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489号原告：袁秀兰，女，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杨振平，均为广东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1号珠控商务大厦102、103、201、602、25-35楼。负责人：张朝晖。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思薇，该分行职员。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华廷路灯都华廷A型3号B3-B5卡商铺首层、B2-B5卡商铺二层。负责人：温小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俊，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珏，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秀兰诉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侵权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7）粤0106民初16222号民事判决。原告及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不服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5079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本院原审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被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曾思薇，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刘洪俊、王雯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秀兰诉称：我自2012年起向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并由该行经理魏伟清担任理财顾问。后魏伟清于2014年初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工作，而我通过魏伟清购买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发行的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并于2014年10月27日签订编号为52001013803254《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以下统称案涉合同），该合同金额为100万元，期限为2014年10月27日至2015年10月27日。至2015年11月，因前述理财产品到期未能兑付，我便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查实，魏伟清在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让我将资金汇入其指定的收款人账户，并对外非法借贷。我认为，魏伟清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我是基于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信任，才购买了前述理财产品。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对员工疏于管理并缺乏监管，致我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请求法院判令：1、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向我赔偿本金损失10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月27日按年利率10%计算，自2015年10月2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2、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辩称：1、案涉合同文本和印章均系魏伟清私自伪造，与我行无关。案涉合同落款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杨志群”的印章均系伪造，与我行的真实印章明显不同，我行不认可前述合同的真实性，也从未对该合同进行履行或追认，且中山市公安局及检察院的起诉意见及起诉书中也认为魏伟清涉嫌伪造公司印章；2、魏伟清与我行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案涉合同文本和印章均系魏伟清私自伪造，魏伟清并非我行员工，我行也未对其进行任何授权。我行与中山分行为不同地级市的分行，各自独立，在业务、人事、财务上均无任何关系，我行对中山分行的员工无管理职责。其次，案涉交易的过程没有我行工作人员参与，交易地点也不在我行的工作场所，原告此前也未在我行办理过任何业务，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外部特征，原告缺乏对我行的信任基础；3、原告本人具有严重过失，根本没有理由相信魏伟清有代理权。首先，涉案合同文本能明确该业务是“委托贷款”而非“银行理财”。原告具有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本身管理和控制大量社会财富，长期从事商业交易，也具有高等学历，风险识别能力，能轻易辨别涉案委托贷款非正常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其次，涉案19笔合同的约定与原告的履行行为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利率过高、手续费为零、实际操作与合同约定不符等。再次，魏伟清为古镇支行员工却冒用广州分行名义在古镇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最后，原告在19笔涉案合同到期后未收回款后，直接找到魏伟清签订借条由魏伟清还款，可见魏伟清的是个人行为与我行无关；4、原告损失尚未确定。魏伟清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原告应先通过刑事诉讼退赔程序获得救济；5、我行对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对于原告与魏伟清私下形成的委托理财关系，我行均不知情，且我行在员工管理、业务管理、印章管理上均无过错，我行与原告资金损失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6、根据原告签订涉案合同，我行无需承担责任。涉案合同第1条、第22条约定委托贷款风险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签名确认并持有该合同，据此，我行无需承担任何资金风险。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辩称：1、魏伟清的犯罪行为导致原告损失，故魏伟清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原告是基于对魏伟清的个人信任签订合同，案涉合同约定银行不收取手续费，贷款不经银行直接转给借款人等诸多不合理之处。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经验，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判断案涉合同所涉业务，不可能由其他支行员工代为办理，以及委托贷款业务中银行不可能对其无法追回的款项承担责任。而原告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息，轻信魏伟清导致损失，而对于魏伟清个人犯罪行为，我支行不应承担责任。原告的款项并未进入平安银行委托贷款专户，而是由其直接转给借款人，并由借款人或魏伟清指定人员支付利息收益。原告转款用途为往来款，办理的是正常的资金转账，整个过程没有异常，并非可疑交易，并未触发银行内部的预警机制。另，原告的请求权明确为侵权，其主张的利息部分依据为案涉合同，与其请求权基础相矛盾。2、本案在诉讼程序上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中止审理。与本案基础事实相关的魏伟清所涉刑事案件目前尚未终结，且该刑事案件所涉事实和法律性质的认定对本案有重大影响。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原告通过民事诉讼向我行主张权利的前提应在刑事案件追缴或退赃不能的情况下才能提起，据此，原告的损失未确定。且不论案涉合同是否有效，原告均可向借款人主张权利。3、原告以基本相同的案由起诉了中国民生银行，在该案件中，已初步显现原告在该行办理了大量的理财业务，该系列案项下的本金达6900多万元，可见原告是具备相应金融常识的，案涉合同利息利率远超出银行正常的委托理财利率，原告及其指定人员也是以一般银行转账业务方式进行交易，其过错和过失是明显的，我行有充分理由怀疑原告是与魏伟清及相关人员进行交易的实际目的是高利借贷。经审理查明：原告袁秀兰在中山古镇当地经营灯饰生意，资金实力雄厚，具有常年在银行投资理财的习惯。自2012年起，原告在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开户购买理财产品，并结识该行理财经理助理魏伟清。魏伟清于2011年9月2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就职于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先后任职理财经理助理、客户经理，主要负责营销、存款和贷款业务。后于2013年12月16日入职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任零售个贷业务部总经理，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任该行小企业业务一部总经理，小企业业务二部总经理、客户经理。其对外印发的名片所记录的职务为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副行长。2015年11月案发时其任中信银行中山古镇支行筹建组组长。自结识魏伟清后，到魏伟清案发前，原告均通过其在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办理投资理财业务。2015年11月16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魏伟清使用“委托贷款委托合同”诈骗7500万元。次日，魏伟清前往公安机关投案。中山市公安局立案后，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提供的26份平安银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和5份民生银行《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上加盖的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公章及负责人私章予以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印章与两银行送检的真实印文并非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前述合同对应的委托贷款本金为1.17亿元。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中山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中山市第二人民检察院以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诈骗罪等对魏伟清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刑事判决，以魏伟清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40万元，以魏伟清犯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30万元，同时责令魏伟清退赔原告7800万元。魏伟清不服该判决，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以原审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现该案仍在重审一审阶段。中山市公安局在侦查过程中，委托广东执信司法会计鉴定所根据袁秀兰的账户流水，审核袁秀兰未能收回的7800万元资金去向。根据该鉴定报告显示，根据《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放款条款，在对应的银行账户流水单中，均能找到与合同签订的委托时间、贷款金额、贷款对象相一致的银行交易记录。原告袁秀兰未到期收回资金具体流向包括：转贷给借款人（金额为2718万元）、偿还袁秀兰已到期的旧债、用于魏伟清及其关系人的消费及取现，另有部分资金汇入不明关系人的账户。转贷给借款人的资金流向呈现以下特点：1、部分款项先转入徐伟贞（魏伟清的兄弟）的账户，再转给借款人。2、原告已收回的资金回笼时，部分款项由徐伟贞账户代为支付，来源于原告后期出借的资金及借款人支付给徐伟贞的还款，而非从借款人账户直接转入。但没有直接从借款人付至原告账户的情况。3、徐伟贞的账户具有收放贷款资金的作用，属于魏伟清控制的转贷业务资金池，当转贷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时，由该账户代为偿还。4、民生银行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转出资金摘要信息为“私人银行产品划款”，转入资金摘要信息为“委贷本金转回”，应转至原告在该行的资金归集账户，再转到原告的账户。根据前述鉴定报告证实，本案涉及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项下的借款已支付，还款未到账。本案所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借款人为张恩普，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年利率10%，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贷款期限自2014年10月27日至2015年10月27日。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应在委托贷款发放前，在乙方开立结算账户作为‘委托贷款资金账户’，用于发放委托贷款和收取贷款本息”。而实际款项则是由原告以网银转账方式汇至张恩普账户。而前述《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对应的付款方式分为网银转账和柜台转账两种方式。其中柜台方式以填写《个人转账汇款凭证》方式从原告普通账户直接汇入借款人账户，与原告在该行购买的正常的理财产品摘要信息为“理财认购”不同，转账摘要信息为“往来”。每次转账汇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均为原告本人填写，但原告对于汇款凭证上其余内容主张不是其本人填写。网银转账同样由原告的普通账户直接汇入借款人账户，在转账过程中需要使用网银U盾，原告主张每次网银转账均由魏伟清安排其下属林剑锋在银行VIP室代其操作。原告同时在平安银行账户办理了短信通知业务，每一次转账后，平安银行均会向原告预留的手机发送相关交易短信。原告于2013年在民生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办理过该行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该行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的流程为委托人办理贷款时提交相应申请资料和证明，经办人审核上述资料并填写调查报告，审查人员进行审批终审后，经办机构与委托人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人把资金足额存入专户，经办机构与借款人签订合同，发放贷款、还款。在原告办理的委托贷款业务中，其中一笔融资金额为3000万元，年利率为9.5%，融资期限为1年。在此过程中，原告签署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私人银行客户理财委托书》、《项目融资撮合确认单》，先将资金存入其尾号为8261的个人账户，再由银行个贷系统操作，转入其名下对应的专户中，随后转入借款人名下账户。还款时，款项先转入原告对应专户，再转回原告尾号为8261的账户。但原告在该行办理的虚假的委托贷款业务，流程却与此完全不符。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则称该行从来没有针对个人开展过此项业务。另据魏伟清的下属林剑锋（该下属受魏伟清提拔，一直跟随其从民生银行调至平安银行，后又随其调往中信银行任古镇支行筹建组副组长）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原告到平安银行办理业务时，每次都是直接到魏伟清的办公室里面聊，具体内容其不知情。魏伟清不在时，曾安排其接待原告，并教她通过网银转账，原告向谁转账、转账给谁，其已记不清楚，但印象中有一笔超过1000万元。据原告的助理兼司机张聪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原告每次到银行办理业务都是在魏伟清的副行长办公室与其面谈，谈好后，魏伟清拿出合同让原告签名并带其到柜台转账，在柜台人多需要排队时，魏伟清就安排林剑锋帮原告通过网银直接转账。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在原审中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对员工的监管职责，并无过错：《平安银行员工行为守则》、《魏伟清合规承诺书》、《魏伟清个人信用调查问卷》、《魏伟清自律承诺书》、“魏伟清十禁默写”、《魏伟清平安银行员工“十项禁令”案防合规承诺书》、《平安银行印章管理办法》、《平安银行有价单证及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办法》。重审中，其补充提交了《中山分行关于开展2014年员工行为风险排查的通知》及排查报告、《中山分行关于开展2015年员工行为风险排查的通知》及排查报告，平安银行“普及金融知识**行”活动的通知、方案、图片、活动统计表及总结报告。庭审中，两被告对原告主张因魏伟清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金额不持异议。另查明，袁秀兰依据相应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另案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案号分别为（2017）粤0106民初16220、16221、16223、16224、16225、16226、16227、16228、16229、16230、16231、16232、16233、16234、16235号，连同其在本案主张的本金损失金额，其主张的本金损失合计78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员工魏伟清利用原告基于其银行职员身份而产生的信任，伪造虚假合同骗取原告资金，谋取个人非法利益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被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结合袁秀兰、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魏伟清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原、被告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一、关于魏伟清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案涉的委托贷款合同蹉商、签订，原告资金的划付均发生于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经营场所，魏伟清也具有该行员工的职务身份，但从魏伟清刻制假银行印章及私章、伪造虚假合同并将从原告处获取的资金用于转贷牟利或自身消费，可知其行为不仅不利于增进和维护单位利益，反而与被告古镇支行的利益明显有悖，其资金并未交付给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或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其行为必然也未经被告古镇支行的授权或许可。因此，魏伟清的行为既未获得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授权和许可，其目的也非为了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利益，并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而实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二、关于原、被告对于本案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各应承担多大比例的责任的问题。首先，原告在交易过程中的疏忽大意，缺乏对自身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是其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本案中，魏伟清的违法手段具有隐蔽性，根据林剑锋和张聪涛的陈述，每次交易的蹉商、合同的订立均利用了魏伟清的办公室这一封闭的空间，并由魏伟清与原告单独进行。而原告又对魏伟清过于信任，对于如此巨额频繁的款项划付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仅在空白汇款单据上签名后任由魏伟清填写并操作，或将网银盾轻率交付魏伟清或林剑锋进行转账操作，这无疑在客观上对魏伟清隐藏、掩盖其违法行为起到了帮助和配合的作用。同时，转款的用途均备注为往来款，属于正常的个人转账业务。对此种隐蔽性强、没有异常迹象的资金交易，于银行而言存在预警和监控上的难度。而原告并非普通的银行储户或金融消费者，不仅具有多年经商的经历，也具有长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和办理各类业务的经验，风险防范的意识和银行业务流程的熟悉程度理应高于常人。相关案件所涉的资金金额和交易的频繁程度，亦决定原告在追求高额、稳定理财收益的同时，对其资金的安全更加不应忽视。然而，原告不仅没有在事前对相关业务和合同的真实性向银行进行必要核实和查证，在事后对资金走向和实际用途提出过质疑和异议。相反，其在民生银行尚且成功办理过正规的委托贷款业务的经历，然而在签约流程和资金流向完全不同的虚假委托贷款交易面前，竟然完全没有应有的警觉意识和识别能力。不仅如此，即便按照虚假合同上约定的交易流程，贷款款项也应先行进入结算专户再向借款人发放，每次收款人信息和转账摘要信息银行已作短信提示，原告对转账细节是明知的，从其随意签署空白转账凭证或将网银盾交付他人操作，对资金转账和回款上的种种不合常规的迹象毫无警觉，可见其对资金安全的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一切仅因魏伟清具有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而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创新和银行业自身的发展，银行自营或代售的金融产品可谓推陈出新、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复杂性也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轻易搞清弄懂，加之部分银行职员职业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致使近年来“飞单”事件频频爆发、屡禁不止，不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对银行业的整体信用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将风险防范的责任全部归诸于投资者不仅不利于消除“飞单”隐患，对投资者也有欠公平。为了应对新的形势，银行业有义务加强内部管理和创新风控措施。例如，强化对员工选任和日常履职的管理，加大对营业网店的监督检查力度，充分利用业务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常态化的监测预警，通过对客户资金异动、员工可疑行为的监控、筛选和分析，持续开展对“飞单”交易的排查和治理。不仅如此，针对“飞单”隐蔽性强、形式多样、不易监控的特点，应当加大对投资者风险教育和提示，在大堂、理财室等主要营销场所以简明、清晰、易懂的方式对加强对客户的警示和指引，充分揭示“飞单”交易的常见做法和严重危害，力求防患于未然。在“飞单”交易风险的防范中，只有依靠银行与投资者各尽其责，才能有效消除此类风险对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和对银行业声誉造成的损害。反观本案，原告的过失自不待言，但就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的举证而言，其内部排查和风控措施流于形式，并没有证明对“飞单”交易采取了有针对性、有实际效果的防控措施，也没有举证证明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以其他有效方式对投资者进行了必要的“飞单”风险教育和提示。同时，从魏伟清的履历上看，即便其不是该支行副行长，也是信贷部门重要岗位的领导，由此反映被告古镇支行在选人用人上过于看重员工业绩，而忽视了对其员工人品和职业操守的考察。因此，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对原告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损失。鉴于原告与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分别存在过错，综合分析讼争双方过错大小及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本院酌情认定原告自行承担损失的85%，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承担原告损失的15%。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虚假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原告的利息损失。另需指出的是，本案与魏伟清涉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诈骗罪刑事案件之间虽有牵连，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告有权选择或同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抑或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并获得损失填补。魏伟清的不法行为固然是造成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应对给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终局责任，而被告平安银行古镇支行也理应为其人员选任及使用监督上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再行向最终责任人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秀兰赔偿1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付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袁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40元，由原告袁秀兰负担14320元，由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负担19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瞿 栋审 判 员  黄丽娜人民陪审员  卓燕君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马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