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终70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阜阳市颍州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法定代表人：邢晓军，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咸亮，安徽吴咸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成波，安徽吴咸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进超，男，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德生，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振，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阜阳市温州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法定代表人：李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凯，安徽恒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阜阳市颍州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颍州区城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进超及一审被告阜阳市温州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温州街置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1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颍州区城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邢晓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咸亮、韩成波，高进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振，温州街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颍州区城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1887号民事判决，改判颍州区城投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并由高进超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高进超为本案出借人证据不充分，不符合逻辑。1.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签订时，高进超持有安徽盐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徽盐金融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其身份仅仅是代理人，代表的是徽盐金融公司。该委托书注明的借款合同编号与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一致。正因如此，颍州区城投公司才会在《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即与高进超签订《保证合同》。一审判决认定颍州区城投公司对于高进超的出借人资格“没有任何异议”逻辑错误。2.颍州区城投公司在庭审中提交徽盐金融公司的委托书，以证明高进超仅是签订借款合同的受托人，是该公司行使其答辩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颍州区城投公司在庭审中否认高进超系出借人违背客观事实”有失公允。3.温州街置业公司与徽盐金融公司进行的两次置换即一审法院认定的“走账（过桥）”，亦可证明本案实际借款人是徽盐金融公司，高进超并不是出借人，其仅是徽盐金融公司的代理人。二、一审法院认定“置换”属于“过桥”，“过桥”不属于“以新还旧”是对法律法规的误解和对财务知识的匮乏。1.在一审质证过程中，高进超认可案涉借款经过两次置换，但在庭审中回答法官询问时其又否认3000万元置换的真实性，仅认可第二次置换1600万元的事实，其陈述前后矛盾。2.“置换”本质上是“以新还旧”，一审法院对“以旧换新”的理解是狭隘的。“以新还旧”的本质是旧的借款虽然表面上已经还清，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偿还，而是以新的借款替代了旧的借款。“以旧还新”在形式上既可以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达成新的借款协议用于偿还旧的贷款，也可以是通过资金过桥等其他方式偿还了旧的贷款，而形成新的贷款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以新还旧”的形式只有前一种，不包括后一种方式，是狭义的理解，如按此理解，温州街置业公司与高进超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旧的借款已经还清，那么新的借款与担保人更无任何关系。3.“过桥”仅仅是“置换”的一种方式，“过桥”是手段，“以新还旧”是目的。一审法院认定“高进超出借的资金进出只是案外人徽盐金融公司走账（过桥）的需要，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并没有再次签订《借款合同》”存在两处错误。首先，徽盐金融公司走账是为了达到账目平衡的目的，借款两次到期，两次走账的对象显然是针对温州街置业公司的账目，目的即是通过新的借款消除之前的到期借款。其次，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并不代表第一次借款没有还清。通过走账（过桥）的方式，第一次借款已经还清。根据法律规定，担保人对于此后的借款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颍州区城投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即“并未增加保证人的担保责任”是错误的。如果认定第一次借款已经还清，则保证人即免除了担保责任。如按一审认定“未增加保证人的担保责任”，则无论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的借款清偿几次、再出借几次，均不需要告知担保人或与担保人进行协商。综上，请求判如所请。高进超辩称：一、颍州区城投公司始终违背其当初签订《保证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之所以愿意为温州街置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是因为温州街置业公司以其自有房产提供了反担保，这意味着无论出借人是谁，颍州区城投公司均愿意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其关于如果借款人不是高进超就不签订担保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二、所谓借新还旧，应该是由债务人温州街置业公司先筹措一部分款项还给出借人，再由出借人将款项贷给温州街置业公司，而本案并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温州街置业公司述称：其对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颍州区城投公司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没有异议。本案“借新还旧”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对一审关于利息的判决有异议，本案应按月1.7%的利率标准计算利息。高进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温州街置业公司向高进超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2.判令温州街置业公司向高进超支付借款利息、逾期罚息、违约金等各项费用1080万元（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即60万元/月，从2017年4月29日起暂计至2018年10月29日止共计18个月，以后顺延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温州街置业公司向高进超支付律师费15000元；4.颍州区城投公司对上述1、2、3项诉讼请求中温州街置业公司所要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委托担保费等各项费用由温州街置业公司、颍州区城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30日，高进超与温州街置业公司于合肥市瑶海区盐业大厦签订《借款合同》（编号：借字第2016075号），约定高进超向温州街置业公司出借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0个月，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7月30日止，月利率1.7%，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如温州街置业公司逾期还款，则应支付逾期罚息，罚息利率为日0.1%及300万元的违约金。同日，高进超与颍州区城投公司就上述《借款合同》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等各项费用。截至2016年11月29日，高进超依约陆续向温州街置业公司转款支付3000万元借款(分十五笔，每笔200万元)。截至2018年11月8日，温州街置业公司通过案外人武标和温州街置业公司的账户已经向高进超支付了6034417.47元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高进超是否具备案涉借贷出借人资格的问题。本案中高进超与温州街置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高进超按照温州街置业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向该公司银行账户转款3000万元，即已按约履行了3000万元的出借义务。温州街置业公司对向高进超借款及收到案涉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并在高进超的指示下支付了部分利息。至于温州街置业公司向谁支付利息，并不影响本案《借款合同》签订及借贷双方的主体资格。且颍州区城投公司在《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即与高进超签订了相应的《保证合同》，显然，颍州区城投公司对于高进超系案涉借款出借人资格没有任何异议。故颍州区城投公司不认可高进超系案涉借款出借人的答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高进超主张按照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有无依据以及利息起算点的问题。高进超与温州街置业公司自2016年9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后，已经实际履行了款项出借义务。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7%，从2016年10月13日起高进超支付第一笔款项开始分段计算利息，截至2017年4月30日温州街置业公司应向高进超支付利息2824266.67元，而温州街置业公司截至该日实际向高进超支付2679674.5元利息。《借款合同》第一条第3款的明确约定“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乙方在当月20日至当月底期间内付清当月利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第六条约定如温州街置业公司逾期还款，应向高进超支付逾期罚息，逾期罚息的利率为逾期1-30天0.1%/天。第七条约定温州街置业公司不履行或延迟履行还款义务，应按借款本金数额1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按照上述约定，温州街置业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远超月息2%，现高进超主张月利率2%的利息，符合现行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及法律规定。因此，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温州街置业公司应向高进超支付1158万元利息，加上2017年4月30日之前温州街置业公司应向高进超支付的利息2824266.67元，扣除截至2018年11月30日之前温州街置业公司已经向高进超支付的6034417.47元，温州街置业公司应当偿还高进超借款本金3000万元，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1.7%利息尚未支付的8369849.2元（之后利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时为止）。关于颍州区城投公司的担保责任能否免除问题。颍州区城投公司与高进超就《借款合同》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合同》第一条明确了“被担保的本金数额为3000万元”，第二条明确约定了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等各项费用，第四条明确约定了保证期限如债务人债务未履行完毕，期限延长为两年。《借款合同》履行期间并没有出现以新贷还旧贷这一客观事实，颍州区城投公司辩称的“借新还旧”并非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以新贷还旧贷情形。该条规定的“新贷”、“旧贷”是指同一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的前后两个借款合同关系；“以新贷偿还旧贷”是指借款人向出借人所借的前一笔借款期限届满未还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协议，由借款人再次向出借人申请借款用于偿还尚欠的款项。而本案高进超出借的资金进出只是案外人徽盐金融公司走账（过桥）的需要，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并未再次签订《借款合同》，最为重要的是，颍州区城投公司对案涉30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并未增加保证人颍州区城投公司的担保责任。颍州区城投公司以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主张案涉借款属于“借新还旧”及案涉借款已经超过保证期间的主张，显然与法律不符，是对法律法规的曲解。因《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是2017年7月30日止，而《保证合同》中有关保证期限的约定为两年。故颍州区城投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该公司应当对温州街置业公司所借款项向高进超承担保证责任。另，高进超主张本案律师代理费15000元，由于高进超未能提供该费用已经支付的凭证予以证明，对该费用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温州街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进超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1.7%利息尚未支付的8369849.2元（之后利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自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时为止）；二、颍州区城投公司对温州街置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进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8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0875元，由温州街置业公司、颍州区城投公司负担。二审中，颍州区城投公司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落款签名人为姚玉强、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16日的《情况说明》。证明目的：温州街置业公司原会计姚志强是案涉借款两次置换的直接参与者，第一次其带着三十枚公章，第二次其带着十八枚公章，应徽盐金融公司的要求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滨湖新区支行开立了几十个银行帐户，通过这些账户将原来的借款进行了两次置换。证据二、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2016年8月31日《阜阳市温州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融资专题会议纪要》。证明目的：颍州区城投公司根据政府会议纪要向徽盐金融公司提供保证，高进超是代理人。高进超质证认为：上列两份证据均系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一属证人证言，颍州区城投公司应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份《情况说明》与一审中颍州区城投公司所陈述的经过说明内容是一致的。该证据恰恰说明徽盐金融公司为了走账的需要，先将资金转出去再还回来，与颍州区城投公司的上诉理由有本质区别，案涉债权债务并没有灭失后又重新产生。证据二在一审时已经形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政府要求颍州区城投公司提供担保，即便表述了要通过国元网金和徽盐金融公司进行融资，也不能代表该两家融资公司是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温州街置业公司对上列证据予以认可。高进超、温州街置业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二审期间，本院通知徽盐金融公司相关人员协助调查。该公司副总经理杨洪、邵正理于2019年6月26日到本院接受询问，本院制作了《询问笔录》。经询问，该二人称：徽盐金融公司是信息服务中介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信息咨询、财务咨询等中介服务及融资服务。当时徽盐金融公司获得温州街项目的融资信息，将该信息介绍给高进超。高进超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后，同意对该项目融资。本案所涉3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高进超，徽盐金融公司不是本案的借款人，其不会向温州街置业公司主张还款。高进超出借的款项中有1600万元资金来源于徽盐金融公司，考虑到该1600万元的资金安全问题，徽盐金融公司又不是直接借款人，抵押物不能直接抵押到徽盐金融公司名下，故该公司向高进超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建议温州街置业公司将抵押物抵押到高进超名下。但后期徽盐金融公司得知抵押物作为反担保抵押给了颍州区城投公司，颍州区城投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了全额担保，故没有再要求温州街置业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委托函也就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关于颍州区城投公司所称的“以新还旧”，是因2018年上半年，徽盐金融公司财务制度要求公司资金不能出借给个人且资金要小额分散，而本案所涉1600万元是徽盐金融公司借给高进超的款项，资金额大且是借给个人，为了规范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徽盐金融公司用自有资金将1600万元转给高进超提供的16家单位银行账户，并于当天转回徽盐金融公司，从而实现贷款给企业和资金小额分散的两个目的。这种操作与温州街置业公司向高进超的借款并无关系，不是以新贷偿还旧贷。另，因高进超出借的款项中有1600万元资金来源于徽盐金融公司，高进超需要为该笔款项向徽盐金融公司支付利息，故经高进超同意，温州街置业公司直接将利息支付给了徽盐金融公司。经质证，高进超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并认为该证据内容进一步印证了高进超在一审陈述的客观事实。温州街置业公司对被询问人的身份无异议，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并认为该笔录可以证明案涉3000万元借款有1600万元是徽盐金融公司的资金，高进超与徽盐金融公司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出借方。徽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所陈述的内容部分不属实。案涉借款确实经过两次置换，高进超、温州街置业公司均没有通知颍州区城投公司，颍州区城投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颍州区城投公司对该《询问笔录》的合法性认可，但认为该笔录反映的内容不真实，具体表现在：1.徽盐金融公司称其财务操作与高进超、温州街置业公司之间的借款无关、不是以新贷偿还旧贷不真实。如是徽盐金融公司为了规范财务管理，不应与外部企业发生关系，没有必要让温州街置业公司提供16家单位的营业执照、公章等，这说明内部走账或操作是针对温州街置业公司的账目。2.3000万元借款都是徽盐金融公司的资金，根据温州街置业公司提供的30个公章看，案涉借款经过了两次置换。一审中高进超对此认可，现徽盐金融公司称只进行一次置换不属实。且所涉企业的营业执照、公章、账户是温州街置业公司提供的，不是高进超提供的。3.徽盐金融公司关于向高进超出具委托书的解释不合理。如果出具委托书是为了办理抵押，高进超本就是借款人、债权人，无需徽盐金融公司出具委托书即可办理抵押。徽盐金融公司称没有使用委托函的原因，是其不再要求温州街置业公司提供抵押物，如果徽盐金融公司不是债权人，没有必要要求提供抵押。颍州区城投公司收到的委托函是原件，合法有效，该公司收到委托函后即按照该委托函的意思，履行相关程序为融资行为进行担保。没有该委托函，颍州区城投公司不会为温州街置业公司借款进行担保。徽盐金融公司称委托函没有发挥效用，颍州区城投公司不认可。对上列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颍州区城投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属于证人证言。该证言的内容与颍州区城投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关于我公司与高进超借款到期后两次置换的经过说明》及《第一次续约、第二次续约》统计表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但前述经过说明及统计表均系温州街置业公司单方出具或制作，颍州区城投公司提交的转款凭证只能反映，徽盐金融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至同年6月14日分笔将1600万元款项转入阜阳市颍州区学友服装店等16家单位的银行账户，上述账户又于当日将所收款项转回徽盐金融公司账户。关于颍州区城投公司所称的第一次“置换”并无相关转款凭证予以证明。对于颍州区城投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因与原件核对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本院向徽盐金融公司相关人员调查所制作的《询问笔录》，各方当事人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至于其能够证明的事实，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6年8月31日，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印发《阜阳市温州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融资专题会议纪要》，载明：“……会议决定：1、按鼓楼办事处有关解决温州街棚户区改造建设资金的报告，为解决温州街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的资金困难，阜阳市温州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国元网金和徽盐金融两家融资租赁公司以阜阳市温州街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进行融资，融资金额1亿元左右。2、同意由区城投公司为本项目融资提供担保，区城投公司出具融资担保的相关手续，规范程序。由阜阳市温州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提供反担保手续，……”。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高进超是否为案涉借款的出借人；2.颍州区城投公司主张免除保证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案涉借款出借主体的认定问题。借款主体的认定一般应当依据借款合同载明的合同主体来认定。经审查，案涉2016年9月30日《借款合同》记载的债权人（甲方）为高进超，合同落款甲方处由高进超签名，且通篇合同内容并无高进超代表其他公司或个人出借款项的表述，所出借款项也均是自高进超的银行账户转出，故本案借款的出借人应认定为高进超。颍州区城投公司上诉称高进超系受徽盐金融公司委托代为签订借款合同，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是徽盐金融公司。对此，虽然徽盐金融公司出具了《委托函》，授权高进超代为签署借款合同，但高进超事实上并未以徽盐金融公司的名义而是以本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且经本院核实，徽盐金融公司亦认可案涉3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高进超，而非徽盐金融公司，并表示不会向温州街置业公司主张还款。虽然高进超出借的款项中有1600万元资金来源于徽盐金融公司，但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并不影响借款主体的认定。故颍州区城投公司主张本案的借款人是徽盐金融公司缺乏事实依据。此外，颍州区城投公司上诉称其是根据政府会议纪要向徽盐金融公司提供保证，该理由与其事实上与高进超而非徽盐金融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相矛盾。且保证是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的担保，对保证人利益有实质影响的是债务人的资信状况和还款能力，而非债权人，故颍州区城投公司以政府会议纪要载明的债权人是徽盐金融公司为由，否认其为温州街置业公司向高进超借款提供保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二）关于颍州区城投公司主张免除保证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案证据反映，2018年1月19日至6月14日期间，徽盐金融公司分多笔将1600万元款项转入阜阳市颍州区学友服装店等16家单位，收款单位又于当日将款项转回徽盐金融公司账户。颍州区城投公司主张该行为是以新贷偿还旧贷的行为，该公司的担保责任应当免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本案所涉的“走账”行为系徽盐金融公司与16家单位之间的转款，并非本案出借人高进超与借款人温州街置业公司之间进行，所涉款项金额1600万元与本案高进超实际出借金额3000万元亦不吻合，故颍州区城投公司主张此系温州街置业公司偿还高进超借款的依据不足。就本案温州街置业公司与高进超之间的借款关系而言，并不存在以新贷偿还旧贷的事实，颍州区城投公司据此主张对案涉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颍州区城投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649.25元，由上诉人阜阳市颍州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 蓉审判员 胡邦圣审判员 吕巍巍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姚 璐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