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初290号原告（反诉被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体育路**。法定代表人：高绍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栋，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军，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文庙巷**。法定代表人：赵志明，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忠，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成，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会馆)与被告（反诉原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栋、张富军，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成、李万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0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8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书》(下称《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投资,在被告西院空闲场地建设《三晋古民居专题展示及文化产业区》。原告按约投资了3000余万元建起了五套古民居大院。该协议履行期间被告向法院起诉单方要求解除该《合作协议》。2017年10月、2018年2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字第2398号民事判决书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字第682号民事判决书,以被告由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未按有关法律规定履行报批程序,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决原、被告双方解除了该《合作协议》。原告认为,双方签订该《合作协议》后,原告履行了投资建设五套古民居大院的义务,也按约和超期支付了被告全部各类款项200余万元的义务。但被告却出尔反尔向法院起诉,单方要求解除该《合作协议》,其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该《合作协议》第8条的约定，理应按约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双方签订该《合作协议》时,被告还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也知道向其主管部门报批,并收到省文物局同意建设的(晋文物函【2012】265号),(晋文物函【2013】184号)两次批复函。我方第一组证据的证据3晋文物函【2012】265号),晋文物函【2013】184号)。证明了：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后被告履行了向省文物局报批的义务，省文物局分别对该项目做出了“原则同意”批复的事实。但2012年当被告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作为专业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被告,却没有及时向国家文物局履行报批手续。最终导致该《合作协议》的解除。因此,导致该《合作协议》解除的全部过错方是被告,原告没有任何过错。2017年3月28日被告写的《民事起诉状》证明,解除该《合作协议》后。连被告自己都承认,应该要补偿原告1800万元。事实上该《合作协议》解除后,给原告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高达3000余万元。而且原告投资建设的五套古民居大院一旦拆迁也将无法再次恢复使用。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如造成损失的,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理应赔偿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我们现在主张的是费用是3050万元，这包括将古民居搬过来及预期迁出的费用，为了建设五套古民居展示区实际发生的费用，拆除将要发生的费用，不包括任何的经营利益及可期待利益。我们主张损失部分一共有四部分，1、原告按照被告要求为其支付各项费用195.5万元，2、拆除及运输古民居的费用为3522592.3元，3、修建古民居的费用13243314.08元，四、再次拆除及运输11707723.78元。综上,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合作协议》解除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搪塞,不理不睬。无奈,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原告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辩称：一、造成双方协议解除的主要过错在于原告。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如造成损失的,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赔偿被告赔偿3000余万元损失，一定要被告有过错才会有赔偿，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没有过错，也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所提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相反，山西会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山西会馆不顾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多次制止，在文化展示区接待客人，主要从事餐饮、住宿等营利性经营活动，违反了党和国家整治私人会所和高档餐馆的有关规定，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才将山西会馆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协议》。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建设山西古民居文化展示区，在双方协议最后面有所写明。并且我方提交一份新的证据《关于企业信息的查询》，在2013年9月份山西会馆将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注册成了其一个餐饮分公司，并开始经营。在2013年12月中纪委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查处违法私人会所的通知，2014年国家文物局也出台《关于开展清理整治利用国有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私人会所和高档餐馆等专项工作的通知》，后来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一直督促山西会馆进行整改，停止经营性活动的函、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了：虽经省民俗馆多次制止，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仍开办餐饮，把文物保护单位内的文庙西院用作其分公司的餐饮经营场所，主要从事餐饮营利性经营活动，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第23条，被太原市工商局迎泽分局责令于15日内变更经营场所，同时违反了中纪委、国家文物局相关政策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是造成协议解除的主要过错。二、山西会馆对于协议解除的原因认识错误。协议解除并不是因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未履行报批手续，而是情势变更，这在双方之前案件审理时有所体现。对于之前迎泽区法院、太原中院的生效判决已经有定论，就是情势变更导致的。而对于原告所说因为我方没有进行报批而导致双方《合作协议》解除，根据原告所提交的两份报批的函件，第一份函件晋文物函（2012）265号，根据当时规定，要报批山西省人民政府，并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第二份晋文物函（2013）184号。当时已经升级到了国家文物部门，需要经过国家文物局和国务院报批，还要经过规划局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才能进行建设，也就是说在《合作协议》成立以后，省文物局有过两个批复，都需要完善，这两个批复都没有经过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报批，所以就发生了情势变更的情形，并不是被告不报批造成的。三、原告要求的损失赔偿都是投资型损失，且没有相应的正式票据，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山西会馆称因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按约投资了3000余万元无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一）原告在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提交正式的发票、转账凭证，也没有司法机关的认定，都属于白条，所以这个金额根本不能确定。（二）在证据交换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对账，多数账单都是白条，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唯一认可的就是原告交给被告的管理费用93万余元。而其他的证据都是不认可的。（三）因为这五套古民居所有权都属于原告山西会馆的，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违约赔偿在《合作协议》第8条第二、三款都有约定。原告所主张《合作协议》中没有依据。而原告第五组证据拿了个预算书就要赔偿损失，预算是还未发生的费用。并且在双方对账中我方发现原告方提交了一张2009年的票据，而《合作协议》是在2011年签订的，让我方怎么认定。四、关于合同解除如何处理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之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对原告已经履行的已经履行完毕了，既然已经收到了解除合同的判决，本案原告就失去了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继续经营的法律基础，那么就应当进行搬迁，在合同解除以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没有拆除，继续非法占有着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现在我们再回到证据中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中，2011年8月23日中双方《合作协议》中第6.1项；第7.2项约定合作期满后地上全部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从这两条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五套民居院的所有权是归原告所有，再结合建筑物的性质来看属于古民居，它最具价值是其古建筑构件。合同本意是原告将这五套古民居搬过来进行展示，然后待展示完之后，再搬走。五、山西会馆向法庭提交的非法证据不应成为法庭定案的依据。山西会馆在证据交换过程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6是2017年3月28日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的《民事起诉状》，来源不合法，山西会馆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不应成为法庭定案的依据。综上，请求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将原拆建的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将西院恢复原状；2、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合作协议解除后因继续占用西院所造成损失1192800元（暂计算至2019年5月1日，最终计算至西院恢复原状之日止）。3、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23日，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与山西会馆签订《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将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的空闲场地辟为三晋古民俗民居展示区。《协议》约定：山西会馆在合作期间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不参与经营管理；山西会馆对合作工程享有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30年合作期满后，合作工程范围内的地上全部建筑物的所有权归山西会馆所有。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每年收取山西会馆管理费12万元。后因山西会馆不顾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多次制止，在文化展示区主要从事接待客人餐饮和住宿营利性经营活动，违反了党和国家有关整治私人会所和高档餐馆的政策精神，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将山西会馆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协议》。太原中院二审审理认为：双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是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遂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山西会馆上诉，维持一审法院解除双方《协议》的原判决。另，山西省高院于2018年9月19日做出了驳回山西会馆再审申请的裁定。《协议》解除后，经多次协商，山西会馆迟迟未能将案涉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截止2019年5月1日，其给山西省民俗博物馆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1192800元，同时也给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正常管理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依法诉至贵院，请求判令山西会馆将其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将西院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关损失，以维护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的合法权益。反诉被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反诉状所述事实缺乏有效的证据，非客观事实。诉状中所称山西会馆接待客人，从事经营餐饮活动等等，按照双方《合作协议》第一章第三条约定,其古民居展品第一个功能是完善博物馆的建设。第二个就是古民居展品要兼顾展览、演艺、食宿等使用功能的多样性，山西会馆经营餐饮活动，是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进行，对古民居大院进行了管理经营。这是山西会馆正常的合同权利，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并不存在过错，从而导致协议的解除。协议之所以能解除是因为省一级的文物单位由省一级批准就可以进行建设，后来该单位上升到国家级的文物单位，但是被告未进行报批，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之前的判决中说了一个情势变更，应当是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二、对方所述的损失依法不能成立，协议解除要对合作关系有个妥善的处理，并不是解除马上就要搬出或恢复原状。因为合作的项目是五套古民居院落。作为我方要把这五套古民居院落建好，并且进行展示，建好之后山西会馆的义务就完成了，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已经得到了协议中应该得到的东西，被告混淆了协议中权利义务。按照实际情况和协议约定依法不能成立。三、涉案场地恢复原状，现在不具备条件，现在需对协议解除进行妥善处理，方能恢复原状。山西会馆对建设这五套古民居的建安费、拆迁费就花费了3000余万元，对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恢复原状不具备条件。我们双方在2011年8月2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2013年被告上升到了国家级的文物单位，这属于情势变更。从2013年开始被告就应当去国务院进行报批。到了2017年被告起诉要求解除已长达四年之久，无论从事实及法律上都不应当得到支持。双方《合作协议》第一段就说明了，双方合作核心就是要搞好博物馆建设并进行展示。我们首要义务就是保证将古民居展示区建好，我们的义务就完成了。而被告的义务就是保证我方的权利。第8条是合作当中的违约，而现在是合同根本的违约，现在是损失的赔偿。我们只是按照《合作协议》进行了管理经营。所以造成《合作协议》解除的原因就是被告方没有做其应该做的事情。四、关于票据没有正式票据的问题，当时在证据交换之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对账，但是对过一、两次之后，被告就拒不配合。而我方提供的证据并不全是白条，况且我们针对的是五套古民居，一般施工队是无法建设的，只能让一些手工艺人来构建，所以有一部分只能打白条。五、关于非法证据的问题。我方不以2017年3月28日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的《民事起诉状》作为赔偿的依据，只是一个参照，并且要求被告进行核对公章的真实性。被告之前起诉我方要求解决合同，但就没有要求赔偿损失，导致现在的结果，这都是由被告自己滥用诉权造成的，这是诉讼之中必须要解决的。被告的计算不科学也没有任何依据。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证明了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证据2、《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三晋古民居保护展示修缮工程设计方案》。证明了：五套古民居系根据山西省文物技术中心出具的设计方案建造的；证据3、晋文物函【2012】265号,晋文物函【2013】184号。证明了：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被告履行了向省文物局报批的义务，省文物局分别对该项目做出了“原则同意”批复的事实。文庙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告未履行报批义务。证据4、《关于对高绍军的聘用决定通知》几部分实景照片。证明了：因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告发文任命原告法定代表人高绍军为名誉馆长。证据5、（2018）晋01民终6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了：被告单方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作协议》过错在被告，被告违反了合作协议第8条约定，应支付150万违约金。第二组证据：证据1、报销单等相关票据。证明了原告按被告要求，为被告支付其花费的各种费用共计641423.87元。（其中10万元票据丢失）证据2、进账单、委托支付书、发票等。证明了原告按被告要求，替被告支付太原市真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26071.59元。证据3、电子回单。证明了原告支付被告管理费20万元。证据4、《补充协议书（一）》、山西省博物馆收据。证明了原告支付被告流动厕所费用70000元。证据5、电子回单、收据。证明了原告支付《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三晋古民居展示修缮工程设计方案》设计费等费用370000元。证据1-5共计原告按被告要求支付管理费等费用合计：1807495.46元。证据6、2017年3月28日被告的《民事起诉状》。证明了2017年被告起诉原告要求解除《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时自己都认为应该赔偿原告损失1800万元。第三组证据：证据1、五套古民居修建前期费用票据（2009年）。证据2、五套古民居修建前期费用票据（2010年）。证据1、2共同证明了五套古民居前期拆分、运输等费用共计：3522592.3元。证据3、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四号院原址的照片，证明了古民居在修建前需从原址拆分、运输至指定地点简易搭建。第四组证据：证据1、五套古民居修建费用票据（2011）。证据2、五套古民居修建费用票据（2012年1月-2012年7月）证据3、五套古民居修建费用票据（2012年8月-2012年9月）证据4、五套古民居修建费用票据（2012年10月-2012年12月）五套古民居修建费用票据（2013年）证据1、2、3、4共同证明了修建五套古民居花费：13243314.08元。证据5、《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古民居展示区设计方案》，证明了修建五套古民居的投资预算为901.23万。第五组证据：证据1、古民居拆除工程预算，证明了古民居拆除及运输费用预计花费11707723.78元。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质证认为：针对第一组证据，对于证据1《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主要体现在：1、该《合作协议》第一段明确约定了双方合作内容是建立古民居文化产业区，但是合同履行中原告主要用来做接待客人和餐饮等活动，违背了双方合作的初衷。正是原告所以违反了中纪委2013年12月《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2014年3月国家文物局出台《关于开展清理整治利用国有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私人会所和高档餐馆等专项工作的通知》。2、在协议第二页中约定，合作期满后，原告投资建设的所有建筑物使用权仍然归山西会馆所有。也就是即便是合作三十年后，原告还是要拿走其展品的。所以基于合同约定，山西会馆还是应该将其展品迁移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3、现在双方协议解除，究竟是哪一方的过错，根据之前中院二审判决所述和情势变更的原因，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在合同解除中没有过错，所以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与本案审理的内容无关。因为现在合同被解除了，解除之后我们所要关注的应当是谁存在过错，赔偿数额等，而设计方案是之前合作时所述。对于该设计方案我方知情。但具体是否是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委托出具的该设计方案还不得而知。本案无论从预算来看或从程序来看，都无法证明本案损失大小，还是由哪方来承担赔偿责任。现在合同已经解除，应当解除的就是善后问题。对于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这两个函件是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与其上级单位省文物局之间的交流。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对于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因为山西会馆严重背离了双方展示古民居的初衷，将古民居展示区做了餐饮，所以现在高绍军名誉馆长和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分管馆长都已经被撤销了。对于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认可，但对于其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1、二审法院对其双方合同解除的原因是有陈述的，可以看出来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对合同的解除并无过错。2、山西会馆不存在投资三千余万元的事实，因为双方《协议》当中对投资金额没有约定，其次山西会馆即使建了五所民居展品，其自负盈亏，我方并不参与经营。最主要双方《协议》约定即使三十年后这五所民居展品山西会馆也是要拿走的，只不过合同提前解除了，所以原告并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针对第二组证据，我方拿到了原告第二组证据回去找财务进行了计算。1、其中涉及到了重复计算的问题。2、凭证与附件分开装订的问题。所以对第二组证据的1、2、3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7万元收据真实性认可，但是该7万元投资建了一个厕所，一直由原告在使用，所以不应该由被告承担。而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6，来源不合法，不应当作为本案定罪依据。关于证据6，因为我回去向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了解情况，该起诉状是小店区法院出具的，而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根本就没有在小店法院进行起诉。我想问原告该起诉状的来源，民俗馆是有向小店法院起诉意思，但是当时小店法院没有管辖权，根本就没有收这些材料。我想知道原告是如何拿到这份起诉状的。2017年3月28日被告向小店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章是真实的。起诉状是宁建英作为馆长时起诉的，并不是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真实意思的表示，当时宁建英与山西会馆违规合作，在2019年4月份文物局党组对于宁建英与山西会馆违规合作给予党内严重处罚决定的通知书。我方只认可双方会计在巡视整改期间确认的六十余万元金额。针对第三、四、五组证据：对于原告这些证据，原告实际上无任何的损失。原告将自己的五套古民居展品建到了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最后合同解除了，原告又将这些展品迁出，我们没有参与投资经营的盈余分配，在双方合作期间即使产生损失也应当自负盈亏，而合同解除了就不需要再履行了，所以预期的费用更不应当由我们承担。所以对第三、四、五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而且对于第三、四、五组证据庭后由双方财务进行合账，而其质证情况开庭时再进行发表。被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针对本诉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证明了:1、双方合作的目的是古民居展示及文化产业。2、合作期满后投资建设的地上全部建筑物所有权仍归山西会馆所有，无证明其无投资损失。证据2、（2018）晋01民终6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了：1、双方原合作协议已经依法解除。2、法院判决书认定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在合同解除中不存在过错。3、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对原告诉请经济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证据3、图片，证明了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在双方合作期间违反约定，主要从事接待客人餐饮盈利性经营活动。证据4、停止经营性活动的函、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了：虽经省民俗馆多次制止，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仍主要从事接待客人餐饮营利性经营活动，违反了中纪委、国家文物局相关政策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是造成合同解除的重要原因。原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所证明内容有异议，我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而被告所说没有损失有悖常理，不能成立。对于证据2，该判决本身就有问题，并且被告违约就应当承担过错。对于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双方协议中就约定可以做餐饮，所以被告所述不能成立。对于证据4，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而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反诉原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进行反诉的举证：证据1、《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证明了：1、双方合作的目的是古民居展示及文化产业。2、合作期满后投资建设的地上全部建筑物所有权仍归山西会馆所有，古民居展品归属约定证明会馆又恢复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原状的法律义务。证据2、（2018）晋01民终68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了：1、双方愿合作协议已经依法解除。2、从合作协议解除之日起，山西会馆继续占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已经没有法律依据。3、山西会馆应当在合同解除之日起将涉案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将西院恢复原状。证据3、土地使用权证，证明了：1、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对西院土地拥有合法使用权。2、山西会馆应当对合作协议解除后占用西院土地赔偿省民俗馆损害，支付相应土地占用费。反诉被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判决里根本没有说明其解除合同后该怎么做，所以才引起本案的赔偿纠纷。对于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被告存在违约所以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其请求不能成立，赔偿数额不予认可。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甲方)与山西会馆（乙方）于2011年8月23日签订《合作利用山西省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书》，约定: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服务大众的原则，辟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的三晋古民居专题展示及文化产业区。甲方为乙方提供西院可利用的场地，在严格遵循文物保护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古民居、戏台、商铺等原物，同时兼顾展览、演艺、食宿、购物等使用功能的多样性。在甲方西院范围内，乙方根据双方确定的方案设计、施工、整理，费用自理，投入营业后，有关水、电、暖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对其投资建设的合作工程享有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需每年向甲方缴纳管理费12万元。乙方应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甲方不参与乙方经营管理；乙方根据经营需要有权对展览藏品收取门票费用。双方议定的合作期为30年。2012年6月11日，报送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作出(晋文物函【2012】265号)批复：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作为全省民俗民风展示窗口，古民居展示为其主要内容之一，我局原则同意，你馆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报备我局备案后组织实施。2013年4月7日，山西省文物局对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呈报的《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古民居民俗文化展示方案》作出(晋文物函【2013】184号)批复，该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原则同意，可对山西民俗在节庆、婚嫁、衣饰、饮食、家居等方面进行巡礼，陈展项目完成后，要通过消防验收后方可对外开放。太原文庙（清代）于2013年从省级重点保护单位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会馆按《合作协议》投资建起了五套古民居院落。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收取了山西会馆的管理费用93万元。《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向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该《合作协议》，2017年10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该《合作协议》。山西会馆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2018)晋01民终字第682号民事判决，认为：“应视为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判决：驳回山西会馆上诉，维持一审法院解除双方《合作协议》的判决。《合作协议》判决解除后，当事人双方协商未果，山西会馆未能将案涉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确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提供的《合作利用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协议》；（2018）晋01民终682号民事判决书；五套古民居修建前期费用票据；五套古民居修建费用票据；《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古民居展示区设计方案》等；另有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采信。本院认为，山西会馆与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于2011年8月2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诉至法院，本院已作出（2018）晋01民终682号民事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以《合作协议》“应视为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双方继续履行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予以解除。原告为证明其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迁入五所古民居投资建设产生的费用，提供了相关票据（票据未经双方确认）以证明双方《合作协议》的解除，将导致产生的损失达3000余万元。因《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对该合作工程享有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现原告要求赔偿的损失所依据的证据，都是其投资建设产生的费用，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的分担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同于开发商与建筑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是为自己所有的工程而投资建设。故该投资费用不能等同于损失，也不应直接由被告承担。鉴于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作协议》约定履行期限为三十年，现合同提前解除，当事人双方未实现合同的目的，必然造成损失。（2018）晋01民终682号民事判决也认定合同解除的原因为情势变更，按照公平原则，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履行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合同当事人双方合理分担。迁出物的折损情况应待实际发生后确定，现案涉五所古民居尚未实际迁出，损失无法确定。原告主张损失赔偿可在案涉五所古民居实际迁出，损失确定后另行主张，本案不作处理。关于反诉原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主张反诉被告将原拆建的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将西院恢复原状并赔偿反诉原告合作协议解除后因继续占用西院所造成损失1192800元的请求。由于《合作协议》已解除，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山西会馆具有对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恢复原状的义务。反诉原告关于反诉被告应将其所建的五所古民居展品迁出的主张，本院应予以支持；但主张由反诉被告承担《合作协议》解除后因继续占用西院所造成损失部分，因前次诉讼虽已生效，《合作协议》解除后当事人虽有恢复原状的义务，但当事人双方的民事责任争议并未完全解决，恢复原状尚需合理时间，反诉被告何时完成迁出并未明确，继续占用西院所造成损失部分现无法计算。故反诉原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将其所有的五所古民居展品迁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西院；驳回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山西省民俗博物馆的其他反诉请求。原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94300元，由原告山西会馆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原告山西省民俗博物馆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5535元由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庆河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温冠华 二O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聂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