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黔23行赔初2号 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十二份村老寨组杜家堡。 法定代表人李洪念，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群雁，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沙井街州政府大院内。 法定代表人杨永英，州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飞，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镇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兴，贵州众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联合养殖社）诉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西南州政府）强拆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向被告黔西南州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陈颜虹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国斌、王幼封参加评议，于2019年3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联合养殖社之法定代表人李洪念及其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黄群雁，被告黔西南州政府之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国飞、赵福兴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联合养殖社诉称，原告是一家依法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生猪养殖，在其经营场所已依法建设大量的厂房、养殖圈舍、围墙路面及附属设施，并在周边栽种了大量果木花草等。自2015年以来，此片区域开始进行拆迁，因补偿价格低，原告与拆迁人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2016年12月，被告组织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厂房圈舍、围墙路面及附属设施、果木花草进行强拆，该强拆行为已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行终882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收到该判决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州府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947422.5元，原告不服，特提起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州府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二、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如下损失：1.养殖厂房圈舍、门窗、围墙路面及其附属设施损失5568173.26元；2.养殖生产设备损失964480元；3.种猪及生产经营损失7535280.8元；4.果木花草损失1752860元；5.其他损失（包括维权费用、误工费、员工安置费等）191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7730793.26元。 原告联合养殖社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原告的营业执照、原告的厂房圈舍、办公楼及建设经营场所办理的相关手续、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在经营过程中获得的奖励文件。拟证明：原告系适格主体，原告经营的养殖场得到合法审批，并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第二组证据：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3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养殖场所在位置存在拆迁的事实，并且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认可养殖场经营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原告厂房圈舍强拆前后照片一组。拟证明：原告养殖场强拆前后的状况。 第四组证据：《种猪购销协议书》及投保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强拆之前其经营的养殖场的规模、数量及基本情形。 第五组证据：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拟证明：该份证据系被告在强拆之前制作，系被告对原告部分财物的确认。 第六组证据：视频资料一份。拟证明：原告养殖场强拆前后的状况。 第七组证据：义龙试验区国土局关于信息公开的答复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对原告养殖场所在地的征收属于违法征收，没有取得合法的征地批文及生效的法律文件。 第八组证据：中共黔西南州委文件1份-州委[2016]103号《中共黔西南州委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关于设立中共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中共黔西南州义龙新区工作委员会）、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有关事项的通知》。拟证明：义龙新区属于被告的派出机构，被告系适格被告。 第九组证据：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3行初39号行政判决。拟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 第十组证据：原告的赔偿清单一份。拟证明：被告强拆给原告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第十一组证据：证明20份（含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照片2组及劳动合同2份。拟证明：1.因被告强拆，原告为减少损失，低价处理养殖场的猪；2.本地区其他地方的补偿标准都远远高于被告给原告的赔偿金额；3.原告购买部分养殖场配套设施、材料及附属物的事实；4.被告对原告采用停电等方式逼迫原告拆迁的事实；5.原告养殖场实际支付的费用；6.因被告强拆导致原告无法经营，对员工的安置补偿的事实及损失。 第十二组证据：发票三张。拟证明：被告的违法拆迁给原告造成的额外损失（律师费、打印、复印资料的费用）的事实。 第十三组证据：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的申请书、延期审理书、《恢复行政赔偿审理申请书》及EMS凭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的事实。 第十四组证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终882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确认强拆违法，并认定应当对附属设施、果木花草一并赔偿。 第十五组证据：州府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在原告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后才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该程序严重违法。 被告黔西南州政府辩称：1.拆迁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属于赔偿范围的，答辩人会依法依规进行赔偿，对于原告过高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2.因行政体制的原因，答辩人虽作为赔偿主体，但是具体事实和证据还是来源于基层政府。根据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办公楼没有被拆除，被拆除的仅是养殖场（猪舍及其附属设施、苗木），对于原告的诉请，答辩人只应当赔偿1947422.5元。3.原告起诉的其他损失（律师费、维权费、员工安置费）不应得到支持。双方曾经针对赔偿进行协商，因原告要求太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的维权费用和误工费是自己造成，不应得到赔偿。在明知拆迁的情况下，原告可以与员工结算清楚，员工可以另谋职业，不会造成安置损失，故此项不应得到赔偿。 被告黔西南州政府在法定举证时限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及勘丈明细表。拟证明：1.勘丈明细表是在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的基础上整理所得，实际拆除的只有养殖场和附属设施，办公楼没有拆除，即使赔偿也只是对养殖场和附属设施进行赔偿；2.被告只是对原告养殖场内的实物进行原始登记，并不能证明其合法性；3.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念在登记表上签字，证明其对登记表是认可的，被告的测量是在原告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 第二组证据：勘测现场视频资料。拟证明：原告养殖场拆迁前房屋、猪舍、附属设施现状，被告不存在遗漏登记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 1.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义管通[2013]5号《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义龙新区城市开发建设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2.义管通[2013]9号《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拆迁标准的通知》。 拟证明：被告对原告养殖场及附属设施的补偿依据。 庭审质证的情况：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五组、第七组、第八组、第九组、第十三组、第十四组、第十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虽经过登记，但用地手续未办理，不能证明物权的合法性；对第三组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死猪不是被告拆迁造成，与被告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办公楼虽然登记但未拆除，登记只是对现场实物进行统计，是否应得到赔偿还应有其他证据佐证；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视频是拼接的，在强拆之前，原告已经将养殖场内的猪进行处理；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是原告自己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自然人要出庭作证，购买的相关配套设施原告是可以移走的，不应属于赔偿范围，员工为原告工作期间，员工的安置费是原告应当承担的；对第十二组证据中的律师费发票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资料费、广告费不能证明是本案产生，对其真实性不认可。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遗漏登记育肥舍552.28平方米、蓄粪池1000平方米，围墙外的723棵枇杷树，同时原告也认可办公楼并未拆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记录并不完整；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文件是2013年的数据，明显与市场价格不符，不能作为国家赔偿的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死猪确与被告的强拆行为无关，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可以证明养殖场曾经的规模，但养殖场内的猪已在拆迁之前进行处理，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第六组证据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第七组、第八组、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原告提供的第十组证据中的有关财物损失部分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对其真实性予以部分认可；对原告提供的第十一组证据中的供电局、派出所出具的说明真实性认可，对自然人出具的证言以及销售证明、劳动合同等因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供的第十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原告提供的第十三组、第十四组、第十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 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是在拆迁之前对养殖场内的厂房圈舍、附属设施、花草果木的登记，登记表上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是关于勘测现场的视频、照片，标注有日期，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是有关征地的补偿文件，适用于义龙新区范围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6日，李洪念为经营养殖业，与安龙县龙广镇联新村老寨组签订《租用荒山合同》，租用老寨组十亩荒山。2009年8月5日，安龙县农业局批复同意成立联合养殖社，李洪念任理事长。2011年1月6日，安龙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联合养殖社良种猪养殖场扩建项目进行备案，联合养殖社扩建项目占地2300平方米，建设饲料加工厂房、办公及生活用房建筑面积390平方米。2014年12月29日，义龙新区（现义龙试验区）农业水务和移民局批复同意联合养殖社建设占地面积28亩、猪舍6900平方米的良种猪养殖场项目。 2013年8月10日，义龙新区（现义龙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作出义管通（2013）5号《关于印发义龙新区城市开发建设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对义龙新区（现义龙试验区）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屋实施征收。 2015年4月6日，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实地勘测，并进行登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念在拆迁实物原始记录表上签名并按手印。之后，经多次协商，李洪念与征收方对补偿安置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11月，义龙试验区规划建设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联合养殖社进行调查，发现联合养殖社厂房及附属设施未办理相关用地建设手续。2016年12月，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通知施工人员对联合养殖社的厂房圈舍、附属设施以及养殖场的果木进行了强制拆除。 另查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2018）黔行终882号行政判决，依法确认被告黔西南州政府强制拆除原告厂房、附属设施、果木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送达并生效后，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黔西南州政府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州府赔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一、赔偿原告被拆除的养殖猪圈及附属设施（包含建设用地、树木、路面、堡坎、晒坝、水池水管、猪舍的设施）价款1947422.5元。二、驳回原告提出的其余赔偿请求。 再查明，庭审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认可《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上的测量数据，但其主张该表遗漏登记育肥舍552.28平方米、蓄粪池1000平方米、围墙外的枇杷树723棵，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并未遗漏登记。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确定原告的赔偿金额。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行终882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告黔西南州政府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附属设施、果木的行政行为违法，双方当事人对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均无异议，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第一，针对原告因被告强制拆除其养殖厂房圈舍、附属设施、果木、围墙等要求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提交的价格标准没有事实依据，故本院结合该区域范围内被告对其他被征收人的补偿情况，将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义管通[2013]5号《关于印发义龙新区城市开发建设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义管通[2013]9号《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拆迁标准的通知》规定的补偿标准作为确定赔偿的基准。因涉案养殖厂房圈舍、附属设施、果木系被违法强制拆除，若仅以合法进行集体土地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计算涉案厂房圈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的价值损失，不能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亦未令行政机关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不能从法律后果上明确区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故，出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之考量，针对原告所提涉案养殖厂房圈舍及其他附属设施价值损失的赔偿请求，本院酌定在合法征收应给付补偿标准的基础上上浮20%作为对被告黔西南州政府违法进行强拆行为之惩罚，同时亦是对2013年至今赔偿数额随物价上涨之体现。 第二，原告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中有养殖厂房圈舍及附属设施损失，养殖生产设备损失，种猪及生产经营损失，果木花草损失及其他损失（维权费用、误工费、员工安置费）共五个部分。对此： 1.涉案养殖厂房圈舍、附属设施的价值。在庭审中，原告认可《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上关于此部分的测量数据，但其主张《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遗漏登记育肥舍552.28平方米、蓄粪池1000平方米。被告对此则不予认可，认为并没有遗漏登记。因该登记表上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念签名，而原告又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主张遗漏登记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被告认可的部分，根据义管通[2013]5号文件及义管通[2013]9号文件的规定，上浮20%后，该部分的价值为2288479.8元，其中包含厂房圈舍的价值为1600616.16元，附属设施（包含围墙、路面等）的价值687863.64元。 2.养殖场内的物品损失。也即原告提交的赔偿清单中主张的生产设备损失，如冰柜、办公桌、沙发、污水运输车等物品。对于原告主张的污水运输车的损失，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污水运输车已损坏及该损坏与被告强拆有直接因果关系，本院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厂房内如冰柜、办公桌、沙发等物品的损失，安龙县龙广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于2015年4月6日到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实地测量，并且针对补偿事宜，双方也进行过多次协商，原告对即将面临的拆迁是明知的，原告在明知拆迁的情况下并未将养殖场内的物品搬走，对上述物品的损失具有一定的过错，且原告提供的照片、物品出售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养殖场内物品的损失状况。但因被告在强拆时并未对养殖场内的物品进行登记、制作清单，或予以提存、保全等，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原告养殖场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针对生活、生产必需品如冰柜、办公桌、沙发等，本院予以酌情支持20000元,上浮20%后，该部分的价值为24000元。 3.关于种猪及生产经营的损失。原告主张因被告的强拆行为导致其将种猪全部低价处理，以及因爆破公司的原因致使部分种猪伤残或死亡，其主张的这部分损失是低价处理生猪、死猪与市场价之间的差额。对此，原告仅提供了《种猪购销协议》及《证明》，但与之签订协议的案外人以及出具《证明》的证人在无正当不出庭理由的情况，并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与之佐证，不足以证实原告关于其低价处理种猪的主张；此外，被告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实地测量的时间为2015年4月6日，而被告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强拆的时间是2016年12月，由此可以说明被告的强拆行为并不具有紧迫性，原告主张因强拆行为导致其低价处理生猪造成其经营损失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另外，针对原告主张土地租金已提前预付村民十九年，因被告的强拆行为导致其无法继续经营造成生产损失的问题。经查，该土地为集体土地，征收方已将土地补偿款支付给权利人，因拆迁行为导致预付租金损失的问题，应由原告与权利人进行协商，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4.果木花草的损失。原告认可《拆迁实物原始登记表》记载的枇杷树57棵、竹柳树210棵、桃树60棵、梨树9棵、金银花320笼、核桃树10棵、桂花树4棵、紫荆花树6棵，桉树4棵，但主张遗漏登记围墙外的723棵枇杷树，并提供《土地租用合同》、照片证明其主张。针对原告认可的被告所测果木花草的价值，上浮20%后，其价值为48427.2元。对于原告主张围墙外还有723棵枇杷树的问题，原告提供的《土地租用合同》、照片并不足以证实723棵枇杷树的存在，且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723棵枇杷树之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5.其他损失（包括维权费用、误工费、员工安置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规定，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因不法侵害而致财产遭受的直接减少或消灭，主要是指既得利益的损失或现有财产的减少。而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损失包括律师费、资料费、误工费、员工安置费等并不属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范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所提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厂房圈舍及附属设施价值损失人民币2288479.8元； 二、由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场内物品损失人民币24000元； 三、由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场内的花草果木损失48427.2元； 四、驳回原告安龙县联合科技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颜虹 审 判 员 王幼封 审 判 员 张国斌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法官助理 骆俊玲 书 记 员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