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326民初2679号 原告：刘发春，男，1990年6月15日生，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鸟，云南明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160437867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8栋15楼5号 法定代表人：谯凤莲，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宏，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安卫，男，1983年8月19日生，汉族，四川省双流县人，住四川省双流县，（未到庭） 被告：邓国林，男，1982年10月22日生，汉族，四川省广元 市人，住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高峰村5组，身份证号码：510812198210222812。（未到庭） 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RGXW13 地址：成都高新区兴蓉东巷1号附11号1层 法定代表人：谯仕贤，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欢，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刘发春诉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安卫、邓国林、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发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鸟、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宏、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卫、邓国林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刘发春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上述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99552.8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8日，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邓国林找原告到基站施工（共计11个站点），原告与邓国林签订了《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工程内容为：中国移动云南公司2016年传送网增补光缆线路工程第二批施工项目，约定8200元/公里。2017年4月邓国林调走，由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安卫与原告沟通。2017年6月30日原告施工完成，9月28日安卫与原告对工程总公里数及工程款进行结算（包含9个基站），应付原告122852.8元，剩余2个基站工程款为28700元。被告在2017年5月分5次给付原告52000元，余款99552.8元至今未付。原告在2017年9月向法院起诉，诉讼中得知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将工程承包给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并称工程款付给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因此原告申请撤诉，现再次诉来法院。 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辩称，1.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向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缺乏请求权基础；2.原告主张的这11个站点，劳务分包给了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并据我方了解，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其后又将劳务作业分包给了案外人邱子榕，邓国林是邱子榕下属的现场管理人员，邓国林不是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负责人，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没有授权邓国林与刘发春签订案涉合同，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已经把案涉工程分包给了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不可能再分包给原告，因此邓国林无权代表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案涉合同，属于无权代理，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邓国林自行承担，该合同对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3.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向他支付了52000元，该款项并非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所支付，同时安卫也不是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或负责人，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4.原告主张的11个站点，其工程本身存在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并存在安全隐患，无法通过验收，属于严重不合格工程，建设单位移动公司和监理公司多次向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发送整改通知，要求进行整改，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也立即告知了分包单位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整改，因此，才使该11个点位到目前可以通过验收，其施工成果，也并非是原告的施工成果，而是相关施工团队进行整改的结果，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要求对其施工的不合格工程主张工程款项，因为我方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辩称，1.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案外人邱子榕，签订了相关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及义务，但经事后了解，邱子榕在施工过程中又将部分点位分包给原告，并签订了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故原告向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主张工程款项是缺乏事实依据的。2.原告施工的点位在邱子榕的施工范围内，因此为查明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请求法院依法追加邱子榕参加诉讼。原告主张的施工点位出现电杆下埋深度不够、乱搭光缆、无设备连接，无电杆标志等严重违规施工问题，不符合施工规范和验收规范，也造成无法通过质量验收，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与原告诉状中所述相矛盾。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接到整改通知后，也向邱子榕签发了整改通知，由于邱子榕没有履行整改义务，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了案外人进行大规模整改，已支付整改费近10万元，因此原告无权就施工点位向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主张任何工程款。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安卫、邓国林：未到庭未作答辩。 原告刘发春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原告刘发春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原告身份信息； 第二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1份，证实2017年3月8日，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邓国林与原告签订了《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明确约定被告按8200元/公里向原告支付新建施工费以及明确工程范围等内容的事实; 第三组：委托函、11个基站结算证明各1份，证实邓国林调回公司后安卫作为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与原告对11个基站进行结算的事实； 第四组：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劳务合作框架协议书、工程施工订单各1份，证实2017年12月原告向会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提供证据证实本案涉及的中国移动云南公司2016年传送网增补光缆线路工程第二批施工项目委托给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告对此并不知情，为查明案情在此次诉讼中提供； 第五组：（2017）云0326民初2809号民事裁定书1份，证实2017年12月14日原告撤诉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认为：对第一组三性无意见，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上面注明的甲方（四川益民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名称不一致，与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无关，邓国林不是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员工，同时也没授权邓国林签订该合同，在该合同的第2页2.2条、第6条和违约责任第一条、第三条，可以看出对原告施工的质量做了多次约定，和原告陈述内容不完全一致。对第三组证据，因之前我没看过，真实性需与单位核实，印章是技术资料专用章，仅用于工程技术和资料使用的印章，不能产生委托授权的法律效果，委托授权需要公章，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于结算的三性不予认可，安卫签名是否属实，无法核实，而且安卫不是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人员，同时该结算的后两项注明国庆后预算费用，这不是一份结算清单，只是预算费用，没有体现支付工程款的时间，且在2017年9月28日，这些11个站点都没有通过验收，无法结算。对第四组证据劳务合作框架协议书、工程施工订单，真实性无异议，这个工程是分包给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不可能分包两次。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目的不予认可，在2017年原告起诉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之后，我们就联系了当时的承办法官，要求追加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邱子榕，开庭后我们出示完证据，承办法官认为应当追加，故原告方进行撤诉，当天邓国林和安卫都没有到庭，到庭的是我和鄢成发，鄢成发是公司的员工。对原告申请法院向移动公司调取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目前整体的工程还没有完全验收，而且没有移动公司的盖章。 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没有盖章，邓国林也不是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第三组证据：我方同意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代理人的意见；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分包给邱子榕，原告的对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对第五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意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意见，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当时没有参加庭审活动；对调取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整改后移动公司才组织了验收，且验收不是原告去的。 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曲靖分公司2016年传送网增补光缆线路工程第二批施工框架合同、劳务合同框架协议书及施工订单、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诉状、追加当事人申请书；证实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周**，并非邓国林、安卫；案涉工程劳务分包给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不可能再分包给原告；原告在2017年提起诉讼，被告只有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安卫、邓国林，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提出追加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邱子榕，后法院引导原告撤诉，重新追加当事人。 第二组：工程整改通知书（监理）；工程整改通知（益明）；关于请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加快会泽县2016年传输隐患段落整改的函（会泽移动），证实原告主张的案涉工程存在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需要全面整改，曲靖移动公司和监理公司在2017年4月5日向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发送了《工程整改通知》，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向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送了要求全面整改的《工程整改通知》；由于案涉部分点位未进行整改，移动公司于4月20日向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发出要求加快整改的函，证明原告主张的相应点位工程质量不合格，因此无权要求支付工程款。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第一组：框架合同真实性和合法性，我方无法求证，但是能够证明涉案工程是由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作为总承包人的，对劳务合同框架协议书及施工订单，原告不清楚，如果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就能说明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分包公司，工程款应由两个公司向原告支付，对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诉状无意见，对追加当事人申请书，是在第一次诉讼过程中，我方提起诉讼，并在本次再次提起诉讼，我们没有与邱子榕进行过对接，且没有证据证明邱子榕将工程分包给我们。对第二组：整改通知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我方无关，我方没有收到任何的整改通知；对整改函，与我方无关，是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和移动公司的关系，如果有问题，安卫与我方在结算时就应该提出；对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称，周**是项目负责人，那是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移动公司的约定，我们是与邓国林进行的对接；对于委托函，是移动公司出示的，委托安卫代表公司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与我方对接项目工程；关于结算清单的问题，国庆后预算是大海和上新村两个站点没有结算，不代表另外9个没有做结算，且结算证明是在派出所签订的。安卫自己放弃诉讼权利，与我们无关。 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认为：对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出示的证据予以认可，不再发表意见。 被告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情况说明各1份、民工劳务费发放表3张、借条2份；证明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将部分劳务施工分包给邱子榕，双方签订书面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刘发春主张的工程包含在分包给邱子榕的范围内，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不可能再分包给刘发春。邱子榕提供的工资发放表2017年3、4月工资表载明邓国林、刘发春，足以证实邓国林与刘发春系邱子榕下属人员，原告的证据显示与邓国林签订合同，刘发春实际是与邱子榕或者与邓国林产生合同关系，与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2019年3月8日，邱子榕的《情况说明》证实邱子榕与刘发春实际产生合同关系有利害关系，应当追加邱子榕参加诉讼； 第二组：工程整改通书、工程整改施工协议书、工程整改通知（邱子榕）、工程整改通知（刘发春）各1份，公证书2份、付款委托书及转款凭证（121827.41元）、付款委托书及转款凭证（304568.53）各1份、现场整改照片，证明我方对54个不合格的站点要求全面整改，包含一个主张的11个站点，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通知邱子榕进行整改，也要求原告进行整改，但邱子榕与原告未履行整改义务，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四川仁鑫劳务有限公司进行了整改。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省曲靖市珠江源公证处对施工现场进行证据保全，足以证实刘发春施工站点质量不合格。现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四川仁鑫劳务有限公司支付了整改费42万余元，涉及原告的有8个，已经支付了99810.5元，现仍在整改中。在案涉项目验收合格后，根据核算，原告主张的11个站点将产生整改费近18万元，现在的施工成果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主张工程款。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第一组三性均不予认可，其中1-1是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邱子榕签订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邱子榕也未到庭，原告方与邱子榕无直接关联性，无法证实邱子榕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1-2是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单方面出具，不能证明是邱子榕本人所写，和本案无关；1-3没有原告的签字领取劳务费，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1-4，当时是让原告签字领取工程款，签字的时候没有借条内容，且借条内容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三性不予认可，整改通知书与原告无关，没有通知原告，有一份是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给邱子榕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原告方与邱子榕无直接对接，与本案无关，原告也没有收到过相关通知书。公证书是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单方面制作的，也没有相关工作人员到场说明。对整改照片不予认可，原告施工的只是部分的工程，也没有任何公司和个人通知原告整改，提供的证据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证实原告的工程应该整改的内容的具体情况。对此两组证据，无法证实邱子榕与本案和原告有任何合同关系，也不能证实整改的情况，对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单方面整改不予认可。 被告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认为：对第一组无异议，同意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意见。民工劳务费发放表已载明刘发春、邓国林的名字及邱子榕的签字，可以证明法律关系，至于签字只能证明履行的情况，原告已认可借条上的签名是刘发春所签，结合原代的描述，说明此笔款项不是借款，是工程款，说明原告是邱子榕下属人员，原告的法律关系是与邱子榕建立的，而且也有邓国林的名字，说明邓国林也是给邱子榕打工的，对第二组清单已有具体的站点名称，包含原告主张的站点，由于邱子榕没有履行完，所以委托了四川仁鑫劳务有限公司进行了整改，清单上也完全罗列了站点名称，包含原告主张的11个站点。证据保全的工程书上已有客观陈述和相应照片。公证书上对于点位存在的质量问题，做了明确的载明，原告主张的点位中的3、5、6、8、10、11存在问题，公证书能够客观反映客观情况，能够印证原告施工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四川仁鑫劳务有限公司整改的范围是包括原告主张的11个点位的，已经支付了工程款给四川仁鑫劳务有限公司。原告称没有接到通知进行整改，整改是原告应当履行的义务，应主动履行，从整改通知、公证书、委托仁鑫公司整改和支付款项的情况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印证原告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整改。 通过双方对以上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6年11月23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与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在曲靖签订了《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曲靖分公司2016年传送网增补光缆线路工程第二批施工框架合同》，2016年11月25日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框架协议书》及施工订单。原告刘发春提供了2017年3月8日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责任书》，甲方：四川益民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乙方：刘发春，责任范围及内容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承担2017年3月6号至2017年6月30号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新建施工，工程具体情况详见单项工程施工合同及施工委托书。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承担工程类型、工程内容：中国移动云南公司2016年传送网增补光缆线路工程第二批施工项目”，在价款结算及支付方式中约定“新建施工费经双方协定为8200元每公里。包含施工过程中协调赔补费，甲供应材料运输费，二搬二转费，验收交维产生的费用。甲方已布放光缆的点位，按600元每公里在乙方工程款中扣除”。在合同尾部签字处，甲方为邓国林（并无公司盖章），乙方为刘发春。 2018年10月31日刘发春以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安卫、邓国林、成都执中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被告诉来我院，要求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给付工程款99552.8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发春认为邓国林是四川益民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所签合同视为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所签，但未能举证证实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四川益民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以及邓国林为四川益明电信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发春主张被告邓国林、安卫给付过部分工程款，下欠工程款99552.8元，但未能举证证实所承包的工程项目已经完工、所完成的工程量、工程是否进行过验收和结算以及给付款项的渠道;刘发春出示的手写单据上有“四川益明安卫”的字样，因安卫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四川益明安卫”字样的真实性无法进行核实，刘发春也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该单据上的数据是安卫与刘发春进行结算后的最终结果，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发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9元，由原告刘发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承姝 人民陪审员  杨天发 人民陪审员  谢德荣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