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30民初529号原告:赖某，女，197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远勇，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女，2002年5月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法定代理人：赖某（系原告刘某1母亲），女，1978年5月27日出生，住江西省婺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远勇，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2，男，201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法定代理人：赖某（系原告刘某2母亲），女，1978年5月27日出生，住江西省婺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远勇，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有学，男，1967年2月7日，汉族，木工，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被告：胡承红，男，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木工，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被告：朱锦生，男，196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木工，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第三人：刘顺平，男，1972年2月3日出生，汉族，电焊工，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与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后，依原告赖某的申请依法追加了刘顺平为本案第三人,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赖某及原告刘某1、刘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远勇，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和第三人刘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计386,929元，具体包括：死亡赔偿金289,200元（14,460元×20年）、丧葬费31,53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女儿10,885元（10,885元×2年÷2人），儿子65,310元（10,885元×12年÷2人）]、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三位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初，三被告共同承包了刘顺平所有的位于婺源县紫阳镇梅林村委会石源村的房屋木工定模工作，并雇请原告赖某的丈夫刘顺发为三被告定模板、拆模板，每日工资为220元，由三被告直接支付。2018年11月18日14时许，刘顺发根据三被告的安排在刘顺平新屋三楼拆模板，在拆除过程中摔到隔壁刘九斤家的房屋一楼平台上。事发后，刘顺发被刘顺平、刘新科、胡春龙等人抬上救护车，送到婺源县人民医院抢救，随后三被告也赶到医院探望。后刘顺发因伤情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刘顺发死亡后，其家属多次通过镇、村两级干部找三被告协商处理赔偿事宜，但调解未果。三被告共计支付40,000元（其中江有学10,000元，胡承红20,000元，朱锦生10,000元）后，对原告的其他损失没有作出任何赔偿。为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胡承红辩称，（一）2018年8月，刘顺发向三被告介绍说第三人刘顺平做房子需要定模，过了几天三被告和刘顺发各自携带工具一同到第三人刘顺平建房工地为其定模，定模所需材料均由第三人刘顺平提供。同年11月18日下午，被告江有学接到第三人刘顺平的电话，得知刘顺发在三楼拆模板过程中摔下，然后被告江有学分别给其和被告朱锦生打电话告知了此事，随后三被告赶到婺源县人民医院看望刘顺发。（二）因事发当天下雨，三被告没有出去做事，也没有叫刘顺发去拆模板，刘顺发拆模板的时候，三被告均不在场。而且刘顺发拆除的模板是屋顶外墙上的模板，按照正常情况需要在墙外搭架子才能拆除，但刘顺发在拆除时屋外还没有搭架子。因此，三被告对刘顺发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责任。（三）刘顺发死亡后，其已支付给原告方20,000元。被告江有学辩称，首先，其同意被告胡承红的上述答辩意见。此外，其还听石源村村民说刘顺发事发当天中午喝了一瓶啤酒，下午才去拆模板的。因此，三被告对刘顺发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责任。其次，刘顺发死亡后，其已支付给原告方10,000元。被告朱锦生辩称，首先，其同意被告胡承红的上述答辩意见。其次，刘顺发死亡后，其已支付给原告方10,000元。第三人刘顺平述称，（一）其于2018年4月动工建房（二层半高），同年8月需要定模板，由于其同村村民刘顺发与被告胡承红有亲戚关系，刘顺发便介绍三被告为其建新屋定模板。大概第二天，被告胡承红、江有学到其建房工地，与其商谈了定模施工价钱，约定所需材料由其负责，价钱按照每平方米为25元计算。第一次固定地脚模板时，被告胡承红、江有学与刘顺发一同到其建房工地做事的。后来定模板的时候，被告胡承红、江有学、朱锦生与刘顺发都是一起做事的。至于三被告与刘顺发之间是合伙的，还是三被告雇请刘顺发做事的，其对此不清楚。另外，当初商谈价钱的时候，其没有与刘顺发商谈，且在定模过程中刘顺发并不是每次都来做事的，有时候三被告也会叫其他人来做事。（二）2018年11月18日上午，刘顺发到其建房工地拆模板。因当天下雨，其没有外出做事。由于其是将定模工作包给三被告的，故其不清楚刘顺发是如何来拆模板的。当天中午刘顺发在第三人家里吃午饭，中午没有饮酒。当天14时许，刘顺发在三楼拆模板过程中摔到了隔壁人家的一楼平台上，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将刘顺发送到婺源县人民医院救治。随后其打电话给被告江有学告知了相关情况，三被告于当天16时许赶到婺源县人民医院看望刘顺发。（三）事发后，其与原告签订了调解协议，并已赔偿了原告方90,000余元。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原告赖某的身份证和原告刘某1、刘某2的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三原告的身份情况；证据二、2019年4月21日梅林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死者刘顺发的父母已先于刘顺发死亡；证据三、死亡证明一份，拟证明刘顺发死亡的事实以及三原告与刘顺发系亲属关系；证据四、2019年2月26日梅林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刘顺发在拆除模板过程中摔到邻居家一楼平台的事实，以及事发生后梅林村委会干部多次找三被告进行调解但未果的事实；证据五、死者刘顺发的记账本，拟证明死者刘顺发在为第三人的房子定模板、拆模板的工作是“点工”的事实。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二、三、四无异议，但对证据五不认可，刘顺发与三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点工”），而且定模工作也是刘顺发联系的，刘顺发出工也是最多的。第三人刘顺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依法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二、三、四，因三被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五与被告胡承红提交的证据（见下）内容基本吻合，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该证据中的“点工”、“10天半×220＝2310”字样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该证据系死者刘顺发生前自行书写记录，且“10天半×220＝2310”字样的笔迹、新鲜度与其他字样不同，在原告未提交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证据五仅能证明刘顺发的施工天数。被告胡承红向本院提交了账本复印件二张，拟证明三被告与死者刘顺发是一起做事的事实。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对被告胡承红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刘顺发系三被告雇佣做事的“点工”。被告江有学、朱锦生对被告胡承红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被告胡承红提交的证据依法认证如下：由于原告对被告胡承红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被告江有学、朱锦生对该证据也无异议，加上该证据与原告的证据五（见上）内容基本吻合，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被告江有学、朱锦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刘顺平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已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并赔偿原告93,000元的事实；证据二、第三人与三被告之间的谈话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文字记录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将自家房屋的定模工作承包给了三被告的事实。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对第三人刘顺平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第三人将建房定模工作发包给了三被告，三被告雇请刘顺发做事的事实；证据二也证明了第三人将建房定模工作发包给了三被告，三被告雇请刘顺发做事的事实。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对第三人刘顺平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一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协议，三被告不在场，也不清楚，协议中关于三被告雇请刘顺发做事的内容不属实，实际上三被告与刘顺发系合伙关系；证据二听不清楚，三被告没有建筑施工资格，第三人将定模工作承包给三被告等是不合法的。本院对第三人刘顺平提交的证据依法认证如下：证据一系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所形成的，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但其中关于“三被告承包后雇请死者刘顺发定模、拆模”的部分内容，因签订该调解协议书的主体为原告和第三人，而没有三被告的签字，故不能证明三被告雇请刘顺发的事实；证据二可以证明第三人将建房定模工作承包给他人施工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刘顺发与三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第三人刘顺平开始建造二层半高的房屋。2018年6月，因第三人刘顺平的同村村民刘顺发与被告胡承红系亲戚关系，刘顺发便将第三人刘顺平建房定模工作介绍给被告胡承红、江有学、朱锦生等施工。被告胡承红、江有学出面与第三人刘顺平就定模具体事宜进行了商谈，约定由第三人刘顺平负责提供施工材料，按照25元/㎡的价格计算报酬。2018年6月16日，第一次施工时被告胡承红、江有学与刘顺发共同到第三人刘顺平建房工地上定模。在之后的施工中，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与刘顺发共同到第三人刘顺平建房工地做事。2018年11月18日上午，刘顺发独自到第三人刘顺平的新建房屋拆除模板，中午刘顺发在第三人刘顺平家中吃午饭，当天14时许刘顺发在第三人刘顺平房屋三楼拆除外墙模板过程中摔落到邻居家房屋一楼平台上。事发后，第三人刘顺平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刘顺发送至婺源县人民医院救治，同时将该情况打电话告知被告江有学。当天16时许，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赶至婺源县人民医院看望刘顺发。当天19时许，刘顺发在被转往南昌救治途中死亡。事发后，经婺源县紫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第三人刘顺平（乙方）与原告方（甲方）达成调解协议，并赔偿了原告方93,000元，协议约定：“一、乙方同意赔偿甲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损失计93,000元。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已付甲方40,000元，余款计53,000元在2018年12月25日之前付清；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益；三、其他赔偿金额由甲方自行向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三位承包人主张，与乙方无关。甲方如果向婺源县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认定乙方承担的赔偿数额多于93,000元的，乙方不用再赔偿差额部分给甲方；法院认定乙方承担的赔偿数额少于93,000元的，甲方不用再退还差额部分给乙方；四、紫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多次就本纠纷进行了调解，同时也告知了甲、乙双方解决纠纷的途径(告知内容为：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向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功的，也可向法院再提起诉讼)。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保证不再以此纠纷申请调解，不以信访等任何方式向政府机关部门主张权益，自愿以诉讼方式解决其他赔偿事宜……”另查明，刘顺发死亡后，被告胡承红支付给原告20,000元，被告江有学支付给原告10,000元，被告朱锦生支付给原告10,000元。再查明，刘顺发出生于1973年11月1日，系农业家庭户口，与其妻赖某于2002年5月9日生育女儿刘某1，2012年2月15日生育儿子刘某2。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陈述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各方当事人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分别应承担什么责任；2.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数额如何认定。对此，本院论述如下：一、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分别应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一）第三人作为房东将其房屋定模、拆模工作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交由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等人施工，约定按照25元/㎡的价格计算报酬，三被告等人向第三人提供定模、拆模的独立劳动成果，故双方之间形成发包和承包的关系。（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意见，本案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及死者刘顺发为第三人的房屋定模、拆模，是通过刘顺发介绍联系的，根据被告胡承红和死者刘顺发的记账本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三被告或者其中一个被告的报酬要比刘顺发的报酬高，也没有证据证明三被告或者其中一个被告是从第三人处获取报酬后又从中提取低于其他人的部分支付给刘顺发，更没有证据证明三被告与刘顺发之间存在人身依附或管理关系，四人以自己的劳动，共同参与第三人房屋的定模、拆模工作，四人之间是平等协作关系。这种现象在农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合伙型建筑组织，在农闲时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各个成员之间没有具体明确的分工，这种合伙为了利益而共同从事经营活动，分配劳动成果均衡，同工同酬。因此，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三被告与刘顺发之间形成的是松散型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其次，关于各方当事人分别应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第三人作为发包方只有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务院颁发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第116号令）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凡建筑跨度、跨径或者高度超出规定范围的乡（镇）村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建筑工程，以及二层（含二层）以上的住宅，必须由取得相应的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者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原建设部颁发的《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建村[2006]303号）第六条要求“三层（含三层）以上的农民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以上法规的规定和通知的要求，本案第三人兴建二层（不含二层）以上住宅必须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除修缮房屋以外的施工必须由取得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或办理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的个体工匠进行施工。而本案第三人明知三被告等人不具备建筑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仍然将房屋的定模、拆模工作发包给三被告等人施工，故第三人对承揽人的选任存在明显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在刘顺发为执行合伙事务致自己死亡后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1987]民他字第57号）的精神，合伙人在从事合伙经营活动中伤亡的，其他合伙人若没有过错，则不应负赔偿责任。但若伤亡的合伙人是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伤亡的，则其他合伙人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伤者或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至于具体补偿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酌定。本院认为，合伙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合伙人共担风险不仅表现在合伙事务上，同样也包括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出现的如合伙成员伤亡或者致合伙成员之外的第三人受害等情况。在本案中，刘顺发是在拆模过程中摔落致死的，其是在为全体合伙成员谋利益而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三被告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因此，作为合伙人之一的刘顺发在执行合伙事务中伤亡，其他合伙人即三被告作为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也符合公平原则的精神。最后，关于各方当事人分别应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第三人作为发包方将定模、拆模工作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人，对承包人的选任有明显的过失，本院酌定第三人对刘顺发的死亡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根据三被告和刘顺发之间合伙利益的分配比例、合伙人的经济状况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基于公平原则，本院酌定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分别给予死者刘顺发的家属即三原告15%的补偿。刘顺发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不具备建筑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仍然为第三人建房定模、拆模，且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拆模作业，导致摔落死亡，其没有尽到注意安全的义务，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自己的死亡后果承担部分责任，本院酌定为25%。至于三被告主张刘顺发事发当天吃午饭时饮酒的问题，因三被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三被告的该主张不予认定。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刘顺发系农业家庭户口，其死亡时不满六十周岁，应以江西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460元/年的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为289,200元（14,460元×20年），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按照江西省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255.67元的标准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主张丧葬费为31,534元（5,255.67元×6个月），符合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原告刘某1出生于2002年5月9日，至刘顺发死亡之日即2018年11月18日止，其需抚养年限为1.5年。原告刘某2出生于2012年2月15日，至刘顺发死亡之日止，其需抚养年限为11.2年。按照江西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0,885元的标准，原告刘某1的生活费应为8,163.75元（10,885元×1.5年÷2人），原告刘某2的生活费应为60,956元（10,885元×11.2年÷2人），且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即10,88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自然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人格权利或权益遭受非法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等消极感受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抚慰费用。该费用发生的前提是自然人遭受不法或非法侵害，而在本案中，刘顺发死亡系其不慎摔落所致，其他人并无加害其的主观追求和客观行为，故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刘顺发因死亡而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89,853.75元,被告江有学、胡承红、朱锦生应分别给予原告58,478元的经济补偿。扣减三被告各自己支付给原告的数额，被告江有学还应支付原告48,478元，被告胡承红还应支付原告38,478元，被告朱锦生还应支付原告48,478元。因三被告对刘顺发的死亡后果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意思联络，客观上也没有共同侵权行为，不属于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因原告与第三人已经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协议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履行完毕，本案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有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经济补偿48,478元；二、被告胡承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经济补偿38,478元；三、被告朱锦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经济补偿48,478元；四、驳回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04元，减半收取计3,552元（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已预交），由原告赖某、刘某1、刘某2共同负担2,308元，被告胡承红负担354元，被告江有学、朱锦生分别负担4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递交上诉状同时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专户名称：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上饶市饶东支行，账号：14×××14）；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本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姚文杰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