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8民终8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邦添，男，197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云凤，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蓝求伟，男，195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广强，广东易之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玲，广东易之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全带，女，193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原审第三人：戈新容，女，196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原审第三人：何高坚，男，199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原审第三人：何美霞，女，199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上诉人张邦添因与被上诉人蓝求伟，原审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8）粤1821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邦添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垫付的赔偿款28万元；二、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保险金不是赔偿款，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保险理赔款属于何某死亡产生的身故保险金。根据《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金属于何某的遗产，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无关。《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作为人身保险合同，上诉人虽然是投保人，但并不是合法受益人，死者近亲属才是合法受益主体，其从保险公司获得的保险赔偿不能减少雇主对雇员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保险金等同于责任主体已支付的事故赔偿款，无疑以他人的遗产作为责任主体免赔偿事由，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何某的死亡赔偿标准是错误的，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者何某虽然属于农村户籍并居住在农村，但是长期在县城从事建筑施工活动，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并不是像一审法院认定的打散工。而对于死者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不一致的情形下，应根据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经验，将主要收入来源地作为死亡赔偿金的主要判断因素，因为死亡赔偿金填补的是受害人未来经济收入损失的补偿，如果本案按农村标准赔偿，显然与死者的实际情况不符，更不可能合理地补偿第三人的损失，这也有违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复函》仅适用于云南省高院所请示的个案以及与该案情形一致的案件，不适用于本案。三、一审法院对案由定性错误，本案应当属于追偿权纠纷。本案双方签订的《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虽然属于承揽合同，但本案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并非单纯承揽合同关系，还涉及到承揽工作过程中致第三人死亡，上诉人已代为履行赔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本案的前提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死亡引发的事件，是侵权责任赔偿的延续。被上诉人作为雇主本应对何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作为定作人有权对垫付的款项进行全额追偿。本案定性为追偿权纠纷更为确切。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双方对何某的死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但就双方内部责任分配而言，应由作为雇主和承揽人的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依据法律规定和约定有权就垫付的赔偿款28万元向被上诉人追偿。理由：（1）我国《民法总则》第178条第2款，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2）双方签订的承揽合同第九条约定，如发生安全事故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被上诉人负责。（3）上诉人和第三人签订《协议书》、《权益转让书》确定，上诉人取得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追讨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在承担义务后，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那么本案的性质就是上诉人对外承担责任后行使内部追偿权，本案应当定性为追偿权纠纷。被上诉人蓝求伟辩称，一、涉案的《协议书》、《权益转让书》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转让条款无效，该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保险金转让等，为合同法上禁止转让的债权。上诉人无权以受害人的身份主张赔偿款。二、一审已经查明了张邦添对何某负有一定的过错，而张邦添却以受让人身损害赔偿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应的款项，有违公序良俗，其在案中没有承担有关责任，反而进行非法获利，依法应驳回。三、案涉《协议书》、《权益转让书》均为上诉人与第三人自行达成的协议，其关于赔偿款的形成、支付均未与蓝求伟沟通，蓝求伟也非签约人，对蓝求伟不产生效力。四、案涉的赔偿款90万元是上诉人基于自身的民事承担与第三人签订的，为其自行扩大损失，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对案涉损害赔偿有一定过错，故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合理确定。张邦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蓝求伟立即向张邦添支付垫付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垫付款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二、案件诉讼费用由蓝求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邦添与案外人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于2017年3月6日签订《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施工合同》，张邦添承接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加建三层框架结构施工工程。2017年5月5日，张邦添作为发包人（甲方）与蓝求伟作为承包人（乙方）签订了一份《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将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的拆除墙体工程发包给蓝求伟承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第一条、拆除工程地点：佛冈县振兴南路和106国道交汇处东南边（即旧鹿鸣泉酒楼）。第二条、工程名称：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第三条、拆除工程的承包范围和内容：采用大包干的形式按甲方要求除保留1-3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电梯井墙体不用拆除，其余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和装饰物全部拆除并清运到甲方指定的地点堆放，做到工完场清。第四条、工期：20个日历天，即2017年5月8日到2017年5月28日。第五条、承包方式采用大包干的形式。第六条、拆除工程的造价：人民币肆万叁仟元整（43000元）。第七条、付款方式：完成所有拆除工程后7天内付80%工程款，余20%工程款待双方和业主现场核验后一个月内付清。……第九条、安全要求：因乙方采用大包干形式承接该拆除工程，已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如有发生安全事故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合同签订后，蓝求伟召集受害人何某等人于2017年6月中旬开始对上述工程按约定进行拆除。同年7月3日，张邦添作为投保人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对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建筑工程项目投保了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被保险人数100人，其中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额60万元，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每人保额5万元，保险期间均为360日。7月7日，何某在进行墙体拆除的过程中被墙体砸到，经抢救无效死亡，张邦添当天向受害人何某家人即本案第三人赔偿5万元作为处理后事费用。7月8日，在佛冈县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见证下，张邦添作为甲方与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甲方自愿赔偿乙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法律规定的所有赔偿共计人民币玖拾万元整（￥900000元）；二、双方确认甲方已于2017年7月7日支付伍万元。剩余赔偿款捌拾伍万元，双方同意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乙方收到第一期款项后必须在7日内对死者进行火化处理，否则甲方不再支付第二期赔偿款；第二期，2018年2月10日前支付剩余赔偿款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350000元）。若逾期支付的，甲方愿意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作为违约金。……五、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有权就此事故垫付的赔偿款向其他责任主体主张追偿和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等，因此所得的全部赔偿款（理赔款）属于甲方，均与乙方无关，但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索赔，并在甲方要求提供资料之日起7日内将合理、合法、必须的诉讼及保险理赔所需资料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资料后应向乙方出具收条。乙方逾期提供或拒不提供的，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第二期赔偿款。……”张邦添和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分别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和捺印。由于何某拆除住宅楼致意外死亡发生在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期间，张邦添与第三人在签订《协议书》的当天又签订了一份《权益转让书》，约定第三人同意收到第一期赔偿款后，就本次事故中其他责任主体应承担赔偿份额的权益全部转让给张邦添，同意张邦添以其名义（法院要求以第三人名义时以第三人名义）向其他责任方追偿或诉讼，所得赔偿款全部归张邦添，为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归张邦添承担。7月13日，张邦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支付了赔偿款50万元。张邦添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提出索赔后，于10月16日收到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款60万元。2017年11月8日，张邦添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第三人黄全带（1939年4月11日出生）系何某的母亲，何某父母共生育5个子女。第三人戈新容与何某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两个子女，分别是第三人何高坚（1990年3月15日出生）、何美霞（1992年9月11日出生）。何某和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的户籍性质均为农业家庭户口。再查明：张邦添支付给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的50万元赔偿款，其中有2万元是张邦添征得蓝求伟同意后，从欠蓝求伟工程款的案外人曾某某处代蓝求伟收取并支付给第三人。蓝求伟在事故发生后支付5000元给第三人。2018年2月14日，张邦添向第三人付清余款3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本案立案案由为追偿权纠纷，追偿权纠纷是指享有追偿权的保证人和合伙债务人在行使追偿权时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而根据张邦添、蓝求伟签订的《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内容可知，蓝求伟采用大包干的形式按张邦添要求对涉案住宅楼墙体进行拆除，由张邦添支付拆除工程款，该合同为承揽合同，张邦添、蓝求伟双方系承揽关系，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意外事故费用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因此，本案的案由应定为承揽合同纠纷。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蓝求伟与何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张邦添赔偿给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的90万元是否在法定赔偿标准范围内；张邦添诉请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首先，蓝求伟与何某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庭审时蓝求伟承认在其与张邦添签订《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后，其召集何某等人进场对住宅楼进行墙体拆除，并由其领取张邦添支付的部分拆除工程款后分发给何某等人，而且蓝求伟在原审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亦自认何某为受雇者，由此可确认蓝求伟与何某的关系为雇佣关系。蓝求伟庭审时辩称是何某等人委托其签订合同承接拆除工程，其与何某属合伙关系的意见，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张邦添赔偿给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的90万元是否在法定赔偿数额范围内的问题。根据张邦添提供的证据和第三人庭审中陈述可知，死者何某和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均为农业家庭户口，何某虽偶有到县城打散工，但其没有固定的工作且常年居住在农村的家里，对其死亡所产生的赔偿项目应按《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第三人的损失具体计算为：1、丧葬费41433元（按2016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年÷12个月×6个月）；2、死亡赔偿金290244元（按201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12.2元/年×20年）；3、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4、黄全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2414.8元（按201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2414.8元/年×5年÷5人）；5、处理事故和丧葬事宜误工费2070.9元（按2016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995元/年÷365天×3人×7天）；6、处理事故和丧葬事宜交通费酌定2000元。第三人的上述法定赔偿项目合计388162.7元。张邦添主张其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第三人的赔偿损失，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张邦添自愿赔偿给第三人的90万元已超出法定赔偿数额。再次，张邦添诉请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张邦添、蓝求伟签订的《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同时，张邦添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和《权益转让书》亦是张邦添与第三人双方自愿签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且张邦添已按《协议书》和《权益转让书》履行了付款义务并向保险公司索赔后收取了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赔偿款60万元。虽然张邦添、蓝求伟在合同中约定发生安全事故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蓝求伟负责，且何某是蓝求伟雇请的，蓝求伟对何某死亡造成第三人损失负有赔偿义务，但根据上述第三人法定赔偿金额，张邦添投保的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额600000元足以支付第三人的法定赔偿金额。蓝求伟没有在张邦添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上签名确认，亦没有授权委托张邦添签订，该《协议书》对蓝求伟不具有约束力。更何况，张邦添个人在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下向案外人承接住宅楼施工工程，又将该工程中拆除墙体工作转包给同样没有拆除建筑资质的蓝求伟承揽，张邦添对何某在拆除墙体过程中被砸致死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张邦添自愿向第三人赔偿90万元，超出第三人法定赔偿数额388162.7元的部分，应由其自行承担。况且张邦添只实际赔付88万元并已从保险公司处领取了保险赔偿款60万元，其主张蓝求伟向其支付垫付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28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垫付款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张邦添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张邦添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一份，拟证明案涉保险金属于死者的遗产。一审法院查明基本事实正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邦添是基于与蓝求伟签订的《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中的约定要求蓝求伟予以偿还其向受害人家属垫付的赔偿28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系承揽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死者何某在事故中相关赔偿项目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二、蓝求伟应否支付张邦添垫付的赔偿款28万元。关于死者何某在事故中相关赔偿项目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根据张邦添提供的证据和第三人庭审中陈述可知，死者何某和第三人黄全带、戈新容、何高坚、何美霞均为农业家庭户口，何某虽偶有到县城打散工，但其没有固定的工作且常年居住在农村的家里，故一审法院对其死亡所产生的赔偿项目按《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关于蓝求伟应否支付张邦添垫付的赔偿款28万元的问题。经查，何某是蓝求伟召集对住宅楼进行墙体拆除的，其工资由蓝求伟分发，而且蓝求伟在一审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亦自认何某为受雇者，故一审法院确认蓝求伟与何某的关系为雇佣关系本院予以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蓝求伟在本案中作为雇主，应对雇员何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并无证据证明何某在拆除墙体过程中被砸致死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故蓝求伟应对雇员何某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另经查，张邦添作为发包人（甲方）与蓝求伟作为承包人（乙方）签订了一份《拆除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工程发包合同》，将郑某、李某胜、冯某辉住宅楼的拆除墙体工程发包给蓝求伟承接。合同中第九条约定“安全要求：因乙方采用大包干形式承接该拆除工程，已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如有发生安全事故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为有效约定，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故蓝求伟就其承揽的拆除工程中发生的事故所导致的责任承担赔偿义务。因张邦添已向拆除工程中死亡的受害人何某家属垫付赔偿相关款项，故其有权依前述约定请求蓝求伟予以偿还。蓝求伟辩称张邦添自愿向第三人赔偿90万元，超出第三人法定赔偿数额388162.7元的部分，应由其自行承担；且张邦添只实际赔付88万元并已从保险公司处领取了保险赔偿款60万元，依照本案保险理赔款属于何某死亡产生的身故保险金，故其不需要向张邦添支付其垫付的赔偿款。经查，张邦添投保的《国寿安全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是人身保险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死者近亲属才是合法受益主体，其从保险公司获得的保险赔偿不能抵减蓝求伟对何某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故蓝求伟的上述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以支持。根据张邦添与死者何某家属签订的《协议书》，死者何某家属取得的60万元保险金可以在张邦添赔偿的90万元中予以扣减。因张邦添实际垫付的赔偿款为28万元，并未超法定赔偿数额，故蓝求伟应对该笔款项予以偿还。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邦添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8）粤1821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二、限蓝求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张邦添垫付的赔偿款28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被上诉人蓝求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永术审判员  钟莹莹审判员  成振平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伊书记员  张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