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8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钊，男，汉族，1972年10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文，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力得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胡展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芬，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亚西，广东的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伟钊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力得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得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伟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文，被上诉人力得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芬、康亚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钊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力得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陈伟钊无须向力得高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2.判令力得高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系劳动合同关系，本案所涉货款系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劳动合同期限内因劳动关系发生的纠纷，属劳动争议，本案争议未经劳动仲裁，依法应当驳回起诉。陈伟钊于2014年5月起入职力得高公司，任销售经理一职，主要负责东北三省、河南等省份的销售工作，至今仍未离职。本案所涉货款，其实质是陈伟钊任职销售经理期间的部分销售业绩，与劳动合同相关，应属劳动争议，依法应当先经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本案争议未经劳动仲裁，法院应当驳回起诉。对此，陈伟钊提交了佛山市保险参保缴费证明、《通知》、力得高公司销售单等证据，能够证实陈伟钊自2014年5起至今(2017年12月起系因力得高公司拒买社保，陈伟钊被迫找朋友公司代缴社保)在力得高公司处任职销售经理的事实，一审判决未有认定，有失偏颇，并直接导致适用了错误的法律进行审查。力得高公司虽认为与陈伟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或代理合同关系，但在庭审过程中明确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相关的买卖合同、代理合同等，也没有双方发生的交易凭证可以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予认定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对此只作机械式的审查，草草以《货款追收承诺函》作为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定案依据，忽视了劳动合同关系是《货款追收承诺函》形成的根本原因，认定本案货款适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审理，是错误的。二、陈伟钊已经履行了《货款追收承诺函》的义务，将全部客户资料交还给力得高公司，力得高公司系利用了在劳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才致使陈伟钊形成举证不能的局面。本案所涉货款系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劳动合同期限内因劳动关系发生的，陈伟钊在《货款追收承诺函》前后与力得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货款追收承诺函》的形成与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有莫大关系。在劳动合同关系中，陈伟钊是处于劣势的员工一方，双方的文件往来是单向的，譬如本案关键证据《货款追收承诺函》或者陈伟钊提供的其他证据如降职《通知》、销售单等，均是力得高公司单方出具。陈伟钊既没有协商的权利，也没有辩解和复核的机会。力得高公司作为优势地位一方，既不会对陈伟钊的正常履职作出认定和签收，也不会向陈伟钊作出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书面许诺。因为在劳动合同关系中，陈伟钊不享有与之可以制衡的权力。由此可以推定，陈伟钊不可能提供已经交还欠款客户资料的凭证，因为力得高公司基于优势地位和利己原则，不可能向陈伟钊出具任何凭证。一审判决要求陈伟钊提供相关证据，又以举证不能判决陈伟钊败诉，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货款追收承诺函》系基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而形成，其本质是不公平、不平等的无效法律文书。但相反地，力得高公司在《货款追收承诺函》签订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仍然让陈伟钊作为销售经理对外销售力得高公司产品(陈伟钊一审时提供了2018年7月31日的力得高公司销售单，力得高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期间却一直未提及相关交还的问题，可以印证陈伟钊早已履行了当初的约定。力得高公司是为了私利，将新形成的客户欠款风险借此转嫁给陈伟钊。三、《货款追收承诺函》本质是不公平、不平等的无效法律文书。力得高公司要求作为员工的陈伟钊承担公司货款责任的约定或承诺显失公平，违反了劳动法律法规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公平原则，应为无效。欠款是客户与力得高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所形成，系客户拖欠货款造成的，陈伟钊没有侵占公司财产，也没有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司损失，即便有过失，全额承担货款损失也有失公平。同时，所有买卖合同交易凭证均由力得高公司所掌握，陈伟钊没有直接领取产品销售给客户，所有产品均系由力得高公司以物流形式直接发至客户指定的地址，而相关客户多处于北方多省份，陈伟钊作为一名普通销售人员没有足够的仓储和物流能力以取货销售的方式销售l7万余元的货物(产品单价仅1元几角)。另外，《货款追收承诺函》未赋予陈伟钊平等的权利义务，即便陈伟钊按约承担货款责任，陈伟钊作为被解聘的员工(力得高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撤销陈伟钊销售经理一职)不享有向相关客户追偿的权利。相反，力得高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持有交易凭证(送货单和物流单证)，可以指派其他业务员与客户接洽继续交易或追偿货款，取得双重收益。四、《货款追收承诺函》中陈伟钊承诺协助追收的货款已经清偿完毕，力得高公司无权要求陈伟钊重复清偿《货款追收承诺函》中的货款。2016年5月至今陈伟钊交还给力得高公司的货款(扣除提成后)远超《货款追收承诺函》中载明的货款金额，能够证明涉案货款已经清偿完毕。此外，也有部分客户通过其他途径直接向力得高公司清偿货款。陈伟钊收到《货款追收承诺函》中欠款客户的货款，均有交还给力得高公司，但未明确货款对应的客户或对应的形成时间，因此货款作为同一种类物，应按照一般的民事交易习惯优先清偿先发生的货款。力得高公司收到后以自己的财务习惯进行入账处理，认定收到的100万余元均非《货款追收承诺函》的欠款客户支付或认定为2016年后新发生的货款没有事实依据，也对陈伟钊极不公平。力得高公司辨称2016年5月后与陈伟钊系代理合同关系，2016年后的货款系现货现结没有事实依据，其无法提供任何代理合同、交易凭证等予以证明，也没有证据能够确认陈伟钊对于交还的货款明确为非《货款追收承诺函》中的货款，力得高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应采信陈伟钊的陈述。一审判决错误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强令陈伟钊证明交还货款的构成是不公平的，由此错误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应当予以撤销。五、力得高公司在陈伟钊任职期间，克扣了陈伟钊的应收销售提成(风险金)共40586元，如法院判决要求陈伟钊承担欠款，相应款项应予以扣除。陈伟钊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力得高公司发来的图片一张，但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一方面却不将陈伟钊的应收债权予以抵扣，损害了陈伟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应予撤销。六、力得高公司的层层压迫乃至如今的起诉，均是为了将陈伟钊等销售人员赶出公司。多年来，力得高公司逐步压迫陈伟钊等销售人员的销售生存空间，陈伟钊等为求生计无奈接受，如今还遭到力得高公司的无理起诉。起诉前，力得高公司发文把陈伟钊的销售地区分配给他人，陈伟钊已经无法再为力得高公司追讨货款，也无法从中取得收入。如果法院支持了力得高公司的诉讼请求，将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令打工的陈伟钊承担巨债，而真正的债务人却逍遥法外，力得高公司还可以双重起诉真正的债务人，获得不合理的暴利。力得高公司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陈伟钊的上诉是为了拖延时间，转移财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力得高公司的基本权利。力得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伟钊向力得高公司支付货款170158.78元及其利息（以货款170158.78元为本金从2016年8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判令陈伟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7日，陈伟钊在入职力得高公司处工作前，向力得高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在入职后，存在客户直接将货款打入本人私人账号，本人的信用额度暂定人民币十万元正，每到这个额度，本人马上将货款打回公司账号……”2016年5月25日，陈伟钊向力得高公司出具一份《货款追收承诺函》，载明“本人陈伟钊（身份证号……）作为力得高公司的销售人员，经统计，自2015年1月1日起2016年4月30日止，从力得高公司先后领取公司产品销售给客户，累计共有应收货款人民币170158.78元（大写……）未支付给公司，本人不可撤销地承诺：1.本人应于2016年8月1日前向公司提供所有欠款客户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①客户是公司的，提交客户公司名称、联系地址及电话，客户是个人的，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及地址、联系电话；②销售发货确认单；③货款催收函；④其它确认客户欠款的证明资料或根据公司要求应补充的资料。2.如在上述期限内未能提交客户全部欠款确认资料的，本人愿意由本人承担未能提交欠款客户资料的欠款金额。”另查，陈伟钊持有两份关于风险保证金收据（时间2015年7月、8月，金额合共10737.3元）。2016年5月之后，陈伟钊仍经办（或代理）销售力得高公司的产品。2019年1月17日，力得高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陈伟钊出具的《承诺书》，表明陈伟钊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可能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支付的货款。客户支付至陈伟钊个人账户的货款是力得高公司与客户之间买卖合同下的债权，不是陈伟钊的个人收入，有别于力得高公司应向陈伟钊支付的工资报酬。《货款追收承诺函》虽是在力得高公司、陈伟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但该《货款追收承诺函》项目下所涉款项是力得高公司应收货款债权，即《货款追收承诺函》的权利义务不是力得高公司、陈伟钊之间劳动关系下的结算事项。因此，力得高公司认为争议款项为货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法院予以采纳。陈伟钊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且应先经劳动仲裁程序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根据陈伟钊出具的《承诺书》、《货款追收承诺函》,陈伟钊经手力得高公司应收货款170158.78元所对应的交易（即陈伟钊持有交易凭据且可能以其个人账户收到了部分货款）。陈伟钊是有能力履行《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的义务（返还债权凭据及客户资料等）。双方关于陈伟钊在一定期限内将力得高公司应收债权的对应凭据及客户资料等返还予力得高公司的约定，并没有损害陈伟钊的任何权益。陈伟钊不履行的，双方约定由陈伟钊“承担未能提交欠款客户资料的欠款金额”，陈伟钊应承担的责任与陈伟钊持有的债权凭据资料价值对等，即双方约定陈伟钊应承担的责任合理。因此，法院认定《货款追收承诺函》合法有效。陈伟钊认为《货款追收承诺函》显失公平、无效的辩解，理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陈伟钊作为义务履行方，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力得高公司返还债权凭据及客户资料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约定的履行期（2016年8月1日前）已届满，陈伟钊应向力得高公司承担涉讼货款170158.78元的责任。《货款追收承诺函》没有关于扣减风险保证金的约定，力得高公司认为风险保证金与本案款项无关，且陈伟钊举证所涉风险保证金（收据载明时间2015年7月、8月）不是就《货款追收承诺函》（出具时间2016年5月）事项而交纳的。因此，陈伟钊主张本案扣减风险保证金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2016年5月之后，陈伟钊仍经办（或代理）销售力得高公司的产品，即双方于2016年5月之后有其他债权债务往来；陈伟钊虽然举证银行往来款项拟证明其已向力得高公司支付涉讼《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货款款项，但是陈伟钊不能具体说明银行往来明细中各笔款项与《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或其后（即2016年5月之后）交易款项的对应关系且陈伟钊庭审确认尚欠力得高公司货款约16万元。因此，陈伟钊认为其已向力得高公司支付了《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款项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为普通民事纠纷，适用普通债权的诉讼时效。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间是2016年8月1日前，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8月2日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2017年10月1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两年即还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力得高公司提起诉讼之时（2019年1月17日），诉讼时效期间未超三年。因此，陈伟钊认为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陈伟钊向力得高公司承担支付货款170158.78元的责任，于2016年8月2日起条件成就（即陈伟钊逾期未履行返还债权凭证及客户资料等）。陈伟钊应付未付，造成力得高公司损失并体现为该笔货款在迟延履行期间产生的利息。力得高公司要求陈伟钊支付上述货款及其从2016年8月2日起算的利息，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并核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力得高公司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利息，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陈伟钊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70158.78元予力得高公司；二、陈伟钊应以上项货款170158.78元为本金从2016年8月2日起至上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予力得高公司，本项随上项清；三、驳回力得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1.59元，由陈伟钊负担。二审期间，陈伟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交还汇总表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拟证明：1.陈伟钊自2016年5月起（即签订《货款追收承诺函》后）至今，仅通过农业银行（未包括微信、现金及其他银行转账）向力得高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展超的账户交还客户货款合计1058957元，已远超《货款追收承诺函》中客户拖欠的相关货款17万余元，本案所涉货款已经滚动清偿完毕；2.《货款追收承诺函》所涉的客户在2016年5月后仍继续通过陈伟钊经手与力得高公司买卖货物，陈伟钊所称的滚动清偿有事实依据。第二组证据：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下单管理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2张，拟证明：1.陈伟钊作为销售经理向力得高公司发送客户销售单的过程和部分内容；2.下单过程可见，陈伟钊为客户下单销售产品时，老客户（包括《货款追收承诺函》所涉的部分客户）只需要提供“客户简称”、货款数量等要素，力得高公司即可自行通过邮寄或亲自送货等方式进行销售货物；对于新客户陈伟钊亦将客户信息详情、具体名称、地址、电话或营业执照等告知力得高公司；3.上述下单过程能够证明，陈伟钊已经将客户的信息完整告知了力得高公司，力得高公司亦清楚了解了陈伟钊全部的客户资料及详细信息；4.力得高公司销售产品的同时，已经掌握和控制相关客户的发货销售凭证如邮寄单、托运单、送货单等，陈伟钊无须亦无可能向其交还，力得高公司要求陈伟钊履行《货款追收承诺函》中交还销售凭证的义务对于陈伟钊而言无履行可能和必要。另一方面，该事实亦能够证明《货款追收承诺函》对陈伟钊而言系一份极不公平的，应归于无效的法律文书。综合上述情况，该证据能够证明陈伟钊已经履行了《货款追收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义务，力得高公司能够自行处理与客户之间的欠款问题，无权要求陈伟钊承担相关货款的清偿责任。力得高公司称陈伟钊没有履行《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的义务不属实。第三组证据：佛山市甲防治白蚁清虫有限公司广发银行付款客户回单1份以及向该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拟证明《货款追收承诺函》所涉欠款客户佛山市甲防治白蚁清虫有限公司已通过其他方式清偿了相关货款，力得高公司陈述相关客户仍拖欠2015年至2016年的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力得高公司经质证后，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双方达成协议确认欠款金额的时间是2016年4月30日，由于陈伟钊未按照承诺向力得高公司提交客户资料，视为由其承担客户的欠款。而且，陈伟钊于2016年间已经注册了一家与力得高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从力得高公司处以底价的方式购得产品后再销售给客户，陈伟钊证据中所述的货值105万余元的货物均为双方另外的产品交易，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载明的信息均为双方达成协议后的交易，与本案无关；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银行付款客户回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力得高公司没有收到该笔款项，客户回单上载明的收款人也不是力得高公司。力得高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陈伟钊应收账款汇总表、销售明细汇总表各1份及相应的销售单、收据等附件材料若干，拟证明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之间发生交易金额为1163649.82元，运费16484元，合计1180133.82元，力得高公司收到的款项为1180114.5元，上述期间发生交易的款项已结清，双方只有案涉《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的款项未结清。因为2016年5月之后，双方的交易模式已经变更为代理销售关系。陈伟钊经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力得高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从该汇总表可以看出，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的货款已经滚动清偿了118万元，与陈伟钊所述事实相符，故陈伟钊在《货款追收承诺函》中的欠款已经清偿完毕。何况，上述证据亦反映承诺函所涉欠款客户与力得高公司一直有交易，并有付款行为，表明力得高公司隐瞒了对其有利的证据。相关证据内容也可以反映陈伟钊是作为力得高公司的销售经理协助力得高公司销售货物，双方依然是劳动合同关系。虽然陈伟钊在2016年5月前通过《货款追收承诺函》的方式答应协助力得高公司进行追款，但是实际欠款对象是终端客户而非陈伟钊，因此，力得高公司向作为员工的陈伟钊追收货款并不合理。经认证，本院认为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指向双方于2016年5月之后发生的交易往来，陈伟钊亦不能具体说明银行往来明细中各笔款项与《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欠款的对应关系，且陈伟钊亦确认其经手销售力得高公司的产品尚未结付给力得高公司的款项约16万元，因此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法直接证明案涉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力得高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陈伟钊与力得高公司之间发生交易金额为1163649.82元，运费16484元，合计1180133.82元，力得高公司收到的款项为1180114.5元，上述期间发生交易的款项已结清，双方只有案涉《货款追收承诺函》项下的款项170158.78元未结清。陈伟钊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陈伟钊经手销售力得高公司的产品尚未结付给力得高公司的款项为166018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力得高公司诉请陈伟钊支付案涉欠款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中，力得高公司与陈伟钊签署了案涉《货款追收承诺函》并将《客户欠款明细确认单》作为附件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该承诺函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显失公平、限制陈伟钊权利及加重其义务的情形，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由于力得高公司与陈伟钊均确认承诺函中所涉欠款实为力得高公司与客户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货款，而承诺函中又约定陈伟钊作为力得高公司的销售人员应于2016年8月1日前向力得高公司提供欠款客户的欠款资料，逾期不提供陈伟钊应承担欠款客户的欠款170158.78元。可见，对于力得高公司客户拖欠的货款，陈伟钊以签署承诺函的方式确认在其不能如约提供欠款客户的欠款资料的情况下承担清偿责任，故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陈伟钊抗辩的劳动合同关系。结合现有证据反映，陈伟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欠款客户的欠款资料提供给力得高公司，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偿还了承诺函所涉欠款。虽然陈伟钊举证了银行流水以证明其有还款的行为，但该银行流水无法直接证明所涉款项系偿还案涉承诺函项下的欠款，加之陈伟钊确认其在签署承诺函之后仍为力得高公司促成过多笔交易，故不能排除银行流水显示的还款系偿还形成于承诺函之后交易货款的可能性，陈伟钊的举证并不充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陈伟钊在一审庭审期间亦确认其经手销售力得高公司的产品尚未结付给力得高公司的款项约16万元，与案涉承诺函中载明的欠款数额较为吻合，故力得高公司要求陈伟钊清偿承诺函项下的款项170158.78元合理有据，陈伟钊理应向力得高公司偿还。待陈伟钊向力得高公司清偿后，有权向原债务人追偿。至于陈伟钊抗辩主张应在案涉欠款中抵扣风险金的问题。由于案涉承诺函就扣减风险保证金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且陈伟钊提供的所涉风险保证金《收据》载明的收取时间与案涉承诺函中载明的货款产生期间并不一致，因此，风险保证金是否应予退还与本案款项不存在关联，该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陈伟钊可另案主张。综合上述，力得高公司诉请陈伟钊偿还案涉欠款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陈伟钊逾期未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力得高公司产生资金占用方面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陈伟钊支付案涉欠款的同时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伟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3.18元，由上诉人陈伟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史 伟书 记 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