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铭琴，女，汉族，1986年6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力峰，广东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建锋，男，汉族，1975年10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球，广东勤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联才，广东勤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铭琴因与被上诉人霍建锋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3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铭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计算），本院准予免交。”上诉人苏铭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予以改判；2.确认苏铭琴与霍建锋无证照经营的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霞石拾谷锋记养殖场家具厂（以下简称锋记养殖场家具厂）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由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的基本工资45900元；4.改判由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3月28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03560元；5.若不能恢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改判由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243.5元；6.改判由霍建锋向苏铭琴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2017年6月30日至霍建锋重新安排苏铭琴到其合法家具企业从事家具外贸业务员为止，暂以现在进行时即至2019年6月为侵权计算期限）的工资总额收入损失225948元，并加付25%的赔偿金56487元；7.改判由霍建锋向苏铭琴赔偿未购买社保的社会保险费损失61118元，赔偿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31106元及6个月的求职补贴8473元，并支付医疗费25%×2的赔偿金1841元；8.2017年至2018年所谓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养殖员的雷某辉在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内两次殴打苏铭琴所致的工伤，由霍建锋承担单位责任纠纷的损害责任，向苏铭琴赔偿医疗费损失3556.9元；9.霍建锋重新安排苏铭琴到其合法家具企业从事家具外贸业务员，依法恢复劳动关系，工资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原有水平；10.追加广州市XXX家具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佰乐公司）为本案被上诉人，向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出借营业执照的嘉佰乐公司就本案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苏铭琴在一审提交的证据2中霍建锋的新工作名片清楚写着嘉佰乐公司展厅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霞石拾谷农场（以下简称拾谷农场）。证据2中苏铭琴写给霍建锋及客户的邮件署名上的嘉佰乐公司地址全为拾谷农场。证据9中的海运费对账单、载货集装箱重量验证申报表、货物产地证、货物提单上的货物托运人均为嘉佰乐公司，托运人的地址均为拾谷农场，托运人的联系人均为苏铭琴，而载货集装箱重量验证申报表还有嘉佰乐公司的公章。证据12中的第1张照片上清晰可见位于拾谷农场的锋记养殖场上的集装箱办公室外挂着“锋记养殖场”的红字招牌，第6张照片清晰可见锋记养殖场上的集装箱办公室内放着嘉佰乐公司的相关证书，而第8至12张集装箱家具展厅照片还来自嘉佰乐公司的官方账号。霍建锋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知嘉佰乐公司对外的实际经营场所在拾谷农场上无误，并可知嘉佰乐公司出口的部分家具产自拾谷农场亦无误，更加可知拾谷农场上的锋记养殖场内客观存在家具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并以嘉佰乐公司的名义开展。一审法官认为上述证据的内容没有反映与锋记养殖场相关，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指出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及书证。证据11为2018年7月13日嘉佰乐公司在劳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笔录（内容：2017年6月3日梁某的派出所笔录所反映的事实证明苏铭琴为何出现在伦教的锋记养殖场，因为苏铭琴是锋记养殖场的员工），而该案嘉佰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与本案霍建锋的诉讼代理人同为彭建球律师，一审法官认为该证据11与本案（确定苏铭琴与锋记养殖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用工关系）没关联性，不予采信，明显不当，苏铭琴提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三、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及顺德区农业局是于2015年10月8日批准锋记养殖场上的集装箱建筑物用作鱼塘设施的，这是苏铭琴从顺德区纪委处获悉的客观事实。而霍建锋肯定是在其集装箱建筑物获得合法的面纱后，才会在内进行对外的家具生产销售经营活动，才会在对外的新名片上把嘉佰乐公司展厅地址改为拾谷农场。所以根据2017年6月梁某、潘某芳的派出所笔录（苏铭琴曾是锋记养殖场的员工）可以推断，苏铭琴只会与在2015年10月8日后配有家具销售经营相关设施的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存在用工关系。根据相关工商法律的规定，嘉佰乐公司理应依法从顺德工商局处取得其顺德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后方可在顺德区内设点进行家具生产销售的经营活动，又或者霍建锋重新在顺德区伦教镇内注册一间家具公司。但是霍建锋却擅自在顺德伦教镇内的农业土地上从事无证照的家具生产销售经营活动并非法用工，进一步违反了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无论是苏铭琴提供的涉外贸易的报关法律文件，还是霍建锋的新名片都显示嘉佰乐公司对外的联系地址为拾谷农场，苏铭琴当初基于合理的认识，完全有理由相信用人单位为嘉佰乐公司，办公地点为拾谷农场，才没有起诉锋记养殖场家具厂。2017年7月7日苏铭琴向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对嘉佰乐公司进行劳动仲裁时提交了本案中的证据12以证明用工所在地为拾谷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当时嘉佰乐公司也没有异议,现在既然（2018)粤06民终588号的判决已经生效，且嘉佰乐公司的股东、锋记养殖场家具厂的负责人梁某承认苏铭琴是锋记养殖场的员工，那法院理应把握这段非法用工关系的实质用工内容而非所谓的用工合意，并支持事实用工关系中苏铭琴应得的法律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五、六条的规定及负责于2010年出台该司法解析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退休庭长杜某华就非法用工的法律责任、诉讼主体、及仲裁中遗漏当事人的程序法等问题的回答，人民法院应依法将向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出借营业执照的嘉佰乐公司列为本案的当事人，并要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官认为苏铭琴提交的证据未能证实其从事过锋记养殖场家具厂的劳动，明显是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对用人单位的定义并未规定其是否需要具备合法经营资格，而是强调“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且该法第九十三条中的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显然是包含在其中的，而司法实践中，无需取得营业执照、属于“等组织”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与其招用的会计、律师、助手也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认为未进行工商登记的锋记养殖场家具厂不具备与苏铭琴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哪怕双方的法律关系不能确定为劳动关系，双方仍客观存在用工关系，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作出合法的判决。四、本案中苏铭琴诉请的1841元医疗费赔偿金是基于锋记养殖场家具厂未为苏铭琴购买社保的事实及《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的法律依据提出的，且这些医疗费赔偿金有一部分还跟人身伤害无关，而苏铭琴诉请的3556.9元的医药费是基于2017年至2018年锋记养殖场家具厂的所谓员工雷某辉在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内殴打苏铭琴致工伤的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损害责任的法律依据提出的。本案中，霍建锋是以锋记养殖场家具厂的出资人的身份而被列为原审被告，伤人者雷某辉的行为属单位行为，无须在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中承担责任，而2017年的生命健康权纠纷案中，霍建锋是以个人身份而被列为被告，该案苏铭琴不想雷某辉知晓自己的个人信息未依法追加雷某辉为被告才导致败诉。两案中被起诉的当事人不同、诉请的标的也不同、有部分人身伤害医药费还发生在2018年，两案根本就不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官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苏铭琴在一审的证据2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百万货款都是由霍建锋掌控，霍建锋起码要对货款支配权、分成比例（霍建锋的利润是40多万，苏铭琴仅享有几万元提成）都显失公平的法律关系作出合理解析，并举证其收到货款后马上分成给苏铭琴的有关证据才能证实其主张的私人合作关系。使用嘉佰乐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展家具生产销售经营活动的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先是承认苏铭琴是其员工，然后不承认，一审法官对此行为予以确认明显不当。针对苏铭琴的上诉，霍建锋答辩称：一、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一自然段至第三自然段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二、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第四自然段至第十自然段的内容无法证明苏铭琴和霍建锋存在劳动（用工）关系。苏铭琴所提及的一审证据，一审法院在庭审中逐一经当事人进行质证、辩证，对苏铭琴提供的证据1、5、6、7予以采信，原判决第16页的“原告提供的证据2、4、8、9、10、12，内容没有反映与锋记养殖场相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1，系嘉佰乐公司与苏铭琴劳动争议仲裁期间的陈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查明了事实（详见原审判决第17至19页）。三、苏铭琴与嘉佰乐公司在2013年8月19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虽然存在劳动关系，但从2016年3月29日起，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事实有已生效的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606民初14056号民事判决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6民终588号民事判决、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申1050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四、其他答辩内容，已在一审民事答辩状列明，不再累述。另外，苏铭琴提交证据（光盘）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的新证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苏铭琴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期间，苏铭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为录音录像光盘，其中内容为：苏铭琴与原审法院书记员电话录音3段及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影像视频4段。2019年1月24日、25日苏铭琴与原审法院黎某豪书记员的电话录音，拟证明苏铭琴曾在一审庭审前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出借营业执照给锋记养殖场家具厂的嘉佰乐公司为本案被告及要求嘉佰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原审法院已于开庭当天把追加被告及诉讼请求的诉讼材料交给霍建锋的代理人，证明原审法院应根据案件事实依法追加嘉佰乐公司为本案被告，并择日重新开庭审理，而不是违反法庭程序直接出具判决书。2019年4月19日苏铭琴与原审法院黄某云书记员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是原审法院要求苏铭琴把嘉佰乐公司从被上诉人名单中删除，并要求苏铭琴另行提交追加被上诉人申请书，而不是苏铭琴认可本案的被上诉人仅为霍建锋。锋记养殖场影像视频第1段出现的人物是嘉佰乐公司的股东梁某，第2至4段出现的人物分别是苏铭琴在一审提交的绩效考核表上提及的嘉佰乐公司员工梁某源、苏某怡、王某华，这些人都在上班时间出现在锋记养殖场家具厂内，证明霍建锋确实如嘉佰乐公司名片信息、及嘉佰乐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照片所示，其在拾谷农场上的所谓锋记养殖场内设立了家具展厅厂房，以嘉佰乐公司之名对外进行无证照的家具生产销售营业活动，证明嘉佰乐公司应被追加为本案被上诉人并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应把本案发回重审。证据二为2019年4月26日苏铭琴与嘉佰乐公司客户James的QQ聊天记录复印件，聊天对话中提到蒋某珍是苏铭琴在一审提交的周某斌的绩效考核表上提及的业务经理，证明霍建锋拖欠苏铭琴及其他员工的劳动报酬的事实客观存在。证据三为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粤市监投告[2019]第0148号处理举报线索告知书复印件、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事项立案情况告知书复印件，拟证明霍建锋在拾谷农场上的所谓锋记养殖场内无照经营家具厂已被广东省及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局立案处理。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苏铭琴提交包含拾谷锋记养殖场地址及嘉佰乐公司信息的证据（名片、邮件、海运费对账单、载货集装箱重量验证申报表、货物产地证、货物提单、报价单、锋记养殖场家具展厅办公室及接待外国客户照片等）没有反映与锋记养殖场相关，不予采信这些证据，是不合法的。证明法院应以锋记养殖场上的实质经营活动为事实依据，要求霍建锋及出借营业执照给锋记养殖场的嘉佰乐公司依法向苏铭琴承担责任，因为锋记养殖家具厂的负责人、嘉佰乐公司的股东梁某，还有其亲属潘某芳及霍建锋的代理人都已分别在派出所笔录及仲裁笔录中承认了苏铭琴是锋记养殖场的员工。霍建锋质证称：一、对证据一视频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的来源不是由视频中的当事人提交给苏铭琴的，苏铭琴取得该证据不排除没有经过视频的当事人同意或者许可，非法取得。视频的具体来源由法庭予以查明。关于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不属于与霍建锋有关联性的证据。该证据与苏铭琴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前后2份上诉状的诉讼请求有矛盾之处，苏铭琴前后2份上诉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改判的前提是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而苏铭琴提出的原审判决没有接纳其当时请求的错误，是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应是发回重审，但是苏铭琴并没有提出原审判决要撤销或发回重审，只是要求改判，其法律观点与其上诉有矛盾。二、证据一、证据二都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QQ聊天记录复印件的发生时间在本案仲裁之前，且在其他案子中出现过。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当事人霍建锋无关，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清楚，请法庭确认。不属于本案的新证据，该证据内容与霍建锋无关，与嘉佰乐公司也无关，上面说的是顺德区伦教镇某家具厂，霍建锋没有叫伦教家具厂的公司，也无该别称，没有说是霍建锋开办的。苏铭琴该举报的发生日期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前，对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3月13日出具的举报事项告知书的真实性霍建锋不清楚，直至二审开庭，霍建锋没有收到任何行政机关对其无证经营的处理，该证据与苏铭琴起诉霍建锋劳动关系纠纷无关联性，与嘉佰乐公司没有关联性。苏铭琴提到的无照经营，如果是涉及嘉佰乐公司应是有照经营，故苏铭琴追加嘉佰乐公司为被上诉人无理。本院对上述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对于证据材料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追加嘉佰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对于证据材料二苏铭琴与James的QQ聊天记录复印件，而霍建锋不确认其真实性，苏铭琴亦未提交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材料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及于本案是否有关联，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甄别分析。二审审理查明，一、2018年12月4日，苏铭琴向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工资45900元；3.支付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3月28日双倍工资差额103559.5元；4.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28243.5元；5.工资总收入损失169461元，并加付25%的赔偿金42365元；6.社会保险费损失51640元、失业保险金31106元、求职补贴8473元、医疗费赔偿金1841元；7.医疗费损失3556.9元；8.恢复劳动关系。”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苏铭琴的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顺劳人仲案字[2018]586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给苏铭琴。苏铭琴对于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本案苏铭琴原审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苏铭琴与被告霍建锋的无证照经营单位锋记养殖场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的基本工资45900元；3.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3月28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03560元；4.若不能恢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243.5元；5.霍建锋向苏铭琴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收入损失169461元，并加付25%的赔偿金42365元；6.霍建锋向苏铭琴赔偿未为苏铭琴购买社保的社会保险费损失51640元，赔偿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31106元、6个月的求职补贴8473元，并支付医疗费25%×2的赔偿金1841元；7.霍建锋赔偿殴打苏铭琴致伤的医疗费损失3556.9元；8.霍建锋重新安排苏铭琴到其合法家具企业从事家具外贸业务员，依法恢复劳动关系，工资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原有水平。”二、在另案即苏铭琴与嘉佰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苏铭琴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6年3月29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嘉佰乐公司向苏铭琴支付2016年4、5、7月份，2016年10月份至2017年6月份的工资18120元；3.嘉佰乐公司向苏铭琴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3660元；4.案件诉讼费由嘉佰乐公司承担。2017年9月13日，苏铭琴又就该案增加了如下诉讼请求：5.嘉佰乐公司向苏铭琴支付2017年6-9月份的基本工资共4530元，并向苏铭琴支付因克扣工资的赔偿金22423.5元；6.嘉佰乐公司向苏铭琴支付2014年未发的春节带薪假日的工资750元，并加付赔偿金742.5元；7.确认嘉佰乐公司强迫苏铭琴于2014年12月2日补签的两份劳动合同和两份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8.嘉佰乐公司向苏铭琴支付于2014年12月2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差额3060元，并加付赔偿金3029.4元；9.嘉佰乐公司承担因签订无效合同给苏铭琴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包括：（1）2013年9月20日-2014年8月1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仲裁时效内的9个月的二倍工资差额的两倍，即55080元；（2）2016年3月29日前的两年年终奖金损失的两倍，即12240元；（3）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工资收入损失的两倍97920元，并加付赔偿金12240元；（4）支付因苏铭琴已履行了无效合同中的竞业限制义务的经济补偿金的两倍48320元，并加付赔偿金23918.4元；10.对嘉佰乐公司侮辱苏铭琴、指使他人殴打苏铭琴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赔偿医药费、因报警及就医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4392.4元，并加付医疗费方面的赔偿金596.2元；11.嘉佰乐公司为苏铭琴补缴近两年的社保费15840元。”因上述增加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对于增加诉讼请求不作处理，并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粤0606民初14056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原告苏铭琴与被告广州市XXX家具设计有限公司自2013年8月19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苏铭琴的其他诉讼请求。”苏铭琴对此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已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8）粤06民终58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之后，苏铭琴再次因劳动合同纠纷另行起诉嘉佰乐公司，请求“：1.确认嘉佰乐公司强迫苏铭琴于2014年12月2日补签的落款为2013年8月19日而未注明工作地点及劳动报酬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劳动合同》、落款日为2014年11月19日而未注明工作地点及基本底薪低于实际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劳动合同》、落款日为2014年11月19日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落款日为2014年11月30日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2.2014年2月28日未发的马年春节带薪假日的工资750元；3.2014年12月2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差额8814元；4.嘉佰乐公司承担因其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给苏铭琴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包括：（1）因苏铭琴已履行了无效合同中规定的竞业限制义务的经济补偿金36240元；（2）2013年9月20日至2014年8月1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当时2014年12月2日前仲裁时效内的9个月的二倍工资差额44802元；（3）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2014年12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总额收入损失224010元并加付25%的赔偿金56002.5元；（4）赔偿社会保险费用损失44808元；（5）赔偿1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13696元及6个月的求职补贴2754元；（6）因未为苏铭琴购买社保向苏铭琴赔偿医疗费损失2269元并支付25%的2倍赔偿金1134.5元；5.判令嘉佰乐公司依法恢复与苏铭琴的劳动关系；6.诉讼费由嘉佰乐公司承担。后在该案诉讼中，苏铭琴变更诉讼标的额为：第4项第3小点的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2014年12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总额收入损失233966元并加付25%的赔偿金58491.5元；第4小点社会保险费损失46654元。”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粤0606民初1631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苏铭琴的全部诉讼请求。”苏铭琴对此也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已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粤06民终40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2017年11月9日，原审法院还受理了苏铭琴诉霍建锋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该案苏铭琴起诉请求：“1.霍建锋向苏铭琴赔偿医药费及因报警、就医、奔走法院等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共20000元；2.霍建锋向苏铭琴支付2017年经济收入损失及精神损失费共80000元；3.诉讼费由霍建锋承担。”该案庭审中，苏铭琴将诉讼请求明确如下：“医药费1192.4元、交通费8200元、误工费8100元、经济收入损失70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2017年12月22日原审法院已作出（2017）粤0606民初181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苏铭琴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本院论述如下。一、关于应否追加嘉佰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问题。苏铭琴上诉请求追加嘉佰乐公司为本案被上诉人，并要求判决嘉佰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允许。本争议关键在于嘉佰乐公司是否必须作为本案当事人，原审法院是否遗漏了嘉佰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从上述查明事实反映，苏铭琴与嘉佰乐公司之间因劳动合同纠纷已经存在两宗诉讼，并已作出了判决；而该两案的诉讼请求与本案的诉讼请求存在部分相同或相类似的情况，追加嘉佰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会存在重复诉讼情况，且本案也没有必要追加嘉佰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因此原审法院未追加嘉佰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若苏铭琴认为其与嘉佰乐公司之间尚存在权利义务未曾处理完毕，可依法另循法律途径处理，不必通过追加嘉佰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解决。二、关于苏铭琴与锋记养殖场之间能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案中，苏铭琴主张其与霍建锋的无证照经营单位佛山市顺德区XX镇XXXX锋记养殖场家具厂或佛山市顺德区XXXXXX锋记养殖场及XX农场等（实际均指同一场地，以下统一简称为锋记养殖场）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从本案现有证据中不能证明锋记养殖场已经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因此锋记养殖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经营主体；也未有证据证明霍建锋对外以锋记养殖场名号从事经营，或霍建锋以锋记养殖场名号或个人名义雇用苏铭琴，本案中没有证据足以证实锋记养殖场与苏铭琴构成了非法用工关系。苏铭琴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和其陈述的工作内容、服务对象，表明服务相对方为嘉佰乐公司、其工作内容为外贸业务员工作；苏铭琴诉讼中只是认为其工作地点在锋记养殖场，锋记养殖场是嘉佰乐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据此，从上述证据材料表面内容显示苏铭琴相对应的主体应为嘉佰乐公司，因此适格诉讼主体应该为嘉佰乐公司。且没有证据表明嘉佰乐公司已注销而应由法定代表人霍建锋承担法律责任。另本案中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是霍建锋以个人名义聘用苏铭琴、或霍建锋以锋记养殖场名号与苏铭琴存在用工关系。因此，苏铭琴与嘉佰乐公司之间的纠纷，应选择适格主体起诉解决，而不能选择不存在法律关系其他主体起诉解决。由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实苏铭琴与霍建锋或锋记养殖场存在用工关系，而苏铭琴在本案中选择起诉霍建锋，存在主体不适格，且锋记养殖场也不能成为用工单位或用人单位，显然苏铭琴主张其与霍建锋的无证照经营单位锋记养殖场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6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足以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等用工关系。三、关于苏铭琴其它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问题。如上所述，苏铭琴与锋记养殖场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等用工关系，又没有证据证实霍建锋以锋记养殖场名号或个人名义雇用苏铭琴。而苏铭琴其它诉讼请求包括要求霍建锋支付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工资收入损失及赔偿金、未购买社会保险损失、失业保险金、求职补贴、医疗赔偿金及恢复劳动关系等请求，均是建立在于其与霍建锋或锋记养殖场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等用工关系基础上，故此该些诉讼请求均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苏铭琴诉请的医疗费损失，因苏铭琴已在（2017）粤0606民初18167号案中提起请求，本案中再次主张属重复诉讼，原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如其以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等用工关系为基础，又缺乏基础事实也不应予支持；至于如若存在新产生的医疗费损失问题，可依法另循法律途径处理。综上，苏铭琴本案中第2至第8项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外，当事人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或因选择起诉主体不当或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当事人不应因诉讼结果对已不利，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而主观认为是承办法官偏袒一方当事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承办法官存在偏袒一方当事人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苏铭琴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苏铭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芹审 判 员  林义学审 判 员  黄春英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钟家欣书 记 员  吴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