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廖小高，男，汉族，1971年9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威，广东盈隆（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利启乐，广东盈隆（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礼鸿，男，汉族，1966年5月15日出生，住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韦礼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立洪，广东普罗米修（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小高因与上诉人韦礼鸿、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小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威，上诉人韦礼鸿，上诉人雨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立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小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廖小高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应当向廖小高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实际清偿日止)、（2）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向廖小高返还投资款398742.8元(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实际清偿日止)、（3）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向廖小高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3.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韦礼鸿、雨林公司应对廖小高的全部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韦礼鸿与廖小高签订《合作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2015年底至2016年初，廖小高经凌某介绍认识韦礼鸿，韦礼鸿声称是雨林公司的唯一股东、老板，当时雨林公司不仅经营上处于亏损状态，还欠着供应商大量货款，公司面临破产，随后三方商谈雨林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韦礼鸿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其拥有雨林公司100％的股权，而廖小高囿于法律水平，未能识别其中的问题，最终三人签订《合作协议》。韦礼鸿故意隐瞒雨林公司股权结构，欺骗廖小高，应属于合同欺诈。同时，雨林公司对股权转让一事是完全知情的，属于共同欺诈。首先，韦礼鸿是雨林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两者具有关联性；其次，雨林公司在《合作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最后，在约三年的经营时间里，雨林公司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有其他股东、监事提出过异议。2018年底，廖小高与韦礼鸿因经营问题产生矛盾，韦礼鸿为排除廖小高的合法权利而恶意提起诉讼。2019年春节前，廖小高收到被李某起诉的诉讼资料[案号为(2019)粤0605民初l593号]。此时，廖小高才发现雨林公司另一名股东李某的存在，廖小高才意识到自己签订的合同被设下了法律陷阱，是无效的合同。廖小高一边应诉李某一案，一边着手起诉韦礼鸿、雨林公司，本案于2019年3月7日由一审法院受理，随后雨林公司提起了反诉。无论是股东李某的起诉，还是雨林公司的反诉，均是出于韦礼鸿的指使与操控，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取得不正当的权益。韦礼鸿、雨林公司多次辩称是廖小高没能尽到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责任。在此，廖小高要特别强调说明：正因为廖小高的无知，没能识别韦礼鸿、雨林公司的阴谋，才被诈骗。韦礼鸿、雨林公司的逻辑推理明显是强词夺理，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返还廖小高的投资款项是错误的，廖小高有权要求韦礼鸿、雨林公司返还投资款。关于《合作协议》无效后，廖小高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的问题。廖小高认为，虽然《合作协议》无效，廖小高自始不是雨林公司的股东，但是无法否认，廖小高加入雨林公司的三年时间里一直是以事实股东身份对雨林公司实施经营、管理、决策等行为，这个客观事实可以认定廖小高与韦礼鸿、雨林公司属于投资合作关系，且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投资合作关系必须要进行工商登记等法定形式。基于投资合作关系，廖小高要求返还投资款项有理有据。雨林公司在2016年之前是一家资不抵债的公司，已经无法正常营业。廖小高投入了资金(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且低价付出了劳力(仅收取8700元／月的工资)，将雨林公司从濒临破产转变为一家年销售额为l500万元的企业，将雨林公司从一家一文不值的公司变为一家市值几百万的公司。而雨林公司获得如此大的经济利益是基于其股东、法定代表人韦礼鸿的一份欺诈合约所带来的，这些非法的获益应当返还给廖小高。廖小高在经营雨林公司期间获得的分红款项是合理合法的。如前所述，廖小高与韦礼鸿、雨林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属投资合作关系，而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付出劳动的合理回报。基于这种关系，廖小高获得经营性收益亦是有理有据。三、韦礼鸿、雨林公司应当承担廖小高的经济损失20万元。廖小高受到韦礼鸿、雨林公司的欺诈而加入雨林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为此，廖小高放弃了之前的工作，仅收取每月8700元的工资。可以说，为了经营雨林公司廖小高既出钱，又出力。一审法院认为廖小高在雨林公司期间有每年30万元的收入，据此认定廖小高不存在经济损失，廖小高认为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廖小高获得58.5万元的分红款是基于其投资(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而其劳动所得仅仅是每月8700元的工资。廖小高完全可以和凌某一样，支付了投资款项之后，就另谋工作，但廖小高把雨林公司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业，不计较得失，最终将雨林公司做大做强，到头来竟被韦礼鸿、雨林公司预设的法律陷阱毁于一旦。综合上述，韦礼鸿、雨林公司应当为其不诚信行为负责，承担廖小高的经济损失。韦礼鸿辩称：对于廖小高上诉请求的第2.（1）项，廖小高要求就转让款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对于第2.（2）项，一审法院已经驳回了廖小高的该项诉讼请求，廖小高的该部分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合同被认定无效的责任、廖小高和韦礼鸿之间合同无效的原因，一审法院已经予以认定。廖小高称韦礼鸿涉嫌欺诈，韦礼鸿已多次提出抗议，韦礼鸿请求法院要求廖小高停止该陈述。廖小高至今仍扣留雨林公司多个执照、证件等，恶意查封了韦礼鸿的私人账号、雨林公司账号与公司机器设备，造成客户不敢打款给雨林公司，涉嫌侵犯了雨林公司的商业秘密。廖小高任职于其他公司，且带走了雨林公司的多个客户，造成雨林公司经营损失。另外，廖小高所主张的经济损失，是毫无法律依据的。雨林公司辩称：关于本案的事实部分，一审法院除了雨林公司上诉提到的廖小高通过借款形式平账的4万元事实没有查清之外，其他事实基本上都予以确认。根据一审期间廖小高的陈述，本案最主要的是法律适用问题。1.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撤销，但是理由并不是廖小高所主张的上诉理由，廖小高称韦礼鸿、雨林公司应当对廖小高的全部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廖小高的股份转让款是支付给韦礼鸿，与雨林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雨林公司对廖小高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3.廖小高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韦礼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韦礼鸿无需向廖小高支付24万元转让款的利息；3.判令廖小高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谁是过错方没有查清，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在签订合同时，合同双方均有义务遵守法律的规定。合同签订之前，廖小高有义务对合同的事项进行审查、甄别，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应当注意到而没有注意到，最终《合作协议》无效，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承担与此相对应的法律后果。韦礼鸿、廖小高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依据法律规定，由过错方承担与过错相当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赔偿损失应当以廖小高有损失为前提。在廖小高有损失的前提下，再按过错的程度承担损失的大小。本案中，在确认返还廖小高的全部转让款后，廖小高是没有损失的。如果廖小高不签这个协议，也有可能投资到其他地方，甚至可能亏损。而如果韦礼鸿找其他人合伙，也有可能将公司发展的更好。在廖小高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支持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基准上浮50％的利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案涉24万元投资款的利息损失，最多仅能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廖小高辩称：一、韦礼鸿对《合作协议》的无效负有全部责任，应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的利息。韦礼鸿将《合作协议》的无效归结于廖小高的过失。而实际情况是，韦礼鸿先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廖小高基于信任而存在错误认识签订《合作协议》。据此，韦礼鸿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强调的是，24万元的转让款应当由韦礼鸿与雨林公司连带承担。二、韦礼鸿及雨林公司应对廖小高的一审所有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首先，韦礼鸿是雨林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两者具有关联性；其次，雨林公司在《合作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最后，在约三年的经营时间里，雨林公司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有其他股东、监事提出过异议。因此，雨林公司对股权转让一事是完全知情的，属于共同欺诈。廖小高认为韦礼鸿隐瞒事实真相，欺诈在先，利用廖小高将公司转亏为盈后，再通过之前预设的陷阱，通过所谓“合法”的诉讼形式，剥夺廖小高的一切权益。因此，雨林公司和韦礼鸿应当对廖小高的全部诉求承担连带责任。雨林公司述称：韦礼鸿的上诉主张与雨林公司无关，雨林公司予以认可。雨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雨林公司无需向廖小高支付4万元投资款及利息；3.判令廖小高向雨林公司返还分红所得共计58.5万元；4.判令廖小高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针对4万元款项及利息是否应当返还和利息计算的问题。针对该笔4万元款项，廖小高已通过向公司借款的方式平了账，公司不存在需要再返还的问题。在一审时，雨林公司就此提交了证据，会计凭证是廖小高本人亲笔书写的。同时，合同无效的，依据法律规定，由过错方承担对方的损失。廖小高所投资的4万元，是因为廖小高自己的错误认识，而导致《合作协议》无效，与雨林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在合同无效的过程中，雨林公司没有任何过错，让雨林公司承担利息损失，无任何法律依据。这投资款4万元的利息损失，最多仅能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判令上浮50％没有法律依据。二、对于廖小高取得的分红是否需要返还的问题。一审判决对于廖小高已累计取得分红58.5万元予以认定。但认为无需向雨林公司返还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该部分财产属于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公司的财产，公司的财产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格按照会计法进行核算、入账，任何没有凭据的支出都是违法的。该分红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未报监事会批准，三人的分红行为是违法行为，侵犯了公司的利益。该分红是廖小高取得的二年分红(2016年度、2017年度)。一审判决认为按三年(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计算，作为廖小高的劳动报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另一个是劳动法律关系，劳动报酬是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劳动报酬是劳动争议纠纷，劳动争议必须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在廖小高没有主张的情况下，直接用应返还的分红等同于报酬是明显错误的。一审判决剥夺了雨林公司的返还请求权，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法的规定，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没有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违反法律的规定。二审期间，雨林公司补充如下上诉意见：雨林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主要证明廖小高在公司任职期间有工资和奖金收入，在他自己所做的记账凭证中明确区分了奖金和分红的概念，一审法院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一审法院在裁判时并没有依据廖小高的请求，根据本案案由作出合法裁判，因此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廖小高辩称：廖小高所取得的58.5万元款项雨林公司无权要求返还。一、虽然《合作协议》无效，廖小高自始不是雨林公司的股东，但是无法否认，廖小高加入雨林公司的三年时间里，一直是以事实股东身份对雨林公司实施经营、管理、决策等行为，这个客观事实可以认为廖小高与韦礼鸿、雨林公司属于投资合作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廖小高获得经营性收益亦是有理有据。二、《合作协议》被宣告无效的过错方不在廖小高，而在于韦礼鸿的欺诈行为。在本案中，廖小高一直都是受害者，直至被李某起诉才得知自己被骗。如果雨林公司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侵害其利益的主体应是韦礼鸿，雨林公司应当向韦礼鸿追偿。三、廖小高为雨林公司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廖小高为雨林公司注入了资金，放弃了其工作将全部的劳动力投入到雨林公司中，并且运用廖小高多年的行业运营管理经验，动用了廖小高的人脉资源，仅就廖小高丧失的劳动收入就约为每年30万元。廖小高将雨林公司从破产边缘变为一家年销售额为l500万元的企业。据此，廖小高亦应获得经营性收益。四、雨林公司在廖小高实际操控并为其创造了巨大收益的3年多时间里，从未对廖小高的行为，无论是分红行为还是经营行为提出异议，直至案涉纠纷的出现才开始追究廖小高的责任。实际上就是韦礼鸿控制了雨林公司，企图通过当初设下的法律陷阱将廖小高在雨林公司的所有权益清除。韦礼鸿和雨林公司存在串谋行为，应当为此付上法律责任。五、退一步而言，《合作协议》被认定无效，则廖小高、韦礼鸿、凌某三人在2016年后共同经营雨林公司所产生的收益均无合法依据，该部分收益应当属于雨林公司的不当得利。雨林公司应将所有收益按比例退还所有投资人，将公司的情况还原至《合作协议》签订前的状态。六、需要强调的是，《合作协议》无效之后，一审法院没有对廖小高、韦礼鸿及雨林公司的关系作出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作出认定。韦礼鸿述称：认可雨林公司的上诉意见。廖小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廖小高与韦礼鸿、雨林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2.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向廖小高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1日，利息54750元）；3.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向廖小高返还投资款398742.8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实际清偿日止）；4.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向廖小高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5.判令韦礼鸿、雨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雨林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廖小高返还分红所得共计58.5万元；2.判令廖小高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3.判决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为622*************4411（以下简称44411号账户），户名为廖小高，为雨林公司账户，账户自2016年1月8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的所有存款为雨林公司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雨林公司于2007年4月18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6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李某与韦礼鸿，分别持股49%与51%。2016年1月8日，韦礼鸿、廖小高与凌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雨林公司原有100%股份由廖小高、凌某以现金30万元向韦礼鸿收购50%，股权分配为韦礼鸿持股50%，廖小高持股40%，凌某持股10%；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廖小高、凌某共付定金3万元，余下27万元在2016年3月1日前付清；韦礼鸿负责销售带薪工作（月薪8000元，车费补500元，电话费补200元），廖小高负责生产带薪工作（月薪8000元，车费补500元，电话费补200元），凌某负责技术指导无薪。2016年1月8日、2月23日及3月1日，廖小高分别向韦礼鸿支付股权转让款2.4万元、10万元及11.6万元。廖小高提供的现金日记账显示，2016年2月23日，韦礼鸿、凌某、廖小高分别向雨林公司支付了投资款5万元、1万元、4万元。同年5月30、31日，韦礼鸿、廖小高、凌某分别向雨林公司投资5万元、4万元、1万元。2017年1月21日，韦礼鸿、廖小高签订《2017年1月份年终决算》，确认韦礼鸿年度分红15万元，廖小高12万元，凌某3万元。2018年12月30日，韦礼鸿、廖小高在手写凭条上签字，确认廖小高的年度分红款为46.5万元。上述款项廖小高已经收到。2019年1月25日，廖小高在中国农业银行所开立622*************4411账户转出多笔款项，当日余额为19751.33元。诉讼中，双方确认该账户为雨林公司所使用账户，除上述账户外，雨林公司还使用韦礼鸿的三个私人账户。同日，韦礼鸿确认公司现金余额为33703.5元。上述账户在同年2月19日开始陆续有款项转入，廖小高主张上述款项为其离开雨林公司加入佛山市南海甲卫浴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后，甲公司的货款。2019年1月16日，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上述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同年4月4日，法院作出（2019）粤0605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韦礼鸿、廖小高与凌某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上述判决已经生效。诉讼中，韦礼鸿申请证人凌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如下：凌某在2013-2014年期间先后认识了韦礼鸿和廖小高。当时雨林公司由韦礼鸿一人经营，没有什么利润。韦礼鸿从事销售，对于生产管理不熟悉，公司对外也欠部分供应商货款，于是想找一个合作伙伴一起经营。这个时候正好廖小高也有这种想法，于是凌某就介绍廖小高与韦礼鸿认识。2016年初，三人就一起签订了《合作协议》，凌某、廖小高向韦礼鸿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万元。协议签订后，由于当年6月份有一个上海的展览，公司需要重新印制宣传册进行推广，但没有资金，连工人工资发放都困难，于是韦礼鸿、廖小高、凌某三人按比例出资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及日常公司运营。三人先后筹集了两次资金，第一次筹集10万元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第二次筹集10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但是，由于筹集资金的时候廖小高、凌某的股权转让款还没付清，因此该款项与股权转让款有没有关系，凌某已经记不清了。2018年年底，公司支付了大部分供应商的货款后，还剩三十多万元的货款没有支付给供应商，公司也没有利润可以分配。当时，由于韦礼鸿有部分亲戚朋友在公司拿货并由韦礼鸿经手，廖小高手头也有部分的招待费的支出，但没有支出证明，凌某则因为经营其他生意没有钱。由于韦礼鸿、廖小高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按规定有奖金，因此韦礼鸿就以应得奖金冲抵亲戚朋友拿货的货款，廖小高以借支4万元的形式冲抵的手上的账目，凌某也向公司借支了1万元。凌某一直不知道雨林公司还有股东李某，直到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才知道。诉讼中，廖小高陈述：韦礼鸿在进入雨林公司后，公司要开工，三名股东先筹集10万元用于公司的运转。到了当年5月底，各股东又筹集了10万元用于员工的工资发放，其中韦礼鸿5万元、廖小高4万元、凌某1万元。其中廖小高、凌某的款项是实际支付的；但韦礼鸿账上没有钱，又碰巧要交租，于是向房东借款5万元，其中3万多抵消了应付房租，余款1万元多付到公司账上。2019年1月23日，雨林公司开始过年放假，公司账上还剩100多万元。同年1月25日，廖小高和韦礼鸿一同去银行把账户的钱转出以支付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转完之后，公司使用的四个私人账户（廖小高1个，韦礼鸿3个）一共剩余现金33703.5元。款项支付了所有工人工资及部分供应商货款。诉讼中，韦礼鸿陈述：2019年1月25日，廖小高、韦礼鸿一起去银行转账支付工人工资及供应商货款，并确认账上剩余款项为33703.5元。当时双方盘点了现金，其他应付应收账目需要在两个月后才能核算。同年2月20日，廖小高入职甲公司，同月21日甲公司开业，同月24日廖小高派了两人以股东身份到公司盘点。一审法院认为,韦礼鸿、廖小高与凌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由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廖小高在本案又请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属于重复起诉，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法院作如下分析：一、股权转让款。廖小高主张韦礼鸿退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韦礼鸿对此没有异议，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部分，韦礼鸿的行为造成廖小高资金使用的损失，故廖小高主张韦礼鸿支付自最后一笔转让款支付之日（2016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有理，法院予以支持。二、投资款。廖小高主张其在2016年2月、5月两次向雨林公司投入各4万元投资款，韦礼鸿、雨林公司仅确认其中一笔4万元的投资。虽然廖小高就其上述投资提供了现金日记账为证，凌某亦对上述投资事实进行了陈述，但廖小高的现金日记账既无其他原始凭证予以佐证也无相关人员签字，而凌某对于该款项的陈述也有不明确之处，因此廖小高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8万元投资的主张，法院认定廖小高向雨林公司投资的款项为4万元。因案涉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廖小高不具有股东身份，故其向雨林公司投资的上述投资4万元，雨林公司应予返还。雨林公司主张其通过借款的形式向廖小高返还该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何时以何种形式向廖小高出借了该款，亦未能提供该款项的支付凭证。而在诉讼中，廖小高、凌某对该4万元借支凭条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陈述，故客观上存在为平账而制作借支凭条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法院对雨林公司所主张的借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雨林公司应向廖小高返还4万元投资款，并同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对于廖小高所主张的其他投资款项，廖小高声称是其将应收的分红及投资收益投入到雨林公司，但因《合作协议》无效，本案不存在廖小高基于其股东、投资人身份从雨林公司获得分红或投资收益的客观可能性，故对其主张的返还上述投资，法院不予支持。三、廖小高所得分红款。廖小高基于雨林公司股东身份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收取了雨林公司分红款项58.5万元，如上述，由于案涉合同无效，廖小高自始不是雨林公司的股东，故其无权收取分红。但是，考虑到廖小高在雨林公司任职的三年期间，与韦礼鸿一起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营运管理雨林公司，并使公司得到可观的盈利，廖小高在此期间为公司所付出的劳动应予尊重，其有权获得雨林公司的合理回报。廖小高三年以分红名义所得款项为58.5万元，折合每年为19.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廖小高月薪为8700元，因此廖小高每年收入约为30万元。根据现行的工资水平，结合廖小高在雨林公司的职位、工作及公司此期间的盈利情况分析，法院认定廖小高每年获得报酬30万元合理，其无需返还已收取的58.5万元。四、44411号账户内存款。根据银行流水、韦礼鸿的现金账确认单及双方陈述，截止至2019年1月25日，廖小高账户内持有雨林公司的款项为19751.33元，上述款项廖小高应返还予雨林公司。至于此后账户所转入的款项，廖小高已就每一笔款项的性质进行了举证，足以证明款项属于甲公司的货款，在雨林公司无法举证反驳上述证据的情况下，法院确认该账户在2019年1月25日后所转入款项与雨林公司无关。五、其他损失。廖小高主张韦礼鸿承担因合同无效所致的收入损失20万元，但如上述，法院认定廖小高无需向雨林公司返还已收取的58.5万元收益，据此廖小高在雨林公司期间有每年约30万元的合理收入。廖小高在离开雨林公司后随即到其他公司任职，合同无效并未导致廖小高明显损失，故廖小高主张赔偿收入损失2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韦礼鸿应向廖小高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及利息，雨林公司应向廖小高返还投资款4万元及利息，廖小高应向雨林公司返还银行账户内款项19751.33元。廖小高、雨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韦礼鸿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予廖小高，并支付以24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予廖小高；二、雨林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投资款4万元予廖小高，并支付以4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7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予廖小高；三、廖小高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款项19751.33元予雨林公司;四、驳回廖小高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雨林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6667.47元、财产保全费4987.46元，合计11654.93元，由廖小高负担7333.44元，韦礼鸿负担3797.67元，雨林公司负担523.82元。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4825元，由雨林公司负担4665元，廖小高负担160元。廖小高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度现金日记账本1份。雨林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1月24日的有关借款的记账凭证1份、借条1张及2019年1月24日有关奖金的记账凭证1份。本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雨林公司提交的有关奖金的记账凭证与廖小高确认已收取奖金的事实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余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综合分析。韦礼鸿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案涉《合作协议》依法被认定无效之后的法律后果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返还财产（折价补偿）与赔偿损失乃《合作协议》被确认无效或撤销之后的主要处理措施。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作如下分析：一、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因韦礼鸿与廖小高签订的《合作协议》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韦礼鸿应将其基于该合同而收取的股权转让款24万元退还予廖小高。至于利息部分属于韦礼鸿造成廖小高资金占用方面的损失，在接下来的损失部分一并予以分析。二、投资款。廖小高主张其在入股期间将现金8万元及应收未收的利润款合共398742.8元投入到雨林公司，并就此提供了现金日记账为证。但经审查，现金日记账仅为廖小高单方制作，既无其他原始凭证予以佐证亦无其他股东的签名确认，不能据此当然认定廖小高已向雨林公司投资8万元现金。故本院对廖小高二审提交的2016年度现金日记账不予采纳。而且，其余应收未收的利润系基于廖小高股东身份而获取，在《合作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廖小高已不具备获取该利润的前提和基础，其主张收回该部分投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韦礼鸿、雨林公司确认廖小高曾向公司投入一笔4万元的现金，因案涉协议被认定无效，雨林公司依法应向其返还该投资款。虽然雨林公司以廖小高签名的借条主张其通过借款的形式向廖小高返还了该款项，但未能提供支付凭证等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借款的时间、形式、支付过程。故本院对雨林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1不予采纳。反而，廖小高对4万元借支凭条的形成过程解释较为合理，且与另一股东凌某的陈述较为吻合，故本院对雨林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雨林公司应向廖小高返还4万元投资款。三、廖小高获取的分红款、其44411号账户内的存款及损失赔偿。本院认为，因案涉协议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无论是转让方，还是受让方，都应将其从对方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从而将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到无效合同缔结前的原状。故受让方廖小高依据无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所取得的分红亦应予以返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廖小高基于股东身份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收取了雨林公司分红款58.5万元，由于案涉协议依法被认定无效，廖小高应向雨林公司返还已收取的分红款。而该分红款实质上为廖小高基于股东身份应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一审法院以该58.5万元属廖小高劳动报酬为由认定无需返还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与此同时，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廖小高在中国农业银行所开立的尾数为44411号账户为雨林公司所使用账户，2019年1月25日当日余额为19751.33元，同理廖小高亦应返还予雨林公司。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无论是转让方，还是受让方，对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给对方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包括直接财产损失与间接财产损失，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赔偿的损失范围仅限于返还财产之后仍无法弥补的财产损失。因此，在涉案《合作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应根据韦礼鸿、廖小高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其二人法律责任的依据。本案中，鉴于导致协议无效的原因为韦礼鸿、廖小高、凌某签订《合作协议》处分了属于李某的股份。而韦礼鸿在《合作协议》中确认其享有雨林公司100%的股权系韦礼鸿作出的承诺，该承诺是廖小高入股雨林公司的直接诱因，因此，应认定韦礼鸿对合同无效的后果存在主要过错。与此同时，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雨林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情况已于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并公示，廖小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履行审慎的注意义务，在此情况下，其与韦礼鸿、凌某一起处分属于李某的股份，其对合同无效后果亦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本案中，廖小高在入股雨林公司后基于股东身份应获取的分红58.5万元，因协议被认定无效，依法应予返还，故该58.5万元的性质实属廖小高基于协议被认定无效后产生的损失范畴。同时，廖小高虽然在本案中仅主张赔偿损失20万元，但其提出该项诉请的前提是无需向雨林公司返还上述58.5万元的分红款。换而言之，实质上廖小高认为，案涉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其应当获得的损失赔偿金额为78.5万元（20+58.5）。综上情况考虑，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案情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廖小高因涉案协议无效而应获得的合理赔偿为40万元。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扣减廖小高应获得的上述合理赔偿后，本院只支持廖小高向雨林公司返还分红款18.5万元（58.5-40），同时对廖小高提出的其他包括利息在内的赔偿主张不再支持。另外，雨林公司并非案涉《合作协议》的相对方，亦未实际收取廖小高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等款项，本院对廖小高要求雨林公司对韦礼鸿应返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韦礼鸿应向廖小高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雨林公司应向廖小高返还投资款4万元，廖小高应向雨林公司返还分红18.5万元及银行账户内款项19751.33元。综上所述，廖小高、雨林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韦礼鸿的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对本案进行改判，但一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84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韦礼鸿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股权转让款24万元予上诉人廖小高；三、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投资款4万元予上诉人廖小高；四、上诉人廖小高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款项19751.33元予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五、上诉人廖小高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分红款18.5万元予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六、驳回上诉人廖小高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667.47元、财产保全费4987.46元，合计11654.93元，由上诉人廖小高负担6783.93元，上诉人韦礼鸿负担4871元，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负担52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825元，由上诉人廖小高负担1526元，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负担32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553.69元，由上诉人廖小高负担13882.49元，上诉人韦礼鸿负担3596元，上诉人佛山市雨林卫浴有限公司负担707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史 伟书 记 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