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05刑初437号 公诉机关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30000XXXXXXXXXX，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某路某号，法定代表人邓灿。 诉讼代表人胡记超，男，1986年11月18日出生，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人张林科，男，1958年5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汉族，群众，大专文化程序，长沙某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新华兴信用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某号，现住地长沙市开福区某小区某栋某房。因涉嫌受贿罪，2018年1月27日经长沙市开福区监察委员会决定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4月26日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对其刑事立案并逮捕，同日由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毛雄、耿显兰，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长开检公诉刑诉[2018]5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被告人张林科犯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于2018年6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长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胡记超、被告人张林科及辩护人毛雄、耿显兰均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需以关联案件的判决结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于2019年7月29日裁定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罪 2016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张林科伙同长沙市某办事处副主任周某某，利用周某某的职务之便，为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某在交易资金监管合作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共同收受张某某贿赂款人民币650万元，其中被告人张林科分得人民币165万元、周某某分得人民币485万元。 （二）单位行贿罪 2011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张林科在担任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为湖南新华兴信用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期间，在新华兴公司股东未实际出资、公司银行保证金及备用金不足，以及公司实际无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利用长沙市某办事处副主任周某某的职务便利，为新华兴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及年检、公司股东变更审批以及通过省、市某办事处检查整改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送给周某某共计人民币22万元。 公诉机关就上述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并认为被告人张林科伙同国家工作人员，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请托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林科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单位行贿罪追究被告人张林科、以单位行贿罪追究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林科在共同受贿犯罪中，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单位行贿犯罪系单位犯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被告人张林科犯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应当数罪并罚。请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并当庭认罪。 被告人张林科对单位行贿罪当庭认罪但辩称其不构成受贿罪：1、单位行贿中其给周某某的行贿款是交给了中介，不知道行贿款的处理情况。2、两份《咨询服务协议书》均没有履行，是徐某某等人利用虚假的某公司签订协议欺骗张某某。3、周某某的受贿款应是520万元。被告人张林科付了70万的投资款是某甲公司的股东，所得的165万元中130万是投资的回报，35万是其与周某某的个人借贷往来。4、徐某某支付给周某某180万元与被告人张林科无关。 被告人张林科的辩护人另提出：1、被告人张林科是为了谋取公司或个人利益，其与周某某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也没有共同占有赃款，应不认定为受贿罪。2、张某某为办理某甲公司证照而同意行贿650万元仅是犯罪准备，之后决定由某甲公司的股东支付行贿款，被告人张林科应认定为共同行贿人而不是受贿人。3、被告人张林科出资的70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4、被告人张林科既使构成受贿罪，也仅起次要、帮助作用。5、被告人张林科是对犯罪性质的辩解，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被告人张林科的辩护人为支持自己的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咨询服务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2、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人张林科是为某甲公司服务，其与其他股东共同向周某某行贿。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罪 2016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张林科伙同长沙市某办事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某某（另案处理），利用周某某的职务之便，为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某（另案处理）在成立某交易中心并办理相关某办事处批文、交易资金监管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共同收受张某某贿赂款人民币650万元，其中被告人张林科分得人民币165万元、周某某分得人民币485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2016年上半年，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某利用该公司作为中国国际文化产权交易所在中国境内的代理，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开展文化艺术产品线上交易，因该交易平台未取得上海市某办事处关于金融机构第三方监管许可批文，交易不合法。为让该交易平台的经营行为合法化，张某某多方寻找具有合规手续的平台拟进行股权收购。 期间，湖南某乙画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某某通过张某某的朋友谢某某获悉该消息后，便与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退休教授李某甲商量能否在湖南提供一家合规文化交易公司满足张某某的要求。为此，李某甲找到了长沙某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张林科，经被告人张林科引荐，时任长沙市某办事处副主任周某某引荐并带领徐某某等人与湖南某癸文化艺术产权现货交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季某进行了股权收购谈判，因收购价格分岐较大谈判失败。 之后，张某某委托徐某某在湖南找关系成立一家文化交易中心，并表示愿意支付找关系所花费用。为此，徐某某、李某甲找到被告人张林科商议，能否请周某某帮忙解决此事。随后，被告人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告知了张某某在湖南设立一家文化交易场所的意向。周某某表示可以按照张某某的要求办理好文化交易场所所需证照，但其需要收取费用人民币450万元，同时约定收取超过450万元的费用归被告人张林科所有。被告人张林科为了自己从中获利，向徐某某、李某甲转达了周某某承诺接受帮助办理设立文化交易中心相关证照的请托。三人约定费用由张某某支付，被告人张林科负责与周某某联系，徐某某、李某甲负责与张某某联系及资金的对接。徐某某、李某甲告诉张某某找了某办事处的领导帮忙可以办理一家新的公司证照和银商绑定手续，但要收人民币650万元好处费，张某某表示同意。事后被告人张林科告诉了周某某，周某某表示了默许。 2016年6月1日被告人张林科根据周某某的安排，以某丙公司的名义与周某某以湖南某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咨询服务协议书》，协议约定：某丁公司为某丙公司完成设立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经营范围参照联合利国文交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办理银商绑定等事项，负责配合某丙公司与省、市、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咨询服务工作，某丁公司收取某丙公司各项费用人民币450万元。为了取得张某某的信任及及时收取约定的650万元款项，2016年6月16日，被告人张林科安排某丙公司的邓某某与徐某某实际控制的某乙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协议约定：某丙公司为某乙公司完成设立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经营范围参照联合利国文交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办理银商绑定等事项，负责配合某乙公司与省、市、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咨询服务工作，某乙公司支付给某丙公司各项费用人民币650万元。 随后周某某通过被告人张林科、徐某某与张某某商定，钱付至某丙公司开设的双控账户，某丙公司公章由徐某某保管，某丙公司财务章由周某某指定周某甲（另案处理）保管，双方共同掌控，办理完相关手续打移交后，再将所有的钱付给周某某。2016年6月27日，某丙公司在某银行开福支行设立双控账户，被告人张林科将某丙公司财务章交给周某甲保管。 2016年8月5日，被告人张林科与张某某、徐某某、李某甲等人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入股，各股东按占股比例先出资700万元，办理证照的费用650万元从出资款中支出。同年9月、10月被告人张林科及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某共计转入人民币70万元至双控账户作为出资款。2016年8月23日，周某某安排向湖南省工商局提出申请注册成立了湖南某某文化艺术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随后因湖南省某办事处对资金交易平台进行整顿，张某某、李某甲等人通过被告人张林科要求周某某加快办理相关证照及银商绑定等手续，周某某以加快办理难度较大需加收好处费人民币70万元，此时周某某要求收取的好处费增加至人民币520万元。 2016年12月14日，周某某安排向长沙市开福区某出版局申请获得某甲公司的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2017年1月22日，周某某安排向湖南省文化厅申请取得了某甲公司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2017年2月，某甲公司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办下来后，被告人张林科又多次联系周某某办理银商绑定的事项，为尽快办理某甲公司交易资金监管合作业务（即咨询服务协议书中约定的银商绑定业务），周某某带领张某某、被告人张林科等人到某银行某支行找到行长黄某某，将张某某、被告人张林科引荐给了黄某某认识，并当着黄某某面给张某某承诺某甲公司交易资金监管合作业务的事肯定会办好。因长沙市某办事处对某银行进行日常监管，作为监管单位的领导周某某出面后，黄某某按照周某某的要求指示某支行分管副行长陈某就某甲公司办理交易资金监管合作业务具体和总行对接。随后陈某按照黄某某的指示与某银行总行中小企业部予以了对接，并提供申报办理交易资金监管合作业务的相关资料。2017年3月14日，黄某某代表某银行某支行与张某某代表的某甲公司签订交易资金监管服务合作协议（即银商绑定协议）。同日，张某某按要求转入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至某甲公司开设在某银行汇融运行的基本结算账户。 2017年4月初徐某某按照某甲公司发起人协议支付了人民币180万元给周某某个人账户，后周某某觉得不妥，被告人张林科以中间人的身份，联系张某某和周某某商量如何支付人民币650万元，被告人张林科、周某某、张某某在长沙梅溪湖某茶楼见面，被告人张林科向张某某表明周某某只收取人民币520万元。张某某表示其可以按人民币650万元给周某某和被告人张林科，但要求将某甲公司证照等手续要移交给他，徐某某转给周某某的人民币180万元由张某某转到某丙公司的双控账户再转给周某某归还给徐某某。三人均表示同意。之后，被告人张林科与邓某某协议将某丙公司、长沙某己传播有限公司所占某甲公司10%的股权以15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先期支付了80万元。 2016年8月12日至2017年4月19日，张某某等人先后6次共转账人民币650万元至某丙公司双控账户。其中：1、2016年8月12日，某乙公司将张某某实际控制的上海某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庚公司）转入的人民币50万元转至双控账户；2、2016年9月6日，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某从吴某账户转入人民币15万元至双控账户；3、2016年10月25日，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某从吴某账户转入人民币55万元至双控账户；4、2016年12月9日，张某某从某庚公司转入人民币100万元至双控账户；5、2017年2月8日，张某某从某庚公司转入人民币75万元至双控账户；6、2017年4月19日，张某某从某甲公司转入人民币355万元至双控账户。 后被告人张林科伙同周某某将上述双控账户的人民币650万元予以瓜分。因被告人张林科向周某某提出从某丙公司账户进出需要税费，周某某同意从其应分得的人民币520万元中分给被告人张林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张林科实得人民币165万元，周某某实得人民币485万元。 被告人张林科实得人民币16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1、2017年4月19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45万元至长沙某辛文化传播公司，张林科将其中人民币10万元给了周某某，张林科个人实得人民币35万元；2、2017年4月27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51万元至某丙公司新账户；3、2017年4月27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70万元至王骞梓个人账户；4、2017年6月7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92521.24万元至某丙公司新账户。被告人张林科将实得人民币165万元用于归还个人欠款等开支。 周某某实得人民币485万元。其中通过银行直接转账金额为人民币47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1、2017年1月25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30万元至周某某实际控制使用户名为“廖某”的建行账户；2、2017年2月21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265万元至“廖某”建行账户；3、2017年4月19日，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180万元至“廖某”的建行账户。另外，2017年4月19日，被告人张林科从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转账人民币45万元至长沙某辛文化传播公司，几日后被告人张林科支取人民币10万元现金在长沙市政府办公楼外停车场交付给周某某。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并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被告人张林科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5、6月份，经周某某引荐，被告人张林科及李某甲、徐某某、谢某某等人与湖南某癸公司的季某进行了股权收购谈判，后因收购价格过高谈判失败。张某某委托李某甲、徐某某在湖南找关系设立一家文化交易场所。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后，周某某承诺帮助办理并收费人民币450万元，后以公司的名义签订了相关协议。周某某要求设立双控账户，财务印章交由周某甲保管。2016年8月5日，被告人张林科与张某某、徐某某、李某甲等人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入股，各股东按占股比例先出资700万元，办理证照的费用650万元从出资款中支出。同年9月、10月被告人张林科及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某共计转入人民币70万元至双控账户作为出资款。周某某帮助办理了某甲公司的工商注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事宜。周某某利用对某银行监管的职务便利，通过某银行某支行行长黄某某帮助某甲公司与某银行某支行达成资金监管服务合作协议。被告人张林科与邓某某协议将某丙公司、合亨公司占某甲公司10%的股权以15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先期支付了80万元。张某某等人分6次转账650万元至某丙公司双控账户，后被告人张林科伙同周某某将上述双控账户的人民币650万元予以瓜分。因被告人张林科向周某某提出从某丙公司账户进出需要税费，自己从中没有赚多少钱，周某某同意从其520万元中分给被告人张林科35万元。被告人张林科实得人民币165万元，周某某实得人民币485万元。 （2）证人周某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3月左右，张林科告诉周某某说上海的张某某想收购一家手续齐全的文化艺术品现货交易场所。4月份左右周某某介绍张林科及李某甲、徐某某等人与湖南某癸公司的季某进行了股权收购谈判，后来收购没有谈成。张林科跟周某某说张某某想在湖南成立一家能进行网上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需要办理网文证、银商绑定等业务，张林科问周某某能不能帮忙办理？周某某通过了解后告诉张林科可以办理，但要450万元。不久张林科告诉周某某说张某某答应出钱让周某某办理。周某某为了掩盖收受贿赂行为，6月1日周某某以某丁公司的名义与某丙公司签订了费用为450万元的服务协议，并约定设立双控账户，印章由周某甲和李某甲分别保管。周某某告诉张林科会给张林科35万元好处费，张林科说他自已去找张某某加价要点钱，周某某予以同意。不久，张林科告诉周某某其已与张某某那边签订了一份650万元的服务协议，周某某知道张林科找张某某多要了钱。周某某接受张某某的请托后，在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某甲公司，通过开福区文广新局办理了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在省文化厅办理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出面找某银行相关人员打招呼办理银行结算合作，并承诺等国家清理整顿结束后按张某某的要求更改公司名称，办理省某办事处的批文。10月份张林科告诉周某某说张某某同意某丙公司在某甲公司占股，某丙公司向双控账户转入了70万元。12月周某某办好了某甲公司营业执照告诉网文证难办就要张林科催张某某把钱付清，张林科说找张某某增加50万元。几天后张林科说有180万元过来要周某某给他一个银行账户，周某某把某银行的个人账户告诉了张林科，不久周某某账户收到了180万元。后来张林科告诉周某某这笔钱是徐某某个人转过来的，周某某觉得不妥就和张某某、张林科在长沙梅溪湖某餐厅商谈，张某某同意其个人全部支付650万元给周某某，再由周某某将180万元通过原渠道退给徐某某，张某某还退还了70万元给某丙公司。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张某某实际支付了650万元到双控账户。周某某帮助办理了某甲公司的营业执照后对张林科说网文证难办，张林科主动跟周某某说他去找张某某增加50万费用，但张某某没有同意，最终周某某和张林科结账时张林科就给周某某多分了35万元，周某某共分得485万元，张林科得了165万元。 （3）证人周某甲（周某某妻子）的证言。证实其知道张林科通过周某某为张某某某甲公司办理网文证、银商绑定事宜。周某甲按照周某某要求帮助保管某丙公司财务章，后将该财务章交给了周某某。 （4）证人徐某某（某乙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证实2016年5、6月份，经周某某引荐和带领，其与李某甲、谢某某、张林科等人与季某进行了股权收购谈判，后因收购价格过高谈判失败。张某某委托李某甲、徐某某在湖南找关系设立一家文化交易场所。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后，周某某承诺帮助办理并收费人民币650万元，后签订了相关协议。周某某要求设立双控账户，财务印章交由周某甲保管。周某某帮助办理了某甲公司的工商注册事宜、文化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2016年12月5日，徐某某按照周某某的要求将人民币180万元转账至周某某名下某银行卡内。2017年3月，徐某某、李某甲因某甲公司的工商登记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办理并未达到协议要求，徐某某、李某甲找到周某某要说法。2017年4月20日，周某某将180万元退至徐某某工商银行账户内。张某某方分6次转账650万元至某丙公司双控账户，钱由周某某和张林科二人占有。 （5）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2016年5、6月份，经周某某引荐和带领，其与徐某某、谢某某、张林科等人与季某进行了股权收购谈判，后谈判失败。张某某委托李某甲、徐某某在湖南找关系设立一家文化交易场所。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后，周某某承诺帮助办理并收费人民币450万元，后张林科自己加了200万元后签订相关协议。周某某帮助办理了某甲公司的工商注册、文化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李某甲听张林科讲，周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找某银行某支行帮助某甲公司办理了银商绑定事宜。李某甲知道给周某某付了三笔钱，一笔50万元转到了某丙公司双控账户、一笔10万元现金是徐某某付给张林科的、一笔180万元是徐某某直接转给周某某的，后来担心出问题徐某某找了周某某后，周某某退了钱。 （6）证人张某某（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某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证实张某某委托李某甲、徐某某在湖南找关系设立一家文化交易场所。他们通过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后，周某某承诺帮助办理并收费人民币650万元，后签订了相关协议。周某某帮助办理了某甲公司的工商注册、文化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周某某通过某银行某支行行长黄某某帮助某甲公司与某银行某支行达成资金监管服务合作协议。张某某方支付了人民币650万元至某丙公司双控账户，这些钱被周某某和张林科分了。 （7）证人邓某某（某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张林科是某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6月，某丙公司与徐某某公司办理了咨询服务协议。2016年底，邓某某参与过张林科、张某某、周某某商议办证的事情。 （8）证人季某（湖南某癸文化艺术产权现货交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其通过周某某的引荐和介绍认识了徐某某、李某甲，周某某亲自参与双方就收购某癸文化交易中心股权商谈，后来谈判未达成一致。 （9）证人黄某某（某银行某支行行长）的证言。证实2017年2月，周某某带着张某某等人来到某银行某支行，请求给某甲公司办理银商绑定合作业务，周某某当着黄某某的面给张某某承诺有周某某出面协调，银商绑定合作业务可以办妥。黄某某碍于周某某身份答应给予某甲公司支持并安排分管副行长陈某具体和总行中小企业部具体对接银商绑定合作业务。事后，陈某根据黄某某的指示和某银行总行中小企业部具体沟通办理银商绑定合作业务并递交了某甲公司的申报资料。 （10）证人陈某（某银行某支行副行长）的证言。证实2017年2月，周某某带着张某某等人到某银行某支行找黄某某办理某甲公司开户及银商绑定合作业务，黄某某指示其具体办理。2017年8月，周某某给陈某发了两条信息，第一条信息内容为：“张总，考虑到某甲公司将我行基本账户中的资金全部转走了，按照相关规定，我行将终止银商绑定合作，原来已签订的协议也将自动失效！”第二条信息内容为：“请把这个信息转发给张某某。”陈某按照周某某的要求将第一条信息转发给张某某，张某某没有回复，某甲公司与某银行交易资金监管合作业务就此搁置。 （11）证人李某（某银行某支行营业部网点主任）、杜某（某银行中小企业金融部营销经理）的证言。证实2017年某银行某支行办理了某甲公司银商绑定合作业务并签订了《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资金监管服务合作协议（网络交易平台两方协议）》。某银行要求某甲公司提供省某办事处的批文，后因为一直没有提供，致使该事情搁置。 （12）证人廖某（周某某表侄、原长沙市某办事处司机）证言。证实2013年底廖某应周某某要求，将自己名下的建行账户62170029201XXXXXXXX交给周某某使用。2013年底廖某应周某某要求，以自己名义在广发证券开设了证券账户A44331XXXX交给周某某使用。2016年某丙公司与李某甲、廖某签订的《综合管理财务服务协议》上“廖某”签名不是其自己所签。 （13）证人李某（原长沙市某办事处司机）的证言。证实2016年6月1日某丙公司与某丁公司签订的协议上“李某”的签名不是其自己所签。 （14）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等资料。证实某乙公司、某丙公司、长沙某己传播有限公司及湖南某癸文化艺术产权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 （15）某甲公司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等资料。证实该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是张某某。 （16）委托书。证实2016年5月份，张某某、谢某某委托徐某某收购湖南某癸文化艺术产权现货交易有限公司的情况。 （17）《咨询服务协议书》。证实2016年6月1日，某丙公司与某丁公司签订了咨询服务协议，约定某丙公司支付450万元给某丁公司。2016年6月16日，徐某某代表某公司（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签订了咨询服务协议，约定某丙公司负责完成设立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银商绑定等事项的办理，收取费用为人民币650万元。 （18）股东大会会议纪要。证实某甲公司股权组成情况，明确前期资金400万元打入某丙公司双控账户内，时间为2016年12月6日。 （19）《发起人协议书》、会议纪要等资料。证实某丙公司、上海某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李某甲等人共同发起设立某癸、某甲公司的股权、筹建及资金来源等情况。 （20）《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证实某甲公司办理了上述证照。 （21）《网络交易平台交易资金监管业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某银行网络交易平台交易资金监管业务商户申请表、内网审批资料、交易资金监管服务合作协议、转账凭证手机信息截屏等书证。证实2017年3月14日，某银行某支行与某甲公司达成了交易资金监管服务合作协议的相关情况。 （22）银行流水及相关凭证。证实本案相关款项的银行交易流水情况。 （23）民事判决书。证实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湖南某乙画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某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咨询服务协议书》如约进行了履行。 （24）电子数据检验报告。证实周某某接受张某某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甲公司办理工商注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银商绑定事宜的过程以及周某某、张林科、李某甲、张某某、徐某某等人之间的微信和短信内容。 （二）单位行贿罪 2011年至2014年被告人张林科在担任原湖南新华兴信用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新华兴公司股东未实际出资、公司银行保证金及备用金不足，以及公司实际无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利用长沙市某办事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某某的职务便利，为新华兴公司在办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及年检审批、公司股东变更审批以及通过省、市某办事处检查整改、规范整顿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被告人张林科先后通过他人送给周某某共计人民币22万元。其中通过文某某送给周某某共计人民币19万元、通过廖某送给周某某人民币3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1年，湖南省、长沙市某办事处对长沙市的担保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整顿后担保公司需要申请办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后才能经营担保业务。新华兴公司因在公司银行账户资金、银行保证金缴纳、经营担保业务状况等方面达不到要求。为此，被告人张林科找到周某某请求帮忙，并商议通过文某某给周某某人民币10万元。此后周某某出面与长沙市雨花区某办事处主任林某协调后在长沙市某办事处的审批中予以签批。2011年4月8日，湖南省某办事处向新华兴公司颁发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被告人张林科按约定分两次将人民币10万元现金交给了文某某。 2、2012年3月，为取得银行授信顺利开展担保业务，新华兴公司引进国有企业怀化市某壬经技协作总公司（以下简称某壬公司）控股新华兴公司51%股份，后因某壬公司无法拿出资金收购股份，在某壬公司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被告人张林科与某壬公司签订代持协议，即某壬公司帮助被告人张林科代持新华兴公司51%股份。新华兴公司申请股东变更期间，经被告人张林科请托，周某某审批通过并上报湖南省某办事处顺利办理了新华兴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手续。办理完股东变更登记后，2012年，省、市、区某办事处到新华兴公司进行检查，检查后认为新华兴公司银行备用金不足，担保业务量不达标，要求新华兴公司进行整改并出具整改报告。为此，被告人张林科找到周某某请求帮忙，并商议通过文某某给周某某人民币5万元。周某某在新华兴公司未实际整改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审批通过了新华兴的整改报告。股东变更和整改后被告人张林科按约定将人民币5万元现金交给了文某某。 3、2013年年初，新华兴公司的《融资性担保经营许可证》需要办理2012年度年审，因为新华兴公司的备用金和业务量以及盈亏情况都没有达到年审条件，被告人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帮忙，周某某要被告人张林科与文某某对接。之后新华兴公司在不符合年审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周某某的帮助审核通过了年检。办理完年检后，被告人张林科通过文某某送给周某某人民币4万元。 4、2014年新华兴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许可证》需要办理2013年度年审，新华兴公司因保证金不足以及业务出现风险无法通过年审，被告人张林科找到周某某帮忙，周某某让被告人张林科与廖某对接。廖某向被告人张林科表示周某某要人民币3万元费用，被告人张林科表示同意。随后新华兴公司在周某某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年检，被告人张林科通过廖某送给周某某人民币3万元。 2014年12月3日，新华兴公司变更为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被告人张林科变更为邓灿，新华兴公司的权利义务由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2018年1月27日，被告人张林科在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某小区某楼家中被长沙市开福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抓获归案。到案后，被告人张林科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行贿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林科均无异议并有经法庭举证、质证的银行交易明细账、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新华兴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变更、年审的资料及新华兴公司在某甲银行某甲支行开设基本户的开户资料及交易流水、新华兴公司在某银行北城支行开设基本户的开户资料及交易流水等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周某某、廖某、文某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张林科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全案的综合证据有： （1）案件移送函、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等书证。证明本案立案、受案等情况。 （2）户籍证明等身份材料。证明被告人张林科的人口基本信息及担任相关公司职务等情况。 （3）公务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年度考核登记表及任职的通知等资料。证明周某某的任职及分管工作等情况。 （4）到案经过、情况说明等材料。证明被告人张林科的到案情况及主动交代了单位行贿的事实。 在庭审质证中，被告人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证据提出了以下质证意见：1、被告人张林科在侦查机关的部分供述不真实。经查，侦查机关收集被告人的供述的程序合法并有同步录音录像，被告人对相关笔录确认后予以签名。被告人的供述稳定一致且与其他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应予认定。因此，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咨询服务协议书》、《发起人协议书》及会议纪要等书证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经查，以上书证真实反映了本案的案发经过，亦客观反映了被告人张林科在本案中实施的具体行为及作用。以上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及定罪量刑均有重要影响应予认定。因此，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公诉机关对辩方提供的证据提出了不能证明辩方拟证明目的的质证意见。经查，1、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乙公司与某丙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咨询服务协议书》如约进行了履行。该判决书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亦反证了被告人张林科与周某某等人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是为了掩盖受贿犯罪事实以及获取张某某的信任，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不影响受贿犯罪的成立。2、工商登记资料及本案相关证据虽能够证明张林科及长沙某己传播有限公司占有某甲公司10%股权并支付了70万元投资款，但该股权之后已经以15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先期支付了80万元。被告人张林科与周某某的受贿款650万元全部是由张某某支付，不应认定是被告人张林科与其他股东共同向周某某行贿。因此，该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林科伙同国家工作人员，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请托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林科系直接责任人员，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张林科的行为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受贿过程中，被告人张林科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单位行贿罪系单位犯罪，被告人张林科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行贿犯罪事实并当庭认罪，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张林科在单位行贿罪中均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从宽处罚。被告人张林科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张林科的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单位行贿犯罪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当适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被告人张林科对单位行贿罪当庭认罪但辩称其不构成受贿罪：1、单位行贿中其给周某某的行贿款是交给了中介，不知道行贿款的处理情况。经查，被告人张林科出于请周某某帮忙的目的，与周某某谈好行贿款后按照周某某的安排将款项交给“中介”。虽然张林科不知道行贿款的最终处理情况，但根据张林科的供述，其明知“中介”没有职权为其公司办理年检等手续，张林科是请周某某帮忙并按周某某的安排支付两人约定的行贿款。张林科主观上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周某某行贿，只是按周某某的安排将行贿款交付给第三人。周某某的证言也证实“中介”将行贿款交给了周某某。以上的行为实质是以合法的“中介”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因此，该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2、两份《咨询服务协议书》均没有履行，是徐某某等人利用虚假的某公司签订协议欺骗张某某。经查，三方在签订协议前已达成了犯罪合意并确定了贿赂款数额，张某某也明确同意支付全额贿赂款，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某某在行贿中有受骗的情形，签订《咨询服务协议书》本就是为了掩盖行受贿双方的犯罪事实以及确保贿赂款的顺利支付。受贿人周某某为行贿人张某某办理证照实施了具体行为，张某某支付了全部贿赂款，本案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签订协议书实际是为了掩盖行受贿的犯罪事实，协议是否履行不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因此，该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3、周某某的受贿款应是520万元。被告人张林科付了70万的投资款是某甲公司的股东，所得的165万元中130万是投资的回报，35万是其与周某某的个人借贷往来。经查，被告人张林科与周某某共谋共同收受贿赂650万元，行贿人张某某将贿赂款支付后张林科与周某某两人进行了分配。因加快办理证照及被告人张林科提出需要税费等原因，最终两人改变了最初的分配方案而由被告人张林科实得人民币165万元，周某某实得人民币485万元。期间，被告人张林科及邓某某等人觉得某甲公司前景较好决定入股并出资70万元，之后张林科及邓某某将该股权以150万元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先期支付了80万元，张林科与邓某某将转让款进行了分配。被告人张林科的投资款投入公司后应属于某甲公司的财产，其将股权转让并与共同投资人进行了分配，该转让款与其受贿款不属于同个法律范畴。因此，该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4、徐某某支付给周某某180万元与被告人张林科无关。经查，徐某某支付的180万元后来由行贿人张某某支付给共管账户，共管账户支付给周某某后周某某退还给了徐某某，虽然被告人张林科知情但其没有经手该款项。因此，该辩解理由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张林科的辩护人另提出：1、被告人张林科是为了谋取公司或个人利益，其与周某某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也没有共同占有赃款，应不认定为受贿罪。经查，被告人张林科得知行贿人愿意花钱找关系办理证照后，找到国家工作人员周某某，周某某表示其需收取费用人民币450万元，两人同时约定超过的费用归被告人张林科所有。此时被告人张林科已与周某某形成了利用周某某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两人互相配合并按约定分配行贿款的主观故意，其中，周某某负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被告人张林科负责与行贿人沟通、传递信息、签定相关协议、开设双控账户并确保约定的行贿款顺利支付。在本案中，被告人张林科在得知行贿人有行贿意图后，其为了获利而与受贿人共谋并约定分配方案。之后其为了促使行受贿的顺利进行而积极实施了一系列具体行为。被告人张林科的行为实质上是伙同国家工作人员，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请托人贿赂，之后两人再按约定对贿赂款进行分配。因此，被告人张林科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特征，应以受贿罪定罪量刑。因此，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张某某为办理某甲公司证照而同意行贿650万元仅是犯罪准备，之后决定由某甲公司的股东支付行贿款，被告人张林科应认定为共同行贿人而不是受贿人。经查，双方之前已达成了犯罪合意并确定了贿赂款数额，张某某也明确同意支付全额贿赂款，被告人张林科及邓某某的股权亦已转让给张某某，行贿款最终全部是由张某某支付。行贿款650万元中被告人张林科实际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在本案中，被告人张林科是与周某某形成合意而共同收受、分配行贿款，其是受贿罪的共犯。因此，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被告人张林科出资的70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经查，被告人张林科及邓某某等人出资的70万元入股某甲公司，之后张林科及邓某某将该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并先期收取了80万元转让款。本案中650万元的行贿款实际全部是由张某某支付，被告人张林科分得的165万元全部是其受贿的违法所得，不应予以扣减。因此，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4、被告人张林科既使构成受贿罪，也仅起次要、帮助作用。经查，本案中受贿犯意由周某某提起，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由周某某具体实施并分得大部分赃款。被告人张林科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职权，其依附于周某某主要实施沟通、传递信息及开设账户等行为并只分得少部分赃款。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林科仅起辅助、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因此，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5、被告人张林科是对犯罪性质的辩解，应认定为如实供述。经查，在受贿犯罪中，被告人张林科辩称其收受的165万元是投资回报及个人借贷往来，该辩解是对犯罪事实的否认而不是对犯罪性质的辩解，不应认定被告人张林科对该部分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但被告人张林科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行贿犯罪事实，被告人张林科在单位行贿罪中应以自首论。因此，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部分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湖南国富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至本院，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张林科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合并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月27日起至2026年1月26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至本院，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张林科的违法所得一百六十五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石时进 人民陪审员  杨鸾凤 人民陪审员  李灿霞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代理书记员  易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