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初17号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沈仁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林俊昌、金易墨，该公司员工。 被告：王国安，男，汉族，1977年3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钢、曾亮，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刚，男，汉族，1969年10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维强，北京中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与被告王国安、胡刚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商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林俊昌、金易墨，被告王国安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钢、曾亮，被告胡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维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商银行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国安向原告支付信托投资优先级份额本金4.6亿元及信托收益，截止2019年1月16日，信托收益合计24618191.79元。2、判令被告王国安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1月16日，共计应付违约金1636966.71元，从2019年1月17日起违约金按以下标准计算：（1）以每期应付未付收益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结清之日止；（2）以4.6亿元本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结清之日止。（上述本金、利息、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1月16日，合计为486255158.5元）。三、判令被告胡刚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上述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10日，原告及被告王国安分别与管理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公司）签订了编号为P2016M13A-HLBN-001号《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约定如下：1.原告出资4.6亿元认购信托计划优先级份额，被告王国安出资2.3亿元认购劣后级份额，共同设立信托计划；2.信托计划3年，自成立之日起计算，原告优先级份额前两年预期收益率为6.2%/年，第三年预期收益率为7.1%/年；3.优先级份额信托利益核算日为优先级资金募集成功后每自然季度末月20日及优先级信托单位终止日（含到期终止、提前或延期终止）。2016年10月18日，信托计划投放成立。2016年10月9日，原告与被告王国安签订了编号为P2016M13A-HLBN-010号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合同约定如下：1.前述《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计划下，原告在信托计划终止日（包括提前终止日）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以覆盖原告的资金本金、预期收益（包括期间收益及到期收益）及各项费用，则被告王国安应向原告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2.被告王国安未及时足额支付差额补足款的，应按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原告相应损失。2016年10月9月，原告与被告胡刚签订了编号为P2016M13A-HLBN-009《保证合同》，约定如下：1.该《保证合同》之主合同为前述原告与被告王国安所签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2.被告胡刚为被告王国安在该《差额付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信托计划设立，但截止目前原告方未按时收到相应的预期收益款项，两被告也未履行各自的差补及保证责任，严重影响了原告的资金安全。2019年1月16日，管理人五矿信托公司向原告及被告王国安发出通知，宣布信托计划于该日提前终止。现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王国安辩称：1.本案基本事实，2016年原告与胡刚串通认购信托基金，胡刚作为劣后级委托人不符合条件，因此委托王国安作为劣后级委托人，王国安仅仅是一个代持行为，责任应由原告与胡刚承担。2.案涉信托合同无效，其不是王国安的真实意思表示，五矿信托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信托合同也是无效的。3.案涉差额付款合同也不是王国安的真实意思表示，投资行为应自承风险，原告作为优先级委托人，仍由劣后级委托人提供担保，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4.目前信托状况不明，请求追加五矿信托公司为第三人。原告要主张权益，必须查明事实，必须追加五矿信托国际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王国安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胡刚辩称：1.请求追加五矿信托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信托合同为主合同，本案合同和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的当事人应该追加到本案。2.对本案的管辖有异议，应该在青海审理本案，原告不把五矿信托公司列为当事人，是为了规避管辖，请求移送青海法院审理。 在一审期间，被告胡刚未提交证据。原告浙商银行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据2，被告王国安、胡刚身份证，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证据3，编号为P2016M13A-HLBN-010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证明被告王国安自愿为原告在信托合同项下的优先级本金、收益及各项费用承担差额付款补足义务；证据4，编号为P2016M13A-HLBN-009的《保证合同》，证明被告胡刚自愿为被告王国安的差额付款补足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证据5，编号为P2016M13A-HLBN-001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证明原告作为优先级委托人、被告王国安作为劣后级委托人分别与五矿信托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并就信托收益进行了约定；证据6，交易明细，证明信托计划已投放，以及我行收益收取情况；证据7，《差额付款通知函》、《履行保证通知函》及寄送材料，证明我行已要求被告履行差额付款义务和保证责任；证据8，《提前到期通知书》及寄送材料，证明信托计划已于2019年1月16日提前终止；证据9，收益计算清单、违约金计算清单，证明我行尚未收取的本金、收益及违约金情况。被告王国安质证意见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合同应该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证据4，不是当事人，不发表意见。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是非法合同。证据6，真实性由法庭审查，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5笔4600万由王国安转出，资金来源是胡刚，委托王国安代持信托计划，信托计划的成立本身就非法。证据7，回去核实。证据8，确实收到。证据9，不予认可，原告收益或者违约金必须经过五矿信托清算，不能单方计算。被告胡刚质证意见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信托计划有点问题，有些违规操作的地方，逃避监管。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基于主合同法律效力，保证合同效力也存在问题，不予认可。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与证据3一致。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8，无异议。证据9，合同无效，不认可违约金和收益，本金应该由五矿信托对信托产品出庭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一审期间，被告王国安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委托协议；2.转帐凭证。证明信托计划收益权系胡刚委托王国安以王国安的名义代持，所有权利义务由胡刚承担，作为劣后级之一2.3亿元也是由胡刚实际出资。原告浙商银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 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部分，可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或关联性有异议部分，其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需结合全案综合予以认证。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除对原告起诉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查明：原告（委托人）与五矿信托公司（受托人）签订的本案《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第27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应向受托人住所地（即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9条约定：受托人将信托计划资金按照《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用于受让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特定股票收益权。第1条约定特定股票指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3000万股限售流通股Ａ股股票（证券代码300291，即华录百纳股票）。 本院认为：原告浙商银行与被告王国安分别作为优先级委托人和劣后级委托人，其与受托人五矿信托公司签订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及原告与被告王国安签订的《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差额付款合同》、原告与被告胡刚签订的《保证合同》，以上合同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在为期3年的本案信托计划于2016年10月18日设立后，原告浙商银行以未按时收到相应的预期收益款项为由，请求被告王国安、胡刚分别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保证责任。由于原告浙商银行与被告王国安在差额付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在信托计划终止日（包括提前终止日）获取的财产及收益不足以覆盖原告的本金、预期收益及各项费用时，则由被告王国安向原告履行差额付款补足义务。但是，在五矿信托公司通知原告浙商银行和被告本案王国安提前终止本案“五矿信托-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后，五矿信托公司尚未对信托财产即案涉3000万股华录百纳股票收益权进行进行清算，五矿信托公司能分配给浙商银行的信托利益（财产收益）是否能覆盖原告的本金、预期收益及各项费用，目前尚无法确定。而根据浙商银行与王国安之间的本案合同约定，王国安仅仅是承担差额付款补足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浙商银行从五矿信托公司可获得的信托利益还未确定时，浙商银行认购的4.6亿元优先级信托单位的损失目前无法认定。王国安向浙商银行应支付的款项差额，目前无法计算。虽然为简化诉讼程序，本院本可以直接追加五矿信托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判决五矿信托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浙商银行相应信托利益后，再判决王国安承担差额付款补足责任并由胡刚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由于五矿信托公司和王国安向浙商银行承担的民事责任分别属于主付款义务和从付款义务，而人民法院审理具有主从关系的合同纠纷时，应根据主合同法律关系行使管辖权。根据浙商银行与五矿信托公司签订的协议管辖条款（受托人即五矿信托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本院对五矿信托公司无管辖权。故本院不宜直接追加五矿信托公司参加诉讼。浙商银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途径一并起诉五矿信托公司、王国安和胡刚，请求五矿信托公司支付本案信托利益。浙商银行也可与五矿信托公司自行协商清算本案信托财产而取得信托利益（财产收益）。待浙商银行从五矿信托公司取得的信托利益确定后，其才可向本院起诉请求王国安、胡刚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473076元，予以退还。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范启其 审判员  梅 冰 审判员  伍华红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