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35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本芳，女，196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法定代表人：贺新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陈本芳因与被上诉人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本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调解协议书》无效，判令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赔偿上诉人损失3350元并继续为上诉人送医治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在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的欺骗下达成的，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调解员田维波系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的法律顾问，其本应回避本次调解却未回避，故本案中的《调解协议书》无效，一审确认该《调解协议书》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且一审并未提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与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串通的事实；2.一审并未对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光盘、视频光盘、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宣传资料、照片2张、行政复议申请书等证据进行质证，一审庭审失去公正性，故一审判决程序违法；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予维持。陈本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2.判令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继续为陈本芳治疗；3.陈本芳垫付的治疗费44.41元、损失费2600元，由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5日，陈本芳经过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承建的遵义市汇川区武汉路项目施工路段时，不慎掉入井盖内受伤，后陈本芳随即到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病历记录载明：“现病史：1+小时前踩滑落入井盖处致摔伤，伤后感双下肢疼痛，可站立行走。诊断：1.双下肢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2.双膝关节退变。治疗：对症处理。病人去向：壹周后返院复查X片。”2017年12月2日，陈本芳到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病历记录载明：“主诉：摔倒后腰痛7天，卧位时疼痛减轻，疼痛向下肢放射，有糖尿病、冠心病四年。辅助检查结果：MRT。初步诊断：1.腰肌劳损；2.糖尿病；3.冠心病。诊疗意见：1.建议上级医院复查；2.随诊。”2017年12月4日，陈本芳再次到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一门诊就诊，病历记录载明：“现病史：9天前摔伤致腰部、双下肢疼痛。诊断：双膝软组织损伤。治疗：如意珍宝丸0.5g*20#每天两次，每次2g，甲钴胺胶囊0.5mg*50#每天三次，每次1mg。病人去向：门诊随诊。”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下设的武汉路项目部垫付了就医产生的费用。由于陈本芳与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就损害赔偿事宜未能协商一致，遵义市汇川区高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桥镇调委会”）于2017年12月1日向陈本芳送达《人民调解告知书》，欲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该告知书载明：“调解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上午10时，，地点为高桥办调委会办公室调解人为田维波、简华松、苏永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规定，现将人民调解的性质、法律效果和调解原则，以及在调解中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调解员回避条件、司法确认制度告知如下：一、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二、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三、人民调解遵循以下原则，（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二）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三）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四）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四、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一）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三）要求调解公开或者不公开进行；（四）自助表达意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五、在人民调解活动中，当事人履行下列义务，（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二）遵守调解现场秩序，尊重人民调解员；（三）尊重对方当事人行使权利。六、人民调解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纠纷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申请，有权要求调解员回避，（一）与纠纷当事人的近亲属关系；（二）与本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三）与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调解的；（四）有其他正当理由的……”陈本芳在该《人民调解告知书》末尾“当事人”处签字。2017年12月7日，在高桥镇调委会主持下，陈本芳与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下设的遵义武汉路项目部委托代理人令狐世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由武汉路项目部施工方除之前支付的医疗费用以外，另外支付4000元人民币一次性了结该纠纷，该费用包含受伤后所有费用，双方不得再因此事产生纠纷。二、本协议一式三份，各方当事人一份，一份留档备查。以上调解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协议合法有效，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捺印后立即生效。”陈本芳、令狐世维在该《调解协议书》末尾“当事人”处签字并捺印，田维波、宋治昌在该协议“调解员”处签字。同日，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下设的武汉路项目部向陈本芳依约支付了前述经济补偿金4000元，陈本芳出具了相应《收条》。后陈本芳以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高桥镇调委会、医院等相互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陈本芳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一、照片26张，拟证明陈本芳掉入的井盖内系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承建的工程施工路段，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未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且陈本芳称发现调解协议中的4000元，远远不足以支付其受伤的治疗费用；二、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病历记录、疾病证明书、检查报告单若干，其中2017年12月22日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MR检查报告单影像诊断为：1.右股骨踝间凹外侧壁及外侧踝后缘局部骨软骨损伤骨髓水肿；2.右前后交叉韧带（Ⅰ-Ⅱ级损伤）。2017年12月25日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记录诊断为：1.右膝软组织损伤；2.右股骨后缘骨软骨损伤；3.右前后交叉韧带1-2级损伤。2017年12月30日，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记录诊断为：1.右股骨踝间软骨及骨髓损伤；2.右前后交叉韧带损伤。2018年1月10日，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记录诊断为：右膝前后交叉韧带损伤。2018年4月24日，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载明：患者（陈本芳）于2018年4月16日入院，2018年4月24日出院，其间在我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右膝关节陈旧性损伤；2.Ⅱ型糖尿病。陈本芳拟证明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检查时故意隐瞒陈本芳重大伤情，在检查报告单中没有为其写明影像表现，作出了不真实的诊断结论，因此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与高桥镇调委会以及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串通，要求其签订《调解协议书》；三、来访群众候访表、申诉申请、举报信、陈述材料，拟证明陈本芳受伤后，发现《调解协议书》无效系医院、高桥镇调委会以及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串通，故向国务院大督查等部门反映的经过；四、录音光盘、视频光盘、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宣传资料、照片2张、行政复议申请书、陈述词，拟证明：1.调解员田维波系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法律顾问，积极组织陈本芳与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调解，陈本芳在万般无奈且不知病情的情况下签署了《调解协议书》；2.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拒绝为其受伤部位进行治疗，拒绝对其进行伤残等级鉴定，陈本芳曾多次向不同部门的不同人员反映其诉求，均未得到解决。故医院、高桥镇调委会以及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串通。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对上述第一组证据的拍摄时间及人员有异议，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认为2018年4月的检查项目与其摔伤无关，陈本芳摔伤当天的检查报告单显示其并无重大伤情，仅仅是皮外伤；对第三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陈本芳认为医院、高桥镇调委会以及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串通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录音中田维波已经明确告知陈本芳其不是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的法律顾问，其余录音的通话者不明，不符合证据的有效要件，且其主要内容是陈本芳反映情况、看病与医院人员扯皮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照片及行政复议申请书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以上证据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陈本芳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加以判断。另外，本案双方争议的《调解协议书》在性质上属和解合同，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本案亦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加以评价。陈本芳要求确认其与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陈本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调解协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陈本芳提供的照片26张仅能体现事发路段的现状，与其主张的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与其他相关单位、组织、个人是否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没有关联；陈本芳提供的相关病历材料仅反映陈本芳存在不同部位的伤情，不能证明该伤情与之前调解时所涉及的伤情之间存在关联，也显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检查时故意隐瞒其重大伤情，且该观点明显与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是否恶意串通没有关联；陈本芳提供的来访群众候访表、申诉申请、举报信、陈述材料、录音、视频、照片2张、行政复印申请书、陈述词等证据仅仅能够反映其向不同的部门表达诉求，同样无法据此认定陈本芳主张的“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陈本芳主张主持调解的田维波系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方的法律顾问，更是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实际上，法律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是指行为人恶意串通一致而达成的合意行为无效，陈本芳的主张实际上是认为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与其他主体串通起来欺骗陈本芳，导致其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其实际上是主张受到了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方的欺诈。但不论是恶意串通还是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陈本芳提供的证据明显证明力不足，恶意串通或欺诈存在的可能性连高度盖然性都尚且达不到，显然更达不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不能达到陈本芳证明目的。这些证据同样也不能证明本案存在以上法律规定的其他导致该《调解协议书》无效的情形，对陈本芳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有双方签字并捺印确认、人民调解员签字并加盖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该《调解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已履行了全部义务，双方明确约定了“该费用包含受伤后所有费用，双方不得再因此事产生纠纷”，在此情况下，陈本芳仍要求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为其解决就医问题并要求继续赔偿其他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陈本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已减半收取），由陈本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2017年11月25日，陈本芳摔伤送医后，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先行通过DR技术（直接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排除其骨折可能，诊断为双下肢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和双膝关节退变，并向陈本芳出具《病历记录》告知其“壹周后返院复查X片。”从陈本芳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看，其在2017年12月22日方才返回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通过MR技术（核磁共振）检查出韧带损伤问题。2018年1月10日，陈本芳到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其韧带损伤进行复诊，院方建议“住院行治疗，患者要求暂缓手术。”院方遂建议其门诊随诊。2018年4月16日，陈本芳再到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4月24日出院，针对膝伤的最终诊断结果为右膝关节陈旧性损伤。2.陈本芳二审陈述：“田维波不是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的法律顾问，但他是政府案涉项目的法律顾问。”本院认为，陈本芳诉请确认案涉《调解协议书》无效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调解员田维波未主动回避，调解程序违法；二是《调解协议书》签订过程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施工方、医方恶意串通的情形。首先，陈本芳在本院询问时自认调解员田维波不是中铁五局贵州工程公司的法律顾问，亦无证据证明田维波在本次调解中存在其他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故陈本芳以调解程序违法为由主张《调解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纵观陈本芳提交的从2017年11月25日摔伤时起至2018年4月24日止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多次就医形成的全部诊疗资料，可以梳理归纳以下基本事实脉络：陈本芳受伤送医后，院方首先对其腿部外伤程度进行诊断并通过DR技术排除骨折情况，并告知其在一周内对腿伤作进一步技术复查。但陈本芳是在12月7日与施工方达成《调解协议书》之后，才在12月22日通过核磁共振查明韧带损伤情况。2018年1月10日，经院方诊断建议对韧带损伤行手术治疗，陈本芳以费用高昂为由要求暂缓手术。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陈本芳、施工方就赔偿事宜进行调解时，对其韧带损伤并不知情，只能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陈本芳伤势情况即“双下肢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达成由施工方承担前期医疗费用并包干赔偿4000元的调解方案，调解过程、协议内容无可指责，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人民调解委员会曾在组织调解前存在与施工方、院方共谋隐瞒陈本芳真实伤情，进而压低赔偿金额的恶意行为，故陈本芳以签约过程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为由主张《调解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因缺乏证据支撑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之规定，陈本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约行为的法律后果具备辨识能力，案涉《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捺印生效后，对陈本芳、施工方皆有法律约束力，不得肆意违约、毁约，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恣意解除、撤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本芳受伤后如果严格按照医嘱按时对腿伤进行技术复查，或许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能够对赔偿金额作出更加全面的约定。《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在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如果陈本芳能够积极主动配合院方行手术治疗，一是能够更好地解决伤病问题，二是能够从治疗费用的高低程度反向评估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进而判断能否通过合同撤销之诉解决合同效力以及后续赔偿问题。令人遗憾的是，陈本芳在摔伤后迟滞近一个月才通过核磁共振发现韧带损伤，该伤情系本次摔伤造成还是迟延期间二次受伤所致必然存在重大争议；在院方建议行手术治疗时，陈本芳以费用高昂为由要求暂缓，一拖再拖，导致后续损失持续扩大，理应自负其责。另一方面，如果手术费用确如陈本芳所称高达5万元之巨，鉴于《调解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内容具有对人身权利作出处分的属性特征，陈本芳在向施工方进一步索赔无效的情况下，亦应以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为理据，依法从2018年1月10日起在1年的除斥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行使合同撤销权。但陈本芳未将关注点置于治疗和依法维权方面，而是反复申诉信访，错失诉讼救济的最佳机会，其理当认真反思。此外，对于陈本芳申请案外人刘隆诗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问题。经查，陈本芳与刘隆诗并无亲属关系，刘隆诗提交的单位推荐书载明的推荐单位为遵义市汇川区红岗小区业主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关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社会团体属于依法登记设立或者依法免予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二）被代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三）代理事务属于该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围；（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专利代理人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可以在专利纠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之规定，案外人刘隆诗不符合公民代理的法定条件，本院对陈本芳的该项申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本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陈本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审判员  付甫金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禹欣书记员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