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91民初1338号原告：刘建国，男，197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济南中飞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户籍地山东省陵县，现住济南高新区。原告：刘国霞，女，197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陵县，现住济南高新区。上列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吟侠，山东金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梅，山东金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巩玉刚，男，198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山东泽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户籍地泰安新泰市，现住济南市历下区。被告：游秀芬，女，198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山东泽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户籍地济南市历城区，现住济南市历下区。上列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山子，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宪峰，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建国、刘国霞与被告巩玉刚、游秀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国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吟侠、许梅，被告巩玉刚、游秀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山子、姜宪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国、刘国霞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协助两原告办理济南中飞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刘建国、刘国霞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游秀芬名下的济南中飞科技有限公司40%的股权中的75%转给刘建国，25%转给刘国霞。事实与理由：刘建国系济南中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飞公司）股东、执行董事，2012年巩玉刚以游秀芬名义与刘建国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中飞公司40%的股权。巩玉刚是隐名股东，游秀芬是显名股东。2014年2月，巩玉刚以游秀芬名义提出撤出股份，双方于2014年2月26日签订《股份撤出协议书》，将其在中飞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两原告。之后，双方清理了中飞公司的资产，约定了退出以后双方的关系，但是两被告迟迟不予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巩玉刚辩称，刘建国、刘国霞所诉不实。巩玉刚并非中飞公司的股东，也从未在2012年与刘建国达成过股权转让协议。游秀芬即为中飞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人。2014年2月26日，巩玉刚曾以游秀芬的名字署名与刘建国签订《股份撤出协议书》，巩玉刚并没有游秀芬的授权，游秀芬也不知情。巩玉刚系在游秀芬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作为游秀芬的丈夫与刘建国商量退出股权事宜过程中草签的协议。但该协议不是游秀芬所签，既非股东会决议，也非股权转让协议，不产生约束游秀芬的效力，因此，刘建国、刘国霞在协议签订已五年的时间里从未要求游秀芬协助办理过公司股权登记变更。巩玉刚也从未与刘建国对中飞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公司的资产除了固定资产中的办公用品，还要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生物资产和其他资产等，需要查账才可以清理。综上，巩玉刚并非中飞公司股东，对中飞公司变更登记也无法进行协助。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刘建国、刘国霞的诉讼请求。游秀芬辩称，一、刘国霞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刘建国、刘国霞主张受让游秀芬持有的中飞公司的股权，但既未与游秀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刘国霞至今未对中飞公司直接出资也没有通过受让继受中飞公司股权，刘国霞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游秀芬仍系中飞公司股东，公司股东并没有实际变更，刘建国、刘国霞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游秀芬系中飞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实际出资的股东义务。游秀芬在2012年8月23日入股中飞公司时，从原股东郭琳琳处受让25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49%；之后中飞公司新增注册资本56万元，其中游秀芬对中飞公司增资178100元，增资后，游秀芬总计出资42.8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游秀芬增资的178100元系2012年8月23日游秀芬使用自己齐鲁银行账户提取现金，并存入中飞公司齐鲁银行账户。原告所述的游秀芬系显名股东、巩玉刚系隐名股东没有事实依据。2014年2月26日，巩玉刚以游秀芬名义与刘建国签订的《股份撤出协议书》，游秀芬并没有授权巩玉刚，也不知情，也不认可，也未实际履行。该协议对游秀芬不成立也不产生效力。三、刘建国、刘国霞要求变更公司股东登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股东登记事项的变更仍然需要“转让股权后”，而本案游秀芬持有的中飞公司的股权并没有转让，刘建国、刘国霞要求协助变更登记违背法律规定。四、中飞公司股东不能变更登记责任在刘建国、刘国霞自己。游秀芬想转让中飞公司的股权，但与刘建国没有对转让股权的价款达成一致。也正基于此，游秀芬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中飞公司相关资料特别是财务资料，以确定股权转让金的价格，但刘建国、刘国霞予以拒绝，导致股东无法变更，更不能变更登记，责任在刘建国、刘国霞自己，游秀芬对此已经另案起诉。综上，无论系根据公司内部意思自治原则，还是公司外部商法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游秀芬都是中飞公司的合法股东的情况下，刘建国、刘国霞要求变更公司股东登记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刘建国、刘国霞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0月，中飞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1万元，公司股东为刘建国、郭琳琳。2012年8月23日，中飞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原股东郭琳琳将其持有的25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49%）转让给新股东游秀芬，相应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原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股权转让后，公司注册资本由51万元（实收资本51万元）增加至107万元（实收资本107万元），原股东刘建国以货币增加出资38.19万元，新股东游秀芬以货币增加出资17.81万元。同日，郭琳琳（甲方、出让方）与游秀芬（乙方、受让方）签订《中飞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经全体股东同意，甲方将其在中飞公司25万元股权（占49%），依法转让给乙方；经商定股权转让的价款为25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将转让价款25万元存入甲方银行账户。2012年8月23日，游秀芬通过其齐鲁银行账户提取17.81万元存入中飞公司齐鲁银行账户，对中飞公司增资17.81万元，游秀芬总计出资42.81万元，占中飞公司注册资本的40%。2012年8月24日，刘建国通过其北京银行账户向中飞公司齐鲁银行账户汇入38.19万元，对中飞公司增资38.19万元，刘建国实际出资64.19万元，占中飞公司注册资本的60%。庭审中，游秀芬认可，巩玉刚在其入股中飞公司时代理其在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协议、公司章程中签字。后中飞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变更股东为刘建国、游秀芬。2014年2月20日，巩玉刚代游秀芬出具《关于撤出中飞公司股份的申请》一份，主要载明：由于本人（游秀芬）发展的需要，希撤出本人在中飞公司出资所占的股份，望全体股东同意。2014年2月26日，巩玉刚代游秀芬与刘建国签订《股份撤出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游秀芬的股份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撤出，其股权转让给股东刘建国和自然人刘国霞，其股份的75%转让给刘建国，25%转让给刘国霞，并且从2014年3月1日起，中飞公司由股东刘建国和刘国霞全权运营，游秀芬无权参与公司的运营和管理工作，同时游秀芬也不再承担公司运营的一切费用，并且游秀芬自此以后所做的业务与公司无关，公司不参与游秀芬所做业务的利润分红，自此后公司运营的业务也与游秀芬无关，游秀芬不再参与与公司所做业务的利润分红。同时游秀芬有义务及时提供相应的身份信息和签字，以此协助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拖。股权转让的价格，双方再商定。2014年2月28日，巩玉刚代游秀芬与刘建国对公司部分资产、现有项目、市场划分进行了协议处理。另，2012年9月14日，中飞公司通过齐鲁银行网上银行向巩玉刚转账85000元，2012年9月17日，中飞公司通过齐鲁银行网上银行向巩玉刚转账86100元，上述共计17.11万元，刘建国、刘国霞主张该款项是退回巩玉刚增资部分的资金。巩玉刚辩称，其当时任中飞公司业务经理，该款项系中飞公司向其支付的劳务费。另查明，巩玉刚与游秀芬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游秀芬与巩玉刚系夫妻关系，且自游秀芬受让股权至其作出欲退出公司的意思表示，期间所有的文件、协议均系巩玉刚代为签字办理。即便巩玉刚未向刘建国出示过相应授权，刘建国亦足以有理由相信巩玉刚具有游秀芬的相应授权，故本院认定游秀芬与刘建国之间达成了以股权转让形式退出公司股份的合意。但该协议中明确约定“股份以股权转让形式撤出”，“股权转让给刘建国及刘国霞”，“股权转让价格，双方再商定”，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股份撤出协议书仅是双方就股权转让的初步磋商，双方对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尚未进行协商并协商一致。双方就公司部分资产、现有项目、市场划分所做的处理无法认定为双方就股权转让具体事宜已处理完毕。中飞公司于2012年9月14日、17日向巩玉刚所转款项17.11万元载明为劳务费，无法认定为退回的出资款，故本院对刘建国、刘国霞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刘建国、游秀芬在股份撤出协议中虽约定。“游秀芬有义务及时提供相应的身份信息与签字，以协助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游秀芬在双方尚未就股权转让相应事宜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刘建国、刘国霞即要求将其享有的股权变更至两人名下，既无合同明确约定，亦有违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建国、刘国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刘建国、刘国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崔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