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122民初1543号 原告：卢林花，女，194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磨某，女，1986年5月13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李某，男，201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李某的法定代理人：磨某（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原告李善明，男，196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李菊青，女，197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李菊存，女，197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李菊兰，女，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华侨投资区。 上述七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炳忠，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原武鸣县人民医院），住所地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永宁路26号。组织机构代码：49858978-X45012211A1001。 法定代表人：朱小东，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坚，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华，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医务科科长。 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与被告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以下简称“武鸣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磨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及七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炳忠，被告武鸣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坚、杨灿华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因原告李维甫去世，依法需等待其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而中止审理；期间二次进行司法鉴定而延期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2018年标准赔偿七原告各项损失共计885,319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10,040元、丧葬费33,228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4,271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2,480元、医疗费2,300元、鉴定费1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被告的《武鸣县人民医院死亡记录》，李善逢于2016年2月29日因“检查发现纵隔畸胎瘤5天”入院治疗。入院查体BP177/106mmhg，余生命征正常。神清，精神好，自动体位，检查合作。心肺腹查未见异常。四肢无畸形，活动好。辅助检查胸部CT示：右前中纵隔良性占位××变而由被告考虑为畸胎瘤。入院后给予各项术前检查详见病历记录。李善逢于2016年3月4日行右侧胸腔镜纵隔肿物切除术，术中出现大出血，后出现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情极危重，术后于2016年3月4日20：26转入重症医学科抢救及生命支持治疗，于次日00：30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上腔头臂静脉损伤并创伤失血性休克，呼吸衰竭，循环衰竭。死亡诊断：1.上腔头臂静脉损伤并创伤失血性休克；2.弥散性血管内凝血；3.多器官功能障碍；4.右上纵隔肿瘤；5.重度贫血；6.呼吸衰竭；7.循环衰竭。后经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作出[2016]病鉴字第69号《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李善逢符合纵隔手术区左头臂静脉破裂出血休克而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应对李善逢的死亡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根据严格过错责任原则，应当赔偿原告全部损失。由于事后被告拒不协商解决，原告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公正判决。 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为证实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拟证明患者李善逢死亡的事实。2.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李善逢的“缝合口左上方检见左侧头臂静脉前臂有1.0cm×0.7cm破裂口，破裂边缘未见明显缝合线”；胸腔内有明胶海绵；肋骨骨折。3.门诊病历，拟证明李善逢的门诊情况。4.住院病历，拟证明李善逢住院治疗情况。5.手术同意书，拟证明李善逢的手术情况。6.病危通知书，拟证明被告通知李善逢病危。7.诊断报告单等，拟证明被告的诊断。8.输血同意书，拟证明李善逢家属同意输血。9.病程记录等，拟证明李善逢的病情。10.户口本、证明，拟证明李善逢的家庭成员情况。11.发票联，拟证明死亡原因司法鉴定费用为11,000元。12.预交医疗费收据，拟证明李善逢住院预交医疗费2,000元。 被告武鸣医院辩称：1.武鸣医院是综合二级甲等医院，对患者李善逢的诊疗护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行业规范。（1）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胸部CT显示诊断为“纵隔畸胎瘤”，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版《外科学》第299页“原发性纵隔肿瘤只要无其他禁忌症应外科治疗。即使良性肿瘤或囊肿毫无症状，由于会逐渐长大，压迫毗邻器官甚至出现恶变或继发感染，因而均应采取手术为宜。手术方式可采用传统开胸手术或微创胸腔镜手术”。因此由胸外科收治、手术治疗是正确的。（2）患者李善逢无手术禁忌症及麻醉禁忌症，术前院方与患者及家属进行详细沟通，与患者签订了《麻醉同意书》和《手术同意书》，《手术同意书》第3条“术中失血较多，或因意外损伤血管而出现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故院方已履行告知义务。（3）术中患者出现意外大出血，院方马上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组织多部门主任、专家参与抢救，紧急输红细胞29U、血浆3200ml、冷沉淀20U、人纤维蛋白原8g、人血白蛋白20g等，并请广西医科大一附院心胸外科专家参加手术、抢救，术后将患者转入ICU继续抢救治疗，符合诊疗常规。（4）根据金桂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尸检鉴定结论：李善逢符合纵隔手术区左头臂静脉破裂出血休克而死亡。由于纵隔内有结构复杂的血管分布，肿瘤与头臂静脉是粘连、融合在一起的，要切除肿瘤就必须分离肿瘤、血管（包括左头臂静脉），分离就可能损伤血管，引起血管破裂出血、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这就是手术风险所在。公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也提到这一点，故李善逢的死亡属于医疗意外。2.对于原告提出存在肋骨骨折、胸腔内有明胶海绵、左头臂静脉破口无缝线、术前告知不足的四个问题。答辩如下：（1）肋骨骨折，可能有多个原因，最常见为胸外按压心肺复苏、开放手术视野、癌肿骨转移等，肋骨骨折不是造成左头臂静脉破裂出血的原因，也没有违反诊疗常规。（2）胸腔内有明胶海绵是因为左头臂静脉破裂大出血，而进行紧急填塞，其作用是止血，并非不小心遗留在体内。（3）左头臂静脉破口无缝线说明手术难度极大，大出血是手术的并发症，并非不想缝合，而是无法缝合，没有违反诊疗常规。（4）关于术前告知问题，前述已说明术前告知完备。综上所述，医院在对患者进行诊疗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该手术的风险性、复杂性，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诊断明确，手术治疗正确；术前与患者及家属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并签字。手术中，医生开胸直视胸腔内癌肿后，担心肿瘤会逐渐长大，压迫毗邻器官甚至出现恶变或继发感染、出血等风险危及生命。因此，在明知手术意外是无法绝对避免的情况下，仍然本着负责的态度进行手术。在患者李善逢的诊疗、麻醉、手术、抢救均符合诊疗常规的情况下，其死亡与医院无直接必然联系，武鸣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的诉请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或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以确定被告在诊疗中有无过错、过错的责任大小，依鉴定结论进行裁判。 被告武鸣医院为证实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武鸣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门诊病历一册，共139页，拟证明被告对患者李善逢诊疗的全过程。2.相关医务人员的执业证书，拟证明参与本案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具有执业资质。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可，但认为李善逢是蔗农，是农场农民，应以农村标准计算损失。另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在ICU病房抢救经常有突发状况，故病危通知书有不完全的地方，但并不影响抢救的过程。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住院病案首页提及的“手术和医疗中的意外事故”不认同，认为本案后果是人为造成，原因包括手术准备不充分、预后措施不足等。2.对于住院病历的三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一直拒绝提供第5-16页的病程记录给原告，里面记载的很多内容有相互矛盾之处；第6页记载“术中探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能损伤周围组织血管神经”这两句话正好说明被告有两个过错，一是技术不足以诊治患者的病情，二是对于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第7页，“若术中出血较多则给予申请输血纠正贫血等”，多次提到输血，但没有提到止血问题；第8页、第10-15页、第33页，术中（12时）患者出现大出血症状后，被告采取开胸检查、用手按压、用钳夹闭等措施无效后，决定请医科大的专家参与会诊，专家到场后由其进行缝针止血，20时10分完成手术转ICU抢救，中间间隔七八个小时的时间，说明没有做好评估，没有采取必要应急措施，存在严重过错；根据记录，患者于3月4日21时30分停止心跳，但记录中还提到当晚22时巡房、3月5日凌晨2时继续积极抢救这些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第17页手术同意书、第19页麻醉同意书违反合同法第53条第1款的规定，关于造成人身损害的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对第21页麻醉探视记录的真实性存疑，明胶海绵在手术清点记录中没有记录，填充海绵是否能止血没有说明，说明被告在手术过程中非常草率，存在严重过错；第24页，体内条形码黏贴没有任何记录；第35页，死亡推断书记载直接死亡的原因不正确，死亡原因应是被告存在过错，没有采取有效止血措施造成的；对第57页病危通知书的三性无异议，但出现记录时间混乱的低级错误，由此可见被告称遵循规则就无从谈起；对第104页知情同意书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作为被告免责的理由；第129-130页，说明医科大专家到后才进行止血；第135-138页，患者于21时30分心跳停止，被告却还在21时23分至21时45分给患者输血，实属荒唐。 本院依原、被告申请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李善逢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大小等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5日作出桂公明司鉴中心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是：1.武鸣区人民医院对李善逢的医疗行为存在未严格履行谨慎注意义务的过失。2.武鸣区人民医院对李善逢的医疗行为与李善逢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3日作出《关于桂公明司鉴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鉴定意见》，分析说明：本案中医方未严格履行谨慎注意义务，当病情较预先突然变得复杂，手术难度增大，未能适时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及手术方式，最终导致不良后果（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故建议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在患者李善逢的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约为60%。 原、被告对桂公明司鉴中心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关于桂公明司鉴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鉴定意见》均有异议。原告认为该补充鉴定意见“建议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在患者李善逢的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约为60%”过低。被告则认为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已经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损害后果的发生主要跟疾病的复杂程度有关；该补充鉴定意见在分析过失责任时提到医方发现病情比预先复杂时，这个节点没有说明清楚，而患者的并发症是突然发生的；同时补充鉴定意见没有写明判定过错参与度比例的依据，综上认为补充意见的参与度过高，医方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申请委托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均无异议，原告的证据可证实与案件相关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出李善逢是蔗农，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损失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病历材料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于参与诊疗的医务人员的从业资质提出异议，但并无足以反驳的有效证据，故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提出《病危通知单》记载时间明显有误的意见，经查，该瑕疵与诊疗行为有无过错无直接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出患者于2016年3月4日21：30心跳停止，但病历中提到此后还有医生巡房、继续输血、积极抢救等矛盾之处的意见。经查，抢救记录中记载2016年3月4日21时30分患者心跳停止，但家属强烈要求继续抢救，故抢救一直持续到2016年3月5日0时30分，这说明抢救行为客观存在，故原告的上述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当事人对于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2016]病鉴字第69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桂公明司鉴中心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纳。双方当事人对于《关于桂公明司鉴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鉴定意见》均有意见，但未能提出否定该补充意见的相关证据和理由，且该补充意见是在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司法鉴定基础之上作出，故认定该补充鉴定意见为可以证明本案争议事实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24日，李善逢因胸部不适到被告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原为“武鸣县人民医院”，后先后更名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就诊，行胸部CT检查后考虑为纵隔畸胎瘤。2016年2月29日，李善逢为手术治疗纵隔畸胎瘤到该院住院。该院在李善逢的病程记录中载明：“患者李善逢因?检查发现纵隔畸胎瘤5天?而于2016-2-2915：32步行入院。查体：神清，精神好，自动体位，检查合作。心肺腹查未见异常体征。四肢无畸形，活动好。辅助检查（2016-02-24，我院）胸部CT示:右前中纵隔良性占位××变——考虑为畸胎瘤，请结合临床。入院诊断：纵隔畸胎瘤。”病历讨论中记载：“患者纵隔肿物较大，有继续增大压迫周围重要血管及神经的可能，且不排除恶性肿瘤，有手术指征，患者及其家属有手术要求，经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心肺肝肾功能良好，未发现明显手术禁忌症，可安排手术治疗。麻醉方式为全麻，手术方式为胸腔镜探查术：拟给予行胸腔镜下纵隔畸胎瘤切除术。患者肿物与周围重要组织关系密切，术中有损伤周围重要血管、神经及心脏的可能，术前应加强沟通，须将手术风险及手术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清楚；术前先给予签署输血同意书，若术中出血较多则给予申请输血纠正贫血等。”术前小结：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凝、尿沉渣、粪便分析、肿瘤标志物基本正常。全程C反应蛋白示hsCRP:3.78mg/L,CRP: 2016年3月4日，被告武鸣医院对李善逢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记录载明：“患者李善逢于今天上午送手术室在气管插管全麻下拟行右侧胸腔镜纵隔肿物切除术。麻醉后左侧卧位，以腋中线第6肋间作观察孔，腋前线第4肋间作操作孔，肩胛下角线第6肋间作辅助操作孔，术中检查见：右胸腔有粘连，右上纵隔近胸顶处见一个大小约10×6×5m的肿物，基底部为纵隔右侧，较宽、固定、质硬、表面光滑，有丰富的血管网，上极有一如手指粗的蒂部向左侧伸入，基底部与上腔静脉粘连较紧密，右肺未见有结节或肿块。术中诊断：右上纵隔肿瘤。术中处理：用电钩分离胸腔粘连，超声刀将肿表面胸膜切开，止血，钝性、锐性分离肿物，于12：00时分离到上极，分离向左侧伸入的蒂部时，发现创面突然有暗红血液涌出，较急，考虑有较大的血管损伤，即给予中转开胸，延长第6肋间的观察孔，伸入手压迫，用无损伤钳夹闭出血灶，损伤的血管应为左侧的头臂静脉，用无损伤线缝合修补时，因术野位置深，修补难度大，创面出血较急，缝合修补难止血，决定请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心胸外科覃家锦急会诊。因病人出血量多，短时间内出血达3500ml左右，病人出现休克、凝血功能障碍，加剧手术创面出血，手术时间：10：10到20：10。估计整个手术过程出血量约13400ml左右，输同型红细胞29U，血浆3200ml，20U冷沉淀及血小板等，但因病人休克时间较长，凝血功能障碍，血压低，病情危重，术中已与家属多次沟通。参加术中抢救的有蒋守念副院长、医务科龚科长、聂副科长、陆副科长、莫彩鲜主任、方钢主任、韦祖斌主任等等。”术后诊断：1、上腔头臂静脉损伤、创伤性失血性休克，2、DIC，3、多器官功能衰竭，4、右上纵隔肿瘤。术后处理：本例病人为手术严重的并发症，出现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情危重，术后给予转入重症医学科生命支持治疗。转入记录中记载：“查体：深昏迷状态，体温35.0℃，P48次/分，血压、血氧饱和度测不出，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8.0mm，对光反射消失，右胸部有一长约20CM缝合伤口，外层敷料干燥，留置胸腔引流管一根，引流出血性液，两肺呼吸音弱，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音，两下肺呼吸音消失，未闻及哮鸣音，心音低钝，心率48次/分，心律齐，心脏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部稍膨隆，肝脾未触及，肠鸣音未闻及。双下肢无水肿。转入诊断：1、上腔头臂静脉损伤并创伤性失血性休克；2、弥散性血管内凝血；3、多器官功能衰竭；4、右上纵隔肿瘤；5、重度贫血；6.呼吸衰竭；7.循环衰竭。”抢救记录：“立即予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快速补液扩容，补钙，持续大剂量升压（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持续泵入肾上腺素及静推强心，纠酸（碳酸氢钠）、继续申请红细胞纠正贫血，申请机采血小板补充血小板，减轻肺水肿（呋塞米）等抢救治疗，经反复静推肾上腺素后心率升至56-62次/分左右，但血压持续未能测出，指脉氧波动在42-50%，复查血气提示仍代谢性酸中毒，严重低氧血症，氧合差，继续持续呼吸机辅助呼吸，维持升压药升压，肾上腺素强心，碳酸氢钠纠酸等抢救治疗。但病人病情进展迅速，于2016年3月4日21：10分心律下降至36次/分，血压及指脉氧测不出，立即予心肺复苏术，持续胸外心脏按压，21：30心跳停止，反复静推肾上腺素升压、强心，加快泵入升压药升压，地塞米松增加血管活性，碳酸氢钠纠酸等抢救治疗，但呼吸心跳未恢复，多次心电图检查为直线，但家属强烈要求继续抢救，抢救至2016年3月5日00：30分，患者自主呼吸心跳未恢复，瞳孔散大固定，查心电图呈直线，抢救无效死亡。” 2016年3月8日，李善逢的亲属李善明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李善逢的死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2016]病鉴字第69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李善逢符合纵隔手术区左头臂静脉破裂出血休克而死亡。”李善明支付鉴定及专家差旅费共计11,000元。 2016年7月12日，原告卢林花等人以医疗损害给其造成损失请求给予赔偿为由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8月23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武鸣医院对患者李善逢的诊疗、手术等行为，行为与患者李善逢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等进行鉴定。2016年8月26日，武鸣医院也提出对诊疗行为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于广西区司法厅编制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的相关鉴定机构均称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资质，我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中止鉴定的决定。2017年5月18日，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回复本院称可以对本案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李善逢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院遂于同日委托该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被告武鸣医院垫支了鉴定费7,500元。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5日作出桂公明司鉴中心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说明：1.根据病历记载，患者李善逢经检查发现纵隔肿物，根据术中大体病理描述，该肿物较大，有行手术切除的指征。因此，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即被告武鸣医院）给予患者李善逢行纵隔肿物切除术是合理的。根据术中病理的描述，该肿物与上腔静脉粘连，提示手术的难度及风险大，术中发生周围组织、器官损伤的并发症的机率高，且发生并发症后，处理难度较大。患者在出现大出血的并发症后，医方给予积极的输血、输血浆、止血等抢救措施，符合临床抢救原则及规范。2.结合整体病历资料分析，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不足。表现为对于手术的风险及难度预估不足。在术中探查时已发现肿物与上腔静脉等粘连紧密，这已提示手术的难度及风险增大，也预示着此病例对术者手术的操作技术要求极高，对并发症的处理经验要丰富、得当。对于手术难度因病情、病变复杂突然变大，可考虑终止手术或请专家会诊后再行手术治疗，或与家属再次商议后再决定手术方式等。而医方并未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在病历中并未见有术中因病情复杂、病变较特殊而告知家属的相关记录。且在发生严重并发症后，虽然急请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的教授来协助救治，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医方对于本次手术的施行准备不足。3.根据病理检查记录，患者李善逢损伤的左头臂静脉的裂口并未得到缝合止血，且患者在血管损伤后出现的弥散性凝血功能障碍，继而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是造成其死亡的主要原因。综上分析，武鸣区人民医院对李善逢的医疗行为存在未严格履行谨慎注意义务的过失；武鸣区人民医院对李善逢的医疗行为与李善逢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3日作出《关于桂公明司鉴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鉴定意见》，在上述分析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在患者李善逢的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约为60%，原、被告各承担鉴定费1000元，共计2000元。 另查明，李善逢在武鸣医院共住院6天，李善逢的家属预交治疗费2,000元。李善逢死亡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妻子磨某、父亲李维甫、母亲卢林花、儿子李某。李维甫、卢林花的出生日期分别为1946年3月10日、1946年5月27日，二人共生育五个子女，次子李善逢出生于1979年9月17日。李善逢与磨某于2011年12月5日生育儿子李某。李善逢、李维甫、卢林花、李某均为非农业户口。本案审理过程中，2018年10月3日，李维甫因病去世。李维甫去世后，其长子李善明、大女李菊青、二女李菊存、三女李菊兰均表示愿意参与本案诉讼，并对被继承人李维甫之前的诉讼行为表示认可。 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医院对患者李善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是否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2.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如何计算。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是以医疗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基本条件。由于医疗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为查明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否存在过错造成本案损害后果，经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亦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李善逢符合纵隔手术区左头臂静脉破裂出血休克而死亡”；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武鸣医院对李善逢的医疗行为存在未严格履行谨慎注意义务的过失，武鸣医院对李善逢的医疗行为与李善逢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述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可以认定被告武鸣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李善逢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桂公明司鉴中心法检字[2018]第3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给予患者李善逢行纵隔肿物切除术是合理的。……患者在出现大出血的并发症后，医方给予积极的输血、输血浆、止血等抢救措施，符合临床抢救原则及规范。……在术中探查时已发现肿物与上腔静脉等粘连紧密，这已提示手术的难度及风险增大，也预示着此病例对术者手术的操作技术要求极高，对并发症的处理经验要丰富、得当。对于手术难度因病情、病变复杂突然变大，可考虑终止手术或请专家会诊后再行手术治疗，或与家属再次商议后再决定手术方式等”；该鉴定中心2019年7月3日出具的补充鉴定意见进一步说明“患者李善逢其病变与周围组织、器官黏连紧密，手术难度大，是并发症发生概率高的一方面原因……然而，经外院专家急会诊后予以积极的补救措施，仍未能扭转病情的恶化……由此也反映了医方在发生并发症后的应急处理预案及能力不足”，上述鉴定结论说明鉴定机构在针对武鸣医院参与度的确定中已考虑到被告所主张的“患者自身病情的复杂性”、“诊疗合理、规范”等因素，并详细阐明医院存在的过失，故被告提出参与度的鉴定意见不合理的意见无充分理据。综上，结合查明事实并参照司法鉴定意见，本院酌定医院对造成患者李善逢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50％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以下简称《2018年标准》），本院确认原告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30,502元/年×20年=610,040元，有户口本、证明等证据证明，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5,538元/月×6个月=33,228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原告主张患者住院期间及亲属办理后事的交通费共计2,000元，虽无票据证明，但就医及亲属奔丧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故本院结合实际情况，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4.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故原告主张按国家赔偿法的标准计算缺乏法律依据，本院按照《2018年标准》酌定亲属办理后事的误工费为51,137元÷365天×3人×3天=1,260.91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李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8,349元/年×14年÷2=128,443元；李维甫、卢林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18，349元/年×（10年+2年）÷5人=44，037.6元，上述费用共计172,480.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6.医疗费2,000元有相关票据证实，诉请中的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7.司法鉴定费共计11,000元，有发票证明，本院予以支持；8.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结合本案各方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及本地实际生活水平，本院酌情支持10,000元。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中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上述费用为：死亡赔偿金610,040元、丧葬费33,228元、医疗费2,000元、交通费1,000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260.9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2,480.6元、鉴定费11,000元，合计831,009.51元。被告附属武鸣承担50%即415,504.76元，并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425,504.76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赔偿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15,504.76元； 二、被告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赔偿赔偿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三、驳回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292元（申请缓交5,646元），由原告卢林花、磨某、李某、李善明、李菊青、李菊存、李菊兰负担5,865元，由被告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医院负担5,427元。 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案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慧 人民陪审员  林学民 人民陪审员  谢记生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陈 景 书 记 员  黄 玉 韦佳健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