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5128号 原告：刘春花，女，197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四川瑞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远，四川瑞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某，女，198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严某，男，197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春花与被告龚某、严某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川0106民初11832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刘春花的起诉。2019年3月2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1民终549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陈远，被告龚某、严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春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本金25万元；2、判令二被告按每月1.5%的标准，以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24日起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或利息，直至被告将本金全部返还给原告为止；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原告多次以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人民币56万元，利息按照每月1.5%计算。此后被告按照约定支付刘春花利息，并分别于2016年2月6日、2016年4月29日、2017年6月13日分三次共计支付26万元给原告。2017年6月底，原告要求退出，被告以投资以年为期限无法退出为由，承诺到期退还。之后，原告称资金有问题，无法继续支付原告本金和利息，双方为此产生争议。由于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双方之间为委托理财关系，法院以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据不充分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以被告认可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再次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为原告的本息收益损失承担法律责任。双方之间既为委托理财关系，则龚某作为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而在本案中龚某不仅从未询问原告的投资喜好，风险承受能力，也从未告知原告其拟投资的产品、投资期限、风控措施、止损线等关键信息、至今龚某也未向原告出示过被告与第三方签订的投资理财合同。龚某声称2017年6月24日之前几个月原告收到的利息均为龚某垫付，这说明被告利用原告的资金投资的项目早在2017年6月前几个月就已经出现严重兑付危机，而龚某作为受托人不仅未及时通知原告，采取补救措施，反而采用自垫利息的方式蒙蔽原告，使得原告错失最佳的退出时机。龚某在原告要求退出时，不仅没有按照原告的要求积极办理退出，而是继续遮掩事实，隐瞒兑付危机，并再三向原告保证只要认她本人则本金无问题，继续骗取原告的信任。龚某直至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偿还本息时，才在庭审中称将资金投向成都星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悦公司）及其股东明悦，但未出示与成都星悦科技有限公司或公司股东明悦之间签订的理财合同，仅凭具与明悦个人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不足以说明将原告资金投到了成都星悦科技有限公司。即使龚某所述事实为真，此时成都星悦科技有限公司早已停止实际经营，被告的隐瞒行为已导致原告失去了要求成都星悦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明悦承担责任的最佳时机。事后原告才得知、明悦系严某的同学，星悦公司就是明悦用于非法集资，名下没有任何真实项目。在原告以民间借贷起诉二被告期间，龚某声称也是受害者，且已经起诉明悦和星悦公司，但据原告了解，龚某末交纳诉讼费最后不了了之。原告甚至怀疑被告挪用了原告资金而未实际用于购买所谓理财产品。严某与龚某系夫妻关系，本案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被告严某应对此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能判如所请。 被告龚某、严某辩称，1、原被告之间并非民间委托 理财合同关系，属于委托借款关系；2、目前原告的损失无法确定；3、二被告当初接受原告的委托借款，系出于帮忙的心理，也未收取任何报酬。二被告也遭受了巨额损失约100万元左右。因此二被告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过错，二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对刘春花与龚某、严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8）川01民终536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以下事实：“刘春花与龚某系朋友关系，龚某与严某系夫妻关系。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刘春花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龚某转款。具体情况如下：2015年1月22日，刘春花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62×××89向龚某62×××19账户转款20万元。2015年3月28日，刘春花通过上述账户向龚某账户转款3万元。2015年4月23日，刘春花通过上述账户向龚某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7月6日，刘春花通过上述账户向龚某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3月27日，刘春花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62×××60向龚某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2万元。2014年11月7日，刘春花曾交付现金1万元给龚某。综上，2014年11月7日-2015年7月6日期间，刘春花共向龚某给付款项56万元，其中2015年1月22日转款的20万元中有5万元为夏红梅通过刘春花账户向龚某给付的款项。龚某的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10月11日至2017年6月13日期间，龚某与明悦款项来往频繁，龚某向明悦转款后，在较短时间内即向夏红梅、刘春花转账一定金额。2015年4月23日至2017年6月24日期间，龚某多次向刘春花转款，金额大小不等，多数为150元、1,650元、2,250元、3,000元、3,750元。2016年2月6日，龚某向刘春花转账10万元；2016年4月29日，龚某向刘春花转账15万元。2016年6月12日，龚某向刘春花转账1万元。龚某与刘春花的微信记录显示：龚某提及“…这个款是以我的形式投资的，以年为期，我的资金也在里面，你放心我，我尽量保证明年初早点退出来…但是如果你认我私人，那个利息我就承担不起，但是本金我可以跟你保证…”时，刘春花答复“当然很相信你，要不也不会投那么久的，我明白了跟我们中铁信托一样有一定期限，那到期我就退出来哈”。龚某提及“…通过詹丽华这个事情，我们也晓得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风险。就是认我私人呢，本金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利息我私人没法承担。认投资呢是有利可赚，但是风险存在…”时，刘春花答复“是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认投资就是到期本金和每月利息都还有？是这个意思吗？”对此，龚某答复“是这个意思…我的钱都在詹丽华和那个投资上面…认投资呢仍然风险和收益共存”。后刘春花告知“我想好了，你那和詹是两码事，如果我现在非要退其实是趁火打劫，是在为难你，我们都是受害者，我还是照旧吧，等你这期到了就退出来哈”。2017年6月24日,龚某向刘春花转账3,750元，后未再向刘春花支付任何款项。”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院认定刘春花已明知其转给龚某的款项系由龚某转至案外人，收益也是由龚某从案外人处收到后转付刘春花，而并非刘春花向龚某出借款项并由龚某本人支付利息。”故成都中院以刘春花与龚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驳回了刘春花要求龚某、严某返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龚某在收到刘春花的转款后，于2014年11月5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向明悦转账79,200元，于2014年11月6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转账52,800元，于2015年1月22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转账2.4万元和通过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9.2万元，于2015年3月29日通过成都银行账户转账9.1万元，于2015年4月24日通过农业银行转账8.2万元，于2015年7月6日转账9.1万元。 庭审中，原告刘春花提供了龚某的银行流水，证明刘春花将案涉款项转给龚某后，龚某存在私自挪用原告资金或未将原告资金转给星悦公司和明悦的可能，同时证明被告龚某和明悦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了解星悦公司和明悦的实际状况，对原告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而被告龚某、严某则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原告将款项转给被告的当日或次日，被告就将款项转给了明悦。因在转款之前，会扣去当月或次月的利息，故与实际转给明悦的金额没有差异。 再查明，明悦已经失联，星悦公司已经停止营业。 以上事实，有（2018）川01民终536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的银行流水、原告与被告龚某资金往来明细、被告龚某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2、该法律关系是否为无偿法律关系；3、二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的损失。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二被告，而被告认为本案应属于委托借款。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而双方形成的既定模式为：原告将本金转给被告龚某，龚某将该款项转账至第三人，并定期将第三人支付的利息转给原告。双方已对该种模式达成合意并在一定时期内按此种模式履行双方的行为，而且双方都认可属于委托关系，同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都认可了原告的行为属于投资且存在风险，故本院对此认定原告系委托被告理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和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系委托合同关系。 （二）双方的委托合同是否为无偿合同。在本院查明的事实中，原被告双方从未就被告龚某是否因此收取报酬一事进行协商，原告认为被告龚某存在截留、挪用款项的可能，故双方之间形成有偿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未向被告支付过委托事务的费用，原被告也未就被告是否应收取报酬进行交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原告向被告支付报酬，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属于无偿合同。 （三）二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的损失。本院认为，首先，委托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双方达成合意即可，由于双方未形成书面合同对有关委托事项进行约定，在原、被告的协商中，也未就投资的风险、盈亏问题详细约定。原告认为被告龚某未向原告表明投资的具体情况，但（2018）川01民终5360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已明知其转给龚某的款项系由龚某转至案外人，收益也是由龚某从案外人处收到后转付原告，而并非原告向龚某出借款项并由龚某本人支付利息。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出对上述投资对象、投资形式和投资收益等存有异议；其次，根据本院查明被告龚某向明悦的转款金额，不能证实原告所称的被告龚某存在截留或挪用原告资金的行为；第三、原告称被告龚某在明知明悦及其星悦公司存在偿还能力不足，向原告隐瞒了该信息，未及时将原告的资金退出，故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过错。但原告明知被告龚某作为非专业的理财从业者，不能苛求其准确判断商业投资的风险预判。同时，本院无法确认明悦及星悦公司无法支付投资本金、利息的具体时间，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要求被告龚某退出投资的时间就早于明悦及星悦公司出现经济偿还能力不足的事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春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54元，减半收取2,927元，由刘春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平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付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