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9民终7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隆兵，四川省安岳县人，住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玉鹏,甘肃省敦煌市人,住甘肃省敦煌市。上诉人陈隆兵因与被上诉人康玉鹏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敦煌市人民法院（2019）0982民初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隆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被上诉人康玉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隆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陈隆兵介绍被上诉人康玉鹏前往东台服务区餐厅工作时，上诉人陈隆兵与东台服务区餐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2018年4月18日，上诉人陈隆兵曾与东台服务区餐厅承包人汪长福签订酒店厨房劳务承包协议，约定陈隆兵承包东台服务区餐厅后厨，该协议签订履行4个月后，因人员调整，双方于2018年10月5日协商解除酒店厨房劳务承包协议。随后汪长福询问陈隆兵能否重新介绍一个后厨团队，于是陈隆兵将康玉鹏团队介绍给汪长福，康玉鹏上班期间不受陈隆兵支配和管理,上诉人陈隆兵并不是康玉鹏的老板或雇主。2.劳务用工协议和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以该协议证实陈隆兵雇佣康玉鹏在东台服务区餐厅工作。在协议签订后还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上诉人陈隆兵经过康玉鹏本人同意，介绍康玉鹏团队前往汪长福承包的东台服务区餐厅上班。3.考勤表、餐厅交接证明、收款凭证只能证实被上诉人康玉鹏等人在东台服务区餐厅上班三个月，不能证实陈隆兵雇佣康玉鹏在东台服务区餐厅工作。餐厅交接证明上载明“……多次联系餐厅老板未果……”，该证明中的餐厅老板指的是汪长福，所以该证明不能证实陈隆兵拖欠工资，而且当时是被上诉人康玉鹏和陈隆兵之间一直正常联系，甚至陈隆兵作为介绍人专门陪同康玉鹏前往西宁、格尔木找汪长福索要工资，若真的是上诉人陈隆兵拖欠工资，那康玉鹏不可能在该证明中表述为“多次联系餐厅老板未果”。4.上诉人陈隆兵本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康玉鹏支付过工资或押金。5.一审法院仅截取了陈隆兵与康玉鹏之间部分聊天记录就断章取义地认定陈隆兵雇佣康玉鹏错误。关于康玉鹏通过微信告知陈隆兵工资尚未结清是因为陈隆兵是他的介绍人，康玉鹏意图通过介绍人陈隆兵帮忙催要工资，在聊天记录中陈隆兵也明确说“我给汪（汪长福）说”；关于2018年12月29日二人微信“5号发一个月，下个月20号必须发另一个月”，是告诉康玉鹏要及时向汪长福要工资，并不是说陈隆兵本人要给康玉鹏发工资；关于2019年1月5日微信聊天中陈隆兵给康玉鹏发图片让康玉鹏和汪长福办理交接，实际是康玉鹏主动联系陈隆兵帮忙处理交接事宜，陈隆兵才帮忙给康玉鹏写了模板并告知交接人如何填写，但这不能直接认定是陈隆兵指示要求康玉鹏办理交接手续，因为陈隆兵无权处理东台服务区餐厅交接事宜，而且陈隆兵明确说“回头我给汪（汪长福）说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结合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康玉鹏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2018年10月31日上诉人把被上诉人及团队其他人送至东台服务区餐厅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日开始上班，双方签订了劳动协议，签订协议时上诉人并未出示汪长福的委托代理合同，也未见过协议解除证明，被上诉人就是受上诉人雇佣到东台服务区餐厅工作。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康玉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劳务费157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日，陈隆兵与康玉鹏在敦煌市望江楼食府用望江楼固定格式劳务用工协议书签订了劳务用工协议书，用工期限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薪酬为人民币55000元每月；协议签订前，康玉鹏已带领七人到格尔木东台服务区餐厅后厨工作，陈隆兵于2018年11月1日晚8时20分，通过微信转账向康玉鹏支付5000元保证金；2018年11月4日，在康玉鹏询问下，陈隆兵通过微信向康玉鹏出示了其与东台服务区负责人汪长福签订的酒店厨房劳务承包合同的部分内容，用以证实其已将东台服务区餐厅厨房承包；同日，陈隆兵又通过微信聊天，向康玉鹏安排后厨工作，要求康玉鹏与其带领的人员签订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并要求康玉鹏以其每月收入的10%作为押金。工作期间，格尔木东台服务区餐厅负责人汪长福向康玉鹏支付5000元。康玉鹏于2018年12月29日通过微信聊天，向陈隆兵索要工钱，陈隆兵承诺2019年1月5日发工资，下月20日前发另一个月工资，并叮嘱康玉鹏千万不能出问题；后因陈隆兵仍未按期发放工资，康玉鹏于2019年1月30日通过东台服务区餐厅管理人员旦正，从该餐厅营业额抽取688.1元，2019年1月31日从东台服务区餐厅营业额抽取1402.8元，2019年2月1日从东台服务区餐厅营业额抽取611.1元作为其与其他工作人员的劳务费。此后陈隆兵再未向康玉鹏支付劳务费，康玉鹏遂与陈隆兵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务用工协议书，陈隆兵通过微信告知康玉鹏与喜子（王成喜）办理交接手续，康玉鹏于2019年2月4日就格尔木东台服务区餐厅与陈隆兵指定的王成喜办理了交接手续。康玉鹏向陈隆兵索要下剩劳务费未果，遂于2019年3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康玉鹏出具的劳务用工协议书与陈隆兵的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表、餐厅交接证明、收款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康玉鹏为陈隆兵提供劳务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故康玉鹏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陈隆兵虽辩称“康玉鹏与陈隆兵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双方签订的劳务用工协议实际未履行，不拖欠康玉鹏工资，向康玉鹏支付5000元是代汪长福向康玉鹏支付的”，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陈隆兵拖欠康玉鹏劳动报酬不付，侵害了康玉鹏的合法权益，其应负清偿之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陈隆兵支付康玉鹏劳动报酬1577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3454元，减半收取1727元（康玉鹏已预交），由陈隆兵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陈隆兵提交如下证据：1.酒店厨房劳务承包合同。2.协议解除证明一份。3.汪长福书写的证明一份。上述三份证据拟证明：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10月5日东台服务区餐厅由陈隆兵承包，汪长福是该餐厅主管，该协议于2018年10月5日协议解除，此后上诉人与东台服务区餐厅没有关系，只是介绍康玉鹏团队到该餐厅工作。经质证，被上诉人康玉鹏认为其并未见过上述解除协议证明，且上述证据中的承包合同与之前上诉人在微信截图中出示过的合同不一致，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被上诉人康玉鹏提交证人董某、许某的证言。董某的证言拟证明：是陈隆兵将康玉鹏团队包括证人在内的7人带到东台服务区餐厅干活，并告知其会在中途到餐厅来查看康玉鹏团队的工作情况。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许某的证言拟证明：2018年10月31日证人许某等8人跟着陈隆兵从敦煌出发到青海东台服务区餐厅工作，约定每月15-20日发工资，每月工资5000元，证人许某干了3个月零1天。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与证人董某的证言也不相符，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酒店厨房劳务承包合同与其曾向康玉鹏出示的合同不一致，不予认定。对协议解除证明因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清楚该协议，故对该协议不予认定。对汪长福书写的证明，因汪长福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上述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陈隆兵是否与被上诉人康玉鹏等人存在劳务承包关系，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欠付劳务费。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上诉人陈隆兵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其只是以介绍人的身份介绍被上诉人到东台服务区餐厅工作，但该主张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首先,上诉人主张其受敦煌市望江楼食府委托与康玉鹏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协议签订后又未履行。但其并未提供签订劳务用工协议时的委托代理手续,且协议书也是以陈隆兵作为甲方与康玉鹏签订,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主张其与东台服务区餐厅之间的承包协议已经于2018年10月5日协议解除，但其在2018年11月4日与被上诉人康玉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仍然向康玉鹏传送该协议的照片，向康玉鹏证明其与东台服务区餐厅之间的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已向康玉鹏告知过该协议已经解除，结合其向康玉鹏转款等事实，足以使康玉鹏有理由相信就是陈隆兵承包了东台服务区餐厅，康玉鹏是为陈隆兵提供劳务，故康玉鹏有权向陈隆兵索要报酬。陈隆兵主张其仅是介绍人，与东台服务区之间无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对其所提应当由汪长福承担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适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陈隆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54元，由上诉人陈隆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林审判员 蔺春辉审判员 崔莉娟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