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81民初4726号原告:周志华，男，1981年12月23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原告：李敏，女，1982年1月3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娟，江苏顺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勋伟，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溧阳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MR4NQ65，住所地：溧阳市溧城镇锦绣路280号。法定代表人：钱剑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娣，女，1985年5月26日生，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思含，女，1992年11月11日生，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该公司法务。原告周志华、李敏诉被告溧阳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万柏松按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娟、高勋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娣、潘思含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房款29967元，并判决被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2017年10月，原、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施工编号为XX园XX#XX单元XX室（现确定为XX幢XX单元XX室）房屋一套，该房屋面积为146.53平方米，单价为11350.36元/㎡，总房屋价款为1663168元，增值税税率为11%。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全部房款。2019年4月，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率为9%，较原来减少了两个税点，也就是说被告多收了原告29967元房款。故具状贵院要求被告退还。被告辩称，一、原告以增值税税率下调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商品房销售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新碧公司，并非原告，新碧公司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依法纳税为其法定义务。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新碧公司销售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作为纳税义务人向国家缴纳增值税，并非原告。2、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销售不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9%；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前提是发生应税行为，而销售不动产应税行为的定义是指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业务活动。在实际操作中，税务主管部门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实际交付时间孰早原则征收增值税。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0条约定的原告实际收楼日期分别为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0日，两日期均晚于新政生效日期。故新碧公司按国家最新税率政策开具税率为9%的发票并依法纳税并无不妥。（二）、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的本质目的就是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新碧公司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是新碧公司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从计税原理上看，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增值税改革，务必使企业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增值税率下调是国家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最直接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以激发企业活力。故新碧公司是否纳税、是否从纳税金额中获利，是新碧公司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三）、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合同明确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面积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并没有降价即降税的约定，新碧公司是否纳税及纳税金额对涉案商品房的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商品房交易有别于普通的商品买卖，总价变更属于合同重要条款的变更，应当以合同约定或双方协商一致为依据。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涉案商品房在不考虑差异的情况下为固定总价交易，合同中并没有“降税即降价”的约定，补充协议之所以拆分“含税总价、不含税总价”，主要是基于税务机关规定印花税是以不含税总价作为计征基数，合同才进一步明确不含税总价。故新碧公司是否纳税、纳税金额对涉案商品房的交易总价不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总房价也无任何影响。二、新碧公司在买卖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是按时交付验收合格商品房，不负有付款义务，也不存在退还购房款的事实，原告要求新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任何依据。三、新碧公司按时交付涉案商品房，不存在违约行为，本案诉累由原告引发，故诉讼费理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周志华、李敏系夫妻，被告新碧公司系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企业。2017年10月27日，经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被告新碧公司取得了“溧阳市实验小学新校区西侧地块住宅楼”即涉案区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区楼盘预售时即实行一房一价的销售政策，且在溧阳市价格主管部门和房产主管部门均详细报备了每套房屋的面积和价格。2017年10月31日，原告周志华、李敏先行到被告新碧公司处签署了“燕山碧桂园认购书”，同意认购燕山碧桂园XX幢XX单元XX室的面积为145.53平方米、单价为11350.36元、总房价为1663168元的房屋。同日，原、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C0426E902F904C0CA753）。合同约定，原告周志华、李敏从被告新碧公司处购买施工编号为XX园XX#XX单元XX室（现编号变更为XX幢XX单元XX室）房屋一套，面积为146.53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114.2平方米，分摊面积32.33平方米。在合同第6条的6.2.1条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人民币币种）每平方米11350.36元，总价款（小写1663168元）大写壹佰陆拾陆万叁仟壹佰陆拾捌元整。在合同第10条的10.1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9年4月1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在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关于税费及利率”的第1条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164818.45元（税率为11%），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1663168元。合同还对其他相关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4月4日，两原告向被告付清购房款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相关栏目填写如下：数量146.53（㎡）、单价10413.172742（元/㎡）、金额1525842.20（元）、税率9%、税额137325.80（元），价税合计1663168.00（元）。另查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3月23日以特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36号）。该通知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再次作出《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公告第一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第九条规定：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审理中，原告称，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关于税费及利率”第1条约定，涉案商品房不含增值税的房价应为人民币1498349.55元，而被告开具给原告的购房发票上不含增值税的房价却是1525842.20元，很明显被告多收了原告近30000元房款，该多收部分被告应予退还。而被告则称，被告销售的商品房实行的是一房一价政策，这一点原告是明知的；原告所购买的商品房总价是1663168元，这一点原告也是明知的。原、被告双方之所以要在补充协议中提到“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这纯粹是为了满足被告向国家缴纳相应印花税的需要。根据国家相应税收政策规定，印花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合同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据此，被告在总房价固定不变的大前提下，以签订合同时的增值税税率11%倒推计算出不含增值税总价，以满足被告向国家缴纳税收的需要，被告的此种行为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诉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一至七、附录一至二、增值税普通发票，被告提供的预售许可证、原告和被告签署的燕山碧桂园认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一至七、附录一至二、涉案房屋备案信息、燕山公馆物业及资料移交原件等证据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周志华、李敏的诉请和被告新碧公司的答辩，以及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相应调整。对此，本院经综合分析后认为，不应受增值税率的调整而调整，其理由如下。首先，无论是原告先行与被告签订的“燕山碧桂园认购书”，还是此后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抑或是“补充协议”,双方均认可了该商品房的总价款即为1663168元，其中“燕山碧桂园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明确约定了房款的具体计价方法，即是房屋总面积乘以单价，《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房屋价款可随国家政策的调整而调整。其次，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本案被告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在其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而非本案原告。第三，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尽管最终也会惠及广大消费者，但直接受益人应是当下的企业即本案被告，而非原告。第四，无论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双方均没有作出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是否纳税、纳多少税、纳何种税，对于原房屋总价款均应不产生任何影响，即不能因为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率的上调而房价上涨，也不能因为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率的下降而房价下跌。第五，虽然在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出现了“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1498349.55元”的文字表述，但该条的后半部分同样有“总房价人民币1663168元”的表述，在增值税不变的情况下，原告应向被告交付的房款显然应该是包含了增值税在内的总房价款，而非不含税房款，故被告称拆分不含增值税房款是为了满足其缴纳印花税的需要，理由是成立的。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涉案商品房销售增值税由11%下调至9%，不应影响原、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即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减少了两个点税率的房款29967元，理由不能成立。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志华、李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4.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周志华、李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49元。（此页无正文）审判员  万柏松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