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691行初153号 原告刘某某，女，1942年4月28日生，××族，住南通市港闸区。 原告刘某，男，1962年3月5日生，××族，住址同上。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吴国强，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邢芳，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港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南通市城港路58号。 法定代表人庄汝华，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严柏林、孙剑，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顾迎庆，南通市港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永刚，江苏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国强路30号。 法定代表人瞿茂森，职务主任。 应诉负责人钟小牛，职务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东强，江苏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佳琦，江苏崇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南通某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高某，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某（系公司员工），男，1960年11月20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刘某某、刘某诉被告南通市港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港闸区住建局）房屋搬迁行政强制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后，于7月26日向港闸区住建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于12月17日申请追加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秦灶街办）为共同被告，本院依法向秦灶街办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南通某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该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9日、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及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吴国强、邢芳（第一次庭审），被告港闸区住建局副局长严柏林（第一次庭审）、孙剑（第二次庭审）及委托代理人顾迎庆、吴永刚，被告秦灶街办副主任钟小牛及委托代理人孙东强，第三人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原告房屋位于南通市××闸区秦灶街道××号。2018年7月3日早上，秦灶街办组织人员仅凭2012年5月22日原告与港闸区住建局及南通市某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签订的不是原告姓名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强行将原告的房屋拆除。港闸区住建局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拆除行为，但其是合同当事人，又是拆除案涉房屋的利益主体，故应对强制拆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两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港闸集建（99）字第03-06259-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被拆房屋用地合法。 2.（2011）通南证民内字第5376号《公证书》，证明刘某的父亲去世后房子由刘某继承。 3.2018年6月20日南通某某1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1公司）作出的《告知书》，证明港闸区住建局实施强拆行为，是强拆利益的追求者和受益者。 4.房屋被强拆前后的照片，证明房屋被拆的客观事实。 5.强拆中的照片和视频资料，证明2018年7月3日被告组织人员对刘某的房子实施强拆。 6.接警工作登记表，证明强拆当日原告报警，警察查明是政府拆迁行为，不是协议拆迁行为。 7.港公2013年（答）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接处警记录，证明在2015年5月21日下午5点起至22日凌晨期间，被告的工作人员以及不明身份的其他人员在原告的家中，逼迫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报警。 8.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土地在2012年3月12日已经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但两被告以协议搬迁的方式对原告房屋进行搬迁，协议的签订没有法律依据。 9.视频录音文字说明，证明在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后至本案强拆之前，当时相关部门对原告的房屋进行破坏，拆除原告房屋门窗和屋顶，原告以退党为由要求解决不公平的搬迁问题，相关部门和单位对被破坏的房屋进行了修复，且支付了25000元，表明原告不同意拆除房屋。 10.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出院记录、退党申请书、起诉状和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起诉材料收据，证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是受到了拆迁人员暴力胁迫，原告曾提起诉讼。 11.原告房屋租赁户出具的收条、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证明本案是政府拆迁行为，不是协议搬迁。 12.告知书、《强烈要求港闸区人民政府对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予以保护的申请》、关于刘某信函的回复，证明2017年12月原告分别向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和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申请财产人身安全保护，2018年原告房屋被拆系违背原告本意，涉案协议和交房单也不是原告本意。 13.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答辩状，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系秦灶街办和某公司实施拆除。 14.企业工商登记查询信息（某某公司、某某1公司、某公司），证明三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包括拆除房屋，且三公司分属于独立的公司。 15.通发改信复[2018]4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通国土依复[2017]51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证明工农北路北延铁路南绿化、永兴大道绿化项目没有取得立项文件，系非法建设项目。 16.[2019]苏自然资行复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地已经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实施了征地拆迁，但是两被告在原告房屋所在土地实施集体土地征收时以协议和暴力方式逼迫原告签订协议违法。 被告港闸区住建局辩称，1.港闸区住建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012年5月22日，原告户签订了《港闸区农村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双方为某某公司和陆某（故）、刘某，港闸区住建局不是协议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原告已经履行了案涉协议。2012年7月22日，原告刘某已将案涉房屋、附属物等全部交给了某某公司拆除，刘某在交房验收证明单上签字。3.案涉协议签订于2012年5月22日，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港闸区住建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华兴房估[2012]字第I-17号《南通市城市房屋搬迁评估报告》；2.原告户《港闸区农村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3.原告户《交房验收证明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港闸区住建局不是案涉协议的当事人，案涉协议已履行完毕，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4.某某1公司作出的《告知书》，证明原告户房屋拆除时的告知情况。 5.港闸政办[2012]31号《港闸区政府办关于下达增补拆迁任务的通知》，证明原告所在地块拆迁是港闸区政府实施的拆迁行为。 被告秦灶街办辩称，案涉拆迁项目是工农北路铁路南、永兴大道东延绿化带工程，该工程的组织单位是当时的南通市港闸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因该工程搬迁对象位于本街道范围内，秦灶街道和所在村居作为属地组织参与了工作，包括对被搬迁户的合法面积审查确认、政策宣讲和补偿协商等，但具体负责协商补偿事宜的是拆迁公司。2012年，原告户与拆迁公司达成了补偿协议，也将房屋交付拆迁公司拆除，拆迁公司并未及时拆除。2018年，为解决搬迁遗留问题，原拆迁公司委托了其他单位具体实施了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是拆迁公司作为房屋继受权利人行使拆除权的行为，并非行政行为。秦灶街办并非组织者、实施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秦灶街办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某公司述称，刘某于2012年5月22日和某某公司签订了补偿搬迁安置协议，7月22日又签了交房验收证明单，拆迁实施单位有权拆除房屋和附属物。拆房和拆迁协议的签订、履行都有合法手续，程序合法。 第三人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委托搬迁协议书，证明不是本案被告委托第三人某公司去和拆迁户签订拆迁协议的。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港闸区住建局提供的证据1-3认为评估报告没有送达给原告，原告也没有获得过补偿和安置，不能证明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证据2认为签字是被逼所签，协议不合法；对证据3认为签字不是原告所签，单据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2日，但原告实际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直到2018年被强拆，不能证明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得到补偿安置。原告所诉的是强拆房屋的行为，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告知书说明了港闸区住建局是强拆行为的受益者；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房屋不在搬迁范围。被告秦灶街办、第三人某公司对港闸区住建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港闸区住建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6认为该项目拆迁的委托人不是港闸区住建局，与港闸区住建局无关；对证据7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证据8无异议，对证据7中接处警记录、证据9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16认为未在证据交换之日提出，不予质证。被告秦灶街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认为拆迁公司实施拆除前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属于强制拆除行为；对证据4、5不予认可，认可案涉房屋被拆是事实；对证据6-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中的人员并未说过不拆房了，也未说过恢复门窗的费用由政府赔偿，秦灶街办只是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就拆房队赔偿恢复门窗的费用进行协调；对证据10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被胁迫；对证据11认为无法确认真实性，不能证明不是协议搬迁；对证据12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也不能就此否认签订协议和交房单是原告的本意；对证据13认为不能依据公安机关的答辩状认定系秦灶街办拆房；对证据14无异议，但认为某某公司在征收条例实施后重新成立了某公司，原来的工作由某公司继续实施完成；对证据15、16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某公司同意两被告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港闸区住建局××秦灶街办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对港闸区住建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实施拆除的主体、拆除行为合法性问题涉及争议焦点问题，待后文一并阐述。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原告位于南通市××闸区秦灶街道××号的房屋在2018年7月3日被强制拆除，至于拆除的主体及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待后文一并阐述。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某的父亲陆某原在南通市××闸区秦灶街道××村镇房屋××幢。2011年8月，陆某因病去世。2011年12月31日，南通市公证处作出（2011）通南证民内字第5376号《公证书》，公证证明前述房屋陆某的遗产由刘某一人继承。2012年3月1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2012]年第3号《征收土地公告》，经省政府批准，苏国土资函[2011]578号、苏国土资函[2012]93号文件通知，同意征收包含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秦北村七组1.0552公顷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5月10日，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港闸政办[2012]31号《港闸区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增补拆迁任务的通知》，明确永兴大道东、西延，工农路北延道路两侧绿化工程所涉拆迁任务由秦灶街办实施完成。5月22日，某某公司与陆某（故）、刘某户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对刘某户位于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秦北村七组的房屋协议搬迁，某某公司支付被搬迁房屋的建筑造价补偿、区位补偿、附属设施设备等补偿、搬家费补助费、奖励、安置费增补、一次性补贴等补偿款合计650000元，刘某户在协议订立后60日内腾空房屋将被搬迁房屋钥匙交给某某公司，刘某户可在林荫水岸三期拆迁安置房安置，应享受的合法面积按1420元/㎡购买等内容。同日，刘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有拆迁纠纷，民警出警至现场发现秦灶街办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在陆某家谈拆迁事宜。7月30日9时19分，刘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钥匙尚未交给拆迁公司，大门被拆迁公司的人拆掉。民警出警至现场了解到刘某报警称其在秦北村七组的房屋门窗被拆迁公司强拆，并讲拆迁事项并未谈妥，扬言如果仍存在暴力拆迁，将可能到省里、北京上访。此后，因为刘某信访，经秦灶街办协调，拆迁公司修复刘某房屋门窗。此后，房屋一直未拆除。 2013年4月3日，刘某以某某公司为被告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与某某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该院未予立案受理。 2015年3月23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2015]年第11号《征收土地公告》，经省政府批准，苏政地[2014]4182号文通知同意，征收包含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秦北村七组1.8482公顷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 2018年6月20日，某某1公司对刘某作出《告知书》，告知某公司已将刘某户已签约的房屋交由其拆除，要求刘某户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搬清家具清空房屋交由某某1公司拆除，不按时清空房屋，将对房屋内剩余物品视作遗弃物品处理，按期实施房屋拆除。7月3日早上，原告位于南通市××闸区秦灶街道××号的房屋被拆除，拆除现场有秦灶街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场。 2019年1月，刘某就南通市自然资源局出让南通市永兴大道南、工农北路西地块（地块编号R18047）的行为不服，向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审理查明，案涉房屋涉及前述两个征地批次，征地批准文号为苏国土资函[2012]93号和苏政地[2014]4182号。 另，本院依职权向南通市港闸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陈述在2018年3月之前公司只有公章没有人员，未参与一路三绿化（江通路北延、幸余路绿化、工农北路绿化、永兴大道东延绿化）B标段的搬迁工作，也不清楚刘某户的拆迁情况，未组织实施或指派、委托其他任何公司实施拆除刘某户房屋。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两被告是否是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即被告主体是否适格。3.案涉拆除房屋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行政行为是否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来划分，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行政法律行为、准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法律行为通常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基于行政职权作出的意思表示，旨在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而设定行为，它是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一般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实施的不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但以影响或者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可致权益损害性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通常表现为一经作出，即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行政事实行为会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事实上的、实际上的影响，而且影响的发生是由于外力作用的结果。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具体到本案而言，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事实行为，原告不服该事实行为因此提起诉讼，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主张案涉协议签订于2012年5月22日，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然案涉协议签订于2012年5月，但本案原告起诉并非针对该协议，而是针对2018年7月3日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故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两被告是否是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该行为的主体就已经确定。但在行为系事实行为等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否认作出了行政行为，行为的主体难以确定，人民法院只能根据职权法定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具体个案的审理情况进行认定或推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上述规定，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有且仅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才具有依法强制拆除合法建筑的职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民事主体并无实施强制拆除的权力。在市、县人民政府将征收实施工作交由房屋征收部门或街道办的情况下，除非房屋征收部门或街道办能够举证证明房屋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相关民事主体违法强拆的，否则应推定强制拆除系房屋征收部门或街道办委托实施，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房屋征收部门或街道办为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主体，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虽然港闸区住建局××秦灶街办均否认强拆行为系由其组织实施，但港闸区住建局承认其系港闸区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秦灶街办亦承认港闸区政府曾将案涉地块的拆迁任务交由其完成。而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系案涉地块被征收为国有，并在港闸区政府将拆迁任务交由秦灶街办之后发生的。因此，对于房屋征收过程中发生的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行为，首先应推定系港闸区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或指定任务的实施部门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并由其承担相应责任。虽然被告港闸区住建局提供了原告户《补偿安置协议》、某某1公司对刘某作出的《告知书》，试图证明拆除行为系拆迁公司根据补偿安置协议实施的民事行为。但第三人某公司在庭审中回答究竟是受谁委托或指派实施拆除行为提问时避而不答、含糊其辞，只称拆房属于正常的收房行为，拆除时有街道、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或征收决定组织实施的行为，均为有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而非用地单位、建设单位等的民事行为；被征收人所得到的补偿，也是市、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进行的补偿，而非用地单位、建设单位私法上的补偿。因此，被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表明某某公司或某公司应当以民事主体身份承担强制拆除的法律责任，也不能因此就将行政性质的征收法律关系转化为民事侵权法律关系。况且，本院依职权向南通市港闸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并不承认其组织实施或委托、指派任何拆迁公司实施了拆除行为，故港闸区住建局××秦灶街办主张强拆系民事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案涉地块港闸区政府并未作出过征收决定，在有相关证据指向具体实施单位的，则应推定该实施单位为行为主体。原告起诉时承认港闸区住建局未参与拆除行为，而案涉地块的拆迁任务系港闸区政府交由秦灶街办完成，第三人又陈述拆除时有街道、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场，故本案可以推定系秦灶街办实施了拆除行为。根据“谁行为，谁被告；行为者，能处分”的原则，不宜再推定房屋征收部门即港闸区住建局为实施主体。 关于拆除房屋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法无授权不可为”，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当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否则，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明确授权而实施某一行为，则可能因超越法定职权而被确认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已经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进行。《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亦规定，被征收人拒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可见，无论是征收集体土地还是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均应在完成补偿安置工作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获得法院的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前，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的权力。即使在被征收人已经依法得到补偿安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补偿安置的情况下，征收机关若要实现强制搬迁和拆除，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如何实施征收、如何进行补偿、如何强制搬迁等进行了系统、严密的规定。同时，为了确保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的房屋征收顺利、高效实施，还专门规定对极少数不履行补偿决定、又不主动搬迁的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进行强制搬迁。 征收土地和房屋除应当遵循“无补偿则无征收”的原则外，还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拆迁（执行）”的原则，否则，被征收人有权拒绝搬迁，征收机关也不能强制执行。一般而言，被征收人获得安置补偿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征收机关与被征收人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征收机关开始按照补偿安置协议主动履行相关义务；二是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征收机关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依法作出补偿决定或补偿行为，即安置地点和面积已经明确，补偿款已经支付或者专户储存。实践中存在征收机关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被征收人主动将土地或房屋交征收机关处理，征收机关据此采取的拆除行为不属于强制拆除范畴，该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基于被征收人认可补偿安置后的自愿处分行为。但也存在拒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反悔不主动交付房屋予以拆除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双方约定被征收人将房屋交征收机关拆除的内容，能否作为征收机关实施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正如前所述，无论是征收集体土地还是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均应在完成补偿安置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获得法院的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前，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的权力。交付房屋的行为并不能简单地以有无在交房单上签字为判断标准，在被征收人对补偿安置协议、交房单等有异议，或者以行为表示不同意交房拆除的情况下，应当通过被征收人腾空房屋、交付钥匙等行为明示。原告在2012年7月拆迁公司人员拆除其房屋门窗时即报警，而后，在刘某信访的情况下，经秦灶街办协调，拆迁公司修复了门窗，房屋也一直未被拆除，这说明原告并未主动交付房屋。因此，秦灶街办主张原告根据《补偿安置协议》将房屋交由拆迁公司拆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秦灶街办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亦不合法。原告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的主张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办事处2018年7月3日拆除位于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秦北村七组28号房屋的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刘某某、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齐海生 人民陪审员  曹 钤 人民陪审员  王志芹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顾梦窈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况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时，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