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31民初2257号原告谢菊勇，男，197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于都县。原告钟春生，男，196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于都县。原告谢菊英，女，197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于都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观莲，江西律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文生，男，197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童辉，江西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海龙，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友生，于都县岭背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三人邱琪琳，男，196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东，江西律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与被告李文生、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第三人邱琪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观莲、被告李文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童辉、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友生、第三人邱琪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订立于2018年11月27日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三原告与被告李文生、第三人邱琪琳等五人为《解除合同协议书》所涉于都县岭背镇自来水厂（简称自来水厂）的合伙人。2006年12月前，原告与被告李文生、第三人邱琪琳等五人商议共同参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所有的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的竞标。根据商议，原告谢菊勇缴纳了竞标报名费300元，原告钟春生支付了100000元竞标保证金。2006年12月2日，五合伙人以被告李文生的名义以转让总价350000元中标。中标后，五合伙人于2006年12月23日就合伙经营自来水厂订立书面协议。协议约定：1、自来水厂总共5股，每个合伙人1股，每股入股资金暂定70000元；2、推举被告李文生代表全体合伙人与政府订立合同；3、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具有平等的表决权；4、合伙人对合伙事项盈亏风险共担；5、推选被告李文生为自来水厂厂长，原告谢菊勇为副厂长，原告钟春生为出纳，原告谢菊英为监事，第三人邱琪琳为会计等。2006年12月25日，五合伙人以被告李文生名义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订立《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自来水厂经营使用权转让期为50年，转让总价350000元，每年免费供应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机关用水1000吨，超过部分缴纳水费，违约金100000元等。2015年8月26日，五合伙人以被告李文生的名义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又订立了《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来的自来水厂承包合同继续有效，新厂租赁经营期限11年，自2015年8月26日至2026年8月26日，被告李文生增加支付履行保证金100000元给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等。2016年2月，自来水厂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整，被告李文生不再担保厂长，由原告谢菊勇担任厂长。2018年6月，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以于都县委、县政府文件精神和要求，拟解除前述两份合同。为达到解除合同目的，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积极与五合伙人沟通，比如通知五合伙人前往镇政府商谈解除事宜，又比如组织五合伙人对自来水厂资产进行清点、造册等。因为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提出的550000元补偿标准与五合伙遭受的损失金额差距过大等因素，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未能与自来水厂五合伙人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2月中旬，自来水厂合伙人发现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及于都县于山水务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公告。经交涉，方知两被告于2018年11月27日暗中订立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将《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两份合同同时解除了。被告李文生未取得自来水厂合伙人“同意按550000元补偿标准解除合同”的一致意见，擅自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明知自来水厂有五位合伙人，被告李文生仅为合伙人之一，且明知自来水厂除被告李文生之外的其他四位合伙人均不同意按550000元补偿标准解除合同，仍与被告李文生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具有明显恶意，同时损害原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两被告订立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被告李文生辩称：一、本案所涉《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和《解除合同协议书》都是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所签订的，这些合同（协议）的当事人只是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由这些合同（协议）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只能由被告李文生和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享有和承担，与这些合同（协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也就只有被告李文生和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三原告显然不是这些合同（协议）的合同当事人，由此与本案所涉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否有效也就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一）款的规定，三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权转让合同》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系双方不得已所作。根据中共于都县委、县政府办公室2018年2月12日下发的《于都县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于办字【2018】19号）的文件精神和要求，我县在2020年全面完成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任务，将全县各乡镇现有各类水厂统一移交县自来水公司运营管理，由县自来水公司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和建成水厂、管网设施的运营管理。在这一情况下，唯有执行该政策，于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期间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没有任何恶意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恶意串通的行为。三、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时，被告李文生已根据《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第2条第11款的规定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争取了最大利益。基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就合同的解除只肯支付550000元，被告李文生只好同意，原告想多要钱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被告李文生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一方向对方主张的利息只能依据合同主张。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时，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没有实施任何恶意串通损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基于以上理由，被告李文生认为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在诉讼程序上属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诉讼，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辩称：一、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于2006年12月25日签订了《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1），于2015年8月26日又签订了《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2018年11月27日，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全面终止合同1和合同2的权利与义务。由此可见：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作为合同1和合同2的当事人，当然可以通过协商一致去终止合同1和合同2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况且该份《解除合同协议书》系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和被告李文生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又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是完全合法有效的。二、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1、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均是合同1、合同2和《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合同当事人对之前合同1和合同2约定的合同权利义务的自由处分行为。而三原告既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又不是被告李文生自来水厂的债权人，根本上就不存在三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2、被告李文生与三原告、第三人邱琪琳之间签订的书面协议，系被告李文生自来水厂经营管理的内部协议。该内部协议才是三原告主张权益的来源和依据，而对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来说，却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如果三原告认为被告李文生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只需根据该内部协议的约定去主张即可。综上所述，根据合同相对性和“内不束外”的原理，三原告既然不是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签订的合同1和合同2的合同相对人，也就不享有合同约定的任何权利。因此，三原告起诉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确认合同无效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恳请法院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邱琪琳述称：被告李文生背着三原告、第三人邱琪琳以超低、离谱的“回收价”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严重侵害了三原告和第三人邱琪琳的利益，三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裁判支持。除三原告起诉的事实外，一、第三人邱琪琳还委托律师通过询问被告李文生，确认以下事实：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时，五合伙人不仅未就水厂经营权回收价款形成一致意见，甚至被告李文生根本就没有与其他合伙人沟通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一事，有意识瞒着其他四位股东。协议签订后，被告李文生也没有告知其他合伙人签订协议事实和协议内容。第三人邱琪琳及三原告是通过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张贴的公告，经交涉才知道两被告于2018年11月27日暗中订立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二、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恶意特别明显。2018年中，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以县委、县政府文件精神和要求，拟解除水厂的合同，水厂五合伙人表示理解并积极配合乡政府的工作。第三人邱琪琳记得，当时乡政府副镇长肖文诵代表乡政府与水厂商谈回收事宜。肖镇长组织开会，必定会事先通知水厂全部合伙人参加，五合伙人也必定是一个不落全部参会。肖乡长组织水厂清产核资时，也是召集全部合伙人到场。但是，2018年11月27日两被告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时，水厂却只有被告李文生一个人，其他合伙人都不知情。据被告李文生说，其签订协议时，未提供书面的水厂全体合伙人处理意见，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也未要求其提供，甚至连其他合伙人什么意见，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连问都没有问。被告李文生未取得自来水厂合伙人“同意按55万元赔偿标准解除合同”的一致意见，擅自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明知自来水厂有五名合伙人、被告李文生仅为合伙人之一，且明知自来水厂除李文生之外的其他四名合伙人均“不同意按55万元补偿标准解除合同”，仍与被告李文生订立《解除合同协议书》，具有明显恶意，同时损害答辩人及三原告的利益。三原告请求法院依据《合同法》第52条确认两被告订立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的诉请成立。三、从2006年，第三人邱琪琳与其他四名合伙人一起，兢兢业业，将岭背水厂顺利经营到现在。原告李文生怎么想，我们不知道，第三人邱琪琳与三原告把岭背水厂当做事业与职业来做，当然也是家庭生活来源的依靠。本来大家都可以有不错稳定的工作岗位和不错的经济收入的，两个被告凑一块，订立一个所谓的解除合同的协议，这些都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是的，被告可以说，合同有相对性原则，合同相对人只有两被告，跟第三人邱琪琳和三原告没有关系。两被告签一个协议，其他四个合伙人饭碗就没有了，这能说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在我国，存在合同相对性原则，但是该原则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有些情形，该原则是可以突破的。比如我国《合同法》第52条，就是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规定。所以说，在这个案子谈合同相对性原则毫无意义，三原告的起诉的法律基础就是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抛弃合同相对性原则。这个案子，合同相对性必须靠边、已经靠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一、2006年12月2日，被告李文生以350000元的价格中标了于都县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经营权。2006年12月23日，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与被告李文生、第三人邱琪琳签订了合伙协议书，约定“中标的岭背镇自来水厂共五股，参股人员为为李文生、谢菊勇、谢菊英、邱琪琳、钟春生五人，每人占一股，入股金额初定每股70000元；推选李文生代表股东与政府签字及协商事宜；厂长为被告李文生，副厂长为原告谢菊勇，会计为第三人邱琪琳，出纳为原告谢菊英，监事为原告钟春生…”等。二、2006年12月25日，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签订《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转让期限50年，2007年元月1日至2057年12月31日止，转让总价35万元；因政策性原因终止转让合同，甲方必须把剩余年份的转让金和折旧后的投资部分退回给乙方，但不计息。…”2015年8月26日，被告李文生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签订《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经营期限10年，自2015年8月26日至2026年8月26日，期满如要续租，乙方享有优先权，因镇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资产权属县国资公司所有，租赁期内如有政策性要求收回，则本合同终止，本次岭背镇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资产租赁的资产产权和管理权无条件收回，退回乙方所交保证金拾万元。原2007年岭背镇政府与李文生签订的水厂承包协议维持原有效力，双方权利义务不变。乙方于签字之日支付履约保证金拾万元整给岭背镇政府。”三、2018年2月12日，中共于都县委办公室印发于办字[2018]19号《于都县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通知要求2020年全面完成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任务，将全县各乡镇现有各类水厂统一移交县自来水公司运营管理，由县自来水公司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和建成水厂、管网设施的运营管理。四、2018年11月27日，以被告岭背镇人民政府为甲方、被告李文生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明确了“解除双方于2006年12月25日签订的《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和2015年8月26日签订的《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2、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具体包括如下款项：退还《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约定的剩余年份的转让金和折旧后的新增投资部分、以及适当补偿乙方预期经济效益等款项共计肆拾伍万元整，退还《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约定的乙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计壹拾万元整。”等。五、于都县岭背镇自来水厂一直未办理营业执照。本院认为，《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系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李文生之间签订的，两被告才是前述两合同的当事人，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第三人邱琪琳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两被告于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解除双方之前签订的《岭背镇自来水厂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和《岭背镇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经营管理权租赁合同》，该《解除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相对于被告于都县岭背镇人民政府而言，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与被告李文生、第三人邱琪琳共同合伙经营于都县岭背镇自来水厂的行为属于其内部行为，其内部的合伙约定和纠纷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方，如果合伙人认为被告李文生的行为损害合伙人的权益，可以进行内部追责，不影响两被告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效力。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00元，由原告谢菊勇、钟春生、谢菊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易忠东人民陪审员  吴卫华人民陪审员  赖莲香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刘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