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3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友文，男，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公民身份号码430************217。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满桂，女，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32************761。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喜菊，女，196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信豪庭A区813房，公民身份号码433************022。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佳，广东顺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云龙，男，198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8。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缙，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名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7L。法定代表人：杨某1。上诉人张友文、宁满桂、周喜菊因与被上诉人李云龙、原审被告广东名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派公司)公司设立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9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云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云龙与张友文、周喜菊于2017年11月25日签订《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2.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共同退回李云龙入股款15万元；3.案件诉讼费由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5日，李云龙（乙方）与张友文（甲方）、周喜菊（丙方）签订一份《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如下：1.甲乙双方因共同投资入股丙方名派公司事宜达成协议；2.甲乙双方负责出资金重新激活名派公司资质并重新运作，名派公司与法人杨某1、总经理周喜菊之前所有的个人债务、公司债务都与甲乙双方无关；3.公司由甲乙两方股东共同投资，注入资金为30万元，甲方出资15万元，占公司股份10%，乙方出资15万元，占公司股份10%，丙方提供商标、展厅及办公场地供甲乙双方使用，丙方占总资产的80%，该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运营开支，包括展厅租金、水电、人工工资、资质激活等，在公司开立后，该注入资金存放于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临时账户（户名为宁满桂），甲乙双方均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将各应支付的启动资金转入上述临时账户；4.公司设总经理，由周喜菊担任，公司法人不得参与本公司经营，甲乙为公司的部门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具体职责包括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根据公司运营需要招聘员工（财务会计人员须由甲乙丙三方共同聘任），审批日常事项（丙方财务审批权限为5000元以下，超过该权限数额的，须经甲乙丙三方共同签字认可，方可执行），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其他职责；5.公司运营期间，资金将由开立的公司账户统一收支，财务统一交由甲乙丙三方共同聘任的财务会计人员宁满桂处理，公司账目应做到日清月结，并及时提供相关报表交甲乙丙三方签字认可备案；6.利润和亏损，甲乙丙三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7.发生以下情形，本协议即终止，（1）公司因客观原因未能设立，（2）公司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3）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4）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甲乙丙三方共同进行清算，必要时可聘请中立方参与清算，若清算后有剩余，甲乙丙三方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如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李云龙于2017年12月3日向宁满桂账户支付7万元，于2017年12月8日向宁满桂账户支付5万元，于2018年1月12日向周喜菊支付5万元，周喜菊将其中3万元转至宁满桂账户，将其中2万元退回李云龙，至此，李云龙按上述《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履行了15万元的出资义务。2017年12月8日，宁满桂尾号9671账户向柯远忠账户转款84100元。2017年12月12日，名派公司与佛山市科升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升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KS-2017-1204《合同》，合同内容为名派公司委托科升公司为顾问，就名派公司申办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环），CQC环保认证，CQT品质认证，荣誉证书，ISO9001、ISO14001、ISO18001体系认证做统一规划；项目费用包括认证费、检测费、差旅费、咨询材料费，总费用为234100元，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于合同签订三日内支付定金84100元，第二期按认证项目进展速度分别对公支付认证费及检测费，第三期余款认证完成后以总合同金额减去以上费用三日内支付。2017年12月20日名派公司、科升公司、佛山市**********（以下简称质量检测中心）签订一份《产品质量技术服务协议书》，约定科升公司、质量检测中心为名派公司提供有关产品的质量信息、法律法规、标准资料等技术服务；签订协议书十日内名派公司向质量检测中心一次性支付58000元作为产品检验、认证及技术咨询服务费。2018年11月17日，科升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载明：2017年11月-2017年12月4日之间，本公司法人柯忠远与名派公司的张友文、李云龙、周喜菊、张继成等公司管理层，多次商讨关于办理公司相关投标资质事宜及合同细节。2017年12月8日，名派公司电话通知讨论通过，并要求当日签订合同。由于本公司柯先生在东莞出差，无法立即赶回，双方电话微信商议确定，合同总金额234100元，以合同定金84100元到账为生效日。当日名派公司安排财务宁满桂向柯忠远农行账户转款定金84100元用于资质前期启动资金，并于2017年12月12日双方补签合同。本公司法人柯忠远确认已收到以上定金，遵照合同约定即刻着手安排申报工作，并于2018年1月辅助名派公司取得了ISO9001、ISO14001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计量证书及相关荣誉证书共计十六份，交于张继成保管，后续18001、CQTA品质认证、十环标志认证、外观专利二十款、中国环保CQC产品认证都已申报备案，以上产生相关费用约68430元。按照约定名派公司应立即支付此进度款给我司。另外CQTA已审核完毕。审核认证费58000元应支付质量检测中心对公账户。十环标志认证费用4万元应对公支付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账户。以上款项名派公司均以对公账户被法院封存无法转款为由迟迟未支付。本公司一再善意提醒，并电话督促多次无果，导致认证无法继续进行。李云龙与周喜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如下：1.2018年4月15日，周喜菊称“她（宁满桂）过年前就没有做的嘛，因为这个钱是她来管的嘛，后来只收到你的15万嘛，15万就做这个资质嘛，资质做了8万嘛”“第一她那个钱没到位”，2.2018年8月4日，周喜菊称“她自己管钱呢，她自己管钱的把钱拿走了，我也不知道，进来我也不知道，因为都是在她账面上，我一直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呢，就叫弟妹站在这个位置跟，是六月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单，但是呢，一年都是我自己交房租交水费电费，26个业务员，一直在店里享受”。李云龙与宁满桂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如下：1.2018年8月21日，宁满桂称“我把我自己的拿回来，我不干了”“那是我退了，她同意退给我的啊，又不是抢她的回来的，她自己同意退给我的啊”“我说我不做的了，我就是这样子说的了，她就还给我了”。2.2018年10月12日，宁满桂称“我说那现在你的钱没有在我这里了，我说我全转给你了，我就把钱全部转给她算清楚了，我就走了，我就没有再管这个数了”“我觉得她们业务不听话，不跟她们之前与我说的那样，她跟我说这样说的，那她们要交单，提给我们公司10%啊，我觉得她们好像在欺骗我们一样，自己的单都不是我们的账，那我就觉得我不管了，我不做了，我就跟她直接这样说，那她说那行，那你不做就不做了，那只要她答应我不做了，那我肯定偷笑的退出来了”“当时她也没有把钱退给我，但是后面她卖了房子才把钱退给我，他卖房子的时候我叫她把钱退给我一部分，她也没有全部说退给我啊，她现在都还借了我的钱”。李云龙认为，张友文已将《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出资15万元收回，且《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合作并未开始运营，因此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应将李云龙出资的15万元退回。周喜菊认为，李云龙与张友文出资的款项已全部使用，无法退回，不同意解除《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并据此提供了列表以证明款项支出情况，认为从支出情况亦可反推张友文已出资15万元且该款项已使用到合作事项中；此外，名派公司于2008年10月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华西名派酒店分租一层二层用于办公和展厅，后由于名派公司经营不善，名派公司退回一部分场地后将剩余场地转租给李云龙及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同时租金也降为3万元每月。张友文同意解除《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庭审中，对于《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合作事项，李云龙陈述合作事项是使用名派公司的资质进行招投标，在招投标时由周喜菊提供一个小办公室以接待客户，在激活资质后设立新公司；周喜菊陈述三方通过借用名派公司的名义招投标出售家具，到一定程度可设立新的公司，借用名派公司的资质但实际运作都是投资款项用于租展厅、支付水电、工资、激活资质同时进行，租展厅对合作项目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展厅才可以让客户选样；张友文陈述，投入30万元是用于展厅的起死回生，利用展厅来接单，而投入的30万元用于运营开支，因当时计算只能使用半年左右，有营利就继续做，由于名派公司名称值1000多万元，周喜菊不同意更改名派公司的公司名称，所以三方不可能同意设立新公司。关于激活资质并重新运作，李云龙陈述是指激活名派公司的招投标资质，但不知道资质是什么，只知道需要激活资质才能参与招投标，重新运作是指成立新公司后，借用名派公司的名义和牌照去招投标；张友文、宁满桂陈述主要是用于招投标，资质是指名派公司与科升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如该资质被激活，评标分数会很高，而借用名派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更容易中标；周喜菊陈述重新激活资质就是指名派公司与科升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再以名派公司的名义及其名义前遗留下来的资源招投标拉大单。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李云龙、张友文各出资15万元，周喜菊提供商标、展厅及办公场地，三方共同激活名派公司资质并重新运作，并在运作后设立新的公司，因此，案件系公司设立纠纷。李云龙与张友文、周喜菊签订的《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三方合作项目中比较核心的内容为激活资质，而名派公司目前由于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无法继续履行其与科升公司的合同，名派公司的相关资质也无法被激活。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由周喜菊提供名派公司材料（包括公司账户）给协议三方用于激活资质，由于周喜菊无法提供有效的名派公司材料用于办理激活资质，该《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李云龙请求解除《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及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三方应对在设立新公司过程中已履行与未履行的事项作出清算。李云龙认为三方的合作项目尚未开展，未实际发生费用，而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则认为投入的30万元已全部使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应提供证据证明张友文已投入15万元，及李云龙与张友文投入的共计30万元使用至三方合作项目的情况。对此，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关于支付展厅租金问题。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认为合作三方向名派公司承租了展厅并实际使用，李云龙否认。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未提供证据证明展厅现在使用情况，周喜菊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系名派公司与出租方之间的合同，无法证明系名派公司出租给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而周喜菊提交的大量租金收据未提供支付凭证佐证，只能证明系名派公司与出租方之前缴纳租金的情况。此外，周喜菊未提供名派公司发生的租金支出已经过《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超出5000元须三方共同签字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对周喜菊主张的投入资金用于支付三方合作项目展厅租金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二，关于支付激活资质的84100元问题。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核心的项目为激活资质，虽然因激活资质所订立的合同双方并未由合作三方签署，但并不影响三方以此办理资质激活的手续。李云龙虽认为其对洽谈事宜不知情，但从当事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科升公司出具的《证明》也能反映李云龙对此知情，且该项目为三方合作协议所约定，宁满桂账户支付的款项与激活资质的合同约定相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对周喜菊认为投资款项用于支付84100元资质激活，符合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三，对于周喜菊提交列表的其余费用，低于5000元的部分，共计9500元（4600元+4000元+900元）属于《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项目周喜菊的财务审批权限范围，李云龙未提供证据证明周喜菊在使用资金时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支出予以采信。对于超出5000元的部分，周喜菊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三方共同签字认可，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云龙对此知情并同意支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用于三方合作项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一审法院认定用于三方合作项目发生的费用共计93600元。因此，张友文、周喜菊认为从已发生的支付费用可反推张友文已出资15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协议解除后，三方共同进行清算，若清算有剩余，三方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各方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方合作存在对外欠债，故一审法院仅对各方出资及资金使用后的情况作出清算处理。根据上述认定事实，三方合作项目仅李云龙出资15万元，而三方合作共发生支出费用93600元，即李云龙出资款项尚有余额56400元。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三方指定出资款项汇入宁满桂账户，由宁满桂负责管理。宁满桂负有对该资金的管理义务，因此，宁满桂应向李云龙返还56400元。对于已支出的936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第二款“部分发起人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请求其他发起人分担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他发起人按照约定的责任承担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责任承担比例的，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担责任；没有约定出资比例的，按照均等份额分担责任”的规定，应由合作三方按占股比例承担，即李云龙承担9360元、张友文承担9360元，周喜菊承担74880元。因此，张友文应向李云龙支付9360元，周喜菊应向李云龙支付74880元。李云龙认为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恶意串通瓜分李云龙投资款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云龙未提供证据证明宁满桂参与三方合作项目，因此李云龙基于夫妻关系请求宁满桂对张友文的债务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云龙庭前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已对李云龙及张友文的入股资金作出认定，无需调取，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云龙庭后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已对三方合作事项的费用支出作出认定，且激活资质的费用属于三方合作项目已发生的费用，因此，一审法院对该申请不予采纳。综上，李云龙要求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返还15万元的诉讼请求中符合一审法院核定范围部分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宁满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云龙返还56400元；二、张友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云龙返还9360元；三、周喜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云龙返还74880元；四、驳回李云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由李云龙负担102.96元，张友文负担102.96元，周喜菊负担823.68元，宁满桂负担620.4元。张友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云龙的全部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部分。其一，就周喜菊提交的工资表、展厅租金收据、送货单，张友文同意周喜菊的意见，但一审法院以李云龙不确认为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由于三方在签署《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时已经明确合作的主要运营费用是包括展厅租金、工人工资、资质激活等，所以，虽然三方在协议里约定超过5000元的费用须经三方签字认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未按该约定执行。三方合伙主要就是要利用展厅，所以展厅在三方签署《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时就已经投入合伙项目使用。李云龙仅仅是口头不确认，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应当由李云龙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二，就李云龙提交的其与周喜菊的微信聊天记录，张友文并未确认，该聊天记录是他们二者之间的聊天，不能以该内容来对涉及到张友文的相关事实进行判断。事实上，周喜菊只是口头上跟李云龙说将15万元退给了张友文，但实际上是由宁满桂管钱的，周喜菊无权单方决定是否退钱，也没有退钱给张友文的能力（因为她不管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友文投入的15万元已经退返是错误的。由于三方合伙项目运营需要开支，张友文和李云龙各投入的15万元均用于运营开支（主要用于展厅租金、工人工资、资质激活等费用），已经没有剩余。为此，三方也协商过再增加投资，但李云龙一方单方违约，不再投钱。即使如此，李云龙也无权要求退还该15万元，该费用已经用于合伙项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部分。其一，各方从未达成意见要成立新的公司，只是要利用“名派公司”平台合伙。其二，《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签署后，张友文和李云龙按约定支付了15万元，但是由于展厅租金、激活资质等费用的开支，导致原来谈好的出资款不够用，而李云龙不愿意再投钱，中途违约。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2款：“若清算后有剩余，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的约定，李云龙即使要求解除协议，也应在合伙企业清算后按约定执行。而在本案中，所有的现金投资已经用于运营开支，李云龙无权要求退还出资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张友文的上诉请求。宁满桂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云龙的全部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宁满桂既不是《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方，也不是《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三方合伙的实际参与方，宁满桂只是受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委托负责管理入股款30万元的，李云龙、张友文入股时本是要将30万元交给周喜菊，但因担心周喜菊拿去偿还私人债务，三方一致同意委托宁满桂来帮忙交租、办证和门市正常开支使用。从2017年11月开始，宁满桂都是在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三方交代下进行交租办证和支付门市开支，2018年3月在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都在公司上班时，钱已用了近20万元，每个月的租金都是按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的委托在交到30万元用完为止。而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也很清楚钱早已用完。亏损与否都与宁满桂无关，宁满桂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宁满桂管理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的合伙资金，而所有的资金均已用于运营开支，已无剩余资金可支配。因此，宁满桂只是李云龙、张友文、周喜菊合伙项目的工作人员，相应的后果应由合伙组织承担，一审法院以宁满桂负有管理资金的义务为由判令宁满桂承担清偿责任，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宁满桂的上诉请求。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宁满桂属于中介人,不是投资者,周喜菊与李云龙均是宁满桂的朋友。他们开始投资后,宁满桂也知道周喜菊的公司是濒临破产状态的，他们想通过每人投入15万元激活公司。李云龙不放心周喜菊,担心周喜菊公款私用,因此将款项放在宁满桂名下的账号。宁满桂建立了一个财务微信群,成员包括周喜菊、李云龙、张友文、宁满桂,每次使用款项都会在群内公布。经营期间,也曾进行过活动以及交付水电租金等。一审庭审期间,宁满桂手机坏了,无法查看财务群的消息,现手机维修好,已将财务群的信息材料打印好提交法院。后期请了一个阿姨搞卫生和开门,阿姨已过来作证。一开始宁满桂不想投资,因为宁满桂妹夫也在名派公司工作过,认为公司复杂。但后来李云龙、张友文说当是交学费,学习经营家私行业。但公司开张后,李云龙、张友文不怎么上班。后期还向宁满桂借了点钱交付租金。投入资金时,名派公司的账号是被封的,所以借用宁满桂名下的卡。宁满桂本想办理第二张卡,但如果办第二张银行卡是限制转出额为1万元,因此没有开卡。在该账户开通前宁满桂没有与周喜菊来往任何款项。李云龙把15万元存入宁满桂账户,至2018年1月17日前已使用17万多元。除了交租和工资之外,其他5000元以下的小开支,不需要三方签名，当时名派公司其他主管也知情。周喜菊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云龙的全部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不予采信周喜菊提交的部分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进而导致涉案合伙项目的开支费用认定错误。其一，周喜菊提交的工资表：一审法院以周喜菊未提供社保记录相佐证以及李云龙不确认为由不予采信，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首先，涉案合伙项目客观上确有聘请人员的需要，在各方签署的《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4）款亦明确约定：“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运营开支，包括展厅租金、水电、人工工资、资质激活等”。其次，张友文、宁满桂对周喜菊提交的工资表予以确认，虽然张友文、宁满桂与周喜菊同为一审阶段的被告，但显然周喜菊与张友文、宁满桂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张友文、宁满桂对案件事实有权发表其独立的质证意见，且张友文、宁满桂本身即是涉案的知情人员，他们的质证意见可以反映案件事实。因此，在周喜菊提交了工资表且另有涉案当事人确认的情况下，应当由李云龙进行反证，而不能仅凭李云龙“口头否认”即可。一审法院片面地认为张友文、宁满桂与周喜菊均为一审被告，即忽视其他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而主观地采信李云龙的口头抗辩。并且，社保记录证明并不等同于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的证明，事实上也大量存在客观的劳动关系而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再加上涉案合伙项目并没有成立具体的公司，涉案各方本意也无意成立新的公司，实质是利用“名派公司”资质平台的合伙项目。因此，不存在购买社保的单位主体，自然谈不上购买社保的问题。综上，该工资表中所产生的工资费用应当认定为涉案合伙项目的运营费用。其二，展厅租金费用：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6款“出资金重新激活名派公司资质并重新运作……”，可见，名派公司现状各方均是清楚、明知的，各方出资的最终目的是重新激活名派公司资质并重新运作；同理，在各方签署的《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4）款明确约定：“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运营开支，包括展厅租金、水电、人工工资、资质激活等”。而各方合伙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名派公司”资质平台开展业务活动及实现营利，该目的的最终落实则需通过展厅来实现。展厅既是接洽客户的场所，也是展示平台效应的场所，更是拓展开发订单的场所。如果没有展厅，则各方的合伙只能是空中楼阁。至于厂房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名派公司与出租方，各方在合伙时已经清楚、明知，但自各方合伙时展厅已由合伙项目实际使用，正因为是名派公司与出租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进而名派公司在各方合伙前是展厅的实际承租人，涉案合伙各方才存在利用“名派公司”平台的现实需要，否则各方只需另行选择经营场所即可，各方在《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4）款对运营费用主要包括展厅租金有明确约定，亦可推定各合伙人确认使用展厅。另外，由于周喜菊与名派公司存在特殊的关联关系，既是名派公司的股东，也是名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配偶，且涉案各方当事人是多年的朋友，平时关系颇为要好，租赁合同拟变更主体需要找出租方协商，需要人力物力及时间成本。基于上述原因，名派公司与涉案合伙项目没有就租赁合同办理相关的交接手续，也符合常理。同理，由于《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已对展厅租金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在缴交展厅租金时未再要求“三方签字认可”。此事实从支付激活资质费用84100元的手续上可以印证（84100元同样未经“三方签字认可”）。一审法院据未经三方签字认可就不予认定该费用属运营费用属机械、片面割裂证据，前后不能相互印证。因此，展厅租金费用应当认定为涉案合伙项目的运营费用。其三，周喜菊提交的送货单，虽为复印件，但张友文、宁满桂予以确认。同理，李云龙仅是口头抗辩，未提交证据进行反证，应当由李云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事实上，涉案合伙项目已经产生了业务，项目在正常开展中，由于李云龙单方违约不再投钱，才导致本案纠纷。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认定案由。《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虽在名称上标有“股东”二字，实则属三方合伙投资经营。一审法院以公司设立为案由存在错误，本案实为合伙纠纷。首先，涉案各方并无成立新公司的意思表示。《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因共同投资入股丙方名派公司……1.公司名称：名派公司……”，从整个协议书内容可见，各方实意是要利用名派公司平台合伙，并无成立新公司的意思表示。其次，通过各方签署《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后的合伙行为来看，各方也没有重新成立新公司的实际行为。且事实上，直至本案纠纷庭审之时，亦无成立新的公司。再者，《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签署后，各方的合伙正在实际履行：1.李云龙支付了15万元的出资款；2.张友文支付了15万元的出资款；3.合伙项目实际使用展厅并按约定支付租金；4.合伙项目支付了费用84100元拟用于资质激活等等。通过以上事实可见，虽然各方并无成立新的公司，但各方的合伙项目在实际履行中。一审法院片面以《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抬头名称来认定案由，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而《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2款约定：“若清算后有剩余，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故李云龙即使要求解除协议，也应在合伙企业清算后按约定执行。而本案中，所有的现金投资已经用于运营开支，李云龙无权要求退还出资款。三、根据宁满桂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李云龙对投资款项的支付以及租金的交付是明知的。由此可认定虽然合同约定5000元以上必须经过三方签字,但实际上在三方经营过程中不是每一单都要三方签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周喜菊的上诉请求。针对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的上诉，李云龙一并答辩如下：一、原审遗漏认定张友文与宁满桂是夫妻关系。二、张友文与宁满桂是夫妻投资经营，张友文与宁满桂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三、户名为宁满桂，账号为621*************840，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顺德龙江支行的账户实际使用人为周喜菊，并非宁满桂，该账户发生的交易都是周喜菊的交易。（一）李云龙与周喜菊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周喜菊确认张友文与宁满桂资金没有到位;（二）张友文在第一次庭审时也确认了周喜菊借用宁满桂的银行账户的事实;（三）周喜菊为规避法院的执行，周喜菊夫妻还将其所有的一辆保时捷小车及一些财产过户到张友文、宁满桂名下帮其代持。（四）该银行账户2018年3月8日有一笔转账给周喜菊代理律师王志佳的20000元，周喜菊、宁满桂、周喜菊代理人王志佳都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宁满桂是从事美容店工作，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大笔的交易流水，张友文、宁满桂也没有相关法律纠纷需要向王志佳支付律师费，只有周喜菊才会请律师代理案件。如果调取该银行账户2017年11月前的交易明细也存在向梅友全的交易，那就更进一步证实该银行账户实际使用人为周喜菊。四、张友文至始至终都没有入资分文。（一）李云龙与周喜菊、宁满桂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张友文实际并未入资。（二）张友文、宁满桂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其已入资。（三）张友文、宁满桂主张其已入资15万元的证据就是户名为宁满桂，账号为621*************840，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顺德龙江支行的账户的支出明细，但该银行账户实际使用人为周喜菊，该账户发生的金额为周喜菊自己经营所产生的，与合伙无关，与张友文及宁满桂也无关。五、李云龙与张友文、周喜菊的合作因为资质没有激活，合作并没有开始，不存在产生房租及水电，房租和水电是周喜菊自己经营展厅所产生的，周喜菊经营展厅赚的钱也归了周喜菊自己所有。从周喜菊使用的宁满桂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可以证实周喜菊经营展厅产生了几百万的业务收入，但周喜菊也没有列入合伙收入。周喜菊所主张的房租与水电及工人工资实际上是周喜菊自己经营展厅所产生的，与合伙无关。李云龙与张友文、周喜菊合伙经营，只是借用名派公司的牌照及资质去招投标接业务赚钱，并不是经营展厅卖家具，经营展厅卖家具是周喜菊自己在做，在合伙之前周喜菊就一直在经营展厅，合伙后根本没有再重新签订过租赁合同。周喜菊也没有提供财务账本来证明展厅的收入及支出，周喜菊主张展厅租金、房租、水电由李云龙与张友文承担，那周喜菊经营展厅的收入为什么不分配给李云龙与张友文？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周喜菊提供的租赁合同及房租、水电费收据都是周喜菊伪造的，租赁合同都没有名派酒店盖章，为什么没有盖章，因为该合同是伪造的，所以他无公章，但她又怕伪造公章担刑事责任，所以不敢伪造公章。六，激活资质的84100元并没有实际发生，即使有发生也应当由张友文与周喜菊、宁满桂承担。（一）第一，周喜菊供的办理资质的《合同》不是真实的，该费用并没有实际发生。因为《合同》没有原件，只有复印件加盖章，所以不真实。为什么会没有原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发生，张友文、周喜菊又怕原件在科升公司那里，到时候该公司以凭合同来问他们要钱，所以没有原件。第二，科升公司出具的证明说已经为名派家具有限公司取得了ISO9001、ISO14001等相关认证，但没提供相关认证的证据。第三，科升公司证明说名派公司资质认证已实际发生68430元费用，但没有提交相关部门的发票。（二）即使周喜菊确实支付了84100元用于资质激活，该费用也就张友文与周喜菊、宁满桂承担，不应由李云龙承担。1．周喜菊经营名派公司多年，对公司参与招投标及办理资质的程序非常清楚，进行资质激活必须要用到名派公司的公账，进行招投标也要用到名派公司的公账，但周喜菊明知名派公司的账户被法院查封，名派公司又没有能力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法院不可能解封名派公司账户，故无法激活名派公司的资质，也无法实现合伙目的，周喜菊就不应当去签订办理资质的合同，不应该交纳相关的费用，周喜菊对造成该费用的损失应承担过错责任，故周喜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第(3)项约定:“周喜菊的财务审批权为5000元，超过该权限数额的，须经甲乙丙三方共同签字认可，方可执行。”周喜菊主张的84100元办理资质的费用，李云龙并不知情，也没有经过李云龙签字同意，故李云龙不应承担。3．如果张友文承认自己签字同意了，那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在明知《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有约定，超过5000元的开支要经三方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李云龙没有签字同意还支付其费用，故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应自己承担其费用。七、《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李云龙与张友文各投资15万元，现只有李云龙投资15万元，并且钱全部不见了，张友文分文未投，也没有承担分文亏损，有失公平。八、原审按李云龙所占股份比例承担亏损处理正确。九、周喜菊的配偶杨某1经营名派公司,周喜菊、杨某1、名派公司欠了很多债务,为了规避执行,杨某1和周喜菊的财产均转移到张友文、宁满桂的名下,包括一辆保时捷小车。十、杨某1和周喜菊自己的账户不能用,平常均是用宁满桂的账号,包括卖房子。本案用宁满桂的账号支出的款项实际是周喜菊支付的,不是宁满桂支付的。双方合作是不需要展厅的，只是利用名派公司的资质向外招投标。周喜菊骗了李云龙,没有告知其账户已被法院冻结。本案中只有李云龙出资15万元，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其他人没有出资。展厅一直均是周喜菊经营,在合作前也是周喜菊自己支付费用。宁满桂没有支付律师费，只有周喜菊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宁满桂账户支付王志佳律师的费用，可以看出是周喜菊在使用该账户。各方为了避免周喜菊公款私用，约定超过5000元的款项需要三方签字。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第一、二、三项，增加判决张友文与宁满桂相互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的上诉，名派公司未作陈述。本院二审期间，张友文、周喜菊、宁满桂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群名为“财务对账”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张继成与宁满桂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第1页证明：三方约定上班时间，必须有一个合伙人在展厅，上班时间是8点至18点；第2页证明：合伙人招聘的业务员把业务单“飞走”，合伙人约定把“飞单”的业务员赶出办公室，说明项目合作需要办公室和展厅；第3页证明：项目合作的办公室的摄像头坏了，需要找人维修；第7页证明：项目合作的办公室的电脑坏了；第8页证明：合伙人张友文开单，即有业务收入；第10页证明：宁满桂要求李云龙把投资款转到指定的账号；第11页证明：2017年12月8日宁满桂把群名改成“财务对账”，并把11月的业绩表放到了群里。业绩单上有张继成把业务提成分发给业务员，项目盈利5400元；第11和12页之间漏打印1页，证明：投资款总共30万元，加上盈利5400元，减去开支14224元，减去办证费用84100元，剩余款项207076元。办证的转款记录也在此页；第12页证明：2017年12月9日进账120元，2017年12月10日进账489元，2017年12月1-9日进账6009元，开支98324元，余额207685元。2017年12月2日又收到两次2400元；第13页证明：李云龙收到一张单；第14页证明：2017年12月20日总投资款余额208681元；第15页证明：合伙项目要交社保；第16页证明：2017年12月15日余额是207521元；第17页证明：2017年10月25日修电脑480元，2017年12月17日交税款633元，余额207492元；第18页证明：2017年12月21日李云龙开单，且张友文口头说不做了；第19页证明：李云龙要求退出；第20页证明：2017年12月27日宁满桂支付了租金32100元；第21页证明：总部业务员张继成要求合伙项目支付会计事务所服务费；第22页证明：到2017年12月30日，项目余额180814元；第23页证明：到2018年1月9日，项目余额177254元。一审庭审期间李云龙不承认开支，但在2018年1月12日，李云龙还支付了最后一笔投资款5万元。证据2：宁满桂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该账户是在合伙后就用于合伙项目使用。三个人合伙后运作展厅的费用均是由三个合伙人承担，展厅的项目利润和货款也是打到该账户，在三人合伙前是没有人打款的，若有也是三合伙人私人之间的交易。该账户进出账均是宁满桂本人在使用，没有与周喜菊或名派公司发生交易，但是有时候用该账户转租金出去，有时候是因为周喜菊资金周转不灵，让宁满桂发微信红包给其急用，有些是微信上打牌发生的往来。周喜菊在微信上向宁满桂借款，宁满桂都是截图保存在相册里的。律师费是周喜菊向宁满桂借的钱。有时候是因为周喜菊不懂使用手机银行，通过微信转钱给宁满桂后帮其支付其女儿杨慧的房贷。证据3：梅友全的银行账户明细表。拟证明：由宁满桂代表向梅友全交展厅租金。证据4：场地审定意见书和规划图。拟证明：梅祥连对案涉的场地拥有所有权。证据5：梅祥连和梅友全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情况说明，拟证明：梅友全委托梅祥连与交租方沟通，并收取案涉场地的租金。梅友全是香港居民，梅祥连也是定居澳门。证据6：银行卡复印件。拟证明：展厅租金从2017年12月开始由宁满桂通过银行卡支付。上述证据4、5、6一审期间无法取得该证据，现二审才取得。共同证明：名派公司很大的，合伙人只是承租了其中一部分，大概1800平方米左右。作为展厅，该租金十分合理。合伙需要以展厅为基础，《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二点第（4）项明确约定投资款的用途，包括展厅租金。根据宁满桂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也可证明该展厅是项目三方承租的，且按月支付。证据7：证人张继成，其陈述：因债务问题，名派公司的账户在2017年6月被冻结了，其后名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周喜菊想和债权人协商解封，于是在11月，周喜菊与李云龙、宁满桂、张友文协商共同运营名派公司。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配合李云龙、宁满桂、张友文管理公司，同时也有做业务。当时还有十几个业务员，宁满桂是财务，客户的款项打到宁满桂的账户，支出也是由宁满桂支出。我们只有提成，没有工资，提成也是财务宁满桂发给我们的。业务员通过展厅签到了一部分的订单，也向合伙项目支付了相应的提成。2017年底前是杨某1经营展厅，其与周喜菊是夫妻关系。展厅共两层楼，一个月租金3万元。我是周喜菊妹夫。证据8：证人张晚莲，其陈述：我以前在名派酒店搞卫生，后来李总（通过照片指认是李云龙）让我帮名派总部展厅一个星期搞一次卫生，工资是3000元，我现在还在名派总部搞卫生。上述证据7、8拟证明合伙三人是如何运作展厅和项目的，以及清洁工工资是由李云龙商定的。张继成虽然是周喜菊的妹夫，但是张继成所述与宁满桂提供的微信群记录的内容均可对应，包括张继成在微信上要求宁满桂支付项目的税金、张继成代表所有业务员取得提成后进行分发。名派总部隔壁是名派酒店，证人张晚莲在2017年12月合伙前是在名派总部做钟点工，合伙后，由于李云龙与张友文做不到每天值班，所以让张晚莲每天开门关门搞卫生。因需要开关门导致工作时间延长，所以张晚莲还要求增加工资。李云龙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宁满桂除与周喜菊有几笔交易外，还有与周喜菊女儿杨慧发生过几笔交易，还用该账号进行名派公司货款的收支，比如：2017年12月19日张继成转入23440元，2018年1月9日收取**转入货款27700元，2018年1月27日收取**转入货款120467元和27300元，2018年3月8日有一笔转账2万元给王志佳律师的律师费。因周喜菊的账户被法院查封了，其卖房子都是用宁满桂的账户收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展厅租金是代表周喜菊交的，合伙的时候不需要用到展厅。对证据4、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租金是整个名派公司的租金，展厅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没有3万元那么多，合伙是要借用名派公司的资质进行招投标而不是卖家具，不需要使用展厅，展厅是周喜菊个人在使用。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人张继成与周喜菊存在亲戚关系，张继成证实之前名派公司由杨某1经营展厅，2017年12月才开始由周喜菊经营。该展厅一直有清洁工，不可能由李云龙招聘清洁工搞卫生，要招聘也应该是周喜菊负责。本院二审期间，李云龙、名派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名派公司没有对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有原始载体供核对，其内容能与当事人诉讼中的陈述等其他证据相印证，而且作为群聊成员之一的李云龙，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其关联性本院在后文一并论述。证据4、5、6有原件供核对，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本院在后文一并论述。证据7的证人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明力较弱，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本院在后文一并论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群名为“财务对账”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宁满桂说“以后我们三人在上班时间必须有一个在办公室”“我老公上早上8:00到12:00”“......办公室不够用，他还占在我们的办公室，又不给我们下单，......”“......大姐说，那个摄像头要你找一个人去接一下那个线维修一下”“那个办公室的电脑没有电了，你们把它打好啊......”2017年12月5日，张友文上传两张“名派”送货单。2017年12月8日，宁满桂上传一张《2017-11月业绩表》，并说“300000加进账5400减开支14224减办证84100=207076”。2017年12月9日、10日、11日、12日，宁满桂陈述分别进账120元、489元、6009元、2400元，李云龙回复称“好的”。宁满桂于2017年12月13日说“12月11号进账642”“12号进账354”。宁满桂12月15日说“销费广告灯800.吃饭360”“修电脑480”。宁满桂12月18日说“12.17进633减税182”。宁满桂12月20日说“进2340”。宁满桂12月21日说“收到1295”。宁满桂12月27日说“到12月27号进账2071+209832=211903-租金32100-开支加油300=179503”。宁满桂12月30日说“28-30进账1443+179503=180946-吃饭132=180814”“湖南商会用了2000-180714=178814”。宁满桂2018年1月9日说“开支电话费1100+修打印机460”“178814-1560=177254”。2017年12月21日，宁满桂说“张友文不做了”，李云龙回复说“搞毛线”，宁满桂回复说“我们直接退出”。宁满桂在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9月27日期间，宁满桂与周喜菊及周喜菊的女儿杨慧发生多笔资金往来，金额在300元至12万元间。梅祥连承租龙江镇华西股份合作社位于龙江镇新华西村沙富路土地4000平方米。梅祥连、梅友全分别出具《情况说明》，称梅祥连委托梅友全收取“名派总部”的租金和水电费。梅友全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8年1月30日、3月3日、4月10日、5月3日、6月5日、8月15日分别收到宁满桂转入32220元、30000元、32360元、32060元、32400、34920元。张晚莲2017年12月后在名派公司展厅负责搞卫生，工资是3000元/月。张友文与宁满桂是夫妻关系。本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李云龙、张友文各出资15万元，周喜菊提供商标、展厅及办公场地，三方共同设立新的公司，因此，本案是公司设立纠纷。虽然《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在第一条提及公司名称为“广东名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但其后多次出现“公司开立”“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等表述，且不涉及名派公司的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故李云龙所称是通过设立新公司达到合同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周喜菊、张友文、宁满桂称实为合伙协议，与《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文字表述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合同目的，当事人均确认是激活名派公司资质后借用其名义参加投标并获取利润，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是否解除、何时解除、解除后如何处置剩余财产。对于李云龙在答辩中关于变更一审判决内容的请求，本院不予审查。李云龙与张友文、周喜菊签订的《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未出现《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七项约定的解除或终止的情形，当事人也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终止或解除情形。但宁满桂于2017年12月21日在微信中明确告知李云龙“张友文不做了”“我们直接退出”，周喜菊也于2018年4月15日在微信中称“她（宁满桂）过年前就没有做的嘛......”，而且宁满桂还在微信中说“我把我自己的拿回来，我不干了”，足以认定张友文明确表示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根据《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由周喜菊提供名派公司材料（包括公司账户）给协议三方用于激活资质，由于周喜菊无法提供有效的名派公司材料用于办理激活资质，《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李云龙请求解除《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及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已经部分履行，根据合同性质，解除后已无法恢复原状，李云龙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出资激活名派公司资质是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投入到激活名派公司资质的资金并未违反合作三方的意思表示，应由各方当事人依约共担。在实际运作中，当事人还利用名派公司展厅等现有资源进行了接单和提成，并通过微信群确认了收入和支出，由此产生的支出也应由合作三方依约共担。其中，《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二项之（4）明确约定了李云龙、张友文的出资主要用途包括展厅租金、水电、人工工资、资质激活等，而且当事人在微信群中多次确认与展厅、办公室相关的费用，还约定李云龙、张友文需要轮流到展厅上班等，因此展厅租金和水电费也属于上述各方当事人共担的支出。周喜菊、张友文、宁满桂称维持展厅运作是激活名派公司的必要条件，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纳。李云龙称合作项目不需要展厅，与事实和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虽然《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5000元以上的支出需要当事人共同签字认可，但从文意分析，仅指“日常事项”，不包括上述第二项之（4）作了特别约定的展厅租金和资质激活费用，因此李云龙以此为由主张不承担展厅租金，本院不予采纳。同理，《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工人工资是投入资金的支出项目之一，且张晚莲本人已出庭作证，周喜菊、张友文、宁满桂主张张晚莲的工资应由合作三方共同负担，本院予以支持。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因无证据证明与三人合作项目有关，本院不予支持。然而，张友文退出已导致《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此后产生的费用和损失不应再由李云龙分担。根据当事人在微信群确认收支的时间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张友文退出时间，本院酌定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的租金及水电费、工人工资由合作三方共担。周喜菊、张友文、宁满桂主张其后的费用也应由当事人共担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费用已按当事人的意思实际支出，不属于李云龙的损失，李云龙请求返还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除此之外，李云龙未能举证证明其存在其他损失且属于张友文、周喜菊的违约行为造成，李云龙请求全额退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清算，由于当事人均没有或申请法院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且当事人的约定不明确，财务资料不规范，不具备审计条件，故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确定资产余额。各方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方合作存在对外欠债，故本院仅对各方出资及资金使用后的情况作出清算处理。因当事人已建立“财务对账”微信群共同对收支进行了确认，李云龙未能举证予以推翻，故本院以宁满桂在微信群最后发送的收支余额，再扣减2018年1月的展厅租金及水电费32220元，以及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张晚莲的工资6000元，得出当事人合作项目的剩余资金为139034元。周喜菊以商标、展厅及办公场地（实为除展厅房产以外的装修、展品等）等无形资产及实物出资，根据李云龙、张友文出资所占股份比例推算，三方投资总额为1500000元，该部分无形及实物资产是作价1200000元出资。在三方合作期间，共同使用了该部分资产，产生了品牌使用费、实物折旧费等支出，也应由三方共担。综合资产价值和使用年限等因素，本院酌定三方合作期间该部分支出为50000元，即周喜菊用于出资的资产剩余1150000元。《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第七项之2的约定，剩余财产按出资比例分配，即周喜菊占80%，李云龙、张友文各10%。剩余资产为1289034元（139034+1150000），周喜菊应分配1031227.2元，李云龙、张友文各应分配128903.4元。合作终止后，周喜菊已实际取回价值1150000元的资产，多得的118772.8元应予返还。张友文及宁满桂实际掌管合作期间的剩余现金139034元，多占的10130.6元也应予返还。李云龙未分得剩余资产，周喜菊、张友文应当将多得资产直接支付给李云龙，合共128903.4元。由于李云龙没有提出上诉，是其对权利的处分，故周喜菊返还的金额以一审判决的74880元为限。宁满桂不是《股东入股合作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如果其行为造成合作三方经济损失，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如果张友文返还了多分得的财产，宁满桂保管占有资金的行为并未造成合作三方经济损失，原审以其负有资金管理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56400元返还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但宁满桂与张友文是夫妻关系，且宁满桂作为合作项目的财务负责人直接参与合作三方的经营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宁满桂应当对张友文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张友文、宁满桂共同承担的数额低于一审判决两人承担的总数额，故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周喜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张友文、宁满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本案因周喜菊、张友文、宁满桂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而改判，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因自身原因未能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提出新的证据致使诉讼费用增加的，增加的诉讼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故二审诉讼费应全部由周喜菊、张友文、宁满桂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908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90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90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友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李云龙返还10130.6元；四、宁满桂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张友文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五、驳回李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由李云龙负担285.64元，周喜菊负担1337.73元，张友文、宁满桂共同负担26.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72元，由周喜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友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宁满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梁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