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3刑初263号公诉机关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工业园区2排3号。诉讼代表人戚得胜，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职工。辩护人刘涛，天津共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青山，男，1963年5月3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中专文化，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住天津市北辰区（户籍地天津市河北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7月1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辩护人李悦，天津昊哲（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久春，男，1954年12月7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高中文化，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常务经理，住天津市南开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7月1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辩护人吴兆斌，天津吴兆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士超，女，1985年4月28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中专文化，原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出纳，住天津市武清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8月27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辩护人陈亚娟，天津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刘宝环，天津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明宇，男，1985年6月16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大专文化，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出纳，住天津市武清区（户籍地天津市武清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7月19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辩护人单中卫，天津翠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以津辰检公诉刑诉〔2019〕2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被告人王青山、被告人马久春、被告人张士超、被告人王明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文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康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戚得胜及该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刘涛、被告人王青山及其辩护人李悦、被告人马久春及其辩护人吴兆斌、被告人张士超及其辩护人陈亚娟、刘宝环、被告人王明宇及其辩护人单中卫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王青山、马久春为使被告单位长康公司少缴纳税款，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经他人介绍，以给付刘某2、刘某4实际控制的公司开票费的方式，让其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先后指使张士超、王明宇具体负责资金回流、做账、接收发票等事务。期间，刘某2、刘某4实际控制的天津顺鑫久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久旺公司”）、天津昊晟久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晟久旺公司”）、天津升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久公司”）、天津恒昌盛业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盛业公司”）、天津鋆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鋆霖公司”）、天津琨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琨毅公司”）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5份、税额合计2328026.99元，价税合计16022302.76元。其中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间，被告人张士超共经手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9份，税额共计1498921.67元，价税合计10316107.57元；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被告人王明宇共经手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6份，税额共计829105.32元，价税合计5706195.19元。长康公司现已将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税款全部补缴。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单位长康公司、被告人王青山、马久春、张士超、王明宇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建议本院对被告单位长康公司判处罚金的刑罚；对被告人张士超、王明宇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的刑罚。被告单位长康公司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单位的辩护人认为，长康公司在案发后已向税务机关补缴了全部税款，挽回了国家损失，请求本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青山在庭审中仅认可其参与2017年12月20日、2018年3月20日升久公司向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9张，合计税额491406.13元的事实，但认为其并无少缴税款的犯罪意图，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均不予认可。庭后王青山又能够自愿认罪，承认参与了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认为王青山平时很少参与长康公司管理，其对长康公司让刘某2、刘某4经营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情，仅参与虚开上述2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长康公司构成上述犯罪事实系王青山疏于管理，并非主动指使。现长康公司已将全部税款予以补缴，王青山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悔罪表现较好，请求本院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马久春对公诉机关指控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其本人并未实际参与虚开行为，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辩护人认为，马久春仅为长康公司职工，并没有决策权，公诉机关指控马久春指使张士超、王明宇让刘某2、刘某4经营的公司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证据不足。马久春并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长康公司抵扣税款的故意，实际未参与实施上述行为，不应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张士超、王明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张士超的辩护人认为，张士超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其在共同犯罪中起帮助、辅助作用，系从犯，并且自愿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被告单位长康公司已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缴了税金，故请求本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明宇的辩护人认为，王明宇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具有自首情节，自愿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悔罪表现好，且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系从犯，请求本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长康公司于1998年1月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某2，实际经营人为被告人王青山，被告人马久春于2015年至2018年3月期间为该公司常务经理，被告人张士超于2013年至2017年5月期间为该公司出纳，被告人王明宇于2017年5月后接任张士超为该公司出纳。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王青山、马久春为使被告单位长康公司抵扣销项税款，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经他人介绍，以给付刘某2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票面价税合计金额8%至11.2%开票费的方式，让其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刘某2实际控制的公司向长康公司具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为：顺鑫久旺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11月24日期间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两次共计21份，价税合计金额245322.51元，合计税额35645.13元；昊晟久旺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至2017年7月24日期间，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四次共计16份，价税合计金额185874.72元，合计税额27007.43元；升久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十次共计105份，价税合计金额12201156.4元，合计税额1772817.66元；恒昌盛业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至2016年8月19日期间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次共计13份，价税合计金额1518078.83元，合计税额220575.55元；鋆霖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次15份，价税合计金额1707979.3元，合计税额248167.98元；琨毅公司于2017年7月26日为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次25份，价税合计金额291669元，合计税额42379.25元。上述期间，长康公司共计收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95份，价税合计金额16150080.76元，合计税额2346593元。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期间，长康公司每次购买发票前，均由马久春指使张士超与刘某2经营公司的人员进行联系确定开票费比例，按每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金额将相应款项从长康公司转至对应的开具发票公司，该公司扣除手续费后，通过刘某2名下银行账户将剩余资金回流至张士超名下银行账户，后由张士超将资金回流至长康公司账户中。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长康公司使用相同手段继续从刘某2经营的多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马久春指使被告人王明宇负责联系、转款及接收票据，开票公司扣除手续费后，通过刘某2名下银行账户将剩余资金回流至王青山名下银行账户，后由王青山将资金回流至长康公司账户中。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张士超经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9份，价税合计金额10443885.57元，合计税额1517487.68元；王明宇经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6份，价税合计金额5706195.19元，合计税额829105.32元。张士超、王明宇每次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均由王青山在票面签字后入账，并均在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宝坻区国家税务局认证抵扣税款，其中2018年3月20日从升久公司虚开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税务机关抵扣税款时显示认证后失控。2018年8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北辰区税务局出具调查报告，认定顺鑫久旺公司、昊晟久旺公司、升久公司、恒昌盛业公司、鋆霖公司（不含琨毅公司）共向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0份，价税合计金额15730633.76元，税额合计2285647.74元。2018年12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出具调查报告，认定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与上述报告一致。2018年7月18日，被告人王青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日，被告人马久春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同年7月19日，被告人王明宇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同年8月27日，被告人张士超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长康公司已向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宝坻区国家税务局补缴了全部税款。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王青山在侦查机关供述，证实我是长康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总经理，2015年至2018年4月公司的常务经理兼会计是马久春，主要负责公司经营、生产、做账等，2018年4月，公司的常务经理更换成了王某1，但是会计还是马久春，原来的出纳是我的外甥媳妇（张士超），2017年出纳换成了我的侄子王明宇。2016年8月，长康公司和一航局四公司沿海指挥部签订了一个做舰载机机库的屋顶工程，所以需要进大量的原材料进行生产,2016年年底，公司去找对方结账的时候，他们说需要我们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们的原料没有那么多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又说我们公司如果不提供所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就不给结账。我就让当时公司的常务经理马久春去找我们进货的企业看看有没有富裕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有的话就买一些回来，我们将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然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对方好用来结账。后来马久春就去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这个事，但是具体怎么办的，找谁办的我就不清楚了，他每次拿回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我签字，我签好了字他就去做账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要是为了能够将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我们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甲方用于给我们结账，其次也是为了省一些税款。我现在知道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有：2017年12月20日，从天津升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虚开了1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3月20日，从天津升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虚开了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不清楚长康公司是否还从别的公司虚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两次都是通过长康公司的账户将全额货款转账给开票的天津升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然后天津升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将开票费扣除后，使用其他账户将剩余的钱转账至我名下的兴业银行账户。我不清楚这两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了升久公司多少开票费，我只知道是价税合计的10%左右。长康公司从升久公司虚开的这2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有真实业务我不清楚，也不清楚升久公司和长康公司是否签订了购销合同。2018年3月20日虚开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认证。2016年的时候，我们长康公司实行营改增以后，我开会的时候就和时任常务经理马久春说过，我们公司要降低交税，可以从我们进货的单位要一些富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给人家一些开票费，这样可以少交一些税，然后就让马久春去落实这个事情。后面具体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就是马久春做的，我现在知道的开票企业有天津升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具体马久春找谁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不清楚了。王青山当庭供述称仅知道上述29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长康公司存在其他166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并不知情。其称长康公司对外经营业务、订立合同等事宜都由其决定，马久春等人无权决定，其认可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签字的事实。2、被告人马久春在侦查机关供述，证实长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2，实际控制人是王青山，我是常务副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但是钱款的支配我需要请示王青山，下面是经营部，负责人是刘某1，生产部，负责人陈某，质量部总工王某1，出纳是张士超和王明宇。长康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情况。2016年，因为长康公司的销项金额太多了，当时的出纳张士超问我怎么办，我说要不就去多进货冲抵销项，要不就去买点票冲抵销项，我跟张士超说请示老板王青山，然后王青山就同意采取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冲抵销项的办法。后来张士超通过她的朋友认识了刘某4，又认识的刘某2，之后王明宇接管出纳也是直接联系的刘某2虚开增值税发票。刘某2收的税点每次都不一样，有时8%、有时9%、有时10%，张士超或者王明宇开完票会和我说收了几个税点。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只要涉及开票人是刘某2的都是虚开增值税发票，因为我查看货物的时候没有发现和刘某2的开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物。王青山跟我说过票不够就找供货单位有多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买点，回来给人税点，税点就是支付开票单位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费用，所以我明知刘某2的开的增值税发票都没有给我公司进货物是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我作为会计仍去抵扣税款。刘某2给我们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了最少有四个公司，我就记住了一个升久公司。我们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我想是长康公司用对公账户打入对方公司，但具体怎么操作我不知道，都是张士超、王明宇操作转账。刘某2的公司收到钱后应该会把钱转回来，但转到哪个账户我不知道，肯定没有转回公司的对公账户。我知道虚开的事，但不是我实施和操作的，我作为会计没有尽到会计的职责，没有把好票据关，明知是抵扣的票还去抵扣税款。2018年5月中旬左右，宝坻国税局通知我说我公司已经抵扣税款的票据失控了，开票方没有做销项处理，把我们11张票剥离了，这11张票是2018年3月份天津升久公司开具的，其余的都抵扣税款了。马久春在庭审中供述，称只有王青山有权决定长康公司对外经营业务事宜，公司支出或收入大额钱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抵扣税款均需通过王青山同意。张士超、王明宇先后担任长康公司出纳，对外转账直接向王青山汇报。认可刘某2去过长康公司。其本人微信昵称为“海纳百川”，但称书证中微信截图仅为其将刘某2的联系方式提供给王明宇，由王明宇实际进行联系。3、被告人张士超供述，证实2011年左右至2017年5月，我在长康公司任职出纳，负责发货款和接收一些其他相应的款项。长康公司法人是王某2，马久春是常务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兼任会计，我在2017年5月离任后，由王明宇接替我的工作，在公司我只听马久春的指挥。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接了个海南的大项目，需要大量的进钢材。马久春是我们公司的常务副经理，也是我的直接领导，公司的事都是他做决定，报税也是由马久春负责。我是出纳，管钱，负责出进账，有时候也负责接待一些客户。2016年，马久春带着我去过升久公司，见过一个高个男子，当时马久春跟我说是去看一下钢材市场，谈一下合作的事。后来升久公司的刘经理（刘某2）又带着人（牛某）来过我们公司，是我和马久春接待的，我就是负责给花钱，他们谈的什么我记不清了。我记得那年马久春跟我说过公司交的税的太高了，公司的流转资金有点不够用了，这事他跟采购人员也说过。之后马久春让我给升久公司打过大额的钱，当时他也没说是什么钱，我以为就是进货款的钱。但后来我发现我当天打给升久公司的货款，在当天就会以刘某2的账户打给我个人农业银行的账户的跟货款差不多的钱，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就问马久春到底怎么回事，马久春跟我说因为公司交的税太多了，想少交些税，就用这种形式，给升久公司付一些税点，从升久公司买些票，可以给长康公司少交税。我记得每次税点都不太一样，大概是8%至10%。我记得每月马久春会收到税务局的电话，提前告诉马久春需要交多少税，马久春心里就有数了，如果这个月交的税多了，马久春就会提出来从外面买票，我记得的只有升久公司。马久春会让我给升久公司的财务人员打电话，是个女的接的（牛某），马久春让我跟对方说我们长康公司需要开多少钱的票，对方跟我说他们需要合计一下，完事后对方会跟我联系告诉可以，然后她会把税点告诉我，我就把税点告诉马久春，确定要开票了，就走手续。对方会给我传真购货合同，我按照购货合同上的金额把钱给对方打过去，电话通知对方财务钱打过去了，对方收到款以后会在扣除事先说好的税点后以个人名义把钱转到我个人银行卡里，转完后对方会跟我或者马久春联系，告诉我们钱转过来了，收到钱后马久春会让我把钱转到长康公司对公账户上，记账成借王青山个人款。过一周左右我就会收到对方寄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到票后我就找马久春签字，但他不签字，因为我们所有出钱的票都会经过王青山，马久春不签以后，我就在每周五把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放在王青山办公桌，王青山周末来签，马久春每周六都在单位给王青山汇报工作。就以这种形式我们长康公司找别的公司买过多次票，但每次操作流程都一样。我不直接跟王青山汇报，都是马久春跟他汇报的，马久春每周都跟他汇报，王青山也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签字，他不可能不问。王青山在我们公司是实际老板，公司出钱的事他都管，连差旅报销他都会看，这么大笔的前他不会不看、不问。2013年左右至2017年5月期间，通过我个人账户资金回流的都是马久春指使我虚开的。我名下中国农业银行62×××73账户是马久春让我开立的账户，用于公司接收款项使用，是2015年7月14日开户的。这张卡的打款、收款都是我本人操作的，这张银行卡一直是在我手中使用。这张卡里的进款，我都会跟马久春汇报。4、被告人王明宇供述，证实我是2016年9月到长康公司上班，2017年5月份至今为该公司出纳。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某2，实际控制人是王青山，马久春是常务副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而且兼任会计，下面是经营部负责人刘某1、生产部负责人陈某、质量部总工王某1，出纳是张士超和我。张士超2017年5月不在长康公司任职。2017年5月底，马久春就对我说“你有能开票的关系吗？”，我就说我没有关系，之后马久春就给我一个电话，说以前公司进项票不够时都是找这个人买的，让我联系这人问他能不能开票，之后我就按照马久春给我的电话联系了，对方叫刘某2，刘某2就说能开，但是需要收取税的开票费，我就把开票费的情况告诉马久春了，之后马久春就让我请示我三叔王青山。当时我记得我把手机按了免提，马久春就跟王青山说公司缺少进项票，从刘某2的公司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王青山当时觉得刘某2要的开票费有点高，但是后来还是同意了。之后每次都是马久春告诉开多少钱的票，然后联系刘某2的会计（牛某），但是每次谈票点都是找刘某2去谈，而且开票费每次都不一样，有时8%、9%、10%，都不确定。每次开票费一提高我就先和马久春说，马久春就让我请示王青山，就这样开了好几次。第一次虚开发票是和刘某2联系的，通过微信把长康公司的开票信息发给刘某2，之后再开票就是通过微信和刘某2的女会计联系的。对方给我一个对公账户，让我把需要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先打到刘某2或女会计给我的对公账户，然后对方扣除相应的开票费后，打回王青山的个人账户。如果我们公司账户金额不够，我就和刘某2或者刘某2会计多流转几次资金，这样就把票面价税合计凑够了，这个资金流转方法是马久春告诉我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次刘某2都邮寄给我。每次从刘某2银行卡里打到王青山银行卡里的资金，刘某2的会计都会通过微信给我发条钱已到账的信息，我就与王青山确认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走资金回流的钱到账情况，确定完数额后我再找会计马久春告诉他到账的具体数额。我任职长康公司出纳期间一共虚开过很多张，但是在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之间开票人是刘某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马久春让我联系刘某2或者刘某2的女会计虚开的。刘某2用过有好几家公司给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我现在就记得有一家升久公司开的比较多。2018年3月增值税专用发票出现问题，2018年5月宝坻区国税局通知不能抵扣税款，我就打电话给刘某2和刘某2的女会计，但是都联系不上了，我就和马久春一起到了刘某2的公司，但是公司都没有人了，我感觉刘某2可能出事了，我就把刘某2的还有刘某2的女会计的电话和微信都删了。长康公司和刘某2开票的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业务，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时为了掩饰虚开的行为双方签订了采购合同，但是合同没有妥善保管，现在找不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拿过来都是会计马久春去税务部门认证抵扣，但2018年3月20日虚开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抵扣后进项转出后补缴税款，2017年12月20日的18份抵扣了，其他的不清楚。5、证人刘某2证言，证实顺鑫久旺公司、昊晟久旺公司、升久公司、恒昌盛业公司、鋆霖公司、琨毅公司，这六家公司是都是我和我哥刘某4经营的公司。我知道长康公司从我和刘某4经营的公司虚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具体的开了多少不清楚。公安机关向我出示的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的3张复印件，对方的微信号昵称是海纳百川，是我的聊天记录，我对长康公司也有印象，但是对聊天记录里的马久春没有什么印象了，我应该是见过这个人，但是印象不深。这3张聊天记录里，我备注对方的名称为“钢票慕名宝坻来的”是因为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钢材类的。我不清楚长康公司的资金回流的情况，但是资金回流的流程是对方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将票面金额的钱款转账至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应的公司账户，然后再将钱款转账至我或者其他人对应的账户，因为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公司，长康公司虚开发票的这6家公司都是我对应的公司，所以就转账至我名下的个人账户内，然后扣除开票费再转账至对方公司的个人账户内。62×××14是我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但是银行卡一直放在我们公司出纳侯某用于公司使用。只要有资金回流的都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不清楚长康公司负责资金回流的个人账户是哪个。我们一般的开票费是5%至10%，具体长康公司的开票费是多少我不清楚。我想起来应该是去过长康公司，长康公司是刘某3介绍到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因为当时我和长康公司的人都不熟，是刘某3做的担保，我公司才给长康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辨认笔录，证实刘某2辨认出刘某3是介绍长康公司的人。6、证人温某证言，证实我是鑫升久旺公司、恒昌盛业公司的会计，负责平时的财务报表和记账。我对长康公司有印象，这个公司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但具体是什么性质的客户我不清楚。长康公司具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业务是刘某2和牛某负责的，因为我以前听刘某2和牛某提过这个公司。我公司2017年2月份左右之前，是牛某负责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回流，2017年2月份左右之后，是侯某负责做资金回流。别的公司从我们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都要提前用对公账户打到相应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的对公账户上，然后牛某或侯某会把公司对公账户上打的钱，转到刘某2个人名下的农业银行的银行卡里，扣除开票费后，之后再转给对方公司提供的个人账户里。公安机关出示的账本上前面记录的数字是时间，付+人名，是指付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后面括号中记的刘某2、刘某4名下公司收到别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公账户的打款，后面的金额乘以0.0几的都是扣除的开票费的钱。这个账本上有资金回流的应该是虚开的，我的业务就是走的资金回流。7、证人侯某证言，证实我是2016年3月进刘某2公司任职的，任职后我就负责干一些财务上的杂活。2017年4、5月份,我任刘某2名下实际控制经营公司的出纳，我负责刘某2名下公司的记账和打款。刘某2名下实际控制经营的公司有：顺鑫久旺公司、昊晟久旺公司、升久公司、恒昌盛业公司、琨毅公司。我对长康公司有印象，长康公司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金额把钱通过对公账户打入刘某2名下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对公账户上。然后刘某2或牛某会告诉我让我查看一下钱是否到达对公账户的户头上。到账后刘某2会告诉我把多少钱转到刘某2名下的尾号为9977的农业银行账户内，每次刘某2也会留一部分资金在对公账户上。然后刘某2就告诉我扣除多少票点后再从刘某2名下的银行转到王青山的银行卡里。公安机关向我出示的2016年7月份至2018年3月份刘某2个人名下账号为62×××77的银行流水和公司的记账，是牛某和我给刘某2银行卡和刘某2名下公司对公账户记的账。2017年4、5月份之前账本是牛某记的，后来刘某2让牛某当了助理。牛某就把记账的方法告诉了我，2017年4、5月份之后，是我给刘某2记的账。牛某做资金回流的时候一直使用刘某2名下账号为62×××14的账户，后来我给刘某2的公司做资金回流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刘某2名下尾号是997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了。账本上前面记录的数字是时间，付+人名，是指付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后面括号中记的刘某2、刘某4名下公司收到别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公账户的打款，后面的金额乘以0.0几的都是扣除的开票费的钱。这个账本上记的只要有资金回流的全都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负责将对方公司转账到公司账户的钱倒入刘某2个人账户，再从刘某2个人账户转账至对方公司的个人账户。我见过刘某3，刘某3是刘某2的一个客户，和刘某2是很好的朋友。8、证人牛某证言，证实2015年至2017年我在刘某2名下公司任出纳，负责刘某2名下公司的打款，也给刘某2名下尾号为9977的农行卡和尾号为6814的农行卡记打款明细，还负责给刘某2名下公司的对公账户收款做记录。我知道长康公司，我和刘某2去过这个公司，当时这个公司有一个老头（马久春）和一个女的（张士超），两个人接待的我和刘某2，而且我给刘某2的银行卡做流水记录时也记录过这个公司。我现在知道刘某2公司给长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具体需开了多少数额我不清楚，我只负责按照刘某2的指示往刘某2提供给我的银行卡里打款。长康公司通过对公账户给刘某2名下公司对公账户打完款，我将刘某2名下公司对公账户里的款，转到刘某2名下尾号为9977和6814的农行卡里，然后再转到刘某2给我提供的对方公司个人的银行卡里。长康公司通过对公账户打入到刘某2名下公司对公账户的钱，在扣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费后，经资金回流，都流入到张士超名下尾号为4973的农行卡里，这是我记得账，资金回流也是我具体操作的，但我是按照刘某2的指示做的。我在打款的时候知道有个叫张士超的。我记得长康公司的有一个男的（王明宇）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直到我不干出纳的时候他还跟我联系。长康公司这个男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长康公司的钱打到了刘某2公司的对公账户里，我接着就给刘某2确认退给长康公司多少钱，确认完之后我再跟侯某说给长康公司提供的个人银行卡打款。辨认笔录，证实牛某辨认出马久春为长康公司经理，张士超为长康公司会计。9、证人刘某3证言，证实2016年至今我一直在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做媒改气项目。我认识刘某2，我和刘某2是在静海天津市长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班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刘某2给这个公司卖盘条，2008年的时候我就不在这个公司干了，但是我和刘某2还一直联系。我没有介绍过别人从刘某2处买过钢材，也没介绍过别人从刘某2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不知道长康公司，不认识王青山、马久春、张士超和王明宇。10、证人陈某证言，证实1997年我开始就在长康公司工作，2017年初，我担任该公司生产经理。法定代表人是王某2，王青山是该公司的股东，2015年到2018年4月公司的常务经理兼财务主管是马久春，主要负责公司经营、生产、做账等，2018年4月常务经理更换成王某1，但财务主管还是马久春，原来的出纳是张士超，2017年出纳换成王明宇，该公司实际经营人应该是马久春。王青山平时不在公司，没有具体负责的范围，周末王青山偶尔来公司看看，由于王青山和王某2很少在公司，公司上下大小的事儿都由马久春做主，公司的钱款出入都需要马久春同意才行，我是公司生产经理，我的工作都需要向马久春进行汇报，所以公司就是马久春说了算。我没听说过升久公司、琨毅公司、昊晟久旺公司、顺鑫久旺公司、恒昌盛业公司、鋆霖公司这六家企业。我不清楚长康公司从上述六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我只负责生产销售，财务方面的事我不参与，长康公司和上述六家企业是否有实际业务往来我也不清楚。11、证人王某1证言，证实1997年9月，我在长康公司工作，从2010年至今一直在该公司担任技术主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王青山是股东，2015年至2018年4月公司的常务经理兼财务主管是马久春，主要负责公司经营、生产、做账等，2018年4月公司的常务经理更换成我，原来的财务主管一直是马久春，原来的出纳张士超，2017年出纳换成了王明宇。公司实际经营人应该是马久春，王青山和王某2平时很少来公司，马久春是常务经理兼财务主管，所以平时大家都听马久春的。我是公司技术主管，我的工作都需要向马久春进行汇报，所以公司平常就是马久春说的算。我没听说过升久公司、琨毅公司、昊晟久旺公司、顺鑫久旺公司、恒昌盛业公司、鋆霖公司这六家企业，我不清楚2016年至2018年期间长康公司从上述六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我只负责技术，所以长康公司和上述六家企业是否有实际业务往来我不清楚。12、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我从2003年开始在长康公司担任销售部经理，公司法人是王某2，股东有王某2的弟弟王青山，马久春是公司常务经理兼财务主管，2018年7月左右，公司的常务经理更换成王某1，公司以前的出纳是张士超，后来王明宇是出纳了。由于王某2、王青山还有其他股东很少在公司，公司上下大小的事都由马久春做主，尤其马久春还是公司财务主管，所以公司的钱款出入都需要马久春同意才行。我是公司销售负责人，我的工作也都是向马久春进行汇报。我没听说过升久公司、琨毅公司、昊晟久旺公司、顺鑫久旺公司、恒昌盛业公司、鋆霖公司这六家企业，我不清楚2016年至2018年期间长康公司从上述六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我在公司只销售生产，财务方面的事我不参与。长康公司和上述六家企业是否有实际业务往来我不清楚。13、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北辰区税务局（原天津市北辰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2018年8月14日出具的调查报告、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于2018年12月3日出具的调查报告，证实顺鑫久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昊晟久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升久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5份、恒昌盛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鋆霖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是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收取(税点）手续费，为长康公司虚开发票，且有资金回流的证据。合计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170份,金额合计13444986.02元、税额合计2285647.74元，价税合计15730633.76元，为虚开发票。14、刘某2手机微信截图，证实刘某2于2017年8月7日通过微信与昵称为“海纳百川”的人（马久春）联系开票事宜的情况。15、刘某2公司会计人员侯某和牛某手写的公司记账明细（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证实长康公司对公账户向出票方公司对公账户打入虚开的钱款金额，刘某2公司扣除买票款（税点）情况和资金回流情况。16、升久公司给长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5份、顺鑫久旺公司给长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恒昌盛业公司给长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昊晟久旺公司给长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鋆霖公司给长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琨毅公司给长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天津农商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证实长康公司从刘某2经营的多家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以及每次虚开发票前均将票面价税合计金额从长康公司对公账户付至开票公司账户。17、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宝坻区税务局出具的长康公司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认证结果通知书及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公安机关制作的长康公司分别从涉案五个公司（除琨毅公司25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0份的表格，证实长康公司从刘某2经营公司虚开的19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到宝坻区税务机关进行认证，只有2018年3月20日升久公司开具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认证后失控。18、刘某2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尾号6814和9977）、王青山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尾号6510）、张士超农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尾号4973）、长康公司农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尾号2140）、升久公司（尾号3455）、顺鑫久旺公司（尾号0203）、昊晟久旺公司（尾号0518）、恒昌盛业公司（尾号9106）农行账户交易明细单，证实长康公司对公账户向刘某2公司对公账户打入虚开的票面金额，扣除买票款（税点）后把剩佘钱款通过刘某2个人账户打入王青山或者张士超个人银行账户，最后再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把钱款打入长康公司对公账户，最终实现资金回流。19、长康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提交的67份入库单复印件及该公司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证实现有入库单中未见长康公司与刘某2经营公司存在真实货物交易。20、情况说明、纳税申报表、自查情况及补税附件、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完税证明，证实长康公司通过自查已补缴全部税款。21、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经工作发现，公安机关电话将马久春、王明宇、张士超传唤到案：王青山系在其工作单位被抓获归案。22、市场主体基本信息和证明、王青山的户籍证明，马久春、张士超和王明宇的居民信息表及王青山、马久春、张士超和王明宇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证实长康公司主体及经营范围情况，四被告人犯罪时已成年且均无违法犯罪记录。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有效，所证明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长康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在无实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根据税务机关调查报告指控虚开税额2328026.99元，与本院查明虚开税额2346593元并不一致，公诉机关不再予以调整，本院按公诉机关指控数额认定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张士超的犯罪数额。长康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被告人王青山、常务经理被告人马久春作为单位负责的主管人员，涉及虚开税额2328026.99元，数额较大，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张士超、王明宇作为负责实施让他人为自己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张士超涉及虚开税额1498921.67元，王明宇涉及虚开税额829105.32元，均属数额较大，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单位长康公司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退赔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抵扣的税款，挽回其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故依法对长康公司酌情从轻处罚。因被告单位缺乏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故其辩护人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的其他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鉴于被告人王青山能够自愿认罪，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王青山仅认可参与部分犯罪事实的辩解，经查，根据被告人马久春、张士超、王明宇供述及王青山当庭供述，结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王青山银行卡流水等书证，能够证实王青山作为长康公司实际经营人，对长康公司经营对象具有决定权，2016年至2018年期间王青山授意马久春向其他公司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税款。后长康公司在无真实业务情况下，长期、多次接收刘某2经营的多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每张发票均有王青山签字确认后向税务机关认证，王青山自2017年开始亦使用其个人账户完成资金回流。同时，马久春、王明宇供述均能够证实开票费、大额转账等事项均需向王青山请示后决定，王青山上述辩解显然与客观情况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王青山实施了长康公司全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其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对被告人马久春及其辩护人认为其并未实际参与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辩解，经查，根据被告人王青山在侦查机关供述以及被告人张士超、王明宇的供述，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及微信记录，能够认定马久春为长康公司常务经理，张士超、王明宇仅为公司出纳，接受马久春管理，对公司经营事项并无决定权。王青山于2016年授意马久春向其他公司购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税款，马久春联系刘某2经营公司的相关人员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并先后指使张士超、王明宇完成转账、收票、资金回流等，其在王青山签字后使用发票到税务机关进行认证抵税。马久春及其辩护人关于马久春并未实施犯罪行为的辩解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张士超当庭自愿认罪，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其具有坦白情节且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张士超被传唤到案后，并未能始终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仅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当庭认罪态度较好，不宜认定为坦白。张士超虽为接受马久春指使，但其负责与刘某2经营公司的人员联络、转账，并开立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回流，不宜认定为从犯，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他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鉴于王明宇被电话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其系从犯的公诉意见，经查，虽为接受马久春指使，但其负责与刘某2经营公司的人员联络、转账，仅是在共同犯罪中分工不同，不宜认定为从犯，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辩护人所提出其他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天津市长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32万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缴至本院。）二、被告人王青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2023年10月17日止。）三、被告人马久春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2024年1月17日止。）四、被告人张士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被告人王明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赵宗阳人民陪审员  丁红军人民陪审员  高 静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崔洪宇书记员李倩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第二百一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