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4013号原告：孙珍英，女，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燕，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雨鑫，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碧荣，女，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广东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珍英与被告邵碧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本案有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遂依法转换成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5月23日、2019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珍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雨鑫、被告邵碧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孙珍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雨鑫、被告邵碧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珍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从2015年6月24日计至本金清偿之日，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为83667元，扣除被告已经偿还的16733.33元，剩余的利息数额为66933.67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为同事关系，2015年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原告在2015年6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94000元，现金交付6000元，共计借款100000元给被告。被告收到原告借款后向原告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原告借款1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2%，借款期限为3个月，被告先按月支付利息，本金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一次性偿还。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并未按时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并请求原告给予还款宽限期，但原告同意后被告只是继续支付了部分利息，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偿还全部借款本息，被告均不予理睬。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被告未按时还款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使原告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根据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足额偿还100000元的借款本金，并要求被告按照每月2%的利率标准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被告邵碧荣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在原告投资的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双方之间因工作发生资金往来，原告主张被告因经济困难向其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假如被告经济困难，原告不可能在被告未还款之前多次出借，这不符合常理，而且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是收条而非借条或者欠条，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被告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被告口头约定借款利息，其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借款及还款协议，原告起诉主张扣除被告已经返还16733.33元利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所提供的三份收条成立时间不同，分别为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1月26日、2015年6月23日，原告主张借款时间为3个月，那么还款期限分别为2015年1月22日、2015年2月26日、2015年9月2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经到期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原告无法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任何还款协议，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也应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1月26日的债务，原告起诉主张在本案款项中扣除被告已经返还16733.33元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4.原告无法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主张本案权利，原告起诉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届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借款期限为3个月，本案诉讼时效在2018年9月23日已经届满，且本案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因此，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不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邵碧荣补充辩称，被告收到原告转账的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转交给案外人林丽梅的投资款，双方之间是委托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分别于2014年10月22日向被告出借100000元[本院受理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4015号]（以下简称4015号案件）、于2014年11月26日出借100000元[本院受理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4014号]（以下简称4014号案件）、于2015年6月23日出借100000元（即本案），合计300000元。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分别立案后合并开庭进行审理。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收条、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广发银行账户交易历史回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等证据。收条载明：现收到孙珍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其中银行转账人民币玖万肆仟元（94,000），现金陆仟元（6,000），收款人处有“邵碧荣”字样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3日。另两案中，2014年10月22日借条载明：现收到孙珍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其中银行转账人民币玖万捌仟元（98,000），现金贰仟元（2,000）；2014年11月26日借条载明：现收到孙珍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其中银行转账人民币贰万伍仟元（25,000），现金柒万伍仟元（75,000）。就三张收条的形成过程，原告陈述称，原、被告是同事关系，双方都在东莞市塔吉服装有限公司工作，被告称要买房子资金紧张向原告借款。案涉收条打印的内容是原告草拟好后通过电子形式发送给被告，原告向被告转款后，由被告打印收条并签名后交原告收执。被告在收条落款上填写的时间是原告付款给被告的时间，实际签署时间是在落款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之后由被告补签。被告确认签名的真实性及双方的同事关系，但否认以购房需要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并主张三张收条是在2016年4月份原告从公司离职时由原告打印出来在公司给被告同时补签。在第二次庭审后，被告就三张收条签名的形成时间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关于款项的性质及交付情况。被告抗辩认为款项的用途不是借款，开始称是双方之间因工作发生的资金往来款，后改称系受原告委托转交给案外人林丽梅的投资款。原告当时找林丽梅进行投资，林丽梅之前也在公司上班，三人都是同事关系，但由于原告与林丽梅不太熟悉，林丽梅系被告的表妹，故原告委托被告将投资款转交林丽梅，具体投资事宜是原告与林丽梅自行约定，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在收到原告转账的款项后已将款项转交林丽梅，至于原告所称现金交付的款项，被告从未收到过，是原告直接将现金交给林丽梅。之后，投资分红款由林丽梅交被告后再由被告转交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借条打印件两张。聊天记录发生在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主要内容摘要如下：原告：“阿荣，凭良心讲，我与你表妹毫无瓜葛，我凭什么把30万元给她，是你你会吗”，被告回复：“有你名字签单，我拍照给你，或者是你拿原件也行”，原告回复：“当时你可并不是这样跟（我讲）”；被告：“我弟媳前段时间找到她也没有用”，原告回复：“那她现在打算怎样啊，他是要找你，不是找她”，被告回复：“找我，我和你一起回去找她，一起去法院起诉她”；原告：“上个月公司总办已问了我这件事，我跟他们说，你会尽力帮我想办法追还这笔账，我也不知他们是怎样知道的……”，被告回复：“你找总办可以了，我随时不上班都无所谓！”；被告：“我想提起这件事，计划努力工作，明年4月一点点代她还部分给你……，最后十万元我告诉过你有风险，太多了”，原告回复：“问题是，在我申请离职后你才告诉我出事了”；原告：“正因为这样，天天有律师朋友在身边，我都没起诉，当时我是知道你有房的”，被告回复：“是她名字，你现在可以起诉，我发她借条你”，原告回复：“不管是她的还是你的，我都可以拿到的，法律我比你懂，起诉，你是第一，她才是第二”；被告：“借条我也发给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起诉自己决定吧。我现在知道了公司知道了，我是没心工作的……”，原告回复：“你这样说那就随你吧”；被告：“你有没有换位思考一下我，我是不是最大受害者，我房没了钱也没了，我当时只是和你说放十万赚个零花钱，后来我从不找你，是你自己一再三强调要我帮你放进去，后来我自己也心动了我没钱到银行贷款利率放进去了，现在她在缅甸打工每月2500元工资，你意思是强迫我来还你是吗？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我现在什么都没”；原告：“这是本月第三次发律师函给你了，不要没反应”，被告回复：“这些钱不是我借你的，借条我都发给你了”，原告回复：“既然一分钱都不想还，那也就别怪我”。被告主张，通过上述双方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承认300000元是借给林丽梅的，原告找不到林丽梅，委托被告向林丽梅催讨，被告建议原告起诉林丽梅，被告也曾跟原告说投资有风险，告诉原告不能强迫自己还款。在2017年11月14日聊天记录中，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两张借条照片，其中一张借条载明：林丽梅因生意活动，今向孙珍英借款人民币大写拾玖（万）元整（190000），借款期限为叁个月，每月利率2%，期满本息一次并还清出借人。如未还清，愿按每月利率10%计付逾期利息，经双方同意，立此为据。其中“林丽梅”、“孙珍英”、借款金额“拾玖（万）元整”、借款期限“叁”个月、每月利率“2%”内容为手写，借款人处有“林丽梅”字样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18日；另一张借条除借款金额为100000元外，其余内容与该张借条内容、落款日期相同。被告认为林丽梅之前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证明是林丽梅向原告借款而并非被告向原告借款，被告只是受原告委托将款项转交林丽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并不熟悉林丽梅，与林丽梅之间不存在投资合作或者借贷关系，案涉款项系原告出借并交付给被告，被告之后有支付利息，且原告一直是向被告催讨借款。关于两张借条的形成过程。被告陈述称，一开始林丽梅没有出具任何资料给原告，原告转账给被告后，被告将钱转交林丽梅，原告打印收条后交被告签名，后来林丽梅没有钱还给原告，就补写了两张借条给原告，出具借条时被告不在现场，该两张借条载明的借款即原告主张的三笔借款300000元。当时原告将两张借条原件交被告向林丽梅催款，故借条原件在被告手上保管，之后已交回给原告，故未能提供借条原件。针对被告的说法，原告回应称，原告不认识林丽梅，从未委托被告将款项转交林丽梅，也从未委托被告向林丽梅催款，若原告认识林丽梅，按照常理应该将款项直接交给林丽梅而无需交被告转交并由被告出具收条。在2015年8月份之前，被告都有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给原告，直到2017年11月份，被告才告知原告，原告借给被告的款项由被告另行转借给了林丽梅，且被告也从自己的其他亲戚处借款后转借给林丽梅，被告从中赚取利息差额。后因林丽梅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时偿还被告的借款利息，导致被告无法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因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与林丽梅之间也存在借贷关系，被告经常告知原告向林丽梅催款的情况，故原告在微信聊天中催促被告还款的同时，也会催促被告向林丽梅要款。在2017年11月份之后，被告已经没有办法偿还原告的借款，为了推脱还款责任，就告知原告说借款应该找林丽梅追讨，并将所谓的林丽梅出具的两条借条拍照给原告，但是原告在2014年10月、11月和2015年6月已将款项交付被告，如果是原告借款给林丽梅，应当在借款时要求林丽梅向原告出具收条或者借条，不可能在2016年2月18日才要求林丽梅出具借条，且原告只是收到被告通过微信发送的两张借条照片，从未见过借条原件，况且截止到借条出具的当天，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利息已经达到32000元，按照被告的逻辑，该32000元应是归还借款本金，应该在原告出借的300000元中予以扣除，而两张借条记载的借款金额为290000元，与被告陈述的内容自相矛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发生在2016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主要内容摘要如下：被告：“现在转你吧二千”；原告回复：“你们现在是应付讨米的叫化子，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硬被你们弄得家破人亡才开心”；原告：“我不管谁还钱，如果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再收不到钱，大家谁也别好过，等着看”，被告回复：“我会尽力跟进”；被告：“该想办法我也去说了，等我弟回来准备起诉她了”，原告回复：“如果每月再收不到3～5K，第一步的律师函就会发到你们公司领导及财务处，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原告：“我从来不知道你有什么表妹，也不认识，当时借200000时，你是说可靠没有风险的，还说这点钱你还是负的责起，还得起的”，被告回复：“谁知道她把我房子也押了”。被告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与林丽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出具的债权凭证为收条而非借条或者借据问题。原告解释称，因为原被告双方关系比较好，被告在公司的工资每月有一万多元收入，原告对被告比较信任，在打收条的时候就没有在意是收条还是借条，且刚开始被告也是按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所以原告就没有要求被告出具借条。被告则称，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仅能证明收到原告交付的款项，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且原告是从事财务工作的，不可能分不清收条和借条的区别，如果是被告向原告借款，原告应当要求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而非收条。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有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广发银行账户交易历史回单。原告陈述称被告从2015年3月份开始向原告支付利息，因为当时原告已经向被告出借了4014号、4015号两个案件的借款共200000元，双方原本约定从借款后每月支付一次利息，但是被告说资金周转困难，故原告同意被告从2015年3月份开始付息。原告主张被告向原告支付了4014号、4015号及本案三个案件借款本金300000元的利息共计66200元，具体支付时间、数额如下表：            还款日期              还款数额（单位：元）              对应哪笔借款                  2015.3.8              4000              A、B                  2015.3.29              4000              A、B                  2015.4.28              4000              A、B                  2015.5.28              4000              A、B                  2015.7.28              6000              A、B、C                  2016.2.3              10000              A、B、C                  2016.3.31              5000              A、B、C                  2016.4.24              5000              A、B、C                  2016.6.5              2000              A、B、C                  2016.6.13              5000              A、B、C                  2016.7.28              3000              A、B、C                  2016.8.29              5000              A、B、C                  2016.9.27              2000              A、B、C                  2016.10.26              3000              A、B、C                  2016.11.30              2000              A、B、C                  2017.5.28              1000              A、B、C                  2018.5.14              600              A、B、C                  2018.6.21              300              A、B、C                  2018.7.23              300              A、B、C                  被告已支付利息合计              66200                                备注：A为2014年10月22日的借款100000元（4015号案件）      B为2014年11月26日的借款100000元（4014号案件）      C为2015年6月23日的借款100000元（本案）      被告确认向原告支付以上款项共计66200元，但认为于2015年3月8日、3月29日、4月28日、5月28日相对固定向原告转账的4000元并非是按照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的借款利息，而是林丽梅将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交给被告后，被告再转交原告，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的66200元是利息且分摊到三笔借款中没有事实依据。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经查，原告于2018年12月20日向本院递交起诉资料，本院登记后转入立案前调解程序处理，后因未能联系上被告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立案。被告认为按照原告的陈述，案涉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收条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原告未证明其有向被告催收过案涉借款，且本案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的事由，故本案的诉讼时效于2018年9月23日已经届满。原告则认为，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因被告资金紧张，原告陆续给被告还款宽限期，被告也有陆续向原告还款，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一直就300000元借款有向被告催讨，根据原告催促被告还款的内容，结合被告陆续还款的事实，可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本案尚在诉讼时效内。另查明，原告于2015年6月23日向被告转账94000元后，当日账户余额为16817.29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收条、广发银行账户交易历史回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借条打印件、当事人陈述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和各自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否成立；2、如成立，借款本金如何认定，原告主张与被告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有没有事实依据；3、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66200元是偿还借款本金还是支付利息；4、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应当由原告对借贷关系成立的两个事实要件即“借贷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贷款人已经交付出借款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借条或者借据等债权凭证是证明借贷合意成立最为常见、直接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债权凭证为收条，在证据形式上不能直接判断双方达成借贷合意，故在被告就借贷事实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告应就此进一步举证证明。综合考量三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当事人的熟悉程度、账户资金往来明细、双方自述的合理性等事实和因素，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虽抗辩否认借贷事实，但提供的证据及相关的陈述未能使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达到真伪不明状态。主要理由如下：1.关于案涉款项性质的陈述。被告称原告为塔吉公司股东、财务主管，被告为公司财务工作人员，开始陈述时称转账款项的性质为双方工作上的往来资金，后又称原告与林丽梅之间存在投资合作关系，林丽梅系被告的表妹，转账的款项系受原告委托转交给林丽梅的投资款。被告的以上陈述前后不一，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2.关于案涉款项的交付和还款问题。按照被告陈述，原、被告及林丽梅三人之前是同事关系，原告认识林丽梅，原告与林丽梅存在投资合作关系，被告收到原告收条载明转账的款项，现金款项由原告直接交付给林丽梅。如被告所述属实，在正常情况下，原告无必要将大部分投资款项通过转账方式交付给被告，另外又将少部分投资款项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林丽梅，林丽梅也可以将投资收益或者利息直接交付给原告，而无需通过被告作为中间环节转交增加时间成本。被告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可信程度较低，不能排除原告所述被告向原告借款后再转借给林丽梅赚取利息差额的可能；3.关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相互聊天内容进行整体分析，原告不仅没有提到有委托被告将案涉款项交付林丽梅进行投资或出借给林丽梅，且一再表示其与林丽梅之间没有瓜葛，强调出于被告有房产和对被告信任才将款项交付被告。在双方2017年8月之前的聊天记录中，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及到是林丽梅欠原告借款，且一直有向原告还款。至于之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未能还款，被告告知原告应找林丽梅还款，但又称计划努力工作，以后一点点代林丽梅向原告还款，故被告主张系林丽梅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在双方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得到原告的确认；4.关于两张借条的形成过程。从被告提供的两张借条打印件手写部分笔迹初步判断，系林丽梅一人所写的可能性较高。两张借条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被告通过微信将借条原件发送给原告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4日。被告陈述称两张借条系林丽梅之前向原告出具，但其不在现场，借条由原告持有，后来林丽梅没有按时还款，故原告将借条原件交给被告，委托被告向林丽梅催款，催款未果后被告已将借条原件返还原告。对此本院认为，如被告所述原告一开始就持有借条原件属实，则原告在2016年2月18日之后理应向林丽梅催款，但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时间、内容判断，原告催款的对象一直指向被告，并没有提及林丽梅。被告也无必要通过微信将借条原件发送给原告并告知原告可以起诉林丽梅，且经原告催促后，被告之后还多次向原告账户转账付款。另外，按照被告陈述，林丽梅系其表妹，双方关系密切，原告与林丽梅投资事宜由两人自行协商约定，被告系受原告委托将款项交给林丽梅，故林丽梅应知晓案涉款项系原告出借，原告委托被告向林丽梅催款持有借条原件也缺乏必要性。综上，被告关于借条形成的过程既缺乏合理性，明显与其付款行为相悖，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有在借条上签字或者事后追认，本院难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对两张借条及载明的内容之前并不知晓，不可能持有借条原件，故借条载明的内容并不是原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认定，原告提供的三张收条形成的时间是否在2016年4月，对本院判断案涉款项的性质影响不大，故对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供的三张收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不予准许；5.关于双方资金往来情况。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除从债权凭证的形式进行初步判断外，应结合双方资金往来的时间、金额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从原告提供的三张收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以及双方银行转账交易明细来看，原告交付款项之后，被告从2015年3月至同年7月、2016年2月至同年11月期间，每月月底有向原告账户转账2000元至10000元不等数额的款项，汇款时间、金额相对稳定，符合民间借贷借款付息的一般交易习惯。而被告主张收到原告转账的款项后转交林丽梅，其转账给原告的款项系林丽梅向其交付后转交给原告，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举证上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焦点二。1、关于借款本金。从收条载明的内容看，原告向被告交付的借款金额为100000元，其中转账94000元、现金6000元。被告否认收到原告现金6000元。按照双方陈述，收条打印件事先由原告提供，原告占据优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5年6月23日向被告转账时银行账户余额为16817.29元，足有能力将借款100000元一次性转账给被告，而同一笔借款在同一天绝大部分款项通过转账方式交付，少部分款项却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不符合常理，且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结合原告主张双方有口头约定利息的陈述，不能排除现金部分为原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合理怀疑。综上分析，本院认定本案中原告实际交付被告的借款金额为94000元，对原告诉请超过此部分的本金，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双方有没有口头约定利息和利率的事实问题。从收条载明的内容看，双方书面没有约定利息，被告也否认双方有口头约定利息，故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还款情况明细表显示，被告分别于2015年3月8日、3月29日、4月28日、5月28日向原告转账各4000元，于2015年7月28日向原告转账6000元，而相应期间按照收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共计200000元和300000元，与原告关于双方有口头约定利息和利率标准为每月2%的陈述高度吻合，被告连续5次每月稳定向原告转账支付以上款项，且之后在2016年2月至11月期间亦连续10次每月向原告转账2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款项，结合双方系自然人，之间又是同事关系建立了一定信赖的因素，对原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2%每月支付利息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予以采信。该约定的利率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保护。关于焦点三。双方没有约定被告已还款项为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应先抵充利息。被告还款情况明细表显示，被告每次转账给原告的款项在付款时均不足以支付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到期借款利息，故本院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的66200元全部为支付利息，此部分已给付的利息应从被告应支付原告三笔借款的利息总额中予以扣除。被告抗辩主张该款项为偿还原告借款本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四。按照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本案借款的期限为三个月，即至2015年9月22日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7月23日施行，根据该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二年，至2017年9月22日届满。但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多次向被告提出要求还款，被告还款情况明细表也显示，被告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亦多次向原告履行部分还款义务，直至2018年7月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原告于2018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超过诉讼时效提起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上述援引之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邵碧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孙珍英偿还借款本金94000元；二、限被告邵碧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孙珍英支付利息[利息以94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4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与本院（2019）粤1972民初4014号、4015号案件判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借款利息中合并扣除已付利息66200元]；三、驳回原告孙珍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8元，由原告孙珍英负担221元，由被告邵碧荣负担33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惠坤人民陪审员  卢宇炜人民陪审员  邓燕雯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艳琴丁紫茵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