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行终9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勇，男，汉族，1979年12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78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华，局长。 出庭负责人董艳，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月景，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蒋朝镖，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 法定代表人苗圩，部长。 委托代理人满辉，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佩瑶，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移动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9号。 法定代表人郑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超、孙宇政，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勇不服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通信局）2018年5月23日作出的[2018]106号《省通信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以下简称106号《答复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2018年10月15日作出的工信复决字[2018]第2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67号复议决定）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8）浙01行初556号行政判决。罗勇、省通信局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5月23日，省通信局向投诉人罗勇作出106号《答复函》，答复内容如下：一、您的187××××6161号码于2014年9月29日通过10086客服申请取消了余额有效期服务，并且在2017年3月-4月、2017年6月-7月无消费记录而进入停机保号状态，在此期间产生了0.8元停机保号费，停机前移动公司已通过10086端口向您下发停机及收费提醒。关于停机保号业务资费标准5元/月，移动公司已于2007年6月27日向我局备案，有关“客户选择取消余额有效期后，如连续两个账期无任何通信消费行为，将进入停机状态并按天收取停机保号费(0.16元/天);在账户有余额的情况下，可以拨打10086热线或到营业厅申请号码激活，继续使用”的业务规则移动公司已通过官网、业务宣传单页等渠道进行公示，无需向我局备案。因移动公司无法提供您申请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时已向您告知相关业务规则和收费信息的证明材料，故我局在前期调查中要求移动公司给您退还收取的停机保号费0.8元，重新签订服务协议进行明确。综上，您提出“移动公司无故中断您187××××6161号码的电信服务，向用户收取停机保号费是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双方约定的乱收费行为”依据不足。二、经调取您2016年9月5日、2017年9月27日向移动公司反映上述问题的历史记录，未发现您有提出“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收费依据”的诉求，因您未提供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的相关证据，故我局无法认定。您提出的《电信条例》三十九条第二项“电信用户对交纳本地电话费用有异议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还应当应电信用户的要求免费提供本地电话收费依据，并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协助电信用户查找原因”。本条所指的本地电信费用是指固定、移动本地电话和电话信息服务的使用费。电信用户对经营者收取的本地电信费用有异议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免费提供本地电话收费依据，即指按照本地电话的计费体制规定所能提供给用户的依据。据了解，移动公司可以免费向用户提供本地通话收费依据(通话详单数据保留期限为5个月)。三、鉴于电信业务资费水平逐年降低，考虑电信用户实际消费需求，我局已责成移动公司在近期取消设置话费余额有效期的业务规定，移动公司表示会在近期取消。以上是我局调查处理情况，如您有其它证据，请尽快提供以便我们进一步核查。如对本答复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罗勇不服该106号《答复函》，向工信部申请复议。2018年10月15日，工信部作出267号复议决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申请人2018年3月27日收到230号复议决定后，2018年5月23日重新向申请人作出106号答复。106号答复除了对原136号答复涉及的杭州移动公司擅自中断电信服务、乱收费问题作出答复之外，对此前未答复的该公司拒绝提供收费依据等问题也已向申请人作出答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重新作出的答复内容全面，不存在拒不履行230号复议决定的情形，所作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106号《答复函》。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2014年9月29日通过10086客服为其名下的手机号187××××6161申请办理“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此后原告在2017年3、4月和2017年6、7月出现“两个账期无任何通信消费行为”，浙江移动公司遂分别向原告计收停机保号费0.32元和0.48元（收费前已向原告发送短信进行告知）。在原告向浙江移动公司提出异议后，浙江移动公司将原告手机号码激活继续使用。原告于2017年9月6日向省通信局投诉举报浙江移动公司擅自中断电信服务、乱收费、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等违法行为。2017年11月3日，省通信局作出136号《答复函》。2018年1月4日，上述0.8元费用退还至原告187××××6161手机账户。原告不服136号《答复函》提起行政复议。工信部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30号复议决定，决定“撤销136号《答复函》并责令省通信局重新作出答复”。2018年3月27日，该决定送达省通信局。2018年5月23日，省通信局作出案涉106号《答复函》，并于5月26日邮寄原告。5月28日，原告收到该106号《答复函》。6月10日，原告向省通信局提供了《关于浙江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等证据线索反馈函》及2017年8月25日10086话务员与原告通话录音（光盘）。2018年6月15日，省通信局作出《受理告知书》（[2018]138号），称该局已于6月11日收到该《反馈函》，现正在依法调查处理中，将在60日内处理完毕并告知处理意见。后省通信局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191号《关于补充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称原告后续提供的录音证据等补充材料，均为原告2017年9月6日投诉举报问题的补充证据，该局不再作新案处理。《受理告知书》（[2018]138号）旨在告知原告相关材料已收悉，不影响该局对补充证据的认定结果和已作出的行政行为。罗勇针对106号《答复函》不服，于2018年7月13日向工信部寄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材料，工信部于同月14日收到该申请后，于7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省通信局对该行政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2018年9月13日，工信部作出延期审理通知（延期30日）。经复议审查，工信部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67号维持复议决定并于同日向罗勇寄送。原告收到该复议决定后不服，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根据省通信局调取的2017年6月19日移动公司工单反馈情况和罗勇提供的2017年8月25日其与10086话务员的通话录音显示，原告确已在投诉前向浙江移动公司索要过收取停机保号费的依据，浙江移动公司告知无法提供。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向省通信局举报反映浙江移动公司无理由擅自中断电信服务、乱收费、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等违法行为。省通信局作出136号《答复函》。后工信部以答复内容不全为由作出230号复议决定，撤销136号《答复函》并责令重新答复。省通信局遂向原告作出案涉106号《答复函》，并经工信部267号复议决定维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该106号《答复函》和267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本案原告投诉浙江移动公司事项包括两方面：1、擅自中断电信服务和乱收费；2、拒不提供收费依据。关于投诉事项一，停机保号系通讯运营商为一些手机号码暂不使用，但又想保留号码的用户提供的只要该用户按月缴纳一定的停机保号费，即可为其保留号码的通讯业务。2007年5月31日，工信部作出《关于降低移动电话停机保号业务资费上限标准的通知》（信部清[2007]266号），将移动电话停机保号业务资费的上限标准由20元/号/月下调为5元/号/月。2007年6月27日，浙江移动公司向省通信局和省物价局报送《关于中国浙江移动公司停机保号费的备案报告》（浙移发[2007]137号），履行了资费备案义务。因停机保号业务是工信部允许电信企业开展的一项付费服务，浙江移动公司亦就其开展停机保号业务的资费标准向相关部门进行过备案（未超过工信部设定的资费上限标准）。故浙江移动公司可在该收费标准范围内自行设定具体的业务规则和收费方式。本案浙江移动公司关于停机保号费收取的有关业务规则已通过移动公司营业厅、业务宣传单和网站等渠道公示。原告2014年9月29日通过10086客服为其名下的手机号187××××6161申请办理“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此后因原告在2017年3、4月和2017年6、7月出现“两个账期无任何通信消费行为”，故浙江移动公司按业务规定向原告计收停机保号费，收费前浙江移动公司已向原告发送短信进行告知，在原告向浙江移动公司提出异议后，浙江移动公司已及时将原告手机号码激活继续使用。综上可知，本案原告所投诉的浙江移动公司擅自中断电信服务和乱收费不成立。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事项的通知》（工信部信管[2016]436号）第九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为用户开通包月付费或需要用户支付功能费的服务项目时，应征得用户的同意。征得用户同意的凭证作为电信服务协议的补充协议，与电信服务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因原告此次投诉距其办理“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时间已久，浙江移动公司已无法提供当时向原告告知相关业务规则和收费信息的资料，故省通信局出于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利益考虑，要求浙江移动公司退还原告停机保号费0.8元，并重新订立服务协议进行明确。上述处理并无不妥。关于投诉事项二，原告在2017年9月6日的投诉举报材料中明确其投诉针对的是浙江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取0.16元/天停机保号费收费依据的行为。案涉106号《答复函》中提到的移动公司可免费为用户提供本地通话收费依据等内容与原告投诉事项无关。省通信局在调查中如认为原告未提供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的相关证据，应在调查处理程序结束前及时通知原告补充提供，而不能在未向原告核实相关依据或线索的情况下，仅通过调取移动公司部分工单记录，即径行作出无法认定处理的结论性意见。事实上，根据2017年6月19日移动公司工单反馈和2017年8月25日罗勇与10086话务员的通话录音显示，原告确已在投诉前向浙江移动公司索要过收取停机保号费的依据，浙江移动公司告知无法提供。故省通信局在案涉106号答复函中以“原告未提供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的相关证据”为由，对上述投诉行为作出“无法认定”的处理意见，确有不当。工信部在267号复议决定中认定省通信局已就该节投诉事项作出正确答复，依据不足。另，本案工信部作出230号复议决定，决定撤销136号《答复函》并责令省通信局重新作出答复。该决定于2018年3月27日送达省通信局。2018年5月23日，省通信局作出案涉106号《答复函》，并于5月26日邮寄原告（原告5月27日签收），未超过2个月的合理处理时限。罗勇针对106号《答复函》不服，于2018年7月13日向工信部寄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材料，虽然邮件凭单显示7月14日签收（14：43分签收人：单位收发章），但工信部解释称“单位收发室统一签收后，复议申请材料流转至其政策法规司的具体时间为7月15日”，亦属合理。此后工信部于9月13日决定延期30日，并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67号维持复议决定（同日向罗勇寄送）。上述答复、复议程序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判决一、撤销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2018年5月23日作出的[2018]106号《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中第二项就原告罗勇投诉浙江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事项的答复内容，责令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对原告罗勇的该部分投诉事项依法重新作出处理；二、撤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10月15日作出的工信复决字[2018]第267号行政复议决定中维持[2018]106号《省通信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第二项内容的复议决定；三、驳回原告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罗勇上诉称，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部分裁判错误。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曾在“2014年9月29日通过10086客服为名下手机号187××××6161申请办理“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的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从未通过10086客服为名下手机号申请办理过“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上诉人发现名下号码在话费充足条件下仍会被无端停机并扣费后，曾多次通过拨打10086等方式投诉反映，并要求浙江移动公司提供相应的停机、收费依据，但该公司始终拒绝。上诉人于2017年9月6日向省通信局投诉举报。根据《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落实电信业务原始凭证留存要求的通知》[浙通竞服函(2015)305号]第二条“各电信业务经营企业在为用户办理相关的电信业务时，必须签订相关协议。通过电话、短信及互联网等形式与用户就电信服务进行约定的，必须保留相应的录音、短信及电子协议等原始凭证”等规定，上诉人如通过10086客服订购过“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浙江移动公司应保留有上诉人曾主动拨打过10086订购该业务的录音或双方短信、协议等原始凭证。但该公司拒绝提供任何原始凭证，一审法院仅凭省通信局和浙江移动公司单方陈述意见，就推定上诉人曾拨打10086订购过“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于法无据。第二，一审中省通信局未向法院提交“上诉人曾通过10086办理过‘取消余额有效期’”的证据，原审法院支持省通信局的106号函第一项行政认定和处理，证据不足。一审中，为证明其作出案涉106号答复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省通信局向法庭提交了8组证据。其中，涉及到“(上诉人)曾通过10086办理过‘取消余额有效期’”的，只有浙江移动公司(杭州分公司)向省通信管理局出具的一份《关于补充罗勇客户投诉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该公司向省通信局陈述：“经查，用户号码于2014年9月29日通过10086客服订购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该份《报告》中，该公司还否认了“(上诉人)曾向浙江移动公司提出过要求提供收费依据”的事实。仅凭浙江移动公司单方陈述，省通信局作出了“上诉人曾通过10086办理过‘取消余额有效期’”等行政认定。同样，在省通信局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作出该行政认定行为合法性前提下，一审法院就推定上诉人曾办理过“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并进而推定浙江移动公司对上诉人停机并在停机期间按0.16元/天扣费行为合法。一审法院对该判项的认定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三，浙江移动公司提交的《罗勇拨打10086订购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记录的截图》是该公司后期自行制作的截图，毫无证明力。首先，从事实而言，上诉人从未拨打10086订购过所谓的“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服务”。其次，从日常生活逻辑而言，用户名下号码之前与移动公司从未对话费“余额有效期”进行过约定，另行订购“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没有必要性。其三，从证据规则看，浙江移动公司作为本案的被投诉举报人，其自行制作提供的截图，充其量属于以图表方式呈现的“当事人陈述”。即便将之作为“书证”，也无法独立证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庭审质证时均多次明确否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法庭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求浙江移动公司依法提交其他证据予佐证，而不能仅凭该公司单方陈述，就推定其主张的真实性，且不说明任何理由。退一万步讲，假设该截图是真实的，那么为上诉人号码订购“取消话费有效期服务”的，肯定也不是上诉人。移动公司作为电信业务经营商，具备对所有用户号码业务套餐的新增、修改、删除甚至停机、销号等一切权限，不排除是电信业务运营商(或其服务分包商)工作人员或为完成业绩考核、或因工作失误等原因，未经用户同意擅自更改用户名下号码产品内容，否则，浙江移动公司不可能提供不出任何用户订购业务的录音、短信、电信服务协议等原始凭证。正因为类似被强加的扣费“服务”案例比比皆是，用户投诉不断，才导致国家通信监管部门相关文件反复强调“用户通过电话、短信及互联网等方式办理业务的，电信经营企业必须保留相应的录音、短信、电子协议等原始凭证”。综上，浙江移动公司对上诉人名下号码的停机和扣费行为，如无相应的法律、政策依据，关键点就在浙江移动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通过口头或书面等方式订立过“取消话费有效期”协议上。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前提下，将浙江移动公司单方制作的截图作为定案依据之一，明显缺乏行政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其将“停机保号费”这一项目收费等同于浙江移动公司对上诉人号码停机期间0.16元/天的扣费，更是混淆了两项收费的关系，偏离案件审理重点，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审法院对工信部政策法规司收到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书时间等基本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首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视为受理。”本案一审庭审质证中，工信部、省通信局、浙江移动公司均对上诉人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可工信部政策法规司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实际时间为2018年7月14日。一审判决将工信部政法司收到上诉人行政复议书的时间擅自改为“2018年7月15日”，认定事实前后矛盾。其次，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工信部政法司收到上诉人行政复议书的时间为“2018年7月15日”，至工信部2018年10月15日作出267号行政复议决定，其复议期也已达到92天，明显超出行政复议法定期限。最后，工信部主张其曾向上诉人作出过《延期审理通知》，延期审理决定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依《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延期决定作出的前提一是案件复杂需要延期，二是须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审批。工信部在庭审中并未提交该延期决定已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审批，以证明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中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等情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浙01行初556号原审判决第三项内容(即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2.请求支持上诉人原审第1项诉讼请求，即：撤销被上诉人省通信局(2018)106号函，责令省通信局限期对原告投诉举报事项依法作出处理并重新答复。3.请求支持上诉人原审第2项诉讼请求，即：确认工信部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违法并撤销工信部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上诉人省通信局上诉称，一、上诉人对移动公司未提供收费依据举报事项，经调查核实后作出的处理答复适当，不存在需要重新处理的情形。原审原告向上诉人提出举报认为移动公司存在未提供收费依据问题，上诉人对此进行了核查。上诉人接到原审原告的举报后，已核实原审原告提供的相关材料，后又通过调取移动公司提供的投诉历史记录，由于没有发现原审原告投诉号码有“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收费依据”的相关记录，因此无法认定原审原告曾向移动公司提出这一诉求以及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的事实。原审原告若当时持有其曾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收费依据且被拒绝的材料，应当在投诉举报时及时完整的提供给上诉人，而一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向移动公司主张要求提供收费依据的录音在上诉人处理原审原告举报事项期间，原审原告一直未有提供。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现行法规规范中对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程序没有统一的规定，《电信条例》对通信业举报处理程序亦无相关规定。上诉人认为根据当时已经调查的情况，已经具备作出答复处理的条件。在行政程序上，已经符合要求。二、原审原告向上诉人提出举报，认为移动公司存在未提供收费依据违反《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要求上诉人依法予以处理。实质上是原审原告对提出该问题所依据的法律条款理解错误，其主张的“停机保号费”并非《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本地通话费”。《电信条例》三十九条第二项“电信用户对交纳本地电话费用有异议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还应当应电信用户的要求免费提供本地电话收费依据，并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协助电信用户查找原因”。针对该条款《电信条例释义》中有明确解释：本条所指的本地电信费用是指固定、移动本地电话和电话信息服务的使用费。电信用户对经营者收取的本地电信费用有异议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免费提供本地电话收费依据，即指按照本地电话的计费体制规定所能提供给用户的依据(本地电话计费清单)。并非指原审原告主张的停机保号业务收费的法律政策依据。综上，移动公司只有对本地电话费才有提供收费依据的义务，如原审原告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本地电话收费依据的，移动公司可以免费向其提供移动本地话费计费清单查询(相关数据保留至少为5个月)，符合《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由于原审原告对《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内容理解错误，“停机保号费”不属于该条款规定的“本地电话费”范围。因此，上诉人认为，即使原审原告有证据证明曾向移动公司主张过“停机保号费”的收费依据，上诉人也不能按照原审原告的错误理解来认定移动公司违反《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另上诉人在对原审原告举报事项作出答复时仍给原审原告提供了补充证据的权利，即在《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2018〕106号)中告知原审原告可以进一步补充证据以便继续核查。在没有损害原审原告实体权利的前提下，保障了进一步的补充举证权利。综上，上诉人对原审原告做出的答复程序正当，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原审原各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收费依据，移动公司可以按照《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免费提供移动话费计费清单查询，未损害原审原告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本案一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请；2、请求判令原审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工信部答辩称，一、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已依法履责，所作106号《答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2017年9月6日，省通信局收到被答辩人提交的举报材料，反映浙江移动公司无理由擅自中断电信服务、乱收费、拒不提供电话收费依据等违法行为。省通信局随即展开调查核实，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浙通信访函[2017]136号)。被答辩人不服136号答复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认为省通信局作出的136号答复中对被答辩人投诉杭州移动公司拒绝提供收费依据未进行答复，答复内容不全，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工信复决字[2017]第230号)，撤销136号答复并责令浙江管局重新答复。省通信局于2018年3月27日收到230号复议决定后，2018年5月23日重新向被答辩人作出106号《答复函》。该答复除了对原136号答复涉及的杭州移动公司擅自中断电信服务、乱收费问题作出答复之外，对此前未答复的该公司拒绝提供收费依据等问题也向被答辩人进行了回复说明。二、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内容适当、程序合法。2018年7月17日，答辩人行政复议机构收到并依法受理了被答辩人的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7月23日，答辩人行政复议机构作出工信复通字[2018]第26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随附被答辩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一并发送浙江省通信管理局。2018年8月3日，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随附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9月13日，答辩人依法作出并向被答辩人邮寄送达了工信复延字[2018]第267号《延期审理通知书》，依法延期答复。2018年10月15日，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浙江管局作出的106号答复，依法作出并邮寄送达了[2018]2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答辩人依法受理了被答辩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在230号复议决定撤销136号答复并责令省通信局重新答复后，省通信局于2018年5月23日重新向被答辩人作出《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该答复就被答辩人反映的问题已经依法调查核实处理，省通信局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答辩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了[2018]2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三、一审判决认定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就“擅自中断电信服务和乱收费”的处理答复妥当，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罗勇就该项内容提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浙江移动公司答辩称，一、省通信局作出的106号函中对于“答辩人拒不提供收费依据”问题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的内容认定有误，应予撤销。1.原审原告投诉举报的第三项问题，通管局在查实后已经作出了确定性的回复和处理，也就是“按照电信条例第39条第2项的规定，移动公司仅具有向原告提供本地通话收费依据的义务，且已向原告进行提供，原告主张提供其他方面收费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并且同时给予原审原告进一步补充证据的机会来认定其是否向答辩人主张过提供收费依据这一事实问题。2.《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中第50条中罗列的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的各项调查措施可以作为判断通管局的调查是否符合行政程序原则的参照标准。通管局在106号函中作出“答辩人不提供收费依据”问题的回复内容前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取证，履行了核查义务，处理答复程序正当。答辩人认为，通管局依据上诉人投诉举报材料中的描述向答辩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核查。而作为投诉举报人，原审原告本身应主动就其投诉举报的内容向通管局进行举证。通管局在经过调查后发现原审原告所投诉举报的部分事实未有依据后，且考虑到该证据不足以影响到最终结论的认定，也就是《电信条例》第39条第2项中“本地电话收费依据”并非指停机保号业务收费的法律政策依据，因此作出了106号函答复。但通管局仍告知原审原告进一步补充证据以便继续核查，在没有损害原审原告实体权利的前提下，既保障了原审原告进一步的补充举证权利，也没有违反其他行政程序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二、原审原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原告否认其在2014年曾通过10086方式为其名下6161号码办理了“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的业务，与事实不符。答辩人的系统并非为上诉人个人所建，而是针对全省移动用户所建立的记录各项业务办理、使用和终止情况的一体化系统。该系统中记录的均为按照业务实际发生的情况生成，且内容不可擅自更改。对于原审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的电信服务内容具有较大程度的参考性。《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落实电信业务原始凭证留存要求的通知》的发文时间为2015年，上诉人办理“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业务的时间为2014年，并不能直接套用。在原审原告办理“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业务的时间点，并无相关法律规范要求答辩人必须保存录音。从原审原告实际情况来看，倘若确在不知情情况下办理了“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业务，其自行取消即可，并且可以直接投诉，而原审原告在办理了该业务长达4年的时间里，不仅未自行取消该项服务，也未对该项业务的存在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审原告的投诉和起诉均指向与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业务相附随的停机保号业务以及收费，从未对答辩人擅自为其办理“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业务提出投诉或异议，有悖于常理，其新主张不应采信。通管局针对上诉人96号举报函的内容已经在106号函中进行了答复和处理，程序正当，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内容应予撤销，应驳回原审原告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工信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明确工信部行政复议机构2018年7月17日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为证据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也盖章明确2018年7月17日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问题：1.一审认定“罗勇2014年9月29日通过10086客服为名下手机号187××××6161申请办理‘取消余额有效期'服务”事实是否成立。本院对此认为，上述争议事实发生于2014年，“各电信业务经营企业在为用户办理相关的电信业务时，必须签订相关协议。通过电话、短信及互联网等形式与用户就电信服务进行约定的，必须保留相应的录音、短信及电子协议等原始凭证”的规定，系《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落实电信业务原始凭证留存要求的通知》[浙通竞服函（2015）305号]2015年所作规定，之前并无相关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调取的“针对上诉人计收2017年6、7月时段停机保号费前的短信告知凭证，浙江移动公司2017年8月4日的短信告知发送记录”明确记录有“上诉人已办理‘取消余额有效期’”，浙江移动公司提交了《罗勇拨打10086订购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记录的截图》，二审中省通信局对截图来源及真实性又进一步作出了说明。本院认为，“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客观上属于有利于原有电信消费者的业务，上诉人罗勇187××××6161手机号“取消话费余额有效期”业务生效后，事实上其一直未取消该项服务或对该项业务提出异议，截图记录事项系由针对不特定用户的电信服务系统自主形成，根据行政诉讼证明要求，可认定省通信局履行了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就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要求撤销省通信局106号《答复函》相关内容的请求，不能成立；2.被上诉人工信部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存在违法。经核查，工信部一审中提交答辩状明确2018年7月17日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也盖章明确2018年7月17日受理，本案应认定工信部于2018年7月17日受理罗勇的行政复议申请。一审判决中表述为“……复议申请材料流转至其（工信部）政策法规司的具体时间为7月15日”，属于表述错误，二审依法予以指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本案中工信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未超过90天的期限。同时，因延期作出复议决定审批系行政机关内部行为，本案中工信部已向罗勇寄送了《延期审理通知书》，可认定工信部对外已经有效履行了延期审理告知义务。上诉人罗勇以工信部程序违法为由，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不能成立；3.省通信局上诉请求是否成立。本院对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依法加强对电信业务经营者资费行为的监管，建立健全监管规则，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据此，本案上诉人省通信局对监管辖区内电信业务经营者具有实施监督管理、维护电信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职责。在案材料显示，本案中上诉人罗勇投诉举报内容之一明确系“浙江移动公司拒不履行提供电话收费依据义务”，且同时提供了本人身份证、尾号为6161手机号码2017年5月和8月被扣费情况等材料，省通信局即应履行监管调查处理职责。上诉人省通信局在对本案举报投诉事项处理中，一方面称其没有发现罗勇投诉号码有“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收费依据”的相关记录，罗勇具有提供曾要求移动公司提供收费依据且被拒绝的材料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又没有在作出答复之前，向罗勇进一步核实相关线索、进行相应释明、听取陈述申辩，仅通过调取移动公司部分工单记录，即径行作出了不利于罗勇的“无法认定处理”的答复意见，行政程序存在不当。省通信局作出案涉106号《答复函》后，又根据2017年6月19日移动公司工单反馈和2017年8月25日罗勇与10086话务员的通话录音，作出了[2018]191号《关于补充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应予肯定，但因原审原告投诉举报明确其投诉针对的是浙江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取0.16元/天停机保号费收费依据的行为，尚不足认定106号《答复函》、[2018]191号《关于补充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已经对此作出了妥当处理。故一审判决认定省通信局在案涉106号答复函中以“原告未提供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的相关证据”为由，对上述投诉行为作出“无法认定”的处理意见，确有不当；认定工信部在267号复议决定中认定省通信局已就该节投诉事项作出正确答复，依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浙江省通信管理局2018年5月23日作出的[2018]106号《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中第二项就罗勇投诉浙江移动公司拒不提供收费依据事项的答复内容，责令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对罗勇的该部分投诉事项依法重新作出处理；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10月15日作出的工信复决字[2018]第267号行政复议决定中维持[2018]106号《省通信局关于答复罗勇投诉事项的函》第二项内容的复议决定，结论正确。上诉人省通信局、被上诉人工信部、第三人浙江移动公司提出相关辩解意见，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两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浙江省通信管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吕柏超 审判员  车勇进 审判员  马良骥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