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终15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现代物流园区港中路1252号象屿物流配送中心3-223。 法定代表人：程益亮，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珂，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万达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689号浦西万达广场A塔。 法定代表人：王志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彬，福建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燕，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象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万达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万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泉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泉州万达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30日，本院作出（2016）闽民终89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7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5民初159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厦门象屿公司的起诉。厦门象屿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2018年1月27日，本院作出（2017）闽民终88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闽05民初339号民事判决。厦门象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立案后，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厦门象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珂、陈勇，被上诉人泉州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彬、林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厦门象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5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厦门象屿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泉州万达公司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遗漏本案大量重要事实，导致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严重错误。（一）案涉五份《万达百货光明酸奶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系时任泉州万达公司门店总经理的龚威经手所签订，结合该等合同已经泉州万达公司部分实际履行的事实，案涉五份《采购合同》足以代表泉州万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厦门象屿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22日的录音证据及泉州万达公司提交的《龚威总和卢总通话记录》中，龚威自认案涉第一份《采购合同》是真实的。厦门象屿公司经比对，案涉第一份《采购合同》与其他四份《采购合同》上的公章是一致的，并且，其他四份《采购合同》的履约经办人、案涉货物的运输、仓储、交付、送货单签收等事实，均与第一份《采购合同》一致，由此可知，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均是真实的，是泉州万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泉州万达公司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承认2001000元的货物是由厦门象屿公司送货到泉州万达公司，并由泉州万达公司出具收货单给厦门象屿公司。同时，根据公安机关向阮建伟、吴晓佳调查所作的询问笔录，第一份《采购合同》是阮建伟与吴晓佳到泉州万达公司亲眼看见龚威在合同上加盖泉州万达公司的公章。（二）除案涉五份送货单外，泉州万达公司出具的票据签收回执单、付款凭证、《联络函》以及厦门象屿公司工作人员与泉州万达公司门店总经理龚威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均能进一步印证案涉五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1、原判决选择性采用龚威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案涉送货单证据效力的依据，而刻意忽视了其他在案证据呈现出的客观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案涉送货单一式四联（第一联白联为存根、第二联红联为客户收执、第三联蓝联为回单、第四联黄联为仓库收执）是由厦门象屿公司打印好，不是泉州万达公司自行制作的。送货单送交泉州万达公司，由龚威签收后，泉州万达公司保留红联（泉州万达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原件，可以印证），泉州万达公司在蓝联上签章后返交厦门象屿公司（本案讼争的五份送货单均系蓝联）。根据送货单的形成过程可认定，龚威在送货单上签名并加盖泉州万达公司公章即应认定已收货。2、2014年8月21日，厦门象屿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开具案涉第二份《采购合同》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3799000元，并交付给泉州万达公司。2014年8月27日，泉州万达公司向厦门象屿公司出具《泉州万达百货有限公司票据签收回执单》，确认收到案涉第二份《采购合同》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注“该单作为款项确认单及发票签收凭证！”该事实进一步印证案涉五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3、泉州万达公司已向厦门象屿公司支付了案涉五份《采购合同》项下部分款项。2014年9月2日，泉州万达公司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厦门象屿公司账户支付了案涉五份《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人民币2004083.94元，并在付款凭证上注明“货款”。同时，厦门象屿公司也向泉州万达公司开具了案涉第一份《采购合同》项下2001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泉州万达公司收到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即用于税款抵扣，泉州万达公司对此抵扣税款的事实也予以认可。原判决以泉州万达公司支付2004083.94元货款与第一份《采购合同》项下2001000元货款存在差异，简单否认该笔付款与案涉五份《采购合同》的关联性，显然毫无事实根据。4、泉州万达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向厦门象屿公司出具的《联络函》，进一步证明了案涉其他四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在2014年11月17日，泉州万达公司已经支付完第一份《采购合同》项下货款及第二份《采购合同》项下部分款项，此时，泉州万达公司向厦门象屿公司出具该《联络函》，载明“兹有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泉州万达百货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关于贵司货款，我司已在进行财务结算，预计于11月30日办理完成。”恰恰进一步证明了其他四份《采购合同》项下款项未付清，泉州万达公司承诺在2014年11月30日办理完成的事实。（三）由泉州万达公司申请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卷宗资料里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喆良（厦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喆良公司）提供或陈述的相关证据，充分证明了厦门象屿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1、案涉五份《采购合同》交易具有真实的货物来源。2、案涉货物实际到达交接的仓库，并已经泉州万达公司签收。根据公安机关向光明公司调取的证据【公安机关卷宗第807页】，喆良公司收货地址为泉州市洛江区桥南村630号19路公交站边的仓库（以下简称“桥南仓库”），仓库主管为陈志凌，光明公司向喆良公司发送的一千多万元的货物均是运送至桥南仓库。事实上，因泉州万达公司地下车库的限高为3米，送货的9.6米厢式货车的高度高于3米，无法正常送至泉州万达公司仓库，泉州万达公司最终也在货物进入桥南仓库后直接验收并出具收货凭据（即案涉五份送货单）给厦门象屿公司，完成案涉货物的签收。至此，厦门象屿公司已充分履行了案涉五份《采购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二、原审未准许厦门象屿公司提出的印章鉴定申请，侵害了厦门象屿公司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厦门象屿公司向原审提出了对案涉五份《采购合同》与五份送货单上的印鉴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因泉州万达公司已经完全履行完案涉第一份《采购合同》项下付款义务，厦门象屿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已经泉州万达公司用于抵扣，第一份送货单上龚威的签字也经泉州万达公司、龚威本人确认。泉州万达公司提交了一份《合作合同》及《合作延期协议》，厦门象屿公司已经在原审中对其上加盖的“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印鉴的真实性以及“张水利”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本案只要鉴定该两份文件上“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印章以及“张水利”签名为虚假，泉州万达公司的该抗辩主张即可不攻自破。三、原审庭审中查明了双方无争议的事实，然而原判决却并未对该无争议事实作出评价，导致本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庭审中查明的无争议事实：“2014.9.2日被告向原告汇款2004083.94元；2014.11.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联络函；2014.8.19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200.1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已经抵扣，除了200.1万元外，总共开具了15575900元的厦门增值税发票，除了200万元外，经向税务局核实剩余的都未抵扣……”可原审未查明泉州万达公司支付的2004083.94元的款项与相应货物是属于哪一个法律关系。综上，原判遗漏本案重要事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泉州万达公司辩称：一、原审已经按照（2017）闽民终880号《民事裁定书》的要求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查明泉州万达公司与厦门象屿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已就《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上的印章是否在其他地方使用过，该《采购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等问题进行了实体审查，并不存在刻意遗漏重要关键事实的情形。实际上，泉州万达公司从未与厦门象屿公司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厦门象屿公司也从未向泉州万达公司交付过案涉货物，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均系伪造，一审判决未将《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作为定案依据完全正确。二、厦门象屿公司通过断章取义、肆意解释笔录等单方解读的方式及所谓的证据来主张五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书面合同只有双方签字或盖章时才成立，如上所述，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并无泉州万达公司的盖章，根本不存在厦门象屿公司所主张的意思表示一致。厦门象屿公司所称的证据均为其单方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并非证据本身。龚威在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22日录音》中明确表示泉州万达公司只跟厦门象屿公司签订一份580万元的《合作合同》，除此之外双方从未签订过其他合同，阮建伟及吴晓佳所持有的五份《采购合同》上的印章均不是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该事实也得到阮建伟及吴晓佳的确认。厦门象屿公司阮建伟、吴晓佳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辩称第一份《采购合同》是其两人到泉州万达公司亲眼看见龚威在合同上加盖的，但该供述已被厦门象屿公司所提供的2014年10月22日《录音证据》、阮建伟在公安机关的第二次《询问笔录》（2014年4月10日16时15分）及喆良公司卢艺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所推翻。厦门象屿公司主张泉州万达公司在泉州市中院第一次开庭过程中承认双方有发生过2001000元的货物交易，据此推定第一份《采购合同》是双方真实签订的主张依法是不能成立的。《采购合同》及《送货单》记载事项的不合理性可以证实该两份材料的虚假性。三、厦门象屿公司以《票据签收回执单》、《付款凭证》、《联络函》等证据来主张案涉《采购合同》部分履行的观点是错误的。1、《票据签收回单》不能证明《采购合同得到部分履行》。2、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所载明的泉州万达公司支付给厦门象屿公司款项2004083.94元，该款项为泉州万达公司履行《合作合同》项下的款项，与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无关，无法证明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得到部分履行。3、《联络函》仅系泉州万达公司针对《合作合同》项下的款项而出具，与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无关，该证据无法证明泉州万达公司部分履行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的事实。4、《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证明泉州万达公司部分履行五份《采购合同》的事实。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2014年8月19日开具的票面金额为1000500元的两张增值税发票，泉州万达公司对票面金额共计2001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张增值税发票与厦门象屿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开具的票面金额为3124.02元增值税发票共计2004124.02元，该增值税发票金额与上述《合作合同》项下2014年7月11日至2014年8月25日期间产生的营业收入及厦门象屿公司出具给泉州万达公司的《结算单》金额一致，充分说明了该三张增值税发票与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无关，同时可以证实《合作合同》已得到双方真实履行的事实。除了上述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剩余票面金额共计13754900元的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系厦门象屿公司单方开具，泉州万达公司发现厦门象屿公司错误开具发票后作出不验票的处理并已将该发票退还给厦门象屿公司，既未收取发票，也未将发票进行抵扣（有泉州万达公司提供的《顺丰快递》及丰泽区国税局出具的《证明》及法院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中的《发票登记表》、《供应商增值税发票退回登记表》及《增值税发票退回签收单》予以证实）。况且，增值税发票并不能作为认定厦门象屿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8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之规定，在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被推翻的情况下，厦门象屿公司仅提供增值税发票并不能证明其履行了交付义务。5、原审判决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确定《送货单》中的印章并非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后，结合龚威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龚威自始至终均否认泉州万达公司有收到过案涉《送货单》项下的任何货物，因此，原审认为厦门象屿公司仅以《送货单》来主张完成了交货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而在原审庭审笔录中，厦门象屿公司的代理人明确表述，除了《送货单》以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货义务，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认定厦门象屿公司未完成交货义务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付款凭证、票据签收回单、联络函、《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无法证明泉州万达公司部分履行了《采购合同》的事实。四、厦门象屿公司以有真实货源、货物到达仓库为由主张其履行了交货义务的观点毫无事实依据。根据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侦查卷宗中《刘贵华询问笔录》、《陈志凌询问笔录》、《光明乳业的发货清单》、《光明乳业窜货清单》、《魏希学询问笔录》及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喆良公司向光明公司购买的牛奶已被喆良公司销往全国各地，所得款项由喆良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洁收取。厦门象屿公司所主张的其货物来源于喆良公司并通过喆良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泉州万达公司的事实并不存在。《陈志凌询问笔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主张货物的交货地点桥南仓库，陈志凌为仓库主管”是不客观不真实的，该笔录同时也证明了泉州万达公司从未收到案涉货物。陈志凌在公安机关供述：我没有在厦门喆良公司任职，我有帮厦门欣展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展艺公司”）将莫斯利安牛奶送到大泉州地区的新华都商场。从2014年5月份开始送，其还有一张缴款人“欣展艺公司”的押金条，是新华都购物广场供应商出入证的押金。欣展艺公司把牛奶送到泉州洛江区桥南村19号公交站附近的一间民房，他们在那租了一个房间做仓库，然后给我一张配送单，让我给大泉州各个地区的新华都配送牛奶。仓库面积只有12平米左右，最多可以放1千多提光明莫斯利安酸奶。牛奶一箱六提。我帮欣展艺送了两三个月左右牛奶，总共帮欣展艺送过几百提牛奶而已。我从未配送牛奶到泉州万达各个门店。根据陈志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证实陈志凌并非喆良公司的仓管人员，该仓库也非喆良公司所承租。厦门象屿公司主张桥南仓库为喆良公司所承租、陈志凌为喆良公司仓管人员毫无事实依据。根据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至2014年8月份其应当送达的牛奶就有217050箱，也就是1302300提，但陈志凌在该仓库却只有收到几百提的牛奶，与厦门象屿公司的主张完全不符。综上，厦门象屿公司主张其货物来源于喆良公司，并通过喆良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送货的事实已被公安机关侦查的事实所推翻，同时可以证实厦门象屿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五份《送货单》的虚假性。五、原审以厦门象屿公司所申请鉴定事项与本案无关，未准许厦门象屿公司提出的印章鉴定申请是完全正确的。厦门象屿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出具的《结算书》明确载明双方的合作方式为“联营”，结算的方式与泉州万达公司所提供的《合作合同》所约定的结算方式一致，而泉州万达公司也根据厦门象屿公司确认的《结算书》将款项支付给厦门象屿公司。故无论《合作合同》上厦门象屿公司的印章真假与否，双方都已经以实际行为对合作方式进行确认，即双方已确认为“联营关系”并按“联营”的合作模式进行结算。因此，厦门象屿公司提出对《合作合同》上厦门象屿公司印章鉴定的申请，与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并无任何影响，依法不应予以准许。六、厦门象屿公司主张原审法院未对2004083.94元款项与相应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导致事实不清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对泉州万达公司所支付的2004083.94元款项所对应的法律关系进行查明并作出认定。原审判决书中第16页第一段第十三行明确载明：厦门象屿公司主张泉州万达公司于2014年9月2日支付的2004083.94元系履行第一份《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但该《采购合同》项下的金额为2001000元，且其出具给泉州万达百货公司的《供应商结算单》中体现该笔款项系因存在“联营”关系结算而来的，与《采购合同》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证明其主张。因此，原审法院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已作出认定，即认定该笔款项为联营合作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而与买卖合同无关，因此不存在厦门象屿公司所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七、本案实际上是厦门象屿公司为转嫁坏账风险而恶意制造的一起虚假诉讼，滥用司法资源。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22日录音资料完整地体现了厦门象屿公司为违法放贷给喆良公司而与喆良公司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喆良公司的巫文峰及宋洁为骗取厦门象屿公司的借款制作了案涉五份虚假《采购合同》及《送货单》的全过程。厦门象屿公司在发现被骗后，利用其手中持有的虚假《送货单》及《采购合同》将其非法借贷产生的巨额损失转嫁给泉州万达公司，掩盖自身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厦门象屿公司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泉州万达公司立即向厦门象屿公司支付货款13571816.06元；2.判令泉州万达公司立即向厦门象屿公司支付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货款之日止的迟延履行违约金（以应付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暂计至2014年12月22日为380949.85元，以上诉讼请求合计13952765.91元）；3.判令泉州万达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龚威系泉州万达公司的门店经理，2014年7月21日、8月7日、8月18日、9月1日、9月27日，龚威在五份《送货单》“签收人”处签名，五份《送货单》记载厦门象屿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送达268550箱光明莫斯利安酸牛奶价值15575900元。同时，厦门象屿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开具总金额为15579024.0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泉州万达公司自认已经对其中的2001000元增值税进行了抵扣。2014年9月2日，泉州万达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厦门象屿公司支付款项2004083.94元。泉州万达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向厦门象屿公司发送《联络函》，称“兹有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签订合同，关于贵司货款预计于2014年11月30日办理完成”。2014年12月23日，厦门象屿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5年1月23日，龚威受泉州万达公司的委托，以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被伪造为由，向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报案。2015年3月26日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作出泉公丰（刑侦查）立字（2015）0034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被伪造案进行立案侦查。2017年1月6日，泉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泉公鉴（2017）21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五份《采购合同》及五份《送货单》上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目前，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被伪造案仍在侦查中。2017年2月6日，泉州万达公司向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发送《更换报案人告知函》，内容为：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经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立案侦查。该案原由龚威作为本案的报案人提出控告，由于龚威已从泉州万达公司系统离职，现因其在泉州万达公司任职期间涉嫌职务侵占罪，正在立案侦查中，且从公司目前掌握的相关事实来看，该案件有可能是由巫文峰所策划的一起合同诈骗经济犯罪，伪造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进行诈骗是其制造该起合同诈骗的手段，而龚威有可能为该合同诈骗案件的共犯，因此龚威不适宜再作为本案的报案人，而应作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另查明，2016年7月7日，泉州万达公司举报龚威涉嫌职务侵占罪，次日，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立案侦查，目前亦仍在侦查中。 本案审理过程中，厦门象屿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继续冻结泉州万达公司名下银行存款，并由案外人厦门象屿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提供其所有的，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作为担保。一审依法予以准许，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闽05民初339号民事裁定，裁定主文为：一、查封厦门象屿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土地房屋权证号：厦国土房证第00xxxxx1号）；二、继续冻结泉州万达公司价值13952765.91元的银行存款。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厦门象屿公司是否实际履行交货义务，是否有权要求泉州万达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及违约金。 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对上述争议焦点的主张与各自的起诉、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一审对争议焦点进行如下分析： 一、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 泉州万达公司主张，本案已经涉嫌犯罪，应驳回厦门象屿公司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并提出调取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全部侦查卷宗的申请，一审依法予以准许，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调取到的全部侦查卷宗进行质证。泉州万达公司质证称，《泉公丰（刑侦）立字（2015）00344号立案决定书》《鉴定文书》《丰泽区公安局发还清单》《情况简述》《龚威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本案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厦门象屿公司质证称，对《泉公丰（刑侦）立字（2015）00344号立案决定书》《鉴定文书》《丰泽区公安局发还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该案自2015年3月26日立案至今已超过三年，仍未侦查完毕，公安机关也没有向厦门象屿公司调取原件进行鉴定，直到本案发回重审的过程中，泉州中级人民法院拟对《采购合同》及《送货单》进行鉴定，厦门象屿公司才按照要求提交了原件，从调取的证据也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侦查方向完全不是去调查印章来源、使用情况，反而集中在泉州万达公司与厦门象屿公司交易履行情况，泉州万达公司借公安机关之手干预经济纠纷，利用刑事程序拖延民事诉讼；对《情况简述》《龚威询问笔录》三性均不予确认，龚威在上述证据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与其在其他场合的陈述前后矛盾，龚威已经确认第一份合同是送到泉州万达公司面签，且签署的是打印有内容的《送货单》，而不是上述证据中所称全部由杨文锋和张亚飞转交的，龚威在录音中确认收到过货物，见过实物并签收《送货单》，而不是从未收到货物，《合作协议》系泉州万达公司伪造的，龚威在《情况简述》中描述泉州万达公司付款2004124.02元的构成是2001000元加上3124.02元零星货款，也就是说2004124.02元并非直接结算出的数字，但实际上双方并无其他业务或者零星货款，泉州万达公司已经自认龚威参与了虚销业务。 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规定，一审调取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的侦查卷宗系依法依职权进行，但侦查卷宗中的询问笔录及有关材料中相关人员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民事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将根据其陈述是否与待证事实相关、是否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等方面，综合认定侦查卷宗中相关人员的陈述在本案中的证明力。2015年3月26日，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作出《泉公丰（刑侦查）立字（2015）0034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被伪造案进行立案侦查，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虽然涉案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上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经泉州市公安局鉴定后，认为与泉州万达公司在工商登记备案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但本案系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否真实履行，应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进行综合认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泉州万达公司公章被伪造案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仅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公安机关也正在对伪造印章案进行侦查，该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一审依法对本案可继续审理。 二、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厦门象屿公司是否实际履行交货的义务，是否有权要求泉州万达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及违约金。 厦门象屿公司主张，涉案《采购合同》系泉州万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付款、交货、开票、催告等各方面来看，五份《采购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五份《采购合同》；2.五份《送货单》；3.《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4.顺丰快递单；5.名片；6.泉州万达公司票据签收回执单；7.《管辖权异议申请书》；8.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9.联络函；10.工作证；11.催告函；12.账单；13.2014年11月17日录音及文字记录稿（附光盘）；14.（2015）厦鹭证内字第34019号《公证书》；15.（2015）厦鹭证内字第34384号《公证书》；16.《结算业务申请书》；17.《买卖合同》《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增值税专用发票》；18.2014年10月22日录音及文字记录稿（附光盘）；19.泉州万达公司在（2015）泉民初字第1591号一案提交的《民事上诉状》；20.泉州万达公司在（2016）闽民终字第899号一案提交的《证据清单（一）》；21.《立案告知书》、龚威朋友圈截图；22.龚威和卢总通话记录；23.泉州万达公司在（2015）泉民初字第1591号一案提供的《补充证据目录》《合作合同》；24.泉州万达公司在（2016）闽民终字第899号一案提供的《二审证据清单》《印章使用审批》；25.五份《补充协议》；26.万达集团吧发帖信息；27.泉州万达公司地下车库入口照片；28.桥南街630号仓库照片；29.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泉州万达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2的三性均有异议，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及买卖合同有真实履行；证据3，对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2014年8月19日开具的票面金额为1000500元的两张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张发票是履行《合作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所开具的发票，与本案无关；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泉州万达公司从未收到三份快递；证据5，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所要证明的目的；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系履行《合作合同》的证据；证据10，三性均无异议；证据11-13，系厦门象屿公司单方制作，三性均有异议；证据14、1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系统中所体现的业务系双方履行《合作合同》项下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证据16，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系履行《合作合同》项下的款项；证据17，三性均有异议，《买卖合同》系虚假合同，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支付给喆良公司的款项系用于购买涉案酸奶；证据18，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该段录音可以证明《采购合同》及《送货单》系虚假的；证明19，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内容系原审代理人写的，因其并未向泉州万达公司了解案件事实而做了错误的陈述；对证据20《二审证据清单（一）》及证据21《立案告知书》真实性不持异议，对龚威朋友圈截图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龚威是否应被采取强制措施与本案无关；证据22-23，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本案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厦门象屿公司未将货物交付给泉州万达公司；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厦门象屿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25，系虚假协议；证据26-29三性均有异议。 一审认为，对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证据1《送货单》、证据2《采购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分析认定；证据3，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为15579024.02元，与诉争货款金额不符，泉州万达公司仅对其中的2001000元真实性予以认可，增值税发票系厦门象屿公司单方开具的，仅有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已经实际交付货物；证据8，泉州万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泉州万达公司于2014年9月2日支付厦门象屿公司2004083.94元；证据9-10，《联络函》可以证明泉州万达公司与厦门象屿公司存在款项未结算的事实；证据11-12，系厦门象屿公司单方制作的《催告函》，泉州万达公司不予认可，对其三性不予确认；证据13、18因厦门象屿公司无法证明录音中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情况，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4-15，系泉州万达公司供应商系统中的记录，该系统中载明经营的方式为联营，实际支付的四笔金额分别为100934.98元、692.52元、230.84元、2004083.94元，与诉争五份《采购合同》的金额不符，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6，可以证明泉州万达公司支付厦门象屿公司2004083.94元；证据17、25系厦门象屿公司与案外人喆良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且银行借记单体现厦门象屿公司支付喆良公司的金额仅为13587586.05元，与诉争五份《采购合同》的金额不一致，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9，系泉州万达公司在（2015）泉民初字第1591号一案中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在该份《民事上诉状》中泉州万达公司陈述双方订立的系《合作合同》，是否具有关联性，将结合争议焦点具有分析；证据20-22，泉州万达公司印章被伪造案无法证明泉州万达公司借公安机关之手干预经济纠纷，关联性不予确认，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23，可以证明泉州万达公司提供的《合作合同》复印件与原件存在出入，且存在多处涂改，但无法证明泉州万达公司涉嫌伪造合同罪；证据24、26-29，不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所要证明的目的。 泉州万达公司主张，泉州万达公司与厦门象屿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泉州万达公司未收到厦门象屿公司的货物，双方之间系合作合同关系，并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泉公丰（刑侦）立字（2015）00344号立案决定书》；2.《鉴定文书》；3.《丰泽区公安局发还清单》；4.《情况简述》；5.《龚威询问笔录》；6.《龚威询问笔录》7.《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及住宿费发票；8.2014年日历表；9.厦门永丰达工贸有限公司《采购确认函》及营业执照；10.入库单；11.《电子银行交易回单》《收据》；12.《合作合同》；13.《合作合同》的用印记录和审批记录；14.《合作延期协议》及用印记录及审批记录；15.《供应商结算单》；16.《增值税普通发票》；17.结算业务申请书；18.《中国农业银行收费凭证》；19.2014年7月11日至2014年8月25日期间的《购物凭证》《购物小票》；20.供应商结算单管理（联营/固定保底），2014年10月31日的《购物凭证》《购物小票》；21.《电子银行交易回单》；22.2014年8月26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的《购物凭证》《购物小票》；23.2014年9月1日至9月23日期间的《购物凭证》《购物小票》；24.顺丰快递；25.国税局证明；26.企业信用公示报告；26.《行政工作手册3印章管理》；27.《万达集团2014年管理制度》；28.《关于印章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29.《关于合同管理制度的补充规定》；30.《产品买卖合同》；31.用印申请；32.国税查询证明；33.《万达集团（2014）34号文件》；34.顺丰快递单；35.龚威与巫文峰通话录音书面材料整理证据；36.说明；37.张亚飞名片；38.补充说明。 厦门象屿公司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该证据内容并未显示与本案有关联；证据2、3，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证据4-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龚威在该证据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与其在其他场合的陈述前后矛盾；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据对象不予确认，电子客票不能证明龚威实际乘机的事实，发票也不能证明是龚威本人消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与证明对象不予确认；证据9-10，厦门象屿公司不是该合同当事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与证明对象不予确认，两笔款项不是同一合同项下款项；证据12，三性均不予确认，该份合同存在诸多错漏与不合情理之处；证据13，三性均不予确认，系泉州万达公司单方制作的，且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证据14，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15-18，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对象不予确认；证据19-23，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系泉州万达公司单方制作的材料；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厦门象屿公司未收到该退回的发票，且恰恰证明泉州万达公司曾收到厦门象屿公司开具的发票；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不予确认，结合泉州万达公司在票据签收回执单签字确认“该单作为款项确认及发票签收凭证”的事实，可以证明票据签收回执单不仅是对发票签收的确认，还是对泉州万达公司应付款项的确认；证据2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7-29，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系泉州万达公司单方制作；证据30-31，三性均不予确认，厦门象屿公司非合同当事人，该证据与厦门象屿公司无关；证据3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33，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系泉州万达公司单方制作的文件；证据34，三性均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厦门象屿公司收到发票；证据35，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6,三性均不予确认，系泉州万达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单方出具的；证据37，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8，三性均无异议，但证明对象不予确认。 一审认为，泉州万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3可以证明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上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与工商备案章不一致，真实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与泉州万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关系；证据4《情况简述》系泉州万达公司门店经理龚威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系龚威的单方陈述，厦门象屿公司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6系公安机关对龚威进行询问而形成的笔录，可以证明龚威虽承认五份《送货单》上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但其中第一份系打好后签名的，其他四份系在空白送货单上签名的，仅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完成交货义务；证据7，无法证明龚威出差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8，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龚威未在《送货单》上签字的事实；证据9-23,《购物凭证》《购物小票》均系泉州万达公司自行制作的单据，未经厦门象屿公司确认，无法证明2004083.9元系履行合作合同项下货款，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证据24、34，可以证明泉州万达公司收到诉争货物项下发票并邮寄退还给厦门象屿公司的事实；证据25、32，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泉州万达公司未对厦门象屿公司开具的14份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事实；证据2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7-29、31，系泉州万达公司内部行政管理文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0，系泉州万达公司与厦门永丰达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5-37，无法确认通话录音中的当事人真实的身份情况，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8，系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存在虚构事实的事实。 一审认为，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并生效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厦门象屿公司主张其与泉州万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供的《采购合同》上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经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鉴定，与泉州万达公司工商备案印章不一致，且其亦未能举证证明该印章系泉州万达公司加盖或使用，泉州万达公司对《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因此《采购合同》不能成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厦门象屿公司又提供五份《送货单》来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送货义务，一审认为，泉州万达公司门店经理龚威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虽明确陈述五份《送货单》均系其亲笔签名，但第一份系打好后签名的，其他四份系在空白送货单上签名的，且其明确表示未曾收到过《送货单》相对应的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的规定，厦门象屿公司除《送货单》外，未能提供其他凭证证明其已完成交付诉争货物的义务，诉争货物为268550箱莫斯利安酸牛奶，系大宗、大额、非常规性货物，在交付货物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装卸、搬运、运输、仓储、检验、入库、清点等一系列环节，产生大量的单据，厦门象屿公司却未能提供上述任一环节的相关证据，亦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明显有违交易习惯和商业惯例，因此五份《送货单》无法证明厦门象屿公司完成交货义务，且厦门象屿公司向泉州万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也与五份《送货单》的货款金额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增值税发票亦无法证明其已完成交货的事实。厦门象屿公司主张泉州万达公司2014年9月2日支付的2004083.94元系履行第一份《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但该份《采购合同》项下的金额为2001000元，且其出具给泉州万达公司的《供应商结算单》中体现该笔款项系因存在“联营”关系结算而来的，与《采购合同》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证明其主张。因此，厦门象屿公司在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泉州万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实际交付货物的情况下，无权向泉州万达公司主张货款及相应的违约金。 本案审理过程中，厦门象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鉴定申请：1.对泉州万达公司提供的《合作合同》及《合作延期协议》上所盖的厦门象屿公司的印鉴及张水利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对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五份《采购合同》与五份《送货单》上的印鉴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 一审认为，根据本案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已经可以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是否实际履行进行判定，对《合作合同》《合作延期协议》上印章、签字的真实性及五份《采购合同》与五份《送货单》上的印鉴是否为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无需再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故对厦门象屿公司的上述鉴定申请，一审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认为，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不足以证明其与泉州万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268550箱莫斯利安酸牛奶的合意，厦门象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亦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完成交付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厦门象屿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厦门象屿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5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厦门象屿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厦门象屿公司对原审判决第四页最后一段第一行有异议，即“龚威是门店总经理，而不是门店经理”。第五页第一行，泉州万达公司在厦门象屿公司上门催告时才发的联络函。另厦门象屿公司认为原审遗漏部分事实。因一审未予许可，再次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请求对象屿公司提交的五份《万达百货光明酸奶采购合同》与五份《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的印鉴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以及对泉州万达公司提交的《合作合同》上厦门象屿公司的印鉴及张水利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泉州万达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第四页第一句的表述可能有歧义。认为一审判决书中的五个时间，不是龚威签字的时间，而是送货单中记载的时间，龚威是在五份空白的送货单上一次性签订的。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向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调取泉公丰（刑侦）立字（2015）00344号案卷材料。根据2017年4月10日对厦门海翔集团总经理魏希学《询问笔录》的记载及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泉公丰（刑侦）立字（2015）00344号案卷材料显示，喆良公司将从光明牛奶批发来的牛奶串货卖给全国各地经销商。 巫文峰于2016年4月16日因犯骗取贷款罪、犯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厦门象屿公司请求对提交的五份《万达百货光明酸奶采购合同》与五份《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的印鉴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是否必要；二、厦门象屿公司是否有实际出售货物予以泉州万达公司。 本院认为，一、案涉五份《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上载有“泉州万达百货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经泉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已确定该枚印章是伪造的，并非泉州万达公司的印章。即使两组材料上的印章是同一枚，也只能证明该两组材料是同一枚虚假印章加盖，并不能改变该印章是虚假的事实。且本案重点是合同的履行，故厦门象屿公司申请对《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上印章是否是同一枚进行鉴定不会影响本案相关履行事实的认定，故原审不予采纳厦门象屿公司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二、根据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侦查的结果，厦门象屿公司向原审法院所提供的《采购合同》及《送货单》上印有“泉州万达百货有限公司”印文的印章被证实是伪造的，厦门象屿公司的金融事务部总监及关联贸易方厦门海翔集团的总经理的陈述，表明泉州万达公司非本案实际交易人的事实，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向光明公司调取的《光明乳业的发货清单》及《光明乳业窜货清单》证实，光明公司发往喆良公司的货物全部由喆良公司卖往安徽、山东、湖北、江苏等地，已查清了案涉货物的具体流向。厦门象屿公司也未能提供案涉货物268550箱莫斯利安酸牛奶，在交付货物的过程中，涉及到装卸、搬运、运输、仓储、检验、入库、清单等一系列环节所产生的大量单据，有悖交易习惯和商业惯例。故厦门象屿公司诉请泉州万达公司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厦门象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17元，由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源 审判员 蔡毅明 审判员 黄 挺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