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4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晓惠，女，194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琳，女，197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冠崇，男，196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可旺，福建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晖（曾用名郭桂花），女，198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孙健，男，195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黄雪珠，女，195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因与被上诉郭晖、原审第三人孙健、黄雪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3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51688元购房款。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双方对房屋面积不存在纠纷，故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主张的面积差价款缺乏依据”、“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主张还应扣除讼争房屋的面积差价款，该主张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房产买卖协议》中就已明确约定房屋单价为30113元/平方米，房屋面积为94.64平方米，双方系据此单价进行交易。《补充协议》中载明“对房产面积不存在纠纷”，并不是更改了原双方约定房屋单价，且原审第三人孙健的房屋产权证办出来后，被上诉人就一直隐瞒上诉人，在签订《补充协议》前上诉人并不知道房屋的实际测绘面积为91.4平方米。因此，房屋实际产权面积比原约定面积减少3.24平方米，实际差价为97566.12元，故房屋的尾款应为151688元，而并非原审判决的249254.12元。其次，被上诉人系专业的炒房客，并多次声称自己是专业倒卖房屋人士，还有多位资深律师指导，在本次交易中上诉人只能委曲求全。根据厦门市国土房产测绘档案管理中心调取的房产登记信息显示，被上诉现拥有8个不动产，其中3套已取得产权的的房屋、2套房产处于预告登记状态、3个地下车位，另外还有已经出售了4套房产交易记录及存量房买卖合同，再加上上诉人按本案炒房的交易模式，通过向原业主购得房屋，再转手出卖给第三人的这种无需在国土局登记交易记录的情况，被上诉人已是倒卖房屋至少十几起的专业炒房客。再者，被上诉人角色转换之快，已令上诉人无法辨别其是否为本案房屋的出售人，对本案“讼争购房尾款的数额”及“应支付给谁”双方本来就存在争议，上诉人不存在不诚信的情形。2013年9月5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被上诉人为代理人的身份，而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也是与第三人孙健完成，而被上诉人也多次明确向上诉人表明其系房产出售代理人，如若房产买卖发生争议，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上诉人无权起诉被上诉人，更没有权利向其主张任何权利。而后上诉人看到房屋产权证上的测绘面积与约定的面积相差3.24平方米，双方对房屋尾款发生争议，现被上诉人又以房屋出售人的身份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令上诉人对于支付房屋尾款更为谨慎。而原业主与上诉人在办理过户变更登记时向银行进行公积金贷款50万元，且该笔贷款也直接转入原业主的银行账户中，双方也就如何处分50万元进行协商约定，故上诉人根本不存在不诚信的行为。直到本案的发生，追加原业主孙健为本案的第三人，上诉人才知晓被上诉人原业主之间存在的房屋买卖关系，本案讼争的房屋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但却不是与被上诉人进行过户变更登记。故原审并未查明相关事实，仅以“已经明确约定双方对房屋面积不存在纠纷”草率判决，难以令人信服。 二、原审判决认定“郭晖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日按购房余款的0.05%计算，鉴于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在本案诉讼中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该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判决依据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日按购房余款的0.05%计算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2018年3月27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约定原《房产买卖协议》（编号002982）作废，《补充协议》中既未就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也未就被上诉人逾期配合办理讼争房屋过户变更登记的违约责任，其次，根据公平原则也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提出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日按购房余款的0.05%计算的诉讼请求。2013年9月5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编号002982）明确约定出售方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办理房屋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因一方原因仍无法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则另一方有权要求终止协议，同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且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系按购房款的0.05%承担违约金。因被上诉人的过错，导致房屋并能在其承诺的期限内（即2016年12月31日前）办理交易过户手续，但上诉人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房屋交易，也只能无奈的答应被上诉人提出的“《房产买卖协议》（编号002982）作废”、“双方各承担一半土地出让金”、“双方约定于2018年4月10日之前办理产权过户”等无理要求，被上诉人就凭“《房产买卖协议》（编号002982）作废”以此逼迫答辩人放弃被上诉人承担逾期办理过户手续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所产生的违约责任。最后，被上诉人系专职的炒房客，利用其丰富的炒房经验，从中牟取暴利，并令上诉人处于被动地位。被上诉人于2012年7月22日从第三人孙健手中以1860000元的价格购买来本案讼争安置房，再于2013年9月5日以“2850000元”转手卖给上诉人，短短一年间就从中投机倒把牟利近百万元，而直接让原业主孙健与上诉人办理过户变更登记，从偷税漏税几十万元，逼迫上诉人承担本不应该属于其承担的土地出让金。 郭晖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上诉人很清楚产权面积具体多少，且答辩人从未有任何隐瞒，在第一手房产证刚出炉后、在房产中介见证下上诉人邵琳就特别翻拍这套房屋的第一手产权证，第二天针对产权证面积、过户时间等双方争议的部分做了特别协商且双方都签字确认，进一步明确购房尾款30万。二、上诉人与答辩人在协议中已明确房产面积不存在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应向答辩人支付购房款249254.12元。1、上诉人应按照约定向答辩人支付剩余购房款。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甲乙双方各自承担这套房屋一半土地出让金的税费，关于过户时间、税费、房产面积等双方不存在纠纷”，也就是说在签约这份补充协议期间，双方对最新刚出炉的产权证上的产权面积等是认可的，甚至与原始买卖协议相比答辩人还十分大气善良地多增加承担了讼争房屋一半的土地出让金。该《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据此，上诉人已明确认可其对涉案房产面积不存在争议，上诉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支付剩余购房款的义务。 2、答辩人对于涉案房屋产权证的办理时间并不存在过错，上诉人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房产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也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在涉案房屋一手产权证办理出来后，答辩人就马上按双方约定的《补充协议》规定时间，配合上诉人进行房屋产权证的变更登记，且涉案房屋事实上也已顺利过户至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产权证的办理时间不存在任何过错，且双方明确在《补充协议》上表明关于“过户时间不存在争议”。上诉人自称其“处于被动地位”与事实严重相悖。3、涉案房屋的交易主体始终为答辩人与上诉人，上诉人所称与事实严重不符。在涉案房屋的买卖过程中，答辩人一直以出卖人的身份与上诉人进行交易，上诉人对此也不存在争议。之后，上诉人在涉案房屋产权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不向答辩人支付购房尾款，并找各种理由进行推诿。三、一审判决上诉人应按每日0.05%的标准向答辩人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合法有据，依法应予维持。本案中，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尾款叁拾万，其中拾万于2018年4月2日之前付清……余款最迟于4月20日前支付”。本案中，上诉人严重违反合同补充约定，至今时隔一年多尚未向答辩人支付购房尾款。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且捏造各种事实与谎言严重伤害答辩人，严重违背公民应有的诚信原则，给答辩人造成极大心灵创伤与较大经济损失，且上诉人明明没有支付足额的购房尾款，却捏造事实已足额支付购房尾款，甚至在一审法院庭审中还威胁追讨多支付的购房尾款。 孙健、黄雪珠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郭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邵晓惠、邵琳、张冠崇支付郭晖购房尾款300000元；2．邵晓惠、邵琳、张冠崇支付郭晖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购房款30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0.05%的标准，自2018年4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购房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晖曾用名为郭桂花。邵晓惠与邵琳系母女关系，邵琳与张冠崇系夫妻关系。孙健与黄雪珠系夫妻关系。 2012年7月22日，郭晖（以曾用名郭桂花签订）与孙健、黄雪珠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协议书》，约定：郭晖向孙健、黄雪珠购买尚未办理产权证的讼争房屋，房屋面积为94.64平方米，成交价为1860000元；郭晖应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购房定金400000元、2012年8月22日前支付购房款500000元、2017年10月25日前支付购房款600000元，余款360000元待一手产权证办出后一个月内付清；双方于2012年8月22日前办理公证手续。合同签订后，孙健、黄雪珠将讼争房屋交付给郭晖使用。郭晖于2018年8月16日付清全部购房款。 2012年8月22日，孙健、黄雪珠出具一份《委托书》并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委托书》的内容为“委托人孙健、黄雪珠系夫妻，厦门市思明区文塔里161号1501室房屋是原孙健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房屋的拆迁安置房，现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郭桂花代为办理该拆迁安置房的相关手续，具体代理权限及范围如下：……三、在该房屋取得土地房屋权证后，代为出售该房产，……委托期限：即日起至上述代理事项办理完毕时止。”当日，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对此出具了（2012）厦鹭证内字第07316号《公证书》。 2013年9月5日，在厦门大世纪地产顾问代理有限公司居间下，郭晖（以曾用名郭桂花签订，作为甲方）与邵晓惠（作为乙方）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将讼争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面积为94.64平方米，单价为30113元/平方米，成交总价为2850000元；乙方应于2013年9月6日前支付50000元、2013年10月10日前支付500000元、2013年12月30日前支付2000000元，尾款300000元于产权证办理完毕后支付；交易税费由乙方承担，第一手办理产权税费由出售方承担；甲方应于乙方付完2550000元购房款之日起15日内将讼争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若乙方不能按期向甲方付清购房款或甲方不能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屋，每逾期一日，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购房款的0.05%违约金。2013年12月30日，郭晖在该合同备注“本人承诺该套房产于2016年12月31日积极配合办理产权。” 上述合同签订后，郭晖在2014年2月26日已收到讼争房屋的购房款2550000元。2014年4月11日，郭晖向邵琳出具一份《收条》，载明“兹本人于2014年2月26日收到邵琳购买思明区文园新村161号1501室购房款共计255万元。”郭晖已经依约交付讼争房屋，现讼争房屋由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在管理使用。 2018年1月5日，讼争房屋登记在孙健名下，权利性质为“划拨/拆迁安置房”，建筑面积为91.4平方米。 2018年3月27日，郭晖（以曾用名郭桂花签订，作为甲方）与邵琳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该合同抬头位置载明的乙方为“邵晓惠（邵琳）”，双方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沟通，《房产买卖协议》作废，以此份协议为准，甲乙双方各自承担这套房屋（思明区文塔里161号1501室）一半土地出让金的税费，过户时间、税费、房产面积等双方不存在纠纷；双方约定于2018年4月10日之前办理产权过户，并于同年4月13日之前配合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尾款300000元，其中100000元于2018年4月2日前支付给甲方，部分用于抵扣土地出让金的税费，余款乙方必须在提取住房公积金到账当天支付给甲方，最迟在4月20日前支付。该合同末尾“乙方”落款处的签名为邵琳。 2018年4月10日，孙健与邵琳、张冠崇办理了讼争房屋权利转移登记手续，双方签订了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用于备案登记，该合同约定孙健以1800000元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邵琳、张冠崇。后讼争房屋于2018年4月13日登记在邵琳、张冠崇名下。邵琳、张冠崇支付了讼争房屋的土地出让金101491.76元。 2018年4月10日，孙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开立了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同时办理了该账户相应的“手机银行”业务。 2018年4月20日，邵琳、张冠崇（作为借款人、抵押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作为贷款人、抵押权人）签订一份《个人住房组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500000元用于购买讼争房屋，贷款人一次性将借款资金划入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2018年5月4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将前述借款500000元发放至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同日，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向刘娇转账支付400000元（分三笔）、向许新转账支付100000元。 审理中，郭晖陈述，孙健系应郭晖要求与邵琳、张冠崇办理讼争房屋权利转移登记手续，并在建设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及相应的手机银行，但银行账户的密码系由邵琳设置，相应的银行卡等账户资料也都交给了邵琳；在建设银行发放贷款500000元后，邵琳通过其控制的银行账户资料以手机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该款项支付给了刘娇、许新，郭晖和孙健都没有实际收取该款项；《补充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双方对房屋面积不存在纠纷，故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主张的面积差价款缺乏依据；如果当时邵琳、张冠崇不同意支付购房尾款300000元，郭晖是不可能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至邵琳、张冠崇名下的。邵晓惠、邵琳、张冠崇陈述，其从未管理控制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资料，也不认识刘娇、许新，该银行账户支付给刘娇、许新的款项与邵晓惠、邵琳、张冠崇无关；开始是邵晓惠要购买讼争房屋来赠与给邵琳、张冠崇，后因邵晓惠年事已高，故直接将讼争房屋办理产权登记至邵琳、张冠崇名下。 一审法院依法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调查核实了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银行账户在2018年5月4日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刘娇、许新款项时所绑定或对应的手机号码，该单位回复该银行账户的手机银行手机号码为180××××9517。邵晓惠、邵琳、张冠崇质证认为，手机号码180××××9517确由邵琳使用，但手机银行预留谁的手机号码这是孙健的权利，其对此并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在案事实及证据，应当认定郭晖为讼争房屋的出售人，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为讼争房屋的买受人，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讼争房屋的原权利人孙健、黄雪珠早在2012年7月22日即已经与郭晖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郭晖并已实际交付房屋。孙健、黄雪珠均确认其与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郭晖以自己的名义另行出售讼争房屋。其次，《房产买卖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讼争房屋出售人均为郭晖，而不是孙健、黄雪珠。合同签订当时，郭晖即已持有孙健、黄雪珠出具的《委托书》，如果郭晖不是以本人名义而是以孙健、黄雪珠的名义出售讼争房屋，则前述合同应当约定出售人为孙健、黄雪珠。第三，银行贷款发放前的讼争房屋的购房款均是支付给郭晖的。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手续前，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均未见过孙健、黄雪珠，双方也从未商谈过讼争房屋的买卖事宜。第四，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孙健主张其与邵琳、张冠崇办理讼争房屋权利转移登记手续仅是应郭晖的要求，而不是与邵琳、张冠崇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符合此类买受人再次交易房屋的一般交易习惯的，是符合交易客观实际的。第五，《房产买卖协议》《补充协议》已经约定讼争房屋的买受人为邵晓惠。第六，从邵琳、张冠崇的答辩意见来看，其并不否认其是讼争房屋的买受人。邵晓惠参与了合同签订和购房款支付，而讼争房屋权利亦是登记在邵琳、张冠崇名下。第七，邵晓惠与邵琳是母女关系，邵琳与张冠崇是夫妻关系，三人之间属于关系密切的近亲属；而讼争房屋购买后亦是由三人共同管理使用，故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具有共同购买讼争房屋的相当基础和可能。最后，购房尾款300000元是要通过邵琳、张冠崇向建设银行办理按揭贷款方式支付的。因此，综合合同签订、购房款支付、近亲属关系、讼争房屋的实际使用等情况，足以认定讼争房屋的出售人为郭晖，买受人为邵晓惠、邵琳、张冠崇。 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建设银行所发放贷款500000元的去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保护银行账户安全，在银行柜面办理开通银行账户的手机银行业务、网络注册手机银行账户、通过手机银行方式对外转账，需要在特定阶段的特定程序中通过手机银行所绑定或指定的手机号码以接收电话或短信的方式进行验证，以确认业务或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亦即手机银行所对应的手机号码直接关系相应银行账户的资金安全，一般情况下，并非是由银行账户开立人随意指定与其毫无关联的手机号码的。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银行账户手机银行的手机号码为180××××9517，该手机号码系由邵琳所使用，因此，足以认定邵琳掌握并控制了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银行账户的手机银行业务。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银行账户在2018年5月4日收到建设银行所发放贷款500000元的当天，该银行账户即已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向刘娇转账支付400000元、许新转账支付100000元，及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该对外转账行为系邵琳所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否认邵琳处分了建设银行向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银行账户发放的贷款500000元，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已实际收取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银行账户中的贷款500000元，且至今尚未支付讼争房屋的购房款余款300000元。 根据《补充协议》约定，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应分期并在2018年4月20日前向郭晖付清购房余款，但至今尚未予以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现郭晖要求邵晓惠、邵琳、张冠崇支付购房余款并赔偿逾期付款违约金（性质上属于赔偿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酌情予以支持。考虑《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部分用于抵扣土地出让金的税费，余款最迟在4月20日前支付”，因此，邵晓惠、邵琳、张冠崇支付的购房余款300000元应扣除郭晖应承担的土地出让金即50745.88元（101491.76元×50%），余款为249254.12元。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主张还应扣除讼争房屋的面积差价款，该主张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郭晖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日按购房余款的0.05%计算，鉴于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在本案诉讼中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该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晖购房款249254.12元；二、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郭晖逾期付款损失（购房款100000元的损失自2018年4月3日起计算，购房款149254.12元的损失自2018年4月21日起计算，均按每日0.0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驳回郭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36元，减半收取计3168元，由郭晖负担549元，邵晓惠、邵琳、张冠崇负担2619元。 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厦门门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二、存量房买卖合同（4份）复印件，共同证明被上诉人现拥有8个不动产权，其中3套已取得产权的的房屋、2套房产处于预告登记状态、3个地下车位，另外还有已经出售了4套房产交易记录及存量房买卖合同，再加上上诉人按本案炒房的交易模式，通过向原业主购得房屋，再转手出卖给第三人的这种无需在国土局登记交易记录的情况，被上诉人已是倒卖房屋至少十几起的专业炒房客。 郭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本案讼争房产的交易买卖完全合理合法，应当依法继续履行。 二审中，郭晖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厦门市城镇房屋权属的登记查询结果表”复印件，证明其仅拥有1套房产、1套办公场所、3个车位，并非上诉人陈述的8个不动产权。 邵晓惠、邵琳、张冠崇质证认为，上述查询时间是2019年2月20日，被上诉人在3-4个月内将房子倒卖。 本院认为，讼争房屋原系折迁安置房，由郭晖于2012年7月22日以1860000元向孙健、黄雪珠购买，合同面积为94.64平方米。2012年8月22日，孙健、黄雪珠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办理了一份《委托书》，委托郭桂花（即郭晖）在讼争房屋取得土地房屋权证后，代为出售该房产。至2018年1月5日，讼争房屋登记在孙健名下，权利性质为“划拨/拆迁安置房”，建筑面积为91.4平方米。2013年9月5日，郭晖与邵晓惠在厦门大世纪地产顾问代理有限公司居间下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约定：郭晖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邵晓惠，房屋面积为94.64平方米，单价为30113元/平方米，并对交付房屋及付款期限作出约定。同时，约定一方不能按期付款或按期交付房屋，每逾期一日，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购房款的0.05%违约金。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至2014年2月26日郭晖已收到购房款2550000元并交付讼争房屋。此时，讼争协议仅剩尾款30万元及产权过户未履行。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上诉主张讼争房屋实际面积为91.4平方米而非合同约定的94.64平方米，故应扣减相应差价。经查，2018年3月27日，郭晖与邵琳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经协商沟通，《房产买卖协议》作废，以此份协议为准，双方各自承担这套房屋（思明区文塔里161号1501室）一半土地出让金的税费，过户时间、税费、房产面积等双方不存在纠纷。双方还对办理产权过户及支付尾款时间作出约定。该补充协议虽由邵琳签字，邵晓惠作为邵琳的母亲，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该补充协议系对《房产买卖协议》相关条款的补充与变更，故该该补充协议对买受人邵晓惠具有约束力。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对过户税费、房产面积等不存在纠纷，且讼争房屋已过户至邵琳、张冠崇名下，故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关于房屋面积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上诉主张每日按购房余款的0.05%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经查，2018年5月4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将借款500000元发放至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同日，孙健名下尾号为7950的银行账户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向刘娇转账支付400000元（分三笔）、向许新转账支付100000元。孙健明确表示其在建设银行账户尾号为7950的银行卡等资料都交付给了邵琳，郭晖亦未委托许新、刘娇收取购房款，且该款亦比尾款多出20万元，一审判决邵晓惠、邵琳、张冠崇应向郭晖支付购房尾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对此50万元若有争议，可另案协商解决。因《补充协议》对购房尾款的支付作出约定，上诉人至今仍有部分购房尾款未支付，一审参照《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邵晓惠、邵琳、张冠崇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邵晓惠、邵琳、张冠崇上诉主张郭晖系专业炒房客及偷逃税款，该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应由相关行政机关调查认定。 综上，邵晓惠、邵琳、张冠崇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38元，由邵晓惠、邵琳、张冠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珍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韩沁娟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