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8555号 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610257014G）。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268号宁波国际金融中心A座1楼1号，E座16-21楼。 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生苗，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舟，该公司员工。 被告：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309037522L）。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1188号。 法定代表人：蒋一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震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英，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756263695F）。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宏远路818号。 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善良，该公司副总经理。 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商银行）为与被告宁波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电力）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3月2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通商银行起诉称：2015年11月19日，被告国贸公司向原告申请商业汇票贴现，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宁通0103贴字第15111902号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一份，被告国贸公司将持有的出票人为被告中源电力编号为0010006123901845的商业承兑汇票向原告申请贴现，票面金额为1250万元，到期日为2016年3月18日。但汇票到期后，指定的被告中源电力付款账号没有款项，致使尚欠票据金额1250万元。原告与被告国贸公司多次协商并一再催告两被告付款，但两被告均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原告通商银行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国贸公司向原告支付票据款1250万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19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2.被告中源电力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国贸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国贸公司、中源电力与原告通商银行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了涉案债务拥有金钱质押担保，在实际业务往来中，原告通商银行依约通知其保证金足额到账，其在接到通商银行通知后，再将相应的货权转让给中源电力，完成交货义务。涉案债务既然由保证金足额担保，原告通商银行一旦提取保证金即为清偿涉案债务的行为，故系争票据款已经得到清偿，案涉债务已经消灭。如果原告通商银行提取保证金并未用于清偿担保的主债务，则构成违约，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通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源电力答辩称：答辩意见与国贸公司相同。 本院经审理查明：国贸公司与中源电力存在煤炭购销合同关系，2015年11月18日，国贸公司收到中源电力交付的编号为0010006123901845的商业承兑汇票一份，该汇票载明：出票日期2015年11月18日，付款人中源电力，收款人国贸公司，票面金额1250万元，到期日2016年3月18日，付款人和收款人的开户银行均为通商银行。2015年11月19日，国贸公司持该汇票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汇票贴现，通商银行依《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为其办理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票面金额共计1250万元。该汇票于2016年3月18日到期后，通商银行在其指定的中源电力付款账号内无款而扣款无果。2016年4月8日至2018年5月16日，通商银行多次向国贸公司、中源电力发出《逾期催收通知书》催收案涉票据款及利息，庭审中，中源电力当庭承认已收到通商银行邮寄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但无力付款。 另查明，2014年9月初左右，国贸公司、中源电力与通商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中源电力与国贸公司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时，通商银行给予中源电力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定金额的保贴额度，中源电力承诺其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存入初始保证金，保证金比例最低不少于票面金额的15%（含），具体保贴由中源电力与通商银行另行签订相关合同。中源电力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账号为180××××0002。该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应主动通知通商银行或应通商银行要求而提供相关真实数据。该账户内的所有资金均为通商银行给予中源电力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提供质押担保。《三方协议》还约定，国贸公司有权要求通商银行在工作时间内提供中源电力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上述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通知方式为传真，联系方式为0574-86258310。 2014年9月12日，通商银行与中源电力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通商银行对由中源电力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按通商银行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从2014年9月起至2015年9月12日止，贴现额度不可循环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中源电力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为贴现额度的质押担保，保证金账户账号与《三方协议》约定的保证金账户账号相同。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如通商银行在票据到期时被拒绝付款，通商银行对中源电力拥有票据追索权。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为通商银行授信中源电力最高限额5000万元的保贴额度。 上述5000万元保贴额度用完以后，2014年12月12日，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宁通0103综字第141212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25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从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12月12日；综合授信额度的授信方式包括票据承兑和贴现；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国贸公司使用通商银行授信资金采购后销售的回款应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回到国贸公司在通商银行开立的账户。案涉票据使用的是《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 2015年11月19日，通商银行与国贸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宁通0103贴字第15111902号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双方就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一事作出约定：贴现的利率为6%，贴现利息由被告国贸公司支付。合同第七条还约定，经通商银行办理贴现的汇票，如在汇票到期时被拒付，通商银行对国贸公司拥有票据追索权，并有权要求国贸公司支付相关金额及费用。该合同注明，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同日，国贸公司持案涉汇票向通商银行申请商业汇票贴现，通商银行依约支付贴现款，办理相关手续后取得案涉汇票。 又查明，2015年11月11日，中源电力作为买受人（甲方）与作为出卖人的国贸公司（乙方）订立《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乙方按甲方要求，向指定供应商浙江海天物产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煤炭品种名称为神棍，数量为37435吨，实际数量以货权转移证明为准。交货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以宁波通商银行4个月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形式，支付给乙方支12500000元的煤款，由甲方支付贴现利息。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凭通商银行的书面放货指令（即甲方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的书面数据）转让相应货权给甲方。合同签订后，中源电力向国贸公司开具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以支付货款。之后，在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手续时，该《煤炭购销合同》的复印件交于通商银行备案。2015年11月20日，原告通商银行工作人员蒋某通过通商银行邮箱通知国贸公司“中源电力打入资金1250万，可释放相应货权”。同日，国贸公司向镇海港埠公司商务部发出《货权确认》通知“我公司北仑海72/1511航次；货名：神棍；现将数量31807吨煤炭货权转让于宁波中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通商银行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汇票贴现合同》、《贴现凭证（代申请书）》、账户交易明细查询表、《逾期催收通知书》及《公证书》，被告国贸公司提供的《三方协议》、《公证书》、《煤炭销售合同》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通商银行提交的汇票，记载了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等必要事项，具备汇票的有效要件，该汇票真实有效。通商银行作为持票人，系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连续，通商银行应为案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通商银行依背书取得票据，到期享有付款请求权，并在票据拒付时，享有对于包括贴现申请人在内的所有背书人的追索权，这是作为票据上的被背书人享有的票据权利。现通商银行选择依据票据追索权求偿，被告国贸公司、中源电力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对通商银行提出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从上述规定可知，票据虽因其无因性和流通性，具有票据行为与产生原因相脱离，效力不受原因关系瑕疵影响的特点，但票据债务人依法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对其持有的票据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约定义务的事实。因此，理清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本案的关键。国贸公司与通商银行之间的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关系为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对此并无异议。关键在于国贸公司、中源电力、通商银行三方签订的《三方协议》是否应纳入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之中予以考量，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的《三方协议》是中源电力、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对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作出的约定，在这个提货担保贸易合作模式之下，通商银行与中源电力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与国贸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中《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明确约定了通商银行对由中源电力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并约定中源电力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为贴现额度的质押担保，这些约定与《三方协议》的约定相同。案涉票据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虽然未对通商银行对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和中源电力向通商银行提供保证金作出约定，但从查明的事实看，中源电力用案涉票据向国贸公司支付货款，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通商银行为国贸公司办理贴现业务取得案涉票据，这些都是依照《三方协议》的约定进行的。因此，国贸公司依约持中源电力开具的票据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虽然不同的票据使用不同的额度，有的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有的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额度，但中源电力开具的所有商票经国贸公司向通商银行申请贴现后，其票据基础关系的主体与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中源电力与国贸公司订立的《煤炭销售合同》中也约定了国贸公司凭通商银行的书面放货指令（即中源电力在通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余额或变动情况的书面数据）转让相应货权给中源电力。这个约定与《三方协议》中的约定相吻合。而且，事实上，通商银行也在履行这个约定，通知国贸公司案涉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可释放相应货权，表明中源电力、国贸公司、通商银行三方在继续履行《三方协议》。通商银行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为《三方协议》之下的一个具体合同，该合同履行后，原告再未与中源电力签订过《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因此，《三方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之后，原告与国贸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三方协议》无关。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对原告的陈述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三方协议》关系到案涉票据的基础关系，这个基础关系即是案涉票据的贴现，故贴现债权是否实现，应在本案中予以考量。根据《三方协议》约定，通商银行对国贸公司的贴现债权有保证金质押担保。本案中，国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通商银行工作人员通知国贸公司案涉票据的1250万元保证金已足额打入。原告称，中源电力打入的1250万元保证金并非案涉票据的保证金，而是中源电力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又称，原告工作人员通知国贸公司1250万元保证金已打入，为原告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非原告公司行为。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认定案涉票据的保证金已足额打入，案涉票据的债务已经清偿，被告国贸公司、中源电力的抗辩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6800元，由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国君 人民陪审员  忻红娣 人民陪审员  郭文煌 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林 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