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6441号原告：广东泓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三座一幢1002房之一。法定代表人：冯劲松，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映界，广东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瑷华，广东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庭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10号2302房。法定代表人：程秀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皓，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礽怡，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泓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庭凯投资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映界、杨瑷华以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皓、林礽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人民币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成立于2010年5月11日，是一家长期从事燃料油、沥青、钢材、水泥等大宗商品销售的贸易企业。原告曾于2018年6月6日向被告转账3000万元，该笔款项系被告不当得利。故原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原告诉称，2018年6月6日，其向被告转账3000万元，对此项事实，被告予以确认；原告进一步主张该款项系被告“不当得利”，则与客观事实根本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除应满足“他人取得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外，还须同时存在“他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及“（提出主张一方）遭受损失”等情形。基于本案所涉的真实背景和相关法律关系，上述构成要件并不齐备，所谓“不当得利”不能成立。一、原告未完成其在民事诉讼中负有的举证证明行为责任，依法应当承担结果责任。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因其自身行为导致的给付型不当得利。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不当得利诉讼规定专门举证规则，因此“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在此类案件中仍然是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规则。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情形下，请求人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其对受益人占有现状的否定，系建立在否定自身转移财产行为的基础上，因此请求人应对财产转移的事实原因及该原因不成立或嗣后消失的法律事实具有充分了解，具备相应举证能力。此外，请求人更具备证据保留的便利性：作为受领利益一方，难以预知对方会提出不当得利主张，因此一般不会、也无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而作为给付方，在给付目的未完成的情况下，更有意识也更有能力掌握相关事实证据。据此，司法实务及理论通说一般认为，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应由提出请求一方对不当得利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中即包括“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文义上的“消极事实”；如因请求人举证不能，致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视现状为无过错，由请求人承担不利后果。此系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持法律秩序稳定的合理认定规则。综上，原告作为实施给付行为的一方，有义务完整陈述财产发生转移的原因及转移原因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有关法律事实，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告仅陈述其向被告转账的情况及出示交易凭证，并未就相应原因行为及法律关系作出完整清晰的说明，遑论加以举证证明。显然，原告并未完成基于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所必需的事实陈述和举证证明，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结果责任。进一步考察，原告在本案中所述事由，外观上即表现出显著的不合常理及逻辑矛盾。1.事实上，原告于2018年6月6日从其银行账户先后三次向被告转账，金额分别为4800万元、7800万元、3000万元（其中最后发生的一笔金额为3000万元的转账，即为原告主张“不当得利”来源）。三次转账发生时间有一定间隔，且金额各不相同，存在误转情形的可能性本就极小。2.原告与被告此前并无经济往来，不存在任何经济合同关系，如不存在其他付款原因，则原告不可能知晓被告银行账户信息，更不必说在本欲向他方转账付款的情形下，连续三次准确输入被告完整名称和银行账号，进行金额巨大的转账操作。3.自转账当日起至原告于2019年初提起本案诉讼时止，超过半年的期间内，其从未以任何合理方式（诸如直接联系被告要求“返还”款项，向开户银行说明事由并请求协助追回付款，乃至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就前述总额高达1.56亿元的给付提出异议。直到今年，原告突然不惜以承担高额诉讼成本为代价，凭借极其勉强的陈述和举证，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益”。如果确实存在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其显然不可能使自身巨大利益悬置半年有余而不对任何人作任何披露和主张。如果其有切实依据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维护自身“权益”，显然应当选择直接向受领支付的相对人、办理资金业务的银行或者握有侦查公权力的公安机关要求返还或协助追回款项，而非通过耗时费力且要支付不菲费用的民事诉讼作此尝试。4.本案中，原告仅就三笔现实发生的转账中金额最小的一笔提出权利主张，对另两笔则只字未提，也未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由此，是否应当推定原告认可其他两笔转账具备法律依据？若前述推定成立，则又可合理推断，案涉3000万元转账的发生原因不可能与其毫无关联。原告提出权利主张时对此毫无陈述，显然有悖常理。而如原告对三次转账均持异议，则其仅对其中金额最小的一笔提起诉讼，对显然更加重大的权益弃之不顾，更加不符合正常逻辑。原告明显悖于常理的表现，与前述其对举证证明责任的有意规避具有行为逻辑上的一致性，昭示其剪裁、曲解事实的不良意图。二、被告系基于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取得原告给付，具有合法根据。为协助法庭查明事实，被告在此就接受原告转账支付的真实背景作出说明：本案中，被告系基于与案外人广东星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脉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受领案涉款项，具有合法根据。被告因经营需要，与星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其借款5亿元。后星脉公司向被告发出《指定付款说明函》，称相应借款（扣除利息后为478051680.2元）将经由若干主体转账支付至被告账户；其中有三笔系通过原告账户（开户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账号：80×××13，亦即本案中原告主张向被告付款的账户）支付，金额共计1.56亿元。如前文所述，2018年6月6日，原告即分三次向被告转账1.56亿元，转账笔数和每笔金额均与星脉公司《指定付款说明函》载明内容一致。其中最后一笔转款（3000万元），即为原告在本案中所称被告的“不当得利”。2019年3月4日，被告已按星脉公司指示，全额归还向其所借款项。由以上事实可知，被告受领案涉款项具备合法根据，无需向原告返还。基于上述情况，被告依据与星脉公司借款合同关系取得原告付款，具备合法根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所提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涉案的3000万元款项系被告不当得利，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广州银行网银转账回单。该回单显示，2018年6月6日，原告通过其开设在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的账号为80×××13的账户向被告转账3000万元，摘要为“网上银行，往来”。2.广州银行企业网上银行业务申请表。该申请表显示业务申请为专业版开户，签约账号为80×××13，户名为原告。该申请表的预留印鉴处加盖有“广东泓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406041142933”字样的印章以及“关建辉”字样的私章；申请人处加盖有原告公章以及“冯劲松”字样的私章，日期为2018年5月7日，受理网点审核意见处加盖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的业务章。3.EMS快递单两张。两张快递单均显示，寄件人为广东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薛映界，收件人为岑钊雄，收件单位为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其中1024258006824的邮寄单显示收件地址为广州市东风中路410号时代中国地产中心36-38楼。EA188045894CN邮寄单显示收件地址为香港地区。1024258006824的邮件于2019年1月11日被他人签收。EA188045894CN的邮件于2019年1月14日妥投。两张邮寄单均未载明内件品名。4.年采购产品合同的拍照版。该合同载明的卖方为原告，需方为深圳市亿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得公司），签订时间为2018年3月3日。该合同金额超过21亿元。5.解除合同协议。该协议载明卖方为原告，需方为亿得公司，该协议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但并无加盖亿得公司的印章或代表人签名。协议内容为：因需方税务出现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在平等协商、自愿互谅的基础上，本于诚信，卖方和需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卖方和需方同意解除2018年3月3日签订的《年采购产品合同》（编号：GS180303SD）及其他相关协议；自协议解除之日起，卖方和需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消除；卖方和需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第二，卖方和需方同意对于合同订立、执行过程中各自的任何形式的损失自行承担。第三，需方必须在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把货物退回卖方，完成退货；卖方收到需方退回货物，验收入库后，三天内按需方退回货物的多少退回货款。6.退货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卖方为原告，需方为亿得公司，该协议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但并无加盖亿得公司的印章或代表人签名。协议内容为：买卖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退货事项：货物包括燃料油、沥青、钢材，合计含税票价为494973776.58元；退货原因为需方税务出现问题；卖方责任为收到货物，验收入库，三天内退还已付货款；需方责任为完好无缺退还货物；协议需经双方签字认可后有效；退货与退款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履行完毕；货款两讫之日，本协议关系结束。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告（借款人）与星脉公司（出借人）于2018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载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为关建辉并加盖有“关建辉”字样的私章。合同内容包括星脉公司将自有资金5亿元借给被告，被告用于项目运营，借款期限为9个月等。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报告显示，星脉公司为2017年11月1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3.星脉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向被告出具的《指定付款说明函》。该函内容为：根据借款合同约定，星脉公司将提供给被告借款金额5亿元，现将扣除利息后478051680.2元的借款支付给被告；被告指定以下账户分别转账至被告银行账户，账户信息具体如下：广州市良秋贸易有限公司开设在广东华兴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的账号，两笔金额为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罗沛明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体育东路支行的账号，两笔金额分别为200万元、300万元，合计500万元；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易万贸易商行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一德花园支行的账号，三笔金额分别为5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合计1200万元；原告开设在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的账号为80×××13的账户，三笔金额分别为4800万元、7800万元、3000万元，合计156000000元；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易万贸易商行开设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新城支行的账号，金额为2220333元；星脉公司开设在浙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账号，金额为292831347.2元。4.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三张。回单显示：2018年6月6日16时52分、17时16分、17时18分，原告通过其开设在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的账号为80×××13的账户向被告转账4800万元、7800万元、3000万元，用途分别为“存款”、“往来”、“往来”。5.星脉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被告出具的《指定付款函》。该函件内容为：根据被告与星脉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中约定，星脉公司提供给被告借款金额5亿元，该笔借款到期后请被告将借款归还至以下银行账户，账户信息具体为：账户全称为广州银行保证金账户（深圳市亿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账户为80×××30，开户银行为广州银行珠江支行。6.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回单显示，被告于2019年3月4日向上述《指定付款函》载明的收款人转账5亿元，摘要为还款。庭审中，关于原告向被告转账包含涉案款项3000万元在内的三笔款项的原因，原告称：转账行为系由介绍原告与亿得公司签署《年采购合同》这笔业务的中间人拿走了涉案账户的U盾而进行的转款操作；当时中间人要求原告重新开设账户，与他人共管，于是原告于2018年5月7日在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开设账户及U盾，该账户私章由中间人交付给关建辉，账户的U盾办理下来后被中间人拿走后至今未退还，直至2018年12月17日原告补办U盾后才发现本该返还给亿得公司的款项，有三笔共1.56亿元已经转给了被告，同时有1笔约2.9亿元转给星脉公司；《年采购合同》签订后，亿得公司凭该合同向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申办了5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原告于6月5日收到上述汇票，后来因为亿得公司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供应链业务无法继续进行，所以原告于2018年8月份经中间人介绍又与亿得公司签署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及退货协议，该原件中间人已交给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原告代理人称原告陈述中间人是罗广泓、罗成。原、被告确认：在涉案款项转账前，原、被告并不存在交易往来。另，原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称涉案3000万元款项实际系原告与亿得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申请本院向广州银行珠江支行调取以下材料：1.原告与亿得公司于2018年3月3日签署的金额为20余亿元的《年采购合同》及双方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的《解除合同协议》及《退货协议书》；2.亿得公司以《年采购合同》为基础向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申办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其他资料，包括相关的担保或保证资料。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接受涉案款项3000万元是否具有法律根据，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法律对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分配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其向被告转账包含涉案款项在内的三笔款项是因介绍原告与亿得公司签署《年采购合同》这笔业务的中间人拿走了涉案账户的U盾而进行转款操作，对此，原告提交的开户申请表、快递单及年采购产品合同等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上述主张。而且，假如原告陈述属实，则原告在发现如此巨额的款项被转走时，理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但在本案中，原告仅陈述涉案账户的U盾被中间人拿走以及款项并非原告进行转账操作，并未提交其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任何材料，故原告主张涉案款项转入被告账户的行为并非原告所为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为证明其受领涉案3000万元款项具有合法根据，提交了《借款合同》《指定付款说明函》《指定付款函》及电子银行回单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对此，原告不予认可，但根据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双方在转账发生前并不存在交易往来，而原告却清楚知悉被告的账户信息并准确无误地向被告转账包含涉案款项3000万元在内的三笔合计超过一亿元的款项，且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中包含涉案款项在内的三笔款项的转款金额、时间以及被告向星脉公司还款金额等信息均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材料予以采信。综上，被告取得涉案款项3000万元具有法律根据，对于原告提出涉案款项系被告不当得利并主张被告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原告作为其申请调取的《年采购合同》《解除合同协议》及《退货协议书》的签署一方，其理应持有合同原件，至于亿得公司向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申办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材料，与本案争议事实的查明无关，无调查收集的必要，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之规定，原告的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故本院依法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泓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6078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广东泓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龙健美人民陪审员  唐玉文人民陪审员  尹春生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