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26行初1号原告广南县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龙卜村一组（以下简称龙卜村一组）。负责人侬思明，小组长。原告广南县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龙卜村二组（以下简称龙卜村二组）。负责人陆岑方，小组长。委托代理人冯正云，云南庄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焦嵩，云南庄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南县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7015215522C。住所地：广南县莲城镇南秀路159号。法定代表人王荣聪，县长。委托代理人赵光贤，广南县林业和草原局调处办负责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何传林，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山州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00015211679U。住所地：文山市华龙北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秀兰，州长。委托代理人招娣，文山州司法局行政复议科工作人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袁春，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广南县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以下简称那郎村小组）。负责人黎正兴，小组长。原告龙卜村一、二组诉被告广南县政府、文山州政府山林土地行政确认及复议一案，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29日受理后，于2016年2月3日向被告文山州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经委托送达于2016年2月19日向被告广南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被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和证据材料。本院于法定期限内将被告提交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送达原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卜村一、二组的负责人侬思明、陆岑方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正云、焦嵩，被告广南县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副县长牛祖权，被告广南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光贤、何传林，被告文山州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办公室副主任王带全，被告文山州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招娣、袁春，第三人那郎村小组的负责人黎正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1年，那郎村小组向广南县政府提交《申请书》，请求解决该村与龙卜村位于“坡岗”处的山林山界权属争议。广南县政府接案后，批转县山林土地纠纷调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调处办）负责处理，县调处办根据广南县政府的安排，派员对该案进行调查取证、实地踏勘现场，通过组织双方对现场进行指认，双方指认的界限不仅包含现争议的“坡岗”，而且包含上世纪90年代原八达乡政府作出处理后通过法院判决的“南里坡”，县调处办在查明案件事实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未能达成协议。2018年8月7日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为，双方争议的“坡岗”至“南里坡”一带的山林权属，林业“三定”以前虽进行过划分，但1983年8月29日双方达成了《山界纠纷协议书》，并明确划分了双方的山林界限，该协议书在1993年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时得到采信，同时经两审法院依法判决得以维持，该协议书是处理两村争议的依据，双方争议的“坡岗”至“南里坡”一带的山林权属应归那郎村小组所有；龙卜村小组部分农户擅自到争议的“坡岗”开荒耕种的土地及种植的经济林木，违反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在争议范围内历史耕种的熟田及1996至1997年间在孔响至孔鲁一带种植的油茶，应由龙卜村小组继续管理。因此，为妥善处理好双方争议，促进农村社会稳定、邻里和睦团结，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四）、（六）项、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1、双方所争议的山林划归那郎村小组所有，具体界限为：东起“安坡保丫口”（龙卜村称布南丫口），西南方向沿梁上到“蚌荣山梁”（龙卜村称龙不松山梁）梁顶，转西北方向沿“蚌荣山梁”下到“孔响山梁”（龙卜村称龙角筛山梁）脚，沿“孔响山梁”上到老路后又沿老路上到“安盘师丫口”（又称报布丫口，龙卜村称那孔丫口），由“安盘师丫口”直对“安报瓦丫口”（又称安六中丫口，龙卜村称于完丫口），又由“安报瓦丫口”直对“于它报丫口”（又称于它腊丫口，龙卜村称各云丫口）后，再由“于它报丫口”直对“于它勒丫口”（又称安麻臭丫口，龙卜村称于岁丫口）止。此界限东北面的山林归那郎村小组所有，西南面的山林归龙卜村小组所有。2、龙卜村小组在争议范围内插花耕种的承包田权属关系不变，但不得扩大耕种面积。3、龙卜村小组黄某、李显文、农忠寿、黄炳坤、李学龙、农忠福、黄锦祥、黄锦松8户在“坡岗”处越界耕种的土地，依法归还给那郎村小组。4、争议发生前龙卜村小组黄思良、黄锦祥、陆文华3户种植的老油茶林归龙卜村小组所有，但林木采伐或枯死后不得新植和补种，原种植油茶的林地全部归还给那郎村小组；界限确定后龙卜村小组不得再到油茶林内种植其他人工林或农作物，若已种植的，农作物秋收后不再种植。人工林于2019年10月前自行移出。5、争议发生后龙卜村小组黄锦权、陆玉章、黄锦康、侬忠成、王永富5户在“坡岗”处种植的桔子；李显康、黄建强、黄思良3户在“坡岗”处种植的石榴；陆生贵、李学龙、黄维国、杨思祥4户在“坡岗”处种植的杉木；陆文达、农贵祥、黄锦作、李学兴、李学光、黄锦松、黄福元7户种植的油茶，由龙卜村小组于2019年10月前自行移出。龙卜村一、二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文山州政府申请复议，2018年11月23日，文山州政府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广政处决字〔2018〕2号）。被告广南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为：第一组：申请书，以证明案件来源。第二组：那朗村小组黎正兴、王基跃、黎绍祥、李学春调查笔录，以证明1、三被调查人是那朗村小组的新、老干部；2、那朗村小组于1998年将现争议地块转让给他人承包经营，至2011年以前龙卜村小组未提出干涉过；3、那朗村小组持有《山界纠纷协议书》、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朗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和（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4、《山界纠纷协议书》上的“大队支书黄国松”是龙卜小组的人。第三组：龙卜小组李春良、黄景权、侬思明、黄某、黄光权调查笔录，以证明1、三被调查人曾当过龙卜村小组的干部：2、黄国松是龙卜二组人；3、龙卜村小组黄如松等4户持有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为黄光权所填；4、黄如松等4户持有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填，相关内容由农户自己报，证填好后没有经过审核，漏填栏目较多。第四组：《山界纠纷协议书》、《山林所有证》、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朗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和（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1983年、1993年和1994年，经双方、八达乡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广南县人民法院、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商、处理及判决，均将争议地块确定给那郎村小组的事实。第五组：龙卜小组黄如松、李春祥、陆如先、杨思祥持有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以证明黄如松等4户持有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四至填写不全或不填，不符合实地情况、用两种墨水填写，并且是在山林划定前填证。第六组：鉴定书，以证明广南县林业局受广南县人民法院的委托于2011年对龙卜小组的开荒地进行过鉴定。第七组：现场指认笔录，以证明工作组已组织双方到实地进行双方主张界线、地形地物名称、书证、林地现状核实进行了指认。第八组：提交证据通知书，以证明工作组已经向双方下发了要求双方提供证据的书面通知书。第九组：通知，以证明工作人员已向双方下发了要求双方参加调解的书面通知。第十组：调解笔录，以证明工作组曽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过，但未达成协议。第十一组：广南县林业局关于坝美镇者孟村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以证明广南县林业局已将本案的情况向县人民政府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第十二组：广政处决定〔2018〕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以证明广南县政府通过调查，依法对双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进行了确权处理。第十三组：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文山州政府通过调查核实后，作出了维持广政处决定〔2018〕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第十四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七条，以证明广南县政府作出广政处决定〔2018〕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法律法规依据。被告文山州政府向本院提交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为：第一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材料补正通知、材料签收单，《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批表》、《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复印件，以证明复议申请人向文山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文山州政府依法予以受理。第二组：《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复印件，以证明文山州政府依法发送复议申请及答复通知给被申请人广南县政府。第三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复印件，以证明文山州政府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程序。第四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证明文山州政府依法接受了被申请人的答复、第三人的证据材料。第五组：《行政复议决定书（稿）》、讨论会议记录、《行政复议结案报告表》、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以证明文山州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予以送达。原告龙卜村一、二组诉称，一、被告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忽视了造成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权林地纠纷的历史事实和原因，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和不清。1、被告广南县政府在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时，经实地调查，纠纷双方的争议地界不仅比林业三定时期扩大，也比无效的《山界纠纷协议书》所划分的争议范围大，并且双方的争议从1964年那郎村原部分村民从龙卜村分出迁回原居住地时就已处于萌芽状态，直至19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争议双方的矛盾才表面化，但在纠纷未提交政府处理前，双方在认知上均一直认为争议林地属自己管理使用。尽管1983年8月29日曾签署过《山界纠纷协议书》，但该协议因违背村民意志而不被村民认可，因此村民并未遵守该协议对争议林地的划分，继续按照历史以来的权属管理使用并事实开发林地。1990年代初，双方对管理使用的林地发生争议，该争议虽经八达乡人民政府处理和法院判决，但因八达乡政府的处理决定和法院的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即《山界纠纷协议书》不被村民认可属于无效协议，因此村民仍未遵守行政处理决定和法院判决对争议林地的划分，仍继续按照历史以来的权属管理使用并事实开发林地，亦即双方的争议自1980年代起至今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广南县政府自2011年起受理第三人那郎村的申请处理其与原告的土地争议，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无视争议双方争议状态长期存在的事实，无视1983年8月29日签署的《山界纠纷协议书》属无效、超越职权且不被村民接受的事实，仍以该《山界纠纷协议书》作为划分双方管理使用的土地权属范围的依据，并据此作出〔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广南县政府所作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属行政机关在新的行政程序下作出的关于集体土地权属的新的行政确认决定，其应该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依法作出。因此，在本次处理决定中广南县政府即便要依据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作为依据，则也必须履行依法重新查证属实的法定责任，且必须在能够确定《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所处理的争议土地与本次纠纷所争议的土地四至界限、林木等情况均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方能依据《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作为处理本次纠纷的依据。然而，在广南县政府所作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中并未对《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所处理的争议土地与本次纠纷所争议的土地四至界限、林木等情况是否一致进行说明，在未确认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的情况下，仅依据《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作出行政决定，本身即存在事实错误。何况，被告广南县政府在其处理决定中己作出了：“双方指认的界限不仅包含现争议的坡岗，而且包含上世纪90年代原八达乡政府作出处理后通过法院判决的南里坡”的表述，即被告广南县政府是明知本次争议土地四至与八达乡政府90年代所作处理决定是不一致的。（二）被告广南县政府仅依据《山界纠纷协议书》、八达乡人民政府于1993年9月3日所作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广南县人民法院做出的(1993)广行初字第12号、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为证据，即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且被告文山州政府对此作出了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属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严重不足。1、《山界纠纷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依法不应作为本次行政行为的定案证据。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原告与第三人于1983年8月29日达成的《山界纠纷协议书》。从该协议陈述的内容看，争议双方对争议林地经过两次协商划分，第二次划分于1982年旧历2月18日进行，因双方村民意见不一致未能达成协议。之后协议双方为完成林业三定任务，不顾村民不同意划分方案的事实，在龙卜村二队仅有队长陆茂先一人参加（因无村民代表参加和签字确认因此该协议仅应代表陆茂先本人而不能代表二队广大村民），龙卜村一队无人参加也无人签字认可的情况下，以1982年旧历2月18日作出的不被村民接受的划分方案为内容于1983年8月29日签署了《山界纠纷协议书》，该协议因违背村民意志，违反村民决议程序不应对龙卜村一组村民及二组村民产生约束力，应属无效协议。2、八达乡人民政府于1993年9月3日所作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属无效证据。(1)1984年9月20日公布施行的《森林法》第十四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该法规定，争议双方均属村民组织（集体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而非个人，依法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八达乡人民政府所作处理决定属超越法定职权的行为，该处理决定应予以撤销。(2)1988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根据该法规定，争议双方均属村民组织（集体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而非个人，依法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八达乡人民政府所作处理决定属超越法定职权的行为，该处理决定应予以撤销。(3)上述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间为30日，八达乡人民政府于1993年9月3日所作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仅给予当事人15日的起诉期，该行政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也应予撤销。3、广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错误应予撤销。1989年4月4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广南县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并未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等进行审查，而是在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山界纠纷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且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了维持“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判决，该判决属错误和应予撤销的判决。综上，被告所作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二、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一）根据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争议案件时，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下列证据材料：（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收、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它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三）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或者附图：（五）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以及第二十一条：“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广南县政府在处理当事人的纠纷时，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审查并且应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广南县政府并未依法对《山界纠纷协议书》和八达乡人民政府于1993年9月3日所作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在该协议书内容不被村民认可且无广泛代表性，且八达乡人民政府所作处理决定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认定无效的情况下，未履行其所负有查证属实的法定职责，仅依以上证据即作出处理决定，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二）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认为应当受理的，在决定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30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的规定，被告广南县政府应于决定受理第三人中请之日起5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原告，并给予30日的答辩期和举证期，但被告广南县政府并未依法履行该法定程序。（三）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土地权属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调查处理意见。因情况复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出调查处理意见的，经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的规定，被告广南县政府应于决定受理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但该争议申请时间为2011年，而被告作出处理决定时间为2018年8月7日，已远远超过法定处理期限。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化解原告与第三人的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2条、第18条、第26条等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广南县政府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二、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文山州政府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龙卜村一、二组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第一组：1、广南县坝美镇者孟村民委员会《证明》；2、侬思明居民身份证；3、陆岑方居民身份证，以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第二组：1、广南县政府《关于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2、文山州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3、行政复议送达回证；以证明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争议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依法应予已撤销；被告文山州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错误维持了广南县政府的决定应一并撤销。第三组：1、李春良、黄光权、黄某、李某出具的《证明》；2、李春良、黄光权、黄某、李某的居民身份证；以证明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争议处理决定所依据的《山界纠纷协议》，并不是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经原告认可并签字，该协议属无效协议，依法不应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证人黄某到庭证实：我证明在83年的时候，山林纠纷发生了之后，我们没有一次达成过协议。群众们都不认可83年的《山林纠纷协议书》。陆茂先当时是龙卜村二组的队长。证人李某到庭证实：以前协商在1983年第一次在李正荣家就没有达成协议，第二次在黄国松家也没有达成协议。证明在83年的时候，山林纠纷发生了之后，最终我们没有一次达成过协议。当时我们不服所以没有人参加。协议书的内容是南里坡土地不涉及坡岗。黄国松当时是龙卜二队的人。被告广南县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依法给予维护。首先，经查实，原告村小组一、二组的山林自土改后至今就一直是共有，1958年合作化时期，第三人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人）作为小寨并入到原告村小组，至1964年“四固定”又搬回现居住地居住，但仍有少数农户还在原告村小组居住，直到林业“三定”前双方的山林未作明确划分，到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为了明确双方的山林权属界线，当时的八达公社者孟大队组织双方就如何划分双方山林的问题调解过几次，后于1983年8月29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山界纠纷协议书》，《山界纠纷协议书》上原告村小组黄国松、陆茂先代表该村小组签字认可，黄国松在当时即是原告村小组的人又是在者孟大队任支书一职，以上二人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代表整个原告村小组签订了划分第三人与原告一、二两个组共有的《山界纠纷协议书》并无不妥之处。经实地核实，《山界纠纷协议书》所叙述的山林界限清楚，地形地物名称与实地相符，该协议书1993年经原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时予以采信，并经两审法院依法审理后予以维持，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书已具备了法律效力，应作为处理该案的依据，故答辩人以该协议书中明确的界线，对双方争议的山林进行确权处理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的有关规定。其次，答辩人在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之前，组织双方到现场就整个“坡岗”及“南里坡”的争议范围进行了现场指认并实地用地形图勾绘，现场指认笔录及附图是通过双方参加指认的代表签字按印认可，最后才确定双方的争议范围包含了“坡岗”和“南里坡”处山林、也确定了双方纠纷案件性质是林木林地纠纷，争议范围内原告村小组只有承包田而没有承包地，其主张在争议范围内所耕种的耕地是熟地没有证据加以佐证，现场中原告耕种的土地及栽种的人工林系两村山界划定后越界开荒和抢种的行为，对于原告的这种行为答辩人不予以认可，答辩人在查明事实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双方的林木林地权属并无不妥之处。其三，1992年原告不遵守双方1983年签订的《山界纠纷协议书》的相关约定，越界到“南里坡”开荒时引发两村对“南里坡”处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原八达乡人民政府通过调查，于1993年9月作出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维持了1983年双方签订的《山界纠纷协议书》，处理决定下发后，原告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广南县人民法院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判决维持了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至此第三人就一直管护自己的山林，双方也没有再发生过山林权属争议，1998年第三人将“坡岗”处的山林承包给他人种植枇杷、八角等经济林木时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2011年承包方在所承包的“坡岗”处打塘准备补种桉树时，原告村小组才前往干涉，这证明原告在2011年以前是认可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二、原告提出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1、1983年双方签订的《山界纠纷协议书》中己明确记载了双方自“南里坡”至“坡岗”一带的山林界线，1992年因原告越界到“南里坡”处开荒种地引起双方发生争议时，原八达乡于1993年作出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中维持了《山界纠纷协议书》，并明确《山界纠纷协议书》记载的“南里坡”处的山林界线即为双方在“南里坡”处的山林界线，后因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两审法院审理，均对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给予了维持，双方的山林权属得到最终的认定。此后，原告并未就山林权属及相关书证再次提出新的诉求，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不认可《山界纠纷协议书》、双方争议自1980年至今一直持续存在等事实，也不存在原告一直在争议范围内管理使用林地的事实，答辩人在查明这些事实后，依法对双方的山林权属进行确权处理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故原告提出“《山界纠纷协议书》属无效协议，答辩人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行政决定本身即存在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2、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是在2000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之前作出，在原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如何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因此，原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符合1987年发布的《云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的作出在当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决定作出后，原告分别向广南县人民法院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和行政上诉，广南县人民法院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判，己存在原告依法进行维权的事实，广南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也是基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及上述所提原因，才依法作出维持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的判决。综上所述，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要对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和(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进行撤销，而是应依法给予维持。3、本案通过答辩人查实属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案，作为解决林权纠纷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原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而不是适用《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答辩人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所采取的办理程序及引用的法律法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提出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违反《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法定程序的观点属引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引用法律法规正确，并经文山州政府行政复议后，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给予维持，请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告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被告文山州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一）原告诉称的“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忽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权林地纠纷的历史事实和原因，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和不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2011年那郎村小组向政府提出申请解决该争议，广南县政府在接案后转县调处办具体负责处理，县调办处派员经实地踏勘现场、调查取证、组织双方现场进行指认，双方指认争议范围包含现争议地“坡岗”，还包括上世纪90年代原八达乡政府作出处理后通过法院判决的“南里坡”，组织调解未果，广南县政府根据《山界纠纷协议书》双方认定的历史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故不存在原告所称“双方争议自1980年代起至今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村民也继续按照历史以来的权属管理使用并事实开发林地”。因此广南县政府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将《山界纠纷协议书》作为划分为双方管理使用的土地权属范围的依据，认定事实正确。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是依据1983年8月29日达成的《山界纠纷协议书》的山林界限，勘验调查明确以双方山林界限来确定双方山林权属，而不是以现有种植面积来确定双方的山林权属；且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再一次明确了“坡岗”至“南里坡”一带的山林为那郎村所有，故原告所称“必须在能够确定《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所处理的土地和本次纠纷所争议的土地四至界限、林木等情况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方能依据《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山界纠纷协议书》作为本次纠纷的依据”与“被告广南县政府明知本次争议土地四至与八达乡政府90年代所处理决定是不一致的”，否定了客观事实。（二）广南县政府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第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依据的八达乡人民政府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广南县人民法院(1993)广行初字第12号判决、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1994)文行终字第04号判决来认定，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和事实正确。1、1983年8月29日双方调解自愿签订的《山界纠纷协议书》，是根据双方协商同意按1982年第二次协议划分作出的决定，且协议达成后无纠纷发生，双方按协议确定的界限管理使用至1992年，属于有效协议。2、八达乡政府作出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处理决定已经广南县人民法院(1993)广行初字第12号判决、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1994)文行终字第04号判决维持，原告诉称该认定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诉称无法成立。(1993)第10号处理决定下发后，原告当时已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诉称该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不能成立。3、广南县人民法院(1993)广行初字第12号判决是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且至今原告未提出任何再审请求，原告诉称该判决属错误判决应予撤销理由不能成立。二、广南县政府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本案属林权争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适用于国土部门调查处理争议案件，本案广南县政府适用的是《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调查处理案件由林业部门调查实施。原告诉称应适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不能成立。三、文山州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维持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2018年9月20日龙卜村小组不服广政处决字〔2018〕2号，龙卜村一组、二组向文山州政府提出的复议申请书，答辩人依法受理，并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依法向广南县政府送达《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并向答辩人提交当初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依法向第三人那郎村小组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及时送达当事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那郎村小组述称，我村小组同意县政府和州政府的意见。第三人那郎村小组针对其主张，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龙卜村一、二组对被告广南县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部分认可；对第二组证据那朗村小组黎正兴、王基跃、黎绍祥、李学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于被告证明内容中第2、3、4项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龙卜小组李春良、黄景权、侬思明、黄某、黄光权《调查笔录》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以上证据同时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1983年就土地争议就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且双方当时争议土地为“南里坡”，而非现在“坡岗”，双方山界一致未能明确划分过，处于共管共用状态；对第四组证据认为1、对《山界纠纷协议书》、《山林所有证》三性不予认可。2、对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朗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和（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3、对第四组证据的所有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七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也予以认可；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第十组证据的三性均予认可；对第十一、十二、十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十四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本案还应适用《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龙卜村一、二组对被告文山州政府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予以认可，但对该《行政复议答复书》本身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广南县政府对被告文山州政府提交的第一至五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广南县政府对原告龙卜村一、二组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两份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不当；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观点均不予认可，因为1983年8月29日双方达成的《山界纠纷协议书》所叙述的山林界限清楚，地形地物名称与实地相符合，该协议书已经原八达乡人民政府、广南县人民法院一审、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采信认可，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对黄某的当庭证词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客观不真实，在山界纠纷协议书上对参加人员都有描述，都没有说有黄某参加，所以不真实不客观；对李某的当庭证词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客观不真实，在山界纠纷协议书上对参加人员都有描述，都没有说有李某参加，所以不真实不客观。被告文山州政府对被告广南县政府提交的第一至十四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文山州政府对原告龙卜村一、二组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广南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身份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因4人均系原告村民，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证明》中4人参加会议时间并非1983年8月29日达成《山界纠纷协议书》的时间；对黄某和李某的当庭证词的质证意见同意广南县政府的意见，同时认为，证人是原告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且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合，不客观。第三人那郎村小组对被告广南县政府提交的第一至十四组证据和被告文山州政府提交的第一至五组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龙卜村一、二组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及黄某和李某的当庭证词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广南县政府的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被告广南县政府提交的第一至十一组证据、第十二组证据中的送达回证均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被告广南县政府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二组证据中的广政处决定〔2018〕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第十三组证据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不予认证；第十四组证据属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认证。被告文山州政府提交的第一至四组证据、第五组证据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稿）》、讨论会议记录、《行政复议结案报告表》、《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均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被告文山州政府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中的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不予认证。原告龙卜村一、二组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中的广南县政府《关于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和文山州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不予认证；第二组证据中的行政复议送达回证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中李春良、黄光权、黄某、李某出具的《证明》，因系集体作证，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中李春良、黄光权、黄某、李某的居民身份证，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本院予以采信；黄某和李某的当庭证词，因与《山界纠纷协议书》记载时任龙卜二队队长陆茂先参与并签章且对划分山界的书面记载情况相互矛盾，故不真实、客观，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龙卜村一、二组与第三人那郎村小组争议的山林位于那郎村小组西面，龙卜村一、二组西北面的“坡岗”至“南里坡”一带，争议面积为1498亩（含农田、农地在内）。1958年合作化时期，那郎村作为小寨并入到龙卜村××、××），至1964年“四固定”时期那郎村搬回现居住地居住时，仍有少数农户还在龙卜村居住，当时双方的山林未明确划分，到林业“三定”时期，为划清双方的山林界限，当时的八达公社、者孟大队几次组织双方到现场划界。1983年8月29日，在时任那郎队长黎朝明家中，经时任公社和大队的相关干部的现场参与，黎朝明及相关贫农代表与时任龙卜二队长陆茂先（龙卜一队没有人来参加）签订了《山界纠纷协议书》，约定：为完成林业三定任务和完善山林权属制，由破安抱山梁直下田埂上为龙卜，下为那郎，对面第一个丫口直至于它勒共有五个丫口连接不断的，还有当年栽的小片地很多，秋后特退回那郎，明年不再耕种。1992年龙卜村到“南里坡”开荒引发双方对“南里坡”处的山林权属争议，那郎村多次投书要求政府出面解决。1993年9月3日，广南县八达乡（2006年已并入坝美镇）人民政府作出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决定：维持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调解协议所确定的界限。龙卜村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向广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3年12月10日，广南县人民法院作出（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广南县八达乡人民政府八政发（1993）第10号对那郎与龙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龙卜村不服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1994年1月24日，本院作出（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6至1997年期间，龙卜村黄思良、黄锦祥、陆文华户到“坡岗”处的“孔响”至“孔鲁”一带种植了部分油茶。1998年那郎村小组将“坡岗”的山林承包给马继甫经营。2011年马继甫的工人在“坡岗”处打塘准备种植桉树时，龙卜村群众前往干涉，引发双方位于“坡岗”处的山林权属争议。2011年6月8日那郎村小组向广南县政府提交申请书，申请确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一、二组的山林权属以“由破安抱山梁直下田埂上为龙卜，下为那郎对面第一个丫口直到于它勒共有五个丫口连续不断。”为界。广南县政府受理申请后，经调查取证、现场指认、踏勘、调解不成后，于2018年8月7日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四）、（六）项、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1、双方所争议的山林划归那郎村小组所有，具体界限为：东起“安坡保丫口”（龙卜村称布南丫口），西南方向沿梁上到“蚌荣山梁”（龙卜村称龙不松山梁）梁顶，转西北方向沿“蚌荣山梁”下到“孔响山梁”（龙卜村称龙角筛山梁）脚，沿“孔响山梁”上到老路后又沿老路上到“安盘师丫口”（又称报布丫口，龙卜村称那孔丫口），由“安盘师丫口”直对“安报瓦丫口”（又称安六中丫口，龙卜村称于完丫口），又由“安报瓦丫口”直对“于它报丫口”（又称于它腊丫口，龙卜村称各云丫口）后，再由“于它报丫口”直对“于它勒丫口”（又称安麻臭丫口，龙卜村称于岁丫口）止。此界限东北面的山林归那郎村小组所有，西南面的山林归龙卜村小组所有。2、龙卜村小组在争议范围内插花耕种的承包田权属关系不变，但不得扩大耕种面积。3、龙卜村小组黄某、李显文、农忠寿、黄炳坤、李学龙、农忠福、黄锦祥、黄锦松8户在“坡岗”处越界耕种的土地，依法归还给那郎村小组。4、争议发生前龙卜村小组黄思良、黄锦祥、陆文华3户种植的老油茶林归龙卜村小组所有，但林木采伐或枯死后不得新植和补种，原种植油茶的林地全部归还给那郎村小组；界限确定后龙卜村小组不得再到油茶林内种植其他人工林或农作物，若已种植的，农作物秋收后不再种植。人工林于2019年10月前自行移出。5、争议发生后龙卜村小组黄锦权、陆玉章、黄锦康、侬忠成、王永富5户在“坡岗”处种植的桔子；李显康、黄建强、黄思良3户在“坡岗”处种植的石榴；陆生贵、李学龙、黄维国、杨思祥4户在“坡岗”处种植的杉木；陆文达、农贵祥、黄锦作、李学兴、李学光、黄锦松、黄福元7户种植的油茶，由龙卜村小组于2019年10月前自行移出。龙卜村一、二组不服上述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向文山州政府申请复议。2018年11月23日，文山州政府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广政处决字〔2018〕2号）。原告龙卜村一、二组不服上述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文山州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准其诉请。庭审辩论中，本案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定〔2018〕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朗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被告文山州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8〕第9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复议程序是否合法？进行了辩论。原告龙卜村一、二组认为，广南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山界纠纷协议书以及广南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八达乡政府处理决定中三者界限一致，被告应提供证据，但没有提供。被告作出权属认定的依据山界纠纷协议书效力不明，没有龙卜村小组的签名，黄国松签名了就代表了一组和二组的全部人签名，是不正确的。八达乡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违法。广南县法院和文山州法院只是针对八达乡政府处理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没有对《山界纠纷协议书》效力进行确认、审查。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南县政府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八达乡政府的处理决定依据是正确的。93年广南县法院和94年文山州法院依法维持该决定，两审法院确定该处理决定是合法有效的。八达乡政府决定书作出的是维持界限，而界限从山界纠纷协议书上是十分明确的。在协议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协商的山路界限都是确定的，虽然没有一队的参加，但是当时龙卜并没有分队，有了二队队长和大队支书的签字和公章，虽然有些瑕疵但是不可否认其效力。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文山州政府认为，原告所举的证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告的证据和证人的出庭所做的证言有明显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信的。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有效，83年签订的山界纠纷协议书是有效的，当时大队支书和二队队长都是在场的，如果不同意是不可能签字盖章的。八达乡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有效，已经两审法院审理，维持了该决定。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那郎村小组认为同意县政府和州政府的辩论意见，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被告广南县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具有依法处理的职权，主体适格。对原告认为被告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本院认为，1、《山界纠纷协议书》虽原告方只有时任龙卜二队长陆茂先签章，存在原告方代表性不够全面的瑕疵，但该《山界纠纷协议书》，已被广南县八达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予以维持了约定的界限，且该处理决定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南县人民法院（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和本院（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予以判决维持。2、《山界纠纷协议书》对原告与第三人约定的界限表述为：“由破安抱山梁直下田埂上为龙卜，下为那郎，对面第一个丫口直至于它勒共有五个丫口连接不断的，还有当年栽的小片地很多，秋后特退回那郎，明年不再耕种。”结合争议现场的地形地貌，《山界纠纷协议书》包含了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南里坡”和“坡岗”山林土地的约定。3、八政发（1993）第10号《关于对那郎与拢卜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根据作出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5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至1998年４月29日修正）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广南县八达乡人民政府涉嫌超越法定职权，但该处理决定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南县人民法院（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和本院（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予以判决维持。4、广南县人民法院（1993）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和本院（1994）文行终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目前是生效的法律裁判文书，未经法定审判监督程序不能否定其法律效力。5、被告广南县政府的下属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已数次到本案争议山林土地现场进行了勘测，并要求争议双方进行了现场指认，并按双方提交证据进行了实地核实，争议现场地形地貌地名核实准确。故原告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并尊重了历史、照顾了现实状况，有利于安定团结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对原告认为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即被告广南县政府应适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处理本案）的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范围多数系林地只含少数田地的案件实际，被告广南县政府接案后，批转县林业局（调处办）具体负责办理，并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对本案进行处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故原告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广南县政府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经立案、调查取证、现场指认、踏勘、调解不成后，作出广政处决字〔2018〕2号《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行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被告文山州政府作为本案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被告广南县政府广政处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属本案共同被告，主体适格。被告文山州政府于2018年9月25日依法受理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分别向原告、被告广南县政府、第三人发送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经依法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分别送达原告、被告广南县政府及第三人。被告文山州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广南县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决字〔2018〕2号《关于对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那郎村小组与龙卜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文山州政府作出〔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复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南县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龙卜村一、二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南县坝美镇者孟村委会龙卜村一、二组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建兵审判员  陈古洪审判员  郑茂丹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盘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