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游伟星，男，197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雄，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嘉志，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投资人：陈绍波，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绍波，男，194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丽梅，女，195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陈绍波、陈丽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博佳，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游伟星、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以下简称上海厂）、陈绍波与被上诉人陈丽梅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游伟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游伟星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实际欠款数认定有误，错误将游伟星在短信中应陈丽梅查账时提及的2015年5月30日付款5000元、2015年8月13日付款3000元认定为对案涉货款的支付予以扣减。实际上该两笔付款均对应双方之前的送货单，与游伟星据起诉的6张送货单无关并已在起诉前扣减。整个交易过程中游伟星送货总额与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付款数见下表：送货日期送货金额付款时间付款数备注12014年3月8日（已结清）9184元①2014年9月11日1240元2014年9月11日收支票5000元，被分别抵扣1①的1240元及10②的3670元②2014年10月20日5000元③2014年12月15日2944元12月15日收款5000元22014年3月12日（已结清）4776元①2014年12月15日2056元②2015年1月7日2720元1月7日收款5000元32014年3月14日（已结清）3659元①2015年1月7日2280元②2015年4月2日1379元4月2日收款5000元42014年3月23日（已结清）9430元①2015年4月2日3621元②2015年5月30日5000元即短信中提及的2015年5月30日付款5000元③2015年8月13日809元③+①合计3000元，即短信中提及的2015年8月13日支付3000元52014年3月28日（起诉单据，起诉时扣减了已支付的款项）5500元①2015年8月13日2191元②2016年4月20日2000元62014年3月28日（被告未付款，已起诉）4353元72014年3月31日（被告未付款，已起诉）7877.5元82014年3月31日（被告未付款，已起诉）12693元92014年4月4日（被告未付款，已起诉）10750元102014年4月10日（已结清）8760元①2014年8月19日5000元②2014年9月11日3760元2014年9月11日收支票5000元，被分别抵扣1①的1240元及10②的3760元112014年4月11日（被告未付款，已起诉）1185元欠款合计数38277.5元一审判决扣减的2015年5月30日付款5000元、2015年8月13日付款3000元，实际上是支付2014年3月23日、2014年3月28日送货单中的部分货款，相关款项己经在游伟星起诉中予以扣减，一审判决属于重复扣减。上海厂、陈绍波实欠游伟星货款38277.5元。二、陈丽梅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绍波系上海厂的工商登记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但该企业实际上是陈绍波、陈丽梅夫妻共同经营的。现实生活中，夫妻共同经营企业，以其中一方为投资人办理工商登记的情况比比皆是。本案中，上海厂庭审中承认陈丽梅系陈绍波妻子、陈丽梅负责上海厂的财务，陈绍波、陈丽梅夫妇共同经营涉案鞋厂的证据充分。陈丽梅也没有就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提出抗辩。原审拘泥于工商登记，不考虑实际经营情况，免除陈丽梅个人还款责任，判决不公平合理。尤其是，上海厂早己停止经营，仅留一个工商登记的空壳，如此判决将极大可能造成无法执行。更何况，陈丽梅本人也亲自在短信中向游伟星作出还款承诺，可视作债务加入，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针对游伟星的上诉答辩称：一、陈绍波、上海厂仅欠游伟星货款117元。游伟星在一、二审期间提供的送货单不能完整真实反映送货金额，而且货款抵扣不清、账目混乱。根据陈绍波、上海厂提供的送货单（顾客联）显示：游伟星在2014年3月、4月间送货金额合计达141584元（其中3月送货120889元、4月送货20695元），而陈绍波、上海厂提交的送货单（回单联）、作废支票、支票存根及其进账单显示，陈绍波、上海厂已支付货款141467元，故上海厂仅欠游伟星117元。二、游伟星抵扣混乱，且至今不能明确说明其诉请构成。三、上海厂系由陈绍波个人投资经营，陈丽梅仅仅负担财务工作，故不应由陈丽梅承担清偿责任。上海厂、陈绍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陈绍波、上海厂无需支付游伟星货款32217.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游伟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陈绍波、上海厂已通过支票或支票转付现金方式结清2014年3月、4月货款。陈丽梅短信陈述“你的数不对……我的余款是35117元”，陈绍波、上海厂对此已经通过支票方式支付35000元，游伟星进账至今未提供增值税票、进账单以及正式送货单给陈绍波、上海厂。陈丽梅短信中称“差正数5000元”的货款，陈绍波、上海厂已于分别于2015年8月13日、2016年4月20日支付3000元、2000元予游伟星，且游伟星已出具收据三张给陈绍波、上海厂，至此双方货款已结清，这也与陈丽梅在2016年5月25日短信表述“这个货款给不了”相印证。二、一审判决根据送货单回单联确定欠款金额不符合双方交易惯例且有悖于常理，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游伟星庭审自认双方2014年5月之后货款已结清，陈绍波、上海厂优先结清在后发生货款，有违常理。其次，从双方交易惯例来看，送货单回单联不能作为未结清货款的依据。双方有两种结算方式：第一种为现金结算，即游伟星送货到上海厂档口，陈绍波、上海厂支付现金后回收送货单回单联。部分支付货款的，游伟星会在送货单载明尚欠金额，陈绍波、上海厂签章确认后退回送货单回单联作为结算凭证；第二种为支票方式结算，即双方依据送货单回单联对数后，陈绍波、上海厂用支票付款但不回收送货单回单联，游伟星进账后需提供银行进账单、增值税票并根据陈绍波、上海厂退回的送货单回单联开具正式送货单予陈绍波、上海厂进账。如支票无法进账的，则陈绍波、上海厂收回支票原件并转付现金（此时陈绍波、上海厂也并未回收送货单回单联）。综合以上两种结算方式，未付款的依据有陈绍波、上海厂签章的送货单或未进账的支票。无论何种结算方式，没有陈绍波、上海厂签章的送货单回单联均不能作为未付款的依据。此种交易惯例可与陈丽梅2016年1月6日16时11分短信回复“拿单对是错的，我发对的单给你”以及2016年1月6日16时57分短信回复“我按转款单计，有转了款给你，你没给单我”相印证。游伟星之所以持有7张总额为40217.5元送货单回单，完全是由于双方的交易习惯造成的，前述40000元货款，陈绍波、上海厂人是以支票或支票转付现金方式支付，因尚未开具增值税票而未收回送货单回单联，进而导致原本已经结清的货款涉讼。三、一审对于陈绍波、上海厂已支付款项并未进行扣减错误。四、陈丽梅与游伟星的短信记录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短信记录可以反映，双方对货款余额有争议，陈丽梅认为尾数是35117元，有争议的部分是5000元。而对于尾数35117的理解，不宜简单的理解为陈绍波、上海厂对于尚欠货款的自认，而应结合双方的交易惯例来看：该35117元系由于陈绍波、上海厂已付款但游伟星未提供增值税票、送货单而产生，至今陈绍波、上海厂只能挂账处理。合同交易的终结，不仅仅是买方支付货款，而应涵盖合同履行的各个阶段，当然包括卖方提供增值税票供买方入账。而本案由于游伟星未能履行上述义务而导致合同债权债务关系未能终结，陈绍波、上海厂当然有权利在短信中就该35117尾数主张合同权利。因而该35117元不应认定为陈绍波、上海厂对货款余额的自认，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游伟星针对陈绍波、上海厂的上诉答辩称：一、上海厂、陈绍波无法拿出其对应游伟星诉请送货单的相应付款凭证，从其二审举证来看，其以支票付款的有保留支票头，以现金付款的游伟星有开具收据，如果上海厂、陈绍波主张有支付款项，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在游伟星与陈丽梅的往来短信中，双方明确就上海厂、陈绍波的欠款进行对账，陈丽梅短信提到的差5000元，指的是2015年5月30日的付款，该付款已在游伟星起诉金额中扣减。上海厂、陈绍波主张2015年8月13日以及2016年4月20日付款了3000元和2000元与陈丽梅在2016年1月6日短信中的陈述相矛盾。从时间顺序看，2016年4月20日所付款项发生在2016年1月6日称差5000元款项之后，明确结算是不可能只欠5000元，实际上该短信内容差5000元是指陈丽梅认为欠游伟星35117元，而游伟星认为欠40167.5元，两者相差约5000元。三、陈丽梅的短信内容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而且其在2016年4月20日付款2000元的行为同样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陈丽梅针对陈绍波、上海厂的上诉述称：同意上海厂、陈绍波的上诉意见。游伟星起诉请求：1.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向游伟星支付货款38217.5元及利息（以38217.5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上海厂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2217.5元及该款自2019年1月7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游伟星；二、陈绍波对上海厂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游伟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减半收取377.72元，由上海厂、陈绍波负担318.42元，游伟星负担59.3元。游伟星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4年3月8日单号为1725935的金额为9184元的送货单、2014年3月12日单号为1725934的金额为4776元的送货单、2014年3月14日单号为1725933的金额为3659元的送货单、2014年3月23日单号为1725932的金额为9430元的送货单、2014年4月10日单号为6950027的金额为8760元的送货单，拟证明上海厂、陈绍波的付款相对应的是二审提交的送货单，游伟星一审起诉的送货单，上海厂、陈绍波尚未付款；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收款收据、收据、支票存根、支票，拟证明上海厂、陈绍波向游伟星支付货款的情况；证据3.移动购机协议，拟证明案涉手机短信的持有人是游伟星本人；证据4.两份欠条，分别由上海厂、陈绍波签名盖章，拟证明截止到2014年5月29日上海厂、陈绍波欠案外人梁某款项60660元，该证据对应的是上海厂、陈绍波提交的支票里面的款项就是支付该60660元，上海厂、陈绍波提交的2014年7月5日以及7月16日的支票的付款。游伟星也申请了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梁某与上海厂、陈绍波之间的交易关系。欠条的原件在梁某处；证据5.证人梁某证言，拟证明关于上海厂出具的支票的款项性质，有部分支票是陈绍波与梁某合伙时欠梁某的款项，有部分是给游伟星送货的款项，支票上面有注明款项的具体性质；证据6.胡某出具的确认书（上面有梁某的签名确认）及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游伟星销售予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的再生胶等鞋材货品所有货款，游伟星已结算支付予胡某，胡某确认所有货款权利由游伟星向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追讨，游伟星有独立向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提起诉讼追讨及收取款项的权利。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质证认为：证据1是存根联，与上海厂、陈绍波留底的回单联相一致，确认该5张送货单存根联的真实性，但该5张送货单仅是2014年3月、4月的部分送货单，不能真实反映游伟星的送货情况，而且该5张送货单上海厂、陈绍波已提交顾客联作为二审证据，可以证明该5张送货单所涉金额已经结清，该5张送货单存根联不能作为未付款的依据。对证据2的进账单及支票存根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项与上海厂、陈绍波提交的工行41060312号支票付款一致；证据2中的收款收据、收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系由游伟星单方制作，从证据原件的形式来看，收据明显是后面制作并粘贴到送货单后面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收据不能真实反映上海厂、陈绍波的真实付款情况，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业务受理单、图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上海厂、陈绍波也确认号码是由游伟星使用，但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5，梁某与游伟星是合伙向上海厂送货，梁某与游伟星有关联关系，其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此外，梁某确认送货单回单联是上海厂、陈绍波的付款凭证。其欠条没有提交原件核对，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海厂、陈绍波25000元支票款项是用于向梁某本人支付的其他款项，综上，上海厂、陈绍波有梁某签名的4张支票存根案涉款项35000元是上海厂、陈绍波用于支付货款的金额而非其他款项。对2012年3月14日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欠条载明的上海厂与梁某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案涉0307、0305号支票收款人均为游伟星，是上海厂、陈绍波用于支付案涉货款的支票，而非用于支付该欠条欠款金额。对证据6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如确认书陈述属实，则属于胡某将其对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的债权转让予游伟星，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否则债权转让不生效。本案中，游伟星未提交债权转让已通知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的证据，不能证明债权转让已生效，故游伟星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次，确认书并未载明债务总额，无法确认案涉债权即为胡某转让给游伟星的债权，且该证据形成于二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后，故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海厂、陈绍波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送货单顾客联20份，拟证明2014年3月、4月间游伟星送货金额为141584元；证据2.送货单回单联13份、作废支票5张、收据4份、支票存根联4张及支票进账单4份，拟证明：1.陈绍波、上海厂已经支付货款141467元，仅余117元货款未支付。2.上海厂、陈绍波的35000元货款是使用对公账户支票支付，按照行业惯例以及双方交易习惯可以不回收送货单回单联，这也就是游伟星持有回单联的原因。所以本案送货单回单联不能作为未结清货款的依据。游伟星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上海厂、陈绍波在一审时答辩称从未向游伟星购买货物，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在却提供送货单，可见其诉讼不诚信。而且，客户联只能证明游伟星向上海厂、陈绍波交付了相应的货物，不能证明上海厂、陈绍波有向游伟星支付相应的货款，结算货款应按照回单联以及游伟星开具的收款收据为准。对证据2送货单回单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了游伟星主张的双方的交易习惯，上海厂、陈绍波提交的回单联中有2014年3月28日的3290元送货单，与游伟星起诉时主张的3月28日4353元的送货单发生在同一天，如果游伟星起诉的送货单上海厂、陈绍波有付款，其同样也会有同一送货单的回单联，但是事实上上海厂、陈绍波没有，可见游伟星持有的回单联即是上海厂、陈绍波没有付款的送货单。对证据2作废支票5张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不能确认上海厂、陈绍波在支票作废后有向游伟星支付支票项下的现金，故与本案无关。双方应该以送货单的回单联以及游伟星开具的收据进行结算。对4张支票存根以及对应的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4年9月2日号码尾数为0312的支票存根对应付款的是3月8日1725935号送货单中的1240元以及4月10日6950027号送货单中的3760元，2014年10月20日号码为0315的支票对应支付的是3月8日编号为1725935中的5000元货款，0307、0305的支票对应的是上海厂、陈绍波欠梁某的货款以及机械款，与本案无关。工行的尾数是0310的支票对应游伟星6950027送货单中的5000元。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2015年8月13日、2016年4月20日的收据上注明收取的是单号为1725931的部分货款，以及在2015年8月13日的809元的收据上写明收到单号1725932元货款（已经收齐该单号上的全部货款），可见上海厂、陈绍波没有足额支付全部货款，否则不会写着部分货款，同时上述收据游伟星在上诉状中的统计表已统计。该组证据并不是支付游伟星诉请的送货单的货款。陈丽梅质证认为：同意上海厂、陈绍波的举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游伟星举示的证据3，有原件予以核对，且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采纳。游伟星举示的证据2的收据包含上海厂、陈绍波证据2举示的收据，且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游伟星举示的证据2的收据予以采纳。对其他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37*****206的手机号码为游伟星所使用。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分析具体如下：关于游伟星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游伟星二审申请出庭作证的梁某述称其与游伟星均受雇于胡某，向上海厂送货的货物所有权人是胡某，但游伟星提供胡某出具的确认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可以反映销售予上海厂的再生胶等案涉货物货款的追索权人是游伟星，游伟星已将该货物货款结算予胡某；且游伟星持有收货单位为上海厂的送货单原件，也通过自己的手机向上海厂追讨货款，而上海厂、陈绍波对此不持异议；上海厂、陈绍波也认为其交易相对方是游伟星等而非胡某。因此，游伟星主张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海厂等偿还上述送货单项下的货款，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并采纳游伟星二审提供的证据6。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认为游伟星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其而不产生效力，与游伟星已提起本案诉讼、其通过诉讼已知悉该情况相悖，故本院对其该辩称不予采纳。关于欠款金额。第一，关于双方的交易总额。游伟星与上海厂、陈绍波于二审期间分别向本院提交送货单并主张己方所交的送货单为双方在2014年3月、4月的全部交易凭证。对比发现，后者涵盖前者，可见前者的交易凭证并不完整，后者更为完整，在游伟星确认其真实性且未能举证反驳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上海厂、陈绍波举示的证据1为双方该期间的全部交易凭证，合计金额为141583.5元。有鉴于此，本院对游伟星二审举示的证据1和上海厂、陈绍波举示的证据1均予采纳。第二，关于付款金额。上海厂、陈绍波二审举示证据2拟证明其已付款141467元，仅欠货款117元。其中，上海厂、陈绍波制作的付款明细、支票转付现金明细、对公账户付款明细上均无游伟星或相关人员的签名确认，应结合其他客观证据综合认定。上海厂、陈绍波主张其部分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5张支票作废后以现金方式支付，但游伟星对此不予确认；且从双方分别举示的收款收据可知，双方存在收取款项后出具收据的惯例，而上海厂、陈绍波未能提供其上述明细中所载全部现金的相关收据，不能证明其除收据确认的付款以外的现金支付情况。上海厂、陈绍波辩称其以作废支票转付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游伟星以返还作废支票的方式确认以现金方式支付支票项下的款项，与上海厂、陈绍波举示的收据确认收取其部分现金的方式相悖，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因此，在上海厂、陈绍波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不能反映其已以现金方式支付现金明细中所列款项。另，上海厂、陈绍波辩称其以支票方式向梁某支付的款项为支付案涉货款，游伟星则主张上海厂、陈绍波向梁某支付的款项为支付陈绍波欠梁某的款项。然而，从双方举示的收款收据、支票来看，无论是否计算支票款项，上海厂、陈绍波向游伟星支付款项合计数额，与游伟星已返还给上海厂、陈绍波的送货单回单联金额及游伟星与陈丽梅短信对账时分别所述称的欠款金额均不相符，且差距较大，而上海厂、陈绍波作为已还款的主张方，应对其还款金额负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上海厂、陈绍波主张其共计向游伟星支付货款141467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并对其二审提供的证据2、游伟星二审提供的证据4、5均不予采纳。游伟星主张上海厂、陈绍波于2015年5月30日、8月13日分别支付的5000元、3000元系用于案涉货款以外的款项。从双方分别举示的该日期的3张收据来看，为同一收据的不同联页，其中均注明2015年5月30日的5000元为“单号1725932部份货款”、2015年8月13日的2191元、809元为“单号1725931部份货款”“单号1725932部份货款”，可见双方明确收付款项的用途，且上海厂、陈绍波制作的付款明细明确其在该两日只是分别支付了一笔5000元、3000元，即上海厂、陈绍波于2015年8月13日支付的2191元为支付案涉货款，其余两笔款项为支付其余货款。本院对游伟星二审提供的证据2予以采纳。另，从双方提供的2016年4月20日、号码为6896601的收据注明“单号1725931部份货款”，可见该款项2000元也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因此，上海厂、陈绍波尚欠游伟星货款为38217.5元（4353元+5550元+7877.5元+12693元+10750元+1185元-2191元-2000元）。关于陈丽梅应否对本案欠款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上海厂系陈绍波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陈丽梅系陈绍波的配偶，且其作为上海厂的财务与游伟星对账，其在短信中也同意向游伟星支付货款。因此，游伟星主张该货款系陈绍波、陈丽梅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欠债务，陈丽梅对此应负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案涉货款发生在2014年3、4月期间，从游伟星举示的其与陈丽梅的短信聊天记录可知，其曾于2016年1月6日至8月24日向作为上海厂的财务陈丽梅催款，且陈丽梅在其后与游伟星进行对账确认并同意且已支付了部分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之规定，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之规定，上海厂、陈绍波、陈丽梅辩称本案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游伟星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上海厂、陈绍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被改判，故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1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8217.5元及利息（以38217.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予游伟星；四、陈丽梅对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上述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减半收取377.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6.84元，由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陈绍波、陈丽梅负担。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西上海橡塑制品厂、陈绍波、陈丽梅应负担的二审诉讼费50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游伟星多预付的二审诉讼费50元，经其本人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升平书 记 员  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