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红兴隆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8109民初1956号原告：王青坡，男，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双鸭山农场第十四作业站工人，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文利，黑龙江姜笑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天利丰玉米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双鸭山场农垦社区C区7委72栋175号。法定代表人：杜天成，男，该合作社经理。被告：杜天成，男，197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天利丰玉米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原告王青坡与被告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天利丰玉米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9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22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青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文利，杜天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青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给付粮款人民币281,590元；2.要求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自起诉之日至粮款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逾付粮款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16日、20日，王青坡共向天利丰玉米合作社出售玉米242,750公斤，每公斤1.16元，粮款281,590元。天利丰玉米合作社向王青坡出具杜天成签字的《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7张，双方约定2018年11月25日结清粮款。逾期，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未给付粮款。因为玉米是卖给天利丰玉米合作社的，所以天利丰玉米合作社要承担给付粮款的义务，杜天成作为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且杜天成本人在票据上签名，所以也应承担给付粮款的责任。同时，因为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逾期给付粮款，所以还应承担逾付粮款利息。郑金顺转账给王青坡的380,000元粮款是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合伙种植的6号地43公顷、5号地下线15公顷中自己应得的粮款，而这7张票据是王青坡单独种植的7号地18公顷卖粮所得。被告天利丰玉米合作社辩称，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等人的粮款已经付清。王青坡从未向天利丰玉米合作社索要过粮款，天利丰玉米合作社也不欠王青坡粮款。请法院驳回王青坡对天利丰玉米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被告杜天成辩称，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等人的粮款已经付清。王青坡从未向杜天成索要过粮款，杜天成也不欠王青坡粮款。请法院驳回王青坡对杜天成的诉讼请求。王青坡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天利丰玉米合作社企业信息》1份、《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第二联收粮凭证）》7张，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王青坡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杜天成、宋伯龙、郑金顺3人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第一联收据存根）》39张，天利丰玉米合作社2018年10月13日~20日《收粮流水账簿》1份，郑金顺、宋伯龙、宋志库、王宇的出庭证言，经审查，上述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且能够相互佐证并形成证据链条，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王青坡质证认为，《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只能证明杜天成向郑金顺、宋伯龙转账的事实，不能证明杜天成向王青坡转账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郑金顺与宋伯龙的证言，在卖粮时郑金顺是否在场、宋伯龙与王青坡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等问题的陈述上相互矛盾，不应采信；7号地18公顷是王青坡从郑金顺那买的，是王青坡单独种植，并未与郑金顺合伙种植；王青坡没有委托郑金顺向被告卖粮，王青坡主张的粮款与郑金顺无关；王青坡并未向宋伯龙说过与郑金顺合伙的话；宋志库的证言只能证明7号地18公顷的承包权归属，宋志库是郑金顺的亲属，该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对王宇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人必须亲自到庭说明情况，王宇的证言不能起到证明的目的和作用；本院认为，王青坡对《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什么问题不影响对该证据的认证；郑金顺与宋伯龙在证言中均陈述卖粮时3人都去了，但这与3人同时在场不是同一概念，郑金顺与宋伯龙关于合伙的陈述基本一致：即一部分地是郑金顺与王青坡合伙的，一部分地是郑金顺与王青坡作为一股与宋伯龙合伙的；王青坡自认7号地18公顷是从郑金顺手中买的，郑金顺、宋志库的证言表明该地块是郑金顺从宋志库手中转包过来的，郑金顺、宋伯龙的证言表明该地块是郑金顺与王青坡合伙种植的，因此王青坡主张是其单独种植缺乏证据；关于委托卖粮的事，郑金顺、宋伯龙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与被告的陈述相符；宋志库虽与郑金顺是亲属，但其证言与郑金顺的证言相符，宋伯龙、王宇的证言也能间接证实，因此该证言可信；王宇的证言系本人出庭，其证明内容与其他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因此该证言亦可信；综上所述，王青坡的上述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初，郑金顺在双鸭山农场第十四作业站承租了6号地43公顷、8号地下线15公顷、大条田2.5公顷、8号地下线1.5公顷，从该作业站农户宋志库手中转租了7号地18公顷，从王军手中转租了6号地3公顷。其中：6号地43公顷、8号地下线15公顷是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合伙种植，大条田2.5公顷、8号地下线1.5公顷是郑金顺单独种植，关于7号地18公顷、6号地3公顷，郑金顺、宋伯龙证实是王青坡、郑金顺合伙种植，王青坡则表示7号地18公顷是自己单独种植。秋收时，天利丰玉米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杜天成在得知郑金顺在双鸭山农场第十四作业站种了不少玉米后，与郑金顺洽谈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收购玉米事宜，郑金顺在征得王青坡、宋伯龙同意后，同意将3人收获的玉米卖给天利丰玉米合作社。2018年10月15日、16日、17日、20日，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将种植的上述地块收获的玉米全部卖给了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每公斤1.16元，为便于将来算账，郑金顺指示杜天成，将所卖玉米分别开具《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其中开在郑金顺名下的收粮票据2张计45,400公斤、开在宋伯龙名下的收粮票据28张计772,700公斤、开在王青坡名下的收粮票据7张计272,750公斤，粮食总重1,060,850公斤，粮款总计1,230,586元，双方约定1个月后付款。2018年11月10日，杜天成通过其名下账号62×××66向郑金顺名下账号62×××72转账支付粮款350,000元，向宋伯龙名下账号62×××79转账支付粮款650,000元。2018年11月11日，宋伯龙通过其名下账号62×××79向郑金顺名下账号62×××72转账支付粮款230,000元，2018年11月11日，郑金顺通过其名下账号62×××72向王青坡名下账号62×××74转账支付粮款380,000元。2018年11月29日，杜天成通过其名下账号62×××66向郑金顺名下账号62×××72转账支付粮款100,000元，2018年12月8日，杜天成以每公斤1.70元价格付给郑金顺玉米干粮78,200公斤，以抵付剩余粮款130,586元，而玉米干粮实际抵付金额为132,940元，多给付的2,354元是因为装车时不可能做到准确，多付的部分杜天成就不要了。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欠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的粮款已付清。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一是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是否付清了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的粮款；二是王青坡持有的7张《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所对应的粮款281,590元，王青坡是否收到。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的粮款总计1,230,586元，天利丰玉米合作社通过杜天成的银行账号两次给郑金顺转账支付粮款共计450,000元，给宋伯龙转账支付粮款650,000元，由郑金顺拉走玉米干粮抵付粮款132,940元，因此，天利丰玉米合作社已将欠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的粮款全部付清。而郑金顺将从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收到的粮款向王青坡转账支付380,000元，王青坡也承认收到郑金顺转账的380,000元是粮款，因此，事实说明王青坡从郑金顺手中间接收到了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支付的粮款，即王青坡依据7张《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主张的281,590元粮款已付清，王青坡是不是直接从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收到粮款不影响这一事实的认定，王青坡持有的7张《天利丰玉米收购票据》在对应的粮款已付清的情况下，不能再作为向天利丰玉米合作社主张权利的债权凭证。王青坡诉称，收到的380,000元粮款是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合伙种植的6号地43公顷、8号地下线15公顷中自己应分得的粮款，这7张票据是自己单独种植的7号地18公顷卖粮所得，本院认为，王青坡的这一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杜天成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王青坡、郑金顺、宋伯龙3人收获的玉米是卖给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杜天成作为天利丰玉米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收粮、付款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天利丰玉米合作社的经营行为，故杜天成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王青坡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故本院对王青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青坡对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天利丰玉米农民专业合作社、杜天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4元，减半收取2,762元，由王青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员 刘 爽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曹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