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初160号原告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前高米店盛坊路南侧1幢2层。法定代表人马克??布姆加纳，副总裁。委托代理人王观阳，男，1976年4月11日出生，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代理人辜鸿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南里14号。法定代表人吴山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程，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镇，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5号。法定代表人徐熙，局长。委托代理人高丽，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第三人杨援，女，1970年5月20日出生，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员工，现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默生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人保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于2019年4月3日向被告大兴人保局及被告北京市人保局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杨援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或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观阳、辜鸿鹄，被告大兴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王程、王镇，被告北京市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高丽，第三人杨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了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710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工伤决定），认定杨援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艾默生公司对此不服，向被告北京市人保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8日，被告北京市人保局作出了京人社复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原告艾默生公司诉称，原告员工杨援于2018年11月2日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自称2018年2月1日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要求认定为工伤。被告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被诉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杨援于2018年2月1日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艾默生公司不服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被诉工伤决定，于2019年1月14日向被告北京市人保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北京市人保局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被诉工伤决定。原告艾默生公司认为，被告大兴人保局与被告北京市人保局认为原告艾默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杨援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首先，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员工杨援在申请工伤认定时自述其于2018年2月1日在培训过程中左肩不适，5月4日到医院就医。但根据原告艾默生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规定，发生或可能发生与工作相关的健康损害或人身伤害（无论严重程度），事故发生部门必须在1小时之内上报给公司，24小时内公司必须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出具报告。当事人杨援如果真是在2018年2月1日培训时受伤，按照上述处理程序，部门应该在1小时内报告，而第三人杨援根本就没有将受伤情况当场告知给任何同事和部门，公司也从未收到过任何事件报告。其次，第三人杨援的肩部受伤无人目击，自始至终从未向原告艾默生公司提出受伤之事，也未到医院接受治疗，更未因此向原告艾默生公司请过病假。同时，根据基本生活常识，工伤应该是急性的，不可能几个月后才发现身体不适。经原告艾默生公司对杨援的病情诊断进行查证，其患有的“肩峰撞击综合征”是由手臂上举时激发、经大量反复高强度的运动导致的慢性病，显然与其所从事的培训内容无关。第三，在被告大兴人保局对于此事所做的调查笔录中，众多被调查人的陈述对于杨援培训受伤一事不能相互印证，甚至连基本的事件经过也完全不能吻合，被告大兴人保局仅凭医生在为患者看病时患者主诉就认定为工伤，显然认定事实不清。最后，第三人杨援本人在过往与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内部沟通交流中，曾经多次提及胳膊疼，但从未提及系培训受伤所致。第三人杨援本人多次提出由于自己接近退休，多次无理要求原告艾默生公司减少其工作量，原告艾默生公司拒绝后不久就立即提出受伤的情况，申请工伤的动机显然存在问题，存在虚构事故伤害情况骗取工伤保险的主观故意。原告艾默生公司认为，二被告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部门，仅凭员工个人主观陈述，在无任何客观事实支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认定工伤，不仅给以原告艾默生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经营管理带来负面影响；更是背离了工伤保险设立的真正目的，导致个人钻法律的漏洞，滥用工伤保险基金。综上所述，原告艾默生公司对于二被告无视客观事实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与被诉复议决定结论持有异议，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恳请贵院受理本案并详尽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2、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在举证期限内，原告艾默生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关于第三人杨援工作情况及肩膀情况的说明，证明原告艾默生公司曾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明确指出其工伤申请中的疑点，两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有违客观公正。2、第三人杨援的岗位描述；3、第三人杨援日常工作内容的说明；证据2、3证明第三人杨援的工作负荷在正常范围内，其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存在工伤风险。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有违客观公正。4、被告大兴人保局调查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的陈述对第三人杨援培训受伤一事不能相互印证，甚至连基本的事件经过也完全不能吻合。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5、证人面谈记录，证明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6、机加车间车床培训现场视频，证明第三人杨援的工作培训负荷在正常范围内，其参加的车床培训不可能造成其所主张的病情。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7、第三人杨援申请工伤时提交的病历，证明第三人杨援在其主张的受伤时间过后三个月才前往医院诊治，不能排除间隔的三个月中存在工作以外的伤害来源，且有关伤害并非车床培训能够造成的。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8、部门考勤、加班汇总表，证明第三人杨援在其主张受伤到首次前往医院就诊期间从未申请病假，伤病事实存疑，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9、医疗报销单登记表，证明第三人杨援在其主张受伤到首次前往医院就诊期间从未就肩膀伤病申请医疗报销，伤病事实存疑，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0、肩峰撞击综合症的专业医学解释，证明第三人杨援参加的车床培训的操作方式不可能造成其主张的病情，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1、靳雪松的证人证言，证明第三人杨援申请肩部工伤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在退休前能够不上班而不损失工资，且第三人杨援作出的肩部工伤申请并非其本人诉求。两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2、《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证明第三人杨援在知晓原告艾默生公司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并未对其主张的工伤进行报告，伤病事实存疑。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3、关于第三人杨援尾椎伤病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与《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艾默生公司一直高度关切员工的身体健康与劳动保障，也尊重和接受有关部门经过对事实详尽调查作出的客观公正的工伤认定决定；对于第三人杨援滑倒受伤，其严格按原告艾默生公司《事件报告及处理程序》及时进行报告和治疗，说明第三人杨援完全知道在事故发生1小时之内上报公司的规定。但关于其申报的肩部工伤，存在诸多事实不清，二被告未对第三人杨援其伤病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4、第三人杨援2019年4月4日向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的北京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书，证明第三人杨援直至2019年4月都仍在以肩膀伤病为由向原告艾默生公司请假，并且在医院取得两周全休假条后，却又要求上班，避免工资损失。其申请工伤的真实目的是在不损失工资的前提下，达成不上班直至退休的目的。二被告未对相关事实进行详尽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和复议结论，认定事实不清。15、第三人杨援对证人进行威胁的聊天记录，证明第三人杨援在原告艾默生公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进行阻挠，对主管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具有掩盖事件真相的主观故意。两被告作出的认定个复议结论缺乏客观事实基础。被告大兴人保局辩称，2018年11月2日，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叙述：2018年2月1日，第三人杨援在参加领导安排的车床操作培训时，在用回爪为加工件找正夹紧时，感到肩部不适，但当天未到医院就诊，后因疼痛难忍，于2018年5月4日到积水潭医院就治，一直外敷药物。同时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所需材料包括：1、工伤认定申请表；2、第三人杨援本人身份证复印件；3、劳动合同复印件；4、诊断证明书复印件；5、企业信息；6、影像结论。2018年11月8日，被告大兴人保局受理了第三人杨援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11月12日，被告大兴人保局对第三人杨援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同时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补充提交了相关病历材料证明材料。第三人杨援叙述：2018年2月1日上午9点左右，在单位参加大车床培训，用四爪卡头找正的时候，在卡紧的时候，因为不能用加长臂，用的都是自己的力，当时突然感觉左肩掰了一下，当时觉得特别不舒服，之后培训负责人王某过来看见我脸色不好，就让我休息一会儿，之后我又给我爱人刘润来打电话，之后刘润来给我的领导吴某打电话没接，之后又给工程师谢某打电话，谢某过来后，问我怎么样，当时可能觉得疼过劲了，下午就继续在单位干活，这期间抹了药，疼痛减轻了，直到2018年5月4日，左肩疼痛难忍后去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2018年11月16日，原告艾默生公司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也是单位的人事经理王观阳及证人技术员主管吴某到被告大兴人保局处接受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并向原告艾默生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当天，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观阳向我局提交举证材料，包括关于第三人杨援工作情况及肩膀情况的说明，第三人杨援日常工作内容，工艺技术员的岗位描述，医疗报销单登记表，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护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王观阳叙述，第三人杨援是1998年2月4日到我单位工作的，她是单位的工艺技术员，吴某安排第三人杨援参加车床培训，负责培训的叫王某，第三人杨援受伤的时候我没在现场，是2018年8月份的时候，第三人杨援找到我沟通退休情况的时候，她提到肩膀疼算不算工伤，说在操作车床进行培训的时候，因为车床大，肩膀因为操作这个大型车床疼痛，但没提受伤和看病的事。吴某叙述，是自己安排第三人杨援和刘海亮去参加车床培训的，他二人是分开隔周培训的，2018年2月1日，第三人杨援正在参加大型车床的培训。对于第三人杨援受伤一事，吴某叙述，是2018年8月份，第三人杨援找到我说胳膊特别疼，而且问过负责培训的王某，他也说过第三人杨援在培训的时候说过自己的胳膊疼没劲。2018年11月20日，原告艾默生公司的证人也是负责车床培训的王某到被告大兴人保局处接受调查询问。王某叙述，第三人杨援在培训的时候曾经跟我提过说是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但是没说是什么时候培训时候抻的。2018年11月20日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处提交通话详单及复印件。2018年11月26日，原告艾默生公司的证人谢某到被告大兴人保局处接受调查询问。谢某叙述，自己是原告艾默生公司单位的工程师，我记得有一回，第三人杨援的爱人给我打电话说第三人杨援在调试设备时，不太会操作设备，想让我带着他去找第三人杨援看看，没说第三人杨援受伤的事情，之后我和刘润来去第三人杨援培训的地方，到了之后，看见第三人杨援正在车床边干活，还有一个是王某，我把刘润来介绍给王某后，我就走了，具体是哪天，忘记了。经过以上调查，证实以下事实：第三人杨援，女，1970年5月20日生，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5号，艾默生公司职工。2018年2月1日，第三人杨援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第三人杨援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原告艾默生公司在行政起诉状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一、不能以单位规章制度或受伤后不跟单位说为理由，就剥夺员工申报工伤的权利，并且原告艾默生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第三人杨援系非工作原因导致受伤，反之，从被告大兴人保局的调查结果看，能够确定的是，第三人杨援受伤当天确系是在单位进行车床培训，而且也和培训负责人王某说过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即使第三人杨援没有按规定向公司报告，也只是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但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排除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586号令）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该用人单位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证据，或者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决定”。原告艾默生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向我局提供第三人杨援受伤不属于工伤的证据，因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通过对负责车床培训的王某进行调查核实，证实第三人杨援在培训操作车床的时候，胳膊抻了一下。同时结合第三人杨援提供的2018年8月10日北京积水潭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左肩关节在单位工作中受伤，疼痛伴活动受限约5个月”，以及第三人杨援受伤当日确实电话联系其爱人刘润来到公司培训现场看望自己，可以认定，第三人杨援在2月份的培训工作中受伤的事实存在。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大兴人保局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第五十五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被告大兴人保局为王观阳、吴某、王某以及谢某四名证人的现场笔录合法有效，且优于其他证人证言，应予认可。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供的该四人于2019年3月做出的证人证言，与现场笔录存在矛盾，且无法证实合法性，被告大兴人保局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以上关于第三人杨援的被诉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人民法院维持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工伤认定材料清单及所附材料，证明受伤职工申请工伤认定。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正式受理。3、受伤职工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4、原告艾默生公司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5、对受伤职工杨援的调查笔录，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6、受伤职工补充工伤认定材料，证明补充工伤认定材料。7、举证通知书，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告知权利义务。8、对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调查笔录；9、对原告艾默生公司证人吴某的调查笔录；证据8、9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10、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证据材料清单及委托手续，证明举证材料。11、受伤职工补充工伤认定材料，证明补充工伤认定材料。12、对原告艾默生公司证人王某的调查笔录；13、对原告艾默生公司的证人谢某的调查笔录；证据12、13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14、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是被诉主体。15、对受伤职工的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16、对原告艾默生公司的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依法送达。被告北京市人保局辩称，一、我局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法定职责。原告艾默生公司不服被告大兴人保局2018年12月7日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书，向我局提出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我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法定职责。二、我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1月14日，原告艾默生公司向我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称对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书，将第三人杨援的肩袖损伤认定为工伤，持有不同意见。2019年1月16日，我局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京人社复受字（2019）11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邮寄送达原告艾默生公司和大兴人保局。2019年1月28日，大兴人保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08年3月13日，第三人杨援与原告艾默生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从事生产线工作，担任生产线操作工，合同自2008年4月1日起执行。2018年2月1日，第三人杨援在车床操作培训时，肩部受伤。后经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为软组织损伤、肩关节痛、肩袖损伤、肩峰撞击综合症。我局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原告艾默生公司和大兴人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北京市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我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艾默生公司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北京市人保局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行政复议接收材料清单、行政复议接待登记表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方式、时间及复议请求。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及送达证明；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及送达证明；4、大兴区人保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5、《行政复议决定书》（京人社复决字[2019]11号）及送达证明。证据2-5证明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复议决定的职责，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第三人杨援述称，原来艾默生公司让我自愿去申请工伤，现在我看到了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词，我认为证人证词对我进行了诽谤。同意二被告的意见。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杨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诊断证明书，证明2017年中下旬第三人杨援身体就不好，有高血压，第三人杨援当时向其主管提出了操作不了大机床，但主管强行给其安排了。经庭审质证，对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大兴人保局、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对证据1-4、6、7、9、13、1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三人杨援对证据1、2、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没有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视频拍摄的不全，车床很大高，需要用加长臂，视频里的机床不能外加长臂；对证据7、8、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0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因为其不想与公司有冲突，其本来没有想报工伤，但胳膊一直疼，休息不好，所以就医院后就与公司说了这事；对证据13、14、15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靳雪松的证人证言有异议，对其他的证人证言认可。对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证据，原告艾默生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里面有些诊断证明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3、4没有意见；对证据5与原告艾默生公司的证据矛盾，不认可证明目的，调查笔录互相矛盾；对证据6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对证据8、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但事件没有调查清楚；对证据10认可；对证据11真实性不确定，有这个也证明不了是工伤，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2、13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4真实性认可，该决定书事实不清，应被撤销；对证据15、16没有意见。被告北京市人保局、第三人杨援对证据均认可。对被告北京市人保局提交的证据，原告艾默生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2-5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北京市人保局没有查清事实。被告大兴人保局、第三人杨援对证据均认可。对第三人杨援提交的证据，原告艾默生公司对证据不认可，主张与本案无关。被告大兴人保局、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对该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艾默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证据14为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北京市人保局提交的证据5为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第三人杨援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杨援系原告艾默生公司的职工。2018年2月1日，第三人杨援在原告艾默生公司参加车床操作培训时不慎肩部受伤，后经北京市积水潭医院诊断为肩峰撞击综合征。2018年11月2日，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1月8日受理，并于2018年11月16日向原告艾默生公司直接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并对原告艾默生公司人事经理王观阳制作调查笔录。举证期限内，原告艾默生公司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关于杨援工作情况及肩膀情况的说明、杨援日常工作内容、工艺技术员的岗位描述、医疗报销单登记表、北京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书、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材料。2018年11月20日，第三人杨援向被告大兴人保局补充提交与谢某通话详单及复印件作为证据。案件调查过程中，被告大兴人保局分别对杨援、吴某、王某、谢某等人制作调查笔录。经调查，被告大兴人保局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被诉决定书，认定杨援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并于2018年12月10日向原告艾默生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向第三人杨援直接送达被诉工伤决定。原告艾默生公司不服，于2019年1月14日向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当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月16日，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对原告艾默生公司的复议申请予以受理，并作出京人社复通字[2019]1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于当日向被告大兴人保局邮寄送达。2019年1月28日，被告大兴人保局向被告北京市人保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北京市人保局于2019年3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决定书。2019年3月15日，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分别向原告艾默生公司、被告大兴人保局邮寄送达被诉复议决定书。原告艾默生公司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大兴人保局作为大兴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对辖区内企业或个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依法进行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北京市人保局作为被告大兴人保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法定职责。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三人杨援是否在原告艾默生公司参加车床操作培训时受伤。虽然原告艾默生公司称杨援肩部受伤并非因参加车床操作培训所致，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大兴人保局经过调查，认定第三人杨援在原告艾默生公司参加培训时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从而作出被诉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北京市人保局在收到原告艾默生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受理并向被告大兴人保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艾默生公司要求撤销被诉决定书以及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贺 维人民陪审员 宋 军人民陪审员 宋玉英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范少方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