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24民初548号 原告：唐振奇，男，194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大连市西岗区。 原告：田玲，女，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植，系辽宁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桂玲，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乌马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一，系辽宁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振奇、田玲诉被告赵桂玲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振奇、田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植、被告赵桂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振奇、田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宽甸法院（2015）宽民执字第02203号之五号执行裁定书。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5日，宽甸法院对赵桂玲与大连振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振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宽民一初字第0165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赵桂玲申请执行并申请追加唐振奇、田玲为被执行人。宽甸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5）宽民执字第02202号之五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唐振奇、田玲为本案被执行人。原告认为：1、原告唐振奇、田玲均系振发公司股东，振发公司是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5）宽民执字第02202号之五号执行裁定书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辽审二民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振发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由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是曲解判决书的原意，该判决并未认定振发公司为一人公司。原告田玲虽认可在振发公司并未实际出资，但从未承认其在振发公司不享有股东的权利。《公司法》也并未规定持干股的股东不享有股东的权利。高院判决书仅对振发公司的出资来源作出说明，唐振奇虽系振发公司唯一投资人，但不是唯一股东，该判决并未否定原告田玲的股东地位。同时我国《公司法》规定，一人公司采取工商档案备案制，振发工商的性质应以登记为准。2、原告唐振奇、田玲与东北亚航空城建设有限公司（简称东北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性不确定，即使合同真实，依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合同也应当仅仅约束合同双方，并不是对外承担责任的依据，原告不应据此被列为被执行人。同时，本案振发公司是公司而非其他组织，（2015）宽民执字第02202号之五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473条规定要求原告承担责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3、振发公司与股东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问题。振发公司的资产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做出区分，振发公司的主要资产是当时设立时所出资的资产，这些资产已经实际出资成为公司所有，后续股权转让时，也随股东的变化而变化，振发公司与原告不发生任何财产混同。综上，原告认为原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被告赵桂玲辩称：宽甸法院（2015）宽民执字第02202号之五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异议请求不成立。理由：1、宽甸法院扣留款项的债权人系振发公司，而振发公司恰恰是被告赵桂玲的债务人，原告唐振奇、田玲未经债权人同意擅自将振发公司的债权转移到其个人名下，说明振发公司与股东财产不是各自独立的。原告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合法债权的实现。宽甸法院将二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扣留本属于振发公司的执行款系对原告违法行为的纠正，故并无不当。2、唐振奇、田玲与东北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协议签订前振发公司所有债务和或有债务均由原告唐振奇、田玲承担。故宽甸法院扣留的执行款即便是唐振奇、田玲个人的也并无不当。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审二民再字第5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唐振奇明确表示振发公司为其一人投资，田玲并无向公司投资，一人公司是唐振奇、田玲认可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举证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情况：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举证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情况： 原告出示第一组证据：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大连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文件、大连振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各一份。证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设立需政府报批，在当时法规规定下不允许成立一人公司，振发公司设立时系唐振奇和田玲共同申请，故振发公司不可能成为一人公司。振发公司的章程条款及签字已明确说明该公司股东是唐振奇和田玲。 被告质证：1、原告提供这些材料与本案无关。2、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最高院的相关解释，实际投资人和名义股东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原告唐振奇和田玲是否都是振发公司的投资人应按他们在辽宁省高院2010再审第5号判决书中其表述的事实为主。 原告出示第二组证据：验资报告一份。证明股东唐振奇和田玲已完成出资义务，并且唐振奇是以荣发公司的分离出来的资产作为出资，田玲是以货款的方式出资，即使该笔资金由唐振奇垫付，亦完成出资义务，享有股东权利，唐振奇仅对田玲享有债权，不能据此剥夺田玲的股东身份，且双方并无相关合同予以认证，振发公司并非一人公司。 被告质证：1、原告提供的验资报告，虽然显示田玲投资40万元，但是是否是真实投资，是否是名誉股东结合田玲在辽宁省高院的表述，可以认定田玲是名誉股东。2、即使田玲是振发公司的股东也不影响她对本案应当承担的还款义务。依据是田玲和大连东北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唐振奇和田玲承担振发公司的债务偿还义务。 原告出示第三组证据：监事选举证明/聘用经理证明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证明一份。证明：田玲担任公司的监视，参与公司运营，行使了股东权利，是振发公司实际的股东。 被告质证：田玲是否担任公司的监事和她是否是振发公司的实际股东之间没有必然性和关联性，因为她已经是振发公司的名义股东，所以选她当监事是可能的。 原告出示第四组证据：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及章程修改案。证明：唐振奇在2012年8月23日，将其760万元股权中196万元转让给马兴东、196万元股权转让给营口昌泰铝材有限公司、将128万元转让给大连东北亚航空城建设有限公司，田玲将40万元股权转让给大连东北亚航空城建设有限公司；2013年1月31日唐振奇将其240万元股权转让给大连东北亚航空城建设有限公司，据此原告与振发公司再无任何关系，在未追加现任股东的情况下不应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同时股权协议中并无债务承担的约定，应当本合同的约定为准。并且股权转让并不是执行法院所说的全部转让给大连东北亚航空城建设有限公司，存在差别。 被告质证：原告提供这些材料有很大一部材料是2002年的材料，我不予质证。我仅就唐振奇、田玲与马兴东和东北亚公司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发表质证意见。1、这两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存在瑕疵，理由是这两份协议上均没有签属时间，2012年8月23日是后来用钢笔签的。我们将向法院提交唐振奇、田玲与大连东北亚航空公司签属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个瑕疵，这两份协议书均对振发公司的债权债务没有约定。我们将提供转让协议证明对债权债务有明确约定的协议书，所以这两份协议是他们用于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的，原告提供的协议与我们提供的协议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我们的协议书为准。因为我们的协议书对债权债务有具体的约定也有签属的时间。综上，原告提供的这组证据有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举证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情况： 被告出示第一组证据：辽宁省高院2010辽审2民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现在宽甸法院执行局查封的执行款是振发公司的。同时这份判决书的第十四页记载：振发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均为唐振奇以荣发公司资产融资的，该公司实为唐振奇一人公司。田玲个人未向公司出资。一人公司是唐振奇，田玲在省高院认可的事实。 被告出示第二组证据：2012年7月16日唐振奇、田玲与东北亚公司就大连振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东北亚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约时间是2012年7月16日，签约地点是大连。这份协议的第二条二款二项清楚的约定，本协议签订前振发公司的所有债务和或有债务均由甲方承担。甲方是唐振奇和田玲。证明：宽甸法院查封振发公司的执行款完全是正确的。即使查封唐振奇、田玲个人的资产也是于法有据的，追加他们为被执行人是案件的客观需要。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和原告刚才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这份协议书的效力大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理由在刚才质证时已表述。情况说明证明：我们提供的唐振奇、田玲与东北亚公司就大连振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记载，振发公司的债务应由唐振奇、田玲承担。 原告对被告出示的两组证据质证：1、关于辽宁省高院人民法院判决书主文中没有提到振发公司是一人公司，其表述是唐振奇是唯一的出资人。我们认可唐振奇以荣发公司分离出来的财产做为振发公司的投资，田玲是由唐振奇代为出资，田玲享有的是振发公司的干股，享有股东的各项权利。公司并未禁止股东不可以享有干股。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是不一样的，名誉股东不享有分红权，但田玲实际担任公司的监事。在2018年9月10日振发公司转让大连市热电集团时受让人是唐振椅和田玲，而不是唐振奇一个人，说明田玲在振发公司是享有利益的。2、股权转让协议、情况说明是复印件，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实际转让应以我提供的转让协议为准，当两份协议发生冲突时应以工商备案为准。原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是民诉法第473条，因振发公司是公司法人不是其他组织，所以原裁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同时股权转让协议是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来说第三人不能通过协议来约束我们。第三人无权直接使用合同直接向我们主张权利。3、情况说明中大连东北亚公司也是认可唐振奇、田玲都是振发公司的股东，说明我们在转让时东北亚公司是清楚的，振发公司不是一人公司。所以，不能仅因为合同来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 综合上述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合议庭对原告出示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被告出示的2012年7月16日唐振奇、田玲与东北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东北亚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赵桂玲与振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宽甸法院于2015年作出（2015）宽民一初字第016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振发公司返还赵桂玲购房款3117798元，并自2011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赵桂玲申请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申请追加原告唐振奇、田玲为被执行人。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5）宽民执字第02202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该裁决以2012年7月16日振发公司股权转让前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振发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不是各自独立的为由，裁定追加原告唐振奇、田玲为被执行人、同时裁定唐振奇、田玲给付赵桂玲本金、利息即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共计4921010元。二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该裁决。 振发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8日，原告唐振奇系振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中记载公司成立时投资人为唐振奇和田玲。唐振奇认缴出资额760万元，田玲认缴出资额为40万元。2012年8月29日，振发公司投资人及出资额变更为：马兴东196万、唐振奇240万、营口昌泰铝材有限公司196万、东北亚公司168万。2013年2月5日以后，投资人及出资额再次变更。庭审中原告唐振奇、田玲认可振发公司成立时唐振奇系唯一投资人，田玲出资款40万元系唐振奇代为出资，田玲系未投资的公司股东。2012年7月16日，原告唐振奇、田玲于东北亚公司作为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唐振奇将其在振发公司持有的95%股权、田玲将其在振发公司持有的5%股权及名下资产以及已经享有和将来可能享受的权益转让给乙方。协议同时约定：协议签订前振发公司所有债务和或有债务均由唐振奇、田玲承担。2018年12月29日，东北亚工出具情况说明：“我公司于2012年7月16日与唐振奇、田玲就目标公司即大连振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本协议签字和盖章之日生效。唐振奇、田玲作为目标公司原股东，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款第（2）项中承诺，本协议签订前目标公司的所有债务和或有债务均由唐振奇、田玲承担”。 2018年9月10日，振发公司与原告唐振奇、田玲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振发公司在大连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因动迁承包合同取得的债权转让给唐振奇、田玲。2018年10月22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辽02执恢259号执行裁定书，将被执行人大连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动迁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振发公司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唐振奇、田玲。 本院认为，原告唐振奇、田玲与东北亚公司2012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前振发公司所有债务和或有债务均由唐振奇、田玲承担。本案被告赵桂玲与振发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已于2015年经本院予以确权，系二原告将振发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东北亚公司前所负债务，应由二原告予以承担。同时，二原告受让振发公司对大连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致振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赵桂玲到期债务，故宽甸法院（2015）宽民执字第02202号之五号执行裁定书裁决追加二原告并裁决二原告支付被告赵桂玲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振奇、田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美霞 审 判 员  高海燕 人民陪审员  王 强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邢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