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30民初1575号原告：郭延顺，男，198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汶上县。被告：汶上县新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汶上县杨店镇路庄村村委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708300643692617。法定代表人：张爱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刚（系张爱平丈夫），男，1978年6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汶上县。被告：汶上县农丰服务中心（老汪农化），住所地：汶上县城圣泽大街，注册号370830600062159。经营者：汪连苓。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东苓，男，1971年1月3日出生，汉族，老汪农化业务经理，住汶上县。原告郭延顺与被告汶上县新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宇合作社）、汶上县农丰服务中心（老汪农化）（以下简称老汪农化）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延顺、被告新宇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刚、被告老汪农化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东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延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赔偿原告因假种子造成的经济损失7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28日在被告新宇合作社购买豆种800斤，播种了100亩地，被告新宇合作社提供植保服务。大豆生长后期发现问题，被告新宇合作社、老汪农化均到豆地查看，收割后大豆产量共计2000斤，由收割大豆的操作手作证。按照汶上县多年大豆亩产量400斤，汶上县2018年大豆均价2元/斤，核算共计造成经济损失72000元。如按照土地使用成本，一季租金、种子、播种、农药、灌溉、收割、人工也是72000元左右。事发后，原告于2018年10月9日先后联系了经销商被告新宇合作社和他的上级经销商被告老汪农化，二被告同意退还800斤豆种款，也同意将收获的2000斤豆子高于市场价回收。协商无果后，2018年10月12日原告将剩下的豆种及整棵豆株样本送到汶上县农业局报案并作笔录，当日下午向12316市民热线反映购买到假种子的情况。10月16日县农业局请农业专家团队到大豆种植现场查看情况，10月19日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到被告处落实情况。在执法人员询问中，被告新宇合作社负责人赵利刚承认了销售白包大豆种子的事实。随后县农业执法人员告诉赵利刚其销售白包大豆种子是违法行为，要求赵利刚与当事人郭延顺尽快协商赔偿事宜，后一直没有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下列种子为假种子：（二）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故认定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豆种为假种子证据确凿，被告销售假种子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应予赔偿。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1、提交2018年6月5日汶上县老汪农化销售票据1张，证明原告从被告新宇合作社购买了800斤豆种，支出2800元；2、提供2018年6月20日新宇合作社单据1张、2018年6月28日新宇合作社单据2张，证明原告与被告新宇合作社进行种植方面的合作；3、提交种子包装袋及剩下的豆种，证明包装袋未标明生产厂家，也未作出其他说明，涉案豆种属于散包种子，应为假种子。被告新宇合作社（赵利刚）辩称，二被告与原告三方已经合作两、三年了，2018年5月份中下旬，老汪农化的汪经理去原告处谈下一季种植什么，当天没有落实，后来汪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其与原告协商好了，让我去找个装卸工为原告卸豆种，卸完豆种后，原告当场没有给豆种钱，隔了大约二十天，原告把豆种钱给了我，我接过钱，随后就把钱给了老汪农化送货的业务员。2017年我们三方合作得很好，2018年我没有参与，仅是个中间介绍人。对于原告的损失，我并不清楚，我不应该赔偿原告的损失。被告新宇合作社未提供证据。被告老汪农化辩称，2017年嘉祥曹经理（嘉祥圣丰种业有限公司经理）找到我寻找繁育大豆种子地块，我联系到新宇合作社的赵利刚，然后一起找原告商议繁育大豆种子，经协商原告与曹经理签订了大豆繁育合同，到了秋季，大豆顺利收割，并且高于市场价2毛钱的价格把原告种植的大豆收走。鉴于2017年合作顺利，2018年二被告再次找到原告合作，种植100亩玉米，繁育100亩的大豆，种植地点为杨店镇郗村。2018年秋季，原告通知赵利刚、我到其地里查看大豆长势，说大豆种有问题，我又联系了供种方曹经理也到地块查看。经证实，不存在大豆种有问题的说法，因为2018年汶上县各类大豆都出现了类似状况，面积达到2万亩左右。原告要求我方赔偿，我方不予认可。因为涉案大豆品种是国家审定签发证书的老品种，在鲁西南繁育多年，未出现类似状况；再者供种方曹经理也多次说过原告在管理方式上欠缺；2018年是天气出现异常的一年。综上，我方拒绝原告的赔偿要求。被告老汪农化针对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提交徐豆14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证明案涉豆种已经第一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定通过，农业部第844号公告公布，适宜在山东西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夏播种植，该品种于2006年8月28日审定通过并生效，其案涉豆种质量合格。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准许案外人曹荣梅到庭说明有关情况，曹荣梅陈述:“嘉祥圣丰公司销售种子，我为嘉祥圣丰公司找基地繁育种子。后来我结识了老汪农化，他说有适合繁育种子的地，然后农汪农化带着我找到原告，我与原告签订2017年繁育合同。2018年老汪农化告诉我，原告需要豆种，我联系了嘉祥圣丰公司，公司发来徐豆14豆种交与原告种植，2018年我与原告没有签订繁育豆种的合同，但与老汪农化签订了合同。2018年比较干旱，还有美国的飞蛾，粘豆花上豆角不结粒，2018年汶上有上万亩豆田出现这种情况，造成减产。不光汶上，嘉祥这种情况也比较严重，也没少向农业局反映，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属于自然灾害，原告地里出现这种情况后，老汪也领我到原告地里看了，原告地里结的豆角不少，就是好多没有豆粒。正常情况下，一亩地收300-400斤豆子，后来我和原告协商，我提高点收购价格，正常情况每斤一块七八，我按两块钱回收，原告不同意。”曹荣梅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5月23日曹荣梅（甲方）与原告郭延顺（乙方）签订的《大豆良种繁育合同》，其内容：双方商定在本年度繁育淮科998大豆良种200亩，甲方提供原种1400斤，每斤3.5元，亩播量8-10斤，乙方提货前付清原种款；甲方负责回收全部达国标的种子，收购价格以市场商品油豆的价格基础上每市斤加价0.2元；2、2018年8月10日,曹荣梅（甲方交售方）与山东登海圣丰种业有限公司（乙方订购方）签订繁育徐豆14的《大豆常规种子订购合同》;3、2019年4月17日,山东登海圣丰种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其内容为：汶上法院，我公司与曹荣梅2018年8月10日签署《大豆常规种子订购合同》约定我公司委托曹荣梅生产繁育徐豆14大豆种子，并决定我公司将收获的大豆种子收回。根据《大豆常规种子订购合同》，我公司向曹荣梅提供原种2000斤，繁育面积250亩。为查明案情，本院去汶上县气象局调取2018年的有关气象信息，该证据证明:2018年7月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偏少，日照偏少，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2018年8月份中旬（8月18日夜间）大暴雨，降雨时间较长，积水较多，导致汶上县汶上镇等多个乡镇的部分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受损，本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偏多，日照偏少，对农作物生长不利；2018年9月份本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少，日照偏少，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及本院调取的有关气象信息，经庭审质证，其质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经二被告质证无异议；被告新宇合作社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种子及包装袋是否为涉案种子及包装，不清楚；被告老汪农化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有异议，认为和原告合作繁育的品种未在市场流通，未在市场销售，可以使用注明繁育材料的包装，原告提交的种子及包装是否为涉案种子及包装，不能确认。被告老汪农化提交的徐豆14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经原告及被告新宇合作社质证无异议。曹荣梅提供的证据1.2.3.经原告质证，其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曹荣梅2018年8月10日与圣丰公司签订合同，原告2018年6月就已经收到种子，因此原告怀疑豆种的来源渠道，种子在销售环节是否有违法行为；二被告对对曹荣梅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本院调取汶上县气象局2018年的有关气象信息，经原、被告质证，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涉案有关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2.经二被告质证无异议，应予采信；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有异议，对证据3可结合整个案情予以确认。被告老汪农化提交的徐豆14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经原告及被告新宇合作社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曹荣梅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二被告对证据1.2.3.无异议，本院对曹荣梅提供的证据1.2予以采信，对证据3可结合本案其他有关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调取汶上县气象局2018年的有关气象信息，经原、被告质证，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审查的有关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经被告老汪农化、被告新宇合作社介绍，案外人曹荣梅与原告郭延顺认识。2017年5月23日，曹荣梅（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大豆良种繁育合同》，双方商定在本年度繁育淮科998大豆良种200亩，甲方通过被告老汪农化、被告新宇合作社向乙方提供原种1400斤，每斤3.5元，亩播量8-10斤；甲方负责回收全部达国标的种子，收购价格以市场商品油豆的价格基础上每市斤加价0.2元。该合同各方合作良好，已履行完毕。2018年8月10日，曹荣梅（甲方交售方）与山东登海圣丰种业有限公司（乙方订购方）签订《大豆常规种子订购合同》，约定：山东登海圣丰种业有限公司委托案外人曹荣梅生产繁育徐豆14大豆种子，圣丰公司向曹荣梅提供原种2000斤，繁育面积250亩，并由圣丰公司将收获的大豆种子收回。签订《大豆常规种子订购合同》后，曹荣梅联系被告老汪农化，将圣丰公司提供的豆种800斤，以每斤3.5元，合计2800元销售给原告，被告新宇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刚以被告老汪农化的名义给原告出具了销售发票。原告将购买的800斤豆种播种在汶上县杨店镇郗村的承包地，大豆生长后期，发现部分豆棵不结粒，原告将此问题向二被告及案外人曹荣梅反映，并到豆地查看，后原告向汶上县有关农业部门反映，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原、被告经协商未达成协议，原告起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赔偿因假豆种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72000元。庭审中，原告针对其损失是否与涉案豆种有关及损失数额的来源，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另外，徐豆14已经第一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定通过，农业部第844号公告公布，适宜在山东西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夏播种植，该品种于2006年8月28日审定通过并生效。另查明，2018年度7、8、9月份的气象指标不利于玉米、大豆的生长，并导致玉米、大豆不同程度减产。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豆种是否为假种子；二、二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针对焦点一，；原告主张涉案豆种包装袋未标明生产厂家，未作出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应认定涉案豆种为假种子。本院认为，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给法庭的留样豆种真实性有异议，对此不认可，且被告老汪农化提供的徐豆14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证明案涉豆种质量合格；原告主张涉案豆种为假种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故不能认定涉案豆种为假种子。关于焦点二，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72000元，针对其损失是否与涉案豆种有关及损失数额的来源，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大豆减产还和2018年度气象指标不利于大豆生长有关，故对原告的损失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大豆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延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郭延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胜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孟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