共航空A1级通用机场等交通运输基础实施项目；（三）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信基础实施项目；（四）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等水利基础实施项目；（五）城市轨道交通等城建项目。”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涉及的公证债权文书与《工程结算书》是否为同一基础事实；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如何适用；3.关东公司管理人请求确认2014年元月2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书》和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应否受理；4.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第一、2013年1月28日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城建道桥公司依合同进行了施工。2014年元月25日、2月10日双方分别签订了《工程结算书》和《工程（补充）结算书》。2012年2月12日双方又签订了《还款协议书1》和《还款协议书2》。城建道桥公司依照合同约定进行了工程施工，之后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签订了两份《工程结算书》。在此基础上就山西运城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应支付的工程欠款，关东公司给城建道桥公司出具了二份《还款协议》。还款协议还说明协议前双方办理了《工程结算书》，同时约定在办理完抵押担保登记手续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至北京方圆公证处就本协议办理强制执行公证。2014年3月13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所签订的二份《还款协议书》进行公证，并出具了（2014）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3185号、03186号公证书。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于2015年7月2日作出第0113号《执行证书》。该书也查明了双方于2014年元月25日就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项目签订了《工程结算书》和2014年2月10日签订了《工程（补充）结算书》，债务人尚欠债权人工程款43244759.04元，双方约定由债务人于2014年7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债权人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上述一系列过程足以说明，两份经公证的《还款协议书》和《执行证书》的事实依据是《工程结算书》，两者的基础事实为同一事实。双方因工程欠款的问题达成了相关一系列的协议并共同约定了进行公证，之后对公证债权文书申请了人民法院执行。第二、最高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下称《批复》）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可以就争议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所涉的公证债权文书在城建道桥公司申请执行以后，被上诉人关东公司提出了执行异议，本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均裁定驳回了其执行异议。据此，被上诉人关东公司就与公证债权文书为同一事实的《工程结算书》提起民事诉讼，依照《批复》规定不应予以受理。至于被上诉人关东公司诉称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的问题，《规定》第二十四条是指债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诉讼，而非债务人；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判决不予执行或部分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该《规定》是针对债务人可以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而非本案关东公司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即使请求公证债权文书无效，《规定》与《批复》也并不矛盾，《规定》赋予债务人可以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但应该在债务人没有提出执行异议，或者提出执行异议后，执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如果债务人已提出执行异议并被驳回，又提起民事诉讼，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故被上诉人抗辩的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纠正。第三、被上诉人关东公司管理人请求确认2014年元月2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书》和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的问题。在执行程序中，关东公司提出了执行异议，本院（2016）晋执异6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其异议申请；关东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执复57号执行裁定认定：两份《还款协议书》是根据两份《工程结算书》作出的，第03185号公证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还款协议书》中，各方均认可，城建公司已按双方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质保量按时完成了相关工程，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43244759.04元，第03186号公证书又追加了欠付的800万元工程款。虽然双方在《工程结算书》中约定，欠付的8100万元总额的实际组成为“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区道桥公司已完量”，乙方实际工程结算额为7100万元，以及1000万元的借款。但关东公司认可城建公司确实向其出借1000万元，城建公司也并未重复主张该债权，而是将其纳入二份公证书载明的债权中申请强制执行，据此裁定驳回关东公司的异议申请。故原审法院认定《工程结算书》和《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不当，应予纠正。综合上述三点，本院认为《工程结算书》的事实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的事实为同一事实，虽然关东公司起诉的是确认《工程结算书》和《工程（补充）结算书》无效，但实质是确认双方已达成的《还款协议》无效，《还款协议》经过公证以后，已由本院予以执行，并针对关东公司的执行异议，本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均裁定予以驳回，故根据最高法院《批复》规定，本案不应予以受理。第四、关于关东公司与城建道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的应认定建设施工合同无效。那么，本案所涉及的观澜国际商业及住宅工程是否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根据2018年6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范围，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不包括商品住宅。所以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未经公开招投标程序而签订，但该行为的发生并不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从保护市场交易的安全稳定和诚实信用原则考虑，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有效。且双方对合同履行后工程欠款已达成了还款协议，故关东公司管理人诉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关东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山西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上诉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武全敬审判员 刘 英审判员 仲俊光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段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