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14143号原告:王锦生,男,196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循杏，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宇，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世仲,男,195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琳，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金贵，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晓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锦生诉被告周世仲、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循杏，被告周世仲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琳、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冠鹏，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晓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周世仲、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62720.8元，其中医疗费181028.63元、残疾赔偿金1720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要求此项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护理费47340元、误工费29987.27元、营养费2200元、交通费2000元、伤残鉴定费1956元、护理用品费69.9元、医用手部固定带144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3日16时14分，被告周世仲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在广州市越秀区春风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农业银行对出路段时临时停车并打开车门，遇原告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北往南行驶，结果粤Ａ×××××号小型轿车车门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3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做出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周世仲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受伤后住院治疗，产生了各项费用，两被告并未赔付，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周世仲辩称，第一，交警就本案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有误，划分责任错误，不应作为本案裁判依据。原告存在酒驾行为，原告事发后就医时，门诊记载其“嗜睡，口鼻有明显酒气”，虽然我方在事发后曾多次提醒交警原告存在酒驾行为，但交警未对原告进行相关检测。原告驾驶的车辆属性检验报告存在严重缺陷，该报告书仅对原告驾驶车辆的驱动能源、脚踏功能、空车质量进行了检测，未对该车辆的最高车速进行检测，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1条的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前述报告书证明了原告事故时车速已达19.1km/h，与前述规定的最高车速非常接近，根据《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第3.2条的规定，应属电动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事故认定书认定我方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及打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但事故发生道路未设有禁止停车的交通标志，我方临时停车后开门前有观察后视镜且小角度打开车门确定后方无来车后才打开车门。原告在事故发生地为双向两车道，明知前车车门已完成开启动作且对面有来车的情况下，仍不进行任何制动措施强行超车从而造成两车相撞，其酒后驾驶、不安全驾驶才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我方在收到认定书后立即向交通管理部门说明上述情况并提出复核申请，但由于原告在复核受理后即提起诉讼导致复核终止。第二，案涉事故与原告的伤残情况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原告入院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间隔较长，事故发生于2018年2月3日16时14分，而原告于2018年2月4日7时后入院治疗，中间间隔长达15个小时。事实上，事故发生后我方亲属立即陪同原告到医院就诊，当时原告虽然有明显酒气，但神智清楚且无任何严重症状，原告在初诊时强烈拒绝进行相关检查和清创缝合，后自行签字确认其拒绝配合医院的行为。当我方送原告回其指定的工作单位时，原告还拒绝搀扶，要自己独立行走。由此可见，原告在事故发生后行为能力正常，与其在长时间间隔之后的入院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伤与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有关。另外，原告初诊与之后入院时的头部受伤位置不一致。根据初诊病历，原告是“右后枕大小约4*5CM头皮血肿”，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则是“左枕部可见明显头皮肿胀”。由此可见，事故发生后原告后枕肿胀的是右边，而其二次入院治疗时肿胀的是左边，肿胀的位置并不一致。结合上述两次入院治疗间隔较长，原告在回到单位后是否有再次外出或在单位内活动是否一直有专人陪同的情况，我方无法知悉。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辩称，第一，本案事故车辆粤Ａ×××××向我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500000元，有投保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19日，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第二，原告对本案事故有过错，应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案涉事故认定书上记载的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不明确，据被告周世仲称“原告未进行制动措施强行超车”，事故后到医院诊断记载“酒后骑车，口鼻有明显酒气”，但事故认定书上未对上述事实进行记载，也无进行分析。且被告周世仲己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申请，因原告提起诉讼，故复核终止。因此请求法院调取交警案卷，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各方责任。第三，原告部分损失计算依据不足，应当依法调整：1.医疗费，住院费用无医疗费发票，请原告补充，否则不予认可，对于原告在外购买的药品，无医嘱证明需要另外买药，关联性不予认可；2.护理用品费，由法院依法认定；3.医用手部固定带，原告损伤不涉及手部，该费用与事故无关，不同意赔付。第四，原告被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我方对该伤情与交通事故的关联性有异议，请求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其关联性进行鉴定。第五，本次事故应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付，超出部分，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并扣除我方已垫付的部分。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三十六条约定：“保险人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据《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中的乙类药品，“个人先自付费用比例调整为5%。以及《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中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个人先自付费用比例调整为：治疗项目10%;检查项目15%;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材料10%;安装各种人造器官和体内置放材料20%。”因原告未提供详细的费用清单，故请求法院酌情按15%计算本案超医保费用。对于超医保费用，我方不负责赔偿。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3日16时14分，被告周世仲驾驶自有粤Ａ×××××号小型轿车（已向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交强险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三者险限额为500000元，含不计免赔）在广州市越秀区春风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农业银行对出路段时临时停车并打开车门，遇原告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由北往南行驶至，结果粤Ａ×××××号小型轿车车门与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8年3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穗公交越认字[2018]第440105201800012_01号），认为被告周世仲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及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的全部原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认定被告周世仲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被告周世仲不服该事故认定书申请复核，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受理后因原告就该事故提起诉讼而终止复核。诉讼中，因两被告对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向本院申请调取该案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本院开具调查令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调取了案涉事故的现场视频、现场照片及询问笔录复印件（显示被告周世仲在2018年2月5日至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做询问笔录时陈述事发经过为“2018年2月3日16时我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和我朋友佘益好在越秀区春风路市妇联金帼大厦停车场出来后右转弯进入春风路，我大约行驶了100米左右就在春风路农业银行对面停下来准备到农业银行取钱，我刚开车门，一辆电动车就从我车边经过了，我左前车门就与电动车发生碰撞了，电动车司机也摔倒在地上了。接着我就拨打120叫救护车、110报警及报保险。救护车过来后，我朋友佘益好就与伤者一起去中国人民解放军458医院进行救治。我就在现场等警察与保险勘察员处理。我朋友佘益好到医院后，医生就对伤者进行伤口清洗及包扎，伤者喝了酒且强烈拒绝进行相关检查，伤者在病历签名拒绝检查。18时5分左右，我朋友佘益好就打出租车和伤者一起回到事发点。接着，我和他一起走路回去春风路广州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当时公司有他的同事接应，且把当时情况告知他同事。接着，我和他同事到金帼大厦停车场取回电动自行车及物件。18时17分，我拨打交警电话告知上述情况”）。原告对上述现场视频、现场照片及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上述证据证实了被告周世仲在道路临时停车及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的全部原因，理由如下：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即机动车只有在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临时停车，否则不可以停车。被告周世仲在停车的时候妨碍了原告所驾驶的非机动车行驶，并且造成原告倒地受伤，显然已违反了该规定。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四）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原告驾驶非机动车靠近道路右侧正常行驶，遇被告周世仲的车辆在前方停车时已经注意避让，从其车辆的左侧经过，岂料被告周世仲突然打开车门直接把原告推倒在地，被告周世仲的行为明显已经违反了该规定。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被告周世仲在《询问笔录》第3页中陈述：“事发前我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在春风路农业银行对面停下来准备到农业银行取钱……这样我就开车门了”，可见被告周世仲当时是打算下车到银行取钱，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条例中“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的规定。第四，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被告周世仲在没有认真观察后方来车且没有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仓促打开车门，被告周世仲已经63岁了，存在一定程度的视力障碍，他在《询问笔录》第3页中陈述：“事发前我有转头看看后面情况，可能由于是我眼镜问题，我感觉后面是没有人和车辆的”。从视频资料可以看到，被告周世仲是在原告的车辆已经很靠近的情况下猛然推开车门的，如果他有认真观察清楚后方来车，是不可能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被告周世仲认为：通过分析案发视频可见，本案事故案发道路并未划分出非机动车行驶车道，仅有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非机动车不应当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或者起码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但原告事发时是在机动车道中央行驶的，原告声称该路段禁止停车，事实上该路段未有任何禁止停车的标识，而且道路两侧停有多辆汽车，在视频中16:14:24分时，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距离被告周世仲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前车门约十米，此时被告周世仲早已开启车门，且前方有一白色车辆正越线行驶准备与我方车辆交会，原告应当在当时就能观察到前述路况并降低车速以避免事故发生，或者起码会减轻原告因碰撞所造成的人身损伤，在视频中16:14:25时，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距离粤Ａ×××××号小型轿车前车门约四米处，被告周世仲已基本完成开门动作，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2.1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时速为20公里时（当时车速为19.1km/h）,其干态制动距离应不大于四米，即原告当时是完全可以刹停车辆以免造成事故的发生，至少可以减轻造成的人身损害，在视频中16:14:25时，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车头到达粤Ａ×××××号小型轿车后门处，被告周世仲已完成开门动作，车门已静止，但原告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制动措施。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对上述现场视频、现场照片及询问笔录的意见与被告周世仲的意见一致。被告周世仲为证实前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提供了如下证据及陈述：1.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粤安检2018字Y1802030391B号，其中“检验方法及步骤”部分载明“无号牌（车架号：095021506592314）松吉牌电动自行车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额定电压为48V；该车具有脚踏功能，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规定；经检验，该车空车质量为33.20kg，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2款规定。所以该车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属于电动自行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则属于非机动车，故该车应该非机动车进行管理”，拟证实该检验报告书的检验方法及步骤仅对原告驾驶车辆的驱动能源、脚踏功能、空车质量进行了检测，未对该车辆的最高车速进行检验就断定为非机动车，交警依据此检验报告书作出的责任认定书必然有误以及该电动自行车无车号，原告没有相关驾驶牌照；2.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车速）粤安检2018字Y1802030391B号，结论为“无号牌（车架号：095021506592314）松吉牌电动自行车事故时的车速为19.1km/h”,拟证实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事故时的车速为19.1km/h，车速非常快，在对面来车与前车会车的情况下，原告未降速至安全的可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车速，且原告车辆在距离被告周世仲车门约5米处，被告的车门已经打开。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交警部门在处理该次事故过程中依据规定进行了现场勘验及车辆检测，程序合法。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事故发生当日，原告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8医院，门诊病历记载“主诉：车祸致伤约半小时，右踝流血；病史：酒后骑车与小车发生车祸致伤约半小时，右踝流血，路人诉短暂昏迷约1-2分钟，头痛；体格检查：嗜睡，口鼻有明显酒气，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右后枕大小约4×5CM头皮血肿，表面擦伤伤痕，右内踝一长约3CM左右裂伤伤口，创缘基本整齐，活动性出血。NS（-）；诊断：1头皮血肿2右踝外伤3脑震荡？处理意见：随诊；其他：患者拒绝行相关检查，拒行清创缝合，要求仅清洗包扎处理。已告知患者，患者仍强烈拒绝，并签字”。次日，原告因“突发意识障碍半天”入住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行双额开颅脑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住院34天，于2018年3月10日出院，出院医嘱“1.全休一年，注意营养，预防感冒。2.继续严格规律服用抗癫痫药物及降血压药物。3.在院期间需要2名护工照顾，出院后仍需2名陪护人员进行照顾。4.出院后3个月到半年之间回院行双侧额部颅骨修补手术，手术费用约10万元。5.不适随诊，我科随诊。”2018年6月22日，原告因“特重型颅脑外伤术后颅骨缺损4月余”再次入住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18年6月27日行双侧额部颅骨缺损修补术，住院15天，于2018年7月7日出院，住院医嘱“1.注意休息以及营养，预防感冒，至少全休1月。2.1月后回院复查脑部CT或MRI等明确脑部情况。3.严格规律服用抗癫痫药，不得随意增减停药。4.不适随诊，门诊随诊。”2018年12月20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出具粤恒[2018]临鉴字第545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伤残等级为一个玖级，一个拾级。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用1956元。因两被告对本案交通事故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本案交通事故与原告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比例进行鉴定，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为此预付鉴定费用6302元。2018年12月20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作出粤恒[2018]临鉴字第54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部分载明：“1、关于被鉴定人王锦生本次交通事故与原发性损伤的事实⑴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事实：①2018年2月3日16时14分被告一驾驶的粤Ａ×××××号轿车在广州市越秀区春风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农业银行对出路段时临时停车打开车门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往南行驶时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的事实。②2018年3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越秀大队：穗公交越认字〔2018〕第4401052018000012-01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一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⑵关于被鉴定人王锦生原发性损伤：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8医院2018-02-03门诊诊断：1.头皮血肿；2.右踝外伤；3.脑震荡？②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2018-03-05出院诊断：1.特重型颅脑损伤：双侧额叶及颞叶广泛脑挫裂伤并血肿形成；左侧小脑半球及左枕叶血肿形成；左侧枕骨骨折；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胀；脑疝；头皮血肿；2.踝部外伤。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2018-07-07出院诊断：1.双侧额部颅骨缺损；2.特重型颅脑外伤术后；3.颅骨骨折。据此，结合被鉴定人王锦生本次受伤史，临床查体及影像学特征，其受伤后在门诊诊断以及出院诊断符合原发性损伤，系本次外伤所形成。2、关于双方存在争议的几点问题：⑴关于被鉴定人王锦生是否喝酒驾车的问题，应该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中规定的判定标准认定其事实。⑵关于被鉴定人王锦生是否存在第二次受伤的问题：①事故发生与住院时间：‘事故发生于2018年2月3日16时14分’，‘车祸致伤约半小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8医院门诊就诊。‘经处理后由车方人员陪同返回单位，据值班同事反映王锦生一直昏睡在沙发上，中途没有外出，第二天上班同事发现其神志不清即通知家属送医院就诊’（详见陈述意见）。申请方对被申请人在能独立行走的情况下返回单位后是否进行过其他社交活动导致二次损伤或加重其损害存疑。依据被鉴定人王锦生受伤当时有短暂昏迷，门诊检查诊断主要是头部外伤，回单位后昏睡，2018-02-04日7时发现昏迷，入院查体神志昏迷，手术中见‘双额脑组织广泛挫裂伤，脑内血肿形成’。说明患者本次车祸致颅脑损伤（头皮血肿、脑挫伤、脑内血肿）的发生发展及逐渐加重的过程。②有关头皮血肿的部位：被鉴定人王锦生2018-02-03-17:00门诊病历记录：‘右后枕大小约4×5cm头皮血肿，表面擦伤伤痕’。入院查体：‘左枕部可见明显头皮肿胀’。说明其损伤的部位都是在头枕部，由于头皮血肿多因钝器伤及头皮所致，按血肿出现于头皮内的具体层次可分为皮下血肿、帽状腱膜下血肿和骨膜下血肿三种。患者枕部左右侧都有肿胀，符合帽状腱膜下血肿（因帽状腱膜下层组织疏松，血液易向各方向扩展）的征象，系本次损伤形成。3、关于委托事项的因果关系（关联性）分析：⑴被鉴定人王锦生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约半小时后即到门诊就诊，门诊病历记录：患者拒绝行相关检查，拒行清创缝合，要求仅清洗包扎处理。已告知患者，患者仍强烈拒绝，并签字。病史：路人诉短暂昏迷约1-2分钟。检查时虽有嗜睡的征兆，患者就诊时神志应该是清醒的，并且自己能够在病历上签字，因此，患者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事实说明被鉴定人王锦生的以上就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自身颅脑损伤尽早的明确诊断，尽早治疗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关联性），属于轻微因素。⑵委托事项：对本案交通事故与原告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联性）及其原因力比例（参与度）分析：被鉴定人王锦生特重型颅脑损伤：双侧额叶及颞叶广泛脑挫裂伤并血肿形成；左侧小脑半球及左枕叶血肿形成；左侧枕骨骨折；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胀；脑疝；头皮血肿。依据其受伤史，临床查体及影像学特征，符合原发性损伤，系本次外伤所形成。本案交通事故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关联性），为主要因素，原因力(参与度）为80%为宜（仅供合议庭参考）。”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书认定的原告伤情与本案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无异议，但对原因力为80%的认定有异议。主张鉴定意见书中认为原告延误治疗而导致伤情加剧的分析与事实不符，原告在事发后曾短暂昏迷后门诊就诊，在门诊就诊期间拒绝相关检查和清创缝合这一系列违反常理的行为均显示其当时神志已经受到影响，并非鉴定意见书分析的神志清醒，其在病历上签字的行为属于接受指令后被驱使进行的行为，不代表其对该行为的性质有清晰的判断，因此分析中所指其自身行为导致延误治疗，与事实情况不符。另外，受伤后延误治疗对伤情的加重程度是相当复杂的过程，根据不同的受伤部位、受伤程度及伤者的身体情况均存在不同的参与度，该鉴定意见书认为参与度为80%是非常主观的判断，缺乏科学论证，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周世仲主张在上述鉴定的听证会上原告本人对其初次就诊时神志清醒进行了确认，对于原因力，在听证会时鉴定人也就病情造成的原因作了相应解释，因此上述鉴定意见是合法严谨的，应当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认为上述鉴定机构是合法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本次鉴定也举行了听证会，其分析部分内容合法严谨，作出的鉴定意见也具有科学性，认可该份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原告诉称的各项损失，本院查明如下：1.医疗费181028.63元，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门诊费用清单、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经核算，原告住院及门诊期间花费医疗费总额为247190.83元（其中医保报销385.5元，原告已退回医保局），上述医疗费原、被告确认由被告周世仲垫付40000元，由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垫付39024.4元。原告另提供了发票5张（2张由广州华颐综合服务部于2018年2月5日、3月13日开具，显示原告因购买人血白蛋白分别支出1104元、11040元；3张由广州集合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13日、18日开具，显示原告因购买天麻头痛片、健胃消食片、中药材等分别支出91.8元、306.5元、319.9元）。原告称人血白蛋白是医生开具处方让原告自行去药店购买，处方买药时被药店收回去了，要求医生补开处方时，医生不配合，天麻头痛片等是因原告受伤后头痛，饭量减少，因此需要此类药品，中药是给原告调理身体的。两被告认为原告不能证实上述5张发票所显示的费用与本案有关。2.残疾赔偿金172095元，原告提交了收入证明、社保缴费记录、工资卡交易明细以证实其事发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主张按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为基数，计算20年，再计算其残疾系数21%，得出残疾赔偿金172095元。两被告未对计算标准提出异议，对残疾系数请求由法院依法认定。3.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原告依据其伤残等级主张，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认为数额过高，请求法院考虑原告实际情况及各被告主动垫付医疗费用情况酌情减少，不应该超过15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原告主张其住院49天，按每天100元计算。两被告对计算标准无异议，对住院天数请求由法院核实。5.护理费47340元，原告主张其两次住院共49天，依据2018年3月10日出院时医嘱住院期间需要两名护工照顾，出院后仍需两名陪护人员进行照顾，计算至第二次住院时医嘱建议的全休时间2018年8月7日，为150元/天×49天×2人+120元/天×136天×2人=47340元。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对于第一次住院期间，认可2人护理，对第二次住院期间，认为没有相应医嘱证明需要2人护理，应该认定为1人护理，且第一次出院医嘱没有明确后续护理期限，应该补充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证实其实际的护理费用，另外第二次出院后没有医嘱建议需要陪护。被告周世仲未对此提出异议。6.误工费29987.27元，原告提供了《收入证明》（由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出具，载明原告于2010年6月1日至今与该司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4020.85元）、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及原告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原告薪酬总收入为46949.35元，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8月7日期间原告薪酬总收入为14389.32元）。原告主张两次住院共49天，计算至定残前一天2018年12月19日共319天，原告工资卡显示其2018年4月至10月共收到病假工资12767.77元，因此误工损失为4020.85元/月÷30天×319天-12767.77元=29987.27元。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收入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名，也未写明扣发工资情况，对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及原告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无异议，但据此计算出原告事故前每月收入是3611.48元，与收入证明记载的金额不一致，因此误工费应按照客观数据计算，事故后所发放的工资也应当扣减，原告应该补充至开庭前的银行流水以证明其实际的误工情况，且误工期应按照医嘱计算184天。原告确认《收入证明》所载的每月4020.85元是税前工资收入，认可实际发放的数额以其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为准。庭后，原告另提交了其名下银行账户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的交易明细。被告周世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根据该交易明细，直至2018年12月原告每月均有数额不等的薪酬入账，与原告诉请的误工费不相符。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原告2018年2月至12月共发放工资22322.57元，按照之前计算得出的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平均工资每月3611.48元，误工期计算至定残前一天为184天，即误工费为3611.48元/月÷30天×184天=22150.41元，少于原告实际已发的工资，证实原告并不存在误工损失，因此不应计算误工费。7.营养费2200元，原告依据医嘱酌情主张。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认为不应超过1000元。8.交通费2000元，原告酌情主张，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9.伤残鉴定费1956元，原告依据发票主张，两被告对此无异议。10.护理用品费69.9元，原告提供了广州华颐综合服务部于2018年3月13日开具的发票，显示原告因购买婴儿湿纸巾及保洁护理垫支出69.9元。两被告认为该发票的开具主体是药房，没有说明本费用支出的原因，也无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原告解释婴儿湿纸巾及护理垫是因原告伤后需要长期卧床而购买。11.医用手部固定带144元，原告提供了广州华颐综合服务部于2018年3月13日开具的发票，显示原告因购买医用手部固定带支出144元。两被告认为并未显示原告有手部受伤，无证据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原告解释固定带是因为原告受伤后会不自觉抓头部，因此买了手部固定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六)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根据以上规定，结合本案各方提供的证据和案涉交通事故的现场视频、现场照片及询问笔录，本院认为被告周世仲未能提供充分依据推翻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因此本院采纳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责任划分的认定。但考虑到原告事发时确有饮酒，以及其客观上延误治疗的责任，应适当减轻被告周世仲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和导致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结合粤恒[2018]临鉴字第54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本院认定原告对案涉事故的损害后果自行承担20%的责任，剩余80%的责任由被告周世仲承担。因被告周世仲为案涉车辆已向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上述交强险限额的损失由被告周世仲负担80%，原告自负20%，而应由被告周世仲赔偿的损失由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按商业三者险合同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被告周世仲依法赔偿。对于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提供了医疗费票据、费用明细清单、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显示原告因本次事故共支出医疗费247190.83元，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中国人保广州市分公司要求在上述医疗费中扣除15%的非医保费用的主张，并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原告另外主张的在广州华颐综合服务部购买人血白蛋白及在广州集合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购买天麻头痛片、健胃消食片、中药材的费用，因未能提交处方证实与本案事故有关，本院不予支持。2.残疾赔偿金，原告提供了收入证明、社保缴费记录、工资卡交易明细，证实其可适用广东省城镇居民标准，并主张按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为基数，计算20年，再计算其残疾系数21%，得出残疾赔偿金17209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3.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为168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49天，主张按每天100元计算，得出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5.护理费，原告2018年2月4日至2018年3月10日共住院34天，出院医嘱建议全休一年，在院期间需要2名护工照顾，出院后仍需2名陪护人员进行照顾，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7月7日共住院15天，未有医嘱建议原告需要陪护。原告亦未提交其实际支出护理费的依据或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参考医嘱，本院酌情认定原告第一次住院期间需要两名护理人员，第二次住院期间需要一名护理人员，每人每天护理费150元，得出住院期间护理费为12450元（150元/天×34天×2+150元/天×15天）。对于出院护理，第一次出院时医嘱虽然未明确护理期限，但建议原告全休一年及出院后需两名陪护人员照顾，结合原告的伤情，本院认定原告第一次出院后至第二次入院前均需两人护理。对于第二次出院后的护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可。因此，出院护理费为24720元（120元/天×103天×2）。以上护理费合计为37170元（12450元+24720元）6.误工费，对于误工期间，结合原告住院及医嘱全休期间，原告误工期应从2018年2月3日计算至2018年8月7日，为186天。对于误工费的计算基数，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事发前一年实际总收入为46949.35元。原告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8月7日期间实际收入为14389.32元，因此，原告误工费为9535.55元（46949.35元÷365天×186天-14389.32元）。7.营养费，结合医嘱及原告伤情，参照本地区生活水平，本院酌定为2000元。8.交通费，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证实，综合考虑原告伤情、就诊次数和合理的交通工具等，本院酌定交通费为1500元。9.伤残鉴定费，原告依据鉴定费发票主张1956元，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10.护理用品费及医用手部固定带，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费用是因本案事故支出的必要费用，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医疗费247190.83元，先计入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超出的237190.83元，按照被告周世仲应承担80%的赔偿比例计189752.66元，该款计入商业三者险，由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予以赔付；上述残疾赔偿金1720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6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护理费37170元、误工费9535.55元、营养费2000元、交通费1500元、伤残鉴定费1956元，合计245956.55元，先计入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6800元优先在此限额内计算），超出的135956.55元，按照被告周世仲应承担80%的赔偿比例计108765.24元，该款计入商业三者险，由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予以赔付。综上所述，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内赔偿120000元给原告（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6800元优先在此限额内赔付），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298517.9元。因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已为原告垫付医疗费39024.4元，视为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已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赔偿了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内向原告赔偿了29024.4元。另因被告周世仲已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40000元，为避免诉累，视为被告周世仲已为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另向原告赔偿了40000元，扣减以上费用后，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仍需在交强险内向原告赔偿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内向原告赔偿229493.5元。对于被告周世仲垫付的40000元，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与被告人保广州市分公司另行结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范围内一次性赔偿110000元给原告王锦生。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一次性赔偿229493.5元给原告王锦生。三、驳回原告王锦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13.6元(原告已预付)，鉴定费6302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已预付），合计9115.6元，由原告王锦生负担2009.69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7105.9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崔 玉人民陪审员  钱卫光人民陪审员  曹鸿燕二０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谢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