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2民初5246号原告：岳某1，女，1967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原告：岳某2，女，1969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受二原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江苏金陶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受二原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江苏金陶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岳某3，女，1972年3月29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某（受岳某3特别授权委托），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岳某4，女，1965年5月17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原告岳某1、原告岳某2与被告岳某3、被告岳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受理后，由审判员李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1日、6月21日、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岳某1、岳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被告岳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某，被告岳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某1和岳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06年8月26日岳寿松与岳某3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依法分割岳某3名下坐落于宜兴市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宜房权证宜城字第××号，建筑面积275.14平方米），确认其中27.514平方米归岳某1所有，27.514平方米归岳某2所有，并责令岳某3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3、判令岳某3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岳某1、岳某2、岳某3、岳某4四人为姐妹关系，其母亲张小凤于1993年9月15日死亡，父亲岳寿松于2018年4月19日死亡。张小凤和岳寿松生前共有房屋坐落于宜兴市，建筑面积275.14平方米。2006年8月2日，岳寿松和岳某3订立房屋买卖协议，将该房屋出售给岳某3，现已登记在岳某3名下。张小凤死亡后，上述房屋应为岳寿松及岳某1、岳某2、岳某3、岳某4五人共有，岳某1、岳某2也从未表示放弃其应得的继承份额。岳寿松和岳某3在未征得岳某1、岳某2同意的情形下，擅自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故诉至法院。岳某3辩称，1、本案中被继承人张小凤于1993年9月15日死亡，岳某1、岳某2于2018年11月提起遗产继承诉讼，后自行撤诉，于2019年4月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远远超过继承法等相关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最长时效，应当驳回岳某1、岳某2的诉请；2、本案岳寿松与岳某3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3、《家庭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岳寿松和张小凤的财产在其二人百年后都由曹晓军、岳某3夫妇俩继承；4、岳某1、岳某2诉称从未表示放弃其应得的继承份额与事实情况不符。岳某4辩称，其和岳某3的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岳寿松（1939年12月25日生）和张小凤（1945年5月17日生）系夫妻关系，张小凤于1993年9月15日去世，岳寿松于2018年4月29日去世，二人生前生育四个女儿，分别为长女岳某4（丈夫为蒋富根）、次女岳某1（丈夫为宋国强）、三女岳某2（丈夫为施福军）、四女岳某3（丈夫为曹俊，又名曹晓军）。1980年3月宜兴市房屋由岳寿松自建，于1996年7月28日进行确权登记。又查明，2006年8月2日，岳寿松和岳某3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一份，岳寿松将坐落于宜兴市（房屋所有权证号AF301957，土地使用权证号041100134）以25000元的价格卖给岳某3。2006年8月31日，岳寿松向曹俊和岳某3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曹俊岳某3购买本人民房款人民币69000元正，售房注：二层楼房二间计144平方米，平房三间，计131.14平方米，合计275.14平方米，经双方商定，总定合计69000元正，陆万玖仟元正。但房屋出售后本人有长期居住权。”现该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宜房权证宜城字第××号，于2006年8月办理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岳某3。又查明，2014年9月16日，岳寿松在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吉某和俞翀的见证下立有遗嘱一份（并有视频影像资料一份，影像中岳寿松神情放松，思维表达清晰，遗嘱文本由吉某律师宣读，岳寿松表示认可），载明“由于本人年事已高，为了避免百年后四个女儿……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促进家庭和谐，因此，本人在头脑清醒，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特立此遗嘱对本人合法拥有的财产进行分配。我与老伴张小凤一直跟随曹俊（曾用名曹晓军）和岳某3夫妇共同生活，1995年9月25日，四个女儿和女婿经过商量后达成一致共识，签订过一份《家庭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我和张小凤今后养老问题以及财产继承方式。从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今，曹俊和岳某3夫妇一直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赡养义务，我倍感欣慰。现在坐落于宜兴市的房屋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都登记在岳某3名下，所以该房屋今后的一切所得利益都应当由岳某3享有。本遗嘱处理的财产范围：我的个人存款以及今后涉及到房屋拆迁所得的拆迁利益。立遗嘱人对本遗嘱所涉及财产的处理意见：我的个人存款以及今后涉及到房屋拆迁所得的拆迁利益在我百年之后都由岳某3一人继承。寄语：本遗嘱是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望各子女遵从本人的心愿，切勿争产，和睦相处！”遗嘱上有岳寿松签名及吉某律师和俞翀律师签名。另查明，岳某1和岳某2于2018年11月29日向本院起诉岳某3法定继承纠纷，后于2019年3月7日撤回起诉。审理中，岳某3提供1995年9月25日《家庭协议》复印件一份，载明“关于十里牌唐公村四里桥组岳寿松家财产继承与今后养老，张小凤医疗费奔葬费一事：1、医疗费8800元；2、奔葬费4600元；3、现岳寿松财产由曹晓军与岳某3夫妇俩继承；4、以上母亲的医疗费与奔葬费应由曹晓军夫妇俩承担支付；5、今后岳寿松的一切养老费、医保费、百年归天费用等都由曹晓军负担；6、母亲看病的来去车费，短路30次，每次20元，长路2次，每次50元，另外两瓶煤气费80元，计柒佰捌拾元正。注：其中①蒋富根陆仟柒佰叁拾元正，加到浙江去买中药与路费计贰佰元加陆拾伍；②宋国强伍仟玖佰伍拾元正减吊礼款壹仟伍佰元正；③施福军壹仟伍佰元正减。以上协议希都执行，本协议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起执行。签字：①蒋富根（款已收到）②宋国强（款已收到）③（空白）④（空白）⑤（空白）⑥（空白）以上现金由曹小军全部付清。中人：沈阿洪。”岳某3和岳某4认为该家庭协议证明岳寿松与张小凤全体女儿女婿经过协商一致，对于岳寿松和张小凤的养老以及继承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按照农村习俗，曹俊是招亲至岳寿松家，在还未办理婚姻登记前，曹俊就承担了张小凤的医药费和奔葬费，这点也可以看出家庭协议就是对岳寿松及张小凤养老及财产继承的明确约定。岳某1和岳某2认为该家庭协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完全确认，因为年代久远，且家庭协议中关于遗嘱部分的效力即协议第三条，该部分是无效的，这份协议也没有岳某1和岳某2签字确认。对于该份家庭协议，宋国强、施福军、曹俊、杨根川、张桃花、沈阿洪均作了相应的陈述。1、宋国强针对家庭协议陈述为：我有印象的，但是我妻子不清楚，而且当时由于几方意见都没有统一，所以这个协议并未达成。当时我的丈人、曹俊（岳某3丈夫）等不同意这个协议，后来该协议是被撕掉的，而且当时只是谈到我丈母娘的医药费的一些问题，协议上面的有些内容根本没有涉及。我也没有拿到钱。我忘记了到底有没有签字，而且即使当时签字了协议也是撕掉的。我于2015年3月份出过车祸，头上被缝了几针。“款已收到”字样当时写好是说先都写好方便之后办事情，要复印也只能是曹俊去复印，而且协议上根本没有涉及到我丈人丈母娘的财产问题。家庭协议上的内容是不是我起草的，时间长了记不起来了。当时商量的是商量岳某3招亲及丈母娘的医药费问题，我丈人根本没有同意房产的事情，我丈人说他还在的所以没有同意。2、施福军对家庭协议的陈述为：家庭协议是我的两个姐夫（蒋富根、宋国强）叫我去的。当时是写了一份家庭协议，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曹俊有没有付钱我没有当心，不清楚。当初的在场人有好多的。家庭协议如何商量的我全部忘记了，张小凤的医药费和奔葬费是平摊的，我分摊了1500元。协议谁写的我忘记了，好多人不签字就散伙了，曹俊有没有拿钱出来不知道。3、曹俊针对家庭协议陈述为：签订家庭协议的在场人有蒋富根、宋国强、施福军、岳寿松、曹普金（我父亲）、杨根川、岳某4、张桃花（我妻子的阿姨）、沈阿洪。当时是女婿们到门上要丈母娘的奔葬费，1995年9月25日我与岳某3还不是夫妻，我那时招亲到她家中必须要把这笔钱拿出来。协议当时复印了七、八份，原件只有一份，我手中的是复印件。原件我也不知道了，当时付款后是我拿原件去复印的。钱是当面付清的，我父亲曹普金拿来一万余元，大概是支付了14000余元，钱是支付给蒋富根与宋国强的。钱没有给施福军，因为张小凤的奔葬费施福军没有拿钱出来。当时是协调奔葬费谁拿出来的谁签字，施福军没有拿出奔葬费所以施福军没有签字。在支付钱后，我就可以招亲了，所有的家产都给我和我妻子。协议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宋国强起草的。4、沈阿洪对家庭协议陈述为：当初是老小岳某3招亲，老大、老二不同意，如果要招亲的话就要将张小凤的医药费、奔葬费付清，付清后就可以招亲，我是唐公村的调解员，当初是村书记让我去调解的。宋国强写了张协议，曹俊的父亲从家中借了钱来的，而且曹俊的父亲数钱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钱都是曹俊付给老大、老二的，当时我在场的，大约16000余元。蒋富根与宋国强两个人收的钱，施福军没有收钱，因为当时他当兵回来没有钱，张小凤为老三陪嫁用了二万余元。家庭协议原件只有1份，具体交给谁的我不清楚。钱付清后我就走了。家庭协议是复印的，复印件了好几份，具体谁去复印的我不记得了，复印后大家都是看了再走的。商量的内容就是说要钱，付清了曹俊和岳某3才能结婚，当时没有讲到房子的分配，只讲到所有家产给岳某3，老人岳寿松由岳某3负担。当时商量时，除了岳某3在场外，其他三个姐姐都没有在场，当初他们商量事情的时候四个女儿都没有进来，都是男的在商量。5、杨银川对家庭协议陈述为：我与岳寿松是连襟关系，二十多年前在岳寿松家中，为了岳某3结婚，子女就开始闹为了张小凤看病的钱要岳某3拿出来，大家协商后由宋国强写了一张协议，四个女婿都在场的，还有我、沈阿洪、曹俊的父亲在场的，岳寿松由于很生气，所以他不在协议起草现场，写好协议几个人看后就付钱，曹俊父亲把钱给沈阿洪点数，大概有一万余元的，当时曹俊父亲把钱交给沈阿洪的时候手都在抖的，沈阿洪是村里的调解员。这个事情大队里、他们村上、包括我村上都知道的。钱交给沈阿洪后，沈阿洪把钱发给了蒋富根、宋国强。由于施福军没有拿出看病的钱，所以他也没有分到钱。现场没有撕毁过协议，每个人都有一份协议的。那个时候只知道是岳某3招亲，当时在大队里就说清楚了前后的事情全部由曹俊负担，房子在大队里的时候就讲了，房子招亲后全部是他的了。6、张桃花对家庭协议陈述为：她是张小凤的妹妹。1995年四个子女为了我阿姐张小凤的医药费及奔葬费吵架，然后她们喊我们去，我就在前面的屋里，我就看到曹晓军的父亲把钱给宋国强及蒋富根，当时张小凤的医药费及奔葬费是老大及老二出的，老三刚刚结婚，她丈夫刚刚当兵回来，也没有钱，我阿姐当时生病住院时通过我给了老三女婿1000元，老三丫头也从私房钱拿出500元，凑出了协议上写明的1500元。曹晓军的父亲没有给施福军钱，是因为施福军在张小凤的医药费及奔葬费中基本没有拿出钱。当时曹晓军和岳某3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确定关系了。曹晓军招亲的，财产就是老四家的，老大老二拿出来的医药费及奔葬费应该由老四家出的。以上事实，有遗嘱、家庭协议、收条、户籍底册、房产原始登记信息及法院开庭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诉讼时效；二、家庭协议的效力。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发生效力后，遗产处于共有状态，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故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并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不应属于《继承法》第八条所称的“继承权纠纷”，不适用该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岳某3和岳某4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1995年9月25日的家庭协议足以证明张小凤的遗产应由岳某3和曹俊继承。理由如下：一、根据家庭协议的各个知晓人的陈述和岳寿松的遗嘱可以看出，岳寿松和及四个女婿均在签订协议现场，且协议形成后并没有如宋国强所说的当场撕毁协议的情形发生，因此岳某3虽提供的是家庭协议的复印件，但是该家庭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二、该份家庭协议形成具有特殊的历史事件背景，即张小凤死亡二年后，岳某3和曹俊要成亲，曹俊属于招亲进入岳家和岳寿松一起生活，既然曹俊是招亲，那么他和岳某3就要承担岳寿松今后的养老以及张小凤生前的医疗费和奔葬费，在此前提下，由岳寿松本人及四个女婿、相关亲戚、中证人等在场一起商量的家庭协议，该家庭协议对所有家庭成员是具有约束力的。三、家庭协议的抬头写有“关于十里牌唐公村四里桥组岳寿松家财产继承与今后养老，张小凤医疗费奔葬费一事”，可以看出这是对家庭整个财产的继承进行分配或约定，虽然家庭协议中写有“现岳寿松财产由曹晓军与岳某3夫妇俩继承”，但从协议的前后文含义分析以及曹俊和岳某3支付了张小凤生前所有的医疗费和奔葬费，该“财产”范围已经囊括了张小凤的财产。四、家庭协议签订后，岳某3和曹俊一直照料岳寿松的生活，并且岳某3和曹俊负担了岳寿松的丧葬费用。结合岳寿松的遗嘱内容，可以看出岳寿松对家庭协议是认可的，并且通过遗嘱内容也可看出家庭协议中存在张小凤的遗产是由岳某3继承的意思表示，再结合岳寿松配合岳某3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行为（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在2004年7月2日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岳某3，2006年8月份，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岳某3），更能印证家庭协议中张小凤的遗产就是由岳某3继承。综上分析，涉案房屋无论从继承角度还是物权登记角度看，都已经归岳某3所有。岳某1和岳某2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岳某1和岳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3元，保全费270元，两项合计483元，由岳某1和岳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李 远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曹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