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02民初6920号原告：合肥瑶海区盛唐酒类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大通路。经营者：凌庆珍，女，汉族，1963年11月2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军，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庆，男，汉族，1970年8月29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龙辉，男，汉族，1994年11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系被告高庆之子）。原告合肥瑶海区盛唐酒类商行（以下简称“盛唐商行”）诉被告高庆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唐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军、王自、被告高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龙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盛唐商行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原告无须为被告补缴2006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二、依法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48000元；三、依法判决原告无须为被告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四、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作为烟酒类批发兼零售商，与本案被告为批发商与经销商（个人）合作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要从事烟酒批发兼零售，被告自行开发终端客户，终端客户需要烟酒，被告以现金或其他方式支付从原告处以批发价提货，终端客户支付的超过批发价部分归被告个人所有。除此以外，原告也会将自己的少部分客户交由被告维护，具体模式和前述一样，但原告让利不会太多，有1元/箱、2元/箱不等。如被告没钱提货，原告也会以赊欠方式暂时提供货品给被告，被告拿到货款扣除自己应得的部分后再交付给原告。平时客户需要用货，被告一开始便用自己的面包车开车送货，直到2018年初被告换了私家车，到后来自己跑滴滴专车赚钱。仲裁庭审中，被告也提到2019年3、4月份仍有客户联系他，也说明这些客户是被告自行开发的，被告基于没跑滴滴赚钱的多就不再维护合作了。故，原告与被告不行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原告支付被告工资。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未查明案件事实，偏信被告一方所述，错误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现原告对裁决结果不服，依法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改判，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高庆辩称：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十多年，是原告的正式员工，工作中每日有考勤和上下班时间安排，也有确定的劳动管理规定和工资约定，劳动关系客观真实存在，劳动仲裁结果公正公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关于劳动仲裁裁决中要求原告补缴被告工作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为终局裁决，原告无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驳回起诉；二、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告于2006年9月应聘进入合肥瑶海区盛唐酒类商行从事酒类送货员和销售员工作，至2018年11月被辞退。在此十多年期间被告一直以原告的正式员工身份工作，每天需到原告门店报到，有较为确定的上下班时间，早晨约8点左右报到后开始工作，晚上约6点左右完成任务便可报到下班，由于送货量不稳定，有时忙至晚8点、9点才下班；三、原告与被告有工资约定，原告每个月发给被告工资，2006年初到盛唐时约定每个月工资给予600元，一年多过后约定工资按基本工资加提成来结算，提成按每月销售金额和件数确定，在大概从2009年开始月工资涨到2000多元，大概从2015年时工资涨到3000多到6000多不等，取决于销售额与送货量；四、被告的劳动工作内容是原告经营行为的组成部分，双方不存在合作关系，被告亦不是合伙人，一直是老板与员工的雇佣关系。原告经营酒类相关物品的销售，被告负责将货物从仓库取出送至各店家客户的手里，带回货款钱交给原告老板。被告的工作都是由原告安排的，一直处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这些可以从聊天记录的证据中证明，记录中都是被告转交货款钱给原告老板，原告老板下达指令，被告服从管理，而且原告老板对被告的称呼也是上下级的关系。每个月都有考勤表、工资表、签名记录和出货单，这些文件保存在原告处，但原告却没有提供。被告工作十多年，有多个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证据见附表。作为原告的正式员工，与客户和同事相互认识，还有其他同事如业务员武旭兵，会计施俊梅、普立新，仓管员刘安友，都可调查证明以上事实；五、原告的客户一直是固定区域客户，原告老板与客户一直是认识的，不存在被告自行开发客户一说。原告安排被告拿货送货，在送货前给客户的价格就已经确定，全部由原告的老板决定，不存在有差价，没有超过批发价归个人的情况。被告都是直接从仓库登记拿货，从来没有拿钱提货的过程，不存在被告没钱提货，原告也会赊欠暂时提供货物一说，拿货送货收回货款就是工作的内容，被告拿到的货款全额交给原告，不存在有自己扣除的部分，收入全部来自于按月领取的工资。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是故意编造出来的，全部不属实。被告自始至终都是用原告的送货车送货，包括小货车、面包车和三轮车，从未使用自家的面包车送过货，原告所述事实为无稽之谈。被告到2018年5月份贷款换了私家车，在工作时间以外开始跑滴滴打车挣取额外收入，但在被告处的送货工作从未中断。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从原告处提货是正常工作行为，因为在2018年11月26日被告仍在原告处工作，被告是2018年11月30日被原告老板辞退的。在2019年3、4月份有客户联系被告是因为多年来客户和被告很熟悉，在不知被告已停止工作的情况下请求被告送货，而被告也完全把客户要求转达给原告，并告知客户自己已不再送货了。原告在被告工作十多年间从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帮被告缴纳过社会保险，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故请求原告补缴被告的社会保险并付被告经济补偿金。劳动仲裁的结果是基于事实的裁决，公平公正，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11日，被告高庆进入原告盛唐商行，主要从事送货工作，双方未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6年至2007年期间被告的工资标准为每月600元，2015年之后被告的工资组成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及奖金等，如完成十万元销售额另有提成工资，2017年11月被告高庆实发工资2457元、2017年12月实发工资6338元、2018年1月实发工资5160元、2018年2月实发工资4223元、2018年3月实发工资2725元、2018年4月实发工资2792元，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因停职未能正常发放工资。被告高庆在原告盛唐商行工作期间接受原告经营者凌庆珍的指示，从原告的仓库取货后向客户送货并收取货款，原告对被告进行工作考核，相关结果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被告工资由案外人唐志武发放。2018年11月被告经与原告协商一致后离职，原告未能向被告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因与用人单位盛唐商行就缴纳社会保险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发生争议，被告高庆向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办理2006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养老、失业和医疗等社会保险；二、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8000元（4000元/月×12个月）；三、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2019年5月8日，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合瑶劳仲裁字第3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于本裁定书生效后十日内为申请人补缴自2006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具体缴纳项目和缴纳比例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依法核定，个人缴费比例部分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8000元；三、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为申请人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另查明，案外人唐志武与原告盛唐商行的经营者凌庆珍系夫妻关系。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明、（2019）合瑶劳仲裁字第332号《仲裁裁决书》、《欠单》、《营业执照（副本）》、《工资表》（复印件）、《合肥市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明细表》、《收据》、微信截图、《合肥盛唐酒业配送中心送货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主体资格的前提下，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从属关系为标准，对是否用工予以考量。此种从属关系的内在表现为：劳动者已加入到用人单位中，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并进行工作，用人单位据此有权在劳动中对劳动者加以管理、控制和支配，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时要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指挥，遵守用人单位内部的劳动规章制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这种成员身份而存在特殊的从属关系。原告盛唐商行作为依法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可以自己的名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确定劳动关系。被告高庆亦具有劳动能力，符合劳动者资格。已查明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高庆为证明其与原告盛唐商行存在劳动关系及盛唐商行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用工责任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记录，原告对此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向法院明确微信记录中“凌姐（盛唐酒业）”实为原告盛唐商行经营者凌庆珍。经审查，该项证据可证明凌庆珍于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通过微信与被告进行沟通，指示被告向客户送货并结算货款，双方的业务行为长期且规律，文字、照片部分的聊天内容集中在货物的运送与相关费用的统计、报告与结算之上，可体现被告所进行的相关业务行为应为受原告经营者的管理与支配。被告另提交《合肥盛唐酒业配送中心送货单》，其中“合肥盛唐酒业配送中心”应为本案原告盛唐商行，被告高庆在“发货单位（人）”处签名，亦体现出以原告工作人员名义自原告处提货并交付客户。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亦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经审查，原告提交的2018年11月26日出具的《欠单》载明：“今签到盛唐仓库……经办人：高庆，发货人：刘安友”，此证据中“盛唐仓库”应属原告盛唐商行，可证明案外人刘安友以原告所属的仓库发货人名义向被告高庆签发货物，但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双方系业务合作关系的事实。而在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工资表》中，被告工资虽由案外人唐志武发放，但案外人刘安友与本案被告高庆同时出现在员工“姓名”一栏中，一并由唐志武作为负责人制作并签发工资。庭审中原告虽否认刘安友并非其员工，但未能就其为何以原告工作人员名义签发货物的事实向本院作出合理解释，本院确认此人应为原告员工。综合原告提交的《欠单》、《工资表》可体现出，因被告高庆与刘安友同由案外人唐志武发放工资，应属同一用人单位，而根据原告提交的《欠单》已可明确刘安友应为原告工作人员，据此逻辑关系可推论出被告高庆亦为原告工作人员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以上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合肥盛唐酒业配送中心送货单》及原告提交《欠单》、《工资表》等证据的证明目的及体现的案件事实，本院确认被告高庆受凌庆珍指示进行货物配送、货款结算等与原告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工作，案外人唐志武在以个体工商户作为经营主体身份的盛唐商行的经营过程中以经营者家庭成员的名义与被告进行人事管理、结算工资等活动。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高庆实为案外人唐志武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合肥市瑶海区博远上海华联日用百货超市的职工，但其提出的《博远上海华联日用百货超市代理产品章程》、照片等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高庆已与案外人合肥市瑶海区博远上海华联日用百货超市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告提交的《工资表》所证明的案外人唐志武签发工资的事实亦不能完全排除其以原告经营者凌庆珍的家庭成员名义进行相关活动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提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结合原、被告双方所提交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及证明力的大小，确认被告高庆与原告盛唐商行之间已建立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盛唐商行作为用人单位，因在签订及保管考勤、工资等相关劳动材料中具有证据优势地位，应就其与被告高庆之间劳动关系的起始和解除时间承担举证责任。因原告未能就其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时间应以被告主张的2016年9月确定，为本案所涉劳动关系的实际用工之日。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2018年11月停止用工的事实并无异议，该时间应为本案所涉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原告作为用人单位虽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形式及依据，但在被告向本院提交的2018年12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凌庆珍曾向被告作如下表述：“……如果你还想干，那你跟唐总沟通一下，我在跟他说说，货还是你来送……”，在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此项证据中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后，原告的经营者仍表示出继续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愿，可见原告于2018年11月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并非基于被告所辩称的单方辞退，双方应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于被告的工资标准，已查明被告2017年11月工资为2457元、2017年12月工资6338元、2018年1月工资5160元、2018年2月工资4223元、2018年3月工资2725元、2018年4月工资2792元，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因停职未能正常发放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被告的工资标准应为3949.2元（（2457元＋6338元＋5160元＋4223元＋2725元＋2792元）÷6个月）。关于劳动者应得的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因本案原、被告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盛唐商行应当按照以上法律规定，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已查明被告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为2006年9月至2018年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故本案原告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应分段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的经济补偿”，原告应以1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被告支付200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原告应以2个月工资为标准向被告支付2006年9月至2007年12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因被告已于仲裁阶段要求原告向其支付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应视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不予干涉，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47390.4元（3949.2元/月×12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因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1月解除，原告盛唐商行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向被告高庆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因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合肥瑶海区盛唐酒类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高庆支付经济补偿金47390.4元；二、原告合肥瑶海区盛唐酒类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高庆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三、驳回合肥瑶海区盛唐酒类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履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于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林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孟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