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302民初1900号原告：吴魁锋，男，1958年10月16日出生，住淄博市淄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涛，山东诚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海丽，女，1977年10月13日出生，住淄博市淄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山东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魁锋与被告吴海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3日、7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涛、被告吴海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魁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5月5日占有期间的利息7975元及直至返还期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原系原告企业的职工，2016年企业关停，被告离职。2018年6月5日，被告打电话邀请原告到其门头喝茶，被告自称目前经济困难，女儿上学急用钱，原告将自己的银行储蓄卡（工商银行账户62×××09，户名吴魁锋）交给被告，并告诉密码，让被告提款2000元用。被告到淄川区吉祥广场工商银行取款后将卡还给了原告，并告诉原告取了2000元。2019年2月13日，原告查询发现被告在2018年6月5日除了支取的2000元外，私自将200000元从原告工商银行卡转至其银行卡，该200000元的转款，被告没有告知原告。原告认为被告转账该200000元的行为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为此，诉至法院。吴海丽辩称，答辩人对2018年6月5日从原告的工商银行卡上转款20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不存在不当得利。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是被告私自转账，该笔转款原告当时知情并认可，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62×××09）自2018年6月5日至2018年6月20日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打印时间为2019年2月13日。该清单记载2018年6月5日从此卡转账至吴海丽银行卡200000元，该笔转款发生后此卡随即又发生从ATM机取款2000元的交易。2.2018年6月5日个人客户境内转账汇款业务申请书和业务回单各一份，该两份证据记载该笔200000元转款业务由吴海丽作为吴魁锋代理人，持两人身份证办理。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2018年6月5日，被告在ATM机取款2000元的同时，将原告卡中的200000元转至被告账户中，且未告知原告，构成不当得利。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提出原告提交的证据仅仅能证明原告的账户向被告的账户转款200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该款项为不当得利。从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看，该笔转账之后，其账户余额为2万余元，该笔转账系大额转账，该账户中除了该笔之外没有其他大额交易，故原告不可能不知道。并且在给被告该笔转款之后，该账户一直处于频繁不间断使用状态，原告不可能到2019年2月13日才知道，其陈述严重违背常理。即使如原告所述2019年2月13日才知道被告私自转款，那么原告应当立即找被告索要此款，但原告非但没有索要，而且在此之后又陆续给被告转款22000元。通过以上情况可以说明，被告收款200000元并非不当得利，原告也不可能不知道。对原告陈述当天借给被告2000元，被告亦不认可，被告并未通过ATM机取款2000元。被告主张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该账户给被告的所有转款均系支付货款。并提交了如下证据：⑴、本人记账本十二页，证明2016年3月18日前给原告供应生焦、青土、透灰石的事实。⑵、微信转账截图三份，证明原告于2019年2月16日、18日、28日三次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转款共计22000元的事实。证明之前的200000元转款不是不当得利，否则原告不可能在知道被告私自转款后，还继续给被告转款。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记账本有异议，提出该记账本只是记载了日期和相应的数字，无法确认是给原告儿子的企业供货，该明细中也没有企业人员的签字。事实上，原告和被告都曾在原告儿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工作，但该企业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就因环保问题被政府关停，而被告的记账本最后日期都在2016年之后。再者，被告在企业的工作岗位包含化验、过磅、收料、财务等，作为一个私人企业，不可能让担任这些岗位的人给企业供货，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图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2019年2月13日之后的转款与案涉200000元无关，系被告以孩子上辅导班、学吉他等理由向原告的借款。对上述原告提交的证据1、2及被告提交的证据⑵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曾在同一企业工作。2018年6月5日，被告吴海丽作为原告吴魁锋的代理人，持两人身份证从原告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62×××09）转账200000元至其本人银行卡中。2019年2月16日、18日、28日，原告三次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共计22000元，原告的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即为上述工商银行借记卡。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损。本案中，原、被告对于被告于2018年6月5日从原告账户转款200000元的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该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也即被告的转款行为是否系没有合法根据。原告主张，2018年6月5日其将本人银行卡交给被告，并告知取款密码，本意是让被告提取2000元借用，但被告除了在ATM机提取2000元外，又私自转款200000元，该转款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事后也未告知原告，系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但通过庭审查明，2018年6月5日从原告案涉银行卡发生的两笔款项支出是先从银行柜台转款200000元，后从ATM自助机提取2000元。ATM机提款并不需要持卡人身份证办理，而银行柜台转账200000元却是被告持原告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及取款密码完成的，果如原告所述给被告银行卡是为了从ATM机提取2000元，那为何将身份证原件也交付被告，原告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况且，从原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见，此卡于2018年6月14日支付信使费也即短信提示功能费用2元，由此可知原告的案涉银行卡开通了短信提示功能，故即使原告对被告转账情况事前不知，转款后也会通过短信提示即时得知，原告陈述至2019年2月13日打印交易明细时才得知此事，明显与事实不符；再者，被告提交的微信转款截图可证实在2019年2月13日后，原告通过已绑定了其案涉银行卡的微信多笔转款给被告，其虽称系被告向其借款，但无论是被告不认可的2018年6月5日ATM机提款2000元，还是2019年2月13日之后的微信转款22000元，原告均未能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提供证据佐证，而对于通过其同一张银行卡转给被告的多笔款项，在都无相应证据证实双方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从中截取一笔款项主张系不当得利，而其他款项主张系借贷关系，亦无理无据。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于被告于2018年6月5日从其银行卡中转款200000元一事，事前有积极的给付身份证、银行卡及取款密码等帮助完成行为，事后通过短信提示得知后非但未及时主张权利，反而又多笔转款给被告，故足以认定原告对该200000元转款是知晓的，该笔款项的给付并非没有合法根据,虽然被告对其主张此款系原告支付货款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但并不能就此推定被告取得的款项为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原告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款项的诉请证据不足，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魁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减半收取2210元，由吴魁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勾 玲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姚丽代理书记员  相建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