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1422民初1543号原告：申凤琴，女，196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建昌县人，农民，住辽宁省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哲，系辽宁明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地址：建昌县朝阳路一段97号（农业大厦三楼）。法定代表人：王凤国，系该推广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吉，男，196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系该推广中心副主任，住辽宁省建昌县，现住辽宁省建昌县。原告申凤琴诉被告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凤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哲，被告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申凤琴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原告要求被告补发2005年至今应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部分）2万元。2、被告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系1979年“带地工”（因占地安置的工人）到被告单位工作，1992年工资为每月100元，2005年调整为每月130元至今未变。因被告支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且未给原告办理养老保险，原告曾多次找被告交涉，2014年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但被告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为此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查明上述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中的第一项将2万元变更为99,720元，其它请求项目不变。庭审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哲的代理诉讼意见为：1、本案原告系1979年经有关部门依照政策批准录用的带地工，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原告职工身份的合法性，直到现在已近四十年，原告仍在被告单位开支，双方依然保持着劳动关系。2、根据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三份工资表，能够证明原告的工资从2005年至今，每月工资130元，远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与被告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保持这种劳动关系至今，故原、被告之间所形成的劳动关系，应当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调整。4、依据《劳动法》第72条、73条、100条，《社会保险法》第10条、第12条、第57条之规定，被告应当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之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5、原告从1979年入职至今已四十年，从2005年至今每月只拿到130元的工资，且没有办理社会保险，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合法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且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请求法庭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做出公正判决。本院认为，原告等十余名“带地工”以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被告，同时分别起诉了案情相同或近似的劳动争议案件十余件，本院对该十余件劳动争议案件予以分别受理，在十余件系列案件审理中，被告方陈述及答辩意见如下：“当时带地工14个人，后来有一个人考上了事业单位的事业编，转正走了，有一个人去世了，所以就剩下12人。2002年以前，被告以带地工每人经营2亩地、经营收益归带地工方式抵顶每人每月工资100元，被告未给带地工安排工作岗位，带地工不需到被告单位上班。从2002年农业中心建大棚之后，带地工不再经营土地，但被告单位仍给带地工开工资，2002年到2004年每人每月给开100元，带地工仍不到被告单位上班，从2005年到2018年每人每月给开130元，这期间带地工仍不到被告单位上班。被告单位是全额事业拨款单位，被告单位多数人都上劳动保险，但因带地工不在编制内，被告单位没有资金为他们办理保险和退休的费用。被告属于全额事业拨款单位，未有能力解决带地工所提出的请求，只能按照原告的意愿请求上级部门处理。被告曾多次与建昌县农村经济发展局及上级部门沟通，汇报带地工的问题，但未能获得结果。作为被告，对原告的请求事项，如果原告请求的事项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没有异议。另，带地工为农民身份，且有些人已经超过养老保险年龄，请法院依法酌情处理”。综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材料及双方陈述材料和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可将案件基本事实归纳如下：被告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该单位原名称为建昌县农业科学研究所。1979年被告单位经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审批，征用了原告申凤琴等人所在的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的耕地约144亩。当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征用土地批复》文件，该文件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文件《征用土地批复》，辽革地字[1979]92号。朝阳地区土地管理委员会：根据朝地征字（79）11号来文，关于建昌县农业科研所征用土地的呈请，批复如下：征地单位：建昌县农科所，征地理由和数量：征试验地一百四十四市亩，省、市、地审批数量：耕地一百四十四市亩，被征用单位及数量：建昌县牤牛营子公社窑匠沟大队耕地144市亩。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征地当时签订了《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需要征用建昌县牤牛营子公社窑匠沟大队土地，经双方协商，协议如下：征地单位：建昌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用途：科学实验地。征用土地面积：耕地144.42亩，征地地址及四至：农业科研所门前……。土地补偿意见：补偿总计合款：贰拾万零叁仟捌佰贰拾柒元壹角陆分……。生产队意见：1、这些地是我队的旱涝保收田，要求县里帮助把坡地配备水利设备。2、要求县里给机械及拖拉机2台，把一部分坡地变平地等。3、……要求县里10亩地带一个人。生产大队及社革委会意见与小队意见相同。征用单位建昌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印鉴……”。关于上述《征用土地协议书》中所涉的“10亩地带一个人”问题，当时未形成书面的文件来确定“10亩地带一个人”的具体安排措施，更未确定所带的相关人员原告申凤琴等十余人由被告单位招用为本单位职工等。之后，被告单位始终未给原告申凤琴等“带地工”安排工作岗位，“带地工”始终不需到被告单位去上班工作，于1979年起至今期间，被告与原告申凤琴等“带地工”之间，始终未正式建立劳动人事及劳资关系，只是由被告单位向“带地工”每人每月支付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费用。关于支付生活补贴费用的标准，庭审中原告等“带地工”人员述称：“1979年带地工工资每人一天1.57元，后期增加到每人每天1.86元。1992年至2002年每月100元，直到2005年至今每月开130元”。庭审中被告方述称：“在1979年至2002年期间，被告单位让十余名带地工以每人经营2亩地、经营收益归带地工个人的方式，抵顶被告单位向带地工每人每月支付的100元费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带地工不再经营土地，被告单位仍给带地工每人每月支付100元费用。2005年到2018年期间，被告单位按带地工每人每月130元标准，向带地工支付相关费用，2019年的的费用尚未支付”。庭审中，原告方提供的2005年至2007年三个年度《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明细表》显示：被告向带地工支付费用的名称为“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此期间原来的14名带地工，已减少至12名，12名带地工姓名如下：李春林、申凤芹、崔永军、吴怀旺、于连贵、张世金、马士怀、赵金、赵左山、周卫东、姜连举、乔国平。补贴费用标准为，带地工每人每月130元，全年12个月合计1560元，一年一付。庭审后，被告方提供的2016年至2018年三个年度《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明细表》显示，支付费用名称“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此期间的支付补贴费用的标准为，“带地工每人每月130元，全年12个月合计1560元，一年一付。此期间原来的12名带地工人员姓名有所变化，12名带地工人员姓名为：李春林、申凤芹、崔永军、吴怀旺、于连贵、梅桂莲、马士怀、赵金、申凤琴、周卫东、姜连举、乔国平（将原来的带地工赵左山，更换为赵左山之妻申凤琴，将原来的带地工张世金，更换为梅桂莲，至于从哪年开始更换及如何办理的变更手续等，因当事人对此未举证，本案对此无法认定）。关于被告向带地工支付的其它年份生活补贴费用明细表，双方当事人对此未举证。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内容为：“甲方：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乙方：申凤琴，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原农业科研所）成立之初，建昌县革委会将牤牛营子乡窑匠沟大队集体土地144亩划拨给农业科研所做为实验用地，随之安排14名（现有12名）本大队农民到农业科研所做农业生产工作，即现在所说的带地工。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现实情况，农业中心实验地已改变原有性质，为解决上述人员养老等问题，经农经局请示县政府，建昌县人民政府同意，为上述人员缴纳养老保险。同时，解除上世纪七十年代甲乙双方所定协议。所缴纳社会养老费按建昌县劳动社会保障局相关规定参照‘集体工人’执行，由于上述人员没有集体工人身份，医疗保险执行‘新农合’标准。该协议生效后双方不得反悔。甲方：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但此处未加盖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公章印鉴，也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乙方：申凤琴（此处为手写签名，并加盖了指印），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关于该《协议书》被告单位为何未加盖公章印鉴、该《协议书》中所写的“经农经局请示县政府，建昌县人民政府同意”是否真实及该《协议书》所涉的协议内容为何未落实履行等问题，因当事人对此未举证，致使本院对此无法认定。本案庭审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建劳人仲不字【2019】第36号《建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该证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申请人申凤琴于2019年5月5日送来仲裁申请书（所列被申请人为建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审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不符合受理条件，本委决定不予受理。二○一九年五月五日。本案原告申凤琴收到《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于2019年5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系列案的其他带地工申请仲裁情况及起诉情况与本案原告申凤琴的情况相同或近似，本院对十余件劳动争议案件同时分别受理后，将案件分派给数名法官分别主审，现十余件案件均审理未果)。关于原告方主张的“原告系1979年经有关部门依照政策批准录用的带地工，原告已成为被告单位的合法职工，直到现在已近四十年，至今原告仍在被告单位开工资，双方依然保持着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之事实，本院能否认定成立问题，审查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依法不能认定成立，而应当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始终未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关于:“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大要件”，否则，事实劳动关系不能成立。本案案情是：1979年《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中只是约定“10亩地带一个人”，但当时并未形成书面的文件或材料，来确定十四名“带地工”，由被告单位录用或招用为被告单位的职工。之后，被告单位未给“带地工”安排工作岗位，被告单位与“带地工”未正式建立劳动人事及劳资关系，被告单位自1979年至2018年期间，只是给“带地工”支付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费用（1979年至2004年期间，被告单位支付给带地工的生活补贴费用标准在100元/人/月以下，2005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单位支付给带地工的生活补贴费用标准为130元/人/月，2019年带地工生活补贴费用尚未支付）。自1979年至2019年期间，带地工始终未到被告单位去上班工作，带地工不受被告单位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被告单位对带地工不进行日常考勤及管理。被告向十余名带地工支付费用的名称为“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该名称足以表明，被告向十余名带地工支付的费用，是与征地协议有关联的、对带地工的生活补贴费用，根本不是被告单位支付给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工资（诉讼中，本案原、被告双方将该生活补贴费用称为“工资”，不仅与相关生活补贴费用发放表记载不符，且该费用性质依法不应属于劳动者工资，对此，本案应依法予以特别提出指正）。十余带地工自1979年至2019年期间，并未给被告单位提供劳动或此期间十余名带地工所提供的劳动，不属于被告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另，原告主张“申凤琴于1979年成为带地工”存在事实错误，1979年原告被确定为带地工，被告单位向原告支付生活补贴费用。将上述案情与《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规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必须同时具备的“三大要件”进行对照，本院应当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始终未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主张的“原告与被告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等事实依法不能成立。第二，原告所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不能证明或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征用土地批复》文件和《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两份证据，在两份证据中，根本未确定原告等“带地工”由被告单位录用或招聘为被告单位职工。原告提供的《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明细表》，只能证明被告单位支付给原告等“地带工”的费用名称为“地带工工人生活补贴”费用及支付该费用的标准、数额，不能证明被告单位支付给原告等“带地工”的该费用是劳动者工资。原告方提供的《协议书》，被告单位未加盖公章印鉴，也未有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该证据存在程序瑕疵，另，该《协议书》中所涉的“经农经局请示县政府，建昌县人民政府同意”等相关事实是否真实，无其它证据佐证，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有效性存在瑕疵。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不存在上述瑕疵，该协议也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根据相关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给被征地农民投保相关保险，属于对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安置措施，由此，也可将该协议中所涉的“保险”，理解为被告单位及相关行政机关同意为原告等带地工缴纳保险费，欲以此方式给予带地工进行相关补偿，这不等同于原、被告之间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也不等同于被告单位在该协议中所认可的缴纳保险费，是为其单位劳动者缴纳保险费。原告提供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了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只能证明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同时也能佐证仲裁委员会不认可原、被告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因原告方所提供的上述一系列证据，不能证明或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本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原告主张的“原告与被告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等事实，依法不予认定成立，且应当依法判令由原告方承担本案不利后果。第三，原告申凤琴于1961年8月13日出生，其于2016年8月13日已满55周岁。即使原、被告之间早已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关于超出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之规定，本院应当认定，原告申凤琴自2016年8月13日起已超出退休年龄，此时其已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资格条件，由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单位现在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该主张不能认定成立。第四，多年来，被告单位对原告始终未按本单位职工或劳动者看待，且未给予原告职工或劳动者相关待遇，原告对此明知，但原告在2019年之前，始终未按劳动争议程序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及要求被告给予职工或劳动者待遇，根据此案情，本院可推定原告早已默认双方不属于事实劳动关系，现原告于2019年才申请仲裁及起诉，主张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等，其主张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从这一角度讲，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依法不能认定，对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综合上述四点，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原告与被告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保持这种劳动关系至今”等事实，依法不能认定成立，而应当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始终未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基于原、被告之间始终未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本院应当依法认定，原告不具备被告单位劳动者的资格条件，原、被告之间的争议，不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依法应属于劳动争议以外的与征地补偿安置有关的其它争议，现原告以其系被告单位职工或劳动者为由，按劳动争议程序申请仲裁，其申请被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后，原告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被告补发2005年至今应付的最低标准工资差额、请求被告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单位之间确实未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不具备被告单位的劳动者资格条件，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原告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合理合法。据此，本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本案原告申凤琴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元，退回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学富人民陪审员  张文杰人民陪审员  李绍奎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