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冀02民终55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秀荣，女，1957年6月24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鹏，男，1971年8月17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忠，男，1953年10月25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生，男，1958年4月24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唐山市。上诉人司秀荣因与被上诉人徐鹏、陈建忠、李春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冀0202民初286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司秀荣的起诉。司秀荣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冀02民终1098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审理。河北省路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冀0202民初663号民事裁定，裁定再次驳回司秀荣的起诉。司秀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司秀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徐鹏、陈建忠、李春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继续审理本案的情况下，没有进行任何审理活动，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不予理睬，对于被上诉人陈建忠提交的系列证据未经庭审质证，再次以本案涉嫌犯罪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曾经以“相关人员涉嫌非法经营、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本院受理多起类似的借贷案件”三个理由，认为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并作出(2018)冀0202民初2866号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但相关人员涉嫌非法经营、伪造公章是否与本案有关、是否影响到本案借贷协议的效力，未予认定。法院受理多起类似案件，是其他案件涉嫌犯罪还是所有与唐山市众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诚投资公司）有关的借贷案件全部涉嫌犯罪，尤其是本案是否涉嫌犯罪，这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是要明确加以区分的，不能以“本院受理多起类似的借贷案件”就想当然地认为本案涉嫌犯罪并错误地移送。上诉人提起上诉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9)冀02民终1098号民事裁定书，二审裁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本案的审理不应以相关人员存在犯罪嫌疑为前提或依据，故一审法院驳回司秀荣的起诉不妥”，故裁定撤销了路南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指令该院继续审理本案。2、二审裁定下发后，陈建忠提交了系列新证据，主张相关人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嫌私刻公司印章、非法经营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经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综合各方意见后，决定是否采纳，未经开庭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其判决或裁定的依据。据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意见，强烈要求人民法院重新组织开庭，给予上诉人就《答辩意见》发表反驳意见的权利和机会，给予上诉人就陈建忠新的证据材料充分发表质证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但对于上诉人的请求，一审法院未予理睬。3、二审裁定下发后，上诉人的代理人就与众诚投资公司有关的刑事案件的进展情况，向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进行了咨询。得知的情况是陈建忠曾经举报被上诉人徐鹏涉嫌合同诈骗，但路南分局经过侦查后，出具了结论，该案不构成合同诈骗，而且该结论已经送达给了举报人陈建忠。随后，路南分局又受理了众诚投资公司股东涉嫌职务侵占的案件，目前该案正在侦查过程中。上诉人认为众诚投资公司股东涉嫌职务侵占与本案借贷协议无关。除此之外，目前没有其他的刑事案件的举报。也就是说陈建忠举报的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私刻印章等，目前路南分局没有接到任何举报及线索。就相关案件的侦查情况，公安机关不向律师出具，必须法院持调查手续与公安机关联系。随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了书面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向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调取陈建忠等举报合同诈骗的侦查案卷材料：向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了解陈建忠等举报徐鹏职务侵占案是否与申请人的借款案有关联”。应该说这些材料对于确定本案是否应该继续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有重要作用。但对于上诉人的调取证据申请，一审法院未予理睬。4、在本案的庭审笔录中，徐鹏当庭陈述说“公司注销后我们公司继续经营了这么多年，向别人也借过款，也有没还的，这全部在公司的账上全部有，而且支付的利息都非常清楚地记录在会计账目上，公司对每位员工和股东都在发放工资，而且我们的会计报表和支付利息报表是通过QQ送给各位股东的截止到2018年3月31日，所以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行为，都是在董事会决议之下发生的各项业务”。根据其陈述，众诚投资公司的财务账目能够反映上诉人向该公司出借款项相关的协议、收据、支付利息的数额、支付利息的账户、支付利息的截止时间等案件关键事实，能够反映公司注销后仍用留存公章继续经营的关键事实。也就是说陈建忠、李春生主张其不知晓公司注销后继续经营的情况、公司注销后启用的印章是徐鹏私自刻制是根本不成立的，本案也就涉及不到公章鉴定、涉及不到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了。该部分财务账目，三被上诉人曾应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交给了法院，但一审法院没有经过庭审质证，只是从程序上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并将相关账务账册返还给了被上诉人一方。基于上述原因，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向徐鹏、陈建忠、李春生调取唐山市众诚投资有限公司自2010年成立至2018年3月31日的财务账目，向原唐山市众诚投资有限公司会计薛艳春调取其通过QQ向徐鹏、陈建忠和李春生发送会计报表和支付利息报表的QQ记录”。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能够证实案件关键事实的调取证据申请，一审法院仍然未予理睬。综合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无视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继续审理本案的裁定，无视民事诉讼法对于新证据应该开庭质证的规定，无视上诉人提出的能够证实本案关键事实的调取证据申请，再次以同样的三个理由驳回起诉，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的裁定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明显错误，应依法撤销。本案应进行实体审理，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裁定书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并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该认定在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判断本案是否涉嫌经济犯罪、是否应该移送的相关规定。要想判断本案的借款协议的效力、判断是应该进行实体审理还是应该移送的问题上，主要涉及以下规定（见本上诉状后面所附的法律规定）：1、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第十一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二）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法院如果要将本案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其前提是本案的借贷关系本身涉嫌经济犯罪，审查的是上诉人与众诚投资公司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众诚投资公司或者其股东有职务侵占或非法经营或私刻印章的犯罪嫌疑，即使众诚投资公司存在向社会不特定人集资的犯罪嫌疑，只要本案中的借贷关系不属于向不特定人集资的范畴、只要本案的借贷关系不涉嫌犯罪、只要本案中的合同合法有效，就应该进行实体审理，而不是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这是一个必须要厘清的法律前提。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书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错误理解了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的大前提。2、如果没有证据证实本案有犯罪嫌疑，或与本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案，将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也就是说，如果上诉人与众诚投资公司的借贷关系本身不涉嫌犯罪，本案就不应该移送。如果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与本案借贷关系本身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个借贷事实的涉嫌犯罪线索和材料，例如股东职务侵占、在本借贷关系之外众诚公司还向不特定社会人员融资、存在私刻印章或者非法经营的嫌疑等线索、材料的，线索、材料可以移送侦查。3、即使将来公安机关侦查到了众诚投资公司或者徐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也不意味着本案就必然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范围。人民法院应该在严格审查本案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区分。不能因为受理多起类似案件、后续还有其他起诉众诚投资公司的案件就将本案的借贷关系想当然地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围，将人民法院的审查、判断、裁判职能放弃，将对本案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查交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本身就错误理解了上述规定，也是严重的不作为。从理论上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与单个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等价，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行为极有可能呈现为一种正当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贷款人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款项。借款人自愿借款，双方自主决定交易对象与内容，既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至于借款方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法院判决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纠纷。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问题。判定一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应从民事法律的角度去考虑，从有效合同的要件来分析判断，而不是不加区分，将所有的借贷关系简单地打包处理，一律以涉嫌非法集资为由予以移送。（三）本案借贷关系不存在任何经济犯罪嫌疑，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应进行实体审理，一审法院驳回起诉错误。就本案情况，结合上述规定及结论进行分析如下：1、向社会不特定人集资，出借人是“只认钱，不认人”；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出借人往往与借款一方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基础，是“先认人，再认钱”，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涉及到本案，上诉人作为自然人，是基于丈夫杨兴振与徐鹏（含其父与妻子）是多年的朋友、基于对众诚投资公司的信任，将自己有合法来源的款项出借给众诚投资有限公司。就上诉人与众诚投资公司的借款协议来说，不是基于该公司的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的融资宣传才出借款项，更不存在上诉人明知众诚投资公司向不特定人融资还积极参与的事实。本案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这也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本案继续审理的原因。2、结合上诉人与众诚投资公司借款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结合本案庭审笔录，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借贷关系全部发生于众诚投资公司注销前的2011年，对于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三被上诉人都是予以认可的。从本案中借款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可以看出，本案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合法权益。约定的利率标准也没有超过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标准，没有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符合合同法及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可见，本案中的借贷关系，并无任何违法情节，更谈不上有经济犯罪的嫌疑。3、通过上诉人代理人的了解，目前公安机关没有受理任何关于众诚投资公司或其股东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私刻印章的举报，只是陈建忠举报过被上诉人徐鹏涉嫌合同诈骗，经过侦查，公安机关认为此案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合同诈骗。至于众诚投资公司股东是否涉嫌职务侵占，这是股东之间的纠纷，与本借贷案件的审理无关。4、即使众诚投资公司（或股东）将来被认定为涉嫌非法集资，只要本案没有犯罪嫌疑、本案借贷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不属于非法集资的范围，法院就应该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而不是以此为由，将本案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比较一审法院两次驳回起诉的理由，其实内容是完全相同的，是基于三个理由：第一个是众诚投资公司注销后仍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涉嫌非法经营，第二个是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第三个是众诚投资公司（或股东）涉嫌非法集资。只不过第二次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对众诚投资公司（或股东）涉嫌非法集资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将原来“本院受理多起类似的借贷案件”细化为“本院已受理多起向唐山市众诚投资有限公司出借资金后引发的借贷纠纷，被告称出借人均系公司人员亲友，但未能举证证实，无法排除其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涉嫌非法集资的可能”。从第二次驳回起诉的裁定书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众诚投资公司（或股东）有非法集资嫌疑的理由是该公司的股东未能举证证实其借款范围仅限于公司人员亲友。该裁定书的认定有以下两个明显的错误：(1)认真看一下本案的庭审笔录，法院总结的案件争议焦点包括“1、案所涉债权是否已经偿还；2、本案所诉债权如未清偿是否因众诚公司的清算已经消灭；3、原告所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三被告是否应对众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公司注销后的借款协议的真伪”。也就是说，众诚投资公司的借款范围是否限于公司人员亲友，一审法院并未审理，不应要求众诚投资公司的股东举证证实。法院根本没有审理、没有要求众诚投资公司提交涉及该问题的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得出该公司股东没有举证证实的结论。(2)更重要的是，一审法院想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关键是本案有犯罪嫌疑。但本案是否涉嫌非法集资、本案的借贷协议是否合法，一审法院根本未予以审查，也没有论证，只是简单地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涉及众诚投资公司的借款协议进行了打包处理，直接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这种做法，在法律适用上是明显错误的。5、即使相关人员在众诚投资公司注销后存在涉嫌非法经营、伪造公司印章的刑事犯罪的可能，和本案所涉及的事实也并非同一法律事实，无论一审裁定书提及的犯罪嫌疑最终能否被认定，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不构成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该民间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在合同签订及上诉人给付出借款项当时已经正式成立并开始履行，此后发生的任何事项都不可能溯及既往，导致这一法律关系失效。一审裁定错误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上诉人与众诚投资公司签订的3份协议，全部签订于众诚投资公司违法注销前的2011年，在庭审中对方对于公司注销前签订的借款协议均没有异议。2015年4月众诚公司注销，作为众诚投资公司股东的三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将公司资产1900万元违法分配后欺骗公司登记机关违法注销了公司。上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依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的约定，对原3份借款协议续签，顺理成章无可厚非，因此，无论众诚公司注销后，相关人员是否存在非法经营及伪造公司印章行为，都与公司注销前合法成立的3份借款协议没有任何关系，都不可能影响这3份借款协议的合法有效，本案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清楚明确，不存在任何模糊和含混，一审裁定置最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常识于不顾，以借款协议签订并履行后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倒推，株连几年前发生的事件，逻辑混乱，裁定错误，二审人民法院应在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纠正。三、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裁定，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指令路南区人民法院之外的基层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以保证本案公平公正的处理。1、本案涉及的资金是上诉人夫妻二人辛苦劳动所得。三被上诉人作为众诚投资公司的股东，为逃避债务，违法进行清算，不依法书面通知上诉人，不依法在省级报纸上刊登相关公告，而是欺骗公司登记机关，隐瞒对上诉人的债务，分配了高达1900万元的公司资产后，违法注销了公司，导致上诉人出借的款项得不到偿还，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物质损害。2、在本案进入诉讼程序后，陈建忠又百般抵赖，不承认公司注销后继续经营的事实，不承认公司偿还借款利息到2018年3月31日的事实，先是举报徐鹏涉嫌合同诈骗，又向法院主张本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嫌私刻印章，意图用股东之间的纠纷拖延诉讼、用与本案无关的所谓刑事举报将本属于正常民间借贷的案件指向刑事诉讼程序，利用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把本案硬推到公安机关，将上诉人逼入“刑侦等待”的陷阱，使其丧失民诉维权的机会，最终达到赖账、解套、非法占有上诉人夫妇2000万出借款的目的。这些所谓的答辩，全是凭空捏造、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不经法庭质证、一审法院不能认可与采纳。基于上述原因，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将本来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本案，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先后两次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起诉，说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已经走入了误区，其裁判结果也失去了公正性。如果二审再次决定指令继续审理，本案也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一审法院的面子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审法院无视二审法院指令继续审理的裁定，两次都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说明其自身已经不具备自行纠正错误的能力和认知水平。再指令路南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只能是让本案陷入恶性循环中，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本不可能得到保障。所以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裁定，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指令路南区人民法院之外的基层法院审理本案，以保证本案公平公正地得到处理。司秀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徐鹏、陈建忠、李春生归还借款本金160万元；2、依法判令徐鹏、陈建忠、李春生给付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利息345600元；3、依法判令徐鹏、陈建忠、李春生给付2018年10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按160万元本金，月息2%计算；4、依法判令徐鹏、陈建忠、李春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由徐鹏、陈建忠、李春生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院已受理多起向众诚投资公司出借资金后引发的借贷纠纷，徐鹏、陈建忠、李春生称出借人均系公司人员亲友，但未能举证证实，无法排除其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涉嫌非法集资的可能。另查，众诚投资公司于2015年4月注销登记，该公司注销后，相关人员仍以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协议、偿还利息，从事经营活动；相关人员陈述公司有两枚印章，在公司注销后仍在经营活动中予以使用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故相关人员行为有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故司秀荣的起诉不符法定条件。裁定：驳回原告司秀荣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2310元，退回原告司秀荣。本院经审查查明，众诚投资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被申请注销，且公司注销过程中组成了由股东徐鹏、李春生、陈建忠组成的清算组，根据清算报告的记载，众城投资公司的债务仅为82万元，资产总额为19826219.87元，除去清算费用及债务，公司股东按比例分配了剩余的财产19005919.87元。而报告中涉及的债务，是否与本案有关，缺乏相关证据证明。众城投资公司于2015年4月被注销，根据工商机关的登记情况，该公司的印章亦被收缴。而本案所涉3份《借款协议》，及多份《借款协议-续签》自2011年最早签订至2016年一直进行续签，并均加盖有众城投资公司的印章。针对上述《借款协议》，司秀荣均提供了银行转款凭证、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另，根据司秀荣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杨兴振曾于2018年1月2日8时52分向徐鹏转款1000万元，同日8时57分转回。于2018年2月8日8时30分转款1000万元，同日8时33分转回。本院认为，上诉人司秀荣自2011年开始与众城投资公司签订3份《借款协议》后，按约支付了相关借款。而后续签订的合同均为上述《借款协议》的延续，虽然部分合同签订于众城投资公司注销之后，且该公司曾与多人签订有借款合同，但是否构成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本案的审理不应以相关人员存在犯罪嫌疑为前提或依据，故一审法院驳回司秀荣的起诉不妥。如果司秀荣认为徐鹏等的行为涉嫌犯罪，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涉案借款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2民初66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蒙蒙审判员 李木子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