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2159号原告：王振，男，197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仁普,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海,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浦东新区毅腾包装材料厂，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投资人：韦有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可,上海市申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春夏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XXX号，实际经营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法定代表人：韦有俊，总经理。原告王振与被告上海浦东新区毅腾包装材料厂(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毅腾厂)、第三人上海春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春夏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应原告王振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春夏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仁普、被告毅腾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可、第三人春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有俊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第三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最终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0年8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26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工资8,250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75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9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32,044.14元;5.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068.97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2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26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0.1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0年8月10日同时入职被告及第三人，岗位为操作工，工作内容为对包装产品进行剪裁、缝制、黏接、检验、包装。原告的月工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本市同期最低月工资标准)、开料工资、发料工资，原告工资由被告以现金形式发放，但原告不清楚是由被告还是第三人对原告进行劳动管理及工作安排。原告的工作地点位于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被告与第三人的实际经营地均为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被告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相同，管理人员相同，经营范围存在高度重合。因此，系争期间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同时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毅腾厂辩称，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有劳动合同，被告受第三人委托向原告代发工资。被告没有在位于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的地址生产经营，被告的实际经营地原为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唐陆路XXX号，之后搬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XXX弄XXX号。第三人系2000年由本市唐镇政府下属单位(上海浦东唐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引资入原唐镇工业园征地建厂单位，第三人于2002年元月在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建设厂房，并迁入投产至今，第三人在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存在生产经营及员工住宿的事实。第三人虽在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生产经营，却未在浦东新区纳税，为对浦东新区地方财政有所交代，故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受第三人委托向第三人员工(包括原告)代发工资、代缴社会保险费、代缴个税，且明确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为第三人生产经营场所，土地厂房、用工、接单、生产、销售及其全部管理均为第三人，与被告无关。综上，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是被告处的员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春夏公司述称，原告于2011年2月26日入职第三人处，原告在第三人处的月工资构成包括基本工资(本市同期最低月工资标准)、开料工资、发料工资，第三人的其余述称意见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振与第三人春夏公司于2011年2月26日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先后于2012年3月1日、2013年3月1日、2014年3月1日、2015年3月1日、2016年2月24日、2017年2月24日续签了各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地点位于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原告工作时所配发的工作服及工作证均为第三人发放，其上载有第三人公司名称。2018年9月9日原告以快递方式寄送“被迫离职通知书”(该快递的收件人为上海浦东新区毅腾包装材料厂韦有俊，收件人地址为浦东新区唐镇春泉路XXX号)，内容为：“上海浦东新区毅腾包装材料厂：本人王振在你公司工作，因你公司没有依法给我缴纳社会保险，现今日本人向你公司提出被迫离职”，该快递于2018年9月10日被签收。原告在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工作至2018年9月9日止。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门卫室于2018年9月11日张贴有加盖第三人公章的“通知”一份，内容为：“各位上海春夏公司的员工大家好，由于最近多天你们的停工，造成本公司好多订单完成不了，无法按时交货。我们的信誉也受到很大影响，因订单逾期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比较大！最近订单很多，也希望各位员工从明天开始按时上班，正常上班，请理解！谢谢！”，该处于2018年9月26日还张贴了加盖被告公章的“通知”一份，内容为：“2018年9月份上海春夏公司接到员工离职通知书，跟毅腾厂结束劳动关系。离职人员有：张洪花、张志侠、王振、贺明芹、丁飞、刘瑞、王培香、张凤、王艳芹，以上人员请在9月30号离开本厂，10月1号开始不予进出本厂”。另查明，被告毅腾厂系于1996年11月21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唐陆路XXX号，投资人韦有俊，经营范围为塑料包装、纸箱、服装、纺织品、箱包辅料、电器配件、五金的加工、制造，观赏鱼养殖，鱼缸制作，机动车维修。第三人春夏公司于1999年5月13日成立，注册地为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XXX号，法定代表人韦有俊，经营范围为塑料橡胶制品、纸制品、木材制品、金属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皮革制品、通讯电器设备、建筑装潢材料、电线电缆、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包装辅料、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工具、花鸟批兼零；土方工程；汽车租赁。2001年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局向第三人发放编号为沪浦农地2001-001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所涉用地项目准予办理征用划拨土地手续，该许可证所载用地单位为上海春夏实业有限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迁建工程，用地位置为唐镇唐四村，用地面积为6,682平方米。2014年12月12日上海浦东唐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唐四村所属分管民警：你辖区春泉路XXX号上海春夏实业有限公司系2000年由唐镇政府下属单位(唐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引资入原唐镇工业园区征地建厂单位，并代为办理产权证手续，过程中办妥了所在土地的产权证，其所建房屋因诸多的原因未办妥产权证(属历史遗留的问题)。自2002年元月厂房建成迁入投产至今，经营生产、员工住宿确实事实存在。特此说明”。第三人的实际经营地为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被告提供的拍摄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照片显示，本市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XXX弄XXX号门口悬挂有被告公司招牌。再查明，被告与第三人于2003年5月8日签订有《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为实现甲方(即第三人)实际经营所在纳税和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贡献，为厘清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甲、乙(即被告)双方就此合作订立本协议以供双方履行。协议如下：一、上海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临为甲方的生产经营场地，土地厂房、用工、接单、生产、销售及其全部管理均为甲方，与乙方无关。二、乙方受甲方委托，以乙方名义代为甲方办理工资发放、及其相应纳税申报和交付社保等事项。具体以甲方要求为准。三、因本协议发生的一切后果，均有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四、甲方转让自己债权给乙方，用以抵偿乙方代为支付工资等发生的甲方债务。五、乙方确保交付企业所得税等税费，为地方财政收入有所贡献。六、本协议期限三年，自2003年5月8日至2006年5月7日。期满前，经双方同意可以顺延，每次顺延一期为三年。……”，被告与第三人先后于2006年5月8日、2009年5月8日顺延了该《协议书》。被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5月8日再次签订了一份期限自2012年5月8日至2015年5月7日的《协议书》，内容与上述2003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相同，被告与第三人先后于2015年5月7日、2018年5月8日顺延了该《协议书》。被告曾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工资，原告领取工资时需在工资签收表上签名确认。原告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的个人所得税由第三人代缴，2011年7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个人所得税由被告代缴。2018年9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原告提起的仲裁申请，原告要求被告：1.确认原、被告2010年8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8年7月26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工资8,250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750元;4.支付2016年9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差额40,055.17元；5.支付2016年9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32,044.14元;6.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6,068.97元。上述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审理中，被告与第三人还称：被告于2018年9月10日收到原告以快递方式寄送的“被迫离职通知书”，并于2018年9月11日将该“被迫离职通知书”交给了第三人。由于被告认为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向被告提出离职是无理取闹，故被告于2018年9月26日在位于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的第三人门卫室张贴“通知”，该“通知”中的“本厂”指的是第三人。被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第三人处2018年7月制造单5份、第三人2018年8月1日生产安排计划及工价表，证明原告在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工作时由第三人进行劳动管理及安排工作，原告与第三人建立劳动关系。2.第三人宿舍名单，证明原告住在第三人宿舍中，由第三人进行劳动管理及安排工作。3.银行付款入账通知单、发票、销售合同，证明被告独立生产经营，被告与第三人不存在经营及人员混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确认原告在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工作时所制作的产品即该证据1中制造单、生产安排计划及工价表所载的产品，该证据是第三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来源于第三人，却由被告提供，说明被告与第三人在人事管理上存在混同。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被告与第三人于2002年搬迁至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生产经营，原告在该处第三人及被告的宿舍中居住。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内容。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被告证明内容。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鉴于原告对被告证据1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第三人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被告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证据2加盖有第三人公章，第三人对被告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原告曾在位于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的宿舍中居住。鉴于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证据3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被告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2018年7月原告在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工作时所制作的产品系第三人处制造单所载的产品，原告2018年8月1日的工作由第三人安排。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系争期间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要重点审查系争期间原、被告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原告是否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是否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首先，因原告与第三人于系争期间曾签订有劳动合同，故本院实难认定系争期间原、被告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原告虽曾在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工作，被告亦曾向原告发放工资及缴纳个税，但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为第三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土地厂房、用工、接单、生产、销售及其全部管理均为第三人，与被告无关，被告受第三人委托以被告名义代第三人办理工资发放等事宜，上海浦东唐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进一步证实第三人自2002年元月起在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存在生产经营、员工住宿的事实，结合原告认可原告在本市浦东新区春泉路XXX号(原58号临)工作时所制作的产品即第三人处2018年7月制造单、第三人2018年8月1日生产安排计划及工价表所载产品的陈述，本院实难据此认定系争期间原告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10年8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原、被告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原告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并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2010年8月10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建立在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诉请2-5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丁 婧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玉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