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5民终192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凡，女，1980年9月6日出生，彝族，贵州省兴义市人，住贵州省兴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洪益，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0710682696。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宜泓，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3201811062808。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琢龙，男，1978年6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住贵州省安龙县。一审第三人：马欧，男，1976年9月25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册享县人，住贵州省兴义市。一审第三人：徐远文，男，197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册享县人，住贵州省册享县。一审第三人：黔西县自立学校。住所地，黔西县杜鹃街道办事处新民村。法定代表人：郭朝容，该校举办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潘科曌，贵州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810033424。上诉人邓凡因与被上诉人周琢龙、一审第三人马欧、徐远文、黔西县自立学校（以下简称：自立学校）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5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当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缴纳的案件受理费6900元系按照减半收取后的金额缴纳。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9日收到的开庭传票亦显示，本案系由一审法官张瑶审理。综上，一审法院减半收取诉讼费以及开庭传票记载事项均表明，一审法院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此后，一审法院实际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但上诉人并未收到一审法院将本案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定书，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9月17日《协议书》一份，用于证明案外人李飞从黔西县自立学校退股，被上诉人周琢龙和第三人马欧向案外人李飞支付了退股金10万元以及补偿费2万元，据此说明被上诉人自立学校合作办学的事实。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周琢龙、自立学校均对该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但一审判决书对该组证据的举证、质证情况未予罗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导致上诉人承担了不利的败诉后果。3.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周琢龙确对第三人自立学校出资，并实际享有该校33.33%的股份，一审法院未综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导致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4.自立学校校长郑杰是以该校的名义，认可被上诉人周琢龙将其在学校持有的33.33%的股份转让给邓凡，从权利外观上看，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郑杰有权利处分学校事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无论自立学校法定代表人是否同意，均不影响2016年10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郑杰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郑杰的代理行为属无权处分，混淆了该行为的法律性质。5.《股份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违约责任，系针对被上诉人的不诚信行为所设置的惩罚性条款。因周琢龙严重违约，上诉人诉请判令其承担违约金80万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周琢龙二审答辩称：上诉人所诉与本案事实不符，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自立学校陈述称：自立学校系民办非企业，不具有盈利性质，亦不存在股权及其转让问题。《股份转让协议书》未经行政主管机关登记审批，对自立学校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达到学校财产份额转让的合同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邓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周琢龙、第三人马欧、徐远文、自立学校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2.确认原告与被告周琢龙、第三人马欧、徐远文于2017年2月2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3.确认原告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期间33.3%的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份额；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80万元；5.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支付原告2017年自立学校收益分红款20万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周琢龙原系夫妻关系，于2005年7月8日登记结婚，2010年5月5日生育一子周金澔，因被告婚外情双方于2011年6月14日离婚，离婚后未实际分居生活，于2015年9月28日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复婚后因被告再犯同样的错误，双方于2016年5月30日协议离婚。双方共同生活期间，除购置了部分房产外，2014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原、被告共同出资以被告名义与第三人马欧、徐远文合伙受让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期间的经营权，被告名下出资40万元，在经营期间占有学校33.30%的份额。原、被告在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婚后共同财产即在自立学校投资的股份33.33%归原告所有。2016年10月10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周琢龙自愿将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经营权33.3%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原告，第三人马欧、徐远文、自立学校均在该协议上签章确认。2017年2月25日，三方（除第三人自立学校外）再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原、被告离婚并陆续签订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后，双方对其他财产分割未发生争议，仅就涉及第三人自立学校33.3%份额权属发生争议。原告为此曾于2017年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黔0522民初4202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黔西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黔0522民初3547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邓凡与被告周琢龙于2005年7月8日登记结婚，因夫妻感情不和于2011年6月14日协议离婚，2015年9月28日，原、被告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后又于2016年5月30日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了离婚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2款载明“婚后共同财产（黔西县新民社区自立学校投资的股份33.33%）均归女方所有”。2016年10月10日，被告周琢龙作为甲方与原告邓凡作为乙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系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经营权股东，出资额为40万元，占公司总股份的33.3%，甲方自愿将其经营的学校股份100%的股权无条件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该协议经第三人马欧、徐远文签名并加盖第三人自立学校印章。2017年2月25日，原告邓凡与被告周琢龙再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确认被告周琢龙将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经营权33.3%的股份转让给原告邓凡，协议经第三人马欧、徐远文签名，无自立学校签章。一审法院另查明，第三人自立学校系经黔西县教育局批准开办的民办学校，业务范围为从事一至九年级义务教育。原告曾于2017年9月4日以其并未实际享有该学校的股份权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原告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20年经营权33.3%的股份权利，并有权参与管理和分红；2.判决被告周琢龙、第三人马欧、徐远文连带支付原告2017年自立学校收益分红20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黔0522民初42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凡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黔05民终20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黔0522民初4202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案件发回后，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期间，因原告邓凡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黔0522民初35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调整。关于被告周琢龙是否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33.3%的股份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股东身份的认定，应当以公司登记文件(包括章程、股东名册等)的记载为依据。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被告周琢龙系第三人自立学校股东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交被告出资40万元的相关证据，对其享有股份的份额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也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关于被告周琢龙名下出资40万元，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期间33.3%股份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原、被告于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记载“婚后共同财产（黔西县新民社区自立学校投资的股份33.33%）归女方所有”的条款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仅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当事人在履行财产分割协议时发生纠纷，且该财产涉及他人权益的，不能仅凭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认定双方对该财产的处分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涉及损害第三人自立学校权益的部分，即婚后共同财产（黔西县新民社区自立学校投资的股份33.3%）归女方所有的条款应属无效。关于签订于2016年10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校长郑杰在未取得第三人自立学校法定代表人郭朝容授权的情况下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事后也未取得权利人郭朝容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该《股份转让协议书》对第三人自立学校不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合同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即原、被告协议处置某项财产，该财产必须实际存在且为原、被告双方所占有或掌控。原告未提交被告及第三人马欧、徐远文系第三人自立学校股东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该协议书应属无效。同理，签订于2017年2月25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也应属无效。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期间33.3%的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份额的诉请，原告主张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期间33.3%的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份额的依据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婚后共同财产（黔西县新民社区自立学校投资的股份33.3%）归女方所有的条款、签订于2016年10月10日和2017年2月25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经上述认定，上述协议及条款均属无效，故原告的此项诉请因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80万元的诉请，经前述认定，双方签订的关于转让第三人自立学校33.3%股份的协议均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原、被告双方自始无履行协议义务，不存在违约问题，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连带支付原告2017年自立学校收益分红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经前述认定，原告关于被告周琢龙享有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至2034年期间33.3%股份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以协议取得第三人自立学校2014年期间33.3%的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份额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原告因未取得第三人自立学校股东资格，也未提交其或者被告周琢龙出资的证据，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第三人马欧、徐远文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原告诉请的抗辩，由此造成的法律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邓凡负担。本院审理本案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民办学校由举办者出资筹设。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案涉学校属于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其举办活动应由相应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申请筹设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二）举办者的姓名、住址或者名称、地址……”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一）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或者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转为民办学校的……”上述规定表明，确认或者否定（变更）民办学校举办者资格，是我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事项审查范围，属于行政许可内容。就本案而言，自立学校系经黔西县教育局批准设立的、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举办者为郭朝容。邓凡依据《股份转让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诉请确认协议书效力及其对自立学校享有出资份额，同时诉请周琢龙、自立学校连带支付学校收益红利并承担违约责任。本院对此审查认为，前述请求事关涉及对自立学校举办者（出资人）资格的审查，依法属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行政许可权力的审查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据此，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反手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规定的起诉条件，对邓凡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得当的问题，因本院已在前文中阐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邓凡上诉所称的一审法院由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不当等程序性瑕疵，概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邓凡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54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邓凡的起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退还上诉人邓凡。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孝春审判员  罗 珣审判员  吉 雪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