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黔0521行初79号 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白云大道南段305号。 法定代表人廖柳，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郭彦江，河南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行政办公中心C栋西715室。 法定代表人郑荣，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聂犁，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洋，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贵州鑫华泰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一路1号1层37号。 法定代表人郑可华，系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左敏盼，男，198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桐柏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耀斌，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毕节市人社局”），以及第三人贵州鑫华泰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华泰劳务公司”）、左敏盼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19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原告、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彦江，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聂犁、刘洋，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可华，第三人左敏盼的委托代理人王耀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左敏盼因工伤认定纠纷，不服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作出的认定书事实、程序错误，左敏盼遭受的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理由：一、被告认定左敏盼为工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完全错误。被告认定原告与左敏盼存在劳动关系的工伤，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将承建的黔大东清高速公司倒天河隧道项目中的施工劳务，分包给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左敏盼虽在原告承建的黔大东清高速公司倒天河隧道项目工作，但是并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劳动报酬也不由原告发放，不受原告管理，原告与左敏盼不存在劳动关系。左敏盼是在鑫华泰劳务公司分包的项目施工中发生损害，应由与其存在劳务关系的鑫华泰劳务公司负责。另外，左敏盼受伤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全部是由鑫华泰劳务公司支付，说明其与新华泰劳务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与原告无关。被告认定左敏盼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属于工伤的事实错误。原告因与鑫华泰劳务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参与仲裁和诉讼，以便解决处理工程施工农民工受害能及时获得赔偿，得到最大限度的医疗保障，尽快施工，不影响工程进度。原告与左敏盼商谈过赔偿事宜，是为防止鑫华泰劳务公司不支付左敏盼赔偿款，保障左敏盼的权益，原告可在与鑫华泰劳务公司结算工程款时将一并扣除，被告不能据此认定原告与左敏盼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错误。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后，未立即向原告送达，而是在作出决定一年后，原告索要才于2019年2月25日知道。被告未向原告送达相关工伤认定手续，签收送达回证的两个人均不是原告公司员工，而是鑫华泰劳务公司职工，该公司隐瞒事实，造成原告损失。被告送达程序错误。左敏盼在原告领取该决定书之前据此向毕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导致仲裁委错误认定原告与左敏盼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由其向左敏盼赔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依据左敏盼的片面之词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是错误的，其送达程序错误，处理结果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纠正。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毕节人社局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2017年3月19日，原告与鑫华泰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将承建的黔大东清高速公路倒天河隧道项目中的施工劳务分包给鑫华泰劳务公司，该公司存在相关资质。左敏盼与鑫华泰劳务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与原告无关； 2、收据，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18日支付鑫华泰劳务有限公司劳务费6万元。左敏盼出院后，经鑫华泰劳务公司与其家属协商同意先支付6万元的假肢费，鑫华泰劳务公司与左敏盼存在劳务关系。 被告的质证意见： 对第1组证据“三性”不认可，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该证据在工伤认定举证阶段未向被告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9条之规定，该证据人民法院应不予采纳；第2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 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是事实。第2组证据是原告付给鑫华泰劳务公司的6万元； 第三人左敏盼的质证意见： 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第2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 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原告为具有劳动用工资质的企业法人。2017年6月3日上午8时左右，左盼敏在原告承建的黔大东清高速公路倒天河隧道项目工地操作电焊作业时，被坠落的钢筋砸伤。经毕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1.失血性休克；2.左侧身体损伤；3.肛门区皮肤撕脱伤；4.胸7、8椎横突骨折；5.多发肋骨骨折；6.失血性贫血；二、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于2017年11月16日依法受理左敏盼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7年12月5日向原告直接送达了《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举证时间是15日。举证期限内原告未向被告提交证据。经调查核实，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原告提出在送达回证中签收的两个人不是公司职工，只是单方面说法，在原告的送达回证中签收人已注明了其单位；三、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之规定，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有认定左敏盼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定职权。被告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认定左敏盼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适用法律依据准确。2.原告在收到被告送达的举证通知书后，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向被告提交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被告根据第三人左敏盼提供的证据和调查取得的证据，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3.根据调查核实的事实，左敏盼所受之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认定为工伤的情形；4、原告的诉讼行为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编号：02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8年1月18日直接送达给原告。原告的诉讼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行为已超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准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左敏盼身份证复印件、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毕节第一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证人证言（朱某、方某）、工伤认定调查笔录（朱某、方某），拟证明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2、左敏盼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收件清单、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左敏盼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法律依据，拟证明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 原告的质证意见： 对第1组证据中的证人证言（朱某、方某）、工伤认定调查笔录（朱某、方某）有异议。朱某、方某不是原告公司职工，调查笔录中显示系原告单位职工与事实不符，方某系左敏盼和朱某的代班人，方某系第三人劳务公司的员工，该证明和调查笔录不能认定原告与左敏盼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作为国有矿股企业，对员工的招聘十分严格，所有在职人员均有人事社会档案，这三人均系河南省内的小学文化水平，不可能系我公司职工，我公司去年新进人员要求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大部分都是985和211的毕节学生，不可能招聘农民工作为本公司的员工。被告仅凭两个当事人的自述，就认定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该组其余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的工伤认定收件清单无异议。左敏盼工伤认定申请表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该申请表系左敏盼自己填写，内容真实性无法确定，申请表的用人单位意见中加盖的公章系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利用工作之便私自加盖的，未得到原告公司与分公司的认可，且该印章对外没有法律效力，是原告为方便劳务分包的内部管理使用，属于内部的印章，对申请工伤或者劳动认定没有效力。对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上的签字有异议，签字人王超系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不是原告公司员工，且原告并未授权其收取法律文书，对《工伤认定书》送达回证有异议，该送达回证签收人黄启志系鑫华泰劳务有限公司司机，并不是原告单位职工，也未收取法律文书，且事后两个签收人未将法律文书交付给原告，对《工伤认定书》的异议是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认定为工伤，应由其有劳务关系的第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要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适用该条款。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工伤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没有依法向原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属于程序违法。原告对此不知情，被告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和抗辩权。被告提交的关于确定劳务关系有关事项通知的条款，被告没有查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仅凭朱某、方某出具的证明，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左敏盼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且证明人不是我公司员工，无法证明。 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的第1组证据，朱某、方某、左敏盼是鑫华泰劳务公司员工，不是原告公司的员工，左敏盼的医疗费用是鑫华泰劳务公司支付的；对第2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第三人左敏盼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左敏盼系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内因工受伤，符合工伤认定的标准，且原告在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时说，朱某、方某为左敏盼的代班人，若非其员工，原告怎么知道左敏盼与朱某、方某的关系。在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至今，原告从未提出过异议，现原告却串通第三人鑫华泰公司否认原告与左敏盼的劳动关系，明显是恶意串通故意拖延诉讼时间，极大的损害了左敏盼的合法权益；对第2组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可证明被告的程序合法，工伤认定申请表上有原告公司印章和签字。 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述称，鑫华泰劳务公司认可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并经庭审质证： 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假肢费用说明，拟证明左敏盼的医疗费用是114055.00元和假肢费用60000.00元均是由鑫华泰劳务公司支付的，左敏盼系鑫华泰劳务公司职工。 原告对鑫华泰劳务公司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被告的质证意见：对鑫华泰劳务公司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住院病历、医药发票没有体现左敏盼与鑫华泰劳务公司的劳动关系。该组证据中的说明，没有提到左敏盼与鑫华泰劳务公司的关系，却证实了左敏盼受伤属于工伤，且工伤认定决已生效，因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伤残等级的前提是有合法生效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同时，左敏盼已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工伤相关费用，而仲裁工伤相关费用的前提是有合法生效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及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故，被告作出的认定决定书已生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时效。 第三人左敏盼的质证意见：认可医疗费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说明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对鑫华泰劳务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是否超过举证期限由法庭进行核实，如果超过，应不予认可。本案审理的是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而工伤认定的前提与医疗费支付无关，医疗费票据仅能证明左敏盼受伤的事实，不能证明医疗费由谁支付。说明系伪造，因在庭审诉讼中，说明左下角的内容明显系伪造，与原告在七星关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案件中证据不合。该份说明不能证明左敏盼与鑫华泰劳务公司存在劳务关系，恰好证明左敏盼发生工伤的事实。该说明中的说明人王朝江系仲裁裁决书中原告方的委托代理人，可以证明王朝江是原告公司员工，该说明证明了左敏盼与鑫华泰劳务公司并未有任何关系。另外，该说明中提及六万元的假肢费与七星关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以相互印证该费用是原告方支付。 第三人左敏盼述称，左敏盼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但补充说明：一、仲裁裁决书及七星关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对工伤认定决定书、鉴定结论通知书、劳动能力鉴定书均不持异议，表明其已认可工伤认定的事实并承认原告与左敏盼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原告对此从未提出过异议；二、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已明确告知如果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未在该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表明其已认可该工伤认定决定，原告现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第七页中对于第三人提供的安置假肢的费用，可以证明该假肢安装费用是由原告方支付，通过该时间与鉴定结论通知书及关于左敏盼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意见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认可工伤决定及鉴定结论并同意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意见的前提下，才支付了该假肢安装费用。此也与原告在诉讼中陈述全部费用由第三人劳务公司支付不符。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左敏盼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并经庭审质证： 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对于认定工伤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等证据原告是不持异议的，表明其已认可原告与左敏盼存在劳动关系，左敏盼所受伤害为工伤的事实。对于左敏盼的住院费用及假肢安装费用，原告已认可是其支付，与鑫华泰劳务公司无关。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由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适用劳动仲裁前置，其提交的两份法律文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及确认的事实和判决结果原告不予认可，且该工伤保险案件在上诉中，其事实和赔偿数额均未认定。之所以形成本案，是由于原告对仲裁和民事判决确定事实不服。故，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工伤成立的证据使用。 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且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组证据能充分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收到被告关于左敏盼工伤认定的相关文书，原告是在恶意诉讼。 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没有质证意见。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全部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收据，客观上能够证明原告黔大东清高速公路第六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第三人新华泰劳务公司于2017年3月签订过东关到清丰高速公路第六合同段项目部隧道施工作业劳务分包合同，并于2018年7月18日支付鑫华泰劳务有限公司劳务费6万元的事实，但达不到原告其他证明目的，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之规定，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中的证人证言、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原告提出方某、朱某不是其公司职工，不能据其证言及被告对其所作的工伤调查笔录认定原告与左敏盼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而方某、朱某证言及工伤认定调查笔录不存在法定不予认定的情形。第三人新华泰劳务公司认为朱某、方某、左敏盼是鑫华泰劳务公司员工，不是原告公司员工的质证意见与其在述称意见中认可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二者相互矛盾。综上，本院对原告、第三人新华泰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依法不予采信，对方某、朱某证言及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因其来源形式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左敏盼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证，原告认为申请表的用人单位意见中加盖的公章系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利用工作之便私自加盖的，未得到原告认可，对外没有法律效力，举证通知书及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证上的签字人王超、黄启志不是原告公司员工，原告未授权其收取法律文书，且事后两个签收人未将法律文书交付给原告。对此，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被告向本院提供的送达回证上明确注明王超、黄启志因受原告黔大东清高速公路第六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王朝江（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单位意见栏注明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人为王朝江）委托代其公司领取左敏盼认定工伤决定书。因此，本院对原告及第三人新华泰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左敏盼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因质证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第三人鑫华泰劳务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假肢费用说明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根据该组证据载明的内容看，其客观上达不到证明左敏盼的医疗费、假肢费均是鑫华泰劳务公司支付，以及左敏盼系鑫华泰劳务公司职工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左敏盼提供的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及新华泰劳务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 依据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第三人左敏盼在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黔大东清六标项目（东关到清丰第六合同段）高速公路隧道工程（倒天河隧道）项目工地做工。2017年6月3日，左敏盼与工友在工地上操作电焊时，因吊运钢筋的钢丝绳脱落，致吊运中的钢筋掉下，砸到左敏盼身上，造成左敏盼全身多处受伤。之后，送至毕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该院诊断：1、失血性休克；2、左侧肢体毁损伤；3、肛门区皮肤撕脱伤；4、胸7、8椎横突；5、多发肋骨骨折；6、失血性贫血。患者左侧上下肢体远端离断，毁损严重，已不能修复及连接。2017年11月，左敏盼向被告毕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7年11月6日，被告受理左敏盼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11月16日，被告作出编号：60903《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告知受伤职工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收到举证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告提交认为受伤职工属于或者不属于工伤的相关申辩资料及证据。2017年12月5日，被告将左敏盼申请工伤认定的《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黔大东清六标项目经理部王朝江（送达回证注明王超代王朝江收）。2018年1月10日，被告根据调查的案件事实，认为左敏盼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认定为工伤，并作出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1月18日，被告将《工伤认定决定书》分别送达于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黔大东清六标项目经理部王朝江（送达回证上载明：受王朝江电话委托代其公司领取左敏盼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左敏盼。左敏盼因与原告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而申请仲裁，经毕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七劳人仲案字[2018]第0204号《仲裁裁决书》后，原告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12月25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02民初8674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现该案处于二审中。2019年3月1日，原告以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送达程序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2、被告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依法应否撤销。 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毕节人社局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编号：60903《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又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于2017年12月5日、2018年1月18日将左敏盼申请工伤认定的《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认定工伤决定书》直接送达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黔大东清六标项目经理部王朝江，王朝江分别委托王超、黄启志代为签收。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于2019年2月25日向被告索要工伤认定决定书后才知道左敏盼已经被告认定为工伤的事实，否认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意见栏内加盖的原告公司公章的效力，加盖的公司公章系第三人贵州新华泰劳务有限公司私自加盖，并认为《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的签字人王超、黄启志不是原告公司职工，原告未授权其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且提出王朝江既不是公司法人代表也不是分公司负责人，仅是公司职工，没有再委托授权的权限。对此，毕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8月24日作出的七劳人仲案字[2018]第0204号《仲裁裁决书》，以及2018年12月25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02民初8674号《民事判决书》记载载明：原告对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三性无异议，原告已为左敏盼支付安装假肢费60000元、住院期间支取的费用111455元……等事实，与原告在本案诉讼中，陈述的诸多内容前后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前（2018年8月17日毕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原告与左敏盼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即已知道被告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另外，原告未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2月25日向被告索要工伤认定决定书后，才知道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及其所主张的上述其他内容。而且，原告对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人意见栏内用人单位的签字人王朝江的签字，一直未提出异议。结合自左敏盼受伤之日起至今，从整个案卷材料看，原告公司也一直由王朝江处理其与左敏盼的工伤纠纷。因此，可以认定被告送达程序并无不当，原告于被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之日，即2018年1月18日就已明确知道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诉讼主张因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于2019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0502201857846《认定工伤决定书》已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全部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彬 人民陪审员  周萍 人民陪审员  蒙丽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杨世琴                                                                         书记员 张威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