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民终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汾市襄汾县邓庄镇小韩村。 法定代表人:杨梅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志，男，1984年10月12日生，该公司法务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乾,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荣复街**。 法定代表人:黄**。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福旺,山西天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灵石县隆盛煤化有限公司，，住所地灵石县玉成沟 法定代表人：武贵元。 上诉人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晋煤公司）、原审第三人灵石县隆盛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灵石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9民初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顺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志、张乾，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福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隆盛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1年的欠款诉讼时效已届满，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该笔交易发生在2011年7月11日，距今已达5年多，诉讼时效早已届满,其丧失胜诉权。一审判决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但未说明被上诉人“知道或者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是哪一天，因此其认定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没有依据。二、被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的交易不存在,其主张货款没有依据。（一）2013年1月8日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并不成立。本合同是隆盛公司安排，用来帮助其将精煤运输过营业站卡子的,该合同的买卖双方均无履行合同的意思，合同不能成立。此外，合同的出卖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晋中煤运公司）也未盖章或者授权代表签字，买卖合同的出卖方没有盖章或者签字，合同当然无法成立。（二）即使该合同成立，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本案出卖人晋中煤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虚假的买卖合同无效，对双方均无约束力。（三）被上诉人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该合同的出卖人是晋中煤运公司,被上诉人只是晋中煤运公司的授权委托人。被上诉人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无权提起诉讼。（四）该合同更没有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本身并不生产煤炭，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售”的煤炭是从何而来，实际上其根本没有这笔交易所需的煤炭。合同第五条约定“买受人需以银行汇票、支票或现金预付货款,定期结算”，因此本合同履行的前提条件需要上诉人预付货款。被上诉人起诉的行为，恰好说明该合同并未履行。合同第二条约定“由出卖组织运力到指定煤矿洗选储配煤场装货后送到买受人处”，被上诉人没有组织运力运输的证据，更不持有货运单。合同第三条约定“商品煤的数量以出矿‘调运单’过磅数为结算依据,途中路耗0.1%以内的由用户承担”,即出卖人应当持有出矿‘调运单’和入买受人公司的过磅单，但被上诉人均不持有。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山西高义煤化有限公司的调拨单跟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合同第一条约定了煤炭的质量参数，第三条后项约定:“商品煤的质量以出卖人的化验结果为计价依据”,被上诉人也不持有化验单。根据合同约定,煤炭到买受人处以后，买受人必须对数量和质量进行查验,并根据实际的数量、质量与出卖人签订结算单作为结算的依据，被上诉人不能提供结算单。以上事实，均说明该合同从未实际履行。（四）晋中煤运公司以及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向要求上诉人付款。自“签约”的2013年1月8日至今，近五年的时间里,“出卖方”晋中煤运公司从未向上诉人主张付款，甚至在被上诉人起诉后，晋中煤运公司也未要求上诉人付款。而被上诉人在起诉之前，也从未要求过上诉人付款。晋中煤运公司和被上诉人也未向上诉人开出发票,如此违反情理的事情也说明合同是虚假的。（五）即使被上诉人享有权利，诉讼时效也已届满。即使被上诉人享有权利,其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主张权利，该笔债务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六）隆盛公司的证明也说明原告起诉的交易并不存在。隆盛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说明证言,说明晋中晋煤公司主张的交易并不存在。该证明和本案已经查明的诸多事实相互印证，应当认定其效力。（七）被上诉人虚构事实并提供虚假、遮挡重要内容的证据,均说明其有虚假诉讼的故意。被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1月8日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南关营业站的开票明细，故意遮盖了重要信息。在被遮挡的信息中,明确写明供货商是隆盛公司，而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山西省公路煤炭运销省内用煤统一调运单》是山西高义煤化有限公司的，和被上诉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用不成立、无效力的合同,和遮挡重要信息的开票明细,以及高义煤化公司的调运单这些虚假证据来证明其与上诉人的合同真实履行，也说明其存在虚假诉讼的故意。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认定违约错误。三、本案真实的交易发生在上诉人与隆盛公司之间，与被上诉人无关。2012年12月24日上诉人与隆盛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由隆盛公司向上诉人提供精煤。由于隆盛公司的精煤无法通过营业站,于是才制作了2013年1月8日的合同。隆盛公司的精煤运输到上诉人处后,向上诉人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运输费发票,上诉人支付了货款，该交易早已履行完毕。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关于2011年欠款诉讼时效问题，我们是2015年提起诉讼的，2014年还有相关的给付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我方2013年的主张不存在时效问题。双方均认可2013年签订了煤炭销售合同，应该是对合同文本内容存在异议，隆盛公司与我方是采购合同，根据采购合同进行履行，买卖合同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进行的，晋中市人民政府认定由我公司进行煤炭销售，被上诉人是煤炭销售的主体，证明煤炭买卖的真实性，合法性。虽然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上诉人未履行义务。从2014年开始，并未进行变更，在欠我们31万的合同中，（就）是（向）隆盛公司进行采购的。我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由隆盛公司进行供货，是供货人，不是销售主体，上诉人认为隆盛公司是销售主体是不对的，那是隆盛公司代替我方进行的，上诉人主张的隆盛公司送煤的行为，是隆盛公司在替我们履行义务。隆盛公司在代我方进行送煤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履行，单证是没有的。诉讼时效2015年上诉人支付的，没有超过。我方不认可对方单证说明。煤款是隆盛公司结算的，我们既没有委托，他们也没有替我们履行的义务。关于遮挡的事实，内容是非常清楚地，和我们提供的调用单和台账一一对应，什么车什么号什么站点，分秒不差，和山西高义的合同，每个煤炭的流向我们都有记录，每一个调用单和台账分秒不差。客户是顺泰公司，供货商是隆盛公司，拉的是253号这个合同，完全吻合，只不过一个是顺泰公司，一个是山西高义，南关注册的台账和调用单分秒不差。至于上诉人主张的隆盛公司出的增值税票，那是他们和隆盛公司的事情，为什么到了这个合同对方向供货商支付了货款，这种给付又不符合合同，又没有我们的授权。追偿应该是过错方进行主张的。 晋中晋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煤炭款10421828.95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查明：1、2011年7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编号为F11-02-0000668的《煤炭销售合同》,出卖人为原告，买受人为被告，合同约定：装煤矿点为灵石鑫源宏：到达省市为被告公司；煤种为肥煤；品种为精煤；吨煤价格为1360元，合同还就运输交货方式、数量和质量、验收标准及方法、货款结算、违约责任等做了约定，原、被告双方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被告2650.52吨煤炭，结算数额为3601700.4元，被告支付煤款3300000元，尚欠301700.4元未付。2、2013年1月8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编号为F13-02-0000253的《煤炭销售合同》,合同约定：装煤矿点为隆盛公司；到达省市为被告公司；煤种为肥煤；品种为精煤；吨煤价格为1015元，运输交货方式、数量和质量验收标准及方法、货款结算、违约责任等做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被告9970.57吨煤炭，煤款共计10120128.55元。对以上事实原告提供了《煤炭销售合同》二份、台帐、山西省公路煤炭运销省内用煤统一调运单、收款收据。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和付款情况提出异议，其认为: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告已经丧失胜诉权。对于2013年1月8日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双方并未真正履行，也未进行交易，实际发生买卖业务并履行合同的是被告和隆盛公司。原告庭审提供的调运单为山西高义煤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无关，同时被告提供了隆盛公司情况说明一份，言明："由于山西省煤炭销售统一管理，原、被告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注明装煤矿点为灵石县隆盛公司，现灵石县隆盛公司与被告已经货款两清。原、被告的合同事宜，由我公司负责与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处理。"针对被告辩述事实及提供证据，原告提出：当时山西省政府对煤炭销售严格管理，必须通过晋中晋煤公司交易，原、被告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约定了装煤矿点，并有调运单证实。对于被告辩述调运单属于山西高义煤化有限公司，事实是原、被告签订合同后，为了尽快核准及时供货，根据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的销售网络要求，用户必须预先申请会员签订集团公司大合同才能得到机打票(调运单的目的，故决定先借用山西高义煤化有限公司的大合同签订，合同号N13-07-06-013)与被告的销售合同(合同号F13-02-0000253)。即隆盛公司代替原告向被告履行了煤炭交付义务，对被告辩述不予认可。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煤炭销售合同》、调运单及台账,真实有效,原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是否履行了交货义务；3、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所涉合同的出卖人的授权方为山西煤炭销售集团晋中有限公司、被授权方为原告，且只有原告加盖了印章，收货人为被告，说明本案合同的销售方就是原告，因此，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调运单及台账足以证明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收取隆盛公司的煤炭应当是该公司履行原告向被告交货的行为，被告既然与原告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就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违背合同约定就构成违约，依法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并非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被告以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于法无据，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原审认定,原、被告签订的两份《煤炭销售合同》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原告在《煤炭销售合同》中已明确装煤矿点为灵石鑫源宏和隆盛公司,并以“山西省公路煤炭运销省内用煤统调运单”及南关营业站逐车开票登记台账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原告按约交付商品,有要求被告支付对价的权利,被告逾期付款，应当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故对原告诉请予以支持。经查明,原告作为省政府授权的公路煤炭统一经营主体履行政府授权管理职能,但同时原告也是合法的独立市场主体,被告辩称被告实际与隆盛公司履行煤炭买卖业务,且货款两清,而非与原告进行交易的理由，因隆盛公司代替原告履行煤炭交付义务，被告在未获得原告授权的情形下与隆盛公司进行结算，造成后果应由自己承担。被告所辩2013年1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并未成立,也未交易,该合同并不成立,不具备合同效力,原告系虚假诉讼。合同双方并未按照合同进行交易的意愿,合同真正的出卖人是隆盛公司之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被告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煤炭款10421828.95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从2015年8月17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33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双方签订的253号合同、隆盛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1214号合同的真实性仍均无异议。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认可实际履行供货商是隆盛公司，被上诉人所举证的采购合同，并没有显示隆盛公司应当代其履行供货义务，因此被上诉人还是不能证明隆盛公司究竟履行的是与上诉人签订的1214号合同，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253号合同。 被上诉人解释称：诉涉的煤炭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上面的煤炭的品种、数量、规格、质量完全一致，是同一天签订的两份合同，采购合同要求销售方是公路运输的方式，卸车点是顺泰公司，写的很清楚，销售合同写的是装车写的是隆盛公司，这个完全证明了两份合同和上诉人的关联性。 对于合同履行、货物交付凭证，二审期间双方无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对该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解释称：南关营业站租车台账，这个单子是自动化管理的，以一车为例，拉运的时间是2013年1月9日13:05，合同是253号合同，客户是顺泰公司，供货商是隆盛公司，有个公路调运单，和我们提供的分毫不差。从交易时间2014年以后允许煤炭客户直接交易，2014年煤炭交易是不允许的，不可能发生上诉人、隆盛公司直接交易的情况， 上诉人对于该台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足以证明隆盛公司向上诉人交付货物，被上诉人也认可是隆盛公司交付的，证明不了这个交易行为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还是上诉人和隆盛公司之间。被上诉人则认为：这个台账体现履行的是253号合同。 对于是否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诉人认为：该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履行的是1214号合同的付款义务，253号合同和1214号合同指向的是同一批煤炭和同一批货款，之所以签订253号合同就是为了1214号合同得以履行，因为被上诉人刚才提到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交易双方必须通过被上诉人才能实现交易，因此上诉人主张253号合同和1214号合同属于阴阳合同，其中1214号合同是双方出于真实意思签订的有效合同，而253号合同是双方为了前一个合同履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则称：两份合同单价是不同的，有购销差价，是实实在在的采购和销售。 上诉人认为该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付款义务，是同一笔货款。被上诉人则称，客观上是否支付了同一批煤的货款，因为隆盛公司没到庭，不知道。 上诉人认为：隆盛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是委托交货、收款关系。隆盛与上诉人是真实的交易双方。 被上诉人称：我们送货是由隆盛公司履行被上诉人与隆盛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采购合同中约定的将煤卸到上诉人厂内的约定的行为而完成的，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委托过隆盛公司收款，只是提供送煤手续。 另，本次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给隆盛公司的货款是经过证人之手进行交付的，必须经过被上诉人才能实现，因此本案真实的事实是隆盛公司借了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完成的交易。 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自己清楚顺泰公司和隆盛公司在2014年发生的供销情况。我就是当事人，自己当时是个体户，隆盛公司和顺泰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我的朋友，这个业务是我联系的，隆盛公司是我打的预付款，煤炭加工成精煤，生产出来给了顺泰公司，顺泰公司给我回款，我再给隆盛公司汇钱，这个业务就是这么做的。不签大合同出不了卡口，领不上地销票就出不了卡子。顺泰公司和晋中晋煤公司的大合同只是为了领地销票，和具体履行的合同是对不上的。我所指的合同是指隆盛公司的武星星联系好的，我和顺泰公司财务杨梅生去的晋中晋煤公司，签的是大合同，是顺泰公司和晋中晋煤签订的合同，不是253号合同。顺泰公司不欠隆盛公司的钱，也不欠我的，全是预付款，不会短下钱，我也不欠隆盛公司的钱，隆盛公司是找我结算，其他的与本案无关。大合同签订的具体时间应该是2013年8、9月份，时间有点长了，具体记不清了。去的晋中市的煤运公司签的大合同，，地点是榆次 被上诉人质证对证人证言持有异议，认为客观事实不清楚，大合同和我们说的253号合同没有关联性，253号合同是在灵石签的。是他们私下的交易，和本案无关。 上诉人当庭给证人出示253号合同，请证人辨认是否是顺泰公司和晋中晋煤签订的大合同（一个是销售合同，一个是采购合同）。 证人张某经过辨认称：和我做的业务有关系，我觉得是一回事，但是签约地点不对，大合同是在榆次签订的，不是在灵石，顺泰公司和隆盛公司根本不认识，大合同是我和杨梅生在榆次签的。晋中晋煤和顺泰公司没有发生真实交易。隆盛不交钱就出不了卡，其他的没了。 被上诉人对于证人证言仍有异议，称：刚才证人说的地销票是2009年以前的事情，而2014年的事情是合同行为，合同购销，不清楚上诉人和证人之间的其他交易，看不出来和本案合同有关。隆盛公司2010年以后就不存在交钱的事情。我们有购销差价。 上诉人补充称：上诉人与隆盛签订的1214号合同，签订时间是2012年12月24日，253号合同签订时间是2013年1月8日，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证明，253号合同是为了履行1214号合同而签订的 被上诉人则坚持不认可253号合同只是为了履行1214号合同。 另，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全市煤炭销售市场秩序进行整顿的实施意见，拟证明被上诉人是煤炭销售的适格主体。2、山西省物价局文件，拟证明2011年之前煤运公司是收取费用而在2011年之后成立实体的煤炭交易主体。3、（2013）晋中中法商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和山西省高院（2014）晋商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上诉人是适格的煤炭交易主体。被上诉人并解释称：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全市煤炭销售市场整顿的实施意见。主要规定是为了全晋中市煤炭的统一销售，而成立了被上诉人公司作为晋中市煤炭销售的主渠道。也就是全市的煤炭都必须经过被上诉人。从2011年开始就是煤炭销售和采购的主体。上诉人的抗辩不能成立。从2011年以后，私自销售煤炭是不被允许的，不存在别的企业销售和采购的问题。就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也是签订的合同，同时也和隆盛公司（签订合同）。上诉人一直说是收到隆盛公司的货，不是被上诉人的货，我方的供货义务是隆盛公司采购我们的货，再给了上诉人的。晋中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山西省高院的二审判决，都说明是我们公司统一负责销售和采购的。这些判决都认可了我们公司销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以上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坚持认为253号合同的签订是为了履行1214号合同。只能由合同的履行情况来证明合同的真实性。 再，对于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出现的加盖隆盛公司公章的2016年3月的《情况说明》，上诉人称不清楚其证据来源(经查本案一审初审卷宗，该情况说明为临汾顺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给的原审法院)。 还，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向本院又提交了案涉灵石县鑫源宏煤化有限公司与该公司、该公司与被上诉人间煤炭交易的相关收款收据、银行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以佐证该公司在2011年1月后的采购、销售、货款结算的交易模式。并称：整个合同的流程就是采购方鑫源宏公司和被上诉人出具税票。被上诉人作为销售合同的销售方给销售合同的煤炭需方上诉人出具四张全额增值税发票，也是证实销售合同的相对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销售合同项下的煤款应当由被上诉人收取与结算。证明被上诉人从2011年开始，整个所有晋中市煤炭的销售模式是统一的，结算的方式是依照煤炭销售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与结算方式进行结算，上诉人欠被上诉人30余万元尾款，同时证实另外一份合同的交易方式与上一份合同是统一的。现在争议的是，上诉人是与供煤方直接交易的，上诉人应当按照模式向被上诉人进行结算，按照这种交易模式，主张253号合同的货款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从2011年开始就只有一种模式。 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鑫源宏公司开给被上诉人的相关凭证，这个真实性我们不知道。被上诉人开给我们的这些相关凭证，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会计，真假还真不清楚。收据的真实性，当时我不在顺泰公司，没法发表意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被上诉人和鑫源宏公司之间是他们的事情，与我们无关。鑫源宏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模式是个案，被上诉人这种类比的方式，我们不予认可。该公司向隆盛公司结算依据的是1214号合同，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直接向隆盛公司结算，具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定。退一步讲，即使违反了当时交易模式，依法也不存在结算不当的情况。 被上诉人则称：上诉人没有给过鑫源宏公司相应煤款。晋中市营销模式是连环的，不是隔离的。 经审查，本案分别涉及的上诉人顺泰公司、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鑫源宏公司之间，以及上诉人顺泰公司、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与隆盛公司之间的采购、买卖合同，两者交易模式除增值税发票开具外，均一致。涉鑫源宏公司部分，鑫源宏公司给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开具增值税票，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再给上诉人顺泰公司开具增值税票进行结算。涉隆盛公司部分，则是隆盛公司直接给上诉人顺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而对于涉鑫宏源公司的部分交易欠款的事实，上诉人顺泰公司在以前的诉讼中一直认可，只是称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其余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各方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一审晋中晋煤公司一审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是否实际履行了与上诉人顺泰公司签订的案涉买卖合同（编号253的），上诉人顺泰公司应否支付被上诉人晋中晋煤公司案涉货款。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经审查上诉人、被上诉人间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F11-02-0000668号《煤炭销售合同》形成的欠款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在2014年还在支付被上诉人相应款项，被上诉人2015年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而该双方当事人因2013年1月8日签订的F13-02-0000253号《煤炭销售合同》履行形成的欠款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2015年提起诉讼，更不存在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两份《煤炭销售合同》系事实，合同合法有效，合同中分别已明确装煤矿点为灵石鑫源宏和隆盛公司。结合当时的政策背景，被上诉人作为省政府授权的公路煤炭统一经营主体履行政府授权管理职能,但同时该公司也是合法的独立市场主体。被上诉人一审时已提供“山西省公路煤炭运销省内用煤统调运单”及南关营业站逐车开票登记台账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本案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调运单及台账足以证明其履行了案涉253号合同的交货义务，上诉人收取原审第三人隆盛公司的煤炭，应当是隆盛公司代履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货的行为。 上诉人系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依照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向被上诉人付款的义务。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F11-02-0000668号《煤炭销售合同》，与253号合同交易模式一致，该合同就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直接付款。但253号合同履行时，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隆盛公司并无被上诉人授权结算的情况下，将案涉货款支付给隆盛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令上诉人将253号合同货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并不不当。 综上，上诉人临汾顺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330元，由上诉人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晓明 审判员  张 媛 审判员  张晓峰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