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2民终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波，男，1963年出生，住新疆昌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成，上海建纬（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巴州第二师乌鲁克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36934174657。 法定代表人：钱建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海波因与被上诉人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谷园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2民初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成，被上诉人金谷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海波上诉请求：1.解除王海波与金谷园公司2009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2.金谷园公司赔偿王海波损失1 000 000元及利息243 750元；3.金谷园公司赔偿王海波经营损失427 765.43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初金谷园公司与王海波在履行合同经营过程中，金谷园公司以企业合并为由让王海波暂停生产，但在2014年9月15日将属于王海波投资的8台160-B型脱绒机组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承包给案外人林觉辉使用，金谷园公司的行为实质上终止了双方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金谷园公司的行为违反《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第三条第9项规定的内容，金谷园公司应承担赔偿上诉人全部投入及相应损失。因王海波一审中出示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可以证实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金谷园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否认王海波投入及履行《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对2010年8月20日由金谷园公司出具给王海波的《投资确认函》不进行说明，一审法院将王海波经营行为和金谷园公司违约行为的举证责任让王海波承担明显不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金谷园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对王海涛出具的《投资确认函》中“王海波从大丰公司购买8台160-B型脱绒机，经塔里木震企公司确认已安装验收完毕，可以正常使用，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确认价值为1 000 000元”的内容与事实有误，请二审法院纠正错误事实，维持原判。2.王海波要求解除协议、赔偿损失1 000 000元及利息243 750元、赔偿 427 765.43元经营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王海波的诉讼有悖情、理、法。4.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事实与理由：本案虚假诉讼的核心在于王海涛是金谷园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一审中王海波出具了一份确认函，投资额为1 000 000元，王海波未提供1 000 000元的来源和组成的证据。1 000 000元的来源为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设备本身的价格，一部分是配套设施的价格，另一部分是设备安装的费用价格。因王海波与王海涛系兄弟关系，王海涛出具一份没有任何构成说明的，不利于被上诉人的《投资确认函》，该函是一份虚假的证据。一审中金谷园公司要求对公章的真实性和确认函上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未被允许，经过对金谷园公司账目的查询，没有该笔款项的挂账，作为王海波亲弟弟的王海涛应该与王海波进行对账。王海涛陈述本案设备1 000 000元，经过金谷园公司多方询问，8台脱绒机的价格在2010年不可能达到1 000 000元，且在一审中，该案的一切法律手续均为王海涛代为办理，因王海涛与王海波存在利害关系且已经参与到本案的诉讼过程，不应当作为本案证人出庭。故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 王海波在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王海波与金谷园公司于2009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2.要求金谷园公司赔偿王海波损失1 000 000元及利息243 750元；3.要求金谷园公司赔偿王海波经营损失427 765.43元；4.本案诉讼费由金谷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9月20日王海波与新疆塔里木震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企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王海波按照约定投入了价值1 000 000元的脱绒机组，建成后继续承包生产。2014年金谷园公司将王海波投资的设备转包给他人生产。2016年4月18日震企公司变更为金谷园公司。金谷园公司的转包行为损害了王海波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王海波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即2015年2月4日震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海涛变更为钱建波；2016年4月18日新疆塔里木震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海波与王海涛系兄弟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为：2009年9月20日王海波与震企公司签订了《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在甲方厂区内加工工艺上增加一条棉籽生产线，甲方投资厂房，提供相应的电、水及成品短绒堆放地；乙方投资额不低于1 000 000元，安装8台160-B型脱绒机组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乙方在生产线建成后，继续承包生产，期限为10年。乙方生产的成品短绒由乙方销售，销售时每吨给甲方上缴利润为本生产期棉壳平均售价的基础上增加20%。承包期满后，乙方所有的设备投入归甲方所有，如未到期甲方终止合同，则赔偿被终止方的所有投入以及相应的损失。2010年1月王海波从大丰市长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购买了160-B型号脱绒机8台，经震企公司确认王海波在厂区投入的8台160-B型号脱绒机机组已安装验收完毕，可以正常使用，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确认该部分设备价值为1 000 000元。2014年9月15日震企公司与林觉辉签订了《脱绒加工承包协议》，协议约定震企公司提供厂房、场地及脱绒设备（根据生产要求，现有160-B型脱绒机16台）等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海波与震企公司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2016年4月18日震企公司更名为金谷园公司后，该协议对金谷园公司继续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王海波在庭审中陈述是金谷园公司让其先行停产的，但是金谷园公司否认王海波按照《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过经营。故王海波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是王海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自己的经营行为及金谷园公司的违约行为。另外，王海波按照案外人林觉辉生产加工短绒的数量来计算自己的经营损失，于法无据。《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约定王海波在生产线建成后承包生产期限为10年，金谷园公司从2015年2月4日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显然违反协议约定。故对金谷园公司提出王海波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对王海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驳回王海波要求解除与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2.驳回王海波要求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 000 000元及利息243 750元的诉讼请求；3.驳回王海波要求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经营损失427 765.43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22元，由王海波负担。 二审庭审中，王海波提交了两份书证及申请四位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王海波围绕上诉请求，为证明《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的真实性，提交中国农业银行昌吉市支行记账凭证两份，拟证明上诉人聘用会计徐文香在2010年11月15日给金谷园公司支付了2010年上缴利润100 000元及收取手续费的情况。金谷园公司质证称，两份记账凭证没有王海波的名称也没有金谷园公司的名称，也不存在王海波所称的徐文香的名字，金谷园公司也未向王海波开具收到2010年上缴利润100 000元发票凭证，两份记账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两份记账凭证所载明的内容与一审中王海波提交的2010年1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昌吉市支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内容相互印证，对两份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徐文香认为该100 000元系支付金谷园公司2010年20%上缴利润及向金谷园公司支付水电费情况，因王海波没有提供金谷园公司确认的发票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2.证人王海涛陈述，2009年至2014年其在担任震企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于2009年9月20日与王海波签订《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该合同期限为10年。2010年1月王海波投资了8台160-B型脱绒机并安装在金谷园公司的生产车间内。2010年8月20日，经其确认王海波投资的8台160-B型脱绒机已安装完毕，可以正常使用，公司确认上述设备安装使用价值1 000 000元。王海波经营到2014年4月因金谷园公司内部改制，公司通知王海波暂停经营等待通知。之后，金谷园提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将8台160-B型脱绒机退还王海波，给其赔偿300 000元损失，二是让王海波继续经营。但2014年9月金谷园公司将16台脱绒机全部交林觉辉经营，致使王海波与金谷园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其向公司股东会反映情况，因原公司投资人未表态，公司生产车间就被林觉辉承包了，金谷园公司明显违约应向王海波承担赔偿责任。金谷园公司答辩称王海涛与王海波系兄弟关系，与本案实体审理存在利害关系，对王海涛出具的投资确认函中的价款为1 000 000元的构成认为缺乏明确依据，对投资确认函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海波对金谷园公司双方签订《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他人利益，故对证人王海涛认为王海波在金谷园公司厂房内安装8台160-B型脱绒机及全套辅助设备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 3.证人王志刚陈述，其于2010年初与王海波签订三份合同，将8台160-B型脱绒机及全套辅助设备安装在金谷园公司的厂房内，安装费用600 000元。金谷园公司答辩称王志刚不能清楚说明设备的安装过程，且证言明显与王海波一方所做的陈述存在相互矛盾，王志刚证言不具有真实性，金谷园公司对王志刚证言不予认可。因王志刚证言与王海波提供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证据表述一致，本院对王志刚在金谷园公司厂房内安装8台160-型脱绒机及全套辅助设备安装真实性与关联性予以确认；由于王志刚未提供王海波支付其安装费用600 000元的票据，故对王志刚陈述安装费用为600 000元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4.证人王西海陈述，其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是金谷园公司的管理人员，参与了2010年初王海波投资了8台160-B的脱绒机及全套辅助设备安装在金谷园公司厂房内全部过程，王海波投资购买设备和安装费用为1 000 000元，因金谷园公司违约终止合同造成王海波合同未履行，金谷园公司将王海波的财产交由他人使用，金谷园公司应赔偿王海波的损失。金谷园公司答辩称王西海不能说明投资确认函的来源，对投资确认函中所提到1 000 000元的数额如何组成没有相应依据证实，金谷园公司对投资确认函上的1 000 000元的情况不予认可；另外王西海在王海波起诉金谷园公司的同时，也对金谷园公司进行诉讼，王西海的证言与王海波案存在利害关系，金谷园公司对王西海证言不予认可。因王西海系金谷园公司前期管理人员，其参与了王海波投资经营全过程，王西海的证言与王海波提供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证据表述一致，本院对王西海证实王海波投资了8台160-B的脱绒机及全套辅助设备安装在金谷园公司厂房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5.证人徐文香陈述，其给王海波管理财务，在2010年11月15号给金谷园公司账户汇款100 000元，该款为王海波当年的上缴利润，11月29日汇款50 000元给金谷园公司的出纳邓学萍，该款为帮助金谷园公司缴纳的水电费。金谷园公司辩称徐文香的证言不能证明金谷园公司收到过徐文香支付的款项，徐文香没有提供银行的流水及相应的收据予以佐证，金谷园公司对徐文香的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对徐文香证实向金谷园公司的管理人员账户支付150 000元汇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徐文香证实100 000元系王海波向金谷园公司按照合同上交20%利润、50 000元为代缴水电费的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在认定一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另查明，2014年9月15日金谷园公司将属于王海波投资的8台160-B型脱绒机组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承包给案外人林觉辉使用，合同承包期为三年。2016年4月18日震企公司更名为金谷园公司后，原震企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涛未将王海波投资安装在金谷园公司生产车间8台160-B型号脱绒机情况如实告知金谷园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建波，也未将震企公司存在债权债务情况及公司资产移交给钱建波并办理相关交接手续。金谷园公司在庭审中，多次陈述王海波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为查清事实，本院依职权对金谷园公司的厂房进行调查取证，经核实，金谷园公司生产车间共安装32台脱绒机，其中包括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海波是否按照《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约定在金谷园公司场地安装8台160-B型脱绒机及配套设备，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本案中，王海波提供了2009年9月20日与金谷园公司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和金谷园公司出具的《投资确认函》，本院为核实真实情况于2019年5月30日对金谷园公司生产厂房进行现场拍照取证，并对金谷园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建波做了询问笔录，钱建波证实2015年2月在交接金谷园公司管理经营权时金谷园公司生产场地就安装了16台脱绒机，其中包含8台160-B型脱绒机及配套设备。因金谷园公司不能举证其中8台160-B型脱绒机及配套设备系该公司投资安装的证据，同时金谷园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被欺诈、被胁迫的情形，因此本院确定8台160-B型脱绒机及配套设备系王海波安装在金谷园公司生产场地的，故对金谷园公司辩称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案涉《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应否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已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王海波的证人王海涛证实，王海波与金谷园公司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第三项第1项规定“乙方在生产线建成后，进行承包生产，期限为10年”，该协议书第9条规定“承包期满后，乙方所有的设备投入归甲方所有，如未到期甲方终止合同，则赔偿被终止方的所有投入以及相应的损失”。2014年4月因金谷园公司内部改制，王海涛作为金谷园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通知王海波终止合同履行。王海波停产后，王海涛提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向王海波退赔机械设备、安装费及赔偿相应的损失；二是让王海波等着，如果达成协议了再让王海波回去继续经营，但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协议。2015年2月前金谷园公司内部改制后王海涛离开该公司。王海波承认王海涛告知过《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被终止履行情形，但其并未同意解除《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金谷园公司对王海涛陈述的上述事实未提供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因《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未对解除合同进行具体约定，在金谷园公司进行改制期间，王海涛于2014年4月间向王海波提出解决方案并告知《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被终止履行，就此可以认定金谷园公司前法定代表人王海涛与王海波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已被金谷园公司单方解除。金谷园公司合同解除权不成就，不能享有合同解除权。2014年9月15日金谷园公司将王海波投资承包的生产车间交案外人林觉辉经营，使王海波的合同利益无法实现，王海波继续履行《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也亦不可能，金谷园公司单方面解除与王海波签订《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属于根本违约。因《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承包期限为10年，故王海波对《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合同效力享有解除请求权，其主张将2009年9月20日与金谷园公司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予以解除，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金谷园公司应否向王海波赔偿1 000 000元、违约金243 750元及可得利益损失427 765.43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金谷园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后，该履行期限还有六年四个月，王海涛离开金谷园公司后，王海波未将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拉走。王海涛亦未将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向变更改制后的公司管理负责人进行资产确认与交接，但并不影响王海波对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请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权利的行使，故王海波主张金谷园公司赔偿投资款的请求与法不悖。在本案审理中，王海波认可其自2010年至2014年对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使用三年六个月的事实，为解决双方的纷争，本院征询王海波对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残值是否申请进行鉴定，王海波主张应按金谷园公司出具的《投资确认函》确定的1 000 000元计算损失。金谷园公司提出抗辩称，该《投资确认函》系王海波弟弟王海涛出具，两人存在利害关系，王海波的证人均不能提供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从投资购买到安装测试期间各类付款凭证及投资生产使用三年六个月盈利状况、上缴利润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金谷园公司在质证过程中向证人王西海进行询问，王西海回答称“确定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赔偿价值1 000 000元是公司领导协商定的，但没有将此债务挂入公司应付账款，因为不是证人做账，具体情况证人不清楚”。由于王海波上诉请求中未提出返还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因此金谷园公司对《投资确认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第三条第9项规定“王海波在承包期满后将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归金谷园公司所有”的约定，王海波除需提供《投资确认函》确认的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价值为1 000 000元证据外，还应提供支出钱款的来源、支付凭证，安装支付银行凭证等来综合确定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实际价值。因此本院向王海波释明，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其已使用三年六个月，现有价值的认定需由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方可查明赔偿的数额，仅凭现有证据难以证明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为1 000 000元，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应由王海波自行承担，王海波坚持不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对王海波主张8台160-B型号脱绒机及辅助设施金谷园公司应按1 000 000元进行赔偿损失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王海波陈述自2010年至2014年金谷园公司从未按《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第7项“甲方每年必须提供三万吨以上棉籽给乙方加工，并保证每年提供二千至三千吨毛棉籽，否则将延长乙方的承包期或者赔偿乙方相应的损失并退还乙方投资款”的规定提供三万吨以上棉籽给其加工，金谷园公司应首先承担违约的责任。金谷园公司答辩称在王海波承包企业生产棉籽的四年当中，王海波违反《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乙方生产的成品短绒由乙方销售，销售时每吨给甲方上缴利润为本生产期棉壳平均售价的基础上增加20%”，从未向金谷园公司上缴过任何利润，王海波多次违约，是造成合同被终止的主要原因。本院认为，王海波与金谷园公司签订的是涉及投资、加工等在内的投资协议书，该协议书未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的过错责任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的标准、计算方法和实际损失的范围。而在王海波实际履行加工棉籽合同过程中，虽然金谷园公司单方违约，不履行合同义务，但王海波并不能提供因其投资设备进行生产产生的最终盈亏结论等实际损失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王海波主张金谷园公司向其赔偿243750元违约金请求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由此可见，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判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4月金谷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海涛已向王海波提出解决《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履行的两套方案，主要是金谷园公司内部改制发生情事变更，继续履行合同对王海波明显不利，双方协商未果。王海波应对金谷园公司不履行合同有所预见。王海波仅仅依据金谷园公司与林觉辉签订的《脱绒加工承包协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2017）新2824民初398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28民终638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自身的经营损失，同时在二审中并无新的证据证明其可得利益损失的数额，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王海波可得利益损失427 765.43元主张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海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九十三条，九十六条，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2民初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驳回原告王海波要求被告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 000 000元及利息243 750元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王海波要求被告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经营损失427 765.43元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2民初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王海波要求解除与被告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 三、变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202民初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王海波要求解除与被告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为“解除王海波与新疆金谷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投资承包加工协议书》”； 四、驳回王海波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22元，由上诉人王海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 844元，由上诉人王海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青 松审 判 员  盛 云 华审 判 员  石 红 燕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黄 园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