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02民初5013号 原告：汤鹏飞，男，1979年12月4日出生，满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臧济华、关荣，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同，男，1986年5月10日出生，满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伟，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鹏硕，男，198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告：吕海坡，男，198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原告汤鹏飞与被告汪同、石鹏硕、吕海坡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冀0102民初716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汤鹏飞不服，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8）冀01民终5512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我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荣，被告汪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石鹏硕、吕海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汤鹏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汤鹏飞在由原告、被告汪同、被告吕海坡共同经营的长安区金碧由由水鲜城E区18、20、22、24号摊位中占有40%的合伙份额，并享有经营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长安区金碧由由水鲜城E区18、20、22、24号摊位原为被告石鹏硕父亲石新年经营。2014年8月初，石新年欲转让该摊位经营权时，被告汪同得知后，提出与原告合作，接手该摊位经营权。此后，与石新年协商后，原告向石新年支付了14.5万元后，接收了该摊位的经营权。因当时为便于协调与水鲜城市场管理的关系，摊位未及时办理过户，此后石新年于2014年去世。接受摊位经营权后，原告妻子与被告汪同共同经营该摊位，经营伊始原告又支付了货款16万元及1.5万元的摊位零用费。被告汪同未支出费用。2015年1月19日，原告与被告汪同就此前的经营行为进行了结算，并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出资32万元占摊位40%股份，被告汪同出资20万元占摊位40%股份。被告吕海坡入干股占摊位10%股份，其余10%股份由工人入股。2015年4月，因原告妻子生孩子，原告又在外地干工程，摊位一直由被告汪同及被告吕海坡负责经营。2015年，原告因工地工人发生打架，自身也牵涉其中，被法院判处了缓刑，缓刑矫正期至2017年3月27日。2017年5月20日，原告找到被告汪同商谈摊位经营一事时，被告汪同却背信弃义，威胁原告不认可原告的股份。同时原告了解到，该摊位的营业执照经营者在石新年去世后，变为了被告石鹏硕。此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石鹏硕认可该摊位已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与被告汪同经营，自身只是名义上的经营者。原告认为，自身为经营该摊位将房屋抵押贷款出资支付摊位转让费、经营费，摊位每年的经营额达几千万，被告却利用原告出事儿之机、意图独自侵吞摊位经营权，其行为令人愤慨。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判令如所请。 被告汪同辩称，原被告确系在2014年8月份合伙接手了金碧由由水鲜城的E区18、20、22、24号摊位，但由于原被告没有海鲜经营的管理经验，持续亏损，在2015年夏季7月份左右，已经亏损达到七八十万元，这时原告就提出了退伙，并要求被告支付其入伙资金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被告当时只说勉强答应，不能一次性拿出资金让其退伙。截止到2016年7月底，原告的股份已经全部退清，退清的资金都是被告借贷，原告对合伙期间的亏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原告请求确认合伙份额是不能成立的。 被告吕海坡在原一审中辩称，在摊位还没有转让之前，汤鹏飞和汪同找到我，让我经营和管理，给10%的股份，摊位转过后，我负责批发管理，我姐吕晓红负责开票，因开票期间我姐怀孕，不能正常工作，让我媳妇吴文静担任开票，我媳妇去了摊位，一直也没有开票，后来被汪同挤兑走了，不让我媳妇开票，经过一段时间，我也是因为各种问题，离开海鲜摊位，我姐夫汤鹏飞进了看守所，这段期间出现各种矛盾，我才离开的。直到今年5月份，汤鹏飞找到了汪同，在我开的体育大街光华路电建食府饭店里，他们俩谈经营问题，但并未谈妥。汪同说汤鹏飞，我高兴就有你的股份，不高兴就没有你的股份。汤鹏飞很气愤，用矿泉水瓶砸了汪同的头，汪同当时也很气愤，跑到我厨房里，拿了菜刀，被我和我朋友劝了下来，俩人气哄哄走了。后来，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汤鹏飞出了32万元，汪同负责管理，当时出没出钱我不清楚，我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被发还重新审理后，被告吕海坡未到庭参加诉讼。 被告石鹏硕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原告妻子吕晓红的河北银行账户往来记录，证实转入石新年账户总计14.5万元，原告妻子吕晓红的账户支出了转让费及给供应商的货款，共计30.5万元。除此之外原告还向摊位交付了零钱1.5万元，原告共计已为摊位出资32万元。 证据二、2015年1月19日原告汤鹏飞与被告汪同签订的合作协议，摊位接手后，经营了5个月后，双方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了账目核算，确定盈利30余万元，而被告所称出资2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此情况下原告为维持与被告的合作关系，既往不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确认了原告出资的32万元，确认原告占有合伙事务40%的份额，被告汪同享有40%的份额，被告吕海坡享有10%的份额，工人享有10%的份额，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 证据三、案涉摊位工商登记营业执照，证实该摊位经营者名称已于2017年7月11日被变更为被告石鹏硕。 证据四、原告2017年2月17日向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东焦刑警中队报案材料，该报案材料有原告及石鹏硕的询问笔录，其中原告以其合伙权益被侵犯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认为汪同伙同石鹏硕非法侵占其摊位经营权，证明原告并未退伙，并非被告汪同所述自愿退伙，当日，公安机关传唤石鹏硕，其承认摊位实际已经转让给原告的事实，摊位转让款已经支付给其父亲石新年，表明石鹏硕为名义法人，并非摊位实际经营人，原告对案涉摊位享有按合伙协议确认的40%的经营权。 被告汪同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汪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转款凭证对账单，证明自2015年8月28日至2016年7月28日，共计转款给原告及其爱人吕晓红23万元，在2016年5月20日，吕海坡替原告取现2万元。 证据二、被告汪同的记账本，证明当时退伙时，除了转款还有部分现金，现金部分共计16.6万元。 证据三、证人蒿政龙证言、证人韩某的书面证言。证人蒿政龙陈述2014年8月份开始给汪同打工，到2015年7、8月份亏损了七八十万。没有见过汤鹏飞和汪同商量过退伙的事情，听汪同说过，他们退伙了。汤鹏飞的妻子吕晓红来找过几回，有一次看到给了2万元，有一次碰到了吕海坡，2016年8月份就不再来闹事了；证人韩某系石新年的妻子，陈述汪同经营的摊位是接手我家的，2015年3月份至2016年9月份我在摊位上帮忙。由于经营不善，到2015年底的时候账面上就亏了七八十万，2016年7月份，吕晓红到摊位上找汪同要钱，当时汪同也没钱，就借了李冬、杜大岗、石鹏硕等人的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月19日，原告汤鹏飞与被告汪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合作海鲜城贝亮摊位，汪同负责全方面工作及人员分配与记账，汤鹏飞负责现金管理。原、被告股份分配为汤鹏飞出资金32万元，占股份的40%，汪同出资金20万元，占股份的40%，吕海坡入干股，占股份的10%，所有工人入股，占股份的10%。 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案涉摊位在长安区金碧由由水鲜城，该摊位营业执照显示，经营者为石鹏硕，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金碧由由水鲜城，注册日期为2014年9月1日。同时，原被告双方认可从石鹏硕的父亲石新年手中转让得到的是市场承租权、摊位营业执照的经营权和摊位的老客户。原告提交公安机关对石鹏硕的询问笔录，石鹏硕认可摊位转包费，由原告汤鹏飞打到其父亲卡上，摊位开始是汪同和汤鹏飞的媳妇在经营，现在是汪同在经营。 本院认为，虽然原被告均认可2014年8月从石鹏硕父亲石新年处转让得到长安区金碧由由水鲜城摊位的市场承租权、摊位营业执照经营权和摊位老客户，但没有书面协议及其他旁证予以证实。并且，该摊位在2014年9月1日注册的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上，显示经营者为石鹏硕，石鹏硕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也仅认可其父亲收到摊位转包费，摊位目前是汪同在经营，对转包内容及期限均未作出说明。因此，在石鹏硕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不享有该摊位相关权益的情况下，本院仅凭目前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原被告享有该摊位的经营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汤鹏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汤鹏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并提交缴费收据原件（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史化璞 人民陪审员  刘 红 人民陪审员  秦建堂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