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3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街道南部新区7号与碧阳大道交叉路口贵阳银行毕节分行第九层。负责人齐跃，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琴芬，女，197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下称国元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琴芬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被上诉人杨琴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参加二审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方仅在交强险责任财产类损失的限额2000.00元内承担保险责任，对超出2000.00元的保险责任我公司不承担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原审原告在我司购买保险，我司提供新增证据:肇事车辆在我司购买保险的投保单，投保人签名/签章处均有“杨琴芬”字样签名。在投保人声明内容处，第2条内容为：“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条款》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该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明了了其真实含义及法律后果，同意投保。”在该向声明下发处有“杨琴芬”字样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我司提供新增证据证明投保人已于2018年6月5日完成保险费缴纳，即应视为其对该签字的追认。二、贵Ｆ×××××、贵Ｆ×××××、贵Ｆ×××××三车修理项目及修理费均未通知我司定损核实是否真实和理，修理价格也未通过权威评估机构的鉴定。故我司认为三车的修理项目不具备真实性，修理费用也不具备合理性。三、本案发生事故后，经交警部门认定，杨琴芬后弃车逃逸，杨琴芬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我司承保了肇事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根据交强险合同第十条第三项及商业险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款和第3款均有加粗提示：在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肇事驾驶员逃逸，我司不负责赔偿。四、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70条第1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由此可见，发生事故时，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均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我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实际是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我司（保险人）在对法律禁止行为的免责条款作了加黑提示后，该免责条款即已生效，无需进一步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我司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与其判定的法律依据相背离。对关于我司未尽明确说明义务的主张应不予支持，我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应对免责主张予以支持。五、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只是存在与保险合同订立之时，而非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且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故我司只需要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对法律禁止行为的免责条款作了提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琴芬答辩称：上诉人因对免责条款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及说明，故该条款的免责内容对我方不产生约束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原审原告杨琴芬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贵Ｆ×××××号车维修费2200.00元、贵Ｆ×××××号车维修费34800.00元、贵Ｆ×××××号车维修费5785.00元，共计损失4278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杨琴芬于2018年10月23日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并搭乘温碧春由七星关区观水路往环北路方向行驶，于01时24分许行驶至七星关区观水二号路国林春天售楼部门前路段时，碰撞停在道路右侧边上的贵Ｆ×××××号小型轿车尾部又冲向道路左侧边上，碰撞停在路边的贵Ｆ×××××号车与贵Ｆ×××××号车及道路设施（灯杆），造成四车受损及道路设施（灯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224011201800004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杨琴芬负全部责任，当事人顾和国、何习黔、张建武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贵Ｆ×××××号车经七星关区中通汽车修理厂维修完毕，维修费34800.00元；贵Ｆ×××××号车经七星关区中通汽车修理厂维修完毕，维修费5785.00元；贵Ｆ×××××号车经七星关区车源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维修完毕，维修费2200.00元。贵Ｆ×××××号车、贵Ｆ×××××号车的维修费均由原告垫付。2018年6月4日，原告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限为2018年6月5日起至2019年6月4日二十四时止。依照《保险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应在保险限额内直接赔偿原告的损失。一审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3日，原告杨琴芬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并搭乘温碧春由七星关区观水路往环北路方向行驶，01时24分许，行驶至七星关区观水路二号路国林春天售楼部门前路段时，碰撞停在道路右侧边上的贵Ｆ×××××号小型轿车尾部后又冲向道路左侧边上，碰撞停在路边的贵Ｆ×××××小型轿车与贵Ｆ×××××号小型轿车及道路设施（灯杆），造成四车受损及道路设施（灯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杨琴芬弃车逃逸。2018年11月15日，经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224011201800004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杨琴芬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顾和国、何习黔、张建武无责任。原告杨琴芬所有并驾驶的贵Ｆ×××××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国元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保险142265.2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贵Ｆ×××××号车产生了维修费34800.00元、贵Ｆ×××××号车车产生维修费5785.00元、贵Ｆ×××××号车产生维修费2200.00元。上述维修费共计42785.00元，均由原告垫付，被告国元保险公司未予赔付。一审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保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交纳了赔偿限额为122000.00元的交强险及142265.20元的“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费，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被告以该车发生事故时原告弃车逃逸，属公司保险条款中的免赔范围为由拒绝理赔。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原告收到此条款，也不能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告知义务，因此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维修费的诉讼，应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付原告杨琴芬垫付的车辆维修费42785.00元。案件受理费435.00元，由被告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用以说明驾车逃逸属于投保人与我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约定的商业险免责条款及事由。经质证，被上诉人杨琴芬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为《投保人声明》复印件，即上诉状所列新证据中的《免责条款告知书》，上诉人称该份投保人声明的原件目前找不到，但请求作为上诉人的二审证据向法院提交，用以证明我公司已尽到免责事项的告知义务。经质证，被上诉人杨琴芬确认上诉人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复印件上“杨琴芬”的签名并不是杨琴芬本人的亲笔签名，对《投保人声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而且在一审庭审后，一审承办人也要求国元保险公司提供投保人声明，但上诉人保险公司一直未能提供该投保人声明的原件予以核对。经审查，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声称其已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向投保人送达，但无相应送达凭证。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送达被保险人杨琴芬，不能证明国元保险公司就商业保险免责事项已作提示及说明。《投保人声明》/《免责条款告知书》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就商业保险部分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2.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主张交强险分项赔偿的主张应否获得支持。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交通肇事逃逸确属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应当向被保险人作出提示，未作提示的，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已就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杨琴芬作出提示，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拒绝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上述条文中的责任限额是指一次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并没有对被保险人对构成交通事故是否有责任进行区分，也没有对医疗费、死亡残疾赔偿、财产损失等分项进行区分。因此无论被保险车辆有无过错，保险公司均负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直接赔付的法定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国元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0.00元，由上诉人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张晶审判员  唐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