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民初70号原告：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世纪金源商务中心3号楼。法定代表人：姚秀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通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太平小区98-11幢-2号。法定代表人：张文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通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世纪城龙兴苑3号楼。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最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楼B1-4063室，营业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6号1幢4-192室。法定代表人：潘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刚，男，汉族，1962年12月25日出生，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系被告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被告北京金最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本案收购目标公司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延涛，男，汉族，1970年2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世纪城龙兴苑3号楼。系被告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本案收购目标公司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东陶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3号。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男，汉族，1960年2月12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系被告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被告沈阳东陶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本案收购目标公司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以及目标公司下属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贾昌涛，男，汉族，1962年9月12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系被告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本案收购目标公司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第三人：恒盛西南（北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8号开发区办公楼501室-173。法定代表人：王晖，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公司）、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峰公司）与被告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圣公司）、北京金最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最公司）、潘刚、李延涛、沈阳东陶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陶公司）、**、贾昌涛、第三人恒盛西南（北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被告贾昌涛、潘刚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以本院无管辖权为由，请求将本案移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9月7日作出（2017）黔民初70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贾昌涛、潘刚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潘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兖矿公司、永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通河，被告东圣公司、金最公司、潘刚、李延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辉到庭参加诉讼。东陶公司、**、贾昌涛、第三人恒盛公司经本院现场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兖矿公司、永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认定被告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与被告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关于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以及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支付金最公司8000万元“股权转让定金”的行为，属于金最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抽逃出资行为；二、判令被告金最公司全额返还东圣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抽逃的出资8000万元，并按照15%/年的利息支付实际非法占用该8000万元出资款期间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7年6月23日为4200万元；东陶公司对被告金最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抽逃的出资本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判令被告东圣公司董事**、贾昌涛、潘刚、李延涛对金最公司返还出资本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诉讼费用由金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兖矿公司、永峰公司与金最公司均系东圣公司股东。2013年12月23日，东圣公司以其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内容无效的决议为基础和根据，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关于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2月24日，东圣公司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假托之据，支付金最公司8000万元“股权转让定金”。这在法律实质上是东圣公司与金最公司和东陶公司假借股权转让名义，共同帮助金最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抽逃出资行为，直接损害了原告作为东圣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和东圣公司本身的法人财产权。**、贾昌涛、潘刚、李延涛等人，利用各自具有的“双重”乃至“多重”关联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直接促成金最公司将其在东圣公司的8000万元出资抽逃占用至今。现分述如下：一、原告是东圣公司的合法股东，依法享有股东权益。兖矿公司是山东省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合营投资设立的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兖矿公司51.37%的股权份额由其直接持有，因此是《企业国有资产法》所规定的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原告永峰公司则是依法设立的民营企业。2012年1月30日，由兖矿公司、永峰公司与金最公司以及第三人恒盛公司共同签署《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出资协议书”）、《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货币出资方式设立东圣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其中金最公司出资9000万元，占45%股权；兖矿公司出资8000万元，占40%股权；恒盛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10%股权；永峰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5%股权。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审验，东圣公司注册资本已由股东各方全额实缴到位。东圣公司领取了公司登记机关签发于2012年3月6日、注册号为52000000007589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二、东圣公司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通过该关联交易协议帮助大股东金最公司抽逃出资8000万元，严重损害原告作为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以董事会、股东会名义违法作出《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6项决议和《临时股东会议决议》，该等决议已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14号一审民事判决依法确认无效。东圣公司违法作出该等决议事项之当日，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金最公司借助其与东陶公司共同实施股权转让的名义，于次日以收取“股权转让定金”为手段，从东圣公司以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成功抽逃注册资本8000万元。这在法律上属于典型的利用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不法行为，严重损害原告作为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首先，《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方金最公司，既是持有目标公司65%股权的控股股东，又是持有受让方东圣公司45%股权份额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之间、乃至与打着股权转让名义收购的目标公司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以及其下属的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隆公司”）之间，均存在以金最公司的股权投资为纽带的关联关系。其次，作为东圣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贾昌涛、潘刚、李延涛等人，同时在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目标公司、晴隆公司以及第三人之间，存在“双重”乃至“多重”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身份。**、贾昌涛、潘刚、李延涛等人利用其重重叠叠的关联身份，共同对东圣公司进行操控，使得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对潘刚提交的所谓收购议案违法作出《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6项决议，当天违法临时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当天违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天即不法完成对所谓“股权转让定金”的转账支付，帮助金最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8000万元。第三，《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内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关联交易，在客观上严重损害原告作为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1.被告东圣公司据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内部决策文件，即《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6项决议和《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东圣公司没有取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民事行为能力和主体资格。该等决议内容已被贵院一审以民事判决依法确认无效。2.《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等涉及关联交易合法性的相应效力性强制规定。3.《股权转让协议》直接违背了《出资协议书》第一条所明确的东圣公司设立目的，即直接收购有关目标煤矿（即过户受让煤矿采矿权，收购煤矿资产），并成为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整合主体；同时也违背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结合《股权转让协议》所附的全部附件文件“文不对题”，“挂羊头卖狗肉”，东圣公司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以“定金”方式积极配合金最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属于协议三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不法行为。4.《股权转让协议》鉴于部分第3条和协议正文第1条1.3项所列目标公司52158.26万元负债，但并未在协议正文相关条款中明确列示其中欠金最公司303,007,585.42元，欠东陶公司172,791,666.67元，合计高达475,799,252.09元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金最公司和东陶公司企图以仅在协议附件的相应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的方式将巨额股东关联借款债务负担转嫁给东圣公司，这属于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应确认无效的法定情形。5.《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所谓交易款项支付均统一由金最公司指定账户收取的相关约定，说明《股权转让协议》实为东圣公司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恶意串通，借用东陶公司名义帮助金最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完成对其出资资金“转出”的事实依据，这在客观上损害了原告作为东圣公司的第三方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这也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二条所规定的应确认无效的法定情形。以上案件事实与理由足以证明，东圣公司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向金最公司支付8000万元所谓股权转让“定金”的行为，并非一项真实合法、对价公允的关联交易，而是通过关联交易帮助金最公司抽逃注册资本的一项非法买卖。据此，金最公司理应全额返还其所抽逃转出的出资本金金额，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实际非法占用该8000万元出资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东陶公司应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贾昌涛、潘刚、李延涛等人，应对金最公司返还出资本息承担连带责任。**、贾昌涛、潘刚、李延涛等人作为东圣公司具有关联身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东圣公司董事会进行违法表决、利用《股权转让协议》实施关联交易协助金最公司抽逃出资，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六）项、第七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之规定，均应依法对金最公司返还出资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东圣公司、金最公司、潘刚、李延涛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予以驳回。一、本案发生的背景情况各方设立东圣公司的目的是优先考虑利用兖矿公司所拥有大型煤矿周边矿井相对于全井田开拓布局的有利位置，拟对兖矿公司大型煤矿周边煤矿及其他具有收购价值的目标煤矿实施收购整合，维护兖矿公司所属大型煤矿及井田边界完整和资源安全，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形成利益共同体。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为了实现对煤炭资源和产能的收购，在时任兖矿公司董事长杨家纯的组织下，从2013年7月开始，东圣公司的股东讨论了进一步在各自现有产能基础和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深化合作的可行性，并决定以东圣公司为主体，对金最公司实际控股的海隆公司及其控股晴隆公司所属的6对矿井进行收购以弥补兖矿公司没有焦煤矿的不足,为将来东圣公司整体上市作准备。为了摸清海隆公司及所属6对矿井的资源价值、生产能力和海隆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确保东圣公司对海隆公司收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2013年8月开始，由兖矿公司主导，组织了专业全面的尽职调查团队，包括律师事务所律师、兖矿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会计师等对海隆公司及其所属矿井进行了详尽的尽职调查。在经过4个月的尽职调查后，相关调查团队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认定了海隆公司及其所属矿井的价值，从程序和技术基础上保证了收购的合法性，同时也使兖矿公司对海隆公司及其所属6对矿井有全面详尽的掌握。海隆公司于2012年8月14日在贵阳市注册成立，实缴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海隆公司持有晴隆公司80%的股权，而晴隆公司名下拥有证照齐全的6个焦煤煤矿，规划产能165万吨/年，技改完成后产能在210万吨/年以上。煤矿的探明总储量一亿吨以上，以焦煤为主。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当时晴隆公司已经受让或正在变更名下6个焦煤煤矿的采矿权，且当时6个煤矿的评估价值为29亿余元，也就意味着，海隆公司持有晴隆公司80%的股权，其资产评估值已超过了23.2亿元。更为重要的是，晴隆公司当时系贵州省政府批复的第一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而只有省政府批准的主体才可以后续收购其他煤矿，才能实现《出资协议》项下各方股东的目的。而东圣公司本身不具有上述资质，其后续无法收购其他煤矿。基于上述原因，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会，通过了东圣公司对海隆公司及其所属的晴隆公司（包括6对矿井）收购的决议。在东圣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了对海隆公司的收购后，东圣公司和海隆公司的股东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在董事会及股东会的决议过程中，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开始履行后，无论系兖矿公司还是永峰公司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各方均认可上述交易。当时交易的对价按照海隆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1亿元收购，需承担5.2亿余元的债务。2014年3月12日，兖矿公司的董事长由杨家纯变更为梁荣训，整个合作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因后任的梁董事长不认可前任的经营思路和合作方式，不认可各方签署的《出资协议》及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其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否认前任所做的投资决策，也不再按照《出资协议》履行指派技术人员管理团队负责煤矿管理等义务。基于此，各方股东被迫就《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继续履行几经协商，但兖矿公司新董事长为了达到终止收购的目的，要求召开东圣公司股东会强行解除已经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于股东会未能就此议案形成决议，其指示兖矿公司停止履行东圣公司股东职责，致使东圣公司常的生产经营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并威胁对东圣公司进行清算，甚至扬言要追究东圣公司董事的刑事责任。基于兖矿公司新任董事长的上述行为，恶化了股东之间的合作关系，致使东圣公司的管理和生产陷于停顿，东圣公司正在进行的矿井建设和技改工作无法按照计划开展。东圣公司的利益因此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截至目前，东圣公司处于无人办公、无经营地点、公司处于瘫痪的状态，员工纷纷离职并提起多宗劳动仲裁进行索赔，公司处于破产清算的边缘。2014年10月29日，兖矿公司和永峰公司提起了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要求确认原股东会及董事会做出的收购决议无效，经过一审和二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撤销了原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并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判决书。终审判决确定了东圣公司原董事会和股东会所做出的收购决议的法律效力，并未认定董事或股东代表基于履行职务行为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并驳回了兖矿公司和永峰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017年9月11日，晴隆公司工商发生变更，其注册资本金从5亿元增加至14亿元。海隆公司持有90%的股权，实际出资为人民币12.6亿元。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东圣公司关于收购海隆公司股权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故参与决议的董事不应基于其职务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主张董事**、贾昌涛、潘刚、李延涛应当就金最公司返回出资本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东圣公司的董事共有七名，其中兖矿公司指派三名，金最公司指派三名，第三人恒盛公司指派一名董事。2013年12月23日参与东圣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的成员不仅包括金最公司指派的三名董事，还包括兖矿公司指派的三名董事李士岗、颜士华、张贵山，以及恒盛公司指派的一名董事**，七名董事一致同意东圣公司收购海隆公司股权的提议，并予以签字确认。同时《股权收购协议》中代表东圣公司签字的主体为被答辩人兖矿公司指派的董事颜士华。如果被答辩人认定涉案四名董事基于其履行职务的签字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其余同样履行董事职务并参与签字的董事也应当一并列为本案被告，参与本案诉讼中来，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东圣公司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公司合法决策审议通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等决策的法律效力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其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东圣公司利益的行为，更不属于被答辩人所称金最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抽逃出资行为。1、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标准。关联交易的行为若该交易真实、价格公平，则不应据此认定其为抽逃出资，被认定为抽逃出资必须满足“损害了公司权益”的前提条件。2、东圣公司收购海隆公司股权的行为确属于关联交易，但其行为并不违法《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事实上，正当的关联交易往往可以避免无序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实现优化配置，加速交易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东圣公司四名股东在设立之初就已经通过签署《出资协议》的方式明确：东圣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优先考虑利用兖矿公司所拥有大型煤矿周边矿井相对于全井田开拓布局的有利位置，拟对兖矿公司大型煤矿周边煤矿及其他具有收购价值的目标煤矿实施收购整合，维护兖矿公司所属大型煤矿及井田边界完整和资源安全，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约定公司设立后一年内，完成5个左右煤矿的收购，技改规划能力达到150万吨/年。力争的2013年末收购整合煤矿达到新增生产能力240万吨/年，技改能力300万吨/年以上。公司设立后三年，力争实现收购整合20个煤矿，矿井技改后煤炭生产能力达到600万吨/年。东圣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收购一定数额的煤矿，并做大做强是各股东一致协商确认的结果及目标。而东圣公司以净资产作为对价收购海隆公司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晴隆公司名下六对焦煤煤矿，以提升东圣公司的煤矿生产能力完全符合《出资协议》的各项约定。该关联交易实际是大股东金最公司让渡了自身的利益，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优化配置，加速交易效率，做大做强东圣公司，其符合各方股东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判决中认定，东圣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内容关于收购海隆公司并授权**组织收购工作的行为，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确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虽具有关联关系，但法律并未对其形式表决权做出限制，并不能因此认定其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法律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但前提是不得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或者需要经股东会同意。本案中，决议的内容确实与部分股东及董事存在关联性，但董事会和股东会已经一致决议通过，同意上述关联交易，故无论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和董事均不存在违规或不当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不被法律禁止。3、关于本案股权收购行为是否实际损害了公司权益，是否使公司资产不合理减少？（1）从程序上看，东圣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已经一致决议通过该等股权收购方案，履行了公司内部合法程序：2013年12月23日，东圣公司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公司七名董事，包括被答辩人贵州能化委派的三名董事均悉数到场，所有董事对决议内容均无任何异议，最终形成了《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该决议第3项为“审批批准了董事潘刚先生向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收购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第6项为“会议一致同意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先生负责组织收购贵州海隆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并代表东圣恒泰公司与相关方签订系列收购文件。”在董事会召开之后，又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东圣公司的四方股东均指派了股东代表参加临时股东会，所有股东均对临时股东会的决议无任何异议，并一致通过了《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东圣公司收购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具体工作由董事长**先生负责组织实施，并授权**先生代表东圣恒泰与相关各方签订相关文件。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永峰煤焦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代表正是其法定代表人张文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判决已正式认定了上述决议的法律效力。无论该等决议是否涉及了其他股东或董事的利益，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开包括其决议内容、法律后果也都是各方股东明确知晓且认可的结果。原告所称“《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项、第6项及《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为无效决议”被驳回后，原告的诉讼主张实质上已丧失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另外，股权收购事项实际为原告与金最公司、恒盛公司收购大型煤矿计划的一部分，《出资协议》签署时，东圣公司各股东均出席会议并达成一致同意。东圣公司收购海隆矿业与各方股东签署的《出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完全符合和匹配的，也是各方股东设立东圣公司的目的之所在。（2）从交易过程上看，东圣公司本着审慎原则，在进行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之前四五个月，即已花费巨资委托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黔西南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收购的海隆公司实际控制的晴隆公司名下的六对焦煤煤矿，海隆公司的财务情况等进行了专业的尽职调查并出具了多分《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及《审计报告书》，确认该交易项下资产真实有效，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上述专业机构的报告均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在签署时各方均清楚知晓，该交易本身并不损害东圣公司的任何合法权益。（3）从实际效果上看，该股权收购事项实为增加了东圣公司的资产及收购其他煤矿的资格，不存在侵害或损害公司、股东、国家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目的是为了收购海隆矿业100%的股权，而海隆矿业当时持有贵州晴隆80%的股权，贵州晴隆名下有六对焦煤的采矿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按照净资产予以转让，即海隆矿业经审计的净资产约为人民币一亿元，东圣恒泰按照上述经审计的净资产予以收购海隆矿业100%的股权，该收购行为并不涉及任何溢价，也不存在虚增或提高价格，更无无形资产的转让等。按照海隆矿业经审计的净资产价值进行股权转让是最为公平合理的交易模式，其完全公平合理，未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就晴隆公司名下的六对焦煤煤矿的评估值，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31日和2013年4月30日出具的六份《评估报告书》可以确认，在东圣公司收购海隆公司100%股权之前，上述六对煤矿的评估价值已经超过29亿元，海隆公司持有晴隆公司80%的股权，其股权的评估价值就超过23.2亿元。而在2013年，焦煤煤炭价格仍在上升，采矿权价值亦大幅攀升，海隆矿业的资产扣除负债其净资产已经达到十几亿元，而东圣公司仅按照一亿元的对价收购上述海隆矿业100%的股权不仅不亏损，其有极大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贵州省关于煤矿企业的兼并及重组政策，只有纳入贵州省政府批准范围的企业才享有收购其他煤矿的资格，而东圣公司因当时规模较小其不具备担任煤矿兼并重组主体的条件，而晴隆公司在2013年12月20日已经取得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确认的通知，其属于第一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而海隆公司持有晴隆公司80%的股权。如果东圣公司持有海隆公司100%股权，并间接控制晴隆公司，各方再以东圣公司实际控制的晴隆公司作为平台公司实施收购重组，则《出资协议》项下各方股东的目的才可能实现。4、决议通过当日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次日支付定金8000万元系正常交易流程安排，绝非被答辩人所称的抽逃出资目的。首先，该交易是从2013年7月份就开始启动，并根据被上诉人兖矿公司的建议委托了金杜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尽职调查，同时委托审计公司出具了审计意见，因尽调周期已经持续了很久严重影响了并购进展，故在尽调即将扫尾时就通知各方董事召开董事会，在决议通过之后立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系兖矿公司指派的三名董事均在场，大家讨论了合同版本之后，并由**董事长授权兖矿指派的总经理颜士华负责签署，在签署之前，兖矿公司指派的另一董事李士岗还向杨家纯董事长进行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签署的。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为人民币8000万元，协议约定三日内支付，故第二日支付也是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其也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第四，东圣公司如支付完毕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且可以获得海隆公司100%的股权，而海隆公司目前持有晴隆公司80%的股权，晴隆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4亿元，且其名下的六对焦煤煤矿的评估值远远超过14亿元，该交易对价公允其合理。同时，该交易进行完毕，东圣公司还可以获得晴隆公司的贵州煤矿兼并重组的资格，实现各方股东签署《出资协议》的目的。（三）原告主张“东圣公司为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以及“决议内容所涉的交易标的资产没有依法进行评估，违背了国务院91号令的强制性规定”缺少法律依据，该等主张均不成立。1、东圣公司并非《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法》项下的国家参股企业，其不适用上述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91号令）并未对适用主体、国有资产作出明确的定义，根据法律规范文件的效力级别，其适用主体可从《企业国有资产法》判断；《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根据上述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法》规范的企业为国家出资企业，即由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义务的企业。因此，企业《国有资产法》中所称的“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专指国家履行出资人义务的公司；东圣公司的股东兖矿公司属于港澳台合资的中外合资企业，出资人为兖矿集团及中国煤矿（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系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但兖矿集团非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其对外出资不属于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故东圣公司亦不属于“国家参股公司”，不适用《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2、东圣公司收购海隆公司的股权系按照净资产进行收购，而净资产已经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确认其资产价值，该收购行为不存在溢价，也不存在无形资产或其他需要评估的虚拟资产的价值。金最公司和东陶公司完全系按照其实际投入的货币资金进行的转让，故其不存在侵害东圣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不公允或不真实交易的情形，更不属于抽逃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通过司法的形式干扰了正常商业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一）原告在2019年6月11日的证据交换中，提交了10组证据（共32份），根据东圣公司、金最公司、潘刚、李延涛在2019年6月11日的证据交换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以及在2019年6月15日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四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0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鉴于四被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10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在2019年6月11日的证据交换中另提交了一份邹城市人民检察院《逮捕通知书》，拟证明李士岗作为东圣公司董事长期间，涉嫌职务犯罪被追诉。东圣公司、金最公司、潘刚、李延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其是否犯罪与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无关联性。因该《逮捕通知书》系刑事诉讼中的相关法律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东圣公司、金最公司、潘刚、李延涛在2019年6月11日的证据交换中，提交了11份证据，根据原告在当日证据交换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以及当日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原告对证据6、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另对证据5、证据7、证据10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1，因无拍摄的时间、地点，且原告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因非本案当事人委托出具的评估报告，且原告不认可真实性，本院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兖矿公司是国有独资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兖矿鲁南化肥厂与中国煤炭（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兖矿公司51.37%的股权份额。永峰公司和恒盛公司均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金最公司是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月30日，兖矿公司、永峰公司、金最公司及恒盛公司共同签署《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贵州东圣恒泰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共同以货币出资方式投资设立东圣公司，注册资本二亿元，各股东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分别为：金最公司出资9000万元，股权比例45%；兖矿公司出资8000万元，股权比例40%；恒盛公司出资2000万元，股权比例10%；永峰公司出资1000万元，股权比例5%。根据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邹城分所出具的新联谊邹验字（2012）第001号《验资报告》，东圣公司注册资本已于公司设立时全额实缴到位。2012年3月6日，东圣公司领取了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2012年3月25日，东圣公司召开首次股东会会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东圣公司股东会同日作出《首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主要内容：1、金最公司委派陶林为公司股东代表、兖矿公司委派李士岗为公司股东代表、恒盛公司委派**为公司股东代表、永峰公司委派张立文为公司股东代表；2、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3、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包括金最公司委派的贾昌涛、邓长春、潘刚等三人，兖矿公司委派的李士岗、张贵山、颜士华等三人及恒盛公司委派的**。并推举贾昌涛为东圣公司董事长。4、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包括永峰公司委派的张立文、金最公司委派的费湛、兖矿公司委派的孔庆书。并推举张立文为东圣公司监事会主席。东圣公司董事会同日作出《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选举、聘任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李延涛被聘任为东圣公司财务总监；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等公司文件；董事会授权李士岗全面主持公司工作，在授权期间，收购煤矿、托管经营、投资决策等事项，需形成完整方案，提交董事会研究决策。2013年12月1日，东圣公司董事会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2013年12月23日，东圣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会议议程有六项：1、审议《东圣恒泰公司二〇一三年工作报告》；2、审议《东圣恒泰公司二〇一三年财务决算（预案）》；3、审议《东圣恒泰公司二〇一四年工作计划（生产、安全、技术指标）》；4、审议《东圣恒泰公司二〇一四年财务预算》；5、审议其他议案；6、形成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当日，东圣公司作出《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其中决议第3项内容为“审议并批准董事潘刚提交的《关于收购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议案》”；第6项内容为“一致同意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组织收购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并代表东圣公司与相关方签订系列收购文件”。**、李士岗、张贵山、贾昌涛、颜士华、潘刚等董事签名。同日，董事长**主持召开了东圣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并作出《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东圣公司收购海隆公司，收购具体工作由**负责组织实施，并授权**代表东圣公司与相关各方签订相关文件。陶林、李士岗、**、张立文作为股东代表签字。同日，金最公司（甲方）、东陶公司（乙方）与东圣公司（丙方）、海隆公司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海隆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金最公司持有海隆公司65%股权，东陶公司持有海隆公司35%股权，截止2013年11月23日，海隆公司负债52158.26万元。金最公司、东陶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海隆公司股权转让给东圣公司，东圣公司同意受让。股权转让款10000万元，为承债式转让，在协议生效后的3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定金8000万元；在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00万元并负责使海隆公司能有资金归还债务。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成且海隆公司归还其全部债务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不再持有海隆公司股权。《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款项支付至金最公司账户。其中《股权转让协议》4.2约定：“各方理解并同意，按照本协议进行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使丙方能获得对目标公司的控股权，进而使丙方能通过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而间接控制贵州晴隆公司已经控制的煤矿资产和‘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资格’，最终获得贵州晴隆公司的煤矿资产收益。”协议签订次日，东圣公司将8000万元定金汇入了金最公司账户。《股权转让协议》共有11份附件,包括：1.贵州晴隆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和煤矿资产情况；2-8为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作出的7份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主要内容为对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以及对恩盛煤矿等6个煤矿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9.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恒盛矿业煤矿收购项目法律问题总结》；10.黔西南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书》（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截止2013年11月30日），主要内容为对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13年11月30日资产负债表，2013年11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会计报表的审计；11.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度），主要内容为：对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审计。另查明：1.东圣公司作出《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临时股东会议决议》期间，东圣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是恒盛公司股东代表，亦是东陶公司法定代表人。东圣公司董事潘刚，亦是金最公司法定代表人。东圣公司董事贾昌涛，亦是海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东圣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李延涛，同时兼任海隆公司财务总监。2.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0%，法人股东云南鸿庆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0%。根据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对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第一批）确认的通知》（黔煤兼并重组（2013）17号），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3.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向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拥有红岩煤矿、红寨煤矿、锦源煤矿、仁禾煤矿、洒坪煤矿、中田煤矿等六个煤矿的合法采矿权，其采矿许可证均在有效期限内。4.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北京金最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5%，法人股东沈阳东陶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35%。5.原告兖矿公司、永峰公司诉被告东圣公司、金最公司、东陶公司、**、贾昌涛、潘刚、李延涛、第三人恒盛公司公司决议及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13日受理后，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东圣公司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本院（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在该判决中认定：“东圣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关于收购海隆公司并授权**组织收购工作的决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确属公司关联交易。”另认定：《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并不具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抽逃出资的问题，“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应否以及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与金最公司、东陶公司签署《关于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以及东圣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支付金最公司8000万元“股权转让定金”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损害公司利益的抽逃出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并不具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故上述决议均属有效，本院不再赘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根据上述决议签订，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共有11份附件，对股权转让涉及的海隆公司、贵州晴隆公司的资产、股权状况等事项作了详细披露。原告虽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应附件内容存在相互矛盾或者“文不对题”等问题，但《股权转让协议》既签订，即应视为协议当事人对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均知悉，并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在此基础上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原告不能以此为由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此外，《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不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且这些规定亦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亦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恶意串通或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协议，对协议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应诚信履行，且履行协议并不存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障碍，即便履行过程中存在障碍，或者出现违约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协议各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张其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仅为关联交易并不能认定属于抽逃出资，还需该关联交易损害公司权益。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民事判决认定，“东圣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关于收购海隆公司并授权**组织收购工作的决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确属公司关联交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4.2约定：“各方理解并同意，按照本协议进行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使丙方能获得对目标公司的控股权，进而使丙方能通过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而间接控制贵州晴隆公司已经控制的煤矿资产和‘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资格’，最终获得贵州晴隆公司的煤矿资产收益。”抽逃出资中的“抽逃”，是指股东出资资金或者相应的资产从公司转移给股东时，股东并未向公司支付公正、合理的对价，即未向公司交付等值的资产或权益。在本案中，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贵州海隆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0%，法人股东云南鸿庆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0%。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拥有红岩煤矿等六个煤矿的合法采矿权，且根据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对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第一批）确认的通知》（黔煤兼并重组（2013）17号），贵州晴隆恒盛西南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东圣公司可以实现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4.2约定协议目的，即：通过海隆公司间接控制贵州晴隆公司已经控制的煤矿资产和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主体资格。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既约定了东圣公司的义务，亦约定了权利，东圣公司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亦能获得相应的对价。《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并不损害东圣公司的利益。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并未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及支付8000万元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金最公司没有抽逃出资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原告亦未证明金最公司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原告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1800元，由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 锐审判员 贾鸿雁审判员 雷 苑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敖丽丹书记员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