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内01民终20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雄，男，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升，内蒙永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智，男，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系王建雄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撖瑞才，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梅，女，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端利，山东商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仁群，山东商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建雄、王智因与被上诉人张春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3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建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升，上诉人王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撖瑞才、被上诉人张春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端利、曹仁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建雄、王智的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王建雄、王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2012年3月6日,王建雄、王智、贺健、贺璐、张春梅五人共同与宁刚签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协议书》,变更了收购世纪广场大酒店的份额,方式为变更东辰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后,东辰公司的股权比例为:贺健21%、贺璐20%、张春梅10%、王建雄8%、王智10%,五人持有公司69%股权,其余31%的股权由宁刚、王乐祥、张家普三人持有。贺璐是张春梅、贺健的女儿,王智是王建雄的儿子。2012年6月21日,五人又与宁刚签订《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书》,五人所持69%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宁刚,转让价3421万元。当天,宁刚支付1500万元,汇入张春梅账户,张春梅应当给付王建雄等3912000元,但只给了王建雄200万元(用王建雄与张春梅的借款抵顶),王智的1912000元没有支付。2013年,宁刚起诉五人要求解除《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书》。五人提起反诉,要求宁刚支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1921万元及相应利息。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临商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宁刚支付五人股权转让款1921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6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判决生效后,五人申请执行。其他四人委托张春梅担任执行代理人。2016年8月12日,张春梅与宁刚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宁刚在2016年8月19日前支付200万元,在2016年12月12日前支付2000万元,本息共2200万元,放弃剩余利息。2017年3月29日,张春梅从临沂法院领取执行款1470万元。王建雄、王智起诉要求分别给付3700万元中应得的份额,即王建雄11.59%,王智14.49%。张春梅一审自认已经收到股权转让款3286万元,即第一次的1500万元,在河东区法院领取的1470万元,私下领取了316万元。一审认定张春梅已经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按比例足额给付王建雄、王智错误。王建雄、王智认为,一审对于王建雄、王智收到618.50万元的认定错误。张春梅举证,618.50万元的给付,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张春梅汇给王建雄665500元,二是其余5519500元是用王建雄向贺健的借款抵顶的,不是依据收条而给付。所提供四张银行汇款单。一张是张春梅汇给王建雄的,上诉人认可,但只是给王建雄的,与王智无关。三张是贺健给王建雄的(2011年11月27日2978600元、2011年12月20日1940000元、2012年4月19日556628元,共5475228元)。王建雄的抗辩意见是:与贺健没有借贷关系,所来往的合伙人之间的合伙资金,另外又提供了两笔贺健向王建雄的银行汇款单,总共五笔6350228元,收条上没有写明用贺健的借款抵顶,收条没有贺健的签字,在王建雄不认可与贺健有借贷关系、没有借条的情况下,本案不能直接认定二人有借贷关系,自认用张春梅的借款抵顶了200万元。王智认为不论王建雄与贺健有没有借贷关系,与其无关。因618.50万元数额巨大,应当有给付过程,不能仅依收据认定已经给付，王建雄是先出具收据,等待付款。本案一审未对张春梅关于用贺健给王建雄的汇款抵顶股权转让款的证据作出认定和认证,违反了民诉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认定王建雄等收到其他款项仅以收据认定错误，应当结合给付过程、给付方式、资金来源等综合认定。综上,一审判决否定张春梅618.50万元自认的给付方式、给付过程没有事实依据,没有公开判断和认证的理由，将王建雄出具收条中载明的部分金额抵顶了王智的股权转让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王建雄、王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春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张春梅收到股权转让款2970万元并将转让款按比例给付王建雄、王智事实清楚。2012年宁刚与王建雄、王智、贺建等五人签订《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书》后，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2017年3月29日，张春梅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法院领取执行款1470万元，因宁刚与王建雄、贺建等五人股权转让款发生纠纷，王建雄等五人将宁刚诉至法院，经诉讼、执行等程序，至今尚未执行完毕。按照王建雄、王智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实收款2970万元计算，王建雄、王智二人应分款项为2970万元×26.08%为7745870元，张春梅已累计付款1067.40万元，超出其持股比例付款，再无付款义务。2012年张春梅收到宁刚转让款1500万元后，优先分给王建雄、王智618.50万元，王建雄等二人以取得股权转让款抵顶了其拖欠贺建的债务，王建雄等出据了相应收据，其否认未实际收到618.50万元与事实不符。另一审法院认定王建雄、戎秋香出具22万元欠条抵顶股权转让款事实正确。王智及戎秋香参与领取的618.50及141.90万元、285万元款项足以涵盖王智持股所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款数额。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建雄、王智的上诉请求。   王建雄、王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张春梅给付股权转让款7649600元（包括从山东省临沂市东河区法院领取的执行款5737600元、从个人手中拿走的1912000元，其中王建雄的本金2549800元，王智的本金5099800元；2、判令张春梅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963834元（1500万元中有王智1912000元，2012年6月22日至2018年8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年利率4.9%，为577742元；2200万元中有二人5737600元（王建雄本金2547800元、王智本金3187800元），从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8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年利率4.75%，其中王建雄利息171580元，王智利息214512元），本利合计8613434元；3、判令张春梅支付利息至本金还清（以76496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年利率4.75%，从2018年8月30日起算）；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张春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2年6月21日，贺健、贺璐、张春梅、王智、王建雄（转让方）与宁刚（受让方）签订《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书》，就山东东辰置业有限公司和临沂金仕顿酒店股东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由转让方将其五人所有的69%的股权，以342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宁刚，宁刚于2012年6月21日前将转让款3421万元一次性付清。同日，宁刚将1500万元通过银行转入张春梅的账户。2、宁刚与贺健、贺璐、张春梅、王建雄、王智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临商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宁刚向贺健、贺璐、张春梅、王建雄、王智支付股权转让款1921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贺健、贺璐、王建雄、王智于2016年8月6日委托张春梅作为代理人递交强制执行的有关材料、协商有关事项、选择评估拍卖机构、质证有关材料、领取执行款项、签收法律文书等。2016年8月12日，张春梅代表贺健、贺璐、王建雄、王智及张春梅本人与宁刚等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同意宁刚共给付1921万元及利息279万元，宁刚于2016年8月19日前付200万元，剩余2000万元于2016年12月12日前一次性付清，执行费及诉讼费由宁刚负担，约定欠款打入临沂市东河区法院账户。2017年3月29日，张春梅从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领取执行款1470万元。3、张春梅提供的《王建雄、王智、戎秋香领取山东股权转让款收据》载明：“山东东辰置业有限公司和沂水金士顿酒店内部股权转让给宁刚69%股权，转让款共计3421万元，贺健、张春梅、贺璐转让51%的股权，合计2407.24万元，王建雄、王智（其中王建雄股权中有戎秋香4%的股权）转让了18%股权，共计1014万元。王建雄、王智、戎秋香收到现金618.50万元。退款人张春梅.收款人王建雄、戎秋香、王智.2012年6月23日”。张春梅提供的《欠条》载明：“今欠到张春梅费用款22万元整.王建雄；戎秋香；2015.5.2”。张春梅提供的《收条》载明：“收到张春梅山东东辰置业和沂水金仕顿酒店内部退股141.90万元.收款人王建雄、戎秋香2016.6.20”。张春梅提供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宁刚股权转让执行款285万元，戎秋香代王建雄、王智以现金方式领取。收款人戎秋香.2017年4月28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张春梅与贺健、贺璐、王建雄、王智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张春梅作为受托人，具有将受委托取得的股权转让款交给委托人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张春梅共收到宁刚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多少？第二、张春梅是否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按照比例给付王建雄、王智。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庭审查明，张春梅收到的款项分为两部分，一是张春梅收到宁刚直接支付的1500万元，二是张春梅从法院领取执行款1470万元，王建雄、王智没有举证证明张春梅另外收到过其他股权转让款项，故认定张春梅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数额为2970万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智、王建雄按比例应得到26.08%（王智14.49%、王建雄11.59%），据此计算应当分给王智、王建雄7745760元（2970万元×26.08%，王智4303530元、王建雄3442230元），张春梅提供的收条、收据、欠条证实，王建雄、戎秋香、王智于2012年6月23日收到张春梅股权转让款618.50元，2015年5月2日王建雄欠张春梅22万元，王建雄、戎秋香于2016年6月20日收到张春梅股权转让款141.90万元，戎秋香代王建雄、王智于2017年4月28日收到张春梅股权转让款285万元。王建雄、王智虽不认可收到张春梅618.50万元和141.90万元，认为仅收到618.50万元中的200万元，但王建雄、王智没有提供能够对抗618.50万元和141.90万元收条的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张春梅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已经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按照王建雄、王智应得的比例已经支付，因此张春梅作为委托合同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证明责任。王建雄、王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王建雄、王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建雄、王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100元，由王建雄、王智负担。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确定，王建雄、王智、张春梅及案外人贺璐、贺健五人持有东辰公司的股权69%,2012年6月王建雄等五人与案外人宁刚签订《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书》,其五人将所持69%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宁刚,合同转让价3421万元。本案中，王建雄、王智诉请张春梅按照持股比例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息860余万元及后续相应利息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应当确定张春梅作为委托人已取得股权转让款数额多少以及张春梅实际给付了王建雄、王智多少股权转让款。本案双方现无争议的事实为张春梅作为五人共同委托收款人共计收到股权转让款2970万元（宁刚签订协议时支付1500万元，经法院执行程序收到1470万元），本院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庭审中提举的证据表明，王建雄、王智以及案外人戎秋香（王建雄委托代收款人）分别单独或共同为张春梅出具了相关收条、收据及欠条，载明王建雄、王智收到张春梅股权转让款618.50元、141.90万元、285万元以及欠张春梅款项22万元。王建雄、王智及案外人戎秋香虽在案涉公司持有各自股权，但其在领取退股转让款中实属利益共同体，王建雄等上诉称各方领取款项不能互为抵顶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的证据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不能，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王建雄、王智上诉主张未收到《收条》中载明的618.50万元、141.90万元以及张春梅另行收回股权转让款300余万元均无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张春梅以将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按王建雄、王智应得比例予以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因王建雄、王智、张春梅与宁刚另案执行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尚未执行终结，若有新的执行案款出现，可再行依法主张权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故依现有证据，王建雄、王智的上诉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建雄、王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090元，由王建雄、王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伏 春   审判员 张雪杨   审判员 张 喆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