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782民初2478号原告：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上观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上观村。负责人：崔国海，系该村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森，系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献礼，系天津德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维德，男，1949年10月30日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飞，系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林，系辽宁名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玉生，男，1946年4月16日生，满族，退休人员，住辽宁省。被告：张春艳，女，1965年4月25日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被告：张春祥，男，1958年9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被告：马飞，男，1974年2月15日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被告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丽，系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林，系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镇市常兴店镇政府，住所地辽宁省北镇市常兴店镇。法定代表人：冯升明，系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凌云，系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上观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观村委会）与被告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北镇市常兴店镇政府（以下简称常兴店镇政府）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观村委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森和孟献礼与被告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丽和张凤林、被告陈维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飞和张凤林、被告常兴店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凌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观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以下简称五被告）于2016年11月29日做出的承诺有效；2、五被告给付原告2016年11月29日以后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及增加的对聂海良的赔偿费共计1301630元；3、被告常兴店镇政府与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五被告原系上观村委会成员，任期内组织上观村委会在聂海良拍卖取得的房屋外修建围墙，致使其无法正常经营。聂海良于2015年5月4日起诉至北镇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22日判决上观村委会拆除围墙并赔偿经济损失1041210元。判决送达时，五被告任期已届满，下一任村委会成员未选举产生。被告常兴店镇政府代行上观村委会职权，组织全体村民对是否上诉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村民不同意上诉。五被告拒不承认修墙行为系侵权行为，为求连任，坚持要求上诉，并向村民承诺承担后续的诉讼费用，“如官司打输”2016年11月29日之后增加的赔偿费用由五被告承担。五被告再次组织村民就是否上诉进行投票，结果多数村民支持上诉。上诉后，根据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原告上观村委会增加赔偿数额1145331元。原告认为，五被告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五被告应依约履行。被告常兴店镇政府作为原告上级主管部门，应认识到修墙行为系侵权行为，继续诉讼只会使损失扩大，但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存在缔约过失，应与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五被告共同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首先，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所称的承诺系五被告向831位村民做出，而并非向原告做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告无权要求五被告履行承诺。其次，本案起诉状具状人的位置盖的是“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村上观”的公章，而原告名称为“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上观村民委员会”，公章与原告名称不符，“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村上观”的公章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认定本案系原告提起。二、五被告不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五被告组织村民对是否提起上诉进行表决，承诺承担的亦为二审败诉而增加的费用。一审判决原告每日赔偿聂海良经济损失3470.7元，而二审改判每日赔偿1500元，上诉使赔偿数额减少，并未败诉。原告最后向聂海良赔偿数额的增加系再审导致，再审由原告支部书记崔国海组织，且崔国海在再审中不作为，致使再审败诉。五被告未参与再审，承诺的效力仅及于二审而不及于再审，无须承担再审增加的赔偿数额。五被告认为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常兴店镇政府辩称，其不应为本案被告，应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首先，本案合同当事人为原告及五被告，而非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原告要求被告常兴店镇政府承担连带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村民会议已投票表决同意上诉，作为原告印章保管者的常兴店镇政府在上诉状上盖章系出于对村民自治权利的尊重。被告常兴店镇政府无权审批村民事务，亦没有对村民事务审查的义务，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再次，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和再审，均未判决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对聂海良损失承担责任，可见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并非赔偿责任主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2016）辽0782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2017）辽07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2017）辽民申2335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申诉裁定书）、（2018）辽07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再审判决书）、北镇市人民法院（2017）辽0782执439号执行通知书、北镇市人民法院（2017）辽0782执439号报告财产令、村民签字统计表、载有村民签字及捺印的五被告承诺书共计18张、北镇市公安局拘留证、关于我村青岩山庄一审败诉是否上诉由全民公投表决书、上观村全民公投表决书票数统计、授权委托书、上诉状、证人张某、李某、钮某证言，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15日全体村民股东代表会议记录，五被告认为不能据此证明原告有权提起本次诉讼。首先，参会人员包括公司股东，而股东无权就上观村事务进行表决；其次，本案涉及村民利益，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应由村民会议决议通过，而原告仅获得村民代表会议决议通过，无权提起本次诉讼；再次，该会议记录表明村民代表将会议决议事宜“授权上观村党支部酌情办理”，依据法律规定，党支部无权接受授权。本院认为，各被告均未否认该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且该记录与原告提起本次诉讼有关联，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律师代理费发票系再审产生，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该发票购买方名称为北镇市上观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不能认定系原告实际支出，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五被告提供的北镇市上观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与本案无关系，不予采信。根据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因北镇青岩山庄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解散而拍卖资产，2015年11月19日聂海良购得三层楼房（以下简称涉案楼房）。2015年11月20日，原告经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在涉案楼房外修建围墙。聂海良于2016年5月4日起诉至我院，要求原告排除妨害并赔偿损失。诉讼过程中，经评估机构评估，聂海良每月租金损失约计104121元。我院于2016年11月22日做出一审判决书，判决原告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拆除围墙，并按每月104124元标准赔偿聂海良自2016年1月29日（涉案楼房交接之日）起至围墙实际拆除之日的损失。被告陈维德原系原告村委会主任，被告马飞、张春艳原系原告村委会委员，被告李玉生、张春祥原系原告聘用的会计。2016年7月1日被告陈维德、张春艳、马飞的任期届满，新一届村委会成员未选举产生。考虑到如果上诉，则存在增加律师费、诉讼费及赔偿数额扩大的风险，2016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常兴店镇观军场村支部委员会就是否上诉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投表决。结果为205户不同意，108户同意，16户弃权。次日，五被告书面承诺“关于聂海良诉上观排除妨碍一案，诉讼的一切费（用）由我们五人自己出资（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如官司打输，从2016年11月29日以后的赔偿，由我们承担”，并组织村民在承诺书上签字。上观村有选举权的（18周岁以上）1356人，831人在承诺书上签字。因原告村委会成员未选举产生，故原告公章自2016年2月换届选举开始后至今由被告常兴店镇政府保管，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在知悉五被告承诺内容且获得多数村民投票同意后，在对陈维德的授权委托书及上诉状上加盖原告公章。原告遂以聂海良非农村户籍无权经拍卖购买涉案的农村楼房，修墙行为并非侵权行为，修墙行为与聂海良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经营损失的评估结论不应予以采信等为由提起上诉。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做出二审判决书，判决维持一审拆除围墙的判决结果，改判原告按1500元/日标准赔偿聂海良自2016年1月2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经营损失。原告及聂海良均不服二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2月15日做出申诉裁定书，裁定指令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锦州市中级于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9日做出再审判决书，认定围墙于2017年10月31日尚未拆除，判决撤销一审及二审判决，改判原告在判决生效后5日内拆除在涉案楼房周围设置的水泥杆和木杆，并不得以类似方式继续实施妨害行为；原告按月104121元标准赔偿聂海良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10月31日的租金损失。另查明，因名称“北宁市”与实际不符，原告公章于2017年3月21日由“北宁市常兴店镇观军场村民委员会”更改为“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村上观”，现公章仍由被告常兴店镇政府保管。被告陈维德因涉嫌犯罪，于2018年1月12日被北镇市公安局拘留，羁押于北镇市看守所。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五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常兴店镇政府是否应负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本案不符合以上第一至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且没有证据证明上观村村民会议认为是否提起本案诉讼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本案亦不符合以上第九项规定的情形。故对五被告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仅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未经过村民会议研究决定，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抗辩不予支持。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是否提起本案诉讼涉及全体村民的公共利益，系上观村的公共事务，村民委员会有依法管理的权利，故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此外，依据本院调查，原告起诉状所盖公章与被告常兴店镇政府保管的公章一致，被告的抗辩与事实不符。被告虽抗辩村民代表会议不应有股东参加，但股东是否参加不影响村民代表决议的真实性，故对该抗辩不予支持。五被告抗辩其承诺系向831位村民做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不应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是否提起上诉并非村民个人事务，而为上观村的公共事务，有权代表上观村的仅为村民委员会。五被告之所以将载有其“承诺”的选票发放给全体村民，是因为五被告任期限届满，新一届村民委员会尚未选举产生。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明确；（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五被告将内容明确具体的“承诺”（合同内容）记载于选票之上并将选票发放给“上观村”全体村民，则该行为应当认定为五被告向村委会的要约行为。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接受五被告“承诺”，则该行为应当认定为村委会对五被告做出承诺。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多数村民在同意接受五被告“承诺”时，村委会与五被告之间合同成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告与被告之间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告与五被告分别为合同的双方，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合同内容，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故对被告抗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五被告承诺的内容为“关于聂海良诉上观排除妨碍一案，诉讼的一切费（用）由我们五人自己出资（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如官司打输，从2016年11月29日以后的赔偿，由我们承担”。承诺的表述为“打官司的一切费用……”，并没有明确指出打官司系指上诉，故对五被告关于承诺仅针对二审的抗辩不予支持。其次，五被告为其履行承诺设定了条件，即为“官司打输”。条件是否成就决定了五被告是否履行承诺。本院认为，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和再审，均认定原告修建围墙的行为系侵权行为，并判决原告排除妨害、赔偿损失。虽二审改变了一审的赔偿标准，但原告仍属败诉，五被告抗辩“官司没打输”与事实不符，对其抗辩不予支持。现条件已成就，五被告应依约履行承诺内容。再次，根据一审判决结果，五被告及原告均明知如拒不承认修建围墙行为系侵权行为，则原告的风险为围墙一日不拆除，每日赔偿数额增加约3470元（按每月30日计算）。根据上观村党支部组织的投票结果，村民大多数已服从一审判决，同意将围墙拆除，不愿意承担风险。因五被告愿意代替原告承担风险，上观村村民才从原来的服从判决改为同意诉讼。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既然五被告愿意承担的风险是104121元每月，而现最终的赔偿标准亦为104121元每月，并没有违背五被告意志，则无论该赔偿标准系由二审确定还是由再审确定，五被告均应依承诺履行赔偿义务。再审判决确认围墙于2017年10月31日拆除，则五被告应按104121元每月（3470元/天）的标准，赔偿原告自2016年11月29日至2017年10月31日，共11个月零2天的损失，共计1214751元。但原告仅要求1145331元，故本院支持1145331元。此外，五被告虽承诺承担“打官司的一切费用”，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二审诉讼费及律师费系由其支付，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再审律师费系由其支付，故对原告要求五被告承担二审及再审律师费及诉讼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违反以上法律规定的行为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存在以上情形。此外，村民委员会系村民自治组织，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在上诉状盖章系因为全体村民表决同意提起相关诉讼，该行为恰恰体现了对村民自治行为的尊重。原告以被告常兴店镇政府存在缔约过失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承诺，若“官司打赢”，则原告免予承担对聂海良的赔偿责任；若“官司打输”则增加的赔偿费用由五被告代替原告偿还。五被告为自己订立了仅负担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的合同，自愿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若五被告未做出承诺，则根据上观村党支部组织的投票结果，原告已服从一审判决，将围墙拆除，就不会产生后续的各种费用。原告损失的扩大系由五被告承诺所致，则五被告应依约履行承诺内容。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于2016年11月29日做出的承诺有效；二、被告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一次赔偿原告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上观村村民委员会损失1145331元；三、驳回原告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上观村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15元，由被告陈维德、李玉生、张春艳、张春祥、马飞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百吉审 判 员  赵迎欣人民陪审员  李达华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黄潇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