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003民初156号原告:程普岩，1955年3月16日出生，男，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秀，黑龙江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鲁爱萍，1957年6月15日出生，女，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鹏程，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诚凯，1983年4月23日出生，男，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哲，黑龙江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普岩与被告鲁爱萍、孙诚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6月23日作出（2011）阳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鲁爱萍、孙诚凯不服该判决，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牡商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决。鲁爱萍、孙诚凯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2012）黑高民申二字第144号民事裁定指令再审，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2012）牡监商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牡商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及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1）阳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2）阳商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被告鲁爱萍、孙诚凯再次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牡商终字第9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2）阳商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阳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被告鲁爱萍、孙诚凯仍不服而提起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黑10民终191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鲁爱萍、孙诚凯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黑民申1630号民事裁定驳回鲁爱萍、孙诚凯的再审申请。鲁爱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2月24日作出黑检民（行）监（2017）23000000428号民事抗诉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黑民再30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10民终191号民事判决及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5）阳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当事人申请适用普通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普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秀、被告鲁爱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钱鹏程、被告孙诚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焱华、张明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鲁爱萍、孙诚凯给付原告货款1377236元；二、诉讼费由被告鲁爱萍、孙诚凯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给付货款利息544655.00元。事实与理由：2005年到2006年1月牡丹江市东方装饰材料厂（程普岩为业主）给鲁爱萍、孙诚凯往广州发货销售木皮，共计发了6014996元的木皮，2006年大年初三，经与被告鲁爱萍及被告孙诚凯结算，其尚欠原告1377236元货款没有给付，并认可尚欠货款1377236元，现没想到被告不予以给付，无奈，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鲁爱萍、孙诚凯给付原告货款1377236元并给付货款利息544655.00元。二被告共同辩称：1.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程普岩已经承认向法院立案时提供的对账单的“孙诚凯”签字系其伪造，且又以该份伪造的对账单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鲁爱萍被非法拘禁39天，经调查后得知，鲁爱萍属于被原告诬告陷害，公安机关因此撤销刑事案件，鲁爱萍也因此获得了国家赔偿。但原告却一次又一次的以刑事案件非法取得的笔录作为证据，只能说明，本案中原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买卖关系的存在，所以原告程普岩的起诉已经不具备事实依据，本案依法应当驳回起诉；2.鲁爱萍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涉案货物与钱款均发生于牡丹江东方装饰材料厂与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之间，但鲁爱萍并非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的经营者。且在原告出示的对账单上，原告也仅仅是伪造了孙诚凯的名字，也证明了原告自认其仅与孙诚凯存在经济往来。故鲁爱萍与本案并无关系，其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3.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程普岩应当提供全部的51批货物的运输协议，以此证明该51批货物都发给了孙诚凯，没有发给程普岩在东莞的妹夫尹书杰和外甥刘建书的经销点，程普岩称其向孙诚凯发货51批，但孙诚凯的销售点仅收到28批货，其余23批货发给了另外妹夫尹书杰和外甥刘建书的两个销售点。所以鲁爱萍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孙诚凯与程普岩亦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仅是代销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被告在牡民商终字第140号案件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于2005年原告给二被告发货的明细单51张。证明：二被告在牡民商终字第140号案件庭审中已自认2005年原告共给二被告发了51批次价值6012830元的货物，该组发货单是按2005年原告发货时间顺序从第1批次的发货单到第51批次的发货单共51页，二被告提供的这51张发货单与原告保留的51张发货单原件相一致，可以进一步证明51批次价值6012830元的货是原告发给二被告的。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这51批传真件上，有个别的几批上面记载了“赵军”、“国良”、“寇万会”这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的货同原告的货同车发过去。也就是说在同一批货中，不仅仅有原告发的，也有另外三个人发的货，在51批次货物中有28批次通过运输协议可确定由被告孙诚凯接收了这28批货物；2.原告提供的证据二：2011年7月4日二被告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一份。证明：二被告在民商终字第140号案件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上诉状第6页、第9页中已自认2005年原告共给二被告发了6012830万元的货物，被告为原告垫付了共计51批次货物的运费267830元，通过被告的自认可以证明原告在2005年共给被告发货51批次价值6012830元，被告已全部收到，并垫付了51批次货物的全部运费。二被告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引用该上诉状的部分内容作为断章取义的解说，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该上诉状中一直坚称原告与被告鲁爱萍是情人关系，家庭模式在经营，只认可发货往来发生的资金状况，上诉状中也提到了原告在广东除了被告孙诚凯这个经销点以外，还经营着妹夫尹书杰和外甥刘建书的两个经销点，原告断章取义的将上诉状称其为自认，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本院认为，二被告对该证据一、证据二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因证据一、证据二均是被告在另案庭审中向法庭提供的证据，51份传真件与原告保存的原件一至，应视为其对相关事实的自认，两份证据相结合，能够证明二被告自认原告给二被告发过价值6010000元的货物，被告收到了货物并垫付了运费，但其中是否还有案外人的货物，价值是多少，以及二被告实际已经支付给原告多少货款，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3.原告提供的证据三：2017年2月12日鲁爱萍给孙丽美出据的75700元欠条一张、二被告在2005年通过银行给孙丽美汇款的存款单6张，证明：二被告通过银行给孙丽美汇款的6张存款单存款时间发生在2005年7月至12月，6张存款单总金额370000元，标有“赵军”名子的发货单共有11张，发货时间是在2005年3月1日至5月17日之间，二被告汇给孙丽美的6张银行汇款存单所体现的时间、金额与标有“赵军”名子的11张发货单所体现的时间及货款金额均不符，并且经两被告与孙丽美对帐，至今二被告仍欠孙丽美货款75700元。以上可以说明二被告在向原告购买木皮的同时也向孙丽美购买木皮，二被告向原告购买的51批次价值6012830元的货物及由两被告垫付的这51批次货物的运费267830元均与孙丽美无关，51批次价值6012830元的货物全部是原告出售给二被告的货物，不包含孙丽美的货。二被告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关于六份汇款单恰恰证明了被告孙诚凯所缺的货物是“赵军”发来的货，而和赵军之间的发货均单独结算货款，与原告的货物不存在任何关系，单笔单算。本院认为，二被告对该证据形式要件没有异议，本院对形式要件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所述待证事实及二被告的抗辩主张，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4.原告提供的证据四：黑龙江省高院作出的（2018）黑民再30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份裁定书已确认了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鲁爱萍、孙诚凯收到程普岩51批次价值6010000元的货物并由鲁爱萍、孙诚凯垫付货物运费267830元的事实。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的客观性有异议，认为生效的裁定或判决可以做为另一未决案的待证事实产生预决效力，但该裁定是对本案相关事实的主观认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该证据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本院予以采信；5.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原告在牡监商再终字第2号案件中提交的原告在2006年给被告发货明细单2份。证明：在2006年初，兑完帐后，原告又分二次给被告发了价值192376元的货物。二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两份发货明细单没有载明收货人，也就无法证明这两批货到底是发给谁的，孙诚凯也没有收到该批货物，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没有显示货物是发给被告的，被告也没有签字确认，故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6.原告提供的证据六：田雪梅、张玉宝在（2012）阳商初字第197案件中出庭作证证言一份（原一审笔录23页—26页）。证明：2006年2月份，原告给二被告发了两批货，货物价值192376元，二被告已收到货物，两批货的承运单位是牡丹江市海邦运输有限公司，公司具体承办人是田雪梅，货物运输司机是张玉宝。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的方式是：整车运输，签订运输合同，零担运输只配码单，合同与码单只交付给付运费的人。二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都有异议。两位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该证言没有其它客观证据加以佐证。本院认为，证人在出庭作证时，本案的原、被告均参加了当时的庭审，并已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该证据并没有证实货物的内容及和价值，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7.原告提供的证据七：2012年12月13日阳明公安分局警官给证人肖丕海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2010年3月1日牡丹江市海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05年2月—2006年2月原告通过证人公司给二被告经营的东莞厚街木皮市场孙诚凯处商店发货53次，大约货物金额为6200000元，进一步证明在证据一的6012830元货物之后，于2006年初，原告又给两被告发过2次价值192376元的货。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所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该组证据形成于刑事案件中，是当初鲁爱萍诈骗案件办案机关做的笔录，该刑事案件已被确认违法立案，且刑事案件已被撤销，证据来源违法，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对该证据不予采信；8.原告提供的证据八：韩跃记和荣垂东在（2012）阳商初第19号案件出庭作证证言一份（在一审庭审笔录19页—23页）。证明：两位证人可以证实2006年春节初三，证人荣垂东、韩跃记到原告单位办公室找原告时，看到原告与被告鲁爱萍在兑帐，原告与被告鲁爱萍兑完帐后，被告鲁爱萍欠原告120多万元货款，被告鲁爱萍就是不打欠条、不签字，程普岩还向鲁爱萍索要一张程普岩已用货款抵付完毕的250000元欠条，鲁爱萍说欠条撕了。该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经过原告与被告在2006年初三兑2005年全年帐目后，被告欠原告货款120余万元。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首先、两位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该证言表述为“他们说点事，好像是鲁爱萍欠程普岩点钱”，其余也均为不确定的表述，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二被告的第二个抗辩理由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问题不予采信；9.原告提供的证据九：2010年11月4日井春杰律师和高至巍律师在牡丹江市铁岭派出所办公室给牡丹江市铁岭派出所民警赵文俊及金绍刚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及（2012）阳商初字第197号案件审理法官依申请向赵文俊、金绍刚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2007年9月份原告因向被告索要130多万元欠款曾与被告鲁爱萍在瓦场院内发生冲突，被告报警，警察赵文俊、金绍刚出的现场，围观群众10余人，通过该份证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被告拖欠原告130多万元货款的事实客观存在。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其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都是传来的、听说的。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主张成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0.原告提供的证据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01）阳商初字第41号民事案件开庭笔录第6页。证明：在一审庭审中二被告代理人已认可知道欠款1377236元这个数，但不知道是谁欠，通过被告代理人的上述认可可以证明欠款1377236元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二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对于被告代理人的表述理解错误，代理人的表述是：“起诉欠款1377236元这个数我知道，但谁欠谁的不知道”，这只是对原告诉状内容的陈述，并不是被告代理人对原告所谓的欠款事实的认可。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1.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一：2010年12月21日阳明区人民检察院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给被告鲁爱萍作的讯问笔录一份。证明：被告鲁爱萍在笔录中供述，被告鲁爱萍一年回来与原告兑一次帐，只兑帐不掏钱，一年往下一年，经二被告在2006年初三与原告兑帐，二被告欠原告货款1285000元，同时被告鲁爱萍还认可兑帐时二被告都在场，兑帐后的2006年原告又给被告发了2次货，价值192376元，其中2005年欠原告的1285000元货物中已减去了被告垫付的运费款和250000元欠款。被告认为该刑事案件已经撤销，所有的办案人都已经被处罚、处分，鲁爱萍已经得到了国家的赔，对于本份不合法的证据，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主张成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2.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二：2010年12月6日被告鲁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第一次讯问笔录。证明：笔录第4页被告鲁爱萍供述，“04年被告开办了‘东发木业’还是继续进程普岩的货，卖完了货付货款，我和程普岩还是合作关系，他供不上货的时候，我还进别人的皮子卖”，在笔录第5页被告鲁爱萍供述“2007年在瓦厂院内原告与被告鲁爱萍打仗是鲁爱萍报的警，当时在场有许多人”，同时被告鲁爱萍还供述2006年大年初三，原告与二被告在被告家兑的2005年全年原告给被告发货的帐目，兑帐结果是二被告欠程普岩货款1285000元整。通过被告鲁爱萍的上述供述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的买卖合同关系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2006年年初时原告与被告兑2005年全年往来帐目的结果是被告欠原告1285000元整。二被告对于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该组证据形成于刑事案件中，该刑事案件已被确认违法立案，刑事案件已被撤销，证据来源违法，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3.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三：2010年12月20日阳明区检察院检察官在第二看守所给被告鲁爱萍作的讯问笔录一份及2010年11月16日阳明公安分局警官在第二看守所给鲁爱萍作的讯问笔录一份。证明：被告鲁爱萍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立案侦查的起因是：被告鲁爱萍用原告已用货款抵付完毕的250000元《欠条》到法院起诉原告要求重复给付借款，被告鲁爱萍被刑事立案完全是由被告鲁爱萍的错误行为造成的，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人为的关系，可以证明被告鲁爱萍在公安、检察机关作的讯问笔录是客观真实的。同时，被告鲁爱萍在两份笔录中都供述欠原告货款一百余万元。二被告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该组证据形成于刑事案件中，该刑事案件已被确认违法立案，且刑事案件已被撤销，证据来源违法，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4.原告提供的证据十四：2010年12月6日被告孙诚凯在牡丹江市阳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被告孙诚凯在该份笔录第2、3页认可了原告每一次发货时都会用传真传份货单，货单是在稿纸上写有木皮品种、规格、总价以及配货司机联系电话、运费的一张纸。同时被告还认可了原告的每次发货到达被告处后都是由被告先卖着，被告鲁爱萍打电话让给原告结多少货款，被告孙诚凯再通过农业银行汇到原告的帐户多少。对帐方式是一年兑一次帐，原告发货用的都是“肖三”配货站。被告孙诚凯的该份笔录证明内容与原告证据一的形式要件及内容一致，进一步印证了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二被告认为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该组证据形成于刑事案件中，该刑事案件已被确认违法立案，且刑事案件已被撤销，证据来源违法，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5.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五：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孙丽美账户中的流水一份。证明：通过该份流水可以体现，二被告共向孙丽美该张银行卡中汇款26次，其中6次汇款的时间、数额与二被告出示的孙诚凯汇给孙丽美的6次汇款单所体现的数额相同。该份证据可以进一步证明二被告与孙丽美之间是存在着独立的业务往来。二被告向法庭出示的六张价值370000的汇款单是其二人与孙丽美独立往来业务汇款的一部分，与51批次货物中所体现的“赵军（赵始君）”的货物无关。二被告认为，赵始君已经说过，他与孙丽美是夫妻，是家庭模式经，收款时孙丽美自己有卡，赵始君没有卡。原告想证明原告自己与赵始君有单独的经济往来，原告应该提交与赵始君单独的汇款，以证明原告与赵始君是单方的经济往来，而不应该拿着被告与孙丽美之间的汇款来证明原告是和赵始君单独购买货物。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其证明的内容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16.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五：证人证言。证人赵始君证实：谁买证人的货，谁就给证人付货款；证人孙丽美证实：原告买货与证人赵始君联系，本人不和原告联系，本人只和被告鲁爱萍联系，付货和收款也是按此办理；证人孙丽平证实：2005年原告在证人处收了一批水曲柳，原告付款，与被告没有经济往来；证人郭山林证实：原告在2005年4月份的时候收购过证人的桦木皮子。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证明51批次发货单中所列明的原告从证人赵始君及证人孙丽平处购买的货物全部是原告向证人购买，货款是原告支付给证人的，然后二被告又从原告处购买了原告51批次的货物，价值6012830万元，可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是真实的。二被告认为证人赵始君的证言客观真实，证实了其自己家庭的产业是家庭共同经营，证明了谁买货、谁验货、谁付款，但证人赵始君并没有证明原告所陈述的原告发给被告51批货及发给6010000元货款；对证人孙丽美、孙丽平出庭作证的合法性不予以认可，因为他们在作证前在法庭外听到了庭审内容，其作证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对证人赵始君的证言，原、被告双方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人孙丽美、孙丽平的证言，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不予以采信；对于证人郭山林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以认定；17.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对账单一份。该份对账单的内容及签名均系程普岩伪造，程普岩利用伪造的证据提起诉讼，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故本案应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原告认为，在本案的每次庭审中原告均承认该份对账单中“孙诚凯”的签字是原告方代孙诚凯签的，不存在伪造问题；18.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二：程普岩进入看守所视频及程普岩威胁孙诚凯音频（光盘）、（2011）阳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程普岩勾结办案机关相关人员，以鲁爱萍涉嫌诈骗的名义对鲁爱萍进行诬告陷害，使鲁爱萍被公安机关非法羁押长达39天之久，在此期间，程普岩继续收买案件办案人员以及看守所工作人员，非法进入看守所，威胁恐吓鲁爱萍，胁迫鲁爱萍承认对过账，并威胁鲁爱萍若不承认就判其儿子孙诚凯15年；程普岩又通过勾结的办案人以打电话的方式威胁孙诚凯承认其欠程普岩的钱；鲁爱萍在强大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做出了与程普岩对过账的虚假陈述，程普岩指使办案机关趁机给鲁爱萍做了笔录，原审法院依据该虚假笔录作出了判决，因原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均系非法证据，故本案在原一审期间就应当驳回程普岩的起诉，终结本案，并将程普岩涉嫌诬告陷害罪及敲诈勒索罪的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原告对形式要件有异议，认为没有原始载体核对；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视频内容所体现是程普岩与被告鲁爱萍和孙诚凯的正常会见；19.被告提供的证据三：撤销案件决定书、国家赔偿决定书。证明程普岩诬告陷害鲁爱萍，使鲁爱萍被非法羁押，现鲁爱萍涉嫌诈骗案已被撤销，并获得国家赔偿，故程普岩已涉嫌构成诬告陷害罪，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均是刑事案件中形成或使用的证据，在所涉刑事案件中，该三份证据就已存在，不属于本案中新发现的犯罪线索，本院也没有采信刑事案件中形成或使用的违法证据，被告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在本案中不予以采信；20.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四：《核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明《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的经营者系孙诚凯，本案所涉及的货物及钱款往来均发生在《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与牡丹江市阳明区东方装饰材料厂之间，与鲁爱萍不存在任何关系，鲁爱萍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工商登记的《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经营者是孙成凯，但该营业部的实际经营者是鲁爱萍与孙成凯两人，与营业执照上所体现的经营人并不一致，在原告与二被告的木皮买卖中，是鲁爱萍与原告洽谈的51批次发货单中所购买的木皮种类、规格、价款，并且原告是按照鲁爱萍的要求将货物运送到鲁爱萍与孙成凯共同经营的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同时二被告在民商终字第140号案件庭审中提交的上诉状中已自认，两被告共同收到原告51批次价值6012830元的货物并共同垫付了全部货物的运费267830元，还共同向原告支付了货款4950000元,这说明鲁爱萍与孙成凯是本案共同被告,主体适格。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对形式要件予以采信，对于待证事实，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21.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五：货物运输协议书28份。证明：被告孙诚凯持有的28份《货物运输协议书》均是原告在发货的时候由原告向被告孙诚凯发货，说明被告鲁爱萍不是东发木业的合伙人，被告鲁爱萍作为本案的主体不适格。另外2005年3月24日的运输单明确记载收货人为尹书杰，2005年7月7日的运输单明确记载收货人为刘建书，分别对应第9份传真件和第30份传真件，这两批货是发给尹书杰和刘建书的，但程普岩在历次的庭审过程中均矢口否认51批货没有发给他在东莞的另外两个经销点。根据28份运输协议证明孙诚凯仅收到了程普岩51份传真件中的28批,另23批应该是发给其妹夫尹书杰和其外甥女婿刘建书的，同时证明程普岩的在东莞货物销售点不仅包括孙诚凯一处，还包括其妹夫尹书杰和其外甥刘建书的两个销售点。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28份运输合同中有19份运输合同上“程普岩”的签字均系伪造虚假的，该协议书中没有原告书写的任何字迹；第九份、第十份、十一份、十二份、十三份、十七份、二十份、二十三份、二十四份这九份运输协议是原告本人亲自签字；通过原告认可的该九份运输协议可以看出，在2005年原告委托运输公司运输货物时所签订的运输协议格式是一致的，二被告伪造的十九份运输协议与原告认可的九份运输协议内容及格式上均不相符；同时该九份证据还可体现货物运输协议是随货物走，运输协议交给付运费方，原告方并不享有运输协议原件，该原件应在二被告处保存，应由二被告负责向法庭出示该组证据；二被告在民商终字第140号案件的上诉状中已自认收到了原告51批次6012830元货物，并替原告垫付了运费267830元，依据法律规定，二被告当庭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可以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因此原告已无需就两被告已收到51批次价值6012830元货款及垫付运费267830元的事实进行举证。本院认为，被告认可该28批货物包含在前述51批次的货物之中，结合原告举示的证据一、证据二，二被告已经自认收到了原告为其发送的该51批次货物，并支付了4950000元货款及代付了运费267830元，同时，原告也当庭认可所有货物均是以孙诚凯名义收的，货款也均是以孙诚凯名义支付的，因此，被告以该28份《运输协议》证明的问题在本案中不予以采信；22.被告提供的证据六：汇款记录35份。证明仅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孙诚凯就向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远远超出程普岩的货物价格3031015元，故程普岩应当返还不当得利1918985元。原告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认可收到被告4950000元货款，两被告提供的向原告支付4950000元货款的汇款票据恰恰可以证明，两被告在上诉状中自认收到原告51批次价值6012830元的货款及替原告垫付运费267830元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如按两被告主张其仅收到原告28批货物并且其中还有20余批是“赵军”等人卖给其的货物，那么两被告给原告支付4950000元的货款已远远超出了两被告收到的货物价值。由于这份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5相互矛盾，可进一步印证，两被告提供的证据5是虚假的，不存在原告有不当得利的行为。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能够证明被告已支付给原告货款4950000的事实，对该证据予以采信；23.被告提供的证据七、孙诚凯实际收货清单一份。证明程普岩所称的51批次传真件的货物中，仅有28批次属于孙诚凯，其总价格为3031015元，若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程普岩应当在所收到的4950000元中返还1918985元的不当得利。原告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有异议，该组证据是二被告单方出具的，没有得到原告的认可，无法证实本案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的，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以采信；24.被告提供的证据八：被告向孙丽美（赵始君的爱人）汇款单6份。证明孙诚凯与赵始君之间是单独结算的，双方货物、资金往来与程普岩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有时用同一台车发货。原告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汇款单中所体现的收款人是孙丽美、汇款时间是2015年7月至12月、汇款金额共计370000元，51批次发货单中标有“赵军”名字的发货单有11份，体现的发货时间是2005年3月1日至5月25日、货款总金额392512元。6张汇款单的收款人、汇款时间及金额与标有“赵军”名字的11份发货单中体现的发货时间与金额均不相符，两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证明不了其已向赵军（赵始君）支付了货款。同时，赵军（赵始君）与孙丽美均出庭证实，51批次标有赵军（赵始君）名字的货物均是原告向赵军（赵始君）购买，又出售给二被告，该部分货款已全部由原告向赵军（赵始君）支付完毕，货款与二被告无关，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形式要件予以采信，对于其欲证明的问题，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25.被告提供的证据九：孙诚凯给张丰瑞汇款的银行汇款单1份。证明2005年7月8日，程普岩的员工张丰瑞在为原告购买木材缺少资金时，原告让孙诚凯向张丰瑞代原告汇款60000元。原告对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张丰瑞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货物买卖合同纠纷，而给张丰瑞的汇款是孙诚凯与张丰瑞两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孙诚凯向案外人张丰瑞汇款60000元，不能确定该汇款与本案有关联，在本案中不予以采信。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认定及庭审调查，本院确定本案案件事实如下：原告程普岩系牡丹江市东方装饰材料厂业主，被告孙诚凯系东莞市厚街东发木业经营部(个体经营，营业执照已于2008年10月9日被缴销）负责人，被告鲁爱萍与孙诚凯系母子关系，一直共同生活；2005年－2006年期间原告程普岩给被告鲁爱萍、孙诚凯发送了51批次金额为6010000元的货物，被告接收并支付了4950000元货款，同时代付运费267830元；在这51批次货物清单中显示，共有11批次货物中包含有从赵军（赵始君）处购进的货物；还有标注有“郭”、“国良”、“小扣”、“孙四”的货物；被告孙诚凯曾于2006年7月至12月间向赵始君的爱人孙丽美帐户分6次汇款共370000元。另查明，2010年10月8日鲁爱萍向本院起诉程普岩欠款纠纷，2010年12月3日程普岩向牡丹江市公安局阳明分局举报鲁爱萍诈骗，鲁爱萍被羁押期间程普岩于2011年1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案，2014年11月13日牡丹江市公安局阳明分局对鲁爱萍作出牡公阳（刑）撤案字（2015）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2015年8月3日作出牡公阳赔字（2015）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鲁爱萍进行了国家赔偿。本院认为，本案的争点有三个，即一、被告鲁爱萍在本案中是否是适格的被告；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三、原告所请求的给付货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被告鲁爱萍在本案中是否是适格的被告。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在本院历经三次一审，鲁爱萍均未提出主体资格问题，也未提出其受孙诚凯委托、帮忙收取货物问题；其次，本次庭审中，被告提交了证据四《核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通知书》，结合原告自认的发货给孙诚凯、由孙诚凯支付货款，用以证明被告鲁爱萍与原告程普岩之间没有货物和支付货款往来，从而证明鲁爱萍在本案中不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但是，庭审中，鲁爱萍认可其与孙诚凯系母子关系，一直共同生活，孙诚凯的父亲早亡，至2010年孙诚凯结婚后，鲁爱萍仍然与孙诚凯共同生活，可以确定鲁爱萍与孙诚凯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系同一个家庭经济体；再次，在二被告共同向上级法院提交的上诉状中，始终把鲁爱萍与孙诚凯共同称为“上诉人”，且所作出的陈述并没有把二“上诉人”分开，庭审中鲁爱萍自认原告的发货都是由其收、验及孙诚凯按照自已的指示支付货款。综合以上理由，本院认定鲁爱萍在本案所涉货物、货款往来中与孙诚凯系共同的责任主体，鲁爱萍在本案中的被告主体适格。二、关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程普岩主张被告应偿还因买卖合同而拖欠的货款1377236元，其用以证明自己该主张的证据均未被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六至证据十四），尽管被告举示了“对帐单”（被告的证据一），但因该证据双方均承认不合法（该对帐单上的“孙诚凯”并非本人亲笔书写）而不能作为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有效证据，故，原告依上述证据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的规定，由于二被告于2011年7月4日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上诉状中陈述“经对帐，核查，2005年－2006年期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运发货往来金额共计601万元”，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能够确认二被告认可2005年至2006年期间收到程普岩发货51批次，货款为6010000元的事实，同时被告又举示了其向原告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及代付运费267830元的证据，故双方的民事行为已经符合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要件，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关于原告所请求的给付货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既然双方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原告到底给被告发了多少货，哪些货物是原告给被告发的，哪些是被告自己发的（与原告发货同车的货物），价值几何，被告应给付货款是多少，实际给付了多少，是否拖欠，拖欠多少，是本案必须查清的问题。首先，如上所述，二被告认可2005年至2006年期间收到程普岩发货51批次，货款为6010000元的事实，同时被告又举示了其向原告程普岩汇款4950000元及代付运费267830元的证据，原告程普岩也认可，虽然二被告辩称其只收到28批次的货，其应付货款为3031015元，但其自认已付货款4950000元，并称其多付的货款1918985元是原告的不当得利、双方存在着“家庭经营模式”，但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常理相悖。故可以确定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92170元；其次，二被告提交了原告程普岩向其发货51批次的传真件，该51张传真件与程普岩手中的原件一致，51张发货传真件明细中包括赵始君（赵军）部分货物，被告称此系其与赵始君（赵军）形成的买卖关系。经查，51张传真件中确实有11批次中记录有赵始君（赵军）的部分货物，被告认可其中9批次中的标有赵始君（赵军）的货物系其与赵始君（赵军）形成的买卖关系，由其单独与赵始君（赵军）结算，其中第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1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34633元，第7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11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已付款”字样）30067元，第9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23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23974元，第10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3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46389元，第11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12127元，第1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1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有两笔（均标有“鲁”字）共46443元，第16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26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27707元，第18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5月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50423元，第20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5月1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57777元，上述款项共329540元。对此，原告程普岩予以否认，并称二被告系大客户，外购的货物也不多，运费也不高，就没有加价及向被告索要运费，传真件上标注的人名只是作为区分，当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时能确定是谁的货。本院认为，结合被告鲁爱萍陈述的其与原告程普岩有“特殊关系”，同时51份传真件上还标有“国良”、“小扣”、“郭”、“孙四”等人的货物，虽然被告称“国良”、“寇万会”的货物也是被告与国良、寇万会单独结算，但其没有提交证据对此证明，而货物是原告发给被告，被告予以接收并支付货款，故程普岩的上述陈述符合常理。但是，第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3月1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34633元，第10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3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46389元，第11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标有“鲁”字）12127元，第14批次货物清单（2005年4月17日发货）记载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有两笔（均标有“鲁”字）共46443元，合计139592元，这4批次货物中收购赵始君（赵军）的货物中都标有“鲁”字，该字与被告鲁爱萍的姓氏相同，且51批次货物清单均是由程普岩的工作人员填写并经程普岩认可后发给被告的，程普岩认为该字无任何意义不符合常理，且被告又提交了其向赵始君爱人孙丽美汇款的银行凭证，赵始君虽然出庭证实该汇款与程普岩货款无关，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认定上述4笔货物往来是鲁爱萍自己采购的货物，自己支付的货款，应从原告发给被告货物的货款中扣除。综上所述，截止至本案第一次起诉时（2011年1月10日），二被告应给付原告程普岩货款652578元并应支付相应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鲁爱萍、孙诚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程普岩货款652578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1月10日（起诉之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本判决生效前已经履行的部分，按实际履行之日扣除相应的本金及利息；驳回原告程普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16元，由原告程普岩负担12531元，被告鲁爱萍、孙诚凯负担1128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鲁爱萍、孙诚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来    晓    强审判员 陶春萌人民陪审员张桂英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    雯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