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3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爱军，男，1960年9月9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刚（曾用名：朱晓刚），湖南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王克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圣操，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克礼，男，195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圣操，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汉森，男，197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湖南海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崔明，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爱军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华公司）、王克礼及原审第三人王汉森、崔明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爱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确认何爱军在欣华公司享有8.83%的股权；3.一、二审诉讼费由欣华公司、王克礼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何爱军不符合取得欣华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已查明：本案是2002年国企某公司破产改制，由汝城县某甲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收购并安置破产职工后产生的股权纠纷，且原国企的某丙公司所有资产也转让给某甲公司，某丙公司所有财产按某甲公司的股东投资比例分割。2004年4月28日《会议纪要》第3点约定：“用原某丙公司的资产拟成立新的公司，注册资本陆佰万，并按汝城县某甲公司投资比例分割到与会人员名下。”该会议纪要是何爱军等共10名股东在某公司破产完成后，某甲公司发展及股权划分的原则性、纲领性契约。一审法院对此契约却只字不提。首先，何爱军向某甲公司投资了15万元，取得某甲公司以及某丙公司的8.83％股权，并因此取得随后设立的某乙公司8.83％股权，成为欣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实际股东。其次，2005年1月成立欣华公司的股东及出资为：某丙公司投资800万元（该资金全部由某甲公司转到某丙公司而进行投资，从何爱军提供证据13询问笔录、银行进帐单84份可予证明），占股88.89％、某乙公司投资100万元，占股11.11%。由于改制的历史原因，某丙公司自改制后，至今都没有将国有的营业执照变更为自然人占股的民营企业性质，故王克礼及何爱军等10人在工商登记的形式上都存在不是显名股东的瑕疵。但是根据《会议纪要》第2、3点内容，并不影响何爱军在某丙公司的股权，也不影响由某丙公司投资800万元、某乙公司投资100万元成立欣华公司，何爱军在欣华公司的股权。依据有：1.某丙公司、某乙公司两公司均是何爱军等10个自然人做股东；各股东分别在两公司占股比例相同，其中何爱军占8.83％股权。2.欣华公司依据《会议纪要》第2、3点及2004年5月25日《工作例会》记录而设立。3.何爱军在鑫华公司取得股东资格及破产后资产，再由某甲公司通过某丙公司、某乙公司投资于欣华公司。这些就是何爱军原始取得欣华公司股权8.83％的依据，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三）》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当确认何爱军在欣华公司原始取得8.83％股权。（二）一审判决认定某丙公司88.89％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有效错误。1.一审判决以“第三人有理由信赖登记资料的真实性”论证第三人受让股权的合法性。欣华公司工商登记上只有某丙公司、某乙公司两个股东，某丙公司将股权转给某乙公司，是典型的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某乙公司不是第三人，一审对此认定错误。2.某丙公司将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时，有效的《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第9条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出资，但其中一方所持有股权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90%”,某丙公司将88.89％股权全部转让给某乙公司，导致某乙公司占欣华公司100％股权，且至今800万元转让款分文未付，该转让行业明显与欣华公司章程第9条相违背。公司章程是仅次于法律法规规定后最具约束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亦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对如此违反法律、公司章程且虚假转让行为却以善意第三人为由认定转让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某丙公司虽然因历史原因至今未将国有性质工商登记变更为自然人股份性质，但是：（1）湖南省某总公司《关于确认乐昌市某丙公司资产转让的函》（何爱军一审提供的证据2）已明确将某丙公司所有资产转让给某甲公司。（2）《会议纪要》（何爱军一审提供的证据3）第二点约定“某丙公司的所有财产按某甲公司股东投资比例分割”。（3）欣华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何爱军一审提供的证据6）约定：“某丙公司在欣华公司的代表：黄刚、王防瑞、王克礼、刘宏忠、李修坤，某乙公司在欣华公司的代表：何爱军、崔明、谷湘东、肖冬前，由何爱军、黄刚、崔明、王防瑞、王克礼组成欣华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欣华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某丙公司将88.89%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前，某丙公司、某乙公司、欣华公司都应当分别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暂且不考虑某乙公司受让后持有100%股权违反欣华公司章程第9条的情节）。但欣华公司、王克礼至今没有提供三家公司的上述股东会决议，更没有提供何爱军等5人组成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实际上未召开董事会）。欣华公司、王克礼仅提供了盖有某丙公司、某乙公司公章的一份所谓《股东会决议》（何爱军证据8)，而该决议既没有某乙公司10名股东、某丙公司10名股东的签名，也没有欣华公司5个董事会成员的签名，某丙、某乙两公司公章都由王克礼保管，该决议不符合公司法所要求的三个公司股东会决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王克礼正处于缓刑服刑期间，不能担任某乙公司、某丙公司、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也不能管理公章。因此，某丙公司88.89％转让给某乙公司违反了上述法律及公司章程而无效，无效行为自始无效。一审法院对上述既违反公司法又违反公司章程的两公司之间股权转让行为，却以“某丙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因此，某丙公司可以作出股权转让的行为”为论据，进而认为转让有效，却无视把作出股权转让行为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为大前提。（三）一审法院推定“何爱军与王汉森之间股权转让以及某乙公司将持有欣华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克礼、王汉森都有效”错误。首先，如前所述，某丙公司将88.89％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是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无效转让行为。因此，某乙公司受让股权后占欣华公司100%股权就不合法，某乙公司再将100%股权分割为15％、85%，分别转让给王汉森、王克礼也不合法。王汉森、王克礼也未支付分文转让款，纯属虚假转让。其次，何爱军只对其在某乙公司占股8.83％转让给王汉森，而没有将某丙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王汉森，故某丙公司投资在欣华公司何爱军享有的股权部分至今仍应由何爱军享有。况且，何爱军与王汉森之间对某乙公司股权转让，因王汉森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未生效。再次，一审判决认为“转让股权的行为已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登记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权证功能”“对何爱军是否享有股权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股东名册的记载及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作出的行为效力”错误。股权不属于物权。股权不是实行登记制度，即不以登记为准。王汉森在所有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没有支付一分钱，其即不是原始取得也不是继受取得股权，其只是王克礼实现侵占何爱军等9名股东而设计的道具。王克礼与其余9名股东一样，除了在某甲公司投资外，再未进行投资，更未支付数百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王克礼通过四次违法、违反公司章程且虚假转让的行为，拥有欣华公司100%股权，占有数亿元公司资产，其余9个股东未收回分文，却不享有任何股权，这决不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因此，一审判决错误地将物权的审判规则运用到股权纠纷，错误推定本案多次的股权转让有效，错误将某丙公司未转让的股权也视为已经转让。二、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了双重标准，且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对何爱军是否享有股权是以是否实际出资为标准，但认定王克礼、王汉森在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却只认为是出资瑕疵，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适用了双重标准，也前后矛盾。事实上，本案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何爱军在某甲公司投资持股后，某甲公司的资金转到某丙公司，再由某丙公司出资1067万元，某乙公司出资100万元，投资成立欣华公司，对于某丙公司、某乙公司、欣华公司的股权有《会议纪要》约定按某甲公司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何爱军占8.83％股权。王克礼与其余9名股东一样，都没有进行第二次股权投资。王克礼、王汉森更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合法的受让股权，他们两人也不存在继受取得欣华公司股权（王克礼在欣华公司64.67％股权除外）的情形。何爱军应当与王克礼一样在欣华公司享有股权，何爱军占8.83％股权。三、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不恰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了双重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偏袒了国企时期的蛀虫，民企时期的罪犯。王克礼投资仅几十万元，通过违法、违章程且虚假转让获取数亿元资产的欣华公司100%股权，何爱军等9名自然人股东（现已有5名提起诉讼）却血本无归。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请求。欣华公司、王克礼答辩称：何爱军未能举证证明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关于确认股东资格的任何一种情形，反而牵强附会，故意把其他独立法人的投资行为曲解为其投资行为，目的是为了侵害欣华公司、王克礼的合法权益。一、何爱军从未直接向欣华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也没有通过继受方式取得欣华公司的股份，故其依法不能取得欣华公司的股东资格。某乙公司、某丙公司投资设立欣华公司均是法人行为，并非代表何爱军出资或认缴出资，故与本案无关。（一）某丙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何爱军并非该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该公司的股权。某丙公司现已被吊销。（二）何爱军提供的证据13即颜华辉的询问笔录及银行进账单清单列表，并没有附带相关的银行进账单，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当年某甲公司曾经有资金汇入某丙公司，但并不能证明相关资金投入了欣华公司。事实上，该笔资金投入到某丙公司下属的吉星水电站，该水电站总投资为1000多万元。并且，前述资金来自某甲公司，而何爱军在起诉之前就已不是某甲公司的股东，故何爱军无权就此提出任何权利主张。（三）2004年4月28日《会议纪要》中提及的注资600万元成立的新公司是某乙公司，而非欣华公司。从该《会议纪要》可以获知：1.某丙公司的财产全部划归某甲公司，某丙公司已没有自有资产；2.前述财产由包括王克礼在内的某甲公司原股东按比例分享；3.注资600万元成立新公司，并由王克礼等10名股东按某甲公司股东的投资比例分割持有新公司股份。由此可以表明，依据该纪要成立的新公司就是某乙公司（注资600万元，何爱军等某甲公司原股东均按比例分割持有新公司股份）。（四）何爱军持有的某乙公司股份已于2008年4月全部转让给了王汉森，且该股权转让已经变更登记并公示。可见，出资或认缴出资成立欣华公司的是某丙公司和某乙公司，并没有其他组织或个人，也没有证据表明前述两家公司是代别人持股，显然何爱军请求确认其为欣华公司股东缺乏证据。尤其是在何爱军已经不再是某甲公司、某乙公司的股东，且某丙公司、某乙公司已经不再是欣华公司的股东之后，何爱军向欣华公司主张确认股东资格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某丙公司将其持有欣华公司88.89%股份转让给某乙公司合法有效，且该转让与本案无关。（一）欣华公司章程关于“其中一方所持有股权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90%”的规定，是公司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范畴，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即可随时对该条规定进行修改。某丙公司与某乙公司正是通过协商一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方式，在转让股权的同时也修改了章程的前述规定，是欣华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二）关于某丙公司将其持有欣华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某乙公司没有作出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的问题。1.股权转让发生在股东之间，无需董事会批准。2.某丙公司与某乙公司合共持有欣华公司100％的股权，其两股东之间转让欣华公司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就体现了全体股东的意志，无须另行作出决议。3.某丙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自然人股东，也不存在股东会决议的问题，其法人意志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公司盖章的形式体现，符合法律对法人行为外观要求。（三）某乙公司收购受让某丙公司持有的欣华公司股份，是关联公司之间的平价交易，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权益。而且，其一，当时正值王克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全部法律文件均系某乙公司刘宏忠等中间人拿给王克礼签署。其二，从欣华公司注册成立的全过程看，当时作为投资人的某丙公司和某乙公司在投资设立欣华公司期间签署的全部法律文件也都只有王克礼一人签发，并没有何爱军等其他人联署签名，王克礼一直是被完全授权直接代表某丙公司和某乙公司对外进行法人活动，此次操作也符合长期以来的做法。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从诉讼时效上看，某乙公司收购某丙公司持有欣华公司股份的行为已无被撤销之可能。其四，由于何爱军持有的某乙公司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王汉森，该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且向社会公示，何爱军已非某乙公司的股东，无权就某乙公司的前述收购行为提出异议。（四）关于某丙公司与某甲公司财产互转的问题。1.根据湖南省某总公司出具的《关于确认乐昌市某丙公司资产转让的函》，某丙公司的所有资产已经划归给某甲公司，某丙公司不再有别的资产了。2.汝城县某甲矿业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湖南某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何爱军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已于2010年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李永健，现在何爱军已经不是该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的任何法律行为及后果已与何爱军无关。3.某丙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何爱军并非股东。何爱军等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等的相关文件分割享有的是该公司当时的有形财产，并非股权。某丙公司后期的资产均已由李永健处置，其中未处置的吉星水电站在闲置中（该水电站在后期曾投入1000多万元）。总之，某丙公司将其持有的欣华公司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也符合相关公司长期以来的操作习惯。在何爱军仍然持有某乙公司股份的历史时期，由于某乙公司转让的是该公司的股份，并非何爱军的股份，即使何爱军当时提出质疑或权利主张，也应另案起诉。而何爱军现在既非某丙公司的股东，又非某乙公司的股东，已无权对此再提出任何质疑或权利主张。三、何爱军与王汉森之间关于某乙公司股权的转让，以及某乙公司将其持有的欣华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王汉森、王克礼均合法有效。且相关转让也与本案无关。（一）何爱军将其持有的某乙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汉森时，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且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公示，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尽管何爱军声称其未收到股权转让价款，也只是其与王汉森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二）某乙公司在将其持有的欣华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王汉森、王克礼时，二人已经持有某乙公司的100％股权，是二人将自己全资公司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自己，实际上是等同于二人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自己，这种性质的0转让并不违反公司法规定，更没有损害任何其他人包括何爱军的合法权益。（三）何爱军关于王克礼虚假转让的说法，是有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证据表明：在某甲公司成立时，王克礼隐名持有该公司64.67％的股份，而某甲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李永健的过程中，王克礼并没有获得收益；某乙公司成立时，王克礼持有该公司64.67％的股份；收购王汉森持有的欣华公司股份时，王克礼支付了相应的转让价款。证据表明，无论是在某甲公司股份转让当中，还是某乙公司股份转让、某乙公司收购某丙公司股份、王汉森转让欣华公司股份中，甚至是某丙公司后期资产处置当中，王克礼均并没有牟取任何非法利益，更没有损害何爱军等的合法权益。同时，证据也表明，何爱军无论是在转让某甲公司股份时，还是在转让某乙公司股份时，都获得了相应的对价，并没有人损害其合法权益。公司经营及股东投资、股权转让均是市场行为，市场是存在风险的，投资公司既可能赢利，也可能亏损。同样，转让股份的价格亦可能差异巨大。何爱军既然根据自己对市场预期判断转让了其持有的某甲公司股权和某乙公司股权，就不应当随意反悔并企图推翻前期完成的民事法律行为。否则，法律的严肃性和市场的稳定性将得不到保障。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上并未适用双重标准。（一）一审认定何爱军没有实际出资，从而判定何爱军不能取得欣华公司股东资格，既符合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认定王汉森、王克礼瑕疵出资，属于认定错误。王汉森在收购某乙公司持有的股权后，与某乙公司的另一名股东王克礼合共持有了某乙公司100％的股权，二人决定将全资控股的某乙公司持有的欣华公司股份分割转让给对方，即使不支付对价，也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无违反法律规定。显然二人以此方式取得欣华公司的股份也并非瑕疵出资。因为此前某乙公司早已对欣华公司完成出资。至于王汉森收购何爱军等原某乙公司多名股东的股权后是否已经支付对价，均不影响其收购的法律效力，更不影响其后分割转让某乙公司持有的欣华公司股份给其本人及王克礼的行为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何爱军并没有向欣华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也没有通过受让或继承等方式取得欣华公司的股份，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然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细微瑕疵，在论述方面亦有不妥，但总体上属于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王汉森述称：1.当时，在李永健、王克礼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王汉森代表李永健在某乙公司行使管理权和履行其他工作职责。2.王汉森收购某乙公司股权过程中，各方均同意出让各自股份，王汉森并没有直接向崔明和何爱军支付其对价款，该对价款是由李永健负责支付的。其后，李永健称保留了何爱军和崔明在某甲公司20%的股权，并于2017年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3.2010年11月，某乙公司分别转让欣华公司85%、15%的股份给王克礼、王汉森。2012年5月，王汉森将持有欣华公司15%的股份转让给王克礼。王克礼于2008年3月、2012年5月分别将其在某乙公司41.67%、23%的股份转让给王汉森。由于双方就对价款达成一致，故几次转让均未支付转让对价款。原审第三人崔明述称：本案证据可以反映，崔明对某甲公司是原始出资，何爱军也有出资凭证，所以当时认定崔明在某甲公司、欣华公司、某乙公司都有股权。某乙公司转让了崔明的股权签了两份协议，崔明当时是为了配合王克礼而转让的，但某乙公司、王汉森至今没有支付股权对价款。希望法院查明事实改判或发回重审。何爱军起诉请求：1.确认何爱军在欣华公司享有8.83%股权（价值100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欣华公司、王克礼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何爱军与王克礼、崔明等人原来都是国有企业湖南省某公司的职工，王克礼还是原某公司矿长。2002年7月2日，郴州中院裁定宣告某公司破产还债。2003年3月28日，该院裁定终结该案破产程序。某丙公司是原某公司独资于1992年12月18日依法成立的公司。郴州中院裁定将原某公司在某丙公司的财产用于原某公司一次性安置职工。在破产还债期间，经某公司上级主管部门（湖南省某总公司）同意，为了接管某公司的资产，2002年8月12日，由王克礼主持股东会议，决议注册成立某甲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某丙公司出资30万元。2002年8月20日，某甲公司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其后，因有关方面要求股东应由自然人组成，遂变更登记何爱军、肖冬前、崔明、李修坤、王昉瑞、黄刚、伍辉7人为显名股东(王克礼为隐名股东)。湖南省某总公司确认某甲公司是原某公司破产后，需一次性安置职工而自发组建的公司，同时确认将某丙公司所有资产转让给某甲公司，用于原某公司一次性安置职工再就业。2003年下半年，经王克礼以及某甲公司全体股东多次讨论并决定：公司经营重点向广东发展，发展方向为水电、医疗服务行业。2004年4月28日，王克礼主持包括何爱军及崔明等在内的10人会议，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一、某丙公司的所有资产是原某公司投资的，经上级主管部门及某公司破产清算组同意，划归给某甲公司；二、某丙公司所有财产，按某甲公司的股东投资比例分割；三、用某丙公司的资产拟成立新的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并按某甲公司投资比例分割到与会人员名下。根据会议精神，2004年5月19日，某乙公司在广东省乐昌市注册成立，何爱军占该公司8.83%股权。2005年1月，由某丙公司出资800万元，某乙公司出资100万元，在佛山市三水区注册成立欣华公司——其中，某丙公司占89.89%股权，某乙公司占11.11%股权。王克礼、黄刚、王昉瑞、刘宏忠、李修坤作为某丙公司的代表，何爱军及崔明、谷湘东、肖冬前作为某乙公司的代表参加了欣华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欣华公司章程，并选举王克礼、何爱军、崔明、黄刚、王昉瑞为董事会成员，其中王克礼还被选任为董事长。2008年3月27日，王克礼主持召开欣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同意某丙公司将其占欣华公司89.89%的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即某乙公司在股权变更后的对欣华公司的出资比例为100%。同日，某丙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了《广东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某丙公司将其持有欣华公司89.89%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某乙公司，该款于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某乙公司亦于当日作出股东决定：重新制订公司章程，委派王克礼出任欣华公司执行董事，肖冬前出任监事。2008年4月10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2008年3月28日，王克礼主持召开某乙公司第三次股东会议，决议同意：王克礼将其持有某乙公司64.67%的股权中的41.67%无偿转让给王汉森；肖冬前将其持有某乙公司8.83%的股权以53万元转让给王汉森；何爱军将其持有某乙公司8.83%的股权以53万元转让给王汉森；崔明将其持有某乙公司3.17%的股权以19万元转让给王汉森；谷某将其持有某乙公司3.17%的股权以19万元转让给王汉森；黄某将其持有某乙公司2.67%的股权以16万元转让给王汉森；刘某将其持有某乙公司2.67%的股权以16万元转让给王汉森；王某将其持有某乙公司2.33%的股权以14万元转让给王汉森；李某将其持有某乙公司2.33%的股权以14万元转让给王汉森；雍某将其持有某乙公司1.33%的股权以8万元转让给王汉森。其后，某乙公司原10个股东自2008年4月15日起分别与王汉森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各人将其持有某乙公司相应的股权以上述价款转让给王汉森，该款于合同签订之日后，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和转换法定代表人手续完成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某乙公司根据股东会决定，于2008年4月13日延长公司的经营期限三年,公司登记机关于当日予以核准。2008年4月18日，某乙公司根据股东会决定，重新制订了公司章程，选举王汉森出任某乙公司的执行董事，肖冬前出任监事。2008年5月14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克礼变更为王汉森；股东变更为王汉森（持股比例77%）、王克礼（持股比例23%）。2010年11月14日，某乙公司做出股东决定：将其占欣华公司15%、8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汉森、王克礼，即股权变更后王汉森占欣华公司的股权为15%，王克礼占85%。同日，某乙公司与王汉森、王克礼分别签订了《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某乙公司将其持有欣华公司15%及85%的股权以0元分别转让给王汉森、王克礼。王汉森、王克礼于即日作出股东决定：重新制订公司章程（确认以货币出资，其中王汉森出资135万元、王克礼出资765万元），委派王克礼出任欣华公司执行董事，王汉森出任监事。2010年11月19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2012年5月8日，王克礼主持召开欣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同意王汉森将其占欣华公司15%的股权以135万元转让给王克礼，即王克礼在股权变更后的占欣华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00%。同日，王汉森与王克礼签订了《佛山市三水欣华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汉森将其持有欣华公司15%的股权以135万元转让给王克礼，该款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完毕。欣华公司亦于当日作出股东决定：重新制订公司章程，任命王克礼出任欣华公司的执行董事。2012年5月15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另查明，2009年6月30日，汝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汝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克礼挪用某甲公司150万元用于个人入股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了挪用资金罪，据此判处王克礼有期徒刑三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有三个：一、何爱军是否享有欣华公司的股东资格；二、王克礼应否对何爱军承担民事责任；三、何爱军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何爱军是否享有欣华公司的股东资格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股东持有数额、比例等争议产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据此，何爱军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欣华公司的股权，须履行如下举证义务之一：（一）已经向欣华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了欣华公司的股权。根据该规定，可从取得股权的方式判断何爱军是否取得欣华公司的股权。（一）原始取得这种取得方式包括设立取得与增资取得。设立取得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该股东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或认缴出资，承诺缴纳期限，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且最终公司获准登记成立。增资取得是指公司在经营期间增加注册资本，其他新股东出资入股而获得股东资格。公司的股东取得完整的股东资格，并行使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就是出资，包括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评估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何爱军从未直接向欣华公司履行过出资义务或向欣华公司认缴过出资。因此，何爱军缺乏认定其为欣华公司股东身份的出资证据，即何爱军不符合取得欣华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或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股权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公司制备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内部文件对股东身份的认定具有推定的证明力。即使登记内容存在瑕疵，按照商法公示主义的原则，案外人仍可以信赖公司登记机关准予登记内容。何爱军及崔明等人虽有参与欣华公司的筹建、注册成立等事宜,且何爱军及崔明甚至在欣华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上，被选任为董事会成员。这表明何爱军及崔明完全有可能知道自己当时未被确认为股东，但其未提出异议。即使其后欣华公司又发生过股权变更，何爱军及崔明均未被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记载，欣华公司也从未向其出具过出资证明书。此外，公司登记机关亦未对两人以欣华股东身份备案登记过，因此，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何爱军并非欣华公司的显名股东。此外，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何爱军曾委托他人代持过欣华公司的股权，故何爱军也不具备成为欣华公司隐名股东的资格，即何爱军不符合取得欣华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本案中，同样没有证据显示欣华公司在经营期间曾进行增资扩股，何爱军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购买过欣华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因此，一审法院确信何爱军未以增资取得的方式获取过欣华公司的股权。（二）继受取得这种方式包括转让取得与继承取得。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进行股权转让，这里的转让既可以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也可以是对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进行转让。在第三人受让了公司的股权后，第三人即可成为公司的新股东。同样公司法也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继承人以此方式取得股东资格则可成为新股东。本案中，何爱军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通过继受方式取得了欣华公司的股权。因此，一审法院亦确信何爱军未以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取过欣华公司的股权。（三）几次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何爱军认为自己是某丙公司的股东，王克礼在未经股东会议作出决议的情况下，无权将某丙公司持有欣华公司89.89%的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姑且不论何爱军是否为某丙公司的股东，即使属实，但某丙公司是一个依法成立的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因此，某丙公司可以作出股权转让的行为，况且，前述转让股权的行为已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登记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权证功能，第三人有理由信赖登记资料的真实性。至于何爱军认为王克礼在没有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的情况下，操弄某丙公司转让股权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这也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何爱军若认为王克礼滥用股东权利给其造成损失的，可以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何爱军提供于2008年4月18日与王汉森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转让实际付款合同》，属于何爱军与王汉森就转让股权而产生的纠纷。至于哪份合同有效？转让价款应为多少？王汉森是否已支付转让价款？某乙公司将其持有欣华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克礼、王汉森，以及之后王汉森又将股权再转让给王克礼等等问题，如前所述，同样也是另一种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处理。何爱军若认为其权利因此受损，也可以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对何爱军是否享有股权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股东名册的记载及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做出的行为效力。鉴于上述几次转让行为已经登记机关作出登记，具有公示效力。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登记机关对前述股权转让错误登记，何爱军也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登记，应推定有效。依据我国公司法一贯采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要求看，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只是可能产生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补足出资款项以及向已经实际出资的股东承担未实际出资或出资不足的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而已。因此，即使何爱军声称王克礼操弄王汉森以0元转让某乙公司持有欣华公司股权给自己及王汉森且未支付对价的情况属实，也仅属于出资瑕疵，不影响其取得欣华公司的股东资格，何况，公司登记机关对此已准予核准登记。二、王克礼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作出了明确规定，何爱军请求确认其在欣华公司的股东资格，应当以欣华公司为被告。而本案中，何爱军除了以欣华公司为被告外，还以王克礼为被告，这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何爱军亦未对王克礼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故法院对何爱军起诉王克礼不作实体审查、处理。王克礼挪用某甲公司100万元用于个人入股进行营利活动的犯罪行为与何爱军是否取得欣华公司的股权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何爱军援引汝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显属混淆两者不同的法律关系。三、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权利，而于时效期间届满后消灭其请求权。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只有请求权才能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主要为债权以及债权以外财产权之请求权，而形成权、支配权、抗辩权等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有关纠纷案件的通知》法[2012]295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确认公司或企业出资人权益请求权不适用诉讼的规定。”本案虽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但何爱军行使的并非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从性质而言，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类似出资人权益确认之诉，因此，可参照前述通知的精神，不适用诉讼时效。欣华公司、王克礼认为何爱军请求法院确认股权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对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出资或认缴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何爱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出资或认缴出资，或者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了股权。对此，何爱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爱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何爱军负担。何爱军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股权证书1份、股金收据2份，拟证明何爱军是某甲公司股东；证据2.《关于乐昌市某丙公司与汝城县某甲矿业有限公司及有关投资的说明》、《某丙公司财产转让协议》各1份，拟证明：1.某丙公司财产全部转让给了某甲公司，何爱军原始取得某丙公司8.83%股权。2.某丙公司与某甲事实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管理，崔明在某甲公司、某丙公司都有股权；证据3.汝城县公安局调取某甲公司汇入某丙公司的转账凭证清单，拟证明：1.某甲公司共转入某丙公司1067.7762万元，该资金何爱军占8.83%。2.某丙公司用其中800万元与某乙公司100万元注册成立欣华公司，因何爱军在某乙公司占8.83%股权，故何爱军原始取得欣华公司8.83%股权；证据4.王克礼《询问笔录》2份，拟证明：1.何爱军是某甲公司发起人之一。2.某丙公司破产属国企，破产后是民企。3.何爱军参与了投资成立欣华公司的10人会议，也参加了三水购地投资。4.某甲公司资金以某丙公司名义购买了三水的医院，成立了欣华公司，何爱军享有欣华公司股权；证据5.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再238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何爱军、崔明于2017年10月仍持有某甲公司股份，故欣华公司、王克礼称何爱军在2007年已退出某甲公司不能成立。欣华公司、王克礼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何爱军已于2010年将其持有的某甲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李永健，何爱军早已不是某甲公司股东，且该证据不能证明何爱军拟证明的目的，与本案无关。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何爱军拟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于该证据的转让协议，某丙公司是全民企业，何爱军并非该公司股东。某丙公司的所有资产已转让给某甲公司，但后者已经与何爱军无关。对于该证据的说明：1.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无法确认其出具程序合法；2.既然某丙公司即某甲公司，则当何爱军转让其持有的某甲公司股份后，某丙公司已与何爱军无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无相关会计凭证佐证，不能证明何爱军拟证明的目的，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无法证明该款项是否用于投资设立欣华公司，即使相关款项中有一部分投入欣华公司，但由于何爱军并非某丙公司的股东，故后者的任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均与何爱军无关。如果说相关资金来源于某甲公司，属于该公司的投资，但由于何爱军已经完全出让其持有的某甲公司股权，故后者的投资及收益与何爱军不再有关。某丙公司及某乙公司投资设立欣华公司，是各法人股东独立实施的法人行为，并非自然人行为，也不是代理行为，这从工商登记资料可以得到印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何爱军拟证明的目的，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产生于王克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期间，其证言不能正确反映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该笔录内容与工商登记公示内容不一致，应以工商登记的为准。某丙公司没有破产，迄今仍以“吊销”方式存在，但并未清算和注销。某丙公司投资设立欣华公司，是其独立自主的法人行为，并非代理行为。其中所说的欣华公司在成立后为了购买土地曾经向自然人举债，是融资而非增资扩股，且相关借款本息均已清偿完毕。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何爱军拟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从该证据反映，何爱军在2017年10月13日将其持有的某甲公司股权彻底转让，即在该时其已不是某甲公司的股东了。崔明质证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与崔明持有的一致。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崔明包括何爱军整个某甲公司的资金都是汇到某丙公司，而没有从某丙公司转汇回来，且该资金后来用于收购医院。某丙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破产以后整个公司划入到某甲公司名下。对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崔明的股权在2007年确认是某甲公司的转让，某乙公司、欣华公司崔明都不清楚，并不是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关系。欣华公司、王克礼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某甲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5页，拟证明以何爱军显名而王克礼隐名的方式共同作为股东成立某甲公司，何爱军于2010年将其在某甲公司的股份转让并变更登记给李永健，此时起何爱军已经不再持有某甲公司的股份，故某甲公司历史上的任何投资或其他法律行为及法律后果与何爱军无关，何爱军不能再以其曾是某甲公司股东的身份主张本案权利，否则是在故意隐瞒歪曲事实。何爱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1.何爱军二审提交的证据5可以证明何爱军、崔明在2017年10月份仍持有某甲公司的股份。2.如果按照欣华公司、王克礼的观点，则王克礼在其提供的证据里面应该是一点股份也没有，隐名股东也不成立。3.2003年某甲公司所有股东里面任何一个股东占有的比例不超过64%，而王克礼占64.17%，显然股份比例不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应以各股东确认的会议纪要为准。4.各股东的股份比例依据是2004年4月28日会议纪要约定的纲领性文件。5.某丙公司的财产由国企变成了某甲公司原审股东的民企。崔明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工商登记各股东股权比例不是真实情况，在2010年实际转让股份登记是错误的，2015年确认了崔明在某甲公司有股权，登记的并不是真实的股权情况。崔明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3）汝民初字第70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崔明以前为了配合欣华公司、王克礼将股权表面转让，判决书认定崔明仍有股份。因此崔明没有像欣华公司、王克礼所述的转让股权，崔明仍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何爱军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欣华公司、王克礼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1.该证据只能证明崔明曾经在2015年1月30日之前与何爱军、李永健就某甲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出现过争议，但不能推定本案其他当事人在相关的公司股份转让中也采取同样的手法，这没有逻辑性，也不合法。2.崔明刚才在二审庭审中述称该判决的相关权利义务已经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从而证明了在2017年10月30日湖南省高院制作的调解书生效之后崔明、何爱军所持有的某甲公司股份已经完成有法律效力的转让，该二人均已不再是某甲公司的股东，无权在就某甲公司在历史及将来的投资行为及后果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王汉森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也没有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认定“其中，某丙公司占89.89%股权”“决议同意某丙公司将其占欣华公司89.89%的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约定某丙公司将其持有欣华公司89.89%的股权以800万元转让给某乙公司”存在笔误，该股权比例应为88.89%。除上述以外的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进行二审法庭调查，陈坚律师作为王汉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了王汉森对其的委托授权书并参加法庭调查，欣华公司、王克礼的代理人当庭对陈坚有无王汉森的代理权提出异议。2019年4月28日，王汉森本人到本院反映其未授权陈坚律师作为其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陈述将以书面形式对本案一审判决书、民事上诉状及答辩状发表意见。2019年7月5日，王汉森向本院发出书面情况说明：“本人之前由于人在国外和时差等沟通问题出现误会，现同意对陈坚律师代表本人提交书面说明进行授权，并由陈坚律师接受法院判决书转交给我。如果陈坚律师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有与我本人就该说明不一致的情况，则陈坚律师的说明无效，以本人的该份说明为准。”同时，在该情况说明中，王汉森对本案陈述了意见（具体详见以上王汉森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何爱军对欣华公司是否享有8.83%的股权。何爱军以各方在2004年4月28日《会议纪要》第3点约定为据，认为其是与会人员之一，对某甲公司享有8.83%的股权比例，而欣华公司系后来用原某丙公司的资产拟成立的新公司，主张其依约应享有欣华公司8.83%的股权。经审查，王克礼、何爱军等10人在2004年4月28日就处置某丙公司资产和拟设立新的公司达成《会议纪要》，其中第三条约定：“用原某丙公司的资产拟成立新的公司，注册资本陆佰万元，并按汝城县某甲公司投资比例分割到与会人员名下。”同年5月19日，某乙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600万元。由此可见，上述各方拟设立的新的公司为某乙公司，某乙公司的股权按某甲公司投资比例分割到与会人员名下。而欣华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注册资本为900万元，与《会议纪要》约定情形不符，不能反映该公司的股权亦应按上述《会议纪要》第三条约定按某甲公司投资比例分割到与会人员名下，更不能推导出该会议纪要为某丙公司、某甲公司等关联公司其后成立新公司，对新公司的股权比例均应按该约定确定的纲领性文件的结论。因此，何爱军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首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欣华公司由某丙公司、某乙公司出资设立，故后二司为欣华公司的股东。虽然何爱军是某甲公司、某乙公司的股东，某丙公司的所有财产按某甲公司股东投资比例分割，但公司与其股东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财产相互独立，何爱军不能以其向某甲公司的出资及某甲公司各股东同意按某甲公司股东投资比例取得某乙公司股权、取得某丙公司财产，推知其向欣华公司出资或为欣华公司的股东。因此，本院不采纳何爱军在二审举示的证据1至3、5，欣华公司、王克礼和崔明在二审举示的证据。其次，虽然何爱军参与欣华公司的筹建、注册成立等事宜,且曾代表某乙公司在欣华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并被选任为董事会成员，但何爱军没有以其名义签署欣华公司的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也没有向欣华公司缴纳出资或认缴出资，更没有取得欣华公司的股权证等出资证明书，亦没有在工商登记为欣华公司的股东，或被欣华公司登记在股东名册，不能举证证明其有法律规定可以取得欣华公司股权的相关情形。至于何爱军举示王克礼在看守所的询问笔录，反映何爱军参与了某丙公司集资汇往欣华公司投资购地，但从王克礼的陈述“我在某丙公司发动大家集资，20%的集资利润”“总共是170万左右，何爱军、崔明等十几个人都是自己个人出的钱，我也集了50万。好像是一年后还的，也兑现了20%的提成，我分了10万”可知，王克礼确认何爱军向某丙公司出借款项用于欣华公司投资购地，且该款项已偿还，不能反映这系何爱军向欣华公司的出资款，故本院对何爱军二审提供的证据4不予采纳。因此，何爱军主张其享有欣华公司8.83%的股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何爱军主张王克礼对某丙公司、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欣华公司等出资时，与何爱军同样，共计只是向某甲公司支付了一笔出资款，却取得欣华公司100%的股权，并主张某丙公司将其持有的欣华公司88.89%股权转让给某乙公司无效，王汉森取得何爱军持有的某乙公司股权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等，与何爱军主张系欣华公司股东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何爱军可以另循法律途径主张。综上，何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何爱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吴升平书 记 员  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