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21民初94号 原告：王朝立，男，1973年6月30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宜国，桓台锦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孙即鹏，男，1965年9月12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被告：郭翠莲，女，1967年12月16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系被告孙即鹏与被告郭翠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雨，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系被告孙即鹏与被告郭翠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仇绪生，男，1971年3月3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被告：谷玉珍，女，1974年2月24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仇玉鹏，淄博临淄中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被告仇绪生与被告谷玉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原告王朝立与被告孙即鹏、被告郭翠莲、被告仇绪生、被告谷玉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朝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宜国，被告孙即鹏与被告郭翠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胡欣雨，被告仇绪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仇玉鹏，被告谷玉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仇玉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朝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1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8年8月份开始，孙即鹏、郭翠莲雇佣王朝立从事装卸工作。2018年10月22日上午，孙即鹏、郭翠莲安排王朝立到淄博科勒有限公司安装洁具，王朝立在劳务的过程中从平板货车上摔落，致其身体多处受伤，后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王朝立诉至法院。诉讼中，根据被告孙即鹏与被告郭翠莲的申请，本院追加了被告仇绪生与被告谷玉珍参与诉讼。庭审中原告王朝立将诉求的金额变更为218895.9元。 孙即鹏与郭翠莲辩称，其一，孙即鹏虽与郭翠莲是夫妻关系，但劳务中介由郭翠莲经营，孙即鹏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合伙人，孙即鹏有正当职业，其与王朝立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王朝立受伤一事亦不知情，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其二，郭翠莲只是向王朝立提供劳务中介服务，并非王朝立的雇主。2018年10月21日，仇绪生与谷玉珍通过短信联系郭翠莲，让郭翠莲为其介绍三个劳务人员到仇绪生与谷玉珍指定的地点干活，王朝立等三人得知消息后表示想去干活，次日，王朝立等三人自行前往仇绪生与谷玉珍处从事装卸工作，涉案事故发生时，王朝立是在仇绪生与谷玉珍处提供劳务，该工作虽由郭翠莲介绍，但王朝立是否实际从事劳务以及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都是由仇绪生与谷玉珍决定、管理，郭翠莲无权干预，王朝立的实际雇佣者是仇绪生与谷玉珍，郭翠莲只是从中收取中介费而已，与王朝立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其三，仇绪生与谷玉珍雇佣王朝立进行装卸工作时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朝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工作中亦未注意安全，对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也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孙即鹏与郭翠莲对涉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仇绪生与谷玉珍辩称，其一，本案是王朝立向孙即鹏与郭翠莲提起的诉讼，提出追加被告的请求是孙即鹏与郭翠莲，并非是王朝立，王朝立并未要求仇绪生与谷玉珍对其进行赔偿；其二，仇绪生、谷玉珍与王朝立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仇绪生与谷玉珍已经将货物装卸的事务分包给孙即鹏与郭翠莲，装卸费用按月结算，从事装卸工作的人员安排均是由孙即鹏与郭翠莲掌控、管理，仇绪生与谷玉珍不参与任何的管理及其相应事务；其三，王朝立是在受孙即鹏与郭翠莲雇佣从事劳务活动期间受伤的，该赔偿责任理应由孙即鹏与郭翠莲承担。综上，仇绪生与谷玉珍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郭翠莲与孙即鹏系夫妻关系。仇绪生与谷玉珍系夫妻关系。 2018年10月22日，王朝立在位于桓台县果里镇淄博科勒有限公司处安装洁具。当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王朝立在平板车上装货时从约1.6米高处的车上踩空摔落，致左某受伤，王朝立随即被送往桓台县骨伤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王朝立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左尺骨茎突撕脱骨折。有桓台县骨伤医院门诊病例为证。 2019年3月15日，淄博骨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王朝立的伤残等级作出鉴定，并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王朝立左腕关节功能丧失60%之伤构成九级伤残。 为了证明王朝立与郭翠莲、孙即鹏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王朝立提交微信聊天记录11份，据此证实郭翠莲的微信昵称“老孙装卸”使用了其丈夫孙即鹏的姓氏，且涉案装卸队并没有以郭翠莲个人名义登记注册，王朝立有理由相信该装卸队属于郭翠莲与孙即鹏共同经营，加之该劳务活动是由郭翠莲安排的，王朝立的工资也一直是由郭翠莲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发放，由此可以印证王朝立与郭翠莲、孙即鹏之间确实存在雇佣关系，王朝立在从事劳务活动期间受伤致残，郭翠莲与孙即鹏作为雇主应当对其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朝立与仇绪生、谷玉珍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该二人不需承担责任。 郭翠莲与孙即鹏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陈述有异议，其一，从微信内容来看，郭翠莲告知王朝立哪里需要用人，由王朝立自行决定是否前往，其中2018年9月17日的聊天记录中显示王朝立向郭翠莲询问“这边用人吗大姐”，可以证明王朝立是否工作以及到何处工作均由其自行决定，郭翠莲没有管理、支配王朝立的权利。双方在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0月17日、2018年10月22日及2018年11月7日这几天的聊天内容可以证明王朝立是跟着仇绪生、谷玉珍干活，而非其所述受雇于郭翠莲与孙即鹏。其二，郭翠莲向王朝立转账的行为并非是支付其工资，而是代仇绪生、谷玉珍转交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郭翠莲为王朝立提供劳务中介服务，按规定需要从其实际收入中收取10%的介绍费，为了防止王朝立在收取劳务报酬后不支付中介费，郭翠莲就以转交的方式先行扣去中介费，由于物流园人口流动较大，转交行为实属无奈之举，这也是物流园内劳务中介机构的交易习惯。孙即鹏与王朝立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其三，王朝立仅根据郭翠莲的微信昵称就认为郭翠莲与孙即鹏共同经营劳务中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姓氏仅是一个符号，并没有经济利益，涉案装卸队如何命名系郭翠莲的个人权利。且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来划分责任，郭翠莲与孙即鹏对王朝立的受伤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仇绪生、谷玉珍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足以证实王朝立与郭翠莲、孙即鹏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其中2018年9月30日晚21点57分的聊天记录中王朝立询问郭翠莲“明天放假吗大姐”，郭翠莲回答“明天休息吧！没事就来队上干吧”，2018年10月14日21时30分的聊天记录中郭翠莲告知王朝立“明天你上达利园干一天活吧”均可以证实郭翠莲、孙即鹏有权对王朝立进行管理、指派，该二人并非只是给王朝立介绍工作的介绍人，而是王朝立的雇主。 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郭翠莲与孙即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提交郭翠莲处劳务人员管理章程及办公室照片各一份，据此证实郭翠莲在良乡物流园处经营的是劳务中介，该章程中已明确表示涉案装卸队只负责劳务输出，用工单位与劳务人员属直接雇佣关系，装卸队按劳务人员收入收取10%介绍费。办公室现场照片上的人员都是在郭翠莲处等活的劳务人员，郭翠莲只是为他们提供居间服务，否则郭翠莲不可能允许劳务人员在办公室里闲玩。 二、提交郭翠莲与被告仇绪生、谷玉珍聊天记录照片一宗、仇绪生、谷玉珍为劳务人员提供的结算单五份，据此证实仇绪生与谷玉珍需要劳务人员装卸货物时就会联系郭翠莲为其介绍，仇绪生与谷玉珍是实际用工人，仇绪生与谷玉珍处有雇佣的装卸工人，只是在工人不够用的情况下才会通过劳务中介找劳务人员，且仇绪生与谷玉珍不仅从郭翠莲处找人，也从其他劳务中介里找过人。该结算单中加盖了装卸专用章，有“31号库仇”、“银河31号库”签字确认，印证了仇绪生、谷玉珍是实际用工人之事实，该二人与劳务人员之间形成雇佣关系。 三、提交郭翠莲与其他劳务人员介绍聊天记录一宗，据此证实郭翠莲作为劳务中介，只是按照实际用工人的要求将用工信息介绍给劳务人员，劳务人员可自行决定是否前往，郭翠莲无权干预。 王朝立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王朝立一直按照郭翠莲的指派从事工作，其与郭翠莲、孙即鹏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郭翠莲自始至终没有告知王朝立其从事的是劳务中介服务，也从未从王朝立处收取过中介费。涉案装卸队并没有登记注册，不能证明其经营范围，郭翠莲与孙即鹏辩称装卸队为劳务中介与事实不符；证据二、证据三与王朝立无关，对真实性不知情。 仇绪生、谷玉珍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郭翠莲处是否一直张贴着该管理章程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张贴了该管理章程，也不具备证明效力；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效力有异议，郭翠莲与孙即鹏从仇绪生、谷玉珍处承包了涉案装卸工作，仇绪生、谷玉珍只是根据工厂方需要的装卸人数以微信的方式通知郭翠莲与孙即鹏，至于如何安排装卸人员，完全由其管理、安排，仇绪生与谷玉珍无权干涉。该装卸单据并非是仇绪生、谷玉珍与劳务人员之间的结算单据，而是郭翠莲与孙即鹏实际装卸货物的凭证，也是其与仇绪生、谷玉珍进行结算的凭证，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实仇绪生、谷玉珍与王朝立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证据三与本案没有关系，不予质证。 仇绪生与谷玉珍提交郭翠莲处办公室照片三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十七页，据此证实郭翠莲、孙即鹏办公室门口处树立的宣传牌为装卸队，并非其所称的中介，仇绪生与谷玉珍将涉案装卸工作分包给了郭翠莲、孙即鹏，并向孙即鹏支付相应的卸货费用，孙即鹏参与了涉案装卸队的经营，装卸人员的雇佣及安排均由郭翠莲、孙即鹏管理，王朝立实际受雇于郭翠莲、孙即鹏，与仇绪生、谷玉珍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 对此，王朝立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宣传牌上的电话号码为郭翠莲所有，能够证实其不属于中介，而是装卸队伍。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其中2018年9月21日的转账记录显示谷玉珍曾转账给孙即鹏，且在交易明细中明确显示该笔款项为装卸费，可以证实郭翠莲与孙即鹏共同经营老孙装卸队。 郭翠莲与孙即鹏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装卸队并非法律上的概念，其没有经过注册登记，不能认为是一个民事主体，其实质应界定为中介，该证据也不能证明郭翠莲、孙即鹏与王朝立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从交易记录来看，谷玉珍向多位个体支付了洁具运费、洁具装卸费，可见给其介绍劳务工人的人不仅限于郭翠莲，该明细单也不能证明其陈述的将装卸工作分包给郭翠莲，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承包关系，谷玉珍支付给孙即鹏的款项与支付给其他人的款项摘要及附言内容一致，这可以证明仇绪生与谷玉珍是本案所涉劳务的受益人。仇绪生、谷玉珍转款给孙即鹏是为了保障郭翠莲顺利收到中介费，用孙即鹏的账户收款也是郭翠莲的个人权利，不能以此证明孙即鹏参与老孙装卸队的经营。 庭审中，郭翠莲与孙即鹏申请证人徐某出庭。证人徐某陈述徐某在良乡从事装卸工作，其与王朝立都是在郭翠莲处等活的劳务人员，平时郭翠莲会告知他们哪里需要用人，由他们自行决定是否去干活。工资是按照实际工作量结算，通常是每干完一个活由徐某等劳务人员拿着现场工作人员出具的工作量单子找仇绪生，仇绪生以此为据出具载明劳务人员工资总额的单据一份，并在上面签字或盖章，待仇绪生与郭翠莲结算后，郭翠莲先从中抽取10%中介费，其余部分通过现金或者微信转账方式发放给劳务人员，该中介费是郭翠莲与劳务人员口头约定的，并没有书面的协议，仇绪生从没有给徐某等劳务人员发放过劳务报酬；孙即鹏没有给徐某介绍过工作，孙即鹏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具体从事的工作不清楚；郭翠莲处一直有劳务人员管理章程；徐某也在其他劳务中介找过工作。郭翠莲与孙即鹏据此证实其是为不特定劳务人员提供劳务中介服务，与劳务人员形成雇佣关系的是实际用工单位，孙即鹏与本案无关。 因涉案事故的发生给王朝立造成各项损失，共计218895.9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关于责任承担主体，原告王朝立主张其实际雇主为被告郭翠莲与被告孙即鹏，但结合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证人徐某证言可知，被告郭翠莲仅是将用工信息介绍给包括原告王朝立在内的劳务人员，劳务人员去干活与否均系自己决定，涉案装卸工作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资核算等均是由被告仇绪生与被告谷玉珍决定，由此可见被告郭翠莲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支配和管理关系，且被告郭翠在原告取得的劳务费中抽取中介费的行为是建立在原告王朝立与被告仇绪生、被告谷玉珍之间形成实质劳务关系的基础上，综上，可以认定被告郭翠莲在原告工作过程中仅起到介绍作用，属于劳务中介性质，而非原告王朝立的雇主。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孙即鹏实际参与了涉案装卸队的经营，亦无法证明被告孙即鹏、被告郭翠莲对原告受伤存在主观过错，故，原告王朝立要求被告郭翠莲与被告孙即鹏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朝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50元，保全费1020元，由原告王朝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述君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齐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