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7民初4032号原告：苏州漕湖同发生鲜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丰泾村凤北荡路888号。法定代表人:李改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克，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蓓，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玉兵，男，1976年1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力，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静华，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耿建涛，男，1968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男，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峰，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路宽，男，1986年12月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苍山县。被告：宋庆庆，女，1985年1月1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苍山县。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苏州工业园区同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法定代表人：孙玉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力，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静华，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金花，女，1982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力，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静华，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庆红，女，1968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男，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峰，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漕湖同发生鲜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漕湖同发公司）与被告孙玉兵、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王庆红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6）苏0507民初3869号民事判决，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由审判员**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徐永明和人民陪审员徐秀英参加评议的合议庭。本院先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分别于2018年11月15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4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9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客观原因，人民陪审员徐秀英变更为人民陪审员李玉，组成由审判员**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徐永明和人民陪审员李玉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建华（参加第一次庭审）、林霆（参加2018年11月15日、2018年2月28日的证据交换）、余海（参加2019年4月1日的证据交换）、宫克及胡剑蓓（参加第二、三次庭审），被告孙玉兵（参加第三次庭审）、苏州工业园区同发企业有限公司、张金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静华（参加证据交换及第一、二次庭审）、张凯力，被告耿建涛（参加第一、二、三次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男（亦是被告王庆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证据交换及第一、二次庭审）、夏玉峰（参加第三次庭审），被告宋路宽（参加证据交换及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宋庆庆、宋路宽（部分庭审未参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孙玉兵、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王庆红共同返还公司出资本金1771万元及利息1298733元（以出资本金1771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孙玉兵与张金花系夫妻关系，被告耿建涛与王庆红系夫妻关系。2015年8月26日至2016年10月12日期间，被告孙玉兵担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被告耿建涛担任原告公司监事，被告宋路宽、宋庆庆、园区同发公司担任原告公司股东。2015年8月27日、28日，被告孙玉兵协助被告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园区同发公司将原告公司的银行资金转给被告耿建涛941万元，通过虚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转给十个第三人830万元（其中孙德华86万元、宋富宽73万元、宋国富92万元、张林男96万元、袁慧华97万元、朱玉梅56万元、李旭明91万元、王大胜87万元、吴晓东84万元、孙德侠68万元），合计1771万元。被告孙玉兵、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园区同发公司利用担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及股东的职务便利，将公司财产转移给个人或与其相关的第三人，损害了公司利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共同辩称：一、各股东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理由如下：1.园区同发公司作为股东，前期通过购置冷藏车、办公楼房屋建设、辅助建设及改造建设、办公家具及办公设备、实验室器械、生产车间设备、漕湖同发公司公司建设期间提供流动资金、人员工资等方式，总共出资755万元左右，已超过认缴的出资额，而且购买的相应设备及房屋已列入漕湖同发公司的固定资产中。2.垫资视为出资系各股东的合意。2015年上半年园区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耿建涛四方即开展了合作共同进行漕湖同发公司的投资建设，虽然直至2015年8月26日才进行工商变更手续，但各方均认可“垫资”的款项属于出资，在庭审中也均认为应当予以扣除。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议系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全体股东约定垫资就是出资的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此外，部分账册虽然是后补，但并不是“失实”，这些账册均是各投资股东根据实际投入的款项制作，各投资人一起核账，任何一方股东均不可能随意增减各自投资金额。账册系在全体股东确认下制作，款项记载于公司往来账目下，保存于公司，故其上记载的款项均应当认定为出资。3.被告宋路宽、宋庆庆在一审庭审中举证通过垫付形式进行出资，对此漕湖同发公司予以认可，据此可认定漕湖同发存在垫付工程款出资的情形，漕湖同发公司对宋路宽、宋庆庆该种出资方式认可，但对园区同发公司同样出资方式却不予认可，明显是不合理的。4.在本案中，出资购买的固定资产的发票均开具为漕湖同发公司，而且相应的固定资产实物均在漕湖同发公司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人即为漕湖同发公司，不存在需要确权确认所有权的说法。二、各股东已足额缴纳了出资款，且漕湖同发公司在一审法院要求下未全部提供相应的账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理由如下：1.实际上各投资人出资的款项远高于约定的注册资本，仅被告提供的部分财务账户凭证（357份）就显示购买的固定资产达16614243.22元。《漕湖同发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书》系对漕湖同发公司的资产进行的估值，虽评估目的不是用于本案诉讼，但其评估结果系对截止2015年8月31日漕湖同发公司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的评估，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各股东的出资情况，但公司净资产评估值1775.67万元是客观真实的，该数值也高于漕湖同发公司已经出示的部分财务账户凭证。2.除评估报告所载的内容外，漕湖同发公司经营期间每月发放工资十六万，日常经营中的还有运输、员工餐饮等其他报销费用，水电通讯等开支，税款，小型软硬办公用品等费用，也全部由各股东支付（记载于账册）。3.至少在园区同发公司转让股权前，漕湖同发公司有完整的公司规章制度，财务制度，专业的会计。漕湖同发公司的账册均完整的保管于公司经营场所。因园区同发公司已将股权转让，实际的公司控制权已移交，对于公司账册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况，进一步举证相关的账册材料均保管于漕湖同发公司。但直至重审庭审终结，漕湖同发公司出示的账册材料仍然是明显不完整，缺册少页也不连续的。而本案关键证据，股东出资的完整凭证及记录均依赖于公司完整账册的提供，故漕湖同发公司应对其隐藏部分账册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三、本案的真相是原告与部分被告恶意串通，侵害谋夺其他被告的财产，本案被告宋路宽、宋庆庆的一系列行为都是有预谋的。宋庆庆为逃避转让债务，在2016年2月15日将从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受让原告8.45%的股权以0元价格无偿转让给现股东王计海，而宋路宽在2016年4月20日将其原有的32.4%股权及连同2016年2月15日从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受让的33.8%的股权和从耿建涛处受让的25.35%股权，合计91.5493%的股权全部以0元价格无偿转让给现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李改革。并且于2016年4月18日，宋路宽又与宋庆庆离婚，把名下的房产都转移到宋庆庆名下，从原告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上宋路宽、宋庆庆的住址相同的情况来看，被告有理由认为该两人离婚是宋路宽、宋庆庆转移财产的行为。一方面是被告难以追回股权转让款，另一方面是他们又与原告串通制造虚假诉讼，为图谋被告的其他财产创造条件。被告宋路宽在2016年4月25日将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李改革以后，其仍是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开始仍担任漕湖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2016年5月27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改革，又于2016年6月28日变更为宋路宽，2016年7月14日提出本案诉讼的时候的法定代表人是宋路宽，后来又变更为李改革，而现在又将宋路宽追加为被告。被告完全有理由认为法定代表人在宋路宽和李改革之间的频繁转换，与宋路宽串通李改革预谋有关，宋路宽通过0元转让股权和转移其他财产，使作为股权转让债权人的被告难以实现债权。后又利用本案的虚假诉讼，诬陷被告抽逃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财产，企图利用连带责任转移财产，将所编造出的返还资本金1771万元和利息全部强加到被告头上，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耿建涛、王庆红共同辩称：一、被告耿建涛及孙玉兵、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没有通过施工合同虚构债务抽逃出资。理由如下：1.十份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内容是真实，是由被告耿建涛且负责上述基建，2015年4月21日被告孙玉兵以原告的名义（当时原告的名称没定，以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名义）与苏州伟强菌菇专业合作社等人签订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出让方将资产及房屋转让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200多万转让款并对原告的厂房进行改建、扩建、重建。对办公楼进行了改建并进行精装，对2、3、4的车间从原来的菌菇房全部拆除，并进行重建，建造成了一个钢结构大车间墙体是用保湿材料制作，包括屋顶5、6、7号车间原来是用铁皮做一个简易棚，后将简易棚予以拆除。钢结构的车间墙体是用保湿材料包括屋顶，8号车间原来是一个破的房子拆除后，改建成冷库房，经过一系列改建拆迁后，办公室车间冷库房将达到12000平方米，从孙玉兵提供的原告视频资料来看，不仅上述十份施工合同的工程内容都是真实，而且办公楼的装修及车间都是十分精致的。2.十份施工合同发票，孙玉兵以原告名义签订的房屋设备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设备房款转让款是没有发票，要由原告自行提供。由股东耿建涛负责，原告的办公楼及厂房改建、扩建重工程，因土地租赁过来正规的建筑企业无法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耿建涛等股东为了节约成本，找了一些小包工头进行施工。3.从房屋、设备转让及改建、扩建重建工程股东所垫付资金，各股东总共垫付了800多万元。后经各股东的认真讨论和协商，通过十份施工合同和发票的形成做了会计凭证。二、被告没有抽逃注册资金。二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开庭询问被告宋路宽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书里的厂房及设备是否存在，宋路宽明确告知评估报告书里的厂房及设备都是存在的，而且都是真实的。各股东在注册资金到位前，被告已垫付了400多万元，故原告在注册资金到位后，将上述注册资金返还了被告。在2018年初时，据被告耿建涛获得的消息，原告已将厂房及办公楼已转让给第三人，转让的价格为1千万左右。三、本案是由原告与被告宋路宽、宋庆庆恶意串通的一个虚假诉讼行为，被告请求贵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宋路宽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因时间太久，有点模糊，但是其他被告说的都是假的，其不认同。具体为：1.当初是2015年初为了引进农发集团的投资，被告孙玉兵、耿建涛和其协商先把认缴资本出资到位，再由耿建涛统一操作，将出资款全部返还。当时其和耿建涛、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王庆红协商投资款怎么弄，协商下来其和耿建涛、孙玉兵、张金花各筹200万元转入公司账户，但是实际上是其跟孙玉兵各筹了200万元放到公司账上，然后由耿建涛操作，直到前期的200万元又打入各股东的卡上为止。因此各股东开始确实筹集200万元，但又通过转账将200万元返还给各股东，其自身的出资款也确实全部拿到了，另外园区同发公司的出资及耿建涛、宋庆庆的出资也抽逃了，这些都是孙玉兵、耿建涛将评估报告做好，以便吸引农发集团的投资。2.在原审一审第二次质证期间，向法院证明其帮公司支付的107.3万元的建设款、装修款、购买设备款项，这些款项都是其实际代公司支付的，应当将这些款项作为其的实际出资，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扣除。3.被告及其他股东、高管都参与了抽逃资金的行为，应当共同承担抽逃出资的责任，公司成立前及成立后，公司股东耿建涛、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宋庆庆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抽逃出资，同时担任园区同发公司董事长的孙玉兵也参与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4.经过审核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其发现其他各被告陈述虚假，该评估报告载明的机器设备、建筑、土地硬化、电子机械和其他杂物都是以前留下的，不是其他被告所称的通过现金购买的。被告宋庆庆未到庭应诉和答辩。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7月30日，苏州市相城区同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前身）经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孙玉兵，股东为园区同发公司，占股为100%，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2015年6月12日，苏州市相城区同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资为1775万元。2015年8月3日，苏州市相城区同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漕湖同发公司。2015年8月26日，漕湖同发公司的股东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由园区同发公司变更为园区同发公司、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对应的股份比例分别为33.80%、25.35%、32.40%、8.45%，对应的认缴出资分别为600万元、450万元、575万元、1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玉兵。2015年10月14日，漕湖同发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园区同发、宋路宽、宋庆庆，对应的股份比例分别为60%、32%、8%，对应的认缴出资分别为1050万元、575万元、1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玉兵。2015年11月17日，漕湖同发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园区同发公司、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对应的股份比例分别为33.80%、25.35%、32.40%、8.45%，对应的认缴出资分别为600万元、450万元、575万元、1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玉兵。2016年3月15日，漕湖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宋路宽；园区同发公司将其持有的漕湖同发公司的全部股权以329.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宋路宽；耿建涛将其持有的漕湖同发公司的全部股权以280万的价格转让给宋路宽；宋庆庆将其持有的漕湖同发公司的全部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计海；股份比例为宋路宽占股91.55%、对应认缴出资为1625万元；王计海占股8.45%、对应认缴出资为150万元。2016年4月27日，漕湖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改革，宋路宽将其持有的漕湖同发公司的全部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改革，对应的股份比例分别为李改革占股91.55%、王计海占股8.45%，对应的认缴出资分别为1625万元、150万元。2016年6月28日，漕湖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宋路宽。2016年7月19日，漕湖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改革。2015年8月24日，耿建涛所有的账号为62×××74的建行卡向漕湖同发公司转账汇款70万元。2015年8月27日、28日，园区同发公司、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分别以“投资款”为由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向漕湖同发公司汇款600万元、450万元、575万元、150万元，合计1775万元。上述款项转至漕湖同发公司的账户后，分别于2015年8月27日、28日通过支付十个案外人基建款为由转账给孙德华86万元、宋富宽73万元、宋国富92万元、张林男96万元、袁慧华97万元、朱玉梅56万元、李旭明91万元、王大胜87万元、吴晓东84万元、孙德侠68万元；分别于2015年8月27、28日以“退款”为由转账给耿建涛所有的账号为62×××74的建行卡70万元、以“预支款”为由转账给耿建涛所有的账号为62×××74的建行卡871万元。上述十个案外人中的孙德华、王大胜、吴晓东、孙德侠将所收到的漕湖同发公司的款项86万元、87万元、84万元、68万元全部转给了张金花，耿建涛通过62×××74的建行卡转给张金花275万元，张金花将收到的合计600万元又转给了园区同发公司。上述十个案外人中的宋富宽、宋国富、张林男、袁慧华将所收到的漕湖同发公司的款项73万元、92万元、96万元、97万元全部转给了宋路宽，耿建涛通过62×××74的建行卡转给宋路宽217万元，宋路宽合计收到款项575万元。上述十个案外人中的朱玉梅、李旭明将所收到的漕湖同发公司的款项56万元、91万元全部转给了宋庆庆，耿建涛通过62×××74的建行卡转给宋庆庆3万元，宋庆庆合计收到款项150万元。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宋路宽一致确认，上述2015年8月24日至8月28日的款项往来，系为了引进第三方进行的账面上的处理。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认为：存在基建的事实且经过实际施工，存在支出，当时找了小的承包商没有发票，手续是后补的，但并非虚假合同；在上述款项出资之前，股东已经通过垫付的形式把各自的出资款出资到位。被告耿建涛、王庆红主张2015年8月24日至8月28日之间款项的流转是因为在8月24日之前公司的投资已经高达1700多万元，在8月28日股东投资到位，随即从公司取出来钱偿还以前的负债。另查明：2014年5月，苏州市相城区同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前身）与苏州漕湖农发生物农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苏州漕湖农发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将漕湖农业园区北桥街道凤北荡路888号的房屋出租给苏州市相城区同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2015年8月26日，漕湖同发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会议一致通过并决议选举孙玉兵继续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耿建涛为公司监事，免去王育青公司监事职务；通过公司新章程。同日，漕湖同发公司形成《章程》一份，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775万元，公司股东分别为园区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耿建涛，认缴出资额分别为600万元、575万元、150万元、45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33.80%、25.35%、32.40%、8.45%，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或交付期限为2015年8月26日。同日，漕湖同发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聘任宋路宽为公司经理。关于上述2015年8月26日的股权变更情况。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及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被告宋路宽均确认，系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由园区同发公司一家股东转让给宋路宽、宋庆庆及耿建涛，后公司股东变成了4人（园区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耿建涛）。对于具体的情况，各方陈述意见有所不同：被告宋路宽陈述，当时漕湖同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玉兵认识第三方公司的相关人员，为了吸引其投资，便作了上述股权转让和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陈述，2015年3月四个股东（园区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耿建涛）即已开展了合作，确定了公司要做生鲜及快餐生意，当时全权委托耿建涛负责，2015年8月26日的股权变更是为了引进第三方公司投资，为此专门做了审计评估报告。被告耿建涛、王庆红意见同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意见基本同上述意见，但认为当时公司基本上空壳。关于2015年6月12日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资为1775万元情况。本院要求各方当事人进行解释，并就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到位进行调查。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其了解注册资本没有到位。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及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认为，当时1775万元就是根据四方股东（园区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耿建涛）投入的资金情况而作的减资，当时即已基本投资到位了；投入的方式即为垫付工程款。被告宋路宽认为，当时公司只是空壳，只是为了招投标方便才成立的公司，前期并不存在什么基建工程。被告园区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玉兵，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分别为孙玉兵、张金花、王育青，占股分别为60%、39.75%、0.25%，对应的出资金额分别为1200万元、795万元、5万元，截止2016年6月30日孙玉兵实缴0元、张金花实缴45万元、王育青实缴5万元，孙玉兵和张金花的认缴出资日期均为2018年12月31日。2017年3月20日，苏州工业园区同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孙玉兵与张金华系夫妻关系。耿建涛与王庆红系夫妻关系。宋路宽与宋庆庆于2016年4月18日登记离婚。再查明，双方当事人为证明各自主张，分别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双方质证情况如下：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向本院提交原告所有的卡号为32×××66的建设银行自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6月24日银行流水明细一份，以证明原告公司在2014年9月22日开户；2015年8月27日前原告没有收到原独资股东园区同发公司的出资款1775万元，前独资股东实际出资为0元；公司股东2015年8月28日后除宋路宽于9月7日转入100万元出资款后又于9月11日撤资，耿建涛在9月30日退回5万元外，其他股东没有再向公司补缴过出资款。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宋路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还提交了以苏州王牌地坪工程有限公司、周宏根、盛同根、张玉明等作为原告起诉漕湖同发公司支付基建款的民事起诉状副本、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830万元的基建款是虚假的，这些才是真实的基建合同。其中，苏州王牌地坪工程有限公司、周宏根、盛同根、张玉明分别认可已收到的款项金额为90000元、40000元、120000元、80000元。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宋路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认为，上述证据亦证实了工程确实存在。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向本院提交苏州漕湖农发生物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漕湖农发公司）出具的证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北桥办事处村镇建设管理所出具的经营性用房证明各一份，证明被告租赁房屋产权系农发公司的事实。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对原告提交的漕湖农发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明上漕湖农发公司的印章系伪造，原章的编号为320501893xxxx，非证明上的320501823xxxx；对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北桥办事处村镇建设管理所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还提交（2016）苏0505民初5243号虎丘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当时的质证笔录各一份，证明被告耿建涛在庭审中陈述其出资100万元实际是公司2016年11月20日支付给耿建涛的，不是其本人的出资款；而且在质证时，被告一直陈述当时卡是由公司转款，在判决书及笔录中被告耿建涛认可卡是由其支配。该案的原告为本案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被告为本案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该案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认定：“2015年4月21日，原告同发生鲜配送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孙玉兵以‘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名义与苏州翊富果蔬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兴湖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签订了《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协议书》，约定苏州翊富果蔬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将位于苏州漕湖生物农业示范园的房屋建筑物、设备等转让给‘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价格334.5万元，此款‘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应在协议签订后5日内支付至苏州市相城区兴湖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账户。2015年11月20日，原告同发生鲜配送公司将100万元存入被告耿建涛名下尾号0774的建行账户，同发生鲜配送公司出纳唐勇持耿建涛名下尾号0774的建行账户随即将100万元汇入苏州市相城区兴湖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账户”。在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提交的质证笔录中，被告耿建涛、王庆红的答辩意见为：“被告耿建涛从未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首先，耿建涛名下卡号尾号62×××74的建行卡是公司卡，非本人使用”。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谈话笔录及法院判决书中明确了被告耿建涛建行的卡号，有一段时间是为公司所用，时间以虎丘法院的谈话笔录和判决书为准，且与被告耿建涛向法院提供的评估报告的所涉内容一致。被告宋路宽认为，上述被告陈述虚假，其称的评估报告是花钱找人做的。被告园区同发公司为证明其投资资金筹建原告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与漕湖农发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5月7日，租赁范围为漕湖农业园区土地52亩，租赁期限自2012年5月8日至2022年9月30日，每亩租金为2000元，一年租金总额为104000元。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合同签署时间为2012年，远早于各方设立公司的时间，同时与原告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相印证，证明2015年之后相应的土地租赁费由原告支付。被告耿建涛、王庆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宋路宽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园区同发公司为证明2015年4月25日原告全体股东委托耿建涛从事公司筹建、装修、设备采购、安装等工作，向本院提交全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方：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曾用名）股东会全体成员：孙玉兵、宋路宽、耿建涛于2015年4月25日全权委托耿建涛先生从事新公司筹建、装修、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办公设备采购、调试、水电过程、场地硬化、绿化草坪、员工宿舍、车棚、车位、冷链车辆等一切资产的采购、调试、评估工作。责任人：耿建涛先生承诺采购流程合法、透明，不存在隐瞒、欺诈、贪污的行为。如有违法行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被告孙玉兵确认其在委托方处签字，被告宋路宽确认其在委托方处签字并按指印，与其前妻宋庆庆无关，宋庆庆未签字，被告耿建涛确认其在责任人处签字。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委托书的内容看，2015年的4月25日原告公司还处在筹建阶段，相应的出资和抽逃事实尚未发生，同时委托书也能印证各个股东委托耿建涛筹建管理公司并具体办理抽逃事实。被告耿建涛、王庆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宋路宽认为，之所以签订委托书是发现耿建涛在公司做假账，委托书是给农发集团看的。被告园区同发公司为证明2015年4月21日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已经买下漕湖农业示范园内的房屋，该房屋就是评估报告中提及的房产，总金额334.5万元，是股东个人支付的费用，没有发票，向本院提交《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协议书》一份及相应的付款凭证。该协议书转让方（甲方）为苏州翊富果蔬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富公司）、苏州市相城区惠民果蔬日用菌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惠民合作社）、苏州市伟强菌菇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伟强合作社），受让方（乙方）为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乙方法人为孙玉兵，中间方（丙方）为苏州市相城区兴湖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湖合作社）。该协议约定：转让的房屋建设物、设备位于苏州漕湖生态农业示范园，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所有（系丙方租赁给甲方使用）；甲方保证对转让标的物拥有完整产权；房屋建设物及设备明细参考苏州博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为准（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乙方只买甲方的房屋及设备，债权债务与乙方、丙方无关；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共计人民币334.5万元；本转让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后5日后，乙方一次性支付协议总价款334.5万元至丙方账号，由丙方与甲方具体结算。该协议甲方、丙方处分别盖有翊富公司、惠民合作社、伟强合作社、兴湖合作社的印章，乙方处由孙玉兵签字。被告园区同发公司主张该协议的乙方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与其提交的全权委托书上的委托方一致，虽然签订方是孙玉兵，但是其实是代表原告。被告园区同发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显示，2015年11月20日耿建所有的尾号为774账号向兴湖合作社转账100万元，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向兴湖合作社转账10万元（日期不清楚），被告宋庆庆所有的尾号为765的账号向兴湖合作社转账100万元（日期不清楚）。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首先，付款凭证都是复印件，没有提交过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付款记录时间不吻合，不能证明支付上述款项。第三，转让合同的签署人是孙玉兵，付款主体和合法合同主体也不一致。第四，合同约定的334.5万元没有支付清，仅支付了210万元，根据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复印件尚欠124.5万元未支付。第五，依据该协议，房产和设备的所有权归孙玉兵个人所有，孙玉兵没有向原告办理关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的手续，所以不能认为是对原告的出资。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质证意见为：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原告在筹备阶段，故孙玉兵以原告名义签订；协议涉及的建筑物买来以后全部归原告使用；菌菇房买来以后全部拆除，拆除后全部建设；耿建涛卡上转账100万元，宋庆庆支付100万元，还有部分通过原告公司账号支付，还有部分是欠款100多万。被告宋路宽在原审一审庭审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具体价款其不清楚。在本案庭审中其虽对上述证据持有异议，但其无相应证据推翻之前的意见。被告园区同发公司主张其已经向漕湖同发投入资金750万元，并提供了购买冷藏车的付款凭证、银行流水等，用以说明园区同发公司通过张金花等名义为漕湖同发公司向第三人支付购车款、设备款等经营款项，包括出资购买冷藏车10辆，张金花于2015年7月29日代园区同发公司支付的购车款1107100元，孙玉兵和张金花控制的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于2015年6月19日支付的购车预付款645900元，合计金额1753000元。2015年4月1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向耿建涛银行转账5万元，用于购买设备的保证金；2015年5月27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支付至耿建涛尾号为0774的银行卡14万元，用于支付设备转让费；2015年6月9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转至耿建涛尾号为0774的银行卡50万元，用途是投资款，当时委托耿建涛筹建、采购；2015年7月13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转给徐菊英6300元的货款；2015年7月20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转给徐菊英14700元，用途是风淋设备款；2015年8月7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同发餐饮管理服务部转给袁敏12000元用于电脑采购订金；2015年7月23日张金花转给闵小妹11670元灯具款；2015年7月23日张金花转给汤海明15000元用于家具订金；2015年8月17日网购前台2600元；2015年8月20日张金花转骆建平36000元；2015年8月26日张金花转李尚玉28000元；2015年8月31日张金花转耿建涛尾号为0774的银行卡50000元；2015年9月6日张金花转耿建涛尾号为0774的银行卡4000元。上述款项共计款项2623170元。自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成立之日发票都在公司，故被告园区同发公司申请漕湖同发公司提供自成立之间起至2016年2月16日股权转让时的财务账册作为证据。后漕湖同发公司向法庭提供了2015年8月和12月的部分财务账册，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认为，漕湖同发公司并未提交其申请的全部财务账册，且该期间的财务账册亦不完整，但是通过该财务账册已经能够显示漕湖同发公司购买的固定资产金额为16614243.22元。在上述财务账册中，包括漕湖同发公司购买10辆冷藏车的合同、发票、购买保险发票等，未见付款凭证；部分向其他第三方公司或者购买设备报销的款项，有的有合同、发票，未见付款凭证；在2015年12月份第2册账本中显示，2015年9月、10月工资支出共计16余万元；除固定资产等支出，账册中还有运输、员工餐饮等其他报销费用，水电通讯等开支，税款、小型软硬办公用品等费用；上述财务账册显示，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购买车辆、设备、支付工程款等金额已达1600万余元。本院要求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提供自成立之间起至2016年2月16日股权转让时的财务账册，其未提供。被告宋路宽在原审一审中为了证明其为漕湖同发公司垫付过款项，提供了转账凭证予以说明其分别于2015年7月14日向张书艳支付200000元的厨具设备款；以个人开办的蔬菜经营部的银行卡于2015年6月27日向公司建筑商张玉明付款10万元、沈军委付款10万元、徐前进付款3万元、于2015年8月17日转给耿建涛10万元、于2015年9月7日转给张书艳12万元、于2016年2月6日转给陈晔东2万元、转给施文龙2万元、于2016年3月7日、2月6日转给李小华2万元、转给张书艳2万元、转给徐锡明2万元、转给李玉峰2万元、转给沈军委2万元、转给袁源2万元、转给周宏根2万元、于2016年2月7日转给陈晔东1万、于2016年3月12日转给陈晔东2万元、转给张玉明3万元、于2016年3月16日转给张静怡4万元、于2016年3月17日转给张朝峰3000元、于2016年4月7日转给柏立东5万元、于2016年4月29日转给陈晔东3万元、于2016年5月31日转给陈晔东1万元，以上合计为公司支付了107.3万元。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如果被告宋路宽认为其曾替公司购买设备应当证明当初该设备交付给了原告公司，并进行了评估作价，原告是该设备的所有权人，否则被告应当对上述设备进行确权；对被告支付工程款的情况被告宋路宽在接手公司以后是否以个人名义向其他第三人支付了工程款原告无法确定，请求法院依法核实；如果确系替原告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原告愿意将该部分款项在抽逃出资款中予以扣除。被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且不否认宋路宽对漕湖同发公司出资，具体的一笔笔款项其不清楚。被告耿建涛、王庆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宋路宽真实向原告出资，而且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也真实性出资。被告宋庆庆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宋庆庆在原审一审中为了证明其为漕湖同发公司垫付过款项，提供了转账凭证予以说明其分别于2015年6月8日向尾号为0664的账户转款75600元用于支付公司购买的升降平台费；于2015年7月10日向张书艳转款3万元用于支付公司购买的张家港厨具设备；于2015年7月23日向尾号为38872的账户转款15万元，用于支付公司购买的厨具设备款；于2015年8月7日向耿建涛尾号为0774的账户转款5万元用于公司购买设备；于2015年7月13日向王庆红的账户转款20万元、于2015年7月13日转款10万元，于2015年7月20日转款10万元用于公司购买设备；于2015年7月13日向王忠保账户转款20.34万元，以上合计为公司支付了装修及设备款90.9万元。被告宋路宽与宋庆庆一致确认，该款项均是宋庆庆应宋路宽的要求进行的转账，宋庆庆并未实际参与漕湖同发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对于被告宋庆庆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中75600元、3万元、15万元的设备款无法确定其是否替公司支付，如果被告宋庆庆认为其曾替公司购买设备应当证明当初该设备交付给了原告公司，并进行了评估作价，原告是该设备的所有权人，否则被告应当对上述设备进行确权；如果确系替原告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原告愿意将该部分款项在抽逃出资款中予以扣除；对于转给耿建涛的5万元和转给王庆红的40万元，无法确定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在诉讼中，被告孙玉兵、张金花、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本院向调取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出具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评估报告及出具评估报告所依据的基础材料，本院依法向中天公司调取了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漕湖同发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表及相应资产的照片等资料。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陈述，其申请法院调取该评估报告以证明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原告公司全部资产1775.67万元，具体在第二页第五点评估结论上体现；基础材料里附带的照片，也可以证明评估报告上面的内容都经过了盘点核实，而涉及到房屋的照片，可以看到房屋都是钢结构，并非仅依据书面材料；评估结论中还提到了账面值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从审计机构能得出审计结论，也可以从侧面的反映当时账册是完整，不完整是得不出结果的。被告耿建涛、王庆红对评估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里面共九栋房屋，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翻建并改建。被告宋路宽认为，该评估报告是被告托人找关系进行评估，评估报告中涉及的项目有部分租赁厂房时就有。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该评估被告不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依法应当排除，具体理由如下：1.该份评估报告第一页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载明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方的责任。也就是说，该份评估报告所依据的是由当初申请人所提供的，也就是原告原先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孙玉兵所提供的相应材料所作出的评估报告。因此首先该份评估报告的作出并非是该评估机构经过了主动的审计之后查实所得出的一个结论。2.评估报告所依据的票据缺乏支付对价证据。本案目前提供的账册中涉及的记账凭证、发票等的开具时间均为2015年8月31日，明显是为做账而开具，且大部分为通过现金的形式支付，甚至是高达百万的现金支付，显然与常理不服。被告当庭陈述其很多为原告公司垫付的费用发生在2015年8月之前，因没有发票和银行流水，故之后财务账册为后期不作的，也证明了原告公司现有的财务账册并非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记录，被告至今也没有明确各自为原告公司垫付的具体金额。3.评估报告内容与已有生效判决不符。无论是财务账册还是评估报告均未计入各被告为原告公司所购置财产的实际对价。比如，案号为（2016）苏0507民初3418号、（2016）苏0507民初2541号、（2016）苏0507民初2797号民事调解书、（2016）苏0507民初4871号、（2016）苏0507民初3003号、（2017）苏0507民初5521号等多笔产生于2015年8月31日以前的原告公司债务，均未计入评估报告的负债表格之中，上述列举的判决书确认的原告公司债务已逾百万，但在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原告公司于基准日时所负债务仅为40余万元。在（2017）苏0507民初1458号民事裁定书中，原告公司对案外人翊富公司、惠民合作社、伟强合作社尚有房屋及设备转让款124.5万元未予支付，该笔款项应于2015年4月支付完毕，但在评估报告中完全没有体现。上述情况表明财务账册与评估报告存在弄虚作假，其所载内容与经法院判决确认的原告公司实际发生的交易存在大量不一致的情况，且中天公司也在原审一审中出具书面说明，明确该评估报告无法证明各股东出资情况。4.该评估报告与之后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所载设备多出重合。2014年被告以原告公司名义以334万元购入价值1000万元的厂房和设备，被告原审一审中陈述厂房内没有设备，厂房实际上只有“棚子”，其在购入后就将“棚子”推到重建，在本案二审中，被告陈述厂房与设备均作为原告公司的固定资产列入，但却无法说明所指称的固定资产为哪些，在本案重审庭审中被告又由于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出现改变说辞，辩称所购入的设备因年老失修早已无法使用而丢弃。经原告对此两份评估报告内容，虽然两个报告的记录方式不相同导致许多物品无法确认型号、厂商等信息，但仍可发现有部分物品是一致的，可以确认为同一物品。原告确信，2013年时存在的一些厂房、设备时尚上一直沿用至2015年，这些厂房设备不应列入被告后期为原告公司所产生的支出项目中。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处载明：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该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31日，评估结论为：本公司评估人员对纳入范围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企业经营、财务、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对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法律性文件、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核实、查证、估算、分析和调整等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估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论如下：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企业持续经营前提下，苏州漕湖同发生鲜配送有限公司申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1814.67万元，总负债40.34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为1774.32万元（账面值已经苏州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1816.01万元（其中设备价值含增值税），总负债40.34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为1775.67万元，评估增值1.35万元，增值率0.08%。具体的资产评估情况为：流动资产账面价值91.06万元，评估价值88.76万元。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1723.60万元，评估价值1727.25万元；非流动资产中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716.98万元，评估价值1720.62万元；固定资产中的房房屋建（构）筑物账面原值897.41万元，账面净值897.41万元；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设备账面原值819.57万元，账面净值819.57万元；在建工程账面价值6.4万元，系公司于2015年8月预付的未到货四条输送带设备；流动负债账面价值40.34万元，评估价值40.34万元；股东全部账面价值1774.32万元。负债评估为流动负债，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对于该些负债，本次评估中根据其应承担的负债金额确定评估值。该评估报告特别事项中说明：银行卡客户耿建涛的卡号为62×××74的银行卡属于公司所有；本次委评的房屋均无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房屋建筑物是建筑在租赁农业用地的土地上，其土地租赁协议是与苏州漕湖农发生物农业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租地约37亩。该评估报告附的其他材料中的《固定资产清查评估汇总表》（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中显示，第4-6-1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项目，账面价值的原值及净值为573.19万元，评估原值的原值及净值为573.19万元；第4-6-2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科目，账面价值的原值及净值为324.22万元，评估原值中的原值为356.6万元，评估价值的净值为324.22万元。《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中显示，房产（建筑物）为办公楼、2-8#车间、1#旁，建成年月为2015年8月31日，建筑结构为混合及钢，建筑面积分别为625㎡、628㎡、628㎡、628㎡、406.08㎡、640㎡、1211.6㎡、889.44㎡、337.2㎡。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为证明其陈述的评估报告内容与已有生效判决不符，向本院提交了其查询的（2017）苏0507民初5521号、（2016）苏0507民初4871号、（2016）苏0507民初3418号、（2016）苏0507民初2541号、（2016）苏0507民初3003号判决书及（2016）苏0507民初2797号民事调解书。上述案件均为2016年之后起诉，漕湖同发均作为被告，除（2016）苏0507民初2541号及（2016）苏0507民初2797号漕湖同发公司到庭应诉，其余均未到庭应诉答辩，且部分款项截至2015年8月31日尚未到支付时间。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针对原告的上述意见认为，因整个交易的主体是原告，故合同相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象也是原告，做账也是原告做账，保管于原告的场所。本案的评估报告证明的是这些资产价值多少，已经存在于原告的掌控中。现在原告要主张其仍然存在负债，而从原告已经拿到判决书也可以看到，起诉都是发生在被告转让股权之后，相关的材料只可能原告清楚。原告也完全可以通过账册以及询问宋路宽的方式了解情况，故对还存在负债的情况，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被告耿建涛、王庆红针对原告的上述意见认为，原告提供的判决书以及相关证据，正好证明被告所述的工程与评估报告上的工程一致。至于未付款未能体现在评估报告上，因当时评估报告的基准日是2015年8月31日，该基准日还没出现欠款，故该评估报告是真实合法的。在原一审中，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向本院作出了情况说明，告知本案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与评估报告注明的评估目的不相关，不适宜运用该评估报告结论。在诉讼中，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申请江苏中天资产评估公司就其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依法通知了江苏中天资产评估公司。该公司在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上签字的评估师谢顺龙、张松出庭接受质询。在庭审质询中，上述两名评估师确认以下事实：1、关于资产评估的委托问题。委托评估合同关系（书面）是发生在漕湖同发公司与江苏中天资产评估公司之间，实质上其是受案外人苏州农发集团公司委托对漕湖同发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评估，因案外人作为国有公司评估是否进行投资。2、关于评估报告的使用问题。评估报告的目的是用于增资扩股这一特定目的，但是本案与增资扩股无关。其在原一审审理中出具情况说明认为不适宜运用该评估报告，原因即在于此。3、关于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问题。评估价值是指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的资产的市场价值，即在评估基准日购置这些设备的一般支出，基准日的购置价格考虑了新旧和损耗情况。4、关于评估报告的评估范围问题。所有被评估的动产及不动产范围均来自于委托人所提交的材料清单，评估师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票据，并至现场进行核实。5、关于评估报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承认评估报告是真实客观的，愿意对其负法律责任。本院就上述评估机构的陈述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第一，评估机构所涉及的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的资产状况只是资产的价值经过折旧而得出的，并非实际支付的价格，究竟实际支付了多少钱而评估报告并未体现出来，故没有参考意义。第二，关于评估报告的依据均是由委托人所提供的资产清单、票据，但其真实性并不在核查范围之内。第三，如果在评估过程中，委托人并未向评估公司披露相应的资产清单，则评估公司也无法作出准确的评估结论。该份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是建立在委托人所提供的资产基础之上，而资产本身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更何况所作出的评估结论，也证明了与被告庭上陈述的全部资产是购置的新资产不相符合。综上，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该份评估报告作出的鉴定结论与本案不具任何的关联性。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质证认为：首先，该份评估报告作出的时间与各股东对公司经营进行投入的时间相距很近，所以，该段时间内资产的价值不会有大幅度的波动。其次，存在波动的情况下，也因评估机构采用了折旧损耗进行了考量，把股东实际投入的价值进行打折后计算入评估金额，所以各股东实际投入的金额比评估报告最后载明的金额还要高。第三，评估报告所依据的材料是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所提交，是公司行为，评估的结果对公司而言是客观真实的。评估公司当庭确认了评估报告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第四，关于负债，因为材料全掌握在原告手中，该部分应由原告负责举证责任；被告孙玉兵在退出公司时留有大量的现金，如果又出现了大量负债，则需要原告进行举证并经孙玉兵核实方可。被告耿建涛质证认为：价格是随着价值的波动而有波动，不能因为价格有波动而否定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质证认为：评估报告是当时原告委托作出的，其没有理由否认评估报告。在诉讼中，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中达正晟（苏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曾用名：苏州博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出具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相应基础材料，本院依法向中达公司调取上述材料。中达公司向本院提供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苏州翊富果蔬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了解实物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评估咨询报告》。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对该评估报告的质证意见为：首先，该评估报告的资产总计是10451200元，（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的资产总计是1816.67万元，相差了大概有700万元。当初花了大概三百多元签订了一份资产转让协议，在S084号评估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反映出当初这三百多万元资产具体为何物。在BZ1311号评估报告与S084号评估报告中，有部分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其实是生产厂家和设备名称都是一致的。BZ1311号评估报告所列明的事实与S084号所列明的资产情况不一致的，以此来证明S084号的评估报告不真实。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对该评估报告质证意见为：原告的陈述有一个假设的前提，两份评估报告的内容是直接相互对应的，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就存在问题。博正的评估报告评估值为10451200元，但是合同签的只有300多万元，金额差距如此之大，也说明S084号评估报告上的设备以及厂房对于买受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有利用价值的。实际上这些设备因为老旧，厂房因为是简易房，用途也不一样，设备可能作为废旧品处理，房子也被拆除后进行了翻建以及扩建。两份评估报告从不动产来讲，房屋及建筑物的面积完全无法对应；结构上，S084号评估报告都是简易房，但是在经过股东出资建设后，房屋全都是钢结构房屋，价值大不相同。在本案中，垫付的款项还包含拆除原来的简易房的费用也有几十万元，只是举证困难。至于原告所说的有同型号的设备，买了旧设备不一定能用，新的厂房需要新的设备，无法证明两者室同一套设备。综上，原告的证明目的完全无法实现，倒是证明了被告翻建扩建房屋的事实。被告耿建涛、王庆红对该评估报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评估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该报告第21页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固定建筑共计18项，在S084号评估报告是23项，而且房屋的内容完全不同。原来的房子无法用在新的生产上，所以该证据正好证明被告将原来的房屋与予以推倒，并重新建设。被告宋路宽对评估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房屋没有推倒重建。经审核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被告，该报告系中达公司受翊富公司委托进行评估，评估目的系为翊富公司股东了解实物资产价值提供咨询意见，评估对象为翊富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4月22日委托评估的实物资产。经评估，翊富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13年4月22日委托评估相关实物置产的重置全价为11776280元，评估值为10451200元，评估咨询报告有效期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4年4月21日。该评估报告中《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显示，建筑物名称为培养室、出菇房、冷库、原料仓库、杂项仓库、制种间、锅炉房、锅炉南小房、锅炉北小房、厕所1、厕所2、办公楼、餐厅、宿舍1、宿舍2、生产车间、原种培养室、门卫，结构分别为钢结构、钢结构、钢结构、简易二等、简易二等、钢结构、简易一等、简易一等、简易一等、混合二等、混合二等、混合二等、混合二等、简易一等、简易一等、简易一等、钢结构、混合三等，建成年月分别在2012年7月、2012年8月、2012年9月，建筑面积分别为890㎡、1920㎡、115㎡、640㎡、293㎡、60㎡、82.17㎡、49.85㎡、38.39㎡、40㎡、16.46㎡、171.6㎡、211.67㎡、944㎡、160㎡、1140㎡、100㎡、26.02㎡。2015年4月21日，被告孙玉兵以漕湖同发保鲜产业有限公司名义与翊富公司、惠民合作社、伟强合作社签订《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协议书》，约定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共计人民币334.5万元，房屋建设物及设备明细参考苏州博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为准（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调取在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处的财务凭证，漕湖同发公司仅向法庭提供了2015年8月和12月的部分财务账册。本院依法向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进行释明，财务账册系原审一审、二审审理的时双方争议的问题之一，有当事人提出从财务账户上可以反映出各股东出资和垫资的情况，财务账册涉及到本案的关键事实，故要求原告提供自公司成立之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财务账册原件，否则由其自行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仍未提交。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对其解释为，其公司只有2015年8月和12月的部分财务账册；且其也无义务对公司每年情况进行资产审计和财务审计。以上事实，由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漕湖同发公司的银行卡流水、十个第三人基建款发票、施工合同、回执、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宋路宽银行卡流水、房屋租赁合同、园区同发企业公示信息、园区同发公司的银行卡流水、宋路宽银行卡流水、宋庆庆银行卡流水、十个第三人银行卡流水、财务账册，被告园区同发公司、孙玉兵、张金花提供的冷藏车付款凭证、购买证明、银行流水、执行董事决定、漕湖同发公司银行交易明细、评估报告、婚姻登记信息、漕湖同发公司的财务账册、公司准予变更通知书，被告耿建涛、王庆红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被告宋路宽提供的银行客户回单、银行流水，被告宋庆庆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相互印证予以证实。经征求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一、被告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园区同发公司是否构成将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注册资本1771万元抽逃；二、被告园区同发公司、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是否构成对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垫款，也就是被告孙玉兵、耿建涛、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王庆红主张构成垫款事实是否成立；若该垫款事实成立，能否视为对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出资。三、若第一项争议焦点成立，也就是抽逃出资成立，第二项争议焦点中垫款事实能够查明且能视为对公司实际的出资，那么原告主张各被告共同返还出资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四、被告孙玉兵应否对注册资本抽逃未返还部分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被告张金花应否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五、若被告耿建涛被认定为抽逃注册资本，且垫款不能视为出资，那么被告王庆红应否对被告耿建涛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各方当事人应对其在本案中的主张及相应基本事实为证明责任，即提出证据证明和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及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被告园区同发公司、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是否构成对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垫款争议问题该争议焦点的本质是，被告孙玉兵、耿建涛、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王庆红主张构成垫款事实是否成立；若该垫款事实成立，能否视为对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出资。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总体意见认为，被告园区同发公司、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不构成对原告公司的垫资行为，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申请调取的资产评估报告，只是当初用来引进第三方企业投资而制造出来的财产状况，其真实的资产并非如此。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及被告耿建涛、王庆红的总体意见认为：当时的公司初创人员构成对公司的垫资行为，所垫的款项仅从原告所提供的财务凭证显示的账面资产即已超过1600多万元；再者，从当时公司为引进第三方投资的资产评估报告也可以看出，截至2015年8月31日，原告公司全部资产为1775.67万元，而这些资产均为公司的初创人员所投入。被告宋路宽认为，没有垫资行为，当时公司只是空壳，只是为了吸引投资和招投标需要而存在。本院认为，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耿建涛、王庆红主张，在公司成立之初已由被告耿建涛、园区同发公司、宋路宽、宋庆庆通过工程建设等方式进行了垫款的事实，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并结合庭审查明情况，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同时，可以视为对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出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关于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虽然在原一审中江苏中天资产评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指出该报告不适用于本案审理，但其在出庭作证时明确，评估报告的特定目的为投资方增资扩股使用（其实质上是投资方委托对投资对象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评估），其是从评估报告的目的角度出发认为不适用于本案；但在本院要求其明确是否确认评估报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时，其明确表示确认该报告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愿意对其负法律责任；故该评估报告评估的资产状况是可以客观反映被评估对象公司的净资产状况的，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可以认定。第二，根据本院依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申请调取的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可知，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814.67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为1816.01万元，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为1775.67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中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1720.62万元。评估公司明确确认，评估报告对于资产的评估是对委托人提交的材料清单与票据范围，并对清单上的资产一一进行核实确定其价值，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1775.67万元是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的购置价格（考虑了新旧情况和损耗）。可见当时总资产及净资产均已超过公司注册资本1775万元。除宋路宽之外的各被告均主张，公司在评估时的资产即为公司原初4名股东通过垫资方式投入，并基本上使用在基建工程上。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及被告宋路宽虽然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向本院证据调查申请，本院应其申请调取了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但是，除宋路宽之外的各被告均指出，当时受让的厂房及设备均为老旧设备和简易厂房，后来正是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创始之初的4名股东通过翻建及扩建才形成了后来及现在的厂房，通过对比两份评估报告即可看出，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上明确指出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基本标明为简易，而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则全部标明为钢结构；且建筑面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增加了很多倍。经审核两份评估报告可知：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4月22日，当时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尚未成立；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31日，当时公司已经成立；两份评估均对固定资产（房屋建筑项目明细）进行了评估，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中固定资产的主要建筑显示除了少数为钢结构外，其他的均为简易结构或者混合结构；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中固定资产的主要建筑（如车间）显示全部为钢结构及混合结构。另外，根据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自行提供的2015年4月21日其与翊富公司、惠民合作社、伟强合作社之间的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转让协议书中可知，当事人之间自行约定的设备转让款为334.5万元，该金额与苏博正评咨报字（2013）第BZ1311号评估报告中评估的10451200万元相差巨大；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主张转让当时的厂房及设备并无多少利用价值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在诉讼中，除宋路宽之外的各被告均提出要求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提供公司自成立之日即2014年7月30日起至2016年3月月底之前的全部财务账册，以审查财务账册中记载的公司存续期间股东的出资及垫资情况，在原一审、二审及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均未提供完整账册，在本院向其释明后其未提供。其解释为公司并无相应的财务账册，同时也无进行审计的义务。但即使从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所提交的2015年8月及12月的部分财务账册的质证和审查也可以看出，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购买车辆、设备、支付工程款等金额即已达1600万余元，而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并未就该部分资金的来源另行提出充分证据证明，从而除宋路宽之外的各被告系公司当时股东垫资购买的主张，可以认定成立。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与除宋路宽之外的各被告就公司创设之初的股东是否为公司基建等进行了垫资且金额在1775万元以上的事实，分别作了相反的主张及提供了不同的证据，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被告耿建涛、王庆红的垫资且金额在1775万元以上的主张的存在高度可能性，对此予以认定；同时，对于垫资视为出资的主张亦予以认定。二、被告耿建涛、宋路宽、宋庆庆、园区同发公司是否构成将原告漕湖同发公司的注册资本1771万元抽逃问题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认为，即使其构成垫资，其只是对原告公司享有债权，与其抽逃注册资本后而负有的返还责任不能混同，其为两个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及第三款利用关联交易将公司注册资本转出的情形。被告孙玉兵、园区同发公司、张金花及被告耿建涛、王庆红认为不构成抽逃注册资本，股东没有虚列债务转移注册资本，公司即使在将股东通过现金方式注入的资本返还后资本仍然是充实的，并不构成抽逃。孙玉兵不是公司的股东，要求其承担出资责任没有依据；张金花是孙玉兵的配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债权债务也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王庆红作为夫妻一方，也没有义务承担责任。被告宋路宽认为，如果要承担责任，不能要求其一个人承担，其不愿意支付。本院认为，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主张各被告存在虚例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转出及利用关系交易将出资转出的事实，其应当为此负证明责任，但在本案中其并未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主张，应由其负担不利的后果，故根据现有证据和庭审查明情况本院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具体理由为：其一，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未能证明被告存在虚列债权债务关系和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的事实存在。原、被告各方对被告于2015年8月27、28日将1775万元转出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并无法证明是虚列债权债务关系。从对上文垫资的分析认定中可知，公司在创设初期股东对公司进行了超过1775万元以上的垫资行为，可见股东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在8月27日、28日将1775万元转出后，根据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结果，截至2015年8月31日公司的净资产仍然在1775万元以上，可见出资转出也未实质影响到公司的资本充实。即使如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所称垫资与出资后的转出系两个法律关系，创始初期股东对公司的垫资行为也构成债权，被告主张其将资金转出并未虚构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应主张也是成立的，因此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存在虚列债权债务关系和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事实。其二，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主张被告以基建名义将出资转出又转回原股东的情形。在庭审中，原、被告各方均确认相应十份基建合同并非真实发生的基建合同。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还举证证明原告未付清基建款而发生的诉讼情况。由此可以推断，原告漕湖同发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确实存在基建的事实，但对于基建发生的具体情况原告并无法作进一步说明和证明；再者，这些基建事实的存在也佐证了各被告主张的对原有简易建筑厂房等进行翻建、扩建的事实。其三，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还存在其他恶意抽逃出资的行为。三、关于第四、五个争议焦点问题在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无法证明被告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其要求被告孙玉兵、张金花、王庆红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公司在创设之时股东对公司的垫资行为应当视为对公司的出资，否则公司创设过程中对外发生的业务往来和必要的支出便没有了资金来源，也无法为公司创建所必要的基建工程及生产经营设备采购筹措必要的资金；即使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筹措资金，但是资金成本以及公司未成立无法以公司为主体对外融资也会是一个障碍，而原始股东的垫资可以解决这一困境，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原则上应予鼓励。公司法禁止股东在出资之后抽逃出资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司注册资本的稳定，以保障公司健康发展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因公司资产的实质减少而受损。本案中，漕湖同发公司的股东在2015年8月27日、28日将1775万元转出后，根据苏中资评报字（2015）第S084号评估报告可知当时的公司资产仍然超过1775万元，并无证据证明公司资产受到实质性地减损，且即使根据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提交的公司2015年8月及12月的财务账册也可以看出原告漕湖同发公司购买车辆、设备、支付工程款等金额即已达1600万余元，而原告漕湖同发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由股东之外的其他人负担了款项支出。原告漕湖同发公司未能就对其有利之主张和事实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其相应之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宋庆庆、宋路宽（部分庭审未参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漕湖同发生鲜配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427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诉讼费用人民币126727元，由原告苏州漕湖同发生鲜配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数额由本院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3日内，区分财产类和非财产类案件并结合当事人上诉请求数额计算出应预交的上诉费用，向上诉人催交）。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审 判 长  王 刚审 判 员  徐永明人民陪审员  李 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丁雯雯书 记 员  李 晨附录：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