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宁0303民初668号   原告（反诉被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原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   法定代表人：汤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1，宁夏马某1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吴某，个体户，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宁夏侨之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与被告吴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7）宁0303民初168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吴某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宁03民终725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被告吴某提出反诉请求，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1、被告吴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重新向原告提供宁杞7号枸杞苗木176735株（1954株+166372株+8409株）；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932亩枸杞种植费用946789.68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16年种植枸杞预期收益5592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原告准备在××乡种植计划，故通过政府公开采购形式采购树苗，被告中标。同年3月9日，原、被告签订了《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枸杞苗木213550株，原告再将这些枸杞苗木提供给大河乡龙源村村民种植，苗木纯度为100%。被告凭借苗木通知单向用苗单位供苗，如果被告供应的苗木品种与通知单要求不符，由此给用苗单位造成的损失均由被告承担。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指定的××乡枸杞苗木。但是，到了挂果季节，村民发现枸杞苗木有问题，遂向原告反映，原告要求被告答复，被告承认部分苗木不纯，但就相关损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10月23日，原告委托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被告提供的苗木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被告提供的苗木，在龙源村共种植932亩，其中44.4亩宁杞7号枸杞苗木纯度为79.8%，887.6亩的纯度为14.8%，其余苗木为假宁杞7号枸杞品种苗木。同时鉴定932亩枸杞苗木种植成本为946789.68元（不含土地承包费、水费、苗木费），2016年预期收益559200元。   被告吴某辩称，一、原告起诉状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   1.原告起诉状中陈述“2016年3月29日原、被告签订《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枸杞苗木213550株提供给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源村村民种植”，事实上，案涉合同的主体为原被告双方，未涉及第三方龙源村。合同约定工程地点在大河乡龙源村，工程内容为总供苗213550株，品种为宁杞7号。合同并未约定将枸杞苗木“提供给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源村村民种植”的内容。   2.原告起诉状中陈述“被告向原告指定的吴忠市××区民种植”。事实上，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大河乡龙源村向原告交付枸杞苗，原告进行质检、验收，并出具质检验收单，质检结果为合格。合同约定收货方以及实际收货、验收都是原告，并非原告指定的龙源村村民。被告也没有向任何村民履行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被告向原告履行完毕交货义务后，原告如何分配苗木，与本案无关。   3.原告起诉状中陈述“原告要求被告答复，被告承认部分苗木不纯，但就农民损失达不成协议”。原告从来没有要求被告对此给予答复，被告也从未承认部分苗木不纯。   4.原告起诉状中陈述：“原被告及种植户之间未达成和解”。事实上，原告督促并协助被告修改协议草稿，被告与种植户在2017年1月期间达成了和解，并签订了《协议书》。2017年1月8日，大河乡龙源村支部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实被告向种植户支付了186492元，上述款项已落实发放到位且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原告起诉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也就是说，原告对此事实是明知的，却故意予以隐瞒。   原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应带头遵守法律，积极创建公平诚信的法治社会。但原告在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严重背离了本案客观事实以及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混淆是非，加重被告的责任，影响公正司法。   二、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   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了买卖合同，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数量及质量向原告提供了枸杞苗木，并按照原告的要求运送至合同约定位置并交付给原告。原告向被告出具了苗木检验验收单，该单据上载明接收了苗木共计213550株，符合合同约定的数量，并盖有红寺堡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的森林植物检疫专用章及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的林木质量合格章。充分说明被告供应的枸杞苗数量、质量均符合合同约定，被告已完全履行了供货义务。   三、本案货物在交接以后的风险由原告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出卖人即被告完成货物交付行为以后，货物毁损灭失风险由买受人即原告承担。法律对此没有额外规定，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另外约定，本案苗木在交接以后发生的质量、丢失风险及责任应由原告承担。   四、案涉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案涉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及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单方委托进行鉴定，并未通知被告到场参加鉴定，鉴定采样位置也由原告工作人员指定，无法确认本次鉴定采样是否科学合理，采取样品是否系被告提供的苗木。涉案枸杞苗木在被告交付给原告后，存在丢失状况，丢失数量无法确定。而在苗木丢失后，原告又从其他地方采购其他品种的枸杞苗木发放给农户种植，故在此次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所采取的样本并非全部是被告供应的枸杞苗木，基于此不真实的样本形成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被告提供的苗木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依据。   五、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其诉请应予以驳回。   本案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案涉枸杞苗的买受人；原告将案涉枸杞苗提供给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源村村民种植，其又与龙源村村民之间形成赠与关系或者行政给予关系。可见原告基于扶贫工作的需要，只是作为买受人购买苗木再分发给村民种植，原告并非实际种植人。原告不是案涉枸杞苗的实际种植成本的投入主体，也不是种植成果的收益主体，更不是损失赔偿的主张主体，不能以种植损失为由诉请赔偿，故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吴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向反原告支付剩余货款252843.2元（1264216×20%=252843.2元）；2.判令反诉被告退还反诉原告质保金63210.8元（1264216×5%=63210.8元）；3.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逾期付款所产生的违约金30341.18元（252843.2元×6%×2年=30341.18元，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3月底暂计至2019年3月底为2年，此后的违约金均按上述方法计算，直至货款付清为止），以上三项共计346395.18元。4.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反诉被告通过政府公开招标方式采购枸杞苗木，反诉原告中标。2016年3月9日，双方签订了《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由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供应宁杞7号枸杞苗木213550株，合同价款1264216元。付款方式为待供苗完成后，经项目办组织各部门验收后，当年拨付75%的苗木款，剩余20%的苗木款和5%质保金于2017年3月底全部支付。合同生效后反诉原告提供了枸杞苗木213550株，经检验验收合格。2017年4月6日，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苗木款总额75%即948162元，下剩20%苗木款及5%质保金至今未付。   反诉被告自然资源局辩称，请求法庭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反诉原告未按双方签订的《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约定，正确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所履行的标的物大部分为假冒宁杞7号，给反诉被告指定的用苗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尚未领取的标的物价款不足以赔偿损失，因此反诉原告无权主张剩余标的物价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均共同提交的《宁夏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复印件、《红寺堡区林业局工程苗木采购合同》复印件各一份，本院对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于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本诉原告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   1.《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提供的枸杞苗木经鉴定得出以下结论：原告于2016年10月23日委托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被告提供种植在村民地里的枸杞苗木进行鉴定，经鉴定被告提供给932亩地的枸杞苗木其中44.4亩宁杞7号纯度为79.8%，887.6亩宁杞7号纯度为14.8%，其余为假宁杞7号，没有枸杞生产和种植的价值，加重了种植户的负担，并在一定期限内难以恢复生产；932亩枸杞苗木投入成本为946789.68元（不包括土地承包费、水费、苗木费）；932亩枸杞苗木2016年预期收益559200元；   2.收据三张、《大河乡龙源村2016年枸杞苗木发放花名册》一份，证明2016年在龙源村发放被告所供枸杞苗短缺的情况下大河乡林业站于2016年4月22日和23日向萌塞杞合作社购买复壮1号枸杞苗1741株，分别发放给喜存彪1.82亩400株、马宏文1.82亩400株、尚克义1.82亩400株、苗启旺2.46亩541株。由村部负责人马某2签字，苗木发放人陈江涛、马海利等人签字确认的事实；   3.证人马某2出庭证言，证明2016年4月证人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该村村民栽植原告为该村采购的，被告供应的枸杞树苗工作，在发放时短缺4户的树苗，大河乡林业站购买后发放给喜存彪400株、马宏文400株、尚克义400株、苗启旺541株，证人当时在发放名册上签字。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予认可，这是一份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真实性的条件，鉴定程序和鉴定内容不符合司法鉴定的有关规定，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合法性、有效性的条件，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则若干意见的规定，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形式也不合法，证明效力及来源均不合法，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证人证言与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枸杞苗木全部交付给了原告，并经原告验收合格，双方对于数量和质量没有异议，被告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于原告在分发苗木时有4户没有分发的问题，不属于被告的合同义务，对被告没有约束。   被告吴某提交的证据：   第一组：《红寺堡区林业局2016年苗木（种子）调拨现场质检验收单》复印件四份、吴某经营者资质一份、吴某生产者资质一份、吴某林木种苗质量检验员证，证明被告具有苗木经营资质，与原告签订苗木采购合同合法，并且提供了合格苗木的事实；   第二组：任建功身份信息一份、《枸杞苗木采购合同》一份、黄河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凭证一份、收条一张、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活期账户明细历史查询单一份，证明被告购买了任建功的枸杞苗木并支付价款347000元的事实；   第三组：张玉明身份信息一份、业务凭证八份（2016年3月30日二份、2016年4月2日三份、2016年4月3日一份、2016年4月7日二份），证明被告购买了张玉明的枸杞并支付价款579000元的事实；   第四组：电话录音二份，一份为侯炳与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大河乡林业站站长陈江涛的录音，一份为侯炳与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员工张进甲的录音，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枸杞苗木在种植之前已被原告丢失，原告又自行购买了部分枸杞苗木交给种植户种植，进而证明被告提供的苗木系合格苗木，原告私自购买的苗木是假苗木的事实；   第五组：侯炳与大河乡龙源村种植户之间的对话录音，证明种植户种植了枸杞苗木后，未给种植户进行过现场指导和修剪，这也是造成种植户减产的重要因素；   第六组：《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同原告提交的证据1相同），证明鉴定程序违法，内容违法，即使内容合法，鉴定结果与被告提供的苗木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第七组：《协议书》草稿二份、《协议书》确认稿一份，证明2016年12月，原告告知被告种植户反映苗木产量不够，原告单方申请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苗木纯度不够，原、被告双方协商处理，被告为顾全大局，没有追究任何人责任，与原告协商起草协议书，草稿中凡是改动的地方都是原告单位领导及法律顾问改动的；   第八组：《协议书》四百二十九份，证明经原告、大河乡龙源村村民委员会协调，被告与全部种植户签订了《协议书》，被告向村民补偿了经济损失186492元，且协议中明确约定，该协议系一次性补偿协议，被告履行完毕后，再出现任何问题，均与被告无关。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被告存在赔偿问题，被告也已经补偿完毕，现在无责任了；   第九组：《大河乡龙源村2016年枸杞苗木补助花名册》一份，证明被告向所有种植户支付了经济损失186492元；   第十组：《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源村证明》一份，证明被告向种植户补偿完毕后，种植户不再追究被告的责任；   第十一组：《红寺堡区林业局工程费用支付审批单》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明细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向村民补偿完毕后，原告才开会决定向被告支付货款的事实；   第十二组：申请法院调取的《红寺堡区林业局工程费用支付审批单》、《记账凭证》、《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凭证（收账通知）》、《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张，《红寺堡区林业局2016年苗木（种子）调拨现场质检验收单》、《植物检疫证书》、《检疫（木材）检查站查验登记》、《苗木质量合格证（普种）》各四张、《苗木标签》三张，证明被告提供的苗木都是经过原告质检合格后的苗木，龙源村村民是按照国家政策分发领取枸杞苗木并种植，具有扶贫的意义，笔录中记载当时大河乡龙源村村支书兰生得陈述红寺堡区扶贫办根据苗木损失情况给予一亩400元的补偿，与今天庭审的证人马某2相对比，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时兰生得任龙源村村支书，其证明效力较高，本案兰生得证言以及原告（2017）1号会议纪要印证了村民种植枸杞苗是享受到的国家政策，原告支付购买枸杞苗的资金来源于中央造林补助资金，红寺堡区扶贫办也对枸杞苗受损农户每亩补偿了400元，共计补偿了372800元，原告采购苗木发放给村民种植，原告与村民之间形成了行政给予关系，即类似于赠与关系，被告与原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受原告该行政行为的约束，村民的损失与本案被告无关，印证原告诉讼请求不是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红寺堡区林业局2016年苗木（种子）调拨现场质检验收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枸杞苗木是宁杞7号；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不予认可；第七组、第八组、第九组证据，即使被告与种植户达成协议，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原告有权主张相关权利，原告同意在赔偿的数额内减去被告已赔偿的数额；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龙源村村民委员会不能决定是否追究被告责任的问题，也无权约束原告的权利；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付款的行为不代表不追究违约责任。对第十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以原告与农民有行政给予关系为由认为其所供苗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已经由政府承担，其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不符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苗木采购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的约定，原告所采购的苗木是专项用于龙源村村民种植，因此该合同就约定了“用苗单位”这个概念，其关于不承担赔偿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反诉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一份，证明2016年3月29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红寺保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反诉人向被反诉人提供213550株宁杞七号枸杞苗木，合同价款为1264216元，支付方式为：待供苗完成后，经项目办组织各部门验收后，当年拨付75%的苗木款，剩余20%的苗木款和5%质保金于2017年3月底全部支付。合同内容是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真实有效；   第二组：《红寺保区林业局2016年苗木（种子）调拨现场质检验收单》复印件四份，证明反诉人按合同约定向被反诉人提供了枸杞苗木，被反诉人与红寺堡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对涉案苗木进行质检验收，质检结果为合格。反诉人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且提供的苗木不存在质量问题；   第三组：《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局务会议纪要》、《红寺保区林业局工程费用支付审批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因反诉人已按《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的约定完成供苗，被反诉人局务会议研究同意按合同价款75%的比例向反诉人支付苗木款948162元，支付也符合审批流程规定；   第四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明细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凭证》、《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记账凭证》、《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反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反诉人支付苗木款948162元并已计入财务账册，反诉人通过吴忠市红寺堡区国家税务局向被反诉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948162元。   反诉被告质证意见：对上述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验收时对数量和是否有病虫害的质量问题进行了验收，而不是针对品种的真假和纯度进行的验收，苗木的真假只有在挂果时才能反映苗木的品种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本案在反诉原告所供苗木栽植后出现不挂果的情况和所挂果部分并非宁杞7号等情况才能发现苗木的品种是否符合合同要求，该证据与原告所举鉴定报告关于宁杞7号的品种以及被告所种苗木在田间的反映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反诉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正确履行合同，对于其他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反诉被告就反诉未提交证据。   本院当庭出示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第一组：1.兰生得询问笔录（2017年10月11日）一份；2.兰生得的询问笔录（2018年6月15日）一份；3.陈江涛（原告的职工）的询问笔录一份；4.张进甲的询问笔录一份；5.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员王孝的询问笔录一份；6.《大河乡龙源村2016年枸杞种植工作领导小组责任分工安排表》一份。   原告对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一起质证，对兰生得的询问笔录，2017年10月份询问的时候兰生得才是龙源村村支书，2016年种植枸杞苗木时证人马某2为支部书记，兰生得为村委会主任；关于扶贫办的补助资金，是根据当地移民相当困难，还没有完全定居的情况下对其生产情况的一种帮扶，该资金并不是因为被告造成损失后的一种补助或者扶持，即就是给农民造成损害而补偿，也不是减轻被告给农民造成损失的理由，张进甲、陈江涛为当时大河乡林业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能够证明被告所提供的苗木在发放时短缺四户的树苗是由林业站负责购买，由马某2领取并向农户发放；对于被告每亩赔偿200元远远不足以弥补农民的种植和收益损失，一亩种植枸杞苗为220株，被告所供苗木的平均价格为5.92元/株，一亩就苗木的价值为1300余元，还不算人工费、化肥、水费、土地当年应得的收益费，被告每亩补偿200元纯粹是糊弄群众，达不到赔偿的目的。被告所供苗木无论数额多少，原告并未争执，而只是对其品种质量提出意见，但被告却认为原告由于管理不当导致苗木丢失致使其苗木纯度不够的主要原因，但证据能够证明大河乡林业站只购买了1741株与被告所供苗木不一致的枸杞苗，仅占实际种植932亩中的7.92亩，所占比例为0.85%，所以99%以上的损失是由于被告所供苗木不属于宁杞7号所导致。   被告对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一起质证，以上证据与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苗木采购合同中约定的用苗单位就是原告，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合同主体只有原、被告双方，并未涉及到第三方主体，即便有违约行为的发生也在原、被告之间，不可能与第三方龙源村有关，合同约定的用苗单位就是采购苗木的原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基于苗木采购合同发生了损失，并有资格提出索赔，反而可以印证原告基于扶贫的国家政策以行政给予的方式将采购到的枸杞苗木发放给龙源村村民种植，期间发生了部分苗木并非被告供应的情形，印证了原告单方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存在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内容不合法的情形，所以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原告索赔的依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原告不能举证自己的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组：（2017）宁0303民初1688号案件庭审笔录二份，双方质证后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第三组：陈江涛所作询问笔录一份（2019年5月15日）。   原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本案涉及村民种植共932亩枸杞苗，其中大河乡林业站购买的枸杞苗只种植了7.92亩，数量为1741株，占比为0.85%。   被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印证了被告履行完毕交付合同义务后由于原告管理不善造成苗木丢失的损失不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同时也证明鉴定意见书存在鉴定程序、鉴定内容、鉴定采样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客观事实等情形，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及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本诉原告提交的证据1，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及证人马某2出庭证言，能够证明枸杞苗木存在丢失的情况，但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丢失苗木的数量，不予认定。   本诉被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五组、第六组、第十一组、第十二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第四组证据与本院调取的第一组证据相印证，对涉案苗木被运输到龙源村以后，发生丢失的情况予以认定；第七组证据，因该证据系草稿，协议双方未签字或者捺印，未发生法律效力，不予认定；第八组、第九组、第十组证据，系被告与龙源村各种植户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已履行完毕，予以认定。   反诉原告提交的第一至第四组证据，与本诉提交的该组证据的认定意见一致。   反诉被告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原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为落实宁杞7号种植计划，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采购苗木，被告吴某中标。2016年3月29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了《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1.工程名称：红寺堡区2016年春季绿化苗木、绿化材料、机械采购项目十一标段；工程地点：大河乡龙源村；工程内容：总供苗213550株，品种为宁杞7号；2.开工日期为2016年4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6年4月30日；3.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乙方所供苗木必须符合中标通知书承诺和供苗须知的要求；苗木进场必须经甲方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可进场；枸杞苗木为宁杞7号、扦插苗、纯度达100%，健壮无病虫害，地径达到0.5cm以上，截杆高度60-70cm；4.供苗时由甲方通知乙方，并开据供苗通知单，乙方按供苗通知单上的要求按时、按品种供苗；如乙方供应的苗木品种与通知单上的要求不符，由此给用苗单位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5.合同价款为1264216元；付款方式：待供苗完成后，经项目办组织各部门验收后，当年拨付75%的苗木款，剩余20%的苗木款和5%质保金于2017年3月底全部支付。之后，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将枸杞苗木拉运至龙源村安振兴的院子（有围墙），原告安排相关工作人员验收了枸杞苗木。陈江涛和安振兴负责苗木的假植和管护工作。在此期间，丢失部分枸杞苗木。之后，原告将涉案枸杞苗木发放给大河乡龙源村429户种植户，这些种植户将枸杞苗木种植在自家耕地。到了挂果季节，种植户发现枸杞苗木有问题并向原告反映相关情况。原告于2016年10月23日单方委托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涉案枸杞苗木进行鉴定，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宁农园[2016]农鉴字第236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429户种植户所种植的枸杞面积为932亩，苗木数量为205141株；1.经过现场观察及枸杞生物学特征比对，该龙源村种植的932亩枸杞，其中两片共44.4亩宁杞7号苗木纯度为79.8%，面积887.6亩宁杞7号纯度为14.8%；其余苗木为假宁杞7号枸杞种苗，没有枸杞生产和种植的价值，加重了种植户的经济负担，并在一定期限内难以恢复生产；2.932亩枸杞的种植成本投入共计946789.68元（不包括土地承包费、水费、苗木费）；3.932亩枸杞2016年预期收益559200元。为了解决种植户的损失问题，被告（甲方）与乙方（429户种植户）于2017年1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为格式合同，除了空格处根据种植户的信息填写外，其他内容都一样，主要内容如下：2016年3月下旬，甲方经政府招标程序中标了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同年度春季绿化苗木、绿化材料、机械采购项目；中标后，甲方按照林业局的要求，精心组织货源采购了宁杞7号枸杞种苗并供应于大河乡龙源村枸杞种植地；后经有关部门查验鉴定，所供应部分苗木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纯度标准；为了给乙方在种植枸杞苗未达标方面进行适当赔偿，经甲乙双方协商并经大河乡政府和区林业局研究同意，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对乙方栽种枸杞苗木进行经济赔偿，甲方依据乙方种植面积（空格，由种植户根据其种植的面积确认），每亩按贰佰元标准计算；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空格，根据种植亩数乘以200元计算得出）元，此款项包括肥料、水费、人工费及苗木更换等所有费用；作为对上述事项的一次性了断，乙方同意并接受甲方对此作一次性处理的意见，乙方保证并承诺在今后发生和出现与此事有关的任何变故及法律问题均与甲方再无任何关系，一切后果和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2.甲方给乙方补偿钱款于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一次性付清，不得拖欠；3.乙方在接到上述款项并经签字后，视为同意并放弃与此有关的全部权利，承诺并保证不得再因此与甲方和政府及林业局等部门产生任何瓜葛和纠纷，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和理由上访、缠诉；4.乙方若出现违反上述协议中相关责任与义务条款，应两倍返还上述所得款项并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5.此协议一式四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区林业局、乡政府各备案一份，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被告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向所有429户种植户发放了赔偿款186492元，并制作了《大河乡龙源村2016年枸杞苗木补助花名册》。2017年1月16日原告召开第1次局务会议时，研究了与本案有关的事项，并将研究结果写进《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局务会议纪要》，内容为“2016年我局招标采购了宁杞7号枸杞苗木213550株，单价5.92元/株，合计价款1264216元。现中标人已按合同要求完成了供苗计划，会议同意按合同价款75%的比例支付吴某苗木款948162元，资金从宁财（农）指标[2015]612号中央造林补助资金中支付”。2017年4月6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了苗木款948162元。之后，种植户以其枸杞苗木存在质量问题、损失巨大为由，向政府相关单位索要补偿款，原告遂将被告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除了科研项目允许个人作为投标人以外，其他项目的投标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告吴某系自然人，没有投标资质，其中标涉案项目并与原告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被告吴某与原告自然资源局签订的《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无效，终止履行，故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重新向原告提供宁杞7号枸杞苗木176735株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932亩枸杞种植费用946789.68元及2016年种植枸杞预期收益559200元的诉讼请求，枸杞种植费用及预期收益都系种植农户产生的损失，被告已经与农户达成了协议并予以赔偿，故对于该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被告应退还原告支付的苗木款948162元。由于被告供应的枸杞苗木已经不能返还，且对种植户造成的损失被告已经予以赔偿，故原告不再返还被告枸杞苗木。因此，对于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与被告吴某签订的《红寺堡区林业工程苗木采购合同》无效，终止履行；   二、被告吴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枸杞苗木款948162元；   三、驳回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吴某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353元，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负担5072元，被告吴某负担1328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48元，由反诉原告吴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成波   人民陪审员 虎登双   人民陪审员 买晓玲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苏占梅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二十五条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