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终10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可元，男，195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山，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毅，男，198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山，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超，男，198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山，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夏珍，女，196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鑫威扬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马保高岐桥头1号鑫威扬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郑夏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鑫威扬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工业区桔园洲标准厂房49幢。 法定代表人：郭重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晖菲材料工业新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山投资区。 法定代表人：郑夏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濂，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贤和，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可元、严毅、严超因与被上诉人郑夏珍、福建鑫威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威扬集团公司）、福州鑫威扬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威扬电子公司）、福建晖菲材料工业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晖菲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127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严可元、严毅、严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山、被上诉人晖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贤和到庭接受询问。被上诉人郑夏珍、鑫威扬集团公司、鑫威扬电子公司未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可元、严毅、严超（以下简称三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判令本案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裁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担保法律关系是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三上诉人从未以刑事案件受害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针对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进行报案。一审法院从未向三上诉人送达或出示过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仓检诉刑诉（2018）761号起诉书》，不仅剥夺了三上诉人对于涉案证据质证的权利，且在缺乏事实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本案被告郑夏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起诉，本案原告严可元、严毅、严超系该案受害人”的错误认定，并裁定驳回起诉，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适用程序严重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可以中止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若郑夏珍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一审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待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以认定郑夏珍所涉刑事案件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从而再决定是否恢复诉讼。但一审法院未能确认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事实是否存在关联性、三上诉人是否属于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受害人、案涉借款本金是否属于郑夏珍涉嫌犯罪金额的一部分三个关键事实的情况下，裁定驳回起诉，严重损害了三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郑夏珍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法院判决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首先，讼争《还款协议》是各方基于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其次，鑫威扬集团公司、鑫威扬电子公司、晖菲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系事实。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的，则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现本案不存在三上诉人与郑夏珍具有恶意串通的事实，在讼争《还款协议》本身并无瑕疵，依法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其中的担保条款亦属有效。若郑夏珍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不代表鑫威扬集团公司、鑫威扬电子公司、晖菲公司无需履行无限连带的担保责任。再次，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出发，一审仅因郑夏珍一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即完全忽视借款人及担保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武断地、错误的认定为不属于经济纠纷，驳回三上诉人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关系以及相对应的担保责任的效力认定，本案的审理并不必须以郑夏珍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裁定驳回三上诉人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且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纠正。请求支持其上诉请求。 晖菲公司辩称，（一）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所谓的民间借贷纠纷系同一行为、同一事实，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郑夏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仓检诉刑诉[2018]671号起诉书起诉至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书依法查明“2008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郑夏珍以名下企业需要资金周转、扩大生产规模等名义，通过口口相传、召开企业年会公开宣传等方式扩散吸收资金的信息，并向集资对象许以月息2%-3%上下不等的利息…签订借款协议，从而向被害人吸收资金”。依据前述查明的事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所谓民间借贷纠纷系同一行为、同一事实：1.在行为发生时间上，虽然三上诉人在起诉状所称的借款时间为2009年6月22日至2013年8月1日，但根据其提交的银行凭证等材料，借款时间系始于2008年8月，与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发生时间一致；2.在行为外观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外观上即表现为郑夏珍在没有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以所谓借款形式进行吸收存款，郑夏珍亦系以签订借条的形式从三上诉人处吸收资金；3.在涉案金额上，根据福建钧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钧正（2018）专字Z005号]显示三上诉人合计向郑夏珍银行账户转账32935295元，与三上诉人在起诉状、《还款协议》所涉的借款本金32823800元基本一致，可见三上诉人的借款已纳入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案件审理中。因此，本案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三上诉人是否系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系刑事诉讼的认定范围，应以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认定为准，不以三上诉人报案为必要。而对于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系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的范畴，根本无须向三位上诉人送达或出示起诉书或对此进行质证，一审在依职权审查在案证据后，认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事实清楚。（二）本案无需以另一案审结为依据，不存在中止诉讼之情形，一审程序合法。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所谓民间借贷纠纷系同一行为、同一事实，三上诉人所称的借款已纳入郑夏珍刑事案件审理中，本案无需以另一案审结为依据，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程序合法。（三）《还款协议》约定以各方签字、盖章作为生效条件，晖菲公司并未签字、盖章，所附条件未成就，《还款协议》未生效，依法不能作为认定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不存在晖菲公司需承担担保义务的情形。对于“签字、盖章”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中即认为“当事人双方对合同的生效条件作出了特别约定，即合同在‘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生效。合同中所表述的‘签字、盖章’中的顿号，是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表示签字和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讼争《还款协议》未满足各方签字、盖章之条件，所附条件尚未成就，该协议亦未生效，故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以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准确。（四）郑夏珍在《还款协议》上签字属于其个人行为，该越权行为不能代表晖菲公司，三上诉人对此明知，不符合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之要件，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应认定郑夏珍的代表行为无效，晖菲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之规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担保行为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应从行为人是否实际享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表、代理权限和相对人是否系善意无过失两方面进行审查。但晖菲公司不具有为郑夏珍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郑夏珍系晖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之前应当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在本案中，既没有股东会决议也没有相关事实能够证明或推定晖菲公司具有为郑夏珍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且郑夏珍在历次庭审中均陈述晖菲公司没有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可进一步印证其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其不具有以公司名义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代表权限。三上诉人明知郑夏珍前述行为系越权行为，未尽形式审查义务，不符合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之要件。从各方利益均衡看，郑夏珍向三上诉人的借款均未投入晖菲公司经营，其以晖菲公司财产为个人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属于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本案中三上诉人未尽必要且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且在原审二审庭审过程中亦陈述：“《还款协议》不是在本案的晖菲公司内所签订的，而是在郑夏珍的另一个担保公司内签订的。签订《还款协议》时，要求郑夏珍盖章的时候，郑夏珍说没有带公司公章，后面再补盖公司公章，但是后面找不到郑夏珍”，可见三上诉人明知仅郑夏珍签字不足以代表晖菲公司，只有在加盖晖菲公司公章的情况下，才视为系晖菲公司意思表示，故三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善意无过失之要件。（五）《还款协议》记载的本金及利息金额与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的矛盾和错漏，应通过审计方能确定债权债务数额。《还款协议》系郑夏珍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所载的本息金额与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的矛盾和错漏：1、起诉状称截止至2013年8月1日郑夏珍尚欠本金32823800元，而郑夏珍于2009年7月至2013年9月共向三上诉人转账47794145元，《专项审计报告》载明郑夏珍的转账金额为51923976元，转账金额超过出借金额，与常理不符；2、起诉状中称郑夏珍自2009年6月22日起开始向其借款，经对账于2013年8月1日签订《还款协议》，但三上诉人主张的2009年6月22日之前13907000元本金不包含在《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本金范围内，存在重大矛盾；3、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缺漏，部分借款未能证明实际交付款项，依法不能认定借款关系成立，如2009年11月17日的8286200元借条没有对应的转账凭证；部分借款涉及息转本和超出月息3%现象，如2010年4月1日1326058元借条存在息转本的情形；2010年1月1日300万元收条名为理财实为借贷，按月利率3%计息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六）在与本案事实完全相同的民间借贷纠纷（本金）一案中，三上诉人已撤回对晖菲公司的起诉，其又对晖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不具有诉的正当性。郑夏珍与三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三上诉人将款项分为本金和利息分别起诉，其中本金一案历经一审和二审发回重审，三上诉人在重审一审中撤回对晖菲公司的起诉；但对于金额远小于本金一案的利息一案（即本案）中，三上诉人对于事实完全相同的两案采取不同的诉讼方式，明显属于恶意诉讼。综上，本案所谓民间借贷行为和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同一行为、同一事实，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郑夏珍、鑫威扬集团公司、鑫威扬电子公司均未作答辩。 严可元、严毅、严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夏珍偿还严可元、严毅、严超欠款10000000元；2、鑫威扬集团公司、鑫威扬电子公司、晖菲公司对郑夏珍应偿还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3、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郑夏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仓检诉刑诉〔2018〕671号起诉书起诉至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严可元、严毅、严超系该案受害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因涉嫌经济犯罪，应当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严可元、严毅、严超的起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福建钧正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的钧正（2018）专字Z055号《专项审计报告》和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的仓检诉刑诉（2018）671号《起诉书》进行了质证。 三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专项审计报告》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报告仅对双方之间款项往来金额进行直接冲抵，并未对借款利息进行结算，不能准确反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的事实。对《起诉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三上诉人从未以被害人身份对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一审认定三上诉人为郑夏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依据不足。 晖菲公司质证认为，对《专项审计报告》和《起诉书》的三性均无异议。三上诉人是否为郑夏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应当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认定，是否报案不影响对其身份的认定。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和《起诉书》，讼争借款已纳入郑夏珍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三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亦确认其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与《专项审计报告》统计的涉案数额一致，故本案与郑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属于同一事实、同一行为，一审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郑夏珍、鑫威扬集团公司、鑫威扬电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视为放弃辩论和举证、质证权利。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福建钧正会计师事务所接受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委托，对郑夏珍案所涉及的银行账户相关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计，并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钧正（2018）专字Z055号《专项审计报告》，载明郑夏珍银行账户收到受害人严可元、严毅、严超转入款项共计32935295元，付给受害人严可元、严毅、严超款项共计51923976元。后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仓检诉刑诉（2018）671号《起诉书》，认定郑夏珍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已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正在一审审理中。二审询问调查中，三上诉人确认《专项审计报告》中认定的三上诉人向郑夏珍转款的金额即为案涉款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裁定驳回严可元、严毅、严超的起诉是否错误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福建钧正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的钧正（2018）专字Z055号《专项审计报告》以及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的仓检诉刑诉（2018）671号《起诉书》，已认定郑夏珍的行为涉嫌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本案上诉人严可元、严毅、严超系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且二审庭审中，严可元、严毅、严超确认上述《专项审计报告》中认定的向郑夏珍转账的款项就是案涉款项。而本案严可元、严毅、严超依据《还款协议》要求郑夏珍等人偿还的利息具有从属性，也应当认定属于犯罪数额的一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一审裁定驳回严可元、严毅、严超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严可元、严毅、严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云贞 审 判 员  郭陈颖 代理审判员  冯 娟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翁鸿飞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