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22民初3064号原告：胡某1，男，198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罗星光，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荣菲，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代某1，女，199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被告：代某2，男，1968年5月2日出生，汉族。原告胡某1与被告代某1、代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光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星光、王荣菲、被告代某1、代某2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某1诉称：××××年××月中旬，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代某1并与之谈婚，被告代某1要求原告必须给付礼金6.2万元和足金999.9手镯两个、金项链一条、足金吊坠一枚、足金戒指一枚及其余所需衣服、白酒、猪肉、糖及水果等彩礼及随附物品才同意结婚。为达到与被告代某1结婚的目的，原告被迫向亲友筹借款项，并按要求备齐上述彩礼物资，于2018年6月18日到被告家订婚，经中间人陈某、胡某2将上述礼金物品亲自交被告代某2、代某1父女收下，双方正式明确未婚关系。××××年××月××日，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结婚后，被告代某1随即以外出务工为由离开原告。同年7月30日，被告代某1回来与原告举行婚礼后，当即又以外出务工为由离开原告，直至2019年3月14日向原告提出离婚，称其即使不离婚也要外出务工，原告被迫与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代某1从认识到结婚，被告代某1从未有与原告共同生活的真实意思且也未与原告同居生活，被告代某1从未履行夫妻义务，只是借婚姻关系骗取钱财，以达到其不劳而获的目的。原告及其近亲属为促成两人的婚姻，因此而欠下外债。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两被告立即返还向原告索取的彩礼6.2万元、足金999.9手镯两个（价值5400元）、金项链一条（价值2694元）、足金吊坠一枚（价值1283元）、足金戒指一枚（价值1771元），以上彩礼物品共计73148元；2、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胡某1于举证期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书证1、胡某1的身份证及被告代某2、代某1的户籍登记信息复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的诉讼主体适格。2、原、被告双方的《结婚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双方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又于2019年3月18日办理离婚登记的事实，双方对涉案财产并未有协商处理。3、原告方所购戒指、手镯、吊坠的质量保证单三份，用以证明该三样礼品的价值共计11148元。4、证人陈某出具的书面证词，用以证明原告方经中间人将案涉礼金、物品交给被告父女的事实。5、袁关祥、袁涛的户籍信息及户口登记簿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及原、被告双方生育的长子袁涛的基本情况。二、证人证言证人陈某出庭证实：我与原告是亲戚也是寨邻，我算原告的姑爹。原告按习俗到被告家订婚时，我是作为“押礼人”一起去的。当天下午按照习俗摆礼时，经过我手的彩礼现金是6.2万元，先是摆在桌子上，有1.4万元是作为酒水钱，拿来消费的，另4.8万元交给被告代某2，其他物品是另外买的。当时彩礼现金、物品摆放结束后，我将4.8万元交给代某2，代某2说交给代某1，不知道交没有，但物品是清点后就收了的。被告代某1与原告办酒结婚后的次日就出走，后来又回来过一、两次。双方办酒结婚后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两三天。证人胡某2出庭证实:我是原告胡某1的姑妈，原告到被告家去订婚时我是参加的，彩礼现金经我手的，明确拿给代某1的是4.8万元，给代某21.4万元作酒水钱。彩礼钱是订婚的时候给的，“三金”是订婚时摆礼，办酒时给代某1，我带过去拿给代某1的。押礼要求的是两个人，我与陈某是一起去的。原、被告双方办酒结婚后，听胡某1讲被告代某1第二天就走了的。证人胡某3出庭证实:我是胡某1的父亲，代某1与胡某1办酒结婚后第二天就走的，她说去贵阳打工，我多次通过微信发消息给她劝她回家照看家庭，让她们双方在一起。代某1婚前向我们提出要彩礼4.8万元，给其父代某2酒水钱1.4万元，还有“四金”、衣服等都是胡某1的母亲带去买的。结婚没几天，我通过微信劝代某1回来，她说把这一年做完回来。证人王某出庭证实:我是胡某1的邻居，胡某1结婚时我们到她家帮忙，第二天去打扫卫生时发现代某1已不在家，据她公婆讲是去上班了，未看到她们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况。被告代某1辩称：被告代某1已经与原告离婚，离婚时原告并未提到彩礼返还之事，现原告起诉，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所诉彩礼物品都已经拿回去了，请求法庭查明事实明判。被告代某2辩称：被告代某2对胡某1与代某1离婚的情况并不知情，是后来才知道的。被告代某2并未亲收到原告所诉礼金和物品，订婚当天因很忙也未注意看到。同时，被告也有陪嫁物品到原告家去的。其他情况不清楚，请求法庭查明事实明判。被告代某1、代某2在举证期限内共同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代某1、代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两被告的主体身份信息。2、《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代某1与胡某1因性格不和已办理离婚登记的事实。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2组书证无异议；对第3组书证表示不清楚；对第4组书证及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被告代某1对其结婚后第二天即出走的陈述有异议，对其余证言无异议。被告代某2对礼金和物品的签收表示不清楚。原告对两被告提交的书证无异议。经审查，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并能与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本案的客观事实，应予采信。综合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事实及证据的分歧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婚约彩礼是否应该返还。经审理查明：××××年××月，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代某1并与之谈婚，其间，被告代某1向原告提出要按地方习俗给付一定彩礼及“三金”首饰等礼品才同意订婚和结婚。2018年6月18日，原告按被告方要求备齐彩礼现金6.2万元、足金999戒指一个（购买价格1771元）、足金手镯两个（购买价格5400元）、足金吊坠一个（购买价格1283元）、足金项链一个（购买价格2694元）及衣服、白酒、猪肉、糖、水果等人亲物品到被告代某1家履行订婚仪式，当日，经押礼人（农村习惯称呼）陈某、胡某2夫妇在场，将上述彩礼现金及金银首饰、人亲物品按地方习俗摆礼结束后，押礼人将彩礼现金6.2万元交被告代某1、代某2父女（其中交代某1收4.8万元，交代某2收1.4万元作为酒水钱），同时向被告父女移交了衣服、白酒、猪肉等人亲物品。押礼人胡某2另于双方举行婚礼时向被告代某1交付了上述金银首饰。××××年××月××日，被告代某1与原告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即以外出务工为由离开原告。同年7月30日，被告代某1回来与原告举行婚礼。三天后，被告代某1再次以外出上班为由离开原告。此后，被告代某1回来过一两次，与原告及家人短暂相处后即又离开原告家。2019年3月18日，被告代某1与原告以双方性格不和、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上明确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及共同债务的分担，未涉及前述彩礼现金及随附物品的返还问题。此后，原告父亲胡某3以微信方式与被告代某1多次进行沟通，试图通过劝解方式让其回心转意，因劝解无效，双方为此发生矛盾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如上所判。本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为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并非结婚的必经程序，但仍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民事习惯，婚约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婚约彩礼正是基于该民事习惯衍生而来。现实生活中，男方为达到与女方结婚的目的，按照女方要求及地方习俗到女方家订婚所去的彩礼现金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即属彩礼范畴，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给付一方提出请求的，应当予以返还。关于案涉婚约彩礼是否应该返还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代某1与原告谈婚时向对方提出订婚和结婚的条件，原告为达到与其结婚的目的，迫于地方习惯压力按习俗和被告代某1的要求向被告父女给付了案涉彩礼现金，向被告代某1给付了金银首饰。案涉彩礼现金中包含了给付被告代某2用作酒水钱的1.4万元部分，按照农村习惯，该部分钱款是男、女双方及近亲属订婚时用于招呼亲朋好友所消耗的费用，一般由男方给付，故不宜列入原告主张的彩礼范围；案涉“四金”首饰属于贵重物品，原告方给付时并非出于完全自愿，故亦不应认定为男方对女方的一种赠予行为。综上，案涉彩礼的合理范围应以被告代某1接收的4.8万元部分及“四金”首饰予以认定。被告代某1接受上述彩礼后，虽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并与之举行婚礼，但举行婚礼后即以外出务工为由离开原告，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较短，与正常夫妻所应具有的生活常态明显不符，且在分居期间以双方性格不和、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为由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综合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被告代某1与原告并无共同生活的诚意，其协议离婚的理由也与事实和常理相悖，对本案纠纷的产生存在较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之规定，对原告关于由其返还婚约彩礼的诉求，本院酌情按案涉婚约彩礼总价值的50%予以支持。被告代某1所接受“四金”首饰的购买价格为11188元（1771元+5440元+1283元+2694元），加上其接收的彩礼现金48000元，总价值为59188元，其返还的彩礼金额为29594元（59188元×50%）。被告代某2作为代某1的父辈，对子女关于订婚及按习俗收受彩礼等事宜有建议权甚至决定权，也有适当的教育义务，其对案涉彩礼的接收具有共同性，故应对原告承担共同返还彩礼的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代某1、代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某1彩礼现金29594元。案件受理费81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代某1、代某2负担270元，原告胡某1负担54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张光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谢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