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3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德江，男，1970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联系。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晓艳，女，贵州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军，男，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房县，联系。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继国,男,贵州和侣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欢，女，贵州和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联系。原审被告：廖德荣，男，197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联系。上诉人何德江因与被上诉人**军、原审被告廖德荣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的(2019)黔0524民初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9年7月17日进行了庭审询问，上诉人何德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燕、被上诉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国、原审被告廖德荣到庭参加了庭审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德江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4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驳回**军对何德江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明显违反最基本的逻辑法则。一审法院以何德江“2015年1月以后未再与青龙煤矿有承包关系，……未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为理由，认为应由何德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判决何德江败诉，这样的认定违背最基本的逻辑法则。作为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证明某项东西不存在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可能对不存在的东西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它的不存在，而只能对“存在”的谬误进行举证反驳。一审法院要求何德江提交“2015年没有承包青龙煤矿采面的证据”，违背基本的逻辑法则。二、**军要求何德江承担对其所谓“2015年劳务报酬”，应当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却对此进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上诉人对不应承担2015年劳务费进行举证，这种做法违反法律对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作为一名诚信的公民，何德江在第一次开庭时表述得相当清楚：何德江仅仅是在2014年与廖德荣承包青龙煤矿采面，2015年1月后没有再继续承包。不应承担2015年该矿的任何费用。廖德荣也作了同样的陈述。这些内容在2019年3月13日开庭的庭审笔录中的第4页倒数第6行至第2行及第5页第2自然段第2行至5行有明确记录。一审法院基于何德江的诚信陈述，要求提交2015年没有承包该矿采面的证据，何德江不能提交，就以此为理由判决何德江败诉，违反法律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打个比方：在**军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起诉我偿还他2014年借款5万元、2015年10万元。我基于诚信认可了2014年借他的5万元，法院却要求我对2015年没有借他的10万元进行举证，否则除我认可的2014年的5万外，还判决我偿还2015年的10万元。三、一审法院判决何德江承担**军2015年劳务工程款证据不足。一审过程中，**军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仅仅是廖德荣出具的欠条和一份稍有生活常识都知道属于伪造的工资表。该两份证据本身就不足以证明何德江应当承担其2015年的劳务工程款外，还存在如下严重瑕疵：（1）2015年488185元欠条的出具，显然存在**军与廖德荣恶意串通损害何德江利益的情形。作为最基本的常识，既然是“劳务工程款”，至少应当有个完成工程量的记录，及相关费用的列明，可是廖德荣出具的2015年劳务工程款488185元欠条，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结算根据的证据，纯属“伪作”。从廖德荣两次开庭针对2015年劳务工程款的不同说法，足以证明**军与廖德荣恶意串通：如前所述，在2019年3月13日开庭，廖德荣明确表明：其与何德江承包青龙煤矿仅仅是2014年，2015年以后没有继续承包。可在2019年3月20日下午第二次开庭却完全站在**军一方立场作了极不利于何德江的陈述：“我和何德江合伙承包青龙煤矿采面的时间是2014年初至2016年10月份。”后语明显不符前言；此外廖德荣还与**军一同编造出2015年给付的12万元中的4万元是况光云代何德江支付。而这些存在严重瑕疵的证据，一审法院全一概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稍有生活常识的人不难明白：本案是**军与廖德荣玩弄的“边放鞭炮边打枪”的把戏，利用善良的何德江认可2014年费用的诚信，恶意串通让何德江承担与己无关的所谓的2015年债务。（2）**军出具的工资表，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军提交法庭工资统计表，是廖德荣个人制作，而不是**军。领工资的人给**军干活，为什么会由廖德荣制作工资统计表？这不令人奇怪吗？其次，该工资表伪造技术相当低劣：工资通常都是按月发放，累计完成两个采面任务两年才发工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工人岂不饿死？退一万步，就是不按月发放，最低限度在春节过年回家前总得结算吧，如果是真实的工资表，怎么能将两年且属于不同采面的工程混在一起结算？第三，在**军起诉状上正文第三行分明写道：报酬以实际采煤量与做工为准。**军诉状第1页倒数第4、3行这样写道：“2015年二被告共欠**军工程队报酬488185元”而**军提交的工资表上显示：2015年仅工资就达488000元，那采煤量在哪里呢？**军提交的工资统计表，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内容方面，都不具备任何证明力，一审法院却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四、何德江对2014年债务已全部偿还，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军对何德江的诉讼请求。在**军的起诉状第1页倒数两行这样写道：“二被告陆续支付部分报酬后余下488000元至今未支付，……”而2015年欠款凭据上金额是488185元，高于其主张付款金额。“二被告陆续支付”文句，无疑表明已支付的243185元，是何德江与廖德荣共同支付的，而2014年欠款仅为243000元，何德江对于应当承担的债务，与廖德荣多付出了185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将**军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何德江，以何德江举证不能为理由，判决何德江承担给付劳务工程款的连带责任，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故请求上级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军庭审询问答辩称，请求驳回何德江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何德江的上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廖德荣庭审询问答辩称，我和何德江是2014年到2015年合伙人，可以请法官调查。可以查矿主那里，我们确实是合伙人，还有证人，当时也在那里上班的，一直干到2016年11月份。可以请法官调查矿老板，当时是何德江去签订的协议，我和何德江之间只是口头协议。我打的欠条是当时矿上的文主任（调度主任）带去签订的，如有虚假我原承担法律后果。当时还进行了对账，之后我才签字的。2014年的时候给青龙煤矿包煤来采，2015年的时候就是托管，到2016年的11月份我们资金投入跟不上了，之后，何德江就转给陈国强和况光云。当时我没有在织金，我是在赫章，他和别人说的是签好协议之后一年给我五十万元，我们欠的钱都由他们负责。**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何德江、廖德荣连带向**军支付劳务报酬488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支付该款自立案之日即2019年2月13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理查明事实，何德江、廖德荣系合伙关系，共同向青龙煤矿承包采煤工作面。2014年年初，**军组织工人到二被告承包的青龙煤矿采煤工作面进行采煤及掘进。2016年6月25日，**军与廖德荣进行结算，廖德荣于同日向**军出具两张欠款单，其中一张欠款单的主要内容为：今欠到**军工队在2014年青龙煤矿1236采面工程款243000元，欠款人署名为“廖德荣”。另一张欠款单的主要内容为：今欠到**军工队在2015年青龙煤矿123采面及掘进工程款488185元，欠款人署名为“廖德荣”。2015年9月，案外人况光云代二被告支付**军劳务工程款120000元，廖德荣向**军出具欠条时未将该款予以扣减。2017年1月，廖德荣向**军作出《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县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予以确认尚欠**军劳务工程款488000元。二被告陆续支付**军部分劳务工程款后，至今尚欠368000元未支付。诉讼中，**军自认，其于2015年9月收到况光云代二被告支付的劳务工程款12万元，且况光云告知**军该款中有8万元系廖德荣支付，其余4万元系何德江支付，廖德荣在向**军出具欠条时没有扣减这120000元，**军在起诉时亦未扣减，但**军陈述的已累计支付的劳务工程款243185元不含前述120000元，故将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368000元；被告方辩称其于2015年1月以后已未再与青龙煤矿有承包关系，其只是该矿的管理人员，且所有的债权债务已全部转移给青龙煤矿，该案与其无关，但二被告均未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认定上述案件事实的证据有：**军与二被告的陈述；**军提供的廖德荣于2016年6月25日出具给其收执的欠款单两张，廖德荣于2017年1月向**军作出的《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县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1份在卷证实，并经庭审质证核实。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相互印证本案待证事实，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二被告系合伙关系，**军组织工人为二被告共同向青龙煤矿承包的采煤工作面进行施工，二被告应支付**军相应的劳务工程款。因二被告系合伙关系，廖德荣于2016年6月25日向**军出具欠款单及于2017年1月向**军作出《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县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系代表二被告共同作出，何德江应与廖德荣共同承担廖德荣作出的确认作为。被告方辩称其于2015年1月以后已未再与青龙煤矿有承包关系，其只是该矿的管理人员，且所有的债权债务已全部转移给青龙煤矿，该案与其无关，但二被告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二被告应对其辩称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二被告的辩称与**军提供的廖德荣向**军出具的欠款单及作出的《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县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载明的内容不相符，故对二被告的辩称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廖德荣代表二被告与**军结算向**军出具欠款单及《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县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后，至今尚欠**军劳务工程款368000元未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批复》的规定，对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故**军要求二被告支付其劳务工程款368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13日起至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何德江、廖德荣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军劳务工程款368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9年2月13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何德江、廖德荣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620元，减半收取计4310元，由**军负担900元，何德江、廖德荣负担3410元。二审期间，为证明廖德荣与何德江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经廖德荣申请证人陈某、张某1、卢某、廖某出庭作证。陈某出庭陈述：“我在矿上是买得有保险的。2014年我在青龙煤矿挖煤，工资是由何德江和廖德荣发的，我一直干到2018年，我的工资是得齐的，是在2016年12月份他们转了之后才得，是当时接包人发的，我认得赵永先、胡太文、孔令森等人，因为工人太多了，其他的我不认识。”证人张某2出庭陈述：“我证明2013年、2014年廖德荣、何德江他们还差我的钱。他们俩个是合伙整的。我在矿上卖东西，怎么会不知道他们，他们都是矿上的老板。”证人卢某出庭陈述：“我证明我是来给何老板和廖老板做事事情。我的工资是计件，在矿上做杂工，我在2014年的7月份做到2016年底他们就转包了，后来我就给他们做了。我不清楚转包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只知道我给他们做活路。我的工资是一个叫廖金花的发的，我都还有钱没有要齐。”证人廖某出庭陈述：“我的小名叫金花。我出庭证明我以前在矿上上班，当时是何德江和我家廖德荣合伙。何德江以前在普胜给公司包来做的，他们两个经常背着钱来。我在青龙煤矿，什么都管，包括销售、工资、过磅。有时候钱出去都要有何德江和廖德荣签字。有的条子也有何德江签字。我们走的时候都移交给矿主陈洋。他们在2016年11月将近12月的时候就转包别人了，具体时间不清楚。当时法院去查封了一次煤矿，之后十多天他们就转包了。我还在那里上了将近10多天的班就走了。我和廖德荣是亲姊妹关系，我是在2015年11月到矿上的。发放工资的时候有个叫陈艳丽的、老季和我一起发放工资。发工资不太有规律。我们发工资的标准是以采煤量和销售部量计算工资的。每一个月的采煤量有多少都不确定，不太清楚采煤量。对于他们是合伙的问题，我在10月份还是9月份的时候，我进了一笔煤款20万元，当时是廖德荣和何德江一人10万，当时何德江不是经常在矿上。工资的计算是他们来计算的，工资计算与我们没有关系”。何德江的质证意见为，第一个证人的发言有虚假发言，第二个证人说是在矿上开小卖部的人，不是在矿上上班，不能证明他们之间的合伙关系，第三个证人与之前的证人一样。第四个证人的发言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她是本案当事人廖德荣的亲妹妹，她的证言说矿上的工资是以采煤量为工资发放依据，以合伙人何德江、廖德荣加上矿上的陈艳丽等等人来具体结算，但是，廖某陈述了本案**军的欠条不具有结算依据，而且没有何德江的签字认可，且也证实不了2015年期间仍存在合伙人关系。同时也证实不了何德江对廖德荣欠**军的该笔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军代理人对证人的陈述没有意见。廖德荣对证人陈述的意见是，结算的过程是矿上的蔡矿长核实工程量之后我签字确认，何德江从来没有在工程款上签过字，只是在矿上拿钱的时候签字，其他时候都没有签过字。**军打的欠条，是经过矿上的文主任和何德江的一个侄儿况光云核实之后我才签字的。对前述四名证人证言的陈述，本院认定何德江与廖德荣存在合伙关系的补强证据。除此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其它新证据。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何德江与廖德荣对二人在2014年合伙开采青龙煤矿的事实均无异议，何德江主张其已经于2015年不再合伙，即主张该合伙法律关系消灭，原审法院要求其提交其于2015年合伙法律关系消灭的证据，但其并未提交，由何德江承担该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即法院不能认定何德江与廖德荣合伙法律关系于2015年消灭的事实，何德江要求免除自己对合伙期间连带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何德江有义务向法院提交有利于自己主张的事实的证据。从本案当事人陈述表明，本案合伙人何德江、廖德荣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有着不同的分工，即何德江负责找人开采青龙煤矿，廖德荣负责采煤事务的具体管理，因此何德江以其未在2016年6月25日出具的欠款单、2017年1月出具的《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上没有签字不是其免责的抗辩理由，因2016年6月25日出具的两张欠款单据、2017年1月出具的《何德江、廖德荣织金八步镇青龙煤矿欠**军工队2014年-2015年工人工资统计表》上载明的欠款是明确而具体的，在没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军主张的事实的情形下，法院可以认定合伙人何德江、廖德荣欠款的事实存在，不需要**军再行提交其他证据。本案原审认定合伙人何德江与廖德荣于2014年-2015年欠**军工队工资为368000元，系两笔欠款总数减去被告方已支付的劳务工程款234185元和案外人况光云代为支付的120000元所得，该欠款在二被告未提交证据已履行完毕的情形下，有义务履行该368000元的给付义务。综上所述，何德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20元，由何德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川审 判 员  张 雄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成 梅书 记 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