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7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丽颖，女，1970年3月29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洋，山西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菊红，女，1972年9月17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爱丽，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东升（系杨菊红之夫），男，1970年3月10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阳阳，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白丽颖因与上诉人杨菊红及被上诉人王东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502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丽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洋、上诉人杨菊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爱丽，被上诉人王东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阳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白丽颖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并改判。一、判令杨菊红按照欠条上约定65.4万元全额归还欠款并从2016年5月开始支付利息，利率按照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二、判令杨菊红的丈夫王东升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两审诉讼费由杨菊红、王东升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以“公平”为理由酌定偿还上诉人一半欠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是在2016年5月18日还款期限届满后杨菊红拒绝还款后所造成的损失；2.本案欠款是王东升和杨菊红婚姻存续至今所欠的债务，与王东升是否在欠条上签字、是否追认没有关系，而王东升未参加庭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这是杨菊红个人的债务，因此王东升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杨菊红辩称：其与白丽颖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在毋海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事案件受理后，其受白丽颖胁迫出具了借条，并给了白丽颖20万元希望息事宁人，但其并没有对白丽颖损失承担付款的义务。上诉人杨菊红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白丽颖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缺少重要事实。上诉人杨菊红在毋海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同样也是被害人，损失855250元，一审只说白丽颖有损失，不说杨菊红有损失；2.白丽颖起诉内容多处矛盾，明显存在虚假陈述，先后有借款、投资款之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一再更改，多处矛盾；3.白丽颖多次找杨菊红闹事，杨菊红碍于面子打下欠条，并给了白丽颖20万元，非自愿行为；4.刑事案件退赔名单中显示退赔白丽颖1027000元，白丽颖的损失已在刑事案件中得到确认，欠条应该同额减除。白丽颖辩称：1.本案多次开庭，多次判决都认定杨菊红非自愿打欠条属于事实不清，杨菊红应承担在欠条里承诺的付款义务。2.本案的欠条并没有约定解除条件。3.王东升是否签字没有意义，其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告白丽颖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杨菊红、王东升归还原告欠款本金65.4万元整及利息按每月1%计算至2016年5月至今共计196200元；2、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原告白丽颖经被告杨菊红介绍认识案外人毋海珠，并投资天津的一个项目，投资失败后，原告白丽颖遭受损失。2012年4月18日，被告杨菊红给原告白丽颖出具85.4万元的欠条，同年5月18日，被告杨菊红支付了原告白丽颖20万元后又出具65.4万元的欠条取代原欠条，载明：“今欠到白丽颖现金65.4万元，计划于四年内逐步归还，如果毋海珠欠款纠纷一案有返还，就要从杨菊红欠白丽颖款项中同额减除。”白丽颖曾持该欠条起诉，历经多个审判程序后被以“条据附有期限、期限未到”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四年期限届至后，白丽颖又提起本案诉讼。关于毋海珠刑事案件，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7）晋0502刑初247号刑事判决书，在未退还本金人员名单中，序号21:白丽颖1027000元，序号23：杨菊红855250元。该判决书所列证据中有白丽颖的陈述及其提供的杨菊红所打欠条，证实白丽颖经同学杨菊红介绍认识了毋海珠后，先后三次向毋海珠投资145万元，合同都是以杨菊红的名义签订的，合同中还有其他人的投资。毋海珠给过其40万元本金，杨菊红给过其2.3万元资金补偿款。钱回不来后，白丽颖让杨菊红给其打了欠条，目前损失102.7万元。其投资款有的是先交给杨菊红，杨菊红再转给毋海珠，有的是通过其丈夫焦宇兵、朋友张娟丽的银行卡转给毋海珠。本院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晋05刑终278号刑事判决查明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对部分被告人刑期做了调整，其他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白丽颖经被告杨菊红介绍认识了案外人毋海珠，并投资了天津一个项目，投资失败后，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的行为，视为双方对原告投资款退还事宜达成了合意，双方之间形成合同关系，原告基于此涉诉本案，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案外人毋海珠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且判决追缴未退还原告的本金为102.7万元，从刑事判决生效至今原告作为受害人未能从追赃中得到任何退赔，原告有权依据欠条对被告杨菊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杨菊红辩称其是在工作业绩及孩子高考可能造成严重威胁的背景下被迫出具的欠条，所提供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出资参与天津投资项目时就应该意识到投资存在风险，而且在投资天津项目时原告与被告杨菊红之间并无任何文字手续，说明涉案款项与借款有着根本区别，这是原告白丽颖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应该预见的。天津项目投资失败后，原告找被告杨菊红打下欠条，虽然被告杨菊红所提供证据证明不了系原告逼迫所致，但也绝不是心甘情愿所为，不过，被告杨菊红同样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亦应意识到写下欠条的法律后果，其出具欠条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其愿意弥补原告损失的意思。故结合实际情况，完全驳回或完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有违公平原则，故酌定被告杨菊红偿还原告327000元。如果毋海珠欠款纠纷一案有返还，可从杨菊红欠白丽颖款项中同额减除。原告的利息损失并非被告主观过错造成，故原告要求被告杨菊红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本案债务系被告杨菊红与被告王东升夫妻共同债务，但是涉案65.4万元欠条系被告杨菊红单方向原告出具，被告王东升并未在上面签字确认，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王东升对该债务进行过追认，故原告主张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由被告王东升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菊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白丽颖327000元；二、驳回原告白丽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原告白丽颖、被告杨菊红各负担5450元。二审中，上诉人杨菊红称是因为白丽颖天天到自己公司闹事，自己才被迫打下的欠条，对此除了提供其两位同事董惠霞、常海桃的书面证明外，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其他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白丽颖经杨菊红介绍认识毋海珠投资天津项目失败，双方均有损失（白丽颖损失1027000元，杨菊红损失855250元），杨菊红先是给白丽颖出具了85.4万元的欠据，在支付给白丽颖20万元后，又给白丽颖出具了剩余65.4万元的欠据。关于65.4万元的欠据，杨菊红称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其受到胁迫才写下的，但其除了未出庭的同事的证明材料外，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白丽颖认为这是借款，但由于该欠条是在投资项目失败后双方当事人关于投资款退还事宜达成的合意，亦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白丽颖出资参与天津投资项目时就应该意识到投资存在风险，而且投资时双方当事人对于投资款项无任何文字手续，而投资失败后双方对于投资款项的性质又各执一词，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白丽颖主张杨菊红归还欠据上所载全部款项也没有依据。杨菊红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既然写下欠条，就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样做是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由此，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一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酌定杨菊红偿还白丽颖欠条所载数额的一半即327000元，如果毋海珠刑事案有返还，可从杨菊红欠白丽颖款项中同额减除，该判决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在欠据中并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不支持白丽颖利息主张亦无不当。欠据上所载款项系投资损失,并未用于杨菊红与王东升的夫妻共同生活,王东升并未在上面签字确认，白丽颖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王东升知情并追认，故不能认定涉案款项系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同时认为，双方是因投资失败产生矛盾从而引起一系列诉讼，该事实客观存在，杨菊红无证据证明白丽颖是在虚假诉讼；白丽颖的损失虽在毋海珠刑事案中得到确认，但退赔尚未真实发生，因此欠条的还款减除条件尚未成就。故一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双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白丽颖已预交10340元，上诉人杨菊红已预交10900元，双方各收取一半共计10620元，剩余退还双方当事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毕 东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晓健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