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02民初3323号原告：付平，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何秀丽，女，197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海，贵州名城（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三板桥办事处茶亭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58412134XE。法定代表人：谢双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蝶，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平、何秀丽与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黔0502民初5657号民事判决，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5民终4735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登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海，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蝶、王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平、何秀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暂计人民币20000元(以上违约金计算从2014年7月1日起以47953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交付房屋权属证书之日止);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为原告办理涉案房屋(毕节市商品批发××市场××号)权属证书;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3月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购买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毕节市商品批发××市场××号房屋。合同约定房房总价款为479537元，双方就商品房基本状况。商品房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交房日期、交接手续、房屋质量、房屋登记等作了明确约定。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三、转移登记：(一)出卖人承诺于2014年6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二)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2、约定日期起超过18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2)项处理:(2)、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支付了房屋总价款，并在交房时向被告付清了涉案房屋的公共维修基金、契税、印花税、预告登记费、房屋登记、土地证、交易手续费、电视入户费。然而时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然没有将所涉商品房的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原告，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办理，被告总以种种理白推脱敷行。原告认为:被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交付房屋所有权证等有关文书，显属违约，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的约定，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每日已交付房款的万分之二。原告已支付的购房款为479537元，即被告应以购房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交付房屋所有证之日止。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公判。被告辩称：一、答辩人鑫城公司违约是独立于答辩人鑫城公司意志的、从常理和法理应当属于答辩人鑫城公司及原告均不能预见到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所导致的，因此、答辩人鑫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期间应从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5月9日。答辩人“鑫城公司”开发的“毕节市商品综合批发大市场”一期共有1500余户购房户。鑫城公司陆续建设的过程中，为数众多业主违法建设建、构筑物，实质影响整栋楼《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的办理，直到2017年8月3日方由规划执法部门通过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消除答辩人鑫城公司办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的障碍，从而导致答辩人鑫城公司就办理涉案房屋初始登记前置条件的《竣工验收备案表》滞后于2017年12月8日方才取得。同时，政府部门原定将项目占地在2012年7月20日征收拆迁完毕，交付答辩人。但是，由于政府行政征收滞后，直到2015年11月底才将涉案项目土地全部净地拆迁完毕交付，整个工程进度受到实质性影响，特别是消防工程所涉总控制室直到2016年9月25日才完工，也导致答辩人鑫城公司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滞后。2013年3月1日，鑫城公司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后，上述客观情况的发生，酿成了鑫城公司就办理包含被答辩人在内的一期1500余户已售房屋项目房屋初始登记前置条件的《竣工验收备案表》滞后取得，答辩人鑫城公司即大面积超过与众业主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产权初始登记时间。一旦按照该约定时间计算违约金，则非因答辩人鑫城公司主观商业判断和意志以外的原因，势必引起答辩人鑫城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对答辩人鑫城公司既明显不公平，也害及合同目的实现。答辩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行政机关征地拆迁及交地滞后导致项目开发建设进度严重受挫，一期部分业主违法建设建构物导致了整栋楼《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的取得严重滞后，从而导致《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的取得滞后，最终导致《商品房备案证明书》(即商品房转移初始登记)的办理滞后。上述情况，均系独立于鑫城公司意志的、从常理和法理应当属于鑫城公司及原告均不能预见到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如果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违约时间起算点条款，根据鑫城公司初步测算，则鑫城公司为此将多产生支出一亿元以上，显失公平，且整个项目必定陷入巨亏，并必将导致鑫城公司从事项目开发建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从合同公平原则出发，应当根据情势变更原则，变更答辩人鑫城公司商品房初始登记及相关产权转移登记的文书的合同违约责任起算时点。关于起算点的计算，鑫城公司认为，应以鑫城公司实际取得《建设工程备案登记表》的2017年12月8日加上《房屋登记办法》第23条规定的30个工作日经过后即2018年1月21日为违约责任起算时点。答辩人鑫城公司经多方努力，已经于2018年5月9日取得了商品房初始登记证书一一《毕节市商品房屋备案证明书》，此间即为违约责任计算的终点时间。该时段尚未超过180天。按照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项的约定，答辩人只有义务按照被答辩人已交购房款的万分之一计算违约金即31元。二、若法院不认可该情势变更原则，认为答辩人需要承担违约，答辩人也只能向被答辩人支付从2016年7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期间的违约金，因为、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按照合同约定，答辩人于2014年7月1日已构成违约，被辨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时间应是从2014年7月1日起开始计算，而该时间受的诉讼时效期限的限制，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如果违约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跨度民法总则的施行期的(即2017年10月1日)，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反之适用两年，而被答辩人在起诉之前并没有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该违約责任的时效期间并没有发生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所以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员任的诉讼时效期间应是从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为止，该期间并没有跨越2017年10月1日，不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又因为被答辩人2018年7月9日才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该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期，被上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再退一步讲，即使要计算违约金也只能从2016年7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因为当事人双方对于违约金计算是按日计算的，根据司法实践如果以日或者以月计算违约金的，且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的中止、中断债权的情形，违约金的起算应从债权人起诉之日起向前推两年开始计算。同时本案的答辩人已经于2018年5月9日取得了商品房初始登记证书一一《毕节市商品房屋备案证明书》，此间即为违约责任计算的终点时间，因为既然申请办理不动产初始登记的时间不算做违约责任期间，那么从申请办理不动产初始登记之日起至办理该不动产初始办理下来为止的这段时间也不应作为违约期计算在内，另外、按照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相关流程、开发商取得不动产初始登记以后，买受人应当在合理期限提供办理小产权的相关资料，据此、被答辩人应从2018年5月9日起协助答辩人办理小产权证，且办理该小产权证期间不应算为答辩人的违约期。因此、答辩人支付违约金的时间应从2016年7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三、即使要答辩人要向被答辩人支付承担2016年7月9日至2018年5月9日的，答辩人认为本案所涉违约金也过高，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按照合同约定答辩人如期将涉案房屋交被答辩人占有;被答辩人将涉案房屋向银行申请了抵押贷款，因此、在被答辩人还清贷款之前，即使房产证办理下被答辩人不能再对该房屋进行二次抵押。那么，房产证是否办理并不会给被答辩人带来的任何损失。本案中、答辩人认为如果以被答辩人的请求以日按照总房价来计算违约金，势必会过分高于损失，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四、答辩人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答辩人不需承担逾期办证和交付相关涉案房屋产权的初始登记证书的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原合同是房产证和土地证分别办理时所签订的合同，介于新的不动产暂行条例规定必须双证合一的情况下，答辩人与原告签订了办证补充协议，依法理后合同约定改变前合同约定，应当以后合同的约定为准，补充协议第一条实质上是改变了原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的违约责任，根据该约定答辩人未在签订办证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交办证资料，答辩人才承担日万分之一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能证明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关系成立，原告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完毕房款并交纳相关办证费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供的《毕节市商品综合批发市场项目投资协议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三板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刘汉坤、刘汉云两户坟茔迁坟资料、草海大道环境资源项目征地面积及地上附作物公示表、一期建筑平面图、贵阳林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安顺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等及该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三板桥街道办事处关于拆除茶亭社区湖南商会小区业主违法建设的工作预案、三板桥街道办事处关于“毕节市商品综合批发大市场”违法建筑拆除的情况说明、七星关区城乡规划局出具的说明、毕节嘉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报告书、毕节市商铺综合开发大市场（一期）逾期办理不动产证书统计表/商铺类/住宅类。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罢工等突发社会异常事件属于不可抗力。而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应属第三人原因，并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情形，同时不属于情势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之规定，第三人因素仍不能免除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故上述证据达不到被告拟证明被告的逾期是由于政府的原因导致的，属于行政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三、被告提供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毕节市商品房屋备案证明书》，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确认，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四、被告提供的补充协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补充协议的三性持有异议。1.该补充协议经原告付平确认并未签订该份协议，对真实性存有疑问；2.即使该协议确实存在，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0月12日，涉案原一审判决已经下发，因原一审庭审中法官释明被告已符合办证条件，要求原告配合，所以才提交办证资料；3.该补充协议从内容及字面意思均不能反映原告方放弃违约金的任何事实；4.该证据系被告针对广大业主提供的格式条款，不仅没有充分让原告了解其内容，更未尽到任何提醒的义务，应当对该份协议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解释；5.该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第二十九条矛盾，其不合理的加重了原告的责任，免除了被告的责任，应为无效。办证的时候他们单独设一个办公室，在售楼部后面，办证的是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他们很多人都去办证，他们说这个办证和你们诉讼官司没有关系，各是各的。后来我们又问了另外一个，他们也是这样说的。签字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解释。后来另一个业主说两折赔付，我都没有去，我为什么还要去签这个补充协议。经本院审查认为，《办证补充协议》经原告签字捺印，原告虽以协议系其受在欺诈情形下签订，协议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等为由不予认可，但原告主张的受欺诈等事实现无有效证据证明，协议内容涉及房屋办证及违约责任事宜，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协议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3月1日，原告作为买受人，被告鑫城房开公司作为出卖人，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毕节市商品综合批发大市场第A12幢1层3号房，房号为A12-1-3。建筑面积72.52平方米，总房款479537元；出卖人承诺于2014年6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约定日期起18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2项处理：（2）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第2种方式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2、买受人同意委托出卖人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委托费用按实际发生收取，由买受人承担。此外，双方还在合同中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向鑫城房开公司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契税、房屋登记等办证所需的费用。2018年10月12日，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双方签订《办证补充协议》，协议载明：“在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颁布施行，实行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合二为一”办理，办证条件发生了变化。为便于乙方依法取得新的不动产权属转移（分户）登记证书，甲乙双方就合同项下的房屋产权登记达成补充协议。第一条：乙方只关注合同项下房屋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证书的办理，而不再论及商品房初始登记的取得和相关文书的交付。乙方于2018年10月12日提交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资料予甲方，具体资料由甲方以手机信息或书面方式告知乙方。甲方于2019年1月12日前将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即视为甲方已履行了相应的办证义务。因登记部门超过法定期限导致不动产登记证书迟延取得的，甲方不担责。否则，甲方应按日万分之一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另查明，涉案房产符合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条件。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是否为原告办理并交付不动产权属证书；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违约期间及违约金标准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的问题。受让人请求出卖人办理商品房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权属的证明，房屋的所有权变动原则上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不仅负有交付标的物房屋的占有使用之义务，且应承担移转标的物房屋所有权与买受人，向买受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同意委托出卖人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委托费用按实际发生，由买受人承担。因此，受让人请求出卖人办理商品房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协助买受人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证书，系商品房出卖人应当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因涉案房屋已符合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条件。因此，被告应为原告办理商品房不动产权属证书。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责任属于单纯的债权性质的义务，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及尽快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因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以日为单位累计计算违约金数额，则违约金的数额随着违约行为的持续而不断增长，该种违约金给付，在性质上属于继续性债权，即其内容和范围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故违约金应当以每个个别的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0月12日签订《办证补充协议》，该协议经原告签字捺印，在其主张的受欺诈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只能认定补充协议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相关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应当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依据协议约定，原告不再追究被告取得商品房初始登记以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相关文书的时间；原告收到被告以手机信息或书面方式告知应由原告提交的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资料后，于2019年1月12日前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即视为被告履行了协助办证义务；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迟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被告以已付购房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上述内容实质上变更了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的出卖人履行协助办证义务的具体方式、履行期限及其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变更合同内容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以手机信息或书面方式告知应由原告提交的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资料，且被告也未在2019年1月12日前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因此，根据《办证补充协议》的约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迟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被告应以已付购房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该违约金的计算时间从2019年1月13日起至被告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3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上述违约金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二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均应按约定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后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0月12日签订《办证补充协议》，该协议经原告签字捺印，在其主张的受欺诈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只能认定补充协议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相关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应当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依据协议约定，原告不再追究被告取得商品房初始登记以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相关文书的时间；原告收到被告以手机信息或书面方式告知应由原告提交的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资料后，于2019年1月12日前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即视为被告履行了协助办证义务；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迟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被告以已付购房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上述内容实质上变更了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的出卖人履行协助办证义务的具体方式、履行期限及其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变更合同内容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以手机信息或书面方式告知应由原告提交的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资料，且被告也未在2019年1月12日前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因此，根据《办证补充协议》的约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迟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被告应以已付购房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该违约金的计算时间从2019年1月13日起至被告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之日止。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规定的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的情形。对被告提出的逾期办证事实的发生确因政府原因导致，属于行政不可抗力，所以被告不应承担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法律责任以及情势变更等抗辩。本院审查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罢工等突发社会异常事件属于不可抗力。本案中，被告所依据的事实应属第三人原因，并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情形，且不属于情势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之规定，第三人因素仍不能免除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同时，双方又于2018年10月12日签订《办证补充协议》，其内容实质上变更了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的出卖人履行协助办证义务的具体方式、履行期限及其违约责任等内容。故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而被告的部分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原告付平、何秀丽提供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所需资料及缴纳办证所需税费之日起90日内为原告办理涉案商品房的不动产权属证书。二、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付平、何秀丽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以已付购房款47953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从2019年1月13日起计算至被告将完整的办证资料提交到不动产登记机关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付平、何秀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00元，由被告毕节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简泽智人民陪审员  钱声明人民陪审员  谢忠红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彭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