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藏0222民初133号 原告：张富军，男，195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西藏拉萨市，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生，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天禹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66316279A，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 法定代表人：贾瑞清，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立霖，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润新能源光伏发电江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MA6T1A6A73，住所地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 法定代表人：姜利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远，男，198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现场负责人。 第三人：拉萨成润道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003969700290，住所地拉萨市。 法定代表人：曹耿卫，系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张富军与被告陕西天禹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天禹公司）、华润新能源光伏发电江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江孜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7）藏0222民初233号民事裁定。原告张富军不服裁定，上诉至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7月12日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藏02民终7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立案后另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富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生，被告陕西天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健、何立霖，被告华润江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远，第三人拉萨城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张富军申请的证人刘建强、刘海山、赵万军到庭接受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富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3248107.00元，并由被告华润江孜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要求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450000.00元（自2017年8月16日至2017年11月16日，共计90天×每日5000元）并由被告华润江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12日，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中标华润电力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送出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工程。其委托代理人张睿找到原告张富军协商该EPC总承包合同之下的劳务分包，原告与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在2016年8月5日签订书面合同，内容为原告为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提供华润电力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送出工程范围内所属的线路工程劳务实施，分包工作期限自2016年8月6日至2016年10月10日，工期为64天，总公里数为10.04公里，单价为每公里43万元，满足项目工期、质量、安全要求每公里再加1万元。签订合同后原告方积极履行施工，该工程在2016年10月10日竣工并于2016年12月1日通过验收合格投入使用。至此，原告方按照合同约定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义务，但在向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主张权利时，被告百般推诿，经江孜县政府及多家部门协调后，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支付了部分工人工资。2017年8月16日，被告陕西天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睿对于工程费用经过结算，确认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尚欠原告3248107.00元（包含民工工资）未支付，而被告华润江孜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在明知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未支付原告工人工资和工程款的情况下，拒绝支付原告工程费用并给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拒付原告工程款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起诉，恳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陕西天禹公司辩称，原告诉讼请求及其事实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与在卷证据当中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不符，其主张不能成立。就本案所涉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工程的工程款，原告不享有请求权，因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答辩人就本案所涉的工程项目，从未与原告之间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也从未授权委托张睿与原告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在张睿与原告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中答辩人并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确认与原告就该工程项目分包事宜达成合意，答辩人对此合同根本不知情，在该合同中张睿以答辩人名义签字的行为依法属于无权代理行为，答辩人不应当对张睿的无权代理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要说明张睿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先不论合同，也不说诉权，因合同本身就无效，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和利息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本案结算单上面署名的是张睿，张睿的身份非常复杂，他还同时作为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合作施工人，共同参与到本案所涉工程项目的施工。而他在2016年就已经离开了工地，2017年8月他人不在工地的情况下是怎么与原告签订的结算单，如何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确认。2017年8月16日，张睿以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名义与实际施工人刘海山工队完成结算，当时张睿的授权期限早已过期。在此情况下，与未实际施工的原告也在当天就同一项目又形成了一个结算清单，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与逻辑，所以原告出示的费用清单也不是一个有效的证据。综上，即使原告享有诉权，并且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结算清单有瑕疵不是真实的，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华润江孜公司辩称，这次涉案的华润江孜20MWP光伏发电项目送出工程，我们华润江孜公司作为发包方，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作为EPC总承包人的主体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我们始终对于原告方作为什么样的主体提出诉求存在疑虑。首先，在施工期间我们没有收到总承包人向我们报告劳务或工程进行分包的情况，而且在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从施工人员的着装、标识以及施工沟通中发现有分包的迹象，所以我们对原告是否为真实的劳务施工方存在疑问，同时原告和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原告越过合同相对性直接向我们提出诉讼请求无非是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26条的相关规定，但它的前提是要求发包方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根据我们向法庭提交的材料可以看出，我们作为发包人是没有任何欠款的。其次原告要求我们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产生一是基于约定，二是基于法定，而我们之间并没有合同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知道原告是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我们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我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述称，这个项目本身是拉萨成润公司和张睿合作来做这个事情，张睿也答应拉萨成润公司这个项目中标以后分30%给拉萨成润公司做。并且拉萨成润公司自前期项目招投标到项目部建设该给张睿的钱也给了，项目实施过程中拉萨成润公司一直催促张睿还有陕西天禹公司签订分包协议，但是陕西天禹公司迟迟不和我签订，所以拉萨成润公司和这个案件无关。拉萨成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曹耿卫证明华润江孜公司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电网送出EPC工程自始至终由张富军承包并带领赵万军、刘海山、刘建强等完成实施。该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与我拉萨成润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我公司未与该工程项目的承包人或发包人签订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书和口头合同，因此，拉萨成润公司和刘海山的合同根本没履行，所以拉萨成润公司与刘海山之间的结算清单也不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以下证据：1.原告张富军提交的一份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复印件、中标通知书、EPC总承包合同、询问笔录一份；2.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提交的EPC总承包合同；3.被告华润江孜公司提交的EPC总承包合同、七张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双方当事人之间均无大的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授权委托书一份，欲证明张睿是被告陕西天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事项包括工程投标和合同签订，工程所有的合同签订都在其代理职权范围内，张睿签署的一切文件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均应当予以认可，包括张睿代表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对此证据提出三性均认可，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委托书是2016年2月3日由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向张睿出具用来向拉萨成润公司出示的。而且委托书期限是2016年2月3日至2017年2月2日，而原告向法庭出示的主要证据是结算清单，其上的时间是2017年8月，显然是超出了授权委托书的期限。更何况张睿在出具结算清单的时候身份复杂，是代表陕西天禹公司还是拉萨成润公司不得而知，因此该委托书只能证明我公司委托张睿就当时投标工程和业主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没有体现前述合同签订以后发包事项的权限，不能反映有其他授权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提出如果授权委托书是原件对三性均予以认可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提出对该证据三性予以认可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委托书内容能够充分体现张睿作为陕西天禹公司的受委托人，有权代理关于华润电力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送出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工程投标、合同签订等工程相关事宜，委托有效期限为自2016年2月3日至2017年2月2日。且此授权委托书上盖有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印章，署有法定代表人姓名，符合法律规定，具备委托书生效要件，本院对此予以采信。2.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一份，欲证明陕西天禹公司授权委托张睿作为项目负责人。2016年8月5日与原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对工程的地点、内容、天数、质量、价格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张睿作为陕西天禹公司授权的委托人签了名字，而张富军作为一个合法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张睿签订这份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应当予以履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对此证据提出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份合同当中虽然写有我公司，但事实上我公司从来没有授权张睿以公司名义对外发包工程；第二，根据合同当中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原告方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向被告交纳保证金，但事实上这份合同并未得到履行，原告也没有缴纳保证金。因此，即使该份合同成立，但未曾履行；第三，原告刚才提到合同是在2016年8月5日签订的，但是紧随其后张睿又与刘海山签订了涉及同一工程，同一内容的一份合同。而且被告有证据证明后面的签订的合同得到了履行，原告的未得到履行，从而否定了该合同。因此该份证据不能成为原告享有本案所涉及工程款有效合同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虽然委托书并未明确指出“合同”系劳务分包合同，但委托书中标有内容为“代理人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代理人无转委权。”的一行文字，明确表明了受委托人张睿在委托有效期内，若无转手委托权限的情形，且以陕西天禹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任何合同，委托人陕西天禹公司将按照委托书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该劳务分包合同仅有张睿和张富军的签字捺印，而没有陕西天禹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并不能如委托书一般体现该合同获得了陕西天禹公司的认可，法律证明效力不足。且对比拉萨成润公司与刘海山就同一工程签订的另一份相同内容的合同，原告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唯一性，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3.华润电力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110Kv送出工程张富军施工班组费用清单原件一份，欲证明涉案工程是由原告承包施工的并且2017年8月16日经张睿与原告结算后确认被告陕西天禹公司还欠原告工程款3248107元的事实。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提出从形式上看，此清单上并没有加盖我们公司的章子进行确认，只有张睿的签字，而张睿并未获得我们公司的授权，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此清单形成于2017年8月16日，而原告提交的委托书上我公司给张睿的委托期限是自2016年2月3日至2017年2月2日，结算的时候早已过了委托期限。而他在2016年8月离开工地，时隔一年后在对工地情况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如何与他人形成结算。原告在明知张睿没有获得有效授权或授权期限早已过了的情况下仍与其进行结算是不合理的，另外有证据证明张睿在与原告结算的当天又以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名义与涉案工程的真正实际施工人刘海山工队就同一个项目也进行了结算，而两份结算清单金额是完全不相同的。因为如果张睿是发包方，欠原告324万工程款，其中包括120万的违约金，但违约金数额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友好协商的，张睿在结算中大笔一挥120万违约金全部承认不符合常理。而刘海山工队的结算清单相对合理，因为不包含违约金。张睿存在和原告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证据的问题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提出不清楚原告与张睿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院认为，首先，此费用清单形成于原告和张睿之间，张睿在与原告进行结算时已经超过了授权委托书限定的期限，即便原告拿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出具给张睿的授权委托书来主张张睿是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原告与张睿进行结算的时候张睿的委托期限早已过期，原告对此情况是明知的但仍与其进行了结算。其次，从费用清单内容中双方确认了原告在前期工程中缴纳各种保证金、借款等85万元，但在庭审中原告未能出示缴纳保证金凭证以及借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最后，张睿本人未到庭作证，而本庭在查阅初审材料后也发现张睿明确表示自己与原告之间还未做最后结算，此费用清单还存在争议，没有得到他最终的认可。综上所述，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证据不予采信。4.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欲证明涉案工程是由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一包，原告张富军二包的，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和原告之间存在承包关系，此承包关系就是由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睿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持异议，提出当时信访的有原告和赵万军等人，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原告一人。另外，从答复意见书内容中能够反映出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并且说仍未兑现信访人工程款，由此反映出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原告等信访人员有支付工资的义务，如按照原告的解释我们公司把工程直接分包给了原告，那么这里怎么会出现一个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这与原告所说的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与本案没有关系恰恰相互矛盾。事实上，我们公司将工程线路部分分包给了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后，该公司又将工程分包给了实际施工人刘海山施工队，刘海山施工队里面就有赵万军这个人，所以信访的时候才会牵扯到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这就证明了原告并没有与我们公司建立直接分包合同关系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提出此证据是由商务局出具的，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所说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提出这里写的很明确，这是属于合同纠纷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所以相关事实应该由法院认定而商务局所写的事实不能构成最终事实认定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此信访答复意见书并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涉案工程是由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一包，原告张富军二包，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和原告之间存在直接承包关系的事实，反而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也参与了涉案工程的相关事实。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证据不予采信。5.证人刘建强、刘海山、赵万军证言证词，欲证明刘建强、刘海山、赵万军是原告张富军手下的工人，之前刘海山向法院起诉的费用包括在原告张富军起诉的费用中。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对此提出三位证人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且2017年在本案原告张富军未起诉之前，刘海山曾经向江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他亲笔签名的起诉状当中明确说明该工程是由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包给了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又将劳务部分分包给了他，他与第三人拉萨成润道路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且完工后双方进行了结算。当时还将合同及结算清单作为主要证据向法院提交，尽管后面撤诉了但是那是他曾经主张过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而现在三位证人在出庭的情况下所表述的情况与原来的事实完全不一致。同时我们可以看两份结算清单的差别，原告张富军提交的结算清单中工程余款加上违约金120万，在加上所谓的借款85万，总额达到了300多万，而刘海山就同一个工程结算清单上是95万，一个金额多，一个金额少，因此，如此矛盾的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纳，我们不予认可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提出我们不清楚刘海山在中间承担什么样的关系，因此无法对此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三位证人与原告属于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法律上存在利害关系。另外，在2017年8月3日刘海山曾经向我院起诉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诉状中他明确表示自己与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将华润江孜县光伏发电送出工程的劳务分包给了他，是他组织人员进行施工的事实，这与此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内容前后自相矛盾，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证据不予采信。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提交的证据：第1组证据总共包括15份证据，分别为银行转账凭证一份、拉萨成润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一份、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竣工结算单一份、项目合作协议一份、协议一份、收条一张、欠条一张、承诺书一份、工资统计表四张、工资领取明细表一张、收条三张、收据十张、领条一张、承诺书两张。这组证据欲证明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将工程的线路部分分包给了具有劳务施工资质的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承包后将该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刘海山工队施工，其中基础挖坑部分交给了尼玛次仁，且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已经与之结算完毕，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代为向实际施工人基本支付完工人工资，因此本案所涉工程与原告没有关系，原告依法不享有本案所涉工程款的诉权。原告对此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提出首先我们作为发包方，总承包人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工程分包的报告和资料，所以工程后面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其次，陕西天禹公司作为本案被告，至少提交了施工方面的一些工资领取、结算等相关材料而原告在主张自己主体适格的情况下，并未提交施工方面相关材料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组证据提出，尼玛次仁和张睿比较熟悉，但是整个项目都给了张富军，尼玛次仁也是通过张睿的关系从张富军手里拿到了占比很小的工程，本身需支付的钱也不多，前期就支付完毕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此组证据虽不能证明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与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工程分包关系，但从中能够看出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曾委托刘涛代表该公司与刘海山施工队就涉案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合同履行完毕后曹耿卫和张睿跟刘海山施工队形成竣工结算清单，且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分别给尼玛次仁、赵万军（刘海山的岳父）、刘海山等人支付过工程款和民工工资的案件客观事实，这些证据都与本案存在重大关联，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总共包括3份证据，分别为民事起诉状一份、申请书一份、人民法院追加被告通知书一份。这组证据欲证明刘海山于2017年8月3日以本案当中所涉同一个工程向江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起诉状与申请书中他明确指出工程是由被告陕西天禹公司转包给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再由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分包给他具体组织施工的事实，从而说明涉案工程的真正实际施工人为刘海山而并非原告张富军。原告对此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提出刘海山是本案原告张富军的工人，他曾经起诉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是起诉错了对象，因此撤诉后给这次原告张富军的起诉创造了条件，且这些材料没有经过法庭质证，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组证据提出我公司不清楚具体情况，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组证据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此组证据能够表明刘海山曾经就本案所涉同一个工程向我院提起诉讼，在他亲笔签字的民事起诉状与申请书中明确表述他与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且自己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完成全部劳务施工，但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仍未付清劳务费用的事实。此起诉材料是刘海山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与本案存在重大关联，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总共包括6份证据，分别为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收据一张、还款协议一份、借条三张、协议书一份、收条一张。欲证明张睿的身份，在2015年1月31日涉案工程还没中标之前张睿和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就该工程在协议合作，基于此合作协议2016年4月7日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盖章、张睿签字与本案原告张富军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的事项就是本案争议的工程，协议的最后说相关具体事宜待双方正式签订协议时另行约定，也就是说这是原告和张睿代表的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合作的框架协议，就因为张睿和原告张富军有这份合作协议，张睿代表拉萨成润公司从陕西天禹公司领取了100万的工程款，之后张睿与原告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就是对之前合作协议的具体化约定，所以张睿此时的身份不仅仅代表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张睿代表拉萨成润公司与张富军签订了合同以后，在合同得到履行前张富军也不在工地，所以第二天才与真正的施工人刘海山签订了合同，因此被告陕西天禹公司的理由是成立的。原告对这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提出根本没见过张睿代表拉萨成润公司的合同，同样没签订过该合同。证人刘海山说的非常清楚，他与拉萨成润公司签订的是个假合同，他们都是张富军手下的工人，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代替老板跟他人签订合同。拉萨成润公司也表明合同没有履行，只是为了增加拿到工资的保险而已。一个没有履行的假合同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再者根据证据法规定，我方不任何复印件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组证据提出不清楚具体情况所以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组证据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此组证据能够反映出张睿与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早在2015年工程并未中标之前就本案所涉工程已经达成了合作协议，且在2016年4月7日张睿代表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与原告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基于此协议张睿和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先后三次从原告处借款并于2017年7月8日双方就还款事项达成协议的案件客观事实，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总共包括8份证据，分别为江孜县人社局出具的限期整改通知书一份、劳务合同五份、协议一份、工资确认表一份。欲证明刘涛等五名工程项目部管理人员都是由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雇佣的，而非原告张富军。他们之间有劳务合同关系，且这五人曾因拿不到工资信访后江孜县人社局给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下了一份限期整改通知书，最后由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出面解决的此事，并于2016年12月30日与这五名人员签订了协议约定如果在1月4日之前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未能支付工资被告陕西天禹公司愿从民工工资保证金中支付。从而能够反映出工程的管理人员都是由曹耿卫雇佣，与原告张富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原告对此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提出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其余都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存疑，且仅凭这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和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的质证意见。被告华润江孜公司对此组证据提出具体情况不了解，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对此组证据提出项目部是张睿建立的，这五个人中由三个是熟悉行业的张富军介绍的，另外两个是从外面招的，确确实实在工地上干活了，后来被告陕西天禹公司不承认，没有给他们付工资导致事情闹到劳动局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此组证据能够证明刘涛等五名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均有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耿卫雇佣在工地，且这五名人员确实在工地干了活的事实。另外，根据庭审中曹耿卫的陈述，其中的刘涛正是代表第三人拉萨成润公司与刘海山施工队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人，因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案件客观事实后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的证据可以确定，2016年4月12日陕西天禹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华润电力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送出工程EPC总承包以后，张睿作为承包人陕西天禹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2016年5月21日与发包人华润新能源光伏发电（江孜）有限公司签订了华润电力江孜县20MWp光伏发电项目送出工程EPC总承包合同。而本案原告张富军提供相应的证据主张自己是该工程范围内所属线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被告陕西天禹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及违约金，并要求被告华润新能源光伏发电（江孜）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被告陕西天禹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也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了原告的主张，导致本院无法确定原告是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因此原告的证据对于待证事实并未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由原告张富军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富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384.86元，由原告张富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德  吉 审判员 边巴普赤 审判员 普布扎西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扎西宗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