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8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建球，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中华，男，196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加林，男，196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缄，江苏淮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海强，男，197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春泉，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因与被上诉人葛海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2019)苏0826民初76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确认被上诉人对其他股东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上诉人的股东个人利益已经实际受到损害，主要涉及对股东决策权的损害，小股东可以直接作为原告起诉大股东或者公司高管。上诉人一审诉请是确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没有股东自益权涉及的股东财产性权利受损内容，一审的说理和推定背离公司法关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规定，把上诉人诉请的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说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葛海强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不存在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行为，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也未损害上诉人的股东利益；3.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不能混同；4.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也未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本案案由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前提是被上诉人具有股东地位，而被上诉人已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葛海强作为控股大股东滥用权力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应当承担侵权全部赔偿责任。本案不作具体的赔偿数额请求，另案主张具体赔偿数额。2.葛海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设立，住所地在涟水县，经营范围为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塑料制品回收；生产、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生产、销售，葛海强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有葛海强和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四人。股东出资方式及认缴出资额分别为：葛海强认缴出资额1020万元，姚建球认缴出资额560万元，杜中华认缴出资额320万元，朱加林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24年7月7日前。2016年7月12日，甲方姜永海、乙方陈建伟、丙方姚栋、丁方王罕琼、戊方朱加林、已方杜中华、庚方任仁良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合作协议书》载明：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系一家成立于2014年7月18日在江苏淮安涟水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营“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塑料制品回收；生产、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生产、销售”，现有注册资本2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甲方、乙方系淮安合盛的发起股东，丙、丁、戊、已、庚方于2016年6月20日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成为淮安合盛的股东，意愿发挥各方优势资源，将淮安合盛发展壮大。2017年1月14日，甲方姜永海、乙方陈建伟、丙方姚栋、丁方王罕琼、戊方朱加林、已方杜中华、庚方任仁良、辛方葛海强、壬方姚建球签订《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份，《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载明：除辛方外的协议各方于2016年7月12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一份，明确了各方作为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所具有的相应权利义务关系，并对公司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经各方协商，就公司股权结构调整及后续投入相关事宜达成了共识。为了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保持公司正常良性运营，各方同意达成本补充协议，以资信守。股权调整：各方同意辛方葛海强受让姜永海的49%股权、受让任仁良的2%股权，已方杜中华受让姜永海的6%股权，壬方姚建球受让王罕琼3%股权、受让陈建伟3%股权、姚栋22%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前述股权变动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葛海强认缴出资额1020万元，实出资额510万元，出资比例51%；姚建球认缴出资额560万元，实出资额280万元，出资比例28%；杜中华认缴出资额320万元，实出资额160万元，出资比例16%；朱加林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实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5%。公司架构调整：本协议签订后，各方同意改组公司组织机构，免去甲方的董事长职务，免去乙方法人代表，由辛方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各方同意由辛方聘任职业经理人聘任公司总经理，负责达成公司的经营考核指标。从2017年4月11日起，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始试生产，主要生产产品为甲基丙烯酸甲脂（简称MMA）。2017年10月，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停产。对纠纷产生经过和公司停产原因，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认为，葛海强为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以后，没有就公司在原材料采购、资金计划、半成品生产、成品生产等方面召开董事会、股东会，特别是2017年10月公司停产，这个涉及公司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葛海强都没有召集股东会研究，滥用职权不按常理出牌。公司停产之后，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多次向葛海强要求开会说明停产原因以及下一步计划，包括恢复生产、公司重组以及整体转让等事宜。葛海强置之不理，没有拿出完整的预案和中小股东会商。停产是葛海强单方擅自决定的，葛海强一直没有解释说明具体原因，在（2018）沪0117民初4919号案件中，葛海强单方陈述是因为缺乏生产经营资金。葛海强认为，公司停产停水停电是2017年10月份，原因是产品生产不出来，且公司没有运营资金，只有葛海强借给了公司700多万元，其他股东一分钱没有借，到2017年8月、9月已经发不出员工工资，部分员工上访，又是葛海强个人再借款给公司220万元，解决了这些纠纷。试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调试是失败的，机器设备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生产出来的半成品因为是危险化学品，停产后，政府部门以安全为由，要求进行处理。2018年3月15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葛海强诉姜永海、任仁良、第三人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杜中华、姚建球、朱加林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沪0117民初4919号。目前，该案正在重审过程中。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要求葛海强滥用权力侵害其三人权益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的主要理由：一、葛海强是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按照相关规定，对涉及公司原料采购、半成品生产、成品生产的推进、资金计划等重大问题，应该及时听取生产、技术、采购一线副总意见，及时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董事长会、股东会来研究企业生产过程中重大问题。据三股东回忆以及上海几个案件，葛海强没有拿出召开股东会的会议纪要以及股东会决议，包括股东会决议在原材料采购、包括辅助材料、半成品生产、成品生产、试生产及试生产后期、安全三同时和环保三同时验收等计划和计划落实情况。葛海强阐述自认停产原因是公司缺乏经营资金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理由为葛海强没有拿出公司资金计划和计划落实情况。如果公司缺乏生产经营资金，葛海强也没有召开董事会、股东会研究、落实资金筹集计划。如果公司缺乏正常生产经营资金，完全可以用公司的土地和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二、从公司试生产阶段实际运营情况看，设备工艺完全达到了生产的要求，这一点公司的技术支持单位通过技术支持合同以及该单位总经理谈话，公司生产技术设备负责人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实际操作，以及对生产出的半成品进行检验，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客户要求和下一道供应链要求。三、从半成品到产成品，在技术上半成品是核心，半成品到产成品只有提纯和精馏，附加值很低，这一点可以从技术支持单位总经理的陈述以及技术服务合同上得到印证。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认为如果葛海强正常推进生产，企业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在生产和产品工艺设备上都没有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损害股东利益诉讼属于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股东个人是侵害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股东行使权利的目的是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非整个公司利益，这也是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区别。本案中,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主张葛海强是控股的大股东，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自2017年以来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工作，葛海强没有遵守工业企业管理要求滥用职权，对日常经营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不按照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通常规律和相关程序处理，对企业初创期涉及的试生产、环保三同时、危化安全生产许可证等，不按照要求正常推进和正常生产，对涉及公司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提交董事会、股东会研究，擅自决定企业停产遣散员工，使公司失去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直接导致公司目前处于歇业状态。即使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主张的事实成立，葛海强行为直接损害的是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利益，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作为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其利益只是间接受损，并不是其作为淮安市合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的自益权受到损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股东直接诉讼的情形，因此，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无权提起股东直接诉讼，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可依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因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就本案不享有股东直接诉讼的请求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退还姚建球、杜中华、朱加林。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当股东自身权益受到直接侵害时，其可提起股东直接诉讼。本案中，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来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公司大股东及高管人员，未依照合法程序召开股东会，擅自作出的经营决策行为损害了其股东权益，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滥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其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应属于股东直接诉讼，因此，上诉人具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为股东权益直接受损还是因公司权益受损而导致的股东权益间接受损的问题，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人民法院应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作出实体审理和裁判。综上所述，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2019)苏0826民初760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潘昌锋审判员  孙宪腾审判员  岳 玥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高小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