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0581民初1139号 原告：徐玉宝，男，生于1971年8月9日，汉族，安徽省南陵县人，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容，湖北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田文忠，男，生于1975年11月3日，汉族，湖北省枝江市人，住湖北省枝江市。 被告：唐联春，男，生于1975年12月19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宜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如，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玉宝与被告田文忠、唐联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玉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容、被告田文忠、被告唐联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玉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6月3日签订的《装载机转让协议书》，两被告退还转让款21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徐玉宝因生产经营需要购买装载机，2017年6月3日，原告徐玉宝与被告唐联春聘请的田文忠签订了《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柳工NL50CN型装载机转让给原告，原告支付21万元转让款后取得了该装载机。后原告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装载机不能正常工作，原告通过向桂林金天力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查询得知该装载机非该公司生产，原告遂向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举报，经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证，原告取得的装载机并非天力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合格信息也系伪造，被告交付原告的发票也非该公司开具，可以证明被告交付原告的装载机系假冒伪劣产品。 被告田文忠辩称：装载机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徐玉宝个人，装载机不是被告生产的，被告也是买的二手的，二手设备不同于新设备，被告在买卖设备的时候查验了生产信息，但被告无法查验发票真伪；原告找被告购买装载机时，是现场试车后才签订的合同并支付了价款。 被告唐联春辩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装载机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经原告当场验收后已经完成交付，原告也已经付清转让款，现原告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装载机转让协议书》履行完毕至今已达22个月，不符合法定的撤销、解除期间，原告的起诉不受法律保护；被告转让的装载机有合法的来源，并非假冒伪劣产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是在案外人谢昭维处购买的该装载机，能够向原告提供被告与案外人谢昭维交易的买卖合同、发票、合格证，也已经向原告履行了交付上述票证的义务，被告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购买车辆后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该装载机近两年，装载机的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告仅主张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转让款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职权向宜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证据，并向宜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分局进行了调查，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本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唐联春在案外人谢昭维处购买二手装载机，又委托被告田文忠将该装载机转让给原告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徐玉宝是湖北港森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唐联春是在宜都市枝城镇从事装载机销售、装卸服务、租赁的个体工商户。原告因生产经营需要装载机，经朋友介绍与被告唐联春联系租赁装载机事宜，原告遂指派工作人员黄欢欢到车阳河深水港码头查看装载机车况后决定购买装载机。原告徐玉宝与被告唐联春遂就装载机型号、转让价款等进行了约定，被告唐联春委托被告田文忠与原告徐玉宝于2017年6月3日签订了《装载机转让协议书》，合同主要内容为田文忠（甲方）向徐玉宝（乙方）转让柳工NL50CN型装载机一台，发动机号为WD10G220E21，车架号为ZL50CNL1505301，车身颜色为黄色；装载机转让价款为21万元，乙方于协议签订时一次性付清转让价款，甲方于乙方付清转让价款时交付装载机，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装载机的原始购买发票和合格证原件，并将该装载机的合同复印件提供给乙方。合同签订后，原告徐玉宝将21万元转让款支付至被告田文忠名下银行账户，被告田文忠当场向原告交付装载机。原告在使用装载机过程中，因装载机修理程度逐渐加大，加之装载机维修人员反映装载机并非柳工牌产品，而是废旧件组装机，原告遂于2018年6月前后与被告唐联春协商，因双方分歧较大，原告徐玉宝于2018年8月27日向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反映装载机是假冒伪劣产品。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8月30日向桂林金天力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寄送都工商消协查字[2018]5号《协助调查函》，要求桂林金天力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查证2015年7月20日开具的发票编号为1401007358601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真伪，桂林金天力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出具《证明》，陈述该公司从未开具过编号为1401007358601的发票，且该发票上所用的发票专用章与该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不同；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工装载机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回函确认被告田文忠向原告提供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生产编号FL371683有误，正确编号应为DL371683，并鉴于车号、配置、发动机、车架号、生产时间等信息均不符，遂判定生产编号为FL371683合格证信息系伪造，涉及整机非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9月3日作出宜都工商移字[2018]3号《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将该案已送至宜都市公安局，现宜都市公安局尚未对该案立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的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当如何确定，二是《装载机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一，签订《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为原告徐玉宝与被告田文忠，虽然原告主张其是为湖北港森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而购买装载机，但其签署《装载机转让协议书》时并未以湖北港森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也未加盖法人的印章，而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原告徐玉宝是《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的买方；被告田文忠虽然是受被告唐联春委托与原告徐玉宝签订《装载机转让协议书》并代为接受转让价款、交付合同标的物，但原、被告均认可被告田文忠仅是代被告唐联春履行买卖合同，故被告唐联春是《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的卖方。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徐玉宝与被告唐联春之间订立的《装载机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和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应就《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符合解除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因本案是自然人之间的二手装载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该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显著大于全新装载机交易，原告应当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并采用更加审慎的方式对合同标的物进行检验，原告在《装载机转让协议书》中未对标的物的性能、质保期等内容进行约定，仅指派普通工作人员对装载机进行了现场查看，原告在使用装载机一年时间才向被告提出装载机存在问题，原告应当对交易的后果承担责任；同时，桂林金天力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工装载机公司虽确认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系伪造，但并未对装载机本身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鉴定，而且装载机类生产设备对维修养护的依赖度较高，不能排除正常生产使用过程中导致损坏的可能，仅凭生产商的回函不能认定装载机是假冒伪劣产品；被告唐联春作为卖方，并非装载机的生产者，合同标的物是被告唐联春在案外人处受让的二手装载机，被告唐联春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装载机转让协议书》的内容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情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恪守约定、信守承诺，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原告的主张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玉宝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4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25元，由原告徐玉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艾贻学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吴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