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辽09行初58号 原告梁昌，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阜新市海州区。 委托代理人吴素媛，女，196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现住，系原告梁昌妻子。 委托代理人王永丰，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阜新市太平区，系原告梁昌亲属。 被告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军，该区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闯，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齐林，辽宁凯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昌诉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州区政府）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昌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素媛、王永丰，被告海州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张闯、齐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昌诉称，按照沉陷治理与就业相结合的原则，阜新市海州采煤沉陷治理办公室与本案原告等入住平房（加大棚）的居民，就入住平房（加大棚）有关事宜协商达成协议，原告按照协议在韩家店镇××村芦荟园区居住并使用大棚。2019年4月开始，被告对园区大棚进行强制拆除，6月25日强拆了原告的大棚。强拆时没有提供合法的书面文件，强拆者也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此次强拆行为有社区、村、镇的相关领导及公安、消防、120等上百人参与，有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被强拆的大棚是海州给原告等下岗职工建设的，是原告等人租赁使用的，被告的强拆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起诉，请求法院判决：一、确认被告海州区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三、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等合理费用。 原告梁昌提交的证据有：1.拆迁现场录像资料一段。证明强拆的既有原告的大棚也有原告邻居的大棚；2.录像资料一段，证明在6月25日强拆原告大棚的情况；3.海州韩家店镇××村北园区征收与补偿须知，证明强拆主体是被告；4.照片4张，证明拆迁现场人员有韩家店镇派出所所长、海州综合执法局局长、韩家店镇镇长、韩家店镇党委书记，证明强拆行为是被告行为；5.录音资料一段VID_20190531_155002，内容是海州委书记等人接待原告几人的谈话，说区里没有钱再给民主村了，要加大拆迁进度，证明强拆行为是海州区政府组织实施；6.证人黄某出庭证言，内容为本次拆迁海州综合执法局全员出动，说上指下派，拆迁区居民跟海州领导见面时区委书记说加快拆迁进度，队形不变，证明该拆迁行为就是海州区政府的行为。7.证人任某出庭证言，内容是整个园区的大棚被拆除了，拆的时候也没有文件或者材料等手续，后来让派几个代表跟海州区政府领导协商解决问题，去的几个人当中我只认识梁昌，现在海州区政府又要征收我们的房子，证明大棚是海州区政府拆除的；8.书面证言一份，证明人为张勤学、任某、黄某，证言内容为海州领导接待几人谈话，证明拆除大棚行为是海州区政府实施的；9.录像一段，证明被拆除的大棚内外被损毁的果树情况。 被告海州区政府辩称，区政府没有作出针对原告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原告所述拆除大棚的行为并非区政府作出。经调查了解本案的基本事实，原告大棚位于阜新市海州区××村，大棚用地性质为反租倒包，属于民主村集体土地。2003年大棚居民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大棚产权及管理权归属民主村。自2008年起，居民应每年支付大棚租金1500元／年，土地流转资金300元／亩。现原告已多年未向民主村缴纳大棚租金和土地流转资金。民主村多次催缴无果后决定拆除原告私自建设的附属物，要求原告按期返还大棚和土地。故前述行为非区政府作出，与区政府无关。第二，区政府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因区政府未对原告作出过任何行政行为，非本案适格的被告，故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综上两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海州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有：1.2018年12月28日、3月7日、4月25日民主村村民委员会作出的通知书各一份，证明案涉土地及大棚为民主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拆除行为系由民主村村委会根据其与原告间的合同纠纷，所实施的自力救济行为，与区政府无关。2.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902民初467号、72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与民主村之间因2006年签订的协议产生了争议，民主村将本园区的相关居民诉至法院，民主村民委员会是涉案大棚权利人，依法拥有处分权，已经由有效判决予以确认。3.民主村村民委员会作出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因本园区居民包括原告在内违反合同约定构成了违约，民主村自认该拆除行为系由村委会作出决定并实施的自力救济行为，属民主村实施的民事行为。该说明证明拆除大棚并非海州区政府实施的行政行为，原告告诉主体错误。 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对原告梁昌所租用大棚的强拆行为是否为被告海州区政府所为，如系海州区政府所为，该行为是否违法，原告的赔偿请求应否支持。围绕争议焦点，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对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该组录像全部刻录于2019年5月24日，原告自述其大棚拆除时间是在6月25日，故该组视频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录像资料显示拆除作业的过程，但无法体现作出其拆除决定的主体就是区政府。对证据3，征求意见稿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故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大棚被拆除的行为是由区政府作出的。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区政府是否是适格主体。对证据5，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谈话只是区政府按照《接访条例》对上访人员进行的接访解释工作，不能证明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对证据6-8，证人主观推定区政府为本案拆迁的主体，且政府接访时间为5月份，而原告大棚拆除时间为6月25日，故对该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8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亦有异议。对证据9，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损失范围、价值且与区政府无关联。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的证据想证明非法拆除行为不是被告实施的，但是原告的证据显示该行为就是被告作出的，该行为发生在海州区政府辖区范围内，如果被告不承认拆除行为是被告作出的，等于找不到拆迁人，原告只能起诉海州区政府。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 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交证据的1-7、9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强拆行为的实施者是海州区政府，证据8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土地及大棚为民主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民主村村委会与原告等大棚租用者之间存在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租赁关系、租户返还村委会大棚及土地。 综上证据情况本院审理查明，2003年，阜新市海州采煤沉陷治理办公室与本案原告等人签订安置协议，根据该协议，原告等人租用海州韩家店镇××村的大棚使用，后民主村民委员会与原告等大棚租用者之间产生民事纠纷。2019年6月25日，原告租用的大棚被强制拆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均应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如果进行强制执行，需要依法先作出行政决定，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强制执行。本案中，原告诉称大棚被拆除的行为系被告所为，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原告认可强拆时强拆人员未出示行政决定、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等能够证明强拆主体身份情况的法定拆除手续，强拆人员亦未说明身份情况，在此情况下不能认定海州区政府是强拆主体。原告主张因强拆人员中有村委会人员、韩家店镇政府工作人员、海州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派出所工作人员等，以上人员虽然均为海州行政辖区内工作人员，但因其分属于不同的且均具有一定独立职权的组织或行政主体，即使均在拆除现场，亦不能以此推断强拆行为是海州区政府所实施或组织实施。综上理由原告主张不能成立，其诉请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昌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 晖 审判员 鹿金山 审判员 焦海龙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乔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