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23371号原告王某华，女，汉族，1990年1月27日出生，住址福建省将乐县，委托代理人杨书彬，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武，男，汉族，1940年11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衡阳市雁峰区衡州法律服务所（原名衡阳市衡洲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法定代表人王建湘，服务所主任。委托代理人周伟，法律服务所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振荣，法律服务所员工。上列原告诉被告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杨书彬、被告李某武、被告衡阳市雁峰区衡州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衡州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人周伟、李振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5月12日，被告假冒律师名义，让原告在被告打印好的授权委托书、委托香港律师文件等文件上签名，并让原告书写其他文件，之后又安排原告签署其他文件等等，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后经原告亲属核实，被告并非律师。原告委托被告时，明显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受到欺诈和胁迫，而且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委托代理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李某武辩称，其是以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合法身份执业，先后代理了原告两起案件，原告称假冒律师名义是歪曲事实。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辩称，1.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被告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3.被告转让其代持的股权是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相关法律程序和规定。经审理查明，被告李某武为持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016年被告李某武作为原告辩护人代理原告一起刑事案件，案号为（2016）粤03刑终1218号，该判决注明被告李某武系衡阳市衡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2017年2月22日，原告书写一份委托书给被告李某武，载明委托李某武为其代理其另外一起刑事案件。2017年5月12日，原告签名出具了一份说明，主要内容为原告自述其为案外人黄X静、黄X甄代持香港信全有限公司股份，该股份非其所有，现委托李某武代为处理该公司股权转移的事宜。原告在该自述中表示将配合签署有关股权转让的文件。同日，原告签署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方为原告（甲方），受托方为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乙方）。合同约定，因甲方与香港信全有限公司持有股权纠纷一案，乙方接受委托，并指派被告李某武法律工作者为甲方的代理人。原告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加盖公章。原告对该公章不予认可，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则对该合同予以认可。对于该委托代理合同，原告认为即使真实，根据司法部颁发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被告李某武的代理行为违反了以上规定，应视为无效。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则认为原告列举的依据均属于管理性规范，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天，原告向被告李某武签署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原告王某华是香港韩中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香港韩中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代为持有香港信全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现委托人王某华自愿将香港韩中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代持的香港信全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退还给原股东黄X静女士及黄X甄女士（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因此，委托人王某华委托受委托人李某武律师代为处理与上述事项相关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1.代表王某华聘请香张X贤、李X林律师行，由赵X玮律师及邝X皜律师主办，处理有关香港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案件第2017年23号（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民事杂项案件第2015年894号的相关上诉）的相关程序及事宜；2.负责配合香港张X贤、李X林律师行，由赵X玮律师及邝X皜律师主办，办理与王某华有关联的香港信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黄X静女士及黄X甄女士（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所需要的法律文书；3.在处理委托人上述事项过程中，代为签署、领取、递交相关文件。本委托书自委托人王某华签字之日起生效。”当日，被告李某武将聘请香港律师（赵X玮律师及邝X皜律师）的有关文件交原告签字确认。经双方确认，原告参与的香港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案件第2017年23号最后以和解结案，各方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原告亦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原告同时签署了转让股权有关文件，被告李某武作为见证人在文件上签字。经原告申请，本院向广东省女子监狱调取了被告李某武会见原告的记录。该监狱复函载明被告李某武于2017年5月12日、2017年8月8日、2017年8月15日、2017年10月20日会见了原告，并注明被告李某武身份为律师。被告李某武表示2017年8月8日其携带签署香港案件的和解协议以及股权转让的文件转递原告签字，但原告称需要考虑几天，后2018年8月15日再次会见时在其他当事人均已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原告在上述文件上最后签字确认。原告对上述文件的签名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强调由于被告冒用律师的身份取得了原告的信任，才签署了上述文件，原告在欺诈之下签署了合同，并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同时原告表示签署授权系原告当时收到胁迫签署的，应属无效。另查明，原告庭审时向本院提交一份原告出具的反映函，该函反映被告李某武代理原告的刑事案件不符合相关规定，请有关部门进行核查。该函的手写部分载明“关于你反映李某武担任你刑事案件辩护人一事，现回复如下：1、我们所没有刑字代理函；2、我们所没有李某武这个人；3、你们提供的（2016）衡州刑代字第012号函上公章也是假公章”。该手写部分加盖了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的公章。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对此作出解释为手写部分为其所主任书写，但当时所主任并不了解改制后的人员情况，才出此说明。后经与司法局核实后，被告李某武确系注册人员，所主任将该说明撕毁，原告将其捡回自行黏贴后作为证据提交。经本院核查，该份证据有明显撕扯痕迹，并由透明胶粘贴。庭审时被告李某武向本院出示其执业证书，该证书显示其已通过了2017年度考核，有效期至2019年4月30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效，被告李某武的代理行为是否如原告所称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关于原告与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虽然原告对合同中的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出相应的反证，且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明确表示承认该合同。结合案情，被告李某武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行使了代理的行为，本院依法认定该合同已经成立。原告提出，根据司法部的相关规定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李某武无权代理原告的相关事务。对此，本院认为，司法部作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均属于部门规章，非法律或者法规。其次，原告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系属管理性规范，非强制性效力性规则，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或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针对的是“诉讼代理人”，根据案情以及原告2017年5月12日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告李某武受委托的事项为签署、领取、递交文件等非诉讼事项。综上，原告与被告衡州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已依法成立，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李某武的委托代理行为是否存在欺诈等行为，原告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被告李某武系因（2016）粤03刑终1218号刑事案件与原告及其家属结识，并在该案中作为原告的辩护人参与了该案诉讼。众所周知，被告李某武作为原告辩护人势必需要与原告本人以及原告家属等进行会面，被告李某武行使其辩护人职责时亦必然需要出示其证件及身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刑终1218号刑事判决书中也已经明确载明原告的身份为法律工作者，该刑事判决作出后，根据法律规定，是必须向原告本人送达的。因此，原告在该刑事案件二审程序中，不管在案件审理之中还是审理终结，原告均有多个环节能够清晰认知被告李某武的身份系法律工作者，而非原告自己所称误认为律师。原告称被告以律师身份对原告实行欺诈，该说法并不符合常理，原告对该主张未能作出进一步的举证说明之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告于2017年2月至10月先后5次与原告在监狱中会见，且原告所签署的文件均系直接影响法律关系的各类文书。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原告对被告身份有怀疑，完全可以拒绝签署被告李某武转递的文件。且从签署的文件重要程度而言，被告李某武是否是一名律师，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影响原告签字确认的决定因素。原告作为一个成年人势必对签署的文件有一定的预见及认识，若如原告所言仅仅系依赖被告李某武的“身份”所带来的信任感从而做出相应的法律行为，未免过于草率，有违一般常理。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以律师身份欺诈原告，使原告对签署的文件产生重大误解，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一般的认知，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原告提出签署该代理合同存在胁迫，被告与案外人恶意勾结损害原告利益等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进行说明，本院对上述说明均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成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且不存在可撤销等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智  枫人民陪审员 徐  鲁  峰人民陪审员 吕  珍  兰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赖  淑  婷书 记 员 陈洵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