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9181号 原告：王伟平，女，196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镇海大道432号鼎信大厦1503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立，浙江甬望（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燕，女，1975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暨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东胜路36-1号606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飞，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伟平与被告徐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审理中，依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对被告的财产依法进行保全；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对涉案借条上的文字进行笔迹鉴定。本案于2018年9月28日、2019年5月13日、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伟平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海立、被告徐燕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建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伟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徐燕归还借款255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审理中,原告将利息起算点变更为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16日。事实与理由：被告以投资做生意为借口并许诺高额回报，从2017年6月到2018年4月期间多次向原告借款，总金额255万元，并承诺2018年6月28日全部归还。后被告所任职的公司出现经营危机，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但被告屡次以资金紧张为由拒绝还款，故望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借条》1份，用以证明被告从2017年6月到2018年4月共向原告借款255万元，并承诺2018年6月28日全部归还的事实； 2.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2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若干份，用以证明原告分12次将255万元借款交付给被告的事实； 3.微信聊天记录1份，用以证明被告冒充原告表姐傅瑞珍与原告微信聊天的事实； 4.户口簿1本，用以证明毕志良系原告丈夫、毕王钢系原告儿子的事实。 被告徐燕答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讼争的255万元系原告委托被告在中鼎国服（宁波）信息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中鼎国服）购买的理财产品。被告系中鼎国服的出纳，原告购买中鼎国服理财产品时与被告相识，原、被告并非朋友也没有特殊交情，原告为避免家人知晓需借用他人名义购买理财产品，而被告为了赚取业务费，故原告委托被告购买中鼎国服的理财产品。为此，原告于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4月11日共出资255万元，被告用这些款项以被告父亲徐志鸿名义购买了中鼎国服理财产品63万元，以被告儿子俞栩豪名义购买了172万元，以原告丈夫毕志良名义购买了20万元，被告将上述理财所得的收益、转介绍费等奖励全部转入原告账户。后应原告要求，被告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了证明，确认受原告委托在中鼎国服购买的理财产品归原告所有的事实。综上，被告遵照原告的意思为原告代买理财产品，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双方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为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2018年7月2日上午，原、被告之间电话通话记录以及中国移动通信客户清单1份，用以证明255万元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在中鼎国服购买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归原告所有，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 2.原、被告之间微信聊天截图1份，用以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用来购买中鼎国服的理财产品，原告为了不让原告丈夫毕志良知道而借用他人名义购买的事实； 3.原告手写的字条1份，用以证明255万元理财产品系原告委托被告购买，其中20万元系原告丈夫毕志良名下理财产品的事实； 4.《个人资金出借与服务协议》以及收款收据若干份、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2份，用以证明255万元理财产品系原告委托被告购买，被告以被告父亲徐志鸿、被告儿子俞栩豪、原告丈夫毕志良等人名义在中鼎国服购买了理财产品的事实； 5.原告工商银行卡银行明细清单1份、徐燕银行卡（复印件）1张，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将原告购买的255万元理财产品的利息全部返现给原告，以及原告在中鼎国服另外也购买了理财产品，从而证明原告对其转账给被告的款项用于代买理财产品是明知的事实； 6.原告产品明细2份，用以证明原告以原告儿子毕王钢、业务员王培恩、业务员陈银娣名义在中鼎国服另行购买了235万元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中有一部分是之前购买到期后转过来的，从而证明2017年6月3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支付原告之前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的事实； 7.2018年8月16日原、被告之间对话记录1份，用以证明涉案款项是被告代原告购买理财产品而不是借款的事实； 8.审理中，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调取了毕志良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57）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底期间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被告用以证明中鼎国服的法定代表人龚建平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丈夫毕志良支付了5笔利息，从而证明原告是明知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 9.审理中，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调取了毕王钢招商银行（账号为62×××05）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陈银娣招商银行（账号为62×××23）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王培恩建设银行（账号为62×××92）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各1份，被告用以证明原告另外委托中鼎国服的职工王培恩购买了235万元的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的收益已由中鼎国服支付给相应的购买人王伟平、毕王钢、王培恩、陈银娣的事实； 10.户口簿2本，用以证明徐志鸿系被告父亲、曹秀珠系被告母亲、俞栩豪系被告儿子、俞剑锋系被告前夫的事实； 11.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若干份以及招商银行跨行实时转账业务回单若干份，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将原告交付的款项共计235万元代原告分7次支付给中鼎国服的事实，具体为2017年7月15日、2018年4月24日被告通过自己的招商银行银联IC金卡卡号为62×××39的账户分别付给中鼎国服10万元、274330元（其中20万元系代原告支付），2017年9月12月、10月30日、11月30日被告通过自己的工商银行卡号为62×××63的账户分别转给中鼎国服10万元、70万元、75万元，2018年1月2日、1月30日被告通过俞剑锋平安银行卡号为62×××60的账户分别转给中鼎国服25万元、25万元的事实。 审理中，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对被告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借条》中的标题“借条”、主文第一行“阿姨”、主文第二行“归”字迹是否系被告所写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经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浙千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三处字迹与《借条》上其他字迹系同一人所写，且系被告徐燕本人所写。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双方质证意见以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认为标题“借条”、主文第一行“阿姨”、主文第二行“归”不是其所写，主文第一行“借”不能确定是否其所写，其他都是其所写，《借条》顶部“2017年6月-2018年四月底，一共有255万”系被告于2018年7月1日添加上去，《借条》存在原告擅自添加文字、更改日期的情况，《借条》主文中没有具体数额，也没有约定归还日期和利率，且写了“特此证明”，说明被告不是借款人而是证明人，2018年1月28日出具《借条》时金额没有255万元，此后原告又购买了相应的理财产品，《借条》顶部的金额总计恰恰说明双方是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因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有异议的三处字迹与《借条》上其他字迹均系被告徐燕所写，故本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即确认《借条》系被告所写，对于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关系，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阐述。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原告总共交付给被告255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部分款项汇入被告父亲徐志鸿、母亲曹秀珠、儿子俞栩豪名下，还有20万元通过POS机交易方式直接支付给中鼎国服，说明涉案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委托购买的理财产品。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原告分十二次将合计255万元款项交付给被告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系冒充原告表姐跟原告聊天，目的想让原告承认“借条”等文字系原告所写。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以找不到微信聊天原始载体为由撤回了该证据，本院予以准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是小学文化而不是文盲。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可曾与被告通过电话，但认为形式上不合法，自行录音侵犯公民隐私，存在剪辑情况，有些话并不是原告讲的，即使原告讲过，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根据中国移动通信客户清单，在原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7月2日双方存在手机通话的事实，对于通话内容是否证明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关系，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阐述。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有异议，认为没有加过被告的微信也没有与被告微信聊天。因被告无法提供微信聊天原始记录载体，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承认系其所写，但认为钱是借给被告而不是委托购买理财产品。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系中鼎国服出纳，有能力补充签名盖章，原告丈夫毕志良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被告认可甲方名字都是在原告授权下由被告所签。因签名系被告所签，而原告否认授权被告签名，被告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故本院对证据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原告认为系另一笔235万元理财产品的利息，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目的在说理部分综合阐述。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对被告第一次产品明细无异议，对被告第二次提供的产品明细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告通过王培恩投资235万元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异议成立，本院对被告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因原告对在中鼎国服另有235万元理财产品的事实认可，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存在诱导性发问，不能证明被告待证目的。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在说理部分综合阐述。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9，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即使是理财收益，也不是涉案255万元的收益而是另外235万元的收益。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原告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以及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结合被告出具的《个人资金出借与服务协议》，涉案款项多数以被告家属名义购买理财产品，进一步说明被告是向原告借款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原告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以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有一部分是直接转入被告父亲、母亲、儿子的名下，即使转也应当从他们的账户转出去，现在都是从徐燕或俞剑锋账户转给中鼎国服，转账的金额、时间与被告方转给中鼎国服的金额、时间也均不一致，说明并不是原告的款项，俞剑锋转给中鼎国服与本案更无关联性。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待证事实以及关联性，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阐述。 对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浙千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鉴定结论也有可能存在错误，对《借条》上的具体文字记不清了。经审查，本院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 综上，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 毕志良、毕王钢系原告丈夫、儿子。被告系中鼎国服出纳，徐志鸿、曹秀珠、俞栩豪系被告父亲、母亲、儿子。 2017年6月4日、6月14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号39×××08的账户（卡号为62×××17，下同）在被告所持的POS机向中鼎国服分别转款5万元、5万元。10月12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账号62×××01的账户分别向被告儿子俞栩豪、被告父亲徐志鸿账户转款50万元、7万元。10月22日、11月3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账号62×××01的账户分别向被告账户转款100万元、30万元。2018年1月26日，原告从账号39×××08的工商银行账户取现4.4万元后将4万元交付给被告。2月6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号39×××08的账户向被告账户转款10万元。3月12日，原告从账号为39×××08的工商银行账户取现9万元后交付给被告。3月16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号39×××08的账户在被告所持的POS机转给中鼎国服10万元。4月13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号39×××08的账户向被告母亲曹秀珠转款15万元。4月22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号39×××08的账户向被告转款10万元。2018年1月28日，被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条2018（注：此处8有更改为7痕迹）1（注：此处1有更改为6的痕迹）月28日，徐燕问王伟平阿姨借的所有资金到时候到期日都归还给王伟平阿姨。特此证明2018.1.28”，在该《借条》上部被告另添加：“2017年6月-2018年四月底，一共有255万”，被告称在2018年7月1日所写，原告称在2018年天热时所写。 2017年6月3日、6月5日、6月9日、6月14日、6月20日、6月27日、7月1日、10月2日（汇款两笔）、10月3日（汇款两笔）、10月5日（汇款两笔）、10月17日、10月31日、11月3日、11月4日、11月30日、12月2日、12月6日、12月24日（汇款两笔）以及2018年1月5日、3月2日、4月4日、4月11日、4月16日、5月5日、5月9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工商银行账号39×××08的账户汇入625元、205元、292元、3400元、7650元、21450元、200元、625元及625元、1250元及217元、6500元及625元、3700元、30500元、325元、625元、30000元、6500元、6500元、50000元及5600元、11917元、21667元、21、667元、5200元、7700元、21667元、10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367232元。 原告曾出具手写的字条一份给被告，载明:“2017.6.6-107-108-310-710-5011-5012-80共计210208.2.2-104-15共计25我老公3-104-10共计20”。 2018年7月2日上午，被告曾与原告进行手机通话22分钟，通话主要内容是“原告这些钱存在那里是否让原告丈夫知道，钱是原告的，名字是被告的，原告也可以去报案，被告自作主意改成被告父亲名字等”。2018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进行对话，对话主要内容是“原告这些东西让被告去做做等”。 原告表示曾在中鼎国服以自己以及他人名义购买理财产品235万元，原告自认曾收取相应的收益和利息。 另查明: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就中鼎国服部分员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正在审理中。在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专项审计报告中《公司欠线下损失部分投资人未兑付资金明细表》登记了被告父亲徐志鸿未兑付本金63万元、被告儿子俞栩豪未兑付本金177万元（其中172万元系原告委托购买的理财产品）、原告丈夫毕志良20万元，被告表示合计255万元就是本案原告委托购买的理财产品，原告认为与本案无涉。另外，在《公司欠线下损失部分投资人未兑付资金明细表》还登记了原告、被告、毕王钢、王培恩、陈银娣、曹秀珠等人的款项，原、被告均表示与本案款项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是原、被告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关系；二是如果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应归还金额为多少。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从被告2018年1月28日出具的《借条》内容来看，首部的“借条”以及主文的表述“徐燕问王伟平阿姨借的所有资金到时候到期日都归还给王伟平阿姨”，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告应当理解“借条”、“借”、“归还”的含义和出具的后果，且被告系出纳，更应知晓上述文字的含义，上述文字明确了原、被告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对被告关于《借条》主文开头日期存在更改，借条主文中没有具体金额，也没有约定归还日期和利率，且落款处有“特此证明”等情形，说明被告不是借款人而是证明人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从肉眼判断，当初书写的日期应为2018年1月，与借条落款年月相同，后被更改为2017年6月，系被告向原告借款开始的月份，且司法鉴定明确该《借条》上文字均系被告所写，被告对此应说明更改的理由，但被告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借款日期的年与月的更改也并不影响《借条》性质的认定；对于主文是否有具体金额,因被告后来在《借条》上添加了金额，故不影响《借条》的效力；是否约定归还日期和利率，并不是借款合同必备的要件；而“特此证明”从《借条》所载明的内容来看，也不能对抗“借条”、“借”、“归还”等文字所表述的含义。故被告出具的《借条》确认了原、被告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 其次，对于2017年6月到2018年4月期间，原告通过银行以及现金交付给被告相关款项性质，原告主张是民间借贷，被告抗辩系委托购买理财产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对其抗辩意见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提供证据主要是《个人资金出借与服务协议》、原告手写的字条、相关支付给原告的银行明细清单以及双方两次对话内容等。本院认为，《个人资金出借与服务协议》因系被告自行填写，缺乏原告委托购买的证据，不予认定。而原告手写的字条从内容来看并不能确认款项的性质。支付利息的银行明细清单，因原告在中鼎国服另有235万元的理财产品，而被告又作为中鼎国服的出纳，利息或收益多数通过被告等中鼎国服员工支付，现无法确认所支付的利息系涉案255万元还是原告另外的235万元，即使支付也多是被告支付给原告，也无法确认是理财产品的收益还是被告支付的借款利息。双方2018年7月2日手机通话、8月16日对话中虽涉及到款项的问题，但从对话内容来看也并不明确涉案255万元款项的性质,即使被告与原告两次对话反映双方是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关系，但双方对话主要是对转款时的情况陈述。退一步讲，即使当初原告委托被告到中鼎国服购买理财产品，但被告所出具的《借条》对上述款项性质又重新进行确认，而对话并没有对《借条》进行否认，故对话不能对抗作为书证的《借条》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原告委托到中鼎国服购买理财产品。 第三，从原告交付给被告除通过POS机直接支付给中鼎国服20万元外的235万元款项去处来看，被告对此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已将原告的款项转给中鼎国服，理由如下：一是原告汇给被告及其父母、儿子款项的时间、金额与被告、俞剑锋汇给中鼎国服款项的时间、金额均不能相对应，并且原告第一笔汇给被告儿子、被告父亲时间是2017年10月12日金额为50万元、7万元，但被告在2017年7月15日、9月12日已向中鼎国服交付10万元、10万元，不符合常理。二是原告部分款项是直接汇给被告的父母亲以及其儿子，但被告汇给中鼎国服的系被告本人和俞志峰，被告认为系原告交付给被告后由被告自由安排，因原告予以否认，被告对此未进一步举证证明两者存在关联性，故对被告辩称已将原告的款项交付给中鼎国服进行理财，本院认为缺乏证据支撑，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在《借条》出具的前后，原告通过银行以及现金等方式多次将款项交付给被告，被告于2018年1月28日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实际是对款项性质进行确认，即确认为借款。并且，被告在出具《借条》时隔五个月之后，又在《借条》上添加时间和金额，实际是对借款时间和金额进行确认，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对被告关于双方为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关系的辩称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被告应归还借款金额为多少，主要是是否应扣除被告在2018年5月9日前多次支付给原告款项合计367232元以及原告通过被告所持的POS机直接支付给中鼎国服2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应归还金额为235万元，理由如下：一是被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在2018年5月9日前多次支付给原告款项合计367232元，被告认为系涉案255万元理财产品收益，而原告认为系另外235万元理财产品收益，双方对款项陈述并不一致，但均没有认为是归还本金，故本院确认被告支付给原告的367232元并非涉案借款本金。二是对于原告通过被告所持的POS机直接支付给中鼎国服20万元是否应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应扣除。首先,该款直接支付给中鼎国服;其次,原告出具给被告的字条里面确认了其老公20万元，实际确认该款项系原告老公的理财产品，对于字条上其他金额，因与原告汇款给被告的时间、金额并不相对应，故本院不予扣除；同时，从刑事案件追偿角度来看，因登记在原告丈夫名下，追偿权只归属于原告丈夫，故应扣除该20万元。综上，被告应归还原告借款金额为235万元。 据此，被告理应及时归还原告借款，拖欠不还，于法无据，因《借条》并没有约定利息计算标准和归还日期，对原告要求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徐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王伟平借款235万元以及从2018年7月16日起以上述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王伟平其它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7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32200元，由原告王伟平负担1600元，被告徐燕负担30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伟平 人民陪审员  徐慧娥 人民陪审员  胡根世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代书 记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