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8民初3号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博文路51A号唐南大厦1-2层。 负责人：王立民，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文艺，陕西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宗科，陕西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田保卫，男，1967年9月2日出生。 被告：王翠莉，女，1969年3月15日出生。 被告田保卫、王翠莉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金，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田保卫、王翠莉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骁，陕西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寇炳升，男，1958年1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陕西格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买买，陕西格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与被告田保卫、王翠莉、寇炳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文艺、于宗科，被告田保卫及田保卫、王翠莉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金、梁骁，被告寇炳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张买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NO61100620110000285）有效；（二）判令被告承担480万元的违约金；（三）判令被告在抵押物（位于榆林市经济开发区墨金苑小区1室、2室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4800万元本息的连带责任；（四）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又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NI061100620110000285)有效；（二）判令被告承担480万元的违约金并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4800万元本息的违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等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现名称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高新支行）与四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N061100620110000285，以下简称：抵押合同）约定：四被告自愿以其共同共有的位于榆林市经济开发区墨金苑小区的商业服务房产为借款人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盟公司）自2011年6月8日起至2013年6月8日期间的债权（在最高额5800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抵押合同第八条第一款针对抵押登记约定：四被告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五日内到有关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第十二条第二款针对违约责任约定：四被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按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造成原告损失的应同时给予全额赔偿：（1）未取得本合同担保所需的合法有效授权；（2）未按本合同约定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第十八条针对合同生效约定：本合同自各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四被告共同在抵押合同上签字摁指印，农行高新支行取得抵押物他项权证后，分别在2012年7月27日、2012年8月21日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N061010120120001556和N061010120120001737）约定，给诚盟公司发放了两笔贷款共计4800万元，但贷款到期后一直未还本付息。 2014年11月14日，原告与原债权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依法受让了上述4800万元国有金融债权本息，同时取得本案抵押权，并于2014年12月27日双方共同在《陕西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故将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依法向债务人诚盟公司、本案四被告进行了公告通知和催收。 2018年2月26日、4月12日，被告寇炳升、田保卫分别作为行政诉讼原告，以其未到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办理抵押登记为由，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榆林市不动产局的抵押登记行政行为，后榆阳区法院作出（2018）陕0802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寇炳升、田保卫未到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办理抵押登记的理由成立，判决撤销了本案的房屋抵押登记行为和抵押他项权证。2018年7月20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8行终6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原告受让本案4800万元国有金融债权本息后，同时也依法取得了本案抵押权。虽然被告寇炳升、田保卫已对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进行行政诉讼并获行政判决支持，撤销了本案的抵押登记行为及抵押物权，但本案抵押合同仍然有效。现原告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等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和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299号、（2015）民申字第2354号两案裁判要旨，在本案不动产抵押登记行政行为因四被告违约行为（应在合同生效后五日内到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而未办理）被人民法院行政判决撤销的情况下，该判决结果仅产生本案抵押物权设立登记行政行为被撤销、原告不能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后果。但原告可基于本案抵押合同依然有效，向四被告主张违约责任和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的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补充的事实与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对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的法官意见，“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以登记为必要，签订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权并未设立，债权人如主张享有抵押权的，不应得到支持。但是否登记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抵押合同有效成立后，就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如抵押人依约负有办理抵押登记的义务，但因抵押物灭失或转让而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以抵押物的价值为限赔偿债权人履行利益的损失。连带责任须有明确的法定或约定依据，在双方并未约定抵押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债权人请求抵押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第1款“抵押人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五日内到有关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物的他项权利证书，抵押登记文件或者其他权利证书由抵押权人占管。”和第十二条第2款第（1）、（3）项“抵押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按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的10%向抵押权人支付违约金，造成抵押权人损失的，应同时给予全额赔偿：（1）未取得本合同担保所需的合法有效授权；（3）未按本合同约定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之约定，特申请对本案诉讼请求予以变更。 被告寇炳升辩称，2009年间，田保卫经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长城支行（简称长城支行）员工马振平介绍，与长城支行高彦平、长城支行副行长秦少鹏以及榆林诚盟工贸有限公司（简称诚盟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宝生相识。针对田保卫为了收购煤矿股权而表达的贷款意向，高彦平和秦少鹏称诚盟公司已经取得授信，属于与长城支行合作多年的优质客户，建议田保卫借用诚盟公司的资质向农行借款。在征得高宝生同意之后，田保卫借用诚盟公司名义向长城支行申请贷款，并与寇炳升共同以“榆林市（2009）字第0051472号”商业房产作为抵押，与长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其所借款项提供担保。借款取得后，因煤矿股权未能收购成功，田保卫向长城支行偿还了诚盟公司的全部借款。 2011年间，田保卫欲再次借诚盟公司名义向长城支行借款收购煤矿股权，从而要求寇炳升继续为诚盟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但是，出于对担保风险的顾虑，寇炳升的妻子李凤梅坚决反对为诚盟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2011年6月8日，应田保卫的要求，寇炳升在长城支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人一栏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寇炳升和田保卫签署名字之时，不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财产栏、借款合同清单栏均为空白，而且李凤梅从始至终未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最高额抵押合同》签署之后，田保卫便借用诚盟公司名义与长城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般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原榆林市房产登记管理处已为该笔借款违规办理了抵押担保登记。借款到期后，田保卫于2012年7月25日清偿了全部借款本息，并向长城支行主办人员张会平要求返还抵押的房产证，张会平满口答应返还，但是田保卫并没有拿到房产证件。需强调之处在于：长城支行行长高彦平等人与高宝生合作多年，彼此熟识，高彦平还曾经担任诚盟公司的客户经理。高彦平等人不仅明知诚盟公司及高宝生无正当经营项目，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并且明知田保卫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在于借用诚盟公司之名申请贷款。然而，令寇炳升和田保卫意想不到之处在于：在田保卫偿还了3000万元借款两天之后，高彦平自己为了资金周转需要，与高宝生恶意串通，在寇炳升和田保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但利用《最高额抵押合同》直接批准诚盟公司的贷款申请，而且伪造虚假的贷款资料并虚构贷款信息等相关情况，并授意长城支行客户经理张会平、调查负责人白荷在贷前审查、贷时审查及风险评估环节刻意放宽审查条件，玩忽职守，分数次另行向诚盟公司违法发放贷款5800万元，其中高彦平使用借款830万元，马晓峰使用借款1500万元。 田保卫得知高彦平等与高宝生的骗贷情况后，曾经与高彦平和高宝生多次协商解决方案，并且在高彦平承诺返还抵押房产证的前提下，替诚盟公司偿还借款本息1200万元。然而，在田保卫替诚盟公司偿还1200万元之后，高彦平最终未能兑现承诺返还房产证。 2015年间，榆林市公安局以涉嫌骗取贷款罪对高宝生等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査起诉。经榆阳区人民法院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8刑终306号刑事判决书，以骗取贷款罪判处高宝生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016年间，榆林市公安局以涉嫌违法发放罪对长城支行工作人员张会平、白荷等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榆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陕0802刑初675号刑事判决书，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张会平和白荷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2015年间，长城资产公司以寇炳升、田保卫、王翠莉、李凤梅等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寇炳升、田保卫等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长城资产公司对抵押财产拥有优先受偿权。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榆中民三初字第00183号民事裁定书，以不属于经济案件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驳回了长城资产公司的起诉。在长城资产公司提出上诉之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该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以（2017）陕民终67号民事裁定维持了一审裁定。 2018年2月间，寇炳升和田保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榆林市不动产房产管理登记处对“榆林市（2009）字第0051472号”商业房产作出的不动产抵押登记行为。榆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陕0802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滥用职权为由撤销了原榆林市不动产登记管理处做出的抵押登记行为。榆林市不动产登记局提出上诉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陕08行终6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 2017年12月间，李凤梅不幸因病去世。 综上，诚盟公司和长城支行之间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当属无效；在主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最高额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和担保对象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不明，属于依法不能成立的合同。无论《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其担保的3000万元主债务已经偿还，抵押权消灭。长城资产公司的起诉系重复起诉，并且其起诉所涉案件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属于同一事实，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故请求依法驳回长城资产公司的起诉。 被告田保卫和王翠莉辩称，本案遗漏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提出如下答辩。我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借款合同是主合同，抵押合同为从合同。在主合同中，债权人农行榆林高新支行工作人员张会平、白荷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债务人诚盟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宝生构成骗取贷款罪，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之规定，答辩人认为应当认定主合同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主合同借款合同无效，则本案涉及的从合同抵押合同也无效。因此，在本案的审理中，必须对借款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才能决定对被答辩人确认抵押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我国《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答辩人申请追加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农行榆林高新支行、榆林诚盟工贸公司参与本案诉讼，并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抵押合同也无效，答辩人在主从合同无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无效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2012年7月27日3000万元抵押借款合同、2012年8月21日1800万元抵押借款合同，因该两次借款行为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犯罪行为，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2011年4月28日房地产抵押清单（背面的榆林市房地产抵押清单不进行举证），因该清单时间在原告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时间（2011年6月8日）之前，应当与涉案的最高额抵押无关，故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2011年6月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附件，因该合同及附件与相关登记部门存档的同一材料记载内容不一致，故对原告提供的该证据材料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榆阳区公证处（2013）榆阳公证执字第134号、135号公证执行证书，因人民法院裁定没有对该执行证书确定的内容予以执行，故对该证据材料不予认定；对被告方提供的证据，因系人民法院生效文书、或生效文书采信的当事人陈述（询问或讯问笔录等）、或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档案资料，客观真实、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本院调取的（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判决书，系生效法律文书，故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认证，查明以下事实： 高宝生系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27日、2012年8月21日，高宝生在田保卫、寇炳升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两次贷款4800万元用于个人期货投资。该两次贷款行为，经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终30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高宝生构成骗取贷款罪；经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8刑终2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银行工作人员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针对该两次骗贷行为，原告方提供了2011年6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曾经与田保卫、寇炳升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认为该抵押合同对两次骗贷行为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 原告诉称的针对涉案两笔借款的最高额抵押登记行为及《房屋他项权证》，已经被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行终63号行政判决予以撤销。在已经被撤销的抵押登记档案材料中，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一同备案存档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没有本案争议的两笔借款的合同、且备案存档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体现的借款已经全部清偿。 另查明，2011年6月8日，田保卫、寇炳升等人为了田保卫自己借款，曾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签订过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担保期间为2011年6月8日至2013年6月8日。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田保卫曾以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名义向银行借款几次（均为一般流动借款），且借款均已还清。 2014年11月1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长城支行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现在更名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签订了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的4800万元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 2015年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以寇炳升、田保卫、王翠莉、李凤梅等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寇炳升、田保卫等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长城资产公司对抵押财产拥有优先受偿权。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榆中民三初字第00183号民事裁定书，以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的起诉。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不服，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陕民终67号民事裁定维持了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裁定。 另李凤梅因病去世，本院依法裁定终结对李凤梅的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诉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涉案借款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关联。经查明，涉案4800万元借款系借款人榆林市诚盟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宝生与银行工作人员以犯罪的手段、在田保卫和王翠莉、寇炳升等人不知情且未同意的情况下骗取的贷款。由此可见，针对涉案4800万元借款，田保卫、王翠莉、寇炳升等人并没有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与涉案借款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原告诉请的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以及田保卫和王翠莉、寇炳升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涉案4800万元借款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就不存在最高额抵押合同针对涉案借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亦就不存在抵押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5800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佑贤 审 判 员  魏 霞 人民陪审员  边占和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攀 李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