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行初172号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解放西路18号城市精典大厦628号。法定代表人黄建军，会长。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法定代表人胡忠雄，市长。委托代理人游勇鹏，长沙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不服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一案，于2019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法定代表人黄建军、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游勇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3月11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认为申请人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起诉称：1．首先原告申请的行政复议事项，不是责令整改中设立的对原告登记证书和印章实施“封存保管”的行政强制措施，而是撤销登记才能准许适用的强制执行措施。其次，收缴措施是由长沙市民政局单独实施的，长沙市商务局并未参与。最后，原告从未就收缴措施所涉及的主体、法律依据及性质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因此，被告的不予受理复议决定明显违背客观事实。2．被申请人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6条之规定。本案的收缴措施是终止原告行政许可的执行处罚，其产生的法律后果没有时效。原告的申请不属于重复申请。因此，被告的不予受理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判令被告重新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确认被申请人长沙市民政局收缴原告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的行政强制措施无效；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长沙市商务局《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2007长民发20号）复印件，拟证明该决定是对原告登记证书和印章实施“封存保管”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证据2．长沙市民政局致长沙市纪委的《关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和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筹）情况说明和处理意见的报告》（长民字［2009］24号）复印件，拟证明对原告实施的不是“封存保管”而是“当场收缴”；证据3．长沙市民政局致湖南省纪委的《关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情况的说明》复印件，证明目的同证据2；证据4．长府复不受字（2017）第118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长府复不受字（2017）第312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两次不予受理决定均是上述责改令所涉及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证据5．（2017）湘01行初241号《行政判决书》、（2017）湘01行初553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法院只对原告申请围绕封存保管措施而进行的审查；证据6．收缴措施适用的法律规定与法定程序复印件，拟证明收缴措施只能运用在许可登记被撤销之后；证据7．长沙市商务局作出的《回复》复印件，拟证明收缴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8．长沙市民政局对原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复印件，拟证明被申请人再次辩解其非法收缴措施合法的事实。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不服长沙市民政局收缴其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行政公章及银行印鉴的行政强制措施，于2019年3月3日向被告邮寄提出行政复议。被告2019年3月5日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答辩人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根据申请人所述事实，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现场执法时就知道该行政行为，但其于2019年3月3日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复议期限。申请人对长沙市民政局和长沙市商务局收缴原告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行政公章及银行印鉴的行政行为，曾经于2017年4月17日和2017年10月9日两次向本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并就行政复议提起了行政诉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案作出了行政判决，且在（2017）湘01行初241号《行政判决书》中对长沙市民政局和长沙市商务局收缴申请人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行政公章及银行印鉴的行政强制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申请人再次就同一事项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属于滥用行政复议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证据2．长府复不受字（2017）第118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及（2017）湘01行初241号《行政判决书》、长府复不受字（2017）第312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及（2017）湘01行初553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以同一事项多次向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对此作出裁判的事实；证据3．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长沙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所提行政复议，进行了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并依法送达。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5三性均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的法律法规年代久远，三性都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7-8三性均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之前申请复议的是责令改正，封存保管与收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存在重复申请；对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恰证明复议不予受理错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可以证明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应根据全案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判断。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19日，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商务局作出《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决定内容为：你会自本决定下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必须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完成换届选举，登记证书和印章交登记管理机关封存保管。2007年3月25日，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商务局向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宣读了决定，并当场收缴了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公章、财务印鉴。2010年5月14日，长沙市民政局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作出长民发（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内容为：给予当事人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将保存的内部印章上交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收缴。2010年6月17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不服长民发（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不服上诉，本院于2011年3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7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就《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岳麓区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4月16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向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商务局收缴其财务印鉴（银行印鉴）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立即清退侵占申请人的集体资金。2017年4月2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长府复不受字（2017）第118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已超过法定复议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对该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复议申请超过法定期限，且事实上《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和长民发（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在法律上已不具有可争议性，判决驳回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诉讼请求。2019年3月3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以长沙市民政局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长沙市民政局收缴原告登记证书、行政公章、银行印鉴的行政强制措施无效。2019年3月11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认为申请人不服长沙市民政局和长沙市商务局于2007年3月现场强行收缴申请人财务印鉴等，并侵占申请人合法集体财产的行为，于2017年4月16日才向复议机关邮寄提出复议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复议期限，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事项，故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申请长沙市人民政府复议的行为，是收缴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行政公章及银行印鉴的行为。该行为发生于2007年3月25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于2019年申请本案复议，明显超过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其复议申请，并无不当。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以本案申请复议的收缴行为应属于撤销登记行政处罚之后的强制执行措施，而不是责令整改决定中的封存保管为由，主张本案未超过复议申请期限。该主张实质是对行政行为的性质认识问题，即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认为其直至收到处罚决定后才认识到之前的收缴行为违法。因对行为性质的认识问题，并不改变行为本身发生于2007年3月且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负责人员当时在场的事实，且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期限以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作为起算时点，而非以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违法之日作为起算时点，故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与收缴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行政公章及银行印鉴相关的行政行为，不论是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商务局作出的《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还是长沙市民政局作出的长民发（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均已有相应的生效行政判决或裁定，其合法性问题在法律上已经不具有可争议性。综上，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请求撤销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长府复不受字〔2019〕第6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 永审判员 陈丽琛审判员 黄 姝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刘烁星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