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4民初3888号原告:付光竹,男,汉族,1963年7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原告:廖良栋,男,汉族,1949年2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原告:孙志勇,男,汉族,1967年10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原告:陈光元,男,汉族,1962年7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郭钧，重庆帅风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道平，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7474870130。法定代表人：陈登科。第三人:陈登科,男,汉族,1950年8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第三人：徐传亮，男，汉族，1964年9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原告付光竹、孙志勇、廖良栋、陈光元与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安稳公司），第三人陈登科、徐传亮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光竹、廖良栋、陈光元以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诉讼理人郭钧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登科，第三人陈登科、徐传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光竹、孙志勇、廖良栋、陈光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安稳公司（原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依法确认被告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3、依法判令被告安稳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于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安稳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安稳公司原名称为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为汇星公司）。汇星公司于2002年8月30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服装、针织品、五金、家电销售。股东有廖良栋、陈登科、孙志勇、徐传亮、陈兴桂、付光竹、陈光元七名，法定代表人为付光竹，登记的住所地为开县新城永兴街与帅乡路交汇处。汇星公司会计谭祖中于2019年2月18日上午在吕氏春秋四楼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友培处将汇星公司的公章拿走，到开州区泰业银行进行对账，然后将公章交给了第三人陈登科。2019年3月12日，第三人陈登科伪造四原告以及徐传亮、陈兴桂的签名，操纵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形成了《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和股东决议。同日，陈登科持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和骗取的公章向重庆市开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汇星公司的名称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登科，地址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综上，被告安稳公司在第三人陈登科的操纵下，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形成了《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并据此进行了公司变更登记，严重侵犯了四原告的股东权益。为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被告安稳公司答辩称，内容决定形式，本案“决议纠纷”的实质内容是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如果不存在变更登记，也就不存在决议纠纷。付光竹和廖良栋的辞职信是本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直接起因，股东们的选举选票是本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重要依据，这些书证和公章都不是伪造的，代签是辞职信和选票两者的共同体现，代签不等于伪造。付光竹辞职意思真实，《公司法》37条规定“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也源于内容决定形式这一辩证真理。本公司自2002年8月28日成立时的注册登记，陈登科任职法定代表人，2008年5月22日由法定代表人陈登科变更登记为付光竹，2019年3月12日再由法定代表人付光竹变更登记为陈登科，共计三次变更登记都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议，并且都是被告陈登科被公司指派，指定亲自办理。陈登科并未骗取公司的公章，若为骗取，在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长达22天的时间里，陈友培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却没有报警或挂失是反常的。真实情况是，公司派谭祖中按照《辞职信》中的安排去接替工作，陈友培也是按照《辞职信》中的安排让谭祖中拿走了代表公司重要信物的公章，完成、落实了接替事宜。另外谭祖中与付光竹的微信交流也证明了付光竹同意、知道法定代表人变更到陈登科头上的。陈登科、付光竹、廖良栋原本关系很好，后来付光竹的诸多行为让全体股东利益流失，被陈登科发现后，陈登科开始了漫长的反映、控告、短信斥责等，后来对于仗义执言的陈登科，就可以随时不通知参加股东会。本公司实际有注册股东（发起人），集资股东、购房股东三种情形，陈登科对公司的奉献比付光竹、廖良栋大。何况付光竹、廖良栋还有辞职信，即使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也是三年选举一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登科的答辩意见同被告安稳公司。第三人徐传亮答辩，当时我在决议会当着所有股东同意陈登科负责。付光竹和廖良栋当时自己表示不愿意负责了。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安稳公司（原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30日，注册资本50万元，该公司股东为廖良栋、陈登科、孙志勇、徐传亮、陈兴桂、付光竹、陈光元。其中廖良栋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徐传亮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诶10%，陈兴桂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光元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登科出资额为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付光竹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孙志勇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2019年3月12日，该公司登记信息发生变更，具体是：1、地址变更，由重庆市开县新城永兴街与帅乡路交汇处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2、负责人变更，由付光竹变更为陈登科；3、名称变更，由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2日，《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载明：“会议时间：2019年3月12日，主持人：陈登科，参加人员：付光竹、徐传亮、陈登科、陈兴桂、陈光元、廖良栋、孙志勇，决议内容：在本次公司股东会上，经讨论，形成以下决议：1、审议通过并承诺修改公司章程；2、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3、同意公司住所变更为：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112号（因行政区划调整与原地址相同），4、同意免去公司原主要人员职务；5、同意选举陈登科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6、同意选举徐传亮为公司监事；7、聘任陈登科为公司经理；8、公司其登记事宜不变；9、指定陈登科同志负责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全体股东签名（盖章）：廖良栋、付光竹、孙志勇、徐传亮、陈光元、陈兴桂、陈登科2019年3月12日（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2019年3月17日，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市开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报案说明，其主要内容：“我公司会计谭祖中于2019年2月18日上午在吕氏春秋四楼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友培处将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拿走，到开州区泰业银行进行对账，然后将公章交给了公司股东陈登科，直到现在都没有将公章交回。2019年3月15日，我司工作人员进行营业执照网上年报时，发现我公司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都变更了。为此，我司向开州区行政服务大厅咨询，据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说：我司营业执照事宜都是由陈登科变更的，陈登科提供了营业执照丢失证明、股东同意变更营业执照的会议决议、委托书等相关材料。实际我司的营业执照并没有丢失，也没有召开同意变更营业执照的股东会议，更没有委托我司工作人员陈登科前往行政服务大厅办理变更营业执照相关事宜。综上所述，我司特向贵单位报案，请求调查非我司工作人员陈登科、提供虚假资料，非法更改我司营业执照事宜。”另查明，2019年2月18日，案外人谭祖中出条一份，上载明：“本人谭祖中于2019年2月18日上午在吕氏春秋四楼办公室陈友培处，拿走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到开州区泰业银行进行对账用。签字：谭祖中2019年2月18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之规定，结合本案，四原告系被告安稳公司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原告主张依法确认被告安稳公司（原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首先，被告安稳公司登记股东共计7位，在庭审中第三人陈登科认可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开县汇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各位股东的名字系由其代签，并非除陈登科之外的其余各股东本人所签，被告安稳公司以及第三人陈登科、徐传亮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二人曾于2019年3月12日之前通知过四原告等各股东参加股东会，亦未举证证明四原告实际参加了2019年3月12日的股东会，2019年3月12日，被告安稳公司并未实际召开股东会，被告以及第三人应承担不利后果；其次，虽然付光竹、廖良栋向被告公司提出辞职，并作出书面《辞职信》，但对于该二人提出的辞职申请，被告安稳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时，公司内部事宜应由各股东之间协商处置，付光竹、廖良栋二人虽提出辞职，但仍为被告安稳公司股东，享有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权利。该二人的《辞职信》并非授权陈登科或者是被告公司其他股东代替付光竹、廖良栋二人参加股东会或者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付光竹、廖良栋提出《辞职信》的行为也并非《公司法》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形成股东会决议的情形，被告以及第三人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安稳公司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同意了2019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被告以及第三人应承担不利后果。另外，至于被告以及第三人辩称，付光竹曾有让他人代其在公司事务中签名的行为亦不能推及在本案中陈登科在无付光竹授权的情形下也能代替付光竹在2019年3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再者，对被告以及第三人辩称的，陈登科系经由全体股东（包括田世蓉、陈中海等人）选举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被告安稳公司的股东仅有7位，分别是廖良栋、陈登科、孙志勇、徐传亮、陈兴桂、付光竹、陈光元，不包括田世蓉、陈中海等人，田世蓉、陈中海等人并非被告安稳公司股东，无权决定安稳公司内部事务，对被告以及第三人的抗辩，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2019年3月12日，被告安稳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之规定，被告安稳公司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原告主张依法确认被告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发起人或者公司全体股共同制定的公司基本文件，主要体现股东意志，但是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规定，《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等人员的权利义务，因此，对各股东具有约束力，有权利即有救济，现被告安稳公司在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形下，修改公司章程，侵犯了股东合法权益，四原告作为安稳公司股东，有权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对于四原告主张依法确认被告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判令被告安稳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于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公司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安稳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安稳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相应的变更登记。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确认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2日形成的《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成立；三、判令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2019年3月12日办理的变更登记事项。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安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曼捷人民陪审员  李远光人民陪审员  张宏德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谭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