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4815号 原告：刘行英，女，197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靳，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男，197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张某，女，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男，197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系夫妻关系。 第三人：赵剑，女，197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勐，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行英与被告赵某、张某，第三人赵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行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靳，被告赵某，被告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第三人赵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行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5月5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出资款20万元；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于2017年5月5日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出资20万元，持有成都幸福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20%股权，出资款转入被告一账户，此《股东合作协议》作为框架协议，还对股东、股东会、利润分配、退股以及公司解散等事宜进行了约定。为了切实履行《股东合作协议》的内容以及按协议内容实现股东权利，各方还口头约定，在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后，各方按出资比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召开股东会重新制定公司的章程、规章制度，明确各股东职责范围、确立教学规划和目标，并移交财务资料，逐步规范公司运作。原告于2017年5月10日按照《股东合作协议》的约定，将20万元出资款转入指定账户，此后，经原告多次催告，二被告一直未按照之前的约定，按出资比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没有召开股东会，重新制定公司章程、规章制度，明确各股东职责范围、确立教学规划和目标，也未提供财务资料供新股东核查，公司一直处于二被告的掌控和运营下，原告的股东身份由始至终没有得到体现，股东权利也从未实现。经原告多次催告，二被告拒不履行自身合同义务，致使原告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之初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利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赵某、张某共同辩称，1、原告所称出资款转入被告一账户，实际应当转入四位股东共同确认的公司账户，且原告未证明其多次催告被告履行约定；2、2017年5月5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在履行，应当按协议相关内容对剩余资产进行处理；3、原告与二被告同为成都幸福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依据《股东合作协议》按出资比例拥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对刘行英的出资没有返还的义务；4、本案诉讼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 第三人赵剑述称，由于二被告未按协议履行相关义务，第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另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协议并返还出资款。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5日，赵某（股东一，下同）与刘行英（股东二，下同）、赵剑（股东三，下同）、张某（股东四，下同）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公司名称为成都幸福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一现金出资51万元（包括各股东确认已发生的成本费用44.57万元作为出资额）、股权比例为51%，股东二现金出资20万元、股权比例为20%，股东三现金出资20万元、股权比例为20%，股东四现金出资9万元、股权比例为9%，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5月10日前；在公司账户开立前各股东将现金出资额汇入以下账户（各股东共同确认股东一应补交的现金出资额6.43万元也汇入此账户）：账户名称为赵某、开户行为成都银行金牛支行、账号为62×××58；各股东如果没有按期注入或汇入资金，又没有取得其他各股东的同意，视作放弃该部分资金所占股权，股权将按各股东投入资本或实际投入资本重新按资本比例分配股权，或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及章程规定分配形式享受公司分红；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合作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1、合作期届满（本协议合作期限为四年，自2017年5月5日起至2021年5月5日止）；2、全体合作股东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关系；3、合作事业不能完成；4、合作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终止；5、法院、仲裁委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或裁定解散公司。同日，张某向赵剑移交了幸福树公司的银行卡、USBKEY以及网上支付密码等信息，并由赵剑承担幸福树公司出纳工作。2017年5月8日，刘行英向上述指定账户转入20万元出资款。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按照赵某、张某、刘行英、赵剑四人的协商，幸福树公司通过赵某上述个人银行账户分别向刘行英、赵剑发放了8次股东工资，每人每月1,500元。 另查明，幸福树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赵某、赵占成。诉讼中，本院通知赵占成到庭，赵占成陈述其原在幸福树公司占股10%，在赵某与刘行英、赵剑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前，赵占成已将所持幸福树公司10%股份中的9%转让给张某、1%转让给赵某，转让之后，赵某所持幸福树公司股份为91%，张某所持幸福树公司股份为9%。 诉讼中，赵某确认案涉协议约定的刘行英所有20%股权比例及赵剑所有20%股权比例均从赵某所持91%股权中转出。另，经本院询问，刘行英明确本案主张的法律关系实际为股权转让关系。 再查明，刘行英、赵剑曾于2018年10月以幸福树公司、赵某、张某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刘行英、赵剑在幸福树公司的股东身份，在该案的审理中，幸福树公司明确确认了刘行英、赵剑的股东身份。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股东合作协议》、《银行账户资料交接表》、企业公示信息、转账凭证、银行流水、赵占成的陈述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案涉《股东合作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约全面适当履行约定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刘行英、赵剑与赵某、张某基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2、刘行英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主张解除《股东合作协议》，赵某、张某返还20万元应否得到支持？对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刘行英、赵剑与赵某、张某基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刘行英、赵剑与赵某、张某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之前，幸福树公司已经注册成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赵某、赵占成。诉讼中，赵占成已到庭确认其将名下10%的股权转让给赵某、张某的事实。公司股东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公司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但是否登记或者是否办理变更登记只是起到能否对抗第三人的作用，并非判定是否是实际股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赵占成将其在幸福树公司10%股份转让给赵某、张某后，赵某、张某就已经成为幸福树公司的股东，其有权对其名下股权作出处分。故虽然幸福树公司登记的股东仍然为赵某、赵占成二人，但赵某、张某有权与刘行英、赵剑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将其名下的相应股权份额转让给刘行英、赵剑。双方就其各自在幸福树公司的股东权益等事项达成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赵占成的合法利益，各方之间基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所形成的应当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 二、关于刘行英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主张解除《股东合作协议》，赵某、张某返还20万元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刘行英与赵某、张某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是成为幸福树公司的股东，故判定刘行英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依据应当是审查刘行英是否能够成为幸福树公司股东；其二，如前所述，工商登记只是判定股东身份的要素之一，并非必要条件，经工商登记的股东可能是公司股东，也可能只是显名股东，是否进行工商登记或者是否变更工商登记只能作为能否对抗第三人的标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股东合作协议》签订后，张某向赵剑移交了幸福树公司的银行卡、USBKEY以及网上支付密码等信息，由赵剑担任公司出纳工作，幸福树公司亦在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向刘行英、赵剑发放了8次股东工资，刘行英实际行使了部分股东权利；其三，刘行英、赵剑在2018年10月以幸福树公司、赵某、张某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即为要求确认其二人在幸福树公司的股东身份，而在该案的审理中，幸福树公司明确确认了刘行英、赵剑的股东身份。综上，刘行英已经实际成为了幸福树公司的股东，对其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主张解除《股东合作协议》，赵某、张某返还2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行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150元，由刘行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雅丽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