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5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炎辉，男，汉族，1970年2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818。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丹，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2幢701号房自编-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09H。法定代表人：李升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鄢文杰，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健，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万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2幢701号房自编-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129X。法定代表人：顾德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军，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男，汉族，1976年9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公民身份号码330************353。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伯安，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良，男，汉族，1991年7月11日出生，住山东省滕州市*********，公民身份号码370************23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超，男，汉族，1985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370************016。原审第三人：佛山市桂肯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天安南海数码新城5栋9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8B。法定代表人：胡某1。上诉人郭炎辉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公司）、佛山市万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桂公司）、胡某1、赵国良、郭超以及原审第三人佛山市桂肯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肯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4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炎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万科公司、万桂公司共同向郭炎辉支付服务费2500万元及自2018年3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改判万科公司、万桂公司共同向郭炎辉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4.改判胡某1、郭超、赵国良对万科公司的上述服务费、违约金、利息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胡某1、郭超、赵国良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依照合同解释原则分析涉案款项的性质，未能揭示涉案合同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涉案《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价款”系合同双方的虚伪意思表示，其隐藏的真实意思是万科公司应向郭炎辉支付的“居间服务费”。本案全部当事人都清楚知悉涉案三旧改造土地挂牌出让后根本不存在“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这是佛山市三旧改造行业的常识。（一）从《土地整理协议》的约定来看，涉案土地出让后不可能存在“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从《土地整理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的约定来看，涉案土地原是厂房和住宅，早已具备通水、通电、通路的条件，因此，土地出让后根本不会存在“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二）涉案《国有建设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亦明确约定了土地出让交付时的土地条件已经达到了“三通一平”。（三）从国家和佛山市的相关规定来看，土地“三通一平”是三旧改造用地出让的前提条件，涉案土地出让后不可能存在“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四）若只依据文义记载，认定《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固定款项为“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的工程价款，则无法解释以下问题：1.工程价款为何会与土地出让价挂钩？即在土地底价成交与溢价成交的情况下为何工程价款会相差1000万元？2.各方协议对工程价款的工程量、工程质量、工程进度等工程合同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均无任何约定，但为何工程款额是固定的？3.郭炎辉仅为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的施工方，万科公司为何在2014年9月17日就将拟定的涉案项目的村民收益及土地整理两套方案发给郭炎辉？4.《土地整理协议》的合同目的之一就是“清除地上建筑”，且约定投资方需垫资6600万就是用于拆除地上建筑物的补偿，土地出让后哪里有“建筑物拆除”的工程？5.依据建筑工业习惯，业主将三旧改造土地上“清除地上建筑”工程发包给施工方，由施工方处置建筑废料，施工方将从中获利，怎么可能还由业主支付高达2500万元及3500元的工程款？6.既然万科公司主张涉案土地出让后存在“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为何在一审中未举证证明相关工程的发包情况？（五）若能“去伪存真”，认定《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固定款项的真实意思是居间服务费，则可以合理解释以下问题：1.居间服务费与土地的出让价挂钩，因为出让价越高，万科公司获取土地的成本就越高，利润就越少。因此，若涉案土地底价成交，居间服务费为3500万元，溢价成交的，居间服务费就只有2500万元。2.居间服务费是否支付仅与万科公司能否竞得土地相关，只要万科公司竞得土地，居间服务就达到了效果，万科公司就同意支付固定居间服务费。3.由于郭炎辉需要向村民宣导土地进行三旧改造的各种好处和收益，故万科公司在2014年9月就将拟定的村民收益方案交给郭炎辉，便于郭炎辉以此方案为基础促进村民投票同意土地三旧改造。4.《合作协议》之所以将居间服务费写成“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款，因为这样操作才能使万科公司在竞得土地后将该居间服务费转换成工程款计入土地开发成本，从而合法避税。5.万科公司竞得土地后告知郭炎辉，因该笔费用未通过集团公司审计而不能支付。未通过审计的主要原因就是，集团公司清楚涉案土地出让后不存在“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程。（六）本案的核心争议问题应是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涉案合同系万科公司提供，其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上具有绝对优势，郭炎辉只能服从万科公司的安排，而不具有商议交易的能力。因此，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万科公司不利的解释。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是对合同解释规则的一般性规定，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按合同使用的词句、合同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以确认相关条款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未严格适用上述解释原则，错误地将各方虚伪的表示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且未向郭超、赵国良送达拘传传票，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郭炎辉已举证证明涉案合同记载的“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工程”存在多处不合常理之处。万科公司作为合同文本的提供方，却未给出任何合理解释，且在作为万科公司前高管的郭超、赵国良拒绝到庭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应当发生转换。万科公司应对其主张的“涉案合同约定的2500万元或3500万元性质为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工程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郭炎辉，明显错误。郭超、赵国良作为整个事件的亲历者拒绝出庭，导致一审法院无法查清本案事实，但这属于法院在本案中必须查明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理应拘传郭超、赵国良到庭接受询问。万科公司辩称，郭炎辉与万科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郭炎辉自始至终未向万科公司提供任何服务。根据各方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可知，万科公司仅与桂肯公司签订了一份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由桂肯公司进行前期土地整理和垫资工作，若土地需要进行“三通一平”工程，则将工程交给桂肯公司实施，且该协议还约定双方应另行签订“三通一平”的土地整理合同。由此可见，郭炎辉、万科公司之间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万科公司也没有接受过郭炎辉提供的任何服务。郭炎辉在上诉状中陈述三旧改造不存在“毛地”转让，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南府办【2015】53号文第27条规定可知，在2015年12月南海区仍存在带地上建筑物及“毛地”转让等供地方式，无论是郭炎辉与胡某1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是万科公司与桂肯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均无法明确判断涉案地块是以何种方式供地，所以涉案框架协议才会对可能存在的“三通一平”工程进行约定，郭炎辉主张涉案土地不可能存在“三通一平”工程与客观事实不符。万科公司与桂肯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当事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合同义务，框架协议约定由桂肯公司垫资并取得垫资回报，该部分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万科公司已经将垫资回报支付给桂肯公司。合同约定的可能存在的“三通一平”工程因政府供地方式为净地而无需进行，因此，万科公司无需再向桂肯公司支付“三通一平”工程费用。万桂公司辩述，万桂公司并不是郭炎辉主张的相关协议的当事人，万桂公司的成立时间晚于涉案协议的签订时间，郭炎辉从未与万桂公司签订过任何居间服务协议，且郭炎辉也从未向万桂公司提供过居间服务。万桂公司作为涉案土地整理协议的垫资人，已经按照土地整理协议的约定将垫资回报款支付给桂肯公司。郭炎辉的诉状所列的事实和理由均未提到万桂公司，且根据证据规则，郭炎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万桂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因此，一审判决公平公正，郭炎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胡某1辩称，胡某1与郭炎辉之间不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只有两项：土地整理垫资和拆除地上建筑物完成“三通一平”工作。土地整理垫资已经完成，胡某1已按照合同约定将相应的垫资回报收益支付给郭炎辉。由于第二个合作事项没有实际进行，所以无需付款。根据相关规定，三旧改造项目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毛地”出让，需要进行“三通一平”工程及拆除地上建筑物，第二种是“净地”出让，无需进行“三通一平”工程及拆除地上建筑物，涉案土地的出让方式是“净地”，所以郭炎辉、胡某1并没有接到相关工程。郭炎辉与胡某1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日，而涉案土地的出让时间是在2018年3月，所以双方签约时无法确定政府以何种方式出让土地，这也是双方为何在合同中约定“三通一平”工程的原因。综上，郭炎辉请求胡某1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赵国良辩称，赵国良不是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郭超辩称，郭超不是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桂肯公司述称，本案不存在服务合同法律关系，郭炎辉诉争的法律关系与桂肯公司无关。桂肯公司与万科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根本不存在郭炎辉诉称的其与万科公司之间成立的服务合同。事实上，根据郭炎辉与胡某1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由其二人共同出资成立桂肯公司，由桂肯公司以公司名义参与涉案土地整理并进行垫资，同时，在需要的情况下，将项目地块的“三通一平”工程交由桂肯公司承揽。此后，郭炎辉与胡某1按约定的股权比例成立了桂肯公司，且由桂肯公司与万科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在框架协议签订后，桂肯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土地整理垫资款，万科公司也将部分垫资回报支付给了桂肯公司。但是，项目土地无需进行“三通一平”工程，故桂肯公司也未承接“三通一平”工程。综上，桂肯公司与万科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与桂肯公司无关。郭炎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科公司、万桂公司共同向郭炎辉支付服务费2500万元及自2018年3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为752187元）；2.判令万科公司、万桂公司共同向郭炎辉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胡某1、郭超、赵国良对万科公司向郭炎辉支付服务费、违约金、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万科公司、万桂公司、胡某1、郭超、赵国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8日，胡某1（甲方）与郭炎辉（乙方）签订《南海区石工业区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本协议签署后7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成立新公司，新公司股权比例为甲方持有80%，乙方持有20%。甲、乙双方均同意以新公司为主体与万科公司签署《佛山市南海区***石村二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工业区地块改造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在《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7日内，新公司与万科公司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新公司持有2%，万科公司持有98%。《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由新公司承担的土地整理相关费用投入义务及需要承担费用由甲方承接。甲方在《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由新公司投入费用至项目公司的时间节点前将对应费用先投入新公司，再由新公司投入至项目公司。本项目公开出让成交后，《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由新公司收回的前期土地整理费用由甲方独自承接，《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由新公司收回的前期土地整理垫资回报由甲方、乙方按照80%、20%比例承接。本项目公开出让成交且项目公司底价竞得土地，则甲方与万科公司签订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合同，甲方负责开具工程合同对应足额且可列支项目公司开发成本的合法票据（票据税费由甲方独自全额承担），甲方在收到项目公司支付的工程合同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3500万元固定款项。本项目公开出让成交且项目公司溢价竞得土地，则甲方与万科公司签订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合同，甲方负责开具工程合同对应足额且可列支项目公司开发成本的合法票据（票据税费由甲方独资全额承担），甲方在收到项目公司支付的工程合同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2500万元固定款项，剩余工程合同价款由甲方享有。乙方在足额获取约定的由甲方支付的固定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持有的全部项目公司股权按照其对应的实缴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甲方并退出新公司。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勾地保证金、土地整理费、拆迁补偿费、开发建设经营资金等各项费用全部由甲方按约定投入新公司，乙方不投入任何费用。上述《合作协议》另有郭超的签名。诉讼中，万科公司确认郭超是其公司员工，以见证人的身份在协议上签字。万科公司（甲方）与桂肯公司（乙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协议约定：鉴于石二村拟对其工业区地块改造，拟利用佛山市南海区****前期土地政策进行前期土地整理垫资人招标，由竞得人作为土地整理垫资人与石二村签订《土地整理协议》，竞得人按约定完成约206亩待整理土地的前期土地整理垫资及协助村完成集体证办理工作。约206亩待整理土地中约141.55亩土地在达到公开出让上市条件后公开出让上市交易。甲乙双方有意就本项目的前期土地整理及后续开发进行合作，双方经友好、平等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合作框架协议，以资共同遵守。甲乙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名义参与本项目前期土地整理垫资人的竞投。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甲乙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股权持有比例为甲方98%，乙方2%。在项目公司竞得本项目前期土地整理成为土地整理垫资人后，甲乙双方共同推进本项目的前期整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事项：完善土地相关用地手续并办理国有用地使用证及缴交相应税费；垫付前期土地整理垫资款；推动本项目收储公开出让交易前的相关手续。本项目前期土地整理工作完成后公开出让后，由项目公司参与本项目竞买，项目公司竞买本项目的价格由甲方确定，乙方无权干涉。项目公司底价竞得本项目，则由乙方负责本项目地块上所有建筑物拆除及场地三通一平工作，该工作所需费用总额为3500万元。项目公司溢价竞得本项目，则由乙方负责本项目地块上所有建筑物拆除及场地三通一平工作，该工作所需费用总额为2750万元。项目公司与乙方在项目公司竞得本项目之日起一个月内另行签订《拆迁及场地平整合同》，并由项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乙方相应款项，乙方须向项目公司提供足额的可列支项目公司开发成本的合法票据，如乙方提供的票据不足，则项目公司有权不予支付不足部分。2015年8月26日，石二村（甲方）与万桂公司（乙方）签订《土地整理协议》一份，协议约定：通过合法、公开的招标竞投，乙方于2015年8月18日竞得石二村土地的前期土地整理垫资人资格。甲方是土地整理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土地整理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乙方负责提供土地整理所需的垫资费用以及协助甲方完成土地整理的相关用地手续办理。土地整理目的为解除租赁关系及收回私人住宅土地使用权（含地上建筑）、清拆地上建筑、完善用地手续，并待出让地块由政府收储转为国有用地后通过南海区土地交易中心将该出让地块公开出让。土地整理主要范围为完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将出让地块转为国有用地，并缴交相应税费；按照《搬迁奖励标准》与土地租赁人及物业租赁人明确商定租赁合同解除及签订搬迁奖励的相关协议，并实施相应的地上建筑物清拆工作；按照《搬迁奖励标准》与私人住宅所有权人（或继承人）商定收回土地使用权（含地上建筑）、搬迁奖励并实施相应的地上建筑物清拆工作；提供完成上述工作所需的垫资款并保障甲方租金收益收入。甲方是土地整理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土地整理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乙方负责提供土地整理所需的垫资费用以及协助甲方完成土地整理的相关用地手续办理。甲方按约定组织对地上建筑物进行清拆工作并达到可拆除条件，清拆过程所产生的费用及收益均由甲方自行处理。2014年9月17日，万科公司项目发展部赵国良向郭炎辉发送邮件，内容为：“辉哥，关于石肯项目我们这边提出两个可行方案：方案一，1.村总出让用地171.7亩，集体用地18亩；2.村总收益90250万，每亩收益526万，包括村收现金6.05亿，租金补偿3000万、商业物业1500平方米、集体物业5万平方米、车位9000平方米。方案二，1.村总出让用地178.7亩，集体用地11亩；2.村总收益91000万，每亩收益518万，包括村收现金6.30亿，租金补偿3000万、商业物业5000平方米、集体物业3万平方米、车位6000平方米。”2015年6月9日，赵国良向郭炎辉发送邮件，内容为：“辉哥，1.1500万支付时间：挂牌成交后1个月内万科付地价款，1到3个月地价返还款到村，20日内由村到项目公司，10日内由项目公司到新公司，总过程预计3-5个月到账；2.3500万元/1000万建筑物拆除、三通一平费用：挂牌成交后1个月项目公司与新公司签合同，预计2个月到账；3.请查收你方与胡所签协议。”邮件附件为“B1市南海区石肯项目合作协议（HUI.HU）20150519（3）”，附件的合作协议内容与胡某1、郭炎辉于2015年7月8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部分内容一致。其中，该文件有如下内容：“6.本项目公开出让成交且项目公司竞得土地。土地公开出让溢价额（土地公开出让溢价额=土地公开出让成交价-土地公开出让底价）不超过2500万，则新公司在与万科方签订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合同且收到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费用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浮动金额（浮动款项=3500万元-土地公开出让溢价额）用于本项目地块上所有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工作；土地公开出让溢价额超过2500万，则新公司在与万科方签订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合同且收到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费用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1000万元固定款项用于本项目地块上所有建筑物拆除及场地三通一平工作。同时乙方须向项目公司提供足额的可列支项目公司开发成本的合法票据，如乙方提供的票据不足，则新公司有权不予支付不足部分。如项目公司未获取本项目，则新公司无须支付乙方任何费用”。2015年7月7日，赵国良向郭炎辉发送邮件，邮件的附件为“B1市南海区石肯项目合作协议（HUI.HU）20150706”，该协议与胡某1、郭炎辉于2015年7月8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部分内容一致。其中，该文件有如下内容：“6.本项目公开出让成交且项目公司溢价竞得土地，则甲方与万科方签订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合同（下称‘工程合同’），甲方负责开具工程合同对应足额且可列支项目公司开发成本的合法票据（票据税费由甲方独自全额承担），甲方在收到项目公司支付的工程合同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2500万元固定款项，剩余工程合同价款由甲方享有。如项目公司未获取本项目，则新公司无须支付乙方任何费用”。诉讼中，郭炎辉陈述：郭炎辉是南海的村民，长期从事农村集体改造的工作。万科公司从2010年开始介入石二村，一直无法推动促进村民投票表决土地整理方案。2014年，万科公司员工郭超、赵国良找到郭炎辉，请求郭炎辉向村民沟通、宣导，并承诺为此支付相应的报酬。2014年9月17日，赵国良将拟定的石二村项目村民收益及土地整理两套方案通过电子邮件发给郭炎辉。到2015年5月份，郭炎辉大致做通了村民沟通工作，万科公司就拟定相关的土地整理协议。2015年6、7月份，万科公司又拟定了合作协议以确定郭炎辉在该项目中的利益，因为万科公司到此时才找到胡某1作为土地整理的垫资方，同时万科公司还安排了胡某1租赁佛山南海的办公室作为桂肯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万科公司竞得土地后，郭炎辉向万科公司员工追讨过费用，也探讨过如何提供票据给万科，但万科公司一直拖延。土地整理协议项目之一就是清拆地上原有建筑，事实上土地的地上原有建筑在2015年12月底已经清拆完毕达到了三通一平。另外，胡某1从事工程，一直与万科公司有紧密合作，郭炎辉没有建筑资质，不从事建筑工作。胡某1陈述：郭炎辉的朋友找到胡某1签订案涉协议，郭炎辉和胡某1都是从事工程的。一审法院认为，郭炎辉与胡某1签订《合作协议》，就石二村土地的前期土地整理和“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固定款项的支付进行了约定。现郭炎辉主张为土地整理工作提供服务，合同中的固定款项实际上是土地整理的服务报酬而非“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价款，对此法院分析如下：一、合同文义角度。就案涉的前期土地整理工作，有关各方先后签订三份合同，首先是郭炎辉与胡某1签订《合作协议》，其后前述合同协议项下的“新公司”桂肯公司与万科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最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项目公司万桂公司与石村二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的《土地整理协议》。三份合同前后关联，内容紧扣，合同文义应结合三份合同进行分析。1.合同目的。从三份合同的内容来看，三份合同的签订是为了实现《土地整理协议》的合同目的，即“解除租赁关系及收回私人住宅土地使用权、清拆地上建筑，完善用地手续，并待出让地块由政府收储转为国有用地后通过南海土地交易中心将该出让地块公开出让”，而三通一平并非合同目的，事实上《土地整理协议》仅约定了建筑物清拆由石村二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负责，并未就三通一平工作进行约定。2.“三通一平”约定的目的。“三通一平”是胡某1、郭炎辉在《合作协议》及桂肯公司、万科公司在《合作框架协议》所作约定，根据合同约定及赵国良与郭炎辉的往来邮件，万科公司、胡某1、郭炎辉均清楚明白合同中“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的固定款项的最终受益人是郭炎辉。因此，两份合同就“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价款进行约定目的，是为了确定郭炎辉有获得该笔固定款项的权利，同时明确获得该笔款项的条件。3.“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固定款项的支付条件。首先，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固定款项的支付条件是项目公司竞得项目，桂肯公司负责地块上“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桂肯公司向项目公司提供票据。而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固定款项的支付条件为，项目公司竞得项目，胡某1与“万科方”签订建筑物拆除及三通一平合同并负责开具合法票据。比较两份合同的约定，“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固定款项的支付有两个必须的条件，即项目公司竞得项目及胡某1、桂肯公司一方提供足额发票。至于“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工程的具体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作了原则性约定，而《合作协议》在草稿中有“固定款项用于本项目地块上所有建筑物及场地三通一平工作”的内容，但在赵国良发给郭炎辉的最终文本里，该内容被删除。因此，对“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固定款项的支付条件，合同有不明确之处。其次，从郭炎辉的合同义务来看，虽然合同并未约定郭炎辉的义务，但从赵国良给郭炎辉发送土地整理方案并进行多次邮件往来、以及《合作协议》中郭炎辉没有垫资却可收取土地整理垫资回报的约定分析，郭炎辉实际参与了土地整理工作，故“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固定款项之约定实际上是对郭炎辉参与该工作的回报。至于该回报是竞得土地后直接支付固定款项，还是在竞得土地后提供负责土地“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的机会以获取固定款项，合同约定不明。虽然合同有约定不明之处，但既然款项以“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工程款为名，那么从表面上看，后者即提供负责土地“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的机会的可能性更大。本案合同将固定款项的金额与土地的出让价挂钩，即土地低价成交与溢价成交的固定款项相差1000万元，有违一般工程合同按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的操作，且《合作协议》与《合作框架协议》对固定款项的支付条件有不一致，导致款项的性质存疑。本案合同文本经由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万科公司参与审核制定，以万科公司的专业水平，在合同重要条款出现上述情况有不合常理之处，但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合同存疑之处并不足以认定该固定款项是土地整理的服务报酬。二、其他证据角度。本案中，郭炎辉主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建立服务合同关系，《合作协议》的固定款项是其为土地整理工作提供服务的报酬，而非合同文本所载的“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工程款，郭炎辉对此负有举证责任。1.从郭炎辉参与本案合同的原因与动机来看，郭炎辉主张其从事农村集体物业改造工作，而胡某1主张郭炎辉是包工头可承包“三通一平”工程。尽管胡某1、万科公司均无法合理解释与郭炎辉进行合作与签约的原因与动机，但郭炎辉同样亦未就其所陈述的身份与所提供的服务进行举证，对此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郭炎辉承担。2.从郭炎辉在本案提供的证据来看，郭炎辉提供的邮件、短信显示其曾多次与万科公司直接交流，但有关的交流内容无法证明其主张，即双方所建立的是服务合同关系，且案涉合同约定的固定款项是其在项目公司竞得土地后当然获得的服务报酬。纵观本案的事实与证据，虽然不排除郭炎辉的所主张的事实具有客观可能性，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的主张事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郭炎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郭超、赵国良、桂肯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郭炎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280.47元，由郭炎辉负担。本案二审期间，郭炎辉向本院提交了出让公告、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各1份，拟证明涉案地块出让后不存在“三通一平”工程。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经审核，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郭炎辉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述称，涉案《合作协议》和《合作框架协议》都是虚假的，是为了配合服务费出账工作的需要而制作的。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各方的主要争议均集中于郭炎辉与万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郭炎辉于本案中所提诉求能否得以支持亦直接取决于对该问题的认定，亦即本案争议焦点所在。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郭炎辉主张其与万科公司就涉案土地“三旧改造”项目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且其已依约向万科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居间服务，据此要求万科公司向其支付本案讼争居间服务费250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郭炎辉应举证证明其与万科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郭炎辉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可以使人民法院确信上述居间服务合同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标准。经审查，郭炎辉与万科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居间服务合同，即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郭炎辉、万科公司之间成立居间服务合同关系。而且，从本案的关键证据《合作协议》和《合作框架协议》来看，该两份协议分别由胡某1与郭炎辉、万科公司与桂肯公司签订，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两份协议在郭炎辉、万科公司之间并不直接产生拘束力。更为重要的是，从该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是约定由胡某1与郭炎辉共同成立新公司（桂肯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与万科公司开展涉案土地前期整理和垫资的合作，即该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亦未直接指向郭炎辉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居间服务。虽然郭炎辉主张上述两份协议都是虚假合同，是各方为配合本案讼争居间服务费的出账工作才签订的，但郭炎辉对此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所提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另外，虽然涉案《合作框架协议》将“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的费用金额与万科公司是否以底价竞得项目土地挂钩有违一般交易常理，但仅凭该情形并不能直接推定该协议项下的“拆除建筑物及三通一平”的费用2500万元实质上就是指郭炎辉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居间服务费。至于郭炎辉提出的涉案土地并不存在“三通一平”工程的异议，鉴于涉案《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在涉案土地出让之前，故不能根据涉案土地在出让后不需要进行“三通一平”工程这一情形直接否定涉案《合作框架协议》的合同效力。综上几点，从郭炎辉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来看，相关证据并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其与万科公司之间存在其主张的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故其请求万科公司支付本案讼争居间服务费250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此前提下，郭炎辉提出的要求万桂公司、胡某1、赵国良、郭超对本案讼争居间服务费及相应违约金、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炎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560.94元，由上诉人郭炎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