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1民终43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美钟，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林、刘万富，均系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琳，女，196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福平，男，195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宝峰，贵州千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美钟因与被上诉人孙琳、李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990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美钟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9906号民事裁定；2.依法改判或发回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借款事实有转款记录、《借条》、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出借第一笔300000元借款始于2014年12月22日，出借第二笔300000元是在2015年1月19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系是2015年1月25日。另，上诉人2015年5月8日向孙琳出借300000元系因李福平涉嫌犯罪被网上追捕，在被拘时孙琳向上诉人借钱处理该事，所借款项系个人使用，与合作投资无关。二被上诉人辩称借条上所涉借款为双方合作投资款项说法不符常理。该借款非小数目，若非借款，二被上诉人却仍以个人名义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等事项并重新结算不符常理。真实情况是，上诉人经朋友介绍认识被上诉人李福平，得知其酷爱收藏，其向上诉人借款并许诺1.8分利息，上诉人未对其还款能力产生怀疑，遂答应借款。双方认识几个月后，李福平邀请上诉人与其合作经营公司，并约定通过费用核销方式完成出资，此时才产生合作。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出借借款，与合作经营毫无关联，不能混为一谈。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天宏公司账本中，对李福平、孙琳向上诉人借支款项进行了记载，但二被上诉人并未对该款项使用情况进行举证和说明。同时，该账本并非上诉人提供给案外人蒋家奇的账本，账本上所盖天宏公司印章明显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所盖印章不一致，所记载账目数额亦与实际情况不符，该账本系伪造，一审不应未经核实便采信。第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虽以该款项为投资款为由进行抗辩，但该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工商登记信息变更记录、短信记录、股东会决议、账本等，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不能证明该款项为投资款。被上诉人孙琳、李福平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提交短信记录（2014年12月23日），能够证明所转款项是投资款，且双方有先借款后报销的习惯，股东会决议账本能够证明该款项都是在公司账本中，且借条有“从分红款扣除”字样，若非投资款，上诉人需举证证明如何投资。董美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231,500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利息暂计为2,214,489元（利息按照1.8%的月利率自2015年5月3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利息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担保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1．被告孙琳于2015年5月3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上载明“借款人孙琳（身份证号）于2015年5月31日向出借人董美钟借款人民币3,231,500元，月结利率1.8%，于2015年12月30日前归还本息。附注：从分红扣除。”；2．原告董美钟于2014年12月22日向被告李福平转账300,000元，于2015年1月19日向被告李福平转账300,000元，于2015年2月12日向被告李福平转账1,000,000元，于2015年2月17日向被告李福平转账500,000元，于2015年4月1日向被告李福平转账300,000元，于2015年4月15日向被告李福平转账360,000元，于2015年5月8日向被告孙琳转账300,000元，共计3,060,000元；3．被告孙琳原系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25日，孙琳代表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垃圾再生无公害环保基地项目（三甫村），该项目前期投入为600万元，占公司及基地总股份的50%，董美钟注资600万元作为入股条件占公司及基地总股份的50%，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由董美钟担任；4.2015年2月15日，原告登记为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占50%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5．原被告合作期间具有先借款后报销的交易习惯；6．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账目明细显示：被告李福平于2014年12月22日借支30万、于2015年1月19日借支30万元、于2015年2月12日借支100万元、于2015年2月17日借支50万元、于2015年4月10日借支30万元、于2015年4月15日借支36万元，被告孙琳于2015年5月8日借支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告提供款项的时间处于原被告双方合作期内，双方之间的合作具有先借款后报销的交易习惯，且将个人之间的借款记载于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账目明细中不符合常理，加之原告已取得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50%的股份，故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具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该院依法向原告进行释明，但原告仍坚持原诉讼请求，故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董美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9,922元，退还原告董美钟。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董美钟提交如下证据：1.董美钟与孙琳2018年7月27日录音通话记录，拟证明借条所涉及320余万元系真实借贷而非投资款项，同时董美钟认为股东会决议足以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投资款项经股东会确认，与借条所涉款项无关。被上诉人孙琳质证称，通话真实性认可，项目停止后要求审计结算，款项并非借款；被上诉人李福平质证称，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且记载需以费用报销单核准，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投入资金多少，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银行流水（2014年11月22日－2016年9月18日），拟证明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涉及合作款项及借款均已通过工商银行尾号为0227（董雍阳）、中国银行尾号为0120、建设银行尾号为1386、工商银行尾号为2750的账户进行支付，合作款项与借条所涉及的借款306万元没有关联性，是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孙琳、李福平质证称，对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提及与李福平、孙琳以及两笔土地租金款项共计387.5万元，该387.5万元流水中有之前董美钟出借借款的流水，第一笔是2015年4月15日中国银行36万元、收款人是李福平，第二笔是2015年4月1日中国银行30万元、收款人是李福平，2015年2月17日中国银行50万元、收款人李福平，2015年2月12日中国银行100万元、收款人李福平，2015年1月19日30万元、收款人李福平，以上重合金额为246万元，与本案民间借贷款项是重合的，不能证明除本案上诉人所陈述的300余万元借款之外还有600万元投资。本院依法向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调取董美钟、孙琳向蒋家奇交付的账本，蒋家奇向本院提交该账本并表示其并未收到费用报销单，同时称不清楚董美钟是否另向董美钟的隐名股东林传春交付有其他账本。董美钟称，其所交付给蒋家奇的账本与蒋家奇向法院提交的账户不一致，对蒋家奇提交的账户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孙琳称，所交付给蒋家奇的账本与蒋家奇向法院提交的账本一致，合作期间账本系由董雍阳在做，原始凭证在董美钟的隐名股东林传春手中。本院二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另：1.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9月18日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分别为“一、确认董美钟对现有项目投入资金为人民币柒佰万元（以费用报销单核算）；二、其中壹佰万元整人民币为对外借款，月利息叁分，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三、对外借款必须优先偿还”（孙琳作为甲方、董美钟作为乙方，林传春、何祖标作为见证人在该决议上签字）、“经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1.确认孙琳（甲方）对现有项目投入资金为陆佰万元人民币；2.甲方已产生经公司股东确认的三项经费共计壹佰柒拾肆万陆仟元人民币，由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并报销；3.报销人孙琳、李福平自二0一五年元月二十五日开工起至今二0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止”（孙琳、董美钟在股东确认处签字，林传春、何祖标在见证人处签字）。2.孙琳、董美钟均认可，其二人于2017年与案外人蒋家奇签订《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后，蒋家奇已分别支付孙琳、董美钟各200万元转让款。3.李福平与孙琳系恋人关系，李福平非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但系在董美钟与孙琳合作期间该公司事务经手人。本院认为，上诉人董美钟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然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蒋家奇与孙琳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而李福平系二人合作事务的经手人，孙琳虽向蒋家奇出具有《借条》，但收款人多为李福平，所涉款项亦系发生于双方合作缔约阶段（《合作协议》签订之前）及实际开展合作期间，同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先借款后报销的习惯，《借条》亦载明“从分红扣除”，由此可证案涉款项系由双方合作关系而引起。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9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董美钟投入资金为700万元，但其向本院提交的银行流水未能反映资金具体流向，不能说明该流水中除本案外的其余款项即系其与孙琳合作期间的投入资金；本院依法向蒋家奇调取的账本未显示资金来源，该账本不仅不能直接证明董美钟系以本案款项外的其他款项完成投资，反而体现出本案款项已经入账，纳入双方合作款项范围。董美钟不认可蒋家奇向本院提交的账本系其交付与蒋家奇的账本，然其未向本院提交其与孙琳合作期间的其他记账凭证或依据。董美钟主张本案借款独立于其与孙琳的合作投资资金，但其并未完成该主张的举证证明责任（孙琳未在录音中认可案涉款项为借款，其他证据不能证明本案款项独立于合作投资）。基于上述，本案所涉款项系因双方之间的对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合作而起，并非民间借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因董美钟坚持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董美钟的起诉并无不当。董美钟、孙琳、李福平之间因合作投资经营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而产生的纠纷，可另案处理，本院不在本案中处理。至于董美钟提出的对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家奇提交的账本进行鉴定的申请，因该账本并非判断本案是否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要依据，且该账本系由本院依法向贵阳天宏高科技有限公司现法定代表人蒋家奇调取，其是否与董美钟交付蒋家奇的账本一致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本院对董美钟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董美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谢清明审判员  李 广审判员  彭 攀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张觅书记员杨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