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72民初1025号原告：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经技区乐天世纪城-1号-B1518。法定代表人：曲德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鉴，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10567号成城大厦B座5、6楼。负责人：段卫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存寿，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世林，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舟航运）诉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运舟航运法定代表人曲德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鉴，被告阳光保险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存寿、闫世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运舟航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1159362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即2017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18日，被告给原告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保险金额2000万元，险别为一切险，被保险船舶为“运舟1”轮，保险费合计71000元，保险期间从2016年7月24日0时起至2017年7月23日24时止。保险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交纳了保险费。2017年7月6日0810时，“运舟1”轮在青岛董家口港装载完毕，接港调通知离港开往目的港潍坊港，因为能见度差，航行到港口出口时船艏右侧与防波堤堤头相撞，船艏右侧破洞，防波堤损坏。发生碰撞后，原告立即报告港调、海事、保险公司，同时组织船员紧急抢险。“运舟1”轮因此事故损失超过1159362元，原告依据保险合同向被告索赔，被告以修船费用高为由仅同意赔偿852539.8元。被告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阳光保险答辩称：一、双方之间是海上保险合同关系，在被告的承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对这两个事实确认。二、根据原告的投保单以及被告的保单，也就是双方之间的海上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认为原告的投保是不足额投保，需要对2017年7月6日即船舶出险时的市场价值来予以认定。被告认为船舶出险时的市场价值是3500万元，而保险金额是2000万元，原告的投保系不足额投保。三、原告提交给被告的1159362元损失部分是不属于双方之间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比如说原告所述的卸货费用294282元。部分损失夸大了损失的存在，比如说修船费用78万元。申请对船舶出险时的船舶价值和78万元修船费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价格予以鉴定。原告运舟航运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共提交十份（组）证据：证据一、船舶保险保险单一份及保险费收据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证据二、营业执照信息一份及被告的工商注册信息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证据三、“运舟1”船舶检验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营运证书、船员适任证书、货船适航证书、航海日志、轮机日志，用以证明“运舟1”轮为原告所有，证件齐全且适航。证据四、海事报告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等。证据五、损失清单及损失支付凭证一宗，用以证明原告因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证据六、被告给付原告的赔付清单两份，被告回复向原告赔偿的项目清单及赔款数额。该两份赔偿清单认定卸货费用属于共同海损，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之内。证据七、原告的办公室主任倪海涛与被告理赔人员孙威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该聊天记录记录了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理赔人员因理赔事宜的过程往来。用以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即报告被告，保险公司全程参与了保险事故评定、修船公司选择、修船费用讨价还价等。证据八、2017年8月5日视频光盘一张，用以证明2017年8月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与被告的理赔经理、被告委托的评估工作人员与修船厂协商修船费用，现场六人，在在场人员无异议的情况下，原告法定代表人当场通过网银支付修船款78万元。证据九、修船厂出具的修船费用明细表一宗，用以证明修船的基础数据。证据十、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公估报告，与被告庭审时提交的公估报告内容不一致。被告对原告证据一、二、四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存疑，请法庭依法核实。最低安全证书要求的是11人，原告提供8人证书，被告认为原告船舶是不适航的。对证据五损失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原告单方制作的一个关于所谓损失的说明。关于第一施救拖轮费5.4万元，被告认为属于保险赔偿范围，该费用属于共同海损，属于船货分担，应当进行理算后确定船方应承担的份额。第二卸货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该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第三防波堤损失赔偿2.5万元只有原告所述的打款记录，并没有相应的收据和发票。从转账记录看，付款方是曲德庆，收款方是个人宋涛，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第四救生筏真实性无异议。第五修船费真实性有异议，该费用明显过高，被告将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并说明其过高的理由。对证据六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并不能证明该证据系原告向被告出示，更不能证明被告确认最终的理赔款。对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电子证据，随时可以修改并不能证明聊天主体是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形成，也不能证明被告参与了事故处理及船舶修理价款支付的事实。对证据八认为缺乏原始载体不予质证。对证据九修船费用明细表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看不出与涉案船舶有任何关联性。另外也没有加盖公章，修船部没有公章。证据十，没有公估师的签名，是一份草稿，不是正式的文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报告并不能代表被告的态度和意见。被告阳光保险围绕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船舶保险合同，包括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单、“运舟1”轮船舶保险特别约定及沿河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用以证明2016年7月18日原告向被告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被保险船舶为“运舟1”轮，保险期间为2016年7月24日0时起至2017年7月23日24时止，保险费为71000元。保险金额为2000万元，本保险为不定值保险，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实际市场价值确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以高者为准。证据二、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报告，用以证明2017年7月6日，“运舟1”轮在青岛董家口港触碰防波堤事故发生后，被告委托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被保险船舶的修理进行评估，该项费用经评估为422505元。证据三、碰撞报告，用以证明被保险船舶“运舟1”轮在青岛董家口碰撞事故发生的过程。原告对证据一、三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二真实性、客观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交的该份公估报告与之前提供给原告的公估报告均是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但内容不同，被告提交给原告的公估报告是2017年8月10日出具，内容是18页，提交法庭的是2017年9月25日出具，内容是16页，可见被告评估的随意性。该评估报告是被告单方委托，代表被告的利益，不客观、不公正，是帮被告达到少赔偿的目的，故意压低修理费用价格的产物。对修船费用的评估原告对被告明确说不认可该评估报告，同时原告注意到在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公估报告第八页指出卸货费用价格合理，在公估报告中第四页也明确说明2017年7月13、14日公估人员到荣成靖海船厂对修理报价与各方沟通，并对船体的损坏范围进行进一步的确认。2017年7月22日、23日，公估人员在靖海船厂对割换的范围和尺寸进行了丈量，8月4、5日协助被保险人对修理费用与船厂沟通，公估人员的报告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受被告委托的人在参与选择修船厂，商量修理费用，这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七、八内容相吻合。因原、被告对涉案船舶的保险价值有争议，都申请委托鉴定。2018年11月26日，本院委托的青岛和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鉴定意见为：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7月24日，涉案船舶的评估市场价值为1487万元；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6日，涉案船舶的评估市场价值为2530万元。本案原、被告对该评估报告的真实性皆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申请对原告船舶修理费进行鉴定的问题，经审查后本院认为，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到修船厂进行维修，被告是明知的，且期间原被告还就修船费用进行过多次沟通。而被告依据1992年中国船舶协会黄本的“指导价格”试图来推翻二十五年后的修理价格，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不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客观性，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质证、审查确认的相关证据，本院可以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2016年7月18日，本案被告给原告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保险金额2000万元，险别为一切险，涉案被保险船舶为“运舟1”轮，保险费合计71000元，保险期间从2016年7月24日0时起至2017年7月23日24时止。保险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交纳了保险费71000元。在被告提供的特别约定中，有着以下表述“1、本保险为不定值保险，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2、本保单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全损、碰撞、触碰责任除外）”，原告在特别约定上加盖了公章。2017年7月6日0810时，“运舟1”轮在青岛董家口港装载铝钒土完毕，接港调通知离港开往目的港潍坊港，因为能见度差等原因，航行到港口出口时船艏右侧与防波堤堤头相撞，船艏右侧破洞，防波堤损坏。发生碰撞后，原告立即报告港调、海事、保险公司，同时组织船员紧急抢险、卸货等，共产生拖轮费54000元、船舶卸货费用294282元。后，事故船被拖轮拖走。经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公司维修共产生维修费815292.7元，原告与该船厂协商后将修船费压到78万元。因碰撞防波堤，原告与港口部门协商，赔付25000元后了结。此外，还产生安装救生筏费用6080元。诉讼前，原告依据保险合同向被告索赔，与被告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最终未果。原告遂将被告起诉至本院。另查，在投保单“三、特别约定、其他投保说明及投保人申明”一栏中，原告虽在投保人签字处加盖了公章，但是该处字体与投保单其他处字体大小无异，且没有加黑加粗。2018年11月26日，本院委托的青岛和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鉴定意见为：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7月24日，涉案船舶的评估市场价值为1487万元；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6日，涉案船舶的评估市场价值为2530万元。因涉案原告所主张的争议标的额仅115万余元,上述鉴定价值仅是为确定本案是按100%还是79.1%的赔偿比例来确定损失数额。故，本院酌定本次鉴定费用为25000元（原告诉讼标的额的2％左右）。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法定受案范围。本案原、被告对涉保“运舟1”轮于2017年7月6日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碰撞防波堤致使保险标的船舶受损事故本身并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主张涉保船舶不适航，被告免除保险责任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持有涉案船舶经国家主管机关颁发和检验合格的相关船舶证书，8名职务船员持有合法的船员职务证书，3名低级船员不需要持有职务船员证书，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原告船舶适航。被告主张涉案船舶不适航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是否对原告就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部分对原告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仅在投保人签字处和特别约定上加盖了公章，但是该处字体与投保单其他处字体大小无异，且没有加黑加粗，依法不能视为被告已对原告就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部分对原告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所以，上述免责条款以及特别约定依法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被告特别约定“1、本保险为不定值保险，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2、本保单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全损、碰撞、触碰责任除外）”等都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保险价值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船舶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本案应当以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作为船舶的保险价值。又根据该法第二百二十条“保险金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的规定，涉案船舶在保险责任开始时2016年7月24日的保险价值为1487万元，故其保险金额超过1487万元部分无效。因此本案被告应当按照100％的赔偿比例赔偿原告合理的损失。三、原告的合理损失数额认定问题。1、涉案船舶维修费78万元依法应予支持。为原告维修的船舶修理厂家提供了合理的报价，原告经协商还降低了数万元的价格，依法应当予以支持。被告依据1992年中国船舶协会黄本的“指导价格”试图来推翻二十五年后的修理价格，既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不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客观性，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2、关于其他费用。安装救生筏费用6080元为实际发生费用；因碰撞防波堤原告与港口部门协商赔付25000元后了结，尽到了止损义务；且被告也不能证明该费用还偏高。拖轮费54000元、船舶卸货费用294282元，被告自认上述两项共同海损理算金额为277536.8元，本院酌情予以支持。上述费用总计为1088616.8元及由此产生相应利息，被告应当赔偿给原告。为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1088616.8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235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14500元，原告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负担735元。评估费25000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启学人民陪审员  于荣舵人民陪审员  刘 建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 记 员  李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