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8行初170号 原告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2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谭汉英，队长。 原告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3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谭炳敏，队长。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闭小龙，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贵港市港**港南路**。 法定代表人曾健清，区长。 委托代理人范志康，贵港市港南区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梁礼华，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干部。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贵港市港**荷城路**/div> 法定代表人农融，市长。 委托代理人梁艺超、林锦华，贵港市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1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邓向阳，队长。 原告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2、3生产队（以下简称山边村2、3队，又称红巷屯）诉被告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港南区政府）、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贵港市政府）、第三人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1生产队（以下简称山边村1队，又称草坪屯或草坪队）土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诉讼代表人谭汉英、谭炳敏及委托代理人闭小龙，被告港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志康、梁礼华，被告贵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艺超，第三人诉讼代表人邓向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6月28日，港南区政府作出港南政处字（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6号处理决定），主要内容：经查明，双方争议的红泥塘位于新塘镇山边村村民委员会西面、环城一级公路（南环路）横穿而过，分南北两块组成。北面一块四至：东至红泥塘出水口、山边村2、3队旱地为界，南至西村第3生产队、大郑村第5、11生产队旱地、南环路为界，西至大郑村第5、6生产队旱地界，北至大郑村第7、8、11生产队、山边村2、3队旱地为界，面积116.035亩；南面一块四至：东与大郑村第7、8生产队水田、旱地为界，南与大郑村第8生产队水田为界，西至大郑村第11生产队旱地为界，北至南环路为界，面积17.797亩。两块土地总面积133.832亩，争议地内除四块水田，一块莲藕地外，其余是荒地。详见附图。红泥塘解放前属草坪屯邓锦记私有，土改、合作社时期是边岸大队管理使用，“四固定”时期亦属边岸大队集体所有，1963年边岸大队在靠近红泥塘出水口北面几块水田约4-5亩撒十丈谷。1965年政府规划修建岭蒙水库，新塘公社为了安置库区群众生产、生活，将部分群众搬迁到边岸大队落户，成立崩山生产队。1969年边岸大队根据新塘公社党委政府的授权，在大队干部、队长会议上，支书邓某宣布大队对水塘进行适当调整的决定，将三岸屯朝阳队的上、下执子塘（地名）（地名山队管理使用，将草坪队所管理的深窝（地名）（地名（地名）（地名窝（地名）（地名调拨给朝阳队管理使用，再调拨属边岸大队所有的红泥塘给草坪队（即山边村1队）管理。草坪队接管红泥塘后主要养鱼，一直至1977年，由于离村较远，管理不善，收益不大，1978年开始丢荒。1978年山边村2、3队群众因与红泥塘较近，便在红泥塘开荒，后不断开垦扩种成水田。1993年申请人（山边村1队）制止对方侵权并提出收回土地，被申请人（山边村2、3队）以“四固定”已固定给其所有为由继续耕种，因此发生纠纷。另查明，山边村前身边岸乡（大队），1952年与三岸村合并设立边岸乡，1953年后称边岸农会，1958年后至1983年称边岸大队，1984年称边岸村公所，1985年分为三岸村公所和山边村公所，1992年改称山边村民委员会至今。草坪屯又称草坪队，即山边村1队；红巷屯有两个生产队，即山边村2、3队，以上三个生产队没有合并或分队的历史。港南区政府认为，红泥塘的土地权属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至1968年是边岸大队集体所有，1969年原新塘公社党委、政府授权，原边岸大队决定将原属于边岸大队所有的红泥塘调整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几十年权属没有变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项以及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附件第三点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红泥塘土地属山边村1队集体所有。山边村2、3队不服，向贵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贵港市政府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贵政复决（2018）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72号复议决定），主要内容：查明事实与港南区政府相同。另查明，因本案土地纠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15日作出（2004）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4号再审判决书），确认：红泥塘土地解放后为原边岸大队集体所有。1968年冬至1969年春，由于修建岭蒙水库涉及到各生产队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在原新塘公社党委、政府的授权下，原边岸大队将原属边岸大队集体管理的红泥塘调整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把山边村1队所有的深窝、撑窝、草虫窝调整给朝阳队。而后，山边村1队便开始对红泥塘实施了管理。后因山边村2、3队的社员在红泥塘内开荒耕种而发生纠纷。该裁判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贵港市政府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关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1968年冬至1969年春，由于修建岭蒙水库需要，在原新塘公社党委政府的授权下，原边岸大队同意将原属边岸大队集体管理的红泥塘调整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该事实业经生效的4号再审判决书所确认，山边村2、3队虽主张红泥塘的权属，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认或推翻上述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法律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决定维持6号处理决定。山边村2、3队仍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山边村2、3队诉称，一、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6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的红泥塘总面积133.832亩，争议地内除有四块水田，一块莲藕地外，其余是荒地。该认定的面积和现状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6号处理决定附图《红泥塘土地权属区域图》制作违法，该图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召集争议双方到现场指界确认，没有到场人员的签名，该图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其次，争议地总面积只有125亩，其中可耕地面积约83亩，水面（包括水草地、排水沟）面积约42亩。6号处理决定认定总面积为133.832亩，多出8.832亩，还不包括建南环路征用的9亩，两项加起来多出17.832亩；第三，根据贵城镇土地管理所1999年11月24日有双方当事人到场指认绘制的《贵城镇山边村红泥塘田丘草图》显示，争议地范围内由可耕地和水面两部分组成，而不是6号处理决定查明的除有四块水田、一块莲藕地外，其余是荒地。（二）6号处理决定认定：1969年原新塘公社党委、政府授权，原边岸大队决定将原属于边岸大队所有的红泥塘调整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几十年权属没有改变。这一认定违背客观事实。主要理由：第一，红泥塘是一个地名，不是水塘的塘名，该地范围内有耕地和水面；第二，调整水塘的起因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用水，目的明确，1969年调整的范围仅限于水塘水面部分，调整给山边村1队的仅仅是红泥塘水面部分；第三，第三人1971年至1976年管理红泥塘，也只是用水面部分养鱼，并不涉及原告的耕地。以上事实有政府工作人员调查当时直接参与调整的证人廖某、余某、邓某、梁某、谭某1、谭某2、谭某3所作的笔录以及第三人提供的《现金流水账》予以证明。6号处理决定将红泥塘范围内水面部分和耕地全部确权归第三人所有，显然缺乏事实根据。二、争议地范围内涉及耕地部分属于原告集体所有。四固定前，红泥塘范围内除水面部分外，大部分属于荒地和湿地，从1963年起，原告便开始请拖拉机开荒种植农作物，撒十丈谷，农业学大寨时期，原告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根据谁开荒、谁管理、谁收益的政策，继续开荒扩种，并逐步把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到1979年原新塘公社边岸大队土壤普查时止，开荒耕种的水田面积已达到83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已将红泥塘的耕地全部发包给农户。从1963年到1993年发生纠纷止，原告耕种红泥塘的土地长达30年，从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过异议。以上事实有《实物流水账》、《机耕红泥塘伙食费发票》、《红巷屯耕地面积统计表》、《土地承包使用证》、贵港市水电局测绘的《新塘乡边岸村公所红泥塘地形图》和贵城镇土地管理所绘制的《贵城镇山边村红泥塘田坵草图》以及证人赖金泉等人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已得到原贵城镇人民政府、原贵港市人民政府、港北区人民政府、现贵港市人民政府、港北区人民法院和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多个单位的认可。时隔多年后，被告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将原告村民赖以生存的耕地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剥夺了原告村民生存的权利。因此，被告作出的6号处理决定和7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三、被告作出6号处理决定严重超期，程序违法。2005年8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4号再审判决书，判决由港南区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直至13年后才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6号处理决定，严重超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六个月法定期限，属于程序严重违法。四、6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原告在红泥塘范围内有耕地83亩，至发生纠纷时已管理使用30年，并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已经全部发包给农户耕种，涉及110多户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被告应当重视这一历史事实，并依据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附件第三点第（四）项“要从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群众的理由，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的规定作出决定，但被告仅适用该文第（二）项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法院撤销6号处理决定和72号复议决定，责令港南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山边村2、3队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山边村委证明，证明山边村2队的队长为谭汉英、山边村3队的队长为谭炳敏。2.《实物流水账》、《其他账》、《现金流水账》、《现金收入凭证》，证明1963年原告请拖拉机在红泥塘开荒及拖拉机手伙食费，以及原告在红泥塘开荒土地种植十丈谷。3.1999年11月贵城镇土地管理所制作的《贵城镇山边村红泥塘田坵草图》、《红巷屯（原2、3生产队）耕地面积统计表》、《土地承包使用证》，证明：（1）讼争地四至范围；（2）红泥塘为地名，由水面及耕地两部分组成，其中水面是42亩，耕地是83.2亩；（3）原告在争议的红泥塘管理使用耕地面积为83.2亩，耕地已发包给原告村民耕种。 被告港南区政府辩称，一、诉争地四至范围及总面积133.832亩，原告自2006年1月5日现场踏界至2018年的历次调解会上均未提出异议。港南区政府查明的事实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4号再审判决书查明认定的相关事实一致，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港南区政府依据上述判决书认定的证据和事实及对案件补充调查基础上作出6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4号再审判决书判决由港南区政府重作后，港南区政府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补充调查取证，多次到诉争地现场勘查、核实证据、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向知情人调查、多次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行政主管部门经集体讨论提出确权意见，最后经人民政府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调解、勘验、鉴定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本案自2018年1月30日最后一次调解到2018年6月28日作出处理决定未超过6个月。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以及国发（1980）135号附件第三点第（二）项规定“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港南区政府在充分调查案件事实以及核实证据的基础上作出6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港南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一）程序部分证据：1.4号再审判决书，证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8月15日作出由港南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2.山边村红泥塘纠纷案双方现场踏界记录，证明2006年1月5日港南区政府已在法定期限内对本案重新进行调查取证。3.2006年6月15日对谭某2的调查笔录，2017年6月8日对梁联荣、梁水生、李水英的调查笔录，证明港南区政府对本案补充调查。4.2006年1月5日、1月10日、9月28日、11月16日、11月20日调解会记录，2009年3月20日、3月26日、9月23日调解会记录，2017年12月28日调解会记录，2018年1月30日调解会记录，以上调解会记录证明从2006年1月5日开始至2018年1月30日被告多次组织双方协商调解的事实。5.2018年3月23日港南区政府调处办《关于红泥塘土地权属纠纷案处理意见》及附图，证明经多次组织调解无果后，办案机关将调查事实、调解情况以及处理建议报港南区政府讨论决定的事实。6.2018年6月25日港南区政府五届第16期《常务会议纪要》，证明港南区政府经集体讨论，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7.6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港南区政府于2018年6月28日对本案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事实。（二）事实部分证据：8.1993年5月26日山边村公所《关于红泥塘土地权属纠纷的调解意见呈报》、2001年5月8日山边村委会的证明；9、岭蒙水库说明。证据8-9证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塘公社因修建岭蒙水库，为了解决搬迁队生产和生活用水，决定把三岸村的执子塘划拨给搬迁队，把草坪队的深窝、草虫窝、撑窝划拨给朝阳队管理使用，再将属大队管辖的红泥塘划拨给草坪队管辖，之后红泥塘没有再调拨给其他生产队，红泥塘出水口坝头于1999年7月31日被人炸毁的事实。10.广西南宁六维地理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作的《测量报告》、红泥塘土地权属纠纷现场勘验笔录、红泥塘土地权属纠纷区域图，证明港南区政府聘请有资质的测绘院对红泥塘现场采用ＣＡＳＳ测算核实，确定争议地四至范围及面积，争议地面积为133.832亩。11.2018年3月19日山边村委会《证明》，证明山边村1、2、3队的诉讼代表人。12.2018年6月7日《新塘镇山边村民委员会历史名称情况证明》，证明山边村各个历史时期名称变更情况。13.《山边村Ｆ-49-28（50）地形图）地形图》图班表》及2018年3月23日贵港市国土局港南分局《说明》，证明1990年广西国土测绘院根据1986年航拍图对山边村土地进行测绘，红泥塘土地地类均为坑塘水面性质，面积为约108.9亩，当时没有可耕土地83亩面积事实。14.1968年航拍图，证明红泥塘是水塘不是耕地的事实。15.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证明该核定书显示1990年时，红泥塘土地性质属水塘而不是耕地的事实。16.新塘公社土壤改良利用图（新塘农业技术推广站），证明人民公社时期，红泥塘土地性质是水塘而不是耕地的事实。17.各级政府处理本案形成的调查问话笔录：1993年4月25日对邓某、谭某1的调查笔录，1993年4月28日对梁某、谭某2的调查笔录，1993年6月16日对梁某的调查笔录，1993年6月18日对谭某2的调查笔录，1993年6月27日对谭某1的调查笔录，1993年7月16日对谭倍善的调查记录，1994年1月13日对梁贵志的问话记录，1994年1月22日对谭某1的问话记录，1994年1月25日分别对谭某3、邓某的调查笔录，1994年3月18日谭杨光的证明材料，1994年4月13日对李亚珍的调查笔录，1994年6月26日对杜连英的现场踏查笔录，1997年1月2日和1999年12月24日对梁贵志的调查笔录，2006年6月15日对谭某2的调查笔录，2017年6月8日分别对梁联荣、梁水生、李水荣的调查笔录，以上证人证言证明红泥塘解放前是草坪村邓锦记的鱼塘，解放后至1968年是边岸大队集体所有，1969年因修岭蒙水库对土地水塘调整，将红泥塘调拨给草坪队管理使用，以后再无调整过的事实。18.现金流水账，证明山边村1队1971年至1977年管理红泥塘卖鱼收入的事实。19.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4号再审判决书，证明红泥塘解放后是边岸大队集体所有，1965年修岭蒙水库时，边岸大队根据上级指示，为安置群众生产问题对大队土地及水塘进行调整，争议的红泥塘在当时已调整给山边村1队，双方发生争议后红泥塘出水口坝头被山边村2、3队炸毁的事实。（三）法律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项，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附件第三点第（二）项，证明6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贵港市政府辩称，1968年冬至1969年春，由于修建岭蒙水库需要，在原新塘公社党委政府的授权下，原边岸大队同意将争议的红泥塘调整给山边村1队，该事实业经生效的4号再审判决书所确认。港南区政府将红泥塘确权给第三人有充足的事实依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港南区政府依法立案后，组织争议双方进行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进行调解等，在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经集体讨论，作出6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贵港市政府作出72号复议决定维持6号处理决定也是正确的，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贵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信函收据。3.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有关身份证明。4.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5.港南区政府的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证据目录。6.第三人提交的代理词。7.复议机关现场勘验、调解的工作方案、通知及笔录。8.申请人提交的听证申请书、复议机关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听证笔录。9.72号复议决定及送达回证、挂号信函收据。以上证据证明72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证明72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山边村1队述称，同意港南区政府、贵港市政府的答辩意见，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现场进行了勘验，争议双方均认可6号处理决定的附图所标注内容。 经审查，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一、对原告山边村2、3队提交的证据：证据1：山边村委证明，可以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实物流水账》、《其他账》、《现金流水账》、《现金收入凭证》，可以证明上世纪60年代初，山边村2、3队曾管理使用红泥塘一带部分土地，但不能证明该部分土地于1969年以后仍属其所有；证据3：《土地承包使用证》共5本，记载垌名红泥塘水田有9丘共3.64亩，《红巷屯（原2、3生产队）耕地面积统计表》记载原告在红泥塘有水田83.2亩，两者统计记载的面积差距甚大，该两份证据记载的红泥塘水田均没有具体的四至范围，看不出与争议地有关联的内容，不能证明原告对争议红泥塘土地拥有合法权属，《贵城镇山边村红泥塘田坵草图》为1993年4月双方发生纠纷山边村1队申请政府调处后，贵城镇土地管理所于1999年11月所制作的，所标注的水田地块、水面范围显然属于纠纷发生时的管理状况，不能以该田坵草图作为原告对争议红泥塘土地拥有合法权属的依据。 二、对被告港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证据1-7，可以证明港南区政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4号再审判决书，重新进行调查处理、组织双方当事人多次调解的事实。因调解无果，港南区政府调处办对纠纷提出处理建议并报港南区政府、港南区政府经集体讨论后作出6号处理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8、9、18，该三份证据结合政府调处机关对相关知情人调查笔录，可以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参考依据。证据10，能证实港南区政府聘请有资质的测绘院，组织各方对红泥塘现场测量，确定争议地四至范围及面积。原告经通知虽未到现场，但在2017年12月28日的调解会上，原告代表对争议地四至范围是认可的，且在此前的1994年9月28日政府已经组织双方进行过现场踏界，及在2018年9月4日贵港市政府组织的现场勘验中，原告代表也表示认可6号处理决定确认的四至范围和附图，而争议地面积是根据双方认可的四至进行的重新计算结果，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11、12，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诉讼代表人情况及不同历史时期山边村名称变更情况。证据13-16,可证明1986年到1990年时，红泥塘土地地类为坑塘水面性质，没有水田面积和可耕地面积之分，当时并没有可耕土地83亩面积事实。证据17，有1993年4月25日对邓某、谭某1的调查笔录，1993年4月28日对梁某、谭某2的调查记录，1993年6月16日对梁某的调查记录，1993年6月18日对谭某2的调查记录，1993年6月27日对谭某1的调查笔录，1993年7月16日对谭倍善的调查记录，1994年1月13日对梁贵志的问话记录，1994年1月22日对谭某1的问话记录，1994年1月25日分别对谭某3、邓某的调查笔录，1994年3月18日谭杨光的证明材料，1994年4月13日对李亚珍的调查笔录，1994年6月26日对杜连英的现场踏查问话笔录，1997年1月2日和1999年12月24日对梁贵志的调查笔录，2006年6月15日对谭某2的调查笔录，2017年6月8日分别对梁联荣、梁水生、李水荣的调查笔录，其中邓某、谭某1、梁某、谭某2、谭某3、谭杨光、谭倍善为原边岸大队历任干部，李亚珍、梁联荣、梁水生为大郑村人，李水荣为西村人，杜连英为红泥塘养鱼人，梁贵志为原朝阳队队长，上述人员均为历史知情人，且各证人证言之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上述知情人调查笔录及结合证据8、9、18，可以证明1968年冬至1969年春，由于修建岭蒙水库需要，为了解决搬迁队生产和生活用水，在原新塘公社党委政府的授权下，原边岸大队决定把三岸村的执子塘划拨给搬迁队，把山边村1队的深窝、草虫窝、撑窝划拨给朝阳队管理使用，再将原属边岸大队集体管理的红泥塘调整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调整时红泥塘并没有水田，之后未对红泥塘进行过调整，红泥塘由山边村1队管理并曾用于养鱼。后山边村2、3队部分村民陆续到红泥塘开荒耕种的事实。证据19，为法院生效判决文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三、被告贵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属于复议阶段形成的程序性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山边村1队与山边村2、3队争议的红泥塘土地，位于贵港市港**新塘镇山边村村民委员会西面，环城一级公路（南环路）横穿而过，由南北两块组成。北面一块四至：东至红泥塘出水口、山边村2、3队旱地，南至西村3队、大郑村5、11队旱地、南环路，西至大郑村5、6队旱地，北至大郑村7、8、11队、山边村2、3队旱地，面积116.035亩；南面一块四至：东至大郑村7、8队水田、旱地，南至大郑村8队水田，西至大郑村11队旱地，北至南环路，面积17.797亩。两块土地总面积133.832亩。争议的红泥塘解放后为原边岸大队集体所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修建岭蒙水库时，为安置库区内的村民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新塘公社授权原边岸大队对水塘进行了部分调整，其中原属山边村1队所有的深窝、撑窝、草虫窝调整给朝阳队，再将原边岸大队集体所有的红泥塘调拨给山边村1队。随后，山边村1队开始管理红泥塘并用于养鱼。后因山边村2、3队村民在红泥塘内开荒耕种，双方发生纠纷，1993年4月，山边村1队向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调处。1994年11月30日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贵政土管字（94）23号《关于新塘乡山边村公所草坪屯与红港屯对红泥塘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94年处理决定），决定:红泥塘属草坪屯村民集体所有；红泥塘储水线按市水电局1994年9月16日测量的假设高程48.56米，降低0.5米即48.06米储水，储水后草坪屯管理水面部分，其他可耕地部分谁耕归谁管。山边村2、3队不服该处理决定，于1995年3月13日向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法院起诉，同年8月27日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法院作出（1995）贵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维持94年处理决定。山边村1队不服该判决，向原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1995）玉地行终字第45号裁定，撤销（1995）贵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重审期间，因行政区划调整，成立地级贵港市，由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进行审理，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活动。1996年11月24日，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作出港北政发（1996）21号文，撤销了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94年处理决定。其后，山边村2、3队申请撤诉，1996年12月18日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1996）港北行初字第1号裁定，准许山边村2、3队撤诉。2000年4月11日，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作出港北政处字（2000）3号处理决定，决定：1.红泥塘水面部分土地面积约42亩权属为山边村1队集体所有；2.红泥塘水面部分外的可耕地面积约83亩权属为山边村2、3队集体所有。山边村1队不服诉至法院，2001年4月10日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港北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维持港北政处字（2000）3号处理决定。山边村1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01年7月19日，本院作出（2001）贵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边村1队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3年1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桂行申字第34号裁定，对案件进行提审。因行政区划调整，再审期间，由港南区政府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活动。2005年8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4号再审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贵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2000）港北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三、撤销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港北政处字（2000）3号处理决定；四、由港南区政府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港南区政府调处办重新立案后，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其中2006年调解5次、2009年调解3次、2017年调解1次、2018年调解1次。因调解不成，港南区政府调处办于2018年3月23日向港南区政府作出《关于红泥塘土地权属纠纷案处理意见》，港南区政府经区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6号处理决定，认定红泥塘土地原属山边大队集体所有，后因修建岭蒙水库需要，对部分土地进行调整划拨，当时红泥塘调拨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几十年权属没有变更，决定：争议的红泥塘土地属山边村1队集体所有。山边村2、3队不服，向贵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贵港市政府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72号复议决定，维持6号处理决定。山边村2、3队仍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根据1990年《山边村F-49-28（50）地形图）地形图》及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红泥塘当时并没有水面部分和耕地部分之分。红泥塘头垌、红泥塘垌水田并不在争议的红泥塘范围内，而是位于红泥塘出水口东面的土地。红泥塘东面出水口坝头被山边村2、3队于1999年炸毁。 本院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港南区政府、贵港市政府分别具有作出6号处理决定、72号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二）项“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红泥塘解放后为原边岸大队集体所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修建岭蒙水库时，为安置库区内的村民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新塘公社授权原边岸大队对土地进行了部分调整，其中红泥塘调拨给山边村1队管理使用，原属山边村1队所有的深窝、撑窝、草虫窝调整给朝阳队。当年调整红泥塘时，红泥塘地类性质为水塘，并没有耕地及水面之分，红泥塘内的耕地是后来开荒的。这一事实有原边岸大队历任干部等历史知情人证言、《山边村F-49-28（50）地形图）地形图》属界线核定书、新塘公社土壤改良利用图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且经现场勘察，原告现场指认争议地内的水田与争议地外的地势有明显的高低差，普通人即可判断、分辨出原告主张的争议地内的水田与现有红泥塘水面为连片地域范围。根据1969年的政府机关决议，本案争议的红泥塘已划归山边村1队集体所有。虽然6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的红泥塘面积为133.832亩，与发生纠纷时测量面积125亩有出入，但考虑不同时期、测量方法等因素，该面积出入属于正常误差范围之内，对争议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并无影响。原告山边村2、3队虽然也主张红泥塘的权属，但其提供的证据5本土地承包证记载的是垌名为红泥塘的水田9丘共3.64亩，经查明，该5本土地承包证的内容不能证明与争议的红泥塘范围有关联。原告提交的贵城镇土地管理所于1999年11月制作的《贵城镇山边村红泥塘田坵草图》，系于发生纠纷后制作的现状图，即使争议各方均认可争议地内的水田属于原告方开荒耕管，也不能改变党政机关调整权属决定的效力，亦不能作为原告对争议红泥塘土地拥有合法权属的依据。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对红泥塘的权属主张。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确权处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三）组织和解、调解；（四）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五）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第三十条第（一）项“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一）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的规定，港南区政府在调处的过程中，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由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确权处理意见，最后经港南区政府集体讨论，根据查明事实，依法作出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红泥塘确权给山边村1队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贵港市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72号复议决定，维持6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提出港南区政府经过13年才作出处理决定，严重超期、程序违法。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期限为六个月，案情复杂的，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调解、勘验、鉴定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本案中，虽然港南区政府经过12年多才作出6号处理决定，但按上述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勘验、鉴定期间不计算入办案期限，港南区政府调处机关在收到法院判决要求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于2006年1月开始重新立案调查取证，期间组织双方进行了多次调解：2006年调解5次，2009年调解3次，2017年和2018年各调解1次，上述调解期间应不计入办案期限。后因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港南区政府最后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6号处理决定，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港南区政府今后应当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办案效率，及时定纷止争，对此，本院予以指出。综上，港南区政府作出6号处理决定，决定双方争议的红泥塘权属归山边村1队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贵港市政府作出72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于法有据。原告起诉请求撤销6号处理决定和72号复议决定，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2、3生产队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第2、3生产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017301040003777。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陆守全 审 判 员 廖赞军 审 判 员 王健玲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张文秀 书 记 员 廖广华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十五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第二十五条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确权处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 （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 （三）组织和解、调解； （四）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 （五）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条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 （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 3.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 三、搞好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落实党的政策 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情况错综复杂，原因多种多样，要使纠纷处理得当，必须深入实际，勘看现场；通过调查会，个别访问等方式，了解纠纷的历史和现状，弄清纠纷的前因后果和争执的焦点。自治区党委书记覃应机同志为解决我区博白、贺县与广东的廉江、连山县的多次纠纷，曾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社队，并会同广东省委冠庆延同志一起调查研究，反复协商，使两省区边界社队多年的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各地领导同志也都纷纷深入实际，就地解决问题。如柳州地区的有关领导同志为了处理好三门江林场与社队的纠纷，用49天时间，跑遍了纠纷的现场，弄清了纠纷的真相。同时，把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和协商处理紧密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便于各地干部群众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自治区处理纠纷办公室把党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处理纠纷的政策、规定、法律、法令，连同“自治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工作会议纪要”，摘编成“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工作手册”，印发到各地。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都坚持了以下原则： (一)关于涉及县界的问题。既要承认界线，又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讲清楚处理纠纷，不是重新划县界；只能根据双方群众历来生产管理的习惯，经过协商，合理划分生产管区。如有超县界的地方，作插花处理。 (二)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 (三)处理国营农、林场等企事业单位与社队的纠纷，应兼顾全民和集体的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划定了场界，手续完备的应当维护；社队群众因原定场界不合理，致使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要妥善解决。原来场界不清，手续不完备的，应通过双方协商，划清场界，完善手续。 (四)要从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的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四）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