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1行初315号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武，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兰雅利，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庆儒，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立程，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世义，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1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克民，该组组长。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宏宝。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克民。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志活，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政军，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宏康，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子标，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子彦，该组组长。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玉金。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政军。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兴武大道245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光，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耿陈，南宁市武鸣区调处办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国圣，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办公所在地武鸣县锣圩镇武隆公路12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黄雪芬，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韦婉妮，广西红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4村民小组、第7村民小组、第8村民小组、第9村民小组、第10村民小组、第11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板新村4组、7组、8组、9组、10组、11组），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5村民小组、第6村民小组、第7村民小组、第8村民小组、第10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庆村5组、6组、7组、8组、10组）与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南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织合议庭，于2018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板新村4组、7组、8组、9组、10组、11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克民、覃宏宝，原告龙庆村5组、6组、7组、8组、10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玉金、黄政军，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耿陈、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国圣，第三人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委托代理人韦婉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南武政行决字﹝2017﹞4号《锣圩镇板新村第4、7、8、9、10、11村民小组、龙庆村第5、6、7、8、10村民小组与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在“大才岭”“石碑”等一带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武鸣区政府查明：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即原南宁地区林科所、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规划成立，现查有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的设计规划图、说明书、批准书（图）等证据材料，规划成立时已经当时土地权属方罗贯乡（社）、岜龙乡（社）签字同意，并经当时的武鸣县人民委员会、隆安县人民委员会和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批准依法征为国有土地，武鸣木棉试验站规划成立时的土地权属来源清楚，手续完善。1987年3月南宁地区林科所与申请人代表现场踏山走界再次确认界线后，向当时的武鸣县人民政府申领了山界林权证，证号为（870001）号，地名：石碑，面积7553亩。该证的发证程序合法，确认的土地权属清楚，四至范围即为现申请人提出争议的林地范围。2016年12月，申请人以被申请人的土地来源不清，申领的山界林权证程序不合法为由，向武鸣区人民政府申请确权。 武鸣区政府认为，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即原南宁地区林科所、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规划成立，有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的设计规划图、说明书、批准书（图）等证据材料，规划成立时已经当时土地权属方罗贯乡（社）、岜龙乡（社）签字同意，并经当时的武鸣县人民委员会、隆安县人民委员会和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批准依法征为国有土地，土地权属来源清楚，手续完善。1987年3月原南宁地区林科所经与申请人代表现场踏山走界再次确认双方权属界线后，向武鸣县人民政府申领了林科所所属土地（即争议地）的山界林权证，再次确认了申请人提出确认申请的土地范围权属归南宁地区林科所（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六）（七）款的规定，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的设计规划说明书、批准书（图）、1987年双方签订的林业三定协议书和依法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等材料即为确定土地权属的有效依据，该项证据证明了申请人提出确权的土地经1956年征用后即属国营武鸣木棉试验站（南宁地区林科所、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有。现申请人向城区人民政府提出对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属地“石碑、大才岭”一带7553亩土地的确权申请，所提供的1952年和1953年其部分农户在争议土地中的土地分配证及土地清册，只能证明1956年该项土地征用前的权属状况，提供的1956年成立木棉试验站时武鸣县人民委员会对木棉试验站场间规划用地的处理意见书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属地“石碑、大才岭”等一带7553亩土地自1956年征用后权属仍归其所有，因此，所提出的确权申请不予支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调解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六）（七）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维持原南宁地区林科所持有的（870001）号山界林权证确定的权属，“石碑、大才岭”一带7553亩的林地权属属国有，其使用权归属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南府复议﹝2017﹞2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武鸣区政府的南武政行决字﹝2017﹞4号《锣圩镇板新村第4、7、8、9、10、11村民小组、龙庆村第5、6、7、8、10村民小组与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在“大才岭”“石碑”等一带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原告板新村4组、7组、8组、9组、10组、11组，原告龙庆村5组、6组、7组、8组、10组诉称，第一，被诉处理决定的“大才岭”“石碑”等一带7553亩林地属原告集体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已经把争议地分配给原告村民经营管理使用。有土地分配证、土地清册和参加土改的老干部证言佐证。合作化时期，原告村民把全部土地山林入社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争议地权属已属原告合作社集体所有。此有1956年广西武鸣木棉试验站规划图等证据予以佐证。四固定时期，上级派出工作组到原告村屯指导四固定工作，又把争议地按原各自经营管理的范围固定给村生产队集体的耕作区，此亦有四固定资料及当年参加四固定老干部证言佐证。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告部分村民在争议地内也取得了武鸣区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原告部分村民至今仍在争议的内经营使用土地，其中种植速生桉树的有300多亩，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有100多亩。第二，870001号山界林权证侵犯原告合法权益。2012年8月20日，原告向武鸣区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上述山界林权证。武鸣区政府作出武政裁字[2014]1号、2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申请，原告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2015年8月3日，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作出行政判决，撤销了武鸣区政府的上述裁决。该判决已经南宁市中院维持发生法律效力。武鸣区政府必须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受理原告提出的主张撤销870001号山界林权证的申请，武鸣区政府未予处理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第三，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武鸣区政府认定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武鸣木棉试验站是错误的。南宁市旱作场原场长蓝华善之书证可以佐证。武鸣区政府将涉案土地确定为国有土地错误。涉案土地原为集体土地，必须经国家征收程序才能转为国有土地，被诉处理决定未见有征用程序和双方达成的征用协议，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何振新1977年2月10日到南宁市旱作场借来的旧资料和旧图纸不能作为依据。第四，被告武鸣区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超越职权。武鸣区政府对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没有管辖权。武鸣区政府于1987年4月1日核发给该所的870001号山界林权证超越法定职权。涉案土地达7553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较大影响的土地权属争议案。第五，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仅简单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34条、第35条的规定，没有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没有组织和解、调解，南宁市人民政府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将涉案土地权属判归原告集体所有。 原告板新村4组、7组、8组、9组、10组、11组，原告龙庆村5组、6组、7组、8组、10组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南武政行决字[2017]4号处理决定，2.南府复议[2017]2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快递邮件送达单，4.武政行裁决字[2014]1号、2号行政裁定书，5.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复议[2014]1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6.（2014）西行初字第144号行政判决书，7.（2016）桂01行终179号行政裁定书，8.1952年土地分配证，9.1953年土地清册，10.唐毓川证明、黄景华证明、张日光证明，11.广西武鸣木棉试验站规划图，12.武鸣县人委关于对广西省武鸣木棉试验站场间用地规划有关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书，13.原告牧场用地书证，14.1962年四固定资料及证人证言，15.何振新借条，16.蓝华善书证，17.土地承包使用证，18.原告历史上要求解决涉案土地争议信访材料。 被告武鸣区人民政府辩称，2016年12月，原告向其提出涉案土地权属确权申请，经调查查明，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前称为武鸣木棉试验站、南宁地区林科所）成立于1956年8月，成立时所规划的场界用地已经当时所在的土地权属所有者签字同意，并经当时的武鸣县人委、隆安县人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州人委批准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场界界线清楚，手续完善，有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的设计规划说明书、批准书（图）等为证。该几项证据证明了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场界范围内的土地自1956年申请批准成立武鸣木棉试验站之日起即归为国有，并由原武鸣木棉试验站、南宁地区林科所、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经营管理至今。1987年3月原南宁地区林科所曾与上述原告的代表现场踏界再次确认双方林（土）地权属分界后，南宁地区林科所所属武鸣县辖区范围内的林地权属，由武鸣县人民政府核发给南宁地区林科所“大才岭”“石碑”等一带7553亩林地山界林权证（870001号），该证发证程序合法、界线范围清楚，与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的设计规划说明书、批准书等界线吻合一致。综合以上事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第（七）和第（八）款之规定，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的设计规划说明书、批准书（图）等是确定权属的有效证据材料，证明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场界范围内的土地来源清楚，手续完善。1987年原南宁地区林科所向当时的武鸣县人民政府申领“大才岭”“石碑”等一带7553亩山界林权证发证程序合法，也是证明该林权的有效证据。被告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武鸣区人民政府为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南武政行决字[2017]4号处理决定，2.山林确权申请书，3.1952年土地分配证、1953年土地清册、证人证言，4.旱作场借据及木棉试验站的设计规划资料，5.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答辩状，6.南宁地区处理林科所山林纠纷会议、协议资料，7.1987年林业三定协议书，8.南宁地区林科所领取的870001号山界林权证，9.木棉试验站规划设计资料、批准书（图），10.双方现场勘界图、笔录，11.调解意见笔录，12.武鸣区政府送达回执。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辩称，1956年原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已经当时的武鸣县人委、隆安县人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州人委批准，并制作了设计规划说明书、批准书、场间规划图等，建场手续合法，该试验站范围内的土地均为国有土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争议地位于该站场范围内，其权属应为国有土地。此后，因机构改革或单位名称变更等原因，现争议地继续由原南宁地区林科所、第三人进行管理使用，但其土地权属性质并未改变，仍为国有。1987年3月14日的《林业“三定”协议书》签订后，虽然原南宁地区林科所将其管理的部分土地出借给当时的板新村第4、7、10、11队和龙庆村5队长期耕种，但其土地所有权仍为国有。武鸣区政府根据上述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将现争议地所有权确定为国有，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告维持武鸣区政府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程序合法。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申请书，2.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3.南武政行决字[2017]4号处理决定，4.行政复印件受理通知书，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的，6.行政复议决定书，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事项确认书及送达回证。 第三人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述称，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前身为原武鸣木棉试验站、南宁地区林科所，成立于1956年8月，当年成立时所规划的场界用地已经所辖区域内的社、区、乡同意并签字盖章，并经当时的武鸣县人委、隆安县人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州人委批准依法征为国有土地，场界界线清楚，手续完善。1987年3月南宁地区林科所又与原告所在村屯及相邻生产队的代表现场踏山走界再次确认界线后，向当时的武鸣县人民政府申领了山界林权证，颁证程序合法有效，土地权属清楚。原告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第三人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供的证据6南宁地区处理林科所山林纠纷会议、协议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7“1987年林业三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证据8“870001号山界林权证”颁证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认为证据9“木棉试验站规划设计资料、批准书”来源不合法，不可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对被告武鸣区政府证据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原告提供的1952年土地分配册、1953年土地清册及土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和第三人对其关联性或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所有证据不足以作为权属依据主张。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因广西武鸣木棉试验站历史资料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法定证据类型，且其来源合法，可以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的1952年土地分配证、1953年土地清册不足以否定此后土地权属发生变化，1962年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同时期形成书面证据明显矛盾，不足以作为确定权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他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板新村4组、7组、8组、9组、10组、11组，原告龙庆村5组、6组、7组、8组、10组与第三人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争议的“大才岭”“石碑”等一带山林土地7553亩，四至范围与被诉4号处理决定附图一致。原告和第三人对涉案争议地四至范围无争议。涉案争议地现均位于南宁市××××研究所管区内。 原武鸣木棉试验站于1956年8月设立，该站所需场间用地已经当时的武鸣县人委、隆安县人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州人委批准，并制作了设计规划说明书、批准书、场间规划图等，上述材料反映现争议地位于该站设立的场间用地范围内。1973年南宁地区林业局申请成立南宁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原武鸣木棉试验站范围内土地收归南宁地区林业学院研究所管理。2004年，南宁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转归南宁市林业局管理，更名为南宁市林业科学管理所。1987年3月，原南宁地区林科所和武鸣县锣圩镇人民政府与林科所相邻的板新村、龙庆村两个村民委员会以及所辖的生产队的代表就1986年10月以来原南宁地区林科所在林业“三定”中划出部分荒山和借出部分土地的问题进行协商，共同签订了《林业“三定”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为了照顾群众生产和生活，林科所适当划出一些荒山让给大才村（案外第三人）群众集体所有，并把所内插花地（熟地）383亩借给板新村第4、7、10、11队和龙庆村第5队长期耕种，土地所有权属南宁地区林科所。该协议签订后，原武鸣县人民政府根据协议确定的山林土地权属范围，于同年给原南宁地区林科所核发870001号《山界林权证》，涉案争议地位于该山界林权证范围内。 南宁市旱作场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载明，南宁市旱作场成立于1956年5月，由广西木棉试验场（1956年）、南宁地区棉花试验站（1960年）、武鸣县旱地作物试验站（1968年）、南宁地区玉米研究所（1978年）、南宁地区旱地作物良种繁殖场（1981年）、南宁市旱作场（2005年）先后更名而来，现是南宁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全额拨款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涉案争议地权属已于1966年由原广西木棉试验场、南宁地区棉花试验站移交给凤凰山林场丁当分场接管，对涉案争议地权属归属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无异议。 2016年12月，原告板新村第4、7、8、9、10、11组和龙庆村第5、6、7、8、10组就本案权属争议向武鸣区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武鸣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后，原告于2017年11月29日对被诉处理决定不服，申请南宁市人民政府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30日对复议申请立案受理。2017年12月15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向原告、武鸣区政府及第三人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因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长期限至2018年2月27日。2018年2月27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告知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武鸣区人民政府因有关案件事实有待进一步与相关部门协调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现决定终止本案的审理。行政复议中止原因消除后，将依法恢复审理。2018年6月22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的南府复议[2017]2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板新村第4、7、8、9、10、11组和龙庆村第5、6、7、8、10组主张，板新村第4组又称爪虎屯，板新村第7、8、9、10、11组称古植屯，龙庆村第5、6、7、8、10组称大才屯，土地改革时期，爪虎屯和大才屯在武鸣县锣××区岜××共同土改。古植屯在隆安县丁当区××谭植村土改。1953年4月，古植屯由锣圩区罗贯乡三粟村管辖。四固定时期，古植屯、爪虎屯、大才屯合并为板新大队，1979年板新大队分为现在的板新村和龙庆村。 本院认为，原告认为武鸣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本院对其原告主体资格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的规定，武鸣区政府和南宁市政府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跨县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争议由各方共同上级人民政府处理，因涉案争议地位于被告武鸣区辖区内，被告武鸣区政府享有法定调处职权，原告仅以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为市属单位为由主张被告武鸣区政府对涉案土地权属争议无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土地权属的确定依据问题。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山林土地权属的确定，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划定权属为准，期间及此后有调整的，亦应遵循。本案中，现有证据资料反映涉案土地权属已于1956年武鸣木棉试验站成立时划归国有、在1975年及1987年产生争议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确认，相关时期形成的书面材料均明确规定涉案争议地所有权转为国有并由南宁地区林科所使用，被告武鸣区政府据此将涉案争议地所有权确定为国家所有并由第三人使用并无不妥，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原告主张涉案土地在土改、合作化乃至于四固定时期权属归其所有，此理据不足以否定涉案土地在1956年通过相应程序被征为国有并在此后的争议处理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原告主张涉案土地的历史权属不足以否定此后权属发生转移的客观状况。至于原告主张涉案土地没有任何征收补偿的证据材料问题，参照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十六条规定，一九六二年九月《六十条》公布以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的华侨农村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含合作化之前的个人土地），迄今没有退给农民集体的，属于国家所有。《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面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2.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因不同时期的政策差异，不同时期的土地权属转移所需要办理手续不尽相同，涉案争议地最早于1956年即已被武鸣木棉试验站使用，且经当时的县人委批准，原告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主张土地权属仍归集体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仍有部分村民在涉案争议地经营，此系涉案土地所有权已被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后的行为，不能作为土地确权依据。原告主张武鸣木棉试验站并非第三人的前身的问题，二者是否存在身份上的延续关系，均不影响涉案土地已于1956年转为国有。原告主张被诉复议决定超期，现有材料反映南宁市人民政府因案件审理需要已作出中止处理，南宁市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案件中止事项书面告知原告确有不当，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和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超期履行法定职责应属行政不作为诉讼案件的审查事项，原告未对此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本院不予审查。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4村民小组、第7村民小组、第8村民小组、第9村民小组、第10村民小组、第11村民小组，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5村民小组、第6村民小组、第7村民小组、第8村民小组、第10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板新村第4村民小组、第7村民小组、第8村民小组、第9村民小组、第10村民小组、第11村民小组，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龙庆村第5村民小组、第6村民小组、第7村民小组、第8村民小组、第10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或提出缓交申请不被批准仍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戴声长 审 判 员 陆文勇 审 判 员 傅朝霞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宋其铅 书 记 员 彭 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