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19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先进，男，195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贵州贵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杰，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俊，男，195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建勇，男，1972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武，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刚，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君全，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森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海尔大道富华国际广场壹层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569249521D。法定代表人：邓建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迎红桥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14342950L。法定代表人：廖俊，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破产重整管理人：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显高，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云焰，女，196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原审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北段。法定代表人：游劲松，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谈谈，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军，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曹先进因与被上诉人廖俊、邓建勇、黄君全、遵义市森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科公司）、原审第三人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何云焰、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曹先进上诉请求：一、依法裁定撤销原裁定，裁定指令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继续实体审理本案；二、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上诉请求；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上诉人的请求，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法院依法应当判决支持。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订系原告作为九州公司的原股东，配合履行《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依据《招商引资协议》第三条、《补充协议》第二条及《股权转让出资合同的》的约定将股权变更至被上诉人廖俊、黄君全名下，是对合同相对方的让与担保行为。廖俊、黄君全、邓建勇、森科公司并未将7000万元支付到位。上诉人与廖俊、黄君全、邓建勇、森科公司的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廖俊、黄君全、邓建勇、森科公司在履行《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存在严重违约，导致九州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廖俊、黄君全、邓建勇、森科公司已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就应依照《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判适用《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驳回我方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森科公司、廖俊辩称，因《招商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未经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无效或解除前被上诉人依据该协议履行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应由上诉人单方解除。被上诉人邓建勇辩称，同意遵义市森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廖俊的答辩意见，我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我的签字只代表森科公司，在股权转让中受让的只是何云焰的股权。被上诉人黄君全未到庭发表意见。原审第三人九州公司述称，1.本案的案由一审法院是以股权转让纠纷立案审理，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理清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的主体，转让的行为发生在曹先进、何云焰与廖俊、黄君全、邓建勇之间并且在工商登记档案中已显示的是该五人，有鉴于此，本案中森科公司、区政府均不应列为本案的主体，因为九州公司是属于股权转让的单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正确的；2.对于协议的效力，这里的协议是指《股份协议》、《招商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对于效力问题上诉方一直不持明确的态度，应当明确以后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查清事实；3.关于上诉人的诉请，概括起来是对于上述三份协议中有关股份约定的解除，而该三份协议约定的股份及资产收购是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的，属于一个整体。如解除部分条款必然导致三份协议均不能履行，就此，请上诉人对于这一问题予以明确。原审第三人区政府述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府介入“九州大厦”项目系履行政府职能，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提起的上诉请求与我府无关。原审第三人何云焰未到庭发表意见。曹先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确认曹先进与廖俊、黄君全依据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形成的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二、判决解除以下合同条款：（一）解除曹先进与四被告、第三人区政府于2012年4月10日签订的《红花岗区九州“问题楼盘”招商引资协议》第三条“待乙方支付甲方收购款7000万元后，原九州公司法人及股东全部更换并立即签订法人及股东转让协议。”的约定；（二）解除曹先进与四被告及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在工商机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将九州公司原法人及全部股权过户到新的股权所有者名下，交工商机关备案登记。办理手续期间，九州原股东（曹先进、何云焰）应积极配合，在约定时间到工商机关签署转让股权所需文件。”的约定；（三）判决廖俊立即将其持有的第三人九州公司70%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曹先进名下，黄君全立即将其持有的第三人九州公司2.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曹先进名下；（四）判决被告和第三人九州公司配合将第三人九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回曹先进；（五）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先进和何云焰系九州公司原股东，原分别占九州公司72.5%和27.5%的股权。九州公司原开发的“九州大厦”项目，被区政府列为“问题楼盘”。在问题房开工作组的协调下，九州公司原股东（乙方）与森科公司（甲方）于2012年4月3日签订《股份协议》约定：“甲方全权出资（引资融资）处置九州资产、海丰桥地块有偿转让等方式共出资2.2亿元全盘接收九州公司现有资产（以政府工作组、甲乙方认可的资产清理统计表为准）及海丰桥地块。”、“本协议在红花岗区政府、九州公司、森科公司的收购协议签订之日生效。”《股份协议》签订后，在区政府的主持下，2012年4月10日，曹先进、何云焰与森科公司（乙方）、区政府设立的机构“红花岗区房开突出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丙方）签订《红花岗区九州“问题楼盘”招商引资协议》（以下简称《招商引资协议》），约定：“采取整体收购方式盘活九州‘问题楼盘’”、“二、甲、乙双方对九州资产、债务进行清理确认，双方同时签订资产、债务清理确认书。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打入1000万元保证金（含已支付500万元）到政府监管账户，甲方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配合乙方到现场核对资产，乙方对已核对的资产确认无误，乙方于2012年5月20日支付第二期款40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2000万元。已支付收购款7000万元用于九州大厦住宅部分后续工程款及解除住宅抵押、查封遗留问题相关款项，住宅部分涉及的债务偿还清单应经乙方确认。其余购买资产涉及承担债务总款1.5亿元，根据工作进展分期支付，乙方可用收购的九州资产处置变现予以解决。”、“三、待乙方支付甲方收购款7000万元后，原九州房开公司的法人及股东全部更换，并立即签订法人及股东转让协议。九州房开公司原股东立即配合乙方便利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变更协议，并由政府工作组公告债权人，股权转让后，新九州公司所有（印）章由政府九州工作组和新九州公司共同监管，直至收购款2.2亿元付清为止。”、“六、收购方对九州公司过去的经债权人申报九州公司认可、债权小组核实报政府工作组的已无争议的债务，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已确认款项提出异议，必须在18个月内无条件支付，并享有优先支付的权利。”、“九、乙方支付7000万元后，甲方将住宅房及部分营业房协调解除抵押查封移交给乙方处置，所有解除查封的住宅房必须能在房管局可以办理备案登记，乙方立即处置资产变现。乙方在处置资产时，甲方确保乙方不受任何干扰，乙方确保在三个月内支付甲方3000万元。此后，甲方采取滚动解除抵押查封方式，陆续解决对营业房、海风桥宗地的查封，乙方确保每三个月支付甲方4000万元，分三次支付1.2亿元，即支付完收购资产及承担债务总款至1.2亿元时，甲方原则上应将所收购资产一次性全部解封交给乙方，政府工作组负责协调解决。上述分期付款资金若资产不能及时变现，由乙方自行筹资、融资予以解决。”、“十、乙方对已收购资产出资变现资金应进入三方共管账户，支付资金和售房资金进入共管账户，确保该款用于九州楼盘的处置上，乙方所欠1.5亿收购款，乙方应在18个月内处置资产变现，剩余收购款在签订协议之日起18个月内由乙方筹资一次性付清。如因资金问题属乙方的责任。”、“十四、若乙方支付收购款5000万元，未能在18个月内付清购买资产及承担债务总款2.2亿元，乙方按欠款的10%承担违约责任”。另，原审法院已裁定驳回曹先进诉讼请求中第二项第（一）、（二）的起诉。上述协议签订、生效后，曹先进、何云焰和廖俊、邓建勇、黄君全、森科公司、区政府共同对九州公司的资产进行了统计、清理、确认。但是，由于森科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前期收购款6000万元，又经区政府沟通、协调，廖俊、邓建勇、黄君全以个人名义加入招商引资协议。曹先进、何云焰与廖俊、邓建勇、黄君全、森科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二、2014年10月25日前在工商机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将九州公司原法人及全部股权过户到新的股权所有者名下。”后，廖俊、邓建勇、黄君全、森科公司以廖俊个人的名义将前期收购款6000万元转入区政府指定的账户。补充协议签订后，曹先进和何云焰履行了《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于2014年10月29日与廖俊、邓建勇、黄君全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将曹先进和何云焰持有的九州公司100%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给了廖俊、邓建勇、黄君全，同时按协议变更了法定代表人登记。于2014年11月20日按协议约定财产范围将资产移交给了廖俊、邓建勇、黄君全、森科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订系曹先进作为九州公司的原股东，配合履行《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且廖俊、邓建勇、黄君全、森科公司方已经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将前期7000万元收购款付至指定账户。尽管双方都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部分条款并非己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曹先进方已经实际履行股权变更的义务，且《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形成的股权转让关系是履行《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之结果，在《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曹先进要求“确认曹先进与廖俊、黄君全依据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形成的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之诉请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对于曹先进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曹先进的第一项诉请是第三项、第四项诉请的基础，第一项诉请未得到支持，对第三项、第四项诉请亦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先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曹先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关系问题如何认定；2.曹先进的诉讼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与《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关系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10月29日曹先进、何云焰（转让方）与廖俊、邓建勇、黄君全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前，在问题房开工作组的协调下，九州公司原股东曹先进、何云焰（乙方）与森科公司（甲方）于2012年4月3日签订《股份协议》。2012年4月10日，九州公司（甲方，签字人曹先进、何云焰）与森科公司（乙方）签订《招商引资协议》。2014年10月11日，九州公司（甲方）、森科公司（乙方）、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丙方）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从协议的签订时间及内容看，上述协议是以《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为核心和基础的，在《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内容和效力未被改变的前提下，其他依附于《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协议均不得变更或终止。关于曹先进的诉讼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的问题。对于曹先进提出的“判决确认曹先进与廖俊、黄君全依据双方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形成的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该请求权基础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在程序上，曹先进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前提基础是《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后两个协议签订后发生法律效力并部分履行。如前所述，在《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为被变更或终止前，请求确认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所形成的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显然缺乏程序基础。而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黔03民初448号民事裁定书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曹先进不是《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相对方，针对《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曹先进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为此裁定驳回了曹先进的起诉。因此，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从程序上决定了本案不可能作出与上述法律文书相矛盾的裁判结果。其次，从实体上审查，必须结合此前所签的所有协议来判断当事人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违背其意愿，而不能单独凭某个协议或某个协议条款的履行来判断。综合本案当事人所签署的数个协议，本院认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协议条款是落实《招商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具体表现，并不违背当事人意愿。因此，曹先进主张股权转让关系不成立，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曹先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曹先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汝坤审判员  文小琼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张涛松书记员胡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