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5民初24000号原告：孔前防，男，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功超，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陈炎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雷，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法定代表人：陈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功超，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孔前防诉被告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2019年1月2日，本院依法追加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舍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2月20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延长本案简易程序审理期限至六个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志斌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功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孔前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30倍，自2017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要求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第三人大舍公司按约向被告供应蒸压混凝土切块至被告施工工程处，双方对账确认无误后由第三人大舍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被告。后第三人大舍公司多次催要该笔款项，被告均拒不支付。现第三人大舍公司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原告收取，并有发书面通知给被告。原告提供了被告与第三人大舍公司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由案外人刘某与原告签字的《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单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被告舜元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并未拖欠第三人大舍公司的货款。理由在于：第一，昆山利乐包装厂房扩建项目已于2017年3月底完工。由于昆山利乐包装厂房扩建还有二期项目，被告拟承包该二期项目，为该二期项目做准备，故在2018年7月24日与第三人大舍公司签署了《材料采购合同》。但之后被告没有承包昆山利乐厂房扩建二期项目，故系争《材料采购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第三人大舍公司也没有就该采购合同向被告供货。第二，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在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5月28日期间向被告供应混凝土砌块的事实。《材料采购合同》第六条约定，送货单与入库单数量相对应的对账单方可作为合同价款支付依据，且货款支付的前提是提供被告确认后的送货单。根据该约定，如果第三人大舍公司在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5月28日有供货的事实，其应当有且也应当向法庭提供被告收货员签收的每批货物的原始送货单，但原告未能提供原始送货单。同时，根据《材料采购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刘某仅为被告指定的收料员，其仅负责收货及签收送货单，被告并没有授权刘某代表被告进行对账工作，故仅有刘某签字的对账单不能作为第三人大舍公司向被告供货的依据。另外，该对账单没有签署日期，无法证明该对账单形成及签署日期。该对账单有可能是原告或第三人大舍公司为本案诉讼，在事后与刘某恶意串通形成的。虽然第三人大舍公司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但由于被告作为项目总包单位，项目所涉材料发票种类、数量繁多，所以才造成财务错误地将第三人大舍公司尚未供货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该增值税发票的认证不能作为第三人实际已供货的依据。第三，原告称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5月28日期间实际为原告供货，因需要开票而与第三人大舍公司补签的合同。原告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常理和正常的商业习惯，如果仅仅是为了开票，仅需要在对账单上由双方盖章确认就可以开票，而不需要签署一份约定如此详细的合同。然而，事实上本案原告所提供的对账单仅有案外人刘某的签字而无被告的盖章。被告提供了2017年3月8日、15日、22日、29日，4月11日、12日的电子邮件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第三人大舍公司述称，其与被告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原告代表第三人大舍公司向被告供应货物。2017年4月-5月累计交易200,000元。2017年4月-2017年5月28日送至被告承建的昆山利乐包装项目，由材料员刘某接受并使用。后因被告要求开具发票，原告个人没有资质，就找到了第三人大舍公司代签订合同，相当于后补的合同。在2017年7月份，双方对账确认后，就将涉案货物买卖的送货单交于被告，原告开具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但出具发票后，被告仍拒绝付款。第三人大舍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被告(作为甲方、买方)与第三人大舍公司(作为乙方、卖方)曾签订一份《材料采购合同》。该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约定由被告向第三人大舍公司采购蒸压混凝土砌块用于利乐包装扩建厂房、扩建仓库、泵房工程项目，货物规格、数量、价格内容如下：规格60*30*12，数量180立方米，含税单价200元；规格60*20*24，数量600立方米，含税单价200元；规格60*30*15，数量220立方米，含税单价200元，合计总价200,000元。双方还约定具体交货时间和交货数量根据甲方的书面、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交货地点为利乐包装工地；乙方每次必须由甲方指定人员确定签收，凭借甲方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双方每月对账一次，送货单与入库单数量相对应的对账单方可作为合同价款支付依据，乙方应在每一笔款项支付前向甲方提供该笔款项足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7%)及经甲方确认的送货单、相应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认证通过后甲方支付相应货款，未按时提供上述资料或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不通过的，甲方有权不予付款且不承担任何逾期支付责任。双方约定甲方的收货员为刘某，该收货人为唯一指定收料员，其他人所签收的签收单不作为结算的依据。(二)案外人刘某(以被告代表的名义)与原告(以第三人大舍公司代表的名义)曾签订一份《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载明第三人曾于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5月28日间向被告供应了规格分别为60*30*12、60*20*24、60*30*15的蒸压混凝土砌块，合计1,000立方米，总价200,000元。该对账单未载明对账单签字形成的日期，亦未有被告加盖公章。(三)2017年8月8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了号码分别为XXXXXXXX和XXXXXXXX的增值税专业发票，金额合计200,000元。被告确认已将该两份发票认证抵扣。(四)2018年10月8日，第三人大舍公司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称其已将本案所涉200,000元债权转让给原告。被告确认已收到该通知。(五)审理中，原告称本案的交易是先交货后补合同。实际项目是原告与刘某的哥哥刘晓松(刘晓松是利乐包装项目的主管，项目是刘晓松承包的)口头洽淡的，供应完后要清款时被告称付款出去要开具发票，因原告是个人，没有资质，就找了第三人大舍公司补签合同。第三人大舍公司向被告出具发票后，被告就以2017年7月份之后没有使用为由不付款。实际在2017年4月份交货，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28日有交付货物，当时送货时有送货单，是刘某签字的。后来对账后，刘某将送货单都收走了。原告当时送货是根据刘晓松的电话通知进行送货。2017年年底找不到被告现场施工人员，包括刘晓松也找不到，所以对账单上只有个人签字，没有让被告方盖具印章。原告还称对账应该是在2017年8月8日前后，即发票开具时。本案2019年5月16日庭审时，原告称系争货物是刘晓松找到原告要购买砌块，购买砌块是用于厂房。系争货物在2017年年初由原告从昆山市巴城镇用九米六的货车送到利乐项目，司机是临时外找的名叫王子云的个体司机，收货人是刘某，还有一个叫老钱的人，具体名字不记得。但之后又改口称2017年上半年送货。对账单是之后的对账，但时间并不一定按该时间。原告还称送货凭证原告个人未保存，送的砌块是运到被告在嘉定施工的项目。但回答本院询问本案系争货物具体的交货地址时又改口称是昆山市利乐公司项目，昆山市顺帆南路XXX号。(六)审理中，被告称其派至利乐包装的负责人是案外人廖某某、冯某某。廖某某是项目的总负责，冯某某是协助廖某某工作。此外，还有项目经理曹建军。刘晓松是被告招聘的劳务人员，主要负责招录民工，并协助项目经理曹建军做一些项目的工作。刘某与刘晓松确实是兄弟关系，现已经不在公司，也不在项目工地上。刘某从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大概在2017年7月份离开被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提交的《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尚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大舍公司已经向被告履行交货义务，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交货时间问题，原告的陈述前后不一。原告在本案2019年2月20日证据交换时称系争货物实际在2017年4月份交货，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28日有交付货物。但在本案2019年5月16日庭审时却称系争货物在2017年年初由原告从昆山市巴城镇用九米六的货车送到利乐项目，但之后又改口称是2017年上半年送货。对账单是之后的对账，但时间并不一定按该时间。可见，对账单上记载的供货日期存疑。其次，关于交货地点问题，原告的陈述亦存在矛盾。原告称砌块是运到被告在嘉定施工的项目，但在回答本院询问本案系争货物具体的交货地址时又改口称是昆山市利乐公司项目，昆山市顺帆南路XXX号。再次，关于对账单的形成，原告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原告称对账应该是在2017年8月8日前后，即发票开具时，而其提供的《材料采购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既然原告称是先交货后补合同，那么理应在签订《材料采购合同》的2017年7月24日或之前对账，并加盖被告的公章，没有必要再签订一个交货时间、数量有待被告进一步通知的合同。如果确要补合同的话，所补合同的签订日期也理应是倒签至实际交货时或之前的日期。同理，原告所称因2017年年底找不到被告现场施工人员，包括刘晓松也找不到，所以对账单上只有个人签字，没有让被告盖具印章，难以让人信服。原告还称其所送货物都有送货单，送货单上有刘某签字，后来对账后，刘某将送货单都收走了。对此，本院不禁要质疑的是，既然有刘某签字的送货单，还有对账确认送货日期、数量等内容的必要吗？纵使原告认为有对账的必要，那么在被告未加盖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原告竟然将送货单原件让刘某收走，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何况合同约定“乙方......，凭借甲方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双方每月对账一次，送货单与入库单数量相对应的对账单方可作为合同价款支付依据，乙方应在每一笔款项支付前向甲方提供该笔款项足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7%)及经甲方确认的送货单、相应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认证通过后甲方支付相应货款......”。最后，鉴于原告称系争货物是由原告与刘晓松洽谈的，原告是根据刘晓松的电话通知，将货物送到嘉定，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案外人刘晓松有权代表被告与其或第三人大舍公司洽谈、签订合同，故不能认定原告或第三人大舍公司与被告之间就对账单所列货物存在合同关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告提交的《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尚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大舍公司已经向被告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尽管被告已对第三人大舍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但不能以此认定第三人大舍公司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孔前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3元，由原告孔前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志斌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袁黎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