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民初1433号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40号。主要负责人：杨宝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野，系该行员工。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44-60号1512室。法定代表人：李广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张毅，山东森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翔龙焦煤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梭峪乡会立水深沟口。法定代表人：张亮平。被告：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荣复街35号。法定代表人：董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张铭，山东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光曜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福州南路75号A座302。法定代表人：李广春，董事长。被告：李广春，男，1963年1月13日出生，回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被告：李丽双，女，196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被告：孙向群，女，197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日照银行）与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卓公司）、被告山西翔龙焦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龙焦煤公司）、被告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销售公司）、被告青岛光曜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曜能源公司）、被告李广春、被告李丽双、被告孙向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立案，案号为（2016）鲁02民初1334号，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原告日照银行的起诉。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8）鲁民终246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本院一审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2018年8月15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马新野，被告海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张铭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翔龙焦煤公司、光曜能源公司、李广春、李丽双、孙向群，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日照银行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海卓公司偿还原告银行承兑汇票垫款22960000元及自垫款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二、判令被告翔龙焦煤公司、被告晋煤销售公司、被告光曜能源公司、被告李广春、被告李丽双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被告海卓公司拖欠原告的欠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判令原告对被告孙向群提供的抵押物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判令被告海卓公司在《最高额应收帐款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拖欠原告的欠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海卓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9日，原告与被告海卓公司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承字024号《银行承兑协议》，并根据该协议为被告海卓公司承兑银行承兑汇票肆张，合计票面金额3280万元，汇票到期日2016年5月19日，协议约定：被告海卓公司应在汇票到期日前将足额票款缴存于合同约定的账户，若被告海卓公司不能足额缴付全部票款致使原告对外垫款的，原告对垫款部分按日万分之五向被告海卓公司计收罚息。同日，原告与被告海卓公司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保质字第050号《保证金质押合同》，被告海卓公司根据该合同约定缴存保证金984万元。2015年4月2日，被告翔龙焦煤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在人民币贰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4月1日，被告晋煤销售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0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期间在人民币贰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4月28日，被告光曜能源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00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贰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4月28日，被告李广春、被告李丽双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0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贰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10月28日，被告孙向群与原告签订2014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抵字00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用其名下的房产为被告海卓公司在2014年10月28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壹佰柒拾贰万陆仟陆佰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原告办理抵押登记。2015年4月28日，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抵字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用其经营期间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的价值29000万元的煤炭为其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在人民贰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原告办理抵押登记。2015年4月28日，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应收质字第001号《最高额应收帐款质押合同》，被告海卓公司自愿用其自2015年4月28日起两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帐款，为其自2015年4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在人民币贰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的融资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与原告办理质押登记。2016年5月19日，上述肆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被告海卓公司未按约将全额票款缴存到协议约定账户，致使原告对外垫款2296万元，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海卓公司偿还垫款，被告海卓公司以资金紧张等理由拒绝偿还，其他被告也拒绝承担担保责任。综上，原被告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依约履行承兑义务，各被告却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侵犯原告合法财产权益，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海卓公司答辩称：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和其他被告签订的全部合同及协议均合法有效，被告海卓公司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其他被告应当承担其相应的担保责任。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发生的真实背景。2015年4月1日，原告香港中路支行行长王斌与海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广春等人共同来到山西省晋中市，要求与答辩人签订2015年度《“煤炭通”业务协议书》。期间并提出，因海卓公司上年度授信额度低，无法将“煤炭通”业务做大，故要求答辩人为海卓公司提供2亿元的最高额担保，这样原告可为海卓公司提高授信额度，便于三方共同将“煤炭通”业务做大。答辩人考虑到“煤炭通”业务项下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是答辩人，且三方签署的《“煤炭通”业务协议书》中关于银行承兑汇票开具、票据交付、货物交付、资金回笼管理等流程设定严谨、权利义务明确，只要三方按协议约定履行，商业风险并不大，遂决定为海卓公司提供担保，并签署了2亿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8月，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海卓公司偿还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造成的银行垫款1.7亿元及利息损失、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在接到民事诉状后，答辩人作为“煤炭通”业务项下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并未收到过如此巨额的银行承兑汇票，答辩人认为本案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遂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现该刑事案件经晋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榆次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并提起公诉，榆次区人民法院以李广春构成骗取贷款罪、王斌构成违规开具金融票证罪作出一审刑事判决。据刑事判决书及案涉相关人员的讯问、询问笔录、证据材料等查明：原告在2014年5、6月份时就已经发现海卓公司回款资金性质与“煤炭通”业务回款资金性质不相对应，回款资金的主体涉及个人和房地产公司。原告因此派王斌等人前往山西省晋中市调查后得知海卓公司并未与答辩人开展煤炭经营业务，而是将款项挪作他用。到2014年11月份时，海卓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已给原告造成1.5亿元的巨额垫款。随后，原告与海卓公司共谋，采用向社会人员借款筹集资金偿还原告垫款，原告再开具新的银行承兑汇票帮助海卓公司偿还向社会人员借款的方式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贷还贷、恶性循环。正如原告香港中路支行行长王斌在讯问笔录中坦白到的：这样做是因为银行已被李广春绑架了。原告为了处理坏账、海卓公司为使债务转嫁他人，在2015年4月1日，原告与海卓公司恶意串通，隐瞒海卓公司改变银行承兑汇票用途、造成原告1.5亿元巨额垫款无力偿还、原告与海卓公司共谋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贷还贷等事实真相，以做大“煤炭通”业务为由，骗取答辩人签订了《“煤炭通”业务协议书》及最高额度为2亿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后，原告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继续违规为海卓公司滚动签发高达4.84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帮助海卓公司以贷还贷，期间原告职工李旭（李广春之子）作为名义借款人、原告香港中路支行行长王斌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均参与其中，原告香港中路支行客户经理丁利平违反三方签订的《“煤炭通”业务协议书》中关于银行承兑汇票需经三方传真交接确认的程序，将原告签发的高达4.84亿元的、收款人为答辩人的银行承兑汇票违规交给海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广春和案外人王铁军，贴现后用于偿还之前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及高额利息，最终造成1.7亿元不良垫款不能偿还。在此背景下，原告一纸诉状将答辩人告上法庭，要求答辩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企图将答辩人作为海卓公司与原告违法违规行为所至后果的替罪羊。二、原告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为海卓公司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造成1.7亿元损失的根本原因，其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因其自身责任所造成的损失。现刑事判决书及案涉相关人员的讯问、询问笔录、证据材料等证明：2014年11月份，海卓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已给原告造成1.5亿元的巨额垫款。此时，原告已经发现银行承兑汇票的用途被改变，其已知晓海卓公司与答辩人根本没有进行煤炭贸易，海卓公司及李广春的行为已经构成骗取贷款罪。原告应当采取相应法律手段追究海卓公司、李广春的责任。刑事案件中丁利平的询问笔录也显示其向支行行长王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栾坤提出应当报案，但原告始终没有报案。最终原告采取了与海卓公司共谋用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贷还贷的方式解决垫款。并在骗取答辩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继续以此种方式将海卓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转嫁给答辩人。在此种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贷还贷的模式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真实贸易，但原告却仍然违法、违规为海卓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另外，《日照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日照银行青岛分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条均规定：“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必须以真实、合法的交易为基础，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严禁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根据以上法律、法规及日照银行、日照银行青岛分行的规定可知：青岛分行在2014年11月份以后及2015年4月1日答辩人提供担保之后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根本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日照银行的规定，原告故意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贷还贷是造成其1.7亿元损失的最根本原因。原告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因其自身过错所造成的损失。三、原告在明知基础交易关系不存在或者不真实的情况下仍然违法、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具体表现在：1、严重违反日照银行授信管理制度，自2014年10月15日起海卓公司无力偿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到2014年11月份时，海卓公司已经给原告造成1.5亿元不良垫款无力偿还。从2014年10月15日起海卓公司已经不具备授信资格，但原告仍于2014年10月21日及2015年3月23日分两次给海卓公司违规授信，授信额度高达2亿元。并在2015年10月20日授信期限到期后仍然无授信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1.9415亿元。2、在《“煤炭通”业务协议书》约定的各项审查、交付环节上，多处违约。具体违约行为如下：①未按合同约定审查基础交易合同的真实性，且未将合同原件备案。②未按合同约定进行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③未按合同约定进行银行承兑汇票交接；④未按合同约定对能够证明基础交易是否真实的增值税发票进行审查。⑤未按合同约定对货物及运输单据等进行交接验收确认。⑥未按合同约定与终端煤炭消费企业签订资金回笼相关协议进行回款管理。3、未按照《“煤炭通”业务协议书》附件5的约定，要求接收银行承兑汇票的人员提供答辩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4、未按照《“煤炭通”业务协议书》的约定完成向答辩人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义务，全部银行承兑汇票都交付给李广春和案外人王铁军。5、在出现2014年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不良垫款1.5亿元后；在已经查明银行承兑汇票李广春交由被案外人晋中安顺通公司及荣华房地产公司使用后；原告不仅没有采取合法手段向海卓公司、李广春、相关担保人追偿，却采取了违法、违规的手段继续在2015年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用来归还之前所借个人过桥资金、归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掩盖不良资金缺口。6、原告多名人员（包括原香港中路支行行长王斌、客户经理丁利平、员工李旭）与社会人员违规倒贷、违规出具借条、违规提供担保、违规交付银行承兑汇票。原告行长杨宝峰、分管副行长郭全海、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栾坤等均明知在2014年11月份，海卓公司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于晋中安顺通公司及荣华房地产公司使用，且造成原告1.5亿元的不良垫款无力偿还。在2015年骗取答辩人提供担保后，仍持续为已不具备银行承兑汇票申请条件的海卓公司签字审批签发银行承兑汇票高达4.84亿元，其用意不言而喻。违法违规为海卓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是原告高级管理层的集体行为，而非王斌一人所为。四、原告与海卓公司恶意串通、骗取答辩人提供担保；违规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贷还贷，答辩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李广春、王斌所涉刑事犯罪的案件材料和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充分证明：原告在明知海卓公司改变银行承兑汇票用途、造成银行巨额垫款1.5亿元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仍然与海卓公司串通，在没有真实贸易的背景下违规为不具备银行承兑汇票申请条件的海卓公司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用来偿还原告垫款以贷还贷。并且隐瞒上述情况骗取答辩人签订《“煤炭通”业务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便原告继续利用《“煤炭通”业务协议书》违规为海卓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以偿还之前海卓公司所欠原告的垫款；利用《最高额保证合同》让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以最终达到原告处理坏账、海卓公司债务转嫁给答辩人的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翔龙焦煤公司、被告光曜能源公司、被告李广春、被告李丽双、被告孙向群均未作答辩。原告日照银行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银行承兑协议、银行承兑汇票清单、银行承兑汇票四份、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垫款凭证、最高额保证合同五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抵押登记证书、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煤炭通”业务协议书五份、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发票及过磅单一宗、结算单两份、付款承诺。晋煤销售公司为证明自已的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日照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日照银行青岛分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日照银行授信业务核保管理暂行办法》、《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清单》、《日照银行青岛分行授信额度审批结果批复表》、《日照银行青岛分行授信额度审批结果批复表》、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煤炭通”字第001号《“煤炭通”业务协议书》、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第0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晋中）公（司）鉴（文）字[2016]062号《鉴定文书》、《银行承兑汇票交接书》、《日照银行青岛分行非低风险公司业务放款出账操作表》18份、《关于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催收落实情况》、李广春通过其子李旭向王铁军借款，由王斌作为保证人签字的借条、明细，《日照银行青岛分行文件》、刑事案件讯问、询问（王斌、丁利平、李广春、赵亮、王铁军、王丽樱、李旭、李媛）笔录，（2017）晋0702刑初486号《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编号为3130005226542069、3130005226542070银行承兑汇票两张；出卖人为晋煤销售公司买受人为海卓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签订的《冶金焦销售合同》及2015年11月1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票号为1400142140-00078489至1400142140-00078499及1400153130-00264001、1400153130-00264002的山西增值税发票13张；（晋中）公（司）鉴（文）字[2016]067号《鉴定文书》，共8页。上述证据均从榆次区人民法院调取。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5年4月1日，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甲方）、被告海卓公司（乙方）与原告日照银行（丙方）签订《“煤炭通”业务协议书》，约定乙方作为授信申请人，经丙方独立授信、乙方根据丙方的要求满足担保条件后，在确定的额度内，基于真实合法有效的贸易背景向丙方申请开具以甲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并申请丙方予以承兑采购用煤专项运销至乙方事先确定并经丙方认可的煤炭消费企业。甲方作为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货物交付等义务，并对丙方承担直接责任。协议约定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后，须甲、乙、丙三方进行确认，并签署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二、2015年4月2日，被告翔龙焦煤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第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4月1日，被告晋煤销售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第0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4月2日，被告光曜能源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第00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4月28日，被告李广春、李丽双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保字第0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海卓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三、2014年10月28日，被告孙向群与原告签订2014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抵字第00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以其名下的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产为海卓公司在2014年10月28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壹佰柒拾贰万陆仟陆佰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四、2015年4月28日，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高抵字第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以自其经营期间已获得或将要获得价值29000万的煤炭为其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动产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五、2015年4月28日，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2015年日银青香港中路应收质字第001号《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自愿以其自2015年4月28日起两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为其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在主债权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原告处形成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证明编号02046623000248397224。六、自2011年起至2015年，被告海卓公司、被告晋煤销售公司与原告每年签订“煤炭通”业务协议书，为办理“煤炭通”业务，被告海卓公司向原告提供基础贸易材料：被告晋煤销售公司与被告海卓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冶金焦销售合同共五份及相关补充协议；被告翔龙焦煤公司给被告海卓公司出具的过磅单，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给被告海卓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宗。2015年6月22日被告翔龙焦煤公司给被告海卓公司出具结算单，收到电煤43000吨。2015年4月2日晋中安顺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付款承诺，该公司承诺对被告海卓公司的煤款付至原告帐户。被告晋煤销售公司认为：2015年11月6日签订的冶金焦销售合同、2015年11月12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销售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是被告海卓公司伪造；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给被告海卓公司开具的发票其中11张是真实的，其他发票均不真实；过磅单的内容不真实；被告翔龙焦煤公司给被告海卓公司出具结算单内容不真实；赵亮系晋中安顺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在公安笔录中确认未出具过该付款承诺。七、2015年11月19日，原告与被告海卓公司签订2015年日银香港中路承字024号《银行承兑协议》，同意为被告海卓公司承兑328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期限为六个月，逾期交付票款，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息。2015年11月19日，原告为被告海卓公司签发了328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同日，原告与被告海卓公司签订2015年日银香港中路质字第050号《保证金质押合同》，被告海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原告交存保证金984万元。2016年5月19日，上述328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原告已对外兑付票款，即原告已为被告海卓公司垫付票款22954355.67元。八、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李广春、王斌（原告工作人员）涉嫌刑事犯罪提起公诉，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7）晋0702刑初486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中认定：经晋中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对本案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及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栏加盖的“晋煤销售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与晋煤销售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九、原告的工作人员王斌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11月份开始，海卓公司就不能正常还款造成了银行垫款。李广春筹措资金先还上银行的垫款，办理过桥业务，然后银行再给出承兑汇票，出票后的资金再用于偿还他们筹措的资金。2015年海卓公司已经没有能力来保证偿还债务，所以我们银行就让海卓公司协调晋煤销售公司给担保，这样就可以继续按照煤炭通的业务给开具承兑汇票，用于偿还李广春向他人的借款。在与晋煤销售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没有告知其上述情况。共向海卓公司开具了1.7亿元承兑，2000万元用于了晋煤销售公司，1.5亿元用于过桥，还了李广春的社会借款。本院认为，原告为被告海卓公司与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的煤炭贸易提供融资服务，分别与被告海卓公司、被告晋煤销售公司签订《“煤炭通”业务协议书》，根据三方签订的《“煤炭通”业务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海卓公司经原告独立授信，被告海卓公司向原告提供担保，申请开立以晋煤销售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协议约定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后，须三方进行确认，并签署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为此，被告晋煤销售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告海卓公司在原告处的融资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告翔龙焦煤公司、被告光曜能源公司、被告李广春、李丽双分别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告海卓公司在原告处的融资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告孙向群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被告海卓公司在原告处的融资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其对外的应收账款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上述合同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向原告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原告为被告海卓公司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承兑。《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的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海卓公司在原告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后，将汇票用以偿还海卓公司、李广春对外的借款。原告工作人员王斌承认其为海卓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是用于偿还海卓公司、李广春对外的过桥借款。原告未按《“煤炭通”业务协议书》的约定将承兑汇票交付晋煤销售公司，用于“煤炭通”业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海卓公司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无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其签发的涉案银行承兑汇票，骗取银行的资金用以偿还海卓公司、李广春对外的借款，违反金融法规，扰乱金融秩序，双方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被告海卓公司因该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并承担原告的垫付款项所产生的损失，该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关于担保人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因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主合同无效，该主合同发生在各担保人所提供的最高额担保期间内，各担保人分别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应收帐款质押合同》作为该笔《银行承兑协议》的从合同时，应属于无效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本案中，保证人晋煤销售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没有过错，故保证人晋煤销售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翔龙焦煤公司、孙向群、李广春、李丽双、光曜能源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无过错，其为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的成立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应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担保人翔龙焦煤公司、李丽双、光曜能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海卓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抵押担保人孙向群在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本金1726600元及相应利息的限额内，对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海卓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应收帐款质押合同》为无效合同，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海卓公司承担抵押、质押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垫款22954355.67元及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本金22954355.67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被告山西翔龙焦煤有限公司、被告青岛光曜能源有限公司、被告李广春、被告李丽双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孙向群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中，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本金17266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限额内，对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对被告晋中晋煤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57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青岛海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青岛光曜能源有限公司、被告山西翔龙焦煤有限公司、被告李广春、被告李丽双共同负担上述诉讼费用中的53857元；被告孙向群共同负担上述诉讼费用中的40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晓静审判员  刘昭阳审判员  林伟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邱若璇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