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内民申19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苗文平，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殿坤，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帅，内蒙古鹿城联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尚如，男，1965年5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负责人：王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虎，内蒙古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内蒙古若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某，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志新，男，2001年2月14日生出，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某，男，201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法定代理人：任某，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系徐某母亲。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成明，男，194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秀珍，女，195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包头市远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白力，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苗文平因与被申请人孙尚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沧州分公司）、任某、徐志新、徐某、刘成明、李秀珍、包头市远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航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2民终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苗文平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判决通过主观分析评判现有证据材料，认定苗文平与孙尚如之间存在车辆借用关系错误。1.事故发生后任某在交警部门、保险部门及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对徐吉样与孙尚如、苗文平之间的关系，以及事故发生的车辆出车原因均作出了多次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例如其第一次在交通队笔录：“昨天下午14时许，我老公徐吉祥和我说去山西出趟车，给别人拉一挂车，完后就走了”、“给苗文平去山西拉挂车，苗文平的车在山西省朔州也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后来联系我的老公徐吉祥去朔州市给拉个挂车”、“肇事的大货车是苗文平问别人借的，这辆肇事车以前和我老公也一起相跟过”。以上陈述事实的陈述时间是事故发生后，任某已经到达了现场，并对具体情况初步有所了解，才知道自己老公是给苗文平去拉车，才知晓有苗文平这个人以及拉挂车这件事，也才知道徐吉祥所说的“别人”就是苗文平。其在之后的多次法院诉讼中再次出现了不一致的陈述。在2017年7月21日包头铁路运输法院第一次开庭中任某答辩“我不承担任何责任，车辆不属于我，我方是雇佣司机”，“当时孙尚如和苗文平联系徐吉祥取车”；又在一审中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载明苗文平是事故车辆驾驶员徐吉祥的雇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便以此理由裁定发回重审。继而在一审法院再次重新审理过程中，法院以及各方当事人、代理人均在庭审中都着重的对徐吉祥的身份关系，以及是否知情苗文平借用孙尚如的车辆等相关问题，详细的进行了询问，但任某又重新做了陈述，答辩称“事故车辆不属我们所有，徐吉祥是孙尚如雇佣的司机，我们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且在一审以及二审庭审过程中也多次认可，徐吉祥之前一直是受雇于孙尚如的，此次事故发生时不清楚是谁叫的徐吉祥去的。对于受雇事实，孙尚如当庭也陈述双方之前是合作关系，后来因为不挣钱就不合作了。综合以上任某的陈述，苗文平认为，任某虽然作为徐吉祥的爱人，但并不是本次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孙尚如与苗文平以及徐吉祥的任何约定谈话中，其作为案外人也根本不可能知晓苗文平、孙尚如、徐吉祥三方是如何约定的。其仅清楚事故发生前徐吉祥是受雇于孙尚如的。而二审法院仅以案外人任某第一次在交通局做的笔录为准，去判决任某陈述事实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从而去判断苗文平与孙尚如之间是借用关系是片面的、不慎重的。二审判决应当结合任某作为案外人是否可能对谁雇佣的徐吉祥、谁联系的徐吉祥，任某对孙尚如与苗文平之间约定的知情可能性，以及在庭审过程中任某的陈述情况去判断孙尚如与苗文平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以一位不是本案当事人，且前后陈述出入较大，所得信息并不是直接听来，而是听闻他人所说的传闻证据、间接证据去判决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二审判决将任某的陈述和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结合来判断是苗文平借用孙尚如的车辆，又由苗文平雇佣徐吉祥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和关联性。任某和张某均不是本次案件查明事实的直接参与者，张某是在事故发生后才听孙尚如说车辆是苗文平所借，且并没有直接听到或参与到双方的通话中。任某更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孙尚如和苗文平电话中所陈述的内容。3.二审判决以保险报案记录判断苗文平与孙尚如之间为借用关系，或确定孙尚如雇佣徐吉祥更没有任何依据。因为徐吉祥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为了去施救苗文平的车辆，徐吉祥死亡后，无论出于道德还是合同关系，苗文平次日便打车赶到交通现场符合常理。因任某等家属均没有碰到过此类交通事故不知如何处理，苗文平便使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保险公司电话帮助进行保险报案。且在二审的质证录音过程中，可以听出，电话虽由苗文平拨出，但通话人为任某的弟弟，是其弟弟一直与保险公司通话说明具体情况。故苗文平的好意帮助行为并不是判断本案苗文平存在借用关系，应当承担赔偿后果的任何依据。（二）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肇事车辆及司机徐吉祥均为孙尚如所有和雇佣，发生交通事故后，其应当承担证明自己免予责任，存在借用事实的举证责任。苗文平并没有借过孙尚如的车辆，更没有驾驶过其车辆，更不存在雇佣徐吉样的事实。事实上苗文平在山西发生事故后在事故现场通过电话与孙尚如建立了口头的运输合同关系，因双方之间为朋友关系，故约定具体费用按照行业内部市场价格将车拉回后根据公里数、油费、过路费据实结算。后因孙尚如得病在家休养，不能出车，便指派其司机徐吉样出车进行施救。按照常理，被告孙尚如的车辆是营运性车辆，根本不可能出现无偿借用免费使用行为，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苗文平免费借用孙尚如的车，孙尚如免费贴补油费、过路费，另外再免费指派自己的司机徐吉祥去对苗文平的车辆进行免费施救行为。法律不允许猜测与类推。而从现有的证据以及开庭查明的事实来看，无法查明徐吉祥出车是受谁的指派，是雇主孙尚如，还是本次待施救的苗文平，因徐吉样已死亡，苗文平与孙尚如之间各执一词，均没有有效的直接证据能够证实。但可以明确的是孙尚如同意自己的司机徐吉祥开着自己的车辆，在对外进行施救路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后，其应当承担证明自己免予责任，存在借用事实的举证责任。而不应当由苗文平去举证提供运输合同关系存在的证据，且事发突然，苗文平在外地自己车辆的事故现场，双方只能通过口头达成运输合同关系。故二审判决认为，苗文平不能提供相应证据，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的判决是错误。（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在本案中，车辆实际的使用人为徐吉祥，苗文平并没有见到或使用驾驶过此车辆。反而查证属实的是徐吉祥确实是孙尚如一直雇佣的司机，徐吉祥与苗文平之间的关系在本案中无法确定，更没有任何雇佣关系或借用关系，苗文平更不可能存在借用徐吉祥这个人的行为。故徐吉祥使用驾驶车辆的行为并不能强制性的转嫁到苗文平身上，从而将苗文平推定作为车辆使用人去承担赔偿义务。综上，请求依法撤销或改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2民终1432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判决结果，改判苗文平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原法院重审。人保沧州分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后，远航公司未提起上诉，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直接改判远航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及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二）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认定远航公司不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查明的事实，×××号车辆挂靠在远航公司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二审判决远航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孙尚如与苗文平是否存在车辆借用关系的问题。首先，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在向驾驶员徐吉祥的妻子任某做询问笔录时，任某陈述，“我老公徐吉祥和我说去山西出一趟车，给别人拉一挂车”、“给苗文平去山西拉挂车，苗文平的车在山西省朔州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来联系我的老公徐吉祥去朔州市给拉个挂车”、“肇事的大货车是苗文平问别人借的，这辆肇事车以前和我老公也一起相跟过”。其次，孙尚如提请的证人张某一审出庭作证称，“苗文平向孙尚如打电话借车的时候，我和孙尚如在一起，但没有听到电话的内容，只听到孙尚如说苗文平的车出事故了，需要借孙尚如的车，孙尚如有病，不能驾驶车辆，只能出借车辆”。张某的证言与任某在交警部门所做笔录陈述吻合。同时，任某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孙尚如和苗文平为本案被告，其追加理由为孙尚如系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苗文平系徐吉祥的雇主。再次，从报险记录看，交通事故发生后，系苗文平向投保车辆所在保险公司进行的电话报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实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二审判决认为上述证据能够印证孙尚如主张的苗文平向孙尚如借车的事实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苗文平向人保沧州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苗文平称其与孙尚如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佐证其主张，也未就该有偿合同项下应支付给孙尚如的相关费用提供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关于人保沧州分公司提交意见所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因其并非本案再审申请人，故对此不予审查。综上，苗文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裁定如下：驳回苗文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 昕审判员 闫少波审判员 李秀婕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