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312号原告：项某某，男，193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女，住武汉市武昌区，系原告项某某儿媳。被告：邓某，女，汉族，住，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交通路80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权，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帆，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项某某与被告邓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项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邓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权、梁培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项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邓某赔偿原告项某某经济损失总计112万元，自合同期满或停止付息次日至起诉之日期间的利息共计11.1991万元；2.判令被告邓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原告项某某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请所涉利息为，10万元合同利息自合同期满之日即2016年1月1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31日，102万元合同利息自合同期满之日即2016年3月1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31日。事实与理由：被告邓某自2012年起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湖北分公司）保险业务员，一直为原告项某某提供保险服务，取得原告项某某信任。2015年起，被告邓某借进行保险服务之机，以居间人身份，并以实际支付收益20%为利诱，说服原告项某某向亲友筹借资金进行出借。被告邓某表示借款系由“飞喜乐”项目使用，原告项某某共计出借112万元给武汉中农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农合伙），借款期限为一年（其中一笔10万元的合同系中农合伙工作人员写明甲方为王某，但实际系原告项某某向王某借款10万元用于出借生息，王某未签署合同），原告项某某并与中农合伙签署合同。后因中农合伙无力还款，被告邓某于2017年以倒签合同日期方式逼迫原告项某某与武汉飞喜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喜乐公司）负责人甘霖签订102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以中农合伙所欠之债转为飞喜乐公司股权，并收取了中农合伙与原告项某某签订的《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同时，被告邓某以倒签合同日期方式将以原告项某某儿媳王某名义与中农合伙签订的10万元合同换成王某与武汉中科国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之间的合同，并承诺一年后返还10万元本金，陆续付息至2018年7月止，一年期满无法还本金，王某亦未签署该合同。被告邓某系专业金融人员，精通保险、基金业务，但其并未履行居间人的法定义务，向原告项某某隐瞒以下事实：1.原告项某某与中农合伙签订的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同，只有法定合格投资者才能参加投资；2.原告项某某并非法定合格投资者，不应为被告邓某募资的对象，而被告邓某为获取高额提成，向原告项某某隐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等法律制度关于私募基金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资的禁令，积极向原告项某某宣传推荐，从不询问、确认原告项某某是否为合格投资者，亦不作风险提示，造成原告项某某巨大经济损失，原告项某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邓某辩称，1.中农合伙涉及经济犯罪，且原告项某某已到公安部门作为受害人进行报案、确定投资份额的登记，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起诉。2.被告邓某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项某某应起诉中农合伙、飞喜乐公司或由人民法院追加其参加诉讼。原告项某某系与中农合伙、飞喜乐公司签订合同，向其负责人转款，原告项某某的损失系由中农合伙、飞喜乐公司造成，募集资金系公司的民事行为，其与被告邓某之间并无直接的民事合同关系。3.原告项某某主张被告邓某系居间人，为其向中农合伙借款提供居间服务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项某某主张的本息损失与被告邓某无关。原告项某某在领取数十万元收益时并未主张被告邓某系居间人而要支付一定的报酬，但却在投资失败时认为被告邓某系居间人，要求被告邓某赔偿损失，此主张即不公平，也不符合常理和客观事实。被告邓某系中农合伙的业务员，其向原告项某某实施的推销系公司行为，以法人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失应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邓某并未提供合同法意义上的签约媒介、机会服务，也从未应中农合伙、飞喜乐公司要求从事“居间服务”，原、被告之间亦未约定居间费或是进行居间费结算，故被告邓某不应承担民事责任。4.原告项某某主张事实均不真实，存在虚假陈述。被告邓某从未利诱、安排倒签合同相关日期，也从未提供居间服务。被告邓某仅系销售保险，但并不精通保险、基金业务，不存在向原告项某某隐瞒任何事实的情况，原告项某某儿媳从事法律工作，法律知识水平高，其和原告项某某在首次投资时对投资事项和风险均是知晓的。被告邓某也自行投资122万元，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与原告项某某一样是受害者，根本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况，更从未逼迫原告项某某。据此，被告邓某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且与原告项某某之间不构成居间合同关系，本案借款事实涉及案外人经济犯罪，应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邓某对原告项某某提供的宣传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邓某系保险代理人，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且被告邓某是否系保险业务员与成为中农合伙员工之间并无冲突，保险业务员不一定就精通基金业务，被告邓某在涉案合同签订过程中并未进行居间介绍，因中农合伙涉及非法集资，本案应驳回起诉。经审查，本院认为，结合被告邓某答辩意见，可以证实被告邓某从事保险销售工作，关于被告邓某与原告项某某之间是否构成居间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是否应驳回起诉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相关事实的证明效力。2.被告邓某对原告项某某提供的《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银行流水、《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书》、原告项某某儿媳王某与被告邓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截图、保险单及其送达书、保险合同资料、原告项某某儿媳王某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通话记录、被告邓某代原告项某某报案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原、被告之间不构成居间合同关系，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应驳回起诉。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邓某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前述证据可以正式原告项某某签订涉案合同，支付合同款项以及被告邓某向原告项某某销售保险的相关事实，关于被告邓某与原告项某某之间是否构成居间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是否应驳回起诉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相关事实的证明效力。3.原告项某某对被告邓某提供的通告、立案决定书、受案回执、案例、收据、业务员信息表、工作日志、工作证、客户基本信息登记表、中农财富基金客户资料登记表、中农财富基金人员通讯录、银行流水、入伙协议、飞喜乐公司收款凭证、《股权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证明书、中农合伙业务员群关于员工确权的信息、中农财富集资诈骗案投资人确权表、原告项某某的确权信息、还款计划书、被告邓某与原告项某某儿媳的聊天记录、委托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该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关系，被告邓某并非从事职务行为，其作为受害者不能成为其未向原告项某某隐瞒的依据，且原被告确权并不影响被告邓某向原告项某某赔偿损失。原告项某某亦将被告邓某提交的委托书、聊天记录、收据、业务员信息表、工作日志作为证据提交拟证明原告项某某知晓被告邓某系中农业务员时间较晚，被告邓某很早就与中农合伙及其关联公司有关系，而其向原告项某某隐瞒该事实。被告邓某对原告项某某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原告项某某儿媳王某对涉案项目进行了考察，且在原告项某某投资期间，其儿媳王某均参与了所有事项。经审查，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飞喜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邓某从事中农合伙业务销售工作，领取报酬以及被告邓某向中农合伙投资的事实，关于被告邓某与原告项某某之间是否构成居间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是否应驳回起诉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该证据对相关事实的证明效力。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12日，项某某（乙方、股权受让方）与甘霖（甲方、股权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封面标注“项某某￥102万，2016.1.12-2017.1.11”）约定，鉴于飞喜乐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合法持有该公司注册资本比例59%，甲方自愿转让其占有的飞喜乐公司股权至乙方名下，转让基准日为2016年1月12日；甲方向乙方转让股权的转让款按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确定（未载明具体数额）。同日，项某某（乙方、股权被回购方）另与甘霖（甲方、股权回购方）签订《股权回购书》，载明鉴于甲乙双方于2016年1月12日就乙方持有的飞喜乐公司股权（对应出资额102万元）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甲、乙双方约定股权回购的触发条件为，飞喜乐公司在2017年1月11日前未能在全国中小型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未被主板上市并购；甲方回购乙方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的全部股权，对应出资额102万元。项某某中国工商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5年3月11日以POS交易方式支出11万元，于2015年5月4日以POS交易方式支出30万元。项某某中国建设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5年9月8日向甘霖支付50万元，于2016年1月14日向邓某支付6.22万元，于2016年2月16日向邓某支付4.78万元，前述费用合计102万元。项某某另主张其提供的一份载明甲方为中农合伙，乙方为其儿媳王某的《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系由其向王某借款10万元用于出借给中农合伙，王某未在该合同上签名确认，但据此支付了10万元，项某某主张该10万元与前述102万元，均系在邓某的介绍和帮助下向中农合伙支付的借款。2017年6月2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分局作出武公（沌）立字[2017]1034号《立案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飞喜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2017年7月25日，邓某代项某某填写报案登记表，载明其通过邓某知晓“飞喜乐”，于2015年3月12日向飞喜乐公司先后投资102万元。2018年8月14日，项某某儿媳王某在与邓某微信聊天中要求邓某提供中农公司获准从事融资业务的政府批文以及“红安钧宇纸业有限公司”与中科的委托融资协议，邓某表示其没有，后在王某一再要求下将中农合伙的营业执照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拍照发与王某。后王某于2018年10月12日通过微信询问邓某其公司哪位经理称“中农和飞喜乐律师意见书和即将上市的证券承销机构协议文件等”是秘密文件，不能提供的？邓某表示不记得了，且表示当时公司经理要求保密，故未能提供前述文件。另查明，邓某于2016年4月28日登记为中农财富基金客户，金额为5万元，起止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4月27日。中农合伙的中农财富基金人员通讯录显示邓某为该企业陈爱红（业务经理）部门的业务员。邓某亦与中农合伙签订《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与甘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书》。邓某并于2015年9月11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2月30日向中农合伙支付1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邓某另于1998年9月9日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约定双方仅构成保险代理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项某某在庭审中表示其未向邓某支付居间报酬，原因系双方未约定报酬，且从事实来看，系邓某自动放弃报酬，其从未向项某某主张过报酬。以上事实由《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回购协议》、银行流水、《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A）类》、中农公司通讯录等材料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应裁定驳回起诉以及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居间合同关系。关于本案是否应裁定驳回起诉问题，虽然本案有关事实涉及飞喜乐公司，且该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原告项某某系主张其与被告邓某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而提起诉讼，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现并无证据显示被告邓某涉嫌经济犯罪，故本案不应裁定驳回起诉。关于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构成居间合同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订立书面的居间合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项某某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邓某系中农合伙业务员，其向原告项某某推荐产品的行为系代表中农合伙对外进行销售的职务行为，且原告项某某在庭审中也表示其并未向被告邓某支付过报酬，其称系被告邓某自愿放弃报酬并无证据证实，故原告项某某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与被告邓某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项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8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项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袁 晶人民陪审员  刘立新人民陪审员  刘 理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马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