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解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金子纯，辽宁大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庄严，辽宁诚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物产（迁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金丹，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志坚，河北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于福东，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浙江物产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中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钱晓葆，该公司职员。上诉人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物产（迁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迁安公司）、原审第三人浙江物产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葫民二初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宏伟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衡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子纯、庄严，被上诉人迁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志坚、于福东，原审第三人浙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晓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迁安公司是浙江公司的子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成立。2012年5月24日，浙江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伊萨林公司）签订了《国内铁精粉委托代销合同》，该合同约定：浙江公司从天津伊萨林公司购进铁精粉，数量约54000干吨，最终结算以卸货港中国商检水尺报告数为准，单价为1140元/干吨，所产生的海运费、船舶滞期费、保险费等由天津伊萨林公司负担；结算及付款方式：天津伊萨林公司将合同下货权转移给浙江公司后3个工作日内，浙江公司向天津伊萨林公司预先支付合同总金额80%的货款。同日浙江公司与江阴市万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公司）签订了《国内铁精粉供需合同》，浙江公司出售给江阴公司铁精粉，单价为1155元/干吨。2012年5月30日，浙江公司与迁安公司签订《货物代理协议书》，协议约定：迁安公司负责协助浙江公司在葫芦岛港办理货物的集港计划、报港、过户、结算等事宜，迁安公司向浙江公司收取实际发生的港口费用及其他杂费。在船舶离港后，浙江公司向迁安公司支付0.5元/吨代理费。浙江公司不按约定付清费用，迁安公司对相应货物享有留置权。迁安公司于2012年6月11日与洋浦津盛船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租用锦德3号轮的《航次租船合同》，同日天津伊萨林公司对租用该船予以了确认，承诺其承担该船货物的保险费和船舶滞期费。锦德3号轮在2012年6月18日到达葫芦岛锚地。衡水公司提供的《葫芦岛港过户说明》记载，当日，由锦州鑫伟物流有限公司代衡水公司过户给迁安公司铁矿粉10037.8吨，李子玉代表锦州鑫伟物流有限公司签字确认，刘立军代表衡水公司签字确认，朱志同代表迁安公司签字确认，葫芦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商务业务部盖章确认。同日，浙江公司向天津伊萨林公司支付货款989万元。天津伊萨林公司在2012年6月25日为该船货物进行了投保，后又承担了整船的海运费74.75万元，迁安公司于该日将该批铁矿粉过户给了浙江公司，6月26日装货完毕起运，所载货物包括衡水公司所起诉的10037.8吨铁矿粉，且整船铁矿粉均是发运给浙江公司的。洋浦津盛船务有限公司在2012年10月15日向天津伊萨林公司开具了海运费发票。另查一，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向迁安公司、浙江公司发送《承诺函》，该函载明：2012年期间，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和天津冀衡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在葫芦岛发生铁精粉业务往来债权债务关系。迁安公司、浙江公司在葫芦岛港从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过户和直接接收的铁精粉都是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出卖给天津伊萨林公司和天津冀衡商贸有限公司后再由上述两家公司出卖给迁安公司、浙江公司。所有铁精粉的货款都由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直接与天津伊萨林公司和天津冀衡商贸有限公司结算，与迁安公司、浙江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该函加盖有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天津伊萨林公司、天津冀衡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并有杜宏志签字确认。以上业务包括：2012年6月25日、7月3日、7月12日、7月26日，刘立军代表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与迁安公司业务员朱志同、尹超贝签订“葫芦岛港过户说明”，货物名称均是铁矿粉，重量分别为11335.15吨、560.85吨、12350.46吨、7667.03吨。另查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辽民二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天津伊萨林公司与凤城市润德贸易有限公司在履行双方于2012年6月8日签订《铁矿石购销合同》的过程中，凤城市润德贸易有限公司将货物直接过户给了浙江公司。另查三，案外人崔希春是天津伊萨林公司、天津盛源达钢铁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冀衡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崔希春被羁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另查四，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魏国栋起诉天津盛源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崔希春买卖合同纠纷共三个案卷由朝阳市龙城区法院移送至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三个案卷中均基于同一事实即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盛源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所签的《铁精粉供需合同》及刘立军与朱志同于2012年6月25日在葫芦岛港签字确认的过户说明。该合同约定货物数量为8157.08吨，单价为1195元/吨，货物运输及运输保险均由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负责，结算及付款方式为每一万吨为一个结算单位，货到港一万吨后天津盛源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全额付清款项。该过户说明记载货物数量均为11335.15吨。三个案卷涉及的债务均是崔希春在不同的时间所写的欠条，债权人不明确。另查五，迁安公司给朱志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朱志同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结算代理人，其权限是：办理在葫芦岛港的计划、报港、出库、结算业务。附法律关系图示：衡水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迁安公司支付货款7,528,350元及延迟付款利息5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葫芦岛港的过户说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货物代理委托协议书、国内铁精粉委托代销合同、租船合同海运费发票、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单、汇款凭证、港口作业合同、承诺函、会计凭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以及庭审笔录等材料载卷为凭，并经过开庭质证，可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迁安公司和浙江公司对收到衡水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否认迁安公司与衡水公司存在涉案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迁安公司认为其与浙江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收货行为是基于浙江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代理浙江公司收天津伊萨林公司的货物，其本身与衡水公司并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迁安公司与衡水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葫芦岛港的过户说明”只能证明迁安公司收到衡水公司货物的事实，就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而言属于间接证据，不能排除迁安公司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或者事实接收货物的可能，不能证明双方就铁精粉买卖达成合意，即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结合迁安公司提供的天津伊萨林公司与浙江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浙江公司与迁安公司签订的《货物代理协议书》、天津伊萨林公司支付涉案锦德3号船港杂费、船运费、货物保险费的单据、浙江公司向天津伊萨林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以及刘立军与朱志同签发的多笔“葫芦岛港过户说明”均是跨越式交易的事实、“承诺函”等一系列证据，说明衡水公司和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立军与迁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志同有跨越式过户的交易习惯。衡水公司主张仅就货物单价达成口头协议，对海运费、保险费、滞期费等港杂费即没有任何约定又没有支付该费用不符合行业习惯。迁安公司是国有企业，其与其他主体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即发生如此之大的买卖业务不符合交易习惯。衡水公司主张与迁安公司间形成口头买卖合同既不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及行业习惯，又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衡水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68,208.00元，由衡水公司承担。衡水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迁安公司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前提下驳回衡水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事实和理由：2012年6月18日衡水公司驻葫芦岛港港务专员（业务经理）刘立军（刘立军系多家企业聘用的业务人员）与迁安公司的业务人员朱志同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协议约定衡水公司将此前存储在锦州鑫伟物流公司葫芦岛港的精铁粉10037.8吨转让给迁安公司，每吨价款为当时市场价格750元/吨，同时约定迁安公司付款后衡水公司即开据增值税发票。迁安公司接受发票认证后，将相应税金返还给衡水公司。货权转移后，迁安公司由葫芦岛港经锦德3号货船将铁粉运至江苏沙钢，口头协议成就后，双方及港口三方在葫芦岛港过户说明上签字（刘立军代表衡水公司，朱志同代表迁安公司，李子玉代表葫芦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商务业务部），然后迁安公司开始装船起运，因为衡水公司在约定时间内没有收到货款，经协商未果后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而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任意曲解衡水公司提交法庭的主要证据为间接证据，即“葫芦岛港过户说明”。并断章取义的直接采纳并引用迁安公司的所谓证据及观点和示意图，目的是以此达到迁安公司的要求，即迁安公司及浙江公司所言称的衡水公司与其和天津伊萨林公司（崔希春）存在“跨越式交易”，而事实并非如此，迁安公司和浙江公司在向原审法院提交数份“跨越式交易”的证据材料均能证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便是无论天津伊萨林公司从任何一个供货商要货给迁安公司和浙江公司时，都需要天津伊萨林公司与迁安公司或者浙江公司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由供货方直接与迁安公司或者浙江公司直接交易，或者迁安公司和浙江公司为供货商出据《承诺函》，只有履行上述程序才可能达到供货商与迁安公司或者浙江公司以及天津伊萨林公司存在“跨越式交易”的行为和处成。而本案现有的证据能够充分客观的证明以下事实：第一，衡水公司的业务经理刘立军与迁安公司的业务员朱志同和葫芦岛港的李子玉，于2012年6月18日签发后的葫芦岛港过户说明是在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以后形成的，该“过户说明”明确记载了由锦州鑫伟物流有限公司代衡水公司将铁矿粉10037.8吨过户给迁安公司，并约定了过户、仓储、装卸作业包干由迁安公司支付，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也予以确认，因此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衡水公司和迁安公司在此笔买卖交易过程中存在与其它公司相互关联和制约形成的情况下，就不能形成“跨越式交易”的最基本要件，所以涉案的交易方式为独立交易行为。第二，原审法院应迁安公司申请，于2013年12月9日对天津伊萨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崔希春进行询问，在该份询问笔录中，崔希春明确说明涉案的这笔是他们独立做的业务，跟我无关，我也不清楚，而原审在该份笔录中多次重复的询问崔希春与“老杜”的关系及业务，并且明确询问“老杜”与衡水公司是什么关系，而崔希春的回答是我不清楚，至此我们不清楚原审询问的“老杜”是谁？“老杜”又与本案有何关系，后来在判决中衡水公司得知“老杜”是杜宏志。而这个杜宏志与本案有何关系衡水公司却无从知晓，但在这份证言中，证人崔希春明确指出，涉案的此笔交易与天津伊萨林公司没有关系，是一份独立的业务，至此可以明确指出原审判决所认定的衡水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及迁安公司所存在的“跨越式交易”的可能推测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而崔希春向法院说明港口交易存在后附合同，交完货后，有多种付款形式这一交易习惯，所以衡水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本案所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仅凭主观的片面的推断就认定涉案货物是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及天津伊萨林公司存在“跨越式交易”显属错判。同时原审判决所谓查明并确认的其他法院的判决文书以及汇款凭证，迁安公司或浙江公司的会计凭证均与本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为迁安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关系，账目从未结清过，不能证明989万是付的涉案货款。按迁安公司提供的证据应付涉案货款为1140×10037.8×80%×0.9=8,239,026元，与已付款项不符。直到最终的认定也只是所谓的瑕疵的“可能性”和主观的判断。衡水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所认定涉案的“葫芦岛港的过户说明”只能证明迁安公司收到衡水公司货物的事实，该过户说明不能形成双方买卖合同的直接证据，更不能排除迁安公司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或者事实接受该货物的可能，并结合天津伊萨林公司支付涉案锦德3号船港杂费、船运费、货物保险单据以及刘立军与朱志同签发多笔以往“葫芦岛港过户说明”均是跨越式交易等等，因此推断性的认定，涉案的交易不是独立的交易行为而是“跨越式交易”，而上述的这些所谓的认定均与事实相违背，截止到目前为止，迁安公司或者浙江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一份相关的能够证明涉案的交易是“跨越式交易”的证据，以此来证明原审法院所判断的事实存在及合法性。同时对于刘立军在此前曾多次与朱志同签发多笔“过户说明”衡水公司不予否认，因为刘立军为多家企业服务，担任业务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代表其他公司与朱志同签发“过户说明”与本案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另外就原审认定的涉案装载货物的船舶即锦德3号船的港杂费，船运费、货物保险单等费用等问题，衡水公司认为均与本案无关，因为事实证明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达成买卖口头协议后，做为衡水公司出卖的是货物，收的是货款，所以衡水公司没有义务为迁安公司承担任何一种费用，并且在涉案的买卖合同中没有此项约定，同时天津伊萨林公司包船所运载的货物也是发给迁安公司，至于其中的费用如何分担，均与衡水公司无关，而就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而言，衡水公司认为，涉案的“过户说明”是在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双方形成口头协议前提下签发成就，并且双方权利义务明确，没有任何第三方的介入，原审判决的所谓推断及任何可能均不能成为认定涉案的买卖合同为“跨越式交易”的证据，同时双方的口头协议符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情形，因此衡水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衡水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即要求迁安公司支付货款7,528,350元及延迟付款利息53万元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迁安公司承担。迁安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原判认定“2012年6月18日过户说明”为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双方间存在口头合同的观点完全正确，衡水公司认为此证据系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实双方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此点上诉理由不能得到支持；合同是否成立的要件至少要包括：一是存在双方缔约主体；二是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该两个合同成立的要件衡水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1、本案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双方缔约主体，刘立军本人未到庭接受质证，仅凭其在过户单上的签字无法证实当时有任何的所谓“口头约定”。衡水公司仅仅拿出了其对刘立军的授权委托书，但是法庭调取的证据中又出现了刘立军系唐山浦发公司职工的证据，且两个委托书时间还有连续和重叠，所以刘立军的身份值得怀疑，而恰恰刘立军本人没有到庭，导致迁安公司的证人朱志同虽到庭而无法与刘立军对质。既然衡水公司主张的是口头合同，却又没有胆量到庭接受质询，足见其根本就不可能是缔约一方的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刘立军显然应当是衡水公司一方证人的身份，但是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到庭进行质证，那么衡水公司的全部所谓的“口头约定”的内容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迁安公司的朱志同，其授权范围根本就不包括签订合同，其也不是合格的签约主体。2、不存在双方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的事实。衡水公司除持有“过户说明”外，对于买卖合同应当具备的其他主要内容均没有举出证据，无法证明双方的合意是什么，无法证明口头合同的存在。“过户说明”仅仅载明了铁矿粉的吨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信息（关于港口收取的过户费、仓储费、装卸作业包干费用，不应当属于口头买卖合同的内容），如单价（干吨还是湿基）、质量、付款方式等都反映不出来，这些内容衡水公司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所谓的代理人刘立军没有出庭，而迁安公司的朱志同又否认除签收货权外有过任何所谓的“口头约定”。3、结合迁安公司一审答辩状所列衡水公司种种违背交易习惯和客观常规的情形，也能够说明所谓的口头合同不可能存在。（二）原判认定港口贸易存在“跨越式过户交易”这一交易习惯是客观公正的，衡水公司所谓的“独立交易”、不存在“跨越式过户交易”主张不能成立，其该点上诉理由不能得到支持。跨越式直接过户的交易习惯即：为了节省过户费而跨过中间商，直接将货物过户给下游收货方的情况。对此交易习惯，迁安公司在一审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予以了证实，主要体现在：第一，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二审判决书；第二，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向迁安公司所发《承诺函》；第三，天津伊萨林公司于2012-6-11日出具的《承诺函》；第四，2012年10月15日洋浦津盛船务有限公司向天津伊萨林公司开具的“锦德3号”船海运费发票；第五，2012年6月18日浙江公司向天津伊萨林公司付款989万元银行回执等等，基于上述证据原判才确认了该交易习惯，可谓有理有据！1、是否存在由衡水公司确认的关于“跨越式过户”的《承诺函》，并不是“跨越式过户交易”是否客观存在的唯一判定依据，衡水公司上诉状中关于此点的意见不能成立。迁安公司现在的确没有衡水公司确认的关于“跨越式过户”的《承诺函》，如果迁安公司有此函，衡水公司还敢起诉吗？正是因为没有此函，所以迁安公司才拿出上述众多证据来证实该问题，即便没有该函，在实践中也是存在这种交易习惯的。2、关于崔希春的笔录，原审仅仅用此证明了其实际掌控着三家公司，衡水公司上诉状所列关于笔录的意见不能成立；3、衡水公司关于浙江公司付款989万元与吨数不符，就说明不是付的涉案铁矿粉款一说不能成立；关于此款，从浙江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的合同关系上、付款时间上、付款数额上看足以证实所付款项包含该涉案铁矿粉款。衡水公司仅仅从数额上就否定该款的性质属主观臆断。（三）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原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完全适用本案的情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迁安公司认为，“过户说明”仅仅是间接证据，衡水公司的交货行为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双方间就是在“跨越式过户贸易”过程中，利用迁安公司经验不足，造成手续不完备，引起虚假诉讼，双方间没有所谓的口头买卖合同，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江公司陈述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我公司及迁安公司没有和衡水公司形成过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我公司作为第三人与衡水公司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独立的法律关系，但涉案标的物系装运在锦德3号轮项下，而该轮装载货物为我公司作为中间贸易商与案外第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相关第三方分别为我公司的上游卖方供应商天津伊萨林公司，以及我公司的下游客户江阴公司。我公司与相关当事方均按照以上买卖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了该批货物，并且我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当天己经向上游供应商天津伊萨林公司给付了货款。锦德3号轮装运的货物的各项指标及运输、保险等费用及手续的办理均符合上述合同的约定，构成合同存在及履行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我公司及迁安公司自始至终都未与衡水公司成立过买卖合同关系。迁安公司系我公司在上述合同项下相关物流环节的代理人，其中含衡水公司诉称的10037.8吨标的物的接货、装运以及物流费用结算事项。（二）根据船舶运输散装铁矿粉的惯例，每艘船只能装运一个供货商相应的货物，不容许与其他供货商所供货物混装，以防止货物掺杂后在质量、重量上等无法分清的现象，所以该锦德3号轮项下的货物全部都是天津伊萨林公司供的，不可能存在与衡水公司另行通过口头合同购货后再与天津伊萨林公司所供货物混装的现象。（三）原审认定存在“跨越式过户贸易”这一交易习惯正确。衡水公司举证的货权转移的凭证只能证明货权的名义人变动，但无法证明货权名义人变动的原因行为，也即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衡水公司对诉称的买卖法律关系缺乏确凿有效的证据证明，而其向迁安公司交付货物系遵守港口惯例及交易习惯的操作也即“跨越式过户贸易”。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我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衡水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确认一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迁安公司与衡水公司是否存在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衡水公司主张与迁安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但已经达成实际的口头买卖协议。并提供了衡水公司与锦州鑫伟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水路运输代理协议》、铁粉入港（泊位）明细、迁安公司对朱志同的授权委托书、衡水公司向刘立军签发的授权委托书、衡水公司财务自行记载的帐页、2012年6月18日《葫芦岛港过户说明》、洋浦津盛船务有限公司2012年7月2日向迁安公司发送的说明函、葫芦岛港出具的装船清单、2013年8月26日《律师函》等证据加以证明。但是衡水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迁安公司收到衡水公司的涉案货物，没有提供与迁安公司就货物的交货方式、质量、单价（干吨还是湿吨）、付款方式等保证买卖合同正常履行的相关约定的证据。衡水公司主张刘立军与朱志同因长期业务接触，关系尚好，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迁安公司对朱志同的授权委托书的时间是2012年6月11日，其权限为：办理在葫芦岛港的计划、报港、出库、结算业务。由此可见，朱志同没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权限，衡水公司主张2012年6月18日刘立军与朱志同达成口头协议仅在迁安公司对朱志同的授权委托一周后，也不符合衡水公司主张的刘立军与朱志同有长期业务接触，关系尚好的诉称。故衡水公司主张与迁安公司达成口头买卖协议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迁安公司和浙江公司对收到衡水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但主张迁安公司与衡水公司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双方不存在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迁安公司是依据其与浙江公司签订的《货物代理协议书》而代理浙江公司收天津伊萨林公司的货物（基于浙江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的买卖合同），迁安公司与浙江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与衡水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天津伊萨林公司与浙江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浙江公司与迁安公司签订的《货物代理协议书》、天津伊萨林公司支付涉案锦德3号船港杂费、船运费、货物保险费的单据，浙江公司向天津伊萨林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以及刘立军与朱志同签发的多笔“葫芦岛港过户说明”和“承诺函”等证据证明是跨越式交易”。根据迁安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包含衡水公司货物在内的“锦德3号轮”的运费747,500元是由天津伊萨林公司转付。迁安公司2012年6月18日向天津伊莎林公司支付的989万元货款包含涉案货物的货款。据此可以认定涉案货物是跨越式交易，衡水公司以《葫芦岛港过户说明》的方式交付的货物实际是向天津伊萨林公司履行义务，衡水公司与天津伊萨林公司之间应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从衡水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只能证明迁安公司收到衡水公司涉案货物的事实，但无法证明收到货物的事实是由于双方存在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以原审法院依据全案证据认定双方存在跨越式过户的交易习惯正确。另外结合衡水公司所述其只就货物单价达成口头协议，对其他保证买卖合同履行的必要事项没有约定，况且发生如此数额的业务而不签订书面合同也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综上，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衡水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208元，由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喜审判员  徐宏伟审判员  黄可心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