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1471号原告：欧书春，男，汉族，1978年7月5日生，广西玉林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张蕾（又名张雷），男，汉族，1984年10月3日生，重庆市江津区人，家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文，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殴书春与被告张蕾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殴书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被告张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殴书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挖机租赁费85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5月1日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被告租用原告型号为CAT320B挖掘机到其承建的文山市三七工业园工地使用，合同约定：“月租金为税后价格人民币35000元；乙方机械租用时间暂定3个月，从挖机进场计算，即2014年5月2日开始计算到工程结束”。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挖机运到被告工地，2014年5月2日动工并计算月租，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至2014年10月28日，即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6个月，按约定的月租35000元，被告应付原告租赁费210000元，但被告实际累计支付了原告租金共计125000元，剩余租金85000元至今未支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打电话给被告要求其支付，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付。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蕾答辩：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双方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主张权利。1、文山三七工业园区的工地平整项目的承包人是曾昌斌，答辩人从未承建过文山三七工业园区的工地平整项目，答辩人仅是工地管理人员，负责监管工地、安全施工等事宜。2、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承租其挖机设备，并实际使用6个月无事实依据。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无任何结算行为，答辩人从未向被答辩人支付过所谓的挖机的租金共计125000无，原告应当提供被告已支付的收据、收条或是银行流水凭证，方可证实支付主体系答辩人张蕾的唯一性。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不在租赁法律关系，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支付租金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三、本案被答辩人对其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或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殴书春针对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1份，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及主体适格；2.《被告身份证》1份，证明被告基本情况；3.《工程机械租赁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于2014年5月1日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被告租用原告型号为CAT320B挖掘机到其承建的文山市三七工业园工地使用，合同约定：“月租为税后价格人民币35000元；乙方机械租用时间暂定3个月，从挖机进场计算，即2014年5月2日开始计算到工程结束”。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挖机运到被告工地，2014年5月2日动工并计算月租的事实。4.《被告出具给欧某的结算书》1份，证明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至2014年10月28日，即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6个月,欧某的挖机是原告介绍给被告使用的事实。5.证人欧某的证言，证实证人欧某的挖机是原告介绍给被告使用;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至2014年10月28日,当日被告就失踪了的事实。6.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原告的挖机是证人于2014年4月30日从挖机市场庄子田拉到三七工业园区施工,又于2014年10月28日将挖机拉回来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张蕾对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理由是：（1）被告张蕾不是三七工业园区工地承包人，实际承包人为曾昌斌，张蕾仅仅是工地管理人员；（2）张蕾仅仅是代曾昌斌签字的签字人，合同内容的约定并不是被告与原告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张蕾不具有关联性；（3）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提供挖机使用的对象是曾昌斌，张蕾只是签订合同的名义主体，张蕾和原告并未发生实际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合同内容，该证据也不能反映出合同签订后原告方就向被告方交付使用挖机的事实；对第4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观点，理由是：（1）该结算书的主体是案外人欧某，而不是本案诉讼主体原告欧书春，欧某并非本案当事人，该结算书与本案无关；（2）该结算书结算的单价、金额、计算方式等与原告提供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该结算书与本案毫无关系；（3）结算书空白处还有与结算主体字迹不同的书写内容，显然属于原告方单方面填写所得，这个结算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符合证据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排除；对第5组证据证人欧某的证言部分有异议，证人与原告有案件上的利害关系，且在两个案件中相互作证；对第6组证据证人黄某的证言部分肯定，认为证人拉挖机到现场交付给谁并不清楚，是否交付给被告使用无法核实，挖机出场时间无法核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均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系被告与欧书春之间签订的合同，但不能证明原告的挖机已经实际交付被告使用，是否属于被告使用以及使用多长时间等问题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租金85000元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第4组证据《结算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第5、6组证据证人欧某、黄某的证言，部分客观真实，本院部分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明观点本院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进行评判。被告张蕾无证据提交法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4年5月1日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租用原告型号为CAT320B挖掘机进行施工，月租金为税后价格人民币35000元；每月工作时间为240小时之内，超出时间按每小时145元计算，工作时间按现场管理人员签字为准；乙方（原告）机械租用时间暂定3个月，从挖机进场计算，即从2014年5月2日开始计算到工程结束，付清租金协议自动终止”。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以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本院，认为，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从2014年5月2日计算月租至2014年10月28日，即被告实际使用原告挖机6个月，按约定的月租35000元计算，被告应付原告租赁费210000元，但被告实际累计支付了原告租金共计125000元，剩余租金85000元至今未支付给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原、被告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原告的诉请应否支持。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1、本案原、被告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此法条规定了原告的起诉条件，经庭审查明，原、被告确实于2014年5月1日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本案原告殴书春的起诉有明确的被告张蕾。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受理审查的问题，本案被告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原告殴书春的起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本案原告殴书春与被告张蕾均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被告张蕾辩解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双方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被告张蕾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书面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及原告的陈述，被告使用原告挖机的时间为从2014年5月2日开始至2014年10月28日止，被告拖欠原告租金的时间应从2014年10月28日开始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且原告殴书春未提交在起诉前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任何证据，故本案于2015年10月28日诉讼时效已届满。因此，被告张蕾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殴书春提出双方未在未进行结算，应从主张权利时起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殴书春主张的系租金，并非债务或者是侵权赔偿，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3、原告的诉请是否支持的问题。关于原告殴书春主张被告张蕾支付挖机租赁费85000元的诉请，根据上述对焦点问题1、2的论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被告张蕾提出的抗辩事由成立，原告殴书春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殴书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0元，减半收取965元，由原告殴书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洪元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肖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