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52行终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揭阳市揭东区。法定代表人：蔡广辉，局长。委托代理人：郭浩楠，该局职员。委托代理人：江思帆，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揭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法定代表人：叶牛平，市长。委托代理人：邵梦玥，揭阳市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郑旭，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凯虹，女，汉族，1970年11月5日出生，住揭阳市揭东区。委托代理人：张闻，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揭阳市宝太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揭阳市揭东区。法定代表人：吴剑群，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宇光，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丹丹，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揭阳市揭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因与被上诉人揭阳市宝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太公司）工伤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52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6日，吴凯虹向揭东人社局申请其丈夫吴某新工伤认定，并提供工伤认定申请表、吴凯虹及其丈夫吴某新身份证、结婚证书、户口簿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工作证考勤表、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汕头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工资银行流水清单等申请材料。揭东人社局于2018年4月8日对申请予以受理，并于4月9日向吴凯虹发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2018年4月19日，揭东人社局向宝太公司发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宝太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关于吴某新申请工伤认定的意见》，其认为吴某新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而是揭阳市揭东区宝丰带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公司）的员工，吴某新因交通事故死亡并不属于工伤，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并提供如下证据：1.宝丰公司、宝太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2.揭东劳人仲案字[2017]19号《仲裁调解书》、宝丰公司业务工作表、吴某新、方某平、胡某鹏、魏某与宝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其身份证、考勤制度表；3.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8年6月4日，揭东人社局向徐某伟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2018年6月5日，揭东人社局作出揭东人社工字[2018]01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17年11月27日12时40分，吴某新在宝太公司车间操作天车工作时，被徐某伟倒车撞伤，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揭东人社局于2018年6月13日、6月15日分别向吴凯虹、宝太公司送达决定书。2018年8月2日，宝太公司不服揭东人社局作出揭东人社工字[2018]013号认定工伤决定，向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认为其符合行政复议受案条件，于2018年8月3日向宝太公司发出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于8月4日向吴凯虹发出《吴凯虹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于8月5日向揭东人社局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8年8月14日，揭东人社局向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材料。2018年8月31日，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宝太公司、揭东人社局、吴凯虹进行调查。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经审查认为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于2018年9月27日向宝太公司、揭东人社局及吴凯虹发出《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揭阳市人民政府认为：1.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宝太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带钢生产，而事故时死者吴某新在宝太公司的经营场所内操作天车，且吴凯虹提供的死者工作证、工作服都印有宝太公司的字样，足以证明吴某新为宝太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并接受其管理的事实，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吴某新在宝太公司的车间内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3.揭东人社局根据吴凯虹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立案受理、调查取证、作出工伤认定并送达，其程序符合《工伤认定办法》《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程序合法。2018年10月26日，揭阳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揭东人社工字[2018]第01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并于2018年10月30日、11月7日通过邮寄方式分别向吴凯虹、揭东人社局、宝太公司送达决定书。2018年11月9日，宝太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揭东人社工字[2018]第01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宝太公司与吴某新存在劳动关系且不予认定吴某新所受伤害为工伤的决定；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揭东人社局和揭阳市人民政府承担。另查明，1993年9月18日，吴凯虹与吴某新登记结婚。2009年3月12日，吴剑群、吴某生经工商行政部门许可成立宝太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剑群，经营范围为国内贸易、加工钢带、日用塑料制品，住所地为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七喜路。2010年6月3日，吴剑群、吴某珍经工商行政部门许可成立宝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剑群，经营范围为加工钢带、五金、塑料制品，住所地为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七喜路与金龙路交界处。2017年2月23日，宝丰公司与吴某新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抬头甲方（聘用方）打印字样“揭阳市宝太实业有限公司”，乙方（应聘方）吴某新签名，合同约定：甲方同意聘用乙方为业务组人员，乙方愿意服从甲方工作安排，遵守甲方职工守则和劳动纪律等规章制度；期限为1年，即自2017年2月23日至2018年2月23日止；合同期间劳动报酬采用计日工资制，工资包括夜班补贴、节假日加班补贴、医药补贴等福利待遇在内，没有上班乙方不计工资包括工伤期间，每月25日发放上月份工资结算期的工资；本合同书一式壹份等，合同书下方甲方代表加盖宝丰公司印章，乙方代表吴某新签名。劳动合同签订后，吴某新佩戴宝太公司工作证，穿着宝太公司工作服在工作场所上班。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11月25日期间，宝丰公司发放给吴某新各月份工资。2017年11月27日12时40分，徐某伟驾驶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宝太公司营业所内倒车时，撞到正在操作天车的吴某新及不锈钢制品，致吴某新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11月30日，宝丰公司付给吴某新的亲属吴某生人民币（下同）5万元作为经费和慰问金。2018年2月22日，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揭东公交认字[2017]第F110185号《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某伟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吴某新无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的规定，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劳动法律关系以书面劳动合同确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确认劳动关系。本案中宝太、宝丰公司场所同处，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吴某新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抬头甲方（聘用方）打印字样宝太公司，但合同书下方甲方代表却加盖宝丰公司印章。劳动合同签订后，吴某新佩戴宝太公司工作证，穿着宝太公司工作服在工作场所上班。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11月25日期间，吴某新各月份工资由宝丰公司员工柳某瑜、江某强代为发放，宝太、宝丰公司存在用工主体混同的可能，宝丰公司与涉案工伤认定存在法律利害关系，其与吴某新订有劳动合同，宝丰公司也承认吴某新系其员工，揭东人社局未向宝丰公司进行调查核实，而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其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二、吴某新在工作场所内操作天车，遭受徐某伟驾驶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撞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无责任。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吴某新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范围，应当予以认定为工伤。三、揭东人社局认定宝太公司与吴某新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吴某新的用人单位为宝太公司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而揭阳市人民政府没有指出揭东人社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认定吴某新的用人单位为宝太公司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原行政行为。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撤销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而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综上所述，揭东人社局对宝太公司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主体适格且具备法定职责、程序合法，但其认定吴某新的用人单位宝太公司的事实不清楚、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揭阳市人民政府受理并审理宝太公司不服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是其职责，揭东人社局对宝太公司作出涉案行政违法应予撤销，揭阳市人民政府却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撤销。宝太公司请求撤销揭东人社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及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涉案复议决定的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宝太公司请求责令揭东人社局和揭阳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其与吴某新存在劳动关系且不予认定其工伤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揭东人社局于2018年6月5日作出的揭东人社工字[2018]01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撤销揭阳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的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驳回宝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上诉人揭东人社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存在用工主体混同的事实清楚，原审判决认定“宝太、宝丰公司存在用工主体混同的可能，揭东人社局未向宝丰公司调查核实”不符合客观事实，理由如下：首先，什么是用工主体混同，用工主体混同是指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或者具有亲属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经济组织，业务内容相同或存在交叉，经营场所无法区分，人员、财务等高度混同，且往往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劳动者不持有劳动合同，故意混淆用工，使劳动者无法确定其用人单位。主体混同单位通过“混同用工”来模糊承担劳动法律义务主体，在发生劳动争议时，相互推诿法律责任或者直接将法律责任推卸到没有实际偿付能力的主体上，以达到规避劳动法律义务的目的。主体混同单位实质上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当对劳动者混同用工时，从提供劳动的时间和空间上均难以区分用工主体，但劳动者与各单位之间客观上均符合构成劳动关系的要件，即形成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其次，从本案宝太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在工伤认定程序、行政复议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的陈述，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经营范围均包含加工带钢，经营场所在同一地点，经营场所置有“宝太公司”的石牌，两家公司的人事、行政在一起办公，内部管理高度混同，工作证、劳动合同存在混用的情况，无法区分，具有上述混同用工的特征。再者，宝太公司提交的大部分证据来源于宝丰公司，宝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宝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经营地点相同，揭东人社局对宝太公司的调查，也可以视为是对宝丰公司的调查，原审判决认定揭东人社局未向宝丰公司进行调查核实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宝太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吴某新与宝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一，吴凯虹提交用于证明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包括印有宝太公司字样的工作证、工作服，宝太公司对此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如若宝丰公司有独立的人格，吴某新为宝丰公司的员工，吴某新自2016年入职至本事故发生，均佩带宝太公司的工作证、身穿宝太公司工作服进行工作，宝丰公司均没有异议也没有制止，明显违背常理。揭东人社局认为只有在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高度混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吴某新完全有理由认为其是宝太公司的员工，吴凯虹主张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充分。第二，宝太公司提交的宝丰公司的劳动合同，合同抬头甲方（聘用方）打印字样“揭阳市宝太实业有限公司”，乙方（应聘方）吴某新签名，合同载明本合同书一式壹份，交由甲方统一管理，合同下方乙方代表吴某新签名及日期，甲方代表加盖宝丰公司的印章，该合同存在用工主体前后矛盾，且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的规定。揭东人社局认为在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系隶属关系，具有不平等性，宝太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仅有一份原件存档于用人单位，加盖印章的日期也无法确认，在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用工主体混同、劳动合同前后矛盾且仅有一份的情况，不能以劳动合同加盖的印章来确认劳动关系。第三，宝太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两家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地址相同、法定代表人相同，经营范围均包括带钢加工；宝丰公司其他员工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工作证、仲裁裁定书，均与本案无关，且与吴某新的劳动合同、工作证均不相同，无法证明吴某新系宝丰公司的员工。第四，吴凯虹提交吴某新的银行流水，宝太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柳某瑜、江某强的身份，揭东人社局曾到宝太公司的经营地址进行实地调查，但宝太公司拒不配合，而在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均主张柳某瑜、江某强系宝丰公司的员工，并提交为柳某瑜、江某强购买社保的证明，属于后补证据，不能证明揭东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有误。揭东人社局作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结合吴凯虹、宝太公司提交的证据和揭东人社局的调查可认定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经营场所无法区分，人员等高度混同，经营内容均包括加工带钢，具有混同用工特征的事实。宝太公司提供宝丰公司的劳动合同无法确认真实性，不足以证明吴某新与宝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吴凯虹在工伤认定程序只能提供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在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用工单位混同的情况下，吴凯虹选择宝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故揭东人社局基于吴凯虹的主张及举证，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认定宝太公司系吴某新用工单位并无不当。三、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对该事实也予以确认。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查明，吴某新受到伤害时正在宝太公司的车间操作天车，揭东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也向徐某伟进行调查，吴某新是在从事工作过程中受伤，揭东人社局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吴某新所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综上，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揭东人社工字[2018]第013号《认定工伤认定书》，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1.撤销原审行政判决，依法驳回宝太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宝太公司承担。上诉人揭阳市人民政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撤销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本案，宝太公司是经依法注册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其经营范围包括有带钢生产，吴某新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条件。虽然吴某新没有与宝太公司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但吴某新拿到的工作证、工作服均系宝太公司的工作证、工作服，证人徐某伟的证言以及交警部门依法作出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证明了本案事故发生时，吴某新正在宝太公司的工作场所内从事本职工作即操作天车。揭东人社局在工伤认定期间，根据吴凯虹提交的吴某新所有的宝太公司的工作证、工作服，交警部门作出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肇事司机徐某伟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吴某新是宝太公司的员工，其受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二）宝太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吴某新与宝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是从宝太公司提供的吴某新的劳动合同书来看，该劳动合同开宗明义，甲方（聘用方）就是宝太公司，而乙方（应聘方）就是吴某新。可见，在签订该劳动合同书时，吴某新只能知道甲方（聘用方）就是宝太公司，吴某新主观上认为其是与宝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另外，该合同书系甲方用人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为一式壹份，由乙方先签名后，交由甲方统一管理，吴某新对后来如何加盖公司印章的事情无从知晓和掌控。上述事实宝太公司也已在复议调查期间予以承认。该劳动合同不能证明吴某新与宝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反而能证明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宝太公司在原审时提供的宝丰公司社保申报个人明细表，证实了宝丰公司并没有为吴某新缴纳社保，也印证了吴某新并非宝丰公司的员工，双方不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合同关系。三是柳某瑜和江某强同时受宝太公司和宝丰公司的管理和支配，因此宝太公司提交的柳某瑜和江某强向吴某新银行账号转账流水记录，并不能证明柳某瑜和江某强是替宝丰公司向吴某新支付工资。该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吴某新系宝丰公司的员工，而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原审判决仅根据劳动合同的盖章及宝太公司的陈述性证据和宝丰公司的说明材料，认定吴某新系与宝丰公司签订了该劳动合同书，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认为宝太、宝丰公司存在用工主体混同的可能，揭东人社局未向宝丰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就认定吴某新的用人单位为宝太公司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宝太、宝丰公司的经营内容基本相同，都有“加工钢带”业务，都在同一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共用一套行政管理人员，且宝丰公司对外未挂牌经营，外人根本无法分清二者的财产界限和工作场所界限。即便宝太、宝丰公司存在用工主体混同，以及揭东人社局未向利害关系人宝丰公司调查核实，均不影响宝太公司与吴某新劳动关系的认定。并且即使在用工主体混同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选择其中一家用工主体主张权利，工伤认定职能部门有权也有职责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证据，作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死者吴某新的妻子选择向宝太公司主张其权利，揭东人社局根据其申请及证据，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也是法律允许的。原审判决以宝太、宝丰公司存在用工主体混同的可能，揭东人社局未向存在法律利害关系的宝丰公司进行调查核实为由，认定揭东人社局对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的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所确定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其判决是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三、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是错误的。结合本案的事实，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且吴某新在工作场所内操作天车，遭受徐某伟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撞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无责任。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吴某新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范围，应当予以认定工伤。因此，揭东人社局作出揭东人社工字[2018]013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揭阳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揭东人社局作出的上述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宝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宝太公司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人吴凯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吴某新是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与宝丰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关系。首先，《劳动合同书》抬头甲方（聘用方）打印字样为“揭阳市宝太实业有限公司”，乙方（应聘方）为吴某新，吴某新在乙方代表签名时，合同甲方代表处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公司在上面盖章。后宝太公司对吴某新发放宝太公司的工作证、工作服等，吴某新也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到宝太公司的车间业务组工作，负责天车操作，吴某新完全不知道宝丰公司的存在。其次，宝太公司和宝丰公司的公司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混同，《劳动合同书》是一式一份，由甲方持有，事后甲方公司要加盖谁的印章，吴某新是无法得知的，宝太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劳动合同书》甲方和甲方代表处存在不同主体的解释是因宝太公司劳动合同书太多，而借给宝丰公司使用的理由过于牵强也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对于吴某新持有宝太公司工作证的事实，宝太公司在行政复议时的回应是工作证出自宝太公司，因宝太公司工作证制作过多，借给宝丰公司使用，而宝太公司在一审庭审时确回应其没有发放给吴某新工作证，工作证是吴某新私自制作的。在劳动合同的聘用主体可随意变更，且没有合理的解释，又前后矛盾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宝丰公司与吴某新存在劳动关系是毫无根据的。再次，宝太公司在本案工伤认定程序和行政复议期间并没有提供柳某瑜和江某强的转账记录单，揭东人社局在受理本案工伤及揭阳市人民政府在受理本案行政复议后，均依法向宝太公司送达举证通知书，宝太公司逾期没有提交该证据，故这些资料依法系不能作为认定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涉案工伤认定以及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证据。同时根据宝丰公司的社保申报个人明细表，宝丰公司为柳某瑜和江某强购买社保而没有为吴某新购买社保，足以证明吴某新并非宝丰公司的员工。另外，由于宝丰公司与宝太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柳某瑜和江某强实际上也受宝太公司的管理和支配，通过柳某瑜和江某强向吴某新转账的行为，不能证明系宝丰公司向吴某新发放工资，也不能证明吴某新系宝丰公司的员工，而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吴某新与宝丰公司订有劳动合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吴某新与宝太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因其内容不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应当具备的条件，并非合法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且宝太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吴某新受宝丰公司管理，无法证明吴某新为宝丰公司的员工，故揭东人社局认定宝太公司提交的证明无法吴某新为宝丰公司的员工。其次，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依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确认劳动关系。依据宝太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带钢生产”，及吴凯虹提供的吴某新的工作证及工作服，再结合证人徐某伟的证言和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查明的宝太公司的员工吴某新是在宝太公司的经营场所内操作天车时被徐某伟倒车撞倒的事实，上述证据均能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最后，揭东人社局在认定宝太公司与吴某新存在劳动关系基础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吴某新在工作场所内进行工作时受到事故伤害，依法应认定为工伤。因此，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原审判决认定揭阳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撤销。揭东人社局认定宝太公司与吴某新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揭阳市人民政府在受理并审理该行政行为的复议案件时，对于揭东人社局正确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该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吴凯虹认为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为维护吴凯虹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行政判决中第一项和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宝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宝太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宝太公司对上诉人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撤销揭东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合理合法，应予以维持。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上诉请求及理由完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全部驳回。一、揭东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处理结果不合理不合法。原审判决认定“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是正确的，判决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理由如下：第一，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其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而是宝丰公司的员工，其为宝丰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并且接受宝丰公司的管理，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均为宝丰公司统一安排，每月工资也是由宝丰公司统一发放，上述事实有宝丰公司的证明、业务组工作时间表、考勤制度表、宝丰公司员工某铮、方某平、胡某鹏、吴某新与宝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宝丰公司厂长郭某彩和车间主任夏新满的证实书、宝丰公司发放给吴某新每月工资的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予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吴某新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而是宝丰公司员工，吴凯红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揭东人社局和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第二，本案存在吴某新真正用人单位宝丰公司及其他员工的证明材料，足以反驳吴凯红的主张，吴凯红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相互印证，更与宝太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予以采信，宝太公司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吴凯红的证据。特别强调的是，吴某新与宝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吴某新每月的工资均由宝丰公司一方统一发放，在吴某新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也即是在事故认定书作出前以及吴凯红申请工伤认定之前，宝丰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支付5万元慰问金给吴某新家属，如果吴某新不是宝丰公司的员工，那么宝丰公司怎么可能为吴某新支付工资和慰问金，因此，吴某新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而是宝丰公司员工这一客观事实清楚，理由和证据充足。揭东人社局仅仅依据吴凯红的单方陈述及提供的所谓工作证及工作服，而不顾吴某新的实际工作情况，不顾吴某新的真正用人单位及其同事的意见，在已存在诸多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对宝太公司的证据不予采信，不予分析，也不依法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调查核实，这明显存在实体及程序违法，导致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等规定，由于本案存在劳动合同书及工资支付凭证，宝丰公司具备用人主体资格，那么应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宝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三，揭东人社局作为工伤认定行政部门，应根据事实和依照法律行使职权，宝太公司和宝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为同一人，工商登记地址基本一致，但是两家公司是独立不同的民事主体及同工主体，而且宝太公司转型升级后现在没有从事生产业务，对于宝丰公司的员工（包括吴某新）而言，他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用人单位是宝丰公司，对他们而言，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不存在法律及事实上的主体混同情形。宝丰公司已确认吴某新是其员工，对吴某新而言，不存在用人单位混同且用人单位企图通过混同情形互相推诿责任，逃避承担劳动法律义务的情形。揭东人社局在作出决定书时，完全是违背法律规定而进行主观臆断，丝毫不顾宝太公司提供的诸多证据，也不对相关人员和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单纯仅依据吴凯红主张吴某新的用人单位是什么，就认定其用人单位是什么，明显偏袒吴凯红，对用工主体的认定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无法体现依法行政。纵使揭东人社局有向宝太公司进行调查，但根据法律的规定，揭东人社局向宝太公司进行调查并不能视同对宝丰公司的调查，其理由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以此作出的决定书显然有失公正，应予撤销。二、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也不合理不合法，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如前所述，吴某新与宝太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其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而是宝丰公司的员工，宝太公司也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揭阳市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在作出复议决定时也应依法行使职权，在本案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时，复议机关应对关键事实、证据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不应只片面听取吴凯红及揭东人社局的意见，况且吴凯红仅仅是吴某新的家属，并非劳动者本人，关于吴某新的真正用人单位及为何单位提供劳动服务等情况，吴凯红也只是猜测，无法确定真实性，揭东人社局主张因存在用工主体混同，可以依据吴凯虹的选择任意认定其中一家主体为用工单位没有任何依据，而吴某新的工资显示是宝丰公司通过其员工统一发放，吴某新及其同事均与宝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宝丰公司在吴某新发生事故后支付了慰问金和工资，宝丰公司及吴某新的同事均确认吴某新是宝丰公司的员工，上述事实和理由足以推翻揭东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书，但揭阳市人民政府却没有作出揭东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书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的行政行为，而是不顾客观事实，不予调查核实，违法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明显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审判决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合理合法。三、原审判决认定吴某新在宝太公司营业所内倒车，在工作场所内操作天车，吴某新所受伤害为工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吴某新并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操作天车，其所受伤害依法不属于工伤，揭东人社局和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应依法予以撤销。《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吴某新受到伤害时正在宝太公司的车间操作天车等内容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不能予以认定，该内容仅是交警部门根据徐某伟的单方陈述而认定，缺乏其他有效的证据相互印证，根本无法证明吴某新受到伤害时正在宝太公司的车间操作天车，更无法证明吴某新当时处于工作状态，交警部门据徐某伟的单方陈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工伤认定的有效证据使用。揭东人社局和揭阳市人民政府没有依法进行调查核实，仅仅依据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徐某伟的单方陈述，完全忽略了吴某新真正的用人单位及其同事的证词，且揭东人社局在对徐某伟进行调查时，调查笔录调查人只显示一人而不是两人，调查笔录内容也无法反映是徐某伟的真实表述，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调查程序是违法的。事故当事人徐某伟的陈述在本案起到关键性作用，而其陈述的内容仅是听说及推测，并不能直接确认真实性，不能予以采信，应根据本案的全部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案的事实。根据宝丰公司及其员工提供的工作时间表及考勤制度表等证据可知，吴某新受伤时业务组人员是处于下班休息状态，当时并不是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况且按照一般的生活常理，当时明显是人们的午休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根据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税收完税证明等证据可知，事故现场是宝丰公司的车间而不是宝太公司的车间，吴凯红、揭东人社局及揭阳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吴某新当时是处于工作时间内在宝太公司的车间操作天车，无法证明吴某新所受伤害是工伤，揭东人社局和揭阳市人民政府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书显然也是错误的。综上，吴某新不是宝太公司的员工，而是宝丰公司的员工，吴某新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本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证据不足，违背客观事实，原审判决予以撤销合理合法，应予以维持。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全部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是揭东人社局认定吴某新生前与宝太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各方的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本院对上述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一、涉案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9）行他字第12号《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请示的答复》规定：“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揭东人社局作为职工工伤认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依据上述规定，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首先，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人社部门才能依据上述规定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本案中，揭东人社局在宝太公司提交吴某新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书》的情况下，仅凭吴凯虹提交的吴某新所有的宝太公司的工作证、工作服直接认定宝太公司和吴某新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其次，吴凯虹申请工伤认定时所提供吴某新生前工资银行流水清单中的工资系由宝丰公司的员工柳某瑜、江某强代为发放；在宝太公司与宝丰公司的办公场所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宝太公司也提交吴某新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且宝丰公司也承认吴某新是其员工的情况下，揭东人社局对宝太公司、宝丰公司在用工主体是否混同的事实未予以查清，直接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因此，上诉人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的上诉主张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涉案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是否合法有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可见，职工认定为工伤基本应符合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三要素。本案证据事实表明，吴某新是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内操作天车，遭受徐某伟驾驶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撞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的伤害而受伤，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上述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予认定为工伤。但由于揭东人社局错误认定吴某新与宝太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行为维持了揭东人社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因此，一审判决据此撤销揭东人社局作出的揭东人社工字[2018]01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揭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揭府行复[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的上诉主张认定工伤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正确，请求予以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揭东人社局、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的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揭阳市人民政府、吴凯虹各自负担15元，由上诉人揭东人社局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永练审判员  陈 锋审判员  林国伟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洪舒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