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18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杰，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莱州市，现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山，山东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女，198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盛，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山，山东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东洋，男，195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莱州市，现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山，山东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明菊，女，195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莱州市，现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景山，山东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莱州市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匡郑张家村。法定代表人：韩瑞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玉法，莱州正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3民初6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不承担付款义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于文杰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于文杰在庭审中提交了由佳木斯市东风区山工机械经销处（以下简称山工机械经销处）加盖公章的证明，证明上诉人于文杰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发生关系系履行职务行为，同时配以该经销处的营业执照及负责人邱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证据合法有效，对本案有极强的证明力。该经销处负责人邱某出庭作证时称其注册后一直没有经营，也没有刻制公章，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也未向法庭申请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属于举证不能。且证人邱某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亲属关系，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采信。事实是邱某注册该经销处后，一直使用该字号进行生产经营，营业执照一直悬挂于该经销处的经营地即佳木斯东风六委（农机公司院内）。上诉人于文杰也一直在此代表经销处销售被上诉人山丰公司的工程机械。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供的三份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于文杰系以本人名义进行经销活动，只能证明上诉人于文杰愿意配合被上诉人山丰公司进行对账。结合上述证明可以证实，上诉人于文杰的对账行为系代表经销处而非个人。同时，上诉人于文杰也向法庭提交了加盖有经销处公章的租赁合同一份，也印证了经销处一直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并非证人邱某所陈述成立后就没有进行经营。因此，上诉人于文杰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2.上诉人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没有参与经营行为，不是家庭共同经营，不应对相关债务承担责任。上诉人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分别系上诉人于文杰的配偶、父母。上诉人高伟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偶尔前去佳木斯探亲，居住时间很短。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更是没有到过佳木斯，上诉人于文杰经营所得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汇款凭证上出现上诉人高伟、于东洋的名字也不能认定为家庭共同经营。山工机械经销处在生产经营期间并没有办理对公账户，上诉人于文杰系该经销处业务员，其以自己或为业务方便偶尔用其父亲的账号或让其配偶代为付款也是正常、合理的情况。上诉人于文杰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之间所有的款项往来上诉人高伟并未参与。因此，仅凭一张汇款凭证就认定是家庭共同经营于理不合、于法不符。上诉人于文杰在其身份证丢失期间才使用其父亲账号进行大额汇款，至于其父亲或配偶帮忙整理账本，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常行为，与是否共同经营没有必然联系，一审法院以此来认定是家庭共同经营行为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于文杰在录音中称卖房还款，一审判决并没有认定上诉人于东洋用其自有住宅作为担保还款的事实，由于上诉人于文杰对法律认识错误，不能明确区分个人经营与代表经销处经营的区别，在录音中有如此表述也属于正常、合理的范围，不能仅凭录音就认定为家庭共同经营。该录音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高伟是否知道或认可卖房还钱的事，而且上诉人于文杰与高伟只有一套住房，上诉人高伟不可能同意卖房为上诉人于文杰还债。录音内容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知晓上诉人于文杰与高伟感情不好，上诉人高伟未参与双方的交易往来。在本案争议的买卖合同交易期间，上诉人高伟在烟台照顾生病的父亲和上学的孩子，与上诉人于文杰之间没有资金往来。被上诉人山丰公司除提交了有瑕疵的录音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于文杰的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由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是家庭共同经营行为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3.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认定。上诉人于文杰在佳木斯进行生产经营是以山工机械经销处的名义进行，其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主张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就现有证据来看，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代销或者代理的法律关系。一是涉案相关货物的所有权并不转移，上诉人于文杰并没有权利随意处分相关货物，只有对外销售权。二是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供的佳木斯库存明细表上可以看出，佳木斯的库存多达52台，与之对应的价款为200余万元，如果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在上诉人于文杰一直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一直发货明显不符合常理。三是佳木斯库存明细表显然是作为代理或代销身份的上诉人于文杰向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汇报库存情况，了解销售状况。如果是买卖关系，上诉人于文杰没有必要向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汇报库存情况。四是上诉人于文杰以山工机械经销处的名义代销或代理被上诉人山丰公司的机械设备，被上诉人山丰公司的名称也是由莱州市山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变更而来，由此也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系代理、代销法律关系。五是上诉人于文杰对外销售的设备如果需要开具发票，均由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以其名义开具。综上，双方之间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关于欠款数额问题。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于文杰提交了由山工机械经销处加盖公章的运营车辆明细及金额证明材料一份，应以此材料所证明的金额计算。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关于证人邱某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做为有效证据使用。2.证人邱某系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瑞凤的近亲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只是依据简单、片面的证据就认定上诉人高伟参与了共同经营，不符合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山丰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依法查清基本事实。1.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上诉人于文杰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发生装载机买卖业务是履行职务行为，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从来没有与山工机械经销处发生过任何业务，一直是与上诉人于文杰发生装载机购销业务，双方之间的对账单、装载机库存额明细、上诉人于文杰出具的欠款条以及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供的通话录音，均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2.上诉人高伟代理上诉人于文杰，上诉人于东洋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的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指定的曲金岭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曲宗田农村信用社账户汇款，上诉人高伟代理办理汇款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与山工机械经销处没有关系。3.结合(2017)鲁0683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和认定的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与莱州市凯兴机械有限公司买卖装载机事实，佐证上诉人于文杰是山工机械经销处职工的主张不成立。4.上诉人于文杰注册佳木斯市东风区泽丰农机经销处的事实，证明其主张自己是山工机械经销处的职工不符合事实和常理。证人邱某的证言证明上诉人于文杰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系家庭经营依实有据。1.上诉人于文杰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瑞凤的通话录音及其与曲振良的通话录音，证明四人符合家庭经营情形。2.上诉人高伟、于东洋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账户向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付款的事实，符合家庭经营的情形。三、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与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系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上诉人于东洋认为上诉人于文杰欠款太多而以房产具保还款的事实，上诉人于文杰出具欠条以及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形成库存明细、对账单的事实，证明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应依法共同承担偿付被上诉人山丰公司1794820元货款的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山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立即给付山丰公司装载机款225739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书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诉讼费由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负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对山丰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25日的对账单、库存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库存明细中价款是山丰公司后标注的；对山丰公司提交的于文杰2017年2月4日出具的欠条没有异议；对山丰公司提交的7份发货单、货运合同、运输协议有异议，称没有收到上述货物，即使收到上述货物也是山工机械经销处收的与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无关；对山丰公司提交的协议书有异议，称与本案无关。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本案业务是山丰公司与谁发生的。山丰公司称本案业务是该公司与于文杰发生的，对此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不予认可，称该买卖业务是山丰公司与山工机械经销处发生的业务。于文杰为证明其主张当庭提交了山工机械经销处出具的证明、营业执照、经营者邱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明载明：我经销处与莱州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多年的代销业务关系，于文杰系我经销处工作人员，其与莱州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账行为是职务行为，所有权利义务由我经销处承担。该证明加盖了该经销处的公章。经质证，山丰公司不认可，为证明其主张当庭提供了证人邱某到庭作证，称：我听说双方当事人打官司牵扯到我办的营业执照，我在佳木斯办的经营销售营业执照，当时办营业执照为了卖车，办了营业执照没干，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交的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复印件都是我的。但加盖的公章不是我的，我没办过公章。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交的证明一份不是我出具的，我办理营业执照后没有将营业执照交付给他人，我设立山工机械经销处对外没有从事过经营活动，我成立经销处后没有雇佣过于文杰也没有委托于文杰与山丰公司进行对账。我不认识韩瑞凤，和韩瑞凤没有亲属关系，我认识于文杰，但不知道于文杰在佳木斯卖山丰公司的车，我注册了这个经销处本身想卖车挣钱，后期所有装载机厂家提车让拿现钱，所以就没干。经质证证人证言，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称现在山工机械经销处仍由邱某经营，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另山丰公司提供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瑞凤与于文杰的谈话录音三份，在该录音中于文杰均认可其欠韩瑞凤的钱。综上，本案结合于文杰给山丰公司出具的欠款手续、证人邱某的证言、山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于文杰的通话录音，能够认定本案买卖业务是山丰公司与于文杰之间发生的业务。二、山丰公司与于文杰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山丰公司主张双方系买卖关系，对此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不予认可，称双方是代销关系。根据山丰公司提交的欠款手续，能够认定双方买卖关系成立，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主张代销关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应支持。三、于东洋是否对于文杰的欠款以房屋作为担保承担担保责任。山丰公司为证明于东洋以其房屋为本案欠款担保提供了协议书一份，经质证，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对由于文杰和于东洋签字认可，但称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因为该协议书载明是为“天宇公司”债务提供担保。虽山丰公司称该协议书是于文杰、于东洋写错字，应为山丰公司，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该担保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而本案欠款手续均系2017年出具的，因此山丰公司以该协议作为证明于东洋为于文杰就本案的债务提供担保的主张不成立。四、本案系于文杰自己经营欠款还是家庭经营欠款。山丰公司主张本案是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共同经营，对此四人不予认可。山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当庭提交了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经质证，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无异议，从该交易明细能够证明于东洋分多笔向山丰公司汇款的事实。山丰公司提供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瑞凤与于文杰通话录音，2017年10月18日的通话录音载明：俺爸爸不上回来看到我的账本在家里乱七八糟，都给我收拾到箱子里，可能俺媳妇走的时候也没看……我回去以后的话，我和俺父亲两个或者我自己过去把账咱一弄吧……。2017年10月10日山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瑞凤的丈夫曲振良与于文杰的通话录音，载明：曲振良问“……你不说和你爸爸回来一起把手续办办嘛”，于文杰回答“这两天这变天”，曲振良问“你媳妇跟他一起回来”，于文杰回答“俺媳妇早回去了，俺媳妇不是回去房子开始落实房产证了嘛，我说你赶紧回去找找人，把房产证办了，赶紧卖了先还咱叔叔钱”。通过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高伟清楚于文杰在佳木斯给山丰公司卖装载机，且提前回来落实房产证，将房屋卖了后还款的。而于东洋直接用其账户给山丰公司汇款，且要与于文杰一起到山丰公司算账，结合山丰公司提交的担保协议，于东洋同意用其房屋为于文杰的债务提供担保。另结合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交的2017年3月6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市先锋营业所出具的汇款小票，看出汇款人于东洋，代理人姓名高伟。故能够认定高伟、于东洋共同参与经营的事实。能够认定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的形式系家庭共同经营。五、于文杰实际欠款数额。1.山丰公司提供了2017年1月25日的对账单和库存明细，载明：欠装载机52台，共计欠款2166400元。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库存明细中价格是山丰公司后期标注的，对此山丰公司不认可，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于文杰截止到2017年1月25日共计欠款2166400元的事实。2.山丰公司提交了于文杰于2017年2月4日出具欠条，载明欠款42万元。经质证，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无异议，但称根据山丰公司诉状的自认，应截止到2017年2月4日仅欠款42万元。但根据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供的汇款凭证，能够看出在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2月4日期间，于文杰共汇款二笔即共计86000元，故能够证明该42万元与上述第1项的2166400元不是一笔欠款。3.山丰公司提供的分7次给于文杰运送39台车的7份发货单、货运合同、运输协议。在上述七份货运合同中均标明收货人电话“152××××3900”，山丰公司称上述电话是于文杰电话，对此于文杰不认可，山丰公司提供了企业信息查询：佳木斯市东风区泽丰农机经销处，电话：152××××3900，经营者处载明：经营者于文杰。经质证，其称其妻子注册过佳木斯市东风区泽丰农机经销处，而电话号为152××××3900的电话于文杰确实从没使用过。根据于文杰的陈述亦能认证其妻子在佳木斯参与经营的事实。而在第三次庭审中，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供了场地租赁协议中明确载明：承租方：于文杰，联系电话152××××3900，故能够认定于文杰的虚假陈述，而认定152××××3900由于文杰使用。另山丰公司提交了发货明细，经质证，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称发货明细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山工机械经销处确实收到上述39台车。上述车辆及配件累计价款1763420元。在质证上述7份发货单、货运合同、运输协议及山丰公司出具的发货明细时，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仅对收货单位不是于文杰进行说明，并未对上述证据中载明的车辆及配件的价款提出异议，因此能够认定上述39台车的价款为1763420元。山丰公司主张于文杰已汇款2092430元，对此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不认可，称自2017年2月2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前后分17笔，共计汇款2105200元，对此山丰公司称2017年2月2日和2017年2月4日分二笔共计汇款86000元已在出具42万元欠条时扣除，对此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不认可，山丰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86000元应从实际欠款中扣除。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主张根据山丰公司提交的录音可以证明曾经在2017年调出14台车，对此山丰公司予以认可，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为证明14台车的价款及型号，提供了由山工机械经销处出具的明细一份，该证明由于文杰签字确认，累计价款78万元，经质证，山丰公司不认可，山丰公司提供证人邱某到庭说明，邱某当庭对该明细提出异议，称该证明不是其出具的，故对该证明不予认定，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山丰公司调换的14台车的价款。山丰公司提供调换明细视为其对上述车辆价值的自认，故对山丰公司主张的上述14台车总价款449800元应从欠款中扣除。而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若对山丰公司上述价款不认可，可在提供证据后再行抵扣。综上，于文杰共计欠山丰公司货款179482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山丰公司提交的由于文杰出具的欠条、对账单、库存明细，山丰公司、于文杰之间的通话录音，7份发货单、货运合同、运输协议，能够证明山丰公司与于文杰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辩称双方系代销关系。虽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称上述业务是山丰公司与山工机械经销处发生的，并提供了山工机械经销处出具的证明、经营者邱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营业执照，而山丰公司提供证人即山工机械经销处的经营者邱某到庭说明上述证明不是其出具的，其办理了山工机械经销处后从未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且从未雇用于文杰亦未委托于文杰与山丰公司算账。虽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称山工机械经销处经营者为邱某，且于文杰为邱某打工，但根据上述证据结合山丰公司、于文杰之间的谈话录音，应当认定上述买卖系山丰公司与于文杰发生的。山丰公司称于东洋以其所有的房屋为本案债务提供担保，而提供了于文杰与于东洋出具的协议，但根据该协议载明是于东洋因于文杰欠天宇公司货款而用房屋提供担保，并且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而本案中的债权系2017年形成的。故对山丰公司该主张不应支持。山丰公司主张本案欠款应由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共同偿还。根据山丰公司提供的汇款明细，能够看出卖车款有多笔是于东洋汇给山丰公司的，且根据山丰公司、于文杰之间的录音，山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丈夫也多次催促于文杰及其父亲于东洋到公司算账。于文杰在录音中称其妻子即高伟回去后“落实房产证，卖房还款”，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供的2017年3月6日的汇款明细，高伟曾作为于文杰的代理人向山丰公司汇货款。基于郭明菊与于文杰及于东洋的关系对上述经营行为应为明知和同意。综上，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的经营行为应视为家庭共同经营，山丰公司要求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承担还款责任应予支持。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主张曾有14台车由山丰公司调走，对此山丰公司予以认可，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供了加盖山工机械经销处及由于文杰签字的明细一份，而根据证人邱某陈述该证明并不是其出具的，且从未办理过公章。故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山丰公司调走的装载机型号及价款，根据法律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要求扣除调走14台车价款78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山丰公司提供的14台车的型号及价款应视为山丰公司的自认，故应从总欠款中扣除山丰公司主张的价款449800元。山丰公司要求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未付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山丰公司货款1794820元；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付款同时给付山丰公司自2017年10月13日（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未付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山丰公司要求于东洋以其所有的房屋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59元，减半收取12429.5元，由山丰公司负担2547元，由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负担988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于文杰提交莱州市山工机械有限公司的销货单，证明上诉人于文杰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之间是代理销售法律关系，其也是以山工机械经销处为经销主体。上诉人高伟提交以下证据：1.上诉人高伟名下烟台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上诉人高伟自2016年至2018年与上诉人于文杰、于东洋、郭明菊没有交易往来。2.烟台市芝罘区新印象艺术培训学校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的工作证明，内容为“兹证明高伟同志自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间，每天4小时在我校雇佣工作”；烟台市双语实验学校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的小学生在校证明，内容为“于嘉璐系烟台市双语实验学校2014级06班学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七○医院出具的2016年10月5日、2017年12月15日、2017年12月24日的住院记录，该组证据证明上诉人高伟在2016年至2017年未参与上诉人于文杰的经营，而是在烟台照顾老人、孩子，并干临时工获得收入。3.离婚证，证明2018年5月4日上诉人高伟与于文杰离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一审法院对夫妻债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提交以下证据：1.租房合同两份，证明2014年至2016年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承包了大世界南院5号院做馒头生意。2.劳动合同一份，证明上诉人于东洋于2016年10月3日至2017年10月3日在烟台飞龙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没有参与上诉人于文杰的装载机销售经营。3.上诉人于东洋的工资银行流水单、芝罘区于东洋面食店营业执照及食品流通许可证、交电费的收款收据、芝罘区食品经营健康体检合格证。4.离婚证，证明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于2017年12月19日离婚。5.上诉人于东洋在烟台芝罘医院的诊疗记录和出院记录，证明上诉人于东洋于2017年4月14日、2017年9月12日及2017年10月22日因患有××多次住院治疗，不可能参与涉案装载机经销业务。经质证，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对上诉人于文杰提交的装载机销货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于文杰是购货人，即使上诉人于文杰是购货人，恰恰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对上诉人高伟提交的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中工作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需提交该学校的用工证明、劳动合同、缴纳保险的证明及该学校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提交相关工作证。即使上诉人高伟在该培训学校工作，也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于文杰在一审中的录音已经证实上诉人高伟在佳木斯市与其进行经营；对小学生在校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小学生应该有学生证；对住院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离婚证，二审调查时表示对离婚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发生在上诉人高伟与于文杰离婚前，上诉人高伟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审调查后提交书面意见，称根据莱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查询结果得知，上诉人高伟与于文杰并未离婚，对离婚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交婚姻登记审查处理结果表予以证实。对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于东洋一方面说自己有××一方面主张查体合格，其陈述自相矛盾；对证据4离婚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离婚事实有异议，认为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或许是以离婚的形式逃避责任。上诉人于东洋受上诉人于文杰的指派打款以及出具担保协议，符合家庭经营情形；对证据5认为与本案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佳木斯市东风区泽丰农机经销处的网络查询工商信息，该经销处系上诉人于文杰于2014年10月13日在佳木斯市东风区注册，经被上诉人山丰公司2019年5月29日通过网络查询证实该经销处还在存续经营，证明上诉人于文杰不是山工机械经销处的职工。2.通过中国法律文书公开网查询的（2017）鲁0683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诉人于文杰、高伟在佳木斯市经营装载机的情况，是家庭经营，上诉人于文杰不是山工机械经销处的工作人员。经质证，上诉人于文杰、于东洋、郭明菊对证据1工商登记查询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2013年上诉人于文杰成立该经销处后，由于经营不善截止到2015年邱某成立山工机械经销处后，上诉人于文杰便到山工机械经销处工作。同时，一审中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供的相关货运单据也可以证明其机器设备均是运往山工机械经销处，该工商查询信息与本案无关。上诉人高伟对证据1工商查询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应提交工商登记原件或工商信息查询系统打印的企业信息，该网络打印信息没有法律效力。上诉人高伟并未参与装载机经营，不能证实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对证据2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按照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应提交该判决书的原件或复印件，如是在裁判文书网打印，上面应该有裁判文书网的水印。同时，若该判决书是真实的，也是在上诉人于文杰、高伟未参与到诉讼程序中、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作判决。且在上诉人高伟未参与的情况下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系认定事实不清。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主张其与上诉人于文杰之间存在买卖装载机合同关系，并提交对账单、库存明细以及欠条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于文杰对对账单、库存明细及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其系山工机械经销处的工作人员，系履行职务行为。虽上诉人于文杰提交了山工机械经销处出具的证明证实其主张，但山工机械经销处的经营者邱某出庭作证，证实该证明并非山工机械经销处出具，山工机械经销处对外没有从事过经营活动，没有雇佣过上诉人于文杰，亦未委托其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对账。故上诉人于文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山工机械经销处的工作人员以及其对账等系履行职务行为，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上诉称证人邱某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采信，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库存明细由上诉人于文杰签字予以确认，欠条系上诉人于文杰向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出具，结合被上诉人山丰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于文杰与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装载机合同关系。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上诉称双方之间形成的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代销或代理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所欠货款的数额问题，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上诉称由被上诉人山丰公司调走的14台装载机的金额应以其提交的加盖山工机械经销处印章的证明为准。本院认为，山工机械经销处的经营者邱某出庭证实，该经销处并未刻制印章，上述证明并非其出具。故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东洋、郭明菊提交的加盖山工机械经销处印章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四人主张以此认定14台装载机的价款，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山丰公司认可调走14台装载机，并提供了装载机的型号及价款，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山丰公司认可的价款从总欠款中扣除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高伟、于东洋、郭明菊应否承担付款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于文杰经营装载机业务，涉案装载机买卖业务发生于上诉人于文杰、高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高伟没有固定工作，应认定上诉人于文杰经营装载机业务所得收入用于两人的家庭共同生活，由此所负债务亦应由两人共同承担。故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高伟与于文杰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涉案装载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与上诉人于文杰，虽然在上诉人于文杰经营装载机期间有多笔款项是由上诉人于东洋汇给被上诉人山丰公司，在上诉人于文杰的录音当中有和其父亲两个人一起算账的表述，但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于文杰经营装载机业务是家庭共同经营。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装载机经营系家庭共同经营，并判令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于文杰、高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3民初6139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于文杰、高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被上诉人莱州市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1794820元及利息（以179482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被上诉人莱州市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上诉人于东洋、郭明菊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莱州市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859元，减半收取12429.5元，由上诉人于文杰、高伟负担9882.5元，被上诉人莱州市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25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于文杰、高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859元，由上诉人于文杰、高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辛建国审判员  史殿美审判员  任美群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林重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