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595号 原告：广州市英红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61号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JXQX38。 法定代表人：卢杨村。 委托代理人：招小明，广东富来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4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40074964910。 法定代表人：刘惠娴，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素芷。 委托代理人：黄家宝。 第三人：杨亚名，男，汉族，1987年12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化州市。 委托代理人：杨路坤，男，汉族，1983年10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化州市，系杨亚名的哥哥。 委托代理人：李剑钊，化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市英红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红货运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12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月15日补齐诉讼资料。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杨亚名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英红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杨村及委托代理人招小明，被告越秀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刘素芷、黄家宝，第三人杨亚名的委托代理人杨路坤、李剑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7月13日，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陈志英向我局提出其子杨亚名的工伤认定申请，称：杨亚名是英红货运公司的员工，岗位是快递员，于2018年3月8日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陈志英认为杨亚名所受伤害应当认定工伤。根据陈志英的申请，我局进行调查核实。英红货运公司在调查中主张杨亚名于2018年3月7日已离职，3月8日所受的伤害与工作无关。但中通快递的系统上显示杨亚名于2018年3月8日既有派件任务，也有收件记录。英红货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和我局调查所取得的证据均未能确实充分地证明杨亚名受到伤害时是处于非工作状态。综上，我局认为杨亚名是英红货运公司的员工，岗位快递员。2018年3月8日16时23分，杨亚名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当日被送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1.颅脑外伤：①左额颞顶枕硬膜下出血伴脑疝形成；②脑挫裂伤；③蛛网膜下腔出血；④颅骨骨折；⑤右枕部头皮血肿；2.马拉色菌感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认定杨亚名2018年3月8日在工作期间所受伤害为工伤。”并告知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原告英红货运公司诉称：第三人杨亚名曾经在原告公司任职快递员。2018年2月9日，第三人提出要辞职，年后回来再次提出辞职。因公司流动性大，没有完善的书面离职证明，只需要离职的人找到接替工作的新员工，并教会其操作即可离职。2018年3月7日16时21分，杨亚名与新员工李某办理交接手续完毕，公司主管亦在微信向其他员工公告该次人员变动。2018年3月8日16时23分，杨亚名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主要责任。原告认为其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离职，不构成工伤。3月8日当天杨亚名的派件记录为李某扫描其工号办理，收件记录为其私自接受客人寄件，不是平台派发给他。另退一万步讲，3月8日下午16时23分杨亚名是已经将收件交回公司下班途中发生自己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亦不构成工伤。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严重违背事实，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特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越秀区人社局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越秀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系依法作出，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职权，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申请为工伤申请人进行工伤认定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申请为工伤申请人进行工伤认定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三、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陈志英向被告提出其子杨亚名的工伤认定申请时称“杨亚名是英红货运公司的职工，岗位为快递员；2018年3月8日，杨亚名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陈志英认为其子所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户口本、病历及诊断证明书、工资转账记录、工资发放记录、雇主险在保清单等资料。陈志英的委托代理人杨路坤先后于2018年4月20日、4月26日向被告补充提交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快递单及物流信息记录等。被告收到申请后于2018年3月27日向英红货运公司发出《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编号2018-10），要求英红货运公司负责人前来被告处协助调查，如英红货运公司认为不是工伤，应向被告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英红货运公司于2018年4月3日委托代理人招小明递交《申请人受伤经过情况说明意见书》《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及委托资料，并在4月10日的调查中主张杨亚名曾是其单位员工，岗位为快递员，但于2018年3月3日向单位提出辞职，3月7日下午16时21分与新员工李某办理完交接手续，3月8日下午已由李某扫描工号自主派件。英红货运公司其后几次向被告提交员工《证明》、辞职交接表、考勤汇总表、刷卡记录表、《规章制度》、情况说明、杨亚名中通系统派件及收件的记录等材料。2018年4月13日至7月13日期间，被告先后向英红货运公司员工蔡建强、邹志哈、袁亮、何惠君、李某、邓文燕（已离职）及法定代表人卢杨村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2018年6月7日，被告前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调取了杨亚名2018年3月8日发生事故的监控视频、现场图片及对卢杨村、李某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的调查所得，被告认为英红货运公司关于杨亚名于2018年3月7日交接完工作就已离职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英红货运公司没有向被告提供杨亚名正式的书面离职手续及记录，无法确定杨亚名具体的离职时间。其次，证人李某在被告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确认杨亚名带着他工作至2018年3月8日15时，卢杨村也向交警部门说明杨亚名3月8日这天是最后一天带新人。而根据英红货运公司2018年7月11日提交的中通快递系统收派件记录，上面明确显示杨亚名于2018年3月8日7时28分至7时40分共有146个派件的扫描记录，3月8日15时18分也有9个收件的扫描纪录。以上可以证明杨亚名于2018年3月8日依然出现在英红货运公司越秀北路61号站点，并从事了与其本职相关的工作。英红货运公司在起诉中又主张杨亚名是将收件交回公司下班途中发生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不构成工伤，被告认为这是与其关于杨亚名于2018年3月7日离职的主张相矛盾。根据调查，英红货运公司称公司的快递员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及打卡记录，李某、卢杨村在被告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亦称杨亚名是回公司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杨亚名于2018年3月8日下班途中发生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主张，英红货运公司同样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被告认为：杨亚名作为英红货运公司的职工，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在英红货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和被告调查所取得的证据均未能确实充分地证明杨亚名受到伤害时是处于非工作状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的，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因此，被告认定杨亚名的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7月18日邮寄送达杨路坤，2018年7月18日直接送达英红货运公司。四、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正确。本案中，杨亚名作为英红货运公司的职工，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伤。综上，原告所持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亚名述称：同意被告越秀区人社局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6日，陈志英、杨路坤作为杨亚名的亲属向越秀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微信账单、中通雇主险最新在保清单、工资表、病历资料等材料，述称杨亚名于2018年3月8日16时20分左右在越秀中路169至171号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是在工作途中发生。 越秀区人社局收到申请材料后，于当日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要求申请人补充提交劳动合同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及考勤记录。2018年3月27日，越秀区人社局向英红货运公司发出《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单位负责人于2018年4月3日到场协助调查并提交相关案件材料。其后，英红货运公司向越秀区人社局提交了受伤经过情况说明及员工李某出具的证明，主张杨亚名已于2018年3月7日与李某办理交接手续完毕。 2018年4月10日，越秀区人社局对英红货运公司的委托代理律师招小明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招小明在调查中陈述杨亚名是英红货运公司的员工，但已在2018年3月7日办完交接手续，正式从单位离职。2018年4月11日，英红货运公司向越秀区人社局补充提交了员工蔡建强、邹志哈、何惠君、袁亮出具的证明，上述四人出具的证明均记载“本人证实杨亚名已离职”，其中邹志哈、何惠君出具的证明还记载“在2018年3月7日下午16:21接到主管微信通知，李某134××××3331接手杨亚名。”2018年4月13日，越秀区人社局向李某、蔡建强、邹志哈、袁亮、何惠君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李某在调查中确认英红货运公司提交的证明是其本人书写，并陈述“他从2018年3月5日开始带我熟悉周围的环境以及工作流程。一直到3月8日早上。期间我们是一起派送件的。2018年3月8日上午，杨亚名登陆他本人的工号操作，下午的时候就是我独立送件，登录我本人的工号进行操作……我大概在2018年3月8日下午16时左右回到越秀北路61号的公司站点，见到他，有过交谈，他说他要出去买面包，然后就开了电动车出去。不清楚他为什么要买面包，也不清楚他之前到站点干什么……本来3月8日那天应该扫描我的工号进行操作的，因为扫描谁的工号就会计发相应的工资待遇，但是我看他带我这么辛苦，就还是扫描他的工号，两个人一起进行派件。到了下午就是我一个人去了……巴枪是公司的，2018年3月8日下午正式交给我使用。没有在公司那里进行登记或其他手续。”蔡建强在调查中自述是中通中华广场点业务员，并陈述：“2018年3月8日下午16点多的时候，我正准备下班，老板卢杨村叫了我一下，我跟着他一起出去看到杨亚名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我就陪同他把杨亚名送到医院救治……当时开的电瓶车，没有穿工衣，具体穿什么衣服不记得了，没有留意有什么随身物品，但是看到很多面包，大概有五六个。”邹志哈在调查中自述是中通快递客服，并陈述：“我们的微信群‘客服群’里主管（即老板娘，卢杨村的妻子，我们都叫她梅姐）在2018年3月7日下午16时21分发通知，‘李某134××××3331／130××××7083接手杨亚名，中天系统用的后面的电话’……柯某1、柯某2是之前的同事，柯某3现在还是同事。柯某1、柯某2大概是3月20几日离开单位的，离开时在微信群中没有看到记录，可能梅姐她们太忙了，没有发。员工的离职都是由梅姐进行确认的。”并出示手机微信记录。袁亮在调查中自述是中通快递司机，并陈述：“我的工作内容是将快递物品从公司送到各个派件员的收货点，每个收货点会有几个派件员的快递物品，具体是哪个人的我不清楚，在收货点不一定会有派件员的接收，我把货拉过去之后就放下去下一个点了。李某来到单位的第一天，杨亚名就在公司站点里跟我介绍过李某，我当时就知道他已经准备离职了。2018年3月8日大概下午16时左右，我已经下班了，在公司站点越秀北路61号中通快递店见到过杨亚名，但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然后我就下班离开了，没有跟他说过话。2018年3月7日我记不清是否有见过杨亚名……不清楚杨亚名是何时离职的，但是看到他有在带新人，所以我就说他已经离职。”何惠君在调查中自述是中通快递客服，并陈述：“杨亚名是2018年3月7日离职的，每个员工离职的时候主管刘中梅会通知我们。柯某1、柯某2离开单位的时候也有在微信群中发通知”。同时，何惠君向调查人员出示了2018年3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在调查人员要求出示柯某1、柯某2离职时微信群的通知记录时，何惠君称“找不到了”。 2018年4月13日，英红货运公司向越秀区人社局补充提交了辞职交接表（员工花名册）、考勤汇总表、刷卡记录表（1-3月）、公司规章制度表、情况说明、员工出具的证明等材料。2018年4月20日，杨亚名的亲属向越秀区人社局补充提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书面说明，说明之前列明的见证人柯某1、柯某2、柯某3不愿协助调查，联系不上。2018年4月20日、4月26日，越秀区人社局两次对杨路坤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杨路坤在调查中陈述：“我在2018年3月8日下午17时10分左右收到杨亚名的同事用他的手机通知我，说杨亚名出了车祸……我从他的裤子口袋里面发现了一些快递单，是他从客户处揽件时所用的单据。我在中通快递的官网上根据快递单的单号进行查询，物流信息中显示‘广州市广州中华广场020-83××××74、020-83××××47的杨亚名188××××9818已揽收’188××××9818就是杨亚名的手机号码。从这些单据可以显示杨亚名在2018年3月8日下午仍在英红货运公司工作。” 2018年5月3日，越秀区人社局对英红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杨村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卢杨村在调查中陈述：“每个快递员根据地域划分进行揽件和派件，每个地域由一个快递员负责……巴枪是专人专用的，与使用的快递员的工号、身份证号码相对应……杨亚名是在过完年之后跟我口头提出要辞职，另外一位职工柯某1介绍了李某过来接替他。一般离职职工要将新来的员工带熟，熟悉了区域的工作情况后（一般两到三天），新员工认为本人可以单独接手工作后就可以办交接。因为新员工跟老员工期间是没有报酬的，报酬是计发给老员工的……据我了解，当天是三八妇女节，刘中梅给客服们（4名）发了红包，每人38元。客服就让杨亚名去买面包，杨亚名到了站点之后发现不够，然后他又再去买面包，再次回来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周一到周五早上7时45分上班，要指纹打卡。下班时间不固定，工作完了就可以下班……这些快递单是杨亚名在我单位工作的时候向单位购买的，每个单2.7元，他拿了之后就给了快递上这个客户，如果他用这些单收件的话，还会有4元多的收入。他的派件的工号已经注销，但是收件的工号没有注销。他当天应该是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本来应该由李某使用的巴枪，登录了杨亚名自己的工号进行了揽收的操作。按照公司的规定，本来是不允许的。对于他在离职之后再进行收件我单位完全不知情。包括李某在3月8日早上登录杨亚名的工号去派件的事情也是违规的。”英红货运公司于同日再次向越秀区人社局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及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8年3月8日下午关于杨亚名揽件时所用我的巴枪，我本人完全不知情，他也未曾向我借用巴枪去揽件，当时我在外面派件，巴枪放在公司门口消防箱上面。” 越秀区人社局经初步审查，认为杨亚名的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认定的受理条件，决定予以受理，并于2018年5月14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018年5月28日，越秀区人社局向柯某1发出《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柯某1到场协助调查。该通知书送达后，柯某1未到场协助调查。越秀区人社局遂于2018年6月27日向英红货运公司发出《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指派柯某1到场协助调查，但柯某1仍未到场协助调查。2018年6月7日，越秀区人社局派工作人员前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了解杨亚名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情况。工作人员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的道路视频，视频上可见2018年3月8日16时23分杨亚名驾驶电动车撞向一名女性行人后倒地受伤。从现场的图片上看，杨亚名驾驶的电动车上放置除一袋面包、一顶黑色太阳帽外没有其他物件。此外，工作人员一并调取了事故现场图片及事故发生后续处理的相关询问笔录。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于2018年3月8日22时52分至23时30分对卢杨村的《询问笔录》记载卢杨村陈述“今天是杨亚名最后一天带新人，15时30分他就下班，事发时他应该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回公司宿舍。”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于2018年3月20日对李某的《询问笔录》记载李某陈述“我是初入职中通快递的快递员，2018年3月5日至3月8日15时杨亚名带我熟悉快递区域环境……2018年3月8日是杨亚名带我熟悉快递区域环境的最后一天，他已经买了3月10日的高铁票回深圳的，我们公司规定离职员工要带新员工熟悉快递区域环境最少需要三天的，当天杨亚名一直带我到15时，15时至16时我就不需要杨亚名带我熟悉快递区域环境了，我自己驾驶杨亚名电动自行车出去送快递，16时我送完快递就驾驶杨亚名电动自行车回去越秀北路61号公司驻点，他在微信语音叫我回公司时候顺便买面包回来给他，他在微信上转了7元给我，我买了两个面包给他。我买好面包一回到公司驻点，杨亚名见只买了两个面包不够同事们吃，就驾驶他的电动自行车去东华西路给同事们买面包，他买完面包再回来公司途中就在越秀中路发生交通事故了。杨亚名发生交通事故的事情是我们公司同事柯某1路过看见报回给公司的。”2018年6月26日，越秀区人社局再次对卢杨村、李某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卢杨村在调查中陈述：“杨亚名工作派送区域包括东华西99号-244号，海月街单、双号，海月东街，海月西街，兴仁里，五常里，仁秀里，四圣街，安怀社，汇贤里。我单位的派送区域都在站点的墙上有公示的，站点在广州市越秀区，我单位员工包括司机、客服、快递员都在站点工作……单位宿舍在越秀北路安乐道8号2楼，距离单位站点大约500米左右。”李某在调查中陈述：“我现在的派送区域就是杨亚名当时的派送区域，区域是东华西片区……杨亚名出事时不在这个派送区域内……2018年3月8日下午16时左右回到公司站点，杨亚名问我拿回电单车出去，因为电单车是他自己的，他工作使用的电单车没电了，我当天下午是借用了他的电单车，他出去做什么我不清楚，现在他那部电单车在他出事时被交警收了。”2018年7月11日，卢杨村作为英红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越秀区人社局的要求向越秀区人社局提交了2018年3月8日站点收件、派件的数据记录。数据记录显示2018年3月8日上午有杨亚名的派件记录146件；2018年3月8日下午有李某的派件记录62件；2018年3月8日下午有杨亚名的收件记录9件。 经调查，越秀区人社局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杨亚名受伤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并于2018年7月18日将认定决定书分别送达英红货运公司及杨亚名。英红货运公司收到该认定决定书后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被告越秀区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微信账单详情、中通公司雇主责任险最新在保清单、工资表、病历资料、补充材料通知书、工伤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书、情况说明意见书、证明、员工出具的证明、辞职交接表、考勤汇总表、刷卡记录表、规章制度、情况说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快递单及物流信息记录、电动车领取使用情况、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协助调查通知书、调查记录、地图、系统派件收件记录、调查笔录及工伤认定决定书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原、被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本案中，第三人杨亚名作为英红货运公司的快递员，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遭受交通事故伤害，在无证据证明杨亚名所受伤害是因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情况下，被告越秀区人社局认定杨亚名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妥。 关于原告英红货运公司提出的两点异议。一是事故发生前杨亚名与英红货运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对此，本院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日常理解来看，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均系以日为单位，即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应当是从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而不应当是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至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杨亚名于2018年3月8日下午16时遭受交通事故，而在事故发生当天，有杨亚名作为快递收发员的收件与派件记录，加之英红货运公司对员工离职没有制度性规定，双方之间亦没有可以明确界定劳动关系解除时间的证明材料，故应当认为杨亚名与英红货运公司在2018年3月8日仍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不能对事故发生原因提出合理质疑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所受伤害是由工作原因所致。杨亚名工作岗位是快递员，工作任务是负责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快递件收发，而本案杨亚名交通事故发生地点是在工作区域范围内。也就是说，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杨亚名事发时是从事与工作内容无关的活动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定杨亚名在发生事故时是在从事本职工作。即使杨亚名当时是在购买面包后返回公司途中，亦属于为满足工作需求而进行的日常活动，未脱离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范畴。因此，越秀区人社局经调查后作出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英红货运公司请求撤销越人社工伤认〔2018〕48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英红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英红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人民陪审员  冯金爱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温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