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行终25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华锋，男，苗族，1960年12月28日出生，贵州省绥阳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代理人周明，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珠江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379528638X3。法定代表人李余松，该局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龚永恒，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徐飞，该局民警。上诉人黄华锋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行初5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华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明、被上诉人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行政机关负责人龚永恒及委托代理人徐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原告黄华锋系绥阳县公安局人民警察，2017年5月28日，其在遵义市××区××路第五园酒楼参加完战友的生日晚宴后，闲逛至第五园酒楼所在楼房的一楼储物间、负一层停车场，将属田海红所有的两副羽毛球拍、两盒羽毛球、两把螺丝刀、两个废旧电插板、一把老虎钳等物品盗走。2017年6月1日，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洗马路派出所接到田海红的报警后受案调查，2017年6月3日，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决定对田海红被入室盗窃案立案侦查，同日对原告黄华锋采取取保候审。2018年5月25日，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决定对原告黄华锋解除取保候审，同日以原告黄华锋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决定撤销田海红被入室盗窃案。2018年5月28日，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行政立案后，经告知原告黄华锋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事项，在原告黄华锋签字表示不陈述、不申辩后，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决定对原告黄华锋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于当日向黄华锋送达了遵市汇公法行罚决字〔2018〕12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该处罚决定已由遵义市第二拘留所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对本行政区域内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依法调查处理，是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黄华锋身为人民警察，作为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应实施盗窃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原告黄华锋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在行政程序中，依法告知原告黄华锋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事项，同时告知原告黄华锋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告知了原告有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因此，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对原告黄华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原告黄华锋要求撤销被告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并确认该行政处罚违法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华锋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黄华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并确认违法。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其证据充分，不符合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处罚决定称：上诉人盗窃田海红两幅羽毛球拍、三筒羽毛球、螺丝刀2把、废旧电插板、尖嘴钳等物品。1.对于羽毛球拍及羽毛球，只有报案人田海红的陈述，无发票等证据证明。2.田海红称碗、香炉、太阳镜、不锈钢盆、摩托车锁等均与羽毛球拍、羽毛球一起被盗，但这些物品无证据印证，这说明其虚假报案。3.对于螺丝刀2把、废旧电池板、尖嘴钳等物品，田海红从未称属其所有。4.田海红称，其被盗地点是地下停车场，而螺丝刀、废旧电池板、尖嘴钳等均是在地面一层通道边杂物间取得。在盗窃案件中，正确认定被盗物品的所有权状况具有重大意义，盗窃的对象是他人财物，不包括遗失物、抛弃物、无主物，如无法认定上述物品属田海红所有，则失去了盗窃的所有权状态基础。从现场环境看，不论是地面通道旁杂物间，还是地下停车场，均是灰尘，无人看管、无门无锁的开放空间，属于遗失物、抛弃物或无主物可能性较高。认定“盗窃”行为证据明显不足。即使上述物品不属于遗失物，而属田海红以外的人所有，处罚决定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撤销。二、上诉人无盗窃的主观状态，处罚决定定性错误，既未能正确认定事实，也未考虑基本情况，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盗窃行为，刑事程序及治安处罚程序均要求主客观统一，事实上上诉人不具备盗窃的主观要件。1.事发当日，上诉人发现自己女儿车辆车牌松动，欲找工具维修。经询问保安后，到通道旁杂物间寻找工具，当时取螺丝刀是为了修理车辆，不是非法占有，此后，上诉人拿出拖线板及电钻是为了打孔，以便固定车辆。因电钻无钻花，到地下寻找，在此过程中发现羽毛球及球拍，将之拿出是用于扶贫。若是盗窃，上诉人不会因为没有钻花而将电钻放回，因为电钻更值钱，电钻花随时可以购买配上。根据欧桂宏的笔录，上诉人早在2018年6月1日就把羽毛球及球拍放到其家中，并明确告知是给扶贫对象用，目的不是非法占有。2.若要盗窃，事发地附近有价值更高、更便于盗窃的财物，但上诉人没有取走。若要盗窃，上诉人应将财物立即转移，而不会将螺丝刀一直放在车内。3.欧桂宏笔录显示，上诉人饮酒后已经喝醉了，这必将影响上诉人的辨别及判断能力，将灰尘满地、未上锁安门的杂物间中的物品认为是遗弃物。4.上诉人身为人民警察，一级警督，从警30余年，每月收入近万元，自身并不打羽毛球、且有多种疾病，不适合剧烈运动，盗窃羽毛球及球拍无意义。综上，上诉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将相关物品判断为抛弃物、无主物，使用工具后未及时将工具放回。上诉人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无秘密窃取物品的动机。三、本案存在诸多程序违法，违反法定程序调取证据，作出的处罚决定不具备合法性。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程序合法，显属错误。1.本案刑事立案程序违法。本案多份刑事立案手续中未见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的材料，属违法立案。按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最终认定的盗窃地点，不论是地面一层通道杂物间，还是地下停车场，均非封闭住所，均是开放性空间，明显不符合入室盗窃的定义。本案立案时，报案人田海红单方陈述物品价值5000元，但无任何证据证实。因物品价值不明，按照规定，应先作为行政案件立案，但本案被上诉人主观上认为达到1000元的刑事立案标准即进行刑事立案，事后证明这一主观判断存在重大错误。2.本案刑事撤案程序违法，价格认定部门早在2017年6月12日就作出不予受理价格认定通知，因涉案物品价值无法确定即无犯罪事实，当时就应撤销案件，但被上诉人未销案，仍对上诉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近1年。刑事撤销案件应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撤销案件报告书，但本案无此程序，程序违法。3.按照行政程序规定第152条的规定，将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时，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但本案未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4.对上诉人的讯问程序违法。办案人员未出具任何传唤证或拘传证，直接传唤上诉人到办案场所接受调查。公安机关对上诉人的传唤讯问时间超过24小时，严重违法。办案人员未按照法定的讯问顺序对上诉人进行讯问。传唤、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并记录在案，上诉人在接受讯问时，多次告知办案人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但办案人员未保证必要的休息时间，且不同意上诉人的服药申请。四、处罚决定处罚幅度不当，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亦属非法。1.涉案物品在移送评估时，评估机构因其无发票等原因不予评估，故涉案物品的价值缺乏证据支撑，从物品的存放位置、自身状态、使用年限来看，价值极低。2.上诉人本无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平时表现好，案发后主动到案，如实陈述案情，其行为不存在社会危害性。因此，即使法院认定存在盗窃行为，也应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的规定，应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被上诉人作出拘留5天的处罚决定，应予撤销。综上，请二审法院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发地点的整栋楼除去出租给第五园饭庄使用的3至6层外，其余楼层包含一层地下停车场、一层仓库，均属田海红所有。案发中心现场位于地下停车场电梯口的房屋及1楼仓库，根据现场勘验和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地下停车场属于私人所有，不对外停车。案发时，地下停车场入口摆放了禁止入内的标识牌，一层仓库与第五园饭庄的进口隔离，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仓库内堆放的大大小小的货物、杂物，大门敞开不意味着外人可以随意进出。无论是一层仓库还是地下停车场电梯口房门，均属于田海红所放物品的地点，财物应该属于田海红，不能要求每样财物均提供发票或付款凭证，更不能要求完全记住每件物品的位置和每一样杂物。二、上诉人认为自己无进行盗窃的主观状态，但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上诉人称拿螺丝刀、电插板、尖嘴钳等物品是为了维修车牌，到地下停车场拿羽毛球及球拍准备用于扶贫，无论是拿来给自己使用或他人使用，恰恰说明了上诉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的两个案发中心现场，并非上诉人称的灰尘满地，一层仓库，是田海红用于堆放物品的地方，有大门与进出第五园大厅的大门相隔离，只是当时方便进出未上锁，而地下停车场的房屋，完全属于私人空间，有保安照看、客人提醒，还有标示牌放在在停车场正中间。一层仓库本身就是用来堆放货物的大型仓库，正常认知的人均都能看出此处属于他人库房，不然，上诉人也不会认为可以在此处找到能够修理车牌的工具。地下停车场的房间更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安装了监控探头，甚至在进出口处铺有胶质地毯，柜内物品整齐排放，被盗的羽毛球拍有包装。上诉人作为从警30多年的警察，称被盗物品皆为遗弃物实在有悖常理。关于上诉人提出没有盗取更值钱的物品，身为从警30多年的警督，利益与可能承担的风险完全不成比例，这两点恰恰是本案发生的原因。本案经过为：上诉人在与战友吃饭喝酒后，移车过程中发现自己车辆车牌松动，看到车辆停放旁边有一处类似仓库的房间，便进入找寻修理车牌的工具，找到了现在及将来可能会使用的工具，实际上当时只用了起子拧紧车牌的螺丝，便将拿到的工具转移到了自己的车辆后备箱中。此时，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车辆的修理，但是却发现仓库内还能找到自己将来有用的物品，便返回继续寻找。返回仓库后找到电钻一台，但是上诉人知道电钻的价值大于小工具，故上诉人将电钻藏在身后，充分说明上诉人当时紧张。此后，上诉人继续寻找钻花，以凑成整套的设备，并乘坐电梯来到负一楼，在负一楼电梯外的小房间四处翻找，发现了羽毛球拍、碗具等物品，便拿着这些物品转移到了自己的车辆后备箱。第二天开车时，认为电钻价格较大，又放回仓库，并将其余物品拿走。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为，上诉人是一名人民警察，自认为盗窃的物品是无关紧要的小件物品，而上诉人自认为第五花园的李少楠与其认识，一方面自己盗窃小件物品，李少楠不一定察觉，也不会报警追究，我局打电话给上诉人后，其质问李少楠便看出其心态。综上，上诉人作为人民警察，具有较完备的法律认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顺手牵羊盗窃他人财物，我局定性为盗窃，无任何错误。三、关于程序问题。1.立案报告作为公安机关内部审批文书，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签批后，公安机关开具决定书，加盖县级公安机关印章，已完成了刑事立案程序，立案决定书已具有县级公安机关批准立案的效力。2.公安机关接到田海红报案，其称是家中地下停车场柜子内盗窃，故以报案人陈述立案，待调查后，再根据调查情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措施，这是盗窃案件性质决定的，公安机关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完全清楚知晓整个案件的经过。如若定性为入室盗窃，上诉人不会只受到行政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1条的规定，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的，可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而不是按行政案件办理。3.上诉人称本案撤销案件程序违法，认定被盗财物，有包含扣押的物证等充分证据佐证。从报案材料、监控录像中，能够看出上诉人不只是盗窃了处罚决定中载明的财物，公安机关对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继续侦查，尚需更多的时间。4.上诉人称本案行政案件立案违法。其称按照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2条，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这是上诉人的认识偏差。2012年实施的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2条位于行政处理决定章节，这是对处罚决定的规定，而不是受理案件的规定。本案最初立为刑事案件，后经审查认为其不构成犯罪，故撤销刑事案件，将本案转为行政案件办理。根据未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的办理业务部门是我局刑事侦查大队九中队，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其按规定制作了受案登记表，行政案件受案合法。5.上诉人称对其讯问的程序违法。上诉人自行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我局对其自动投案的行为认定为自首，故不存在需要传唤的情形。关于传唤时间质疑，上诉人系自首，不属于传唤方式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自首的时间比照传唤时间来算，关于传唤延长时限规定，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程序规定》，均未作出明确的书面审批要求，我省延长时限做法都是口头呈报办案部门负责人后，在笔录中注明即可。本案是否属于重大、复杂需要拘留、逮捕的案件，是由公安机关根据前期搜集证据来进行主观判断，上诉人作为人民警察，涉嫌违法犯罪，严重程度显而易见。关于讯问顺序，上诉人自行到公安机关报案，让其自行陈述事情发生经过，符合法律规定与常理，且公安机关已明确告知相关权利义务。上诉人提出没有保证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无论从笔录中还是讯问笔录的同步录像中均体现出，侦查人员充分保障了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四、关于处罚幅度，上诉人作为人民警察，实施盗窃行为，知法犯法，我局根据法律规定，充分考虑其自首、如实供述的情节，对其处以拘留5日，已按最低幅度处罚。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量罚是否适当。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关占有的规定，占有最主要效力是占有权利的推定力，即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其为合法占有。在案证据显示，涉案部分物品放置于第五园酒楼所在楼房一楼储物间、部分物品放置于该楼房负一层停车场，储物间显然属于密闭空间，负一层停车场有人员看守，且有警示牌，显属私人空间，田海红作为该两处空间的管理人和使用人，当然推定其对放置在内的羽毛球及球拍、螺丝刀、电插板、老虎钳等物品有享有合法权利，涉案物品并非遗失物、遗弃物或无主物。对上诉人认为“无证据证明被盗物品属田海红所有，其拿走物品属于遗失物、遗弃物、无主物或者属于他人所有”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法律特征主要有：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是指采用不易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或者其他人发现的方法，将公私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未经涉案财物权利人同意和许可，肆意搜寻他人财物，客观上采用自认为不会被他人发现的方法，将涉案物品据为己有。后将涉案物品带离转移，将他人物品作为自己物品进行支配，排除了权利人对涉案物品的占有，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上诉人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符合盗窃行为的法律特征。对上诉人主张“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定性为盗窃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问题。公安机关接到报案人的报案后，按照其陈述的物品情况及物品价值，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经核查上诉人有作案嫌疑，依法对其讯问，并进行相应调查。公安机关在讯问期间，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相关权利，听取了上诉人的意见。后因被盗物品价值无法确定，公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将本案由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处理，程序并无不当。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依照本章规定作出处理决定。”位于该规定第二节“行政处理的决定”来看，这是针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规定，并非由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对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未经负责人批准，直接将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不当，存在诸多办案程序违法”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四，结合上诉人实施行为和情节，被盗财物的数量、品质等情况及社会危害后果来看，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受到责罚。公安机关结合本案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在法定幅度内，对上诉人作出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量罚适当。对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处罚幅度不当”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华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王 伟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喻庆书记员伍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