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沙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文，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立茂，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文臣，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俊，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法定代表人：吴国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江，山东翔宇绍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因与被上诉人朱立茂、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霖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建一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准予对龙口市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904号房屋的执行；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立茂、华霖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中建一局要求对涉案房产予以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2017年7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6民初80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调解书的规定，华霖公司应于调解书生效后两个月即60日内清偿欠付中建一局的工程欠款35578151.06元及另案即（2016）鲁06民初413号案已确认处理的20091222元（两案合计欠款55669373.05元）。因华霖公司未按（2016）鲁06民初80号民事调解书规定履行付款义务，中建一局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已查封的华霖公司名下房产。一审法院在（2016）鲁06民初80号案件诉讼中对涉案房产的查封保全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在该案调解书中已明确规定：“若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履行给付欠款和利息的义务，则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中建一局对涉案龙口市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24号楼2-904号房屋进行强制执行的要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中建一局的合法权益。二、朱立茂、华霖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朱立茂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出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没有证据证实，支持其排除对涉案房产强制执行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朱立茂在一审中提交的涉案房屋认购协议，在形式上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在性质上仅是就不动产买卖达成的意向性协议，不应当作为认定朱立茂、华霖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务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根据该规定，认定朱立茂与华霖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应当为存在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而朱立茂提交的认购协议书并不符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要求，并且在朱立茂提交的各认购协议书第二条中均约定在签订认购协议之后，应当继续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可以进一步证实朱立茂提交的认购协议书不能代替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认购协议具有买卖合同性质的意见既不符合房地产交易市场实际，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涉案房屋于2016年6月17日被一审法院查封，而朱立茂提交的涉案房屋物业服务费收据载明的入账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可以证实涉案房屋即使已经交付，交付时间应当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后，因此朱立茂要求排出对涉案房屋执行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二）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规定。此外，朱立茂提交的涉案房屋的物业服务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且服务合同约定物业费应当按月交纳，而中建一局提供的物业费收据却载明为物业费入账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该两份材料之间在逻辑上不符合常理，至于2017年4月19日的物业费收据显示的收费起始时间早于涉案房屋查封问题，其一，相较于涉案房屋的价值而言，物业费收据载明的金额“九牛一毛”，在本案中朱立茂存在以小付出博大回报的侥幸心理，自愿承担涉案房屋在查封之前的物业费；其二，物业公司已在另案中，对同批次查封的华霖公司名下其他房产提出了执行异议，说明物业公司与朱立茂属于一种利益共同体，物业公司自然愿意配合朱立茂补造例如物业服务合同等相关证据材料，结合华霖公司对朱立茂提交的任何材料均无异议的庭审表现，朱立茂、华霖公司存在与物业公司相互串通以达到其诉讼目的的可能性。如此分析看来，以朱立茂是否掌握涉案房屋的钥匙作为认定交付使用时间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朱立茂提交的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九里城现代城物业服务协议及九里现代城临时管理规约均载明涉案房屋在被法院查封之前即交付的意见，实际为事实认定错误。再次，根据朱立茂、华霖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朱立茂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一审法院未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查实即认定朱立茂支付了购房款的意见属于事实查明不清。一审诉讼中，朱立茂提供的电缆采购合同、签呈、申明函等材料的真实性均涉及到第三人——新宇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公司），而一审法院并未向新宇公司查证相关材料是否属实。关于电缆采购合同的履行及货款结算数额新宇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朱立茂法律关系问题一审法院也均未查明，在案件事实依据不充分、不明确的基础上，一审法院认定朱立茂支付全部房款的意见应予纠正。最后，一审法院以涉案房屋尚不具备办证条件，认定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责任不应当归责于朱立茂的意见，与其法院内部对已办理预售登记的商品房不予查封的意见相左。涉案房屋虽不具备办证条件，但是符合商品房预售登记的条件，朱立茂未要求华霖公司办理预售备案登记致使涉案房屋被查封，其应当对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华霖公司拖欠中建一局工程款金额为55669373.05元，在（2016）鲁06民初80号案件诉讼中该公司申请法院保全华霖公司名下相应价值的财产，而法院实际最终仅查封了华霖公司名下76套房屋，这并非因为华霖公司名下仅有76套房屋，华霖公司开发的九里现代城小区由于至今尚不具备办证条件，因此该小区所有房屋初始登记所有人均为华霖公司。一审法院在进行诉讼财产保全过程中，由于大部分房屋已经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备案，因此根据对已办理预售登记的商品房不予查封的内部意见，最终仅查封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76套房屋。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朱立茂除了陈述曾口头要求华霖公司办证华霖公司拒不办理之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若朱立茂、华霖公司之间真实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华霖公司为何拒绝为朱立茂进行办证？即使涉案房屋尚不具备过户登记的条件，朱立茂为何不要求华霖公司为其办理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而事实上，即使朱立茂主张的购买了涉案房屋的情况属实，因其取得涉案房屋的目的不在于用于自己居住（所有房屋目前均为毛坯房），而是为了再行转让变现，即使具备过户登记条件，朱立茂也不会要求华霖公司进行办证。因此，朱立茂未要求华霖公司对涉案房屋办理预售备案登记是导致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的主要原因，对此朱立茂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朱立茂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而朱立茂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建一局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准确，望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准许对涉案房屋的执行。朱立茂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认购协议明确载明了所购买房屋的面积、位置、单价以及总价款，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并且购房款已经其实际支付给华霖公司，而涉案房屋在查封时不具备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的条件，中建一局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建一局的上诉请求。华霖公司辩称，中建一局此次执行异议之诉共涉及查封房屋92套，之所以现在体现的实际查封数量是76套，是因为当中有15套房屋是华霖公司抵顶给中建一局的，然后中建一局又转卖给他人，另外一套为何解除查封，华霖公司并不清楚，中建一局对房屋抵顶这一事实在对自己和对他人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本身就不具备说服力，而且，中建一局在一审答辩以及上诉理由当中，所提出的异议均未能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实。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因为所办理房屋抵顶手续上存在的些许瑕疵而来否认抵顶的事实存在。至于房屋未能按时办理登记备案，华霖公司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种情况也是中建一局一手所造成，至今中建一局仍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以及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华霖公司交付办理登记备案所需要的全套竣工备案资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中建一局的上诉请求。中建一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准许执行山东省龙口市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904号房屋；2.诉讼费由朱立茂、华霖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建一局与华霖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7年7月11日做出（2016）鲁06民初80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华霖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60日内偿付中建一局工程款55669373.05元；中建一局于调解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华霖公司提交相关技术资料及工程竣工备案的相关资料。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做出（2016）鲁06民初80-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华霖公司开发建设的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904号等有关房产。因华霖公司未按照调解协议付款，中建一局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朱立茂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法院解除对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904号房产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做出（2018）鲁06执异18号执行裁定，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其要求解除对涉案四套房屋的查封应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朱立茂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华霖公司以欠付新宇公司货款抵顶朱立茂应支付的四套房屋及两车位的购房款，并于2015年10月将涉案四套房屋实际交付给朱立茂使用，朱立茂对于未能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也不存在过错。裁定：中止对龙口市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904房屋的执行。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朱立茂提交电缆采购合同，华霖公司提交税务发票四份，主张新宇公司与华霖公司存在电缆采购合同关系。电缆采购合同为新宇公司与华霖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约定华霖公司向新宇公司购买电缆用于九里城工程，暂计材料款3817503.78元（最终结算总价以实际数量乘相应确定单价为准）。四份税务发票为新宇公司开具给华霖公司的安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购货方记账凭证），开票日期均为2015年2月3日，合计金额为3567505.60元。朱立茂对华霖公司提交的税务发票予以认可，华霖公司对朱立茂提交的电缆采购合同亦予认可，中建一局表示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有3张发票不能确定对应涉案房屋所属工程所发生，中建一局未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朱立茂、华霖公司认可新宇公司与华霖公司存在电缆购销合同关系，提供了合同、发票予以佐证，符合购销合同的成立要件。中建一局主张其不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2.朱立茂提交签呈、申明函、认购协议书及收据。签呈内容为“主旨：关于回迁楼电缆事宜。说明：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与新宇公司所签的电缆合同，总金额为3817503.78元，公司已付款1400000元，还欠款2417503.78元，在施工中发现有跳码现象经核价为250000元，最终公司应付新宇公司货款2167503.78元。因公司资金紧张，现经双方协商新宇公司同意将所欠的货款全部用于抵扣我公司现有房源（房主姓名朱立茂）。总计房款为：2218167.8元。经公司研究决定以上房源总价按2167504元来结算。差价50663.8元按优惠处理。”该签呈顶部“总经理批示”栏内签有“同意。2015.2.2”等内容。签呈后附“朱立茂房源优惠分配明细如下：27#101商铺，面积88.92㎡，单价9000元/平米，总价800280元；23#1-2803，面积67.72㎡，单价4659.41元/平米，总价315535元；24#2-704，面积93.73㎡，单价4650元/平米，总价435844.5元；24#2-904，面积93.73㎡，单价4650元/平米，总价435844.5元；车位A325、A326总价180000元。华霖公司2015年2月4日。”申明函内容为“华霖公司：贵公司2013年10月23日与我公司签订的电缆采购合同，合同款共计人民币叁佰捌拾壹万柒仟伍佰零叁元柒角捌分（3817503.78）。因货款结算问题我公司现申明如下：该批合同涉及到的未结算款金额全部归属我公司销售经理朱立茂个人名下，我公司同意此种结算方式。新宇公司2015年2月3日。”认购协议书的出售方为华霖公司，认购方为朱立茂，签署日期为2015年2月4日，分别记载：27#楼101商铺，面积88.92平方米，价格9000元/平方米，总价800280元；23号楼1单元2803室，面积67.72平方米，价格4659.41元/平方米，总价315535元；24号楼2单元704室，面积93.73平方米，价格4650元/平方米，总价435844.5元；24号楼2单元904室，面积93.73平方米，价格4650元/平方米，总价435844.5元；车位A-325,总价90000元；车位A-326,总价90000元。收据为华霖公司所出具，记载的客户名称均为朱立茂，时间为2015年2月4日，分别为：27号楼101商铺，金额捌拾万零贰佰捌拾元整；23号楼1单元2803，金额叁拾壹万伍仟伍佰叁拾伍元整；24号楼2单元704，金额肆拾叁万伍仟捌佰肆拾肆元伍角正；24号楼2单元904，金额肆拾叁万伍仟捌佰肆拾肆元伍角正；A325车位，金额玖万元正；A326车位，金额玖万元正。朱立茂主张其已购买涉案房屋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华霖公司予以认可。中建一局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认购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缺乏主要条款；签呈、申明函均为单方出具，即使真实，在没有经过双方书面同意确认的前提下，无法构成有效的债权转让或房屋抵顶的法律关系；收款收据并非正规的购房发票，不能证明真实的付款情况，也无法证明以货款抵顶房款的事实。审理中，华霖公司提交2015年2月份会计凭证，其中2015年2月4日记账凭证列明应付新宇公司电缆款3567504元，已付1400000元，电缆款抵房款27-101商铺朱立茂800280元，电缆款抵房款23-1-2803朱立茂315535元，电缆款抵房款24-2-704朱立茂435844.50元，电缆款抵房款24-2-904朱立茂435844.50元，电缆款抵房款A325车位朱立茂90000元，电缆款抵房款A326车位朱立茂90000元。记账凭证后附的签呈（含分配明细表）、申明函及收据与朱立茂提交的一致。中建一局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对签呈及分配明细表、申明函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但表示没有相反证据提交。一审法院认定，朱立茂主张华霖公司以房抵债，其所提交的签呈及分配明细表、申明函、收据与华霖公司原始财务凭证所附的一致，认购协议书记载的具体房号、面积、单价以及总价款亦与分配明细表、收据相符，具有买卖合同的性质，中建一局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其不能确定签呈及分配明细表、申明函的真实性，认购协议书不具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但又表示没有相反证据提交，结合电缆采购合同及税务发票，应当认定华霖公司采用以房抵债的方式将涉案房屋出卖给朱立茂，中建一局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3.朱立茂提交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九里现代城物业服务协议、九里现代城临时管理规约、物业服务费收据各4份。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载明涉案房屋由华霖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交付使用；九里现代城物业服务协议为朱立茂与龙口市景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致公司）2015年10月10日签订，约定了双方关于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收费标准等内容；九里现代城临时管理规约规定了业主权利、义务与责任、物业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附件承诺书中，朱立茂、华霖公司、景致公司分别在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单位对应部位签字、盖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0日；收款收据为景致公司所出具，记载的入账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交款人为朱立茂，收款事由为涉案房屋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物业费。朱立茂主张其自2015年即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并足额缴纳了物业费。华霖公司认可朱立茂主张的事实。中建一局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物业费收据为伪造或后补的，仅凭本组证据无法证实朱立茂在涉案房屋被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审理中，一审法院到景致公司调取了相关财务账簿，其中明细帐中分别记载了涉案房屋的缴费时间及金额，对应的收据存根内容亦与朱立茂提供的一致。中建一局不持异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现场查验，涉案房屋的钥匙由朱立茂掌管，涉案房屋未进行装修，均为闲置状态。一审法院认定，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九里现代城物业服务协议及九里现代城临时管理规约均载明涉案房屋在被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之前即已交付，物业服务费收据虽是在涉案房屋被查封之后所开具，但显示的收费起始时间早于涉案房屋被查封的时间，且经现场查验，朱立茂掌管涉案房屋的钥匙，综合以上证据分析，在中建一局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朱立茂在被依法查封之前已实际占有涉案房屋。4.审理中，朱立茂主张因为涉案房屋所属工程没有办理竣工备案，不具备办理过户的条件，所以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华霖公司予以认可。中建一局表示其不清楚涉案房屋是否具备办理过户条件，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就华霖公司与中建一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做出的（2016）鲁06民初80号民事调解书，其中包含“中建一局于调解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华霖公司提交相关技术资料及工程竣工备案的相关资料”的内容，可以认定在涉案房屋被依法查封时，尚不具备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的条件，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不能归责于朱立茂。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朱立茂、华霖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朱立茂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中建一局就其诉讼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建一局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88元，由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霖公司提交《九里城以房抵款申请表》一份（房主姓名为山广艳、27号117商铺抵房金额为680000元），该表与涉案房产无关。证明涉案房产的抵顶与华霖公司抵顶给中建一局的15套房屋所办理手续是一致。中建一局质证称，华霖公司所述15套房屋并未抵顶给中建一局，中建一局出具收据需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而不会加盖项目部专用章，且申请表中载明的房主姓名为“山广艳”而非中建一局，中建一局与山广艳之间不存在关于该商铺的转让合同，华霖公司陈述将相关房产抵顶给中建一局的情况不属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华霖公司提交的《九里城以房抵款申请表》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无法证实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朱立茂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房产现在仍登记在华霖公司名下，朱立茂作为案外人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主要理由是其受让新宇公司对华霖公司欠付电缆款债权，华霖公司用涉案房产予以抵顶该债权，即以房抵债。但以房抵债首先以消灭债权为目的，若朱立茂基于以房抵债而拟受让涉案房产，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房抵债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涉案房产的物权期待权。况且，各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等事实，仍然存疑：第一，2013年10月23日，新宇公司与华霖公司签订的《电缆采购合同》记载，华霖公司向新宇公司购买电缆用于九里城工程，暂计材料款3817503.78元（最终结算总价以实际数量乘相应确定单价为准）。而新宇公司于2015年2月3日开具给华霖公司的安徽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合计金额为3567505.60元。但朱立茂提交的2015年2月3日华霖公司与新宇公司之间的往来签呈、申明函均显示，华霖公司与新宇公司双方确认的电缆款欠款数额仍以3817503.78元为基数计算，对此，朱立茂和华霖公司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二，朱立茂主张其受让新宇公司的该债权，是新宇公司欠付其作为公司销售经理的销售提成，但并未提交有关其与新宇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第三，朱立茂与华霖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而是于2015年2月4日签订认购协议书，在该认购协议上“朱立茂”的签名与2013年10月23日电缆采购合同中新宇公司代理人处“朱立茂”的签名明显不同，认购协议书是否是其本人所签，本院无法确认；第四，从朱立茂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朱立茂对涉案房产仅持有钥匙，涉案房产未进行装修，均为闲置状态，其提交的住宅房屋使用说明书、质量保证书、物业服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等证据系华霖公司及其自行设立的物业公司景致公司出具，朱立茂提交的物业费收据亦为景致公司单方出具，无法认定朱立茂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已合法占有涉案房产。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朱立茂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建一局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247号民事判决；二、准许执行山东省龙口市九里城27号楼101商铺、23号楼1-2803、24号楼2-704、904号房屋。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688元，均由朱立茂、龙口市华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生审判员  丁国红审判员  毕中兴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任楷书记员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