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37569号原告:周素红,女,197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艺，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颖，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人民医院,住所地广州市中山二路106号、惠福西路123号、南海平洲永安中路58号。法定代表人：庄建，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楚晓，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莹，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素红诉被告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艺、常颖，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楚晓、许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合计706453.04元（其中医疗费160395.32元、残疾赔偿金2458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900元、护理费58686.8元、误工费169158.2元、营养费6000元、住宿费53550元、交通费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049.48元、鉴定费15820元，共计782725.6元，以762725.6元×90%+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得出706453.04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0日，原告因进行性痛经8年于被告处入院治疗，入院后经检查诊断为：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宫颈）；卵巢良性肿瘤。而后，被告于同年11月12日对原告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懈术”。术后半个月，原告出现左肾绞痛，阴道持续流液的症状。于同年11月26日再次入院被告处接受治疗，被告仅对原告行美兰实验IVP检查，并无对原告进行详细的检查，便让原告出院并嘱带药抗感染治疗。经30天吃药治疗后，上述症状仍未见明显改观。无奈之下，原告于同年12月30日入住惠东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经行左输尿管镜检后被诊断为左输尿管下段阴道尿瘘以及左输尿管下端坏死。并分别在惠东县人民医院以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接受左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原告在被告处接受的治疗是“全子宫切除术”，并不涉及输尿管以及膀胱。但由于被告在手术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造成原告左侧输尿管坏死。而在术后症状出现，原告再次回到被告处求医，被告在没有对原告进详细检查的情况下，便做出错误的诊断，导致原告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期限。由于被告的错误诊疗行为以及手术操作不当，不仅使原告身体健康受到侵害，还导致原告前后分别六次入院接受治疗，造成原告经济上的损失以及精神上的损害。被告理应为其侵权行为致使原告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由于一条输尿管缺失并非是子宫切除手术的并发症，而是被告的手术操作不当所致。被告的手术操作失误以及术后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致使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身体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造成原告左侧输尿管下段坏死的严重后果，增加了其生存成本及生存风险，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的医疗损害侵权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被告应对此进行赔偿。被告辩称，案涉纠纷诊疗经过如下：原告因“进行性痛经8年”于2015年11月10日到被告处住院，查体并结合外院B超，入院诊断：1.子宫腺肌症；2.宫颈病变？入院后行阴道B超提示：1、子宫多发肌瘤；宫颈囊性包块（内膜异位？）。2、盆腔多发囊性包块。3、宫内节育环位置正常。行TCT（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无上皮内病变或恶性肿瘤细胞；行宫颈活检：宫颈粘膜呈慢性活动性炎，未见CIN（宫颈上皮肉瘤样病变）；经组织科内医师讨论，考虑原告为子宫腺肌症，有全子宫切除手术指征，与原告及家属沟通病情后，同意行全子宫切除术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2015年11月12日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术中见子宫均匀增大如孕10周，右侧卵巢见一包块大小约6×5cm，与子宫右侧壁致密粘连，右侧输卵管未见明显异常，左侧附件与子宫左侧壁粘连，肠管与子宫后壁、盆壁致密粘连，分离右侧附件粘连时见卵巢包块破裂，流出少许清亮液及透明烂肉样组织物。取出烂肉样组织送冰冻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瘤，不排除交界性可能，待石蜡病理进一步确诊。医师向家属交代病情后，同意切除右侧附件，遂行全子宫切除+右侧附件切除术。术程顺利，术中出血300ml。术后病理为：1卵巢浆液性囊腺瘤；2子宫腺瘤样瘤；3子宫腺肌症，并累及子宫颈。原告术后一般情况好，经抗炎、支持治疗于2015年11月17日出院。2015年11月25日原告因腹痛2天，阴道流液增多1天来被告处门诊就诊，接诊医生考虑其为外地患者，即为原告加号开具了抽血、B超等检查（手写加急字样），并请门诊导诊护士联系预约中心为原告加急检查。次日原告持门诊检查报告来妇科病房，因泌尿系B超提示左肾积液，考虑不排除输尿管瘘再次收住入院。住院后行膀胱美兰实验和IVP均未见异常，考虑腹痛及阴道排液增加为泌尿系感染及阴道残端感染引起，行阴道分泌物及终端尿培养，尿培养提示ESBL+，加强抗感染治疗后好转，经主任医师查房后予出院继续口服抗炎。出院后在门诊医生多次加号复查，原告精神好，无发热腹痛等不适，尿常规白细胞明显下降，但尚未正常，继续抗炎治疗。后原告反映在外院行IVP诊断左侧输尿管瘘，已电话联系原告返回被告处泌尿外科住院治疗，未见原告回复。对于原告的诉称，第一，原告有行全子宫切除术手术指征，被告充分与原告及家属沟通病情后行手术治疗，符合诊疗规范。原告因进行性痛经8年入院，行阴道B超提示：1、子宫多发肌瘤；宫颈囊性包块（内膜异位？）。2、盆腔多发囊性包块。3、宫内节育环位置正常。行TCT（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无上皮内病变或恶性肿瘤细胞；行宫颈活检：宫颈粘膜呈慢性活动性炎，未见CIN（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经组织科内医师讨论，考虑原告为子宫腺肌症，有全子宫切除术手术指征，与原告及家属沟通病情后，同意行全子宫切除术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被告诊疗符合诊疗规范，并无过错。第二，原告自身病情复杂，被告已经尽量避免术中损伤输尿管，存在盆腔严重粘连，累及输尿管解剖结构及位置改变等诸多妇科输尿管损伤高危因素，但目前医疗技术仍不能完全避免，不能归责于被告。输尿管损伤多见于妇科手术后，国内外文献报道其发病率可达6%以上，甚至高达13.4%。随着近年腹腔镜手术的开展，其发病率有所增高，保守估计每年新增十多万尿瘘患者，盆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手术、宫颈肌瘤等是高危因素。为此，被告术前已经告知相关输尿管损伤手术风险，原告及家属已经知悉。原告原发病为严重子宫腺肌症并累及宫颈、子宫腺瘤样瘤、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瘤，术后出现输尿管瘘可能与原告本身子宫及左卵巢均呈烂肉状，盆腔严重粘连,及子宫腺肌症累及宫颈等造成输尿管解剖结构及位置改变的诸多妇科输尿管损伤高危因素以及个体化差异有关，腹腔镜下电器械操作极有可能造成电热损伤。被告严格按妇科诊疗常规进行，术中发现原告原发病导致盆腔严重粘连，解剖结构改变，但仍在腹腔镜下完成了如此难度大的手术，术后恢复正常，目前医疗技术仍不能完全避免手术损伤输尿管，不能归责于被告。第三，原告出院后出现阴道排液多，被告已警觉到可能出现输尿管损伤的问题，并安排原告住院治疗，但检查仅提示泌尿系感染，被告积极给予治疗，并无过错。综上，被告诊疗符合临床规范，并无过错，所出现的术后尿瘘可能与其自身疾病导致输尿管解剖位置及结构改变的高危因素、原告本人对电热敏感以及感染等相关，系目前医疗技术无法完全避免的，不应归责于被告。且根据原告提交的外院病例反映原告经对症治疗，已经基本康复。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0日，原告因“进行性痛经8年”入住被告处治疗，入院后完善检查，诊断为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宫颈）；盆腔多发囊性包块，于2015年11月12日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手术简要经过为“术中见子宫均匀增大如孕10周，右侧卵巢见一包块大小约6*5cm，与子宫右侧壁粘连，右侧输卵管未见明显异常，左侧附件与子宫左侧壁粘连，肠管与子宫后壁、盆壁粘连，分离右侧附件粘连时卵巢包块破裂见少许清亮液流出及透明烂肉样组织物流出，取出烂肉样组织送冰冻病理检查结果示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瘤，不排除交界性可能，待石蜡病理进一步确诊。向家属交代病情后，同意切除右侧附件，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术程顺利，术中出血300ml，输红细胞2U，血浆400ml，术后子宫称重275g，子宫后壁见烂肉样组织附着，剖视子宫内膜光滑，肌层均匀增厚，宫颈见一囊肿直径约4cm，内为巧克力样液体。标本全部送病理”。原告于2015年11月17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禁盆浴及性生活1个月；2.2015-11-20返院切口换药；3.两周后门诊复诊，1个月后返院病案科复印病检结果；4.建议全休一个月，不适随诊。”2015年11月26日，原告因“全宫术后14天，腹痛2天，阴道流液增多1天”入住被告处治疗，入院后行美兰试验，阴性，行IVP阴性，行阴道分泌物培养，结果暂畏寒；入院予口服抗感染治疗。原告于2015年12月1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一周后门诊复诊；3.出院带药……4.建议全休1周。”2015年12月30日，原告因“全子宫切除术后1个半月，阴道流液3天”入住惠东县人民医院，入院诊断：1.左输尿管下段阴道尿瘘；2.全子宫切除术后；3.左肾囊肿；4.胆囊结石；5.慢性胆囊炎。住院经过为“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于2015年12月31日行左输尿管镜下置管术，术中见左输尿管下段距离膀胱出口处约2cm处见一处狭窄环，直径约2mm,管壁苍白、僵硬，局部糜烂，水肿，血运差，术中输尿管冲水，阴道持续流液，未能通过狭窄环上镜，斑马导丝置入阻力增大，置入双J管，复查KUB双J管未予盆腔，予拔除，术后予抗感染、促进创面愈合、对症治疗，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今要求出院，予办理。”原告于2016年1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1.左输尿管下段阴道尿瘘；2.左输尿管下段坏死；3.全子宫切除术后；4.左肾囊肿；5.胆囊结石；6.慢性胆囊炎。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定期复查，如有不适，门诊随诊，1个月后行‘左输尿管残端切除+端端吻合或输尿管膀胱再植’。”2016年1月22日，原告因1天前突发高热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泌尿系感染2.左侧输尿管下段阴道瘘3.左输尿管下段坏死4.全子宫切除术后5.左肾囊肿6.胆囊结石7.子宫内膜异位症，建议膀胱或左输尿管逆行造影检查明确诊断，于2016年2月3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建议出院后休息1月；2、有发热等情况及时法院治疗；3、建议出院后15天内返院进一步治疗；4.出院带药：左氧氟沙星片0.5gqdx7天”。2016年2月23日，原告再次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治疗，入院诊断“1.左输尿管下段阴道尿瘘；2.尿源性败血症；3.左输尿管下段坏死；4.全子宫切除术后；5.左肾囊肿；6.胆囊结石”，于2016年2月25日行左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于2016年3月7日出院，出院医嘱“1.建议休息一月，近期避免剧烈运动；2.术后6周返院拔除双J管；3.有情况随诊”。2017年7月6日，原告为求进一步治疗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入院诊断“1.左侧输尿管狭窄伴左肾积液，2.左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后”，于2017年7月17日行左侧输尿管D-J管置入术，于2017年7月20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适宜多饮水。2.术后半年更换D-J，定期复查。3.妇科随诊”。2018年1月22日，原告因更换双J管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于2018年1月24日行尿道输尿管镜下逆行置管术，于2018年1月25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建议休息1月；2.半年后返院复查更换双J管”。2018年3月7日，原告因发现肾积水加重，为求进一步治疗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3月9日行输尿管检查+更换DJ管术，于2018年3月10日出院，出院医嘱“多饮水，注意休息，建议长期服用友来特预防结石，术后6个月再次行输尿管镜检查，不适门诊随诊”。2018年6月13日，原告因“左侧输尿管狭窄术后1年，发现左肾积液加重3天”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6月15日行左侧经输尿管镜支架置入术+经尿道输尿管镜检查术，于2018年6月16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避免激烈运动，多饮水。2.术后6月内返院更换双J管，患者及家属表示知情理解。3.随诊”。2018年7月10日，原告因6天前至惠东县人民医院复查B超示左肾中-重度积液，左输尿管扩张，为求进一步治疗，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7月18日行左侧输尿管镜检查，左侧输尿管支架取出+左侧输尿管狭窄柱状水囊扩张+左侧输尿管D-J管置入术，于2018年7月19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适宜多饮水。2.术后半年更换D-J，定期复查。3.妇科随诊”。诉讼中，经原告申请，被告同意，由本院摇珠确定并依法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医疗损害及伤残程度进行评定，原告为此预付鉴定费用15820元。2018年8月15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作出粤中一鉴[2018]临鉴字第02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部分载明：“根据委托方送检材料，会鉴专家及司法鉴定人在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后，讨论分析如下：1.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周素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与责任：根据委托方送检材料，被鉴定人周素红于2015年11月10目因‘进行性痛经8年’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入院诊断：子宫腺肌症；子宫颈肿瘤（宫颈病变）。11月12日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11月17日出院。11月26日因‘全宫术后14天，腹痛2天，阴道流液增多1天’再次入住该院，入院诊断：腹痛（腹痛：泌尿系结石？膀胱阴道瘘？）；手术后恢复期（全宫切除术后）。经对症治疗后出院。12月30日以‘左输尿管下段阴道尿瘘’入住惠东县人民医院，12月31日在该院行‘左输尿管镜下置管术’。经审阅送检材料及听取医患双方陈述，会鉴专家讨论分析认为：（1)广东省人民医院第一次手术指征明确。手术中出现输尿管损伤与手术操作过程有关；（2)患者2015年11月17日出院后出现阴道流液，再次入住该院，入院后行膀胱美兰试验和IVP未见异常，未考虑到有输尿管阴道瘘，未请泌尿外科医师会诊即让患者出院，存在诊断不明确、未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措施的过错。综上所述，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周素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中损伤左侧输尿管、对患者术后出现阴道流液诊断不明确且未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措施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的不良治疗后果存在主要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度为61%?90%。2.被鉴定人周素红伤残程度评定：被鉴定人周素红于2015年11月12日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术中损伤左侧输尿管，2016年2月25日行左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8.51)条款之规定，其输尿管损伤行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后伤残程度构成八级伤残。”结论为“1.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周素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中损伤左侧输尿管、对患者术后出现阴道流液诊断不明确且未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措施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的不良治疗后果存在主要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度为61%?90%。2.被鉴定人周素红输尿管损伤行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后伤残程度为八级伤残。”原告同意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认为原告的身体损伤系由被告的过错造成的。被告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主要有三点意见：一、鉴定人完全未考虑原告自身疾病严重情况，盆腔手术史，宫腔内组织粘连严重，导致手术难度极大且术中损伤泌尿系统风险也随之增加，并将此风险全部由被告承担极为不公。并且原告的输尿管损伤是因手术器械的电热损伤。上述鉴定意见认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周素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中损伤左侧输尿管、对患者术后出现阴道流液诊断不明确且未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措施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不良后果存在主要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程度为61%～90%”。但在术前，被告已与原告及其家属沟通病情，明确告知了子宫全切术存在的手术风险，原告已清楚知悉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中也明确写到“（七）术中或术后可能存现的并发症、手术风险：3、邻近器官（膀胱、输尿管、直肠）损伤”。且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手术操作是否损伤了原告泌尿系统，该损伤是否可以避免，但上述鉴定意见书资料摘要中通篇均无该次子宫切除术手术记录。事实上，原告为严重子宫腺肌症及子宫内膜异位症并累及宫颈、子宫腺瘤样瘤、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瘤，其子宫左卵巢均呈烂肉状，盆腔严重粘连，手术难度加大，造成泌尿系统电热损伤的风险也同时增大。被告严格按照妇科诊疗常规进行，目前的医疗技术尚不能完全避免手术损伤输尿管，鉴定人将此损伤风险全部归由被告承担缺乏事实及临床依据。二、原告出现损伤后经保守治疗是有好转的，另外被告在其损伤出现后建议其在被告处治疗，但原告选择到其他医院进行治疗。被告在原告出现阴道流液增多时已警觉到可能出现输尿管损伤的问题，并安排原告住院治疗，但检查仅提示泌尿系感染，被告积极给予治疗，并无过错，鉴定人提出还需进一步处理是对被告的苛责，更无相关临床规范予以印证。出院后原告反映其在外院行IVP诊断左侧输尿管瘘，被告即刻联系原告返回泌尿科住院治疗，但原告未予答复。据文献报道，输尿管阴道瘘临床上治愈率为95.8%-100%，可选用的治疗方案为放置输尿管支架使狭窄输尿管扩张、输尿管膀胱再植术等，若原告返回被告处接受上述治疗可以解决输尿管阴道瘘的问题，但是原告选择在外院行左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再植术效果不佳，导致其左肾血流灌注及功能极度损伤，不应将此责任完全归责于被告。另外，原告后期在外院治疗时，多家医院病历均记载原告输尿管梗阻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所致：如2018年3月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院记录，考虑输尿管梗阻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导致。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主要病理变化为异位内膜周期性出血及其周围组织纤维化，形成异位结节，痛经、慢性盆腔痛、月经异常和不孕是其主要症状。病变可以波及所有的盆腔组织和器官，以卵巢、子宫直肠陷凹、宫骶韧带等部位最常见，也可发生于腹腔、胸腔、四肢等处。因此，原告输尿管梗阻导致左肾功能受损主要是由于其自身子宫内膜异位症，也正因为此病变导致其盆腔内组织粘连严重，手术难度极大。综上，输尿管阴道瘘是子宫全切术手术并发症，原告自身病情复杂更增加该并发症的发生机率。但输尿管阴道瘘并不是直接导致原告肾功能损伤的原因，同时输尿管阴道瘘治愈率达到95.8%-100%，原告未回被告处治疗并于外院手术且手术治疗效果不佳。鉴定机构未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将原告最终不良后果全部归责于被告，缺乏事实及临床依据，希望依法调整责任比例至50%以下。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原、被告确认原告前述医疗过程中个人支出医疗费总额为36342.32元。经核算原告提供的出院记录，原、被告确认按原告共住院77天，误工234天计算各项损失。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本院查明如下：1.残疾赔偿金，原告提供了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原告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主张原告应适用广东省城镇标准，另根据伤残等级八级计算为245850元（40975元/年×20年×30%）。被告对该计算标准无异议。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被告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100元计算。3.护理费，原告主张由其丈夫护理，并提供了原告丈夫的工资发放明细表，显示其2016年11月实发工资为6379元，主张计算住院时间加医嘱护理157天，共计276天，得出护理费为58686.8元（6379元÷30天×276天）。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主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丈夫因护理误工实际减少的损失，护理费应按每天100元计算，且仅应计算住院期间。4.误工费，原告提供了其名下银行卡账户明细查询清单，显示原告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18日期间，标注为工资的收入为84338元。原告据此主张其月工资为5313.87元。被告认为除银行卡流水外，原告还应提供缴纳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证实其工资收入，且原告是否因为损害导致收入减少未提供证据证实，另外八级伤残未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程度。5.营养费，原告酌情主张6000元，被告认为过高。6.住宿费，原告提供了住宿费票据，显示原告丈夫共支出住宿费4418元，拟证实因原告异地就医存在住宿费损失，并主张按450元/天计算119天，得出住宿费53550元（450元/天×119天）。被告认为应据实结算，为4418元，且原告部分住院是在当地，无需住宿。7.交通费，原告提供了异地就医交通费凭证，酌情主张交通费6000元。被告认为交通费过高，应据实结算，为48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酌情主张20000元，被告认为过高。9.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提供了常住人口登记卡及惠东县公安局梁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原告父亲于1948年7月11日出生，母亲于1948年12月20日出生，两人育有包括原告在内五个子女，据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049.48元[30198元/年×（20-9）×30%÷5人+30198元/年×（20-10）×30%÷5人]，10.鉴定费，原告提供了发票证实，被告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涉及专业医学问题，本院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被告的诊疗行为进行过错鉴定，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程序合法、论述充分，原、被告未能举出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故本院采纳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此次鉴定合法，其对诊疗过程的分析说明依法有效。结合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因被告在为原告行“全子宫切除术+右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时致原告输尿管损伤，在原告出现阴道流液至被告处复诊时未进行详尽检查，存在术中损伤原告左侧输尿管、术后对原告出现阴道流液诊断不明确且未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措施的过错，被告的上述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承担80%的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因双方认可原告上述医疗过程中个人支出医疗费36342.32元，共计住院77天，本院据此得出原告医疗费损失为36342.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7700元。对于其他损失，本院审查确定如下：残疾赔偿金：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无异议，本院采纳双方意见，以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245850元（40975元/年×20年×30%）。护理费：因原告未举证证实其丈夫的误工损失，亦未举证证实其出院后有医嘱需要护理，因此，本院酌情按每天150元计算原告住院77天需要护理，得出护理费为11550元（150元/天×77天）。误工费：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因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考虑到原告为城镇户籍，本院酌情按2017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347元/年为基数计算其误工损失，双方认可误工天数为234天，据此得出误工费为34200.54元（53347元/年÷365天×234天）。营养费：医嘱原告需加强营养，综合考虑原告伤情，参照本地区消费水平，本院酌定营养费为3000元。住宿费：原告异地就医6次，共42天，确有可能发生因客观原因暂时不能住院而产生住宿费的情况，因此有票据证实实际支出的住宿费4418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住宿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交通费：对于异地就医的交通费，原告提供的票据显示其实际支出480元。对于其他交通费，考虑原告的就医地点、就诊次数、必要的陪护人员等，本院酌定2000元。因此，交通费合计2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原告伤情及被告过错，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情合理，本院予以认可。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父亲于1948年7月11日出生，母亲于1948年12月20日出生，两人育有包括原告在内五个子女，原告以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198元/年为基数计算，得出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049.48元[30198元/年×（20-9）×30%÷5人+30198元/年×（20-10）×30%÷5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鉴定费：原告提供了发票证实其实际支出鉴定费15820元，本院予以认可。综上，被告总赔偿金额应为339528.27元[（医疗费36342.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7700元+残疾赔偿金245850元+护理费11550元+误工费34200.54元+营养费3000元+住宿费4418元+交通费24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8049.48元+鉴定费15820元）×80%+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省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周素红赔偿339528.27元。二、驳回原告周素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32.27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周素红负担2094.32元，由被告广东省人民医院负担1937.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崔 玉人民陪审员  冼静文人民陪审员  罗惠敏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谢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