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59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家壕，男，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燕，福建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建新，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鹭，男，198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燕玲，女，198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中泰，男，194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斯林，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璐璐，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苏丹，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原审第三人：张淑梅，女，198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和县。 原审第三人：邱锦兰，女，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原审第三人：宋其祥，男，197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原告宋家壕与被告王国鹭、林燕玲、庞中泰及第三人苏丹、张淑梅、邱锦兰、宋其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思民初字第15040号民事判决。庞中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闽02民终473号民事裁定，撤销前述判决，发回重审。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作出（2017）闽0203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宋家壕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宋家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燕、黎建新，被上诉人庞中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斯林、苏璐璐，原审第三人宋其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国鹭、林燕玲，原审第三人苏丹、张淑梅、邱锦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家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后于2018年8月6日变更上诉请求为：调整一审第一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为王国鹭、林燕玲同时还应共同偿还30万元现金借款及逾期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4年4月14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8年8月6日为246791.67元）；其他上诉请求与一审诉讼请求一致。2019年3月19日当庭又变更上述第一项上诉请求为：调整一审第一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为王国鹭、林燕玲同时还应共同偿还30万元现金借款及逾期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4年4月10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 一、宋家壕实际出借了180万元，其中包括2014年4月14日的30万元现金和90万元转账款，以及2014年4月23日的60万元转账款（注：宋家壕对于其中的30万元现金的主张，2019年3月19日当庭改称系2014年4月10日的10万元现金和预先支付的利息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宋家壕在没有实际出借款项时就与王国鹭、庞中泰签订《借款合同》，还于2014年4月14日写《收据》，且都表明“收到”款项，便误认为整个事情存在虚假，进而认为《借款合同》未生效，否定存在交付现金30万的事实。此种论述，是一审法院企图以法律专业人士的视角苛责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农民，而漠视了宋家壕对其出借资金安全性的再三考虑和慎重求稳的特点。先预支付利息是民间借贷的行业惯例。 二、构成本案民间借贷和抵押担保关系法律文件是《借款合同》、《借款协议》（编号：A20140410）、《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均是庞中泰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合同》、《借款协议》均是借款人和出借人及担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两份单独的合同，而是互相补充，指向一笔借款的合同文件组。两份合同均已生效。宋家壕出借本金和利息及讨债费用应由王国鹭偿还和承担，庞中泰应承担担保义务。一审法院用大量篇幅认证哪份合同生效是没有结合房产抵押流程所作的孤立的理解。事实上，王国鹭与宋家壕签订《借款合同》后，由于格式不符，2014年4月14日被告知仍然需要按照房产抵押登记机关要求签订一份固定格式的《借款协议》（编号：A20140410），该借款协议编号可以体现依据的是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借款金额、出借周期等关键要素完全相同，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款项交付之日起，《借款合同》和《借款协议》中的借贷关系均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成立，但庞中泰又不承担担保责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物权法的规定背离。“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可见一审法院推断，借贷关系未生效所以抵押担保关系未生效，是与上述法律规定相违背的，一审认为《借款合同》成立但抵押关系未生效，是错误的。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与2014年4月14日在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时所填写的范本《借款协议》（编号：A20140410），只是外在形式略有差异，但均指向同一笔借款。因此，宋家壕实际到了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左右办理完抵押登记申请后，当天又通过转账方式交付了90万元（其中80万就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的农行转账），即4月10日、4月14日两天合计交付现金、转账180万元。但是，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宋家壕与王国鹭、庞中泰之间实际合意变更了合同内容，以及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未生效，更不能因此就轻易地认定宋家壕没有实际出借180万元。宋家壕在本案中支出律师费5万元和5000元保全费用均属于约定应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讨债费用。因此，该两笔费用应该计入本案判决，并可以在抵押范围内优先受偿。 三、本案抵押权未被注销，法院应支持宋家壕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诉求。退一步讲，宋家壕也是属于善意取得。房屋他项权利人宋家壕办理了房屋所有权他项权证，经依法登记，发生物权效力。未被注销前，应支持宋家壕的物权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抵押物权属于其他物权，适用善意取得，即使庞中泰认为苏丹有骗取其办理委托，该抵押行为仍然成立有效。故宋家壕要求庞中泰以其抵押物承担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四、一审法院推导案涉抵押存在“相互串通，损害庞中泰利益的事实”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也是错误的。宋家壕与王国鹭、苏丹、邱锦兰及宋其祥没有任何串通。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仅凭宋其祥是宋家壕堂弟就推导串通，全部是主观臆断。庞中泰多次用房产抵押担保，对房产抵押流程熟悉，又是早年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房屋抵押风险具有很高的认知能力，但为了其个人利益事后反悔，并且编造串通欺诈的理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为此，庞中泰在洪细妹起诉其保证责任纠纷的案件中，同样以类似理由编造事实，否认其为儿子庞建刚签字担保的意思表示。而且，庞中泰在（2014）思民初字第10827号庞中泰与周美贞、黄亚亭民间借贷纠纷一审中，对于2011年1月的借贷关系便三次签订《借款合同》，可见其小心谨慎，具有丰富的债权债务纠纷经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国鹭作为案涉借款人系邱锦兰及宋其祥指定。庞中泰在本案担保中利益没有受到损失。早在2014年1月10日所作的公证委托中，庞中泰就已委托苏丹全权抵押、出售等权利，据说本来苏丹是要将房屋出售，现在仅是抵押，何来损失之说。更何况，对于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其本人又签字确认。 王国鹭、林燕玲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王国鹭”以邮寄的方式提交书面答辩状称，2013年庞中泰在农业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到期无法还款，让其帮忙先还贷款，从银行续贷后再还其借款。王国鹭帮忙还了农业银行的68万元的贷款后，农业银行不再续贷，才发现因庞中泰与洪细妹之间的经济纠纷被法院查封了房产。王国鹭在庞中泰的再三要求下代还了上述经济纠纷的17万元执行款及相关费用2万元左右。这些钱都是王国鹭让苏丹帮忙转款和出面处理的。之后庞中泰找银行贷款，又贷不出来，银行说庞中泰没有合理的贷款用途及还款能力，年龄又太大，没法申请贷款。王国鹭咨询了多家银行，答复都是一样的。之后王国鹭通过中间人找到宋家壕借钱，由庞中泰拿房产作担保。借来的钱首先归还庞中泰欠王国鹭的87万元本金及利息，其中68万元为农业银行抵押借款的解押款，19万元为经济纠纷的执行款17万元及其他相关费用2万元。中间人让庞中泰本人和王国鹭签订完借条后，又建议宋家壕先去转委托，再做房产抵押，最后转款。但是，庞中泰在支付原本说好的87万元款项的相应利息和其他费用方面，事后反悔。至于宋其祥，王国鹭不认识，整个借款过程中也从未见过。王国鹭与苏丹在2011年就认识了，2012年开始王国鹭有转款给苏丹，通过王国鹭妻子林燕玲的银行卡转到苏丹的弟弟苏菲的银行卡上，主要是当时苏丹帮王国鹭处理一些款项事情。 庞中泰辩称： 一、关于宋家壕上诉所称的实际出借款项的问题。首先，脱离《借款合同》及《借款协议》这个前提，该上诉观点对于本案的上诉没有意义，因为法院还是判决王国鹭承担还款义务的。其次，宋家壕与王国鹭的借款合同并非出于借款目的，而是蓄谋制造虚假借款流水，具体如下：从银行账户资金余额来看，宋家壕并无相应大额资金的出借能力。这一点从庞中泰在一审申请法院调查的宋家壕与王国鹭之间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知，在宋家壕所述的出借时间之前，宋家壕银行账户并无大额现金存款；而且宋家壕转账给王国鹭的款项均为案外人当日入账，当即转出；王国鹭的收款账户亦为当日收款，当即转出；宋家壕举证的转账凭证，都注明了款项用途为“往来款”，这也直接表明，宋家壕所述的“借款”并非借款，而是往来款，完全符合二人之间的资金流转的特点。再者，宋家壕主张其于2014年4月14日向王国鹭交付了现金30万元，缺乏依据。具体如下：宋家壕根本不具备出借30万元现金的付款能力，也并非宋家壕的交易习惯；当日宋家壕转给王国鹭的款项还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银行柜台交易转出。10万元既是转账，何来30万元的现金交付。王国鹭在（2014）思民初字第1504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在2014年4月10日就填写好“今收到”，但实际上宋家壕转款给王国鹭的时间分是4月14日、4月23日；因此，该“借据”是王国鹭没有收到款项之前填写的；从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收据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提前填写好等事实，可以证明收据上的现金30万元，实际上是宋家壕借款之前预提的借款利息俗称“砍头息”，人民法院对该砍头息，依法不应予以保护；作为收款收据，理应在收到款项后方出具，更何况王国鹭并没有预见或约定余款90万元以现金30万元、转账60万元的方式交付，即便如此，当日开具的收据也应以当日收款为准，转账60万也应在收款后另行出具收据，宋家壕、王国鹭为了伪造180万元债务，作出了违背生活常识的举动，由此可见一斑；“收据”系宋家壕与王国鹭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理由如下：王国鹭称，收据是2014年4月10日写的；收据中重要信息都是空白的，都是可以补记的；收据也没有体现款项性质是借款，尤其是关于支付的金额、方式、收据的时间等等；那么，宋家壕所称的收据是王国鹭于2014年4月14日出具的，显然表述不一；该份证据提交的时间能够证明该“收据”系伪造证据的问题，宋家壕于第三次补充证据时（原定开庭时间即2014年12月6日）才提交，明显违反常识，具体为：借款是实践性合同，宋家壕有律师代理，不可能不知，如果该“收据”系于2014年4月14日形成的，则不可能不在起诉时作为证据提交。而宋家壕却是在庞中泰举证后，法院原定的开庭时间“2014年12月6日”后才提交，明显系恶意串通伪造的。王国鹭亦为虚假陈述。从该《借款合同》第2款“本合同同时也是乙方向甲方借款的凭据......即本合同同时为借款凭证，证明乙方已经收到借款，乙方不再需要出具任何借据”，即王国鹭的陈述与《借款合同》自相矛盾，收据也不可能是2014年4月10日出具。因此，收据只可能是在2014年11月14日（庞中泰举证后），2014年12月6日前形成的，系宋家壕与王国鹭串通伪造的证据。 二、宋家壕所述的关于《借款合同》、《借款协议》的观点以及《借款合同》于2014年4月14日实际交付款项之日起生效，完全不能成立。《借款合同》与《借款协议》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保证担保的主合同《借款合同》与抵押担保的主合同《借款合同》无论在借款时间、还款期限、担保方式、当事人（代理人）、签署人等均不相同，属不同的法律（合同）关系，其主张明显不能成立。宋家壕关于民间借贷实践性的阐述和法条的援引，纯属混淆视听：即便宋家壕与王国鹭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那么所谓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生效”指的也是“借款协议”。如宋家壕庭审所述，系在2014年4月14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办理了抵押登记之后转账交付90万元。抵押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协议》是主合同，这一事实是宋家壕不能否认的；宋家壕所述的“原来要抵押登记本案的《借款合同》的，但由于格式不符被拒绝登记”，非常有说明意义：说明《借款合同》与《借款协议》的不同，主要是《借款合同》中并无庞中泰要为借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和条款；《借款合同》并非行政机关统一使用的范本格式，系宋家壕“杜撰”的理由，无任何证据证明，合同乃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达，行政机关无权作此要求。“范本”的借口不存在，所谓“甚至连约定好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也没处填写”，就更荒唐了。按照《借款协议》，按照王国鹭的庭审陈述，“借款150万”，借期4个月，利息30万，还用写什么违约金？这个就已经远远高于银行利息的四倍，差不多是12倍。没有举证抵押权的主合同的原因，就是掩盖“恶意串通”的事实，想蒙混过关。宋家壕及代理人，不可能不知道抵押权的主合同是《借款协议》，但却予以隐瞒，也不举证。原因就在于庞中泰与宋家壕不仅没有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更无房产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宋家壕与王国鹭、苏丹等人恶意串通，将庞中泰之前按照苏丹要求办理的公证委托等手续，另做他用，宋家壕还要求苏丹将公证委托书转委托给宋家壕指定的宋其祥（其弟）和邱锦兰，而《抵押合同》就是邱锦兰代为签署的。 三、宋家壕所谓“无论让庞中泰承担无限连带的担保人责任，还是承担案涉房屋抵押登记的抵押责任，都合法合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一）庞中泰与宋家壕之前未曾达成过任何关于“担保”或“抵押”的意思表示。结合原审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关证据，所谓的担保完全不能成立。宋家壕所述之“2014年4月10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并非是签署于2014年4月10日，而是2014年2月，第三人苏丹骗取庞中泰签署的一份空白的“借款合同”，同时还骗取签署了空白的《租赁合同》；担保合同是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本案明显存在担保人与宋家壕从未达成明确的缔约担保的意思表示的事实。在案外人苏丹的欺骗下庞中泰在该《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的签字形成于2014年2月，2014年9月王国鹭及宋家壕找到庞中泰的子女时，宋家壕还未签字，宋家壕的代理人也当庭确认该《借款合同》是宋家壕在事后所补签的，同时宋家壕方也确认自始至终不认识庞中泰。即便按照宋家壕所述的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则该份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而未生效的事实也是清楚的，自然担保也未生效。 （二）本案宋家壕与王国鹭及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设立抵押登记损害庞中泰合法权益的事实清楚，抵押权无效。 首先，恶意串通的表现：1.宋家壕主张王国鹭找到朋友担保，故将款项借于王国鹭。那么既然宋家壕称于2014年4月10日看见庞中泰签署了担保，那为何当天还要办理苏丹、张淑梅转委托给宋其祥、邱锦兰的公证手续？进而再办理房产抵押？庞中泰与王国鹭也不熟，与宋家壕不认识，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担保或抵押？可见庞中泰并无为其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 2、按照宋家壕的陈述，在所谓的借款时间2014年4月10日或办理抵押时间2014年4月14日，苏丹、邱锦兰等人与王国鹭、宋家壕等人一直都在场，在没有办理公证转委托之前邱锦兰是什么角色？既然办了公证转委托，可以明确判定邱锦兰为宋家壕指定的人，否则没有办理公证转委托的必要性。按照宋家壕一方的陈述，既然苏丹在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的时候都在场，为何还要办理公证转委托手续（邱锦兰、宋其祥是宋家壕指定的代理人，邱锦兰同时还为宋其祥打掩护）？既然办理了公证转委托，那么苏丹为何还要到场协助办理抵押登记（苏丹对于房产抵押还有利可图，与王国鹭、苏丹的录音文件吻合）？这一点就证明了这伙人实施恶意串通损害庞中泰利益的行为。 3、王国鹭、苏丹等人串通、损害庞中泰的合法权益，意图利用庞中泰的房产谋取非法利益的事实清楚：①有证据表明，由第三人苏丹骗取的庞中泰的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等一直以来由王国鹭控制和保管；②苏丹凭其控制的庞中泰的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件等，于2014年3月3日在隐瞒庞中泰的情况下，办理过一次150万元的抵押担保手续，该抵押登记直至2014年4月16日方注销；③王国鹭、苏丹等人多次利用其控制的庞中泰的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件以及公证委托手续、空白的房屋租赁合同等胁迫庞中泰配合其办理向银行贷款200万的抵押手续（房产注销抵押登记后再抵押—说明李云朋的抵押登记也是恶意串通、虚构的）；④王国鹭多次声称宋家壕是其亲戚，宋家壕并没有出借180万的事实等；⑤苏丹凭庞中泰的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件以及公证委托手续、空白的《借款合同》、空白的《房屋租赁合同》等向王国鹭借款，但是此后王国鹭从未向苏丹主张过债权，反而是与苏丹一起向庞中泰主张债权，且苏丹多次陈述只要庞中泰配合王国鹭办理抵押贷款，王国鹭还会向其支付一笔钱（恶意串通、利用持有庞中泰的证件、公证委托书手续反复非法牟利）；⑥在宋家壕与王国鹭一起到庞中泰家“讨债”时，宋家壕从未主张债权或担保物权，反倒一直是王国鹭向庞中泰主张债权。 4、本案宋家壕与王国鹭之间的转账时间每每发生在苏丹、王国鹭对庞中泰的欺诈行为行将败露之际：2014年4月14日因庞中泰找案外人苏丹要回案涉房产相关的证件，苏丹拒不归还，庞中泰把苏丹拉到嘉莲派出所报案，后因民警告知不属于该派出所管辖不予立案，庞中泰又向其他派出所报案。苏丹及王国鹭等人在其串通行为行将败露之际将《借款协议》制造出来的（表面上由虚转实，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太虚了）。而2014年4月23日宋家壕为何又向王国鹭转账60万元，因为案外人苏丹得知2014年4月22日庞中泰已向厦门市公证处以声明的形式撤销了【2014】厦证经字第3399号公证委托，故宋家壕与王国鹭为了让借款转账金额与《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相符，又制造出了60万元的转账记录。 5、在本案讼争的抵押登记之前，按照苏丹和王国鹭的陈述，他们利用公证委托手续办理了一次抵押登记，而该抵押登记的登记时间为2014年3月3日，注销时间为2014年4月16日10点56分，那么宋家壕所述的2014年4月14日办理抵押登记，以及2014年4月23日取件、办理抵押登记的在场人员和过程都存疑。 根据代理人向房管局调取的编号为201409911的权证号为厦地房证第00034637号、抵押物坐落于开元区的抵押信息，抵押权人为李云朋，担保金额为150元，登记日期为2014年3月3日，注销日期为2014年4月16日。 首先说明宋家壕所陈述的其于2014年4月14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取得了取件单，并据此向王国鹭支付了90万元，显然是虚假陈述；同时请法庭注意的是，如果宋家壕所述2014年到房管局属实的话，办理的也应该是注销抵押登记，如果推理成立的话，更能说明王国鹭、苏丹、宋家壕、宋其祥、邱锦兰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理由是宋家壕隐瞒了两个重要事实或重要的人，一个是其弟宋其祥一定在场，因为一审时庞中泰向法庭提交了宋其祥当日到厦门市公证处缴费取“转委托公证书”的凭证；其二，宋家壕隐瞒了2014年4月14日（庞中泰推理认为是这一天）办理案涉房产注销抵押登记的事实，至少可以证明宋家壕对于王国鹭、苏丹等人已经按照类似的方式实施过侵害庞中泰合法权益的事实是清楚的。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如果是4月14日办理注销抵押登记，则该抵押登记的抵押权人李云朋必须到场，方可办理。 6、与本案有重大关联的第三人经法院依法传唤依然集体缺席，如果仅仅是代理关系何至于此。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过审理认为相应的第三人（苏丹、张淑梅、邱锦兰、宋其祥）是否与宋家壕存在利害关系，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应追加其参与诉讼，本案发回重审后，人民法院依法传唤了各第三人，但是全部都是失联或隐匿，那么第三人的问题就可见一斑。第三人与宋家壕的重大关联已经有证据可以证实。转委托的受托人宋其祥、邱锦兰系宋家壕指定的，代表的是宋家壕的意志和利益。宋其祥是宋家壕的堂弟，且2014年4月14日的公证费就是宋其祥前往公证处支付并取走公证书的，这一点在上次庭审时已经得到证实。 7、宋家壕还隐瞒了无论是所述的2014年4月10日“签协议”或者2014年4月14日“办抵押”，其弟宋其祥也同时在场的事实。按照原审各方的陈述，即便是按照宋家壕所述的无论是所谓的《借款合同》的协商、签订，还是抵押中《借款协议》的签署或办理抵押登记，苏丹、王国鹭、邱锦兰、宋家壕、宋其祥等人都在场，那么2014年4月10日苏丹公证转委托给邱锦兰、宋其祥，就说明了邱锦兰是宋家壕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宋家壕的利益，听取宋家壕的指示；同时邱锦兰的所谓代理、处分行为都是代表了宋家壕的利益却损害庞中泰利益，这一点应该属于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惯例，应属双方代理行为。 8、宋家壕及宋家壕的代理人不可能不知道，本案《借款协议》与抵押权的主合同《借款合同》系不同的两份合同，不同的法律关系。因为知道“恶意串通作为”，怕被揭穿，故浑水摸鱼；王国鹭既不主张，也不举证，竟对此不持异议。 （三）本案讼争房产办理的抵押登记，除了恶意串通，还属于双方代理。宋家壕与王国鹭之间并无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约定的“本合同同时也是乙方向甲方借款的凭证，即本合同签订同时甲方已经将人民币180万元整借给乙方，即本合同同时为借款凭证，证明乙方已经收到款项，乙方不再需要出具任何借据”，已经表明了该协议就是串通“套住”担保人的一个“假合同”。在此情况下，苏丹还于2014年4月10日办理了转委托的公证，转委托的受托人（宋其祥、邱锦兰）实为宋家壕方指定的人，则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主动权、决定权早在2014年4月10日即转移到了宋家壕。2014年4月14日的抵押合同是邱锦兰代签的，宋其祥也在场，有证据表明其于2014年4月14日到公证处支付了公证费并取走了公证书，则邱锦兰、宋其祥名为庞中泰的转委托的受托人，反而是为了宋家壕的利益与宋家壕签署《借款协议》、抵押合同和办理抵押，实为自己代理或双方代理行为，王国鹭、宋家壕等人明知邱锦兰的这一行为系损害庞中泰的利益。因此，邱锦兰的行为构成双方代理，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一审判决分析的，根据2014年1月10日公证委托中“受托人有权以委托人或受托人或受托人指定的人作为借款人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为该借款人提供担保”，说明王国鹭是受托人指定的借款人，同时，在转委托后，受托人包括邱锦兰及宋其祥两人，其中宋其祥系由债权人宋家壕指定，根据宋家壕的陈述，宋其祥担任受托人的目的为“为控制办理抵押登记的风险”，也就是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并且该安排必然经过具有转委托权的苏丹的同意，因此，宋其祥实际构成对庞中泰及宋家壕的双方代理。 （四）上述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庞中泰利益的事实清楚。 1、所谓的“庞中泰已经明确表示要承担担保人的无限连带责任”，有何依据？骗取签署的空白担保无效，况且《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只是为了“框住”庞中泰，未生效。 2、是庞中泰自行公证委托的全权授权人吗？宋家壕也确认庞中泰不认识邱锦兰；邱锦兰是宋家壕指定的代表其意志和利益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庞中泰利益的代理人，不仅不是为了庞中泰的利益，反而是损害其利益，违反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 3、损害庞中泰的合法权益是显而易见的。本案宋家壕及王国鹭、林燕玲以及第三人的行为侵犯了庞中泰财产权，导致其房产处于被查封、被抵押、甚至被拍卖、变卖的危险境地，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关于本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庞中泰已经多次对本案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问题向法院提出申请，存在可能涉及的虚假诉讼、合同诈骗问题的犯罪嫌疑；庞中泰自2014年4月开始就一直在报警维权，但是没有刑事立案是事实。但是本案目前是民事诉讼程序，不影响人民法院依照民事法律、法规进行审理。宋家壕似乎想说的“公安机关没立案就证明抵押是合法、有效”，这一点作为专业律师提出来，非常没有必要。 宋其祥述称，其对本案不知情，到前天才知道有这件事；没有人和其说过公证委托的事，其没有去过公证处，也没有交过钱，除了宋家壕，其他人没有见过，也不认识。 苏丹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一个自称“苏丹”的人向本院邮寄一份《情况说明》称，其曾经帮庞中泰还过农业银行抵押贷款68万元，又帮忙还法院的执行款17万元及其他费用2万元，这些钱都是来自王国鹭，按王国鹭的意思支付。其当时用其弟弟苏菲的名字开的银行卡。 张淑梅、邱锦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宋家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王国鹭、林燕玲共同偿还宋家壕借款本金18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8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4年8月10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王国鹭、林燕玲赔偿宋家壕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3.庞中泰对王国鹭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宋家壕对庞中泰所有的位于本市湖滨北路119号B幢202室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5.王国鹭、林燕玲、庞中泰共同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厦门市湖滨北路119-2号B幢202室房屋（下称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庞中泰名下。2014年1月10日，庞中泰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一份（2014）厦证经字第3399号公证书，载明委托人为庞中泰，受托人为苏丹、张淑梅，在庞中泰名下的案涉房屋的权利范围内，受托人的权限包括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款手续，有权以委托人或受托人或受托人指定的人作为借款人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为该借款人提供担保，代为签署借（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代为到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办理房产抵押手续，受托人转委托权等。 2014年2月18日，在一审法院制作的（2012）思执行字第691号执行笔录中，记载苏丹以庞中泰（被执行人）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洪细妹（申请执行人）达成协议，由苏丹一次性支付洪细妹17万元，洪细妹收到庞中泰支付的17万元后，同意该执行案件结案。 2014年4月10日，宋家壕与王国鹭、庞中泰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载明：王国鹭向宋家壕借款18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期限自2014年4月10日至2014年8月9日，王国鹭应一次性还清借款；逾期还款，每日按所欠借款本金0.1%支付违约金；宋家壕追债损失（包括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王国鹭负担；本合同签订时，宋家壕已经将180万元借给王国鹭，不再需要出具任何借据；若王国鹭未按期还款，宋家壕有权将抵押的房产按法律程序处理等。庞中泰在该借款合同中的担保人处签字捺印。 2014年4月14日，宋家壕与王国鹭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载明：王国鹭向宋家壕借款180万元，未约定利息，期限自2014年4月14日至8月13日，王国鹭以案涉房屋作为该笔借款的抵押担保。同日，王国鹭向宋家壕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借款180万元，其中转账150万元，现金30万元，并附注前述王国鹭的账户。2014年4月14日和4月23日，宋家壕通过尾号2822的农商银行账户分别向王国鹭尾号8675的农行账户转账支付90万元和60万元，均注明为往来款。 2014年4月14日，苏丹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一份（2014）厦证经字第9887号公证书，内容包括苏丹将上述（2014）厦证经字第3399号公证书之委托事项转委托给邱锦兰、宋其祥；宋其祥支付公证费400元。同日，邱锦兰以庞中泰代理人的名义与宋家壕签订一份《厦门市房地产抵押合同》，载明：抵押权人为宋家壕，抵押人为庞中泰，担保债权为宋家壕对王国鹭的180万元借款，抵押物为案涉房屋。2014年4月17日，房管部门办理了前述的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2014年4月15日，庞中泰以其身份证、产权证被人骗走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分别于2014年6月12日和7月2日以处理信访事项告知单等形式告知庞中泰其主张的被诈骗一事缺乏证据，建议庞中泰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 2014年4月22日，庞中泰办理一份（2014）厦证经字第10283号声明书公证，内容为庞中泰于2014年1月10日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2014）厦证经字第3399号公证书，现庞中泰声明撤销上述委托书，自本声明书签发之日起，受托人苏丹、张淑梅的权限即告终止，其所为的代理行为无效，庞中泰亦不予承认。同日，庞中泰还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2014）厦证经字第10292号保全证据公证，内容为庞中泰将上述（2014）厦证经字第10283号公证书原件以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给苏丹和张淑梅。 王国鹭与林燕玲系夫妻关系，该借款产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宋家壕因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 庭审中，王国鹭称：案涉借款用于经营两家公司，与苏丹是朋友关系，与庞中泰并非亲密关系，通过苏丹认识庞中泰，双方之前没有经济往来，庞中泰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因为庞中泰欠苏丹的钱，需要筹钱还款，王国鹭有替庞中泰偿还对苏丹的债务85万元，该款没有直接给庞中泰；确认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与4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同一起借款关系。林燕玲称：其全职在家带一个3、4岁的小孩，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王国鹭，林燕玲有兼职会计，月收入不详。 庞中泰称：1、其于在2012年12月底将上述房产委托苏丹拿去贷款偿还洪细妹执行款。2014年1月10日，庞中泰按照苏丹的指示与苏丹、张淑梅办理了公证委托，后来苏丹又以帮助庞中泰借款归还执行款需要一些证件为由，要求庞中泰陆续提供房屋产权证、结婚证、户口本、未婚证明（苏丹陪同庞中泰开具）等材料。2、2014年2月18日，苏丹在没有庞中泰的授权下，与洪细妹达成执行和解，以17万元了结该案。2014年2月23日左右的某晚，苏丹又以办理上借款事宜欺骗庞中泰在空白的《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字（事后得知当天还签了一份空白的租赁合同，庞中泰有严重的白内障）。3、王国鹭没有替庞中泰还过钱。 宋家壕确认：1、其在上述2014年4月10日借款合同上的签字时间系在王国鹭与庞中泰签字之后，大概在2014年9月份。庞中泰在该份合同上签字时，合同项下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2、宋其祥是宋家壕的堂弟，当时为了控制办理抵押登记的风险，所以王国鹭安排宋其祥共同担任受托人，苏丹表示同意。 诉讼过程中，庞中泰申请对上述合同中庞中泰与王国鹭签字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中，庞中泰以其与王国鹭均无法提供比对样本原件等为由又撤回该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宋家壕与王国鹭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宋家壕与王国鹭之间，分别形成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4月14日的《借款协议》及180万元的收据，以及2014年4月14日及23日的转款。结合宋家壕关于签订前述第一份借款合同时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的陈述，根据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的规定，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王国鹭4月14日出具180万元收据时，案涉借款仅实际支付90万元。因此，应认定宋家壕主张支付30万元现金没有充分依据，案涉借贷关系的本金应为150万元，且借贷合同生效时间应以实际付款的时间即2014年4月14日为准。此外，因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该合同中关于利息及律师费的约定亦未生效。而2014年4月14日签订并生效的借款协议，并未约定利息及律师费。因此，宋家壕主张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但主张的利息根据王国鹭关于预先扣除利息的自认，可按宋家壕主张的利率标准并在不超过法定上限的前提下，从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二、关于以案涉房屋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的问题。分析案涉债权文书的意思内容、公证委托关系的主体，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应认为案涉房屋抵押关系应属无效，理由如下：首先，庞中泰签过两份文书，一为2014年1月10日的公证委托书，二为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其中《借款合同》没有载明以案涉房屋提供抵押担保，且如前所述签约时未实际支付款项，因此不产生包括抵押在内的法律效力。其次，2014年4月14日的《借款协议》虽然载明王国鹭以案涉房屋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但并没有庞中泰本人的签名。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房屋的抵押关系是由庞中泰的受托人邱锦兰于2014年4月14日签约并于2014年4月17日设定抵押登记的。邱锦兰行使受托人权利的来源为前述2014年1月10日庞中泰对苏丹的公证委托书及2014年4月14日苏丹对邱锦兰及宋其祥的转委托公证。必须注意到，根据2014年1月10日公证委托书中“受托人有权以委托人或受托人或受托人指定的人作为借款人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为该借款人提供担保”，说明王国鹭是受托人指定的借款人，同时，在转委托后，受托人包括邱锦兰及宋其祥两人，其中宋其祥系由债权人宋家壕指定，根据宋家壕的陈述，宋其祥担任受托人的目的为“控制办理抵押登记的风险”，也就是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并且该安排必然须经过具有转委托权的苏丹的同意。因此宋其祥实际构成对庞中泰及宋家壕的双方代理。最后，关于庞中泰为王国鹭提供房屋抵押的原因，王国鹭称系以替庞中泰偿还欠苏丹的债务为条件，但该主张没有相应任何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前述对案涉债务及委托关系的分析后，可以明晰的得出以下结论：王国鹭作为案涉款项的借款人系邱锦兰及宋其祥指定，宋其祥构成对庞中泰及宋家壕的双方代理，该转委托关系经过苏丹同意。没有证据证明庞中泰本人有就案涉抵押关系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且庞中泰于2014年4月15日及4月22日分别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及办理撤销对苏丹委托公证的方式表示异议。根据前述事由，可以得出在苏丹-邱锦兰及宋其祥-王国鹭-宋家壕之间就案涉抵押相互串通，损害庞中泰利益的事实。因此，案涉抵押关系依法应属无效，且庞中泰没有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过错情形。宋家壕要求庞中泰承担案涉借款的房产抵押责任没有依据。三、关于是否属于林燕玲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案涉借款发生在王国鹭及林燕玲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王国鹭及林燕玲的陈述，可以认定案涉借款用于王国鹭的经营，且王国鹭系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认定王国鹭投入案涉借款的生产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案涉借款属于林燕玲的夫妻债务。 综上所述，对于宋家壕的诉求，一审法院在上述认定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国鹭、林燕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宋家壕借款150万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且不超过年利率24%，其中90万元自2014年4月14日起、60万元自2014年4月23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宋家壕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宋家壕发表如下意见：1.（2014）厦证经字第3399号公证书遗漏记载庞中泰委托给苏丹、张淑梅的权限包括代为直接出售房屋，收取房款，其他与售房有关的事项；2.遗漏记载2014年4月14日《借款协议》的编号A20140410，对于“未约定利息”的认定有异议，有约定利息，只是当时在房管局的协议上没有没有书面约定；3.苏丹办理转委托公证的日期错误，应为2014年4月10日，关于“宋其祥支付公证费400元”的认定是错误的，宋其祥从未出现过，故不可能支付公证费，实际支付人不是宋家壕也不是宋其祥，当时发票开的是宋其祥，但不是宋其祥付的钱；4.对于“合同项下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的记载有异议，代理人在庭前向宋家壕核实，该句话与其知道的真实情况有差异。5.苏丹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邱锦兰、宋其祥是错误的，事实上只委托给邱锦兰；6.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庞中泰发表如下意见：1.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庞中泰签署的时间不是2014年4月10日，应该是2014年2月23日左右，该份合同当时是借款合同，合同相对人是苏丹；2.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宋其祥称对本案不知情，视为无异议。 王国鹭、林燕玲、苏丹、张淑梅、邱锦兰未到庭，视为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对于苏丹将委托事务转委托给邱锦兰、宋其祥的时间，本院经查，应为2014年4月10日，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期间，除宋家壕、庞中泰外，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宋家壕提交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该证据显示成立于2013年1月24日的厦门市翔安区绿普生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系宋家壕；2.土地承包管理合同，该证据显示宋家壕与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委会第一小组签订合同，承包土地40亩，承包期限自2004年至2024年共计20年；以上证据拟证明宋家壕有现金交付能力。3.厦门市翔安区黄厝小学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宋家壕小学三年级未毕业，文化程度低，识字能力有限；4.庞中泰与周美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书，拟证明庞中泰至少在2011年以前就有丰富的民间借贷出借经验，并且其还与“案外人尹某”之间有民间借贷纠纷。而且，从庞中泰与周美贞一个民间借贷关系三次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来看，其做事头脑清晰、小心谨慎，并不存在可能被欺诈的情形。 庞中泰经质证认为，营业执照和土地承包管理合同无法证明宋家壕有出借能力，营业执照表明没有实际出资，宋家壕、宋其祥都是股东；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表面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履行能力讲，20年承包期的总款项是224000元，与本案宋家壕主张的出借180万元毫无关联性；学校证明跟本案无关联性，从王国鹭和宋家壕的借款行为来看，他们的借贷行为非常娴熟，两人的交易情况是一样的，款项一进马上转出；另外宋家壕对商事行为是非常熟悉的，近年来开了7家公司；对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宋其祥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庞中泰提交两份关于宋家壕、宋其祥的网上查询资料，拟证明宋家壕和宋其祥出资的公司情况，宋家壕不存在文化程度低影响其经营活动的事实，两人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宋家壕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无论两人开什么公司，并不能证明宋其祥和宋家壕有串通行为，恰恰证明宋家壕是有现金交付能力的。 二审庭审中，宋家壕提交书面说明述称，2014年4月10日下午，其与王国鹭、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到本市湖滨北路对面的花坛上签合同，庞中泰签完字后，当时又有人建议（具体是谁忘了），又去转委托。当天来不及去做抵押，其与王国鹭还有一个人（具体是谁没印象了，毕竟太久了），到一泡茶的办公室，其拿一个咖啡色的公文包，里面有一个袋子装了十万元的现金，放在桌子上，意思是这钱是给王国鹭的，然后就约了周一早上做抵押，然后回去了。有些事情之前的代理律师知道的不是非常细，以宋家壕本人的陈述为准。 庞中泰对此称，这个陈述内容跟之前其特别授权代理人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并且这个陈述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有几个重大疑点，按照原来的庭审陈述，宋家壕称《借款合同》是在2014年4月10日上午由王国鹭、苏丹、宋家壕、邱锦兰、郑国斌等人在郑国斌的办公室签订的，现在说是在湖滨北路的花坛上，这是重大的不同；签完后有人建议去办转委托，当天来不及办抵押，但《借款合同》体现的是担保人的签字，根本没有约定抵押。宋家壕现在称2014年4月10日下午没有办理抵押就把现金给了王国鹭，与原来的庭审陈述内容是不一致的。另外，2014年4月10日是星期四，并不是星期五，如果真要做抵押，不可能约在下周一。 二审中，宋家壕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1.向厦门市公证处调查，以确认（2014）厦证经字第3399号和9887号两份公证委托书系全权委托公证书范本，所谓的“受托人有权以委托人或受托人或受托人指定的人作为借款人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给该借款人提供担保”系固定写法；调取（2014）厦证经字第9887号转委托公证费用的实际缴费人信息，以确认宋其祥在本案中未出现过，更不可能构成双方代理，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情形。2.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调查以下事实：（1）确认2014年4月14日办理抵押登记的《借款协议》和《抵押登记合同》，系办理抵押登记必须使用的范本；（2）宋家壕领取《他项权证书》的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3）确认《借款协议》和《抵押登记合同》的编号系当事人基于2014年4月10日所签的《借款合同》而填写。3.调取（2011）思民初字第12109号案件的卷宗材料。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借款金额的认定问题；2.对于案涉借款，庞中泰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3.案涉抵押是否有效的问题。对此，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1，宋家壕在本案二审开庭前一直主张其2014年4月14日交付现金30万元给王国鹭，但王国鹭不予认可，现其改口称，2014年4月10日交付现金10万元给王国鹭，另外的20万元作为预付的利息。因此，宋家壕对于其主张的现金交付的时间、金额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亦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其不诚信诉讼行为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有关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其相关陈述内容可信度不高；另外，其关于交付现金10万元的主张仅有收据，而收据本身并非对实际收款的确认，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收据不足以成为支付的凭证，至于营业执照、土地承包管理合同亦与其现金支付的主张缺乏充足的关联性，而且现金交付亦不符合宋家壕在本案中的交易习惯。因此，宋家壕主张出借款项180万元，其中的10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付，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2，宋家壕据以主张庞中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是，庞中泰在《借款合同》中承诺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合同》属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但宋家壕在该借款合同签订后并未提供借款，而是在与王国鹭于2014年4月14日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后才开始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根据宋家壕的陈述，其是在为案涉借款办理了抵押登记后才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与2014年4月14日《借款协议》中约定的王国鹭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内容一致，而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中并无王国鹭或庞中泰以案涉房屋进行抵押担保的内容；另外，宋家壕实际提供借款的时间与2014年4月14日《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起始日期一致，亦可证明宋家壕、王国鹭按照2014年4月14日《借款协议》履行的事实。至于宋家壕关于《借款协议》系抵押登记办理机关提供的范本的辩称，并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法律效力以及宋家壕、王国鹭按照该协议履行的事实。因此，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因宋家壕未实际提供借款而未生效，庞中泰提供保证担保的从合同义务亦未生效，宋家壕以保证为由主张庞中泰为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宋家壕要求王国鹭、林燕玲与庞中泰连带赔偿律师代理费50000元，亦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庞中泰签字的《借款合同》中并无其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借款协议》中虽然约定王国鹭以案涉房屋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但并没有庞中泰的签字确认。根据2014年1月10日办理的公证委托内容，受托人苏丹、张淑梅的被授权范围非常广泛：办理房屋交接的全部事宜，办理和领取产权证书、他项权证，管理、出租房屋并收取租金等与之相关的事宜，代为还清银行按揭贷款、解除抵押登记等事宜，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手续，出售房屋，代为诉讼，与第三人签订与案涉房产有关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并办理相关公证，甚至还有兜底权限：其他可代理的与上述房产相关的一切事项。尽管如此，但就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而言，受托人应为委托人的利益而为代理行为，否则有违委托代理制度的目的，构成滥用代理权。据此，苏丹等人在以庞中泰的房产为他人设定抵押时，应以庞中泰的意愿或利益为依归，不能仅因授权委托书中有相关授权内容即可任意为庞中泰的房产设置负担。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并无庞中泰同意以其房产为王国鹭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证据。而且，在宋家壕所称的借款、抵押登记办理等过程中，庞中泰即于2014年4月15日及4月22日分别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及撤销对苏丹的委托公证的方式表示异议。根据王国鹭或苏丹的陈述，因苏丹或王国鹭出资为庞中泰归还了借款，故由庞中泰为王国鹭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归还借款。就此而言，王国鹭所称农业银行的60多万元贷款的借款人并非庞中泰，庞中泰仅提供抵押担保，故王国鹭称为庞中泰向其借款归还贷款，但未提供证据，不足采信。至于庞中泰与洪细妹的借贷纠纷，金额不足20万元，王国鹭称庞中泰因此自愿为其高达18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亦不符合常理。 关于转委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规定，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没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由代理人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除外。据此，委托代理人转委托应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且系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虽然2014年1月10日经公证的委托中有转委托的内容，但委托关系基于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苏丹就所转托的具体的受托人未事先征得庞中泰的同意，亦无证据系为了庞中泰的利益。相反，根据宋家壕的陈述，系代表抵押相对人宋家壕的利益。 在苏丹转托邱锦兰、宋其祥后，因邱锦兰、宋其祥均可以单独办理代理事项，考虑到至少宋其祥是宋家壕指定的代理人，故此时，宋家壕已掌握了主动权，亦即从2014年4月10日转托之后，宋家壕不但可以确定与自己发生借贷关系的借款人，还可以以庞中泰的房屋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尽管宋其祥和宋家壕辩称宋其祥未实际参与代理事项，但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而且根据上述分析，宋其祥被宋家壕指定为转托的代理人后，如果邱锦兰不办理相关手续，宋其祥亦可以独立办理，因此，苏丹与宋家壕的上述行为违背了代理制度的立法目的。宋家壕在庞中泰未同意以其房产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与王国鹭、苏丹等人相互配合，并通过指定代理人利用双方代理的方式，为庞中泰的房产设定抵押担保负担，损害庞中泰的利益，属于恶意串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案涉抵押担保行为无效。宋家壕主张庞中泰承担案涉房产的抵押责任及保全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宋家壕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因不属于人民法院依法应调查收集的证据范围或缺乏必要性，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宋家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1450元，由宋家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承茂 审 判 员 陈丽端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庄维旸 书记员 阮冬 梅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