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云2503行初14号 原告李何明，男，1979年10月7日生，彝族，农民，住蒙自市。 被告蒙自市公安局。所在地址：蒙自市天马路西延线。 法定代表人刘云辉，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谈任雷，蒙自市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米佳，系蒙自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李何明不服被告蒙自市公安局作出的蒙公（治）行罚决字〔2018〕第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后，于2019年2月25日向被告蒙自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何明，被告公安局出庭负责人谈任雷、委托代理人米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2018年8月19日到北京上访，8月23日被工作人员接回蒙自，被告对原告及与原告一起到北京上访的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后，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蒙公（治）行罚决字〔2018〕第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原告李何明诉称，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未分配的中专统招统分生。多年来，原告一直未放弃应得到分配的权益，特别是2017年以来，原告以信访的方式向当地市、州、省各级部门反映过自身权益被侵犯、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公正对待的问题。可是市、州、省各级政府都未正视原告的问题，总是推诿、扯皮、拖延，未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对原告进行回复。在此情况下，才致使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与蒙自当地和原告一样情况的同学一同于2018年8月19日到达北京，分别于8月20日至21日傍晚进入北京市××庄接济服务中心，以期望能够和地方政府直接平等地沟通交流，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后于2018年8月21日深夜，由泸西县政府人员从北京市××庄接济服务中心接回蒙自。8月23日傍晚由被告押进审讯室，连夜审讯并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执行日期为2018年8月24日到2018年8月29日。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处罚存在事实不符、证据不可信、适用法律错误，属于被告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是对原告‘上访人’这一特殊身份的打压及打击报复。 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述：现查明李何明为实现诉求，邀约李华荣等人前往北京进行信访，其于2018年8月19日到达北京，次日李何明与郑伟等人为扩大影响实现诉求，相互邀约至国家大剧院聚集时被北京警方查获，后移交蒙自公安机关处理。这与事实不符。 1、原告虽与李华荣、郑伟等为同校同一专业的同学，但在2017年以前都互不认识，在原告参与维权后，和李华荣、郑伟接触也很少，也就见过一两次面。特别是李华荣，在北京回来后，原告尚分不清楚李华荣的名字，有时还会称呼其为李荣华。被告说原告邀约李华荣、郑伟等人，纯属无中生有。 2、2018年8月20日，原告的目的地是北京市××庄接济服务中心，国家大剧院只是经过。原告被北京警方送往北京市××庄接济服务中心，是原告主动找到北京警方，并请求其这样做。这与被告所述，期间原告被北京警察查获并送往北京市××庄接济服务中心是不符的，是被告想当然杜撰出来的。 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述“以上事实有违法人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原告认为，被告在获取原告等人的陈述、申辩等行为过程中存在不当，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决定的依据。理由如下： 1、原告等受国家及党多年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突然面对被告这样专门惩戒犯罪分子的权力机关，原告慌张了，并且在被告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难免所述与事实不符。 2、原告等人是在深夜从北京突然带回，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之后就被被告带进审讯室，在原告等人早已身心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陈述与申辩，难免会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处罚的依据。 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给予李何明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原告认为，被告引用该条法律对原告进行处罚错误。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原告认为，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到北京上访，并未违反上述条款。上访是为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是国家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力，是被法律允许和保护的。 2、在上访过程中，被告一直以来都以一个老中专生应有的遵纪、爱国、文明、守法的素质要求自己。不论在去北京的路上，还是在北京生活和上访的三天里，原告等都严格要求自己，不给首都和首都人民添一分的麻烦，无论是饮食起居，还是去北京市××庄接济服务中心的途中，原告等都是三人一组，和当地游客别无二致，何来的扰乱社会秩序？更没有扰乱任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没有让一个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不能正常运转和工作。 四、上访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之所以上访是为了找到能解决自身问题的合法方式。原告在上访过程中没有过激行为，没有损害公私财产的行为发生，不属于扰乱社会秩序。被告认为原告扰乱社会治安的证据只有证人的证词，被告没有核实证词的真实性就认定原告扰乱社会秩序。被告没有北京警方移交的移送函，因此没有治安管理的处罚权。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作出的处罚引用法律错误。非正常上访不等于非法上访，被告不能提交原告在北京有非法行为的证据。从北京回来后，有五人被处以行政拘留，但有一人当场提起行政复议，就被免于行政拘留处罚。 综上，蒙公（治）行罚决字[2018]第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错误，引用法律过当，是激化社会矛盾的行为。请判令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蒙公（治）行罚决定【2018】第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李何明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欲证明：原告的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 2、行政处罚决定书。 3、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 4、解除拘留证明书。 欲证明：蒙自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并按处罚决定履行处罚程序。 5、毕业证书。 6、毕业生就业登记证。 欲证明：原告到北京上访的诉求合理合法。 7、照片8张。 欲证明：原告等人在国家大剧院时没有对国家大剧院的秩序造成任何损坏，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 8、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9、登记回执两份，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 欲证明：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的真实性及原告在北京西城派出所管辖范围内没发生任何违法行为。 被告公安局辩称。 一、案件基本情况，作出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 2018年8月李何明通过微信群与王劲松、李华荣、李成红等人相约到北京上访，8月17日上午12时许，李何明、王劲松、李华荣、郑伟、周绍兴等人从蒙自乘客车至重庆，后李何明与李华荣、李成红、李莉芬乘火车至北京。2018年8月20日下午、8月21日下午，李何明等人两次到国家大剧院聚集，被北京警方查获，8月23日蒙自进京上访人员共19人被蒙自工作组带回。经调查取证，李何明等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2018年8月2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李何明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 二、对起诉事项的答辩。 （一）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是否属实。 2018年8月17日，李何明等人因个人待遇问题没有得到满足，在微信群里相约进京上访，两次到北京国家大剧院聚集被北京警方查获。接到情况通报后，蒙自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工作组赴京开展劝访工作。8月20日，全州近百名上访人员聚集北京，其中蒙自19人。至晚上21时许，工作组接到通知，上访人员已被北京警方查获后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工作组立即到久敬庄接济中心做工作，但效果不理想。21日下午，工作组又接到通知，上访人员再次被查获送久敬庄，工作组第二次开展劝访工作也没有取得效果，最终决定于8月22日凌晨，全州所有上访人员和工作人员乘客车返回蒙自。8月23日到达蒙自后，蒙自市公安局对李何明等19名上访人员立即开展调查取证。以上事实有李何明、王劲松、李华荣、李成红等19人询问笔录、劝访组工作人员劝访经过及民警查获经过等证据均可证实，公安机关通过对能收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查后，最终认定李何明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并不存在公安机关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杜撰违法事实、认定事实不符、证据不可信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是否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形。 从获悉李何明等多人进京上访后，蒙自市委、市政府安排相关部门组成工作组赶赴北京对上访人员进行劝访，但李何明等人采取乘客车、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分批次进京，且不开机、不接电话的方式，让工作组无从开展工作。直至与李何明有相同诉求的群体在国家大剧院大批聚集被北京警方查获后，工作组才第一次与李何明等人接触。回到蒙自后，蒙自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为慎重起见，在对李何明等人作出处罚决定前，并非仅做一份询问笔录，而且进京上访的19人全部进行询问后，才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做出一人行政拘留十三日、三人行政拘留五日（含李何明在内）、五人罚款贰佰元、十人警告的处罚决定。 李何明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前后基本一致，多人进京在国家大剧院聚集被北京警方查获的主要事实相互间可以印证。作为受过中专文化程度教育的公民，李何明具备良好的读写能力，每次询问结束后，民警都让李何明自己仔细阅看笔录内容，核对无误后，李何明本人在笔录上亲笔书写“以上笔录我看过，情况和我说的相符”进行了确认。处罚前也按程序进行了告知，何来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之说？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所指的公共场所是指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及其他供不特定多数人随时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公共场所具有人员聚集量大、流动量大的特征，如果这种秩序受到破坏，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影响其他人的正常活动和公共场所正常秩序。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取证，最终认定李何明等人为实现诉求，多人进京越级上访，在国家大剧院这一公共场所聚集，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对其依法进行处罚并无不当。 综上，蒙自市公安局对李何明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请依法驳回李何明诉讼请求，维持公安机关原处罚决定。 被告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信用代码证。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欲证明：行政单位主体资格、法定代表人身份情况。 3、李何明正侧面照。 欲证明：被处罚人身份。 4、行政处罚决定书。 欲证明：作出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5、行政处罚审批表。 欲证明：处罚前履行审批程序。 6、处罚告知笔录。 欲证明：依法进行处罚前告知。 7、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8、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送达。 欲证明：作出拘留决定后的执行情况及通知家属的情况。 9、受案登记表。 欲证明：依法受理开展调查取证。 10、查获经过、劝访经过。 欲证明：民警及工作组劝访工作情况。 11、传唤证及传唤审批表。 欲证明：依法对李何明进行传唤。 12、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 欲证明：依法延长询问查证时间。 13、李何明询问笔录。 欲证明：李何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 14、王劲松、郑伟、周绍兴、熊国民、仁文姬、杨跃兴、李亚玲、李华荣、李成红、李一凤询问笔录。 15、李凤珍、陈建保、张林仙、罗春梅、李琼妹、李莉芬、李艳、刘芳、郝江菊询问笔录。 欲证明：一起进京上访人员对事情经过的陈述。 16、权利义务告知书。 欲证明：以上人员在做询问笔录之前权利义务告知情况。 17、张林仙、李琼妹、李亚玲、熊国民、李莉芬、罗春梅、李艳、李凤珍、李一凤辨认笔录。 欲证明：该人员参与了此次进京上访，与笔录材料相互印证。 18、李何明人身安全检查笔录。 欲证明：进入办案区后进行人身检查。 19、李何明户籍信息及前科证明。 欲证明：李何明身份信息及前科情况。 20、《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2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 欲证明：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0中的查获经过有异议，认为当时接回蒙自是地方政府接回，不是被告接回，也不是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当时北京的工作人员是和原告说，跟地方政府回去处理相应的问题，不是要进行处罚。对民警劝访经过有异议，认为他们不是到北京解决原告的问题。对所有询问笔录中关于原告的内容有异议，认为李成红陈述原告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是事实；王劲松陈述是原告让他联系去重庆的车及联系十多人的车位不是事实，原告与王劲松在2017年之前不认识，而且未主动联系过他。对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有异议，认为引用法律不当，原告不存在法条里规定的行为，否则在北京时就会对原告进行处罚。其余证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无异议。证据5、6认为与对原告的处罚无关。证据7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是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原告进行处罚，并不是单纯的指在某一个地方，该证据反而能证明有多人到国家大剧院聚集扰乱社会秩序。证据8、9不足以证明原告在北京有没有违法行为，不具证明力；且没有申请信息公开的申请书；原告等人到北京上访管辖范围是蒙自市公安局，因此在北京查不到相关信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蒙公（治）行罚决字〔2018〕第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合法性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评判。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9、11至13、16至19原告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10、14、15、20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5、6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8、9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能证实原告的观点，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因认为其作为中专统招统分生未分配工作多年未得到解决，于2018年8月19日与同学一起到北京进行上访，2018年8月23日被相关工作人员接回蒙自。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对张林仙、李琼妹、李亚玲、李一凤等与原告一起进京上访的人员制作询问笔录、辨认笔录，认为李何明为实现其诉求，邀约李华荣等人前往北京进行信访，在国家大剧院门口聚集，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履行告知等程序后，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蒙公（治）行罚决字〔2018〕第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李何明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被告于同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并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信访条例》第四条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原告等人到北京上访，被告作为原告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对原告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原告认为其到北京上访的案件应由北京公安机关处理、被告没有处罚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本案中，原告等人越级到北京上访，在国家大剧院门口聚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依法有据。 综上，被告作出的蒙公（治）行罚决字〔2018〕第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何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何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敏 人民陪审员 李 芳 人民陪审员 李继承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