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8民初1443号 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8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439609。 法定代表人：包元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侃洋，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强，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607269R。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秋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与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7）浙0108民初3686号民事判决。三友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并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浙01民终8402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重新立案，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侃洋、潘强，金发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恺、程秋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金发科技公司因合同无效赔偿损失9585655.07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用2762366.11元（自2015年5月29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5月10日止，此后继续以9585655.07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初，在时任珠海冀华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华公司）总经理黄河的介绍下，三友公司认识了广东百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罗建中，黄河介绍冀华公司已与百万公司、金发科技公司有多次业务合作关系，三友公司也可仿照冀华公司与百万公司、金发科技公司做生意。同时，罗建中声称其名下有多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是广东茂名石化系统一级代理商，且还是金发科技公司的原料供应商，与金发科技公司有多年的合作历史，且与金发科技公司高层私交甚好。罗建中希望三友公司先出资向百万公司购买化工产品，三友公司同时再向金发科技公司转卖货物收回货款。为评估货款回笼风险，三友公司于3月12日派人与罗建中、黄河等一起到金发科技公司考察并洽谈业务，金发科技公司员工在其会客室接待时当面确认金发科技公司确与冀华公司、百万公司有多年愉快合作经历，且有与百万公司加大业务供应量的需求，同时答应与三友公司同步签订连环购销合同，保证按合同履行。考虑到业务性质、金发科技公司信誉和资金实力，又有金发科技公司资金回笼的托底合同保证，三友公司遂同意作为中间商介入百万公司和金发科技公司之间的业务当中，即由百万公司售货给三友公司，三友公司转手将货物卖给金发科技公司，上下游连环合同同时签订，货款的80%由三友公司先支付给百万公司，账期期满后，金发科技公司支付合同全款给三友公司，三友公司再将余款20%支付给百万公司。但是，在三友公司和金发科技公司前后六个合同签订后，三友公司发现业务真相并非如此，百万公司和金发科技公司隐瞒了一系列事实，实际上他们双方串通编织了一个圈套，诱使三友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并最终套取三友公司资金。现经公安机关调查及法院审理查明，案涉业务在买卖合同外衣下，隐藏的真相是：1、交易主体除三友公司、金发科技公司及百万公司外，还有罗建中控制的其他关联公司，金发科技公司从三友公司处采购“货物”后，每吨即加价50元“转卖”给罗建中控制的其他关联公司，金发科技公司通过罗建中控制的关联公司“回购货物”来完成整个闭环交易；2、本案业务为无实物交付的空转贸易，业务性质实为百万公司和金发科技公司之间的融资关系，三友公司被作为资金融出一方，只是他们中间一环；3、类似的融资贸易操作手法，百万公司和金发科技公司已实施多年，只是中间商有所不同，除三友公司介入他们资金业务外，至少还有：万商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冀华公司，且金发科技公司与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冀华公司也产生了多起诉讼，涉案金额几百万至几千万元不等。由于三友公司和金发科技公司之间的业务交往，金发科技公司均通过罗建中或百万公司员工与三友公司“单线联系”，三友公司一方面一直相信百万公司及罗建中等系金发科技公司的全权代理人，另一方面，金发科技公司也未将上述业务真相如实告诉三友公司，而且金发科技公司还与百万公司联手通过下列前两个合同的履行骗取了三友公司的充分信任。 三友公司认为，金发科技公司对于合同无效有重大过错责任：1、根据刑事卷宗查明之事实，罗建中与金发科技公司之间的如此合作早在数年前就开始进行，金发科技公司是一直明知罗建中的无实物空转交易模式的。但三友公司与金发科技公司接洽时，金发科技公司故意隐瞒该事实，不告知三友公司合同缔约真实情况，骗取三友公司的信任；2、三友公司是完全不知情合同签订的真实情况背景的，但金发科技公司却完全知晓清楚整个合同闭环的交易模式，金发科技公司明知道整个交易是融资性交易，货物空转，且从此交易模式来看，根本就是金额越来越少的亏空状态。但金发科技公司却予以隐瞒，故意不告知三友公司真实情况；3、金发科技公司完全利用了其上市公司的身份使三友公司产生对其的信任感。可以说，如果不是金发科技公司作为买家购买三友公司的货物，三友公司是完全不可能被参与到此交易环节中。正是三友公司的参与担保，才会有本案案涉纠纷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金发科技公司不明知相关情况而故意参与的，三友公司也不会与罗建中签订相应合同支付款项，本案的案涉损失根本不会发生；4、罗建中从三友公司处骗取的款项，有1024.8万元又汇入了金发科技公司公司账户，这是金发科技公司获得的不当利益，理应予以返还三友公司；5、整个交易是三方交易模式，没有金发科技公司的参与，罗建中是绝对无法完成其交易模式行为的，故金发科技公司是重要的共同参与者；6、因为案涉合同及交易模式，金发科技公司获得了巨额业绩，直接影响其公司股价及员工绩效，且每吨有相应提成，获得利益。 金发科技公司辩称：一、无论案涉合同效力如何，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案涉《采购合同》下实际并无真实的货物往来，金发科技公司实际未收到货物也未出具案涉《收料凭证》，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刑终34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罗建中为骗取资金维系资金运转联系三友公司以“融资贸易”模式进行企业间借贷，各方实际并无货物往来，仅为资金运转，三友公司明知案涉交易实为资金借贷而参与，其真实目的在于向百万公司收取高额借款利息，而非基于《采购合同》向金发科技公司供应货物、收取货款。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经鉴定，三友公司提供的案涉《收料凭证》上盖章与签名与之前金发科技公司出具的真实的《收料凭证》存在明显差异，系罗建中伪造用以骗取三友公司资金，金发科技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并无过错。无论案涉合同是否有效，三友公司均未向金发科技公司供货，实际上本案也根本不存在《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案涉合同并未实际履行，金发科技公司不存在向三友公司支付货款或返还财产的责任。二、三友公司所有的款项均系支付给罗建中或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金发科技公司并未收取过三友公司任何款项，金发科技公司无返还三友公司财产的责任。货币资金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三友公司将款项汇给罗建中控制的公司后，该款项的所有权即已经转移给该公司，不再属于三友公司所有，故“三友公司汇钱给罗建中控制的公司，而后该公司汇钱给金发科技公司”的资金流向并不意味着罗建中将三友公司的钱支付给了金发科技公司，更何况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罗建中将三友公司汇入的款项用于归还欠债本息及个人花用。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后面4笔业务共计3600万元货款承兑汇票到位后，其（罗建中）背书到其控制的海源公司，通过海源公司银行账户贴现后又将大部分款项打回给百万公司、扬帆公司、金泉湾公司等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内，而期间黄河还借走了约1000万元，经其催讨，尚欠付其欠款共计400万元未还。上述承兑汇票贴现付了60余万元利息，并通过百万公司归还给三友公司100万元，另有约1000万元归还冀华公司之前的融资贸易欠款，剩余钱款其用于日常经营”，可以看出，三友公司是基于其与百万公司间的合同而非案涉合同将其款项全部支付给了百万公司，罗建中将3600万元犯罪所得贴息套现汇至其实际控制各关联公司用以归还前债本息、个人花用等，金发科技公司并未基于案涉合同收取过三友公司任何款项。假使真如三友公司所称，罗建中支付给金发科技公司的1000余万元属于金发科技公司获得的不当利益，则金发科技公司收到的1000余万元款项应当于刑事案中被认定为赃款，通过追赃的形式退赔给三友公司，但实际上生效刑事判决并未认定金发科技公司收到的1000余万元款项为赃款而责令金发科技公司退赔。故三友公司提出的“罗建中从其处骗取的款项中有1024.8万元汇入金发科技公司公司账户，属于金发科技公司获得的不当利益，应该返还”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三友公司是明知案涉合同系其与罗建中实际控制的百万公司融资贸易一环的安排才与金发科技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的，三友公司主张其不知情与事实情况不符。1、关于本案的交易过程，刑事案件中已经清楚查明并在生效刑事判决中予以认定。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为此，金发公司、罗建中通过黄河联系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浙江友圣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俞某，双方约定‘融资贸易’合作模式为百万公司向三友公司低价供货，三友公司再向罗建中联系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金发公司）加价供货……在实际运作中，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与金发公司并无货物往来，只是三方的资金流转”（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5行开始），三友公司并非其所称不知情，反而是其与罗建中约定好资金流转的融资贸易模式后再联系金发科技公司参与其中的，其真实目的在于向百万公司收取高额借款利息，而非基于《采购合同》向金发科技公司供应货物、收取货款。2、金发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俞某询问笔录（第二次）（2016年2月23日）”中，三友公司负责人俞某承认三友公司系利用合同贸易提供资金给百万公司以赚取利息，该事实在生效判决中也已经得到确认（（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第6页第1-5行）。3、三友公司一方面主张其对融资贸易的交易模式不明知，一方面却主张是信任金发科技公司给罗建中提供担保才参与交易环节中的，如果是真实的货物买卖交易，金发科技公司为何不直接向百万公司购买货物，而要通过给三友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来间接购买。三友公司的主张自相矛盾。综上，三友公司系与罗建中约定好“融资贸易”模式后才安排与金发科技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故其对案涉交易模式不明知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四、案涉合同签订过程中，三友公司从未与金发科技公司直接接触、联系，金发科技公司并不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行为，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生效刑事判决确认的证人俞某证言中记载“2015年初，黄河向其介绍认识罗建中……罗建中介绍三方交易模式……罗建中称他、金发公司之间……罗建中通知其方派员到金发公司拿取收料凭证，并不让其方直接与金发公司联系”；证人金某证言中记载“该笔业务是公司负责人俞某通过黄河介绍，合同签订流程均是由罗建中方经手，其方与金发公司并不直接发生联系”。三友公司于原一审中提交的关于原金发科技公司案涉采购合同签订、履行往来邮件也显示，三友公司、金发科技公司均是通过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来转交产品调拨单、合同等文件，双方之间并未直接联系。交易过程中，三友公司对于合同签订、货物交付等事项均不关心，只在意自身何时可以收到与罗建中约定好的本金与利息。三友公司主张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尽的义务，而导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如前所述，三友公司明知其与罗建中的融资贸易的交易模式而与金发科技公司签订案涉交易合同，从案涉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三友公司、金发科技公司双方均是通过罗建中来联系签约，三友公司从未与金发科技公司直接接触，金发科技公司并不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行为，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五、三友公司主张的损失是罗建中的诈骗行为导致的，三友公司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臆测的金发科技公司与罗建中合谋的主张，三友公司的损失与金发科技公司无关，金发科技公司无需向三友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友公司主张的缔约过失责任也要求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与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即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是由行为人的缔约过失行为造成的，而不是其他行为造成的。如果这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不能让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本案中，金发科技公司是应三友公司及罗建中的邀请加入融资贸易链中签订案涉合同的，且不论金发科技公司并没有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退一步说，即使金发科技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有任何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三友公司的损失也是由罗建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与金发科技公司没有任何因果联系。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本案实际系罗建中伪造金发科技公司收料凭证并刻意安排人员冒充金发科技公司工作人员以造成三友公司与金发科技公司联系并交接案涉收料凭证的假象，从而骗取三友公司资金。金发科技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无法提前阻止罗建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三友公司也未联系金发科技公司、要求与金发科技公司核实相关情况，金发科技公司无任何过错。事实上，三友公司在向公安控告罗建中时也一并将金发科技公司列入被控告人，但公安机关经调查后，确认金发科技公司并未参与罗建中上述行为，也并未有与罗建中串通、合谋之故意，三友公司提出的金发科技公司与罗建中合谋的主张不成立。因此，三友公司的损失是罗建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在此过程中，金发科技公司不知情也未参与，三友公司的损失与金发科技公司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金发科技公司无需向三友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六、在三友公司与百万公司交易过程中，金发科技公司从未为罗建中及百万公司提供过任何担保或作出过任何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三友公司与罗建中间交易的实质系与三友公司作为资金出借方与罗建中及其实际控制的百万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的企业间借贷关系，双方以融资贸易合作模式进行资金流转，罗建中得以获得资金账期以维系其资金运转，三友公司从中赚取年息高达18%的融资利息。从资金流向上来看，三友公司既是资金的提供方，也是资金最后的回收方，金发科技公司作为其两方融资贸易链条中的一环，并不参与实际资金借贷，金发科技公司仅是在收到罗建中控制的下游企业支付的钱款扣除相应差价后转付给三友公司。金发科技公司从未有过与罗建中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也未对罗建中与三友公司之间的交易提供任何抵押、质押或三友公司所称的担保，三友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主张。七、三友公司已通过刑事程序追偿损失，如若通过民事程序再次受偿即出现了双重赔偿的情形。三友公司遭受损失是因为受罗建中诈骗所致，生效刑事判决书已认定罗建中犯合同诈骗罪，并判决罗建中退赔违法所得，发还于三友公司，即三友公司已经通过刑事程序追回案涉款项得到了赔偿，故不得再通过民事程序再次受偿。如果说三友公司在刑事程序中未能足额赔偿，而进一步提出民事赔偿，其对应的民事责任赔偿主体也是百万公司而非本案金发科技公司，三友公司可以向百万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同时三友公司也应当举证证明其在刑事程序获得赔偿的情况和无法追回的损失数额，但在本案中三友公司对此未有丝毫举证，无法认定其损失金额，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三友公司在明知“融资贸易”模式的情况下通过罗建中与金发科技公司签订案涉合同，三友公司、金发科技公司之间并未直接接触，金发科技公司并不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行为；案涉合同从未实际履行，三友公司所受损失是罗建中诈骗行为所致，与金发科技公司无任何关系，金发科技公司未收取过三友公司任何款项，金发科技公司无需向三友公司返还任何财产或者向三友公司承担任何损失赔偿责任。金发科技公司认为三友公司之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三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上述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及有关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第一个合同：2015年3月24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科技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20150324）一份,约定：金发科技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GPPS等产品，总金额6499000元；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30天内付电汇。 第二个合同：2015年3月30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科技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20150330）一份,约定：金发科技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橡胶等产品，总金额9647275元；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30天内付电汇。 上述第一个合同、第二个合同，三友公司收到加盖金发科技公司印章的收料凭证后，向金发科技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发科技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和6月3日将上述合同款项全部支付三友公司。 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2015年5月19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新材料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SY-TJ2015-05-19-02）一份,约定：金发新材料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GPS、ABS等产品，总金额1329万元；交货时间：2015年7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2015年5月26日，三友公司(供方)与金发科技公司（需方）签订《销售合同》（编号：SY-JF-20150526-1）一份,约定：金发科技公司向三友公司采购低密度聚乙烯，总金额12232500元；交货时间：2015年7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上述第三个合同、第四个合同，三友公司收到加盖“金发科技公司”印章的收料凭证后，向金发科技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万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三友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将共计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于2015年6月4日将上述款项的10248000元转入金发新材料公司账户。 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2015年6月16日，友圣公司(供方)与金发新材料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YS-TJ2015-06-16-01）一份,约定：金发新材料公司向友圣公司采购ABS产品，总金额9534000元；交货时间：2015年8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2015年6月16日，友圣公司(供方)与金发新材料公司（需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YS-TJ2015-06-16-02）一份,约定：金发新材料公司向友圣公司采购HJPS产品，总金额11286000元；交货时间：2015年8月前；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票到45天内付电汇。 上述第五个合同、第六个合同的款项，友圣公司收到加盖“金发科技公司”印章的收料凭证后，向金发科技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万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友圣公司于2015年6月8日将共计16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由百万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转付给百诚公司12481200元。 2017年7月2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5年初，被告人罗建中因高息借贷而背负巨额债务无力偿还，遂起意通过实际控制的百万公司以融资贸易形式骗取资金，维系资金运转。为此，罗建中通过黄某联系三友公司及子公司友圣公司（这段之后统称三友公司）负责人，双方约定“融资贸易”合作模式为百万公司向三友公司低价供货，三友公司再向金发科技公司和金发新材料公司（这段之后统称金发公司）加价供货，并由百万公司直接将货物交付金发公司，而后金发公司贸易部开具收料凭证交三友公司，三友公司据此凭证先行支付80%货款给百万公司，待45日后金发公司将货款全额支付给三友公司，三友公司再将余款支付百万公司。在实际运作中，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与金发公司并无货物往来，只是三方进行资金流转。2015年3月，罗建中以上述方式进行两次资金流转，其中金发公司贸易部的收料凭证均由罗建中指示百万公司员工制作后交给金发公司，金发公司确认盖章后再经罗建中通知并派员陪三友公司人员前往交接。罗建中以此获得三友公司信任。2015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期间，罗建中以百万公司名义先后与三友公司、金发公司以上述方式分别订立4份购销合同，并伪造对应合同项下的金发公司贸易部收料凭证，随后通知三友公司派员前往广东交接。在交接期间，被告人罗建中指使员工将三友公司交接人员送到金发公司门口而不入，并指使员工在金发公司门口将伪造的4份收料凭证交付给三友公司交接人员，造成从金发公司接收凭证的假象。而后，三友公司据该虚假收料凭证，以承兑汇票形式将合同款项共计3600万元交付罗建中。随后，罗建中将上述承兑汇票贴息套现，汇至百万公司等多家关联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前债本息、个人挥霍等花用殆尽。合同账期届满后，友圣公司持虚假收料凭证向金发公司催讨钱款，发觉被骗后遂向罗建中追讨还款。罗建中仅支付友圣公司100万元，余款无力偿还。至案发，除黄某以物作价代为偿还4428000元外，三友公司实际损失30572000元。据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刑事判决，一、被告人罗建中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建中退赔违法所得30572000元。被告人罗建中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浙刑终341号刑事裁定，驳回被告人罗建中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一、本案所涉买卖构成闭环交易。罗建中以百万公司名义向三友公司供货，三友公司向金发公司供货，金发公司向罗建中的关联企业供货；三友公司收到金发公司贸易部开具的收料凭证，以指示交付的形式，由百万公司直接将货物交付金发公司，视为金发公司收到三友公司货物；三友公司根据收料凭证先行支付80%货款给百万公司，待45日后金发公司将货款全额支付给三友公司，三友公司再将余款支付百万公司，最后罗建中通过关联企业将全额货款支付金发公司，上述买卖合同关系、货物流转关系、资金流转关系，形成闭环交易。 二、本案所涉的“融资贸易”，属于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根据（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在实际运作中，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与金发公司并无货物往来，只是三方进行资金流转。”罗建中为了融资需要，以买卖的形式，引入出资方即为三友公司。货物的加价部分实际为利息，货款的回笼周期，实际为借贷期间。金发公司出具收料凭证，届时承诺付款，实际为“融资贸易”提供保证担保。 三、本案涉及的合同关系均为无效合同。从通谋虚假行为看，虚假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应认定无效。隐藏的融资行为，并非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所指“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之前提情形，而是属于（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诈骗行为，不符合双方合同所约定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有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规定，亦是无效。 四、金发公司存在过错。罗建中为了解决资金困难，以“融资贸易”形式进行融资，金发公司之前曾参与大量交易。在合作过程中，根据罗建中在公安的询问笔录、金发公司业务主管侯红军、黄少柯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反映罗建中对金发公司形成2500万元或2700元的负债后，金发公司不再愿意自己垫资，要求罗建中应先结清之前业务。由此可见，罗建中的资信状况出现严重问题。金发公司向三友公司签署无实际货物往来的收料凭证，同时也不愿意披露此等信息，故可认定金发公司存在过错。 五、金发公司的过错与本案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从公安笔录中，三友公司愿意参与罗建中设制的“融资贸易”中出资一方，最重要的是，有上市背景、资信状况良好的金发公司提供背书担保。易言之，三友公司被罗建中设局诈骗，如果没有金发公司以买卖合同形式承诺付款，三友公司自然不会参与交易，就形成不了所谓的闭环交易。本案前两笔交易，三友公司不参与货物流转交接，三友公司是基于金发公司开具的收料凭证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付款，回款时间45天届满后，金发公司向三友公司付款。本案后四笔业务，虽然由罗建中等人伪造收料凭证，但也是基于前两笔货款能如期回笼，同时在金发公司办公场地门口交接收料凭证，三友公司对金发公司信赖的情况下，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付款。综上，金发公司以买卖合同形式提供背书担保、开具没有货物流转的收料凭证，办公场地的被人利用等，均构成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六、金发公司承担按份责任。根据（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金发公司事先没有共同诈骗，故不构成共同故意承担连带责任，但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也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有关“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金发公司的过错大小，应当对三友公司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 七、金发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四笔业务，三友公司向罗建中控制的百万公司付款3600万元，除罗建中支付三友公司100万元和黄某以物作价代为偿还4428000元外，尚余30572000元，根据（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责令被告人罗建中向三友公司退赔违法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此法律规则是针对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问题，其并不排除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责任问题。本案中，三友公司追究金发公司的责任，其请求权基础是金发公司对三友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存在过错。鉴于刑事案件已经做出责令退赔处理，金发公司应对涉案损失的不足以清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谓之补充责任。故本案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做出的民事判决，与刑事追脏程序，不存在冲突，而是责任承担方式的补充。若三友公司依照本判决获得执行款本金后，应当在刑事执行程序中主动申请扣减相应的退赃份额。为此，金发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罗建中追偿相应的本金份额。 八、金发公司应退还收益资金。根据公安机关“关于3600万元款项去向说明”以及银行转账凭证记载，三友公司主张认为，于2015年5月30日将共计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于2015年6月4日将上述款项的10248000元转入金发新材料公司账户；于2015年6月8日将共计16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百万公司，罗建中通过关联公司贴现后，由百万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转付给百诚公司12481200元，用于金发公司对百诚公司预付款；金发公司主张认为，金发公司没有占有百万公司资金，涉案资金实际上被罗建中挥霍使用。本院认为，对于第一笔款项10248000元，案涉资金的确转入金发公司账户，不管是金发公司直接占有该笔资金，还是清偿罗建中关联公司所欠金发公司债务，均为收益者。三友公司要求金发公司直接退还该笔款项，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第二笔款项，百万公司转付给百诚公司12481200元，金发公司没有参与其中，金发公司没有因此而收益，三友公司主张百万公司代金发公司清偿债务，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 九、四个案件的损失范围的分配。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和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涉案合同金额分别为1329万元和12232500元，该两个合同对应的被骗资金为2000万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10414340元和9585660元。按照30%比例计算，应付赔偿损失分别为3124302元和2875698元。金发公司应退还收益资金10248000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5336308元和4911692元。第三个合同（案号1444号）应付损失和退还资金共计8460610元，扣减刑事案件所归还的5428000元，实际应付3032610元（3124302元+5336308元-5428000元）；第四个合同（案号1443号）实际应付损失和退还资金共计7787390元（2875698元+4911692元）。 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和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涉案合同金额分别为9534000元和11286000元，该两个合同对应的被骗资金为1600万元，按照其所占比例分别为7326800元和8673200元。按照30%比例计算，第五个合同（案号1441号）实际应付赔偿损失2198040元；第六个合同（案号1440号）实际应付赔偿损失2601960元。 十、关于利息损失计算问题。刑事案件的直接经济损失以本金为准，故在刑事追赃程序中，不再计算利息损失。三友公司于2017年7月5日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若金发公司即时支付相应的本金损失，将不会导致利息损失的扩大。金发公司通过诉讼抗辩导致迟延赔偿，应当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此处计算利息损失与刑事追赃程序中不再计算利息损失，并非同一概念，故不存在冲突问题。利息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间从2017年7月5日至实际付清为止。三友公司要求支付起诉前利息及上浮50%的利息，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2017）浙01刑初27号刑事判决所确定的罗建中退赔违法所得3057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7787390元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7787390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5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6280元，原告浙江三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9968元，被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631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蓝钦如 人民陪审员  沈善城 人民陪审员  郑国强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