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0103民初4447号原告：李瑰，女，1977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滨，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阳，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长江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650号624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324242225O。法定代表人：蒋良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孺子路支行（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都司前支行下辖二级支行），住所地：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2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54202450P。负责人：王惠云，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波，该行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裴蕾，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职工。原告李瑰诉被告上海长江联合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孺子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孺子路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长江公司处的开户和在交易平台上发生的所有交易均无效；2.由被告长江公司返还原告资金535002.9元，并赔偿原告资金占用利息（自原告最后一次交易结束日2017年2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共562天，为49830.94元（合计：584833.84元）；3.由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承担连带责任；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长江公司系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12月18日批准成立。营业范围不包括提供期货交易场所、设施和服务，设计期货合约，安排期货合约上市，组织、监督期货交易、结算和交割；也不包括原油的交易服务。2016年11月，原告因听信虚假宣传而在长江公司开户，并在其平台进行长江银、长江铜、长江油等所谓现货交易。自2016年11月30日起至2017年2月16日止，原告合计转入1475025元、转出940022.1元，损失535002.9元。长江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而组织非法期货交易，超越了经营许可范围。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银监会的规定，擅自为被告长江公司组织的案涉交易提供资金托管、清算服务，应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应为诉讼当事人。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其与原告不构成案涉合同关系，并非适格被告，本案应由被告长江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长江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主管权提出异议认为，案涉纠纷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人民法院对本案无主管权。后在补充意见中对管辖权认为，原告将工行孺子路支行作为本案的被告，系事后创设管辖条件；案涉纠纷系交易平台服务所引发的纠纷，由交易平台长江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统筹处理，本案移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处理更为妥当。原告李瑰对上述异议认为，（一）对管辖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案涉合同纠纷参与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条法[1995]37号《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的复函》，工行孺子路支行应为本案当事人，且案涉纠纷为合同纠纷，原告作为货币接受方，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二）对主管权，1.原告并没有与长江公司签署任何有约定仲裁的文件；2.长江公司在主管权异议的同时又申请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且其补充意见中的管辖异议时间已超过答辩期。被告长江公司就主管权异议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1.长江公司网上开户流程范例（公证件）（2016）沪东证经字第22804、22805号；2.长江公司网上开户管理系统查询的原告通过网上开户与上海梓兆金属有限公司达成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风险揭示书》《交易商确认函》等法律文件；3.长江公司网上开户管理系统查询的原告网上操作日志截图及原告注册时候提供的照片及开户的系统截图（风险警示书）。证明目的：原告自愿通过长江公司网上开户平台进行签约开户，与上海梓兆金属有限公司达成《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等法律文件，约定原告在长江公司交易平台上开展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该《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第1.12条、7.2条以及《交易商确认函》第7项均明确约定了原告与长江公司、上海梓兆金属有限公司等一方或多方发生纠纷的，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故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仲裁条款的约定，人民法院对本案无主管权，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并且公证的时间与原告开户及交易时间接近，两者具有密切关联，而且在公证之后的时间原告也一直在进行交易。证据二、长江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上海分行）签署的《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合作协议》。证明目的：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与原告仅存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与案涉开户、交易行为并无实际关联，案涉资金划转及结算业务的实际执行主体并非工行孺子路支行，而是工行上海分行，不应将工行孺子路支行所在地作为管辖连接点。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长江公司是因为工商部门以及201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系列案件做出的防范措施，而原告的开户时间是在该公证的一个月之前，并不能说明原告必定会签署开户流程相关文书。而且相关协议，没有电子签名和认证，是可以随时修改的。协议也是原告与第三方签署的相关文书，与二被告无关。仲裁条款为格式条款，没有进行特别说明。对证据二同管辖答辩意见。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就主管权异议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光盘一份。证明目的：原告自己操作的系统弹窗与长江公司公证的系统弹窗不一致，原告使用的交易软件不必然包含仲裁条款。被告长江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光盘内的交易业务是现货挂牌业务，案涉的业务软件系统和业务名称与该系统名称不一致，案涉的业务在2017年中旬就已经停止了相关业务。因此业务模式不一样，交易系统不一样。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与管辖权异议意见一致。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联性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评述。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由人民法院主管；2.本案是否应由本院管辖；3.如主管权和管辖权异议均成立，两者应如何协调，是否应当先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由该院审查主管权。现评述如下：一、关于主管权问题原告通过长江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进行了开户、交易操作。根据2016年12月23日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22804号《公证书》，用户在进行网上开户时需点击“已经阅读并同意《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已经阅读并同意《风险揭示书》”、“已经阅读并同意《交易商确认函》”。该《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第1.12条、第7.2条以下划线提示方式载明：案涉纠纷各方有权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据该仲裁机构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仲裁，本协议书项下争议解决条款与其他文件中的约定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书之约定为准。同日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22805号《公证书》，在“长江联合行情交易系统（极速版）”进行交易时系统会默认弹出“风险警示书”窗口，其中第七条载明：“对于您与交易中心、会员单位（包括分支机构、工作人员）等其他相关主体之间一方或多方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您不可撤销地同意将该等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据该仲裁机构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且该警示书结尾载明：“若您对上述内容不理解或不接受的，请您务必停止交易操作！您继续操作并进行交易的，视为您已经完全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对上述公证，原告提供了其操作情况的光盘记录予以反证，认为其未与长江公司达成仲裁条款。本院认为，第一，原告光盘所记录的交易系统为“长江联合现货挂牌交易系统”，与公证的交易系统并非同一系统，不能否认“长江联合行情交易系统（极速版）”的真实性和唯一性。第二，公证时间与原告在长江公司开户时间接近，足以表明其开户的操作流程应当与公证的开户流程一致，开户时应当已同意并确认了《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第三，根据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初29号民事裁定、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终105号民事裁定、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4民终2471号民事裁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8255号民事裁定，以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14607号民事裁定，上述人民法院已查明《交易商入市协议书》、“风险警示书”是真实有效的。综合上述三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现,原告未能就公证及人民法院裁判确认之事实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原告认为仲裁协议为格式条款问题，原告在案涉交易平台进行产品项目的买、卖操作，系为获取差额利益的投资行为，其与被告长江公司之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该项意见不予采纳。故，原告与被告长江公司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本案应由仲裁机构主管。二、关于管辖权问题根据原告诉称及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长江公司由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并非期货交易所，不具备期货经营业务资质。案涉交易活动不属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期货交易，本案不属于期货纠纷，应依照《中华人民共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在忽略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对管辖之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关于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是否适格。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审理的前提条件，被告是否适格既关系到双方的实体权益，同时也构成确定案件管辖权的连接点。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时应当对被告是否适格进行适度实体审查，如被告并不适格而为创设管辖连接点强行将其作为被告，即不符合程序公平，也有违诉讼诚信。具体到本案，案涉纠纷的划转及结算业务银行为工行上海支行，被告工行孺子路支行与原告仅为存蓄关系，原告即便最终通过工行孺子路支行收取了相关款项，也仅仅是因为银行之间相互转账完成。工行孺子路支行并非案涉交易的参与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能以工行孺子路支行住所地确定管辖地。第二，关于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原告据此认为其作为货币接受方，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经审查，原告身份证载明住所地为南昌市青云谱区，起诉状载明为南昌市红谷滩。根据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涉纠纷的指定管辖的相关规定，如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则原告住所地在本院管辖范围内，如在南昌市红谷滩则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但无论原告住所地在何处，本案均不能以原告住所地确认为合同履行地。该条的“给付货币”系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因为，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既包括根据合同义务支付价款，也包括履行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用金钱的形式来承担，不能以给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合同履行地，而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否则诉讼一旦主张金钱给付，则均可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实与该条的立法本意相悖。具体到本案，根据原告诉请，主要诉求为确认案涉交易无效、被告长江公司赔偿损失，为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属该条规定的“其他标的”，应当由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故，在双方无约定情形下，被告长江公司作为诉争交易的义务方，其所在地应为合同履行地。综上两点，无论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为被告长江公司所在地，应由该地人民法院管辖。况且，本案系由长江公司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引发，由该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统筹处理同类案件，可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三、关于二者协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该条第四项，受案范围和管辖均在受诉人民法院的立案审查范围内。主管权涉及案件是否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内，管辖权涉及具体由哪个人民法院对案件有审判权。本院认为两者具有先后逻辑关系。换言之，有主管权方才有管辖权，管辖权的审查即隐含有人民法院应当具有主管权之前提。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管辖权置于主管权之前，实属本末倒置。况且，从诉讼效率来说，如已确定人民法院无主管权，仍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再次进行主管权审查，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不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实无此必要。故，本院就案涉主管权作出处理，不再就管辖权单独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瑰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 超审判员 肖海涛审判员 陶 然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马榕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