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112行初482号原告：周志健，男，195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代理人：余庭，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薛文龙，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姜伟成，局长。委托代理人：徐众，男，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佳梅，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长临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周昕，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兆雄，男，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姚雄萍，上海惠迪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忠玉，女，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安庆路XXX号前楼连阳台后楼(走破)。原告周志健诉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闸北一征所)、第三人胡忠玉房屋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于同年9月6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月21日、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志健的委托代理人余庭、都培丽(后撤销委托)、薛文龙，被告静安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徐众、杨佳梅，第三人闸北一征所的委托代理人张兆雄、姚雄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胡忠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志健诉称，原告与第三人胡忠玉系夫妻，本市静安区安庆路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系承租公房，承租人为原告。2015年，涉案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第三人胡忠玉在未征得原告同意，也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向被告静安房管局和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出具虚假的委托书，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选择纯货币安置方式。原告知晓后及时告知被告与第三人闸北一征所，胡忠玉未取得原告授权且原告拒绝追认，协议应为无效，并要求与被告另行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以产权调换的形式进行安置。然而被告及第三人闸北一征所置之不理，仍将安置款项发放给胡忠玉。胡忠玉收到款项后不知所踪，原告至今未得到任何安置补偿。静安房管局和闸北一征所在明知胡忠玉未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仍向胡忠玉发放补偿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条例》的规定，严重损害原告利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与第三人胡忠玉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J-23-030)无效；2、被告静安房管局按照征收补偿安置标准人民币2,714,206元(币种下同)对原告进行赔偿，提供产权互换的安置房屋两套，建筑面积共计180平方米；3、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和胡忠玉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静安房管局赔偿原告自2015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1月21日，按每月2,600元计算的租金。原告周志健为证实其诉称事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J-23-030)、授权委托书、租用公房凭证，证明原告周志健是涉案公房的承租人，被告静安房管局应当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而第三人胡忠玉未获得原告授权，出具虚假的委托书，擅自与被告签订了涉案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应为无效；2.离婚判决书，证明原告与胡忠玉自2014年开始分居，感情不和，2019年1月3日已经判决离婚，被告没有核实胡忠玉与原告的婚姻状况，就与胡忠玉签约，因此涉案协议应属无效；3.租赁合同，证明因被告与第三人胡忠玉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导致原告未获补偿安置，租房居住产生的租金损失。原告申请季某等证人到庭作证，证人证言主要内容如下：1.证人季某称与原告周志健同属一个动迁基地，是朋友关系，为征收补偿的事宜陪同原告去动迁办交涉过七、八次，最早一次在2015年7月10日至15日之间，动迁办一位姓于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并与原告协商阁楼面积的问题，但没有提及原告妻子有委托书并与其协商签订协议之事。原告告知该工作人员，其与妻子已经分居，动迁办不能和其妻子签约。后来原告在外听说其妻子和动迁办签了协议，故去动迁办问情况，姓于的工作人员表示原告妻子持委托书已经和他们签约，如果原告有异议，可去法院起诉，并让法院保全冻结该征收款。但不久后原告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一年，去法院起诉一事就耽搁了。此外，原告户的租赁凭证、户口簿、身份证都是原告妻子保管的，原告曾讨要过，他妻子不肯给。2.证人洪某某称其与原告系邻居、朋友关系，2015年7月15日左右原告邀其一起去动迁办协商事情，但其没有进去，具体是什么事情不清楚。之后听原告说起，原告老婆冒充他签名与动迁办签约，原告去动迁办吵过，对于其他事情都不清楚。3.证人周某1称其与原告是姐弟关系。2015年4月得知涉案房屋遇征收，其与妹妹和母亲共同去动迁办问询，同年7月中旬，原告告知其动迁情况后，两人共同去动迁办进行交涉，动迁办称已经与持有原告委托书的原告妻子进行签约，原告表示委托书是伪造的，但动迁办不理会，让原告去法院起诉。后来的情况不清楚，原告妻子也下落不明。4.证人周某2称其为原告之兄，涉案房屋征收一事不太清楚，但听说原告妻子胡忠玉在外欠了高利贷，涉案房屋故被债主占据，原告一直在外租房居住。被告静安房管局辩称，按照《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征收补偿按户进行。原告与胡忠玉是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授权胡忠玉作为代理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征收部门完全有理由相信原告的授权是真实有效的，即使委托书的签字不是原告所签，也应当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应对胡忠玉的签约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且该征收协议的补偿内容没有损害原告户的整体利益，相关补偿款项也已经发放，该补偿款还包括了原告户因选择货币补偿而产生的三个月临时过渡安置费，原告户家庭成员有权自主决定是购房还是租房居住，据此原告要求租金的请求也没有依据；即使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其法律后果也是自始无效，应当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原告要求赔偿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与第一项诉请矛盾；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亦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周志健的诉讼请求。被告静安房管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以及《上海市闸北区安康苑(23-25街坊及21/22/26街坊)委托征收之框架协议》，证明被告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对征收事务所的工作承担法律后果。2.公房租赁凭证，证明被征收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为原告周志健。3.安康苑地块被征收居民基本情况表、户口簿，证明被征收涉案房屋内户籍在册共四人，户主为周志健，胡忠玉是其妻子。4.评估(居住)分户报告单、均价结果公示，证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产权单价为28,218元/平方米，所在地块评估均价为28,883元/平方米。5.授权委托书，证明2015年7月15日，原告签署委托书，授权胡忠玉处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胡忠玉有权代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代为领取征收补偿款等。6．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证明2015年7月18日，原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闸北房管局)、闸北一征所与胡忠玉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7.空房接管单，证明该户于2015年8月19日将房屋报空，交房人为胡忠玉。8.结算单五份、发放凭证五份，证明搬迁奖励、补偿协议金额等款项都已经实际发放，相关款项均已结算。9.沪闸府房征[2015]001号房屋征收决定，证明原闸北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8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10.公告，证明涉案地块的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于2015年7月24日生效。第三人闸北一征所辩称，不同意原告周志健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静安房管局的答辩意见。胡忠玉与原告是夫妻关系，有权代理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且签约时胡忠玉持租赁凭证和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原件，因此，胡忠玉代理原告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原告长期不在家中居住，在动迁时无法取得联系，其委托妻子来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约，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常理的。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向本院提交原告周志健、第三人胡忠玉、及案外人周某3、秦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盖有与原件核对无误章)，证明签约当时，胡忠玉持该户在册人员的所有身份证原件前来签约，足以证明其获得家庭成员的授权。第三人胡忠玉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经质证，被告静安房管局对原告周志健提供的证据1、2不持异议，并认为离婚判决书可以证明征收协议签订时，原告与胡忠玉是夫妻关系，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认为离婚判决和租房协议可以看出原告常年不在家，征收部门无法联系到原告，其委托妻子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实属合理。对于四位证人的当庭证言，原告没有异议；被告认为季某、洪某某的证言内容存在矛盾，不应采信，证人周某1的证言没有异议，也可以证明原告虽已知晓征收一事，但因戒毒或其他原因长期不在家，故而委托妻子签订协议顺理成章，证人周某2的证言内容与本案无关；第三人闸北一征所认为证人季某、洪某某的证言互相矛盾，陈述时间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证人周某1、周某2与原告系姐弟、兄弟关系，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且周某1虽说第三人胡忠玉与周志健母亲秦某某关系不和，秦却将身份证原件交给胡，恰好说明家庭内部已协商一致，由胡忠玉作为代表签订协议。原告周志健对被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认为系胡忠玉伪造，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结算单、发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以产权调换的形式进行征收补偿安置，而不是现金补偿，更不应该将补偿款项存入胡忠玉名下的账户，对于被告所举其他证据依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闸北一征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均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闸北一征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当时胡忠玉持有证件原件前去签约。被告对第三人闸北一征所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周志健、被告静安房管局、第三人闸北一征所提供的证据中，当事人质证不持异议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对证明目的的争议，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所举上述证据，并结合庭审相关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周志健与第三人胡忠玉原系夫妻关系，2019年1月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周志健与胡忠玉离婚，该判决已生效。被征收涉案房屋系公有住房，《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载明该房屋承租人为原告，租赁凭证记载使用面积27.10平方米。该户在册户籍人数为4人，即原告周志健、第三人胡忠玉及二人之子周某3、周志健母亲秦某某。2015年5月8日，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作出沪闸府房征[2015]001号房屋征收决定，涉案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同时收回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15年7月18日，第三人胡忠玉作为原告周志健(签约乙方，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的代理人与原闸北房管局(签约甲方)、第三人闸北一征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编号：J-23-030)，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坐落于安庆路XXX号，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27.10平方米，换算成建筑面积41.734平方米。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为1,759,188.45元，装潢补偿为12,520.20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乙方选择货币补偿，补偿款为1,759,188.45元，奖励补贴合计712,497.14元。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9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2,484,206元。2015年7月24日，原闸北房管局发布公告，截至2015年7月19日该征收基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签约率达94.61%，宣告安康苑征收地块签约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正式生效。2015年8月19日，胡忠玉将涉案房屋腾空交给征收部门，并签署空房接管单和自行搬场承诺。同年11月，征收部门将2,484,206元协议补偿款汇入胡忠玉名下的账户。直至2016年5月24日，胡忠玉及案外人周志凤又陆续领取签约率递增奖励、搬迁奖励、临时安置费、特困补助等其他征收补偿费用23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计户，按户进行补偿。本案中，被征收房屋系公有住房，租用公房凭证上登记的承租人为原告周志健。被告静安房管局据此与周志健的委托代理人，亦为被征收房屋同住人胡忠玉签订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主体适格。关于双方争议的胡忠玉代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对原告户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确认以下事实，一、2015年7月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当时，胡忠玉与周志健系夫妻关系，且胡忠玉亦为涉案公房的同住人之一；二、胡忠玉签约时持有涉案房屋户籍在册人员的身份证原件、租赁凭证原件，虽然原告对于胡忠玉是否持相关证件签约存有异议，但证人的证言可以印证原告户家庭成员的上述证件原件确由胡忠玉保管或获取，因此，第三人所述胡忠玉持相关证件的原件与征收单位签约的事实可予采信；三、涉案房屋被征收当时由胡忠玉控制使用，后亦由胡忠玉办理交空手续；四、周志健虽在得知胡忠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向征收部门提出异议，但直至2016年5月最后一笔补偿款发放完毕，都未能通过法律途径予以主张。综上所述，胡忠玉作为涉案公房承租人周志健的妻子，持落款周志健的委托书和相关证件原件，足以使静安房管局、闸北一征所相信胡忠玉受周志健委托，具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领取征收补偿款等代理权限，可代表原告户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据此，胡忠玉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协议的代理行为有效。该征收补偿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符合基地征收补偿政策，且未侵害被征收户的权益，属合法有效。原告要求确认被诉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胡忠玉领取征收补偿款后是否对原告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分配安置系原告户内部对征收利益的分割争议，原告应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主张。第三人胡忠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志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志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萍审 判 员  徐寨华人民陪审员  史嘉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吴国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