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27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维祥，男，198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美娥，女，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梅，贵州宗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况颖，贵州宗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维祥因与被上诉人梁美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2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维祥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522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伍万元整（￥50000.00）及利息叁万捌仟元整（￥38000.00元）（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日期暂计算至2019年3月1日共计38个月，之后利息另行计算），共计捌万捌仟元整（￥88000.0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证人江某的证言为“孤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证言内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担保人之间约定了月利率5%的借款利息，以及被上诉人通过江某本人向上诉人支付10个月利息25000元。后来，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支付20000元利息。即前后两次共计45000元。对此，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并没有否认支付45000元的事实，只是将其辩称为偿还本金。这一支付事实印证了上诉人的主张和江某的证言内容，因此江某的证言不属于“孤证”；被上诉人将20000元辩称为偿还本金，这与借条中多次延期时“一次性还清”本金的约定并不相符，但恰好能够印证利息的支付方式；若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属于偿还本金，那么在后来的几次延期时不可能写“一次性还清”，这存在逻辑错误，故只能是偿还利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曾相识，更没有任何交情可言，不可能在没有利息约定情况下将这么大一笔款项借给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可推定出这不符合常理；本案中证人江某同时也是借款合同中的连带担保人，若将没有利息约定说成有利息约定，将会加重其担保责任，从趋利避害的角度讲，这也不符合常理。由此，有多个证据事实能够印证江某证言的真实性，并非“孤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证人江某的证实属于孤证，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其证实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对此作了限制规定，即“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对此，本案中江某的证言不属于该条第（一）（五）项规定，至于第（二）项，证人江某与上诉人虽是同事但同时也是被上诉人的老师，均不存在该项规定的利害关系，要说有利害关系也是对上诉人不利的关系，因为证人同时也是本案的担保人，具有担保责任风险，据此该项也可以排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不当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梁美娥二审中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并未约定利息，借条上没有写上利息，答辩人未能及时还款，多次延期还，均未注明有利息。上诉人与一审中的证人江某均是上诉人初一时的老师，一审中的证人江某系本案借款的连带担保人，上诉人放弃对担保江某主张权利，故一审中的证人江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作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采用。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有利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王维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所欠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27000元，共计77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梁美娥（又名梁晓静）与其丈夫何明栋双方于2014年5月1日向原告王维祥借款5万元，原告通过现金交付给被告，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江某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双方约定于2014年11月1日偿还完借款。后原、被告双方又于2014年11月1日进行还款期限延长约定，约定被告于2015年5月1日一次性偿还完毕借款，被告作为借款人签字确认，江某作为在场人签字。于2015年5月1日又对借款约定延长还款期限，约定被告于2016年5月1日一次性还清借款，被告最后一次约定延期还款为2017年5月1日。被告于2017年6月25日向原告支付2万元。原告自愿放弃对担保人江某和借款人何明栋的诉讼，被告对原告的权利处分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被告辩称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结合原告提供的借条、被告认可借款的事实，小额现金交付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借款5万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之规定，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条载明，被告分别与原告约定四次延期偿还借款，且都是约定一次性还清，双方在借条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原告自认收到被告每月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2500元的事实，其行为是为向被告主张利息所为，该自认行为将对被告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原告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对借款约定利息，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27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被告辩称已向原告分期支付2014年5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借款本金45000元，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支付45000元的事实，加之被告于2017年6月25日向原告支付20000元，共计65000元，被告共四次在借条上约定延期还款期限及还款方式为一次性还清借款，被告与原告约定的延期还款日期中最后一次时间为2017年5月1日，被告辩称偿还借款数额不可能超出借款的本金数额，根据被告出示的离婚协议证明其夫妻债务不由被告承担，与被告向原告分别四次约定延期偿还互相矛盾，对被告辩称向原告分期偿还借款的事实与约定延期偿还借款在逻辑上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故对被告辩称从2014年5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分期偿还原告借款450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因原、被告双方未对借款约定利息，对被告向原告支付的2万元应认定为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对被告辩称向原告偿还借款2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故应由被告偿还原告尚欠借款3万元。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借条上另一借款人何明栋与担保人江某放弃对其主张权利，被告对原告权利的处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梁美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王维祥借款3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维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4元，减半收取862元，由被告梁美娥负担336元，由原告王维祥负担52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借款是否约定有利息，被上诉人偿还的2万元为本金还是利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显示：被上诉人梁美娥（又名梁晓静）与其丈夫何明栋双方于2014年5月1日向上诉人王维祥借款5万元，上诉人通过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江某作为保证人签字，双方约定于2014年11月1日偿还完借款。后双方又多次约定延长还款期限，被上诉人也认可借款本金为5万元。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借款本金为5万元，双方借条上并未约定有利息，在几次约定延期还款时也未载明有利息；一审中的证人江某系本案借款的连带担保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作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无其他证据与证言相印证双方约定有月利率为5%的利息，故应认定双方借款未约定利息。被上诉人于2017年6月25日向上诉人支付2万元，上诉人出具了收条，收条上显示收到上诉人还款2万元，该收条上并未注明系偿还利息，收条上载明为还款，应认定为偿还本金，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有利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上诉人王维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