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3035号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澄海区金鸿公路澄海国际玩具商贸物流城项目电商创业园6层618号。法定代表人：林晓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招銮，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9、11号。法定代表人：王继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晓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招銮，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陈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9月1日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0万元（500套机器×设备市价20000元×20%）；3.判令被告立即全额退还原告已交押金52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以52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交付机器的滞纳金（滞纳金以押金32000元为基数自逾期交付自动售货机之日起按5%/天计算，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为80000元，之后的滞纳金继续计算至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5.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163000元，可得利益损失100万元；6.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9月1日签订《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就双方开展自动售货机服务业务达成一致意见，协议有效期5年，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合作服务协议第三条第1.6款约定：“被告未尽到义务情况下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被告还应按设备市价的2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承担违约造成费用，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原告损失的，被告应予以补足。”第四条第2款约定：“合同签订后7日，申请发货前原告应交纳押金为2000元/台，收到押金后被告需在15天内将机器交与原告，每逾期1日，被告须支付当批机器押金5%作为滞纳金给原告。”第五条第4款约定：“除上述约定的情况外（不可抗力），任何一方提前终止协议或一方严重违反协议约定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应当赔偿对方实际损失。”合作服务协议依法生效后，原告已于2018年9月20日向被告指定支付宝账户支付协议项下第一批自动售货机（10台）的押金计20000元，实际收到该批自动售货机至今依约支付相应的服务费。2019年1月25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指定支付宝账户支付协议项下第二批自动售货机（16台）的押金计32000元。按照原、被告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应当于收到该款项后的15天内（即2019年2月9日前）将机器交付原告使用，然而，被告在收到该笔押金后始终未交付第二批自动售货机，并告知其打算终止合作。受被告邀请，原告法定代表人林晓东于2019年2月28日到被告办公场所协商合作服务协议的处理事宜。会议上，被告代表明确指出因考虑成本意欲与原告终止合作。2019年3月7日，原告通过EMS快递向被告发出《通知书》，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交付第二批机器的义务，否则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被告收悉该通知书后至今以各种借口推脱履行应尽义务。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诚意满满并为协议的履行支付大额费用，被告突然提出终止合作，且经原告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仍拒不履行约定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根据合作服务协议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一、被告不存在根本违反合作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原告以“被告根本违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9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署了《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的5年期间内，双方可就500台中吉自助饮料售卖机开展合作，即由被告出租自助售卖机给原告经营，自协议签订起的1年内的租赁服务费为每台机550元（1年后服务价格需双方另行协商），每次订货前，原告应当向被告明确当批订货数量，并缴纳每台机2000元的押金及提供地址后，被告方有交货义务。由此可见，该协议实际为框架协议，具体订单应以原告在一年内缴纳的押金为准。该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下单10台机，并支付押金20000元；于2019年1月25日下单第二批机器16台，支付押金32000元。截至目前，原告未再下单其他售卖机。就该两批订单，被告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具体如下：（一）被告依约交付第一批10台机，且从未主张终止该10台设备的合作，原告主张解除第一批机器的合作于法于约无据。被告于2018年9月2日收到第一批机器的押金及地址后，已于2018年9月30日交付该批机器，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份，该10台机器均正常运行，原告亦交付了服务费，被告也从未提出要终止该10台机器的合作。原告主张解除合作于法于约无据。（二）第二批16台设备未依合同履行，系双方协商变更合作模式所致。后协商未成后，被告已承诺按框架协议及原告要求交付该16台机器，但原告拒绝接收，被告不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关于原告下单的第二批16台机器，一开始实际上是被告引荐给原告的客户翁德钦预定的机器，翁德钦是最终需方。该合作模式为翁德钦通过原告向被告租赁16台机器，后因翁德钦与原告对押金存在争议，原告要求被告于春节后（即2019年2月11日后）发货。春节后，因国资监管政策的变化，被告与原告协商变更合作模式（包括16台机），转为融资租赁或者合作分成，双方一直在进行协商变更合同的事宜。在协商过程中，因翁德钦急于落实16台机器，被告已直接与翁德钦达成分成合作约定，并已将机器交付给翁德钦，原告对此亦知悉。后被告与原告始终未能就变更合作模式达成一致。原告于2019年3月7日向被告发出要求在7天内交付第二批16台机器的通知函，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收悉函件后，在2019年3月15日即邀请原告法定代表人林晓东前来商谈，双方定于2019年3月20日见面。在该次商谈过程中，被告的员工李焯涛明确表示愿意交付16台机器，并要求林晓东提供地址以便送货。林晓东亦在3月20日回复李焯涛的微信中明确表示：地址当晚开完会后第二天再跟李焯涛确认。但在第二天（3月21日）的谈判中，林晓东却要求被告必须按照3月7号函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后，原告方愿意提供地址接收16台机器。被告认为，该16台机器交付义务，是合同项下被告的主债务，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已明确表示愿意交付该16台机器，不存在“经催告仍不履行主债务”的情节。原告主张的违约责任，是合同的救济措施，而不是合同的主债务，原告不能据此拒绝接收16台机器，在2019年3月20日后迟延交付的责任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综上，在原告发出3月7日函件后，被告已同意履行合同，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巨额赔偿，于法于约无据。被告不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在2019年4月30日发出解除合同的函，并擅自停止支付第一批10台机器的服务费，已构成违约，被告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二、原告的赔偿请求远高于法律及合同约定的范围，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原告要求支付20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告援引合作合同第三条1.6款约定要求被告按照设备市价支付20%违约金，但对比合作合同第三条第2.4款被告的解除权条款，我们可以知道该两条规定的解除权只有在违约方构成根本违约的程度下方能成立。即，1.6款的违约责任只有在被告根本违约，原告据此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被告才需承担。但如前所述，被告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原告解除合同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于法无据。再者，该项诉请以框架协议的500台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更是与合同及事实相违背。无论是从合作合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款的约定，还是从双方履约的实际情况看，合同项下的设备数量应以原告下单并支付的押金为准。支付押金后，原告才存在期待可得利益。而该框架协议项下，原告只支付了26台机器的押金，且其中10台被告已依约交付，不存在500台机器违约的情形。（二）关于要求被告全额返还原告已交付押金52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的诉讼请求。1、关于第一批10台机器的押金2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如前所述，被告依约履行了该10台机器的交付义务，且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原告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根据合作合同第五条第6款约定：点位设备落地后运行不满合同期（2023年8月31日前）视为提前终止合同，提前终止合同，押金不予退还，同时需赔偿被告运输成本2000元/台。折旧333元/台/月。因此，该20000元押金被告无须返还，其他合同权利被告将另行起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第二批机器的押金32000元及资金占用费。如前所述，被告在原告3月7号函件后，已明确承诺按照协议提供16台机器，3月21日原告拒绝提供地址接收。因此3月20日之后的责任与被告无关。如合同被判令解除，违约责任不在被告，被告愿意返还该32000元押金，但原告诉请资金占用费于法无据。（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交付机器的滞纳金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自双方确认春节后交货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双方在协商变更16台机器的合作模式，因此，原告一直未提供地址给被告交货，实则是因为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原告不应承担该逾期交付的责任。即使承担，该逾期滞纳金的年利率已高达1825%，远高于正常的市场利率，应当予以调减，且被告亦不应承担2019年3月20日之后的逾期违约金。（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直接经济损失163000元及可得利益损失100万元没有合同及事实依据，应当驳回。1、关于直接经济损失163000元。如前所述，第二批16台机器原来的最终用户为翁德钦，后被告已与翁德钦达成分成合作模式的约定，交付了16台机器。且在2019年3月21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林晓东与被告工作人员杨文涛的谈判中，当杨文涛问到16台机器现在给原告，有无地方放的问题时，林晓东明确表示：“16台机器我们会去找地方放……但是有一些地方看不出东西，我们不想怎么动。”由此可见，直至2019年3月21日，该16台机器并不存在所谓的转租方，原告却提供了2018年11月5日、2018年12月22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20日签署的合作合同欲以证明其转租损失，其合同真实性存疑。且原告未提供该等合同的押金转账凭证、违约金的支付凭证，亦无法证明该等损失已实际发生，应当予以驳回。2、关于100万元可得利益损失。如前所述，违约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且原告提供的计算依据均为其自行制作的数据，也未反映出运营成本、点位成本及税费等成本，该等可得利益没有任何合理依据可以证明。另，原告以500台为基数，按照5年进行核算也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驳回。综上，被告2019年3月20日已明确表示继续交付16台机器，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原告于4月30日发函单方解除合同系违约行为，但基于原告在4月2号、4月30号及5月31日发函均明确提出解除合同，双方已无履行合同的基础，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但违约责任应由原告承担。被告请求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驳回原告的第2-6项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9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合作内容为：甲方提供自动售货机及维修等服务，非人为损坏由甲方承担费用，乙方负责选点布放自动售货机及保证自动售货机的日常运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商品、补货、自动售货机机商品购买的货币管理、自动售货机的日常维护）；合作的自动售货机数量为500台；协议期限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协议第三条第1.1款约定：甲方提供设备并按照乙方要求将设备运送至乙方指定地点，运费由甲方承担；第1.3款约定：甲方对合同约定的自助服务设备拥有所有权，乙方要确保设备的安全和设备完整，如有损坏，照价赔偿；第1.6款约定：甲方未尽到义务情况下违约，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还应按设备市价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违约造成费用，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补足；第2.1款约定：乙方负责提供场地布置自助设备，并负责自助设备的日常运营，设备到位后日常运营移机费用由乙方承担；第2.2款约定：甲方运送自助设备前，乙方应提前3天提供正确的地址给甲方。因乙方提供地址错误导致甲方不能及时送达的，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第2.8款约定：因乙方违法经营导致行政机关扣押甲方自助设备的，由乙方按照自助设备的市场价格20000元赔偿甲方；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双方采用支付服务费的方式进行结算，乙方于每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交纳当月服务费，服务费支付标准为550元/台/月，每逾期1日，每天收取当期须支付费用5%作为滞纳金；第2款约定：合同签订后7日，申请发货前乙方应交纳押金为2000元/台，收到押金后甲方需在15天内将机器交与乙方，每逾期1日甲方须支付当批机器押金5%作为滞纳金给乙方，甲方出具凭证给乙方。项目完结后经双方确认后30日内，甲方予以无息退还押金。合同结束，如无其他约定，机器回收费由甲方承担。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一经签订，在协议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终止协议；第4款约定：除上述约定的情况外，任何一方提前终止协议或一方严重违反协议约定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应当赔偿对方实际损失。2018年9月2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0000元。被告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交付了10台自助售货机［设备型号：D720-10C(22SP)］。2019年1月2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32000元。2019年3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了一份《通知书》，主要内容是：2019年1月2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第二批自动售货机（16台）的押金计32000元，按合作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应当于收到押金后15天内（即2019年2月9日前）将机器交付原告使用，然而，截至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被告始终未交付第二批自动售货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受被告邀请，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2月28日到被告处洽商合作服务协议的处理事宜，会议上，被告工作人员明确指出因考虑成本意欲与原告终止合作。现就被告的行为通知被告以下事项：1.原告诚意与被告继续友好合作，请被告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7日内向原告交付第二批自动售货机，之后的合作亦严格遵照合作服务协议履行；2.如被告拒不履行第1项，则原告有权依据合作服务协议第三条第1.6款约定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并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200万元（500套机器×设备市价20000元×20%）；3.如被告拒不履行第1项，则原告有权依据合作服务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要求被告全额退还押金及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并自逾期交付自动售货机之日起支付逾期交付的滞纳金（押金32000×5%×逾期天数）；4.如被告拒不履行第1项合同义务，则原告有权依据合作服务协议第五条第4款约定，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实际发生的损失383000元；5.根据附近地段自动售货机的年收益计算，原告未来5年的可得利益损失将达到100万元，原告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要求被告支付该可得利益损失。原、被告双方均提供了林晓东与李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是：双方对案涉合同的签订进行了沟通；在原告支付了第二批16台机器的押金后，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告知被告，翁德钦的诚信有点问题，机器暂停发送，被告于2019年1月30日告知原告春节后发货，原告表示同意；之后双方就融资租赁进行了沟通，并谈到了违约金问题；林晓东告知，翁德钦不要机器；李焯涛要求提供第二批16台设备的地址，林晓东表示要落实赔偿后才能要机器；李焯涛则表示20日之后不发机的责任就不在被告了；从2019年3月25日开始，双方对融资租赁合同进行了沟通，但没有沟通成功。原告提供了五份其分别与第三方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以证明被告违约给其造成向第三方承担违约责任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63000元。被告质证意见是：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发生其所主张的损失。本院询问原告是否已支付了上述违约金，原告表示暂时还没有。原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自营方式及转租方式下的预计经营利润表。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该两张表格为原告单方制作，所用数据没有事实依据，也未经第三方机构审计，且假定每年投放100台、假定员工成本、租金成本等5年均不会上涨，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框架协议，原告承租的机器应以其实际支付押金的台数为准，截至目前，原告下单的机器只有26台，原告以其臆测的500台投放量主张可得利益与法不符。经审查，原告所提供的预计经营利润表为其单方制作，计算所依据的运营机器数量及其他成本等均为预计。原、被告双方的代表就本案纠纷分别于2019年2月28日、3月1日和3月21日进行了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的主要内容为：因被告考虑规避风险，不能再继续履行原来的合同(包括第二批16台机器)，双方需要变更一个合作模式即融资租赁模式或分成模式；双方就融资租赁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沟通；原告提出被告在16台机器的押金方面已经违约了。第二次谈判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双方沟通了关于翁德钦16台机器的问题；被告明确表示不再执行双方之间的合同；原告提出被告在16台机器方面违约了20天，需要协商一个赔偿，后双方明确由原告向被告发送商务函的形式进行有关被告违约赔偿的沟通。第三次谈判的主要内容为：被告对原告发出的商务函进行了回复，表示原来的10台机器按原来的合同继续做，后续被告不再租赁业务，已交了押金的16台机器，如果原告提供了点位，被告可以想办法按原合同双柜进行发机，之后给2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间只能提供单柜的设备，过渡期之后原合同结束；谈判提到了被告直接将16台设备直接租给了原告的客户翁德钦；原告坚持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同意交付16台机器，并建议违约金免除，如果计算滞纳金作为赔偿，合同肯定没法执行了；被告则表示，如果原告不给其赔偿，其也不可能再要16台机器了。2019年4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了一份《关于提供发货地址的通知函》，要求原告在收到本函后7日内提供发送第二批16台机器的正确地址。2019年4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了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被告以下事项：1.原、被告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已于2019年4月18日解除；2.原告将自2019年5月1日起停止支付第一批机器的服务费；3.请被告在收悉本通知之日起5日内退回原告已交的52000元押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原告郑重承诺将于收到被告退回的押金等款项之日起的5日内按照被告提供的地址退回第一批机器。2019年5月27日，针对原告的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回函》，主要内容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6台设备的押金，为原告拟发送给翁德钦在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设备，根据原告通知，被告联系翁德钦提供发货地址，后因原告与翁德钦在合作上存在的争议，原告向被告提出暂缓发货并于2019年3月20日通知被告翁德钦不要该批机器，原告将在3月21日另提供地址给被告，但经被告多次催促，原告未提供地址。因原告拒不提供地址产生的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如原告有其他特殊情况需变更合同内容的，可由双方另行协议并签订补充协议。原告停止支付第一批10台机器的租赁费并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如原告不停止违约行为，被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协议并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存在违约以及原告请求的各项违约金或损失是否成立。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约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根据原、被告双方代表的微信聊天及面对面谈判，被告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之间已签订的《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同时希望与原告沟通以融资租赁或者合作分成的方式进行合作，但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合作模式。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履行《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的过程中已存在违约行为，且已构成根本违约。现原告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根据《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的约定，在协议有效期5年内，原告根据需要的自动售货机数量以2000元/台的标准交纳相应的押金，被告根据原告的要求将设备运送到原告指定地点，由原告负责设备的日常运营。被告运送设备前，原告应提前3天提供正确的地址，合同约定的服务费550元/台/月是第一个周期年内的价格，之后的服务费双方另行协商。从上述约定的内容来看，《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应为原、被告双方就自助售货机合作所签订的框架性合作协议，双方具体的合同义务因原告需要的自助售货机的数量及不同的周期年而不同。协议第三条第1.6款和第2.4款分别约定了被告和原告违约时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均约定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按设备市价的20%支付违约金，但第1.6款没有明确是以已提供的设备数量还是未提供的设备数量亦或合同约定的总数量为基数来计算违约金。而第2.4款约定，原告不得将被告设备转让或作为财产抵押，否则，被告有权解除合同，除要求返还设备外，原告还应按设备市价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从该款的约定来看，原告按设备市价的20%支付违约金应是以被告已交付的设备数量为计算基数。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被告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支付违约金也应以已交付及应交付的设备数量为基数。综上分析，原告请求违约金的设备数量应以被告已交付及应交付的台数为计算基数，故违约金应为104000元(26台×20000元/台×20%)。原告请求按框架合同的总数量500台作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退还押金及资金占用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前述，本院已准予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自助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故原告请求被告退还已付的押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的约定，押金是为了保证原告正常使用设备并在项目完结后归还设备，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无息退还。因此，对于已付10台设备的押金，被告的占用是合法的，原告请求资金占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未付的16台设备的押金问题。由于被告没有按约提供设备，故其占有相应的押金32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告请求相应的占用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支付的资金占用费以32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9年1月25日计算至被告付清之日止。关于逾期交付设备的滞纳金问题。原告该项请求的事实依据是被告没有交付第二批16台机器。本院认为，原告支付了第二批16台机器的押金后，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于春节后发货，因此，发货的时间应为春节后的第一天即2019年2月11日。从原、被告双方代表的微信沟通来看，该第二批机器实际是发给原告的客户翁德钦。被告在2019年2月28日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的合同包括第二批16台机器，至此，被告已明确了根本违约的意思表示。因此，逾期交付设备的时间应为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28日。之后被告未交付设备的违约行为已被根本违约的行为所吸收，双方应以被告根本违约来处理双方的纠纷。前述，本院已作处理。综上，被告承担的逾期交付设备的滞纳金为27200元(32000元×17天×5%/天)。被告抗辩称5%/天的滞纳金标准过高。本院认为，滞纳金标准是双方合同约定的，且该滞纳金是迟延交货的违约金，并非迟延付款的违约金，以利率标准判断迟延交货违约金的高低，没有法律依据，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条的规定，违约造成的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应是指现有财产的减少、灭失以及费用的支出等，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损失。原告请求直接损失的依据是其提供的五份其与第三方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原告主张因被告违约，原告应向第三方承担违约责任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63000元。本院询问原告是否已支付了上述违约金，原告表示暂时还没有。也就是说，原告所主张的直接损失，实际尚未产生，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因此，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原告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应是指法律所规定的间接损失。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间接损失应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即失去原来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在主观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客观上应是确定的，只是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才使得该利益丧失。就本案来看，前述，本院已分析认定了原、被告之间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协议的具体履行情况取决于后续原告对售货机的需求及支付押金的情况，双方具体履行协议的内容和范围是不确定的，一年之后的服务费价格也不确定，未来的经营是否会产生利润以及产生利润的多少，还要取决于售货机所在的位置、进货价格、人员工资以及其他费用成本等因素。原告以其预计的方式计算其可得利益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具有客观确定性，不属于法律上所规定的间接损失的范畴。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请求可得利益损失1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一批10台机器的处理问题。原告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回20000元的押金，实质就是解除合同的同时也要求退回第一批10台机器。本院认为，前述本院已准予解除原、被告双方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根据前述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请求退还押金及退回第一批10台机器，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2019年4月30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中明确承诺，原告于收到被告退回的押金之日起5日按照被告提供的地址退回第一批机器。原告就第一批10台机器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日签订的《自动售货机合作服务协议》；二、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04000元；三、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退还押金32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32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1月25日开始计算至押金付清之日止)；四、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交付机器的滞纳金27200元；五、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退还押金20000元。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上述押金及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退货地址后5日内将相应的10台自助售货机［设备型号：D720-10C(22SP)］退还给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予以协助收货；六、驳回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80元，财产保全费用5000元，两项共计21580元，由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162元，被告广州运通购快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418元。（原告汕头市欧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桂江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谢思琪附：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