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6民初577号 原告:李国庆，男，195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章，厦门市银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江涛，男，199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桂平市西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丽娜，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李国庆与被告江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江涛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认为本案应移送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9）闽0206民初5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江涛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上述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章，被告江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江涛退回李国庆股金28614元；2.江涛支付所欠李国庆8个月的股份红利24000元。庭审过程中，李国庆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李国庆自2019年4月22日起退伙，江涛退回李国庆股金28614元；2.江涛支付所欠李国庆13个月的股份红利39000元；3.江涛支付2019年4月22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以67614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5年李国庆在厦门海沧星光乒乓球馆做教练，因人手不够，通过在广西桂平的朋友麦教练的介绍，江涛从广西桂平到厦门，刚来时人生地不熟，全在李国庆家吃住。2016年2月，李国庆和江涛合伙租海沧区成立群星乒乓球馆，李国庆投资28614元，占55%，江涛投资23410元，占45%。李国庆为装修此房花费大量精力。经结算，至2016年底，群星乒乓球馆盈利154626元，2017年元月1日至2月28日，盈利43778元。2017年3月1日，李国庆、江涛二人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自2017年3月1日起，李国庆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做教练，李国庆治病，乒乓球馆暂由江涛全面负责，李国庆在治病期间，不再参与经营管理，江涛每月月底前支付李国庆股份红利3000元。协议签订后，江涛履行到2018年2月，此后再未向李国庆支付股份红利。经多次交涉，至今未果。江涛已欠13个月＊3000元＝39000元红利。现双方无法继续合伙，李国庆要求退伙，江涛退回李国庆股金28614元，支付李国庆自2018年4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股金之日止期间以67614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江涛辩称，一、江涛与李国庆合作开办乒乓球馆的合伙项目已于2017年3月1日终止，李国庆已于2017年3月1日后退伙，李国庆提交的《股份合作协议书》实质上是双方合伙项目的结算协议。1、江涛与李国庆自2016年2月份起即在海沧区合伙开办乒乓球馆，李国庆出资28614元，江涛出资23410元，截至2017年3月1日，李国庆提出要退出合伙项目，因此双方对此期间的合伙运营收入支出作了结算，并做了相应《损益表》。截至2017年3月1日，双方关于合伙项目的利润分配债权关系已经清楚，李国庆的出资数额希望能退回，但江涛一时无法马上筹到资金给他，李国庆就说按月3000元将他的出资数额分期返还给他，江涛也就答应了。2、在签署该份《股份合作协议》时，因当时江涛在教学中，该协议是由李国庆打印好让江涛签字的，江涛在签字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看按月3000元写的是“股份红利”，该约定违背了江涛的真实意思表示，严重违背当时双方的口头约定，也严重不符合当时拆伙的合同目的。3、从李国庆提交的《损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2017年3月1日前的项目收支已经分配清楚，李国庆自2017年3月1日后未参加该球馆的经营管理，也从另一侧面证实李国庆于2017年3月1日后退伙的事实。 第二，在李国庆退伙后，江涛根据双方约定将李国庆出资额已经如数返还，江涛支付数额为36000元，李国庆出资数额为28614元，故李国庆还应返还江涛7386元，江涛保留追究李国庆返还不当得利的法律权利。且因李国庆已退出合伙项目，李国庆与江涛之间不再有任何合伙关系，即使协议上写明固定股份红利，也应当视为民间借贷关系来处理。1、即便根据双方的股份合作协议上书面约定，江涛应当每月向李国庆支付股份红利3000元，但并未约定每月3000元的支付期限。从江涛提供的微信记录（2017年12月6日）可以体现：江涛问“问下，这个钱是不是给够一年就可以了”－原告回答“3年”－江涛回答“给不了这么久，最多一年，要么你来做，我不做了”－李国庆回答：可以。由此，双方已经通过微信记录达成一致：该3000元的支付期限最多一年，而江涛已按每月3000元自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份支付了12个月，此点李国庆在起诉状也自己承认。2、根据《民法通则》第30条、第31条、第35条规定的个人合伙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一种法律关系。因李国庆未再参与合伙项目的经营管理，但是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约定从江涛处获取固定收益的条款已经违背了个人合伙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0.11.12）》“四、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一）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本案中，因李国庆已经实际退伙，故其只对江涛仅享有出资数额为28614元的债权，所约定的股份红利应为无效，实际上应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3、从上面分析论证可知，本案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江涛已偿还36000元，李国庆还应返还江涛7386元的不当得利。即使本案合同约定的“股份红利”被视为“利息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约定也严重超过法律规定，即使江涛已付款项先按月利率3%扣除应付利息，再行抵扣本金的方式计算，截止2018年3月3日，江涛也已足额偿还28614元及相应利息，反而李国庆还应向江涛返还超过36%的部分即1725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日，李国庆作为甲方、江涛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1、双方关系确定为股份合作关系，合作经营海沧群星乒乓球馆；2、双方于2016年2月份投资创办了群星乒乓球馆，其中甲方投资28614元，乙方投资23410元，共投资52024元；3、因甲方身体原因，从2017年3月1日起，不再参与球馆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任何经营责任和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由乙方全权负责经营管理，乙方每月月底前支付给甲方股份红利3000元整；4、2017年3月1日前的经营情况已结算清楚，双方应分利润已分配结清，原缴纳的房屋押金和冰箱押金共计13600元，收回时归由乙方；5、若乙方有意转让球馆时，应提前告知甲方，转让收入若超过投资成本，超过部分，甲乙双方按投资比例分配。《股份合作协议书》附有一份经李国庆、江涛双方签订的《损益表》，《损益表》中注明2016年10月份漏收入分配5288元，总计应付江涛的数额为23900元。双方签订上述协议后，江涛共向李国庆支付了36000股份红利款。 2017年12月3日，江涛通过微信向李国庆发送信息：“这个钱是不是给够一年就可以了”,李国庆回复“三年”；江涛又通过微信发送信息“给不了那么久，最多一年，要不你来做，我不做了”，李国庆回复“可以”。 诉讼过程中，李国庆向本院提交2005年全国优秀乒乓球苗子集训剪影、2006年李国庆率厦门青少年乒乓球队参加省第十三届运动会荣誉证书及嘉奖照片。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国庆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讼争的合伙协议关系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庭审过程中，李国庆、江涛均确认《损益表》中所有有款项已经结算清楚并支付完毕。江涛陈述，损益表确认股份协议实际上是对于合伙结算的协议，李国庆能向江涛主张的仅有28614元的出资额。李国庆陈述，以前要求退还股金也是要求解除双方合伙关系，双方已经没有合作的基础了；同时李国庆明确其主张的利息性质为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自2019年4月22日起计算。江涛主张李国庆于2017年3月1日起就事实退伙了，确认其于2018年12月4日收到李国庆的起诉材料。 本院认为，李国庆与江涛双方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李国庆、江涛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共同出资合作经营乒乓球馆，双方之间成立合伙经营的法律关系。根据双方《股份合作协议》约定，江涛应于2017年3月1日起每月月底前向李国庆支付股份红利3000元，江涛支付至2018年2月底的股份红利款36000元后，未依约支付此后的股份红利款，违反了双方的协议约定，李国庆有权要求江涛支付未付的股份红利款并要求江涛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江涛未依约支付股份红利款，李国庆因收取股份红利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有权请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李国庆起诉请求江涛退回股金已经以其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双方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事实上已经向江涛发出了退伙的意思表示，江涛于2018年12月4日收到李国庆的起诉状并对于李国庆退伙不持异议，本院依法认定李国庆与江涛之间的合伙关系于2018年12月4日解除，李国庆主张其于2019年4月22日退伙，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江涛应依照双方协议约定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4日期间的股份红利款27387.1元（3000元/月×9个月+3000元/月×4天÷31天/月）。双方合伙关系因江涛的违约行为而解除，李国庆作为守约方有权要求退回其投资款28614元，同时江涛在答辩过程中未对退还投资款提出异议仅抗辩主张投资款已经返还，江涛亦确认根据双方确认的《损益表》李国庆有权要求李国庆退回投资款28164元。此外，江涛未证明李国庆投资后所占股份的实际价值情况，李国庆的投资款亦系因江涛违约导致退伙的合理损失，李国庆依据原投资情况主张请求江涛退回投资款28614元，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李国庆未及时支付李国庆投资款项28614元及股份红利款27387.1元，必然给李国庆带来一定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李国庆主张江涛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4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本院予以支持，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江涛抗辩认为《股份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终止合伙的结算协议，不符合双方的协议约定，本院不予认可。江涛主张其已经将出资额28614元返还，但江涛支付的36000元根据双方约定系支付的股份红利款项并非返还李国庆的投资款项。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体现李国庆同意江涛仅支付一年的股份红利款，李国庆与江涛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不应使用联营合同关系的有关司法解释，江涛主张本案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处理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庆退还出资款28614元； 二、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庆支付股份红利款27387.1元； 三、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庆支付逾期支付出资款、股份红利款的资金占用利息（以应付出资款、股份红利款56001.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4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出资款、股份红利款之日止）； 四、驳回李国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江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5元，由李国庆负担128元，由江涛负担6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占甫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陈 怡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