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3民初23222号原告：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法定代表人：司焕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辉，浙江三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益奇，浙江三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飙升(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孙文斌，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慧，上海东方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钢诺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孙建伟。被告：乾科(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孙绍华。被告：上海贝冶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章步建。被告：上海业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蔡飞翔。原告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飙升(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飙升公司)、上海钢诺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钢诺公司)、乾科(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乾科公司)、上海贝冶钢铁有限公司(简称贝冶公司)、上海业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业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移送我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辉、夏益奇，被告飙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慧到庭参加诉讼。其余被告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五被告共同返还多收原告的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840万元；2、五被告共同支付上述2,840万元自2011年8月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3、诉讼费由五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下属“龚云项目部”因工程需要购买钢材，起初原告向被告飙升公司购买钢材，后因原告需求量大，飙升公司就联络其他被告共同向原告提供钢材，原告就此向所有被告求购钢材，五被告供应原告钢材后，原告有时会将汇票交给飙升公司再由飙升公司另行支付其他被告，有时原告按飙升公司指示将货款直接支付实际交货的被告。自2009年1月开始，原告陆续向五被告购买钢材，原告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钢材款。自2009年1月开始至2011年7月29日，原告累计向五被告开具了77张商业承兑汇票，五被告均进行了兑付，合计金额267,037,821.32元。2011年7月31日，原告与五被告进行对账结算，经对账确认，原告向五被告多交付了13张汇票的款项5,400万元，五被告应当共同返还。之后，经原告催讨，五被告已经返还2,560万元，尚有2,840万元未返还。为维护原告权益，故提起诉讼。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1年7月31日原告(需方)与五被告(供方)签订的《钢材款结算单》及对账时原告和五被告核对出具的商票使用情况表3页，证明原告开具给五被告的商票金额总额和龚云项目部钢材款计算情况，虽然结算单没有写明被告欠款5,400万元，但是根据时间节点等累计计算可以得出原告多支付五被告5,400万元。2、商业承兑汇票8张，证明五被告累计欠13张商票的金额5,400万元，其中5张商票的1,900万元已经归还，该8张商票被告累计已经退还20%，尚欠2,840万元，该8张商票出票时间为2009年2月至2011年3月，出票人都是原告，收款人主要是被告飙升公司，也有其他被告。3、原告留存的本案所涉77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底单，证明证据1中附件的商票使用情况，以及77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具体信息。4、五被告返还原告商票金额的特种转账贷方凭证、网联入账通知书、托收凭证等72张，证明五被告于2009年8月24日至2012年1月20日与原告的结算情况，其中64张与龚云项目部钢材款有关，该部分返还款项42,607,564.2元已经结算，另外8张是本案起诉所涉的8张汇票的20%的还款，另外5张是全额退款1,900万元，没有包含在该组证据的72张中。5、2010年6月8日钢诺公司退款给原告350万元的贷记凭证、2010年6月10日钢诺公司退款给原告150万元的贷记凭证，累计退还500万元，对应的是2009年12月8日的500万元商票的退款；2010年6月12日飙升公司退款给原告500万元的贷记凭证，对应的是2009年12月23日的500万元商票的退款；2010年6月27日飙升公司退款给原告100万元的贷记凭证，对应的是2009年12月21日的100万元商票的退款；2010年6月24日上海锦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跃公司)退款给原告400万元的电汇凭证，对应的是2009年12月23日的400万元商票的退款；2010年6月30日简称锦跃公司退款给原告400万元的电汇凭证，对应的是2009年12月27日的400万元商票的退款；证明5张商票对应的款项1,900万元被告已经全部退款给原告。被告飙升公司辩称：1、原告与五被告之间除了买卖合同的付款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包括商票贴现等，资金往来频繁，款项支付不是一一对应。2011年原、被告就资金往来进行了两次对账，除2011年7月31日对钢材款进行对账并签订钢材款结算单外，在2011年8月11日，还就所有往来款进行了对账结算，该次对账包括了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13张商票，经对账，五被告仅需支付1,243,518.06元给原告，之后飙升公司已经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原告，故飙升公司不欠原告任何款项。2、即使尚有遗漏未核对金额，原告也应当就各被告尚欠的金额分别进行计算，各被告不存在共同还款的义务。3、自2011年对账至原告向上虞区人民法院起诉，已经经过7年，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被告飙升公司对原告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结算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可以看出双方除了对钢材款结算外，并没有注明被告还欠原告款项，仅有部分发票事宜，如果被告还有欠款应当在结算单中注明；对证据1的附件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在商票使用情况表中出现了对账以后出票的汇票。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到过，该8张汇票已经结算清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8张汇票没有结算清楚，双方是滚动结算的，2009年出票的汇票没有结算清楚怎么可能出现2011年汇票的退款。对证据3、4、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2010年6月12日飙升公司支付的500万元对应的是2009年12月13日票号XXXXXXX商票，2009年12月23日原告仅开具了票号XXXXXXX的金额400万元的商票，该金额由锦跃公司在2010年6月23日付款；2009年12月21日原告开具票号XXXXXXX的100万元商票，已由飙升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支付；2009年12月27日原告开具的票号XXXXXXX的金额400万元商票，由锦跃公司在2010年6月28日支付；各方有64张商票用于抵扣货款，按照商票金额80%折抵后，余下20%已经全部退还原告；另外13张商票是用于贴现，被告已经按照汇票金额全部退还原告。被告飙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2011年8月11日五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往来结账单》及对账时原告提供的附件(包括建行保理应结利息对账单、应支付商票利息明细表、2011年建行保理放款清单、沪办与飙升等公司往来明细)，证明双方就所有款项对账后五被告仅需支付原告1,243,518.06元，双方不存在其他款项未结算，关于这笔款项飙升公司在之后已经支付给原告，因为时间久远现在尚未找到凭证，可能是通过后期发生的业务进行的冲抵；当时的往来结账单和附件清单都是由原告制作的，钢材的结算款没有做进结算单中但实际上已经结算完毕，保理款也不止结算单中的一笔，实际也已经结算完毕，故截至2011年8月11日，双方所有账目已经结算完毕，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商票款未退还的事实。原告对被告飙升公司提交的往来结算单及附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的是龚云项目部钢材款多支付给被告的款项，飙升公司提交的往来结算单是除钢材款之外的金额确认，包括保理款、结息款等。其余被告未到庭应诉答辩。经审理查明：上海锦跃贸易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24日成立，于2012年经核准更名为乾科(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7月31日，供货方(甲方)飙升公司、钢诺公司、锦跃公司、贝冶公司、业舜公司与需方原告(乙方)签订《钢材款结算单》，载明：经甲乙双方核对，从2009年1月起至2011年7月15日，甲方累计向乙方供应了“龚云项目部”钢材(不含宁波高架工程)，截至2011年7月15日，甲方供应乙方钢材总金额170,430,257.06元，乙方累计已付商票213,037,821.32元*0.8=170,430,257.06元(含7月29日乙方开具支付的商票6,037,821.32元，按80%计算实际金额为4,830,257.06元)，货款已全部结清；截至2011年7月31日，甲方应提供钢材发票170,430,257.06元，已提供发票137,138,274.57元(含甲方提供给机施公司的发票38,500,000元)，尚欠发票33,291,982.49元。在该结算单甲方确认签字处盖有业舜公司、贝冶公司、锦跃公司、飙升公司、钢诺公司公章，并有孙文斌签名，在乙方确认签字处盖有原告公章。2011年8月11日，(甲方)飙升公司、钢诺公司、锦跃公司、贝冶公司、业舜公司与原告(乙方)签订《往来结账单》，载明：经甲乙双方核对，从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31日止，双方结账如下：1、乙方欠甲方往来款25,571,149.6元(详见清单)；2、甲方应付乙方保理款3,000万元(详见清单)；3、乙方应付甲方供应给龚云上海项目的钢材贴息款2,367,532.34元(详见清单)；4、乙方应付甲方保理利息817,800元(详见清单)；经双方最终核对上述数据正确无误，甲方应付乙方1,243,518.06元，特此结账。关于原告与五被告之间发生钢材买卖合同、保理业务和可能存在的其他业务关系，原、被告均未提供合同(协议)、原始凭证、发票等。在本院询问下，原告与飙升公司均未明确表述清楚存在其他哪些经济往来。据飙升公司陈述及提供的(2017)沪0117民初1609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4年6月，飙升公司向原告出借了3,000万元，之后因原告尚欠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等，2016年7月飙升公司与原告及保证人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因原告及保证人届期未还款，飙升公司提起诉讼，2018年3月13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飙升公司的相应诉请。在该案审理中，原告提起反诉，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反诉。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五被告存在共同的买卖合同关系，就此原告未提供相关的合同等予以证实，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确实因“龚云项目”使用钢材自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向五被告购买钢材，五被告共同在2011年7月和8月与原告进行了结算，至于从该结算是否能够得出五被告需共同向原告承担合同义务暂且不论。主要的是，从第一份结算单文字本身并不能得出五被告尚欠原告5,400万元的事实，该结算单表述了两个内容，一是供应钢材的总金额、已付商票金额及货款结清，二是甲方尚有部分发票未开具。所谓结算单，就是对以往甲乙双方往来及资金的清算，如果原告在“龚云项目”存在多支付货款5,400万元如此巨额资金的情况，不可能在结算时不予记载和明确。况且，原告诉状所述的在结算以后经原告催讨，又收到被告还款2,560万元，显然是子虚乌有，没有任何依据。关于原告与五被告之间除了存在“龚云项目”的钢材业务外，是否涉及了其他经济往来，虽然原告与飙升公司均没有完整向法庭表述清楚究竟存在哪些其他法律关系，但根据飙升公司提交的2011年8月11日的往来结账单，可以证明原告与五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关系，该结账单针对了其他往来款、保理款的结账，也列明了“龚云项目”的钢材贴息。既然“龚云项目”的贴息在结账时都已涉及，那么在其他或有业务中，亦可能存在双方互相折抵款项的情况，故“龚云项目”所涉本金亦应推定已经结算清楚。可见2011年8月11日的结账单是原告与五被告的最终结算，涵盖了“龚云项目”在内的所有以往账目的结算，该结算只能反映五被告尚欠原告1,243,518.06元。另需指出的是，原告系有特级资质的集团施工企业，应存在完备的财务制度，在2011年7月前，原告与五被告关于“龚云项目”的钢材买卖业务已经结束，如果存在巨额资金多支付的事实，原告没有及时发现的理由是牵强的，原告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是不合理的；虽然飙升公司未能提供124万余元结账款已经支付的凭证，但即使有部分款项当时没有核对清楚或者在对账后未付款，根据飙升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原告的起诉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无法得到法律保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251,9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光华审 判 员  金清华人民陪审员  马燕侠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李忆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