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2民初6512号原告：刘新春，女，197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永川区，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峰，浙江浙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杨杨，女，199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告：朱陈鹏，男，199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开，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新春与被告朱杨杨、朱陈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新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峰，被告朱杨杨、朱陈鹏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在被告胁迫下原、被告签订的交通事故补偿《协议书》；2.被告朱杨杨、朱陈鹏立即归还原告额外补偿款项17万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4日，原告雇佣的司机马永月驾驶原告名下浙Ｃ×××××号轻型普通货车与两被告的父亲朱青福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朱青福当场死亡。后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该案仅属于民事责任，不涉及刑事责任。事故发生后，由于原告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足额的商业险，所以原告希望被告能依据合法途径通过保险公司理赔。但是没想到被告一方仗着其是当地人，势力大，多次前往原告所经营的青田锐界包装有限公司进行骚扰，破坏原告经营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被告甚至将死者的母亲徐碎花（75岁高龄的老人）抬到原告公司并以绝食相威胁。无论原告如何劝导，被告方都无动于衷，要求原告给钱才善罢甘休。在被告方持续不断的骚扰下，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股东纷纷逃离，甚至晚上都不敢待在公司，只得住在周边酒店。致使原告公司业务完全停滞。原告担扰公司破产倒闭，同时更担心被告方亲属徐碎花的绝食行为会发生人身危险，无奈与两被告签订了本案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告方不再骚扰原告公司的正常经营，原告同意向被告支付17万元的额外补偿。为此《协议书》明确注明“（补偿金付清后）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骚扰对方”。此约定事项也进一步证明了被告的骚扰事实是存在的。《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无奈向两被告支付了17万元的补偿款，事态才得以平息，但被告的行为确实给公司业务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久后公司也已倒闭关门。2019年1月11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判决，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朱杨杨、朱陈鹏、徐碎花赔偿金623327.75元。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也足额向三人支付了赔偿金。可见，被告通过保险理赔是可以足额得到赔偿的。朱青福的死亡是意外所致，但是本案中被告方却通过非暴力的胁迫手段强行要求原告支付额外补偿款，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学理上，胁迫的构成要件有四，1.故意预告实施危害；2.使得对方因此陷入恐惧心理（预告实施危害的恐惧心理之间有因果关系）；3.对方因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4.胁迫具有不正当性。并且胁迫的故意包含“双重故意”即故意胁迫且希望对方陷入恐惧，并希望对方因恐惧作出意思表示。两被告行为目的恰恰是希望通过骚扰的方式破坏原告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进而给原告施加压力。更有甚者，被告还以老人家绝食的手段，最终迫使原告与其签订极为不公平的《协议书》。显然两被告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原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应当依法给予撤销的，被告理应将这笔额外补偿款退还给原告。两被告共同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都是虚假的，具体为：1.原告称被告仗着是当地人势力大，多次前往原告公司骚扰。但是，在青田，被告是外地人，原告才是当地人，而且被告没有对原告公司经营进行骚扰。2.被告没有把死者的母亲徐碎花以绝食相威胁，死者的母亲徐碎花前往原告公司，无非是讨个说法，给予额外补偿。儿子被撞死，哪有心情胃口大开。3.原告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停滞。被告总共才去了原告公司两三次，进行的是友好协商。但是，原告不到场。而且都是在警察的监督下进行的，不存在威胁。同时，被告也要求原告换个地方协商，但原告不同意。4.2018年4月24日下午，原、被告双方谈好补偿款20万元，并约定第二天支付款项，但是4月25日原告仅在金鹏大酒店支付给被告10万元。被告多次催讨，原告多次推诿。没办法，被告于2018年5月7日去要求原告履行剩余的10万元。双方协商5月8日去交警协商，但是原告没有带钱过去。5月11日，被告去要钱，原告还是没给。5月22日，交警部门通知双方协商，才有了这份《协议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5月22日下午2点多，是在交警部门监督下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支付了尾款，合计17万元。因此，17万元不全都是在《协议书》签订之后支付的。原告应当换位思考，被告家属去找原告协商，是督促原告履行义务，不存在胁迫之说，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胁迫的构成要件。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4日凌晨5时48分许，原告雇佣的司机马永月驾驶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浙Ｃ×××××号轻型普通货车与两被告的父亲朱青福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朱青福当场死亡。当日下午，死者朱青福家属与原告一方人员在交警部门协商赔偿事宜，并向原告提出20万元的赔偿金额。原告因无足额现金，与死者家属相约次日再协商给付。同年4月25日晚上，双方在某宾馆见面协商，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及现金方式向死者家属支付各5万元。被告朱陈鹏作为收款人向原告出具“预付款”收条一张，收条载明：朱陈鹏今收刘新春现金5万元，银行转账5万元，合计10万元。同年5月7日下午，因不满原告未支付剩余10万元赔偿金，死者家属及朋友等多人前往原告经营的位于丽水市青田县的青田锐界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界公司），要求原告继续支付剩余10万元赔偿款。当时，锐界公司另一股东吴某1在场并与死者家属等人发生争吵，吴某1随即报警，民警到场后进行劝解。过程中，死者家属向民警陈述了交通事故的相关事实，并称：原告本应支付20万元赔偿款，但原告只给了10万元，即使死者丧事从简，该部分赔偿款也不够，要求原告补齐20万元赔偿款，补齐后，等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下来，责任多少，该赔多少，有收条为证。吴某1反驳死者家属的陈述并强调：原告一方从来没有答应要赔偿20万元，只是说尽量去想办法凑钱，原告现在已经支付了10万元，询问过交警了，后续无需赔偿这么多了，可等待事故责任认定书，并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及法院判决。民警边听取双方陈述边向双方提出：心平气和的协商是可以的，但不要激动，如果无法协商，可到法院提起诉讼，死者家属不能妨碍原告做生意，双方可以换一个地方进行协商，如果原告坚持目前只愿意暂时赔偿10万元，死者家属不能勉强，后续还是要等待交警部门的认定及法院的判决，不能扰乱公司正常经营。后双方在民警的劝说下暂时达成一致意见，次日下午3点到交警部门协商。同年5月8日下午，双方到交警部门协商，但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并再一次发生了冲突。原告一方人员报警，后经民警处理后各自离开。同年5月11日下午，死者家属将死者母亲徐碎花（1944年出生）送至锐界公司并将其一个留在公司厂房内。锐界公司相关人员再次报警。当日晚上8点多，民警到达现场，发现徐碎花一个人躺在厂房的一把躺椅上，遂电话联系家属，告知家属交警部门马上就要就本次事故作出认定，希望先将徐碎花接走，如果把徐碎花一个人留在厂房内，没人照顾，不吃不喝，容易出事情。但是，家属未将徐碎花接走。当晚，锐界公司员工给徐碎花提供被褥及食物，但徐碎花拒绝进食，在锐界公司厂房内待了一夜，锐界公司员工在旁边陪同。同年5月12日，死者家属来到锐界公司与原告一方人员协商，原告方答应再支付5万元后，死者母亲徐碎花被家属接走。当日，原告向被告家属转账支付5万元，被告朱陈鹏作为收款人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朱陈鹏今收刘新春、吴某1现金5万元（网银转账）。同年5月22日下午，交警部门再次召集事故双方进行调解。当日下午，双方在经办民警的主持下达成《协议书》一份，载明：2018年4月24日上午，马永月驾驶浙Ｃ×××××号轻型普通货车行经330国道33公里＋800米处路段时，与朱青福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朱青福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浙Ｃ×××××号轻型普通货车方与朱青福的儿子朱陈鹏、女儿朱杨杨协商并达成以下协议：浙Ｃ×××××号轻型普通货车所有人刘新春支付朱青福方壹拾柒万元人民币作为额外的补偿，该事故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双方根据事故责任，赔偿金额待估价后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朱青福方。其额外补偿金壹拾柒万元人民币由朱青福的儿子朱陈鹏、女儿朱杨杨收取。履行方式：双方现金当场付清，（前期已经支付壹拾伍万元人民币，当场支付贰万元人民币）双方自行遵守该协议不得以任何理由骚扰对方。双方就该事故额外补偿事宜一次性解决，今后无涉。《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场转账支付了2万元，履行了协议内容。同年5月25日，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该次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同年12月19日，被告朱杨杨、朱陈鹏作为死者朱青福的家属向本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要求马永月、刘新春赔偿各项交通事故损失742193.3元，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付上述损失。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判决，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朱杨杨、朱陈鹏交通事故赔偿款623327.75元，驳回朱杨杨、朱陈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该案中，刘新春支付的17万元未作为赔偿款扣除。案件生效后，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内容。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决书、保险单、《协议书》、锐界公司企业信息、录像光盘、报警记录、收条，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证人吴某1、吴某2、李某，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诉争《协议书》是否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诉争《协议书》是在交警部门经办民警的主持下签订，签订过程原告及其一方人员行为或者意志未受限制、意思表示自由，签订后原告亦未向经办民警提出异议。由此可知，《协议书》并非被告一方人员“胁迫”原告签订。虽然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至《协议书》签订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被告及其家属曾多次前往原告处与原告一方人员进行协商，要求其支付20万元赔偿款，并将交通事故死者母亲送至原告处，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但作为死者家属，其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就此认定后期签订的《协议书》是受胁迫的。《协议书》是否在胁迫情况下签订，仍应看签订当时的情境。显然，原告在明知被告后续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且其预付赔偿款可以从保险公司退回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不存在胁迫一说。如果原告对《协议书》签订前被告及其家属的一系列行为有所不满或者异议，应当场提出并拒绝签订。既然原告同意签订《协议书》，表明当时原告已经“接受”了被告及其家属前期的催讨行为，并愿意将17万元作为额外赔偿支付给被告，同时放弃从保险公司报销该部分费用的权利。现原告以胁迫为由要求撤销诉争《协议书》，显然是缺乏依据的。综上，诉争《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新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由原告刘新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 斌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吴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