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27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作常，男，196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新军，青州云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守山，男，197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武，山东闻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山东闻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英，女，1975年7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与尹守山系夫妻关系，住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武，山东闻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山东闻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作常因与被上诉人尹守山、徐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1民初5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作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对于2011年8月26日4000000元的借条只认定了39200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按照借款4000000元予以认定。截止到2011年8月26日，被上诉人尹守山出具借条时，两被上诉人对借款及利息计算后，确认借上诉人借款400000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向两被上诉人转款3920000元，剩余的80000元是2011年3月4日这一笔2000000元借款的利息，当时约定的是月息2分，自借款日2011年3月4日至2011年5月3日两个月的利息是80000元。被上诉人将该笔欠付80000元利息加上通过银行转的3920000元，在借条上一并确认为借款。综上，两被上诉人在2011年8月26日欠上诉人借款金额为4000000元。二、两被上诉人的4000000元的借款，虽然在借条上没有注明利息，但其中的80000元是借款本金2000000元的两个月的利息，月息二分，原来有过利息的约定应自然延续到该4000000元的借款上。被上诉人应按照月息二分偿还借款利息。被上诉人尹守山自2010年5月30日至2018年7月6日经营着潍坊万友非金融性担保公司，上诉人不可能无偿给被上诉人这么大金额的借款长时间使用。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借款不是被上诉人徐英与尹守山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依据。本案的4000000元借款，上诉人按照两被上诉人要求，其中的720000元于2011年5月7日分两笔转入了被上诉人徐英的银行账户，一笔130000元通过邮政银行转的，一笔590000元通过农行转的。由此来看被上诉人徐英对于借款是知情的，该借款属于两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四、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30日的3400000元的收款计入被上诉人的还款，合计计算出7765000元，不符合事实。该7765000元中重复计算了2016年9月30日转的985000元及2016年11月1日转的600000元。该3400000元系与600000元均是本案无关的南阳河治理工程款。（一）、2016年9月30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转款两笔492500元合计985000元，是上诉人于2016年9月30日出具的3400000元收到条中的一部分。上诉人对该笔借款专门做了备注，括号内备注内容为“此款项为南阳河治理工程款”，显然该笔款项并非偿还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不能计入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的范围。被上诉人的会计亓志超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该收条后，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自2016年9月30日至本案第二次开庭前就该3400000元的用途并未对上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果该3400000元偿还的借款的话，上诉人做下这个标注，按照常理被上诉人对于如此巨大金额的款项是会提出异议的。被上诉人对于该笔款项的备注认可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主张用该笔款项偿还了借款，显然有悖于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了2016年9月30日的转款985000元，又认定了同日的3400000元，属于重复认定。上诉人在出具了该收条后，因为其中的985000元是亓志超用被上诉人尹守山的银行卡在上诉人的办公室内的电脑转的款，转给了上诉人指定的窦云兰的银行卡内。上诉人不放心，让齐志超在复印件上备注了“其中一百万元承兑是我用转账玖拾捌万伍仟元现金抵顶”。被上诉人也提供了2016年9月30日的银行转账记录，分两笔每笔492500元，两笔合计985000元。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2016年9月30日的收条复印件（有齐志超亲笔写备注）是在时间、转款人、转款金额等多方面吻合的。在2016年9月30日这一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有这一笔985000元的资金往来，没有其他的款项来往。（三）、一审判决认定了2016年11月1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的600000元，又将2016年11月1日的被上诉人转帐的600000元计入还款金额，属于重复认定。且该笔款项上诉人单独备注了“此款项为南阳河治理工程款”。与本案无关。2016年11月1日当天，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向上诉人转账600000元（一笔500000元、一笔100000元），之后上诉人为其出具了600000元的收条。因为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4000000元借款，上诉人为了区别于借款，单独标注了“此款项为南阳河治理工程款”。上诉人拒不提供收条原件，是为了隐瞒收条上备注明确款项非偿还的借款这一事实。在2016年11月1日这一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有这一笔600000元的资金往来，没有其他的款项来往。五、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12日的庭审答辩中认可欠上诉人借款十余万元，在2019年4月11日法庭调解时同意偿还借款50万，最后因为上诉人坚持调解数额为1550000元及诉讼费未能调解成功。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2016年9月30日亓志超作了标注的收条复印件，是为了证明该3400000元款项属于南阳河治理工程款的一部分，同时证明其中的985000元是与当天通过银行分两笔每笔492500合计985000元的转账是同一笔。并非偿还的借款。被上诉人却在第二次调解时提供该收条原件，用以证实向上诉人支付了340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其说法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如果被上诉人说法属实的话，被上诉人在超额偿还了涉案的4000000元借款，不会再在2017年继续向上诉人还款1500000元。上诉人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六、对于2012年5月6日的80000元，是被上诉人支付的上诉人的找补车款，与本案无关。对于2014年5月22日的300000元转款及2014年10月8日的300000元转款，是分别偿还了上诉人在2014年4月21日借给被上诉人的300000元及2014年10月6日借给被上诉人的300000元，均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尹守山、徐英辩称，2011年8月26日打借条之前，上诉人实际出借款项是392万元，该数额在一审中双方已经认可，当时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及还款期限。一审判决徐英不承担还款责任，我方认为上诉人用2011年5月7日向徐英转款72万元，据此认为徐英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不成立的，打款时间是在2011年5月7日出具借条是在2011年8月26日，如果徐英对该笔债务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可的话，借条中应当有徐英的签字，且出借金额明显也超出了作为夫妻家庭共同生活所需，同时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交徐英对该债务是知情并认可的相关证据，因此一审判决正确。2016年9月30日（共计）98.5万元系被上诉人分两笔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上诉人的，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在上诉人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认可该两笔是重复计算，2016年11月1日的收到条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应当是上诉人的自认，且我方也认可，虽然写着是现金60万元，但也有可能是以承兑的方式打的借条，因此也不构成重复计算。2016年9月30日340万元及2016年11月1日60万元与本案无关只是上诉人单方认为，上诉人认为该上述款项的南阳河工程款项，但并不能够提供双方还存在其他债务纠纷的证据，因此，该主张也不能成立。2012年5月6日8万元也是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上诉人的，系偿还的借款，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是偿还的其他款项，因此上诉人的该主张也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聂作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尹守山、徐英立即偿还借款155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二分自借款之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诉讼费用由尹守山、徐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 2011年3月4日，聂作常自农商行90×××27账户向尹守山90×××86账户转款2000000元； 2011年5月7日，案外人夏文莲自邮政银行60×××22账户向徐英60×××29账户转款130000元； 2011年5月7日，聂作常自农商行90×××27账户向尹守山90×××86账户转款200000元； 2011年5月7日，聂作常向徐英农行95×××18账户存款590000元； 2011年7月29日，案外人赵美菊自农行15×××82账户向案外人张云霞622848＊＊＊＊9819账户转款850000元； 2011年8月26日，聂作常自农商行90×××27账户向尹守山90×××86账户转款150000元。 2011年8月26日，尹守山为聂作常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聂作常现金肆佰万元整（4000000-元）尹守山（手印）2011.8.26”。 2013年8月29日，聂作常自农商行90×××27账户向尹守山90×××86账户转款200000元； 2014年4月21日，案外人赵美菊向徐英农行95×××18账户转款300000元； 2014年10月6日，聂作常自农商行90×××27账户向尹守山62×××30账户转款300000元； 2014年11月28日，案外人赵美菊自农商行62×××95账户向尹守山62×××30账户转款490000元、490000元及10000元； 2014年11月29日，案外人赵美菊自农商行62×××95账户向尹守山62×××30账户转款200000元。 2、2012年5月6日，尹守山自农商行90×××86账户向聂作常90×××27账户转款80000元； 2012年5月22日，尹守山自农商行62×××30账户向聂作常90×××27账户转款300000元； 2014年10月8日，尹守山自农商行62×××30账户向聂作常90×××27账户转款300000元； 2016年9月30日，尹守山自农商行62×××30账户向案外人窦云兰622320＊＊＊＊3820账户转款492500元及492500元； 2016年11月1日，尹守山自农商行62×××30账户向案外人窦云兰622320＊＊＊＊3820账户转款500000元及100000元； 2017年1月26日，尹守山自农商行62×××30账户向案外人窦云兰622320＊＊＊＊3820账户转款490000元及310000元； 2017年11月2日，尹守山自农商行62×××30账户向案外人窦云兰622320＊＊＊＊3820账户转款350000元及350000元。 2016年9月30日，聂作常收取尹守山承兑汇票9张，计款3400000元，并出具收到条一份。该收到条载明：“收到条今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玖张，承兑面额共计￥3400000.00（大写叁佰肆拾万元）（备注：此款项为南阳河治理工程款）收款人：聂作常（手印）2016.9.30”。 2016年11月1日，聂作常收取尹守山现金600000元，并出具收到条一份。该收到条载明：“收到条今收到现金陆拾万元整（￥600000元）（备注：此款项为南阳河治理工程款）收款人：聂作常（手印）2016.11.1”。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尹守山为聂作常出具了借条，聂作常也向尹守山或其指定账户转款，聂作常与尹守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已经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聂作常在尹守山为其出具4000000元借条之前向尹守山或其指定账户转款3920000元，之后转款七次，计款1990000元，合计5910000元；尹守山已经支付聂作常承兑汇票九张计款3400000元，已支付聂作常现金600000元，已向聂作常账户转款三次计款680000元，已向聂作常指定的岳母窦云兰账户转款八次计款3085000元，合计7765000元。综上，尹守山已多支付聂作常现金1855000元，聂作常再以借款中的部分欠条及部分转款凭证主张上述借款本息，已经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应依法驳回聂作常对尹守山的诉讼请求。徐英并未在借条上签字，聂作常也未举证证实尹守山借款系与徐英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对聂作常要求徐英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聂作常经质证认为于2016年9月30日、11月1日为尹守山出具的收到条与本案无关，尹守山对此不予认可，聂作常也未提供尹守山对其另有债务的证据，故对聂作常该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聂作常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聂作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50元，减半收取937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聂作常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借款和还款数额是否正确。 一审中，聂作常提交了尹守山于2011年8月26日向其出具的400万元的借条，就该借条中借款的交付，聂作常提交证据证实其于2011年3月4日转款200万元，2011年5月7日分别转款13万元、20万元、59万元，2011年7月29日转款85万元、2011年8月26日转款15万元，以上共计转款392万元。尹守山对该款项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此外，聂作常主张，除以上转款392万元以外，该借条还包括了2011年3月4日借款200万元两个月的利息8万元，以上共计400万元。聂作常据此主张，本案借条中虽未约定利息，但实际的利息约定是按月息2分计算，故尹守山应按月息2分的标准支付利息。尹守山对聂作常的主张不予认可，辩称本案借款虽不存在利息约定，但尹守山向聂作常承诺如果在南阳河治理工程挣到钱的话会相应的多给聂作常一部分。对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聂作常提交的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二审中，聂作常虽提交了其与尹守山的短信记录一份，但本案中聂作常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权利，该短信内容未涉及借款利息问题，故该证据无法支持聂作常的上诉理由，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除此之外，聂作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本案借款存在利息约定，故对聂作常关于本案借款约定月息2分以及借条中包括了2万元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数额于法有据，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还款情况，一审判决认定自2012年5月6日至2017年11月2日，尹守山向聂作常或聂作常指定的账户共转款共计3765000元，聂作常对以上转款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此外，尹守山还提交了聂作常出具的两份收到条，证实聂作常实际收到了尹守山交付的承兑或现金共计400万元，聂作常对以上两份收到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对两份收到条证据予以确认。 聂作常自认本案借款已还本金245万元，其中包括2017年1月26日的转款80万元和2017年11月2日的转款70万元，以上转款150万元包括在以上尹守山抗辩的转款3765000元之中，双方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此外，聂作常还自认2018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八晚上七点左右其到尹守山办公室拿了一张95万元的承兑，其未向尹守山出具收条，该95万元也未包括在以上尹守山抗辩的7765000元之中，对该聂作常自认的还款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另，二审中，对尹守山主张的其于2014年11月24日向聂作常转款39万元和2014年11月25日向聂作常转款30万元，共计69万元，聂作常予以认可，该款项也不包括在以上一审认定的还款范围之内，二审亦予以确认。 以上聂作常认可的收到尹守山转款数额为5405000元（包括转款4455000元和95万元的承兑）。 对聂作常于2016年9月30日向尹守山出具的340万元的收到条，聂作常提交了在该收到条复印件上书写的备注材料一份，内容为：“其中壹佰万元承兑是我用转帐玖拾捌万伍仟元现金抵项（￥985000.00）亓志超2016.9.30”。聂作常主张亓志超是尹守山的工作人员，该业务由亓志超承办，以上340万元的收到条中包括了2016年9月30日转款的985000元，用该款抵顶了其中的一张承兑，故在聂作常出具收到条时，由亓志超写了备注，以证实该340万元的收到条中包括了2016年9月30日转款的985000元，尹守山再主张以上985000元的还款系重复计算。对聂作山的该主张，尹守山不认可亓志超系其工作人员，也不认可聂作山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以上收到条明确注明是收到银行承兑玖张，聂作常主张的以现金抵顶承兑的理由与正常的交易习惯不符，在收到条中也未注明，且尹守山对聂作常提交的“备注”内容不予认可，聂作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故聂作常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对收到条数额的认定客观有据，二审予以确认。 2016年9月30日收到条和2016年11月1日的收到条下部均注明了“此款项为南阳河治理工程款”，对“南阳河治理工程款”的由来和依据，聂作常在二审中解释为“当时亓志超让我打条的时候我对承兑有意见，尹守山拿的我的现金，还的是承兑价值不相符，亓志超请示尹守山先标上南阳河治理工程款，是南阳河工程上给他的承兑，让我打条时先注明，我本人也未经营南阳河治理工程，尹守山是否经营该工程我不清楚”。根据聂作常的陈述，其与尹守山之间并不存在南阳河治理工程关系，以上两份收到条上虽注明了南阳河治理工程款，但并不是尹守山向聂作常支付的南阳河治理工程款，只是说明该承兑是尹守山从南阳河治理工程取得的，聂作常出具收到条证实已实际收到了承兑，收到条上的备注内容不能证实该款是其他性质的款项。 在认定2016年9月30日收到条效力的基础上，可以确认尹守山向聂作常支付的款项数额为8805000元（5405000元+3400000元）。 针对尹守山的还款，聂作常主张除了其起诉主张的400万元借款外，其与尹守山还存在其他款项往来关系，其提交证据证实自2013年8月29日至2014年11月29日，向尹守山或尹守山指定的徐英账户转款199万元，对该款项的真实性，尹守山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包括本案起诉的借款400万元，聂作常提交证据证实的其向尹守山交付款项的数额仅为599万元。 尹守山向聂作常出具400万元借条的时间为2011年8月26日，聂作常二审中虽主张该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4年5月左右，实际上该借条是后补的，但尹守山不予认可，聂作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应以借条上记载的时间来认定借条出具时间。因不能认定本案借款存在利息约定，在借条出具后，聂作常和尹守山双方还存在多笔向对方支付款项的事实，如聂作常主张的尹守山于2012年5月22日转款30万元对应的是其于2014年4月21日的转款30万元，尹守山于2014年10月8日转款的30万元对应着其于2014年10月6日的转款30万元；此外，对2012年5月6日的转款8万元，聂作常虽主张系找补车款，但对方不认可且无证据证实，故不能支持其主张。综合以上双方的款项往来关系，有聂作常自认的返还392万元借款的245万元，有以上四笔能够找到先后对应关系的款项，其余的双方均未提交书面证据证实款项的性质或此后的款项存在利息约定，故可综合认定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数额，以转款数额的多少来认定尹守山是否还欠聂作常借款。一审判决认定尹守山向聂作常支付的款项多于聂作常向尹守山交付的款项，从而不支持聂作常要求尹守山还款诉讼请求的认定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亦予以确认。 对尹守山主张的2016年11月1日出具收到条收款60万元与2016年11月1日其收到尹守山转款60万元是否是重复主张的问题，首先，即使认定该60万元系重复主张，从尹守山向聂作常付款数额中减去60万元，其数额也远超过聂作常向尹守山交付的款项，即不足以据此支持聂作常的上诉请求。其次，尹作山陈述其向聂作常转款的款项聂作常均未出具过收到条，仅以该转款出具收到条与其正常的交易习惯不符，且根据财务人员回忆，聂作常书写的收到现金并非就是收到的现金，根据以上聂作常关于南阳河治理工程款性质的陈述，不排除该收到条系收到的承兑的可能。故对聂作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借款能否认定是徐英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聂作常向尹守山指定的徐英的账户共转款二笔以交付本案借款，共计72万元，聂作常据此主张徐英对本案借款知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前提是能认定尹守山对本案借款需承担还款责任，在无法认定聂作常主张的还款责任成立的情况下，其要求徐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能成立，聂作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二审对争议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查明，明确了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关系，尹守山向聂作常转款的数额远高于聂作常向尹守山交付款项的数额，聂作常又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多余款项的性质或存在利息约定，故聂作常要求尹守山、徐英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聂作常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50元，由上诉人聂作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玉娟 审判员  张守现 审判员  崔恒心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童瑶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