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2民初8876号 原告：余根秋，男，196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凤，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瑟尔，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鑫满大厦**。 负责人：林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贤，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余根秋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根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阿瑟尔，被告中华联合财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根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基于保险责任向余根秋支付车辆损失赔偿款326353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由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17日，余根秋驾驶闽Ｊ×××××牌照的宝马牌小汽车由宁德古田往福州闽侯方向行驶时，因变道与牌照为鲁Ｈ×××××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后牌照为鲁Ｈ×××××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操作不及又与前述两车发生碰撞，上述两起事故导致余根秋驾驶的车辆经4Ｓ店评估产生总计390498.34元的维修费用。余根秋在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处投保有机动车损失保险（综合型，含不计免赔险），保险金额为326353元。依据保险合同，余根秋应当支付车辆损失赔偿金326353元。事故发生后，余根秋就车辆损失向中华联合财险公司理赔，但是中华联合财险公司仅同意赔付前述车辆损失的50%。经多次协商，双方始终未能就最终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综上，鉴于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拒绝履行保险赔付义务，余根秋依法起诉。 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辩称，因余根秋、余XX的原因导致涉案事故驾驶员是否存在饮酒、吸毒等禁驾事由的保险事故性质无法查明，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无需对被保险机动车的车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余根秋对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依法负有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根据上述规定，余根秋作为被保险人依法负有对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等进行举证的义务。2.涉案事故驾驶员余根秋的适驾状态无法查明、确定。针对交通事故而言，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除了查清事故驾驶员的身份、发生事故的具体成因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查清事故驾驶员是否存在酒后、毒驾的禁驾事由，因此，涉案事故驾驶员的适驾状态是保险事故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中，事发后，交警虽然查清了事故驾驶员是余根秋，也查清了两起事故发生的具体成因，但是，由于余XX冒名顶包，且实际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而且是在出险后4天才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因此，涉案事故驾驶员余根秋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酒后、毒驾的禁驾事由无法查明、确定，即涉案事故性质无法查明确定。3.涉案事故驾驶员余根秋的适驾状态无法查明、确定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余根秋、余XX造成的，因此，余根秋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及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如实陈述事故经过是被保险人、驾驶员的法定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有利于公安机关及时到达事故现场，及时查勘保险标的，并查清驾驶员的适驾状态。本案中，事故实际驾驶员余根秋事发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并由余XX冒名顶包，该行为直接导致公安机关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本无法对事故真实驾驶员余根秋在事发时是否存在饮酒、毒驾等免责事由进行调查，由此造成涉案事故驾驶员适驾状态无法核实，因此，余根秋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及余XX冒名顶包的行为是涉案事故性质无法查明的根本原因，余根秋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4.因涉案事故性质、原因无法查明确定，故根据保险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如期所述，事故驾驶员的适驾状态是保险事故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涉案事故发生后，余根秋及余XX串通后冒名顶包，且余根秋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道交法的强制性规定，违背了保险法的诚信原则，更是直接导致驾驶员余根秋的适驾状态无法查清。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A1.机动车登记证书，A2.机动车商业保险卡、保险费发票，A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A4.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A5.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B1.余根秋《询问笔录》、B2.余XX《询问笔录》、B3.监控截图，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争议的证据A6.修理费评估单，本院将在争议焦点部分认定。 根据上述已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双方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9年1月17日3时55分，余根秋驾驶闽Ｊ×××××小型汽车由宁德古田往福州闽侯方向行驶，与案外人龚XX驾驶的鲁Ｈ×××××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鲁Ｈ×××××重型罐式半挂车发生碰撞后停于高速公路主线。3时59分，彭XX驾驶鲁Ｈ×××××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鲁Ｈ×××××重型罐式半挂车行经上述路段快车道，因遇情操作不及，碰撞左侧中央护栏和停于路面的闽Ｊ×××××小型汽车、鲁Ｈ×××××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鲁Ｈ×××××重型罐式半挂车，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及无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余XX自称其系闽Ｊ×××××小汽车的驾驶人，导致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福州高速公路支队六大队（以下简称“高速交警”）对本起交通事故作出错误的责任认定。之后，因余XX不服责任认定申请复议，高速交警经调取监控录像，发现驾驶人与实际情况不符，遂通知余XX、余根秋到场接受询问。2月20日，余XX、余根秋到场接受询问时，均承认余根秋系实际驾驶人。2月21日，高速交警撤销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作出新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余根秋请求判令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支付车辆损失赔偿款326353元及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余根秋与中华联合财险公司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根据合同条款及相应的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关于“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十一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的规定，余根秋要求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对案涉事故承担保险责任，应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履行及时通知义务并作如实陈述。但在本案事故处理过程中，由于余XX谎称其系事故车辆的驾驶人，致使高速交警作出了错误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之后，经高速交警重新调查发现余根秋系实际驾驶人，余XX、余根秋才承认余根秋系实际驾驶人。由此可知，余根秋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既未在第一时间向高速交警如实陈述案情，也未如实向中华联合财险公司陈述事实。余根秋未如实陈述案情的行为，导致根据在案证据无法查清事故发生时实际驾驶人余根秋是否处于适驾状态，也使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无法确定本案保险事故的原因、性质。因此，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余根秋自行负担，本院对证据A6.修理费评估单不予采信。综上，余根秋请求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326353元及其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关于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于法有据，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余根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95元，减半收取3097.5元，由余根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义挺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郑心彤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