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32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枝虎，男，196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从艳，女，196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毕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215492970P。法定代表人张贵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春、唐婷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与被上诉人贵州毕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毕节农商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上诉请求：1.撤销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2.追究银行违规违法贷款案中有关涉案人员责任；3.判决银行赔偿本案产生的律师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叁万元。事实及理由：一、事实经过。2013年3月，上诉人做食用酒精生意需资金周转，就去城关信用社桂花市场网点的信贷部门询问贷款事宜，信贷员当面回答说不能提供个人征信、不能提供厂家合法手续和银行账户、无仓库、无安全设施许可证等材料，明确回答上诉人不能贷款。2013年4月，上诉人在七星关区何官屯镇穿洞砂厂工作期间，认识一起工作的刘同林，因刘同林引见穿洞砂厂老板陈耿、陈志毅、杨登斌,由于他们三人与银行招呼说情促成本息共计逾百万元贷款。贷款划账后，于2013年5月8日根据贷款前约定要求转了肆拾万元整到陈耿账上，当时写有借款协议。之后砂厂由上诉人和刘同林、仁杰承包生产，销售由陈耿、陈志毅、杨登斌三人负责。承包期间，不知道什么原因仁杰和刘同林就退出了。由于砂厂还欠着上诉人的借款和垫资生产的砂石，并且他们并没有按照协议偿还欠款。迫于还款压力，上诉人就一人承包砂厂生产，三个老板仍负责销售。2014年11月砂厂因经营欠账较多停止生产，可三个老板对还款的事一直没兑现，造成上诉人还贷款延缓被起诉。二、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程序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件涉及本息金额逾百万元，整个贷款环节复杂，人员涉及众多，根本不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况且上诉人在法庭上一直陈述贷款是银行听信他人招呼说情的“关系贷”和“串通贷”甚至“违法贷”，可一审法院对办理贷款的实际人和银行不作调查追究，直接启用简易程序审理，是审判程序错误作出的错误判决。2.一审判决曲解欠债还钱的主观事实根源。法院通知3:30开庭，上诉人一直等到4:00过才匆忙开庭，开庭几分钟后，主审法官在没有等上诉人讲完整个贷款过程就叫停直接举证宣判，审理中对贷款过程事实予以不顾，不问贷款来龙去脉，不追究巨额贷款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就以欠债还钱的民间客观经验作出武断的错误判决。3.为何一审判决对银行违规放贷只字不提。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个体工商户贷款管理办法》、《贵州省农村信用社“黔微贷”微型企业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放贷前，银行明知上诉人在贷款程序、贷款对象、申请条件中有多处明显不合规的硬伤却依然放贷，属于典型的违规放贷。二是银行在放款中审核失职客观存在。首先，根据《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第15条的规定：贷款人不仅应履行尽职调查职责、而且调查应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但是，贷款人却置担保人的利益于不顾，直接忽略了这些工作。其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5条的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严格审查，在此笔巨额贷款的发放中从签合同到贷款到账，银行对法律规定借款人必须要提供的贷款申请、调查、风险评估、支付审核、贷款资金管理等资料，上诉人始终没有见到任何一项，请问银行究竟是以什么条件发放90万巨款给上诉人？上诉人做的食用酒精生意是什么商业项目让银行可一次划入90万元的商业贷款？4.为何一审判决对银行违法放贷只字不提。一是银行听信他人招呼说情就放贷近百万贷款有违常理和不严谨。放贷中，银行对上诉人的实体项目、经营计划、产品销售协议以及借款用途、用款计划、还款资金来源都没有履行调查审核职责，这是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二是银行违规付款，使巨额现金一次提取，对损失的后果负有全部责任。根据《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29条的规定：贷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对贷款资金的支付进行管理和控制，而且银行在上诉人没有提交贷款用途的证明材料、究竟贷去做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下，银行一次性将90万元贷款划到上诉人账上，这样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商业银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属于“贷款人和借款人恶意串通、骗取担保人担保的”情形。三是银行的工作失职已触犯《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再有本案造成上诉人身陷债务超出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近五倍，为何一审法院不调查不追究。5.为何一审判决对贷款中恶意串通情形只字不提。一是本案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本案中银行既然违规违法敢贷，为何不敢主动尽职进行贷中贷后检查，及时中止贷款，降低贷款风险，这里面银行与说情人之间不排除有恶意串通将上诉人房产作担保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二是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贷款人作为国家商业银行视有关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顾，将90万巨额资金以周转的名义发放给不符合条件的一个自然人，且未做任何调查和监管。贷款人明知法律的有关规定、明知、甚至双方串通骗取贷款、骗取担保人担保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合同应认定为无效，造成的后果和责任亦应有过错方承担。三是当打招呼的人“消失”后，银行起诉担保人承担责任人不符合《担保法》第30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6.为何一审判决对合同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只字不提。一是违规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贷款是刘同林去上诉人家中拿的证件资料，是他将资料送去交给陈耿、陈志毅、杨登斌三人，是他们说情导致银行敢于冒风险以“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银行贷款用于砂厂周转”之目的，俩个合同明显有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是上诉人在没有亲自参与去办理，又没有格式委托的情况下，根本不知道银行与说情人之间有无利益输送的情况下被动将房产作担保签订的主合同无效并无过错。三是所签合同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当初上诉人亲自去贷时银行明确说资料不全不能贷，再说贷款审批后上诉人提出疑义说不用贷这么多，是银行与打招呼人之间“串通”审批后被动的签字和违心签字。7.为何一审判决对责任主体不作具体明确。银行既然听信与打招呼的人促成了贷款事实，贷款也是用于共同经营的砂厂上，为何对打招呼的人不追加应诉，对涉及案件人员责任不作明确划分，难道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8.为何积极还贷还要急于查封拍卖房产。在上诉人事后知道陷入“骗贷”中后，积极主动想办法履行偿还义务，只因砂厂关闭导致还款迟缓，为何法院与银行一定要置全家老小居住的房子不顾坚决要查封拍卖，为何不予协商解决？综上所述，这是一起存在重大嫌疑的“过桥贷款”案，是银行没有遵守法律、法规基本规定，没有履行基本义务，全凭手中的权力暗箱操作、违规操作，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是银行听信招呼说情造成的错误贷、违规贷、违法贷，让上诉人身陷“骗贷”债务中心力交瘁，有冤无处伸,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特提出以上意见，请法院调查核实，作出公正裁判。被上诉人毕节农商银行答辩称：一、根据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就答辩人所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共同债务还款确认书》、他项权证等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其在《民事上诉状》中的陈述，均能够认定被答辩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仅就对涉案借款的发放程序持异议。可见，本案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不存在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事由。因此，一审法院作为基层人民法院，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的规定直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二、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也就只能围绕借款关系是否客观真实存在、合法有效，借款是否实际发放以及涉案借款的还款情况进行审理。而对答辩人是否存在违法放贷的行为，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査的范围，答辩人也不能因此免除还款责任。因此，被答辩人在《民事上诉状》中以答辩人作为银行违法放贷为由，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一审法院对其答辩主张未予采纳，并无错误。三、一审庭审中，根据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来看，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对其中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借款借据上的签字予以认可。据此，足以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签订均是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针对被答辩人所称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条:“本办法所称流动资金贷款，是指贷款人向企(事)业法人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组织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本外币贷款。”并不属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因此导致涉案《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四、本案中《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相对人为被答辩人朱枝虎、李从艳，涉案借款也是发放至被答辩人朱枝虎的银行账户。而对于被答辩人收到借款后，是借予他人还是用作其他，与答辩人无关，也与本案无关。因此，答辩人主张被答辩人二人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妥，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也无错误。五、本案中，被答辩人一方面称其积极还贷，只因砂厂关闭导致还款迟緩，另一方面又称银行违法放贷、其陷入“骗贷”中。可见，被答辩人的陈述前后矛盾，其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对抗答辩人依据《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所主张的权利。六、针对被答辩人的第二项上诉请求。答辩人认为银行是否违法放贷，有关人员是否要担责，这是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审理范围。七、本案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被答辩人并未提出反诉，而在《民事上诉状》中增加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且本案中，答辩人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毕节农商银行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朱枝虎、李从艳立即偿还原告毕节农商银行借款本金859972.45元及截止至2018年10月18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517473.73元，并以借款本金859972.45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9日起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2.原告对被告朱枝虎、李从艳所有的位于毕节市××路××号（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毕节房权证毕节市（初）字第（2001）1521号、第(2001)1522号、第（2001）1523号、第（2001）1524号）的四套房屋享有抵押权，并在被告朱枝虎、李从艳未偿还原告前述第一项款项时，原告对该抵押物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4月24日，二被告向原告申请借款90万元。双方于2013年5月2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借款90万元给被告用于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36个月，从2013年5月2日至2016年5月1日，实际借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即8.2000‰每月，被告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如被告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同时，二被告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毕节市××路××号（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毕节房权证毕节市（初）字第（2001）1521号、第（2001）1522号、第（2001）1523号、第（2001）1524号）的四套房屋抵押给原告，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并为原告办理了抵押登记。之后，原告便依约将涉案借款90万元发放给二被告，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然而，二被告在收到借款后，并未依约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已然构成违约。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认定事实：被告朱枝虎、李从艳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24日，被告李从艳向原告出具了《共同债务还款确认书》。2013年5月2日，被告朱枝虎与原告签订毕农信社（个贷三部）（2013）年个贷字022号《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借款90万元给被告用于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36个月，从2013年5月2日至2016年5月1日，实际借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即8.2000‰每月，被告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如被告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同时，二被告与原告签订毕农信社（个贷三部）（2013）最抵字第02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毕节市××路××号（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毕节房权证毕节市（初）字第（2001）1521号、第（2001）1522号、第（2001）1523号、第（2001）1524号）的四套房屋抵押给原告，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并为原告办理了抵押登记。之后，原告便依约将涉案借款90万元发放给二被告，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截止至2018年10月18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859972.45元，利息（含罚息、复利）517473.73元。一审认为：原告毕节农商银行与被告朱枝虎、李从艳签订的毕农信社（个贷三部）（2013）年个贷字022号《个人借款合同》《共同债务还款确认书》、毕农信社（个贷三部）（2013）最抵字第02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依法应予确认。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朱枝虎发放贷900000.00元，被告朱枝虎、李从艳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截止至2018年10月18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859972.45元，利息（含罚息、复利）517473.7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利率实行一年一定。贷款（包括贷款合同生效日起一年内应分笔拨付的所有资金）根据贷款合同确定的期限，按贷款合同生效日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计息，每满一年后（分笔拨付的以第一笔贷款的发放日为准），再按当时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确定下一年度利率。中长期贷款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二十日为结息日。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合同利率按季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第二十五条规定：“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对贷款逾期或挪用期间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季（短期贷款也可按月）计收复利。如同一笔贷款既逾期又挤占挪用，应择其重，不能并处。”因此，对原告诉请被告朱枝虎、李从艳归还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的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诉请对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请求，根据原告与被告朱枝虎、李从艳签订的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情况，予以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枝虎、李从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毕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本金859,972.45元及截止2018年10月18日的利息、罚息、复利计517,473.73元，2018年10月19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以该本金为基数，按照原告贵州毕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枝虎签订编号：毕农信社（个贷三部）（2013）年个贷字022号《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计收；二、原告贵州毕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朱枝虎、李从艳提供位于毕节市××路××号（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毕节房权证毕节市（初）字第（2001）1521号、第（2001）1522号、第（2001）1523号、第（2001）1524号）的四套房屋享有抵押权，并对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下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2350.00元，由被告朱枝虎、李从艳承担。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与被上诉人毕节农商银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共同债务还款确认书》《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被上诉人毕节农商银行依约如数向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发放了贷款，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贷款期限届满后，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未按约定完全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毕节农商银行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立即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含复利）、逾期罚息（含复利）及毕节农商银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据此判决朱枝虎、李从艳还本付息及毕节农商银行对案涉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程序审理本案，亦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上诉状所及“骗贷”或“违法发放贷款罪”等等，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查范围，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可向相关职能部门检举、反映，其所提第三项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毕节农商银行答辩中已明确予以否定，二审无调解基础，朱枝虎、李从艳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00.00元，由上诉人朱枝虎、李从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张晶审判员  唐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