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东路丰源小区北门平安财产保险。代表人：王建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晓康，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桂秀，女，1951年7月24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人，住老河口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8年10月14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人，住老河口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子涵，男，2012年3月3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人，住老河口市。法定代理人：王某，刘子涵之母。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峰，老河口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富东，男，1973年11月19日生，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住湖北省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女，生于1979年12月24日，汉族，住老河口市，系潘富东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晓明，男，1989年6月21日生，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住邓州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下称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严桂秀、王某、刘子涵、潘富东、杜晓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2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2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逃逸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已履行告知义务，已提交投保单，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是驾驶员应当知晓的违法行为，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即可，一审法院仅依据潘富东否认签名的陈述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错误。严桂秀、王某、刘子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富东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杜晓明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严桂秀、王某、刘子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审三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276240元、丧葬费27951.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8678.50元（其中严桂秀87247.50元、刘子涵814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522870元。先由承保交强险的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潘富东、杜晓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实际支出费用由一审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2日3时30分许，杜晓明驾驶登记在潘富东名下的车牌号为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沿邓州市文化路自北向南行驶至该路苹果市场处时，与行人王星、刘某相碰撞后，该车辆又与刘某所驾驶停放在路边的鄂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后又与案外人刘新党所驾驶停放在路沿石上的豫Ｒ×××××号小轿车相碰撞，致刘某当场死亡，王星经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于2016年2月21日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晓明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王星、案外人刘新党无责任。因杜晓明所驾驶的肇事车辆系潘富东所有，潘富东于2016年9月13日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曾小娟及刘某的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由潘富东赔偿二受害人近亲属共890000元，签协议之日先行支付280000元（其中由潘富东支付100000元）作为补偿，剩余610000元由刘某、王星的近亲属向保险公司理赔，若保险公司不能正常理赔，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潘富东、杜晓明协助配合，该协议达成后由刘某、王星的近亲属及潘富东签字确认。同年9月14日，潘富东给刘某、王星的近亲属出具欠条，载明双方协商赔偿款为890000元，先行支付280000元，剩余610000元待保险公司赔偿后支付，如果保险公司不赔或赔偿不够，610000元由潘富东个人支付。至诉讼时，保险公司未能理赔，且潘富东也未履行义务。一审另查明，杜晓明驾驶的肇事车辆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三者商业险，保额分别为122000元、500000元；交强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16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15日二十四时止，三者商业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9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8日二十四时止，购买了不计免赔险，且交通事故发生均在保险期限内。一审还查明：受害人刘某生于1983年5月25日，2016年6月12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其父亲刘祥明（已故）与母亲严桂秀共生育三子女。严桂秀生于1951年7月24日，已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来源，且属农村居民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受害人刘某与王某系合法夫妻关系，婚后生于2012年3月3日生育一子刘子涵，居住在老河口市××号。针对各方的诉称和答辩，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一、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逃逸，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是否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潘富东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受害人刘某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及被扶养人严桂秀、刘子涵抚养费的计算标准。针对争议的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这种说明义务是法定的特别告知义务。“明确说明”不仅是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就保险人是否履行说明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就此负有证明责任，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合同效力。本案中，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未能提交包含有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的完整的保险合同，提交的主要证据有《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和《投保单》，其中保险单没有记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无法证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向投保人潘富东进行了特别提示及明确说明；另所谓有潘富东签名的投保单上虽在投保人声明栏注明已向投保人履行了详细的说明义务，但该投保单中并未附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投保人声明栏的内容系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打印的格式文本，文字并未特别标注，尤其是保险人责任免除事项未特别提示，如加黑或者加粗等，除投保人声明栏下方的“投保人签名”处可以由投保人签章外，投保人无从在投保单的其他地方签章。潘富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案涉保险系其妻在保险代办点办理的投保手续，保险公司业务员并未向其提供保险条款，也没有履行任何说明义务。对此，应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相关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潘富东送达了相关的保险条款及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故其不能证明已向投保人就保险合同条款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以上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抗辩主张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潘富东不产生合同约束力。针对争议的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以原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即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潘富东系杜晓明舅舅，且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将其所有的车辆出借给杜晓明使用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潘富东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因潘富东与杜晓明存在特殊身份关系，且肇事车辆由其所有，所以交通事故发生后，潘富东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曾小娟达成了赔偿协议，在先行赔偿280000元中的100000元由潘富东承担，剩余610000元由潘富东出具了欠条，是潘富东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一审原告出具了谅解书。为此，潘富东虽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交通事故发生后就赔偿权利人应当得到赔偿损失其愿意承担并已支付了部分，应视为其对债务的加入，故潘富东、杜晓明应当共同赔偿一审原告因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的损失。针对争议的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受害人刘某户籍登记为农村居民，但根据现有证据，刘某生前其与王某、刘子涵居住在农村。故在确认刘某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时，理应以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在另一案中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已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按照法律规定本案中受害人刘某的死亡赔偿金计算就高不就低，应当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原告请求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应视为其对民事权利的处分，其主张死亡赔偿金276240元予以支持。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人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受害人刘某母亲严桂秀于1951年7月24日出生，发生交通事故时其母亲已达到六十周岁以上，属农村居民，目前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属于被扶养人的范围，但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即受害人刘某应当负担其母亲三分之一部分。被扶养人扶养年限的起算应从被扶养人出生时至扶养人死亡期间的实际年龄（周岁），即被扶养人严桂秀确定为六十四周岁（1951年7月24日至2016年6月12日）即十六年。受害人刘某与王某婚后于2012年3月3日生育一子刘子涵，且居住在农村，发生交通事故时未年满十八周岁，也属于被扶养人的范围，即受害人刘某应当负担其婚生子二分之一部分，被扶养人扶养年限确定为十四年（2012年3月3日至2016年6月12日）。本案被扶养人有二人，但应以刘某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11633元。以一年期限计算，即被扶养人严桂秀扶养费为11633元/年÷3=3877.67元、刘子涵扶养费为11633元/年÷2=5816.50元，被扶养人二人的扶养费共同一年为9694.17元（3877.67元+5816.5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合理费用。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事故产生的原因由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认定，故一审法院确认杜晓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刘某、王星无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作为肇事车辆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当先由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潘富东、杜晓明予以赔偿。综上，一审原告要求潘富东、杜晓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赔偿损失，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一审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应依法进行审查，以法院确认为准。严桂秀、王某、刘子涵应当获得赔偿项目及金额有：丧葬费27951.50元，死亡赔偿金276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3473.7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20000元，以上合计467665.22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因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王星、刘某死亡，但受害人王星的近亲属在另案已提起诉讼，庭审中二受害人亲属均表示同意平安财险南阳公司的赔偿款平均分配。故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分项赔偿严桂秀、王某、刘子涵110000元的二分之一，即为55000元；不足部分，由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所以严桂秀、王某、刘子涵应当得到赔偿款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商业三者险最高保额500000元的二分之一，即为250000元；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赔偿22665.22元【（467665.22元-55000元-250000元）-140000元】；其中140000元为潘富东、杜晓明已支付280000元的二分之一。以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后是否享有对潘富东、杜晓明行使追偿权，其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湖北省二0一八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严桂秀、王某、刘子涵各项损失305000元；二、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赔偿严桂秀、王某、刘子涵各项损失22665.22元；三、驳回严桂秀、王某、刘子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6元，减半收取计963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负担813元，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负担15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是否承担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杜晓明肇事逃逸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一审提供的投保单上虽有“潘富东”签名，但潘富东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保险手续由其妻代办，除收到保险费票据和保险单外，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或解释说明，且投保单上的“潘富东”签名既非其本人所签，也非其妻代签。一审法院指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庭后七日内核实相关情况后答复，并明确征询是否申请笔迹鉴定，平安财险南阳公司逾期未答复，也未提出书面鉴定申请。二审中，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仍主张已履行提示义务，但其在本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仍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基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无证据证实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合同条款及履行了提示义务，其主张免除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6元，由上诉人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勇审判员  柳莉审判员  江涛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