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终62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财政局,住所地：郑州市航空港区。法定代表人：李秋红，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涛，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兵，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郭广红，女，汉族、1975年7月15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湘、王晶晶（实习），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河南方欣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中牟县商都大街林西路西占杨路东。法定代表人：寇淮。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寇淮，男，汉族，1968年5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78号。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寇娟，女，1973年10月3日出生，系河南方欣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许国瑞，女，汉族，1972年10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邓州市。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金淮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原北京华易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曙光花园望山园1号楼10号F号。法定代表人：党继昌，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河南淮源方欣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桐柏县货站路6号。法定代表人：寇淮，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河南裕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东9号院80号楼3层东门。法定代表人：王静，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一审原告、执行案外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财政局（以下简称港区财政局）因与被上诉人郭广红、第三人河南方欣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米业公司）、寇淮、寇娟、许国瑞、金淮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原北京华易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腾公司））、河南淮源方欣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源粮油公司）、河南裕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富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2018）豫01民初1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港区财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涛、田兵，被上诉人郭广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湘、王晶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方欣米业公司、寇淮、寇娟、许国瑞、华易腾公司、淮源粮油公司、裕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区财政局上诉请求及理由：1、依法撤销郑州中院（2018）豫01民初123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等全部由被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判决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1）一审判决认定股份有限公司需在工商局办理股份变更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观事实。（2）工商局并非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协助执行单位，一审判决认定相关冻结裁定送达工商局即产生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港区财政局已善意取得了涉案股份所有权，依法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法院首封裁定送达对象错误，第一次冻结是2012年9月28日，协助执行通知第一次送达是送给工商局，2012年12月1日华易腾公司转让给裕富公司，2013年1月31郑州中院才通知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担保公司）。工商局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机关，应还要向协助单位省担保公司送达，一审送达的程序违法。其受让涉案股份前，已向转让方裕富公司及标的的企业省担保公司核实了股份权利情况，出具了书面承诺，保证转让股份权属清晰，转让方对该股份具有完全处置权，且不受任何限制条件。港区财政局已履行了交易核查义务，依法构成善意。工商局并非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登记机关、股份冻结协助执行单位，在转让方裕福公司及股权冻结裁定法定接受单位省担保公司共同署名承诺股份无权利瑕疵的情况下，港区财政局没有去工商部门查询的必要。且在受让前，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工商局）也没有公示该股份存在冻结（首次公示冻结时间为2015年9月）。港区财政局受让该股份已经省担保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河南省指定交易机构进行，足额支付了转让款，登记于省担保公司的股东名册以及取得股权证，参与了省担保公司的股东大会，公开行使了股东相关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即便是一审法院曾作出裁定冻结涉案股份，因其冻结行为存在瑕疵，该冻结裁定依法不得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港区财政局。被上诉人郭广红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港区财政局对涉案股权未取得真实合法的权利。（一）港区财政局对涉案股权不享有任何权利，工商局是法定的公司登记机关，也是港区财政局在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中认可的办理变更登记的机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依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12条亦明确规定，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本案中，案涉股权自2012年9月19日，郑州中院依法作出保全裁定，并于9月28日向省工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起，即一直被人民法院有效冻结。故无论是2012年12月1日裕富公司与华易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是2013年9月2日裕富公司与港区财政局签订的《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均因违反法律规定而自始无效，港区财政局依法不能取得案涉股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2016-02-06）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及第四条第一款亦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上述相关规定均明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且并未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宜排除在其职权范畴之外。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机构并无其他特殊规定，且自案涉股权被冻结至今，河南省也未另行设立负责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法定的公司登记机构。再次，在华易腾公司与裕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裕富公司与港区财政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均明确约定“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省担保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可见非法交易涉案股权的各方均认可省工商局为股权变更登记机关。（二）工商局是法定的股权冻结协助机关，涉案股权一直被人民法院有效冻结至今。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故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并不以是否通知到被保全财产的人为生效条件。且依据前述相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本案中，涉案股权所在公司省担保集团公司于2010年1月25日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故人民法院向该工商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适当有效。涉案股权在郑州中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保全裁定书，并于2012年9月28日向省工商局送达该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已经被人民法院合法有效冻结。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应当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本案中，该通知出台后，省工商局也依据郑州中院协助公示通知书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案涉股权的冻结状态进行了公示。可见，从始至终省工商局一直是涉案股权冻结的法定协助执行机关。再次，省工商局在案涉股权的冻结及历次续冻中，均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履行了协助执行的义务。且案涉股权的权利质押手续亦是在该局登记办理。此外，2018年2月23日，港区财政局已经向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诉，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案涉股权已被人民法院冻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裕富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20000000元并赔偿相关损失，且已经进行了足额保全，查封了裕富公司名下的相关财产。截至本案一审时，该案件已移送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8）豫0105民调25176号。故港区财政局已经认可人民法院冻结股权的真实合法性，且认可案涉股权交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本身未取得案涉股权，并因此将违法向其转让股权的裕富公司另案起诉，且已经足额保全裕富公司财产。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港区财政局也并非善意第三人，其依法对案涉股权不享有任何权利。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被转卖是否保护善意取得人利益问题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1999〕执他字第21号），“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财产被转卖的，对买受人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故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港区财政局无权主张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股权。其次，港区财政局作为国家财政单位，在对外投资中未尽到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并非善意第三人。本案中，自案涉股权被冻结以来，郑州中院均向省工商局送达了相关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省担保公司工商档案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自201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出台后）中均记载或显示有股权的冻结状态。且截至2018年1月4日，郑州中院经申请调取省担保公司股权出质设立及注销的全部工商登记档案时，涉案股权自2012年4月6日起的质押状态仍未解除。可见港区财政局在拟受让涉案股权时，未对该股权的基本权利状态（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的权利质押、冻结等）进行调查核实，违反了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而且，在该被答辩人及裕富公司向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递交的股份转让申请书中，该产权交易中心已在港区财政局及裕富公司、省担保公司签署的《承诺书》中，明确提示各方应保证交易股份权属清晰，处置权不存在任何限制。但在郑州中院已经通知省工商局及股权所在公司，且工商档案中显示该股权已被质押的情况下，港区财政局显然并未尽到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亦不排除存在恶意串通，故意帮助被执行人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故意。综上，案涉股权一直被人民法院合法有效冻结至今，相关股权转让行为均自始无效，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港区财政局也并非善意第三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港区财政局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三人方欣米业公司、寇淮、寇娟、许国瑞、华易腾公司、淮源粮油公司、裕富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港区财政局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不得执行本案执行标的即现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0万股股份；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郑州中院一审认定事实：因民间借贷纠纷，郭广红将方欣米业、寇淮、寇娟、许国瑞、华易腾公司、方欣粮油诉至该院，立案后，郭广红向该院申请诉讼保全，该院作出（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2年9月28日向省工商局送达了（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3年1月31日向省担保公司邮寄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华易腾公司持有的省担保公司2000万元股份。后该院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判定：一、方欣米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郭广红借款1500万元及利息（以15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2年6月1日起计付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二、寇淮、寇娟、许国瑞、华易腾公司、淮源粮油公司对方欣米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郭广红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因方欣米业公司、寇淮、寇娟、许国瑞、华易腾公司、淮源粮油公司没有履行判决义务，郭广红向该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3年7月24日作出（2013）郑执一字第267-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依法评估、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华易腾公司所有的在省担保公司的2000万元股权。港区财政局遂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豫01执异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港区财政局的异议。港区财政局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该院作出（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裁定后，于2012年9月28日向省工商局送达了（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载明查封华易腾公司持有的省担保公司的2000万元股份，查封期限为2012年9月28日起至2014年9月27日止，查封期间内不得办理转让、抵押等；同日省工商局接收了上述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该院又于2014年9月22日作出（2013）郑协执一字第267-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2014年9月25日送达省工商局，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载明：一、继续冻结被执行人华易腾公司在省担保公司2000万元有股权。冻结期间，不得擅自处分被冻结的股权；二、冻结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9月28日起至2015年9月27日止；2015年9月23日，该院向省工商局送达了《协助公示通知书》，协助公示事项：继续冻结被执行人华易腾公司在省担保公司2000万元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止；2018年7月31日，该院向省工商局送达了（2013）郑执一字第267号之十执行裁定书、（2013）郑执一字第267号之十《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郑执一字第267号之十《协助公示通知书》、（2013）郑执一字第267号之十《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主要载明：继续冻结被执行人华易腾公司持有的省担保公司2000万元股权。冻结期限三年，自2018年8月7日起至2021年8月6日止。再查明，2012年12月1日，华易腾公司与裕富公司签订《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省担保公司2000万股股份以2000万元转让给裕富公司，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于2012年12月11日出具豫产交鉴【2012】123号《产权交易凭证》。该产权交易档案中《承诺书》载明：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我们所提供的全部文件、数据等材料（包括原件、复印件）均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并无任何虚假、失实或伪造，并郑重承诺：本次转让的股份权属清晰，转让方自愿转让该股份，对该股份具有完全处置权，且该处置权的实施已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转让行为已依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得到相应批准。受让方自愿受让该股份，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对该股份的权属已充分了解。本次股份转让系我们真实意愿，一经做出不予撤回或变更。如因股份转让所带来的纠纷，我们将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落款部分转让方华易腾公司、受让方裕富公司、省担保公司分别盖章。2013年9月2日，裕富公司与港区财政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裕富公司将上述股份2000万股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港区财政局。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于2013年9月12日出具豫产交鉴【2013】103号《产权交易凭证》。该产权交易档案中《承诺书》载明：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我们所提供的全部文件、数据等材料（包括原件、复印件）均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并无任何虚假、失实或伪造，并郑重承诺：本次转让的股份权属清晰，转让方自愿转让该股份，对该股份具有完全处置权，且该处置权的实施已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转让行为已依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得到相应批准。受让方自愿受让该股份，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对该股份的权属已充分了解。本次股份转让系我们真实意愿，一经做出不予撤回或变更。如因股份转让所带来的纠纷，我们将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落款部分转让方裕富公司、受让方港区财政局、省担保公司分别盖章。郭广红于2018年11月16日提交的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信息载明：华易腾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变更名称为金淮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寇淮变更为党继昌。郑州中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三十四条第三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等相关规定，均明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构，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宜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现行法律法规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机构也并未另行作出其他规定。自本案诉涉股权被查封之日，本地并没有另行设立负责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部门；另外，华易腾公司与裕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亦明确约定：“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裕富公司）即成为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裕富公司与港区财政局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也约定有：“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港区财政局）即成为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根据以上华易腾公司与裕富公司、裕富公司与港区财政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以及豫产交鉴【2012】123号、豫产交鉴【2013】103号产权交易档案中的《承诺书》载明的内容，裕富公司以及港区财政局均认为受让案涉股权后应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据此，该院认为，港区财政局主张其受让该股份为善意、受让股权已为其实际取得，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该院对案涉股权作出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省工商局接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港区财政局主张案涉股权查封没有进行公示，与事实不符。港区财政局系在案涉股权依法被查封期间受让股权，其在受让案涉股权时应明知需对受让的股权是否存在权利负担尽审慎注意义务，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受让股权时曾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了解案涉股权情况，故港区财政局在案涉股权交易中并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华易腾公司转让的是已经人民法院依法查封、冻结的财产，且港区财政局并非善意第三人。因此，港区财政局主张其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已经取得案涉股权，能够阻却人民法院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港区财政局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对案涉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港区财政局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港区财政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港区财政局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1、郑州中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2年9月28日向省工商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省工商局于当日接收协助执行通知书。2、2013年1月31日，郑州中院向省担保公司邮寄送达协助执行通知。2013年9月11日，该院再次向省担保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2013年9月12日，省担保公司回函该院。3、裕富公司受让华易腾公司的2000万股份以及港区财政局受让裕富公司转让2000万股份后，均分别记入省担保公司股东名册。4、2012年4月6日，华易腾公司与河南省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出质人华易腾公司将其持有的案涉股权质押给河南省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截止目前未解押。5、港区财政局就其与裕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已向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受理。并冻结裕富公司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13%股权。本院认为，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郑州中院裁定查封（冻结）涉案股份，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是否产生冻结的公示效力；港区财政局对涉案股份是否善意取得，其对涉案股份所享有的权益是否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综合本案事实，本院评析如下：关于执行法院对涉案股权的冻结是否产生公示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裁定并向当事人送达即产生法律效力，向协助义务机关送达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协助义务机关产生协助执行义务，其必须协助，予以办理。如其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要承担不履行的法律责任。但是未向有关协助义务机关送达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不会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裁定的效力产生影响。《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公示。根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类型的不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相应的公示机关。人民法院要根据不同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类型，向有权的公示机关送达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公示机关协助办理相应的公示、登记手续。本案中，执行法院查封冻结的是被执行人华易腾公司持有的省担保公司2000万元的股权，涉案股权的股东、份额等相关情况属于公司登记的相关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二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的规定，可以认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股权的协助义务机关和公示机关是公司的登记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且《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号）第7条、第11条等相关法条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义务人、公示机关的职能进行了明确，并规定了具体的协助义务的办理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规范我国境内公司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我国境内的所有公司类型均在该行政法规的调整范围之内，本案中的目标公司省担保公司系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亦在该条例调整范围之内。故上诉人港区财政局关于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是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的登记机关，不是人民法院冻结股权的协助执行义务机关和公示机关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郑州中院于2012年9月28日向省工商局送达了（2012）郑民四初字第313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郑州中院在向省工商局送达了上述法律文件后，对涉案股权的冻结的公示就已经完成，产生了冻结的公示效力。在201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号）生效前，并未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目标公司是人民法院对股权查封、冻结的协助义务机关，且如前所述，向协助义务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只是课其以协助执行的义务，如其违反，要承担违反协助执行义务的责任。在人民法院已经将生效的执行裁定送达股权登记（变更登记）的公示机关，也即协助义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对股权查封、冻结已经产生公示效力的情况下，即使未向目标公司送达，也不会对人民法院冻结股权的公示的效力产生影响。且2013年1月31日，执行法院向省担保公司邮寄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诉人港区财政局所称执行法院没有向目标公司省担保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于事实不符，其认为未向其他的协助义务机关非公示机关送达执行通知书不产生公示效力，亦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港区财政局认为自己系善意取得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华易腾公司与裕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亦明确约定：“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裕富公司）即成为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裕富公司与港区财政局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也约定有：“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港区财政局）即成为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认定港区财政局是认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其才可以成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并无不当。且之后，港区财政局又向产权交易中心出具《承诺书》，承诺自己作为受让方“自愿受让该股份，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对该股份的权属已充分了解……”，在此情况下，对于所受让股份的权利瑕疵，原审法院认为，港区财政局在涉案股权的交易中，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无不当。第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根据以上司法解释，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转让的是被人民法院查封、冻结的股权，且港区财政局并非善意第三人，其排除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港区财政局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财政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静审判员 牛建华审判员 王朝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