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1903号 原告：石彩元，女，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钟伟顺（系原告石彩元丈夫），男，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刘华，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 法定代表人：刘文斌，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日魁，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庆波，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增城市亿临工艺手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三江镇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吴剑城，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海燕、巫恒辉，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彩元不服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增城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于2019年3月28日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石彩元及其委托代理人钟伟顺、刘华，被告增城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朱日魁、李庆波，第三人增城市亿临工艺手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临手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海燕、巫恒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彩元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职期间，原告于2014年7月30日18时许，在下班途中骑电动自行车途经增城区，因避让公路行人及地面红砖不及致使连人带车摔倒受伤，发生交通事故。2015年，原告申请工伤认定，2019年3月7日，被告以“原告的伤情与骑车摔倒致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不认定为工伤。原告认为该工伤认定书与事实不符，该认定书完全忽视了原告是下班途中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住院的事实。因此，原告认为该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被告增城区人社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是符合法律程序的。1、石彩元和钟伟顺于2015年6月25日到增城区石滩镇劳动所称石彩元在2014年7月30日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增城区石滩镇劳动所对他们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当日石彩元向我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及《事故报告书》，经初步审核后，我局于2015年7月13日向石彩元作出《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穗增人社工伤［2015］22号）。由于石彩元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明确伤者石彩元的事故责任，为此，我局于2015年7月20日向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局法制办发出《协办函》，希望公安局就石彩元的事故提供责任意见，但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局没有作出答复。故我局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穗增人社工中［2015］000006号）并送达给了石彩元。2、2019年1月3日我局向石彩元的丈夫钟伟顺做了《调查笔录》，钟伟顺同意为石彩元做关联性鉴定并选择在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2019年1月18日我局将钟伟顺提供的石彩元病历等资料寄给了广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2019年2月25日我局收到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德劳鉴［2019］040930号并电话通知了钟伟顺，钟伟顺于2019年3月7日签收该意见书。在结合相关证据后我局于2019年3月7日作出不认定为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并分在2019年3月11日及14日以ＥＮＳ快递送达给了原告及第三人。二、我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完全正确的。石彩元自称于2014年7月30日18时许，下班骑电动自行车途经增城区，因避让公路行人及地面红砖不及致使连人带车摔倒受伤。2015年7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作出石彩元的事故责任划分。石彩元起诉公安局要求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处理。后再经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相关性鉴定，被鉴定为：患者为自发性右外囊脑出血病情，与骑车摔倒致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故其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不认定为工伤。此外，原告所称发生交通事故为其单方陈述，其伤情并非是事故引起的，2014年7月31日原告丈夫曾经向第三人出具过一份事发经过，其中内容是原告下班回家后发觉头晕站不稳跌倒受伤的，与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结果相符。因此原告的伤情与其陈述的骑车摔伤的情况无关。综上所述，我局于2019年3月7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完全正确的，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亿临手袋公司述称，我方无法确认原告是否在2014年7月30日发生了交通事故，案发后一段时间内原告没有向第三人报告此事。原告的疾病是否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也无法确认，应以被告出具的认定为准。 经审理查明，原告石彩元为第三人亿临手袋公司员工。原告自述其于2014年7月30日18时30分许，下班骑电动自行车途经增城区时因避让公路行人及地面红砖致使摔倒受伤。2015年7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对该事故作出责任划分。另据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医院2014年9月2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注明，原告于2014年7月30日至2014年9月2日在该院治疗，诊断为：1.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3.低钾血症。 2015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增城区人社局递交《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工伤认定，该申请表注明受伤害部位为头部。同时，原告提交的《事故报告书》中事故个人信息一栏注明，伤害部位为“头部（脑）”，受伤诊断结果为“脑出血”。被告受理该申请后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并向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局法制办发出《协办函》，请求就原告前述事故责任提供意见，但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局法制办未出具回复意见。同年9月22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称因交警部门未出具相关有效结论，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待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判决后再恢复审理。 2018年12月1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判令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对2014年7月30日18时30分发生在增城区村道的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本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6499号行政裁定，对原告的起诉，不予立案。 2019年1月，被告经过征询原告方意见后，委托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原告“脑出血（右侧外囊区）”的诊断意见，与其2014年7月30日骑车摔倒受伤的伤情是否存在关联性作出技术意见。同年2月19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认定原告为自发性右外囊脑出血病情，与骑车摔倒致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 2019年3月7日，被告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并认为原告脑出血的病情诊断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不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及工资凭证、缴费历史明细表、病历资料、诊断证明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调查笔录、补充材料通知书、协办函、中止通知书、（2018）粤7101行初6499号行政裁定书、关联性鉴定材料清单、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0025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等证据证实，原、被告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作为广州市增城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原告自述其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并就头部（脑）受伤的伤情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即便原告所述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属实，但是经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显示其为自发性右外囊脑出血病情，与骑车摔倒致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因此，被告增城区人社局经调查认定原告关于脑出血的伤情诊断不属工伤并无不妥。原告虽不认可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关于自发性右外囊脑出血的认定，但是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认定，故其要求撤销涉案工伤认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石彩元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石彩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邓国权 人民陪审员  邓金兰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