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704民初806号 原告：叶开存，男，汉族，1983年8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法人、张晓楠，均系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街道东宁路103号1楼A1厂房。 法定代表人：林正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英衡，广东聚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开存与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良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开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法人、张晓楠、被告富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英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开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14000元；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全年工资42000元及二倍工资差额28000元；三、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销售提成65908.08元及2016年10月至2017年8月二倍工资（提成部分）差额51461.76元；四、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2237.44元；五、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4474.88元；六、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9月起，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但通过口头约定每月工资构成为底薪3500元，另加营业额的5%作为提成。原告入职富良公司后，为富良公司创造近百万的营业额，但被告一直拖延支付工资，并在原告向其索要工资未果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富良公司客户发出《员工离职通知函》，原告经客户告知才知道自己被富良公司解雇，被告富良公司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在仲裁过程中被告富良公司将原告的欠款单用作发放工资的证明是混淆视听的行为，并且仲裁庭在审查过程中未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富良公司辩称：一、原告于2017年1月进入富良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约定第一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内没有底薪只有提成，试用期后工资构成为底薪加提成，底薪为每月3500元，提成按原告完成的业务提成5%。原告从2017年1月起在富良公司处工作一年，富良公司已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66712.44元，其中包括工资25330元，销售提成19402元以及预付提成款21980元。因此，富良公司不存在欠付原告劳动报酬的问题；二、2017年12月，富良公司询问原告是否有意在被告公司持续工作下去，如原告愿意，富良公司就为其购买社保。当时原告表示愿意在被告处工作，因此富良公司在2017年12月开始为原告购买社保，但到2017年12月的月底，原告突然提出辞职并且态度坚决，被告挽留未果，原告再也没有到被告处上班。因此，原告自己提出辞职，富良公司无须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并且原告辞职后，被告的财务人员仍为原告缴付社保费用至2018年9月，共计8211.17元，该笔款项属原告的不当得利，原告应予返还；三、原告从事销售工作，工作时间根据工作情况自行调整，不受富良公司上下班打卡考勤管理，富良公司从未安排原告加班，原告提出综合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四、原告辞职后，仍以富良公司的名义向被告的客户信峦公司收取了货款7830元，但其没有将该笔款项交还至富良公司，原告应返还该笔款项。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原告叶开存于2017年1月入职被告富良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业务员，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口头约定入职第一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内没有底薪，试用期后原告的月工资为底薪3500元，另加销售货物金额的5%作为提成。原告叶开存在工作期间，向被告富良公司表示2017年9月和10月，其底薪按照每月1000元计算，后又向富良公司表示从2017年11月起，不需向其支付底薪。 二、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富良公司向原告叶开存支付底薪情况：1月未支付底薪；2月支付底薪2330元；3月至8月，每个月分别支付底薪为3500元；9月至10月，每个月分别支付底薪为1000元；11月至12月，未支付底薪，共计支付底薪为25330元。 三、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被告富良公司向原告叶开存支付预付提成款21980元。 四、被告富良公司向本院提交《付款凭证》，证明已向原告支付2017年销售提成19402.44元，庭审查明，《付款凭证》中“付款事由”一栏载明为“业务费”，在“收款人盖章”一栏载明“叶开存”。经核对，原告叶开存在《付款凭证》中“收款人盖章”一栏签名的款项为17411.20元。庭审中，原告叶开存主张下列款项是原告在与客户经办具体业务的时候先行垫付的费用，随后原告向被告富良公司报销了该费用，不是被告富良公司支付的销售提成。具体款项如下：1、2017年7月11日的《付款凭证》中“会计意见”一栏中载明“尚品版费￥：29元”；2、2017年7月25日的《付款凭证》中“付款事由”一栏载明“一鸣版费52元”；3、2017年8月8日的《付款凭证》中“会计意见”一栏中载明“浩信版费￥：20元”；4、2017年12月2日的《付款凭证》中“会计意见”一栏中载明“版费（耀丽）￥：192元”；上述4笔款项，金额为293元。关于原告主张的上述4笔款项，被告富良公司未提出异议。 五、2018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六、庭审中，原告叶开存确认在被告富良公司提交的《工资袋》正、反两面和《付款凭证》上的签名均为其本人签名。 另查明，被告富良公司从2017年12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8年9月。 又查明，原告叶开存向江门市江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原告叶开存诉称，2018年1月，其与被告富良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原因是原告向被告富良公司提出要求发放工资，但被告富良公司说没有底薪发放，然后原告就被逼辞职了，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后来被告富良公司发出了《员工离职通知函》后，原告就再也没有回去上班（上述原告诉称的内容引用自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江海劳人仲案字﹝2018﹞859号《仲裁裁决书》“申请人诉称”内容）。原告叶开存请求裁决：一、被告富良公司支付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14000元；二、由于被告富良公司2017年全年没有支付工资，要求支付2017年全年工资42000元以及因拖欠而多支付一倍工资42000元；三、被告富良公司支付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销售提成123472.79元；四、由于被告富良公司拖欠了2年工资，要求额外支付3个月工资10500元作为经济补偿金；五、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加班费43448.28元；六、由于被申请人逾期不支付工资，要求支付两倍赔偿金7000元。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江海劳人仲案字﹝2018﹞85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一、被申请人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五天内，一次性向申请人叶开存支付2017年1月份工资3500元；二、驳回申请人叶开存其余诉求”。该裁决为终局裁决，原告不服该裁决，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属劳动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14000元；二、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2017年全年工资42000元；三、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销售提成65908.08元；四、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以及金额多少；五、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销售提成以及金额多少；六、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2237.44元；七、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赔偿金24474.88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提交有原告签名的工资袋，证明原告于2017年1月入职被告处工作并且每月签领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富良公司已经就原告叶开存入职工作的时间提供了有叶开存本人签名的工资袋作为证据证明，但原告叶开存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反驳被告富良公司的主张。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叶开存从2017年1月开始入职被告富良公司处工作，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工资1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叶开存于2017年1月入职于被告富良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业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的规定，原告叶开存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被告富良公司对支付原告工资负有举证责任，根据被告提交的工资袋显示，原告叶开存在2017年1月并没有领取工资，从2月份开始，叶开存才在工资袋上签名并领取工资，被告亦承认原告在试用期内没有底薪。被告在试用期内不向原告发放工资的行为违法，应予以纠正。结合本院查明事实，被告富良公司应向原告叶开存支付2017年1月的工资，工资数额为双方约定的底薪3500元；另外，原告叶开存已经从被告富良公司处领取了2017年2月工资2330元，但被告富良公司未足额支付原告2017年2月工资，被告富良公司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2月工资差额1170元(3500元-2330元)。被告富良公司支付给原告2017年3月至8月的底薪，每个月按照3500元计算，9月、10月份底薪，每个月按照1000元计算，与双方关于底薪的约定一致，属于足额支付；而从2017年11月起，原告向被告富良公司表示不要底薪，则被告富良公司没有支付这两个月的底薪，并无不妥。因此，被告富良公司应支付原告2017年工资4670元（3500元＋1170元）。对于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被告富良公司对支付原告工资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富良公司向本院提交《付款凭证》，证明已向原告支付2017年销售提成19402.44元，庭审查明，《付款凭证》中“付款事由”一栏载明为“业务费”，原告叶开存确认在《付款凭证》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经核对，原告叶开存在《付款凭证》中“收款人盖章”一栏签名的款项为17411.20元。庭审中，原告叶开存主张下列款项是原告在与客户经办具体业务的时候先行垫付的费用，随后原告向被告富良公司报销了该费用，不是被告富良公司支付的销售提成。具体款项如下：1、2017年7月11日的《付款凭证》中“会计意见”一栏中载明“尚品版费￥：29元”；2、2017年7月25日的《付款凭证》中“付款事由”一栏载明“一鸣版费52元”；3、2017年8月8日的《付款凭证》中“会计意见”一栏中载明“浩信版费￥：20元”；4、2017年12月2日的《付款凭证》中“会计意见”一栏中载明“版费（耀丽）￥：192元”；上述4笔款项，金额为293元。关于原告主张的上述4笔款项，被告富良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上述4笔款项应予扣减，故被告富良公司实际支付给原告的销售提成是17118.20元（17411.20元-293元）。由于被告富良公司未足额支付原告2017年销售提成，被告富良公司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销售提成差额2284.24元(19402.44元-17118.20元)。虽然原告主张其领取的上述款项是自己代被告支付给客户的回扣，但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该项诉讼请求，原告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时并未提出，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项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规定，审查是否应当合并审理。本案是劳动合同纠纷，原告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与本案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可以合并审理。原告叶开存于2017年1月入职被告富良公司工作，至2018年1月离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的规定，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的主张，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结合本案的实际，应当从2017年1月1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即2017年2月1日）起为计算起始时间，因此，被告需要支付原告自2017年2月1日起到2017年12月31日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共计11个月。2017年2月至8月，原告的工资按照每个月3500元计算，9月、10月份工资，每个月按照1000元计算，后原告又向被告提出放弃2017年11月、12月的底薪，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26500元（3500元/月×7个月+1000元/月×2个月）。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28000元，对于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前文已述，该项诉讼请求，原告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时并未提出。对于原告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与本案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可以合并审理。原告叶开存于2017年1月入职被告富良公司工作，至2018年1月离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销售提成的主张，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结合本案的实际，应当从2017年1月1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即2017年2月1日）起为计算起始时间，因此，被告需要支付原告自2017年2月1日起到2017年12月31日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销售提成共计11个月。被告富良公司主张已向原告支付2017年销售提成19402.44元，故原告2017年1月至12月的销售提成按照19402.44元计算，原告每月平均完成的销售提成是1616.87元（19402.44元÷12个月）。经本院核算，原告2017年另一倍销售提成共计17785.57元（1616.87元×11个月）。 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前文已述，原告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其诉称，2018年1月，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因是原告向被告提出要求发放工资，但被告说没有底薪，然后原告就被逼辞职了，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后来被告发出了《员工离职通知函》后，原告就再也没有回去上班。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关于工资支付金额产生争议不能作为被告富良公司违法拖欠原告2017年工资的依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富良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七个争议焦点：前文已述，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是基于原告自动辞职，原告关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情形，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工资4670元给原告叶开存； 二、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销售提成2284.24元给原告叶开存； 三、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26500元给原告叶开存； 四、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销售提成17785.57元给原告叶开存； 五、驳回原告叶开存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已由原告叶开存预交），由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叶开存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江门市富良合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应向本院补交案件受理费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许 东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官助理  李文斌 书 记 员  余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