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132号原告：王涛，男，197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被告：启瑞机械（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骏功路**。法定代表人：吴玉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双辉，广东信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涛诉被告启瑞机械（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瑞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涛、被告启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双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扣发的500元工资差额(原告王涛当庭明确该项诉讼请求是指被告以“未按合同办理离职扣招聘”为由在原告2018年9月份的工资中扣发的5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1056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9425元。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在扣发的2018年9月份的500元招聘、录用费用于法无依。二、从2017年8月15日截止至2018年9月27日原告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被告共有5527元加班费未支付，2018年9月30日，被告支付了其中的4471元，剩余1056元加班费差额仍未支付。三、在《穗开劳人仲案【2018】1197号》仲裁裁决书中，被告因被认为不存在主观恶意行为，所以驳回原告第三项仲裁请求。原告认为此项仲裁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事实俱在，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等条款的要求，但按照该仲裁书所言，劳动者不但要证明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报酬，还要证明用人单位是主观恶意未足额支付，加重了劳动者举证难度。同时被告存在着以下违法违规及主观恶意行为：1.被告在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违规签订综合工时制劳动合同。2.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时弄虚作假，将实际约定底薪3350元写成1895元。3.被告未经协商，在发放2018年7月薪资时单方面将底薪从3350元降低到2100元。4.在原告表示反对降低底薪后，又通过其他虽不违法但也不合理的手段，导致原告次月薪资急骤降低到不合理的水平（和历月正常薪资及社会同岗位薪资相比），也低于对原告入职时的承诺薪资。5.原告在工作地点，因为工作的事，遭遇公司管理人员殴打（原告未还手），虽无法证明是被告指使，但被告却未做出任何安抚行为，甚至强行按照员工斗殴与肇事者同责处罚，使原告身心倍受屈辱和伤害。6.为逼原告自行离职，被告公司高层之一，法定代表人次子“吴伟诚”用公司保安来威胁原告，并表示公司保安人员不属于公司，出事他管不了。7.在原告离职前，被告就已经在招聘原告岗位人员（被告公司只有一个网管职位），有准备有计划的推动原告离职。8.原告在2018年9月27日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在2018年9月30日才补发部分劳动报酬。所以被告并非主动补发，是由于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里指出了被告的违法事实，出于逃避法律责任才补发，并且仍然巧立名目少发、扣发原告劳动报酬，同时也证明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事实成立。9.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2018年9月薪资清单供原告核对，违反《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相关条款。10.违规扣发原告500元所谓招聘成本费，与法无依。综上所述，在仲裁书中，被告行为被认定不存在主观恶意，让原告难以理解和接受。如果不存在主观恶意，那么被告违规签订综合工时制和虚假劳动报酬的劳动合同是为了什么？如果不存在主观恶意，为什么不在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之前补发劳动报酬？如果不存在主观恶意，又为何拒绝提供工资清单供原告核对，又为何巧立名目少发扣发？被告多次弄虚作假，处心积虑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合理劳动报酬，并且在后期又通过多种手段欲逼劳动者自行离职，可见并非仲裁书所言的不存在主观恶意行为，补发部分劳动报酬，也是在原告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指出违法事实后企图逃避责任的行为，若原告不是敢于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请问被告会补发劳动报酬吗？答案是不会，因为被告公司其他同样签订了综合工时制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的加班费差额都没有补发。被告的所作所为离“诚”、“信”太远，应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制的范围内。被告启瑞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关于第1项诉求中的500元，确实在原告2018年9月份工资中扣除，该500元扣款为被告通过第三方即劳务派遣公司招聘原告所产生的招聘费用，在双方劳动合同第7页第9条第（三）项规定，双方明确费用为500元，如原告不按规定办理离职，被告可追究该笔费用，同时第6页第7条第（六）项也约定，原告离职需要提前30日通知，否则视为不按规定解除合同，应当扣款，所以被告认为扣款500元是符合双方约定，不同意返还给原告；二、关于第2项诉求的加班费，在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确实有安排原告加班，加班工时及计算加班费的基数双方是无异议，双方争议在于计算方式，按照被告的方式每月正常出勤为21天，每天8小时，即每月168小时，不管原告是否满勤168小时，均足额支付其固定的工资3100元（试用期）或3352元（转正），如果不足168小时，从正常加班的时数中补足168小时后，其余的部分依法依规按加班时数计算加班费，双方对此口头约定均无异议，每月发放的工资表内也载明，如原告认为有错漏，务必在7日内提出核查，逾期视为本人确认以上项目和数额，2017年8月原告入职至2018年7月，原告均未提出异议，2018年7月后其提出异议，被告从2018年8月份调整了核算的方式，按照其正常出勤的时数折算其正常工作的工资，其余的加班时间均计算加班费，如此原告的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费都有所增减，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3薪资单核算，被告应补发原告加班工资差额为3925元，但在2018年10月15日，结算其离职工资时，支付了4471元，多支付了546元；三、关于原告第3项诉求，被告不同意的理由为2018年10月10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并主张相应的工资差额，但被告在2018年9月30日（即申请仲裁前）已经主动核算计算公式和工资数额，并且超额补发加班费差额给原告，证明被告并无恶意拖欠，仲裁裁决书第6页对补偿金的认定也合理合法，2014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研讨会纪要第5条第2款也规定，此种情形不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应支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5日，王涛入职启瑞公司，当日双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7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14日止，合同生效后的前3个月为试用期(从2017年8月15日起至2017年11月15日止)，工作部门为行政部的生产操作岗位，职务为网管；实行以月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按计件工资形式执行；转正后正常出勤税前薪资为1895元/月；每月15日左右支付前一个月的工资；合同第九条第（三）项约定：启瑞公司招聘、录用王涛的直接费用为500元，王涛未按照规定办理离职手续的，启瑞公司可向王涛追究该项费用。2018年9月5日，启瑞公司出具一份《关于谭某某、王涛的处分通告》，内容为2018年8月3日上午11点左右，谭某某、王涛因找摄像机三角架发生口角，王涛言语挑衅随即谭某某动手用安全帽打人，致使王涛轻微受伤，此事件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员工手册规定给予谭某某、王涛两人各大过处分一次。王涛与启瑞公司均确认双方已于2018年9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王涛认为其已于2018年9月27日主动向启瑞公司递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启瑞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等规定为由向启瑞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庭审时，启瑞公司否认收到该通知书。启瑞公司每月向王涛发放工资及工资单，工资单上均明确载明王涛的工资构成、金额及加班工时、加班薪资等内容，王涛在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6月期间对此均未提出异，在本案的庭审中，王涛亦表示对薪资单上的加班时数及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无异议。2018年7月，王涛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后，启瑞公司与王涛对重新计算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加班费的计算方法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王涛于2018年10月10日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启瑞公司支付2018年9月1日至9月27日工资3800元；2.启瑞公司支付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5527元；3.启瑞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9425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穗开劳人仲案[2018]11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启瑞公司支付王涛2018年9月工资差额500元；2.启瑞公司支付王涛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1056元；3.驳回王涛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为终局裁决，王涛不服该仲裁结果，于法定期限内诉诸本院；启瑞公司在庭审中明确未就该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本院认为，王涛与启瑞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均应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王涛要求启瑞公司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500元及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1056元的诉讼请求。穗开劳人仲案[2018]11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启瑞公司向王涛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500元及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1056元后，启瑞公司未向法院申请撤销，视为同意该仲裁裁决。故王涛要求启瑞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500元及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1056元的两项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准许。关于王涛以启瑞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要求启瑞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9425元的问题。启瑞公司每月均向王涛发放工资及工资单，在工资单上均明确载明王涛的加班工时及加班薪资，王涛在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6月期间对此均未提出异，在本案的庭审中，王涛亦表示对薪资单上的加班时数及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无异议。造成500元工资差额的原因是启瑞公司依据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在王涛离职当月工资中扣除了500元导致；造成加班费差额1056元的原因是2018年7月王涛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后，双方对重新计算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6月期间加班费的计算方法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启瑞公司对仲裁裁决其向王涛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500元及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加班费差额1056元无异议，证实其愿意按照仲裁裁决向王涛支付上述工资差额及加班费差额。故上述两项差额并不属于启瑞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王涛劳动报酬的情形。王涛以启瑞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要求启瑞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9425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启瑞机械（广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王涛支付2018年9月工资差额500元；二、被告启瑞机械（广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王涛支付2017年8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加班费差额1056元；三、驳回原告王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涛及被告启瑞机械（广州）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宝姗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余若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