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5民初18118号原告：林月芬，女，195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才，男，195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林月芬的丈夫。被告：蔡考，男，197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茂，系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林月芬诉被告蔡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月芬的委托代理人蔡伟才，被告蔡考的委托代理人李树茂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月芬诉称：被告于2014年9月9日以工程工地资金周转和家庭消费需要为由，向我借款800000元。后于2015年9月21日，我与被告将该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结算，确认截至该日的利息为192000元（按每月2%计算）。因被告未能还款，被告于2016年1月6日签署《承诺书》，承诺在2016年2月份归还包括上述借款的借款本金1100000元，在2016年5月份清偿包括上述利息的借款利息380000元。但其后被告亦未能依上述承诺还款，被告承诺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均按每月2%向我计付利息。现我向被告追讨欠款未果，故我起诉要求：1.被告向我返还借款800000元及利息782000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蔡考辩称：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我与原告于2016年1月6日已经确认，我向原告所借的款项亦转化为双方合作投资建设海军基地的投资工程款。我于2016年春节前后已经向原告支付了200000元作为工程利润，剩余款项应在该工资完成结算、收到结算款后一次性支付。鉴于该海军基地的工程尚未完成，尚不具备双方结算工程利润分配的条件。故原告在本案中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我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4年9月9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原告800000元。被告又于2014年9月2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原告300000元。被告再于2016年1月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原告200000元。被告于2016年1月6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分上下两段。上段内容为被告在2015年9月21日前借到原告1100000元及利息380000元，其承诺于2016年2月偿还1100000元，余下利息380000元在2016年5月前还清。下段内容为“2015年9月21日所借款综合当投资我海军工地，所得到利润按总工程的3%计算，2016年春节前先支付20万元作为工程利润，余款待工程结算收到结算款后一次性付清”。原告表示上述《承诺书》中载明的2015年9月21日前借到的1100000元即为被告于2014年9月9日借到的800000元及于2014年9月24日借到的300000元。原告于2018年11月20日提起四件案的诉讼，分别要求被告偿还上述三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以及要求被告偿还上述《承诺书》载明的利息380000元及相应利息。本案原告主张的即为被告在其2014年9月9日出具的《借条》上确认的借款。原告主张该800000元是以支票形式支付，当时其在马路边向被告交付支票，被告没有写收据，其也没有记下支票号码，不记得出票人是谁。被告则表示该《借条》是其应原告的要求事先拟定，但该借款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原告并未向其提供该800000元借款。原告主张被告在《承诺书》中再次对涉案借款进行确认，可以证明其确有向被告交付借款。被告表示该《承诺书》亦是应原告要求而写，因其与原告在之前曾存在其他借款，原告是将借款利息重复计算为本金，其未能及时偿还这些借款，所以只能按原告的要求书写《承诺书》。被告提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于2014年3月18日向原告支付56000元、于2015年4月22日向原告支付50000元、于2016年2月5日向原告支付200000元、于2016年11月12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对此原告表示上述向其本人支付的款项其不知情，也未收到款项。被告还提供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截图，显示“兴宁市岗背兴顺建材部”于2015年12月29日向“广州市海珠区兆兴装饰设计部”转账支付700000元并备注用途为“钢材款”。被告称该款项是被告依原告的指示支付，应属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还款。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表示其于2014年3月18日偿还的56000元应是偿还其与原告之前产生的其他欠款，双方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很多借条都是后面确认的，不是当天实际发生的”。被告表示其于2015年4月22日偿还的50000元是用于偿还其于2014年9月24日向原告的借款本金，对此原告表示该款项应是被告偿还其之前向被告出借的小额借款（未写借据）。被告表示其于2016年2月5日偿还的200000元是用于支付《承诺书》中约定的工程利润分配款。被告表示其于2016年11月12日偿还的20000元是用于支付《承诺书》中约定的工程利润，原告则表示该20000元是用于偿还2016年1月5日的借款产生的利息。原告提供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于2015年9月21日向被告转账支付580000元。原告据此主张该580000元是上述《承诺书》中约定的投资被告海军工地的投资款，即其在向本院起诉的四件案件中主张的借款与该投资款无关。对此被告表示不予确认。原告表示其向被告出借款项时有口头约定按每月2%的利率计息，对此被告表示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利息。原告表示其与被告口头约定应先还息后还本，对此被告表示双方没有约定。原告表示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是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9日按每月2%的利率计至2018年10月22日。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向被告出借800000元，仅提供了被告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并未实际收到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借条》不足以证实借款事实实际发生。故还应对借款是否实际交付进行审查。原告主张被告出具《承诺书》再次确认借款事实，但该《承诺书》仅载明被告确认在2015年9月21日前共向原告借款1100000元，但被告并未确认该1100000元包括其于2014年9月9日向原告所借的800000元。被告表示其于2014年3月18日偿还的56000元应是偿还其与原告之前产生的其他欠款，而原告表示被告于2015年4月22日偿还的50000元是被告偿还之前的小额借款（未写借据），可见原、被告均确认双方在2015年9月21日前还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原告表示涉案借款是以支票形式支付。支票仅为一种可以要求付款人付款的票据，即使被告取得支票，其亦仅享有要求付款人付款的票据请求权，并未立即享有支票载明的款项的所有权。亦即被告若以支票形式借款，其必须先后完成“取得支票”与“提示付款”两个行为才可获得借款。故若被告在“取得支票”时写下《借条》，即被告是在未取得借款的情况下写下《借条》，《借条》不足以证明借款已交付；若被告是在“提示付款”成功后才写下《借条》，则按常理而言，原告在向被告交付金额为800000元支票时必定会要求被告写下收据，原告称被告并未对支票写下收据与常理不符。另外，原告未能说明支票的出票人、付款人等支票的基本内容，可见原告关于交付支票的陈述存疑。综合以上分析，被告在《承诺书》上确认曾向原告借款1100000元，该1100000元除了被告于2014年9月24日出具的《借条》反映的300000元外，剩余的800000元更有可能是原、被告之前的其他借款本息，原告并未于2014年9月9日向被告交付800000元借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于2014年9月9日向被告出借的8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月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038元由原告林月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子彦人民陪审员  庄红胜人民陪审员  梁丽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