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3民初11037号原告：朱文淡，男，195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金花,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煌进，男，1949年11月22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婷，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股份经济合作社,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民小组。负责人:卓剑仁，理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洁莹，广东凯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明，广东凯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告朱文淡诉被告刘煌进、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官井头经合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柯金玲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审理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前后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文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金花、被告刘煌进、被告官井头经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洁莹、张锦明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朱文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金花、被告刘煌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婷、被告官井头经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洁莹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青苗补偿费2706575元（1076590元+43810元+278975元+1307200元）、地上附着物（含果场建构筑物及设施）补偿费263254元、征用果园的土地增值费300000元；2.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26982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从起诉之日计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1年1月1日，原告、黎裕和与被告刘煌进签订《种果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刘煌进提供50亩荒山给原告、黎裕和种植果树，原告、黎裕和负责果场的日常管理和各项开支，合同期限20年。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被告刘煌进提供的位于东莞市凤岗镇××头嶂××村的荒山上出资修建了两间瓦房，并雇佣劳动力将50亩荒山全部开发种植了龙眼、荔枝、黄榄等果树共达数千株。经过多年大量投入及精心管理，该果场已果林成片，进入旺果期。黎裕和对果场无任何实际投入，且于2004年即退出果场的种植和管理，现其已去世多年。2017年6、7月份，因深圳大外环高速公路修建，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征收了原告经营的嶂厦果场全部土地，并将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各项补偿款全额给了两被告。作为被征果场的实际经营人和所有果树的实际投入人、果场房屋及设施的出资建设者，原告本应获得各项征地补偿费用，实际却至今未领到分文补偿。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诉。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种果协议书》、投资结算证明、《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复印件）、通知（照片打印件）、照片、录像、证人证言。经原告申请，本院向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调查取得的证据有《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凤岗段）征地拆迁表》、《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协议书》、进账单、收款收据。被告刘煌进辩称，一、1993年被告刘煌进承包山地养猪，黎裕和与被告刘煌进相邻是朋友关系。1999年12月黎裕和曾多次找被告刘煌进说：“你养猪，把你种果山地承包给我栽果树。”取得被告刘煌进同意后，原告提供《种果契约》由黎裕和以书面将愿望表现出来，被告刘煌进签名时说：“这个契约不完善条款，种果面积只能给你20亩山地，你写这个契约无效，必须重新起草完善契约条款。”黎裕和说：“种果契约由你起草。”甲乙双方达成合意，在1999年12月26日商定种果契约草案，双方修订后，用电脑打印出来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名捺指印。契约生效后，乙方购买果苗在承包面积中约栽10亩就停止栽果苗。2001年11月全村村民在山地栽上的果苗由村委统一签订《农村承包合同书》按合同所有条款执行，土地承包款由被告刘煌进缴交至今。2004年3月底被告刘煌进问原告是什么原因在承包土地中只用了一半面积栽种果苗，另外一半面积并未栽种果苗。原告回答称其与黎裕和因经济结算发生矛盾就没有种果苗了，原告叫黎裕和来把种果契约当着三人的面烧掉，被告刘煌进收回山地。被告刘煌进听后在第二天告知黎裕和。黎裕和说他和原告因经济结算发生矛盾后未到果场看过一眼，没有在果场做工，按契约第四条约定，是黎裕和与原告违约，被告刘煌进收回山地自己安排，黎裕和与原告买的果苗也不要了，作为土地损失补偿费。原告拿着种果契约交给黎裕和烧掉。但被告刘煌进的这份种果契约未带在身上，存放家中保留至今。原告在被告刘煌进的果场房屋发展养殖业，养鸡、养狗、挖草药、给别人看病。二、2007年3月，被告刘煌进聘请一对夫妻为被告刘煌进除草栽果苗。2012年7月，原告找借口生事端，辱骂殴打被告刘煌进的工人。在原告回到被告刘煌进果场做果场管理工时，被告刘煌进对原告说不要原告做工。三、原告提供的种果契约进行了涂改，涂改无效。四、种果契约中约定面积50亩不属实，合同主要内容缺乏。五、种果契约终止后，被告刘煌进出于善良和同情，让原告居住被告房屋发展养殖业。被告刘煌进于2015年7月、8月多次要求原告搬出果场房屋，原告一直赖着不搬。原告主张其出资修建两间瓦房及设施，没有依据。地上附着物全部是被告刘煌进出资修建。六、被告刘煌进不确认朱文淡与黄文旦是同一个人，原告没有出具户籍机关证明予以证实。黄文旦在2000年1月1日向被告刘煌进出具第一代身份证件给被告刘煌进看，上面写的名字是黄文旦。七、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双方的承包合同关系已经在2004年10月1日解除。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证据二投资结算证明能够佐证上述事实，原告将该证据定性为投资结算证明，由此可知双方就之前的承包行为已经进行了结算。不存在原告诉请所称的要向其返还青苗补偿款的费用。八、退一步说，即便法院判决要求被告刘煌进向原告返还相关费用，原告诉求的金额没有法律依据。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向被告刘煌进征收面积为85.9亩，无论案涉承包协议应当是种果契约约定的20亩承包面积为准，还是以种果协议书约定的50亩承包面积为准，原告诉请的返还费用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无论是种果协议书还是种果契约均约定种果收益分成按照“三七”分成。原告也只能占7成当中的50%，因为其与黎裕和是合伙人，应当各占50%。对于原告诉请的第二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刘煌进不予认同。被告刘煌进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种果契约起草书、《种果契约》、承诺书、《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包括面积、明细、范围）、证人证言、《农村承包合同书》（复印件）、工资单（复印件）。被告官井头经合社辩称，一、案涉50亩土地的承包方是被告刘煌进，并非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的，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原告不是案涉50亩土地的承包方，也未通过流转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无权要求取得补偿。即使原告提交的证据《种果协议书》，乙方也为黄文旦，而非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刘煌进未经发包人同意，与黄文旦签订《种果协议书》，该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以支持。”被告官井头经合社并未取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的补偿费，原告要求被告官井头经合社承担给付补偿费的责任，原告诉讼对象错误。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土地补偿费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原告要求被告官井头经合社支付土地增值费，缺乏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权所有。原告未举证证明青苗、地上附着物全部由其实际投入，原告要求取得补偿费，缺乏依据。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是金融借款纠纷，原告请求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倍支付利息，缺乏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被告官井头经合社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凤岗段）征地拆迁表》、《进账单》、《收款收据》（复印件）。经审理查明，2001年11月1日，被告刘煌进与东莞市××××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官井头村委）签订一份《东莞市凤岗镇农村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刘煌进承包“瓦窑排至瓦窑坑尾”50亩土地，承包期限50年，即2001年11月1日起至2051年11月1日止，乙方不得擅自转包、转让，双方还对承包费用等进行了约定。被告刘煌进主张其于1993年响应政府号召在嶂厦村的荒山上养猪、种植龙眼树、荔枝树，前述《东莞市凤岗镇农村承包合同书》是后来才签订的。被告官井头经合社则对签订合同前被告刘煌进是否种树、养猪表示不清楚。2017年7月14日，被告刘煌进与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凤岗镇政府）签订《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被告刘煌进同意凤岗镇政府征用、拆迁被告刘煌进在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工程红线范围青苗果树、厂房、绿化树、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凤岗镇政府补偿被告刘煌进5222689元等。《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所附的《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凤岗段）征地拆迁表》是凤岗镇政府、被告刘煌进以及东莞市凤岗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东莞市凤岗镇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办公室于2017年7月14日共同签署，载明青苗果树755棵补偿1076590元（备注线内）、青苗果树299棵补偿43810元（备注线内超标准）、青苗果树260棵补偿278975元（备注线外）、厂房总补偿金额2252860元（备注评估）、果场建构筑物及设施补偿金额263254元（备注评估）、橄榄树701棵补偿1307200元（备注评估），共计5222689元。《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所附的《深圳外环高速公路东莞凤岗段征地拆迁青苗登记册》载明被告刘煌进名下线内果木青苗土地面积共72.8亩、线外果木青苗土地面积共13.1亩，并列表载明具体青苗的数目、金额。2017年7月27日，被告刘煌进取得拆迁补偿款42222689元。2017年9月13日，被告刘煌进取得拆迁补偿款1000000元。原告与两被告对争议的50亩土地全部被征收没有异议。原告主张其从被告刘煌进处承包了位于东莞市凤岗镇××头嶂××村××荒山50亩种植果树，并出资修建了两间瓦房。原告提供了《种果协议书》、投资结算证明、《协议书》、照片、录像、证人证言拟证实其主张。《种果协议书》是打印的，载明甲方为“刘煌进”，乙方为“黎裕和”、“黄淡”，内容为甲方提供种果场地约50亩（包括荒山、住房等），作种果用途，甲方必须搞好场地租赁等事宜，乙方承担除草、种苗、施肥、除虫等管理工作及此期间的开支，合同有效期20年，分成方式为从种果第四年起按收成总额来计，甲方占30%，乙方占70%。其中抬头的乙方“黄淡”被人用红色笔涂改为“文旦”字样，后来又将“文旦”划去。落款甲方签名处有“刘煌进”的签名，落款乙方签名处有“黎裕和”、“黄文旦”的签名，落款时间是2001年1月1日。落款的“刘煌进”、黎裕和”、“黄文旦”的签名及落款时间在签字后也被人用红色笔进行了临摹。原告主张该《种果协议书》上的红色字迹以及临摹均是原告的小孩在三四岁的时候进行填涂。被告刘煌进确认当时三方有签订这份《种果协议书》，但该《种果协议书》出现以上涂改，且被告刘煌进也没有捺指印，双方后来又签订了一份《种果契约》，双方并未履行《种果协议书》。投资结算证明的内容为：“嶂厦果场开场至二00四年四月一日结数，黄文淡总投资金共肆万零叁佰元正（40300元）。”落款的证明人处有“刘煌进”字样签名。被告刘煌进主张该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并申请本院进行笔迹签订。本院启动鉴定程序，摇珠选定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南天所）作为鉴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南天所在2019年1月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证明人处“刘煌进”字样签名与被告刘煌进本人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鉴定意见出来后，被告刘煌进对投资结算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该投资结算证明的内容有“结数”的字眼，且原告也将其定性为投资结算证明，应认定双方承包关系在该时间段终止并进行结算。《协议书》载明甲方为被告刘煌进，乙方为“黄文淡”，内容为2012年7月6日，黄文淡向被告刘煌进承诺15天内搬离被告刘煌进所在的嶂厦村瓦窑坑果场内的出租屋，搬出后返回果场做工时不得与被告刘煌进果场的工人发生矛盾，如发生任何事各自承担责任。落款的甲方处有被告刘煌进的签名及捺指印，乙方处有“黄文淡”字样签名及捺指印，落款时间是2012年7月6日。被告刘煌进对《协议书》真实性确认，并主张其内容可以认定果场内的建筑物属于被告刘煌进所有。而原告提供的照片、录像，被告刘煌进认为仅能证实原告曾在果场内的房屋进行居住。证人许某出庭作证称：许某从2002年开始在官井头嶂厦新村居住至今，自营一家桶装水店；许某与原告是认识八九年的朋友；许某在空闲时会到原告在官井头嶂××村的果场帮忙干活；许某在2013年帮原告种过荔枝树，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帮原告除草、施肥、浇水、打农药等，均未要工钱；原告种植管理的果场面积大约50亩，种植的果树包括橄榄树、荔枝树、龙眼树等，每种果树都好几百棵。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称：朱某是原告的小儿子；朱某从小就与原告、哥哥朱锦林在官井头嶂××村果场里面居住生活；朱某和朱锦林直到2012年底才离开果场到凤岗镇××与妈妈一起生活，但周末和寒暑假经常回到果园里看望原告；朱某五六岁时，原告请人在果场搭建了两间瓦房，之前一直住在果场的铁皮房内；原告一直在果园内干活，栽果树、除草、施肥、浇水、打农药等，朱某与朱锦林也经常帮忙；原告种植的果场面积大概50亩，种植的果树包括橄榄树、荔枝树、龙眼树，每种果树都好几百棵；原告大概在2005年开始种植果树。证人钟某出庭作证称：钟某与原告是从1988年开始认识的朋友；钟某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经常去原告在官井头嶂××村的果场帮忙打草，每次两三天，在2012年后因钟某外出做工就少去原告果场；原告的果场大约50亩左右，有青榄树、荔枝树、龙眼树和杂树，还有房子，均属于原告；原告在2001年开始打理果场，是原告和黎裕和一起承包果园的，后来因为黎裕和没有时间去管理，黎裕和退出，具体是什么时候退出钟某不清楚，但2006年钟某到原告果园开始已经没有看见黎裕和，应该已经退出；原告管理的50亩果场土地全部被征收；原告管理的果场面积是原告告诉钟某的，果场都种了果树，龙眼树、橄榄树都已经结果，很少小树苗，都是大树，树苗都是在普宁买的；2006年大树很多，但没有数，其中樟树有十几棵。被告刘煌进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刘煌进主张原告与黎裕和仅承包了20亩的荒地，且仅在其中10亩荒地上栽种果树，三方在2004年终止种果合同。为此，被告刘煌进提供了种果契约起草书、《种果契约》、承诺书、证人证言拟证实其主张。种果契约起草书载明提供山地契约人是被告刘煌进，承接山地契约人是黎裕和与“黄文旦”，文件内容是手写的，但双方并未在落款处签名捺指印。《种果契约》是打印的，载明提供山地契约人（甲方）是被告刘煌进，承接山地契约人（乙方）是黎裕和与“黄文旦”，内容为：甲方将嶂厦村瓦窑排山头土地约定20亩提供给乙方投资种植橄榄果树，开山种树人工、种苗、除草、杀虫、施肥等一切经费由乙方负责投资；甲方仅提供山头土地20亩和住人房屋，水电费由乙方缴交；分成方式：甲方占30%，乙方占70%；乙方在甲方提供的山头土地种植的果树连续2年不除草、不杀虫、不施肥，甲方立即收回山头使用权，不给乙方赔偿；提供契约有效期20年，从200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月1日止。落款的提供租约人处有被告签名捺指印，承接租约人处有“黎裕和”以及“黄文旦”的签名及捺指印。原告主张《种果契约》上签名是其他人代签的，指印是原告本人捺的指印，但原告不认字，其捺指印时并不知道写的面积是20亩，故后来知道后经多次联系，三人又在2001年1月1日签订了《种果协议书》，对土地面积等内容进行更改，应以《种果协议书》的内容为准。承诺书载明甲方为被告刘煌进，乙方为“黄文淡”，内容为2012年7月25日，“黄文淡”向被告刘煌进承诺15天内搬离被告刘煌进所在的嶂厦村瓦窑坑果场内的出租屋，在搬出果场期间，“黄文淡”不得与被告刘煌进果场的工人发生矛盾，如发生矛盾，被告刘煌进可立即让“黄文淡”离开果场。落款的甲方处有被告刘煌进签名捺指印，乙方处有“文淡”字样签名及捺指印，落款时间是2012年7月25日。原告对承诺书的真实性确认。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刘某夫妻从2007年3月开始在嶂厦村的果园给被告刘煌进打工，具体是除草、打坑、种果苗；刘某去果场打工时，山上都是长草，是刘某夫妻二人对果园开荒，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果园，只有被告刘煌进的果园；给被告刘煌进打工的果园大概有两百多亩；刘某一直打工到2013年，才搬出来；原告在刘某住的房子隔壁住，具体做什么不清楚，没有一起工作；果园的树都是被告刘煌进买的，一般一次买200棵，一次买500棵的有几次，一次买600棵的有一次；一般是龙眼树、荔枝树、也有其他果树。证人甘某1出庭作证称：甘某1在官井头嶂××村以××、打零工为主要收入；甘某1与弟弟甘某2从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2月24日在嶂厦帮被告刘煌进工作，具体是除草、打农药、偶尔帮忙种树等，工资按每天180元计算；2015年果树都是成熟的果树，一般都是龙眼树和荔枝树，甘某1有帮忙补种过龙眼树、荔枝树的树苗；果园大概有100-200亩，不清楚附近有无果园；甘某1在种菜、走路的时候见过原告，在果园里没有见过；甘某1除草的果园只征收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征收。证人甘某2出庭作证称：甘某2在2015年11、12月帮被告刘煌进做散工，具体打农药、除草、补种果苗；果园有多大不清楚；该果园附近不清楚有无其他果园存在；甘某2在果园里没有见过原告，之前也不认识原告；甘某2不清楚甘某2帮被告刘煌进做事的果园全部征收完还是只征收部分。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确认。关于《种果协议书》、《种果契约》的形成时间。原告主张《种果协议书》是在2001年1月1日签订，《种果契约》是在2000年1月1日签订。被告刘煌进主张《种果协议书》是在1999年12月20日左右签订，由于被告刘煌进当时已经在案涉承包土地上栽种了龙眼树和荔枝树，故仅同意在2001年1月1日在签订协议，在黎裕和的要求下，被告刘煌进将落款时间提前到2001年1月1日，《种果契约》是在2000年1月1日签订，所以应以《种果契约》为准。原告主张其曾用名黄文旦、黄文淡、黄淡等，原告不会写字，本案涉及材料中的签名是其亲朋代签。原告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复印件拟证实其主张。一份证明的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朱文淡，男，现年56岁，身份证号码为号。该村民在东莞市××××村承包果园时错报为黄文淡，朱文淡与黄文淡是同属一人，情况属实。”落款处加盖普宁市云落镇红光村村民委员会（红光村委会）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日。另一份证明的内容为：“兹有我村朱文淡本人到东莞官井头承包种棵大约二十年左右朱文淡本人是普宁市云落镇红兴村新寨19号住，黄文旦和朱文淡同一人，朱文淡身份证。”落款处加盖红光村委会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19日。被告刘煌进以原告未提供原件为由不确认该两份证明的真实性。但被告刘煌进本人在庭审过程中，确认黄文旦、黄文淡、文淡都是原告本人。原告主张黎裕和在2004年9月因参与果园种植管理三年多，果树没有结果收成，无法获得实际收入而提出退出果园合伙承包，黎裕和无实际投入，仅提供劳动力，黎裕和退出后，原告与被告刘煌进还继续成立合伙关系，并未解散和结算。被告刘煌进主张黎裕和与原告在2004年10月1日一起退出合伙，投资结算证明可以证实。原告及两被告共同确认案涉的黎裕和已经去世，黎裕和还有妻子和两个儿子，但原告及两被告均无法找到或者联系到他们，也无法提供黎裕和的身份信息。对于原告主张的征用果园土地增值费300000元，原告主张是案涉50亩土地原为荒地，原告开荒种地的投资和管理改变了土地的类别，从荒地变成园地，提高了土地价值，有权获得被征土地的增值部分。对于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原告主张被告刘煌进仅提供一个破旧猪栏给原告居住，原告后来自行搭建了一间简易铁皮房，又在2006年出资请人修建了两间瓦房共约40平方米。故《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凤岗段）征地拆迁表》中的果场构建筑物及设施补偿金额263254元应支付给原告。以上事实，有《种果协议书》、投资结算证明、《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复印件）、《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凤岗段）征地拆迁表》、《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协议书》、进账单、收款收据、种果契约起草书、《种果契约》、承诺书、《深圳大外环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包括面积、明细、范围）、证人证言、《农村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本案纠纷是政府因征收案涉土地的地上物给予的相应补偿分配而产生的纠纷，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款应由补偿项目的建造人或种植人享有。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二、是否存在合伙种果，是否履行合伙协议或者散伙；三、案涉补偿费用应当如何分配；四、被告官井头经合社是否应对本案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其曾用名黄文旦、黄文淡、黄淡等，被告刘煌进不确认朱文淡与黄文旦是同一个人，但被告刘煌进本人在庭审过程中确认黄文旦、黄文淡、文淡都是原告本人，原告亦提交红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予以辅证，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确认本案所涉材料中签署的黄文旦、黄文淡、文淡等都是原告本人。原告是本案适格当事人。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原告提交的《种果协议书》虽然存在抬头中的乙方“黄淡”被人用红色笔涂改为“文旦”字样，后来又将“文旦”划去的情形，但其最后乙方签字处有“黄文旦”字样签名，应以最终签名人确定权利义务主体，如前述争议焦点一所述，本院确认本案所涉材料中签署的黄文旦、黄文淡、文淡等都是原告本人，即该乙方中签名主体是原告及案外人黎裕和。原告提交的《种果协议书》虽存在落款的“刘煌进”、“黎裕和”、“黄文旦”的签名及落款时间被人用红色笔进行了临摹的情形，但临摹并非修改，并未改变其内容，不能以此断定《种果协议书》无效或者被双方废止。第二，被告刘煌进《种果协议书》是在1999年12月20日左右签订，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本院根据《种果协议书》的落款时间确定其签订时间为2001年1月1日。第三，被告刘煌进提供的种果契约起草书并无双方签名确认，不能以此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第四，被告刘煌进提供的《种果契约》落款时间是2000年1月1日，早于原告持有的《种果协议书》，应以签订时间在后的协议即《种果协议书》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第五，《种果协议书》约定，被告刘煌进提供种果场地约50亩（包括荒山、住房等），作种果用途，原告和黎裕和承担除草、种苗、施肥、除虫等管理工作及此期间的开支，合同有效期20年，分成方式为从种果第四年起按收成总额来计，甲方占30%，乙方占70%。根据该约定，原告、被告刘煌进与黎裕和实际上成立了合伙种果的协议，三方成立合伙关系，双方合伙盈余分配是按被告刘煌进占30%、原告及黎裕和占70%计算。第六，关于三方后续是否履行了合伙协议，原、被告分别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各自主张，但原告申请的证人是原告的朋友、儿子，与原告关系密切或存在利害关系，被告申请的证人是其聘请的工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以上证人证言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原告提供的投资结算证明载明：“嶂厦果场开场至二00四年四月一日结数，黄文淡总投资金共肆万零叁佰元正（40300元）。”该内容是对原告投入资金进行结算，并无退伙清算的意思表示，故该投资结算证明不能反映其中一方退伙。鉴于本案当事人均主张黎裕和已经死亡，且无法提供黎裕和的身份信息，本案当事人也无法提供黎裕和近亲属或者继承人的联系方式、身份信息，本院无法查明黎裕和是否死亡及其继承人情况，本案当事人亦未请求追加黎裕和的继承人参加诉讼，故本院依据该投资结算证明，结合双方提交的《协议书》、承诺书反映了至2012年7月原告还长期居住在案涉果园中的事实，采信三方签订《种果协议书》后有履行该合同，原告对案涉果园进行了实际投入和经营。至于原告及被告刘煌进主张黎裕和没有进行实际，退出合伙，但双方均未就此举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第一，原告主张合伙期间被告刘煌进仅提供一个破旧猪栏给原告居住，原告后来自行搭建了一间简易铁皮房，又在2006年出资请人修建了两间瓦房共约40平方米，故《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凤岗段）征地拆迁表》中的果场构建筑物及设施补偿金额263254元应支付给原告。但其仅提供证人证言拟证实其主张，如前述争议焦点二所述，原告申请的证人是原告的朋友、儿子，与原告关系密切或存在利害关系，以上证人证言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三方签订的《种果契约》载明被告刘煌进提供住人的房屋、《种果协议书》载明被告刘煌进提供住房，则三方签订以上协议时可以住人的房屋已经存在且由被告刘煌进提供，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本院采信案涉果场构建筑物及设施是被告刘煌进建造，原告主张该部分补偿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如前述争议焦点二所述，原告、被告刘煌进以及黎裕和合伙种果，案涉50亩土地上青苗补偿费应按照合伙盈余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即按被告刘煌进占30%、原告及黎裕和占70%，原告与黎裕和之间的分配比例没有明确约定，则应按照原告、黎裕和各占35%的比例进行分配。第三，根据《种果协议书》，三方合伙种果的面积为50亩，但被告刘煌进收取征地补偿款对应的是85.9亩（72.8亩+13.1亩）青苗补偿款。原告的证人钟某主张原告进行种植的50亩土地全部被征收，而被告刘煌进亦未进行反驳并举证推翻该主张，故本院采信三方合伙种植的50亩土地已经全部被征收。由于该土地已经被征收用作他途，当时补偿的青苗补偿款具体哪些是案涉50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哪些是被告刘煌进承包的其他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已经无法区分，故本院按照面积比例确定案涉50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为（50亩÷85.9亩）×（1076590元+43810元+278975元+1307200元）=1575422元。则原告应取得青苗补偿分配款为1575422元×35%=551397.7元。被告刘煌进在2017年9月13日最后取得相应的补偿款，但未及时支付给原告，故被告刘煌进应将补偿款551397.7元返还给原告，并从2017年9月14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原告超出该范围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原告主张的土地增值费300000元，征收机关并未补偿并下发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本院在本案不予处理。关于争议焦点四。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被告刘煌进，原告、被告刘煌进、黎裕和三人合伙种果，但其未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进行备案，被告官井头经合社通过方案直接将征地补偿款支付给被告刘煌进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对被告官井头经合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其余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刘煌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朱文淡返还补偿款551397.7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51397.7元为本金，从2017年9月14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文淡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559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朱文淡负担受理费24885元、保全费4071元，被告刘煌进负担受理费5674元、保全费929元。本案鉴定费4560元，由被告刘煌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柯金玲人民陪审员  方向纯人民陪审员  江洁媚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葆峰林秋香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