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5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127号。法定代表人：衣长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雷，山东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公茂恩，男，193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胜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泰市城区府前街平阳国际商业中心青云商务大厦A5幢1-1301号。法定代表人：赵万芝，经理。一审被告：赵万芝，男，196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再审申请人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公茂恩、一审被告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一审被告赵万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9民终2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鲁民申317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恒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雷，公茂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胜勇到庭参加应诉，华泰公司及赵万芝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茂恩向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华泰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75400元及利息16万元共计1535400元；2.被告赵万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被告恒泰公司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6月30日公茂恩与华泰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条款约定：公茂恩向华泰公司提供572400元担保基金，同时成为华泰公司会员制企业会员，提供担保基金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6月30日，担保基金的收益为到期或超期支取的按月分红率的12‰计付红利，提前支取的未满三个月按支取日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付，已满三个月未满半年的按月分红率6‰计付，已满半年未满一年的按月分红率9‰计付,若被告未按约支付担保基金及红利，需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签订协议后，公茂恩依约交付了华泰公司572400担保基金，华泰公司给公茂恩出具了收据。双方分别于2014年7月28日、2014年7月31日、2014年9月22日、2014年10月30日各签订了一份相同格式的协议书，公茂恩分别又向华泰公司提供了30万元、8万元、42.3万元、11.4万元担保基金，担保基金期限均为一年，华泰公司分别给公茂恩出具了收据。综上，公茂恩共计向华泰公司提供担保基金1489400元。2015年6月7日华泰公司偿还公茂恩2014年6月30日的担保基金11.4万元，剩余担保基金1375400元及利息未付。赵万芝在五份协议书左下方均书写了“保证支付担保人：赵万芝”。另查明，华泰公司于2004年7月12日登记成立，公司原名称为山东泰安华泰担保有限公司，2016年1月28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公茂恩为证实恒泰公司为华泰公司的股东，提供了华泰公司及恒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等）；为证实恒泰公司作为股东在增资过程中抽逃出资，提供了调取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泰支行的进账单、银行凭证、账户明细等材料，该材料显示2004年12月13日恒泰公司向华泰公司验资账户以汇兑方式转款500万元，同日泰安市东泰物流有限公司向华泰公司验资账户转款600万元，该1100万元于2004年12月14日自华泰公司验资账户转回泰安市东泰物流有限公司600万元，2004年12月22日转款至新泰市中瑞祥空调商场500万元，同日该500万元被新泰市中瑞祥空调商场转款至恒泰公司100万元，转款至恒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衣长江个人账户400万元。对上述证据，华泰公司辩称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恒泰公司的印鉴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均是虚假的，恒泰公司不是我公司股东，也未向我公司出资。赵万芝辩称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恒泰公司公章是我私刻的，恒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是我代签的，是我以恒泰公司的名义将资金转入华泰公司，资金是华泰公司筹集，与恒泰公司无关。恒泰公司辩称均不知情，为证实恒泰公司不是华泰公司股东，提供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行辖字第176号行政裁定书、青岛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技术处鉴定文书、立案告知书。华泰公司及赵万芝对证据无异议，公茂恩质证意见为以上证据不能证实恒泰公司不是华泰公司股东。2015年9月10日公茂恩诉来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期间华泰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以（2015）新民初字第41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华泰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华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2日以（2016）鲁09民辖终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审理过程中，公茂恩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要求恒泰公司偿还公茂恩借款本金1375400元及利息（以本金458400元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300000元从2014年7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80000元从2014年7月31日计算至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423000元自2014年9月22日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114000元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114000元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2015年6月7日；均按月利率12‰）。一审法院认为，公茂恩与华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形式表现为公茂恩提供担保基金（现金）后，成为华泰公司的企业会员，华泰公司到期返还担保基金，并按支取担保基金的期限支付红利，公茂恩不参与经营管理，按约定收取担保基金的红利，实质上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双方约定的分红率应视为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公茂恩依约向华泰公司提供了借款，华泰公司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现公茂恩要求华泰公司偿还剩余担保基金（借款）本金13754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协议中双方约定了借款利率，现公茂恩依据该约定要求华泰公司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要求的利息损失（以本金458400元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300000元从2014年7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80000元从2014年7月31日计算至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423000元自2014年9月22日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114000元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114000元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2015年6月7日；均按月利率12‰）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赵万芝在协议书中自愿以担保人身份签名承诺保证借款支付，系其个人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可，赵万芝辩称系职务行为，与其自行书写内容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担保方式，赵万芝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关于公茂恩要求恒泰公司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问题，本案原告公茂恩提交的从新泰市工商局调取的华泰公司及恒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会决议等材料载明恒泰公司出资1100万元被增加为华泰公司股东，虽然恒泰公司因其股东身份已提起诉讼，但所提交证据不能推翻新泰市工商局工商登记，恒泰公司出资1100万元被增加为华泰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恒泰公司辩称不是华泰公司股东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公茂恩为证实恒泰公司作为股东在增资过程中抽逃出资，提供了调取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泰支行的进账单、银行凭证、账户明细等材料，该材料显示2004年12月13日恒泰公司向华泰公司验资账户转款二笔，500万元自恒泰公司转入，600万元自泰安市东泰物流有限公司转入，该1100万元于转入款项第二日转回泰安市东泰物流有限公司600万元，转入款项第九日被转至新泰市中瑞祥空调商场500万元后，并同日被新泰市中瑞祥空调商场转款至恒泰公司100万元，转款至恒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衣长江个人账户400万元。以上账目显示恒泰公司作为以现金出资的股东将认缴的注册资金1100万元在转入华泰公司验资账户验资后第二日、第九日即将资金转出，该资金流动不符合公司经营业务常规，应认定为恒泰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恒泰公司应在抽逃出资11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公茂恩借款本金（担保基金）1375400元；二、被告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茂恩利息（以本金458400元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300000元从2014年7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80000元从2014年7月31日计算至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423000元自2014年9月22日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114000元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114000元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2015年6月7日；均按月利率12‰）；三、被告赵万芝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被告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抽逃资金11000000元本息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被告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619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泰安华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赵万芝、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恒泰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出上诉，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新泰市人民法院（2015）新民初字412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期间，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公茂恩提交证据一新泰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证实恒泰公司已被一审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承担法律责任，恒泰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件诉讼中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执行过程中未经开庭未经质证未通知我公司的情况下，下发该裁定，与判决书相矛盾，我公司已提出执行异议，华泰公司质证同上；证据二宁阳县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证明恒泰公司的行政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华泰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公茂恩不是本案当事人，不应持有该材料，来源不合法，华泰公司质证同上；二审法院对公茂恩提交的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两份证据均没有确切的效力，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恒泰公司是否为华泰公司的股东，其应否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责任。恒泰公司主张其转账500万元给华泰公司系借款，但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恒泰公司在给华泰公司的验资账户转账中明确注明用途为投资款，作为有正规财会制度的公司，其应当知道作为会计专业用语投资款的涵义，且如果其出资款仅为借款的话，赵万芝完全可以其个人名义增资，没有必要以恒泰公司的名义出资成为股东，并在之后再将恒泰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自己。另赵万和系赵万芝的亲兄弟，其既是恒泰公司的副总、董事、股东，也是案涉恒泰公司出资时华泰公司的大股东，且新泰市工商局档案材料中有2006年华泰公司委托赵万和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材料，恒泰公司辩称对其出资1100万元成为华泰公司的股东并不知情，与常理不符，不应支持。虽然恒泰公司提交了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7）鲁0203刑初582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赵万芝因伪造公章和其他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该判决书并未就恒泰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作出处理，且经营活动中公司增资、增加股东需要经过验资机构、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单位一系列的审核，最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新泰市工商局的登记材料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恒泰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商登记，外部债权人有理由相信恒泰公司即为华泰公司的股东,恒泰公司关于对其出资成为股东不知情的主张不足以对抗工商登记，也不足以对抗华泰公司外部债权人的请求。涉案债权债务发生在恒泰公司工商登记为华泰公司股东期间，在有证据证实恒泰公司存在出资后又抽资行为的情况下，其应在抽逃登记注册资金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恒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19元，由上诉人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恒泰不服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9民终2910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申请人系华泰公司股东，并抽逃注册资金，缺乏证据证明，与生效刑事判决、行政判决认定互相矛盾。二、申请人与华泰公司500万元资金往来系借款，赵万芝抽逃的另600万元注册资本与申请人无关，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公茂恩答辩称，一、恒泰公司抽逃出资11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恒泰公司应该在抽逃出资1100万元的范围内对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刑事判决书与恒泰公司作为股东抽逃出资之间没有关联性，仅是说明赵万芝是否抽逃出资、是否伪造公司印章，并不能证明恒泰公司是否是华泰公司的股东。四、行政判决书并没有对恒泰公司是否是华泰公司的股东作出有效的判决。五、恒泰公司虽主张500万元是借款，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恒泰公司是否向华泰公司出资；二、恒泰公司是否是华泰公司股东及是否应当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经审阅原审案卷材料，2004年12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汇兑（业务清讫章）显示，收款人为华泰公司，付款人为恒泰公司，金额为500万元。同日，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显示，出票人为泰安市东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泰物流公司），收款人为华泰公司，金额为600万元，备注为恒泰公司。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汇票显示，该600万元是东泰物流公司开具给恒泰公司，后经恒泰公司背书汇入华泰公司。恒泰公司主张该600万元与其无关理由不能成立，以上两笔款项共计1100万元。2004年12月13日华泰公司向恒泰公司出具金额为1100万元的收据，收款事由为投资。同日，泰安德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04年12月13日止，恒泰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100万元。验资后，2004年12月14日华泰公司向银行发送征询函，银行征询函记载，缴款人为恒泰公司，缴入日期为2004年12月13日，金额分别为500万元、600万元，款项用途为投资，工商银行签章确认资料证明无误。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恒泰公司实际对华泰公司进行了出资，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具有事实依据。对于恒泰公司提交刑事判决书及收据等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而非出资问题，首先，法院对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中证据的认定标准、采信原则以及最终达到的法律事实程度并不相同。本案中，赵万芝主动投案及供述的自身犯罪事实并不能全面反映本案诉争恒泰公司出资的事实，恒泰公司是否出资仍需在民事案件中通过对证据的审核判断予以认定。其次，恒泰公司以收款收据等内部账目记载主张双方系借款关系依据不足，且其中的400万元转至衣长江个人账户，还款事由载为归还衣长江个人借款，与恒泰公司所主张的500万元系恒泰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借款关系明显不符。恒泰公司主张其对华泰公司系借款并非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恒泰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经过了验资机构、银行、工商行政机关的系列审核，并作为华泰公司工商登记所记载的公司股东，对外进行了公示，符合华泰公司股东的外观表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原审法院认定恒泰公司为华泰公司股东并无不当。同时，自2004年至2015年赵万芝案发，恒泰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有相应账目往来，赵万和为恒泰公司的副总、财务经理，也是华泰公司股东、赵万芝之兄，与恒泰公司和华泰公司均有直接关系，恒泰公司主张对其成为股东不知情，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而且恒泰公司提交的行政判决系针对工商行政机关对于恒泰公司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所作出的答复行为而进行的程序审查，判决工商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理与本案处理并无必然关联，公茂恩与华泰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在此判决作出之前，登记行为是否予以纠正亦不影响恒泰公司作为华泰公司登记股东期间对外发生民事行为的效力。恒泰公司在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后，又抽逃出资，应当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对此处理亦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9民终291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兴军审判员  闫 慧审判员  孔祥雨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卢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