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203行初167号 原告：张春香，女，汉族，现住翁源县龙仙镇。 委托代理人：谢卫东，男，汉族，现住翁源县龙仙镇，系原告张春香儿子。 委托代理人：谢景仁，男，汉族，现住翁源县龙仙镇，系谢卫东的堂哥，由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原告：谢卫东，男，汉族，现住翁源县龙仙镇。 被告：翁源县龙仙镇人民政府。地址：翁源县龙仙镇解放路19号。 法定代表人：朱启养，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利平，翁源县司法局龙仙司法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奕寰，广东韶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地址：翁源县龙仙镇建国路18号。 负责人：谭晓健，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余银武，翁源县司法局法制科科员。 委托代理人：雷慧英，翁源县司法局法制科科员。 第三人：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村民小组。地址：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委黄竹坪村。 诉讼代表人：谢天保，小组长。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诉被告翁源县龙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仙镇政府）、翁源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黄竹坪村小组）镇政府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一案，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龙仙镇人民政府关于“自留山”林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23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其他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卫东（同时作为原告张春香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张春香的委托代理人谢景仁，被告龙仙镇政府副镇长彭成锐作为该单位的负责人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张利平、陈奕寰，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卫红作为该单位的负责人与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余银武、雷慧英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28日，被告龙仙镇政府根据本院作出的（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对原告张春香、谢卫东要求确认位于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长坪”山的权属申请，重新作出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书》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决定：一、张春香、谢卫东主张的争议自留山的林地使用权归黄竹坪村小组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原7户自留山使用人共同共有，各户的自留山四至界至界限，按1984年的自留山林权证界至；二、驳回张春香、谢卫东对坐落于中心村黄竹坪长坪山东至石坎，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到文添的林地使用权的确权申请。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向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龙仙镇政府在调处“长坪”山林权属纠纷中未通知有关联的七户农户参与调处，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把争议山林使用权裁归黄竹坪村小组7户共同共有，程序不合法，但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争议林地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权属，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仅凭1962年的四固定证主张山林权属，完全没有依据，被告龙仙镇政府驳回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主张“长坪”山林使用权的申请合法，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内容，维持该《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内容。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共同诉称，被告龙仙镇政府根据（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重新作出驳回原告主张争议山林地使用权的确权申请，主要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持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取得长坪一块自留山长期使用权，并经第三人村小组多数村民同意归还该林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向被告龙仙镇政府依法提出确认争议山使用权申请。虽然原告的户籍在文革期间被强制迁移（户籍所在地同属一个村委会），但至今县级人民政府从未依法收回或注销该确权凭证，因此该确权凭证属于法定有效的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被告龙仙镇政府将原告持有的山林使用权凭证予以排除，并作为未取得权属证书处理，适用法律不当，驳回原告申请应属主要证据不足。且被告龙仙镇政府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把法院责令重作的处理决定，将18户共同共有变更为七户人共同共有，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处理结果基本相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一是既认定被告龙仙镇政府重作的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予以撤销；又认定被告龙仙镇政府驳回原告主张长坪山使用权的申请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实属自相矛盾；二是既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又未依法该法律责令被告龙仙镇政府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实属违法。综上，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和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现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一、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二、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要求被告龙仙镇政府依法重新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四、要求将争议“长坪”山林地林木使用权属原告所有；五、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 1、《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证明原告全家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依法取得县级政府颁发的争议山林长期使用权。 2、《通知》，证明原告一家在文革时期被政府强制搬迁，应予恢复山林使用权。 3、《证明》，证明争议所在地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大多数村民一致同意归还争议山给原告使用。 4、调解笔录和证明，证明黄竹坪小组长证实有五户争议村民，谢文凤证明未通知到位。 5、（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6、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7、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5-7证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违（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应属事实不清，判决书以两被告没有进行现场勘查，撤销了其决定，而两被告在重新作出的时候也没有进行现场调查，而且法律规定不能以同一事实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 被告龙仙镇政府辩称，一、本案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本被告在作出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时，根据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及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本被告调查核实的相关情况，认定以下主要事实： 1、原告张春香、谢卫东母子两人原系黄竹坪村小组村民，1962年四固定时期，原告一家分得位于黄竹坪“长坪”的其中一块自留山，四至为东至石坎，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到文添。以上事实从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等证据材料可以得到证实。 2、原告全家已在1974年连人带户籍一并迁往中心村肖屋村，不再为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村民。以上事实从原告提供的《通知》等证据材料可以得到证实。 3、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在1984年落实“两山”政策时，根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四固定时期的情况，按当时的户籍人口重新分配了各户的自留山，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当时共计18户人依法取得了“长坪”的自留山证。以上事实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提供的1984年18户自留山林权证可以得到证实。 4、2012年10月18日，翁源县人民政府换发《林权证》，确定黄竹坪“长坪”的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包括林地使用权在内的其他三权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谢应廷等18户共有，各户自留山四至界限按1984年的自留山林权证。以上事实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提供的翁府林证字（2012)第20126103号《林权证》可以证实。 5、原告主张的“长坪”自留山争议范围与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存在关联。因为1984年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已经对自留山进行了重新分配和调整，各农户重新分得自留山后，相邻的权利人并不是跟1962年分配时完全一致的，由于年代久远，包括谢卫东和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小组长谢天保等人都没有参与过1962年自留山的分配，因此争议双方都无法说清楚1962年原告一家所分得的“长坪”自留山，在1984年重新分配后到底分配给了哪几户人，这也是谢卫东一时说跟七户人有关，一时说跟五户人有关的原因。但是经过调查和实地查勘，原告和第三人均确认“长坪”和“长坪子”、“长坪尾”都是统一叫法，在客观上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判断的情况下，被告只能通过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18户村民1984年自留山证上记载的地名来进行判断，最终认定争议范围与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存在关联。以上事实从原告提供的1962年《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现场查勘图、调解笔录等证据材料可以证实。 二、本案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1、《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和调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但是，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争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和调处。”在本案中，两原告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之间属于个人与集体组织之间的争议，因此，本被告有权进行调处并作出处理决定。 2、《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二条规定：“因迁居、嫁娶随带的或者赠送他人的林木林地，土地改革后至1956年6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实施之前，归接受一方集体组织所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实施之后的，仍归原集体组织所有”。在本案中，两原告提供的1962年《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并非本案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而且原告在1974年就连人带户籍一并迁往了中心村肖屋组，1984年落实“两山”政策时，因两原告的户籍并不在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根据当时的政策法规并结合四固定时期的情况，将涉案自留山重新分配给当时户籍在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18户人共有（争议范围内自留山实际登记在了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七户人名下），并颁发自留山林证并无不当。2012年10月18日，翁源县人民政府根据1984年颁发的自留山林证换发《林权证》，确定黄竹坪“长坪”的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其他三权则归第三人村小组谢应廷等18户共有（其他三权实际由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七户人享有），也符合法律规定。 3、《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受理后，经调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的，由调处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作出驳回其申请的决定。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在本案中，两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然不足以支持其主张，被告因此驳回其确权申请，并在争议自留山原本已经登记在第三人18户人共有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归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七户人共同共有，同样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客观适当，两原告所诉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龙仙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如下： 1、《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两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村民名单、1974年南浦公社中心大队出具的证明、《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述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的山林权属确权申请的事实及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 2、《林权争议受理通知书》、《提交书面答复通知书》、（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翁府林证字（2012)第20126103号《林权证》、谢锦仁等七户人的《自留山证》、《现场勘查图》、《调查笔录》、《调解笔录》、《送达回证》、《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证明被告受理两原告山林权属确权申请后，对其申请事实及相关证据进行了立案审查，被告依据调查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所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辩称，一、本被告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原告原系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村民，1962年10月31日，翁源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户主张大妹取得坐落黄竹坪，地名“长坪”一块地基面积1亩自留山长期使用权。1974年3月11日，原告张春香全家连同户籍迁居肖屋村小组居住至今。1984年落实“两山”政策时，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将包括原告张春香上述自留山在内的山林地分配给其村民作自留山使用，并由县人民政府核发《自留山林权证》。2012年10月18日，县人民政府换发的翁林证字（2012）第20126103号《林权证》确定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黄竹坪村小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黄竹坪村小组18户村民享有是本案的基本事实。龙仙镇政府工作人员于2018年10月31日组织谢卫东、谢天保、谢理流勘查现场，于11月22日在龙仙镇中心村村委对谢锦仁、谢文凤调查情况，于11月22日在龙仙镇中心村村委组织谢卫东、张大妹（未到）、黄竹坪村小组长进行调解，但未通知关联的七户农户参与调处，调解未果。2018年11月28日，龙仙镇政府作出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 二、本被告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2019年1月11日，本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及相关材料。经审查，本被告于2019年1月15日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9年1月16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于2019年1月21日向被告龙仙镇政府送达《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二）》及原告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于2019年1月15日向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送达《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三）》及原告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2019年3月8日，原告、被告龙仙镇政府、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签收翁府办〔2019〕3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2019年4月9号原告签收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4月11日被告龙仙镇政府、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签收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从始至终均在法定期限内完成。 三、本被告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并配合调处机构对有关证明材料和情形进行调查核实。被调查的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反映与案件相关的事实，不得伪造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调处机构调查应当制作调查笔录，并由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确认。被调查人拒绝签字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加以说明。调处机构进行现场调查勘验，应当通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按规定推举的代表、所委托的代理人、村（居）法律顾问到场，同时通知当地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居）负责人参与见证。调处机构应当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界线图，由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到场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调处机构进行现场调查勘验，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现场、未经调处机构许可中途退出现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字的，可以按照自动放弃申请处理。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有此类行为的，不影响实地调查勘验正常进行，但是应当在现场勘验笔录中加以说明。村（居）法律顾问未到场，或者有关见证人到场不齐的，不影响现场勘验笔录及争议界线图的效力”、第四十一条“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前，调处机构可以组织质证，由当事人公开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进行对质和辩论；对涉及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情况复杂的，当事人提出或者调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也可以组织召开由公众代表、法律工作者、相关专家与学者、社区代表等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加的公开评议会”的规定，被告龙仙镇政府应当通知关联的七户农户参与调处，依照上述规定对争议各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举证与质证，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定其与争议范围的关联性，绘制现场图。被告龙仙镇政府应当完成而未完成上述程序，其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因迁居、嫁娶随带的或者赠送他人的林木林地,土地改革后至1956年6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实施之前，归接受一方集体组织所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实施之后的，仍归原集体组织所有。”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本案中，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林权证》及7户村民的《自留山林证》，足以证明争议林地已获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权属。虽然原告张春香于1962年10月31日取得了《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取得长坪一块自留山长期使用权，但其在1974年间全家连同户籍迁居至龙仙镇中心村肖屋组，故原取得的林地归黄竹坪村小组所有。而两原告所提供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只能在当事人不能提供所有权证、使用权证、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因此，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驳回两原告主张长坪山使用权的申请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被告所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两原告起诉的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本被告所作出的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 1、《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翁府〔2019〕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 2、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证明龙仙镇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部分符合法律政策规定。 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另向本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节选内容作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对于被告龙仙镇政府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并表示仅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对于被告龙仙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身份证无异议，但对《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名单无异议，对1974年南浦公社中心大队出具的《证明》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一家在1974年搬迁到肖屋村小组，对《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是在1962年颁发，只能证明原告在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时候颁发，不能作为本案的处理证据，对《林权争议受理通知书》无异议，对（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应以现在庭审查明的事实为主，对翁府林证字（2012）第20126103号《林权证》及谢锦仁等七户人《自留山证》无异议，对调解笔录无异议，但被告龙仙镇政府并没有对七户人有进行调解，对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无异议，但本府已撤销了该《处理决定书》的第一项内容，对《送达回证》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无异议。对于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龙仙镇政府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山岭坐落在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范围内，“长坪”山面积约30多亩，主要树种为松树、杉树、茶树等；争议山岭的四至范围：东至石坎，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争议山岭的面积约1亩；争议山岭的所有权为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 1962年10月31日翁源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张大妹（原告张春香的曾用名）《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一份，该证内容显示张大妹，住址为南浦公社中心大队黄竹坪生产队，该证第3栏记载：坐落：黄竹坪，地名：长坪，类别：自留山，数量：一块，地基面积：1亩，四至：东至石坑、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 1974年3月11日，翁源县南浦公社中心大队革命委员会给张大妹出具《通知》，内容有“现根据上级的指示，你家全部家产搬至肖屋生产队居住，见字三日内执行，特此通知。”原告张大妹一家遂按照《通知》的内容，从南浦公社中心大队黄竹坪生产队搬迁至同一大队的肖屋生产队生产居住，并成为肖屋生产队（现翁源县龙仙镇中心村肖屋村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至今。 1984年，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根据当时的政策，将部分集体山林划为自留山分配给对内农户长期使用，其中即包括本案争议的“东至石坑、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在内的“长坪”山，但因原告张春香一户已经迁居肖屋生产队，故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未分配自留山给原告张春香一家。自留山到户后，各农户分别领取了《自留山证》，并且按照《自留山证》的界至对自留山进行了经营管理。 2012年10月18日，南浦中心24村小组（即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取得《林权证》，该《林权证》第1页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南浦中心24村小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南浦中心24村小组18户自留山，座落：黄竹坪，小地名：黄竹坪山，面积：452.36亩，主要树种：松杂，林地使用期：永久，四至：东至山脚、南与本村山交界（以埂）、西以岽分水、北以埂（与本村委山交界）。第2页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南浦中心24村小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南浦中心24村小组18户自留山，座落：黄竹坪，小地名：黄竹坪山，面积：1061.8亩，主要树种：松杂杉，林地使用期：永久，四至：东与本村小组集体交界、南与村委山交界、西至田、北与村委山交界。该《林权证》第1页及第2页均注记有“林地所有权属中心24村小组所有，其它三权属本村谢应廷、谢锦仁、谢均华、谢锦发、谢文龙、谢文产、谢文献、谢春荣、谢文奉、谢春华、谢其东、谢镜明、谢其添、谢浅古、谢振中、谢永昌、谢传中、谢春明18户共有，各户的自留山四至界限按1984年自留山林权证”的内容。本案争议的山林位于上述《林权证》范围内。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认为黄竹坪村小组侵占了其家庭使用的争议山岭，于2014年9月10日向被告龙仙镇政府提交《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主张“长坪”林地使用权归其所有，被告龙仙镇政府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2016年5月3日，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再次向被告龙仙镇政府提交《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载明2010年进行林改换发林权证时，其二人发现已迁居南浦街有名无实的黄竹坪村小组，在既未通知原山林权属人，也未征得其家庭同意或者协商补偿的情况下，将县级人民政府确权给其家庭长期使用的“长坪”自留山分配给同样在异地居住的其他村民并取得新林权证，其二人多次要求黄竹坪村小组分配原权证记载的山林，但黄竹坪村小组以其家庭已迁出黄竹坪村小组为由拒绝分配山林，为此形成争议，两原告认为，县级人民政府为其颁发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内列权项，是确认林地权属的合法依据，黄竹坪村小组以原告家庭户籍不在该村小组等附加条件为由剥夺原告家庭的权利，理由不成立也违反法律的规定，虽然在1984年落实“两山”时，原告家庭的户籍不属于黄竹坪村小组，但原告家庭所在的肖屋村小组也未按户籍享受到该村小组村民同等的山林分配权，故原告家庭的户籍变更并不影响原权证的效力，黄竹坪村小组在原告张春香持有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即将山林分配给他人并取得新林权证，侵犯了原告家庭的财产权利，为此以黄竹坪村小组为被申请人，请求被告龙仙镇政府将座落于中心村黄竹坪“长坪”山东至石坑、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处的林地使用权确认为其二人所有。随同《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向被告龙仙镇政府提交了其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复印件、翁源县南浦公社中心大队革命委员会1974年3月11日出具的《通知》复印件以及《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24小组村民》名单、《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龙仙镇中心村肖屋十五组村民谢卫东、张大妹一家，原系中心村黄竹坪组村民，曾在1962年四固定时政府分配了自留山，由于历史原因，于1974年从黄竹坪迁至中心肖屋15组居住，现经黄竹坪村民同意归还其原张大妹一家的自留山。黄竹坪村民：……2014年6月13日。”在该证明内有45人的签名和指印。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以上述材料可以证实其家庭原获得了争议山林的使用权，现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大部分村民亦同意将争议山林的使用权归还给原告一家。 对于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上述《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被告龙仙镇政府于2014年11月14日、2016年6月3日两次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对此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履职之诉。2016年11月2日，翁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229行初1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张春香、谢卫东提供了《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通知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与争议林地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据此判决被告龙仙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作出受理决定。 2016年12月25日，被告龙仙镇政府决定对张春香、谢卫东2016年5月3日提交的《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予以受理。次日，被告龙仙镇政府发布《林权争议受理公告》，内容有“龙仙镇中心村肖屋组村民张春香（张大妹）、谢卫东与龙仙镇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争议‘长坪’自留山林地使用权权属问题，2016年5月3日向本府提出确权申请，本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经翁源县人民法院（2016）粤0229行初1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受理，判决已生效，符合受理条件，现将申请人张春香（张大妹）、谢卫东提出争议的四至范围（附图）进行公告。如该图红线包括的四至范围内涉及你村集体（单位、个人）的权利，请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即从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月25日止），向龙仙镇政府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及权属证明材料，并用1：10000地形图勾绘出你主张的林地范围，逾期未提交的，不影响调处机构正常调处。” 2017年2月10日，被告龙仙镇政府向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发出《提交书面答复通知书》，要求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提交书面答复和有关证据材料。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提供了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18日颁发给南浦中心24村小组18户自留山的《林权证》和《林权证》所载南浦中心24村小组18户于1984年7月5日取得的《自留山林权证》及翁源县人民委员会于1962年10月31日颁发给谢思粘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从上往下数第7栏记载：坐落：黄竹坪，地名：长坪子，类别：自留山，数量：一块，地基面积：1亩8分，四至：东至石坑、南至河坎、西至河、北至石坑）作为争议山林的权属依据。 2017年9月12日，被告龙仙镇政府分别对该镇中心村肖屋村小组组长肖树巨、黄竹坪村小组组长谢天保进行调查并形成笔录，调查笔录内容证实原告张春香、谢卫东自1974年将户口迁入中心村肖屋村小组后一直在该村居住生活，也享受该村村民同等待遇，包括自留地、自留山的分配，而其家庭自1974户口迁出后，即未对争议山林进行经营管理，在1984年划分自留山之时，黄竹坪村小组也未分配自留山给原告家庭使用。关于原告张春香持有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所载“东至石坑、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山林权属问题，黄竹坪村小组组长谢天保答属于“（谢）春荣、其东、其添、景仁、景发、桥养、文龙七户人”的自留山。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调查获取的材料，被告龙仙镇政府组织原告张春香、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进行了调解，但调解无果。2017年12月25日，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龙府〔2017〕31号《关于申请人张春香、谢卫东与被申请人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查明张春香、谢卫东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争议山林的林地所有权由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10月18日颁发的《林权证》确定为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所有，其他三权属该村小组谢应廷、谢锦、谢均华、谢锦发、谢文龙、谢文产、谢文献、谢春荣、谢文奉、谢春华、谢其东、谢镜明、谢其添、谢贱古、谢振中、谢永昌、谢传中、谢春明18户共有。1962年，张春香及谢思粘均属黄竹坪村小组村民，翁源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取得自留山、自留地管理使用权。1974年，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全家连同户籍迁居肖屋村小组，不再为黄竹坪村小组村民。第三人黄竹坪小组在1984年“两山”政策落实时，按中央政策结合四固定时期的情况按户籍人口重新分配了各户的自留山，黄竹坪村小组共有18户人按政策依法取得了争议山林的自留山证。据此，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决定：1、坐落于中心村黄竹坪“长坪”山东至石坎、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的林地使用权归黄竹坪小组原18户自留山使用人共同共有，各户的自留山四至界限按1984年的自留山林权证；2、驳回张春香、谢卫东对坐落于中心村黄竹坪“长坪”山东至石坎、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至文添的林地使用权的确权申请。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7〕31号《关于申请人张春香、谢卫东与被申请人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向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翁府〔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黄竹村小组取得的《林权证》及18户村民取得的《自留山林证》足以证明争议林地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权属。《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因迁居、嫁娶随带的或者赠送他人的林木林地，土地改革后至1956年6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实施之前，归接受一方集体组织所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实施之后的，仍归原集体组织所有。”原告张春香虽然于1962年10月31日取得《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取得长坪一块自留山长期使用权，但其在1974年间全家连同户籍迁居至龙仙镇中心村肖屋组，故原取得林地归黄竹坪村小组集体所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7〕31号《关于申请人张春香、谢卫东与被申请人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7〕31号《关于申请人张春香、谢卫东与被申请人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2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8）粤0203行初67号]，请求撤销上述两份决定书并将争议地及林木的使用权属确定归其二人享有。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被告龙仙镇政府对黄竹坪村小组组长谢天保的调查笔录内容，与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对“长坪”山岭有林地使用权争议的可能是谢春荣、谢其东、谢其添、谢锦仁、谢锦发、谢桥养、谢文龙等七户人，而与其他人无关，但被告龙仙镇政府没有通知上述七户人参与调处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却将争议山岭的林地使用权裁归黄竹坪村小组原18户自留山使用人共同共有，属于被告龙仙镇政府在调处“长坪”山林权属纠纷中对争议山林面积范围及涉及到的使用权人没有明确，应当属事实不清，在没有通知与争议山林使用权有关的村民参与调处属程序违法，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时没有纠正被告龙仙镇政府的上述错误而作出了维持其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本院于2018年5月9日作出（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该案的被诉行政行为，并责令被告龙仙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院作出（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龙仙镇政府组织原告谢卫东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组长谢天保等人前往争议山林现场进行了勘测和勾图，并向谢景仁、谢文凤进行了调查询问，其二人确认“长坪”山和“长坪子”是同一块地名，谢景仁陈述1962年分山的时候原告家庭的山南面与谢文凤自留山相邻，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在1984年落实“两山”政策为各户分配了自留山，但当时因原告张春香户口不在黄竹坪村小组，故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未分给其家庭；谢文凤则陈述“长坪尾”与“长坪”不是同一块地名，而是相邻的两个地名，且其自留山并不与原告家庭的自留山相邻，其自留山南北均为自然界。之后，被告龙仙镇政府组织原告谢卫东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进行调解，在该次调解中，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组长谢天保称其并不清楚1962年原告家庭的分山情况并又确认在（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中涉及的“（谢）春荣、其东、其添、景仁、景发、桥养、文龙七户人”中，谢文龙的自留山实际并不在争议山范围内，原告谢卫东又称上述七户人中可以排查出谢其东、谢其添的自留山也不在争议山范围内，并主张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将原告家庭在1962年的山分给了谢锦发、谢锦仁、谢文凤、谢传中、谢春荣占有。原告谢卫东提出，要按照1962年的自留山范围和面积将其家庭的自留山归还其家庭，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则明确予以拒绝，并称原告可与1984年分山给的五户家庭协商确定山林的使用权，但谢锦发、谢传中、谢春荣均已经过世，自留山由其继承人继承。 被告龙仙镇政府经调解无果，遂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书》查明部分除与龙府〔2017〕31号《关于申请人张春香、谢卫东与被申请人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查明部分内容一致外，另外查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分配给各户的自留山涉及与两原告主张的自留山有关联的农户有：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七户人，关于争议山地名，两原告主张“长坪”、“长坪子”、“长坪尾”为统一叫法，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则称“长坪”、“长坪子”叫法一样，但“长坪尾”是另外的地名，上述七户人家中，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其添、谢其东的自留山证所列地名为“长坪子”茶山，谢春荣的自留山证所列地名为“长坪子”茶山和“长坪河排字”自留山，谢文奉的自留山证所列地名为“长坪尾”自留山均已包含两原告主张的自留山，林地林班为中心村Ⅱ林班，014小班，面积62亩。被告龙仙镇政府认为，争议山林所有权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所有，其他三权应属该村小组18户农户共有，各户的自留山四至界限应按照1984年的自留山证确定，1962年“四固定”期间，翁源县人民委员会为时为黄竹坪村小组村民的张春香颁发了《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但原告张春香全家已经在1974年迁居至肖屋村小组，不再是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村民，该村小组在1984年落实“两山”政策时，已按中央政策结合四固定时期的情况按户籍人口重新分配了各户的自留山，并且村民取得了自留山证，自留山划分后各户自行管理收益至今，故两原告以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主张争议林地使用权事实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反驳两原告主张争议林地所有权归属村小组所有，1984年“两山”落实自留山管理使用权是村小组将具有所有权的山林地分配给各农户管理使用，且由县政府登记确认发证，争议的自留山使用权归属各农户使用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故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决定：一、张春香、谢卫东主张的争议自留山的林地使用权归黄竹坪村小组谢锦仁、谢传中、谢锦发、谢春荣、谢其添、谢其东、谢文奉原7户自留山使用权人共同共有，各户的自留山四至界至界限，按1984年的自留山林权证界至；二、驳回张春香、谢卫东对坐落于中心村黄竹坪长坪山东至石坎，南至长坪尾，西至河，北到文添的林地使用权的确权申请。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于2019年1月11日向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后，书面通知了被告龙仙镇政府和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并要求被告龙仙镇政府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和依据。复议过程中，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以案情复杂为由，于2019年3月4日作出翁府办〔2019〕3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期至2019年4月11日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了各方当事人。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后认为，被告龙仙镇政府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部分不合法，存在在调处“长坪”山林权属纠纷中未通知有关联的七户农户参与调处，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把争议山林使用权裁归黄竹坪村小组7户共同共有，程序不合法，有违《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故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决定属于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提交的《林权证》及7户村民的《自留山证》足以证明争议林地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并核发证书确认权属，而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家庭虽然在1962年10月31日取得《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取得“长坪”一块自留山长期使用权，但其家庭在1974年搬迁至龙归镇中心村肖屋组，故其原取得的林地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集体所有，又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涉案的争议山岭已经县政府核发证书确认权属，两原告仅凭1962年的“四固定”证主张山林权属，没有法律依据，故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驳回两原告主张“长坪”山使用权的申请合法。为此，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内容，维持该《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内容。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二人主张根据《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内容，其家庭依法享有争议山林的使用权，两被告将该证据排除而作出驳回其二人的申请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并且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山林使用权由18户共同共有变更为7户共同共有，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处理结果的行政行为，有违法律的规定，而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在认定被告龙仙镇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并予以撤销的情况下，又认定被告龙仙镇政府驳回两原告的申请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并予以支持，属于自相矛盾，且并未要求被告龙仙镇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复议决定亦属违法。 本院认为，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不服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处理决定已经被翁府〔20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原行政行为已不是原来作出时的状态，而是以复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 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和调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但是，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争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和调处”的规定，被告龙仙镇政府对于原告张春香、谢卫东提出的与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林权争议依法具有调处的职权。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三）国有单位设立时，经依法批准或者上级部门指定设计单位制定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任务书、规划书及其设计文本；（四）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五）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生效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定书、判决书和调解书；（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林地的有关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七）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换发证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台帐；（八）1986年至1992年土地详查时期，土地权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林权争议有关证据材料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认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同一林权争议提供的权属凭证有矛盾的，应当追溯权属来源。对权属来源清楚的，应予采信；对没有权属来源的，应当查证认定。当事人对同一林权争议均不能提供权属凭证的，可以结合历史情况、经营现状和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权属溯源并确定权属。情况复杂难以确定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并签订协议，可以共同行使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上述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在进行林权争议调处过程中的调处依据。而本案争议山林所有权为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所有，原告张春香家庭在“四固定”期间取得争议山林的使用权，但原告张春香家庭在1974年迁离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并在1984年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划分自留山之时未能从该小组分得自留山，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根据1981年3月8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关“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划给社员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期使用。划自留山的面积和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的规定，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在1984年未将村小组集体所有的山林分配给已经不属于该村小组集体的原告家庭，且将其家庭原先使用的争议山林作为自留山划分给其他社员使用符合上述规定，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的相关社员已经就争议山林领取了自留山证，该部分社员领取的自留山证来源清楚、合法，故原告张春香、谢卫东提交的翁源县人民委员会向其家庭颁发的《翁源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不足以支持争议山林的使用权归其家庭所有的主张；两原告提交部分村民的《证明》内容显示部分村民同意将山林使用权归还给两原告家庭，但该《证明》内容即便属实，因该《证明》不属于法定的调处依据，且争议山林已属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村民的自留山，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山林交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使用有无经过民主程序、将他人的自留山使用权交原告家庭使用有无征得权利人的同意均存疑，故被告龙仙镇政府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受理后，经调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的，由调处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作出驳回其申请的决定。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驳回其二人确权申请，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后维持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该项处理决定，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处理决定的合法性问题。虽然龙府〔2017〕31号《关于申请人张春香、谢卫东与被申请人中心村黄竹坪村小组“长坪”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也是作出驳回两原告确权申请的处理，但该决定书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却将争议的山林使用权确权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原18户自留山使用人共同共有，然而根据被告龙仙镇政府对黄竹坪村小组组长谢天保的调查笔录内容，争议山林的使用权可能仅仅是该小组内的部分农户，故被告龙仙镇政府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将争议山林确权归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原18户共同共有，属于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本院据此作出（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该案的被诉行政行为，并责令被告龙仙镇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在该案中本院仅对被诉行政行为第一项处理决定的实体是否合法进行了审查，并在确认其无违法的情形下判决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并未针对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确权申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进行审理。本案中，被告龙仙镇政府在未追加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第三人的情形下，作出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的使用权确认归七名未能参与山林调处的当事人，且根据查实的案件事实，被赋予山林使用权的七名当事人中有部分现已过世，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处理决定，同样存在本院（2018）粤0203行初67号行政判决书中指出的错误。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后认为，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并在作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该项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称被告龙仙镇政府在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中将原先确认使用权归18户共同共有变更为归7户共同共有，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结果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因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该项处理决定，已被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依法撤销，故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前述主张已经没有事实基础。至于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在诉状中主张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矛盾问题，经查，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系认为被告龙仙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将争议山林的使用权确认归谢锦仁等七户所有，该项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故而予以撤销，而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审查，确认原告张春香、谢卫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确认争议山林使用权的主张，故认定被告龙仙镇政府驳回其二人的确权申请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的上述认定是分别针对被告龙仙镇政府不同的处理决定作出的，实际上并不矛盾。原告张春香、谢卫东提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在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后，未依法作出责令被告龙仙镇政府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属于违法，对此，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复议机关在撤销原行政行为后，并非应当责令原行政机关必须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其次，由于本案属于行政复议决定既有维持原行政行为内容，又有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行政复议决定既有维持原行政行为内容，又有改变原行政行为内容或者不予受理申请内容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规定，本案属于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而在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情况下，同时存在一个原行政行为和一个复议决定，二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构成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且原行政行为已不是原来作出时的状态，而是以复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而对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产生实际影响的也仅为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维持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驳回其二人确权申请的决定，故在其二人的确权申请因无证据支持而被行政机关依法驳回后，争议山林真正的权利人为何人实际已经与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二人并无关系，应视为被诉行政机关已经对其二人提出的确权申请处理完毕。本案中，根据查实的案情可知争议山林已经在1984年全部分配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各农户作为自留山使用，但因所涉户数较多、历史较为久远，被告龙仙镇政府在受理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调解处理申请后，依法在林木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对争议山林实际享有权利的主体均未自行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调处，且根据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调查，也无法确认与林权争议有利害关系的具体主体，事实上，包括原告张春香、谢卫东也无法确认争议山林的具体使用权人才以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作为调处争议的被申请人，而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组长谢天保也无法确认争议山林存在的权利人到底具体是村小组内的何人，故本案中，除原告张春香、谢卫东外，尚未出现其他权利主体要求解决争议山林使用权归属问题，而根据争议山林已经划分作为第三人黄竹坪村小组村民的自留山的事实，原告张春香、谢卫东提出的权利主张不能成立，故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在复议决定中未要求被告龙仙镇政府重新对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确权申请作出处理并无不当，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 在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方面，被告龙仙镇政府在原行政行为中未依法追加当事人即违法将案外人认定为争议山林权利人，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该项违法程序已经被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在复议程序中指出，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该项程序违法所导致的错误处理决定，已经被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予以撤销，被告龙仙镇政府的该项程序违法造成的违法后果已经被补正。而经审查，被告龙仙镇政府在调处本案山林纠纷过程中的其他程序，以及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的程序，均不违反《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龙仙镇政府作出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存在违法之处，但该违法部分已经被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补正，对外发生效力的系经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修正之后的处理决定，而经审查，被告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翁府〔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该决定书所维持的龙府〔2018〕16号《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不违反法定程序，应属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张春香、谢卫东要求撤销上述被诉的行政行为并由被告龙仙镇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其二人第四项“要求将争议‘长坪’山林地林木使用权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且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已经对此作出了处理，对于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春香、谢卫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春香、谢卫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增有 人民陪审员  龚志行 人民陪审员  曹伟升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舒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