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02民初853号原告：李东升，男，汉族，1967年10月5日生，曲靖市罗平县人，高中文化，个体户，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四超，系云南勇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屠楚彬，男，汉族，1992年7月4日生,普洱市思茅区人,高中文化，个体户，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原告李东升与被告屠楚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东升和诉讼代理人张四超，被告屠楚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东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00元，逾期利息68054.79元（逾期利息以年利率24%暂从2017年4月27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3月18日，共690天。全部逾期利息计至被告还清本息之日止），以上本息暂合计218054.79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7年2月26日，被告因急需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50000.00元，双方签订借条载明：“本人屠楚彬因资金周转，今向李东升借入人民币150000元，并承诺于2017年4月26日前归还该借款，如未按约归还，由本人屠楚彬提供的合法抵押物车云Ｊ×××××给出借人出售,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证金等）亦由本人承担。”。原告于当日将1500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被告亦当场向原告出具了收条，确认“本人已实际收到出借人李东升于2017年2月26日支付的借款人民币150000元，以现金方式收取人民币150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继续拖欠至今，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判如所请。被告屠楚彬辩称：向原告的借款已经赔偿完，原告的诉讼是虚假诉讼。原告李东升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1.《借条、收条》原件和原告李东升《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李东升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以及2017年2月26日被告屠楚彬向原告李东升借款150000.00元的事实。被告屠楚彬质证认可《借条、收条》是被告书写，但认为该《借条、收条》是在原告威胁情况下写的，被告并未实际收到150000.00元的现金，被告与原告在写该《借条、收条》以前确有借款存在，借款是在上岛咖啡店与小高速交叉路口应斌地块所设的赌场中临时向原告借款，对于赌场中向原告的借款现已全部还清。《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和《微信转账明细》，拟证明原告的经济能力。被告屠楚彬质证不予认可该证据。经原告李东升申请，本院准许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证明：被告屠楚彬与原告李东升有经济往来，具体的往来数额不清楚，对于被告在大益茶庄向原告借款的事情不清楚。被告屠楚彬当庭对证人朱某进行了发问，因证人对本案涉及的借款不清楚，其对该证言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屠楚彬为证实自己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账本》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在赌场中的借款现已还清的事实。原告李东升质证认为证据上没有原被告的名字，是谁写的不清楚，本案的借款与该证据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不予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经被告屠楚彬申请，本院准予证人杨某1出庭作证，证人杨某1证明：1.被告屠楚彬提交的《账本》复印件是证人拿给被告的，《账本》复印件中被告最后还款20000.00元是证人记录的，之前的《账本》是原告自己记录的；2.被告屠楚彬在赌场向原告借款赌博，零星共计向原告借款几万元，在2017年2月14日证人向原告接收《账本》时，《账本》上显示被告屠楚彬尚欠原告借款20000.00元,2月15日被告屠楚彬已还款20000.00元。对于150000.00元的《借条、收条》模板是证人在华诚恒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班时公司使用的模板，该《借条、收条》是证人提供的。是原告说要借款给被告150000.00元，让证人去高家寨大益茶庄把写好《借条、收条》交给被告签字的，《借条、收条》写好后证人就走了，原告是否将借款150000.00元交付被告屠楚彬不清楚;3.在原告李东升向某出借110000.00元后，证人向某拿回11000.00元，其中10000.00元在第二天已转交给原告李东升，1000.00元自己使用；2017年6月2日原告李东升叫证人杨某1去巴塞城向某和杨某2收钱，当天收取现金20000.00元，该款已于当天交给原告李东升，同时在巴塞城大酒店向某和杨某2写下20000.00元收条一份，收条上有证人杨某1签名和张美芳表弟作为见证人签名。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杨某1的当庭陈述属实，并认可被告屠楚彬在赌场的借款已全部还清，本案的借条是证人杨某1书写。对原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李东升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和《借条、收条》原件因被告对《身份证》无异议并认可《借条、收条》是其签字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和《微信转账明细》，因《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能客观地反映原告与被告争议的借款发生时即2017年2月26日当日以及该日前10日以内原告李东升银行资金流向情况，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本院予以采信在卷；对《微信转账明细》因不能确认转账的对象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杨某1和朱某的证言，因原被告双方无异议，且证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予以采信在卷佐证；对被告屠楚彬提交的《账本》复印件，在庭审中原告虽然质证时不予认可其真实性，但结合证人杨某1当庭陈述以及原告李东升亦对证人杨某1证言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2月15日前被告屠楚彬在赌场向原告李东升借款数万元至2017年2月15日被告屠楚彬偿还剩余借款20000.00元；同年2月26日，原告李东升以被告屠楚彬要向其借款为由，告知证人杨某1用其在华诚恒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班时该公司《借条、收条》模板写好《借条、收条》后拿到思茅区高家寨大益茶庄交给被告屠楚彬，被告屠楚彬在该《借条、收条》上签名，证人杨某1即离开思茅区大益茶庄。另查明：1.原告李东升持有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号卡号为：62×××00账户在2017年2月13日发生四笔本行ATM取款5000.00元，共计20000.00元；2月25日发生转账收入49900.00元；2月26日发生四笔本行ATM取款5000.00元，共计20000.00元；2.原告李东升向另案被告张美芳出借110000.00元后，证人杨某向某拿回11000.00元，其中10000.00元在第二天转交原告李东升，1000.00元杨某1使用；2017年6月2日原告李东升叫证人杨某1去巴塞城向另案被告张美芳和杨某2收款，证人当天收取现金20000.00元交给原告李东升，同时在巴塞城大酒店向某和杨某2写下20000.00元收条一份，收条上有证人杨某1签名和张美芳表弟作为见证人的签名。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出借人要证明民间借贷合同成立与生效，除了提供借条外，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借款。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李东升向被告屠楚彬出借的款项是否已经实际支付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李东升向本院提交了由被告屠楚彬签名的《借条、收条》原件，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该《借条、收条》是原告李东升叫证人杨某1用华诚恒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使用的固定模板并由杨某1书写后在思茅区高家寨大益茶庄交由被告屠楚彬签名的，被告屠楚彬在《借条、收条》上签名后，证人杨某1即离开了思茅区高家寨大益茶庄，原告李东升是否实际向被告屠楚彬现金交付借款150000.00元，原告李东升仅提交了其在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号卡号为：62×××00账户2017年1月15日至2017年3月31日银行流水记录，从其提交的账户流水可以看出，原告李东升在其主张借款的2017年2月26日以及该日之前10以内，该账户发生数额仅有2017年2月13日四笔本行ATM取款5000.00元，共计20000.00元；2月25日转账收入49900.00元；2月26日四笔本行ATM取款5000.00元，共计20000.00元；因而从该账户现金变动情况不能判断出原告李东升在2017年2月26日当天有150000.00元的现金向被告屠楚彬交付。原告李东升在庭审中陈述出借款项有60000.00元是向他人借款的事实，原告李东升亦未向本院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李东升因其至本案庭审辩论结束前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足额向被告屠楚彬交付借款150000.00元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东升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71.00元，由原告李东升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汤燕萍人民陪审员  牛冀群人民陪审员  罗耀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傅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