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7号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中心医院。负责人：陈刘生，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禄，云南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重庆市建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5000085986。法定代表人：翟建国，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鹏，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中心医院与被告重庆市建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禄，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鹏、杨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7.29万元合作款（诉讼中，原告变更该项诉请为：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73,066元合作款）；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两份《合作协议书》，一份关于合作建立“妇产科、儿科诊疗中心”，一份关于合作建立“五官科、口腔科诊疗中心”。合作建立“妇产科、儿科诊疗中心”的合作期限为2008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合作建立“五官科、口腔科诊疗中心”的合作期限为2008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两份合同还对合同项目、职责、分配方案等作了约定。2013年7月26日，原告与被告重新签订两份《成都军区医疗机构医疗合作项目合同书》，合作项目为妇儿科诊疗专业合作、五官科诊疗专业合作，新合作期限均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当日，原告还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妇儿科、五官科诊疗合作项目附加协议》、一份《妇儿科、五官科诊疗合作项目双方认可书》。以上两份合同、两份协议还对双方投入、收益分配责任、项目管理、财务管理等作了约定。2016年1月5日，因上述合作到期，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医疗合作项目终止协议》，对合作期满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针对原告与被告的以上两项合作，2018年3月至4月期间，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审计组对原告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并提出了审计意见：一是增加合作方利润计提基数。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医院在支付被告收益时，将合同约定的利润计提基数由药品纯利润扩大为毛收入，造成原告损失58.15万元。二是少扣医疗成本。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原告在支付被告收益时，少扣军人工资、办公用品等成本，造成原告损失139.14万元。基于以上情况，上级部门要求原告对上述款项进行追缴。原告曾向被告发函要求其派人处理相关事宜，但被告未予处理。被告辩称，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2008年1月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因原告的政策管理，双方于2013年7月26日另行签订了《成都军区医疗机构医疗合作项目合同书》（五官科诊疗专业合作）》和《成都军区医疗机构医疗合作项目合同书》（妇儿科诊疗专业合作），以及《妇儿科、五官科诊疗合作项目附加协议书》，明确约定原签订合同同时废止。根据两份项目合同书和附加协议书的约定，合作项目的所有人力资源和财务收支、核算等均由原告统一管理。合作项目期限届满，经双方代表财务核算签字确认，并于2016年1月5日签订了《医疗合作项目终止协议》，确认合作项目财务结算支付和资产移交等，协议内容的签署，说明双方已对合同终止后的财务进行结算确认且无争议。第二，双方签订的两份《项目合同书》及其附加协议、《医疗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中均未约定双方合作终止后的财务结算需原告上级部门同意批准或进行财务结算审计，也没有将其作为双方终止合同或财务结算的依据。原告诉求依据的军队内部审计，属于原告及其上级部门的内部审计，该审计对被告无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且审计意见不属于司法鉴定结论，仅是涉及原告的其他诸多与本案无关事项的军队内部管理文件，审计机构未经双方确认，也从未征询被告的意见，故该意见无法证实原告的诉求主张。第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则原告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原告于2019年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A1、《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原告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A2、《关于合作建立“妇产科、儿科诊疗中心”合作协议书》、《合作建立“妇产科、儿科诊疗中心”合同确认签名》、《关于合作建设“五官科、口腔科诊疗中心”合作协议书》、《合作建立“五官科、口腔科诊疗中心”合同确认签名》原件各一份，证明2008年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及协议约定的内容。A3、《成都军区医疗机构医疗合作项目合同书》原件两份、《妇儿科、五官科诊疗合作项目附加协议》、原件一份，证明2013年双方签订合作合同及合同约定的内容。A4、《医疗合作项目终止协议》原件一份，证明2016年双方签订终止协议，对合作期满后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A5、《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意见书》原件一份、《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审计报告》原件一份，证明经审计机构审计，原告存在超额向原告分配利润及少扣医疗成本的情形。A6、2013年-2015年利润计提差额表打印件一份、妇儿五官2013年1月-2015年12月军人工资未在成本扣除表打印件件一份、合作科室未扣成本统计表打印件一份、2013年-2015年第60医院五官妇儿合作会计凭证复印件三本、2013年-2015年工资发放表打印件36页，证明原告多付被告利润58.16万元，少扣合作成本1,397,565元。A7、《函》复印件一份、《合作项目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基于审计报告，原告向被告法人发函要求返还超领部分款项，被告法人对合作中心进行了回复。经质证，被告对第A1、A3、A4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A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方向不认可，认为双方于2013年6月27日签订了新的合作合同，这两份合作协议已废除。对第A5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证明方向不认可，认为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征得被告的意见和同意，也未向被告发出该两份材料，是原告内部管理文件，在整改意见书第3页第1段第5行与审计报告第6页最后1行均提到少扣医疗成本包含妇儿科和肿瘤中心的成本和费用，无法得知各家公司少扣的具体费用。对第A6组证据中的2013年-2015年利润计提差额表，妇儿、五官2013年1月-2015年12月军人工资未在成本扣除表，合作科室未扣成本统计表的三性不认可，系原告单方制作；对2013年-2015年第60医院五官妇儿合作会计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方向不认可，认为所有凭证均是原告经费结算凭证，支付给被告的款项都是经院常委会审核，符合双方项目合作书的核算流程；对2013年-2015年工资发放表的关联性不认可，双方合作合同载明军职人员工资发放不包含在双方的合作成本中，该类人员工资应由国家发放。对第A7组证据中的《函》认为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合作项目情况说明》中被告法人的签字无异议，但认为内容是原告写好后让被告法人签字。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B1、《成都军区医疗机构医疗合作项目合同书》复印件两份，证明双方于2013年签订合作合同及合同的约定。B2、《医疗合作项目终止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双方签订的终止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已对合同终止后的财务进行结算确认且无争议。经质证，原告对第B1、B2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A1、A2、A3、A4、A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B1、B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均予采信；第A6组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第A7组证据中的《函》系复印件，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原告否认收悉该函件，故本院对该函件不予采信；原告认可《合作项目情况说明》中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据上述举证、质证、认证，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陈述一致的内容，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08年1月16日，原、被告就双方合作开展“妇产科、儿科诊疗”、“五官科、口腔科诊疗”专业合作项目一事签订《关于合作建立“妇产科、儿科诊疗中心”合作协议书》及《关于合作建设“五官科、口腔科诊疗中心”合作协议书》。2013年7月26日，就上述合作事项，原、被告重新签订两份《成都军区医疗机构医疗合作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项目合同书》）及一份《妇儿科、五官科诊疗合作项目附加协议》（以下简称《合作项目附加协议》），两份《合作项目合同书》均约定原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书废止，新合作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合同还对双方投入、利润分配、合作期满后财产处理、双方责任、项目管理、财务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6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医疗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对前述两个项目合作期满后的财产处理、原告扣留的被告的医疗风险金的返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19日至4月4日，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对原告医院院长及政委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并于2018年6月11日向原告发出《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意见书》（以下简称《整改意见书》），载明审计发现，2013年至2015年，医院信息经管科向深圳市键诚投资有限公司（肿瘤科）、重庆建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妇儿、五官科）两家医疗合作公司核算利润分配时少核合作医疗成本，多付资金造成损失338.42万元（古田政工会议后97.65万元）。一是增加合作方利润计提基数。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医院在支付五官、妇儿科地方合作公司收益时，将合同约定的利润计提基数由药品纯利润扩大为毛收入，造成损失58.15万元。二是未扣科室开单提成。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医院在支付肿瘤中心地方合作公司收益时，未按医院核算管理办法之规定扣除科室开单提成，造成损失140.5万元。三是少扣医疗成本。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医院在支付妇儿五官及肿瘤中心地方合作公司收益时，少扣军人工资、办公用品等成本，造成损失139.77万元。整改意见：深入组织调查，采取措施，积极追缴损失，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18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向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医院发出《中央军委审计署三亚审计中心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在该报告中再次明确原告存在上述问题。2018年9月1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就利润计提及成本扣除的问题以证明人身份出具《合作项目情况说明》，表明了合作期间每次结算均经双方对账并扣除成本后，由原告转账给被告，被告严格按合同及约定执行，就药品分成、成本扣除一事应由原告承担责任等内容。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合作项目合同书》、一份《合作项目附加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遵照执行。2016年1月5日双方签订《终止协议》，对前述合同及协议期满后的财产处理、风险金返还等事宜进行了约定，此后基于《终止协议》的实际履行完毕，双方因合同及协议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已终止。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合作项目的收入均由原告统一收取，并由原告核算后向被告支付收益款，在《终止协议》中，双方均未就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利润分成及成本扣除等事宜提出异议，据此可认定双方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利润分配、成本扣除的实际履行情况无异议。现原告时隔三年之久又持单方制作的证据及内部审计材料主张返还款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中心医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56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中心医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袁惠琼人民陪审员  何智远人民陪审员  陈晓蓉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张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