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884号原告:罗亚文，男，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倩，系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纪东，系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陈厚忠，男，194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军，系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黄金口工业园金福路**。法定代表人：陈厚忠，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福标，男，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星，男，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罗亚文与被告陈厚忠、第三人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亚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倩、郭纪东，被告陈厚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军，第三人金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福标、刘红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亚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351,083.78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三人金牛公司于1999年9月22日设立至今。原告罗亚文于2001年6月5日起成为第三人金牛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截至起诉之日，持股比例降至0.28%。被告陈厚忠于2001年6月5日起即成为第三人金牛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53.33%，此后持股比例不断提高，至今一直担任第三人金牛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1999年至2015年7月，原告罗亚文一直在第三人金牛公司工作，辞职后第三人金牛公司多次与原告罗亚文协商低价退股，但股权转让价款未达成一致。2016年6月17日，第三人金牛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增资决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00,000,000元，从30,153,281元增至130,153,281元，股东以现有持股比例为上限，按每股1元的价格先行认缴，认缴不足100,000,000元部分再由其他股东补齐，股东认缴增资资金在1年内到位。2016年6月30日，第三人金牛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及股东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第三人金牛公司注册资本由30,153,281元变更为130,153,281元。第三人金牛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未履行对原告罗亚文的通知义务，原告罗亚文未能参会，被视为弃权。2016年6月30日，第三人金牛公司财务负责人在明知增资为认缴的情况下却告知原告罗亚文须当日实缴增资款，否则视为弃权。原告罗亚文未参与增资，致使原告罗亚文持股比例由增资前的1.23%降至增资后的0.28%。被告陈厚忠按每股1元的价格共增资74,252,600元，持股比例由增资前的67.30%升至增资后的72.64%。第三人金牛公司此次增资时，经营状况良好，未分配利润高达1,700,000,000元有余，根本没有向股东募集资金进行增资的必要。第三人金牛公司在增资时每股净资产已超过58元，却以每股1元的价格进行增资，这种增资方式是新增资本对未增资股东已享有的股权财产性权利的严重侵犯和掠夺。被告陈厚忠作为第三人金牛公司绝对控制性股东、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增资前持股比例已超过2/3，有效控制着第三人金牛公司的人、财、物、运营等，使得第三人金牛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成为其单方面行使权力的代言人。被告陈厚忠在履行股东权利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明显恶意低价增资，造成原告罗亚文在第三人金牛公司的股东权益严重受损。此次增资后，原告罗亚文持有的股权价值大幅减值，而被告陈厚忠持有的股权价值则获得增值近亿元。因第三人金牛公司在增资时未提供当时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故原告罗亚文暂以被告陈厚忠提供的2015年12月31日第三人金牛公司的净资产为基准计算因增资行为给原告罗亚文造成的损失。原告罗亚文在增资扩股前的股权价值为1,750,640,397.70元*1.23%，在增资扩股后的股权价值为1,850,640,397.70元*0.28%，原告罗亚文所持股权价值因增资而实际减少的损失金额为16,351,083.78元。第三人金牛公司此次增资行为实为控股股东通过增资扩股来稀释小股东股权并获得私利的压迫行为，被告陈厚忠主观上明显恶意，客观上对原告罗亚文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罗亚文起诉至法院。被告陈厚忠辩称，1、被告陈厚忠作为本案第三人金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参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管理，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利侵害其他股东的权利。第三人金牛公司于1999年9月22日成立至今，被告陈厚忠就担任第三人金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了实现民主决策，第三人金牛公司一直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通过设立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划分公司内部管理的责权利关系。通过民主决策，最大化的调动公司内部的积极性，推动公司的科学发展。2、2016年公司增资方案的制定、通过和实施，从程序上符合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从现实上满足了公司发展需求。2016年初，公司市场营销部门就向公司反映了在参与市场招投标中由于公司注册资本过低，而市场竞争对手注册资本都在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造成评标时公司面临减分，最终影响到投标结果的情形。为此，董事会成员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鉴于事情紧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被告陈厚忠召集并主持了董事会会议，与会各位董事一致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共同制定了增加100,000,000元注册资本的方案，并一致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股东会表决。该增资方案不仅能解决市场营销部门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公司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困难。由于工作时间上的安排，被告陈厚忠不能主持、参加股东会会议，董事会相关董事推选姚光伟董事主持股东会的召开，而被告陈厚忠则委托姚光伟在股东会上代为行使股东投票权。据被告陈厚忠会后了解，原告罗亚文收到了公司2016年6月17日召开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但没有参加该次股东会会议，而在该次股东会上增资方案以95.78%的绝对多数通过。为落实本次增资方案并修改公司章程，公司又于2016年10月16日、2016年11月4日、2017年3月12日召开股东会，而这几次会议原告罗亚文均到会参与，在会上原告罗亚文对公司增资100,000,000元持反对意见。即原告罗亚文在清晰了解公司增资的原因、方案及方案通过后的实施过程后，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不参与增资的意愿。原告罗亚文与杨明之间电话联系一事，被告陈厚忠之前并不知情。3、原告罗亚文未参与增资、未按持股比例参与增资，是其在公司持股比例下降的原因。第三人金牛公司成立至今，公司注册资本每次增资均是为了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公司股东先以现有持股比例为上限先行认缴，认缴不足部分再由其他股东补齐。但有时也会出现部分股东因为个人意愿或者财务情况选择放弃增资或在出资比例之下进行增资的情形。最近的两次增资，罗亚文选择了在出资比例之下增资和不增资，这才是导致他在公司出资比例下降的原因。同时，在认缴不足的情况下，公司中也有部分小股东超比例多认缴，出现出资比例上升的情况。而原告罗亚文将其出资比例下降的结果归责于被告陈厚忠，被告陈厚忠无法认同，也无法接受。被告陈厚忠及其他股东为了公司的发展，拿出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公司进行增资，不存在任何私心。另金牛公司股权转让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转让价格由转让方和受让方自行协商。综上所述，在公司发展面临困难时，原告罗亚文选择不参与增资，被告陈厚忠尊重其个人意愿。而在公司增资完成以后，时隔两年，原告罗亚文却以被告陈厚忠损害其股东利益为由起诉至法院。被告陈厚忠认为原告罗亚文诉请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罗亚文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金牛公司述称，1、第三人金牛公司于2016年进行增资的原因是，公司营销部门向公司反映，公司在招投标中因注册资本问题在竞争中造成投标结果不理想，希望公司补足注册资本少的短板。2、第三人金牛公司增资程序符合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市场需求召开董事会，集体讨论。对股东发出了会议通知，因被告陈厚忠有其他事情，推举姚光伟代为主持会议，会议通过增资决议。3、原告罗亚文质疑第三人金牛公司损害小股东权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公司章程的修改是公司决策，程序合法，决议内容亦不违反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约定。且不是被告陈厚忠个人意志决定的，也不存在压制小股东的意图，更不存在谋取利益最大化的想法。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罗亚文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罗亚文提交的金牛公司营业执照、金牛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2015年1月27日股东会决议、持股比例变化表、2001年5月7日金牛公司股东职业状况说明、金牛公司股东名册、被告主持金牛公司日常工作相关媒体资料、2016年6月17日股东会决议、2011年财政部、工信部{2011}181号文《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金牛公司2015年、2016年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罗亚文诉金牛公司知情权一案判决书、2018年7月30日股东会决议、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决议、2001年1月18日金牛公司章程、2009年5月24日金牛公司章程、2005年11月7日章程修正案、2012年10月20日股东会决议、2018年1月8日股东会决议、金牛世纪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工商档案，陈厚忠和金牛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陈厚忠提交的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金牛公司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虽无必然联系，但可以看出在本次增资前金牛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注册资本明显偏低。对金牛公司提交的武汉市企业变更通知书、备案通知书、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5民初3582号民事判决书、顺丰、EMS邮寄单、股东会会议通知，EMS邮寄单、股东会签到表，授权委托书、股东会会议通知、股东会签到表、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2016年11月4日）、会议视频（2016年11月4日）、EMS邮寄单、股东会签到表、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2017年3月12日）、会议视频（2017年3月12日），原告罗亚文、被告陈厚忠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金牛公司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股东会录音、杨明的电话录音，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金牛公司认为上述股东会决议已经被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杨明的电话录音，金牛公司认为杨明与原告通话时股东会决议已经产生了，一切均应以股东会决议为准；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作综合认定。2、对金牛公司提交的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议、董事会决议、临时股东会支持人推荐函，罗亚文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系金牛公司单方制作，且均缺乏相应的会议纪要，金牛公司亦没有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形式上并无瑕疵，且原告并无证据推翻上述证据的合法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答辩和经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企业信息咨询报告》显示，金牛公司于1999年9月22日登记成立，经营状态为存续，注册资本为130,153,281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厚忠，罗亚文系金牛公司的股东。金牛公司章程第七条“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第一款“股东会”第5项“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规定：“（1）股东会会议为定期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三年召开一次。董事长提议，1/4以上表决权提议，1/3以上董事提议，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2）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3）股东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4）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5）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董事长指定其他董事支持。”2016年5月25日，金牛公司董事姚光伟、程得才、刘红星、赵德银向金牛公司董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会，讨论并决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相关事宜。当日，金牛公司董事会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将公司注册资本拟增加100,000,000元的提案提交股东会讨论并决议，与会董事陈厚忠、姚光伟、刘红星、赵德银、程得才、张克多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同时陈厚忠、刘红星、赵德银、程得才、张克多共同出具临时股东会主持人推举函，载明因公司董事长陈厚忠到市场处理相关事宜，不能主持股东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决定由公司董事姚光伟主持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2016年6月2日，金牛公司通过顺丰速运向罗亚文邮寄股东会会议通知。邮寄结果显示，快件已退回/转寄。2016年6月3日，金牛公司又通过EMS向罗亚文邮寄股东会会议通知，邮寄结果显示，投递并签收。2016年6月17日，金牛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议应到股东27人，实到股东24人（李顺新、姚光伟、赵德银、刘红星、张克多、杨明、程得才7人实际到会，陈厚忠委托姚光伟，刘伯州、潘德刚、涂向群、胡向前、陈建英5人委托赵德银，熊建斌、张红、曾涛、崔灿4人委托张克多，冯波、谢腊生、郭兵、陈卫东、赵建平、张谋庆、龚晓华7人委托杨明参会，李忠伏、罗亚文、袁宏波未到会），实到股东人数占股东总人数的88.89%，实到股东持股份额占总股本的95.78%。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金牛公司第十六届第二次股东会于2016年6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股东27人，实到股东24人，实到股东占股东总数的88.89%，占总股本的95.78%，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李忠伏、罗亚文、袁宏波未到会，公司提前15日于2016年6月2日分别用邮政EMS和顺丰快递寄出会议通知，李忠伏、罗亚文、袁宏波三位股东未到会。（后附邮政EMS、顺丰快递寄件单）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仅30,153,281元，较低的注册资本已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工程项目投标对公司注册资本有强制要求起码要达到1个亿以上。鉴于市场竞争需要，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00,000,000元，将注册资本增至130,153,281元。此次增资所有股东先以现有持股比例为上限先行认缴，认缴不足100,000,000元部分再由其他股东补齐。股东认缴增资资金在1年内到位。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变更后注册资本为130,153,281元。股东认缴金额明细：……其中股东陈厚忠本次增资74,252,600元……股东罗亚文不增资……。增资后股东出资明细表：陈厚忠，出资额94544981元，出资比例72.64%……罗亚文，出资额370,000元，出资比例0.28%……。经全体参会股东表决，投赞成票股东24人，占总股本的95.78%，占股东人数的88.89%；投反对票股东0人，占总股本的0%；弃权股东3人，占总股本的4.22%，占股东人数的11.11%。投赞成票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95.78%，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决议生效”。2016年6月30日，金牛公司注册资本由30,153,281元变更为130,153,281元，并已办理工商登记。2016年9月28日，金牛公司作出股东会会议通知，决定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定于2016年10月16日上午九时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黄金口工业园金牛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议题是讨论股权转让、注册资本实缴到位事宜。同日，金牛公司通过EMS向罗亚文邮寄股东会通知。2016年10月16日，罗亚文在股东会签到表上签名。同日，金牛公司作出股东会会议通知，定于2016年11月4日下午2时于公司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是：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已实缴到位，履行工商备案登记手续。罗亚文在会议通知上签名。2016年11月4日，罗亚文在股东会签到表上签名。在股东会议上，罗亚文对金牛公司增资100,000,000元的决议持反对意见。2017年2月24日，金牛公司通过EMS向罗亚文邮寄3月12日股东会议通知。2017年3月12日，罗亚文在股东会签到表上签名。在股东会议上，对注册资金实缴到位的决议，罗亚文持反对意见。2016年10月16日、2016年11月4日、2017年3月12日三次股东会会议的会议通知，罗亚文陈述，其是通过快递接到通知的。金牛公司陈述，金牛公司增资是先认缴，再实缴，认缴资金已于2016年10月实缴到位。同时，金牛公司陈述，罗亚文现在亦可以进行实缴或者认缴。然罗亚文陈述，因没有任何投资期待利益，以及对投资风险完全不可预测和无法把控，故其不同意增资方案，不同意认缴。罗亚文陈述，2015年7月，其辞职离开金牛公司。另查明，案外人李顺新与金牛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案外人李顺新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6）鄂0105民初3582号民事判决，认定金牛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上均符合法律规定，股东会决议有效。案外人李顺新不服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5民初3582号民事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鄂01民终3411号民事判决，认定金牛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决议内容也未违反公司章程，不存在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法定情形。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陈厚忠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是原告认为被告陈厚忠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原告的权利，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予以支持的问题，本院从以下方面进行论述。一、关于金牛公司增资召开的股东会的效力问题。1、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金牛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是否对原告履行通知义务。①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2016年6月2日，金牛公司通过顺丰速运向罗亚文邮寄股东会会议通知。邮寄结果显示，快件已退回/转寄。2016年6月3日，金牛公司又通过EMS向罗亚文邮寄股东会会议通知，邮寄结果显示，投递并签收。罗亚文称，其没有收到该会议通知。本院认为，金牛公司已经履行对罗亚文的通知义务，理由如下：2016年6月2日、2016年6月3日，金牛公司邮寄会议通知所填写的收件人联系方式与2016年9月28日、2017年2月24日，金牛公司邮寄会议通知所填写的收件人联系方式一致。罗亚文亦认可2016年9月28日、2017年2月24日，金牛公司邮寄的会议通知其已经收到。②原告对公司增资事宜是知晓的，但其明确表示反对增资；且直至本案开庭之日，被告亦同意按照原告持有金牛公司股权份额向原告进行转让股权，但遭到了原告的拒绝。综合以上两点，本院认为金牛公司对原告尽到了通知义务，且原告对公司增资事宜亦是非常清楚的。2、金牛公司于2016年6月17年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经本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认定合法有效。二、关于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认定问题。根据公司制度的基本原理，股东设立了公司，依法应享有股东权利，包括知情权、表决权、收益分配权、清算请求权等多项权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法并不否认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只是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何为“滥用”？结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所谓“滥用”即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原告所述被告陈厚忠通过控制的董事会、股东会，从而控制金牛公司的问题。股东正当行使表决权是保证公司决策机制正当运行的前提，也是判断公司决策是否正当的依据，所谓正当是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同时金牛公司的公司章程亦对此作了类似规定。在本次增资前金牛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注册资本明显偏低，金牛公司的增资有其客观必要性，亦为公司长远发展着想；为增资召开的股东会程序合法，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满足了资本的多数决和人数的多数决；股东会决议已被法院认定合法有效。被告陈厚忠确系金牛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其既然是金牛公司的股东，行使表决权正是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表现，该行为既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亦未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是金牛公司的控股股东，通过控制的董事会、股东会，将其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从而控制金牛公司。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其一，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的股东不能大比例持有公司股权，既然公司法没有禁止，被告持有金牛公司的股权就是合法的；其二，被告持有金牛公司的股权比例虽然较高，但也不能剥脱被告的股东权利，尤其是表决权；其三，如果按照原告的逻辑，只要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行使表决书即是滥用股东权利，这显然剥夺了大股东的股东权利，与公司法的规定是相悖的。四、关于原告所述金牛公司增资时有足额的净资产问题。依据公司制度的基本原理，股东出资设立公司，但公司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其享有的资产和权益并不属于股东。股东依法参与公司经营，通过正当程序实现股权中的收益权，但其无权直接分割公司的财产，获取属于公司的利益。否则，不仅侵害了公司内部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还直接损害了外部债权人的利益，间接损害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金牛公司增资时虽然有未分配利润，但该部分未分配利润仍然属于公司财产，并不属于公司股东个人财产。因此公司未分配利润并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公司的增资款。五、关于公司增资时股东的优先认购权问题。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该法律条文是对公司在增资时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保护。公司的增资扩股与股权转让是不同的，股权转让往往是被动的股东交替，与公司的战略发展无实质联系，故要更加突出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增资扩股往往为了公司的发展。当公司发展与公司人合性发生冲突时，则应当突出保护公司的发展机会。金牛公司在增资扩股时已经按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股东可以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进行认缴增资，故金牛公司以及被告陈厚忠并未侵害其他股东应享有的优先认购权。六、关于被告股权价值减少问题。原告认为被告故意告知原告错误增资时间以排除原告增资的可能性，然本院查明的事实是直至开庭之日被告亦同意以增资时的价格按照原告持有的股权比例进行股权转让，但遭到了原告的拒绝。故原告没有进行增资，并非被告导致的，而是原告自己处分自己权利的后果，其在金牛公司的股权价值减少亦是自己拒绝增资导致的，与被告并无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亚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907元（原告罗亚文已预交）,由原告罗亚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丽明人民陪审员  毛赞红人民陪审员  陈 敏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吴兆君书记员罗曼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