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23民初1021号原告：王井和，男，汉族，1960年6月8日出生，农民，住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葆才，系林甸县鹤鸣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东依安边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230623ME3036747K。法定代表人：李克和，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灵艳，系黑龙江灵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井和与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井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葆才，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克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灵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井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被告与原告于1998年2月1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要求被告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13.79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10,039.00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10,227.95元，合计20,266.9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依法在被告村委会分得家庭土地承包地68.79亩，承包期限30年。2004年国家实行惠农政策后，被告将原告家庭承包地单方非法变更为55亩，解除13.79亩土地承包权，攫取国家粮食直补款。原告享有家庭承包地68.79亩的事实依据：1、1998年2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面积为68.79亩；2、1998年东兴乡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书记载，承包面积为68.79亩（原件已遗失）；3、2002年10月1日《农业税完税证》、《2002-200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记载纳税面积68.79亩；4、原告所在村屯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满后顺延至第二轮土地承包，原告的68.79亩全部属于家庭承包地。就耕地管理一事被告未与农户另行签订机动地承包合同，村委会未收取机动地承包费，一直以家庭承包地形式发包给原告，至今在耕种。被告单方变更解除原告13.7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依据：2004年至2005年3月l5日粮补通知“根据2003年农业税纳税通知书核定你户的计税面积55亩，粮补面积55亩”。承包期间，被告单方擅自变更土地承包合同内容，解除原告13.79亩承包权，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规定。被告的行为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被告应当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被告于2004年开始领取原告的13.79亩的粮食直补，于2015年领取种植补贴款。《黑龙江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实施方案》，黑政发【2004】24号规定，基本原则：有税有补，无税不补。对原农业税计税土地给予补贴，非计税土地不予补贴。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原农业税纳税主体，即原农业税实际纳税人。补贴范围：2003年农业税计税土地；被告不是纳税主体，不应享受直补。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村集体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5%，不足5%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开垦的荒地也发包给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合同书上有的称为机动地，但在同年乡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上证明为荒地，一并承包给农户，属于家庭承包地。被告已单独留有机动地并卖出，再以荒地、机动地的名义收回，按机动地处理，属于扩大机动地面积，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农民利益。依照粮补通知书和直补卡的记载，可以知道每年的补贴标准，故可计算出被告侵占原告补贴资金的数额。综上，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原告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停止侵害，返还粮食直补和种植补贴，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因双方协商未果，故将被告诉讼至法院，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诉请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的68.79亩承包地至今原告一直在经营耕种，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3.79亩承包地自2004年至2018年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及返还2015年至2018年的种植专项补贴款，之所以按照省、市、县土地确权政策及文件确认原告的承包地为55亩，这是按照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土地承包台账上记载确认的。所以原告的该13.79亩土地村委会没有给确权，但是原告现在一直在经营着。对于原告起诉状中的“4、原告所在村屯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满后顺延至第二轮土地承包，原告的68.79亩全部属于家庭承包地。就耕地管理一事被告未与农户另行签订机动地承包合同，村委会未收取机动地承包费，一直以家庭承包地形式发包给原告至今在耕种”，虽然被告没与农户签订机动地承包合同，也没向农户收取机动地承包费，但不代表农户的机动地就可变成责任田。对于原告所诉的解除13.79亩地，被告方没有违背法律调整土地，也没有与原告解除责任田的承包。对于原告所诉的粮食直补问题，2003年免税、2004年农业费停止，国家按照农户实际种植面积实收，原告所诉于法无据，机动地的直补就应由村委会享有。对于原告所诉的机动地面积，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2003年该法实施，规定农村总的土地不能超过5%。所以原告所诉机动地的数额与本案无关。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方有台账，且台账上都是由村民签字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被告存有异议的证据：证据一：1998年2月10日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欲证明原告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中5口人，共分得家庭承包地68.79亩。被告质证称：1998年2月10日合同中加盖的公章模糊不清，该合同确认原告的机动地是10.29亩。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不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原告自己提供的承包合同，原告的承包地里有10.29亩的机动地，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应由双方签字，现只有公章且模糊不清，没有个人的签字只有名章。该份合同的抬头“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书”，该份合同没有约定承包年限，充其量也就是双方存在经济合作的一份协议，应该是一份格式合同，所以在水田一栏里填写了机动地数量10.29亩，所以用该份合同来认定是土地承包合同是不确切的。本院认为，通过该合同显示，原告的承包土地面积合计为68.79亩，其中旱田57.5亩，“机动地10.29亩”，本院对原告的承包地面积合计为68.79亩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二：200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复印件，复印于林甸县东兴乡政府），欲证明王井和纳税面积66.9亩的事实。被告质证称：2003年缴纳的机动地农业税是依法应缴的，不能因为2003年缴纳了机动地农业税就将该机动地变成责任田了，机动地仍然是机动地。本院认为，通过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在2003年按照66.9亩缴纳农业税的事实。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原告存有异议的证据：证据一：林甸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问题处理的指导意见、林甸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及林甸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多出耕地的管理意见各一份（复印件，复印于2017年7月林甸县经管站编写的）欲证明被告村委会在土地确权时，对在原承包前多出的与村委会台账不符的，超出面积的都由村集体收回，由村民大会讨论超出面积土地的处理。原告质证称：被告提供的证据，关于多出来的土地是指承包合同面积内受保护，承包合同以外的耕地，比如“私自小开荒、拱地头”等属于超出的面积，应该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被告的上述举证不适用于原告，是对文件的曲解。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意见也表述的很清楚，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不是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能借机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对农村土地已经承包到户的都要确权到户、到地。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实原告向农户收回承包地外非法多耕种土地的依据，其不能证实原告多耕种土地的事实。证据二：红阳村土地台账一份（复印件，复印于红阳村委会台账），欲证明原告实际耕种66.98亩，应分承包地是55亩，多种土地10亩，该份台账是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签字认可的，有的是自己写的，有的是其他家属代写的。原告质证称：王井和不是本人签字，对该份台账的内容不予认可。开荒地包给了原告，故开荒地都纳入了家庭承包地，该份台账也是后来制作的，现在实际耕种的是68.79亩，这里没有机动地只是说有开荒，该份台账与原土地承包合同的亩数一致。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否认在该证据中的原告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写，其不主张进行笔迹鉴定，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进行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认为村集体土地台账应根据与农户签订的承包合同来确定，并且该证据无签订时间无法确定其系二轮土地承包时签订，并且在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尚未合并，故对该证据欲证明的问题不予直接采信。证据三：2017年11月26日林甸县农经总站出具的东兴乡红阳村崔国祥、孙文生等村民土地纠纷调查情况一份[复印件，原件存于(2019)黑0623民初1019号卷宗]，欲证明原告等人为此事进行上访，县委组织农经总站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多出的土地不能进行确权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原告有过上访，但没有签字领取过该份文件。2017年11月26日至今王井和对该调查情况不知情，因此该份调查情况不具有法律效力，王井和没有上访复议的机会。本院认为：该证据为林甸县农经总站就东兴乡红阳村崔国祥、孙文生等村民土地纠纷调查情况向林甸县政府、黑龙江省审计组的汇报材料。在该证据的最终处理意见中表示“红阳村二屯应按原土地台账按分地人口和人均分地面积计算的原土地台账面积确认。上访农户要求将拉青苗多出的地一并进行确权没有政策依据。农户多种土地是集体土地资源，2004年以后，农户多种的土地村里没有收承包费，农户要求享受粮补没有依据，不能支持”。如认为该证据为行政处理意见，本案原告主张的土地并非拉青苗多出的地，但该处理意见并未赋予崔国祥、孙文生等18位农户复核、复议或诉讼等救济方式的权利告知，同时也并无证据证实已向原告送达，故本院对该证据欲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原为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因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与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合并，合并为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现原告为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原告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1998年3月5日签字或盖章确认），双方约定乙方（承包方）为原告王井和，乙方人口为5人，承包土地面积为68.79亩，其中旱田57.5亩，“机动地”10.29亩，对承包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后农村土地政策改革，自2004年起向承包土地农户进行发放相应的粮食直补贴和综合补贴及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等，而原告只领取了55亩承包地相应的补贴，对剩余的13.79亩耕地（68.79亩-55亩）相应的补贴由被告享有。经双方协商未果，故将被告诉讼至本院，要求确认被告与原告于1998年2月1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要求被告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13.79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10,039.00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10,227.95元，合计20,266.9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双方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确认的68.79亩耕地一直由原告进行耕种（原告自认）。“王景合、王井合”与原告王井和为同一人。本院认为，原告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本着意思自治原则，自愿签订了《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双方确定了承包方（乙方）为本案原告王井和，以乙方人口为5人，确认了乙方家庭承包耕地共计68.79亩，其中旱田57.5亩，“机动地”10.29亩。双方对耕地承包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双方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及1998年3月5日签字（或盖章）确认。庭审过程中被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非家庭承包耕地合同，并且68.79亩耕地应含有村机动地10.29亩。本院认为，农村土地的承包方式有以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以及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机动地其属于村集体预留的土地，其不应通过以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合同向外发包，故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68.79亩耕地中的10.29亩“机动地”，并非实质上村集体预留的机动地。以及该合同书明确了乙方为原告王井和，乙方人口数为5人，承包土地面积为68.79亩，其应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耕地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红阳村土地台账，证实原告实际应分土地55亩，多种土地10亩，现在实际耕种66.98亩的事实，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家庭承包合同中耕地面积不一致，本院认为，村集体土地台账应根据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来确认农户的耕地亩数，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虽然庭审过程中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并非全部系原告的家庭承包耕地，其中应含有部分机动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针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虽然双方对家庭承包耕地的承包期限没有明确约定，本院认为承包期限应为该合同的一般条款，并非必备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按照交易习惯在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的耕地承包期限为30年，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本院对原告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间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又因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合并到现××××红阳村村民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故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应对原告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间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13.79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10,039.00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10,227.95元，合计20,266.95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告向被告主张的上述补贴款具体数额，并非系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原告有义务向本院提交其具体损失数额所依据的证据，或被告每年非法领取其相应补贴的证据。但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井和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1998年3月5日签字或盖章）间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王井和、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应对上述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二、驳回原告王井和对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00元，减半收取153.50元，由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承担100.00元；由原告王井和承担53.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石亮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赵富国书记员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