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玲，女，汉族，1959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妙娥，女，汉族，1965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镜明，男，汉族，1982年1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真，男，汉族，1964年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浩，男，汉族，1964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锡，男，汉族，1949年8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树锋，男，汉族，1985年1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述七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元富，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招财门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杨付英厂房首层之一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33W。法定代表人：罗兴杰，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华东，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强，男，汉族，1968年12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罗玲、霍妙娥、何镜明、罗真、何浩、何锡、陈树锋（以下简称罗玲等七人）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招财门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财门公司）、原审被告何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玲等七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招财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招财门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包括罗玲等七人在内的佛山市禅城区********（以下简称柏塱村）全体村民因集体维权需要，找到招财门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兴杰要求其出示与陈锦恩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2014年12月23日，村民找到罗兴杰时，其表示第二天提供合同，村民称何时提供合同何时离开。后因罗兴杰一直未提供租赁合同，故村民持续堵门7天，于2014年12月29日离开。一、原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认定不妥。原审判决认为，因招财门公司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故诉讼时效中断并从2017年7月26日重新计算。事实上，罗玲等七人从未收到招财门公司或者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转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在本案刑事审判过程中，也未审理过附带民事诉状，故无法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的来源和真实性。如招财门公司提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此不违反法律规定，刑事诉讼对此应一并审理。因此，涉案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的真实性严重存疑。二、原审判决认为罗兴杰没有过错、不能减轻罗玲等七人的赔偿责任不妥。柏塱村村民因前任村长***将大量集体土地以极低价格发包给自己的近亲属，且合同面积远远小于实际面积。***如此明显涉嫌犯罪的行为，村民向佛山市各级部门检举、投诉，均无法得到解决。村民多次要求***向新村委班子提交柏塱村的全部租赁合同，但***拒不配合，长期避而不见。村民向检察院控告，但检察院不受理。在此情况下，村民不得已选择另一种方式维权，要求租户提供租赁合同。因招财门公司使用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差异最大，故村民首先选择招财门公司索要合同。虽然该司与柏塱村没有直接合同关系，但其使用的是柏塱村的土地及厂房，且***避而不见，故该村村民有权向该司查阅合同。从法律层面而言，柏塱村村委会与该合同有利害关系，如招财门公司与***发生诉讼，可将柏塱村列为第三人，柏塱村作为第三人亦有权查阅合同。当然，村民不应该以堵门方式胁迫招财门公司提供合同，但不代表其无权查阅合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罗玲等七人终于见到该份合同，从合同内容来看，并无任何国家机密，亦无不宜出示的理由。如认为存在村民不能查阅合同的因素，那么该因素是租赁合同暴露了***的犯罪嫌疑。此外，如罗兴杰起初明确告知因罗玲等七人不是合同主体故其无义务提供合同，则确实不能减轻罗玲等七人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罗兴杰承诺第二天出示合同，事后又反悔，其反悔行为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故罗兴杰明显存在过错。三、原审判决认定招财门公司损失141084元不能成立，缺乏依据。（一）认定工资损失69076元不能成立。1.罗玲等七人一审中对工资损失问题进行了答辩，并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据1、4）。2.罗兴杰在公安机关第二次笔录中称其损失为131164元，其中包括已经支付的2014年12月份工资损失69076元；罗兴杰在公安机关第四次笔录中称，其2014年12月份工资损失27456元。上述陈述显然前后矛盾。3.罗兴杰为证明其工资损失69076元提供了相应证据，但罗玲等七人认为：（1）关于2014年12月份工资表，该表显示招财门公司共有员工69人，当月共发放工资274560元。但是，该司没有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完税证明，无法证明员工人数及工资数额，原审法院对此亦未审查。（2）关于工资收据，罗玲等七人无法核实该收据的真实性，工资发放一般通过银行转账，故与转账记录一致的收据才可作为定案依据。此外，招财门公司的员工与该司有利害关系，故该证据应予排除。（3）关于招财门公司的证明，此为该司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关于2014年12月23日至29日误工工资表，招财门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份工资表显示其有员工69人，但误工工资表上发放了73人的误工工资，多出的4名员工身份无法确认。此外，该误工工资表中的73人是否收到误工工资，应审查相应的银行流水，否则真实性存疑。综上，招财门公司关于工资损失的证据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应采信。请求二审法院调取该司员工劳动合同、入职资料、参保情况、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以查清事实真相。（二）认定租金损失10220元不能成立。招财门公司的员工廖妹英在笔录中称：“他们村民以这样的方式一直堵塞到了12月29日的下午18时许才全部离开。我们公司在村民离开的当晚才组织所有员工顺利地将以前的产品全部送出，到了30号我们公司才得以顺利恢复生产。”罗兴杰及其员工、罗玲等七人和其他村民对于堵门事件的描述是一致的，即在2014年12月23日当天，拉过两次电闸，堵门7天期间不让招财门公司出货，除此之外，村民没有过激行为。可见，招财门公司只是不能出货，村民并没有影响其正常生产。按照村民在笔录中的陈述，除12月23日部分时间招财门公司没有正常生产，其他时间均正常生产，且至12月29日晚上，招财门公司已将滞留的货物全部运出。堵门对租赁物的使用没有任何影响，所谓租金损失不能成立。（三）原审判决认定招财门公司赔偿61788元损失有误，应追究罗兴杰、符国洪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罗兴杰为证明该部分损失提交了《订货合同书》、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收据等证据，罗玲等七人认为：1.《订货合同书》约定价款为205960元。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符国洪称招财门公司已经赔偿其61800元，其已经收到赔偿款；公安机关询问该赔偿款如何计算，符国洪称是按双方签订的工程款205520元计算出来的。由上可知，符国洪的上述陈述与《订货合同书》相矛盾，金额不符，而205520元的30%为61656元。此外，《订货合同书》是订购一批家居门，不约定数量和单价，不符合常理。2.订单，无法判断其真实性。3.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显示罗兴杰于2014年12月25日向符国洪转账61788元，该证据形式上没有问题，但是否为二人串通，罗玲等七人表示怀疑。4.收据显示2015年1月5日，符国洪收到招财门公司违约金61788元。但符国洪在2015年4月7日的笔录中称没有收到招财门公司的收据。收据出具时间在前，符国洪陈述在后，但两者相互矛盾。该收据显然是伪证，请求二审法院对于作伪证的行为予以处罚。此外，罗兴杰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其仅有一份合同约定30%违约金，其余合同并无违约条款。且据廖妹英称，招财门公司已于12月29日将全部滞留的货物送出，而招财门公司主张向符国洪赔偿了61788元并还有向其他企业赔款，在目前国情下，如罗兴杰的行为是真实的，则其堪称道德模范，罗玲等七人对此表示严重怀疑。另外，何强一审并未到庭，原审判决陈述各方到庭参加诉讼有误；招财门公司一审当庭提交了包括租赁合同在内的大量证据，导致罗玲等七人难以及时分析、质证并提交相应反驳证据，对于招财门公司故意延期举证的行为，原审法院应予处罚。二审庭审中，罗玲等七人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案涉租赁合同标的用途是仓库而非厂房，罗玲等七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二、招财门公司的工人工资损失期间，罗玲等七人没有堵在该司门口。三、罗玲等七人曾向乡政府打电话请求帮助，但乡政府拒绝接听电话。四、柏塱村村民集体签名确认一起去招财门公司堵门，不应仅让罗玲等七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招财门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何强二审未到庭发表意见。被上诉人招财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玲等七人及何强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共3971054元；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罗玲等七人及何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3月，柏塱村成立新的领导集体。罗玲被选为村民小组长，霍妙娥、陈树锋被选为村小组委员，何锡、罗真被选为村民代表，均协助村长工作，其中，霍妙娥负责财务方面的统筹。柏塱村民认为,村属厂房、土地等物业合同租赁面积远小于承租方实际租赁面积，尤其是位于该村柏朗渡口2座3号房的招财门公司误差面积最大。为此，罗玲等人召集村民大会寻求解决之道，同时罗玲、霍妙娥、罗真、陈树锋、何锡亦在罗玲家中商议处理方式,决议以日夜不间断堵塞招财门公司厂门、阻止经营的方式来“维权”。从2014年12月23日7时许起，陆续有该村村民聚集在招财门公司门口，以摩托车、小汽车为路障对该公司门口进行封堵，以“人墙”、争吵、拉扯、停电等手段阻扰该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期间，罗玲、霍妙娥、罗真、何强、陈树锋、何锡等人则与招财门公司代表谈判协商，但协商未果。协商期间，双方不断发生口角，进而发生肢体冲突，造成部分招财门公司员工受伤。直至同月29日下午，罗玲才叫村民撤离现场。经查，罗玲、霍妙娥在此次堵厂行为中系指挥者及积极参与者。其中罗玲全权负责；霍妙娥负责饮食、安排值夜等后勤保障。何强、陈树锋、罗真、何锡系协助罗玲指挥者及积极参与者。何镜明、何浩系积极参与者；其中何镜明拉电闸致使招财门公司停电无法生产经营。2016年12月20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就罗玲等七人及何强的行为向原审法院提起公诉。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6）粤0604刑初17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罗玲等七人及何强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依法判处各人承担相应的刑罚。罗玲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2017）粤06刑终62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17年7月26日进行宣判。另查明：一、招财门公司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上述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期间，向该院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要求判令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共同赔偿损失3971054元。二、招财门公司述称，由于罗玲等人的围堵行为，造成其损失3971054元，具体包括：1.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工资损失892756元，其中2014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因为工厂被堵塞而支付沈海平等73名员工的误工工资69076元；2.2014年11月和同年12月期间的订单损失2041914元；3.欠供货商货款所产生的利息14万元，其中支付佛山市沣源顺不锈钢有限公司利息5万元、周丽娜（幸福家世凯门花厂）6万元、佛山市福金泰不锈钢有限公司3万元；4.租金损失136040元，其中柏塱仓库二座1号大仓的租金损失为79040元（19760元／月×4个月）、柏塱仓库二座1号小仓的租金损失为18000元（6000元/月×3个月）、柏塱仓库二座2号大仓的租金损失为39000元（19500元×2个月）；5.赔偿客户订金，损失199788元，其中赔偿案外人符国洪61788元、林国龙8万元、袁日亮23000元、邱军胜35000元；6.搬厂费用265000元；7.鸿盛辉电动门2014年11月和同年12月的订单损失364632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招财门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罗玲等七人及何强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是否应对招财门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何程度责任；三、招财门公司的损失能否认定。原审法院就上述争议焦点及判断理由分析评述如下：一、招财门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解决该争议焦点关键在于，招财门公司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是否导致诉讼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招财门公司于2016年6月份提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向人民检察院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情形，依法产生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中断至案涉刑事裁判文书生效即该案终审宣判之日（2017年7月26日），并从该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7月26日起计算三年，招财门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提起本案民事诉讼，显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于法不合，不予采纳。二、罗玲等七人及何强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是否应对招财门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何程度责任首先，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均为侵权人，均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包括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在内的侵权人采用违法乃至犯罪的方式，围堵招财门公司的工厂门口，非法破坏该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该司损失，其行为在民事上已经构成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属于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罗玲等七人及何强通过召开会议等方式，共同谋划、分工配合，组织、领导、策划和参与涉案侵权行为的实施，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承担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虽然本案对招财门公司实施侵害行为的人员不仅仅为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但是选择以部分抑或全部共同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是法律所赋予招财门公司的权利，该司仅要求罗玲等七人及何强承担侵权责任，合法有据。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关于应以全体侵权村民作为被告的抗辩意见，与法相悖，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再次，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对侵权所造成的招财门公司的损失，应承担全部清偿责任。本案中，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以招财门公司不同意出示租赁合同作为减轻其责任的抗辩理由，对此，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合同为招财门公司与案外人签订，该司与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该司是否有向包括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在内的其他人披露、展示该合同的法理或道义上之义务，尚有可议。退一万步讲，即便该司应当出示该合同而未出示，现行法律也绝对禁止任何个人或单位通过违法甚至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身所谓“权利”，否则法之维护社会正当秩序的价值将荡然无存，法律亦毫无存在之必要。罗玲等七人及何强的上述抗辩意见，尤为荒谬，且有混淆视听之嫌，不予采纳。因此，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为本案之适格被告，应对案涉侵权行为所致招财门公司之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三、招财门公司损失之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招财门公司作为因侵权行为受损的一方，对其所主张的因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事实，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其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现就招财门公司主张的损失分析如下：1.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工资损失892756元，其中2014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的误工工资损失69076元。案涉侵权行为发生于2014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招财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罗玲等人的围堵、阻止货物进出、断电等行为而受到严重阻碍，该司所雇佣工人的正常生产劳动无法进行，其无法获得工人劳动产生的利润，但仍需依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支付该期间的工人工资，造成了工资的损失，该误工期间的工资损失与罗玲等七人及何强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当获得赔偿。招财门公司举证的员工误工工资签收记录证实其受堵7天期间的工资损失为69076元，罗玲等七人及何强虽有异议，但未有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对该69076元损失予以认定。至于招财门公司主张的侵权期间之外的工资损失，彼时罗玲等七人及何强的侵权行为已经停止，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招财门公司所支付的该部分工资与案涉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予认定。2.2014年11月、12月的订单损失2041914元以及鸿盛辉电动门2014年11月和同年12月的订单损失364632元。该项主张招财门公司仅有订单为证，无其他证据辅佐证明，其真实性难以认定；而订单中亦仅载明客户向招财门公司订购的货物价格，其中成本、利润如何无从得知，即招财门公司损失（利润）的数额不能确定；况且上述损失与案涉侵权行为有否关联及如何关联，亦无证据足以证实。招财门公司的举证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其该项损失主张，不予认定。3.欠供货商货款所产生的利息14万元。该项主张招财门公司仅有案外人佛山市沣源顺不锈钢有限公司、周丽娜（幸福家世凯门花厂）、佛山市福金泰不锈钢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收据证明，至于上述利息因何产生、如何计算而得、合法性如何、与案涉侵权行为之关联性如何，均缺乏必要的证据证实，不予认定。4.租金损失136040元、搬厂费用265000元。第一，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应当支付围堵侵权期间所造成的招财门公司厂房租赁费用损失，理由与案涉侵权行为期间的工资损失相同，计为10220元【（19760元+6000元+19500元）×7/31】。第二，除此之外的该项其他损失，招财门公司主张该损失因案涉侵权行为不得已搬迁工厂所致。虽然案涉侵权行为可能造成招财门公司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因与租赁物相关权利人的关系恶化而变得困难，进而促使该司在租赁期限临近届满时选择终止租赁关系搬迁他处、异地经营，但尚难以认定该司搬迁、异地经营与案涉侵权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必然因果联系，故不予认定。5.赔偿客户订金损失199788元。其中向符国洪赔偿61788元，有《订货合同书》、订货单、银行转账付款凭证、符国洪出具的收据以及公安笔录证实，而且《订货合同书》明确载明招财门公司交货日期最迟为2014年12月24日（被围堵的第二天）、未能按时交货违约金为61788元，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该司的该项损失。至于招财门公司所主张的向林国龙、袁日亮、邱军胜的赔偿，仅有收据而无合同、转账付款凭证等予以佐证，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不予认定。综上，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应赔偿招财门公司损失为141084元（69076元+10220元+61788元）。招财门公司超出该数额部分的主张，不予支持。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招财门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41084元；二、驳回招财门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5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43568元（招财门公司已预交），由招财门公司负担32326元，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共同负担11242元。上诉人罗玲等七人二审向本院提交了土地租赁合同、陈锦恩身份证复印件、测量图、面积测量汇总表及陈情信各一份，拟证明案涉堵门事件事出有因，柏塱村将土地出租给陈锦恩是用于建仓库而非厂房，实际用地面积超出合同约定面积640多平方米，超出部分面积被***非法占有，且合同约定每平方米租金为3元，实际每平方米租金为20元，***以该方式侵占集体财产，参与堵门事件是柏塱村80%的村民为了维护村集体利益自发参与的，责任不应由罗玲等七人承担，应将所有村民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招财门公司及何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经审查，本院认为，罗玲等七人如认为***侵占了村集体的财产，应当依法向相应的机关反映和申诉，无权以堵门、断电等方式破坏招财门公司的生产经营，其“维权”的动机不足以成为减轻其赔偿责任的理由；罗玲等七人、何强及其他参与案涉堵门事件的村民构成共同侵权，各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招财门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因此，本院对罗玲等七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罗玲等七人的上诉意见，争议焦点为：一、招财门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罗玲等七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及招财门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三、招财门公司的损失应如何认定。围绕上述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经审查，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等规定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罗玲等七人以其并未收到招财门公司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为由上诉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并未产生中断，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可见，只要招财门公司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即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至于上述机关是否有向罗玲等七人送达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对诉讼时效中断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罗玲等七人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罗玲等七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及招财门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案涉生效刑事裁定书的认定，罗玲等七人及何强以堵门、断电等形式长时间阻扰招财门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上述人员均被判处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因案涉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外，在本案民事诉讼中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罗玲等七人上诉主张招财门公司自身存在过错，应减轻其赔偿责任，主要依据为该司法定代表人罗兴杰未向其出示案涉租赁合同导致其与其他村民不得不实施如此“维权”行为。对此，本院认为，维权应当依法进行，罗玲等七人及何强并非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如其认为招财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兴杰有出示合同的义务，应当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而罗兴杰是否有出示合同义务尚未经有权机关裁定，罗兴杰在此情况下拒绝出示租赁合同，不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过错，故罗玲等七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罗玲等七人上诉认为不应仅仅由其及何强承担侵权责任、应当追加其他参与案涉堵门事件的村民为本案共同被告的问题，原审判决及本院证据认定部分均已作分析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再次，关于招财门公司损失的认定。（一）关于工人工资损失。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招财门公司的工人工资损失为6907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罗玲等七人该部分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招财门公司提交的误工工资表是按堵门7天时间计算且有签收人签名，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结合当地同行业的收入水平、招财门公司生产经营的规模等因素综合考虑，即使招财门公司未提交员工劳动合同、入职资料、参保情况、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等方面的证据，亦不足以影响本案工资损失的认定，本院对罗玲等七人相应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由于用人单位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我国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现实中亦大量存在，故罗玲等七人关于工人工资无银行转账记录相印证的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招财门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份工资表与误工工资表中记载的人员略有差异，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关于工人工资损失认定的合理性，本院对罗玲等七人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二）关于租金损失。罗玲等七人及何强的案涉侵权行为导致招财门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原审判决按照租金水平和侵权行为持续的时间计算该部分损失10220元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罗玲等七人上诉称其堵门行为对租赁物的使用没有任何影响毫无理据，本院予以驳回。（三）关于赔偿符国洪的损失。经审查《订货合同书》、订单、建设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订货合同书》约定合同总额为205960元，违约金为合同总额的30%即61788元，最迟交货日期为2014年12月24日，该日期为案涉堵门事件发生期间；订单约定的款项总额为205960元，与《订货合同书》约定一致；建设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招财门公司确已向符国洪支付了违约赔偿款61788元。因此，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招财门公司因案涉侵权行为赔偿符国洪61788元，原审判决认定该部分损失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罗玲等七人上诉称符国洪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称工程款为205520元与《订货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总额不一致的问题，经审查，订单中明确记载“门款合计205520元，配件安装费用为440元，总价为205960元”，可见，符国洪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称工程款为205520元未包含配件安装费用440元，其在笔录中称收到招财门公司赔偿款61800元系61788元的概数表述，故符国洪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的表述有欠精准不足以影响该项损失的认定。另经审查，何强未参与一审庭审，原审判决记载“原、被告各方到庭参加诉讼”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该错误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至于招财门公司于一审庭审中提交证据的问题，经查，罗玲等七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招财门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发表了质证意见，如其认为需要时间提交反驳证据的，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亦可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反驳证据，故罗玲等七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罗玲等七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122元，由上诉人罗玲、霍妙娥、何镜明、罗真、何浩、何锡、陈树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何美健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黎梦婷书 记 员 陈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