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326民初656号原告：余素，女，1954年4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现住贵州省望谟县。委托代理人：张永林，男，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系社区推荐，系原告的姐姐。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苏欢振芯，贵州甲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李某，男，1973年12月14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现住贵州省望谟县。被告：李某1，男，1977年9月2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现住贵州省望谟县。原告余素诉被告李某、李某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素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永林、苏欢振芯、被告李某1、李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从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45个月）每月1000元的赡养费共计45000元。2、请求判决二被告从2018年12月2日起每月支付原告的赡养费1000元至原告生命终结止。3、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二被告之父李玉华系夫妻关系，原告与二被告系继父母继子女关系。1999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之父李玉华办理结婚登记并一直共同生活至2015年3月份李玉华过世。李玉华生前在望谟县建有砖混结构平房一栋，建筑面积430.49平方米。2010年8月5日二被告趁李玉华身体不适期间称担心今后该房屋过户费用较高等一些糖衣炮弹的谎言，一再请求原告及李玉华将该房屋过户给被告李某1，原告也考虑到为了家庭和谐等诸多因素，在受到欺诈、欺骗的情况下就与李玉华作出关于该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声明，二被告就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此后原告因为住房和今后养老生活来源等相关事宜与二被告协商，二被告一直冷落并置之不理，2010年9月2日原告向望谟县住建局房地产交易中心递交撤销2010年8月5日签给被告的“关于该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声明”，二被告见状后才做出妥协，同时二被告签字作出书面承诺，承诺:“若李玉华先于原告过世，在原告不再改嫁的前提下，二被告每月支付人民币1000元作为原告的生活费用”。二被告的谎言承诺目的是为了骗取原告与李玉华到望谟县房管局签字办理该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从2010年9月2日二被告签字作出书面承诺至2014年3月份李玉华过世这段期间，原告与丈夫李玉华有门面租金作为相应的生活来源，2015年2月份下旬李玉华过世后，从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二被告一直没有按承诺支付原告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赡养费）。综上所述，二被告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原告的信任后也未按照承诺从2015年3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1000元的生活费（赡养费），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继承法》及相关规定，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为谢。被告李某、李某1辩称：一、二答辩人李某、李某1与原告余素并无任何法定扶养义务关系。理由是:二答辩人李某、李某1于1998年8月、10月分别参加了公职工作，拥有了独立能力，有自己的生活来源，之前的抚养教育均是自己亲生父母完成的。原告余素并非二答辩人生母，从未对二答辩人尽过抚养教育义务。原告余素1999年4月称因生活无着落，经人介绍投靠并与父亲李玉华登记结婚，当时我兄弟二人因都在打易上班，周末回家时才知，但也对父亲李玉华与原告余素表示尊重，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李某、李某1与原告余素仅为名义上的继母与继子关系，父亲李玉华与原告余素结婚前，兄弟二人均已独立且拥有公职工作，且原告余素没有也不可能对李某、李某1有任何的抚养教育扶助。相反，由于父亲李玉华与原告余素均无收入来源，所有生活、医疗等开支均由我兄弟二人负担，原告余素对与父亲所组成的家庭无任何重大贡献，且自己有亲生儿子，并自始至终刻意隐瞒其有社保养老生活保障。因此，原告的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二、承诺书系原告余素的无理要求。2010年8月答辩人之一李某1急需办理房产抵押贷款，原告余素在李某1需要贷款的过程中，利用向房管部门递交“不能办理变更产权的申明”的方式无理阻拦，使李某1不能尽快办理贷款手续的方式迫使做出非意愿的“承诺”，其目的就是敲诈本属于二答辩人的房屋租金以及毫无依据的扶养费。时至今日，二答辩人均仍在主动照顾原告余素的基本生活，但原告无情无义，分明是冲着二答辩人的家庭财产而来的，机关算尽就是想要不应该得到的财产和本不应存在的赡养待遇。该承诺书不合法，应为无效，因为二答辩人无权约定原告余素是否改嫁，而其他约定均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约定，权利义务不对等，且均为原告余素无理胁迫所致，全部条款应为无效。原告余素在诉讼请求中还分段计算，故意提前二答辩人的父亲死亡时间的行为更是荒唐无理之举。二答辩人家庭条件历来不错，原告余素投靠李家，能够衣食住行无忧，是以二答辩人一家都有正常、稳定的收入为前提条件，但原告过于精明，有目的地来这个家庭想方设法谋取二答辩人家庭钱财的事实如今全部露馅。因此，对于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三、父亲李玉华过世时的遗产。1、原告利用父亲病重期间行动不便的弱点，骗取委托书代领李玉华的解除协议一次性补偿费84000元并占为己有，其在《申明书》中特别排除对父亲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二答辩人的表述足以证明原告对父亲的补偿费早已设计圈套，纯粹是来这个家庭想方设法谋取二答辩人家钱财的事实。2、二答辩人父亲过世后，未履行后事办理义务的原告私自将丧葬费补助等20738.49元全部领取并占为己有的事实。二答辩人现在收集证据完毕后，将起诉原告返还其转移并占有的财产。综上所述，原告余素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支撑，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本案被告李某系李玉华之长子、李某1系李玉华之次子；李玉华丧偶后，于1999年4月22日与本案原告余素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共同生活直至2015年2月23日李玉华因病去世。另查明，李玉华在与余素结婚前，在望谟县建有砖混结构三层房屋一栋，该栋房屋土地使用面积为209.45㎡，建筑面积为293.68㎡，于1996年建成。同时查明，案涉房屋因望谟县人民政府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征收并于2018年9月已被拆除；案涉房屋拆除后，政府提供了两套过度性安置房屋，其中一套目前由本案原告余素居住使用。2008年10月24日，李玉华订立书面《遗嘱》，明确：“案涉房屋第四屋为李某1出资增建，归李某1所有，案涉房屋第一层至第三层及其附属物由李某和李某1共同继承”，并于当日在望谟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08）望证字第145号。2010年8月19日，李玉华重新出具《赠与书》并于当日在望谟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10）望证字第409号；《赠与书》明确：“案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赠与李某和李某1共同所有和管理，经协商一致，李某自愿放弃受赠的份额，该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李某1个人所有和管理”；受赠人李某、李某1均在该《赠与书》上签字捺印。李某1在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过程中，余素以产权变更损害其利益为由于2010年8月5日向望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了《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声明》，不同意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为及时、顺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经双方协商，李某、李某1于2010年9月2日向余素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兹有我兄弟李某、李某1二人郑重承诺：在我父亲李玉华健在时，门面房租收入均由我父亲主持二老使用；若我父亲先于继母余素过世，我兄弟二人保证在继母不再改嫁的前提下，每月支付人民币壹仟元给其用作生活费用，直至其过世为止。此证为一式两份，均保存于见证人处。特此承诺。补充：二老虽无产权，但有居住权（包括继母）。承诺人：李某、李某1见证人：李玉华、黄秋梅、王延安、张永林、余敏2010年9月2日”。在李某、李某1作出上述承诺的当日，余素向望谟县住建局提交了《撤销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申明》，在该《申明》中，余素明确表示：“我余素对该房地产无共有份额，同意李玉华将该幢房地产赠与李某1”。又查明，李某参加工作时间为1998年9月1日，李某1参加工作时间为1998年10月1日，在李玉华1999年4月22日与余素登记结婚时，李某、李某1均已参加工作、独立生活，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抚养、教育的事实，不构成继父母与继子女的法律关系。同时查明，在李玉华死亡后，余素至今未改嫁，李某、李某1自认未按照《承诺书》向余素支付过生活费。再查明，余素系贵州省安龙县建筑社退休职工，余素向法庭陈述其目前领取的退休工资为每月2370.00元。同时，余素自述在与李玉华结婚之前，于1984年生育有一个儿子，名叫梁志（音），但未提交该子女的具体身份信息。上述事实，有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调查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赠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本案中，二被告李某、李某1向余素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和生效要件，且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在赠与人李某、李某1不交付赠与财产的情况下，余素有权要求其支付，理由如下：一是在李玉华出具的《赠与书》已明确李某1作为案涉房屋的受赠人且已经公证的情况下，李某1对自己有权依照李玉华的赠与行为请求变更案涉房屋产权是明知的，余素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递交的《声明》虽然会导致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产权变更时间，但最终并不能导致案涉房产不能正常过户的结果；因此，李某1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并非取决于余素的阻止过户行为。二是《赠与书》及与之对应的《公证书》（[2010]望证字第409号）均已明确李某自愿放弃就案涉房产的受赠份额，案涉房产全部归李某1个人所有和管理，且李某从未对该《赠与书》及《公证书》提出过异议；居于此，余素是否阻止案涉房产过户以及案涉房产能否正常过户均与李某无利害关系，而李某在此前提下仍然在向余素出具的《承诺书》上“承诺人”处签名，应属自愿行为。三是李玉华作为案涉房屋的原权利人，其本人也在李某、李某1出具的《承诺书》上的“见证人”处签字；由此可知，李玉华是出于担心其先于妻子余素过世后余素的生活保障问题，故希望子女在其过世后为余素的生活提供帮助。四是李某1关于系因余素向房管部门递交“不能办理变更产权的申明”致使其不能尽快办理贷款，从而迫使其在非意愿的情况下作出承诺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理由是：即使余素提交声明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迟延案涉房产过户的时间，但主管部门在核实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后必将依法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但李某1并未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案涉房产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五是在李玉华去世后，余素至今并未改嫁，虽然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已变更为李某1，但余素仍然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李某1从未提出异议，这实际上是其履行了《承诺书》中关于“二老虽无产权，但有居住权（包括继母）”的承诺内容；另外，在案涉房屋被征收并拆除后，被告也将政府提供的两套过度安置房中的一套提供给余素居住使用，也属于被告在案涉房屋被拆除后按承诺保障余素居住权的行为。六是在李某、李某1作出上述承诺时，余素已与李玉华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长达11年，虽然余素与李某、李某1不构成法律上的继父母、继子女关系，对余素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但毕竟余素与李玉华共同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陪伴李玉华度过了人生的晚年时光，这种陪伴不仅仅是简单的共同生活，而是包含了生活上的相互照料和扶持、精神上的相互依偎和支撑，是作为子女的二被告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二被告向余素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其父亲李玉华过世后对余素的生活给予帮助符合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二被告在李玉华过世后仍然为余素提供生活帮助及住房的事实，足以证实二被告作出承诺时系居于道德伦理的综合考量，具有自愿性和真实性，余素试图阻止李某1变更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行为并非二被告出具《承诺书》的决定因素。综上，被告辩称系受到余素的逼迫而作出非意愿的承诺，但未提供余素的逼迫行为足以导致案涉房屋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的该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余素要求二被告支付生活费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二被告应向余素支付的生活费数额，本院认为，一是二被告作出《承诺书》虽然并非取决于余素对案涉房屋过户的阻止行为，但余素的该行为的确对被告顺利、及时过户案涉房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告为及时过户案涉房屋且为了避免因此而产生家庭纠纷影响家庭和睦及父亲李玉华的身体健康，从而向余素出具《承诺书》；由此可知，虽然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的行为对李某、李某1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不能产生强制作用，但李某、李某1的确是在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的情形下才出具该《承诺书》，并非居于单方完全自愿而作出；因此，在确定二被告应支付给余素的生活费数额时，应适当考虑该因素。二是在李玉华去世后，二被告仍然对余素的住房等提供了帮助，部分履行了承诺内容，余素予以认可。三是虽然李某、李某1与余素之间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但该赠与合同是在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过程中签订的，且余素在2010年9月2日向望谟县住建局提交的《撤销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申明》中也明确表示对案涉房地产无共有份额，表明其在实施阻止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的行业之前就明知其并无阻止的合法依据。四是虽然二被告出具的《承诺书》指向的给付内容具有生活保障和道德义务性质，但余素自身有退休工资且远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另外，余素有亲生子女，对其有法定赡养义务，二被告承诺支付的生活费并非余素生活保障的唯一来源。五是李某、李某1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履行承诺义务的条件和能力；虽然二被告与余素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但仍应遵守诚信原则，履行承诺义务。综上，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关系、《承诺书》作出的背景、原告的生活来源情况、望谟县本地的生活水平及被告的支付能力等因素，本院酌定由二被告李某、李某1每月支付余素生活费800.00元，支付时间从李玉华去世的次月即2015年3月起至余素死亡之月止；按照承诺书的约定，若余素改嫁，则从其改嫁之月起二被告有权停止支付。关于被告在庭审中辩称，未向余素支付生活费的原因是余素已私自领取李玉华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一次性补偿金及李玉华死亡时的丧葬补助费等10万元左右并据为已有，并明确表示将另案起诉余素返还，故对该事实，本院不作处理。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某、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余素2015年3月至2019年6月之间的生活费每月800.00元共计41600.00元；二、被告李某、李某1从2019年7月起每月支付原告余素生活费800.00元；三、驳回原告余素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00元，减半收取2900.00元，由被告李某、李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文望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罗勋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