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法定代表人：吴坚。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宇龙，广东大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美宁，广东大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保标，男，汉族，1966年7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涛，广东本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诉讼托代理人：王树林，广东本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玉玲，女，汉族，1975年3月21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晓凌，女，汉族，1964年6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春红，女，汉族，1978年12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法新，男，汉族，1976年5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章志华，男，汉族，1977年4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文，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绍明，男，汉族，1974年1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审被告：麦凤儿，女，汉族，1979年2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被告：孙洪利，女，汉族，1973年2月24日出生，住黑龙江省讷河市龙河镇。原审被告：刘霞丽，男，汉族，1975年5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灃县。原审被告：陈漪，女，汉族，1977年11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原审被告：丁加驹，男，汉族，1944年10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原审被告：于慧涛，男，汉族，1970年8月8日出生，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原审被告：叶志怀，男，汉族，1973年9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世康，广东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曾旭群，女，汉族，1966年11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原审被告：陈海婷，女，汉族，1972年9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审被告：张尹红，女，汉族，1980年4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厚，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清兵，男，汉族，1974年8月12日出生，住江西省丰城市。原审被告：吴坚，男，汉族，1975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审被告：邓勇，男，汉族，1974年11月6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上诉人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保标、原审被告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叶志怀、张尹红、李绍明、麦凤儿、孙洪利、刘霞丽、陈漪、丁加驹、于慧涛、曾旭群、陈海婷、黄清兵、吴坚、邓勇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5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保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李保标与宝特公司、李绍明、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于2015年8月9日签订的《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书》（以下简称《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2.宝特公司、李绍明、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返还李保标缴纳的首期出资15万元以及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5年8月18日计算至原审被告返还15万元之日止）；3.判令诉讼费用由宝特公司、李绍明、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宝特公司于2015年7月登记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包括刘晓凌、麦凤儿、吴玉玲、胡春红、陈漪、丁加驹、于慧涛、刘霞丽、孙洪利、张尹红、王法新、叶志怀、曾旭群、章志华、李绍明、陈海婷十六人，王法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1060万元，首期20%于2015年6月15日前出资支付到位，其余出资于2025年6月15日前缴足。2015年8月9日，李保标与宝特公司签订《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协议约定宝特公司以定向增资的方式向李保标发行75万股份，每股认购价1元，认股金总价为75万元，李保标承诺于2015年8月15日前向宝特公司支付认股款15万元，其余60万元认股款根据《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于2025年6月15日前支付。2015年8月，李保标向宝特公司支付了15万元认股款。此后李保标参与了宝特公司的一些经营管理活动，包括参加股东大会等。宝特公司自成立后，股东发生过变更。吴坚、黄清兵、邓勇、孙洪利四人后成为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是否有效；2.若无效，各原审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第八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该第八十条规定，旨在防止该类公司被滥用于非法集资等情形，为禁止性法律规定。本案宝特公司系采取发起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尚未缴足，根据上引法律规定，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因此，李保标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因违反上述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宝特公司应将其已向李保标收取的认股款返还给李保标。同时，因工商登记信息系可公开查询的事项，李保标应当知道宝特公司的性质，依法宝特公司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因此，李保标对合同无效亦负有过错，一审法院对其利息请求，不予支持。李绍明、吴玉玲、刘晓凌等人虽有在《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上签名，但不能凭此认定其为合同当事人，李保标要求其与宝特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部分原审被告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李保标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二、宝特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15万元；三、驳回李保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财产保全费1270元，合共4570元（李保标已预交），由宝特公司负担，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李保标预交的457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由其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还。宝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保标的诉讼请求；2.由李保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宝特公司与李保标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禁止性规定无效，并据此判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是错误的，显属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的规定，是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股份的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宝特公司与李保标作为平等的合同主体，均享有自愿约定合同内容的权利，双方订立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合法有效。因此，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作出《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的认定并判令由宝特公司返还认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无视《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已实际履行，李保标已充分行使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的事实，认定《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并据此判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8月，原告向宝特公司支付了15万元认股款”、“此后原告参与了宝特公司的一些经营管理活动，包括参加股东大会等”，由此可见，《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已实际履行，李保标已经以股东身份深度参与宝特公司公司管理，享受了宝特公司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因此，李保标虽然没有在宝特公司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是实际上没有损害李保标的股东权利。因此，一审判决无视《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已实际履行，李保标已充分行使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的事实作出《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的认定，并判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15万元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无视宝特公司可为李保标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事实，认定《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并据此判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股份公司股权变更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仅需办理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李保标未能在公司章程中显示其股东身份，是因其反悔抽身、拒绝配合所致。首先，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身份依法在工商登记中不能变更。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发起人，是最原始的记载，其发起人的身份无法变更。李保标并非宝特公司发起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当然无法变更其为发起人。其次，工商管理部门对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出资的转让或新股东的增加，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只需公司进行章程修改，报送工商管理部门备案即可。宝特公司自2015年7月成立后，先后经过两次股东变更。其中2016年11月22日核准办理过一次、2017年8月10日核准办理过一次，工商管理部门都只是对宝特公司报送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进行备案登记，而不另行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由于宝特公司设立后，其经营未能达到李保标的期望，李保标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提出诉讼并要求退股，导致无法将李保标在公司章程中登记为股东。2016年11月5日宝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后，其他与李保标一样、通过公司成立后的定向增资入股签约形式加入的股东，均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的形式，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成为显名股东。因此，一审法院无视宝特公司可为李保标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事实，认定《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并据此判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宝特公司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关于“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中的“向他人募集股份”，是指公司成立后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本案中，宝特公司的注册资本自2015年7月8日设立时起没有发生变化。李保标与宝特公司于2015年8月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不属于宝特公司发行新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中的“向他人募集股份”的情形，案涉协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禁止性规定无效，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投资款是错误的。李保标基于合同无效要求宝特公司向其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李保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1.李保标是否出席股东会的行为不影响宝特公司向李保标募集股份的行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的法律的事实。2.发起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全体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不是向社会公众募集，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公司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该规定要求必须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后才能向他人募集股份，该规定旨在保护投资人的利益，防止发起人在未缴足股份之前向他人募集资金，违反法律非法集资，从而加大他人的投资风险，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应该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宝特公司及发起人在未缴足公司股份前，其公司股东与李保标签署认股协议，实质是向发起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新股，违反了公司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述称：一、刘晓凌、吴玉玲、章志华、胡春红、王法新认同宝特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刘晓凌、吴玉玲、章志华、胡春红、王法新虽然没有上诉，但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不认同一审判决对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作无效认定，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有效，宝特公司不应向李保标、王某、路某、曾某返还出资款。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为依据，认定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是管理性禁止性规定，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有效。《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旨在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而宝特公司并非上市公司，且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根本没有、也并不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李保标也并未举证证明其本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恰正如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向宝特公司支付了15万元认股款”“此后原告参与了宝特公司的一些经营管理活动，包括参加股东大会等”由此可见，李保标的合法权益并未因案涉合同的履行而受到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五、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15、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16、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据此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是管理性禁止规定，非效力性禁止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三、关联案件（2019）粤06民终2333号案对同样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的效力，作了相反的认定。与李保标一样，案外人刘某、鲍某同样是通过与宝特公司签订《新进股东认股协议》的方式，认购宝特公司股份，从而成为宝特公司内部股东。此后，二人将其通过前述方式认购的宝特公司股份转让给宝特公司原发起人王法新，王法新再将其受让的前述两人股份转让给宝特公司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吴坚。之后因吴坚未能及时向王法新支付股权转让金，王法新将吴坚告上法庭。王法新与吴坚股权转让股纠纷案二审判决已经生效，案号为（2019）粤06民终2333号。在该生效判决第31页中，法院认为：虽然刘某、鲍某并非公司原发起人，但其认购的股份已经转让予原发起人王法新，相应的首期出资款项亦实际交付，而且，吴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后才与王法新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其理应知悉王法新出让股权转让之构成，且其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股权行为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之情形。该判决第31页又认定：宝特公司并非公众公司，吴坚亦未举证证明存在因案涉股权转让损害了公众投资者利益或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即该判决并未认定案涉《新股东认股协议》无效。四、李保标的不诚信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李保标本身就投资经营了多家公司，是有经验的投资者，其对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性质是清楚的。李保标是在宝特公司承租其投资公司的物业作为办公室之后，其居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及未来发展之利好，而主动要求认股的，其根本不是上当受骗的受害人。李保标在认股之后，实实在在、深入地参与了宝特公司的经营管理，王某更是作为李保标等人的代表，直接由其原来所在李保标投资的公司改派到宝特公司工作，并对宝特公司进行监督，其工资、社保均由宝特公司负责。李保标等人在入股之后，不但充分地行使了股东权利、参与了公司管理，还与其他发起人股东一样，分取了公司的福利——西瓜采摘、蔬菜采摘等。李保标等人，见有利可图，便趋之若鹜；见宝特公司发展不尽其意，便谎称是上当合同无效，这是完完全全的、没有诚信的投机取巧。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补充意见如下：宝特公司成立之后，为了经营方便，需要在三水区租赁场所，因此宝特公司向李保标经营的公司租赁办公场所，而王某、路某、曾某、李保标均是该公司的股东。王某在签订《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之后，还受李保标、路某、曾某的委托到宝特公司工作，其社保均由宝特公司承担。王某负责宝特子公司的现场作业和管理，当时李保标是自愿加入宝特公司的，不存在上当受骗或者宝特公司隐瞒实情的情况。另外宝特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至今没有变更，因此宝特公司与李保标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不属于发行新股的行为，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认定宝特公司发行新股且违反禁止性规定而认为无效是错误的。张尹红述称：一、李保标在庭审时当庭放弃对张尹红的全部诉求，该行为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维持。二、张尹红在宝特公司设立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在本案一审诉讼前已退出宝特公司，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非适格的当事人，无须对本案纠纷承担任何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旨在防范发起人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不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主要职责在于设立公司，发起人需要对公司设立失败的后果负责，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发起人的过错造成公司损失的，发起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成功设立后，发起人身份便被股东身份所替代，其对公司的权利义务与其他非发起人股东相同。张尹红作为宝特公司发起人，依据宝特公司章程约定如期实缴出资，未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任何个人利益，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公司也成功设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限制的是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实际转让股份的行为，但并不限制为转让股份预设转让行为。虽然张尹红在宝特公司成立一年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但实际履行完毕的时间在宝特公司成立一年后。张尹红经宝特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依法转让股份，自2015年7月8日起不再是宝特公司股东，本案一审时张尹红已实际退出宝特公司，宝特公司一切纠纷皆与张尹红无关，张尹红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非适格的当事人，无须对本案纠纷承担任何责任。叶志怀述称：同意张尹红的答辩意见，另外关于宝特公司与李保标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叶志怀并非合同的相对方，相关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均与叶志怀无关。李绍明、麦凤儿、孙洪利、刘霞丽、陈漪、丁加驹、于慧涛、曾旭群、陈海婷、黄清兵、吴坚、邓勇未做陈述。二审诉讼期间，宝特公司提交如下新的证据：1.（2018）粤0605民初767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一审法院判决第12页第3行至第4行认定与李保标情况相同的吴坚、刘某、鲍某等人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2.（2019）粤06民终2333号审理上诉案件通知书、传票，拟证明吴坚不服（2018）粤0605民初7677号民事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现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李保标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判决书只是其他人的股权转让纠纷案，跟本案没有直接的联系。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确认。关于王法新与吴坚的股权转让纠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该份判决并没有认定吴坚、刘某、鲍某等人与王法新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效。叶志怀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叶志怀意见与李保标质证意见一致，该份判决书是与本案属不一样的案由及纠纷，其他由法院认定。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提交如下新的证据：（2019）粤06民终233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王法新诉吴坚股权转让款纠纷一案已经终审判决，判决认定案涉《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有效。对上述证据宝特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该判决确认吴坚、刘某、鲍某等人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对上述证据李保标质证认为：上述案件与本案并非同类型案件，也与本案并无牵连，故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法院不应采纳。对上述证据叶志怀质证认为：与李保标质证意见一致。张尹红、李绍明、麦凤儿、孙洪利、刘霞丽、陈漪、丁加驹、于慧涛、曾旭群、陈海婷、黄清兵、吴坚、邓勇未对二审新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经组织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宝特公司与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二审提交的新的证据，均反映王法新与吴坚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情况。经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不应采纳。理由如下：首先，王法新诉吴坚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起因是吴坚受让王法新持有的宝特公司股权却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涉诉；而本案是李保标主张其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因存在法定无效情形而起诉要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并主张宝特公司退回投资款。两案从案由到所涉争议焦点并不相同。其次，王法新诉吴坚股权转让纠纷案虽然吴坚抗辩理由提到《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但其抗辩理由中仅涉及刘某、鲍某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与李保标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无涉。最后，本院作出的（2019）粤06民终2333号民事判决中并未对《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效力作出认定。综上，王法新与吴坚股权转让纠纷案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案件并无实质牵连，故宝特公司以及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二审提交的王法新与吴坚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文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李保标、张尹红、叶志怀、李绍明、麦凤儿、孙洪利、刘霞丽、陈漪、丁加驹、于慧涛、曾旭群、陈海婷、黄清兵、吴坚、邓勇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双方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焦点为：李保标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效力问题。其一，宝特公司、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主张《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其约定的权利义务并非增资扩股，而是属将发起人等持有的股份转让予李保标等人，属股权转让行为。就此，从《新进股东认股协议》的内容分析：首先，协议书第一条就约定：“甲方（宝特公司）以定向增资的方式向乙方（李保标）发行75万股......”可见，从合同内容反映，双方签订的是增资扩股协议；其次，2015年8月16日宝特公司召开的股东会所形成的决议，亦反映宝特公司原16名发起人股东一致同意“以定向增发的、增加扩股的形式，增加1515万元注册资本金......”，该决议内容与《新进股东认股协议》约定的向李保标等人定向增资的协议内容一致；最后，宝特公司、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虽然主张《新进股东认股协议》的内容实为股权转让行为，但对于李保标所取得的75万股是由宝特公司哪位或哪几位股东出让而来，宝特公司、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无法证明。综上，《新进股东认股协议》从权利义务内容到实际履行过程，均反映属宝特公司向李保标等人增资扩股的协议，故本院对宝特公司、吴玉玲、刘晓凌、胡春红、王法新、章志华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李保标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应依照增资扩股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其二，李保标起诉认为其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属无效合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宝特公司属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方式为发起人发起设立。而根据宝特公司章程等证据反映，宝特公司在设立时包括刘晓凌等16位发起人仅履行了20%的出资义务，尚有80%的出资义务待2025年6月15日前才能缴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的规定，宝特公司在其发起人缴足认股的股份前，不能向股东以外的他人募集股份。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其立法本意不但是为了规范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程序，更在于防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程序滥用于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损害不特定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的利益，继而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故宝特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损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李保标据此主张其与宝特公司签订的《新进股东认股协议》属无效合同，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宝特公司向李保标返还认股款，处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宝特公司上诉所提无合法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广东宝特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贾小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蒋 雯书 记 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