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092民初190号 原告：张铭晓，男，197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乳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梅，山东华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少鹏，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坤，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铭晓与被告韩少鹏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铭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梅与被告韩少鹏之委托诉讼人吴兆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铭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3215.17元、后续治疗费36000元、误工费11880元、后续护理费3065元、鉴定费1560元，合计55720.17元，扣除已付的6000元，尚需49720.17元。事实及理由：2018年6月25日，原、被告因琐事发生争吵，被告将原告殴打致鼻骨骨折、右眼眶软组织肿胀、半颗牙冠折，后原告迫于情感压力与被告达成了调解，但被告并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且原告目前鼻骨歪曲，需要校正，牙齿亦需要继续治疗，而被告已付的赔偿款6000元不足支付上述费用，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韩少鹏辩称，一、原、被告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自觉履行，调解书内容明确“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任何法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调解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协议的行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协议的内容应受法律保护。即使赔偿数额与法律规定有出入，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各方当事人应受调解书的约束，不得出尔反尔、随意反悔。二、原告称被告未按调解书的约定履行，该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在签订调解书前已经在公安民警的见证下将7000元支付给了原告，且原告在调解书中注明“钱已收”。三、原告称后期又发现鼻骨歪曲，需要校正，牙齿也需要继续治疗。但原告在损害发生后的6月26日凌晨即住院检查治疗，6月29日出院，医院已经对其病情检查并治疗完毕，原告也已经对其病情有了充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原、被告双方于7月3日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了调解书，原告不存在任何对自己病情存在误判的情况，达成的调解书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四、原告起诉有违诚信原则。双方既然已经达成调解，那么双方就有义务信守并自觉履行协议，如果在各方付出众多努力达成调解协议后又随意反悔，那么就是在鼓励当事人不守信用，既不利于民事关系的稳定，也不符合效率原则。综上，双方达成的调解书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就赔偿事宜已经处理完毕，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调解书约定内容之外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5日22时许，韩少鹏与张铭晓因琐事发生争吵，后相互殴打，韩少鹏殴打致张铭晓鼻骨、右眼眶等处受伤，张铭晓持木棍将韩少鹏头顶打伤。张铭晓于2018年6月26日0时49分许入威海市立第三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头部外伤、多发软组织挫伤、鼻骨骨折、门齿冠折、低钾血症，其中6月26日的检查报告单显示：“……鼻中隔骨质断裂、断端略错位、左侧鼻骨略成角、右眶周软组织肿胀”，住院治疗3天，花费医疗费2679.17元。2018年7月3日，原、被告在公安部门达成调解书，约定：韩少鹏一次性赔偿张铭晓医疗费用等各项损失费用共计7000元整，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任何法律责任，本调解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如双方达不成协议或反悔，当事人可以自行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韩少鹏于当场向张铭晓微信转账7000元，在原、被告离开公安部门前，张铭晓向韩少鹏微信转账1000元。 张铭晓于2018年9月到2018年10月间多次到威海市立医院门诊进行检查，花费各项诊疗费用522元。后张铭晓委托威海科真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该所经检查可见：……鼻梁向左外斜，鼻塞，通气不畅；阅片（2018年6月26日）可见：左侧鼻梁略成角，鼻中隔骨质断裂，故于2018年12月31日作出鉴定意见称：1、张铭晓误工时间为90日（含住院期间）、护理时间为1人护理30日（含住院期间）；2、张铭晓牙齿修复后续诊疗费约需16000元（每次4000元，修复四次），鼻梁歪斜手术矫正后续诊疗费约需20000元；张铭晓支付鉴定费1560元。现张铭晓认为，在公安部门达成调解协议后，韩少鹏以“骚扰原告及家人”等威胁并索要1000元，无奈之下张铭晓只得支付该款项，韩少鹏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对公安部门达成调解书的反悔，调解书即不发生约束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效力，故将韩少鹏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庭审中，就上述调解协议形成过程及内容，本院进行了询问，原告称：原、被告是在派出所处进行的调解，原告主张实际产生的医疗费以及预估牙齿修补的费用共计7000元，并未主张误工费、护理费，被告称其也受伤，损失为1000元，要求原告支付，但因其自身并未携带医疗费单据，原告不同意赔偿，被告当即的意思是不同意调解，民警见原、被告有争议，便要求双方私下调解，达成意见后再打协议，并称没有时间解决双方的争议，故而被告放弃要求支付1000元并同意赔偿原告7000元，之后民警帮助出具调解书，双方签字并微信转账7000元，刚走出派出所被告就反悔，要求退还1000元，并威胁原告如果不支付，则继续骚扰原告及原告的配偶，迫于无奈，也是在家属的劝说下，原告不情愿地支付了1000元。被告称：原告的医疗费、牙齿修复费用、误工费、护理费，大概是5000元，原告要求6000元，一次性了结，被告表示同意，但民警将调解书打印出来后，双方还未签字之前，原告要求增加1000元，民警批评其“像个老娘们一样，反反复复”，为解决双方的争议，被告同意增加赔偿，即一共赔付原告7000元，故而重新打印调解书、签字、付款，之后双方走到大厅处时，原告主动向被告转账1000元并称还给被告1000元。 另查，原告系威海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自2018年5月入职，月平均工资为3960元，但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或工资表。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涉案事件公安部门的卷宗材料（询问笔录），就争议经过，韩少鹏称：事发当晚，韩少鹏到凤林小区找邢惠（两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聊聊天，在车上打邢惠电话没有接，就按了两下喇叭，接着就看到邢惠下来，走到主驾窗外让我赶紧走，她对象张铭晓拿着棍子下来了，当时车窗是打开的，就在我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张铭晓用棍子从车窗外自对着我的头部捅了下，且棍子卡在车窗外，车子不能走，下车后，张铭晓拿棍子对着我的头部打了两下，邢惠夺过棍子扔在路边，因我的眼镜掉在地上，在低头找眼镜时张铭晓用拳头打了我的头部，我也用拳头打了他的头部、脸部，两个人互相厮打，之后邢惠报警，并让我离开，我就开车去医院。张铭晓称：被告与原告前妻邢惠（已于2018年8月离婚）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发当天晚上20时许已在原告住处闹过一次，晚上23时许邢惠的手机响了，我怀疑是韩少鹏，我还听到楼下有人按喇叭，因我不确定就让邢惠下去看，然后我就到草厦子拿了根棍子去找韩少鹏，我看到邢惠在主驾处跟韩少鹏说话，我就到窗口骂他，还用木棍打了车顶一下，韩少鹏就下车了，我又用木棍打了韩少鹏的头顶，他就开始过来抢夺我的木棍，邢惠也上来抢并夺走扔在一边，我就用右胳膊勒住他的身子，并将韩少鹏的眼镜打掉，他就用拳头往我身上，太阳穴、后脑勺、下巴、鼻子、右眼眶等处打了好几拳，具体记不住了，之后邢惠把我们拉开，我对韩少鹏说你不要没事找事长长记性就行，韩少鹏说我能打得过你我不怕你，之后他又往我右眼眶、嘴唇、鼻子打，我也开始撕扯韩少鹏，韩少鹏把我按倒在地，往我身上打，再之后邢惠报警，韩少鹏离开了。 本院认为，从本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原、被告系因感情纠葛产生的矛盾，双方在处理情感问题时，均出现被告上门找人、原告手持木棍等不理智的行为，导致矛盾进升级、恶化，以致互相殴打，造成彼此都受伤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门依法开展调解工作，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并最终就民事赔偿达成调解意见且当场履行完毕，庭审时原、被告争议的是调解书约定的“反悔权”，对此应从两个角度予以分析。 首先是涉案调解书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就赔偿问题而签订的调解书，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达成的，内容上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经调查亦未查实存在无效、可撤销、可变更的情节，且原告依据调解书载明的“反悔权”主张权利，也是对调解书效力的认可，同时被告对调解书的效力并不否认，故应认定涉案调解书的合法有效性。从原、被告描述的调解书内容、签订及履行过程来看，系双方对各自伤情进行必要的评估后，决定一次性处理赔偿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调解书系在争议发生后较短时间内签订，可能会导致原告对己方伤情的误解，但从原告伤情及就医经过来看，客观上并无短时间内无法确诊的伤势，尤其是原告主张的“鼻中隔弯曲”，系入院时即确诊的病情，鉴定结论亦是据此作出。原告作为成年人，如果认为伤情严重，需要继续治疗，完全有拒绝调解的权利，而不是在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后再行主张权利。不得不强调的一点是，某种程度上调解是对己方权利的让渡，不能唯结果论，且原、被告之间发生肢体接触，系因感情纠葛而生，相较于工作矛盾、邻里纠纷等，是最为复杂亦最为难以决断的矛盾，在这种情感因素的驱使及双方当事人对互相撕打均有过错的情况下，作出较大让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持2018年12月的鉴定结论，重新核算损失金额，对2018年7月达成的调解书进行评价，与诚实信用原则有悖，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涉案调解书中约定的“反悔权”是否是指当事人可以无条件地主张反悔？反悔权多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并非常见的法律制度，日常合同约定的所谓反悔权，大多是指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撤销权，从这个角度看涉案调解书中约定的“反悔权”亦应是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但本案调解书中对反悔权的表述为仅为“如双方达不成协议或反悔，当事人可以自行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并无明确的条件或期限，从调解书的其他文字部分亦无法推论得出，且“如双方达不成协议”的表述明显与本案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的客观事实相悖，上述约定过于笼统，不具备可履行性，亦不能无条件主张，故本院认为，无论是从法律基本原则还是签订赔偿协议的一般目的，即便是未约定条件和期限的反悔，都仅限于合同履行完毕前，否则必然会引发道德风险。本案原、被告在公安部门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原、被告均丧失依据调解书中约定的反悔权主张反悔的权利，虽然原告主张称被告再次索要1000元的行为是对调解书的反悔，亦即赋予了原告反悔的权利，但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原告支付1000元行为属性本身就存在争议，即便如原告所述，也因为反悔权系约定权利应在合同履行完毕前行使的大前提，不能将其认定为反悔行为，亦不当然赋予原告主张反悔的权利。 综上，原告张铭晓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铭晓要求被告韩少鹏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2元（原案件受理费1044元，现系减半收取），由原告张铭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程 军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姜倩倩 书 记 员  蔄俏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