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1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艳军，男，198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思华，广西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沁作，广西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03年8月19日出生，壮族，学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2011年10月24日出生，壮族，学生，住址同上。 上述二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刘某3，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刘某1、刘某2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覃堂，男，1949年6月2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玉珍，女，1950年3月5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韦巧密，女，1983年5月2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上诉人唐艳军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2019）桂128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艳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对于廖象荣的死亡，唐艳军不存在任何过错，亦无法通过合理的注意预见到该事件的发生。本案唐艳军并没有骗取廖象荣的感情，更没有与其相约自杀，廖象荣在明知唐艳军有家庭，且不愿离婚的情况下，还不断施加压力，扰乱唐艳军、韦巧密的正常生活。二、唐艳军发现并怀疑廖象荣服药后，马上借钱并及时送医抢救，还垫付了1000元押金和2000元医疗费，说明唐艳军已经履行了救助义务。三、本案证据可以证实，廖象荣之前曾多次想轻生，唐艳军也多次予以劝阻。虽然二人有不正当关系，但与廖象荣自杀是两码事。 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韦巧密同意上诉人唐艳军的上诉请求。 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艳军、韦巧密共同连带赔偿经济损失392365.68元，其中：⑴死亡赔偿金226500元（11325元×20年）；⑵丧葬费27492元；⑶被扶养人生活费106638.10元（刘某114155.50元、刘某251903.50元、廖玉珍20761.40元、胡覃堂19817.70元）；⑷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⑸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1735.58元（41654元÷360天×3人×5天）；二、本案诉讼费由唐艳军、韦巧密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某1、刘某2系死者廖象荣的两个儿子，原告胡覃堂、廖玉珍系廖象荣的父母。胡覃堂、廖玉珍共生育包括廖象荣在内的五个子女。被告唐艳军与被告韦巧密系夫妻关系。2017年年底，廖象荣与唐艳军认识并互相添加微信进行聊天，当时双方均为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2018年5月，廖象荣与唐艳军发展为不正当情人关系。2018年7月16日，廖象荣与丈夫刘某3离婚。2018年8月开始，唐艳军、廖象荣在微信里讨论唐艳军与韦巧密离婚的问题。之后，廖象荣添加韦巧密的微信，数次将自己与唐艳军的亲密照片发给韦巧密并说韦巧密“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等话语，双方在微信里互相谩骂。2018年9月30日，唐艳军在微信上叫廖象荣不要再找他了，廖象荣回复称：“不找了，放心，你也不会再见到我了”。当天，廖象荣在唐艳军、韦巧密居住的板塘屯里张贴印有韦巧密照片及“韦巧密今生来世做鬼也不放过你”字样的纸张。2018年10月1日凌晨3时许，廖象荣在微信上发信息给唐艳军，信息内容为：“我先走了”、“下辈子有缘还能相见，我选择不认识你”，唐艳军没有回复。凌晨4时，廖象荣向唐艳军发起视频聊天请求，唐艳军没有接受。之后，廖象荣驾驶小汽车来到唐艳军与他人合伙开办的位于的茧站大门前，先是大喊韦巧密的名字，后在小汽车旁喝下自己带来的印有“比利时敌草快”字样的农药。唐艳军在楼上房间听到喊声后从窗口看，看到廖象荣正拿着一小瓶东西在喝，之后慢慢躺在地上。唐艳军急忙跑下楼来到廖象荣身边，看到廖象荣拿的农药瓶后怀疑她已经服食农药，便和韦巧密用小汽车将廖象荣送到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并缴纳了入院押金1000元。当天，唐艳军通知廖象荣的姐姐廖象梅到医院，并给付了医疗费2000元。2018年10月2日17时30分，廖象荣因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另查明，廖象荣出生于1982年10月7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有二，第一，唐艳军、韦巧密是否应当互为连带责任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第二，损失数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唐艳军系有妇之夫却与廖象荣发生婚外情，廖象荣明知唐艳军与韦巧密是合法夫妻，却与其保持情人关系，二人的行为均违背我国传统道德观念，违背社会公德，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故唐艳军和廖象荣均存在过错。廖象荣与唐艳军之间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是导致本案悲剧发生的起因，廖象荣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唐艳军已婚而与之保持不正当关系，在唐艳军对其的态度转变为冷淡时，不仅没有悬崖勒马，而是继续纠缠，进而草率结束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刘某1等称唐艳军与廖象荣有“相约自杀”行为，造成廖象荣最后自杀身亡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就目前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该主张。为体现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过错者的惩戒，综合全案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唐艳军对廖象荣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刘某1等称韦巧密上门谩骂、殴打廖象荣，造成廖象荣婆媳对立、夫离子散、无家可归，迫使廖象荣不得不自杀身亡，对其死亡存在过错，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而现查明的事实是廖象荣多次通过微信对韦巧密进行侮辱，并到韦巧密居住的村屯张贴传单，对韦巧密的身心造成一定损害。因刘某1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韦巧密的行为对廖象荣构成侵权、与廖象荣的死亡后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四人要求韦巧密与唐艳军互为连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损失数额的确定。廖象荣生活在农村，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即226500元（11325元×20年）；刘某1等四人请求赔偿丧葬费27492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国林等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每年9437元的标准计算正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前三年的四名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总额累计均超过9437元，故前三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总数应为28311元（9437元×3年），其余年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9833.80元，其中：刘某237748元（9437元×8年÷2人）、胡覃堂15099.20元（9437元×8年÷5人）、廖玉珍16986.60元（9437元×9年÷5人）；刘某1等请求赔偿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损失1735.58元过高，支持赔偿1027.08元（41654元÷365天×3人×3天）；刘某1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廖象荣的死亡系自杀，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济损失合计为353163.88元，唐艳军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35316.39元，扣除之前支付的3000元，还应赔偿32316.3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艳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经济损失32316.39元。二、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80元，减半收取3590元，由原告刘某1、刘某2、胡覃堂、廖玉珍负担3294元，被告唐艳军负担296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唐艳军在本案是否有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唐艳军与廖象荣保持不正当关系后，廖象荣与其丈夫离婚，在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唐艳军也曾向廖象荣表示要与妻子离婚，但最终唐艳军没有离婚，而是与廖象荣分手，继而导致廖象荣多次纠缠并自杀。从前述事实分析，本案虽然不是相约自杀，但唐艳军前期表示离婚的行为，应是导致廖象荣自杀的原因之一，即唐艳军对于廖象荣的死亡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判决唐艳军承担10%的赔偿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维持。唐艳军认为自己对本案发生没有过错，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艳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8元，由上诉人唐艳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 贺 审判员 张桂生 审判员 邵 彬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梁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