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6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翠英，女，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梅娟，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荣初，男，198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上诉人梁翠英因与被上诉人樊荣初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9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翠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樊荣初向梁翠英支付支票金额94.5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3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樊荣初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梁翠英提交的票面金额为94.5万元的支票，实际为梁翠英垫付的工程投标保证金。梁翠英于2017年4月14日向樊荣初转账20万元、于2017年4月17日向樊荣初转账10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向樊荣初转账50万元、于2017年7月3日向樊荣初转账15万元、于2017年7月7日向樊荣初转账5万元，共计100万元。樊荣初于2017年6月30日向梁翠英出具借条，确认其借到梁翠英100万元，樊荣初向梁翠英出具借条时，并没有写明“借期七个月，2018.3.23到期，700000×5%×7个月×700000=945000（开支票）”，该部分内容是樊荣初事后伪造的，根据该内容也无法得出结果为945000元。之后梁翠英多次向樊荣初催讨欠款100万元，樊荣初于2018年3月28日向梁翠英开具了一张票面金额为94.5万元的支票，便收回向梁翠英开具的借条。梁翠英交回借条时，也没有该两行内容。第二，樊荣初向梁翠英出具支票，在支票存根处签名时，并没有写明“本金70万元、利息245000元、借用”，该内容是樊荣事后初伪造补写。按照樊荣初的说法，月利率为5%，这是很离谱的，双方从未有过这样的约定，作为一个正常的生意人也不可能借这么高利息的款项来周转。第三，本案为票据纠纷，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樊荣初应当按照票面金额向梁翠英支付。换个角度说，本案中，梁翠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如实向樊荣初转了100万元，樊荣初未归还过一分钱。一审法院无视案件事实，错误地对本案中100万元包括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17日所转的款项不予采信，其行为完全与诉讼公正的原则及相关证据原则相违背，损害了梁翠英的合法权益。樊荣初辩称：第一，梁翠英提出上诉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定上诉的期限，已经丧失了上诉权，故应该对其上诉予以驳回。樊荣初请求二审法院调查核实清楚梁翠英提交上诉状是否已经超过了上诉期限的事实情况，依法作出合法的处理。第二，退一步来讲，梁翠英的上诉也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予驳回。一审对于双方间的借款事实已经调查得十分清楚，认定事实的证据也十分充分。票据是不能脱离基础关系而绝对独立的。本案中，票据只是樊荣初表示将来还款的一种方式，票据的数额也只是当时樊荣初同意还款的数额。但是，该数额是违法的，当然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本案的性质应该是民间借贷纠纷，而非票据纠纷。一审认定的借款事实是正确的，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梁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樊荣初向梁翠英支付支票金额94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本案诉讼费用由樊荣初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4月14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20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樊荣初向梁翠英借到20万元”。2017年4月17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10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樊荣初向梁翠英借到10万元款”。2017年6月30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80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借给樊荣初80万元做保障工程投标”。梁翠英与樊荣初均确认其中30万元是案外人董某给樊荣初的款项，委托梁翠英支付。2017年7月1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5万元。2017年7月3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5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借给樊荣初做保障房工程投标”。2017年7月3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15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借给樊荣初做保障房工程投标”。2017年7月7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5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借给樊荣初10万元（其中：7月3日50000元，7月7月50000元）。2017年6月30日，樊荣初向梁翠英出具借条，称因保障房工程投标预付款急用，借到梁翠英以银行转账借出的100万元。借期20日，2017年7月20日到期时本金和利息一次还清。但没有约定逾期利率。2017年8月24日，梁翠英的丈夫陈某在该借条下方“其中董老板出资叁拾万元正（叁拾万已清）”签名确认。该借条下方还写有“借期七个月，2018.3.23到期，700000×5%×7个月+700000=945000（开支票）”内容。梁翠英承认曾持有该借条但否认借条下方“借期七个月，2018.3.23到期，700000×5%×7个月+700000=945000（开支票）”的内容为梁翠英方所书，并称拿到支票后就把借条退给樊荣初了。涉案支票由樊荣初签发并交付梁翠英，该支票为中国建设银行支票，票面记载票号为10504430/38481207、出票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票面金额为945000元。2018年3月30日，梁翠英持上述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被银行以“账户已挂失”为由退票。樊荣初称其因账户印鉴和空白支票在车内被盗而报警并向银行挂失，并已通知梁翠英。该支票存根上收款人处有梁翠英丈夫即本案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某签名，并记载用途为“本金700000、利息245000，借用”，但梁翠英否认该部分内容为梁翠英方所书。2018年6月29日，梁翠英以另一张金额为725000元的支票也不能兑现为由另案起诉了樊荣初，案号为（2018）粤0605民初第11298号。关于借条的金额问题，梁翠英陈述：当时樊荣初表示工程未落实，后期还需要梁翠英投入一些钱，故在80万元的基础上加20万，一次性出一张临时借条给梁翠英，待工程落实后再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梁翠英认为对梁翠英有保障，就同意接收樊荣初所写的该100万临时借条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纠纷，争议的焦点是票据基础关系，是借款还是垫付工程投标保证金。根据上述一审法院确认的转账凭证附言以及借条记载的内容来看，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应为借款。梁翠英称系垫付工程投标保证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涉案支票票据要素齐备，樊荣初虽已向银行申请挂失，但无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由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故仍然是有效支票，产生票据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梁翠英认为涉案借条折款项其中包括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17日，但梁翠英又在谈话笔录中陈述称，该100万是指2017年6月30日转账80万元及之后陆续所转的款项，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对梁翠英此关于100万元包括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17日不予采信。梁翠英于本案中所举出的证据显示对价为其于2017年6月30日及此后向樊荣初支付的款项中的70万元。因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法院应予支持，故按月利率2%计算，樊荣初应付本息为79.8万元（70万元×2%/月×7个月+70万元），超出月利率2%计算的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涉案票据金额虽记载为945000元，但超出79.8万元的部分，应认定为非“相对应的代价”而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樊荣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翠英支付支票款79.8万元及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梁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62.8元，由梁翠英负担1114.22元，樊荣初负担6048.58元。本院二审期间，梁翠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户名为梁翠英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共6份，拟证明梁翠英总共向樊荣初转款230万元，其中40万元是代董某支付的。梁翠英为樊荣初实际垫付的工程投标款是190万元，从而证明涉诉支票的金额为债权贷款本金，不包含利息。樊荣初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向董某核实借款情况。本案中，樊荣初只收到梁翠英转账的70万的本金，在另案中，樊荣初只收到50万的本金。实际上董某的借款不止40万元。樊荣初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樊荣初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樊荣初已经转给董某6万元。梁翠英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明细只能证明樊荣初与案外人董某之间的关系，梁翠英不知情，与梁翠英无关，梁翠英也从来没有委托过董某可以代收利息。经审查，梁翠英、樊荣初对对方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梁翠英、樊荣初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樊荣初提交的证据未能反映其履行本案债务的情况，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而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的款项除了本案款项之外，还包括董某委托其支付的款项，以及（2019）粤06民终3550号案所涉款项。对于梁翠英在本案中所交付的本金数额，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梁翠英以其持有诉争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被拒付为由，诉请樊荣初支付票面金额及利息。樊荣初辩称，诉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定上限。依双方当事人所作诉讼陈述可知，诉争支票由樊荣初向梁翠英开具，双方为直接前后手。梁翠英主张诉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合作关系，但并未举示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相反，樊荣初于一审提交的借条则载有梁翠英出借款项的相应内容，依梁翠英二审举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知，其向樊荣初转账支付的部分款项注明借款用途。由此，结合前述借条及银行卡交易明细等，一审法院认定诉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另关于借款本息的认定问题。涉案支票存根载明借款本金为70万元，与借条底部等式反映的金额一致。梁翠英虽主张上述内容系樊荣初伪造，但未举证反驳，本院对此不予认可；樊荣初向本院申请的笔迹鉴定申请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接纳。至于利息的认定。借条主文中明确约定樊荣初于借款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可见，双方有约定借款期间计收利息。对于借款期内利息的计算标准，依支票存根中关于“本金700000、利息245000”的记载内容，以及诉争支票的票面金额与支票存根中的本息之和相吻合，支票的出票日期与借条约定的到期日相近等案件实情，结合借条主文所作约定、借条下方所列计算公式可知，双方约定的借款期内利息为245000元，该利息额系以70万元本金为基数，依月利率5%，按借款期限7个月计得。由此可予认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期内利率为月利率5%。至于逾期利率，涉案借条关于逾期利率虽然空白未填写，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梁翠英可主张樊荣初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分别就借款利率、逾期利率的上限作出规定，即利率上限均为年利率24%。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超过前述利率上限，故对于超过24%的正常利息及逾期利息部分，应不予支持。由此，樊荣初本案须向梁翠英支付的利息按如下方式计算：正常利息以70万元为本金，依月利率2%，按7个月计算为9.8万元，逾期利息以70万元为本金，依月利率2%，自借款到期次日2018年3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樊荣初应负担的本息额以梁翠英主张的支票金额945000元及计息（以94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总额为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部分欠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989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989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樊荣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梁翠英支付79.8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8年3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且前述款项之和不超过945000元与以945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金额之和；三、驳回上诉人梁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6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均由被上诉人樊荣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