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2291号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棠乐路89号4楼A号。法定代表人：胡文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姚勇，广东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四寿，男，汉族，1967年4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祁东县。委托代理人：肖飞颜，广东国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鹏，广东国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四寿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姚勇、被告刘四寿的委托代理人肖飞颜、陈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是生产、加工服装的企业；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胡文华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6年2月期间，被告因制作加工服装的需要，于是要求原告为其制作加工服装，原告同意了被告的要求并完成履行了制作加工的义务，由于原告与被告之前存在债权债务未清结，于是被告并不履行向原告付加工款的义务，而只向原告出具了《文华（加工服装结算单）》、《送单》，此后，原告还陆陆续续向被告归还了部分的借款、欠款，归还部分借款、欠款后，原告以为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己清结，然而，被告为达到个人目的于2018年6月21日以原告向其出具的《借条》、《欠条》提起诉讼，在诉讼中，法院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支持了被告的全诉讼请求，据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服装加工费人民币54245.5元及利息（以54245.5元为本金，从起诉日起计至清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刘四寿答辩称：第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二，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加工费早已在交货时结清，原告并未拖欠被告加工费，其次原告的诉讼请求也过了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于2013年至2016年2月份期间存在加工关系，被告提供原材料给原告，由原告为其加工服装。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原告将被告提供的材料交由其他工厂加工，加工完成后由被告到工厂提货，双方之间一般没有送货单等书面凭证。另查，2014年4月17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胡文华曾向被告借款3万元，并向被告出具了《借条》。同时，因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文华与被告曾合伙做生意，双方通过结算后确认胡文华尚欠被告42620元款项，胡文华于2015年2月17日向被告出具《欠条》。2018年6月，被告以上述《借条》《欠条》通过诉讼方式向胡文华追讨款项，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粤0111民初773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刘四寿的诉请。庭审中，原告表示，2013年至2016年2月份期间，被告共欠原告加工费合计54245元，因原告欠被告款项，故原告一直未向被告主张加工费。期间，原告曾向被告偿还过部分借款，再加上被告欠原告的加工费，原告以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但被告以《借条》《欠条》起诉至法院要求原告还款，故现原告亦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加工款。围绕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一份被告手写“凭证”，该“凭证”上写有“文华”及各类衣物的件数、单件金额及总金额，同时写有“合计25866.5元”。另，该“凭证”上写有“23号老伍取款1000元买马”“已拿7000元、5000元、3000元”“烫工转账2400元”“买马打赌1000元”“合计19400元”等内容，该“凭证”底部写有“总计为45266.5元”（25866.5元+19400元）。原告表示，该“凭证”是双方发生矛盾时清算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凭证”中的“合计25866.5元”是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服装加工费，“合计19400元”是胡文华已向被告偿还的款项。原告述称上述45266.5元即是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服装加工费的一部分。同时，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6年2月4日的《送货单》，该送货单显示总金额为14445元，上面有原告手写内容“减去借支5466元，实付加工费8979元”，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被告的签名，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文华的签名。原告表示，因被告去工厂提取该笔服装时，工厂需要原告的确认，故开具了该张“送货单”，且工厂需要预先支付部分费用，故被告先向对方工厂预付了5466元的款项，剩余8979元款项记载在送货单上，“实付”的意思为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的金额，并非已经支付的金额。原告表示，被告共欠原告的加工费即为45266.5元及8979元两笔，合计54245.5元。庭审中，被告表示，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加工关系，但被告每次提货时均以现金的方式向原告结清了加工费，故不清楚双方之间共产生的加工费总金额。被告承认对方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凭证”确实是由被告所写，但只是被告自己对各项支出的一个记录，并非原、被告之间的对账单，是原告偷取的被告的记录本中的其中一页内容。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确实是被告的签名，但该笔加工费亦已经结清，送货单上的“实付”即表示被告已经实际支付。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手写《凭证》，内容为：没有凭据的现金、交结及工厂加工费，已结清。立字为据，双方签名生效。签名人员为胡文华、被告刘四寿，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被告表示，该《凭据》不包含原告向被告出具了《借条》《欠条》的两笔款项。胡文华称该《凭据》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再查，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文华。以上事实，有凭证、《送货单》《凭据》、微信聊天记录、营业执照、（2018）粤0111民初7733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被告刘四寿向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提供材料，原告负责加工生产后再送货给被告，被告给付加工款项给原告，故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对于原告已完成加工服装加工的义务没有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加工费？关于原告主张的加工费用，本院分无“送货单”和有“送货单”两部分进行分析。关于无“送货单”的加工费。原告主张该部分加工款项的依据是被告手写的一张“凭证”。该张“凭证”系由被告手写，原告主张系原、被告之间的对账单。本院认为，对账单一般是由交易双方核对往来账款的凭证，一般应由交易双方签名或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但原告提供的该“凭证”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章，也没有具体的落款日期。同时，该“凭证”上除服装各项费用罗列外，还有买马打赌及其他记载不详的费用罗列，该部分明显不能认定为是被告对于服装加工费用的记载。故无论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双方已结清加工费的证据是否真实，在被告对该“凭证”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尚欠其加工费用未支付，仅依据该“凭证”主张被告尚欠其加工款项45266.5元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即使原告主张的该部分加工费用没有超过被告抗辩的诉讼时效，本院依然无法认定被告尚欠原告45266.5元加工费用没有支付。关于2016年2月4日“送货单”上的8979元加工费的认定。对于该笔费用的金额，双方均没有争议，争议的问题是该笔费用被告是否已实际向原告清付。送货单上手写的“实付加工费8979元”原告称应按照“被告实际应向原告支付的费用为8979元”理解，被告则主张是按照“被告已实际向原告支付了8979元”理解。关于以上争议，本院分析如下：送货单是原告向被告交付货物的重要凭证，在被告方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该笔加工费用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送货单上的“实付加工费8979元”应按照原告述称的“被告实际应向原告支付的费用为8979元”理解。关于该笔款项是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于2018年6月份起诉原告归还借款时，原告曾向被告主张对账清偿加工费用，故该笔款项的诉讼时效在2018年6月份发生阻断，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8979元，被告未及时偿还上述加工费，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及时支付加工费8979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2019年6月4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刘四寿支付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费8979元及利息（以8979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8元，由原告广州银莱服饰有限公司负担553元，被告刘四寿负担25元负担（原告同意其预交的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支付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娄丹杰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