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申93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海南义利达高新技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25层。法定代表人：孔金学，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捷创兴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上步工业区1#厂房第五层559室。法定代表人：袁寒玉，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海南义利达高新技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利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捷创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创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7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义利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将捷创兴公司伪造的合同、收货单、委托加工合同、对账单等作为证据链，认定为捷创兴公司已完成基本举证义务，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捷创兴公司提交的供货合同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伪造痕迹明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一，供货合同没有一份是原件，均为打印件，不仅捷创兴公司的印章是彩色打印，没有一份合同有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的签字。如果按捷创兴公司的说法合同是传真的，那么捷创兴公司的印章应是加盖而非彩印的红章。由此说明这些合同都是不真实的；其二，捷创兴公司每一份合同不仅公章是一个方向一样，压到的字都是一样的，捷创兴公司称是电子章，预先设置好的，但其不能解释为何公章有大有小，每次压的字的位置、盖章的位置都是一样的，由此说明这些合同都是捷创兴公司通过电脑PS的；其三，捷创兴公司所谓的《供货合同》，从第二条开始，内容、格式和排版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一行字凸出和凹进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双方当事人的交易长达几个月时间，签订了不同的合同，每份合同制作成一模一样不符合逻辑及常理。不仅如此，11份供货合同，仅有7份有捷创兴公司的伪造章，且大部分合同的第一页为含有金额的页，第二页为印章页，两页之间的骑缝章不对，有的没有骑缝章，故合同明显是伪造的。其四，捷创兴公司起诉时提交了11份供货合同，在庭审中义利达公司提出捷创兴公司存在伪造合同的情况后，捷创兴公司主动撤回了4份，解释称该4份合同已包含在另一份合同中，说明捷创兴公司自认该4份合同是伪造的。而无论是11份合同还是7份合同，两者的总金额都不相同，也无法与诉讼请求的金额对应，并且所开的9张增值税发票的总金额、份数也与11份合同、7份合同及起诉金额均不同。捷创兴公司对此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其五，以2015年8月21日的《供货合同》为例，内容为先付定金20%，备好货再付70%，货到后十个工作日付10%。表面看，义利达公司未按约定先支付20%定金，而是直接支付第二期的70%，但其实是捷创兴公司将全款的合同做成了分期的，将合同金额增加了。8月20日的《供货合同》也存在同样情况，在没有支付10%的情况下先付了后面的。同时，根据义利达公司提供的供货合同，每次交易习惯都不一样，有时全款、有时不同金额的定金，显然不符合长期交易的逻辑和常理。这种种不符合逻辑的地方说明合同系捷创兴公司伪造的。2、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是全款现货，而捷创兴公司提供的每一份供货合同从第二条开始都一模一样，故意将付款违约金加进合同里面，而该违约金过高，超出常理。3、捷创兴公司提供的委托加工合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合同没有合法的盖章，没有原件，并且深圳市百千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千成公司）的盖章方向也是一致的，很明显是电脑制作的。二、捷创兴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依据没有原件且未经义利达公司认可的证据进行定案，违反证据规则。一审法院未审核签字人的职务及职责，就以职务签字为由确认对账单。二审法院以义利达公司有同名员工为由，确认对账单，是不公平的。另外，对账单和7份合同及义利达公司的入库单不符。捷创兴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没有原件，其称义利达公司进行了回传但并未提交传真件。对账单上捷创兴公司的印章与供货合同上的印章方向一致，大小还有差别，明显是电脑做的。所谓的义利达公司的财务人员签字根本看不清楚且没有任何原件核对，一审法院仅凭捷创兴公司单方陈述采信该证据，明显不公正。不能证明对账单是王蕊与余雪娇所签，则对账单是伪造的，不能采信。如果是王蕊与余雪娇所签，她们超越职务范围，没有领导授权，涉嫌钩联作假，不能采信。对账单与合同及义利达公司的入库单不一致，表明对账单有问题，不能采信。三、一审法院认定义利达公司授权朱进瑶收货有误。义利达公司与百千成公司合作时，朱进瑶早已从百千成公司离职，不存在授权一说，捷创兴公司用莫须有的快递单作为证据，义利达公司不予认可，原审法院仍据此作出认定是错误的。义利达公司的注册办公地址与快递单上的地址不同，快递单上没有收件人签字，显然快递单是伪造的。捷创兴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其内部文件，且没有原件，只有其中一份显示“货物自提”的有原件（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提货单），但该原件的签收人根本不是义利达公司员工，也不是一审法院提到的“朱进瑶”、“余小姐”等人中的任何一个。双方交易过程中从未出现过“货物自提”的情况。捷创兴公司主张既有送货又有自提，并无证据证明，且在其《送达函》中表述的是“通过快递方式给义利达公司送达了10多万的货物”，与所谓“货物自提”根本自相矛盾。四、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同意捷创兴公司撤回对其不利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捷创兴公司起诉时提交了多份证据，却在庭审时撤回了包括《供货合同》、《催款函》、《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等相关证据，不但违反程序，同时其撤回对自身不利证据的行为，也是对其诉求不符合事实的有效证明。五、捷创兴公司单方一次性开具发票寄给义利达公司，为捷创兴公司“有心之举”，反而证明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不真实。捷创兴公司为了达到多索要货款的目的，未经义利达公司主动索取，一次性开具9张发票寄给义利达公司，以此形成向义利达公司销售相关金额的货物的“事实”。但全部发票的总金额与捷创兴公司提出的所谓“供货合同”（无论是11份还是7份的金额，亦或是起诉金额）均无法一一对应，说明捷创兴公司在开发票时根本未确定“合同如何制作”。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合同金额合计实际为99836.9元，却在查明事实部分，记载捷创兴公司向义利达公司开具金额为101116.89元发票。六、二审法院查明一审中义利达公司提交证据中签订日期为2015年9月14日、15日、16日的三份《供货合同》的金额已包含在合同编号为SO-2015090052签订日期为2015年9月18日的《供货合同》中，系事实认定错误。捷创兴公司将四份合同的金额整理在一起，且将序号9的货物数量随意变更为6000，导致合同金额无故增加312元。七、二审法院未送达民事判决书给义利达公司，即作出生效登记，系程序错误。捷创兴公司利用义利达公司负责该业务的人员离职时带走全部订单等证据的漏洞，制造了本案诉讼。捷创兴公司与负责该业务的人员存在串通的可能。本案涉案金额虽然不大，但性质恶劣，义利达公司如果在本案中最终承担支付所谓的“货款及违约金”，从而发生损害结果，义利达公司将会到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维权到底。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捷创兴公司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捷创兴公司负担。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义利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义利达公司应否向捷创兴公司支付尚欠货款33220.5元及利息。经查，捷创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总金额与其提交的7份合同总金额相符，义利达公司也均抵扣了税款。针对义利达公司的每一笔付款，捷创兴公司均能列出相对应的《供货合同》及顺丰运单，且《对账单》处显示有“王蕊”“余雪娇”的签名，义利达公司亦确认其公司有同名员工。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义利达公司尚欠捷创兴公司货款33220.5元，并无不当。虽捷创兴公司提交的7份《供货合同》均系打印件，部分《送货单》签收人处空白，《对账单》系复印件，但上述《供货合同》《对账单》《送货单》《委托加工合同》及顺丰速运单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义利达公司主张上述证据系伪造，理据不足。综上，义利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海南义利达高新技术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杨华书记员邹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