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526行初5号 原告曲兴燕，女，汉族，1977年5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锋，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唐县公安局，住所地山东省高唐县鼓楼西路173号。 法定代表人：**，该局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殷国梁，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子明，男，高唐县公安局民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先利，男，高唐县公安局公职律师。 第三人白忠新，男，汉族，1972年7月11日出生，住山东省高唐县 原告曲兴燕不服被告高唐县公安局（以下称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9年2月21日向被告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白忠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3月5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其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8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锋，被告公安局出庭行政负责人殷国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子明、丁先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白忠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公安局于2018年11月3日向原告曲兴燕作出高公（人和）行罚决字［2018］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2018年5月份以来，曲兴燕利用微信公然发布对白忠新带有侮辱性的信息。以上事实，有曲兴燕的陈述和申辩，李晓曦的陈述，白忠新的陈述，微信朋友圈的截图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曲兴燕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曲兴燕诉称，被告公安局在作出该处罚决定的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程序及适用法律不当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项：1、被告据以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首先，原告的微信好友仅有八人，原告发布信息时与白忠新已非好友关系，原告的朋友圈影响力微乎其微。其次，原告并没有公然发布对白忠新带有侮辱性的信息，查原告朋友圈文字，自始至终未出现“白忠新”三个字，根据常理，人们不可能将原告所发的朋友圈与白忠新进行联系，即原告所发信息与对白忠新的侮辱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2、在询问过程中，被告公安局存在诱导行为。高警官在询问是否骂的白忠新时，原告陈述：我没有指名道姓，不是骂的他。但高警官说：你心里想的是骂的白忠新吧？对此，原告无言以对，表示：要是你们这样说，那么我也无话可说，只能认可骂的白忠新。后来，原告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原告认为，公安机关不能诱导当事人承认自己有错，这与公安机关法定的办案程序严重不符。原告的表述也是无奈之举，对原告而言，发布朋友圈时是对自己心情的自我疏导，虽然方式存在不文明之处，但也达不到行政处罚的程度，顶多接受道德的谴责。高警官利用原告不懂办案程序这一弱点，诱导原告认可心里骂白忠新这一事实，明显是诱导行为。公安机关也是以原告的自认来认定原告的行为应予处罚，明显不当。3、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原告认为存在证据虚假及不充分的情况，被告并未调查清楚，作出的处罚明显不当。首先，原告并未在微信号“苦菜花及死磕到底”朋友圈公然多次发布对白忠新的侮辱信息，但被告依据白忠新提供的证据不做调查即予以采用。其次，白忠新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并非原件，公安机关未予调查明显不当。4、白忠新明知原告与李晓曦之间有矛盾，仍将原告的微信号推荐给李晓曦，致使李晓曦对原告百般辱骂，白忠新有过错在先。5、11月2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11月3日，被告又变更成拘留3日，且两份处罚决定依据的事实分别为“白忠新、李晓曦的辱骂”和“白忠新的辱骂”，随意变更事实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行政行为作出的慎重性、证据充分性的要求。6、高警官未向法制科提供完整的案件材料。7、被告对原告如此轻微的行为处罚过重。8、原告向被告反映李晓曦对原告进行跟踪、偷拍和辱骂，被告不作为。9、被告下属人和派出所对原告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应对本案回避，其继续处理本案的行为违法。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高公（人和）行罚决字［2018］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公安局辩称，一、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5月份以来，曲兴燕利用微信公然发布对白忠新带有侮辱性的信息。二、证据确实充分。被告经依法调查取证，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主要有：被侵害人陈述、违法嫌疑人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书证等。三、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量罚适当。人和派出所接到白忠新报警后予以受理，依法对违法嫌疑人进行了传唤并调查询问，对证人进行了调查，查证了当事双方提交的微信截图等证据。因案情复杂，延长了办案期限。调查终结后，我局干警于2018年11月1日向曲兴燕告知了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曲兴燕进行了陈述和申辩，但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我局对曲兴燕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复核，于2018年11月3日重新告知了曲兴燕，曲兴燕再次提出陈述和申辩，陈述和申辩的理由与上次告知时提出的一致。被告遂于2018年11月3日作出了处罚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当事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从受案、调查、延长办案期限、告知、处罚、送达等环节均依法进行，做到了程序合法，并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适用法律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情节特别轻微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曲兴燕利用微信公然辱骂他人，应当认定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他人，属于侮辱清节较重的情形。因曲兴燕在微信里侮辱白忠新的信息较少，情节特别轻微，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依据上述规定给予曲兴燕行政拘留3日吗，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白忠新未陈述意见。 被告公安局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1、曲兴燕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曲兴燕通过微信辱骂白忠新。2、白忠新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白忠新指控曲兴燕辱骂他并进行了报警。3、李晓曦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曲兴燕与李晓曦多次对骂。4、白忠新提供的微信截图，拟证明曲兴燕通过微信辱骂白忠新。5、曲兴燕提供的微信截图，拟证明曲兴燕通过微信辱骂白忠新，而且与白忠新提供的微信截图相互印证。6、李晓曦提供的微信截图，拟证明曲兴燕通过微信辱骂白忠新，而且与白忠新、曲兴燕提供的微信截图能够相互印证。7、人口信息，拟证明曲兴燕达到完全治安法律责任年龄。8、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9、传唤证和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10、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11、曲兴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2、曲兴燕的行政处罚审批表。13、曲兴燕的行政处罚决定书。14、暂缓执行拘留决定书。拟以证据8-14证明被告做出行政处罚合法定程序。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被告没有进行合法传唤，证据的来源不合法，不能做为有效证据使用，不能用于证明本案事实。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案外人李晓曦多次跟踪、辱骂原告，原告多次报警但被告没有妥善处理的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认可。白忠新把原告的微信推送给李晓曦致使李晓曦多次通过微信辱骂原告，原告与白忠新之间也就有了矛盾。从该笔录中显示白忠新报警提供的相关微信截图均系李晓曦提供，结合李晓曦与原告间积怨较深的事实，不排除李晓曦伪造证据，借白忠新之手报复原告的事实且相关微信截图从被告提供的未调查手机内信息的情况说明该类截图也未经核实。该种证据也并未显示原告存在案涉的侮辱行为，不能证明涉诉行政行为所诉的事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行政行为无关。该证据显示的是李晓曦与原告间的相关情况，并非本案行政行为所涉白忠新的相关事实。从该证据还可以看出李晓曦在笔录中承认其是通过白忠新向其推送的原告的微信名片，致使李晓曦通过微信多次辱骂原告，白忠新具有明显过错。证据三的三次笔录询问时间与询问的次数前后矛盾，日期在前，询问次数反而在后。不排除伪造证据的可能。对于证据四、五、六，该类截图并未指名道姓，不能证明系对白忠新的侮辱，不能证明案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对于不特定的人无法从该类截图看出系对白忠新的侮辱。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并没有对原告进行合法传唤。相关传唤证均为事后补签，这从9月12日传唤证编号为27号，而10月24日传唤证编号却为23号也可以看出，被告未进行合法传唤程序违法。原告稍后也会提供证据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对于证据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申请延期应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案涉处罚决定是被告做出，其上一级公安机关应为聊城市公安局。高唐县公安局无权对自己承办的案件做出延期处理。案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另外，从被告对该案以案情重大复杂为由申请延期看被告自认该案系重大复杂案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应经公安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无相关集体讨论笔录，也能看出案涉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性。对证据十一，该证据中的11月3日的告知笔录可以看出，告知时间为当天的17时45分，当事人在被告知后提出了陈述和申辩的要求，但被告在当天就做出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也没有提供是如何听取的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这可以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程序的违法性。其他证据无异议。提交反驳的证据：1、微信截图一宗，拟证明白忠新向李晓曦推送原告的微信名片，致使李晓曦多次跟踪辱骂原告，白忠新有错在先。2、录间光盘一张，附部分录音笔录，拟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时并没有使用传唤证而是传唤证统一签收，被告行为程序违法，因没有进行合法传唤所做的询问笔录均属于非法证据，不能用于证明案涉事实。被告称，传唤证编号确实存在瑕疵，但不影响事实的认定，且这种瑕疵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原告虽未指名道姓，但相关人员能够明确识别出原告辱骂的是谁。本案的办案单位是人和派出所，其上一级机关即为被告，由被告批准延长办案期限并不违法。原告反驳称告知违法，因为原告两次陈述申辩内容一致，不存在违法之处。微信信息未提取原件，说明原告不配合。原告反驳的证据对案件定性没有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被告证据7、8、12、13、14，予以确认，被告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2、4、5、6、10，原告虽有异议，但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曲兴燕利用微信公然辱骂白忠新的事实，为有效证据。被告证据3虽非涉案行政行为调整范围，但其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亦属有效证据。被告证据9经与原告反驳证据2相对照，存在倒签日期等问题，为无效证据。原告反驳证据1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给被告的证据即被告证据5相同，本院已予认定，反驳证据2本院亦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曲兴燕与第三人白忠新均为骑行爱好者,因此而相识。2018年9月3日，第三人白忠新向被告派出机构人和派出所报警，称曲兴燕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辱骂他的信息。人和派出所于次日受理后，询问了白忠新、曲兴燕和案外人李晓曦，收集了三人提供的微信截图。因案情复杂，人和派出所报请被告批准延长了办案期限。调查终结后，被告向原告曲兴燕进行了告知，内容为：公安机关查明：你于2018年5月份以来，在微信朋友圈多次发布对白忠新、李晓曦带有侮辱性的帖子。你的微信账号为×××。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和申辩，白忠新的陈述，李晓曦的陈述，微信朋友圈的截图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侮辱，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拟对你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在告知笔录底部，书写有“我提出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拒绝签字，2018年、11、1办案民警高洪军刘玉超”等字样。2018年11月3日，被告向原告曲兴燕进行了告知，内容为：公安机关查明：你于2018年5月份以来，在微信朋友圈多次发布对白忠新带有侮辱性的帖子。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和申辩，白忠新的陈述，李晓曦的陈述，微信朋友圈的截图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侮辱，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及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拟对你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曲兴燕在告知笔录底部签名，并写有“我提出陈述和申辩”字样。当日，被告作出高公（人和）行罚决字［2018］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本案中，原告曲兴燕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些信息，该部分信息是否属于“公然侮辱他人”，其情节属于一般行为还是“情节较重”？现分析如下： 1、原告曲兴燕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性质。本院认为，原告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属于电子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提供这类证据的要求是：一、提供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应当要求当事人按照上述要求提供证据并进行制作。如果当事人拒绝提供原始载体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向微信的运营方腾讯公司调取。本案中，虽然原告拒绝提供原始载体，但原告提供了微信朋友圈截图并签名认可，其提供的微信朋友圈截图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是与原始载体一致的复制件。原告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对于与第三人白忠新认识的人而言，信息中第三人的工作单位“新华书店”和“白”姓字样足以将对象指向本案第三人白忠新。尽管原告微信好友人数有限，但微信朋友圈是个开放的空间，有关内容极易通过截屏等方式予以扩散，且从本案中白忠新尽管与曲兴燕非微信好友，但其仍得知信息内容看，原告曲兴燕发布的信息当然属于“公然”的范畴。用“乱咬人滴狗”、“纯种白色哈巴狗”、“白狗”指向第三人，当然构成对第三人的侮辱。因此，被告认定原告曲兴燕“公然侮辱他人”证据确凿。 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责任呈递进式，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处罚结果是“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处罚结果是“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曲兴燕的违法行为属一般违法行为，对这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有五百元以下罚款直至五日以下拘留的自由裁量权。被告认定原告曲兴燕行为属一般违法行为，权衡了在网络上“公然侮辱他人”的加重情节和发布信息数量较少的减轻情节，作出了重于五百元罚款、轻于五日拘留的三日拘留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案情复杂并不一定必然构成“情节较重”，即便是构成“情节较重”，也不必然就与《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划等号。原告所谓“未经集体讨论构成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 3、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使用传唤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公安机关还应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本案中，被告存在倒签传唤证日期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但在信息时代，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传唤当事人更为便捷，也能够节省行政执法成本，且被告未使用传唤证传唤当事人接受调查，并未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告通过电话等便捷方式进行传唤后，补签传唤证的行为属于行政程序存在瑕疵，且未对原告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所谓“非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是指“（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原告指证被告工作人员高警官诱导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无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原告认为传唤程序违法导致询问笔录属非法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是指经办案单位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本案的办案单位为高唐县公安局人和派出所，原告认为延长办案期限应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即聊城市公安局批准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作出高公（人和）行罚决字［2018］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处罚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行政程序虽有瑕疵但不构成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曲兴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曲兴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士河 人民陪审员  付淑文 人民陪审员  高玉芹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