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102民初5948号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法定代表人：郑承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洪兴，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日照市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法定代表人：袁敦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世江，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忠福，男，1954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现住日照市东港区。被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烟台路19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27543743A。法定代表人：王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艳红，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诉被告日照市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被告张忠福、被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银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洪兴、被告新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世江、被告张忠福、被告日照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新兴公司将其从被告日照银行支取的原告2002年度股权红利10万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利息损失；3、判令被告张忠福、日照银行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广厦公司增加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新兴公司在本案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判决生效后，立即将案涉股权证交回日照银行；2、判令日照银行在本案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判决生效后，立即办理注销新兴公司的股权证、向原告签发股权证并办理变更股东名册、章程等恢复原告发起人股东资格的相关手续。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原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于2000年12月25日在发起人协议上签字、盖章，并依约出资200万元。日照银行成立后，原告即为其股东，持有股权200万股，连续多年出席创立大会、股东大会等活动，并支取2001年度红利8万元。原告发现自己在日照银行股东资格消失后，经向日照银行了解，原告股东资格被新兴公司取代，取代根据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因原告从未自己签订或授权他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也从未发生股权转让必要的履行行为如办理款物交接、登记变更等履行行为和手续，便向新兴公司交涉。交涉无果后，原告于2016年3月11日以新兴公司为被告、以“股权转让未经依法批准等，转让行为无效”为由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因原告未将相关侵权行为列为当事人、请求理由不当、请求依据不足等，未获法院支持。三、经原告自行了解和诉讼得知，是张忠福借其代原告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等活动持用原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便利。私自与新兴公司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原告所持上述200万股权以200万元人民币卖给新兴公司。涉案《股权协议书》在签订、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违规、违背常理甚或弄虚作假行为和情形，主要有：1、涉案股权转让未经价值评估，根据日照银行相关年度利润、参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200万股权以200万元人民币价格转让属明显不合理低价，在日照银行股权“一票难求”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买卖股权，不是善意所为；2、新兴公司没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其无偿取得股权并非善意；3、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签订日期，目的性非常明显；4、买卖双方没有依法办理股权转让交接手续、日照银行没有依法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事项；5、原告2004年4月5日还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2004年6月9日日照银行股东名册上原告还是股东，但原告2002年度红利10万元日照银行于2003年5月14日支付给新兴公司；6、日照银行趁验资之机于2006年12月25日将股东名册中的原告更换为新兴公司。原告认为，张忠福私自将原告股权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卖与新兴公司、新兴公司不支付任何转让价款、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故意不写签订日期并且不让原告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等，是典型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张忠福与新兴公司恶意串通行为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是与日照银行一系列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行为分不开的。上述事实说明，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盖有原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原告股东资格已被新兴公司取代，但“股权转让”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新兴公司无偿取得股权也不是善意所为，而是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行为造成的后果，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属无效。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予支持。被告新兴公司辩称：一、原告涉案之诉系重复诉讼。首先，2016年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诉新兴公司涉案之诉，该院于2017年9月8日作出（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请求确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及请求涉案股权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业经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8日作出（2018）鲁11民终1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其三、针对本案原告诉求一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后诉与前诉的上诉请求相同，并且后诉的上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判决结果；依据原告与答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也明确约定：“一、甲方（原告）将上述合法持有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答辩人），转让后甲方（原告）不再要求股权的任何权益，同时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因该协议合法有效，故原告无权再要求涉案股权的任何权利。因此，在上述生效的一审、二审判决书中依法予以确认了其法律效力，显然本案原告再进行诉讼完全属于重复诉讼。二、事实上，关于原告的诉求及诉称的事实理由，均没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均不能成立。三、原告的诉求早已过诉讼时效。因自2002年或者2003年期间发生的股权转让及股权变更，包含其原告及答辩人的权利与义务，如分红等项下利益等《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原告当然是明知的。然而，被告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其权益，而原告时隔十几年后再主张，显然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已构成重复诉讼。另外，原告之诉称及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是不能成立的。且时隔十几年来并未主张过《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权益，已过诉讼时效。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张忠福辩称：原告和被告新兴公司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原告吊销后无法持有股权，其与被告新兴公司的袁敦西说把广厦公司200万元的股权由新兴公司代管，最后袁敦西就派新兴公司的人从其处拿走了广厦公司的章子，然后被告新兴公司自己去办理了手续，对于手续的办理不知情。扩股后去找袁敦西整账，袁敦西耍赖。其不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未支取该10万元。被告日照银行辩称：一、原告请求判决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告要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之前，原告在另案中已向法院起诉主张，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167号两份判决已就原告的该主张作出生效判决。现原告又基于同一事实及同一理由对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再行起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其该项起诉。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日照银行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红利支付给股权所有人新兴公司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日照银行对新兴公司返还上述股权红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首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该协议书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格及价款的支付并加盖有原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根据该条规定，转让商业银行5%以上的股权的协议应属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批准生效的情形，但对于转让5%以下的商业银行股权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转让的股权在转让时的股权占比仅为1.89%，远低于5%的法定标准，该股权转让不属于经批准生效的范围，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应自成立时生效。另外，原告与被告新兴房产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对于原告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未经评估，该200万股权以200万元人民币价格转让属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买卖股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价值评估并不是股权转让的必经程序，合同双方可以自行协商，以协商价格买卖股权，而且在2002年日照银行的一股股权价值基本在1元左右，涉案股权转让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且原告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其有能力对其交易行为作出判断，也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原告提出的新兴公司没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签订日期并不影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属于协议的履行问题，签订日期并不是合同的必备条款，没有签订日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其次，原告将股权转让给被告新兴公司后，日照银行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红利支付给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三、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作为答辩人的原始股东，并且领取了2001年度的股权红利8万元，如果原告没有将涉案股权转让给被告新兴公司，新兴公司领取了2002年度的股权红利导致原告未能领取当年度的股权红利，原告应该当年度就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但事实上，截止到本案的起诉，原告才提出要求返还股权红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原告对于涉案的股权转让是知情并认可的，并且在2002年度股权红利领取之前原告就已经将涉案的股权转让给了被告新兴公司。综上所述，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有生效判决作出判决，原告又起诉，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11民终16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三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等，主要表现在：1、涉案股权转让未经价值评估，根据日照银行相关年度利润，以2006年为例，涉案200万股权的转让价格/实际价值（股本+利-原告得利-转股款）比例为35.66%，参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200万股权以200万元人民币价格转让属明显不合理低价，在日照银行股权“一票难求”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买卖股权，不是善意所为；2、被告新兴公司没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其无偿取得股权并非善意；3、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签订日期，目的性非常明显，被告可以随意编造签订日期；4、被告主张的买卖双方没有依法办理股权转让交接手续、日照银行没有依法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事项；5、原告2004年4月5日还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2004年6月9日日照银行股东名册上原告还是股东，但原告2002年度红利10万元日照银行竟然于2003年5月14日支付给新兴公司；6、被告日照银行趁验资之机于2006年12月25日将股东名册中的原告更换为被告新兴房地产公司。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书》，来源复制自（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案卷，用以证明：1、日照银行股权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抢手货，前6年年平均利润在30%以上，张忠福借其代原告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等活动持有原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便利，私自与新兴公司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原告所持上述200万股权以200万元人民币卖给新兴公司，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2、被告“新兴公司”是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原告方是盖法定代表人名章，很明显是为防止原告发现恶意串通故意不让原告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及参加相关活动。3、合同签订日期是合同通常条款，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签订日期，是被告恶意串通、为方便造假故意不写，目的性非常明显，可编造任何一个所谓“转让”时间；4、原告发现自己股东资格消失向日照银行了解情况时才知有此《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前未曾见到，毫不知情。证据三、2004年4月5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第5号）》、2004年4月5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章程（修正案）》、2004年4月5日《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来源复制自山东省工商局，用以证明原告2004年4月5日还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并参与修改公司章程等、2004年6月9日日照银行股东名册上原告还是股东，但原告2002年度红利10万元日照银行竟然于2003年5月14日支付给新兴公司。证据四、2004年4月5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第7号）》、2004年12月10日《修正案》，来源复制自山东省工商局；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来源复制自（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案卷。用以证明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具体如下：1、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签名董事与2004年4月5日选举出的董事不一致；2、按照创立章程52条、2004年4月5日章程52条均规定，记录员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但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记录员未在决议上签名；3、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是根据什么做出的，没有相应证据证实；4、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制作不符合通常格式，前一页不满，后一页没有内容只有打印的“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和9个人签名，无法说明前页内容和后页签名有联系；5、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涉及“发起人”变更，按《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应在30日内到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但登记机关至今也没有变更登记手续及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书》、《董事会决议文》、股权交接手续等等；6、既然2004年7月28日涉案股权转让，为什么到2006年12月25日才趁机在《验资报告》中用“新兴”替代原告；7、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股权转让优先由内部股东购买，“新兴”不是内部股东，不仅该决议未体现内部“优先”，涉案股权整个转让过程也未能体现内部优先；综上，决议存在诸多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五、山东省工商局盖章的2001年至2010年日照银行资产负债表10份共十张、2001年至2010年日照银行利润表10份共十张、验资报告三份共8张，用以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未经价值评估，根据日照银行相关年度利润，以2006年为例，涉案200万股权的转让价格/实际价值（股本+利-原告得利-转股款）比例为35.66%，参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200万股权以200万元人民币价格转让属明显不合理低价，在日照银行股权“一票难求”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买卖股权，不是善意所为。证据六、（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案卷中的庭审笔录第十二页，在该笔录中被告新兴公司称是张忠福与袁敦西司机办理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七、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01509股权证，来源是因原告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用于证明被告恶意串通损坏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主要表现在：1.日照银行提交的股权证编号01509，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证号为01508，被告日照银行提交的股权证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证两者没有承继关系；2.日照银行和新兴公司不能提交由原告背书转让的股权证；3.日照银行提交的股权证，股东名称是新兴房地产公司，签发日期2002年9月10日，与原告2004年4月5日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2004年6月9日日照银行股东名册上原告还是股东，是相矛盾的；4.日照银行提交的股权证股东名称新兴房地产公司签发日期2002年9月10日，与新兴公司提交的所谓2004年7月28日日照市商业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是自相矛盾。被告新兴公司质证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民事判决书和股权协议书无异议。对于原告提出的来源于山东省工商局调取的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原告所主张的内容。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被告日照银行质证称：对证据一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1.该两份判决书证明了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原则。2.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日照银行与任何人进行过恶意串通，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格以明显不合理低价，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签订日期属恶意，与事实不符，日照银行从未恶意编造过签订日期，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及变更登记等，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对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无亲笔签名是因加盖了公章及及法人章，协议也无须亲笔签名才可生效。对证据三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据代理人向日照银行核实已经办理了变更手续，是否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效力，公司法仅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规定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并没有否认合同效力，也就是说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有效的，对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的变更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对证据四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根据商业银行法第28条规定，对转让5%以上的股权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原告所转让的股权在转让时仅占1.89%，远低于5%的法定标准，本案中无论日照银行是否经过相关批准手续，是否有相关决议都不影响原告与新兴公司的股权转让效力。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内部优先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且其他的股东也没有对涉案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因此原告的主张不成立。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因日照银行并不是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当事人，对协议书签订具体过程不清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盖有原告及新兴公司双方的公章，对双方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从该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与新兴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02年9月10日，因股权变更重新签发了股权证，因此股权证的编号也发生变更，结合着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该股权证可以确认原告与新兴公司股权转让时间为2002.9.10日。对工商局证据一宗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本代理人向日照银行了解因办理股权变更及档案管理的部门与开会通知等部门不是同一部门，因此在股权变更之后仍然通知原告出席会议，这属于日照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原告及新兴公司股权转让时间及效力，股权转让应当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变更的股权证为依据，不能以谁参加会议谁是股东为依据。对章程修正案中载明的发起人企业法人股东一栏中有原告的名称，是因为发起人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不因股权转让而发生变更，也就是说原告为发起人，其股权转让行为不影响其原为发起人的身份，同样的新兴公司受让了该股权，其仅仅是成为了日照银行股东，但也不能因为受让了发起人的股份而成为发起人。验资报告为日照银行增资的验资，与涉案股权转让没有关系。对资产负债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提供的2004年的章程修正案明确载明了本行的全部注册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原告计算股权价值的方式并不充分完整，不能仅以资产负债及利润情况来确定股权价值。被告张忠福质证称：对证据一两份判决书其不了解，2004年广厦公司委托其参加股东会，这不是卖给新兴公司，是代管。对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估计是新兴公司自己造的。对证据三其去开会了，内容很多，对具体内容无异议。对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新兴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在（2016）鲁1102民初2250号卷宗中被告曾提交法庭投资资金流向及金额的证据，证明原告不是实际涉案股权的投资人。提交来源于日照银行现金缴款单6张、收入凭证（2000.12.13日），存入原告账户的60万元现金，2000年12月13日存入原告账户一个20万元的现金、网络清算贷方补充报告单第一联（00052563）袁丽丽转存入原告的账户名下资金20万元。中行岚山港2000年12月14日存入原告账户100万元，共计200万元。这200万元存入原告账户后，原告将这200万元当日打入日照银行作为涉案股金入股。原告质证称，被告新兴公司提交的案外人向原告付款转账等复印件均系孤证，看不出该几笔款项与被告的关系，也看不出与涉案股权的关系，且法院生效判决对于新兴公司的上述主张未采信，请求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日照银行质证称需要庭后核实，后未向法庭反馈。被告张忠福质证称看不出来是谁存的。被告日照银行提交编号为01509股权证，证明原告与新兴公司办理股权证变更时间为2002年9月10日，虽然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具体填写时间，结合该股权证可以确认双方股权转让时间为2002年9月10日。原告质证称，对日照银行提供的股权证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证明的是股权证编号为01509，该股权证与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股权证号01508没有承继关系，被告日照银行强行将两份股权证合并为一份股权证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新兴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股权证签发时间2002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新兴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因协议中没有记载，因此通过该股权证足以证明该协议是在2002年9月10日前就签订成立的。至于原告所称的股权证编号01509与之前的编号是否一致，与本案实际没有本质区别。被告张忠福质证称其不知道。被告张忠福主张袁敦西派被告新兴公司的人从其处拿走了广厦公司的章子，然后被告新兴公司自己去办理了手续，为证实其主张申请证人闻某出庭作证，证人闻某陈述：2006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到张忠福处去玩，看见新兴公司的律永生和他们公司张科长从张忠福处拿了广厦的章，一个是公章，一个是小方章。原告质证称，证言证实了是张忠福擅自将原告的公章及法人章交付给他人，从时间上证人证实为2006年，这也与2004年原告参加日照银行股东大会以及在该时间在股东名册上原告仍然为被告公司股东，事实相一致。被告新兴公司质证称：证人证言不真实，相互矛盾，理由如下：首先，据代理人了解律永生、张树是都是方圆集团的总经理和副总分管财务，不是新兴公司的职员，其询问过他们从来没有去拿过所谓的章子。证人说拿章子的时间是2006年，涉案的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应当是在2002年9月10之前，况且证人与律永生、张树是认识的时间是2004年到2006年期间，也就是说证人的证言与事实是相矛盾的，综合案情与证人证言想要证明的事实是虚假的，因此请求法庭不予采信。被告日照银行质证称：1.单独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应当与其他书证、物证形成证据链，本案中张忠福及原告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与证人证言形成证据链。2.证人并没有陈述所谓的拿走公章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有任何关联性。3.即便是证人陈述内容属实，原告也应该自行承担公章保管不善的法律后果，不能以此来对抗非合同当事人的任何第三人。4.对于日照银行来说原告与新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加盖了双方的公章，依法应该产生相应法律后果，合同双方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否认签章的真实性，日照银行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相关手续，分配股息红利，不存在任何过错。对于原告、被告新兴公司、被告日照银行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效力在后续分析中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对于证人闻某证言仅能证实从被告张忠福拿公章的事实，即使属实，也不能证实被告张忠福的主张，且其证实的拿公章的事实亦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亦不能证实拿走公章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故该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本院调取证据，本院依法进行了调取，但对于原告申请调取200万元股权2001年度至2017年度利润数额及流向材料，因原告主张的是2002年度分红款，在（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案件中有2003年5月14日股金分红领取单的证据材料，本院已依法调取，对于除此之外原告要求调取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调取必要，本院不予调取。后原告提出复议申请，本院仍认为无调取必要，不予调取。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00年12月25日，原告广厦公司与案外其他十三个法人作为发起人签订日照市商业银行发起人协议书。并于同日形成日照市商业银行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大会决议，原告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并由委托代理人张仲福在协议及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银行的名称为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10538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元，发起人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以货币资金认购股份，协议经发起人或代表人签署后生效。2000年12月15日，原告在日照银行股数设立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出资200万元，占1.89%股权份额。2000年12月20日，日照银行筹备办公室出具200万元认购款凭据。2002年3月19日，日照银行向原告分配红利8万元，原告于2002年9月3日支取。后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出让人）：广厦公司，乙方（受让人）：新兴公司，股金证号01508，股数为200万，金额200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就上述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并签订协议书，现将有关事宜分列如下：一、甲方将上述合法持有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转让后甲方不再要求股权的任何权益，同时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二、乙方以每股1元的价格购买甲方的上述股权，购买后享有股权的所有权益，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三、乙方在签订协议后一次性将款项给付甲方。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各执一份。原告在甲方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被告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并法定代表人袁敦浩签字，协议无落款时间。签发日期2002年9月10日、编号为01509的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记载：“股东名称：新兴公司，股东代码：001548，原始股数200万股，签发日期2002.09.10”。股权证内页中还记载了日期、现有股数、年度红利、送配比例等栏目内容，其中有2003年3月4日红利10万元的内容记载。2003年5月14日被告支取该分红10万元，股金分红领取单上载明股东名称为被告新兴公司。2004年4月5日，日照银行第四次股东大会形成部分股东变更名称以及日照港务局划转股权的决议，张仲福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决议上签字。2004年6月9日，日照银行进行增股，在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变更后）表上原告仍然是股东，原告出资的200万元占比从1.89%变为0.85%。日照银行章程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本行发行的股份依据有关法律和本章程规定，可向符合规定的投资者转让。大额股东股权转让须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并优先由内部股东购买，同时报人民银行批准。2006年12月25日，日照银行的验资报告中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上股东名称栏没有原告，被告出现在股东名称中。日照银行于2007年1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修正了公司章程等，在章程第三节股份转让中规定股东转让股份应经董事会审查同意，出席大会的股东不再包括原告，在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中载明被告新兴公司代替了原告，该次股东大会决议上也由被告方签字。日照银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6）载明：2004年7月28日上午9时召开会议，作出原告在日照银行所持200万股份转让给被告以及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决议。另查明，涉案争议股权的目标公司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变更名称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银行于2012年5月4日向被告签发的股权证的股东代码为1548。被告新兴公司及日照银行庭审中均主张股金证进行过多次更换。本院认为，原告曾于2016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判决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确认涉案股权归其所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作出（2016）鲁1102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本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8日作出（2018）鲁11民终1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此对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原告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系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该后诉的请求实质上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另行裁定驳回原告广厦公司请求判决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起诉。对于2002年度股权红利10万元的归属及被告新兴公司应否返还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虽无落款时间，但结合原告于2002年9月3日支取分配红利8万元（2002年3月19日分红）的时间和编号为01509的日照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的签发日期为2002年9月10日来看，股权转让协议时间应在此之间。原告虽主张在此之后的时间，被告日照银行的股东会中仍有原告参加，但不能据此推翻股权转让的时间。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后甲方（原告）不再要求股权的任何权益”，但在股权转让前2002年1月1日至2002年9月10日期间的红利69589元，该部分应归原告所有，之后的部分因已经股权转让相应分红款应归被告所有。被告抗辩原告该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诉讼期间内主张过或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新兴公司将其从被告日照银行支取的原告2002年度股权红利10万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张忠福、日照银行对上述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广厦公司要求判令新兴公司在本案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判决生效后，立即将案涉股权证交回日照银行的诉讼请求，在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新兴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驳回的情形下，该诉讼请求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对于原告主张判令日照银行在本案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判决生效后，立即办理注销新兴公司的股权证、向原告签发股权证并办理变更股东名册、章程等恢复原告发起人股东资格的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日照市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从被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取的2002年度股权红利1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张忠福、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日照市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判决生效后，立即将案涉股权证交回日照银行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判决生效后，立即办理注销新兴公司的股权证、向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发股权证并办理变更股东名册、章程等恢复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山东省日照广厦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厉翠菊人民陪审员  刘 虹人民陪审员  毕欢九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袁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