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苏中民终字第027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永法。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清。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兴。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芬。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士英。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洪。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宇明。委托代理人张小阳，江苏南通大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八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斜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斜桥村。法定代表人许立东，该村委主任。委托代理人葛国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金才。委托代理人周祥飞，男，1953年3月5日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洪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桂庆。原审原告刘新娣。上诉人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斜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斜桥村委）、倪金才、许洪珍、周桂庆、原审原告刘新娣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3）张民初字第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9年3月26日，张家港市杨舍废化纤加工厂注册成立，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主管部门为杨舍镇戴巷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戴巷村委），负责人为周桂庆。1996年1月，张家港市杨舍废化纤加工厂变更为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以下简称斜桥床上用品厂）。1997年5月20日，杨舍镇资产评估小组作出《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资产评估报告》，报告中反映：斜桥床上用品厂拥有资产总额为700000元，固定资产（净值）为789516.46元（其中房屋建筑物为395500元、机械设备为297709.51元、流动资产为96306.95元），企业总负债为89516.46元。1997年5月26日，戴巷村委与斜桥床上用品厂向杨舍镇农工商总公司提交了《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股份合作制的请示》，并签订以下协议：1、《资产转让及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书》，约定戴巷村将下属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资产转让给斜桥床上用品厂全体股东（乙方），“经镇农工商总公司评估确认，该厂25万元净资产为戴巷村18组所有，45万元转让给职工”，转制前斜桥床上用品厂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受让方）承担，甲方（即戴巷村委）不再承担任何责任。2、《土地使用权租用费及规费上交协议书》，约定斜桥床上用品厂向戴巷村委租用土地并上交租金及社会公益事业费、教育事业附加费等。1997年5月26日，戴巷村委与斜桥床上用品厂共同出具了一份证明，其中戴巷村委经办人为常永兴，斜桥床上用品厂经办人为周桂庆、刘永祥，主要内容为：戴巷村下属企业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创建于86年5月，由戴巷村十八组对全体社员个人每人投资300元建办，挂靠戴巷村。现实行股份合作制，经全体社员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该企业净资产70万元做如下分割：戴巷村十八队25万元，占35.71%，其余45万元为个人股，占64.29%，个人股属刘永祥、周桂庆等186名社员共同参股，详见参股名单及附表。1997年6月3日，杨舍镇农工商总公司向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股份合作制的请示》（即杨总体改（1997）67号文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明晰产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有关股份合作制的政策规定，并经镇农工商总公司研究，同意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股份合作制，原企业名称不变。该企业注册总资本为70万元，总股本为70万元，每股100元，共计7000股，由杨舍镇戴巷村十八组和刘永祥、周桂庆等186名股东共同参股（详见参股名单及附表）。1997年6月8日，江苏兴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1997年6月7日止，戴巷村18组和周桂庆、刘永祥等186名股东缴付的股本总额为700000元。针对杨舍镇农工商总公司的杨总体改（1997）67号文，1997年6月11日，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资产转让和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文号为张体改【1997】883号（以下简称体改委883号文）。该份文件反映：一、同意将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资产转让给企业职工，并实行股份合作制。二、该厂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本总额70万元，每股100元，共7000股。其中杨舍镇戴巷村十八组出资25万元，计2500股；企业职工出资45万元，计4500股。三、该厂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后，按有关规定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四、该厂实行股份合作制后，要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精神及市委、市政府对企业“转制”的要求，严格规范运作，切实转换机制，努力提供经济效益。1997年11月，斜桥床上用品厂经工商登记核准注销，注销原因为“转股份制”，“债权债务企业人员有转制后的企业负责”。同月转制后的斜桥床上用品厂注册成立，该厂为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为70万元，股东为戴巷村（集体股）及周桂庆、刘新娣、刘永祥、刘益兴、刘益清、刘菊芬、林永法、倪金才、许洪珍。在工商登记的参股名单中反映：戴巷村出资2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35.7%；周桂庆出资8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11.5%；刘新娣出资6万元，出资比例8.6%；刘永祥出资6万元，出资比例8.6%；刘益兴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7.1%；刘益清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7.1%；刘菊芬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7.1%；林永法出资4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5.7%；倪金才出资3万元，出资比例4.3%；许洪珍出资3万元，出资比例4.3%。斜桥床上用品厂在1997年11月转制登记成立时所依据文件有：上述体改委883号文件、杨总体改（1997）67号文、股份制的请示报告、资产转让及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书、资产评估报告、土地使用权租用费及规费上交协议、平面图、股份合作制章程、首次股东会决议、首次董事会决议、参股名单。1998年根据张经生（1998）第19号文，斜桥床上用品厂更名为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以下简称江海厂）。1999年1月江海厂取得了房产证号为张建房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中登记房屋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房屋坐落为张家港市杨舍镇戴巷村十八组。该处房屋即涉案诉争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诉争房屋所涉土地使用权为向戴巷村十八组租赁使用。2001年4月17日江海厂未经清算、未经原登记股东全体同意，改为合伙企业，注册资本为30万元，经济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周桂庆、刘益兴、刘益清、刘永祥、刘新娣、刘菊芬等6名自然人，负责人为周桂庆。2001年8月2日戴巷村委作出《关于张家港市江海厂停产歇业处理意见的公告》，对于江海厂的房屋（包括诉争房屋）出租、收益等进行了安排。2001年8月江海厂歇业。2002年4月3日上述六名合伙人周桂庆、刘益兴、刘益清、刘永祥、刘新娣、刘菊芬向工商登记部门递交江海厂的清算报告：“本厂的税务已全部交清、工人的工资全部分放结束，债权债务以（已）全部清理结束，如有债权债务的话，由周桂庆全权负责”，申请注销了江海厂的工商登记。对于诉争房屋在该份清算报告中未提及。之后，2003年戴巷村并入斜桥村，戴巷村十八组相应变更为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斜桥村东区1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村民认为上述厂房租金分配不公，进行了多次信访，有关部门对于信访也进行了处理。周桂庆也起诉要求斜桥村委及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支付厂房租金的盈余，原审法院受理后立案为（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案件（以下简称0703号案件），并判决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支付周桂庆2006年至2008年江海厂厂房租金盈余17671.92元。周桂庆又起诉本案上诉人及倪金才、许洪珍、斜桥村委、刘新娣等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原审法院受理后立案为（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案件（以下简称1411号案件），并认为周桂庆在江海厂中享有的股权份额以1997年11月工商登记的参股名单中所列的出资比例11.5%为准，由此判决周桂庆对诉争房屋拥有11.5%的份额。上述0703号案件及1411号案件的民事判决均已生效。原审原告认为，原审原告也应根据1997年11月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所列出资比例享有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份额，遭到被上诉人及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村民反对，为此引起本案纠纷。另查明，刘永祥于2010年1月4日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一审审理中，刘新娣于2014年3月18日庭后向原审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但刘新娣未表明撤诉理由，也未对本案中的诉讼权利明确放弃。一审审理中，周桂庆提出对1411号案件中确认的、其在诉争房屋中所涉份额为11.5%有异议，并举证了有关证据。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及（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苏中民申字第015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08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事实、斜桥床上用品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江海厂的清算报告及注销的工商登记资料、当事人陈述佐证。原审原告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的诉讼请求为：1989年3月，张家港市杨舍废化纤加工厂成立，隶属杨舍镇戴巷村经济合作社。1996年1月，经批准更名为张家港市斜桥村床上用品厂。1997年5月，经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该厂进行了转制并重新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重新登记注册的斜桥床上用品厂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林永法、刘菊芬、刘益清、刘新娣、刘益兴、周桂庆、许洪珍、倪金才、原戴巷村及刘永祥（系原审原告赵士英丈夫、原审原告刘伟、刘宇明、刘益兴、刘益洪、刘益清父亲，刘永祥2010年死亡）为斜桥床上用品厂重新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工商登记载明，林永法出资4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5.7%；刘益清出资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7.1%；刘益兴出资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7.1%；刘新娣出资6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8.6%；刘菊芬出资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7.1%；刘永祥出资6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8.6%。1998年，斜桥床上用品厂更名为江海厂。1999年6月，江海厂对1509.23平方米厂房领取了房屋产权证。2001年8月，经戴巷村村民委员会协调，江海厂歇业。2002年3月28日，江海厂注销。江海厂在注销清算时未对厂房（建筑面积1509.23平方米）进行分割。因原审原告与周桂庆同为斜桥床上用品厂转制后的股东，依据（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及（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也应按工商登记的出资比例享有布厂的厂房份额。股东刘永祥去世后，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其法定继承人（赵士英、刘伟、刘宇明、刘益兴、刘益洪、刘益清）应当享有相应的厂房份额。请求法院判令：一、林永法对原江海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5.7%的份额，即86平方米，暂定价值21500元；二、刘益清对原江海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8.53%的份额，即128.74平方米，暂定价值32185元；三、刘益兴对原江海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8.53%的份额，即128.74平方米，暂定价值32185元；四、刘新娣对原江海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8.6%的份额，即129.79平方米，暂定价值32447.5元；五、刘菊芬对原江海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7.1%的份额，即107.16平方米，暂定价值26790元；六、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对原江海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1.43%的份额，即21.78平方米，暂定价值5445元；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审理中，刘新娣于2014年3月18日庭后向原审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但刘新娣未表明撤诉理由，也未对本案中所诉权利明确放弃。因本案涉及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权属份额确定，刘新娣作为共有人起诉又不明确放弃共有权的情况下，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原审法院对于刘新娣的撤诉申请不予准许。审理中，周桂庆提出对1411号案件中确认的、其在诉争房屋中所涉份额为11.5%有异议，并举证了有关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周桂庆提出的异议非本案理涉范围。周桂庆在诉争房屋中的份额已经本案1411号生效判决确定，在本案中不再作审理，对周桂庆的异议不予采纳。对于2001年4月江海厂改为合伙企业的第二次转制无效，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该次转制无效，因此江海厂在第二次转制时所涉的股份登记、在2002年4月注销时所依据的清算报告也应无效。现江海厂实际已经被注销，但对于江海厂的清算，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清算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诉争房屋属于登记在江海厂名下的企业资产。在江海厂已经被注销的情况下，其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可以行使股东权利，要求确认股东对有关企业资产的权属及份额。因此，原审原告首先要证明其是江海厂的股东及享有的股份份额。因2001年4月江海厂的第二次转制无效，故江海厂的股东情况应回复到第二次转制前、即按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的情况确定。根据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时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斜桥床上用品厂（即之后的江海厂）的股东为戴巷村（集体股）及周桂庆、刘新娣、刘永祥、刘益兴、刘益清、刘菊芬、林永法、倪金才、许洪珍，共十名股东。因此，原审原告作为上述参股名单中登记股东（及股东的继承人）起诉要求确认各自对诉争房屋的份额并无不当。原审被告对上述参股名单所反映的实际参股情况、股权份额提出了异议，因此原审被告对其异议有举证责任。根据原审被告举证及原审法院查明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的异议成立，原审原告所依据确认其股权的参股名单不实，不能作为原审原告持有江海厂股权的依据。理由如下：一审审理中，原审原告对于在江海厂享有的股权份额，举证了1997年11月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以下简称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首次股东会决议、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时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股份合作制章程。原审被告倪金才、许洪珍认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非本人签名，参股名单中的出资份额是虚构的，未得到其确认。许洪珍反映，首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许洪珍”的签名非许洪珍本人所签，当时常永兴到许洪珍家中要求许洪珍签名，但许洪珍不在家中，常永兴称只是为了应付转制的需要，因此许洪珍让女儿在上述材料中签名。倪金才反映，首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是仅为了应付转制，并非对实际出资的确认。因此倪金才、许洪珍均不认可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所反映的股东出资比例。斜桥村委及周桂庆也均认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反映参股情况不实。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向1997年11月时戴巷村负责经办转制工商登记事项的经办人常永兴调查，常永兴反映，在转制时70万元的股金中戴巷村十八组集体股有25万元，还有都是180多名村民的村民股；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因180多名股东全部登记太多了，因此就选了九名个人作为代表进行了股份登记；在1997年11月转制中，集体、个人都没有另外拿钱转股，而是根据资产评估情况进行了配股；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登记的九个个人股仅是180多名村民股的代表，其股份情况不能按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确定。原审原告举证的首次股东会决议中对于各个股东的持股情况未涉及。原审原告举证的章程中，涉及股份构成及股金来源的第八条记载：“注册资本为70万元，总股值为70万元，设每股为100元，共计7000股。企业股份全部为职工股（详见参股名单）”。而经原审法院核实的、工商登记中有关章程的第八条记载为：“注册资本为70万元，总股值为70万元，设每股为100元，共计7000股。其中2500股为戴巷村十八组集体股，其余4500股为职工股（详见参股名单）。”如按照原审原告举证的章程，则与原审原告举证的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有集体股的情况不符。因此，原审原告举证的首次股东会决议未能证明原审原告持股情况。原审原告举证的章程与其举证的参股名单自相矛盾，与工商登记备案章程内容不符，对于原审原告举证的章程不予认定。原审原告对其持股情况的唯一证据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而对于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当中原审原告本人是否签名，审理中原审原告方也不能确认。原审原告对于参股名单中各个股东的签名情况不能确定，倪金才、许洪珍也明确没有签名，可见该份参股名单中所涉及的各个股东的出资情况并未获得全体股东的认可。并且，现对该份参股名单持有异议的股东超过了参股名单中所涉的50%企业股权。审理中，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也一致确认1997年11月转制时未实际出资。原审原告也未能举证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所列股份的其他投资、来源证据。可见，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所反映股权情况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因此，原审原告对江海厂所持股份的举证责任又回复至原审原告。从查明的、1997年11月转制工商备案登记时所依据的有关文件来看，其中杨总体改（1997）67号文件及验资报告中提及了转制后股东为戴巷村十八组及周桂庆、刘永祥等186名股东，与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有明显冲突。而原审原告也未能举证说明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与转制文件冲突、变为原审原告等十名股东的变更依据、股权分配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原告不能举证其在江海厂所持有的股份情况，因此，其作为江海厂的股东（在本案中为诉争房屋的共有人）要求根据持股比例分配企业资产（在本案中为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没有前提依据。原审原告与周桂庆之间对于诉争房屋非共同共有关系。如果原审原告对于江海厂的股东资格确定，则原审原告与周桂庆之间也仅是对诉争房屋的按份共有关系。每个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多少不同，均应各自举证证明。因此，周桂庆在诉争房屋中所有份额的确定并不能推论本案九原审原告在诉争房屋中的份额也确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作为企业的股东要求确认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份额，首先要证明其对企业享有的股权份额。现原审原告不能证明其对企业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即要求对企业资产进行分配，没有前提。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原审原告要首先对江海厂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得到确认后，才能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12元由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共同负担。上诉人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及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与已生效的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判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民申字第015号民事裁定、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089号民事裁定的判决、裁定的结果相背，如果本案原审结果成立，则上述五份已生效的判决及裁定就是错误的，应当全部撤销。一、1997年江海厂的转制合法有效。1、已生效的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民事判决认定1997年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转制合法有效。2、周桂庆与斜桥村十八村民小组均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2012）苏中民申字第015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驳回周桂庆与斜桥村十八村民小组的再审申请”。该份民事裁定书再次表明，1997年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转制合法有效，周桂庆对转制后江海厂资产的享受比例应以工商登记的出资比例为准。3、2011年9月15日，周桂庆以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刘新娣为共同被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按60%的比例分割江海厂1509.23平方米的厂房（该厂房即为本案所涉厂房），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再次认定江海厂1997年的转制合法有效。4、周桂庆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改判其享有60%的份额。该院（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周桂庆的上诉。故该份民事判决书再次表明，江海厂1997年转制合法有效，转制后的股东身份及出资额以工商登记为准。5、周桂庆不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089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周桂庆的申诉，认定1997年江海厂的转制合法有效。股东对改制后江海厂（斜桥床上用品厂）享有的股权份额以工商登记为准。二、转制时上诉人未出资不影响江海厂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的成立。1、五份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中对于江海厂专制时参股股东出资事实的认定，不仅针对周桂庆一名股东而认定的，而是针对全体参股股东而认定的，对全体股东均有效。因此，应认定上诉人与周桂庆一样通过履行债务的方式出了资，而不是实际未出资。2、2008年9月4日，张家港市发改委出具的《关于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产权纠纷问题的处置建议》也认可江海厂的参股股东出了资。3、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没有出资，从公司法的角度讲，在企业未因股东没有出资原因被注销的情况下，企业法人的人格依然有效，因此作为企业股东的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必然有效。除非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本身登记无效或被注销，否则未出资股东的义务，只是履行补充出资义务。4、本案中的出资是江海厂转制时股东的出资，依据转制政策，该转让款是参股股东应支付给有权转让江海厂资产的原戴巷村村民委员会。参股股东未依约出资的行为，侵犯的是原戴巷村村民委员会的财产权。如果原戴巷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参股股东还应交纳出资款的，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向参股股东主张转让款。可见，即使上诉人为实际出资，在江海厂转制程序结束后，未出资的行为不影响转制后江海厂股东身份和登记确认的股权份额的效力。三、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足以认定上诉人在江海厂的股权份额。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关于依据工商部门的参股名单及参股名单记载的出资额认定江海厂转制后参股股东身份和各股东的出资额已经被之前的五份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因此，即使上诉人不提供任何证据，原审也可以依据生效判决作出认定。2、被上诉人倪金才、许洪珍认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非本人签名，参股名单中的出资份额是虚构的，未得到其确认”的抗辩不能成立。许洪珍女儿接受其委托代其签名的效力等同于其自己签名。倪金才认可首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否认效力的理由“仅是为了应付转制”，其除了口头陈述该理由之外，并无证据证明其关于“仅是为了应付转制”的理由成立。因此，应认定倪金才在首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的签名是其对该两份文件的确认。3、原审对常永兴所作的调查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更不具有推翻工商登记的效力。首先，形式不合法。证人应当到庭作证，接受质询。其次，内容与转制要求不符。一是在杨舍镇体改委关于张家港市江海厂转制的报告中虽然有参股人员186人的内容，但体改委的批复中并没有186名股东的内容。二是如果确是因人员太多而选择几人登记，为何没有其他人指导，而只有常永兴一人知道。三是既然是选择性登记，参股名单为何盖有原戴巷村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公章予以确认。四是常永兴作为集体企业转制的经办人和负责人，应当知道工商登记的法律效力。4、虽然上诉人原审举证的企业章程中的参股人员与工商登记中的章程记载的参股人员不同，是因由二份同一文号的体改委批文所致。上诉人现认可参股人员及参股份额以工商登记为准。5、企业转制带有极强的行政性。参股人员及份额是由实施转制的企业主管部门确定。因此，无论参股人员对工商登记表参股人员名单中的出资是否认可、本人是否签名均不影响效力。6、杨总体改（1997）67号文件不能作为认定参股股东为186名的依据。上诉人均是转制参与者，并非具体实施者，因此不能说清楚为何杨总体改（1997）67号文件中的参股人员是186名而工商登记只有10名股东的原因在情理之中。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斜桥村委二审答辩称：江海厂的股权和资产系斜桥村东区十八村民小组也就是原戴巷村十八村民小组所有。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被上诉人倪金才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关于周桂庆11.5%的股权问题，是考虑到周桂庆一直负责经营该厂，故村里决定给周桂庆一定股份的补助，但不代表周桂庆实际出资。被上诉人许洪珍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被上诉人周桂庆二审答辩称：对周桂庆在张家港市江海厂所拥有的股份数应按照1985年筹办杨舍斜桥织布厂各股东所拥有的份额来确定。1985年杨舍斜桥织布厂的工商登记载明周桂庆出资10000元，占40%的份额。其后无论是杨舍废化纤加工厂、斜桥床上用品厂、江海厂，均是形式的变更。所谓的1986年186位村民各出资300元办起棉胎厂不符合事实。一审没有正当理由不认可周桂庆等6个人出资2.5万元、在1985年建办的杨舍斜桥织布厂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1986年由186个社员每人出300元建办厂的事实。故原审有误，请求本院依法纠正。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刘新娣向本院出具“申明”一份，明确表示上诉人状上“刘新娣”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其并未参与上诉，请求本院查明相关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主张其持有江海厂的股权份额，故享有江海厂的厂房所有权份额。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举证江海厂于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时的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该参股名单载明：斜桥床上用品厂（即之后的江海厂）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集体股（戴巷村）持有35.7%的股份、周桂庆持有11.5%的股份、刘新娣持有8.6%的股份、刘永祥持有8.6%的股份、刘益兴持有7.1%的股份、刘益清持有7.1%的股份、刘菊芬持有7.1%的股份、林永法持有5.7%的股份、倪金才持有4.3%的股份、许洪珍持有4.3%的股份。一审诉讼中，斜桥村委代表原戴巷村（2003年戴巷村并入斜桥村）、倪金才、许洪珍均对前述参股名单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各股东未予实际出资，该参股名单上股东签名不实，该参股名单上载明的9个个人股实际是代表戴巷村180多名村民的村民股。该事实由原审法院向1997年11月戴巷村负责案涉企业改制的经办人常永兴调查的情况相印证。而对该异议，上诉人亦认可其未予实际出资，是以承担改制前企业债务的形式代替出资。但经本院审查张家港市农村集体资产评估事务所于1997年6月7日出具的《关于张家港市杨舍斜桥床上用品厂资产评估结果确认报告》（张农集资评确（1997）360号），载明斜桥床上用品厂经“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789516.46元，负债总额为89516.46元，净资产为700000元。其中：25万元属戴巷村十八队集体资产，45万元为刘永祥等股东的个人自有资产”。故斜桥床上用品厂应是净资产70万元转制为股份制企业。上诉人现无证据证实改制前的斜桥床上用品厂存在债务，并由上诉人承担该债务，故上诉人以承担改制前企业的债务以代替出资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杨舍镇戴巷村民委员会与斜桥床上用品厂于1997年5月26日共同出具的证明载明：“杨舍镇戴巷村下属企业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创建于86年5月，该厂是戴巷村十八队全体社员个人每人投资300元建办起来的，挂靠戴巷村……经全体社员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该企业净资产70万元整分割如下：戴巷村十八队25万元，占股份35.71%，其余45万元为个人股，占股份64.29%。个人股属刘永祥、周桂庆等186名社员共同共有，共同参股，详见参股名单及附表”。该证明加盖有杨舍镇戴巷村民委员会及斜桥床上用品厂的公章，常永兴、周桂庆、刘永祥作为经办人签名，现作为改制文件存放于张家港市档案馆，应反映当时转制后企业的实际参股情况，具有证据效力，故可认定上诉人所举证的参股名单不实。186名社员实际已参与涉案企业厂房的租金利益分配，其是否为涉案企业的隐名股东，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应当先审查并确认各方对斜桥床上用品厂享有的股权份额。在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斜桥床上用品厂股权份额情况下，其要求分割企业资产即诉争房屋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周桂庆案已有生效裁判，对本案应有约束力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生效裁判法律文书确认了周桂庆对涉案厂房的份额，但上诉人现要求确认其对涉案厂房的份额，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为“周桂庆在诉争房屋中所有份额的确定并不能推论本案九原审原告在诉争房屋中的份额也确定”正确。关于刘新娣的诉讼地位问题，因其提交的“申明”表明其就原审判决并未提起上诉的意思表示，故刘新娣的诉讼地位应列为原审原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2元，由上诉人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雪蓉审 判 员  周 红代理审判员  黄学辉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