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民终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渝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号旺座国际城C座1104号。 法定代表人：范云峰，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但萍，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邻水县合流镇合流居委会二社。 法定代表人：蒋昊霖，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铖，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陕西渝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渝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邻水东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7）川1623民初2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陕西渝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但萍、被上诉人邻水东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陕西渝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7）川1623民初27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陕西渝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邻水东升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陕西渝江公司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陕西渝江公司已按照合同履行了交付原煤，而一审判决认定陕西渝江公司未举证证实其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系错误认定；2.一审中鉴定得出吴昌林向邻水东升公司提供的委托书系伪造，吴昌林无权代表陕西渝江公司收取货款，邻水东升公司向其支付货款，不能免除邻水东升公司向陕西渝江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3.根据商业交易习惯，《往来询证函》是对交易关系、债权债务等事实的确认，《往来询证函》不但可以作为买卖双方结算的依据，还可以作为确认债权债务的依据。而一审判决认定《往来询证函》不符合商事交易中结算书的通常模式，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 邻水东升公司辩称，1.陕西渝江公司一审中举示的《往来询证函》不符合商事交易中结算书的通常模式；2.一审庭审中陕西渝江公司均对汇票进行了全部否认，导致《往来询证函》载明的金额与事实不符；3.不论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对往来账目的金额是否达成一致，陕西渝江公司应当出示买卖合同实际发生的证据，而陕西渝江公司从未证实其已履行了供货义务；4.陕西渝江公司出示的系列票据能够证明邻水东升公司已足额支付了相应款项，邻水东升公司欠付货款。 陕西渝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邻水东升公司立即向陕西渝江公司支付货款4,308,327.99元；2.判令邻水东升公司向陕西渝江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665,462.58元（以4,308,327.9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违约金。自2015年1月15日起，暂计算至陕西渝江公司起诉之日止即2017年10月18日），此后的利随本清；3.判令邻水东升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6日、2013年9月16日、2014年1月2日，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先后签订了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向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和达州海螺水泥有限公司供应煤炭。2014年9月30日，陕西渝江公司向邻水东升公司发出了一份《往来询证函》。2017年11月27日，陕西渝江公司以邻水东升公司欠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陕西渝江公司、邻水东升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2013年9月16日、2014年1月2日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陈述，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二、《往来询证函》能否直接作为结算依据。 1、关于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庭审时，邻水东升公司提出了双方并未实际发生煤炭买卖的抗辩观点，并认为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所谓的交易系一名叫“吴昌林”的人借用双方资质在进行操作，而陕西渝江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并无中间人“吴昌林”的存在，也不认识“吴昌林”，也无其他任何性质的中间人存在，其在起诉和庭审时均主张其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陕西渝江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涉案销售合同分别约定陕西渝江公司、邻水东升公司的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数量、质量以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对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结算为准”、“数量、质量以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对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结算为准”，但截至法庭辩论终结，陕西渝江公司未提供由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或邻水县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的双方盖章确认的结算单，亦未提交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证明其依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的合同义务。陕西渝江公司认为其不需提交相关证据的理由是已有《往来询证函》作为陕西渝江公司、邻水东升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可以印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陕西渝江公司、邻水东升公司就相关账目进行了对账，但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邻水东升公司已经收到了涉诉合同货物，且账目的记载应以客观真实的货物流转的凭证作依托，缺乏交付凭证的账目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时，在庭审过程中，陕西渝江公司对邻水东升公司出示的“由陕西渝江公司出具的30,491,744.52元陕西增值税专用发票”无异议，并认为该证据反而能证明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虽然陕西渝江公司向邻水东升公司出具了面额共计30,491,744.5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因在庭审过程中，邻水东升公司一直主张有一个叫“吴昌林”的中间人存在，双方的交易系“吴昌林”借用双方资质在进行操作，并出示了“2013年8月16日，陕西渝江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给吴昌林的《委托书》，并加盖有公司印章和法人唐前忠的私人印章”这样一份证据，但该证据被陕西渝江公司予以否认，并在随后的司法鉴定中鉴定出该《授权委托书》上的两枚印章与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即可能是“假印章”，本案已存在有人员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的可能性，而本案双方无争议的发票又系“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在没有任何购销事实的前提下，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则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鉴于本案“不一致印章”在前的警示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殊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涉及到购销行为是否真实存在的证据上应当严格把控，即不管陕西渝江公司、邻水东升公司双方对往来账目是否达成合意，均应当出示购销行为实际发生的证据。综上，陕西渝江公司未对其主张的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进行有效举证，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关于《往来询证函》能否直接作为结算依据； 本案陕西渝江公司所出示的《往来询证函》并非商事交易中的结算书，其内容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而在庭审过程中，陕西渝江公司对邻水东升公司出示的所有银行承兑汇票均予以了明确否认，认为银行承兑汇票反映不出款项性质，也不符合陕西渝江公司的收款方式。而经审查，邻水东升公司出示的“陕西渝江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出具并加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100万元《收据》”上载明“收款方式：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事由：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煤款，票号23445975、31495852”、“陕西渝江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出具并加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100万元《收据》”上载明“收款方式：银承收讫，收款事由：收到煤款，票号1050005220282219（伍拾万）、3030005121746752（壹拾万）、3090005324042762（贰拾万）、3090005324042760（贰拾万）共4张，壹佰万元正”，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往来询证函》既不符合商事交易中结算书的通常模式，其所载金额也不能得到证实，而因为陕西渝江公司对明显的银行承兑汇票往来予以否认但并未有相应证据填充的情况下，导致该询证函所载金额已不准确，故对该《往来询证函》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陕西渝江公司请求支付货款和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前提应建立在合同实际履行、欠款金额明确的基础之上，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陕西渝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陕西渝江公司为达到其证明目的提交了以下证据：1.邻水东升公司出具的《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关于陕西渝江公司委托人吴昌林收款有关情况的说明》以及《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往来情况表》,拟证明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且邻水东升公司已收到原煤及相应的增值税发票；2.2014年12月31日陕西渝江公司向邻水东升公司出具的《往来询证函》，拟证明邻水东升公司盖章确认其尚欠陕西渝江公司货款6,208,327.99元；3.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三栏式辅助明细账、结算单及转账凭据，拟证明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陕西渝江公司与陕西省秦经老年经济服务公司及滤磊实业（江西）有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银行转账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陕西渝江公司的原煤是由上述两家公司代其向邻水东升公司提供的。经质证，邻水东升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陕西渝江公司须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系询证函，因该询证函的制作程序违法，对于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3系陕西渝江公司内部记录的结算单、增值税发票，无原始凭证，该结算单无任何实际供煤依据，并且其中2014年5月19日、8月25日的两份结算单系陕西渝江公司虚构，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系陕西渝江公司与案外人所签订合同，与双方签订合同存在时间矛盾，并且陕西渝江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不能显示全部交易，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邻水东升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4年7月邻水东升公司与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之间的供货单，拟证明交付给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的煤炭是邻水东升公司自行采购的，陕西渝江公司未实际供货，陕西渝江公司主要是开具增值税发票；2.2017年7月8日、10月8日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之间的两份《往来对账函》，拟证明邻水东升公司未认可对账函载明的金额，该对账函仅为复核账目，并不能作为结算依据；3.邻水县税务局牟家税务分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陕西渝江公司并未实际履行合同，双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仅为走账用。对于上述证据，陕西渝江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邻水东升公司直接向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提供煤炭，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2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邻水东升公司仅是将货款转给了吴昌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邻水东升公司出具给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及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金额大于邻水东升公司开票金额，但不能到达其证明目的。 本院综合认证如下：1.对于陕西渝江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这三组证据的内容基本上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2.陕西渝江公司提供的证据2为一审中已经质证的证据；3.对于邻水东升公司提供证据1、证据3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4.对于邻水东升公司提供证据2，本院认为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如下：1.2013年11月4日，陕西渝江公司与案外人陕西省秦经老年经济服务公司签订《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的实际收货人为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到货点为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煤场。交（提）货方式为案外人陕西省秦经老年经济服务公司负责运输到陕西渝江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合同执行时间为2013年11月4日至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月2日，陕西渝江公司与案外人滤磊实业（江西）有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的实际收货人为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到货点为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煤场。交（提）货方式为案外人滤磊实业（江西）有限公司负责运输到陕西渝江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合同执行时间为2014年1月2日至2014年12月31日。 2.邻水东升公司向陕西渝江公司开具《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结算单》一份，载明：供煤日期2014年7月1日-2014年8月15日货物名称为原煤，结算数量10735吨，开票金额3,649,900元。该结算单加盖有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印章。陕西渝江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向邻水东升公司开具编号为04011490、04011491、04011492、04011493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3,649,900元。 3.邻水东升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的《往来询证函》签字盖章确认后，邻水东升公司向陕西渝江公司共支付了1,900,00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之间的《往来询证函》是否能够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问题。2.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 关于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之间的《往来询证函》是否能够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往来征询函》虽然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基于该《往来征询函》是由陕西渝江公司发出，且邻水东升公司在该函上对尚欠款额予以确认并加盖公章的事实，可以表明该《往来征询函》既有陕西渝江公司追索欠款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邻水东升公司对所欠债务的确认。并且邻水东升公司在签字确认后，又向陕西渝江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综上，双方之间的《往来征询函》可以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关于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首先，陕西渝江公司与邻水东升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收货单位为第三方即案外人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而陕西渝江公司与陕西省秦经老年经济服务公司、滤磊实业（江西）有限公司所指定收货单位也是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且陕西省秦经老年经济服务公司、滤磊实业（江西）有限公司等公司发煤的数量、扣除差价部分的金额与邻水东升公司出具《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往来情况表》、陕西渝江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结算单上载明的数量、金额部分吻合。其次，邻水东升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的《往来询证函》签字盖章确认后，继续向陕西渝江公司支付货款。另，邻水东升公司虽在2017年7月8日、2017年10月8日两份《往来询证函》上注明其已履行完支付货款的义务，但邻水东升公司在上述两份询证函中并未否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仅认为由于吴昌林领取汇票后致使双方结算金额有误差。再次，陕西渝江公司提供的结算单中，有一份2014年7月1日-2014年8月15日结算单上载明“原煤10735吨，单价340元，开票金额3,649,900.00元”，加盖了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公章。邻水东升公司称该份结算单系陕西渝江公司虚构的业务的单据，但邻水东升公司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综上所述，陕西渝江公司虽然没有提供直接的发货单据或者收货方的收货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程度。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结合案件情况，陕西渝江公司提交了其与邻水东升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经邻水东升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往来询证函》，另有邻水东升公司盖章的2014年7月1日-2014年8月15的结算单、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外人陕西省秦经老年经济服务公司和案外人滤磊实业（江西）有限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邻水东升公司出具的《邻水东升公司与陕西渝江公司往来情况表》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应认定陕西渝江公司已实际履行了其与邻水东升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对于邻水东升公司辩称其与陕西渝江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的理由，本院不予认可。 本案中，2014年12月31日邻水东升公司在陕西渝江公司发出的《往来询证函》上签字盖章，确认其尚欠陕西渝江公司6,208,327.99元。邻水东升公司在确认上述债务之后，又陆续向陕西渝江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共计1,900,000元,尚欠4,308,327.99元。陕西渝江公司又分别于2017年7月8日、2017年10月8日向邻水东升公司发出的《往来征询函》载明邻水东升公司尚欠4,308,327.99元，但邻水东升公司在该询证函称其通过银行汇款及陕西渝江公司委托的吴昌林领取承兑汇票的方式已支付完所有货款。一审中经鉴定，吴昌林向邻水东升公司出示的2013年8月16日的《委托书》上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现邻水东升公司又无证据证明吴昌林构成表见代理，亦无证据证明吴昌林将剩余款项已交付给了陕西渝江公司，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邻水东升公司对其已支付给吴昌林的货款，可另案主张权利。由于陕西渝江公司未提交其因邻水东升公司迟延支付欠款4,308,327.99元造成损失证据，故本院酌定由邻水东升公司以欠款4,308,327.99元为基数，向陕西渝江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占用资金利息。 综上所述，陕西渝江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17）川1623民初2772号民事判决； 二、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陕西渝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4,308,327.99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29日起，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支付至付清之日）； 三、驳回陕西渝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590元，由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590元,由邻水县东升煤焦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登贵 审 判 员 阳晓川 审 判 员 罗乔军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李竹琴 书 记 员 何 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