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05行初6号原告：山西鑫四海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乡县丰州镇阳城村。法定代表人：周春生。委托代理人：李国英，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韩挺，北京泽需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治市上党区迎宾西街295号。法定代表人：段尧刚，任区长。出庭负责人：赵祉友，任副区长。委托代理人：李向东，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名林，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山西晋煤集团长治仙泉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县西池乡北仙泉村。法定代表人：崔茂生，任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曹瑞燕，山西维善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治县西池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县西池乡西池村。法定代表人：王志龙。原告山西鑫四海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四海公司，其前身为山西鑫四海煤炭经销有限公司，2016年9月23日变更为现名称）诉被告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党区政府，其前身为长治县人民政府）不履行给付补偿款法定职责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晋05行初27号行政判决，判令被告履行给付原告关闭南山煤矿补偿款的义务。被告长治县人民政府不服，提出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晋行终76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党区政府和案外人山西晋煤集团长治仙泉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泉煤业）不服生效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4日裁定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晋行再9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撤销本院（2017）晋05行初27号行政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重审期间，长治市上党区西池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池乡政府）和仙泉煤业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准许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鑫四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国英、韩挺，被告上党区政府的出庭负责人赵祉友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向东、张名林，第三人仙泉煤业的法定代表人崔茂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曹瑞燕，第三人西池乡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王志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四海公司诉称：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关闭长治县西池乡南山煤矿的补偿金169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公司在南山煤矿关闭前系该矿持股100%的股东。被告2010年关闭矿井时下发长县政办发【2010】114号“长治县2010年度关闭矿井指导意见”，附表中明确南山煤矿补偿标准计1690万元，由产煤乡镇政府具体补偿到煤矿。原告询问时，西池乡政府称要用补偿资金解决完关闭矿井遗留全部问题，剩余部分才支付原告。但每年原告都去西池乡政府询问，其均称还有剩余问题未处理，让我们等候通知。2017年3月原告再次催要时，西池乡政府告知原告剩余补偿金已被其挪用无钱可付。原告于2017年4月5日向西池乡政府下达“告知书”要求其支付补偿金义务，但西池乡政府置之不理。故原告向被告反映此情况，被告也不履行职责，对原告的反映不予处理，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上党区政府在本院重审中辩称：一、鑫四海公司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成为本案适格原告；鑫四海公司虽然为原涉案煤矿的大股东，但是在关闭涉案煤矿前，已被第三人仙泉煤业并购，受补偿人应是煤矿关闭前最后的所有权人，因此鑫四海公司无权主张关闭煤矿补偿款；二、答辩人已履行统一拨付补偿款义务，具体补偿应由涉案煤矿所在乡镇具体实施履行，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三、经答辩人向第三人西池乡政府了解情况，部分补偿款约700余万元，已在西池乡政府的监督下由仙泉煤业支取，用于涉案煤矿关闭前后续事宜的处理，与本案原被告均无任何直接关系。第三人仙泉煤业述称：一、原告鑫四海公司与我公司多次谈判，在2010年1月5日已经签订了资产转移协议，随后又多次签订了补充协议；二、2010年2月8日我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南山煤矿资产转让价款2000万元，这在114号文件之前也就是2010年南山煤矿关闭之前，说明原告早已收到南山煤矿资产转让的价款，南山煤矿的资产所有权早已转移到我公司名下。尤其在2011年12月四方资产转移协议中，标的资产产生的任何收益完全归属我公司，我公司才是该笔补偿款的真正所有人。第三人西池乡政府同意第三人仙泉煤业的意见。本院重审查明，本案被兼并煤矿长治县西池乡南山煤矿是1985年成立的乡办集体企业，2004年改制与中国金达锁业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后因申请报批15#煤等困难，2008年4月中国金达锁业有限公司将其75%的股权转让给了鑫四海公司。因涉及煤炭资源整合，该矿属于政策性关闭煤矿，从2009年1月1日起南山煤矿进行清算，2012年7月30日清算完毕。2012年8月10日，经山西省工商局核准并收缴公章，南山煤矿被注销。2010年9月19日，上党区人民政府的前身长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长县政办发【2010】114号《长治县2010年度关闭矿井指导意见》（以下简称114号文件），文件言明“禁止打捞井下设备”，并罗列了各类矿井井下资产的补偿标准。按照此标准，长治县人民政府应给付南山煤矿关闭补偿资金1690万元。根据114号文件“补偿资金统一拨付关闭矿井所在乡镇，由产煤乡镇政府具体补偿到煤矿”的要求，长治县财政局从南山煤矿补偿款1690万元中扣除各种税费2228880.23元后，将剩余款项于2010年12月和2012年1月转入西池乡政府。鑫四海公司称其多次到西池乡政府索要无果，诉讼在案。针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辩及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上党区政府是否应对原告鑫四海公司履行支付南山煤矿补偿款1690万元的法定职责？本院认为，原告鑫四海公司能够取得南山煤矿全部补偿款1690万元的前提，是在南山煤矿关闭时其仍是该矿持股100%的股东。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鑫四海公司是否是南山煤矿持股100%的股东的问题。原告鑫四海公司举证2008年10月24日的南山煤矿股东会决议，表决结果为：鑫四海公司受让西池乡政府25%的股权，成为南山煤矿持股100%的股东。被告上党区政府举出反驳证据即同日鑫四海公司与西池乡政府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主要为：西池乡南山煤矿原属西池乡政府乡办企业，2004年改制为西池乡政府持股25%、中国金达锁业有限公司持股75%，后中国金达锁业有限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鑫四海公司。目前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党政机关入股办企业，乡政府为了支持企业发展，愿意名义上将所持有的南山煤矿25%股份转让鑫四海公司，实际上还是按原协议执行；本协议签订后，鑫四海公司名义上持有南山煤矿100%的股权，成为南山煤矿的唯一股东。从该“协议书”可见，实际上西池乡政府仍在南山煤矿享有25%的股份，属于隐名股东。在西池乡政府持该协议主张25%的股份的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诉讼中，该协议已被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4民终1808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该判决判令该案被告即本案原告鑫四海公司支付南山煤矿转让款4796.09万元的25%即1199.0225万元给西池乡政府。由此可见，鑫四海公司并非其在起诉中所称的其系南山煤矿关闭前持股100%的股东，其只是名义上享有该矿100%的股权，实际的股权份额是75%。退一步说，无论鑫四海公司原来是否是南山煤矿100%的股东，其能否取得涉案补偿款，均应以其股权在南山煤矿关闭时是否仍然存在为判断标准。至于鑫四海公司与西池乡政府之间的权益纠纷，是其内部问题，与本案并无关联。二、关于南山煤矿关闭时，鑫四海公司是否仍为该矿股东的问题。此问题需要从鑫四海公司与晋煤集团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入手分析。2008年9月28日，鑫四海公司就与晋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晋城金鼎煤机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鼎煤机公司）签订《关于合作经营南山煤矿的股权重组协议》，约定金鼎煤机公司持股51%，鑫四海公司持股49%。2009年8月31日，晋煤集团与南山煤矿签订《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协议》，约定兼并重组的方式是按上级要求成立由晋煤集团绝对控股的新公司（名称为晋煤集团某某煤业有限公司，具体字号待定）。2010年1月5日，由金鼎煤机公司（甲方）并代表拟设立的由其绝对控股的仙泉煤业（乙方）、南山煤矿（丙方）、鑫四海公司（丁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本次兼并重组整合方式为：甲方联合战略合作伙伴共同设立由甲方绝对控股的新公司即乙方，并以乙方为主体受让长治县南山仙泉规划内包括但不限于丙方在内的被兼并重组企业的采矿权及其生产经营性实物资产；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将其名下相关生产经营性实物资产出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资产；资产转让价款以经晋煤集团依法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资产评估值即人民币4796.09万元为准。该协议签订后，2010年2月3日，金鼎煤机公司就向鑫四海公司指定的账户付款2000万元。2011年12月12日上述四方又签订《资产转让协议》，除确认了前述协议及已经支付了资产转让价款2000万元外，又约定了剩余价款2796.09万元的支付方式，其中1000万元“用于丙方的债务及社会责任清理……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甲方已缴纳的产能置换金中1000万元已由丙方领取作上述用途，上述10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即视为甲方已代乙方支付的转让价款，剩余的资产转让价款1796.09万元在丙、丁方履行完办理资产及文件移交和过户、开具发票、办理完丙方注销等手续后10日内支付”。该协议还约定“自丙方交付标的资产之日起，因使用标的资产而产生的任何收益，生产的全部产品均完全归属于乙方所有，丙方、丁方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对这些收益、产品主张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并保证不会有任何第三人主张此等权利”。协议签订后，2011年12月20日，甲方金鼎煤机公司又向丁方鑫四海公司支付了该1796.09万元。至此，除1000万元是否支付存在争议、双方正在仲裁当中之外，南山煤矿的其余资产转让价款3796.09万元已经支付完毕，对此，鑫四海公司也予以认可。关于仙泉煤业登记注册时间问题。原告鑫四海公司认为，2012年8月10日南山煤矿主体被注销，仙泉煤业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成立日期是2012年9月28日，签订四方协议时仙泉煤业还没有成立，没有法定权利，其与南山煤矿没有关系。对此，本院查明，前述2010年1月5日和2011年12月12日的两份四方协议，都明确了仙泉煤业是拟设立中公司，签订合同均是由其出资人金鼎煤机公司代章并由金鼎煤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振东签字，鑫四海公司当时在协议上的签字盖章，表明其是认可这一实际情况的。《公司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设立中公司的行为由设立后的公司即仙泉煤业承受，与法律规定相符。四、对鑫四海公司提出的鉴定是否准许问题。重审中仙泉煤业提供了一份南山煤矿盖章、2011年12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系向西池乡政府证明以上涉及的2010年1月5日和2011年12月12日两份四方协议已经履行，按照114号文件通知南山煤矿补偿款1690万元由仙泉煤业受益，“故由仙泉煤业向贵政府领取”。仙泉煤矿欲以此证明鑫四海公司对由仙泉煤业取得1690万元补偿款是知情和同意的。但鑫四海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系其出具的，并提出相反证据即2009年8月26日的“移交情况说明”，上面显示崔茂生（即现仙泉煤业董事长）签名收取南山煤矿公章及财务章等物品，崔茂生认可该签字系其所签。但鑫四海公司仍提出书面鉴定申请，要求鉴定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本院认为该鉴定已没有意义，因为无论南山煤矿是否出具该“证明”及何时出具，均不影响西池乡政府向南山煤矿实际的受益人仙泉煤业支付补偿款。另外，从仙泉煤业提供的山西大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20日作出的晋大正评（2009）第0069号《金鼎煤机公司拟收购南山煤矿实物资产项目评估说明》第49页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可见，至评估基准日2009年6月30日，南山煤款包括机器设备、井巷工程在内的资产总计4796.09万元。而在本院重审开庭后原告鑫四海公司也提供了一份与前述名称、编号、作出日期一致但页数较少的评估报告，上面有山西大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该报告中第20页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显示南山煤矿总资产评估值为6011.45万元。本院认为，无论两份评估报告各自的内容如何，均应以写入资产转让协议中的评估值为4796.09万元的一份为准。综合以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本院认为，原告鑫四海公司起诉被告长治县政府即现在的上党区政府，要求被告履行向自己支付南山煤矿补偿款1690万元的法定职责，但通过本院如上审理查明，鑫四海公司作为南山煤矿的控股股东和名义上100%的产权人，已经从2008年起直到2011年12月，通过与金鼎煤机公司的一系列协议，将其全部评估资产4796.09万元转让给了由金鼎煤机公司设立并绝对控股的仙泉煤业，鑫四海公司以收取金鼎煤机公司转账款及由金鼎煤机公司替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得到了全部资产的对价4796.09万元，则鑫四海公司不再是南山煤矿的股东，对南山煤矿的实物资产补偿款1690万不再享有受益的权利；114号文件附表中保留矿井一栏显示为仙泉煤业，对应的关闭矿井为南山煤矿，也表明仙泉煤业系南山煤矿的继受主体。鑫四海公司所称其尚未收到南山煤矿转让款1000万元，且该案正在仲裁当中，但这属于转让合同是否全面履行的问题，并不影响原南山煤矿权属的变更。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鑫四海饲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毕 东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牛彦坤书 记 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