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09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耀，男，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慧婷，女，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英，女，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子瑜，女，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理人：黄海英，即本案上诉人之一，系刘子瑜的母亲。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丹，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120号之一08。法定代表人：江子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天、贺泽龙，均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桐和盛物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0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桐和盛物流公司与刘某并未重新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仅依据桐和盛物流公司单方制作的考勤记录和与桐和盛物流公司有明显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首先，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符合该条规定的第一点；其次，关于上述第二点，原审法院认为桐和盛物流公司与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后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主要依据之一是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但该考勤记录仅为桐和盛物流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劳动者的签名，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退一万步说，就算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是真实的，从其提供的8、9、10、11月份的考勤记录上看，8月份刘某的打卡记录不全，可见桐和盛物流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对刘某的考勤管理向来不严格，刘某离职后再回公司上班，公司对其考勤不严格不是没有可能。如因用人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原审法院的另一依据是8月份之后没有刘某工资发放记录，但是忽略了桐和盛物流公司每月工资发放的时间在15日之后。而刘某从2017年10月20日工作至2017年11月13日出事故，还没有到工资发放的时间，没有工资发放记录是有客观原因的，不能因此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二、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桐和盛物流公司的用工制度不健全，与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协议，这一现象在快递行业的用工习惯里也较为普遍。刘某于2017年1月份与桐和盛物流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即入职建立劳动关系，2017年10月20日同样也可以达成口头协议即重新建立劳动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确认刘某2017年10月20日后再回去开车是江子文的安排，江子文不仅是桐和盛物流公司的法人代表，还是持股36％的股东，且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其就代表了公司管理层；另外在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供的名为“张特威”的银行流水里，其他员工发放工资均有备注“工资”，而江子文的转账备注不是工资而多为其他员工的名字，且金额不等。另还有江子文往此账户存款的多次记录，单十月份存款金额就达十几万之多，可见江子文并非其证词上所说仅为仓库管理员职位的普通员工，且江子文也当庭确认其在事故发生后，以老板身份接待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商谈善后事宜，不管是工商登记还是公司实际运营管理亦或是对外，江子文都是公司管理层人员的身份。另外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在仲裁及一审期间提交了江见文(即车主)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江见文的笔录是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形成，其对事实的陈述可信度相对较高，而一审期间的证人首永生(在职员工)和江子文，均与桐和盛物流公司有利害关系，对其作出的与江见文所做不一致的陈述，不应被采信。且江子文的证词有矛盾之处，其在书面证词里说职位是仓库管理员，当庭却说是装卸组长；其书面证词里说找刘某代班每趟给150元报酬，他先垫付，再找财务结算，桐和盛物流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综上可见，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至事故当天，在可代表公司决策的老板江子文的安排下，每天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驾驶车辆均与2017年8月之前的工作一致，可见并非是临时帮工，实际上就是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只是还未到薪酬发放的时间就出了事故。再次，刘某提供的劳动是桐和盛物流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的关系理应被认定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三、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申请证人蔡某出庭作证。蔡某是晚班司机，在桐和盛物流公司原审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有蔡某的名字，证明蔡某是桐和盛物流公司的员工，蔡某与刘某一样是晚班司机，蔡某可以证明刘某是固定驾驶涉案的货车，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后是固定在桐和盛物流公司工作，每天的上班时间与之前的上班时间是一样的。在刘某2017年11月13日发生事故后，蔡某听到桐和盛物流公司的负责人江子文称，要把刘某的工资支付给家属，但不清楚后来有无支付。综上，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桐和盛物流公司与刘某于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应向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支付工资3908元。被上诉人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答辩称，桐和盛物流公司在原审提供了证据证明找刘某帮忙的主体并非是桐和盛物流公司。桐和盛物流公司客观上有因为刘某的帮工行为而受益，但没有直接与刘某存在报酬支付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确实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但考勤记录是与员工工资发放相关，无法造假，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桐和盛物流公司造假。刘某之前在桐和盛物流公司工作，其清楚桐和盛物流公司的规章制度，如果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后重新入职，不会存在完全不考勤的事实。桐和盛物流公司用工不规范只能证明刘某不受公司约束的事实，刘某发生事故时没有持有公司的证件及穿着工衣，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刘某在之前离职是因为其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但因为考虑刘某再就业的问题，所以才同意其提出辞职。对于一个不符合用工条件的人员来讲，桐和盛物流公司是不可能重新录用的。工资发放与考勤表相关，如果有考勤就会有发放工资。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以个人的身份接受刘某临时顶班，劳动关系的建立需要办理相关的入职手续，临时帮工不代表是属于工公司的正式员工。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提出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在桐和盛物流公司老板的安排下工作，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与之前的一致，并非是帮工的理由，存在逻辑错误。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从2017年10月20日至事故当天有每天到桐和盛物流公司上班。蔡某是早班的人员，其并不清楚晚班工作的情况。事实上是刘某自称有需要可以找其代班，江子文只是代表自己的个人意思找刘某代班，并非是代表桐和盛物流公司的意思。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应当提交非临时雇佣的证据。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8月25日解除。刘某只是在离职后有偶尔有代班的行为，总共不超过6次驾驶涉案的车辆。刘某代班取得请托人的报酬，不属于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如果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需要桐和盛物流公司赔偿相关的费用，可以采取侵权诉讼的方式进行。桐和盛物流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某在2017年8月25日已与桐和盛物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也未曾建立劳动关系；2、确认桐和盛物流公司无须支付刘某2017年8月26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908元；3、判决桐和盛物流公司无须支付刘某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的工资3908元。原审法院查明，刘某于2017年1月5日入职桐和盛物流公司处任职司机，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月均工资为5000元，并通过“张特威”个人账户以银行转账形式转账至刘某账户，工资最后支付至2017年8月。2017年11月13日晚，刘某在运送货物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刘光耀、吴慧婷分别为刘某的父母，黄海英、刘子瑜分别为刘某的妻子及女儿，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为刘某的法定继承人。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以桐和盛物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一、确认被申请人与刘某于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未与刘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3908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刘某的工资3908元。该仲裁委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18]188号《仲裁裁决书》，其中查明：申请人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为死者刘某的直系亲属。刘某于2017年1月5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职司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刘某在被申请人处工作期间，每月工资数额不等，月均工资为5000元，约定每月中旬通过“张特威”个人账户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月工资，被申请人最后支付刘某的工资至2017年8月。被申请人主张2017年8月25日刘某以要照顾父亲为由提出离职，并提供《离职申请书》复印件为证，显示刘某，离职日期2017年8月25日，职位晚班司机，离职事由为打印字体“因各种原因离职，上班时间8月1日至8月24日共24天，合计工资4400元，扣违章罚款2800元，打架赔偿1000元，实发工资600元”，右下角有离职人员刘某签名，人事部签名，落款日期2017年9月11日。申请人对该《离职申请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其上的刘某签名字样并非其本人所签，且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10月19日期间因刘某需照顾父亲向公司请假，而非离职。申请人主张刘某2017年10月20日回被申请人处正常提供劳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驾驶车辆均与此前一致。被申请人抗辩刘某2017年10月20日之后的工作情况不清楚，并称刘某2017年10月20日起是私下接受其他同事的请托而顶板替班。双方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上述主张。2017年11月13日，刘某在运送被申请人货物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该《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某与被申请人在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刘某在2017年2月5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6954.02元；三、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刘某的工资3908元。桐和盛物流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书》，遂提起本案诉讼。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未针该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庭审中，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对于裁决书查明的刘某继承人、入职时间、所任职务、月工资数额5000元没有异议，桐和盛物流公司同意支付刘某在2017年2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但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分歧。桐和盛物流公司认为刘某于2017年9月11日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已解除劳动关系，其后没有再建立新的劳动关系，为此提交以下证据：1、表格式《离职申请书》复印件两份，内容显示晚班司机刘某于2017年8月25日申请离职，事由一栏显示“因各种原因离职，上班时间8月1至8月24日共24天，合计工资4400.00元，扣违章罚款：2800元，打架赔偿：1000元，实发工资600.00元”，人事部签名栏显示手写签名“张洁2017.9.11”，离职人签名栏显示手写签名“刘某”。另一份复印件在上述内容下方显示“该复印件经我工作人员核对与原件一致后留存于档案卷宗，特此说明。2018年6月16日”并加盖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科的公章，拟证明刘某于2017年9月11日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称原件本来保存在桐和盛物流公司处，但刘某发生事故后，人社局要求桐和盛物流公司将原件交由该局留存作为认定工伤之用，故上述复印件盖有其公章，原件现无法提交；2、个人账户“张特威”从2017年5月17日至10月16日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明细一份，拟证明桐和盛物流公司每月通过该账户向员工发放工资的情况，其中于5月17日、6月16日、7月19日、8月15日、9月18日分别向刘某账户发放工资5950元、5900元、4583元、3791元、2633元，10月16日向多名员工发放工资，但没有刘某，桐和盛物流公司称工资发放是当月发上个月的工资，故最后一次9月发放的工资为刘某8月工资，拟证明桐和盛物流公司在刘某在职期间按月发放劳动报酬，其离职后停止发放劳动报酬；3、2017年8月1日至11月30日考勤考核表一份，显示刘某于2017年8月1日至15日期间有签到，其后没有签到，拟证明刘某在职期间均参加公司考勤，离职后不再参加考勤；4、仲裁裁决书，拟证明本案仲裁情况；5、证人首永生、江子文的证人证言，其中首永生为桐和盛物流公司员工，其称：桐和盛物流公司对员工是脸部识别打卡考勤，工衣和工作证离职后应该要上交，保证金离职后应该要退回，2017年8到9月期间没有看到刘某上班，听说离职了，10月份开始刘某偶尔回来公司，其曾叫刘某帮忙开车跑2次，是其自己掏钱给刘某；江子文是桐和盛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称：我负责晚班，职务是装卸组长，刘某与他人打架且开车撞到煤气管道，刘某提出离职申请，离职后有时叫刘某来公司帮忙，事发当天因快递量大，公司人手不够，已经叫刘某过来帮忙几天了，那天他照常过来帮忙，当晚是我安排刘某驾驶车辆的。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对上述证据1的三性不认可，认为复印件虽然有人社局的公章，但不是刘某本人的签名，由于是复印件无法申请鉴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桐和盛物流公司只发放工资到2017年8月，后因为刘某放长假，故8-9月没有工资，但刘某从2017年10月20日起继续上班，桐和盛物流公司应当发放工资。但由于每月17-18日左右发工资，刘某在11月13日发生事故，故10月工资未发放；对证据3的三性不认可，认为仅为桐和盛物流公司单方提供；对证据4的三性认可；对证据5的三性不认可，认为证人首永生是桐和盛物流公司的员工，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可采信，证人江子文是桐和盛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持股36%的股东，有直接利害关系，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认为江子文承认2017年11月13日对刘某安排工作是管理人对员工的直接工作安排，证明了桐和盛物流公司与刘某的劳动关系。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认为刘某没有离职，8-9月只是放长假，但请假情况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对于劳动关系存续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明：1、公司员工江见文于2017年11月16日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显示江见文在笔录中陈述刘某在桐和盛物流公司处工作了8个月，两个月前离职，2017年10月20日左右答应江子文过来帮忙，属于临时雇佣关系；2、刘某工牌；3、刘某工服；4、风险金收据，上述证据2-4均在刘某家属处，拟证明刘某一直没有离职；5、桐和盛物流公司门店照片；6、事故现场及车辆照片；7、银行业务受理单、保证单，上有刘某的签名，拟证明离职申请书上的签名不是刘某的签名。桐和盛物流公司对上述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所主张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限，虽然事故是在刘某运送桐和盛物流公司包裹过程中发生，但不代表当时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虽然表示过从公司角度给予刘某适当补偿，但不代表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刘某已经去世，对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提交的两张单据是否是刘某本人签名无法确认，故无法确认证据6的真实性。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桐和盛物流公司与刘某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该问题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为桐和盛物流公司主张刘某提出离职申请即2017年8月25日及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主张刘某休假完毕复工即2017年10月20日。首先，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最核心的要素是劳动者付出劳动力获得用人单位给付的报酬，同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主张刘某提出离职申请并提交了其亲笔签名的《离职申请书》，该申请书虽然没有原件，但有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科加盖公章认定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该证据与原件应有同等效力，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虽然主张该申请书并非刘某亲笔签名，但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次，结合桐和盛物流公司的管理制度来看，桐和盛物流公司对刘某的考勤至2017年8月结束，工资也是发放至该月止，劳动关系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均同时止于2017年8月，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主张刘某因照顾父亲而休假但无证据证明，且休假完毕复工的日期为2017年10月20日，距离事故发生的2017年11月13日也将近一个月，而此期间桐和盛物流公司对刘某并无继续考勤和发放工资，即2017年8月后刘某并未继续接受桐和盛物流公司的管理。最后，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主张刘某未离职的主要证据为未上交的工衣、工作证和风险金收据，但上述证据的交接只是离职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需要办理的手续，并非证明劳动关系存续的关键。再结合快递行业的用工习惯及证人证言可知，旺季亟需人手临时找人替班的现象在该行业较为普遍，刘某临时帮忙替班也符合一般社会经验。综上，现有证据可佐证桐和盛物流公司主张的刘某于2017年8月25日离职，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此后双方之间又重新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问题。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桐和盛物流公司确认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桐和盛物流公司也同意支付自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双方确认刘某月工资为5000元，经计算，2017年2月5日至8月5日共六个月，8月6日至8月25日期间共有工作日15天，故桐和盛物流公司应向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支付2017年2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33448.28元（计算公式：5000元/月×6个月+5000元/月÷21.75×15天），桐和盛物流公司无须支付刘某2017年8月26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与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在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33448.28元；三、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无须支付刘某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的工资390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301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民事判决书中第九页判项部分中‘一、确认原告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在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纠正为‘一、确认原告广州桐和盛物流有限公司与刘某在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二审期间，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申请证人蔡某出庭作证。蔡某作证称，其从桐和盛物流公司成立之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在桐和盛物流公司担任晚班司机，于2018年4月30日以个人原因自动辞职；其与刘某是同事，在工作期间有碰面，刘某曾经有一段时间辞职，自2017年10月份左右回来桐和盛物流公司工作，一直到事故发生；其与刘某工作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基本上会在工作场地碰到；江子文是桐和盛物流公司的老板，负责安排员工的工作；在刘某发生事故后有听江子文说要把工资支付给家属，但不清楚后来有无支付；桐和盛物流公司采用人脸识别及指纹打卡，每天均需要打卡，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回桐和盛物流公司工作后，有每天考勤；工作期间必须要带工牌，一般规定要穿工衣的，但管理比较松，没有人管；晚班司机的工作是由江子文负责安排，其余的工作应该有其他人员负责安排，但不清楚白班的工作是否江子文安排；桐和盛物流公司在其辞职时还有经营，现在的情况不清楚。对蔡某的证言，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认为，蔡某的证言明确证明了刘某在2017年10月20日回桐和盛物流公司是正常上班，可以证明刘某重新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不存在帮工的问题，桐和盛物流公司主张刘某与其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依据的只是考勤记录，但该考勤记录与蔡某的证词存在矛盾，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不能真实反映刘某的考勤情况；原审法院认为没有刘某的工资发放记录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在刘某发生事故时还没有到工资发放的时间，且蔡某清楚听到江子文称准备支付工资给家属，证明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在2017年10月20日后重新建立劳动关系。桐和盛物流公司认为，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提供蔡某的证人证言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的取得如果是在昨天，桐和盛物流公司可以理解，但是桐和盛物流公司有权对证人作证所陈述的事实进行确认及收集可能的反证，桐和盛物流公司要求延长举证期限，暂不发表质证意见，待延期举证期限届满或书面发表质证意见。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桐和盛物流公司认为，一、对该证人身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根据其考勤记录显示，证人蔡某于2017年11月合计未上班天数为5天，其中11月1日与11月6日均未上班，亦未考勤。据此，该考勤足以证实其证言存在不实与虚假，即证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蔡某是否“每天都能看到刘某固定上班”。刘某并不存在重回公司上班的事实，证人证言因存在明显的与事实不符，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不能证明所欲证明事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依法不应予以采信。三、蔡某在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未发生过机动车违章、违法或事故等。但是，其对公司工作时间安排及福利待遇一直存有不满，其本人与刘某关系较密切，刘某事发后，其有明确表示过刘某是驾驶公司车辆死亡，公司就应当赔偿。因此，证人蔡某的证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与事实不符，依法不应予以采信。此外，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交了蔡某在2017年10月至11月的打卡记录，证明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主张的刘某重回桐和盛物流公司工作期间，蔡某并非每天都来桐和盛物流公司打卡上班，与其陈述“每天都能看到刘某固定上班”是有矛盾的，证明蔡某作为证人的陈述具有一定的虚假性。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对该证据认为，一、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交的证人蔡某的考勤表只是桐和盛物流公司单方制作，没有蔡某的签名确认；二、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退一步说，即使桐和盛物流公司提交的考勤表是真实的，桐和盛物流公司也是在避重就轻，利用证人蔡某陈述时语言不严谨而妄想推翻证人证言；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的20多天里，蔡某就算有两天没有打卡，也大部分时间都有上班的，其每次上班都能看到刘某正常上班的话，足以证明刘某是固定上班，接受公司管理，与桐和盛物流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并非所谓的帮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主张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在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刘某的工作证、工作服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但因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在此前不久才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刘某持有桐和盛物流公司的工作证、工作服等物品，并不当然表明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虽然，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在二审期间还提供了蔡某的证人证言，但桐和盛物流公司亦提供了刘某的《离职申请书》、证人证言以及刘某、蔡某的考勤记录等证据予以反驳。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在本案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使人确信其主张的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在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上诉请求确认刘某与桐和盛物流公司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由桐和盛物流公司支付相应工资的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光耀、吴慧婷、黄海英、刘子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肖 凯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