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81民初4541号 原告：张永林，男，生于1952年8月29日，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昭伟，山东济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丘官庄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姜学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男，生于1968年7月7日，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章丘区明水济青路2750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红，山东清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永林与被告章丘官庄矿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永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栗昭伟，被告章丘官庄矿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滕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永林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01年1月至2014年3月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925元，并依法加付赔偿金47925元，以上计款9585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4年3月从被告处退岗以来，为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与被告进入劳动争议诉讼程序至今已六个年头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的（2018）鲁01民再5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05年12月1日至2014年3月，张永林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但是，2005年12月1日，是原告工资由现金发放方式改为工资卡发放方式的日子，并非是原告起始参加煤矿工作的日子。有证据证实原告自2001年1月起参加工作进入官庄二号煤井，2004年煤矿改制，原告随入章丘官庄矿业有限公司至2014年3月被辞退。原告的工作年限应前后连续计算。被告辞退原告时，未按《劳动合同法》第46、47、97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现在主张权利，并请求被告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四）项的规定，向原告加付赔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系数，2015年12月22日《章丘东风煤炭集团有限公司退出煤炭产业职工安置方案》第三条：安置方式（一）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三处煤矿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计付经济补偿（三处煤矿企业，系指章丘市东风煤矿、章丘东源矿业有限公司、章丘鑫岳有限公司；三处煤炭企业月平均工资是3550元）。原告的月均工资低于三处煤矿的企业月均工资水平，故应以三处煤矿企业之月均工资标准3550元作为计算原告经济补偿的系数。综上，被告辞退无过错原告后不及时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是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特向你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 章丘官庄矿业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与原告双方系属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经济补偿的诉求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情形，于法无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七种情形;第八十五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可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而本案原告情况与上述法律规定毫无关联毫不相干，完全不符合上述法定情形。第一，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再52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一终字第1430号、章丘市人民法院(2014)章民初字第2544号《民事判决书》一致认定的事实是:2008年1月1日，原告张永林与章丘官庄矿业公司官庄煤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因原告张永林生于1952年8月，到2010年8月满60周岁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之后原告又与官庄矿业公司签订了四份“季节用工协议”，协议期限分别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协议约定因张永林超过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能力，处于对其照顾性质，给予安排力所能及的门卫工作，属季节性临时用工，有别于劳动合同用工，不享有《劳动法》及劳动用工政策规定的社会保险福利等待遇。同时约定雇佣关系终止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再者原告自2012年9月开始领取居民养老保险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据此原告与被告自2012年9月起双方是为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述四份“季节用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完全合法有效。至于济南市中院(2018)鲁01民再5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5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3月，张永林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很明确判决书说的是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绝非等同于与官庄矿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企业工作既可以是劳动关系，也可以是劳务、帮工或者承包关系。第二，原告主张自2001年1月起参加工作进入官庄二号煤井，2004年煤矿改制，原告随入章丘官庄矿业公司至2014年3月被辞退。经了解，2004年2月11日，章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乡镇煤矿整合重组的实施方案》，决定将全市乡镇煤矿可采矿产资源统一配属给市属煤炭和热电企业，取消乡镇及村办煤矿，优化提升办矿体制和规模。据此整合重组绝非原乡镇煤矿简单变更名称，因此官庄二号煤井与官庄矿业公司没有任何承继关系。特别是煤炭资源整合是全市煤炭产业的整体工作，从不涉及某一个体的劳动关系。原告既没有证据证实自己在官庄二号煤井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证据证实官庄二号煤井与官庄矿业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承继职工工作年限的关系，仅以政府全局性文件或工作部署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年限，显然没有任何证据效力。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属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调整，不适用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及加付赔偿金的法律规定，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缺乏事实依据，属无理要求。原告在诉状中主张计算经济补偿金标准的《章丘东风煤炭集团有限公司退出煤炭产业职工安置方案》，出台于2015年12月22日，顾名思义，这份方案是专门针对全市煤矿关停的突发情形，安置数千名失去工作的失业职工的应急措施。而原告离岗的时间是2014年3月，时间上相差1年9个月，相关事实的背景和依据更是毫无关联，姑且不论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仅原告以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已领取居民退休养老待遇的季节性临时用工，谋求与政策性失业劳动者的同等待遇，显然是利令智昏的无理要求。三、原告仲裁申请超过法定时效，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如前所述，张永林生于1952年8月，到2012年8月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此后双方是为劳务关系。到今年5月才申请劳动仲裁主张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时间已过去6年9个月，早已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失去法律支持。这一点已经得到章丘市人民法院(2014)章民初字第2544号、济南市中院(2015)济民一终字第1430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和支持。综上，驳回原告诉讼。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4年8月12日，张永林向章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撤销双方于2014年3月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补偿协议，被申请人(官庄矿业公司、官庄煤矿)为申请人(张永林)补缴社会保险统筹费、办理退休手续或者赔偿损失。经该委审理，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章劳人仲案【2014】687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对张永林的申请，不予受理。张永林对仲裁决定不服，向原章丘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于2014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3月份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补偿协议；2、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统筹费，办理退休手续；或者赔偿损失（按照每月915元一次性赔偿自2014年3月至原告75周岁）。本院作出（2014）章民初字第2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查明，2008年1月1日，张永林与官庄煤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工作期间，官庄煤矿没有为张永林缴纳社会保险。之后，张永林与官庄矿业公司签订了四份“季节用工协议”，协议期限分别为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协议约定张永林从事门卫工作，因张永林超龄不具备劳动能力，处于对其照顾性质，给予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属季节性临时用工，有别于劳动合同用工，张永林不享有《劳动法》及劳动用工政策规定的关于社会保险福利等待遇。另查明，张永林于2012年9月起在章丘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领取居民养老保险金。该判决认为，自2012年9月起双方应为劳务关系。2012年9月至2014年8月12日张永林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判决“驳回原告张永林的诉讼请求”。张永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民一终字14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张永林鉴于其补缴社保费和办理退休手续的请求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主动放弃了关于撤销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协议的请求。张永林于2012年8月29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其于2012年9月起开始享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上诉人张永林不再享有依据劳动法及相关劳动政策规定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故上诉人基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请求一次性赔偿损失，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护原判”。后张永林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中院作出（2018）鲁01民再5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05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3月，张永林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再审予以确认。再审认为，张永林主张其于2001年1月到官庄矿业公司工作，其不能证明其从2001年1月至2005年12月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符合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故张永林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判决：“维持本院（2015）济民一终字第1430号民事判决书”。张永林于2019年5月28日向济南市章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章丘官庄矿业公司支付2001年1月至2014年3月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925元，并加付赔偿金47925元。济南市章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章劳人仲案字[2019]第434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如下“对申请人的申请，本委不予受理”。张永林就相关请求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在2001年1月至2014年3月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张永林的依据是再审判决书中“2005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3月，张永林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的表述及原告律师对案外人马学善的调查笔录一份予以证明。被告予以否认，认为判决书说的是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绝非等同于与官庄矿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企业工作既可以是劳动关系，也可以是劳务、帮工或者承包关系。调查笔录不是证据形式。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张永林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原告张永林生于1952年8月29日，于2012年8月29日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张永林于2012年9月份开始领取居民养老保险金。判决书所述期间包含张永林退休年龄后的工作时段，显然不能据此得出在官庄矿业公司工作即为劳动关系的结论。（2018）鲁01民再52号民事判决书已然明确载明，张永林无证据证明2001年1月至2005年12月1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原告张永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主张经济补偿金，其提出该请求的基础是劳动合同关系的持续存在，本案中，原告张永林无有效证据证明劳动合同关系的持续存在，另原告张永林的诉请也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故对原告张永林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永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张永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兴山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红 书 记 员 魏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