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桂英，女，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学刚，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飞龙，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沃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刘飞龙，董事长。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捷，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魏景奎，男，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学刚，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桂英因与被上诉人刘飞龙、广州市沃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腾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魏景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桂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2.改判刘飞龙、沃腾公司立即向丁桂英返还货款934032元及利息；3.判令刘飞龙、沃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关于电话卡质量问题，在一审法院采信的2017年12月12日的录音中，刘飞龙已经承认电话卡存在“不显号、不能拨打”等质量问题。关于退卡数额问题，涉案录音证据、退款说明书、往来账、电话充值卡入库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退款数额为934032元。至少对于刘飞龙在电话录音中认可的退款数额67万元，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刘飞龙、沃腾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丁桂英的上诉，维持原判。关于电话卡的通话质量问题，刘飞龙在2017年12月12日的录音中没有说电话卡“不显号、不能拨打”，刘飞龙是在回忆说2014年可能偶尔有不显示来电号码的情况，但都给予了及时维护。网络电话与传统电话相比，话费更便宜，但通话音质不太清晰、掉线率高，有时候不显示来电号码，只能满足基本通话功能。这些常识，丁桂英作为业内人士应当知道并且接受。关于退卡金额，丁桂英提交的是自己制作的账册，记录电话卡销售情况，但这不能证明丁桂英的损失金额，更不能证明损失是由刘飞龙销售的电话卡造成的。丁桂英主张刘飞龙在通话录音中认可赔偿67万元，但在涉案录音中，刘飞龙并没有承认要赔偿67万元。刘飞龙、沃腾公司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由丁桂英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通向刘飞龙进行过催款，一审法院认定应由刘飞龙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丁桂英在诉状中称在2014年年底发现电话卡存在质量问题，但刘飞龙在2015年8月20日已经告知丁桂英电话卡不作任何退还和处理，且刘飞龙在2015年9月30日已将流量卡涉及的金额退还给丁桂英，从上述时间点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魏景奎述称，同意丁桂英的上诉意见。丁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飞龙、沃腾公司立即返还货款934032元；2.判令刘飞龙、沃腾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本金付清时止；3.判令刘飞龙、沃腾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飞龙在做展会时认识了魏景奎，魏景奎通过网络与刘飞龙联系洽谈购买流量卡和电话卡的业务，共购买流量卡和电话卡1687000元，丁桂英和魏景奎共向刘飞龙账户转入1687000元。刘飞龙将上述卡通过网络发送给魏景奎。流量卡和电话卡使用过程中，魏景奎认为有质量问题，提出退款。刘飞龙对于流量卡退款无异议，于2015年9月30日向魏景奎退款198595元。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通常由刘飞龙的业务员与魏景奎对接。丁桂英认为刘飞龙和沃腾公司还需退回电话卡款项934032元，并于2016年3月14日、3月20日、2017年7月30日与刘飞龙通过电话。另查，丁桂英和魏景奎是夫妻关系，诉讼中，魏景奎认可其为买卖合同的主体，同意由丁桂英向刘飞龙和沃腾公司主张权利。丁桂英于2017年11月6日在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飞龙提出管辖异议，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裁定案件移送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关于原告的主体问题。在案涉的买卖合同中，一直由魏景奎或其指定的人与刘飞龙、沃腾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及收货，因此法院认定魏景奎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不是丁桂英。虽然有大部分货款是丁桂英支付，但基于丁桂英与魏景奎的夫妻关系，该付款行为应视为丁桂英代魏景奎履行合同义务。魏景奎在庭审中同意由丁桂英向刘飞龙、沃腾公司主张权利，该行为应为魏景奎对合同权利的转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亦通过诉讼行为通知了刘飞龙、沃腾公司，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丁桂英有权向刘飞龙、沃腾公司主张权利，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魏景奎、刘飞龙于2014年间洽谈电话卡和流量卡销售业务，2015年就卡的质量问题协商退款事宜，从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知，两种卡是一并协商的，因此两种卡应为同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标的，刘飞龙对流量卡的退款无异议并于2015年9月30日退款，但关于电话卡的退款，刘飞龙并无处理，魏景奎于2016年3月、2017年7月与刘飞龙通电话，丁桂英认为是向刘飞龙催款，刘飞龙没有证据予以反驳，法院予以采信，因此诉讼时效中断，从2017年7月重新计算。因此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丁桂英于2017年11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沃腾公司是否应承担合同义务。刘飞龙称其有一个小团队经营相关的电话卡业务，有时以沃腾公司的名义洽谈，有时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洽谈，但没有证据证明刘飞龙把该小团队的情况告知魏景奎，刘飞龙作为沃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在与魏景奎洽谈时出示了沃腾公司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集团业务委托代理合同》等合同的复印件，从一般常理推断，可认为刘飞龙是以沃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与魏景奎洽谈业务，沃腾公司应为合同主体，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关于丁桂英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丁桂英提交的退款说明书仅是其单方形成，刘飞龙、沃腾公司仅退回流量卡的款项，而对电话卡退款一直未处理，可见刘飞龙、沃腾公司对于退款问题是有异议的。丁桂英主张电话卡存在质量问题，应有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丁桂英关于退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丁桂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40.32元，由丁桂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丁桂英和刘飞龙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丁桂英请求刘飞龙、沃腾公司向其返还货款934032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丁桂英主张刘飞龙销售的电话卡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无法使用，且刘飞龙同意作退货处理，故请求刘飞龙及沃腾公司向其返还货款934032元。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丁桂英应举证证明其提出的上述事实主张。经审查，丁桂英在一审期间提供主要证据退款说明属其单方制作的材料，该证据缺乏证明力，不能说明其提出的质量问题主张。除此之外，丁桂英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其他有效的直接证据证明涉案电话卡的确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应由丁桂英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与此同时，虽然丁桂英上诉主张刘飞龙已在通话录音中认可涉案电话卡存在质量问题并同意退还67万元货款，但经本院审核，丁桂英提交的录音证据未能完整反映刘飞龙与魏景奎的通话全部过程，且刘飞龙在录音中既未明确承认涉案电话卡存在丁桂英所主张的质量问题，亦未清晰地作出愿就本案争议的电话卡质量问题向丁桂英退还67万元的承诺。换言之，涉案通话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丁桂英、刘飞龙双方就涉案电话卡质量问题和退款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综上几点，丁桂英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诉讼主张，其请求刘飞龙、沃腾公司向其返还货款934032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丁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0.32元，由上诉人丁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