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208民初5544号原告：山西煤炭运输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大西街。法定代表人：崔培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生斌，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刘文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菲，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河北蔺和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煤炭运输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右玉公司）与被告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集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7）冀0208民初4131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山西右玉公司的起诉，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原告山西右玉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4日作出（2018）冀02民终8215号民事裁定，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右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生斌，被告冀东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菲、张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右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冀东集团公司立即向山西右玉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3630245元；2.由冀东集团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销售煤炭，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于2015年5月1日签订了《煤炭销售合同》，确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山西右玉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冀东集团公司共运销煤炭14981.8吨，冀东集团公司经验收合格后，向山西右玉公司出具了《价格及供货确认函》，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其收到煤炭的数量、煤款以及运费的数额。山西右玉公司据此向冀东集团公司开具了总价款为3714581.5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山西右玉公司在2016年1月底之前，只收到冀东集团公司支付的货款（包括运费）84336.55元，剩余3630245元欠款冀东集团公司至今未支付，山西右玉公司故依法提起诉讼。山西右玉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1.2015年5月1日卖方山西右玉公司与买方冀东集团公司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原件1份；2.增值税专用发票32张，证明煤炭总金额3714581.55元；3.2016年1月4日山西右玉公司开具的收据原件1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证明山西右玉公司收到冀东集团公司给付的1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2015年11月19日冀东集团公司开具的收据原件1张，证明冀东集团公司收到山西右玉公司的退货款15663.45元，以上证据证明山西右玉公司实际收到货款84336.55元；4.①2015年6月30日冀东集团公司向山西右玉公司出具的《往来账项询证函》，内容为：截止2015年6月30日前，冀东集团公司欠山西右玉公司3714581.55元，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使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2015年8月5日，山西右玉公司盖章确认信息证明无误；②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询证函》，内容为，截止2015年12月31日，冀东集团公司欠山西右玉公司3714581.55元；冀东集团公司在《询证函》上盖章确认余额：0元，7月付3630245元承兑，11月付100000元承兑，11月收退15663.45元电汇；《询证函》上未注明山西右玉公司出具日期、冀东集团公司确认日期（说明：山西右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生斌当庭陈述，《询证函》是其本人在2016年4、5月亲自送到冀东集团公司员工李雪健，《询证函》上冀东集团公司盖章确认后的文字是李雪健书写）；5.①2015年5月26日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赵国到冀东集团公司办理结算货款；《委托书》注：委托期限从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2月底，以此作为贵公司取款凭证李雪健（说明：文字下划线字体为手写字体，其他为机打字体）；②2015年6月15日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赵文利到冀东集团公司办理结算货款；《委托书》注：委托期限从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2月底，以此作为贵公司取款凭证李雪健（说明：文字下划线字体为手写字体，其他为机打字体）；6.本院（2017）冀0208民初4131号案件审理时，经山西右玉公司申请，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唐物鉴（2018）文检字0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送检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说明：即冀东集团公司在答辩中提到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上背面盖印的“山西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送检的2015年7月31日0253641号《收款收据上》盖印的“山西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7.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冈法院）（2019）晋0214民初399号民事判决，证明原告山西右玉公司与被告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冀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云冈法院作出（2017）晋0214民初160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山西右玉公司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山西右玉公司上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云冈法院进行审理后，云冈法院作出（2019）晋0214民初399号民事判决，本院对该判决与本案相关部分内容摘录如下（说明：该证据山西右玉公司未当庭提交，系庭后在法庭提交，冀东集团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以下摘录部分带“”内的内容原文如此）：①山西右玉公司要求大同冀东公司给付煤炭货款4976861.12元，大同冀东公司辩称，山西右玉公司所诉欠款事实不符，大同冀东公司已履行全部付款义务；②山西右玉公司提交证据4《委托书》，证明委托赵国、赵文利处理其与大同冀东公司合同履行的有关事宜；大同冀东公司有异议，认为没有见到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云冈法院认为，“因该证据当中加盖有被告公司的公章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云冈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③大同冀东公司提交证据4《委托书》，证明山西右玉公司委托高瑞明、赵海亮处理其与大同冀东公司合同履行的有关事宜；山西右玉公司有异议，认为其并没有委托高瑞明办理与大同冀东公司的结算事宜，云冈法院认为，“因高瑞明的委托书上加盖的被告公司的公章，经原告方申请鉴定与原告公司的公章不一致”，云冈法院对高瑞明的委托书不予确认，对赵海亮的委托书予以确认；④山西右玉公司提交证据5《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大同冀东公司提交的高瑞明授权委托书加盖的公章与其公司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及大同冀东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及银行汇票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与其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一致；云冈法院认为，“被告提供证据‘高瑞明的委托书’当中加盖的‘山西右玉公司’公章经原告申请鉴定，鉴定结论该印签与其公司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因此，本案有人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犯罪，被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高瑞明有权代理原告收取涉案货款，而被告向高瑞明支付承兑汇票的行为，不能视为其已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货款”；⑤大同冀东公司申请对其提交的赵海亮《委托书》当中‘山西右玉公司’公章与山西右玉公司公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云冈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而是在庭审结束后提出鉴定，经本院向原告征求意见是否同意被告申请鉴定，原告予以反对，原告（注：原文如此）的鉴定申请已超过一审举证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原告对赵海亮委托人身份没有予以否认，而再进行司法鉴定，已没有法律意义”；⑥山西右玉公司提交证据3，证明截止2015年12月底，共收到大同冀东公司货款8575847.6元；大同冀东公司对该付款金额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中2015年6月11日及2015年7月7日、2015年8月5日的5张承兑汇票及收据有异议，云冈法院认为，“……而原告亦认可收到被告该笔款项，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予以确认”。冀东集团公司辩称，一、关于票据权利实现问题。本案涉及的汇票均已正常兑付，没有当事人就案涉票据提出公示催告或票据诉讼，票据权利均已经实现，那么包括冀东集团公司在内的所有前手之间的交易均得到结清。若山西右玉公司否认此事实，则应当举证证明上述票据权利没有实现，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此外，法院协助调取的三张承兑汇票由冀东集团公司背书给山西右玉公司，又由山西右玉公司分别背书给山西吉冈水泥有限公司、大同市南郊区久盛洁净煤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省交城县玛钢厂，背书连续，签章完整清晰，到期正常兑付，可以得出山西右玉公司与其下手之间存在交易关系。若山西右玉公司否认从冀东集团公司收到上述承兑汇票，主张其并非真实的下手背书人，就应当对上述三个下手背书人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没有收到给付对价负有举证责任，若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关于尾款结算的事实认定问题。赵海亮是山西右玉公司员工，其与冀东集团公司代理人李斌交接结算尾款已经间接证明山西右玉公司收到了26张承兑汇票，因此冀东集团公司已付清了全部货款。三、关于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略）。冀东集团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1.2015年7月31日0253641号加盖山西右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原件1份，证明山西右玉公司收到冀东集团公司3630245元；2.26张承兑汇票复印件及汇票汇总台账，证明冀东集团公司已经将3630245元承兑汇票交付给山西右玉公司；3.2015年7月1日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原件1份，证明委托高瑞明到冀东集团公司办理结算业务，委托期限2015年7月1日-2015年12月31日（说明：均为机打字体，《委托书》上附有高瑞明身份证复印件）；4.2018年7月17日署名李斌书写的证言：“大约2015年11月结算部或供应管理部通知我有朔州右玉承兑帮捎回大同（具体人记不清），待取承兑时，财务或结算告知10万元承兑汇票，因该公司尾款不够，需补剩余1万左右钱，才知取（注：原文如此，应为支取）该承兑，好像第二、三天该公司赵会计打电话说不方便过来补交剩余钱，（财务说现金也可以交），最后把1.5万左右钱打我卡上，帮他们给交上，最后我从银行取上交到财务，并取上承兑汇票；约两天回大同时，我打电话并告知他们拿收据，后取承兑，但他们说财务人员休息不上班，最后又过几天，他们打电话说收据已拿上，并说在大同南郊附近见面后交给我，见面人赵海亮开车过来交接”；5.2015年5月1日卖方山西右玉公司与买方冀东集团公司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原件1份，赵海亮在山西右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处签字；6.2017年11月28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7）字第1606号开庭传票、原告山西右玉公司与被告大同冀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状，证明山西右玉公司就相同相类似的案件在不同地方提起了诉讼，说明山西右玉公司本身在业务上和财务上存在问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综述如下：1.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其委托代理人处无人签字，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5中山西右玉公司委托代理人处赵海亮签字，但合同内容一致，双方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6、证据7，冀东集团公司没有异议，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6，与山西右玉公司移交的证据7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3.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4，山西右玉公司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证据5《委托书》复印件，冀东集团公司有异议，称没有收到；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1，经司法鉴定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2，山西右玉公司称没有收到；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3，山西右玉公司不认可，称不认识高瑞明，只认可赵国、赵文利。对上述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1.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1及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印章，虽经司法鉴定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但不是同一枚并不等同于伪造，并不等同于非山西右玉公司加盖；2.山西右玉公司提交了赵国、赵文利《委托书》复印件，按常理冀东集团公司应提交相应的原件，但冀东集团公司却提交了高瑞明《委托书》原件；3.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高瑞明《委托书》原件委托期限为机打字体，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赵国、赵文利《委托书》复印件委托期限为手写，且山西右玉公司称系冀东集团公司李雪健书写，按常理委托期限应由出具《委托书》的单位即山西右玉公司限定，而由冀东集团公司人员书写不符常理；4.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上的手写字体，山西右玉公司在原一审时称手写字体系李雪健书写，冀东集团公司当庭提出与《询证函》李雪健的签字不是同一笔体，山西右玉公司随即表示《询证函》上没有李雪健签字；指令本院进行审理后，庭审时山西右玉公司再次表示《询证函》上手写字体是李雪健书写，但《委托书》、《询证函》上的手写笔体明显不一致；5.本案审理中，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赵国、赵文利《委托书》复印件，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高瑞明《委托书》是原件；云冈法院的判决中，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赵国、赵文利《委托书》是复印件，大同冀东公司提交的高瑞明、赵海亮《委托书》是原件，且云冈法院确认了赵海亮的《委托书》；6.按照冀东集团公司的陈述，总货款为3714581.55元，冀东集团公司先向山西右玉公司付款3630245元，尚欠84336.55元，冀东集团公司在收到山西右玉公司给付的15663.45元差价款后，向山西右玉公司给付100000元承兑汇票1张，冀东集团公司支付金额与总货款金额相同，本院认为，冀东集团公司的陈述符合常理；而按照山西右玉公司的陈述，如果冀东集团公司未先行给付山西右玉公司3630245元承兑汇票，山西右玉公司先行给付冀东集团公司15663.45元再收取100000元承兑汇票的行为将无法解释和理解；7.本案与云冈法院办理的案件相类似，云冈法院办理的案件中，大同冀东公司收到的《委托书》证明山西右玉公司的代理人高瑞明、赵海亮；本案中，冀东集团公司收到的《委托书》证明山西右玉公司的代理人是高瑞明，且山西右玉公司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是赵海亮，山西右玉公司先行给付冀东集团公司15663.45元再收取100000元承兑汇票的行为赵海亮也参与其中。综上，本院认为，山西右玉公司提交的证据5，疑点重重，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而冀东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1、2、3，客观、真实，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给付款项过程符合交易习惯，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1日，卖方山西右玉公司与乙方冀东集团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冀东集团公司向山西右玉公司购买煤炭。后经双方核算，煤炭总价款3714581.55元。2015年6月29日，山西右玉公司为冀东集团公司开具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3714581.55元。2015年7月1日，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冀东集团公司：兹委托我单位高瑞明（身份证号：……略）到贵公司办理结算业务。委托期限2015年7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望予以接洽！”《委托书》上加盖山西右玉公司公章，并附有高瑞明身份证复印件。冀东集团公司收到《委托书》后，将26张金额3630245元承兑汇票交给高瑞明。至此，冀东集团公司尚欠山西右玉公司煤款84336.55元。2015年7月31日，山西右玉公司为冀东集团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今收到冀东集团公司交来承兑叁佰陆拾叁万零贰佰肆拾伍元￥3630245”。2015年11月19日，冀东集团公司为山西右玉公司出具《收据》：“交款单位：山西右玉公司，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壹万伍仟陆佰陆拾叁元肆角伍分，￥15663.45元”。冀东集团公司员工将《收据》交给山西右玉公司，山西右玉公司给付冀东集团公司现金15663.45元。后冀东集团公司给付山西右玉公司100000元承兑汇票（注：冀东集团公司尚欠煤款84336.55元＝100000元－15663.45元）。2016年1月4日，山西右玉公司为冀东集团公司出具《收据》：“今收到冀东集团公司交来承兑汇票壹拾万元整￥100000”。至此，冀东集团公司已付清全部煤炭款。2016年3月至5月（山西右玉公司自述），山西右玉公司向冀东集团公司出具的《询证函》：截止2015年12月31日，冀东集团公司欠山西右玉公司3714581.55元。冀东集团公司在《询证函》上盖章确认：余额0元，7月付3630245元承兑，11月付100000元承兑，11月收退15663.45元电汇。2017年8月7日，山西右玉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山西右玉公司、冀东集团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山西右玉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冀东集团公司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山西右玉公司再行起诉冀东集团公司要求给付煤炭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如前所述，虽经司法鉴定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但冀东集团公司将合计3630245元的26张承兑汇票给付给了持有山西右玉公司加盖公章《委托书》的高瑞明，冀东集团公司非司法鉴定机关，其有理由相信高瑞明系山西右玉公司的受委托人，高瑞明的行为视为山西右玉公司的行为，且根据其中三张承兑汇票的兑付情况，山西右玉公司已将汇票权利背书转让给他人，可以认定山西右玉公司实际收到了26张金额为3630245元的承兑汇票；其次，冀东集团公司在给付尚欠的84336.55元煤款前，要求山西右玉公司先行给付了100000元的差价款15663.45元，赵海亮作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山西右玉公司给付差价款的事宜，故赵海亮应当明知在办理上述差价款项时冀东集团公司实际拖欠煤款的准确数额；山西右玉公司诉称冀东集团公司没有给付3630245元数额巨大的承兑汇票，则其先行给付冀东集团公司15663.45元再收取100000元承兑汇票的行为将无法解释和理解，亦不符合交易习惯；再次，山西右玉公司称不认识高瑞明，但高瑞明知晓山西右玉公司的债务人、欠款情况等详细信息，本案及云冈法院办理的案件均可予以证明；依据两个案件高瑞明的参与程度，高瑞明所参与的接收货款金额与案涉金额做到了分毫不差，足以证明高瑞明本人与山西右玉公司存在着必然联系；最后，本院及云冈法院审理的案件，均显示高瑞明、赵海亮参与了两个案件的交易过程，说明山西右玉公司的财务状况可能存在着严重问题；本案中，冀东集团公司已经支付了对价，山西右玉公司若未收到煤款，应当从其公司内部查找原因，并寻求其他渠道救济，而不应要求冀东集团公司再次给付。综上，应依法驳回山西右玉公司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煤炭运输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842元，由被告山西煤炭运输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国强人民陪审员 彭万来人民陪审员 王秀英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刘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