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市凤凰路29号。法定代表人：黄兴仓，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蓉，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迪，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富宁分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原名称为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富宁中波台）。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文华社区普厅南路8号。法定代表人：李云勇，系该台台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琴，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薇，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玉梅，女，1956年10月26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陆某5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桂芳，女，197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陆某5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某1（曾用名陆某4），女，2004年11月26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陆某5的长女。法定代理人：甘桂芳，系陆某1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某2，女，2014年6月28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陆某5的次女。法定代理人：甘桂芳，系陆某2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某3，男，2016年5月8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陆某5的长子。法定代理人：甘桂芳，系陆某3的母亲。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用，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跃兵，男，197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原名称为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182号。负责人：李涛，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子荣，男，196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系该局无线台站管理中心副主任。特别授权。上诉人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简称电力公司）、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以下简称中波台）因与被上诉人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以下简称甘桂芳等5人）、何跃兵、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广电局）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8民初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19年5月6日组织上诉人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蓉、黄迪，上诉人中波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琴、罗薇，被上诉人甘桂芳及甘桂芳等5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罗用，被上诉人何跃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被上诉人广电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子荣进行了法庭调查、询问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判决由广电局与中波台依法共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由中波台、何跃兵、受害人各自按比例承担责任；4.驳回甘桂芳等5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触电事故发生的涉案线路产权属于中波台，依法应由中波台承担相应的日常巡视、维护、检修义务，电力公司非涉案线路产权人，不具有日常巡视、维护等义务；一审法院以“电力公司未能尽到与其自身能力范围之内的安全注意义务”为由，判决电力公司承担20%的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会议纪要》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和《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云南省供用电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双方合同约定，因电力设施或电力运行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应该按照电力设施的产权归属原则确定诉讼主体，产权归属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的法律责任。电力公司与中波台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已明确涉案线路产权人系中波台，中波台作为该线路产权人，应承担其涉案线路上引发的相关事故法律责任。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3.2条约定“供、用电双方按本合同约定的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电力设施的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3.3条约定“电力设施的维护，是指对供用电双方各自对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按规定进行维护、监管、定期检测”。中波台应履行涉案线路的维护管理、日常巡视等义务，电力公司针对其非产权线路，不具有日常巡视、管理、维护义务，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电力公司承担日常巡视和检修义务并据此判定电力公司应承担按份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本案中波台、电力公司承担按份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死者触电线路产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均为中波台，其是该输电线路的实际经营者、维护者、管理者，该线路造成他人损害的，中波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中波台应当以涉案线路产权人、管理者、经营者身份，依照《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会议纪要》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和《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云南省供用电条例》第三十八条等认定其责任赔偿责任为宜。电力公司并非涉案线路的实际经营者、管理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本案并不适用上述侵权责任法相关法律规定。此外，鉴于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涉案线路设施资产归属及“自有资产管理或托管”情形，因此应由中波台及广电局共同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三、何跃兵线下违法建房，并且其在线杆高度自8米增加至15米后，又擅自加高房屋，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其与陆某5夫妇系雇佣关系，陆某5系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接受劳务方何跃兵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平。（一）何跃兵所建房屋及附属彩钢瓦棚系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其线下建房的行为已严重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违反了《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之规定，3-10KV的导线在人口密集地区（指工业企业地区、港口、码头、火车站和城镇等地区）的最小离地面距离为6.5米。事发区域所架设的高压线路符合国家标准，高压电线离地面垂直距离为20.99米，远高于国家标准。我国《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1-10千伏5米、35-110千伏10米、154-330千伏15米、500千伏20米。”依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细则》第十五条规定：“被跨越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本案中何跃兵在涉案高压线电力保护区范围建筑房屋及附属彩钢瓦棚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其不具有建房资格，涉案房屋及附属物显属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其行为已严重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此外，何跃兵在线杆高度自8米增加至15米后又增加房屋高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且制造了新的危险源，存在过错，其行为是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二）本案中何跃兵与陆某5之间系雇佣关系，陆某5系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接受劳务方何跃兵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为承揽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何跃兵与受害人一方，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系承揽关系，双方并未签订《承揽合同》等任何的书面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陆某5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依法应当由何跃兵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仅判决何跃兵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平。四、陆某5夫妇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尽到安全谨慎义务，但其明知危险却仍在与高压电力线路距离很近的情况下施工，且在感觉触电之后未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继续施工，系陆某5触电身亡直接原因。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责任有失公平。五、一审法院认定陆某2、陆某1、陆恰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城镇户口计算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甘桂芳的户籍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陆某5生前主要收入来源及生活来源均来自于城镇，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应的赔偿金。本案中甘桂芳等5人均为农村户口，陆某1（曾用名陆某4）、陆某2、陆某3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因此，本案中赔偿费用计算错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电力公司并非涉案线路的产权人、管理人、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对涉案线路无相应的维护、监管义务，不应承担本案的事故责任。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公正裁决，支持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电力公司的合法权益。针对电力公司的上诉，中波台辩称，电力公司的上诉理由第一项与事实不符，认为涉案线路的产权属于电力公司，中波台不应承担责任。本案应由何跃兵承担主要责任，受害人承担次要责任，本案的发生系何跃兵违法加建，受害人自己有过错。本案不是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是雇佣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应当改判中波台不承担责任。广电局辩称，一、广电局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中波台是经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广电局既不是涉案高压线的产权人，也并非使用人、管理人，与本案的其他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追加广电局为本案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广电局对涉案的高压线没有巡视、维护、检修的义务。广电局并不是民诉法规定的必须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追加广电局为本案一审被告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状中列广电局名称错误。2018年10月因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组建云南省广播电视局，所以其名称应该为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另外，广电局支持中波台的答辩意见，本案起因系何跃兵违法违规加建房屋，责任应该全部由何跃兵负责，希望二审法院支持中波台的上诉请求。并且，广电局已将本案的情况报给省扫黑办。中波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改判中波台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死者陆某5系高压电触电身亡，属认定事实不清。甘桂芳等5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死者陆某5系触电死亡，但不能证明死者系高压电触电身亡。因为死者在现场有使用过其它用电设备，在触电死亡之前已有触电感觉，包括死者尸检确定的电流灼伤面积、尸表的触电死亡的特征均不符合高压电触电死亡的特征，因此甘桂芳等5人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案情，而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二）中波台非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仅凭中波台与电力公司于2012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就认定中波台为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于法无据。1．高压线路经营管理需具备特殊资质，由专门的电力部门进行经营，中波台非经营者。《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都明确规定电力管理部门是电力设施的经营者，中波台不具备高压电操作资质与能力，非案涉高压线路经营者，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2.《供用电合同（高压）》约定由产权人承担事故责任，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属无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上位法已经规定应由高压线路的经营者供电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供用电合同（高压）》约定属于人身损害责任中减轻自己的主要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按照《合同法》规定应属无效。(2)中波台非案涉高压线路产权人，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物权法》基本原则为物权客体特定，一物一权原则，案涉高压线路非中波台享有产权的高压线路。2012年，中波台与电力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确定的中波台享有产权的高压线路为中波台1982年始建，2005年利用国家西新工程专项资金进行改建的110千伏城区变电站10千伏中波台专线。西新工程相关资料显示，中波台于2005年4月19日与云南文山电力实业总公司富宁公司签订《电气安装工程施工合同》随后开始施工，相关资产由投资方云南省西新广播电视工程指挥部于2005年12月10日交付中波台，相关线路资产价值83351元。原中波台拥有产权的1O千伏中波台专线全长780米，共有5座电杆（规格为直径15厘米，高9米，单价420元；规格为直径15厘米，高10米的电杆，单价300元（旧杆）。现案涉10千伏高压线1号、2号杆均改为供电铁塔（有至少两条回路，8根线，标有10千伏那力Ⅱ回线标识），已经完全替换了中波台原有的1、2、3号电杆。中波台原4号杆在上次开庭后被改贴上了3号杆标识，并加上了“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识。中波台的原4号杆与5号杆之间系当地村民与电力部门于2014年新建的电杆，高约15米，在第1次开庭后被贴上4号杆的标识。中波台原享有产权的线路中4号杆与5号杆之间的电缆线已被重新架设。上述事实表明中波台原有产权10千伏专线从降压站到5号杆之前的电缆线已全部重新架设变更，原1、2、3号电杆废弃，原4、5号电杆中间新架设约15米电杆。案涉高压线触电事故系原4号杆到新架设的15米杆之间更换电缆发生。案涉线路己非中波台建设、管理、拥有产权的10千伏高压线。《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供电企业和用户分工维护管理的供电和受电设备，除另有约定者外，未经管辖单位同意，对方不得操作或更动；如因紧急事故必须操作或更动者，事后应迅速通知管辖单位。”本案中当地村民和供电部门未经中波台同意擅自毁损中波台拥有产权的高压线路，中波台拥有产权的高压线路的物权的标的物已经灭失，新建线路非系中波台投资、建设、管理、验收，中波台非案涉高压线路的产权人，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三）触电事故地点为架空线路保护区，依法不得兴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房主何跃兵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何跃兵只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显失公正。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指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1-10千伏5米。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测，案涉高压线从发生触电事故的房屋正上方通过，高压线与发生触电事故的房屋没有任何的水平延伸距离，系在架空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三）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一般不得跨越房屋。对架空电力线路通道内的原有房屋，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单位应当与房屋产权所有者协商搬迁，拆迁费不得超出国家规定标准；特殊情况需要跨越房屋时，设计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增加杆塔高度、缩短档距等安全措施，以保证被跨越房屋的安全。被跨越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超越房屋的物体高度或房屋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必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综上，房主何跃兵在架空线路保护区内新建、加高建筑物存在重大过错。而一审法院却只判令何跃兵承担10%的赔偿责任，而判定中波台承担4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显失公正。（四）死者和甘桂芳存在过错，系自甘冒险行为。经一审现场勘验，发生事故的房屋距离高压线的高度为1.68-2.68米，死者手持彩钢瓦片长3.5米，宽0.11米。即死者和甘桂芳目测应该得知，铺设彩钢瓦的行为存在重大风险。在未进行任何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尤其是死者触电死亡前几个小时已有触电感觉的情况下，未及时查找安全隐患，仍执意铺设。死者和甘桂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甘冒险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规定，当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重要证据标的物是无法移动或者无法搬运到法院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现场勘验。本案中，因中波台原享有产权10千伏专线从降压站到5号杆之前的电缆线已全部重新架设变更，原1、2、3号电杆废弃，原4、5号电杆中间新架设15米电杆。案涉高压线触电事故系原4号杆到新架设的15米杆之间更换电缆发生。案涉线路已非中波台建设、管理、拥有产权的10千伏线路。中波台曾经两次在庭审中提出现场勘验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均未进行勘验，也未作出任何回应，甚至对中波台提供的相关线路现状的证据在一审判决中也只认为只能证明中波台使用的高压线电杆发生变化，却未查明此种变化是否会影响案涉线路的产权人的确定，属于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综上，甘桂芳等5人未能举证证明死者陆某5是否系高压电触电身亡，中波台非系案涉高压线路产权人，也非高压线路经营者。触电事故地点为架空线路保护区，依法不得兴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何跃兵存在重大过错。死者和甘桂芳存在过错，系自甘冒险行为。一审法院存在重大程序违法。一审认定何跃兵与死者之间属于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该是雇佣关系。中波台因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针对中波台的上诉，电力公司辩称，一、中波台系涉案高压电力线路的产权人、管理者、经营者，对涉案高压电力线路具有当然的管理维护义务，依法应承担本案作为产权人、管理者、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中波台系涉案产权人并无不当。（一）电力公司与中波台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明确约定产权分界点；第三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供用电双方按照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电力设施的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第七条第六款约定“在电力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受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受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以及《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均对涉案高压电力设施的产权归属、产权分界点、电力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高度危险活动的角度规定了由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法条中涉及的“经营者”概念，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年12月印发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会议纪要》第四条做了明确定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一般是指高压电能和电力设施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以高压电力设施产权分界与高压电能通过计量装置为标准确定。（三）中波台在一审中提交的《隐患整改通知书》、《告知书》及《中波台关于请求对我台内电杆拉线进行整改的函》等相关证据材料均表明中波台对该专线的产权归属、维护管理责任归属其自身是确信、明知并始终积极履行的，与电力公司建立的供用电法律关系一直处于持续履行的状态，从未出现第二条线路或新建线路的情形，是否更换电缆均改变不了作为涉案线路产权人的属性。（四）中波台在上诉状第一条第四款已明确“经一审现场勘验”，第二条又提出抗辩，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中波台曾经两次在庭审中提出现场勘验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均未进行勘验，也未作出任何回应”明显属于自相矛盾。综上，中波台系涉案产权人、管理者、经营者，依法应承担作为产权人、管理者、经营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波台抗辩《高压供用电合同》系无效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其为涉案线路产权人并无不当。二、电力公司非涉案线路产权人，不具有日常巡视、维护等义务；一审法院以“电力公司未能尽到与其自身能力范围之内的安全注意义务”为由，判决电力公司承担20%的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电力公司对本案已尽到了相应的用电检查义务，依法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陆某5系高压电触电致死，不能排除其因施工所用的工具漏电致死的可能性。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陆某5的死亡原因系电流损伤致死，提交该证据证明的是陆某5的死因为电流损伤致死，而并非是证明陆某5系高压电触电致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陆某5系高压电触电致死。从现场的照片显示，事故现场有多个用电工具，不能排除陆某5是因使用电工具，而用电工具漏电导致其死亡的可能性。四、何跃兵所建房屋及附属彩钢瓦棚系违法建筑物，其与陆某5夫妇系雇佣关系，陆某5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何跃兵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平。何跃兵在该高压电电力保护区范围建筑房屋及附属彩钢瓦棚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建房资格，涉案房屋及附属物属非法建筑物，且已严重影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陆某5在该非法建筑物上作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何跃兵及陆某5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平。五、陆某5夫妇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尽到安全谨慎义务，但其明知危险却仍在与高压电力线路距离很近的情况下施工，且在感觉触电之后未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继续施工，系陆某5触电身亡直接原因。一审法院仅判决其承担30%的责任有失公平。六、一审法院认定甘桂芳等5人城镇户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认定陆某2、陆某1、陆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城镇户口计算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甘桂芳等5人的户籍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一审中甘桂芳等5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陆某5生前主要收入来源及生活来源均来自于城镇，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应的赔偿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本案甘桂芳等5人均为农村户口，陆某1（曾用名陆某4）、陆某2、陆某3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因此，本案中赔偿费用计算错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电力公司并非涉案线路的产权人、管理人、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对涉案线路无相应的维护、监管义务，不应承担本案的事故责任。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公正裁决，支持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广电局对中波台的上诉无意见，同意中波台的上诉。针对电力公司、中波台的上诉，甘桂芳等5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正确。一审法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有法律适用的瑕疵，所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没有按照受害人的标准计算，我方认为应该按照受害人的标准计算，因此都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从受害人触电身亡的过程及鉴定报告来看，受害人并未接触到低压电，受害人全身没有明显的接触伤。受害人是接近高压电后被电击弹开后致害的，系高压电触电身亡，并非低压触电身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电力公司、中波台的上诉，维持原判。针对电力公司、中波台的上诉，何跃兵辩称，一、受害人与何跃兵是承揽关系，何跃兵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何跃兵与受害人是承揽合同关系。本案是何跃兵欲在自建房屋楼顶搭建彩钢瓦棚，联系受害人，经双方商量后，受害人同意以130元／㎡的价格承揽该项工作，何跃兵即预交1000元费用给受害人作为订金，后受害人夫妻即根据双方的约定自备工具到何跃兵屋顶自己施工。由此可看出，受害人与何跃兵之间是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何跃兵将搭建屋顶彩钢瓦棚的工作，整体的交由受害人完成，受害人与何跃兵商定承担工作的价款为工程结束后，何跃兵按130元／㎡的价格支付给受害人夫妻报酬，是按照完成工作的结果计算报酬的；其次，受害人夫妇是自己完成工作。受害人夫妇在开展搭建屋顶彩钢瓦棚工作时自备工具施工，未向何跃兵作出任何请示，何跃兵也没有对其具体工作作出任何指示或现场指挥，整个搭建工作都是受害人夫妇自已操作的。二、何跃兵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商量承揽搭建屋顶彩钢瓦棚工作过程中，何跃兵已经告知了受害人夫妇房屋楼顶有高压线路通过的情况，并带领受害人到屋顶实地查看了施工的条件。受害人经查看，其认为可以施工后，才确定承揽该项工作，并作了测量。这就说明，受害人在接受工作时就预见到工作的危险性，其认为具备施工条件后，自己自愿接受工作的。三、本案是触电人身损害责任，何跃兵不应承担事故责任。本案受害人是在承揽何跃兵搭建屋顶彩钢瓦棚过程中被高压电路触电身亡的，2018年5月14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受害人的死亡原因系电流损伤所致，而不是何跃兵承揽工作本身所致，因此对于受害人因触电死亡而产生的后果不应由何跃兵承担。四、甘桂芳等5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受害人的户籍是富宁县里达镇里达村民委丁那小组，身份是农民，因此在计算其触电身亡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时，计算标准应以农村的标准作为计算依据，甘桂芳等5人起诉以城镇居民的标准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五、何跃兵认可一审判定其承担责任的份额。虽然何跃兵认为其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由其承担民事责任，但因为受害人在为其安装彩钢瓦过程中死亡，何跃兵对此表示同情，愿意按照一审法院判定的要求履行赔偿法律义务。上述事实和理由说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驳回电力公司、中波台对何跃兵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甘桂芳等5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何跃兵、电力公司、广电局、中波台连带赔偿甘桂芳等5人因陆某5触电死亡的死亡赔偿金619920元（30996元×20年）、丧葬费47844元（95688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352080元，扣除何跃兵支付的60000元，共计95984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10KV高压线路为中波台专线，原为国家专门投资建设。2012年11月20日，电力公司与中波台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1.1用电地址：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安苗村。1.2用电类别：10千伏一般工商业及其他（非居民）……2.1.2主供线路：110千伏城区变电站10千伏中波台专线。……3.1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110千伏城区变电站10千伏中波台专线T接处为产权分界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方。……3.2供、用电双方按合同约定的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电力设施的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3.3电力设施的维护，是指对供、用电双方各自对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按规定进行维护、监管、定期检测或在自然损害或外力损坏影响电力设施正常和安全运行时进行的维修、更换等工作。用电方受电设施的日常管理，包括按照国家标准或规定做好受电设施的日常维护、监管、安全防护工作，设立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受电设施发生触电损害事故或遭受外力破坏，配合供电方开展用电检查、抄表等工作。3.4用电方应定期进行电气设备和保护装置的检查、检修和试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发生用电电气事故时，应及时向供电方报告。供电方应参与事故的分析并协助用电方制定防范措施。供电方不承担因用电方设备和保护装置不安全所造成的损失。……7.6在电力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受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9.1本合同在供、用电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15年11月20日止，有效期3年。9.2本合同期满后，若用电方继续用电且双方没有对本合同条款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展期3年，展期不受次数限制。若任何一方有异议，须在合同期满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双方重新签订供用电合同，本合同废止……。”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2014年，因部分村民在高压线路正下方建设房屋，高压线路与房屋距离过近，村民与电力公司协商后加高了电杆并改变了部分线路走向，但中波台仍继续使用该高压线路并按时缴纳电费，电力公司与中波台也未重新签订合同。甘桂芳与死者陆某5系夫妻关系。2015年7月，陆某5承租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金恒福小区C幢5号门面设立“富宁创财装潢部”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室内外装潢工作。2018年3月中旬，何跃兵找到陆某5经营的“富宁创财装潢部”，欲将在其房屋楼顶搭建彩钢瓦棚的工作交由陆某5来做。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陆某5到何跃兵自建房屋屋顶测量尺寸，何跃兵随即交给陆某51000元定金。2018年4月5日，陆某5与甘桂芳开始在何跃兵家楼顶搭建彩钢瓦棚，同年4月7日15时许，陆某5正在搭建彩钢瓦棚时有被电的感觉，不得不中止施工休息，经检查不是电钻或插板漏电后又继续施工。当日19时许，在陆某5准备搭建最后一块彩钢瓦（长约3.5米，宽约0.11米）时突然倒地抽搐，无法言语。甘桂芳随即找到何跃兵妻子拨打120急救电话，富宁县人民医院的救护人员到现场进行急救后宣布陆某5死亡并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为“电击伤”。2018年4月11日，甘桂芳、何跃兵等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陆某5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经鉴定，陆某5死亡原因系“电流损伤致死”。2018年4月12日，何跃兵支付丧葬费等费用60000元给甘桂芳。经庭审查明，中波台一直使用涉事10千伏高压线路至今并按时交纳电费。经现场勘查，何跃兵自建房屋为四层半砖混结构，楼高约18.3米，位于涉事高压线路正下方。楼顶距涉事高压线垂直距离最远为2.68米，最近处为1.68米。陆某5与甘桂芳共生育三名子女，长女陆某1于2004年11月26日出生，现在富宁县思源中学读初中，次女陆某2于2014年6月28日出生，现在富宁县新华镇小博士幼儿园上学，长子陆某3于2016年5月8日出生。陆某5母亲于1956年10月26日出生，现住在富宁县里达镇小里达村民委员会丁那村，其育有长子陆正友，长女陆正美和次子陆某5。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关于电力公司、中波台、何跃兵是否应当对甘桂芳等5人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中波台属事业单位法人，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对外以中波台的名义承担责任，而广电局并非涉事高压线路的产权人、使用人或管理者，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故广电局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陆某5系因电击死亡，涉事高压线路为中波台使用，供电方为电力公司，何跃兵为自建房屋房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导致陆某5死亡的高压线路为中波台使用，供电方为电力公司，电力公司、中波台、何跃兵之间没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不属于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依法应当依据各自责任大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对该条法律规定的经营者如何确定。虽然在事发时电力公司与中波台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到期，但根据该合同9.2条规定，合同到期后如双方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合同自动展期，而双方未提出书面异议且中波台仍在使用涉事高压线路并按时缴纳电费，故视为双方仍然在继续履行《高压供用电合同》。电力公司与中波台之间形成供用电合同关系，合同标的物为电能，合同的履行地点为电路的产权分界点，即在产权分界点电力公司将电能交付给了中波台，中波台在接收电能后利用自己的线路将电能用于广播，其对该电力设施进行实际控制，享有利益，履行义务，且《高压供用电合同》明确约定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之后受电侧属用电人维护管理，因此，在产权分界点之后，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为中波台，中波台应对电力设施（包括电能）进行管理和维护。死者陆某5被电击的地点位于产权分界点之后，且触电点附近高压线架空线路对房屋距离低于3米，明显不符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作为该电力设施经营者的中波台应对陆某5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电力公司作为供电的独家经营单位，应当对供电线路进行日常的巡视、检修，且其相比于用电单位，具有更为专业的维护经验和能力，故其应当具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因此，其在履行供用电合同过程中，应当对供用电线路的安全隐患予以排除或提醒用电单位排除。本案中，电力公司未能对供用电线路进行日常巡视，从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更不可能提醒用电单位中波台消除安全隐患。就案涉的专线部分而言，电力设施的产权人虽是中波台，但通过输电线路传输的电力仍属于电力公司，陆某5触电死亡的危险源是输电线路流过的高压电流，而不是输电线路本身。因此，电力公司未能尽到与其自身能力范围之内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侵权责任。陆某5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架空通电的高压线下施工，其头顶距高压线路最远约一米，其在事发前已经有触电的感觉，但仍然继续施工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其自身存在过错，其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失，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综合全案来看，对于陆某5的损害后果，由中波台承担40%的赔偿责任，电力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陆某5与何跃兵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通过甘桂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陆某5是以自己的技术、材料来完成何跃兵要求的工作，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但何跃兵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中不得在架空线路保护区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定，亦没有给陆某5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其对定作行为本身存在过错，应当承担10%的赔偿责任，剩余30%的责任由陆某5自行承担。事发前，死者陆某5在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经营“富宁创财装潢部”多年，其居住、生活在城镇，收入也来源于城镇，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予以确定，故其死亡赔偿金参照“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第一条“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6元”来计算，故对于甘桂芳等5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予以确认。丧葬费参照“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第五条“2017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5688元”，故对于甘桂芳等5人主张的丧葬费47844元，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甘桂芳等五人主张被扶养人韦玉梅为62周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陆某114周岁、陆某24周岁、陆某32周岁并无不妥，但韦玉梅共有三名扶养人，应当予以相应扣减。甘桂芳作为陆某1、陆某2、陆某3的母亲，亦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也应相应扣减。在庭审过程中，甘桂芳自认韦玉梅在老家居住生活，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甘桂芳、陆某5均在城镇从事个体经济活动，子女随父母亲生活应为常态，且陆某1、陆某2均在城镇读书，故其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更为适宜。参照“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第三条“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560元”及第四条“2017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027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304103元（19560元／年×15年+8027元／年÷3人×4年），故予以确认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4103元。综上所述，甘桂芳等5人因陆某5死亡遭受的经济损失共计971867元，按各自责任比例进行计算，陆某5自行承担291560.10元，何跃兵承担97186.70元，扣除其垫付的60000元，还应承担37186.70元。电力公司、中波台分别承担194373.40元、388746.8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由何跃兵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37186.70元；二、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194373.40元；三、由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388746.80元；四、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五、驳回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三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负担1590元，何跃兵负担530元，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60元，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负担2120元。二审期间，电力公司、甘桂芳等5人、何跃兵、广电局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中波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云南省广播电视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用以证明：根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2018年12月29日中波台名称由“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富宁中波台”改为“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经质证，电力公司、甘桂芳等5人、何跃兵、广电局对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中波台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富宁中波台”改为“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1.公证书，2.微信公众号“富宁发布”截图。用以证明：中波台原拥有产权的10千伏高压线原1、2、3号电杆废弃，原4、5号电杆中间新架设15米电杆。现案涉10千伏高压线1号、2号杆均改为供电铁塔（至少有两条回路，8根线，标有10千伏那力Ⅱ回线标识），那力Ⅱ回线由电力公司实际管理运行。中波台原有产权10千伏专线从降压站到5号杆之间的电缆线已全部重新架设变更。案涉高压线触电事故系原4号杆到新架设的15米杆之间更换电缆发生。案涉线路已非中波台建设、管理并拥有产权的10千伏高压线。经质证，电力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确认产权属于电力公司，新架设的电杆、铁塔均无法改变中波台作为产权人的事实；微信公众号、截图与本案无关，不进行质证。甘桂芳等5人经质证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何跃兵经质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实中波台对属于其产权的线路已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广电局对中波台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无意见。本院认为，中波台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第一份：公证书，系云南省富宁县公证处作出的（2019）云富宁证字第107号公证书，是该公证处对中波台高压线路走向的现场状况进行保全，保全现场位于富宁县公墓路口旁的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10KV富宁城区变电站，对保全现场状况进行公证，公证书对现场状况及整个勘验现场过程进行了阐述，阐明了中波台高压线路走向的现场状况，客观真实，证据来源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中波台提出的证明观点即案涉线路10千伏高压线系更换后的电缆发生，不属于中波台建设、管理并拥有产权，该观点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进行评判。第二份：微信公众号“富宁发布”截图，是关于文山电力富宁分公司发布的停电公告及电力公司营业厅窗口图片，停电线路与范围不能确定本案涉案线路的产权问题，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本院根据本案案情需要，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就本案涉及的专业问题于2019年6月14日向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发函了解情况，要求该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作出的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字第98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进行解答，本院发函提出的问题是：司法鉴定意见“电流损伤致死”是否能够明确系高压电的电流损伤致死还是低压电的电流损伤致死？请说明理由及依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9日回函提出如下意见：首先，电流损伤的严重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电流的类型和强度、电压、皮肤电阻、电流接触机体的部位和作用时间、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和人体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例检见的电流斑损伤较轻，但在电流接触机体时间极短的情况下，特别是有“彩钢瓦”做为导电回路一部分的情况下，电流斑损伤可以较为轻微；加之在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例如彩钢瓦烧灼情况不明等因素的影响），本例不能排除高压电损伤的情况。其次，本例单一根据现有资料和尸体情况，无法明确本例被鉴定人是因高压电或者低压电损伤致死。因此，本例电流损伤的具体情况，请委托单位结合案件调查等资料综合分析。第三，本例电流进入机体的部位是双手。根据电流入口损伤特征、损伤类别、损伤形态和分布特征等情况分析认为，本例的电流入口符合被鉴定人陆某5双手接触导电的“彩钢瓦”所致机体损伤的形态；本例电流出口为右足第1趾前外侧皮肤。第四，本例经过系统大法医学检验，排除了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本例被鉴定人陆某5发生死亡的情况，具体详见《司法鉴定意见书》。综上所述，本例被鉴定人陆某5的死亡原因系电流损伤致死。经质证，电力公司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该回函只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该回函未明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电流损伤致死”系高压电的电流损伤致死还是低压电的电流损伤致死。2.《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回函》中所述陆某5的“死亡原因系电流损伤致死”不能等同于“死亡原因系高压触电损伤致死”。从事故现场的照片及受害人陆某5妻子甘桂芳在派出所笔录中所述的“事发时其与陆某5一同在房顶施工，在陆某5被电击身亡之前4个多小时陆某5称其有被电的感觉，但陆某5夫妇未重视此事，继续施工至下午19：00前后，直至出现体征失去意识显示”可知，事发时现场有多个用电工具，不能排除陆某5是因使用用电工具，而用电工具漏电导致其死亡的可能性。3.回函中明确“本例单一根据现有资料和尸体情况，无法明确本例被鉴定人因高压电或者低压电损伤致死”可知，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系高压电或者低压电损伤致死，属于死亡原因认定不明的情形。综上所述，在死亡原因认定不明且甘桂芳等5人未充分举证证明死亡原因系高压触电损伤致死的情形下，本案的案由应当是雇佣关系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依法应当由雇主何跃兵及受害人承担本案责任，电力公司不应承担本案任何赔偿责任。中波台的质证意见：1.对《回函》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2.《回函》中认可客观上通过尸检时检验“本例检见电流斑损伤较轻”，即不符合一般情况下高压电致人死亡的一般电流斑伤表现。因安全电压等级为36V以内，普通家用电220V即有可能引发触电伤亡事件，而本案死者在现场有使用过其它用电设备，在触电死亡之前已有触电感觉。死者陆某5的尸检表现不符合高压电致死的一般表现。例如根据相关医学资料显示220V电死者内部脏器病变不明显，主要为淤血水肿；380V以上电死者主要脏器除了淤血水肿外，一般伴有内皮细胞的坏死，有心肌、神经和血管内皮细胞的变性坏死伴骨骼损伤。但死者陆某5的内脏除了淤血水肿外，并未有高压电损伤所致内脏的坏死等表现，而案涉高压线为10千伏（即10000V）高压线，死者陆某5不符合高压电致死的一般表现。3.《回函》推测“死者有可能为高压电损伤”成立的可能性不大。《回函》推测在电流接触机体时间极短的情况下，特别是有“彩钢瓦作为导电回路一部分的情况下，电流斑伤可以较为轻微；加之在其它因素作用的情况下（例如彩钢瓦烧灼情况不明等因素的影响），本例不能排除高压电损伤的情况”。但上述推测并没有彩钢瓦烧灼等其他证据加以辅证，成立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在有这种推测的情况下，《回函》仍然认为“本例单一根据现有资料和尸体情况，无法明确本例被鉴定人是因高压电或者低压电损伤致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即使是在适用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对于损害结果应由甘桂芳等5人举证。甘桂芳等5人应承担无法证明死者陆某5的死亡系高压电致死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甘桂芳等5人的质证意见：对《回函》证据三性无异议。该函件内容明确了：1.陆某5的电流斑损伤较轻，彩钢瓦作为导电回路，在电流接触人体时间极短时，电流斑损伤可以较为轻微，这一现象符合高压电触电的特征（时间极短、触电后果严重），而低压电触电特征之一就是有明显的电流斑接触伤；2.函件内容载明“本案不能排除高压电损伤的情况”，却没有载明“陆某5不能排除低压电损伤的情况”这一内容，从而间接证明了陆某5系高压触电死亡；3.陆某5触电前处于双手抬住彩钢瓦抗在肩膀上，站立在地面的状态，此时彩钢瓦处于悬浮在空中，没有直接接触地面，而低压电是在地面，若是低压触电，则电流入口应为其足部，出口为手部，最后再通往彩钢瓦，但该复函第一条和第三条明确彩钢瓦是导电回路，陆某5是双手接触了导电的彩钢瓦导致机体损失，电流入口是其双手，出口是其右足，再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明确，陆某5就是因为肩抗的彩钢瓦处于高压电放电区域内触电死亡，而不是因为地面的低压电触电死亡，作为在场人员的甘桂芳事发当天也接触过地面的低压电，却没有被触电，在陆某5触电倒地后还接触了陆某5的身体，也没有被触电，因此足以证明陆某5系高压电触电死亡。何跃兵经质证，对《回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实本案受害人系电流损伤致死。广电局质证认为对《回函》中的部分观点不予认可外，其余质证意见与中波台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回函》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本案受害人陆某5电流损伤致死因高压电还是低压电损伤致死的具体情况，以及赔偿责任主体、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评判。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意见：电力公司提出如下异议：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6行“经检查不是电钻或插板漏电后又继续施工”有异议，认为无法排除不是电钻或插板漏电导致触电。中波台、广电局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判决书第8页“涉案10KV高压线路为中波台专线，原为国家专门投资建设”有异议，认为该线路并不是原来国家专门投资建设的线路，而是2014年电力公司新建的一条线路。2.一审认定“2012年11月20日，电力公司与中波台签订《高压电供用电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该合同是一个格式合同。3.第9页认定“2014年，因部分村民在高压线路正下方建设房屋，高压线路与房屋距离过近，村民与电力公司协商后加高了电杆并改变了部分线路走向，但中波台仍继续使用该高压线路并按时缴纳电费，电力公司于中波台也未重新签订合同”有异议，认为一审遗漏认定电力公司加高电线杆改变部分线路并且还新建了一条高压线，没有经过中波台同意；遗漏认定在架空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允许建房、违法建设的事实。4.第10页第6行认定“经检查不是电钻或插板漏电后又继续施工”有异议，认为现场没有专业的电工对电钻或插板进行漏电检查，一审认定该事实没有任何依据。5.第10页“2018年4月11日，甘桂芳、何跃兵等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陆某5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有异议，认为遗漏认定进行尸检的时间，何时鉴定没有确认，并且鉴定系甘桂芳、何跃兵单方委托，鉴定时没有通知中波台、电力公司、广电局参加，一审将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认可。6.第10页认定“经现场勘查，何跃兵自建房屋为四层半砖混结构，楼高约18.3米，位于涉事高压线路正下方。楼顶距涉事高压线垂直距离最远为2.68米，最近处为1.68米”有异议，认为中波台不知道一审法院认定的18.3米、2.68米、1.68米的数据从何而来，如何得出该数据，一审法院没有通知中波台参加现场勘验。甘桂芳等5人提出如下异议：对第9页认定“2014年，因部分村民在高压线路正下方建设房屋，高压线路与房屋距离过近，村民与电力公司协商后加高了电杆并改变了部分线路走向，但中波台仍继续使用该高压线路并按时缴纳电费，电力公司与中波台也未重新签订合同”有异议，认为该事实是中波台在一审中的单方主张，一审认定该事实没有依据。何跃兵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没有异议。本院认为，首先，针对电力公司提出的异议，关于无法排除不是电钻或插板漏电导致触电事故的问题，但电力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案触电事故系电钻或插板漏电导致的事实，仅是电力公司一方的推断。因此，电力公司提出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认定。第二，针对中波台、广电局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1.关于涉案10KV高压线路为中波台专线，原为国家专门投资建设的问题，中波台、广电局提出该线路并不是原来国家专门投资建设的线路，而是2014年电力公司新建的一条线路。对此，根据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涉案10KV高压线路系中波台专线，由中波台使用是事实，中波台认可无异议，本案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中波台提出该涉案线路是2014年电力公司新建的一条线路，但根据中波台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隐患整改通知书（存档联）》、《告知书》、《中波台拥有产权的高压线路相关财务凭证》、《中波台至变电站10KV线路施工合同书》、《照片》、《云南省边境中波台附属设施修复项目竣工资料》、《照片》、《富宁县人民来信处理登记》，仅能证明案涉高压线原系中波台投资建设；二审中提交的《公证书》、《微信公众号“富宁发布”截图》仅能证明中波台使用的高压线路走向的现场状况。一、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所涉高压线路是2014年新建的事实。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电力公司对中波台使用的高压线路确实进行了改建，新建了铁塔，加高了电杆，线路走向作了部分改变是事实，一审已对其进行认定，但该高压线路仍继续由中波台使用并缴纳电费，中波台对此认可无异议。综上，中波台、广电局主张本案所涉高压线路于2014年新建的事实不成立。2.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认定本案涉及的电力公司与中波台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高压电供用电合同》属于格式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合同是否属于格式合同，合同效力问题属于电力公司与中波台之间的问题，与本案审理的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无关，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本案不予评判。3.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认定电力公司加高电线杆改变部分线路并且还新建了一条高压线，没有经过中波台同意的问题，根据一审中的证据《中波台关于请求对我台内电杆拉线进行整改的函》，反映了中波台于2016年8月3日向电力公司请求对其使用的专线电力线进行整改，在该函中明确载明“中波台专线电力线原来使用的8米双电杆，由于干线比较矮，附近的龙牙村民为了加高住房，自愿集资，为我台整改加高线路，将原来8米改为15米双电杆，据了解，此工程资金来源由龙牙新村筹资，产权属于我台”。由此可知，电力公司对中波台高压线路进行整改的事实，中波台是明知的，并且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中波台在本案中提出未经过其同意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中波台、广电局提出一审遗漏认定在架空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允许建房、违法建设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高压线下方确实有建房的事实存在，村民建房行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是否属于违法建设的性质，本案不作评判认定。本案仅对案涉建筑物即何跃兵的自建房是否位于架空线路保护范围区域内，何跃兵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及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进行评判。4.关于一审认定“经检查不是电钻或插板漏电后又继续施工”的事实有无依据的问题，中波台、广电局提出现场没有专业的电工对电钻或插板进行漏电检查。对此，一审认定上述事实，依据当事人甘桂芳在富宁县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对其询问时所作的陈述进行认定，该陈述并没有认定经过专业的电工检查的事实，根据一审认定该段内容的上下文，是陆某5本人自己检查，没有别人检查。因此，中波台提出的该项异议不成立。5.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认定尸检、鉴定的时间，是否系甘桂芳、何跃兵单方委托鉴定的问题。根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的记载，本次鉴定系甘桂芳、何跃兵等人委托，受理日期是2018年4月11日，对陆某5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尸检日期是受理当天即2018年4月11日，形成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时间是2018年5月14日。鉴定时，中波台、电力公司、广电局未参加。对此，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补充、完善。中波台、广电局提出的该项异议部分成立。对于中波台、广电局不认可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问题，属于中波台、广电局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范畴，一审法院已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认证予以采信。二审中，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进行评判。6.关于一审判决第10页认定“经现场勘查，何跃兵自建房屋为四层半砖混结构，楼高约18.3米，位于涉事高压线路正下方。楼顶距涉事高压线垂直距离最远为2.68米，最近处为1.68米”的问题，认为中波台、广电局不知道上述数据从何而来，如何得出该数据，一审法院没有通知中波台、广电局参加现场勘验。对此，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进行现场勘验，当时中波台、广电局还未追加为本案一审被告，参加现场勘验的当事人是甘桂方、何跃兵、电力公司三方当事人。虽然中波台、广电局未参加现场勘验，但是在一审庭审中，经法庭出示《现场勘验笔录》给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即中波台、广电局已认可一审法院经现场勘验得出的数据，其在二审中提出不知道、不认可的理由与其一审中意见自相矛盾。因此，中波台、广电局提出的该项异议不成立。第三，针对甘桂芳等5人提出的异议，认为一审认定“2014年，因部分村民在高压线路正下方建设房屋，高压线路与房屋距离过近，村民与电力公司协商后加高了电杆并改变了部分线路走向，但中波台仍继续使用该高压线路并按时缴纳电费，电力公司于中波台也未重新签订合同”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审中电力公司、中波台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可的事实，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依据，并且本案其他当事人对该事实认可，甘桂芳等5人也未提交证据予以否定该事实，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该事实予以确认。因此，甘桂芳等5人提出的该项异议不成立。通过二审审理，本院除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外，根据本案二审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可的事实，本院补充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4月7日，陆某5死亡。2018年4月11日，甘桂芳、何跃兵等人就陆某5的死亡原因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受理当天即2018年4月11日对陆某5进行了尸检，于2018年5月14日形成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定第98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系本案诉讼之前形成，电力公司、中波台、广电局未参加鉴定。中波台原名称为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富宁中波台，于2018年12月29日更改为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广电局原名称为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现更改为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另：本案所涉建筑物即何跃兵所建房屋于2016年施工建设,房屋位于本案所涉架空10千伏高压线正下方。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本案涉案线路的产权人主体？2.死者陆某5是否因本案涉案高压线路电流损伤致死？3.电力公司、中波台对本案涉案线路是否负有管护义务及是否尽到管护责任，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4.如何确定各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比例才适当？即电力公司、中波台、何跃兵及受害人陆某5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比例如何确定才适当？5.广电局在本案中应否与中波台一起承担共同责任？6.陆某2、陆某1、陆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何种标准计算，即按农村居民标准或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涉案线路的产权人主体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10KV高压线系中波台专用线，电力公司与中波台签订了《高压供用电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了用电履行地点是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安苗村，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即“110千伏城区变电站10千伏中波台专线T接处为产权分界点，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方”。并且约定该合同期满后，若用电方继续用电且双方没有对本合同条款提出书面异议，合同自动展期3年，展期不受次数限制。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虽然电力公司对该线路进行过改建，加高了电杆并改变了部分线路走向，但是，该线路仍然属于中波台的专用线，电力公司作为供电方向中波台供电，中波台作为用电方一直在使用该高压线路。中波台对该事实并未否认。本案事故发生地点位于产权分界点之后，因此，根据电力公司、中波台之间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本案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是中波台，本院予以认定。二、关于死者陆某5是否因本案涉案高压线路电流损伤致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甘桂芳等5人主张陆某5系电流损伤致死的主要证据是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定第98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在本案诉讼前因受害人亲属甘桂芳等人及涉案建筑物房主何跃兵的委托鉴定而形成。对于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作了明确规定，即“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准许。”第二十九条规定：“审判员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二）委托鉴定的材料；（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本案中，电力公司、中波台、广电局对该鉴定意见虽提出异议，但并没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二审中，因案情需要，本院就专业问题向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发函要求解答、说明，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回函》。经审查，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回函》具有第二十九规定的内容，鉴定程序合法，客观真实、合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回函》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定第98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根据本例系统法医学尸体检验结果及其损伤特征，同时结合被鉴定人陆某5的死亡经过，在排除其他死因的情况下，综合分析认定陆某5的死亡原因系电流损伤致死。本例检见的双肺淤血、水肿，多脏器淤血性改变和弥漫性脑水肿改变，符合电流损伤的死亡过程。《回函》中明确：本例电流进入机体的部位是双手，根据电流入口损伤特征、损伤类别、损伤形态和分布特征等情况分析认为，本例的电流入口符合被鉴定人陆某5双手接触导电的“彩钢瓦”所致机体损伤的形态；本例电流出口为右足第1趾前外侧皮肤。本例检见的电流斑损伤较轻，但在电流接触机体时间极短的情况下，特别是有“彩钢瓦”做为导电回路一部分的情况下，电流斑损伤可以较为轻微，加之在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例如彩钢瓦烧灼情况不明等因素的影响），本例不能排除高压电损伤的情况。由此说明陆某5电流致死的电流入口在双手，电流出口在右足第1趾。结合陆某5事发时搭建彩钢瓦的地点是在架空通电的高压线下施工，并且头顶距离高压线非常近，《回函》明确彩钢瓦是导电回路，陆某5事发当时双手拿着彩钢瓦，而电流入口就在双手，根据事发当时陆某5突然倒地抽搐、无法言语的死亡经过，陆某5双手没有机会触碰电钻或插板及其他低压电物品是事实，并且《回函》也说明了陆某5的死亡不能排除高压电损伤的情况。综合上述因素，陆某5的死亡经过与电流入口、出口相互吻合被高压电的电流致死的情况。电力公司主张陆某5的死亡不排除系其使用的电钻或插板漏电触电致死，中波台在上诉中也提出陆某5的死亡特征不符合高压电触电死亡的特征，系普通用电设备触电死亡，但却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该主张均是电力公司、中波台一方的推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陆某5的死亡经过，在本案事故发生前，陆某5在搭建彩钢瓦时有被电的感觉，中止施工休息期间，对电钻、插板进行了检查，检查不是电钻、插板漏电又继续施工。若系电钻、插板漏电还继续施工，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认定陆某5因本案涉案高压电线路电流损伤致死的事实成立。三、关于电力公司、中波台对本案涉案线路是否负有管护义务及是否尽到管护责任，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输电线路的产权属中波台，电力公司对该线路进行供电。首先，对于涉案线路经营者的管护及责任问题，涉案输电线路是高压电，对其管理维护应由专业机构负责，电力公司是电力专业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的规定，据此，电力公司作为电力企业对涉案输电线路负有管理和维护的责任。另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上述法律规定的经营者在本案中应为电力公司。高压电对周围环境的危害是以电的载体来衡量，没有载体，就没有高压线输送环境。高压电是危害的来源，该危险源的控制由供电企业进行控制。电力公司收取电费，即从电力运行中获得利润，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同时其负有依法监督检查用电设施安全状况的责任。本案中，涉案线路的电力运行，电力公司应当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此次事故的发生，电力公司作为涉案线路供电的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因存在其他因素造成本案事故发生，可以减轻电力公司的责任。其次，对于涉案线路产权人的管护及责任问题。中波台作为线路产权人，《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据此，产权人对供电设施发生的事故应当承担责任。结合本案，根据电力公司与中波台签订的《高压电供用电合同》约定内容，负有日常巡视、管理义务，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中波台对何跃兵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域范围内建房的行为未加以管理，对本案事故发生有一定责任。综上，电力公司、中波台对本案涉案线路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的划分，本院将根据本案有多个致害因素和多个赔偿义务主体的因素进行确定。四、关于如何确定各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比例才适当，即电力公司、中波台、何跃兵及受害人陆某5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比例如何确定才适当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据此规定，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结合本案，电力公司系本案所涉高压电线的经营者，应承担责任。但是，因被侵权人即受害人陆某5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可以减轻电力公司的责任。第一，受害人的责任，因受害人陆某5在架空通电的高压线下施工，事发当时正在本案所涉房屋顶上搭建彩钢瓦，事故发生前就已有触电的感觉，但未注意安全义务，仍然继续施工，致使本案事故发生，其本身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确定受害人陆某5本人自行承担30%的责任，其亲属甘桂芳等5人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第二，电力公司的责任，本案中因电力公司未对供用电线路进行有效安全管理，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危险，本院确认电力公司承担70%的主要责任。电力公司承担的70%责任中，因还存在其他因素造成本案事故发生，故电力公司承担的责任应由其他侵权责任主体即建房人何跃兵和线路产权人中波台进行分担。首先，电力公司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即40%。其次，何跃兵的责任。何跃兵系本案所涉房屋的房主，其在本案涉案线路架空电压线正下方建盖房屋，其行为违反了《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即“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定。自建房屋楼高约18.3米，楼顶距该高压电线距离最远为2.68米，最近处为1.68米。《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如下：1-10千伏5米；35-110千伏10米；154-330千伏15米；500千伏20米。”由此规定，何跃兵所建房屋的高度与高压线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距离标准。在房顶与高压线距离不符合安全距离标准的情况下，何跃兵明知存在安全隐患，还对其自建房屋增加高度，在楼顶上加建彩钢瓦棚，并将此工程承揽给受害人陆某5施工，何跃兵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由此，基于何跃兵的违法建房行为及过错程度，本院确定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再次，对于中波台的责任。中波台系本案所涉高压电线的产权人，对本案所涉电力设施保护区域范围内未尽到安全防范管理责任，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确定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因此，电力公司承担的70%的责任中，电力公司自行承担40%的主要责任，何跃兵承担20%、中波台承担10%的次要责任。综上所述，本院确定本案责任主体及比例是：受害人本人承担30%，电力公司承担40%，何跃兵承担20%、中波台承担10%。一审确定的责任主体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五、关于广电局在本案中应否与中波台一起承担共同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中波台经依法登记成立，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对外都是以中波台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所涉高压线路系中波台的专用线，产权属于中波台，本案事故的发生与广电局不存在因果关系，广电局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应由中波台承担的责任，由中波台自己承担，广电局不与中波台一起承担共同责任。六、关于陆某2、陆某1、陆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何种标准计算，即按农村居民标准或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审认定本案符合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对象有受害人的母亲韦玉梅和受害人的子女陆某2、陆某1、陆某3共计4人，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各方当事人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电力公司在上诉中提出陆某2、陆某1、陆某3是农村户口，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于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问题，参照《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关于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侵权责任法实施中的相关问题第8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并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结合本案，受害人陆某5生前在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经营“富宁创财装潢部”多年，其居住生活在城镇，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一审确定其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正确，并且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但因一审确定韦玉梅的生活费按照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甘桂芳等5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结合本案，因本案被扶养人有4人，一审据此规定计算被扶养人的赔偿总额按照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进行确定适当，计算的数额304103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以上分析认定，结合一审认定本案赔偿范围及数额无异议的部分，本院认定本案陆某5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赔偿范围及数额：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478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4103元，总计971867元。按照上述确定的责任比例，电力公司承担971867元×40%=388747元；何跃兵承担971867元×20%=194373元，扣除其已支付的60000元后，还应向甘桂芳等5人支付134373元；中波台承担971867元×10%=97187元。余下部分291560元，由受害人一方自行承担。综上所述，电力公司、中波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8民初87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五项即“驳回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8民初8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何跃兵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37186.70元”；第二项即“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194373.40元”；第三项即“由云南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388746.80元”。三、由何跃兵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194373元，扣除其已支付的60000元后，还应支付13437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388747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五、由云南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赔偿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因陆某5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97187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负担2888元，由何跃兵负担689元，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78元，由云南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负担3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韦玉梅、甘桂芳、陆某1、陆某2、陆某3负担2888元，由何跃兵负担689元，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78元，由云南广播电视局富宁中波台负担3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