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5民初3116号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都匀路89号金利大厦A栋404室。负责人：冉光杰，该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龙，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742995。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岭南路33号天一国际广场11栋1单元9层1号。法定代表人：陈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581338。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贵正律所）诉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彩贵州网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费（案件代理费）人民币154,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11月16日，原被告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原告委派律师作为被告公司的顾问律师，提供相关法律服务，顾问期限三年，2015年11月16日至2018年11月15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下列服务：……5、有限代理参加涉及甲方的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合同第三条约定“在合同有效期间，甲方需要委托乙方办理上述第5项业务时，须另外订委托合同，乙方按《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收费。”。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顾问义务。2017年8月，因被告牵涉到一个与北京新浪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公司）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案件标的额332万余元。被告欲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于2017年11月10日签署委托书。原告接受委托后，就被告与新浪公司的案件开展代理工作，对管辖异议、开庭时间等问题与承办法官沟通，并由被告在开庭头一天为原告出庭律师预订机票，原告按期出庭参加庭审活动，代被告答辩，发表辩论意见，于2018年11月8日收到该案的判决书。至此，原告的代理工作结束。诉讼期间，原告多次通过电话、短消息等方式催促被告支付代理费，被告相关负责人均以领导忙或等判决结果出来再处理为由一直推诿、拖延，至今分文未付。原告认为，被告委托原告作为案件代理人，并为原告出庭人员预订机票，虽双方未签订单独的委托代理合同，但原告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已得到被告认可和接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的委托代理人关系有效成立，原告代理义务已履行完毕，被告应及时支付代理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请被告支付154,100元律师费无法律、合同及事实依据。2017年11月，因被告与新浪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被告拟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于原告是被告的法律顾问单位，三年服务合同内由于未出现过诉讼的情况，且被告非诉讼事务也较少，原告出于续签法律顾问合同的目的，因此被告与原告协商免费代理该诉讼，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可以佐证以上事实。二、原告有义务签订而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约定律师服务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根据合同法第十条、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法律服务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原告作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有义务签订书面合同，对于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法律后果，原告亦完全知晓，且原告所称15万余元的律师费，金额较高，原告在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情况下即进行诉讼代理与常理不符。2、2015年11月1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顾问合同明确约定涉及甲方的诉讼须另行签订委托合同，合同中的收费标准仅是原告针对诉讼案件对被告发出的邀约（顾问合同主要涉及的是法律顾问费用），涉及到具体的诉讼案件后，须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然后对具体诉讼案件的律师费进行协商，被告同意原告提出的律师服务费后，具体诉讼案件的律师服务费才正式成立并生效。贵州省并无所谓《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若原告依据《贵州省律师服务暂行规定》进行收费，则该标准于2016年10月20日废止，废止时间在原告代理诉讼前，此种情况下，原告作为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更应该对此承担高于常人的注意义务，若原告选择有偿服务，且按照原告主张的律师服务费，费用很高，更应该积极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因此被告与原告未约定律师费。3、原告接受委托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法院一审判决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此期间在应当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原告未积极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在原被告的《法律顾问合同》到期后并继续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反而在顾问合同到期未续签后才向被告主张该案的律师服务费，亦与原告所述不符。《委托代理合同》中原告的主要权利是要求被告支付律师服务费，但其并未积极要求被告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以明确其可以获得的律师服务费。4、2016年10月9日贵州省发改委、省司法厅发布《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废止《贵州律师收费暂行规定》，并明确规定，除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仍按《法律援助条例》和《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等规定执行外，所有律师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贵阳市发布本市平均价格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法律服务委托双方充分了解我市律师行业服务市场价格的公开信息，并为双方协商律师费提供参考，本价格信息不作为律师服务收费的指导标准。5、根据庭审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约定了律师服务费及律师服务费的金额。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1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法律顾问，期限三年，从2015年11月16日起至2018年11月15日止，甲方向乙方支付年聘金，第一年2万元，第二年起每年3万元。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下列服务……5、优先代理参加涉及甲方的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第三条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需要委托乙方办理上述第5项业务时，须另订委托合同，乙方按《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收费”。2017年8月，被告涉及一起侵害著作权纠纷，新浪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向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31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15,447元。2017年11月10日，在双方未另行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代理上述案件的诉讼，原告指派律师实际参与了该案件的诉讼活动，实施了应诉、答辩、举证、质证等行为。该案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制作（2017）京0108民初423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940,500元及合理开支15,447元。后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遂于2019年4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2016年10月9日，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从2014年12月1日起，贵州省放开了对律师服务收费的价格管制，将议价权交还交易双方，废止了原律师服务收费有关规定，再次通知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平公开、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律师事务所与服务对象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确定，律师事务所应在综合考虑运营成本、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本所律师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并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2017年3月13日，贵阳市律师协会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该通知附有一份《2015-2016年度贵阳市律师服务收费平均价格信息》，其中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争议标的额分段比例累加收费：（1）标的额1万以下部分，不低于6,000元/件；（2）1万至10万元以下部分（含10万元）为7%；（3）10万元至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为6%；（4）5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为5%；（5）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为4%；……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不低于35,000元/年。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其于2018年5月18日制作的《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其中民事诉讼涉及财产案件收费标准与上述标准一致，担任法律顾问不低于36,000元/年，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本案中原告诉请的154,100元律师代理费，即以前述诉讼案件中新浪公司要求被告赔偿的331万元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5,447元为争议标的额，按照上述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是否符合双方约定及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对此焦点，本院意见如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明确约定代理诉讼案件需另行签订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及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代理诉讼行为，也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协商确定律师费收费标准，本案中原告代理被告的诉讼案件，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则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金额不符合双方约定。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原告事实上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实施了代理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成立并生效，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了顾问费标准、代理诉讼案件需另行签订委托合同的内容来看，原告的此种代理行为应当是有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报酬，庭审中被告并未就其主张原告系免费代理提供证据证实，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代理诉讼行为虽系有偿，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收费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偿；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双方可以补充协商律师费收费标准，庭审中原告提出曾要求被告支付12万元律师费，但被告认为过高，双方并未协商一致，同时双方也未提供类似情形的交易习惯，则双方并未就律师费达成补充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规定，本案中律师费标准可参照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贵阳市律师协会发布的《2015-2016年度贵阳市律师服务收费平均价格信息》及其据此自行制定的收费标准以佐证其主张的律师费诉请，但贵阳市律师协会发布的收费平均价格信息更大程度上应当是提供给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对象在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时商议具体收费标准的参考，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低于此种标准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代理该诉讼案件时被告系原告的顾问单位，低于公布标准收费更符合实际，事实上在双方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的顾问费也低于公布的收费标准，原告也自认在此前曾向被告提出过低于该公布标准的收费报价，考虑到律师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原告在代理诉讼时系被告顾问单位，同时原告自认被告已对其提出的12万元律师费主张过高，但其仍继续完成了诉讼代理行为，则综合本案实际，对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本院酌情以10万元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二、驳回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50元，原告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负担5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张铮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方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