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终5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法兴，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前程路**。 法定代表人江新渊，镇长。 委托代理人沈海涌，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徐向明，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章卫芝，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孙法兴因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行初1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5月28日，章卫芝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瓶窑镇政府）就座落于瓶窑镇15组水河桥33号的房屋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孙法兴认为该协议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瓶窑镇政府因建设瓶窑镇崇化安置房项目，需要在杭州市余杭区××镇××村××组进行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孙法兴（户）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镇××组××号的房屋被列入此次拆迁范围。该户常住在册人口共计4人：户主孙法兴、妻子章卫芝、母亲孙金梅、女儿孙诗雨。2018年5月28日，在经评估且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章卫芝代表该户与瓶窑镇政府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对孙法兴（户）的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乙方常住户口人数和被拆（搬）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经现场调查核实，乙方房屋座落于瓶窑镇15组水河桥33号，拆（搬）迁房屋总建筑面积540.03平方米。常住在册户籍人口4人。第二条、乙方被拆（搬）迁房屋及装修的补偿费……本条共计补偿费1290392元。第三条、拆（搬）迁过渡和搬家费。……本条共计补偿费102900元。第四条、拆（搬）迁安置相关奖励及补助……以上各项奖励及补助累计435500元。第五条（略）。第六条、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甲方以统一建造的多（高）层公寓安置乙方，安置地点在瓶窑镇崇化村水河桥区块。经初步审核乙方现安置人口4人，以优惠价多（高）层1200元／平方米购买的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需支付购房款240000元。根据区委办［2008］62号、余政办［2017］38号文件等有关优惠政策，乙方按时签约并腾空房屋的，可按优惠价多（高）层1200元／平方米增购40平方米，需支付购房款48000元；可按成本价多（高）层2500元／平方米增购80平方米，需支付购房款200000元。……以上合计乙方安置总建筑面积320平方米，乙方需支付总购房款488000元。上述购房款从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中扣除……。第七条、补偿款和购房款的支付方式。乙方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搬家费、过渡费、奖励费及其他各类补助等，补偿金额合计1828792元。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腾空交房后15天内，甲方即将以上款项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购房款后计1340792元整，一次性结算付清。第八条、其他事项（略）。第九条（略）。第十条、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在协议书的落款处，瓶窑镇政府、受委托动迁单位加盖公章，章卫芝签字捺印。孙法兴认为案涉拆迁协议必须由孙法兴本人签字，安置面积与原有房屋面积相差太大以及要求产权调换为由主张被诉协议书无效，故诉至法院。另查明，孙法兴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一份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户主孙法兴全权委托妻子章卫芝签定房屋补偿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合同系拆迁双方当事人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瓶窑镇政府系拆迁人；章卫芝是被拆迁房屋所在家庭户户内成员，且经该户户主孙法兴书面委托签订房屋补偿协议。经事先评估，瓶窑镇政府与章卫芝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对补偿、安置、搬迁、过渡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该协议的签订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且根据章卫芝的户内成员身份以及持有户主书面委托书，瓶窑镇政府有理由相信章卫芝的签约行为是该户内各被拆迁人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孙法兴以案涉拆迁必须经其本人签字，安置面积与原有房屋面积相差过大，以及要求产权调换为由，主张被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孙法兴未提供证据证明被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法院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法兴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孙法兴负担。 上诉人孙法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经调查已经确认协议内容是空白的，且上诉人没有该协议，原审法院据此开出诉前登记告知书，要求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重新协商，后因被上诉人放弃而立案审理。立案之前，原审法院也多次证实上诉人主要诉求是对被上诉人仅按照人口而忽视上诉人原有合法面积的做法持有异议，未保障上诉人的原有居住条件。二、原审第三人代理一事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审第三人对委托事项不知情。三、上诉人并未持有涉案协议，而是通过法院诉讼才得知，且协议内容存在多处更改，与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内容不符。原判对此只字未提，有失公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瓶窑镇政府的答辩意见与一审一致。 原审第三人章卫芝陈述称，一、本人对上诉人委托代理一事不知情，从未收到过上诉人给的有关签订协议的委托书，更未如原判所称“手持委托书”。当时签字是因被上诉人胁迫本人，如不签字每天扣除奖励费4000元，并指示本人每页都要签字；本人后来才得知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下属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写下的委托书。二、被上诉人行政干预本人工作。三、本人没有拿到过协议，通过法院诉讼才得知协议内容，但该协议不是每页都有本人签字，说明该协议不是本人当时签署的空白协议书。后经本人核对，协议内容多处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内容不符，请求法院核查。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法兴提起本案诉讼系要求确认被上诉人瓶窑镇政府与原审第三人章卫芝签订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与被上诉人瓶窑镇政府签订涉案《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原审第三人章卫芝是被补偿安置房屋的户内常住家庭成员，亦是上诉人孙法兴的配偶，上诉人对在案证据中由其签名捺印的内容为“户主孙法兴全权委托妻子章卫芝签定房屋补偿协议”的《委托书》之真实性亦不持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瓶窑镇政府有理由相信章卫芝的签约行为是该户内成员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上诉人孙法兴及原审第三人章卫芝认为涉案《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确定的安置面积少于其原房合法面积以及协议中关于扣除按时签约搬迁奖励费的约定不合理等诉讼理由，不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针对其就协议约定内容之合法性、合理性提出的上述异议事项，原审法院已向其进行释明并告知了法定救济途径，但上诉人孙法兴坚持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法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洵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郑 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