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佛南法罗民二初字第364号原告：邵斯挺，男，197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连州镇燕喜北街22号，现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琦芳，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成，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律师。被告：潘绮霞，女，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华，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艳，广东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印本，男，194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坚浩，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斯挺与被告潘绮霞、潘印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潘绮霞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佛南法罗民二初字第36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潘绮霞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潘绮霞不服上述裁定，提起上诉；2016年5月18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民辖终5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琦芳，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孔繁钊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的处理需要以（2016）粤0605民撤2号案认定事实为依据，故于2018年8月5日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2019年6月12日，上述中止事由消除，本案恢复审理。2019年6月13日、6月24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三次审理。第二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琦芳，被告潘绮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华、孙国艳，被告潘印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坚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琦芳，被告潘绮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华、孙国艳，被告潘印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坚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斯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于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判决潘印本返还上述的股权给潘绮霞及邵斯挺（各持25%）；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诉讼中，邵斯挺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于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判决潘印本将持有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之发公司）50%的股权返还给潘绮霞；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邵斯挺与潘绮霞于1994年6月13日登记结婚，婚后两被告共同经营生意。2008年11月26日，潘绮霞用夫妻共同财产与其父亲潘印本设立康之发公司，其中潘绮霞占60%的股权，潘印本占40%股权。2014年4月21日，潘绮霞在隐瞒邵斯挺的情况下与潘印本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康之发公司的30%股权以15万的价格转让给潘印本。2014年12月30日，潘绮霞再次隐瞒邵斯挺与潘印本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康之发公司的20%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印本。以上股权转让行为均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邵斯挺认为，康之发公司设立在夫妻存续期间，且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因此潘绮霞拥有的康之发公司的60%股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该公司自设立以来经营状况良好，获利丰厚，所累积的资产已远远超过工商登记注册资金数额，但潘绮霞未经邵斯挺同意擅自以注册资金数额为计算基数确定股权转让价格，转让价格远远低于康之发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其转让行为明显属于恶意转让夫妻共同财产，且潘印本作为康之发公司的股东及实际经营者，理应清楚康之发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仍然与潘绮霞恶意串通，配合潘绮霞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两被告的转让行为侵害了邵斯挺的合法权益。诉讼中，邵斯挺变更事实与理由为：两被告声称因登记于潘绮霞名下持有康之发公司的股权属代潘印本持有，故双方于2014年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分两次将潘绮霞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潘印本是基于代持关系而进行转让的，且承认因代持而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对于代持事实的认定，在邵斯挺诉潘绮霞、潘印本、许惠贤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的一审判决书中已否定了代持事实，虽然二审结果未作出，但对于本案而言，两被告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代持的存在。邵斯挺认为若代持事实不存在，则不存在转让的基础，该转让行为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发生，故该转让合同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行为无效，故转让行为无效。另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转让人与受让人是父女关系，两人恶意串通虚构代持事实将原属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无偿转移出去，损害了邵斯挺作为潘绮霞的配偶的合法权益，故该两份转让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潘绮霞辩称：第一、潘绮霞所持有的康之发公司的股权是属于代父母潘印本、许惠贤持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1.康之发公司的前身是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以下简称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而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是由潘印本、许惠贤共同经营，潘绮霞在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及康之发公司均没有出资，也不享有股权。2.康之发公司在筹办初期为了理清股份代持的真实情况，避免代持问题带来家族内部矛盾，潘绮霞向潘印本、许惠贤出具了保证书，写明是代父母持股，而该保证书经过邵斯挺申请，经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证实出具时间为2008年8月-2009年2月期间，印证了代持股一事是真实的，证明了潘绮霞是代为持有康之发公司股权，并非实际股东。邵斯挺仅凭主观揣测，认为潘绮霞与潘印本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属于没有逻辑的推理。3.潘绮霞对父母潘印本、许惠贤所经营的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及康之发公司没有实际出资，邵斯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有出资，因此康之发公司的股份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潘绮霞将所代持的股权转回给父亲潘印本并不损害邵斯挺的利益。第二、潘绮霞将所代持的康之发公司股权转回给父亲潘印本也不违反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股权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各项具体的权能应由股东行使，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也明确规定转让主体为股东本人，而非他的家庭，配偶一方与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因未经另一方同意而无效。综上，潘绮霞将所代持的康之发公司股权转回给父亲潘印本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损害邵斯挺的利益，请求驳回邵斯挺的诉请。潘印本辩称：第一、潘印本与潘绮霞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无效的情形，也是潘绮霞对潘印本履行2008年11月9日所出具保证书的义务。第二、保证书经过鉴定，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一致，是真实有效的，是潘印本在成立康之发公司前确立自己对股权掌控的行为。第三、潘绮霞对康之发公司并无实际出资，其所持有60%股权是代潘印本夫妇持有的，并非潘绮霞个人财产，更不是潘绮霞、邵斯挺夫妻的共同财产，因此不存在损害邵斯挺合法权益的情况。综上，潘印本与潘绮霞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并不违反合同法、公司法的规定，请求驳回邵斯挺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异议部分，本院分析如下：1.邵斯挺提供的康之发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核准申请书、验资报告书、章程，邵斯挺提供的婚姻登记证明、（2015）佛南法沥民一初字第709号案件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2016）粤0605民初6547号受理通知书、股权转让合同、康之发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两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在下面作进一步分析认定。2.邵斯挺提供房产查询证明、承诺楼宇买卖合约、公证书，两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部分材料仅能证明邵斯挺与潘绮霞拥有相关财产，不能证明邵斯挺主张之事实，故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3.邵斯挺提供的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以下简称康发海棉家具厂）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佛山市南海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以下简称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潘印本提供的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名称预先登记核准通知书、南海市私营企业开业申请登记、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申报表、自行办理名称登记证明、申请书、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康发海棉家具厂转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须知，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在下面作进一步分析认定。4.邵斯挺提供的（2016）粤0605民撤2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该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但经庭审询问，双方当事人对该判决查明的事实（除2004年2月26日，康发海棉家具厂因申请搬迁至官窑镇群岗村委会，并转名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向环保部门提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并获批外）无异议，故对该判决中查明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两被告不予确认的“2004年2月26日，康发海棉家具厂因申请搬迁至官窑镇群岗村委会，并转名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向环保部门提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并获批”该部分的事实，虽然两被告对此有异议，但其在本案诉讼中并未能举证推翻，故对该部分事实，本院亦予确认。5.邵斯挺提供的有偿使用土地协议书、南海市官窑律师事务所见证书、有偿使用土地协议补充协议，两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在下面作进一步分析认定。6.潘印本提供的厂房租赁协议，来源合法、真实，邵斯挺虽有异议，但未能举证推翻，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方面，因该协议仅能证明潘印本与刘玉良于2017年2月27日就厂房租赁事宜签订协议，无法证明潘印本主张的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仍存在之事实，故对该协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7.潘印本提供的保证书、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16号文书鉴定意见书，来源合法、真实，邵斯挺虽有异议但未能举证推翻，故对上述材料本院均予确认并在卷佐证。8.潘印本提供的南海市盐步镇横江管理区农村《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无原件核对，邵斯挺亦不予确认，故对该份材料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1994年3月12日，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潘绮霞，住所：横江横沙路段，经营范围：海棉制品、家具等。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的厂房用地是潘印本于1993年6月15日向原横江管理区经济联合社出资承租。1997年5月1日，潘绮霞与许惠贤签订《转让协议》，约定：“本人潘绮霞因另有工作，决定于九七年五月一日将原经营的康发海棉家具厂交回母亲许惠贤经营，所有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由许惠贤负责承担”。1997年5月20日，许惠贤向工商部门提交申请，申请内容为“本人许惠贤女儿潘绮霞另有工作，现转由本人经营，故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望有关部门批准”。1997年5月29日，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注销登记。2001年3月12日，许惠贤向盐步工商分局提交《申请书》，申请已注销登记的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继续经营，并规范为独资企业，规范后企业名称、地址、范围不变。2001年7月27日，经工商局核准，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转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许惠贤，经营范围是加工产销海棉制品、家具，住所是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横江横沙路。2004年4月1日，南海市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更名为佛山市南海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后于2012年12月27日被工商部门以“因当事人个人独资企业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行为的原因”吊销营业执照。2004年2月26日，南海市盐步康发海绵家具厂申请搬迁至官窑镇群岗村委会，转名为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并向环保部门提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并获批。2004年7月29日，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许惠贤，经营范围：加工产销海棉制品、家具制品，住所是南海区官窑镇群岗村委会即桂和路官窑与和顺交界处，于2012年4月5日因投资人决定解散注销。2008年11月26日，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工商登记股东是潘绮霞和潘印本，其中潘绮霞出资30万元占股60%，潘印本出资20万元占股40%，法定代表人是潘绮霞；经营范围：制造销售海棉、海棉制品、海棉包装材料；登记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群岗村耀岭小组“高顶尾”。潘绮霞与潘印本分别于2014年4月21日和12月30日两次签订《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潘绮霞将康之发公司合共50%的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潘印本，双方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潘绮霞在工商登记中对康之发公司占股10%，潘印本占股90%。2000年9月5日，潘印本、潘绮霞（乙方）与原南海市官窑镇群岗经济联合社（甲方）签订《有偿使用土地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官窑群岗管理区耀岭大园村经济社（土名）“高顶尾”地段用红线范围内的其中一块面积30.07亩以有偿方式给乙方使用，并约定：土地用途做兴建珍珠棉厂用；使用期限五十年等。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的厂房在该地块上兴建，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厂房及住所与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一致。2015年11月5日，许惠贤以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由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改制成立，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的厂房、设备、人员均全部转到康之发公司为由，向环保部门办理建设项目转名、转法人备案。诉讼中，潘印本确认潘绮霞自毕业后一直在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及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另查明一，1994年6月13日，邵斯挺与潘绮霞在南海平洲登记结婚。2015年8月28日，潘绮霞向本院起诉请求与邵斯挺离婚，2016年4月1日撤回起诉。2016年4月19日，邵斯挺向本院起诉请求与潘绮霞离婚，至本案辩论终结时该案尚未审理终结。潘印本、许惠贤是潘绮霞的父母。潘印本、许惠贤育有一女潘绮霞及一子潘豪杰。另查明二，2008年11月9日，潘绮霞出具《保证书》，内容为：“本人潘绮霞现受父亲潘印本、母亲许惠贤委托代持康之发海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份，并参与经营管理，将来如果父母要求将公司股份交还父母或父母要求将股份交给弟弟，本人保证及时交还股份，办理过户手续。保证人：潘绮霞2008年11月9日”。2016年1月3日，潘印本、许惠贤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605民初229号，请求判令确认潘绮霞持有的康之发公司的10%股权属二人所有，潘绮霞立即协助二人办理康之发公司的10%股权过户至潘印本名下。2016年3月24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确认登记在潘绮霞名下的康之发公司的10%的股权属于潘印本、许惠贤，潘绮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上述登记在其名下的康之发公司的10%股权变更登记至潘印本名下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邵斯挺不服本院（2016）粤0605民初229号生效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6年8月5日受理，案号（2016）粤0605民撤2号。（2016）粤0605民撤2号案中邵斯挺认为该《保证书》是倒签日期而作出的，申请对《保证书》进行形成时间鉴定，经本院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机构于2017年6月11日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16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时间为“2008年11月9日”的《保证书》中字迹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期间，与其标注日期的时段相符合。2018年12月27日，本院作出（2016）粤0605民撤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本院（2016）粤0605民初229号民事判决。邵斯挺、潘印本、许惠贤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至本案辩论终结时（2016）粤0605民初229号的二审尚未审理终结。另查明三，诉讼中潘印本述称：1.潘绮霞毕业后跟随其学管理学做生意，一直在厂工作。2.儿子潘豪杰出生于1973年，曾在云南昆明开过酒吧，经常喝酒，不是很听话。3.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是妻子许惠贤开办的企业，该厂经营期间潘绮霞协助管理，该厂经营期间使用了潘绮霞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经营活动。4.康之发公司成立前，其与妻子商量，考虑到潘绮霞一直在厂工作，对厂的业务较为熟悉，故决定由潘绮霞代持部分股权，潘绮霞出具保证书确认代持股权事实，股权比例仅是随意定之；康之发公司成立后，潘绮霞一直在夫妻二人的指导下对康之发公司进行经营管理。5.201年，因潘绮霞与其夫妻二人发生摩擦，故其夫妻经商量决定将由潘绮霞代持的股权转回至其名下。因考虑到父母子女的关系，故先后分两次将登记在潘绮霞名下的康之发公司的50%股权转回其名下。第二次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考虑到潘绮霞为厂服务多年，故其夫妻二人商议保留10%的股权给潘绮霞，后经夫妻二人再次商量，最终决定要求潘绮霞返还剩余的10%股权。待剩余股权转归其名下后，其夫妻二人再对股权进行重新分配，至于何时重新配、如何分配尚未决定。6.确认邵斯挺曾在康之发公司工作，从事发海棉的工作，但仅就职几年。诉讼中潘绮霞述称：1.潘绮霞自小在父母潘印本、许惠贤手下学习经营生意，弟弟不愿意回厂工作，且喜欢喝酒闹事，亦曾因借高利贷的钱被高利贷人员上门追债，故父母对其较为信任，愿意将相关财务交由其保管。2.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经营多年后，在政府的引导下升级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转型为康之发公司前已拥有过千万的资产，康之发公司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均是由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提供的。康之发公司登记成立后，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将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的全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相关业务、工作人员、环保消防执照等）吸收。3.由于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的资产庞大，故康之发公司成立时其父母要求其书写保证书确认股权代持事实，其表示理解，故于2008年11月9日向其父母出具了《保证书》，确认是受父亲潘印本、母亲许惠贤的委托代持康之发公司股权，并参与经营管理，同时确认父母要求交还股权时，其将及时交还，办理过户手续。4.2014年，其因与丈夫邵斯挺有矛盾，心情经常不好，在工作及生活期间与父母存在多次摩擦，故此父母要求其返还代持的股权。父母提出该要求时，其一开始不乐意，但又不想违背承诺，故按父母的意思先转回30%的股权予潘印本。后来父母再次要求返还剩余的全部股权，其不同意，认为自己多年在厂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向其父母提出应保留部分股权予自己，并向父母提出若真的全部返还其就不再在康之发公司工作了，故此潘印本夫妻保留了康之发公司10%的股权予潘绮霞，其他的20%股权变更登记（返还）至潘印本名下。5.两次的股权变更登记（返还）事宜均是委托代办人员处理的，潘绮霞、潘印本按代办人员的指引，并在代办人员准备好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关文件材料上签名确认，到官窑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潘印本、潘绮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邵斯挺提起本案诉讼，其所依据的是潘印本、潘绮霞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并提出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的处理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调整股权转让交易的法律规范。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其除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本案中，潘绮霞因转让其持有的康之发公司的股权事宜，与潘印本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从事该项民事交易活动，其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有效。其次，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涉案康发海棉家具厂、盐步海棉家具厂、官窑海棉家具厂、康之发公司的设立变更的情况可知，上述各企业虽然均为独立的工商主体，但演进过程存在关联，故此可认定康之发公司是在盐步康发海棉家具厂、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之事实，即涉案企业的设立演变具有典型的家族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特点。根据日常生活法则，在家族企业成立及逐步发展过程中，家族成员间通过另行签订协议或出具承诺书、保证书等形式，确认企业实际经营者或持股情况，以达到约束非实际经营者、持股人，确保实际经营者、持股人的合法权利的目的，属较为普遍的现象。故在涉案企业的成立及逐步演变过程中，潘印本、许惠贤作为企业的原始创办人及经营者，特别是在原有企业已累积一定数量财富的情况下，在企业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时，要求公司登记持股人潘绮霞出具保证书，确认股权实况，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合情、合理。综上分析，结合经鉴定确认真实的形成于2008年11月9日的由潘绮霞出具的保证书，及康之发公司于2008年11月26日成立这一事实，能够证明潘印本、潘绮霞主张的，康之发公司是由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演变而来，康之发公司继受了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全部资产，因官窑康发海棉家具厂为潘印本、许惠贤共同经营所得，故在康之发公司成立时，潘印本、许惠贤为确保自身权益，要求潘绮霞作出书面保证，确认代持股权、随时返还的事实，以及潘印本、潘绮霞分别于2014年4月21日、12月30日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办理变更登记股权事宜，是履行上述保证书之约定的事实。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邵斯挺认为潘绮霞、潘印本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其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诉讼中，邵斯挺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潘绮霞、潘印本早在2008年就存在故意的、恶意通谋之事实；虽然诉讼中邵斯挺提交了材料证明其与潘绮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感情不和并因此起诉离婚的事实，且潘绮霞对双方感情不和之事实亦予以确认，但该事实并不能当然地、直接地推定出潘绮霞在2008年就与潘印本恶意串通，并在多年后的2014年最终实施早已通谋之行为，损害邵斯挺的利益。相反，根据庭审查明可知，潘绮霞早在2008年11月9日，在家族企业成立前就向潘印本、许惠贤出具了保证书，确认代持股及随时返还股权，因情势变迁，潘印本、许惠贤于2014年要求潘绮霞返还股权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另双方无论是基于何种情势变迁而履行保证书之义务，其变更登记股权的行为均不违背双方最初的协议约定，双方的行为也并未违反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分析，潘印本与潘绮霞于2014年4月21日、12月30日签订的《佛山市南海康之发海棉包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对邵斯挺认为应认定上述两合同无效及返还股权的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邵斯挺提出的继续中止本案审理方面。根据庭审中潘绮霞及潘印本的陈述可知，双方均确认曾在2014年12月对当时仍登记在潘绮霞名下的30%的股权进行了二次协商，后于同月30日办理了其中的20%的变更登记手续，其余10%的股权仍登记于潘绮霞名下。据此可知，双方争议的现登记在潘绮霞名下的康之发公司的10%的股权可能经协商后已确定为潘绮霞的实持股权，亦可能仅是初步协商，属性未定，但无论上述10%的股权最后确定为潘绮霞的实持股权还是代持股权，均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其审理结果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必然的联系，故对邵斯挺认为本案应继续中止审理，待（2016）粤0605民撤2号案的二审审理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邵斯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400元（邵斯挺已预交），由邵斯挺负担。管辖权异议费100元，由潘绮霞负担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缴纳，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娃雯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陈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