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26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男，汉族，1963年8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颜琼，女，汉族，1968年3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志宇，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710942005。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何正斌，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610363756。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文国，男，汉族，出生于1963年10月1日，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任静云，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0323714。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任江剑，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0035172。 上诉人杨华、颜琼因与被上诉人朱文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9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杨华、颜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8）黔0502民初979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原判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借条》。借条出具的背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陈述，在此不再赘述。原判认定该借条是上诉人杨华在支付50万股权转让款后出具，但是借条中为何不直接写成欠条，注明欠付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明显不符情理，此其一；其二，如果是股权转让，颜琼就没有理由在《借条》上签字，因为同样的股权不可能转给两个人。因此，无论从该借条的形式还是内容上来看，均不能体现或者推断出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2.关于《承诺书》。该承诺书书写于2017年12月12日，内容涉及的承诺是“大方望龙郡项目朱文国的费用”，结合朱文国的股份由上诉人杨华代持的事实可知，“大方望龙郡项目朱文国的费用”显然属于朱文国在该项目的入股，并非所谓股权转让款。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朱文国急于将其股份套现，但两次转让均未能顺利履行，朱文国担心不能实现其投资收益，且其持有的入股凭证已经交给杨某，朱文国这才要求被杨华出具承诺书承诺保证其投资收益得以实现。3.关于吕某转款50万给被上诉人的交易明细。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该5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借款，但因为一审过程中吕某因客观原因未能出庭作证，二审中上诉人将继续请求吕某出庭作证。4、《借条》及吕某转款50万元的形成时间在《付款承诺》形成时间之前，明显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矛盾。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其将股份转让给敖煜之后，因敖煜资金紧张，于是上诉人杨华又对该股份予以收购，但是《借条》的出具及吕某转款50万元时间均为2013年7月29日，而敖煜出具给被上诉人的《付款承诺》的时间为2013年9月26日，付款期限为2013年10月20日前，显然，两者的时间顺序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完全矛盾，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并无证据印证且存在虚假。二、原判未查明被上诉人的股权份额及被上诉人颜琼承担责任的依据，存在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的股份经过两次转让，两次转让的履行情况不明且缺乏入股原始凭证佐证。2012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为其代持的股份以140万元转让给杨某，转让协议上注明：“附原始收条为准。”该转让协议原始收条系被上诉人的入股凭证且已经交付给了杨某，这足以说明杨某已经履行了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交出入股凭证。2013年7月6日，上诉人、被上诉人等人达成的《会议纪要》第三条虽约定杨某原收购朱文国的股权无条件退回，由敖煜以120万元收购，但是该会议纪要也并未注明退回股份的份额及入股凭证的去向。根据敖煜于2013年9月26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付款承诺》，敖煜应于2013年10月20日一次性付清120万元股权转让款。显然，敖煜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但至今合同并未解除，合同的履行程度也不清楚。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收购了其股权，但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杨某、敖煜都存在合同履行不明的情况，被上诉人的入股原始凭证去向也不明，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诉人仍然收购被上诉人的股权显然不符情理。故原判未查清被上诉人的股权状态就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关系存在，实属认定事实不清。2、上诉人颜琼虽然在《借条》上签字，但原判并未查明和认定其签字的法律性质。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杨华收购其股权，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股权转让的书面证据，原判认为，上诉人杨华在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与上诉人颜琼共同向被上诉人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颜琼在《借条》上签名的行为是担保行为还是共同收购股权的行为，原判并未查明和认定，上诉人颜琼承担责任的依据显然不足。三、原审判决结果有失公正。本案证据证实，朱文国的股份先是转让给了杨某，此后因施工资质等事项起矛盾，给项目的施工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为此，2013年7月6日，泸州太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理康小林组织了相关单位及人员协调处理。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朱文国将股份转让给敖煜，敖煜于2013年9月26日承诺付款给朱文国，迄今为止，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仍然合法有效，对双方仍具有法律拘束力。原审判决杨华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朱文国，但是朱文国持有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了敖煜，杨华代为持有的股权也需要向敖煜分配利润。原审判决的结果就是让杨华为敖煜的购买股权买单，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朱文国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答辩人持有“大方县望龙郡房地产开发项目”股份，该股份由杨华代为持有，答辩人与杨某、敖煜、杨华皆是该项目合作人。此后，答辩人退出该合作项目，并将股份转让给杨某，后又通过公司会议纪要约定杨某无条件退还答辩人的股份，由敖煜进行收购，最后，因敖煜资金紧张，经答辩人、杨华及敖煜三方协商，答辩人在该项目的股份由杨华按1200000元的价款进行收购。2、两上诉人应当继续向答辩人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法律义务。2013年7月29日支付第一笔款股份转让款时，杨华要求优惠10万元，答辩人同意后，杨华和颜琼就在他们家楼下的农业银行转帐50万至答辩人的农行卡上（转帐时答辩人在银行外面等着，杨华和颜琼是从谁的银行卡上转的，答辩人不知道，答辩人也不认识吕某），答辩人收到银行到账短信后，由杨华和颜琼对剩下60万元股份转让款出具“借条”，作为股份转让款欠款的依据。二、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充分，逻辑关系明确，两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1、2013年7月29日，对尚欠的60万元股份转让款，杨华、颜琼向答辩人出具了《借条》，同时，杨华在该借条的背面亲自写下“杨华身份证号，（公司资质换完后一星期内结清，少付叁万元”的内容，更有力地证明了杨华、颜琼差欠答辩人股份转让款的事实。此后，在2017年12月12日，针对尚欠的股份转让款，在答辩人的催要下，杨华再一次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大方望龙郡项目朱文国的费用以后商铺出售或出租的费用来抵扣，如出售可一次性结清，如出租，出租的收益中分期分批抵扣结清。”2、杨华主张答辩人向其借款50万元，并由案外人吕某提供该借款，且未要求答辩人出具借条的说法不实，不符合交易习惯，不具有逻辑性。（1）50万元借款并不是小数目，不是一般人有能力提供，也不是对谁都可以无条件借贷的。答辩人与吕某互不认识，吕某也不可能借50万元的巨款给不认识、不了解的人。如果是借款，吕某怎么可能不要求答辩人出具借条，也不约定借款利息、借款期限。本案也没有答辩人向吕某支付利息、偿还本金、或吕某向答辩人催要本息的证据，亦无答辩人与吕某有经济往来的证据，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不具有逻辑性。（2）即使杨华主张该50万元是答辩人向其本人的借款，因此未要求出具借条也不符合逻辑。2013年7月29日，在杨华、颜琼向答辩人出具了60万《借条》的情况下，杨华不可能又无息出借50万元给答辩人，更不可能向别人借款50万元后再无息出借给答辩人，还不需答辩人出具借条或收条。甚至从2013年至今，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在没有利息，没有还款约定的情况下，不向答辩人主张任何权利，而且还在2017年12月12日对答辩人出具《承诺书》。3、关于2013年7月29日的借条，两上诉人一审答辩陈述“朱文国为应付女婿挪用公款，让杨华帮忙写个借条”，明显系无理抗辩。正常的借款行为是借方在收到款项后，由其向出借方出具借条。杨华的陈与正常逻辑不符，即使真有挪用公款的行为，不因杨华出具了借条，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且要出具借条也是出具给所谓“挪用公款”的人，而被答辩人。三、颜琼对本案杨华尚欠的债务构成债务的加入及担保，共同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杨华与颜琼系夫妻关系，2013年7月29日，杨华将尚欠的60万元股份转让款以《借条》的形式给答辩人出具债务凭据，杨华、颜琼在借条上共同签字认可。颜琼熟知杨华与答辩人之间的股份转让行为，其在借条上签字是对加入本案债务的法律行为，认可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其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与杨华、颜琼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明确，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朱文国一审诉讼请求：1.两被告支付原告房地产项目股权转让款6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原告与被告杨华及案外人杨某、敖煜等共同合作开发大方县望龙郡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原告退出合作项目，股份转让给杨某。2013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杨华等项目合作人经协商，达成《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约定:杨某原收购朱文国大方开发项目的股权现无条件退还给朱文国，由敖煜按人民币120万元收购朱文国在大方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开发项目所持有的股份并由敖煜和朱文国完善相关协议。敖煜后来因资金紧张，敖煜、原告、被告杨华三人经协商:由被告杨华以120万元收购原告持有的大方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开发项目的股权份额。在款项的支付上，经原告同意，120万元的股权份额转让款，原告少收10万元，两被告先付50万元，余下60万元由被告出具借条。在支付50万元后，两被告于2013年7月29日向原告出具了60万元“借条”。后经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要，两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被告杨华还于2017年12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但至今两被告仍未支付剩余的60万元股权份额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原告与被告杨华及案外人杨某、敖煜等共同合作开发大方县望龙郡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原告退出合作项目，股份转让给杨某。2013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杨华等项目合作人经协商，达成《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约定:杨某原收购朱文国大方开发项目的股权现无条件退还给朱文国，由敖煜按人民币120万元收购朱文国在大方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开发项目所持有的股份并由敖煜和朱文国完善相关协议。后来敖煜因资金紧张，经敖煜、朱文国、杨华三人协商:由被告杨华以120万元收购原告持有的大方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开发项目的股权份额。股权份额转让款120万元，原告少收10万元，两被告先付50万元，余下60万元由被告出具借条。被告在支付50万元后，两被告于2013年7月29日向原告出具了60万元“借条”。被告杨华还于2017年12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两被告仍未支付剩余的60万元股权份额转让款，原告经向两被告催要未果，于2018年12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将其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已履行了部份，对未履行部分向原告写了借条，被告应就未履行的部分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对被告辩称的理由，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杨华、颜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欠原告朱文国的股权转让款600，000.00元；二、驳回原告朱文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00元，由被告杨华、颜琼负担。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杨华、颜琼向本院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杨某是案涉股权的合法持有人，在此之后的转让股权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证人杨某陈述：朱文国以140万的价格将其在大方望龙郡项目的股份转让给我，我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85万元，有支付凭证。我是以施工方的身份参与开发大方望龙郡项目，当时参与的条件就是受让朱文国的股份。 被上诉人朱文国质证认为：杨某仅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杨某主张已经支付85万元以及该款项为股权转让款，无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 上诉人杨华、颜琼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50万元的转款是借款而非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证人吕某陈述：杨华曾打电话给我，说朱文国的女婿挪用公款急需50万元应付查账，让我打50万给朱文国，杨华作担保，我出于对杨华的信任，就给朱文国打了50万，该50万转账是朱文国、颜琼与我三人一起在毕节工商银行清毕支行通过柜台办理的。 被上诉人朱文国质证认为：转款当天我没有遇见吕某，我也不认识她，这50万是杨华和颜琼在他们家楼下的一个农业银行转给我的。 被上诉人朱文国向本院提交证据：大方望龙郡项目的开发现状照片，拟证明：朱文国转让给杨华的股权所对应的大方县望龙郡项目真实存在，该项目包括大方县望龙郡酒店和大方县望龙郡小区。 上诉人杨华、颜琼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项目虽然真实存在，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朱文国、杨华、杨某等人于2013年7月6日达成的《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已经明确杨某原收购朱文国大方开发项目的股权退还给朱文国，由敖煜进行收购，故朱文国另行转让股权的行为系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不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上诉人所举杨某的证人证言，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朱文国与杨某之间就退股事宜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审查。上诉人所举吕某的证言虽然表明被上诉人朱文国收到的50元是借款，但该证言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朱文国收到的50万元的款项性质，将在本案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被上诉人朱文国提交的证据，因上诉人对三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杨华曾与被上诉人朱文国达成协议，朱文国以695800元入股大方望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大方县望龙郡项目的开发建设，朱文国享有的股权由杨华代持。2012年5月19日，朱文国将其由杨华代持的股权作价140万元，转让给杨某。2013年7月6日，朱文国、杨华、杨某、敖煜等人达成《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明确杨某原收购朱文国大方开发项目的股权现无条件退还给朱文国，由敖煜按人民币120万元收购朱文国在大方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开发项目所持有的股份并由敖煜和朱文国完善相关协议。2013年7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50万元，同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朱文国现金陆拾万元整（600000.00元）”，借条背面经上诉人杨华备注“杨华身份证号（公司资质换完后一星期内结清，少付叁万元）”。2013年9月26日，朱文国、敖煜按照2013年7月6日的《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精神签署《付款承诺》，约定由敖煜以120万元的价格收购朱文国在大方项目的股权，定于2013年10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付款承诺》中见证人处除康小林签字外，经杨华注明“杨华已与朱总与敖总协商处理此事”。2017年12月12日，上诉人杨华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大方望龙郡项目朱文国的费用以后商铺出售或出租的费用来抵扣，如出售可一次性结清，如出租，出租的收益中分期分批抵扣结清。”该《承诺书》上方印有2013年7月29日上诉人杨华、颜琼向被上诉人朱文国所出具借条的正面。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朱文国入股大方望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由杨华代持，系朱文国与杨华之间的个人协议，并未得到大方望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认可，故朱文国实际并不享有该公司股东资格，不享有该公司股权，朱文国就大方县望龙郡项目享有的股权实质为出资人权益。2012年5月19日，朱文国将其由杨华代持的股权作价140万元，转让给杨某，2013年7月6日，经杨某同意，朱文国将其股权作价120万元转让给敖煜。此时，敖煜已替代杨某成为新的合法受让人，对朱文国的股权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上诉人称杨某才是朱文国的股权的合法持有人，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朱文国称其将股权转让给敖煜后，又于2013年7月29日与杨华、敖煜协商一致，最终由杨华受让其股权，并据此主张杨华支付股权转让款。杨华否认其受让朱文国股权的事实，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本案焦点主要在于，上诉人朱文国与被上诉人杨华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因双方并无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提交的证据予以审查认定。首先，对于被上诉人朱文国2013年7月29日收到的50万元，朱文国称系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杨华称该笔款是其通过案外人吕某出借给朱文国的借款。本案除了吕某的证言，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予以印证，仅凭吕某的证言不足以证实朱文国收到的50万元是借款。此外，结合上诉人杨华于2013年7月29日向被上诉人朱文国出具60万元借条的客观事实，上诉人杨华称其向被上诉人朱文国出借50万元，当日却又向被上诉人朱文国出具借条，向朱文国借款现金60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上诉人杨华主张50万元是借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杨华称60万元的借条是为了帮助被上诉人朱文国的女婿应付单位查账而出具，实际并无上诉人杨华欠被上诉人朱文国60万元的事实。一方面，上诉人杨华未对其主张的该事实提交证明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上诉人杨华既称其出具的借条是虚假的，却又在借条的背面写下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注明“公司资质换完后一星期内结清，少付叁万元”，该行为明显不符合逻辑。除此之外，上诉人杨华还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关于朱文国的费用如何结清的《承诺书》，而借条的正面就复印在《承诺书》的上方，《承诺书》与借条同时存在于一页纸张上，如借条是虚假的，双方则无必要将借条与《承诺书》联系在一起。被上诉人主张借条中载明的款项与付款承诺中提及的费用相互对应，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杨华以《承诺书》上方的欠条并非原件，系被上诉人事后复印添加为由，否认《承诺书》与借条的关联性。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篡改添加《承诺书》的事实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上述借条与《承诺书》约各占同一页纸张的二分之一面积，上诉人称其书写《承诺书》时，上半部分借条所处位置均为空白，有违常人自上而下的书写习惯，不符合常理，故对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杨华另称其出具《承诺书》，是因为朱文国转让给杨某的股权仍由杨华代持，由于杨某尚未付清朱文国股权转让款，为了保障朱文国的利益，以后处理商铺的钱优先用于支付朱文国股权转让款。但2013年7月6日的《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已经明确杨某受让的股权退还给朱文国，故已不存在杨某还要继续向朱文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杨华称其向朱文国出具《承诺书》是为了保障朱文国收取杨某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次，上诉人杨华以《借条》出具的时间以及朱文国收款50万元的时间均在敖煜向被上诉人出具《付款承诺》之前为由，否认二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朱文国对此辩称，2013年7月6日的《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是在项目工程施工方总公司泸州太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组织下达成，为了与该会议纪要保持一致，对项目工程施工方总公司有所交代，才与敖煜签署了2013年9月26日的《付款承诺》，但在此之前朱文国已与杨华、敖煜一致达成由杨华受让股权的口头协议，故杨华在《付款承诺》中注明杨华与朱文国、敖煜已经协商处理此事。对此本院认为，虽然2013年7月6日的《关于望龙酒店及望龙郡小区工程后期相关事宜解决的会议纪要》以及2013年9月26日的《付款承诺》显示，被上诉人朱文国的股权是转让给案外人敖煜，但敖煜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明确表示，其未受让朱文国的股权，并称朱文国的股权经其三人协商一致由杨华受让，客观上，敖煜未向朱文国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杨华却于2013年7月29日向朱文国支付了50万元，同日又向朱文国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事后又向朱文国出具了结清费用的《承诺书》，而杨华对于上述50万元转款、60万元借条以及《承诺书》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本案证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朱文国主张杨华以110万的价格受让其股权，杨华已支付的5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剩余未付款60万元以出具借条方式明确的事实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颜琼实际未受让朱文国的股权，但其与杨华共同向被上诉人朱文国出具借条，表明其自愿加入杨华与朱文国之间的债务关系，与债务人杨华共同承担对债权人朱文国的债务，其行为构成债务加入，故应与杨华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杨华、颜琼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孝春 审 判 员 罗 珣 审 判 员 殷 勇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任云娇 书 记 员 何曼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