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6民初4900号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1000号仓储式红酒展销中心1002室。法定代表人：薛正鸿，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山时志月格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盛兴新天地小区第11号楼SD12号。法定代表人：霍江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武，天津承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玉田县鑫日升模具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玉泰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杨清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国，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彦，天津承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疆国际贸易公司”）与被告唐山时志月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志月格公司”）、玉田县鑫日升模具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日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17日、2019年1月24日、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就微信记录、合同解除协议书中原告公章依法委托天津津实司法鉴定公司进行鉴定。原告东疆国际贸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丁相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武、被告鑫日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国、李海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疆国际贸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资金占用费损失1041431.67元，以及该款项自2018年7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锁汇损失人民币2964550.5元以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7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银行费用人民币3600元以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4、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赔偿原告所遭受的第三方索赔损失1248555美元（折合人民币8608537元）及人民币180000元以及相关仲裁费用；5、判令被告二就被告一的上述全部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银行信用证通知费人民币3600元以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向第三方支付的赔偿金1192331.46美元（折合人民币8244495元）及人民币205000元，以及以1192331.46美元为基数自原告赔偿第三方之日起至被告偿付原告之日止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以及以人民币205000元为基数自原告赔偿第三方之日起至被告偿付原告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8年初与被告二开展钢材出口代理业务，国外买方由被告二指定，出口合同的价格、质量、数量、装船期等相关条款亦由被告二与国外买方协商确定，双方协商确定了出口贸易条款之后，被告二再安排原告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同时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按上述流程，原告与被告一自2018年4月起签订了多份钢材买卖合同。另外，被告二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就被告一在上述业务中产生的全部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然而，在合同签订后，两被告未能履行交货义务，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费及锁汇等巨大损失。后被告一退还了原告垫付的预付款，但仍产生资金占用费损失人民币1041431.67元。另外，为规避出口业务中的汇率风险，原告根据被告一的确认向银行办理了锁汇业务，由于合同落空，导致原告向银行支付锁汇平仓费用人民币2964550.5元。此外，原告还产生银行信用证通知费人民币3600元。原告遭受的上述直接损失合计人民币4009582.17元。并且，因被告一未能交货，外商在相关买卖合同项下对原告提出巨额索赔，导致原告遭受间接损失。虽经多次催告，两被告始终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资金占用费，被告认为双方买卖合同中没有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原告该项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原告主张锁汇损失，该主张是原告扩大的损失，原告进行锁汇操作，该操作不是外贸的必备操作，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如果有损失是原告自行承担。关于3600元的银行费用，在双方业务期间，原告发生的银行费用只是800元，故该费用与本案无关，与被告无关。关于原告诉请第三方索赔损失，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索赔损失只有外方的仲裁申请书，不是仲裁裁决，该数额不能作为索赔的依据。原告的外方买家与其下游公司的和解，这个和解是不具有客观性的，故外方索赔损失没有依据。原告认为鑫日升与原告之间是合作关系，这是原告单方陈述，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双方之间不是代理关系，是具体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已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权利义务已有约定，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请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鑫日升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相同。关于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当时我方是被原告欺骗了，故我方不认可。在2019年1月17日、2019年1月24日的两次庭审中，原告针对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与被告二以及外商的微信沟通，证明原告代理被告二出口钢材。出口合同的价格、质量、数量、装船期等相关条款亦由被告二与国外买方协商确定，双方协商确定了出口贸易条款之后，被告二再安排原告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同时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内贸买卖合同，开具增值税发票用于退税；证据二、第一笔代理出口业务相关材料，包括被告二与外商拟定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订买卖合同【KWSQ031-2018】、按期交货承诺函、东疆国贸与时志月格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1】、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二与外商协商确定好外贸合同条款后，安排原告与外商签署。原告根据被告二的安排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在原、被告之间货物价格是基于锁汇价格进行推导计算出的，从而印证双方是出口代理关系，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对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80%，原告办理锁汇和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原告向被告一付款的时间节点是外商开立信用证后，我们就把预付款的80%打给被告一；证据三、第三笔代理出口业务相关材料，包括被告二与外商拟定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订买卖合同【FGQG180405IDO-DJ】、按期交货承诺函、东疆国贸与时志月格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3】、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二与外商协商确定好外贸合同条款后，安排原告与外商签署。原告根据被告二的安排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在原、被告之间货物价格是基于锁汇价格进行推导计算出的，从而印证双方是出口代理关系，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对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和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证据四、第四笔代理出口业务相关材料，包括被告二与外商拟定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订买卖合同【FGQG180329S-DJ】、按期交货承诺函、东疆国贸与时志月格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4】、预付款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二与外商协商确定好外贸合同条款后，安排原告与外商签署。原告根据被告二的安排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在原、被告之间货物价格是基于锁汇价格进行推导计算出的，从而印证双方是出口代理关系。这一笔没有锁汇损失是因为被告赔偿了；证据五、第五笔代理出口业务相关材料，包括被告二与外商拟定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订买卖合同【FGQG180412SL-DJ】、按期交货承诺函、东疆国贸与时志月格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5】、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二与外商协商确定好外贸合同条款后，安排原告与外商签署。原告根据被告二的安排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在原、被告之间货物价格是基于锁汇价格进行推导计算出的，从而印证双方是出口代理关系，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对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和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证据六、第六笔代理出口业务相关材料，包括被告二与外商拟定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订买卖合同【FGQG180420CL-1-DJ】、按期交货承诺函、东疆国贸与时志月格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6】、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二与外商协商确定好外贸合同条款后，安排原告与外商签署。原告根据被告二的安排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在原、被告之间货物价格是基于锁汇价格进行推导计算出的，从而印证双方是出口代理关系，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对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和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证据七、第七笔代理出口业务相关材料，包括被告二与外商拟定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订买卖合同【FGQG180423-DJ】、按期交货承诺函、东疆国贸与时志月格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7】、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二与外商协商确定好外贸合同条款后，安排原告与外商签署。原告根据被告二的安排与国外买方签订外贸出口合同，在原、被告之间货物价格是基于锁汇价格进行推导计算出的，从而印证双方是出口代理关系，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对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办理锁汇和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证据八、损失明细，证明原告遭受的损失明细；证据九、被告一返还预付款的银行凭证，证明因未能履行交货义务，被告一向原告返还了预付款；证据十、银行费用支出凭证，证明原告遭受信用证通知费等银行费用3600元；证据十一、仲裁申请书，因两被告未交货，外商针对原告提出索赔；证据十二、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被告二承诺就被告一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证据十三、时志月格开票金额推导过程，证明原告作为代理人在涉案业务中仅按每吨47.31元的固定标准收取代理费；证据十四、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二委托原告代理钢材出口业务，被告二安排被告一向原告开票；证据十五、委托代理出口协议，证明原告与鑫日升合作的第一笔业务，鑫日升以国盛商贸名义与我们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协议中约定的代理费就是47.31元。这个证据与鑫日升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对应；证据十六、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鑫日升做了10个合同，其余9个没有履行，在所有的微信聊天中显示了我们合作的模式；证据十七、照片，孙某与王某前往鑫日升工厂的照片，证明王超为鑫日升员工；证据十八、王某与王超聊天的记录，证明原告与鑫日升建立的委托代理关系，关于锁汇，在微信记录里聊到了，王超知道锁汇，证明王超是鑫日升的员工；证据十九、原告要求被告提供的审查的文件，用于决定原告是否与被告合作开展业务，由鑫日升安经理发出，邮件中发出材料包括公司简介、营业执照、上下游产品、利润表等，这些表格来自于鑫日升，加盖了鑫日升的印章，证明我们是与鑫日升之间开展的义务；证据二十、微信记录，证明王超谈好的外贸合同有四笔，以及王超与昌富利沟通开证等事宜，证明是鑫日升与外商开展业务；证据二十一、原告最初与鑫日升谈业务合作的时候，鑫日升发给原告的之前鑫日升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的合同。这个模式与我们现在合作的模式一致；证据二十二、三方合作的第一票货物的出口合同，证明被告二、原告、昌富利合作的第一笔钢材代理出口业务的外贸合同卖方是国盛商贸，原告是卖方代理，买方是昌富利，证明原告的钢材出口代理身份，此后所有货物出口原告均是被告二的出口代理；证据二十三、孙某的事实陈述，证明涉案业务相关事实背景及业务经过，证明原告只是代理，且昌富利知道原告代理身份，所有外贸合同均是昌富利的孙亮与鑫日升的王超谈定，然后要求原告确认签署。有关信用证的展期等都是昌富利的孙亮与鑫日升的王超直接联系，原告只是赚取每吨47.31元代理费；证据二十四、孙某与王超的微信记录，证明关于外贸合同，都是王超与昌富利孙亮谈定，王超发了与昌富利谈好的编号为0329Ｓ-ＤＪ、尾号405ＩＤＯ-ＤＪ合同，且昌富利已经单方盖章的外贸合同给孙某，外贸合同的签署都是昌富利直接催促王超，王超再催促原告；证据二十五、鑫日升张广春与孙某的微信记录，证明张广春把编号为0125Ｊ-ＣＦＬ的外贸合同发给孙某，原告并未参与该合同条款的商洽；张广春把昌富利开好的信用证发给原告。孙某发了钢材业务流程给张广春，根据流程，鑫日升负责外贸合同的商洽和谈判；张广春把和昌富利已经谈好的合同发给孙某，原告并未参与该合同条款的商谈；张广春把昌富利孙亮手机发给孙某；张广春把鑫日升生产的产品化学成分发给昌富利；证据二十六、王超与原告公司张磊的微信记录及附件，证明王超直接与外商洽谈合同，原告仅是出口代理；被告一、二同时盖章，确认锁汇的展期函、锁汇平仓损失确认函、预付货款催收函、交货函，其知悉并确认承担锁汇损失，并在7月30日前向昌富利交付多笔合同下的货物；证据二十七、王超的微信录音，证明王超代表鑫日升直接与外商洽谈合同、信用证等事宜，原告仅是外贸代理；证据二十八、昌富利/厦门建发孙亮的微信录音，证明孙亮催促鑫日升交货，鑫日升是直接与孙亮沟通；证据二十九、第一笔业务微信群聊，证明第一笔业务同样是鑫日升指定外商并确定外贸合同条款，原告只是代理鑫日升出口；证据三十、时志月格、国盛商贸及鑫日升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三家公司为关联公司，前两者是外贸窗口，后者鑫日升是钢厂。在右下角的财务负责人也是雷兆强，两家公司财务负责人是一个人，财务混同。雷兆强还是时志月格的自然人股东，就雷兆强一个人来看，一人具备三家公司不同身份。这三家公司是彼此关联的公司。结合证据十四鑫日升的情况说明，三家公司混同；证据三十一、王超名片，证明王超名片上印的是鑫日升钢厂的业务经理，证明王超的身份；证据三十二、张广春的ＱＱ号，证明只要在ＱＱ上搜索张广春就出现号码10×××90，证明张广春就是鑫日升的人；证据三十三、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办理锁汇是为体现代理费差价；证据三十四、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原告与被告鑫日升公司是代理关系，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是为退税，先办的锁汇，后期补签的承诺函；在2019年6月14日的第三次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与被告鑫日升公司之间不是代理关系，同时确认其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针对其变更后的主张，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KWSQ031-2018】、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1】、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及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证据二、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405IDO-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3】、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及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证据三、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329S-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4】、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锁汇损失的银行水单，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被告认可赔偿原告的锁汇损失；证据四、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412SL-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5】、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及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五、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420CL-1-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6】、预付款付款凭证、锁汇及平仓手续、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一支付预付款、原告办理锁汇及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六、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423L-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7】、锁汇及平仓手续、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原告办理锁汇及平仓并因此遭受平仓损失、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七、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508CL-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08】、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八、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518CL-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10】、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九、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518SL-DJ】、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11】、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十、被告一盖章的外贸合同、原告与外商所签买卖合同【FGQG180518S-HK】、按期交货承诺函、原告与被告一所签工业品买卖合同【2018SZYG012】、仲裁裁决书，证明被告一在外贸合同上盖章确认外贸合同的条款、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出口合同、两被告同意承担锁汇损失及外商索赔造成的损失、被告一与原告签订背靠背的买卖合同、因被告一未交货导致原告向外商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十一、原告公司用章记录、原告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办法、原告公司经理层规定，证明原告并未于2018年7月13日在解约协议上盖章。被告时志月格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唐山市及玉田县政府停产通知，证明合同不能履行由于政府调控，被告自身无过错；证据二、微信记录及ＱＱ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出具的2018年6月5日锁汇展期确认函及各合同按期交货承诺函均系原告要求后补的，且文本由原告提供，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误解，原告是欺诈行为。被告证人孙某在出庭时已经证实；证据三、被告工作人员王超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敬彬微信记录，证明双方协商解除系列合同的情况；证据四、合同解除协议书，证明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没有争议，原告提起诉讼是毁约行为；证据五、统计表、合同及附件、银行汇款回单，证明原告支付货款的合同只有五份，货款总额是59281120元，其他合同未实际履行；证据六、合同七份，证明原告主张的外贸索赔其内贸合同没有成立，原告在内贸合同上没有盖章，故外贸索赔与被告无关。合同是我公司盖章发给原告，原告没有盖章传给我公司；证据七、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证明远期结售汇是人民币与外币衍生产品，属于投资行为。被告鑫日升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本案在审理过程中，2018年1月24日，原告申请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刘敬彬的微信记录的真伪和证据四《合同解除协议书》中原告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第一项鉴定事项超出该机构业务范围，第二项鉴定事项因检材为电子图像且无法提供原件，故该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此鉴定工作。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刘敬彬进行了调查询问，其承认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27日、2018年7月13日的微信记录是其本人与被告联系的，并确认了2018年7月13日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其同意让原告盖章的。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日，原告与案外人LEADERSTEELSDNBHD签订编号为KWSQ031-2018的合同，约定案外人LEADERSTEELSDNBHD向原告购买制造厂为玉田鑫日升生产的HOTROLLEDALLOYSTEELSQUAREBAR3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4月9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1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鑫日升的热轧方钢300吨，单价为3982元/吨，金额合计为1194600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现汇结算，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支付该合同预付款954720元。2018年4月9日，原告向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以下简称“锁汇”），交割日为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7日，原告向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办理了展期交易，交割日变更为2018年7月20日。2018年7月6日，原告授权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进行平仓。2018年4月5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405IDO-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原产地/生产商为中国的两种型号热轧方钢各1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4月16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3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鑫日升的两种型号热轧方钢各1000吨，单价均为3658元/吨，金额合计为7316000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现汇结算，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支付该合同预付款5852800元。2018年4月16日，原告向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日为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3日，原告授权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进行平仓。2018年4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329S-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原产地/生产商为中国的方钢4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4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DONGHUA/JIANLONG的SQUARESTEELBAR4000吨，单价为3548元/吨，金额合计为14192000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现汇结算，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支付该合同预付款11353600元。2018年4月20日，原告向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日为2018年6月15日。2018年6月15日，原告授权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进行平仓。2018年6月19日，被告时志月格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付款268870.5元。2018年4月12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412SL-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原产地/生产商为中国的两种型号热轧方钢各2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5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鑫日升的两种型号PRIMEQUALITYSQUARESTEEL各2000吨，单价均为3685元/吨，金额合计为14740000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现汇结算，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2018年4月28日，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支付该合同预付款11792000元。2018年4月26日，原告向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日为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22日，原告授权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进行平仓。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110000美元及以110000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41515.49美元，23692.69元人民币。2018年4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420CL-1-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原产地/生产商为中国的方钢10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5月3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6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鑫日升的PRIMESQUARESTEELBAR10000吨，单价为3666元/吨，金额合计为36660000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现汇结算，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2018年5月4日，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支付该合同预付款29328000元。2018年5月3日，原告向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日为2018年7月6日。2018年7月6日，原告授权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进行平仓。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60000美元及以60000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97736.48美元，24681元人民币。2018年4月27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423-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方钢10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5月9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7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JIANLONG的PRIMESQUARESTEELBAR10000吨，单价为3665元/吨，金额合计为36650000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现汇结算，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2018年5月8日，原告向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日为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22日，原告授权案外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就该笔业务进行平仓。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7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100000美元及以100000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94024.88美元，30505元人民币。2018年5月8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508CL-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合金方钢10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5月24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08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XINRISHENGSTEEL的PRIMEQUALITYSQUARESTEEL10000吨，单价为586美元/吨，金额合计为5860000美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7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60000美元及以60000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149559.93美元，32905元人民币。2018年5月31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518CL-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合金方钢5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10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XINRISHENGSTEEL的PRIMEALLOYSTEELSQUAREBARQ235CR5000吨，单价为583美元/吨，金额合计为2915000美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7月13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7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35509.49美元及以35509.49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2953.83美元，5878.5元人民币。2018年5月31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518SL-DJ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合金方钢5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11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XINRISHENGSTEEL的PRIMEALLOYSTEELSQUAREBARQ235CR5000吨，单价为583美元/吨，金额合计为2915000美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30000美元及以30000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44392.91美元，11518元人民币。2018年5月31日，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编号为FGQG180518S-HK的合同，约定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购买热轧方钢20000吨。为履行该合同，2018年6月6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8SZYG-012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购买生产厂家为鑫日升和/或敬业和/或其他的HOTROLLEDSQUAREBAR20000吨，单价为590美元/吨，金额合计为11800000美元，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日期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前将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天津港，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原告支付80%预付款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把产品运输到原告指定的港口码头，开具100%采购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检查无误后再付20%货款。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未能履行按期交货的义务，导致原告在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违约，案外人昌富利公司提起仲裁。2019年6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140000美元及以140000美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及212367.58美元，75818.92元人民币。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7日、2018年6月14日，原告向案外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支行支付4笔，每笔200元，合计800元的出口信用证通知手续费。2018年12月11日、2018年12月17日，原告向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9笔出口信用证通知/转递/修改通知手续费，合计2700元。2018年3月1日，被告鑫日升公司为担保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原告作为债权人、被告鑫日升公司作为保证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作为被保证人签订编号为2018SZYGDB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该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就钢材类产品交易事宜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或者协议，交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买卖、代理出口等，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人。被告鑫日升公司统一对主合同项下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向原告负担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被告鑫日升公司提供保证的最高保证额度为300000000元人民币。2018年7月13日，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约定因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的钢材出口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编号为：2018SZYG-001、2018SZYG-003、2018SZYG-004、2018SZYG-005、2018SZYG-006、2018SZYG-007、2018SZYG-008、2018SZYG-010、2018SZYG-011、2018SZYG-012的案涉合同，并由被告时志月格公司退回原告全部预付款，原告的损失在今后内外贸业务中由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分批补偿。双方在协议中均予以盖章确认。该解除协议签订后，2018年7月16日和2018年7月17日，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向原告返还合同预付款51000000元、8281120元，合计返还合同预付款59281120元，原告收回了全部合同预付款。2019年6月14日，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明确了其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否有效；2、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鑫日升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法成立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8SZYG-001、2018SZYG-003、2018SZYG-004、2018SZYG-005、2018SZYG-006、2018SZYG-007、2018SZYG-008、2018SZYG-010、2018SZYG-011、2018SZYG-012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处，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认为，根据原告公司内部的用章记录，并无在该协议书中盖章的记录，且根据原告东疆国际贸易公司内部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也未就此协议书的签订进行过决策程序，因此否认该协议书中原告盖章的真实性。原告同时认为，案外人刘敬彬为原告在案涉系列《工业品买卖合同》签订及解除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其关于该协议书签订过程的陈述系逃避自身责任的行为，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其公司内部的用章记录及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文件均系原告内部的登记记录及管理制度，并无对外的对抗效力，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原告的该项主张。经本院调查，案外人刘敬彬陈述该《合同解除协议书》系其作为原告东疆国际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决定签订并加盖原告公司公章的，且有相关微信记录与该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合同解除协议书》中原告盖章的真实性，该协议书应为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系列《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合同解除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故《合同解除协议书》的内容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关于原告锁汇的损失，被告时志月格是否应赔偿的问题，原告认为其办理锁汇是为确定其与被告时志月格签订案涉系列《工业品买卖合同》的采购价格，且经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确认，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也向原告赔偿了部分锁汇损失268870.5元，因此原告锁汇的损失应由被告时志月格向原告进行赔偿。本院认为，第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案涉系列《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并无关于原告办理锁汇的约定，锁汇也并非履行该系列买卖合同的必要条件，且原告办理锁汇系因其与案外人LEADERSTEELSDNBHD及昌富利公司签订合同而产生的规避汇率风险的行为，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无关，因此原告单方办理锁汇应系自身与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企业行为，因原告锁汇造成平仓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身承担，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对该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虽然于2018年6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付款268870.5元，与原告在2018年6月15日产生的锁汇损失数额相同，但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不认可该款项为向原告锁汇的赔偿，且该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并无款项用途的相关备注，原告亦无其他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因此，该笔款项的支付并不当然的表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对原告在2018年6月15日产生的锁汇损失的确认，也不能证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对原告产生的所有锁汇损失的确认，故本院无法认定该款项为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对原告的锁汇赔偿，亦无法认定该转账行为是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对原告所有锁汇损失进行赔偿的意思表示。第三，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就案涉系列《工业品买卖合同》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书》，双方对相关违约损失赔偿做出了明确约定，达成了合意。该协议约定被告时志月格公司退回原告全部预付货款，原告的损失在今后内外贸业务中由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分批补偿，原、被告均盖章确认，可以确认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观其意，原告放弃了除返还预付款外的其他违约损失赔偿的请求权，系当事人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该协议中双方并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赔偿原告锁汇损失的约定。故原告在本案中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主张的锁汇损失及该部分损失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是否应承担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向原告索赔的损失，本院认为，考虑到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双方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原告因违约而向案外人昌富利公司赔偿损失是依据合同约定且经仲裁而形成的。在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违约后，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之前，原告针对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的赔偿损失已实际形成，原告应当预见到案外人向其主张合同违约损失赔偿的可能性，但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时未就其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的违约赔偿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进行主张，双方在《合同解除协议书》中也并未就此进行约定，而是约定原告的损失在今后内外贸业务中由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分批补偿。该约定应当视为原告以未来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的商业交易中获取的利益代替其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主张除返还预付款外其他违约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在签订该《合同解除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后又向被告时志月格公司主张其他损失，是将自身对案外人昌富利公司的赔偿责任转嫁给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因原告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在《合同解除协议书》中就合同预付款的返还进行了约定，但未就该预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费进行约定，应视为原告放弃了该项违约损失赔偿请求权，故原告主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赔偿资金占用费损失1041431.67元及该款项自2018年7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时志月格公司赔偿银行信用证通知费人民币3600元以及该款项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该费用系原告向银行缴纳的相关费用，而且是为履行原告与案外人昌富利公司合同产生的，与被告时志月格公司无关，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鑫日升公司虽与原告就被告时志月格公司的债务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本案中被告时志月格公司对原告不负有债务及赔偿责任，因此被告鑫日升公司不应对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0393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刘福成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杨宝鹏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