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朝荣，男，1945年5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荣，系贵州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110538816。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隋超，系贵州胜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81805110263。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荣升，男，1963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昌迅，系蔡荣升之子，男，1984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石虎，系六盘水市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证号：32409051102139。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张朝荣因与被上诉人蔡荣升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8）黔0221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朝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荣、隋超，被上诉人蔡荣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昌迅、龙石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朝荣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8）黔0221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与仲裁阶段的仲裁请求不同。本案不属于一审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且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已生效。本案在仲裁阶段，被上诉人的仲裁请求为“请求被申请人返还其强占的属于申请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0.6亩”，在一审阶段，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位于水城县意蒿树（四至界限为：齐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4000元”，被上诉人仲裁阶段的仲裁请求和一审阶段的诉讼请求不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如被上诉人不服仲裁裁决，被上诉人应就仲裁阶段的仲裁请求向人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却以其他诉讼请求向人民法院起诉，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且由于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故仲裁裁决已生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地位于“意蒿树”，四至界线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属认定事实错误。诉争地系上诉人1962年开荒所得，一直耕种管理至今，由于上诉人年迈，且子女都进城务工，被上诉人就想乘机侵占上诉人的土地，甚至在2016年的时候将上诉人种在争议地里的花生偷偷挖走。诉争地是位于“大坡上”，与被上诉人“意蒿树”的土地系不同的地块，且两块地的中间有天然的一排石头作为分界线，争议地真实的四至界线为：东抵张朝芳地，南抵坡坡边小路，西抵石头，北抵坡坡脚。箐马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2018年6月13日，箐马村民委员会为调解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因本案争议地发生的纠纷，村委工作人员韩玉文、吴仕贤和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本案知情人员刘某等到本案争议地现场调查争议地的实际情况，经调查后当场确认，本案争议地并不是被上诉人的承包地，为明确这一事实，在箐马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所有在场人员签字形成《关于蔡荣升和张朝荣土地纠纷调解情况说明》，村委会现已知晓自己在2018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存在失误，并针对2018年3月28日的证明另行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诉争地面积为0.6亩，而被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意蒿树”地块的面积仅为Ｏ.2亩，诉争地与“意蒿树”地块明显不同。综上，本案不属于一审法院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补充一点，本案争议地与被上诉人“意蒿树”的承包地中间除了有一排石头外，还有长度大约为20米的荒山，在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已将该石头和荒山破坏并开挖成耕地，使争议地与其“意蒿树”的承包地连成一片，现在现场仍有大量明显的破坏痕迹。蔡荣升辩称，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作为家庭代表，根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政策规定，参与承包本组位于“下寨”的旱地1亩，“长田”旱地0.4亩，“意蒿树”旱地0.2亩。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根据家庭承包责任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仅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规定，被上诉人家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地块名称、面积、界线等均与第一轮承包土地一致，从未发生变动，且一直是被上诉人家经营管理，30多年来没有与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生过土地经营权属争议。2003年，被上诉人外出打工，将承包土地委托给弟弟蔡荣宽代为管理。2015年，被上诉人响应承包土地的边头地用于种树还林的规定，将诉争地种上树木，2016年，答辩人发现林木被人砍伐（被砍树木50多棵，价值人民币2500元），土地被人开挖（毁林开荒），但没有查找到侵权人。2017年，侵权人在侵害地里种植花生，花生成熟后，被上诉人去拔花生，上诉人出面干涉时，被上诉人才知道上诉人侵占了被上诉人的耕地，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被上诉人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1500元。后经箐马村民委员会调处未果，被上诉人向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诉人停止对诉争地的侵害并返还“意蒿树”的诉争地。2018年7月17日，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申请，被上诉人认为仲裁委审查认定证据不严，导致仲裁案件事实不清，是非责任不明，适用法律错误，仲裁裁决结果错误，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221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望二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补充一点，上诉人提到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17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时间为同年8月14日，故从收到裁决书至起诉未超三十日，该仲裁裁决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称争议地被被上诉人破坏，与客观实际不相符。蔡荣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位于水城县“意蒿树”（四至界限为：东顶坡、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并赔偿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000元（林木损失2500元，种植损失1500元）；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0月1日，蔡荣升一家7口人以蔡荣升作为承包户主，向水城县坪寨乡河边村民委员会（现为箐马村民委员会）承包“下寨”、“长田”、“意蒿树”的土地耕种，其中“意蒿树”土地登记面积0.2亩，四至界限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2017年，张朝荣将蔡荣升“意蒿树”的承包责任地进行耕种，双方发生纠纷。2018年3月27日，经箐马村民委员会调解无果。2018年6月，蔡荣升向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以蔡荣升未能证明争议的意蒿树地就在其承包范围内为由，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驳回蔡荣升的仲裁申请。蔡荣生不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蔡荣升虽未对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但在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明确认为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审查证据不严，是非责任不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本案之诉本就属于蔡荣升对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不服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的诉讼，不存在被告主张的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已经生效的问题；其次，被告张朝荣认可其对“意蒿树”土地并无承包经营权，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无“意蒿树”土地的登载，而蔡荣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却明确登载有“意蒿树”的土地面积及四至界限，故“意蒿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属蔡荣升依法享有；第三，关于本案争议的土地名称问题，张朝荣一方面称争议地系“意蒿树”之外的“大坡上”（张朝荣同样无“大坡上”的承包土地），一方面又认可其与蔡荣升发生争议的土地除“意蒿树”外，别无其他争议，而且根据箐马村民委员会2018年3月28日的证明，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就是“意蒿树”土地——至于张朝荣辩解的该证明“与村支两委及仲裁委核实的结果相悖”的主张，因无村支两委的相反证明，《仲裁裁决书》也未提及，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朝荣侵占蔡荣升“意蒿树”土地的事实成立，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蔡荣升提出的张朝荣侵权造成4000元损失的诉求，因无证据证明造成的损失金额，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朝荣立即停止对原告蔡荣升水城县“意蒿树”土地（四至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承包经营权的侵害；二、驳回原告蔡荣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00元，由被告张朝荣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朝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关于蔡荣升和张朝荣土地纠纷调解情况说明》及2018年6月13日现场指认照片一张（标有“经分土地老干部现场确认，争议地不在蔡荣升意蒿树四至界限范围”内容），拟证明本案争议地不是被上诉人“意蒿树”的承包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属于荒山的事实。被上诉人蔡荣升质证认为，对调解情况说明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真实性有异议，该争议地过去确实是荒山，但至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该争议地的性质已经改变成为了耕地，并也依法承包给了被上诉人家经营管理，事实依据有一审证据清单上的第八组证据及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法律依据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对于照片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箐马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箐马村民委员会已自认其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无事实依据，并明确争议地的地名不叫“意蒿树”，根据该情况说明出具的时间（该村委就争议地最后的一份证明）及内容，可以认定箐马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被上诉人蔡荣升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纠纷经过调解的事实无异议，但证明上“意蒿树我村委未经核实，不作任何证据使用”这一点有异议，情况说明前半部分已经说清楚，已经通过调解，进行过核实才向被上诉人出具证明，被上诉人所诉的是排除妨害纠纷，证明被上诉人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获得经营权，上诉人侵权后被上诉人才主张依法予以保护，该案不是土地确权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条例，个人与个人发生土地争议，是由乡镇或县人民政府予以确权，而不是由村民委员会确权。综上，该份说明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3、争议地原状照片两张（标注有“争议地原状”、“原交界门槛石现被蔡荣升恶意破坏”），及现状照片四张，拟证明争议地与被上诉人“意蒿树”的承包地系不同地块的事实，两块地并不相邻，且中间有石头等天然分界线的事实。被上诉人为达到侵占上诉人土地的目的，使争议地与其“意蒿树”的承包地连成一片，就恶意破坏争议地与其“意蒿树”承包地中间的天然界线，现场仍有大量明显的破坏痕迹。被上诉人蔡荣升质证认为，因为仲裁和一审时上诉人没有提供过任何照片，该组证据全部是近期的照片，只能证实现在争议地的状况，而不是以前的原状。争议地地块附近上诉人家没有耕地，加之“石门坎”一词纯粹是上诉人自己所称，但争议地及附近根本没有叫“石门坎”的耕地或荒山的地块。争议地是在山坡上，被上诉人承包的“意蒿树”土地前后左右均有石头，由此可证就不需有“石门坎”作为地块与地块之间的界限，争议地第一轮承包时已经属于耕地，并非上诉人所述荒山。4、申请证人刘某、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争议地的权属、地理位置、四至界限。上诉人张朝荣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本案争议地是位于“大坡上”而非“意蒿树”，不在被上诉人“意蒿树”承包地的四至范围内，同时，也证实被上诉人人为破坏争议地与其承包地中间石头和荒山等天然界限的事实，该两块地系不同的地块。被上诉人蔡荣升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争议地确系被上诉人的承包地，两份证人证言与本案的客观事实相悖。二审中，被上诉人蔡荣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依职权对刘某、张某进行询问，制作询问笔录两份。上诉人张朝荣质证认为，“石门坎”是蔡家挖断的，张家没有挖，其他的没有异议，争议地是林地，“石门坎”是近期挖断的，“石门坎”就在坡顶上，两者不冲突，王毕清分地时蔡家还没有种。被上诉人蔡荣升质证认为，如果有“石门坎”，被上诉人家的证上就不是东坡顶，而是东石门坎，争议地是耕地不是林地，土地下放后一直是被上诉人家耕种，王必清分地时没有争议，没有“石门坎”。上诉人提交的《关于蔡荣升和张朝荣土地纠纷调解情况说明》及《情况说明》可以与证人刘某、张某的证言及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且刘某、张某系土地发包时大队相关人员，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七张现场照片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依据上诉人张朝荣的申请，对本案争议土地现场进行了勘验，形成现场勘验草图一份及现场照片31张。上诉人张朝荣及被上诉人蔡荣升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该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1998年10月1日，蔡荣升一家7口人以蔡荣升作为承包户主，向水城县坪寨乡河边村民委员会（现为箐马村民委员会）承包“下寨”、“长田”、“意蒿树”的土地耕种，其中“意蒿树”土地登记面积0.2亩，四至界限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蔡荣升主张张朝荣与其因“意蒿树”地块发生纠纷，2018年3月27日，经箐马村民委员会调解无果。2018年6月，蔡荣升向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返还其强占的属于申请人的农村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0.6亩”，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以蔡荣升未能证明争议的“意蒿树”地在其承包范围内为由，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驳回蔡荣升的仲裁申请。蔡荣生不服，向水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请“一、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位于水城县意蒿树（四至界限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二、判令被告赔偿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000元（其中：林木损失2500元，种植损失1500元）”。另查明，2018年6月13日，加盖水城县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民委员会印章，并有在场人签字捺印的《关于蔡荣升和张朝荣土地纠纷调解情况说明》中的调解记录记载：张朝荣之子张仕雄到村委会反应，蔡荣升和张朝荣土地纠纷问题，要求村支两委人员到现场看土地情况，后村支书韩玉文、第一书记吴仕贤、村主任杨明全（后因有事未参与调解）到现场调解。并邀请当时分土地的老队长刘某、大队会计张某到现场指认，双方当事人张朝荣、张仕礼、张代雄、蔡荣升、蔡昌远也到现场参与调解。经刘某和张某现场指认，纠纷土地并未在蔡荣升土地承包证上，属于原荒山，建议一家一半或者收归村集体，但双方未达到一致意见，调解不成功。2018年7月1日，水城县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水城县坪地乡意蒿树土地，界线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包括与张朝荣争议的土地）。根据我村村委调查后得知：该土地第一轮、第二轮承包土地一直由我村农户蔡荣升耕种，情况属实。2018年11月22日，水城县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因我村丫口组村民蔡荣升和张朝荣因土地产生纠纷，我村委会于2018年3月2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成果，建议双方当事人走司法程序。后蔡荣升之子蔡昌迅于2018年3月28日到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内容为“兹有村民蔡荣升，男，汉族，身份证号为5202211945××××××××。蔡荣升与张朝荣存在土地权属纠纷，争议地位于意蒿树，经我村委员会于2018年3月2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蔡荣升与张朝荣未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成果，建议当事人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土地纠纷”。该证明仅起到“说明我村委会对双方当事人土地纠纷一事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建议双方走司法程序的介绍作用”，不用于证明其他任何事项。至于证明上的地名“意蒿树”我村委未经核实，不作任何证据使用。2019年6月6日，本院到争议地现场进行勘验时，争议地中有很多石块被新开方、堆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二、上诉人是否侵占了被上诉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上诉认为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与仲裁提出的仲裁请求系不同的诉请，本案不属于一审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且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水农仲案（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土地争议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是当事人逾期不起诉，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诉讼，故裁决书不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一审未要求被上诉人对其诉请第一项进行明确，经二审询问，被上诉人明确为上诉人侵占了被上诉人承包的“意蒿树”部分土地，被侵占的土地位于被上诉人“意蒿树”土地东面，面积大概0.6亩左右，四至界限是东抵坡顶，西抵被上诉人地，北面和南面都是小山坡。故虽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请与向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仲裁请求不完全一致，但均系认为上诉人侵占了其承包的“意蒿树”土地0.6亩而主张权利，故被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其设立来源于与发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情况登记。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原河边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了案涉“意蒿树”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名为“意蒿树”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侵占了其“意蒿树”土地东面0.6亩的部分，但不能举证证实，上诉人仅认可耕种了本院制作的现场勘验草图中东北角标有“争”字和“坎”字部分约0.2亩的土地，且从被上诉人二审陈述2018年春节还对勘验争议地现场进行开方和堆砌的行为来看，其认为上诉人侵占的争议地面积为0.6亩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提供土地承包证“意蒿树”承包土地四至界限为东坡顶、南岩脚、西路、北包包脚。一审认定“2017年，张朝荣将蔡荣升‘意蒿树’的承包责任地进行耕种”，系认定了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争议地包含在其承包的“意蒿树”承包土地的四至范围之内，但一审未对本案争议地现场进行勘验，2018年7月1日水城县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被上诉人承包的“意蒿树”土地包含了与上诉人争议土地的证明与2018年6月13日，加盖水城县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民委员会印章，并有在场人签字捺印的《关于蔡荣升和张朝荣土地纠纷调解情况说明》记载的内容及分土地时的老队长刘某、大队会计张某的证人证言相矛盾，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缺乏证据证实。本案二审中对争议地现场进行了勘验，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土地发生争议的情况下，诉讼尚在进行的过程中，擅自改变了土地原貌。现从本案证据及勘验情况不能认定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争议地包含在“意蒿树”承包土地的四至范围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侵犯自己的物权，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侵权行为的存在，而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争议地为其所承包经营，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全部争议地块进行了耕种，故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朝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因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发生改变，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8）黔0221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蔡荣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被上诉人蔡荣升已预交），由被上诉人蔡荣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上诉人张朝荣已预交），由上诉人张朝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婷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张德权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张欢予书记员毛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