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142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卫某1，女，195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善发，男，195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卫某2，女，195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芝罘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卫某3，女，194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卫某4，女，1961年6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卫某5，男，196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卫某6，女，196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卫某1、卫某2因与被上诉人卫某3、卫某4、卫某5、卫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1民初200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某1、卫某2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中的东三间即51××87号房屋归被上诉人卫某5所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涉案6间房屋建造于1967年，房屋产权证中明确载明房屋所有人为卫某7，而不动产权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是物权归属的根据，涉案房屋为被继承人卫某7和王树珍所有。首先，房屋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簙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涉案6间房屋从未发生变更，自始至终都登记在卫某7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其中东三间父母在被上诉人卫某5结婚时赠与给了卫某5不合理，根据《合同法》第187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房屋作为不动产，房屋赠与只有完成房屋交付即登记变更手续后，才视为房屋赠与完成。正如前所述，涉案房屋中的东三间并没有发生过物权变动。其次，按照农村习俗，如果父亲与儿子要进行分家析产，会找同宗同亲，或者左邻右舍，以及村委成员作为代书人或见证人，并以书面的形式确定。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卫某5声称分书已丢失，出庭作证的两个证人证词之间，以及与被上诉人卫某5的陈述自相矛盾，从立分书的时间、见证人签字、分书的具体情形均不吻合。事实上，被继承人卫某7根本就没有立过分书，两个房产证一直都保管在自己手中，在其去世时将房产证交给了妻子王树珍，而王树珍在去世前将房产证从炕洞中掏出来交给了女儿卫某4，并没有交给儿子卫某5，如果说卫某7立过分书，在其去世时或立分书后就应将分给卫某5的东三间房屋的房产证直接交给卫某5。二、按照法理及民法原则，有法律从法律，无法律可参考当地风俗习惯，但该风俗习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而且风俗习惯只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法院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未经论证，随意认定为风俗习惯就作为判决的依据。1.本案中所涉房屋的所有权属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在存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风俗习惯任意作出判决，一审法院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2.本案中，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所谓上诉人、被上诉人结婚年代时父母应该为儿子结婚准备婚房的风俗习惯，不符合风俗习惯的要件，而且一审法院也没有论证所谓的风俗习惯是符合当地历史传统且沿用至今且为群体所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就直接引用并作为判决的依据不合理。综上，卫某7生前从没有任何事实行为表示将东三间房屋赠与给被上诉人卫某5，也没有任何法律行为证明东三间房屋的所有权发生过变更。被上诉人卫某5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卫某3答辩称，同意父母的意见，房子确实已经赠与给儿子了。被上诉人卫某6答辩称，同意卫某3的意见。被上诉人卫某4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一审原告卫某1、卫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继承并分割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所有的坐落于烟台市福山区的房产；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于××××年结婚，二人婚后生育五女一子，分别是大女儿卫某3、二女儿卫某1、三女儿卫某2、四女儿卫某4、五女儿卫某6、儿子卫某5。被继承人卫某7于1928年1月27日出生，于2003年12月25日去世。被继承人王树珍于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2005年9月9日去世。本案诉争房产系登记在被继承人卫某7名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的两处房产，该两处房产共有6间北屋，其中西三间即51××48号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房产（产权人于茂勤、人口4、北屋3间50.75平方米、南屋平台1间15.1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6.85平方米、房屋结构砖石、房型瓦、宅基地面积126.35平方米、建筑时间1967年、签发日期1989年1月1日），东三间即51××87号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房产（产权人于茂勤、人口4、北屋3间50.7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0.75平方米、房屋结构砖石、房型瓦、宅基地面积126.35平方米、建筑时间1967年、签发日期1989年1月1日），该两处房产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福集建（91）字第9346号（土地使用者卫某7、用地面积254平方米、填发日期1991年8月），该两处房产的福山区房产所有证（存根）的编号分别是5150408和5150409。对上述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下列有争议的主张和事实，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如下：一、被告卫某5主张父母留有分书将本案诉争房产都给被告卫某5。2003年春天（具体几月份想不清楚）的一天晚上，父母让被告卫某5去叫卫某8、于某，被告卫某5到卫某8、于某家把他们叫到父母家，卫某8和于某到父母家的时候，被告卫某5的大爹卫茂功和叔叔卫茂勋已经在父母家，父亲卫某7当着全体人的面说房子给儿子、孙子，卫茂勋当时已经写好分书，分书内容是所有房产归被告卫某5所有；卫茂勋用钢笔在信笺上写两份分书，分书都交给父亲卫某7，父亲卫某7和卫茂功、卫茂勋、于某、卫某8在分书上签名按手印。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卫某5提供下列证据和证人证言：1、证人于某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的证明“我叫于某，住福山区门楼镇卫家疃村，身份号。2003年8月份卫某5父母叫卫某5到我家找我去他父母家办理分家，卫某5父母同意将编号为5150408、5150409房产给卫某5所有，当时在场人有卫茂功、卫茂勋、卫某8、于某”。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需庭后落实证人与被告卫某5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内容是分家，既然分家应该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将房产分开，而该证明是父母将其名下仅有的两套房产全部都给被告卫某5，不符合常理。被告卫某3、卫某4、卫某6对此无异议，认可父母将本案诉争房产都给被告卫某5。2、证人于某（男，195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卫家疃，身份证号码）于2018年12月11日到庭为被告卫某5作证。证人于某作证称：我和本案的原、被告都是同村村民，没有亲属关系，我和原、被告的父母关系不错，他们家中的红白喜事我都参与了，卫某3、卫某1的婚事我没有参与，从卫某2开始，他们结婚我都参与了，他们父母去世时我帮忙张罗。我在卫家疃联中当过4年体育老师，后来不干了，现在务农，我当体育老师时给卫某5上过课。原、被告父母在世的时候，大约是春天（具体哪一年记不清楚了）的一天上午，卫某5去我家跟我说他父母因为房的事想写分书让我作见证人，卫某7和我们说作见证把房产给卫某5，当时在场人有我、卫某8、卫茂勋、卫茂功、卫某5的大姐夫，我去的时候卫茂勋已经写好分书，分书内容就是将所有房产都给卫某5，分书没有写什么时候交给卫某5，也没有写其他内容。卫茂勋当时可能就写了一份分书，具体用什么笔写分书我记不清楚了，分书写完后交给卫某7，我们都在分书上签名，具体按没按手印记不清楚了，我记得写完分书后没有在他们家吃饭。写完分书后是否将房产证及土地证交给卫某5记不清楚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当时用普通白纸写分书，用什么笔写分书我记不清楚了。原、被告的父母住在西三间的东1间，西三间的另外两间父母放东西，卫某5后来回来在里面居住，东三间放东西。卫某5在家结婚，他住在西面1间，婚房是西面1间。我不清楚卫某5结婚后住多久就搬走了。原、被告父母去世后，该房屋没有人居住，谁管理我也不清楚。被告提交的2018年6月10日的证明整个内容是我书写，被告卫某5找我书证明。卫某7和王树珍因病去世，卫某7和王树珍在世时住在现在的老房，我不记得他们是否和其他子女在一起居住，两个老人在世时老大伺候比较多。当时请我见证分书，王树珍在场，卫某5的大姐夫也在场，我不清楚卫某5的大姐夫是否在分书上签字按手印。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证人是被告卫某5的体育老师，证人和被告卫某5的私人关系很好；证人和卫某7夫妻关系一般，只是本村村民，平常来往不多。被告卫某3、卫某5、卫某6对此无异议。3、证人卫某8于2018年6月10日出具的证明“我叫卫某8，住福山区门楼镇卫家疃村，身份号。2003年8月份卫某5父母叫卫某5到我家找我去他父母家办理分家，卫某5父母同意将编号为5150408、5150409房产给卫某5。当时在场人有卫茂功、卫茂勋、于某、卫某8”。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需庭后落实证人与被告卫某5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内容是分家，既然分家应该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将房产分开，而该证明是父母将其名下仅有的两套房产都给被告卫某5，不符合常理。被告卫某3、卫某4、卫某6对此无异议，认可父母将本案诉争房产都给被告卫某5。4、证人卫某8（男，××××年4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身份证号码）于2018年12月11日到庭为被告卫某5作证。证人卫某8作证称：本案的原、被告是我的侄女、侄子。大约2003年8月份，有一天下午我干完活回家，卫某5到我家叫我说他爸有事让我到他家，我到卫某7家后，卫茂功、卫茂勋、卫某5的大姐夫、于某都已经在场。卫茂勋已经写好分书，分书内容是卫某7去世后将房产都给卫某5，我不知道是分书还是遗嘱。卫茂勋用什么笔写分书我记不清楚了，卫茂勋用白纸写分书，卫茂功和我说分书是卫茂勋书写，卫某7说因为卫某5有儿子，将房产给儿子、孙子，卫某5的大姐夫也同意，他们都签名按手印了，我是最后一个签名按手印，当时就写一份分书交给卫某5。我们签完协议后在他们家吃饭，当时房产证、土地证是否交给卫某5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写分书时卫某7夫妻身体都有疾病，卫某5的大姐夫张树东也在分书上签名按手印。被告提交的2018年6月10日证明都是我写的，卫某5找我说分家协议丢失，他问我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有这个事，然后我就写证明，证明内容是我凭记忆书写。卫某7夫妻住在房屋西三间的东一间，西三间的另两间干什么我不清楚，东几间房屋存放卫某7的东西。卫某5在家结婚，卫某5的婚房在最西面一间，最西面第二间是厨房，我不清楚卫某5结婚后在家居住多长时间。写分书时王树珍在场，我不清楚王树珍是否在分书上签字按手印，我和卫某7、卫茂功、于某、卫茂勋、张树东在分书上按手印。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对证人的身份无异议。被告卫某3、卫某5、卫某6对此无异议。二、关于本案诉争房产的居住、使用情况。原告主张父母在本案诉争房产居住直到去世，父母去世后，被告卫某5将本案诉争房产对外出租，现在房屋处于闲置状态；本案诉争房产的东三间不是父母给被告卫某5准备的婚房，父母也没有给被告卫某5准备婚房，被告卫某5确实在东三间房屋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婚后很快就搬到其岳父的房屋居住，被告卫某5几乎没有在本案诉争房产居住；被告卫某5当兵复员后分配到福山区邮电局工作，福山区邮电局给卫某5分配宿舍。被告主张本案诉争房产的西三间由父母居住至去世，本案诉争房产的东三间房产系父母给被告卫某5准备的婚房，被告卫某5在东三间房屋举行结婚仪式，被告卫某5婚后在本案诉争房产居住二三年后搬到东关村其岳父的房屋居住，被告卫某5的东西存放在东三间房屋；被告卫某5从部队复员后到福山区邮电局工作，当时福山区邮电局没有给宿舍，被告卫某5和父母在卫家疃村一起居住多年后，福山区邮电局才分配宿舍。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被告主张的分书问题。被告主张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生前留有分书约定本案诉争房产归被告卫某5所有，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被告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既未提供分书为证，也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证人于某、卫某8出具的证明和到庭陈述亦不能证明原告的此主张成立，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二、本案诉争房产的东三间即51××87号房产所有证登记房产的权属问题。被告主张该房产系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给被告卫某5结婚准备的婚房，虽然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因原、被告均认可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生前一直在本案诉争房产的西三间（51××48号房产所有证）居住至去世，被告卫某5在本案诉争房产的东三间举行结婚仪式，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生前没有给被告卫某5准备其他婚房，结合本案诉争房产分为两个房产证的事实，参考原、被告结婚年代时父母应该为儿子结婚准备婚房，该房产应视为父母赠与儿子的农村一般风俗习惯，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此主张予以支持。因本案诉争房产的东三间即51××87号房产所有证登记房产系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给被告卫某5准备的婚房，该房产应视为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赠与被告卫某5，故该房产归被告卫某5所有。三、本案诉争房产的西三间即51××48号房产所有证登记房产的权属及如何继承问题。原告主张该房产系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因被告对原告的此主张未提出异议，且被继承人卫某7系该房产的房产所有证登记产权人，该房产建筑时间为1967年，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于××××年登记结婚，该房产系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设，该房产应依法认定为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予以支持。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去世后，原、被告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权继承该房产，故该房产由原告卫某1继承六分之一份额，原告卫某2继承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3继承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4继承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5继承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6继承六分之一份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卫某7名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的房产（51××48号房产所有证）分别由原告卫某1享有六分之一份额，原告卫某2享有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3享有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4享有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5享有六分之一份额，被告卫某6享有六分之一份额；二、登记在被继承人卫某7名下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的房产（51××87号房产所有证）归被告卫某5所有；三、驳回原告卫某1、卫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卫某1负担95.80元，原告卫某2负担95.80元，被告卫某3负担95.80元，被告卫某4负担95.80元，被告卫某5负担671元，被告卫某6负担95.8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卫某5提交2013年8月17日的分家协议，证实房屋当时分给卫某5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卫某5提交的分家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2003年左右时分家协议一般是用毛笔字书写，不可能用油笔来写。分家协议中立据人卫某7的字不是卫某7本人签名，而且结合一审中两位证人的出庭作证来看，证人于某和卫某8的证言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而在分家协议中有于某的签名，但并没有卫某8的签名。事实上被继承人卫某7和王树珍在生前并没有立过分家协议或遗嘱，我方申请对该份证据进行鉴定。对于分书中执笔人卫茂勋一般都是采用毛笔来书写。被上诉人卫某5同意鉴定。上诉人提交一份被上诉人卫某4签字的书面材料，证明被继承人卫某7和王树珍不可能在生前将房屋以分书或赠与的方式将涉案房屋给被上诉人卫某5，因为王树珍在生前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藏在自己的炕洞里，在去世前交给了卫某4，如果房屋是给被上诉人卫某5的话，那应该将房产证和土地证直接给卫某5。该份书面材料有卫某4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卫某5、卫某3质证称，证明的内容不是卫某4写的，签字是不是卫某4不清楚。被上诉人卫某6称，听卫某4说卫某1上她家去过，写了个东西她签过字，她只承认一条，是哪一条不清楚，其他的不承认。上诉人认可证明上的内容是其所写，字是卫某4签的。上诉人庭后提交了鉴定申请，并提供了一本有茂勤签字的果园管理技术书一本、一份卫茂勋书写的卫德华家给卫志强、卫茂平分家的分书一份及有茂勤两字的麻袋一个，要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分书协议中立据人卫某7的签名进行鉴定，对被上诉人卫某5提供的分书协议和申请人提供的分书中的全部字体进行对比鉴定，以确定被上诉人卫某5提供的分书协议是自行伪造的。被上诉人卫某5对上诉人提供的鉴定样本不予认可，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样本的真实性。对上诉人要求对分家协议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烟台市福山区建设6间北屋。1989年分为西三间、东三间两处房产登记在被继承人卫某7名下。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生前一直在本案诉争房产的西三间居住至去世。现双方对本案诉争房产的东三间是否属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的遗产有争议。上诉人主张被继承人卫某7、王树珍生前没有给被上诉人卫某5准备婚房，被上诉人卫某5只是在东三间举行的结婚仪式。被上诉人卫某3、卫某6则主张东三间是给卫某5准备的婚房，卫某5主张其父母已将两处房产全部分给他了，二审中提供分家协议。因一审法院并未依据分家协议进行裁判，而被上诉人卫某5也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分家协议是否真伪不予确认。根据本案诉争房产分为两个房产证的事实，结合当地儿子结婚的风俗习惯及房屋实际居住使用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东三间房产系被继承人已赠与给卫某5的事实符合实际情况，且被上诉人卫某3、卫某6认可父母确实已经将房屋赠与给了卫某5，因该赠与未被撤销，故上诉人要求继承分割诉争东三间房屋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卫某1、卫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