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3820号 原告：程金莲，女，汉族，1967年1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经常居住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绍珊，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彭州市天彭镇东湖农民花园C区36号。 法定代表人：周枫，执行董事。 被告：周茗，男，汉族，1989年1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岳池县。 以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勇，四川东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振中，男，汉族，1985年12月29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原告程金莲与被告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新公司”）、被告周茗、第三人王振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19年5月23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金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绍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茗、振新矿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振中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7月22日，振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民事反诉状，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振新公司的反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反诉条件，已向振新公司释明并告知其可另行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金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振新公司、周茗共同向程金莲支付欠款30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7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2.判令振新公司、周茗共同承担违约金2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振新公司、周茗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4日，程金莲以其为实际控制人的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平公司”）的名义与振新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一、转让方（甲方）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自愿将位于四川省简阳市公司所有的资产（包括办公房、办公设备、厂房、职工宿舍房、机械、设备、半成品、废料、尚未安装的环保设备一套及15亩土地的流转使用权）全部转让给受让方（乙方）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具体以双方签字确认的财产清单载明的内容为准）;二、双方议定:总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此款,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人民币200万元,余款300万元于2018年2月16日前全部付清;如乙方逾期支付则承担2万元违约金;三、双方协商一致的转让交割日为:2017年2月25日;四、自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当日，程金莲的代持股权人即金平公司时任法人代表王振中和振新公司时任法人代表周茗均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买卖双方的各自公章,该协议按合同约定成立生效。2017年2月25日即《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资产转让交割日,程金莲依约将协议项下金平公司所有的资产整体交付振新公司,履行了转移资产转让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2月26日、2月28日振新公司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指明的资产转让款收款账户即程金莲的农业银行卡（卡号62×××11）,通过周洪明的农业银行卡（卡号62×××73）各转入了1000000元共计2000000元至程金莲账户。2017年5月9日,周茗代表振新公司及其本人与程金莲对资产转让进行了对账清算,周茗通过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形式对程金莲系转让金平公司资产真正卖家身份及买卖双方间债权债务关系情况予以了明示确认,其《欠条》载明：“今欠到程金莲（身份证号3623021967××××××××）转让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转让费人民币3000000元（大写叁佰万元）。此条。欠款人:周茗（身份证号:5116211989××××××××）。时间:2017、5、9”。2018年2月16日,上述《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资产转让余款3000000元的支付期间届满,二被告没有履行支付该3000000元资产转让欠款给程金莲。二被告发生逾期未付之违约情形后,程金莲多次催收欠款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公正审理,判如所请。 振新公司、周茗辩称，1.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周茗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是本案第三人王振中要求周茗给程金莲出具3000000元的欠条，也符合王振中与振新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且周茗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周茗代表振新公司履行职责的行为；2、程金莲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周茗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关系，也没有所谓的借贷关系。振新公司受让的金平公司的全部资产，是王振中个人的独资企业，该企业是王振中投资的企业，而王振中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因为金平公司是独资企业，是不允许有其他投资人介入企业，更加证明程金莲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合同应当具有相对性，既然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周茗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程金莲是没有理由向振新公司、周茗主张任何法律权利的。既然程金莲无资格对振新公司、周茗主张权利，那么振新公司、周茗对程金莲不存在违约行为，也就没有理由支付违约金和逾期利息；4、王振中没有将土地流转使用权转移给振新公司、周茗，另外是土地流转使用不合法导致被转让后的金平公司被政府关停拆除，振新公司将以另案起诉或反诉形式主张权利。因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程金莲主张二被告归还所谓的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振中陈述，1.王振中对程金莲的起诉无异议，程金莲系本案适格原告。王振中与程金莲存在亲属关系，王振中在帮程金莲打理生意。金平公司前身为成都市西南建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阳分公司，该简阳分公司由程金莲及其配偶徐祖平投建投资的，在2011年7月，因简阳当地招商引资政策和企业经营需要，程金莲注销了简阳分公司，在分公司租地原址设立自然人独资企业金平公司，实际投资人还是程金莲，王振中只是被委以注册登记为金平公司出资人和法定代表人，程金莲是金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被告振新公司原本是成都市西南建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公司”）的普通客户，该公司虽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为周茗，但实际是周茗之父周洪明在掌控，所以振新公司与西南公司间生意上的往来及结算，基本是通过周洪明个人银行账户与程金莲银行账户间进行的操作。3.2016年底振新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均由周洪明父子及其法律顾问李绍勇律师一直在找程金莲夫妇商谈整体买卖金平公司资产的事情，王振中虽知晓该笔在谈的资产买卖，但从未参与过谈判。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多次协商达成合意后，2017年2月24日在成都市新都区，程金莲在授意其侄子程春代王振中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书》后加盖了金平公司公章，还在该协议书附件栏上写明了转让价款的收入账户是程金莲的账户。王振中当日不在签订现场。4.《资产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资产转让交割日2017年2月25日，王振中受程金莲指派把金平公司营业执照和全套公司印章及原土地流转协议移交给了周茗，并按转让财产清单清点财物移交给了振新公司接收人员。5.2017年5月8日程金莲指示王振中赶去简阳找周茗共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要求王振中拿回对方出具的证明双方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次日王振中在简阳金平公司办公室见到周茗，周茗确认还有3000000元未付给程金莲之事实以及振新公司与程金莲双方约定以书面《欠条》形式明确是程金莲因转让金平公司资产，故与振新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情后，当面写了“今欠到程金莲（身份证号3623021967××××××××）转让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转让费3000000.00（大写叁佰万元）。此条。欠款人：周茗（身份证号：5116211989××××××××）。时间：2017年5、9”的《欠条》，当时周茗说公章没在身边，但有《资产转让协议书》为基本证据，他作为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写清楚了程金莲是真实的资产出让人的《欠条》作为公司债务肯定是有效的，况且周茗将《欠条》的欠款人写成其个人，又留了身份证号码，等同于周茗个人也在为公司对程金莲的这笔欠款债务负责，程金莲没什么不放心的。王振中听了周茗这番解释，于是就没有再坚持要求周茗加盖公章。6.2017年5月10日，王振中配合周茗在简阳市工商局完成了金平公司的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7.周茗出具《欠条》后，振新公司、周茗都未按《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2018年2月16日前付清3000000元的约定履行债务，振新公司、周茗违反《资产转让协议书》对转让款支付时间的约定而逾期未付款的行为，振新公司、周茗应连带担责违约责任。8.振新公司、周茗称因土地使用不合法，导致了整个厂的拆除，与事实不符。《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等三户企业拆除后续问题处理专题会议纪要》和《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等证据证明转让后的金平公司是因为“安全生产和环保的需要”而被政府予以拆除，且在转让前金平公司的土地使用并未存在过行政处罚等情况，而振新公司也未在资产标的物转让交割后的两年期间提出过异议，仅在本次诉讼中提出异议。9.“土地流转协议”是简阳市养马镇顺江村村委会与金平公司法人组织间签订而非与程金莲或王振中个人间签订，转让后的金平公司企业名称又一字不改未做变更，公章也未做变动，可见金平公司资产转让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是企业内部的事情，根本不影响其作为企业法人主体与顺江村村委会的土地流转协议的持续、有效，况且2018年2月，金平公司转让后王振中按程金莲的指示要求将金平公司“转让易主”一事告知村委会外，也通知周茗共同去找村委会重新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但周茗明知五年一签“土地流转协议”还没到转签时间，在该协议上变不变更公司代表的签字不影响公司对土地的使用，所以周茗没有积极配合办理“土地流转协议”的变签手续。故此二被告的抗辩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狡辩，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4日金平公司与振新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金平公司将位于四川省简阳市公司所有的资产（包括办公室、办公设备、厂房、职工宿舍房、机械、设备、半成品、废料、尚未安装的环保设备一套及15亩土地的流转使用权）全部转让给振新公司，转让总价款为5000000元，该款项于2017年2月24日支付，余下3000000元于2018年2月16日付清，若振新矿山逾期支付则承担20000元违约金。该协议书盖有金平公司、振新公司公章。《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2017年2月25日，《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的金平公司转让资产连同公司营业执照、公章、“土地流转协议”等经营所需的手续证照被振新公司依约接收。2017年2月26日及2017年2月28日振新公司分两次通过案外人周洪明的农业银行卡（银行账号：62×××73）转账给程金莲（银行账号：62×××11），共计2000000元。2017年5月9日，周茗向程金莲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程金莲（身份证号3623021967××××××××）转让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转让费3000000.00（大写叁佰万元）。此条。欠款人：周茗（身份证号：5116211989××××××××）。时间：2017年5、9”。2017年5月10日金平公司在简阳市工商管理局完成了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将金平公司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由王振中变更为周茗。2017年8月25日，因为安全生产和环保的需要，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开始了对金平公司全部设备设施予以拆除。2017年11月30日，简阳市人民政府召开金平公司等三户企业拆除后续问题处理专题会，并于2017年12月15日形成第176次《简阳市政府议事纪要》。2019年1月8日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与金平公司签订《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同日金平公司向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出具《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关于拆除及后续相关问题的承诺书》，周洪明代表金平公司在上述协议和承诺书上签字。 另查明，被告振新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5Ｏ000元，2017年10月12日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茗变更为周枫。案涉“土地流转协议”，即简阳市养马镇顺江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金平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顺江村委员会关于对企业征地和租用地各种协调协议》，该协议第4条约定“签订协议时间五年转签一次”。该“土地流转协议”上一次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2月28日，金平公司的签订代表是王振中，该协议正常的转签时间应是2018年2月28日。2018年9月29日周茗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77收到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支付的拆除赔偿款1000000元，2019年1月15日周洪明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73收到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支付的拆除补助款2333800元，此两笔款项共3333800元为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按照《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支付给金平公司的拆除经济补偿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设备设施拆除、去功能化、搬迁费、人工费、营运损失、土地复耕费等等全部费用的包干数额。截止到本诉前，2017年2月24日《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的3000000元转让余款即2017年5月9日《欠条》项下的3000000元转让费欠款，振新公司或周茗未履行支付。 还查明，姜某为金平公司拆除前职员。 以上事实有西南公司证明、《资产转让协议书》、《顺江村委会关于对企业征地和租用地各种协调协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欠条》、工商变更登记摘要、律师调查笔录（证人姜某的证词）、《简阳市政府议事纪要》（第176次）、《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关于拆除及后续相关问题的承诺书》、拆除补助款的支付凭证以及当事人各方当庭陈述和证人当庭作证的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在本案原告程金莲以被告周茗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证明周茗对程金莲存在3000000元欠款债务的《欠条》为主要证据，提起立案时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的审理中，被告振新公司、被告周茗以2017年2月24日金平公司与振新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为据，主张周茗出具《欠条》是因该两家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行为所引起，其《欠条》上载明的3000000元转让费欠款就是《资产转让协议书》所载的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本案案由应是买卖合同纠纷。本院查明周茗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7年5月9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振新公司支付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的期限届满之日是2018年2月16日，程金莲虽述称案涉《欠条》是经程金莲与振新公司、周茗财务对账清楚后形成的程金莲对二被告的债权凭证，但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程金莲与二被告就《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3000000元未到期的合同之债转化为借款达成了新的合意，由此可证该3000000元转让费欠款《欠条》只是《资产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欠条》出具人对该协议书项下包括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之未到期债务等内容的一个明示确认凭证，但非到期借款凭据。因此本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认为本案二被告振新公司、周茗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抗辩成立，认定原告与二被告间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依法向程金莲释明并由诉讼各方当事人对法院的释明工作发表意见后，按照变更后的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对本案进行审理。针对本案当事人间争议的焦点，本院具体评议如下： 关于焦点一程金莲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之规定，具体到本案，对程金莲主张其系原金平公司实际出资和控制人事实的证明，有王振中的《代持股权情况说明》、证人姜某《律师调查笔录》证词、周茗向程金莲出具的《欠条》、程金莲收取《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资产转让款2000000元的凭证等证据支持，而振新公司、周茗除了提交《资产转让协议书》以证明王振中是资产转让人外，未能提供足以否定程金莲、王振中、姜某关于程金莲身份说法的反驳证据，且对王振中当庭陈述的是程金莲本人与周茗、周茗之父周洪明及其代理律师李绍勇商议的资产转让事宜，王振中没有介入谈判，其《资产转让协议书》上“王振中”的签字也非王振中本人签署等涉案事实予以抗辩反对，另对证人姜某证实程金莲是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证词，也无任何异议意见发表。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程金莲、王振中、姜某向本院提供的当事人陈述、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不仅能证明程金莲的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而且可证明二被告对程金莲是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这一事实为二被告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前所知晓； 其次，虽然本案原、被告双方均以2017年2月24日金平公司与振新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为据提出相异于对方的各自主张，但程金莲及二被告都认可该协议书的效力。经审查，本院认为《资产转让协议书》是转让资产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但该协议书文本存在形式要件上的瑕疵，因为《资产转让协议书》首部设列的转让方（甲方）是金平公司，受让方（乙方）为振新公司，其约定的转让是金平公司所有资产的整体转让，公章移转和配合工商变更登记又是转让方的附随合同义务，该协议书第四条还约定“自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日（2017年2月25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可见在2017年5月10日交易双方完成将金平公司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王振中更换为原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茗的工商变更登记后，资产出让方因《资产转让协议书》履行纠纷而提起的维权诉讼已无法再以合同一方金平公司法人主体为原告，而只能是开办金平公司的显名投资人股东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以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应视为被转让资产的实际所有人与振新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合同。况且，2017年5月9日时为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茗出具的《欠条》是明确写明“今欠到程金莲（身份证号3623021967××××××××）转让简阳金平铸造有限公司转让费3000000.00元（大写叁佰万元）”，其《欠条》由来和《欠条》上欠款金额完全与《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与履行情况相印证，此可认定为周茗本人及其代表的资产受让方振新公司对资产转让方主体系程金莲的明确认可。而本案审理中，本案第三人即原金平公司显明股东王振中经本院释明后，表示放弃诉讼请求，因此，经本院查明的原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程金莲的诉权成立，本案程金莲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再者，周茗自2017年5月9日出具《欠条》起至本诉前，振新公司、周茗超两年均未对该《欠条》提出予以撤销或变更或确认无效的异议主张，本院在审理本案中，也没有发现该《欠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结合前述评议，本院确认与《资产转让协议书》有因果关系的《欠条》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应受法律保护，程金莲有权以《欠条》和《资产转让协议书》为据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本案二被告在已然明知程金莲是原金平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且已对程金莲是资产出卖人主体予以了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却又在本诉中提出我国公司法不认同实际控制人，程金莲与资产转让无关，程金莲只是资产转让款代收人无权起诉，《欠条》内容是按王振中要求出具的，不具合法性和关联性，王振中才是根据合同相对性的本案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被告振新公司拒绝履行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 庭审中，程金莲、振新公司、周茗皆确认2017年2月26日、28日经案外人周洪明的农业银行银行卡账户转账给原告程金莲的农业银行银行卡账户共计的2000000元是振新公司履行《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而支付的第一笔资产转让款，但二被告辩称是因为王振中违约没有将金平公司所在租用场地的土地流转使用权移转给振新公司，且因资产转让前的金平公司土地使用不合法，造成资产转让后的金平公司被政府强制关闭拆除，最终导致资产受让方买受被转让资产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以没有继续履行支付资产转让合同余款3000000元。本院根据审理本案所查明的事实，认为二被告拒绝支付《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即《欠条》项下的3000000元资产转让费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这是因为，一方面，案涉15亩土地流转使用权的享有证明是简阳市养马镇顺江村村民委员会与金平公司签订的《顺江村委会关于对企业征地和租用地各种协调协议》（“土地流转协议”），该协议约定5年转签一次。在2017年2月25日即《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资产转让“交割日”，资产买受人（受让人）振新公司除了照单接收资产实际所有人程金莲出卖（转让）的机器设备、厂房设施及半成品等公司资产外，连同公司所有印章和经营手续证照以及顺江村村民委员会与金平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一并接收。从尚未到转签时间的“土地流转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该协议是顺江村村委会与金平公司法人组织间签订而非与该司法定代表人王振中个人间签订。金平公司资产被振新公司受让接收后，其企业公章、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均未改动，只是公司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作了变更，显然其企业内部的调整、变更并不影响金平公司法人主体同顺江村村委会间“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被振新公司接收后的金平公司在生产经营期间也未见顺江村村委会对“土地流转使用权”提出过任何异议意见，特别是金平公司在2017年8月25日被政府行为拆除后，当地政府也是找周茗、周洪明而不是程金莲或王振中来协商处理后续补偿问题，2019年1月8日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与金平公司签订的《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上面盖有金平公司的章印和公司代表周洪明的署名，领取政府支付的补偿款的手续中同样有金平公司的公章戳印及周茗的签字，拆除补偿款也是支付划入周茗、周洪明的银行卡账户。综上所述，纵然程金莲移转给振新公司的“土地流转协议”上公司代表栏的“王振中”签字未变，但当地政府是一直认可金平公司作为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一方与另一方顺江村村委会签订之“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和周茗为金平公司资产转让受让人及自然人独资经营者身份，周茗已享得了因实际拥有土地流转使用权所带来的利益。故本案二被告以“土地流转协议”上“王振中”的签名未变更为“周茗”或周茗委托的其他公司代表的名字为由，提出王振中违约没有将土地流转使用权转移给二被告，进而给二被告造成了损失的对抗异议，缺乏理据，也与本院查明的实际案情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另一方面，本院从四川省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调查收集的2017年12月15日《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等三户企业拆除后续问题处理专题会纪要》（《简阳市政府议事纪要》第176次）、2019年1月8日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与金平公司签订的《关于简阳市金平铸造有限公司拆除有关后续问题处理协议》及同日金平公司向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拆除及后续有关问题的承诺书》可证，2017年8月25日金平公司被政府予以拆除是因“安全生产和环保的需要”而非土地使用不合法之故所致，与之前原、被告间发生金平公司资产转让交易行为更无关系。二被告在本案中抗辩称是因金平公司土地使用不合法导致被政府拆除，与金平公司资产出卖人有关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本案也无证据证明振新公司按照《资产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2月25日交割日接收金平公司资产后至本诉前超两年期间内，振新公司以及周茗曾向程金莲或是王振中就其受让（买受）的金平公司资产标的物存在缺陷、瑕疵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发出过异议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可知，买卖合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在收到标的物两年内，无论买受人是否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不符合约定，只要买受人未向出卖人提出异议，就当视为买受人认可了标的物。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院认为本案二被告关于金平公司被政府予以拆除是土地使用不合法所引发，原告移转交付的“土地流转协议”因其不合法或交付的标的物有瑕疵就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抗辩不成立； 再者，即使转让的标的物有其瑕疵，但不管是作为法人组织的振新公司或是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主体周茗，在案涉合同金额达5000000元的买卖交易前，都应尽基本的合理注意义务。本院查明2017年2月24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资产转让（出卖）人程金莲于2月25日将该协议书项下金平公司资产标的物移转给了振新公司，并在2017年5月10日安排王振中配合周茗完成了公司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可证程金莲按约履行了资产转让标的物的移转交付义务和协议书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附随义务，故发生在程金莲已交付所转让资产，已全部履行了《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义务后的2017年8月25日金平公司被政府拆除，属于资产买受人正常商业风险担负的范畴，其法律后果与责任应由资产买受人承担。更何况在金平公司被政府行为拆除后，资产买受人通过金平公司的名义与简阳市养马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8日签订了“后续问题处理协议”，获取了政府给予的包干为3338000元的损失补偿款，据此，振新公司在无法定理由支持的情形下仍不履行支付早已到期的资产转让合同余款，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基上，本案原告程金莲以《欠条》、《资产转让协议书》等证据证明其已全然履行了出卖人合同义务的事实为依据，提起请求判令资产买受人支付合同欠款3000000元转让费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买受人的通知义务及免除”之规定、第一百五十九条关于“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即买受人的基本义务之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买卖合同准用于有偿合同”之规定及相关法规，程金莲诉请索讨资产转让有偿对价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三周茗是否应是本案被告及其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其一、《资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和《欠条》出具时周茗是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虽然我国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承担，但周茗在没有加盖振新公司公章的《欠条》上写明的欠款人是周茗本人的名字，另外还专门注明了周茗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信息，周茗在其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欠条》上载明自己身份证号码个人信息的行为表现与现实生活中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事的惯常作法相异，而且2017年5月10日金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核准公示的该司变更后的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是周茗，并不是《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的资产买受人振新公司，如果金平公司投资人变更为振新公司，则当然可证周茗出具《欠条》是职务行为，但金平公司变更后的投资人正是自然人周茗这一法律事实，与周茗出具《欠条》是其个人行为相吻合、印证，再有在后来金平公司被政府拆除后，作为该司自然人投资人的周茗也享获了政府给予的补偿款，故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公平原则，周茗应该对《欠条》项下的3000000元资产转让费欠款债务承担履行责任； 其二、周茗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是周茗代表振新公司并加盖公司章印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之后发生的行为，基于周茗经金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成为该司新的自然人全资投资人与其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对应相符一致之事实，可见《资产转让协议书》合同一方法人主体振新公司的权利义务，已转化为由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并成为金平公司工商变更后占股100%的投资人。庭审中，二被告抗辩主张周茗出具《欠条》和由其出任金平公司新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是周茗代表振新公司意志的职务行为表现，但二被告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债权人程金莲知道并同意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即视为周茗以公司名义而代表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关于周茗为何在写明欠程金莲3000000元资产转让费的《欠条》上将欠款人署名为周茗本人并附上个人身份证号码信息的原因，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周茗辩称出具《欠条》当天，振新公司的公章未在周茗手上，是本案第三人王振中要求周茗这么写的。本院认为，周茗时任振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然是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周茗应该清楚以振新公司法人主体的名义写《欠条》和以周茗个人主体名义出具《欠条》将会产生不同民事法律行为后果，一份金额达3000000元的《欠条》，周茗称是应王振中要求说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辩解，明显不合情理，不符日常经验法则，本院不予采纳。振新公司3000000元的合同债务，出现该司法定代表人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揽之担责，这本是振新公司内部原因所致，但振新公司法人组织的内部事务的决定或决议和周茗作为股东个人自愿的民事法律行为，均不应对合同相对人程金莲的善意构成对其不利的约束力，更不能成为程金莲合法债权实现的障碍和阻却，否则，将不利保护合法商业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正当利益。周茗于2017年5月9日出具《欠条》后超两年不行使撤销权，周茗也没有在合理期间行使解除权，而却在本诉中与振新公司共同提出周茗出具《欠条》是因其作为振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称其不应担责的主张，本院对二被告将法定代表（理）人以法人主体名义订立合同与其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之法律后果混为一谈而产生的周茗免责抗辩不予支持； 其三、欠条是个人或单位在欠款、欠物时出具给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凭证性应用文，是一种内容简短、形式特殊的合同，根据民法通则有关精神和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欠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客观，要件符合法律规定，则具有合同效力，法律当允许并予以保护。本案中，周茗以其个人自然人主体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行为，由于二被告并未主张其行为是振新公司转移《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债务所致，又无理据说明周茗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之行为就是周茗以公司名义代表公司所为，也无相反足具证明力的证据证明该《欠条》来源不合法，加之该《欠条》与《资产转让协议书》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院认为，周茗以个人名义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其自愿为振新公司的《资产转让协议书》项下合同债务进行“债务加入”的行为。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债务加入”因其不会危害原债务人的利益，故不需得到原债务人的同意，实施“债务加入”行为的行为人，因其行为是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下自然结果的行为人自愿实施的有效法律行为，故应承担“债务加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既然本案二被告不认可周茗向程金莲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债务转移，显然周茗的此行为就构成了“债务加入”，其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欠条》表明的是其自愿承担实际债务人振新公司对原告的合同债务，而被告振新公司仍然是案涉债务的主体，其仍然负有向原告程金莲支付资产转让余款的义务，原告诉请要求二被告共同（连带）支付资产转让费欠款3000000元，周茗应当和振新公司一起承担支付涉案欠款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审理（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再审申请人天津置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新疆保利天然投资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新疆天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的裁判要旨：“自然人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上签字，而未加盖其所在公司公章的，合同相对方应举证明上述签字系履行该自然人所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非其私下行为。否则，应视为该自然人的个人行为”，本院认为，本案程金莲在未与振新公司、周茗明确达成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或债务转移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程金莲因《资产转让协议书》、《欠条》的履行纠纷提起以振新公司和周茗为共同被告的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对程金莲要求振新公司与周茗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亦即要求周茗对振新公司合同债务3000000元承担连带履行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四程金莲对振新公司、周茗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 本案中，程金莲依据2017年2月24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第二条议定：“……余款300万元于2018年2月16日前全部付清；如乙方（振新公司）逾期支付则承担2万元违约金”，2017年5月9日《欠条》中没有逾期付款责任的约定，资产出卖人程金莲在2018年2月16日前没有收到案涉3000000元资产转让余款等事实，主张资产买受人振新公司和承担连带责任的公司股东自然人周茗共同承担逾期支付转让费3000000元的违约责任，另外，程金莲既要求振新公司、周茗按《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支付违约金，又要求振新公司、周茗支付逾期利息，利息给付并非合同给付的本来目的，而是合同无法履行或非正常履行的法律后果，旨在恢复或补偿受损害的合同关系或合同利益，逾期利息其属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一般在借款合同中适用，本案约定的违约金已弥补其利息的损失，且本案中仅约定了违约金，未约定过利息，故本院不予支持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程金莲并未主张过约定违约金过低，本院不予主动调整违约金数额。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程金莲支付转让费3000000元； 二、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程金莲支付违约金2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48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共计20480元，由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负担20480元（此款已由程金莲垫付，彭州市振新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周茗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向程金莲结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向东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许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