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鄂0804行初24号 原告北京优选千通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法定代表人梁漳达，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田卫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孟庆亮，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京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京山市新市镇云杜路。 法定代表人李斌，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任新平，该局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万启，湖北子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荆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荆门市掇刀区龙井大道东。 法定代表人刘国芳，该局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王晖，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胄，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优选千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选千通公司）不服被告京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及被告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1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在诉讼过程中，荆门市进行机构改革，不再保留京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其职能相应由京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荆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继行使，故本院变更两被告名称分别为京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京山市场局）和荆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荆门市场局）。本院依法于同年4月4日召开庭前会议，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于同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优选千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孟庆亮，被告京山市场局的法定代表人李斌及该局委托代理人任新平、张万启，被告荆门市场局的行政负责人王晖及该局委托代理人周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29日，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有《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没收违法所得41881340.2元，并处罚款2000000元。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10日，被告荆门市场局作出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优选千通公司诉称，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超越职权、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明显不当，应予撤销，被告荆门市场局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违法错误，应一并予以撤销。事实和理由如下：2018年11月29日，被告京山市场局向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对原告没收违法所得41881340.2元、罚款2000000元。原告不服向被告荆门市场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10日，荆门市场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京山市场局被诉处罚决定。原告认为：一、被告认定“组织策划传销”行为的组织、策划地均非京山市，京山市场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超越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工商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查处网络传销工作的通知》（工商竞争字[2016]115号）第三条规定，网络传销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本案中，京山市场局认定原告具有组织策划传销行为，但原告住所地即日常经营办公地为北京市，原告主要行为系与合作经销商进行合作经销，即使涉案行为定性为传销，相关决策、组织、策划环节均在原告所在地北京市与合作经销商所在地间实施，被告京山市场局、荆门市场局均无权对原告相应行为进行认定和查处。二、被诉处罚决定、被诉复议决定均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违法法定程序，应予撤销。《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第二十四条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在销售过程中，制定发展人员和团队管理奖励制度，组建核心团队，并通过核心团队发展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再发展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和体验官，以“太阳线型”的模式发展人员，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按照对应的级别认购一定数量的产品变相交纳费用（核心团队除外），取得加入和发展他人加入的资格，形成上下线关系；同时核心团队和高级合伙人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的报酬，牟取非法利益。该事实认定均缺乏证据支持。被告认为原告存在上述行为并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三）项，属于传销行为，且作为发起、组织、策划、管理和协调者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均属于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被告认定原告存在违法所得金额41881340.2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请求：1、撤销被告京山市场局2018年11月29日作出的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被告荆门市场局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优选千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 A1、原告职员姚洪涛书写的情况说明，证明京山市场局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只有一位执法人员对姚洪涛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程序违法； A2、京东商城销售蒙牛慢燃纤维奶昔牛奶（以下简称慢燃牛奶）网页截图，证明原告销售慢燃牛奶的价格系合理的市场价格，未欺诈谋取非法利益； A3、原告与青岛微视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微视角公司)前期微信沟通记录、青岛微视角公司、江苏苏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浙公司）下级代理商、苏州云领智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云领公司）衡健微信朋友圈截图，证明青岛微视角公司、江苏苏浙公司、苏州云领公司在与原告合作前即拥有各级代理商团队，从事产品微商营销； A4、核心公司合伙人以下的各级代理商中公司成为代理商的系统截图，证明5个合作经销商发展代理商同时面向企业不限于个人即“人员”，并非发展“人员”即下线； A5、服务蒙牛慢燃策划项目情况说明（析易（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曹娜出具），证明层级代理商制度由蒙牛公司、上海鲜语牧场乳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鲜语公司）和原告共同制定； A6、代理商管理平台团队迁移数据库，证明涉案项目根据代理商具体情况调整隶属关系，运作期间发生隶属调整2000多次，并非引荐人与被引荐人当然形成并确定为上下级关系，不存在所谓“上下线关系”； A7、原告与上海鲜语公司、4个核心公司和张斌的合同、上海鲜语公司给原告出具的发票（3-7月）、原告给4个核心公司出具的发票（6-7月），证明原告通过销售涉案产品合法正当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情况； A8、湖北金恒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会计事务所）企业登记资料，证明京山市场局审计报告签名会计师不包含主任会计师、受托副主任会计师，该报告违法无效； A9、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优选千通公司涉嫌组织策划传销一案的相关财务问题的专家意见》，证明京山市场局的审计报告就原告收入未扣减物流费用、应调增税费，所得额计算错误。 被告京山市场局辩称：一、原告的行为构成《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理由如下：1、原告通过发展人员以认购慢燃牛奶等商品的方式，要求被发展人员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和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根据交纳费用的多少分为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体验官五个级别，不同级别取得不同的权限，其中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可以发展人员，体验官没有发展人员资格。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即《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所指的传销行为。2、原告组建核心团队，通过核心团队发展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再发展各级别会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原告与核心团队之间计算返利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以产品差价和销售业绩为准进行计算，实质上核心团队并未直接销售产品而获得返利，其销售业绩是下属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数）的所有业绩之和。高级合伙人的团队管理奖由核心团队向下逐层结算，高级合伙人的业绩按其下属所有的高级合伙人的总业绩计算，核心团队及高级合伙人只要达到奖励制度标准，即使自己不直接销售产品，也能够获得报酬、奖励。其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属于团队计酬模式的传销行为。3、原告在销售慢燃牛奶等产品过程中，制定发展人员和团队管理制度，组建核心团队发展人员，通过宣传推广吸引人员加入，利用会员系统进行统一管控，是传销行为的发起、组织、策划、管理和协调者，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 二、本局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并未超越职权。1、《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禁止传销条例》第八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同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实施地、经过地、结果地。本局取得的证据材料（包括举报材料、会员笔录、会员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员平台数据等）能充分证明在京山市区域有人员加入原告组织的传销活动，京山市区域是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的结果地，该区域在本局的行政执法区域范围内，因此本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权辖权。2、本局在立案前已向湖北省工商局进行报备，并未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先立案，本局作为先立案的行政机关，对本案当然享有管辖权。 三、本局认定原告的违法所得符合法律规定。《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务，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传销违法活动中，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式传销的违法所得按当事人的全部收入计算；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销售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计算；销售非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本案中，本局委托专业机构金恒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原告的财务账目等进行审计，原告销售非自产商品，在此基础上采用“销售收入减去采购成本和税费”的方式计算违法所得，其他项目包括人员工资、产品破损等支出不予扣除。根据本局查明的事实和审计报告的鉴定意见认定，截止2018年7月31日，原告共收取会员资金501257491.06元，其中会员已领取了慢燃牛奶、“未来星A2β酪蛋白纯牛奶”(以下简称未来星牛奶)合计金额为187756963.34元，会员已领取的慢燃牛奶、未来星牛奶的采购成本为145372780.44元，税费金额502842.7元，依照上述计算方式认定原告违法所得为41881340.2元，且本局对原告违法行为作出的罚款数额在法定幅度内，符合“过罚相当”的处罚原则。 综上所述，本局作出的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京山市场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 B1、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依法定程序对原告进行立案调查； B2、违规直销和传销案件备案表，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对调查原告已依法备案； B3、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依法定程序对原告制发了处罚决定书，告知其作出处罚的事实、证据、处罚决定内容、处罚决定履行方式及原告享有的诉权及诉权期限； B4、听证告知书，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依法定程序对原告下达了听证告知书； B5、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依法定程序对原告下达了听证通知书； B6、送达地址确认书、询问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依法定程序对原告的相关人员下达了询问通知书，充分保证了原告的权利； B7、听证笔录及证据目录清单签字，证明原告参与听证，进行了证据质证，并在证据清单上签字的事实； B8、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及原告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提请听证的事实； B9、银行协助调查函，证明被告京山市场局依法定程序对原告及其会员银行流水进行查询的事实； B10、原告及其合作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被告京山市场局调取的原告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原告及其合作单位经营资格的事实； B11、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梁漳达的询问笔录、梁漳达的身份证，证明原告的经营活动由姚洪涛和孙帆负责； B12、原告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姚洪涛、孙帆、崔靖的职务和身份情况及姚洪涛的委托权限； B13、对原告总经理姚洪涛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证明原告招募团队的事实； B14、对孙帆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证明原告制定奖金制度、招募团队、订购后台管理系统的事实； B15、对原告财务人员徐建艳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证明原告给团队发放奖励的事实； B16、对原告的后台系统管理人员卢洪勇的询问笔录2份、卢洪勇身份证及相关打印资料，证明原告用网址为http://mn-mr8.htxmt.cn/login.aspx的系统对会员信息和物流发货进行管理； B17、原告关于卢洪勇、徐建艳工资发放及职务的说明，证明卢洪勇、徐建艳的职务； B18、原告对相关制度、通知、公告等内容传达方式等7份说明及相关资料，证明原告制定奖金及招募制度并在官网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相关制度、招募会员的事实； B19、原告提供的公众号主体的说明、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提供的光盘2张，证明微信账号为gh_9e9866fd96df、gh_76cc6117300a、gh_e03fd932354c的公众号为原告使用的事实； B20、原告收取高级合伙人货款及销售返利的说明4份，证明原告以法定代表人梁漳达账户及对公账户收取会员资金，并进行返利退款的事实； B21、原告购进销售产品相关说明7份，证明原告销售产品的事实； B22、对原告核心合伙人成员高珊珊、程雨、陈雨琴、严丽君、张斌的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会员平台资料，证明高珊珊、程雨、陈雨琴、严丽君、张斌、张倩及其所在团队参与传销并发展会员的事实； B23、对原告的会员林境等9人的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会员平台资料，证明林境等人参与传销并发展会员的事实； B24、对原告的会员张倩等4人的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会员平台资料，证明张倩等人参与传销并发展会员的事实； B25、对原告的会员李娜等7人的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平台资料，证明李娜等人参与传销并发展会员的事实； B26、原告微信公众号发布资料20份，证明原告宣传奖金制度招募团队的事实； B27、广告宣传资料及交代清单，证明原告宣传产品的事实； B28、原告提供的出入库情况表、销量统计表等后台数据资料，证明原告管理会员的事实； B29、33份合同及协议，证明原告组织传销的事实； B30、原告1-7月财务资料、退款资料，证明原告以被冻结账户收取会员资金、发放奖励、退还会员退出费用的事实； B31、原告被冻结账号的交易明细，证明原告收款、返款账号事实； B32、衡健、高珊珊等34人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告的会员之间账户资金流转及发放奖励的情况； B33、陈晶晶、张敏等22人支付宝信息及交易明细，证明原告会员之间账户资金流转及发放奖励的情况； B34、张倩、陈晶晶等31人微信信息及交易明细，证明原告会员之间账户资金流转及发放奖励的情况； B35、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4本，证明原告的传销事实； B36、金恒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原告的传销事实。 被告荆门市场局辩称，本局认为京山市场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作出了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告的行为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原告为销售慢燃牛奶组建了核心团队，通过核心团队发展人员，并要求被发展人员必须认购慢燃牛奶且达到最低认购数量才能成为相应级别会员。根据交纳费用的多少分为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体验馆五个级别，不同级别取得不同的权限，其中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可以发展人员，体验官没有发展人员资格。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即《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所指的传销行为。原告通过核心团队发展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再发展各级别会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原告根据核心团队业绩向其支付报酬，核心团队业绩按下属的全部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次）的充货总量计算；高级合伙人根据其团队业绩获得团队管理奖，高级合伙人的月团队业绩等于该高级合伙人当月充货数量和下面所有的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数）当月充货量之和。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即《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传销行为。原告的交易模式表面上是通过销售产品赚差价获利，实质上主要是通过不断发展人员牟取非法利益。根据原告制定实施的奖励制度，核心团队并不直接销售产品而获得返利；高级合伙人只要达到奖励制度标准，即使自己不直接销售产品，也能够获得报酬。通过不断发展人员，实现团队计酬的持续运作，才是原告所谓交易模式的本质和获利的主要方式。截止2018年7月31日，原告共发展各级别有效会员64836个（不含退出及停用的会员），其中核心团队级别会员5个、高级合伙人级别会员2317个、城市合伙人级别会员25442个、城市经理级别会员16629个、创客级别会员12800个、体验官级别会员7643个。原告收取会员资金501257491.06元，完成销售并出库慢燃牛奶2532507.1提、未来星牛奶147434提。以上数据表明，真实处于消费者层级的体验官级别会员在全部有效会员中仅仅约占比11.8%，体验官级别会员所购买的慢燃牛奶数量在原告销售并出库的慢燃牛奶数量中占比更是极少。这明显反映出，原告获利的方式并不是依靠向终端消费者销售产品赚取差价，而是通过不断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从下线交纳的“入门费”中通过团队计酬等方式支付上线报酬，最终让自身牟利，一旦停止发展人员，原告所谓的交易模式就无法维持，这也体现了原告牟取利益的非法性。综上所述，原告的行为属于《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指的传销行为，且原告是上述传销行为的发起、组织、策划、管理和协调者，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 二、京山市场局对原告组织策划传销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经过地、实施地、结果地。本案中，京山市场局对京山市蔡瑾、张银超、黄红秀等人的询问笔录及相关会员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员平台数据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在京山市区域有人员加入原告组织的传销活动，而这正是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行为的结果。因此，京山市区域是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结果地，该区域在京山市场局的行政执法区域范围内。京山市场局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对传销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 三、京山市场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京山市场局在立案、调查取证、核审、听证、作出处罚决定以及文书送达等方面均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程序合法。京山市场局委托专业机构金恒会计事务所对原告的财务账目等进行了审计，在此基础上采用“销售收入减去采购成本和税费”的方式计算违法所得，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的规定，违法所得计算准确；京山市场局对原告违法行为作出的罚款数额在法定幅度内，且符合“过罚相当”的处罚原则，内容适当。 四、本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018年12月12日，本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12月14日依法受理该复议申请，并于当日向原告和京山市场局邮寄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8年12月19日，京山市场局向本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1月10日，本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次日向原告和京山市场局邮寄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复议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京山市场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本局作出的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且程序合法，故请求人民法院维持本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荆门市场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 C1、原告向荆门市场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赵鹏、韩星的律师证、原告寄送复议申请书的快递单，证明原告不服京山市场局作出的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向荆门市场局申请行政复议，荆门市场局于2018年12月12日收到该复议申请书的事实； C2、荆门市场局作出的荆工商复受字[2018]7号《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荆门市场局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将受理通知书送达给原告的事实； C3、荆门市场局作出的荆工商复答字[2018]5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送达回证、京山市场局提交的答复书，证明荆门市场局依法向京山市场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京山市场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复书的事实； C4、荆门市场局作出的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送达回证，证明荆门市场局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和京山市场局。 经庭审质证，被告京山市场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A1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姚洪涛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该局在调查取证时是由两名工作人员依法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的；对A2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A3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青岛微视角公司、江苏苏浙公司、苏州云领公司有从事产品微商营销的资格；对A4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中的“人员”并没有特指不能包含公司；对A5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人未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询；对A6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其下线之间不存在上下线的关系；对A7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是通过正当途径销售产品的；对A8证明目的有异议；对A9有异议，认为依照相关规定，物流费用及相关税费不在扣减收入之列。被告荆门市场局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京山市场局的质证意见相同，并补充相关意见：认为A2、A3、A4系网页截图，没有截图来源的基本数据，其真实性无法辨别，应当由公证机关或独立第三方加以证明。本院认为，A1与A5均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故未出庭作证，且证人姚洪涛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证言内容的真实性，证人曹娜的证言内容显示其所在公司与原告签订服务合同，并不能说明层级代理制度系蒙牛公司下属的上海鲜语公司与原告共同制定，故对A1、A5不予采信；A2-A4均系网络截图，该截图的内容不全面，A2不能证实原告未谋取非法利益，A3中青岛微视角公司、江苏苏浙公司、苏州云领公司在此之前营销是否合法与本案无关，其是否具有营销资格与其是否实施了传销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也不能证实本案中的营销行为是合法的，A4中公司出现在原告的销售层级中，并不能以此否定原告的整体营销形式或特点，原告下属的成员之间资金往来都是通过个人账户进行的，并未通过公司对公帐户进行，即虽以公司之名参与销售，实质上是公司的相关人员个人参与的，故对A2-A4均不予采信；二被告对A6的异议成立，原告的代理商管理平台经常调整“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不能以此否定原告营销的“上下级”关系模式，故仅对A6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物流服务票据仅能直观反映原告的发货情况，上海鲜语公司出具的票据仅能直观反映原告的购货情况，该两组票据既不能反映利润情况，也不能反映销售收入是否合法，故仅对A7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A8是为了证明B36不合法，认为金恒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无主任会计师王书亚签字，也无其授权的副主任会计师签字，违反《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和《财政部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盖章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该报告无效。本院对A8、B36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进行评述；A9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家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荆门市场局对被告京山市场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京山市场局提交的证据B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京山市场监管局超出90日办理期限，办案程序违法。因原告的异议并未构成对被告该证据的否认，故对B1予以采信，至于被告是否超期办案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是湖北省工商局内设机构同意立案，不是湖北省工商局的意见。因是否备案、如何备案系工商管理机关办案内部监督管理程序，并非被告京山市场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外部程序，并不对外发生效力，对原告的权益不产生影响，原告的异议也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对B2予以采信。 原告对B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材料体现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据以作出处罚决定的证据，不予质证。本院在此仅对B3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4-B6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B4认为没有原告公司的签名盖章进行签收，崔靖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指定代收人姚洪涛、朱银松，见证人无有效身份证明，对B5认为该通知书未载明听证方式、听证人员姓名、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告知准备证据通知等事项，违反《湖北省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十六条，听证程序严重违法，对B4-B6均认为文书没有向相关公司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指定代收人送达，有的送达地址不是该公司住所地，交快递企业寄递国家机关公文，违反《邮政法》第55和72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送达程序违法无效。本院对B4-B6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7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听证未经公告程序、记录员未签名、听证参加人彭杰、付琼未审核笔录并签名盖章、非参加人朱齐波反而签名，违反国家工商总局的第29号令，另该笔录中上海鲜语公司确认原告的销售模式及宣传等均与蒙牛公司及该公司做了沟通和确认，证实原告并非组织策划者。因被告进一步提供听证现场照片证实了朱齐波属于参加人员，系听证记录员漏记，而参加人彭杰、付琼因疏忽未签名，这些问题属于记录瑕疵，对原告的权益不产生影响，故并不违法。原告的异议并未构成对被告证明目的的否认，故本院对B7予以采信。 原告对B8无异议，本院对B8予以采信。 原告对B9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其中很多《协助调查函》没有附送达信息，对B31-B34证明目的有异议。因B9与B31-B34相互印证，足见被告京山市场局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涉案人员的银行流水进行查询的事实，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B9、B31-B34予以采信。 原告对B10无异议，但提出涉案处罚决定未提及该公司和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京山市场局主要都是在江苏慢燃大健康公司做的笔录及调查，却从未向江苏慢燃大健康公司发函要求调取、调查相关资料。因被告京山市场局在江苏慢燃大健康公司做笔录进行调查是客观事实，在做调查之前是否发函并非必经程序，故本院对B10予以采信。 原告对B11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被告京山市场局在询问时未提供执法证件。因询问笔录反映被告出示了执法证件，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异议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原告的异议不予采纳，对B11予以采信。 原告对B12无异议，但提出原告法定代表人梁漳达授权姚洪涛参与案件调查、朱银松签收文书，孙帆并非原告授权参与调查人员，其参与调查的陈述和行为不代表原告，对崔静授权限于提供证照及财务资料，其其他陈述和行为不代表原告公司。因被告京山市场局为查明案情，可以自主决定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非必须得到原告的授权的人员才能接受询问，故本院对B12予以采信。 原告对B13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京山市场局未提供执法证件，原告与5家公司签约合作，不构成“发展人员”，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招募团队。因询问笔录反映被告出示了执法证件，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未提供执法证件，故对原告的该异议不予采纳。至于该证据能否证明原告招募团队，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原告是否实施了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14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京山市场局未提供执法证件，孙帆参加调查并非原告授权，其关于5家公司核心成员及负责人的陈述与5家公司注册登记情况不符，其陈述的由朱银松联系广东公司开发管理系统，与卢洪勇陈述由其联系开发并管理不相符，5家公司系签约合作，不属于招募团队发展人员；对B15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京山市场局未提供执法证件，徐建艳的行为不属于原告行为，其陈述内容与5家公司登记的负责人及高管情况不相符，新代理商由5家公司审核纳入，并非原告招募或发展，不属于原告管理；对B16、B17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被告京山市场局未能提供执法证件，卢洪勇第二次询问笔录及其提供材料、光盘材料无调取人签名、提供人签名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认为，因询问笔录反映被告出示了执法证件，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未提供执法证件，故对原告的该异议不予采纳。被告京山市场局为查明案情，可以决定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非必须得到原告的授权的人员才能接受询问，孙帆和卢洪勇陈述的关于联系广东公司开发管理系统的事实细节不尽一致，但却印证了原告联系广东公司开发管理系统的客观事实，综合孙帆、徐建艳和卢洪勇的陈述，可以清楚地反映原告的管理流程，故原告的异议不成立，本院对B14-B17予以采信。 原告对B18、B1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出具了退货说明，涉案销售方式系蒙牛公司与原告共同发布，认定原告为组织策划者构成主要事实不清。本院对B18、B19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20、B2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其证明目的系对其内容的描述，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即是对其证明目的的认可，其不能说明异议理由，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故对B20、B21予以采信； 原告对B2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高珊珊2018年1月加入，其所在公司系销售模式制度的制定参与者，蒙牛集团2018年1月22日新品发布会发布涉案代理制度及奖金制度，蒙牛集团、原告、5个核心公司共同参会出台，5公司以前都有带团队资历，招募的代理商中一部分是以前的团队人员，并非因原告组织策划原因加入涉案项目成为代理商，故认定原告为组织策划者与事实不符；高珊珊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云时代4-6月发放奖励表、后台资料截图均被高珊珊的第三次笔录推翻，苏州云领公司2018年1月31日与原告签约成为代理商，而其1月10日即收取其下级代理商林境等高级合伙人货款，后统一分次向原告转款，表明5家公司的下级代理商系既有现存代理商，并非因原告组织策划招募形成；张斌与原告签约系内蒙古景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公司行为，该核心合伙人系公司而非个人，张斌表示慢燃牛奶代理销售制度是2018年2月在南京核心团队会议上大家一起制定，被告京山市场局认定事实不清；江苏苏浙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同时为高级合伙人，可见不存在欺诈情形；原告与江苏苏浙公司、云南道赛公司之间不存在交钱方可取得资格情形；被告京山市场局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对陈雨琴和严丽君进行询问，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4条“询问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原告对B2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高珊珊并非原告代理商，其介绍的王曦系自身考察判断后加入成为代理商，但王曦成了并非介绍人的林境的下级，这与《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不相符；代理商王曦此前即因做牛蒡茶微商销售成为苏州云领公司下级代理商，王金洋在苏州云领公司与原告签约前即向其上级代理商王曦交款，之后收取下级代理商王庆杰货款，常鹏之前即做微商，在苏州云领公司与原告签约前即向苏州云领公司交款，可见苏州云领公司及其下级代理商与原告合作前后均长期从事其他公司产品的微商销售，其采取涉案模式销售产品并非因原告组织策划导致，认定原告为组织策划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常鹏的下级王俊璞系自身消费想便宜拿货而加入，不存在《禁止传销条例》所述的“欺诈”，其没有被要求发展其他人员加入，下级代理商包括公司，不属于发展人员，王俊璞的下级代理商张丽均先加入后交费，不存在《禁止传销条例》中“传销”要求交纳费用方可取得加入资格情形；被告京山市场局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对兰萍和张小丽进行询问，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4条“询问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原告对B24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系与内蒙古景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约合作，对方系公司行为，内蒙古景瑞公司早先即从事天杞元项目，有相应经验和团队，在与原告合作前即收取下级代理商陈晶晶货款，涉案项目销售模式和制度由原告、5个公司共同制定；内蒙古景瑞公司的下级代理商陈晶晶、张敏、吴明明均在景瑞公司与原告签约成为代理商前即已建立上下级代理关系，其行为并非因原告组织策划。原告对B25中荆州市工商局对李娜的下级罗厦的询问笔录、鲁莉户籍证明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荆州工商局的笔录与本案无关，被告请荆州工商局配合进行调查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询问笔录、会员资金往来截图、后台资料截图、手机聊天记录截图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不以交款为门槛，不存在《禁止传销条例》所述的欺诈和谋取非法利益情形，未要求下级代理商发展其他人员加入。本院对B22-B25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均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2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明确要求各代理商宣传不得夸大虚假，涉案销售模式不存在欺诈故意。本院对B26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2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销售模式和制度由蒙牛公司、原告和5公司共同决定，认定原告为组织策划方与事实不符。本院对B27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28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调取人、材料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因其证明目的系对其内容的描述，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即是对其证明目的的认可，结合庭审情况可见，原告通过会员管理系统对会员进行管理是不争的事实，该证据缺少调取人、材料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属于形式瑕疵，但不能以此瑕疵否定相关的客观事实，故对B28予以采信。 原告对B2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合作对象都是公司不是个人，不存在发展个人加入的情况，也没有要求合作对象发展下级代理商，不存在欺诈和牟取非法利益的事实。本院对B29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B30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其证明目的系对其内容的描述，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即是对其证明目的的认可，其不能说明异议理由，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故对B30予以采信； 原告对B3的勘验笔录合法性及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未提供两名执法人员全部执法证号、见证人未签名盖章，且见证日期与勘验日期不符；苏州云领公司下属代理商此前即拥有万人团队；涉案销售制度系于2018年1月23日由蒙牛公司发布，原告并非组织策划方。因该勘验笔录系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制作，其中的签字问题由该鉴定中心把关，被告对签名问题也进行了解释，形式欠缺属于该鉴定中心内部管理不规范，并不涉及勘验业务内容问题。该勘验业务内容可以与其它证据相印证，故本院对B35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 原告对被告荆门市场局提交的证据C1、C2无异议，对C3仅对京山市场局提交的答复书有异议，认为京山市场局应当在十日内进行答复，该份证据只有落款日期，没有送达回执及签收证明，不能证明其是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的答复，对C4认为荆门市场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被诉行政行为，不应当作为证据提交。被告京山市场局对C1-C4均无异议。本院结合庭审调查情况，确认京山市场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答复书，原告对此的异议不能成立，故对C1-C3均予以采信。因C4的合法性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后文予以评述，在此仅对C4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8日，原告与（蒙牛公司）上海鲜语公司签订《上海鲜语2018年经销商购销合同书》，上海鲜语公司授权原告在全国微商渠道销售慢燃牛奶和“焕轻高蛋白质调制乳粉。原告实际订购的产品有2个品种，分别为慢燃牛奶和未来星牛奶，包装规格均为每件6提。 自2018年1月起，原告分别与江苏苏浙公司、苏州云领公司、青岛微视角公司、云南道赛公司和张斌签订《购销合同书》，授权上述公司和个人作为合作经销商(又称为核心团队、核心合伙人)通过微商渠道销售慢燃牛奶。江苏苏浙公司又称星空联盟团队，分为苏浙国际和景天国际两个团队，其中苏浙国际团队核心成员为汪蒙蒙、肖浩新，景天国际团队核心成员为张斌、张倩；苏州云领公司又称云时代联盟团队，核心成员为衡健、高珊珊、刘小妹；青岛微视角公司又称微视角团队，核心成员为夏青、赵旭、崔鹏、张恺芮、陈娇娇；云南道赛公司又称梦燃国际团队，核心成员为严丽君、陈雨琴、眭心冉、管鹏。 原告制定了慢燃牛奶会员发展制度，核心团队以下会员分为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体验官五个级别。核心团队是原告订购并管理的蒙牛代理商管理系统即会员系统（网址http://mn-mr8.hyxmt.cn)中“经销商系统New”栏目“结构树”子栏目内级别最高的顶层会员，负责本团队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体验官等级别会员的发展、报单、充货、物流、退款等日常管理。 2018年1月至3月22日，原告对各级别会员最低认购数量与金额做了三次调整，最初设定的五个级别会员的最低认购数量、单价与金额对照表如下：                            会员级别                       认购数量(提)                       单价(元/提)                       金额(元)                               高级合伙人                       600                       98                       58800                               城市合伙人                       60                       118                       7080                               城市经理                       24                       148                       3552                               创客                       2                       180                       360                               体验官                       1                       198                       198                2018年1月24日，原告将高级合伙人最低认购数量调整为900提，对应缴款金额为88200元，其它级别的会员最低认购数量与金额保持不变。 2018年2月6日，原告将高级合伙人最低认购数量调整为1800提，对应缴款金额为174400元，将城市合伙人最低认购数量调整为120提，对应缴款金额为14160元，其他级别的会员最低认购数量与金额保持不变。 2018年3月22日，原告分别将高级合伙人和城市合伙人的充货单价调整为108元/提、128元/提。经过三次调整后执行现行的会员发展制度：                            会员级别                       认购数量(提)                       单价(元/提)                       金额(元)                               高级合伙人                       1800                       108                       194400                               城市合伙人                       120                       128                       15360                               城市经理                       24                       148                       3552                               创客                       2                       180                       360                               体验官                       1                       198                       198                               注：以上为发展的各级别会员最低认购数量与金额                原告为不同级别的会员授予了不同的权限：高级合伙人的定位就是团队管理，可以发展任何级别会员；城市合伙人可以发展任何级别会员；城市经理的定位就是销售赚取差价，一旦发展到城市合伙人时，建议先晋升成为城市合伙人再进行发展；创客可以发展体验官；体验官就是VIP客户。 高级合伙人发展高级合伙人，被发展的高级合伙人认购款项直接交给原告(其中2018年4月之后有部分高级合伙人的款项交给核心团队)，原告在会员系统为被发展的高级合伙人充货，计入高级合伙人库存，该认购数量不管商品是否出库均计入发展人的月业绩中。高级合伙人发展城市合伙人及以下级别会员，认购款项交给高级合伙人，消化高级合伙人的库存。 城市合伙人发展高级合伙人无现金奖励，被发展的高级合伙人认购款项直接交给原告；城市合伙人直接发展城市合伙人或补货，可按照每提10元的标准获得奖励，奖励由上级高级合伙人发放；城市合伙人发展城市合伙人以下级别会员消化自已的库存直接赚差价。 城市合伙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晋升为高级合伙人：1、发展2个高级合伙人；2、发展15个城市合伙人；3、发展1个高级合伙人和8个城市合伙人；4、一次性提货300件(城市合伙人补货不享受累计提升政策)。 2018年1月16日，在“燃动中国暨蒙牛创新赋能中国乳业大健康创新论坛”举办期间，原告使用法定代表人梁漳达的个人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122620120********)收取高级合伙人资金。自2018年2月1日起，原告发布公告并使用对公账户(户名：北京优选千通技术有限公司，账号：0200228109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作为收取高级合伙人资金的指定账户。 2018年1月至7月31日，原告累计收取会员资金501257491.06元，向退出的会员累计退款16538648.60元。会员申请退出需填写《蒙牛慢燃合作经销商退款申请书》并附转账截图及身份证复印件，由核心团队汇总统计，报原告审核后退款。 原告组建核心团队，通过核心团队发展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再发展各级别会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原告按慢燃牛奶每提20元(价格调整前为17元)计算核心团队报酬,核心团队业绩按下属的全部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次)的充货总量计算(其中2提未来星牛奶折算为1提慢燃牛奶)。2018年1月至3月，原告向各核心团队累计给付报酬3894360元。2018年4月以后，原告改变报酬给付方式，核心团队按每提108元的价格收取部分下属高级合伙人资金，原告以核心团队上交的款项和名单给核心团队所属高级合伙人按每提88元的价格在会员系统中充货(即核心团队在上缴原告的款项中抵扣应得的报酬)。 高级合伙人可获得团队管理奖，团队管理奖以月为单位统计团队业绩，下月自动清零重新计算。高级合伙人的月团队业绩等于该高级合伙人当月充货数量和下面所有的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数)当月充货量之和(如：A高级合伙人是B高级合伙人的上线，B高级合伙人是C高级合伙人的上线，那么本月A应按照A+B+C月充货总量计算相应的奖励，B应按照B+C月充货总量计算相应的奖励，C按照自己本月及下线高级合伙人的本月充货总量计算相应的奖励)。高级合伙人的月团队业绩达不到200件不计算团队管理奖，达到200件的，按照团队管理奖对应的月团队业绩百分比计算，高级合伙人的首单300件自己不享受团队管理奖励，只计算在上级高级合伙人的月团队业绩上。团队管理奖由核心团队向高级合伙人逐级发放，不重复计算。团队管理奖分为九个档次：月团队业绩200件至350件以下按照3%计算团队管理奖，350件至600件以下按照4.5%计算，600件至1000件以下按照6%计算，1000件至2000件以下按照7.5%计算，2000件至4000件以下按照9%计算，4000件至8000件以下按照10.5%计算，8000件至16000件以下按照12%计算，16000件至24000件以下按照13.5%计算，24000件以上按照15%计算。 2018年1月27日，原告与广州市鸿亿防伪产品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防伪控价一体化项目合同》，委托广州鸿亿承建会员系统(包括微商控价管理和经销商订单管理等功能)，用于会员的注册和管理。2018年2月22日，会员系统正式上线。原告指派工作人员作为系统管理员对会员进行树形层级管理，并先后授权给不同工作人员用户权限，不同用户可以在本人权限范围之内对财务、物流、仓管等具体业务进行分工管理。 会员系统中的“经销商系统New”栏目的数据显示，原告发展的会员包括核心团队、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和体验官等级别，每个会员对应有唯一的授权编号，会员呈树形结构分布，其中核心团队位于顶层，第二层只有高级合伙人，第三层以下有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穿插分布，创客和体验官仅存在于“结构树”的底层。“结构树”栏目中的会员数据内容含有资料状态、级别、授权编号、姓名、手机号、微信号、深度、上家授权代码、上家姓名、收货地址、授权时间等信息。该系统中的“仓库管理”栏目显示，原告通过遍布各地的九个仓库发货。 发展的会员通过以下流程注册加入： 1、被发展的会员为高级合伙人的，直接向原告支付与该级别对应的资金，原告收到资金后通知核心团队，发展人通过原告的会员系统发送专属链接，被发展人通过链接同意《慢燃纤维奶昔牛奶代理商授权协议》，并使用本人手机号码进行在线注册并提交付款凭证、身份信息、收货地址等注册信息，由原告所属的南京全国运营中心对注册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则进行授权，并在系统中向其分配相应数量的货物库存，被发展人作为发展人的直接下线在会员系统形成层级关系。 2、被发展人是高级合伙人以下级别会员的，由发展人向其发送专属链接，其填写相应的信息自助注册，向发展人支付货款，发展人给其充货，其作为发展人的直接下线在会员系统形成层级关系。 注册成功成为不同级别的会员后，会员系统生成相应级别的《授权证书》，授权人为原告。 自2018年2月起，原告分别在其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youxuanqiantong.com)和“慢燃大健康”(微信号：gh_76cc6117300ade)、“轻享慢燃”(微信号：gh_9e9866fd96df)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广告宣传和招商，对接会员系统，并多次发布公告对会员的销售渠道、销售价格和串货行为进行管控。 2018年2月1日至4月21日，原告与青岛日日顺家居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日日顺快线服务协议》，与青岛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仓配安装一体化服务合同》，与南京宇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圆通快运货物运输服务合同》，实现仓储、物流等服务外包，由原告利用网络统一为会员提供物流配送服务并支付物流费用。 2018年5月，有人向被告京山市场局举报原告从事慢燃牛奶网络传销，被告京山市场局于当月22日立案查处。在调查过程中，被告京山市场局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并提取了相关材料和电子数据等，委托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对其部分调查过程（即电脑操作行为）进行了电子数据固定，对涉案相关人员的银行交易帐户进行了查询。通过调查，京山市场局查明上述事实。被告京山市场局委托金恒会计事务所对原告的财务账目等进行审计。2018年10月28日，金恒会计事务所出具了鄂金恒鉴审字[2018]216号《审计报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审计报告》的鉴定意见，截至2018年7月31日，原告共发展各级别有效会员64836个(不含退出及停用的会员)，其中核心团队级别会员5个、高级合伙人级别会员2317个、城市合伙人级别会员25442个、城市经理级别会员16629个、创客级别会员12800个、体验官级别会员7643个。截至2018年7月31日，原告收取会员资金501257491.06元,完成销售并出库慢燃牛奶2532507.1提、未来星牛奶147434提,合计销售金额187756963.34元，采购成本145372780.44元，税费金额502842.7元，违法所得41881340.2元。 原告通过但不限于其账号为02002281092********的对公账户实施会员资金的收取和奖金的支付。被告京山市场局申请京山市人民法院对原告的对公账户（帐号02002281092********）予以司法冻结。 2018年11月8日，京山市场局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京工商听告字[2018]185号)。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提出听证申请。京山市场局于2018年11月23日依法举行了听证会。原告在听证会上提出如下意见： 1、原告代理销售的慢燃牛奶产品，系与其他机构的正常合作，其行为符合商品销售代理(分销)的法律规定及商业逻辑，与发展“人头”无关。 2、原告从未在合同中约定、以及任何场合宣传、要求四家合作机构发展其他人员纳入其下线，合作方如何销售产品是由合作方自己决定，合作方的销售网络和内部销售编号均是合作方自行创建与原告无关。 3、商品供应及销售收入、利润结算均是原告直接与合作方完成。原告与合作单位按销售合同，基于销售业绩进行结算，合作方与其他消费者之间是以购买商品的数量来享受不同程度的价格优惠，原告的利润处于合理范围，利润来源合法。 4、合作机构的销售利润来源于产品价差，而非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拉人头”)方式获利。 5、原告建立有完善的退换货及退款制度，而且能够做到百分百退款，并没通过骗取入门费方式获利。 6、原告销售的慢燃牛奶是国家合格产品，其价格和价格体系均经蒙牛公司确认，并非传销行为中的“道具商品”，与拉人头有本质区别。 被告京山市场局认为原告的意见不能成立。2018年11月29日，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有《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组织策划传销行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没收违法所得41881340.2元，并处罚款2000000元。原告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10日，被告荆门市场局作出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组织策划传销事实是否成立；2、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行政处罚是否超越职权；3、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4、被告京山市场局确认原告违法所得是否合法；5、被告荆门市场局复议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提出，原告的行为不具备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京山市场局认定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未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和收集证据，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原告未对所售产品、营利状况等进行虚假或夸大宣传，不存在诱骗代理商加入的情形，不符合传销的“欺诈”要件；2、原告不存在侵占牟取代理商货款等财物利益的情形，不符合传销的“牟取非法利益”的要件；3、京山市场局并无证据证明原告涉案行为扰乱了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原告不符合传销的“扰乱社会秩序”要件；4、原告的合作方为5家公司，原告并未发展自然人即“人员”作为代理商，5家公司下级代理商中的“人员”由5家公司发展而非原告发展而来，原告的行为不符合传销的“发展人员”的构成要件；5、原告行为不符合骗取入门费式传销、团队计酬式传销的构成要件；6、5家合作经销商原本系多个微商模式产品营销商，涉案代理商系5家合作经销商与原告合作前的既有下级代理商并运作相关产品进行微商销售，该销售体系、模式形成和实施均由5家合作公司主导，并非因原告涉案销售项目形成，认定原告为发起策划的组织策划方与事实不符。 本院认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认定某一销售行为是否属于传销行为，应当分析其销售模式特征是否符合上述规定。本案中，原告为销售慢燃牛奶组建了核心团队，通过核心团队发展人员，并要求被发展人员必须认购慢燃牛奶且达到最低认购数量才能成为相应级别会员，根据交纳费用的多少分为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体验馆五个级别，不同级别取得不同的权限，其中高级合伙人、城市合伙人、城市经理、创客可以发展人员，体验官没有发展人员资格。该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的构成要件，属于收取入门费式传销行为。原告通过核心团队发展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再发展各级别会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其中，原告根据核心团队业绩向其支付报酬，核心团队业绩按下属的全部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次）的充货总量计算；高级合伙人根据其团队业绩获得团队管理奖，高级合伙人的月团队业绩等于该高级合伙人当月充货数量和下面所有的高级合伙人（不限层数）当月充货量之和。核心团队获得的返利是以团队所属全体高级合伙人的总业绩来计算的，而不是等于总发货量，即不管会员有没有通过提货来完成交易，只要交纳了入门费，核心团队就可以得到返利。高级合伙人的团队管理奖由核心团队向下逐层结算，高级合伙人的业绩按其下属所有高级合伙人的总业绩计算，核心团队及高级合伙人只要达到原告奖励制度标准，即使自己不直接销售产品，也能够获得报酬，该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三项的构成要件，属于团队计酬式传销行为。原告策划、制定了这种销售模式，并通过会员管理系统进行销售管理，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当属于传销行为。原告列举了兰萍、王俊璞、张敏、李娜、王曦、高姗姗、王金洋等会员情况来否认其团队计酬传销行为，因原告混淆了“主资料录入时间”和“授权时间”，混淆了“推荐关系”和“安置关系”，核心团队为了获得最大报酬，根据原告的计酬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有关会员的位置，并不能以此否定原告组织策划传销的行为性质。故原告提出其行为不符合收取入门费式传销、团队计酬式传销的构成要件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原告在“慢燃大健康”公众微信号中以“引爆你的财富之路”为题进行了大肆宣传，诸如“投入大，回报大”、“花得越多，返利越大”、“轻松组建属于你的军团”、“工业化运作，线上线下峰会，轻松复制，让业绩核变式暴涨，团队井喷式裂变”、“功能型奶昔，清血脂、清内脂，加速代谢，长期摄入可降低体脂含量，改善肠道蠕动”等等，以消费返利为诱饵，通过夸大、误导性宣传诱骗社会公众加入，故原告提出其未对所售产品、营利状况等进行虚假或夸大宣传，不存在诱骗代理商加入的情形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从上海鲜语取得慢燃牛奶和未来星牛奶的独家销售权后，通过微商渠道以会员制的形式销售，要求会员必须先全款支付再提货。原告购进慢燃牛奶的价格为65元/提，为获取高额利润，原告制定价格体系和乱价处罚措施并以会员制的模式销售，至最终销售价格为198元/提，该价格远高于市面上同规格的品牌牛奶的最高零售价。原告取得该商品独家代理权后，限定会员只能在微商渠道以其制定的价格销售该产品，致使市面上没有此种商品销售，从管理制度上为非法牟利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原告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牟取非法利益4千余万元（原告已收款但未发货的未计算）。原告的交易模式表面上是通过销售产品赚差价获利，实质上主要是通过不断发展人员牟取非法利益。根据原告制定实施的奖励制度，核心团队并不直接销售产品而获得返利；高级合伙人只要达到奖励制度标准，即使自己不直接销售产品，也能够获得报酬。截止2018年7月31日，原告共发展各级别有效会员64836个（不含退出及停用的会员），其中核心团队级别会员5个、高级合伙人级别会员2317个、城市合伙人级别会员25442个、城市经理级别会员16629个、创客级别会员12800个、体验官级别会员7643个。原告收取会员资金501257491.06元，完成销售并出库慢燃牛奶2532507.1提、未来星牛奶147434提。以上数据表明，真实处于消费者层级的体验官级别会员在全部有效会员中仅仅约占比11.8%，体验官级别会员所购买的慢燃牛奶数量在原告销售并出库的慢燃牛奶数量中占比更是极少。可见原告获利的方式并不是依靠向终端消费者销售产品赚取差价，而是通过不断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从下线交纳的“入门费”中通过团队计酬等方式支付上线报酬，最终让自身牟利。一旦停止发展人员，原告所谓的交易模式就无法维持，这也体现了原告牟取利益的非法性。故原告提出其不存在侵占牟取代理商货款等财物利益的情形，未牟取非法利益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如前所述，原告通过系列制度管理，在短短的7个月内发展会员64836个，吸纳5.013亿资金，而原告账面实际销售产品的金额仅为1.87亿，其余资金全部被原告占有，这类资金归集的方式实质是变相地收取高额“入门费”，极易引发社会稳定；原告利用其对慢燃产品的独家控制地位，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一系列通知、公告，限制产品销售渠道，控制销售价格，实施价格垄断，禁止乱价，并制定了严格的处罚规定，这些行为均背离了商品市场的交易规律，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商品的畸高售价，维持各级会员的返利，为其继续发展团队牟取非法利益创造条件。该行为不仅损害了会员的正当权益，还严重扰乱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会员交纳入门费，只是获得会员账户上的虚拟库存，在未发生实际销售的情形下，各级会员已按原告制定的奖励制度先行获取相应的报酬。该报酬的支付是不可逆的，一旦原告无法持续供货，众多会员存在巨大的维权风险，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根据审计报告显示，原告2018年1至7月不含税销售收入1.87亿，主营业务成本1.45亿，其账面计提并已缴纳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税为9.02万元，企业所得税1.18万元，两项合计仅实际缴纳10.2万元税款，而原告实施充货制度以来，按88元/提的价格与核心合伙人结算，其产品到达消费者的最终价格为198元，中间每提110元对应的税款也无形中流失。故原告提出没有影响社会稳定，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与上海鲜公司签订经销协议后，制定慢燃牛奶会员发展制度和团队管理奖励制度，委托广州鸿亿防伪产品有限公司承建并维护其会员系统，设立官网和“慢燃大健康”、“轻享慢燃”微信公众号，开展广告宣传、招商、发布通知公告，通过微信公众号对接会员系统，对会员的销售渠道、销售价格和串货行为进行管控，招募核心团队，委托北京三多网络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实施宣传，委托青岛日日顺物流公司、青岛日日顺家居公司、南京宇敦物流公司等公司进行物流管理和仓储服务，同时原告以“太阳线型”的模式发展人员，通过会员系统对会员及会员认购的产品进行管理，并使用其法定代表人梁漳达的个人银行账户和原告对公账户收取高级合伙人资金。这些行为足以反映原告系该传销行为的发起、组织、策划、管理和协调者，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5家合作经销商可能存在以微商模式销售其他商品的情况，该销售是否合法另当别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家合作经销商参与本案原告织策划的商品微商销售，受到原告的管控，依靠自己的业绩根据原告的奖励制度获得报酬，可见其并非本案传销行为的发起、组织、策划方。故原告提出5家合作经销商原本系多个微商模式产品营销商，本案销售体系、模式形成和实施均由5家合作公司主导，认定原告为发起策划的组织策划方与事实不符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禁止传销条例》所指的发展“人员”，指的是参与对象，并非特指自然人，它可以是某一自然人或某几个自然人组成的团队，也可以是公司或其他形式的主体。本案中原告与江苏苏浙公司、云南道赛公司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授权上述公司作为合作经销商（又称核心团队、核心合伙人），但实际上原告是与核心团队的个人发生往来。核心团队在会员系统上注册的信息均是个人信息，与原告的相关资金及业务来往也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的，与公司无关，因此原告表面上是存在发展“公司”的情形，其实质仍是发展的自然人。原告通过购销合同约束核心团队的经营行为，通过代理商管理系统对会员进行统一管理。核心团队在原告制度约束下发展人员，则该人员实质上仍属于原告发展的人员。故原告提出其并未发展自然人作为代理商，下级代理商中的“人员”由核心团队发展而非原告发展而来，原告的行为不符合传销的“发展人员”的构成要件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提出，原告住所地即日常经营办公地为北京市，原告主要行为系与合作经销商进行合作经销，即使涉案行为定性为传销，相关决策、组织、策划环节均在原告所在地北京市与合作经销商所在地间实施，京山市场局无权对原告相应行为进行认定和查处。二被告均提出，在京山市有人员加入原告组织策划的传销活动，京山市是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的发生地，京山市场局对发生在本辖区范围内的传销行为有管辖权，其进行查处并未超越职权。本院认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八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据此，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京山市场局对该条例所指传销行为有查处的职责。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含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两个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实施地、经过地、结果地。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可能跨越区域很广，在其实施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被发现，该地方都可以成为违法行为发生地。本案为微商传销，行为载体主要是网络，它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原告的住所地北京和其合作经销商所在地。京山市场局提供的证据材料（包括举报材料、会员笔录、会员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员平台数据等）充分反映在京山市区域有蔡瑾、张银超、黄红秀等人参与了原告组织策划的传销活动，京山市区域是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的发生地，该区域在京山市场局的行政执法区域范围内，因此京山市场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京山市场局在立案前已向湖北省工商局进行报备，并未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先立案，其作为先立案的行政机关，对本案当然享有管辖权。原告的上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3，原告提出，京山市场局处罚程序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主要有：1、京山市场局询问调查环节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询问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且影响被询问人如实陈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京山市场局送达《询问通知书》未依法实施，导致未能全面调查取证、事实认定错误；3、京山市场局调查终结后提请负责人决定发出处罚事项告知书前，未曾交由法制机构核审，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4、京山市场局《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未依法送达，《听证通知书》未载明举行听证的方式、听证人员的姓名、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与《湖北省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十六条不相符，且影响当事人维护实体权利，属于严重程序违法；5、京山市场局未经审核人员审核、负责人集体讨论即作出处罚决定，与《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不相符；6、京山市场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超越法定期限，构成程序违法；7、京山市场局冻结原告账户缺乏证据、违反法定程序。 本院认为，“询问应当个别进行”的立法目的在于避免被询问人相互影响，不利于案件调查。本案中京山市场局对陈雨琴、严丽君的询问和对兰萍、张小丽的询问均分别由不同的办案人员进行，即是“个别进行”。至于询问地点的选择，往往受到办案条件的限制，只要能够避免被询问人相互影响即可。京山市场局在对陈雨琴、严丽君询问和对兰萍、张小丽询问时借用的是被询问人的工作场所，迫于办案地条件的限制，将询问地点设在空间较大的会议室，分处不同位置，且询问内容主要针对的是被询问人的个性问题，因此不会相互产生影响，故被告并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个别询问”的规定。原告提出的京山市场局询问调查环节违反“询问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传销案件的调查通常具有头绪繁杂、取证困难的特点，调查程序是否违法主要看是否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京山市场局在原告的办公场所送达《听证告知书》和《听证通知书》，虽然不是原告授权领取文书的人员签收，但毕竟由原告的工作人员签收，且原告申请了听证，足见原告收到了《听证告知书》，该送达并未损害原告的权益，故此送达并不违法；本案调查涉及地域广、调查难度大，京山市场局如何进行调查，系其自主决定的范畴，《询问通知书》的送达仅是联系沟通的方式，对调查结果不产生实际影响。京山市场局多次向相关公司或人员送达《询问通知书》，力求取得其配合调查，但部分公司或人员没有主动配合，则该《询问通知书》的送达对这些公司或人员并未产生影响，京山市场局又寻求其它途径找到这些公司或人员进行现场询问，以询问笔录结合其他证据确认案情，并不是以该《询问通知书》的送达确认案情；京山市场局送达的文书属于行政执法文书，并非国家机关公文，交由快递企业送达并不违法。故原告提出京山市场局未依法送达《询问通知书》、《听证告知书》和《听证通知书》，导致未能全面调查取证、事实认定错误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工商系统行政处罚案件案卷装订规范》规定，工商行政处罚案件案卷装订分为正卷和副卷，其中副卷包括投诉、举报等案件来源材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如延期结案、处罚告知、处罚决定等）、案件集体讨论记录等材料。因副卷内容往往含有国家秘密、办案决策信息或当事人、证人、举报人等信息，一般不对外公开。本案中，京山市场局将案件副卷向本院提交，共本院审判需要进行查阅，未作为证据提交给原告查阅，并不违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本案因案情复杂，京山市场局在法定期限内未能作出处理决定，经负责人批准延期后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继续延期，并无不当。京山市场局严格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完成了法制机构内部核审、负责人集体讨论延期结案和处罚决定等流程，该材料存在于《副卷》之中，属于京山市场局的内部办案流程材料，无须对原告公开。原告提出京山市场局调查终结后未交由法制机构核审、未经负责人集体讨论即作出处罚决定、超期结案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凡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属于听证范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程序，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专项规定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即为该专项规定，而《湖北省行政处罚听证规则》属于一般规定，则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自接到案件调查人员移送的案卷之日起五日内确定听证时间、地点，并应当于举行听证七日前通知当事人。”第三十一条规定，“听证主持人核对听证参加人，宣布案由，宣布听证主持人、记录员、翻译人员名单，告知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中的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本案中，被告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对原告进行了书面通知，听证时也明确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的相关权利，充分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等权利，且原告实际参与了听证，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故原告的权利并未因此受到影响。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听证告知和通知程序违法的意见不予采纳。 查封、冻结账户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属于行政处罚程序。原告若对京山市场局申请人民法院冻结原告账户不服，应当另行起诉。该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故对原告提出的京山市场局申请人民法院冻结原告账户缺乏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4，原告提出，京山市场局计算原告所得，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理由如下：1、京山市场局一方面认定原告构成《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三）项两种模式的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另一方面全部按照第（三）项模式计算违法所得；2、京山市场局认定原告所得的主要证据即审计报告非法无效；3、京山市场局关于原告所得计算错误。本院认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传销违法活动中，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式传销的违法所得按当事人的全部收入计算；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销售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计算；销售非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第九条规定，“在违法所得认定时，对原告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据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已经支出的税费，应予扣除”。本案原告实施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依上述规定，按两种行为方式计算原告违法所得均可，在此被告选择了更有利于原告的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认定方式确认原告的违法所得，没有损害原告的权益，并无不当，故对原告认为被告选择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认定方式确认原告的违法所得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为查明案情需要对案件中专门事项进行鉴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出具载明委托鉴定事项及相关材料的委托鉴定书，委托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没有法定鉴定机构的，可以委托其他具备鉴定条件的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应有鉴定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加盖鉴定机构公章”。被告依法委托具备审计资格的专业机构金恒会计事务所对原告的违法所得进行审计，金恒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上有审计人员的签名及印章，并加盖有审计机构的公章，被告依法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财政部之所以出台《财政部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盖章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审计人员责任，并不是从审计业务方面提出了新的规定，本案中金恒会计事务所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其主任会计师没有签名，也没有委托副主任会计师签名，属于其内部管理不规范，并不涉及审计业务问题，即该《审计报告》形式规范问题并不导致审计报告无效，而该所主任会计师事后进行了签名追认，弥补了该《审计报告》形式规范缺陷，故原告提出主任会计师未在《审计报告》上签名，该《审计报告》违法无效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销售非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被告委托金恒会计事务所对原告的财务账目等进行了审计，在此基础上采用“销售收入减去购进价款和税费”的方式计算违法所得为41881340.2元，至于其他费用如人员工资、物流费用等不属于应当扣减的范畴，不予扣除，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供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优选千通技术有限公司涉嫌组织策划传销一案的相关财务问题的专家意见》违反上述规定，应当不予采纳。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京山市场局关于原告所得情况计算错误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5，原告提出，荆门市场局复议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应和京山市场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并撤销。本院认为，被告京山市场局依照《禁止传销条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对原告涉嫌组织、策划传销行为立案查处，其依照法定程序调查，收集、审核了相关证据，并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组织原告举证了听证，其认定原告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其所作出的京工商处字[2018]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应予维持。被告荆门市场局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荆工商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亦应予维持。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京山市场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和被告荆门市场局作出的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优选千通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北京优选千通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爱萍 人民陪审员  朱兴国 人民陪审员  解达雄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胤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