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01民终49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男，1963年4月23日生，汉族，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某，男，1969年2月19日生，汉族，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某，男，1970年12月27日生，汉族，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男，1969年11月12日生，汉族，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阳阳，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方，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某，男，1959年12月4日生，汉族，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某，男,199Ｏ年1Ｏ月21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上诉人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因与被上诉人梁某某、雷某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6民初206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上诉称：1、撤销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6民初2067号民事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的情形，其对本案作出裁定的依据法律适用不当。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本案争议三七地及三七的管理构成委托合同关系。1、上诉人与梁某某之间对本案争议三七地及三七的管理构成委托合同关系；2、上诉人与雷某某之间也是委托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3、上诉人的损失应按照争议地三七的市场交易价格计算损失，并按照《石林三七基地协议》的约定，由梁某某承担85%，由雷某某承担15%。梁某某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我方与上诉人是老乡，邱某某与我方在2012年就合伙种植三七，虽然梁某某、邱某某、梁某以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三七技术管理协议》上没有自己的签名为由称“不知晓协议存在，也不知道叶某某是否参与合伙，该协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拒绝承认客观事实。但同年9月4上诉人就与我方共同投资种植三七，除梁某在浙江外，其余人都亲自到石林进行实地勘察选址，后又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各自的合伙款。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对本案不仅在程序上进行了审查，也对实体做了全面审理，最后才确定我方与上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雷某某与上诉人之间是提供劳务合同关系。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不能再同一个案件中处理，故法院以裁定方式驳回了起诉。雷某某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我之间是雇佣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合同关系。2、上诉人一审已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三七地的损失是天灾造成。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四原告与二被告的委托关系；2.请求判决二被告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967.5万元（诉讼中变更为958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被告梁某某邀约四原告对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维则村大路边213亩地(以下称为“三七基地”)进行三七种植,约定由四原告进行投资,委托梁某某负责管理三七基地,后梁某某聘用被告雷某某对三七基地进行技术管理。2017年11月7日,四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石林三七基地协议》,再次明确四原告委托梁某某负责三七基地的种植、账目管理等事务,委托雷某某负责技术管理等事务。协议签订后,二被告与四原告建立微信群,不定期将三七的生长情况及基地的管理情况通过微信群以照片、视频等形式向四原告进行汇报,并且汇报情况显示三七长势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四原告也不定期到基地进行查看,情况与微信群汇报情况相符。2018年10月23日，四原告到基地收获三七时，发现三七全部死亡，造成四原告经济损失高达967.5万元，但二被告未汇报过该情况，后四原告联系二被告要求其说明相关情况,二被告一直隐瞒,并未将三七死亡的原因告知四原告。综上,四原告委托二被告对三七基地进行管理,二被告在管理过程中,基地三七出现死亡时未将相关情况向四原告进行汇报,同时也未采取任何措施对三七进行补救,二被告隐瞒实情及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的行为导致基地三七全部死亡,进而造成四原告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侵害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叶某某、梁某某等在石林彝族自治县亩土地种植三七，租期两年，其中叶某某占70亩，梁某某占45亩，邱某某占35亩，梁某占30亩，梁某某占33亩。租赁土地统一耕种管理，并由上述五人按所占亩积比例投资。2016年10月1日，叶某某和梁某某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雷某某签订《三七技术管理协议》，协议约定雷某某于2016年10月1日为梁某某、叶某某管理位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地。在管理期间，雷某某提供三七技术管理。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梁某某、叶某某每月支付雷某某工资8千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每月工资1万元等。2017年11月7日，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梁某某、雷某某达成《石林三七基地协议》，协议记载：1.基地处理不了的事由叶某某主持。2.基地事项由梁某某负责。3.基地必须由股东讨论派一个人管理账目及其他事项。4.基地技术方面由雷某某负责。5.三七管理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等问题与技术管理人无关。三七亩产量保证在1500市斤以上，其中出现天灾人祸方面的面积不计算在保证产量内，即灾害方面不算入总产量，单独计算；技术管理员雷某某工资每月1万元。三七管理过程中，人为病害不能超过10%，超过10%扣押工资，股东可以酌情扣押（损失梁某某85%，雷某某15%）。以上事项自2017年11月7日执行，经各股东和技术人员商讨决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反对或者取消执行。协议签订后，合同当事人按照约定管理基地，并建立了“石林三七基地交流群”，对三七种植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进行通报说明。在诉讼过程中，四原告陈述因土地租期已到，三七地剩余的三七已经出售给他人，获得价款92万元，扣除人工工资等费用后，尚余79.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与被告梁某某五人共同投资种植三七，五人按照三七种植亩积比例来计算投入和盈余分配，各人种植三七的地块也未划分，而且2017年11月7日，五人均以股东的身份签订《石林三七基地协议》，确定股东之间的分工，故原告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与被告梁某某之间形成的是种植三七合伙关系，五人之间因合伙种植三七产生的纠纷为合伙协议纠纷。同样，从《三七技术管理协议》和《石林三七基地协议》中可以看出，雷某某作为三七基地技术管理人员，由五个合伙人支付工资；在三七管理过程中，雷某某亦将种植三七出现的情况、三七长势、临时工的费用支付等向五人汇报，并根据五人的安排开展工作，被告雷某某与原告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被告梁某某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应为劳务合同纠纷。上述合伙协议纠纷和劳务合同纠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宜在同一案件中处理，应当分案处理，且经本院释明，四原告拒绝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叶某某、梁某某、邱某某、梁某一审起诉中诉讼请求具体，有明确的被告，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规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0129民初206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 敏审判员 汪丹丹审判员 李城橙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罗 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