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4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云霞，女，197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福，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长军，男，197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林，山东绍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云霞因与被上诉人曲长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2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云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本案《鸡棚租赁合同》无效，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没有主张合同无效，而是一直要求解除合同。一审判决鸡棚租赁合同无效，超出了被上诉人要求解除《鸡棚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撤销。1.被上诉人曲长军在起诉状中主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立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鸡棚租赁合同，不是要求确认鸡棚租赁合同无效。2.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开庭传票》中，“案号（2018）鲁0612民初4号案由租赁合同纠纷”，而不是合同无效纠纷。3.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第一页倒数第4行“牟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今天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2018）鲁0612民初4号，原告曲长军诉被告高云霞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是审理合同无效纠纷一案。4.一审判决书载明“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判决书第2页正数第1行）和“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亦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5行）。这两段话都不是事实，是虚假的。上诉人查阅了本案两次法庭审理笔录，被上诉人曲长军从未“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相反，曲长军一直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庭审笔录载明：（1）第一次庭审笔录第3页倒数第7行“原告不同意履行合同，要求解除。”（2）第一次庭审笔录第6页正数第9行“法官：原告是否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没有”。（3）第一次庭审笔录第7页倒数第12行“法官：法庭辩论终结，现在由原告进行最后陈述。原告：要求支持诉讼请求。（4）第二次庭审笔录第2页倒数第1行“法官：原告是否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没有”。（5）第二次庭审笔录第3页正数第13行“法官：辩论终结，现在由原告进行最后陈述。原告：要求支持诉讼请求”。（6）特别是两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2018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前，一审法官询问曲长军的笔录中，曲长军依然说“我们主张合同有效”。（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鸡棚租赁合同》无效”，就是超出了被上诉人要求解除鸡棚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案件，都是判决有错误的案件，本案一审法院不对被上诉人要求解除鸡棚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却超出该诉讼请求，认定“鸡棚租赁合同无效”，就是错误判决，应当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依据农业农村部行政规章，判决《鸡棚租赁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鸡棚租赁合同》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该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暴名胜区；（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上诉人的鸡棚没有建在上述区域内，鸡棚租赁合同没有违反《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这一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第7号《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是农业部行政规章，一审判决以该文件第五条“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选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为依据，判决《鸡棚租赁合同》无效，是适用法律错误。农业部的文件是部门规章，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人民法院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3.法不溯及既往，法律对其实施前的行为没有溯及力，是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只能评判法律实施后的行为，不能评判法律实施前的行为。上诉人的居住地是烟台市牟平区，该村是全国饲养肉食鸡龙头企业—上市公司“仙坛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了发展壮大“仙坛股份有限公司”的肉食鸡产业，当地政府、村镇大力号召村民建鸡棚养肉食鸡，上诉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蛤堆后村村民委员会批准，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于1996年建起鸡棚饲养肉食鸡（见证据1、2、3）。国务院令第643号，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农业部令2010年第7号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都晚于上诉人建鸡棚的1996年，也就是说上诉人建鸡棚时，国务院643号令和农业部令2010第7号都没发布和实施。因此，不能用还没有发布和实施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评判上诉人1996年建设的鸡棚。三、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场地隶属禁养区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为“从二人签订合同时单独针对‘因环保或者村委、政府要求而禁止养殖’情况做出的约定，可以看出二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场地隶属禁养区”（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正数第9行），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5页正数第9行“法官：双方当事人，原告提交的牟平区政府二十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落款日期是2017年5月3日，早于你们签订合同的时间，对于该文件，你们双方当事人是否知道？原告：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在环保不让原告养殖了，原告才到政府打听，找到了这个文件。被告：不知道。”可见，在签订鸡棚租赁合同时，双方都不知道涉案场地隶属禁养区。四、被上诉人要求解除鸡棚租赁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以鸡棚租赁合同第二条第五项“因环保或者村委、政府要求而禁止养殖的，甲方需要退还乙方剩余租金”和“现政府禁止该租赁区域畜禽养殖”为理由，要求解除鸡棚租赁合同和退还租金147500元。但该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客观事实中没有出现合同规定的上述情况，现具体分析如下：1.环保部门没有禁止被上诉人在租赁的鸡棚内养猪。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18日电话中说：“举报在烟台市环保那里”、“就举报了你那个地方”，这都是无中生有。首先，被上诉人拿不出烟台市环保部门禁止在上诉人鸡棚内养猪的证据。其次，环保部门管理的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而上诉人的鸡棚2017年就没有养鸡，被上诉人租赁后也没有养猪，根本没有污染物排放，更不会污染环境，村里人能向烟台市环保部门举报什么呢？环保部门对上诉人鸡棚东西两侧三个正在养猪的有排放物的鸡棚不做处理，反而要处理没有排放物的停产鸡棚，这不是笑话吗？可见客观现实中没有出现合同中环保部门禁止养猪的情况。2.蛤堆后村委会没有禁止在上诉人的鸡棚内养猪。首先，被上诉人拿不出村委会禁止上诉人鸡棚内养猪的证据。其次，被上诉人在电话中也反复说“你在这里养肯定没问题”，“村里不能禁止你养猪。”再者，上诉人鸡棚左邻右舍有三家在鸡棚内养猪，村委会都没禁止，又怎么会单单禁止上诉人的鸡棚内养猪呢？可见客观现实中没有出现合同中村委会禁止养猪的情况。3.政府没有禁止在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养殖畜禽。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说的“现政府禁止该租赁区域畜禽养殖”是指烟牟政发[2017]21号文，但该文件没有禁止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养殖畜禽。（1）该文件是2017年5月4日下发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文件对下发前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在“六、工作要点（一）”（文件第5页）中做了明确规定，现抄录如下：“在禁养区，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要符合《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限期实现关停、转产或搬迁。”可见，该文件在禁养区只是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并没有禁止在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养殖畜禽，因为文件要求现有的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要符合标准，顾名思义，只有养殖了畜禽才有污染物排放，这就证明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可以养殖畜禽。该条中虽然规定“限期实现关停、转产或搬迁”，但没有规定具体期限，因此在政府作出“关停、转产或搬迁”的确定日期前，仍可在现有的养殖场养殖畜禽。即使要对现有的养殖场进行关停、转产或搬迁，也要给予补偿，政府就是这样做的。上诉人鸡棚西侧不足一米远的村民李萍的鸡棚，就是曲先生在西山北头村防护林里的养猪场被政府关停得到补偿款后，于2017年9月份租赁养猪的，并且养殖至今。所以，在上诉人的鸡棚内养猪是不被政府禁止的，而被上诉人在东山北头村防护林内也养猪至今，就是最好的佐证。被上诉人依据该文件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合同中政府禁止养猪的情况。2.庭审中出示的“联合执法问询笔录”（以下简称“问询笔录”和“承诺书”）没有法律效力。（1）联合执法队没有公章，“问询笔录”上也没有加盖公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大窑街道联合执法队》也无行政执法权，不能证明是政府行为.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没有下发不准养猪文件。（2）“问询笔录”通篇是拆除违章建筑，根本没有提到禁止在鸡棚内养猪。上诉人的鸡棚不是违章建筑，被上诉人租赁鸡棚后，曾想在鸡棚旁的空地上建料场和职工宿舍，但尚未施工，所以违章建筑也不存在。“问询笔录”中的拆除违章建筑，是无的放矢，与事实不符。（3）“违法建设整改承诺书”签字人是被上诉人曲长军，与上诉人高云霞无关。五、被上诉人以解除合同为名，行违约退租之实，剩余租金无权要求返还。被上诉人在2017年9月11日与上诉人签订了5年的鸡棚租赁合同，为了实施养猪将鸡棚内养鸡设施拆除，重新建了大量的养猪设施。但是，合同履行不足4个月，被上诉人即于2018年1月2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鸡棚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说“环保、村委会、政府禁止在租赁鸡棚养猪”都是不实之词，上诉人在上面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那么，被上诉人为什么租了鸡棚后又不在鸡棚内养猪了呢？原因是政府曾决定在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东西山北头村防护林内的养猪场，在政府给付补偿费后要搬迁走。有些养猪户拿了补偿款后，搬到了上诉人东西两侧的鸡棚内养猪。被上诉人的养猪场也在防护林内，也要搬迁，被上诉人通过中间人找到上诉人，于2017年9月11日签订了涉案租赁合同。但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被上诉人的养猪场不知何故不用搬迁了，仍可以在防护林带原地养猪。被上诉人在庭审电话中说他的养猪场现养母猪100头，小猪700头，占地7至8亩，没有办证办手续，所以，被上诉人不再需要上诉人的鸡棚养猪了，他才提出解除合同，这是违约退租。依据《鸡棚租赁合同》“六、合同提前终止3、租赁期间，乙方提前退租而违约，则剩余的租金甲方不退还”的规定，被上诉人无权要求返还租金147500元。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根据该条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恢复上诉人的鸡棚原状—拆除在鸡棚内所建的养猪设施，并将废弃物清理干净，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鸡棚原状（照片已刻录光盘），恢复鸡棚内原有的养鸡设施，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被上诉人曲长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有权依职权对涉案合同是否有效进行审查，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向被上诉人告知后，被上诉人同意变更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就有职权按照合同无效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审理本案。2.一审法院判决租赁合同无效，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是农业农村部的部门规章，不符合合同法解释一中的第四条规定，但该办法是依据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制订的，根据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动物饲养场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的距离应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而国务院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就是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该办法第五条出具了具体的规定，动物饲养场与铁路、公路交通干线应该在500米以外，所以一审法院根据《动物防疫条件检查办法》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不违反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针对上诉状的其他内容，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如果认定该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将对自然生活环境造成破坏，损坏环境的公共利益，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的效力，对无效合同也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曲长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鸡棚租赁合同，被告返还原告租金147500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针对其诉讼请求，曲长军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被告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的《鸡棚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证明租赁地址、用途及第二条第5款约定“因环保或者村委、政府要求而禁止养殖的，甲方需要退还剩余租金，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2.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3日印发的烟牟政发［2017]21号《关于重新调整和划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的意见》（以下简称21号政府文件），证明该租赁区域禁止养殖；3.提交大窑街道联合执法队于2017年10月12日向高云霞所作的《联合执法问询记录》和2017年10月19日曲长军向该部门作出的《违法建设整改承诺书》，证明该租赁场地因属于违章建筑，被要求“立即自行拆除，恢复原状”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但对于证据1要求按租赁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租赁期间，乙方提前退租而违约，则剩余的租金甲方不退还，并且甲方有权处理乙方遗留在鸡场内的任何设备及其活物”，原告退租，被告不同意返还已交的租金；对于证据2要求原告进一步举证租赁区域在禁养范围内；对证据3认为《联合执法问询记录》上的高云霞三个字不是被告亲自写的，执法部门不让建是因为原告在该地址上建宿舍。被告高云霞提交2017年11月20日和11月18日其与曲长军通话的两份录音，证明原告被禁是因为建宿舍的事实。原告则认为通过录音可以看出原告不能在该处继续养殖的事实。另：一审法院对涉案租赁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制作了视频资料和现场示意图，调取了大窑街道联合执法队对被告高云霞执法（告知其不能在租赁场地内养猪）的视频资料。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9月12日，被告高云霞（甲方）与原告曲长军（乙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出租鸡棚情况甲方出租给乙方的鸡棚位于烟台市牟平区米，鸡棚三栋，仓库两栋，住房三间，耳房一间。二、1.租赁期限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2022年9月11日。租赁期5年。2.甲、乙双方约定该鸡棚年租金为人民币30000（叁万）元。五年租金一次性付清，共计人民币150000（拾伍）万元。现金支付或转账。3.合同签订之日，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50000元（伍万）元整，剩下的100000（拾万元）2017年10月15号之前付清。……5.因环保或者村委、政府要求而禁止养殖的，甲方需要退还剩余租金，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三、鸡棚使用要求1.鸡棚仅限于鸡猪养殖。……六、合同提前终止1.租赁期间，厂房因不可抗拒因素，比如拆迁、台风、地震等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因地震台风等因素造成的鸡棚损坏，需要维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2.租赁期间，如甲方提前终止合同而违约，应赔偿乙方剩余年限的双倍租金。3.租赁期间，乙方提前退租而违约，则剩余的租金甲方不退还，并且甲方有权处理乙方遗留在鸡场内的任何设备及其活物。……”。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一次性交付租金150000元，被告将鸡场交付原告改造使用。在改造过程中，大窑街道联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10月12日向原告曲长军作出《联合执法问询记录》，告知其因所建的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要求其自行拆除，恢复原状。如果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或者不自行拆除，大窑街道联合执法队将依法没收工具，强制拆除。此外，大窑街道联合执法队还通知高云霞涉案租赁场地内不允许养猪，因高云霞拒绝签字，执法工作人员对执法内容进行了执法录像。2017年10月19日，曲长军作出承诺书，承诺“将土地恢复原状”，随即曲长军撤出租赁场地内。双方当事人对原告于10月撤出租赁场地之事实没有异议。因协商退还已交纳的租赁费未果，双方发生纠纷，原告诉来本院。原告主张因租赁场地处于禁养区且该租赁建筑无合法审批手续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认为10月份撤出时即已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因此合同解除时间应确定为10月份，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并退还多交的租赁费，租赁费按合同第二条第5款“因环保或者村委、政府要求而禁止养殖的，甲方需要退还剩余租金，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的约定，扣除一个月2500元，剩余的租赁费147500元被告应如数返还；而被告则认为原告主张的10月份即解除合同无事实依据，且与原告在2018年1月2日起诉时还请求解除与被告方的租赁合同之主张互相矛盾。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按合同第六条第3项“租赁期间，乙方提前退租而违约，则剩余的租金甲方不退还，并且甲方有权处理乙方遗留在鸡场内的任何设备及其活物”的约定不退还原告的租金。另：21号政府文件系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3日印发，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作，将畜禽养殖区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其中禁养区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指定范围内禁止存在任何畜禽养殖（场）区的区域。”该文件第五条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范围明确载明“……5、文三线、俚李线和城际铁路、烟海高速、荣乌高速、成龙线、牟白线、牟乳线等省级以上交通干线以及滨海路、龙昆线等旅游观光路两侧500米区域内。”2018年9月4日，经实地勘查制作的现场勘查图显示涉案租赁场地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夹于荣乌高速路和城际铁路之间，整个租赁场地基本位于距离荣乌高速路500米范围之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虽然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略（二）略（三）略（四）略（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首先要对合同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亦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被告返还剩余的租金1475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第四十九条规定“禽畜养殖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国务院发布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资金投入，扶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循环经济工作的组织协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和各自职责，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相关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综合整治方案，采取组织建设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有计划搬迁或者关闭畜禽养殖场所等措施，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治理。”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第四十三条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具体规模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农牧主管部门备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五条规定“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选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所涉的租赁场地位于禁养区内，合同标的违反了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区域内从事养殖行业的养殖经营户，从二人在签订合同时单独针对“因环保或者村委、政府要求而禁止养殖”情况做出的约定可以看出二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场地隶属禁养区。因此，导致本案合同无效原、被告双方均有责任，应当各自承担各自的损失。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告占有使用租赁场地一个月的事实均没有异议，原告亦同意给付被告一个月占有使用费2500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余剩余租金1475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此外，导致本案合同无效并引发纠纷，原、被告均有过错，各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诉讼费应合理分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判决：一、原告曲长军与被告高云霞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的《鸡棚租赁合同》无效；二、被告高云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曲长军147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0元减半收取1625元，原告负担800元，被告负担825元。诉讼保全费1270元，原告负担635元，被告负担635元。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虽被上诉人诉请为解除合同，但经一审法院释明，被上诉人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47500元，因此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涉案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国务院颁布的《禽畜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选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符合城乡规划，地势、水源、土壤、空气符合相关标准，距村庄、居民区、公共场所、交通干线1000米以上”。根据一审法院现场勘验，涉案租赁场地基本位于荣乌高速路500米范围之内，一审判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认定本案租赁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涉案租赁合同有效，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0元，由上诉人高云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宋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