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14民初4076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男，1953年9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升鑫，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海风，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女，1980年8月9日出生，满族，个体，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 被告(反诉原告)：庞静伟，男，197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恒，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普兰店市飞达种羊场，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镇刘大村刘后屯。 经营者：刘飞，男，197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庞静伟，第三人普兰店市飞达种羊场(以下简称飞达种羊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辽0214民初128号民事判决，二被告(反诉原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辽02民终5192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升鑫、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及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恒、第三人经营者刘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反诉原告)立即给付购羊款1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9月27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27日，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反诉原告)在原告(反诉被告)处购买种羊100头，每头羊价格1.6万元，双方约定购羊款在2013年9月27日，支付50万元，2013年12月31日支付30万元，2014年9月27日支付8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将100头羊交付给了被告(反诉原告)，原告(反诉被告)当即给付购羊款50万元，之后被告(反诉原告)又于2013年底又给付10万元，尚欠100万元至今未给付。为维护原告(反诉被告)权益，故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原告(反诉被告)在庭审时将诉讼请求更改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返还种羊折价补偿款100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二被告付清欠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在原一审起诉时要求支付剩余种羊款及利息，是基于买卖行为有效并要求支付种羊尾款，原告请求支付羊款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有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事项存在。如果法院认定原、被告买卖行为无效，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折价补偿款100万元及利息，被告也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买卖行为自始无效，双方应当互相返还，原告应当返还被告支付的60万元及利息。由于折价款双方没有约定，而购买价格1.6万元一只羊远远超过了市场价格，被告可以提供100只羊原物返还。同时，被告申请对案涉绒山羊2013年9月左右的市场价进行评估鉴定。基于种羊在饲养五年后，有的种羊已经自然淘汰，所以请求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鉴定，然后双方相互返还。 第三人述称，同意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买卖行为由于违反畜牧法的强制法律规定，属于无效买卖行为；2.请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支付的买羊款6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其中本金50万元，从2013年9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本金10万元，从2014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告(反诉被告)辩称，不同意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尽管合同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为返还原物但是由于本案的原告(反诉被告)已将种羊交付给本案的被告(反诉原告)，即便合同无效，因双方当事人约定种羊价格为每头1.6万元，所以被告(反诉原告)也应该按照约定返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对于被告(反诉原告)所提出的对2013年9月绒山羊价格鉴定的申请，由于双方当事人交易的标的物是种羊，且原告(反诉被告)自认案涉的标的物种羊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对当时绒山羊的市场价进行鉴定不具备鉴定条件，本案也不具备鉴定的必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原告(反诉被告)提交了欠条、(2017)辽0214民初5485号民事裁定书及庭审笔录、第三人工商信息表、证人那某、刘某证言等证据；二被告(反诉原告)提交了证人王某证言等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确认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与第三人飞达种羊场的经营者刘飞系父子关系，飞达种羊场于2008年成立，经营范围为种羊繁育，于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刘钦元利用飞达种羊场的场地进行辽宁绒山羊种羊的饲养、繁殖和经营。 王素红、庞静伟为购买辽宁绒山羊先后五次到沈阳、盖州、大连了解调查绒山羊的市场行情。2013年9月27日，二人在于宝清的介绍陪同下与李铁亮、张立国等人来到飞达种羊场与刘钦元洽谈买卖种羊事宜，王素红向飞达种羊场购买基础母羊100头，每头1.6万元。王素红向刘钦元出具《欠条》，约定2013年9月27日支付5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再付种羊款30万元，2014年9月27日再付种羊款80万元。《欠条》约定三年内，飞达种羊场负责王素红优良种羊交配，该羊场所提供给王素红种羊出现人为的死亡，全部由王素红负责赔偿，此附加负责提供的优良种羊交配在三年后自动解除。落款处欠款人有王素红签名，担保人处有于宝清、李铁亮签名。当日，庞静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钦元支付购羊款50万元。 案涉100头羊交易时，刘钦元不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未向王素红提供种羊的家畜系谱。王素红选定了100头母羊之后，由刘钦元联系司机将羊运回秦皇岛，运费由被告承担，另随车运送了一头种公羊，此次运输种羊时刘钦元不具有种畜禽合格证明以及检疫合格证明。 2013年12月末，庞静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钦元支付购羊款10万元。此后，二人未向刘钦元支付过购羊款。 另查，王素红系大学生返乡创业，购买基础母羊的用途是进行种羊繁殖及经营，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10月25日成立了青龙满族自治县鸿瑞牧业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4月获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2015年3月6日，王素红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该公司的经理。 再查，王素红、庞静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4月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 1.100头母羊是否是种羊。本案交易的标的物是基础母羊，刘钦元诉称基础母羊就是种母羊，王素红辩称基础母羊不是种羊。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认可100头基础母羊品种系辽宁绒山羊，所谓基础母羊是从普通羊中历经数年选育出来用于繁殖的母羊，基础母羊的选择具有一系列的标准，有系谱、年龄、产仔数、产绒量、体重、等级、外形等多方面的要求。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不能提供交易时100头基础母羊的上述指标和信息。由于王素红出具的欠条上在约定付款时间和数额时写了“付种羊款”，王素红在庭审中认可种羊款即是基础母羊款。因此，对于基础母羊不是种羊的举证责任应由王素红承担。王素红于2018年8月10日向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王素红与刘钦元、飞达种羊场于2013年9月27日达成的买卖种绒山羊的协议无效，事实及理由部分内容为“经原告王素红和被告刘钦元协商，以及介绍人于宝清的参与，原告与被告飞达种羊场达成了口头买卖种绒山羊的协议”、“之后被告用车将原告购买的100只种羊送到原告处，又按照约定将种公羊送到原告处与种母羊进行交配”，该案案号为（2018）冀0321民初1874号，已于2019年5月7日移送至本院受理。结合王素红在该案起诉状中对于100头羊定义为种羊，鉴于王素红在本案庭审中不能提供基础母羊不是种羊的相关证据，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是将基础母羊作为种羊进行交易。 2.交易种羊合同是否有效。王素红在原审上诉案件（2018）辽02民终5192号庭审中，主张案涉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本院认为，种畜禽属于特殊商品，为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畜禽遗传资源以及畜禽群体的品种稳定，凡是生产经营种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均必须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如果不具备此证件，将会扰乱市场秩序、扰乱畜禽遗传资源，故此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钦元自认其一直不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故其对外售卖种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二被告（反诉原告）在反诉请求中请求确认买卖行为无效，对此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3.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双方对于合同无效的后果有不同的意见，刘钦元认为从交易至今已逾五年，100头基础母羊已经不能返还，故主张王素红折价补偿100万元。王素红则抗辩当年交易的100头基础母羊尚有母羊存活并产生孳息，请求返还刘钦元100头基础母羊，同时刘钦元向其返还购羊款6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有返还财产和折价补偿两种情况，应先考虑返还财产，若财产无法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时才考虑折价补偿。落实到本案中，双方需论证被告返还100头基础母羊是否可行。王素红欲以现存母羊以及母羊生产的小羊返还给刘钦元，王素红自认当时交付的100头母羊已经自然淘汰了一部分，剩余有20－30头，并表示能够提供与当时从原告处购买基础母羊同品种、同年龄、同等级的替代品，庭审中法庭询问王素红100头基础母羊是什么品种、什么级别、什么年龄、产绒量多少、产羔数是多少，是否有已怀孕的母羊、数量是多少等指标时，王素红回答“当时我刚刚毕业还不懂这些，只能看出大和小，我就认为越大越好”、“不清楚，我就知道大小”。对此，本院认为所谓原物，并非指经过几近6年饲养后已经老化的20余头母羊或者100头母羊产的小羊，而是与当时100头基础母羊同品种、同年龄、同等级的替代品。如果能够以当时交付的100头基础母羊为标准确定原物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则可以完成原物的返还。如前文所述，100头基础母羊的选定除了有完整系谱外，还应明确各种年龄的数量、各种体重的数量、各等级产绒量的数量、产单仔产双仔产多仔的数量、有特殊标记或特殊缺点的数量、迭代的数量等标准和数据。正规的种羊交易在选择基础母羊时，上述标准和数据均应明确记录在合同中，但本案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只有欠付种羊款的欠条，庭审中双方均不能确定上述任何标准或数据，显然无法确定100头基础母羊同年龄、同品级、同规格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综上，本院认为返还原物不具可行性，继而认定本案的标的物属于事实上的不能返还，应采取折价补偿作为合同无效的后果。由于二被告（反诉原告）无法提供100头基础母羊的各种数据和指标，故二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支付的买羊款6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4.折价补偿款的确定。当标的物灭失造成的不能返还并且原物不能替代的时候，应按照标的物交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折价补偿。庭审中，原告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100头基础母羊当时的市场价格，二被告则申请对2013年辽宁绒山羊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二被告申请鉴定的是辽宁绒山羊的市场价格，“辽宁绒山羊”仅是羊的品种，种羊、普通羊、菜羊等不同用途的辽宁绒山羊价格自然不同，不同品级、规格、代数的种羊价格更存在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较大幅度的差异。如前文所述，原、被告双方均不能确定100头基础母羊的任何标准或数据，无法确定100头基础母羊同年龄、同品级、同规格的可替代物或同一种类物，即使被告处仍有现存母羊，近6年的时间已过，无法确定是否是原告交付的母羊，更无法倒推交付时100头母羊的状态和数据，这将导致无法确定鉴定的样本或参照物，也不存在鉴定的可能性。原、被告交易种羊的合同无效，欠条中约定的价格自然也无效，故原告请求以二被告欠付100万元作为折价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本院无法通过评估鉴定或询价的方式确定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应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来确定折价补偿款的数额。理由如下：第一，从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和庭审陈述可知，王素红、庞静伟跟随于宝清、李铁亮等人先后五次从河北到辽宁盖州、沈阳考察绒山羊的行情，其对于各种规格的绒山羊价格是经过市场调研并且有心理预期的。王素红主动到刘钦元所在的飞达种羊场进行磋商，并在当天支付第一笔购羊款50万元，之后100头基础母羊运抵其羊场，仅仅3个月后其就不再履行交付购羊款的义务。王素红的理由是1.6万元/头的价格畸高，不能继续支付，以及刘钦元答应1万元/头回收羊羔，却以羊羔不合格为由拒绝回收。纵观双方交易的过程以及付款的速度，对于100头基础母羊的交易王素红当时是自愿的，对于约定1.6万元/头的价格也是其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对此法律应当予以保护和尊重。对于是否存在1万元/头收购羊羔的事实，由于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王素红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刘钦元也不予认可，故对此事实本院无法采信。本院认为，交易种羊的合同虽然违反了特别法的规定导致无效，但并非因欺诈、胁迫或者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导致无效。违约方以合同无效来规避自身的违约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不应被支持和倡导。第二，刘钦元在自身没有种畜禽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仍然经营种羊，特别是跨省外调种羊的情况下，无视畜牧法的明令禁止，未对种羊进行检验检疫。刘钦元在种羊交易过程中具有过错，应对自己的上述行为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及风险。如前文所述，由于不能确定基础母羊的品级，1.6万元/头的价格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约定的，本院对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予以保护和尊重。鉴于刘钦元交付了100头基础母羊并附赠了1头种公羊，本院根据公平原则，综合衡量双方的过错责任，确定以8000元/头作为母羊的折价补偿标准。王素红已经交付了60万元购羊款，剩余20万元应折价补偿给刘钦元。由于王素红与庞静伟签订欠条时系夫妻关系，且庞静伟参与了交易种羊的过程并两次向刘钦元打款，可认定此债务系二被告共同经营所负的夫妻债务，故庞静伟应与王素红共同承担向刘钦元支付折价补偿款20万元的责任。如前所述，刘钦元在种羊交易中具有过错，本院对其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庞静伟于2013年9月27日达成的种羊交易合同无效； 二、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庞静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支付折价补偿款20万元；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庞静伟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钦元负担95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庞静伟负担4300元。 案件反诉费减半收取计4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素红、庞静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于小川 审判员  孙志远 审判员  胡 爽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李 沅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二十二条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配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系； （二）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 （四）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 （五）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 （六）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五条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注明生产经营者名称、场（厂）址、生产经营范围及许可证有效期的起止日期等。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禁止伪造、变造、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九条销售的种畜禽和家畜配种站（点）使用的种公畜，必须符合种用标准。销售种畜禽时，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销售的种畜还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家畜系谱。 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应当有完整的采集、销售、移植等记录，记录应当保存二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