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宝泉岭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8101民初785号原告：刘发海，男，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普阳农场工人，住黑龙江省绥滨县。被告：孙汝涛，男，汉族，1969年8月5日出生，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工人，住黑龙江省汤原县。被告：张明阳，男，汉族，1982年4月20日出生，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冬云，黑龙江学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发海与被告孙汝涛、张明阳土地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3日、2019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发海、被告孙汝涛、被告张明阳的诉讼代理人邹冬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发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水田转租金10200元。2016年4月4日，梧桐河农场一区区长张明阳代表单位处理原告与被告孙汝涛因转租夏某1水田产生的纠纷。原告提出在承认原告转租夏某1耕地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让被告孙汝涛种植水田一年，每垧地给付原告转租金2000元。张明阳找孙汝涛做工作后，于2019年4月23日，张明阳称孙汝涛已付8000元。2019年5月4日原告到梧桐河接收了此款并给张明阳出具了收据。原告提出由张明阳写文书，以防将来发生争议。张明阳说过几天就把余款全要回来了。插完水稻后，张明阳因交通事故关闭了手机。2019年7月末，原告重新联系上张明阳，提出余款10200元的事情。张明阳说因工作关系此事应该移交。2019年9月份张明阳说本人对此事已无能为力了，之后张明阳不接原告的电话，也不回原告的短信。因原告没有孙汝涛欠转租费的直接证据，向农场政研室反映此事，农场政研室建议走诉讼程序，于是原告对张明阳所在梧桐河农场提起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省高院审判人员建议原告以法院判决书为证据，向被告张明阳和孙汝涛主张权利。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孙汝涛辩称：2016年4月2日，夏某2（夏某1之女）代表夏某1在管理区签订了家庭农场耕地承包合同，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天本人与夏某2签订了土地转租协议。协议注明了夏某2、夏某1的一切债务与本人无关，租期为一年，按协议本人一次性付给了夏某281900元。后来，法院找到本人，说本人租的这块地有纠纷，问本人怎么办？当时刘发海在场，本人说，此地是本人花钱租的地，钱退给本人，本人就退还土地。法院根据本人说的花销累计支出140470元。刘发海说这钱花的有点多，要回去想想。法院给刘发海三天时间，要种地就要给孙汝涛钱。过了三天，法院把本人叫到法院说联系不上刘发海，让本人种的地。被告张明阳辩称：原告诉张明阳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张明阳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因张明阳与刘发海、孙汝涛的债权债务没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请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张明阳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土地转包合同1份。证明2015年5月8日原告与夏某1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在夏某2与孙汝涛签订转租协议之前，是受到农场支持的。被告孙汝涛、张明阳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2.代耕合同1份。证明2015年5月8日原告和夏某1转包关系的真实性，也证明转包关系是长期的。被告孙汝涛、张明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3.梧桐河农场的答辩状1份，证明原告和被告孙汝涛因转租案外人夏某1土地产生的纠纷，一审法庭已经查明真相，证明二被告与此事有直接关系。被告孙汝涛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张明阳对该证据没有异议。4.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的（2017）黑8101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书1份、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的（2018）黑81民终169号民事判决书1份、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黑民申321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孙汝涛应给我每垧地转租费2000元的真实性。被告孙汝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张明阳无异议。5.电话录音5段光盘一份及录音的文字材料，证明张明阳称孙汝涛同意给我每垧2000元转租费，实际已给付8000元，剩余10200元由张明阳负责给我要回。被告孙汝涛、张明阳对该证据均有异议。被告孙汝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家庭农场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2016年4月2日夏某2与梧桐河农场松东管理区签订了承包合同。原告刘发海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张明阳对该证据无异议。2.土地转租协议，证明被告与夏某2的土地转租协议是有效的。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被告张明阳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张明阳未提供证据。对证据的分析与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刘发海与夏某1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被告孙汝涛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是夏某1本人签的字。被告张明阳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无法证明是夏某1本人亲自签署，也没有确定的终止期限，无法证明该合同在2016年继续有效。不能作为原告向二被告索要10200元租金的合法依据，应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此，原告认为二被告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此事。该证据系本案原告与土地承包人夏某1于2015年5月8日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字并捺了指印。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终止日期，直到现在仍在履行。《土地转包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2刘发海与夏某1签订的《代耕合同》。二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代耕合同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不能证明转租关系的长期性。原告认为代耕关系是建立在夏某1把土地转包给原告的基础之上，否则夏某1不能为原告代耕，这几年来一直受到夏某1家人的认可和协助。该证据系本案原告与土地承包人夏某1于2015年5月8日签订的，虽然合同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字并捺了指印，但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为代耕期间、代耕生产资料费用和分成方式等与本案要证明的问题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3《梧桐河农场的答辩状》。被告张明阳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答辩状中明确了张明阳是调解人，不能列为本案的被告。被告孙汝涛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本人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原告认为张明阳在调解时与本案无关，但在承诺给原告18200元之后就是本案的直接关系人。该证据为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因刘发海不服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一审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一案中的答辩状。二被告只是对原告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而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4裁判文书三份：一份是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的（2017）黑8101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是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的（2018）黑81民终16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黑民申3210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孙汝涛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判决书只有原告自己陈述，没有本人的认可和质证，不能证明本人每垧地应给付原告2000元的租金。被告张明阳对三性没有异议。本组证据共三份，均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无需举证证明，但是，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生效裁判的除外。本案中二被告没有提供可以推翻的反证，故本院予以采纳。5.电话录音5段及录音的文字材料。二被对原告提供的5份电话录音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认为该证据能与张明阳给过我钱和继续给我要钱的事实有完整的证据链。该组证据为手机通话录音，通话当事人的身份不明确，文字材料和录音难以核对，缺乏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孙汝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家庭农场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原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夏某2是为夏某1代签的，没有对该地的处置权。被告张明阳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该证据是2016年4月2日是夏某2为夏某1代签的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发包方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2.土地转租协议。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夏某1的，夏某2未经夏晓东授权，签订这份协议是无效的。被告张明阳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孙汝涛认为是有效的，因农场没有明确告知该转租协议无效。该协议是2016年4月2日夏某2与孙汝涛签订的，夏某2不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未经夏某1授权与孙汝涛签订的土地转租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采信的证据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8日原告刘发海与案外人夏某1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合同约定夏某1将其承包的梧桐河农场一队的土地，实测面积为137.55亩，转包给刘发海。刘发海一次性付给夏某1人民币270000元。转包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夏某1返回刘发海投资本息时止。夏某1保证该地无权属瑕疵，无抵押、转包、转让等权利设定，无第三人干预等。2016年4月2日夏某2（夏某1之女）代夏某1与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家庭农场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并于当日将夏某1承包经营的土地转租给被告孙汝涛种植。之后，原告刘发海与被告孙汝涛因土地转租产生纠纷。2016年4月4日，时任梧桐河农场一区区长即本案被告张明阳负责对原告与被告孙汝涛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孙汝涛给付刘发海18200元，2016年孙汝涛种植土地。2016年5月4日原告刘发海到张明阳处收取了孙汝涛给付的8000元钱，后因张明阳工作关系变动未能完成调解结果。刘发海向梧桐河农场政研室反映此事，梧桐河农场政研室建议刘发海走诉讼程序。2017年7月11日，刘发海对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提起诉讼，要求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给付水田转租金10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2016年春，原告与案外人孙汝涛因承包种植被告土地发生纠纷。原告称经时任区长张明阳调解，孙汝涛给付原告18200元，孙汝涛种植土地，原告只收到8000元，尚欠10200元。原告以张明阳是被告工作人员、承诺事宜未完全履行、未尽事宜应由被告履行，要求被告支付尚欠款”。一审法院以原告与张明阳未形成债权债务民事法律关系，对原告的请求不予以支持。2018年3月5日，刘发海不服法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刘发海与夏某1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约定夏某1将其承包梧桐河农场一队的137.55亩土地转包给刘发海，但其却将土地转包给了孙汝涛耕种，为此三方发生纠纷。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驳回了刘发海的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刘发海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认为，“张明阳作为梧桐河农场工作人员仅是对刘发海和孙汝涛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属于合理的履职行为，不能因此认为梧桐河农场与刘发海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孙汝涛未能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刘发海可向孙汝涛主张权利，刘发海向梧桐河农场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再审法院驳回了刘发海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2015年5月8日原告刘发海与案外人夏某1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合同约定夏某1将其承包的梧桐河农场一队的土地，实测面积为137.55亩，转包给刘发海。刘发海一次性付给夏某1人民币270000元。转包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夏某1返回刘发海投资本息时止。夏某1保证该地无权属瑕疵，无抵押、转包、转让等权利设定，无第三人干预等。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未约定具体终止日期，2015年至今一直在履行。2016年4月2日夏某2（夏某1之女）将夏晓东承包经营的土地转租给被告孙汝涛种植。因夏某2不是该土地的承包人，不享有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也未得到被代理人的授权，且该土地的承包人夏某1已经转包给刘发海。因夏某2对该土地的转包行为，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导致原告与被告孙汝涛对土地的耕种发生纠纷，时任区长张明阳对此进行调解。事实上2016年孙汝涛耕种了本案争议的土地，也已给付原告8000元，双方已形成了债权债务民事法律关系，对尚未履行的10200元应当继续履行。因此，对原告刘发海要求被告孙汝涛给付10200元水田转租金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孙汝涛是否向夏某2履行了土地转租金的给付义务与本案无关，可另行解决。被告张明阳作为梧桐河农场工作人员仅是对刘发海和孙汝涛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属于合理的履职行为，被告张明阳与刘发海之间未形成债权债务民事法律关系，原告对被告张明阳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汝涛给付原告刘发海土地转租金102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刘发海对被告张明阳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元，减半收取28元由被告孙汝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员  谢经占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