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5345号原告：黄某，女，199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原告：代某，男，201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法定代理人：黄某，系原告代某的母亲。原告：代军洪，男，197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原告：李德娟，女，196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上述全部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庆，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全部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亚容，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司晓雨，男，198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黄县。被告：东莞市龙飞吊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潢涌元州街北十八巷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KXCX7P。法定代表人：葛铁军，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葛铁军，男，197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被告：郑国祥，男，1987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内黄县。上述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龙，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市科龙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23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57101904274。法定代表人：张建东。被告：周建胜，男，198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彩霞，广东世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9号西安绿地中心A座19-2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920543964H。负责人：原廷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任远，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府佑路108号3幢1512房、1513房、1514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6804550E。法定代表人：欧阳静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凝波，广东凝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诉被告司晓雨、东莞市龙飞吊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飞公司）、葛铁军、郑国祥、西安市科龙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公司）、周建胜、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代军洪及其与原告代某、李德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亚容，被告郑国祥及其与被告司晓雨、龙飞公司、葛铁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龙，被告周建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彩霞，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任远，被告市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凝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科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司晓雨、龙飞公司、葛铁军、科龙公司、周建胜、保险公司等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448769.07元。其中，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对于超出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限额部分损失，再由司晓雨、龙飞公司、葛铁军、科龙公司、周建胜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六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16日3时15分，代威驾驶车牌号为粤Ｆ×××××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增城区沙宁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沙宁路永宁街湾谷新村路段时，与停放在路边的由司晓雨驾驶的车牌号为陕Ａ×××××号的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经检验该车灯光性能不合格）发生碰撞，造成代威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认定，司晓雨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代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中，司晓雨是陕Ａ×××××号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驾驶人，科龙公司是该车的所有人（被挂靠单位），龙飞公司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葛铁军是龙飞公司（一人有限公司）的投资经营者，周建胜是该车的实际使用人，保险公司是该车的交强险承保人，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间内。因上述交通事故造成代威当场死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原告作为代威的法定继承人，应获得相应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车辆维修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共计478697.63元。对于上述损失，保险公司应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司晓雨、葛铁军、周建胜、龙飞公司、科龙公司应在其责任比例内，就超出保险公司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六被告均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市政公司以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永宁街道办事处）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请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后，原告又申请撤回对永宁街道办事处的起诉。被告司晓雨辩称：司晓雨是郑国祥的员工，郑国祥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从租赁合同来看，可以体现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郑国祥，而司晓雨在事发时正在履行职务活动行为，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事发地点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沙宁路，该路段系由市政公司负责施工，施工的总承包单位为市政公司，且市政公司也申领了道路暂用许可证，对施工现场负有围闭、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等义务。受害人醉驾、超速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市政公司未围闭事故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不当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吊车作为施工设备，停放在施工场所内并无不当，故吊车司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应由建设单位与业主单位共同承担责任，原告放弃追加业主单位即永宁街道办事处作为本案被告，是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市政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周建胜，周建胜则通过租赁吊车进行施工，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周建胜在施工现场负责对吊车进行使用以及对吊车司机实施管理，吊车司机必须听从周建胜的统一指挥，发生人员伤亡、租赁设备损坏等一切损失应由周建胜负责承担，故即使吊车的停放位置不当，该部分责任也应由周建胜负责赔偿。被告龙飞公司、葛铁军共同辩称：案涉车辆与龙飞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该车实际上是挂靠在科龙公司名下从事经营活动，而实际所有人为郑国祥。郑国祥和周建胜签订租赁合同时，仅使用了龙飞公司的合同版本，但龙飞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并未进行任何盖章确认。郑国祥并不是龙飞公司的员工，也没有龙飞公司的授权，且龙飞公司也没有收到过租赁设备的任何收益。事实上，龙飞公司与郑国祥仅是同行关系，双方仅存在业务交流，龙飞公司不应对该次事故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告郑国祥辩称：同意上述司晓雨的答辩意见，并补充如下意见：郑国祥与葛铁军在签订租赁合同时仅是使用了龙飞公司的合同版本，该设备租赁的事实与葛铁军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被告周建胜辩称：首先，周建胜与郑国祥之间是承揽关系，本案中，郑国祥并非单纯将吊车租赁给周建胜使用，而是由郑国祥聘请的司机即司晓雨负责操作吊车，吊车是在郑国祥的控制之下，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周建胜必需通过司晓雨才能使用该吊车，周建胜不能且没有直接占有、使用该吊车，因此郑国祥交付的是配备司机的吊车在完成作业后而形成的工作成果，是典型的承揽合同。就本案而言，虽然从合同书表象反映双方签订的是租赁合同，但从合同性质来看，被告郑国祥既是该吊车的出租人，同时又聘请了司机操作设备，其行为满足“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从周建胜处承揽的工作，并向其交付工作成果的法律特征，因此双方应为承揽关系。其次，周建胜与司晓雨之间不存在实际用工关系或劳务关系，周建胜不应对司晓雨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从合同书的内容可以反映司晓雨系出租方指派的吊机操作员，其行为应对出租方负责，其所有行为均是代表出租方履行职责，周建胜与司晓雨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周建胜作为定作人，要求承揽人到指定地点完成有关工作，没有定作、指示、选任方面的任何过错，不应对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致第三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双方是租赁关系，也属于带司机的特殊租赁关系，实际操控人员与周建胜之间不存在实际用工关系或劳务关系，周建胜也不应承担责任。根据合同书的第一章第二条“由乙方提供车辆配备主车司机2名，甲方负责提供司机的食宿、合格的汽车所有燃料”，以及第三章第一条“向甲方负责提供车况完好，有一定驾驶经验的合格司机为甲方服务”的约定，案涉车辆的操作人员由出租方指派，同时操作人员的工资也由出租方负责支付，虽然周建胜对司晓雨也有指挥和安排行为，但周建胜行使的是合同书所约定的权利。司晓雨属于出租人郑国祥配备的车辆操作人员，郑国祥与司晓雨才属于劳务关系。此外，对于原告主张的车辆维修费，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答辩意见与市政公司的意见一致。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案涉车辆仅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我司同意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被告市政公司辩称：原告在本案中随意追加被告，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过错责任如何划分是市政公司是否属于本案适格被告的主要依据，就本案而言，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本案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责任划分的法定证据，现该证据中明确受害人因醉酒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司晓雨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而我司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未被认定需要承担事故责任。且在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原告和司晓雨均未提出复核，双方均确认该次事故的责任划分，原告滥用诉权并起诉我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且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警部门经多次调查取证，证实市政公司对道路设施的警示义务已经完善，市政公司的建设施工行为与该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市政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况且，按照法律规定，各被告也应依照按份责任的形式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原告所主张的连带责任。此外，受害人承担该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科龙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16日3时15分，代威饮酒后（经检验：代威血液中乙醇含量285.04mg/100ml）驾驶粤Ｆ×××××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增城区沙宁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沙宁路永宁街湾谷新村路段时与停放在路边的由司晓雨驾驶的陕Ａ×××××号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经检验：该车灯光性能不合格）发生碰撞，造成代威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3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代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司晓雨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此外，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认定，上述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为周建胜。根据原告提交的家庭关系证明、结婚证和户口本等证据，证实受害人的近亲属情况如下：黄某是受害人的配偶；代某是受害人的儿子；代军洪是受害人的父亲；李德娟是受害人的母亲。此外，原告提交了工资单、居住证明以及租赁合同等证据，证实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广州市工作和居住的事实。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表》，载明黄某所在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为3886.7元；此外，根据原告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载明代军洪在本案事发时就职于广州市广恩建材有限公司。陕Ａ×××××号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登记所有人为科龙公司，该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2017年12月25日，郑国祥与周建胜签订一份合同书，该合同书以甲方为“周建胜”、乙方为“东莞市龙飞吊车租赁有限公司”，主要约定：“应甲方的要求，由乙方出租给甲方一台25吨吊车，在场地内使用；由乙方提供车辆和配备主车司机2名，甲方负责提供司机的食宿、合格的汽车所用燃油；合同期内车辆所属权归乙方，甲方对车辆仅有使用权和对司机的正常工作实行管理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保证安全不违章的情况下，乙方司机应按要求服从甲方的领导指挥；甲方的权利和义务：有权合理安排生产，对司机进行正常管理……”该合同书的落款处由周建胜在“甲方”栏内签字确认，由郑国祥在“乙方”栏内签字确认，但龙飞公司并未加盖任何印章确认。在事发时，市政公司是上述事发路段工程项目名称为“沙宁公路截污管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施工单位。庭审中，郑国祥述称其系陕Ａ×××××号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实际所有人，司晓雨系其雇请的员工，在事发时司晓雨正在履行职务活动行为。郑国祥主张其与周建胜属于租赁关系，而周建胜则主张其与郑国祥属于承揽关系。在诉讼过程中，司晓雨、郑国祥向本院提交一份《追加被告申请书》，均申请追加郑国祥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再查明，粤Ｆ×××××号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为代军洪，代军洪确认同意其它原告即黄某、代某、李德娟就该车辆的损失共同主张权利。在事发后，郑国祥已经向原告赔偿了3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案涉车辆未投保商业三者险，仍有不足的，则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赔偿责任的主体问题，本院经审查分析后作如下认定：第一，郑国祥承认司晓雨是其雇请的员工，且在事发时正在履行职务活动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郑国祥作为雇主（接受劳务一方）应对其雇员司晓雨（提供劳务一方）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周建胜在事发时使用案涉车辆承接工程活动，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周建胜是该车的实际使用人。虽然该车辆系由司晓雨负责驾驶，但从郑国祥与周建胜签订的合同书内容来看，该车辆实际上是出租给周建胜使用，司晓雨仅是在周建胜的管理与指示下操作该车辆，即司晓雨仅是代替周建胜使用该车辆，周建胜才是该车辆在事发时的实际使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无论郑国祥与周建胜之间是租赁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周建胜都是作为该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依照上述规定，机动车使用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市政公司是事发路段的工程施工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市政公司作为工程施工单位，属于该道路的管理者，依照上述规定，市政公司应提交证据证实其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但其在本案中其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上述事实加以证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市政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原告主张龙飞公司、葛铁军承担赔偿责任，但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证据表明龙飞公司与葛铁军对该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也不存在其它应由其两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事实与理由，原告主张其两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科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虽然龙飞公司、葛铁军辩称上述车辆系挂靠在科龙公司名下从事运输经营活动，但均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上述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司晓雨主张永宁街道办事处作为上述路段的业主单位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市政公司作为该工程的施工单位，才属于该道路的实际管理者，该道路的围挡封闭工作任务应由市政公司负责落实，原告自愿撤回对永宁街道办事处的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分配问题。根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院认定应由上述数个侵权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述各赔偿主体的侵权行为事先不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即该数个行为人之间不具有主观上的关联性，各侵权行为相互独立，但在结果上使受害人遭受了同一损害。换言之，就该数个侵权行为而言，各行为人之间欠缺共同的过错，据此，上述各赔偿主体的侵权行为应认定为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由此，上述各侵权主体应依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各自的责任，即承担按份责任。对于各侵权主体的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的问题，本院综合考虑各行为人的如下过错程度：第一，司晓雨是该次事故的直接侵权人，郑国祥作为雇主应代替司晓雨承担上述直接赔偿责任。同时，郑国祥作为雇主天然具有对司晓雨的管理、监督和引导等职责，且该监管职责属于法定义务，不因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而消灭。再考虑到，司晓雨所从事的驾车操作活动仍然是为了郑国祥的经济利益而开展。据此，尽管在案涉车辆交付给周建胜使用期间，郑国祥作为雇主仍负有对其雇员必要的监管职责，并应督促或引导雇员安全放置经营设备，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可见，郑国祥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管理失当的行为，其在各侵权主体之间应承担直接且主要的过错；第二，周建胜是案涉车辆在事发时的实际使用人，其依据上述合同书约定对司晓雨的操作行为同样负有直接的管理与指示职责，并应督促司晓雨认真履行好安全生产义务，要求其将上述车辆停放在恰当的安全位置，并设置必要的警示标志。可见，周建胜未履行好管理职责，该管理失当的行为对该次事故的发生同样存在直接影响，其在各赔偿主体之间同样应当承担直接且主要的过错；第三，市政公司在本案中的过错行为主要在于未履行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该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间接性，过错程度相对较轻，其在各赔偿主体之间应承担间接而次要的过错。综上，郑国祥作为驾驶人的雇主以及周建胜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均对事故的发生产生直接作用，且均存在管理失当的行为，其两人应在各赔偿主体之间分别承担同等的主要责任；市政公司对司晓雨不负责直接管理，相比较郑国祥和周建胜而言，其在主观上的过错程度相对较轻，应在各赔偿主体之间承担次要责任。通过上述分析，本院酌情认定在本案30%的赔偿责任范围内，由郑国祥承担40%的按份责任、由周建胜承担40%的按份责任、由市政公司承担20%的按份责任，即对于原告的各项损失，应由郑国祥承担12%（30%×40%）的赔偿责任，由周建胜承担12%（30%×40%）的赔偿责任，由市政公司承担6%（30%×20%）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本院对原告的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1．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086248.12元。首先，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工作和居住的事实，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计得死亡赔偿金为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其次，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如前所述，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按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198元/年计算，现原告仅主张按照30197.9元/年计算，不超出上述法定标准范围，本院予以准许。受害人的儿子代某（于2017年9月6日出生），在受害人死亡时年满4个月，扶养年限应计算为212个月，由2人共同扶养，计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6748.12元（30197.9元/年÷12个月×212个月÷2）。据此，上述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086248.12元（819500元+266748.12元）。2．丧葬费：41433元。原告主张丧葬费按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年计算，计得丧葬费为41433元（82866元/年÷2），该主张不超出法定标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3．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388.8元。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处理丧葬事宜的具体误工人员为黄某、代军洪和李德娟，原告主张误工时间为10天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首先，根据原告提交黄某的《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表》，并主张其误工标准按3886.7元/月计算，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原告主张代军洪从事零售业，但其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并不能证实其实际收入情况以及其所从事的具体行业，故对于代军洪的误工标准，本院酌情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347元/年计算；再者，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李德娟的具体收入情况，但其主张按照1895元/月计算并不过高，本院予以支持。据此，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计算为3388.8元（3886.7元/月÷30天×10天+53347元/年÷365天×10天+1895元/月÷30天×10天）。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2000元。考虑到受害人近亲属处理该交通事故和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支出，结合原告的居住地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往返距离，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该次交通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确实对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并确认上述费用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6．车辆维修费：100000元。根据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记载以及交警部门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受害人驾驶的粤Ｆ×××××号小型轿车严重损坏，对于该车辆的维修费损失，原告提交了相应的维修结算单以及收据等证据，证实该车辆的维修费为100000元，在各被告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于原告主张的车辆维修费1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上述除第6项车辆维修费为100000元以外，其余第1至5项损失合计1163069.92元，全部损失合计1263069.92元。对于上述第6项车辆维修费100000元，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2000元；对于其余第1至5项损失合计1163069.92元，则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10000元。对于原告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的其它损失即1151069.92元（1263069.92元-112000元），鉴于郑国祥、周建胜、市政公司应分别承担12%、12%、6%的赔偿责任，故应由郑国祥、周建胜和市政公司分别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138128.39元（1151069.92元×12%）、138128.39元（1151069.92元×12%）、69064.2元（1151069.92元×6%）。又因为郑国祥在事发后向原告赔偿了30000元，该赔偿费用应予以扣减，在扣减后，郑国祥还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08128.39元（138128.39元-30000元）。被告科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各项损失110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车辆维修费2000元；三、被告郑国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各项损失108128.39元；四、被告周建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各项损失138128.39元；五、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各项损失69064.2元；六、驳回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31.6元，由原告黄某、代某、代军洪、李德娟负担384.6元，被告郑国祥负担1935元，被告周建胜负担2472元，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1236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负担20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温展翔人民陪审员  吴艺敏人民陪审员  吴转君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