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2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静，男，汉族，1962年8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丰，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治隆，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保，男，汉族，1976年6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艳，女，汉族，1977年7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伟，河南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彦，河南启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程静因与被上诉人李振保、刘玉艳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4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丰、管治隆、被上诉人李振保、刘玉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伟、翟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静上诉请求：1.撤销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4民初47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程静的诉讼请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振保、刘玉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明显错误，应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本案中程静作为新乡市金洋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洋公司）的出资人，主张李振保、刘玉艳伪造程静签字、制作虚假股东会决议和清算报告、擅自注销公司，侵犯程静在金洋公司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权和重大决策权。程静正是基于此要求李振保、刘玉艳赔偿损失，因此本案应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并非程静要求分配股利，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属定性错误。2.一审认定程静为金洋公司的登记股东，并非实际股东，不能享有各项股东权利，系认定事实错误。程静提交的2006年2月18日《收款收据》、2006年2月22日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现金缴款单》、《银行询证函》和《验资事项说明》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档备案，足以证明程静实际向金洋公司出资25万元，完成出资义务，成为金洋公司股东。李振保支付金洋公司的50万元出资款中包含了程静已向其支付的25万元出资款，李振保只是履行了出资款代办事宜。3.2006年2月18日金洋公司筹建处会计王中军为程静出具的收到25万投资款收据，系金洋公司向程静出具的出资证明，表明程静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4.一审认定证人张某称其与程静、李振保三人合伙，与程静提供的证据、当庭陈述矛盾，对张某的证言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张某当庭作证明确指出程静系金洋公司股东，证人证言能够与程静提供的工商档案等相互印证。5.一审认定程静从未参与金洋公司的经营，据此认定程静不能行使各项股东权利，系认定事实错误。程静实际参与了金洋公司经营，主要为金洋公司招揽业务、负责人员招待事宜，在金洋公司经营稳定后，程静便不再参与经营，由李振保全权负责管理，才造成李振保伪造程静签字制作虚假股东会决议，擅自注销公司。6.一审认定“股东会决议及清算报告上程静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案涉股东会决议系未经召开股东会所形成，属于决议不成立情形，上诉人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等无效缺乏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7.金洋公司的盈亏情况，一审并未查明，对金洋公司的经营情况认定事实不清。8.李振保向证人张某转款175万元款项的性质，一审未予查明。李振保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程静认为本案案由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显属错误，本案案涉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受该案由调整，且程静一审庭审明确表示本案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2.程静为金洋公司的借名股东，未实际出资，也从未参与过管理经营，对金洋公司不享有任何权利。3.程静从未在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变更文件上签字。4.程静从未参与公司经营决策。5.程静从未参与公司分红。上述事实足以说明，程静为金洋公司的名义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6.股东会决议不具备无效情形，本案股东会决议纠纷，只能列公司为被告，程静应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刘玉艳的答辩意见与李振保的答辩意见一致。程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金洋公司2008年1月15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0年1月3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2年8月14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2年12月31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3年11月1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3年11月4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3年12月9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3年12月5日《清算报告》无效;2.判令李振保、刘玉艳向程静赔偿损失44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2月18日起，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程静保留其应得金洋公司分红的诉权;3.诉讼费用由李振保、刘玉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洋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3日，工商档案登记材料中显示：“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由股东李振保、程静各认缴25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振保。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纺织原料、化纤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塑料制品、批发、零售。金洋公司的设立由李振保经办。2013年11月4日，金洋公司经代表公司表决权100%的股东同意，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公司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一致同意注销公司;2、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李振保、程静、刘玉艳组成”。2013年12月5日，金洋公司出具清算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在清算过程中，清算组共收到和登记公司债权人申报的债权29.4万元;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依次分别支付清算费用0.5万元，支付职工工资1万元，缴纳所欠税款0.05万元，清算债务35万元，剩余财产39万元;按李振保、程静各投资50%的投资比例，每人分得剩余财产19.5万元”。2013年12月9日，金洋公司经代表公司表决权100%的股东同意，会议审议通过了清算组确认《关于新乡市金洋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清算报告》。2013年12月31日，金洋公司依法被工商部门核准注销。程静在一审庭审中称仅在金洋公司注册登记时签字系其本人签署，在2008年1月15日、2010年1月3日、2012年8月14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1月1日、2013年11月4日、2013年12月9日《股东会决议》、2013年12月5日《清算报告》中程静的签名均非其本人签署。李振保、刘玉艳称程静在金洋公司注册登记及公司设立后的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中的签字均非程静本人签署。根据程静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豫0704财保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李振保、刘玉艳银行存款700000元或查封其等值财产。二、查封申请人程静的担保财产:位于新乡市××××大道绿茵河畔C-6-120号楼1单元1103号商品房(房产证号:新房产权证凤泉区字第××号)一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程静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程静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程静要求确认金洋公司经营期间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清算报告无效有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4、程静要求李振保、刘玉艳赔偿损失44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2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有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1，程静是否有权请求确认本案涉及的股东会决议，取决于程静是否为金洋公司股东。综合工商部门档案登记情况，程静为金洋公司登记股东。关于争议焦点2，程静起诉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是指根据客观事实推定权利人能知道权利被侵害和被何人侵害。程静于2017年11月27日查询工商登记档案后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程静起诉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在其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情形下，才可认定无效。本案所涉的股东会决议及清算报告上程静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也即案涉股东会决议系未经召开股东会所形成，属于决议不成立情形，故程静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等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4，公司盈余分配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分配股利的权利，请求公司盈余分配的前提是请求人必须具备股东身份。股东身份,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身份的前提。股东因出资而取得公司股份，从而对公司享有股权。股权是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关于程静是否向金洋公司实际出资250000元问题。1、程静提供的收款收条并不足以证明其向金洋公司实际出资250000元，而李振保提供2006年2月22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活期储蓄取款凭条则能证明李振保向金洋公司实际出资500000元。2、程静申请证人张某出庭，张某称案涉公司系其与程静、李振保三人合伙，与程静提供的证据、当庭陈述相矛盾。3、自金洋公司2006年成立以来，程静从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程静在2017年发现金洋公司于2013年注销，不符合一般常理，说明程静并未实际参与金洋公司经营。作为金洋公司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程静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和出资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必须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规定，也违反了诉讼双方关于股东出资的约定义务。股东享有和行使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违反出资义务，就不应当享有股东的相应权利，这是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程静虽具股东身份，但其未能向金洋公司足额补缴出资且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不能行使各项股东权利。本案公司的盈余应按照实际出资股东及其所占的份额进行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程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75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合计11995元，由程静负担。二审审理期间，李振保、刘玉艳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程静的申请，调取了以下证据：1.2012年8月18日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对程静的询问笔录；2.2012年8月19日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振保的询问笔录；3.2012年10月8日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振保的询问笔录；4.2012年10月9日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振保的询问笔录；5.2012年10月10日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检察院对李琳的询问笔录。同时，程静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程静、李振保、张某三人系合伙关系，程静为金洋公司股东，负责对外接待，金洋公司经营期间存在盈利。程静质证认为，对上述5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上述询问笔录能够证明程静已经履行了对金洋公司的出资义务，李振保也认可程静系金洋公司股东；对张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张某的证言能够证明程静参与金洋公司管理，系金洋公司股东，金洋公司经营期间存在盈利。李振保质证认为，对上述5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李振保、李琳从未认可程静系金洋公司股东，其二人在询问笔录中所称的股东是指程静系名义股东，程静在笔录中所述金洋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际不符；对张某证言的内容不予认可，张某的二审证言与一审证言存在矛盾之处，与程静的起诉状内容也存在矛盾之处，不能证明其与金洋公司的关系，也不能证明程静系金洋公司股东。刘玉艳的质证意见与李振保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上述5份询问笔录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人张某的证言中，关于三人合伙关系、金洋公司盈利状况的表述，因其对股东、合伙等概念缺乏清晰认知，内容含混不清，且与一审证言及程静所述内容互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程静参与金洋公司经营管理的内容，与一审证言及程静所述内容相一致，能够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另查明，金洋公司系李振保与程静共同出资设立，程静负责为金洋公司招揽业务、人员招待等事宜。根据新乡市凤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档案记载，2006年2月18日，金洋公司筹建处会计王中军出具2份《收款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程静交来投资款项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元正此据，金额小写￥250000.00元”；“今收到李振保交来投资款项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元正此据，金额小写￥250000.00元”。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李振保、刘玉艳通过在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中伪造程静签名的方式将金洋公司予以注销，程静认为李振保、刘玉艳损害了其股东权益，故本案案由应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程静是否实际缴纳出资；二是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如何认定；三是程静损失金额如何计算；四是李振保、刘玉艳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程静是否实际缴纳出资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程静在2012年8月18日接受新乡市人民检察院询问时，表示自己对金洋公司进行了实际出资。从程静提交的证据上看，其所举《收款收据》、《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验资事项说明》等证据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载明程静向金洋公司出资25万元，特别是金洋公司筹建处会计王中军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明确记载，“今收到程静交来投资款项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元正此据，金额小写￥250000.00元”，故可以认定程静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李振保、刘玉艳对程静所举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程静为金洋公司的名义股东，故李振保、刘玉艳对该项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一审中，李振保、刘玉艳向法院提交了《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活期储蓄取款凭条》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现金缴款单》，证明李振保系金洋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上述取款凭条及缴款单在程静所举《收款收据》日期之后，且李振保、刘玉艳未能对向程静出具《收款收据》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故难以认定金洋公司的注册资本系李振保一人出资。综合考虑本案事实及案件证据，李振保、刘玉艳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李振保、刘玉艳关于程静系名义股东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程静未履行出资义务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本案中，程静请求确认金洋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及清算报告无效，应当以金洋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李振保、刘玉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故对于程静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程静损失金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本案中，金洋公司从2006年设立至2013年解散，经营存续期间必定有所盈亏。程静主张以实缴出资250000元为基数计算其财产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虽不认可《清算报告》所载内容，但均未举证证明公司注销登记时的实际剩余价值。鉴于李振保、刘玉艳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中签字确认对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程静也要求按照《清算报告》所载内容赔偿己方损失，故程静的损失金额可按照金洋公司清算、解散时李振保、刘玉艳在《清算报告》中自行认定的剩余财产为准，即19.5万元。程静主张的利息金额，应以19.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计算。四、关于本案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李振保作为清算组负责人，刘玉艳作为清算组成员，二人在未通知程静的情况下，伪造程静签名将金洋公司予以注销，对程静的财产损失具有过错，故李振保、刘玉艳应当承担对程静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程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4民初47号民事判决；二、李振保、刘玉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静财产损失19.5万元及利息（以19.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三、驳回程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75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合计11995元，由程静负担3000元，李振保、刘玉艳负担89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75元，由程静负担2000元，李振保、刘玉艳负担59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建轶审判员  倪文怡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朱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