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礼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1226民初850号 原告高某，住甘肃省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平，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甘肃省礼县固城乡朱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 法定代表人：杨某，任理事长。 被告田某，现住甘肃省礼县。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社2016年度退耕还林项目负责人。 被告苏某，现住甘肃省礼县。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社2016年度退耕还林项目负责人。 原告高某与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田某、苏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8月1日受理后，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甘1226民初63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高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甘12民终317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甘1226民初63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平和李翔，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杨某、被告田某和被告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财产损失101500元（其中公牛4头、每头8000元；母牛9头，每头6500元；小牛2头，每头3000元；未出生小牛5头，每头1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2日（农历）上午，其到三县梁牧场放牧牦牛，发现自家的15头牦牛（其中5头母牛怀有小牛仔）不见踪影，经打听被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田某、苏某赶走，其便问询了被告田某、苏某得知牦牛啃吃了被告栽植的树苗被扣留在固城乡蒲家庄，协商中被告提出按每头牦牛赔偿损坏的树苗1000元，计15000元，待其筹够钱后交于被告并要求被告出具收条时，被告拒绝，其便拿着钱回家，之后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纠纷未果。2017年4月1日（农历），其再次到被告处协商解决纠纷，发现两头牦牛已死亡，遂要求被告赔偿，遭被告拒绝，协商解决纠纷再次未达成协议。2017年5月22日被扣留的15头牦牛已全部死亡，被告不但没有通知原告，而且将死亡的牦牛埋在固城乡蒲家庄附近的河滩。综上，合作社成员田某、苏某以原告饲养的牦牛破坏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栽植的树苗为由，私自扣留原告的牦牛长达3个月之久，扣留期间既拒绝协商赔偿事宜又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导致15头牦牛全部死亡，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故起诉请求支持其主张。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实： A1、扣押牛、牛的数量、牛的年龄结构、牛的估价相关资料（共14页），证明被告扣押15头牛的年龄结构及损失情况； A2、杜成会、苏三顺证明，证明牛的市场价格； A3、礼县公安局2017年5月16日调解笔录（复印件），证明原告没有收到被告交付的死亡后剩余的7头牛； A4、苏亚军证明，证明被告曾向原告罚款2000元； A5、礼县固城乡北河村村民委员会2017年12月5日证明，证明村委会没有接到有关部门处理事情的通知； A6、刘小同、刘康宁、苟小州、苟上海、缑都娃、高大娃、陈记文证明，证明被告对其他养牛户因吃树苗而罚款的事实，被告所述43亩树苗并非原告家的牛损坏的； A7、照片两张，证明被告林地没有加装防护措施而致使牦牛进入林地吃了树苗； A8、礼县固城乡北河村村民委员会2017年11月29日证明及杨见见、蒲宝明、袁高兴和杨虽雄的书面证明，证明被告扣了原告15头牛，当时死了10头； A9、证人王军其当庭证明2017年4月17日其与原告去吊草坝放牧牲口； A10、证人苏亚军当庭证明2017年4月18日被告将原告15头牦牛扣留，后苏某向原告索要每头牛1000元的损失费； A11、证人李玉安当庭证明牛在晚上不吃草，也不吃树； A12、证人李代中当庭证明被告将其4头牛和原告15头牛扣留在蒲家庄； A13、证人康中平当庭证明被告于2017年农历3月22日、23日扣留的牛中，没有自己的牛。 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田某、苏某辩称，田某和苏某为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6年度退耕还林项目负责人。2017年4月18日上午7时左右，苏某带领民工补栽树苗时发现礼县固城乡北河村蒲家庄组倒麦湾梁顶的林地里有15头牦牛在啃吃树苗，达十几个小时以上，造成一道湾43亩补栽的油松苗木被毁坏，因不能确认牦牛的主人，于是苏某经与田某电话商议后，将15头牦牛圈在礼县固城乡北河村蒲家庄合作社租用的场地中，等待牦牛的主人来认领，后来才知道牦牛的主人为本案原告高某。2016年底，原告家的马和牛不止一次啃吃合作社的树苗。当晚，合作社只要求原告承认错误，但原告和其家属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与田某、苏某吵架，纠纷未能及时解决。2017年4月21日上午礼县森林公安分局、礼县固城乡政府和礼县公安局固城派出所等相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处理该纠纷，因原告不配合，双方的纠纷未能解决。由于当时天气太热，牦牛不适应气候，且15头牦牛体质弱，抢不上草，先后死亡2头，原告家人主动要求处理纠纷，但要求被告保证剩余的牦牛赶回去后十天内死亡的合作社要承担责任，双方协商再次未果；后又有4头牦牛死亡，为防止疫情发生和不影响当地村民生活，被告将死亡牦牛掩埋；剩余的9头牦牛被告雇佣蒲家庄村民杨见见照料管护，花费3860元。原告牦牛共计死亡8头，剩余的7头田某当着礼县公安局刑警队干警和杨见见的面交给了原告高某。事发后，被告一直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但原告一直不予配合，强词夺理，不愿承担被告经济损失，相反，被告雇佣人员专门放养牦牛，已做到仁至义尽，故牦牛死亡的主要责任在对方，首先是原告因管理疏忽多次对合作社的树苗毁坏，其次被告给原告努力做工作协商解决纠纷而原告拒不配合，故原告诉求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因原告牲畜破坏合作社树苗，导致合作社2017年退耕还林面积验收合格了50%，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另有500亩土地流转费支出2.5万元，两项共计损失27.5万元。综上，原告15头牦牛因管护不善多次啃吃合作社林地树木，已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本案中双方均有过错行为，经济损失互抵，原告撤诉，否则答辩人要求依法对原告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赔偿合作社损失。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实： B1、照片20张，证明原告15头牛对合作社树苗损坏的事实，对15头牛扣留后找人积极喂养并没有故意致死的事实； B2、音频资料，证明被告没有向对方提出罚款1000元，但原告一直要给1000元； B3、告示两张，证明在栽植树苗前已经向当地养殖户提醒过不要在合作社放牧的事实； B4、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饲养的牛损坏的是合作社的苗木地； B5、证人杨见见当庭证明其喂养牦牛15头、期间死亡8头、存活7头、牦牛体重30至300斤及交付过程； B6、证人帅偏子当庭证明其受雇给合作社栽植松树，事发当日早晨，其在行驶到半山腰的车上看见山梁上合作社林地里有牦牛，苏某就将牦牛赶下山；林地没有护栏等防护措施；牦牛大小和公母其不清楚； B7、证人田三求当庭证明其受雇给合作社栽植松树，事发当日早晨，其在行驶到半山腰的车上看见山梁上合作社林地里有牦牛，原告牦牛无人看管，苏某就将牦牛赶下山，牦牛大小其不清楚。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调取证据如下： C1、礼县公安局调解笔录、询问笔录共计27页，证明原、被告发生纠纷的前因后果、纠纷的调处和被告扣留原告15头牦牛、死亡8头、剩余7头牦牛，在死亡了7头牦牛后被告雇佣当地村民杨见见放养原告牦牛等相关案件基本事实； C2、礼县公安局调查报告，记载纠纷的前因后果、纠纷的调处和被告扣留原告15头牦牛、死亡8头、剩余7头牦牛及本案不构成刑事案件等相关案件基本事实；2017年4月26日被告雇佣杨见见放养牦牛，后经调解未达成协议，剩余7头牛是否归还没有印证； C3、杨见见2017年12月6日调查笔录，证明2017年4月26日受被告雇佣放养扣留的牛，共死亡8头，在归还剩余7头牛时，原告家未领回，第二天高某在路边看管在河边吃草、喝水的7头牛； C4、李玉安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将原告15头牦牛扣留圈养，牦牛的品种、年龄、价值、体高；牦牛为反刍动物，晚上不吃草也不吃松树苗； C5、王军其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将原告15头牦牛扣留圈养，牦牛的品种、年龄、价值、体高； C6、杨见见2018年12月20日调查笔录，证明原告15头牦牛被扣留圈养后，其喂养，期间8头成年牛死亡（含1头种公牛），2017年4月26日受雇于田某、苏某，牦牛死亡7头后其开始放养剩余牦牛，2017年5月16日下午，田某、苏某将剩余的7头牦牛（5头成年牛、2头当年出生的小牛）交付给原告家三人，但原告拒绝接收，次日高某骑车在路边观察牦牛在河边吃草、喝水；后7头牦牛无人管理，自己沿公路向后山牧场方向走去；15头牦牛的公母、是否有怀孕母牛及年龄大小，其无法辨别； C7、高兴会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将原告15头牦牛圈养后采取喂养措施不当，造成8头牦牛死亡，剩余7头牦牛未交付，15头牦牛现已全部灭失； C8、吴小成调查笔录，参照2017年4月至5月礼县固城乡的气候、季节、草料贫富、牦牛习性，证明当时当地牦牛的市场价格和体重； C9、礼县价格认证中心礼价认定（2019）11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结论为：1.价格认定标的（死亡的8头牦牛）于2017年4月28日（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价格合计为人民币肆万肆仟贰佰元整（44200.00元）；2.价格认定标的（遗失的7头牦牛）于2017年5月17日（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价格合计为人民币叁万零玖佰元整（30900.00元）。 就原、被告当庭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综合认定如下：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A7和C6予以认定。就双方当事人持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证据A1中扣留牦牛的现场照片显示牦牛的数量、个体形态、部分死亡牦牛尸体情况，场地铁丝网围栏情况及喂养情况，客观呈现被扣留牦牛和尸体未掩埋时的现状，照片虽不能显示牦牛的年龄结构，但能记载牦牛个体大小，结合被告证据B1中的视频截图和本院调取证据C1、C2、C3、C4、C5和C6，能够证明被扣留牦牛数量、是否成年牦牛及部分死亡牦牛情况和圈养情况，予以采信，就证据A1中欲证明牦牛的价值部分，被告持异议，原告该部分证明力以证据C9为准，证据A1中放牧情况的照片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A2虽证明牛的市场价格，但杜成会、苏三顺是否具有牲畜价格评估资质，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且杜成会、苏三顺未出庭接受质询，二人证言不予采信；证据A3虽不能支持原告证明目的，但为公安机关为调解本案纠纷制作的笔录（调解结果未达成协议），该证据应于采信；证据A4、A6、A13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中A6中7位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对其他养殖户罚款的事实、且A6中的高大娃为原告之兄，与原告有亲属利害关系，故证据A4、A6、A13不予采信；证据A8、A10、A12证明被告扣留原告15头牦牛的事实与本案基本事实相互印证，予以采信，但A8证明的死亡10头牦牛的部分不予采信，A10证明“苏某向原告索要每头牛1000元的损失费”的证言，结合当事人陈述与证据B2，该款未发生，故证据A10中该部分证明效力不予采信，A12李代中证明其4头牛被被告扣留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被告证据B1可分为三部分照片：一部分为当地部分牧场情况的照片（2张），一部分为松树苗被损坏的照片（7张），一部分为圈养牦牛的照片（11张，均为视频截图，其中2017年4月21日19:28:47截图中有13头牦牛，经询问被告田某该截图中的牦牛全部为原告的牦牛；2017年5月11日17:25:04截图中显示5头成年牛、2头小牛，结合2017年4月19日19:04:13截图可见2头小牛未死亡，2017年4月23日13:04:59截图亦显示2头小牛），关于牧场情况的照片与被告证明目的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关于松树苗被损坏的照片能够客观呈现松树苗毁损的事实，但该毁损是否为原告牧养、管理的牦牛实施，被告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对苗木损坏系原告牦牛实施的事实不予采信；关于圈养牦牛的照片，与被告证明目的、本案基本事实和证人杨见见证明相互关联印证，且客观反映圈养和放养牦牛的数量、现状以及牦牛个体大小，予以采信。证据B2为音频资料，该款项未实际发生，不予采信；证据B3仅为告示的语言文字表述，被告无其他证据佐证该告示已通知到原告及其他养殖户的事实，故证据B3不予采信；证据B4证明固城乡相关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被告栽种树苗合法性的依据，但不能证明原告管理的牦牛与被告栽植的树苗被毁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B5证明的事实与案件基本事实一致，结合证据C3、C6，应予以采信，但证明牦牛体重的证言以证据C9为准。证据B6、B7证明的事实客观公正，与案件基本事实一致，予以采信，但进入林地的牦牛是否毁损合作社树苗，证人帅偏子和田三求并未证实。 关于被告扣留圈养原告牦牛的数量、死亡数量和遗失牦牛的数量，原、被告在原审中无异议，予以认定；由于案涉标的物均已灭失，关于牦牛的年龄大小、品种、体高和体重由证据C4、C5、C6、C8予以证明。证人李玉安和王军其与原告为长期放牧人员，二人证言（牦牛的雌雄、体重及是否有怀孕母牛李玉安和王军其不清楚）较为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原告15头牦牛的品种、年龄大小、体高情况，故对证据A9、A11、C4、C5予以采信，但证明牦牛价值的证言以证据C9为准；关于证据C1为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依法制作的相关文书、笔录，证据C2为终结刑事案件的调查报告，虽无承办人签名、未加盖印章，但C1和C2承载本案纠纷发生的前因后果、纠纷的调处和被告扣留原告牦牛的数量、死亡和遗失数量、圈养情况等相关案件基本事实，证据C1和C2来源合法，拟证明的事实较为清楚，与本案相关事实关联印证，予以采信；关于杨见见调查笔录证实被告扣留的15头牦牛与被告证据B1视频截图中圈养的牦牛相互吻合，其中8头成年牦牛死亡（含1头种公牛），遗失的7头牦牛为5头成年牛和2头小牛，与证据B1中2017年5月11日19:28:47视频截图显示牦牛个体大小相互吻合，杨见见证言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故对证据C3、C6予以采信；关于高兴会调查笔录，虽证明被告喂养牦牛措施不当而导致8头牛死亡、7头牛遗失，但其系原告叔父，与原告有一定利害关系，故证据C7不予采信；关于证据C8，吴小成为礼县大家畜交易经纪人，其依据2017年4月至5月份礼县固城乡的气候、季节、草料贫富和牦牛习性，证明牦牛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和体重，客观公正，证据C8予以采信；关于礼县价格认定中心礼价认定（2019）11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以最后一头牦牛死亡日期和遗失日期为基准日，区分死亡和遗失两部分按照种类物认定灭失牦牛的价格，认定机构为国家法定机构，委托、认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依据充足，认定结论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故证据C9予以采信。 综合以上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查明的事实为：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称合作社）于2013年7月29日依法登记成立，营业执照显示的业务范围之一为林木种植，被告田某和苏某为合作社成员。2017年4月17日原告驱赶牦牛到礼县固城乡黄家庄吊草坝放牧，下午约7时许，原告回家休息，牦牛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次日（农历2017年3月22日）上午约7时，被告苏某及工人在去植树的路途中，发现合作社林地内有牦牛，经与被告田某沟通后被告苏某将牦牛驱赶到礼县固城乡北河村蒲家庄。当日上午约8时，原告返回吊草坝放牧却发现自己的牦牛缺少15头，经找寻，15头牦牛（13头成年牦牛和2头当年出生牦牛）已被被告苏某、田某以毁坏合作社栽植的松树树苗为由扣留，圈养在蒲家庄合作社租赁的场地内，被告田某安排当地村民杨见见管理、喂养。原告当日即找到被告苏某要求归还牦牛，被告苏某以与田某商议并先处理其他纠纷为由推脱。2017年4月21日，经被告反映，礼县林业局林政股、礼县森林公安局、礼县固城乡人民政府、综治办、司法所和礼县公安局固城派出所组成联合工作组，处理双方纠纷未果；2017年4月23日被圈养的牦牛死亡2头，原、被告再次协商解决纠纷未果；至2017年4月26日，已有7头牦牛陆续死亡，被告田某、苏某遂雇佣杨见见放养原告剩余牦牛，至2017年4月28日，共有8头成年牦牛死亡（包括1头种公牛、3头阉割公牛即肉牛、4头母牛），为防止疫情发生，牦牛尸体被被告田某、苏某掩埋在北河村蒲家庄北河小学对面河滩。自牦牛被扣留之日起，原、被告多次协商未果，原告遂于2017年5月15日以被告非法扣留其牦牛涉嫌诈骗罪向礼县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进行了查处，并于2017年5月16日调解，由于原、被告意见分歧较大未达成调解协议，公安机关认为本案不构成刑事案件，告知双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日下午被告田某将7头牦牛（5头成年母牛和2头当年出生牦牛）向原告交付，在场人为公安干警、杨见见和原告及家属三人，但原告以牦牛健康状况无法确定且无移交手续为由未接收。2017年5月17日原告在蒲家庄公路边观察在河边吃草、喝水的7头牦牛；之后，7头牦牛无人管理，自己沿公路向牧场方向走去，终致遗失。本案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多次未果，终成诉争。 另查明，被告扣留原告的15头牦牛中成年公牛4头（1头4岁以上的种公牛、3头6岁到8岁的阉割公牛，体高1.4米至1.5米）、成年母牛9头（4岁到7岁，体高1.3米）、2017年出生小牛2头。死亡牦牛情况为：5岁到8岁公牛4头、4岁到7岁母牛4头；遗失牦牛情况为：5岁到7岁母牛5头、2017年出生小牛2头。 本案发回重审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依职权委托礼县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15头牦牛中区分死亡牦牛和遗失牦牛两部分依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分别进行评估认定，2019年4月15日，礼县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礼价认定（2019）11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结论为：1.价格认定标的（死亡的8头牦牛）于2017年4月28日（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价格合计为人民币肆万肆仟贰佰元整（44200.00元）；2.价格认定标的（遗失的7头牦牛）于2017年5月17日（价格认定基准日）的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价格合计为人民币叁万零玖佰元整（3090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原审、重审中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并有本院综合认定的原、被告证据和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C1、C2、C3、C4、C5、C6、C8、C9在卷佐证，且证与证、证与陈述相互关联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当事人就纠纷应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妥善解决，但被告却以原告15头牦牛啃吃其栽植的松树苗为由而将原告牦牛非法扣留圈养长达28天，造成标的物灭失的损害后果，该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非法扣留圈养原告牦牛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经庭审查证，合作社栽植的松树苗虽有毁损的事实，该毁损是否为原告牧养管理的牦牛实施，被告证据不足以证实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被告辩称原告牦牛毁损其松树苗的理由不成立。牦牛被圈养期间，因被告养护措施不当、未完全尽注意事项致8头牦牛陆续死亡，应承担死亡牦牛的全部损失；就交付时存活的7头牦牛，被告虽有交付过程和原告次日观察的事实，但被告并无充足证据证实7头牦牛被原告领回，另外，原告以牦牛健康状况无法确定且无移交手续而未接收，虽属合理怀疑和妥当处理纠纷的要求，但原告拒绝接收终致7头牦牛遗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原告对该部分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可减轻被告20%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标准，因15头牦牛均已灭失，礼县价格认证中心按照种类物、区分死亡和遗失两部分依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认定，作出的认定结论客观、合法、唯一，可作为本案损害赔偿依据。关于合作社侵权责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规定，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法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被告田某和苏某系合作社成员，其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和因合作社利益而非法扣留、圈养牦牛的侵权行为，符合“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规定，应认定为执行工作任务，故本案侵权责任由合作社承担，被告田某和苏某不承担责任。就原告诉请的未出生牛犊的损失，原告并无证据支持其主张，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就被告诉请因原告牦牛毁损合作社树苗而要求原告赔偿合作社栽植树苗和补栽树苗等相关费用共计60572元，不符合反诉目的的对抗性和反诉事实及理由具有独立性的特征，故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赔偿原告高某死亡牦牛全部损失即44200元，承担遗失牦牛损失的80%的责任即24720元，两项合计68920元； 二、驳回原告高某对被告田某和苏某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内容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21元由被告礼县富成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旭恒 审 判 员  张琼玉 人民陪审员  文望子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梁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