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12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长华，男，196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贞威，女，196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艳玲，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继明，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贵州省思南县，现在江门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更生，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江海区绿化管理所，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白水带风景区内。法定代表人：黄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剑客，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丽，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霞，男，197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贵州省思南县，现在江门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卫洪，男，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必连，女,197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荥经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公路局，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简锦聪，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日勇，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进，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长华、叶贞威、黄继明、江门市江海区绿化管理所（以下简称绿化所）因与被上诉人王霞、霍卫洪、王必连、江门市公路局（以下简称公路局）生命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4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长华、叶贞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绿化所对黄继明、王霞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支持黄长华、叶贞威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绿化所、公路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当属于独立的民事侵权纠纷，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存在重大错误。(一)本案为黄长华、叶贞威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黄长华、叶贞威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现行法律法规也未有强制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而在本案所涉及的刑事案件〔案号：(2018)粤0704刑初117号〕中，黄长华、叶贞威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选择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属于黄长华、叶贞威对诉讼权利的选择，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是黄长华、叶贞威基于黄继明等人的侵权行为而提起的侵权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亦将本案案由认定为生命权纠纷。因此，本案应当为单独的民事诉讼而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自相矛盾。首先，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生命权纠纷，却又将本案认定为刑事附带民事纠纷明显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本案为黄长华、叶贞威单独起诉，并非在刑事案件中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且本案亦未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由此可见，在程序上本案根本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本案立案时一审法院已明确为民事诉讼，黄长华、叶贞威也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向法院支付了相应的诉讼费。一审法院在要求黄长华、叶贞威支付案件诉讼费的同时却又认定为附带民事诉讼，不仅互相矛盾，也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三)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和刑事案件不同。本案与所涉及的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并非一致，绿化所与公路局不属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绿化所与公路局不属于刑事案件主体的情况下，本案的侵权纠纷适用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显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刑事附带民事纠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定性错误。一审法院的定性错误致使一审严重剥夺了黄长华、叶贞威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本案法律关系属于侵权纠纷性质，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属于侵权人的赔偿范围。一审法院认定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本案系黄长华、叶贞威基于黄继明、王霞等人侵害被害人黄腾达生命权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本案应当适用民事侵权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理，黄继明、王霞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影响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的规定，在本案所涉的刑事案件中，虽然黄继明与王霞已就其行为被判处承担刑事责任，但仍应按照民事法律法规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害人黄腾达为黄长华、叶贞威的独生子，死亡时年方27岁，生前一直与黄长华、叶贞威一起生活，家庭幸福。黄腾达的死亡，对黄长华、叶贞威精神重创的同时也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失去重大经济支柱。黄长华、叶贞威自此就不得不面对失独的痛苦，晚年不仅没有精神依赖也失去了根本的经济依靠。黄继明与王霞所受刑事处罚，是国家惩罚其犯罪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结果。对于黄长华、叶贞威而言失去亲生儿子的悲痛无法用金钱衡量。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与刑事责任属于两种单独的法律责任，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两种责任的并存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黄长华、叶贞威的诉请不符合民事侵权相关法律法规，有违法理，更悖于情理，明显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一审判决对于黄长华、叶贞威而言严重不公，不仅未能化解社会矛盾，更致使黄长华、叶贞威的合法权益也未能得到根本、有效的保障，二审法院理当予以纠正。(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属于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本案中侵权人当然包括刑事被告人和绿化所、公路局。对于已经被判处刑罚的侵权人，在侵权案件的审理中，是否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和标准，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规定。本案为黄长华、叶贞威就黄继明等人的侵权行为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黄长华、叶贞威诉请系要求黄继明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生命权纠纷，也认定黄继明、王霞等人存在侵权行为且与被害人的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民事侵权法律法规进行本案的审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也并未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一审法院基于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排除在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黄长华、叶贞威要求黄继明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关于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黄腾达的死亡由黄继明、王霞等人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因此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均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内，黄长华、叶贞威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理应予以支持。2.应当赔偿黄长华、叶贞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害人黄腾达为黄长华、叶贞威的独生子，死亡时尚未结婚，且近30年来一直与黄长华、叶贞威生活在一起，虽然经济算不上富裕，但一家三口非常幸福。黄腾达的死亡，对于黄长华、叶贞威的精神重创严重到无法用言语表达，黄长华、叶贞威在得知儿子死亡瞬间白头，天天以泪洗面。黄腾达去世后，黄长华、叶贞威也多方努力希望得到医学帮助能够再生养一名孩子，使余生有伴，余生有望。死者父亲今年已经54岁，死者母亲也已经52岁，遗憾的是经广州及珠海医院医生专家确认，黄长华、叶贞威已不具备再次生养的条件。黄继明、王霞等人应当向黄长华、叶贞威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抚慰黄长华、叶贞威的精神重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黄长华、叶贞威要求黄继明、王霞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充分的、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支持黄长华、叶贞威的该项请求。三、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存在事实上的雇佣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其双方的关系认定为承揽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绿化所对黄继明、王霞等人在五邑路树木清理的工作没有对技术支持及质量做出任何要求，本身就是提供劳务，并非承揽关系。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之间既没有关于承揽工作的具体约定，也不需要交付符合质量要求等条件的劳动成果，仅仅完成对五邑路的树木清理工作即可，在黄继明、王霞完成树木的清理工作后由绿化所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五邑路树木的清理是黄继明与王霞等人向绿化所提供劳务的工作内容及最终目的，不属于承揽关系中以完成某种具备技术及质量要求的工作成果为目的的非单纯的劳务。一审法院将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承揽关系，明显错误。(二)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之间存在特定的管理关系。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具有独立性，不受定作人的管理和监督，承揽人仅需根据定作人特定的要求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工作成果即可。而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雇员受雇主的支配，雇员需听从雇主的安排、指挥并在其监督下为雇主提供劳务。结合本案事实，绿化所为五邑路树木的管理单位，其对道路上的树木及树木的清理具有直接的管理权和监督权。根据绿化所等人的证人证言，均可证明黄继明、王霞等人砍伐、清理倾倒树木的行为是一定需要经过绿化所的同意及授权方可进行的，黄继明、王霞等人被雇请后，也必须听从绿化所的工作要求及安排，仅能在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树木的清理工作。由此可见，黄继明与王霞等人与绿化所之间存在直接的管理关系，一审法院对其双方“是相对平等的两个主体，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四、黄继明、王霞等人与绿化所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绿化所赔偿责任的承担应当适用有关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一)根据上述论述，黄继明、王霞等人与绿化所之间形成的是临时劳务关系，应当适用有关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绿化所作为黄继明、王霞等人的雇主，黄继明、王霞等人在清理树木的过程中因重大过失导致被害人死亡，绿化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应当适用民事侵权法律法规。(二)黄继明、王霞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应当影响绿化所民事责任的承担，绿化所的侵权赔偿范围应当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首先，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所适用的法律法规都是不一样的。绿化所对于黄长华、叶贞威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是独立于黄继明与王霞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两者承担的责任性质应当属于两种不同的、独立的法律关系。黄继明与王霞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能免除绿化所作为雇主对于黄长华、叶贞威的侵权责任。其次，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未有任何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雇员在构成犯罪的，雇主应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民事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民事侵权法律法规的规定，均并未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民事赔偿范围，况且在本案中绿化所作为黄继明、王霞等人的雇主，就其侵权责任的承担系基于其作为雇主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其并非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而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侵权责任中的赔偿部分，因此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再次，在黄继明、王霞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绿化所与黄继明、王霞等人的雇佣关系并不因此消失或有任何改变，绿化所作为雇主，仍应当按照民事侵权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责任范围及标准对黄长华、叶贞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论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存在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绿化所对于黄长华、叶贞威承担的是独立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应当是民事侵权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黄继明、王霞在刑事附带民事纠纷中的赔偿范围，进而否定绿化所对上述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明显不符合逻辑关系，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五、霍卫洪、王必连与黄继明、王霞存在共同侵权，应当与黄继明、王霞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当天上午，在整整3个多小时内，霍卫洪、王必连对砍树的安全防护问题持消极放任的态度，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霍卫洪、王必连与黄继明、王霞存在共同的侵权行为，才会促使本案事故的发生，因此，霍卫洪、王必连也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六、公路局对涉案道路有管理责任，应当对本次事故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广东省公路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路局应当依法管理和保护公路，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案发时为台风“天鸽”后的第三天，台风“天鸽”对城市的基本设施设备造成破坏，公路局作为江门市公路的管理机构，其有责任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加强对公共道路的管理，采取积极措施杜绝任何无安全防护措施、对公民人身造成重大威胁的行为，以保障公民在道路上能够正常、安全地行使。然而，在本次事故发生前，公路局并未有任何积极措施对灾后道路进行管理，公路局的管理不当及失职也是死者致死原因之一。公路局的不作为对本次事故的实际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公路局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公路局不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本案属于单独的民事诉讼纠纷，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黄继明、王霞侵犯了黄腾达的生命权，应当适用民事侵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的事实，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决，支持黄长华、叶贞威的全部诉讼请求。黄继明辩称，一、其与绿化所是典型的雇佣关系，因为在事发前一天的白天和晚上有五次的通话记录，该五次通话记录的另一方就是绿化所的工作人员梁某霞，其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其如实回答对查明本案的事实是有关键的作用。在五次通话记录中，有两次是在晚上，也就是2017年8月25日18时28分和20时30分，分别通话30秒和108秒。从常理推断，这正是绿化所对黄继明明天工作的安排，所以黄继明有理由相信双方是雇佣关系。二、本案的直接侵权人是王霞，王霞作为黄继明的同事，也就是普通的雇员，黄继明也是普通的雇员，如果承担侵权责任也应当由王霞承担。三、黄继明已经被判处过失致人死亡罪，受到刑事处罚，正在服刑，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即使有责任也最多承担直接物质损失，对死亡赔偿金等间接损失不应再由已承担刑事责任的黄继明承担。霍卫洪、王必连均没有答辩意见。绿化所辩称，一、本案的定性问题。一审法院对本案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以及生命权纠纷定性是没有错误的。本案类型在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已经有大量生效判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是目前法律框架下对此类案件的准确的定性，不存在如黄长华、叶贞威所述的本案是一个独立的民事案件。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收取诉讼费以及定性生命权纠纷与本案是刑事附带民事特征没有矛盾。如果黄长华、叶贞威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当收取其诉讼费可以通过申请退费的途径进行救济。三、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纳入本类案件赔偿范围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案不可能有例外情形。四、黄继明等人与绿化所之间没有依法形成任何的承揽或雇佣关系，详见绿化所上诉状。其他意见详见绿化所上诉状。公路局辩称，一审判决关于公路局在本案中无须承担责任的判项是正确的，是在查明公路局不是本案路段的管理人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正确的判决。黄长华、叶贞威在上诉状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是失效的法律，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取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长华、叶贞威要求公路局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继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化所和王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黄继明是不公平的。一、抢险救灾工作中锯树的管辖和发包方为绿化所。二、锯树致黄腾达意外死亡的实际操作者是王霞，黄继明只是打工干零活的，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应该由发包方绿化所和实际操作者王霞赔偿。三、黄腾达驾驶机动车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闯越抢险施工方的路障（树枝），黄腾达应有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黄长华、叶贞威辩称，一、黄继明等四人是经过绿化所的同意到涉案地点五邑路进行树木清理的，黄继明等四人与绿化所存在事实上的雇佣法律关系，绿化所认为其与黄继明等四人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一）黄继明等四人于2017年8月26日的砍树行为是2017年8月25日清理树木行为的延续。（二）2017年8月26日，黄继明等四人与绿化所的雇佣关系并未终止。（三）黄继明等四人砍伐树木的行为未被禁止，且黄继明已八次参与绿化所的树木清理工作，应当认定2017年8月26日其受绿化所雇佣继续清理五邑路树枝的事实。（四）对必要的倾斜树木进行砍伐属于灾后清理树木的工作之一，并未超出履行职务的范围。二、绿化所内部人员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黄继明等四人的供述存在直接矛盾，明显有虚假陈述、回避事实的嫌疑。绿化所应就其主张与黄继明等四人不存在雇佣关系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绿化所人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绿化所各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一审法院未采纳林某钦、黄某叶的证言符合法律规定。四、在本次事故中，受害人黄腾达不存在任何过错。另补充如下：1.黄继明认为直接侵权人为王霞，其无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应当由王霞承担，该意见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继明作为王霞的雇主，其自身也存在侵权行为，同时也应当对王霞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2.黄继明认为其已承担了刑事责任而无须再承担民事责任是明显与法律法规不符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的，而且是相互不影响的，两种责任应当同时适用。黄继明的犯罪行为违反的是刑法的规定，侵权行为违反的是民法上的义务，其民事责任是因为其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义务，是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两者应当为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两种责任应当同时适用。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民事主体应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在本次事故中，黄继明承担的刑事责任是对其个人的惩罚，而其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对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的补偿，以使受害人的权利义务尽可能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同等状态。黄继明等人三年的人身自由与受害人生命的价值是不可能同等的，一审法院根据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将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排除在侵权责任的民事赔偿范围之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一审法院只有刑事而无任何实质的判决结果，对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并无任何的补偿。因黄继明等人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如果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即证明受害人的生命是无任何价值的，也纵容了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也无法解决社会矛盾。霍卫洪辩称，其是打工的，无法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案发时其不在现场。王必连辩称，其是打工的，没有能力赔偿，而且案发时其不在现场。绿化所辩称，绿化管理所与黄继明没有形成任何的承揽或雇佣关系，其他内容详见对黄长华、叶贞威的答辩意见。公路局辩称，黄继明的上诉没有涉及到要求公路局承担责任的请求，也就意味着黄继明认为一审判决公路局无须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因此，一审判决公路局无须承担责任是正确的，请求维持该判项。绿化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绿化所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黄长华、叶贞威、黄继明、王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二、在与梁某霞取得联系后，2017年8月25日下午，被告黄继明、王霞等人前往江门市江海区***清理树木。绿化所与黄继明未签订书面合同。在清理工作完成后……”与事实不符。目前除了几名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询问笔录》中关于25日清理五*路树木的口供外，无其他证据证明25日黄继明等曾在五*路清障，也无证据证明其参与绿化所当天组织的清障活动。（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二、……当天晚上被告黄继明通过电话联系梁某霞，征询是否在2017年8月26日继续在五邑路清理树木，梁某霞称将五邑路路段的树木清理完后就不用再清理其他路段的树木。于是，被告黄继明等人于2017年8月26日继续前往五邑路段清理树木”无充分证据。经查询各方证据，能证明这一表述的只有黄继明的口供(为单一证据)。而绿化所陈述的双方在26日未形成任何委托关系的证据除了当时梁某霞及其与黄继明通话时在场的同事外，同时还有《绿化所工作安排微信记录》证明26日绿化所的工作没有关于五邑路清障的安排；区党政办区委区政府2017年8月25日《关于做好“天鸽”灾后复产和防御“帕卡”工作的通知》及附件《关于组织全区干部职工到各街道救灾复产工作的分工》、创文工作简报(2017年第14期)《高新区(江海区)及时做好台风“天鸽”过后的清障复产工作》均证明当天五邑路的清障工作是由外海街道办组织的义工队负责的。一审法院以“证人黄某叶、林某钦均是梁某霞的领导和同事，与梁某霞具有利害关系”而不采信绿化所的抗辩主张，显然是未对全案证据进行全面详细审查，漏掉了上述的部分证据，从而使得案件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三）所有灾后清障工作、临时增加人手均由绿化所统一带队，统一穿防护反光服，在绿化所指导下完成工作。而黄继明在2017年8月25日并未按绿化所的要求集中，却在连海路上冒用绿化所名义砍伐树木被发现，并被外海城管人员及时制止。由此可见，黄继明等人是打着绿化所的名义私自到处乱砍乱伐，以便无本砍伐回收较大木料的树木到自己的木材加工厂而谋取私利。二、绿化所与黄继明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承揽关系。更不存在选任过失。（一）黄继明在讯问笔录里多次陈述，是绿化所找钟荣勇，钟荣勇又请他干活，而且钟荣勇并未安排黄继明在8月26日继续干活，是黄继明自行到五邑路砍树的。（二）8月26日五邑路的清障工作由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由外海街道办负责，而不是由绿化所负责，绿化所不存在委托他人参与此路段清障工作的前提。（三）绿化所与黄继明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委托或者承揽关系，更不存在选任的过失。三、一审判决所述“绿化所委托黄继明前往五邑路自行清理树木，目的是为道路清障，……”而灾后的道路清障工作是将阻碍交通的倒伏树木及折断枝条等清理至路边，使之不影响交通，无需砍伐不影响交通通行的树木。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四、……黄继明、王霞在进行砍伐树木工作时，被王霞正在砍伐的树木砸中……”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黄继明等人的行为完全超出了清障的工作范围。因此，绿化所在本案事故中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绿化所的上诉请求。黄长华、叶贞威辩称，一、黄继明等四人是经过绿化所的同意到涉案地点五邑路进行树木清理的，黄继明等四人与绿化所存在事实上的雇佣法律关系，绿化所认为其与黄继明等四人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一）黄继明等四人2017年8月26日的砍树行为是2017年8月25日清理树木行为的延续。（二）2017年8月26日，黄继明等四人与绿化所的雇佣关系并未终止。（三）黄继明等四人砍伐树木的行为未被禁止，且黄继明已八次参与绿化所的树木清理工作，应当认定2017年8月26日其受绿化所雇佣继续清理五邑路树枝的事实。（四）对必要的倾斜树木进行砍伐属于灾后清理树木的工作之一，并未超出履行职务的范围。二、绿化所内部人员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黄继明等四人的供述存在直接矛盾，明显有虚假陈述、回避事实的嫌疑。绿化所应就其主张与黄继明等四人不存在雇佣关系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绿化所人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绿化所各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一审法院未采纳林某钦、黄某叶的证言符合法律规定。四、在本次事故中，受害人黄腾达不存在任何过错。黄继明辩称，其与绿化所是雇佣关系。本案的雇主也就是绿化所，黄继明、王霞等人是普通的雇员，黄继明在本案中最多起一个联络人的作用，所以说黄继明不应承担侵权责任。霍卫洪、王必连均没有答辩意见。公路局辩称，绿化所的上诉没有涉及到要求公路局承担责任的请求，也就意味着绿化所认为一审判决公路局无须承担责任是正确的。黄长华、叶贞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向黄长华、叶贞威赔偿丧葬费30684元；2.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向叶贞威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572266元；3.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向黄长华、叶贞威支付死亡赔偿金753686元；4.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向黄长华、叶贞威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5.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向黄长华、叶贞威赔偿摩托车损失费5900元；6.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向黄长华赔偿误工费500元；上述6项，共计赔偿1563036元。7.判令绿化所与公路局对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8.判令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绿化所与公路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黄长华、叶贞威申请变更诉讼请求：1.丧葬费变更为33048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603960元；3.死亡赔偿金变更为819500元，赔偿总金额变更为16629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8月23日，案外人钟某勇电话通知黄继明组织人员参加绿化所的“天鸽”台风灾后清理工作，并让其直接与绿化所的职工梁某霞联系。二、在与梁某霞取得联系后，2017年8月25日下午，黄继明、王霞等人前往江门市江海区***清理树木，绿化所与黄继明未签订书面合同。在清理工作完成后，黄继明等人在回程途径江门市江海区***时，发现该路段亦有树木倒伏，因此自行砍伐进行处理。在砍伐处理过程中，曾有城管工作人员到场，在核查其身份后，令黄继明等人离开。当天晚上，黄继明通过电话联系梁某霞，征询是否在2017年8月26日继续在五*路清理树木，梁某霞称将五*路路段的树木清理完后就不用再清理其他路段的树木。于是，黄继明等人于2018年8月26日继续前往江门市江海区*****清理树木。三、黄继明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黄继明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未签订书面合同。四、2017年8月26日上午，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在江门市江海区*****清理因台风吹袭受损的树木。黄继明、王霞在进行砍伐树木工作时，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放置雪糕筒、拉警戒线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上午11点30分左右，被害人黄腾达驾驶摩托车经过江门市江海区*******方向时，被王霞正在砍伐的树木砸中，黄继明随即拨打120救护电话以及110报警电话。当救护车到场后，在对被害人黄腾达进行现场抢救后证实其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事故发生时，霍卫洪、王必连并没有参与涉案树木的砍伐。五、事发路段江门市江海区********属交通主干道，事发前被害人黄腾达驾驶摩托车在机动车道跟随其他车辆，以正常车速行驶，并无过错。六、《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鉴定书》，证实：被害人黄腾达的死因是生前头部遭受钝物打击后致颅脑重型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七、绿化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辖区内道路绿地、街头绿地、公共广场和公园的养护和管理以及承担绿化损坏事件的抢险工作。八、本次事故，导致被害人黄腾达驾驶的摩托车损坏，该辆摩托车于2009年12月6日购买，价格5900元。九、黄长华因办理被害人黄腾达的丧葬事宜，致其误工7天。十、公路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公路建设、改造项目的审核、验收工作；组织实施五邑地区公路建设、改造、养护、管理；负责五邑地区公路的路政管理；负责代市政府征收汽车通行费（年票）工作。十一、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因涉嫌犯罪，被江门市江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28日以江海检公刑诉〔2018〕87号起诉书指控黄继明、王霞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粤0704刑初117号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人黄继明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王霞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被告人黄继明不服该判决，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生命权纠纷。一审法院立案时将本案案由定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不妥，应予以纠正。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本案庭审的情况，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事故过错责任的认定问题？二、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绿化所与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四、本案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黄长华、叶贞威损失的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涉案树木由王霞进行砍伐，其行为直接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王霞受雇于黄继明。事发路段是城市道路属交通主干道，且车流量相当密集，黄继明等人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即砍伐树木明显存在安全隐患，具有过错。故黄继明、王霞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害人的死亡与黄继明、王霞的砍伐树木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黄继明属于雇主，王霞属于被雇佣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由黄继明承担赔偿责任；事发倒下砸中被害人的树木并非王必连砍伐，王必连当时是在其他位置用尺子测量树木；霍卫洪在事发现场附近喝水，因此，霍卫洪、王必连没有侵权行为，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霍卫洪、王必连也没有因果关系，不承担事故的责任。案发前被害人黄腾达驾驶摩托车在机动车道跟随其他车辆正常行驶，并无过错，不承担任何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是黄继明、王霞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生命权纠纷，虽然本案为黄长华、叶贞威单独向一审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主张要求赔偿损失，但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纠纷，黄长华、叶贞威的赔偿项目应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一、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2017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3569元，据此计算丧葬费金额为46782元（93569元/年÷12个月×6个月=46782元）。黄长华、叶贞威向一审法院主张丧葬费为33048元，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故黄长华、叶贞威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摩托车损失费：被害人黄腾达使用的摩托车因本次事故而遭受损坏，根据黄长华、叶贞威提供的摩托车发票，该摩托车价值5900元，但该摩托车自购买至今已使用多年，应将摩托车的折旧价值计算在内。因此，一审法院酌定摩托车的价值为4500元。四、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结合黄长华提交的工资条，一审法院确认黄长华月基本工资为2570元，误工时间为7天，误工损失为599.67元（2570元/月÷30天×7天＝599.67元），黄长华主张误工损失为500元，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黄长华、叶贞威的损失有：丧葬费33048元、摩托车损失费4500元、误工费500元，共计38048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绿化所与黄继明、王霞、霍卫洪、王必连不存在雇佣关系，存在承揽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分析，首先，绿化所委托黄继明前往江海区五邑路自行清理树木，目的是为道路清障，显然工作的着重点在于将被台风损坏的树木进行清理；其次，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看，被告黄继明与被告绿化所是相对平等的两个主体，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绿化所与黄继明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绿化所与黄继明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绿化所辩称，2017年8月25日晚上20时许，黄继明致电梁某霞，想要第二天去清理五邑路树枝，被梁某霞拒绝，当时因绿化所抢险工作才刚结束返回单位途中，梁某霞接到黄继明电话时，车上还有其他同事，大家简单商议后，决定解除与黄继明的承揽关系，绿化所为证明该项抗辩主张，提交（2018）粤0704刑初117号案件侦查机关对证人黄某叶、林某钦制作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规定，证人黄某叶、林某钦均是梁某霞的领导和同事，上述证人与梁某霞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绿化所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首先，霍卫洪、王必连对本案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发路段属于城市道路，公路局的主要职能不包括对城市道路的管养职能。因此，公路局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黄继明、王霞与被害人黄腾达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鉴于黄继明系王霞的雇主，应由黄继明承担赔偿责任。再次，绿化所与黄继明存在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事发地点系城市道路，并且车流量相当密集，在该道路上进行清理树木工作时，应充分考虑到来往驾驶者的安全。从这个角度出发，绿化所应选任具有相应工作技能的人员进行道路清障工作，但绿化所并没有聘请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来进行清障工作，而事实上，黄继明及其雇佣人员在进行清理树木工作时，缺乏专业技能没有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绿化所在对承揽人员选任方面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绿化所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绿化所应承担19024元（38048元×50%=19024元）的赔偿责任；黄继明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黄继明应承担19024元（38048元×50%=19024元）的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继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9024元给黄长华、叶贞威；二、江门市江海区绿化管理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9024元给黄长华、叶贞威；三、驳回黄长华、叶贞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14元（已由黄长华、叶贞威预交9314元），由黄长华、叶贞威负担8612元，黄继明负担101元，江门市江海区绿化管理所负担101元。黄长华、叶贞威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7月16日，黄长华、叶贞威与绿化所签订《调解协议》，双方达成以下协议内容，其中：一、绿化所从黄长华、叶贞威目前形成的综合困难状况等原因考虑，同意向黄长华、叶贞威提供救助金人民币陆拾伍万元，并在本案二审结案后三个月内分两期向黄长华、叶贞威支付完毕，其中首期50％的救助金于两个月内支付完毕；二、本协议签订后，黄长华、叶贞威不再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要求绿化所、绿化所人员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其他内容略）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黄长华、叶贞威、黄继明、绿化所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性质如何确定；2.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之间属何种关系；3.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如何承担责任；4.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关于本案性质如何确定的问题。黄长华、叶贞威上诉主张本案为独立的民事侵权纠纷，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对此定性错误。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的规定，本案被告黄继明、王霞因本次事故均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该案刑事诉讼中，黄长华、叶贞威作为受害人家属并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选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鉴于解决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所依据法律的复杂性，处理该问题不仅要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而且要遵循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规定，因此，虽然黄长华、叶贞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也将案由确定为生命权纠纷，但本案性质上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将本案认定为独立的民事纠纷，将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之功能。因此，黄长华、叶贞威该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之间属何种关系的问题。黄长华、叶贞威上诉主张黄继明、王霞与绿化所之间构成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为承揽关系不当，绿化所作为雇主应按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黄继明上诉主张绿化所是清理树木工作的发包方。绿化所则主张其与黄继明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承揽关系，更不存在选任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本案中，绿化所将清理树木的工作交给黄继明完成，并参照往常做法以自行处理树木所得作为报酬；绿化所订立合同的目的是扫清道路障碍，黄继明则需按照绿化所的标准和要求完成清理工作，交付工作成果；黄继明自行提供设备、技术完成清理树木工作，该工作具有独立性，而绿化所定作的工作内容具有特定性，即在某时段某地点完成指定的工作；绿化所与黄继明之间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黄继明完成自己的合同义务，需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在雇佣关系中，受雇人只需提供劳务，不需要交付工作成果，雇佣人与被雇佣人之间是一种指挥与听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并非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因此，绿化所与黄继明之间构成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黄长华、叶贞威、黄继明、绿化所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黄长华、叶贞威上诉主张在黄继明、王霞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绿化所作为雇主应按民事侵权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承担赔偿责任，霍卫洪、王必连与黄继明、王霞存在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公路局对涉案道路有管理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黄继明上诉主张造成受害人意外死亡的是王霞，其只是打工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应负一定责任。绿化所上诉主张其与黄继明不存在雇佣、承揽关系，也没有安排黄继明在事发当日清理树木，黄继明当天清理树木属于私自砍伐树木，绿化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黄继明、王霞在清理树木过程中，因疏忽大意未设置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黄继明、王霞在本次事故中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证据及各方陈述，王霞在本案中是由黄继明雇请的，王霞属于提供劳务的一方，黄继明属于接受劳务的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对黄长华、叶贞威的损失，应由黄继明承担赔偿责任，王霞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霍卫洪、王必连虽然也受黄继明雇请，但两人在本次事故中与受害人的死亡并没有因果关系，故霍卫洪、王必连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如前所述，绿化所与黄继明构成承揽关系，绿化所作为定作人，应考虑事发地点属城市道路、车流、人员密集等因素，选任具有相应工作技能的人员进行道路清障工作，但绿化所并没有选任专业人员作业，其选任的黄继明等人缺乏专业技能，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绿化所对黄长华、叶贞威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绿化所主张其并没有安排黄继明在事发当日清理树木，黄继明当天清理树木属于私自砍伐树木，因绿化所所主张的事实均只有该所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而该所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上述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纳，绿化所无充分证据证实黄继明在事发当日清理树木并非之前工作的延续，故可认定黄继明在事发当日的清理工作仍属绿化所安排。从次，公路局并非涉案路段的管理、养护部门，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故公路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受害人黄腾达驾车路过事发路段属正常行驶，并无过错，其不应承担责任。黄长华、叶贞威、黄继明、绿化所的上诉请求，理据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的问题。黄长华、叶贞威上诉主张本案属独立的民事侵权纠纷，黄继明、王霞虽然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黄继明等人应予赔偿。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和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由犯罪行为致人身伤害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均不属于直接损失，而是因为犯罪行为导致的间接损失，上述法律规定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受害人一方要求精神损失的不予支持，因此，对黄长华、叶贞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长华、叶贞威、黄继明、绿化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14元，由黄长华、叶贞威负担8814元，由黄继明负担500元，由江门市江海区绿化管理所负担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敏忠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肖文文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梁淑珍书 记 员 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