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2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连财兴，男，196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重庆市璧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绍波，重庆中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盛昌，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重庆市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军，男，1979年10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福兴，贵州澜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玉成，男，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上诉人连财兴因与被上诉人汪盛昌、张小军、田玉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4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上诉人连财兴再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6民初3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再行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连财兴与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绍波，被上诉人汪盛昌、被上诉人张小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福兴，被上诉人田玉成参加二审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连财兴上诉请求：1.撤销2017年3月7日甲方为张小军、连财兴与乙方为汪盛昌、田玉成签署的协议及撤销2017年3月7日产生的连财兴与汪盛昌、田玉成签订的两份协议；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达到民事证据高度概括性的标准，上诉人所提交的公安机关的证明与人民法院依法调取的出警记录能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因收到胁迫而被迫签署案涉协议；2.上诉人被迫签署案涉协议与公安机关所出具的证明能相互印证，如案涉协议所针对的事实属实，当事人双方不可能发生激烈冲突，也不可能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3.上诉人的受伤发生在警察出警离开后，上诉人没有随警察离开或被警察带走主要是出警民警认为双方的争议或肢体冲突还没有达到必须要把当事人带走限制自由的情形程度，因此在警察离开后上诉人人身受到威胁导致脸部受伤，被迫签署名字的事实能够得到印证，并且从上诉人在协议中签署名字的字迹及字体能够看出并非处于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案涉协议之前，上诉人与张小军就已经约定，关于工程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张小军负担，故上诉人不可能主动书写或承认对自己设定义务的案涉协议；4.案涉协议所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真实且不合法，协议没有真实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予以印证，因此，综合双方之间存在较大争议并出现肢体冲突，案涉协议是被迫签署的协议，根据民法总则之规定，请求法院撤销案涉协议。被上诉人汪盛昌答辩称：连财兴并没有受到胁迫，是在警察出警后，与连财兴商量着签订的协议。现在信访办也可以调取到民工工资现在都还没有发，我们还等着这笔钱去付工人工资。被上诉人张小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所述与被上诉人张小军之间的合伙关系已在另一案件中处理，并进入执行阶段，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田玉成答辩称：钱不是支付给我们的钱。原审原告连财兴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7年3月7日，在威宁工业园弘武工程标准化厂房C区二期工程项目部，三被告及邀约的其他人员以殴打、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方式强制原告签订《协议》，原告迫于被告的要挟被迫签字，案发后原告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因该《协议》并非原告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系受到被告的胁迫签订。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6月22日，重庆市璧山区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连财兴、张小军（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责任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威宁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c区工程委托乙方承建。2017年2月20日，原告连财兴（乙方）与重庆市璧山区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方）签订《解除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正文引言部分载明：张小军与乙方以甲方名义承包建设“贵州威宁工业园标准化工厂房C区二期工程”，并于2016年6月22日与甲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责任合同书》，现乙方已与张小军解除合作，该项目由张小军自行完成，为此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贵州威宁工业园标准化工厂房C区二期工程”与建设方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以及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全部由张小军负责承担及行使，乙方概不负责。第二条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甲乙双方于2016年6月22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责任合同书》所涉及的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全部由张小军负责，乙方概不负责。同日，张小军（甲方）与连财兴（乙方）签订《解除合作合同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6年7月13日签订了关于合作承包建设“贵州威宁工业园标准化工厂房C区二期工程”的《合作协议》，现甲、乙双方自愿解除合作，并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自解除之日起，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终止，合作期间与建设方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以及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甲方承担及行使，乙方概不负责。第二条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甲乙双方于2016年6月22日与重庆市璧山区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责任合同书》所涉及的权利义务由甲方全部负责，乙方概不负责。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自愿补偿乙方220万元，其中于2017年2月20日以前已支付135万元，剩余85万元于2017年3月31日之前支付60万元，剩余25万元工程完工后一次性支付。2017年3月7日，连财兴、张小军（甲方）与汪盛昌、田玉成（乙方）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连财兴、张小军）将工程劳务承包给重庆顺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汪盛昌、田玉成），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连财兴、张小军）自愿补偿给顺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汪盛昌、田玉成）人工费壹佰叁拾万元整（小写：130万），因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身原因，只做成五栋，经双方协商补偿给顺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壹佰零玖万元整（小写：109万），于2017年3月10日之前全额付清。如果再开第六栋时，照常自愿补偿贰拾壹万元整（小写：21万）给顺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同日，原告连财兴与被告汪盛昌、田玉成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连财兴、张小军）自愿补偿给顺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汪盛昌、田玉成）壹佰零玖万元整，由于连财兴个人原因，连财兴个人那份于2017年3月30日全额付清。”2017年3月23日，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向原告连财兴出具证明：“2017年3月7日20时晚上，在威宁工业弘武工程标准化厂房C区二期工程项目部，因为两名包工头老板田玉成和他的妻子、汪盛昌、汪盛高、牟章兵强制连财兴签订关于109万元的补偿协议发生纠纷导致抓打，致使连财兴眼睛受伤，因连财兴不签订109万元的补偿协议被田玉成和他的妻子、汪盛昌、汪盛高、牟章兵限制不能离开工地办公室，后连财兴报警，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及时赶到场。”另查明，一审依职权在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治安警察大队调取了2017年3月7日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的接处警登记表，接处警登记表上报警电话不是原告所用电话，出警时间是2017年3月7日17时50分。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治安警察大队同时证明，出警后因原、被告双方是因工程款发生纠纷，要求他们自行协商处理，如协商不好建议他们走司法程序。之后双方留下来自行协商处理。并于当日晚上九点左右达成涉案协议。同时查明：涉案工程实际劳务承包方为重庆市长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张小军和原告合伙承包期间，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被告汪盛昌。劳务是被告汪盛昌的劳务公司具体承做。被告汪盛昌、田玉成认为其前期做了涉案工程一段时间，后介绍原告来做涉案工程，原告答应补偿二被告130万元（涉及6栋），但实际只是做了5栋，就计算出了109万元补偿金，被告张小军庭审中不否认109万的真实性，但认为属于钢管费，塔建费等。同时承认其承包期间涉案工程劳务仍然是由被汪盛昌、田玉成继续做。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同样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连财兴以其是在三被告及三被告邀约的其他人员殴打、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方式下、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与被告签订《协议》为由，主张撤销双方于2017年3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由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该《证明》内容记载了原、被告双方于签订协议“当晚发生纠纷”、“原告报警”、“警察出现场”等事实。但根据本院依法向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治安警察大队调取的双方发生纠纷当日的接处警登记表及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治安警察大队同时出具的《证明》内容来看，接处警登记表上报警电话不是原告所用电话，出警时间是2017年3月7日17时50分，两份证据在报警时间及纠纷时间等事实上并不一致。同时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治安警察大队向一审出具的《证明》证明，出警后，因原、被告双方是因工程款发生纠纷，要求他们自行协商处理。而原告在警察出警后，并没有跟随警察离开，而是留下来继续与被告签订了《协议》，这一事实，与治安警察大队所出具的上述《证明》更能相互印证。同时，原告与张小军原系合伙承包工程的民事关系，而涉案工程劳务系由被告汪盛昌等人承包这一事实，庭审中，原、被告均未予以否认，故双方在涉案的“贵州威宁工业园标准化工厂房C区二期工程”中是存在一定的民事业务牵连关系的。现被告张小军认可协议中涉及的债务存在，属于损害其与原告的自身利益的行为。倘若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对债权债务的相应约定，则该自认事实与常理不符。故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涉案协议，应属事出有因。综上，本案原告主张撤销协议，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及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协议等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连财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除一审认定事实外，二审再查明：重庆市壁山区人民医院门诊病历及诊断证明记录：2017年3月9日13时48分连财兴至该院就诊，患者主诉2天前下午右眼被别人打伤，经诊断为右眼外伤及（H11.300）结膜出血。二审中，被上诉人汪盛昌、田玉成陈述产生于2017年3月9日协议所涉109万元是2013年工程停工两年期间的塔吊租赁费用、钢管租赁费用及看管工地的工人工资。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事实，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连财兴主张的胁迫事实是否成立；产生于2017年3月7日两份协议应否撤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一、从生活常识上看。2016年6月22日连财兴与张小军二人合伙承建威宁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c区工程，组织施工一段时间后，2017年2月20日，连财兴分别与挂靠方重庆市璧山区弘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解除的协议书》，与工程合伙人张小军签订《解除合作合同协议书》，张小军以支付连财兴220万元的方式取得二人合伙工程的全部权利义务，连财兴就此退出合伙及威宁县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c区工程。除张小军此前已向连财兴支付的135万元外，剩余85万元由张小军在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60万元，其余款项在工程完工后一次性支付。且根据张小军与连财兴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内容，就本案工程而言，连财兴除享有张小军按相应时间节点支付补偿款项的权利外，不负有向工程关联人支付任何款项的义务。而根据2017年3月7日的协议，连财兴需与张小军共同向汪盛昌、田玉成支付超过连财兴后续应获补偿款额度的，不属于连财兴、张小军二人组织施工期间产生且未在张小军、连财兴接手本案工程时经张小军、连财兴、汪盛昌、田玉成确认由张、连二人支付的109万元“人工费”，如连财兴自愿，有悖常理。据此，上诉人连财兴主张《协议书》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之说足资认定。二、从法律上看。根据威宁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警察大队2017年3月23日出具的证明，案涉协议产生当天，田玉成及其妻、汪盛昌、汪盛高、牟章兵在威宁工业弘武工程标准化厂房C区二期工程项目部强制连财兴签订关于109万元的补偿协议发生纠纷导致抓打，致使连财兴眼睛受伤，因连财兴不签订109万元的补偿协议被田玉成和他的妻子、汪盛昌、汪盛高、牟章兵限制不能离开工地办公室，随后产生的重庆市壁山区人民医院门诊病历及诊断证明记录亦可佐证协议产生之日连财兴身体受到外力损害的事实存在，亦与汪盛昌一审庭审答辩时所作“当时他（连财兴）说不想签”【一审法院（2017）黔0526民初4938号卷宗第109页第11行】的陈述内容能相互印证，说明连财兴签订的两份协议系在胁迫状态下形成，并非连财兴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上述诸多情节，并依生活常理，上诉人连财兴主张受胁迫签订2017年3月7日的两份协议是令人信服的。一审认为涉案协议的签订事出有因及连财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胁迫及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显然过于简单，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上诉人连财兴请求撤销产生于2017年3月7日两份协议，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4938号民事判决；二、撤销2017年3月7日张小军、连财兴与汪盛昌、田玉成签订的协议一份及2017年3月7日连财兴与汪盛昌、田玉成签订的协议一份。一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被上诉人张小军、汪盛昌、田玉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张晶审判员  唐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