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终39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富洪，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站发，北京市华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越(系上诉人之子)，出生于1994年12月13日，住太原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凤兰，女，194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富洪因与被上诉人范凤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富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站发、任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凤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富洪上诉请求：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一、被上诉人签订的《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店坡社区整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346)安置房中312平方米、货币补偿中156万元属于上诉人所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及严重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等情形，具体如下：   一、一审判决书拒绝认定上诉人是店坡村1l-07-208号宅院内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及该宅院的实际居住人和搬迁人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父亲任智(已故)和被上诉人的丈夫任礼(已故)系同胞兄弟关系。任智系店坡村农民，任礼系教育局于部。1980年，任礼欲将被上诉人的户口迁到城市，但因被上诉人欠生产队粮食款而无法迁户。1980年4月6日，任义、任礼、任智三兄弟在中人胡金保、崔珍的主持下，达成了《分产契约》。在该《分产契约》中，除分割老人的遗产外，还特别约定：“里院正房两间是老二任礼盖的，不属老人遗产，但因返城欠生产队粮食款三百多元，过在老三任智账下，因此两间正房的产权归老三任智所有”。即任礼将院内房屋以三百多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任智。随后，被上诉人便转为城市居民并迁居城市生活。该院便由上诉人一家居住生活。由于这两间正房年久失修、漏雨严重，上诉人的父亲任智于1983年将这两间正房进行了拆除翻建。2008年，上诉人父亲任智翻建的房子亦成为危房而无法居住，在政府的资助下，上诉人又将父亲翻建的房屋进行了拆除，新建了二层楼房供一家人居住生活。2016年12月份，店坡社区进行城中村改造整村拆除。由于上诉人是重度残疾人，多受政府和村集体照顾，为了感恩和回报，在整村拆迁之初，上诉人便率先腾空了被拆迁房屋，以表示对政府和村集体整村拆迁工作的支持。但被上诉人在得知店坡村整村拆迁的消息后，在未与上诉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私自与店坡社区居委会签订了11-07-208号宅院内房屋及宅院旁窑洞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由于11-07-208号宅院内的二层楼房是上诉人出资建造的，而且上诉人一家均是店坡村村民，是该宅院的实际居住使用人，是整村拆迁时的搬迁人、腾房人和被拆迁人，是需要给予过渡安置的人。故《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店坡社区整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346)关于院内房屋的拆迁安置房补偿(312平方米)、院内房屋的拆迁货币补偿(88.4万元)、三年过渡费补偿(15.6万元)及搬迁奖励补偿(52万元)应归上诉人所有。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分产契约》、店坡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案涉宅院拆迁负责人石建的《情况说明》、律师对任变花(任智和任礼的胞姐)的《调查笔录》、《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意见》、《迎泽区郝庄镇店坡社区整村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迎泽区城中村改造争议处理指引》、《店坡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的情况说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店坡社区整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346)等。但一审判决书以否认店坡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案涉宅院拆迁负责人石建的《情况说明》及任变花的《调查笔录》等三份证据为前提，从而拒绝认定上诉人系11-07-208号宅院内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实际居住人及搬迁人等事实，是极其错误的。店坡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案涉宅院拆迁负责人石建的《情况说明》及任变花的《调查笔录》等三份证据能够高度证明11-07-208号宅院建筑物的所有权情况、实际居住使用情况及搬迁腾房情况，均属于真实有效的证据，应当予以采纳。而且，在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805号民事裁定书第3页中，对店坡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是这样认定的：“该证据原告提交了原件，被告对店坡社区居委会的公章真实性亦无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可”；对任变花的《调查笔录》是这样认定的：“证据6律师调查笔录，符合相关形式要件，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可”;对案涉宅院拆迁负责人石建的《情况说明》是这样认定的：“证据7系从本院(2017)晋0106民初1227号卷宗复制，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可”。但十个月过去后，迎泽法院(2019)晋0106民初135号判决书却对这三份证据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不予认可!同一个法官对同一个案件中的同一份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竟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这种自由裁量权真是自由到了随心所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步!难道法律就这么的多变、这么的不严肃吗?这种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忽方忽圆、忽黑忽白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   二、一审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既已认定《分产契约》的证明力，就相当于认定被上诉人的丈夫将案涉宅院内两间正房转让给上诉人父亲的事实。同时，在本案的关联案件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1227号物权保护纠纷案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自认其是于1981年左右离开案涉宅院到城市定居的，店坡社区居委会也确认案涉宅院是由上诉人一家居住使用的。而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官已经依职权调取了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1227号案件的案卷，对该事实是明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无需再举证证明自己是案涉宅院的实际居住人、搬迁人的事实。故一审判决书以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案涉宅院的实际居住人、搬迁人的认定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是错误的。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1227号民事裁定书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729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该二份生效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店坡社区证明中通街11-07-208号宅院由上诉人长期居住使用，该院建筑在2016年底前因城中村改造已拆除，该房屋建筑系上诉人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款之规定，上诉人亦无需再举证证明自己是案涉宅院内房屋建筑的所有权人。故一审判决书以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案涉宅院内房屋建筑的所有权人的认定亦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是错误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经过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分产契约》、店坡社区居委会的《证明》、案涉宅院拆迁负责人石建的《情况说明》、任变花的律师《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加上被上诉人和店坡社区居委会在(2017)晋0106民初1227号案件中自认的事实等证据，已经能高度证明：上诉人是案涉宅院内房屋建筑的所有权人，是案涉宅院的实际居住人和搬迁人。但在如此充分的证据面前，一审判决书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这个万能的驳回法条，显然是错误的。   三、一审判决书严重丧失公平、公正和正义。被上诉人家庭于1980年将案涉宅院内的两间正房转让给上诉人家庭后，就离开农村迁籍城市定居生活，享受了城市改革的红利。三四十年过去了，农村现在开始进行城中村改造整村拆除，被上诉人反过来又要享受农村改革的红利，抢占不属于她的宅院内房屋拆迁补偿、过渡费补偿、搬迁奖励补偿等。一审判决书如果被维持，就会导致从小就在案涉宅院生活居住到拆迁并出资建造房屋的农民上诉人得不到补偿，而作为城市居民的被上诉人却是“两头吃、两头占”。这将是极度不公平的，也是严重违背社会正义和天理的。英国大法官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不公正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上诉人作为重度残疾人，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根据我国的法律精神、法治理念及公序良俗，其合法利益理应受到法律更加充分的保护。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拆迁利益分割纠纷当中，上诉人不但体会不到更加充分的保护，反而总是遭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譬如以属于行政诉讼为由驳回起诉、譬如收到的裁判文书和网上公布的裁判文书的裁判结果截然相反，譬如同一个法官对同一份证据在同一个案件中进行截然相反的认定，譬如在证据如此充分的情况下仍以没有证据为由驳回诉讼请求等等。尽管如此，上诉人依然坚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任何行为导致的不公正裁判都不能真正的定纷止争。没有任何人能够一手遮天，上诉人将会穷余生之全力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和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范凤兰辩称，一、本案所涉的346号的《拆迁补偿协议书》项下的住房安置补偿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范凤兰是合法的拆迁补偿主体，对其当然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二、本案上诉人任富洪一直回避现实，其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予以支持。三、宅基地证和拆迁补偿协议是真实存在的，一审法院应当依法核实其真实性。四、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五，本案实际属于重复诉讼。   上诉人任富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签订的《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店坡社区整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346）安置房中312平方米、货币补偿中156万元属于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任智（已故）的儿子，被告系任礼（已故）的妻子，仁智、任礼系兄弟关系。   1980年4月6日，仁智、任礼、任义订立《分产契约》，写明将任汝遗产分为三份，长子任义分得里院正窑壹孔，外院小窑壹孔。次子任礼分得里院小窑壹孔，东正窑壹孔。三子任智分得里院东窑贰孔。里院正房两间是老二任礼盖的，不是老人遗产，但因拖欠生产队粮队叁佰多元，过在老三任智，因此两间正房的产权归老三仁智所有。   1987年12月20日，太原市南郊区土地管理局向任义颁发郝庄镇店坡村第215号《太原市南郊区乡（镇）村宅基地清查发证登记表》，写明宅基地位于中通街12号，东至崔珍西墙、南至任智北墙、西至张宝珠东墙。   1987年12月20日，太原市南郊区土地管理局向被告范凤兰颁发郝庄镇店坡村第208号《太原市南郊区乡（镇）村宅基地清查发证登记表》，写明宅基地位于中通街12号，东至崔珍西墙、南至路、西至张宝珠东墙、北至窑顶。   1987年12月20日，太原市南郊区土地管理局向被告范凤兰颁发郝庄镇店坡村第209号《太原市南郊区乡（镇）村宅基地清查发证登记表》，写明宅基地位于中通街12号，东至崔珍西墙、南至路、西至张宝珠东墙、北至任义。   1988年3月29日，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向被告发放编号为11-07-208的《宅基地使用证》载明：户主为范凤兰，建房时间为1973年，宅基地面积为长17．50米、宽29．80米、合亩0．78亩、发证面积为0．39亩。   2016年12月15日，被告和店坡社区居委会签订编号为346的《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店坡社区整村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产权人为范凤兰，宅基地面积为0．26亩，证件类型为宅基地使用证，窑洞孔数为2孔。产权置换面积包括二层及二层以下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312平方米、窑洞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合计安置房面积：432平方米。搬迁截止时间为2017年1月4日，过渡期限为三年。货币补偿包括房屋货币款884000元、三年过渡费156000元、窑洞货币补偿600000元、签约奖励100000元和520000元，货币合计补偿：226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对宅院的拆迁利益属于共有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就同一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的法律状态，故共有产生的基础为当事人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故原告应当对其拥有涉案宅基地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根据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1980年制作的清查发证登记表和1988年向被告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显示，被告和原告父亲在原老宅基础上分别拥有各自的宅基地，原告称其对被告宅基地上的地上建筑物系原告所有、并对房屋进行翻建，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存在事实建房的行为。原告称被告于1980年后搬入城市居住，原告为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和搬迁人，但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原告称被告系城市户口、不能占有宅基地、私自订立宅基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村集体经济组织向被告分配宅基地并颁发宅基地使用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事项，本院不予干涉，故对原告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享有涉案宅基地上相关补偿权益的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证据一：补正证据，2017年3月15日店坡村居委会出具证明，针对一审对于证据一不予认可后的补正，2019年5月16日村干部石建在证明上签字，证明情况属实。   证据二：由第三方山西田十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于任变花的视频调查材料，录制时间为：2019年7月1日。证明《分产契约》签订后，被上诉人一家迁走；上诉人在涉案宅院内建造楼房。   证据三：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805号裁定书，证明迎泽区人民法院认可证据一、证据二中的证明内容以及任变花2017年7月的律师调查笔录和石建的情况说明。   证据四：一审期间向迎泽区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证明范凤兰自认1981年户籍迁走。   证据五：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35号案例。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享有对11-07-208号宅院对应的安置房312平方米的所有权及相关拆迁补偿利益156万元？   上诉人任富洪主张，被上诉人范凤兰是基于仁智修建的二层楼房，在店坡村拆迁时享受了原本属于仁智的拆迁补偿利益，包括楼房置换面积、房屋补偿、过渡费、搬迁奖励。但根据本院审理查明，仁义、仁智二人的宅基地上并无楼房，但依据店坡村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范凤兰、仁义、仁智三人取得的拆迁补偿金额及置换标准完全一致，所以店坡社区给范凤兰的补偿标准与原告所称的房屋无关。   且本案中，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事项，本院不予干涉，范凤兰依据《安置协议书》领取拆迁补偿款，并无不当，上诉人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对11-07-208号宅基地享有共有产权，因此其主张分割拆迁利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任富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任富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薇   审判员 姜宏亮   审判员 成志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诗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