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02刑初276号 公诉机关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兵（绰号阿俊、兵哥），男，1989年12月12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6月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2年11月26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超，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兴海（绰号小何），男，1992年1月2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25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郑春蓉，四川皓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江勇宏（绰号阿勇），男，1996年10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19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张德兆，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其兵（绰号老Ｋ）,男，1994年10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陶贤，四川峻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琳娟（绰号阿娟），女，1984年5月19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江西省上饶地区波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杜琳，四川皓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邹晓珊（绰号珊珊），女，1999年5月1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紫金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19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余晓霞，四川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洪乐（绰号小峰），男，1998年1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3月13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托辩护人王鹏宇，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侯英辉（绰号阿飞），男，1994年2月12日生，汉族，中专文化，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22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杨周平，四川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秦安红（绰号猴子），男，1995年2月2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樊新屏，四川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勇（绰号阿军），男，1995年1月2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1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毛可为，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春英（绰号阿英），女，1976年8月10日生，壮族，高中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4月2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建国，四川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唐辉（绰号阿龙），男，1984年6月1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籍贯全州县，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3月21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充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瀚文，四川罡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成钊，四川博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谢文君（绰号小贝），女，1991年12月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海南省万宁市，居住地海南省海口市府城琼州大道28号工商宿舍。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1月30日被抓获，当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2月13日被逮捕，同年5月4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代红梅，四川润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以南顺检刑检刑诉（2018）394号起诉书、南顺检刑检刑追诉（2018）2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等犯诈骗罪，于2018年9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川1302刑初45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何春英、曾勇、唐辉不服提起上诉。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川13刑终95号刑事裁定，以原审事实不清且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本院重审。重审中，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以南顺检刑检刑追诉[2019]4号追加起诉决定书对13被告人进行了追加起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周丽丽，检察官助理陈光耀、胡晓泽出庭支持公诉。13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自2017年以来，以外号“罗卡”（另案处理，在逃）为首的诈骗团伙以高额薪酬，多次招募、组织中国大陆籍人员赴境外印度尼西亚一别墅内以冒充公检法人员的方式实施网络电信诈骗，以此骗取中国大陆被害人的财物。该诈骗团伙分工明确，内部架构为技术人员（操作手）、一到四线人员组成，其主要诈骗方式为：由技术人员每天提供多个被害人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给一线话务员，由一线话务员冒充中国工商银行的客服人员，谎称被害人办理一张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80）逾期未还款，可能存在身份被冒用办卡的情况，要求被害人向其转接的公安机关（二线话务员）报案，如果被害人相信，就由一线话务员将通话转接到二线话务员处；二线话务员接线后，就冒充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的民警，谎称被害人的银行卡涉及李忠诈骗洗钱案，需要对其所有银行卡内的资金进行查验，要求被害人将银行卡和密码告知，并且谎称只有检察官才能证明被害人的清白，如果被害人相信，就将通话转入第三线；三线话务员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继续实施诈骗，并通过电脑手给被害人发送一个网址链接或是传真件，被害人通过链接或者收到的传真件上能够看到印有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的相关文书，三线人员要求被害人将名下所有的资金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以证明其清白，被害人将自己的资金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后即被诈骗成功；四线是幕后老板，负责洗钱、组织、管理。 2017年7至10月期间，通过老板“罗卡”的招募和策划，被告人何春英、曾勇、何其兵、秦安红、吴琳娟、江勇宏、邹晓珊、谢文君、洪乐、唐辉等多人以6000到10××0元人民币每月的底薪及诈骗金额4%-5%的提成应聘为诈骗集团的一线话务员，并先后分别出境到印度尼西亚一别墅内，冒充工商银行客服人员每天向中国境内各地拨打诈骗电话，实施网络电信诈骗；被告人杨兵、侯英辉、何兴海等人以7000元至10××0元人民币每月的底薪及诈骗金额4%-8%的提成应聘为二线话务员进行网络电话诈骗；月月（另案处理，在逃）、阿超（另案处理，在逃）、阿豪（另案处理，在逃）等人从事三线话务员进行通讯网络诈骗；电脑手外号“猴子”（另案处理，在逃）负责提供诈骗使用的电脑设备、提供国内大陆籍被害人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老板“罗卡”（另案处理，在逃）对该窝点进行管理。上述犯罪团伙成员共同参与实施诈骗，致使被害人杜某被骗取人民币81000元，陈某1被骗取人民币17700元，程某被骗取人民币18000元，王某被骗取人民币25900元，李某被骗取人民币36000元，陈某2被骗人民币25800元。后何其兵等人从印尼进入中国境内后，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上述一线、二线人员每人每天至少拨打电话70余人次，每天至少10人以上拨打电话，其团伙拨打诈骗电话远超1万人次。 公诉机关举出相关证据支持其指控，认为各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兵对起诉指控的诈骗数额及拨打电话人次有异议，表示认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予以认可。2、本案中6名被害人受损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犯罪违法所得需要进入三线人员的账户，和涉及四线洗钱等，而本案没有三、四线人员，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犯罪所得，陈某1等没有转账记录，应认定杨兵犯罪未遂。3、公诉机关强调拨打电话的次数根据两高一部的司法解释认定，但该解释是也提到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使拨打电话次数证据难以收集的，可综合认定。本案中公安机关并没有行使侦查的手段，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外再没有其他证据，所以不具备前提条，不应认定每人每天70次，因为10名一线人员的供述达均不一致。4、关于犯罪时间不应按出入境时间为准，应除去培训休假的时间，故出入境不能认定为犯罪时间。5、杨兵属于从犯，且在电信诈骗中属于初犯，其参与时间较短，请合议庭综合全案评判。6、关于杨兵扣押的财产状况，通过公诉机关的举证扣押了杨兵的车辆及现金等，而扣押的车是在杨显仲名下，且车辆是出国之前就购买的，属于个人合法财产。关于30万元现金，总共起诉的金额是二十多万，但是这里面的二十多万并不都是杨兵的违法所得，杨兵及其家属的违法所得金额仅4万元。 被告人何兴海表示认罪，辩称6被害人与其没有关系，指控的拨打电话人次不属实。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没有证据证明6明被害人被骗与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定为诈骗未遂。2、各被告人均是从犯，只应对其参与的犯罪负责。 被告人何其兵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罪名没有异议。2、赞同前面辩护人罪轻及从犯的辩护意见。3、拨打电话的次数及关联性问题，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无效拨打的电话不应计入拨打诈骗电话的人次中。4、被告人何其兵受邀约后才去的，工资低提成少，诈骗成功率也低，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小。5、属于初犯，他没有前科，到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属于坦白，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悔罪情节，结合他态度端正的情节，请审判长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江勇宏辩称，他没有对6名被害人进行诈骗。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对6名被害人进行了诈骗行为。2、被告人不是到达印尼后就马上进行诈骗，应对时间进行扣减。3、本案应认定为诈骗未遂。4、被告人是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且属于初犯，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吴琳娟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2、对被害人的诈骗金额及打电话的次数有异议，诈骗的金额与吴琳娟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主犯在逃，涉案人员只是一二线人员，被骗的金额则是被三四线人员掌控，没有证据证明是吴琳娟打的电话。追加起诉书中增加了打电话的次数，但是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没有电话记录、电子证据佐证，只有被告人的相互供述，但是被告人的相互供述也没有做到一一印证。3、关于犯罪时间认定应扣除被告人出入境的时间及培训、游玩、休假的时间，吴琳娟实际拨打电话的时间只有40天左右。4、被告人吴琳娟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属于犯罪未遂应从轻或减轻处罚。5、属于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当庭认罪，家庭困难父亲去世，弟弟身患绝症，她是家中的经济来源，综上请求合议庭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及情节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邹晓珊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邹晓珊没有拨打四川电话，所以指控诈骗金额与其无关。2、在本案中没有起到主要关键作用，受到何兴海的引诱参与，其犯罪地位极低，作用极小，公诉人既然认定他们属于从犯，就只应对其参与的承担责任。3、邹晓珊不知道其他一线人员的参与对象，没有为其提供帮助，不应承担其他一线的责任。4、其主观恶性小，到案后如实供述，没有犯罪记录，属于初犯偶犯，且犯罪时刚刚年满18岁，是被人引诱犯罪。 被告人洪乐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2、同意其余辩护人就证据关联性和诈骗未遂的意见，其打电话只是在广东范围内，不存在诈骗本案被害人。3、洪乐出国前受到一定诱惑，属于胁从犯地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4、主观恶性较小没有参与本案6名被害人的诈骗，当庭认罪悔罪，有坦白情节。5、系初犯偶犯，并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性。请求合议庭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侯英辉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侯英辉是从犯，应从轻或减轻处罚。2、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情节。3、主观恶性较小，案发前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及前科。4、属于初犯，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考虑，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秦安红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基本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关于诈骗金额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秦安红与被骗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关于拨打次数，应从着手实施诈骗行为起算。2、是从犯，应当按照实际参与的犯罪定罪量刑。3、属于初犯，没有犯罪前科，主观恶性较小。虽然去了两次印尼，但第一次他是主动提出走的，第二次是因为同案犯杨兵打电话让他去说钱的问题，他确实也欠了何其兵的钱，所以他想把钱挣了还借款，由于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才第二次走上犯罪道路。4、家庭情况特殊，其父亲离家二十多年了无音讯，家中还有残疾姐姐，目前只能靠年迈的母亲维持生计。5、本案是发回重审的案子，公诉人追加了起诉，但没有新的证据证明新的事实，故不得加重对被告人的刑罚。 被告人曾勇对起诉指控的拨打电话人次提出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除去培训休假等时间，被告人曾勇上班的时间最多不超过20天，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诈骗行为与6被害人被骗之间具有关联性。2、被告人曾勇到案后如实供述，属于初犯从犯，应从轻或减轻处罚。3、被告人部分人发了工资，部分没有发工资，关于违法所得仅有被告人的一个大概供述。 被告人何春英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指控被告人何春英构成诈骗罪没有异议，但应认定为未遂，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杜某、陈某1被诈骗与被告人何春英的诈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2、被告人何春英害怕被抓主动要求回国，是犯罪中止。3、被告人何春英参与诈骗天数应从其单独拨打电话时开始计算，培训期间、外出度假和老板安排出去避风期间不应计算。4、被告人何春英冒充的是银行工作人员，没有冒充国家工作人员。5、被告人何春英是从犯，其护照被老板收走，人身受到限制，甚至是胁从犯。6、被告人何春英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当庭认罪。建议对何春英适用缓刑。 被告人唐辉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对诈骗罪名没有异议。2、本案拨打电话的次数来自于各被告人的供述，但是各被告人的供述并不一致，所以不能相互应证。关于公诉人提到的根据两高一部的司法解释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拨打人次数、日发送信息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实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综合认定，但是该法条有一个前置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拨打电话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3、被告人唐辉系从犯，主观恶性较小，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4、本案6被害人被诈骗的时间与本案被告人作案的时间不相符，故唐辉属于诈骗未遂。5、到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其没有前科劣迹，系初犯，其家庭有两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综上，请求合议庭对他从轻处罚，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谢文君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扣减相应时间后，谢文君拨打电话的时间只有14天。2、谢文君受邀约参与，到印尼后才知道从事诈骗，她是冒充工商银行人员拨打电话，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3、受罗卡威胁拨打电话，属于胁从犯，仅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4、在打电话的14天中均未诈骗成功应属诈骗未遂。5、属于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6、其犯罪行为较轻，所起作用较小。7、当庭认罪悔罪，已经缴纳罚金。其村委会证明其表现良好，愿意帮扶矫正。她患有甲状腺癌需要定期复查。综上，建议合议庭对其宣告缓刑。 审理查明，2017年7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在以外号罗卡（另案处理，在逃）为首的诈骗集团高额薪酬引诱下，先后赴印度尼西亚，在一别墅内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中国大陆境内公民实施电信诈骗。罗卡诈骗集团给各被告人承诺的工资标准为：参与三个月保底工资一线第一个月7000元、第二个月8000元、第三个月9000元，二线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9000元、第三个月10××0元，并按诈骗数额一线4%、二线6%的标准提成。诈骗集团内部分为技术人员（电脑手）、一到三线人员等。主要诈骗方式为：由技术人员每天提供被害人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给一线人员，由一线人员冒充中国工商银行的客服，谎称被害的一张卡号为62×××80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逾期未还款，可能身份被冒用办卡，让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称可以直接转接至公安机关。被害人相信后，一线人员将通话转接到二线。二线人员冒充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的民警，谎称被害人的银行卡还涉及李忠诈骗洗钱案，需要对其所有银行卡内的资金进行查验，要求被害人将银行卡和密码告知，并且谎称只有检察官才能证明被害人的清白，如果被害人相信，就将通话转入第三线。三线人员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继续实施诈骗，并通过电脑手给被害人发送一个网址链接或是传真件，被害人通过链接或者在收到的传真件上能够看到印有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刑事拘捕令等文书，三线人员要求被害人将名下所有的资金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以证明其清白，被害人相信后并将自己的资金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 2019年7月，被告人杨兵邀约被告人何其兵、谢文君、吴琳娟，被告人何其兵邀约被告人秦安红、被告人谢文君邀约被告人何春英，6人于7月21日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被告人杨兵、何其兵被安排为二线人员，其余四被告人被安排为一线人员，被告人何春英还被安排管理一线人员。同年7月30日，被告人秦安红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8月10日，被告人谢文君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8月23日，被告人何春英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8月30日，被告人秦安红邀约被告人曾勇一同到印度尼西亚，二人被安排为一线人员继续参与罗卡集团作案。同年9月24日，被告人秦安红再次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10月18日，被告人杨兵、吴琳娟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11月10日，被告人何其兵、曾勇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期间，被告人杨兵、吴琳娟共领取工资、提成40000余元，被告人何其兵领取工资16000元。 2017年8月，被告人何兴海邀约被告人江勇宏，被告人江勇宏邀约被告人邹晓珊、洪乐，四人于2017年8月13日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被告人何兴海被安排为二线人员，其余三被告人被安排为一线人员。2017年10月21日，被告人何兴海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同年11月10日，其余三被告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期间，被告人何兴海领取工资及提成30000余元、江勇宏领取工资提成41000余元、邹晓珊领取工资及提成15000余元、洪乐领取工资及提成14000余元。 2017年8月15日，被告人侯英辉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次日被安排为二线人员，在之后的作案中，有时还参与一线作案。同年9月10日，被告人唐辉乘飞机到达印度尼西亚，次日被安排二线人员。同年11月10日被告人侯英辉、唐辉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期间侯英辉领取工资及提成12000余元，唐辉领取工资及提成4000余元。 在13被告人加入罗卡集团实施诈骗期间，该集团一线人员每人每天至少拨打诈骗电话70余人次，每天至少10人以上拨打诈骗电话，各被告人参与期间该集团拨打诈骗电话远超1万人次。在此期间，罗卡诈骗集团先后对被害人杜某、陈某1、程某、王某、李某、陈某2实施了诈骗，其中2017年8月15日分别骗取被害人杜某、陈某1人民币81000元、13000元，同年8月27日骗取被害人程某人民币18000元，同年9月6日骗取被害人王某人民币25900元，同年9月7日骗取被害人李某人民币36000元，同年9月17日骗取被害人陈某2人民币25800元。 被告人杨兵、何其兵、江勇宏、邹晓珊、洪乐、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参与罗卡集团实施诈骗行为的事实。被告人何兴海、吴琳娟、侯英辉到案后未如实供述参与诈骗的事实，在其后公安机关的讯问中作了如实供述。开庭审理中，13被告人均表示认罪。审理中，被告人唐辉亲属代为退违法所得4000元，预缴罚金15000元，被告人谢文君预缴罚金1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举出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报案材料、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情况说明等资料：证实被害人报案、公安机关受案、立案及各被告人到案情况。 2、各被告人的出入境登记资料：证实了13被告人的出、入境时间。 3、被害人身份信息、转款及存款凭证、金融监管凭证：证实了6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向诈骗行为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存款和诈骗行为人发送给被害人的金融监管凭证。ＡＴＭ机转、存款凭证证明，2017年8月15日，杜某10次向6230520530019337678账户存款共计81000元，2017年8月27日，被害人程某两次向收款人＊俊锋存款共计18000元，2017年9月6日，王某5次向6228481208276132071账户存款共计25900元，2017年9月7日，被害人李某通过ＡＴＭ机7次共向**宾账户转款共计36000元，2017年9月17日，被害人陈某316:14时、16:17时通过ＡＴＭ机两次转款给沈明明账户分别为9900元、10××0元。金融监管收据证明：2017年8月15日、9月17日，陈某1、陈某2向对方转款后，对方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其出具了金融监管收据，清查资金数额分别为13000元、5900元。 4、被害人的陈述： （1）、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证实2017年8月15日上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131××××5588，对方自称是上海徐汇区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她在徐汇区张信用卡透支了1万多元。对方核实了她的身份证、住址等个人信息，她说没办过信用卡，对方说帮她报案，将电话转到公安机关。一个自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的问了一些情况后说她的身份证涉嫌洗黑钱诈骗两百多万，好像叫李忠被诈骗案。对方叫她去开个房，不要给其他人说，叫她手机进入一个浏览器，进入后看到她的信息还有通缉令三个字，她感到害怕。对方将她电话转到检察院让她和检察院的说。对方又把他的电话转到中央巡视组，巡视组一个叫王振华的说要对她的资金核实对比，叫她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上。她通过银行转账2笔，对方让她到有传真的打字复印店接收了一份传真，上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金融监管收据，清查资金13000元，监管科长杨永祥。之后她又转了一笔，三笔共17700元，她记得通过邮政银行卡在ＡＴＭ机上转的，转款凭证弄丢了。 （2）、被害人杜某陈述：证实2017年8月15日上午9时许，她在家接到一个电话（130××××5588），对方自称是南充市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说她2017年5月8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工行开了一张号码62×××80的信用卡，三个月用了15860元。她表示没办过这信用卡，对方将电话转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一个自称徐汇区公安局民警张国强的人给她核实身份证、手机号码，说她身份证在上海市徐汇区还开了张储蓄卡，卡中216万元不知去向，涉嫌李忠诈骗洗钱案。她坚决否认，对方说为了证明她的清白，给她找了个王振华检察官。王振华检察官给了她一个网址让她登录，登录后看到检察院拘捕令上有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对方威胁不要告诉她的亲戚朋友，也不准报案，让她做资金公证以证明清白，将她账户的钱转入对方指定的账户，共转了81000元。 （3）、被害人程某陈述：证实2017年8月28日中午11点过，接到号码为153××××5588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说她的身份证遗失被别人办了一张信用卡，差了银行15860元，对方让报案，将电话转给一个自称是上海市的警察。自称是警察的人让她去附近开个房，在宾馆里，对方告诉她说她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216万元，要证明她的清白，要把钱取出来汇给对方给她做鉴定。他将钱18000元从工商银行取出存入了对方账户，对方还用微信给她传了一个她的通缉令。 （4）、被害人王某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6日上午8时许，接到一个陌生电话（131××××5588），称她2017年6月8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工商银行办理了一张透支卡透支了15860元，对方让她报警将电话转给了上海徐汇公安机关，对方说查了一下她是李忠非法洗钱案嫌疑人，给了她一个网址让她确定一下是不是她本人，她登录后结果显示的身份信息是她本人。徐汇公安机关让她找王检察官，将电话转给了王检察官。王检察官让她把资金来源比对一下，把电话转给李科长，她分5次给李科长转了25900元。 （5）、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7日上午10时53分，接到一个德阳本地的电话131××××5588，对方自称是工商银行业务员，说她有一张尾号1680的信用卡消费了15000元逾期三个月没还，她表示没有这张卡，对方说可能是别人在上海冒用他的身份证办理的，把电话转给了徐汇区公安局。对方自称是上海徐汇区公安局民警，说她还有一张卡涉嫌诈骗210多万元。对方说开卡的是经济特别困难的开的，让她打10万元到公安局安全账户证明她不困难，要求她在取款机上完成操作。她取款后通过ＡＴＭ机7次向对方指定的**宾账户转款36000元。 （6）、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2017年9月17日接到136××××0886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张志刚，说她在上海市工商银行徐汇区支行的一张银行卡52×××80透支15860元，还说她涉嫌洗钱216万元，提供了名叫王振华的电话136××××5521，王振华一直联系让她转钱，她分三次给对方指定的沈明明账户转款25800元。 5、辨认笔录：证实各被告人之间相互进行了辨认。 6、被告人的供述： （1）被告人杨兵的供述：证实2017年他通过台湾人罗卡知道可以到印尼打电话骗钱。他邀约了何其兵、小贝，何5兵邀约了秦安红、小贝邀约了阿英，加他爱人一共六人于2017年7月21日乘飞机前往印尼泗水市。第二天晚上罗卡给他们讲了一些规定。第三天罗卡把他和何其兵分配到二线学习。小贝、阿英、秦安红、吴琳娟被分配到一线，按猴子打印在A4纸上的电话号码通过改号软件拨打电话,打过去的电话就会显示当地银行客服电话，给对方说有信用卡透支未还，让对方相信身份信息被盗用，需要报警，然后转到二线。接着他们冒充警察，了解对方的资金信息、银行卡信息、家庭情况等，以检察官才能给对方澄清为由，将电话转到三线。三线怎么骗的他不知道。每天一线要打三张纸，每张30多个电话号码，就是每天要打100多个电话。 罗卡给他说的是二线第一个月保底8000元人民币，第二个月9000元人民币，第三个月是10××0元人民币。机票罗卡等人出，但是必须干满三个月，工资都是月结。骗成功后，一线按照实际骗取金额提成4%，二线按照实际骗取金额提成6%。他一共收到4万多元的工资，他和吴琳娟保底工资3多，1万多的提成。 （2）被告人何兴海的供述：证实2017年7月，蒋晓辉发微信问他要不要去外面工作，工作就是打电话。蒋晓辉给了他老板罗卡的微信。他邀请了江勇宏一起去，他跟江勇宏说是打电话骗钱，江勇宏说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2017年8月，他与江勇宏、邹晓珊、洪乐四人坐飞机到了印尼的泗水市。第二天，老板叫他打二线，其他三人被安排做一线，二线有还有老K等人。他跟着二线的阿俊、阿龙、阿旺等人学习，把猴子发给他们的稿子背熟，学习了接近半个月。电话转到二线后，他冒充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的陈军警官，告诉对方有人盗办了对方的信用卡，还根据一线传来的信息告诉对方名下还有一张工商银行卡（尾号忘记了）涉及李忠诈骗洗钱案，要求对方配合调查，让对方到宾馆开一间房，告诉对方涉及保密案件，不能说出去。到宾馆后他会要求对方说出其他银行卡及卡上存款数额以证明清白。他将获得的信息给猴子，猴子会给他一个网址，他会在电话中教对方打开网址，对方会看到自己的刑事拘捕令，上有对方的照片。对方看到拘捕令后会相信被通缉，他告诉对方只有检察官能帮助对方，就把电话转到三线。三线冒充检察官王振华对对方实施诈骗，具体如何诈骗他不知道，最后还有一个杨科长，就是四线。他们的工资是8000元底薪，8%的提成。老板通他的微信与农业银行卡给他和阿勇、珊珊、小峰四人发工资。他这三个月挣了有3万多元，通过他支付给江勇宏等人工资有4万多，江勇宏怎么给邹珊珊、洪乐转的工资他不知道。 （3）被告人何其兵的供述：证实2017年7、8月份，杨兵邀约他到印度尼西亚打电话搞诈骗，他和杨兵、秦安红、吴琳娟、小贝、阿英乘飞机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到了窝点后，老板罗卡叫他们先学习如何打电话。他学习一周后，开始自己操作。每天打电话之前，猴子会给他们每人发一张纸，纸上有内地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以及住址，他们照着纸上的电话号码给对方拨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告诉对方他是信用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方62×××80的信用卡欠费15000多元（具体数额忘记了），已经逾期三个多月。对方不信，就说出对方身份信息，告诉对方可能有人盗用对方身份信息，信用卡在上海徐汇区办理的，建议向徐汇区公安分局报案，并称可以直接将电话转到公安机关。对方相信的话，他们就将电话转接至二线，但是一般的人会将电话挂掉。每天基本上打两三张纸的电话，每张纸上有接近30个电话，如果接听率高的话就是两张纸，总共会打100个左右的电话。他领两次工资折合人民币16000元。他一线、二线都做过，时间都差不多。 （4）被告人江勇宏供述：证实何兴海在印度尼西亚搞通讯网络诈骗，几次问他去不去，他因为缺钱，就答应了。他把想法告诉了邹晓珊、洪乐，二人也同意。2017年8月13日，何兴海带着他、邹晓珊、洪乐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尼西亚，当时诈骗窝点里有20多个人。当晚一线管理人员阿英组织他们开会，第二天老板罗卡给他们分配任务，他、珊珊、洪乐被分到一线，二线有何兴海、啊俊、老K等人。电脑手猴子给了他们一份打电话的台词，让他们把台词背熟，他们第一天背台词，第二天听其他人打电话，第三天他们就开始自己打诈骗电话，其供述称对方透支数额15860元外，其余诈骗方式与何其兵供述一致。他和邹晓珊、洪乐从8月15日到9月30日，10月12日到10月25日这期间都在拨打诈骗电话。 他、邹晓珊、洪乐等十多人是一线话务人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何兴海是二线，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三线就冒充检察官，让受害人转账。他们的工资标准是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9000元，第三个月10××0元，诈骗成功按4%提成。他、邹晓珊、洪乐的工资提成都是通过何兴海发的，何兴海给他转了7万多，他给邹晓珊、洪乐各转了1万多。 （5）被告人吴琳娟的供述：证实2017年很热的时候，她和杨兵、老Ｋ、小猴、小贝、阿英从深圳机场坐飞到印尼泗水，第二天那个个子高的台湾人给她培训，杨兵、老Ｋ”被分在二线，她、小贝、阿英、小猴被分在一线，一线有十多人。差不多学了五天左右就开始正式打电话，根据电脑手提供的人员信息冒充工商银行工作人员给对方打电话，说对方一张尾号1680的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了1万多元，对方说没有，她就和对方核实身份证号、姓名，并让对方和上海公安局联系，将电话转到二线。她开始能打2张纸左右的电话，半个月后能打3张纸的电话，平均每天要打100个电话。刚去的时候老板说的一线第一月工资8000元，第二月9000元，第三月10××0元。她的钱是杨兵在掌管。 （6）被告人邹晓珊供述：证实她在2017年8月小何跟江勇宏说一起去挣钱，江勇宏就跟她说她没反对。她和江勇宏、洪乐、小何8月份乘飞机到了印尼泗水市，英姐接的她。第二天，他被分到一线，一线有十多个人。二线有阿俊、老Ｋ、小何等人。英姐给了她一张有台词的纸，其供述台词内容与何其兵供述的诈骗方式一致。她平均每天打二张半纸的电话，大概70多接近80个电话。罗卡给他们开会时说第一个月工资8000元，第二月9000元，第三月10××0元，干得好还有提成。他们按4%提成。她领工资加提成15000元，老板将她、江勇宏、洪乐的工资发给小何，小何将钱转给江勇宏，江勇宏再将钱转给她。 （7）被告人洪乐供述：证实2017年8月几号的样子，经江勇宏提议，他和江勇宏、邹晓珊、姓何的一起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天一个女的组织他和江勇宏、邹晓珊培训一线话务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其供述的一线诈骗方式与被告人何其兵供述一致。姓何的被带到二楼培训二线，二线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二线有阿俊，老Ｋ等人。当时培训一线的有十几个人，培训二线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工资标准是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9000元，第三个月10××0元，按4%提成。他工作了60天，领取了14000元人民币，最后一个月工资没有给他发。 （8）被告人候英辉供述：证实2017年8月15日，他和阿邦在深圳乘飞机到印尼。第二天，老板罗卡安排他到二线跟阿俊、阿豪学习打电话，猴子先给他几张纸，上面都是台词。大约半个月后，开始独立打电话。他拿了两个月工资，每个月工资8000元，如果业绩不好就会将工资减半，一线按5%提成，二线案4%至8%提成。他一共得了12000多元的工资。侯英辉供述的作案方式与被告人何兴海供述一致，所供述的谎称对方涉及洗钱案的工商银行卡尾号是1038。 （9）被告人秦安红供述：证实2017年何其兵邀约他出国挣钱，每个月工资有8000多。2017年7月21日他们从深圳坐飞机到印尼，休息了两天，安排他们先看别人打电话，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台词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台词上的卡号是62×××80。之后给他们一些资料，他们开始打电话。他看见房间打电话有十来个人。他知道骗人良心上过不去，2017年7月30日他回国。由于到处欠债的原因，兵哥叫他去找人，他找到同乡的曾勇，和曾勇一起在2017年8月30日乘飞机到印尼，路费是兵哥帮忙订好的。去之后，他做的工作仍然是打诈骗电话。第二次去印尼，他做了20来天，于2017年9月24日回国。他第一次主要是学习，打了5天电话，第二天打了十四、五天电话，打了1400至1500个电话的样子。一线人员每天要打100多个电话。 （10）被告人曾勇供述：证实2017年上半年，秦安红邀约他到国外打电话赚钱，可能涉及违法的事。8月30日或31日早上，他和秦安红乘飞机到印尼泗水，老板罗卡接待的他们。9月1日，一个叫猴子的人给了他一张印有台词的Ａ4纸，其供述的台词内容与何其兵供述的诈骗方式一致。他们的工资是第一个月8000元，第二个月工资是9000元，第三个月是10××0元，按4%提成。他是一线员工，负责打电话骗人，基本每天能打100个电话以上，一线员工共有十五、六人。他工作了一个月，拨打了3000多个电话。他工资加提成应得11500元，老板说等他回国后打到他卡上，但不知道打没有。 （11）被告人何春英供述：证实2015年初在印尼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从事电信诈骗时认识了小贝。2017年7月左右，小贝电话邀约她出国搞电信诈骗，给她微信转了500元路费。2017年7月21日晚，她、小贝、阿俊、阿娟、老K、猴子一起从深圳出发乘飞机到了印尼泗水市，22日到了诈骗窝点，当晚，罗卡拿着几张写有诈骗台词的稿子叫他们熟悉，其供述台词的内容除对方信用卡号只记得尾号1680，在上海一个区办理的，哪个区不记得之外，其余与何其兵供述的诈骗方式一致。第二天，她就在一东北男子旁边学习电信诈骗。就这样，他们天天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电信诈骗。她上班20多天，打了1500多次诈骗电话。一线人员小贝、小峰等十多人。罗卡安排她管理一线人员一星期左右。他们工资每月8000元，按4%提成。其在侦查期间供述她应领工资及提成20000余元，当庭供述没有领导工资及提成。 （12）被告人唐辉供述：证实2017年7、8月份经大头介绍他到印度尼西亚上班。到达印度尼的第二天看到很多人在打电话搞诈骗，他告诉大头不想做，大头威胁他说不做可以，但要把机票和买关的钱给大头，不然老板不会让他走，他没办法就答应了。电脑手猴子给他一套写有诈骗台词的A4纸让他熟悉。老板安排他和大头在二楼工作，冒充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进行诈骗，有时一线忙不过来，他也会到一线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一线的台词是对方有一张尾号1680的信用卡透支逾期未还，信用卡是在上海徐汇区办理的，可能是有人用对方的身份信息办理了信用卡，建议向徐汇公安分局报案。其供述的二线台词与被告人何兴海供述的诈骗方式基本一致，所供述的谎称对方涉及洗钱案的工商银行卡尾号是1038。2017年9月底，老板罗卡安排他们全部工作人员到巴厘岛玩了一个多星期后，老板罗卡又在巴厘岛安排了一个诈骗窝点。他在泗水上班20天，做一线工作人员一共拨打了1600多条诈骗电话（每天80条），做二线一共接到20多个诈骗电话。他得到4千多元的工资。 （13）被告人谢文君供述：证实2017年夏天，阿俊问她出不出去工作，工资很高，让他们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向中国境内的居民拨打电话诈骗。阿俊给她订了从深圳出发到印度尼西亚的机票，和一个叫阿英的中年女人一起坐飞机到印度尼西亚。当晚罗卡给他们开会，给了他们一张打电话的台词。第四天开始拨打诈骗电话，其供述谎称对方银行卡尾号为1680，欠款1万多，其余的诈骗方式与被告人何其兵供述一致。当时诈骗公司里有个叫猴子的台湾人给她名单，上面有中国境内居民的各种信息，每张纸有三四十个名字。她每天要打三四张纸，也就是100多个电话。一线有她、珊珊、阿英等11人，二线有阿俊、老K等人。 上述证据，除被告人何兴海关于支付给被告人江勇宏的工资提成与其他证据不能印证，不予确认外，其余证据经庭审质证，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江勇宏、邹珊珊、洪乐的违法所得，被告人江勇宏关于转给邹珊珊、洪乐各1万多元的供述，与被告人邹珊珊、洪乐的供述相印证，故可根据三被告人的供述并结合各被告人供述的工资标准，认定其违法所得，认定被告人江勇宏领取工资及提成41000余元，认定被告人邹珊珊领取工资及提成15000余元，认定被告人洪乐领取工资及提成14000余元。 另查明，公安机关在侦查张红莉被诈骗案中，于2018年3月20日、4月25日在杨显仲处两次扣押了人民币各15万元，杨显仲证明该款是被告人杨兵使用他的银行卡存入，被他取出，与被告人杨兵的供述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何春英、侯英辉、秦安红、曾勇、唐辉、谢文君明知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拨打电话、发送网络链接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获取高额报酬而参与共同作案，参与期间共同拨打诈骗电话超10××0人次，共同骗取被害人财物199700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构成了诈骗罪。 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侯英辉、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在他人组织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依照刑法第二十五条及《意见》“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依照《意见》“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本案13被告人加入罗卡犯罪集团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对其参与期间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 本案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方式，与公诉机关指控认定的六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认定罗卡犯罪集团的诈骗行为与该六被害人被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杜某、陈某1、程某、王某、李某、陈某2，其中被害人陈某1陈述被骗17700元，但其中4700元无转款凭证，也无其他证据印证，该4700元不予认定，该集团对六被害人的诈骗数额应认定为199700元，该数额应计入七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被告人侯英辉2017年8月15日出境，第二日参与学习二线拨打电话，2017年8月15日诈骗被害人杜某、陈某1的犯罪数额不计入其犯罪数额，其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程某、王某、李某、陈某21057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被告人秦安红、曾勇参与犯罪期间，该诈骗集团诈骗了被害人王某、李某、陈某287700元，该数额应计入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被告人何春英参与犯罪期间，该犯罪集团诈骗了被害人杜某、陈某1940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被告人唐辉参与犯罪期间，该诈骗集团诈骗被害人陈某225800元，该数额应计入其犯罪数额。被告人谢文君参与犯罪期间，无证据证明该犯罪集团诈骗既遂，应认定其无既遂犯罪数额。 13被告人出境至脱离犯罪回国入境时止的时间分别为：杨兵90日、何兴海70日、何其兵113日、江勇宏、吴琳娟、邹晓珊、洪乐各90日、侯英辉88日、秦安红36日、曾勇73日、何春英34日、唐辉62日、谢文君21日。按各被告人关于拨打电话人次最少的供述即每天70人次，每天1线至少10人拨打电话按10人计算，参与时间最少的谢文君，扣除出境、入境的在途时间，其参与时间为19日，期间集团拨打电话至少13××0人次，也超过了1万人次，公诉机关关于各被告人拨打电话人次远超10××0的指控成立。 《意见》将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确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各被告人参与犯罪期间集团拨打电话均远超一万人次，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刑法定刑幅度均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根据《意见》的规定，按犯罪数额计算，犯罪数额最多的被告人的主刑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意见》“电信网络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的规定，本案应当按照拨打电话人次数量刑。按照拨打诈骗电话的人次数量刑，同时应当依照刑法第二十三条及《意见》的规定，认定上述被告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量刑时应同时考虑各被告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期间已骗取财物数额等情节。 上述13被告人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冒充司法人员实施电信诈骗，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兵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系累犯，应从重处罚。 在犯罪集团中，各被告人受招募参与到集团中，在他人组织指挥下根据分工实施相应的诈骗行为，依照《意见》“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起次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从犯”规定，可以认定各被告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各被告人虽均认定为从犯，但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具体为：一是各被告人在从犯中的地位不同。被告人杨兵、何兴海、何其兵、江勇宏、秦安红、谢文君有引起他人犯意的邀约行为，其余被告人为被邀约参与犯罪。被告人何其兵、谢文君虽未供述邀约他人的事实，但被告人杨兵、秦安红、何春英的供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何其兵邀约秦安红、谢文君邀约何春英的事实。二是被邀约参与犯罪的被告人中，参与犯罪的积极程度亦有区别。被告人吴琳娟、邹晓珊、洪乐、何春英在出境之前知道是参与诈骗犯罪，且被告人何春英还被安排管理一线人员，积极主动参与犯罪。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侯英辉、曾勇、唐辉出境前已经知道是参与诈骗犯罪，出境后参与犯罪，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三被告人知道是参与诈骗犯罪后，仅仅因为不愿自己支付相关费用而决定参与犯罪，虽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但未受到胁迫，不能认定为被胁迫参与犯罪。被告人秦安红第一次出境前不知道参与诈骗犯罪，但其再次出境并邀约曾勇参与犯罪。三是各被告人参与犯罪时间长短不同，相应的应承担责任的拨打电话人次数量和量刑时考虑的诈骗财产数额亦不同。上述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上的区别，本院将在量刑中充分考虑。 被告人杨兵、何其兵、江勇宏、邹晓珊、洪乐、秦安红、曾勇、何春英、唐辉、谢文君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兴海、吴琳娟、侯英辉到案后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在其后公安机关的讯问中如实供述，当庭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各被告人所获工资及提成属于犯罪所得，应退赔给被害人。 审理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与6被害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2、是否应对其他参与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3、是否能根据现有证据综合认定拨打电话人次。4、未拨通、未接听、重复拨打的电话是否计入拨打电话人次。5、各被告人的犯罪时间是否应扣除出入境在途时间、培训时间、休假时间及被告人躲避追究的时间。6、各被告人是从犯还是胁从犯。7、何春英辩护人提出犯罪中止问题。8、对吴琳娟、何春英是否适用缓刑。9、杨兵被扣押财产处理问题。对前二个问题本院已有认定，对后七个问题，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1、关于能否根据现有证据综合认定拨打电话人次问题。本案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相关主犯尚未到案，致使相关证据难以收集，可以依照《解释》的规定，根据现有证据对各被告人参与犯罪期间犯罪集团拨打电话人次综合予以认定。辩护人关于本案拨打电话人次计算方法不符合《意见》关于“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拨打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的前提条件的意见本院不与采纳。 2、关于未拨通、未接听、重复拨打的电话是否计入拨打电话人次问题。未拨通、未接听、重复拨打电话，因已实施了拨打行为，依照《意见》“……′上述拨打诈骗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某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的规定，应计入拨打电话人次中，故庭审中被告人所提出的未拨通、未接听、重复拨打电话，不影响拨打人次的计算，辩护人关于无效拨打的电话不应计入犯罪人次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3、各被告人的犯罪时间是否应扣除出入境在途时间、培训时间、休假时间及被告人躲避追究的时间问题。共同犯罪中，任一共同犯罪人基于共同故意着手实施犯罪，即为共同犯罪的着手。各被告人受招募参与犯罪，出境途中，尚未加入犯罪集团，属于犯罪预备，回国途中，已经脱离了犯罪集团，出入境途中可以不计入着手犯罪时间。但各被告人通过意思联络与犯罪集团成员形成具体的共同犯罪故意后，即使其本人还在学习诈骗方法，但因其他成员已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应认定该被告人已经着手。被告人参与共同犯罪后，只要尚未脱离共同犯罪，对共同犯罪其他成员的犯罪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因此，被告人学习犯罪方法、休假期间不应扣减。至于被告人提出的避风期间未拨打电话问题，本院将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和辩护人关于应扣除学习犯罪方法、休假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4、各被告人是从犯还是胁从犯问题。本案中，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侯英辉、曾勇、唐辉出境前和秦安红第一次出境前知道是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外，其余被告人在出境前已经知道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境之前已经明知参与犯罪的被告人，其参与犯罪完全自愿，没有胁迫行为。出境前不知道参与犯罪，加入犯罪集团后，除各被告人供述提前离开需自己支付机票等费用外，亦无证据证明集团对其进行了胁迫，因此，本案各被告人参与犯罪的积极程度虽有区别，但均不是胁从犯。对辩护人关于是胁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5、被告人何春英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何春英害怕被抓主动要求回国，是犯罪中止问题。依照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本案中，被告人何春英在加入诈骗集团作案后，中途脱离犯罪集团，但其犯罪期间犯罪集团已有犯罪行为既遂，脱离犯罪后其所加入的犯罪集团尚在继续犯罪，其行为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法律规定，不是犯罪中止，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自动脱离共同犯罪的行为本院予以肯定，将在量刑中予以体现。 6、对吴琳娟、何春英辩护人提出的适用缓刑问题。根据被告人吴琳娟、何春英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7、被告人杨兵被扣押财产处理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扣押财物全是被告人杨兵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该扣押财物也没有随案移送，除违法所得40000元应依法追缴发还被害人外，应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具有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本院决定对上述13被告人减轻处罚。被告人唐辉、谢文君认罪悔罪，主动预缴罚金，且依法应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24年11月21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何兴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45，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2024年1月24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何其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4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22年11月10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江勇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4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2023年1月18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吴琳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22年8月10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邹晓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2022年7月18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洪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2022年9月12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八、被告人侯英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2022年3月21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九、被告人秦安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十、被告人曾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5，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21年11月10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十一、被告人何春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1日起至2022年2月20日止。) （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十二、被告人唐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5，000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十三、被告人谢文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十四、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杨兵、吴琳娟共同犯罪所得40000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被告人何兴海犯罪所得30000元、被告人何其兵犯罪所得16000元、被告人江勇宏犯罪所得41000元、被告人邹晓珊犯罪所得15000元、被告人洪乐犯罪所得14000元、被告人侯英辉犯罪所得12000元、被告人唐辉犯罪所得4000元退赔给各被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郑守明 人民陪审员  欧全珑 人民陪审员  何学琳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郭 婷 相关法律条文附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二年内多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未经处理，诈骗数额累计计算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从重处罚： 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2．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 3．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 4．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四）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骗得财物的，以诈骗罪（既遂）定罪处罚。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1．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2．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的。 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上述“拨打诈骗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某电话。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 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拨打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拨打人次数、日发送信息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五）电信网络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六）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告人裁量刑罚，在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时，一般应就高选择。确定宣告刑时，应当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准确把握从重、从轻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保证罪责刑相适应。 （七）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严格控制适用缓刑的范围，严格掌握适用缓刑的条件。 （八）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告人，应当更加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加大经济上的惩罚力度，最大限度剥夺被告人再犯的能力。 四、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与主观故意 （一）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犯罪集团中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依法从严惩处。 对犯罪集团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特别是在规定期限内投案自首、积极协助抓获主犯、积极协助追赃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全部犯罪包括能够查明具体诈骗数额的事实和能够查明发送诈骗信息条数、拨打诈骗电话人次数、诈骗信息网页浏览次数的事实。 （二）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起次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从犯。 上述规定的“参与期间”，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着手实施诈骗行为开始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