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6479号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000717611474R）。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代表人：胡德，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君曹，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如春，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唐山冠亚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0221058168164D）。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镇龙潭坨村东。 法定代表人：李国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延军，河北安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富，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为与被告唐山冠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亚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16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冠亚公司对慈溪市亚虎带钢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虎公司）的债务（承兑汇票垫付款5991397.94元、罚息3251567.85元、从2015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罚息、律师费30392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冠亚公司答辩称：1.本案担保合同中被告的印章、法人章均是由被担保人亚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祝冠琼私刻的，此事经被告发现后依法向唐山公安机关举报，并经刑事侦查、审判程序，已经确认祝冠琼使用伪造印章在慈溪进行担保借款的事实，祝冠琼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祝冠琼认可私刻印章进行虚假担保的事实，并主张没有给被告造成损失，而请求从轻处罚。法院考虑到没有造成损失，故从轻判处其管制八个月，足以说明担保的虚假和无效；2.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在签订担保合同时，未尽审慎调查义务，未到被告处进行尽职调查并面签合同，其工作人员张某在明知违反银行相应程序的情况下，只是到亚虎公司的办公室由亚虎公司工作人员盖章，是祝冠琼能够使用伪造印章进行虚假担保的主要原因，其自身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光大银行提起诉讼后，被告向中国银监会宁波监管局进行举报控告，为了避免受到处罚，光大银行撤回了对被告的诉讼，应该视为对被告保证责任的放弃。原告购买了光大银行的相关债权，也应承继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无权单独向被告主张权利；3.祝冠琼使用私刻被告的印章与光大银行以及临商银行签订了担保合同，临商银行被中国银监会宁波监管局罚款200000元，足以证实光大银行也存在违规行为。综上，本案保证合同是虚假和无效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2011年7月11日，光大银行与亚虎公司签订《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一份，约定：光大银行向亚虎公司提供的最高授信额度为60000000元，最高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具体业务，由双方在总合同项下分期签订综合协议及具体业务合同确定，总合同最高授信额度有效期限从2011年7月12日至2014年7月11日止等等。 2013年11月13日，光大银行与亚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一份，约定：光大银行向亚虎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30000000元，其中一般贷款具体授信额度为30000000元，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7月11日。根据该《综合授信协议》，光大银行与亚虎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12日、同年5月13日签订了《银行承兑协议》各一份，约定：光大银行同意承兑以亚虎公司为出票人，宁波市甬一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汇票，票面金额均为10000000元，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13日；如果光大银行在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垫付任何款项，该垫付款项自垫付之日起即转为亚虎公司欠付光大银行的逾期贷款等等。 2013年11月13日，光大银行与“冠亚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为确保上述《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冠亚公司”愿意向光大银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24000000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本合同自保证人和授信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于2013年11月13日由保证人和授信人于宁波签订等等。该合同保证人处加盖了“冠亚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加盖了“李某”印章，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因亚虎公司未按约向光大银行支付全额票款，在光大银行垫付部分款项后也未偿还垫款，光大银行于2015年12月30日诉至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请求亚虎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沈信源、祝冠琼和本案被告冠亚公司等承担抵押及保证责任。在该案审理中，光大银行申请撤回对本案被告冠亚公司的起诉，该院予以准许。该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2015）甬东商初字第4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亚虎公司偿还光大银行垫付款5991397.94元及罚息、律师费303928元，沈信源、祝冠琼承担抵押及保证责任。 2018年6月20日，原告信达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光大银行将上述对亚虎公司、沈信源、祝冠琼、冠亚公司等的权利作为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给原告信达公司，原告信达公司同意受让该不良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方声明，本协议项下不良金融资产，可能存在各种瑕疵，并且存在着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性以及清收的困难性；本协议中的“不良金融资产”指本协议中，转让方向出让方转让的不良金融资产，包括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其从权利和转让方在资产文件项下享有的所有其他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追索诉讼费用的权利、双倍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等），以及由该等权利转化而成的抵债资产（如有）和其他相关权益的统称；本协议中的“不良金融资产瑕疵”指不良金融资产、债务人在法律上和商业上已经存在的或者可能存在的各种瑕疵，包括权利瑕疵、不良金融资产文件瑕疵等任何瑕疵或重大缺陷。不良金融资产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不良金融资产在法律性质上的不确定性（缺少证据证明）、债务人主体存续状态、债权类不良金融资产诉讼时效、担保物权登记、抵债协议效力瑕疵、抵债不良金融资产和不良金融资产文件不真实、灭失/毁损、不良金融资产价值、尚未取得抵债不动产所有权权属证明等不良金融资产存在的各种瑕疵。“不良金融资产瑕疵”还包括部分或全部不良金融资产可能缺少证据证明权利的存在、权利已消灭、权利被抵销、权利被撤销、经过诉讼主张但败诉的权利、已经或者可能失去司法保护机会等等极端情况。2018年8月22日，原告信达公司与光大银行对上述债权转让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公告。 另查明：2017年5月2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208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认为祝冠琼伪造公司印章，并使用伪造的公司印章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破坏了公司的正常活动和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遂判决祝冠琼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管制八个月。该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祝冠琼系浙江冠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冠亚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2年11月23日，浙江冠亚公司（占股67%）与李某（占股33%）共同出资成立了被告冠亚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祝冠琼任该公司监事；被告冠亚公司成立后，刻制了公司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及合同专用章并经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登记备案；祝冠琼为其实际经营和管理的公司开展业务活动方便，提出并从唐山私刻了被告冠亚公司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及李某印各一枚供自己使用；2013年3月25日，浙江冠亚公司将其持有的被告冠亚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祝冠琼的母亲龚某，同日祝冠琼被免去了被告冠亚公司监事职务；2013年11月13日，祝冠琼使用其私刻的被告冠亚公司印章与光大银行签订了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经鉴定，该印章与被告冠亚公司登记备案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5年10月份，祝冠琼将其保管的冠亚公司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及李某印各一枚销毁；祝冠琼于2016年7月22日供述，保存在其那里的冠亚公司的一整套印章是其先提出来刻制的，其跟李某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李某是同意的；证人李某陈述，其报案反映冠亚公司原股东沈信源私刻公司的行政章和法人代表章为其他单位进行担保，其不清楚沈信源、祝冠琼私刻冠亚公司印章的事情，其和公司没有授权任何人和单位刻制过冠亚公司的印章；证人龚某陈述，2013年5月15日委托书上的名字是其所签，其是同意并授权沈信源来办理冠亚公司有相关事情。光大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不清楚这件事。祝冠琼是其二女儿，沈信源是其二女婿；证人张某陈述，其在光大银行宁波三江支行工作，其在2013年11月13日经手办理了亚虎公司的综合授信业务，其中一家担保单位是冠亚公司。据其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了解，亚虎公司是个家族企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沈信源，公司法人沈纪章是沈信源父亲，公司财务沈某是沈信源的姐姐。沈信源同时经营多家企业，其岳母龚某是冠亚公司的大股东。光大银行跟亚虎公司多年来一直有业务往来。亚虎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了冠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认证书、龚某向沈信源的委托书、慈溪市公证处提供的公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冠亚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人员名单及签字样本。冠亚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重大事项有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就可以通过实行。龚某是该公司大股东，按投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龚某授权沈信源处理冠亚公司的所有事务。光大银行认为沈信源可以代表龚某处理冠亚公司的一切事务。沈信源同意跟光大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财务主管沈某加盖了冠亚公司的印章和公司法人李某的印章。光大银行是准备按照规定去冠亚公司当面本人当面签章，但是沈某说唐山企业的章就在浙江冠亚公司保存，光大银行就没有去唐山办理；证人沈某陈述，光大银行的材料上加盖的冠亚公司和李某印章都是其去银行或银行的工作人员来浙江冠亚公司后双方当面加盖的。其做这些银行贷款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时候，李某并没有出面。其知道公司有两个印章是正常的，李某也是知道的。 祝冠琼不服上述一审刑事判决，以李某对冠亚公司第二套印章的使用是明知并认可的，并不存在其私刻并使用的情况为由上诉至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冀02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祝冠琼的上诉，维持原判。后祝冠琼又分别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均被驳回。 再查明，2013年5月15日，龚某向沈信源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一份，主要内容为：龚某是冠亚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其就处理公司事务，委托沈信源办理以下事务：一、代表其本人参加公司董事会，进行表决，签署相应文件；二、为公司融资、抵押需要，代表其本人在相应文件上签名；三、代为办理与上述委托事项相关的其他事务。 沈信源向光大银行提供了冠亚公司2013年9月20日《股东（大）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冠亚公司股东（大）会于2013年9月20日在宁波召开，公司法人李某主持会议。会议应到股东2人，实到股东1人。与会股东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同意为亚虎公司在光大银行办理的综合授信30000000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24000000元。本股东（大）会决议由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通过。该《股东（大）会决议》上仅有沈信源一人签名，无李某签名。 以上事实可由原告信达公司提供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综合授信协议》、《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甬东商初字第4228号民事判决书、《资产转让协议》、《公告》、《公证书》、《股东（大）会决议》，被告冠亚公司提供的（2016）冀0208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2017）冀02刑终457号刑事裁定书、（2018）冀02刑申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2018）冀刑申2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被告冠亚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冠亚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理由是：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合同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才能依法成立并生效，才能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合同书，应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才能依法成立并生效，才能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与光大银行签订该合同提供保证担保的是“冠亚公司”，该合同保证人处加盖了“冠亚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加盖了“李某”印章，但上述“冠亚公司”印章以及“李某”印章已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6）冀0208刑初291号刑事判决认定系由祝冠琼私刻并加盖使用，被告冠亚公司并未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其有效印章，法定代表人李某也未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其印章或签字，故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未依法成立并生效，对被告冠亚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二，沈信源为以被告冠亚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向光大银行提交了龚某的《委托书》及冠亚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等材料，但龚某对沈信源的授权内容仅是代理龚某个人参加公司董事会、进行表决、签署相应文件等，《股东（大）会决议》所载表决的内容也仅是“同意冠亚公司为亚虎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沈信源未向光大银行提交被告冠亚公司授权其代理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文件，而且事实上沈信源也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所以沈信源与被告冠亚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或者表见代理关系，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无从对被告冠亚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光大银行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明知沈信源是亚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与龚某、沈某系亲属关系，在沈信源以被告冠亚公司对其控制的亚虎公司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极有可能侵害被告冠亚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下，对沈信源提供的有明显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决议记载会议在宁波举行，由法定代表人李某主持，而李某未在宁波也未签字）未予审慎甄别，轻信沈信源可以代表龚某处理被告冠亚公司的一切事务以及沈某关于被告冠亚公司的印章就在浙江冠亚公司保存的陈述，未按照法律规定及业务规范要求被告冠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本人当面签名，致《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加盖了私刻的“冠亚公司”印章及“李某”印章而未依法成立，光大银行对此不存在善意，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依法成立，未依法成立的原因是该合同上加盖了祝冠琼私刻的“冠亚公司”印章及“李某”印章，祝冠琼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冠亚公司对此无过错，参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冠亚公司也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未依法成立并生效，对被告冠亚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冠亚公司亦无过错，被告冠亚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信达公司从光大银行处受让不良资产，应承受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具有的瑕疵及不利法律后果。原告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被告冠亚公司合法合理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被告冠亚公司辩称光大银行撤回对其诉讼应该视为对其保证责任的放弃，因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该节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628元，减半收取39314元，由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韩涛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胡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