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内02民初54号   原告（反诉被告）：成元才，男，汉族，1964年2月1日出生，无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内蒙古正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利忠，男，汉族，1975年5月29日出生，无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内蒙古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龙，男，汉族，1965年1月30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龙，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剑波，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金龙，男，汉族，1965年11月18日出生，无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锋，北京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桂英，女，汉族，1963年10月14日出生，包钢集团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被告：武治辰，男，汉族，1985年9月26日出生，包头市东河区政府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英，女，汉族，1963年10月14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系武治辰母亲。   原告（反诉被告）成元才与被告（反诉原告）王利忠、被告谢龙、张金龙、张桂英、武治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受理后，原告成元才于2019年4月28日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依法查封、冻结被告谢龙、张金龙、张桂英、武治辰、王利忠银行存款4000万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原告成元才以其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提供担保。本院依法作出（2019）内02民初54号及（2019）内02执保7号财产保全裁定，查封了五被告的部分财产，具体详见后附财产保全清单。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7月3日、7月1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成元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被告谢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龙、宫剑波，被告张金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峰，被告（反诉原告）王利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桂英、武治辰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不继承武存森遗产，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元才向本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被告谢龙、张金龙以武存森（已故，其继承人为被告张桂英、武治辰）、王利忠名义于2009年7月22日与原告成元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谢龙、张金龙共同返还3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共同赔偿原告成元才从二被告取得36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人民币29,498,334.01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共计65,498,334.01元，并赔偿从起诉之日到实际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的利息；3、判令被告张桂英、武治辰（系武存森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以实际继承武存森遗产数额为限）、王利忠对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   成元才起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2009年7月22日，被告谢龙、张金龙分别以武存森（已故）、王利忠的名义共同与原告成元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谢龙、张金龙在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43.4%，成元才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其中现金2000万元，承接3000万元债务，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09年8月初，被告谢龙、张金龙告知原告成元才，其受让的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安岭铁矿公司也已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原告成元才于2009年8月11日、8月13日分两次向张金龙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债务转移协议生效。为履行债务转移协议，原告成元才向张金龙、谢龙偿还了1600万元债务。后原告成元才发现被告张金龙、谢龙为其办理股权过户后的股权系中超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的虚假股权。为此，双方发生争议，原告成元才遂停止了向张金龙偿还剩余债务。   协议签订后相关证据显示，转让方于协议签订前通过虚假增资将前安岭铁矿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5000万元，中超公司成为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东，持有前安岭铁矿公司99％的股权。后又通过虚假股权转让，将前安岭铁矿公司50％的虚假股权过户至原告成元才名下；而将标的股权过户至吕毅名下。2010年6月7日，案外人吕毅以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前述增资扩股行为系虚假增资和股权变更登记中所涉资料和文件其本人签字系他人假冒为由向北京市工商局怀柔区分局（以下简称登记机关）书面申请撤销两次股权变更登记，将前安岭铁矿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恢复到原始状态。2011年2月24日，登记机关作出京工商怀处字(2011)第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了2009年8月4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原告成元才丧失了在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东身份。后北京市工商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怀柔工商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了复议决定。至此，原告成元才丧失了在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东资格。   原告成元才为维护合法权益，于2012年9月24日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武存森、王利忠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并赔偿损失，武存森、王利忠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协议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受理并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成元才及被告王利忠均不服一审判决，遂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015年6月15日，前安岭铁矿公司的采矿权被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网公开拍卖，2015年7月9日至10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网公开拍卖了前安岭铁矿公司其他资产，现前安岭铁矿公司已被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还债程序。鉴于前安岭铁矿公司的情势发生重大变化，原告成元才的诉讼目的无法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遂建议双方各自撤回起诉和反诉、另案起诉解决双方纠纷，并承诺指令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协调贵院受理原告成元才的本次起诉。原告成元才及被告王利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分别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和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已予准许。鉴于前安岭铁矿公司的采矿权及其他资产已被拍卖，且已进入破产程序，原告成元才已不可能再按合同约定取得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合同目的落空。五被告在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一再违约，其违约行为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双方签订的协议依法应予解除。被告谢龙、张金龙收取原告成元才的36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应予退还，并应向原告成元才赔偿非法占用股权转让款期间造成的利息损失，被告张桂英、武治辰（系武存森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以实际继承武存森遗产数额为限）、王利忠应对原告成元才诉讼请求额承担共同连带返还股权转让价款和赔偿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   被告谢龙答辩称，一、原告成元才将谢龙列为被告主体属于诉讼主体设置错误。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案由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争2009年7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主体及履行主体均没有谢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谢龙无法也不能承担合同解除及返还或赔偿责任。   二、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受理后应被依法驳回。本案中：一是原告成元才前诉与此诉的争议当事人主体均应当为合同相对方主体即成元才、武存森和王利忠，不能因追加与本案无关的其他主体而据此推定为前后诉当事人不同；二是原告成元才前诉与此诉的争议诉讼标的为同一法律关系，均是指向本案2009年7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违约认定问题；三是原告成元才前诉与此诉均要求返还3600万元款项及赔偿利息损失，说明前诉与此诉的诉讼请求也相同。因此，原告此诉符合上述重复起诉三要件，人民法院不应再受理本案，受理后应被依法驳回。   三、原告成元才要求谢龙以股东身份承担合同解除和法律责任的请求及观点完全没有根据。首先，原告成元才推定谢龙具有本案诉争股权的股东资格进而要求承担股东责任，完全没有依据。其次，原告成元才要求谢龙承担合同解除及返还和赔偿责任的请求和观点，完全没有根据。第三，原告成元才自2012年起至今已有7年，在已进行的多次诉讼中均未提及谢龙，也未追加过谢龙，更未要求过谢龙承担任何责任。目前，在武存森已去世，原告成元才担心没有责任主体的情况下，转而追加谢龙并要求谢龙承担本案责任，实属一种主观恶意和风险转嫁，这对谢龙极其不公平，对此原告应当承担完全过错和责任。   被告张金龙答辩称，一、本案属重复起诉。本案是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双方争议的是2009年7月22日原告成元才与被告王利忠、武存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以只有成元才、王利忠、武存森（现为其法定继承人）是适格当事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内商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的当事人是成元才、王利忠、武存森，所以两案的当事人相同。而且两案的诉讼标的也相同，因成元才前案二审中撤回起诉后又重复起诉，应驳回其起诉。   二、被告王利忠、武存森已全部履行了2009年7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王利忠、武存森与原告成元才的《股权转让协议》只要得到公司的认可，原告成元才就成为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东，被告王利忠、武存森也就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全部义务，为原告成元才办理变更登记是公司的义务。武存森、王利忠已完全履行了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即使8.4变更登记后来被撤销，也不能改变成元才从2009年7月22日起是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这一事实，只是这个股东身份不经变更登记对外不具有对抗效力。8.4变更登记被撤销后，作为股东的成元才只能要求前安岭铁矿公司为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武存森、王利忠作为非股东已无义务更无权利为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三、原告成元才应继续支付所欠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内商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了办贷款成元才与吕强之间有承诺的事实存在”，这个承诺的事实就是：成元才承诺给前安岭铁矿公司贷款，吕强承诺给成元才6.6%的股权，但以前安岭铁矿公司名义贷款就需扩大铁矿的注册资本，这就有了2009年7月1日吕强为了达到增加注册资本的目的吸收中超公司这个假股东，完成了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到5000万元的工商变更，所以2009年7月22日，原告成元才在明知前安岭铁矿公司工商注册资本和股东都变更的情况下仍与武存森、王利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09年7月29日与吕强达成了转让6.6%股权的协议，2009年8月4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吕毅拥有公司股份2500万元，成元才拥有公司股份2500万元。这之后因为成元才没有兑现给前安岭铁矿公司贷款的承诺，遂与吕毅产生纠纷，吕毅为将成元才驱赶出公司不惜通过自损损人的方式将7.1、8.4两次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撤销。8.4变更登记成元才受让的是中超公司的2500万元股权，所以该工商变更登记被撤销与武存森、王利忠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而且8.4变更登记被撤销不影响成元才的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身份。武存森、王利忠已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8.4工商登记被撤销后，作为股东成元才只能要求公司即前安岭铁矿公司为其办理变更登记。   四、被告张金龙与返还股权转让款无关。被告张金龙不是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解除后返还股权转让款与其无关。因成元才未在2010年1月22日该3000万元债务到期前履行还款义务，经张金龙催要，该债务仍由原债务人武存森偿还，至于成元才主张已支付的该3000万元债务的600万元利息，因系成元才在承接武存森欠张金龙的债务后支付的相应利息，并非本案股权转让价款，属于自愿承担的风险，该损失应由成元才自行承担。所以张金龙与返还股权转让款无关。   王利忠答辩称，一、原告成元才在诉状中所陈述内容与本案真实情况严重不符。本案真实情况是，2011年上半年，前安岭铁矿公司为提高生产力和年产量，需要融资高额贷款。此时，原告成元才及其老板李耀忠找到前安岭铁矿公司，并要求转让公司股权作为3亿元融资贷款条件。为完成公司融资贷款，需要增资扩股，于是引进了中超公司，完成了2009年7月1日虚假增资扩股事宜。2009年7月22日，双方签订了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8月4日，双方共同签字办理完成了43.4%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此，王利忠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完全退出公司管理和经营。后因原告成元才私下倒卖铁矿，并未能按照承诺为公司取得贷款的情况下又不退还吕毅给其的6.6%股权，因此与股东吕毅发生矛盾。故吕毅采取断臂求生的方法向北京工商部门举报虚假增资，致使原告成元才的登记股东和登记股权被退出，引发本案。   二、被告王利忠作为股权转让方已完成股权交割，无违约责任。王利忠已经按照诉争股权转让协议全面及时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义务，原告成元才对此完全知情并认可。王利忠对于变更股权之后公司任何事宜均不知情，对于公司擅自将股权又进行变更不知情也无权过问参与。2009年8月4日王利忠按照原告成元才的要求并配合，由双方共同签字，将王利忠43.4%股权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方式完全转移至原告成元才名下，至此原告成元才也完全取得并实际拥有了该43.4%的工商登记股东资格和登记股权。王利忠已全面及时履行合同约定义务。2011年2月24日原告成元才的股权被撤销，是由于其与另一股东内部纠纷所引发，其责任和过错完全在于原告成元才而非被告王利忠。   三、原告成元才未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履行，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约定违约责任。股权变更登记后，原告成元才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与第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也未如期向第三方偿还3000万元借款，致使武存森不得不向第三方偿还该债务。至今原告成元才未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2000万元，已明显构成违约。   四、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既无法定解除情形也无约定解除情形，应当驳回原告成元才的诉讼请求。按照诉争协议内容，结合实际履行过程，本案目前情况根本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或情势变更解除情形。原告成元才依据采矿权拍卖和资产拍卖及公司进入破产状态主张合同解除，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在王利忠未违约的情况下，原告成元才无权行使法定解除权。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合同契约，慎用情势变更原则。因此，原告成元才要求返还款项、赔偿损失及连带支付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相反，王利忠已提起反诉并要求原告成元才继续履行诉争协议。   五、本案涉嫌恶意诉讼。原告成元才存在主观恶意。原告成元才在一手策划7.1虚假增资并共同办理了8.4工商变更登记后，开始与股东吕毅实际经营和管理公司。后因原告与吕毅因经营发生矛盾，原告成元才在被吕毅依法撤销8.4其登记股权和登记股东后，于2012年起在未付清王利忠剩余款项2000万元的情况下开始多次起诉并上诉要求王利忠继续变更工商登记。现原告成元才在发现前安岭铁矿公司出现不利因素时，又诉请解除合同，并声称对此完全不知情，试图将全部过错和违约归责到王利忠身上。但本案的全部过错和违约均是由原告成元才自身行为造成，与王利忠无关。   张桂英、武治辰未发表答辩意见。   被告（反诉原告）王利忠于2019年7月3日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成元才继续履行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义务，协助配合完成43.4%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反诉被告成元才承担约定违约责任，确认反诉被告成元才已支付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不予返还；3、判决反诉被告成元才向反诉原告王利忠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未付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0年9月17日起计算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6月17日利息损失为10192821.92元；4、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成元才承担。   反诉原告王利忠向本院提出反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曾为吕强、武存森、王利忠。2009年上半年，成元才与股东吕强约定，由其帮助前安岭铁矿公司贷款以达到吕强扩大公司生产经营目的，吕强需将6.6%前安岭铁矿公司股权作为回报给予成元才。但因前安岭铁矿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而无法完成高额融资贷款，故成元才私自引进中超公司，并一手策划实施于2009年7月1日完成了前安岭铁矿公司由50万元的注册资本达到5000万元的虚假注册过程。此时中超公司名为股东、实为垫资。由于成元才假借融资贷款之名，欲通过中超公司占有前安岭铁矿公司股权，故其在2009年7月22日与武存森、王利忠签订了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由成元才支付武存森和王利忠5000万元对价，将武存森、王利忠二人合计持有的43.4%的股权转让给成元才。   二、反诉被告成元才操控中超公司于2009年8月4日为其办理了5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开始实际接手、经营、管理和控制前安岭铁矿公司。至此，武存森和王利忠合计持有的43.4%登记股权转移到了成元才名下，成元才己经实现了合同目的，武存森和王利忠也完成了合同变更义务。然而，成元才在仅支付了第一笔2000万元款项后，并未按协议约定签署或达成约定的3000万元债务转移协议，更未向张金龙支付过3000万元款项。在此情况下，由于成员才逾期代偿没有完成代偿义务，导致武存森向张金龙清偿了债务3000万元。后经武存森和王利忠多次催还余款3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但成元才仅支付了1000万元款项后，剩余2000万元至今未付。   三、由反诉被告成元才一手策划并操纵7.1虚假增资，8.4撤销变更登记的过错和责任均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成元才至今没有履行代偿义务并逾期支付余款2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行为，己表明其构成违约行为。成元才现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和意思表示，再次表明了其拒付剩余款项并达到严重违约情节的客观事实。因此，成元才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放弃要求返还2000万元己付款的请求。同时在王利忠没有违约和过错的情况下，成元才现提出的公司破产、采矿权拍卖等说法均不能成为其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和依据。公司破产仅是进入破产程序、尚未注销、公司主体及股权仍在，不影响诉争协议实际履行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双方诉争协议自始至终指向43.4％股权而从未指向采矿权或公司资产，双方合同目的完全可以实现。因此，按照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本案诉争协议应当继续履行，成元才也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所导致的王利忠的利息损失。   反诉被告成元才答辩称，一、王利忠反诉请求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首先，王利忠无权单独提起反诉。王利忠不具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该协议未区分王利忠与武存森各自的股权对价及相关约定，王利忠以该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提起反诉无合同依据。其次，王利忠无权请求成元才履行协议。协议履行的节点具有先后履行顺位，只有王利忠先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然后成元才付款、承债条款才能够生效履行。根据协议约定的履行节点即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王利忠应当先履行合法有效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后，才可以请求成元才履行付款义务。第三，成元才无违约行为。王利忠没有任何履行合同的行为，只是一味的要求付款。   二、王利忠与谢龙、张金龙、武存森取得成元才的36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其违法取得属于不当得利。依法撤销的行为自始无效。8.4变更登记，最终被登记机关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双方协议约定的3000万元债务转移条款无效，该条款依协议约定本身属于已成立但效力待定的条款，其以变更股权登记至成元才名下为生效条件。同样，2000万元的协议付款条款失去了合法的付款依据。综上，王利忠应当合法的全面履行协议而不是采取违法手段履行，应当有效的变更股权登记而不是履行虚假登记，王利忠更不能以违法无效的行为作为本诉抗辩的理由和提起反诉的依据。   三、前安岭铁矿公司破产已成既定事实，双方协议只能解除，别无选择。首先，王利忠在明知其不具有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的情况下，与成元才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导致其无法履行的情况下，采取以虚假材料变更股权登记的违法履行行为，由此形成本案多年来的反复诉讼。其次，本案的结果是王利忠至今没有办理过合法有效的股权变更登记，没有依法履行协议义务。再次，股权是建立在公司之上，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是决定股权价格的基础。前安岭铁矿公司破产已成既定事实，公司不存在，股权无从谈起，协议已无履行基础，而且无法履行，协议只能解除，王利忠与本诉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原告成元才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决议（2009年7月1日）；2、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会决议（2）（2009年7月1日）；3、前安岭铁矿公司章程（2009年7月1日）；4、验资报告【北京丰祥验资（2009）第0025号】；5、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2009年7月1日）；6、关于申请撤销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公司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请示意见；7、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立案审批表；8、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9、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京工商怀处字【2011】第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0、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京工商复【2011】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1、（2011）海行初字第000111号行政判决书；12、前安岭铁矿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成元才与武存森、王利忠（实为被告谢龙、张金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前安岭铁矿公司已吸收中超公司为新股东。被告谢龙、张金龙向原告成元才隐瞒这一事实，导致原告成元才错误的认为被告谢龙、张金龙仍然持有前安岭铁矿公司43.4%的股权并与之签订协议，导致该协议签订后无法将前安岭铁矿公司股权变更至原告成元才名下，被告谢龙、张金龙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本案合同应予解除。被告谢龙质证称，由于该组证据无原件，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无谢龙签字，不能认定本案与谢龙有关。张金龙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恰恰证明成元才与当时涉案公司大股东吕强合谋，虚假增资后成元才已经成为公司监事，这说明王利忠、武存森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王利忠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第二组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7月22日）；2、收条及银行转账、汇款凭条；3、被告谢龙及其妻子武存荣与前安岭铁矿公司转账记录；4、付款证明；拟证明原告成元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接了3000万元借款债务，即视为完成了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向谢龙、张金龙支付了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即原告成元才已全部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本案股权转让的收款人均系谢龙、张金龙，且谢龙及其妻子武存荣与前安岭铁矿公司经常有资金往来，即谢龙、张金龙是实际持股人。合同解除后，其二人应当共同退还原告成元才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谢龙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即使有谢龙的签字也是谢龙代武存森收款，收款行为不能证明谢龙为股东。被告张金龙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说明王利忠、武存森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王利忠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证明成元才尚欠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   第三组证据：1、（2011）内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2、（2014）民一终字第87号民事裁定书；3、王利忠、成元才民事上诉状；4、前安岭铁矿公司采矿权司法拍卖公告；5、前安岭铁矿公司采矿权转让公示；6、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前安岭铁矿公司有限公司实物资产拍卖公告；7、（2018）京0116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前安岭铁矿公司的采矿权、实物资产已被拍卖，股权价值已丧失殆尽，原告成元才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被告谢龙、张金龙应当退还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并向原告成元才支付占用3600万元期间的利息。被告王利忠作为被告张金龙的股权代持人，应当向原告承担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张桂英、武治辰作为谢龙的股权代持人武存森的继承人，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谢龙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转让的标的是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提到矿权、矿权价格等，因此矿权的变化与股权转让无关。被告张金龙质证称，本案转让的是股权，与矿权无关，2009年8月4日成元才成为公司监事，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王利忠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该组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股权转让是有商业风险的，矿权变更不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第四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90号、39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武存森于2015年8月3日身故，且本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件情形已变更，最高法院协调双方撤诉后，原告成元才重新起诉。谢龙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根据该组证据，本案属于重复诉讼。张金龙质证称，真实性认可，但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和基本事实与最高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相同，本案属于重复诉讼。王利忠同意上述二被告的质证意见。   本院依原告成元才申请调取包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王利忠、谢龙、武存森、张金龙形成的询问笔录。成元才质证称，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谢龙、张金龙是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武存森、王利忠分别代表谢龙、张金龙持股，成元才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交付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由谢龙收取，故其二人应承担本案责任。谢龙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经侦笔录是在谢龙不了解真实情况下的陈述，谢龙是武存森出资购买股权的介绍人，且是武存森借款的担保人，张金龙误以为谢龙是借款人。假设谢龙是实际出资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相关规定，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情况下，由实际出资人承担股东责任。王利忠、张金龙质证称，同意谢龙的观点。   王利忠为支持其反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2、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章程；3、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4、补充信息登记；5、核发《企业营业执照》（备案通知书）情况；6、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准予设立（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7、指定（委托）书；8、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事情况表，拟证明反诉原告王利忠按照合同约定为反诉被告成元才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成元才已取得目标公司的股东身份，王利忠并未构成违约。反诉被告成元才质证如下：对2009年8月4日涉及成元才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成元才本人签名，成元才对8.4内容及如何将股权转至其名下的操作过程并不知情。对工商登记变更登记表、申请表等涉及8.4股权变更的文件，已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提供虚假材料的虚假登记而撤销，对其真实性也不认可。该组证据反映王利忠为成元才进行的虚假股权变更，并没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转让后果，至开庭时股权依然没有登记在原告成元才名下，王利忠的不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已使原告成元才的合同目的落空，属于根本违约。   第二组证据：1、2009年7月1日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章程、北京丰祥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报告；3、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4、2010年6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对徐新知的询问（调查）笔录；5、2012年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拟证明反诉原告王利忠对2009年7月1日的增资事宜不知情，原告成元才主张的欺骗事实不存在。反诉被告成元才质证称，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和证明力不认可。从关联性上不能证明王利忠对2009年7月1日股权增资情形不知情，从证据效力上不具有证明力。   第三组证据：1、2013年4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2、2010年6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对成元才的询问（调查）笔录、2010年6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徐新知询问（调查）笔录；3、2014年11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证据交换笔录；4、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京工商复（2011）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反诉被告成元才对2009年8月4日的工商变更登记知情，其已经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身份。成元才质证称，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组证据只是对笔录和相关陈述的截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不能证明待证事实。   第四组证据：1、2009年7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2、2009年8月4日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3、2009年8月4日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章程；4、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5、收条2张；6、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5张；7、2009年8月22日、9月24日、10月17日、11月21日、12月23日苏国清转账凭条、2010年5月3日个人转账回单2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1张、收条1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2010年9月11日通知，拟证明反诉被告成元才已经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身份，并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成元才质证称，真实性认可，但全部证据不能证明成元才违约，反而证明成元才已依约履行付款义务。   第五组证据：1、2012年9月24日民事起诉状；2、2012年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3、2010年6月8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对吕毅的询问（调查）笔录；4、2010年6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对成元才的询问（调查）笔录、记账凭单（证）封面、借款单、支出凭证等共33页；5、登报声明、采矿证遗失声明2张，拟证明原告成元才已经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身份，并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反诉被告成元才质证称，记账凭证与采矿遗失证明等复印件证据需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都是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在与成元才诉讼中的陈述，其与成元才都有利害关系，王利忠截取的内容无非还是反映8.4虚假股权过户后的行为，王利忠不能否认股权最终因虚假过户被撤销，成元才至今没有实际取得股权这一事实。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成元才取得股东身份以及实际参与管理的事项，其证据内容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第六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中旅（集团）公司与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再审案（2012）民提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前安岭铁矿公司价值贬值属于正常商业风险，不属于情势变更，风险应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反诉被告成元才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案与本案是完全不同的情形，王利忠截选的“公司价值贬值属于正常商业风险，不属于情势变更，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并非公司价值贬值的纠纷。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2日，成元才（丙方）与武存森（甲方）、王利忠（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武存森、王利忠分别将其持有的前安岭铁矿公司34.4%、10%的股权转让给成元才；转让对价为5000万元，自协议生效十日内，武存森、成元才与张金龙达成3000万元借款债务转移协议，即武存森不再承担向张金龙偿还30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债务，由成元才承接该债务，且武存森、王利忠同意自签署借款债务转移协议之日起视为成元才向其二人支付转让价款3000万元整，该协议中3000万元的利息自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之日起开始计算；成元才于股权变更登记后十日内，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武存森、王利忠支付2000万元。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为：自武存森、成元才与张金龙签署3000万元借款债务转移协议之日起，武存森、王利忠应及时与成元才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如无法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该3000万元债务转移协议视为无效；成元才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如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如发生2000万元的逾期，依照总转让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如合同中的3000万元债务到期不能偿还，5000万元的股份如数收回，前期2000万元的合同价款视为违约放弃；任何一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如有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造成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协议落款处有武存森、张金龙、成元才、李耀忠的签字及捺印。该协议签订当日，成元才向张金龙指定的郑四海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郑四海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借款期限为陆个月整。注明此借款为成元才与武存森、王利忠股权转让价款。借款人成元才、担保人李耀忠分别在该借条上签名。同时在借条下方注明：“如到期不还，由吕强负责将股权的43.4%全部收回。”吕强亦在借条右下方签名。成元才于2009年8月11日、8月14日向武存森、王利忠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张金龙代收）。此后成元才分别于2009年8月22日、9月24日、10月17日、11月21日、12月23日向张金龙支付3000万元债务5个月的利息600万元（每月120万元）。2010年5月1日，武存森向郑四海账户转2000万元。2010年5月2日，成元才向武存荣账户转1000万元，张金龙、谢龙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武存森股份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   2009年7月1日，前安岭铁矿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吸收中超公司为新股东，中超公司出资4950万元，前安岭铁矿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资到5000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中超公司99%、吕强0.565%、武存森0.335%、王利忠0.1%。股东会同时修改了公司章程。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区分局于2009年7月1日准予变更登记。2009年8月4日前安岭铁矿公司出具指定委托书，委派邢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武存森、王利忠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吕毅，中超公司向成元才转让50%的股权。此时，成元才占50%股份，吕毅占股50%。2010年6月7日吕毅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区分局递交《关于申请撤销前安岭铁矿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请示意见》一份，提出中超公司投资为虚假出资，其增资扩股的4950万元于领取营业执照当天就转出了，前安岭公司股东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第二次变更登记，吕毅、成元才的签字均是他人代签，协议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均未履行该协议，没有支付过任何价款，请求工商部门恢复变更登记前的登记状态。2011年2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作出京工商怀处字【2011】第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前安岭铁矿公司罚款50万元，撤销前安岭铁矿公司2009年8月4日的变更登记。成元才不服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2011年6月16日该局作出京工商复【2011】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京工商怀处字【2011】第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年2月8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依据吕强的申请，撤销了前安岭铁矿公司2009年7月1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恢复到变更登记前登记状态，即吕强、武存森、王利忠分别持有前安岭铁矿公司56.6%、33.4%、10%股权。   2010年9月11日，武存森、王利忠向成元才发出《通知》，要求成元才在接到通知五日内将尚欠的2000万元支付，否则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12月11日，成元才就武存森、王利忠的《通知》回复了《通知与回函》，主要内容为2010年12月9日收到武存森、王利忠《通知》，但因其二人至今未履行变更工商登记义务，成元才的股东身份未得到工商确认，其二人已构成违约。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前，成元才因武存森、王利忠谎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支付了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承继了张金龙3000万元的债务，故已经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现要求成元才支付2000万元转让款无事实依据。同时，成元才要求武存森。王利忠接到该《通知与回函》之日起立即申请并协助前安岭铁矿公司到登记机关为成元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另查明，2011年9月2日，案外人张永福作为原告将中超公司诉至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主张的基本事实为：2011年6月22日张永福与中超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超公司将其持有的前安岭铁矿公司99%的股权转让给张永福，张永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拥有前安岭铁矿公司99%的股权。2011年11月16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呼商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张永福的诉讼请求。后因吕强对该判决提出执行异议，呼和浩特市中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进入再审。2011年2月22日，成元才将武存森、王利忠诉至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武存森、王利忠诉至本院，武存森、王利忠、前安岭铁矿公司提出反诉。本院认为，成元才在诉讼期间因委托代理人的更换而变更诉讼请求，反映出本人的诉讼主张不明确，且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前安岭铁矿公司99%的股权裁决，致使本案诉讼请求、反诉请求丧失主张基础，裁定驳回成元才起诉，驳回武存森、王利忠、前安岭铁矿公司反诉。   还查明，2012年10月8日成元才将武存森、王利忠、吕强、前安岭铁矿公司诉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求：1、确认成元才享有前安岭铁矿公司50%的股权，价值人民币5000万元；2、前安岭铁矿公司为成元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吕强、武存森、王利忠向成元才退还已收取的3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连带支付利息26236393.28元。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3日作出（2012）内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判决：1、确认成元才自2009年7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在前安岭铁矿公司享有43.4%的股权；2、武存森。王利忠、前安岭铁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为成元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武存森、王利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元才支付2000万元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4、驳回成元才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成元才、武存森、王利忠均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7日作出（2014）民一终字第87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内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发回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5日受理后，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4）内商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判决：1、解除成元才与武存森、王利忠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有协议》；2、武存森、王利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成元才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3、驳回成元才的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武存森、王利忠的反诉请求。该案宣判后，成元才、武存森、王利忠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90-1号民事裁定：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内商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2、准许成元才撤回起诉；3、准许王利忠撤回反诉。   又查明，2015年6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将前安岭铁矿公司的采矿权拍卖，于2015年6月12日成交，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8月14日将该采矿权变更至北京恒泰兴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关于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其他实物资产，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也曾发布司法拍卖公告。2018年9月5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16破申4号民事裁定，裁定：1、受理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提出的对前安岭铁矿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2、指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为前安岭铁矿公司破产管理人。   再查明，原告成元才于2009年8月4日向包头市公安局报案称吕强、吕毅、王利忠等8人涉嫌刑事诈骗，包头市公安局受理后，于2011年2月17日作出包公经不立（201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成元才，其控告的情形不构成犯罪。在上述案件侦查过程中被告王利忠于2010年1月5日在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形成询问笔录称：在2006年或2007年时，谢龙要购买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向张金龙等借款5000万元，王利忠等5、6个人出资5000万元后，谢龙送给出资人10%的股权，其是所有出资人的持股人，持股10%。谢龙于2010年1月7日在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形成询问笔录称：其是2008年1月份买了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份，于2009年8月又卖出，其在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份由武存森代持；2009年8、9月份经吕强联系，谢龙将其股份出售，金额为5000万元，谢龙让武存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转让，受让股权方向其爱人武存荣的银行卡汇款2000万元，剩余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出具的欠条，并约定月利4分。武存森于2010年在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形成询问笔录称：其是前安岭铁矿公司登记股东，该公司是谢龙于2008年1月出资购买的，武存森代谢龙持股，谢龙占股35%；2009年7月或8月，谢龙让其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谢龙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受让人，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支付了2000万元的现金给谢龙，尚欠3000万元。张金龙于2010年11月25日在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形成询问笔录称：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张金龙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张金龙了解到，2007年年底，谢龙向郑四海借款5000万元用于购买前安岭铁矿公司股权，5000万元中有王利忠的部分款项，入股的时候，武存森代谢龙持股，王利忠持股10%。2009年李耀忠要购买谢龙在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代表李耀忠的是成元才，武存森、王利忠同意转让股权，成元才向张金龙支付了2000万元现金，后张金龙又转给谢龙的妻子武存荣，之后的转让款他不清楚。   还查明，武存森于2015年8月3日病逝，其继承人张桂英、武治辰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不继承武存森的遗产。成员才以考虑到张桂英、武治辰生活所需为由，于2019年7月12日向本院申请解封武治辰在中国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内02执保7号之一解封裁定，对武治辰在中国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予以解封。   上述事实有庭审中双方出示的相关证据及诉讼文书、庭审笔录、本院调取的经侦笔录在案佐证足以证明。   被告（反诉原告）王利忠分别于2019年6月18日、2019年7月24日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成元才、李耀忠、王焕然涉嫌诈骗刑事犯罪的笔录及全部卷宗材料。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调取相关证据，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口头答复，因需要核实民事案件调取刑事卷宗的手续，暂未准许本院调取证据。本院认为，王利忠的调取证据的目的是欲证明成元才参与、策划中超公司虚假增资及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适宜，但该证明事项通过其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履行过程，已可以认定，故本院对上述调证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2009年7月22日，成元才与武存森、王利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09年7月1日前安岭铁矿公司吸收中超公司为股东，其目的不是真正的变更公司股东构成，是为达到增加注册资本金的目的，该行为已被工商行政部门撤销，其自始无效。2009年8月4日所作的股权变更登记是基于2009年7月1日虚假增资基础上的变更登记，已被工商行政部门撤销，其亦自始无效。上述两次无效行为不影响本案成元才与武存森、王利忠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主张及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原告成元才的诉讼请求是否构成重复诉讼问题；二、被告谢龙、张金龙的身份问题；三、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问题；四、如需解除，何方违约致使合同解除及责任承担问题；五、被告谢龙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六、张桂英、武治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七、王利忠的反诉请求应否支持问题。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原告成元才是否构成重复诉讼问题。成元才于2012年10月8日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其主要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成元才在前安岭铁矿公司享有50%股权；2、前安岭铁矿公司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武存森、王利忠返还先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武存森、王利忠的主要抗辩理由是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合同，武存森、王利忠在签订该合同是不拥有对应股权。该案经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后，双方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在庭审结束前双方均未变更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因基本事实出现变化，双方均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未予准许，遂作出（2014）内商初字第0009号判决，双方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9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成元才撤回起诉、王利忠撤回反诉。成元才申请撤回起诉的主要原因是本案基本事实发生变化，前安岭铁矿公司的主要实物资产、采矿权均已被拍卖，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本案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其撤销了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重新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利息损失。成元才本次提起诉讼的诉讼请求、诉讼相对方及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均与其前几次诉讼不一致，并未构成重复诉讼，被告谢龙、张金龙、王利忠的该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谢龙、张金龙身份问题。根据本院调取的谢龙、武存森、王利忠、张金龙在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形成询问笔录显示，谢龙与武存森均向公安机关陈述谢龙于2008年出资5000万元购买了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由武存森代持，于2009年8月左右经谢龙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受让人，谢龙收取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基于以上谢龙和武存森共同陈述的事实，足以认定谢龙是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由武存森代其持股33.4%。2009年7月22日经谢龙同意，武存森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字，同意出售股权，其后谢龙收到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故谢龙应为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也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交易方和受益方。谢龙辩称的其系武存森购买股权的担保人，本案实际股权所有人为武存森的抗辩理由，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谢龙、武存森、张金龙、王利忠在公安机关形成的询问笔录前后矛盾，对于矛盾之处也未能提供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成元才主张张金龙系实际出资人，王利忠是其登记股东，但根据谢龙、武存森、王利忠、张金龙在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形成询问笔录无法得出该结论，王利忠、张金龙从未作出类似意思表示，故对成元才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问题。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前安岭铁矿公司的采矿权、实物资产均已被拍卖，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公司的主要资产已经灭失，在此情况下，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价值与2009年7月22日签订协议时完全不一致，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应解除双方签订的该协议。王利忠主张其于2009年8月4日与武存森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协议不应解除。但双方都认可2009年8月4日的股权变更登记已被工商行政机关撤销，王利忠所谓的履行行为已被撤销，应视为未作有效的变更登记，且在2009年8月4日的变更登记中，王利忠是向吕毅转让了股权，故其从未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故王利忠主张的其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协议不应被解除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谢龙、张金龙、王利忠主张的本案股权与采矿权不属同一标的物，在采矿权等公司资产被处理后，股权转让协议仍应继续履行的主张。本院认为，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资产，是股东实现财产权益的一种载体，现该股权所依托的资产已经灭失，股权已无价值，且该事实发生在出让方即武存森、王利忠控制股权期间，该后果应由武存森、王利忠承担，故对三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四、关于何方违约致使合同解除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主要分为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前和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后两个阶段，关于何方违约问题，应按照协议履行过程进行分析。   第一，王利忠、成元才均陈述其对2009年7月1日虚假增资行为及2009年8月4日的股权变更登记不知情。但根据工商部门对徐新知的询问笔录、2009年8月4日变更登记有成元才50%的股权且成元才成为公司监事等证据，可以证明成元才知晓、认可并促成2009年8月4日变更登记。中超公司在2009年7月1日已完成增资行为，该增资行为属于作为公司股东的武存森、王利忠应当知晓的事实，其二人在公司增资后与成元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此后其未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但王利忠在本次庭审中又认可其已于2009年8月4日完成变更登记，该主张与其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对2009年8月4日进行的股权变更登记均是知情且同意的，对于该变更登记被撤销的后果双方均应承担责任。故成元才主张的武存森、王利忠采用欺骗手段、制造其于2009年2009年8月4日取得股权的假象，存在违约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在2009年8月4日的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时，成元才已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此时，按照协议约定，武存森、王利忠应当继续履行变更股权登记的合同义务，至迟也应在成元才起诉要求确认股权比例、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时，为成元才办理变更登记。但武存森、王利忠二人在2009年8月4日变更登记被撤销后，既未积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又未行使解除权，退还股权转让款，且在诉讼中提出合同无效、合同应当解除等理由拒绝履行变更义务，以至成元才始终未取得前安岭铁矿公司股权。在此期间，前安岭铁矿公司的矿权被拍卖，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股权转让协议已无法履行。因此，武存森、王利忠在2009年8月4日变更登记被撤销后，仍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变更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其应承担导致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违约责任。   第三，关于王利忠主张的本案因为成元才未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未及时向张金龙付款违约在先的抗辩理由及反诉主张。本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武存森、王利忠从未履行向成元才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合同义务。在其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前提下，其无权主张成元才违约。另外，在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前，双方均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均存在不诚信的行为。在2010年6月7日前安岭铁矿公司股东吕毅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撤销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时，此时成元才存在股权完全灭失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的规定，成元才有权中止支付股权转让款，故王利忠的该项抗辩理由及反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造成本案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是武存森、王利忠在2012年10月8日成元才起诉要求武存森、王利忠履行变更登记义务时，其二人未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使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资产在其二人控制公司股权期间灭失，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二人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五、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合同解除后，主要产生两个问题：1、成元才支付股权转让款3600万元是否应当返还及由谁返还的问题；2、成元才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成立及由谁承担德问题。   第一，成元才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为得到前安岭铁矿公司的股权共计向谢龙、张金龙支付人民币3600万元，其中谢龙收款2000万元，谢龙与张金龙共同收款1000万元，张金龙因债务转让收到利息款600万元。现成元才未得到相应股权，谢龙应当将其收取的股权转让款返还成元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2.1条“自甲丙方与张金龙签署叁仟万元整借款债务转移协议起，甲乙双方应及时与丙方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如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该叁仟万元整的借款债务转移协议视为无效”的约定，武存森，王利忠始终未向成元才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成元才与张金龙之间的债务转移协议无效，张金龙应向成元才返还其收到的借款本息。结合收款的情况，本案合同解除后，谢龙应当向成元才返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谢龙与张金龙共同向成元才返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张金龙向成元才返还利息款600万元。   第二，关于成元才主张的自付款之日利息损失是否成立问题。因造成本案合同解除的主要原因是武存森、王利忠违约所致，具体理由本院已在第四个焦点问题予以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因此，武存森、王利忠应当向成元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之前，双方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且成元才在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下，仍然支付款项，其本身存在过失，故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之前的利息损失应当由其本人承担。2009年8月4日股权变更登记被撤销后，成元才于2012年10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武存森、王利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武存森、王利忠未依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二人的该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其二人应当从成元才起诉之日即2012年10月8日起承担利息损失。因双方对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未作约定，成元才主张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结合案情及交易习惯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综上，武存森、王利忠应当按照年利率6%共同赔偿成元才自2012年10月8日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截止本案立案之日（2019年2月11日）产生利息1369.3808万元（3600万*6%*6年+3600*6%÷365*124天）。   六、被告谢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首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谢龙是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其也是实际的受益人，共计收取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中单独收取收取2000万元，与张金龙共同收取1000万元）。武存森代表谢龙在前安岭铁矿公司持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也是武存森依照谢龙的指示，与成元才的签订的。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交易方应当为谢龙、王利忠与成元才，武存森作为谢龙的代持股人与成元才签订并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谢龙和武存森作为涉案股权出让方和登记股东均有义务向成元才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现因其二人未履行相关变更义务，导致成元才未能取得对应股权，谢龙和武存森应当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即谢龙、武存森、王利忠共同承担赔偿成元才利息损失的责任。   其次，关于谢龙提出的其不是实际出资人，其即或是实际出资人，成元才也无权直接向其主张权利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根据谢龙、武存森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足以认定其为前安岭铁矿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谢龙提出的其是武存森购买股权的担保人的主张，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确实对实际出资人在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或被解除时如何承担责任未作明确规定，但不意味着谢龙作为实际出资人不应承担其相应责任。谢龙作为本案中的实际出资人和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收款人，在本次交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如果其不承担退款、赔偿损失的责任，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不符，依据公平原则其也应当承担责任。   七、关于张桂英、武治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成元才在起诉时要求二人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责任。本案审理期间，张桂英、武治辰明确表示其放弃继承武存森的遗产，不参加本案诉讼，本院告知成元才后，成元才依然要求二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前述，武存森（已故）应当承担赔偿成元才利息损失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尽管张桂英、武治辰在本案审理中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但其二人对于武存森是否留有遗产、其二人是否继承遗产均未举证证明，现仅依据其陈述无法认定武存森未留有遗产或其二人未继承遗产。综上，张桂英、武治辰仍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武存森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关于继承遗产范围，成元才可另行主张确认。   八、关于王利忠的反诉请求应否支持问题。王利忠主张其在2009年8月4日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该登记被撤销后，与其无关。2009年8月4日的股权变更登记是在中超公司虚假出资的基础上成立的，中超公司虚假出资行为已被认定为违法行为，经工商行政部门撤销。王利忠所谓的履行义务，已被撤销，其应当在撤销后继续履行股权变更义务。但本案几经诉讼，长达7年，王利忠在公司资产健全、股权能够实现对价时，以合同无效、应予解除等理由拒绝履行股权变更义务，现公司资产被拍卖处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股权已无经济价值时又提出继续履行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成元才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王利忠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成元才与武存森（已故）、被告王利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被告谢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成元才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被告张金龙在1000万元内与被告谢龙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三、被告张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成元才利息款600万元；   四、被告谢龙、王利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成元才支付3600万元资金占用利息（以36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从2012年10月8日起支付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截止本案立案之日即2019年2月11日为1369.3808万元），被告张桂英、武治辰在继承武存森的遗产范围内承担共同给付责任；   五、驳回原告成元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反诉原告王利忠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69291.67元，由被告谢龙负担246372.52元（被告张桂英、武治辰在继承武存森的遗产范围内与被告（反诉原告）王利忠共同负担77207.03元，被告张金龙共同负担56380.98元）；被告张金龙负担33806.04元；原告（反诉被告）成元才负担89113.1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谢龙、张金龙、王利忠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6382.06元，由反诉原告王利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丰 悦   审 判 员 乔瑞全   审 判 员 邢海峰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侯 丽   书 记 员 杨 曼   书记员杨曼   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履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二条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分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述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财产保全清单   被申请人保全财产名称财产详情备注   谢龙股权呼和浩特市铭龙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2500万元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