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皖01民终60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观歌小微企业助贷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贸易中心49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观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韩军为代表）。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梅，女，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东宁，男，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鞍山市鑫欣禽业育种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霍里张庄村。 法定代表人：阮国军，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国军，男，197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荣，女，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上诉人安徽省观歌小微企业助贷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观歌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马鞍山市鑫欣禽业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欣公司）、阮国军、王国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7759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观歌小微企业助贷基金管理中心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定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支持该中心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鑫欣公司、阮国军、王国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错误的理解了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该中心的一审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首先应当正确的理解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上述规定来看，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这两个条件相对独立、互相印证的，缺一不可，即人民法院审理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且不构成民事经济纠纷的，才驳回起诉，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系鑫欣公司为清偿其在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的银行贷款向观歌中心申请助贷借款100万元，并与该中心签订了《借款合同》，且该中心已按照合同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因鑫欣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该中心依据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提起了民间借贷纠纷之诉。故从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情况看，结合一审法院实体审理的情况，尚不能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结论。三、一审法院以“阮国军提交的转款给王雷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该10笔付款与观歌中心认可收到的利息及其所提交的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在数额上存有较大(10万多元)差异”为由，认定“观歌中心主张的借款可能涉嫌犯罪”，并裁定驳回该中心的起诉，明显不当。首先，阮国军提供的回款凭证系其汇给王雷的，而该中心并不知晓王雷是谁，亦未曾指定过王雷代收借款本息，阮国军亦认可该事实，而阮国军为何让王雷代为转付借款本息，只有王雷与阮国军两人知道，但一审法院在未核实清楚的情况下，便以差额较大而“驳回起诉”，实在是滥用司法审判权。其次，如果真如阮国军所述的“其是通过王雷认识了观歌中心”，王雷系“中间人”，阮国军把钱汇给王雷是为了向观歌中心支付借款本息，那也是王雷留下了阮国军支付的部分款项，是王雷与阮国军之间的事情，跟该中心无任何关系，对此阮国军亦认可。且即使王雷等人有犯罪嫌疑，构成刑事案件，与本案有一定关联，也仅能说明本案与另一经济犯罪有关而已，并不能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更不能以有经济犯罪嫌疑，就必然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的结论，裁定驳回观歌中心的起诉，明显不当。 马鞍山市鑫欣禽业育种有限公司、阮国军、王国荣二审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观歌中心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安徽省观歌小微企业助贷基金管理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欣公司立即偿还该中心借款本金946262.28元、截至2018年8月8日止的欠付利息223715.16元，2018年8月8日之后利息按月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时止；2.判令阮国军、王国荣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鑫欣公司、阮国军、王国荣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鑫欣公司因“银行过桥”急需资金，其称通过马鞍山市徽商银行业务主管夏金平介绍认识了王雷、郭东阳，又经他俩介绍认识了刘浩，刘浩代表观歌中心与阮国军谈了“过桥资金”借款，当时是在鑫欣公司商谈的，刘浩、王雷、郭东阳都在场，谈的日息为2.5‰，王雷、郭东阳要求支付5000元服务费，阮国军只支付了2500元作为酬金，后面的利息是由中间人支付给观歌中心；其在《借款合同》上盖章、《保证合同》签字盖章时，合同都是空白的，在收到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时才知道合同上面的内容；2017年1月25日阮国军将第一笔款54000元支付给王雷、郭东阳后，观歌中心将100万元汇入到鑫欣公司账户。对此，观歌中心称刘浩是其员工、该笔借款的经办人，王雷、郭东阳不是其原工，阮国军签字盖章时合同是不是空白的不清楚，但刘浩交到单位的合同是填写好的，其中月利率错误的填写为0.13%，转款凭证中记载的利息虽是按日0.13%计算，但观歌中心诉讼是按照错填写的月利率0.13%计算的；阮国军陈述付给王雷、郭东阳的款项，观歌中心不知情。此外，阮国军称其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为：1、2017年1月25日支付给王雷、郭东阳54000元现金，当时王雷、郭东阳要中介费5000元，阮国军只同意支付2500元，剩下的51500元是支付给观歌中心21天利息；2、2017年2月15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郭东阳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3、2017年2月21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4、2017年3月4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5、2017年3月10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6、2017年3月17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7、2017年3月28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8、2017年4月1日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9、2017年4月13日微信转账支付给王雷7天的利息175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10、2017年4月20日转账支付给王雷14天的利息35000元，后由王雷将利息支付给观歌中心。2017年4月底后，阮国军直接将利息付给观歌中心，具体如下：1、2017年7月17日由阮国军支付10000元；2、2017年9月27日由鑫欣公司支付40000元、阮国军支付20000元，合计60000元；3、2017年10月30日由阮国军支付10000元；4、2018年2月10日由鑫欣禽业公司支付10000元；5、2018年5月21日由阮国军支付10000元；6、2018年6月4日由阮国军支付10000元；7、2018年8月22日由阮国军支付5000元。对此，观歌中心对2017年4月底后阮国军、鑫欣公司直接向其付款予以认可，但对此前阮国军所称通过王雷、郭东阳向观歌中心转款的数额存有异议，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具体为：1、2017年1月25日，王雷向安徽观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歌公司）转账273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21天利息”；2、2017年2月15日，郭东阳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七天利息”；3、2017年2月23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7天利息”；4、2017年3月4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7天利息”；5、2017年3月10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7天利息”；6、2017年3月17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7天利息”；7、2017年3月28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7天利息”；8、2017年4月1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91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7天利息”；9、原告认可2017年4月13日收款9100元；10、2017年4月20日，王雷向观歌公司转账18200元，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中写明“鑫欣公司14天利息”。因阮国军所称截至2017年4月20日的10笔付款，其中第2笔至第8笔有阮国军提交的转款给王雷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该10笔付款与观歌中心认可收到的利息及其所提交的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在数额上存有较大（10万多元）差异，且双方对空白合同等内容陈述存有差异。因此，观歌中心主张的借款可能涉嫌犯罪，应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安徽省观歌小微企业助贷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起诉。 本院二审期间，阮国军向本院补充提交刘浩、郭东阳的名片，证明刘浩、郭东阳均是观歌中心的员工，其等代为收取款项的行为应视为观歌中心收款。观歌中心质证称，刘浩系该中心员工，但是郭东阳不是，且对该两份名片的来源存疑。本院认为，阮国军提供的两张署名分别为刘浩、郭东阳的名片上列明了该两人在安徽观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任职务，可以证实该两人系观歌公司的员工，本院予以采信。 观歌中心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观歌中心主张王雷、郭东阳并非该中心员工，故阮国军支付给王雷、郭东阳的款项不应当然认定为向该中心还本付息，但是阮国军二审提供的名片足以证实郭东阳为观歌公司的员工，且案涉借款亦是由王雷、郭东阳及刘浩三人与阮国军达成，该中心亦按约向鑫欣公司支付了借款，故依据观歌中心提供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阮国军向王雷、郭东阳所支付款项与该中心无关，且观歌中心现确认收到的阮国军还款与该中心持有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内容之间亦不一致，一审法院确定的阮国军还款数额已经明显超过法定利息上限，案涉借贷行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一审法院驳回观歌中心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安徽省观歌小微企业助贷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刘松柏 审判员  王政文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徐园园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