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永善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625行初58号原告杨吉松，男，生于1981年7月27日，汉族，云南省水富市人，农民，住水富市。被告水富市公安局（原水富县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31015148905k。住址水富市。法定代表人张珣，局长。出庭负责人双家祥，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赵晓飞、余先法，水富市公安局民警。原告杨吉松不服被告水富市公安局作出的水公（治）行罚决字[20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14日向被告水富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吉松、被告水富市公安局副局长双家祥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晓飞、余先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水富市公安局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水公（治）行罚决字[20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6月25日，水富县居民杨吉松等六人以要求解决统招未分配的诉求，与其他统招未分配人员共计100人左右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场所聚集上访；杨吉松不听工作人员劝阻和教育，参与呼喊口号、高声唱歌、高举上访材料闹访滋事，严重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水富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杨吉松行政拘留10日。原告杨吉松诉称，2018年3月12日，他与其他50名统招未分配非师范生代表，向水富县信访局反映未分配的问题。同年5月11日答复他们诉求不成立。同年5月20日，他们联名向昭通市人社局和教育局申请复查。复查部门一个月仍未答复。2018年6月25日，他与同学不约而同的到云南省信访局走访，当地警察安排他们进入信访局操场有序的排队。2018年8月6日，收到昭通市人社局和教育局复查意见书。他们不服,于2018年8月28日向云南省信访局走访，2018年8月31日下午五点左右，水富县公安局的民警未出示警察证和传唤书，将他带到公安局负一楼审讯，被卡在老虎凳上，空调调到极低。并强行叫他说出手机密码。他把上访经过如实的说出来后，公安局故意夸大当时的情况反复修改几次笔录，一直到31日凌晨，他受不了冷气折磨才在笔录上签字。送他到医院体检后，他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母亲因他被拘留生病住院，他被拘留了6日才释放。他没有违反上访条例，更没有违法上访。公安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存在事实不清，未公开证据，滥用职权，非法拘留，官僚主义的违法行为；涉嫌乱扣帽子，违反司法程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如他在云南省信访局上访违法，当地公安部门会对他采取处罚或移交户籍所在地采取处罚。水富市公安局的处罚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安局必须在法定条件下才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他的信访行为，只能由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被告没有法律赋予的异地行政管辖处罚权。公安局适用法律错误，随意加大处罚裁量权。请求人民法院：1、撤销水公（治）行政决定（2018）9号《水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公开申明向原告赔礼道歉、登报发表申明、消除对原告名誉受损的影响；2、判令被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条支付给原告自2018年8月31日至2018年9月5日非法行政拘留6日的行政赔偿金1708.44元;3、判令被告依法赔偿精神损失费和承担本案诉讼费。为此提交了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各1份，水公（治）行罚决字[20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被告水富市公安局辩称：被告在办理该案件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不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职权，非法拘留，官僚主义的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所地公安机关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水富市公安局对水富市信访局报案称的，2018年6月25日，杨吉松等人与其他统招未分配人员共计100余人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场所聚集上访过程中，参与呼喊口号、高声唱歌、高举上访书面材料闹访滋事，严重扰乱信访工作秩序一案，具有法定的管辖权。被告于2018年8月30日18时51分，将杨吉松传唤到公安局办案中心进行询问，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询问违法嫌疑人，应当在公安机关的办案场所进行。杨吉松在接受询问期间，被告均是在办案场所和执法安全的规定进行，杨吉松坐的是审讯椅，没有将其卡在所谓的“老虎凳”上，办案民警没有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和体罚，审讯中依法保障了杨吉松的合法权益。杨吉松在2018年6月25日参与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场所聚集上访过程中，参与呼喊口号、一起唱歌、高举上访书面材料，滞留时间长达9小时，严重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办案程序合法、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处罚恰当。请求人民法院维持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水富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社会统一机构代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欲证实被告的执法主体情况。2、水富市信访局报案材料及杨吉松户藉证明，2018年8月30日水富市信访局报案，水富县人杨吉松2018年6月25日参与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场所聚集上访过程中，参与呼喊口号、一起唱歌、高举上访书面材料，滞留时间长达9小时，严重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要求处理。欲证实水富市公安局对本案合法受理立案。3、受案登记表、传唤证、传唤审批表、延长传唤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对被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各1份，欲证实被告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受案，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批，办案程序合法。4、杨吉松、孙某询问笔录及询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欲证明被告在询问原告期间，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进行任何的逼供。5、杨吉松、孙某询问笔录以及证人杨某、周某、汪某、宋某、曹某、姚某、刘某的证实和2018年6月25日民警使用执法记录仪上现场音视频，欲证实杨吉松2018年6月25日与他人一起在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局现场实施了违法行为。6、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云南省信访条例》、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云南省公安厅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实施意见》，欲证实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7、医院体检报告，欲证明送原告去医院体检是合法行为。8、水富县2018年8月30日当天的气温记录，欲证实审讯原告当天的天气较热。经质证，杨吉松认为，传唤证与审批表原告没有见过。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出示过，但原告拒绝签收，因为原告认为原告的行为不构成治安违法。对证人认识的只有姚某，周某，两人也跟原告到过省政府信访局的现场，其它的证人都不认识。孙某是和原告一起去昆明信访的。水富信访局的报案与本案无关联性。户籍证明的地址实际找不到的，只是挂在那里。对原告的询问笔录，笔录上的字是原告签的，但有诱供行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签的字。孙某陈述原告参与唱国歌与喊口号不属实，原告在信访过程中没有参与唱国歌和喊口号，怀疑孙某受到了刑讯逼供；执法记录仪上记录到当天省政府信访局的现场情况是真实的。对体检报告及天气情况没有意见，但空调是指到原告吹的，很冷。原告杨吉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各1份，欲证实原告身份及主体资格。2、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欲证实水富市公安局作出水公（治）行罚决字[20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告对原告是进行了治安处罚。3、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证实原告2018年6月25日在云南省政府信访局没有违法行为。4、录音视频资料（来源于一起到省政府信访局的同学的录音资料，具体的拍摄人不清楚，从微信群里得到）。证明原告在省政府信访局没有参与违法行为。5、证人胡某当庭证实，2018年6月25日，他到云南省政府信访局办公场所，当天信访局正常上班，交通也没有堵塞，公安民警现场没有指出任何违法行为，对杨吉松在现场做了什么不清楚。6、证人李某当庭证实，2018年6月25日，他与杨吉松因分工问题一起到云南省政府信访局上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引导上访人到信访局的操场里，并提供了塑料板凳。他没有过多关注杨吉松在操场里的情况。在信访局操场里谁唱的国歌他不清楚。7、证人唐某当庭证实，2018年6月25日，她到省信访局因未分配的事情上访，早上9点到场，大概中午14时离开现场。因为人较多，工作人员安排她们在操场里统一集合，然后选出代表与信访人员进行交涉。她没有被推举为代表，一直在省信访局操场里，人很多。她认识今天在原告席的杨吉松，她与杨吉松都在操场里等待信访局的答复。她与杨吉松站的具体位置记不清楚了，但确定杨吉松没有在她旁边。因为人多，也没有过多关注别人做了什么，对杨吉松在操场里具体做了什么事情不清楚。经质证，水富市公安局认为，第1、2组证据没有意见；第3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没有违法行为。视频资料来源不明。三个证人证实没有证明力。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传唤证及审批表，原告称未见过，未提实质性的否认意见，是属公安机关办案中内部呈报或制作的文书，来源合法，内容客观，具有证明力，予以采信。对孙某的证实，原告参与唱歌、喊口号这一证实否认，同时认为在询问原告时有逼供行为，结合现场审讯视频及执法记录仪上记录的视频，公安机关在询问杨吉松时按规定进行，并无不当之处，同时孙某的询问笔录与原告笔录内容相印证，故能证实作为一起去参加上访的人员证实的内容客观，应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欲证实的事实不能证实，该证据仅证实在当地没有发现杨吉松有违法行为。三个证人的证实，三证人对杨吉松当天在现场的情况不清楚，缺乏证明力，不能证明杨吉松没有违法行为。杨吉松提供的视频来源不明，不予采信。对其余原、被告提供的经质证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来源合法，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应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2日，杨吉松与其他统招未分配非师范生代表，向水富县信访局反映未分配的问题。同年5月11日，水富县信访局答复杨吉松等人。同年5月20日，杨吉松等人向昭通市人社局和教育局申请复查。2018年6月25日上午9时左右，杨吉松与他人一同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接待场所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杨吉松参与了喊口号、唱歌、高举上访书面材料，不听工作人员劝阻。2018年8月30日，水富市信访局向水富市公安局报案，要求处罚杨吉松的违法行为。水富市公安局立案后于2018年8月30日传唤杨吉松，2018年8月31日作出的水公（治）行罚决字（2018）9号《水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杨吉松以不听工作人员劝阻和教育，参与呼喊口号、高声唱歌、高举信访书面材料闹访滋事，严重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据此对杨吉松给予行政拘留10日。杨吉松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为此引发纠纷。另查明，2018年11月，水富县撤县建市，水富县公安局变更为水富市公安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杨吉松为统招生毕业后未分配的问题，参与他人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局上访，在上访中参与喊口号、唱歌、高举上访书面材料，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公安机关给予其治安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所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告杨吉松系云南省水富市人，水富市公安局作为杨吉松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杨吉松长期居住水富市，水富市公安局查处更为适宜，故水富市公安局有权管辖处理杨吉松在云南省人民政府信访时的违法行为。同时，水富市公安局在办理案件中，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对原告杨吉松作出处罚决定前，已按法律规定告知原告杨吉松，办案程序合法，并无原告杨吉松诉称逼供等行为。综上所述，被告水富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给予杨吉松行政拘留10日，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恰当，量处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应予维持。原告杨吉松请求撤销水公（治）行罚决字（2018）9号《水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水富市公安局赔礼道歉、登报发表申明、消除对原告名誉受损的影响、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吉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杨吉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 海审判员 廖 刚审判员 金泰祥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杨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