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民初41号 原告：陶利，女，汉族，1968年2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峰，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勇，男，汉族，1970年10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重庆中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芙蓉路8号（现办公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五简路2号重庆咨询大厦B座10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Y8L5E。 法定代表人：刘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嘉，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世平，女，汉族，1972年2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原告陶利与被告刘勇、重庆中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实公司）、徐世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峰、杨斌，被告中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勇、徐世平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刘勇立即向原告支付本金810万元及利息、复息（自2015年5月27日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计31656060元，并从2019年1月1日起继续计付至付清日止；二、判令被告刘勇、中实公司承担原告因主张权利支出的律师费（以实际合同及票据为准）；三、判令被告中实公司对被告刘勇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被告徐世平对被告中实公司的还款责任在应尽未尽出资义务的差额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判令以上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庭审中，原告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刘勇偿还本金810万元，及从2015年5月27日起至付清日止、以本金81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和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27日，原告陶利与被告刘勇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刘勇向陶利借款810万元，借款期限为两个月，月息两分等条款，并由被告中实公司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出借义务，但二被告未按约还本付息。被告徐世平对被告中实公司认缴出资额为8000万元，实际仅出资1600万元，故其应当在未出资6400万元范围内对中实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中实公司答辩称：经向刘勇本人核实，其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其对于中实公司是否在合同上加盖印章也表示无印象，故借款关系不成立；即便签订合同属实，亦未实际收到借款。 被告刘勇、徐世平未作答辩。 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27日，原告陶利作为出借人、被告刘勇作为借款人、中实公司作为保证人，三方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借款金额81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27日起至2015年7月26日止，月利率2%；本合同生效后陶利将借款划付到指定账户即重庆嘉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公司）尾号3803的浦发银行账户，以及何祖贵尾号0913的农业银行账户；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两年；因借款方、担保方违约致使出借方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借款方、担保方应承担出借方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条款。该合同尾部由陶利、刘勇签字，中实公司加盖公章。 陶利为证明其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出借义务，提交了一份《借条》复印件，载明“今借到陶利人民币一千万元整，借期一个月。此据。借款人刘勇。2015.3.25”，借条下有备注“现代收到陶利420万元正，2015.3.30，何祖贵”，拟证明《借款合同》系对前期借款结转形成。陶利还提交了《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一份，载明从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数笔款项支付情况。陶利另提交了与对账单相对应的付款凭证，包括：1、案外人重庆旺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分三笔向嘉华公司尾号3803的浦发银行账户转账共计4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三张，及该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出具的《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载明其系受陶利委托打款；2、案外人宋正海于2015年3月27日向何祖贵尾号0913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的转账凭证，及宋正海于2016年5月20日出具的《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载明其系受陶利委托打款；3、案外人熊樱于2015年3月27日向何祖贵尾号0913的农业银行账户分两笔转账共计220万元的转账凭证两张、于2015年3月31日向何祖贵尾号0913的农业银行账户分两笔转账共计21万元的转账凭证两张，及熊樱于2016年5月2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载明其系受陶利委托打款。上述转款金额合计为841万元，《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载明本金841万元及利息389613元，最终注明“截止2015年5月27日，尚欠本金810万元”，加盖了中实公司印章。在该对账单下方由陶利手写备注“以上对账属实。刘勇所欠本金捌佰壹拾万元转为2015年5月27日的《借款合同》。陶利”。 陶利就本案曾于2016年向渝北区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中，宋正海、熊樱曾出庭作证，认可其相关转款系受陶利委托代为转款。在渝北区法院审理中，中实公司申请对《借款合同》上刘勇签字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经渝北区法院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7年3月6日出具渝法正[2016]文鉴字第27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5年5月27日《借款合同》上“刘勇”的签名字迹与刘勇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陶利对鉴定程序提出异议并申请专家辅助人到庭，鉴定人亦出庭接受了质询，陶利以鉴定程序不合法为由提出补充司法鉴定申请。渝北区人民法院决定进行重新鉴定并已对外委托，后陶利未缴纳鉴定费并于2018年1月申请撤回了该案诉讼。2018年3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终止鉴定，退还相关材料。 陶利撤回前案诉讼的同时，于2018年3月向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经侦支队控告，指刘勇采取改变书写方式的办法与之签署借款合同，骗取其810万元款项，要求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立案侦查。2018年3月22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刘勇陈述其是中实公司、嘉华公司等的实际控制人，与陶利之间有经济往来，打入嘉华公司的400万元是陶利的资金，由刘勇转入自己的民生银行账户再转给何祖贵，因三人商议给客户进行银行贷款冲贷，由何祖贵具体操作，三人是口头协商,无其他证据。对于《借款合同》上刘勇的签字，经刘勇辨认后否认是其本人所签；2018年3月21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何祖贵陈述陶利、刘勇商量一起做冲贷业务，陶利、刘勇打款给何祖贵具体对外办理，后因银行未续贷故款项未收回，其确认收到《借款合同》中的指定打款441万元，对于三人协商从事冲贷业务的事实，只有口头商定，无其他证据。 2018年4月11日，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渝公鉴（文）[2018]45号鉴定书，载明：检材为2015年5月27日陶利与刘勇签订的借款合同、2015年元月30日陶利与刘勇签订的借款合同，样本为刘勇于2018年3月22日所书写的字迹、中实公司提供的该公司印章印文，鉴定要求为检材上刘勇签字的真实性、中实公司印章的真实性，鉴定意见为检材两合同上“刘勇”签字均为其本人所书写、各枚中实公司印章均为样本印文之印章所加盖。 2018年12月28日，陶利与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约定就本案委托该所提供一审、二审、执行法律服务，实行半风险代理，前期服务费8万元等内容，陶利按约于2019年1月14日向该所划款8万元，该所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本案庭审过程中，中实公司对陶利提交的《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公安机关的鉴定书提出异议，认为渝北区法院审理中已有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借款合同》上刘勇的签字不属实，而公安机关鉴定的基础材料未经司法程序质证，故申请对《借款合同》上刘勇的签字及中实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重新鉴定，并申请对《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上的中实公司印章真实性、陶利备注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即便《借款合同》属实，亦不认可《借款合同》系对已付款项的结转，因《借款合同》上明确约定“本合同生效后陶利将借款划付到指定账户”，故该合同未实际履行。 此外，陶利提交了中实公司的工商档案，主要显示该公司有股东两人即刘勇、徐世平，2015年11月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并修改章程，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徐世平原出资1600万元，该次增资中认缴注册资本6400万元，须于2020年12月30日前以货币形式全部到位。陶利据此主张徐世平尚有6400万注册资本未实际出资，应在未缴范围内对中实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且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借款合同》、庭审笔录等诉讼材料（渝北区法院）、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委托付款情况说明》、银行汇款回单、渝北区法院2016渝0112民初11169号民事裁定书、中实公司工商档案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问题评析如下： 一、关于是否应当对《借款合同》上刘勇的签字及中实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重新鉴定，以及是否应当对《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上的中实公司印章的真实性、陶利备注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渝北区法院审理双方借款纠纷过程中，虽曾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并得出鉴定结论，但该鉴定报告经庭审质证后，渝北区法院又再次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虽然该鉴定最终因为陶利撤回诉讼、未缴纳鉴定费而未进行，但渝北区法院作出重新鉴定决定本身即是对原鉴定结论的质疑；其后，陶利撤回在渝北区法院的诉讼转而向公安机关报案，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依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在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中载明了鉴定样本为刘勇于2018年3月22日所书写的字迹、中实公司提供的该公司印章印文，即刘勇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后、在公安机关要求下所书写的字迹，以及中实公司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提供的、其确认属实的印章印文，故上述样本应认定真实可信，现公安机关作出的鉴定结论，依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司法鉴定结论，可资采信。中实公司虽对其效力不予认可，但并未申请本院调取鉴定过程的原始档案，并据此就其鉴定程序、样本、方法等提出具体的异议理由，故本院对其异议不予支持，对公安机关鉴定书的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基于此，本案无需对《借款合同》进行再次鉴定。 关于《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上的中实公司印章真实性、陶利备注内容形成时间的鉴定问题。从《借款合同》内容看该借款并非由中实公司实际使用，中实公司仅是刘勇借款的保证人，故即便中实公司印章属实，中实公司无权代表刘勇确认主债务内容，故对于对账单中实公司印章的鉴定并无必要。至于陶利的备注，因系其自行添加，并未得到刘勇的签字确认，故该备注无论何时添加均不产生实际效力，亦无需鉴定。故本院对中实公司的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二、本案借款事实能否认定、原告的各项主张能否成立。 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2015年5月27日陶利与刘勇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刘勇的签字属实，中实公司印章属实，借款及担保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双方的争议即在于，即使《借款合同》属实，该合同项下的借款是否实际支付。陶利主张2015年3月26日至31日其委托案外人向嘉华公司或何祖贵账户打款共计841万元，后双方对款项进行了核对，最终确定借款本金810万元，并签订了该《借款合同》。中实公司主张《借款合同》明确载明“本合同生效后陶利将借款划付到指定账户”，故该《借款合同》并非对之前划款的结算，而借款合同签订后并无划款，故合同未实际履行。 本院认为，关于案外人代为转款，因陶利已提交了所有案外人转款的原始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案外人的说明，其中宋正海、熊樱还曾到人民法院出庭作证，故陶利所举示的案外人向嘉华公司或何祖贵账户打款共计841万元，应当认定为陶利的付款行为。但是，基于《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生效后陶利将借款划付到指定账户”，现陶利举示的划款均发生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从表面形式看，上述划款的金额、时间均与《借款合同》无关。刘勇、何祖贵在公安机关询问中所称合伙出资冲贷的事实虽无其他证据证明，但其二人均未陈述收到款项系基于本案《借款合同》。现能够将本案划款与《借款合同》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就仅有《陶利与刘勇利息对账单》，如前所述，该对账单上仅有中实公司加盖印章，而中实公司作为保证人，无权代表主债务人刘勇确认债务，虽然刘勇是中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仅产生刘勇有权代表中实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反之由中实公司代表刘勇确认其个人债务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陶利的自行备注亦未得到刘勇的确认，故该对账单不能产生确认款项来源和金额的效力。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陶利委托案外人向嘉华公司、何祖贵转款与本案《借款合同》存在关联性，基于本案现有证据本院不能认定《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陶利基于《借款合同》要求刘勇承担还款责任无相应的事实依据，应予驳回。至于陶利的转款，其可以向实际收款人另行主张权利予以救济。因本案主债务不能成立，担保债务及其他补充赔偿责任、费用请求亦相应地失去事实基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利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000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陶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 拯 审 判 员  汪 骞 人民陪审员  朱锡林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毕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