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85523号原告：孙某1，男，195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系孙某1之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韶荣，上海荣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某，女，195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锋，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苨苨，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陆某某，女，1948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杨孙宅XXX号，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二路XXX弄XXX号XXX室。第三人：孙某2，男，193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杨孙宅XXX号。第三人：孙某3，男，196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珊黄村杨孙宅XXX号。上列两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培虹(系第三人孙某2的儿媳，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孙某4，女，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孙家宅XXX号。第三人：孙某5，女，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光明璐132弄6号201室。第三人：孙某6，女，196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杨孙宅XXX号。第三人：上某某，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负责人：王某某，组长。原告孙某1诉被告张某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陆某某、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孙某6及上某某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2019年1月16日及6月24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孙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郁韶荣，被告张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锋，第三人陆某某，第三人孙某2、孙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培虹，第三人孙某4、孙某5、孙某6及第三人上某某(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珊黄九组)组长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原告孙某1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的“孙某1”签名是否为第三人陆某某所签，以及正文内容是否出自黄培虹的笔迹进行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某1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02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无效。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村民。位于珊黄村九组(原第九生产队)的2.2亩土地承包户主为原告前妻陆某某，该地块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一直由原告承包经营，2002年原告在上述土地上种植苗木。2018年9月，上述土地面临征地，原告与动迁公司协商补偿事宜，却被告知上述土地已流转给被告经营，并出示了一份《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告才得知被告伪造流转协议，欲侵吞原告的青苗补助费，该协议书中原告“孙某1”的签字既不是原告本人签字，也不是原告的前妻陆某某的签字，协议书上珊黄村第九生产队的盖章也系伪造。原告认为该协议没有成立，因此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张某某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中原告的签名是原告的前妻陆某某签的。自2002年签订协议至今长达16年期间，孙某1或陆某某从未向被告及村委主张过该协议无效。被告种植苗木的土地是由被告向原告以及案外人万菊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由村委会另行划定地块，统一调配到本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钱家宅西，该地块上的苗木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陆某某述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上“孙某1”的签名不是陆某某所签。第三人孙某2、孙某3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有效，该协议书系由孙某3的妻子黄培虹代为起草，协议书上万菊英的签名也系黄培虹代签，万菊英有收到被告张某某支付的流转费。第三人孙某4、孙某5及孙某6述称：没有听母亲万菊英生前说起过此事，认为万菊英没有签过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也没有收到过张某某支付的流转费。第三人珊黄九组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不但无效，而且是伪造的。王某某从2016年9月10日起当选为珊黄九组组长，当年年底查账时发现，根据被告张某某及案外人黄振帆一起与村里签订的《承包种植合同》，张某某应交的承包费用没有按合同足额交付，向村领导反映此事。村领导说还有另外一个协议，即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但王某某从未看到过原件。据王某某了解，珊黄九组流转给被告张某某11.35亩土地，但没有签订过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也没有流转过该协议书上所称的4.35亩土地。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及《承包种植合同》落款是同一天也不合情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孙某1、被告张某某及案外人万菊英均系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九组村民。第三人陆某某系孙某1前妻。1991年第三人陆某某在与原告孙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承包户主在珊黄村有2.17亩承包地，当时位置比较分散，分别在牛棚后、中西条、钱家宅东及杨家宅东，承包地上种植水稻。2002年起陆某某的承包地位置调整到钱家宅西，承包地上种植苗木。2007年孙某1与陆某某离婚。万菊英于2010年7月16日报死亡。第三人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孙某6分别是万菊英的丈夫、儿子及女儿。本案所有当事人都无法提供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原件。2002年时珊黄九队的队长为张珍娣。以上事实，有承包合同书、承包田分布、张珍娣与吴连生2017年5月2日证明、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户籍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案争议焦点有三项：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是否实际履行以及如何判断其效力。当事人各自提交了其他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本院组织各方就此举证、质证，并作分析、判断如下：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原告孙某1及被告张某某均出示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主要内容是：原告“孙某1”将2.2亩承包田、案外人万菊英将2.8亩承包田以及珊黄九组将4.35亩大田流转给被告张某某种植苗木、花卉等，流转期为15年，从2002年4月30日到2017年4月29日止，张某某按每年每亩400元支付土地流转费，加上张某某本人的2亩承包田，张某某共有11.35亩种植面积，本协议一式贰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4月30日，落款处有万菊英、“孙某1”及张某某签名，并加盖“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第九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原告孙某1认为，该协议书复印件是其于2018年10月8日从村委书记处拿到的，是伪造的。理由：该协议书上原告的签名既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也不是原告当时的妻子陆某某所签；所盖印章“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第九生产队管理委员会”也是假的，2002年时早已经没有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该协议书是三方协议，应当一式三份，但却写“本协议一式贰份”，有违常理。被告张某某则认为该协议书虽然没有原件，但复印件内容是真实的，之所以被告没有原件，是因为两份原件都被当时的生产队长张珍娣拿去盖章，后来没有交给张某某原件；张某某认为“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第九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章直到2002年时还在用，并非伪造；协议书形成于2002年4月30日上午，地点在万菊英家，当时有万菊英及其儿媳黄培虹、第三人陆某某、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珍娣及被告张某某五人在场，由黄培虹书写内容，写好后先由黄培虹代万菊英签名，再由陆某某代孙某1签名，然后是张某某签名，黄培虹、张某某签名后即各自离开，但应该是张珍娣将协议书拿去盖章。第三人陆某某、孙某4、孙某5、孙某6、珊黄九组同意原告孙某1的意见。第三人孙某2、孙某3同意被告张某某的意见。被告张某某提交2018年4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给张某某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及2018年11月20日高东镇珊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珊黄九队村民张某某承包种植苗木的情况说明》，内容有：“其中7亩(张某某2亩、孙某12.2亩、万菊英2.8亩)承包种植的绿化以2002年4月生产队与相关村民签订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为准”；“张某某承包土地11.35亩(张某某自有承包土地2亩，向村民万菊英承包2.8亩，向村民孙某1承包2.2亩，向珊黄九队承包4.35亩)”。经质证，原告孙某1及第三人陆某某以情况说明无承办人签名为由不予认可，第三人孙某2、孙某3认可这两份证据，第三人孙某5、孙某4及孙某6对此没有意见，第三人珊黄九组不认可上述两份证据，认为是黄正国包庇张某某。为查明本案事实，2018年12月17日，本院向高东镇珊黄村书记吴刚、村长黄正国调查询问，吴刚、黄正国称看到过系争协议书原件，后来交给动迁组，但被动迁组弄丢了。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张某某提交珊黄村村委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件已提供给动迁公司工作人员汤雪琴。2019年3月5日，原告提供汤雪琴的手机号。当日，本院通过该手机号联系到对方，对方在电话中确认她收到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就是复印件，她目前已经不在动迁公司工作，也不愿意为此事出庭作证。2019年5月10日，本院向浦东新区第三征收事务所高东基地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该事务所确认汤雪琴曾是该单位工作人员，但未找到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件或复印件。2018年12月21日，本院向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珍娣了解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张珍娣称不清楚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但“村里人都知道，陆某某家2.2亩土地流转给张某某的事实是有的”“即便没有书面协议也有口头协议，否则陆某某家不可能把土地给张某某种的”，如果陆某某家实际种了苗木但未领到苗木补偿费“肯定会跳出来的”，张珍娣还称“村里其他家的土地流转也不签协议的”，陆某某与张某某家“原来关系很好，后来因为房屋动迁的事情产生矛盾”。张珍娣不愿就上述陈述出庭作证。经原告申请，本院就《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孙某1”的签名是否为陆某某所签委托鉴定。2019年3月18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质量管理处回函称，由于检材系复印件，需鉴定签名与印文有一定重叠，且无同期样本，鉴定条件不充分，予以退案处理。经原告申请，本院就《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正文内容字迹是否出自黄培虹的笔迹委托鉴定。2019年4月8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的鉴定意见为：《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正文字迹与黄培虹样本字迹的笔迹特征符合点价值高，特征总和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定习惯，因此，正文内容字迹出自黄培虹的笔迹。经质证，原告对此鉴定结论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其他当事人对此鉴定结论均未表异议。因此，本院无法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孙某1”的签名是否是原告孙某1所写，但可以确认正文字迹是由黄培虹所写。本案争议焦点二，关于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履行情况。被告张某某提交：1、地租收据，证明2002年到2017年期间张某某按4.35亩、每亩400元标准交给珊黄村绿化地租；2、付款凭单，证明2002年至2004年期间张某某按11.35亩、每亩300元标准收到上级绿化补贴款；3、领取绿化补贴费的社员名单，证明珊黄九组领取绿化补贴费的社员名单中没有孙某1或陆某某；4、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2018年4月12日给张某某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为：张某某“实际向生产队承包集体土地4.35亩”，每年“按4.35亩上缴土地承包费”。被告张某某认为其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向第三人陆某某支付现金880元作为流转费，但陆某某未出具收条。经质证，原告孙某1及第三人陆某某均称从未收到过被告张某某支付的流转费，未收到过绿化补贴费，对张某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认可。第三人孙某2、孙某3则确认万菊英有收到被告张某某支付的流转费，第三人孙某4、孙某5及孙某6认为万菊英没有收到过被告张某某支付的流转费。第三人珊黄九组认可被告张某某是按4.35亩给生产队交承包费。据此，本院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中至少万菊英流转给张某某的2.8亩及珊黄九组流转给张某某的4.35亩两部分内容是实际履行的。庭审中，原告孙某1确认第三人陆某某曾与被告一起外出买树苗，被告张某某对此虽不确认，但认可以前与原告家庭关系“很要好”。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申请同村村民李国平、谈月珍作为证人到庭。李国平称：“原告的承包地在我家西边，叫钱家宅西，是否流转给被告我不清楚。原告的承包地种水稻和种树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自1991年开始至今地都没有变过……我一直看到原告在自己的地上种树”。证人谈月珍称：“原告的承包地没有流转过，我没听原告说过，他们说不流转，他们自己种。原告的承包地在钱家宅西，……我看到1991年开始原告一直在钱家宅的土地上种，一开始种水稻，后来种树。”对此，原告孙某1、第三人陆某某、孙某5、孙某4、孙某6及珊黄九组认为能证明原告一直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种植，没有发生流转。被告张某某及第三人孙某2、孙某3则认为两位证人的陈述与原告自己所陈述的2002年前后承包地不在同一个地方之间有矛盾。本案争议焦点三，关于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本案审理中无法获得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原件，但：1、村委书记和村长均称看到过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件，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及当地村委出具的书面意见，均确认张某某承包的土地11.35亩是由向万菊英承包2.8亩、向孙某1承包2.2亩、向珊黄九队承包4.35亩以及张某某自有承包土地2亩四部分组成。作为村一级村民自治组织，村委的意见具有较大的证明效力；2、鉴定意见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正文字迹系第三人孙某2、孙某3的代理人黄培虹(即万菊英的儿媳妇)所写，黄培虹虽未亲眼看到孙某1或陆某某在协议书上签字，但能确认协议书正文内容的形成过程；3、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珍娣的陈述：陆某某与张某某两家“原来关系很好”，“陆某某家2.2亩土地流转给张某某的事实是有的”，“即便没有书面协议也有口头协议”；4、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中万菊英流转给张某某的2.8亩及珊黄九组流转给张某某的4.35亩两部分内容是得到实际履行的。鉴于上述理由，结合庭审中张某某也确认与原告孙某1、第三人陆某某家庭关系“很要好”，以及原告孙某1陈述陆某某曾与张某某一起到外地去买树苗等内容，本院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确认原、被告作为当时关系很好的两户农村家庭签订过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可能性较大，或者即使没有签订规范的协议文本，亦有较大的可能口头约定了承包地流转事宜。至于鉴定被退案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鉴定机构退案原因是鉴定条件不充分，并没有作出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上的“孙某1”签名不是陆某某所签的判断，并不能因此证明原告的诉称意见。第三人孙某5、孙某4及孙某6只是没有听万菊英生前说起过承包地流转事宜，第三人珊黄九组的现任组长由于并非当时的珊黄九队队长，都有较大的可能并不了解当时流转情况。证人李国平、谈月珍只能证明看到种植农作物的位置、品种及实际种植人，不能证明原告承包地是否流转，且两位证人对原告承包地的位置及所种植农作物的描述确与原告自己的陈述有异，本院不予采信。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应予确认无效的情形。综上，原告孙某1要求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原告孙某1负担。鉴定费人民币1,500元，由原告孙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 琴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春琴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