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182号原告：吴某1，女，195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生，男，193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市洪山区梨园街鹏程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吴某2，女，195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告：万某1，男，194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告：万某2，男，197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书明，武汉市武昌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万某1、万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生、原告吴某2，被告万某1、万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书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1、吴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变更原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万某1、万某2签订的《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与我国《继承法》相抵触的内容，变更原告吴某1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为33.33%，变更原告吴某2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为33.33%，变更被告万某1及万某2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比例为33.33%；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其他法律费用由被告万某1、万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吴某1、吴某2与吴绍文系同胞姐妹，被告万某1系吴绍文之夫，被告万某2系被告万某1与吴绍文之子。吴绍文、吴某2、吴某1的父母吴杰卿、黄行芳生前居住武汉市汉阳区直管公房一间，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巷x号x楼，住房证的持证人为吴杰卿。吴杰卿于1987年4月6日离世后，实际持证人是黄行芳。1996年武汉市公有住房推行改革，母亲黄行芳在吴绍文、吴某2、吴某1资助下，按标准价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72%的产权。黄行芳于1998年8月2日离世后，该房屋由大姐吴绍文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由吴绍文收取。后吴绍文用收取的租金购买了涉案房屋另28%的产权。吴绍文个人及其家庭在该房屋从公有转变为私有过程中并未出资。该房屋是吴杰卿、黄行芳的遗产。该房屋的“两证”虽然登记在吴绍文名下，但吴绍文是名义产权人，真实产权人是吴杰卿、黄行芳的继承人吴某2、吴某1、吴绍文。吴绍文去世后，由万某1、万某2继承吴绍文的权利。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在相关亲戚、长辈主持协调下，2017年6月10日，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约定该房屋目前按400,000元为基数计算，两被告分得200,000元，占比50%；两原告各分得100,000元，各占比25%；如拆迁款高于400,000元，多余款项归两被告所有。该分配方案证明两被告承认两原告是吴杰卿、黄行芳的继承人，有权参与拆迁补偿款的分配。但该分配方案存在三个违法问题：一是拆迁款超过400,000元的部分，两原告无权参与分配，违反我国继承法第九条关于“继承权男女平等”之规定；二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万某1、万某2放大自己的权利，以至于超过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吴绍文的权利，将继承份额从33.33%放大到50%，违反了我国继承法第十一条关于“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之规定；三是分配方案由万某2的妻子起草，不容两原告提出修改意见，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三条关于“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之规定。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依法判如所请。被告万某1、万某2辩称：原告的父母承租的是公租房，父母亲去世后，房子就变更了承租人，也就是第一被告万某1的妻子吴绍文。2000年后通过房改，第一被告与其妻子吴绍文就买下了争议房屋，以夫妻俩工龄购买，加起来工龄57年，然后再进行折算，就买断了这个房子，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吴杰卿与黄行芳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三人即吴某1、吴某2、吴绍文。被告万某1与吴绍文系夫妻关系，被告万某2系被告万某1与吴绍文之子。吴杰卿于1987年4月6日去世，黄行芳于1998年8月2日去世。吴绍文于2012年6月16日去世。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路x号x楼房屋（建筑面积28.25平方米）是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直管公有住房。该房屋原由吴杰卿、黄行芳承租使用。吴杰卿、黄行芳去世后，吴某1、吴某2、吴绍文对该房屋事宜进行商量。吴某1、吴某2于1998年10月2日立下字据，字据内容为：“关于老母遗留的房屋之事现已商量妥当，以后与我们无关，特立此据。”2000年6月30日，吴绍文（乙方）与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甲方）签订《协议书》，甲方将该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结构为砖木二等，房屋经评定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成本价为434元，经各项调节率计算及工龄等折扣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实际付款单价100元，实际付款总额为2,825元。同年7月3日，吴绍文支付了2,825元，武汉市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了武汉市直管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同年，吴绍文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吴绍文，个人产权比例为100%。吴绍文去世后，万某1、万某2于2018年12月1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万某2放弃继承，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路x号x楼房屋由万某1继承，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于同年12月25日对此出具了（2018）鄂琴台内证字第19283号公证书。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后，两原告就该房屋的拆迁分配问题与两被告进行了交涉，在双方亲友的协调下，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7年6月10日签订了《关于北城巷73号房屋拆迁分配方案》。分配方案约定：“该房屋目前按400,000元基数计算，分配方案如下：1、万某1、万某2分200,000元，占比50%；2、吴某2分100,000元，占比25%；3、吴某1分100,000元，占比25%。如拆迁款低于400,000元，按上述分配比例分配。如拆迁款高于400,000元，多余款项归万某1、万某2所有。经三方协商同意，拆迁款到账半月内由万某2汇款给吴某2、吴某1。三方签字认可，不得再以该事纠结不清。”原告吴某1、吴某2以及被告万某1、万某2均在该分配方案上签字，并有见证人宋某、吴某3、陈某、崔某、黄某签字。该分配方案原件在被告处，各方签字后，原告吴某2用手机将分配方案拍照，并于2018年9月3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申请对该照片记录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于同年10月10日对此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并出具了（2018）鄂琴台内证字第16187号公证书。被告万某1现已与拆迁人就涉案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另查明，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1998]34号文件《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出售旧公有住房促进已售公房上市的通知》中载明：1998年出售公有住房（包括腾空住房）按1995年的房改成本价出售，其中房屋结构为砖木二等结构的房改成本价为每平方米434元，负担价为每平方米211元，抵交价为每平方米223元。本文件发布前，已按房改政策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的，可按当年房改政策补足以标准价计算的实际付款与当年以房改成本价计算的应付房价款的差额后，即取得住房完全产权。原、被告因该房屋的拆迁分配问题协商未果，原告起诉来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北城路x号x楼房屋（建筑面积28.25平方米）系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直管公有住房，该房屋原由吴杰卿、黄行芳承租使用。吴杰卿、黄行芳去世后，吴绍文与汉阳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协议书》购买了该房屋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吴绍文名下，吴绍文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吴绍文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两原告主张涉案房屋是黄行芳的遗产，吴绍文是名义产权人，真实产权人是吴杰卿、黄行芳的继承人吴某2、吴某1、吴绍文。但两原告没有充分证据推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所记载的所有权人，因此对两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两原告与两被告就涉案房屋签订了拆迁分配方案，该拆迁分配方案有数名见证人见证，应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自治处分，双方当事人应受其约束。两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拆迁分配方案存在可变更情形，其要求变更该拆迁分配方案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某1、吴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原告吴某1、吴某2承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 猛人民陪审员  王文杰人民陪审员  付北达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卢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