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5民初8561号 原告：高英，女，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男，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系社区推荐公民代理，特别授权。 被告：汪于博，男，198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冯春莲，女，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原告高英与被告汪于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后，依职权追加冯春莲作为第三人，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汪于博、第三人冯春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汪于博向高英偿还借款本金734000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734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3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但不超过年利率6%；利息暂计至起诉时为132120元）；2.汪于博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高英调整利息主张为，以本金734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年利率6%为限。事实和理由：高英与汪于博系朋友关系。2013年10月18日，汪于博以经商资金紧缺为由向高英借款300000元，高英于同日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给汪于博。2014年3月21日，汪于博向高英借款500000元，高英于同日通过其成都农商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至汪于博委托代收人冯春莲账户。上述两笔借款汪于博向高英出具了借条，约定了还款日期。汪于博于2015年9月29日向高英还款48000元、18000元。2015年12月20日，汪于博在前述两张借条上均注明“此借款未还”。2016年5月14日，汪于博向高英出具借条，确认借到高英734000元，并承诺于2016年5月23日还清。借款到期后，汪于博未予还款，经高英多次催讨未果。为维护高英合法权益，遂起诉来院。 汪于博、冯春莲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当事人身份信息、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借条、农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农商银行信贷业务处理系统截图、借条、收条、《公证书》；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支行铁佛分理处出具的以下材料：成都农商银行个人汇款凭证、转账借方传票、个人借款凭证、成都农商银行放款流水、借方凭证（第一联）、放款通知书、个人贷款支用申请审核表、个人借款委托支付授权委托书、行内汇划往账凭证、个人汇款凭证；由成都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花支行簇锦分理处出具的以下材料：个人汇款凭证、个人借款凭证、个人借款受托支付授权委托书、冯春莲的身份证复印件、《购销合同》、收据、《个人借款合同》（公证书）、《抵押合同》（公证书）。冯春莲于庭前来院，经组织其对高英上述证据质证，冯春莲表示以上证据均与其无关，其不清楚情况；《购销合同》、收据不是其签字和出具，与其无关。 冯春莲提交工商银行流水明细，高英对冯春莲提交的该证据三性无异议。 汪于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高英、冯春莲所举上述证据放弃质证。高英、冯春莲所举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3年10月18日，高英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尾号为7386的账户转账300000元给汪于博。汪于博向高英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汪于博于2015年1月16日向高英借得现金300000元，并承诺所借款项不用于任何非法用途，于2015年6月15日之前还清全部借款。汪于博于借条上签名捺印并注明身份证号。2015年12月20日，汪于博在该借条上注明“此借款未还”。 2014年3月21日，高英通过其成都农商银行尾号为9066的账号转入冯春莲6222084402006001110的账号中500000元，转账备注“购洁具”。汪于博向高英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汪于博于2015年1月16日向高英借得现金500000元，并承诺所借款项不用于任何非法用途，于2015年3月15日之前还清全部借款。汪于博于借条上签名捺印并注明身份证号。2015年12月20日，汪于博在该借条上注明“此借款未还”。 2015年9月21日，高英出具收条两张，一张载明：今收到汪于博还款48000元。备注“补上次4万8的收条”。另一张载明：今收到汪于博还款18000元。 2016年5月14日，汪于博向高英出具借条，载明：今向高英借到现金734000元，承诺在2016年5月23日全款还清。汪于博于借条上签名捺印并注明身份证号。 高英因汪于博到期未还款于2018年5月24日起诉来院。 审理中，1.高英述称300000元的借条与2013年10月18日转账300000元系同一笔借款，500000元的借条与2014年3月21日转账500000元系同一笔借款，借款当时汪于博出具了借条，被遗失，高英于2015年1月16日要求汪于博重新出具借条，汪于博即书写于该日（2015年1月16日）收到高英的借款。2.高英述称500000元系其以名下房屋抵押贷款借给汪于博，并提交《公证书》，拟证明2014年1月16日，其委托汪于博将其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的房屋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等事宜并办理了公证，但对此后汪于博将贷款转给冯春莲账户一事其不知情。3.高英述称不清楚成都农商银行信贷业务处理系统查询单上载明用途“购洁具”是何意，其不认识冯春莲，也未与冯春莲签订《购销合同》向冯春莲订购洁具，与冯春莲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冯春莲述称不认识高英，没有销售洁具，也未与高英签订《购销合同》，其女婿卢某曾将其身份信息、账号借给朋友用作收取银行贷款的三方卡，但不知晓使用其身份信息、账户的具体情况，后经其至银行查询，高英的500000元转入其账户当天转入了锦江区斯蒂赛服饰店的账户，其与该服饰店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冯春莲所述事实经通知卢某到院进行了核实。4.高英述称两张借条上载明的“此借款未还”中未包含汪于博已还的合计66000元款项。5.高英述称收条系其出具后，手机拍照传给汪于博，故收条原件由其持有，其认可汪于博所还款项。734000元的借条系借款800000元扣除汪于博所还款项66000元后，汪于博向其出具的总借条。总借条出具后，汪于博未再还款。 本院认为，一、责任认定。汪于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故能够认定高英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是真实可信的。根据高英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高英向汪于博共转账800000元，汪于博向高英出具了借条。对借款事实的认定，经本院审查认为，其一，借条载明借到时间与借款出借时间虽未一一对应，高英对此作出了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二，对高英履行500000元出借义务的事实认定，根据高英提交的银行转账相关材料、《公证书》、高英和冯春莲的陈述及证人卢某的证言，结合汪于博出具的借条，可以认定高英向汪于博出借了500000元。其三，汪于博先后向高英出具借款金额为300000元、500000元、734000元的借条，其中，734000元的借条系扣除还款的总借条，债务上具有延续性，系统一整体，本院认为，汪于博多次向高英出具借条，以及汪于博于2015年12月20日确认借款未还，均足以证明汪于博确认向高英借款的事实及借款金额。综上，本院认定高英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与汪于博间建立了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借条载明了还款日期，汪于博未予还款，高英有权要求偿还，故对高英主张汪于博归还借款本金73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二、对于逾期利息。借款到期汪于博至今未予还款，已构成违约，应支付逾期利息。双方未约定利息及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高英明确了其逾期利息主张，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故对高英利息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对高英的诉讼请求，本院全部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汪于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高英借款本金734000元及逾期利息（734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年利率6%为限）。 如果汪于博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551元（该款已由高英预交），由高英负担635元，由汪于博负担11916元，汪于博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高英。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莉 人民陪审员 赖 伟 人民陪审员 侯 波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唐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