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华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1023民再5号抗诉机关：甘肃省庆阳市人民检察院。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长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实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法定代表人：高子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军，男，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该公司职工。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汪怀林，汉族，住甘肃省华池县，农民。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庆阳市万通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庆阳万通公司”）。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法定代表人：张存斌，系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长实公司与再审被申请人汪怀林、庆阳万通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华池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甘1023民初70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并执行完毕，长实公司不服，向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长实公司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为由，于2018年8月17日以（2018）甘10民申30号民事裁定驳回长实公司的再审申请。长实公司遂向庆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2019年1月14日庆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庆检民（行）监（2018）62100000055号民事抗诉书，向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9）甘10民抗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庆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查员刘芳出庭，再审申请人长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军、再审被申请人汪怀林到庭参加了诉讼，再审被申请人庆阳万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甘肃省庆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一、终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认定法律关系性质错误。本案中，首先，汪怀林与万通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协议中约定汪怀林将其所有的车辆挂靠在万通公司名下，由万通公司以其名义与长实公司签订《车辆运输服务合同》。且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汪怀林与万通公司仅是一般挂靠合同关系。其次，长实公司与万通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万通公司向长实公司提供车辆和驾驶员服务，长实公司向万通公司支付车辆服务费用，故长实公司并未向万通公司以外的任何人支付过劳动报酬。终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显属不当。二、终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认定汪怀林与长实公司形成劳务关系，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本案中，长实公司仅与万通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长实公司直接付款的对象也是万通公司，而并不针对汪怀林。汪怀林与长实公司不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终审法院适用针对劳动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定，来认定汪怀林与长实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应支付“配输”服务费中的劳动报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三、终审法院判决长实公司对万通公司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对已经支付过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案中，万通公司与长实公司签订的《运输服务合同》，汪怀林与万通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均合法有效。万通公司未按照挂靠合同约定，在扣除管理费后向汪怀林支付运输费用，属违约行为，其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而万通公司与长实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终审法院认定长实公司作为接受服务的付款义务人，对“配输”费用兑付情况未尽到管理、督促义务，因管理不当致使万通公司挪用款项，判处长实公司对万通公司挪用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片面加重了长实公司的义务，无任何法律依据。四、同一地区不同法院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导致审判标准不统一，有违人民法院审判规范化精神。2017年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与本案完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均将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判决长实公司无支付义务。同属庆阳市的两个基层法院之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导致审判标准不统一，既有违人民法院审判规范化精神，又易激化群众矛盾。综上，甘肃省华池县人民法院（2017）甘1023民初704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依法再审。再审申请人长实公司称，一、庆阳万通公司与长实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由万通公司向长实公司提供车辆及驾驶员，长实公司向万通公司支付费用。该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万通公司系独立法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二、原生效判决对本案定性错误，原告汪怀林主张的是车辆“配输”的服务费，该判决将汪怀林与长实公司认定为劳务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长实公司已向庆阳万通公司付清了2015年全部费用和2016年的130万元费用，原生效判决以长实公司对庆阳万通公司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而判决长实公司仍然对其已支付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明显错误；四、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已经确认长实公司和庆阳万通公司存在合同关系，长实公司无义务向原告个人付款。请求查明事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再审被申请人汪怀林辩称，2015年1月，他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了挂靠协议，将其所有的×××号皮卡车挂靠在被告庆阳万通公司名下，约定被告万通公司代为结算费用后收取11%的管理费。2015年12月，因×××号皮卡车车况不符合长实公司要求，原告购买了新车，又与万通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车辆登记在万通公司名下，车号为×××，原告继续驾驶该车为被告长实公司所属的五蛟作业区“配输”服务至2017年3月15日。经核算，2015年至2017年3月15日前，被告万通公司扣除管理费用后，应给付他“配输”服务费144634元；现他已与被告万通公司解除了挂靠关系，但被告万通公司对上述费用未付。他认为，他虽只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挂靠协议，但实际给被告长实公司所属五蛟采油作业区“配输”的是他的车辆，在此期间他的住、行及出车均由被告长实公司所属五蛟采油作业区安排管理，他与被告长实公司已形成劳务关系，被告长实公司也有义务支付他的“配输”服务费用，故被告万通公司与被告长实公司对拖欠他的“配输”服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故华池县人民法院（2017）甘1023民初704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再审被申请人庆阳万通公司未到庭未答辩。再审被申请人汪怀林向华池县人民法院的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庆阳万通公司、长实公司连带给付2015年至2017年3月15日拖欠他的车辆“配输”服务费144634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5年1月，原告汪怀林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的车辆挂靠在被告万通公司名下为油田单位“配输”服务，被告万通公司代替原告与油田单位结算费用，并从中收取11%的管理费（含税费）。随后，原告汪怀林将其所有的×××号皮卡车登记在被告万通公司名下，被告万通公司以其名义与被告长实公司签订了《车辆运输服务合同》，原告按照被告长实公司的要求办理完一切准驾手续后，驾驶其×××号皮卡车开始在五蛟采油作业区提供车辆“配输”服务。2015年12月，因×××号皮卡车车况不符合长实公司要求，原告购买了新车，又与万通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车辆登记在万通公司名下，车号为×××，原告继续驾驶该车为被告长实公司所属的五蛟作业区“配输”服务至2017年3月15日。根据原告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及被告万通公司与被告长实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经核算，扣除万通公司11%的管理费（含税费）、GPS费用及其它费用后，被告万通公司欠原告2015年“配输”服务费14961元、2016年“配输”服务费109338元、2017年3月15日之前的“配输”服务费20335元，共计144634元。本院原审认为，从2015年1月起至2017年3月，原告汪怀林及其车辆不间断的为被告长实公司所属的五蛟采油作业区提供车辆“配输”服务，期间，原告及其车辆均受被告长实公司的统一管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中列举的第一种情形“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原告与被告长实公司之间的“配输”关系完全符合上述通知精神，原告与长实公司之间已形成劳务关系。被告长实公司关于其只与被告万通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与原告不存在法律关系的辩解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长实公司不间断服务达数年，被告以只与万通公司签订车辆运输服务合同为由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系规避法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上述强制性规定，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一款“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原告所诉的车辆“配输”服务费中包含有原告应得的劳动报酬，被告长实公司有义务向原告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原告要求被告长实公司支付拖欠其“配输”服务费用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万通公司根据《车辆挂靠协议》约定支付其车辆配输服务费的请求，本院审理认为，关于车辆挂靠，法律无明确禁止，且原告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协议，被告万通公司应当按约定履行义务，但被告万通公司收到被告长实公司给付的车辆“配输”服务费后，将部分挪用，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付款，已违约，应当继续履行，原告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万通公司与被告长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审理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被告万通公司系替代原告结算费用的义务人，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被告万通公司对挪用的部分负有给付义务；被告长实公司作为接受服务的付款义务人，明知万通公司与原告之间系挂靠合同关系，对被告万通公司与原告“配输”服务费用的兑付情况负有管理、督促义务，但被告长实公司未尽到该项义务，且在此前曾经发生被告万通公司未如期付款，导致“配输”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堵门事件的情况下，仍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仅凭一张承诺书而继续给万通公司付款，致使应付给原告的“配输”服务费用被被告万通公司挪用，被告长实公司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应对被告万通公司挪用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长实公司尚未向万通公司支付的部分，根据公平原则，应当由被告长实公司直接支付给实际提供车辆“配输”服务的车主即原告。根据被告万通公司与被告长实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被告长实公司已将2015年的车辆“配输”服务费向被告万通公司付清，2016年全年“配输”服务费用共计2774794.54元，长实公司已向万通公司支付1300000元，占2016年应付“配输”费的46.86%，故被告万通公司应当支付已挪用原告2015年的费用及2016年全年费用的46.86%，被告长实公司负连带责任；尚未向被告万通公司支付的部分由被告长实公司直接向原告支付。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庆阳市万通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汪怀林2015年车辆“配输”服务费14961元，2016年车辆“配输”服务费109338元的46.86%即51236元，两项共计666197元，被告长庆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连带责任；二、由被告长庆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汪怀林2016年车辆“配输”服务费109338元的53.14%，即58102元，2017年3月15日前的车辆“配输”服务费20335元，两项共计78437元。案件受理费3193元，由被告庆阳市万通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468元，被告长庆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25元。以上款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证如下：对再审申请人长实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1份、西峰区法院协助通知书、督促万通公司挂账结算情况说明一份、合同复印件一份、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10民终9号判决书一份的5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审查认为，以上证据证实长实公司与庆阳万通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2016年支付万通公司130万元，仍下欠1474794.54元以及西峰区人民法院冻结长实公司1470000元的客观事实。对再审被申请人汪怀林提供的长实公司五蛟采油作业区出具证明原件一份、车辆挂靠协议复印件一份、准驾证、行车结算凭证（路单）各一份、2016年、2017年长实公司费用结算表各一份、长实公司、庆阳万通公司给西峰区人民法院证明复印件各一份、庆阳万通公司运司经理给长实公司所属五蛟采油作业区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的6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依据汪怀林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第2条“本挂靠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乙方以及乙方所聘请、雇佣的人员，不属于甲方职工，不能享受甲方职工待遇，与甲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述6组证据证明汪怀林挂靠在万通公司进行车辆运输及庆阳万通公司拖欠汪怀林运输费用客观存在，但不能作为认定汪怀林与被告长实公司形成劳务关系的证据。本案再审认定的事实如下：2015年1月1日，再审申请人长实公司与再审被申请人庆阳万通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同，长实公司将其下属的五蛟采油作业区的生产运输业务承包给庆阳万通公司，合同约定承担运输业务的车辆由庆阳万通公司提供，长实公司按合同约定的价款给付庆阳万通公司运输费用，该合同签订方式为一年一签订。同时，再审被申请人汪怀林与庆阳万通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协议约定，汪怀林所有的×××号皮卡车挂靠在庆阳万通公司名下为油田单位进行运输服务，被告庆阳万通公司从该车的运输费用收取11%的管理费（含税费）即挂靠费用。合同同时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12月，因×××号皮卡车车况不符合长实公司要求，原告购买了新车，又与万通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车辆登记在万通公司名下，车号为×××，原告继续驾驶该车为被告长实公司所属的五蛟作业区运输服务至2017年3月15日。根据原告与被告万通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及被告万通公司与被告长实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服务合同》，经核算，扣除万通公司11%的管理费（含税费）、GPS费用及其它费用后，被告万通公司欠原告2015年运输服务费14961元、2016年运输服务费109338元、2017年3月15日之前的运输服务费20335元，共计144634元。另查明，经本院执行后汪怀林现领取的144634元（已扣除11％的管理费）运输服务费及案件受理费3193元均为长实公司应当支付给万通公司的运输服务费。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汪怀林是否与长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长实公司是否对庆阳万通公司给付汪怀林运输服务费负有连带责任。劳动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双方自愿达成了劳动关系的合意并且具有从属性。本案中，汪怀林与庆阳万通公司达成挂靠协议，形成了挂靠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挂靠合同不是劳动合同，汪怀林不属于庆阳万通公司职工，与庆阳万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即汪怀林与其签订合同的庆阳万通公司之间不是劳动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资质交换和利用行为，是无特定资质的一方通过向有特定资质的一方支付一定的对价而取得以有资质一方的名义参与特定经济活动的行为。汪怀林所属车辆对外的代表是庆阳万通公司，因庆阳万通公司的资质条件，长实公司才与庆阳万通公司签订了车辆服务运输合同，由此可知，长实公司没有与汪怀林签订车辆服务运输合同的合意，也没有与汪怀林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根据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从属性特征，即：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强调劳动者受控程度较高、自主程度较低而失去独立的人格，组织从属性强调劳动者是劳动组织的成员，并且接受雇主的指挥和监管，经济从属性强调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劳动收入依赖于用人单位，生产资料由用人单位提供，经营风险也由用人单位承担。本案中，汪怀林不是长实公司的员工，其作为生产资料的运输车辆属于自己所有，并非长实公司提供，在进行车辆运输时有一定的选择权，经济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由庆阳万通公司在扣除挂靠费用之后给付，与长实公司之间并无真正的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故其与长实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对本案定性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不当，且适用法律错误。汪怀林与庆阳万通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合同，挂靠经营合同不属我国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几种情况，双方约定汪怀林车辆运输服务费用由庆阳万通公司给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仅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仅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现庆阳万通公司对汪怀林挂靠车辆未按照约定给付运输服务费用，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长实公司作为庆阳万通公司《车辆运输服务合同》的合同一方，按照约定给付了庆阳万通公司运输费用，其已履行了给付义务，现要求其向汪怀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无相关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核算，扣除庆阳万通公司11％管理费即挂靠费用后，庆阳万通公司欠汪怀林2015年运输服务费14961元，2016年运输服务费109338元，2017年运输服务费20335元，共计144634元。综上，再审申请人长实公司的再审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再审申请人庆阳万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视为其放弃庭审抗辩之权利，本案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华池县人民法院（2017）甘1023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二、由庆阳市万通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汪怀林运输服务费144634元；三、驳回汪怀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93元，均由庆阳市万通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武贤人民陪审员  慕万扣人民陪审员  高仲贵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王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