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75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风巧，女，汉族，1965年2月9日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普、王晨威，河北世纪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沉浮，女，汉族，1971年1月23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广立、孙灵红，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信平，女，汉族，1976年5月16日出生，住石家庄市桥东区。 原审被告：杨进校，男，汉族，1964年10月2日生，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上诉人杨风巧因与被上诉人朱沉浮、原审被告杨信平、杨进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5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风巧上诉请求：1、撤销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5民初51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被上诉人朱沉浮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朱沉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在本案有三名被告的情况下，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借贷关系的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朱晓平，借款转入朱晓平本人以及朱晓平借用的杨信平、赵建红两个户名（杨信平是朱晓平聘用的会计，赵建红是朱晓平聘用的司机）。一审判决只凭我写的欠条，在转款证据显示收款人为杨信平、赵建红的情况下，仍认定我是借款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我在2014年1月20日打了最后一张借条之后，朱沉浮于2014年3月31日到2015年2月6日又向杨信平账号转入7笔共计340万元借款。没有我的借条，一审判决也判定这是我对朱沉浮的借款，没有证据支持，是认定事实错误。四、就原告朱沉浮起诉书和所提供的证据中，借条、转账记录、金额严重混乱，诸多资金账务往来不存在借贷关系，无法确定借贷金额。转账笔数众多金额巨大，金额、时间、和姓名不符，多处自相矛盾。摘数凑数，目的就是从表面上让借条与转账记录吻合，甚至编造数据捏造事实从而诱导法院判案思路，以达到让我承债的目的。 朱沉浮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朱沉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杨风巧偿还借款本金625万元。其中10万元自2011年1月14日到2018年11月13日发生利息，并且按年利率24%计息，直至被告偿还之日止；其余615万元部分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二、判令第二、三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杨风巧是多年的同事好友，原告视其为姐妹，非常信任。在2010年10月8日至2013年7月20日之间，杨风巧陆续向朱沉浮借款，杨风巧出具了7张借条。杨风巧指定将上述款项分别打入其侄女杨信平、其丈夫杨进校、以及原告不认识的朱晓平、赵建红的账号。上述款项共计440万元。所有的利息按年息24%计算，均由杨信平的账号支付给朱沉浮。自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之间共支付29.46万元，尚欠利息10.14万元。2013年10月18日，杨风巧借款20万元，指令朱沉浮转入杨信平账户，双方对此款没有约定利息。2014年1月20日，杨风巧又向朱沉浮借款，双方经计算，此前杨风巧共欠本息数为440万+10.1420=470.14万元。当天朱沉浮又按杨风巧的指令向杨信平的账户付款150万，上述款项共计620.14万元。借款人杨风巧在书写收条时，双方同意将借款额确定为620万元，优惠1千多元。为此，杨风巧书写收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620万元，此前借条作废，特立此据，借款人杨风巧”原告认为：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杨风巧作为借款人，借用了其丈夫杨进校、侄女杨信平等人的账号，完成了借贷交易。杨风巧书写的收条概括承认了原告汇入杨信平等人账号的款项是其借款。2014年3月31日至2015年2月6日，杨风巧又向朱沉浮借款共7笔，指令朱沉浮全部汇入其侄女杨信平的账户，共计340万元。2014年4月18日至2018年4月3日，原告收到本息11笔，分别由杨信平、杨风巧、杨进校三人的账户付出，共计485.64万元，原告与被告杨风巧在当时口头商议其中335万属于本金，150.64万元属于利息，至今尚欠本金625万元(620+340-335=625)。因被告迟迟不能还款付息，原告遂以杨风巧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庭审中被告仅仅承认借款10万元，按年24%计息，对其余汇入杨信平等账户的款项一概不认可。原告认为，原告与杨风巧是多年好友，存在信任关系，而与杨信平等人或不熟悉或根本不认识，之所以将款项汇入杨信平等人的账号完全是依照被告杨风巧的指令而为，被告杨风巧不认可上述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杨信平等人出借银行账号，依照民诉法解释第65条、《最高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等规定，第二、三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告杨风巧严重背信，不仅不还本付息，而且在诉讼中否认借款事实。故此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朱沉浮与被告杨风巧是多年好朋友，被告杨进校是杨风巧的丈夫，被告杨信平是杨风巧的侄女。2010年被告杨风巧向原告朱沉浮借款说有一个投资渠道在承德开矿要借款。被告杨风巧在2010年10月至2013年7月间向原告朱沉浮借款七笔：第一笔2010年10月8日，原告朱沉浮将20万元现金存入杨风巧账户，同日被告杨风巧书写借条“今借朱沉浮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万元）月息20‰千分之二十。按季结息。杨风巧2010年10月8日”。原告朱沉浮陈述2010年9月在中国农业银行建设南大街支行提取5万元，2010年10月8日提取15万元，都是从原告朱沉浮名下的银行卡中提取的，当日存入杨风巧账户。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收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第二笔2011年1月13日，借款10万元，原告朱沉浮通过其名下尾号7603的农行卡向杨风巧转账10万元，转入杨风巧尾号3129的工商银行卡中，同日被告杨风巧书写借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10万元整壹拾万元整，月息2分（年息24%）按季付息。立字此据。借款人杨风巧2011年1月13日”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无异议，认可收到原告10万元借款。第三笔2011年5月10日，借款25万元，2011年5月5日朱沉浮以尾号7603的农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赵建红尾号4515的农行账户转账3万元；2011年5月10日朱沉浮以尾号1742的交通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赵建红尾号4515的农行账户转账23万元。2011年5月10日被告杨风巧书写借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万元），年息24%，按季结息。立字此据。借款人杨风巧2011年5月10日”。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借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也未指定赵建红收款。原告陈述被告杨风巧2011年5月10日借条是25万元，但原告转款26万元是因为有一次原告没有带银行卡，跟杨风巧借款1万元，多了1万元是归还被告杨风巧的借款1万元，所以被告杨风巧打了25万元的借条。第四笔，2011年11月20日，借款45万元。原告陈述2011年11月7日通过朱沉浮尾号7603的农行卡向杨进校尾号3310的农行卡转账5万元；2011年11月26日朱沉浮以尾号4915的农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朱晓平尾号7218农行账户转账8万元；2011年11月26日朱沉浮以尾号9578工商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赵建红的尾号1975的工商银行帐户转账22万元；2011年11月26日朱沉浮向杨信平账户转账10万元。2011年11月20日书写借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45万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杨风巧2011年11月20日”。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借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也未指定赵建红、朱晓平收款。第五笔，2013年1月20日，借款20万元。2012年7月3日朱沉浮以尾号7603的农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杨信平尾号2578银行卡转账20万元。2013年1月20日书写借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万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杨风巧2013年1月20日”。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借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也未指定杨信平收款。第六笔，2013年1月20日，借款200万元。2012年12月24日朱沉浮通过尾号7603的农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杨信平的尾号9511银行卡转账20万元；2012年12月24日孙小宁受原告朱沉浮委托向杨风巧指定的杨信平账户转账180万元（分为三笔100万元、70万元、10万元）。2013年1月20日被告杨风巧书写借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万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杨风巧2013年1月20日”。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借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也未指定杨信平收款。第七笔，2013年7月20日，120万元。2013年7月5日朱沉浮通过尾号0968的建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为2578的杨信平账户转账100万元；剩余20万元是包括之前的利息，所以被告杨风巧打了借条120万元。2013年7月20日书写借条“今借到朱沉浮现金人民币壹佰贰拾元整（120万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杨风巧2013年7月20日”。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借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也未指定杨信平收款且不存在利息转本金的问题。上述七个借条总金额是440万元。原告提交2014年1月20日被告杨风巧书写620万元借条，原告陈述620万元借条由来：根据上述七张借款条共计440万元加上2013年10月18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2578的杨信平银行帐户转账20万；2014年1月20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行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1245的杨信平银行帐户转款150万元及被告欠付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之间产生利息的39.6万元，实际支付了29.46万元，尚欠利息10.14万元，故被告向原告书写了620万元的借条（440万元+20万元+150万元+10万元）。被告杨风巧对原告提交的借条是被告杨风巧所写无异议，但辩解没有借到钱只是给原告打了一个借条也未指定杨信平收款，且不存在利息转本金的问题。原告陈述除去上述借款外，2014年3月31日至2015年2月6日之间被告杨风巧又向原告朱沉浮借款七笔，指令汇入杨信平账户，共计340万元。1、2014年3月31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1245的杨信平银行卡转账36万元。2、2014年3月31日朱沉浮向杨信平转账4万元，没有银行记录。3、2014年6月24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6646的杨信平银行卡转账190万元。4、2014年6月30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6646的杨信平银行卡转账30万元。5、2014年7月24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6646的杨信平银行卡转账20万元。6、2014年8月19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6646的杨信平银行卡转账40万元。7、2015年2月6日朱沉浮以尾号0968的建设银行卡向杨风巧指定的尾号6646的杨信平银行卡转账20万元。原告将上述借款借出后在2014年4月18日至2018年4月3日间，原告方共收到本息11笔，分别由杨信平、杨风巧、杨进校三人的账户支付，一共是485.64万元。后原告与被告杨风巧口头商议被告偿还的485.64万元中335万元属于本金，150.64万元属于利息，现原告主张三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25万元（620万元+340万元-335万元=625万元）。被告杨风巧对上述口头约定均不认可。原告朱沉浮主张利息，其中10万元借款发生在2011年1月14日，利息计算方式从这天计算至起诉之日（2018年11月13日）按年利率24%计息，共计18.8万元，直至计算至被告偿还之日止。其余的615万元自起诉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息，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被告杨风巧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杨风巧已经将借原告朱沉浮的1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完毕，不应再支付原告利息。原告主张被告杨信平、杨进校应承担责任是原告认为债务人是杨风巧，其指定将借款汇入杨信平、杨进校账户，依照法律规定应列为共同诉讼人，被告杨信平、杨进校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朱沉浮提交被告杨风巧书写借条，被告杨风巧认可八张借条是其书写，但辩称没有收到原告朱沉浮借款。被告杨风巧书写的八张借条中对借款数额、借款期限等内容记载清楚、具体，结合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与被告杨风巧书写的八张借款条的借款数额相对应。被告杨风巧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其书写借条的性质应有认知，如在没有收到原告朱沉浮借款后仍向原告朱沉浮书写多张借款数额较大且借款数额、借款期限等内容记载清楚、具体的借条有悖于常识，故对原告朱沉浮主张与被告杨风巧存在借贷关系应予以认定，被告杨风巧应偿还原告朱沉浮借款。关于原告朱沉浮要求被告杨信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律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被告。被告杨信平是共同被告，但原告朱沉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杨信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对原告朱沉浮要求被告杨信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杨进校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结合现有证据及庭审事实，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与共同经营，故原告要求被告杨进校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被告杨风巧书写的八张借条中三张借条明确书写了利息“年息24%”，其余五张借条没有利息约定，现原告朱沉浮主张借款中10万元自2011年1月14日到2018年11月13日的利息按年息24%计算，对于杨风巧2011年1月13日10万元借款，庭审中被告杨风巧对认可的10万元借款，主张被告杨风巧已将此借款偿还完毕，故对原告朱沉浮此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余借款615万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息6%主张予以支持。被告杨信平、杨进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享有的抗辩等相应权利的放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风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朱沉浮借款61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月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沉浮对被告杨信平、杨进校的起诉。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28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杨风巧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杨凤巧与被上诉人朱沉浮之间是否成立合法有效的借贷合同关系。 首先，关于2014年1月20日借条能否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款合意问题。上诉人于2010年10月8日至2013年7月20日先后向被上诉人出具七份借条，均明确借款人系上诉人，其七份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时间，亦与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借条落款日期基本一致。故，依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七份借据，能够认定上诉人借被上诉人440万元。该440万元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10月18日转账20万元、2014年1月20日转账150万元以及被上诉人所称前期欠付利息10.14万元，总计620.14万元，与上诉人2014年1月20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620万元借条，基本形成对应关系。且上诉人出具的620万元借条写明“此前借条作废”，可以认定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借贷行为进行核算后重新出具债权凭证，亦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620万元借款重新达成了借款合意。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有10万元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被上诉人出具借款是否实际向上诉人交付，借款合同是否生效问题。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时生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七份借条，虽然收款人并非全部为上诉人，但七份借条本身，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交付义务。而620万元借条，系上诉人在七份借条基础上经与被上诉人对账形成并出具，因此，2014年1月20日借条，应认定为上诉人对先前七笔借款的概括承认，能够证明上诉人负有向被上诉人偿还620万元借款的义务。上诉人安排620万元借款的用途去向，及出借人指示将借款支付给其他人的行为，仅仅是借款人自身的安排，不影响借贷双方之间履行权利义务，无论借款人是否为收款人，借款人都应当向出借人承担还本付息义务。 关于上诉人是否代理被上诉人将出借款借予案外人朱晓平问题。由于上诉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其先后向被上诉人出具七份借条，且于2014年1月20日与被上诉人对账结算后，又向被上诉人出具620万元借条，且上诉人亦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系代理被上诉人将借款借予案外人朱晓平，因此，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据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举证规则，仅凭案外人朱晓平证言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与朱晓平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亦不能认定上诉人在案外人朱晓平之间代理人身份。 综上，上诉人杨风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256元，由上诉人杨风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李坤华 审判员 任 磊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姚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