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鲁1724行初15号原告邬可军，男，1975年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王昌虎，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宗福,山东天地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是巨野县麒麟大道北5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4451820-9。法定代表人贺西振，局长。出庭负责人冯昌勇，男，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被告委托代理人桑龙，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徐鹏，山东君诚仁和（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洪涛，男，197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第三人刘冬敏，女197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第三人刘尊苓，女，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三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孔令浩，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郭海洋，男，197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委托代理人李志，巨野致胜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邬可军、王昌虎诉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工商行政注销一案，于2018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3月5日、2018年3月18日分别向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向第三人郭海洋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8年4月8日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以原告邬可军、王昌虎与张福桥、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正在审理中为由提出中止申请，2018年12月28日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申请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邬可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宗福，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庭负责人冯昌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桑龙、徐鹏，第三人刘冬敏、刘尊苓及其委托代理人孔令浩，第三人郭海洋的委托代理人李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7月21日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出了（巨野）登记内注销字（2016）第001676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注销登记。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证据1、2016年7月19日作出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因股东解散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证据2、2016年7月19日作出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指定姚元玲作为代理人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证据3：2016年7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就公司解散和注销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证据4、2016年7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清算报告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按照规定提供了清算报告。证据5、2016年7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产清单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对清算结束后剩余财产按照投资比例分配。证据6、2016年7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清算报告确认书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对清算报告进行确认，真实有效。证据7、山东工人报3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办理注销登记而进行公告的情况。证据8、2016年7月20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已经注销。证据9、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材料一份。证明目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清算小组，并在工商局备案的事实。证据10、2016年7月21日作出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证明目的：被告经审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登记。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明目的：被告注销公司登记依据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183条、184条、185条、186条、188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证明目的：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41条、42条、43条。综合以上被告提交的证据，其作出的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邬可军、王昌虎诉称：2007年1月份，二原告与张福桥共同设立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二原告各占30%股份，张福桥占40%股份。二原告是实际出资人，让没有出资的张福桥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在巨野县青年路西段路北、金山路西取得60亩土地使用权，其中30亩是国有出让土地，建设了厂房及办公设施院墙，购买了生产所需的设备等，生产经营至2008年因金融危机停产，二原告均返回上海，公司交由张福桥看管。2012年二原告准备对公司启用生产时，发现公司院内被建设的面目全非，经查询工商登记发现张福桥于2009年2月和2010年3月，私自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决议，先是将员工王昌虎名下30%的股份转让其名下，又将其非法窃取王昌虎名下的30%股权连同其名下的40%股权、邬可军名下的30%股权，一并转让给与二原告毫不相干的人。两次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行为，被告均未尽到审慎审查职责，造成对公司真正出资的二原告成了与公司无关的人。二原告以股权纠纷诉至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张福桥私自伪造的股权转让、股东决议无效后，张福桥又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张福桥出具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的工商信息，二审维持张福桥的无效行为后，张福桥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二原告凭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申请恢复股东身份，被告以公司被吊销为由不予恢复。二原告于2018年8月份提起行政诉讼，巨野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巨行初字第190号、191号、192号行政判决书，其中（2014）巨行初字第190号判决书审理的就是被告违法吊销辰泽公司营业执照的事项。被告不服上诉至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因等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股权纠纷的审理结果，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了行政诉讼的审理。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股权纠纷的案件发回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至此菏泽中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被告的行政诉讼，2017年9月份做出了（2015）菏行终字第55号、56号、57号行政裁定书，发回巨野县人民法院重审，巨野县人民法院审监庭也因等股权纠纷案件结果中止了行政诉讼的审理。2018年1月19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对股权纠纷案件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时，才发现被告2016年7月21日又核准了第三人公司注销申请。被告作为公司核准登记机关，2009年2月和2010年3月对股东重大利益的公司股权变更许可中，在股东未到场未核实，未尽审慎审查职责的情况下进行变更的行政许可，严重损害了二原告的切身利益。2012年因公司未年检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是被告未尽审慎审查职责的错误变更行为，只是二原告参与经营不能，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是错误变更行为导致的结果，同样是对二原告行政侵权的延续。二原告自2014年8月与被告的行政诉讼至今仍在进行中，但被告明知在诉讼中仍然于2016年7月21日又核准第三人公司注销申请行政许可，是对二原告的再次侵权。给二原告现在和未来的维权造成了法律上的障碍和经济上的损失。为此，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在诉讼期间对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销核准的行政许可行政行为违法，并对其连续行政行为违法给二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并提交了以下证据：1、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1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对张福桥伪造签字的事实给予了确认，被告在进行变更许可时，未尽到审慎审查职责一直给原告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自2012年原告开始维权，诉讼至最高人民法院，现在该案又申诉至最高人民检察院。被告对本案的注销许可是对二原告的再次侵权，二原告是辰泽公司原始法定股东，对注销许可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原告具备主体资格。2、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菏行终字第55号行政裁定书。3、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4）巨行初字第190号行政判决书。4、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4）巨行初字第191号行政判决书。5、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菏行终字第56号。以上2-5号证据证明：第一，被告吊销辰泽公司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行为被一审判决撤销。被告上诉至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落款的时间证明被告在本案当中的吊销许可行为是在诉讼期间。第二，被告作为上一行政案件的主体，明知道辰泽公司股权发生争议，在诉讼期间民事案件原因都起源于被告2009年、2010年的两次变更许可，均因被告违背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懈怠于履职造成的，被告再次许可注销申请是错误违法的，原告的诉求于法有据。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关于张福桥申请变更涉案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的行为，被告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查的职责，不存在违法变更的情况。2009年2月16日、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分别两次到被告处申请变更涉案公司的股东，第一次是将原告王昌虎名下的30%的股权转让到其名下，第二次是将其名下的70%股权及原告邬可军名下的3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在审核张福桥提出的这两次股权变更的申请书，被告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认真审核了张福桥提交的材料，在确认其提交的材料真实无误后，对其进行了股权变更的登记。被告在受理张福桥提出的股权变更申请书，张福桥按照法律规定提交了所需的材料，提供了王昌虎、邬可军的授权委托书及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足以证明二人对转让股权知情。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被告仅是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对于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审查的义务，结合本案，张福桥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及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由涉案公司负责。二、被告接受申请将涉案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注销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原告所述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2016年7月19日，案涉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申请注销该公司，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被告的工作人员受理了该申请，并按照法律规定，对注销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在确认材料齐全并且无误后对该案涉公司进行了注销登记。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作出核准注销该案涉公司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无效以及违法的情形。虽然在此期间，被告与原告关于吊销案涉公司的行政诉讼尚未终结，但并不影响作为案涉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人行使自己对该公司的处置权。被告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行使行政职权，保障行政相对人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相对人提出合理申请的前提下，被告没有理由拒绝受理。三、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被告需要对其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作出注销案涉公司的行政行为是根据公司登记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被告仅对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责任，二原告主张的其所受的损失与被告作出的注销案涉公司的行政行为并无必然关联，如其确有损失可以向对其造成损失的主体主张赔偿，另行起诉。公司注销核准属于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中的第三种情形，就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原告所依据的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是关于行政许可审查与决定的相关规定，原告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注销案涉公司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有关行政机关对公司注销登记的规定，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辩称：2010年3月19日，第三人完成了辰泽公司股东由二原告及张福桥向第三人股东变更登记，合法的成为辰泽公司股东，并享有了股东的权利。在2016年7月第三人作为辰泽公司股东申请辰泽公司注销并完成注销登记行为，是第三人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行为。因此原告不具有辰泽公司股东的身份和权利，无诉权。故请求驳回其起诉。并提交证据及法律依据：1、（2018）鲁民再35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第三人郭海洋辩称：同意其他第三人答辩意见。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行为合法，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10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被告所出示的注销登记档案，显示有关第三人提供的内容原告方对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只对被告的许可行为提出异议，因为2014年巨野县人民法院审结了有关本案的三起行政诉讼案件，其中编号为190号的是关于撤销被告吊销辰泽公司营业执照行政处罚的判决书，被告不服该结果，上诉至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在审理期间，辰泽公司营业执照的吊销的行政处罚尚未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许可了第三人的注销，明显是错误违法的，另外，第三人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以及行政诉讼审理当中，已注销辰泽公司的行为来对原告进行了再一次的侵权，故第三人的申请及被告的违法许可具有直接关联性，也能够显现出2009年和2010年的变更许可，被告做为行政机关不排除与他人串通的行为。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对被告提交的1-10号证据无异议，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有异议。对原告所述第三人申请注销是对原告的侵权这一说法有异议，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判决认定第三人在2010年3月17号已经享有了股权，而原告就不再是股东，第三人申请注销是处分自己的权利，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第三人提出注销申请被告予以形式审查完成注销登记，这一因果关系是直接的、是合法的、是正确的。第三人郭海洋对被告提交的1-10号证据无异议，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同其他第三人的意见。原告对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郭海洋对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二原告提交的1-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1号证据的合法性和本案的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2-5号证据和本案的关联性及其合法性有异议。首先，原告提交的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因为原告混淆了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概念，吊销是行政处罚，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行政许可。第二，其中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发回重审，也就是说该份判决书不是最终确定的结论。第三，注销行为是由第三人的申请而作出的，第三人是利害关系人，并不能因其存在其他诉讼，而影响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对二原告提交的1-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合法性和本案的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2-5号证据的来源和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证明目的不成立，注销的时间虽然在此次行政诉讼过程中，但均是发生在第三人获得股权和股东身份之后，而原告不再有行政许可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第三人郭海洋对二原告提交的1-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意见同其他第三人的意见。对2-5号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所举的1号证据，和第三人孙洪涛、刘冬敏、刘尊苓所举的1号证据相互印证，均是生效判决，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为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2007年1月8日,原告邬可军、王昌虎与张福桥三人作为股东共同申请设立了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09年2月16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决议载明：同意股东王昌虎退出股东会，股东王昌虎所持股份300万元全部转让给股东张福桥；2009年2月17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张福桥持有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股东邬可军持股比例是30%。2010年3月17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载明，决议事项为增加股东、股东退股和股权转让，决议内容是：1、同意张福桥和邬可军退出股东会，增加新股东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同意股东张福桥将其所持股份700万元分别转让给孙洪涛200万元，郭海洋400万元，刘冬敏100万元。邬可军将其所持股份300万元分别转让给刘冬敏100万元，刘尊苓200万元。2010年3月17日，张福桥作为转让方与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3月17日，原告邬可军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刘冬敏、刘尊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3月19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情况是：股东孙洪涛持股比例20%，股东郭海洋持股比例40%，股东刘冬敏持股比例20%，股东刘尊苓持股比例20%。2010年3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已由张福桥并更为孙洪涛。2016年5月30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公司注销及成立清算小组，同意公司解散并办理注销手续。2016年6月1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山东工人报》刊登公告公司债权人申请债权。2016年6月12日，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出了备案通知书。2016年7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出了清算报告、财产清单、清算报告确认书、股东会议决，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解散、注销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7月19日，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016年7月21日，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山东辰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做出了（巨野）登记内销字（2016）第001676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为此，二原告于2018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邬可军、王昌虎与张福桥、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2013）菏商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张福桥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鲁商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张福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4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4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7）鲁17民初155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依法确认2009年2月16日以原告王昌虎名义和被告张福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二、依法确认2010年3月17日被告张福桥与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三、依法确认2010年3月17日被告张福桥以原告邬可军名义与第三人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四、驳回原告邬可军、王昌虎和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的其他诉讼请求。邬可军、王昌虎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8）鲁民再351号民事判决，维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155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被告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虽发生在行政诉讼期间。但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155号生效判决，已确认2010年3月17日被告张福桥与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0年3月17日被告张福桥以原告邬可军名义与第三人刘冬敏、刘尊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第三人孙洪涛、郭海洋、刘冬敏、刘尊苓已经实际受让涉案股权，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完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成为该公司登记在册股东，完成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变更。原告邬可军、王昌虎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已和变更登记后的公司没有关系，且要求恢复股东身份的请求未得到支持。因此，原告邬可军、王昌虎与被告依据变更登记后公司的申请作出的准予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邬可军、王昌虎提起行政诉讼，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邬可军、王昌虎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有泉审 判 员  高圣军人民陪审员  刘显民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董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