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万华路193号云南夏之春装饰广场商务楼2楼1号。法定代表人：何元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楷，云南和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哨居民小组。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哨居民小组81号。负责人：杨明全，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哨居民小组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10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2012年12月4日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余志邦私自与被上诉人签订终止协议，解除双方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由于当时上诉人的公章由原法定代表人余志邦管理，对外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也均由其负责，故上诉人的其他股东及现法定代表人完全不知晓在2012年12月4日双方已签署了终止协议，直至上诉人不能实际进入被上诉人处经营、管理公益性公墓时，上诉人的其他股东及现法定代表人才怀疑原法定代表人余志邦将各股东的投资款据为己有，没有将联营费用向被上诉人交纳，涉嫌职务侵占。上诉人股东多次找余志邦解决此事，余志邦一直回避不出现，因此，在2012年、2014年上诉人的股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2014年9月24日受理了该案，因余志邦在2015年12月13日去世，该案至今仍没有处理结果。在2016年12月2日，上诉人的现法定代表人到公安机关了解报案进展情况及调取报案材料过程中，才发现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有被上诉人已实际收取了上诉人166万元联营费用的情况说明及相应转账凭证、收款收据、联合经营协议、终止协议等材料，此时上诉人才知晓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余志邦重新注册一家公司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了联合经营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联合经营协议已被原法定代表人余志邦在2012年12月4日私自与被上诉人终止，因此，上诉人于2017年向一审法院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在2016年12月2日才知晓权利被侵害及相应的义务人，在此之前，上诉人从未放弃过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哨居民小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收的联营土地租金1660000元及联营公墓维护费150500元，总计18105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自2012年12月4日起算至本债务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联合经营协议》，约定就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小哨居民小组祭天山公益性公墓项目，由被告提供集体土地联营完成项目审批手续，原告负责对项目投资、经营、管理并定期向被告交付联营费用；联营年限为70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82年12月31日；联营费用从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年交付166万元，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每年交付182.6万元；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2年8月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30万元；2012年9月1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50万元；2012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30万元；2012年12月4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56万元。被告向原告开具了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上述款项共计166万元。2012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终止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合同权利义务双方均不再履行。现原告认为，《联合经营协议》已经解除，故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各项费用。另查明，原告原法定代表人为余志邦，于2015年12月13日死亡，上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终止协议》系余志邦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期间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系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2012年7月19日签订《联合经营协议》，2012年12月4日签订《中止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则自2012年12月4日起，原告应当知道自己向被告交付的款项并未退还，即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当自2012年12月4日起计算两年，到2017年9月12日原告提起诉讼时，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95元，由原告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律师调查专用证明，欲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后，上诉人的各股东要求法定代表人公示公司账目，原法定代表人拒绝，各股东怀疑原法定代表人将资金据为己有，涉嫌职务侵占，随后两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上诉人在2016年12月2日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及复印相关案件材料时，才知晓所复印的材料中有土地租金已上交至被上诉人处，联合经营协议在2012年12月4日已被终止以及承担退还租金的义务人为被上诉人。经组织质证，被上诉人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哨居民小组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形式，不予质证也不核对证据原件。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经本院当庭核对，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本院在卷佐证并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在下文一并评述，此不赘述。被上诉人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花渔沟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哨居民小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对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的意见，双方均表示无异议。对于一审法院审理确认且双方均无异议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联营费用共计166万元并由被上诉人开具了收据，双方于2012年12月4日签订《中止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合同双方不再履行，故上诉人应于2012年12月4日起就知晓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解除，若上诉人认为其已支付的联营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返还，其应在当时就知晓权利受到侵害并起算诉请返还联营费用的诉讼时效，在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余志邦亦在中止协议上签字的情况下，上诉人关于其股东内部存在纠纷以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直至2016年12月2日才知晓前述事宜，诉讼时效应从该时起算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上诉人于2017年9月12日提起诉讼时，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联营费用166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为被上诉人垫付的联营公墓维护费150500元，根据双方联合经营协议的约定，系由上诉人进行项目开发经营，包括道路的维修均由上诉人负担，上诉人提交的收条显示系其支付公墓公路进口道路前区石方、填土和挖运费的施工费用，其中并无被上诉人方人员关于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该款项的签字或盖章，故上诉人主张该施工费用系其为被上诉人垫付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上诉人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95元，由上诉人昆明宝来福园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佳审判员 彭 韬审判员 钱晓燕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本福书记员黄琰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