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01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杨丁，男，197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陈军，男，197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丰县。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青，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赖海涵，男，1973年12月2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绍军，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博南新区。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勇，贵州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军，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东乡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杨丁、陈军因与被上诉人赖海涵、李绍军、余军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丁、陈军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黔2601民初53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杨丁、陈军与余军于2014年11月6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情形，股权转让已生效，一审认定杨丁、陈军与余军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降低了余军对赖海涵、李绍军的偿付能力，增大了赖海涵、李绍军的债权受偿风险，损害了其债权实现的民事权益，属事实及法律认定错误，一审撤销余军与上诉人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杨丁、陈军与余军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时间来看，《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而赖海涵、李绍军于2016年9月6日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一致协议，该院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2016)黔26号民初11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的内容为：一、原、被告一致确认截止至2016年9月1日止，余军共拖欠赖海涵、李绍军本金948万元和利息455万元，共计人民币1403万元整，原告同意被告按照1350万元进行归还；二、原、被告约定于2017年1月20日前，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1350万元，并仍以948万元本金为基础，自2016年9月2日起按月息2%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三、一审案件诉讼费105980元，减半收取52990元，由余军负担，且赖海涵、李绍军于2017年3月28日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赖海涵、李绍军借款给余军的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但借款成立后，余军一直在还款及利息，直至2016年9月6日赖海涵、李绍军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杨丁、陈军与余军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至赖海涵、李绍军向法院起诉之间，赖海涵、李绍军对余军债权才最终确定，起诉时间为2016年9月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故，股权转让行为成立于起诉之前，作为股权受让方杨丁、陈军来说，撤销其所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侵害了杨丁、陈军作为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其次，从股权转让后续的种种行为来看，杨丁、陈军与余军的股权转让并非低价、恶意串通。双方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后，便于2014年11月12日到岑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股东变更登记，股权转让款作为余军欠杨丁、陈军的债务予以部分抵偿，当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时，岑巩的房地产是烂尾工程，直到上诉人接手，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后，才使得烂尾的局面有所缓解，故股权转让不存在低价行为，并且股权已经进行变更登记，其股权转让是真实有效的。最后，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成立要求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转让行为时均具有恶意的条件来看；杨丁、陈军不存在主观恶意。股权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股权转让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赖海涵、李绍军起诉至法院的时间为2016年9月6日，申请执行时间为2017年3月28日，作为股权转让方的杨丁、陈军来说，其无法知晓余军所欠款项，而且，杨丁、陈军转让股权后也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故股权转让是真实有效的，不存在恶意转让行为。综上所述，一审撤销余军与杨丁、陈军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侵犯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为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赖海涵、李绍军、余军未作书面答辩。赖海涵、李绍军在一审提出请求：1、撤销余军与杨丁、陈军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9月6日，李绍军、赖海涵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余军归还借款本金948万元、利息455万元，本息合计1403万元。案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后，该院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2016）黔26民初11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主要内容为：“一、原被告一致确认截止至2016年9月1日止，被告余军共拖欠原告李绍军、赖海涵本金948万元和利息455万元，共计人民币1403万元整，原告同意被告按1350万元进行归还；二、原被告约定于2017年1月20日前，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1350万元，并仍以948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9月2日起按月息2%计付利息至偿清之日止。三、一审案件诉讼费105980元，减半收取52990元，由被告余军负担。”民事调解书生效后，余军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李绍军、赖海涵于2017年3月28日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经查询余军的财产，得知余军将持有德意房产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杨丁、陈军（其中，转让给杨丁的股权为45%，转让给陈军的股权为15%)，并与杨丁、陈军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和股东会决议，现就岑巩县得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订立如下条款：一、余军股东将原出资人民币1800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60%）将其中1350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转让给杨丁。转让金额为1350万元整。将余下450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转给陈军。转让金额为450万元整。二、合同签订之日起，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五日之内全部付给转让方。三、从2014年11月6日起，杨丁即为公司股东，出资注册资本人民币总额为1350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陈军出资注册资本人民币总额1350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四、至2014年11月6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总投资人均已认可，并已明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股权转让前，股东以公司名义在帐外发生的债务由本人承担责任。股权转让前，股东个人以公司名义在帐外发生的债务由本人承担。五、公司红利的受益按本合同签订日计算，转让方享受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受转让后的红利。六、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人任何活动。七、本合同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们法院起诉。八、本合同一式三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九、本合法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之后，双方于2014年11月12日到岑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但双方并未实际支付转让款，而是以余军尚欠杨丁、陈军的借款进行了抵扣。另查明，陈军在与余军及杨丁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之前系德意房产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成立要件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有效债权、债务人实施有害于债权实现的行为，债务人有偿转让财产的，还应当具备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转让行为时均具有主观恶意的条件。一、赖海涵、李绍军对余军是否存在有效债权。本案中，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民初1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赖海涵、李绍军享有对余军13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有效债权，且至今未能受偿。二、余军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有害于赖海涵、李绍军债权的实现。因余军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赖海涵、李绍军向法院院申请强制执行，但余军仍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因此，能够认定余军的股权转让行为系使其唯一有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消灭，有害于赖海涵、李绍军债权的实现。三、余军与杨丁、陈军股权转让时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本案余军虽然享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但在赖海涵、李绍军对其享有合法债权未得到清偿之前，将自己持有德意房产公司60%的股份折价1800万元全部抵偿给杨丁、陈军，降低了余军对赖海涵、李绍军债务的偿付能力，增大了赖海涵、李绍军对余军享有债权受偿的风险，损害了赖海涵、李绍军债权实现的民事权益。从赖海涵、李绍军提交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来看，2012年12月13日德意房产公司以6344万元的价格获得位于岑巩县高速公路出口左侧的两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陈军作为股东应当知晓上述事实。杨丁为余军在外的其他借款作担保人，其也应当知晓余军除尚欠自己的借款之外，还对他人欠有巨额债务。综上所述，杨丁、陈军作为受让人应当知晓仅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计算股权转让价格明显是不合理的低价，其受让行为将有可能导致被告用于清偿债务资产的减少，从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余军与杨丁、陈军之前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侵害了赖海涵、李绍军作为债权人的民事权益，赖海涵、李绍军主张撤销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余军经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既可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也可视为对赖海涵、李绍军诉请及提交的证据的默认，但其合法权益仍予以保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余军与杨丁、陈军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案件受理费60元，由余军负担。经审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陈军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转账证明》、《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陈军转账1700万元给案外人李继发（时间为2011年11月-2012年5月），李继发将其中的1000万元转给江佑公司（时间为2012年5月7日），余军为江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两组证据综合后，形成了一个债权转让行为，李继发的债权转让给了陈军，实际上余军转让给陈军的转让款价为1400多万元。赖海涵、李绍军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陈军向**军转账与本案无关，陈军向李继发转账与本案无关，李继发向江佑公司转账与本案无关。公司与个人是不同的主体，不能认为江佑公司的负债为余军的个人负债。且没有证据证明李继发与江佑公司形成了借贷关系。余军经质证认为，李继发转给我1000万元是借款，是客观事实。李继发的钱是跟陈军借的，其与李继发协商后决定由余军直接偿还给陈军。该证据与本案有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表明陈军、李继发及江佑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足以证明陈军对余军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杨丁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专题会议纪要》，拟证明涉案地块实际单价为12.5万元每亩，总价为2680多万元，并非被上诉人赖海涵、李绍军诉称6300多万元。赖海涵、李绍军经质证认为，1、该组证据正好证明了涉案地块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转让价值。2、《会议纪要》并未盖政府公章，而《土地出让合同》亦有政府公章。3、会议纪要只是一个纪要，和正式文件是有差距的，应以形成的《土地出让合同》为准。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余军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是真实的。第二组证据：《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拟证明上诉人杨丁取得该涉案股权是善意取得，并非恶意取得。转让款实际为3100万元，并非工商登记的1350万元。该转让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赖海涵、李绍军经质证认为，从余军作为德意房开的股东，杨丁是明知余军股份的价值，仍与余军进行非法定程序的以物抵债行为，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且该组证据与双方去工商部门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做转让登记是不一致的。余军经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组证据：《岑巩县住建局出具的建议书》，拟证明德意房开的经营状况一直不好。从2013年开工建设至今都未能完工，政府部门建议对该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赖海涵、李绍军经质证认为，既然第三人强调所获得的股权是一个亏损的股权，其同意接受亏损的股权。余军经质证认为，上诉人所欲证明的目的是事实。本院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并未加盖相关政府的印章，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关于第二组证据，杨丁、陈军在另案即（2015）凯民初字第3132号案件中及本案一审中，均未对案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组证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问题为：一、关于赖海涵、李绍军是否有权请求撤销案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问题；二、关于余军向杨丁、陈军转让德意房产公司60%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关于赖海涵、李绍军是否有权请求撤销案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问题。杨丁、陈军上诉提出赖海涵、李绍军因与余军民间借贷纠纷于2016年9月6日向法院起诉，而余军与杨丁、陈军于2014年11月6日已签订案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行为成立于赖海涵、李绍军起诉之前，赖海涵、李绍军请求撤销案涉合同，侵害杨丁、陈军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构成要件之一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具有合法、有效债权，并不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必须是到期债权，更不以债权人必须起诉债权人为前提。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赖海涵、李绍军与余军之间民间借贷行为发生于2013年8月30日，且该债权已经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故可认定赖海涵、李绍军对余军具有合法、有效债权。余军于2014年11月6日向杨丁、陈军转让其持有的德意房产公司60%股权。余军转让其股权的财产处分行为发生于赖海涵、李绍军对余军享有债权之后。赖海涵、李绍军有权向法院主张撤销余军的该财产处分行为。故杨丁、陈军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余军向杨丁、陈军转让德意房产公司60%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余军与杨丁、陈军于2014年6日签订案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余军将其持有的德意房产公司的45%、15%股权分别以1350万、450万元转让给杨丁、陈军。杨丁、陈军自认其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余军，而系以其对余军所享有的债权抵偿该笔股权转让款，但本案中，杨丁、陈军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其对余军享有合法、有效债权，本院无法认定杨丁、陈军系以其对余军的债权抵偿案涉股权转让款。此表明杨丁、陈军受让余军持有的德意房产公司的60%股权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可认定余军系将其持有的德意房产公司的60%股权无偿转让杨丁、陈军。该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致使债务人余军的责任财产明显减少，且赖海涵、李绍军对余军所负债权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本案中没有相关证据表明余军的财产足以清偿对赖海涵、李绍军的债权，此明显损害了债权人赖海涵、李绍军的利益。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赖海涵、李绍军的请求，判令撤销案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无不当。此外，因余军系无偿转让财产，不以债务人及受让人具有恶意为构成要件，故债务人余军及受让人杨丁、陈军是否具有恶意不影响赖海涵、李绍军主张的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综上，杨丁、陈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杨丁、陈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刘 琴审判员  王山地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欧阳樟书记员周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