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11民初2551号 原告:刘玉泉，男，195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张汝光，男，195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被告：杨银安，女，195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漆诣，湖北筑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刘玉泉与被告张汝光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2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根据张汝光申请，追加杨银安为本案被告，于2019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驰，被告张汝光、杨银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漆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玉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确认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为原、被告共有；2、依法分割原登记在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61537.5元（246150元，按照1：3分割）以及分配原告一套60平方米的房屋；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5月4日，原告刘玉泉与被告张汝光签订建房合同书，原告与被告张汝光双方共同建造坐落于洪山区石牌岭116号登记在被告张汝光名下的房屋。现该房屋涉及拆迁补偿事宜，被告张汝光侵占原告相应拆迁补偿份额，原告与被告张汝光多次协商确认双方对房屋的共有关系，以及按照共有份额分配拆迁补偿，被告张汝光明确表示拒绝。为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张汝光辩称，1、建房合同无效，原告刘玉泉与被告张汝光非法处置被告杨银安房产，损害了被告杨银安的利益，属于合同法第52条的无效行为；2、还建房为三套，分别为60平方米、60平方米、80平方米，以及补偿金246150元，该补偿仅为按原两层房屋进行的补偿，不是按照非法建造的四层进行的补偿，原告与被告张汝光非法建造的房屋并没有被政府认可；3、原告与被告张汝光投入建房的钱共同建造了非法建筑，已经被政府强行拆除，政府没有对非法建筑进行安置和补偿，原告与被告张汝光应当对其非法建筑的投入，承担过错责任，原告索要投入到违章建筑中的钱，于法无据。综上，原告主张的共有权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标的物事实上为被告张汝光与其前妻杨银安享有的原来的两层房屋的安置和补偿费用，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 被告杨银安辩称，张汝光与杨银安于1999年离婚，调解书中对原两层房屋分割使用是有规定的，第一层为杨银安所有，第二层为张汝光所有。原告刘玉泉与被告张汝光两人非法拆除了杨银安的房屋，杨银安要求刘玉泉和张汝光赔偿其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张汝光、杨银安于1977年结婚，1995年在洪山区××房屋××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武房地籍洪房私字第××号，证载占地面积83.55平方米总面积，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号：洪**，证载建筑面积128.11平方米。1999年9月6日，张汝光、杨银安协议离婚，民事调解书载明“坐落于洪山区××私房××楼使用权及所有权属杨银安，二楼使用权及所有权属张汝光”。 2006年2月，原告刘玉泉与被告张汝光约定合作建房，由原告以现金作为出资，被告张汝光以洪山区××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雇请案外人岳汉林（又名岳翰林），采取包工包料的形式，将洪山区××号原有房屋拆除，并新建四层楼房。2006年5月4日，原告刘玉泉与被告张汝光签订《建房合同书》一份，约定：一、刘玉泉与张汝光在原有张汝光旧房一层半的基础上拆除，新建四层；二、共用张汝光《土地证》、《房产证》，四层楼为刘玉泉永久使用权，一、二、三层为张汝光使用权；三、张汝光一、二、三层楼，以后市场价出卖，应卖给刘玉泉，无第三者介入，刘玉泉四楼以后市场价出卖，应卖给张汝光，无第三者介入；四、建筑面积，张汝光258平方米，刘玉泉86平方米，合计面积344平方米，按2006年私房造价每平方米380元，不含装修；五、刘玉泉投入资金7万元，做张汝光一、二、三层，四层刘玉泉自己承建投入资金45000元，刘玉泉总共投入资金115000元，包工包料给云梦县工程队岳汉林承建，交房使用；六、房屋以后不论国家集体用地拆除房屋一、二、三、四层，面积平均价计算到各自手中的价格；七、两户共用一个楼梯间；八、建房时间2006年2月22日开工至2006年7月30日完工；九、以上条款两户有合法的经济手续，建的新房有法律效力……。该四层楼房建成后，原告支付了全部建房款，并搬至四楼居住，被告张汝光居住该房屋一至三层，该房屋修建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被告杨银安知晓原告与张汝光合作建房的事宜。 2012年7月31日，被告张汝光（合同乙方）与武汉市洪山区洪山街洪山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甲方）签订《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房屋还建协议书》各一份，《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拆除乙方主房建筑面积352.66㎡，安置乙方还建房屋面积200㎡；乙方剩余房屋面积152.66㎡，甲方补偿228990元（152.66㎡×1500元/㎡）；甲方按乙方被拆除有证房屋面积每月每平方米6元补偿30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先期支付18个月过渡费，金额为12960元（6元×120㎡×18个月）；搬家费1200元；奖金3000元，拆迁补偿安置费用总计246150元。《房屋还建协议书》约定：甲方还建乙方总面积为200㎡，其中还建户型定为60㎡的二套、80㎡的一套，交房时，实测面积大于协议约定的还建面积，由乙方按3000元/㎡补给甲方，实测面积小于协议约定的还建面积，由甲方按3000元/㎡补给乙方。被告杨银安参与了房屋拆迁还建的协商事宜。后张汝光根据《房屋还建协议书》取得了位于鸿城家园4栋704室，面积为60㎡的房屋一套；4栋2301室，面积为80㎡的房屋一套；8栋2001室,面积为60㎡的房屋一套。并领取了拆迁补偿安置费用246150元。 本案争议焦点：一、《建房合同书》是否有效；二、拆迁权益应如何分配。 本院认为，一、刘玉泉与张汝光签订的《建房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伙新建住房，应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并在建成后办理登记手续。刘玉泉与张汝光未办理上述手续，该合同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刘玉泉与张汝光也按合同约定比例对新建房屋进行了分配，该合同效力对刘玉泉与张汝光具有约束力。原面积为128.1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载明的所有权人为张汝光，并未载有杨银安的名字，原告并不知杨银安为共有人，更不知晓张汝光与杨银安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该房屋的分割情况，故原告不可能要求杨银安在《建房合同书》上签字。根据《建房合同书》，张汝光名下分得的新建房屋面积得到了大幅增加，杨银安亦从中获益，故并不存在损害杨银安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本院对张汝光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张汝光虽无权处分杨银安名下份额的房产，但杨银安知晓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伙建房的事宜，并未有反对的意思表示，也未对《建房合同书》提起撤销之诉，且还参与了后来的房屋拆迁还建事宜，杨银安的行为表明其对刘玉泉与张汝光合伙建房的认可，故《建房合同书》同样对杨银安具有约束力。 二、刘玉泉与张汝光新建房屋虽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无法进行物权的设立登记，但因该新建房屋已由征收部门进行了征收，并作出了补偿决定。根据《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征收部门并未认定新建房屋为非法建筑，而是按照拆迁政策及新建房建筑面积352.66㎡的实际情况而给出“还建200平方米房屋及补偿安置费用246150元”的补偿安置方案，故对于被告张汝光提出拆迁补偿仅是对原两层128.11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补偿，不是按照非法建造的四层进行的补偿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原、被告在合伙新建房屋中的权益已转化为拆迁补偿权益，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原登记于张汝光名下洪山区××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为原、被告共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原、被告在该新建房中所占有份额1:3的比例，拆迁还建房200平方米，原告应享有50平方米（200㎡÷4）；补偿安置费用246150元，原告应享有61537.50元（246150元÷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登记在被告张汝光名下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石牌岭116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为原告刘玉泉及被告张汝光、杨银安共有； 二、原告刘玉泉享有上述房屋所获得的补偿安置费用61537.5元，并享有上述房屋所获得还建房中50平方米的份额； 三、驳回原告刘玉泉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张汝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伟 人民陪审员  熊英 人民陪审员  陈骏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婵 书记员吴佳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