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4437号原告：江门市新会区昉升木材加工厂，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南坦九龙三盛围1号。经营者：赵文哲，男，197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芬，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雅雪，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诚大道341号办公楼3楼305房。法定代表人：黄国辉，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巫志斌，男，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被告：黄国辉，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述三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杰、李萍，均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国良，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原告江门市新会区昉升木材加工厂（以下简称昉升厂）诉被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胡国良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昉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芬，被告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国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昉升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纵海公司、胡国良向原告连带返还进出口代理费1200000元；2.判令被告纵海公司、胡国良连带承担自2017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收的逾期利息（以1200000元为本金，暂计为70458.33元）；3.判令四名被告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四名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新会一直从事木材贸易生意，因生意需要，原告自2016年初起便将其木材的进口清关等手续（如缴纳税费、滞柜费、办理清关等）打包给纵海公司处理，于是纵海公司便派其员工胡国良与原告进行业务对接，即原告提单到了通知纵海公司，纵海公司再派胡国良到原告处拿提单等单据，待货物清出前后几天，原告便将清关等费用（税费、滞柜费、清关费用等）应纵海公司要求转入胡国良账户，双方顺利合作了一年多。2017年4月，当原告依照双方交易习惯向胡国良支付了提单号为958811411、958671075、958371717共14货柜的清关等费用（税费、滞柜费、清关费用等）合计120万元后，纵海公司并没有按约定日期将上述货物清出，原告于是致电胡国良，但胡国良电话无人接听，原告又致电巫志斌，巫志斌说胡国良并没有将上述款项交回纵海公司，故原告货物尚未清出。这期间原告及巫志斌不断致电胡国良，胡国良要不联系不上，要不找理由拖时间，拒不将案涉款项交回纵海公司。眼看与客户约定的货物交期己到期，每天产生高额滞柜费等，原告多次与纵海公司负责人巫志斌交涉按约定清出货物，否则报警，但巫志斌表示公司经济困难，账上只有15万元，要想快速清出货物，不足部分只能先由原告垫付才能清出，并承诺纵海公司一定会处理此事给原告一个交代。原告只得相信纵海公司并于2017年5月11日、15日、17日、18日按巫志斌要求向其账户转入103.5万元，后将上述货物清出。可见，纵海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存在人格混同、财产混同的事实。之后原告找纵海公司追讨上述款项，巫志斌要么以各种理由拖延，要么拒接电话，原告更是发现作为纵海公司负责人及大股东的巫志斌及另一股东黄国文已将其持有的纵海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黄国辉。至此，上述被告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全部诉请。被告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共同辩称：原告诉请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返还三个提单的进出口代理费及相关资金占用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1、原告无证据证明就案涉三份提单向胡国良支付了120万元的事实，其提供的光大银行流水清单无法显示原告向胡国良的个人账户支付的是清关费120万元，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即使胡国良确实收取了原告120万元，纵海公司、黄国辉也不应承担返还责任。纵海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代理合同，也未在案涉提单上签名盖章，双方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原告的清关费从未汇入纵海公司及黄国辉的账户，而是直接将款项汇入胡国良个人账户，不符合公司正常交易习惯。在胡国良收取清关费且货物未清关的情形下，原告一直未向纵海公司主张权利，也未有找过黄国辉，这也不符合常理。并且，纵海公司从未报过案涉三个提单的清关手续。因此，纵海公司和黄国辉不应承担返还责任。3、巫志斌已于2011年从纵海公司辞职，其行为不能代表纵海公司，发生案涉纠纷时巫志斌并非纵海公司员工，且纵海公司并未授权巫志斌为原告进行报关。巫志斌为原告进行案涉三个提单的报关，是在胡国良失联以后原告主动找巫志斌进行后期的正常的报关程序，故巫志斌不应承担返还胡国良带走的120万元款项的责任。综上，原告对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的诉请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胡国良不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昉升厂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提单及提单的公证处翻译本、光大银行流水、录音光盘及笔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纵海公司注册登记及变更信息、代理进口合同两份，盖有纵海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黄国辉的身份证复印件、巫志斌身份证复印件及名片、巫志斌出具的书面说明、案外人方冰贤的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胡国良与案外人方冰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等作为证据；纵海公司提交了印章销毁回执、作废印章印模、刻章许可证、（2017）粤0112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01民终11888号《民事判决书》、纵海员工出具的情况说明、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的纵海公司员工工资发放银行流水等作为证据；巫志斌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房产证、银行流水明细、胡国良及其女友身份证复印件、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新锐丰锯木厂营业执照、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巫志斌的护照、提单及进口货物报关单、广州美晟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法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注册资料、案涉三个提单的各项费用记录等作为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原告昉升厂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的《代理进口合同》，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盖有纵海公司印章，乙方一栏空白。原告称该合同原件已丢失，故仅能提供电子照片。纵海公司称该合同为空白合同模板，对合同上纵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还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15日的《代理进口合同》，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盖有纵海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为巫志斌签名，乙方一栏为赵文哲签名。纵海公司对该合同上纵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巫志斌则称其仅在该合同上签名，当时合同抬头甲方处为空白，亦未有加盖纵海公司的印章，且该份合同是其与原告在案涉提单之后产生的合作，双方并无发生纠纷。原告另提供了三份提单，提单号分别为958811411、958671075、958371717。提单上有手写“已收到以上正本提单”、“已收到正本提单”的字句，字句下方是“胡国良”签名字样，签收日期均在2016年12月，并加盖有“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老港）”印章。对此纵海公司称其并没有该枚业务专用章。纵海公司申请对上述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纵海公司的印章于2017年3月29日重新更换刻制过，纵海公司提供了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出具的《印章销毁回执》和《刻章许可证》，上面加盖有作废印章印模和启用印模。根据纵海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经摇珠确定并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案涉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5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15年《代理进口合同》以及2017年5月15日《代理进口合同》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文分别与《印章销毁回执》(No：1306585)、《刻章许可证》(穗公印字No：A1744180)上的两枚“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及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纵海公司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原告则提出异议：1.原告未收到摇号选定鉴定机构的通知，鉴定程序违法；2.原告向鉴定机构提供了包括盖有纵海公司印章的纵海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黄国辉的身份证复印件，鉴定机构未对上述材料上的纵海公司印章进行鉴定；3.不能仅以行政机关备案登记的印章为准，而应以纵海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作为比对。原告自2016年11月起多次向胡国良转账，于2017年4月共计转账了1200000元，备注为清关费或滞柜费。原告称该笔费用支付的就是案涉三份提单项下货物的相关费用，但胡国良收款后并未办理货物的清关手续，故原告联系了巫志斌，并于2017年5月向巫志斌转账1035000元用于清关，现货物已清关完毕。巫志斌认为无法证明原告向胡国良支付的1200000元确实用于案涉三份提单项下货物的清关，而原告向其支付的1035000元是对货物重新进行清关的费用，与本案无关。纵海公司申请了证人廖某、杨某出庭作证，证人表示巫志斌自2011年从纵海公司离职之后不再是纵海公司员工，胡国良也并非纵海公司员工。另查明，纵海公司原股东有黄国辉、黄国文、巫志斌，后于2018年5月3日变更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国辉。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的问题。本院回应如下：1.本院经摇珠随机选中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本次鉴定工作，经查，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向原告寄送了摇珠通知书并成功送达，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且当事人是否到场，并不影响摇珠工作的合法性。2.纵海公司申请对案涉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在委托鉴定前已经组织双方确定该鉴定内容，并不包括对原告自行提供的纵海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黄国辉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纵海公司印章进行鉴定。并且，即使原告自行提供的该三份材料上纵海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和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实无对此进行鉴定的必要。3.行政机关备案登记的印章具备公正性与真实性，原告认为应以纵海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作为比对，并无依据，且即使原告认为纵海公司存在实际使用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的情形，亦应当举证证实，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院采纳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并以此作为认定事实厘清责任的依据。鉴定费5200元，已由纵海公司垫付，该费用应由原告承担。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有如下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进行逐一分析。第一个争议焦点，昉升厂与纵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是两份《代理进口合同》和三份提单，而纵海公司对上述证据上的印章均不予确认。经过鉴定，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上纵海公司的印章并非纵海公司备案印章，本院对该两份《代理进口合同》不予采信。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纵海公司曾使用过提单上的“广州纵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老港）”印章，故三份提单也无法证实原告与纵海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综上分析，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原告与纵海公司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以其与纵海公司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为由要求纵海公司返还费用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能否认定巫志斌的行为代表纵海公司，以及巫志斌是否与纵海公司存在人格及财产混同的问题。有证人证言证实巫志斌自2011年已从纵海公司离职，即使至2018年5月巫志斌仍然为纵海公司的股东，但巫志斌与原告产生关联，一是在2017年5月15日《代理进口合同》上签名，该合同上的纵海公司印章已经鉴定是虚假的，不能证实巫志斌的签约行为代表纵海公司。二是巫志斌在2017年5月收取了原告的清关费用1035000元并为原告进行了货物报关，没有充分证据能证实该款项是巫志斌以纵海公司的名义收取，以及巫志斌以纵海公司的名义为原告进行报关。原告主张巫志斌的行为代表纵海公司依据不足，同时原告并未举证巫志斌与纵海公司存在人格及财产混同的情形，故对原告据此要求纵海公司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个争议焦点，能否认定胡国良以纵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以及纵海公司应否据此承担民事责任。首先，没有证据证明胡国良是纵海公司的职员或其委托的人员，或者纵海公司对胡国良以纵海公司的名义为原告进行进出口代理是知情的；其次，原告既主张是与纵海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却将有关款项汇给胡国良个人，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程序。综上，原告主张胡国良是纵海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属于职务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纵海公司应据此承担民事责任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分析，纵海公司与原告并无案涉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均未收取原告诉请的1200000元清关费用，原告诉请要求纵海公司、巫志斌、黄国辉连带返还该12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个争议焦点，胡国良应否承担返还1200000元的责任。原告主张其已向胡国良支付了三个提单项下货物的清关等费用共计1200000元，胡国良收款后并未办理货物的清关手续，胡国良应予以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为此，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三份提单的签收情况为证，其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胡国良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本院仅能在现有证据下进行分析评判。首先，虽然原告向胡国良转账的1200000元并未明确指向是案涉三份提单，但是均备注为清关费或滞柜费，可见原告与胡国良之间确实存在代理报关的交易行为。其次，案涉三份提单上均有“胡国良”签名字样，可以证实该三份提单确与胡国良有关，该三份提单与转账记录能形成一定的相互印证关系。而根据原告的举证和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可知，案涉三份提单项下货物的清关实际上由巫志斌在之后另行处理，故可推定胡国良并未完成该三份提单的清关事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综合原告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认为胡国良向原告收取了1200000元费用但并未履行清关义务的事实，存在高度的可能性，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原告诉请胡国良返还12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胡国良还需向原告赔偿资金被占用的损失，主要体现为利息损失，原告主张自2017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收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胡国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国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门市新会区昉升木材加工厂返还12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2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江门市新会区昉升木材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3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胡国良负担。鉴定费5200元，由原告江门市新会区昉升木材加工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娜人民陪审员  李建明人民陪审员  钟群光二〇一九年七月××日法官助理王春梅书记员廖茜茹附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在本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述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申请的，法院将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