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1，男，194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女，194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2，男，196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3，女，196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4，男，194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4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5，女，197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6，女，197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以上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王栋（实习），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7，男，194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以上九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东，系任某7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8，男，195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3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9，女，195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10，女，196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11，男，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宇程，山东信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某、任某2、任某6、任某3、任某5、任某1、任某4、张某、任某7因与被上诉人任某8、任某10、任某9、任某11、王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2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某、任某2、任某6、任某3、任某5、任某1、任某4、张某、任某7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请是法定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认定被继承人任业滔和高均芝之一的任业滔所留有的一份附生效条件的遗书即为“分家协议”明显不妥。（一）该遗书的内容明显体现的思想为长子任廷言所留，即在长子任廷言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下才将四合院的东厢三间遗留给长子任廷言，如长子任廷言不尽赡养义务，“此字据”即告无效，而并非是分家协议，且在没有配偶被继承人高均芝签名或盖印章共同同意认可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属部分无效。（二）一审判决将该遗书“各子次第结婚，给予房屋析出分居，自立门户”的内容认定为已经将诉争房产进行分家，法院在认定该事实的过程中没有逐个落实被继承人所生七子除长子任廷言外的其他六子是否按照上述内容给予房屋以及分到房子的情况，只有如此才能说明被继承人任业滔对该诉争房产进行了分割，对上述认定一审判决无书面或者其他证据相印证。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诉争房产的“平面草图”和房产部门的房产证档案清楚地反映了本案争执焦点。二、即使如一审判决认定进行了分家，被继承人只是对房屋进行了分割，但被继承人并未对该四合院的院子进行分割，该四合院的除房子部分的院落面积仍然属于被继承人任业滔和高均芝的遗产。三、上诉人已经提交了该房产的房产证，清楚载明该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任业涛名下的被继承人任业滔和高均芝房产，且被上诉人任某8没有提供房产登记部门登记的权属证明，依法不能认定为诉争房产是被上诉人任某8个人所有，不能仅凭其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就排除了其他人应有的权利。被上诉人任某8、任某10、任某9、任某11、王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某、任某2、任某6、任某3、任某5、任某1、任某4、张某、任某7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得共有房产补偿款73751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任业滔与高均芝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七子，按长幼顺序分别是任廷言（1934年2月15日出生、2009年5月2日死亡）、任廷礼（1936年4月8日出生、2011年12月19日死亡）、任某4、任某1、任某7、任廷佳（1951年8月31日出生、2005年8月16日死亡）、任某8。任业滔于1982年去世。高均芝于1998年去世。任业滔和高均芝各自的父母均于二人之前去世。任廷言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二女一子，按长幼顺序分别是任某9、任某10、任某11。任廷礼与杜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一子一女，按长幼顺序分别是任某2、任某3。任廷佳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二女，按长幼顺序分别是任某6、任某5。原告提交的1951年3月15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登记的户主为任业滔，人口为柒口（包括妻子和前五子），瓦房十六间。原十六间房的位置为：北边五间、东厢三间、西厢三间、南边五间，大门在南边五间的东边。经过任业滔与高均芝同意，在1969年-1970年前后任廷礼拆了三间西厢房的上盖和窗户用于另批宅基地新建房屋，1972年任某1拆了南边东两间的瓦和木料用于另批宅基地新建房屋，1981年左右任某7挨着任某1拆的位置向西拆了两间房屋的上盖及木料用于翻建他处房屋。任某8提交1976年阴历五月初九的分家协议一份（以下简称分家协议），内容为“立字据人任业滔余夫妻生有七子，因人口繁多，日居不便，各子次第结婚后，给与房屋析出分居，自立门户，余夫妻年老体衰更兼病多，生活用度无何保障，各子皆负赡养送终之责，惟有长子廷言全家在外工作当时未能给与房屋，今因廷言提出房产要求将预留东厢房三间，经中说人言明及支部批准由长子廷言正式管业为主，同时廷言每年应付出赡养费陆拾元以尽人子之道，由一九七六年开始至寿终日为止，按年缴纳，如果无故不缴置之不理此字据即无效。恐后无凭，立写此字据，由廷言收执为证。中说人任业芳（加盖印章）任业书（加盖印章）公历一九七六年阴历五月初九日立”。被告主张分家协议为任业滔亲笔所写，原十六间房屋已经进行了分割。原告主张该协议是草稿，在第一次庭审时认可该协议是任业滔所写，在第二次庭审时又否认是任业滔所写，原告任某1称分家协议一直由其保管，写的是房屋东厢三间，在拆迁前交给任廷言的一个女儿。根据任某8提交的1992年航拍图，现剩余房屋八间，其中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原、被告对航拍图显示的房屋位置及间数均无异议。任某8与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尹宋周村民委员会签订牟棚改[尹宋周]村3285号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尹宋周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其中载明“有效宅基地面积254.87平方米,补偿单价每平方米4008元，补偿价款1021519元，搬迁费1000元/户、奖励费20000元/户、装修补助20000元/户、3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3600元，补偿总款为1066119元”。原告主张在1972年至1975年间任业滔拆除了南边剩余的一间，拆的料被任业滔出卖。任某8主张拆的一间为任某7所拆，任某7支付了600元拆房款由任某8、任某4、任廷佳三人平均分得。任某8提交2001年7月15日的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协议一），内容为“父任业涛，母高军芝两老人病故后，遗留祖居六间房屋（因拆一间房屋出售陆佰元，由任某4、任廷佳、任某8三兄弟均分每份贰佰元）。现在祖居五间房屋，经任某4、任廷佳、任某8三人协商做价壹万零贰佰元，五间房分为三份，每份为三分之一，价值叁仟肆佰元，任廷佳之三分之一房屋所有权自愿转让给任某4，解除房屋所有权，任某4付予任廷佳叁仟肆佰元，任某4拥有五间房之三分之二房屋所有权。此协议由任某4、任廷佳双方签字画押后作为依据，具有法律效力。叁仟肆佰元收款人任廷佳（捺印）付款人任某4(捺印)”。任某8提交2003年3月9日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协议二），内容为“父任业涛母高均芝二老病故后，遗留祖居房五间，由任某4、任廷佳、任某8三人各得三分之一。三人经充分协商，任某4、任廷佳所得三分之二，全部转让给任某8，由任某8付款六千八百元给任某4，五间房权全部归任某8，当交不欠，后不反悔。付款人任某8（捺印）收款人任某4（印章）证明人任廷礼（捺印）任某7（捺印）”。任某8主张协议二由任某7在任某8家中书写，当时任某4不在场，任某4的妻子刘玉英在场，刘玉英在协议二中任某4的名字处加盖了任某4的印章，协议一由刘玉英交给任某8。任某4主张没有签过协议一和协议二，其认可2003年3月9日妻子刘玉英和儿子任廷晋在牟平。任某7主张协议是在一个饭店里写的，其只是起代笔作用，任某8怎么说其就怎么写，书写时任廷佳、任某4均不在场，均没有按手印，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关于其他在场人员，任某7第一次陈述时称任某4的儿子任维晋（俊）在场，第二次陈述时又称谁在现场忘记了。任某7对两次陈述不一致的解释是年纪大了，脑子有点不太好使。另，任某7在退伍之后当老师，大约于2002年病退。其他原告对协议一和协议二均不认可。被告王某、任某9、任某10、任某11对协议一和协议二均没有异议。另查明，被告王某、被告任某9、被告任某10、被告任某11作为任廷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明确表示，其父亲任廷言在涉案房屋拆迁款中所占份额在本案中不予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在被拆迁房屋中是否享有份额。关于分家协议是否是任业滔书写，原告第一次庭审时陈述为任业滔书写，后又予以否认，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分家协议非任业滔书写，故可认定分家协议为任业滔书写。分家协议中有中说人在场见证并加盖个人印章，且原告认可分家协议的内容为东三间给任廷言，与分家协议中分给任廷言的房屋一致，该协议中写明“各子次第结婚，给与房屋析出分居，自立门户”，再结合任廷礼、任某1、任某7认可拆屋顶的事实，原告未提供足以推翻分家协议的证据，故分家协议合法有效。任廷礼、任某1、任某7所拆房屋已经分家析产归各自所有，该三人虽称还有墙体，但根据1992年的航拍图，房屋已然不存在，应推定该三人对各自分得的房屋疏于管理年久失修自然灭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首先应当有房屋，现任廷礼、任某1、任某7三人分得的房屋已不存在，不具备享有拆迁安置的必备条件，亦不存在拆迁补偿。协议一有任某4与任廷佳的亲笔签名及捺印，协议二由任某7书写，有任某4加盖的印章，并有证明人任廷礼、任某7的捺印，写明款项当交不欠，原告虽对协议一和协议二不认可，但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协议一、协议二合法有效。协议一、协议二相互认定，任某8系通过合法手续购买取得了北边五间房屋的全部产权，并且支付了相应的价款，故可认定北边五间房屋归任某8所有。被告王某、被告任某9、被告任某10、被告任某11作为任廷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明确表示东厢房三间在涉案房屋拆迁款中所占份额在本案中不予主张，系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照准。根据拆迁协议，房屋补偿款是按宅基地四至测量面积，这种补偿方式非被告所能决定，按地随房走的原则，因原告在宅基地内所分得的房屋已不存在，现存的房屋中亦没有原告的份额，故对原告要求分割房屋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判决：驳回原告任某1、原告杜某、原告任某2、原告任某3、原告任某4、原告任某7、原告张某、原告任某5、原告任某6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58元，减半收取计5579元，由原告任某1、原告杜某、原告任某2、原告任某3、原告任某4、原告任某7、原告张某、原告任某5、原告任某6共同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任某8提交的1976年阴历五月初九的字据性质如何认定；涉案房屋的院落应否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否依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处理诉争房产。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认可任某8提交的1976年阴历五月初九的字据系任业滔所留，该字据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从字据的内容来看，有“因人口繁多，日居不便，各子次第结婚后，给与房屋拆出分居，自立门户……”的字样，且字据后有中说人签字为证，一审判决认定该字据的性质为分家协议，符合我国农村地区的传统风俗习惯。上诉人主张该字据为遗嘱，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信。协议一、协议二应予采信，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诉争房屋已经分割完毕，任某8通过购买取得北边五间房屋的产权，现存涉案房屋中没有上诉人的份额，根据“地随房走”的宅基地房屋处理原则，在相应房屋已经各自拆除和转让的情况下，上诉人对涉案宅基地不应享有权益。分家协议、协议一、协议二已历经多年，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系政府依职权经核查房屋现状之后与任某8签订，尚无证据予以反驳。一审判决根据拆迁协议处理诉争房产，是正确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8元，由上诉人杜某、任某2、任某6、任某3、任某5、任某1、任某4、张某、任某7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宋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