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冀刑终67号原公诉机关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耿九江，曾用名耿铁牛，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饶阳县，汉族，大专文化，个体，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2017年12月18日因涉嫌犯走私废物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廊坊市看守所。辩护人邓南燕，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玉芹，河北陈玉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刚，男，1977年4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天津市河西区。2018年3月16日因涉嫌犯走私废物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4月20日被逮捕，2019年1月15日被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王雷，男，1989年3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黄骅市，汉族，初中文化，住河北省黄骅市。2017年12月30日因涉嫌犯走私废物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廊坊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吴垠垠，女，1979年8月29日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汉族，大专文化，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12月19日因涉嫌犯走私废物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3日被逮捕，同年12月18日被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耿永记，男，198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饶阳县，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河北省饶阳县，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2017年12月28日因涉嫌犯走私废物罪被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9月28日被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原审被告单位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城县廊泊路东（旺村段），法定代表人王凤英。诉讼代表人崔鑫生，男，1987年6月6日出生，系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人孙书芬，曾用名孙文敏，女，1970年3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汉族，小学文化，大城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大城县平舒镇东环路南东升里19排82号。2017年12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废物罪被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28日被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耿九江、王雷、吴垠垠、耿永记、刘刚、孙书芬、原审被告单位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犯走私废物罪一案，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冀10刑初6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耿九江、刘刚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安义红、检察官助理闫骏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耿九江及其辩护人陈玉芹、邓南燕、上诉人刘刚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国家对废塑料实行限制进口政策，即由环保部门在审核相关企业是否具备废塑料利用的情况下，核定该企业每年可利用国外废塑料作为原料使用的数量，由申请单位向进口公司提供许可证，用于从境外进口废塑料时使用。被告人耿九江伙同曲某（在逃）在无进口固体废物资质情况下，合伙从境外进口废塑料到国内销售牟利，被告人吴垠垠、耿永记受二人雇佣，吴垠垠负责联系货物进口、记账，耿永记负责货物销售。被告人王雷与他人合伙从事海关进口货物代理业务。被告单位民众公司注册成立从事废旧金属、塑料制品货物进口、加工销售业务，被告人孙书芬为股东、实际控制人。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王雷经与吴垠垠、刘刚、孙书芬联系，提供民众公司等多家许可证，并办理报关、清关等事宜，为曲某、耿九江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类废塑料，入境后由耿永记进行销售。期间，耿九江伙同曲某合伙走私进口废塑料254票5241.73吨；曲某单独走私进口废塑料140票3108.31吨。其中使用民众公司许可证进口废塑料144票2818.70吨。2017年5月至11月，胡某（已死亡）经与耿永记、吴垠垠联系，提供本公司及多家许可证，并办理报关、清关等事宜，为曲某、耿九江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类废塑料，入境后由耿永记进行销售。期间，耿九江伙同曲某合伙走私进口废塑料24票497.00吨；曲某单独走私进口废塑料13票266.15吨。案发后，耿永记、孙书芬主动到廊坊海关缉私分局投案，孙书芬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案件在逃人员。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1、证人孙某证实，2014年3、4月份，其与刘刚、民众公司的韩某2合伙经营废塑料的进口业务，其负责天津口岸报关、报检、货代、运输等。当时雇佣业务员王雷和刘某朋。2015年11月，因韩某2病逝，其退出货代业务，王雷、刘某朋单干。2、证人苏某证实，胡某经营的天津千凯国际贸易公司、天津诚信塑料原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进口废塑料业务，其和李某负责具体工作。公司进口的废塑料不都是自己加工利用，2017年，公司为一名吴姓女士进口过废塑料。以上相关情节得到证人李某证言的印证。3、证人阚某（天津诚信塑料原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证实，该公司为耿永记进口过约40个集装箱废塑料。4、证人寇某、邓某证实，胡某向天津慧能塑料工贸有限公司、天津华郡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拆借过许可证。5、证人边某1证实，其经营的天津亚泰富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口废塑料货代业务由刘某朋负责，刘某朋曾带一名石家庄姓耿的50多岁男子到过公司，刘某朋进口的废塑料中有此人的货。2017年初，其向韩某1、张福利拆借过许可证。拆借许可证情节得到了证人韩某1（天津树茂金属制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福利（天津市富星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证言的印证。6、证人周某、张某1、王某1、王某2、张某2、梁某证实购买耿永记出售的废塑料的情况。7、廊坊海关缉私分局调取证据清单证实从网之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调取邮件情况。8、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廊关缉（电勘）（2018）01号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证实电子数据提取情况。9、电子邮件及从天津新港海关调取合同、货物国外发票、提货单、许可证、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等书证证实，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王雷伙同他人使用民众公司等多家许可证，以收取包干费形式与吴垠垠联系为耿九江、曲某共同进口废塑料254票5241.73吨，为曲某单独进口废塑料140票3108.31吨。其中使用民众公司许可证进口废塑料144票2818.70吨。10、电子邮件、苏某移动硬盘存储的提单、箱单及从天津新港海关、天津东疆保税区海关调取的合同、货物国外发票、提货单、许可证、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等书证证实，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胡某使用天津诚信塑料原料有限公司等多家许可证为耿九江、曲某共同进口废塑料24票497吨，为曲某单独进口废塑料13票266.15吨。11、银行交易记录证实吴垠垠使用的银行卡收取废塑料销售款以及转账支付给王雷、胡某通关费用和通过进口公司对外汇费情况。12、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出具书证证实，2017年12月21日、27日，孙书芬、耿永记分别主动到廊坊海关缉私分局投案。13、大城县公安局平舒刑警队出具的书证、在逃人员登记表、撤销表证实，孙书芬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刑拘在逃人员。14、营业执照及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实，民众公司住所地大城县廊泊路东（旺村段），法定代表人王某3，注册资本50万元，2000年6月6日成立，孙书芬为唯一股东。15、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的自然身份情况。16、胡某供述，其经营的天津千凯国际贸易公司专门从事报检业务，天津诚信塑料原料有限公司从事进口废塑料加工再利用。2017年5、6月份，小耿联系说要进口废塑料卖给其公司，后来因为价格高，其不再购买，通过公司进口的货物由小耿拉走处理，共有约40个货柜。货物用其公司许可证进口，也用过其他公司的许可证。报检、通关具体由公司业务员苏某、李某与吴垠垠联系，货物拉到公司由阚某和小耿共同拆箱、过磅，小耿将货拉走。17、被告人耿九江供述，其与曲某合伙经营进口废塑料，但未有实体企业，曲某占70%利润，其占30%。曲某负责在美国采购，其负责国内销售。曲某的亲戚吴垠垠负责进口报关、财务，其找来侄子耿永记负责货物中转、销售。吴垠垠联系报关行，由报关行找来其他企业的许可证进口废塑料。2017年，其认识了能找到许可证的胡某，将胡某电话告诉吴垠垠直接联系。18、被告人王雷供述，其与刘某朋曾跟随孙某从事进口废塑料货代业务。2015年底，孙某不再做业务，其与刘某朋决定单干，客户就吴垠垠一个。吴垠垠没有许可证，由其二人找许可证冒用持证企业进口废塑料，吴垠垠按吨支付进口代理费。其负责货物进口通关并收取代理费，刘某朋负责找环保证和对外付汇。后来刘某朋说许可证不够用，其通过刘刚联系使用民众公司许可证。19、被告人吴垠垠供述，2008年，其舅舅曲某从美国进口废五金，曲某从美国采购，其在国内联系报关行报关进口。曲某在国内没有公司也没有许可证，由孙某的报关行提供许可证，其直接与孙某员工王雷联系。2015年，曲某增加了废塑料进口业务，业务分两种，一是曲某和耿九江的合作货物，曲某占70%，二是曲某自己的货物。两种货物都是从天津清关进口，延续和孙某公司的合作模式。其与王雷联系进口废塑料，采用包干费按吨计价。其负责报关行进口，耿九江的侄子耿永记负责提货销售，曲某、耿九江给其二人发工资。2017年5月，耿永记介绍了胡某的报关行，具体由其与胡某公司业务员苏某联系。20、被告人刘刚供述，其曾与韩某2、孙某合伙经营废塑料生意，王雷是孙某的员工。2016年5、6月份，孙书芬让其帮助找进口废塑料的客户。其联系王雷说有货源，便介绍二人面谈，王雷把民众公司的许可证带走做业务。民众公司曾欠其钱，孙书芬将付汇余款汇入其银行账户，一部分作为归还欠款，一部分按孙书芬要求汇款给他人。21、被告人耿永记供述，2014年9月底，本家叔叔耿九江让其到天津销售废塑料。耿九江和曲某合伙进口废塑料，曲某负责在美国采购废旧塑料发到国内，曲某的外甥女吴垠垠负责联系报关行报关进口和收付货款，其负责在货场接货、验货和销售。曲某、耿九江给其与吴垠垠发工资。曲某和耿九江出资比例不清楚，只知道一部分合作货是耿九江和曲某共同出资购买，另一种是曲某自己的货，都由其销售给个体塑料加工户。曲某和耿九江没有许可证，都是由报关行提供，具体情况主要是吴垠垠联系，其给吴垠垠介绍过胡某的报关行。22、被告人孙书芬供述，2015年底，其丈夫韩某2去世后，其开始管理民众公司，是公司实际的负责人和管理者。2016年6、7月份，因对进口废塑料业务不太熟悉，便向刘刚学习进口废塑料业务。刘刚带王雷到过公司。刘刚除帮助其进口废塑料外自己也进口部分废塑料，货物没有进到公司，其按照刘刚提供的国外地址和金额付汇。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耿九江、王雷、吴垠垠、刘刚、耿永记、被告单位民众公司违反海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废物管理规定，逃避海关监管，采用冒用他人许可证的方式将境外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运输进境；被告人孙书芬作为对民众公司走私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耿九江、王雷、吴垠垠、刘刚、耿永记、孙书芬、被告单位民众公司之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废物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耿九江、王雷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吴垠垠、刘刚、耿永记、孙书芬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耿永记、孙书芬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被告人孙书芬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在逃人员，具有立功表现。对于被告人耿九江及其辩护人提出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耿九江与曲某在无进口固体废物资质情况下，冒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废塑料销售牟利，在走私废物环节中处于主导地位；二人分别负责废塑料的境外采购及国内销售，虽然本案中耿九江所起作用相对曲某要小，但仍起主要作用。此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耿九江的辩护人提出除涉及民众公司外走私废塑料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耿九江、曲某冒用其他公司许可证走私进口废塑料的事实。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王雷及其辩护人提出在共同犯罪中王雷属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王雷明知耿九江与曲某没有许可证，伙同他人冒用其他公司许可证积极办理进口业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此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吴垠垠辩护人提出吴垠垠主动开门迎接前来抓捕民警系主动投案的辩护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对于相关辩护人提出耿九江主观恶性较小，认罪态度好；王雷具有坦白情节，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吴垠垠属从犯，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刘刚属从犯，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孙书芬属从犯，具有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综合全案，对被告人耿九江、王雷、被告单位民众公司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吴垠垠、耿永记、刘刚减轻处罚，对被告人孙书芬免予刑事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对被告人耿九江、王雷之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对被告人吴垠垠、刘刚之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对被告人耿永记之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对被告单位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之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对被告人孙书芬之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以被告人耿九江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王雷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吴垠垠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刘刚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耿永记犯走私废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单位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犯走私废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孙书芬犯走私废物罪，免予刑事处罚。耿九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主要提出：1、负责借环保许可证、负责进口及销售固体废物的不是耿九江，耿九江催促停止进口，不是组织犯罪的行为；认定耿九江占有A-Z公司股份证据不足不构成主犯，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在犯罪过程中没有起到主要作用，耿九江在本案中不是组织者和起主要作用者，应认定为从犯；2、电子证据有明显编辑痕迹，不是原始证据，两份检材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一审量刑过重，如实供述自己犯罪行为，一审当庭认罪，且认罪态度好，积极配合办案单位说明事情经过，应认定为坦白，从轻、减轻处罚。刘刚上诉提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不构成走私废物罪：1、王雷利用民众公司的许可证为曲某、耿九江走私废塑料的事不知情，也没有联系过；2、本人没有给民众公司进口过废塑料，没有利用过民众许可证进口过废料，也没有给孙书芬提供过国外地址账号及金额付汇。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耿九江、刘刚、原审被告人王雷、吴垠垠、耿永记、孙书芬、被告单位民众公司犯走私废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量刑适当。耿九江辩护人当庭出示的从海关总署网站下载并经过公证的关于货物通关进口的环节和程序，只是走私废物犯罪中的一个环节，在通关进口环节是吴垠垠和进口货代王雷等主要责任，耿九江并未参与。本案中，耿九江与曲某共同出资，从境外进口废塑料，是进口废塑料的货主，耿九江还负责国内销售，并享有分红。曲某、耿九江雇佣吴垠垠、耿永记，给二人发工资，耿九江的作用要大于二人。耿九江与吴垠垠电子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耿九江了解、掌握从国外进口的每一票废塑料的购买、销售、报关费用、利润等相关信息，并且回复吴垠垠关于收货人地址、许可证、海关验货费、付汇等问题，指示耿永记对进口废塑料的销售情况以及因进口废塑料严查的形势，给曲某提出减少或暂停进货的建议。通过胡某走私进口废塑料的事实，有吴垠垠供述和吴垠垠与耿九江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上诉人耿九江在一审庭审中只承认投资，否认其负责销售的事实，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构成坦白。本案中的手机、U盘、硬盘等均为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在持有人在场情况下依法提取，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确认，且对搜查过程进行了录像。手机数据提取过程中采用了信号隔离设备，排除了外在干扰，获取设备都是具有md5等校验功能，进行鉴定时也运用哈希值计算工具Karen’sHasherv2.3进行了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即使提取物证的过程有瑕疵，卷中未显示有封存照片，但只要经过了哈希函数检验，就不影响电子证据数据的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王雷、孙书芬的供述、民众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均证明刘刚关于其不知情、未参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耿九江、刘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原审被告人王雷经与原审被告人吴垠垠、孙书芬、上诉人刘刚联系，提供民众公司等多家许可证，并办理报关、清关等事宜，为曲某（在逃）、上诉人耿九江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类废塑料，入境后由耿永记进行销售，期间，耿九江伙同曲某合伙走私进口废塑料254票5241.73吨，曲某单独走私进口废塑料140票3108.31吨，其中使用原审被告单位民众公司许可证进口废塑料144票2818.70吨的事实；2017年5月至11月，胡某（已死亡）经与原审被告人耿永记、吴垠垠联系，提供本公司及多家许可证，并办理报关、清关等事宜，为曲某、耿九江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类废塑料，入境后由耿永记进行销售，期间，耿九江伙同曲某合伙走私进口废塑料24票497.00吨，曲某单独走私进口废塑料13票266.15吨的事实；案发后，耿永记、孙书芬主动到廊坊海关缉私分局投案，孙书芬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案件在逃人员的事实清楚。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孙某、苏某、李某、阚某、寇某、邓某、边某1、周某、张某1、王某1、王某2、张某2、梁某等人的证言、廊坊海关缉私分局调取证据清单、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廊关缉（电勘）（2018）01号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电子邮件及从天津新港海关调取合同、货物国外发票、提货单、许可证、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电子邮件、苏某移动硬盘存储的提单、箱单及从天津新港海关、天津东疆保税区海关调取的合同、货物国外发票、提货单、许可证、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通关单、银行交易记录、营业执照及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户籍证明、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出具书证、上诉人耿九江、王雷、被告人吴垠垠、刘刚、耿永记、孙书芬、胡某供述等。上述证据均经一二审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检察员提供以下证据并经法庭质证：1、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关于电子数据的封存、侦查43卷第268页电子检查的时间问题、刘某朋网上追逃情况、扣押刘刚8部手机的情况说明；2、廊坊海关缉私分局关于刘刚到案经过的办案说明。二审期间被告人刘刚提供了以下证据并经法庭质证：1、王雷在海兴报关行报关数据的情况说明；2、大成民众开具的在职证明；3、环保部官网上2015年固体废物审批表；4、刘刚本人书写的自首情况说明；5、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侦查五大队出具的刘刚协助抓获在逃人员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二审期间耿九江的辩护人提供的以下证据并经法庭质证：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的材料，并经过平安公证处公证。关于被告人耿九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负责借环保许可证、负责进口及销售固体废物的不是耿九江，耿九江催促停止进口，不是组织犯罪的行为；认定耿九江占有A-Z公司股份证据不足不构成主犯，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在犯罪过程中没有起到主要作用，耿九江在本案中不是组织者和起主要作用者，应认定为从犯的意见。经查，上诉人耿九江和曲某共同出资合作进口废塑料，曲某负责在美国采购，其负责国内销售，由吴垠垠联系报关行，因没有许可证，由报关行找来许可证进口废塑料的货主。曲某、耿九江给二人发工资，雇佣吴垠垠、耿永记。耿九江的辩护人出示的从海关总署下载的关于货物通关进口的环节和程序只是可以证明在通关进口环节是吴垠垠和进口货代王雷等主要责任。耿九江了解、掌握从国外进口的每一票废塑料的购买、销售、报关费用、利润等相关信息，并且回复吴垠垠关于收货人地址、许可证、海关验货费、付汇等问题。耿永记在销售过程中价格差距较大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其会请示耿九江或曲某。因进口废塑料严查的形势，耿九江会给曲某提出减少或暂停进货的建议，本案中耿九江所起的作用应认定为主犯。故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耿九江辩护人所提，电子证据有明显编辑痕迹，不是原始证据，两份检材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经查，本案中，手机、U盘、硬盘等是在持有人在场，侦查人员在见证人见证下依法提取，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确认，且对搜查过程进行了录像。手机数据提取过程中采用了信号隔离设备，排除了外在干扰，获取设备都是具有md5等校验功能，进行鉴定时也运用哈希值计算工具Karen’sHasherv2.3进行了检验，保证了数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故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刚上诉所提，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其对王雷利用民众公司的许可证为曲某、耿九江走私废塑料的事不知情，没有给民众公司进口过废塑料，没有利用过民众许可证进口过废料，也没有给孙书芬提供过国外地址账号及金额付汇，不构成走私废物罪的理由。经查，王雷、孙书芬的供述以及刘刚、民众公司等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证实，王雷使用民众公司许可证为他人进口废塑料，用民众公户为他人付汇、缴税都是通过刘刚联系，付汇余款也是民众公司打到刘刚银行卡，刘刚再转给王雷，王雷作为货代进口的废塑料的所有权不属于民众公司；许可证是刘刚拿给王雷或邮寄到王雷公司，许可证用完后及报关单、税单等单据也是刘刚拿回民众公司或者王雷按刘刚告诉的地址邮寄；民众公司记账凭证证明刘刚协助付汇、缴税及支付刘刚用证款的情况。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耿九江、刘刚、原审被告人王雷、吴垠垠、耿永记违反国家关于限制进口固体废物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冒用他人进口废物许可证，从境外将可用作原料的限制进口类废物运输进境，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废物罪。原审被告人孙书芬作为民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王雷、刘刚为他人进口废物，而提供进口废物许可证为他人进口废物提供帮助，故民众公司构成走私废物罪的单位犯罪，孙书芬作为民众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走私废物罪。一审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性，所处刑罚均在法定幅度之内，无明显不当。耿九江等人诉称量刑重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耿九江、刘刚、原审被告人王雷、吴垠垠、耿永记、孙书芬、原审被告单位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犯走私废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耿九江、刘刚上诉；全案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翟旭审判员  董武审判员  袁航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张晓悦书记员冯勃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