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23794号原告：何敏英，女，汉族，1981年8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明，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山山，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善为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十路天安创新科技广场****1701、1703、17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21272617。法定代表人：吴东毅。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凌，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美，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敏英与被告深圳善为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为影业”）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敏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凌、刘华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双方签订的《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第六条中的6.2.3，第七条业绩承诺以及第八条中的8.1、8.2、8.3无效；2.判令双方签订的《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为吸纳资金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股份，原告系被告员工，双方于2015年3月签订《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及《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认购补充协议”），原告以每股2.5元的价格购买被告面值为1元的股份共计5万股。认购协议第6.2.3项明确约定：“认购人保证所持股份锁定期间不离职，并保证在离职2年内不到与甲方从事的同类业务的有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者自行经营同类的产品、……”此条款应认定无效。一、《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无效。上述约定限制了劳动者包括职业选择权在内的劳动自由权，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者的权利，劳动合同解除后不应给劳动者再增设任何附随义务，此约定违反了订立劳动合同应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三、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竞业限制生效须支付竞业限制金，否则，根据司法实践，基本认定竞业限制条款无效。认购协议第8.2款约定：“认购人（如签署劳动合同）自行离职（劳动合同期满未继续的亦视为自行离职）、辞职；……”以及认购补充协议第8.2条约定此约定均无效。一、该约定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收益应是劳动者合法享有的，被告无权收回。二、约定违反《公司法》第142条强制性规定，本案并不存在该条法定的任何一项例外情形，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是有偿取得，被告不能收购原告所持有的股份。三、上述约定侵害了股东的权利。《公司法》第4条约定，股东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原告作为公司的合法股东依法应享有收益权，上述约定剥夺了原告的股东权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综上，被告利用其公司优势，试图以锁定股份的方式来“锁定”劳动者，以此排除劳动者的权利，侵犯了被告作为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权利并侵害股东的权益，剥夺其收益权。上述条款均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民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无效。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希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主张合同6.2中的6.2.3款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购协议并非劳动合同，而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署的民商事合同，体现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商业原则，认购对象有权选择是否参加，而一旦选择参加，则应严格按照认购协议执行。原告因身为被告公司主要业务骨干被认可为核心员工进而获得认购公司限售股份的资格，原告签署认购协议并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公司限售股份，双方成立新增资本认购合同关系，原告据此获得公司股东资格。虽然原告与被告在劳动合同关系外形成新的股权关系，但股权关系和劳动关系属于两个独立的、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内容。本案判定合同效力应适用《合同法》和《公司法》，而不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认购协议是原告基本劳动权利保护外为优化薪酬制度及提高核心员工积极性额外实施的，其产生的股票收益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工资等劳动报酬。通过被告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中发布的公告可以看出认购协议所约定股票价格远远低于同期股票发行价，实质是被告为激励原告而向其发行的优惠价格股票，具有奖励性质，同时也起到支付竞业禁止补偿的作用。此外，原告作为公司股东，自愿承担认购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限期离职及竞业限制义务，并未违反法律规定。2.原告请求判令其与被告签署的第7条业绩承诺、第8条中的8.1-8.3项以及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基于认购协议所享有的股票收益并非劳动报酬，而是股权激励，被告基于该激励而要求原告完成一定业绩承诺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142条是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但该条并未禁止公司与股东约定其他限制性条款。由于被告在股票发行后难以直接对激励对象交易股票的行为进行限制，亦难以直接回购激励对象的股票，因而只能通过签署认购协议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关约束，认购协议第8条中的8.1-8.3以及补充协议恰恰体现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以远低于发行价的优惠价格认购被告股票并在此后获得六倍的转增股，均体现了被告对原告作为核心员工的激励，而原告在入职六个月即因个人原因离职，使得被告激励目的落空，原告应受认购协议的约束。综上，原告与被告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围绕诉辩事实和意见，原告当庭提交了《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企业信息公示信用公示报告》；被告当庭提交了善为影业股票发行方案关键页（公告编号：2015-007）、善为影业股票发行方案关键页（公告编号：2015-011）、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关于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2015〕粤扬非诉字第10号）、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关于善为影业定向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2015〕粤扬非诉字第17号）、善为影业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关键页（2015.05.19）、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善为影业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善为影业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关键页（2015.05.22）、善为影业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善为影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关键页、善为影业关于新增股票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善为影业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关键页（2015.06.29）、相关股票发行情况之光盘、何敏英离职申请表。其中，原告认为1.被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公司上市发行的过程是合法的，并不能证明相关协议的内容本身是否合法。2.原告的离职申请表已经明确原告离职的理由是另有发展，而被告行政人事部的意见是同意离职，原告是在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离职，不应接受任何惩罚，有关约定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被告认为：1.《认购协议》实质是被告认可原告为其核心员工，具有认购限制性股份资格。原告自愿签署《认购协议》并自筹资金支付股价款而成为被告公司股东，二者形成股权关系，且《认购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原告与被告形成的劳动关系与原告参与股权激励计划而签订《认购协议》形成的股权关系属两个独立的、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适用不同法律。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日，原告何敏英入职被告善为影业公司，2015年6月10日，原告以“另有发展”原因向被告提出离职申请。2015年3月，被告发布《善为影业股票发行方案》，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公司董事、监事和核心员工发行股票，原告系被告核心员工。同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认购协议》，由原告以每股2.5元的价格向被告认购股份5万股，其中第六条“陈述与保证”部分6.2.3约定：“认购人保证在所持股份锁定期内不离职，并保证在离职后2年内不到与被告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者自行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无论何时均不泄露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七条“业绩承诺”部分7.1约定：“被告允许原告按照2.5元/股的激励价格通过对公司增资的方式一次性持有被告5万股股份，系以原告承诺其负责的团队完成2015年度、2016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为基础，完成201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认购1万股业绩激励股份，完成2016年度业绩考核指标认购2万股业绩激励股份，其余2万股无业绩考核指标要求”、7.1.1和7.1.2约定了2015年度和2016年度认购人负责的业务团队的业绩考核指标；第八条“股份回售或转售安排”部分8.1条约定：“认购人患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被告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或在上述期限内，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的，应于此等事实确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被告或被告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本次定向增发股份的无业绩考核指标的2万股及未完成考核年度业绩指标所对应的业绩激励股份数……”、8.2条约定：“认购人（如签署劳动合同）自行离职（劳动合同期满未继续的亦视为自行离职）、辞职；或者因触犯法律法规，或违反与甲方签订的廉洁、保密、竞业禁止、劳动合同（如有）等相关协议，或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甲方商业秘密、失职、营私舞弊或渎职等行为，或存在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等未能维护企业正当权益的情形，除应上缴投资收益（包括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股利等非货币性孳息及以货币形式累计向原告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赔偿被告损失及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还应向被告或被告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本次定向增发全部股份。转让价格按本次定向增发价格确定。上缴投资收益、转让股份及赔偿违约金的时间为不超过此等事实确定之日起一个月内。”、8.3条约定：“认购人未完成任一年度的业绩考核指标，应于该年度完结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被告或被告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该年度激励股份，并上缴投资收益（包括该年度激励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股利等非货币性孳息及以货币形式累计向原告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主要将《认购协议》之“8股份回售或转售安排”变更为“8特殊情形转让价款安排”，其中8.1约定：“认购人患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被告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或在上述期限内，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的，应于此等事实确定之后将其持有的本次定向增发股份的无业绩考核指标的2万股及未完成考核年度业绩指标所对应的业绩激励股份进行转让，转让价款分配按如下标准确定：8.1.1在锁定期内发生的，原告应于每批次股份解锁时点届满后一个月内，将该批次的股份予以转让。转让价款中，被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和本次定向增发价格较高者等值部分归原告，剩余部分归被告；若原告己将前一解锁时点可转让的股份全部或部分转让的，则原告应将已转让的股份的转让款，扣除原告转让之时被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和本次定向增发价格较高者等值部分的余额于上述事实确定后一个月内返还给被告。8.1.2在锁定期外发生的，转让价款（含转让收益）全部归原告。8.2约定：“认购人自行离职（劳动合同期满未继续的亦视为自行离职）、辞职；或者因触犯法律法规，或违反与甲方签订的廉洁、保密、竞业禁止、劳动合同等相关协议,或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被告商业秘密、失职、营私舞弊或渎职等行为，或存在违反被告规章制度等未能维护企业正当权益的情形，而导致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除应上缴投资收益（包括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股利等非货币性孳息及以货币形式累计向原告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赔偿被告损失及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还应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包括本次定向增发取得的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权利等增加的股份)。原告应于每批次股份解锁时点届满后—个月内,将该批次的股份予以转让。转让价款中，本次定向增发原告支付的定向增发价款等值部分归原告，剩余部分全部归被告；若原告己将前一解锁时点可转让的股份全部或部分转让的，则原告应将已转让的股份的转让款，扣除原告支付的定向增发价款的余额返还给被告。返还己转让股份款的余额、赔偿违约金以及向被告上缴原告取得的以货币形式取得的股息、红利的时间为不超过此等事实确定之日起一个月内。8.3约定：“认购人未完成任一年度的业绩考核指标，应于次年度股份解锁之日起一个月内转让其持有的该年度对应的激励股份（包括该年度对应的激励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股利等增加的股份）并向被告上缴基于未完成考核年度激励股份取得的以货币形式累计向原告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转让价款中，本次定向增发原告支付的该年度激励股份增发价款等值部分归原告，剩余部分全部归被告。”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主要争议为案涉《认购协议》及《补充认购协议》的根本属性及部分条款的效力，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本案系合同纠纷。《认购协议》和《补充认购协议》乃原告和被告独立于双方劳动关系之外所签订，非劳动合同组成部分；原告基于案涉协议认购被告公司股份从而成为被告股东，与被告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而非用人单位与单位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故本案所生之争议并非劳动争议纠纷，而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纠纷，应根据《合同法》及《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对案涉《认购协议》和《补充认购协议》的效力进行判定。二、《认购协议》的6.2.3、7业绩承诺、8股份回售或转售安排条款以及《补充认购协议》的效力。（一）经查，《认购协议》属定向发行，目的旨在于“保持公司业务规模的稳定增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并且让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增强员工凝聚力”。原告之所以能持有被告公司股份并成为股东系基于其在被告公司的核心员工身份，即原告成为被告股东的身份前提是其须为被告在职员工。故《认购协议》6.2.3条款在原告享有股东权益的同时限制其在股份锁定期内离职，实际上同时体现了激励与约束，兼顾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平衡，其条款内容并不有违公平、公正。结合《认购协议》的具体内容，其本质是股权激励合同，是除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劳动权利外为优化薪酬制度额外实施的，由此产生的收益不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报酬，该收益属奖励性质并同时起到支付竞业禁止补偿的部分作用，作为激励对象的原告亦享有参加与否的自由选择权。原告选择参加股权激励并作出相应业绩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理当受6.2.3和7业绩承诺条款的约束。（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补充认购协议》已对《认购协议》中的“8股份回售或转售安排”条款进行了协议变更，原“8股份回售或转售安排”条款已失去法律效力，本院对此不再评析，仅对《补充认购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又查，《补充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将《认购协议》中的“8股份回售或转售安排”变更为“8特殊情形转让价款安排”，故认定《补充认购协议》的效力关键在于认定“8特殊情形转让价款安排”的效力。（三）如前所述，《认购补充协议》具有股权激励性质，被激励对象获得股权收益须以完成一定业绩为前提，即便没有业绩要求的部分也须以被激励对象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存续为条件。经查，首先，《认购补充协议》8.1款约定，原告在患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有被告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或在上述期限内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时，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转让基于劳动关系享有的无业绩考核指标的2万股股份及未完成考核年度业绩指标所对应的业绩激励股份，且原告在锁定期内转让股份的，原告仍可以获得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和本次定向增发价格较高者等值部分的转让款，在锁定期外转让股份的，原告可以获得全部转让价款。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出现上述约定的情形时用人单位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此时作为股权激励的前提基础已不复存在，该8.1款之约定并非迥异常理。其次，根据8.2款，原告自行离职（劳动合同期满未继续的亦视为自行离职）、辞职；或者因触犯法律法规，或违反与被告签订的廉洁、保密、竞业禁止、劳动合同等相关协议,或发生违反职业道德、泄露被告商业秘密、失职、营私舞弊或渎职等行为，或存在违反被告规章制度等未能维护企业正当权益的情形，而导致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应向被告或被告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本次定向增发全部股份。在原告和被告劳动关系终止的情况下，终止基于原告作为被告核心员工之前提而产生的股权激励措施并要求转让股份以使被告可能继续用股份激励其他在职员工实属合理；且被告收购员工股份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即公司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公司得收购本公司股份，故该8.2款的约定亦不违法。再次，根据8.3款，原告未完成任一年度的业绩考核指标，应于该年度完结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被告或被告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该年度激励股份，并上缴投资收益。结合《认购协议》7.1款，原告认购业绩激励股份时须承诺其负责的团队完成年度业绩考核指标。在原告能完成年度业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原告可以获得相应的业绩激励股份和股份收益；在原告不能完成年度业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8.3条款约定原告有向被告或被告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该年度激励股份的义务，既有激励也有淘汰，合同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符合股权激励方案的初衷和目的，亦不违反强制性规定，原告认为该部分条款无效的意见，亦难以成立。综上，本院认为，案涉《认购协议》《补充协议》及其相关条款均系原被告双方一致之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相关条款无效的诉请，理据不足，难以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敏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何敏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审 判 长  胡 超人民陪审员  汤云霞人民陪审员  黄绮玲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杨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