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4民初2629号 原告：李东洋，男，197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启昱，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凡，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鑫锦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营门口路439号。 法定代表人：李章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代学，四川金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兴蜀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482号。 法定代表人：周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郭，四川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鑫成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红桥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邱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科，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茂鑫，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东洋与四川鑫锦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锦源公司）、成都兴蜀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蜀公司）、成都鑫成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成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结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法定中止情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川0184民初2629号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该中止情况消灭后，本院继续对本案进行审理。后李东洋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2018）川0184民初2629号之一民事裁定，对鑫成达公司在被申请人兴蜀公司的应收账款在4,456,254元内予以冻结，期限为一年。李东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启昱、毕凡，鑫锦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代学，兴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郭，鑫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茂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东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三被告给付李东洋工程款4,363,510.8元以及竣工验收之日（待法庭核查）起到款项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09年12月31日，兴蜀公司与鑫锦源公司签订《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由鑫锦源公司承建该项目，合同约定了工期及结算方式等相关事项。2009年12月14日，鑫锦源公司与李东洋签订《工程建设内部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将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2＃、4＃、5＃楼工程交由李东洋施工，合同约定了工期以及工程结算方式。按工程竣工结算价（经业主审定后）扣除材料调增后的总价下浮23％后与材料调增价之和作为包干结算总价。合同签订后李东洋即筹措资金和组织人员进场施工，鑫锦源公司既未派管理和技术人员，也未进行任何投入，实际将工程转包给李东洋施工，所以双方的合同名为内部承包，实为转包，李东洋系实际施工人。案涉工程已于2011年9月13日竣工交付。经核算如按照《内部承包合同》约定，鑫锦源公司收取23％的管理费，李东洋将发生严重亏损，无法支付大量的民工工资。故李东洋多次找鑫锦源公司协商下调管理费问题。鑫锦源公司考虑自己并未实际投入，也同意下浮管理费。2013年10月25日，鑫锦源公司的律师拟定补充协议将管理费从23％降至10%，并将该协议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几个实际施工人，李东洋认为10％的管理费仍然偏高，继续同鑫锦源公司协商，2013年11月1日，鑫锦源公司同李东洋签订《石羊花苑补充协议》，关于工程结算部分约定为：按工程审计确定总价下浮0.5％作为包干结算总价，该项目税费由李东洋自行承担。协议签订后，李东洋按该协议核算了工程余款，工程余款仍然不足以支付项目的外欠款项，李东洋将该情况如实向鑫锦源公司反映，鑫锦源公司担心债权人最终会追索到鑫锦源公司名下，所以口头承诺免收管理费，项目税费由李东洋自行承担，但李东洋须自行清偿对外欠款，不得因对外的欠款影响公司，李东洋表示同意。事后李东洋找鑫锦源公司重新签订协议时，鑫锦源公司告知已将本项目债权债务转让给成都鑫成达公司，其无权再针对该项目签订任何协议。故免除管理费的约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 李东洋承建的案涉工程经审计造价为20,563,510.8元，鑫锦源公司已付16,200,000元，尚欠工程款4,363,510.8元。另鑫锦源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向兴蜀公司送达授权委托书，将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的工程余款全部授权鑫成达公司收取。 综上，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已经交付，李东洋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取得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李东洋与鑫锦源公司之间关于管理费的约定，鑫锦源公司已经口头承诺免收，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口头约定仍属有效，故鑫锦源公司应当按此约定结算并支付李东洋工程款，因本工程为违法转包，兴蜀公司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鑫成达公司受让本项目债权债务，理应承担案涉工程的债务，故应对鑫锦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鑫锦源公司辩称，案涉工程已概括转让给鑫成达公司，并有生效的本院（2015）崇州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鑫成达公司才是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主体，请求驳回李东洋对鑫锦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兴蜀公司辩称，案涉工程系安置房项目，因该项目未进行债务结算，故，仅余质保金714,998.48元未支付。兴蜀公司作为发包方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本院（2017）川0184民初3338号杨光与三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已判决兴蜀公司向杨光承担责任，故，本案中，兴蜀公司不应再承担支付责任。 鑫成达公司辩称，工程款的结算方式并未进行变更，李东洋已足额领取案涉工程款，请求驳回李东洋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李东洋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当庭出示如下证据： 一、施工合同，拟证明2009年12月31日鑫锦源公司承建兴蜀公司发包的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合同约定了施工范围、工期及结算方式等相关事项。 鑫锦源公司、鑫成达公司、兴蜀公司质证后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内部承包合同》《石羊花苑补充协议》，拟证明2010年3月10日鑫锦源公司将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2#、4#、5#楼工程转包给李东洋施工，合同约定了工期以及结算方式。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鑫成达公司质证后对《内部承包合同》“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第二条（二）明确约定结算方式按照总价下浮23%进行结算。第十一条（九）约定，“……书面补充议作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也就是说本合同的变更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石羊花苑补充协议》显示沈树章与李东洋在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但我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一是在2016年李东洋就案涉工程款向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16）川0184民初2527号]，在该案多次开庭过程中，李东洋均未出示该份补充协议，可以推定本案该补充协议形成时间是在2016年之后。二是在（2016）川0184民初2526号案件中，于2017年3月9日形成了一份询问笔录，也能够证明，在该时间节点不存在前述补充协议。3、同样是在2527号案件中，李东洋曾经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该录音证据形成时间是2014年8月26日，主要内容为李东洋与鑫成达公司协商关于23%个点是否进行变更的相关问题，说明在该时间节点不存在前述补充协议。所以鑫成达公司认为，《石羊花苑补充协议》是李东洋与鑫锦源公司恶意串通为本案诉讼而签订的，他们的行为是虚假诉讼行为。 兴蜀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与兴蜀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内部承包合同》的“三性”予以确认。对《石羊花苑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三、《补充协议》、邮件发送截图及公证书，拟证明2013年10月25日，鑫锦源公司拟定补充协议将管理费从23%降至10%，并将该协议通过邮箱发送李东洋。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只是反映了李东洋和鑫锦源公司的协商管理费下调的过程，当时并没有签订补充协议。 鑫成达公司质证后认为时间为2013年10月25日的空白补充协议，因该份补充协议并未实际签订，不具有证明力，同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李东洋的证明目的。因为该公证书仅显示了杨光向相关人员发出了一份关于崇州项目的补充协议，对于该邮件内容我们无从知晓，对于收件人的各方意思也无法查证，所以我们认为不能达到李东洋的证明目的。 兴蜀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与兴蜀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公证书及邮件发送截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四、鑫锦源公司与鑫成达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的《崇州市“石羊花苑”和“长城花苑”项目的补充协议》、鑫锦源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鑫成达公司受让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鑫锦源公司授权鑫成达公司收取项目未支付完毕的工程款，鑫锦源公司在施工合同中的相应义务由鑫成达公司概括承受。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授权委托书载明了是概括转让，即涉案的工程项目由鑫锦源公司概括转让给鑫成达公司。这份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支付主体应该是鑫成达公司，而不是鑫锦源公司。鑫锦源公司和鑫成达公司在2013年11月20日签订的《关于崇州市石羊花苑和长城花苑的项目的补充协议》的第二条，项目的所有债权和债务由乙方（即鑫成达公司）承担并进行担保，通过上述表述也进一步证明，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应该是鑫成达公司，而非鑫锦源公司。 鑫成达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该组证据说明了石羊花苑的权利义务已由鑫成达公司承接，鑫锦源公司在本协议签订的时间节点与李东洋对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进行变更的协商具有恶意性，严重损害了鑫成达公司的利益，若最终法院裁决相关款项进行了变更，那也应由鑫锦源公司承担责任，与鑫成达公司无关。 兴蜀公司质证后对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的《授权委托书》“三性”认可，并且兴蜀公司也根据该授权委托书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对于该组证据中的补充协议，兴蜀公司并未参与，不发表意见。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五、（2015）崇州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补充协议》及授权委托书被法院认定合法有效，鑫锦源公司在施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概括转让给鑫成达公司，鑫成达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 鑫锦源公司、鑫成达公司、兴蜀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六、民事开庭笔录（7页），拟证明双方于2017年5月3日庭审中确认李东洋施工工程部分的审计结算金额为20,563,510.8元，已支付工程款金额为16,200,000元。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鑫成达公司质证后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李东洋的证明目的。因为在该份庭审笔录第七页第一段，李东洋已经认可实际收到工程款16,200,000元，以法庭查清为准。同时，该份笔录第五页显示李东洋在多次庭审过程中并未出具前述虚假的补充协议。 兴蜀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鑫锦源公司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出示如下证据： 一、《关于崇州市“石羊花苑”和“长城花苑”项目的补充协议》，拟证明涉案工程已经概括转让给鑫成达公司，鑫成达公司才是本案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支付义务主体，鑫锦源公司不是工程款支付主体。 二、《授权委托书》，拟证明涉案工程概括转让给鑫成达公司后已经通知兴蜀公司由兴蜀公司直接将有关款项支付给鑫成达公司，并由鑫成达公司承担结算、后期工程的质保维护责任。 三、（2015）崇州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工程鑫锦源公司概括转让给鑫成达公司。已经被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确认，从而证明鑫锦源公司不是本案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支付主体，本案的工程款的支付主体应该是鑫成达公司。 李东洋质证后对上述三组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工程款到底由谁来承担支付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鑫成达公司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鑫成达公司仅承担《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按下浮的23%进行结算的价格。若鑫锦源公司存在擅自变更的行为则应由鑫锦源公司承担。 兴蜀公司质证意见与李东洋出示该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鑫成达公司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出示如下证据： 一、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记帐联，拟证明石羊花园项目所交税费金额共计2,527,987.86元人民币。 李东洋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至于税费的承担应按照李东洋在石羊花苑中所占工程的比例，依据合同的相关约定来承担。 鑫锦源质证后认为该证据的“三性”由李东洋认定。 二、石羊花苑工程施工—间接费用明细表，拟证明石羊花苑项目所支出的间接费用金额共计1,564,935.61元人民币。 李东洋质证后认为该笔费用无合同约定作为依据，该费用表的时间为2013年3月，即使要进行计算，也应当是包含在（2016）川0184民初2527号案件中所确认的金额。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认为其不知情，“三性”由李东洋予以认定。 三、录音书面内容，录音证据形成与2014年8月26日，第十五页，杨光表述为“为23个点子计算问题我们交流过很多次”，第二十六页，鑫成达公司原经理表述为“大胆地说免5个点”，李东洋表述为5个点，“石羊花苑免5个点，可能早就谈拢了”。在第二十八页，李东洋表述为，“15个点高了，如果1年前就扯过这个问题”，第三十页，大家初步谈了一个意向性的是13个点。证明从证据内容来看在2014年8月26日前，不可能存在前述所述的石羊花苑补充协议。 李东洋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李东洋表示在签订了补充协议之后，鑫成达公司和鑫锦源公司之间进行了概括转让，由鑫成达公司概括受让相关的权利义务，因此李东洋想拿到工程款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鑫成达公司，因此为了尽快拿到工程款项减少损失，李东洋不得不和鑫成达公司主动协商，希望鑫成达公司尽快付款。在此条件下鑫成达公司要求李东洋不再按照补充协议所载的内容而是重新协商，因此才有了该录音证据。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为李东洋与鑫成达公司之间沟通的情况，鑫锦源公司并没有派人出席他们的沟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法律关联性由李东洋认定，与鑫锦源公司无关。 四、（2016）川0184民初2527号案件的询问笔录，2017年3月9日，本院询问鑫锦源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沈树章所做的询问笔录。当时要求沈树章对工程结算总价是否进行了变更进行说明，而沈树章表述为公司开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对这3人工程结算总价不再下浮23%，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份询问笔录的证明力我们是有异议的。因为该份笔录是产生与另案之中，沈树章是证人身份所做的证人证言，同时该份笔录没有查清股东会决议有无决议时间等，但是从沈树章的表述可以看出在2017年3月9日，在他的思想里面并未涉及前述所述的虚假的补充协议，因为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将结算方式从23%调整为0.5%，如果该补充协议存在，那么沈树章不可能表述为不收取23%，只可能表述为不收取0.5%，所以证明在2017年3月9日前不存在对方所提交的石羊花苑补充协议。 李东洋质证后认为该询问笔录是由法院向沈树章询问是否对工程结算总价不再下浮23%，而沈树章回答是。这是一个被动向法院陈述客观事实的过程，因此无需再赘述一些法院没有问到的问题。同时，是否开股东会议，是否形成了股东会议的书面文件，不影响沈树章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协议的效力。同时，在本案中鑫锦源公司作为该案的当事人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对该补充协议和口头同意免除管理费，均予以了确认，询问笔录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对查清整个协商过程的完善和补充，不影响补充协议和口头协议签订并且有效的事实。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鑫成达公司的证明目的。 鑫锦源公司质证后质证意见与李东洋一致。 兴蜀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五组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中的一、二、四、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系其单方制作，本院不予认可。 兴蜀公司出示了本院（2017）川0184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兴蜀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714,998.48元，已判决向杨光（案涉工程的另一个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在本案中不应再做处理。 李东洋质证后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要求按照承包工程的比例来分配剩下的质保金。 鑫锦源公司、鑫成达公司质证后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查明如下事实：2009年12月31日，兴蜀公司作为发包人、鑫成达公司作为发包人代理人与作为承包人的鑫锦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鑫锦源公司承建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合同约定了工期以及结算方式等相关事项。2009年12月14日，鑫锦源公司与唐涛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已另案处理），约定将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6＃、7＃、8＃、9＃、10＃楼工程交由唐涛施工。同日，鑫锦源公司与杨光（已另案处理）签订《工程建设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将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1＃、3＃楼工程交由杨光施工。2010年3月10日鑫锦源公司与李东洋签订《工程建设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将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2＃、4＃、5＃楼工程交由李东洋施工。该三份合同除了施工范围、签订日期不同之外，其余约定均一致，施工合同约定了工期以及工程结算：按工程竣工结算价（经业主审定后）扣除材料调增后的总价下浮23％后与材料调增价之和作为包干结算总价；在合同第六条工程款拨付中对于余款的支付载明：“……余款扣除2%的质保金后六个月内付清，但应满足下述条件：1.工程签字齐全、内容完整、分户验收合格、档案资料备案完毕，且乙方与甲方已办理工程结算及财务决算。2.乙方与甲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已履行完毕，并已办理《工程财务结算审批表》。3……第十一相关事宜约定：（九）双方未尽事宜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协商，书面补充并作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合同签订后，唐涛、杨光、李东洋组织人员、机械进场施工。案涉工程于2011年9月竣工验收合格，审计工程总价为75,741,963元，其中唐涛施工部分工程款审计价为34,353,018元，杨光施工部分工程款审计价为20,825,334.53元，李东洋施工部分工程款审计价为20,563,510.8元。李东洋确认已经收取工程款16,200,000元，鑫成达公司则认为以法庭查明为准。工程完工后，李东洋、杨光、李东洋等三人就下浮23%结算工程款的事项多次与鑫锦源公司进行协商，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达成《石羊花苑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将《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按工程竣工结算价（经业主审定后）扣除材料调增后的总价下浮23％后与材料调增价之和作为包干结算总价”变更为“按工程审计确定总价下浮0.5%作为包干结算总价。该项目税费由乙方（指李东洋等实际施工人）自行负担”。落款处有当时担任鑫锦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沈树章与李东洋的签字。最终经鑫锦源公司股东会同意，当时担任鑫锦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沈树章与李东洋口头协商达成不再执行下浮23%结算工程款的结算条款。 鑫成达公司为整个石羊花苑工程缴纳税款2,527,987.86元。 2013年11月20日，鑫锦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鑫成达公司签订《关于崇州市“石羊花苑”和“长城花苑”项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共同配合向项目业主方兴蜀公司收取项目未支付工程款，甲方同意按前期双方约定，为乙方出具相应的收款委托书，以便乙方尽快收回工程款，应对双方所面临的债务难题，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并对其进行担保。（应缴纳给甲方的管理费，按原协议执行）”、第四条关于债务（一）约定“由甲乙双方对所有项目进行清理、核对，核对后，由甲乙双方和债权人签订三方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所有债务由乙方直接清除债权人债务，与甲方无关。”2013年11月25日，鑫锦源公司与鑫成达公司共同向兴蜀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兴蜀公司与鑫锦源公司于2009年12月3日签订《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施工合同》，兴蜀公司已支付工程款66,620,600元，该项目已完工并交付使用，其余应支付的工程款直接划拨至鑫成达公司账户，划拨后即视为鑫锦源公司已收取工程款。鑫锦源公司在施工合同中的应履行的相应义务由鑫成达公司概况承受（包括我公司与兴蜀公司工程款结算，提供应由施工方提供的资料、履行维修义务等）。同时，鑫成达公司对我公司在上述施工合同中应履行的义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此授权委托书除法定事由外不得撤销。 鑫锦源公司与兴蜀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2015）崇州民初字第106号】，本院于2015年8月25日受理后经审理确认2013年11月20日鑫锦源公司与鑫成达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并根据补充协议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兴蜀公司已按照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履行了付款义务，是权利、义务的慨括转让，并以此为根据作出了判决，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服从判决，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在2016年9月21日受理李东洋与鑫锦源公司、鑫成公司、兴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6）川0184民初2527号】，该案与本案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经多次开庭后李东洋申请撤诉，法院准许。但在2017年5月3日庭审中确认李东洋施工工程部分的审计结算金额为20,563,510.8元，已支付工程款金额为16,200,000元。 本院认为，鑫锦源公司与李东洋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因李东洋系自然人，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故该《内部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但因案涉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2＃、4＃、5＃楼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故李东洋应当获得施工工程价款。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工程价款的结算及支付主体问题；二、李东洋应承担税款的数额问题；三、剩余质保金714,998.48元分配问题；四、李东洋主张的从竣工验收之日起支付资金利息的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工程价款的结算及支付主体问题。 本院认为，1.在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中，鑫成达公司作为发包人兴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又借用鑫锦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施工合同》和《内部承包合同》，集投建于一体；2.争议的总价23%的工程款部分系管理费，该费用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3.鑫锦源公司与鑫成达公司达成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后，鑫成达公司应当按照与鑫锦源公司《关于崇州市“石羊花苑”和“长城花苑”项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对债务进行清理、核对，并与债权人李东洋进行确认；4.鑫成达公司借用鑫锦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应承担鑫锦源公司就合同涉及的工程价款作出调整的后果。本案中，李东洋与鑫锦源公司因合同约定工程款不足以支付工程的实际支出为由，对工程款结算进行调整，最终口头约定免除23%管理费。对鑫成达公司提出李东洋与鑫锦源公司之间对调整工程结算价款系口头约定不成立，因为建设工程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根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由于鑫锦源公司已经将项目债权转让给鑫成达公司，因此未最终签订书面协议的意见。本院认为，李东洋与鑫锦源公司均陈述双方对工程款结算免除下浮23%，经鑫锦源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沈树章向包括李东洋在内的实际施工人口头进行了答复，且双方对施工合同中的结算条款在几经协商后达成口头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鑫成达公司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李东洋实际完成的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工程2＃、4＃、5＃楼工程应当获得的工程价款为审计价款20,563,510.8元，扣除鑫锦源公司和鑫成达公司已经支付的16,200,000元，应支付工程款4,363,510.8元（20,563,510.8元-16,200,000元）。 案涉崇州市灾后农民安置房（石羊花苑）项目，兴蜀公司现仅有质保金714,998.48元未支付，在本院审理的杨光诉鑫锦源公司、兴蜀公司、鑫成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7）川0184民初3338号】并作出生效判决中载明，因兴蜀公司作为工程发包方，尚应向鑫成达支付案涉工程款（质保金）714,998.48元。故，判决兴蜀公司在欠付的工程款714,998.48元承担责任。因此，在本案中兴蜀公司不应再承担支付责任。李东洋针对案涉工程款两次提起诉讼中均将鑫成达公司列为被告，并提交鑫锦源公司与鑫成达公司之间就债权债务转让的相关资料作为证据，应视为李东洋认可了鑫锦源公司与鑫成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故，案涉工程款应当由鑫成达公司向李东洋支付。 二、关于李东洋应承担税款的数额问题。 李东洋对鑫成达公司缴纳的案涉工程的税款没有异议，但认为案涉工程是由唐涛、杨光、李东洋三人完成，应按工程量分担税款，本院认可李东洋的意见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确认。审计工程总价为75,741,963元，李东洋施工部分工程款审计价为20,563,510.8元，李东洋应分担的部分为686348.7元【2,527,987.86元×（李东洋施工部分审计价20,563,510.8元÷审计工程总价为75,741,963元）】。 三、关于剩余质保金714,998.48元分配问题。 本院认为，由于在杨光与鑫锦源公司、兴蜀公司、成鑫成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7）川0184民初3338号】中，本院已将该质保金判决归杨光所有，故，李东洋可与杨光、唐涛协商解决分配该质保金，或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再对质保金进行处理。 四、关于李东洋主张的从竣工验收之日起支付资金利息的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没有约定，对于余款的支付约定有条件，李东洋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与鑫锦源公司或鑫成达公司办理工程结算及财务决算等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条件，故对李东洋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东洋应得到的工程款为3,677,162.1元（20,563,510.8元-16,200,000元-686,348.7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成都鑫成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东洋工程款3,677,162.1元； 二、驳回李东洋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708元，减半收取20,85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854元，由李东洋负担4700元，成都鑫成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1,1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亚军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龚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