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终59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顺渊，男，194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并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光梅，女，1978年3月24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蔓，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才，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铜官街社区。法定代表人：刘顺渊。原审第三人：袁小平，男，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刘顺渊因与被上诉人沈光梅、原审被告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扬公司）、原审第三人袁小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7）湘0112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刘顺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光梅对刘顺渊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光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顺渊、袁丽君夫妻先后在湖南永兴县创立了13家企业,大女儿刘艳阳、儿子袁小平参与公司管理,而远扬公司是刘顺渊企业中的一部分,并非袁小平与沈光梅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刘顺渊是知识青年、教师和经验丰富的商人、企业家。刘顺渊出生于1949年,初中毕业后到永兴县小学担任小学教师,至今每月都有政府发放的乡村教师任职补贴。1973年3月,与同校老师袁丽君结婚。刘顺渊的妻子袁丽君原系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桐阴里社区“知青”、“下乡”到郴州市永兴县小学任教的,曾经担任过校长,其父亲袁坤系解放前地主,在长沙市八一路湖南省军区对面拥有土地和宅院。1984年,刘顺渊下海经商,用刘顺渊、袁丽君夫妻多年的积蓄资金,在“中国银都”永兴县从事金银冶炼和木材生意,创办的冶炼厂系乡镇龙头企业,此时的刘顺渊已经是当地经济实力较强的商人。刘顺渊、袁丽君夫妻共生育了二女一子。1998年年底,刘顺渊从永兴县携带资金,和大女儿刘艳阳（24岁）、儿子袁小平（18岁）一起到长沙投资创业。首先,以长沙凤沅食品有限公司长沙销售部名义对外代理销售“凤沅”熟食（至今仍与“凤沅”公司继续合作）。刘顺渊自此在长沙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创业生涯。1999年,刘顺渊因扩大业务,招聘了十几名员工,沈光梅是招聘员工之一。沈光梅因此和刘顺渊的儿子袁小平认识恋爱,于2003年6月23日登记结婚。（2）2003年6月4日,刘顺渊出资,以儿子袁小平名义,成立长沙市开福区圆点食品厂。2005年5月24日,刘顺渊投资创办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刘顺渊自持股份20%,其余80%由儿子袁小平代持。（3）公司投资人与管理人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所有13家企业投资都来自于刘顺渊、袁丽君夫妇，后来成立的公司也来源于先成立的公司的盈利,仍属于刘顺渊、袁丽君夫妻投资,虽然有的公司部分股权登记在袁小平、沈光梅名下,袁小平、沈光梅只是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刘顺渊（隐含其妻子袁丽君的股份）。袁小平随父亲刘顺渊来长沙时只有18岁,沈光梅招聘为员工时还未学校毕业,属学校实习期,毕业那学期的学费还是刘顺渊支付的。上述13家公司都是关联公司,都是刘顺渊投资成立,无论登记在袁小平,还是沈光梅名下的股权,实际股权都是刘顺渊的。刘顺渊的妻子袁丽君、大女儿刘艳阳、二女儿刘迎霜、儿子袁小平、以及结婚后的沈光梅,都是刘顺渊的家庭成员,刘顺渊的妻子袁丽君因担任教师、二女儿刘迎霜因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兼职律师的原因,没有参与公司管理,但刘顺渊的投资权益都与他们有利益关系。每家公司由谁担任法定代表人、以谁作为名义股东、占股多少、担任什么职位,都是为了便于公司管理而作出的安排。袁小平、沈光梅夫妻在相关公司参与了管理工作,刘顺渊及相关公司已给予了丰厚的报酬,沈光梅提交的证据（开福区法院判决书）显示登记在他们名下的房产有8处,房产购买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相关公司;银行流水显示:沈光梅擅自从长沙源泉公司账户转入1720多万元、从长沙思远公司账户转入1200多万元至其个人账户（刘顺渊保留追索的权利）。二、本案中,沈光梅提出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时刘顺渊用现金缴纳的注册资本50万元来源于其个人账户,即使按照沈光梅的说法,其个人账户资金的真正来源也是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公款。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24日,是刘顺渊创办的企业,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刘顺渊自持股份20%,其余80%由儿子袁小平代持。已经查实的银行流水显示:沈光梅利用担任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的便利,从2008年1月起至2017年6月止,由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转入沈光梅名下账户资金1720万多元（涉嫌损害公司利益）,其中2010年6月29日至2012年1月30日,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800059972402013账户转出至沈光梅10×××16的银行账户资金共计5875582元；一审查明:2012年1月15日,沈光梅从上述10×××16的账号中分三次（3万、3万、5万）取出现金共计11万元;2012年1月18日,沈光梅从同一账号中取出现金10万元;2012年1月30日,沈光梅从该账号中电汇30万元至刘顺渊80081050021866746×××11的账号中。账户资金充足,为何不全部提现或转账？1月15日三次提现3万、3万、5万,为何先小后大,为何不一次提现10万？另1万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20万元交给了刘顺渊,极有可能作了别的用途。2012年1月9日也提现6万元,为何不说？同时,一审也查明:2012年1月30日,刘顺渊以现金20万元开户,账户尾号为46×××11:同日,收到到账资金30万元。2012年1月31日,刘顺渊从其上述个人账户取现50万元;同日,刘顺渊向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账户存入注册资本50万元。三、本案中,在沈光梅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推定原则作出的判决,存在明显错误。1、沈光梅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或者“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证据,仅仅提供了从其银行卡取现21万元（与刘顺渊开户相隔15天）,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将其中的20万元现金交给了刘顺渊;另向刘顺渊电汇的30万元,也不能证明与刘顺渊出资有关。2、远扬公司是刘顺渊独资设立的。该基本事实已经得到一审判决书（祥见第11页）确认。远扬公司的出资缴纳证明、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等现有证据,足以充分证明远扬食品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31日设立时,刘顺渊实际缴纳了现金出资50万元,依法享有100%股权,工商登记显示:远扬食品有限公司为个人独资公司。2012年6月5日,远扬公司因刘顺渊现金增资50万元后投资金额变更为100万元（增资在前）。另外，2013年5月15日,刘顺渊、袁小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1%在后）,刘顺渊将1%的股权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袁小平。2013年5月16日,远扬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股权结构变更登记，刘顺渊投资99万元、持股99%,袁小平投资1万元、持股1%。3、一审根据推定原则,错误认定“刘顺渊用来设立远扬公司实际缴纳的50万元可以确定是由沈光梅从其银行账户通过现金取款以及电汇方式支出”,其理由是:刘顺渊并非从银行提取50万元,不可能从湖南永兴老家提取50万元现金来长沙;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中相关内容推定为股权代持协议是错误的。推定错误之处在于：（1）违背了刘顺渊先后在湖南永兴县创立了13家企业的客观事实,人为地割断了本案诉争的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与刘顺渊、袁丽君夫妻投资创业的历史；（2）违背了袁小平来长沙时仅18岁、沈光梅是刘顺渊招聘的当时还未毕业的打工者的事实;他们的原始资本来自哪里？（3）违背了沈光梅个人账户资金来源于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公款的事实；（4）没有考虑刘顺渊于1981年从人民教师下海办厂、1998年从永兴县携带原始资本来长沙投资经商的事实。年近古稀,合法财产却要被儿子、儿媳瓜分的命运,公理何在？袁丽君、刘艳阳、刘迎霜的利益何在？（5）违背了刘顺渊实际缴纳了现金出资50万元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沈光梅辩称：一、刘顺渊没有出资创办远扬公司的能力和事实。1、刘顺渊称在永兴、长沙创办了13家企业，是知识青年、企业家等与事实不符。2012年也就是远扬成立前，刘顺渊名下仅有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20%的股权，并非其所称的企业家。一审中，沈光梅已提供证据（见一审补充证据）证明源泉商贸的出资来源于沈光梅，刘顺渊仅仅是代持。而且，源泉商贸作为亏损企业，从未向名义股东刘顺渊提供过分红。2、60年代的乡村教师收入极低，沈光梅一审已提交证据（见一审证据9、10）证明2012年前，刘顺渊银行卡的所有交易地点均在老家永兴县龙兴市，且名下仅万元资金流动。刘顺渊称自己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商人、1998年底来长沙创业与事实不符。3、沈光梅与袁小平相识于1999年，这是刘顺渊、袁小平均认可的事实，但是1999年沈光梅已毕业，众所周知大学生的学费是一年一注册一缴费，不存在由刘顺渊支付的事实。特别提起合议庭关注的是，刘顺渊称”自己很少在银行取钱，出去办事情都是带现金”，但查看刘顺渊的银行流水，非常多的几百、几十、几千的取款记录，既然很多现金，连50万出资都是从老家背来的，又怎么需要高频提取小额现金？这只能说明刘顺渊的陈述均是信口雌黄。4、沈光梅虽然有从源泉公司、思远公司的进账，但是也用进账支付了两公司的支出，其中思远公司进入诉讼程序后已经通过司法鉴定证实了收支平衡的事实，沈光梅并未擅自获取两公司收益。更何况，倘若刘顺渊真的是股东，又怎么可能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对沈光梅运用公司资金的行为熟视无睹？5、本案的事实与袁小平在第一次起诉离婚的起诉状中所称相同，即”袁小平1997年来长沙工作，1998年创业，1999年认识沈光梅并共同创业”。袁小平与沈光梅分别独资创办了”长沙市开福区圆点食品厂”、”长沙市芙蓉区豆豆食品厂”，并获取了原始资本，随后夫妻两人创办了”长沙源泉商贸食品有限公司”、”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二、沈光梅用于远扬注册的50万元是个人合法资金。1、沈光梅0016的卡中资金并非仅来源于源泉商贸，有来源于其个体经营的豆豆食品厂和袁小平转来资金以及家庭房产租赁所得，由于金钱属种类物，无直接证据证明50万出资来源于源泉商贸。更何况如前面阐述，源泉商贸的出资是沈光梅个人账户，刘顺渊是代持。2、一审中，刘顺渊称该50万是源泉商贸给他的分红，随后又称木材都卖了几十万元。在沈光梅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源泉商贸是亏损企业，无分红可能，而且从2004年至2017年源泉商贸都没有分红，不可能在2012年要出资创建新公司时分红的疑问后，在本次二审又改称为源泉公司公款纯属狡辩。3、一审已查明，2012年1月30日，刘顺渊账上收到沈光梅转来30万，随后刘顺渊取出，连同之前沈光梅给的现金20万一并交给袁小平将50万现金存入远扬账上作为出资。一审时，刘顺渊辩称是从老家拿的50万现金，而从银行卡里30万取款是袁小平与沈光梅其他的账目往来，这与日常生活法则不符。上诉时，刘顺渊认可46×××11的卡收到沈光梅30万，又从该卡取出50万注资，这足以说明其亦认可出资系沈所支付。三、沈光梅已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远扬公司股权属夫妻共同所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恰当。1、一审中沈光梅已提交十二组证据共136份证据来证明远扬公司的原始出资、增资、管理、收益均由两夫妻完成，符合隐名股东的构成要件。反观上诉人要么提供与本案没有关联，要么无法达到证明目的。”雁过留声，人过留痕”，倘若刘顺渊真是如上诉状所称是一名有30多年从商经验的成功商人，是远扬的真实股东，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开办、管理企业，获取收益，有丰厚固定资产的记录？事实上，刘顺渊一直清贫，名下资金极少，更没有一样房产、车辆等资产，靠捡废品为生。2、一审已查明，远扬从成立至今，所有的资金、运营、收益情况刘顺渊均不知晓，所有的收益也均由袁小平夫妻获得，足以说明袁小平夫妻才是真实的股东。特别是远扬的收益直接打入袁小平私人卡，虽然袁小平辩称是个体农户无法开发票，但给个体户的钱是支而非收。一审时刘顺渊多次提到要向袁小平夫妻追索转入私账的钱，上诉时刘顺渊又称是给予的丰厚报酬，说明刘顺渊是认可钱流向袁小平夫妻的，这更说明其明知自己是代持股东，不享有任何收益。远扬公司及袁小平未发表意见。沈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刘顺渊持有的远扬公司的出资1682.435万元属于沈光梅与袁小平的夫妻共同财产；2、请求确认沈光梅及袁小平拥有远扬公司出资1702.435万元，持股比例为100%；3、请求判令刘顺渊配合沈光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登记手续；4、请求判令诉讼费用由刘顺渊、远扬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沈光梅与袁小平系夫妻，二者于2003年6月23日登记结婚，刘顺渊是袁小平的父亲。2011年7月22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由刘顺渊投资50万元、占出资比例100%、在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名称为“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2012年1月15日，沈光梅分三笔取现共计11万元；1月18日，取现10万元；1月30日，向刘顺渊电汇支付30万元。2012年1月31日，刘顺渊向远扬公司设立在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的80×××12账户存入50万元作为投资款，并于同日设立远扬公司（个人独资），完成工商登记，确定刘顺渊为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2012年6月5日，远扬公司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确定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并由长沙湘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刘顺渊向上述账户存入50万元作为投资款。2013年5月16日，远扬公司变更公司股权结构，由刘顺渊个人投资100万元、持股100%变更为刘顺渊投资99万元、持股99%，袁小平投资1万元、持股1%，仍确定刘顺渊为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3日，远扬公司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刘顺渊认缴1980万元、持股99%，袁小平认缴20万元，持股1%。第一次增资扩股及变更注册资本完成后，远扬公司自2013年至2017年间，先后完成三次注册资本的实际缴纳出资。据远扬公司2015年度企业年报，至2015年8月14日，袁小平认缴出资20万元，实缴出资20万元；至2015年12月16日，刘顺渊认缴出资1980万元，实缴出资710万元；公司实缴出资总额为730万元。据远扬公司2016年度企业年报，至2016年12月31日，袁小平、刘顺渊的实缴出资分别达到20万元、1261.2457万元；公司实缴出资总额为1281.2457万元。另外，根据沈光梅提交的2016年1月至12月间远扬公司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记载的刘顺渊投资款为751.2357万元，则远扬公司实际收到投资款为1481.2357万元，但计入工商信息登记的为1281.2457万元。2017年1月至5月间，根据沈光梅提交的远扬公司建设银行查询单，远扬公司共收到刘顺渊缴纳出资二十三笔，合计221.1993万元。结合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后续出资款项缴纳情况，远扬公司截止2017年5月实缴资本为1502.445万元（1281.2457万元＋221.1993万元）。上述四次增资扩股以及出资款项的缴纳，都是通过袁小平缴纳现金或是通过其个人账户向远扬公司账户汇款完成，且均注明为刘顺渊投资款（第二次增资扩股后袁小平自行缴纳的20万元出资款项除外）。另外，刘顺渊自认在远扬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其担任公司董事长，但并不负责具体事务；袁小平自认担任公司总经理，总体负责公司的经营运作；沈光梅自认在公司帮忙，主要负责项目、政府对接、税务报税、社保等事项。另外，袁小平在远扬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经常使用其个人名义收取货款并以个人账户与远扬公司账户之间发生账务往来。据远扬公司2016年度企业年报，远扬公司主要从事豆制品制造、预包装食品批发、蛋品、肉制品及副产品、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的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袁小平因与沈光梅之间的婚姻纠纷，曾于2017年3月20日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未获准许。在此之前，袁小平因婚内出轨，曾多次向沈光梅出具保证书。之后，双方曾于2016年2月27日就婚内财产分割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书面协议。其中，协议第四条股权部分第二项载明“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99%股权虽登记在男方父亲刘顺渊名下99%的股权，由于是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由刘顺渊代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沈光梅、袁小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以个人名义或远扬公司名义与长沙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个人授信额度合同等。根据沈光梅提交的现有证据，上述借款及授信的主要用途在于企业经营、购买食品、支付货款等具体事宜，但不能完全体现本案所涉借款均直接用于远扬公司的经营中，能够直接体现的有两笔：一是2013年7月4日以袁小平作为借款主体，与农业银行望城县支行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直接注明收款人即为远扬公司，该笔借款以袁小平名下房产作抵押担保；另一笔是2014年7月23日以远扬公司作为借款主体、以袁小平、沈光梅、刘顺渊作为担保人，与兴业银行长沙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用途为支付货款。其他并未体现与远扬公司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沈光梅认为，虽然远扬公司设立之初的登记注册是由刘顺渊投资完成，但第一笔实缴出资以及之后几次的增资扩股均是由其和袁小平实际支付，刘顺渊仅是代其夫妻二人持股，现在其与袁小平因婚姻纠纷产生矛盾，因此要求确认刘顺渊名下所持股份为二者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刘顺渊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刘顺渊认为，远扬公司是由其现金出资并交由袁小平实际操办成立的企业，与沈光梅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公司的经营管理主要是袁小平在帮其完成，沈光梅的主张不能成立。袁小平认为，远扬公司成立之初的资金都是刘顺渊出具，之后的增资扩股也是因为企业经营较好产生收益后，转化为认缴、实缴资本。至于沈光梅提交的转账、取款等记录，是他和沈光梅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远扬公司的投资款项没有联系。远扬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其一直使用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之间进行业务往来，而且每一笔增资扩股的出资款项缴纳均明确为刘顺渊投资款，其仅是帮自己父亲代为管理公司，而并非公司实际所有人，所以沈光梅主张的刘顺渊名下股份均是代其夫妻二人所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处理的焦点问题：远扬公司是否为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作为实际出资人，以刘顺渊作为名义股东设立？沈光梅认为，刘顺渊开设远扬公司投入的50万元出资款项系其出具，且并没有在远扬公司中实际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仅是代持及挂名而已，该部分出资款项应当认定为其与袁小平夫妻共同所有。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股份代持是实际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达成代持合意，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出资人登记为公司股东对外公示并代实际投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股份代持应当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代持的共同意思表示方能确定。本案中，虽然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与刘顺渊之间没有形成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但从远扬公司的设立出资、增资扩股、经营管理情况、二人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确定来看，能够确定沈光梅、袁小平与刘顺渊之间成立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从而认定以刘顺渊的名义设立远扬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首先，从远扬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来看，沈光梅于2012年1月15日取现21万元，于2012年1月30日向刘顺渊电汇30万元，刘顺渊于2012年1月30日以20万元现金开设账户，并将收到的30万元一并取出，合计50万元，交由袁小平办理缴纳出资手续。无论是数额上，还是时间衔接上，刘顺渊用来设立远扬公司实际缴纳的50万元可以确定是由沈光梅从其银行账户通过现金取款以及电汇方式支出，再交由袁小平以刘顺渊的名义办理缴纳出资的相关手续。反之，刘顺渊称远扬公司设立之初的50万元出资款项是其直接从家中拿到长沙交由儿子袁小平，一审法院认为刘顺渊的上述陈述不能成立。刘顺渊为湖南省永兴县人，从老家永兴县提取50万元现金到长沙市来办理企业登记缴纳出资事宜，且该笔50万元并非从银行提取，而是存放于家中，其解释不具有合理性与可信性。其次，从远扬公司的增资扩股情况来看，远扬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多次增资扩股行为，增资扩股的款项多达一千多万元，且都是从袁小平的个人账户汇入远扬公司的对公账户。除了袁小平认购1%的股份并实际缴纳20万元以外，绝大多数增资扩股的款项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远扬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转化；二是在远扬公司经营过程中以公司名义或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名义对外举债所得。收益转化的款项以及以公司名义对外举债所得均可视为公司经营所得，应当属于实际出资人所有；以沈光梅、袁小平夫妻名义对外举债所得包括向金融机构融资等投入公司进行经营，应当是二者作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通过共同努力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及扩大规模所需。再者，从远扬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来看，刘顺渊自述其并不在远扬公司担任具体职务，但其不仅为公司股东，而且是法定代表人，应当积极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而不是所有事情全部交由其子袁小平负责。相反，无论是袁小平还是沈光梅，都参与到远扬公司的实际经营过程中，而且代表远扬公司作出相应的决策，袁小平更是全权负责远扬公司的经营运作，二者大相径庭的表现也与公司股权构成结构不符。最后，结合沈光梅、袁小平因夫妻矛盾导致的婚姻纠纷中拟定的婚内财产协议来看，婚内财产协议对双方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归属进行了初步协商约定，虽然有部分内容不明确，但双方关于远扬公司中登记在刘顺渊名下99%的股权性质做出了明确认定，均认可该部分股权虽然登记在刘顺渊名下，但是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由刘顺渊代持。刘顺渊虽然没有认可，但结合刘顺渊上述关于公司设立的出资、实际经营状况的陈述分析，能够认定上述财产协议所述符合客观事实，应当采信。综上所述，鉴于沈光梅、袁小平与刘顺渊的家庭共同成员的身份考虑，能够确定各方在决定设立远扬公司时，形成了股权代持的客观意思表示，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投入资金，以刘顺渊的名义完成公司登记设立手续，并由其夫妻二人共同投入、共同经营管理。因此，远扬公司是以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为实际出资人，以刘顺渊为名义股东设立。沈光梅主张确认刘顺渊持有的远扬公司的出资为沈光梅与袁小平二者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袁小平在远扬公司中实际出资20万元，持股1%，是与沈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投入，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沈光梅主张确认其与袁小平拥有远扬公司100%股权的诉讼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沈光梅主张的实缴资本数额与工商登记确定的实缴出资存在出入，应当以工商登记确定的数额为准。关于沈光梅主张由刘顺渊配合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虽然一审法院确认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为远扬公司10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是沈光梅在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要求办理公司股东登记手续，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顺渊持有的远扬公司的出资属于沈光梅与袁小平的夫妻共同财产；二、确认沈光梅与袁小平享有远扬公司100%的股权；三、驳回沈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9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946元，由沈光梅自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刘顺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向泽喜出具的证明、向泽喜身份证复印件、永兴县龙形市乡八甲村民委员会及李一善出具的证明、刘顺渊家族企业发展历程表、五份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刘顺渊是有丰富阅历及经商经验的企业家，刘顺渊家族的企业包括远扬公司、源泉商贸公司等，公司设立的原始资本都来源于刘顺渊。证据二、刘顺渊的银行流水明细5页，拟证明：刘顺渊在远扬公司担任董事长并负责处理公司事务，公司定期向刘顺渊发放工资。证据三、沈光梅和刘宗胜有不正当关系录像文字说明（一）、（二），拟证明：沈光梅提起本次诉讼的目的在于夺取刘顺渊的家族财产。沈光梅质证称：对证据一，向泽喜出具的证明、村民委员会及李一善出具的证明，证人没有出庭无法核实真假，对三性不予认可，且村委会的证明内容不真实，村委会不可能得知当地村民在外地的动向；刘顺渊家族企业发展历程表，不能作为证据，而是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且不能证明其具有经商的履历；五份工商登记信息，对其中扬航公司、思远公司的三性予以认可，对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湖南美食侦探、长沙美食侦探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实际上是刘顺渊为沈光梅夫妻代持。其中除源泉食品商贸外的四家公司均成立在远扬公司之后，无法达到刘顺渊称其是成功商人有出资能力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工资是从2014年起发放，2010到2014之间没有记录，发工资的目的是袁小平通过免税额度向其父亲支付养老钱，而且从刘顺渊的流水可以看出从来没有过分红和收益。对证据三，与本案无关，且不合法，三性均不认可。且刘顺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针对刘顺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证据一，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证据三，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期间，沈光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沈光梅学生学籍表，证明1996年6月毕业，不存在下学期的学费是刘顺渊出的；证据二、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沈光梅从2001年起就成立了豆豆食品厂，有收益作为原始资本；证据三、湖南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证明沈光梅没有挪用思远公司的资金；证据四、2011年12月28日投资入股远扬公司协议书，证明远扬公司是袁小平的个人独资企业；证据五、2013年8月28日补充协议，证明目的同证据四。刘顺渊质证称：对证据一，三性均有异议，与原件核对一致但对真实性仍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有原始资金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对三性均不认可，是沈光梅单方委托，鉴定内容真实性无法保证；对证据四、证据五，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远扬公司登记信息明确了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是刘顺渊一人，沈光梅不是公司股东。针对沈光梅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证据一、二、四、五，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均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证据三，因系沈光梅单方委托鉴定，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期间，远扬公司及袁小平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沈光梅、袁小平夫妻二人是否是远扬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即袁小平、沈光梅是否享有远扬公司100%的股权。本案中，沈光梅、袁小平原系夫妻关系，刘顺渊系袁小平的父亲，远扬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争实际系家庭财产纠纷，相对普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存在以下特殊性：第一、沈光梅主张她与袁小平系远扬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其与名义出资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代持股协议。第二、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远扬公司召开过股东会，不管是作为工商注册登记的名义股东刘顺渊还是主张自己为实际出资人的沈光梅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行使股东权益。第三、远扬公司成立后未进行实际分红，无法直接确认由谁享有股份收益权。基于上述实际情况，本案审查重点应在于由谁实际履行远扬公司的出资义务。本案中，远扬公司于2012年1月31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12年6月5日，远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万元，2015年8月3日，远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根据远扬公司2015年、2016年度企业年报，截至2016年12月31日，袁小平实缴出资20万元，刘顺渊实缴出资1261.2457万元，远扬公司实缴出资总额为1281.2457万元。经审查：第一、关于远扬公司设立出资50万元的资金来源。根据沈光梅提供的证据显示：沈光梅于2012年1月15日、18日共取现21万元，于2012年1月30日向刘顺渊电汇30万元。刘顺渊于2012年1月30日以20万元现金开设账户，并将收到的30万元取出。2012年1月31日，远扬公司收到刘顺渊的现金缴款50万元，并办理了验资手续，证明远扬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到位。沈光梅称远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就是其前期取现及电汇给刘顺渊的50万元，刘顺渊及袁小平称该50万元是由刘顺渊从老家拿过来的现金，沈光梅电汇给刘顺渊的30万元取出后未用于远扬公司，而是袁小平与沈光梅的其他往来。本院认为，沈光梅已提交初步证据证实远扬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的资金来源。从款项数额及时间衔接上分析，远扬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系由沈光梅从其银行账户通过现金取款以及电汇方式支出，再交由袁小平以刘顺渊的名义办理缴纳出资的相关手续的可能性较大。刘顺渊主张该50万元是其直接从家中拿现金到长沙交由袁小平，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刘顺渊另主张上述50万元资金来源是长沙源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的资金，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袁小平还称沈光梅电汇给刘顺渊的30万元取出后未用于远扬公司，而是袁小平与沈光梅的其他往来，仍未提交证据或进行合理说明。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远扬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由袁小平、沈光梅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正确，刘顺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关于远扬公司的增资款项的资金来源。根据袁小平及远扬公司的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流水显示，被标注为“刘顺渊投资款”的资金均由袁小平个人账户（包括贷款资金）直接转入或提现转入，从资金数额和时间可逐一对应。刘顺渊、袁小平亦未提出其他证据予以反证，故其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第三、关于袁小平、沈光梅的个人账户资金来源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从本案现有证据看，远扬公司的出资及增资均来自于袁小平、沈光梅的个人账户资金、夫妻共同贷款等。袁小平、刘顺渊称袁小平、沈光梅的个人账户资金实际来源于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资金，沈光梅存在擅自挪用长沙源泉食品商贸有限公司、长沙思远食品有限公司大笔资金行为。本院认为，权利人有权通过法定途径认定沈光梅是否存在挪用其他公司资金的行为以及其他公司资金的归属问题，在未经依法认定之前，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另，关于刘顺渊主张远扬公司与其他关联公司属于刘顺渊家族公司，刘顺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他家庭成员亦未进行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实了远扬公司实缴资金来源，并结合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袁小平、沈光梅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及家庭共同成员的身份情况综合考虑，认定远扬公司出资均来源于袁小平、沈光梅夫妻共同财产，并判决袁小平、沈光梅享有远扬公司100%股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刘顺渊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顺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黎 藜审判员  王红兰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曾 锦附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