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大民二终字第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法定代表人马家伟，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曲玉辉，男，1968年5月3日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海林。委托代理人唐昆、于德生，系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1/div>法定代表人王贵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微，女，1981年7月10日生，汉族。上诉人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可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中民初字第3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道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曲玉辉、被上诉人赵海林的委托代理人唐昆、原审被告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赵海林诉称，2011年6月15日，被告“海孚公司”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即被告“道可公司”签订“大连第一发电厂解放广场厂区搬迁改造地块地基及土方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之后，“道可公司”将“大连第一发电厂解放广场厂区搬迁改造地块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分包合同中约定：由原告负责约定期限内的基坑支护工程、降水工程、勘察设计及专家评审，逾期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利息；原告负责组建项目部，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由“道可公司”支付。合同内的基坑支护工程、降水工程、勘察设计及专家评审费用为2496070元，项目部人员工资实际发生数额为525500元。合同履行中，原告发生增加工程量和超期降排水，发生额外工程款238286元。上述工程总价款为3259856元。“道可公司”已付工程款1550000元，预付工资45100元。故原告诉请要求判令被告“道可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等1664756元及自2011年10月25日起至起诉之前的逾期付款利息425143元（详见原告提交的逾期计算利息表），合计2089899元，并承担以支护费、降排水费欠款11183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自起诉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专家评审费、垫付工资欠款5464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请求判令被告“海孚公司”在欠付“道可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原审被告“道可公司”辩称，1．关于支护工程，二被告至今未完成竣工结算，实际发生工程量及总造价均未确定，故基坑回填后三日内付款至支护工程总造价的90%，剩余工程款于2012年10月25日前全部结清条件未成就，被告未违约，不应承担该工程款的逾期利息；2.关于降水井施工及维护工程，原告提供的降水井施工记录表第一页与原告提供给我方的记录表一致，上面记载施工了11口降水井，该记录与原告提供的《（7）月工程款报审表》上“排水井11口”的记载相印证；第二页记录表上记载“19#20#30#31#33#”降水井没有成井日期、更没有详细的施工记录，“28#29#32#降水井，虽然有赵海祥以及监理工程师签字、并且庭前加盖监理公司的印章，但该三口井并没有明确成井日期”，该页证据明显有伪造之嫌，我方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便贵院认为该份证据为真，也只能证明原告施工了25口降水井，并且仅对25口降水井进行了降水维护，原告要求我方支付33口降水井的工程款及维护费用，违背了双方的约定，对我方不公平。因原告没有按《分包合同》约定履行降水井施工，根据合同法“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我方有权拒绝原告继续支付降水井施工及降水费用的要求，也不应当承担该项工程款逾期付款利息；3．勘察设计及评审费用，我方已经支付，不存在违约问题，也不应当承担逾期付款利息；4、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问题。因原告没有组织成立双方约定的项目部，故我方不应当承担原告主张的项目部工人工资与逾期付款利息；虽然《分包合同》约定由原告组建项目部及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由我方支付，但案涉项目部是否存在？案涉项目部管理人员范围？原告要求我方承担项目部工人工资是否有证据支持是本案争议的焦点，申请法院调查项目部是否存在；项目部管理人员的范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原告提供的《项目部人员工资表》记载的人员明确是“项目部人员”并不是“项目部管理人员”，且赵海祥自认是原告弟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李维和没有到庭，工作内容、范围无法核实；周景阳等人是原告为了完成自己所承包的工程内容，所雇佣的与其承包工程内容施工相关的人员，并没有涉及原告承包范围之外的工程内容，不应当定性为项目部管理人员；原告提供的《项目部工人工资表》不足以认定实际工资发放情况，这些人员工资都很高，且邵里欣、杨盛枝和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庭审中故意隐瞒这一事实，其证言带有虚假性，故欲证明工资实际发放情况，应提供完税凭证。原告提供的《项目部人员工资预支记录》中没有“傅学义预支工资”的记载，与傅学义在庭审中所做的证言相悖，袁君兰没有《项目部临时用工合同》，其他人员不认识袁君兰，可《项目部人员工资预支记录》有袁君兰预支2000元，且“袁君兰2000元由赵海祥签字领取”更加印证了该份证据的虚假。原审被告“海孚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我方和“道可公司”工程结算尚未完成。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5日，“海孚公司”作为发包方，“道可公司”作为承包方，双方签订了“大连第一发电厂解放广场厂区搬迁改造地块地基及土方工程施工合同”。该工程监理单位为大连建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监理”）。“道可公司”在现场派驻项目经理为原宏。“施工合同”第一条约定，“海孚公司”将大连发电厂解放广场搬迁用地改造地块地基及土方等工程发包给道可公司。“施工合同”第二条约定，具体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基坑土方挖运和余土外运、工程降水和排水、边坡支护和稳定等。“施工合同”第五条承包方式5、约定，本工程产品的合同价已包括基于招标图纸及乙方（即“道可公司”）深化设计图纸范围内所有工作内容，以上图纸范围内工程不再发生设计变更、现场经济签证、施工技术措施、安全维护、文明施工措施等费用，结算时不再予以调整；6、约定，本合同（除约定事项外）总价一次包干，不作调整。“施工合同”第九条、合同价款的调整2、（2）、约定，“综合单价采用本合同附件中各子目单价进行结算（但合同价中综合费用、12个月的降水费用、措施费用等为包干费，不随设计变更和洽谈、工程量的增减、市场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等任何情况而调整）。“施工合同”附件六：合同价详细预算书（二）：边坡支护工程量面积11637平方米；（四）排水台班（33口井）数量13142个台班，台班综合单价92.92元。2011年10月24日，“道可公司”作为发包方，原告赵海林作为承包方，双方签订“大连第一发电厂解放广场厂区搬迁改造地块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分包合同”）。“分包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基坑支护工程，综合单价110元／平方米，按图纸暂计工程量11637平方米。工程结束按实际发生工程量结算。A1区换热站部分喷锚支护施工完毕，付款300000元，A2区喷锚支护施工完毕，付款300000元，A1区喷锚支护施工完毕，付款300000元，在基坑回填后三日内付款至支护工程总造价的90%，剩余工程款，于2012年10月25日前全部结清。逾期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利息。“分包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降水工程，降水井施工（33口井）、降水维护台班费（12个月），工程总造价1150000元，“道可公司”每月支付原告50000元，维护期（12个月，至2012年7月）结束，全部付清。逾期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利息。“分包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勘察设计及专家评审，设计费60000元，专家评审费6000元，设计完成，专家评审结束由“道可公司”支付。“分包合同”第七条第2款约定：赵海林负责项目部组建，配套临时设施、办公设备费用与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由“道可公司”支付。2011年6月18日，周景阳（项目经理）、赵海祥（技术员）、高凤安（质检员）、杨盛枝（材料员）、邵里欣（档案员）、傅学义（保管员）、戚峰（安全员）分别与赵海林及赵海林自行组建的“道可公司”项目部签订临时用工合同，赵海林支付周景阳120000元、支付赵海祥85000元、支付高凤安45000元、支付杨盛枝45000元、支付邵里欣59500元、支付傅学义51000元、支付戚峰30000元，合计为435500元。2011年6月27日，原告为“道可公司”委托辽宁地质海上工程勘察院对案涉工程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进行设计并支付设计费用60000元人民币、专家评审费6000元人民币。2011年8月4日，被告“道可公司”和“建安监理”在（7）月工程进度款报审表确认，降水工程，完成降水井施工并投入使用11口，2011年6月27日开始降水维护。2011年10月11日，被告“道可公司”和“建安监理”在（10）月工程综合评价表及（10）月工程进度款报审表中均确认，原告完成A1区换热站部分喷锚支护施工。2011年11月29日，被告“道可公司”和“建安监理”在（11）月工程综合评价表及（11）月工程进度款报审表中均确认，原告完成A2区喷锚支护施工；2011年12月26日，被告“道可公司”和“建安监理”在（12）月工程综合评价表及（12）月工程进度款报审表中均确认，原告完成A1区喷锚支护施工；“建安监理”在工程竣工验收记录中确认，2012年6月15日，基坑回填完毕，基坑边坡支护工程质保期结束；分包合同内的降水维护期，自2011年8月15日开始正式批量降水维护，2012年11月25日，地下，地下室底板及顶板覆土完毕降水维护结束。被告“海孚公司”和“建安监理”分别于2011年8月18日，2011年11月26日在现场签证单载明，原告实际施工中发生合同外增加工程量，边坡支护增加面积930.1㎡（332.1㎡＋598㎡）。“海孚公司”和“建安监理”于2012年5月10日在现场签证单载明，增加降水36台班。“海孚公司”和“建安监理”于2012年11月26日在降水超期施工记录载明，“超期降水服务期截止2012年11月25日”和超期各时间段内超期降水的设备数量。自2012年8月15日至2012年8月22日降水台班数量为42个台班（7天×6台）、自2012年8月23日至2012年9月10日降水台班数量为90个台班（18天×5台）、自2012年9月11日至2012年10月20日降水台班数量为280个台班（40天×7台）、自2012年10月21日至2012年11月25日降水台班数量为70个台班（35天×2台），合计482个台班。“建安监理”在降水井施工记录表盖章确认，自2011年6月27日起至2012年5月26日，原告成降水井28口，其中28#井、29#井、32#井成井时间没有记载。案涉工程会议纪要（第1次）记载，赵海祥作为“道可公司”人员参会；案涉工程会议纪要（第14次）记载，会议纪要主送“道可公司”，由周景阳签收。“道可公司”于2011年11月15、25、30日、同年12月26日、2012年1月7、19日、同年11月26日、12月7日、2013年2月8日分别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20万元、7.2万元、46万元、10万元、20万元共计1632000元人民币。另查，“海孚公司”和“道可公司”认可变更了付款进度节点。第七节点“2013年12月25日前竣工结算手续完成支付911200元”、第八节点“质保期满：从工程竣工验收之日开始起计12个月支付455599元”，合计1366799元“海孚公司”未支付给“道可公司”。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认为，“道可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原告个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承包涉案工程的相应资质，但本案涉案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原告根据分包合同约定请求支付相应工程价款，应予支持。关于案涉基坑支护工程价款是否确定问题。原告与“道可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第四条“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和付款方式”第1款约定：基坑支护工程，综合单价110／㎡，按图纸暂计工程量为11637㎡，工程结束按实际发生工程量结算”。基坑支护工程属于掩埋工程。如当事人对“分包合同”约定的暂计面积有异议，就应当在基坑回填之前共同测算，否则基坑回填后，支护工程因被泥土掩埋不存在测量条件。“道可公司”在现场派驻项目经理可随时掌握施工进度。“道可公司”未组织测量同意直接掩埋，应当视为认可“分包合同”约定的面积，不应再以未测量实际面积为由拒绝付款。故“道可公司”辩称基坑支护工程量不确定、工程价款不确定、需要鉴定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施工的基坑支护工程价款应为1280070元（11637／㎡×110元／㎡）。关于原告诉请被告应按“分包合同”约定支付降水工程价款1150000元一节，案涉“分包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降水工程的工程总造价115万元，并未约定单口降水井综合单价，也未约定工程结束后据实测算调整，表明此处约定的降水工程价款为固定价。这和“道可公司”与“海孚公司”间签订的“施工合同”第九条、合同价款的调整2、（2）“综合单价采用本合同附件中各子目单价进行结算（但合同价中综合费用、12个月的降水费用、措施费用等为包干费，不随设计变更和洽谈、工程量的增减、市场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等任何情况而调整）的约定一致。“建安监理”在工程综合评价表中确认降水工程符合要求，质量合格，且有验收记录，表明原告已经履行了施工义务，满足施工需要，被告“道可公司”应按约定支付原告降水工程价款1150000元。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降水井施工记录表》有伪造之嫌、要求对成井数量进行司法鉴定和由其支付33口降水井的工程款、维护费用不公平、不应当承担该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合同外增加的基坑支护工程价款。由“建安监理”、“海孚公司”确认的签证单已载明基坑支护工程量为930.1㎡（332.1㎡＋598㎡），结合综合单价110元／㎡，即可计算原告实际施工合同外增加的基坑支护工程价款为102311元（930.1㎡×110元／㎡）。关于超期降水工程价款。根据签证单可以计算台班数量为518个台班（482个＋36个）。原告主张按照“海孚公司”和“道可公司”之间约定的12个月台班数量确定台班单价为87.5元／台班（1150000元／13142台班），该数值低于建设厅等部门公布的台班费定额（244元／台班），也低于“海孚公司”支付“道可公司”的台班费单价，数额合理，予以支持。原告实际施工的降水工程价款为45325元（518台班×87.5元／台班）。关于被告辩称台班单价应为62.4元／台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道可公司”已付款数额。原告认可共收到1632000元，其中工程款为1550000元、预付工资22000元、给付原告垫付的税款6万元。“道可公司”主张已付款项均为工程款而非税款借款和项目部人员工资，没有支付过项目部人员工资。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税款借款依据不足、付款凭证也未显示用途为工资，应当认定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1632000元。综上，“道可公司”与原告间发生工程款总额为2577706元（1280070元＋1150000元＋102311元＋45325元），扣除“道可公司”已付的1632000元，“道可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为945706元（2577706元-1632000元）。关于专家设计、评审费。原告已经按“分包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垫付了设计费60000元、专家评审费6000元。“道可公司”当庭认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诉请被告“道可公司”应支付项目部人员工资525500元一节，“分包合同”第七条第2款约定：赵海林负责项目部组建，配套临时设施、办公设备费用与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由“道可公司”支付。原告及聘用人员早在2011年6月起就为案涉项目进行相关工作。2011年6月27日交纳设计费、专家评审费，交款人为赵海祥；2011年7月27日，赵海祥编制施工方案得到被告“道可公司”盖章确认并报送“建安监理”、“海孚公司”审核；2012年3月31日，由“海孚公司”盖章确认的工程联系单证明，“海孚公司”向赵海林所在的项目部出具工程联系单，内容还涉及土石方工程，不仅只负责原告自己施工的工程。案涉工程会议纪要证明，代表“道可公司”的出席人员有赵海祥、周景阳等，均系原告聘用人员。以上足以证明赵海林已经履行了组建项目部的义务，“道可公司”因原告所组建项目部开展的工作受益，原告自行组建的项目部代表“道可公司”履行与“海孚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为“道可公司”取得了进度款。“道可公司”拒绝负担项目部人员的工资，于法于理无据，不予采纳。“道可公司”项目部人员的工资数额应以实际发生为准，原告主张“道可公司”应当承担的工资总额为525500元，并提供了相应证据，经原审法院调查核实，对其中的435500元予以认可。李维和未到庭，是否收到9万元工资，无法确认。关于被告“道可公司”辩称李维和没有到庭，工作内容、范围无法核实一节，予以采信。关于被告“道可公司”辩称原告没有组建双方约定的项目部，又无据证明其自己组建项目部及项目部管理人员范围，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道可公司”辩称赵海祥自认是原告弟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周景阳、杨盛枝、邵里欣、傅学义、高凤安、戚峰是原告为了完成自己所承包的工程内容，所雇佣的与其承包工程内容施工相关的人员，并没有涉及原告承包范围之外的工程内容，不应当定性为项目部管理人员一节，结合本案“道可公司”和“海孚公司”盖章确认的施工方案审批表及“海孚公司”盖章确认的工程联系单等证据，被告此节抗辩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关于被告“道可公司”辩称原告提供的《项目部工人工资表》不足以认定实际工资发放情况，这些人员工资都很高，且邵里欣、杨盛枝和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庭审中故意隐瞒这一事实，其证言带有虚假性，故欲证明工资实际发放情况，应提供完税凭证；原告提供的《项目部人员工资预支记录》中没有“傅学义预支工资”的记载，与傅学义在庭审中所做的证言相悖，袁君兰没有《项目部临时用工合同》，其他人员不认识袁君兰，可《项目部人员工资预支记录》有袁君兰预支2000元，且“袁君兰2000元由赵海祥签字领取”更加印证了该份证据的虚假一节，因赵海祥、周景阳、杨盛枝、邵里欣、傅学义、高凤安、戚峰均已到庭证实自己实际领到工资数额，应以实际支付为准，对被告此节辩解不予采信。关于迟延付款利息。“道可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分包合同”约定，支护、降排水工程价款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逾期利息。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道可公司”抗辩要求调低利息标准，于法无据。关于原告垫付的设计、专家评审费及项目部人员工资何时给付及逾期给付利息标准，因双方对此没有约定，应自原告主张权利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单倍标准计付逾期利息为宜。关于“海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海孚公司”确有尚未支付给“道可公司”的工程价款，故“海孚公司”应当在欠付“道可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赵海林工程款人民币945706元及截至2013年7月10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354453元（详见附后逾期付款利息计算表）；二、被告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赵海林设计费、专家评审费人民币66000元、垫付工资435500元，合计人民币501500元；三、被告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海林支付工程欠款利息。其中，以基坑支护、降水工程欠款人民币945706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以设计费、专家评审费、工资欠款501500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上述一、二、三项所列被告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应给付原告款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赵海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五、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20元（原告赵海林已预交），由被告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0276元，原告负担3244元。宣判后，道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赵海林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的赵海林支付给周景阳、赵海祥等人的工资，仅凭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能证明该节事实是否真实发生。2.原审法院认定“基坑支护工程价款确定”错误。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工程结束按实际发生工程量结算，可见，该项工程的工程量是需双方共同确认进而结算工程价款，但本案中基坑支护工程量双方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不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问题。3.原审法院认定“降水工程价款为固定价”错误。从道可公司与赵海林签订的合同内容看，双方间约定的不是固定价，原审法院根据道可公司与海孚公司间的合同来推断本案降水工程价款为固定价，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即使双方在合同中关于打一口井及一口井维护一年的费用没有约定，但可以根据双方合同的内容计算出来，赵海林未按照约定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4.关于合同外增加的基坑支护工程价款，原审法院认为签证上有“建安监理”和“海孚公司”人员签字，进而认为该签证单已被“建安监理”和“海孚公司”确认是错误的。因该签证单上没有道可公司签字，且签证单上记载的工程量，海孚公司至今也未确认，故道可公司与赵海林间支护工程的总工程量及总造价无法确定。5.原审法院认定“赵海林成立的项目部人员工资由道可公司承担”错误。原审法院确认赵海林组建了项目部证据不足，且项目部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确定的依据亦不充足。原审原告赵海林、原审被告海孚公司表示服从原审法院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关于上诉人道可公司提出的第一个上诉观点，从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关于已支付给赵海祥等项目部管理人员的工资，原审中，赵海林不仅提供了与项目部管理人员签订的“临时用工合同”，还提供了有项目部管理人员签字的工资表，且赵海祥等项目部管理人员均出庭接受质询，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赵海林已实际支付了案涉工程项目部管理人员的工资，故对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二个上诉观点，虽然双方在分包合同中约定基坑支护工程的工程量待工程结束后按实际发生量结算，但同时还载明工程量按图纸暂计为11637㎡，且上诉人道可公司在二审中明确承认基坑支护工程属于掩埋、隐蔽工程。既如此，如果上诉人在赵海林的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完毕后，对分包合同约定的暂计面积有异议，其应该在基坑回填之前要求双方共同测算（合同约定道可公司负有对工程验收和结算的责任），否则基坑回填后，支护工程因被泥土掩埋已不具备测量条件。另结合道可公司与海孚公司签订的合同可以看出，道可公司与海孚公司对支护工程图纸范围内的结算是合同总价一次包干，不予调整；该合同附件载明的支护面积即为11637平方米，可见，无论面积多少，道可公司得到的支护工程款都是一样的，所以其才没有组织测量。现道可公司以未测量实际面积为由拒绝付款，不符合实际情况，且根据合同约定的综合单价，可以计算合同内基坑支护工程价款，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三个上诉观点，本院认为，降水井，是在地势低洼处根据施工现场、施工进度需要挖设的井，其通过内置水泵等排水设备将基坑及周边的积水外排。基坑降水可防止基坑坡面和基底的渗水，使坑底维持干燥的状态，消除渗透力的影响，防止流沙的产生，增加基底的稳定性，保证施工顺利进行。可见，基坑打井降水施工和降水维护，只要满足并保证基坑土方开挖、基坑支护和主体工程施工需要和要求即可。本案中，虽然双方约定的降水井施工是33口，但约定的降水工程总造价115万元中，不仅包括降水井、还包括降水维护台班费等，而降水维护期根据各降水井成井时间不同而不一致，既然各降水井的维护期并不统一，故在合同总价确定的情况下，也无法计算打一口井、单口井的维护费用。况且，降水井本身并未起到降排水的作用，需结合内置水泵、排水沟等其他设备才能综合起到排水作用，故即使从合同约定的字面看，总造价是降水井、降水维护台班费的费用，实际上也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还应包含排水过程中各设备的综合费用。另外，从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案涉的降排水工程，进度符合要求，质量合格。既然赵海林施工的降排水工程满足施工要求，合同目的已实现，道可公司即应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故对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同样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四个上诉观点，从赵海林提供的“现场签证单”显示，案涉工程的发包方海孚公司及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均对合同外增加的基坑支护工程量予以签字确认，海孚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建设单位，其工作人员的签字代表了其作为发包方对案涉工程工程量增加的确认，该签字可能影响该单位与案涉工程的总包单位道可公司的结算价款，故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道可公司作为总包单位对此部分工程款享有向发包单位进行主张的权利，即使道可公司的工作人员未签字确认，亦不影响“现场签证单”的证明效力，故对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五个上诉观点，从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工程是从2011年6月开始施工，赵海林代表道可公司与赵海祥等人签订了临时用工合同，聘用为道可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的管理人员。此后，赵海祥等项目部管理人员即代表道可公司实施了一系列行为，包括支付设计费、评审费；向海孚公司提交案涉工程现场施工情况联系函；代表道可公司参加案涉工程施工会议（包括土方工程内容），接收会议纪要复印件；代表道可公司申报前期工程进度款等等。而赵海林与道可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是在项目部运行几个月之后的10月24日，双方约定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由道可公司支付，说明道可公司对项目部的成立不仅明知且认可。再者，双方在分包合同中对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标准没有约定，现赵海林根据施工需要和市场价格支付工资，对实际发生的工资理应由道可公司承担。综上，对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另外，关于赵海林诉请的工程款利息，虽然双方在分包合同中约定“逾期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欠付工程价款的利息性质应为法定孳息，合同约定的利率应当在国家法定利率上下限内才予以保护，当约定的利率违反国家规定时，则不予保护。现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利息，已远超出国家法定利率，故不应予以保护。对赵海林诉请的工程款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6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634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6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赵海林工程款人民币945706元及截至2013年7月10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原审判决后所附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表载明的时间节点和欠款额为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四、变更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初字第363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海林支付工程欠款利息。（以1447206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款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赵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520元，合计47040元，由上诉人大连道可实业有限公司承担36000元，由赵海林承担110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虹审 判 员  侯学枝代理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