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981民初2230号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负责人：蓝晓寒，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军，广东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紫铭，广东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北郊杨垌口杨垌收费站。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雄，男，广东雄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住所地高州市公园路18号。法定代表人：张春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员工。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诉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公司）、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高州支行）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依法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27日、2019年4月16日、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信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军、被告公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锡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雄、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768834元及利息（利息按约定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为186469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8年2月27日，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达成约定，被告向农行高州支行借款人民币6394534.00元，用于高水公路建设，偿还日期为1998年8月30日，借款月利率7.92‰。同日，农行高州支行向被告发放了贷款人民币6394534元。2013年8月20日，被告向农行高州支行偿还贷款2625700元，全部用于偿还本金，贷款剩余本金为3768834元，此后被告再无其他还款。2015年9月2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下称“农行茂名分行”）与原告签订《委托资产分户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15农银粤委批转003-229号），农行茂名分行将其对被告的共计1笔债权转让给原告，并且与2016年1月19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原告现是上述债权的唯一合法债权人。被告在借款期限到期后，虽经原债权人以及原告多次催收，但一直未能清偿剩余债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公路公司辩称：一、公路公司没有向农行高州支行借款，原告所诉不属实，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不是高水公路建设的投资人、管理人和建设单位，不存在向农行高州支行借款6394534元用于高水公路建设的可能和事实，而且我公司从来没有向农行高州支行借款。因此，原告所诉不属实。另外，为查明本案事实，我公司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原债权人农行高州支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正事实明真相，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免发生错案。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按原告起诉状所述，本案借款还款期限是1998年8月30日，至今长达20多年。即使原债权人农行高州支行于2006年11月17日在不符合法律规定档次的《茂名日报》上刊登债务催收公告，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依法也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经公开开庭质证，对原告信达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信达公司提交《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公路公司）一份，欲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二、原告信达公司提交借款借据（正本）一份，欲证明1998年2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州市支行向被告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6394534元。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借款借据没有实际履行，没有将借款6394534元支付给被告。本院认为，借款借据是履行出借贷款本金的证明，该借据上盖有第三人农业银行营业部印章、被告公路公司的行政印章、财务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印章，表明双方当时均确认该份借款借据上约定的贷款本金、月利率、偿还日期等内容，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三、原告信达公司提交《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03年、2004年）两份。欲证明上述贷款到期后，农行高州支行多次向被告催收，但被告一直未能清偿债务。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没有任何人签收，不能证实原告发出催收通知书，与本案没关系，没有将借款支付给被告。本院认为，该证据2003年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详细列明债务金额为6394534元，盖有被告公路公司的行政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的签字，公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锡奎亦予当庭认可其签字及盖章，说明被告公路公司通知书已收到原债权人农行高州支行的债务催收，并对尚欠的贷款本金6394534元进行确认，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2004年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仅有农行高州支行单方的盖章和经办人的签名，应视为未向被告公路公司发出催收通知，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四、原告信达公司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催收公告（2006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2年、2014年）一份，欲证明上述贷款到期后，农行高州支行多次在报刊上登公告向被告催收，但被告一直未能清偿债务。被告公路公司认为该证据不是原件，茂名晚报、茂名日报不是省内有影响的报纸。且从2006年11月17日登报之日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原债权人农行高州支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在2009年、2011年、2012年、2014年刊登的催收公告是在广东省省内影响力较广泛，阅读量较大的省级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债务催收公告规则，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五、原告信达公司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还款凭证一份，欲证明2013年8月20日，被告向农行高州支行偿还了2625700元，仍剩余本金人民币3768834元未清偿。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其无关，被告没有偿还任何款项给原告，也没有偿还任何借款给第三人，是否有其他单位还贷被告不清楚。本院认为，该证据五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茂名市财政局《关于高州市人民法院要求配合调查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的复函》相印证，证据真实合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六、原告信达公司提交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一份，欲证明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原告签订《委托资产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债权）》，农行茂名分行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原告，原告信达公司现是本案涉案债权唯一合法债权人。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三性不确认也不清楚，认为没有告知我方。本院认为，该债权转让协议是茂名分行与原告协议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七、原告信达公司提交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一份，欲证明上述债权转让时，原告及农业银行茂名分行已履行向被告告知的义务。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三性不确认，认为不清楚债权转让，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八、原告信达公司提交信达公司债权催收公告（2017年）一份，欲证明原告受让债权后，一直有向被告催收剩余未清偿债务。被告公路公司对该证据三性不确认，被告不清楚，也没有收到任何催收公告。本院认为，证据七、八是本案所涉债权均在广东省级报刊刊登的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符合法律规定的催收公告规则，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对被告公路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被告公路公司提交营业执照一份，欲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信达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二、被告公路公司提交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1998年总账及明细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1998年没有向高州市农业银行借款。原告信达公司对真实性没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只是反映被告的账务情况，并不涉及其在银行的借贷情况，并不能证明其在银行是否有贷款，被告提供的是1998年的总账，但是只看到11月份和12月份的财务登记情况，并没有显示其他。本院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公路公司单方形成的财务记录，且不是完整的记录，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公路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2019年4月16日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调查贷款6394534元给公路公司账号及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明细流水账等，用于查实农行高州支行是否发放贷款6394534元给公路公司及公路公司在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茂名河东支行的开设账户资料。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4月2日向农行高州支行发出调查令，要求农行高州支行出具6394534元贷款的转账凭证及交易明细，1998年2月27日起至2018年8月23日止本案所涉贷款的还款记录、转账凭证及交易明细。调查的证据如下：一、借款借据（副本）一份；二、借款借据（收入凭证）一份；三、2004年12月31日还款凭证、记账凭证、联行来账凭证（支付贷款利息150000元）三份；四、2013年8月20日联行来账凭证一份、记账凭证五份、交易明细流水一份（茂名市财政局代公路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625700元）。原告信达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公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贷款没有发放给被告公路公司，被告公路公司也没有还本付息行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是被告公路公司的还本付息的原始记录，记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本院依职权到高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以下证据：一、《关于同意设立市重点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一份；二、《验资事项说明》一份；三、《投入资金明细表》一份；四、《验资报告》一份。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2019年6月25日，本院向茂名市财政局发出调查函，2019年7月1日收到茂名市财政局《关于高州市人民法院要求配合调查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的复函》（包括三份附件）原告、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公路公司对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国道207线高州段有关账目，本案第三人借款借据是高水公路建设，与207国道是不同路段。对附件的三性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该证据及其附件均是当时经茂名市公路管理局、公路公司及高州市人民政府的共同确认，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使用。对原、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使用，并附卷佐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998年2月27日，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向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借款1笔6394534元，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借款借据（正本）》上盖上其公司的行政印章、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吴锡奎个人印章确认，并交农行高州支行收执。该借据约定：借款金额为6394534元，月利率为7.92‰，偿还日期为1998年8月30日，用途为高水公路建设。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公路公司未按借据约定还本付息，农行高州支行通过在报纸上发出催收公告方式向被告公路公司催收借款。具体情况如下：一、2003年2月24日，农行高州支行向被告公路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告公路公司在该催收通知书上盖章，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签名确认；二、2006年11月17日，农行高州支行在《茂名日报》刊登催收公告要求被告公路公司偿还借款6394534元；三、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四、2009年3月29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五、2011年3月2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六、2012年12月19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七、2014年6月30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公告催收偿还借款6394534元。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一份《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主要内容为：“茂名分行（甲方）将对被告公路公司的借款本金3768834元，利息13810926.75元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乙方），因主债权及从权利产生的其他相关权利和权利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依法可向债务人追索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随主债权一同转让给乙方，自2015年4月20日产生孳息及甲方收回的现金及非现金资产归乙方所有，但甲方回收的现金不抵扣双方《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甲方承诺与乙方采取以共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告知义务。”2016年1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的A18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向被告公路公司催收“1998年2月27日签订金额为人民币6394534元的《借款借据》”。2017年3月1日信达公司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催收暨招商公告，再次向被告公路公司催收上述债务。借款6394534元的还款情况如下：一、2004年12月31日，被告公路公司向第三人支付贷款利息150000元。二、2012年茂名市撤销了G207线高州段3个二级收费公路项目，省财政厅粤财综[2012]264号拨付茂名市取消政府还贷款二级收费公路撤站补助资金10791.06万元，按2012年底核定的债务余额比例进行分配，G207线高州段分得补助资金6703.57万元。由于G207线高州段由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收费，茂名市财政局根据茂名市公路管理局的申请将该笔补助金按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经高州市人民政府审核盖章）《国道207线高州段第一批省补助资金分配还债表》拨付2625700元给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中的还贷过渡户，账号为44×××24，并注明用途为“归还公路公司建设207国道贷款”。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焦点为以下：一、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原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原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三、原告信达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原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问题。1998年2月27日，被告公路公司签下一份《借款借据（正本）》，约定：“借款金额为6394534元，月利率为7.92‰，偿还日期为1998年8月30日，用途为高水公路建设。”农行高州支行和公路公司均在借款借据上盖章确认，其中被告公路公司《借款借据（正本）》上盖上其公司的行政印章、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吴锡奎个人印章确认，并交农行高州支行收执。2003年2月24日，农行高州支行向被告公路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告公路公司在该催收通知书上盖章，法定代表人吴锡奎签名确认尚欠贷款本金6394534元。该笔借款虽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但是《借款借据（正本）》已具备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应认定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借款借据（正本）》签订后，公路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予以盖章及签字确认，这是对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的再次确认，故应认定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被告公路公司之间的原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公路公司主张不存在借贷关系，没有收到贷款，却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与原告信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问题。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原告信达公司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将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对被告公路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信达公司，并在2016年1月19日在广东省级报纸《南方日报》上对上述债权转让进行公告。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之规定，故应认定作为原债权人的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已履行了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义务，该债权转让对公路公司发生效力，公路公司应对信达公司履行偿还尚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关于原告信达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公路公司主张原告信达公司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贷款于1998年2月27日发生，约定的还款期限为1998年8月30日，2003年2月24日，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向公路公司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书》，公路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盖章和签字，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故该笔贷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03年2月24日起算。原告信达公司提供的2004年12月30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因未有公路公司的确认，不应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于2006年11月17日在《茂名日报》、2007年11月20日在《茂名晚报》刊登的催收公告因上述两份报纸均不是国家级或省级以上的报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乙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规定，本院对这两次的债权催收不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2013年6月19日，公路公司向茂名市财政局书面申请将G207线高州段的补助资金按还债方案直接拨付还债。2013年8月20日，茂名市财政局按其发函的附表将向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还贷款本金26257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之规定，因偿还贷款2625700元是公路公司主动履行还贷义务的行为，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余下未还的贷款及利息的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故公路公司与第三人农行高州支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8月21日计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14年6月30日再次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15年9月25日农行茂名分行与原告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协议，将余下的贷款本金3768834元及相应利息进行转让，并于2016年1月19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于2017年3月1日在《羊城晚报》再次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权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之规定，因农行高州支行作为债权人已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并自2013年8月31日起计至原告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23日均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向公路公司提出履行请求，且未超过20年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在本院认定原告信达公司对公路公司的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受法律保护。公路公司应承担偿还贷款本金3768834元的责任。信达公司请求的利息是在转让的贷款本金3768834元和利息13810926.75元基础上，自2015年4月20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按年利率6.3%计算得出的利息18646900元。但原始的借据上只约定了借期月利率7.92‰，未约定逾期利率及复利，信达公司不能超出原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擅自增加计算复利的合同权利。故该贷款利息应当按月利率7.92‰自逾期之日计算至还清贷款本金之日止，因在该笔贷款债权在2015年9月25日转让时已确认截至2015年4月20日公路公司尚欠贷款本金3768834元，利息13810926.75元，故自2015年4月21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尚欠的利息应为3768834×7.92‰÷30日×1166日＝1160137.56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欠的利息合计应为：13810926.75＋1160137.56＝14971064.31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贷款本金3768834元及支付利息14971064.31元（2018年7月1日起计至还清贷款本金时止的利息以尚欠的贷款本金为基础，按月利率7.92‰另计）给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二、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878元，由被告高州市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29258元，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246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起副本，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喜人民陪审员  张国坚人民陪审员  吴鸿飞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黄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