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302行初19号 原告罗仁素，男，1958年12月25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代理人韦永和，男，1974年7月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原告罗凤艳，女，1982年10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罗勇锋，男，1984年1月8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原告罗勇建，男，1989年1月10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原告罗凤云，女，1976年7月25日出生，住来宾市。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韦世文，广西华尚（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政教路7号。 法定代表人成经庭，镇党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行政机关负责人曾运丰，平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梁宏发，平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被告(复议机关)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城南新区兴宾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周廷新，区长。 委托代理人林常绿，兴宾区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恒清，兴宾区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罗汉辉，男，1946年6月12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第三人罗有豪，男，1952年4月9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原告罗仁素、罗凤艳、罗勇锋、罗勇建、罗凤云不服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人民政府（下称平阳镇人民政府）、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下称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仁素、罗凤云及其原告罗仁素委托代理人韦永和、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韦世文，平阳镇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曾运丰及其委托代理人梁宏发，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林常绿、张恒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汉辉，罗有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5日作出平政裁字〔2018〕2号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的主要事实：罗仁素与罗汉辉所争议的土地位于平阳镇××村××村“下形”（地名），面积4.773亩。争议地原是平阳镇××村××村13队集体山林地，生产责任制后，该队村民罗福德在争议地开荒耕种至1991年。1991年底罗仁素携全家搬回平阳镇××龙安村居住生活。只有罗福德一人在高椅村断断续续耕管至1997年。罗汉辉从1998年（对争议地）一直耕管至桂中治旱工程征地。在办理征地补偿款手续完成后，罗仁素提出争议地的所有权而引发纠纷。罗仁素1981年到高椅村入赘与罗有平(罗福德的女儿)结婚，生育四个孩子（大女儿罗凤云、二女儿罗凤艳，大儿子罗勇锋，次子罗勇建）。1991年底罗仁素一家在龙安村居住生活后，将妻子罗有平的户口迁至龙安村,罗福德一人在高椅村独自生活。罗福德和罗有平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因病相继去世。平阳镇人民政府认为，罗仁素提出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申请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争议地不存在权属纠纷，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罗仁素提出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申请。罗仁素等五原告不服，向兴宾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4月4日，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平阳镇人民政府平政裁字〔2018〕2号的行政裁定。 原告罗仁素、罗凤艳、罗勇锋、罗勇建、罗凤云诉称，一、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决书及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认定事实存在部分错误、主要证据不足。首先，平政裁字〔2018〕2号裁定书认定涉案争议地面积为4.773亩错误，本案争议地面积实为5.883亩（包括与第三人罗汉辉纠纷4.773亩、与罗有豪纠纷1.06亩）；其次，本案争议地是由已故农户罗福德与女儿罗有平及上门女婿罗仁素共同开荒所得，后平阳镇高椅村第13队将“下形”涉案争议地及与之连片其他开荒地共约8亩“划分”给罗福德、罗有平农户作为“自留山”。罗仁素到罗福德家入赘期间与妻子罗有平先后生育了4个子女即原告罗凤云、罗凤艳、罗勇锋及罗勇建。至此，罗福德、罗有平农户家庭成员由3人（罗福德、罗有平父女及原告罗仁素）增加至7人（即罗福德与罗有平夫妇加上其4个子女）。2000年、2003年作为涉案争议地承包经营户户主的罗福德父女先后病故。该承包经营户家庭成员就只剩下5人，即原告罗仁素及其4个子女，他们自愿继续承包经营原罗福德与罗有平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全部责任地（包括争议地）。原告罗仁素成了该农户户主。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原承包经营户户主罗福德与罗有平父女死亡后，作为该农户家庭成员的原告罗仁素及其4个子女，有权依法继续承包经营罗福德与女儿罗有平农户留下的涉案争议地及其他责任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们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平阳镇人民政府否认罗仁素及其4个子女是罗福德与罗有平父女农户的延续及享有对上述责任地的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根本于法无据；罗仁素因其他原因曾于1991年带全家从高椅村第13队回到老家（龙安村第九队）谋生并按政策要求在该村上户口，但该村第九队从未认可罗仁素的4个子女自然取得该队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身份，他们不享有该队集体组织成员的任何权利，也不须履行该队集体组织成员的相关义务。可见，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以罗仁素及其4个子女在龙安村上户口而不××高椅村上户口为由，否认罗仁素及其4个儿女是高椅村第13队罗福德及罗有平承包经营户成员，是完全错误的，于法无据。其次，争议地是责任制后由罗福德、罗仁素夫妇共同开荒并耕种的，并非罗福德单独所为，且高椅村第13队已将争议地作为“自留山”分给罗福德、罗有平农户；罗汉辉是1991年底得知罗仁素夫妇及其儿女们暂到龙安村谋生时，因罗福德已年老不能再劳作，即趁机向罗仁素夫妇提出借耕其在高椅原有田地、自留山要求，罗仁素夫妇在征得罗福德及其他兄弟姐妹同意后同意罗汉辉的要求。可见，罗汉辉借耕罗仁素农户在高椅村耕地起始时间为1991年底，绝不存在只有罗福德一人在高椅村断断续续耕管至1997年。罗仁素及其所属农户从未提出争议地所有权属主张，他们主张争议地使用权。平政裁字〔2018〕2号裁决书关于“罗仁素将妻子罗有平的户口迁到石牌村民委龙安村”之说完全错误，因为：罗仁素一家1992年是首次上户口，此前未曾在高椅村上过户口，根本不存在“罗仁素将妻子罗有平的户口迁到石牌村民委龙安村”问题。二、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关于“争议地为平阳镇××村××村集体土地，原告不是平阳镇××村××村村集体成员，主张争议地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的事实认定完全错误。首先，争议地系平阳镇××村××村第13队集体所有，绝非高椅村村集体所有。“高椅村村集体”与“高椅村第13队”是两个独立的农民集体组织，原告所属的罗福德、罗有平农户属于后者农民集体的农户，而非前者村集体所属农户,现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将两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原告属罗福德、罗有平农户家庭成员，原户主罗福德、罗有平死亡后，原告有权依法继续承包经营原户主罗福德、罗有平生前承包经营的争议地及其他责任地。现争议地被第三人强占，原告主张争议地承包经营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明知平政裁字〔2018〕2号《平阳镇人民政府关于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仍予维持，是完全错误。四、平政裁字〔2018〕2号裁定关于原告罗仁素对争议地的杈属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之说既无任何事实，也于法无据。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包括该“农户”整个家庭全体成员，绝非该家庭其中某个成员而已。当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时，作为承包方的“农户”还存在，此时该户内还健在的其他成员都是原有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其有权依法继续承包经营。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争议地是罗福德、罗有平父女农户承包经营的，该农户对争议地拥有排他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且该承包经营权不因该农户个别家庭成员死亡而丧失。原户主罗福德及罗有平死亡后,上述争议地承包经营权即依法由该农户其他家庭成员（即原告罗仁素及其4个儿女）合法拥有，任何人无权剥夺和侵犯。第三人罗汉辉、罗有豪农户与罗德福、罗有平农户属各自独立农户，各有自己独立的责任田地，罗德福、罗有平死亡后，原罗德福、罗有平农户自然变更为罗仁素及其4个儿女农户。现罗仁素农户对其拥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下形”争议地，因本案第三人分别主张使用权而发生争议，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具文向被告申请土地确权，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土地法律及土地纠纷处理规定，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争议地使用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问题。五、平政裁字〔2018〕2号裁定程序严重违法。首先，原告于2017年1月25日具文向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提出对涉案争议地被国家征收前使用权纠纷调处申请后，已提交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权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确权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其次，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收到原告确权申请材料后，若发现原告提交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不符合规定，应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权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要求原告提出补正，但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从未通知原告给予补正，说明原告确权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再次，原告与第三人，同属平阳镇××村××村第13队成员，即属于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属纠纷，依法应由被告受理并立案调处。现被告以原告户籍地不××高椅村为由，认定原告农户不属于高椅村第13队成员，而是龙安村第九队成员，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同时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收到土地确权申请书后，已实际就争议地纠纷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调解会，并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踏勘。这充分说明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申请已实际进入立案受理并已开展长达1年10个月余的调处程序，依法应对争议地使用权归属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而平阳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5日作出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农户提出争议地权属纠纷处理申请，是完全错误的；平阳镇人民政府已超过法定办案限期，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权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六个月办结案件的规定。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明知平政裁字〔2018〕2号《平阳镇人民政府关于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办案程序严重违法仍予维持，同样完全错误。综上所述，二被告分别作出的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书及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程序违法，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二被告上述行政行为。 五原告就其提出的诉请向法庭提供下列证据：1、户口簿、证明、结婚证，证明罗仁素与罗凤云、罗凤艳、罗勇锋、罗勇建的身份情况，系父女、父子关系。他们均同一农户，罗仁素系户主；罗仁素与罗有平于1981年9月29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原告主体适格。2、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书及兴政复决字〔2019〕2号《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并驳回原告土地确权申请及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维持平阳镇人民政府行政裁定的事实；二被告行政行为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事实。3、调查笔录及附图，证明原告农户在平阳高椅村第13耕作区“下形”一带分有约8亩自留山，已在责任制时开荒成旱地；原告对该土地在国家征收前的权属拥有排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用权）；原告农户因故于1991年暂时搬回平阳镇石牌村民委居住，但其所在高椅村第13队并未收回其上述自留山使用权，原告农户将从该队分包的田地、自留山临时借给罗汉辉农户耕种，但双方约定借耕田地、自留山岭地使用权属任何时候都属于原告所有，原告有权任何时候收回自用。罗有豪趁罗汉辉对上述自留山耕管不到位之机占耕原告上述自留山约1.06亩的土地，属侵权行为，对此侵权行为原告于2018年初才知情，罗有豪农户主张自然取得上1.06亩岭地使用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未经原告授权委托，第三人罗汉辉擅自将申请人承包上述自留山岭地4.773亩（征地号为L31）征地补偿费共￥210327元冒领据为己有，其行为于法无据；原告诉请将与罗有豪“争议”的约1.06亩自留山地在国家征收前的使用权确认原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平阳镇第九队全体农户代表对罗仁素等人是否属于本队组织成员表决、证明书，证明罗仁素一家人并非平阳镇第九队组织成员；罗有平、罗凤云、罗凤艳、罗勇锋、罗勇建虽1991年在平阳镇落户口，但他们在龙安村第9队从未分有任何责任田地的事实。5、高椅村第13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第一次反馈表，证明责任制时原告农户在高椅村第13队承包有责任地的事实。6、罗仕华出具证明书，证明除了罗仁素在龙安村分得责任地外，罗仁素四个子女在龙安村未分得责任地。7、平阳镇高椅村第13队全体农户代表2/3以上多数集体承认罗有平农户在“下形”分得8亩左右自留山，证明平阳镇高椅村第13队全体农户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代表集体承认本队在“下形”分有8亩左右自留山给罗有平农户的事实。 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及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诉称：“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认为，1、“涉案争议地面积为4.773亩错误，本案争议地面积实为5.883亩（包括与第三人罗汉辉纠纷4.773亩，与罗有豪纠纷1.06亩）。”平阳镇人民政府在组织争议双方现场踏勘时双方都确认争议地为4.773亩，在对原告调查时，原告也明确表述与第三人罗有豪没有土地纠纷。2.原告诉称：“本案争议地是由已故农户罗福德与女儿罗有平及原告共同开荒所得。原告认为争议地是“自留山”没有依据，平阳镇人民政府在对争议双方当事人调查时都认可争议地为“开荒地”;原告提供的本人和家庭成员户籍材料信息为“兴宾区平阳镇××龙安村”，平阳镇人民政府认定原告五人的集体成员资格为“石牌村民委龙安村第九队成员”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原告五人都不享有对争议地的承包资格。3、原告诉称：“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中关于‘你(罗仁素）是石牌村民委龙安村集体成员’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他们不享有该队集体组织成员的任何权利，也不须履行本队集体组织成员的相关义务。”原告五人在石牌村民委龙安村第九队享有与该队其他成员同等权利和义务，如原告五人在龙安村享受到龙安村集体公益林补贴和第九队集体土地被征收的补偿款分配。4.原告诉称：“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关于‘争议地是生产责任制后罗福德去开荒耕种至1991年，1991年底罗仁素携全家搬回石牌村民委龙安村居住生活。’，他们主张的争议地承包经营权即使用权。”原告称第三人罗汉辉向原告“借耕”，原告没有“借耕”的依据；原告向平阳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书》中请求确认争议地的“使用权”在征收前属原告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争议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大龙村民委高椅村第十三队集体所有。原告在石牌村民委龙安村长期稳定生活并享受到与龙安村第九队成员的同等权利和义务，原告不具备对争议地“使用权”的确权要求。5、原告诉称：“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书关于‘罗仁素将妻子罗有平的户口迁到石牌村民委龙安村’之说完全根本不存在。原告五人全家于1992年在石牌村民委龙安村上户口，同时就取得石牌村民委龙安村第九队成员资格，并已享受与该队其他成员同等权利和义务，罗有平的集体成员资格也于1992年由大龙村民委高椅村十三队转移到石牌村民委龙安村第九队，罗有平于2003年病故，其集体成员资格自然消亡。二、原告诉称：“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关于‘你(罗仁素）对争议地权属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之说即无任何事实，也于法无据。”平阳镇人民政府根据调查材料和原告提供材料，原告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而作出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是正确的。原告称该纠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平阳镇人民政府已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原告可以向农村土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三、原告诉称：“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程序严重违法。”平阳镇人民政府虽然没有正式以书面通知原告提出补正要求，但平阳镇人民政府在现场踏勘和调解会上已告知并要求当事人及时提供相关证据；由于原告没有如实申报子女的真实身份信息（出生信息与实际不符），平阳镇人民政府在对原告调查取证时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正确信息，造成平阳镇人民政府不能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裁定。综上所述，平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平政裁字〔2018〕2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正确，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及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土地确权申请书，证明罗仁素向平阳镇人民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书。2、文件签收处理单，证明平阳镇人民政府已受理罗仁素的申请。3、罗仁素及其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证明罗仁素一家户籍所在地是石牌××××村。4、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罗有平（已故）1991年在大龙高椅村办有宅基地登记。5、石牌村委证明，证明罗仁素1981年与高椅村13队罗有平结婚，户口未转到高椅村；罗仕华是龙安村第9队队长。6、罗汉辉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罗汉辉是大龙村委高椅村人。7、高椅村村民证明，证明罗祥锋系罗福德的孙子,两人共为一个户口本，罗祥锋从1991年起全部承担对罗福德的赡养。8、平阳派出所证明，证明罗祥锋与罗福德是祖孙关系并共一本户口本。9、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已委托韦世文为案件处理代理人。10、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委托代理人已对纠纷作调查。11、现场踏勘记录及附图，证明平阳镇人民政府已组织双方到现场勘查，并确认纠纷地位置和四至界限。12、罗仁素调查笔录，证明罗仁素在高椅村没有分得土地，争议地是开荒地并从1991年就不在耕种；四个子女的实际出生分别是罗凤云出生于1983年，罗凤艳出生于1985年，罗勇锋出生于1987年，罗勇建出生于1991年；与第三人罗有豪没有土地纠纷。13、罗仕华笔录，证明石牌××××村第九队不主张争议地权属。14、蓝金秀调查笔录，证明罗福德在生病期间是罗汉辉、罗祥锋照顾，罗福德的承包地、林地也由罗祥锋耕管；罗汉辉与罗有平是兄妹关系，纠纷也是因征地有补偿才发生的。15、樊干顺笔录，证明争议地是开荒地，罗汉辉从1998年开始对争议地耕种至征地。16、罗志先笔录，证明争议地是开荒地，长期是罗汉辉耕种。17、罗家武笔录，证明争议地是开荒地，先是罗福德耕种后是罗汉辉耕种。18、罗佳良笔录，证明争议地是开荒地，罗汉辉从1998年耕种至征地，罗福德生病多年都是罗汉辉照顾。19、罗有光笔录，证明争议地原来是罗福德去开荒耕种，罗仁素搬回石牌后由罗汉辉耕种。20、陆仁贵笔录，证明争议地是开荒地，罗汉辉从1998年耕种至2016年征地。21、陆仁付笔录，证明争议地是罗福德先开荒，后罗汉辉耕种至征地，因征地补偿问题发生纠纷。22、罗莲花、罗仕华、罗英、罗贵明、罗仕荣、罗桂斌笔录，均证明罗仁素家庭成员在龙安村与龙安村其他成员享受同等权利和义务。23、龙安村公益林补贴分配表，证明罗仁素家庭成员在龙安村与龙安村其他成员享受同等的公益林补贴。24、高椅村公益林补贴分配表及分配方案，证明罗仁素在高椅村没有分得公益林补贴。25、调解笔录及签到表，证明平阳镇人民政府已组织双方进行调解。26、平阳镇人民政府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证实平阳镇人民政府已对纠纷作出行政裁定书并送达原告。27、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调解意向告知书，证明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已送达平阳镇人民政府。28、兴宾区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书，证明兴宾区人民政府已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维持平阳镇人民政府行政裁定。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收据，证明原告不服平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平政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2、行政复议申请立案审批表，证明原告提出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兴宾区人民政府予以立案的事实。3、立案受理通知书及告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调解意向通知书、行政复议告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兴宾区人民政府向当事人送达复议相关法律文书的事实。4、提交行政复议证据收据，证明平阳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事实。5、发文审批表，证明本复议决定经过审批同意发文的事实。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平阳镇人民政府行政裁定的行政复议决定7、送达回证，证明兴宾区人民政府已将各种法律文书送达各方当事人的事实。 第三人罗汉辉、罗有豪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6、9、10、26、27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罗仁素一直在龙安村居住生活。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罗祥锋迁移到罗福德家，亦不能证明罗祥锋对罗福德进行赡养。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政府去现场勘查，因为还没立案。对证据12-24，调查笔录不合法，不认可调查笔录所证明的内容。因为：1、调查人员不符合法定调查主体，因为调查人员不是被告的公职人员，不认可调查笔录的证明目的；2、被告行政行为作出决定后，被告去单独调查是不合法，违反了先调查再处理的原则。对证据25，还没立案就先调解，违反法定程序。对证据28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原告对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提供复议程序性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调查笔录所证明内容，不真实、不合法，不认可真实性，因为笔录有引导性的调查收集证据。对证据4有异议，不认可真实性。对证据5、6、7有异议，不认可真实性。 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其三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4有异议。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真实，也不合法。对证据5、6、7有异议，三份证据不合法，没有具体时间，签字按手印的人是否了解这份证据证明事实，不认可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证据1-8、10-21、24-28，原告提供证据1、证据2、3除了证明争议地系罗福德系自留山以及证明争议地面积外，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争议地系平阳镇××村××村13队集体荒地，生产责任制后，该队村民罗福德在争议地开荒耕种至1991年。之后罗汉辉对争议地耕管至2015年底桂中治旱工程征地止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供证据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提供罗仕华、罗莲花等人调查笔录和公益林补贴分配表系作出行政裁定后所取得的证据，违反了“先取证后裁决”的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原告提供证据4-6等书证不符合提供证据的要求，所证明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对这些证据，不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罗仁素原系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龙安村集体成员,1981年罗仁素到本镇××村××村罗福德家上门入赘,与罗福德之女罗有平(已故)结婚、生育二男二女,即大女儿罗凤云、二女儿罗凤艳，大儿子罗勇锋，次子罗勇建。原告罗仁素等五人与第三人罗汉辉争议的土地使用权位于平阳镇××村××村“下形”（地名），面积4.773亩。争议地属于平阳镇××村××村13队集体荒地，生产责任制后，该队村民罗福德在争议地开荒耕种至1991年。1991年底罗仁素携全家搬回平阳镇××龙安村居住生活。罗有平、罗凤云、罗凤艳，罗勇锋，罗勇建的户口随之迁至龙安村落户。只有罗福德一人在高椅村断断续续对争议地耕管至1997年。1998年罗汉辉对争议地一直耕管至2015年底桂中治旱工程征地止。罗汉辉在办理征地补偿款手续完成后，罗仁素因征地补偿款归谁问题，提出争议地的使用权属于自己的主张，从而与罗汉辉发生争议地使用权纠纷。罗仁素向平阳镇人民政府提出对争议地行政土地确权申请,平阳镇人民政府受理后,经过调查收集证据，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进行踏勘，之后组织双方当事人未果后于2018年12月15日作出平政裁字〔2018〕2号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驳回罗仁素提出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申请。罗仁素等五原告不服，向兴宾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4月4日，兴宾区人民政府作出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平阳镇人民政府平政裁字〔2018〕2号的行政裁定。罗仁素等五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二被告上述行政行为。 另查明，1981年罗仁素到平阳镇××村××村罗福德家上门入赘,与罗福德之女罗有平结婚后，在高椅村13队未分得责任地，户口仍在平阳镇××龙安村。1991年底罗仁素携全家搬回平阳镇××龙安村居住生活，并将罗有平及其子女迁入龙安村。2001年和2003年罗福德、罗有平因病相继去世。 本院认为，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及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具有本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被诉行政裁定及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行政机关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必须满足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要件,一定事实要件是否存在,需要一系列的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诉行政裁定及复议决定认定罗仁素五原告系平阳镇××龙安村第9队集体组织成员，平阳镇人民政府虽提供户口本证明罗仁素全家的户籍在龙安村，以及提供罗莲花、罗仕华等人调查笔录和公益林补贴分配表，证明罗仁素全家在龙安村第9队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但罗仕华、罗莲花等人调查笔录和公益林补贴分配表系平阳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裁定后所取得的证据，违反了“先取证后裁决”的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上述调查笔录和公益林补贴分配表，依法不能作为认定罗仁素全家取得平阳镇××龙安村第9队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根据。因此，平阳镇人民政府行政裁定及兴宾区人民政府复议决定认定罗仁素五原告系平阳镇××龙安村第9队集体组织成员，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因行政裁定及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所述，被告平阳镇人民政府及被告兴宾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5日作出的平政裁字〔2018〕2号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申请裁定书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的兴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责令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来宾市兴宾区平阳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丽行 审 判 员  莫长求 人民陪审员  田 甜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梁彦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