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2民初6795号原告（反诉被告）：卢刚，男，200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沈阳市铁西区。法定代理人：张丽芬，女，汉族，1962年3月8日出生，现住沈阳市铁西区，系原告（反诉被告）卢刚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焕然，辽宁威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健，辽宁威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男，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杰，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广翔，男，199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被告：张世洪，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被告：邹福民，男，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原告卢刚诉被告刘志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刘志清向本院提起反诉，并申请追加案外人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为被告，经审查，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30日、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卢刚的法定代理人张丽芬、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焕然，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杰，被告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并于2019年6月25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卢刚、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就本案相关事实情况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刚诉称，卢芳玲系原告父亲，其是外地来沈从事劳务的农民工，具体是以提供劳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力工工种。卢芳玲从事该行业已有十余年时间。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31号的一、二层房屋均系被告刘志清所有，其将一楼出租给他人用于经营饭店，该一楼商户在进行装修过程中，其经营者委托案外人王权到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劳务市场雇佣被告高广翔及其他四人对一楼从事劳务施工。2019年2月10日，被告刘志清到该处一楼找到被告高广翔及其他四名从事劳务的人，其表示二楼也有砸墙等拆除的劳务，让他们一并进行劳务施工，从2019年2月12日至2月16日，被告高广翔及其他四人将上述二楼的劳务施工完毕。被告刘志清也给上述五人发放了劳务费。当日，刘志清又向该五人表示，将二楼门斗拆除，但其余四人都表示另有劳务而无法继续，被告刘志清遂要求被告高广翔另找几个人来干。被告高广翔就给被告邹福民打电话，被告邹福民又找来了被告张世洪和严某（或闫某，下同），闫某找来了原告的父亲卢芳玲。2019年2月17日早上，被告刘志清到达劳务施工现场，给被告高广翔、邹福民、张世洪、卢芳玲和闫某安排了劳务，并协议该项劳务的劳务费共计4,000元，并双方经核算为每人每天300多元，大约2天时间可以完工，每人约800元劳务费。在协商劳务费时，卢芳玲也在现场并参与了协商。同时，被告刘志清将每个人的具体劳务项目给予了安排，安排原告父亲卢芳玲到二楼房屋南侧平台进行劳务施工，用铁锹往一楼推扔垃圾。安排好上述劳务分工后，被告刘志清就离开了现场。当日9时许，原告的父亲卢芳玲在二楼拆除门斗时从阳台坠落到室内一楼受伤，其他现场人员拨打120，卢芳玲被送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进行抢救。被告刘志清也于当天赶到医院，交给被告高广翔15,000元作为卢芳玲的抢救费。后该案经过公安机关，在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马路湾派出所时，被告刘志清支付给原告一方10,000元。抢救期间，根据现有盛京医院票据计算，共花费医疗费10,706.22元（被告刘志清已垫付）。2019年2月19日9时16分，卢芳玲经抢救无效死亡。因卢芳玲死亡，产生死亡赔偿金699,860元，丧葬费21,272.5元（已减除被告刘志清已付的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6,895元（原告现年13岁，且无其他有收入来源），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上述共计898,027.5元。现被告刘志清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原告认为，被告刘志清作为雇主，卢芳玲作为其雇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单纯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劳务合同，而承揽关系强调的是交付工作成果。具体而言，第一，从主体上来看，以劳务活动为目的的雇佣关系对主体没有特殊性的要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力工，而以劳动成果为目的的承揽关系则要求具备承揽工作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和相关的专业技能；第二，从行为是否具有连续性来看，以劳务为目的的雇佣关系多体现为连续性的、单一性的，而承揽关系仅体现为一次性的，即工作成果；第三，从所提供的劳动与需求方业务的关联性来看，劳务行为是构成其经营的组成部分的为雇佣关系，但如果劳务行为具有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的，应认定为承揽关系；第四，从报酬支付方式上来看，雇佣关系一般以计时、计件的方式，多为后给付，而承揽关系中，作为定做方，一般是先支付部分劳务费用；第五，从报酬的内容上来看，雇佣关系多体现为劳动力的价值，而承揽关系不仅包括劳动力，还包括原材料的成本、技术成本的价值及一定的利润成本。结合本案，10,000元的劳务费用在除扣除运输费后，是由五、六劳务人员平均分配，而本案所涉4,000元劳务费也是五名劳务人元平分，劳务费本身是按照每个人每天350元的市场劳动力的价值来计算的，可见本案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不是承揽关系。另外，被告刘志清所述不是事实，被告高广翔最先是受雇于王权，是王权在沈阳市劳务市场雇佣的被告高广翔，被告高广翔并非本案包工头，也没有任何承包建筑的资质，是与其他劳务人员按天获得劳务费的劳务人员。被告刘志清是在王权所负责的一楼施工现场认识了涉案的全部施工人员，从被告刘志清和高广翔陈述的二楼的劳务工作量来看，二楼的劳务费1万元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被告刘志清所述30,000元承包费无非是欲将其后期垫付给卢芳玲治疗的20,000元加入进去，所以，本案涉案的40,000元劳务费是符合劳务人员工资标准的。关于卢刚与卢芳玲的身份关系问题。卢芳玲与张丽芬（即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属于非婚生子女，所以，出现了村委会所出具证明中的表述：“卢芳玲是单身无子女”。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提出对原告与卢芳玲之间的身份关系进行亲子鉴定，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撤回上述鉴定申请。因为原告提交了出生医学证明，能够证实原告与死者即卢芳玲的身份关系。该出生医学证明中记载的“卢芳龄”即本案原告的父亲卢芳玲（即本案死者），该处记载的“卢芳龄”系“卢芳玲”之笔误，从出生医学证明中的身份证件号“3728301967××××××××”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另外，原告提供的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含有对孙彬彬进行询问的材料，其中，孙彬彬表示卢芳玲是其父亲，事实上，孙彬彬是与卢芳玲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同居人（即张丽芬）的生女。孙彬彬与原告及卢芳玲均没有血缘关系。本案中，原告主张应当由雇主即被告刘志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不要求其他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本案中卢芳玲没有过错。因为在给被告刘志清（雇主）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安全设施应当由雇主提供，而雇主即被告刘志清却没有提供相关的劳动保护措施。涉案地点的二楼是门市房，二楼施工的楼板距离地面大约有4、5米高，按照建筑法规的相关规定，这属于高空作业，应当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但卢芳玲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通过被告刘志清的反诉请求，能够看出其在两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的30,000元承揽费都是虚假的。因为二楼的劳务费是10,000元，并且在2019年2月16日已经结束了，劳务费也已经结清，为其提供劳务的工人已经撤出，回到一楼继续提供劳务，由此可见，卢芳玲受伤后，被告刘志清支付的15,000元是垫付的医疗费，并非劳务费。关于本案中提及的“姓严的”劳务人员，我无法提供其具体姓名、身份信息、电话等，只是了解到其姓严（或者姓闫，音）。综上，现被告刘志清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志清赔付原告死亡赔偿金699,860元，丧葬费21,272.5元（已扣除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6,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请求判令被告刘志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刘志清辩称，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31号房屋（一、二层）想我所有。该处房屋的一楼已由我出租给案外人黄晓龙，作为经营饭店使用。201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被告高广翔在为一楼房屋承租人黄晓龙的饭店进行装修时，我找到他表示，我的二楼也有拆除的劳务，是否可以一并干，他说可以一并干。我们就谈好了劳务费为30,000元.当天，我就支付给了被告高广翔5,000元。此后一、两天，我又向被告高广翔支付了10,000元。之后的事宜，我均不知情。至于原告卢刚的父亲卢芳玲以及其他几个劳务人员是怎么来到的施工现场，我不清楚。我认为他们都是被告高广翔找来的。卢芳玲的伤亡与我无关。2019年2月17日9时许，我接到被告高广翔打来的电话，其称施工现场有人受伤，需要送医院救治，但手中没有钱。我遂于约半小时后到达施工现场，当时卢芳玲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我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从银行取了10,000元交给了施工现场的一个劳务人员，以便让卢芳玲先用于治疗伤情。后被告高广翔又给我打电话表示，治疗费用还不够。我又支付了高广翔5,000元。综上所述，我虽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人，但具体施工时，我只是与被告高广翔联系，并约定劳务费为30,000元。至于其又雇佣谁，我不知情，与我也没有关系。所以，本案中，我认为对于原告卢刚主张的各项损失，应由被告高广翔予以承担。2019年2月19日上午，我接到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电话，让我到施工现场，向我了解相关情况。后我们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马路湾派出所，我做了询问笔录。因为涉及原告父亲卢芳玲的尸体存放费用，我出于人道考虑，在上述两部门的劝导下，我又向原告一方支付了10,000元费用。另外，根据原告卢刚的陈述及本案事实，我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原告卢刚在起诉状中所述的事实不真实，“被告刘志清……在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劳务市场找到高广翔及原告父亲卢芳玲、张世洪、邹福民、严某五人从事拆除恢复原房屋结构工作，约定每人工资为800元”的情况不属实。我并不是原告父亲卢芳玲的实际雇主，并且我也没有侵权行为，没有过错。本案中，我与被告高广翔之间应属于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关于拆除门斗的劳务，双方确定为4,000元劳务费的数额属实，当时是我和被告高广翔协商确定的，至于其是否还需要找其他人员施工，我不知情，也不掌握。在该施工过程中，我没有提供任何工具和劳保用品。并且，2019年2月17日早，我也没有到达施工现场，更谈不上我给劳务施工人员具体安排施工工作。关于原告卢刚提供的询问笔录、病历、死亡证明无异议。对于卢芳玲的具体受伤过程，该组材料中没有体现。关于原告卢刚提供的丧葬花费相关证据无异议。关于原告卢刚提供的山东省平邑县白彦镇崮北村村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其中表述“卢芳玲是单身无子女”，这与原告卢刚所述其系卢芳玲之子的事实不一致。所以，原告卢刚是否系卢芳玲的子女，我存有疑问。如果原告卢刚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其出生日期，灯塔医院无法证明原告卢刚的父亲是谁，灯塔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是可以私下买来的，必须要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才能够证实，所以原告卢刚不具备起诉的资格，我不申请对原告卢刚与死者卢芳玲之间的身份关系进行司法鉴定。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与被告高广翔之间系承揽关系，因为本案符合承揽法律关系的相关要件。被告高广翔在涉案房屋一楼施工过程中，其工具设备比较齐全，并且在当时的劳务施工中就是包工头，此外，我二楼的劳务也并不复杂的，也无需具备特别资质，所以我就将二楼的劳务承揽给了被告高广翔。2019年2月10日，我与被告高广翔一人就涉案二楼砸墙的劳务进行协商，经双方协商确定劳务费为30,000元。双方商定当日，我就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被告高广翔5,000元。2019年2月11日（或2月12日），我又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被告高广翔15,000元。双方没有就该项劳务实施完毕的时间进行约定，因为该项劳务对我而言并不十分着急，所以，我也没有要求被告高广翔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同时，被告高广翔也未向我提及其还需要再找其他劳务人员来一起施工的相关事宜。从2019年2月10日至本案事发之日（2月17日）期间，我虽也到过施工现场几次，但到现场就是为了看一下具体施工情况，现场时除了被告高广翔之外，我看见还有其他劳务人员在施工，但除了被告高广翔之外，其他人我都不认识。被告高广翔所述“双方协商确定劳务费为10,000元，该10,000元中还包括清理现场需要雇佣车辆的运输费”一节不属实，我与被告高广翔协商本案所涉劳务费时，双方确定的劳务费总额为30,000元，具体劳务项目除了被告高广翔所述的“涉案地点二楼（原为浴池）所铺设的复合地板需要拆除以及一段长约4米、高约1.8米的墙体需要拆除、清理部分垃圾的劳务”之外，还包括第一次庭审中所述的砸墙劳务（墙高2.3米左右、长度总共近20米，该20米长度包括三段阳台的长度）。我认为涉案劳务人员里面被告高广翔是负责管事的人，所以相关事宜的协商，我都是找被告高广翔进行沟通。涉案装修现场所有的劳务，都是我与被告高广翔协商的，我把所有劳务均承揽给被告高广翔，再由被告高广翔雇佣包括卢芳玲在内的其他劳务人员进行施工。2019年2月19日，我在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马路湾派出所回答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进行询问时，其中提到“包工头”，就是被告高广翔。当时在做上述询问笔录时，我尚不知道其真实姓名，此后才知道他的姓名是“高广翔”，之前我一直称他为“干活的”。关于被告高广翔在接受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询问时，表示“刘老板（房主）又外加了拆门斗共4,000元的活，由于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就把拆门斗这个活告诉了邹福民，邹福民又通过他的朋友姓闫的共找来包括死者卢芳玲在内5人，对门斗进行拆除……”，这里所涉及的“4,000元的活”的相关事宜具体是指：被告高广翔当时在涉案房屋的一楼给承租人提供劳务，在此过程中，我接触到了被告高广翔，并与他沟通能否也把我二楼的活也干完（二楼的主要劳务就是拆除原浴池的格局并清运残土），被告高广翔在看完二楼的活之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双方协商劳务费共26,000元，当时，协商该价格时，现场没有其他劳务人员，确定上述劳务及费用后，被告高广翔又找来其他劳务人员一同施工，至于其如何找的，如何分配劳务费等情况均没有通过我，我也不知情。当时在二楼现场施工的劳务人员有4、5个人，这些人员中除了被告高广翔，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二楼的劳务从2019年2月10日起开始施工，到2019年2月16日，尚未完工。当天（2019年2月16日）下午，我又和被告高广翔协商在上述劳务的基础上，再增加拆门斗的劳务，经双方协商确定，增加的这部分劳务费用为4,000元。上述协商过程也是发生在我与被告高广翔之间，并无其他劳务人员参与。协商确定好拆门斗的劳务之后，2019年2月17日，卢芳玲来到而楼施工现场（至于其是如何来到的现场，是由谁找来的，我均不知情），其在拆除门斗清理残土过程中，从二楼坠落到一楼，从而发生本案事故。我认为卢芳玲在本案事故中应该负全部责任。关于本案中提及的“姓严的”劳务人员，我无法提供其具体姓名、身份信息、电话等，只是了解到其姓严（或者姓闫，音）。综上，对于原告卢刚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被告高广翔辩称，201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我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31号的房屋一楼从事提供劳务的工作，当时还有其他四人（但不包括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卢芳玲）。被告刘志清过来问我，称其楼上（二楼）还有拆除的劳务能否一并干，我遂到二楼查看了现场，下楼后，我们五个人与被告刘志清一起商定该项劳务费为10,000元（包括清理现场垃圾需要雇佣车辆的费用）。并于当日下午对二楼开始劳务施工，至2019年2月16日，上述劳务施工完毕。同日，被告刘志清以现金方式向我支付了劳务费10,000元，我们施工人员对该笔费用进行了均等分配。当天晚上，被告刘志清又找到我表示二楼还有一项砸门斗的劳务，问我能不能干，我表示不能干，他就让我另找其他人来干。我就找到了被告邹福民，被告邹福民又找来了闫某和被告张世洪，闫某又找来了原告卢刚的父亲卢芳玲。2019年2月17日早，我和被告邹福民、张世洪及闫某、卢芳玲共五人一并到了施工现场，当时被告刘志清也到了现场，我们五个劳务人员遂与被告刘志清一起商定该项拆门斗的劳务费共计为4,000元。被告刘志清向我们说明了具体施工范围，安排完毕后，他就离开了现场，我们就开始施工，在此过程中，原告卢刚的父亲卢芳玲从二楼坠落到一楼受伤，发生本案事故。在本案施工过程中，所有的施工工具（大锤、铁锹、撬棍、电镐等）及手套等劳保用品都是我们劳务人员自己携带的，被告刘志清没有提供任何工具，也没有提供劳保用品。卢芳玲受伤后，我给被告刘志清打电话，他表示先治疗，并支付了10,000元给医院，此后，被告刘志清又送来5,000元作为医疗费。本案中，我认为被告刘志清系案涉施工劳务的雇主，其应承担原告卢刚主张的损失。另外，本案中所涉砸门斗的劳务就是一件普通的砸墙的小范围施工，并不需要施工资质等。该墙体有2.3米左右的高度，长度有近20米。本案中，我们五个施工人员平时经常互相帮忙，谁有活就互相喊其他人一下。本案中所涉拆除门斗的劳务费4,000元，我们五个人也是要平均分配的。被告刘志清与劳务人员协商劳务、费用等情况时，总是先找到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我的年龄在所有劳务人员中是最小的；第二，我之前就一直在涉案地点的一楼从事提供劳务工作，被告刘志清之前就与我认识。关于本案中提及的“姓严的”劳务人员，我无法提供其具体姓名、身份信息、电话等，只是了解到其姓严（或者姓闫，音）。对于原告卢刚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我无异议。被告张世洪辩称，我同被告高广翔的意见，其所述属实。但其中关于被告高广翔所述其与被告刘志清协商的“劳务费为10,000元”的部分劳务，我不了解，因为我与被告邹福民均未参与到该项劳务中。我只是参与到了涉案的4,000元拆除门斗的劳务费中了，该款项尚未支付。我认为本案中所涉法律关系属于雇佣（劳务）关系。关于本案中提及的“姓严的”劳务人员，我无法提供其具体姓名、身份信息、电话等，只是了解到其姓严（或者姓闫，音）。对于原告卢刚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我无异议。被告邹福民辩称，我同被告高广翔的意见，其所述属实。但其中关于被告高广翔所述其与被告刘志清协商的“劳务费为10,000元”的部分劳务，我不了解，因为我与被告张世洪均未参与到该项劳务中。我只是参与到了涉案的4,000元拆除门斗的劳务费中了，该款项尚未支付。2019年2月17日，我们五名劳务人员与被告刘志清协商上述劳务费数额，在协商过程中我因事离开，此后我就接到被告高广翔给我打来的电话，称卢芳玲摔伤。我认为本案中所涉法律关系属于雇佣（劳务）关系。关于本案中提及的“姓严的”劳务人员，我无法提供其具体姓名、身份信息、电话等，只是了解到其姓严（或者姓闫，音）。对于原告卢刚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我无异议。反诉原告刘志清诉称，要求反诉被告卢刚、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共同返还抢救费15,000元、存尸费10,000元。关于具体事实及理由，同我所述的答辩意见及所述事实。反诉被告卢刚辩称，我不同意反诉原告刘志清的所述请求。根据本案事实，受害人卢芳玲受雇于反诉原告刘志清，并在雇佣活动中受害，反诉原告刘志清应承担卢芳玲的抢救费及存尸费。其作为雇主，还应支付死者家属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等相关费用。本案中，反诉原告刘志清不履行给付义务，我方依法申请法院查封其名下的房产具有相应依据。反诉被告高广翔辩称，不同意反诉原告刘志清的反诉请求。被告张世洪辩称，不同意反诉原告刘志清的请求。被告邹福民辩称，不同意反诉原告刘志清的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系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31号（一、二层）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将该房屋一楼出租给他人。2019年2月初，该房屋一楼承租人对房屋进行装修施工，被告高广翔为参与施工的劳务人员之一。201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找到正在一楼施工的被告高广翔，询问其二楼存在部分拆除劳务，是否可以施工。被告高广翔遂到二楼查看了具体劳务情况，并与被告刘志清（反诉原告）协商确定了该项劳务的劳务费。被告高广翔遂携同原在一楼施工的其他四名劳务人员一并到二楼进行拆除劳务施工。2019年2月16日下午，被告刘志清（反诉原告）又与被告高广翔协商确定在原劳务施工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项“拆门斗”的劳务，劳务费为4,000元。基于此，被告高广翔找到被告邹福民一起施工，被告邹福民又找来被告张世洪及案外人闫某（或严某，下同），闫某又联系到原告（反诉被告）卢刚的父亲卢芳玲前来共同从事劳务施工。2019年2月17日9:30分许，卢芳玲在从事拆“拆门斗”的劳务施工过程中，不慎从二楼坠落至一楼受伤。卢芳玲受伤后，被告高广翔拨打120急救电话，其随即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救治，但经抢救无效，卢芳玲于2019年2月19日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卢芳玲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等，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给予垫付15,000元。2019年2月19日，原告（反诉被告）一方代表（孙彬彬）、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签订《存尸费垫付协议》一份，其中载明：“我叫刘志清（2101021954××××××××），我联系高广翔对原新型浴池（南五马路131号）二楼拆除并恢复原样。高广翔、卢芳玲（死者）、张世洪等5人对刘志清二楼房产进行拆除并恢复原样过程中，2月17日上午9时许，卢芳玲在二楼拆除门斗时从阳台坠落到室内一楼，经医大盛京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2月19日上午9时许死亡。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刘志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先行垫付死亡卢芳玲存尸费壹万元整，待赔偿责任分清后，此款归还刘志清。”该协议签订后，刘志清向原告一方垫付卢芳玲的存尸费10,000元。另查明，卢芳玲从事体力劳务施工已有十余年时间。其住所地（户籍地）为山东省平邑县白彦镇崮北村219号，系来沈务工人员。卢芳玲自2017年5月16日起租住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隶属于“银湖雅苑”小区）。原告（反诉被告）卢刚系卢芳玲与案外人张丽芬（即原告卢刚的法定代理人）未婚同居期间所育独生子女。被告高广翔亦系具有多年劳务施工经验的个体劳务从业人员。再查明，卢芳玲死亡后当日，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就本案相关情况向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进行询问。在对被告刘志清的询问笔录中，其表述：“出事后，干活的包工头给我打的电话”“正月初六，我到装修现场，问包工头二楼的活能干部，他说能干，我就跟他谈好了工程款共计三万元，当时就给了包工头五千元，第二条又付了一万元。2月17日出事后，我把剩下的一万五千元工程款都付给了包工头”“（死者）是包工头雇来的……”。2019年2月20日，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就本案相关情况向被告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等人进行询问，其中，被告高广翔表示：“2月2日（腊月二十八），（王权）把我找来，我先看的活（指涉案房屋一楼的劳务），然后回去找的朋友，加我共5人，于2月3日（腊月二十九）开始到原新兴浴池一楼开始砸墙及清理残土”“2月10日（正月初六），刘老板（即被告刘志清）在现场找到我们，说他二楼也有一些活，你们上来看看能干不，然后，我和老张一起到二楼看活，看完活后，我说我们先回去算一算，第二天大家都同意干，2月12日（初八）我们5个人就开始给刘老板（房主）二楼干活了”“（死者卢芳玲）是邹福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姓闫的把卢芳玲找来的”。被告邹福民在接受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询问时，表述：“春节前高广翔找我来的……2月16日下午4点左右，高广翔给我打电话说二楼有个私活，让我找几个人17日早晨到现场，我就打电话找来张世洪，又通过姓严的人让他找3个人，明天一早到新兴浴池，这3人里也包括死者卢芳玲”“早晨7点整，我找的5个人到了现场，我领着这5个人交给高广翔，由高广翔交待二楼拆除的活，然后我有事就走了”。被告张世洪在接受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询问时，表述：“我7点钟到的现场，邹福民领着我们5个人交给了高广翔，这5个人里包括死者卢芳玲，高广翔领着我们5个人到了二楼，问我们5个人四千元干二楼这个拆除活，我们干不？大伙一致同意干”。本案审理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对原告（反诉被告）卢刚与卢芳玲的身份关系提出异议。原告（反诉被告）卢刚申请亲子关系司法鉴定，后其又以已提交出生医学证明为由撤回该项鉴定申请。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及各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病历、医疗费票据、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询问笔录、房产证、丧葬费票据、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居住证明、房屋租赁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尸费垫付协议、死亡证明以及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其他公民、法人因过错致他人生命健康权受侵害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庭审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卢刚是否具有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2、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卢芳玲等提供劳务人员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3、原告（反诉被告）卢刚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主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和承担。第一，关于原告卢刚是否具有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审理中，原告卢刚主张卢芳玲与其系父子关系（非婚生子女），被告刘志清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卢刚举示了其出生医学证明，根据该出生医学证明显示，“新生儿姓名：卢刚……母亲姓名：张丽芬，身份证号：2390051962××××××××父亲姓名：卢芳龄，身份证号：3728301967××××××××”。虽然该处“卢芳龄”姓名与“卢芳玲”姓名不符，原告卢刚作出了相应解释，并且该出生医学证明中所载“身份证号：3728301967××××××××”与卢芳玲的公民身份号码一致，故应认定该“卢芳龄”即本案死者卢芳玲。《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根据原卫生部颁布的《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辽宁省管理规定》第三条对此也作出上述相同规定。同时，《沈阳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第二条亦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医疗保健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签发的，证明新生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号码的法定医学证明。由此可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不仅是其取得公民身份的证明，也是证明新生儿血亲关系的法定医学证明。本案中，被告刘志清对卢芳玲与原告卢刚的父子关系不予认可，但因各方均不申请亲子关系鉴定，故在原告卢刚提供了上述《出生医学证明》，而被告刘志清又未提供相关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应认定卢芳玲与原告卢刚的父子关系，由此，原告卢刚具有向本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的权利。第二，关于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卢芳玲等提供劳务人员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要厘清该问题，首先需要对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进行准确区分和识别。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向雇主提供一定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相应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承揽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1）二者的标的不同。雇佣关系的标的是雇员向雇主提供一定的劳务，而承揽关系的标的是承揽人按要求向定作人交付特定的工作成果。此系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本质区别。据此，雇佣关系侧重于提供劳务的过程，承揽关系侧重于提供劳务的结果，也即雇佣合同中以雇员提供的劳务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承揽合同中以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2）人身依附关系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由此可见，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也是雇员提供劳务过程中致人损害或者自己遭受人身损害而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原理基础。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章“承揽合同”篇的相关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其在工作期间，还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由此可见，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仅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并且这种监督还必须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3）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的提供者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员向雇主提供的仅是单纯的劳务，故一般而言，提供劳务所需的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等均由雇主提供。而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所以，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完成主要工作任务。生产材料既可以由定作人提供，也可以由承揽人提供。（4）是否存在劳务专属性不同。雇佣合同中，原则上由雇员必须亲自为雇主提供劳务，不可再将工作任务交由第三人来完成。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也即承揽人既可以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来完成（当然，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也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来完成。（5）劳务报酬的计付方式多有不同。雇佣合同为继续性契约，故通常以完成某项劳务的时间作为计付劳务报酬的依据。而承揽合同中，劳务报酬一般是一次性支付，即时结清。综上所述，雇佣关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标的系提供劳务本身；提供与接收劳务的双方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务所需的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等一般由接受劳务一方提供；一般而言由提供劳务一方自行完成劳务工作；通常以完成某项劳务的时间作为计付劳务报酬的依据。承揽关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标的系提供劳务后所创造的工作成果；提供与接收劳务的双方间相对独立，不存在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务所需的生产工具、设备以及生产材料等一般由提供劳务一方自行提供；一般而言提供劳务一方即可自行完成劳务工作，也可交由第三人完成；通常一次性结算劳务报酬。但上述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特征也并非对二者进行判定的唯一依据，审判实践中，还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全面考量、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的判断。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之间构成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对于涉案房屋二楼“拆门斗”的劳务，属于家庭装修中常见的劳务形式，被告刘志清所期待的效果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拆除门斗并将残土清理完毕这一工作成果，而非单纯需要劳务人员向其提供劳动力。（2）根据本案庭审，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均确认涉案的“拆门斗”劳务确定后，被告刘志清并未向被告高广翔等人限定具体施工期限。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刘志清对上述劳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指示等。虽然被告刘志清亦表示“也到过现场几次，到现场就是为了看一下具体施工情况”，该情形也符合“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的法律规定。此外，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就涉案“拆门斗”劳务费（4,000元）确定后，因涉及该项劳务的成本及劳务费的具体分配额度，故参与该劳务施工人员的数量由被告高广翔确定和控制。上述情况说明，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独立，且较为宽松的劳务关系。（3）庭审中，各被告均对涉案劳务过程中的施工工具、设备由劳务人员自行提供的事实无异议，符合合同法关于“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的规定情形。（4）被告高广翔与被告刘志清就涉案“拆门斗”的劳务协商一致后，被告高广翔为在合理时间内将该劳务施工完毕而不至于过度延长劳务施工时间使其成本增加，又直接或通过其他途径找来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卢芳玲等人进行施工，该情形亦符合合同法关于“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等的相关规定。（5）本案中，劳务双方关于计付劳务报酬的方式为一次性给付，也符合承揽关系中劳务费的通常结算形式。（6）就涉案“拆门斗”的劳务，被告刘志清选择与被告高广翔沟通，而非其他劳务人员，这从庭审各方的诉辩意见以及各方均于2019年2月19日签字的《存尸费垫付协议》中“我（刘志清）联系高广翔对原新兴浴池（南五马路131号）二楼拆除并恢复原样”的记载可以看出，从一定程度上亦说明被告高广翔对涉案劳务的安排、处理等具有掌控权和决策权。此外，卢芳玲因本案事故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当日，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在对被告刘志清进行询问时，其对被告高广翔的称谓亦为“干活的包工头”“包工头”。沈阳市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就本案相关情况向被告高广翔、张世洪、邹福民等人进行询问时，其中，被告邹福民表述：“春节前高广翔找我来的……2月16日下午4点左右，高广翔给我打电话说二楼有个私活，让我找几个人17日早晨到现场……”“早晨7点整，我找的5个人到了现场，我领着这5个人交给高广翔，由高广翔交待二楼拆除的活，然后我有事就走了”。被告张世洪在接受询问时，表述：“我7点钟到的现场，邹福民领着我们5个人交给了高广翔，这5个人里包括死者卢芳玲，高广翔领着我们5个人到了二楼，问我们5个人四千元干二楼这个拆除活，我们干不？大伙一致同意干”。上述情形说明，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卢芳玲等劳务人员系由被告高广翔直接雇佣，并由其将涉案劳务的劳务报酬、施工情况等向其他劳务人员予以交待和安排，故被告高广翔系该“拆门斗”劳务中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卢芳玲等劳务人员的雇主。庭审中，被告高广翔表示，其与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卢芳玲等人系一起参与施工、平均分配劳务费用，但该情形并不足以否定其系涉案“拆门斗”劳务雇主的事实。综上，被告刘志清与被告高广翔之间系承揽法律关系，而被告高广翔与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及卢芳玲等劳务人员之间系雇佣关系。第三，关于原告（反诉被告）卢刚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志清主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和承担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中，被告刘志清系案涉“拆门斗”劳务的定作人，被告高广翔系承揽人。同时，被告高广翔又系该项劳务的雇主，被告张世洪、邹福民、卢芳玲等劳务人员系系该项劳务中的雇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所涉“拆门斗”的工作系一般性劳务施工，现有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从事该项劳务必须具备相关特殊资质，并且根据被告高广翔自述，其从事力工劳务工种已有五、六年时间，并且在承揽涉案劳务时，其正在为涉案地点一楼承租人承租的房屋进行同类装修施工，所以，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得出被告刘志清“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结论，据此，被告刘志清对卢芳玲的死亡不负有责任，对于原告卢刚的诉讼请求，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卢刚的主张的各项损失。本案审理期间，本院两次询问原告卢刚，其均明确表示，就本案相关损失向被告刘志清主张赔偿责任，不要求其他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基于此，对于原告卢刚的诉讼请求，因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卢刚可待选择合适的诉讼主体后，另行通过与之协商或告诉处理。关于反诉原告刘志清的诉讼请求。1、垫付的医疗费等。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各方均认可的事实，本案事故发生后，反诉原告刘志清因卢芳玲受伤治疗而为其垫付医疗费等15,000元，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被告刘志清不负有垫付和赔偿义务，故该款项应由原告卢刚向被告刘志清予以返还。2、垫付的存尸费。卢芳玲死亡后，被告刘志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先行为之垫付存尸费10,000元，故该款项应由原告卢刚向被告刘志清予以返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二百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卢刚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卢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刘志清垫付的医疗费等15,000元；三、反诉被告卢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刘志清垫付的存尸费10,000元。如果反诉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向反诉原告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反诉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5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卢刚负担。反诉费425元，由反诉被告卢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皓然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百五十四条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第二百五十五条承揽人提供材料的，承揽人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作人检验。第二百五十六条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材料。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承揽人不得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得更换不需要修理的零部件。第二百六十条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