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绍洪，男，1966年7月2日生，彝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农民，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美英，女，1964年8月4日生，彝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农民，住丘北县。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兴，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文，男，1966年9月6日生，彝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农民，住丘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红芬，女，1966年8月10日生，彝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农民，住丘北县。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坤，宏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施绍洪、杨美英因与被上诉人杨正文、赵红芬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6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19年6月25日组织上诉人施绍洪、杨美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兴，被上诉人杨正文及杨正文、赵红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坤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绍洪、杨美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正文、赵红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一审证据采信错误的问题，施绍洪、杨美英在一审列举的证据《协议合同书》系杨正文亲自书写所有内容并签字按手印，同时村小组组长杨绍才和平加云在《协议合同书》上签字见证同意转让，且施绍洪、杨美英已经按照《协议合同书》的约定向杨正文、赵红芬支付了转让款9000元，杨正文、赵红芬也已经按照《协议合同书》的约定交付了房屋和土地。《协议合同书》客观真实，且不存在违法无效情形，属于合法有效的证据，依法应予以采信。一审中，杨正文、赵红芬否认了《协议合同书》的真实性，但是没有对《协议合同书》的真实性即笔迹和指纹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仅听杨正文、赵红芬的一面之词，在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是否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的情况下，径直对施绍洪、杨美英在一审列举的证据《协议合同书》不予采信，实属证据采信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关于一审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协议合同书》明确约定，施绍洪以9000元的价格受让杨正文的房屋附带的条件为杨正文将包含争议田（地名大田）的四块地一并转让给施绍洪、杨美英，且《协议合同书》签订后双方都已经按照《协议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了支付转让价和交付房地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为了土地不被荒废，便决定将位丘北县村施绍洪夫妇，同时也委托施绍洪夫妇帮杨正文、赵红芬管理地名为‘大田’的水田”与《协议合同书》约定及事实不符，依法应予以纠正。三、关于一审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明文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即杨正文、赵红芬对争议田（地名大田）享有自由转让权，《协议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让视而不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作出判决实属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不公，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杨正文、赵红芬辩称，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协议合同书》正确。一审中，施绍洪、杨美英仅以一份自行伪造的“协议书”来证明双方签订的包括四块田地一同转让给施绍洪、杨美英的事实不足为信，不真实也不合法。根据2009年农村民房的价位，一所房子可以卖到10000元-20000元比较合乎当时市场行情，有谁会将房子连同9.35亩四块田地才售价9000元，此举违背常理，并非杨正文、赵红芬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审法庭询问和法庭调查以及法庭辩论中，杨正文、赵红芬均表示施绍洪、杨美英所提供的协议书不是自己亲笔所写，其来源不客观、不真实，不合法。再说，买卖土地系违反国家土地法的行为，杨正文、赵红芬万万不敢以身试法。并且，庭审中，杨正文、赵红芬也按照法庭的要求，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几遍自己的名字和按手印。况且，施绍洪、杨美英仅提供一张协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系孤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法庭不予采信是正确、合法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准确。2009年，杨正文、赵红芬为了到丘北县城打工，谋求新的生活，将自家五祖沟村的老宅以9000元卖与施绍洪夫妇；为了土地不被荒废，考虑到施绍洪是亲戚，交其管理可以放心，便将“大田”等四块田地委托给施绍洪夫妇帮忙管理使用至今。由于以前国家尚征收公余粮，农村大多数村寨、农户都会少报或瞒报土地面积和地块。一审开庭审理期间，杨正文、赵红芬所提供的1999年政府颁发的《文山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只记载有“大田”这丘田，而本案施绍洪夫妇未能提供其他有利的证据推翻争议土地并非杨正文、赵红芬承包经营，所以一审认定的事实准确无误。事实上，杨正文、赵红芬与土地发包方五祖沟村小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中己包括“大田”（己更名为沟边）和之前拟证明的“岩脚”（更名为“田地”）、“房背后”（更名为“老马地”）、“赶街路下边”等共12块地块均由政府发证并签订承包合同。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准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施绍洪、杨美英的上诉请求，并依法作出由施绍洪、杨美英退还施绍洪、杨美英的“岩脚、房背后、对门冲冲、赶街路下面”即“沟边、田地、老马地、赶街路下边”的四块土地的判决。杨正文、赵红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施绍洪、杨美英返还杨正文、赵红芬交其管理使用的土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正文、赵红芬拥有地名为“大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取得该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地的四至界限为东至田埂、南至田埂、西至田埂、北至田埂。2009年，杨正文一家到丘北县城打工，为了土地不被放荒，便决定将位于丘北县的施绍洪夫妇，同时也委托施绍洪夫妇帮杨正文、赵红芬管理地名为“大田”的水田，该土地由施绍洪、杨美英家管理使用至今。杨正文、赵红芬对其他争议地地名为“岩脚”的另外一块地、“房背后”、“对门冲冲”、“赶街路下面”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法院认为，国家保护土地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的争执地名为“大田”的水田是杨正文、赵红芬及其家人经营管理的，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正文、赵红芬、杨永俊、杨永飞、杨桂琼、杨桂仙。因此，对杨正文、赵红芬要求施绍洪、杨美英返还地名为“大田”的争执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正文、赵红芬应对其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正文、赵红芬均不能举证证明其对其余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对杨正文、赵红芬要求施绍洪、杨美英返还地名为“岩脚”的另外一块地、“房背后”、“对门冲冲”、“赶街路下面”土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一、由施绍洪、杨美英退还地名为“大田”的水田（四至界限为东至田埂、南至田埂、西至田埂、北至田埂）给杨正文、赵红芬经营管理。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杨正文、赵红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杨正文、赵红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施绍洪、杨美英未提交新的证据。杨正文、赵红芬提交了二份证据：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一份（编码：532626207202140023J）、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482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争议地“大田”、“岩脚”、“房背后”、“赶街路下面”的土地已经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书，丘北县人民政府依法发包给杨正文、赵红芬承包经营管理。这两本证书是2018年4月颁发的，一审判决后，杨正文、赵红芬于2018年农历11月才到丘北县农业局取得的。经质证，施绍洪、杨美英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因签订时间及发证时间是2018年3月，一审中就已存在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当采信。并且不认可杨正文、赵红芬的证明观点，证书中并没有包含本案争议地“大田”、“对门冲冲”等。本院认为，杨正文、赵红芬提交的上述二份证据即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客观真实，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本案涉及的地块“大田”、“岩脚”、“房背后”、“赶街路下面”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杨正文、赵红芬一户，其中“大田”地块，在一审中杨正文、赵红芬提交的丘政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8929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大田”地块，双方认可该地块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认定了该事实，双方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杨正文、赵红芬提交的上述二份证据即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予以采信。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施绍洪、杨美英提出如下异议：认为争议地“大田”是杨正文、赵红芬转让给施绍洪、杨美英使用，并不是委托管理，一审关于受委托管理“大田”水田的认定错误。除此，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杨正文、赵红芬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针对施绍洪、杨美英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审中的证据《协议合同书》载明的内容，签订合同的主体双方是杨正文、施绍洪，村领导小组一栏是“杨绍才、平加云”签字，二审中双方认可2011年5月期间杨绍才是丘北县舍得彝族乡落母村民委五祖沟村小组的组长，平加云是村上的党员。该合同载明杨正文将自己的房子卖给施绍洪，并搭配四块地即“房背后赶街路边台子地那块、赶街路下边坡地那块田、大田、施正雄地和杨文山地中间那块”，搭配房子四块地永远不变。经质证，杨正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不认可该合同书，认为系施绍洪伪造，提出其没有参加过协议书的签订，没有在该协议合同书上签字按手印。二审中，经法庭释明是否需要对《协议合同书》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并告知杨正文、赵红芬申请鉴定以提交书面申请书为准，在法庭调查结束后7日内提交书面的鉴定申请书，逾期视为放弃。之后，杨正文、赵红芬逾期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书，视为放弃该权利。虽然杨正文、赵红芬否定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但却没有证据予以否定，本院对该《协议合同书》予以采信。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双方确认《协议合同书》涉及的地名就是本案争议的四块地，只是名称叫法不同，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施绍洪、杨美英经营管理本案争议地“大田”是基于委托还是转让管理，是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评判。通过二审审理，根据本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杨正文与赵红芬系夫妻关系，施绍洪与杨美英系夫妻关系，杨正文夫妇与施绍洪夫妇均系丘北县舍得彝族乡落母村民委五祖沟村小组的村民。2009年，杨正文、赵红芬一家到丘北县城打工，为了土地不被放荒，决定将位于丘北县的施绍洪夫妇。2011年5月5日，杨正文、施绍洪双方签订《协议合同书》，村领导小组的组长杨绍才及党员平加云签名。《协议合同书》载明：杨正文将自己的房子卖给施绍洪，总价格9000元；并搭配四块地即“房背后赶街路边台子地那块、赶街路下边坡地那块田、大田、施正雄地和杨文山地中间那块”，搭配房子四块地永远不变；房子总现金已付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认可《协议合同书》中的四块地即为本案双方争议的土地，即“大田、岩脚的另外一块地、房背后、赶街路下边”。杨正文、赵红芬持有四块土地的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其中“大田”地块，在杨正文、赵红芬原来持有的丘政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8929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名称为“大田”，面积0.48亩，四至界限：东至田埂、南至田埂、西至田埂、北至田埂；现在持有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482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名称为“沟边”（在承包地块示意图上注明原名为“大田”），面积0.98亩，四至界限：东至赵兴福、南至杨正辉、西至荒地、北至林地。《协议合同书》签订之后，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上述四块地至今。杨正文、赵红芬要求返还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的土地，经丘北县舍得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杨正文、赵红芬诉至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杨正文、赵红芬与施绍洪、杨美英之间是否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关系，即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本案争议土地是基于杨正文、赵红芬的委托而管理，还是与杨正文、赵红芬达成转让协议而管理？2.施绍洪、杨美英应否返还本案争议地“大田”给杨正文、赵红芬？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杨正文、赵红芬与施绍洪、杨美英之间是否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关系，即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本案争议土地“大田”是基于与杨正文、赵红芬达成转让协议而管理，还是基于杨正文、赵红芬的委托而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正文、赵红芬主张本案所涉土地基于委托施绍洪、杨美英管理，并非转让，要求施绍洪、杨美英返还委托管理的土地。但是，杨正文、赵红芬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并且其对施绍洪、杨美英提交的证据《协议合同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施绍洪、杨美英伪造。本案二审中，对于《协议合同书》的真实性，上述已阐明杨正文、赵红芬逾期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书，视为放弃申请鉴定的权利。因此，《协议合同书》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杨正文、赵红芬主张本案所涉土地系其委托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的理由不成立，因无证据证明主张的事实，应承担其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施绍洪、杨美英提出的转让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协议合同书》载明的内容，杨正文与施绍洪明确约定杨正文将自己的房子卖给施绍洪，并搭配本案所涉的四块地随同房子一起永远不变。因此，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本案争议地是基于该协议合同的约定而管理，双方之间的转让关系是否有效成立，应结合法律规定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据此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转让是流转的方式之一，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流转。结合本案，本院从承包主体、流转方式、形式要件等方面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让关系是否有效成立：第一，本案所涉土地的承包方是杨正文（户主）一户，其有权转让承包地；第二，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即《协议合同书》，将承包地随同房屋转让给施绍洪一户，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形式要件；第三，双方同属的发包方丘北县舍得彝族乡落母村民委五祖沟村小组的组长杨绍才及党员平加云在该《协议合同书》上签名，村小组组长在该《协议合同书》上签字的行为视为同意双方的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合上述因素，杨正文作为承包方有权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代表本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施绍洪、杨美英管理耕种，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认可，本院确认杨正文、赵红芬与施绍洪、杨美英之间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施绍洪、杨美英基于与杨正文、赵红芬达成转让协议而管理耕种本案争议土地。二、关于施绍洪、杨美英应否返还本案争议地“大田”给杨正文、赵红芬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据此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只能在承包期内进行流转。本案中，《协议合同书》约定的转让期限“永远不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本院确认在法律规定的承包期内的转让行为有效，即转让期限不能超过承包期限。双方争议的土地，因一审仅对地名“大田”地块的土地进行处理，判决施绍洪、杨美英退还该地块，对杨正文、赵红英主张返还的其他地块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杨正文、赵红芬未提起上诉，服从一审判决。因此，本院二审仅对“大田”地块应否返还问题进行评判，对一审判决驳回杨正文、赵红芬的其他诉讼请求的结果予以支持。杨正文与施绍洪于2011年5月5日签订《协议合同书》，转让期限在承包期内有效，因本案所涉的土地“大田”系水田，属于耕地，承包期为30年，从2011年5月5日起至承包期30年届满即2041年5月5日止，施绍洪、杨美英对地名为“大田”的水田有权管理耕种。承包期届满后，本案争议地如何处理，属于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问题，不属于本案解决的范畴，本案不作认定。因此，杨正文、赵红芬主张施绍洪、杨美英返还本案争议土地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由施绍洪、杨美英返还地名为“大田”的水田给杨正文、赵红芬经营管理的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施绍洪、杨美英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致使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6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杨正文、赵红芬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杨正文、赵红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正文、赵红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