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永辉，男，汉族，1982年8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太康县********朱庄，公民身份号码412************639。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营，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斌，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顺雄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47D。法定代表人：张某1。上诉人宋永辉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顺雄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顺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宋永辉向顺雄公司支付设备价款18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宋永辉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宋永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顺雄公司支付货款95000元；二、驳回顺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计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顺雄公司负担1000元，宋永辉负担1000元。财产保全费1445元，由顺雄公司负担475元，宋永辉负担970元。宋永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顺雄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顺雄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宋永辉在承办法官允许下，于一审第二次庭审前提交的吊车费收据复印件，属于举证期限内举示的证据。宋永辉在第二次庭审中亦说明由于特殊情况导致无法当庭出示该证据原件，可在庭审后三天内向法院出示，且宋永辉与顺雄公司的微信记录也可反映该吊车费是实际存在的。一审法院以宋永辉提交的吊车费收据仅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为由，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处理有误。此外，一审法院认定顺雄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通过微信不断催促宋永辉支付剩余款项，宋永辉则提出只要设备运走就会立即付清款项。上述认定过于片面。事实上，顺雄公司存在多种不能为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情况，如顺雄公司拖欠物业管理公司厂房租金未缴纳而实际无法将机器设备顺利运走，或者张某1否认“小发泡机”、“造粒机”属于合同约定的机器而不同意宋永辉运走并告知宋永辉该机器属于案外人所有，又如2019年1月11日，在宋永辉安排运输人员拆卸场内设备时，张某1私自扣押运输人员并谎称设备已成功运走。因此，宋永辉才根据不安抗辩权提出只要设备运走就会立即付清款项。二、一审判决认为若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为张某1，依照常理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于卖方直接表述为张某1即可，不需要再注明“顺雄”的字样，且合同中约定交易标的物为“顺雄EVA厂机台一批”，即双方均确认交易标的物属于顺雄公司所有，张某1作为顺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顺雄公司在合同上签名确认，故宋永辉的陈述与常理不符。然而，既然涉案设备属于张某1个人所有，该批设备存放在顺雄公司处，则在涉案合同中多处备注“顺雄”字样亦属于合理情况。况且，张某1亦未提交任何形式的授权书证明其为顺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有权代表顺雄公司在涉案合同上签名确认。根据宋永辉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合同的签署、合同项下设备的装卸、款项的收取均是由宋永辉与张某1个人进行沟通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提及任何关于顺雄公司的内容。因此，宋永辉主张张某1为涉案买卖合同中的出卖方是符合常理及事实的。一审法院忽视案件实质性证据及事实，仅以宋永辉主张与常理不符为由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为顺雄公司，完全不符合逻辑及审判原则。三、“小发泡机”及“造粒机”应当属于涉案买卖合同标的物之一。首先，根据涉案《机台买卖合同》约定，涉案交易标的物为“顺雄EVA厂机台一批（不含锅炉房机台设备）”。而根据一审两次庭审意见，“小发泡机”及“造粒机”从涉案合同签署直至目前确实存放在顺雄公司场内，结合合同条款可知，“小发泡机”及“造粒机”应当属于涉案买卖标的物之一。其次，一审法院论述认为宋永辉多次提出“小发泡机”及“造粒机”要一起卖给他，顺雄公司回应称“你要，我们再来谈”、“机器属于老曹的，等法官搞好了，我一定会卖给你”，并未体现出顺雄公司对于“小发泡机”及“造粒机”属于涉案交易标的物进行过确认。然而，顺雄公司的上述陈述本身就与合同约定条款不符，所以才会一直回避回应“小发泡机”及“造粒机”属于买卖标的物之一的相关问题。此外，一审法院认定宋永辉、顺雄公司均确认“小发泡机”及“造粒机”从未拆卸、搬运过，而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宋永辉一直强调要变更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只有设备运走了才会付款，在此情况下，倘若“小发泡机”及“造粒机”真如宋永辉所称属于交易对象之一且宋永辉从未实际进行拆卸及运输，却答应全额支付尾款，显然存在矛盾。对此，宋永辉认为，两辆车无法一次性全部装完全部设备，宋永辉打算运出一批后再回头运输剩余设备，包括“小发泡机”及“造粒机”。与此同时，张某1本身就不承认“小发泡机”及“造粒机”属于买卖标的物之一，因此在宋永辉已经预付吊车费用并进行装卸而张某1又将车辆扣押不准运走的情况下，宋永辉为了不徒增更多的吊车装卸费以及交易能够更加顺利进行，按照合同约定向张某1付款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若按一审法院认定的内容，宋永辉以为两辆车已经走了的情况下，应当已将全部款项转给顺雄公司，显然与事实不符。宋永辉有权在顺雄公司消除风险、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提供担保之前，行使不按抗辩权，拒绝向其支付合同剩余款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顺雄公司二审期间未作答辩。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宋永辉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院作如下分析：涉案《机台买卖合同》载明的甲方（买方）为顺雄张某1，乙方（买方）为宋永辉，张某1在甲方签名处签字并由顺雄公司在其上盖章确认。与此同时，上述合同所载交易标的物为顺雄EVA厂机台一批，结合张某1作为顺雄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顺雄公司对外协商并签订合同等案件实情可知，与宋永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顺雄公司。宋永辉虽上诉主张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张某1而非顺雄公司，但未能提供证据对其该项主张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涉案《机台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标的物为顺雄EVA厂机台一批（不含锅炉房机台设备），并未明确包含“小发泡机”和“造粒机”。宋永辉上诉主张“小发泡机”和“造粒机”属于涉案买卖交易的标的物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宋永辉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顺雄公司之间就买卖系争“小发泡机”和“造粒机”达成合意。然而，宋永辉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于涉案《机台买卖合同》签订之后，其上内容显示，宋永辉多次提出“小发泡机”和“造粒机”不要卖给别人，要一起卖给他，而顺雄公司一方关于“你要，我们再来谈”、“机器属于老曹的，等法官搞好了，我一定会卖给你”等回应内容则表明其并未确认“小发泡机”和“造粒机”属于涉案《机台买卖合同》的交易标的物，由此可初步证明顺雄公司与宋永辉并未就买卖系争“小发泡机”和“造粒机”达成合意。宋永辉又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顺雄公司之间就涉案“小发泡机”和“造粒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涉案《机台买卖合同》项下货物除一台“大发泡机”未实际交付外，其余设备均已实际交付，故顺雄公司有权主张宋永辉向其支付已交付设备对应的货款。宋永辉上诉主张其可基于顺雄公司存在无法履约的风险行使不安抗辩权，有权中止合同履行并拒绝支付剩余货款。然而，宋永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中止履行的情形。相反，涉案《机台买卖合同》明确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款200000元，剩余款项在机台运走前一次性付清，而从审理查明宋永辉的付款情况可知，宋永辉显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因此，宋永辉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为由上诉主张其无需支付剩余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综合衡判本案证据及案件实情的基础上，根据顺雄公司的诉讼请求，扣减双方确认未实际交付的“大发泡机”价值80000元及宋永辉主张为顺雄公司垫付的租金10000元后，判决宋永辉向顺雄公司支付货款95000元，处理未有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宋永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上诉人宋永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梁 哲书 记 员 骆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