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8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955A。法定代表人：朱丹，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雪群，广东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雪清，广东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佛钢气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53U。法定代表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心桐，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以下简称三九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佛钢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9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九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佛钢公司赔偿三九医院经济损失7561840.22元及利息（以7561840.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6日起计算至佛钢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佛钢公司退还三九医院已付货款中的131478.28元；3.判令佛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三九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3136元，由三九医院负担。三九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佛钢公司赔偿三九医院经济损失7561840.22元及利息（利息以7561840.22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6日起计至佛钢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3.改判佛钢公司退还三九医院已付货款中的131478.28元；4.一、二审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佛钢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属于框架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且明显有悖客观事实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属于“框架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第一段认定：“但该份合同对于供应产品的数量未做约定，故前述《产品购销合同》属框架合同，即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标的交易达成意向并对主要内容予以确定而订立的合同，在交易期间为每笔单个交易作为一个框架进行运作，双方具体的交易细节在框架合同的基础上再细化成正式的合同”，该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属于一审判决自己“创设”或“定义”法律，且违反最基本的合同解释的原则。首先，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相关的司法解释，从未规定或使用过“框架合同”这一表述，更没有规定所谓的“框架合同”的内涵或定义。一审判决不仅“创设”了“框架合同”这一法律名词，还任性地创造“框架合同”的定义，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其次，正如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本案买卖的标的物医用液态氧属于药品。而作为药品，本身是有保质期的，三九医院不可能不结合患者的实际需求而一次性大批量采购进行囤积，故双方除了在《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一般应具备的条款（包括标的、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等）外，对于数量条款，在合同第三条约定留待“需要提前2天用电话或传真通知供方订货部门。”这样的交易安排，既符合药品的采购交易惯例，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分批交付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常见交货方式。即便是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关于数量的约定属于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也完全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但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在《产品购销合同》中已经基本约定了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条款视而不见，而是以双方在《产品购销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数量为由，吹毛求疵“创造性”地认定该合同属于所谓的“框架合同”，其对合同的解释明显违背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合同解释的原则。（二）一审判决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属于框架合同，明显有悖客观事实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从一审判决上述关于“双方具体的交易细节在框架合同的基础上再细化成正式的合同”的表述来看，或许一审判决的真实意思是认为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属于预约合同。但一审判决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属于预约合同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双方在《产品购销合同》中既未约定《产品购销合同》只是属于预约合同，也没有任何条文约定双方需要在每一次送货时另行签订“正式的合同”，一审判决关于“双方具体的交易细节在框架合同的基础上再细化成正式的合同”的认定，完全是其自行杜撰、曲解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样恶意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根本无法令人信服，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定。其次，如上所述，除了数量双方约定留待每一次订货时确定，《产品购销合同》已经具备买卖合同的其他全部主要条款，不管任何一方均未有过任何意思表示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属于预约合同。事实上，自2011年1月1日起至发生本案争议时为止，双方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已实际履行（供货、结算、付款）多年。甚至直至本案一审时，佛钢公司不管是在答辩、举证，还是庭审，均无抗辩《产品购销合同》属于预约合同，因为从客观事实上《产品购销合同》根本就不是什么预约合同。二、基于上述错误认定，一审判决认为双方需要在《产品购销合同》之外另行订立多个正式的买卖合同，并据此认为2016年1月1日之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一审判决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属于所谓框架合同（或预约合同）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据此进一步认为双方需要在《产品购销合同》之外另行订立多个“正式的合同”也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根据三九医院代理人在一审庭审后与主审法官电话沟通，其一开始就先入为主认为《产品购销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但三九医院代理人提出，《产品购销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至今已履行多年，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房屋租赁等多个司法解释中关于无效合同的效力补正的规定和理论，无效合同的效力补正只存在于从无效合同补正为有效合同的情形，而不存在有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突然变为无效合同的情形和法理依据。由于直接认定《产品购销合同》无效缺乏基本的法理依据，但一审判决已经先入为主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医用液态氧合同关系属于无效合同，为了自圆其说，一审判决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故意杜撰、曲解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将双方基于《产品购销合同》所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强行解读为双方需要另行签订多个正式的买卖合同，进而认定所谓2016年1月1日之后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无效合同，显然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本案的实质是佛钢公司在履行《产品购销合同》期间未尽到保持其证照合规义务，导致三九医院遭受行政处罚，佛钢公司显已构成违约，对由此给三九医院造成的损失应由佛钢公司予以赔偿。首先，根据一审查明，双方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医用液态氧属药品，鉴于药品系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产品，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下位法对药品的生产准入和生产流程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作为药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佛钢公司不仅仅要取得医用液态氧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并确保其向三九医院销售的医用液态氧在物理性质上符合药典的标准，还需要事先取得药品注册批件以及确保其经注册批准生产的药品的整个生产流程符合药品生产的监管流程，即需要事先通过医用液态氧的药品GMP认证。其次，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向三九医院销售本案所涉医用液态氧期间，佛钢公司既未取得医用液态氧的《药品生产许可证》，也未取得医用液态氧的药品注册批件，亦未通过医用液态氧的药品GMP认证，其在该时段内向三九医院销售的医用液态氧根本不是药品，更谈不上该时段内的医用液态氧符合药典规定的质量标准。由此导致三九医院遭受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遭受经济损失7561840.22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佛钢公司显然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三九医院上述7561840.22元经济损失，并退还已付货款131478.28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属于所谓框架合同，进而认定双方2016年1月1日之后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三九医院的上诉请求。佛钢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案涉合同的效力认定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以“佛钢公司在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3月31日期间，不具备医用液态氧的生产许可资质及药品GMP认证，仍然进行生产并销售，违反了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三九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从不具备药品生产资格的企业即佛钢公司处购进药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关于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必须众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双方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是正确的，一审判决在此基础上驳回三九医院要求佛钢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主张，是正确的。无论案涉《产品购销合同》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框架合同”，还是三九医院所主张的“非框架合同”，都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历次交易都遵守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客观事实（期间仅价格有过调整）；都不影响一审法院对该合同“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无效”的定性。三九医院没有全面理解“合同效力的动态变化”。根据学术理论界的观点，“合同效力的动态变化”是指合同的效力在合同缔结时与合同缔结后、合同诉讼程序启动时与合同诉讼进行中，由于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或法律外的其它事实因素发生变化而导致合同效力发生改变。立法与司法实践一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变化。影响合同的效力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往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会出现一份合同在成立时与成立后、诉讼程序启动时与诉讼进行中效力发生变化。当事人缔结合同，一般是依据缔约时实施的法律，或者依据缔约时对方对影响缔约因素的陈述。除少部分即时履行合同外，一份合同从成立到合同关系终止，往往要跨越一个时间段，短则几天，长则一、二十年。期间，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诸如法律规定、其它事实因素都可能发生变化，它们都有可能对已经形成的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合同效力动态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确认合同效力时间界限问题，具体的说，合同效力是以合同成立时存在的影响合同效力因素作为效力判断依据，还是以合同存续期间最终存在的影响合同效力因素作为效力判断依据。合同效力可能从无效合同转变为有效合同，亦有可能由有效合同转变为无效合同。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6)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制定时“格式条款”的法律概念在我国立法中尚未提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之效力，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私法法谚，自然难以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制定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则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由此可见，三九医院关于“无效合同的效力补正只存在于从无效合同补正为有效合同的情形，不存在有效合同在履行中突然变为无效合同的情形和法律依据”的观点，是其自身认知上的不足导致的观点错误，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三九医院因违法所致的行政处罚而产生损失，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向佛钢公司索赔。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三九医院在明知佛钢公司药品生产资质证照不齐，而出于获利目的持续多年向佛钢公司进行大量采购，其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被行政主管机关处以行政罚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索赔转移由佛钢公司承担。三九医院向佛钢公司索赔没有法律依据，且违反行政处罚的教育与惩罚目的。（一）三九医院明知佛钢公司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未通过医用氧（液态）GMP认证、未取得医用液态氧药品注册批件，但仍持续、连续6个月以上向佛钢公司进行大量采购，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其自身行为存在重大违法性。诚如三九医院在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所称，三九医院在采购过程中对佛钢公司的证照资质进行了查验，佛钢公司从来都是如实相告、毫不隐瞒，佛钢公司并不存在隐瞒实情的行为。（三）三九医院被行政罚款，不是佛钢公司产品质量问题所致，而是由于三九医院自身的违法行为所致惩罚性处罚。关于三九医院自身的过错，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了最好的说明。1.三九医院在行政处罚听证时确认：在采购药品过程中，已向佛钢公司查验过证照资质。事实上，双方交易多年，佛钢公司一直本着诚信经营，向三九医院如实陈述。2.三九医院向佛钢公司采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不当利益。三九医院向佛钢公司采购液态氧之后，在其自身不具备医用气态氧的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进行汽化、分装，再按高、中、低三种不同的流量，收取不同的费用。3.三九医院被行政处罚，是因为其自身违反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在明知佛钢公司未通过液态氧GMP认证、未取得液态氧药品核准文号的情况下，仍然向佛钢公司采购液态氧。三九医院对行政罚款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该行政处罚具有强烈的处罚性。4.三九医院被课以重罚，是因为：三九医院“涉案产品货值金额或违法所得金额较高、违法行为持续连续达6个月以上”。这同样说明三九医院对行政罚款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该行政处罚具有强烈的处罚性。（三）三九医院因自身违法招致行政罚款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合同法所称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不能向佛钢公司追偿，不能转由佛钢公司承担。1.三九医院因没收违法所得、行政罚款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范畴。正如前述，三九医院明知佛钢公司不具有药品生产的合法证照资格，为谋取不当利益而进行采购，再非法汽化、分装、销售，以获取利润，最终受到行政处罚，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三九医院所做出的行政处罚，是具有惩罚性的处罚。三九医院被处罚、被重罚，与佛钢公司液态氧本身的质量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三九医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认定三九医院诉求的1407185.42元为非法所得，另有6154654.8元为从重处罚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佛钢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三九医院提供产品，其质量符合合同约定的“国标”标准，根本不存在质量问题。而三九医院因自身过错被行政罚款，并非因佛钢公司违约所致，显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范畴。2.三九医院企图将其因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损失，通过追偿的方式转由佛钢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广州市白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三九医院的行政罚款，是行政机关对三九医院因其自身违法行为的一种处罚。三九医院明知佛钢公司不具有药品生产的合法证照资格，为谋取不当利益而向佛钢公司进行采购销售，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并非因佛钢公司违约所致，三九医院此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范畴，故三九医院不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向佛钢公司追偿。首先，行政处罚是国家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的处罚。国家设立行政处罚制度的目的，是教育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遵纪守法，以法律法规规范行其行为。行政处罚体现的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其次，行政处罚是对违法的直接责任人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再次，行政处罚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实施的，如果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认为处罚不当，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获得救济，而不能通过民事损害赔偿进行救济。若允许行政相对人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再通过民事索赔取得损失赔偿的方式填平其损失，则等于是通过民事诉讼索赔转移了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这无疑是违背了行政处罚法设立的初衷，使行政处罚的惩罚功能失去了意义。综上，佛钢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驳回三九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双方仅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即于2010年12月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合同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为期一年，期满若双方无异议可顺延或重签。”经审查，首先，依据前述约定，双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于2011年12月31日到期，此后双方并无重新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仍继续交易至2017年3月31日，故自2012年1月1日起的交易，可视为《产品购销合同》的顺延，但关于约定合同期限的条款除外。换言之，双方于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履行的液态氧买卖合同系无期限合同，该期间的每笔交易可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予以确认的方式订立的1份买卖合同，该期间的多个交易行为可视为双方订立了多份买卖合同，在无特别约定之情形下，该多份买卖合同适用《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除合同期限之外的其他条款。其次，虽然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时依据佛钢公司持有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其具有液态氧生产资格，但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换证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范围、《药品GMP证书》的认证范围和《药品再注册批件》的生产剂型均不包括液态氧。即佛钢公司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不具备医用液态氧的生产许可资质及药品GMP认证，仍然进行生产并销售，而三九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从不具备药品生产资格的佛钢公司处购进药品医用液态氧，双方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虽然双方在2015年12月31日前订立的医用液态氧买卖合同有效，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双方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订立的医用液态氧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最后，在一审依法向三九医院释明双方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订立的医用液态氧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之情形下，三九医院依然坚持前述期间的合同有效，对本案诉讼请求不作变更，坚持要求佛钢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佛钢公司也基于该诉请进行抗辩，致一审无法查清双方对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亦无法对双方的责任承担作出判定，故一审判决驳回三九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三九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272元，由上诉人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