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7民初2675号原告：钟伟委托代理人：李昭，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余逸生，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聂金龙委托代理人：刘志飞，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洪晓燕，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伟的委托代理人李昭，被告聂金龙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志飞、洪晓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2年6月24日以人民币226842元购得本田奥德赛HG6481BAA客车一台，车辆发动机号码为1118351，车架号码为8018386，机动车登记编号为粤Ｂ×××**。2014年8月15日，原、被告签订1份《车辆委托管理合同》，约定原告将上述车辆委托被告代管代租，委托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8月17日，被告须于每月17日前向原告支付费用2500元，车辆在被告代管代租期间，车辆行驶证由被告代为保管和使用，但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且造成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的，责任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关：承租人利用诈骗形式骗取车辆，车辆无法追回的。2014年12月8日，被告将车辆放在pp租车平台出租期间丢失，被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车辆丢失后，双方积极协商赔偿方案，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赔偿款72500元，但拒绝签订书面赔偿协议。2016年1月23日后，被告拒绝继续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原告车辆丢失至今无法追回，且2014年底深圳市颁布《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实施细则》，导致摇号方式取得车牌时间越来越长，竞价取得车牌的价格则越来越高，而原告被告知不能继续使用粤Ｂ×××**号车牌。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车辆损失费人民币15434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23日起向原告支付利息；2、被告向原告赔偿因深圳汽车限牌所造成的车牌竞拍费损失人民币95103元整；3、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继续履行所产生的租金收益人民币2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答辩称，1、依据先刑后民的法律原则，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2014年12月8日，我得知案涉车辆丢失后，立即告知原告车辆丢失的情况，随后我通过在该车上安装的定位系统来到深圳市深业新岸线地下车库找到案涉车辆，但发现该车已经被承租人陈荣泉私自抵押给魏民，导致车辆无法取回。后我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以合同诈骗罪案立案侦查，并将陈荣泉锁定为犯罪嫌疑人，该案目前仍在侦查中。鉴于原告的车辆损失是陈荣泉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且本案涉及的租赁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陈荣泉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有关，故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原告应另案起诉陈荣泉或魏民来解决车辆丢失造成的损失，或循在陈荣泉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陈荣泉赔偿其损失。2、原、被告签订的《车辆委托管理合同》性质为委托合同而非车辆租赁合同，故本案案由应当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3、我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并无过错行为，无需对车辆丢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承租人陈荣泉在PP租车平台租用案涉车辆时知道我与原告的委托关系，故该租赁合同关系直接约束原告和承租人陈荣泉，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4、案涉车辆自原告购买至丢失期间已经有2年半时间，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贬值。原告亦未提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车丢失时的车辆状况，原告主张车辆损失费154342元明显过高。5、原告要求我方赔偿深圳汽车限牌所造成的车票竞拍费9510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无法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违反合同会造成原告因深圳汽车限牌所造成的车辆竞拍费，且原告主张的车牌竞拍费并没有实际产生，车牌竞拍费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差异。6、原告要求我方赔偿合同继续履行所产生的租金收益2万元没有合法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24日，原告以人民币226842元价格购得本田奥德赛HG6481BAA客车一台（以下简称“案涉车辆”），车辆发动机号码为1118351，车架号码为8018386，机动车登记编号为粤Ｂ×××**，使用性质：非营运。2014年8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1份《车辆委托管理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将案涉车辆交由甲方代管代租，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8月17日，乙方确保获得每年3万元的实际收入，甲方每月17日前将每月平均费用2500元转账入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其余收益除去承担该车日常保养、保险、维修、年审等费用外，作为甲方代管车辆的收益，并约定，车辆在甲方代管期间，车辆行驶证由甲方代为保管和使用，但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且造成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的，责任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4、承租人利用诈骗形式骗取车辆，车辆无法追回的。该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依约将案涉车辆交给被告代租，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押金2万元，并先后支付了4个月的租金1万元。2014年12月8日，案涉车辆租赁给陈荣泉期满后未依约还车，被告便通过在该车上安装的定位系统来到深圳市××岸线小区地下车库找到案涉车辆，但发现该车已经被承租人陈荣泉私自抵押给魏民，经协商无果后魏民派人将案涉车辆开走。被告报警后深圳市公安局翻身派出所将被告及魏民带回派出所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中魏民的询问笔录陈述：2014年11月18日前后陈荣泉把粤Ｂ×××**车抵押在我这里，现在他不见了，当时协议是在34区雅然居门口小店签订的，他给了我一本行驶证、保险资料、购置税证书，并从我这里拿走了15万元，后来到期他没有还钱，给我该车的车辆登记证（后来发现登记证书是假的），于是我把车停在深业新岸线花园地下车库，今天有一个人拿了一把钥匙就要开车走，被我员工发现了，我不认识他，就不让他开走。我就和他协商，协商不下来，我就把车开走了。被告的询问笔录陈述：粤Ｂ×××**，银灰色奥德赛，车主钟伟，车辆登记本在钟伟手中，钟伟把车租给我，我和他签了协议，一年给他3万元的租金。我通过PP租车平台把车租出去，PP租车平台又把车租给了陈荣泉。2014年12月8日我拿着粤Ｂ×××**的车钥匙，通过该车上安装的定位系统来到深业新岸线地下车库找到该车，准备开车走但遭到阻拦，其中一个人说他有车辆的登记证书和行驶证还有保险材料，双方没有谈拢，对方就将车开走了，我就报警了。被告主张，其已将车辆丢失情况及时通知了原告，还要求原告将车辆登记证书原件带到派出所，但因原告当时在国外而无法前来。原告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于2014年12月8日12:31告知原告“车子丢了，你现在打电话报警”，于14:23告知原告“车被人抵押到其他地方去了，我现在报警了，找到车了，他们把备用钥匙抢走了”，“你后面要提供证明，你不在国内，他伪造你的身份证把车抵押了”。因对深圳市公安局翻身派出所行政不作为不服，被告聂金龙曾将深圳市公安局翻身派出所诉至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5年12月16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盐法行初字第126号行政裁定，准许聂金龙撤回起诉。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对聂金龙于2014年12月22日报案被骗粤Ｂ×××**蓝牌本田小车一辆以合同诈骗罪案立案侦查，并将陈荣泉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但案涉车辆一直未追回。被告先后向原告支付赔偿款72500元（含租赁押金2万元）。因双方一直未达成赔偿协议，原告钟伟曾于2017年3月24日诉至本院，后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7）粤0307民初6116号民事裁定，准许钟伟撤回起诉。2018年1月17日，原告再次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后于2019年1月23日移送至本院审理。另查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等13个部门在2015年1月22日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规定单位或个人新增、更新小汽车，应当按规定申请取得小汽车指标。原告提交的《深圳交通咨询件短信回复结果》显示：不适用，不能申请，请重新申请增量指标参加摇号或竞价。原告主张因本案情形其无法获得深圳市小汽车指标，被告应赔偿车牌竞拍费损失人民币95103元（参考起诉时竞拍价）。上列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机动车销售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行驶证、车辆委托管理合同、微信聊天记录、行政裁定书、PP租车平台信息、深圳市公安局翻身派出所询问笔录、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立案告知书，被告付款的银行流水、民事裁定书、深圳交通咨询件短信回复结果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车辆委托管理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合同虽名为《车辆委托管理合同》，但实际应认定为租赁合同。理由：1、合同定义不同。委托经营合同是指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按照预先的约定对委托对象进行经营管理的合同。租赁合同则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出租人使用、收益，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在当事人中，提供物的权或收益权的一方为出租人，对租赁物有使用权或收益权的一方为承租人。2、合同性质不同。委托经营合同是典型的劳务合同，受托人受托期间拥有委托财产的名义所有权，受托人有权在保证实现委托人意志的前提下，自主管理和处置委托对象以保证一定的收益率从而获得报酬。租赁合同则是双务、有偿合同，交付租金和转移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之间存在着对价关系，交付租金是获取租赁物使用、收益权的对价，而获取租金是出租人出租财产的目的。3、合同关系不同。委托经营一般以委托合同为依据，所有人与经营人是委托与受托的关系，所有人的收益与经营结果直接相关。租赁合同的双方是租赁关系，一般在合同签订之时即明确租赁对价，租赁收益一般是固定的，不与经营结果产生直接关系。显然，依据《车辆委托管理合同》之约定，可以明确原告是出租人，被告是承租人，被告交付租金和原告转移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之间存在着对价关系，被告交付租金是为了获取租赁物的使用、收益权，租金在签订合同之时即已明确，且不与被告的经营结果产生直接关系。故对被告关于《车辆委托管理合同》性质为委托合同而非车辆租赁合同，本案案由应当定为委托合同纠纷及其基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作的答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答辩称依据先刑后民的法律原则，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对此本院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先刑后民不应当绝对化和扩大化，有些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可以各自独立，互不关涉，应当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态度予以判定。本案中虽然陈荣泉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原告系以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由起诉被告，依据双方之间合同关系主张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而有关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的独立事实已经在本案查清，无须再以相关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民事诉讼不宜中止审理。故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车辆委托管理合同》亦约定承租人利用诈骗形式骗取车辆，车辆无法追回的，责任由被告承担。故依照法律规定及依据合同约定，被告均应承担案涉车辆灭失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本院认为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案涉车辆的灭失是由第三人故意犯罪行为引起的，这与承租人一般意义上的保管不善应有所区别。2、案涉车辆是在被告转租用于经营后丢失的，而原告作为出租人对案涉车辆转租用于经营的情况是明知的，其应当对车辆丢失的高风险性有预见，虽然《车辆委托管理合同》对该情形进行了约定，但双方理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规避风险，比如告知保险公司车辆的非营运性质发生改变、投保足额的车辆盗抢险等，原告对必要的注意义务疏忽大意，将非营运车辆用于出租盈利，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应责任。3、案涉车辆丢失时车龄已近2年半，用于出租经营也有近4个月时间，车辆价值较新车显然存在贬损。由于案涉车辆已经已灭失且本案标的较小，进行车辆残值评估客观上存在困难亦无特殊必要性。4、被告通过案涉车辆上安装的定位系统在深业新岸线地下车库找到该车并报警后，由于原告身在国外无法及时提供真实的车辆登记证书，亦是导致案涉车辆没有及时追回的一个客观原因。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参考案外人魏民关于陈荣泉将该车抵押从其处拿走15万元的陈述并扣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72500元，本院酌情确定被告还须向原告赔偿车辆损失费人民币6万元。原告诉请被告赔偿车辆损失费154342元过高，本院予以调整，并对被告的相关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因双方未对赔偿款的支付期限进行约定，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23日起计付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还诉请原告赔偿因深圳汽车限牌所造成的车牌竞拍费损失人民币95103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等13个部门在2015年1月22日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而原、被告签订《车辆委托管理合同》时间为2014年8月15日，故被告无法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违反合同会造成原告因深圳汽车限牌所造成的车辆竞拍费，且原告主张的车牌竞拍费95103元并没有实际产生，车牌竞拍费在不同时间也会有所差异，故原告主张该项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并对被告的相关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原告还诉请被告支付合同继续履行所产生的租金收益人民币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案涉车辆作为租赁物已经灭失，此时合同因无法实现目的而消灭也属必然，此情形下债务人应承担的是债务不履行的责任。但考虑《车辆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的是原告将非营运私家车用于高风险的转租营运事项，原告在订立合同时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又因身在国外客观上未能尽力配合找回失车，故根据合同过错相抵规则，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并对被告的相关答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聂金龙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钟伟粤Ｂ×××**号车的车辆损失费人民币6万元。二、驳回原告钟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41.68元（原告已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520.84元，由原告负担2020.84元，被告负担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熊伟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