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121民初1347号原告：姚晓波，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原告：刘琴，女，196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原告：张某1，女，201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法定代理人：张静（张某1之父），男，198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原告：张某2，男，201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法定代理人：张静（张某2之父），男，198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上述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波，日照东港华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述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飞，日照东港华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凤华，女，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长城，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久冬，梁山公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荣刚，男，198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胥京敏，山东嬴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莱芜市赢牟大街以东龙潭大街以北综合楼（济南市赢牟大街以东龙潭大街以北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0753539975N。负责人：兰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仲良，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效国，山东鲁中环宇（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下称四原告）与被告刘凤华、李荣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下称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晓波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波、被告刘凤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长城、刘久冬、被告李荣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胥京敏、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仲良、刘效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各项损失1170135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4日19时30分，被告刘凤华驾驶鲁Ｂ×××××号小型轿车，沿潍日高速公路由北向西南行驶至180公里+600M处与路边护坡相撞，致使原告亲属姚露被甩出车外，后被被告李荣刚驾驶的鲁Ｓ×××××号牌轿车碾压，导致受害人姚露死亡，造成交通事故。经交警高速大队认定被告刘凤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李荣刚承担次要责任，姚露无责，后来经刘凤华申请复核，认定李荣刚承担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李荣刚驾驶的鲁Ｓ×××××号牌轿车在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要求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商业险不足部分由两被告刘凤华、李荣刚共同承担，各承担50%的责任。被告刘凤华辩称，对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姚露死亡的结果是多因一果行为引起的，其受到的经济损失赔偿，依法首先应当由第二次事故所有逃逸的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责任，对交强险、商业险限额不足的部分，由第一次事故的侵权责任人与第二次事故的所有侵权责任人按比例共同平均分摊赔偿数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使原告方能够及时足额得到赔偿，答辩人在庭前已经请求法院调取事故发生时至交警到达事故现场期间过往车辆的视频资料，并同时申请追加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车辆的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请法院从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以及现被告赔偿能力等情况，查明事故逃逸责任人，追加相关责任人及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共同分摊责任，以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被告李荣刚辩称，一、被告李荣刚不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此认定错误。首先，李荣刚不具备逃逸的主观故意。受害人被甩出车外，早在李荣刚经过时就已发生，当时是阴天天气，而且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以后，高速上的光线有限，根本没有发现路上有躺着的人影，对已发生的交通事故及自己从受害人身上压过的事实均不知情，出于车辆受损的需要理赔的原因才选择主动报警。其次，没有逃逸的主观动机。李荣刚的车手续齐全，依法年审并投有交强险、1000000元的商业保险，没有逃跑的必要，因未意识到发生了碾压人的情况，而按照正常的路线回家。二、本案受害人的死因未能查明，不能认定被告李荣刚对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事故责任复核后，认定“姚露的死亡原因无法确定”，不能排除被告刘凤华超速驾驶车辆与路边相撞致姚露被甩出车外时就已经死亡，如果此时受害人已经死亡，就不存在二次事故之说，认定书直接认为存在二次事故没有任何依据，同时，后续经过的李荣刚就不能对已经死亡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三、认定书确定“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全部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鲁Ｓ×××××号牌车辆在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辩称：1、对事故发生原因、责任划分、死者死因均有意见，我方认为交警部门对该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明，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认定李荣刚承担第二次事故全部责任在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显失公平。2、由于最终复核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李荣刚有逃逸情形，肇事逃逸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且肇事逃逸为法律明确禁止行为，保险公司对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交强险限额内我司依法赔付，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间接损失我司不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四原告提供的日照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五莲大队第37800512019000000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撤销第378005120190000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重新认定：2019年2月14日19时30分许，刘凤华（刘华，身份证号码：3708321973××××××××，于2013年8月5日注销）驾驶载姚露、闫涵的鲁Ｂ×××××号小型轿车，沿潍日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180公里+600M处因冰雪道路未降低行驶速度（事故时车速121公里每小时）致车辆失控与路边护坡相撞，致姚露被甩出车外，刘凤华、闫涵受伤（以下称第一次事故）。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李荣刚驾驶鲁Ｓ×××××号小型轿车行经事故地点将甩出车外位于道路上的姚露碾压，李荣刚及其他碾压姚露车辆逃逸，李荣刚于当晚20时53分报警（以下称第二次事故）。姚露死亡原因无法确定。确定刘凤华（刘华）承担第一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闫涵不承担责任。确定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不承担责任。被告李荣刚、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虽然认为交警部门对该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不明，确定“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全部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该认定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同时，被告刘凤华虽然在庭前申请法院调取事故发生时至交警到达事故现场期间过往车辆的视频资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被告刘凤华的申请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本院不予准许。因原告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被告申请复核之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对事故作出的最终认定，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认定书确定案件事实及因果关系。因此，本院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二、鲁Ｂ×××××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刘凤华，年检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逾期未年检，未投保交强险。鲁Ｓ×××××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李荣刚，该车在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三、死者姚露系原告姚晓波、刘琴之女，原告张某1、张某2系张静与死者姚露之子女。四、姚晓波于2019年3月18日向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李荣刚驾驶的鲁Ｓ×××××号牌车辆（保全金额30000元）予以扣押，该院作出（2019）鲁1102财保1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鲁Ｓ×××××号牌车辆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二年）。请求对被申请人刘凤华名下的位于日照市山海天路西、山海路北（碧山临海）006幢03单元03-2403号与日照市（碧山临海）006幢03单元阁楼02号的产权证号为鲁（2017）日照市不动产权第0020690号的房屋（保全金额500000元）予以查封。该院作出（2019）鲁1102财保1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产权人为刘凤华的产权证号为鲁（2017）日照市不动产权第0020690号的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五、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姚露符合颅脑、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六、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李荣刚肇事逃逸，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免责事项说明书第八条第二项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我司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且肇事逃逸为法律明确禁止行为，商业险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条款二十六条第（十）项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精神损害抚慰金免赔。针对其主张，提供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影像查询单、实名人脸识别照片、机动车免责事项说明书予以证实，并称通过APP推送到手机上，都是电子保单，被告李荣刚先在手机上人脸识别后自己签字，通过网络银行转账，进行实名缴费。同时，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未提供相关的网络投保流程等证据证实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李荣刚质证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照片不能证实是这一次投保时候的照片，免责事项说明书没有收到，我只签了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签名是我签的，但是不能证明是哪个年度签的，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公司投保，缴费是电话车险，直接把钱用支付宝转到业务员支付宝，业务员完成投保。原告及被告刘凤华质证认为，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的免责条款没有投保人签名，投保人声明中没有日期，该声明中方块空格处依据保监会对各保险公司投保时投保单应记载事项免责事项说明书应由投保人明确已经收到相关险种条款并以明确收到险种对应条款并表明已经对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等手写内容。该投保声明中没有手写内容，而且保险公司提供的2014版保险条款中没有投保人签名，因此，保险公司提供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李荣刚投保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主张商业险免赔不成立。七、原告主张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1781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2374元。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四原告主张按山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的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因我市已实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管理，计算标准应统一适用城镇人口统计标准。对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时间，因死者姚露死亡时不满60周岁，应计算20年，按山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的标准，本院确认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2、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按2018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5125元的标准计算，丧葬费为37562.5元。原告只主张丧葬费31781元，本院予以确认。3、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四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对该部分费用四原告虽未提供证据，但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误工费及交通费，考虑到四原告家庭住址等原因，本院酌定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为4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确定。本案中，四原告因姚露死亡，造成精神损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但其主张20000元数额过高，因本案中侵权人系自然人，且均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考虑到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本院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四原告主张因姚露死亡，其子张某2、其女张某1均需被扶养，张某2、张某1有2个扶养人，按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4798元的标准，被扶养年限分别为10年、16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为123990元、198384元。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死者是城镇居民，按照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4798元计算。因姚露2019年2月14日死亡时，被扶养人其子张某27周岁，应扶养11年，其女张某12周岁，应扶养16年。四原告请求不超出上述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本院确认张某2、张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2374元。综上，本院确认原告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1781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2374元。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被告刘凤华驾驶载姚露、闫涵的鲁Ｂ×××××号小型轿车，因冰雪道路未降低行驶速度致车辆失控与路边护坡相撞，致姚露被甩出车外，刘凤华、闫涵受伤。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李荣刚驾驶鲁Ｓ×××××号小型轿车行经事故地点将甩出车外位于道路上的姚露碾压，李荣刚及其他碾压姚露车辆逃逸，姚露死亡原因无法确定。刘凤华承担第一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闫涵不承担责任，李荣刚及其他逃逸车辆共同承担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姚露不承担责任。鲁Ｓ×××××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四原告损失110000元。各被告对于超出交强险的损失如何承担是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1、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责任。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刘凤华、李荣刚系驾驶机动车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责任的承担方式。《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两条的区别在于是否每个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而非是否区分责任份额。如果每个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由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否则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按行为人各自的责任大小确定赔偿责任。从姚露的尸检报告来看,其是因交通事故致颅脑、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结合事故认定书对姚露死亡原因无法确定的认定，受害人姚露先是因刘凤华驾驶的机动车失控与路边护坡相撞将其甩出车外，又被李荣刚驾驶的车辆碾压,二人的加害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相近，且本案存在其他逃逸的不明人员，刘凤华、李荣刚及其他逃逸不明人员的加害行为均足以造成姚露死亡后果的发生，不能确定是哪一次事故造成姚露死亡后果的发生，因此，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由被告刘凤华、李荣刚及其他逃逸不明人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被告刘凤华申请追加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车辆的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由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的侵权人共同平均分摊赔偿数额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姚露的近亲属有权选择请求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中的一个或几个或全部侵权人承担责任。因此，本院对被告刘凤华申请追加第二次事故所有责任车辆的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不予支持。2、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虽然保险人可以通过网络形式办理保险并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其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仍应符合上述规定。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承担赔偿责任，逃逸免赔，其应举证证明其与投保人存在上述约定，且其已在投保时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主张李荣刚肇事逃逸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免责事项说明书第八条第二项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逃逸免赔。根据条款二十六条第（十）项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精神损害抚慰金免赔。其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仅是其公司制定的合同范本，无法证实是否就该免责事由与涉案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了约定，且因是电话车险，采用的是电子保单形式，被告李荣刚并未收到该纸质条款，故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并不能依据该条款主张已就事故逃逸免责、精神损害抚慰金免赔与投保人进行了约定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虽然载明：“……2、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投保人签字（盖章）处有李荣刚的签字，投保人声明投保人签章处亦有李荣刚签字，但该投保单并没有附带该条款的内容，且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附带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载明的“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第二十六条载明的“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十）精神损害抚慰金；……”内容没有加粗、加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并未履行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标志作出提示的义务。对于本案涉案保险的投保流程，除平安财险莱芜公司的陈述，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设置了投保人必须阅读保险条款的投保步骤，且相关免责条款已达到法律规定的提示要求，亦无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主动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而并非简单地在网页上显示保险条款。因此，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应当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平安财险莱芜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四原告损失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四原告损失1000000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超出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49135元，由被告刘凤华与被告李荣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1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1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被告刘凤华、李荣刚连带赔偿原告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491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32元，诉前保全费3340元，共计18672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负担14790元，被告刘凤华负担747元，被告李荣刚负担747元，原告姚晓波、刘琴、张某1、张某2负担23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孔凡柱人民陪审员  王连洁人民陪审员  安丰波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刘琳书记员贾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