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辽0103行初486号原告张海山，男，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明，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光，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伊宁路13号。负责人王伟，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震，该所民警。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109号。负责人王大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家明，该局民警。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荀，该局民警。第三人于杰，女，197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第三人于静，女，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原告张海山不服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行政处罚决定、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12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25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于杰、于静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海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明、韩晓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以下简称：中华派出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震，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以下简称：和平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家明、杨荀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于杰、于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中华派出所于2018年7月22日对原告张海山作出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现查明，2015年10月31日20时30分许，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国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外，于静、于杰姐俩因其父亲的病情找医生张海山问，因张海山的回答未能得到于杰的满意，双方发生争吵。在张海山欲离开时，于杰、于静上前阻拦，被张海山推倒，造成于杰右侧第6肋骨骨折、右肘部软组织挫伤，于静右侧第5肋骨骨折、右髂部挫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笔录及亲笔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张海山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张海山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和平分局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沈公（和）复字[2018]第003号和平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被告中华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为由，维持了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张海山诉称，原告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2015年10月31日晚7时许，原告作为上级医生，在接到一线医生刘谋杰电话求助后，到达急诊监护室。在原告向患者家属解释治疗方案、安抚家属情绪时，患者家属于静、于杰情绪失控，对原告进行谩骂及人身攻击，原告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离开病房。原告离开病房后，于静、于杰并未停止攻击，与此同时又召集几名社会人员(非该患者家属)继续攻击原告及刘谋杰医生。报警后，中华派出所派警官出警处理，并于2018年7月22日做出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中华派出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和平分局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事发过程中，原告未主动攻击，患者家属阻拦原告离开，并先动手殴打原告，原告躲避、摆脱的过程中与家属有肢体接触，本质上不构成殴打他人的行为，中华派出所对该关键事实未予查清。事发当晚，原告作为上级值班医生在接到一线值班医生刘谋杰电话求助后才到达急诊监护室，了解情况进行处理。在患者家属情绪激动时，原告及刘谋杰医生为避免矛盾升级准备离开，但患者家属围堵两位医生、先动手殴打原告，并且纠集社会人员(王某等两人)围攻原告等两位医生，过程中原告及刘谋杰医生无奈进行躲避、摆脱。事实上，原告从未主动攻击患者家属、更未殴打对方。家属及社会人员(王某等两人)对原告等两位值班医生进行阻拦和殴打，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应当定性为医闹。该行为不但侵害了当事医生的合法权益，也危及了当晚心内科病房和急诊胸痛中心病人的安全，其性质无异于在行驶的公交车上殴打司机。原告等两位值班医生进行的躲避和摆脱不单单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守护病房病人的安全。另外，患者家属称其在医院走廊受伤，与事实不符。医院当晚监控视频显示，在病房中是患者家属主动闹事、拦截原告，原告离开病房后，患者家属仍紧追不舍。据此，原告客观上未主动攻击，主观上无殴打对方的故意和动机，本案二被告在未查清关键事实的情况下，仅凭患者家属的一面之词，即认定原告故意殴打他人，有违事实，应予撤销。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不应被采纳，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患者家属于杰、于静的所谓受伤系原告导致。被告根据现有证据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应予撤销。(一)二被告认定原告殴打于杰、于静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且本案中涉及的证人身份存在重大瑕疵。患者家属于杰、于静作为受害人，其称是在走廊受到伤害，但根据医院监控视频无法认定于杰、于静受伤是原告伤害所致，仅凭受害人于杰、于静陈述不能认定殴打事实。而作为证人的男性社会人员(王某)，其已经实际参与殴打原告，属于本案当事人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二)的规定，该人所做证言不能被单独采信，且其证人身份存在瑕疵。(二)本案鉴定意见存在明显瑕疵，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原告违法的证据。本案中，于杰提供的两份病历结论截然相反，第一份病历在医生细致的检查后没有诊断出肋骨骨折的结论，时隔五天后的第二份病历却做出了有肋骨骨折的诊断。不能排除于杰存在自伤行为，导致骨折的结果。于杰在公安医院就诊的病程记录中记载了右肘部青紫，却并未记载胸部所谓受伤处皮肤青紫，与CT片上显示的骨折及骨痂形成严重不符。于杰提供的鉴定书中11月5日和11月25日的CT片中水平切面上指示的骨折位置和形态不一致，存在重大疑点。于杰提供的鉴定书中11月5日的CT片上还有另一处标记了“R7”提示原始CT片上有两根以上的肋骨骨折，而鉴定报告中只提及一处肋骨骨折，存在重大疑点，原告有理由怀疑CT片造假，并且于杰在事后调解过程中先后提出30万元及60万元的显著超出正常标准的赔偿数额，有勒索原告之嫌，存在造假的主观动机。因此，于杰以第二份病历为依据提交鉴定机构得出的鉴定结论，有失公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于静在公安医院就诊的病志中记载了右前臂青紫肿胀，有触痛，但没有记载胸部所谓伤处的皮肤青紫或压痛，而且胸部正斜位片未见异常，还做了腰椎CT未见异常，唯独没有做肋骨3DCT。而10天后没有任何病志记载的症状和体征却出现了一个CT片提示肋骨骨折，而该CT片上箭头所指处竟然连明显的骨折线都没有，而且也有前述CT片可疑造假的细节。因此，于静以其病历为依据提交鉴定机构得出的鉴定结论，存在重大疑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原告对司法鉴定一事毫不知情，至今未见到于杰所称的两份病历及相关医学影像资料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据此做出的鉴定意见存在严重瑕疵，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存在违法行为。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殴打他人，且证据本身存在严重瑕疵，不应被采纳。三、本案多处存在程序违法，中华派出所所做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被撤销。(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中华派出所应当在受理案件之日起三十日内审理完毕治安案件。但本案自2015年10月31日发生，直至2018年7月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近三年之久，已经严重超期，违反法定时间办理案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中华派出所在行政复议决定书提及原告经常外出交流，与事实不符;原告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之间在非洲参加援外医疗工作，之前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在沈阳市工作和生活，且多次配合被告一的调解工作，这不能成为办案时间严重超期的理由。(二)鉴定意见出具后，原告对该意见有异议，已向被告一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且中华派出所同意。但最终未予重新委托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之规定，中华派出所违反法定程序。原告仍坚持让于杰、于静二人复查肋骨三维CT和ECT，已确定是否曾经有过肋骨骨折;同时让二人提供原始胸片CT和诊断报告等资料，该资料在公安医院应该也有存档，经原告核实，该资料已丢失。(三)2015年10月31日事发当晚，参与殴打两位医生的男性社会人员(王某)与受害的两位医生(三人一起)面对面做的笔录;而且是王某先做笔录，两位医生后做笔录，期间三人还发生了争执。这种做笔录的方式对整个笔录的准确性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这样的笔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对两位医生重新采集了笔录(记录时间与事发时间不同)，当视为有效证据。中华派出所称两位医生和王某是分别做的笔录，与事实严重不符。(四)中华派出所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和平分局行政复议维持原处罚，而对于杰、于静、王某等人殴打值班医生的行为未予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的公平原则。因此，应撤销对原告的处罚决定。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和平分局未进行重新调查及核实相关情况，径行做出维持决定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应当同时予以撤销该复议决定书。综上，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精神上造成了重大打击，亦损坏了原告在工作单位的良好声誉。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请求依法撤销沈公(和)复字[2018]0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照片八张，证明:案涉纠纷发生时，原告本人受伤、衣服上有明显脚印，所谓的被害人于杰、于静称没有打原告，与事实严重不符。实际上是二人动手打原告并阻拦、纠缠原告不让其离开，影响原告正常工作，原告属于正当防卫而非原告主动推倒二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与事实不符。2.现场录音两份，2015年12月2日的录音证明:（1）办案民警孔祥震在知晓王某参与殴打原告及其同事刘谋杰的情况下，其证言必然不利于原告，而最后被告却认定王某与双方没有利益关系，对王某的证言予以采信，而忽视原告的陈述及刘谋杰的证言，也不对原告进行伤情鉴定；（2）未向原告送达鉴定报告，对原告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置之不理。2016年2月22日的录音证明:办案民警孔祥震告知原告:“如果申请二次鉴定，必须承认伤情是你造成的，否则无权申请”，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剥夺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中华派出所辩称，1.原告请求的理由不符合事实，原告称是正当防卫的说法与事实难以成立。2.作为证人的王某是丹东东港人，因其岳父有病，就诊与医科大学重症监护室，看到医生的恶劣行为，上前与其理论。与医生张海山和于杰、于静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证言是可信的。3.2015年12月22日，中华派出所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法医司法鉴定结论为于杰第六肋骨骨折，右肘部软组织挫伤，于静右侧第五肋骨骨折，右髂骨挫伤，均为轻微伤，期间张海山对鉴定提出质疑，认为骨折位置和形态不一致时间较长，对此，对当时诊治于杰、于静的医生姚远进行询问，诊治医生介绍肋骨骨折是有一个诊治过程的，当时对于杰、于静的伤情进行验伤处理，并书写病志，告知病情变化随诊。4.张海山是工作期间与患者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医院可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张海山工作性质需要经常外出交流，我局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5.案发当晚分别对张海山、刘谋杰、于杰及证人王某制作笔录，笔录的先后顺序并不能造成对案件的干扰。中华派出所认定张海山殴打他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经调查，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笔录及亲笔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中华派出所认为，因张海山在工作时间，并且于杰、于静阻止张海山离开存在过错，所以对张海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张海山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综上所述，中华派出所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对张海山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鉴于上述情况，依法作出对张海山的行政处罚。被告中华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鉴定检测结论告知笔录；4.传唤证；5.受案登记表；6.受案回执；7.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8.公安行政案件损害赔偿调解记录；9.证人证言笔录；10.司法鉴定意见书；1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12.终止调解书；13.二次终止调解书；14.情况说明，以上证明原告殴打他人，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被告和平分局辩称，原告所述内容与事实相悖。中华派出所于2018年7月2日对张海山作出了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张海山对上述处理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和平分局认为中华派出所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沈公(和)复字[2018]00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做出的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和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请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和平分局做出的沈公(和)复字[2018]003号行政复议决定。被告和平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处罚决定书；3.居民身份证；4.授权委托书；5.同方律师事务所函及律师证；6.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7.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8.行政复议答辩状及情况说明；9.呈请延长行政复议期限报告书；10.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11.送达回执；12.行政复议决定书（拟稿）；13.行政复议决定书；14.送达回执，以上证据证明被告的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于杰、于静未到庭，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中华派出所提交的1号证据，系本案审查客体，不能作为证据，故不予确认；被告中华派出所提交的2、4至8、11至14号证据，可以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中华派出所提交的3号证据，因与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不相符，而被告中华派出所对原告提交的音频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故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中华派出所提交的9、10号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和平分局提交的2、13号证据，系本案审查客体，不能作为证据，故不予确认；被告和平分局提交的1、3-12、14号证据，本院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因系其自行拍摄，无其他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因被告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客观反映真实情况，故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2015年10月31日20时30分许，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外，于杰、于静（系姐妹关系）因其父亲的病情找医生张海山询问，因张海山的回答未能得到于杰的满意，双方发生争吵。在张海山欲离开时，于杰、于静阻拦，张海山推开于杰、于静。纠纷中，于杰、于静先后倒地。于杰、于静拨打110报警，园路派出所（现中华派出所）将张海山、刘谋杰、于杰、王某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园路派出所（现中华派出所）于2015年12月7日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对于杰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同年12月14日作出辽仁法鉴字（2015）15120702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于杰右侧第6肋骨骨折、右肘部软组织挫伤均为轻微伤。园路派出所（现中华派出所）于2015年12月22日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对于静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同年12月29日作出辽仁法鉴字（2015）15122208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于静右侧第5肋骨骨折，右髂部挫伤均为轻微伤。园路派出所（现中华派出所）于2016年1月19日给于杰出具受案回执。2016年4月12日、2016年11月15日于杰、于静两次申请终止调解。园路派出所（现中华派出所）2016年5月26日情况说明载明：“为弄清案件的事实经过，通过住院处的登记记录，联系了当时的住院人员关某某、杨某某、陈某某、张某某、周某、蔡某某等人员，但是这些人中有的回答没看到，有的电话是空号，故没有新的补充材料。”2016年2月24日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2月24日下午14时许，中华路派出所办案民警孔祥震、田杨前往沈阳市公安医院对治安案件中的当事人于杰、于静的伤情对当时的诊治医生姚远进行询问。经姚远大夫介绍对于静、于杰因诊治人员较多有些记不清了，但对于杰、于静伤情进行了诊治介绍，肋骨骨折是有一个诊治过程，当时对于杰、于静的伤情进行验伤处理，并书写病志，告知病情变化随诊。”张海山曾口头提出对鉴定的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后于2016年11月8日书面申请重新鉴定，中华派出所未予答复。中华派出所于2018年7月22日作出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张海山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和平分局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沈公（和）复字[2018]第003号和平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起诉来院。另查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10月31日，我院心内科医生刘谋杰，接到急诊监护室为于开庆患者会诊电话后立即前去会诊。当时患者为肿瘤晚期患者，基础状态差，心电监护提示房颤心律，心室率为100-120次/分，血压80/50mmHg,并处于静脉升压药维持血压中，化验结果提示患者存在血钾低、血白蛋白低等营养状态差等情况。本次请心内科会诊目的是因为家属要求把心律控制在100次/分以下。刘谋杰医生考虑患者心率快为肿瘤晚期代偿性增快所致，建议升压、补充营养等对症治疗，家属表示不理解，并坚持要求上级医生重新会诊。张海山医生是当晚值班的上级医生，重新查看病情后，与刘谋杰医生的会诊意见一致。在向患者家属解释病情并给予会诊意见后，家属对会诊意见仍不满意。张海山医生因需要回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病房看护其他患者、刘谋杰医生需对院内其他科室患者会诊，将要离开急诊监护室时，家属情绪激动、蛮不讲理、态度恶劣，要求两位医生留下，并围堵两位医生，对其二人进行拉扯，在拉扯过程中张海山和刘谋杰医生无奈进行躲闪挣脱。事发时，两位家属并未受到明显外伤，也并未表示明显疼痛或遭受骨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的规定，被告中华派出所具有作出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治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根据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和平分局作为中华派出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关于本案认定事实的问题。中华派出所认定“在张海山欲离开时，于杰、于静上前阻拦，被张海山推倒，造成于杰右侧第6肋骨骨折、右肘部软组织挫伤，于静右侧第5肋骨骨折、右髂部挫伤。”对于该认定，中华派出所提供于杰在纠纷当日即10月31日的笔录及于静在案发后12月14日的笔录，除于杰、于静询问笔录、亲笔陈述外，仅有王某的询问笔录，而王某的笔录仅记载“看见张海山用手将于静推倒”，而王某亦参与案涉纠纷，不能客观的还原现场情况，且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中华派出所认定“张海山将于杰推倒”，证据不足。关于本案鉴定意见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规定：“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5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的，应当将诊断证明结论书面告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3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同一行政案件的同一事项重新鉴定以1次为限。当事人是否申请重新鉴定，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办理。公安机关认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决定重新鉴定。”第八十二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重新鉴定：（一）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可能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的；（二）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和条件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五）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六）检材虚假或者被损坏的；（七）其他应当重新鉴定的。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作出不准予重新鉴定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的3日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本案中，中华派出所没有提供其将作为认定人身伤害程度依据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结论书面告知张海山的相关证据，张海山提供的录音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得知鉴定意见后，向办案单位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中华派出所未对是否进行重新鉴定作出决定，没有充分保障张海山的合法权益，其鉴定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中华派出所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受案登记，并经传唤、询问调解等程序，直至2018年7月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超过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中华派出所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予撤销。原告在提起行政复议后，和平分局经过立案、通知中华派出所提交答复、延长行政复议期限、阅卷审查等程序，作出沈公（和）复字[2018]第003号和平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但对中华派出所认定事实及程序问题未予纠正，应予以一并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作出的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8]11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作出的沈公(和)复字[2018]0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诉讼费5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耀宇人民陪审员  张玉华人民陪审员  唐占刚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崔 悦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