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83民初3004号 原告：侯宝林，男，198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宵，浙江图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住所地：桐乡市梧桐镇振兴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76147049。 负责人：沈建冬，总经理。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由拳路1399号1幢1-1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76125306。 负责人：杨波，总经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莹，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侯宝林诉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桐乡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嘉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5月28日、6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宝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宵，被告移动桐乡公司及移动嘉兴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鑫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侯宝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装修补贴及开业补贴18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原告与移动桐乡公司市场部经理姚丰经过多次沟通，就原告代理移动业务达成共识，由原告两家店代理移动业务。原告在2016年12月28日向移动桐乡公司缴纳每家店10000元代销押金（共2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姚丰通知原告去移动桐乡公司2楼会议室签约，移动嘉兴公司由谢天（移动公司梧桐支局长）、姚丰代表与原告签订《嘉兴移动社会渠道合作协议》、《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代理商保密协议》各一份。协议签订后原件在二被告处，在原告的要求下二被告复印了一份给原告，协议约定原告代理移动通信业务，二被告给予原告每家店装修补贴30000元及开业补贴120000元（其中60000元在代理业务中按完成量结算）。协议达成之后，原告自行进行装修及开业至今，但经与二被告多次催要装修补贴及开业补贴，二被告迟迟拖延未付，原告认为，双方达成该协议，应当严格按照协议履行，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 被告移动桐乡公司和移动嘉兴公司辩称，一、起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侯宝林经营两家店铺，分别位于桐乡市凤鸣街道环南村文华小区267号和485号，移动公司欲与其开展移动代理业务，2016年12月，双方进行第一次洽谈。移动桐乡公司人员复印《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模板协议形成的复印黑白文本，与侯宝林进行磋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相关人员记录了双方对业务补贴的协商内容以备向上级移动嘉兴公司反馈。经移动嘉兴公司核查，提出补贴全部以积分兑换的形式在后续酬金中发放。2017年3月，移动桐乡公司再次与侯宝林谈判，侯宝林表示同意，后发现涉案门店的营业执照登记在侯宝林亲戚朱晓丽的名下，故2017年6月9日，移动嘉兴公司和桐乡市凤鸣鑫城手机店（以下简称“鑫城手机店”）及其登记经营者在桐乡签订了《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其中朱晓丽的签字由侯宝林代签，双方约定业务合作期限三年，至2019年12月31日止，相关费用仍与实际经营者侯宝林结算。二、《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仅为双方协商记录，不具有真正法律效力。1、该协议为复印件，协议上虽有移动嘉兴公司的章，但章也是黑白的，系用于复印的版本上就有的，不是在复印件上加盖的，该协议仅是谈判记录；2、该协议签字处为“侯彬”，而非“侯宝林”；3、该协议为补充协议，没有对应的主协议；4、该协议多处空白，协议的签约时间、合作期限、具体业务内容等都是空白未填写的。移动公司有着严格的合同审核流程，不可能存在没有主合同就签补充协议的情况，因此该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外，侯宝林在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间，单方面解除合同，将其中一家店面转让为早餐店，被告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嘉兴移动社会渠道合作协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保密协议》、《门头装修协议》各1份（均系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首先是约定了装修补贴和开业补贴以及双方合作酬金的分配，在《嘉兴移动社会渠道合作协议》上也有约定，补贴是在补充协议当中是有约定的。《保密协议》和《商标许可合同》，证明目的也是一样的，就是由原告和两被告进行代理合作，然后由被告允许原告使用其商标，双方约定了在这个合作当中相关的保密措施，也是证明双方合作的事实。 2、押金单2份，证明在2016年12月28日，由原告交给移动桐乡公司，用于证明双方在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为合作的达成，向被告交付了20000元的押金，证明双方合作的事实。 3、照片打印件2张，证明原告所经营的与被告有合作的两家店铺。 4、民事调解书2份，证明被告的补贴款中其中两笔各63224.45元是这两份调解书中原告支付给联通公司的赔偿款。 5、与移动桐乡公司姚丰的聊天记录（8页），证明姚丰向公司申报代付违约金及诉讼费，承认2016年12月已经跟原告签订合同并且开展业务。 6、与移动桐乡公司销售林阿丽的聊天记录（4页），证明林阿丽财务报表中体现2017年9月、12月两笔款项为代付违约金及诉讼费。 被代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的《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认为该协议是复印件；签字处签的是侯彬，并非本案原告；该协议没有对应的主协议；该协议有多处空白，正常的协议空白处应该是划掉的，该份补充协议只是当时双方协商的一个记录，并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合同。关于另四份合同，询问了当时的经办人后，对方表示时间太久远，实在记不清楚。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合同是2011年到2015年的合同版本，它上面合同上的负责人写的是张汉良，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张汉良是2011年6月到2015年10月期间担任移动嘉兴公司的负责人，2017年期间签订的合同版本并不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之前的一个合同版本，该合同多处空白，没有被告公司负责人的签字，没有鑫城手机店的盖章，没有落款日期；原告提供的这几份合同的签字处的笔迹与起诉状以及第一次庭审笔录的签字笔迹是不一致的，是否确系原告所签值得怀疑；关于原告提供这份合同也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第10.6条约定了乙方（鑫城手机店）如果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提前终止与甲方（移动嘉兴公司）的合作，甲方有权不向乙方支付后续佣金及长期绩效，且乙方需返还已发放的所有长期绩效，并要求乙方另行承担乙方所有长期绩效等额的违约金，现在原告将其中一家店铺转为早餐店，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当时确实是这两家店，但该照片是不是现在的照片，因为现在有一家店已经变成了一家早餐店。对证据4调解书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姚丰本人经询问，表示时间久远记不清了，被告认为，该证据可以理解为姚丰个人写的一个报告里面的措辞，但这个表述并不是真实的。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交的三张表格的数据表格上的金额与被告提交的数据是一样的，所以对于实际发放的金额大家是无异议的，根据原告的表格，可知补贴包括特殊房补（移动公司表述为综合激励）合计10221.27元，一次性补贴432471.90元，专营津贴合计26733.66元，其他补贴合计47828元，上述合计217254.83元，已经远超过原告诉请的180000元。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1份，证明约定侯宝林实际经营的鑫城手机店的两个店铺作为中国移动相关通信业务的代理商，对业绩考核、违约、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 2、酬金、补贴统计表及计算详情各1份，证明鑫城手机店的两个店铺自2017年1月起至今的酬金、补贴统计情况。 3、酬金、补贴打款凭证，证明鑫城手机店的两个店铺酬金、补贴发放情况。 4、视频光盘、照片各1份，证明鑫城手机店的鑫城手机1店（桐乡市凤鸣街道环南村文华小区485号）已经转让为早餐店。 5、《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原件2份，与原告提交的复印件一致，证明在与原告协商的时候使用的是打印件或者复印件，因为移动嘉兴公司的盖章是黑色的。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也不是朱晓丽本人所签。签字的名字与朱晓丽身份证上名字也是不一致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6月19日，根据这个协议的第六条，保证金是应该在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但是原告所交纳的保证金是在2016年12月28日，故这份协议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对证据2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3打款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补贴是被告代侯宝林支付联通的违约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等，剩余的打款是正常的业务佣金。对证据4照片和光盘无异议，但是与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关联性，与双方履行这份协议也没有关联。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其他意见同原告举证的意见。 原告向本院申请谢天（120103198012146436）、姚丰（33042519830509001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谢天陈述其参与了《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签订的协商过程，该协议仅是双方洽谈的一个纪要，该协议拿去时应该是合同模板的复印件，之后政策是否落地，以及最后和原告达成的合作模式如何其并未再参与。 姚丰陈述补充协议上的手写部分系其与原告协商后书写，先把内容记录下来再向上级领导申报审批，其与谢天并无决定权。该协议文本拿去时仅仅是一张图片的打印件，里面的内容是对谈判聊天内容的记录。后来上级未审批通过，改为以积分换补贴的形式发放，经原告同意后，2017年和原告签订了《中国移动通信代理协议》，但上面“朱小丽”的名字是谁书写并不清楚。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关于书写申请补贴的报告，仅仅是当时正在书写，并非最终的报告，原告询问此事进展，才拍照给他。 原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无法确认这个合同的空白文本是打印件、复印件还是传真件，两名证人的陈述也不一致。根据姚丰的证言以及与姚丰之间的聊天记录看，姚丰也承认这份协议是成立、生效和在继续履行，曾向上级进行过申报，但是上级没有批准。被告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三性都没有异议，也证明了这份《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只是双方的一个协商记录。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为朱晓丽制作谈话笔录一份，朱晓丽认为《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非其本人签字，连名字也写错，公章因时常由移动桐乡公司拿去，也不知道是谁加盖的，侯宝林为其丈夫侯志强的哥哥，鑫城手机店登记的经营者确实为朱晓丽，但实际由其丈夫与侯宝林共同经营。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证据2、3、4、5、6，被告提交的证据4、5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2、3经对比发现金额有出入，应以证据3中的银行客户回单为准。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其余证据因无原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因被告对“朱小丽”的实际签字人无法确认，也未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对其三性亦不予确认；对于谢天、姚丰的证人证言将结合其余证据及事实认定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2月，原告与被告移动桐乡公司经过沟通，由侯宝林实际经营的“鑫城手机店”（注册经营者为朱晓丽）代理移动业务，合作店铺分别位于桐乡市文华小区267号及485号，双方就合作的补贴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在移动桐乡公司提供的两份《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非原始件上书写下“1、装修补贴30000元（叁万元整）；2、开业补贴120000元（壹拾贰万元整）一次性兑现60000元；3、门头背景VI改造由公司负责；4、工号开通政企业务权限；5、宽带业务两家店面每年2000条，与开业补贴后续兑现挂钩考核。”甲方落款处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合同专用章黑白印，乙方处落款由侯彬（侯宝林对外常用名）签字并捺印，协议主文其余空白未填写。原告在2016年12月28日向移动桐乡公司缴纳每家店10000元代销押金（共20000元）。该补充协议书写后，移动桐乡公司为两家店铺开通工号，随即开始移动代理业务。2017年1月份开始，被告开始向原告陆续发放业务酬金、专营津贴、综合激励及其他补贴。2017年2月至2018年12月，原告共计收到被告款项323072.31元。桐乡市文华小区485号鑫城手机1店现已转让。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应提供相应的合同依据。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交《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以证明移动嘉兴公司未予兑现补贴承诺，但被告答辩此协议仅仅是协商内容的记录而非最终合作模式，经办人谢天、姚丰的陈述对此抗辩也进行了确认。从被告提供的《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原件也可看出，移动嘉兴公司的盖章也系复印件确非正式章在该协议文本上盖章。现嘉兴移动公司已对双方的合作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即除了日常业务补贴之外，按照积分补贴方式，额外给予原告每个积分10元的补贴，截至2019年2月，原告已获得所有补贴加业务酬金30余万元。故原告仅依据《移动通信业务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特殊资源申请）》主张权利，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侯宝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计1950元，由原告侯宝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贤璇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法官助理彭梦垚 书记员陈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