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皖行终839号上诉人（一审起诉人）陈敬坤，男，195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上诉人陈敬坤因起诉合肥市人民政府其他行政管理行为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行初1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一审起诉人陈敬坤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合肥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1月6日上午召开关于协调安纺生活区旧区改造有关问题的会议，形成《关于协调安纺生活区旧区改造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对合肥市东市区现瑶海区原安纺生活区实施旧区改造，并成立了安防生活区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时任合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安列担任指挥部负责人。原告与妻子余培珍是原合肥市市属企业安纺二厂职工，分配的福利房是纺织一村33栋309室，原告按指挥部要求于2008年10月31日与合肥市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达成《纺织一、三村住户委托集资建房协议书》N00002421号，并于2008年12月2日向指挥部财务部门缴纳了三万元集资建房款，收据编号0277432。在签订协议及缴纳集资建房款前后，原告多次向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了因当兵期间在青藏高原从事国防工程施工导致高原心脏病（大心脏）及因在安纺工厂（后改制为安徽省华源发展有限公司）布机车间工作，于2008年查出肺支气管扩张，当时因气喘、咳血导致走路困难，要求根据原告身体状况，分配住房得是电梯房，指挥部成员当时对原告有承诺，但指挥部违反承诺，在2009年1月9日的《纺织一、三村住户委托集资建房选房登记表》（登记顺序号101）写明分配住房为和平家园7#0603室。此房没有电梯，需要凭借体力上下六楼，当时原告身患肺支气管扩张，气喘咳血，数年治疗，多次住院，当时平地走路尚困难，更何况住宿无电梯的六楼，无法上下楼。且原告妻子亦患风湿性关节炎对上下六楼楼梯存在困难。为此原告长期上访要求分配能够合适居住的房屋，并请求依据政府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就原告只生育一个子女，一个女孩，给予住房方面的奖励，但政府始终置之不理。依据原告与被告方设置的指挥部达成的协议，被告方有义务分配合适的住房给原告，但被告迄今未履行义务给原告分配合适原告居住的住房。原告与妻子响应国家号召计划生育，仅生育一女，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依据计划生育政策，原告应同等条件优先选房，并奖励住房面积，但被告迄今没有依据集资建房协议给原告分配住房，更遑论同等条件优先选房及奖励住房面积。原告原所属企业是市属企业，企业改制为安徽省华源发展有限公司亦是合肥市人民政府主导，因此合肥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原市属企业的职工承担义务和责任。我国国企从计划经济时代对政府缴纳利润改变为承担纳税义务，但国企的大政方针等仍由政府做主，政府应对此承担义务和责任。我国国企的住房政策从实物分房转变为公积金制度，各级政府出台政策，合肥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合肥市人民政府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的通知》合政[1999]62号（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称：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等等，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实施，保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随《通知》下发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中同意合肥市的房改实施方案和住房补贴办法，其第二条“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有条件的单位可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住房补贴面积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其第一项规定1999年度发放住房补贴“即1998年12月3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实行一次性发放，发放标准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333元”，并有发放工龄补贴及发放本人月工资的13%等内容，《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中规定了住房补贴发放标准、计算公式，以及无房职工的住房补贴方式。《合肥市（市区）住房补贴暂行办法》规定了住房补贴的发放对象和发放标准，该办法自1999年1月1日执行。其第四条规定住房补贴发放对象为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此时原告住房面积仅17.2平方米（阳台、厨房除外），未达到第五条第二款第5项住房补贴面积标准80平方米。《合肥市1999年度住房补贴发放标准》规定了发放标准，依原告作为一名工人的80平方米住房补贴面积减去17.2平方米，补贴面积为62.8面积，按照该标准规定的数额和公式：职工住房一次性补贴总额=（333+4.6*职工1993年以前工龄原告为29年）*62.8，当时原告的企业是合肥市属国企安纺二厂，合肥市政府没有依据自己制定的规定督促企业执行，应当承担义务和责任，对所属国企工人承担义务和责任。原告同期的参加集资建房的职工享受到在外租房补贴至获得集资建房为止，原告因为身体疾患无法接受六楼的住房，当时及长期以来，原告一直向各级政府官员强调此情况，亦曾有多位官员承诺给原告安排合适住房，但因工作调动等原因，承诺从未兑现。十年期间，原告在外租房居住，被告应按现行棚户区改造租房补贴标准对原告支付租房补贴。此案系被告不履行职责，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诉讼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尤其是国企）从实物分配转型到公积金制度，安徽省人民政府及合肥市人民政府制定了相关实施方案及制度，对转型期未能完全享受住房福利的干部职工规定了补偿标准，但是原告与妻子皆属于合肥市属企业安纺二厂职工，应享受补偿却未享受，合肥市人民政府应对此负责补偿。而合肥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安纺宿舍采取集资建房，成立指挥部，任命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安列为指挥部负责人，应对原告未能获得合适的住房承担责任。众所周知，国企原是向政府上缴利润，企业的生产职工生活安排也是听命于政府，政府应当对国企职工承担义务和责任。如今，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决议全面依法治国，职工的相关权利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予以保护的，此前不被重视，全面依法治国，此涉及国企职工住房权利的规定必须落实执行，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支持原告诉请，判令合肥市人民政府履行职责，维护工人权利和法律尊严。故请求：1.请求依据集资建房协议分配住房一套，并依据计划生育政策奖励住房面积；2.请求执行《合肥市人民政府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的通知》合政[1999]62号，给予住房补贴；3.请求支付2007年至分配集资建房住房期间的房租补贴；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认为，根据起诉人的诉请、理由及依据，本案系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故陈敬坤的起诉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对陈敬坤的起诉，不予立案。陈敬坤上诉称，上诉人住房是国企福利房，集资建房方案是2000年1月由时任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主持，有该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下属国企参与，形成会议纪要，决定对案涉原安纺生活区实施改造，并成立了安纺生活区改造指挥部，时任合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安列担任指挥部负责人，由此可见，本案纠纷并非单位内部建房、分房所引起的纠纷，一审裁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陈敬坤称其于2008年10月与合肥市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达成《纺织一、三村住户委托集资建房协议书》，并缴纳了集资建房款，后于2009年1月被分配案涉住房。现陈敬坤因不满上述分房行为等，提起本案诉讼，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一审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陈敬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王新林审判员  钟祖凤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潘玉丹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