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1126民初876号 原告：沈某，男，199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双兴，江西碧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根，江西碧落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余某1，女，1995年1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 被告：余某2，男，197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 被告：姚某，女，197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期明，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沈某与被告余某1、余某2、姚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双兴、刘红根，被告余某1、余某2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期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返还婚约财产礼金（礼物）共计人民币274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余某1于2018年初相识，2018年11月份开始恋爱，当月双方家长便聘请媒人正式提亲，并商定了彩礼人民币228000元加四金。尔后，原告及父母便东拼西凑筹集了人民币30余万元，并花费42000元购买了四金首饰。××××年1月5日在李冬梅、林翠华、方斌和女方小爷爷四个媒人见证下，正式订婚并同居，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聘礼228000元，和四金首饰。并按被告方的礼俗要求另行支付了50400元的各种名目的礼金（详见《支付礼金清单》）。至此，原告共支付了各种礼金人民币320400元，减去被告方向原告回礼共计46000元，原告实际支付了274400元。××××年春节后，因被告方就拜年的礼金数额向原告提出各种过分无理要求，原告无法接受和满足，余某1便赌气会娘家，拒绝与原告见面，原告要求余某1作出解释余某1拒绝解释并明确表示分手解除婚约关系，对此，原告只能要求被告依法返还所支付的礼金、礼物，由于双方无法协商，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被告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3、礼单，证明原告支付被告定亲聘礼和四金首饰的事实； 4、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彩礼的事实。 被告余某1辩称，原告起诉书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原被告之间于2017年11月份经朋友介绍相识，并非原告所称的2018年年初，双方于2018年1月确定恋爱关系，2018年年初双方开始同居。余某1于2018年12月份发现怀孕，原告主动购买金戒指、项链（即被告起诉书中的四金）等礼物送与余某1，余某1收到礼物后幸福感上升并时常穿戴金首饰，同时告知家人朋友这些首饰也是原告赠与。因原告与余某1同居且怀孕，双方经过商议于××××年1月5日举行了订婚仪式。但××××年农历年后原告就婚事变卦，余某1几十次打电话给原告，但原告只接听10余次。余某1怀孕期间，原告尚未尽到未婚夫的责任且拖延或拒绝提出的办理结婚证同举行结婚仪式要求。余某1从朋友那得知，原告曾另有几次婚约，且在2015年左右也因婚约纠纷诉讼至弋阳县人民法院，体现了原告的不诚信行为，纠纷的过错方应是原告。客观上，这场结婚纠纷中损失较大的一方是余某1，在物质方面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且毁约行为从精神角度造成了余某1的名誉巨大损失和社会评价性降低。余某1与原告同居且怀孕四个多月，由于生气和意外摔倒导致了小产（非人流手术，而是引产术）造成了余某1身体健康的极大损害，并且造成余某1农历年后长期精神抑郁。综上所述，余某1不同意返还彩礼，并认为原告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告余某1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b超检测单5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在订婚前就已经同居，且在订婚前就已经怀孕的事实；2、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10张，证明原被告在订婚前，2018年2月14日的情人节以及七夕、中秋节等双方表达爱慕之情发的红包，在恋爱期间双方互有赠与；3、原被告之间移动电话通话清单，接通电话13通，男方多次拒绝接听的电话，男女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5张，证明××××年春节后，女方要求男方办理结婚手续，以及举行结婚仪式，被告拖延和拒绝的事实，该微信聊天记录女方明确表达要求与男方在一起结婚的和讨论胎儿的事情的事实；4、调查笔录，证明女方打发男方66000元，双方恋爱同居的事实；5、证人证言，证明女方打发男方66000元的事实。 被告余某2、姚某辩称：基本答辩意见同余某1，就主要事实补充2点：1、余某2、姚某未收取彩礼金，彩礼给付于余某1且存于其账户上，所以原告不应向余某2、姚某请求返还彩礼。2、余某2、姚某在感觉到婚约异常后多次要求媒人到原告家中劝和，认为余某1腹中胎儿渐大，若不及时结婚，易被村民议论，并要求原告与余某1在元宵后举行结婚仪式并办理相关手续。3、原告起诉余某2、姚某主体不适格，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对余某2、姚某的起诉。 被告余某2、姚某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四，三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余某1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五，证明原告和被告余某1恋爱并且怀孕后引产，定亲时被告打发原告66000元的事实，原告不认可双方同居关系和被告因与其同居怀孕，同时认为被告打发的金额为46000元，本院认为被告余某1提供的证据包括书证、电子数据以及证人证言，被告余某1提供的证据符合客观事实，且互相印证，可以认定余某1与原告未婚先孕，以及被告支付支付原告叫爸妈礼16000元，打发车子礼金10000元，打发女婿礼40000元共计66000元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余某1经朋友介绍相识相恋，于××××年1月5日在媒人主持下按照农村习俗定亲。原告先后给付三被告礼金228000元加四金（价值42000元），支付余某1叫父母礼18000元，同时按农村习俗向其亲戚支付了各种打发礼。被告则按农村习俗回礼，支付原告叫爸妈礼16000元，打发车子礼金10000元，打发女婿礼40000元。双方订婚前开始同居，期间余某1怀孕，后因身体不适无法保住胎儿而流产，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年农历年前后原告认为被告拜年要求的礼金过高，双方因此产生矛盾而分手，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所支付的彩礼。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婚约财产纠纷，双方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本案的适格被告问题。本案原告起诉要求三被告共同返还所支付的彩礼，被告余某2、姚某作为余某1的父母，是否应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本院认为因彩礼性质具有特殊性，对是否将女方父母作为共同被告，应结合男女双方是否结婚以及彩礼实际收受人的现状。本案原告与被告余某1并未登记结婚，原告的聘金也是定亲之日交付三被告家中，故本案原告起诉将余某2、姚某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有利于真正解决纠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余某2、姚某以聘金由余某1存入账户为由，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客观实际，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二）三被告所收彩礼数额的认定以及是否应该返还和如何返还问题。对于原告支付聘金228000元以及价值42000元四金首饰，父母见面礼18000元，双方没有争议。双方存在争议的彩礼项目包括：1、价值42000元的四金首饰是否属于原告赠予被告余某1？是否应认定为彩礼？2、被告回礼的金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对四金属于彩礼还是赠予性质，应以给付人给付财产时的行为目的和财产价值进行判断，原告与余某1定亲时将四金放在聘礼中一起拍照，加之原告给付余某1的四金价值较大，应认定42000元属于彩礼范围。对于三被告辩称回礼的金额66000元，被告称其中包含叫爸妈礼16000元，打发车子礼金10000元，打发女婿礼40000元，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互相印证，应予认定。综上，因双方叫父母礼互相折抵，原告支付彩礼数额为270000元，扣除被告回礼共计50000元（打发车子礼10000元和打发女婿礼40000元），原告实际支付三被告彩礼的数额应认定为220000元。对上述彩礼，因给付后原告和被告余某1未缔结婚姻关系，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女方与男方在一起有怀孕的事实和本地婚约习俗等实际情况应由三被告适当返还。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某1、余某2、姚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沈某彩礼132000元； 二、驳回原告沈某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16元，减半收取2708元，财产保全费1892元，由原告沈某负担2208元，被告余某1、余某2、姚某负担23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素红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