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10民初2848号 原告：杨志珍，女，195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烨，河北弘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国强，男，1971年11月9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代理人：杨平书，石家庄市鹿泉惠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高迁西街村村民委员会。 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高迁西街。 法定代表人：梁成芳，职务：书记兼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玉。 原告杨志珍与被告石家庄市鹿泉区高迁西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迁西街村委会）、被告杜国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志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杜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志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无效。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杜国强将占有的原告杨志珍名下的位于“丁上地”的4.05亩基本农田返还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志珍系高迁西街村村民，在1983年原高迁西街村民委员会统一对外承包时，根据人口数从原高迁西街生产大队处合法取得了“丁上地”4.05亩的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权，后在1996年左右，因原告外出，暂将上述土地交付给被告杜国强的父亲杜新同临时代耕代种。1999年村委会统一组织村民针对土地进行延包，原告与村委会签订了《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对“丁上地”4.05亩基本农田进行了延包，期限自1993年9月20日起至2023年9月20日止，并由政府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书》，现原告要求被告杜国强将代耕代种的土地返还给原告，遭到被告杜国强的拒绝，称其同样拥有《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经查阅发现，其合同书显示的杜国强承包地地位置，正好包含了原告“丁上地”的4.05亩基本农田。对此，原告杨志珍找村委会了解情况，村委会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原告认为，原告作为高迁西街村的村民，仅仅享有“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除此别无其他基本农田可供经营，而被告杜国强家庭户中拥有多处基本农田，其代耕代种的原告的土地应当予以返还。此外，村委会在与被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时，没有对土地进行详细的丈量，也没有审阅1983年第一轮承包的情况，贸然与被告签订该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无效，并判决被告杜国强返还土地。 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辩称，签订承包合同时，现任的村委会成员都不在任，对当时的情况不清楚。 被告杜国强辩称，原告所诉事实是虚构的，被告杜国强于1993年和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有产权证书、承包合同书、粮补等予以佐证，被告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请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志珍与被告杜国强均系高迁西街村的村民。1983年，农村实施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取得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原告家庭一直耕种该土地。1996年左右，原告离家到石家庄市做生意，该土地由被告父亲杜新同耕种。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原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鹿泉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原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年，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被告杜国强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确定了被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丁上地”3.55亩（共计7.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鹿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杜国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相应的公粮、乡统筹、村提留等，一直由被告父亲杜新同缴纳。2014年6月，被告杜国强与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将自己家庭经营的家庭“丁上地”共计7.6亩土地转包给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合同加盖有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的公章。2016年8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杜国强返还4.05亩土地，2016年10月11日，本院作出（2016）冀0110民初304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的承包合同与被告杜国强的承包合同相互重叠、属权属不明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7年6月，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有效，2016年10月11日，本院作出（2017）冀0110民初27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999年元月3日原告与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有效，原告享有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9年4月，被告杜国强得知法院判决后，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法院撤销（2017）冀0110民初2761号民事判决书，现案件正在审理中。2019年5月，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于1999年元月3日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种承包合同书》无效。2、依法判决被告杜国强将占有的原告杨志珍名下的位于“丁上地”的4.05亩基本农田返还给原告。 另查明，依据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2018年对全村承包土地的确权明细，被告家庭现有承包地：被告杜国强父亲杜新同名下“大地”3.3亩，被告杜国强哥哥杜国丰名下3.35亩，被告杜国强父亲杜新同名下“丁上地”4.05亩（诉争土地），被告杜国强本人名下“丁上地”3.55亩，共计14.25亩。 原告家庭没有实际耕种的其他土地。 本案争议的焦点：1999年1月3日被告杜国强与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签订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 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1983年8月获鹿县人民政府通过高迁西街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向原告出具的《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证明：原告杨志珍自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取得了“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请法庭类比该证据，释明被告是否拥有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底账。 2、高迁西街村委会为在1999年未为原告发放的《石家庄市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自1983年自1999年，原告杨志珍在村中一直按照4.05亩土地的面积和人口，向国家缴纳公粮。请法庭类比该证据，释明被告是否按照其诉称的7.6亩土地自1983年缴纳公粮至今。 3、原告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1983年，原告取得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9年，原告与被告村委会签订延包合同，从而合法的取得了经营权至2023年，且政府发放了承包经营权证。 4、2016年11月14日，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及有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的公章使用审批卡，证明：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临时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第一小队自1983年分地后至今未进行其他承包，同时证实，原告的土地存在交给被告父亲杜新同代耕代种的情况，且原告目前无承包地。 5、第一小队队长留存的《承包地块汇总表》，证明：杜新同代耕代种的属于原告的丁上地4.05亩土地，并没有承包经营权，同时证明，杜新同、杜国强家庭户在村中还有其他承包地，原告除争议土地外再无其他土地。请法院核实被告家庭户的承包地情况。 被告杜国强对原告提交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 《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有异议，原告提交的1983年的承包合同中“丁上地”的长度是280米，这和被告杜国强现在耕种土地的长度不一致，该证显示，有两块“丁上地”，两块“丁上地”的笔迹不一致。土地使用证还显示，现耕种杜荣光地4.05亩；高迁西街村委会为在1999年为原告发放的《石家庄市农民负担监督卡》，有异议，监督卡的编号与1993年土地承包合同的编号一致，笔迹也为同一个人书写；原告的《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认可，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与1983年承包合同书为同一个人书写。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的土地长度为280米，与被告杜国强现在耕种的土地长度不一致，村委会公章与被告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公章不一致；2016年11月14日，被告高迁西街村委出具的证明信及有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的公章使用审批卡，对证明信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该证明是伪造的，有原来的村主任、书记、会计可以证实。审计卡，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一小队队长留存的《承包地块汇总表》，没有村委会印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高迁西街村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 不清楚。 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杜国强提交证据如下： 1、1999年被告村委会与被告杜国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 2、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3、村委会底账，证明：原告并没有承包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土地，该底账显示原告没有村承包地。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粮补存折和农村信用社信通卡。 5、2014年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书及建温室大棚补充协议1份。 6、杜文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被告杜国强与杜文周的土地相邻。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杜国强与被告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 原告对被告杜国强提交的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 1999年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被告杜国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的承包合同书显示的地名是“顶上”，而不是“丁上”，合同书落款签字系圆珠笔所签，不符合签订合同的一般规则，通过该合同书与被告的经营权证书相比较，经营权证书对地块的长宽有过涂改，其中的7.6亩中，包含原告交给被告父亲代耕代种的4.05亩土地，而且，承包经营权证书第一页显示的是梁国强，不是被告本人，两证据之间存在自相矛盾；村委会底账，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两份金融卡证，与本案无关；2014年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书及建温室大棚补充协议，原告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不知道是被告何是如何操作的，不予认可；杜文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1983年，农村实施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取得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6年左右，原告离家到石家庄市做生意，该土地由被告父亲杜新同耕种。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与原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鹿泉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原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被告高迁西街村委会又与被告签订《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鹿泉市人民政府亦为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被告家庭对高迁西街村“丁上地”7.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尽管该《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土地，包含了原告的4.05亩土地，但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无效的情形，亦应视为合法有效，现原告诉请确认被告《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不予采信。对于两份《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均有效时的履行事宜，应当由土地发包方的高迁西街村委会予以确认，此不属于本案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杜国强返还土地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案诉争高迁西街村“丁上地”4.0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后，未实际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方，可依据《鹿泉市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向土地的发包方高迁西街村委会主张自己的权利，此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志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顺川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