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919号原告：贾穗英，女，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晨，男，196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玮，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嫦，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冯明震，男，1962年11月1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树斌，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贾穗英诉被告李晨、第三人冯明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穗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华、杨宇，被告李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玮、李凤嫦，第三人冯明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树斌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穗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490万元及利息450万元（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10日计至2017年1月14日，按月利息2%计算）、逾期利息（以49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第三人冯明震的债权人，第三人曾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2015年第三人经与原告协商，以其享有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以偿还第三人对原告的欠款，遂于2015年7月10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确认将第三人与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被告收到此债权转让的通知。三方对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为此，被告于2017年1月14自愿签署《还款计划书》，同意分期向原告还款，其中明确：被告向第三人借到现金新加坡币壹佰万元整（当时双方商定折合成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而第三人冯明震(即原债权人）将享有的债权及相应的利息转让给原告，同意由原告向被告收取上述款项。且被告同意按照计划书上列出的时间和金额向原告还款，还款总额为：本金五佰万元及债权受让前被告应支付给第三人的利息（即2013年4月10日至2017年1月14日利息500万×5%×45);并确认：如有一期未按时还款，则原告有权一次性全额向被告主张偿还所欠款项。原告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借款关系的债权受让人，在签署上述还款计划书且在被告承诺今后直接将上述欠款还给原告后，基于被告的要求，原告将被告写给第三人《借条》原件给予被告，被告签收并予以确认。签署上述《还款计划书》后，被告于2017年1月23日偿还了第一期欠款10万元给原告之后，被告以各种借口推塘，拒不还款，原告通过上门协商、发出书面的催款函等形式催收，被告仍然拒绝还款，被告甚至在原告上门试图与其协商要求其还款之时，纠集人员以武力殴打原告，致使原告受伤。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约，有失诚信，致使原告的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根据还款计划书内容，被告未能按时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次性偿还全部款项，且起诉到法院时，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故原告依法提起相关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被告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为此，原告有权提起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请求。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有2013年4月9日被告写给第三人的借条为证；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形成债权转让的关系，有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原告已经将该债权通知被告，有债权转让通知书为依据；在债权转让后，即2015年7月10日，被告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将应支付的部分利息，每月5万元支付至2016年年底，总计支付了利息80万元，在此过程，被告对于债权的事实是认可的，并且确认原告为其债权人，有被告的财务、以及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记录为证；原告是基于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第三人，第三人拖欠原告的款项，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后，被告从未对该债权债务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予以主张撤销。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李晨辩称：一、无证据表明原告取得涉案债权，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为债权的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原告若主张涉案债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债权合法且真实存在；2.受让人依法受让债权人债权；3.债权转让的通知已送达债务人。关于债权是否合法和真实存在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未受让债权，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首先，根据《还款计划书》显示，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来源人为“冯震明”，非第三人冯明震。被告与冯震明无任何关系，原告受让冯震明的债权与本案无关；其次，虽然原告在庭前临时补充《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等文件，但被告此前从未看到过这些文件，且很难解释的一点是，假设文件真实存在，那么常理推断这些文件由原告持有且该等基础性证据应当起诉时即提交，但原告直到本案庭审前两天才匆忙提交，此行为有违一般诉讼规律。再次，对比“冯明震”签名的各文件可看出，几处“冯明震”签名均不同，被告有理由怀疑原告提交的该几份文件均是单方制作。最后，根据被告了解，第三人己久未回国，特别是在原告主张的2015年7月第三人并不在国内，第三人与原告根本无见面的可能，即，作为一份双方均签名的合意性文件，《债权转让协议》根本不可能存在。故，被告认为原告并未取得拟主张债权，原告在本案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第三人从未将现金交付予被告，涉案所谓“借款”实质为赌债，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第七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支付能力、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借款形态为现金，且为100万元新加坡币巨款，被告认为，原告关于第三人持有并交付此巨额现金的主张有违常情常理，理由如下：首先，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我国就携带外币现钞出境的限额为不超过折合美金5000元；新加坡就入境旅客携带现金的金额限定为不超过新加坡币2万元。这些规定均说明，第三人不可能跨境持有100万元新加坡币的巨额现金。其次，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境外提现金额每日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万元。原告未提交第三人提取巨额现金的相关银行记录或其他可证明第三人有能力支付该等巨款的经济实力的相关证据；最后，第三人与被告非亲非故，更没有商业合作关系，被告更未向第三人提供任何抵押担保，在这种种情形下，第三人即时向被告出借现金100万元新加坡币的巨款也明显不合逻辑与常理。事实上，第三人从未支付任何货币给被告，双方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主张所谓100万元新加坡币为被告在境外赌场输给第三人的赌债。综上，被告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四点的规定，对于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形成的借贷关系或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上述违法犯罪活动的借贷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保护。三、本案中，当事人未对借款利息进行明确约定，按照法律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同时，因涉案借款属于赌债，不存在产生逾期利息的法定条件或约定条件。关于原告主张借期利息的问题：退一步讲，假设第三人与被告存在真实且合法的借款关系，因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借款利息。关于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是借款人未按约定清偿借款而需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形式，产生的基础是借款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正如前述，因涉案款项属于赌债欠款，被告根本无需偿还，对于无需偿还的款项不可能产生逾期利息。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根本不成立。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实现涉案债权实际支付了律师费，且其在明知涉案债权为不受法律保护债权的情况下，仍然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属于虚假诉讼行为，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假设按原告单方主张，被告是有还款以及利息的话，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是错误的。被告从未签收任何借条，也没有签收借条，与原告的诉状的事实不符。假设原告提交借条真实，从该借条反映来看，借款日为2013年4月9日，而还款日为第二日即4月10日，借期不足一天，明显过短，为如此短的借期背负百分之五的利息，不符合借贷常理，反而更像赌债的确认及还款约定。被告认为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同时借款纠纷属于虚假诉讼的高发领域，特别是在本案中经被告查询，不包括未进入执行阶段的生效判决，仅在可查询到的执行案件中，被告作为被执行人，其待执行的数额就已十分巨大，在此情形下，被告认为法院更应当在本案中严格审查借款的真实性。第三人冯明震述称：第三人认为被告的答辩不符合相应的事实，由于第三人与被告认识比较久，且第三人是在新加坡经营餐饮及酒楼（北方一号）的，酒楼主要收取的就是现金，因此第三人是有资金出借能力的，且有现金储备。当时被告在新加坡也是有公司业务，基于两人之前的朋友关系，第三人出借给被告进行公司周转。借条上的还款日不足一天是为了方便计算利息，4月10日的还款日就是起算利息的起点，因此在交付现金之后，被告向第三人出具借条，符合借贷规律。另第三人不赌博，不可能与被告有赌博的行为，且被告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笔款项为赌债，结合被告在本案中的还款计划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确认了债务及债权转让，因此被告对第三人的债务真实存在。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9日，被告向第三人出具《借条》，载明“现有李晨先生（护照号码G42130663）向冯明震借现金新加坡币壹佰万元整，经双方协议定于4月10日前偿还，如过期每月利息5%结算”。关于借款的交付，原告及第三人均陈述该笔款项通过现金交付，第三人称其在新加坡经营酒楼，款项直接从酒楼拿的，顾客消费会支付现金，且酒楼因为要采购所以也有现金，款项交付的时候只有被告及第三人在场，被告借款的用途为生意周转。根据被告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13年4月10日，被告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2015年6月1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冯明震（护照号码G39779055）现委托贾穗英小姐（身份证号码）全权追讨李晨先生（护照号码G42130663）于2013年在新加坡所借新加坡币壹佰万元整以及所带来的一切资金补偿费用。相关事宜均由贾穗英小姐与之面谈并解决，特立此据。（并附上李晨先生借据壹张）”。2015年7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将被告尚欠其的借款本金新加坡币壹佰万元及相应利息（从2013年4月10日起每月按借款金额的5%计付利息）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受让该债权。同日，第三人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2017年1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书》，载明“因本人李晨（护照号码：G42130663）于2013年4月9日向冯明震（护照号码：G39779055）借到现金新加坡币壹佰万元（当时商定壹佰万元新加坡币折算成人民币伍佰万元），而冯震明（原告称该处为笔误，应为冯明震）于2015年7月将对本人所享有的债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贾穗英（身份证号码：），由贾穗英向本人收取上述款项。上述债权转让后，本人计划按以下时间和金额向贾穗英还款，具体还款时间和金额如下：于2017年1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10万，于2017年3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40万，于2017年6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30万，于2017年9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30万，于2017年12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30万，于2018年3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60万，于2018年6月15日前还款人民币30万，于2018年9月15日前将剩余所欠款项全部还清。上述款项还到贾穗英指定的以下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恒福路支行，账号：62×××10，开户名：贾穗英。如有一期未按时还款的，则贾穗英有权一次性全额向本人主张偿还所欠之款项。如发生纠纷，而起诉到法院的，则由债权人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由本人承担”。原告另陈述，被告向其出具《还款计划书》时就将被告出具给第三人的《借条》交回给被告。2017年12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函》。原告陈述，被告于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除2016年2月外，每月归还利息5万元，2017年1月23日通过他人账户转账归还10万元借款本金。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称其没有委托过他人向原告还款。原告曾在2017年10月4日到黄埔珠水能源大厦找被告归还借款时毁坏了该大厦的物品，之后原、被告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接受询问。诉讼期间，原告申请调取了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原告提及向被告追讨欠款，被告提及在2013年向朋友借款500万元，该债权转移给了原告。原告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原告多次向其追债，且被告在笔录中从未提及涉案债务是赌债，被告在笔录中确认2013年的有关欠款情况及有关债权转让的情况，证实2013年被告向朋友借款500万元，再将债权转给原告，对2017年10月4日原告的询问笔录真实性确认，原告在笔录中已经陈述被告还款10万元及支付利息80万元，至于询问笔录中原告称2013年其借款500万元给被告是因为原告曾经接受过第三人的委托，最早的时候是向被告追债，出借500万元现金的说法实际上是第三人出借给被告的，并非原告出借，是因为第三人出具了委托书让原告帮忙追债，后来债权转让后就没有用该授权委托书追债了。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笔录，因委托诉讼代理人无法联系到被告本人，就该笔录是否由被告作出，以法院认定为准，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借款是一个特定的100万元新加坡币现金，而被告的笔录中谈到的是500万元人民币，二者币种及款项金额均与原告主张不同，同样，在该笔录中，无法看出陈述的借款是向第三人的借款，在出借人不明确，借款金额和币种均与本案不同的情况下，假设该借款真实存在，就该500万元人民币借款，原告应另案主张，对应原告的询问笔录，原告的陈述内容为其本人向被告现金交付500万元人民币，同样，假设该借款存在，也与本案无关，应另案主张，退一步讲，假设该询问笔录中谈到的500万元人民币就是本案的100万元新加坡币，被告认为询问笔录中被告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首先，该组证据是公安机关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所作行政处罚中的相关材料，从针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到公安机关是因为原告故意损坏财物作出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只要查明原告故意损坏财物这一点事实即可，至于被告陈述内容的真实与否，公安机关没有义务也不会在这一行政处罚案件中进行查明，不能因为该笔录是由公安机关问询，就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其次，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基于该原因，当事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会回避对其不利的内容，如对原告的询问中，原告否认了踢烂花盆的情况，这点明显与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查明的事实不同，同理，对于被告，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中包括打击赌博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被告作为赌博的参与者，在公安机关不敢言明涉案款项为赌债，也属于人之常情；最后，被告认为本证据严格来讲属于当事人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也需要查实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即人民法院应当查明第三人是否有实际向被告交付现金巨款，被告的陈述并不构成对借款的自认。此外，第三人和原告均称第三人在新加坡开设酒楼，有现金支付能力，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被告认为原告需对此点以及第三人实际交付款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针对被告的笔录第二页倒数第四行的陈述，结合本案证据，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借条已清楚说明是折算人民币500万元，所以第四行的500万元与借条当中的5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被告回答该问题的前提是公安机关询问，针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经济纠纷进行询问，因此被告是回应特定的问题，且结合与第三人的借条以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还款协议，都可以证实被告的回答是针对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然后债权转到原告身上，因此被告在后面的回答是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的陈述显然是针对且仅针对第三人的债权，后来转到原告身上，是其承担债务的表述。关于赌债的问题，被告至今均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实被告与第三人对赌，被告借到款项之后是否到其他地方去赌博，这与第三人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无论被告借款后款项用途如何均不影响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假如被告用该借款去赌博，这不叫赌债，因此，被告应区分赌债与借款之间的关系。关于原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原告分别在2014年1月28日通过他人账户转账至第三人指定的账户向第三人出借71.5万元、60万元，在2月9日通过现金交付向第三人出借0.3万元、在2月10日通过现金交付向第三人出借3.9145万元、在2月19日通过现金交付向第三人出借4.25万元、在7月18日通过原告本人账户转账至第三人指定的账户向被告出借两笔合计130万元，另外原告在2014年1月至3月期间在广州及新加坡陆陆续续借出新加坡币40万元给第三人，上述借款合计约470万元，由于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故第三人确认了30万元作为利息补偿，确认双方借款500万元。原告于2017年10月11日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基础律师费6万元，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11月15日开具发票，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律师费6万元。庭审期间，本院要求第三人提交证据证明其借款时的经济情况，第三人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说明。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是否有实际交付款项给被告。首先，第三人陈述100万新加坡币是通过现金交付的，第三人自述是经营酒楼的，现金是顾客消费支付及酒楼采购需要现金，对此第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经营的酒楼日常备有现金100万新加坡币的情况，亦无提交证据证明其本人有给付现金100万新加坡币的能力；其次，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3年4月9日，而约定的还款时间为4月10日前，借款期限仅为1天，第三人称是为了方便计算利息，第三人法律意识不强，为了第二天可以开始计算利息，4月10日仅是起息日，并非还款日。如第三人想从第二天开始计付利息，完全可以和被告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没有必要将还款期限约定在1天后，再约定逾期利息，此种约定，不符合正常借贷的习惯。再次，根据被告的出入境记录，被告在4月10日就离开新加坡，在前一天借款现金100万新加坡币作为资金周转亦不符合常理。最后，截止至债权转让，如按照被告及第三人的借款约定，产生的利息已远超本金，而第三人与原告的债权为500万元，且并无约定利息，此种情况下，第三人将该笔借款按照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原告，亦不符合常理，从借条的内容来看，第三人如若出借了款项，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在转让债权时却放弃高额利息，与第三人出借款项的目的亦相违背。综上，由于被告辩称并未收到借款，原告及第三人均无法证明第三人有实际交付款项给被告，且过程存在多处不合理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律师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穗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20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9706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贾穗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港澳台居民或外国国籍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为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郑晓婷人民陪审员  陈丽萍人民陪审员  曾祥菊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朱 琼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