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5民初5310号原告：肖丹，女，195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系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甘胜洪，男，195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懿，系广东通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詹黎，女，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凌、潘晓晨，均系湖北大汉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肖丹诉被告詹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孙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云华、张建芬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甘胜洪要求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照准，并分别于2019年1月4日和3月1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肖丹、甘胜洪（参加第一次庭审），肖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甘胜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懿（参加第二、三次庭审），詹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凌（参加第一、二次庭审）、潘晓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丹、甘胜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430,000元；2.被告向原告返还索要的生活费138,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撤回诉讼请求第二项，并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被告以43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5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同时将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变更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肖丹与被告詹黎系婆媳关系，2015年12月4日，詹黎向肖丹称可以通过内部关系购买中国平安武汉公司推出的一款未成年人的人寿保险，希望肖丹能为其孙子女甘隽宇、甘隽如出钱购买，共需支付人民币430,000元。肖丹表示同意，随后詹黎向肖丹提出将购买保险的430,000元转至詹黎的个人银行账户，肖丹对此虽表示质疑，但经詹黎解释该保险是为未成年人专门设置，只能由监护人购买，且必须在武汉本地办理手续，最终在詹黎的催促下，肖丹让丈夫于12月5日在中国银行广州财富天地广场支行将43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了詹黎个人账户，并在汇款中备注“供孙子甘宇甘如购买保险”。转账后詹黎切断了与肖丹及其家人的联系，但通过亲戚打听了解到甘隽宇、甘隽如确有购买保险，被保险人甘隽宇保单号为P090000012418422，被保险人甘隽如保单号为P090000012409186，对此事肖丹便没有再过问。2017年3月，肖丹再次查询甘隽宇、甘隽如保单，发现两被保险人保险均已经全额退款，退款额合计224,036.11元，430,000元剩余的205,963.89元也在前期转账时并未用于购买保险，而是詹黎占有不知用于何处，遂要求儿子甘泉通过微信核实，詹黎则表示保险确实已经退款，转账430,000元均用于抚养孩子。实际上詹黎每月均借抚养孩子为由，在不到一年时间陆续向肖丹索取了高达258,000元的抚养费，11月10日以后索要数额为138,000元，实际上詹黎丈夫甘泉每月已经向其支付10,000元生活费，詹黎索要用于抚养子女的生活费也被其非法占有，并于2016年6月继续以子女为要挟索要钱财未果情况下，将子女从武汉放到广州肖丹的家门口后，便独自返汉工作，从此不闻不问，孩子至今一直由肖丹抚养。肖丹在知道事实真相后曾多次找詹黎索要该笔款项，詹黎均明确表示不会退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致本诉。被告詹黎辩称：一、针对原告诉讼请求和诉讼主体的答辩意见如下：1.本案的案由不应当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向被告转账430,000元是为了给孙子女专用，让被告提供账户接收，也即被告账户接收430,000元转账款有合法理由，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二者自相矛盾，第一项请求应为赠与合同纠纷。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是生活费返还，是长辈与晚辈亲属间因生活、抚养等问题产生的纠纷，更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2.原告诉请两项主张分别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依据的也是不同的法律事实，不应在一个案件中审理，应一案一诉。3.根据原告诉状陈述，430,000的受赠人指定为甘隽如、甘隽宇而不是詹黎。因此原告要求返还所赠的430,000应以受赠人为被告，甘隽如、甘隽宇为未成年人，则本案中应列甘隽如、甘隽宇及监护人詹黎、甘泉为共同被告；4.詹黎与甘泉为夫妻关系，原告主张返还的是用于家庭开支的生活费，应追加甘泉为本案共同被告。另外请原告先明确主张返还生活费的法律依据。5.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讼费用由其自行承担。二、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不是事实，事实是：1.2015年8月詹黎坐月子期间，原告之子甘泉因外遇要求离婚，且当时甘泉为第三者购买名牌包和路虎汽车等花费巨大。考虑到孙子女需詹黎养育，为挽回儿子婚姻，原告提出给孙子女购买保险。2.2015年12月12日，被告将代子女接收的430,000元按原告要求向保险公司转账支付保费共计428,902.40元，原告向甘隽如、甘隽宇赠与430,000元购买保险的行为已履行完毕。原告诉称有20余万元未用于购买保险不是事实。3.退保的原因是原告次年未能续保，该险种需交满三年，否则保险公司按其规定流程退保，并且提前退保会造成保险损失。原告赠与款项已交付受赠人，赠与行为也已完成，退保不是撤销赠与并要求返还的理由。4.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甘隽如、甘隽宇一直由詹黎抚养，丈夫甘泉与原告生活在广州，不能帮忙照顾。原告作为长辈出于自愿不定期支付生活费作为补偿，合情合理。三、原告诉请于法无据。1.詹黎账户接收原告的430,000元转账有合法理由，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的赠与物权利已转移，该赠与行为已不可撤销，原告无权主张返还；另外根据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其诉称转账行为的发生主体均为甘胜洪而不是原告，事实上被告也不清楚案涉转账款项的权利人到底是肖丹还是甘胜洪。因此从现有证据，肖丹根本不具备主张返还的主体资格，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基于原告庭审中确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代理合同关系，我方认为本案并不符合代理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本案保险合同是直接以被告詹黎的名义购买，并非詹黎作为委托代理人代原告进行购买，因此本案并不符合代理关系。原告要求基于代理合同关系予以返还43万元，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原告提出本案的保险合同基于原告不能购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能办理委托代理事项的不能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原告自己对保单的情况自始至终都有追踪，而且查询起来也非常方便，显然没有如期缴费是原告故意为之，而不是被告的原因，被告的银行账户只是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的退款，正如所购买的产品是属于分红型的产品，分红的红利也是支付到被告账户，原告对此知晓也无异议。购买保险以后原告对于43万元的权利已经转移至孙子女，所退保费的归属也应是孙子女。詹黎作为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和监护人可以代为管理和支配，有权代为支出，原告没有权利干预，要求返还。保险期限是三年期分三次支付，如果三年期间的保费原告都支付的话，退保的费用会更高，这与原告的陈述不符。虽然肖丹将主张的法律关系变更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但在诉状当中并未陈述委托的事项、期限等相关事实与理由，也并没有原被告双方关于代理达成合意的相关事实，因此双方之间不可能构成代理关系，即使按照原告的逻辑和诉称，是委托詹黎代为购买保险，购买的行为也已经实际完成，其所称的代理行为也已经实施完毕。被告主张的金额没有相关证据，与法院调取的金额不一致。保险公司实际的退保金额是290,909.21元，退保金额应以实际的为准。本案的诉讼请求是返还保费，但依据的事实理由主张的是代理关系，如果原告坚持代理关系的话，应该是就代理人超出代理权限造成的损害提起赔偿之诉，而结合本案原告并无相关的证据证明双方就代理有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詹黎的行为也不符合代理关系的相关法律特征，其实原告赠与孙子女保险权益是为了孙子女的未来考虑，事实上就是和风俗习惯相符，是长辈对晚辈的赠与行为，只是受赠人年龄太小，由监护人代为接受，我方认为本案不符合代理关系。综上，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甘胜洪与肖丹系夫妻关系，甘泉系甘胜洪和肖丹之子。甘泉与詹黎系夫妻关系，甘泉和詹黎育有子女甘隽宇、甘隽如，甘隽宇和甘隽如均于2015年7月27日出生。2015年12月3日，肖丹与詹黎在微信交流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由肖丹、甘胜洪出资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保费分三年等额支付，第一年为429,000余元。肖丹明确表示该款项只能用于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不得做他用,詹黎在微信中对此予以认可。2015年12月5日，甘胜洪通过卡号为62×××04账户向詹黎卡号为62×××90账户转账430,000元，并注明该款供孙子甘宇甘如购保险。2015年12月12日，詹黎作为投保人为甘隽宇购买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尊宏人生（1155）及聚财宝15（848）保险，保单号为P090000012418422，缴纳保费214,377.40元。同日，詹黎作为投保人为甘隽如购买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富尊耀（1156）及聚财宝15（848）保险，保单号为P090000012409186，缴纳保费214,525元。詹黎为两份保险支付保费合计428,902.40元。两份保险的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分别为甘隽宇、甘隽如，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均为詹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尊宏人生（1155）、财富尊耀（1156）保险条款中均有对保险责任、保险红利、保险期间、保险费的支付、宽限期、效力中止、受益人、保险金的给付及领取方式、犹豫期、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现金价值、保单贷款、自动垫交、减额交清等的约定。其中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保险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解除合同的风险包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遭受一定的损失、失去原有的保障。两份保险条款均约定，有被保险人身故，主险合同第三个保单周年日或缴费期满的保单年度被保险人生存情形之一的方可领取保险金，本案中涉及的两份保险均未实际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2017年1月1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应当续交保费。詹黎采取用保单贷款和减少保额的方式为两份保险续费。其中2017年2月24日用保单贷款179,000元，代扣印花税9元，实付金额178,991元，实际于2017年2月28日交保费214,525元；2017年2月24日甘隽宇的保险做减保处理合计退费51,809.92元，并相应变更了缴费期限和缴费金额，每期交保费变更为9,511.11元，实际于2017年2月27日交保费9,511.11元。最终甘隽如的保险于2017年3月1日退保，合计退费225,164.13元；甘隽宇的保险亦于2017年3月1日退保，合计退费58,980.27元。甘隽如和甘隽宇的两份保险最终退费合计为290,909.21元（51,809.92元+178,991元-9,511.11元-214,525元+58,980.27元+225,164.13元）。庭审中，詹黎表示退保后的费用其已经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后双方发生家庭矛盾，詹黎起诉离婚。2017年12月25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粤0103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詹黎与甘泉离婚。后詹黎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至2019年3月1日本案第三次庭审之日，离婚案件尚未审结。2019年5月9日，詹黎分别为甘隽宇和甘隽如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金瑞人生（1818）及聚财宝17Ⅱ（866）保险，首期保费分别为150,000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微信聊天记录、汇款凭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信息查询表、保险条款、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肖丹主张其与詹黎之间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由肖丹和甘胜洪出钱，由詹黎代为为甘隽如和甘隽宇购买保险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詹黎作为甘隽如和甘隽宇的监护人身份并不影响原被告之间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性质。肖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强调该款项只能用于为甘隽如和甘隽宇购买保险，甘胜洪在汇款摘要中再次重申了汇款的目的系为甘隽如和甘隽宇购买保险。詹黎依约定实际向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合计428,902.40元，此时詹黎已经阶段性地完成了受托事项。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肖丹对于该两份保险欲于2015年12月12日（双十二）购买是知晓的，由此推断肖丹应当知道第二年保险续费的大约时间。庭审中，肖丹陈述其于2017年通过保单号上网查询发现保单不存在了，但不记得如何获得的保单号，亦可以说明肖丹对于保险进度应当知晓。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第一年期满前后其向詹黎支付了相应款项或其提出支付款项而詹黎拒收。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退保前其向原告提示续费事宜及不续费的法律后果。双方均确认两份保险的缴费期限为三年，亦即双方确认在第一年期满时肖丹和甘胜洪应向詹黎支付第二年保费，由詹黎向保险公司续缴。本院认为，双方对于未及时支付保费应如何处理未做约定，被告在第一期保费到期后采取的贷款、减保、续保、退保等措施虽不是最佳选择，但不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委托人和受托人对此约定不明情形下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原告要求作为受托人的詹黎承担退保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退保后詹黎亦应当将相应款项及时退还原告或征求原告意见再做其他处理。詹黎擅自占有或处分退保费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退还290,909.21元。双方在投保前沟通过程中均已经确认款项用于为甘隽如、甘隽宇购买保险，并非将款项直接赠与甘隽如和甘隽宇，甘隽如和甘隽宇享受的是保险利益，并非现时财产。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涉案两份保险至退保时止，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甘隽宇、甘隽如及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詹黎均没有任何可供领取的保险金，退保费用系退给投保人而非受益人，故赠与也没有完成，对詹黎辩称赠与已经完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詹黎陈述退保后的费用已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庭后另行购买两份保险欲证明退保后的费用用于为小孩购买保险，詹黎的陈述前后矛盾，未向本院做出合理解释，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即便该项主张成立，詹黎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行为得到原告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与原告的主张亦无关联性。肖丹和甘胜洪资金被长期占用必然造成资金利益损失，其主张詹黎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詹黎支付2015年12月5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詹黎应自2017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向肖丹、甘胜洪支付资金占用费。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詹黎向原告肖丹、甘胜洪支付290,909.21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詹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肖丹、甘胜洪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90,909.21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肖丹、甘胜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786元（原告肖丹已预缴），由被告詹黎负担6,210元，由原告肖丹和甘胜洪负担3,576元。被告詹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6,210元直接支付给原告肖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娇人民陪审员  郑云华人民陪审员  张建芬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冯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