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终8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行，营业场所郑州市金水区顺河路99号院5号楼1-2层15号。负责人：石俭，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飞，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克贵，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民，男，196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东，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越，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飞、肖克贵，被上诉人刘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东、张卓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刘国民的起诉，或驳回刘国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由刘国民承担。事实和理由：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真实借款人王洪新向林某借款4000万元是个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王洪新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表和表见代理行为。本案争议的《合作协议》是王洪新刑事犯罪的罪证，其内容不是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刘国民明知实际用款人是王洪新、刘双军个人而非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情况下，为王洪新的借款提供保证，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不享有追偿权。一审法院将王洪新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将《合作协议》及《保证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判令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向刘国民承担债务清偿责任错误。二、（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洪新利用其伪造的印章以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名义与林某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违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裁判结果与（2014）豫法民二终字第319号民事判决结果相矛盾，法院对王洪新利用单位真实印章签订的合同认定为无效，而利用伪造的单位印章签订的合同却认定为有效相互矛盾。一审法院采信该判决对本案争议的《保证合同》效力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三、王洪新诈骗林某款项付至王洪新指定的收款人刘双军、王正洋个人账户，并未进入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账户，超出了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监管范围和监管能力，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决认定刘国民的损失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公章管理不善密不可分，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229号批复规定，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害人应当通过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处理。本案中，刘双军、刘国民、勍香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即取得了林某作为受害人在刑事退赃中的法律地位，应当作为受害人通过刑事追缴退赔程序主张权利，本案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刘国民辩称，本案《合作协议》《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具有约束力，王洪新的犯罪行为并不导致两份协议无效，（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定正确。王洪新利用其行长身份进行诈骗，基于其特殊身份，构成表见代表。银行本身具有搭桥融资这一业务，刘国民基于王洪新时任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行长、负责人一职，认为本案借款是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正常业务合情合理。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称“刘国民明知王洪新、刘双军是实际用款人”系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从（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公章管理制度不善正确，证据充分。本案中，刘国民是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行使追偿权，其不可能取得林某作为受害人在刑事退赃中的法律地位，一审法院程序没有违法之处。综上，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应予维持。刘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偿还刘国民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替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向林某偿还的借款3602万元及利息，利息计至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还清全部欠款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8日，林某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使用林某人民币4000万元，自2012年7月18日至2012年8月19日。同日，刘国民、刘双军、勍香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林某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为保障债权人与主合同债务人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所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保证人愿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债权为本金4000万元人民币，利率月息5%，贷款期限自2012年7月18日始至2012年8月19日止；本合同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或其有关条款无效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对债务人在主合同无效后应承担的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4月1日，林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承担还款责任，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中，林某撤回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作出（2013）郑民四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只存在一笔4000万元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合作协议》上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印章虚假，且从签订《合作协议》、《借款合同》之前勍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资金支付、收款人、资金流向等履行情况看，林某实际履行的是与刘双军签订的《借款合同》，而非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签订的《合作协议》”，遂判决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连带偿还林某借款本金4000万元；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连带偿还林某律师费154万元；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定“从林某起诉状的内容看，林某系依据2012年7月18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和《保证合同》要求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承担本案4000万元的还款责任，并要求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对该40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林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及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原行长王洪新的供述看，该4000万元系其以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名义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所涉款项，并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该款项并非履行林某与刘双军所签《借款合同》的款项；再次，（2014）郑刑一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林某支付的4000万元系履行《合作协议》。因此林某实际履行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其与刘双军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原审判决认定林某实际履行的是《借款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的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原法定代表人王洪新虽然涉嫌合同诈骗，但其诈骗行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导致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合作协议》为有效协议。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债权人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林某在《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合作协议》无效时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因此《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应对本案借款40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本案诉讼过程中，勍香公司已支付林某借款1552万元”，遂改判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连带偿还林某借款本金2448万元；撤销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偿还林某律师费154万元的判项，维持驳回林某其他诉讼请求的判项。一审案件受理费293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98100元，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负担238480元，林某负担596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4500元，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负担150155元，由林某负担104345元。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刘国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原行长王洪新通过伪造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印章，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诈骗林某钱款的行为已经为刑事判决所确认，但对《合作协议》本身而言，其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林某在最初起诉时，要求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与刘国民等人均承担还款责任，后撤回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原第二审判决并不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刘国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本案不应再审”，遂裁定驳回刘国民的再审申请。2018年6月15日，林某与刘国民、勍香公司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一、林某同意刘国民于2018年6月15日下午17点30分前向林某账户汇入1950万元；如果上述款项未在约定时间汇入，则林某同意刘国民于2018年6月19日下午17点30分前向林某账户汇入1960万元；如果上述款项仍未在约定时间汇入，林某同意刘国民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7点30分前将价值2000万元的承兑汇票背书给林某指定的账户，除此之外，刘国民还应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7点30分前向林某账户汇入50万元。二、刘国民按照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任何一种方式履行完毕后，视为刘国民、勍香公司履行完（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判决书的义务，不再承担判决书中判令的连带责任，林某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就本案债权向刘国民、勍香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三、由于以上款项为刘国民个人出资，因此刘国民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等的追索权归刘国民所有”。2018年10月30日，林某、刘国民、勍香公司又就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书》达成《补充协议》，约定三方同意原《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废止，变更为刘国民于签订补充协议三十个工作日内分期分批向林某账户汇款2050万元。刘国民通过赵娜账户给付。三方共同确定“本次执行款系刘国民个人出资。勍香公司已偿还林某的借款1552万元，系刘国民个人出资。因此以上3602万元对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等的追索权归刘国民所有”。2018年10月30日，刘现超向赵娜转款100万元；2018年10月31日，刘现超向赵娜转款150万元；2018年11月2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50万元；2018年11月7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180万元；2018年11月9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150万元；2018年11月23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10万元；2018年11月26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20万元；2018年11月28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290万元；2018年11月29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400万元。2018年10月30日，林某出具收到条一份，主要载明“刘国民通过刘现超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赵娜，共计300万元”。2018年10月31日，林某出具收到条一份，主要载明“刘国民通过刘现超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赵娜，共计650万元”。2018年11月9日，林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刘国民通过刘现超的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安然），380万元。该款系履行2018年6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和2018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的还款义务”。2018年11月28日，林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刘国民通过刘现超的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安然）320万元。该款系履行2018年6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和2018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的还款义务”。2018年11月29日，林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刘国民通过刘现超的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安然）400万元。该款系履行2018年6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和2018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的还款义务”。以上共计付款2050万元。2018年12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豫01执234号执行裁定书，因林某与勍香公司、刘国民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遂解除对刘国民所持有的勍香公司39%股权的冻结。2018年12月6日，勍香公司向广发银行未来支行邮寄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其已将15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国民，要求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向刘国民履行义务。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12月7日，一审法院对王洪新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王洪新私刻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印章，多次实施诈骗，其犯罪事实中包括“2012年7月份，时任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行长的王洪新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印章，假冒该支行的名义，与林某先后签订了一份260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一份4000万元的《合作协议》，从林某处共计取得6600万元，至案发时尚有4210.41万元未归还”，该判决认定王洪新犯合同诈骗罪，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王洪新退赔被害人林某人民币4210.41万元。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担保追偿纠纷。关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是否应向刘国民支付代偿款3602万元，和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根据已生效的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的确认，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的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原负责人王洪新虽然涉嫌合同诈骗，但其诈骗行为并非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与林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作为保证人应当对《合作协议》项下40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现勍香公司、刘国民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已向林某偿还借款共计3602万元，且勍香公司已将其所有的15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国民，故刘国民行使追偿权，要求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偿还其上述债务，并支付其利息损失，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抗辩提出的涉案《合作协议》系王洪新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公章与林某所签订，其内容不是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不应对林某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刑事责任承担系犯罪行为引致的刑罚后果，并不能因此免除民事主体的责任承担，民事主体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案中，《合作协议》签订时王洪新系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负责人，其以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名义向林某借款4000万元，并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虽然已查明《合作协议》上加盖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行”的公章系王洪新伪造，钱款被王洪新据为已有，但现有证据并未证明林某、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明知公章系王洪新伪造，并与其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利益。因此，王洪新的行为虽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不能免除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刘国民的损失与王洪新作为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负责人的特殊身份有关，但也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公章管理不善密不可分，故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关于刘国民无权对其提起民事诉讼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规定，判决：广发银行未来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国民代偿款3602万元，并从2018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刘国民支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1900元，由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国民提交了四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林某的证明、调查笔录等，拟证明本案《保证合同》签订地点在行长办公室，王洪新构成表见代表；第二组证据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拟证明2019年3月13日，郑州中院确认刘国民等人已向林某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该案已经执行完毕并结案；第三组证据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执行人信息、银行转账截图等，拟证明刘国民履行本案的担保责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第四组证据为案例检索报告，拟证明单位负责人私刻公章、构成犯罪的，单位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林某出具的证明为虚假证明；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检索案例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本院认为，对于刘国民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证人林某未出庭作证，且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刘国民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刘国民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因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国民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因该检索报告中显示的判决书或裁定书均为他案的裁判文书,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刘国民代偿的3602万元本金及利息是否应由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偿还？根据一审查明事实，2012年7月18日，林某与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签订《合作协议》，为保障该协议中的债权，刘国民、刘双军、勍香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林某于同日签订了《保证合同》一份。该《合作协议》已经被（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有效，并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该《合作协议》为有效协议并无不当。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人勍香公司、刘国民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连带还款义务已向林某偿还借款共计3602万元，且勍香公司已将其所有的15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国民，刘国民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债务人广发银行未来支行进行追偿，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广发银行未来支行偿还刘国民代偿款3602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广发银行未来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90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伟审判员  杨 帆审判员  常若琼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刘秀书记员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