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民终8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弥阳镇人民路。法定代表人：李洪伟，执行董事兼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姝，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陆良县种子公司，住所地陆良县中枢镇中兴北路132号。法定代表人：宋石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芳，云南天外天（玉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良县种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陆良县人民法院（2018）云0322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姝、被上诉人陆良县种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石鸿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洪伟出具的《情况说明》仅只是对已支付种子价款及待支付种子款的确认，并非对后续付款及提货的承诺。一审判决仅凭主观意识判断即认定为《情况说明》中所述的“协商”内容即是“承诺付款、提货”等事宜，而未结合双方的交易过程及实际交易情况予以综合考虑，明显背离了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与实际交易情况并不相符，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中约定协议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0日止，即一审判决认为的“收购结束”应最迟在该日之前，但被上诉人并未按协议约定在上述期限前向上诉人完成交货。而《情况说明》中上诉人仅仅是对种子库存数量及待支付种子余款金额的确认，并未同意对交货地点的变更。一审判决仅凭《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及《情况说明》即主观武断的认为是双方同意对交货地点的变更、上诉人怠于收货而导致的种子发生霉变，从而导致种子不再具备检验条件等风险应由上诉人承担，明显违背了《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及《情况说明》中的约定及实际情况，认定事实错误。虽然《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及《情况说明》中，上诉人对于待支付种子余款的金额作出了确认并认可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但该确认均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以及被上诉人承诺交付的种子是符合合同约定质量要求的，在此前提下上诉人作出了上述确认。现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按时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种子，已违背了上诉人作出上述确认的基本前提，而根据《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约定，对于不合格的种子上诉人有权拒收，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判决违背上述的基本交易事实，错误的仅以《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及《情况说明》就认为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待支付种子余款及利息，而没有考虑到《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明显违反了双方已签订的协议约定，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双方交易惯例及行业交易习惯，种子生产完成后应分批次交付上诉人，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交付了部分种子后未再继续交付。而上诉人在销售已交付种子的过程中发现了种子质量不合格，即马上停止销售并进行了转商处理，由于种子属于特殊商品，因此在进行转商处理过程中上诉人为了减少损失，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尽快予以处理，因而未能留下太多的交易凭证。同时，上诉人即主动向被上诉人交涉对剩余种子的处理，被上诉人以剩余种子质量均合格、已过合同有效期不具备检验条件等各种理由予以推脱并伺机催促上诉人尽快付款，上诉人秉着友好协商的态度也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方作出了《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及《情况说明》的确认，以便与被上诉人继续协商后续的处理。但被上诉人迟迟怠于向上诉人交付剩余种子，也消极处理，其行为导致了库存种子发生霉变再无法向上诉人交付。当被上诉人发现已不能按约定交付种子且上诉人已质疑库存种子是否足够合同约定的数量时，被上诉人当即不再与上诉人协商而是直接以《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及《情况说明》确认的内容要求上诉人付款。整个过程中，上诉人都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秉着维护双方交易的态度与被上诉人多次商谈，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的善意不止拖延解决，甚至抓住上诉人未留下相应商谈记录的漏洞对整个事实矢口否认并直接诉诸法院。一审判决也枉顾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仅凭被上诉人恶意隐瞒的部分事实作出判决，其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有关种子质量是否合格、是否需对种子进行质量鉴定是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之一，也是影响本案的关键，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上诉人是否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种子余款，关系到双方当事人的切身权益。但一审判决仅凭陆良县种子站质检专家的询问笔录，即认定种子质量的检验不具备条件，而陆良县种子站并不具备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资质。一审判决仅凭一个不具备质量检验资质的机构出具的非专业意见，即否定了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直接导致一审判决上诉人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种子余款及利息，一审判决认定不予进行种子质量鉴定的程序错误。再者，上诉人提出对库存种子进行现场勘查，以便确认库存种子数量以及质量状况，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拒绝就忽视上诉人的合理要求，是对案件事实的不重视。被上诉人陆良县种子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结算清单中记载双方约定种子存放在陆良县种子公司，上诉人提出鉴定，超出了合同约定的鉴定期限，合同中明确约定在7-15个工作日内进行种子检验，上诉人已经接收种子并已经销售，销售前要进行种子鉴定，合格才能进行销售，故证明种子质量合格，现检材已经不具备鉴定条件。上诉人怠于收货、结算，过错不在被上诉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陆良县种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被告给付所欠原告玉米种子货款1135857.2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银行贷款利息259799.1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付库存种子保管费用201932元；4.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5日，甲方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与乙方陆良县种子公司签订《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为种子生产提供技术服务，有偿提供亲本和其他配套物资，乙方按每公斤亲本10.20元支付，每亩用母本2.5公斤，父本0.5公斤；甲方负责收购乙方生产的合格杂交种子，每公斤9.5元，种子收购结束后，在15个工作日内付清种子款，不合格种子，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收购前预付50%，收购结束在7-15个工作日内进行种子检验，按实际收种数量一次性兑清乙方合格杂交种子款；甲方在昆明仓库接收乙方交来的种子，运费及包装物经由乙方承担。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负责组织农户在甲、乙双方选定的制种区内生产种子，完成制种面积600亩；指导农户收储、晾晒好种子，种子发霉、芽率不达标，甲方有权拒收，（即收购质量标准为：净度≥99%、纯度≥96%、发芽率≥85%、水分≤12.5%）；不达标种子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与此产生的全部责任；收种时负责组织各制种农户将种子送到指定仓库，并协助甲方完成脱粒时按照折干率公式折合收购标准的合格种子收购。三、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办法：由违约方全部承担并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如有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在种子生产地区法院仲裁。四、协议有效期限自2015年3月25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五、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前述协议签订后，甲方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向乙方陆良县种子公司提供了亲本。陆良县种子公司将亲本投入制种生产，当年生产的种子成熟后，陆良县种子公司从各制种农户处收储，并应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调拨，先后运交部分种子至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指定的昆明仓库。2016年7月7日，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李洪波与陆良县种子公司的财务人员高庆芬进行结算并签署了结算清单。结算清单内容如下：一、2015年收种数量374010公斤，单价9.50元/公斤，合计金额3,553,095.00元；二、调入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种子143000公斤，陆良县种子公司仓库贮存231010公斤；三、2015年调入亲本1814.5公斤，单价9.50元/公斤，合计金额17,237.75元；四、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已汇种子款210万元，下欠种子款为3,553,095.00元-亲本款17,237.75元-已汇款210万元＝1,435,857.25元；五、剩余欠款1,435,857.25元自2016年4月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结算。2016年10月许，陆良县种子公司应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调拨，又将库存的种子60000公斤运交至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指定的昆明仓库，现仍滞留陆良县种子公司库存171010公斤。2017年8月10日，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伟向陆良县种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同意2015年委托陆良县种子公司生产的种子库存及余款数量，按照当时李洪波与对方核准确认的为准，处理方案定于2017年9月1日前或是尽快与贵方协商付款、提货等事宜。”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4日、2018年2月13日，又分别汇付陆良县种子公司种子款20万元、10万元，合计30万元，现还下欠种子款1135857.2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一、检验期限如何确定？二、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三、陆良县种子公司是否完成了交货义务？四、陆良县种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五、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六、买卖合同还是承揽合同？针对争议焦点之一，双方在《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中的甲方权利和义务第4条约定“收购结束后，在7-15个工作日内进行种子检验。”双方对收购结束产生争议，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认为是应是全部接收种子才算收购结束。陆良县种子公司认为是当年种子成熟可提交成品的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意思。”本案的标的物为杂交玉米种子，协议双方均是从事与该种子有关的业务，都熟知种子的特性，当年生产的种子应以当年回收次年播种方不影响其生长，时间越长会影响种子的出芽率。同时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协议的有效期限自2015年3月25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结合此条文的含义理解“收购结束”应指最迟在2015年12月30日前，而且在这之前，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已经接收了部分种子。故双方约定的收购结束7-15个工作日内进行检验的检验期限已超过。针对争议焦点之二，在检验期限内，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接收部分种子并销往市场并未提出种子质量的异议。诉讼中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要求检验陆良县种子公司库存的种子以确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因双方对鉴定的检材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陆良县种子公司也自认现库存的种子已经发生霉变，且经咨询专家意见，种子具有一定的保质期，现在库存的种子不具备检验的条件。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未接收种子并同意由陆良县种子公司对未接收的种子库存保管，种子发生霉变的风险应由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承担。针对争议焦点之三，协议约定“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在昆明仓库接收陆良县种子公司交来的种子，运费及包装物由陆良县种子公司承担。”从双方交易的习惯来看，陆良县种子公司在接到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指示后，便按指示将种子送交指定地点。云南红玉种业公司主张陆良县种子公司并未将种子交至协议约定的指定地点，未完成交货。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陆良县种子公司催收的情况，反而双方于2016年7月7日的《结算清单》中对剩余的种子是放置陆良县种子公司仓库贮存，2017年8月10日，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洪伟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认可了2016年7月7日的结算情况，并承诺于2017年9月1日前或者尽快与陆良县种子公司协商付款、提货等事宜。《结算清单》和《情况说明》足以证明陆良县种子公司库存的部分种子，并非陆良县种子公司拒绝履行交货义务，而是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怠于收货。陆良县种子公司因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同意对剩余的种子贮存在陆良县种子公司仓库里而变更了协议约定的交货地点，应视为陆良县种子公司已完成了交货义务。针对争议焦点之四，陆良县种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生产了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所需的种子并完成了交付，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对欠付的种子款1135857.25元应当支付；双方在协议中虽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双方在结算清单中明确约定欠付种子款1435857.25元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双方对银行贷款利率约定不明确,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计息，2016年4月1日执行的一年期内的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35%，故应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为：1435857.25元×（年利率4.35%÷365日）×522天（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9月4日止）+1235857.25元×（年利率4.35%÷365日）×162天（自2017年9月5日起至2018年2月13日止）+1135857.25元×（年利率4.35%÷365日）×279天（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2018年11月19日止）=89326.06元+23860.50元+37768.03元＝150954.59元；双方对滞留陆良县种子公司的种子并未约定保管费用，陆良县种子公司对此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保管种子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对其主张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应支付库存种子保管费201,932.00元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之五，陆良县种子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的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要求解除该协议并返还种子款488,737.75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支持；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承担因不合格种子转商造成的经济损失178000元,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之六，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从其内容及表现形式来看，符合承揽合同的性质，本案的案由应以承揽合同纠纷确定，但合同履行过程中部分环节或者部分内容又符合买卖合同的性质，可适用买卖合同部分的相关法律规定，这并不冲突。综上所述，陆良县种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价款履行自己的义务，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陆良县种子公司有权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在超过检验期限对种子质量提出异议，并要求返还部分种子款和赔偿损失，无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本诉被告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陆良县种子公司欠付种子款1135857.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150954.59元，共计1286811.84元；二、驳回本诉原告陆良县种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9780元，减半收取计9890元，由本诉被告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负担7900元，本诉原告陆良县种子公司负担199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467元，减半收取计5233.50元，由反诉原告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陆良县种子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陆良县种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双方于2016年7月7日进行结算，并签订《陆良县种子公司、弥勒红玉种业结算清单》，确定了种子数量、金额、剩余款项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洪伟于2017年8月10日出具《情况说明》，对结算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应当按照结算清单确定的金额，扣除结算后已经支付的款项，支付下欠款项。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一审不予进行种子质量鉴定，违反法定程序，因一审中双方对鉴定的检材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库存的种子已经发生霉变，不具备检验的条件，上诉人在《委托代生产杂交玉米种子协议书》中约定的7到15个工作日内未进行种子检验，应承担鉴定不能造成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0元，由上诉人云南红玉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汉洪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孙靖然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蔡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