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民申31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翟自勇，男，汉族，1978年6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滑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瑞红，女，汉族，1981年9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自勇，同上。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蕴迪电器经营部，住所地：新乡市卫滨区光彩市场******。经营者：赵瑞红，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自勇，同上。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临沂市兰山区华基电器商行，住，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站前商场****/div>负责人：郭占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玉里，男，汉族，1985年7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沂南县。再审申请人翟自勇、赵瑞红、新乡市卫滨区蕴迪电器经营部（以下简称蕴迪电器）因与被申请人临沂市兰山区华基电器商行（以下简称华基商行）、刘玉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终3438号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翟自勇、赵瑞红、蕴迪电器（以下简称三申请人）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础事实错误，三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一）三申请人与华基商行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判决判令三申请人向华基商行支付货款错误。三申请人经查询得知华基商行成立于2017年3月9日，而原审法院认定蕴迪电器与华基商行自2012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并判决三申请人支付华基商行在2014年的货款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华基电器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是2017年成立的。（二）原审法院判令蕴迪电器、赵瑞红承担还款责任不当。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收货人均系翟自勇，并非蕴迪电器或赵瑞红。翟自勇虽与赵瑞红系夫妻关系，但翟自勇购买的部分货物均是以新乡市德克鲁电气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翟自勇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申请人也将部分货物发给了该公司。二、原审法院仅凭物流托运单与销售单认定三申请人欠被申请人11万元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二审判决以被申请人提交的物流托运单19张及被申请人制作的华基商行销售单20张认定被申请人于2014年3月之后陆续向三申请人发货货款总额为110840元无事实依据。19张物流托运单系复印件，且部分托运单并不显示涉案货物的金额，部分显示金额的为刘玉里手写，且刘玉里在庭审中也陈述其中有部分系自己涂改的销售单金额，导致涉案货物的总金额无法确定。19张物流托运单中，2014年3月28日、5月2日、5月21日、6月28日、7月31日、5月6日六张物流运输单上显示的收货人电话并非翟自勇本人电话，2014年3月7日的一单货款缺少物流运输单，仅有被申请人单方制作的销售单，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以上七单金额合计37673元，根据行业惯例，收货人的电话不正确，翟自勇不可能收到货，该货款应当从总金额中扣除。另外，5月23日销售单和5月28日货物托运单上显示的收货地点均为开封，金额分别为6965元和18480元，由于收货地点错误，上述两笔金额共计25445元也应当予以扣除。被申请人辩称收货人系受到翟自勇的指示，将上述货物交给翟自勇的指定收货人，但其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其受到翟自勇的指示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由负有举证责任的被申请人承担不利后果。三、翟自勇已将收取货物的货款支付完毕，原判决判令三申请人支付63800元无证据证明。三申请人共收到被申请人发来的货物12单，其中11单与被申请人提交证据中的11单重合，该11单电话与名字均为翟自勇，此外日期为4月9日的一单翟自勇收到货单而刘玉里的证据中并未显示，以上金额合计为55674.5元。该收货与翟自勇银行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在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间，翟自勇共计给刘玉里转账55675元，付款金额与货品价额相当，双方货款两清，并无赊欠。刘玉里提交意见称，一、其在一、二审期间已经提交案涉货单和物流单据，物流单据上显示翟自勇已经全部收货，且他是认可的。翟自勇说电话号码不对，当时翟自勇确实用的是这个手机。营业执照原来是刘玉里的名字，后来用刘玉里妻子的名字又登记了。华基商行原来是刘玉里注册的，因为脱审，工商局给注销了，所以又申请注册，是刘玉里妻子去申请注册的。二、3.28日货单、5月2日等货单上的电话186××******是翟自勇指定的电话。当时是翟自勇指定的电话，有电话录音证明。根据客户要求发货，客户指定发到哪里就发哪里。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应当针对三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一、关于三申请人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三申请人称其经查询得知华基商行成立于2017年3月9日，华基商行营业执照上显示其是2017年成立的，原审法院认定蕴迪电器与华基商行自2012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并判决三申请人支付华基商行在2014年的货款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经查，华基商行在一审期间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其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载明注册日期为2017年3月9日。而三申请人在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时其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中未涉及该问题。三申请人所称的新证据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二、关于原判决判令三申请人连带偿还货款63800元是否妥当的问题。双方之间自2012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华基商行向蕴迪电器发货，蕴迪电器向华基电器支付货款，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于2014年3月之后向三申请人发货货款总额110840元、翟自勇实际支付2014年3月份以后的货款47040元、剩余63800元未付，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翟自勇申请再审称2014年3月28日等六张物流托运单上的电话号码不是本人电话及未收到货物、2014年3月7日的货款缺少物流运输单，上述对应的金额合计37673元应从发货总金额中扣除，以及收货地点为开封的两笔货款共计金额25445元也应扣除。该主张是否成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从申请人在历次诉讼过程中的主张分析。三申请人申请再审称部分托运单上的电话号码不是翟自勇本人电话、个别托运单上的收货地点错误，其未收到相关货物。但在一审庭审中申请人对刘玉里提供的托运单、销售单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是向其发货，但对货款有异议，认为货款已经付清。翟自勇在一审庭审中未主张托运单上电话号码“186××******”不是其本人电话，也未主张其没有收到2014年5月23日、5月28日收货地点为开封的托运单对应的货物。翟自勇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时仅主张部分托运单上的手机号码与本人电话号码不一致，但并未主张其没有收到收货地点显示为开封的托运单所对应的货物。申请人在二审庭审时主张发货单上显示电话136××******系翟自勇的发货单，其他都不是，收到的货物价值是55675元，但未明确该货款金额对应的各货物销售单和托运单。申请人在历次诉讼中对同一事实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其次，从当事人举证情况分析。被申请人提供的托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均是翟自勇，物流公司登记信息显示的收货人也均是翟自勇。翟自勇在本院询问时陈述不拿身份证不能取货。另，销售单及托运单中手机号码显示为翟自勇认可的手机号136××××****的货物价值超出了其自认收货的价值。对于电话号码不是136××******的部分单据，翟自勇虽不认可相关电话是其曾经使用，但也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华基商行、刘玉里的主张。对于5月23日销售单、货运凭证和5月28日销售单、托运单，申请人主张其没有收到货物，但是销售单或托运单上的电话号码是翟自勇认可的136××××****，且申请人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明确主张该两笔收货地点为开封的货物其没有收到。刘玉里、华基商行原审中提交的销售单、托运单以及物流公司的证明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其已将货物通过物流公司运送至蕴迪电器。翟自勇主张自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间向刘玉里转账55675元与货品价额相当、双方货款两清，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分析，原判决认定2014年3月之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货总额110840元、翟自勇实际付款47040元、剩余63800元未付，并无不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赵瑞红和蕴迪电器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申请人申请再审所称收货人为翟自勇、原判决判令蕴迪电器、赵瑞红承担还款责任不当，与其上诉时关于翟自勇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相互矛盾。申请人申请再审所称翟自勇购买的部分货物是以新乡市德克鲁电气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被申请人确实将部分货物发给了该公司，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在原审期间从未提出过该主张。原判决基于蕴迪电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赵瑞红、翟自勇与赵瑞红系夫妻关系以及翟自勇的收货行为等情况，判令蕴迪电器、赵瑞红、翟自勇连带偿还货款并无不当。综上，翟自勇、蕴迪电器、赵瑞红的申请再审理由均不成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第（一）、（二）、（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翟自勇、赵瑞红、新乡市卫滨区蕴迪电器经营部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福蕾审判员  赵艳斌审判员  孔庆贺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