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撤1号原告：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道华，江苏浩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庆民，山东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营，山东润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尉赟，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某甲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诉被告某乙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某丙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道华，某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庆民、王敬营，某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尉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某甲公司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某甲公司与某丙公司签订编号为CR1511-23号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某甲公司作为供方向某丙公司销售钢坯5000吨，总价款7650000元。合同签订后，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约定将合同项下的货权转让给某乙公司，并签订了以某乙公司为需方、某丙公司为供方的《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需方指定某甲公司为指定供货商（采购合同号：CR1511-23）。某甲公司按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的约定向某乙公司发货706.78吨钢坯，折合1116970.40元（价款1081220.4元、托盘费35750元），下欠货款价值6568779.60元的钢坯因某甲公司停产无法交货。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于2016年10月结算，某甲公司就该批未交货部分的钢坯款6568779.60元作为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往来欠款由某丁公司（系某甲公司的关联企业，也是某乙公司的合作经营方）代某甲公司向某乙公司偿还，并于2016年10月10日前付清，各方分别出具收据。后某丁公司如数、按期向某乙公司支付了上述款项，某乙公司在收到款项后于2016年10月9日向某甲公司出具金额为6568779.6元的收款收据，摘由为：钢坯款。某甲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通过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查询得知，某乙公司以某丙公司没有履行交货义务为由起诉并经嘉祥县人民法院一审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某丙公司向某乙公司返还钢坯款6568779.6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某甲公司在该案的一、二审中均未被通知参加诉讼。某甲公司认为，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在签订及履行《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过程中，约定由某甲公司作为某乙公司指定供货商履行某丙公司的交货义务，同时由某乙公司承担某甲公司不能履行的所有风险，该约定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有效约定。实际上某甲公司也履行了部分交货义务，后将未交货部分折成欠款，某乙公司受领了该款项并出具收据。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指定某甲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属于债务转移行为。由于某甲公司除向某乙公司交付了《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项下的部分钢坯之外，又由某丁公司代付向某乙公司退还了剩余未交货部分的货款，因此，无论《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第11条约定的内容是否有效，某乙公司的合同权利均已实现，其再以未收到某甲公司的交货为由起诉某丙公司违约，违背了客观事实。（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及（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某甲公司不公平。某甲公司作为《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指定的供货商，其交货情况对于某丙公司是否违约及某乙公司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至关重要，某甲公司应当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通知参加诉讼。但是，某甲公司未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法院工作人员到某甲公司了解交货情况。因此，某甲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请求贵院支持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某乙公司答辩称，一、某甲公司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主体不适格。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所审理的是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签订的《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情况，某甲公司不是合同主体，其仅仅是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货物生产商。《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对某甲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某甲公司也不会因《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获得任何权利，承担任何义务。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诉争标的没有合同及法律上的请求权基础，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为本案的原告不适格。2、某甲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合同及法律基础是其与某丙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与《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某丙公司通过《购销合同》购买某甲公司的钢坯以后加价转卖给某乙公司，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没有合同及法律上的直接联系。某乙公司与浙江某丙公司在《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中仅指定某甲公司为供应商，履行交货义务的责任仍为浙江某丙公司，指定供货商的约定不能认为是债务的转移。二、某甲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法定时效，法院查明后应当驳回其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某丙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就已经提起以本案某甲公司为被告的诉讼，起诉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某甲公司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的时间就应该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六个月的时效起算日应当从某甲公司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及诉讼资料开始起算，截止某甲公司起诉之日2018年4月2日早已超过六个月。三、关于案件事实部分，某甲公司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某乙公司从来没有与某丁公司合作经营。2、2016年10月，某甲公司联系某乙公司说要代某丙公司支付欠付的钢坯款，要求某乙公司先开具收据。但是某乙公司开具收据至今某甲公司没有支付某乙公司任何款项。某甲公司陈述说某乙公司收到钢坯款6568779.6元不是事实。综上，某甲公司不是适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程序及实体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某丙公司答辩称，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某丙公司认为某甲公司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某乙公司已经从某甲公司处收到了600余万元的款项，同时某乙公司在嘉祥县人民法院案件中隐瞒了其收到款项的事实，也骗取了嘉祥县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造成了某乙公司获得了2笔款项。某甲公司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资格，本案的贸易形式为某丙公司依照某乙公司指定向某甲公司采购钢坯，某甲公司是否履行发货与嘉祥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关系，因此某甲公司具备相应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综上，请求贵院查明相应事实，依法作出判决。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1、合作经营解除协议、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各一份。某甲公司提交该组证据用于证明，2016年10月3日，某乙公司由李某作为代表与某甲公司及某丁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某甲公司将未履行的钢坯款6568779.60元由某丁公司代为向某乙公司支付。某丁公司通过吴某的账户向李某及刘某转账了36514000元，该款中就包含了某甲公司应退的钢坯款6568779.60元。某乙公司质证认为，某甲公司提交的合作经营解除协议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均系复印件，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某乙公司与某丁公司有过合作关系，也不能证明成钢将36514000元的款项支付给了某乙公司。某丙公司质证认为，虽然该两份证据为复印件，但是，某丙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某甲公司已向某乙公司退还了剩余的钢坯款。本院认为，某甲公司未能提交该两证据的原件，而且某乙公司对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某甲公司主张李某是某乙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但是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李某系某乙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能够代表某乙公司签订《合作经营解除协议》。退一步讲，即使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是真实的且吴某账户内转出的资金就是某丁公司转出的资金，但是，某甲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或刘某有权利代表某乙公司接收某甲公司主张的退还的钢坯款。因此，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定。2、收据一份。某甲公司提交该份证据用于证明某乙公司于2016年10月9日向某甲公司出具了一份收到退还钢坯款的收据且备注为“钢坯款”。某乙公司质证认为，对该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收据并不能证实某乙公司实际收到了某甲公司支付的钢坯款，因为如此大额的款项需要银行流水的相关支持。事实上，收据形成的原因是某甲公司要求我公司先开具收据，称随后付款，结果我公司开出收据后，某甲公司一直未付款。某丙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该收据表明某乙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款项，同时该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9日与某甲公司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的转款时间相比，收据的时间在转款之后，该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进一步证明了某乙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相应款项。本院认为，该收据系某乙公司出具，其真实性应予认定，但是，仅凭该收据并不能足以认定特尔塔实际收到6568779.60元的事实。综合本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1月24日某丙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一份，供方为浙江某丙公司，需方为山东某乙公司。合同主要内容为：第一、产品名称：钢坯、材质：Q195、规格（mm）：150×150×6.2m、数量：5000吨、单价（元/吨）1537.15元、金额：7685750元。第二、质量标准按照国标（GB/T700-2005及YB/T2012-2004）。第四、交货地点及期限，指定供应商（江苏某甲公司）厂内码头交货，需方自取。交货时间以指定供应商实际交货为准。第八、交货时间：带款提货。需方付款后，供方开具相应数量提单，需方凭提单提货。第十条、付款期限：需方在2015年12月9日前支付全部货款，指定供应商是否交货或交完货或质量异议都不影响货款的支付。逾期供方有权自行处理剩余货物。第十一条、连带责任：需方认可供方与指定供应商所签署的该批采购合同（合同号CR1509-23）的全部内容，如供方支付给指定供应商的货款因拖欠、诈骗、破产等原因遭到灭失和损失及其不履行的责任，均由需方承担供方的全部损失，需方为其指定供应商的经济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连带担保责任期至该合同执行结束为止。合同签订后，某乙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12月11日两日分9次将合同约定的货款7685750元支付给某丙公司。某乙公司只收到了706.78吨货物（价款1081220.40元、托盘费35750元共计1116970.40元），下欠货款6568779.60元即4293.32吨货物未付。2016年1月18日，某乙公司将某丙公司、某甲公司起诉至嘉祥县人民法院，2017年6月15日某乙公司撤回对某甲公司的起诉。2017年7月26日，嘉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判令某丙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返还某乙公司货款6568779.40元，并从2016年1月19日起至法院指定给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损失。某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8月17日，某丙公司以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戊公司为被告，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10月2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3民初6351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某甲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货款6568779.40元；二、被告某甲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某丙公司利息损失481792.61元（利息损失暂计至2017年8月15日，此后至实际履行日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三、被告某甲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被告某乙公司、某戊公司对原告某丙公司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某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甲公司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2017）浙0103民初6351号民事案件的审理，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某甲公司亦未提起上诉。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和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3民初6351号民事判决所涉及的标的物是同一标的物，即价值6568779.40元的钢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某甲公司关于撤销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某乙公司依据其与某丙公司签订的《浙江富春物贸中心购销合同》，向某丙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款7685750元，但是却仅收到某丙公司指定的供货商某甲公司交付的价值1081220.40元的706.78吨货物，另外某乙公司应当负担托盘费35750元，两项合计1116970.40元。剩余价值6568779.40元的货物，某乙公司并未收到，而且某丙公司并未将6568779.40元退还给某乙公司。嘉祥县人民法院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上述事实作出某丙公司向某乙公司返还6568779.40元货款并支付利息的判决，并无不当。某甲公司主张其已经将未能向某乙公司供货的6568779.40元货款通过某丁公司退还给了某乙公司，但是，其提交的证据是李某与闫安序签订的《合作经营解除协议》和吴某个人账户向李某、刘某转款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合作经营解除协议》上没有某乙公司的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某甲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是某乙公司的负责人或其有某乙公司的相关授权。某甲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和刘某接收吴某个人账户转出的款项后，将其中的6568779.40元退还给了某乙公司。虽然某甲公司持有某乙公司出具的收据一张，但是，却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作为佐证。因为6568779.40元数额巨大，不可能现金交易，只是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票据的方式支付。而且，在现实交易中，先开收据后付款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仅凭一张收据，不足以证明某甲公司已将6568779.40元退还给某乙公司。因此，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另外，某丙公司作为原告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的（2017）浙0103民初6351号民事案件，就是基于某乙公司向其主张6568779.40元货款得到嘉祥县人民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某丙公司又以其与某甲公司之间的合同而起诉某甲公司返还6568779.40元货款及赔偿相关损失的。某甲公司在接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对（2017）浙0103民初635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综上所述，某甲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嘉祥县人民法院（2016）鲁082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5183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并且内容错误损害了其民事权益。因此，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781元，由某甲公司负担。如果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艳真审 判 员  杨 艳人民陪审员  扈庆章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孙晨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