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红兵，男，197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钦洁，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盛丰路8号。主要负责人：汪涛，该支队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义，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孟红兵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孟红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钦洁、被上诉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红兵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孟红兵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一、武警襄阳支队鼓楼物业管理部与孟红兵签订租赁合同，加盖的是“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的印章，所租赁的标的物也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所管理的军产物。一审法院仅仅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于2018年1月10日向襄城公安分局的报案材料来说明“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印章系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方便管理而刻制并使用”实有不当。孟红兵认为签订租赁合同时所租赁的标的物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管理的军产物，且租赁合同上也有“武警襄阳支队”的字样，即使如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辩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没有“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这个内设机构，但涉案合同签章的出租方为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孟红兵对“武警襄阳支队”产生合理信赖，如果要求朴实的一般老百姓孟红兵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过于严苛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且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常有穿着武警服装的军人郑可云（现已转业）在现场监督涉案房屋的装修并指导。该节事实有刘爱苹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租赁合同一案中的庭审笔录可以证明。一审中孟红兵还提供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向第三方（工商局）出具的内容为“经请示上级，同意对外出租”的“证明”。该证据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应孟红兵用于办理营业执照的要求所出具的。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即便是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冒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名义来签订租赁合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也是知情的，允许的。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签订合同当初，正是基于租赁物为武装襄阳支队管领的“军产房”，签订合同的地点也在武警襄阳支队管领的鼓楼巷院内的办公室，孟红兵作为朴实的一般老百姓，基于对国家武警部队的信赖，基于能长期稳定经营的预期，才毫不犹豫地签订了为期10年的租赁合同。在合同签订后，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也依约交付了租赁房屋，且在孟红兵入驻装修期间均有武警部队的工作人员郑可云进行现场监督。所以即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不承认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是其内部机构，孟红兵也有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运用上发生了错误。民事诉讼采用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其核心内容是通过证据的举证和质证活动，形成案件事实的法律真相。其一，本案中，孟红兵提交了一系列证据，既有与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签订的租赁合同，也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向第三方（工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涉案租金最终转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账户的凭证，也即孟红兵完成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基于否定的事实，是需要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去举证证明其与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对外从事民事行为不具有任何的法律上、事实上的关系。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仅以2018年1月10日的报警材料用于证明“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为方便管理而刻制并使用武警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这枚印章”来否认，却没有提供其他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以反驳。其二，合同是2014年12月29日签订，截止到2017年对涉案房屋停水停电。在长达近3年的时间里，“武警物业管理部”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不可能不知情。很显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在一审辩称的不知情与孟红兵提供的证据、证明相互矛盾，且私刻武装部队的印章属于涉嫌刑事犯罪，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并未深究冒用私刻印章的犯罪行为，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的相关人员也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武警部队是否有为逃避责任而与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串通的嫌疑，故相对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一方，孟红兵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足以达到孟红兵要证明的待证事实。其三，即使存在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冒用武警支队的名义对外订立合同的情形，但这也是武警支队在出租军产中存在重大管理过错（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在武警部队备案），孟红兵基于对国家部队的信赖而订立合同，对武警支队和杰夫教育之间的关系并不知晓，且一审法院居然采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理由，简单地听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全盘否认孟红兵的证据效力，极不负责任地驳回孟红兵的诉讼请求。其四，正因为出租人为国家武警部队，租赁合同签订期限为10年，孟红兵才举债花费巨资装修房屋用于经营宾馆，仅仅经营了两年多即被强行关门停业，致使孟红兵血本无归，陷入失业，经常被逼债的境地。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单凭口述不知情以及发生纠纷后2018年1月的报警材料来推卸责任，是孟红兵不能接受的，也是始料未及的。在这一租赁关系中，孟红兵是收入低微的贫穷老百姓，至今没有住房没有固定职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是国家武装部队，谁强谁弱一目了然。一审法院片面苛求孟红兵的举证责任，而对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举证责任以及在军产出租中应尽的管领义务不加要求，偏听偏信，导致证据采信和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中，孟红兵提供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向第三人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是知晓涉案房屋出租给租户的，从该证明的内容上看，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向第三人证明涉案房屋经请示上级，同意对外出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是知道有“武警物业管理部”且认可该部对外签订合同，因为“武警物业管理部”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出具的“证明”视为对“武警物业管理部”行为的追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还向孟红兵明确表示，孟红兵可以拿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出具的“证明”去办理营业执照。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应当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承担责任。退一步讲，即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把涉案房屋出租给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和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之间是租赁关系。那么，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在转租的时候均系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同意的。而且转租的时候，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是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名义出租。在出租的过程中，即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没有直接管理涉案房产，由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管理，但湖北杰夫教育科技公司从事民事行为时使用的印章是“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孟红兵作为相对人，看到印章上的名头，看到郑可云等军人着军装鼓楼巷营区××办公室室出入，又租到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房屋，是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合同的出租方即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更何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还通过“证明”的形式来追认“武警物业管理部”的行为。因此，应认定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认可与孟红兵之间的租赁关系。综上所述，人民法院是社会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调节器，肩负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正确实施的多重使命，理应通过个案的正确审理，彰显法官的素质、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然而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错误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为此，孟红兵恳请二审法院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孟红兵的上诉请求。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孟红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孟红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之间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未履行期限为7年一个月28天，年租为306000元，不含水电物业费）；2.判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支付孟红兵补偿款709408.298元；3.判令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违约补偿孟红兵2个月的租金5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9日，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物业管理部与孟红兵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出租方（甲方）：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区物业管理部。承租方（乙方）：孟红兵。第一条甲方将位襄城区××院内××楼（××））2、3楼，建筑面积750平方米（375平方米/层）及1楼三间门面出租给乙方使用，第二条租赁用途为开设棋牌室、宾馆。第三条首期租赁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第四条年租金总额（不含水、电、物业等费用）为人民币306000元。其中2、3号楼租金为每平米30元，1楼门面1间租金为1000元/月（特惠价），另2间租金为2000元/月（优惠价）；租金按半年结算，乙方于每年五月一日前和十一月一日前交付甲方租金（为了尽量减少乙方首期投资装修压力，第一年租金优惠为30万元，减免6000元，以后恢复正常）。合同签订后，孟红兵接受并使用该房。孟红兵主张“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的内设单位，其公章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刻制并使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予以否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举出了2018年1月10日向襄城公安分局的报案材料以及公安机关对曾旭东、孙忠敏的询问笔录、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说明。上述材料说明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印章系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方便管理而刻制并使用。故孟红兵的此项事实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与孟红兵之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孟红兵所述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孟红兵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孟红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02元，由孟红兵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孟红兵主张其在与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并取得案涉房屋后，对该房屋进行装修用于开办雅景时尚酒店并向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的工作人员郭静、王令飞交纳了押金和租金。根据孟红兵在一审中提交的雅景时尚酒店与湖北名胜建设公司签订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湖北名胜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预结算编制书》及装修款收据、郭静、王令飞出具的雅景时尚酒店支付押金及租金的收据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对孟红兵主张的上述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2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民终1831号民事判决认定：2014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甲方）与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乙方，现更名为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武警部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位湖北省××××号号（座落号：武鄂字第001、010、014、015、016号）的房屋建筑面积521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用途：开办学校、宾馆（备：养老院、写字楼）。租赁期限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租金总额（不含水、电、暖、气、设备、物业等费用）人民币3450000元。年租金1150000元。租金按季结算，乙方于每季的前十日内交付甲方。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甲方应于2014年11月1日前将房屋按约定条件交付给乙方。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乙方应返还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双方承认的附加条款（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违背的，附加条款无效）：考虑到乙方投资过大，甲方为保障乙方权益，在合同期满后，乙方为唯一续租对象，保证至少租用10年。……合同签订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如约交付租赁物，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约交付1150000元押金，并支付租金直至2016年12月31日。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将租赁物除部分自用外，其余部分进行了转租。因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要求军队全面停止包括房屋、场地租赁在内的全部“有偿服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据此通知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租赁期限届满后将收回房屋不再续租。2017年10月31日，租赁期限届满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对案涉租赁场所停水电，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停止经营。本院对上述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双方争议的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是否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支队内部机构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出具的《关于我公司物业管理负责人的情况说明》、《关于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印章的说明》、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治安大队就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私刻公章的有关问题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忠敏及由该公司聘请的时任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负责人曾旭东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方陈述了其在对鼓楼巷48号部分房屋进行转租的初期，曾以其成立的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的名义与部分次承租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在合同上加盖了由该公司刻制的“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印章的事实。从与本案涉及的两份租赁合同来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与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签订《武警部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于2014年11月1日前将其位襄城区××号号房屋交付给该公司使用。而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作为出租方与孟红兵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将其位襄城区××号号房屋的4号楼1楼3间门面房及2、3楼出租给孟红兵用于开宾馆、棋牌室。上述两份合同的订立及租赁物的交付的时间顺序与湖北杰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方陈述的事实能够互相印证，故本院对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主张的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承租鼓楼巷48号房屋后成立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并刻制印章的事实予以认定。孟红兵虽主张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内部机构，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本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孟红兵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以其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为前提，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上述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一方面，孟红兵以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与其订立、履行诉争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主张该行为应对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发生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具备以下要件：一、须在实施代理行为时无代理权；二、须在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既包括存在外表授权，即代理行为的外在表现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还包括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三、须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四、须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即相对人对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不知情，且对其“不知情”没有主观上的过失。具体到本案，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由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印章亦由该公司刻制，该物业部并非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内设机构。孟红兵不能举证证明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取得授权代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与其订立租赁合同，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亦认可其系以自己名义向包括孟红兵在内的商户进行转租，故可认定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无权代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与孟红兵订立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虽然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这一名称在外观上可能使孟红兵产生该物业管理部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具有关联的误解，但是，案涉租赁合同由出租方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以自己名义与孟红兵订立，合同上未加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印章，该物业管理部也未持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授权证明文件。且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间，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系以自己名义向孟红兵收取租金、押金并出具的相应付款凭证，孟红兵亦未能证明其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由此可见，案涉租赁合同的订立及履行等环节均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参与。孟红兵作为一名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对承租房屋的权属及出租方的身份问题进行审查，明显未尽到审慎义务。至于其主张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工作人员对其入驻装修进行监督管理及其持有该支队出具的证明并办理了营业执照的事实，仅能证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知晓并同意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转租行为，不足以成为使其相信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有权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名义与其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正当理由。综上，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订立、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的行为既不存在外表授权，也不足以使孟红兵建立对其有权代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的合理信赖，且孟红兵对其主张的“不知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无权代理”明显存在过失，故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的上述行为依法不构成表见代理。孟红兵以表见代理为由主张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的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孟红兵还主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出具的可对外出租的证明表明其知晓并追认了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以其名义订立租赁合同的行为，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无权代理的行为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只有经被代理人追认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结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将其鼓楼巷48号房屋出租给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事实，孟红兵持有的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出具的同意对外出租上述房屋的证明，仅能表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同意原湖北杰夫慧思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转租行为，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认可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有权以其名义与孟红兵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故孟红兵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知晓并追认了武警襄阳支队鼓楼巷营区物业管理部以其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为由，主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襄阳市支队应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孟红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4元，由孟红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