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27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俊伟，男，汉族，1954年10月16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里、王双利，河南翰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惠建，女，汉族，1963年5月14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阳，河南洛河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俊伟因与被上诉人刘惠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4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俊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惠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49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12月26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2.本案一审受理费、保全费，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表示放弃利息部分上诉，同意利息从2018年9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惠建尚欠上诉人本金32980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8月25日和2014年12月25日，刘惠建使用程学敏开办的洛阳协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协力合作社）的名义，分别与上诉人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24万元和31万元，借款利率分别为月利率1.2%和1.5%。上诉人将55万元交给刘惠建使用，刘惠建给上诉人支付利息。之后刘惠建给上诉人换过多次合同和借据。2015年10月，刘惠建停止支付利息。2015年12月25日，上诉人和刘惠建及介绍人等五人共同协商，确定刘惠建对31万元借款按每月不低于2000元标准支付利息，对24万元借款不再支付利息。后由于程学敏和刘惠建发生矛盾，不让刘惠建继续使用他和他的公司名义签订借款合同，刘惠建便给上诉人及其他出借人更换合同。2018年7月18日，在更换合同时，刘惠建提出把在此之前支付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6万元，并且新合同上不再写利息，否则不给换合同。上诉人因怕过诉讼时效，出于无奈只得同意。2018年7月18日，上诉人以前的两份合同换成了以刘惠建开办的洛阳惠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新合同，刘惠建本人给上诉人出具了两份借据，将其中的24万元借款合同变成了18万元。因此刘惠建借上诉人的本金就被迫从55万元变成了49万元，借据及合同日期仍写成了2015年6月25日。既然刘惠建在最后一次换合同和借据上已确认欠上诉人49万本金，一审判决也认为刘惠建于2015年6月25出具的两份借据是对其之前借款事实及数额的确认，因此一审判决时将49万元借款本金变成了329800元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5月23日之后，刘惠建转给上诉人款项160200元，应从借款本金49万元中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一审两次开庭时，刘惠建不承认借过上诉人款项，这与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相矛盾。刘惠建也没能提交证明还160200元本金的证据，上诉人也没有自认刘惠建还过本金。刘惠建自2013年开始借款后，一直是按月利率1.2%至1.5%付息。从2015年6月25日至2018年7月18日，按上述标准计算，55万元借款三年应偿还利息应超过20万元。但2015年6月25日至12月25日，刘惠建按55万元本金还利息约3万元；12月25日之后，刘惠建按每月2000元还利息，根本没有按合同约定足额偿还利息。即使能查明2015年6月25日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刘惠建转给上诉人有款项，那也应是偿还的利息（数额远不到160200元）。并且刘惠建还将该期间已还的利息当作还本金从本金中扣除6万元。除上诉人以外，刘惠建还向多人借款，采用的方式、合同和收据的内容如出一辄。2018年7月18日刘惠建给多人更换合同和借据，这些人都能证明本案的真实情况。二、一审对诉讼费承担的问题判决不当，应予以纠正。本案是因刘惠建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偿还借款及利息发生的，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应由刘惠建承担。但一审判决对保全费应由谁承担没有判决，二审对此应予以纠正。综上，请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惠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的借款合同确实是在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答辩人还同时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据，该两份合同并非2018年7月18日所签订。2015年6月25日双方确认所欠借款本金后，所签订的两份合同中均没有约定利息，因此答辩人于2015年6月25日后所支付的款项均为本金。张俊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9万元和借款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从2015年6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本金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7月26日为151900元）[将该利息起算日期更正为2015年12月26日]；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5日，原告张俊伟作为乙方、出借人与协力合作社作为甲方、借款人及惠发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签订（201506）第04号《借款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向乙方借人民币31万元整，月利率为1.5%；第二条、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9月25日；第五条、保证条款：1、丙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丙方的保证范围为借款本息、逾期利息、实现债权的诉讼费。3、丙方的保证期限为本合同项下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5年6月25日，惠发公司出具了《担保函》。协力合作社向原告张俊伟出具了《借据》《收条》《还款计划书》。该《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张俊伟未向借款人协力合作社交付借款31万元。2015年8月25日，原告张俊伟作为乙方、出借人与协力合作社作为甲方借款人及惠发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签订（201508）第01号《借款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向乙方借人民币24万元整，月利率为1.2%；第二条、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5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第五条、保证条款：1、丙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丙方的保证范围为借款本息、逾期利息、实现债权的诉讼费。3、丙方的保证期限为本合同项下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5年8月25日，惠发公司出具了《担保函》。协力合作社向原告张俊伟出具了《借据》《收条》《还款计划书》。该《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张俊伟未向借款人协力合作社交付借款24万元。另查明，2015年6月25日，原告张俊伟作为乙方、出借人与惠发公司作为甲方、借款人在同一天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的借款本金为18万元，另一份合同的借款本金为31万元，两份合同均约定：第二条、借款期限为二年，自2015年6月25日至2017年6月25日,甲方根据资金情况，分批或一次性无息还清。被告刘惠建向原告张俊伟出具了两份《借据》，一份《借据》显示：“刘惠建借到张俊伟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期限贰年，自2015年6月25日至2017年6月25日。借款人：刘惠建。2015年6月25日”。惠发公司在该《借据》的借款人落款处加盖了公章。另一份《借据》显示：“刘惠建借到张俊伟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期限贰年，自2015年6月25日至2017年6月25日。借款人：刘惠建。2015年6月25日”。惠发公司在该《借据》的借款人落款处加盖了公章。该《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张俊伟未向借款人惠发公司交付借款18万元与31万元。惠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本案被告刘惠建。再查明，从2015年5月23日起至今，被告刘惠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账号向原告张俊伟名下陆续转款160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侵害公民的合法财产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原告张俊伟与被告刘惠建之间的借贷关系问题，被告刘惠建否认曾经向原告张俊伟借过钱，认为是协力合作社及惠发公司向原告张俊伟借款，但是原、被告双方均没有向法庭提交原告张俊伟向协力合作社及惠发公司的银行账号转款的证据。2015年6月25日，原告张俊伟作为乙方、出借人与协力合作社作为甲方、借款人及惠发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签订（201506）第04号《借款合同》；2015年8月25日，原告张俊伟作为乙方、出借人与协力合作社作为甲方、借款人及惠发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签订（201508）第01号《借款合同》；2015年6月25日，原告张俊伟作为乙方、出借人与惠发公司作为甲方、借款人在同一天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事实上，原告张俊伟签订的这4份《借款合同》均没有履行。从2014年1月份至2018年5月份原告张俊伟与被告刘惠建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原告张俊伟与被告刘惠建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被告刘惠建于2015年6月25日出具的两份《借据》应当是被告刘惠建对之前借款事实及数额的确认，借款本金共计49万元，惠发公司在两份《借据》上加盖了公司公章，但是加盖公章的行为既不能认定借款人就是惠发公司，也不能认定惠发公司是担保人，应为惠发公司对借款事实及数额的确认，在此只能仅仅起到证明人作用，实际借款人应当认定为被告刘惠建。关于借款利率问题，原告张俊伟主张利息按照月利率1%计算，但是原告张俊伟未能提交关于利息约定的相关证据，被告刘惠建于2015年6月25日出具的两份《借据》上也没有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因原、被告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故一审法院对原告张俊伟主张的月利率1%的利息不予支持。但原告在诉讼中向被告主张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其利息应从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即2018年9月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关于借款本金数额问题，借款本金为49万元，从2015年6月23日起之后，被告刘惠建通过自己名下的多个银行账号向原告张俊伟的银行账号转款共计160200元，该款应冲抵借款本金49万元，因此借款本金尚余329800元没有归还，被告刘惠建应偿还原告张俊伟借款本金3298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惠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俊伟借款本金3298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9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该329800元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张俊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19元，由被告刘惠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查明：张俊伟一审中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2014年1月17日起至2015年6月间，除2014年6月、7月外，刘惠建每月均向张俊伟银行账户转款。张俊伟于2014年12月24日向刘惠建转款21万元、2015年3月12日向刘惠建转款9800元。一审中刘惠建提交了其与张俊伟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张俊伟出具的收据等付款凭证，该付款凭证显示,2015年6月25日之后，在2015年6月29日至2018年7月5日期间，刘惠建分41次向张俊伟支付款项100200元。详细情况为：1、2015年6月29日付4650元；2、2015年7月20日付3600元；3、2015年7月20日付4650元；4、2015年7月24日付1200元；5、2015年8月31日付3100元；6、2015年9月1日付1550元；7、2015年9月1日付2400元；8、2015年9月21日付2400元；9、2015年10月26日付4650元；10、2015年11月2日付2000元；11、2015年11月25日付5000元；12、2015年12月25日付2000元；13、2016年1月25日付5000元；14、2016年2月1日付3000元；15、2016年3月25日付2600元；16、2016年4月25日付3000元；17、2016年5月25日付3000元；18、2016年6月8日付3000元；19、2016年6月25日付2000元（现金）；20、2016年7月25日付2000元（现金）；21、2016年8月25日付2000元；22、2016年9月26日付500元（现金）；23、2016年10月25日付400元（现金）；24、2016年12月25日付2000元（现金）；25、2017年1月24日付2000元；26、2017年2月24日付2000元；27、2017年3月24日付2000元；28、2017年4月25日付2000元；29、2017年5月23日付2000元；30、2017年6月25日付2000元（现金）；31、2017年7月25日付2000元；32、2017年8月25日付2000元（现金）；33、2017年9月25日付2000元；34、2017年10月26日付2000元；35、2017年12月25日付2000元；36、2018年1月25日付2000元；37、2018年2月11日付2000元；38、2018年3月30日付2000元；39、2018年4月26日付2500元；40、2018年5月25日付2000元；41、2018年7月5日付2000元；以上共计100200元，上述款项中除标注为现金支付外，其余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此外，刘惠建提交了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20日向张汝民账户分别转账3万元、3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主张该6万元系按张俊伟指示转入张汝民账户用来偿还借款，张俊伟对此不予认可。张俊伟一审中所提交的银行交易清单显示，张汝民与张俊伟之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张俊伟上诉状中称：因协力合作社负责人程学敏和刘惠建发生矛盾，不让刘惠建继续使用协力合作社名义与张俊伟签订借款合同，刘惠建便给张俊伟更换合同。在2018年7月18日更换合同时，刘惠建要求把之前支付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6万元，新合同上再写利息，否则不给更换合同。张俊伟称因怕过诉讼时效，只得同意。于是，2018年7月18日，双方将之前的两份合同换成以刘惠建所开办的惠发公司名义与张俊伟签订了新合同，将其中24万元借款合同金额变更为18万元，本金总额从55万元变为49万元，借据及合同日期仍写成了2015年6月25日。另查明，2018年7月23日，张俊伟向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交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虽然惠发公司与张俊伟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该两份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但2015年6月25日张俊伟并未向刘惠建转款。从张俊伟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2014年1月17日至2015年6月间，除2014年6月、7月外，刘惠建每月均向张俊伟银行账户转款。张俊伟于2014年12月24日、2015年3月12日分别向刘惠建转款21万元、9800元。以上事实说明该两份借款合同所涉款项的初始出借日期或实际出借日期并非2015年6月25日，故应综观双方借贷的全过程，结合张俊伟与协力合作社及惠发公司2015年6月25日、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来综合分析本案。经分析后认为，即使张俊伟主张其与惠发公司所签订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的两份《借款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但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29日至2018年7月5日期间，刘惠建所支付的160200元系偿还张俊伟的借款本金，依据不足，且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该160200元中包含刘惠建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20日向张汝民账户分两次共转账支付的6万元，张俊伟对该6万元系支付其本案借款并不认可，刘惠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6万元系偿还本案张俊伟的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6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依据不足。而且退一步讲，即使如刘惠建所主张，该6万元系按照张俊伟指示向指定的账户付款，那么张俊伟与协力合作社及惠发公司2015年6月25日、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55万元，而惠发公司与张俊伟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49万元，差额也正好为6万元。除去上述6万元款项外，2015年6月29日至2018年7月5日，刘惠建分41次向张俊伟支付款项100200元呈现如下特点：1、付款次数多，基本上每月刘惠建都向张俊伟付款。2、每次付款额度不大。其中，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间，每月数额为几千元不等，单笔转款数额不大（2015年6月4650元；7月3600元+4650元+1200元；8月3100元；9月1550元+2400元+2400元；10月4650元；11月2000元+5000元；12月2000元；2016年1月5000元）。从2016年2月至2016年8月，付款金额3000元的4次，付款金额2000元的3次，付款金额2600元的1次。3、付款有明确的规律。2016年12月至2018年7月间，基本上每月25日左右，刘惠建支付张俊伟2000元（除2018年4月支付的为2500元）。因此，若上述款项不是支付的利息，不可能呈现出这样的付款特点和规律，并且双方在没有特定关系情况下，长时间、大数额地无息借款不符合常理。张俊伟与协力合作社及惠发公司2015年6月25日、2015年8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分别为月息1.5%、1.2%，但惠发公司与张俊伟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中约定为无息借款，合同履行前期每月付息数额不等，后期刘惠建每月均是按2000元支付利息。张俊伟在上诉状中也称：2015年12月25日，在刘惠建办公室，其和刘惠建及介绍人等五人共同协商，确定刘惠建对31万元借款按每月不低于2000元标准支付利息，对24万元借款不再支付利息。同时，张俊伟也称其基于担心超过诉讼时效等问题，才同意将有利息约定的借款合同更换为无利息约定的借款合同。说明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对利息问题多次进行了协商，利息支付标准及数额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并非固定统一。因此，综合考虑本案案情，酌定本案的借款在2015年6月至刘惠建最后一次付息即2018年7月期间利息，按最后双方所履行的月利息2000元标准统一计算，从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共计38个月，利息总额为76000元。刘惠建在该期间实际支付了100200元，扣减76000元后，剩余24200元应折抵本金。综上，刘惠建应偿还张俊伟的借款本金为465800元。因张俊伟明确同意本案借款利息从2018年9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而且一审法院判令的该利息标准并不违背法律规定，故借款利息应以465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9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此外，因张俊伟所上诉主张的保全费并未发生在本案诉讼当中，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4538号民事判决；二、刘惠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俊伟借款本金465800元及利息（以465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9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张俊伟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19元，由张俊伟负担510元，由刘惠建负担97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4元，由张俊伟负担175元，由刘惠建负担33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沈可可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