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麦仕才，男，194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38。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三新，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芳，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华，男，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成，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志凌，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瑞华，女，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24。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雨轩，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麦仕才与被上诉人梁国华、黄瑞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再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麦仕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2008）南民一初字第2335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335号调解书）。事实和理由：一、法院对（2008）南民一初字第2335号案件（以下简称2335号案）启动再审违法，再审判决因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一）虚构事实启动的再审案，应依法撤销。2017年6月26日，麦仕才收到再审法院发出的通知，即(2017)粤0605民监2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从该通知可见，法院是以麦仕才提出再审申请为由，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随后隐秘地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形式作出对2335号案进行再审的裁定。2335号调解书是生效的民事调解书，麦仕才根本没有提出过再审的申请。很明显，“麦仕才申请再审”这一事实是虚构的，人民法院通过虚构事实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裁定对2335号案进行再审严重违法。本再审案的形成是以违法手段操作而来，本不应该存在，应依法予以撤销。（二）即便是院长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不符合法定的理由。2335号调解书已经生效多年，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都不具备提起再审的申请条件。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依法不能启动再审，事实上，双方都没有提出再审的申请。要启动再审，唯一的法定路径就是法院院长提起，经审判委员会决定，才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而导入再审程序。而院长启动审监程序也是需要法定理由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只有原审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的情形时才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除此之外，院长也不能主动滥用职权启动审监程序对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裁定再审或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历年来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成千上万，院长选择对2335号调解书启动监督程序并裁定再审必有原因，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必须严格依法作为。从(2017)粤0605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可见，院长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且裁定再审的理由并不是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只说是“确有错误”。也就是说，院长超越了法律的授权范围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我们尽量相信院长的主观用意是为了秉公执法，但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强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且裁定对2335号案进行再审，就难以排除假公济私、滥用职权偏帮某一方当事人的嫌疑。这种以超越法律权限启动的再审案，其作出的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三）本案判决撤销2335号调解书及（2008）南民一初字第2335-2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335-2号裁定书），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原审法院的再审案是适用普通一审程序对原案进行审理。也就是说，原审法院决定的再审案件，其审判级别并不比原审案件的审判级别更高。到目前为止，尚无法律规定适用一审程序的再审案有权撤销相同级别的原审判决或裁定。欲撤销原审判决，只能通过本院的审判监督程序或上一级法院的二审程序来实现。如果适用普通（一审）程序的再审案可以做出撤销原审案的判决或裁定，那么，只要院长起意，法院过往的任何一件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都是随时可撤销的。（2017）粤0605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是经过审监程序作出的，该裁定书并没有裁定撤销原审的2335号调解书，只是裁定对原审2335号案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再审。也就是说，本案的审判级别并不比原审的审判级别高，又无法律特别授权，所以本案判决无法可依，应予以撤销。二、法院强行安排再审案的当事人错误。如上所述，2335-2号裁定书未被撤销则一直生效，该裁定准许麦仕才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也就是说，在2335号案中，黄瑞华已不是案件当事人。本案是对2335号案进行再审，黄瑞华就不能成为本再审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活动。法院强行安排黄瑞华作为被告，本案就是另一个新的案件了。既然2335号调解书未被撤销，再审案作为一个新案件又不是麦仕才提起的诉讼，所以麦仕才不同意作为该案的原告参与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强行安排麦仕才当原告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违反了当事人自愿的民事法律原则，显然是滥用公权。麦仕才不认可再审的一切活动，不充当再审的原告。麦仕才之所以到庭，是迫于法院的强权，但麦仕才会坚持抗争。三、再审法院对2335号案进行再审的动机不良。梁国华的妻子黄瑞华早在几年前已经对2335号案提起了撤销之诉[案号为（2014）佛南法民一撤初字第8号]，提出的请求和内容就是本再审案的判项。法院对黄瑞华提起的撤销之诉经过一审、二审[（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号]的审理，认为黄瑞华关于撤销2335号案的理由不成立，证据不充分，并据此驳回了黄瑞华的诉讼请求。法院生效的判决书，依法是另案必须采信的证据。现本案所审理的问题就是黄瑞华提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而本案合议庭却对撤销之诉的多份判决置之不理。四、一审判决撤销2335-2号裁定书无法可依。麦仕才提起2335号案的诉讼时，起初认为黄瑞华是梁国华的妻子，所以将其列为被告，经过分析后认识到黄瑞华并非投资协议的当事人，没有必要参与诉讼，故申请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法院依照麦仕才的申请，已裁定准许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再审案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判决撤销2335-2号裁定书错误。五、本案实体问题。1.本再审案所涉及的所有证据材料都经过撤销之诉案[(2014)佛南法民一撤初字第8号]的审理、质证，证据的三性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依照法律规定，生效判决确认的证据就是当然的证据，对法院已采信的证据不宜作出新的认定。另，本案是再审案件，再审法院要求引导梁国华重新组织提交新证据，并根据重新提交的证据审理本案错误。2.麦仕才起诉2335号案，提交了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等证据，这些证据均由梁国华亲笔自愿签名，表达了梁国华当时的真实意思。就算是麦仕才是“假投资”，梁国华也是真实、自愿同意、认可和确认的。2335号调解书是双方真实达成的协议，除梁国华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是被逼迫以外，该民事调解书依法不能撤销。就算“投资”是假的，梁国华也必须对其行为负责。且从该案的证据形式看，尚无虚假痕迹。梁国华事后反悔，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当时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名的，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必须认真审查其反悔的理由是否成立，以及非自愿、被迫签名的证据是否充分。而再审法院不但不审查梁国华是否被迫签名，反而想尽办法帮助和支持梁国华反悔。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不顾，强行撤销梁国华自愿签署的调解协议。3.梁国华事后声称，其与麦仕才女儿有奸情、是情人关系，双方串通制造虚假诉讼并达成和解，目的是将自己与妻子的夫妻财产转移，该说法缺乏证据证明，反而证明了其当时是自愿签订调解协议的。梁国华提交了几张与麦佩英的合照，试图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奸情，照片来源的合法性暂且不论，这些照片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奸情。梁国华还提交了几张存款凭证予以佐证，但在法庭上又声称是因为麦佩英孩子被雷击，出于同情而给付的款项，故该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欲证明之内容。法院调取了麦仕才夫妻的部分银行流水，用以证明麦仕才无投资能力。但每个人在银行的存款和流水，不能代表其全部资产。至今证明麦仕才存在虚假诉讼的证据是极不充分的。如果一审判决认定虚假诉讼是事实，就应该把麦仕才、黄瑞华、梁国华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撤销民事调解书。就算民事调解书是双方串通好自愿签订的，在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撤销，至于刑事责任则另当别论。六、本案应维持2335号调解书。麦仕才和梁国华都没有提出再审申请，虽然梁国华在庭审中反复提出撤销原审2335号案的要求，而法院也根据梁国华的要求进行审理，甚至要求麦仕才承担真实投资的举证责任。整个庭审过程显示，梁国华就是要求撤销2335号案的原告，但梁国华自称签订2335号调解书违背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规定，对生效的调解书进行再审的条件，首先要审查当事人调解时是否违反自愿原则以及调解书内容是否违法。再审法院没有对该两个问题进行审查，只是针对梁国华的新证据进行审理不当。故本案撤销2335号调解书和2335-2号裁定书明显错误。七、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再审适用的法律依据是2015年9月颁布的，而2335号案发生在2008年，不应适用该法律依据。梁国华辩称，一、梁国华与麦仕才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麦仕才多次强调其与梁国华在2008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78万元投资款是其在2007年12月31日前对梁国华的借款累计形成。但麦仕才在2004年至2008年间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夫妻经济能力不足以出借78万元，而麦仕才对于款项的出借方式、时间、地点、金额均无法准确陈述，且在前后多个案件中，麦仕才对于出借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反复矛盾。反观当时梁国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自资兴建厂房，无需向麦仕才借款，故麦仕才所谓的78万元借款形成投资款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另，该《投资协议书》约定麦仕才收取涉案地块上租赁物的全部租金直到土地租约期满，作为其投资利润回报，而梁国华作为真实投资方且后期大量投入，却无任何收益回报，这样的约定明显违背合伙协议关于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原则，这种权利义务一边倒的投资明显与常理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而麦仕才对所谓的“合伙资产”如何投资、如何经营、收益多少等一无所知，双方的《投资协议书》完全无法体现该法律条款的契约精神，而麦仕才作为投资者对合伙财产的经营状况一无所知也有悖常理，因此，该协议并非真实的合伙协议，合伙事实无中生有。二、对同一“合伙事项”出现两次不同约定。麦仕才的女儿麦佩英与梁国华在2010年6月30日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过去15年梁国华向麦佩英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作为麦佩英的投资款，用于以梁国华名义向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新境西门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的五份土地上所建的出租房、厂房和商铺。（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27-2号民事裁定书显示，麦佩英确认该协议是2008年《投资协议书》的延续。麦佩英诉称麦佩英、梁国华自1995年起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有经济往来，数额较大，高达40多万元。2008年2月1日，双方为此签订一份《投资协议书》。可见，对于所谓借款形成的投资款，继而合伙投资租赁物的事情，根本是胡乱编造的，无论是麦仕才还是麦佩英，均无法证明出借款项的事实，也从未参与租赁物的经营管理。三、再审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本案，程序合法。如上所述，因本案存在上述诸多不合理之处，2335号案完全是麦仕才与麦佩英相互串通恶意制造的虚假诉讼。此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黄瑞华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损害国家利益，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应予维持。黄瑞华辩称，一、法院依职权对本案提起再审，程序合法。因虚假的《投资协议书》产生的2335号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予撤销。（一）法院依职权对本案提起再审程序合法。麦仕才在2335号案中据以起诉的《投资协议书》和由此产生的2335号调解书是梁国华与麦佩英过去存在情人关系，双方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其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非法目的，借用麦仕才名义利用庭前调解程序所产生的。麦仕才在过去多宗案件中均陈述，《投资协议书》中的投资款是其在2004年至2007年间对梁国华的借款累计而成，即借款转化为投资款，但法院并未在以往的案件中对麦仕才的借款是否真实进行审查。麦仕才在2335号案中所述的投资事实是虚假的，没有证据证实其有向梁国华实际出借款项后转化为投资款，该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产生的法律后果更是损害了黄瑞华的合法权益。同时，麦仕才及其女儿麦佩英凭借该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进入执行程序，损害了黄瑞华的夫妻共同财产，继而又因该虚假诉讼引发了一系列诉讼案件，麦仕才及其女儿麦佩英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司法秩序，侵害司法权威，继而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也违反公序良俗，给黄瑞华的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和伤害，从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确有错误的情形”不仅包括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包括该条未详尽列明的其他情形。再审法院依职权对2335号调解书提起再审符合上述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并无不当。（二）再审判决撤销2335号调解书及2335-2号裁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如上所述，本再审案是再审法院依法对2335号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重审案件，该案的审理本身就是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部分。再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为2335号调解书确有错误，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投资关系，如不撤销该调解书，将持续损害黄瑞华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更违反司法工作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因此，再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撤销2335号调解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相应地，2335-2号裁定书是基于2335号案衍生出来的法律文书，再审法院依法撤销2335号调解书、驳回麦仕才的全部诉讼请求的同时一并撤销2335-2号裁定书并无不当。（三）再审法院将麦仕才作为再审原告，将黄瑞华作为再审被告于法有据，没有滥用公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第三条第10项规定，由上级法院或院长发现程序启动的案件，应在案件的范围内全案审查。因此，麦仕才于2008年6月10日以合伙纠纷为由起诉梁国华、黄瑞华形成2335号案，再审法院需要对该案进行全案审查，也就意味着对该案的审查范围应该从一开始的立案状态开始审查。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虽然麦仕才申请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黄瑞华最终没有成为2335号调解书的当事人，但由于债务发生在梁国华和黄瑞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强制执行该调解书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对梁国华和黄瑞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在黄瑞华事后明确表示反对及提出撤销的情况下，麦仕才与梁国华的行为已损害了黄瑞华的合法权益，这些都应当属于法院再审的全案审查范围。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再审法院按照麦仕才在2335号案中原告的诉讼地位，将麦仕才确定为原告并无不当，不存在滥用公权。二、麦仕才与梁国华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2335号调解书所依据的事实基础是虚假的。（一）《投资协议书》记载麦仕才在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投资78万元给梁国华，麦仕才主张上述投资款是借款转化而来的，但麦仕才自始至终都无法提供任何借款的交付凭证。在（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3号案中，麦仕才陈述：“投资是通过多次借款，我在银行拿，他（梁国华）开车来银行门口等我拿给他，都是现金，没有转账。”本案所涉投资款为78万元，结合麦仕才在同一时期起诉梁国华的另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主张的借款30万元，合计108万元，但麦仕才于2000年12月从佛山市南海区小塘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退休，退休后养老金每月仅几百元，哪怕是在1999年8月至2007年期间，其银行账户流水也无法显示其有足够的经济收入和能力出借高达108万元。麦仕才声称其承包化工厂和农村有大额分红，却无法举证证实。综上，麦仕才所述向梁国华投资78万元虚假，并无实际出资。（二）对于《投资协议书》的签订、投资款项如何交付的问题，麦仕才在（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27号案和（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3号案中的陈述截然不同，且其与麦佩英的陈述也相互矛盾。在再审法院对麦仕才进行询问的过程中，麦仕才又表示对合伙事务、投资款的交付、投资分红等情况均不清楚或不记得，逃避关键问题。本案所涉投资款高达78万元，且借款期间长达四年，其与梁国华就该投资协议的纠纷持续多年，假如合伙投资或借款真实，麦仕才的上述行为实在是有违常理。（三）本案所涉合伙项目居然存在两份投资款来源和投资人截然不同的《投资协议书》，两份投资协议的“投资人”麦仕才和麦佩英又据此起诉梁国华要求支付投资利润。麦仕才在2335号案据以起诉的《投资协议书》是其在2008年2月1日与梁国华签订的，该协议书记载的投资人是麦仕才，投资款是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的累计投资78万元；而2010年6月30日，麦仕才的女儿麦佩英又以同样的合伙项目与梁国华签订投资协议书，其记载的投资人是麦佩英，投资款为“麦佩英向梁国华在过去十五年借款中产生的利息，双方自1995年起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有经济往来，数额较大，达40多万元”。麦佩英作为麦仕才的女儿，麦仕才又作为第三人参与（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27号案，假如麦仕才与梁国华存在真实合伙投资，不可能对同一合伙投资项目存在两份前后完全不一致的协议书。（四）结合再审判决认定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不存在真实合伙关系的理由的第一点、第六点，2008年2月1日的《投资协议书》的内容明显违背公平原则，权利义务完全分割，无任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同收益等内容，只字不提梁国华的合伙出资情况，自2008年2月1日起所有租金收益由麦仕才享有，土地租金却由梁国华承担，并无其他任何收益和补偿。真实的合作投资都是以追求收益回报为目的，并以各自的投资比例享有利润、分担亏损，故该《投资协议书》完全不符合合伙的特征。假设梁国华确实向麦仕才借款78万元，凭借梁国华当时的租金收入情况，其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偿还借款，根本无须与麦仕才签订如此不平等和不合常理的协议书，完全放弃自己辛苦投资建设的租赁物长达14年的租金收益，还要承担所有经营成本支出。综上所述，再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从多个角度结合证据论证，足以认定麦仕才和梁国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麦仕才无法举证证实其向梁国华实际交付了投资款。即使2008年2月1日的《投资协议书》是梁国华签订的，但麦仕才主张的“投资款”没有实际发生，《投资协议书》以及2335号调解书所依据的合伙事实是虚假的，审判机关经审查认定其作出的调解书确有错误后就不能一错再错，必须坚守司法工作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撤销该调解书，不能置事实真相于不顾。更何况，根据梁国华所述，其之所以签订虚假的《投资协议书》，是因为受麦佩英指使出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非法目的。麦仕才、麦佩英和梁国华虚构合伙投资事实达成2335号调解书，麦仕才利用该调解书所引起的多宗案件已经严重扰乱司法秩序，违反公序良俗，给黄瑞华的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和伤害，侵害黄瑞华的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持原判，驳回麦仕才的全部上诉请求。麦仕才向再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国华、黄瑞华立即向麦仕才偿还投资款20万元、返还代为收取的出租房、厂房、商铺租金6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款日止的利息（判决确定付款日后逾期付款的另行依法双方计付）；2.双方继续履行2008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梁国华、黄瑞华承担。再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2月27日至2007年3月13日期间，梁国华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新境经济联合社（原南海市小塘镇新境经济联合社）签订了多份土地租赁合同书，土地租赁期至2022年。梁国华已经交纳了2011年土地租金66299.39元、2012年土地租金68844.89元、2013年土地租金69662.86元、2014年土地租金69865.13元、2015年土地租金70067.4元、2016年土地租金73063.39元、2017年土地租金75897.63元。2008年2月1日，麦仕才作为乙方与梁国华作为甲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内容为：甲方于2004年1月1日在经营运输碎玻璃业务和向佛山市南海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土地建出租屋、厂房和商铺期间，因资金周转困难，诚意邀请乙方投资合作经营。至2007年12月31日止乙方共累计投资七十八万元给甲方。现两项合作事宜都已运作正常。为今后友好相处，合理分红，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本合同签订协议后，甲方付给乙方贰拾万元人民币，余下的伍拾捌万元作为乙方的投资款；二、2008年2月1日前以甲方名义向佛山市南海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的四分土地上所建的出租屋、厂房和商铺。以甲方名义出租的租金，从2008年2月1日开始归乙方收取直至到土地租约期满，作为乙方投资的回报；三、合作期间以甲方名义购买的车辆给甲方所有，运输的义务和客户归甲方所有，货运的收入归甲方所有；四、由于甲方的经营场地在租赁的土地上，因此在甲方经营期间无须支付乙方租金，四份土地租金由乙方向佛山市南海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支付；五、因乙方年事已高，在租约期间如无能打理时，由其女儿负责一切有关事项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六、在租约期间，如所租的土地被国家提前征回，所得补偿均归乙方所有。因所有土地都以甲方名义租赁，所以在租约期间如发生与租约相关的事宜及手续甲方要无条件负责出面处理和协调，否则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后果由甲方负责。租约期满后所有的出租屋、厂房和商铺及土地的续约问题归甲方自行处理。2008年7月17日，据媒体报道麦仕才的女儿麦佩英的子女因遭雷击住院，梁国华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分别于2008年7月16日存款2万元、2008年7月21日存款5万元、2008年7月30日存款3万元、2008年8月14日存款3万元至麦佩英的银行账户。另查，麦仕才于2000年12月从佛山市南海区小塘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退休，其中2004年1月-6月的退休金为572.88元、2004年7月-2005年6月的退休金为628.14元、2005年7月-2006年6月的退休金为677.69元、2006年7月-2007年6月退休金为735.69元、2007年7月-2007年12月退休金为833.69元。麦仕才在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户的账号为220********37219的银行账户自1999年9月至2007年12月期间，每月均有一笔“工资”收入，金额从九百多元至一千二百元不等。再查，麦仕才于2008年6月10日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起诉梁国华、黄瑞华，案号为（2008）南民一初字第2335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麦仕才申请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原审法院于2008年8月4日作出了（2008）南民一初字第233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麦仕才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2008年8月4日，原审法院依据麦仕才与梁国华达成的调解协议作出了2335号调解书。内容为：一、梁国华确认欠麦仕才投资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欠麦仕才代为收取的出租屋、厂房、商铺租金人民币6万元，以上款项合共人民币26万元，梁国华自愿向麦仕才偿还，该款梁国华定于2008年12月31日前向麦仕才支付完毕；二、麦仕才自愿放弃对本案的利息请求；三、麦仕才、梁国华继续履行2008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四、本案受理费2600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合共4420元，梁国华自愿负担，于2008年12月31日前付清予麦仕才。后麦仕才依据2335号调解书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09）南法执字第4408号。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梁国华作为甲方、麦佩英作为乙方（代表原告）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1.甲方欠乙方借款肆拾伍万元正，甲方保证在2012年12月30日前每月不低于捌仟元人民币的速度偿还乙方的借款，在约定还款期内，甲方必须还清肆拾伍万元借款，乙方不收取甲方的借款利息。如在约定还款期内未能还清借款，则剩余借款按月息1分计算利息。2.该协议签订后，乙方向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对甲方诉讼案中止执行至2012年12月30日止，甲方在约定期限内还清借款肆拾伍万元正，乙方才到法院撤销（2009）南法执字第4408、4409号的执行。如甲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还清肆拾伍万元正，乙方有权再次向人民法院申请对甲方房产拍卖以偿还借款。2010年6月30日，梁国华作为甲方与麦佩英作为乙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在2010年6月30日前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分歧，2010年6月30日的投资协议及借款条款全部作废，现经重新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向乙方在过去十五年借款中产生的利息。乙方作为投资款用作以甲方名下向佛山市南海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的五份土地上所建的出租屋、厂房和商铺。从2010年7月1日起由乙方负责管理和出租，按照乙方60%、甲方40%分成。作为甲乙双方的回报；2.由于甲方有属于自己的出租房屋，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私自将到甲乙双方共同拥有出租屋的租房客人，指使到属于甲方自己的出租屋租房；3.甲方经营碎玻璃业务场地在共同租赁的土地上，该地块乙方只允许甲方经营碎玻璃业务，才能无偿提供甲方使用。甲方不能私自出租或转让他人，如甲方中途变更经营用途，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交出相应租金或将该土地出租他人；4.由于所有地块都以甲方名义向佛山市南海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承租，在租赁期间甲方不能私自将该租赁地块变更承租人、出卖、转让等，已致造成乙方投资收益无法收回，甲方自愿将佛字第020003557号A建筑物的永久出租收益归乙方所有。在租约期间如发生与租约相关的事宜及手续，甲方要无条件负责出面处理和协调，否则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后果由甲方负责。在租约期间，如所租土地被国家提前征用，所得补偿按甲方40%、乙方60%比例分成。租约期满后，土地续约问题甲乙双方相讨继续续租，若由甲方名义（包括其家庭成员）续租后，按照甲方50%、乙方50%比例分成；6.由于在2010年6月30日前所有出租的厂房、商铺、出租屋由甲方负责管理及收租，现在由乙方负责收租及管理，因此甲方已经收取的租户按金，必须悉数交由乙方保管，否则当租户退租要求还按金时，乙方有权将属于甲方的租金扣起以偿还租户按金。在2010年1月1日前如甲方未向西门股份经济合作社缴交的土地租金，甲方必须负责自行缴清。在2010年1月1日后发生的土地租金由甲乙双方负责。2012年2月10日，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向梁国华发出律师函，内容有：本律师接受当事人麦仕才、麦佩英的委托，就梁国华2010年6月30日与麦佩英签订《还款协议》履行事项郑重致函你们。2010年6月30日，委托人麦仕才与梁国华曾就案号为（2009）南法执字第4408、4409号执行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委托人麦仕才（申请人）同意你们（被申请人）附条件对上述两案延长履行期限至2012年12月30日止，在这两年半时间里，如你们按和解协议履行相应义务，委托人（申请人）无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此，本律师当事人与梁国华于2010年6月30日签订《还款协议》......协议签订后，贵方尚能如约履行，乙方共收到甲方还款人民币10万元正，但从2011年5月至今，乙方一直未收到甲方的任何还款......诚望你们在收到函件后7日内给予答复，并就有关事项作出明确说明。2013年1月15日，梁国华向原审法院缴纳（2009）南法执字第4408、4409号尚欠的执行款35万元。2013年1月24日，麦仕才、麦佩英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结案申请书，内容有：申请执行人麦仕才与被执行人梁国华二案[（2009）南法执字第4408、4409号]，经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已全部履行完毕，现特向你院申请结案。2013年1月28日，麦佩英依据其与梁国华于2010年6月3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起诉梁国华，案号为（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27号，麦佩英在该案中的起诉意见中确认梁国华从2010年7月1日起向麦佩英缴交了十个月的投资收益共计5万元，麦佩英起诉要求判令梁国华将涉案土地及地上物（出租屋、厂房、商铺）交由麦佩英经营管理，并由梁国华支付2011年5月至2013年2月期间的投资收益等。诉讼过程中，法院依法追加麦仕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作出（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2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麦佩英的起诉。该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麦仕才在127号案的庭审中陈述：2008年2月1日麦仕才与梁国华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所约定的投资款是麦佩英支付给梁国华的，只是麦佩英基于家庭原因，以麦仕才名义与梁国华签订协议书；麦佩英在该案中也确认“后梁国华经常向我借款”。2013年11月27日，麦仕才再次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起诉梁国华，法院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2013）佛南民一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梁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租金收入704151.51元予麦仕才。后麦仕才、梁国华均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22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新证据，导致原审认定的事实出现了新的情况，可能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遂裁定：撤销（2013）佛南民一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2015）佛南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梁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0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收益837138.35元予麦仕才；梁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以其名义向佛山市南海区********股份合作经济社承租的土地上所建的出租屋、厂房和商铺交由麦仕才负责管理。梁国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2016）粤06民终453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梁国华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粤民申18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梁国华的再审申请。2014年7月23日，黄瑞华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由起诉麦仕才、梁国华，请求撤销2335号调解书。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佛南法民一撤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黄瑞华的诉讼请求。后黄瑞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号为（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5日出具（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麦仕才在（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3号的庭审中陈述：投资是通过多次借款，我在银行拿的，他（梁国华）开车来银行门口等我拿给他，都是现金，没有转账。再查明，黄瑞华与梁国华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85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再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对麦仕才进行询问，麦仕才在询问过程中对合伙协议的签订、合伙事务、投资款的来源及交付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均表示不清楚或不记得，具体事宜由麦佩英进行处理。再审法院认为，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本案应根据上述规定确认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1.麦仕才与梁国华于2008年2月1日签订《投资协议书》，但《投资协议书》仅仅记载了麦仕才的出资额，并无梁国华出资情况的任何记载，与情理不符；2.麦仕才与梁国华签订《投资协议书》后没有注册开办合伙企业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且双方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完全分割，各自为政，无任何关于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等方面的内容，完全不符合合伙的特征；3.《投资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投资建设的出租屋、厂房和商铺等的租金自2008年2月1日起全部由麦仕才收取，梁国华在合伙经营中除免交其使用的场地租金外，并无其他收益，且土地租金全部由梁国华交纳，而因所租土地被国家提前征回的补偿均归麦仕才所有，梁国华无任何的补偿，如此约定不符合常理；4.若《投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则《投资协议书》应是对双方多年合伙关系的确认书。但在签订《投资协议书》前，土地的租赁、建设、出租等事务均是由梁国华单独处理，麦仕才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分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二、《投资协议书》记载麦仕才自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止累计投资78万元予梁国华，麦仕才主张上述投资款是由借款转化而来，但麦仕才未能提供任何借款交付的凭据。另外，对于款项如何交付，麦仕才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其与麦佩英的陈述也相互矛盾。另外，在再审法院对麦仕才进行询问的过程中，麦仕才对合伙事务、投资款的交付、投资分红等均表示不清楚或不记得，但关于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承包工厂的情况，麦仕才却能详细陈述并提供书面材料。麦仕才在本案中主张的合伙所涉及的资金高达78万元，较其声称的承包工厂所涉资金大，时间亦更接近，况且麦仕才与梁国华、黄瑞华之间就此事扰攘多年，麦仕才居然对时间更久远的事情记忆清楚，而对案涉的投资事宜均不清楚、不记得，令人难以相信。三、麦仕才于2000年12月从佛山市南海区小塘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退休，从再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可知，麦仕才在退休后的养老金仅为每月几百元，与其出借的款项相距甚远。另外，在再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中，麦仕才在1999年8月至2007年12月期间每月均有一笔固定的收入，金额从九百多元至一千二百元不等，备注为“工资”。麦仕才声称其承包工厂，但从银行流水看，并无反映麦仕才有大额的分红。本案及另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合计涉及的金额为108万元，麦仕才称所有款项是其从银行取出后交给梁国华的，但从银行流水反映麦仕才并不具备如此经济能力，其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麦仕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麦仕才于2008年6月5日提起原审诉讼，而梁国华在签收原审案件的应诉材料至2008年8月4日调解期间，曾向麦佩英的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0万元，麦仕才在庭审过程中并未对该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说明。对于该款的性质，梁国华陈述为用于支付麦佩英子女的医疗费。若本案的合伙关系成立，基于麦仕才称其财产交由麦佩英管理的陈述，梁国华支付给麦佩英的款项理应用于归还麦仕才的欠款。但麦仕才与梁国华在调解时并未主张抵扣，有违常理。梁国华如此不正当放弃权利从侧面印证其与麦仕才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五、麦佩英与梁国华于2010年6月30日重新签订了《投资协议书》，涉及的合作项目与2008年2月1日《投资协议书》一致，但就投资款来源的记载存在矛盾。2008年2月1日的《投资协议书》记载累计投资78万元，而2010年6月30日《投资协议书》记载投资款为“甲方向乙方在过去十五年借款中产生的利息”。2010年6月30日《投资协议书》虽是麦佩英与梁国华所签订，但麦佩英作为麦仕才的女儿及“合伙事务”的经手人，其对2008年2月1日《投资协议书》的内容是清楚的，且据麦仕才的陈述，借款都是经麦佩英出借的，麦佩英理应对借款的经过非常了解。若2008年2月1日《投资协议书》是真实的，不可能存在两份前后完全不一致的协议书。六、若梁国华确实曾向麦仕才借款78万元，就梁国华当时的租金收入情况，其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偿还借款，根本无须与麦仕才签订《投资协议书》。麦仕才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包括租金6万元，从《投资协议书》签订之日至麦仕才提起诉讼，时间约为4个月，租金约为15000元/月，而土地的租期至2022年止，在此时土地租期还剩余约14年，暂不考虑租金的变化情况，麦仕才按此标准在土地租期内即可获得租金收益二百五十多万元，远超梁国华应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梁国华与麦仕才签订《投资协议书》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并将租金收益拱手相让，不符合常理。七、麦仕才于2008年6月10日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起诉梁国华、黄瑞华（原审案件），但在原审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麦仕才申请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并与梁国华达成调解协议。虽然黄瑞华并非原审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但由于债务发生在梁国华与黄瑞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强制执行原审民事调解书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对梁国华与黄瑞华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在黄瑞华事后明确表示反对及提出撤销的情况下，麦仕才与梁国华的行为已损害了黄瑞华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麦仕才主张与梁国华存在合伙关系，但《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均存在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麦仕才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向梁国华交付了投资款，其主张证据不足，再审法院不予采信。经再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335号调解书及2335-2号裁定书；二、驳回麦仕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合计4420元（麦仕才已预交4420元），由麦仕才负担2210元、梁国华负担2210元。梁国华负担的部分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迳付予麦仕才，再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原审法院在2335号案中于2008年8月4日裁定准许麦仕才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的裁定书案号应为（2008）南民一初字第2335-2号；麦仕才于2013年11月27日提起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中，二审生效判决的案号应为（2016）粤06民终4531号，再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除此以外，再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二审围绕麦仕才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二、再审程序是否合法。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由此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个人合伙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本案中，麦仕才主张其与梁国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此，麦仕才提供其与梁国华于2008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予以证明，但梁国华、黄瑞华均主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投资协议书》是虚假的，根据该《投资协议书》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是梁国华与麦仕才的女儿麦佩英串通而作出的，并初步提供理据对麦仕才的主张予以反驳，如签订该《投资协议书》的详细经过、梁国华与麦佩英之间关系的陈述及证据，至此，麦仕才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但麦仕才未能提供充分理据对此予以证明，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出资。结合麦仕才与梁国华于2008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及麦仕才的陈述可见，麦仕才之所以能获得租金收入作为投资回报，是因为其在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就梁国华经营运输玻璃业务以及承租涉案土地建出租屋、厂房及商铺事宜向梁国华出借借款，双方约定将借款转为投资款，因此，双方之间合伙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关键在于麦仕才是否实际出资。首先，根据该《投资协议书》的内容，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麦仕才累计投资78万元，但关于该78万元的投资，麦仕才未能提供任何关于投资款交付的证据。而关于78万元如何交付的问题，麦仕才、麦佩英在多个案件中的陈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如麦仕才、麦佩英在（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27号案中均称，2008年2月1日麦仕才与梁国华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所约定的投资款是麦佩英支付给梁国华的，只是麦佩英基于家庭原因，才以麦仕才的名义与梁国华签订协议书。而麦仕才在（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号案庭审中又称，因为其女儿没有那么多钱，而其有点钱，出资均由其本人在银行支取现金后交付给梁国华。本案再案一审诉讼中，麦仕才又称借款系其通过银行支取现金后，让麦佩英交给梁国华。关于出借时间。麦仕才在（2015）佛中法审监民撤终字第2号案庭审中先是称自己从2006年开始借钱给梁国华，后又称借款开始时间为2004年。其次，再审法院根据梁国华的申请以及麦仕才在多个案件中关于借款来源的陈述，分别调取了麦仕才及其配偶李振芳在广东省南海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多个银行账户在上述《投资协议书》确定的投资期限内的银行交易流水，交易流水反映，麦仕才、李振芳在上述期间未有关于转账给梁国华的交易记录，虽有银行现金取款的记录，但麦仕才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将支取的现金交付给了梁国华，且按麦仕才的陈述，其从自己名下银行账户取款后交给梁国华，而其名下多个银行账户上述期间支取现金的金额远不足78万元，即使加上其配偶李振芳名下多个银行账户在上述期间支取现金的记录，亦不足78万元。再次，结合再审法院向佛山市南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的麦仕才作为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情况，以及麦仕才、李振芳上述银行账户的存款情况反映，麦仕才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并不具备向梁国华出资108万元（加上麦仕才主张在同一时期另向梁国华出借30万元）的经济能力。最后，按照麦仕才的主张，其曾就梁国华承租涉案土地加建出租屋、厂房及商铺事宜向梁国华出借借款，双方约定借款转化为麦仕才对上述出租事宜的出资，故若存在实际的出资，出资主体、出资情况应是固定的，但根据梁国华与麦佩英于2010年6月3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合伙事宜同为承租涉案土地用于建出租屋、厂房及商铺出租，主体却由麦仕才与梁国华变更为麦佩英与梁国华，投资款由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借款78万元，变更为梁国华在过去十五年向麦佩英借款中产生的利息，投资回报仍为上述该地块上租赁物的租金收入，可见两份协议关于出资主体、出资情况的约定随意且前后矛盾，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麦仕才就本案合伙事宜出资78万元。2.关于《投资协议书》。首先，麦仕才与梁国华于2008年2月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虽然具有合伙协议的表面特征，但按该协议书的约定，麦仕才出资78万元，收回其中的20万元后，余款58万元作为其投资款，但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麦仕才可收取自2008年2月1日开始至土地租约期满即2022年11月31日止涉案租赁物的全部租金收入，而按照麦仕才在2335号案中的主张，仅2008年2月至5月期间的租金收入就有6万元，即使不考虑租金收入逐年增长的一般规律，仅按2008年2月至5月期间的租金标准来计算，计至2022年11月，租金收入就超过200万元，期间梁国华未能取得任何租金收入的分配，除交纳土地租金外，该《投资协议书》亦未明确约定麦仕才的义务以及风险承担的情况，综合上述情况，上述《投资协议书》关于盈余分配的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结合梁国华在涉案地块上加建租赁物出租的收入情况，以及其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反映的梁国华当时的资金情况，若其与麦仕才或麦佩英之间的借款关系确实存在，其在签订该《投资协议书》时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偿还借款，完全没有必要签订上述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的《投资协议书》作为麦仕才一方的投资回报。再次，如上所述，梁国华与麦佩英于2010年6月3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合伙事宜亦为经营管理涉案租赁物，主体却由麦仕才与梁国华变更为麦佩英与梁国华，投资款由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借款78万元，变更为梁国华在过去十五年向麦佩英借款中产生的利息，投资回报仍为上述租赁物的租金收入，并对收益的比例等进行了调整。结合两份《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可见，两份协议对于合伙事宜出资的主体、出资情况的约定随意且前后矛盾，而一味强调麦仕才、麦佩英一方收益的权益及保障、梁国华一方的义务，且权利义务的分配与所谓的出资情况并不对等，与个人合伙中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特征不符。由此可见，《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综合上述情况，虽然麦仕才持有与梁国华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麦仕才关于其能获得投资回报的基础即其已实际出资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且麦仕才关于出资的陈述多处矛盾，《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在麦仕才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又未能对其陈述矛盾、其主张与梁国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种种不合理之处给予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其关于其与梁国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未能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再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并无不当。二、关于再审程序是否合法1.再审法院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负有司法审查的责任，调解书的内容不仅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反映了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所持的态度，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发现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且需要再审的，经法定程序决定后应依职权再审，否则有损司法权威。本案中，再审法院院长认为该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335号调解书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进入再审，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至于麦仕才上诉主张本案2335号调解书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再审法院超越法定范围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有关于“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再审”的规定，但该司法解释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未明确限制只有存在调解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下，才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且上述司法解释于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是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未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时能否依职权进入再审程序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作出的，而如上所述，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已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未限制“确有错误”仅限于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综上，再审法院以2335号调解书确有错误，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应予再审，程序合法。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本案系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进入再审后，因原调解书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根据上述规定，应按第一审程序审理，再审法院按原审原告麦仕才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并以麦仕才提起原审诉讼时列为被告的梁国华、黄瑞华作为原审被告，程序合法。2.本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后再审法院是否有权撤销2335号案调解书、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上述司法解释虽然未对再审审理过程中原调解书确有错误应如何处理进行规定，但根据该条规定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纠错的理念可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纠正错误生效裁判的法定程序，无论审理再审案件适用的是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对于确实存在错误的原裁判文书、调解书，有权予以纠正，故麦仕才上诉主张本案适用一审程序进行再审审理，无权撤销原调解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虽然麦仕才在原审诉讼中在与梁国华达成调解协议前申请撤回对黄瑞华的起诉，并经原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但本案进入再审程序后，经审查，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故梁国华在原审诉讼中与麦仕才达成的调解协议损害了黄瑞华的合法权益，故再审法院在撤销2335号调解书的同时一并撤销准许麦仕才撤回对黄瑞华起诉的裁定书，并无不当。综上，因麦仕才与梁国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原审法院对麦仕才与梁国华依据2008年2月1日的《投资协议书》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确有错误，且损害了黄瑞华的合法权益，再审法院经合法程序，依职权提起再审后撤销2335号调解书、2335-2号裁定书，并无不当，麦仕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麦仕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何美健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卢文慧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