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负责人：唐文辉。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龙飞，系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大成，男，199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炳贵，系广东省阳东县新洲镇上六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志文，男，汉族，1973年10月6日出生，住湖南省宁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天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法定代表人：朱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鑫隆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文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广东亲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大成、童志文、株洲天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公司）、佛山市鑫隆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3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有异议的金额为67160.88元，请依此计算诉讼费；2.由杨大成、童志文、鑫隆公司、天润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本案所涉及的保险免责条款并没有约定不明，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点已明确约定：驾驶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者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可见，从事经营性货物运输驾驶员的必备证书即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而涉案车辆使用性质为营业货车，故条款所涉及的许可证就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所核发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再者，一审庭审中鑫隆公司也提供了驾驶员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可见其对运输行业从业人员需取得该证件的资格是知悉的，但同时该证件最终经法院核实为虚假证件，请二审法院依法对此予以惩戒。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所采用的条款为格式条款，但涉案的免责条款均已用黑色加粗的字体进行了明显标注，且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由被保险人鑫隆公司签章的投保单，也清晰无误的证实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按法律规定履行了明示告示以及提示的义务。三、根据事故认定书记载，本次事故发生是由于驾驶员进行转弯时操作不当导致，案发时涉案车辆正进行运输活动而驾驶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按法律法规，即不具有驾驶该车辆上路的条件，不具有相应的操作知识，这才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驾驶员未经专业专门的培训，未按规定考取和持有从业资格证与涉案事故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是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以此作为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保险免责条款部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尽了明示告知的义务，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一审法院判决欠缺事实以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查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鑫隆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通过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认定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有无所谓的从业资格证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便驾驶员没有所谓的从业资格证，也是属于行政管理和处罚的范畴，与本案交通事故的赔偿没有必然联系。第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约定不清，存在歧义，除了鑫隆公司所理解的从业资格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应车型的驾驶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可以理解为有相应驾驶资质即为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约定，而不应按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理解具有从业资格证或其他证书才可以驾驶涉案车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大成答辩称，其同意鑫隆公司二审的答辩意见。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与鑫隆公司有保险合同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大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为天润公司、鑫隆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内赔偿杨大成损失179630.13元（医疗费37369.3元、住院伙食费7500元、住院护理费11250元、误工费28636.03元、营养费2000元、交通费800元、残疾赔偿金8507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评残费2000元，合计179630.13元）；2.童志文、天润公司、鑫隆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杨大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童志文、天润公司、鑫隆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庭审中，杨大成将残疾赔偿金变更为93652元，杨大成的损失合计190493.33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如下：一、事故发生概况：2017年5月23日23时40分，童志文驾驶湘Ｂ×××××重型半挂牵引车挂湘Ｂ×××××重型罐式半挂车在珠海市××区××大道××道富由污水厂路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右转弯时遇杨大成驾驶二轮摩托车在该路段由北往南方向驶至，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杨大成受伤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二、事故责任认定结果：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斗门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童志文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杨大成不承担此事故责任。三、受害人概况：事发当天，杨大成被送至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以下简称：遵医五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8月7日出院，住院75天，住院医疗费为78372.10元。遵医五院于2017年8月7日出具疾病证明书医嘱：住院期间陪护1人，建议出院后休息半个月。2017年11月5日，杨大成到遵医五院进行门诊复查，该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建议休息1个月。2017年12月5日，杨大成到遵医五院进行门诊复查。2018年2月5日，杨大成到遵医五院进行门诊复查，该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建议休息30天。事发前，杨大成在广东重仪机械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事发前一年总工资收入为46454元。2017年12月22日，杨大成自行委托广东信用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1月8日作出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杨大成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该次鉴定费用为2000元，由杨大成支付。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并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机构对杨大成的伤情重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7日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杨大成的伤情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杨大成左股骨多段粉碎性骨折致左髋关节丧失功能25%以上的伤残程度为十级。该次鉴定费用为2036元，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付。四、医疗费：杨大成请求赔偿医疗费37369.3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医疗费应扣除非国家医疗保险的费用，前期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经垫付了30000元，应在本案中扣减。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杨大成提供的医院出具的收款凭证、鑫隆公司提交的押金单、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以及杨大成的陈述，经审查，杨大成支付了住院押金35650元，童志文支付了住院押金3000元，鑫隆公司支付了住院押金300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付了住院押金30000元，各方合计已支付押金98650元，而杨大成住院总治疗费为78372.10元，遵医五院在医疗收费票据上记载：“扣除非医疗276.8元，剩下20000元交给财务转给保险公司，退病人1.1元。”一审法院经核算，杨大成自行支付了住院治疗费35372.1元，陪人床、一次性便盆费用276.8元，门诊复查费用1719.3元，合计37368.2元，对该部分医疗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一审法院核算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需要扣除非国家医疗保险的费用，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五、住院伙食补助费：杨大成请求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75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杨大成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杨大成住院7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7500元（100元/天×75天）。六、护理费：杨大成请求护理费11250元，按150天每天，计算75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杨大成主张的护理费过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杨大成主张护理费150元每天，没有超过斗门地区普通护工工资和同类案件的护理费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医嘱杨大成住院期间需要护理的天数，护理费应为11250元（150元/天×75天）。七、误工费：杨大成请求赔偿误工费28636.03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应当按照国家公安部误工日标准评定误工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杨大成未能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嘱证明杨大成存在持续误工至定残前一日，故杨大成主张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前一日，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杨大成住院治疗75天以及医嘱休息75天，一审法院确定杨大成的误工天数为150天，杨大成在事发前一年总工资收入为46454元，一审法院核算杨大成的误工费损失为19090.68元（46454元÷365天×150天）。八、营养费：杨大成请求赔偿营养费20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杨大成主张的营养费过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结合杨大成的伤残程度，一审法院酌定杨大成的营养费为500元。九、交通费：杨大成请求赔偿交通费8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交通费应根据相关联的发票按票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杨大成因涉案事故受伤就医，交通费是必然产生的费用。虽然杨大成没有提供与就诊相对应的交通发票，但是根据杨大成的住院天数及其在本市内就医的情况，杨大成主张交通费800元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十、残疾赔偿金：杨大成请求赔偿残疾赔偿金93652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7年，应按照2017年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杨大成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和社保证明可以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在城镇有固定收入。故杨大成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大成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十级，残疾赔偿金应为93652元（46826元/年×20年×10%）。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杨大成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杨大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人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杨大成十级伤残，一审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杨大成所在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杨大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十二、鉴定费：杨大成请求赔偿鉴定费20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第一次鉴定是杨大成自行委托的，并且第一次的鉴定意见所适用的鉴定条款明显是错误的，因此才产生第二次鉴定，故对于第一次的鉴定费用应由杨大成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伤残鉴定费属于伤残鉴定必然产生的费用，虽然第一次鉴定是杨大成自行委托进行的，其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伤残等级一致，证明杨大成自行委托鉴定并不存在过错，且杨大成提交了相关的鉴定发票予以佐证，对杨大成主张的鉴定费2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次鉴定的费用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自行负担。十三、车辆保险情况：童志文驾驶湘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交强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天润公司，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鑫隆公司。天润公司是湘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权属人。十四、其他与本案相关的情况：2016年12月8日，天润公司与鑫隆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协议书》，约定由鑫隆公司向天润公司租赁湘Ｂ×××××重型半挂牵引车，租赁期限从2016年12月1日2018年1月1日止。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向鑫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文克作询问笔录，文克确认童志文为鑫隆公司临时聘请的员工，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时刚入职两个月，事发时童志文正在为鑫隆公司运输货物。鑫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童志文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显示，该资格证号为4301000020137800612，发证机关为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有效期为2015年12月21日至2021年12月20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该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法院核实真实性。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向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发出协助调查函，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于2018年9月7日作出复函，复函载明：长沙市有1名姓名为童志文的从业人员信息中，身份证号，从业资格证号43010000026443，其证件有效期为2003年4月28日至2009年4月26日，因到期未换证该证件已注销，身份证号、从业资格证号4301000020137800612等信息查询均无任何记录，目前该局及局属单位所发放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中，无姓名登记为童志文的有效证件。在庭审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湘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属于营业货车，根据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点，驾驶员应当具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证书，方可从事营业活动，而童志文并没有取得该证件，是属于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情形，对于本案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结合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对杨大成在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童志文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事故发生时童志文系鑫隆公司的员工，童志文正为鑫隆公司运输货物，系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童志文对杨大成的赔偿责任应由鑫隆公司承担。杨大成没有证据证明天润公司对损害发生有过错，杨大成请求天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童志文驾驶的湘Ｂ×××××重型罐式半挂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以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为100万，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鑫隆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先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部分，由鑫隆公司予以赔偿。杨大成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为：医疗费3736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00元、护理费11250元、误工费为19090.68元、营养费500元、交通费800元、残疾赔偿金936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177160.88元。由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已赔付完毕，故应先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杨大成护理费11250元、残疾赔偿金936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98元，合计110000元。不足部分为医疗费3736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00元、营养费500元、交通费702元、误工费为19090.68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67160.88元，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童志文、鑫隆公司为杨大成垫付的费用，可凭单据依保险合同约定，另行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处理。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抗辩童志文无从业资格证属于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可予免赔事由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相关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免责条款内容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但该条款中所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内容并不明确，是否包括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所主张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属约定不明，且保险合同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于其免责条款项下的内容负有清楚解释、说明的义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向投保人解释清楚上述免责条款所要求的证书是指“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另，交通运输部门关于要求营运司机具备资格证是一项行政管理措施，违反该项行政管理措施会导致相应的行政法律后果，但司机有无从业资格证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抗辩以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点的内容作为其不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赔偿的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童志文、天润公司、鑫隆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视其放弃对杨大成的主张提出抗辩的权利，依法予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杨大成110000元；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杨大成67160.88元；三、驳回杨大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09.6元（杨大成已预交），由杨大成负担287.6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负担3822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涉案车辆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记载，保险人已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向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说明完全理解、同意。鑫隆公司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以黑体字记载，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鑫隆公司已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故本院认定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已经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鑫隆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根据一审法院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车辆驾驶员童志文在事故发生期间未取得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主张不承担商业保险理赔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交强险以外、第三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金额67160.88元，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鑫隆公司作为童志文的用人单位，应当对交强险之外的杨大成的损失67160.88元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3民初8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3民初80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佛山市鑫隆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杨大成67160.88元；四、驳回杨大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09.6元，由杨大成负担287.6元，佛山市鑫隆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8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9元，由佛山市鑫隆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