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10339号原告：杨亲怀，男，196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会军，系广东迪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皮鞋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190。法定代表人：黄平，董事长。被告：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法定代表人：刘保全，经理。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栩、林俊山，分别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黄锡来，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何秀婷，分别系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林志强，男，1978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亲怀诉被告广州皮鞋厂、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利公司”）、黄锡来、林志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亲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会军，被告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栩，被告黄锡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何秀婷，被告林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亲怀诉称：2014年期间，得知广州皮鞋厂在建的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大利广场商铺正以优惠价对外发售，商铺属在建项目，暂不能签订合同，杨亲怀可按广州皮鞋厂出示的商铺规划图纸进行订购。杨亲怀经过广州皮鞋厂工作人员的几次推销，选定了负一层C11号商铺，并按照广州皮鞋厂的安排，于2014年1月16日向其指定的黄锡来账户转款35万元，广州皮鞋厂向其出具了《商铺预定书》。之后杨亲怀查阅该《商铺预定书》，发现预定书内容与广州皮鞋厂之前所称述不一致，商铺买卖变成了商铺租赁。杨亲怀找到广州皮鞋厂提出质疑，广州皮鞋厂称他们都是这么做的。2016年3月，经多次联系广州皮鞋厂，被告知可以去看商铺并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2016年5月看了商铺，发现商铺面积与预定书的面积有大幅度减少，且工作人员告知，要签订合同，另行交纳一定的款项作为购买商铺的余款。当杨亲怀看到合同时，发现并非广州皮鞋厂之前称的买卖合同，而是与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物业使用合同。杨亲怀认为受到了极大的欺骗，于是表示不同意签署该合同，要求广州皮鞋厂退款。但广州皮鞋厂霸道告知，必须与大利公司签订合同，即使不签合同，之前支付的款项也不会退还。且广州皮鞋厂劝解杨亲怀，目前暂时签订租赁合同，待以后时机成熟，可以转为买卖合同。在此情况下，杨亲怀于2016年5月30日向广州皮鞋厂指定的林志强的账户转款21万元，并在广州皮鞋厂的办公室交付林志强现金6万余元。广州皮鞋厂将《商铺预定书》收回后，让杨亲怀签署了《物业使用合同》。杨亲怀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并未签订商铺买卖合同，被告以商铺买卖为由收取款项缺乏法律依据。且不清楚四被告之间的关系，故杨亲怀要求各被告共同向其偿还前述款项，并支付占用上述款项所应当支付的利息。请求判令：1、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杨亲怀偿还5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其中35万元自2014年1月17日起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另外21万元自2016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利息的起算时间为杨亲怀转账支付涉案款项的次日起）；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被告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共同辩称：不确认杨亲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同意杨亲怀的诉讼请求。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没有授权他人收取上述款项，自己也没有收到上述款项，因此不同意杨亲怀的诉讼请求。被告黄锡来辩称：不同意杨亲怀的诉讼请求。虽然杨亲怀向我方转款35万元，但该35万元我方均已按照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的指示转账支付给了大利公司的负责人黄国良，其中转款给黄国良25万元，给广州皮鞋厂法定代表人黄平的表弟转款10万元，关于黄国良的身份在其他案件中，大利公司已经确认了黄国良是属于大利公司的经理人的身份，并且绝大部分的物业使用合同由黄国良签名，并同时有大利公司的盖章，同时黄国良也是广州皮鞋厂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黄平的亲弟弟，所以我方认为我方并没有实际取得该款项，已将该款项支付了给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所以我方与杨亲怀也没有直接的经济往来，所以我方对该债务不应承担任何的责任。被告林志强辩称：不同意杨亲怀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林志强本身是商铺转让业务的中间商，在天河区沙河地区经营多年，收取杨亲怀21万元是基于为杨亲怀拿到涉案商铺提供居间服务，在林志强的协助下杨亲怀才顺利的拿到涉案商铺，签下了物业使用合同，相关的款项21万元是杨亲怀支付给林志强的服务费。2、杨亲怀是故意偷换概念，诉状中的“买卖”杨亲怀视为购买商铺产权，且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按照案由及诉状看杨亲怀是购买商铺产权，以混淆视听，但在该地区实际上商铺买卖大部分是购买商铺的使用权，而非产权。杨亲怀是明知该行业的规则和规矩的，其应该知悉是购买的是商铺的使用权。且杨亲怀在此过程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行言语来恶化被告形象。在涉案商铺的商场中并不存在强买强卖的情况。3、杨亲怀实际拿到了涉案商铺，并在实际使用，实际使用指的是委托林志强代为转租，通过林志强收取一定的租金，并向其支付报酬。经审理查明：根据杨亲怀提供的《不动产权证》显示：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州皮鞋厂，坐落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2526平方米。杨亲怀称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4年1月16日向黄锡来支付35万元、2016年5月30日向林志强支付21万元。杨亲怀称其向黄锡来、林志强支付的款项是按照广州皮鞋厂的指示支付的购买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负一层C11号商铺（以下简称“涉案商铺”）的购铺款。杨亲怀为此提交《中国建设银行转款凭条》、加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麒麟岗支行公章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化梅苑支行公章的《DCC个人活期明细账查询》、《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拟证明其款项的支付情况。本案庭审中，黄锡来、林志强均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杨亲怀还提交显示由杨亲怀（乙方/使用人）与大利公司（甲方/营运人）签订的《物业使用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属甲方具有营运、管理服务处置权的涉案商铺给乙方使用，使用期从甲方收取乙方首期使用费及管理服务费的月份起计陆年；《物业使用合同》末尾甲方签章处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乙方处有杨亲怀的签名并加盖手印。经质证，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不是商铺买卖合同；黄锡来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黄锡来不是合同签约方，对该合同的签订情况不清楚；林志强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无法确认。黄锡来称其收取了杨亲怀相应款项后，将款项转账支付给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所指定的人员的账户，为此，黄锡来提交：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显示账户名称为汕尾市城区胜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源公司”），2014年1月16日分别向李建平、黄国良各转账支取100000元、2014年7月31日向黄国良还款150000元]；2、显示由大利公司（甲方）与黄锡来（乙方）于2016年5月3日签订的《物业使用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属甲方具有营运、管理服务处置权的座落在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物业濂泉大利商业楼负一层A18号商铺给乙方作商业用途等；《物业使用合同》甲方落款处显示“黄国良”的签名并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3、大利公司（监督管理方）与大利广场A18商铺黄锡来（责任方）于2016年5月3日签订的《消防安全责任书》[甲方落款处为“黄国良”的签名并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4、《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大利公司为广州皮鞋厂濂泉路6号濂泉大利商业楼营运及管理服务的全权责任人，是大利广场物业使用合同的签约当事人，是大利广场全面管理综合统一服务的唯一合法执行人和责任人等，授权委托人处加盖有“广州皮鞋厂”的印章，法定代表人处显示“黄平”的签名]；5、案外人黄锡星、何丽蓉于2019年6月20日出具的《转账情况说明》[内容为：兹有胜源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分三笔，每笔5万，共向黄国良转账支付15万元，该款项是我司受法定代表人黄锡星的弟弟黄锡来的委托向黄国良支付的等]；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胜源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为黄锡星，登记状态为注销企业]。杨亲怀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款项系黄锡来转账给案外人的款项，与杨亲怀无关。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确认，表示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没有收到该款项，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黄国良代表大利公司签署物业使用合同，对证据4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认为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没有委托和指定收款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林志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林志强称其收取杨亲怀的款项系服务费，是因杨亲怀在签订预定书后隔很久才签订物业使用合同，所以遇到一些麻烦，是由其出面解决，所以杨亲怀向其支付了21万元服务费，其后杨亲怀授权其管理涉案商铺、代理商铺转租，相关商铺收益也由其代收后转给杨亲怀。为此林志强提供：1、《招商广告》；2、招商现场照片；3、案外人曾聘颐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4、微信聊天记录；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林志强于2017年1月1日向杨亲怀支付20000元；6、《电子数据存证证明》及通话记录；6、显示由杨亲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内容为杨亲怀授权林志强与承租方签署涉案商铺之出租合约等）。杨亲怀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林志强支付的款项2万元，但该款并非商铺收益，而是林志强另行收取杨亲怀6万元现金后，经催讨后林志强返还的部分款项，对于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杨亲怀另在庭审中表示并未实际使用涉案商铺。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黄锡来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审中，杨亲怀表示，立案时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经过庭审情况看，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均否认收到了涉案款项，也说明没有委托黄锡来和林志强收取款项，因此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不当得利，在此情况下黄锡来和林志强收取杨亲怀款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认为：杨亲怀提交相关转账凭证证明其已分别于2014年1月16日向黄锡来支付35万元、2016年5月30日向林志强支付21万元，黄锡来、林志强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关于黄锡来收取的35万元，黄锡来称其收取了杨亲怀相应款项后，将款项转账支付给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所指定的人员的账户，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黄锡来的说法予以否认，黄锡来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收取杨亲怀款项是经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授权，故本院对其说法不予采纳；关于林志强收取的21万元，林志强辩称是基于为杨亲怀拿到涉案商铺提供居间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故林志强应当对与杨亲怀之间产生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而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在收付款双方对款项性质持有争议的情况下，考虑到杨亲怀作为付款人的内心意思表示应是判断其所支付款项性质的重要依据，本院认为杨亲怀关于向林志强支付的款项属于其想购买涉案商铺的款项的陈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本院对林志强所称上述款项为服务费的说法不予采信。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杨亲怀称上述款项为其向广州皮鞋厂购买涉案商铺的购铺款，根据查明的事实，黄锡来、林志强并非涉案商铺的建设方，广州皮鞋厂作为涉案商铺的建设方否认其与杨亲怀存在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合意，亦否认其授权黄锡来、林志强代其收取款项，且杨亲怀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双方未签订商铺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黄锡来、林志强收取杨亲怀款项应属不当得利，且给杨亲怀造成一定损失，现杨亲怀要求黄锡来返还35万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支付利息、要求林志强返还21万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6月1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支付利息，均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从杨亲怀处取得不当利益，杨亲怀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主张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应属不当，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锡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亲怀返还款项35万元及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被告林志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亲怀返还款项21万元及利息（以21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6年6月1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杨亲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430元，由被告黄锡来负担6520元，由被告林志强负担39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玺舜人民陪审员  康国安人民陪审员  黎婉玲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谢丽军宋春艳            判决书已于2019年   月   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