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鲁民申66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超，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淄川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厥成，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罗坤，男，198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再审申请人孙超因与被申请人梁厥成、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罗坤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超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孙超申请原审法院司法鉴定，原审法院没有准许，也没有依职权查明事实，从而认定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协议的客观真实性，不能证明该协议确已成立，证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关键证人张某能证明孙超租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建煤场用，孙超没有买卖权。孙超与罗坤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但张某由于个人原因没有出庭。所谓“2012年11月26日签订煤场买卖协议”，原审法院不同意孙超通过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但孙超并没有与罗坤签订煤场买卖的相关协议，该协议中关于孙超的签订系他人伪造。因原审法院不同意通过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孙超提交了2015年3月10号通过山东诚信德律师事务所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说明“孙超”字迹处的指纹不是出自孙超的手指。既然孙超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不被认可，原审法院就应该同意孙超通过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也完全可以依职权找证人做调查笔录，这样才可以查清事实。而不是直接剥夺申请鉴定的权利。（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为查清本案的事实和案件的顺利审结，孙超于2017年5月24日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调查证据申请书，请求依法调取涉案土地办理了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的档案材料，该涉案土地档案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而孙超和委托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调取，因此申请法院予以调阅。二审法院对孙超的申请未予调查，就自行判决，没有充分保护孙超的合法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在审理前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如果人民法院没有调查收集该项证据，就支持或者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该判决、裁定缺乏证据证明，可能导致判决、裁定的实体错误。（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1）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土地依法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强制性法律规范包含“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土地管理法》第63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以此认定合同的法律效力。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法院不得仅以违反关联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所谓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继续履行合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规范。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之规定，上诉人认为该条款立法是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管理，保护作出的管理性规范，且该规定并未规定违反之后果。在判断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不能仅以法律的表述“不得”“应当”“禁止”等字样为标准，应当从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是否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等方面综合分析。上诉人所承包之土地发包方为许家村委，许家村委代表集体土地所有者，村委依法对土地有占有、使用、收益之权利，双方之间合同关系并未损害集体利益，相反，上诉人交纳的承包费用有利于集体利益，认定双方之间合同无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3月12日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罗坤与梁厥成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孙超要求确认上述两份协议无效的请求。2004年3月12日孙超与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认定协议书无效。2013年3月12日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也是无效，因罗坤没有有效承租权，与梁厥成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二审法院确判决驳回孙超要求确认上述两份协议无效的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就要统一适用法律都无效。（3）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罗坤不属于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其行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召集、投票等法定程序。因此，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应由孙超继续使用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等设施。原审法院驳回孙超请求确认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无效的请求，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本村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租给外村人经营的，必须首先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否则租赁合同无效。本案中罗坤是外村村民，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协议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原审法院应判决该协议无效。（4）孙超有优先使用权。根据孙超与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租赁“到期后乙方优先使用”。说明孙超有优先使用权，但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在没有取得孙超的同意基础上转租其他人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其行为侵犯了孙超的优先使用权。（5）原审法院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并案审理并作出裁判，严重错误。本案中孙超和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是签订煤场租赁协议以后产生的纠纷，是租赁合同纠纷；孙超与罗坤在2012年11月26日并没有签订煤场买卖协议，双方之间是确认无效纠纷。罗坤与梁厥成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买卖或者转让纠纷；以上都是依据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引起的，是完全不同的民事法律事实。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可以同案解决，原审法院应不予审理。原审法院要求被告增加了多项诉讼请求，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审法院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审理并作出裁判，对于孙超请求确认2013年3月12日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罗坤与梁厥成2014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应对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要求另案起诉，不予处理。原审法院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并案审理并作出裁判，严重错误。综上，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不依职权调取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梁厥成提交意见称，一、孙超申请鉴定2012年11月26日的煤场买卖协议，与一、二审判决认定孙超与许家村委所签协议系无效合同无关。由于本案系物权侵权纠纷，查明孙超是否合法的物权所有（使用）人，是审理本案的关键。经一审调取淄博市淄川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材料证实孙超与许家村委所签协议系违法将村集体农用地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该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63条之禁止性强制规定而无效。所以，孙超的鉴定申请并非认定本案事实所需。二、孙超申请二审调取涉案土地已变更登记为集体建设用地的申请不能成立。由于一审已经调取了涉案土地未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而且孙超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一审之后、二审之前，涉案土地已经办理了集体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手续的新证据线索。所以，孙超的调取申请依法不成立。三、孙超与许家村委签订所签协议，违反《土地管理法》第63条之规定，该规定依法显属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据此认定孙超与许家村委所签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土地管理法》是土地管理的根本大法，依法保护农用地是基本国策。该法第63条之规定是不可突破的土地管理红线，违反该规定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而且还有可能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构成刑事犯罪。所以，一旦违反该规定必然给国家、社会和集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相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3条之规定，该规定显然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据此认定涉案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四、孙超无权诉请人民法院确认许家村委与罗坤、梁厥成与许家村委所签协议无效。由于孙超既非上述协议的当事人，又因孙超与许家村委所签协议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强制规定而无效，即便答辩人不是以上协议的合法利害关系人。所以，一、二审驳回被答辩人的确认诉请并无不当。五、孙超主张集体土地承包优先权，无任何事实依据。优先权是合法有效合同的附属权利，因孙超与许家村委所签协议系无效合同。所以，孙超主张优先权无事实依据，其优先权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六、办案并未违反“一由一案”，驳回孙超的两项诉请并无不当。由于孙超的排除妨害、确认协议无效两项诉请是具有主从关联性的诉请，同时一、二审均系以孙超不享有合法的物权保护请求权，驳回了诉请。但一、二审均未对涉案法律关系作出实体认定和处理。所以，一、二审不存在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审法院没有准许司法鉴定，也没有依职权查明事实问题。孙超的诉讼请求之一是确认其与罗坤的煤场买卖协议为无效协议，但其理由是该协议系伪造，否认其曾签过上述协议。孙超申请司法鉴定和寻求法院对证人张某进行调查。目的在于证明自己对煤场“没有买卖权”，与罗坤的煤场买卖协议是他人伪造的。孙超的上述诉讼请求与理由在法律上存在冲突，即一方面谋求证明协议未依法成立，另一方面要求判定协议无效。在孙超不能证明该协议已经依法成立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对协议的效力进行判断。因此，对协议进行司法鉴定以及对张某进行调查，对孙超的诉求来说既非需要也无意义。原审法院未准许孙超的司法鉴定申请、未对证人进行调查并无不当。（二）关于申请法院调取涉案土地办理了变更为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的档案材料问题。原审法院已经依职权调取了涉案土地的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证实没有相关登记。孙超作为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证明有关部门已经办理了审批手续，法院才能审查是否以职权调取。在孙超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线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关于《土地管理法》第63条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问题。判断某项规范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的根本在于该条款规定的行为是否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需要国家权力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予以干预。以这一法理判断，63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当事人无权租赁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当事人租赁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租赁行为无效。（四）关于孙超主张确认2013年3月12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许家村村民委员会与罗坤签订的协议、2014年9月24日罗坤与梁厥成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的问题。孙超与村委会所签订的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后，涉案土地应当返还村委。孙超对于涉案土地已无法律上的合法权益。孙超主张两份协议无效，目的在于排除村委会、罗坤以及梁厥成对其煤场占有和妨碍。因孙超对案涉土地已无合法权益，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村委和罗坤签订的协议以及罗坤与梁厥成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为孙超并非合同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其应通过其他途径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五）关于原审法院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并案审理并作出裁判的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孙超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返还位于淄川区朱秀学加工厂西邻煤场的租赁土地使用权，排除对租赁土地的妨碍，恢复煤场原状。2015年11月11日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26日煤场买卖协议、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4日的转让协议均为无效协议，请求判令赔偿经济损失。如前所述，孙超主张后二份协议无效，目的在于支持其要求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该诉求是孙超后增加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孙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启江审判员  徐兴军审判员  孔祥雨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权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