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10894号原告：田宏贤，男，1968年7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原告：田云康，男，1994年6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原告：田雨，女，1996年9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原告：孙朋，男，1946年9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颖，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督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金秦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圣东，上海长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与被告上海督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督茂文化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曰良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凌颖、被告督茂文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圣东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2.判令被告支付丧葬补助金17,116.8元；3.判令被告支付抢救费24,675.6元；4.判令被告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4,720元。死者孙亚红系被告的员工，双方签订2017年7月11日至2019年7月10日的劳动合同，在职期间被告未依法为孙亚红缴纳社会保险费。2018年3月9日，孙亚红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3月14日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海嘉定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驾驶员胡振军、孙红亚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判决上海嘉定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2018年7月5日，孙亚红伤害事故被认定为工伤。根据相关规定，在第三人侵权引起工伤事故的情形下，存在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请求权的竞合，两种请求权的权利基础和归责原则不同，工伤赔偿请求权基础是劳动者因发生工伤事故获得的一种社会保险利益，实行无过错责任，而侵权第三人应向死者孙亚红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故在劳动者人身权受到第三人侵害的同时又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时，死者孙亚红有权获得工伤和侵权责任的双重赔偿。原告为支持其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被告发表了相应质证意见。1.认定工伤决定书，旨在证明死者孙亚红于2018年3月9日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于3月14日死亡。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被告和上海督茂项目管理服务公司(下称督茂项目公司)企业信息、2份劳动合同、工资卡、工作牌、社保缴费情况，旨在证明被告与督茂项目公司系关联公司，死者孙亚红与两家公司均签订劳动合同，岗位为保洁员，两家公司系共同用工，应该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被告对与督茂项目公司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3.交通事故案卷材料、起诉状、证据材料、(2018)沪0114民初7746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四原告与死者的亲属关系，原告主体适格，死者抢救治疗过程及医疗费支出情况，死者与督茂项目公司也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与督茂项目公司共同用工，死者工资收入情况，孙朋丧失劳动能力，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交通事故一审判决书判决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1,760元，其余赔偿款上海嘉定江桥出租车有限公司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保险有限公司只赔偿60%。被告对该证据中亲属关系证明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医疗费支出情况，由法院依法审查。4.发放工资的短信，旨在证明督茂项目公司发放死者工资，与被告共同用工，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表示死者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5.(2019)沪02民终253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二审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交通事故中剩余40%没有得到赔偿。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对判决书中认定死者为督茂项目公司的员工，不予认可。6.裁决书，旨在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督茂文化公司辩称，孙亚红是被告的员工，其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系第三人侵权导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用人单位只承担侵权赔偿没有到位的部分，本案的交通事故理赔已经结束，相关赔偿已经到位，被告无需另行赔偿。孙亚红自愿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无需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所以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意见，提供如下证据，原告发表了相应质证意见。1.自愿不购买社保申请书，旨在证明死者孙亚红入职后，于2018年2月19日签订自愿不购买社保申请书，被告每月支付孙亚红300元社保补助金，不购买社保的相关后果自行承担，所以不能至社保部门理赔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由死者自行承担。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即使签订了，也是无效的。经本院组织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中除死者与督茂项目公司的劳动合同、证据3中除亲属证明、证据5、6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提供证据2中与督茂项目公司的劳动合同，由死者孙亚红签字、督茂项目公司盖章，被告不予认可但未举证予以反驳，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原告自行制作的材料，未证明其合法来源，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被告提供证据3中的亲属证明，由生效法律文书的查明事实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违反相应法律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证据的认定及当事人陈述，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田宏贤系孙亚红之配偶，原告孙朋系孙亚红之父，原告田云康系孙亚红之子，原告田雨系孙亚红之女。孙亚红为被告公司员工，双方签订期限为2018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8年3月9日，孙亚红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2018年3月14日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5月7日，孙亚红所受事故伤害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于2018年12月17日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丧葬补助金17,116.80元、抢救费24,675.6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144,720元。2019年4月19日，仲裁委以嘉劳人仲(2018)办字第2421号裁决书作出裁决，被告应支付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丧葬补助金差额17,116.80元，不支持原告的其他请求事项。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另查明：孙亚红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曾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4民初7746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一、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121,76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衣物损失费500元、车辆损失费1,260元)；二、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500,000元；三、上述第一、二项合计人民币621,760元，该款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四、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因受害人孙亚红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中：丧葬费42,792元、抢救费71,68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元、护理费385元、死亡赔偿金1,378,8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家属误工费4,84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3,600元、衣物损失费500元、车辆损失费1,260元、评估费100元，合计1,535,088元，扣除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先行赔付的621,760元，余款由被告上海嘉定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347,996.80元，并承担原告的律师代理费8,000元，扣除其先行垫付的200,920元，被告上海嘉定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人民币155,076.80元。该民事判决书明确上海嘉定江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四原告经济损失6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6,912元。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25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2018年3月13日，被告为孙亚红办理了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转入手续，2018年4月23日，孙亚红的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被封存。被告为孙亚红缴纳了2018年3月的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第三人侵权引起工伤事故的情形下，存在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两种请求权的竞合，两种请求权的权利基础和归责原则不同。故在劳动者人身权受到第三人侵害的同时又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时，如劳动者分别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及工伤保险赔偿之诉，法院应分别依法作出处理。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相同并存在重复的项目包含医疗费、丧葬补助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丧葬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对于该部分项目，采取同一赔偿项目按照就高原则进行认定的方式来处理。本案中孙亚红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认定为工伤。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未依法为孙亚红缴纳社会保险费，仅在其发生事故当月为其补缴了一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即使孙亚红确实签订自愿不购买社保申请书，也无法免除被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孙亚红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理赔，被告应按工伤保险待遇规定支付其近亲属工亡补助金，且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与死亡赔偿金非重复赔偿项目，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孙亚红工伤死亡而发生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根据孙亚红工亡前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确定。原告在因孙亚红交通事故赔偿案中已获得抢救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现在本案中主张医疗费、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同一赔偿项目采取就高赔偿的原则，就医疗费一节，孙亚红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发生抢救费共71,689元，获赔47,013.40元。治疗工伤的医药费用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进行正常工伤治疗后，未能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医药费用应由劳动者个人承担，让劳动者在工伤事故中身体受到伤害的同时还需自行承担医疗费用的做法缺乏公平合理性。孙亚红抢救时产生的医疗费用均在医院主导下发生，部分医疗费用不属于工伤保险支付范围并非因孙亚红的过错所致，相应医疗费用均因治疗所需产生，被告并未举证证明相应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性，该部分费用应由用人单位承担。扣除原告在交通事故中获赔的部分，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医疗费差额24,675.60元。双方对仲裁裁决被告应支付原告丧葬补助金差额17,116.80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供养亲属抚恤金一节，原告孙朋符合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被告未举证证明孙亚红生前工资标准，原告主张以最低标准1,340元/月计算供养亲属抚恤金，于法有据，原告已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获赔被扶养人生活费79,993元，直至本案判决之日止，原告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获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已超过供养亲属抚恤金的金额，不存在差额。本案判决之日之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尚未发生，本院难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督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人民币727,920元；二、被告上海督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医疗费差额人民币24,675.60元；三、被告上海督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丧葬补助金差额人民币17,116.80元；四、驳回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要求被告上海督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4,720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田宏贤、田云康、田雨、孙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曰良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袁晓冬附：相关法律条文一、《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６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４０％，其他亲属每人每月３０％，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１０％。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