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9529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东街8号702-A。负责人：张玉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罗砚，女，1981年6月6日出生，苗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都律所）与被告罗砚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初淼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恒都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罗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都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罗砚依据《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给付恒都律所250万元；2.罗砚向恒都律所支付滞纳金（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1.3倍计算）；3.判决罗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日，恒都律所与罗砚签订《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罗砚聘请恒都律所在与杭州融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担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合同签订后，恒都律所根据合同约定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详细调查案件事实，开展十余次案件研讨会，多次与当事人核实纠纷细节，并确定诉讼方案。法院分别于2018年7月3日、2018年12月26日开庭审理，并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裁定书，准许杭州融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撤诉，案件至此终结。但罗砚仅支付律师费首款20万元，未依照合同约定向恒都律师支付剩余的风险代理律师费250万元。恒都律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法律服务代理合同；2.刘建群与罗砚的微信聊天记录；3.刘建群与罗砚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顺丰快递单据；4.开庭传票；5.发票、代付款通知书；6.刘建群和罗砚的微信聊天记录、诉讼材料收条、张玲和刘建群的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7.委托授权书、诉讼文书交接单；8.（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补正裁定书；9.微信聊天语音文字整理稿；10.律师函、微信聊天记录。罗砚答辩并反诉称：不同意恒都律所诉讼请求。1.风险代理是诉讼委托代理中协商收费的一种特殊方式，特点是一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完成并达到约定的代理效果，受托人才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从本案代理合同的风险代理条款文义看，生效判决、调解或庭外和解都可以达到案结事了、消除诉讼风险的目的。但涉案诉讼非因和解撤诉，无法达到案结事了、消除诉讼风险的目的，不应构成本案风险代理费用的支付条件。2.如法院认定非和解撤诉也可以适用风险代理条款，则该条款在订立时显失公平，属于恒都律所利用优势或罗砚没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订立的显失公平的条款，应予撤销。3.恒都律所未及时向罗砚提交工作成果、汇报案件审理情况，并扣押罗砚大量证据原件，严重违反合同项下的勤勉义务。诉争案件于2019年1月30日撤诉，但恒都律所在罗砚的反复催促下，直到2019年3月8日才将撤诉裁定书和工作文件提交给罗砚，甚至强调案件代理词的版权属于恒都律所，严重损害了罗砚的合法权利；4.罗砚已向恒都律所支付了20万元基础代理费，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撤诉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款显失公平应予撤销，故恒都律所无权主张滞纳金；5.即便法院认定罗砚应该支付滞纳金，该滞纳金的性质属于违约金，由于恒都律所仅有资金占用损失，该损失应为利息损失，违约金不应超过实际损失的30%，故合同中违约金的约定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6.滞纳金应自恒都律所向罗砚交付撤诉裁定书原件后起算。虽然（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裁定书系2019年1月30日作出，但恒都律所直至2019年3月8日才将原件交给罗砚，罗砚才能够确定案件的实际情况，故滞纳金应该自罗砚收到原件后起算。罗砚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罗砚与恒都律所签署的《恒都律所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二）项中的“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2.判令恒都律所向罗砚返还所有证据原件和财务资料原件；3.诉讼费用由恒都律所承担。罗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诉讼材料收条2张；2.（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3.投资案件移送告知书；4.罗砚和刘建群的微信聊天记录；5.自制的文件交接清单明细。恒都律所针对罗砚的反诉请求答辩称：不同意罗砚的反诉请求。1.根据合同法规定，撤销权是指撤销合同而非撤销个别条款，对合同个别条款的撤销属于合同变更，故罗砚的反诉请求无法律依据；2.合同变更有两种情形，本案均不符合；3.本案的合同虽然是恒都律所提供的合同范本，但系经双方反复讨论修改而定，且最终的定稿系罗砚先签署，恒都律所后签署，不存在显失公平。本案中，恒都律所不存在故意利用己方优势或对方草率签订合同的情形。相反，合同订立时，恒都律所的代理费低于罗砚涉及的另外两个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与本案事实基本一致的案件的代理费。此外，罗砚系在恒都律所依约履行合同并起诉罗砚违约后才提起撤销合同条款，显然是为了规避合同义务。如法院支持了罗砚的诉讼请求，对恒都律所显失公平。4.罗砚向恒都律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恒都律所已于2019年7月10日全部返还，双方就诉讼代理合同项下的证据返还问题不存在其他争议。经本院庭审质证，罗砚对恒都律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认可；恒都律所对罗砚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上述认证查明：2018年7月1日，罗砚作为甲方与乙方恒都律所签订《法律服务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杭州融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高公司）诉罗砚、龙峻股权转让纠纷一、二审案件（案号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乙方委派并甲方同意由刘建群律师为本案承办律师。服务内容包括：指导调查取证；起草法律文书；参加庭审及其他诉讼程序；代为签署、转递、接收本案所有相关法律文书和文件；代为处理涉及本案相关法律事务。二、合同费用。1、费用约定：（一）本案基础律师费20万元，基础收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基础费无论判决结果均不退费（一审，如有二审包括二审）。由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二）风险费，计算方式为：以本案原告起诉请求罗砚支付2820.3万元受让股权款，及案件诉讼费作为基数，法院生效判决书判决罗砚低于此基数受让股权，则以基数减去判决数额之差的9%作为风险代理费。如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则应按照基数之9%支付风险代理费（需要说明，风险代理费不仅以法院判决结果为依据，还包括法院调解、当事人和解、原告撤诉等结案方式）。风险代理费支付期限为生效判决书送达甲方三日内，或者和解书签订、调解书签订、原告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以上代理费。经协商本案第（二）项风险代理费最高不超出250万元。全额支付合同款项的情况：若因原告撤诉、调解和解、拖延支付费用、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或其他等自身原因造成的本合同无需或不能继续履行，均应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甲方应全额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律师费。甲方有权随时了解本合同项下委托事项的实际进度，有权在委托权限内催促乙方尽快完成上述委托事项。若甲方未按期足额支付合同项下费用的，应当承担滞纳金。未超过15日的，滞纳金按甲方应付款项的日千分之一计算，超过15日的，则符合全额支付合同款项的情况，且滞纳金按照应付款项的日千分之五的计算。乙方在合同履行中应当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正本资料、文件、其他物品以及因代理案件而取得的执行所得或其他所得（以下简称相对方所得）。甲方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2个月内及时提取此类财物。在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支付合同项下费用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将相对方财物予以留置。2018年7月2日，北京华博云天科技有限公司代罗砚向恒都律所支付20万元基础律师费。2018年7月10日，恒都律所向北京华博云天科技有限公司开具2张面额为1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中，恒都律所主张代理合同是经过罗砚与恒都律所反复协商、讨论后签订的，并提交了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罗砚与刘建群律师就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收费比例、生效和中止条款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刘建群在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刘建群律师向罗砚发送的电子邮件清单。罗砚于2018年7月1日打印出最终版的代理合同，签字后邮寄给恒都律所。经查，本院（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原告融高公司诉被告罗砚、龙峻股权转让纠纷案，本院分别于2018年7月3日、2018年12月26日开庭，刘建群作为罗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罗砚出庭应诉并代表罗砚向法庭提交了答辩状、代理词、证据。2019年1月30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称原告融高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理由正当应予准许，故本院裁定准许融高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由融高公司负担。2019年2月18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称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做出的（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中存在笔误，故裁定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补正为“刘建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2019年2月1日，恒都律所的刘建群将（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民事裁定书拍照微信发给罗砚，告知她法院已作出撤诉裁定。2019年3月8日，恒都律所向罗砚提交了（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原件、裁定书补正原件、答辩状、证据清单质证意见、原告起诉状、证据。恒都律所解释称之所以3月交接材料是因为法院2019年1月30日做出的撤诉裁定中存在笔误，律师经过多次联系才得以告知法官，法院作出补正裁定后才一并交接给罗砚。庭审中，恒都律所主张罗砚并非如她所述不清楚撤诉的含义，并且在涉诉案件撤诉后表达过同意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意思，并提交了刘建群律师与罗砚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2019年2月1日，罗砚发微信语音称：他们（融高公司）经过这次一审，发现提出的角度是站不住的，肯定会输，所以他们才撤诉。然后他们可能会准备其他的一些理由再重新上诉，否则他们没有必要撤诉，可以等一审结果出来以后再说。不管怎么样，从他们主动撤诉这件事看，你在一审的辩驳里肯定对咱们有利，不然他们不会这么行动，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谋求下一步，要不就是重新换一个角度起诉我和龙峻，或者是单独起诉龙峻。风险代理费我肯定要付的，但现在不是正好赶上过节吗，我今天下午就出门，年前也没准备资金，所以年后再处理这个事。刘建群表示：可以节后付，不要拖太久。2019年3月15日，刘建群向罗砚微信发送了《律所函》，指出罗砚应至少在2019年1月30日向恒都律所支付风险代理费250万元。但截至目前已拖延近50日，需要支付滞纳金，要求罗砚在七日内支付风险代理费和滞纳金。罗砚微信语音回复称：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这到四月底可以筹到钱。这个案子太突然了，筹措得有时间。恒都律所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说明，称在北京市律师协会的要求下，恒都律所已于2019年7月10日将收取罗砚的全部证据原件返还。2019年7月29日，罗砚向本院提交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书，申请书主张的内容包括恒都律所已向其返还涉案证据原件和财务原件。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代理合同系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后签订，且罗砚清楚撤诉后融高公司依然有起诉的权利这一事实，故罗砚主张本合同显失公平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罗砚反诉要求撤销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二）条中的“原告撤诉”这一付款条件而非撤销整个代理合同的诉讼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恒都律所与罗砚《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根据代理合同的约定，恒都律所已代表罗砚为（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准备相应的诉讼材料并出庭应诉，做了较多的应诉准备工作，该案经过两次庭审，各方证据已经过举证、质证，庭审程序已经结束。后该案因融高公司撤诉而审结，恒都律所已依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故恒都律所起诉要求罗砚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50万元风险代理费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恒都律所主张因罗砚迟延给付风险代理费，应依约支付滞纳金，但由于滞纳金过高，故只要求罗砚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的标准计算的滞纳金，不高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罗砚主张其于2019年3月8日才收到撤诉裁定书原件，才得以确定（2018）京0105民初47000号案件已撤诉结案的事实，故应当自罗砚收到裁定书原件后起算滞纳金的答辩意见，有事实依据，本院将结合合同约定及案件事实调整滞纳金的起算时间。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起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已于2019年7月2日开庭审理完毕，罗砚于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变更反诉请求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但根据庭后恒都律所与罗砚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书，双方均认可恒都律所已向罗砚返还了所有证据原件和财务资料原件，故罗砚的第二项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罗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费250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罗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滞纳金（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的标准计算）；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罗砚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5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罗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罗砚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初 淼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鲁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