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民终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镇（原秦屿镇）水井头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82705306018Y。 法定代表人：许月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彦，福建和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更，福建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与合安路交口西南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9823859F。 法定代表人：李后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池宇清，福建之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中财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2017）闽0982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鼎精工针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彦，澳中财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池宇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做出“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所提供的二份《借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经本院委托鉴定,与本院调取的印章样本和澳中财富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不一致，因此认定该二份《借款协议》所加盖的澳中财富公司印章不是真实的，可判定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所提供的二份《借款协议》是虚假的”。上述认定明显错误。首先，林永斌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一初字第00175号案件陈述澳中财富公司的公章并未依法办理备案手续，而且其手上就有两个澳中财富公司公章（详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合民一初字第00175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一枚是林永斌随身携带，一枚在公司使用。另从林永斌曾在向王元钊出具的借据上也使用了本案《借款协议》所加盖的澳中财富公司印章。这些充分说明澳中财富公司不仅仅只有一枚所谓的“真实”印章，而是多枚，也充分说明澳中财富公司未依据公安部颁发的《印章管理办法》进行公章登记备案。因此原审法院仅从印章的不一致推定《借款协议》是虚假的明显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其次，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所提供的二份《借款协议》上不仅加盖有印章，还有林永斌签名及拇指印。不管是澳中财富公司还是原审法院均无法否定“林水斌的签名及拇指印”真实性。正如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合民一初字第00175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所表述内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从事的经营行为代表公司。本案中林永斌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时其是澳中财富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澳中财富公司关于林永斌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不能代表澳中财富公司主张，本院认为，林永斌是否向公司辞去董事职务,之后是否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公司内部的经营行为，无法为不特定的第三人所知晓，即便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是客观不能，但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信力，郭海涛仍有理由基于登记的工商信息确认林永斌是澳中财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至于林永斌所持公章的真伪，发生交易行为时，郭海涛无法判断，因郭海涛有理由相信林永斌是澳中财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即可代表公司，故林永斌所持公章的真伪并不影响担保函及备忘录的效力。澳中财富公司关于林永斌所加盖的公章是其伪造，不能代表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所涉借款协议出具时间在2012年1月17日和2012年2月12日，在该时间段根据澳中财富公司在本案当中所提交的《外商投资企业备案申请书》所体现的林永斌辞去澳中财富公司董事长的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均客观证实在本案所涉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时林永斌仍系澳中财富公司董事长，结合澳中财富公司系由林永斌在香港注册的联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资公司，在此情况下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林永斌在本案所涉《借款协议》中所使用的澳中财富公司公章是真实的，其有权代表澳中财富公司向上诉人借款。二、原审法院以“上海亮新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和2012年1月9日分别向澳中财富公司汇款2000000元和1100000元，在二份《借款协议》出具之前，上海亮新公司已经转账给澳中财富公司3100000元，但2012年1月17日《借款协议》载明借款金额2000000元”为由认定上诉人通过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支付3100000元借款不合常理进而认定上诉人缺乏相应债权凭证证明3100000元属借款性质。对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完全错误。首先，澳中财富公司与上诉人上述两笔借款均通过上海亮新公司进行，而且澳中财富公司与上海亮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福鼎老乡，两公司之间存在着经济往来。因此三方之间的款项性质应需通过三方确认才能得以明确。故将2011年12月31日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汇款2000000元汇款至澳中财富公司账户的2000000元，经三方的直接认可，并在2012年1月17日《借款协议》直接载明当天借款金额仅为2000000元，而上海亮新公司于2012年1月9日、同年2月3日分别向澳中财富公司汇款1100000元、50000元，直至2012年2月12日经三方确认，所以才会出现澳中财富公司、林永斌在2012年2月12日出具1150000元《借款协议》的情况。上述事实符合上诉人与林永斌及上海亮新公司交易习惯，而且不违背常理。其次，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为了佐证上诉人主张并反驳被上诉人已偿还了8100000元辩解，上诉人特申请了证人方某到庭作证，通过该位证人的证言，客观证实被上诉人辩解的已偿还了8100000元款项实系澳中财富公司、林永斌与上海亮新公司、方某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并无关联。再次，本案起诉后上诉人于2017年12月26日发现林永斌住在家宾馆里，就前往宾馆，在停车场遇到他，并及时报110出警，随同到太姥山镇派出所，在派出所主持调解下林永斌在上诉人提供一份2012年2月12日借款金额为115万元的《借款协议》上再次备注“以上林永斌三字及字模（印）是我签属的。”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当中已经向原审法院举证并说明情况。这些客观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与当时林永斌担任澳中财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时的澳中财富公司之间真实存在借款往来。三、上诉人认为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近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列7种情形上看上诉人与澳中财富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不具有该条款所列情形存在，并具有相应的银行流水给予应证。单从资金数量上看，澳中财富公司归还款项远远少于其收取款项数额。原审法院仅仅凭借某些数额上的吻合作出主观认定本案两份《借款协议》是虚假的推断，罔顾事实的否认澳中财富公司及林永斌个人及其关联企业收取大量借入款的事实。从本案诉争数额巨大，在庭审中上诉人不仅提供相应事实举证证实澳中财富公同交付上海亮新公司810万元、福鼎东方石材公司75万元是归还其他借入款的事实面前，且在庭审过程中另一案件原告福鼎市紫晶石业开发有限公司及时向法庭提供“福鼎市紫晶石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立案告知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本没有进行审慎调查核实义务，仅在休庭半个小时后草率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根本上违背客观事实、先入为主的判决，且明显存在人为操控本案全案庭审过程的痕迹，上诉人不得不质疑有此发生。首先，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所列情形且二十条规定“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从该条款文字表述看认定案件属虚假诉讼必须要经“查明”，可是本案中庭审后仅仅半个小时就“查明”，是否有“查明”或者根本上没有“查明”。其次，原审法院仅仅凭借主观推断“不符合常理”就匆匆认定两份《借款协议》是虚假的，明显有违正常审判逻辑程序。 澳中财富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借过款。案涉两份借款协议，三笔款项合计三百一十五万元，该款项是方某作为联邦投资公司股东向子公司澳中财富公司注入的投资款885万元的组成部分，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方某的投资款885万元澳中财富公司已全数返还，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本案上诉人举证两份借款协议，答辩人确认是虚假文书且没有实际履行。1、该借款协议书上所涉及的澳中财富公司的印章虚假，是伪造的印章且已由司法鉴定确认是伪造的印章。2、三笔款项合计315万元是上海亮新公司汇出，与上诉人无关。上海亮新公司实际汇入澳中财富公司310万元，但是2012年1月17日签订合同时确认是200万元，该金额与双方往来金额不符，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借贷的款项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款项通过上海亮新公司汇入澳中财富公司或者上海亮新公司汇入澳中财富公司的款项是上诉人的款项。3、方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方某汇入澳中财富公司885万元，是由上海亮新公司汇入815万元、杨晓晴汇入75万元，合计成885万元，证实了方某注入的投资款是从两个地方汇集的。三、方某在福鼎法院出庭作证的证词是虚假的，证明其通过上海亮新公司和杨晓晴汇入澳中财富公司885万元之外再没有款项通过上海亮新公司另行汇入澳中财富公司的客观事实，所以方某作证汇入澳中财富公司的885万元与本案315万元没有关联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方某是上海亮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澳中财富公司已返还方某885万元，其中汇入亮新公司的是810万元，汇入方某的东方石材公司是75万元。四、涉案澳中财富公司的印章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合民一初字第00175号案涉印章与本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上诉人认为澳中财富公司存在多枚印章，本案应以安徽的印章一致，无依据。林永斌确实私刻了澳中财富公司的印章，林永斌因此涉嫌犯罪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澳中财富公司历史以来有存在着公章变更事实但没有同一时期使用多枚印章事实，合肥中院判决所涉的林永斌制假的印章和被上诉人2007年首次启用的印章在时间段上存在复合，而本案这枚印章与已生效判决已确认印章不属于同一枚印章，这与被上诉人历史延续使用的印章不具有同一性，上诉人提供的合肥中院以及上海法院的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发生真实民间借贷法律事实，上诉人所提供的两份借款协议没有真实履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澳中财富公司偿还借款3150000元及利息(其中2000000元自2012年1月1日起算，1100000元自2012年1月9日起算，50000元自2012年2月3日起算，均计至法院判决清偿之日止，月利率按1.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31日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汇款2000000元，2012年1月9日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汇款1100000元，2012年2月3日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汇款50000元。2014年4月25日澳中财富公司向上海亮新公司汇款8100000元，同日澳中财富公司向福鼎东方石材公司汇款750000元。2014年9月17日澳中财富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林永斌为李厚文，2017年2月21日澳中财富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李厚文为李后庆。2017年5月26日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以澳中财富公司欠其借款3150000元未还诉至法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澳中财富公司以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伪造借款协议为由，申请对《借款协议》上澳中财富公司印章的同一性及《借款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为进行印章的对比鉴定，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三份具备鉴定条件的印章样本，其中一份为澳中财富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借款协议(该份借款协议亦涉及民事诉讼尚在审理，无法确认合同效力)，另二份为案外人王元钊与林永斌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澳中财富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澳中财富公司亦向本院提供了印章对比样本，系其于2016年3月2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缴销的印章；本院分别在澳中财富公司登记注册的安徽省合肥市工商局调取了印章样本三份，在澳中财富公司的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合肥市会展中心支行调取了印章样本二份。上述印章样本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45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二份借款协议上澳中财富公司的印章与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样本上的印章相一致，与本院调取的印章样本及澳中财富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不一致，本院调取的印章样本与澳中财富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相一致。案涉二份借款协议的形成时间，因不具备形成时间的鉴定条件，无法确认实际的形成时间。本次鉴定产生鉴定费用23000元，由申请方澳中财富公司先行垫付。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的2012年1月17日借款2000000元的《借款协议》以及2012年2月12日借款1150000元的《借款协议》是否是真实的。本院所调取的印章样本来源于相关法定部门，澳中财富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与本院调取的印章样本相一致，而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所提供的二份《借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经本院委托鉴定，与本院调取的印章样本和澳中财富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不一致，因此认定该二份《借款协议》上所加盖的澳中财富的印章不是真实的，可判定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所提供的二份《借款协议》是虚假的。2.关于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是否实际支付给澳中财富公司3150000元的问题。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主张其是通过上海亮新公司支付给澳中财富公司3150000元借款，但通过对比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的相关转账凭证及案涉二份《借款协议》的出具时间，可以明显看出2012年1月17日借款协议签订时，上海亮新公司已经分别于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9日转账给澳中财富公司2000000元和1100000元，合计3100000元，但该协议仅载明借款金额2000000元，按常理分析，出借人不会在借款凭证上少写实际已提供的借款金额。关于款项交付，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该两笔借款系由方某介绍，第一笔2000000元系因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有款项在上海亮新公司处，遂指示上海亮新公司交付款项，之后林永斌又再次借第二笔款项110000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于2012年1月6日将4800000元款项转给上海亮新公司，再由上海亮新公司于2012年1月9日将其中1100000元转账给澳中财富公司。通过上述陈述，可以明显看出在第二笔款项出借前，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有充足的资金，可直接将借款交付给澳中财富公司，却将款项先转给案外人上海亮新公司，再由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交付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上海亮新公司汇给澳中财富公司的3150000元缺乏相应的债权凭证证明属借款性质，不能仅凭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的汇款凭证证实其已通过上海亮新公司向澳中财富公司提供3150000元的借款。3.关于澳中财富公司交付给上海亮新公司8100000元、福鼎东方石材公司750000元的款项性质问题。对于该部分款项的交付双方均无异议，但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主张该两笔款项系澳中财富公司偿还2012年4月6日向上海亮新公司的借款5000000元，本息合计8100000元，以及2012年5月16日、2012年4月26日福鼎东方石材公司共借款430000元，本息合计750000元。关于上海亮新公司5000000元借款部分，本院认为，根据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的相关转账凭证体现，2012年4月6日上海亮新公司转账3540000元给上海亮辉石业有限公司，同日上海亮辉石业有限公司将该笔款项转账给上海林永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在上海亮新公司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却通过第三方交付借款给林永斌关联公司，明显不符常理；关于福鼎东方石材公司430000元借款部分，本院认为，根据福鼎精工针阀公司申请的证人方某的陈述，该笔借款原出借人系福鼎紫晶公司，后经三方协商一致，福鼎市东方石材厂受让了该笔债权，故此该份借款协议上同时存在福鼎紫晶公司与福鼎市东方石材厂的公章，该陈述明显与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提供的2012年5月16日借款协议上体现的存在两个福鼎市东方石材厂的印章的事实相悖。故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关于该8100000元和750000元两笔款项系偿还其他债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澳中财富公司提供的澳中财富公司交付给上海亮新公司8100000元、福鼎东方石材公司750000元汇款凭证能证明澳中财富公司与上海亮新公司有其他经济往来，能进一步印证上海亮新公司所汇给澳中财富公司的3150000元属上海亮新公司与澳中财富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受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委托支付给澳中财富公司的借款。综上所述，借款合同为践行性合同，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应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情况进行综合判定。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主张其与澳中财富公司之间存在3150000元借贷关系，但福鼎精工针阀公司所提供的二份《借款协议》均是虚假的；且福鼎精工针阀公司陈述的借款交付过程不符合常理；福鼎精工针阀公司又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澳中财富公司之间有存在3150000元的借贷关系，因此不能认定福鼎精工针阀公司与澳中财富公司之间存在3150000元的借款事实，福鼎精工针阀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应依法驳回福鼎精工针阀公司的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42元由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23000元由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福鼎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了本院受理的（2019）闽09民终340号上诉人福鼎市海年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9）闽09民终341号上诉人福鼎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9）闽09民终342号上诉人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9）闽09民终343号上诉人福鼎市紫晶石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四案有关涉嫌虚假诉讼的刑事案件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批准逮捕决定书等材料。 本院认为，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适度强化法院的审判权，主动依据职权对是否属于虚假诉讼进行审查，不仅无碍于司法中立原则，而且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和维护。一审法院以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应依法驳回福鼎精工针阀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符合法律规定，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042元，由福鼎市精工针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万福 审判员  陈 曦 审判员  吴惠玲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潘 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