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704行初46号原告：阳江市江城区冠达针车行。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建设路63号。经营者：冯德宏，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意，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周发，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江市江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新江北路347号。法定代表人：林小平，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月赏，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谢克建，男，汉族，1976年11月2日出生，住阳江市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谊，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惠英，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阳江市江城区冠达针车行（以下简称冠达针车行）不服被告阳江市江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江城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江城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谢克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准许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冠达针车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意、李周发，被告江城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月赏，第三人谢克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谊、钱惠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江城人社局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谢克建本次事故所受到的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冠达针车行诉称：2018年4月14日，谢克建到位于阳江江城区麻演潭塘工业区中洲西一巷的谭逢孙的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工作，谢克建在升降机里欲将缝纫机搬出时，因升降机吊揽线断裂，导致其不慎受伤，随后被送往阳江中医医院治疗。2018年12月21日，江城人社局作出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谢克建在本次事故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冠达针车行对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认为江城人社局作出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谢克建所受的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一、江城人社局认定谢克建构成工伤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导致作出的认定结果错误。冠达针车行与谢克建不存在劳动关系，冠达针车行自始至终没有与谢克建签订劳动合同和安排其在冠达针车行处从事相关工作，期间冠达针车行也没有向谢克建出具过有关在冠达针车行处工作的证明材料，且谢克建也未能证明在冠达针车行处领取劳动报酬的证据，江城人社局在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情况下，草率地认定是冠达针车行聘请谢克建工作的，这明显是主体不适格，导致客观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本案是案外人冯德宏个人与谢克建之间的雇佣关系，谢克建何时何地因何事受伤与冠达针车行无关，本案不应认定为工伤。二、谢克建是在谭逢孙的制衣厂搬运期间受伤的，超出了案外人冯德宏雇请其调试缝纫机的工作范围，属于第三方侵权纠纷，不应认定为工伤。江城人社局及谢克建至今未能充分证明冠达针车行是谢克建的用人单位，是冠达针车行指派谢克建到制衣厂搬运导致其受伤的。经了解，谢克建是接受案外人冯德宏的个人雇请并指派其到阳江江城区麻演潭塘工业区中洲西一巷的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工作的，但谢克建是在搬运缝纫机期间受伤而非因调试受伤，其受伤明显超出其工作范围。因此，谢克建受伤完全属于第三方侵权行为，可依法通过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进行维权，基于冠达针车行与谢克建不存在劳动关系，谢克建也并非受冠达针车行工作安排而受伤的，冠达针车行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本案为工伤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严重损害冠达针车行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综上，冠达针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江城人社局作出的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二、本案受理费由江城人社局承担。原告冠达针车行在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冠达针车行的工商登记情况和主体适格。2、江城区政府信息公开表、身份证，用以证明江城人社局和谢克建的身份情况和主体情况。3、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用以证明冠达针车行对江城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在期限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4、营业执照、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1）谢克建与代某均是接受案外人冯德宏的雇请和委托运送缝纫机到谭冯孙经营的服装厂进行安装调试工作；（2）谢克建是冯德宏雇请的员工并安排去服装厂调试缝纫机，而谢克建是因搬运缝纫机期间受伤，其行为已经超出工作范围，属于第三方侵权行为，应由雇主及第三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应认定工伤；（3）代某因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江城法院提起诉讼，他在本案中是将冯德宏列为被告，没有将冠达针车行作为该案的被告提起诉讼，由此可以证实代某认定的涉案的主体是冯德宏。当庭补充以下证据：5、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代某因头部受伤在2018年7月17日被鉴定为精神障碍或轻度智能减退，鉴定书证明代某反映迟钝，不能回忆受伤过程，说明代某存在精神障碍，所作陈述不能作为江城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合法依据。6、人社局在网站罗列的工伤认定所需材料清单，用以证明该清单第8条明确要求应提供现场两个以上目击证人的书面材料，本案江城人社局所作出的工伤认定中不符合材料的要求，没有两个目击证人，且唯一的证人存在精神障碍。被告江城人社局辩称：一、谢克建于2018年10月24日向江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谢克建提交的材料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谢克建身份证复印件、阳江中医医院出入院记录及诊断证明书、证明材料及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询问笔录、微信截图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二、江城人社局根据谢克建提交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并于2018年12月3日到冠达针车行调查了解情况，并向冠达针车行送达【2018】26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冠达针车行并未向江城人社局提交任何举证材料。调查核实结果是:谢克建本次事故所受到的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江城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冠达针车行请求撤销该决定证据不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被告江城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以证明谢克建申请工伤情况。2、工伤认定申请书，用以证明谢克建简介、工作及伤情。3、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用以证明冠达针车行的工商登记情况。4、谢克建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受伤人身份情况。5、阳江中医医院出入院记录、诊断证明书，用以证明受伤人伤病详细情况。6、证明材料及证明人身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受伤情况。7、询问笔录，用以证明事件经过。8、微信截图，用以证明受伤情况。9、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委托人身份及权限。10、律师事务所函，用以证明受委托人身份及权限。11、工伤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对谢克建受伤一事作调查了解。12、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存根)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依《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13、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受理工伤案件。第三人谢克建述称：冠达针车行与谢克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冠达针车行是于2005年6月6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当时登记的经营者为冯凤荣，后于2016年转由冯德宏经营。因个体工商户无法直接变更负责人，故由冯凤荣注销原来的工商登记，再由现在的负责人冯德宏重新申请注册，无论是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员工等均没有改变，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合法的用工主体。本人是在2015年4月进入冠达针车行处工作，任维修工岗位，工作时间为8:30-6:30，刚入职时工资为2500元/月，从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工资为3000元，从2017年起至受伤时月工资为4000元，工资每月现金发放。根据本人在申请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的证据微信截图即江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8内容可知，冠达针车行在微信建立了一个工作群，本人在群里申请休息及请假;在本人受伤后，冠达针车行的负责人冯德宏及其他员工向本人进行了爱心捐款并到医院进行探望、慰问，故冠达针车行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本人，本人受冠达针车行的劳动管理，从事冠达针车行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冠达针车行作为销售、安装的针车行，本人提供的劳动即维修、调试等工作也是冠达针车行业务的组成部分。冠达针车行与本人之间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冠达针车行与本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再根据本人在申请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的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中洲派出所于2018年4月15日对冠达针车行负责人冯德宏、案外人谭逢孙的询问笔录即江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7内容显示，冠达针车行的负责人冯德宏以及案外人谭逢孙均确认如下事实:1、冠达针车行于2018年4月卖针车给谭逢孙，该针车到货后，由冠达针车行组装好后再送货至谭逢孙的制衣厂并进行调试;2、冠达针车行安排了本人负责送货及调试，后本人在谭逢孙制衣厂里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因货梯钢绳突然断裂而遭受伤害;3、本人是冠达针车行冠达针车行的员工，本人是在受冠达针车行指派到谭逢孙制衣厂里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受到伤害。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本人受到的上述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江城人社局作出的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工伤正确。为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冠达针车行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谢克建在举证期限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不予确认，认为指派谢克建到制衣厂工作的不是冠达针车行，而且据冯德宏所说，指派谢克建到制衣厂的工作内容是调试车机针，不是搬运。对证据3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冠达针车行就是谢克建的用人单位。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确认，认为据冯德宏说谢克建到他处工作时腰部存在弯曲的现象，所以病历中载明的腰椎骨折第1和第4椎体属于旧伤，并不是本次事故造成的。对证据6认为该材料不是证人代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材料是打印好才签名的，而且在身份证号码处是手写的，说明在打印材料的时候，代某不在现场，而且据了解，代某在本次事故中头部受伤，而且因头部的受伤造成精神障碍或轻度智能减退，被评定为9级伤残，所以其表示不能证明客观事实，对其精神伤残的问题，冠达针车行提交的司法鉴定可以证实。另外，代某不是冠达针车行的员工，不能证明谢克建和冠达针车行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7由法院依法认定，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谢克建是冠达针车行的员工，该证据对整个受伤过程都是从其他的地方获得，不是直接证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电子证据的构成要件。对证据9、10无异议。对证据11中代某的调查笔录同证据6的质证意见一致，认为假如该证据属实，证实当时谢克建是帮代某搬运的时候受伤的，不是在调试的过程中受伤的。对证据11中谢克建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和冠达针车行存在利害关系，意见不予采纳。对证据12、13由法院依法认定。第三人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明谢克建是受冯德宏指派受伤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认为谢克建受伤之后是比较清醒的，不存在精神障碍的问题。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具体由法院认定。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部分有异议，认为代某起诉与本案是不同的案由，两者适用不同的法律，所列江城人社局是有区别的，具体按民诉法。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代某的伤残鉴定意见，该意见中陈述代某的精神有障碍，反映迟钝，不能回忆受伤过程，但检验的时候是在2018年7月17日，而代某所作的证明材料及江城人社局的调查笔录的时间是在2018年10月和12月。两者的时间差达到4个月，因此代某所作的证明材料和调查笔录时神智清醒，没有精神受限。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材料清单是指导性意见，不是清单所列的所有材料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的，其中第8条所述要提供现场两个以上目击证人，但是如果没有提供目击证人不等于没有证据材料，在江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7中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就有1个目击证人，是谭逢孙，该条所说的提供目击证人只是为了便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对原告、被告、第三人一致确认的以上有效证据，本院对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互有异议的证据，将根据认定的事实综合审查、采信。经审理查明，冠达针车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冯德宏。2018年10月24日，谢克建向江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2018年4月15日下午1时多，受冠达针车行指派到位于阳江江城区麻演潭塘工业区中洲西一巷的谭逢孙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等工作，在与运货司机代某在二楼到升降机里欲将缝纫机搬出时，因升降机的吊缆突然断裂均坠落到一楼，致使其头部、左脚踝、腰椎受伤。2018年10月29日，江城人社局决定受理。2018年12月3日，江城人社局向冠达针车行作出并送达【2018】26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至2018年12月18日。2018年12月13日，江城人社局向谢克建、代某进行调查。谢克建陈述其于2015年3、4月份在冠达针车行上班，任维修工，没有签订合同，每月固定工资4000元，发现金；2018年4月15日14时许，冠达针车行安排其到位于阳江江城区麻演潭塘工业区中洲西一巷的谭逢孙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等工作，其与运货司机代某在二楼到升降机里欲将缝纫机搬出时，因升降机的吊缆突然断裂，致使其不慎受伤，后来拨打120，其被送至阳江中医医院治疗。代某陈述其开车拉货，谢克建是冠达针车行的维修工；今年上半年，冠达针车行叫其去阳江江城区麻演潭塘工业区中洲西一巷的制衣厂送货，当时谢克建与其同往，在制衣厂二楼到升降机里将缝纫机搬出时，因升降机的吊缆突然断裂，致使他们俩不慎受伤，并被送至阳江中医医院治疗。2018年12月21日，江城人社局作出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谢克建于2018年4月25日受冠达针车行的指派，到位于阳江江城区麻演潭塘工业区中洲西一巷一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工作。谢克建在升降机里欲将缝纫机搬出时，因升降机吊缆线断裂，导致其不慎受伤，随后被送往阳江中医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1、跟骨骨折（左侧）【1】；2、左外踝骨折；3、腰椎骨折（第1、4椎体）；4、头部外伤。谢克建本次事故所受到的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冠达针车行不服，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冠达针车行诉称其与谢克建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冯德宏与谢克建之间的雇佣关系，谢克建被冯德宏指派到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工作，但却是搬运缝纫机导致受伤，明显超出其工作范围。请求撤销江城人社局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的江人社工认字【2018】130号认定工伤决定。庭审时，冠达针车行陈述谢克建到其处工作时腰部存在弯曲的现象，病历中记载的腰椎骨折第1和第4椎体属于旧伤，不是本次事故造成的，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查明，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中洲派出所于2018年4月15日向冯德宏调查，冯德宏称：因为其工人运货时受伤，到派出所接受问话，2018年4月冠达针车行卖针车给谭逢孙，2018年4月15日13时许其安排一名叫谢克建的工人送货到潭塘，平时是谢克建自己找货车运输；后来了解到谢克建和代某搬运针车上谭逢孙工厂的二楼，在上到二楼的时候，谢克建和代某准备把针车拖出货梯的时候，货梯的钢丝断了，整个货梯从二楼摔下，导致谢克建和代某受伤；谢克建在冠达针车行工作。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中洲派出所于2018年4月15日向谭逢孙调查，谭逢孙称：其工厂名称为阳江江城区谭逢孙制衣厂，位于阳江江城区中洲潭塘路口加油站对面；约于20天前其向冠达针车行定了一台缝纫机，该车行今天中午13时50分安排两名员工将该缝纫机送到制衣厂，当时其在工厂二楼，两名员工直接操控其工厂货梯将缝纫机送上二楼，后来听到一声巨响，便知道货梯出事了，其跑到一楼看见货梯的货架坠落在地并有两名送货的员工受伤，后来才知道一名伤者叫谢克建。本院认为，本案是工伤认定纠纷。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江城人社局是阳江江城区履行工伤认定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受理本辖区内劳动者或用人单位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职权。关于冠达针车行与谢克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案中，江城人社局受理谢克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其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结合冯德宏在公安调查时的陈述，认定冠达针车行与谢克建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冠达针车行主张其与谢克建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冯德宏与谢克建存在雇佣关系，由于冠达针车行没有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江城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江城人社局受理谢克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冠达针车行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但冠达针车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交谢克建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江城人社局根据其调查取得的证据，依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认定谢克建受到的本次伤害为工伤，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关于冠达针车行主张谢克建被冯德宏指派到制衣厂进行缝纫机调试工作，谢克建在搬运缝纫机时受伤超出其工作范围，不属于工伤的意见，由于冠达针车行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阳江市江城区冠达针车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阳江市江城区冠达针车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智发人民陪审员  项立权人民陪审员  姜健玲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魏丛丛书记员谭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