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02民初1165号 原告：杨益忠，男，198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法定代理人：杨凯（与杨益忠系父子关系），男，196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惟，福建笃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34号。 法定代表人：朱鹏立，职务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敏，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益忠与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益忠之法定代理人杨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惟，被告省立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敏、李秀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益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省立医院承担全部医疗费，并返还杨益忠已支付的医疗费216669.22元；2.判令省立医院支付误工费482675.44元、护理费248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9000元、营养费60000元、交通费及处理事故费用4937.5元、处理事故误工费10000元、鉴定费14500元、复印费1009.4元、鉴定人出庭费8600元，计3283722.3元；3.判令省立医院支付残疾赔偿金842420元；4.判令省立医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省立医院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6日，杨益忠因头昏、四肢力气不如从前就诊于省立医院。3月7日行颅脑MRI检查示：1.鼻咽癌放化疗4年后，鼻咽左侧壁及咽旁间隙病变，可能为NPC放疗后改变，局部复发待除，建议进一步检查；2.部分脑膜线样增厚并强化，可能为脑膜炎，请结合临床；3.左侧桥小脑角区病变，可能为包裹性积液；4.轻度部分副鼻窦炎，左侧中耳乳突炎。杨益忠因鼻咽癌就诊于福建省肿瘤医院，省立医院遂要求杨益忠回原就诊医院复查。2013年3月18日，杨益忠在福建省肿瘤医院MRI查“鼻咽+颅底”示：1.左中耳乳突炎累及岩骨、脑膜并左桥小脑角脓肿形成；2.请随访颅底骨质及双咽后淋巴结；3.鼻旁窦炎。从以上两次对颅脑的MRI检查可以确诊，杨益忠除患有左中耳乳突炎外，还存在颅内感染。然，杨益忠颅内感染的病征没有引起省立医院的重视，在长达41天的门（急）诊治疗期间，省立医院单用阿昔洛韦和头孢曲松予以抗炎治疗，没有针对颅内感染采取进一步的诊疗措施。2013年4月18日，杨益忠终于等到床位，以门（急）诊慢性中耳炎收住省立医院耳鼻咽喉科。住院期间，省立医院仍忽略了杨益忠颅内感染这一病征，于4月24日对杨益忠的中耳炎行“左乳突根治术+鼓室形成术”。2013年5月6日，省立医院以“左慢性中耳炎”、“左桥小脑角脓肿”好转强令杨益忠出院。事实上，自杨益忠2013年3月6日就诊于省立医院门（急）诊至5月6日出院时间长达2个月，在这期间省立医院始终没有就杨益忠颅内感染进行有针对性的诊疗措施，如进行腰椎穿刺术、脑室钻孔外引流术等，客观上放任了颅内感染所致的损害后果的发生。2013年5月17日，杨益忠因颅内感染病情恶化再次入住省立医院神经科，入院后省立医院虽对杨益忠实施了腰椎穿刺术、脑室钻孔外引流术等治疗措施，但由于治疗时机的延误，损害已不可逆转。目前杨益忠没有意识、四肢瘫痪，已成植物人。杨益忠成为植物人的损害后果，是由于省立医院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延误了杨益忠的最佳诊疗时机所致。现杨益忠提出如下索赔额：1.由省立医院承担全部医疗费，并返还杨益忠已支付的医疗费216669.22元；2.误工费用482675.44元（按每年64671元计算，自2013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20日止计1948天，计算公式为64671元/年÷261天×1948天）；3.护理费2483000元（按每日260元标准自2013年5月17日起主张9550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219000元（按每日100元标准，自2013年5月17日起至2019年5月17日止主张2190天）；5.营养费60000元；6.交通费及处理事故费用4937.5元（杨凯及律师前往上海参加听证会的交通费及生活费用）；7.处理事故误工费10000元；8.鉴定费14500元；9.复印费1009.4元；10.鉴定人出庭费8600元；11.残疾赔偿金842420元（每年按42121元计算20年）；1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杨益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省立医院辩称，1.省立医院对杨益忠的诊疗行为均严格依照医疗常规、规范操作进行，已尽全力进行救治。杨益忠，男，26岁，以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伴发热达38.1℃，伴左耳流少许淡黄色味臭脓液，听力下降，伴头晕，张口稍受限，说话含糊，口干，伴双眼视力下降、重影，就诊省立医院急诊科。经行颅脑MRI检查后，杨益忠被诊断为颅内感染，鼻咽癌复发？省立医院予阿昔洛韦抗病毒、头孢曲松抗细菌治疗1天。2013年3月8日至11日杨益忠连续四天不知去向，未再就诊省立医院。2013年3月12日，杨益忠前来省立医院急救中心治疗至3月15日，期间省立医院建议杨益忠入院治疗，但杨益忠家属予以拒绝，该情况在病历中有记载。经阿昔洛韦、头孢曲松治疗4天后，杨益忠头痛、发热缓解。由于临床症状控制较理想，杨益忠及家属可能考虑经济原因，未继续治疗。2013年3月16日至3月20日杨益忠未就诊，连续五天不知去向。2013年3月21日，杨益忠因头晕，发热，听力下降再次复诊省立医院急救中心。2013年3月22日经耳鼻喉科会诊，发现杨益忠左耳分泌物，予局部治疗。省立医院考虑杨益忠系由于中耳炎感染累及颅内，原发感染灶活动，导致颅内感染反复，难以治愈，必须先行处理，同时进行抗感染治疗。后治疗效果明显，杨益忠的头痛、发热、颈抵抗明显好转。期间省立医院的医师、护士多次建议杨益忠及家属在急救中心留院观察并待床住院，但杨益忠及家属考虑治疗效果明显，输液治疗后自行回家。2013年4月4日至4月6日杨益忠未就诊，再次自行中断治疗，连续三天不知去向。2013年4月7日，杨益忠左耳流脓加重，伴头晕。2013年4月8日，杨益忠就诊省立医院，CT提示左耳胆脂瘤，考虑由于左耳中耳炎局部感染未有效控制，始终存在流脓，导致颅内感染迁延不愈，同时杨益忠血象处于正常水平，不排除合并病毒感染的可能，因此在急救中心神经内科再次启动头孢曲松和阿昔洛韦综合治疗。后杨益忠头晕、头痛等神经系统症状改善明显，但左耳流脓始终存在。考虑已予强力抗生素等药物保守治疗无效，省立医院怀疑颅内感染可能系中耳炎并发症，故将杨益忠转诊耳鼻咽喉科。省立医院根据杨益忠病情当即以“左中耳炎，颅内并发症，NPC放疗术后”急诊收入院。后省立医院积极联系神经内、外科等相关科室会诊，讨论病情，一致认为颅内感染的感染源不能排除来自中耳，并认为中耳炎的感染源未清除可能是颅内感染控制欠佳的原因。2013年4月14日，省立医院再次建议杨益忠住院并手术治疗。杨益忠于2013年4月23日出现精神症状，省立医院再次与杨益忠家属充分沟通，尊重其意愿并取得其理解后冒险进行急诊手术。手术的目的是通过清除中耳病灶，加强引流以期更好控制颅内感染。手术过程顺利，术中亦发现内耳骨质有破坏，说明中耳感染向颅内播延的可能性极大。术后杨益忠病情改善明显，无诉头痛及发热已1周，一般情况良好，停用抗生素观察3天。后杨益忠病情无起伏按正常流程于2013年5月5日出院。2013年5月14日，杨益忠以左肢无力、行走不稳、发热复诊省立医院急救中心。2013年5月15日经复查颅脑MRI，诊断杨益忠颅内感染、中耳炎术后、右侧脑梗塞。2013年5月17日，杨益忠收住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目前杨益忠仍在省立医院治疗。2.杨益忠所谓的省立医院误诊、延误诊疗的过错理由均不能成立。杨益忠在第一次就诊省立医院时，省立医院既已考虑其为颅内感染，并始终按照颅内感染规范治疗。根据杨益忠临床征象、颅脑MRI、外周血象、既往鼻咽癌的病史，省立医院综合考虑后认为病毒性、细菌性脑膜炎均存在可能，因此给予阿昔洛韦、头孢曲松药物，同时给予脱水减轻脑水肿、营养支持等治疗。由于杨益忠曾因鼻咽癌行放射治疗，机体消瘦，体质弱，免疫力低，体表面积小，故选用较小剂量的阿昔洛韦进行抗病毒治疗，并选择能够较好通过血脑屏障的头孢曲松作为首选抗菌药物。因此，省立医院的相关检查及药物使用并无不规范之处。杨益忠前期治疗后头痛、发热缓解，也间接证实治疗方案有效。行术也是考虑杨益忠由于左耳中耳炎局部感染未有效控制，始终存在流脓，导致颅内感染迁延不愈，并非杨益忠所述的忽略了其颅内感染这一病征。3.杨益忠的损害后果系由于其自身鼻咽癌化疗病史、自身未重视及突发的新病情右侧脑梗塞所致，与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关联。杨益忠自身有鼻咽癌化疗病史，全身营养状况欠佳，身体免疫机能差，容易出现感染性疾病，在其第一次就诊时脑干已受累。同时，杨益忠及家属不通知省立医院医师即反复多次离开，到其他医院诊治，多次中断在省立医院规范的药物疗程。因此杨益忠的用药过程并非连续的，这也导致了颅内、耳部感染控制不理想、不彻底，感染迁延不愈，病情反复。以上因素均系杨益忠出院后再次出现突发新病情右侧脑梗塞即出现损害后果的原因，与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关。4.杨益忠的各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因此杨益忠的全部主张均应予以驳回。（2）杨益忠在外院治疗而支出的医疗费，显然与省立医院无关，应由其自行承担。杨益忠在省立医院就诊支出的医疗费因系其治疗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3）误工费、护理费，杨益忠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误工的情形，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护理费的支出，其主张误工费、护理费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并无处理事故误工费、复印费、医学会鉴定费用这些项目；同时，杨益忠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客观上存在该部分的支出，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5）根据法律规定，交通费应据实主张，杨益忠主张的交通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6）杨益忠主张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因并非省立医院的过错所致损害后果，省立医院无需对此承担任何赔付责任，同时杨益忠所谓的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主张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杨益忠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城镇居民。综上，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均严格依照医疗常规、规范，杨益忠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杨益忠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3年3月6日，杨益忠以“头痛8天，颈后部、枕部肿痛，伴发热4天，无咳嗽、咳痰”为主诉至省立医院门诊治疗。后杨益忠陆续在省立医院门诊治疗至2013年4月17日。2013年4月18日，杨益忠以“反复头痛50余天”为主诉入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左慢性中耳炎；2.左桥小脑角脓肿；3.鼻咽癌放疗后”。2013年4月24日，省立医院对杨益忠行“左乳突根治术+听骨链松解+耳道形成术”。后杨益忠于2013年5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慢性中耳炎；2.左桥小脑角脓肿；3.鼻咽癌放疗后”。2013年5月14日至5月16日，杨益忠在省立医院门诊治疗。2013年5月17日，杨益忠以“反复头痛，发热2月余，伴左侧肢体无力4天”为主诉再次入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颅内感染；2.多发性脑梗死？3.肺部感染；4.贫血（轻度）；5.电解质代谢紊乱，低钠血症，低氯血症；6.慢性中耳乳突炎；7.左乳突根治术+鼓室成形术后；8.鼻咽癌放疗后”。2013年5月21日，省立医院对杨益忠行“腰椎穿刺术”。2013年6月8日，省立医院对杨益忠行“右侧脑室钻孔引流术”。2013年6月13日，省立医院对杨益忠行“腰椎穿刺术”。2013年6月28日，省立医院对杨益忠行“腰椎穿刺术+地塞米松鞘内注射术”。后杨益忠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至今。另，杨益忠于2013年3月至8月期间前往福建省肿瘤医院、福州结核病防治院、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门诊治疗。 又，2013年6月24日，福州市鼓楼区卫生局委托福州市医学会就省立医院对杨益忠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因杨益忠对省立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福州市医学会中止本次鉴定。杨益忠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用2500元。 再，2018年2月2日，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向杨益忠签发居住证，居住地住址为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李园13号。 审理中，杨益忠与省立医院共同确认截止至2019年7月2日，杨益忠第二次住院共产生医疗费2209829.99元，并确认杨益忠已经交纳医疗费押金169000元。同时，省立医院主张扣除押金后剩余2040829.99元的医疗费均系由省立医院先行垫付，应在本案确定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抵扣。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杨益忠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就省立医院对杨益忠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杨益忠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并对杨益忠的伤残等级和后续康复费进行鉴定。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复医[2018]医鉴字第53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福建省立医院对杨益忠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杨益忠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20%-40%。被鉴定人杨益忠目前持续性植物状态构成一级伤残”。杨益忠为此次鉴定垫付鉴定费用12000元。对于该鉴定意见，杨益忠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参与度的认定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作出的参与度认定完全是主观推测，既无科学依据，亦无病例可以佐证，与法不符，故有关过错参与度的建议不应作为判决的依据。省立医院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鉴定意见认定的过错参与度偏高。 审理中，鉴定人员周月琴、尤剑达依杨益忠申请出庭接受质询。杨益忠认为，本案提交鉴定的病历资料不完整，鉴定机构不应当受理；同时，省立医院就杨益忠的脑部感染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延误了治疗时间，鉴定意见认定的过错参与度过低。省立医院认为，第一，省立医院的用药过程均是采取抗病毒和抗细菌的联合用药，用药后杨益忠的病情有所改善，至于杨益忠的脑部感染与其未入院连续治疗有关系；第二，鉴定人员称用药单一，可更换其他用药的陈述不符合医疗规范，在用药有效果未产生耐药性的情况下不需要更换新药，故鉴定人员的上述主张系主观认定；第三，鉴定人员确认腰椎穿刺只是一种检查手段，而非治疗手段，故其以省立医院未进行腰椎穿刺而认定省立医院存在过错，属于主观臆断。就杨益忠和省立医院提出的上述异议，鉴定人员主张，第一，本案提交的检材能够满足鉴定需要，故予以受理，听证会前也告知双方鉴定机构对检材的真实性不进行鉴定，当时杨益忠未提出异议；第二，医学上颅内感染的情况十分复杂，不是所有的感染都能有效控制，并不必然是医方存在问题；第三，杨益忠因鼻咽癌进行了放射性治疗，自身机能较差，对抗生素不是很敏感，容易引起颅内感染，故杨益忠的颅内感染是自身原因造成的；第四，腰椎穿刺作为一种检查方法，是有创检查，会带来并发症或感染，其准确率不足80%，是辅助诊断，临床上腰椎穿刺不一定能找到病原菌，杨益忠住院期间神经内科会诊意见为进行腰椎穿刺检查，但该检查一直没有进行，故认为省立医院存在过错；第五，省立医院抗感染治疗用药单一，两种药物使用时间较长，未考虑更换使用其他抗感染药物；第六，参与度是根据杨益忠的疾病严重性、复杂性、治疗难易程度判断的，是依据临床专家的意见作出的参考范围。 本院认为，医疗行为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专业性均很强的活动，发生医疗纠纷后，对于医疗行为因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病人损害的，如何判定医务人员有无过失及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有无因果关系，都是较为困难和复杂的，这是由于医疗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具有很强的行为性和专业性，而作为法官亦必须遵循医学专家的判断对医疗纠纷案件作出处理，故本案中将所涉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因果关系等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认定是必要的。本院依法所委托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系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对双方所争议问题已进行了分析，鉴定人员并出庭作证接受了质询，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杨益忠、省立医院虽然对鉴定意见持异议，但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故本院依法采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鉴定意见分析认定，省立医院对杨益忠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过错与杨益忠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建议省立医院过错参与度为20%-40%。故，本院认定省立医院应对杨益忠的各项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另针对杨益忠所主张共计4442811.52元的各项赔偿款是否合理分析如下： 1.杨益忠主张省立医院承担全部医疗费，并返还杨益忠已支付的医疗费216669.22元。本院认为，杨益忠为佐证医疗费支出情况提交了病历资料、收费票据等证据。经核算，本院认定杨益忠在省立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福州结核病防治院、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共计23422.75元；自2013年5月17日起至2019年7月2日止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2209829.99元。同时，杨益忠未能提供自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5月5日的住院医疗费票据原件，同时其陈述该费用已经医疗保险报销，故本院就该医疗费用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杨益忠医疗费损失为2233252.74元。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669975.82元。 2.误工费，杨益忠主张每日标准按每年64671元除以261天计算，自2013年5月17日至2018年9月20日共1948天，计482675.44元。本院认为，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本案中，杨益忠从2013年5月17日起至定残日前一天持续误工，其主张误工期1948天已臻合理，但杨益忠主张的每日标准偏高，本院依法调整每日标准按福建省2017年度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420元除以365天计，综上本院认定杨益忠的误工费为359819.62元。福建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107945.89元。 3.护理费，杨益忠主张按每日260元标准自2013年5月17日起计9550天，共计2483000元。本院认为，护理依赖指伤、病致残者因生活不能自理需依赖他人护理，护理费的计算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计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本案杨益忠住院期间需人护理，但其主张的护理费标准过高，本院依法支持按每年67420元标准计，定残前护理人数1人，护理天数1952天，护理费计360558.47元；定残后因杨益忠构成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本院酌情先支持定残后护理期限五年，护理人数1人，计337100元。若杨益忠后续产生护理费，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本院认定杨益忠护理费总计为697658.47元。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209297.54元。 4.住院伙食补助费，杨益忠主张按每日100元标准自2013年5月17日起至2019年5月17日止计2190天，共计219000元。本院认为，杨益忠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过高，本院依法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按每日50元计，故杨益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9500元。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32850元。 5.杨益忠主张营养费60000元。本院认为，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病历中虽无加强营养的医嘱，但鉴于杨益忠构成一级伤残，增加营养可以有助于其身心康复，故本院酌情支持杨益忠的营养费为40000元。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12000元。 6.杨益忠主张交通费及处理事故费用4937.5元。本院认为，该费用系杨益忠为诉讼所必须支付的费用。经核算，本院认定其交通费及处理事故费用为3447.5元。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1034.25元。 7.杨益忠主张处理事故误工费10000元和复印费1009.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8.鉴定人员出庭费，杨益忠主张鉴定人员出庭服务费4000元和交通费、住宿费、餐费等费用4600元。经庭审确认，杨益忠实际垫付鉴定人员交通费、住宿费、餐费等费用2399.71元及出庭服务费4000元，共计6399.71元。本院认为，上述费用系杨益忠为诉讼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本院予以确认。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1919.91元。 9.杨益忠主张残疾赔偿金842420元。本院认为，经鉴定杨益忠构成一级伤残，现其主张残疾赔偿金842420元（42121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省立医院对该费用承担30%的责任应为252726元。 10.杨益忠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以及杨益忠的损害后果、省立医院对过错的参与度，本院酌情认定省立医院应赔偿杨益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综上，本院认定省立医院按其过错参与比例依法所应承担赔偿金额为1317749.41元。就省立医院主张应在本案确定赔偿款中扣除省立医院垫付的医疗费的辩称意见，因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与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就省立医院的上述辩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其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建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益忠各项损失共计1317749.41元； 二、驳回杨益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福建省立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342.4元，由杨益忠负担25682.7元，由福建省立医院负担16659.7元；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由杨益忠负担；医疗损害鉴定费12000元，由杨益忠负担8400元，由福建省立医院负担3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巧 人民陪审员  王建伟 人民陪审员  戴 清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法官 助理  黄小燕 书 记 员  黄 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