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83民初1212号 原告：成都邛崃建平学校，住所地：四川省邛崃市君平大道633号。 负责人：王新宇，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四川天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授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邛崃市前进镇东岳街23号。 法定代表人：陈俊，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芹，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建，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策，男，汉族，195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建，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萍，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益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633号1幢1037号。 法定代表人：王焕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斌，男，汉族，1963年6月1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系公司员工。 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平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被告成都授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芹、谭秀建，余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建、王丽萍，第三人上海益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平学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成都授业、余策立即返还建平学校的学校公章（编号：5101839901275）、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839901276）、法定代表人章（编号：5101839901277）、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0183MJQ5655500）、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教民：151018340000021）、开户银行U盾。事实和理由：建平学校于2016年6月12日依法登记成立，举办人为上海益课，成立时董事会成员为余策、宋琪、李亚斌，其中余策担任董事长、校长、学校法定代表人。2017年4月，邛崃市教育局对学校进行督查后认为董事会成员在数量和任职条件上不符合要求，向学校提出尽快完善学校组织架构的要求。2017年5月6日，建平学校召开董事会扩大会，对董事成员进行重新选举，变更为杨翠明、林祖培、王新宇、李铁、孙海林，其中王新宇担任董事长、校长。2017年7月，建平学校将上述变更事项在邛崃市教育局登记备案。 2017年5月余策离职后，学校事务由王新宇负责。7月的学校董事会通过了将其法定代表人余策变更为王新宇的决议。建平学校多次要求余策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并交还学校证、章等，但余策拒绝配合和交还。为了解决纠纷，2018年5月13日，成都授业与上海益课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5.13协议），双方约定上海益课按照审计金额支付成都授业投资款后，成都授业将完成建平学校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及交还证、章。后因成都授业违约，导致《协议书》没有履行。 建平学校认为，学校证、章属于其所有，成都授业和余策无权占有，且余策丧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应该协助建平学校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建平学校提起诉讼。 被告成都授业、余策辩称，1.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王新宇不是建平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作为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不能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建平学校参与诉讼时加盖的是校长办公室印章，不是学校公章，校长办公室只是学校的部门，学校的部门不具有代表学校提起诉讼的资格，因此建平学校诉讼主体不适格；2.关于建平学校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3.关于建平学校诉称的事实。 建平学校诉称其于2016年6月12日依法登记成立至今，余策是董事长、校长、法定代表人是事实，但举办人为上海益课教育有误，举办人实际为成都授业有限公司；（2）建平学校诉称2017年4月邛崃市教育局督查认为建平学校董事会成员数量上不符合要求，需要完善组织结构是事实，但其诉称2017年5月6日依法对董事会成员进行重新选举，董事会成员由余策、宋琪、李亚斌，变成为杨翠明、王新宇、林祖培、李铁、孙海林，王新宇任校长、董事长不是事实。事实为2017年4月邛崃市教育局发出整改通知后，余策于2017年4月27日通知宋琪、李亚斌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依法完成董事会成员的增补，并非董事会成员重新选举，该会议未重新选举杨翠明等为董事，更没有产生董事长、校长为王新宇的决定，该五人所谓的董事身份不符合学校章程第十条、十一条、十三条之规定，五人的董事身份应当无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董事会、董事长、校长的备案也应当无效，即原告诉称2017年7月在邛崃市教育局备案的事实无效；（3）建平学校诉称余策于2017年5月离职不是事实。事实是2017年6月15日王新宇安排不明身份人员占据学校门卫室，6月27日晚上王新宇安排不明身份人员控制学校大门及门卫室，将余策拒之门外。余策至今并没有离职；（4）鉴于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共同举办建平学校，双方于2016年9月4日签订《关于邛崃市教育与上海益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所签有关重要事项的协议》（以下简称9.4协议），确定建平学校系成都授业、上海益课联合创办，约定双方享有相应红利分配等。2018年5月13日，双方签署《5.13协议》，约定上海益课支付成都授业款项后10日内，成都授业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等。现因上海益课未按约支付款项，本案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变更条件，返还证、章等也不具备条件。综上，请求驳回建平学校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上海益课陈述，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成都授业、余策所述建平学校的举办方不是上海益课而是成都授业的说法没有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建平学校于2016年6月12依法登记成立，举办者上海益课，法定代表人余策，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学校设董事会，成员3人，分别为余策、宋琪、李亚斌，余策担任董事人、校长。成都授业于2016年8月24日成立。2016年9月4日，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签订《9.4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创办建平学校，上海益课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享受学校10%红利分配，成都授业负责投资资金筹措、学校行政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后勤保障等，享受学校90%红利分配。2017年5月6日，建平学校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形成两项决议：一、学校董事会成员由三人变更为五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二、提请举办者上海益课确定董事会变更事宜并指定代表担任董事。同日，上海益课作出取消李亚斌、宋琪、余策董事资格的通知。5月7日，上海益课作出委派代表担任建平学校董事的决定，委派王新宇，杨翠明、林祖培、李铁、孙海林担任学校董事，组建董事会。5月11日，建平学校召开董事会，形成两项决议：一、选举王新宇担任建平学校董事长、校长；二、选举周玉微担任建平学校执行校长。2017年7月，邛崃市教育局对建平学校变更后的董事会成员、董事长、校长进行了备案。2018月5月13日，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签订《5.13协议》，约定成都授业收到上海益课支付的全部投资款、利息、补偿款后，《9.4协议》即予解除，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矛盾。余策曾于2017年6月17日到邛崃市公安局临邛派出所报警，称建平学校工作人员不让其进入学校。2019年3月3日，建平学校向邛崃市教育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3月27日邛崃市教育局回复学校所交材料不齐，要求完善资料后再次申请。 上述事实，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关于邛崃市教育与上海益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所签有关重要事项的协议》、2017年5月6日《成都建平学校董事会会议决议》、《上海益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取消余策成都建平学校学校董事资格的通知》、2017年5月11日《成都建平学校董事会决议》、2017年5月13日《协议书》、邛崃市教育局备案《情况说明》、建平学校《关于成都邛崃建平学校变更法人代表的请示》、《邛崃市教育局关于成都邛崃建平学校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回复》、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对证据予以采信，对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归纳本案两个焦点：1、诉讼主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余策占有建平学校印章、办学许可证等印章和证照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否应当返还。现分别评议如下。 焦点一、诉讼主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首先，被告辩称原告以非法定代表人王新宇进行诉讼，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律规定。理由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之规定，建平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为余策，而非王新宇，建平学校不应由王新宇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王新宇也无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截止起诉时，原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的确为余策，但在2017年5月11日的董事会上，已形成选举王新宇担任建平学校董事长、校长的决议，行政主管部门邛崃市教育局也于2017年7月对建平学校变更后的董事长、校长进行了备案，建平学校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因资料不齐未获登记机关通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之规定，本案建平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余策变更为王新宇已经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虽未完成变更登记，但由新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且，不管是变更前还是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起诉的主体都应当是法人而非法定代表人本人，法律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并非强制规定法人参加诉讼必须且只能由法定代表人进行，也不能由此反推得出法定代表人未进行诉讼则法人就丧失诉权的结论，因此，被告辩称王新宇进行诉讼，起诉应当驳回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本案建平学校与其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余策已发生矛盾，余策拒绝配合学校办理变更登记，在此情况下，被告再以余策未进行诉讼则起诉不合法为由阻却学校行使诉权，显然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其次，原告用“成都建平学校校长办公室”提起诉讼，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理由为原告起诉书加盖的“成都建平学校校长办公室”印章并非备案的学校公章，是原告违法刻制的，无权代表建平学校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法人起诉时要求起诉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是人民法院审查起诉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一种形式审查，但并非立案的必要条件，只要起诉符合《民诉法》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法院就应当受理。本案原告作为独立的法人，依法享有诉权，虽然起诉书未加盖法人印章，但原因是印章已被被告带走导致客观上无法加盖，并非原告主观故意。且印章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代表法人的一种载体，并非法人本身，起诉书未加盖印章并不能否定法人依法享有的诉权，法律也未规定法人起诉书未加盖法人印章则禁止提起诉讼，因此，对被告辩称原告起诉书加盖的印章为“成都建平学校校长办公室”无权代表学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所称“成都建平学校校长办公室”是原告私刻的意见，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审查。 第三，原告起诉其法定代表人余策不符合法律规定。理由为余策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成为被告，出现了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43-1号案例中法律所禁止的法人单位状告法定代表人的情形，起诉应当驳回。本院认为，被告认为法人不能起诉法定代表人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43-1号案例，但该案例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调整公司法律关系的范畴，而本案原告为民办学校，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法人，不属于《公司法》调整范围，本案也不是案例所示《公司法》一百五十一条列举的情形；且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被告以已生效案例为据辩称出现了法律所禁止的法人单位状告法定代表人的情形，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焦点二、余策占有建平学校印章、办学许可证等印章和证照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否应当返还。被告认为印章、证照等不具备返还条件，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因本案争议涉及举办人合作办学事项，成都授业为建平学校的实际举办者，按照《9.4协议》分工，余策作为成都授业原法定代表人，股东，在成都授业与建平学校诉讼没有解决前，返还物品不具备返还条件。第二、余策作为建平学校的董事长、校长、法定代表人，持有并保管建平学校印章和证照合法有据，在法定代表人没有完成变更前，不具备返还条件。第三、根据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签订的《5.13协议》，返还印照和变更法人的条件是上海益课向成都授业支付约定款项，上海益课未按约付款，不具备返还条件。 对第一个理由，本院认为，建平学校登记的举办者为上海益课，虽然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之间有合作办学协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之规定，举办者变更需要履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在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已按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请变更举办者并经审批机关核准的情况下，被告辩称基于举办者身份占有印章和证照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而且，确认举办者身份属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行政权限范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本案不作审查。 对第二个理由，本院认为，民办学校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学校的印章和证照是属于学校的财物，应当由学校保管和使用，余策虽然是建平学校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校长，但印章和证照不是法定代表人余策的私人财物，也不是必须由法定代表人亲自保管的财物，而且，事实上从2017年6月左右起，余策就没有在建平学校正常履职，其坚持基于法定代表人身份继续保管学校印章和证照，显然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对第三个理由，本院认为，《5.13协议》签订的主体是上海益课和成都授业，建平学校并非合同当事方，上海益课虽然是建平学校的举办者，但建平学校作为依法登记成立的法人，其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上海益课并不能代表建平学校，也无权对建平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对外作出约定，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签订的协议中有关建平学校印章和证照返还条件的约定，对建平学校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被告余策据此扣留学校印章和证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本案争议虽然由上海益课与成都授业之间的合作办学纠纷引发，但双方都应当在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内理性解决争端，而被告却以扣留建平学校印章、证照等保障学校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重要证照作为解决纠纷的砝码，做法显然欠妥，也于法无据。建平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对其印章和办学许可证等重要物品具有所有权、保管权和使用权，现余策以学校举办者与合作办学方的纠纷未解决等原因为由带走学校印章和证照，无合法依据，已妨碍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也侵犯了建平学校的财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之规定，原告要求余策返还印章、证照等物品，本院予支持。 原告诉请成都授业与余策共同返还物品，庭审中，余策和成都授业均表示印章和证照等在余策处，《5.13协议》中，虽然有成都授业担保交还建平学校公章、财务章等的描述，但不能据此便推断印章等物品在成都授业处。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印章等物品在成都授业处。本院认为，印章、办学许可证等物品是被余策从学校带走，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余策和成都授业同时共同保管的情形，本院采信余策和成都授业的陈述，确认物品现在余策处，对原告要求成都授业返还物品的请求，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辩称的王新宇等五位董事产生不合法，后续选举董事长、校长不合法，教育局对此进行备案不合法等意见，因与本案返还原物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学校变更董事等程序合法与否，与本案学校要求被告返还属于学校的财物也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 另，原告起诉时还有一项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余策协助原告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庭审结束后，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该项请求，本院已裁定准许撤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策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成都邛崃建平学校公章（编码：5101839901275）、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839901276）、法定代表人章（编码：5101839901277）、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0183MJQ5655500）、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教民：151018340000021）、学校开户银行U盾；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余策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芳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严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