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04民初10596号原告：刘某萍，女，196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光益，贵州韬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书，男，196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安顺市西秀区北街办事处，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北路75号。负责人：张健，办公室党工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维潇，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可，男，197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系单位员工。原告刘某萍与被告刘某书、第三人安顺市西秀区北街办事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光益、被告刘某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第三人安顺市西秀区北街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维潇、陈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某书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191964.90元，请求判令被告刘某书履行承诺支付原告拆迁补偿款中的40%，即169443.1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系因原告在其母亲胡亮秋（已故）所有的房屋（坐落于西秀区上进行添附后因拆迁产生的收益如何分配而起。原告认为，被告刘某书及第三人依法应将拆迁补偿中的361408.08元支付给原告，理由如下：一、因原告在西秀区房屋上的添附行为，在原房屋面积中多出的37平方米房屋及因此而得到的拆迁补偿款依法应归原告所有。西秀区房屋，产权人为胡亮秋，即原、被告母亲。胡亮秋于2012年2月14日去世，去世前一直由刘某萍与母亲共同居住，而被告一直在湖南居住。该房屋为混合结构二层125.79平方米，其他结构一层31.47平方米。在2000年5月贯城河修建时已被拆迁砖混结构42.73平方米。2008年9月胡亮秋与被告办理赠与公证，将拆迁后房屋的剩余面积，即83.06平方米房屋赠与被告。2009年11月30日，因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胡亮秋作出撤销赠与的表示，但未履行法律上的变更手续。第一次拆迁后，原告一直与其母亲胡亮秋共同居住在该房屋二层，由原告照顾其母亲，一层由三弟刘玉角居住。因二层房屋面积太小，为方便照顾胡亮秋，原告自行出资，雇请包工头张开勇进行施工，扩建了部分房屋。现第二次拆迁，实测面积120.7平方米，多增加37.64平方米。原告认为，其一、被告一直居住在湖南，而原告与其母亲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从添附行为产生的原因来看，符合事实及习惯规则。其二、被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其添附行为中出过资或出过力，更没有参与原告在老房上的添附行为。其三、原告有当时承建的包工头证人张开勇证实，是由原告雇请施工修建，工程款也是由原告支付。其四、原告另有证人娄某、孙某（当时的邻居）也佐证房屋由原告与胡亮秋共同居住，后来房屋添附增加及原告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因此，该37.64平方米拆迁款依法应由原告获得。二、被告违背母亲的遗愿及自己的承诺，依法应受到法律的惩处及道德的谴责。2008年9月4日被告在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与母亲胡亮秋的谈话笔录中明确提到“你母亲要求，如你今后处理她赠送给你的房子时，分点钱给你妹刘某萍你是否会接受。”被告回答“可以的，我接受。”上述对话充分体现了母亲的遗愿，而被告的失信行为，既违背了母亲的遗愿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该行为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为原告主持公道，责令被告履行承诺，立即支付拆迁补偿款中的40%即169443.18元给原告。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拆迁款曾经在西秀区人民法院及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在中院的二审判决书第7页明确指出，原告及案外人刘玉角的添附行为所受损失可以“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向被告刘某书追偿，而司法判决对社会具有指引作用，其公平公正、符合公序良俗原则也应是民法领域共同认可的大原则。据此，恳请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公平公正处理此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示法律的公平正义。被告刘某书辩称：一、涉案房屋系被告的房屋，房屋的修缮和扩建系被告出资，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房屋系原告与被告的母亲胡亮秋的房屋，2008年9月3日，母亲因被告有孝心而将房屋公证赠与给了被告。但是由于被告常年在外奔波，无法贴身照顾母亲，而原告此时刚离婚，与女儿在外租房住，生活较为窘迫，因此，经被告综合考虑，将原告接到了涉案房屋中居住，并提到了两点要求，一、好好照顾母亲；二、因为弟弟刘玉角殴打母亲，不得让刘玉角回来居住。此后原告和女儿就在被告的房屋里安顿了下来。期间，被告未向原告提过任何关于房租的问题，还常常接济原告，被告支付母亲的赡养费也一直由原告接收并处理。2009年，被告将原告接到涉案房屋处居住后不久，原告向被告提出，因房屋破旧需要修缮和扩建，希望被告给钱，被告按照刘某萍的要求支付了9000元。后来，2010年清明节前后，被告又给了刘某萍10000元（还应加上被告给母亲的5000元，共15000元）用来修建和扩建房屋。原告这才委托工人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和扩建。综上，涉案房屋系被告的房屋，修缮和扩建的部分系被告出资，原告所付出的仅仅是作为实际使用人的管理行为，而该管理行为并非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事实依据。二、房屋征收补偿款系对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补偿，并非不当得利，该补偿与原告无关。根据“一物一权”的原则，无论添附是否为被告出资，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只有一个，即被告。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征收补偿款是对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被告是唯一受偿的主体。而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为拆迁补偿款的40%，显然还是基于房屋所有人的角度而提出的诉求。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义务。被告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是依法取得，并非不当得利。原告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所谓的房屋征收款的40%，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三、即使不考虑前述事实，原告的诉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据原告陈述，修缮和扩建事实发生在2010年，距今已经9年，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安顺市西秀区北街办事处述称：一、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与第三人没有关系，原告主张的是不当得利，其向被告要求返还的不当得利与第三人没有法律上的实质关系。二、本案涉及的拆迁补偿款，第三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被告在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及中院经过一二审已经就房屋的权属经过判决，且被告与第三人经过行政诉讼，第三人已经将本案涉及的补偿款61万元支付给被告，故本案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履行完毕。三、在拆迁补偿的过程中，原告与被告的弟弟，侄儿向第三人领取了2万余元的款项，原被告均知晓，并认可，我方保留对该2万元的追索权。经审理查明：被告刘某书与原告刘某萍系兄妹关系，胡亮秋系原告刘某萍、被告刘某书及案外人刘玉角的母亲，胡亮秋于2012年2月14日去世，胡亮秋生前拥有坐落于房屋一套，该房屋混合结构二层125.79平方米、其它结构31.47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57.26平方米。2000年5月3日，因贯城河治理工程需要，拆迁人安顺市虹山水库泄洪河道管理处与被拆迁人胡亮秋签订《贯城河治理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由拆迁人拆除被拆迁人房屋建筑面积74.20平方米（其中包括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42.73平方米、简易结构房屋建筑面积31.47平方米）。2008年9月3日，赠与人胡亮秋与受赠人刘某书签定赠与书，约定由赠与人胡亮秋将其所有坐落于混合结构二层楼建筑面积为125.79平方米的房屋除贯城河改扩建拆除后剩余的部分自愿无偿赠送给受赠人刘某书个人所有，受赠人刘某书表示接受赠与人胡亮秋的赠与，该赠与行为经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出具（2008）黔安市黄证民字第865号《赠与公证书》公证。2017年9月12日，安顺市西秀区北街办事处作为征收实施单位与作为被征收人的被告刘某书签定《安顺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征收滨河路48号房屋，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20.70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住宅建筑面积92.07平方米，砖木结构住宅建筑面积28.63平方米）。另查明，一、前述滨河路48号房屋与房屋及原告诉请的滨河路50号附48号房屋均系指同一房屋。滨河路48号房屋目前已拆除。期间，经被告刘某书提议，原告刘某萍自2008年起与胡亮秋曾共同生活居住于该房屋，期间，原告刘某萍曾组织工人将诉争房屋二楼原阳台向外扩建，并增加了厨房和卫生间，以上房屋建好后，原告刘某萍、胡亮秋等人居住使用，现该房屋已拆除。被告刘某书支付了部分建房款。现原告刘某萍认为添附37余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应归其所有，被告刘某书认为系自己出资给原告刘某萍委托其扩建房屋，该拆迁补偿款应归自己所有，双方协商不成，故诉至法院。二、被告刘某书于2008年9月4日，在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的谈话笔录（受赠）中，签字确认“如今后处理受赠房产时，同意分点钱给刘某萍”。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原告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2018)黔04民终368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书、公证书、谈话笔录等证据、《安顺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被告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2017）黔0402民初3723号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刘某书是否应当将添附37余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向原告返还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被告刘某书与原告刘某萍系兄妹关系，经被告刘某书提议，原告刘某萍自2008年起与胡亮秋曾共同生活居住于涉案房屋，期间，原告刘某萍曾组织工人将诉争房屋二楼原阳台向外扩建，并增加了厨房和卫生间，以上房屋建好后，原告刘某萍、胡亮秋等人居住使用，现该房屋已拆除，被告刘某书获得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原告刘某萍认为添附37余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所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应归其所有，被告刘某书应当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191964.9元。虽被告刘某书支付了部分建房款，但添附房屋由原告刘某萍织工人施工建设，建好后亦由其使用、管理，添附房屋因国家征收被拆除，原告现以其添附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被告刘某书主张权利，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本院根据原告添附行为所受到的损失情况、被告刘某书支付建房款情况等，酌情认定被告刘某书应当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95982.45元（即191964.9元的50%）。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刘某书应当履行承诺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的问题。被告刘某书于2008年9月4日在安顺市黄果树公证处的谈话笔录（受赠）中签字确认“如今后处理受赠房产时，同意分点钱给刘某萍”。被告刘某书的该意思表示非明确具体，且原告已就添附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向被告刘某书主张权利，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书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某萍款项95982.45元；二、驳回原告刘某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刘某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721元，由被告刘某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志胜人民陪审员  廖寓舒人民陪审员  张永玲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罗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