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绍商终字第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松青。委托代理人：袁华汀。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甘雨。委托代理人：郑舒木。委托代理人：倪洛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卫菊。委托代理人：高伟成。上诉人孙松青、上诉人孙甘雨为与被上诉人叶卫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3）绍诸璜商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董伟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帆、王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夏青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华汀、上诉人孙甘雨及其委托代理人郑舒木、倪洛伟、被上诉人叶卫菊的委托代理人高伟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孙松青系被告孙甘雨之姐。被告孙甘雨和被告叶卫菊于2004年11月24日登记结婚。2006年2月10日，被告孙甘雨银行账号内存入188000元。2007年2月26日，被告孙甘雨银行账号内存入123800元。2009年2月3日，被告孙甘雨银行账号内存入154115元。对该三笔款项，被告孙甘雨向原告出具借条三份。2009年9月，被告叶卫菊和被告孙甘雨夫妻分居。2010年7月，被告叶卫菊曾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后经调解和好。2011年5月9日，被告叶卫菊再次起诉离婚。2011年7月26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两被告离婚。2011年5月19日，原告孙松青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孙甘雨支付所欠资金475915元。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因涉嫌虚构债务等事实行为，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遂于2011年8月9日裁定驳回原告孙松青的起诉。2011年9月，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依职权将原告孙松青提供的部分证据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1）文检字第285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2012年8月9日，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作出杭公江治撤字（2012）第80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该局办理的孙甘雨等妨害作证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2013年4月，原告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两被告归还借款。2013年6月20日，经原告申请，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3年7月8日，原告孙松青向本院起诉，要求两被告归还借款。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孙甘雨向原告孙松青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该两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且被告孙甘雨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故对被告孙甘雨具有约束力。被告孙甘雨应承担归还款项的民事责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孙甘雨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的经济损失，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借条、欠条的落款日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数额较大，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范围，又未经被告叶卫菊确认，事后被告叶卫菊也未予以追认，且原告未能提供该借款系两被告共同债务的充分依据，故借款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不足，依法应认定为被告孙甘雨的个人债务。原告诉请被告叶卫菊还款，该院不予支持。被告叶卫菊辩称原告孙松青和被告孙甘雨虚构债务等意见，因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该院在案件中不予采纳。被告叶卫菊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鉴于案件事实已查清，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甘雨应归还原告孙松青借款47591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孙松青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94元，由被告孙甘雨负担。上诉人孙松青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属于孙甘雨个人债务，被上诉人叶卫菊不承担还款责任，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于法无据。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是债务纠纷，早在2011年6月就因叶卫菊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孙松青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公案最后侦查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原审法院已深受原来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影响，对案件基本事实没作全面深入检查。上诉人认为叶卫菊必须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原审法院只是对叶卫菊的结婚、分居、离婚的事实以及本案三年来起诉、移送、再起诉的事实作了简要认定。而对债务人叶卫菊的经济状况并未作查证。2、孙甘雨曾结过婚，有一个儿子，打工月收入1500余元，2004年下半年与叶卫菊认识不久就结婚。从2005年初开始，叶卫菊、孙甘雨夫妻租赁孙松青在杭州市四季青服装市场1103摊位做服装批发，2005年就需要投入本钱30至50万元，两人结婚时几乎身无分文，孙松青与孙夏青借钱资助他们，2005年孙甘雨银行卡上总收入仅有2.6万元，所以向孙松青租赁的摊位费就拖着一直未付。叶卫菊夫妻做生意经验不足，成本高，同时俩人还要抚养小孩子，赡养老人，家庭开支很大。本案三笔借款事实清楚，孙松青不仅有借条、汇款单，还有款项的来龙去脉。孙甘雨、叶卫菊婚后购买200多万元住房及九星摊位，叶卫菊刷卡转出去的钱近150万元，摊位经营费五年70余万元，家庭生活费五年至少30余万元，综上初算，叶卫菊夫妻婚后实际收支450万元左右，并不包括孙松青11**摊位租金105万元。叶卫菊称均是由其夫妻两人赚得，这与客观事实不符。3、2011年8月5日，孙松青、孙夏青、孙甘雨接通知后到公安局，接受公安严格审查，至2011年9月9日，因三人口供大致相同，没有虚构任何证据，检察院不批准逮捕。2011年9月28日司法鉴定机构受理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鉴定申请，同年11月18日作出意见书。2012年8月，公安机关正式作出撤销此案，上诉人重新提起民事诉讼后，叶卫菊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上诉人才知晓此意见书。但该鉴定意见书剥夺了上诉人享有的许多权利，上诉人认为该份鉴定意见书是错误的。所以其作出的“原告在起诉两被告的其他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经司法鉴定被认定为真实性上存在瑕疵”没有依据，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九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是根据浙江省高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作出的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相冲突，原审法院将依法应由叶卫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上诉人举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将本案认定为孙甘雨个人债务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孙甘雨、叶卫菊共同归还上诉人孙夏青借款475915元，并共同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本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甘雨、叶卫菊承担。孙甘雨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同意孙松青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叶卫菊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不同意孙松青的上诉意见，要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孙甘雨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定错误。1、本案借款用于家庭经营的服装生意和偿还房屋按揭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上诉人在广州采购、发货，被上诉人在杭州销售、管账。具体借款用途在上诉人提交的账本中有详细的记录。一审法院仅以记账本无被上诉人签字为由不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记账本系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曾在2014年4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自认账本由其书写，足以证实其是知道本案借款且该款用于家庭经营的事实。在2007年2月26日借到123800元之前，孙甘雨账户仅有8484元，如没有该笔借款，根本无法继续做生意，因此，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用于家庭经营，再次164115元这笔借款用于归还静怡花苑4幢1301室房屋的按揭贷款，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单据足以证明详细的划款流程。虽然实际用途与借条约定的借款用途不相一致，但均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尾号为9419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在2009年2月3日154115元存入之前余额为26724.48元，2009年3月8日存入53770元，2009年3月17日将20万元取出后，账户余额仅2455.44元，足以证明上诉人归还按揭的20万元全部来自2009年2月3日及2009年3月17日存入的两笔钱。同时法院已经认定本案借款全部打入尾号为9419的卡中，而该卡的开支又全部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那么本案的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后，上诉人与孙松青是姐弟且有多个案件向法院起诉，与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关联性。2、一审法院以本案借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范围为由，认定本案借款属于个人债务，没有法律依据。3、结合孙夏青、孙松青与孙甘雨、叶卫菊的全部案件来看，所借所欠款项用于家庭生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婚姻存续期间至少开支了202.23万元用于支付九星摊位费和购买静怡花苑4幢1301室，此部分开支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予以自认，日常生活及日常经营至少开支了163.644万元，被上诉人背着上诉人偷偷转移的家庭财产至少为101.054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婚后来到杭州没有积蓄的，俩人在婚姻存续期间还欠孙松青四季青11**号摊位租金、欠孙夏青静怡花园5幢1006室房租没支付。由于孙松青、孙夏青的资助，孙甘雨与叶卫菊虽没有积蓄，才能拥有自己的生意，所以本案的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后，经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侦查，足以证明本案并非虚假诉讼，全部案件的借款、欠款均是真实发生，证据并无做假。二、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科学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该鉴定意见的内容不具有科学性。第一，本案借条墨迹为黑色墨水硬笔。根据浙高法鉴（2011）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本案借条的形成时间鉴定是不科学的，对其近期形成的结论不应采信。第二，该鉴定中心并无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资质，该意见书也未附鉴定人员相应资质证明。第三，该鉴定意见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的处理明显矛盾。拥有物证鉴定能力的江干分局认为相应检材不具备鉴定文书形成时间的条件，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2、该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第一、委托的时间不合法。一审已经查明，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9日裁定驳回孙夏青的起诉，在案件已经结案的情况下，又于2011年9月依职权委托鉴定，显然不合法。第二，鉴定机构的产生方式不合法。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在委托鉴定之时，上诉人正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羁押。上诉人完全不知道鉴定之事，不清楚鉴定机构的产生过程，更没有参与、监督鉴定机构的产生过程，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第三、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未向孙甘雨送达该鉴定意见。以致孙甘雨在此后的案件中丧失了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的权利。最后，该鉴定意见未经质证。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报告的依据是（2013）浙杭民终字第1149号判决中采信了该意见，但该意见该案中并未作为证据提交，故未经质证，且其他案件均未认定该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孙甘雨认为本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孙甘雨、叶卫菊共同归还本案所涉的475915元借款，并共同归还该款自2013年7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孙松青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同意孙甘雨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叶卫菊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不同意孙甘雨的上诉意见，要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二审中，上诉人孙松青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提供2011年6月13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叶卫菊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1、被上诉人叶卫菊至今一直指控孙夏青、孙松青同孙甘雨的一系列借款案件系虚假诉讼，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不是本案所涉的借款是否为叶卫菊、孙甘雨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2、叶卫菊承认从2005年起至2009年底，和孙甘雨共同租赁孙松青四季青11**号摊位做服装生意，年摊位租金是18万到20万元不等，叶卫菊认可五年租金有85万元的事实；3、叶卫菊承认2004年结婚时没有住房，2005年至2007年年底是租住在静怡花苑5幢1006室即孙夏青房子里的事实；4、叶卫菊承认购买静怡花苑4幢1301室，实际已支付房款176万余元，并在购买时向银行按揭90万元的事实；5、叶卫菊承认在2004年11月底结婚，2009年与孙甘雨关系恶化是因为孙夏青要求其在借条上签字，其不同意，后提出离婚的事实。二、提供孙夏青汇款50万元给叶卫菊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门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叶卫菊否认孙夏青汇款50万元给她，与事实并不相符。三、提供档口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与营业房转让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叶卫菊为了诬陷孙夏青、孙松青虚假诉讼虚构伪造证据的事实。四、提供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复印件）一份、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退案说明（复印件）一份、2006年12月14日、12月20日和2007年1月16日由孙甘雨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三份，证明上诉人孙夏青在2006年底及2007年初三份借条鉴定结论均没有问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值得怀疑。五、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民初字第221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证明在该案件中叶卫菊没有提交相应证据，所以对华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在该案中未质证，原审法院采信该判决书认定华夏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是错误的。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571号案卷中叶卫菊提交的书面回答一份（复印件），证明另案中孙夏青20**年5月、8月将本案所涉的借款汇给孙甘雨时，叶卫菊当时是在场的，汇款单由叶卫菊填写的，所以孙甘雨向孙夏青、孙松青的借款，被上诉人均知情。七、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一份，要求对叶卫菊在本案中提供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有关证据检材十、十一的两份授权委托书的形成时间申请重新鉴定。孙甘雨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诉人孙松青提交的证据一至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五的判决书中涉案的鉴定报告是缺乏科学性、合法性，鉴定程序也是违法的，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叶卫菊对上诉证据质证认为：对于孙松青提交的证据一至四，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开庭前，要求法院不予有纳。有关本案的借款事实，叶卫菊是不知情的，作为借款合同的相对方，也没有签字，该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应由孙甘雨个人负担偿还。对于其提交的证据五的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案中的司法鉴定书是经过有关部门鉴定以及法院审查。对于证据六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和质证认为：对于上诉人孙松青提供的证据一至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故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孙松青提供的叶卫菊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571号案件中叶卫菊的书面回答，叶卫菊在该书面回答中陈述该两张银行凭证上孙甘雨的签字并不是其所签，而是孙夏青填写，并不能证明孙松青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亦不予采纳。关于孙松青提交的重新鉴定申请报告，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松青提供的鉴定申请报告系对被上诉人叶卫菊在一审中提交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而提出鉴定申请，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其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中，上诉人孙甘雨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八、杭州市静怡花苑4幢1301室房屋产权证、房屋转让合同、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商初字第1451号庭审笔录（复印件），证明静怡花苑4幢1301室为孙甘雨与叶卫菊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首付加按揭共176.17万元，被上诉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予以自认。九、孙甘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浙江九星服饰有限公司通告（复印件）、浙江省杭州市服务业统一发票两张（复印件）、浙江省杭州市统一收款收据三张（复印件），证明浙江九星服饰有限公司B018和B051摊位为孙甘雨、叶卫菊夫妻共同经营，摊位租金、其他各项费用共计20.06万元（另有该摊位装修费3.8万元，叶卫菊已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中予以认可）。十、尾号为9419的农行卡交易记录两份、农行浙江杭州清泰门支行证明一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凭条十二份，证明尾号为9419的农行卡户名为孙甘雨，叶卫菊转移夫妻共同财产101.054万元给其亲戚，叶卫菊另转移夫妻共有财产47.78万元，因转入方账号已取消，具体去向无法查询，摊位的POS机与该卡和电话8652×××3绑定，因摊位实际由叶卫菊管理，故均由其直接操作和实际控制该卡，借款存入该农行卡均是叶卫菊办理（“孙甘雨”签名均是叶卫菊笔录，叶卫菊已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中予以认可）。十一、四季青服装集团有限公司证明一份（复印件）、孙松青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复印件）、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1年6月13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孙甘雨、叶卫菊租赁四季青11**摊位共同经营5年，叶卫菊自认该摊位系向孙松青租赁，每年租金为20万元左右。十二、尾号9419的农业银行账号交易记录一份，证明尾号5098的农行账号属于孙甘雨，且与尾号9419的农业银行卡属于一个账号，夫妻二人刚结婚时无储蓄，四季青摊位经营的启动资金必须向孙松青、孙夏青借贷。孙松青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孙甘雨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叶卫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诉人孙甘雨提供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对于孙甘雨提供的证据八、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十的9419的农行卡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是转移财产，也不是向上诉人姐妹借钱的债务，而是经营服装生意的货款来往。对于证据十的农行清泰支行证明及银行存款凭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属于夫妻共同经营给付货款，并不是跟上诉人姐妹借款。对于证据十一无异议，但是属于夫妻共同经营，该1103号摊位系孙甘雨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购买，由叶卫菊出资30万元，孙甘雨出资10万元，后由于没有更名，将出资款转为了每年的租金抵扣。对于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是借款，叶卫菊婚前也有相关的积蓄，跟借款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和质证认为：对于上诉人孙甘雨提供的证据八至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被上诉人叶卫菊向本院提交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634号民事判决一份（复印件），证明两上诉人串通，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所谓的夫妻共同借款。上诉人孙松青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孙甘雨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该份判决已生效，但里面提及的6万元款项是孙甘雨、叶卫菊共同购买房子的按揭款项，当时叶卫菊已到广州，与孙甘雨属于分居状态，没有生活来源，每一个月的按揭款是由孙夏青直接打到孙甘雨还款账户，而杭州中院认为，孙夏青支付按揭款时，孙甘雨和叶卫菊已属于分居状态，一般认定为个人债务，但这个说法没有关联，孙甘雨已对该案申请再审。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和质证认为：被上诉人叶卫菊二审中提交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634号民事判决系孙甘雨、孙夏青、叶卫菊之间的其他借贷案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所涉借款475915元是否属于孙甘雨、叶卫菊夫妻的共同债务，对此分析如下：一、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引起的债务。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还是个人债务，需从以下两个标准判断：（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根据《》第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及本案案情，将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无不当。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孙松青及孙甘雨均认为本案所涉的借款系孙甘雨与叶卫菊的夫妻共同借款，在叶卫菊对该债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上诉人孙松青、孙甘雨虽提供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孙甘雨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孙松青与叶卫菊、孙甘雨之间关于本案的借款共同形成过借贷合意，也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的债务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和经营。且本案所涉三张借条，其中一张系由孙甘雨于2010年8月9日出具确认2007年2月及2009年2月的借款，但2009年9月孙甘雨、叶卫菊已因感情破裂分居，叶卫菊对该份借条的出具显然并不知情。同时，孙甘雨与本案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其所作的陈述应系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的事实证明力较弱。本案借款数额较大，已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上诉人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款项系用于家庭经营所需，原审法院未将本案所涉借款认定为孙甘雨、叶卫菊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二、关于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3）浙杭民终字第1149号民事判决确认，该鉴定意见书系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江干区人民法院依职权将孙夏青提交的部分证据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且该生效判决在判决主文部分亦明确孙夏青在起诉孙甘雨和叶卫菊的其他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经司法鉴定真实性被认为存在瑕疵。现该生效判决未被撤销，原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因原审法院对两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已予以确认并作出相应的判决，被上诉人也未对此提出上诉，因此可认定其对本案所涉借款关系的真实性未再提出异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出虚假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包括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孙松青与上诉人孙甘雨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194元，由上诉人孙松青负担4597元，由上诉人孙甘雨负担45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伟代理审判员 张 帆代理审判员 王 萍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