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9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然，男，1993年3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昌平区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北亚花园12号楼6单元101号，现住湖北省孝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华，湖北正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明磊，湖北正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涛，男，197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洪山区人，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智文，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小丹，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江汉区人，住武汉市江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澎涛，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州市人，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武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彦玉，男，197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洪山区人，住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仁威电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中小企业城4号楼。法定代表人：张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勤，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刘然因与被上诉人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湖北仁威电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威公司）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1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然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鄂0921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刘然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了裁判规则，超出了当事人的抗辩、答辩范围，违反了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作为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并没有意愿表示双方签订《增资扩股合同》中第8.2.1条款的条句中存在理解歧义，而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一审答辩或抗辩为：1.合同效力存在问题；2.诉讼请求不明确；3.刘然要求回购没有法律依据，仅是刘然要求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退出，没有约定回购；4.合同第8.2.1条款及第8.2.2条款并非并列关系，请求驳回刘然的诉请。仁威公司的答辩理由：1.将其列为被告是错误的；2.增资合同尚未生效；3.所设合同中对赌条款无效；4.对赌条款未实现，刘然负有重大责任；5.主张高息回购合同中第8.2.1条款和业绩补偿的诉求不合理不公平。由此可见，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并没有对合同中第8.2.1条款的理解提出抗辩或答辩，是一审法院主动干预了当事人的意愿，自认为对此词句存在误解，违反了诉讼规则，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改判。二、对《增资扩股合同》条款第8条之约定，不存在歧义，整条都是约定乙方（刘然）退出的方式和条件，没有甲方（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退出的条件，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文义上讲：①、合同中第8条是股权回购及退出的约定，其中合同中8.1条是约定乙方选择性退出条件，没有甲方退出的条件；第8.2.1条中甲方承诺：自增资扩股工商变更之日起，二年内挂牌新三板，二年内挂牌未成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乙方入股12%年化率计算本息的方式退出，显然双方约定是在设定的条件成就时，乙方有权退出，甲方应按还本计息的方式回购乙方的股金。单从该词句上理解，乙方在条件成就时可以退出，没有任何歧义。那么无论从词句、条款，还是从目的、交易习惯等均没有甲方退出的条件以及由乙方回购甲方的股金的情形；②合同中第8.2.2条款约定是对公司销售业绩设定的条约，是双方约定标的公司在经营期间出现的情形，如不能完成设定的业绩，甲方对乙方的承诺，给予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与第8条中其他分条没有关联，没有冲突；因此合同中第8.2.1条约定有效，乙方有权退出。而一审法院认定乙方进入，甲方退出是错误的，违反了签订合同的目的，违反当事人的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愿。是对该条词句错误的理解；③假设按一审法院的判决理解执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出，按乙方入股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给甲方。甲方作为大股东，占标的公司75%股权，按乙方持15%股权股金计算退还给甲方，也就是说，乙方不仅不退出反而还加入公司，甲方退出公司按乙方股金计算退出，这对甲方来说亏损巨大，甲方（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也不会同意，有这种逻辑思维，明显不符合常理，不符合利益平衡的原则，因此这种理解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初衷意愿，超出了当事人的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由此不难得知，理解甲方退出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又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规则，违反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其次，从签订合同的目的上看，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乙方即刘然是作为投资方加入甲方成立新标的公司，目的是增资扩股，是为了标的公司在二年内挂牌上市，如不能实现这个标的，乙方有权退出；乙方作为加入方、投资方，签订《增资扩股合同》目的是标的公司上市经营，并双方作出特别约定，如标的公司不能上市，则乙方可以退出公司并要求其他原股东回购乙方股金，这种约定是符合常规，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另外设定标的公司的销售业绩，对投资方即乙方进行补偿，目的是保证乙方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和收益，这种设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与合同中第8.2.1条款并不存在冲突。再次，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和签订合同整体上看，甲方即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大股东，乙方即刘然作为小股东、投资人，不能因为标的公司未上市成功，反而由刘然（乙方）回购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甲方）股权，由大股东、原股东退出，这显然不公平，不符合常理，不符合签订合同的初衷和真实意愿。从合同整体上看，合同整体在约定如不能达到约定条件，由乙方（刘然）退出，没有甲方退出的约定和条件。甲方是原始股东及大股东，不能因为不能上市，反而由甲方（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退出公司，又乙方（刘然）加入公司，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当事人真实意思。无疑，一审法院的评价颠覆了常人的正确价值观，颠覆了常人对事物发展规则的判断标准，错误引导人们对文字词句本义的正常理解，无疑这种法律评价是不可取向的，应依法撤销，请求二审法院审查支持。三、刘然与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之间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约定回购股权，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也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情形，应属有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例即（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民事判决，当事人之间约定回购公司股份也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中，刘然与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之间在《增资扩股协议》中第8条第8.2.1条款中约定当出现时特定的条件时即可要求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对刘然所持股权进行回购，这是一个对赌性条约，这种约定是在商事交易中为利益平衡而产生的，也是当事人对根据公司未来不确定的标的是否实现对各自权利与义务所进行的一种约定，是股东之间就特定条件下对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该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不涉及公司资产的减少，不构成抽逃公司资本，不影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甲方（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应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四、仁威公司应属本案中的当事人，也对其股东（甲方）的回购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增资扩股合同》中虽然没有仁威公司的签字或盖章，但公司成立之后，刘然与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均是该公司的股东，无论是投资入股还是股权回购、股权转让等情形，均对仁威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产生影响，因此仁威公司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应对其他股东及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而一审法院认定仁威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不对其产生约束力故不应参与本案，该观点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刘然与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之间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合法有效，当双方约定的特定条件出现时，刘然（乙方）有权要求按约定退出，这是双方意思自治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这也是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和初衷。对此，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刘然的请求，而一审法院误解当事人的约定，干预或超出当事人真实意思，导致判决结果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违反常理和商事交易规则，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不合理的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一审刘然讼请求，以尊重当事人意思，维护商事交易规则，维护刘然的合法权益。张涛辩称，一、刘然上诉理由认为一审法院违反了裁判规则，超出了当事人的抗辩、答辩范围，违反了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张涛并没有意愿表示双方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中第8.2.1条款的条句中存在理解歧义的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刘然上诉称第8条约定了乙方退出的方式和条件，没有甲方退出条件的理由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刘然与张涛签订的《增资扩股合同》中回购及业绩补偿条款无效。综上，刘然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缺乏事及法律依据，应驳回刘然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秦澎涛辩称，一、一审判决不存在违反裁判规则的情况。二、一审判决对《增资扩股合同》第8条，特别是第8.2.1条约定的解释是正确的，符合合同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刘然要求现金补偿的诉求不明确、证据不充分，且无合同依据。鲁彦玉辩称，基本观点同一审一致，补充一点，1.当时是董事长跟刘然的父亲谈的这个合同，合同谈得很快，我们在签订的时候也看到了，并没有向刘然所说的不是真实意愿，是真实意愿，然后就提到8.1及8.2条款我们都看了，觉得并没有问题。一是对我们的退出的约定，二是我们干不好就由我们来退出，刘然来做公司，我认为还是很公平的。2.刘然提到的关于退出以后的补偿要求，刘然作为股东，成为股东以后，有些事情刘然没有承担责任，导致公司的发展受损。我们跟中建投公司的一个合作协议，唯独刘然一个股东没有签字，导致这个合同没有签订下来。严重影响公司业务的发展。刘然现在提出股权、现金补偿，对我们其他股东都是不公平的。希望法院作刘然的工作。仁威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不存在违反裁判规则的情况。二、一审判决对《增资扩股合同》第8条的解释正确合理、理由充分。三、刘然要求给予现金补偿的诉求不明确、证据不充分，应当驳回。四、仁威公司不是涉案合同当事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胡小丹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答辩权利。刘然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依约按580万元向刘然回购其入股股份；2.按年12%的标准向刘然支付利息（暂计算30个月为580万元×12%×2.5＝174万元，实际应计算至实际购回股份日止）并依约给予刘然现金补偿；3.诉讼费用由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21日，甲方仁威公司原股东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四人与乙方刘然就仁威公司增资扩股事宜意向一致，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仁威公司没有在签字页盖章，在合同附备的五名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盖章，对增资扩股合同和身份证复印件装订本盖了骑缝章。合同约定标的公司（仁威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增至1600万元，甲方拟通过本合同的安排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乙方、丙方为投资人，投资人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投资入股甲方，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对仁威公司进行投资，甲方自愿放弃优先增资认购权（首部“鉴于”部分2内容），乙方出资580万元认购股份240万元，丙方出资16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1600万元，甲方占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75%，乙方占15%，丙方占10%（合同第三条内容）。其时合同中标注的丙方（高管及核心员工持股平台公司）系仁威公司为吸引人才及以后用于做股权激励，提前设置的持股平台公司，尚未设立注册。同年10月26日，刘然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投资款580万元，当日仁威公司开具了收据。2016年2月18日，仁威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刘然签署后成为股东、董事会成员，丙方公司已注册成为仁威公司股东；2016年3月1日工商登记变更。增资扩股合同还约定如下内容：①本合同生效之日指本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和程序，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司公章之日（释义部分）；②第五条成交，乙方、丙方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修改章程，增选乙方、丙方为公司董事，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③第八条股权回购及退出，8.1甲方同意乙方入股甲方之日起满二年后具有可选择性退出甲方的权利，即乙方有权以以下方式退出：8.1.1其他投资人投资甲方公司时，乙方可按当时甲方公司融资估值退出；8.1.2甲方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后，依法退出；8.1.3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时，甲方回购乙方股份退出；8.2甲方承诺：8.2.1自增资扩股工商变更之日起，二年内挂牌新三板，二年内挂牌未成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的方式退出；8.2.2甲方公司2016年完成销售额7000万元，净利润700万元；2017年完成销售额10000万元，净利润1000万元；如果甲方不能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甲方应给与乙方等比例的现金补偿或者甲方给予乙方等价值的股份补偿，该补偿股份由甲方无偿转让给乙方。此后，仁威公司还进行过投资人变更和实收资本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等。至本案2018年5月30日受理及法庭辩论终结之日（2019年2月20日），仁威公司未能在新三板挂牌上市，销售额、利润等经营业绩未能达成增资扩股合同约定要求。刘然起诉请求仁威公司原股东四人与该公司按原价580万元回购其入股股份及按年12%标准自款项汇入仁威公司之日起至实际购回股份日止支付利息并依约给予现金补偿，补偿标准为支付款项年10%的利润率。仁威公司及张涛认为公司不能成为对赌协议的主体，刘然与仁威公司的对赌协议无效；张涛提议由公司股东按原出资额或出资比例退580万元给刘然，但未召集股东协商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增资扩股合同的性质、主要内容及重点条款的解释，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案涉增资扩股合同是估值调整协议，也称之为“对赌协议”。理由如下：1.该协议是投资方（乙方刘然、丙方高管及核心员工持股平台公司）与融资方（甲方仁威公司四位原股东）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约定而达成的融资协议（首部“鉴于”部分2的条文表达内容）；2.协议的主要目的为促成交易、合理确定股权价值、降低投资风险、激励管理层、平衡融资方为目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融资需求和投资方投资赚取利润需求和利益，合同第三条对乙方、丙方投资额及占股比例的约定明显体现出激励管理层，区分确定股权价值的制度安排；3.协议的主体是目标公司原股东及投资方，对赌的目标既有上市时间要求和经营业绩要求；既有某种条件未成就时融资方（甲方）补偿投资方的条款，也有另一种条件未成就时投资方补偿融资方的条款。合同第八条股权回购及退出约定就是针对融资方和投资方的股权回购、业绩补偿、估值调整条款；4.协议所体现的是投融资双方根据目标企业未来两年的实际经营状况对当前企业估值和投资价值所进行的调整或修正，目的是通过设置估值调整的权利义务，帮助控制投资风险、解决融资方资金短缺困难，并有效约束和激励相关方改善经营管理，提升目标企业营利能力和价值。对此类符合发展趋势和市场规律的制度安排，法院应秉持宽容态度，不宜轻易否定其法律效力；5.对赌条款不属于根据审理联营合同解释规定的事实上的保底条款性质。它是新老股东之间权益变动，不减少公司资本，也不违反公司资本三原则，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6.协议的主体是仁威公司原四位股东张涛、秦澎涛、胡小丹、鲁彦玉和投资方刘然，合同已依法成立生效。因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仁威公司既未在合同首部列明作为合同当事人，也未在合同尾部签字页盖章，故仁威公司不是案涉增资扩股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对仁威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仁威公司在签约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上盖章及合同整体文件盖骑缝章只是因为合同中第六条及其他条款中有相关标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内容表述，合同中并无标的公司与投资方之间权利义务约定内容，盖章行为仅为见证作用。丙方在合同签订时尚未设立注册，并不影响该合同对甲、乙双方产生约束力；同时合同第五条成交约定的事项已实施完毕，对方均接受了，故依履行治愈原则，判断该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7.合同对乙方作为投资方退出的约定内容体现在增资扩股合同8.1条中，该合同8.2条是对乙方不退、甲方退出的约定和甲方对乙方业绩补偿、估值调整条款。合同第八条是双向对赌，是对投资方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形成这一理解和认识，是在对合同8.2.1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情形下，本院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条款8.2.1中“二年内挂牌未成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的方式退出”词句所表达的意思，单独理解有歧义：分别是①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出，乙方对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②乙方有权退出，要求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而第二种理解既与合同条款8.2.2所表述的可选择性执行业绩补偿或估值调整（股份补偿）这一基于股东身份所产生的股东权利的前提条件不符，也将合同的性质由投资赚利润变成了借款收利息，更起不到投资入股时对乙方出资580万元只认购股份240万元，而丙方出资160万元认购股份160万元这样设计想达到的目的：激励标的公司管理层，良性引导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完成业绩要求，实现上市目标。照此理解，则该条款真成为无任何投资风险，只是赚（收）多少的“保底条款”。如签订案涉合同时有“乙方有权退出，并要求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的方式退出”的意思表示，在形成合同条款内容时完全应当将合同条款8.2.1并入8.1.3或增写为8.1.4或者按8.1条语句格式，强调写上“即乙方有权以此方式退出”，这样合同的体例结构更为合理，表意更单一，也无歧义。按第一种理解“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出，乙方对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后甲方退出，甲方所持股份可转让给乙方、丙方或新的投资人（8.2.2约定是甲方无偿转让补偿股份给乙方），丙方作为标的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持股平台公司并未退出标的公司，经营应无实质改变，还可以用原甲方股份奖励公司管理层以实现企业经营发展目标。一审法院按第一种理解认定和处理本案。首先从第八条所使用的词句看，是股权回购及退出的约定，既对甲方退出，又对乙方退出进行约定是当然之义；如果仅是投资方退出，则应使用限定退出对象的词句，而案涉增资扩股合同没有使用“对乙方股权回购及乙方退出的约定”这样的词句。其次从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看，甲方是为了标的公司进一步发展产生迫切融资的需求，乙方是为了标的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经营业绩的显著攀升，上市前景而形成的投资赚取利润的需要。投资方并不是追求以认购价款加上12%的年化率计算实际利息，构成事实上“保底条款”；不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性质的关系，刘然投资入股并已登记为股东，选为董事。再次，从合同的有关条款和投资行业的交易习惯看，合同第八条“股权回购及退出的约定”是对于乙方作为投资方入股甲方后可选择性退出和不退出两种情形下的权利义务调整和安排。条款文句是专业用语，应取专业含义。对赌协议通常对融资方较为苛刻和不利，投资方选项较多。从合同约定计算方式可知，补偿金额与企业估值，企业经营预期等相关联，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当事人的风险预测和风险偏好，属于意思自治和可自我控制范围的商事行为。合同第八条第一款分三项对乙方投资入股后退出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①新的投资人投资，按当时标的公司融资估值退出；②标的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按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规定依法退出；③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按甲方回购乙方股份方式退出。上述三种乙方退出方式中均无按乙方入股金+12%年化率计算本息方式的意思表示。如将合同条款8.2.1的意思理解为该约定是对合同条款8.1.3表述内容的细化，则明显不符合出资580万元认购股份240万元这一案涉合同订立时关于标的公司估值调整、经营预期判断等合同主要目的，混淆了入股金（投资款）和股份两个概念，故认为8.2.1条款是甲方承诺乙方退出时，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是不符合合同解释规则的不正确理解，不能以此理解来主张所谓权利。本院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出，乙方对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当然，投资人的投资是可以退还的，但应当符合合同约定的退出情形，否则，其所提出退出、回购、补偿要求将因不符合案涉合同的约定而得不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刘然与张涛、秦澎涛、胡小丹、鲁彦玉等人签订的案涉增资扩股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仁威公司不是案涉合同当事人，该合同约定内容对公司无拘束力。刘然主张的仁威公司自增资扩股工商变更之日起二年内挂牌新三板未成功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确认。该确认事实属一审法院认定的甲方即标的公司四位股东张涛、秦澎涛、胡小丹、鲁彦玉退出约定成就条件，非刘然要求甲方回购其股份，乙方退出约定成就条件，故刘然所提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依约按原价580万元向刘然回购其入股股份，因仁威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请求对象错误及刘然退出、要求甲方回购其股份的约定条件——“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时”未成就，即请求不符合约定，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刘然所提第二项诉讼请求，按年12%的标准向刘然支付利息（暂计算30个月为580万元×12%×2.5＝174万元，实际应计算至实际购回股份日止）并依约给予刘然现金补偿，因一审法院确定的案涉合同第8.2甲方承诺条款的真实意思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出，乙方给予甲方补偿，故刘然请求按年12%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无合同约定依据不予支持。对刘然要求依约给予其现金补偿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条款8.2.2虽有表述，并且是选择性方式，刘然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即选择按合同条款约定“甲方应给予乙方等比例的现金补偿”方式。但刘然作为原告，未提供仁威公司2016年、2017年已完成销售额和实现利润的详细业绩情况，即刘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甲方未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数额及应给与的现金补偿数额或计算方法，故该项请求不明确具体，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庭审时表述的按支付款项年10%的利润率给予现金补偿无合同约定依据，并且净利润和利润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亦未予支持该项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580元，由刘然负担。二审期间，刘然提交的（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民事判决书、（2015）民申字第281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不属于证据。仁威公司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质证意见？）仁威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公司股权变更资料一套。拟证明：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合同》之后公司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刘然为公司的实名股东。刘然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刘然没有行使股东的权利，只是名义上的股东。张涛质证意见：对证据没有异议，我们认为证明了刘然是合法登记的股东，涉案的《增资扩股合同》在工商登记中没有体现，因为当时《增资扩股合同签订》以后，我们交给工商登记部分备案，但是被工商登记部门退回，因为关于回购和业绩补偿的约定是没有股权变更中登记的，这两个条款违反法律规定。秦澎涛质证意见：对证据没有异议。鲁彦玉质证意见：对证据没有异议。认证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增资扩股合同》是否有效，刘然依据合同约定请求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按580万元向刘然回购股份，按年12%的标准向刘然支付利息，并依约给予现金补偿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案系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就仁威公司增资扩股与刘然签订《增资扩股合同》，刘然因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仁威公司未履行《增资扩股合同》的约定，起诉要求回购股份，支付投资款利息及现金补偿而引发的纠纷，应定性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本院认为，《增资扩股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是仁威公司的股东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为了扩大仁威公司的经营规模，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刘然投资入股而签订。合同对仁威公司增资扩股后的公司的资产情况、股权结构及公司的管理机制等均作出了相应约定。合同第八条对“股权回购及退出”也作出了相应约定。8.1条约定“甲方（即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同意乙方（即刘然）入股甲方之日起满二年后具有可选择性退出甲方的权利，即乙方有权以以下方式退出……”，该合同约定，系甲方同意乙方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选择性退出甲方的权利。8.2“甲方承诺8.2.1条自增资扩股工商并更之日起，二年内挂牌新三板；二年内挂牌未成功，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的方式退出……”该合同约定，系甲方向乙方作出的关于“股权回购及退出”的承诺，即承诺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回购股权，回购股权的条件“二年内挂牌未成功”，回购股权的方式是“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股权回购后，乙方不再是仁威公司的股东而退出仁威公司。因仁威公司“二年内挂牌未成功”，刘然要求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按“按乙方入股金12%的年化率计算本息”赔偿其投资损失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仁威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刘然请求仁威公司退还股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请，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应向刘然退还投资款580万元，并以580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5月3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支付利息。至于现金补偿，因刘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仁威公司的销售数额及利润，该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1民初922号民事判决；二、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退还刘然投资款58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580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5月3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三、驳回刘然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5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580元，均由被上诉人张涛、胡小丹、秦澎涛、鲁彦玉、湖北仁威电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九年七月××日书记员  陈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