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12民初13693号 原告：周小余，男，197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重庆伟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涛，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爱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武陵路186号3幢，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大道18号爱尚车展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78992026F。 法定代表人：李开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银川，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愿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重庆巴博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4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967056415。 法定代表人：李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余，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锋，男，公司员工。 原告周小余与被告重庆爱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尚汽车”)、重庆巴博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博斯汽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9月5日、2018年10月9日以及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被告爱尚汽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银川、被告巴博斯汽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富余到庭参加了三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涛到庭参加了2018年10月9日和2019年5月13日的庭审。被告爱尚汽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愿茹到庭参加了2018年9月5日、2018年10月9日的庭审。被告巴博斯汽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锋到庭参加了2018年9月5日以及2019年5月13日庭审，被告巴博斯汽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宗仲到庭参加了2018年10月9日的庭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和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按原告购车款62万元的三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共计186万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签订《代理购车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62万元购车款，由被告爱尚汽车代原告购买大众途锐2015款3.0TSI舒适型棕色小型越野客车，并约定由被告爱尚汽车代原告办理车辆上户和购买保险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了车款62万元及代办费、购置税等各项费用。交付车辆的时候，被告爱尚汽车声称该车辆是才出厂的新车，并向原告交付了车辆三包凭证，车辆三包凭证上记载的汽车销售者为被告巴博斯汽车，且凭证上面加盖了被告巴博斯汽车的公章。2018年3月底，因车辆出现故障，原告到4S店要求进行质保，被4S店告知该车辆已超过质保期，无法进行免费质保，并通过系统查询到原告的该车辆为2014款，且交货日期为2015年3月18日。后原告查看车辆登记证书，发现该车辆的生产日期实际为2014年3月1日。自此，原告才知道被告向原告出售的车辆实际是一辆库存车，且亦非原告所要求购买的2015款。根据汽车官网查询，2015款和2014款的汽车配置和指导价格均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原告的车辆配置实际和15款的配置相同，因此，原告具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被告对车辆进行过整改。同时，4S店查询信息显示，该车辆于2015年曾有过一次交易行为，属于二手车。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该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原告构成了欺诈，并导致原告的车辆无法正常在4S店进行质保。且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签订的合同名为代购，实为买卖。因此，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爱尚汽车辩称，1、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不是产品责任纠纷，故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主张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三倍赔偿，需证明其是为生活需要购买案涉车辆。2、被告爱尚汽车与原告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爱尚汽车仅代理原告向被告巴博斯汽车购买车辆，被告爱尚汽车不是销售者。3、原告提出案涉车辆存在其他交易记录，被告爱尚汽车对此不予认可，车辆交易应以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为准。4、原告自认案涉车辆配置与2015款完全一致，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告爱尚汽车代理购买的车辆符合合同约定。5、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案中只能存在一个车辆销售者。根据代理关系的性质，本案的销售者实际是被告巴博斯汽车，与被告爱尚汽车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爱尚汽车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巴博斯汽车辩称，1、被告巴博斯汽车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原告自认其与被告爱尚汽车签订买卖合同，但其并未与被告巴博斯汽车签订买卖合同。被告巴博斯汽车只是作为供应商向作为经营者的被告爱尚汽车提供了车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巴博斯汽车并非合同相对方。2、被告巴博斯汽车供应给被告爱尚汽车的车辆为新车，非原告所称的旧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条以及第十八条之规定，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均需要登记，但案涉车辆的初次登记信息是原告购买之后，即案涉车辆销售给原告是首次销售。3、原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要求二被告承担责任，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赔偿主体是经营者，被告巴博斯汽车仅是供应商，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巴博斯汽车据此承担法律责任。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法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爱尚汽车代理购车合同复印件，证明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购买2015款3.0T大众途锐汽车一辆，配置为3.0TSI舒适型，车辆价格为62万元。 2.个人首付款明细表复印件，证明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了案涉车辆首付款22万元，贷款金额为40万元。被告爱尚汽车向原告另行收取上户费、担保费、购置税、公证费、路桥费、抵押、解押费、银行按揭服务费、续保定金、印花税资料费、GPS费等。 3.收据复印件(2张)，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30日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定金5万元，于2016年9月28日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26.778万元，合计31.7768万元。 4.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折扣联，证明被告巴博斯汽车向原告开具案涉车辆发票。 5.车辆登记证书复印件，证明二被告向原告交付的车辆出产日期为2014年3月1日，且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 6.三包凭证，证明被告巴博斯汽车向原告出具三包凭证，载明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 7.重庆博众辉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大众汽车销售系统中的截图，证明二被告提供的车辆为2014款，非二被告所称的2015款，且在2015年3月18日有对外销售记录。 8.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为本案原告，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 9.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证明涉案车辆为2014款，生产日期为2014年3月，且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 被告爱尚汽车质证后，对爱尚汽车代理购车合同、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折扣联、三包凭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爱尚汽车代理购车合同不能说明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形成买卖合同，该合同名称即是代理购车合同，从合同内容看，每一条均是提示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建立的是代理购车关系，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款项行为也说明被告爱尚汽车是代收代付，根据该合同约定，被告爱尚汽车仅是代为购车，不是车辆销售者。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和三包凭证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发票的开票主体以及三包凭证的出具者为被告巴博斯汽车，结合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的代理购车合同，恰能说明本案所涉车辆的销售者为被告巴博斯汽车。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与本案无关。被告爱尚汽车对个人首付款明细表以及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确认其收到了原告交付的款项，但称其仅是代收代付，相应的税费等费用是原告车辆登记上户必须交纳的，被告爱尚汽车代原告办理车辆上户手续已实际支出，且该费用本身应由原告负担。被告爱尚汽车认为车辆登记证信息因无原件，故不认可其三性。重庆博众辉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大众汽车销售系统截图不符合证据形式，故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被告爱尚汽车与原告建立的是代理购车合同的关系，被告爱尚汽车只是代理人，且被告爱尚汽车在此过程中也并无欺诈的故意，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爱尚汽车构成欺诈，需承担责任。 被告巴博斯汽车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爱尚汽车代理购车合同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从合同内容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是买卖合同，而非代理购车合同，原告也向被告爱尚汽车交纳了保证金5万元，而并非收取的服务费，故该合同应是买卖合同。个人首付款明细表是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形成的，被告巴博斯汽车不清楚，故不予以质证。收据是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形成的，载明由被告爱尚汽车收取款项，且备注中载明为车款，故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交纳的为购车款。认可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折扣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该销售发票不能证明销售单位是被告巴博斯汽车，被告巴博斯汽车当时并不认识本案原告，该发票是被告巴博斯汽车应被告爱尚汽车的要求开具，且在被告巴博斯汽车提交的证据里可以解释该发票的出处及开票依据。车辆登记证信息的三性均无异议，从登记信息可看出，车辆的所有人为原告，登记日期为2016年10月24日，并属于初次登记，且无转让情况，故该登记信息能证明本案涉车辆为新车，非原告所说的二手车。三包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三包凭证显示生产日期是2016年10月9日，但因被告巴博斯汽车公司员工大意，故将生产日期写成了开票日期，故实际是开票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被告巴博斯汽车存在过错，但不能因此认定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车辆生产日期的确定有其他证据证明；虽然三包凭证中销售者签章处有被告巴博斯汽车公章，但不能证明被告巴博斯汽车属于案涉车辆的销售者。不认可重庆博众辉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大众汽车销售系统截图的三性，该截图非国家权威机构的系统，车辆属于登记的动产，其销售应以车管所初次登记日期为准，而非其他网站上的日期；该网站不具权威性，故不能确定销售日期为2015年3月18日。认可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资料都是随车附带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上面记载了车辆的生产日期、进口日期等详细信息，被告巴博斯汽车也将资料随车交予了被告爱尚汽车，被告巴博斯汽车无任何隐瞒。 被告爱尚汽车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代理购车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NO.00420288)复印件、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打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仅是代理购车关系，被告爱尚汽车向被告巴博斯汽车为原告订购的涉案车辆，被告爱尚汽车不是销售者，不应承担责任。 2.客户交接清单，证明被告爱尚汽车已将代购车辆及相应资料交付原告，并经原告验收，被告爱尚汽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对被告爱尚汽车所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代理购车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NO.00420288)、客户交接清单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虽然代理购车合同出现“代理”“委托”字样，但合同约定了车辆信息、价款、付款方式、交付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合同内容并无实质性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合同应是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虽然发票载明的销售单位是被告巴博斯汽车，但不能因此否定被告爱尚汽车是案涉车辆的销售主体。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的付款方是李敏，原告不是案件当事人，故无法确认真实性。客户交接清单载明被告爱尚汽车交付的机动车发票、注册登记证书、商业保险单、交强险保险单、保险发票、购置税发票均为复印件，由此可认定被告爱尚汽车并未向原告交付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且即使原告签收，也不能因此否认被告爱尚汽车实施了欺诈行为。 被告巴博斯汽车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因代理购车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NO.00420288)与原告举示的证据一致，故质证意见无变化。对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以及客户交接清单的三性均无异议。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付款方李敏是被告爱尚汽车的账务人员，其向被告巴博斯汽车的转账属于被告爱尚汽车的行为，被告爱尚汽车确实向被告巴博斯汽车支付了购车款，且该车也交付了被告爱尚汽车。客户交接清单说明被告巴博斯汽车将案涉车辆交与了被告爱尚汽车，由被告爱尚汽车与原告进行交接，交接单也能说明被告爱尚汽车是销售者，被告巴博斯汽车只是供应商。 被告巴博斯汽车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联销协议，证明被告爱尚汽车系被告巴博斯汽车的二级经销商，被告巴博斯汽车只是为被告爱尚汽车提供车辆，且根据该协议第1条第1.8项约定，可以由被告巴博斯汽车直接向客户开具销售发票，故原告提交的销售发票是由被告巴博斯汽车开具的。该协议同时证明被告巴博斯汽车仅是供货商，而非销售商。 2.车辆销售确认书，证明案涉车辆市场价为79万元，被告巴博斯汽车供货给被告爱尚汽车的价格为61万元，且该车辆已由被告巴博斯汽车实际交付给被告爱尚汽车，并由被告爱尚汽车进行了验收，故被告巴博斯汽车在供货中不存在隐瞒的情况。 3.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案涉车辆由案外人迁西县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被告巴博斯汽车提供。 4.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存根联是被告巴博斯汽车应被告爱尚汽车申请开具，开票依据为双方签订的联销协议。 5.中国民生银行付款单复印件，证明被告爱尚汽车向被告巴博斯汽车交纳了案涉车辆的购车款。 原告对被告巴博斯汽车所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原告不是联销协议及车辆销售确认书的当事人，故不确认其真实性，且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即使联销协议及车辆销售确认书真实，且经法院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联销协议的签约时间及合作期限均为空白，且从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来看，本案被告爱尚汽车为被告巴博斯汽车的授权经销商，被告爱尚汽车有权销售被告巴博斯汽车提供的车辆。从销售确认书所约定的车名及型号来看，双方销售的车辆为2015款大众途锐舒适款。不认可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存根联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但发票载明的销货单位为被告巴博斯汽车，被告巴博斯汽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主体，应认识到开具销售发票并载明销售单位的法律后果。中国民生银行付款单的付款方是李敏，不是案件当事人，故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被告爱尚汽车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联销协议、车辆销售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联销协议并未生效，根据协议第六条第6.1款，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而该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未签字，且本协议合作期限为空白，案涉车辆并未按该协议履行。根据协议第一条第1.1款约定，被告爱尚汽车也仅是对被告巴博斯汽车品牌及平行进口品牌进行经销，案涉车辆为大众品牌中规进口车，均不满足该协议确定的经销品牌。协议并未明确发票开具的方式。根据协议第2条第2.2款约定，所有车辆均是被告巴博斯汽车所有，被告爱尚汽车无销售处置的权利。综上，联销协议未生效，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巴博斯汽车的证明目的。车辆销售确认书虽然是被告巴博斯汽车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签订，但实际被告爱尚汽车已向被告巴博斯汽车披露购买人为原告，被告爱尚汽车的代理从隐名代理转为显名代理，被告巴博斯汽车开具的发票及三包凭证均能证明其知晓购车人为原告，而非被告爱尚汽车，因此案涉车辆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被代理人即原告承担。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无关。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的质证意见同原告举示的发票一致，说明被告巴博斯汽车是案涉车辆销售者。中国民生银行付款单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爱尚汽车收到原告的车款后已将其支付至被告巴博斯汽车处，代原告购买了车辆。 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对于爱尚汽车代理购车合同、个人首付款明细表、收据、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折扣联、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存根联、三包凭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兴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打印件、客户交接清单、车辆销售确认书，因原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前述证据是案涉车辆进口、流转过程中所形成，与本案纠纷亦具有关联性。对于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采信。 2.原告举示的车辆登记证书虽为复印件，但本院认为其载明的信息与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一致，且从被告爱尚汽车举示的客户交接清单中可看出，被告爱尚汽车在交付时亦只交付了复印件，故本院认为其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3.原告举示的重庆博众辉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大众汽车销售系统截图，在二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其系孤证，且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本院不予以采信。 4.对于被告巴博斯汽车举示的联销协议，因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被告爱尚汽车否认其效力，本院认为，结合联销协议关于协议生效的约定，该协议并未生效。且二被告均明确被告巴博斯汽车向被告爱尚汽车交付案涉车辆的依据为双方签订的《车辆销售确认书》，而车辆销售确认书载明的车辆流通模式与联销协议约定完全不同，故本院认为联销协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5.中国民生银行付款单虽为复印件，但因二被告均确认该付款单系二被告之间基于案涉车辆交易而形成，故本院予以采信。 6.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因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 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经本院审查认证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8月31日，以被告爱尚汽车为甲方(受托方)、原告周小余为乙方（委托方），双方共同签订《重庆爱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理购车合同》，主要载明甲方是从事汽车销售、代理购买、上牌、代办保险等服务业务的企业，有代理购买汽车的渠道和相关服务经验，乙方需要通过甲方购买汽车并接受相关服务，为此，乙方委托甲方代为购买车辆。为明确代理购车服务过程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双方签订协议如下：1、标的车辆：乙方委托甲方代为购买下述车辆：品牌型号15款3.0T大众途锐；配置指导价79万，3.0TS1舒适型；颜色棕色，价格62万元。2、合同价格：合同价格为62万元，以上委托购车金额由甲方代收代付或垫付，包含车辆进口代理服务费、车辆购买费、车辆进港查验、商检登记、电子通关、缴纳关税、报关提货、动态商检检测等费用。3、付款方式：乙方选择按揭方式支付购车款的，在签订本合同时向甲方支付保证金5万元。乙方委托甲方向金融机构提交按揭贷款申请资料，且乙方承诺其所提交的资料为真实、合法、完整、有效，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乙方申请的汽车消费贷款后，乙方应在审核通过后三日内付清全部委托购车款及相关服务费，届时乙方支付的定金自动转化为委托购车款。乙方逾期未全部付清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缴纳的定金不予退还，且甲方有权处置所订购的车辆。4、车辆交付：意向交车时间为按揭通过后发车，车到交车，具体交车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交车地点为爱尚名车。5、车辆验收：乙方应认真、全面、彻底地对标的车辆进行检查、检验，如有异议应当场提出，如无异议双方签署《接车验收确认单》；《接车验收确认单》签署之后，即视为甲方已经完全、如约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6、标的车辆的三包及保养：乙方委托甲方购买的平行进口车辆与厂家授权的4S店渠道不同，乙方知悉4S店不对车辆进行三包及保养的情况。为维护乙方用车权益，乙方可将车辆交由重庆豪杰奔宝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保养及后续服务。7、上户及保险由甲方代办。8、违约责任：因甲方原因致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交付车辆的，乙方有权按照缴款数额每日万分之一向甲方主张违约金，如甲方已经代购成功，则乙方不得解除合同；乙方不能按时交钱的，甲方有权按照欠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一向乙方主张违约金，且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所缴的保证金不退还；乙方不按约定在指定机构保养的，由于甲方不了解车辆具体情况，甲方不承担三包责任。9、纠纷解决：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双方首先协商解决，解决不成则采取法院诉讼或重庆市仲裁委仲裁的方式按照《合同法》关于代理关系的规定予以解决。10、合同效力及特别约定：双方建立的是委托代购关系，乙方明确知晓甲方是受其委托向出售方代购标的车辆，除非经过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作为受托方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标的车辆进行任何形式的改装、做漆、装饰、维修等，若因上述事由导致乙方权利可能受损，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向出售方或侵权方索赔，但甲方无赔偿或补偿义务。 2016年8月31日，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了“途锐定金”5万元；2016年9月28日，原告向被告爱尚汽车支付了“途锐车款”26.7768万元；两笔款项共计31.7768万元，该费用中包含了案涉车辆首付款22万元以及上户费、购置税、路桥费等其他费用9.7768万元。对于其余40万元车款，原告通过银行按揭贷款向被告爱尚汽车进行了支付。 2016年9月28日，被告爱尚汽车向原告交付了案涉车辆，原告签署了《新车提交客户确认表》，确认案涉车辆为15款途锐并对车辆状况进行了确认。2016年11月6日，被告爱尚汽车向原告交付了车辆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代办保险上户的资料以及由被告巴博斯汽车出具的三包凭证和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2016年10月9日开具)。车辆登记证书显示，案涉车辆为海关进口途锐小型越野客车，车辆出厂日期为2014年3月1日，使用性质载明为非运营。三包凭证和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载明的销售者为被告巴博斯汽车，三包凭证同时载明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 另查明，2016年9月12日，被告爱尚汽车与被告巴博斯汽车签订《车辆销售确认书》一份，载明被告巴博斯汽车向被告爱尚汽车出售15款大众途锐舒适版车辆一台，车身颜色为棕色，车辆市场指导价为79万元，售价为61万元。双方约定2016年9月25日在被告巴博斯汽车处提车。前述协议签订后，被告爱尚汽车通过案外人李敏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6年9月12日、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2日向被告巴博斯汽车转账支付了1万元、20万元、39.76万元。随后，被告巴博斯汽车将案涉车辆交付给了被告爱尚汽车并交付了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随车单证。除前述《车辆销售确认书》外，二被告均确认两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合同关系，被告爱尚汽车称“除本案原告外，有其他客户需要订车的，被告爱尚汽车也代理客户从被告巴博斯汽车处取车”，被告巴博斯汽车则称二被告之间有其他业务存在，“被告巴博斯汽车给被告爱尚汽车供车辆，被告爱尚汽车进行销售”。 经查，案涉车辆由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进口，于2014年5月4日在上海海关办结进口手续，货物进口证明书中载明案涉车辆为2014款，出厂日期为2014年3月。经本院向上海海关了解，其称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填写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商在进口申报时称案涉车辆为2014款。 在本案处理过程中，本院向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去函询问2014款以及2015款进口大众途锐2995CC越野车在外观以及配置上的区别，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在回函中称：“2014年款进口大众途锐的内部车型名称为VW526，对外仅称为途锐，该途锐已于2014年12月停厂。自2015年1月起改款生产的是进口大众新途锐（内部车型名称为VW526GP），故不存在2015年款的车型为VW526的途锐，因此，无法比较车型VW526途锐的2014款和2015款在外观及配置上的区别。此外，新途锐自2015年9月上市后的6个月内可称新途锐，6个月之后则仅称之为途锐。”本院再次去函要求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协助确认案涉车辆的内部车型名称，并提供“途锐-车辆（VW526）”与“新途锐-车型（VW526GP）”两款车辆在外观/内饰设计以及配置上的区别，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回函称案涉车辆的内部车型名称为“VW526”并提供了VW526以及VW526GP在设计及配置上的不同。其中配置不同表现为：1、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变化：从213千瓦增加到235千瓦；2、发动机最大扭矩变化：从420牛顿·米增加到440牛顿·米。 根据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对比资料，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组织当事人对案涉车辆进行现场勘验，根据现场勘验，本院发现案涉车辆的车辆车灯外观、进气口部分的造型与途锐VW526的外观设计一致。 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称，2018年3月，其到案外人重庆博众辉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车辆保养时被告知案涉车辆为2014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问题；案涉车辆的卖方是否存在欺诈；原告是否有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权利。 1、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问题 对于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认为其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签订了《代理购车协议》，该协议本质是车辆买卖协议，而被告巴博斯汽车向其开具发票并出具三包凭证，故二被告共同向原告销售了案涉车辆。被告爱尚汽车认为其与原告之间签订的《代理购车协议》是委托合同，其是代理原告向被告巴博斯汽车购买案涉车辆，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原告及被告巴博斯汽车。被告巴博斯汽车则认为被告爱尚汽车向其购买了案涉车辆后转卖给了原告，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开具发票及出具三包凭证均是受被告爱尚汽车指示进行的，故其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签订的《重庆爱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理购车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爱尚汽车代为购买车辆”、“被告爱尚汽车代收代付代垫款项”，且在合同中特别条款中载明“双方建立的是委托代购关系，乙方明确知晓甲方是受其委托向出售方代购标的车辆，除非经过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作为受托方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标的车辆进行任何形式的改装、做漆、装饰、维修等，若因上述事由导致乙方权利受损，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向出售方或侵权方索赔，但甲方无赔偿或补偿义务”，双方当事人对案涉《代理购车协议》属于委托合同有明确约定，且从具体内容来看，被告爱尚汽车并不承担购车过程中的任何风险责任，故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上，被告爱尚汽车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巴博斯汽车签订《车辆销售确认书》、购买车辆的行为属于其履行委托合同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被代理人，故原告有权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巴博斯汽车主张权利，但无权根据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告爱尚汽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案涉车辆的卖方是否存在欺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案涉车辆于2014年3月1日生产，于2014年5月从国外进口，进口申报属于2014款，且从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回函可知，2015款途锐汽车在2015年1月才开始生产；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发现案涉车辆的外观及配置符合2014年款途锐的设计。本院结合案涉车辆的出产时间以及以案涉车辆的勘验结果认定，案涉车辆为2014款进口大众途锐。本案中，原告欲购买的车辆为2015款3.0TS1舒适型大众途锐，被告巴博斯汽车实际交付的车辆为2014款，存在交付不实的情况。被告巴博斯汽车作为专门的汽车销售商，其应当知道其销售车辆的实际型号，且在随车交付的单据明确载明案涉车辆为2014款的情况下，被告巴博斯汽车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将其当作2015款进行销售，存在欺诈的故意。被告巴博斯汽车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使买方代理人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将车辆接走，导致实际所购车辆与合同约定不符且配置较低，买方权益显然因欺诈而受到侵害，故本院认为被告巴博斯汽车的行为构成欺诈。 3、原告是否有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巴博斯汽车辩称其并不知晓原告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被告爱尚汽车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向被告巴博斯汽车披露了原告周小余的存在，但本院认为，被告巴博斯汽车系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且与被告爱尚汽车之间存在长期业务往来，被告巴博斯汽车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被告爱尚汽车取得案涉车辆并非自用；结合被告巴博斯汽车在庭审中关于“二被告之间有长期业务往来，被告巴博斯汽车给被告爱尚汽车供车辆，被告爱尚汽车进行销售”的陈述，本院认为，被告巴博斯汽车订立合同时虽然不知道被告爱尚汽车是周小余的代理人，但其理应知道被告爱尚汽车并不是车辆的最终消费者，而是消费者的代理人，在此情况下，被告爱尚汽车何时披露真正的购买人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直接约束作为销售者的巴博斯汽车与作为买受人的消费者。再者，在案涉车辆买卖过程中，被告巴博斯汽车亦是向原告直接出具三包凭证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采取的周小余概括性委托爱尚汽车与巴博斯汽车签订《车辆销售确认书》购买车辆，巴博斯汽车交付车辆并向周小余出具三包凭证、开具发票的模式，原告(消费者)、被告爱尚汽车（消费者代理人）、被告巴博斯汽车（销售者）对各自在此交易模式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都是明知且确定的，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爱尚汽车与巴博斯汽车签订的《车辆销售确认书》应直接约束周小余与巴博斯汽车，即周小余已实际介入到爱尚汽车与巴博斯汽车签订的《车辆销售确认书》中，作为实际的合同主体承受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别保护，原告购买汽车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现原告自愿放弃要求销售者退还购车款的权利，仅以被告巴博斯汽车欺诈为由，要求三倍赔偿购车款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前述赔偿责任应以《车辆销售确认书》约定的购车款61万元为计算基数，即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赔偿款在183万元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巴博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三倍赔偿原告周小余购车款183万元； 二、驳回原告周小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540元，由被告重庆巴博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卫 人民陪审员  罗继碧 人民陪审员  代小戈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周之霞 书 记 员  何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