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8民终20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翁国强，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群东，男，196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珠，北京浩天信和（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住所地：银川市金凤区。负责人：张侠，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珠，北京浩天信和（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世昌，男，195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昌亮，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航宇，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孙世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8）陕0825民初7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同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群东、张珠，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以下简称同涞宁夏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珠，被上诉人孙世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昌亮、郭航宇到庭参加了二审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同涞宁夏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将（2018）陕0825民初7528号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武婧签订的《合作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首先，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的武婧是同涞宁夏分公司的副总，其不是同涞宁夏分公司的负责人更不是上海同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事实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关于周桦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可以证实，其对上诉人不具有代表权，没有权利代表上诉人作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将涉案物业服务项目转包或挂靠他人经营管理的意思表示；其次，《合作协议》是武婧于2018年7月2日从同涞宁夏分公司离职后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签订该《合作协议》时武婧巳离职，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且武婧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并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授权，其无权代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通过被上诉人一审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以及一审举证质证环节，均清楚地证明了被上诉人自开始就明知武婧系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的事实，因此对被上诉人而言武婧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再次，本案物业服务项目是自2018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而被上诉人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合作协议》是2018年7月武婧离职后才签订的，根本不存在上诉人通过缴纳投标保证金等行为对武婧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进行追认的法律事实，同时上诉人也没有必要对武婧的行为进行追认，因为签订《合作协议》时武婧甚至都不再是同涞宁夏分公司的员工。武婧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是无效合同，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与华油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受托人，武婧作为同涞宁夏分公司的副总，二人明知上诉人违反《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将该物业服务项目进行转包或挂靠要承担巨大的违约责任，却丝亳不顾忌执意签订虚假的《合作协议》，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二人是恶意串通签订的《合作协议》，从这个角度讲也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法院对武婧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的《合作协议》确认有效的话，上诉人将与物业服务项目甲方一道，追究被上诉人与武婧恶意制造虚假合同、共同欺诈的赔偿责任。另外，就本案涉及的物业服务项目甲方要求上诉人开具235万元增值税发票，依据税法核算，上诉人仅就开具服务费发票就要承担10%左右的税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收取项目金额4%管理费以及6%税费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武婧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是职务行为，且上诉人对武婧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涉及的物业服务项目，直至服务结束，上诉人均没有做出将物业服务项目外包或转包给他人的意思表示。2、一审庭审中，通过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四《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是接受上海同涞公司委托进行本案服务项目招投标事务的。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挂靠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员，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履行的是上海同涞公司的委托事务，其没有权利向上诉人主张其在一审中的请求。《合作协议》系武婧离职后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武婧不但不具有代表权也没有取得上诉人的授权，《合作协议》内容是武婧的个人意思表示，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不是本案法律责任的承担者。3、本案物业服务项目的中标人、实际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以及有权取得甲方支付物业服务费的主体均为上海同涞公司，同涞宁夏分公司仅仅是接受上海同涞公司的委托结算物业费、开具发票，不是本案中相关义务的承担者。在同涞宁夏分公司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季度服务费后，之所以没有向索要工资的人员转交员工工资，是因为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明资料，也不愿提交项目员工劳动合同、考勤等支取工资的必要的财务资料，更重要的是对方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上诉人扣除一定费用后全部支付给对方，意图逼迫上诉人将本案服务项目形成事实上的挂靠管理。本案物业服务项目是上诉人合法取得并且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要转包或挂靠给他人经营管理的意图，上诉人坚决不同意按照对方的非法意图与对方交涉。员工工资的实际垫资者，应根据垫资的实际情况在上海同涞公司取得甲方支付的物业服务费后向上海同涞公司进行主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孙世昌辩称，答辩人与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首先，上诉人所称第三人武婧对上诉人不具有代表权是不尊重事实的诡辩。根据一审答辩人提交证据所证实的客观事实以及武婧和丁燕婷的证言，武婧在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任副总一职，负责项目的日常运营管理以及招投标的相关事项，因此其与答辩人签署《合作协议》是其职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更不可能如上诉人所称是其与答辩人恶意串通。其次，上诉人所称《合作协议》系武婧离职后才与答辩人签署的，并且不存在缴纳投标保证金等追认合同效力的行为完全是在歪曲事实。《合作协议》系武婧代表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与答辩人于2017年12月5日所签署，并且整个投标过程，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以及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均积极配合答辩人，包括保证金的支付行为。从双方在本案中相互配合的时间以及客观事实方面来分析，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均是按照《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招投标的，招投标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费用也是答辩人承担的，且答辩人在招标期间能顺利获取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招标资料，足以证实上诉人对于武婧签署《合作协议》是知晓并认可的。因此，上诉人所称《合作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后，就《合作协议》本身的税费承担问题，上诉人表示开具服务费发票要承担10%左右的税金，合同中约定的4%的管理费以及6%的税费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以此主张《合作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是在强行狡辩。如前所述，该《合作协议》不仅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的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约定答辩人承担的税费是特定的，双方在协议中并未规避税收法律规定，即使在本案中存在该约定税费少于上诉人应缴纳的金额，也不能否定协议的效力，若有不足部分上诉人理应自行缴纳，因此，无论上诉人应向税务机关缴纳多少税款，均是其依法履行的义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上海同涞公司才是实际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却又说同涞宁夏分公司向中国华油集团公司银川分公司如数退还第一季度的物业管理服务费587500元，是由于答辩人未向其提供项目员工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任何相关的资料，违背逻辑不符合事实，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若上诉人为本项目的实际履行人，上海同涞公司以及同涞宁夏分公司能没有项目员工的劳动合同以及考勤记录，还需要向答辩人索要相关资料？而员工工资支出、物料支出、伙食支出均是由答辩人向高军借款来维系的，上诉人对该项目的运营投入何在？答辩人不仅履行了《合作协议》的全部内容，且完成了与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全部义务，答辩人才是物业服务项目的实际运营人，上诉人只是贪图答辩人获得的利益，否认《合作协议》，否认双方的合作关系，对授权委托书进行曲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不存在发回重审或改判的任何情形。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理，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答辩人合法的正当的权益。孙世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用21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3日，中国华油集团公司银川分公司就其2018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公开进行招标，招标的物业服务项目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定边县冯地坑乡的冯地坑生产办公基地物业服务，二是位于定边县白湾子乡的吴阳山倒班点物业服务。原告得知该招标项目后，即与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分管项目日常经营管理、进行招标、合同修订、员工培训及劳动合同签订的副总经理武婧取得联系，武婧征求二被告后同意由原告以挂靠的方式进行合作。2017年11月26日，原告委托案外人高军向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丁燕婷转账21000元，用于支付投标保证金及招标文件费用。丁燕婷收到款项后，将款项转账至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账户。2017年12月4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投标保证金20000元。2017年12月5日，武婧代表被告上海同涞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在投标期间，原告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的名义进行对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冯地坑基地和吴阳山基地的物业综合服务项目的投标，投标所需的保证金、标书制作、交通等一切费用均由原告承担。被告须提供投标所需要的营业执照、标书制作需要的全部资料，其不参与具体的投标、陈述、答疑等活动。若该项目没有中标，投标过程中所有的支出均由原告承担；若中标，则由原告对该综合项目进行全权管理和服务，包括自行组织该项目的管理、服务人员。在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没有拨付综合服务费用前，所有工作人员的费用（含工资）、物料费用及培训费用均由原告支出；《合作协议》同时约定，该项目的挂靠费用由原告向被告按中标价的10%交纳，其中税费为6%，管理费为4%，具体收取方式由被告在收到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的每笔综合服务费用后直接扣除，下余款项于7日内支付到原告指定账户中。被告须按中标合同约定的方式向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提供相应的金额的发票；《合作协议》还约定，若中标后，被告不予配合开具发票或提出10%以外的税费的其他要求而延迟向原告支付款项超过15日，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全年下欠的服务费用（扣除10%的税费、再扣除已支付的部分），但原告不得停止该项物业服务，不得拖欠人员工资，不得影响被告的商业信誉。后原告组织人员制作标书并派其员工武德瑞到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处取回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等投标所需资料，参加了投标活动。2017年12月18日，原告委托高军向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武婧转账29300元，用于支付招标服务费。武婧收到款项后，将款项转账给丁燕婷，丁燕婷又将款项转账至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账户。2017年12月20日，原告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的名义投标并中标。2017年12月21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招标服务费29300元。2017年12月26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向原告孙世昌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原告以其公司名义办理中国华油集团公司银川分公司物业服务的相关业务，委托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原告代表被告上海同涞公司与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签订了《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全年物业管理服务费共计为人民币2350000元，按季度支付。之后原告组织人力、物力对该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进行了全部履行。2018年2月10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向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办理中标项目涉及的物业费结算、人员培训、发票开具、账务往来有关事宜。2018年４月16日，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将投标保证金20000元退还至其工作人员丁燕婷个人账户。当日，丁燕婷通过微信将投标保证金20000元退还给高军。2018年6月5日，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按照《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约定将第一季度的物业管理服务费共计587500元支付至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账户。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未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而是将全部款项退回至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账户。原、被告双方就此多次协商未果，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另查明，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是长庆油田分公司与中国华油集团公司合作开发的，中国华油集团公司银川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实际管理。2018年12月底，被告上海同涞公司与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就涉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涉及的物业管理服务费进行了结算，其中第一季度与同涞宁夏分公司结算587500元，第二至四季度与上海同涞公司结算1758900元，全年物业管理服务费共计结算23464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陕0825民初7528－2号民事裁定，裁定对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结算的物业管理服务费2350000元予以停止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武婧与原告孙世昌签订《合作协议》是否属于武婧的职务行为？该《合作协议》是否有效？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对该《合作协议》是否同意或事后认可？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给付扣除10%税费及管理费后的物业服务费用？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武婧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时，虽无二被告的书面授权，但是在该《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按协议约定通过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工作人员向被告上海同涞公司交纳了投标所需费用，被告上海同涞公司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提供了其营业执照等用于投标所需的资料，并在项目中标后授权原告代表其公司与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签订了《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再通过同涞宁夏分公司工作人员向原告退还了投标保证金，由此可知，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同意并实际履行了其分公司副总经理武婧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其公司实际履行协议的行为构成了法律上的追认。武婧代表被告上海同涞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原告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冯地坑基地和吴阳山基地进行2018年物业综合服务的义务，并对物业综合服务中雇用人员的工资及所需物资等费用进行了全部垫资。被告上海同涞公司却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其义务，而是将物业费结算等事宜授权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办理，被告同涞宁夏分公司在收到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支付的第一季度物业费后，未按协议约定在扣除应收取的税费、管理费后将下余款项汇入原告指定的账户，反而将物业费退回至被服务的项目部，并且之后再未按时开具税票进行结算，二被告的上述行为显属违约。现原告依据《合作协议》约定，向二被告索要其应得的物业服务费，符合法律规定，但长华石油合作开发项目经理部与二被告就《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实际结算后的物业费为2346400元，按照《合作协议》约定，二被告扣除10%的税费、管理费后，应支付原告2111760元。二被告称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武婧与原告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及与其员工丁燕婷的账务往来系个人行为，没有得到其公司授权或追认，并以此抗辩《合作协议》是无效合同而拒付原告应得的服务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1、原告孙世昌与被告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2、由被告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世昌物业服务费2111760元。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20，保全费5000元，共计28720元，由二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武婧与同涞宁夏分公司负责人张侠微信聊天记录五页（截图打印件，提交原始载体手机核对）。证明：1、2018年6月27日与被上诉人签订虚假《合作协议》的相对方武婧在得知甲方向上诉人支付了第一季度的服务费后与同涞宁夏分公司负责人张侠理论。2、截止2018年6月27日武婧还在要求张侠与其签订华油项目物业服务利润双方分成协议。不存在2017年12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的事情，《合作协议》是虚假合同，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3、2017年12月13日，本案以孙世昌为受托人参加投标以及签订物业合同是受到当时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武靖的委托，武靖的行为是履行当时公司职权的行为。第二组：高军与上海同涞公司副总韦群东的短信记录九页（截图打印件）。证明：1、高军于2018年7月16日至17日到上海同涞公司处通过短信的方式与上海同涞公司副总韦群东谈判就华油项目物业管理签订个人挂靠协议的事项，上海同涞公司并没有作出同意其挂靠要求的意思表示。以此证明截止2018年7月17日尚不存在签订本案《合作协议》的事实。2、高军以自己的口吻与韦群东就华油项目物业服务挂靠的事情谈判，并承认自己是华油项目物业服务的实际垫资人且自己是该项目的挂靠人，挂靠是高军在2017年12月向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武婧提出的，对武婧的任职身份清楚明了，并不是上诉人提出的，对于高军自己陈述的挂靠毫不知情。证明武婧没有权利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项目合同的事情高军是知晓的；被上诉人孙世昌并不是本案物业服务项目的垫资人也不是挂靠人，被上诉人没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本案虚假的《合作协议》是武婧、高军以及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形成的。第三组：丁燕婷与张侠微信聊天记录十页（截图打印件）、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8）宁0104民初1291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回）。证明：1、截止2018年7月9日作为同涞宁夏分公司处起草、签订合同的丁燕婷不知道存在本案《合作协议》的事情。本案《合作协议》是武婧于2018年7月从同涞宁夏分公司处辞职且高军于2018年7月17日到上海与上海同涞公司谈判签订挂靠协议没有得到回复后签订的虚假合同，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2、截止2018年7月9日武婧以及丁燕婷仍然不向上诉人提交华油项目物业服务人员的劳动合同，上诉人需根据劳动合同核实工作情况、岗位和工资标准核发工资，没有劳动合同就无法核发工资。事实上，根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向甲方提供的物业服务人员数量根据岗位安排是固定的，武婧等人在向上诉人申请核发工资提供的工资表中存在虚报人数虚假支取工资的情形，上诉人知晓该意图所以坚持提供核发工资依据后发放工资。3、为了管理工作顺利开展，上诉人向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武婧、丁燕婷返还华油项目员工劳动合同，在庭审中武婧、丁燕婷拒不承认与华油项目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华油项目”物业服务情况调查表》及光盘充分证明了武婧、丁燕婷代表上诉人与“华油项目”物业服务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本案中上诉人没有及时核发工资是武婧、丁燕婷故意不提供劳动合同造成的，其目的就是无理要求对项目挂靠。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合法工资而认定存在挂靠事实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第四组：宁夏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北京中路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三份（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回）。证明：2018年7月5日、7月9日高军、武婧等六人先后到同涞宁夏公司以及负责人家中滋事生非，无理要求上诉人将收到甲方支付的物业服务费结转给高军本人。截止2018年7月9日都不存在本案《合作协议》，如果存在合作协议的话，按照常理高军、武婧就会出示《合作协议》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上诉人也会对该协议是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作出答复。事实证明根本不存在武婧就本案华油项目挂靠给被上诉人或者高军向上诉人汇报请示并经同意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错误。经警察核实15529723333为高军本人的移动电话号码。第五组：上诉人微信办公群聊天记录二页（截图打印件）及上海同涞公司副总经理岗位职责一份（原件）。证明：武婧任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其工作职责不包括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项目合同。本案《合作协议》是武婧以个人身份签订的虚假合同，对上诉人无效。第六组：税费核算说明一份（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回）。证明：上诉人的华油项目物业服务存在挂靠给他人管理经营的话，上诉人按照与甲方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向甲方出具增值税发票将承担税金56万余元。而按照虚假的《合作协议》约定上诉人只收取6%税费计14万元，差额40余万元税金需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合作协议》的约定与事实及社会常理严重不符，上诉人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签订《合作协议》将华油项目挂靠给被上诉人而自己承担巨额税费。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甲方与上诉人就上诉人如果将华油项目物业服务外包或者挂靠约定了十分严重的违约责任。该《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第三项约定“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转让全部或者部分物业管理项目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支付相当于转让部分对应的物业管理费的违约金。”上诉人如果将项目转包或者挂靠给被上诉人，那么就存在向甲方支付与甲方支付的全额服务费235万元相当的违约金。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在巨大的违约责任前提下再承担巨额税费的情况下愚蠢地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将项目挂靠给被上诉人，这太有违社会市场经济常理，《合作协议》系虚假合同，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第七组：华油项目2018年1至3月份员工工资表六张（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回）及武靖与张侠微信聊天记录一页。证明：1、上诉人与甲方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后一直在正常履行服务合同，并不存在外包或挂靠的事实。如果存在的话直接根据约定结算费用即可没有必要通过支付工资的方式结算费用。2、工资表中并没有被上诉人孙世昌姓名，孙世昌在本案中的角色就是武婧、高军合谋取得不当利益设置的幌子。第八组:考勤表二张、物业服务月度考核表二张、卫生、职工食堂、水电、保安月度考核表各一张（复印件，从华油项目部复印）。证明：本案华油项目物业服务现场负责人为席佳鹏，不是被上诉人孙世昌。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孙世昌就是武婧、高军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设置的幌子。第九组：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银金劳人仲裁字【2019】31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回）。证明：武婧、丁燕婷等人明确知道企业不和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将承担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武婧、丁燕婷故意不向上诉人交付华油项目劳动合同其目的就是以巨大的劳动争议风险胁迫上诉人同意其将项目外包或者挂靠的非法要求。本案虚假合作协议的存在，致使上诉人处于巨大的法律风险。第十组：光盘一张。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1月到华油项目甲方结算物业费时，甲方代表当着上诉人及高军的面强调，如果项目外包或挂靠甲方将扣除外包或挂靠相应的物业管理费作为违约金。证明高军、武婧是知道项目外包或挂靠产生的巨大违约责任及后果。高军只承认自己垫资支付工资，始终不承认项目外包或挂靠的情况，也就是不承认存在《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系虚假合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是内部与武靖之间的问题，与本案中的合作协议没有关联性。第二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由于同涞宁夏分公司负责人张侠的出尔反尔，否定武靖的代理权，是他们内部之间发生矛盾，武靖和丁燕婷与张侠发生纠纷，张侠对武靖和丁燕婷之前的相关行为不予认可。孙世昌委托高军到上海找韦总，还需要签订协议的话，可以商量，不能将我们甩在半路，在相关的短信、电话中，表明代理人高军解决该纠纷的诚意，不能由此证明上诉人所提出的和孙世昌之间没有协议。第三组：对微信的真实性不表异议，但从合法性来讲不完整，不是双方聊天的完整记录，不排除对方删除，不排除张侠删除，其中还有内部核算的问题，有内部管理费的问题。通过该组证据丁燕婷是否知道孙世昌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并不重要，但是该相关证据不能否定合作协议的存在和合作协议的效力。对判决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第四组：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正好能让韦总知道事情的经过，张侠要改变合作协议内容，对武靖的行为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否定合作协议的存在和效力。第五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六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片面，企业的经营管理不是仅仅针对一个项目。在该证据中不能否定合作协议的效力，合作协议中没有规避法律规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税费承担多少的问题，法律没有要求。该证据不能与华油项目部的物业管理合同对应的违约责任关联起来。不存在上诉人的该项要承担巨额违约责任的证明目的。孙世昌是以上海同涞公司的名义履行合同。孙世昌和上诉人就是合作关系。第七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微信记录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工资表证明了合作协议是真实的，在之前就已经存在。收管理费就是履行合作协议，是很正常的。第八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收管理费就应该履行相应的义务。孙世昌是领导，不可能会去现场。因果关系不成立。本案中也没有不当得利。第九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武靖和丁燕婷是同涞宁夏分公司内部管理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系。第十组：视频是偷拍的，不能作为证据。拍视频的时候项目经理明确说明不得录音录像。本院综合当事人庭审质证意见，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因被上诉人无异议予以认定，对于证明武婧曾任职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以及副总经理岗位职责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于证明《合作协议》是被上诉人孙世昌与武婧恶意串通形成，系虚假协议，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以及被上诉人孙世昌对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不具有权利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其他证明目的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涉及案外人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武婧与被上诉人孙世昌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真实有效，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以及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依据。从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前期投标保证金、招标文件费的实际出资、转账支付和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投标资料的事实，以及中标后由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委托代理人名义签订并实际组织人员履行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事实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对本案物业管理服务费的主张具有权利。现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系武婧离职后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武婧在任职期间没有权利代表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损害上诉人利益、《合作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合作协议》是武婧离职后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其主张《合作协议》虚假不能成立。其二，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武婧虽然不是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负责人以及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在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招投标之前以及之后同被上诉人对接合作事宜中所从事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不仅按招标要求为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支付投标保证金和出具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投标资料，而且授权被上诉人签订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并通过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且在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上述合同一个季度后由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结算物业服务费，同时由上诉人上海同涞公司向上述合同相对方开具6%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一系列的事实行为足以表明其认可武婧在此期间代表其所从事的职务行为，包括代表其同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且其对《合作协议》内容知悉的事实。其三，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被上诉人实际出资、履行本案《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就有获取对应物业管理服务费的权利，现在本案确认的因《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的相对方认可应结算支付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为2346000元，并在2018年6月5日将其中第一季度的物业管理服务费587500元支付至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账户，但上诉人同涞宁夏分公司无故退回相对方账户，其消极、怠于行使权利的不当行为致使被上诉人相应权利不能实现。依据《合作协议》约定，本案应结算的2346000元物业管理服务费扣除6%的税费后尚有4%管理费，由此可知，《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不仅有利于本案纷争的解决，而且未实质损害上诉人利益，且《合作协议》未违反法律禁止性、强制性规定，故《合作协议》应当依法认定有效，且应实际履行。综上所述，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90元，由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海鸥审判员  闫 虹审判员  崔文静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马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