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1行初414号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陆坡村民小组。 负责人余成文，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丹泽，南宁市衡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红星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许强初，区长。 委托代理人韦康延，南宁市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燕，南宁市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国圣，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金凤，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 负责人余启策，组长。 委托代理人余长仕，系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组员。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陆坡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屯陆坡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邕宁区政府）、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屯王坡7组）土地权属处理及复议决定，于2018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12月6日向两被告及其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负责人余成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丹泽，被告邕宁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韦康延、黄燕，被告南宁市政府委托代理人潘金凤，第三人屯王坡7组委托代理人余长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邕宁区政府在处理第三人（确权申请人）屯王坡7组与原告（确权被申请人）屯陆坡村民小组关于蒙古山土地权属纠纷中，经逐级调解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后，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邕府行处字[2018]1号《关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与屯陆坡村民小组为蒙古山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认为第三人与原告在高级社进行划分生产区时，是以河、路、沟、山等为界，连片划分，坡与坡之间没有插花地，山地是按田管山、山脊水流为界的原则进行划分，现争议地有一条小河沿着山脚的东、北、西穿行而过，南面是第三人的山地和水田，原告没有土地在小河的南岸，按照高级社划分生产区的原则，争议地应属第三人管理，三包四固定时，按高级社的划分没作调整，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在乌鸦山取得《自留山证》，邕宁区政府据此作出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地面积61亩的土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屯王坡7组所有，具体位置如处理决定附图。原告不服处理决定，向南宁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经复议审查，南宁市政府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南府复议[2018]6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认为现争议地在合作化时期已经划为第三人的生产区范围，此后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调整给其他集体，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原告的村民到争议地进行开荒种植的经营管理事实发生在纠纷发生后，因此不能作为确定涉案权属归属的定案依据，据此认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遂作出复议决定，决定维持处理决定。 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诉称，一、被诉处理决定将涉案争议地权属确定给第三人屯王坡7组所有，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历史上，原告的祖辈均将争议地称为“利烟”或“祖未录鸦”山，在土改时期，原告有村民黄月昌在“利烟”山上分得畲地六块，村民余坚在“祖未录鸦”山上分得旱田一块的事实，被告对争议地的名称由来未作充分调查，就简单否认“利烟”或“祖未录鸦”山不是争议地的理由不够充分，被告只有在地图上标出“利烟”或“祖未录鸦”山的位置来，方有说服力；（二）争议地的东、西、北面邻近原告，自土改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原告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存在，初始种植有花生、玉米、甘蔗和木薯，后来种植有龙眼、荔枝等果树，尤其是黄月昌分得的六块畲地和余坚分得的一块旱田，其耕作旧址至今仍分别在争议地的北面和西南面，耕作痕迹依稀可见，后黄月昌分得的地块是交原告集体耕作，余坚分得的地块则是给了原告小组的五保户许羽南和余殿逸耕作，原告虽然不否认第三人在争议地的南面山坡约15亩地也有种植其他农作物的事实，但绝非同意争议地的全部面积是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实际上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地南部的实际经营管理分界线是比较明确的，双方群众长期以来互为默认而很少相互越界耕作，即第三人一方管理的面积是种植速生桉及少许杂树，而原告方管理的面积除了种植一些果树等植物外，大部分丢荒；（三）合作社时，划分生产区以河、路、沟、山等为界，山地按田管山、山脊以水流为界划分，只是一般原则，并不是硬性规定，所以有的生产区是按就近管理和面积互补的原则来划分的，本案特殊性在于原告实际经营管理了争议地的46亩，而第三人实际经营管理的只有15亩，第三人之所以在近期对争议地的全部面积提出权属请求，完全是因为利益驱动所致，第三人利用人口众多、长期有人在村委会任职的优势，对仅有百余人口的杂姓原告小组形成无形的压力，只是原告方很多人不敢出面作证、甚至不敢伸张主权；（四）经调查了解，林业三定时，邕宁县百济乡所颁发的《自留山证》大部分是政府有关部门将空白的自留山证发到各村坡由农户自己填写后交给村坡组织，这些填好的证件并没有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没有在乡镇或者大队进行公示公告，也没有征得其他集体组织无异议后确认，第三人提供的11张《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存根，虽然记载有“亡古”或“蒙古”的地块，但四至界限不详，占地面积不详，从证据本身看，不能确定这些田地均座落于争议地附近，在实地上也无法标明，第三人提供的1张《自留山证》则只填写了“乌鸦”的地名，既无四至范围也无占地面积，更没有标明土地属性，是一张内容有重大残缺的证件，不能起到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在林业三定时期已经取得权属的事实；（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原告于第三人分属不同的生产队建制，是两个独立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村级组织或者村级干部根本不具备法定调处集体与集体之间权属纠纷的主体资格，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调解结果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争议双方出于自愿，达成和解，也应当形成书面的调解协议书，但在本案当中，却是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书面协议的，因此，处理决定对争议地在八十年代末，原告与第三人曾经发生争议，经当时村干部组织双方调处，村干部根据争议地所处的位置及历史沿革，明确表示争议地归属第三人所有的认定，并据此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于法于理均为无据。二、被告将争议地的61亩土地权属全部确定给第三人，明显不当；（一）原告与第三人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属落实和经营管理事实提出了相应的证据，在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被告应综合考虑证据的取舍，不能只采纳一方的证据而作出一边倒的裁决；（二）从现实管理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来看，原告不仅邻近争议地，而且对其中46亩的实际经营管理长达几十年之久，原告人均土地只有几分，而第三人人均土地面积达2亩以上，因此，将争议地的全部或部分权属确定给原告，更能体现三个有利的原则，充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缓解社会矛盾，达到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三、复议期间，被告南宁市政府不派员到争议地现场勘察，对原告提供的新证据、以及原案证据都没有重新组织质证，为此，南宁市政府作出维持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综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请求：1、判决撤销处理决定；2、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提交目录》中，有下列证据材料复印件：1、本案上诉状；2、处理决定；3、复议决定；4、法定代表人证明（余成文任职证明）；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余成文身份证）；6、授权委托书（委托黄丹泽代理本案诉讼）；7、出庭证（南宁市衡鉴法律服务所为黄丹泽出具）；8、调查笔录（黄丹泽、李英伟2018年4月7日调查余尊兴）；9、调查笔录（黄丹泽、李英伟2018年4月7日调查陆振伊）；10、调查笔录（黄丹泽、李英伟2018年4月7日调查韦文轩）。 被告邕宁区政府答辩称，邕宁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的所有权全部确认给第三人屯王坡7组所有，主要是基于以下事实和证据：（一）土改时期第三人在蒙古山一带分有水田，这一事实有第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实，高级社时，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和第三人所在的合作社进行划分生产区是以河、路、沟、山为界，连片划分，坡与坡之间没有插花地，山地按田管山的原则进行划分，三包四固定时，按合作化划分的生产区进行管理，对田、地、山不作调整，这些事实有余尊兴（中共党员，1943年生，佃余坡1队人，曾任八联大队副大队长、屯王大队党支部书记）、余君基（中共党员，1922年生，佃怀坡1队人，曾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大集体等时期，在八联任治安主任、农会会计、大队长等职）、余殿全（1928年生，屯王坡5队人，曾在屯王大队任干部）、余保黎（中共党员，1935年生，屯坡8队人，曾在八联、屯王大队任文书、支书等职）、余荣旺（中共党员，1940年生，屯王坡4队人，曾任八联大队、屯王大队财粮员、文书等职）等证人证言证实；（二）争议的蒙古山处在一条小河的南岸，小河沿着蒙古山的东、北、西三面穿行而过，蒙古山南面是第三人的山和水田，原告的耕地及山地在小河的北岸与蒙古山隔河相望，小河南岸没有原告的土地，该事实有《现场勘界图》及余成文、许建林、许春生、李显宝等人证言证实；（三）第三人现在蒙古山南面经营有水田，蒙古山的东、北、西三面有小河环绕，蒙古山处在第三人生产区范围内，第三人在林业三定时期取得蒙古山的自留山证，这些事实有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现场勘界图》及余尊兴、余君基、余荣旺、余殿全等老干部证言证实；总之，小河将原告与第三人的生产区划分开来，原告的生产区处在小河北岸，第三人的生产区处在先和南岸，这一现状与合作化时划分生产区的原则相吻合，争议地在小河南岸，因此属于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在林业三定时取得蒙古山的《自留山证》，进一步印证了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邕宁区政府认为原告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缺乏依据，主要因为：（一）关于原告提供的《邕宁县第八区七和乡（村）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以下简称《分户清册》），因为该《分户清册》没有单位盖章，无法判断是哪一部门制作颁发，或者是各人自己填写形成，且《分户清册》内容所反映的是土改时期个人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土改之后的合作化时期，原告与第三人进行了划分生产区，该资料登记的土地在这次划分生产区中作了重新调整，原来登记在《分户清册》的土地有的调整给了第三人，如《分户清册》中登记的“石桥”（地名），现在“石桥”的土地就不属于原告所有，而是属于第三人所有，这一事实有余成文、许彩廷的证言证实，既然《分户清册》中登记的“石桥”在合作化时已经调整给了第三人，那么登记在《分户清册》中的“利烟”或“祖未录鸦”（即本案争议地蒙古山）亦有可能已经调整给了第三人，所以原告提供的《分户清册》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地权属的依据；（二）关于原告主张在争议地上经营管理事实的问题，首先，原告的农户到争议地的经营活动是个人私自去开荒种植的，不是集体发包给各家各户的，该事实有许建林、许积廷、许春生等证言证实，原告这种个人私自开荒占有的经营管理是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权属的依据的，其次，原告农户自开始到争议地开荒种植至今，第三人一直没有放弃主张对争议地的权属，这一事实有村干部余尊兴、余荣旺、余殿全的证言证实，所以原告主张在争议地上的经营管理事实并不成立。综上，邕宁区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的主体适格，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缺乏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在答辩期限内，被告邕宁区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有下列证据材料复印件：1、邕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笺，证明邕宁区人民政府将案件交给城区调处办调处；2、调处申请书，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向邕宁区人民政府申请对蒙古山土地权属纠纷进行调处；3、送达回证，证明城区调处办将受理通知书、委托书及提出答辩通知书、调处申请书等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4、答辩书，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村民小组队蒙古山主张土地权属的理由；5、证明、委托书，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及屯陆坡村民小组组长身份证明及委托代理证明；6、《现场勘验图》，证明当事人确认争议范围；争议地现状及其周边概况；7、余启策、余长仕调查笔录，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七村民小组历史沿革、所属农村基层组织管辖、其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以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理由；8、《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土地改革时期，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七村民小组农户在争议地附近分有田；9、《自留山证》，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七村民小组持有乌鸦山的《自留山证》；10、许建林、许积庭、许春生、余成文、李显宝等调查笔录，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村民小组的历史沿革、所属农村基层组织管辖、其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以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理由；11、《分户清册》，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村民小组提交的《分户清册》没有颁发日期以及单位印章；12、余启茂的调查笔录，证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七村民小组所持《自留山证》的来源情况；13、黄茂才的调查笔录，证明百济镇屯王村的历史渊源；14、余尊兴的调查笔录，证明高级社划分生产区时是以河为界，蒙古山处在屯王坡耕作区内，屯陆坡的耕作区在小河的北岸。1985年前后曾代表村委处理蒙古山权属纠纷；15、余君基的调查笔录，证明高级社划分生产区是以河、路、沟等为界，连片划分，坡与坡之间没有插花地，山地按田管山的原则进行划分。三包四固定的生产区按高级社不变；16、余荣旺的调查笔录，证明蒙古山处在屯王坡耕作区内，屯陆坡的耕作区在小河的北岸。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代表村委调处屯王坡第7组与屯陆坡为蒙古山权属纠纷；17、余启欢的调查笔录，证明屯王坡在蒙古山的经营管理情况；18、余殿全的调查笔录，证明高级社时划分耕作区，按田管山的原则进行划分耕作区，蒙古山在屯王坡××耕作区内。1988年在村委任干部时，曾调解屯王坡第7组与屯陆坡韦蒙古山权属纠纷；19、余保黎的调查笔录，证明屯王村的历史渊源。高级社划分生产区时成片划分，坡与坡之间按田管山的原则进行划分，蒙古山一带划入屯王坡的生产区。三包四固定的生产区按高级社不变；20、余殿济的调查笔录，证明屯王村的历史渊源，屯王村对山地的管理有按田管山的习惯以及自留山证的情况；21、余启玉的调查笔录，证明屯王坡及屯陆坡在蒙古山的经营管理情况；22、余快的调查笔录，证明屯陆坡在蒙古山的经营管理情况，屯王坡第4队不主张争议地权属；23、结案报告，证明百济镇人民政府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24、调解笔录，证明城区调处办组织双方调解，但不能达成调解协议；25、调处情况汇报，证明城区调处办调处报告；26、专题会议纪要，证明城区人民政府集体讨论作出处理决定；2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证明适用法律正确；2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证明适用法正确；29、《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证明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南宁市政府答辩称，争议地在合作化时期已经划为第三人屯王坡7组的生产区范围，此后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调整给其他集体，争议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的农户到争议地进行开荒种植的经营管理事实因发生在纠纷发生之后，因此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归属的定案依据。总之，邕宁区政府根据本案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复议机关应予维持；因此，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复议维持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在答辩期限内，被告南宁市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提交清单》中，有下列证据材料复印件：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及其他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情况及受委托人的身份情况；3、《关于百济镇屯王村屯王坡第7村民小组与屯陆坡村民小组为蒙古山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邕府行处字[2018]1号），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邕宁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4、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邕宁区人民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邕宁区人民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该目录项下的具体证据由邕宁区人民政府另行提交）；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事项确认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屯王坡7组述称，同意和支持两被告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屯王坡7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提交清单》中，有下列证据材料复印件：1、《自留山证》，第三人的农户在“林业三定”时取得了《自留山证》，证明争议地蒙古山的权属是第七生产队集体所有；2、《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1953年邕宁县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土改以来争议地蒙古山附近一带生产区属于第七生产队经营管理。 经庭审质证，关于被告邕宁区政府提出的全部证据，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提出了此证据上表明的是涉及争议地的都是水田，而不是山林，这些水田不是一整块的水田，而是分散的，而且具体的分布状况不明，也就是说第三人持有的土地证是在山岭而不是田地；原告指出证据《自留山证》上有两个持有人的名字，并因此认为一个证件不能有两个所有人，该证不仅仅包含一个山岭，而是有三个山岭（即建永、吞岭、鸦乌山），该证据中的面积也标注不明，证据中乌鸦山的范围四至不清，证据中公章不清晰，日期不明确，因此认为这一证件是无效证件，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的证明；此外，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所持有的这些证件是由政府颁发的，而且该证据只是涉及证件的存根，不是证据本身，而存根一般是由政府部门持有，而本案却是由第三人持有，这让原告方有理由怀疑证据的来源不清，合法性有问题，这些相关证件颁发之前或之后，都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经进行公告程序，按照当时的规定，颁发证件前后行政单位应先进行公告，也就是说原告并不知道第三人持有证件，也不知道政府将证件颁布给第三人，由于颁发证件时没有公告程序，所以原告无法提出异议；其他有关证人证言的证据，大部分的证人对土改及四固定时期都不太了解，而了解这时期的证人又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原告方不认可其有效性。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屯王坡7组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提出的全部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政府提出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 关于被告南宁市政府提出的全部证据，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复议程序上的相关证据没有异议，对实体上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所举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邕宁区政府、第三人屯王坡7组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出的全部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出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 关于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提出的全部证据，被告邕宁区政府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原告提出的证据《分户清册》，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中的陈述一致；对原告提交《证据提交目录》中的2-7项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原告补充的证据即《证据提交目录》中的8-10项证据，对其中余尊兴的调查结果，有与邕宁区政府调查不一致的，应以邕宁区政府的调查结果为准，而其他两份调查结果，邕宁区政府对其三性都不予认可。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屯王坡7组对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提出的全部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表示与被告邕宁区政府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致。 关于第三人屯王坡7组提出的全部证据，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证据《自留山证》《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所举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邕宁区政府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自留山证》《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中的陈述一致。被告南宁市政府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对第三人屯王坡7组提出全部证据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两被告以及第三人提出的全部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两被告以及第三人提出的全部证据，符合本案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基本要求，能够证明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行为过程，以及案件当事人主体资格、争议地的位置座落、四至面积、地形地貌和管理状况等有关情况，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其中，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留山证》《分户清册》《现场勘验图》，以及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相关文本是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他证人证言类证据是本案辅助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把争议地称之为利烟山或祖未录鸦山，第三人屯王坡7组则把争议地称之为蒙古山、亡古山或乌鸦山；争议地面积61亩，四至界线为：东、西、北三面至小河，南面至第三人的山地。 原告与第三人自解放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均属同一农村基层组织管辖，土改时同属七和乡管辖，合作化时同属八联高级社管辖，四固定时同属屯王大队管辖，现同属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管辖。 土改时，第三人的农户在争议地附近分有田地，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予以证实；高级社时，八联高级社在争议地一带划分原告与第三人的生产区（耕作区）时，是以争议地北边的一条小河为界，北边为原告的生产区，南边为第三人的生产区，争议地位于小河的南岸；四固定时，各生产队按合作化时期划分的生产区进行管理，对田、地、山不作调整；林业三固定时，第三人的农户取得涉及争议地的《自留山证》。 现争议地的东面，大部分是原告的农户在纠纷发生后种植的速生桉，其余小部分即西南角约有15亩是荒山。 邕宁区政府于2013年3月22日受理第三人对争议地权属提出的确权申请后，经逐级调解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后，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前述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南宁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于2018年4月27日受理后并经审理，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前述复议决定，并于2018年10月29日邮寄送达了原告。 原告不服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于2018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制度是一种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方式，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山林土地纠纷是指单位之间、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属于民事权益纠纷的一种形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这种民事权益纠纷首先要通过人民政府的调解，调解不能成立的，由人民政府依据职权范围作出相应的裁决。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与第三人屯王坡7组为争议地的土地权属发生纠纷，并经法定处理程序后，原告不服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本院应当予以受理。 本案当中，根据原告、两被告以及第三人的诉辩意见，各方对争议地的位置座落、四至面积和地形地貌并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中对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留山证》《分户清册》的效力认定以及将争议地确权一方的结果问题上。 关于上述争议焦点问题，首先，从证据效力上看，根据山林土地纠纷案件的特点，结合《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文件、原国家土[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在处理山林土地确权纠纷案件的证据采信问题上，可以作为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1、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其他档案清册；2、合作化时期原土地、林木入社和划分耕作区的材料；3、四固定时期有关土地、林木固定落实情况；4、土地改革后各个时期人民政府制作的有关土地、林木权属的决定、调解协议或有关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土地、林木权属协议；5、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林木权属证书；6、国有林场的建场资料；7、国有建设单位征用土地补偿资料；8、各个时期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或裁定等文件；本案中，第三人提出的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留山证》，原告提出的证据《分户清册》，均可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但是，《分户清册》上没有单位盖章且为孤证（即单一证据），其证明效力明显不及于盖有公章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留山证》；另外，本案中的言词证据，基本能够辅助证明《分户清册》的证明效力不及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留山证》的证明效力。其次，从争议地的地形地貌上看，争议地处在一条小河的南岸，该条小河南岸并没有原告的土地存在，据此，确认以该条小河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分界线，既符合合作化时期划分生产区的原则，也符合农村集体土地现实分界线的自然属性。综上，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中，对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自留山证》的证明效力认定，并无不当，据此结合争议地的现实地形地貌，将61亩争议地的土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屯王坡7组所有，既符合合作化时期划分生产区的原则，也符合农村集体土地现实分界线的自然属性，并无不妥。 此外，在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中的查明事实部分，均有“原告把争议地称之为利烟山或祖未录鸦山，第三人则把争议地称之为蒙古山、亡古山或乌鸦山”的内容描述，因此，原告提出两被告对争议地的名称由来未作充分调查，就简单否认“利烟”或“祖未录鸦”山不是争议地的理由不够充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各方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提出的证据《现场勘验图》并无异议，原告所主张的新证据（即原告《证据提交目录》中的8-10项证据），系证人证言类证据，并不足以否定处理决定中对证据效力的认定以及处理结果的正确性，据此，原告以被告南宁市政府在复议期间不派员到争议地现场勘察，对原告提供的新证据、以及原案证据没有重新组织质证为由，提出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维持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的主张，本院亦是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屯陆坡村民小组提出本案行政诉讼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陆坡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原告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屯王村屯陆坡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或提出缓交申请不被批准仍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韦影年 审判员  宁 静 审判员  晏 琼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黄昇翔 附：本判决所适用和参考的法律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