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2民初5254号 原告：柯甘雨，男，196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尚润，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晓明，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原，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泉，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海南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陵水县英州军田中学南侧105号铺面。 法定代表人：魏国夫。 原告柯甘雨与被告朱晓明、第三人海南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原告申请，查封了被告朱晓明名下坐落于海南省三亚市凤凰岛国际养生度假中心E座（海洋之光）E81508、E81510、E81515房不动产。后依法由审判员张亮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柯甘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尚润，被告朱晓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原、杨泉，第三人龙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国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柯甘雨诉称：2010年，原、被告经他人介绍相识。后被告称其持有第三人龙海公司70%股权，在海南陵水县清水湾拍卖取得15亩土地和长期租赁使用的13.22亩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生意。为此，被告邀请原告投资其在龙海公司的上述项目。嗣后，原告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分别于2010年7月31日、2010年10月4日、2010年10月5日、2010年10月9日等时间先后向被告指定的账户汇款9笔，金额分别是50万元、200万元、50万元、50万元、1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30万元、50万元，上述投资款合计730万元。2010年12月12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原告出资额占被告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被告在龙海公司取得的相关收益应按照原告的出资比例由双方进行分配，同时龙海公司因经营风险所致的亏损及其他责任亦由原、被告双方按出资比例各自承担；被告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原告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不享有对公司的决策权、表决权、选举权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但原告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被告应配合原告及时获知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在合作期限内，原告的出资只能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不得另作其他用途，公司所有资金专款专用，独立核算。自2010年起至今，被告从未书面或口头向原告提供过龙海公司的经营情况和相关财务报表，明确原告投入龙海公司资金总额的使用情况和投资项目的盈亏情况。自2012年起至2017年底，原告多次以电话、当面要求等方式向被告提出查阅账本的请求，原告还直接前往龙海公司交涉等均未果。现原告得知龙海公司所开发的珍珠海岸花园房产项目早在2011年就已取得预售证公开销售，现项目已经销售所剩无几，但原告却未能收到任何分红或退回投资款，遂询问被告，被告称投资项目没有盈利，要求原告自行承担亏损。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以亏损为由拒绝分红，损害了原告的分红权，又不提供公司财务账册，损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将原告的投资款挪作他用，导致原告无法获取投资权益，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现原告诉求法院判令：1.解除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投资款730万元并赔偿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0年12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柯甘雨变更本案事实称，投资款730万元分别是2010年10月4日由原告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200万元、2010年10月4日由案外人傅昆良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50万元、2010年10月4日由案外人傅昆良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50万元、2010年10月4日由案外人张长宗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150万元、2010年10月5日由案外人林桦林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50万元、2010年10月9日由案外人金秀约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100万元、2010年10月9日由原告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30万元以及2010年7月31日由案外人金秀约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50万元、2010年6月4日由案外人王建光向被告汇款10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780万元，因原告的投资款只有730万元，故由案外人王建光向被告汇款100万元中剩余的50万元并非系本案投资款，原告另案主张。被告朱晓明与余琳萍系夫妻关系。 被告朱晓明辩称：1.本案的合同关系包括股权转让和股权代持。根据协议约定，就被告已经取得的龙海公司70%股权的基础上，再由被告将其中的3.5%股权转让给原告，再由被告代原告持有3.5%股权。2.从股权转让关系来说，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对于转让的标的及价款是明确、明知且没有任何异议的。（1）被告所有的龙海公司70%股权是从龙海公司原股东邵秀敏（系魏国夫妻子）处受让取得。在被告成为龙海公司股东前，公司注册资本是2530万元，股权结构是魏国夫出资759万元（持股30%）、邵秀敏出资1771万元（持股70%）。2010年9月11日，魏国夫、邵秀敏与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约定将邵秀敏名下的70%股权所对应的龙海公司的出资额1771万元，以股权转让款630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被告。2010年10月13日经过工商变更登记，被告成为龙海公司的股东。后，被告的股权比例是70%（出资额1771万元）；（2）被告将其持有龙海公司70%股权中的5%股权转让给原告，对价为630万元。2010年12月，被告与原告及案外人厉秀谦、叶仁福三人分别签订了三份《投资合作协议》，被告将其名下70%的股权中一部分分别转让予三人。被告与原告及案外人厉秀谦、叶仁福三人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除了股权比例有区别外，其他内容条款完全一致。其中，原告受让的5%股权（出资额88.55万元）转让对价为630万元，另外两个人分别为10%股权（出资额177.1万元）转让对价均为1260万元。三人的股权转让价款在合同签订之前已经支付完成，故在协议中仅约定股权转让比例；（3）原告在对被告的诉讼过程中故意提交虚假材料。本案中诉请的金额730万元是高于实际投资金额的。本案是原告第二次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对被告提起诉讼。原告与案外人叶仁福同时对被告提起诉讼，由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移送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移送之后，原告自愿撤诉。在前一次的案件中，原告诉称的投资金额是730万元，而提交的证据材料是830万元，该款项有一笔500万元的转账凭证（2010年9月27日由黄岁飞转给黄荣新500万元），原告将该款项作为支付给被告的转让价款。本案中原告主张的730万元，证据材料中并没有上次的500万元凭证，而其中原告诉称的2010年6月4日的转账100万元以及2010年7月31日的转账50万元，均与本案无关。50万元系属黄荣新对被告的欠款，金秀约是受黄荣新指示代为支付。至于原告诉称的王建光汇款100万元，被告确认与本案无关。上述二笔款项发生时间是2010年6月、7月，而被告与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0年9月，故上述二笔款项不可能是原告向被告购买股权而支付的转让款。3.被告在股权代持关系中不存在违约行为。（1）被告不存在不配合原告提供经营情况及财务报表的行为。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被告主张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等三名隐名股东，对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及财务情况实际上是知情的；（2）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原告已经实际掌握了龙海公司历年的财务报表。在此情况下，仍然主张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知情，明显与事实不符。现原告仅是单方面的不认可上述财务报表，不构成被告侵犯原告知情权的理由。本案中，被告已经提交了由第三方会计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包括两份专项审计报告、龙海公司与魏国夫与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报告。审计内容与财务报表相呼应，证明原告掌握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即使公司经营过程中，被告披露公司经营境况存在瑕疵，原告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行使其知情权。该瑕疵不足以导致投资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3）被告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被告取得了房屋销售款不向原告分配的行为。首先，被告不存在直接分得房产销售款的行为。其次，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是将公司可分配的净利润经过法定程序向股东分配，不是直接将公司的销售收入进行分配。原告提交的厉秀谦案件的判决书中，法院已经认定被告朱晓明实际收回的款项是朱晓明向龙海公司提供的借款。所以，被告除了从邵秀敏处购买股权之外，又向龙海公司提供了4076万元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从公司财务处理的角度来说，该款项属于公司对外负债，本身就应当在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前通过房产销售收入向债权人清偿。故被告从公司取得的款项是基于债权人收回的债权，不是基于股东取得的分红。因此，不需要向原告进行分配。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龙海公司辩称：本案系原、被告之间的投资款纠纷，与龙海公司无关，故不应将龙海公司列为本案的第三人。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朱晓明系第三人龙海公司的大股东，拥有公司70%的股份，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第三人龙海公司拥有三亚市清水湾地区拍卖所得15亩土地和长期租赁使用的13.22亩土地。原告柯甘雨为投资被告在龙海公司的投资项目，分别于2010年10月4日、2010年10月5日、2010年10月9日通过其本人账户或他人账户向被告汇款200万元、50万元、50万元、1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30万元，上述投资款合计630万元。 2010年12月12日，原告柯甘雨和被告朱晓明补签了一份《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原告出资额占被告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被告承诺对其按出资比例拥有的龙海公司股权享有公司法所规定的完全股东权利，并确保原告以被告名义出资的投资比例份额，未经原告同意不得将原告的份额擅自转让他人；被告在龙海公司取得的相关收益应按照原告的出资比例由双方进行分配，龙海公司因经营风险所致的亏损及其他责任亦由原、被告双方按出资比例各自负担；被告对原、被告双方在龙海公司的出资享有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原告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不享有对公司的决策权、表决权、选举权等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但原告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被告应配合原告及时获知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在合作期内，原告的出资只能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不得另作其他用途，公司所有资金专款专用，独立核算；根据龙海公司的经营情况，如今后公司需要增资，原告亦应按照原有的出资比例增加投入相应数额的资金，并应于接到被告通知后的三日内将全部增资款汇入公司账户，原告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增资而加重被告增资负担的，被告可径行单独投入全部增资款，原、被告双方关于本投资合作的实际出资比例根据增资后双方的实有出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未经被告同意，原告在龙海公司经营期间不得提前解除本协议，并不得向被告要求退股或转让股份，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主张列名为龙海公司工商在册股东；为了保证龙海公司的正常经营，原告对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方知晓；被告购买地块前期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中介费、律师费、招待费以及温州派驻龙海公司担任管理人员的工资补贴等相关费用，应由原、被告双方按照投资比例承担。此外，原、被告双方还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条款。 截止开庭之日，龙海公司的房产基本开发完毕且已销售所剩无几，仅剩一些尾盘未销售，但原告却未能收到任何分红或退回投资款。为此，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提出查阅账簿的请求以及原告直接前往海南龙海公司交涉等但均未果，期间被告亦未向原告明确其投入龙海公司的资金总额及资金使用的情况。2017年3月16日，原告柯甘雨将朱晓明、龙海公司诉至海南省陵水县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后该院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2017年8月24日，原告自愿撤回起诉。 审理中，第三人龙海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魏国夫称其投资款已经从龙海公司的房产销售收入中退回了部分，被告朱晓明称其出借给龙海公司的4076万元借款大部分已从龙海公司的房产销售收入中收回。 上述事实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户籍摘抄、第三人企业登记信息、《投资合作协议》、汇款凭证、龙海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1350、1445号案件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和当事人陈述证实。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投资款的金额问题。因双方争议的仅系2010年7月31日由案外人金秀约向案外人余琳萍汇款的50万元以及2010年6月4日由案外人王建光向被告汇款的100万元，该二笔款项被告均未予以认可，且原告亦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该二笔款项属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投资款，而二笔款项发生时间是2010年6月、7月，但被告与龙海公司原股东邵秀敏签订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0年9月，现原告主张该二笔款项中的100万元系属于投资款，显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投资款为630万元。 （二）关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的争议。1.涉案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柯甘雨与朱晓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柯甘雨以朱晓明的名义对龙海公司进行投资，柯甘雨不参与龙海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不享有对龙海公司的决策权、表决权、选举权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柯甘雨对龙海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享有的知情权亦通过朱晓明的配合来实现，朱晓明在龙海公司的收益及亏损均按照双方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和负担，且柯甘雨对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纰漏给任何第三方，柯甘雨不得以任何形式主张显名等。根据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存在明确的隐名代持股合意，该合同符合隐名投资合同、代持股合同或隐名持股合同的性质和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柯甘雨与朱晓明因该合同的履行产生的纠纷在性质上仍属于合同纠纷。2.法律适用问题。涉案代持股合同不属于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其法律特征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最相类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涉案代持股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这一争议问题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并参照适用分则中最相类似的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加以处理。3.朱晓明在《投资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1）朱晓明的投资总额问题。协议虽然对朱晓明、柯甘雨各自投资到龙海公司的总投资额没有约定，但明确约定柯甘雨的出资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数额虽然属于其个人投资事宜，但其投资款是否足额到位可能会对龙海公司所开发项目的经营情况以及隐名投资人柯甘雨对龙海公司所开发项目的商业判断、投资预期等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协议有关“柯甘雨出资额占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全部资金的5%”的约定应包含了朱晓明投入龙海公司的全部资金应为柯甘雨投资额20倍的意思表示。现柯甘雨在签订协议前已向朱晓明交付投资款合计630万元，故朱晓明以自己名义投入龙海公司的投资款合计至少应达到1.26亿元，但朱晓明未提供证据证明以其名义投入到龙海公司的投资款合计达到1.26亿元，且龙海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魏国夫对朱晓明主张的上述投资款并未确认，同时朱晓明自认其中有4076万元是出借给龙海公司的借款而并非投资款，且大部分借款已从龙海公司收回，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朱晓明向龙海公司的出资总额达到1.26亿元的事实。故本院认定朱晓明的实际总投资与其在《投资合作协议》中的约定不符。（2）柯甘雨的投资款是否被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的问题。协议约定，“柯甘雨的出资只能用于龙海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往来，不得另作其他用途”。朱晓明辩称柯甘雨的出资包含在其向龙海公司股东魏国夫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之内。朱晓明因收购魏国夫、邵秀敏所占龙海公司70%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与龙海公司因经营、业务往来需支出的款项不属于同一性质和用途的款项。朱晓明有关柯甘雨投资款用途的主张与《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资金用途并不相符。（3）朱晓明是否存在不配合柯甘雨获知龙海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报表的违约行为的问题。根据协议约定，朱晓明负有配合柯甘雨及时获知龙海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的义务。朱晓明辩称柯甘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告要求告知龙海公司的经营状况，但自柯甘雨将朱晓明、龙海公司诉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至本本案受理前，朱晓明并未将龙海公司的经营状况告知柯甘雨，且朱晓明并未举证证明其已不定期向柯甘雨告知龙海公司经营状况，现其提供的海南捷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与本案并无关联，且柯甘雨亦不予认可，不能视为柯甘雨作为隐名股东的知情权已得到实现，故本院对朱晓明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因此，朱晓明作为柯甘雨代持股人及龙海公司占70%股权的大股东并未将其知晓或掌握的龙海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在柯甘雨多次提出主张的情况下向其披露，其行为构成违约。4.柯甘雨的合同目的是否不能实现的问题。柯甘雨与朱晓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其合同目的并非是成为龙海公司的显名股东，而是通过朱晓明代持股实现投资收益，当然也要承担投资风险。现柯甘雨通过朱晓明投资已长达八、九年时间，朱晓明虽然确认其名下有5%股份属于柯甘雨所有，但在龙海公司相关项目开发完成、房产已基本销售完毕且龙海公司的股东魏国夫已从公司房产销售款中退回部分投资款、朱晓明也自认从公司房产销售款中大部分收回4076万元借款的情况下，从未向柯甘雨按投资比例支付分红或退还投资款，同时又没有向柯甘雨告知龙海公司具体、真实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故柯甘雨主张投资款630万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有事实依据。柯甘雨主张解除合作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解除后朱晓明是否应返还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涉案协议解除后，朱晓明应返还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赔偿柯甘雨上述投资款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柯甘雨和被告朱晓明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 二、被告柯甘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柯甘雨投资款63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9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三、驳回原告柯甘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450元（已减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6450元，由原告柯甘雨负担4308元，被告朱晓明负担3214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亮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管蒙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