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行终9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盛玉兰，女，1930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跃英（系盛玉兰的女儿），女，195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功良（系盛玉兰的儿子），男，1950年7月24日，汉族，户籍登记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昆明市房屋管理局）地址：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1号政务中心4号楼。法定代表人陈汉，系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方，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一审第三人丁克跃，男，195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健（系丁克跃的儿子），男，199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特别授权代理。一审第三人丁健，男，199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一审第三人昆明纺织厂。住址：昆明市人民东路5号。法定代表人马波，系该厂厂长。上诉人盛玉兰诉与被上诉人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审第三人丁克跃、一审第三人丁健、一审第三人昆明纺织厂其他行政管理不履行特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行初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座落本市人民东路××云××新村××单元××楼××号房屋原系昆明纺织厂公房，1994年3月15日经昆明纺织厂审核出售给前产权人和友钧，于1998年9月16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2000年3月15日和友钧经昆明纺织厂、市房改办、昆明市轻工业局同意换购其他住房。2000年5月27日原告之女张红英与昆明纺织厂签订《昆明市公有住房售购协议》，约定张红英以成本价格购买该套案涉房屋；合计应付房款22307.46元；一笔付清房款优惠房价20%即4461.49元后，实际应付17845.97元；以成本价售购房，产权归张红英所有。同日，张红英向昆明纺织厂填写并提交《昆明市个人购买公有住房审定书》，载明昆明纺织厂职工张红英申请购买该套案涉房屋，配偶为第三人丁克跃，同为昆明纺织厂职工，经昆明纺织厂、市房改办审核同意出售该套案涉房屋。2001年3月20日张红英向昆明纺织厂交纳购房款12843.57元，第三人昆明纺织厂出具《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票据》予以确认。昆明纺织厂依据购房人张红英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申请，审查同意后向被告提交《昆明市房改售房申请登记审查表》，被告据此于2001年9月28日颁发昆明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张红英为人民东路昆纺新村29幢3单元408号房屋所有权人，建筑面积52.77平方米。原告认为其作为“新房屋”的产权共有人，依法享有“新房屋”80%的产权，被告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将“新房屋”全部产权登记为张红英，该行政登记行为明显违法，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昆明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张红英系登记错误，应登记为原告盛玉兰占80.63%，张红英占19.37%；2、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01年9月28日将张红英登记为人民东路昆纺新村29幢3单元408号房屋所有权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一、根据《昆明市城镇房产登记管理办法》第一条“凡在我市范围内的全民、城镇集体和城市居民所有的房产，农民在两城区范围内和城郊结合部的私房，以及郊县区政府所在地农民私有的房产，均需由产权人或单位向当地房产登记发（换）证办公室办理产权登记，领取昆明市房产所有证，始生法定效力”之规定，被告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对案涉“新房屋”进行产权登记，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系案涉房屋原产权人之母，以被告未尽到审查义务，未将其登记为“新房屋”共有人为由提起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第三人丁克跃、丁健系“新房屋”利益相关人，应当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虽然第三人昆明纺织厂被宣告破产并已终结相关破产清算程序，但未提交已注销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且其系“新房屋”产权登记具体经办人，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二、关于被告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新房屋”产权登记为张红英是否违法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提出原告已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本案系原告对被告于2001年9月28日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最长保护期限，因此对被告的起诉时限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根据昆政发（1996）9号《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二条“经产权单位同意，规划部门审查，市房改办批准，均可向职工出售”之规定，公有住房只能向本单位职工出售，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系昆明纺织厂职工或昆明纺织厂同意过原告购买本单位公房；根据《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第5项“售房单位提供有关证件，向昆明市房地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购房者的产权证”之规定，被告作为“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仅负有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以及其所记载事项是否符合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书面审查的义务，并在法定时限内予以核准登记，无权决定公有住房实际购买人。本案中，张红英与第三人昆明纺织厂签订《昆明市公有住房售购协议》并实际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在2000年5月27日张红英向昆明纺织厂填写并提交的《昆明市个人购买公有住房审定书》中，并未显示原告应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购买人、产权共有人，而仅载明张红英为购房申请人、配偶第三人丁克跃同为昆明纺织厂职工。因此，被告根据第三人昆明纺织厂提交的登记审核资料作出将张红英登记为案涉房屋产权人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四、原告以张红英无能力支付购房款以及张红英名下“新房屋”取得历史原因作为自己的诉讼主张，该主张首先与公有住房出售的规定不符，案涉“新房屋”早已于1994年出售给前产权人和友钧，房屋性质已不是公房；基于前述理由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共同购买人、产权共有人，与第三人丁克跃、丁健之间的纠纷，实为对张红英遗产的继承纠纷，双方当事人都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退让的理念协商解决，双方已就继承纠纷诉诸法院，则可待继承析产后的最终裁判结果申请被告作出相应的产权变更，此为正当行使权力之方式，而非恣意将自身家事矛盾归咎于被告的行政行为；被告作为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并不负有调查房屋所有权人家庭财产分割情况的义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盛玉兰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上诉人盛玉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云0103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2、确认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张红英死亡2个月后颁发的昆明市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号：房权证字第××号）中载明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张红英系登记错误；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为“根据昆政发（1996）9号《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二条经产权单位同意，规划部门审查，市房改办批准，均可向职工出售之规定，公有住房只能向本单位职工出售”是错误的。昆政发（1996）9号《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一条明确指出是“为贯彻执行《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暂行办法》，推动售房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的本实施细则”。而根据《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暂行办法》第二条出售对象第2款规定:住户对现有住房优先购买权，亦明确了住户的优先权。而住户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单位职工”。1979年上诉人的丈夫张熀平反后于本案第三人昆明纺织厂复职，1981年依据当时的房屋分配政策，分配到位于昆明的房屋，颁发了昆明纺织厂职工住宅凭证，该房屋使用面积为31平方米（后经评估建筑面积为42.55平方米）。上诉人在自己任职的昆明市照明器材厂就丧失了分房资格。因此此房屋就是上诉人家庭仅有的栖身之所。1988年8月18日，张熀以遗嘱形式将旧房屋使用权及后续全部权益分配于上诉人，1988年12月15日张熀因病去世，上诉人仍居住在旧房屋。直到1988年公有住房改革开始实施，昆纺依据国家规定进行住房改革，上诉人虽非昆纺职工，但昆纺相关负责人考虑到张熀系文革平反的老工程师，工作年限长，工作时对厂里有较大的贡献以及作为遗孀的上诉人无住房的困难情况，遂昆纺相关负责人经讨论同意，由当时顶替接班在昆纺职工工作的上诉人的四女儿张红英代理上诉人申请参加住房改革，但因当年张红英在昆纺的工龄及岗位未达国家分房的要求，须以上诉人名下的旧房屋以换购方式购买所分配的新房屋。1999年，经昆纺审核将位于盘龙区的房屋（以下简称“新房屋”）（建筑面积52.77平米）分配于上诉人。上诉人应房改政策以自有房屋进行换购，并在张红英的陪同下到银行取款15000.00元，按旧房屋相应面积依约交纳了换购款，其共有方式为按份共有，上诉人占80.63％份额，张红英占19.37％份额。2、原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昆明市房改售房申请登记审查表”申请人签字系伪造，非张红英本人签字。张红英在1997年3月被检查出患有晚期脑癌。2000年11月28日交完换购款后，癌症复发，意识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直在昆纺职工医院住院治疗，直至2001年7月14日去世都是意识不清的状态。根本无法在2001年7月10日去申请登记，上诉人作为共有人亦未进行申请登记。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根据《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第5项售房单位提供有关证件，向昆明市房地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购房者的产权证之规定，被告作为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仅负有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以及其所记载事项是否符合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书面审查的义务”是错误的。《昆明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是针对出售公有住房而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全篇均未明确规定“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只需进行书面审查的义务”。被上诉人作为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对房屋登记申报资料的形式和真实性、有效性均负有审查职责应严格按照“（建设部令第57号公布1997年10月24日）《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1、受理登记申请；2、权属审核；3、公告；4、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之规定程序办理房屋产权证。登记机关对受理的申请进行权属审核，主要是审核查阅产权档案，申请人提交的各种证件，核实房屋现状及权属来源等，对产权来源清楚，证件齐全，手续完备，符合法规政策，没有矛盾纠纷的申请登记进行最后的确认批准，颁证。2、（建设部令第57号公布1997年10月27日）《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权属证书：第一款申报不实的；第四款、因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工作失误造成的房屋权属登记不实的；注销房屋权属证书，登记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送达权利人”之规定，在张红英死亡2个月后，被上诉人在房屋权利人及共有人均未进行申请登记的情况下颁发的昆明市第200156732号《房屋所有权证》应予以注销。被上诉人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辩称：当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时，适用的是昆明市房改政策。按照房改政策的有关规定，在对房改进行核准、登记、颁证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对房改单位替本单位职工提出的房改申请是否符合房改政策进行审查，该审查仅只是形式审查。涉案房屋的购房人张红英（已故）与丁克跃都是昆明纺织厂的职工，根据房改政策，单位职工是取得购房资格的重要依据，而非继承关系。被上诉人的颁发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丁克跃、丁健陈述，对一审判决无意见。二审确认属实与一审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张红英死亡时间是2001年7月14日，盛玉兰与死者张红英系母女关系，死者张红英与一审第三人丁克跃原系夫妻关系，一审第三人丁健系死者张红英与一审第三人丁克跃的婚生子女。本院认为：本案涉案房屋系昆明纺织厂公房，盛玉兰的女儿张红英（已故）与及配偶丁克跃均为昆明纺织厂职工。因昆明市房改政策，2001年9月28日张红英（已故）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昆明市房权证字第××号）。该案涉及到的房屋是公有住房的出售，按照当时的房改政策，公有住房出售仅限本单位职工享有购买权，对出售的公有住房，如果本人愿意，产权单位同意，经昆明市房改办批准，可以按照现行房改政策的当年成本价和产权比例，补交购房价差后取得全部产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0年5月27日，盛玉兰之女张红英（已故）与昆明纺织厂签订了《昆明市公有住房售购协议》，约定张红英（已故）以成本价格购买该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系昆明纺织厂公房，而张红英（已故）与丁克跃均为昆明纺织厂职工，经昆明纺织厂、昆明市房改办审核同意出售涉案房屋。2001年3月20日张红英（已故）按照约定向昆明纺织厂交纳了购房款，昆明纺织厂依据购房人张红英（已故）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申请，审查同意后向昆明市房屋管理局（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昆明市房改售房申请登记审查表》，昆明市房屋管理局（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据此于2001年9月28日颁发昆明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行为，符合当时房改政策的规定。因盛玉兰不是昆明纺织厂的职工，按照当时昆明市房改政策的规定，盛玉兰不享有购买昆明纺织厂公房的权利。现盛玉兰以其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为由，要求撤销昆明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与当时登记涉案房屋所有权时的房改政策不符合，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是谁的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本案不作评判。综上所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2001年9月28日颁发昆明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盛玉兰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琳审判员 曾蕙菁审判员 黄 红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唐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