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人保大厦303、30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89032695X1。法定代表人：郭文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进峣，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01号403室A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62803200X。法定代表人：庄子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进峣，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干将西路188号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789074962P。负责人：温咏。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姑苏区总官堂路288号（耀盛大厦101、201-205、209、801-8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701399844。负责人：赵建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进峣，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乐路与民治大道交汇处华通源物流中心B5栋312-3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5550569D。法定代表人：张文库，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新敌，广东百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哈物流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8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宝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深哈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深哈物流公司承担两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深哈物流公司以起诉替代正常的索赔这一滥用诉权的问题未作出处理，属审案不周；一审应以此为基础裁定驳回深哈物流公司的起诉。深哈物流公司从未正式向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也未向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提交初步索赔材料，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和提交证据，替代正常流程的索赔，系对诉权的滥用，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对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的此项抗辩未作出处理，属审案不周。二、一审判决违反双方合同的关于盗抢案件应提供警方立案证明的明确约定，是对合同的随意践踏，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1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中规定：“5.任何盗窃、抢劫（金额RMB3万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立案证明。”深哈物流公司并未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在警方的处理流程方面，对受害人报案，警方均应予受理。受理报案后，警方将视乎案件情况决定是否立案。一旦立案，则表明警方已正式对案件启动刑事程序，并将按刑事案件作后续的侦查工作。如不予立案，则不存在后续的刑事侦查程序。对运输中的货物发生的盗抢，一方面，有相当部分的此种案件涉及内部人员参与，警方的立案以及立案后随之而来的刑事侦查，对此种道德风险有较大的威慑力；另方面，对于不涉及内部人员的案件，敦促被保险人向警方行使受害人的刑事救济，特别是促使警方将案件刑事立案以启动后续刑事侦查，对于减少损失，显然也有积极的意义。故保险合同约定了对于金额较大的盗抢案件，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这既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本保险合同的商业条件的相应对价，应予适用。深哈物流公司至今尚未提供双方约定的材料，故其索赔的条件尚未成就，其无请求权。2.2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以被保险人无法干预警方程序为由否定了上述合同条款的效力。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认为，首先，报案人依法乙方可以行使其刑事诉讼法下的权利，包括报案权、知情权、请求公安机关调查等权利。故无法干预警方程序并不正确；其次，被保险人是否能干预警方程序，并不影响双方合同一致合意的、盗抢案件必须提供警方立案证明的约定的效力。合同法中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保险人无法干预警方程序，双方约定的、盗抢案件必须提供警方立案证明的约定就应作无效处理。一审法院以自己莫须有的理由，否定了双方合同的明确、合法的规定，属随意和错误的适用法律。三、一审判决违反议方合同的损失认定的约定，同样系对合同的随意践踏，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保险合同“赔偿基础”中规定：“有发票的货物：发票价格；无发票的货物，以货物实际成本”。一审判决无视合同的该明确约定，自行采用其他材料进行认定，是对合同效力的随意践踏。四、一审判决未能认定本案损失系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保险责任范围，属认定事实和举证责任分配的严重错误。一审判决称对于无人看管的事实，需由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举证。一方面，货物是在深哈物流公司的控制下。只有被保险人才占有这一方面的信息和材料。另方面，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所讲的是对一个积极的事实进行举证。一审法院要求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对消极的事实进行举证，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明显错误。另，深哈物流公司的报案材料已经显示了车辆停放在无人看管的路边。五、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采信超过了深哈物流公司向警方申报的损失金额，显属偏袒，系认定事实的重大错误。；即使保险责任成立，亦应在此基础上扣除免赔额。深哈物流公司提供的“受案登记表”中记载“发现其货车上的货物被盗，共损失人民币10000余元。”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不清楚深哈物流公司的司机为何在报案时称损失为人民币10000余元的依据，无法确定这一金额是否是警方对案件不予刑事立案的原因，亦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前述2.1所指向的道德风险。无论如何，在深哈物流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货物的实际价值的前提下，对损失的认定，不应超过其向警方申报的金额。一审判决未能采纳深哈物流公司自认的损失10000元，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综上，一审判决未能对深哈物流公司以起诉替代正常的索赔流程的滥用诉权问题作出处理，属审案不周；未严格适用双方合同明确约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未采信深哈物流公司自认的损失金额，属认定事实错误。鉴上，应撤销该一审判决并予改判。深哈物流公司答辩称：一、深哈物流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应该公平，应予以维持；二、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深哈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364015元，其中人保广东分公司承担30%即109204.50元，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担25%即91003.75元，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承担25%即91003.75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承担20%即72803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深哈物流公司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保险》，保单号为PYAE201644940000000274，保险期间自2016年6月3日零时起至2017年6月2日二十四时止。该保险合同约定，由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分别按30%、25%、25%、20%的比例承保该货物运输险；被保险的货物包括但不限于民生大众物资、百货、家具、日用品、电子产品等；赔偿的基础为有发票的货物按发票价格，无发票的货物按货物的实际成本；免赔额为平板车/高栏车（非集装箱货物装卸模式）窃盗事故每次事故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以高者为准；并特别约定：对于损失超过100000元的赔偿，保险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提供投保前12月的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任何偷窃、抢劫（金额在30000元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附加条款约定：经双方同意，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可以指定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为公估人，公估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在《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免责条款特别提示》中约定“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2016年9月13日，深哈物流公司司机张××驾驶粤B×××××运输车从深圳出发至沈阳，9月16日凌晨到达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5号路深哈物流公司下属沈阳分公司门口，凌晨7时发现车上货物被盗，由深哈物流公司员工董××报警，并由沈阳市经济开发区分局出具《报警情况登记表》以及《受案登记表》，载明在辽宁省××经济开发区××路深哈物流门口西侧马路边发生盗窃事件，丢失包括华为通讯器材及另外单位的变频器及各种配件，共损失人民币10000余元。深哈物流公司提交的《发货清单》以及案外人广东中外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丢失明细清单》、《主设备装箱单》以及《局点装箱单》载明，2016年9月13日案外人广东中外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托运货物共计69件，货物价值共计380000元。深哈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赔款证明》以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已于2016年12月1日、2017年3月27日分两笔向案外人广东中外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赔付款项共计380000元。另查明，案外人深圳市敏捷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向深哈物流公司发出《索赔函》，并向深哈物流公司出具了《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载明其在2016年9月12日委托深哈物流公司托运的货物丢失2件，价值24000元，运费损失461元，损失共计24461元。以上事实，有《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报警情况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赔款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索赔函》、《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深哈物流公司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对深哈物流公司所运输的部分货物发生盗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深哈物流公司的损失金额存在异议。结合深哈物流公司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理赔是否应以公安机关立案作为前提；2、是否存在免赔事由；3、如何认定深哈物流公司的损失金额；4、如何确定具体理赔金额。关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理赔是否应以公安机关立案作为前提。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按照《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的约定“任何偷窃、抢劫（金额在30000元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现深哈物流公司未提供双方约定的材料，故其索赔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该项约定，实际上是对于确定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的证明方式所作的约定。但在实际中，由于保险事故本身具有复杂性以及被保险人专业素质有限，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向警方报案，要求警方出具相关的证明，至于警方以什么样式处理警情，出具什么样证明文件，被保险人是无法干预的。此外，保险的根本职能在于分散风险、补偿损失，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表明了保险的根本任务在于将损失发生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至保险人，如果给予被保险人过于严苛的举证责任，不符合《保险法》的公平原则以及优先保护被保险人的原则。因此。在保险事故索赔中，被保险人只需举证在保险责任期限发生了保险事故且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就应认为其已经履行了初步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深哈物流公司在发现所运输的货物被盗后，深哈物流公司员工董××采取了报警措施，并通知了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派员至现场进行了勘察，深哈物流公司提交了《报警情况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等警方出具可以确认保险事故发生的事实的相关证明资料，足以证明深哈物流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按照正规流程通知至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且已采取报警措施，警方也对该警情予以受理。且合同约定的“立案证明”，而非明确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以警方未立案并进行刑事侦查予以抗辩，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存在免赔事由。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本案损失系发生在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属于免责事由。深哈物流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涉案运输车辆的司机在车上休息，并非无人看管。一审法院认为，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对存在排除责任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事故发生时，运输货物处于无人看管状态，且深哈物流公司不予认可，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相关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如何认定深哈物流公司的损失金额。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深哈物流公司未提交相应的发票或货物的实际成本证明损失的实际金额，深哈物流公司未提供投保前12月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深哈物流公司向警方申报的损失为10000元，对损失认定应不超过警方申报的金额。深哈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主设备装箱单》、《局点装箱单》、《赔款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索赔函》、《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等证据，证明其在该次保险事故中发生实际损失为404461元，并声称警方受理登记表所载损失10000元，并非实际损失金额，是应警方要求做的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保险事故作勘察、核损、定性为保险人的重点工作，被保险人只需及时、如实提供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证明材料。由此说明，保险人对保险财产的损失的确定负有最终的证明责任。在本案中，深哈物流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供《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赔款证明》等货物的实际成本证明材料，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在该保险事故中实际损失404461元，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实际向上游客户赔偿损失404461元，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深哈物流公司的损失是404461元。保险合同约定，投保前12月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于确认本案事故损失并未关联性，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以深哈物流公司未提供上述材料，主张理赔条件不成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深哈物流公司在该次保险事故中的实际损失为404461元。关于如何确定具体理赔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约定：平板车/高栏车（非集装箱货物装卸模式）窃盗事故的免赔额为每次事故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以高者为准。故该次保险事故的免赔额为80892.2元（404461元×20%），深哈物流公司在该次保险事故可获得的保险赔偿款为323568.8元（404461元-80892.2元）。根据《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约定，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分别按30%、25%、25%、20%的比例承保该货物运输险。因此，人保广东分公司应向深哈物流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97070.64元（323568.8元×30%）；富邦保险公司应向深哈物流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80892.2元（323568.8元×25%）；中银保险公司应向深哈物流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80892.2元（323568.8元×25%）；人寿保险公司应向深哈物流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64713.76元（323568.8元×2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应得保险赔偿款金额为人民币323568.8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97070.64元；三、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80892.2元；四、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80892.2元；五、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64713.76元；六、驳回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80元，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71.8元，人保广东分公司负担902.46元；富邦保险公司负担752.05元；中银保险公司负担752.05元；人寿保险股份公司负担601.64元；二审中，深哈物流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1：《审计报告书》、证据2：《董××证明》、证据3：《董××任职证明》证据4：《彭××证明》证据5：《丢失明细清单》；证据6：《广州海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检验报告》。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因上述证据对本案实体处理不产生影响，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深哈物流公司是否提起索赔的问题，深哈物流公司提交了其向保险代理人提出索赔的相关邮件，主张其是通过保险代理人购买涉案保险，故索赔亦是通过保险代理人进行，而且人保广东分公司在一审中亦认可接到经纪公司转接过来的报案，其亦让公估机构搜集相关材料。因深哈物流公司未提供包括货物价值的相关材料以及公安局立案的材料，所以后续工作没有做完（搜集材料的工作也没有完成），由此可以判断深哈物流公司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关系通过经纪公司代理人建立，而深哈物流公司已向经纪人报险并提出索赔，故本院采信深哈物流公司的主张，认定深哈物流公司已提出了索赔申请。关于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理赔的条件是否成就，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主张《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约定：“任何偷窃、抢劫（金额在30000元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该约定核心价值是据立案证明对“偷窃抢劫”的事实进行认定。本案中，深哈物流公司已提交了证据证明其就货物被盗向警方报案，警方亦出具了报案的证明，深哈物流公司亦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货物所有人赔偿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盗窃事实的发生。至于警方出具何种证明，深哈物流公司无法左右。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要求其提交立案决定书过于苛刻，一审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关于是否存在免赔事由的问题。免责事由是否存在，应由主张该事由存在的一方举证，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均未证明存在免责事由，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损失金额及具体理赔数额的认定。深哈物流公司向一审所提交的《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主设备装箱单》、《局点装箱单》、《赔款证明》、《索赔函》、《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等证据，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在该保险事故中实际损失404461元，且已实际向上游客户进行了赔偿，一审认定深哈物流公司的损失是404461元，并据此确认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各自应承担的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人保广东分公司、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289.23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范 志 勇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靳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