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4民初5809号原告：傅伟林，男，汉族。原告：鲁林，男，汉族。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峰、张阔，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青海汇鑫水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宁市创业路26号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四层。法定代表人：王金秋，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武汉鑫达盛世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东西湖大道1971号-18（15）。法定代表人：毛杰，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正秀，武汉市武昌区千年法律服务所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侯志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傅伟林、鲁林诉被告青海汇鑫水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汇鑫公司）、第三人武汉鑫达盛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鑫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7）鄂0104民初260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的起诉。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鄂01民终44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玉萍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荣蕃洁、黎灿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游峰，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正秀、侯志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2015年10月19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900000元；3.确认2016年7月1日，以原告傅伟林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原告傅伟林享有第三人公司95%的股权；4.确认2016年7月1日，以原告鲁林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原告鲁林享有第三人公司5%的股权；5.判令被告及第三人积极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相关手续，将第三人公司9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傅伟林名下，第三人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鲁林名下；6.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的武汉鑫达公司股权转让至被告名下。约定：1.股权转让价格为4450万元；2.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订后被告预先支付500万元到原告指定账户，原告在收到此款后一个工作日内去工商部门办理相关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并完成相关交接手续；3.被告在受让股权后的两个月之内（2015年12月19日以前）足额向湖北银行支付4000万元以清偿武汉鑫达公司名下房产（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大道48号A座4层商网，建筑面积4462.12平方米）的银行贷款及利息，该行为履行后及视为向原告履行了付款义务；4.若被告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原告可以解除协议，违约方应按股权转让款总价的20%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500万元。为达到减少缴纳所得税的目的，2016年7月1日，被告以原告傅伟林、鲁林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傅伟林将其在武汉鑫达公司的95%股权作价9.5万元转让给青海汇鑫公司、鲁林将其在武汉鑫达公司的5%股权作价0.5万元转让给青海汇鑫公司，并据此向工商部门申请股权变更，将原告持有的武汉鑫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原告于2016年7月4日协助被告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相关手续。但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016年7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用，应属无效。被告青海汇鑫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起诉的依据是2015年10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为一般意向性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原公司股东傅伟林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非股权转让的股东签字，另一股东鲁林未在协议上签字。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2016年7月1日，武汉鑫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青海汇鑫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3万元。双方共同委托代理人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傅伟林、鲁林亲自到场参与。三、2015年10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公司不能持有自己的股权，故该协议从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均不符合股权转让的要求。就其形式和内容来看，就是一个债务转移的协议。第三人武汉鑫达公司除湖北银行抵押债务之外，在民间债台高筑。因此被告行使了不安抗辩权。武汉鑫达公司资产已经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状态。故按照注册资本作价10万元转让股权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理念，后面的协议取代了前面的协议。四、2016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内容到实质均符合法律的规定，被告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要求确认2016年7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是原告盲目相信被告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以上观点没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因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才无效，结合本案，原告既没有提供欺诈的证据，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原告请求解除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确认2016年7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10月19日签订）。证明：①《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傅伟林及鲁林。②武汉鑫达公司名下登记位于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号A座4层商网的房屋；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4450万元。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付款过程中需承担的一切费用包括税收费用等均由被告承担。④协议约定若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若解除协议，被告承担转让过程中应缴纳的全部税费，并按照转让总价款的2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即890万元。⑤《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操作性及合理性，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二、湖北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证明：武汉鑫达公司名下登记的房屋市场价值估价7454.86万元。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7月1日签订）。证明：①原告知悉并同意将武汉鑫达公司9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但并未签署该《股权转让协议》，“傅伟林”的签名并非傅伟林所写。②《股权转让协议》仅仅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用，《股权转让协议》仅仅只有4条，对于转让价格没有明确约定，不具备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并非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合同。证据四、《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7月1日签订）。证明：①原告知悉并同意将武汉鑫达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但并未签署该《股权转让协议》，“鲁林”的签名并非鲁林所写。②《股权转让协议》仅仅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用，《股权转让协议》仅仅只有4条，对于转让价格没有明确约定，不具备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并非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合同。证据五、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原告将股权转让给被告，但被告并未按照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证据六、《拍卖公告》。证明：由于被告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又不返还原告的股权，致使第三人公司的资产被处置，第三人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证据七、被告工作人员罗杰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为接待使用原告傅伟林信用卡消费50000元，被告曾转账50000元是为返还消费款而不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青海汇鑫公司、第三人武汉鑫达公司对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①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武汉鑫达公司而不是武汉鑫达公司的股东，公司不持有该公司的股份。且盖章和签字均是武汉鑫达公司，傅伟林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故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内容，故该协议不成立。②该协议第10条第一款，印证了被告第三人的答辩观点，2016年7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了相应的股权对价。证据二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予质证。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系双方的申请经过国家机关审核后变更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武汉鑫达公司债台高筑，资不抵债，由此衍生了2016年7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该证明是否是罗杰所写不清楚。且与本案无关。被告青海汇鑫公司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武汉鑫达公司工商变更档案。证明：股权转让系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的股权转让、受让行为得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批准，并重新颁发了《营业执照》，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证据二、中国工商银行凭证。证明：2016年9月6日、10月9日，青海汇鑫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方式付给傅伟林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愿，不是原告诉称的为逃避税收而签订的假协议，若是假协议，则被告不会支付款项。证据三、《营业执照》。证明：2016年7月6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武汉鑫达公司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584866958R］，《营业执照》。双方股权转让、受让行为得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批准。证据四、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月湖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7月19日，民间多个债权人，欲占居登记在武汉鑫达公司位于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号A座4层商网房屋，多次由110出警处理。武汉鑫达公司债台高筑，已资不抵债。两原告未向被告披露上述事实，青海汇鑫公司接管该房屋时才发现众多矛盾。证据五、湖北银行武汉黄陂支行出具的《武汉市伟瑞建材有限公司尚欠本息情况说明》。证明：截至2018年5月24日，傅伟林为实际控制人的武汉市伟瑞建材有限公司，欠湖北银行黄陂支行本息五千一百多万元，已经资不抵债。证据六、武汉黄陂区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号A座4层商网的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第二次拍卖）的公告。证明：拍卖该房产所得款项，偿还湖北银行黄陂支行贷款本息。第二次拍卖起拍价4450万元，均流拍。武汉鑫达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证据七、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执120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在股权转让前，有由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务，受让后要承担民事责任。武汉鑫达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两原告未向被告披露上述事实。证据八、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6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前登记在武汉鑫达公司名下位于长江广场建筑面积为4462.12平方米房屋权属尚有争议。签订本案2015年10月19日协议时，青海汇鑫公司尚不知道该事实。经了解以后，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7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九、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424号判决书、执行裁定。证明：2017年初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硚口支行因借款纠纷起诉了被告武汉鑫达公司、郑天兵、王娟、鲁林、傅伟林、全碧兰、李瑞，目前已经判决并申请执行，执行标的为32421836元。因武汉鑫达公司此前未向青海汇鑫公司披露该债务，后因严重资不抵债，原、被告方才签订本案2016年7月1日的作价1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十、失信黑名单信息【案号为（2016）鄂0112民初2379号】、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证明：案外人吴小云诉傅伟林、武汉鑫达公司等民间借贷一案，经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6年7月调解，目前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汉南区人民法院执行该调解书，执行案号为（2017）鄂0113执360号。法院已经将武汉鑫达公司列入失信黑名单。还证明因武汉鑫达公司此前未向青海汇鑫公司披露该债务，后因严重资不抵债，原、被告方签订本案2016年7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对被告青海汇鑫公司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中《股东会变更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双方都没有原件，只是为了办理变更登记在工商局有留存，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习惯。该证据都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所需要，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于2015年10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配合被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且傅伟林、鲁林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自然人股东股权变更个人所得税涉税事项申报表》明确载明傅伟林作为自然人转让需缴纳所得税，税率计算方式按照收入-成本*税率20%，根据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所发生的税款均由被告承担，若按照4450万元真实价格，则应缴纳89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该申报表中显示税率分文未交，印证原告所述的逃税避税问题。证据二系复印件，傅伟林确实收到5万元和3.3万元款项，但该款项并非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傅伟林替被告招待时刷自己信用卡产生的垫付费用，与股权转让款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四、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以原告证据的证明目的为准，武汉鑫达公司名下登记的房屋市场价值估价7454.86万元。证据七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按照执行裁定查封的资产，转让时房产市值估价是7500余万元，转让价为4450万元，期间经过了解及协商后才确定的价格。证据八没有原件，亦无法说明与本案有关，且根据黄陂法院的裁定及拍卖公告，房产现所有权人就是第三人。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转让时房产价格是7500余万元，转让价为4450万元，期间经过了解及协商后才确定的价格。证据十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转让时房产价格是7500余万元，转让价为4450万元，期间经过了解及协商后才确定的价格。本院认为，原、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评判。有争议的评议如下：原告出具的证据二系复印件，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出具的证据七证人罗杰未到庭作证，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对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一中《股东会变更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进行笔迹鉴定，不能推翻该协议书签名的真实性。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二虽为复印件，但原告承认收到5万元和3.3万元转账，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武汉鑫达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万元。2013年8月2日傅伟林、鲁林通过受让股权成为武汉鑫达公司股东。鲁林出资0.5万元，持有公司5%股权；傅伟林出资9.5万元，持有公司95%股权。鲁林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0月19日，武汉鑫达公司（转让方/甲方）与青海汇鑫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武汉鑫达公司100%股权转让至受让方名下。股权转让价格为4450万元。协议签订当日，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500万元。甲方在收到此款后一个工作日，完成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并办理完毕股权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完成相关交接手续。乙方在受让股权后的两个月之内（2015年12月19日以前），足额向湖北银行清偿公司名下房产（座落于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号A座4层商网，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4462.12平方米，用地面积500.2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武房权证阳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阳国用2012第63号”）作为抵押担保的借款及利息，本金共计4000万元整（利息另计，由被告青海汇鑫公司承担），该行为履行后即视为向甲方履行了付款义务。公司在股权交割前除协议项下第二条第三款（即武汉鑫达公司名下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的借款及利息）外其他对外负债及担保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甲方（转让方）承担。完成股权交割后，若出现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第五款所述债权人直接向公司主张债权的，乙方应通知甲方，不得自行或以公司名义清偿。经甲方确认属实后，由甲方直接支付；若甲方确认后因未及时支付而由股权交割后的公司或被告承担了支付义务的，乙方及股权交割后的公司有权向甲方追偿。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违反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或乙方所作的保证和承诺，甲方可选择协议继续履行或解除协议；乙方每逾期一日，按照股权转让总价款的0.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解除协议，乙方承担转让过程中应缴纳的全部税费，并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协议还约定了法定代表人更换及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交接、交易费用承担、保证及承诺、或有债务的处理等事项。协议签章处加盖武汉鑫达公司及青海汇鑫公司公章，以及傅伟林和王金秋的签名。鲁林未签名。工商变更登记信息载明，2016年7月1日，武汉鑫达公司召开第五次股东会，通过变更决议。变更住所地为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东西湖大道1971号-18；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毛杰；股东鲁林将其在公司的5%股权0.5万元转让给青海汇鑫公司，股东傅伟林将其在公司的95%股权9.5万元转让给青海汇鑫公司，变更后股东青海汇鑫公司出资额10万元；变更执行董事或董事会成员为毛杰；变更经理为毛杰；并委托（指定）给毛杰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股东会变更决议》上加盖青海汇鑫公司、武汉鑫达公司的公章，傅伟林、鲁林均签名。并作出《股东会关于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事的任免职决定》。公司章程作相应变更。同日，傅伟林、鲁林分别与青海汇鑫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依据股东会决议，转让方鲁林愿意将在武汉鑫达公司的5%股权0.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青海汇鑫公司，转让方傅伟林愿意将在武汉鑫达公司的95%股权9.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青海汇鑫公司。受让方青海汇鑫公司愿意接受。股权于2016年7月1日正式转让。协议一式四份，转让方、受让方各持一份，交公司、工商部门各存档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上，傅伟林、鲁林均签名，青海汇鑫公司加盖公章。但该协议原、被告双方均无原件。同日，傅伟林、鲁林及毛杰到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在原营业执照副本上，鲁林、毛杰均签字，傅伟林签字捺印，工商局工作人员在签名下方注明“到场已核”。2016年7月6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武汉鑫达公司作出《准许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武汉鑫达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并颁发新营业执照副本。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9日，青海汇鑫公司分别向傅伟林个人账户转账5万元、3.3万元。并附言武汉鑫达盛世股权款。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与2016年7月1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1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关于被告辩称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民终440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虽然载明的转让方是武汉鑫达公司，但协议拟转让标的为武汉鑫达公司股权。协议签章处有傅伟林的签字，鲁林主张其委托傅伟林签订4450万股权转让协议并认可该协议效力。结合之后傅伟林、鲁林将股权转让给被告的行为，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应为武汉鑫达公司原股东傅伟林、鲁林。因此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与被告青海汇鑫公司。原告主体适格。关于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首先，从协议的内容来看。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了武汉鑫达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公司交接、交易费用承担、或有债务处理及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而工商管理局登记在案的1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仅简单的载明了原股东将所持股份的原数额作为转让股权的价格，内容类似于工商部门所要求的格式文本。且协议载明一式四份，但被告提交的协议为工商备案登记的复印件，原、被告均未提交该协议的原件。股权转让价款属于应明确约定的重大事项，在两份协议关于股权转让价款差价高达4440万元的情况下，若原、被告双方重新达成合意，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应该重新订立合同或签订补充协议。而原、被告双方均未能举证关于变更股权转让价格的合同原件，显然不符商事交易常理和一般理性人的通常判断。其次，从价值衡量角度来看。登记在武汉鑫达公司名下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大道48号A座4层商网的建筑面积为4462.12平方米，虽然该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的借款及利息有四千多万元，但该房产还存在一定的残值。且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股权交割前除武汉鑫达公司名下房产为抵押担保的借款及利息外的其他对外负债及担保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原告承担。被告辩称因发现第三人公司存在其他未披露债务，在综合考量武汉鑫达公司资产和负债情况后变更股权转让价格为10万元，理由不充足。因此，本院认为，1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目的只是基于行政管理需要，为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是为了完成4450万元的股权转让行为，并非为了变更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价格条款或者构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4450万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傅伟林、鲁林已经将股权转让给青海汇鑫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今已有近三年时间，青海汇鑫公司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并实际控制、经营武汉鑫达公司，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已发生变更，即使将工商登记恢复至变更前的状态，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也无法恢复原状，还可能因被告经营行为后果承担问题而造成双方新的纠纷。且结合原告配合被告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行为，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是转让股权并获得相应对价。故根据本案履行情况不适宜返还股权、恢复原状，而应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故原告请求判令解除2015年10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原告傅伟林享有第三人公司95%的股权、原告鲁林享有第三人公司5%的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44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第二款约定，“……若解除协议，乙方（青海汇鑫公司）承担股权转让过程中应缴纳的全部税费，并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向甲方（原告）支付违约金。”适用该违约金条款的前提是解除协议，因本院未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890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确认1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关于1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涉及逃避税收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如果依照国家税收管理规定确有逃避税收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调整的范围，当事人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并不导致协议无效。现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以此为据主张1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经合议庭合议，并经本院审判委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100元（已缴纳37050元），由原告傅伟林、原告鲁林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缴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玉萍人民陪审员  荣蕃洁人民陪审员  黎 灿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李淑婷书记员李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