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15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汝康，男，195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爱玲，广西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汝田，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炳涛，男，198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 负责人：粟天安，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 负责人：潘文兴，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 负责人：粟桂双，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 负责人：李明成，该组组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拥军，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秋，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汝康、秦炳涛因与被上诉人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会仙竹陂第一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会仙竹陂第二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会仙竹陂第三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会仙竹陂第四村民小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0312民初2013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汝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爱玲、刘汝田，上诉人秦炳涛，被上诉人会仙竹陂第一村民小组组长粟天安、会仙竹陂第二村民小组组长潘文兴、会仙竹陂第三村民小组组长粟桂双、会仙竹陂第四村民小组组长粟桂双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拥军、周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汝康、秦炳涛上诉请求：一、撤销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0312民初20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要求确认上诉人与一审被告秦炳涛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三、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985年“林权三定”时，涉讼土地“厄背”（也称坳背、格背、东面洞、牛楠仔底等）的所有权属于上诉人所在邦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之后邦山集体将土地发包给上诉人承包经营管理，此事实有《山界林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临桂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8月30日制作的《林权证》中已对涉讼土地进行登记，足以证明邦山集体是土地的合法所有者，尽管该《林权证》存在瑕疵，但直到2016年12月《林权证》被注销失去法律效力时，此期间《林权证》一直合法有效，也就不存在权属争议。因此2013年3月涉讼土地仍属邦山村集体所有，邦山村民小组的部分村民的拔树行为是合法的排除侵害行为，未发生权属纠纷。故在2016年1月1日上诉人刘汝康与秦炳涛签订合同时，该《林权证》尚未被注销或者撤销，也不存在权属纠纷，上诉人刘汝康依法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刘汝康有权将其出租。双方签订的《租地合同》没有基于恶意串通而损害被上诉人的共同故意，未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且涉讼土地由临桂区人民政府调解处理，根据《广西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六条第二点以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涉案标的物属于没有确权的土地，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对此案不予受理。 会仙竹陂第一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二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三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四村民小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因涉讼土地存在权属纠纷，在确权之前应保持原状，上诉人签订的《租地合同》及种植沃柑的行为已改变涉讼土地现状，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且合同无效后，在土地确权之前，为维护被上诉人利益，涉讼土地应恢复原状。 会仙竹陂第一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二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三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四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租地合同》无效；2、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将诉争土地恢复原状；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因原告方在东面洞林地上种植松树，被告刘汝康所在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陂头村委会邦山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会仙邦山村民小组）的部分村民将原告方种植在东面洞林地上的果树拔出，导致四原告与会仙邦山村民小组对东面洞林地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产生了纠纷；同年4月，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人民政府对原、被告所属村民小组之间的纠纷组织过调解，但双方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1月1日，被告刘汝康与被告秦炳涛签订《租地合同》一份，该合同记载内容为：甲方：刘汝康乙方：秦炳涛……二、将厄背土地0.62亩租给乙方（各户明细表附后），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租用期为20年，从2016年1月1日至2035年12月31日止，租金每年600元/亩。……八、如上述土地范围出现权属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费用；给乙方造成了经济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给乙方。……甲方：（签字）刘汝康乙方：（签字）秦炳涛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原告方村民发现该案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果苗，原告方的部分村民即拔除了被告秦炳涛所种植的果树，因而发生了刑事案件，造成原告方四名村民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拔苗事件发生后，经临桂县公安局会仙派出所调查查明：被告秦炳涛是通过与会仙镇邦山村民小组的刘汝群、刘汝众、刘林发等八户村民签订了《租地合同》而其取得其种植果苗林地的使用权。果苗被拔除后，被告秦炳涛又再次在该地块种植了果苗。2018年8月10日，原告方诉至该院，并提出前述诉请。 另查明，该院为查明该案所涉59495号（林权证编号为B450901371639）林权证的具体颁发情况，于2018年10月31日向桂林市临桂区林业局出具调查取证工作函一份，桂林市临桂区林业局于2018年11月5日应该调查函向该院作出回复函，内容主要如下：该局于2012年8月30日制作了涉案59495号（林权证编号为：B450901371639）64、65、66号三宗地块的林权证，但该本林权证当地政府没有核发。经核实，65、66两宗地的林权证权利人都登记为帮山集体，但65号宗地的现场勘界图上注有“竹、印、帮、望共有”，66号宗地范围与六塘镇广洞村委望山村登记的37号宗地的范围部分重叠，宗地间签名也不完善，经研究，临桂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9日注销了59495号林权证中65、66号两宗地的林权登记内容。经核实，该调查函中的“帮”即为“邦”。 又查明，原告会仙竹陂第一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二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三村民小组、会仙竹陂第四村民小组与会仙邦山村民小组就该案涉案土地权属经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7]1号行政复议书，确认该案涉案土地权属尚在调整当中。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以及所有权可不登记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关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该案中，被告方辩称涉案的厄背土地是邦山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其对该出租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其未能提供邦山村民委员会对该土地合法享有所有权的合法真实的不动产权证以及登记在被告名下、与租赁土地名称、四至界限相吻合的土地承包经营证或林权证；且经该院向桂林市临桂区林业局依法调查取证获悉，涉案土地虽于2010年8月30日制作了林权证（林权证号59495号），但一直未予核发；后又因土地范围重叠、宗地间签名不完善，且发生土地争议，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9日注销了该林权证，可见涉案土地的权属尚未确定，该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的规定，在该案涉案土地尚存在土地权属争议，当地政府又未确定土地权属的情况下，依法是不应改变涉案土地现状的。因此，该院认为被告刘汝康无权对该土地向他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经查，原告方是与被告刘汝康所属会仙邦山村民小组就涉案争议地存在纠纷的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该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原告的主体地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有权向该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况且原告方与被告刘汝康所属会仙邦山村民小组之间土地权属争议尚未明确，被告方在未与原告方协商的情况下，其与被告秦炳涛之间签订的《租地合同》已损害到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原告诉请确认被告刘汝康与被告秦炳涛签订的《租地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和该案实际，该院予以支持。同时，由于原告方在该案中对于涉案争议土地需要恢复的具体情况等未能向该院举证证明，以致该院无法对此予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原告诉请依法判令被告将诉争土地恢复原状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刘汝康与被告秦炳涛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一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二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三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四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一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二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三村民小组、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第四村民小组共同负担50元，被告刘汝康、秦炳涛共同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所出具的两份证明：2019年1月16日由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19年1月17日由六塘镇广洞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出具的两份村委会证明无效。本院认为这两份证人证言无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证实，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出具的承包户为吕送弟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拟证明涉讼土地系刘汝康承包经营的，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也不予采信。 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2、涉讼《租地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并非侵权之诉，无须先行对涉讼土地确权，故本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上诉人以本案所涉土地正在由临桂区人民政府处理尚未确权，据此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013年3月因被上诉人村民在涉讼东面洞林地上种植松树后遭上诉人所在的邦山村民小组的部分村民拔除，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同助村民委员会竹陂村与会仙镇陂头村委会邦山村民小组双方就涉讼东面洞林地发生权属纠纷。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7]1号行政复议书，确认涉讼林地权属尚在确权处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上诉人秦炳涛与刘汝康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约定由秦炳涛租赁涉讼林地种植经济作物，显已违反了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上诉人秦炳涛2016年在其承租的土地种植果苗被被上诉人部分村民拔除后仍再次在争议土地上种植果苗，其行为具有改变涉讼争议土地现状的故意与恶意。故涉讼《租地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上诉人以2017年4月12日《林权证》被注销时才发生权属纠纷为由主张涉讼《租地合同》合法有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正确，虽认定涉讼合同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秦炳涛已预交100元，由上诉人秦炳涛负担；上诉人刘汝康已预交100元，由上诉人刘汝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裕松 审 判 员 李 艳 审 判 员 邹国良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邢卫斌 书 记 员 刘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