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行终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女，201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法定代理人黄某，女，198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系梁某之母。委托代理人曹樱，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智，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县开元路39号。法定代表人张作林，县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2号。负责人张庆红，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县望仙路598号。法定代表人范新国，局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炼，长沙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县政府）、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自然资源局（原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征收一案，不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行初3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诉称：2013年11月，因上海大众汽车一期项目建设需要，梁某家庭房屋被征收，梁某家庭选择货币安置。因梁某当时并未出生，未参与拆迁补偿。2015年6月24日梁某出生，并于2016年6月24日将户口登记在长沙县。梁某属于合法的新增人口。梁某母亲多次要求被告对梁某进行补偿安置，但均遭到被告的拒绝。但是，对于同时段征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却于2017年1月5日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指导性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确定了一人安置用地指标。被告未对梁某进行合法安置，被告的行为明显侵犯了梁某的合法权益。梁某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梁某征收安置补偿152800元（按一张购房券现金价值计算）。三被告辩称：一、梁某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017年1月5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并在项目建设指挥部张贴公示，2017年1月6日，指挥部工作人员将该办法送达给集体经济组织。梁某对指挥部发布的该办法不服，应于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梁某于2018年6月6日起诉至法院，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二、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三、《实施办法》并未侵犯采用统一安置方式的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四、《实施办法》并未侵犯采用货币安置方式的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梁某的起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7日，梁某家庭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协议》（货币安置），黄某作为户主在该协议上签字。2015年6月24日梁某出生。2017年1月5日，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载明：“三、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对于龙峰安置区安置人口认定的截止时间确定为2017年1月27日24时。四、在截止时间前已出生的新生儿，凭户籍证明或出生证分配一人安置用地指标。”梁某认为该《实施办法》未将其纳入征地拆迁安置人口，侵犯其合法权益，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由长沙县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共同成立。庭审中，因梁某诉讼请求不明确，原审法院依法释明后要求梁某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及具体的诉讼请求。梁某向原审法院明确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三被告作出《实施办法》的行为，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实施办法》违法；2、判令被告支付梁某征收安置补偿152800元。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梁某的诉讼请求仍不明确。梁某向原审法院明确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系三被告作出《实施办法》的行为，梁某的诉求系基于三被告作出的《实施办法》违法。梁某的诉讼请求一方面认为《实施办法》违法，一方面却要求根据该实施办法对梁某分配一人安置用地指标。也即梁某既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又要求人民法院根据该违法行为判令被告履行相应职责，其诉讼请求相互矛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驳回梁某的起诉。第二，即便梁某认为其要求审理的行政行为系被告作出《实施办法》的行为，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该《实施办法》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梁某于2018年6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亦应驳回其起诉。梁某认为其一直通过信访等途径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待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作出明确答复后向法院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为，梁某主张的通过信访等途径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并不影响其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该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综上所述，梁某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梁某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梁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其诉讼请求明确具体，其请求确认涉诉《实施办法》违法，是基于该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且公布程序和相对人均不符合法律规定。2.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实施办法》未告知上诉人，未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有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长沙县政府、经开区管委会、长沙县自然资源局均答辩称：1.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上诉人一方面请求确认《实施办法》违法，另一方面又要求根据该《实施办法》进行补偿安置；即上诉人既要求确认涉诉行政行为违法，又要求人民法院根据该违法行为判令答辩人履行相应职责，其诉讼请求互相矛盾。2.上诉人本案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2017年1月5日，《实施办法》在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并在该指挥部张贴公示，2017年1月6日，指挥部工作人员将《实施办法》送达给上诉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上诉人对《实施办法》不服，应在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3.《实施办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并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自愿选择货币安置，不能再主张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梁某出生于2015年6月24日。另，被上诉方于本院二审中提交的《10户基本情况汇总表》载明：黄某户（梁某系户主之女）于2013年12月25日按协议发放404120元，2013年11月15日腾空房屋移交拆迁事务所；该户房屋所在地属“长沙县（经开区）2016年第十三批次建设用地项目，2018年2月8日发布一公告，2018年4月4日发布二公告，2018年10月11日发布三公告”。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主要涉及“诉讼请求是否明确”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两个问题。关于诉讼请求是否明确问题。最初梁某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梁某征收安置补偿152800元（按一张购房卷现金价值计算），后经原审法院释明，明确诉讼请求为：1.确认《实施办法》违法；2.判令被告支付梁某征收安置补偿152800元。综合分析梁某的诉讼请求，梁某是基于其未被纳入《实施办法》的新增人口范围未获补偿，而要求按该办法补偿安置，其实质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对签订补偿协议后新增人口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故其诉讼请求是明确的。原审认为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当，应予纠正。关于起诉期限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已过起诉期限，理由为：《实施办法》于2017年1月5日由上汽大众龙峰安置区项目建设指挥部发布，并在该指挥部张贴公示，2017年1月6日，指挥部工作人员将《实施办法》送达给上诉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故已经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上诉人主张未过起诉期限，称其是于2017年6月分地基时才知道，《实施办法》未告知上诉人，未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指挥部将《实施办法》公示的地点为“指挥部”，送达的“被送达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故被上诉人有关上诉人何时知道涉诉《实施办法》内容的证据不足。对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应从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且本案中，梁某最初的诉讼请求本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而非直接诉《实施办法》。故，被上诉人主张梁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依据不足。综上，梁某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行初340号行政裁定；二、指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审判长  万向东审判员  赫荣生审判员  张少波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刘柯岑书记员杨雅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或者继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