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4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东路丰源小区北门平安财产保险。代表人：王建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晓康，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小娟，女，1966年3月10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人，住老河口市，系受害人王星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峰，老河口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富东，男，1973年11月19日生，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住湖北省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女，生于1979年12月24日，汉族，住老河口市，系潘富东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晓明，男，1989年6月21日生，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住邓州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下称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小娟、潘富东、杜晓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2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2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逃逸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已履行告知义务，已提交投保单，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是驾驶员应当知晓的违法行为，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即可，一审法院仅依据潘富东否认签名的陈述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错误。曾小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富东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杜晓明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曾小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审三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637780元、丧葬费27951.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715731.50元。先由承保交强险的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潘富东、杜晓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实际支出费用由一审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2日3时30分许，杜晓明驾驶登记在潘富东名下的车牌号为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沿邓州市文化路自北向南行驶至该路苹果市场处时，与行人王星（曾小娟之子）、刘某（曾小娟女婿）相碰撞后，该车辆又与刘某所驾驶停放在路边的鄂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后又与案外人刘新党所驾驶停放在路沿石上的豫Ｒ×××××号小轿车相碰撞，致使刘某当场死亡，王星经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于2016年2月21日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晓明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王星、案外人刘新党无责任。因杜晓明所驾驶的肇事车辆系潘富东所有，潘富东于2016年9月13日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曾小娟及刘某的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由潘富东赔偿曾小娟及刘某的近亲属共890000元，签协议之日先行支付280000元（其中由潘富东支付100000元）作为补偿，剩余610000元由刘某、王星的近亲属向保险公司理赔，若保险公司不能正常理赔，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潘富东、杜晓明协助配合，该协议达成后由刘某、王星的近亲属及潘富东签字确认。同年9月14日，潘富东给刘某、王星的近亲属出具欠条，载明双方协商赔偿款为890000元，先行支付280000元，剩余610000元待保险公司赔偿后支付，如果保险公司不赔或赔偿不够，610000元由潘富东个人支付。至诉讼时，保险公司未能理赔，且潘富东也未履行义务。一审另查明，杜晓明驾驶的肇事车辆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三者商业险，保额分别为122000元、500000元；交强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16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15日二十四时止，三者商业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9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8日二十四时止，购买了不计免赔险，且交通事故发生均在保险期限内。一审还查明：受害人王星生于1994年12月10日，2016年6月12日因交通事故死亡，2016年毕业于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生前与上海铁路局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且与其母亲曾小娟居住在老河口市秋风路××号综合楼3单元7层701室，未婚。一审针对各方的诉称和答辩，归纳争议焦点为：一、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逃逸，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是否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潘富东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受害人王星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针对争议的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这种说明义务是法定的特别告知义务。“明确说明”不仅是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就保险人是否履行说明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就此负有证明责任，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合同效力。本案中，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未能提交包含有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的完整的保险合同，提交的主要证据有《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和《投保单》，其中保险单没有记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无法证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向投保人潘富东进行了特别提示及明确说明；另所谓有潘富东签名的投保单上虽在投保人声明栏注明已向投保人履行了详细的说明义务，但该投保单中并未附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投保人声明栏的内容系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打印的格式文本，文字并未特别标注，尤其是保险人责任免除事项未特别提示，如加黑或者加粗等，除投保人声明栏下方的“投保人签名”处可以由投保人签章外，投保人无从在投保单的其他地方签章。潘富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案涉保险系其妻在保险代办点办理的投保手续，保险公司业务员并未向其提供保险条款，也没有履行任何说明义务。对此，应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相关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潘富东送达了相关的保险条款及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故其不能证明已向投保人就保险合同条款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以上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抗辩主张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潘富东不产生合同约束力。针对争议的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以原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即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潘富东系杜晓明舅舅，且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将其所有的车辆出借给杜晓明使用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潘富东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因潘富东与杜晓明存在特殊身份关系，且肇事车辆由其所有，所以交通事故发生后，潘富东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曾小娟达成了赔偿协议，在先行赔偿280000元中的100000元由潘富东承担，剩余610000元由潘富东出具了欠条，是潘富东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曾小娟出具了谅解书。为此，潘富东虽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交通事故发生后就赔偿权利人应当得到赔偿损失其愿意承担并已支付了部分，应视为其对债务的加入，故潘富东、杜晓明应当共同赔偿曾小娟因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的损失。针对争议的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所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家庭常住人口平均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按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的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是按家庭常住人口的平均的纯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这里所称的家庭常住人口是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一年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人口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社会群体，即居住在一定空间里的人的总和；而户口是个户籍概念，表示的是一种居住地身份或出身地身份。从本案来看，人的生命本是无价的，但在生命受到侵害后，需要以金钱方式进行赔偿，就必然涉及赔偿标准问题。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的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大批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其中有相当部分农村居民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其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虽然户籍登记仍为农村居民，但事实上已经融入城镇生活。如果这类人员发生死亡事故，仍以其户籍登记作为判断依据，按照农村居民标准给予赔偿，显然不能合理地补偿经济损失，从而有失公平。全面正确的理解上述规定，在确认死亡赔偿金标准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受害人的户籍登记作出判断，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以及获取生产资料方式等因素进行确定。本案受害人王星户籍登记虽为农村居民，但根据现有证据，王星死亡前大学刚毕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在上班前其与母亲居住在城镇。王星的死亡必然会影响其家庭消费水平，其家庭可预期的未来收入势必也随之减少。如果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王星的死亡赔偿金，显然不足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有失公平。故在确认王星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时，应客观考虑王星生前经常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消费地等均在城镇因素，以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因受害人王星生于1994年12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6年6月12日，据此，确认王星的死亡赔偿金应按湖北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元计算20年，即31889元/年×20年=637780元，一审法院对曾小娟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合理费用。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事故产生的原因由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认定，故一审法院确认杜晓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刘某、王星无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作为肇事车辆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当先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潘富东、杜晓明予以赔偿。综上，曾小娟要求潘富东、杜晓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赔偿损失，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曾小娟主张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应依法进行审查，以法院确认为准，不合理部分依法予以剔除。曾小娟应当获得赔偿项目及金额有：丧葬费27951.50元，死亡赔偿金6377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20000元，以上合计685731.5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因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王星、刘某死亡，但受害人刘某的近亲属在另案已提起诉讼，庭审中两案一审原告均表示同意平安财险南阳公司的赔偿款平均分配。故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分项赔偿曾小娟110000元的二分之一，即为55000元；不足部分，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因为剩余赔偿款【（685731.50元—110000元）×100%】>500000元，所以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曾小娟应当得到赔偿款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商业三者险最高保额500000元的二分之一，即为250000元；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赔偿240731.50元【（685731.50元-55000元-250000元）-140000元】；其中140000元为潘富东、杜晓明已支付280000元的二分之一。以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后是否享有对潘富东、杜晓明行使追偿权，其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湖北省二0一八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曾小娟各项损失305000元；二、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赔偿曾小娟各项损失240731.50元；三、驳回曾小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0元，减半收取计1465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负担813元，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负担652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是否承担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杜晓明肇事逃逸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一审提供的投保单上虽有“潘富东”签名，但潘富东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保险手续由其妻代办，除收到保险费票据和保险单外，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或解释说明，且投保单上的“潘富东”签名既非其本人所签，也非其妻代签。一审法院指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庭后七日内核实相关情况后答复，并明确征询是否申请笔迹鉴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逾期未答复，也未提出书面鉴定申请。二审中，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仍主张已履行提示义务，但其在本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仍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基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无证据证实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合同条款及履行了提示义务，其主张免除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上诉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勇审判员  柳莉审判员  江涛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