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溧刑二初字第162号 公诉机关溧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史某甲（曾用名，史永建），溧阳市农林局原农机科科长兼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因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于2013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4月23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3年9月1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史俊，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溧检诉刑诉［2013］4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史某甲犯受贿罪、贪污罪，于2013年9月16日以简易程序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溧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史夕松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史某甲及辩护人史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2月10日建议延期审理，次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2014年1月7日，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恢复审理，2014年1月10日，本院决定恢复审理。2014年7月4日，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2014年7月7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2014年8月4日，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恢复审理，次日，本院决定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江苏东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洋公司）总经理助理史某乙为感谢被告人史某甲在推广其公司生产的插秧机过程中给予的关照与支持，并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关照与支持，于2008年底的一天，在溧阳市云海宾馆，贿送给被告人史某甲人民币20000元。 被告人史某甲在调查期间，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 二、贪污。 2004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人史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时任溧阳市农林局副局长兼溧阳市农机局局长黄幸福等人私自商议后，违反财经纪律，将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下拨到溧阳市农机推广站（以下简称农机站）的东洋手扶式插秧机推广服务费，以及从销售企业取得的划归农机站所有的农机销售利润分成，不纳入溧阳市农林局单位账户统一管理并结算入账，而是对上述公款私自截留后，通过个人和经销单位进行保管，并于2004年至2008年每年年底，先后5次与黄幸福等人从上述公款中进行私分，共私分人民币114000元，其中被告人史某甲个人分得人民币24000元。 被告人史某甲在调查期间，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为指控上述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史某甲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应当以受贿罪和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系共同犯罪。同时认为，被告人史某甲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史某甲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建议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二年以下；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七年以下，可并处没收财产。 被告人史某甲辩称，自己没有收受史某乙的20000元，当时所分的80000元，是自己借来的，该款至今没有落实，不能认定为受贿款；自己于2004年至2008年期间五次分到24000元，是省农业推广站拨下来的维修人员的费用，是厂家提供的，根据文件，是下乡补贴，标准是40元／天，这24000元是自己应得的，与市农机公司的销售分成没有关系。 辩护人史俊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贪污不成立。 1、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犯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也就是俗称的公款。而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罪的对象却不是公共财物。首先，推广服务费不是公款。推广服务费是东洋公司为自身的手扶式插秧机推广服务主要是售后服务，给服务部门使用的费用，所有权仍属东洋公司，该费用并不是被告所在单位的合法收入。该费用的使用范围和标准都是通过省推广站确定的。因而，该费用从根本上就排除系被告单位公款的性质。起诉书称是推广站下拨的费用是错误的，下拨费用，应该是国有资金，而推广站“下拨”的资金，是东洋公司通过省推广站转汇的费用。其次，市农机公司“返还”的5%费用不是公款。对于市农机公司获得政府销售补贴后，该补贴就转为市农机公司的收入，其所有权已转移。被告所在单位与市农机公司协商，将其中的一部分给市推广站用于市农机公司销售手扶式插秧机的售后服务费用，也不是被告所在单位的收入，使用方法也是用费用报销的方式处理的。所以，该费用也不是公款的性质。起诉书混淆了资金的性质，将二企业拿出的为其生产、销售的机械服务费用以上级“下拨”“利润分成”给市推广站的合法收入来确定公款性质是不正确的。市推广站的收入来源均有规定，以上的费用均不是推广站的合法收入，何来的公款。市推广站是经手该费用，而不是收取该费用。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当时生产企业、销售企业有那么一支农机维修服务队伍，就不会由市推广站经手该服务费用。正由于当时没有这样一支队伍或企业服务人员，就将各市推广站作为管理使用该费用的对象。所以，根本不能作为推广站的公款来认定。 2、被告人取得补贴系合理取得，不存在贪污。被告人虽系国家工作人员，但从事维修工作，并不是其本职工作。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作为维修技术人员较少，包括生产企业、销售企业都没足够的力量来充当特别是售后维修服务的任务。为此，作为东洋插秧机厂的股东省推广站，就决定在内部选择人员进行培训，持证上岗，从事售后维修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各市农机科、推广站工作人员，纷纷接受培训，取得修理工资格，投入到农机维修的服务中去，保证着农机的正常使用。他们不求报酬，不计劳累在农机使用季节为农机的售后服务而工作着。他们在每年取得的一点补贴，与其付出本不相适应。他们包括被告人在内，其从事的维修工作完全是为具体企业服务的，已超出了其本职工作的范畴。被告人取得的补贴也是有依据。在2004年至2008年，省推广站每年均制订细则，规定服务费用的使用范围和标准，每年均把被告人等人作为维修服务人员列表明示。根据2004年至2008年省推广站制订的《江苏省插秧机推广服务纲要》，服务费是由企业提供的，必须用到每个环节上，确保将服务费用在包括服务技术人员的通讯及误餐补贴等，特别强调服务人员的误餐补贴、通讯补偿是必要开支。新旧机的维修是根据厂家的授权进行。根据《纲要》可以看出，服务费是厂家也就是东洋公司提供的服务费用，是为其销售的农机服务的，维修方式也是厂家授权的，服务费中有部分是对服务人员支付误餐补贴、通讯补贴的必要开支，包括被告人在内，都是确定的为厂家提供服务的服务人员。由此可以说，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其他服务人员，均可以取得误餐补贴、通讯补贴。而该补贴的实施也请示过原市农机局局长黄幸福，当时也认为可以发放的。从公诉人举证的证据可以看出，省推广站的属于该类服务人员也同样享受过这方面的补贴。既然有《纲要》规定，被告人也确系确定的服务人员，也确履行了服务人员的义务，取得补贴何罪之有！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等人私分市农机公司返利中的事实也不能认定。从2006年新丰公司成立后，政府就没有10%的补贴，所以，从2006年到2008年取得的钱款，即起诉书指控贪污的部分，肯定没有起诉书认定的利润分成部分。2004年至2005年各取得的3000元，也没有证据证明系该部分的钱款，即使有，也是企业同意支付的被告人为其服务所开支的费用。至于被告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问题，并不影响取得该收入的合法性，至少是合理的，但绝不是犯罪行为。起诉书及审讯过程中，多是以因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正常的工资，服务是份内的事为前提，但被告人的本职工作在维修方面是维修管理，而不是维修工，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告人虽系国家工作人员，但从事了不是本职工作的事，从事了为具体某企业服务的事，从事了应有企业维修工干的事，由此取得了企业提供的服务补贴。这怎能与犯罪划等号呢？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不能成立。 受贿与行贿是两方面的，有受贿必然有行贿，如果没有行贿行为即不可能有受贿行为，即使有行贿的意思表示，但没有实际的行贿行为，同样也不能有受贿的成立。从本案的证据材料中反映，当时的东洋公司确有行贿的意思表示，但最终未有实际的行贿行为。当时的东洋公司在有行贿意思表示后，并没有拿出行贿款，直至案发也没拿出，这怎能有受贿呢？不知起诉书是有意回避行贿主体还是什么，把行贿主体说成是个人史某乙，这本身是不正确的，行贿主体应该是东洋公司。如果说行贿人系史某乙个人，他也没有拿出过行贿款。是东洋公司行贿，东洋公司至今也未拿出过行贿款。辩护人也注意到，该行贿款是不是通过东洋公司与新丰公司往来中抵销来实现的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向新丰公司借款，并不是史某乙代表东洋公司所借，东洋公司一直也没有抵销过该款，到现在，东洋公司仍挂有新丰公司欠款十二万多元。辩护人还注意到，侦查机关向证人史某乙、陈某调查时也明确，东洋公司未兑现10万元“奖金”，但也没有向新丰公司催要过货款，新丰公司的欠款事实是也不会要了。这里存在二个问题，史某乙、陈某在担任东洋公司领导期间，为什么不办理抵销手续。现在离任后如此表态是否产生抵销的事实。史某乙、陈某在任期间一直未拿出十万元钱，也一直没有与新丰公司抵销往来，可以判断，东洋公司实际并不想履行支付“奖金”的承诺，现在表态事实上不要了，能不能代表现在的债权人东洋公司，不能。首先，借款并不是发生在东洋公司与新丰公司之间，相互抵销的基础不存在，其次，如果抵销，应该在当时或不久办理抵销手续，双方销账，而不是在案发后，侦查机关调查时才有此表示，第三，东洋公司将对新丰公司的债权，在省推广站退股后仍未处理，说明没有抵销的意思与事实，就在前不久，东洋公司也来确认了债权，要求支付。总之，行贿意思表示人东洋公司既没有拿出过十万元现金，也没有与新丰公司协商抵销，在公司股权变更时，仍未进行处理，东洋公司现又主张权利。这怎么说行贿事实成立呢？而且，认定受贿是否成立，应根据案发前已发生的事实来定，而不能成就受贿事实的成立，也就是说促成现在抵销事实的成立而认定被告人有罪。事实上，被告人也没有拿到起诉书所指控的二万元钱款。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在2004年至2008年与黄幸福等人私分的24000元公款，是被告人为企业服务根据有关规定而取得的补贴，是合理的收入，不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款的行为，因而不构成贪污犯罪；由于行贿人至今未有行贿事实，受贿也不成立。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二项罪名均不能成立。希望法庭采纳辩护人意见，宣告被告人无罪。 经审理查明， 一、涉嫌贪污部分。 2001年省农机局下属的事业单位省农机推广站合资在建湖开办东洋公司，后开始向全省全面推广建湖的东洋插秧机，溧阳由王某的市农机公司负责销售，开始是平价销售，每台156**元，农民只要支付5000多元，其余是政府补助。2003年王某提出销售数量大，费用大，公司没有利润，要求提价销售。后经黄幸福同意提价10%，即每销售一台东洋插秧机，从农林局发展基金中多拿出1560元。被告人史某甲提出农机站开支大，要求从提价的10%中分得部分，后经黄幸福及被告人史某甲等人与王某商量，提价的10%中，由农机站得5%，2004年至2006年，农机站分得“销售利润分成”30多万元（王某证言）。2007年起，东洋插秧机由新成立的新丰农机公司（被告人史某甲外甥李某于2006年底成立）销售，不再有10%提价，享受2.5%的补贴。 另外，东洋公司对于每销售一台东洋插秧机，拿出800元，其中省推广站拿150元，常州推广站拿150元，溧阳农机推广站拿500元，该款的使用省推广站有文件规定，专门用于东洋插秧机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该费用于每年年底根据销售数据上报，由东洋公司支付到省推广站，再下拨到县市推广站，省推广站是根据县市推广站上报的账号转账付款。2004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人史某甲与时任溧阳市农林局副局长兼溧阳市农机局局长的黄幸福等人私自商议后，违反财经纪律，将经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按销售数分配到溧阳市农机推广站的东洋手扶式插秧机推广服务费，以及从销售企业取得的划归溧阳市农机推广站所有的农机销售利润分成，不纳入溧阳市农林局单位账户统一管理并结算入账，而是对上述款项私自通过个人和经销单位进行保管。其中，2004年销售80台，实际下拨推广费为37269元，于2004年12月由被告人史某甲领取现金支票后由其个人保管；2005年销售132台，实际下拨推广费为70315元，于2006年1月16日打入农机公司账户后，由被告人史某甲于1月19日取出保管；2006年销售386台，实际下拨推广费为211917元，打入新丰公司账户后，由宋某于2007年1月5日取出存入其个人账户；2007年销售544台，实际下拨推广费为310374元，打入新丰公司账户后，由宋某于2008年1月24日取出存入其个人账户；2007年销售725台，实际下拨推广费为462286元，打入新丰公司账户后，由宋某于2009年1月19日取出存入其个人账户。另外，2004年提价销售返还利润分成金额为62400元；2005年提价销售返还利润分成金额为102960元；2006年提价销售返还利润分成金额为301080元（检察院根据销售数量计算，但无账目可查）。2004年至2008年每年年底，被告人史某甲先后5次与黄幸福等人从上述款项中进行私分，共私分人民币114000元，其中被告人史某甲个人分得人民币24000元。但对于私分的114000元中有多少属于推广服务费或者“销售利润分成”，被告人史某甲未提供账目，检察机关也未能收集到账本资料。 另查明，1、被告人史某甲于2004年办理了农机维修证。2、市农机公司于2007年1月停业时，将账上结余的5%“销售利润分成”101250元以“三包服务费”的形式转入新丰公司，被告人史某甲也将自己保管的35790元转入新丰公司。被告人史某甲当庭提供收据和收条七张，称该款被其支付了相关费用。3、2009年新丰公司停业，将账上管理的推广服务费30多万元以协议形式转给了新奥公司。 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史某甲在调查期间，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但庭审中被告人史某甲认为自己所分得的24000元是应得补助。 二、受贿。 2008年底，被告人史某甲以溧阳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为东洋公司销售业绩好为由，向东洋公司总经理助理史某乙提出要“奖金”，史某乙为感谢溧阳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的被告人史某甲等人在推广其公司生产的插秧机过程中给予的关照与支持，并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关照与支持，经向公司汇报同意奖励100000元。2008年底的一天，史某乙打电话给被告人史某甲，称自己到溧阳来了，但没有带钱，要被告人史某甲到新丰农机公司拿100000元。因当时新丰农机公司欠东洋公司十多万元货款没有支付，且被告人史某甲的妻子在新丰农机公司做会计，被告人史某甲就联系取款。后被告人史某甲拿来80000元到溧阳市云海宾馆，当时被告人史某甲和溧阳农机局局长黄幸福以及史某乙在场，黄幸福和史某甲商量了100000元分配方案，其中，黄幸福分30000元，史某甲分20000元，荆某和范某各分20000元，考虑史某乙为“奖金”出了力，另10000元送给史某乙。次日，被告人史某甲送20000元给范某时，范某提出自己购房急需资金，被告人史某甲就将准备付给荆某的20000元和自己身上10000元借给了范某，后一直也没有告诉荆某有20000元“奖金”这回事。2009年纪委在调查被告人史某甲时，被告人史某甲也没有将该款退出。另从东洋公司的账面反映，还没有将被告人史某甲从新丰农机公司的支款扣除，据新丰农机公司李某称公司至今还有12万元货款没有支付东洋公司，但他不会再支付该款。新丰农机公司未能提供财务资料。 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史某甲在调查期间，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但庭审中被告人史某甲拒绝承认自己分到钱。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和辩护人举证，并经当庭质证、后予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史某甲的庭前供述证实： 2004年到2008年期间，我们农机科和农机推广站私设“小金库”，并先后五次和黄幸福、荆某等人从中私分公款，大家都是按照一样的金额分的，这5年下来我自己共拿到24000元钱；2008年的时候还收受建湖东洋插秧机所谓的“奖金”10万元钱，也是我和黄幸福等人分的，我当时是分到20000元钱，后来实际上只有拿到20000元钱。 2001年的时候，省农机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我们农机推广站的上级行业管理部门省农机推广站开始向全省全面推广建湖的东洋插秧机，要求省内市县农机推广站必须做好相关推广、服务工作。当时每年省农机推广站也向市县农机推广站下拨服务推广费，专门用于插秧机的推广服务各环节，专款专用，具体包括推广、服务、修理等。后来到2009年，省站不再下拨推广服务费的。 每年省农机推广站下拨到我市农机推广站的推广服务费都是按照当年度销售东洋插秧机的台数而定的，销售每台都是500元推广服务费。因为销售每台东洋插秧机的总推广服务费是800元，其中省（农机推广）站是分150元、市（农机推广）站是分150元，剩余的500元直接下拨给县农机推广站。 每年年底由省农机推广站通知各县市推广站结算当年度的推广服务费，由县市推广站的主要负责人将当年度所在市县销售的东洋插秧机数量、销售名单等资料统一交到省农机推广站，由省农机推广站进行核对后，于当年年底将各市县东洋插秧机的推广服务费进行下拨。 按照规定，省站是省内各市县农机推广站的行业管理部门，省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作为专项资金，应当到我们市农机推广站所在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农林局基本账户上，由局财务统一管理、使用、结算。 我们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来操作，而是将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先后放在私人企业市农机公司和溧阳市新丰农机有限公司（简称市新丰公司）保管的，也和这两家公司讲好，省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他们公司不能使用，只能是我们农机科使用。 对于省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我都向分管领导黄幸福汇报的，问问他服务推广费如何管理，是汇到（市农林）局里账上还是放到市农机公司账上。黄幸福讲先把钱打到市农机公司账上，汇到局里账上今后使用起来不方便。这样我就和市农机公司的老总王某协商的，之后把市农机总公司的银行账户上报到省农机推广站的。到后来向省站上报市新丰公司的账户之前，我也向黄幸福汇报的，问他是把服务推广费汇到局里还是如何操作，他讲原来服务推广费就没有到局账户上，而且前几年的也开支了不少，要是现在再放回局里，讲不清楚，这样他拍板决定放到市新丰公司的。 2004年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是我自己到省站去领取的，当时省站开给我一张3万多元钱的现金支票，我带回溧阳取现后存到我个人的农行银行卡上保管的。后来我个人没有再直接拿到推广服务费，都是先通过银行汇款到市农机公司和市新丰公司账上的。 我把市农机公司的账户上报给省农机推广站后，后来省站把下拨的推广服务费直接汇款到市农机公司的账户上。包括之后市新丰公司那边，也都是同样的模式操作的，我个人不再直接去拿现金支票之类的。 我们这样做是错佬，省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作为专项资金，结算后要及时汇到市农林局的单位账户上，交由财务统一管理、使用、结算等，当时相关文件、会议精神等也明确要求对于推广服务费严禁私自截留和使用。但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就是把省站下拨的服务推广费被我们私自截留下来，脱离了市农林局的监管，成为了我们农机科和农机推广站的“小金库”。 虽然讲从2001年全省开始推广东洋插秧机，但是头年把在我市销售的前年把台数不多，到2003年的销售数量才多起来的，当时市农机公司的老总王某就以销售台数增多、相应的费用也多起来的名义，多次向我和荆某提出来讲，销售的相关费用太高，能不能提高些价格进行销售。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协商成功，直到黄幸福参与进行，由他拍板决定，让市农机公司在厂家价钱上提价10%进行销售的。 当时东洋插秧机每台插秧机的厂家价钱为15600元，提价10%算下来是1560元，那么王某市农机公司的销售价格就是15600元基础上再加1560元，算下来就是17160元。其中用户购买插秧机的价钱是规定死的，只需要拿出8300元进行购买就行，剩余的钞票都是由财政资金补足，事实上这提价10%也都是从财政每年拨付给我们农林局的农机发展基金中拿出来的。 黄幸福拍板决定提价10%后，因为我们农机科扎口负责插秧机的推广、服务工作，相关的业务接待、开支等各项费用也比较多，市农林局里也不会有那么钱给我们科室开支，我就和荆某提出来要和王某商量下，看看能不能让王某从提价10%中（即1560元）拿点钞票出来给我们农机科开支开支。荆某讲同意的，并让我去找王某商量。因为这个事情我个人也不能做主，这样我就向分管领导黄幸福汇报我的想法（让王某从提价10%中拿点钞票出来给我们科），黄幸福同意的，并让我去操作的。 我自己多次去找王某谈过，荆某也曾陪我去谈过，让他从提价10%中拿出部分钞票给我们农机科、用于今后开支，但没有谈拢。后来黄幸福带着我们一起去找王某协商的，并最终由黄幸福拍板决定下来，提价10%即1560元中王某的公司和我们农机科各5%，算下来每台插秧机销售后双方各得800元左右。 这笔钞票是我们科室的收入，也就要按照规定纳入市农林局的账户，进行统一管理、使用、结算等。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私自截留下来作为科室的“小金库”，同样放在市农机公司保管的。 一部分是用于工作上的正常开支，比如插秧机维修中用于租车费用、厂方维修技术人员的住宿等费用，还包括镇推广站服务人员的通讯费等；一部分是用于农机科平时的费用开支，这些费用是不能在市农林局财务报销的，有些是直接用收据、发票等抵的开支，有些是拿现金开支，不和市农机总公司办手续；还有的，就是到年底和王某公司结算，有结余就把钱拿出来，到时主要是用于年终香烟、茶叶等费用和年底我们科室私分，最后有结余现金数额大的话我就放在农行卡里，数额小的话我就放在身上，我印象中这部分钞票在年底开支以后结余的不多。 刚开始私设“小金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私分钞票，只是想今后科室里开支能够方便些，不要老是从市农林局财务上走，而且有的费用也不好报销。2003年当年，“小金库”中的钞票也用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结余，所以我们也没有私分。到2004年因为销售东洋插秧机的台数多了，“小金库”中的钞票也就多了，到年底除去开支后还有结余的，而且这部分钞票也没有其他人知道，也不会被查到，这样自己就有了些贪欲，认为还有些钞票，就想从中分点。到年底，我就对黄幸福提出来讲我们大家一年下来辛苦的，能不能从推广服务费中拿点钱，补贴补贴。黄幸福听我讲后，讲好的，并让我拿个方案出来。后来我算算，就按照每人3000元，“小金库”还能剩余一部分的。后来就把这个方案向黄幸福汇报的，他同意后我才发放的。 每年把钱分给他们的时候，也会对他们讲这是推广服务费中的钞票。有时是我给范某他们，有时是我给荆某、再由荆某给范某他们，而且也会嘱咐他们不要对外多说，毕竟这钱是从“小金库”中开支的。 我们每年私分“小金库”中的钞票都只是造个单子，上面就只有名字和金额而已，没有具体的其他事项。后来到2009年纪委调查我开公司的事情后，我让我妻子从账本中抽出来的单子，就是我们每年年底私分公款的单子，后来用虚开的茶叶发票冲抵的。 我们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农机推广、服务等工作是我们农机科和农机推广站的本职工作，不能私自决定从公款中私分钞票。而且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要享受什么补贴，都是要严格按照程序，上报局主要领导，经局务会研究同意后，才能按照规定从局财务领钱，而且也要签字确认的。我们当时以补贴的名义从推广服务费中私分钞票，只是借个名头，自己认为好享受服务推广费中的补贴，给自己一个安慰，好分钱而已。 我们从“小金库”中开支租车、通讯等费用都具体列表、签字的。包括后来到2006年左右，我和范某等人自己的车子，有时也送服务技术人员下乡，之后也登记造表，并且签字，按照原先租车的标准，拿些租车费用一般都是农忙结束后拿到钱的。 2004年底开始，我和黄幸福等人另外从“小金库”中私分了钞票，只是口头上自己讲讲是什么所谓的“补贴”，根本没有列出什么名目，就是写个名字、写个金额。所以后来2009年市纪委找我调查后，我们商量好冲账、把账做好，也就是要把年底我们私分的钞票掩盖好、处理好。 2006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王某准备不再经营市农机公司，后来相关的业务包括东洋插秧机销售就转到市新丰公司的，当时我们农机科还有一部分“小金库”钞票（包括推广服务费和提价5%）在王某的市农机公司保管着的，这样我就向黄幸福汇报“小金库”怎样处理。黄幸福让我把我保管的“小金库”的钞票全部都转到市新丰公司，当时“小金库”中的钞票加起来也有十几万元钱的，大部分在市农机公司，还有小部分在我农行卡中。后来市农机公司和新丰公司签订委托协议，我们也和市新丰公司的老总李某讲好，他公司对于转过来的钞票代为保管、不得动用，这些钱还是我们农机科使用。 还有的就是2006年到2008年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年底的时候我把市新丰农机公司的银行账号上报到省农机推广站，由省站先通过银行汇款到市新丰农机公司账上的，后来都全额纳入我们科室的“小金库”中。 “小金库”钞票都是由我妻子宋某具体保管，放在她个人的江南银行存折中的，由她单独做账，和新丰公司的账是分开的。我们科室的“小金库”，只是换了个地方保管而已，我们要用“小金库”的钞票也只要拿发票或者开个单子就好去我妻子那拿钞票，一般是我和黄幸福商量好以后叫我妻子把钱取出来，我再把钱拿过来用。 主要用于东洋插秧机推广、服务、修理等费用开支，我们科室开支的不能在市农林局报销的费用和我们几个人私分钞票等。到2009年市纪委调查我之后，后来把“小金库”转给荆某负责的，当时还剩余30多万钱的。 一开始账都由我妻子宋某保管的，后来市新丰公司关闭、又换了新的公司，这些账也被销毁掉了。 2009年7月份左右，当时市纪委调查我有没有开办或入股市新丰农机公司。后来没有查到什么事情，但市纪委这次调查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我自己思想里也一直在考虑，因为我们几个人从“小金库”中私分钞票的事情一直是我的心病。所以我从市纪委出来后，就和荆某提出来讲想把原先自己分到的2万多钱都退出来、交掉，他也同意的。但后来我和荆某一同找黄幸福商量时，讲把私分的钞票退出来，连同“小金库”里剩余的钞票也一并上交到局里。黄幸福不同意，他讲这样做就是不打自招，最后他定下来大家私分到的钞票就不要退出来了，剩余“小金库”里的钞票也不要上交局里，并且叫我们去空开点发票冲到账里，把账做做好。 我和黄幸福、荆某碰头后，我让荆某去和我妻子商量下，怎么把账做好，我也叫我妻子开些发票、收据等放进去冲账。另外荆某也让黄幸福的儿子黄鹏到他家的烟酒店里去开一张茶叶或者烟酒的收据，后来荆某把这张收据给了我，我带回家给我妻子去冲我们以前私分钞票的情况。这阶段我和我妻子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妻子也说到荆某开来的收据错佬，不好入账，后来她自己又重新去黄幸福家的烟酒店里去开的。 我们三个人商议后，我也照应过范某和钟某乙，让他们不要对外讲，要是以后问到了就讲没拿，私分的钞票也不要退出来。 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我、黄幸福和省农机推广站驻东洋插秧机厂的销售副总史某乙在一起吃饭时，我对他讲今年溧阳销售了800多台的，销量在全省排名第一，在全国应该也是第一，我和黄局、荆某几个人吃了不少苦的，东洋插秧机厂是不是可以搞点激励政策、奖励奖励我们几个人，并让他帮帮忙、想想办法。史某乙同意的。后来史某乙就打电话给我讲他已经和厂里的陈总讲过了，厂里讲这个奖金的事情会考虑的。 之后到了2008年9月中下旬，我和黄幸福去东洋插秧机协调相关工作，当时东洋插秧机厂的陈总、马总等人邀请我们吃饭的，陈总讲谢谢我们对他们厂里的支持和帮助，也讲到史某乙已经和他们厂里讲到奖励的事情，他们厂里会考虑的。 隔了一小段时间，有一天史某乙打电话给我讲他要到溧阳来了，等他到后就把上次东洋插秧机厂定下来的奖金先分配一下，但他现在身上没钱，让我先去看看市新丰公司账上有没有钞票，要是有的话就先从市新丰农机公司拿10万元出来分掉，到时再让东洋插秧机厂和市新丰公司之间结账。我讲好的。我同样把我和史某乙电话中交谈的情况向黄幸福汇报的，他同意的。 之后我就安排我妻子先从市新丰公司财务上拿10万元钱给我，但我妻子讲公司财务上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算算自己最起码能分到2万元钱的，所以就让我妻子给我8万元钱。后来在晚上去云海宾馆史某乙的房间内，史某乙提出来如何分配10万元奖金，我和黄幸福没有多说什么，让史某乙做做主，这样他就讲我和黄幸福每人3万元、荆某和范某每人2万元钱。我听他这么说，心想史某乙帮我们争取到这笔奖金也辛苦佬，要谢谢他的帮忙，就提出来分1万元钱给史某乙。黄幸福也同意我的讲法的，这样最终的结果是黄幸福分3万、史某乙分1万，我和范某、荆某各2万，我当时也把钱分别给黄幸福和史某乙的。 第二天我在市政府车库里把2万元钱给范某时，她问我什么钞票，我讲：你不要多问。这样她就把钱收下来的，但她接着讲家里做大事体还缺5万元钱，问我能不能再借给她3万元钱。我就把原先要给荆某的2万元钱借给她的，后来又从自己家中拿出1万元钱借给她的。 荆某的2万元钱我没有给他，而是被我自己借给范某了，多年来我也一直没有另外再给荆某2万元钱，实际上这2万元钱就是被我自己拿下来，并借给范某了。 在我从市新丰公司先预支了8万元钱并分掉之后，东洋插秧机厂一直没有把答应好的10万元钱“奖金”汇到市新丰公司，这期间我妻子也多次对我讲过东洋插秧机厂那边为何一直没有钱过来？后来我也打电话向史某乙催问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具体负责的，他答复我讲新丰公司还欠着东洋公司十几万元货款的，让新丰公司不要再支付这笔货款，就当是和10万元奖金抵消了，算下来新丰公司多少还算占点便宜的。后来我把这一情况也向我妻子讲的，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后来市新丰公司欠东洋插秧机厂的十几万元货款一直没付。等于和10万元“奖金”冲抵掉了。 东洋插秧机厂以奖金的名义送给我们10万元钱，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我们帮他们企业推广东洋插秧机，让他们2008年度在溧阳能有一个好的销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继续帮他们厂做好插秧机的推广，包括售后的维修等工作，所以才会送给我们10万元钱的。 2、同案犯黄幸福的供述证实： 2004年至2008年，我和当时农机科科长史某甲、副科长荆某、工作人员范某、钟某乙先后5次私分农机科（推广站）“小金库”的钞票。我5次一共私分到24000元。其中2004年、2005年每年私分到3000元；2006年私分到4000元；2007年私分到6000元；2008年私分到8000元。 我们农机科一直负责建湖东洋插秧机的推广、宣传和售后服务事宜的协调，几年来一共销售了1800多台。2007年的时候，我们溧阳市一共销售了500多台东洋插秧机，当时东洋插秧机厂还奖励给我们农林局一辆面包车的。2008年东洋牌插秧机在溧阳销售达到725台，史某甲讲东洋插秧机今年销售的这么好，要他们厂家兑现政策、弄点奖励，我同意的。当年下半年的一天，史某甲打电话给我，讲史某乙带着东洋插秧机厂给我们的10万元奖金到溧阳来了。这样我和史某甲就到史某乙在云海宾馆的房间里，史某甲和我讲史某乙送来10万元钱的，我记忆中他提出给我4万，他和荆某每人各2万，范某和钟某乙每人各1万。我当时提出来，我拿3万好了，给史某乙1万，他也辛苦的。这样我就收下了3万元钱。 我们农机科（推广站）的人员在东洋插秧机的宣传、推广过程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东洋插秧机在溧阳的销量很好，东洋插秧机厂为了感谢我们才给我们钱的。 2006年，我和史某甲到东洋插秧机厂去考察，在我住的宾馆里，厂里的一个男的业务经理（名字不记得了）送给我5000元现金的。2007年东洋插秧机厂还通过史某乙转送给我5000元现金，是史某乙到溧阳太白酒楼给我的。 东洋插秧机厂也是为了感谢我在产品推广、宣传过程中对他们厂给予帮助，使他们厂的插秧机有这么好的销量，另外也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我的关心、帮助，所以才会一次次送钱给我。 建湖东洋插秧机在我们江苏省全省推广时就是由王某的农机公司销售。2003年的时候，王某公司将东洋插秧机从厂家购来后每台插秧机在进价基础上抬高了10%销售，也就是老百姓自筹资金不变，提高的10%就是向市财政补贴多要10%。2004年的时候，史某甲提出来从王某农机公司拿点钞票来，我同意的，就和史某甲决定将拿来的钱放在农机科作为“小金库”，平时来人接待也方便我和农机科开支，活络一点。我和史某甲决定以后，先由史某甲和荆某去找王某商量，但没有商量下来。后我和史某甲、荆某三人去找王某商量，最后定下来了。我记忆中提价10%部分，是五五分成，我们农机科和农机公司各拿五成，当时东洋插秧机的售价是15600元一台左右，我们农机科每台拿来700-800元一台。每年年终除去在王某农机公司报销的费用开支外，由史某甲、荆某到王某农机公司将剩余的现金拿回来，把这笔钞票放在农机科作为“小金库”。我让史某甲管钞票，荆某管账的，每年钱拿来以后，开支了一部分，我也和农机科的人到年终时分掉一部分。 王某的农机公司在2006年的时候就歇业了，2004年到2006年期间，王某的农机公司一共销售了200多台东洋插秧机，这样我们实际一共从他公司里拿来10多万元。 农机推广服务费是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专项经费，要专款专用，由省农机推广站按照每销售一台东洋插秧机500元的标准下拨到各县市农机推广站。 这笔钱是由省农机推广站拨给溧阳农林局农机推广站，我们农机推广站没有独立财务，所以这笔钞票应该入我们农林局的账。 建湖东洋插秧机一直定在王某的农机公司销售，一开始溧阳销售没几台，王某公司从2002年到2003年一共也只销售了30几台，农机推广服务费也不多。当时我拍板决定把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农机推广服务费就放在王某公司。2004年到2005年一共销售了200多台，农机推广服务费一共拿到10多万元。2006年一年销售东洋插秧机有300多台，农机推广服务费一共拿到19万多元。我印象中，这些钱也是放在王某公司的。 2007年王某的农机公司注销了，我记得王某公司还余下十多万元的农机服务费，我们就要求王某将十多万元的农机服务费全部转到新丰农机公司。另外，农机科（推广站）的小金库放在那里总归不好，会出问题的。我和史某甲、荆某三人商量后决定将农机科的小金库也转到新丰公司账上，当时小金库里还有3万多元，这样两块加起来有十万多元的。 是由农机科与王某农机公司、新丰公司协调，拿出具体方案向我汇报后，经我同意决定将这十多万元钱转到新丰农机公司，由宋某保管、单独做账。 2007年、2008年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农机推广服务费也应该打到我们农林局账上，由我们农林局保管。但我们农机推广站为了使用起来方便点，不受局里监管，还是把农机推广费放在新丰公司的。2007年，新丰农机公司销售的东洋插秧机有500多台，2008年，销售的东洋插秧机有800多台，两年一共销售了1300多台。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售后服务费一共有60几万元，钱打到新丰农机公司账上，由宋某保管，两年来，宋某保管的钱一共有70多万元，都是由宋某单独做账。 2004年年底，史某甲到我办公室，他讲农机科一年到头工作也比较忙，大家也辛苦佬，科室里还有点钞票的，看看是不是可以从科室里的钞票中发点补贴。我同意的，叫他拿个方案给我。后来史某甲拿了一张具体发放钞票的单子，我、史某甲和荆某、范某每人拿3000元钱，我同意的。后来史某甲拿给我3000元钱。 到了2005年，我和史某甲、荆某、范某四个人又私分了12000元，每人3000元。2005年底，钟某乙调到农机科，2006年，我和史某甲、荆某、范某、钟某乙五个人私分了20000元，每人4000元。我分到的钱都是史某甲给我的，也是史某甲和荆某商量方案后向我汇报，经我同意后分的。 2007年，我、史某甲、荆某、范某和钟某乙又从宋某保管的钱中拿出3万元进行私分，每人6000元。2008年，我们五个人又从宋某保管的钱中拿出4万元来私分的，这次每人8000元。至于分的钱具体是怎么拿来的，当时怎么对宋某讲的，我就不清楚了。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私设“小金库”的想法就是为了农机科开支方便点，大家活络一点。农机科（推广站）确实比其他部门辛苦，而且“小金库”里钞票越来越多，大家就有私心、贪心了，就想分点钞票归自己了，但这样做肯定是不允许的，是违法的。 农机科（推广站）的人员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农机推广、农机服务等工作。技术指导、农机的售后服务、技术人员的培训等工作就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职责。 农机科（推广站）的人员不能私分农机推广服务费，局里发工资、福利给他们，他们下乡服务是工作职责，也是应该的。就是因工作辛苦要发相关补贴也要将推广服务费入单位账，再经领导审批后才能发放。 农机科（推广站）的人下乡服务、技术培训、农机维修与保养过程中，有关的租车费用、吃饭、通讯费是否可以报销，能不能报销都要按规定来，因为下乡工作而私自发补贴奖金肯定是不可以的。 其余的钱主要还是用于插秧机厂方技术人员来维修、保养插秧机的住宿、吃饭、租车等费用，毕竟插秧机的售后服务也是大事，不能耽搁。另外，还有我们农机科（推广站）来人接待等开支。 至2009年9月，我调至政协工作时，“小金库”里大概还有三、四十万元左右。 2009年市纪委调查史某甲的相关问题。过后，史某甲、荆某和我商量，想把我们原先私分到的钱都退出来，把宋某保管的钞票都上交到局里账上。当时我讲钱已经被我们用掉不少，也分掉一些，如果把钱交上去就是自己没事找事，事情会暴露，相关部门也会调查的。后来我还关照他们，让他们把账做做好，即使以后相关部门查到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还讲要统一口径。 3、证人郑某、张某、蒋某的证言，分别证实在各自担任溧阳市农林局局长、副局长或者党委书记期间，其下属单位农机科和农机推广站的财务归局里统一管理和结算，规定不能设“小金库”。 作为农机推广站的技术人员，他们下乡服务尤其是农忙季节，在为老百姓服务进行技术指导，农机的售后服务及有关技术人员的培训过程中，不可以拿补贴、发奖励、报销通讯费等费用。 因为技术指导、农机的售后服务、技术人员的培训等工作就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职责。局里发工资、福利给他们，就是叫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他们下乡服务应该的。不可以再拿补贴、奖金，局里的其他科室在农忙季节也要下乡工作，没有额外拿补贴、奖励的情况，如果要发些奖金、补贴，也要局领导研究同意后局里统一发，而且是大家发，不能因为某个科室、站所的同志要下乡，工作辛苦就单独给他们发点奖金补贴。 4、证人史某丙证言证实： 江苏省农机推广站是事业单位，具体是省农委农机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全省各市县的农机推广站归省站行业条线管理。 我省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民、推广农业机械，实现农业现代化，在2001年由省农机推广站和建湖东洋插秧机厂共同协定，根据全省东洋插秧机销售的台数，由厂家支付一定的金额到我们省农机推广站入账，我印象中是按照每台8**元的标准，而后由省农机推广站将这部分金额统一管理，作为东洋插秧机的推广服务费，按照一定的比例下拨到相关市县农机推广站。 就我上面说到的每台8**元钱，其中省站150元、市站150元，剩余的500元下拨到县站，因为县站作为最基层的推广、服务单位，具体向农户做好相关工作的。 每年东洋插秧机的销售业务结束后，到当年年底，省站会通知市县农机推广站的人员把销售东洋插秧机的有关收据报到省站，并且把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报给省站，省站经过核对后，按照各市县东洋插秧机销售的台数把推广服务费通过汇款到市县上报的银行账户。 具体是溧阳市农机推广站的负责人史某甲操作，而且银行账户也是他上报给省站的。 推广服务费作为省农机推广站下拨到市县农机推广站的专项资金，原则上要求该项资金必须纳入农机推广站所在的单位专有账户进行管理，严禁挪作他用。 5、证人钟某甲证言证实： 省农机推广站是江苏省农业机械局下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省农机推广站作为省级机构，对省内各市县农机推广站实行业务指导，因为各市县的农机推广站隶属于各市县的农机管理部门，所以由各市县的农机管理部门实行行政管理。 21世纪初，我省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推广农业机械化，在2001年由省农机局牵头，省农机推广站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久恒农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00万元，作为政府投资和第三方合伙成立了建湖东洋插秧机厂（现更名为江苏东洋机械有限公司），主要是生产东洋手扶式插秧机，并由省农机推广站统一扎口向全省进行推广，省内各市县农机推广站协助省站做好推广、服务工作。 因为2001年刚开始的时候，东洋手扶式插秧机作为新技术、新机具，其功能、效率等并不被农民所知晓、认可，所以当时省农机推广站出台了《插秧机推广服务细则》，并与东洋插秧机厂签订协议，由厂家支付费用到省农机推广站，省农机推广站将该笔资金统一入单位的基本账户，并以服务推广费的形式向省内各市县农机推广站进行下拨，专门用于东洋插秧机的推广服务各环节。服务推广费是省农机推广站向企业统一收取后作为专项资金，而后下拨到各市县农机推广站所在的单位账户。 省农机推广站对于每年单位账内的服务推广费，按照省站150元／台、市站150元／台和县站500元／台的标准进行分配并下拨。 我们省农机推广站是对各市县农机推广站进行服务推广费的下拨，也就是公家对公家，服务推广费是从我们省农机推广站的单位账户下拨，所以也必须落实到各市县农机推广站所在的单位账户。 省农机推广站作为全省农机推广部门的业务指导单位，专门出台相关细则、文件等对下拨的推广服务费规定了使用、分配等，必须专款专用，用于推广、服务等各环节，严禁私自截留和挪用。 服务推广费作为公款进行下拨，明确要求是专款专用，不可以随意使用，细则中也规定了补贴范围等标准。而且说实在话，原先农机刚推广、刚起步的时候，这类专业技术人员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当时我们省农机推广站也专门组织各市县农机推广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服务、维修等，并且将这块事务纳入各市县农机推广站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中，要求他们做好农机推广、服务、维修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至于工作人员是否享受补贴，享受什么补贴，按规定对照相关文件进行审批、确定，就是要享受补贴，也是要领导开会研究，并且登记造表并签字，而后交财务统一入账管理。 6、证人荆某的证言证实： 2004年我和黄幸福、史某甲、范某四个人贪污公款12000元，每人分到3000元公款；2005年，我们四个人贪污公款12000元，每人分到3000元钱；2006年，我和黄幸福、史某甲、范某、钟某乙五个人贪污公款20000元，每人分到4000元；2007年我们五个人贪污公款30000元，每人分到6000元；2008年我们五个人贪污公款40000元，每人分到8000元。我五年一共私分到24000元。 是我们科室里的“小金库”，是省推广站下拨的插秧机推广服务费和“销售提成”。 2001年开始，全省推广建湖东洋插秧机厂的插秧机，当时省农机推广站就规定每出售一台东洋插秧机补贴500元插秧机推广服务费，由省农机推广站下拨到省有关市县农机推广站，由市、县农机推广站纳入单位账户进行管理，专门用于东洋插秧机的推广服务各环节，具体包括推广、服务、修理等。 插秧机推广服务费是省推广站下拨给各市县推广站的专项经费，按照规定，应该入市县推广站的账，但是我们溧阳市农机推广站没有财务，所以这笔钞票应该打到我们农林局的账上。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了2007年年初农机公司停业以后，史某甲讲原先他从省里拿过来的十几万插秧机推广服务费，已经用了一部分钞票，他还把账和发票给我看的，还余到3万元多元，他讲今后插秧机售后服务以东洋插秧机厂和经销商为主，剩下来的3万多元推广服务费就转到新丰农机公司了。因为当时我也知道“小金库”问题查的比较严，要是不转，万一查到我们农机科的“小金库”后，我们从“小金库”中私分钞票的事情就要暴露出来。后来都是由省推广站把插秧机推广服务费直接打到新丰公司账上。 我想史某甲也是为了平时开支的时候方便点，如果入局里的账，我们平时使用这部分钞票就会受到局里财务的监督，不可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相关审批手续比较麻烦。 还有我们农机科放在王某的农机公司账上的“销售提成”，由王某的农机公司转账给新丰公司，大概有11万多元，当时我们农机科还组织农机总公司和新丰公司签订了协议。 东洋手扶式插秧机从全省推广开始就由王某的农机公司定点销售。一开始农机公司销售东洋手扶式插秧机是按照东洋插秧机厂的出厂价平价销售，每台156**元，农民实际支付的价格还要扣除各级财政补贴，实际只要支付5000多元，后来逐年实际支付价格有所增加，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划算的。后来省里逐步加大插秧机的推广力度，王某的农机公司销售东洋插秧机的量也逐步增加，但是同时相关费用也增加了。2003年的时候，溧阳市农机公司的老总王某和我们农机局协商，要求提高东洋手扶式插秧机的销售价格，最终由黄幸福拍板决定，东洋手扶式插秧机的销售价格在原价每台156**元的基础上提价10%，也就是每台销售价格17160元，每台提高销售价格1560元。 我们农机科和农机公司协商确定东洋手扶式插秧机提价10%销售以后，史某甲跟我讲到过，他讲农机公司每销售一台插秧机可以多挣1560元的，要不是我们农机科帮王某提高价格销售，他也不可能多挣钞票，我们科室平时开支费用也比较大，他讲要从销售利润中拿点钞票来开支开支。当时我也讲好的，叫他向黄幸福局长汇报一下，具体汇报的情况我不清楚。后来史某甲还带我到王某那商量对销售利润分成的事情，但是没有谈拢。后来黄幸福带着史某甲和我去找王某协商的，最终我们和农机公司协调下来确定，但是具体如何分成的我不大清楚。2006年下半年王某的农机公司停业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提成了，也没有向新成立的新丰农机公司收取提成。 新丰公司在2007年销售了500多台，2008年销售了800台左右，两年一共1300多台，每台仍是按照500元下拨推广服务费，加起来一共60多万钱。 原先史某甲和我、范某在同一个办公室，2004年年底的时候，史某甲给我和范某每人一个信封，他跟我们两个讲：“到年底了，你们辛苦了，大家拿点钞票过年。”我和范某打开看的，是3000元现金。2005年年底，史某甲也给我和范某每人3000元现金，也是用信封装好的，钟某乙因为当年下半年才来，所以史某甲就没有分钱给他。 2004年年底史某甲给我3000元钱的时候他没有讲是什么钱，只知道史某甲去省里开农机推广总结会议带回来的钞票。2005年年底史某甲在我们办公室里把钱给我们的时候讲的，是插秧机推广服务费，他讲省里开会允许发的。 2004年我拿到3000元，2005年我也拿到3000元。每年年终我拿到信封后，我也问范某拿到多少，范某告诉我的数字和我一样的。事后史某甲也告诉我大家拿的一样多，黄幸福2004年和2005年每年都是3000元，史某甲2004年和2005年每年也是3000元。 2005年下半年的时候史某甲就单独一个办公室，我和钟某乙、范某三个人一个办公室。从2006年开始，每年年终的时候，史某甲把我们三个人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然后把钱放在信封里，发给我们。 2006年黄幸福、史某甲、我、范某和钟某乙每人4000元钱，2007年和2008年因为销售量比较大，插秧机推广服务费也领的多，我们几个人相应的也分的多一点，2007年我们每个人分到6000元，2008年每个人分到8000元。我记得当时还有人提出来多发点，但是我讲根据规定不能多发。 从2009年开始，省农机推广站不再下拨服务推广费，而且当年市纪委也对史某甲进行有关调查，我们心里也比较担心，因为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好的、是违法违纪的，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从“小金库”中私分过钞票。 2010年我做农机科科长兼农机推广站法人代表时，保管在市新风农机公司的农机科“小金库”中还剩30多万钱。后来新丰公司更名为新奥公司，我们农机科“小金库“的钞票就由新奥公司保管。虽然我们没有再从“小金库”里私分钞票，但是平时还是陆陆续续开支了一部分，主要用于插秧机的推广服务费用和一些招待费用，现在还剩下3万多元。 2009年，市纪委调查史某甲开公司的问题，事后史某甲对我讲到，他打算把原来私分的钞票退出来，剩余的服务费上交到（农林）局里财务上。我当时也同意的，并叫史某甲去和黄幸福商量一下。后来有一天下班以后，史某甲和黄幸福在史某甲办公室里的，当时史某甲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史某甲叫我去黄幸福儿媳妇的烟酒店里开两张发票，大概3万元多元。史某甲当着黄幸福的面也讲的：我们原先也从“小金库”里开支了好几十万钱，这钱也没法退了，而且如果我们把钱上交到局里就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把原来私设“小金库”的事情暴露了，黄局（黄幸福）叫我们不要把私分的钱退出来，剩余的钞票也不要交到局财务，叫我们开点收据把账做做好。 我们三个人碰头后不久，我就安排黄幸福的儿子黄鹏（也在我们市农林局工作）到他家的烟酒店里去开一张3万多元的香烟收据给我，后来黄鹏把收据给我后，我就把假的香烟收据交给史某甲，由他带给他妻子宋某去冲我们以前私分钞票的情况。但是后来史某甲把我拿来的收据还给我的，他讲我拿来的收据上开的客户名不对，不应该开农林局，要开农机公司。史某甲讲不要我去开收据了，由他去处理。另外史某甲也让他妻子开了一些发票、收据之类的去冲的，具体多少我不清楚。 黄幸福交代史某甲的，史某甲叫我开点收据，目的是为了把账做好，因为纪委调查史某甲的一些问题，我们怕纪委会查出点事情，大家都不好交代，万一我们私分“小金库”的事情暴露了，我们几个人都是要受组织处理的。之所以要用假收据把账做平就是为了掩盖我们的违法行为，不让人查出来。 我当时一直认为史某甲给我们的钞票是允许发的，而且科室里其他的人也有的，每个人拿到的钞票都一样。当时错误地认为拿这个钱是正常的。 7、证人钟某乙的证言证实： 2005年10月部队转业到溧阳市农林局农机科上班至今。 2006年下半年在史某甲办公室拿到4000元；2007年下半年在史某甲办公室拿到6000元；2008年下半年在史某甲办公室拿到8000元。史永建和我讲是报销的插秧机上租车、吃饭的费用。 我在农机推广、服务过程中，报销过费用的，平时在下乡（尤其是农忙季节）农机维修、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租车、吃饭等费用，有的是开具收款收据，有的是我自己记记账，由我先垫付钞票，再到科长史某甲处报销，一般都是农忙结束后一次性报销。 我只是把收款收据和自己记的账给了史某甲，后史某甲把钱给我。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这些收款收据和我自己记的账到单位财务上是报销不到钞票的。 8、证人范某的证言证实： 我在每年年底除了一些奖金之外，前几年我还拿过农机推广服务费的。2004年拿到3000元；2005年拿到3000元；2006年拿到4000元；2007年拿到6000元；2008年拿到8000元。 我印象中多数是荆某在办公室给我的，史科也给过我的，他们把钱给我的时候对我讲是农机服务费。 我报销过租车费的。2006年以前，我们下乡基本还是租车下乡。因为我自己一辆面包车，2007年开始，我科室的人员在陪同厂家技术人员下乡农机维修、服务过程中也会用到我自己的车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车费、油费我也会记账，由史某甲签字后交给荆某报销租车费用。有时荆某会把报销到的租车费用拿给我，有时是我自己到史某甲老婆宋某处直接拿钞票。 荆某做科长后，没有再拿过农机服务费。因为2009年省农机推广站不再下拨服务推广费。 2009年，史某甲被纪委调查后，我印象中史某甲找过我的。当时史某甲关照我说，如果以后纪委或检察机关问到我们私分钞票的事情，就讲没有分过钞票。 2008年的时候，有一天史某甲打电话给我，我们见面后，他就给我2万元钱，我收下来的。后我讲我刚买的房子首付差5万元钱的，问他能不能再借给3万元钱给我，他讲好的。他从身上拿出3万元现金给我的。 9、证人王某证言证实： 2002年自己经营的市农机公司改制后，公司开始正常经营。农林局把有财政补贴的东洋插秧机和中型拖拉机定在我公司销售。2002年插秧机销量不大。因为购买农机有补贴，从2003年开始，插秧机的销量开始上升，费用开支较大，我们公司就和农机科的人提出来，在插秧机出厂价的基础上提价10%销售，即老百姓自筹资金不变，提价的10%其实就是多要的农机专项财政补贴，农机科的人同意的。2003年年底，史某甲、荆某到我们公司，找到我和扈建民讲到，要不是农机科的宣传推广，你公司生意会这么好的啊。以后也不要讲报销费用什么的，你公司和我们农机科就把提价10%的利润分分成，让我们商量商量到底什么比例合适，当时没有定下来。过了几天，荆某、史某甲、黄幸福到我公司，我和扈建民到场的。我们5个人在公司的会议室，再次谈利润分成的事情。我记忆中，最后由黄幸福拍板达成口头约定，利润双方平分，后来我公司就按定好的比例将我们公司销售的利润的一半返回给农机科。 我们公司销售的是东洋插秧机。一台插秧机出厂价为15600元，提高10%后售价为17160元左右。一台插秧机的利润有1560元。2004年到2006年一共给农机科有三十多万元的。 我们公司肯定是不愿意把利润分给农机科的，我们是辛苦赚的，他们农机科是净得的。但农机科说他们在我们公司销售的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同时农机科也对我们公司业务上进行指导的。所以，我们就分配利润给他们的。后来为了分配比例的事情，我们公司和农机科搞得不是很高兴。 2004年的时候，史某甲对我讲，省农机推广站有农机推广服务费下拨的，需要提供一个账户的。他讲农机科没有独立的财务，没有单独的账户，如提供局里的账户，将来使用比较麻烦，后我就叫财务提供一个账户给史某甲的。2005年，省农机推广站有一笔资金下拨到我公司的账户。 因为这笔钱不是我公司的，我公司有不可以使用，所以钱一到账后我就叫史某甲提走。至于史某甲将钱放到哪里、用在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我公司歇业后由溧阳新丰公司接手我公司原来的业务，包括东洋插秧机的销售、售后等。2007年1月，我公司和新丰公司签订的关于插秧机的售后服务的协议，同时我公司转了10余元的钱给新丰公司的。 10、证人扈某的证言证实： 我们农机公司于2002年年初才改制成功。 主要经营农业机械，比如插秧机、收割机等，还有就是机电设备、橡胶制品、空调等产品。 当时全溧阳市就我们一家农机销售公司，溧阳市开始销售东洋插秧机开始，就由我们农机公司定点销售，后来我们公司在2006年下半年因为经营不善，基本就歇业了，也就不再销售农机了，包括东洋手扶式插秧机。 东洋手扶式插秧机的销售价格是有规定的，要按照建湖东洋插秧机厂的出厂价销售，大概15600元一台，其中政府补贴一块，老百姓自己支付一块，大概只要支付5000元左右，后来逐年有所增加，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划算的。一开始我们每年的经销量不大，到了2003年，我们农机公司经销量大了，但是同时相关费用也增加了。当年我们和农机局协商以后按照出厂价的10%提高销售价格，也就是每台东洋插秧机提高1560元，每台按照17160元销售。 老百姓还是按照原先的价格支付，提高的1560元由市财政补贴。这部分钞票由农机局补贴给我们，但是实际我们公司只拿到提价部分的一半，另外一半钞票被农机科拿去了，也就是我们每销售一台东洋手扶式插秧机，农机科要拿780元。 平时农机科的人会到我们农机公司来报销发票，主要是吃饭、香烟、茶叶等费用，主要是史某甲来报销，有时荆某也会过来报销费用。他们来拿钱的时间不固定，一般都是来拿现金，没有任何手续。到了年底，我们农机公司再与他们农机科结算当年剩余的销售利润，让他们派人把钱拿走。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把利润分给农机科，不然一开始我们也不会和史某甲商量那么多次。当时我也跟史某甲抱怨的，这10%的提成是我们辛苦赚的，你们要分一部分确实净得的。史某甲竟然讲，要不是将东洋手扶式插秧机定在我们农机公司销售，我们也拿不到这10%的提成。但是我们公司毕竟还要生存，不能得罪农机科，要是他们农机科故意找点叉枝为难我们，我们公司也开不下去。后来黄幸福也出面协调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回旋余地了，再讲当时商量东洋手扶式插秧机销售价格提价10%也是黄幸福定的，他既然拍板定了双方各分一半销售利润，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就答应了。 大概是2006年年初样子，史某甲讲省里有一笔农机推广服务费的，本来这笔钞票要打到他们农机推广站账上的，但是他们农机推广站没有账户，他讲把这笔钞票从我们农机公司账上走一下，先打到我们农机公司账上，再把钱给他们农机推广站。当时我还陪史某甲去南京的，到省农机推广服务站办手续。后来省农机推广服务站把这笔农机推广服务费打到我们农机公司账上后，史某甲就把钱拿走的。 1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 2006年上半年自己开办的溧阳市新丰农机有限公司，到2009年年底公司关闭。 2006年我有次遇到我舅舅史某甲，我讲工程赚不到钱，问他有什么好做的不？他讲溧阳市农机公司打算关门不做了，要不让我去开个公司，可以赚俩个辛苦钞票，这样我就拿钱注册了新丰公司。后来到2009年年底，史某甲被溧阳市纪委调查的，再讲我公司后来效益也不好，我就把公司转给朱洪标的。 史某甲是溧阳市农林局农机科科长和农机推广站站长，我们之间也有些亲戚关系的，我喊他舅舅的。当初我会确定开新丰农机公司，或多或少也考虑到这点，他是农机科的人，负责管理农机的，要不我也不会去开公司，因为我对农机这方面根本不懂。 当时我公司里正常上班的有4、5个员工，其中会计是史某甲的老婆宋某，她的工资、待遇都是从我公司财务开支的，当时我答应给她每年5、6万元钱。 江苏省农机推广站对东洋插秧机有推广服务费的，我印象中2006年底是下拨了20多万元钱，2007年底是下拨了30多万元钱，2008年底是下拨了40多万元钱。另外，在2007年初的时候，市农机公司也转到我公司10万多元的服务费，史某甲个人也交过来几万元钱的。 这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几年来先后到我公司来保管的服务费，但这钱不是我公司的，是农机科的，也是他们对这钱进行支配使用。 这些钞票到我公司账上后，都是直接由会计宋某把钱取出来，由她个人去保管的。因为本来这服务费过来之前，市农林局农机科的人和我约定好了，这钞票是他们农机科、农机推广站的，用于插秧机的服务、推广等，放在我公司这边保管，但和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能从中开支费用等。主要是用在农机上的三包服务费，有租车费、通讯费、烟酒费用、招待费用等开支，这些都有收据、单子等凭证的，我当时都会在凭证上签字，宋某有时也会和我说钞票是怎么开支的。应该做的，要不也没有必要让我签字，但账都是宋某做的，也是她保管的，和公司的账不搭界。 2009年年底我公司不再经营时，这服务费当时还有30多万元钱的，宋某当时也和我讲的。后来这30多万元服务费是转给市新奥农机公司的，我们之间也签订协议的。 2009年年底我公司转让后，主要是欠建湖东洋插秧机公司一笔钞票，我记得有十六、七万元的。后来我新丰公司转让以后东洋公司也向我们催要过这笔欠款，我也被催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在2010年的时候还了3万多元给东洋公司，现在应该还欠东洋公司12万多元的。 因为东洋公司还欠我公司8万元钱没有结清的。我公司还给东洋公司3万多元钱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向我催要过欠款，实际上我还欠东洋公司12万多元。就算他们向我要这笔欠款，我也不会还了。 2008年年底的时候，我公司的会计宋某打电话给我讲建湖东洋插秧机公司要借我们新丰公司8万元钱，因为我公司和东洋公司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的，我就答应的。后来宋某也跟我提到过，讲东洋公司借我公司的8万元被史某甲拿去的。 12、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 原来我在家做家庭妇女，2006年上半年我外甥李某开了一家溧阳市新丰农机有限公司后，我到公司财务上上班的。后来到2010年上半年，李某不再开公司，原来新丰农机的业务转到溧阳市新奥农机有限公司，我去新奥公司的，也是在财务上。 我在这两家公司做的都是出纳会计，因为我没有会计证。 我在新丰公司做出纳会计的时候，除了公司里正常的工作外，我还负责保管一笔钞票的，也做账的。我听我丈夫讲是省里下来的服务费，主要是用于东洋插秧机的推广、服务等产生的费用。 我记得一开始从市农机公司和我丈夫身上转到新丰公司的钞票有十几万元钱的，后来2006年底省里下拨了20多万元钱，2007年底省里下拨了30多万元钱，2008年底省里下拨了40多万元钱。 我都是在钱从省里下拨下来后，直接从公司账户上取出来，放到我个人的江南银行存折上保管的。 每年我将这笔钞票保管在我个人的银行存折里后，在我丈夫所在的部门也就是市农林局农机科（包括市农机推广站）有费用时，都会到我这边从这笔钞票里来开支的。 主要是农机上的三包服务费，有租车费、通讯费、烟酒费用、招待费用等开支。另外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丈夫史某甲、黄幸福、荆某、范某和钟某乙也从这笔钞票里以补贴的名义分一笔钱的。 2006年底他们每人是4000元，2007年底每人是6000元钱，2008年底每人是8000元钱。我印象中每次都是我丈夫到我这边把他们其他四个人的钞票拿现金，后来分给他们的。我丈夫的18000元钱是我自己拿下来的，后来家里平时开支用掉的。 我都做账的，费用开支都有他们把收款收据拿过来给我的，他们五个人每年年底分钱都会列个单子，上面有名字、金额，而且当事人也签字的，这样再交到我这边来拿钱。 后来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公司也换过办公地方、而且公司也更换过了。而且在2009年市纪委调查我丈夫是否参股新丰公司后，我做的账调整过的。 当时我丈夫对我讲，前几年他们几个人从服务费中分钱的事情，他向分管局长黄幸福汇报过了，黄局讲把账做做好。后来我和荆某也去开了些收据充到账里，同时把原来他们五个人领钱的单子抽出来，这些单子都已经丢掉了。我记忆中当时荆某交给我两张收据，上面的抬头开错了，我还给荆某的，后来我自己去黄幸福儿媳妇的烟酒店开的收据。 从2009年开始，省里不再下拨钞票了，剩下来的服务费中就开支了租车、通讯和烟酒等费用，当年年底他们五个人也没有从这笔服务费中拿钱。到2010年初新丰公司转到新奥公司后，当时我保管的钞票还剩到30多万元钱，后来也每年用于租车和烟酒等费用，当时荆某是农机科科长，每年我都和他负责结账，到现在为止还剩下来3万多元钱。 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丈夫史某甲打电话给我，让我从新丰公司先拿10万元钱给他，讲是建湖东洋插秧机厂给他们农机科的奖金，先从新丰公司拿钱，以后建湖东洋插秧机厂再把钱打到新丰公司。因为当时公司里没有这么多钱，后来我就给我丈夫8万元钱。 到2010年新丰公司也关闭了，李某的公司也不可能自己亏空8万元钱，后来就从我保管的服务费中列支的这8万元钱。 宋某2013年5月23日在证言中又称： 这8万元是从新丰公司拿的，当时我老公叫我从新丰公司拿10万元钱，他只讲这10万元钱是东洋插秧机公司借的。但是当时我从新丰公司里凑凑只有8万元，就一并都给了我老公。至于从新丰公司账上取的钞票还是从我个人卡上取的钞票，还是直接拿的现金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老公是一次性拿去8万元的。 我从新丰公司拿钞票的时候就跟李某讲过的，我讲东洋公司向我们新丰公司借8万元钱的，他答应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老公没有讲，只是讲是东洋公司借的，后来我问他的，他讲建湖插秧机公司给他们农机科（推广站）10万元奖金的，先从新丰公司借10万元，以后东洋公司会把钞票打给新丰公司的。 因为当时只从新丰公司账上拿出8万元钱，而且东洋公司一直没有10万元奖金打给新丰公司，所以这2万元钱就一直没有拿。后来我也问过我老公的，他讲会和东洋公司协调的，但是后来一直没有什么消息了。 到2009年年底新丰公司也关闭了，李某的公司也不可能自己亏空8万元钱，公司就将东洋插秧机厂货款欠着，我印象中大概欠了东洋插秧机公司10多万元钱的。到现在为止应该一直没有还清。 因为李某知道东洋公司借新丰公司8万元的，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把这笔钞票打过来，所以李某在与东洋公司业务往来过程中，就拖欠了10多万元的货款，其实我们就是想用这10多万元的货款抵东洋公司从新丰公司拿去的8万元钱。 13、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 2004年我到江苏东洋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我原先是负责全国的售后服务，2008年年底史某乙离开公司后我负责江苏苏南地区的销售工作。 我接手的时候与溧阳新奥农机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我都是与朱洪标联系的。我经手的销售业务的款项都结清了。 这个是史某乙负责的时候溧阳市农机销售公司欠我们公司的钞票，当时史某乙离开的时候没有办理交接手续，他没有跟我提出来有这笔欠款，我接手苏南销售业务的时候也跟公司提出这笔欠款的事情，但是公司也没有叫我去催收这笔欠款。 14、证人史某乙的证言证实： 2001年调任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简称省农机推广站）工作，被省农机局派遣到建湖东洋插秧机公司工作，担任销售部经理，2008年年底调回省农机推广站工作，2009年担任省农机推广站推广二科科长至今。 我被派遣到建湖东洋插秧机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主要是负责江苏省的插秧机销售业务，当然也包括你们地区。应该讲你们范围内东洋插秧机的销量还不错，当时农机局局长黄幸福、农机推广站站长史某甲等人在我负责经销东洋插秧机过程中也给予我不少关照。 我印象中是2008年7、8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溧阳有事，和史某甲和黄幸福等人一同吃午饭。当时史某甲对我讲今年溧阳销售了700多台东洋插秧机，销量在全省排第一，他为了插秧机推广的事情也前前后后忙了一阵子，黄幸福局长也操了很多心。史某甲提出来，请我能不能帮他们讲讲好话、协调协调，让东洋插秧机公司发些奖金给他们。我讲好的，到时我把这个情况向东洋插秧机公司的陈某副总汇报下。我回去后就把史某甲提出来的想法向东洋插秧机公司的陈总讲的，我讲溧阳今年插秧机销售了700多台，销量全省排名第一的，溧阳农机科科长史某甲、农机局局长黄幸福等人也出了不少力，看看能不能奖点钞票给他们，陈总讲要考虑考虑的。这样我也打电话给史某甲，对他讲已经和陈总讲过了，他答应考虑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史某甲讲东洋插秧机的陈总已经定下来了，以奖金名义给10万元钱你们。没过几天，我有事要去溧阳，就打电话给史某甲讲先把东洋插秧机公司答应给你们几个人的奖金分配一下，我讲新丰农机公司还欠东洋公司十几万元货款没有结清的，你先问问新丰农机公司账上有没有钞票，要是有的话先从新丰农机公司拿10万元出来分配一下，到时再让东洋插秧机公司和新丰农机公司结算。史某甲同意的。当天晚上，黄幸福和史某甲先后到我住在云海宾馆的房间里来，他们商量下来是史某甲和黄幸福每人3万元、荆某和范某每人2万元钱。当时史某甲对我讲我也辛苦了，帮了他们忙，让我也分1万元钱。黄幸福讲要的，谢谢我的帮忙的。我一开始也讲不要，这是东洋插秧机公司奖励给你们的，我就不要了。后来他们坚持要分给我，这样我就把1万元钱收下来的，后来这1万元钱被我用于平时业务招待、开支的。 当晚在宾馆房间里，史某甲当场就把3万元钱给黄幸福的，黄幸福收下来的。因为钞票都是史某甲经手的，我想史某甲应该是拿到2万元钱的，至于后来要分给荆某和范某每人的2万元钱史某甲有没有给他们，我就不清楚了，也没有多问。 当时我也把先从溧阳市新丰农机公司拿10万元钱以奖金的名义给史某甲、黄幸福等人情况向东洋插秧厂讲过的。我离开公司后由一个叫顾某的业务经理接替我的工作，但是我没有跟他办理工作交接，没有跟他提过新丰农机公司拖欠东洋公司十几万元货款的事情，也没有跟他提过东洋公司有10万元奖金给黄幸福、史某甲和荆某等人。 因为当时东洋公司答应给黄幸福、史某甲等人10万元奖金的，但是我叫史某甲先从新丰农机公司拿10万元钱来分配的，我之所以不跟顾某讲新丰农机公司拖欠货款的事情也是想把这10万元奖金的事情了结掉，用新丰农机公司拖欠东洋公司的十几万元货款与10万元奖金相抵消。 我离开东洋公司以后史某甲也打电话跟我讲到过，让我与东洋公司协调协调，把10万元奖金打给新丰农机公司。当时我就对史某甲讲，原先新丰农机公司还欠东洋公司十几万元货款的，叫他们不要再支付这笔货款了，就当是和10万元奖金抵消了，新丰农机公司多少还算占点便宜的。 这12.5万多元的欠款就是我离开东洋公司时新丰农机公司欠东洋公司的货款，因为新丰农机公司把业务转给了新奥公司，所以到目前为止这12.5万多元的欠款还挂在新奥公司的账上。2011年的时候，省农机局也从东洋公司撤资了，而且东洋公司后来也被其他企业收购重组了，东洋公司根本就不会再去要这笔钞票了。 1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 2003年我被派遣到建湖东洋插秧机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负责东洋插秧机的销售业务，总经理和负责财务的是韩国人。具体销售业务由各分区的销售经理负责，比如说江苏、广东片区的销售业务是由省推广站派遣到东洋插秧机公司的史某乙负责，他担任总经理助理，他的销售团队也有3、4个人，湖北片区由一个叫马庆军的销售经理负责。全国范围内有7、8个人和史某乙、马庆军一样负责全国各片区的销售业务的业务经理。 当初省推广站合资成立东洋插秧机公司的时候就与东洋插秧机公司签订了相关协议，每销售一台东洋插秧机，东洋插秧机公司要给省推广站950元钱，其中省推广站150元，市推广站150元，县推广站500元，另外销售企业有150元的销售费。我2003年去建湖东洋插秧机公司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的，而且每年公司里和省推广站还签订协议的。每年年底的时候由省推广站与东洋插秧机公司结算当年度的费用，由东洋插秧机公司汇款给省推广站，省推广站再将推广服务费按照标准下拨到各市、县农机推广站。 这笔钞票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用途，一是用于插秧机操作手的培训，二是用于插秧机的宣传、推广，三是用于售后的服务协调。具体怎么使用按照省农机推广站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要求实施。 江苏省的销售业务具体是由史某乙负责的，但是我毕竟是江苏省农业条线上的工作人员，省内的各地方负责农机推广的工作人员我也基本上有点印象的。溧阳市负责农机推广的是农机局局长黄幸福和农机科科长史某甲。 江苏省内各地农业条线上的人到我们东洋插秧机公司来考察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接待他们，安排他们吃吃饭，搞点小礼品什么的。我记忆中黄幸福、史永建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也到东洋插秧机公司来考察的，当时应该也是这么安排的，吃吃饭，送点小礼品什么的。每次来人接待都是由史某乙负责的，先由史某乙填单子给我签字，然后由韩国的总经理签字同意，接待发生的费用由史某乙到公司管理部（财务部）报销。 到了2008年，史某乙跟我提出来，他说现在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市场上各个品牌的插秧机也比较多，应该讲销售工作也不大好做，他提出来要对销售量好的地区额外给予点现金奖励。后来我就把史某乙的建议拿到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上研究的，我记忆中公司研究后同意了，对于年销售量超过500台的地区，每台按照100元至150元的幅度进行奖励。后来我先让史某乙制定了一个方案，他签字后由我签字的，然后由韩国总经理签字审批，最后由史某乙拿着签好字的方案去公司管理部（财务部）办手续的。 我记得史某乙当时也跟我讲到过，他讲2008年溧阳销售东洋插秧机的量远远超过500台，要奖励10万元钱给溧阳农机推广站的。后来我也在总经理办公会上提出来的，公司同意奖励给溧阳农机推广站10万元钱的。因为中韩两国的文化差异，我们开办公会从来不记录的，会议讨论同意以后，一般由片区业务经理拿出具体的方案由我签字、韩方总经理签字以后，就可以拿着签好字的方案去管理部办手续了。 按照东洋公司的规定，每年销售的插秧机包括配件款，在每年年底都必须结清，但是2008年溧阳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我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上研究，同意奖励给溧阳市农机推广站10万元。所以2008年年底新丰农机公司欠我们的17.8万多元就没有催要，后来史某乙离开东洋公司了，由顾某具体负责苏南片区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公司也没有要求顾某催要这笔欠款，同时公司也没有兑现10万元钱奖金给溧阳市农机推广站，这笔十多万元的欠款就一直挂在公司账上。2010年我离开东洋公司，到现在为止新奥公司还欠东洋公司12.5万多元，说明公司后来一直也没有催要这笔欠款，实际上相当于东洋公司已经兑现了给溧阳市农机推广站的10万元奖金，这笔欠款事实上也不会要了。况且东洋公司在2011年的时候，省农机局也撤资了，东洋公司也被其他企业收购重组了，他们也不会再去要这笔欠款了。 16、简历、干部履历表、溧阳市农林局文件，证实被告人史某甲的任职情况，是公务员。 17、案发及到案情况、证实被告人史某甲经电话通知到案。 18、溧阳市农林局内设机构职责和财务管理制度： 溧阳市农林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溧阳市农林局财务管理制度：必须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主管局对各项收入实行统一管理。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水稻种植机械化步伐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将从农化发展基金中安排推广对发展水稻种植机械。 19、江苏省插秧机推广服务细则： 服务费用的使用及分配： 原则是：取自于企业，用之于推广服务环节，提高服务效能及用户的满意程度。服务费的主要开支项目为：推广、宣传、培训，服务交通、通信补贴费用等。 20、记账凭证：省农机推广场下拨的推广服务费等书证。 21、东洋公司销售客户明细表：证明东洋公司与溧阳市农机公司、市新丰农机公司和市新奥农机公司之间的业务来往情况，及新丰农机公司拖欠东洋公司12万多元至今未还的情况。 22、农业银行农机公司账户清单及银行汇票：证明2005年底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到市农机公司后，转入史某甲个人农行卡等情况。 23、江南银行新丰农机公司账户清单及银行汇票：证明2006-2008年期间，省农机推广站下拨的推广服务费到市新丰农机公司后，转入史某甲妻子宋某个人江南银行存折等情况。 24、协议及收款收据：证明2007年初市农机公司将代为保管的市农林局农机科10万余元转交新丰农机公司，史某甲将个人卡中保管的3万多元转交市新丰农机公司保管等情况（协议上说明转入的钱款为插秧机维修三包服务之用）。 25、协议和财务资料：证明2010年初市新丰农机公司将代为保管的市农林局农机科“小金库”30万余元转交市新奥农机公司保管，其开支含租车费用等情况。 26、溧阳市手扶插秧机购户清单：证明2004年-2008年我市购买东洋插秧机用户的住处和台数等情况。 27、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从被告人史某甲处扣押到人民币拾万元。 28、职业资格证书，证实被告人史某甲于2004年办理了农机修理工职业资格证书。 29、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文件，证实2004年至2008年插秧机技术服务纲要和服务网络的通知内容，其中被告人史某甲一直系溧阳市服务人员中的负责人。2004年到2007年服务人员误餐补贴费为40元／天、服务人员通讯补贴费300元／人。2008年服务人员外勤补贴费为50-80元／天、服务人员误餐补贴费为30-50元／天、服务人员通讯补贴费300-500元／人季、服务技术人员奖励费500-2000元／人。 30、收据、收条共七张，证实被告人史某甲已将从农机公司转到新丰公司的十多万元，支付给相关人员和单位。 31、代理商债权约期还款确认书（复印件），证实2013年8月18日，李某对欠东洋公司的2008年货款112000元进行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史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溧阳市农林局农机科科长兼农机站站长的职务之便，在进行农机推广工作中，非法索要他人的财物20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史某甲犯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对于被告人史某甲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史某甲受贿罪不成立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史某甲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期间，向东洋公司索要100000元“奖金”，东洋公司销售人员史某乙向公司汇报后同意发放100000元“奖金”，并口头委托被告人史某甲从新丰公司拖欠东洋公司的货款中先行支取，事实上被告人史某甲在扣除自己应得的20000元后也从其妻子管理的新丰公司账户中支取了80000元，并与黄幸福协商后进行了分赃，被告人史某甲并将实际得款20000元出借给他人，至案发前，被告人史某甲等人均未退出上述赃款，新丰公司也一直拖欠东洋公司十多万货款至今未支付，证人史某乙等人证实该债务可以抵销。因此，行贿人的行贿和被告人史某甲的受贿行为均已完成，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史某甲受贿20000的事实成立，应予认定。被告人史某甲认为未收受20000元行贿款的辩解和辩护人提出的行贿人只有行贿意思表示，没有实际行贿行为，受贿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史某甲等人私分114000元公款构成贪污罪的指控，经审理认为，从现有证据认定被告人史某甲构成贪污罪，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的该项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人史某甲和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贪污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史某甲犯受贿罪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史某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犯罪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黄连庚 人民陪审员  祝家骥 人民陪审员  乔建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芮寅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