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0497号原告：王国治，男，197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瀚，系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炳权，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玉、黄玩清，分别系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被告：黄广宜，男，197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骆国伟，男，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告王国治与被告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国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瀚、被告周炳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玉、被告黄广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骆国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国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213896元；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按月2.5%的标准，从2016年7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差旅、住宿等费用共计49480元；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山西无烟煤碳。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原告分五次向被告供煤，分别为2016年4月29日55.23吨、2016年5月1日20.05吨、2016年5月25日112.53吨、2016年5月26日55.83吨、2016年5月31日166.82吨，共计410.46吨，每批货物由被告签收确认。2016年6月4日，双方签署《送货单》，被告确认共收到原告提供的410.46吨煤，单价为840元每吨，货款共计344786.40元。双方约定，货到30天内付清货款，超期付款的，利息及管理费分别按2.5%月收取，收款帐号为原告开设的建设银行广州美林（卡号为：62×××16）的银行账号。被告仅支付部分款项后，便不再付款，截至目前，被告共欠原告剩余货款213896元，被告拒不履行支付款项，严重损害到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周炳权辩称：一、关于货物数量及单价的问题，我方确认的是200.88吨，均有我方的签名，其他货物与我方无关不予确认。200.88吨的构成为2016年5月26日发生的两笔共计55.83吨，2015年5月31日发生的七笔145.05吨。但是关于单价，双方约定的是740元，并非原告所述的840元/吨，所以200.88吨共计款项148651.20元，是我方确认可以支付的货款。二、关于原告的对账单，我方对该对账单不予确认，我方并没有签名确认，也从来没有授权黄广宜就该对账单所列的事实作出确认。但是从原告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原告确认扣除五车煤的事实，分别是2016年8月7日、9月10日、11月18日三天煤数133.36吨，五车煤总价83886.40元。原告确认取回部分煤（有质量问题），则相应扣减周炳权的部分煤款。原告对账单表示为“共同帐目”，并非写明是共同收货人或者是共同的欠款人，原告只是把三被告使用煤的客户并在一个列表上，不构成周炳权对列表中所列明的煤的数量及价格的确认。三、关于《费用开支表》，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并没有对该证据作出任何的约定，费用开支的部分是原告的陈述，并没有证据证明。四、关于另外再扣7668.20元石灰钱的事实，原告短信确认在相应的煤款中扣除7668.20元，因此，本案中我方仅需承担57099.60元。被告黄广宜辩称：原告通过朋友找到我，送煤给被告周炳权使用，我只是原告和被告周炳权的中间人，原告朋友给我相应的介绍费。原告送煤过来，我帮被告周炳权签名签收，原告在现场会把签收单给被告周炳权确认，证明煤已到现场，我签名的单据经过被告周炳权的确认。被告骆国伟是被告周炳权的员工也是其女婿，代表被告周炳权签收相应的煤。被告周炳权和被告骆国伟将部分煤退回给原告时，我并不在场，退多少我也不清楚。我所签收的单据均是代表被告周炳权签收的，煤是被告周炳权使用。原告关于诉讼请求的款项，我只是中间人，当时签订确认表时，也没有认真看，就按原告的要求签，现只同意承担40000元货款，不同意承担利息、差旅费及住宿费。被告骆国伟未答辩。经审理查明：王国治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清远浸谭x甲洞灰窑黄广宜、周炳权、骆伟对账单》，表头手写有“收货三人共同账目”的字样，并捺有手印，内容是关于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9月15日的送货及货款支付情况，其中，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11月19日时所欠货款为249564元，扣除黄广宜女儿黄静欣2017年支付的两笔货款后，至2017年9月15日尚欠货款226564元。对账单下方文字部分载明：约定收货45天内付清货款，否则其滞纳金、利息和管理费分别按总货款的2.5%/月收取。收货人（即欠款人）确认处有黄广宜的签名捺印，对账时间为2017年9月16日。2.2016年6月4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人为周炳权、黄广宜、骆伟，货物为两批次山西无烟煤410.46吨，单价840元，总金额344786.40元，备注栏中另有“货到30天内付清货款，超期付款，利息及管理费分别按2.5%月收取”的内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骆伟”的签名，王国治在送货单位处签名。3.17张地磅单及2016年5月31日的送货单（18张单总重量410460KG），其中，2016年4月29日至5月25日的8张地磅单有黄广宜的签名，2016年5月26日至5月31日的9张地磅单由周炳权签名确认（其中4张亦有黄广宜的签名），17张地磅单中有13张均印有“清xxx场”的字样。2016年5月31日的送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为x甲洞黄广宜，所运货物为山西无烟煤，并写明了货物重量，由“骆伟”签名确认。王国治称当时是因为磅单坏了，就写在了送货单上。4.《王国治送货到x甲洞的个人费用支出》，列明了自2016年4月29日至2018年1月22日的交通、住宿等费用支出，合计49480元。清单下方有黄广宜的签名捺印，确认为王国治送货及追款发生的费用。5.2张收据，抬头印制了“周炳权石灰厂出厂单收据”的字样，地址为清远××××甲洞，拟证明王国治从周炳权处拉回2车货物合计7668元抵扣货款。经质证，周炳权表示：对证据1不予确认，周炳权并未签名也未确认该对账单的数据；对证据2亦不确认，周炳权并未参与，且送货单中的有关利息、管理费的约定是王国治事后添加的；对证据3，仅确认有周炳权签名的地磅单，其他单据不予确认；未见过证据4，也未就费用作出约定，故不予确认；对证据5无异议。黄广宜称：对账单是黄广宜的签名，但其只是中间人，是应王国治要求签名的，煤是周炳权用的，黄广宜确实支付过两笔货款，但也是按周炳权的指示支付的；没见过证据2的送货单；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黄广宜当时签名后就交给周炳权确认，后来未再代签，就全部交给周炳权签名，但未见过2016年5月31日的送货单，不确认其真实性；证据4的签名属实，但是王国治要求签，黄广宜作为中间人就签了，未见过有关单据，购煤时仅约定了840元的单价，未约定其他费用；至于证据5，黄广宜不清楚。对上述证据2的送货单，王国治解释称该单上的内容是其在同一天分两次用不同的笔书写而成的，但均在骆国伟签名之前已完成，第一次书写的内容主要是收货人、电话、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后来又加上了银行账号。周炳权亦提供了一份《证明书》及有关短信记录，拟证明王国治提供的煤存在质量问题。对此，王国治以无证人出庭且与现有证据矛盾为由，均不予确认。黄广宜虽确认部分煤存在质量问题，且有退货，但其同时表示因未参与，不清楚退货情况。王国治称，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是亲戚且在本案交易中为合作关系，亦签收了相应单据，应共同承责，现主张的货款是以对账单中的金额减去黄广宜另支付的5000元和拉回的货值7668元得出。周炳权虽确认骆国伟是其女婿，其本人是通过黄广宜买煤，但否认三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对于其与黄广宜在地磅单上的签名，周炳权称解释称因其不直接认识王国治，只对黄广宜，故货物是由黄广宜先签收，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将地磅单交给周炳权签名的。黄广宜一直称其是王国治与周炳权交易的中间人，只是代收了部分货物并按周炳权的指示支付了部分货款，不应承责。至于“骆伟”的签名，黄广宜称该签名即是骆国伟。庭审中，周炳权确认本院寄往骆国伟户籍地址的应诉材料均已由其代收，且已告知骆国伟，本院亦通过电话及短信的方式多次通知骆国伟有关开庭信息，要求其到庭，骆国伟均确认收到，但仍未到庭。本院认为：王国治主张与黄广宜、周国权、骆国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应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从王国治所提交的证据分析：1.王国治持有由黄广宜、周炳权签字确认的地磅单，记载有关运货量，虽然部分地磅单上仅有黄广宜的签名，但所涉单据大多印有“xxx石场”的字样，说明货物运往同一地点，且对于黄广宜、周炳权同时在地磅单上签字一事，周炳权的解释也是称交易是由黄广宜与王国治联系，周炳权只与黄广宜对接，该解释与地磅单上最初仅有黄广宜签名的情况相符。2.从王国治提交的退货收据显示，周炳权石灰厂即位于清远××××甲洞，该地址与前述送货地址一致，亦与“骆伟”签名的送货单地址一致。3.对于两张送货单中“骆伟”签名的问题，一方面，两张送货单的地址均写明为x甲洞，“骆伟”在2016年5月31日签收了收货人为“x甲洞黄广宜”的货物后，在2016年6月4日再次对收货人为周炳权、黄广宜、骆伟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应认定骆伟与周炳权、黄广宜之间在本次交易上存在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从黄广宜和周炳权的陈述来看，骆国伟确为周炳权的女婿，在本院已通过多种方式通知骆国伟到庭的情况下，骆国伟仍拒不到庭对收据中“骆伟”的签名予以解释或提出异议，应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故本院有理由相信该“骆伟”即是骆国伟的签名，骆国伟理应对其在2016年6月4日送货单上签名的行为承担责任。4.现黄广宜已在《清远xxx窑黄广宜、周炳权、骆伟对账单》上收货人（欠款人）处签名确认，视为对欠款事实的认可；该对账单上虽无周炳权的签名，但从周炳权有关“不直接认识王国治，只与黄广宜对接”的陈述，及黄广宜代收货物并支付货款的行为来看，王国治有理由相信黄广宜的确认行为亦代表周炳权，故该确认行为亦对周炳权发生法律效力。由于骆国伟、周炳权均未对其在交易中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以上论述，现王国治要求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共同承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据已查明的事实，王国治确认对账后另收到黄广宜支付的5000元货款，并需扣除拉回的货物款项7668.20元，故尚欠的货款为213895.80元（226564元-5000元-7668.20元）。王国治主张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清偿该货款有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对账单上已载明收货45天内付清货款，逾期则利息按总货款的2.5%/月收取，黄广宜作为交易的对接方已签名确认，则该违约责任应由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共同承担。由于每月2.5%的利息标准明显过高，在无证据证明王国治有关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本院将该标准酌情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利息应按上述标准自2016年7月1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王国治主张利息超出上述标准的部分缺乏理据，本院予以驳回。至于有关差旅费、住宿费等费用，因王国治提供的《王国治送货到x甲洞的个人费用支出》仅证明黄广宜确认有关费用的发生，但无法证明双方对该费用的承担已作出明确约定，现王国治要求黄广宜、周炳权、骆国伟承担该部分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骆国伟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国治支付货款213895.80元；二、被告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国治支付逾期利息（以213895.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6年7月1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国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175元，由原告王国治负担1375元，被告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负担5800元；财产保全费1590元，由被告周炳权、黄广宜、骆国伟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敏敏人民陪审员  李宝玉人民陪审员  吴旭英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庞慧明傅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