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终30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武坤，男，195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现住钦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华，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东来，男，1980年1月10日出生，瑶族，户籍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现住钦州市钦北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蔚华，女，1984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现住钦州市钦北区。 一审第三人：杨伟平，女，1991年7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钦州市钦南区，现住钦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武坤因与被上诉人李东来、杨蔚华及一审第三人杨伟平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的（2018）桂0703民初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武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华，被上诉人李东来、杨蔚华，一审第三人杨伟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武坤上诉请求：一、撤销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3民初53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将位于广西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产无偿转让给第三人杨伟平的赠与合同;三、判决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共同向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委托律师代理费23712.45元；四、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客观上存在通过赠与的形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过户给第三人的行为。(一）根据双方于2014年9月20日签订的《赠与合同》，表明双方成立的是房屋赠与法律关系，赠与人是被上诉人李东来，受赠人为第三人杨伟平（系被上诉人妻子杨蔚华的妹妹），李东来是杨伟平的姐夫。(二）根据双方自愿达成的具体合同条款一、二、三：赠与人李东来将涉案房屋全部赠给受赠人杨伟平，杨伟平接受上述赠与，并且该赠与是不附义务的,明确表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房屋赠与。(三）根据证据《公证书》，该《赠与合同》经过钦州市公证处公证，确认“赠与人、受赠人双方签订《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合同项下的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条件……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指印均属实。该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捺指印之日起生效。”亦即该《赠与合同》具有经过公证确认的真实性、公信力和法律约束力，不容任意否认。（四）根据钦州市不动产登记局提供的存档登记材料，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凭借该份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向房屋产权（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所有权变更（过户）登记，最后于2014年12月2日完成过户登记，该房屋由李东来所有的财产转变为杨伟平所有的财产。不动产登记部门受理、审查和公示的房屋产权转移方式都是赠与，即不动产登记部门是基于二人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为他们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明确表示他们是以赠与的形式获得物权变更实现财产转移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转移涉案房屋给第三人系房屋买卖与事实不符。(一）根据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和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制度，应当以具有公信力的登记资料作为认定其行为性质的依据。在我国房屋等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和公示公信方法。在本案中，不动产登记部门公示的登记备案材料是《公证书》《赠与合同》，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而第三人单方陈述是“买卖”的一面之词不能对抗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应当以这些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时审查确认、存档备案以及公示的资料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以具有公信力的登记资料作为认定其行为性质的依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在他们提供给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赠与合同》第一条中约定：“房屋全部赠给受赠人杨伟平，不转化为受赠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该约定具有转移房产逃避债务的典型特征，将房产转移限定于特定的亲属代为持有，以确保对房产的有效管控，避免节外生枝。当合议庭问及为何作出这样的约定时，第三人回答说是因为当时夫妻感情不和正在闹离婚所以不想让她的丈夫作为共有人。然而，第三人自述：“在受赠之时，她与老公都在东兴开店做生意，然后又一起回到钦州工作，其后便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中”，该陈述是和她夫妻不和的陈述相矛盾的；第三人又称其之所以“买房”的原因是要回到钦州“安家”，让一家人有个住处，这与其当时处于“家庭破裂”边缘因而不让其丈夫获得房产份额的辩解相互冲突，足见第三人陈述的虚假性和狡辩性。(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2014年9月9日被上诉人李东来收到的杨昌涛和杨添林的20万元转账款以及16万元现金存款是购房款的性质，没有提供双方当时达成过任何购房协议的证据。首先，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陈述与经过公证和不动产登记部们备案的《赠与合同》相冲突。其次，第三人只提交了李东来与案外人杨昌涛、杨添林、廖炳东的资金往来记录做为证据，但作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第三人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关于购房款性质主张：1、第三人证据银行记录明细上显示的人员不是第三人杨伟平，并没有第三人支付房款给被上诉人的记录。2、第三人关于款项性质和用途的陈述属于一面之词，虽然在客观上存在杨昌涛、杨添林、李东来、廖炳东之间资金往来的银行记录，但是资金往来的来源、性质和用途究竟是什么却是口说无凭。没有银行信息或其他证据显示杨昌涛和杨添林的20万元转账款以及16万元现金存款的性质属于“购房款”。3、被上诉人辩称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之间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和合意，即没有任何关于双方买卖合意的证据，没有私下的买卖协议，没有任何关于商议房屋买卖问题如价金、付款时间方式、交割过户手续等的书面或通讯记录，这些作为直接证据被上诉人、第三人及其证人却闪烁其辞、付某。4、被上诉人李东来和第三人、第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当庭均表示：第三人这边共给了43万元给李东来作为“购房款”，但是第三人证据只显示了36万元的资金往来，其声称存在“7万元现金交付”，但口说无凭并不能提供收据证实，而且36万元往来都有银行记录唯独7万元没有更是有悖常理，足见其答辩的虚假性。5、上诉人方认为被上诉人收到该20万元转账款以及16万元现金存款实与本案的房屋赠与关系无关，被上诉人转账给廖炳东以及所称归还银行“个人经营性贷款”一事与被上诉人赠与房屋以转移财产无关。鉴于李东来与杨昌涛是亲戚关系以及都是从事工程承包的业务关系（第三人当庭陈述杨昌涛是做工程的，而李东来也是做装修装饰工程的），以及李东来经常利用不动产、信用卡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从其他个人处借款等习惯，其性质可能是短期周转借款还款或其他经济往来款项，因为银行贷款到期急需借用资金还贷周转，然后再以赠与的方式转移房产逃避债务。6、第三人证人杨添林的证人身份存在若干严重问题，其提供的证言不真实、不可信：(1)杨添林与被上诉人李东来、杨蔚华之间存在亲戚关系，并不是与案件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案外人，鉴于言词证据的主观性，出于维护亲戚利益的立场，不可能提供客观中立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案情，不具备证人资格；(2)作证时杨添林无法提供关于买卖合意和协商过程的客观证据证明其证言的可信性，房屋问题事关重大，杨添林说没有保存记录或者不敢提供任何记录有违常理。此外，他作证一开始在接受审判长询问时连房屋所在小区和房号都无法说清楚，说明他对有关房屋最最基本信息并不清楚，若真是出资购买怎么会不清楚？(3)杨添林声称所谓“房款”有43万，但对其中7万元无法提供起码证据证实，充分暴露了其证言的可疑性；(4)根据第三人提供的银行记录，杨添林用只有10元余额的建行尾号7960账户接收杨昌涛20万元款项后即转账给李东来，但其又用有大余额的农行尾号9166账户提现16万元存给李东来，为何第三人及其证人声称用途单一为“房款”的款项，却使用两个不同的账户操作？为何要用一个银行账户收支转账又要用另一个账户现取现存？如此有违常理的操作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充满疑点；(5)杨添林称在2014年9月9日他用农行尾号9166账户提现16万元存给李东来，然而这16万元也是他农行尾号9166账户在9月9日当天收到的，这16万元是谁给杨添林的？这16万元的来源和性质目前不明，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解释；(6)由于证人、第三人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与被上诉人之间也存在亲戚关系，所以说证人与本案被上诉人、第三人和上诉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出于维护其自身的或亲属的利益的动机其所提供证言具有明显的偏向性，比如其作证时就明确地并反复地表示涉案房屋在2014年9月后即开始由第三人本人入住，并一直居住至今2018年5月，但物业公司提供的情况表明该房并非由第三人本人一直居住，而是存在出租状态。综合以上明显的问题和疑点，已足见杨添林证言的编造性和不可信。(三）第二人和被上诉人关于二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陈述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和违背事实之处：1、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关于房屋过户税费的陈述相互矛盾，也与《赠与合同》内容不相符合。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在他们提供给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赠与合同》第四条中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更名所需费用由受赠人（第三人）负责”，但第一次庭审时，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却声称所有费用是被上诉人负担的。第二次庭审时，第三人又改口说“最后给了被上诉人2万元解决房屋过户办证事宜”，然而当问及以赠与的方式办理房屋过户需要多少费用时？被上诉人却告诉法庭只需要几千块钱，既然才需要几千块钱，为何第三人又要给2万元给被上诉人？完全是前后矛盾的说词。2、2012年8月21日被上诉人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确认涉案房产的总价值为58.25万元，2014年7月7日确认的总价值为67.24万元，证明李东来收到杨添林的36万元并非该房的对价，该36万元并非购房款。2012年8月21日被上诉人办理抵押登记时确认涉案房产的总价值为58.25万元，2014年7月7日确认的总价值为67.24万元。而目前显示杨添林与李东来的资金往来为36万元，36万元远远低于李东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确认的涉案房屋价值，又没有任何关于房屋买卖协商和合意的书面客观证据，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辩称该款项的性质和用途是“购房款”显然不是实情。3、房屋赠与前后存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冬秋的45万元抵押借款的事实，从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陈述的不合常理。第一次庭审时，当问及房屋赠与时被上诉人还负担有谁的债务，被上诉人说了一些银行和自然人借贷，并没有提及李冬秋此人并明确说除了我说的没有其他人，对法庭隐瞒了这笔抵押借款。从该笔45万元的抵押借款可以看出，李东来在2014年7月7日借到李冬秋45万元，证明李东来当时有钱还信用社，其所述“急需钱还贷要卖房”与事实不符。除此之外，第二次庭审时，李东来表示在2014年7月7日借到45万元，但却说在8月底9月初已经没有钱还信用社，该45万元已经花完了，并解释说是主要是周转用的，用于还借款利息和支付一些拖欠的工钱，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他不能详细说清45万元是怎么用完的，而且其明知信用社的抵押贷款即将到期而没有预留还款资金，也没有支付上诉人的房款，却一下子就花完了45万元也极其不合常理。4、借新债还旧债、不断融资周转是被上诉人的惯常做法，此次他提及的与杨添林之间的36万元资金往来也有理由认为是在借新债还旧债。根据被上诉人本人陈述和证据显示，被上诉人经常需要向各个银行和自然人借款，使用信用卡、房屋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比如被上诉人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中的那笔和廖炳东的20万元来回转移资金即和增加信用卡融资额度有关，被上诉人在受让原属上诉人所有的钦州市房屋后即立即抵押给邮政储蓄银行贷款，涉案房屋及其在水东公寓的房屋也多次被用于抵押借贷活动，其所承认的在涉案房屋赠与之前和李冬秋的45万元借款也是用于偿还旧债。所以说，借新债还旧债、不断融资周转是被上诉人的惯常做法，此次他提及的与杨添林之间的36万元资金往来也有理由认为是在借新债还旧债。5、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所辩称的“避税动机”理由也是他们的一面之词。非直系亲属之间的房屋赠与和房屋买卖相比，办理过户所需负担的税费种类是一样的，税费负担总额并不相差多少，反倒房屋赠与还需要增加额外的公证费用，所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所辩称的“避税动机”理由也是他们的一面之词。6、从杨伟平的身份来看，房屋赠与过户时，杨伟平已经结婚生子有自己的家庭并在东兴上班居住，还让自己的家人全额出资与常理不符，杨伟平自己不住在涉案房屋里，证人杨添林却出庭作证称杨伟平一直居住在那里也与常某。7、从时间上来说，在私底下没有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付完全款与常理不符；三、在债权人撤销权的案件中，法院审查的主要对象和任务也是确定公示的“阳合同”是否能被撤销，对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隐藏的、隐秘的、不受政府监管的“阴合同”的效力则在所不问。上诉人坚持认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如果假设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或其他案外人之间存在“阴阳合同”或说“阴阳行为”进行欺诈性的转移财产操作，其逃避国家法律监管的违法性在所不论，在债权人撤销权的案件中，法院审查的主要对象和任务也是确定公示的“阳合同”是否能被撤销，对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隐藏的、隐秘的、不受政府监管的“阴合同”的效力则在所不问。司法判决亦不应以确认“阴合同”的法律效力的方式而否认债权人对“阳合同”行使撤销权，否则不仅会纵容此类逃避法律监管的行为，导致司法判决与不动产登记和公示公信制度的冲突，也会导致交易秩序的混乱、破坏交易安全。四、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客观上以赠与的方式转移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已经符合《合同法》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要件。(一）从时间上，上诉人已经分别于2012年12月18日、2013年1月4日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被上诉人，余款790000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约定在过户后80日内（即2013年3月24日前）付清，但是债务履行期已经届满而被上诉人至今未能清偿其欠上诉人的债务。而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14年9月20日签订《赠与合同》并于2014年12月2日完成过户登记。（二）在对债权人造成损失方面，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极大地使其能用于偿债的财产减少，上诉人的债权至今无法得以实现，所以对债权损害是明显的。2016年11月28日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6)桂0703民初238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定两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购房款215000元及至2016年8月29日的违约金223977.83元（此后违约金以215000元为基数，按法律规定的标准续计），判决生效后两被上诉人拒不履行甚至恶意逃避债务，没有再向上诉人支付过房款及违约金，至本案起诉之时，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购房款和违约金共计517811.16元。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强制执行，但目前被上诉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本案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应当负担上诉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一）上诉人诉请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共同向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委托律师代理费23712.45元，所依据的是上诉人与诉讼代理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广西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广西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本案属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上诉人诉请法院撤销被上诉人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从而保全其债权数额为517811.16元，律师代理费数额是按照《广西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以本案上诉人诉请保全的债权数额517811.16元为基数计算得出。(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上诉人在诉讼保全过程中支付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其诉讼合理必要费用，应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予以承担。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客观上存在通过赠与的形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过户给第三人的行为，并且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属于一家人内部亲戚之间的财产转移，明显具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典型特征。从打击失信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拒不履行其付款义务的恶劣行为的立场出发，以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着眼点，法院在本案适用《合同法》中规定的债的保全制度撤销被上诉人的赠与行为，既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也合于情理和法理，请求二审法院明查。另外，鉴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在一审时都提出本案审查的《赠与合同》是虚假意思表示和为了逃避税收，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侵犯了国家利益，一审判决应依法审查该合同的效力，一审在程序上适用法律错误。 李东来、杨蔚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杨伟平述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的理由只是推测，并不能够否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武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两被告（李东来、杨蔚华）将位于广西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产无偿转让给第三人杨伟平的赠与合同;二、判决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向原告（吴武坤）支付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费23712.45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4日，原告吴武坤与妻子苏春兰为甲方，被告李东来与杨蔚华（被告李东来之妻）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钦州市钦南区子材西大街板岭一巷54号的一栋房屋出卖给乙方，房屋总价款1190000元。此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毕，于2012年12月18日、2013年1月4日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被告名下，但是被告仅支付部分购房款，余款790000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在过户后80日内支付。原告便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桂0703民初2382号民事判决，判决两被告尚欠原告购房款215000元及至2016年8月29日的违约金223977.83元（此后违约金以215000元为基数，按法律规定的标准续计）。判决生效后，两被告没有履行判决给其所确定的义务。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强制执行，并于2017年12月13日将被告杨蔚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予以发布。被告李东来因其他执行案件已于2016年5月27日被本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发布。经查，2014年9月份，被告李东来与第三人杨伟平口头约定，李东来将其所有的位于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屋一套卖给杨伟平，价格为36万元。此36万元购房款是由第三人杨伟平胞兄杨添林于2014年9月9日，分别两次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为第三人杨伟平向被告李东来支付的。为规避税款，2014年9月29日被告李东来与第三人杨伟平（被告杨蔚华堂妹）签订房屋赠与合同一份，约定李东来将其所有的位于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屋一套无偿赠与给杨伟平，同时双方就《赠与合同》到钦州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并于2014年12月2日过户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过户前的房产证号为钦房权证城区字第××号，过户后的房产证号为钦房权证城区字××号）。该合同备案于钦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另查明：2012年8月21日，被告李东来、杨蔚华用其位于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作为向案外人钦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垌信用社借款抵押担保，抵押登记载明：“债务履行期限自2012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9日；债权数额350000元；经评估的房屋价值为582500元”。2014年7月7日，被告李东来、杨蔚华再次用上述1609号的房作为向其胞弟李冬秋借款抵押担保，抵押登记载明：“债务履行期限自2014年7月7日至2015年7月8日；债权数额450000元”。上述两笔借款设定的抵押登记均于2014年11月1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在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8年4月2日依法作出（2018）桂0703民初5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申请人（第三人）杨伟平名下位于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屋一套进行了查封（活封），查封期限为三年，至2021年4月1日止。 一审判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请求撤销权的情形有三种：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本案的被告李东来的行为既没有放弃到期债权也没有无偿转让财产。至于债务人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问题，原告在本案中没有主张，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本院不予进行实质审查。至于被告和第三人提出原告起诉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武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3664元，由原告吴武坤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持观点是：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虽然当事人未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但人民法院仍应依法依职权进行审查。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民事卷（第二版）第841-842页。证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均认为合同有效，法院有权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鉴于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提出签订本案《赠与合同》是虚假意思表示和为了逃税，这不仅是以表面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并损害了国家利益，因而一审判决应当依职权审查该《赠与合同》效力，并在属于无效情形时认定该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9月份，被告李东来与第三人杨伟平口头约定，李东来将其所有的位于钦州市阳光金都B座1609号的房屋一套卖给杨伟平，价格为36万元。此36万元购房款是由第三人杨伟平胞兄杨添林于2014年9月9日，分别两次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为第三人杨伟平向被告李东来支付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包括三种：一、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二、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三、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本案上诉人（债权人）吴武坤主张的是第二种情形，即被上诉人（债务人）李东来、杨蔚华将案涉房屋无偿转让给一审第三人杨伟平，对其债权造成了损害，而被上诉人李东来、杨蔚华，一审第三人杨伟平抗辩称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的房屋转让是有偿转让而非无偿转让。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的房屋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以及是否损害了上诉人的债权。本院认为，一、本案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签订《赠与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逃避债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根据证据证实，杨伟平的父亲、胞兄通过银行转款36万是给李东来，但通过银行转账的36万没有注明用途，银行流水账不能证明是购买房屋的价款，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36万是用来购房的，一审法院仅凭银行流水帐认定一审第三人是以36万元购房，该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不具有唯一性。所以，被上诉人辩称房屋是卖给杨伟平不成立。三、李东来与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房屋已登记给李东来，李东来尚欠上诉人的购房款，在李东来未履行支付完毕购房款的情况下，又无证据证明李东来出卖房屋是用来偿还上诉人债务，李东来处分房屋的行为有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嫌疑，李东来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故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其签订的《赠与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本案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负有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签订《赠与合同》以赠与的形式转移财产（房屋），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简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失公平。关于上诉人起诉请求委托律师代理费237125.45元应否支持的问题。由于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无效，该过错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雇请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被上诉人负担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吴武坤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3民初538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李东来与杨伟平于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 三、李东来、杨蔚华支付给吴武坤委托律师代理费23712.45元。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或向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394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4元，合计4058元，由李东来、杨蔚华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谢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