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兵十三民终字第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秀英，女，1972年8月2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虎德，男，1962年5月2日出生。上诉人关秀英因与被上诉人王虎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2014）哈垦民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祁晓玉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买买提·吾尤甫、游乐然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关秀英、被上诉人王虎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被告王虎德系原告关秀英丈夫代军义（已去世）的姐夫。代军义生前居住在红星一场老学校片区桃李巷1-1号平房。该房屋原系红星一场公房，1994年红星一场将该房屋作价出售，被告王虎德以1281.60元的价格，以从连队直接扣划兑现款的方式购得该房屋。红星一场房屋管理部门至今未给该房屋办理产权证书，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王虎德。2014年元旦前后，经人介绍代军义与在甘肃武山县的原告相识，2014年2月18日，原告与代军义在甘肃省武山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后代军义一人返回新疆哈密，2014年3月10日，代军义在红星一场去世。原告关秀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位于红星一场老学校片区桃李巷1-1号平房归关秀英所有，并由被告王虎德承担诉讼费。另查明，代军义生前系红星一场园林一场职工，其在1996年-1997年间向红星一场申请了一块宅基地（即红星一场老学校片区桃李巷7-3号），后由被告王虎德在该宅基地上修建了房屋，并于2001年12月13日取得了私房产权证书，所有权人为王虎德，房产证号：127**。之后王虎德一家搬至该房屋居住，代军义仍居住在桃李巷1-1号。再查明，红星一场房屋管理部门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王虎德名下有两处房屋（即红星一场老学校片区桃李巷1-1号、7-3号房屋），因代军义生前在桃李巷1-1号房屋中居住，便在该房屋的职工住房登记表中的备注栏内注明“两处宅基地，代军义住老院”。但红星一场房屋如因买卖发生所有权变更时，除办理相关手续外，红星一场房屋管理部门会在职工住房登记表中，将原房主姓名划去，填写上新房主姓名，并在备注栏中注明“某年某月某日转让给某人”等字样。本案争议的1-1号房屋并未有任何权属变更登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结婚证、被告提交的单位证明、1993年职工工资兑现表，原告申请法院到红星一场房屋管理部门所做调查笔录及房屋管理部门提供的涉案房屋原始职工住房登记表及附图、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确定不动产的权属应当以登记为准。本案中原告关秀英与被告王虎德诉争的红星一场老学校片区桃李巷1-1号房屋，系被告王虎德在1994年红星一场公房作价出售时所购买。根据红星一场房屋管理部门的登记，该房屋为被告王虎德所有，且从购买至今未办理过权属变更登记。对原告认为该房屋在职工住房登记表备注栏中标注的“两处宅基地，代军义住老房子”，证明该房屋就是其丈夫代军义生前所有的主张，本院在依原告申请调查取证时，红星一场房屋管理部门证实，该备注内容仅只表明王虎德有两处房屋，代军义生前在老房子里居住，并不是房屋权属变更登记。原告要求判令该房屋归其所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哈密垦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8日做出判决：驳回原告关秀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关秀英负担。宣判后，关秀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按有关规定，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王虎德有两处宅基地，与事实和法律不符。1995年代军义在红星一场参加工作，并于1996年申请取得7-3的宅基地并修建了房屋。后因王虎德家人口较多，便与代军义协商互换了房屋，由代军义住1-1房屋，王虎德住7-3的房屋，并由王虎德去红星一场房管部门进行了房屋变更登记，即职工住房登记表备注栏中载明的“两块宅基地，代军义住老院”的内容。对此红星一场土管分局的土地规划图中也将1-1的地块标注在代军义名下，而且代军义也在该房屋居住近20年，故上述证据可以证实通过双方调换房屋，代军义取得了1-1房屋的所有权。二、一审适用法律有误。关秀英是代军义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代军义的遗产，因此王虎德应将该房屋返还给关秀英。综上，二审应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虎德答辩称：上诉人关秀英所述不实。代军义的父母去世早，他从十二岁就和被上诉人在一起生活。大约在1994年代军义曾向红星一场申请过宅基地，因为当时不是正式职工，户口也没从甘肃迁到红星一场，所以场里没有批。之后王虎德便申请取得了7-3的宅基地并修建了房屋，对此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予以证实。后来代军义年纪大了一直未婚，为居住方便，王虎德就让他一人居住1-1的房屋，但从未与代军义协商调换过宅基地或房屋，也未表示过要将1-1的房屋转让给他，双方也未办理过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该房屋系被上诉人王虎德的财产，让代军义长期居住，只是基于双方的亲属关系。故，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关秀英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代军义的户口本，其中显示代军义的住址是红星一场桃李巷7-3号，证明7-3房屋属于代军义所有。2、代军义的社会保险证和劳动合同，其中显示代军义于1995年1月在红星一场参加工作，可以证明代军义在1996年以红星一场职工的身份申请了7-3的宅基地。被上诉人王虎德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不能证明代军义申请宅基地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存在房屋互换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对关秀英提供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户口本只能证明代军义当时的居住地，不能证明诉争房屋的归属。社会保险证和劳动合同，可以证明代军义参加工作的时间，但不能证明其申请宅基地的情况。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根据关秀英的申请，于2014年8月11日向红星一场土管分局调查核实了代军义申请宅基地的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载明：王虎德于2001年12月6日以划拨的形式初始取得了位于红星一场桃李巷7-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于代军义是否申请过7-3的土地使用权，因本单位搬迁数次相关资料已遗失，无法核实。从本单位电脑中保存的2012年红星一场城镇变更地籍图中显示上述7-3的地块标注在王虎德名下，1-1号的地块标注在代军义名下。1-1的房屋是公房没有发两证，但是1-1的土地使用权不是代军义的，1-1的房屋是否属于代军义所有不是土管部门的工作范围。该图是依据当时的居住情况所绘制，该图只证明1-1的房屋是代军义在居住。经质证关秀英认为：对红星一场土管分局电脑中保存的地籍图认可，该图可以证明代军义通过变更取得了1-1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对红星一场土管分局调查笔录中所说的其他内容不认可。经质证王虎德认为：对该调查笔录的内容认可，从中可以证明代军义只是在1-1房屋中居住，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王虎德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7-3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私房产权证各一本，证明王虎德于2001年12月取得了位于红星一场桃李巷7-3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证，7-3的房屋及土地并非代军义所有。经质证关秀英对王虎德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7-3的土地是代军义申请取得，与王虎德互换后，代军义取得了1-1的房屋。本院经审查对王虎德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王虎德于2001年12月以划拨的形式初始取得了位于红星一场桃李巷7-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位于红星一场桃李巷1-1号的房屋是否属于代军义的遗产，上诉人关秀英是否有权继承该房屋。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双方诉争的1-1房屋系王虎德购买的公房。关秀英主张代军义生前与王虎德通过互换房屋而取得了1-1房屋的所有权，其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关秀英提供代军义的户口本、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证等来证明代军义曾经申请取得了7-3的土地使用权并修建了房屋，明显与王虎德已取得7-3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证的事实不相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应依法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关秀英依据职工住房登记表备注栏的内容和红星一场土管分局的地籍图来证明1-1的房屋所有权已变更为代军义所有，因上述证据不是房屋权属变更登记的直接证据且与红星一场房管部门及土管部门对1-1房屋的权属和土地使用权的确认问题所做的答复不一致，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关秀英主张1-1房屋系代军义的遗产，缺少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关秀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祁      晓      玉代理审判员 游      乐      然代理审判员 买买提·吾尤甫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曾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