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民终1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安远县东江源大道568号。法定代表人：张美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希，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廉，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萍，女，1963年2月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华生，江西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2018）赣0726民初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唐萍诉讼请求；2.判令唐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唐萍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认定“唐萍从2014年5月至2018年每年均到县人民政府设置机构反映与张国伟和红山公司债权诉求，并于2018年7月提起诉讼”，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7月24日，人民法院对张国伟集资诈骗案作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生效后，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消灭，重新起算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应算至2017年7月24日。而唐萍向法院提起诉讼时间为2018年7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年。虽然唐萍在2014年5月至2018年每年均到县金融局反映债权诉求，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县金融局并不是债权诉求的受理和处理机关，唐萍不断向县金融局反映诉求并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红山公司认为截至唐萍起诉之日本案诉讼时效已过。2.一审判决认定唐萍不构成重复起诉属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依据刑事判决查明认定事实，唐萍被列入张国伟集资诈骗对象，唐萍出借款项已经被列入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范围。刑事判决书第二项“追缴被告人张国伟的集资诈骗犯罪所得25049.34万元，并返还给各集资参与人”，现该款正在追缴过程中，唐萍的该损失已可通过公力救济手段获得弥补。在此情况下，唐萍再次以同一事实、同一损失起诉，要求红山公司承担责任，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案涉借款合同实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错误。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张国伟的借贷行为是集资诈骗，本案中借条作为张国伟的犯罪工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项之规定，应属于无效借条。4.案涉借款合同上加盖的“红山公司”印章系伪造，对于加盖该印章，红山公司没有过错。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伪造红山公司印章系张国伟的犯罪手段之一，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红山公司对于张国伟犯罪行为造成唐萍之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5.唐萍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并不适格，一方面借条所载明金额与实际转账金额不一致，另一方面转款人和收款人均与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不一致，红山公司有理由怀疑借款真实性。6.唐萍不是善意相对人，张国伟本人在（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案件一审开庭笔录中陈述其“应唐萍、唐华山的要求通过红山公司过账向其完成2012年期间的借款”。可见唐萍提供模板转账到张国伟账户，并且多次借款，借款利息实际和约定不一致，唐萍与其他债权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等一系列事实可以证明唐萍是与张国伟串通订立的所谓借款合同。其不仅对于张国伟借款的目的和用途完全知情，也是故意将还款责任加诸红山公司。本案借款与红山公司无关，红山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唐萍答辩称：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唐萍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唐萍在本案一审提交的三份国家机关的书证已经证明唐萍自2014年以来参加了“张国伟及其名下企业债权人委员会”的债权追讨活动并每年都到安远县金融局反映债权诉求。该县金融局根据政府安排，代表政府受理、协调涉及张国伟的债权债务事宜，具有相关职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发生中断。2.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与张国伟集资诈骗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只判决张国伟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和对集资参与人的退赔责任，而没有对本案唐萍和红山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判决。本案与张国伟集资诈骗案之间因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而不构成重复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作出裁判。3.本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本案并不存在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合同合法有效。4.本案借条上红山公司印章真伪并不影响红山公司对其债务的责任承担。张国伟在出具借条时时任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代表红山公司作出的行为合法有效，张国伟刻制该公司印章也不构成真正的“私刻”，而是代表了红山公司的行为，其刻制以及使用该印章的法律后果均应由红山公司承担。5.本案借款属于红山公司和张国伟共同借款，红山公司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红山公司就是本案借款人，此外，张国伟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也印证了这一事实。最后，最高院对于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以公司名义借款所借款项实际付入股东个人账户的，可以认定为债务的混同，由个人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合上述观点，一审对于本案的处理正确无误，应予维持。一审中，唐萍起诉请求：1.判令红山公司向唐萍归还借款本金386万元、计算至2018年7月9日的利息487.325万元（本息合计共873.325万元），以及自2018年7月10日起按月息2%的利率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红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9日，张国伟、红山公司欲向唐萍借款100万元，唐萍将借款96.5万元汇入张国伟银行账户。2013年3月9日，张国伟、红山公司向唐萍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向唐萍借到人民币计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此据借款人：张国伟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2013.3.9”。2013年3月9日，唐萍还与红山公司签订《商铺订购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唐萍订购红山公司开发的“金橙花园”商铺（面积约为150平方米）；2.商铺价格双方约定按6000元/㎡计算；3.付款方式：唐萍先行给付红山公司订金100万元，协议签订时付清100万元；4.违约责任：如在2013年9月8日前，红山公司违约不把商铺订购给唐萍，则红山公司应按月利率3.5%的标准赔偿唐萍订购金损失，2013年9月8日之后，红山公司无权不把商铺订购给唐萍，否则双倍返还订购金等。借款后，唐萍分别于2012年11月6日、2012年12月6日、2013年1月6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3月6日各收到利息3.5万元，共计收到17.5万元利息。2013年3月5日，张国伟、红山公司向唐萍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向唐萍借到人民币计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此据借款人：张国伟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2013.3.5”。当日，唐萍分三次转账共计289.5万元至张国伟银行账户上。同日，唐萍还与红山公司签订《商铺订购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唐萍订购红山公司开发的“金橙花园”商铺（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2.商铺价格双方约定按2000元/㎡计算；3.付款方式：唐萍先行给付红山公司订金300万元，协议签订时付清300万元；4.违约责任：如在2013年9月5日前，红山公司违约不把商铺订购给唐萍，则红山公司应按月利率3.5%的标准赔偿唐萍订购金损失，2013年9月5日之后，红山公司无权不把商铺订购给唐萍，否则双倍返还订购金等。借款后，唐萍未收到该笔借款利息。出具上述两张借条时张国伟系红山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潘心华为红山公司员工，红山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安远县“金橙花园”系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张国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4月26日被监视居住，同年5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逮捕，2015年7月24日赣州中院作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1.张国伟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追缴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所得25049.34万元，并返还各集资参与人。在（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中，唐萍被认定为集资参与人，本案借款被认定属于张国伟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之一。公安机关讯问张国伟时，张国伟承认所借唐萍所有借款的利息均约定按月利率35‰计算。2017年1月16日，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国伟变更为张贵容，同年6月5日，又由张贵容变更为张美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唐萍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唐萍提起民事诉讼是否系重复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4.红山公司是否应归还唐萍借款本金386万元和主张的利息？（一）关于唐萍诉请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唐萍提交的两张借条来看，出借人与借款人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唐萍起诉催告红山公司返还借款，符合法律规定。且从安远县金融工作局提交的证明来看，唐萍从2014年5月至2018年，每年均到该局反映与张国伟和红山公司债权诉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故唐萍到安远县人民政府设置机构提出保护债权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故诉讼时效中断，唐萍主张债权的请求权应从中断事由结束后再另行起算诉讼时效。本案中，唐萍从2014年5月至2018年，每年均到本县人民政府设置机构反映与张国伟和红山公司债权诉求，并于2018年7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红山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本案唐萍提起民事诉讼是否系重复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的问题。红山公司辩称本案相同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在2017年进行诉讼并判决生效，唐萍系重复起诉。经查，案涉两张借条及唐萍的诉求与一审法院2017年审理的唐萍起诉红山公司民间借贷案件属不同的诉求与事实，故对红山公司该项辩解不予采纳。案涉两张借条借款人处不仅有张国伟签字捺印，还有红山公司盖章，唐萍将借款共计386万元打入张国伟银行账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借款合同自唐萍将借款打入张国伟账户和借条指定账户时成立并生效。张国伟、红山公司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共同借款人，9号刑事案件只涉及一位借款人张国伟，出借人唐萍还可以向其他共同借款人主张权利。唐萍就同一笔借款向除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以外的其他共同借款人主张民事权利，并不属于“重复起诉”，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予受理的规定。（三）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案涉借款合同自唐萍将借款打入张国伟银行账户时成立并生效。但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应当首先看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三个有效条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1.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和两位共同借款人均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虽然其中一位借款人张国伟存在欺诈骗取借款的真示意图，其设立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但是红山公司并没有参与张国伟的集资诈骗犯罪行为，其与唐萍订立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3.红山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唐萍签订借款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对于其他非涉嫌犯罪的共同借款人而言，应为有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赣州中院9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国伟构成集资诈骗犯罪，犯罪金额中包括唐萍出借的借款，进而可以认定张国伟在与唐萍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集资诈骗的非法目的。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出借人唐萍有共同的非法目的，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借款人红山公司参与集资诈骗，他们具有集资诈骗的非法目的，故案涉借款合同只有张国伟存在单方欺诈。而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前提为合同双方存在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即合同双方均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意。如实施犯罪行为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再次，案涉借款合同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况。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虽然涉及其中一位借款人张国伟集资诈骗刑事犯罪事实，但该民事合同仍然合法有效。（四）红山公司是否应归还唐萍借款本金386万元和主张的利息的问题。案涉两张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红山公司在案涉借条借款单位处盖章，红山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案涉借款本息的还款责任。两张借条上虽载明借款金额共计400万元，但唐萍以其实际支付给借款人的386万元为借款本金主张请求，系其自主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条上虽未载明利息事项，但根据赣州中院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和张国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可以证明唐萍与张国伟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5‰计算，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35‰。现唐萍主张借款利息以未支付利息次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系其自主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执行赣州中院9号刑事判决中追缴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所得返还给唐萍的款项，应当在红山公司的还款责任中抵扣。同时，红山公司如认为案涉借款被张国伟个人使用，侵害了其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利，其可以另案向张国伟主张。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红山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归还唐萍借款本金96.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96.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7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利随本清）；二、红山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归还唐萍借款本金289.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89.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5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利随本清）；三、上述借款本息中应扣除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中追缴返还给唐萍的款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933元，由红山公司负担。二审中，红山公司以张国伟支付给唐萍款项中含有高息未予核减为由向本院申请调取如下证据：1.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4月26日期间张国伟名下银行流水往来；2.（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第13页提到的证据“73.张国伟及其相关人员的银行账户流水情况，证明集资款进入张国伟或者张国伟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的相关情况”；3.（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案件瑞金市人民法院追赃后受偿人员名单以及受偿金额。对于前述申请，因上述申请内容缺乏明确指向性，且红山公司无正当理由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内提出该申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二审中，红山公司提交四组证据，证据一为红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张国伟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用以证明：1.红山公司不是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是张国伟；2.借条上加盖红山公司印章系张国伟应债权人要求作出，张国伟本人表述为“他们要求盖哪家（公司印章）就盖哪家”；3.张国伟本人无法确定是否是其本人或瑞金红井公司的经理潘心华还是债权人具体加盖的红山公司公章；4.张国伟曾于2013年4月6日、10日在瑞金以个人名义召开过债权人会议意图进行债权债务重整。证据二为红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案外人吴荣权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及吴荣权社保记录，用以证明：1.吴荣权以鸿福木业的员工身份协助张国伟办理对外借款事宜，吴荣权是瑞金人且一直在瑞金生活，其与红山公司无任何关联；2.张国伟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并非代表红山公司；3.张国伟是因为在广东佛山投资失利通过借新债来归还旧债引发的本案。证据三为唐萍与唐华山、欧阳培龙利益关系关联图，用以证明：欧阳培龙于唐萍、唐华山有利害关系，其在一审中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度。证据四为银行流水一组，用以证明：张国伟向唐萍转账人民币1870500元。唐萍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证据一，因该笔录中张国伟的陈述与本案一审阶段质证过的公安干警和法官制作的张国伟供述笔录内容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应以公安机关和法院制作的距离案发时间更近的、更加真实可信、更具有公信力的笔录为准，故不应予以采信。2.对于证据二，因该笔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影响本案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3.对于证据三，因该部分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能否定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4.对于证据四，这些材料并不能否认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故不应予以采信。二审中，红山公司申请吴荣权作为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吴荣权代表张国伟所作涉及借款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红山公司。吴荣权出庭作证陈述了其本人在张国伟的另一家公司上班，与红山公司无关，其本人具体参与了张国伟向外借款等事宜（详见证人笔录）。唐萍质证称，吴荣权其证词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于红山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以及证人证言，均为案外人对相关案情的陈述记录及现场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范畴，而关于上述证人证言对于红山公司意图证明的“实际借款人是张国伟”“本案借款并非红山公司借款”事实主张的证明效力如何，实际已经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故应结合其他本案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三，经审查，欧阳培龙在一审庭审中所作有关案外人唐华山指示其向张国伟转款的事实与本案唐萍出借款项事实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四，因该组银行流水反映的事实与（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认定唐萍参与集资的事实以及一审认定的事实并不矛盾，且红山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在本案一审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判认定的相符，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五：一是唐萍在本案主张权利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唐萍在本案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是案涉借款合同效力认定；四是唐萍在本案中是否为善意相对人；五是借条上红山公司印章的真假以及是否会因此导致借条效力瑕疵。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红山公司并不否认唐萍在2014年5月至2018年每年均到县金融局反映债权诉求的事实，但是认为县金融局并不是债权诉求的受理和处理机关，唐萍不断向县金融局反映诉求并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对此本院认为，前述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金融局排除在接受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机构之外，而法律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也是促使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现唐萍在2014年5月至本案起诉前不断向当地金融局主张权利，应视为权利的不间断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其主张权利之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唐萍在本案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案涉合同效力问题，本院一并评述如下：首先，本案与2017年审理的唐萍起诉红山公司民间借贷案件基于不同借款事实，故就此二案件而言不属于重复起诉。此外，（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判决只对红山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国伟的集资诈骗行为作出评价，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并应承担刑事责任，并未涉及红山公司的行为评价，故唐萍于本案中向红山公司主张权利，较之（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的处理而言也不属于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结合上述分析，红山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合同效力，已生效的（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判决虽然对张国伟的集资诈骗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就本案而言，尚无证据证明红山公司、唐萍之间因借条及相应转款而形成的借贷关系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红山公司现仅以张国伟犯集资诈骗罪为由否定张国伟作为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以红山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合同效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唐萍在本案中是否为善意相对人的问题。本院认为，红山公司主张唐萍与张国伟恶意串通订立借条，意图将张国伟借款的还款责任转嫁红山公司，应对唐萍存在前述主观恶意承担举证责任。现红山公司并未提供足以否认唐萍善意相对人身份的充分证据，其有关唐萍不是善意相对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即借条上红山公司印章的真假以及是否会因此导致借条效力瑕疵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出具借条时，张国伟本人系红山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张国伟在其任职期间以红山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持有并使用印文为“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司印章加盖于借条“借款人”栏。于出借款项的善意相对人而言，上述行为已足以使出借人相信该借款行为代表红山公司。至于张国伟所持该印章是否与红山公司登记备案的印章完全一致，须经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予以辨别，若将此辨别义务加诸出借人，则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本院认为，唐萍基于对张国伟时任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将借款转入张国伟指示的账户之中，并见张国伟持有红山公司印章并加盖于借条之上，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在红山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唐萍非善意的情况下，应认定唐萍在收取借条时构成善意，故不论借条上加盖红山公司印章与该公司登记备案印章是否完全一致，均不影响红山公司借款的事实认定。另，即便如红山公司所述，印章系张国伟应债权人要求而加盖，因当时张国伟作为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客观事实，故也不改变红山公司盖章后的借款人身份。在张国伟任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外以公司名义所借款项给红山公司造成损失的，红山公司可另向张国伟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红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933元，由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小兵审判员  彭 莉审判员  张 璐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刘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