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83民初6339号 原告（即反诉被告）：桐乡市浙轩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发展大道239号1幢D-4055-4062、D-3071、30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0894523449。 法定代表人：范秋玉,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忠,浙江耀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即反诉原告）：金华远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南路西段1586号龙腾·铭德广场631-63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0501102913。 法定代表人：郑志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杰，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桐乡市浙轩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远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滕忠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答辩期内，被告对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异议，被告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对本案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忠，被告法定代表人郑志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杰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故转换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滕忠元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金本、沈掌林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忠，被告法定代表人郑志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杰到庭参加诉讼。后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院予以准许。现经合议庭评议，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9999.73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24日，原告向被告委托的第三方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发送披肩6230条，单价24元，合计金额149999.73元。经清点、验货后，物流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货凭证，载明了收货的具体事实。2017年7月6日，被告与原告沟通，确认开票事宜。原告与被告对账确认，被告针对该笔货款已支付30000元，余款至今尚未支付。上述款项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不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答辩称，第一，双方之间存在购销合同，根据双方2016年的交易习惯和业务往来，是通过QQ的形式传送和签订合同，所以2017年也是通过QQ签订的合同，被告将合同发给原告确认，原告接收后视为承诺，合同对数量、尺寸、颜色、单价等均做了明确约定。第二，被告并没有验货，2017年6月份，原告发货时，被告父亲当时病危住院，无法进行验货，基于对原告的信任，所以没有验货，原告的陈述是虚假的。第三，仅仅有增值税并不能作为双方真实交易存在的依据，增值税发票抵扣的行为也不能证明实际交易量。实际上，双方的交易量只有5000条，合同价款为106800元。第四，原告提供的货物并不符合合同约定，应当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第五，国外客户已经向被告索赔，被告已经支付国外客户5000美金。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反诉称，请求判令：一、原告返还被告已支付的货款90000元；二、原告赔偿被告损失34343元；三、反诉费用由原告承担（变更后，起初要求返还货款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双方签订过《购销合同》，针对被告向原告采购的品名、材质、尺寸、参数、要求、单价和总金额均有明确约定，该合同第八条责任赔偿约定：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原告向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交付约定的货物，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交由货代装柜，船运至美国客户，美国客户在收取原告生产的货物时发现，收到的货物与订单约定的尺寸完全不符、部分还存在数量不符等问题，造成美国客户无法销售，并通过阿里巴巴平台向被告提起索赔，赔偿金额5000美元由阿里巴巴平台扣回。因质量问题造成被告直接损失，且货物不符合约定，属于原告违约，被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应当将被告已支付的90000元货款返还被告。 针对被告的反诉，原告答辩称，对被告的反诉主张，不予认可。原告的供货义务已经完成，原告已经将货物交给被告指定的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被告已经收到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7月9日至7月12日开具）13份，证明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发票总金额149999.73元。 证据二，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凭证（照片打印件）及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原告已经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 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原、被告交易的真实性，被告对交易标的、数量的确认；2017年6月24日原告在发货后将有关单据向被告展示，被告对展示内容予以确认；发货之后的聊天记录；被告要求开票金额为149999.73元。 证据四，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9月开具，复印件）26份，证明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关系，2016年发生交易额30万元。 证据五，图片（发货清单）2张，证明原告法人的配偶俞富松曾经将2017年的送货清单和欠款情况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法人，可以说明2017年双方的交易情况。 被告质证意见：证据一，对发票有异议，票面金额与实际的订货金额、收货金额均不一致，票面金额大于实际的收货金额，原告应提供实际的货物明细清单。证据二，对收货凭证没有异议，送货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已经装箱的货物；对情况说明有异议，对证人的主体身份有异议，而且证人也没出庭。证据三，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2017年8月13日，被告已经将国外客户的索赔邮件发给原告；8月4日，原告微信向被告发送的就是合同，说明双方是有合同的，不是没有合同。被告没有去验货是因为郑志红的父亲病危。原告将货物直接交给货运公司，货代交给运输公司发往美国，国外客户发现有质量问题后反馈给被告，被告已经将质量问题及时告知原告。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都已经抵扣过，但实际交易和收货没有这么多。证据五，只能说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郑志红看到了，但实际收到没有那么多。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qq聊天记录1份，2016年4月2日（通过QQ传送）、2016年5月2日（没有QQ聊天记录印证）、2016年6月12日（没有QQ聊天记录印证）、2017年1月5日（通过QQ传送）、2017年6月3日（通过QQ传送）的合同各1份，证明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内容；2016年5月2日和6月12日的是最初的合同，4月2日的合同是为了开30万元的发票而后补的。 证据二，转账凭证1份，证明被告支付原告50000元。 证据三，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宁波美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证明各1份，证明货物托运交付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货代是宁波美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证据四，无船承运人提单（复印件）及翻译件各1份，证明提单内容、集装箱号、船名航次号及客户名称等。 证据五，索赔邮件翻译件1份，证明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 证据六，阿里巴巴纠纷仲裁结果截图1份，证明被告已退还国外客户定金5000美元。 证据七，垫款委托书、杭州银行电子回单，证明被告已退还国外客户定金人民币34343元。 证据八，形式发票及翻译件各1份，证明被告与国外客户的订单内容。 证据九，转账凭证1份，证明被告支付原告40000元。 原告质证意见：证据一，对于聊天记录（QQ号：15×××22原告公司业务员瞿刚）有些文件打不开，对这些文件的内容表示怀疑。聊天记录文字是真实的，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全面有异议，是不是表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有异议。对聊天记录，因被告与聊天的相对方并非原告，无法确认聊天记录与本案有关。2016年4月2日的合同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原被告双方都是采用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交易，该份合同与事实不相符合，是虚假的。对2016年5月2日的合同，因为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2016年6月12日的合同，被告提供的也是复印件，对它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2017年1月5日和6月3日的合同，该份资料上没有任何原告确认信息如签字，对它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三至证据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验货是收货方的权利，发货之后，视为该货物交货完毕，所有风险由被告承担，风险包括尺寸、数量等。证据八，系被告单方制作，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属于支付2016年的货款。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和证据九，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一，QQ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016年4月2日的合同系原件，5月2日的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合同上有原告盖章（系复印），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并综合双方陈述（原告第一次庭审中称2016年是有合同的，2017年是没合同的,是通过QQ传送的），予以认定；而2016年6月12日的合同,没有QQ聊天记录印证，合同只是电子版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认定；2017年1月5日和2017年6月3日的合同，根据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双方确实有合同存在，但因聊天记录的电子文档无法打开，合同只是电子版打印件，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三，能够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相印证，予以认定。证据四，虽系复印件，但能够与证据三相印证，予以认定。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能相互印证，予以认定。证据八，能够与证据五及原告提供的发货清单图片相印证，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原告共向被告开具金额为3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被告均已经用于抵扣）。原告自认，2016年5月4日、7月11日、8月8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货款5万元、2万元和17万元，共计24万元。 2017年5月12日至13日郑志红(系被告法定代表人)与俞富松（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配偶）的聊天记录为，郑志红：400条包装成8箱，每箱毛重12.7公斤，共101.6公斤，确认一下对不对。俞富松：对。郑志红：货从义乌发，大货15号想办法赶出来。5月13日郑志红发送的图片显示是粉色，告知箱子用质量好一点，都破了。 2017年6月4日至5日郑志红与俞富松的聊天记录为，郑志红：有多少条要洗的？俞富松：300多。郑志红：都是宝蓝色L尺寸的吗？俞富松：丈青也有一部分。郑志红：昨天说今天发1300条，因为300条脏了，那只有1000条了？俞富松：12箱大号宝蓝，3箱中号丈青。郑志红：收到。 2017年6月23日，俞富松通过微信将之前的发货清单和当日的发货清单发送给郑志红，并告知“货进仓已安排，钱辛苦你安排一下”，同时把已经装好的货物图片发给对方。清单上载明：72×24粉色13箱650条（1-13）；犹太披肩：72×22兰色+金4箱200条（14-17），72×22兰色+银20箱1000条（18-37），72×22本白+金10箱500条（38-47），72×22本白+银10箱500条（48-57）；72×22上青+金6箱300条（58-63），72×22宝兰+金4箱200条（64-67），72×22天兰+金2箱100条（68-69）。 72×22紫色+金2箱100条（70-71），72×22粉色+金20箱1000条（72-91）；共91箱。 以前出60×80宝兰880条×40=35200,73×36上青400条×28=11200,72×24粉色400条×23=9200；今天出72×24粉色650条×23=14950，72×22犹太披肩2200×18=39600，72×22（上青、宝兰、天兰、紫、粉色）1700×18=35700；145850，已付3万欠115850。 同年6月24日，被告委托司机李峰将91箱围巾（共计4950条，价值101450元）送至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向其出具收货凭证一份，载明数量为91箱，进仓编号为MS170233251,货代名称为宁波美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同日，俞富松将收货凭证通过微信发给郑志红后，要求“钱麻烦安排一下”。郑志红回复称“周一，票开一下”。2017年7月6日，郑志红要求俞富松开具发票“品名：披肩；数量6230条，单价24.077；金额：149999.71元。” 另查明，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将上述货物装进集装箱（集装箱号为SEGU5871040）,后该货物由宁波港发到目的地MINNEAPOLIS.MN,客户为HOLYLANDMARKET,船名航次为：NYKAPHRODITE/084E。2017年7月12日，青岛展华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发提单（提单号AMIGL170233251A,其中包含本案所涉披肩和围巾），货物即发往国外。同年8月9日，国外客户发邮件给郑志红，告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主要内容如下：订购72×22英寸藏青+金色围巾300条，实际发货72×20.5英寸500条；订购72×22英寸浅蓝色+金色200条，实际72×20.5英寸200条；订购72×22英寸天蓝色+金色100条，实际72×20.5英寸100条；订购72×22英寸粉色+金色100条，实际72×20.5英寸1025条；订购72×22英寸紫色+金色100条，实际72×20.5英寸100条；订购72×24英寸白色+金色500条，实际72×21.5英寸500条，且围巾未装入包装袋，未使用蓝色流苏；订购72×24英寸白色+银色500条，实际72×21.5英寸500条，且围巾未装入包装袋，未使用蓝色流苏；订购72×24英寸浅蓝色+金色200条，实际74×21英寸150条，72×20.5英寸50条，且部分包装错误，未带有卡片；订购72×24英寸浅蓝色+银色1000条，实际74×21英寸300条，72×20.5英寸650条，且部分包装错误，未带有卡片；订购72×24英寸粉色+金色1600条，实际650条，其余950条未发货；订购73×36英寸藏青+金色400条，实际300条，其余100条未发货。上述尺寸、数量等均不符合约定，如贵方需要把这些围巾寄还给贵方，贵方全额退款（指定金5000美元）后，请安排一位货运代理人前来取货，贵方应负责安排装运并支付运费。 2017年8月13日，郑志红将上述邮件截图发送给俞富松，并要求就客户的事情商量处理一下。2018年1月24日，被告将收到的定金5000美金（实际为人民币34343元）退还国外客户。根据上述邮件，国外客户同意退货，但需要被告自行负责安排装运并支付运费。 另查明，2017年1月6日、6月16日、8月1日，被告分别支付原告货款4万元、3万元和2万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披肩和围巾的买卖关系,双方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2016年和2017年的实际交易额（即被告收到的货物价值）是多少。关于2016年的实际交易额，根据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2016年的发票总金额是30万元，但没有相关的送货凭证相印证，而被告提交的2016年4月2日的合同金额也是30万元（按照被告陈述，该合同是为了开发票而补的，并不代表真实交易额），但被告在庭前的证据交换中称实际收货只有25万元多，多开发票和多签合同是为了多抵扣增值税，后被告在第三次庭审当中又主张退还货款是9万元（其已经支付33万元，意味着只认可2016年的交易额为24万元）。关于2017年的实际交易额，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图片显示，截至2017年6月23日，2017年共计发生货款145850元，被告已支付3万元，尚欠115850元（同时列举了详细的货物清单，该货物清单有聊天记录、送货凭证等证据相印证，2017年5月12日至13日的聊天记录说明俞富松发给郑志红的货物清单上的400条72×24英寸的粉色围巾已收到；2017年6月4日至5日聊天记录说明俞富松发给郑志红的货物清单上的880条60×80英寸的蓝色围巾和400条73×36英寸的藏青围巾已经收到；91箱货则由送货凭证证明），而被告法人在微信聊天中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于同年7月6日要求开具金额为149999.73元（该金额与货物清单上的金额大致相当）的增值税发票。 本院认为，仅凭增值税发票和合同并不能证明实际交易金额，原告仍应提供收货凭证予以证明，但原告并未提供2016年的收货凭证；根据现有证据，截至2017年6月23日，被告共计支付原告货款31万元，而原告提供的货物清单显示2017年发生的交易额145850元中被告已支付3万元（该金额与2017年6月16日被告的付款金额一致，如果2016年的实际交易金额为30万元的话，此处应该写已付1万元）欠115850元，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为该货物清单符合交易实际，且被告也未提出异议，由此可知2016年的实际交易额为28万元（31万元-3万元，既非原告主张，也非被告主张的金额，说明确实存在增值税发票金额高于实际交易金额的情况）。另外，并没有证据证明2017年6月23日之后至被告要求开具金额为149999.73元的增值税发票期间双方另有发生业务，也没有证据证明之后双方有发生其他业务，故2017年的实际交易额应当以145850元为准。2017年6月23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15850元；同年8月1日，被告支付原告20000元，故至今尚有95850元货款未支付，但是双方对部分货物的质量问题存在争议,根据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和图片,本院认为存在质量争议的货物价值101450元(11200元+14950元+39600元+35700元，即2017年6月24日91箱货物和400条藏青+金色的披肩)，故20000元中14400元（115850元-101450元）为支付无质量争议的货款，而5600元为支付有质量争议的货款。 第二，被告的质量异议是否应当支持。首先，根据现有证据，原告提供的货物，确实不符合被告与案外人（即被告的国外客户）之间的买卖合同对货物的数量、尺寸、包装等的要求，故被告和国外客户就双方的纠纷作出了处理，被告退还国外客户定金5000美金，而国外客户同意退货但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其次，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双方交易习惯，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货物的尺寸、数量、包装等均是有事先约定的，而原告提供的货物确实不符合被告对货物尺寸、数量、包装的要求。本案的争议点在于被告于2017年8月13日通知原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是否超过了约定期间或合理期间，其质量异议是否应当支持。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2016年4月2日的合同中关于验货及质量问题的约定为“供方大货完成后，寄1套大货样给需方并且提前7天通知需方验货人员安排验货，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2016年5月2日的合同中的约定为“质量索赔：产品出口后如果国外客户对货物产品质量申诉或索赔的，由供方负责”，2016年6月12日的合同与该合同的表述一致，而2017年的两份合同的表述中则为“产品出口后90天内，如果国外客户对货物产品质量申诉或者索赔的，由供方负责”。虽然后三份合同内容本院并未认定，但结合这几份证据的表述及庭审调查，本院认为，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被告在原告发货前初步验货或者直接发货委托进仓（被告不经手货物），但因该货物为定制的出口货物，双方之前的合同约定和交易习惯是将质量异议通知和索赔期延长至货物出口后的一定期间内（即货物出口后一定期间内，国外客户提出质量异议的，原告仍应对质量问题负责）；本案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对货物检验，故在未进行初步验货的情况下委托被告对货物进行封装并写好麦头后便直接发往宁波港，交由货代委托运输公司运往国外，货物出口后一个月内国外客户开箱验货后便向被告提出了质量异议（2017年8月9日），经沟通无效后，被告于2017年8月13日通知原告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故本院认为上述货物检验过程和质量异议通知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且在合理期限内。退一步讲，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发货清单上载明的尺寸（部分货物尺寸比被告要求的短），对于如此明显的外观上的尺寸差距（1英寸=2.54l厘米，短则1.5英寸，长则3.5英寸），原告是知情或应当知情的，被告对货物的检验和质量异议通知期间不应受约定和法律规定的限制，故本院认为被告的质量异议成立，应予以支持。 本案中，被告反诉要求原告退还货款，实际上就是要求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因原告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尺寸出入较大，致使被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应当予以解除。但是，虽然被告与国外客户的合同已全部解除，但根据邮件的内容，其中73×36英寸藏青+金色围巾300条、72×24英寸粉色+金色围巾650条，只是数量缺少，并没有显示尺寸、颜色、包装等存在问题；被告与国外客户的合同处理结果并不当然约束原、被告之间合同的处理，故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只能部分解除，被告对于该部分货物的退货要求，本院不予支持；该部分货物价值23350元（300条×28元/条=8400元，650条×23元/条=14950元，解除合同部分的货款是78100元），被告仍应支付。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23350元，因其已经支付5600元，故尚应支付17750元；对于其余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即反诉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根据查明的事实，其并没有超额支付货款，故要求退回货款9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被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的国外客户已同意退货，退还的定金34343元并不能视为被告的损失，至于是否有其他可赔偿的损失及具体金额，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案中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金华远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浙轩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17750元； 二、驳回原告桐乡市浙轩纺织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即反诉原告）金华远翔进出口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受理费2700元,财产保全费1145元，共计3845元，由被告负担569元（），其余由原告负担；反诉受理费1394元，由被告（即反诉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滕忠元 人民陪审员  金 本 人民陪审员  沈掌林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朱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