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21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区慕本，女，1955年10月7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宝柔，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何某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俭科，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凌有逊，男，汉族，1974年11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英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敏，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英，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钧志，男，汉族，1964年5月2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晶晶，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区慕本、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徕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凌有逊、何钧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13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濠酒店）于2019年5月5日向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名称核准登记变更为金徕酒店。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区慕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项，改判何钧志、区慕本共同向凌有逊支付货款706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区慕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钧志自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参与银濠食府的合伙经营是错误的。区慕本已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何钧志从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何钧志应共同承担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1.2011年1月13日，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食府。2015年3月份，何钧志召开会议对总监的职能进行规定：各部门费用申购单由总监签名确认、员工入职工资调资由总监确定等等。2015年5月21日，何钧志参与招聘了总监黄某，总监属于银濠食府的高级管理人员，总监黄某一直工作至银濠食府停止营业即2018年1月10日止。银濠食府具有完善的管理及运营机制，黄某作为银濠食府的职业经理人及总监，具有管理以及执行职能，银濠食府并不需要区慕本或何钧志亲往才能运作。由此可得知，何钧志规定银濠食府总监的职能后一直按规定执行，并且总监一直工作至银濠食府停止营业即2018年1月10日止，该状态是持续发生的，期间何钧志也未实际退出经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何钧志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未参与银濠食府的合伙经营是片面的、错误的。2.何钧志的代表黎某滔一直在银濠食府签单消费，实际享有着合伙人的权益，区慕本虽不同意何钧志聘请黎某滔作为其代表，但银濠食府的员工仍听从何钧志命令。由此可知，何钧志从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并且，银濠食府有100多名员工，经营至今有7年多的时间，并非说停止营业就能马上停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后，区慕本便多次发函要求何钧志共同商讨银濠食府的清算及经营问题，但何钧志不予理睬、消极对待，银濠食府才于2018年1月10日停止结业。一审法院反而认为何钧志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未参与银濠食府的合伙经营，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错误的。3.何钧志与区慕本共同向案外人租赁物业用作银濠食府的经营场所，何钧志至今未向区慕本或案外人提出终止《租赁合约书》。若何钧志真如其所述退出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为何这么多年来，何钧志一直未提出要终止租赁关系，而是继续租赁着物业供银濠食府使用，明显不符合常理。由此也可知，何钧志实际上从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其作为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共同承担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因此，区慕本已提供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何钧志从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改判。二、何钧志主张其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共同承担本案的债务。1.在（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11行至14行中，何钧志答辩称：“五、何钧志同意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但前提是必须对中餐部筹办至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解除之日的所有账目进行审计鉴定”，也就是说，若银濠食府筹办至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解除之日的所有账目未进行审计鉴定，则何钧志不同意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在（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案中，由于区慕本、何钧志均未按期缴纳审计费用，导致司法审计未能启动，也即银濠食府所有的账目并未进行审计鉴定，不能满足何钧志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书》的条件，由此可知，何钧志从未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7年3月29日，该判决生效的时间是2017年10月9日。结合本案中何钧志向银濠食府员工以及区慕本发出的各自全面接管合伙体银濠食府的公告，何钧志在不知判决的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其不可能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3.何钧志声称退出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银濠食府由区慕本经营，但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何钧志真如其所称的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其不直接同意与区慕本解除合同，也不通知区慕本解除合伙关系，不撤销其对黎某滔的授权，任由其在银濠食府进行签单消费，享有合伙人的权利，也不撤销其全面接管银濠食府的公告通知等等，明显不符合常理。三、银濠食府作为经营实体客观存在，至今未进行过清算，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应与区慕本共同承担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1.何钧志与区慕本合伙经营的银濠食府作为一个实体客观存在，将近有100名员工，自2011年1月开业至今有7年的时间，其运作较为成熟。虽未领取营业执照，但是银濠食府内各部门各员工都有明确的分工，银濠食府大部分员工自其入职后便工作至银濠食府2018年结业。因此，区慕本虽与何钧志于2015年底发生合伙纠纷，但是银濠食府并没有因此瘫痪，银濠食府总监及经理等员工均根据各自的职能履行职务。期间，银濠食府也未进行整体清算。因此，何钧志作为银濠食府合伙人，应承担银濠食府的债务。2.区慕本曾向何钧志发出多份通知，要求其对银濠食府的债务进行清算，但何钧志不予理睬，至今没有任何回复，说明双方至今未就合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由此也不能认为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解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银濠食府至今未进行清算，何钧志作为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应承担银濠食府的债务。四、关于货款发生的时间及利息。本案中，凌有逊所产生的货款是一直累计下来的，而非2018年1月18日产生，该货款也从未进行过清算，应由区慕本与何钧志共同负担。区慕本认为凌有逊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且一审法院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0%计算也缺乏依据。若法院认为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该部分利息也应由何钧志与区慕本共同负担。金徕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项，改判金徕酒店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凌有逊、何钧志、区慕本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金徕酒店与凌有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凌有逊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金徕酒店存在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金徕酒店无需承担本案债务。二、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与金徕酒店无关，金徕酒店与银濠食府仅是挂靠关系，两者分开独立经营。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应由其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不应当由金徕酒店承担任何责任。1.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金徕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即银濠食府，该合伙项目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使用金徕酒店的营业执照。银濠食府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银濠食府与金徕酒店分开独立经营，各自承担责任。因此，银濠食府的债务与金徕酒店无关，也不应当由金徕酒店承担，应由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即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2.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与何池、何某荣签订《租赁合约书》，约定何池、何某荣将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大道北(原华阳路）的部分物业出租给何钧志、区慕本作餐饮营业大厅，何钧志、区慕本在经营期间涉及经营项目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员工福利、社保、工商管理费、营业税金）及一切债务均由何钧志、区慕本负责。上述租赁合约书签订后，何钧志、区慕本一直租赁上述物业用作银濠食府的经营场所，至今未向何池、何某荣提出要终止《租赁合约书》。因此，本案债务属于银濠食府的对外债务，应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责任。3.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髙法(2017）147号]，挂靠企业对外的债务应当由挂靠企业自己承担。因此，银濠食府的债务应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根据银濠食府合伙人的合伙协议内容以及《租赁合约书》的相关内容，银濠食府合伙人已明确约定，关于经营期间因银濠食府所涉的一切费用及一切债务均由两合伙人自行承担。并且，凌有逊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金徕酒店存在合同关系，所以金徕酒店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凌有逊辩称：一审判决对于区慕本、金徕酒店应承担的责任认定清楚，处理正确。关于货款的发生时间及欠款金额双方已在《货款确认》中确认，区慕本在上诉状中对欠款金额和区慕本应承担的责任也予以认可。中餐部与金徕酒店在场地使用、人员聘用和财务上存在混同。中餐部挂靠在金徕酒店经营，根据法律规定，金徕酒店应对中餐部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何钧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区慕本上诉所提出的理由不成立。首先，依据（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而且该判决已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于2013年6月起银濠酒店中餐部已由何池实际经营，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财务账册可以证明单据均由何池签名。区慕本提交的支付凭证也证明了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单据、财务资料都由何池与区慕本实际控制，而何钧志一直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这一事实也可以从区慕本提交的通知看出。何钧志在中餐部发出的通知得不到执行，不能行使合伙人的权利，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在法院判决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的合伙关系解除之后，何钧志无法参与也没有参与中餐部的实际经营。而且从区慕本提交的相关的支付货款的电子凭证、支付单、收据来看，均是在当月支付上月的货款，银濠酒店中餐部与凌有逊、程圣等人之间都是采用月结方式结算。本案讼争的货款发生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此时合伙关系已解除，银濠酒店中餐部实际由何池及区慕本经营。因此本案的债务应由区慕本承担。凌有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徕酒店、何钧志、区慕本立即向凌有逊支付所拖欠的货款7069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金徕酒店、何钧志、区慕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凌有逊持有《货款确认》一份，记载主要内容为：“南海区大沥桂江市场猪肉供应商，本食府与贵单位于2018年1月18日双方对单确认尚欠货款为70692元，实际欠款为70692元。”供应商落款处由凌有逊签名，银濠食府落款处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公章，“岑某萍”签名，落款时间均为2018年1月18日。凌有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何池分别于2017年5月28日、2017年7月27日、2017年7月28日、2017年9月28日、2017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1月29日转账支付35516元、41918元、35859元、27347.20元、33884.95元、36721元、37647元。凌有逊确认前述转账系银濠酒店中餐部向凌有逊支付货款。另查明，2011年1月13日，甲方何池与乙方区慕本、何钧志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以下主要内容：银濠酒店中餐项目，甲方将合法承租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镇安村中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之物业转租给乙方，由乙方做经营中餐服务行业；餐饮等营业牌照，由甲方负责办理，持牌人由甲方委托，但持牌人必须同意乙方挂靠酒店经营的行为；金徕酒店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按租赁面积分摊，乙方负责经营项目所需的水电费、税金以及经营所产生的任何费用；乙方自设独立账户经营，总账挂靠金徕酒店主理，由金徕酒店统一建账、统一报税，乙方上交甲方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属内部往来账目。合同落款处记载了金徕酒店的账号。同日，何钧志与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以下主要内容：合伙经营项目为金徕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合伙项目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使用该酒店的营业执照，合伙期限共15年，设定合伙总投资额为600万元，区慕本出资270万元，何钧志出资330万元；合伙项目对内设立专用账户，由各合伙人共同监管，合伙期间设立的财务机构，并完善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对外财务直接挂靠金徕酒店，合伙体与酒店之间就本合伙项目互负相应的法律与经济责任；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对内按各合伙人出资比例参与盈余分配和承担合伙债务。《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签订后，何钧志、区慕本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中餐部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区慕本提交备忘录一份，记载“于2013年7月10日，银濠食府与何钧志私户的现存款项由原开户行转入何池及新开设的公户。”落款处为何钧志与案外人何池签名。2015年9月25日，区慕本以合伙协议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何钧志，案号为（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及要求何钧志补缴合伙出资、归还合伙资金等。该案诉讼中，一审法院组织对中餐部在合伙期间的盈亏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依法委托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由区慕本、何钧志对各自要求审计的事项承担审计费用。因双方均未按期缴纳审计费用，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委托审计函退回一审法院，司法审计未能启动。另，区慕本向一审法院撤回其他诉讼请求，仅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以及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何钧志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粤06民终7617号民事裁定，准许何钧志撤回上诉。（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4月10日，何钧志以合伙纠纷向本院起诉区慕本、银濠公司及何池，案号为（2017）粤06民初63号，主张区慕本返还出资款、中餐部自2011年5月至合伙关系解除之日（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利润、遭受的经济损失等。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粤06民初63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区慕本、何池所持有的中餐部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财务资料（包括会计账册、原始凭证、单据、现金账簿及电脑内的财务报表等资料）。本院已采取扣押上述财务资料的证据保全措施。现该案处于审理过程中。2018年1月9日，中餐部向金徕酒店发出《结束营业通知文书》，该文件记载：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何钧志、区慕本承租酒店大楼其中营业范围的地方，挂靠金徕酒店牌照，用“银濠食府”名称（中餐部）于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以合伙体形式，自负盈亏、独立经营，总账由金徕酒店统一做账。现因经营亏损而于2018年1月10日起银濠食府（中餐部）结束营业，现向金徕酒店特此通知，相关结业的事宜已呈相关劳动部门仲裁处理。落款处记载为：“佛山市银濠酒店原所属挂靠经营部门银濠食府（中餐部）”，加盖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公章。再查明一，2015年10月1日，何钧志发出《公告》，明确自2015年10月1日起，除中餐部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以及何钧志授权的黎某滔（其签单金额由何钧志承担）外，何池及中餐部其他任何员工不得在中餐部签单消费。再查明二，2018年1月5日，区慕本出具函件，通过邮寄方式向何钧志发出。该函件主要内容如下：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银濠食府（中餐部）的经营权由何钧志行使，但何钧志自2014年后以来长期擅离职守，造成银濠食府经营亏损负债累累；要求何钧志履行出资等义务。再查明三，庭审中，一审法院就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公章及2015年10月13日后的财务报表由谁保管问题询问区慕本，区慕本庭后书面答复：“银濠食府”的公章现存放在银濠食府仓库内，由银濠食府留守员工保管；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的财务资料已因另案诉讼向本院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凌有逊向金徕酒店、何钧志、区慕本主张货款而提起诉讼，该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因区慕本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于涉澳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处理。凌有逊与区慕本未约定适用的法律,而涉案买卖合同履行地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在各方未对适用法律作出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因案涉买卖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此为该案最密切联系地，故该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涉案的《货款确认》《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凌有逊持有顺德农商银行账户对账单，主张金徕酒店代中餐部向凌有逊支付货款，在金徕酒店未提交证据证明与佛山市顺某隆商业有限公司存在其他交易往来的情况下，对凌有逊的主张予以确认，即可以认定金徕酒店代中餐部向凌有逊支付货款的事实。结合中餐部盖章确认的《货款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凌有逊与银濠酒店中餐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款确认》可以证明银濠酒店中餐部尚欠凌有逊货款26058元。关于利息，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故涉案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凌有逊主张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3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凌有逊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又因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或利息的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其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凌有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银濠酒店中餐部未经工商注册，并非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其债务应由谁承担，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何钧志、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则中餐部的债务应由合伙人区慕本、何钧志承担。但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凌有逊提交的《货款确认》仅记载了2018年1月18日双方对单之日的实际欠款金额，并未载明所欠货款发生的时间。一审法院结合凌有逊多年向中餐部供货，中餐部陆续还款，且尚欠货款26058元，金额并不大，而对单之日2018年1月18日距2015年10月13日已超过两年等事实，可以认定在先产生的货款已陆续清偿，凌有逊所主张的货款应系发生于合伙关系解除之后，较为合理。区慕本主张何钧志在合伙关系解除之后事实上参与合伙经营，则区慕本应承担证明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的举证责任。关于区慕本的举证，1.区慕本提交的员工入职申请表3份，仅可以证明2015年3月、5月，何钧志参与员工招聘，不能证明2015年10月13日《合伙协议书》解除后何钧志是否参与经营，一审法院对证据已不予采信；2.区慕本提交的何钧志发出的《公告》，仅可以证明何钧志授权的黎某滔可在中餐部签单消费，但区慕本未能提交黎某滔签单消费的单据原件，无法确认2015年10月13日后，黎某滔签单消费行使何钧志的合伙人权益；3.区慕本2018年1月5日出具的函件，已记载何钧志自2014年以来长期擅离职守，亦可以反映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后未实际参与经营的情况；4.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区慕本提交2015年10月13日后中餐部的财务报表，区慕本庭后书面答复：“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的财务资料提交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根据本院作出的（2017）粤06民初63号之二民事裁定，系裁定查封、扣押区慕本、何池所持有的中餐部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财务资料，并未包括一审法院要求区慕本提交的2015年10月13日后中餐部的财务报表，现区慕本未能提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区慕本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凌有逊所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15年10月13日之后，合伙关系解除后何钧志未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故上述中餐部的债务，应由区慕本承担，何钧志无需承担。根据《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的约定，金徕酒店的餐饮等营业证照，由金徕酒店负责办理，并同意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且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需对金徕酒店的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按租赁面积分摊。各方当事人到庭陈述，确认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实际经营过程中，确实挂靠于金徕酒店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与金徕酒店为挂靠关系，对于上述中餐部的债务，金徕酒店应以其资产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于凌有逊主张金徕酒店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区慕本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凌有逊支付货款26058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50%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金徕酒店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区慕本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凌有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区慕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3日8月1日停职通知书一份，何钧志于2013年8月1日签名并通知员工陈思彤（前出纳）因工作失职停职，且该通知书背面也有何钧志签名，同时前总监欧培标也签名确认。从而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且总监在银濠食府具有一定的决定权。2.2013年11月15日批示单一份，何钧志于2013年11月15日签名确认调换供货商，同时该份批示单上盖有银濠食府的公章，证明银濠食府一直在使用该公章，且何钧志完全知情，该公章就是银濠食府成立时，何钧志负责刻制，用于银濠食府使用。3.2013年11月15日通知一份，何钧志于2013年11月15日签名并通知员工罗某萍不再担任银濠食府经理的职务，同时前总监欧培标也签名确认。从而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且总监在银濠食府具有一定的决定权。4.2015年3月3日会议记录一份，何钧志于2015年3月3日签名确认关于新总监入职的相关事宜，并确认银濠食府各部门费用申购单由总监签名、员工入职工资及调资由总监决定，说明总监在银濠食府有着高职权。从而也证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5.2015年3月16日委托书一份，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3月16日签名确认，从2015年3月开始，其工资委托林某代收。6.2015年7月23日通知一份，何钧志于2015年7月23日签名并通知银濠食府员工，其作为执行合伙人享有全权的经营执行权力，且已委托黎某滔负责银濠食府的经营管理，各部门负责人及员工需配合黎某滔的工作，也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经营管理权一直由何钧志掌控。7.2016年7月8日通知一份，拟证明银濠食府财务部于2016年7月8日发出有关消费签单的事宜。8.2016年7月10日通知及两份及公证书，拟证明何钧志掌握并知晓财务部于2016年7月8日发出的通知，并于2016年7月10日仍以中餐部合伙人的身份向员工发出通知，并将公告张贴在银濠食府的公告栏处，并且从通知的内容“…三人于2016年7月8日在中餐部贴出一份通知”也可得知何钧志掌握银濠食府的情况，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9.（2018）粤0604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判决，判令区慕本及何钧志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约书》于2018年3月19日解除，并向案外人返还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大道北商业综合大楼物业。该物业是区慕本及何钧志用于合伙体银濠食府的经营场地，银濠食府一直未实际解散，何钧志截止至2018年3月19日也未与案外人解除银濠食府经营场地的租赁合同关系，由此证明何钧志一直租赁场地用于银濠食府经营，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10.（2017）粤06民终1089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判决，判令区慕本及何钧志应向案外人支付工程款。该工程款是因银濠食府的室内装修等工程所产生的，由此佐证何钧志作为银濠食府的合伙人之一，应承担中餐部的对外债务，本案涉及债务应由区慕本及何钧志共同承担。11.快递单及妥投证明，拟证明区慕本快递邮寄给何钧志的地址是有效地址，至今邮寄快递至该地址仍有人签收，从而证明区慕本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邮寄给何钧志的关于清算以及银濠食府经营事项的相关告知，何钧志都能收到。12.2015年10月-12月、2016年1月、2017年9月-12月、2018年1月供应商的账款明细，拟证明供应商的货款一直以来都是累计计算的，并非当月月结，供应商的货款至今未进行整体清算。13.律师调查笔录（证人证言），拟证明银濠食府的员工总监黄某（2015年5月入职）、副总监温某梅（2013年12月入职）从入职至2018年1月离职期间一直服从何钧志的管理，认可何钧志的代表黎某滔行使银濠食府合伙人权利，何钧志从未向银濠食府的员工表明其退出经营，也从未向银濠食府员工撤回对黎某滔的授权。银濠食府的员工至今认为何钧志就是银濠食府的合伙人，其命令员工也会服从，从而证明何钧志并未退出银濠食府的经营。14.支出证明单、收据、银行流水、员工加薪晋升申良表两份（2013.10.5、2015.12.4）、通知、晋升通知、通告、关于调整“五一”休假的通知、停燃气通知各一份，拟证明欧培标（前总监）、黄某是银濠食府的总监，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有权决定银濠食府的大小事务，甚至银濠食府支出150万元，也只需总监签名即可，并且两个总监均由何钧志招聘，服从何钧志管理，总监黄某工作至2018年1月份结业为止。金徕酒店质证称：对区慕本提交的证据及其提出的意见没有异议。凌有逊质证称：对证据1-8、11、13、14，是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经营中餐部的内部文件，与凌有逊无关，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对证据9、10，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由法院审查。对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区慕本想要证明的内容，与凌有逊有关的凭证只能显示中餐部与凌有逊之前交易的部分情况，同时该证据显示银濠酒店中餐部没有支付凌有逊案涉货款。银濠酒店以公账代中餐部向供应商支付货款，更证明两者的挂靠关系。何钧志质证称：对证据1，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停职通知书发生在2013年8月1日，当时何钧志还是中餐部的合伙人，该通知并不能证明何钧志能够参与中餐部经营。对证据2，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该批示单上的公章何钧志在（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一案中，何钧志收到区慕本盖有该公章的文件后才知道中餐部有该公章存在，该公章并非何钧志刻制。对证据3，通知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通知并非何钧志作出，而是何池作出。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文件是何池拿给何钧志签名的，由于当时双方合伙的中餐部还在经营，双方的合伙纠纷还未提起诉讼，因此何钧志配合在该会议记录签名，但不能证明何钧志能实际参与中餐部的经营。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虽然何钧志签署该委托书，但实际上中餐部并没有向林伟及何钧志发放过工资。对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通知书是因为何钧志作为合伙人期间，由于何池干涉并取得了中餐部的经营权导致何钧志无法行使合伙人的权利，对中餐部及员工发出的通知得不到执行，所以才委托黎某滔代为到中餐部了解合伙的经营情况，而实际上黎某滔也未能实际参与中餐部的经营。对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何池掌握了中餐部的公章，中餐部实际上由何池经营。对证据8，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两份通知所提及的内容是由于在与何钧志的案件当中何池向法院提交的单据上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财务专用章，何钧志行使中餐部合伙人权利向员工发出该通知，而且其中一份通知提到何池等人不得出入中餐部，但实际上这些人一直工作到2018年1月10日中餐部停止营业，同时证明何钧志向中餐部发出的通知得不到执行，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经营管理。而且何池及区慕本在相关案件当中可以提供盖有银濠酒店财务章的文件，可以证明何池及区慕本与酒店是利益共同体，都持有酒店的财务专用章。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作出后何钧志提起上诉，该判决尚未生效，判决书所涉及的租赁关系与本案的买卖关系无关。对证据10，该判决虽然是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但何钧志已经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已立案，目前在审理当中，该案涉及的装修装饰合同与本案的买卖合同无关。依照（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判决，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因此本案所发生的债务应由区慕本承担。对证据11，快递单上寄件人并非区慕本，不能证明该快递单与本案有关，也不能证明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有关。对证据12，区慕本所提供的相关的交易凭证、支付证明单还涉及了本案以外的其他供应商，对于该部分暂不发表质证意见。涉及本案的部分单据来看，如2015年10月16日记载支付程圣九月份货款，证明每月月中支付上月的货款，可以看出程圣、周亚礼、凌有逊等人与中餐部的结算方式为月结，并非如区慕本所述为累计结算，从每月发生的货款金额来看也不可能是累计结算。对证据13，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调查笔录是区慕本的律师为了诉讼而专门制作，所记载的内容与事实有出入。在此前的四个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当中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据法庭调查黄某的证言与调查笔录有很大出入，而且黄某的作证当中也提到其作为中餐部的总监对日常不重大的事项可以自己决定，涉及重大事项需要何池审批，这一点在黄某在法院所作的笔录当中有记载，可以证明中餐部实际上是受何池控制并经营。对证据14区慕本所提到的150万元支付证明单，该150万元是直接划入何池账户，也间接证明何池可以不经过何钧志的同意将银濠食府的款项划到个人账户上，而黄某也是由何池招聘，其招聘表上有何池签名，并非区慕本所说的由何钧志招聘，而且黄某在法院的笔录中也证明其受何池的管理，不是何钧志。何钧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粤0604民初14958号民事判决书；2.（2018）粤05民终12559号民事判决书，共同拟证明依据员工劳动仲裁案的一二审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几十名员工在该案中提交了何池参与银濠酒店中餐部经营管理的证据，且均确认一直是何池支付中餐部员工工资，并管理中餐部。区慕本在该案中提交了何池支付员工工资的银行流水、凭证以及盖有银濠酒店中餐部公章的文件，可见合伙关系解除后，中餐部一直由区慕本与何池实际控制并经营。金徕酒店质证称：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份判决书中，法院只是确认了何钧志和区慕本所合伙经营的银濠酒店中餐部是挂靠在银濠酒店经营执照下，并没有确认银濠酒店中餐部由谁实际经营。区慕本质证称：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从何池支付员工工资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以何池名义开设的账户一直由银濠酒店中餐部使用。区慕本一审期间提交了2013年6月1日的通知及备忘录，以何池名义开设的账户均有何钧志签名确认，何钧志对此知情。并且以何池名义开设的账户从2013月7月份起就一直用于银濠酒店中餐部。区慕本在该系列仲裁案件中提交的大部分单据均有何钧志的签名，并不能证明何钧志所说银濠酒店中餐部一直由区慕本和何池实际控制和经营。凌有逊质证称：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两份判决书显示银濠酒店中餐部是挂靠银濠酒店经营，在人员聘用上存在混同，对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银濠酒店应承担清偿责任。经认证，区慕本提交的证据3、4、5、6、7、8、9、10、12、14均有原件以供核对，与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区慕本提交的证据1、2、11、13没有原件以供核对，系单方制作的证据，未得到相对人何钧志的确认，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何钧志提交的证据1、2均有原件以供核对，与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5月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银濠酒店的企业名称变更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区慕本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商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本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货款的具体金额；2.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主体。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案涉货款的具体金额问题。首先，凌有逊提供《货款确认》，主张于2018年1月18日经双方对单，银濠酒店中餐部确认尚欠其货款70692元未付，双方当事人在该确认书落款处盖章予以确认。结合凌有逊提供在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29日期间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金徕酒店与凌有逊确实存在相关的款项收支往来，在金徕酒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凌有逊存在其他交易往来的情况下，本院关于银濠酒店中餐部尚欠凌有逊货款70692元未付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关于凌有逊主张货款利息的问题。从《货款确认》的内容显示，双方只是对尚欠货款金额予以对单确认，并无对货款迟延支付的利息计算予以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凌有逊主张的货款利息应从其一审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3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凌有逊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由于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或利息的计算方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其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凌有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支付货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主体问题。首先，区慕本与何钧志于2011年1月13日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经查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该民事判决生效后，区慕本或何钧志均无在法定期限内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该判决提出予以撤销的申请。因此，（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及于作为确定判决对象的诉讼标的，即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本案诉讼中，区慕本主张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后仍然参与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双方合伙关系依然存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区慕本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区慕本主张《货款确认书》中双方对单确认的货款实际是其与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以来形成的货款，故该款项的偿还义务应当由区慕本与何钧志共同承担。如前所述，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货款确认书》形成的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区慕本对于案涉货款是形成于2015年10月13日之前或者2015年10月13日至2018年1月18日期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由于区慕本对其主张只有单方陈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何钧志无须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的责任。最后，从区慕本与何钧志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约定，金徕酒店的餐饮等相关证照由金徕酒店负责办理，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且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需对金徕酒店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相关费用按照租赁面积予以分摊。另外，结合本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区慕本、何钧志在实际中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的行为符合该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进行经营的法律特征，金徕酒店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与金徕酒店为挂靠关系，对于上述中餐部的债务，金徕酒店应以其资产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区慕本、金徕酒店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16元，由上诉人区慕本负担1508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5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梁亦民审判员  谢达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巫江禺书记员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