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终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耀南，男，197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星志、温根强，均为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贵东，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锡培，广东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幸福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市星湖东路8号第1幢2号卡位商铺。法定代表人：麦心全。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耀千、黄秋实，均为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宗膛，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忠，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玉莲，女，196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要市。原审被告：高要市伟洋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高要市金利镇永利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玉莲。原审被告：广西恩山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横县横州镇长寨村龟岭山金龟石场内。法定代表人：李家辉。上诉人何耀南、苏贵东与被上诉人肇庆市幸福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泉公司）、原审被告李宗膛、李玉莲、高要市伟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洋公司）、广西恩山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耀南、苏贵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判决幸福泉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幸福泉公司、李宗膛、李玉莲、伟洋公司、恩山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补充协议书》认定错误。何耀南、苏贵东不同意鉴定的原因并非对《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信心，而是鉴定的必要性即鉴定结果对证据效力的影响程度。幸福泉公司自始至终对幸福泉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而只是对内容的形成时间有疑问，《补充协议书》各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的不同，并不影响该协议书对何耀南、苏贵东的效力。该协议书由对方加盖公章向何耀南、苏贵东出具，作担保的意思表示清楚，合法有效。退一步来说，即使如幸福泉公司所称，是其负责人（股东）单方提供的，也只属其公司内部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此情况不影响《补充协议书》所产生的对外效力。在何耀南、苏贵东不同意进行鉴定情况下，一审法院如认为“何耀南、苏贵东不同意鉴定的理由不成立”，可支持幸福泉公司的申请诉求，进行鉴定；或依职权裁决进行鉴定，而不是直接否定该《补充协议书》的合法性真实性。二、一审法院对保证期限及诉讼时效的认定有误。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1年6月14日，同时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幸福泉公司作为上述债务的保证人盖章确认保证期间为3年，自2011年6月15日起至2014年6月14日止。2014年4月10日，何耀南、苏贵东就本案争议诉至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至此，本案保证期限转化为诉讼时效的计算。由此可见，本案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限，也没有超过诉讼期限。幸福泉公司辩称，一、本案中何耀南、苏贵东提供的多项关键证据均存在伪造的嫌疑，并且整个案件相关事实发生及证据的形成在时间线上不仅不合常理而且显然存在“套路”。何耀南、苏贵东的多番操作，目的就是虚构《房地产转让合同》与《借款合同》之间存在关联，使客观上无法达到付款条件的《房地产转让合同》达到付款条件，使实际没有发生出借行为的《借款合同》发生出借“事实”，又在其己经不是幸福泉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在《借款合同》中添加保证事项和私自加盖幸福泉公司的公章，并伪造《补充协议书》，最终达到让幸福泉公司（本案中唯一存在资产的一审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不法目的。（一）何耀南、苏贵东为了将《房地产转让合同》与《借款合同》相关联，企图混淆公司与股东的财产，在《房地产转让合同》和《借款合同》中补签了苏贵东的名字和补充相关内容。（二）一审己经查明的事实、在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调取的刑事侦查卷宗中李宗膛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一审中何耀南、苏贵东对《补充协议书》中“何耀南”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的自我确认，充分证明了《补充协议书》是何耀南、苏贵东利用撑控公章的机会，在己不是幸福泉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清况下伪造的。何耀南、苏贵东在上诉状中一直强调其不同意对《补充协议书》进行鉴定并非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是认为鉴定结果对证据效力的影响程度，其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是与最高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的司法观点相违背的。协议加盖的印章虽为真实，但因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二、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因此，本案应围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而在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本身并未成就，幸福泉公司也根本不是该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也没有为房屋买卖合同提供任何担保，与《房地产转让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幸福泉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履行主体是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和李宗膛，何耀南和苏贵东并不是《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合同主体。（二）房地产转让款项的支付条件根本就没有成就。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和李宗膛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第二条第2款之约定：“乙方（李宗膛）应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定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剩余款在完成过户手续并领取正式房产证收件收据后即付清”。但根据何耀南、苏贵东在一审提供的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4）肇端法民四初字第39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肇端法执字第626-1号《执行裁定书》所证实，《房地产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转让的房地产，因另案己被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拍卖处置，在2015年拍卖处置之前，仍登记在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上述房地产，从没有过户到李宗膛名下，因此，按《房地产转让合同》第二条第2款之约定，李宗膛支付购房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李宗膛根本无需支付购房款。（三）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为伟洋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最终伟洋公司无法还款导致《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房屋被司法拍卖处置，与《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履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两者在法律上不能混同。（四）由于《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房屋己经被司法处置，该合同己经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合同目的在客观上无法实现，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房地产转让合同》已经达到法定解除条件，何耀南、苏贵东不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其应通过主张追偿权达到救济目的。三、《房地产转让合同》与《借款合同》是各自独立的两份合同，何耀南、苏贵东在一审诉状中称房地产转让款转化为借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何耀南、苏贵东有意将公司资产和股东资产进行混淆，意图证明其存在借款的事实。但事实上何耀南、苏贵东与借款人李宗膛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借款的事实，即使不考虑何耀南、苏贵东伪造证据的因素，幸福泉公司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一）《房地产转让合同》与《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二）《借款合同》根本没有提及该借款是由房地产转让款转化而成的任何内容。《借款合同》的前言部分明确约定借款用途是借款人因塑料厂经营及购买幸福泉公司股权的需要，向贷款人申请借款。整份借款合同的内容根本没有提到与《房地产转让合同》和房产转让款有关的任何信息。（三）《房地产转让合同》中房产转让款支付的条件根本就没有成就，李宗膛无需向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房屋转让款，也就证明了何耀南、苏贵东诉状所述的房屋转让款转化为借款根本就没有事实基础，借款事实根本就没有发生。1.《房地产转让合同》与《借款合同》的金额不相同。2.《借款合同》发生在前，与在后发生的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提供抵扣3担保行为相隔一年多，拍卖处置行为更是发生在2016年，因此何耀南、苏贵东主张房屋转让款转化为借款签订《借款合同》根本是不符合逻辑。（四）公司的资产不是股东资产，股东享有的只有股权收益，如股东直接占用公司资产，将涉及侵占公司资产。李宗膛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因借款所产生的所有担保文件不应当予以采信。案涉房屋已经被法院处置，合同标的物已经不存在，不应当继续履行。2012年2月24日，李宗膛出资100万元购买苏贵东的股权，从此以后，苏贵东不再是公司股东，其诉讼地位值得商榷。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的认定不当，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李玉莲、伟洋公司、恩山公司未参加二审法庭调查，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何耀南、苏贵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宗膛、李玉莲立即清偿何耀南、苏贵东借款9397203元及其逾期占用利息3325043.66元（从2012年5月30日起，暂计至2018年3月23日，其后利息按照年6%计至清偿日止）；2.幸福泉公司、伟洋公司、恩山公司对被告李宗膛、李玉莲的欠款承担清偿责任。3.李宗膛、李玉莲、幸福泉公司、伟洋公司、恩山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2日，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为甲方，李宗膛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将其位于肇庆市人民中路12号，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权证肇字第××号和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权证肇字第××号的两宗房地产转让给被告李宗膛，双方约定交易价为13000000元，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500000元定金给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余款在完成过户手续并领取正式房产证收件收据后付清，何耀南、苏贵东作为甲方代表也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签订后，李宗膛向何耀南、苏贵东支付转让款4623000元，尚欠的转让款8377000元，上述两宗房产未办理过户。2011年3月15日，何耀南、苏贵东与李宗膛协商将尚欠的转让款转为借款，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李宗膛向何耀南借款8377000元，借款期限2011年3月15日至2011年6月14日，保证人一栏有幸福泉公司、伟洋公司加盖公章和李玉莲签名。2011年5月28日，何耀南作为贷款人与幸福泉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补充协议书》，内容为“鉴于2011年3月15日，贷款人何耀南与借款人李宗膛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何耀南向李宗膛提供借款金额为8377000元，同时李玉莲、幸福泉公司、伟洋公司作为该合同保证人，愿意对上述贷款向何耀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何耀南与幸福泉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对该合同作出如下补充约定：双方明确该合同的保证期间为3年，即自2011年6月15日起至2014年6月14日止。协议上有何耀南的签名与幸福泉公司的公章，但幸福泉公司及李宗膛表示对其公章不认可。2012年2月24日，何耀南、苏贵东各持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50%股份，其中将苏贵东50%的股份转让给李宗膛，李宗膛持有上述公司50%股份，并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耀南为公司的监事。2012年5月23日，伟洋公司与广东高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牌坊支行（原高要市信用合作联社牌坊信用社）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伟洋公司向该行借款18000000元。同日，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与广东高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牌坊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上述两宗房地产作为伟洋公司借款抵押物予以抵押登记。伟洋公司贷款后，无法偿还借款本息，上述抵押物由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拍卖处置。2012年5月30日，何耀南、苏贵东与李宗膛签订《协议书》，确认关于2011年3月15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尚欠借款的本息为9397203元，定于2012年8月30日前还清。恩山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还责任。2011年6月30日，幸福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宗膛与麦心全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幸福泉公司将高要区南岸西区W小区占地面积6625.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麦心全；2011年7月1日，李宗膛与麦心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幸福泉公司的50%的股份转让给麦心全，李玉莲与麦心全、冯富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幸福泉公司的48%的股份转让给麦心全,2%转让给冯富源。幸福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宗膛变更为麦心全。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原股东为何耀南、苏贵东，各占股份50%，法定代表人为苏贵东；2012年2月24日变更为何耀南和李宗膛，各占股份50%，法定代表人为李宗膛。一审庭审中，幸福泉公司申请对提供的2011年5月28日《补充协议书》中幸福泉公司公章加盖的时间、内容打印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公章加盖时间是否早于字体打印时间；协议落款“2011年5月28日”中手写部分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申请鉴定的理由：1.在第一次开庭何耀南、苏贵东提供的《借款合同》有幸福泉公司的盖章，而且有苏贵东的签名，但李宗膛提供的《借款合同》是没有幸福泉公司的盖章和苏贵东的签名。何耀南、苏贵东有虚假诉讼行为。2.《补充协议书》是何耀南、苏贵东为了使幸福泉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伪造的，所以要求对该公章及内容字体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如果打印字体形成时间与加盖公章时间不一致，可证明何耀南、苏贵东是事后伪造的证据，幸福泉公司的担保责任不成立，因此只有鉴定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3.若何耀南、苏贵东使用伪造证据制造虚假诉讼，建议法院根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制裁或者处罚。综上，李宗膛申请坚持对上述项目进行鉴定。何耀南、苏贵东则认为，1.李宗膛、李玉莲将幸福泉公司所持股份转让给麦心全，是否披露存在担保的事实，与何耀南、苏贵东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这属于他们之间的民事合同纠纷关系，幸福泉公司作出担保责任意思表示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麦心全如果认为李宗膛违反承诺违约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按其双方签署的转让合同约定遵循民事法律途径另案解决，而不应在本案来处理。2.幸福泉公司、李宗膛等在本案中从未对其加盖在2011年3月15日的《借款合同》、2011年5月28日《补充协议书》的公章真实性予以否认，《补充协议书》中的担保意思表示与《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意思表示具有前后一致的关联性，幸福泉公司向何耀南、苏贵东提供保证责任时实际控制人均为李宗膛本人。3.庭上，各方均确认“幸福泉公司”由李宗膛与麦心全完成移交，换言之，“肇庆市幸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公章在移交前一直由李宗膛保管和使用。李宗膛认为“幸福泉公司”不在其手上，但没有向法庭提供基本、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何耀南、苏贵东认为不能单凭被告一方的讲法而增加诉讼中的鉴定环节。只有在李宗膛举证存在合理、合法的疑点的前提下，鉴定才有其合法、合理性。若然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证明存疑，那么任何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均可申请鉴定，这样岂不是毫无司法效率可言。4.通过庭审调查可知，当事人李宗膛对涉讼债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麦心全控制之下的幸福泉公司认为存在虚假诉讼而需要鉴定，那么，对等地何耀南、苏贵东亦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李宗膛与麦心全恶意串通，逃避担保责任而拒绝被告的鉴定申请。5.在各方均没有否认《补充协议书》上面“幸福泉公司”印章真实性的前提下，李宗膛提出申请“对2011年5月28日《补充协议书》中申请人的公章加盖时间是否早于字体打印时间进行鉴定”，何耀南、苏贵东认为，首先，字体打印时间从技术上无法鉴定，因为我方没有参照物，若要鉴定，那也是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第二，字体打印时间与公章加盖时间先后并不影响保证意思表示，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字体和公章加盖时间需要同时进行（就好比项目走流程审批，期间相隔几个月甚至几年），法律逻辑和现有的证据显然是不允许这样推论的。何耀南、苏贵东认为本案从2014年开始诉讼至今，期间经历了幸福泉公司的控制人麦心全恶意报案，期间浪费大量资源并导致诉讼无法进行，已经是在严重损害了何耀南、苏贵东的权益，何耀南、苏贵东现在追究的是李宗膛控制期间的幸福泉公司担保责任，并非是追究麦心全后来控制的幸福泉公司担保责任，关于其两者的股权转让纠纷，完全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6.幸福泉公司提出的申请对《补充协议书》进行鉴定，但该《补充协议书》是幸福泉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膛加盖公章后出具给何耀南、苏贵东的，是李宗膛单方提供的，该《补充协议书》如何形成与本案无关；7.幸福泉公司所提到李宗膛涉嫌恶意设定担保债务，通过伪造补充协议书的方式骗取幸福泉公司股东、变更后的股东或者公司的财产，就李宗膛涉嫌诈骗一案，肇庆市公安局已经查明李宗膛等人没有犯罪的事实，包括没有通过事先在《补充协议书》上加盖幸福泉公司公章，为其债务设定担保，从而骗取麦心全财产的事实，其后作出撤案处理，由此可见，对于《补充协议书》内容是当时幸福泉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李玉莲、伟洋公司、恩山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抗辩权利。本案是因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与李宗膛、李玉莲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李宗膛为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将位于肇庆市人民中路12号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权证肇字第××号和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权证肇字第××号的两宗房地产转让给李宗膛，李宗膛未支付转让款而产生的债务，后经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原股东为何耀南、苏贵东与李宗膛、李玉莲协商将债务转为借款，因此本案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何耀南、苏贵东通过转让公司股份方式将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转为李宗膛控制。因此李宗膛将转让款支付给何耀南、苏贵东并无不妥。股份转让过程中，李宗膛尚未付清转让款的情况下，又以肇庆市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以房地产为抵押物为伟洋公司向广东高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牌坊支行借款作担保，因伟洋公司未偿还借款，抵押物已被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拍卖处置，据此视为双方的房地产交易已完成，李宗膛应继续支付尚欠的转让款。2012年5月30日，何耀南、苏贵东与李宗膛签订《协议书》确认李宗膛尚欠何耀南、苏贵东转让款9397203元，因此何耀南、苏贵东主张李宗膛继续支付转让款9397203元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双方对转让款9397203元约定于2012年8月30日前还清，李宗膛没有如期偿还，因此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2年8月31日起计算至还清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1年3月15日，何耀、苏贵东南与李宗膛签订《借款合同》，有幸福泉公司、伟洋公司加盖公章和李玉莲个人签名作为保证人。由于伟洋公司、李玉莲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保证人对保证责任没有进行抗辩，因此何耀南、苏贵东主张被告伟洋公司、李玉莲对上述李宗膛拖欠转让款9397203元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予以采纳。关于幸福泉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首先，幸福泉公司在《借款合同》保证人栏盖有公章，但没有约定保证期间，而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1年6月14日，根据《担保法》第26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保证期间到2011年12月13日到期，在此期间，何耀南、苏贵东没有主张幸福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已过，因此幸福泉公司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其次，何耀南、苏贵东提供的《补充协议书》虽然有幸福泉公司作为上述债务的保证人盖章确认保证期间为3年，自2011年6月15日起至2014年6月14日止。但幸福泉公司申请司法鉴定认为，该2011年5月28日签的《补充协议书》没有幸福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李宗膛（2011年7月1日前被告李宗膛为其法定代表人）签名，李宗膛也确认其没有订立《补充协议书》，该协议是何耀南、苏贵东为了使幸福泉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伪造的，因此要求对该公章及内容字体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是证明《补充协议书》形成的真实时间，印证何耀南、苏贵东伪造的证据的事实。何耀南、苏贵东以《补充协议书》是李宗膛加盖公章后出具给何耀南、苏贵东的，该《补充协议书》如何形成与本案无关；幸福泉公司报案称，李宗膛涉嫌诈骗一案，已经肇庆市公安局查明，李宗膛等人没有犯罪的事实，没有通过事先在《补充协议书》上加盖幸福泉公司公章，为其债务设定担保，并作出撤销案件处理；《补充协议书》是幸福泉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等理由为由，不同意司法鉴定。根据何耀南、苏贵东提出上述不同意鉴定的几点理由，并不能排除虚假的因素，即不能证明《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据此何耀南、苏贵东不同意鉴定的理由不成立，应对该协议书所证明的事实承担不利后果，故何耀南、苏贵东以该协议书约定的担保条款为事实理由主张幸福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2012年5月30日，何耀南、苏贵东与李宗膛签订《协议书》是双方于2011年3月15日的《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是有效合同，恩山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还责任，由于恩山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保证人对保证责任没有进行抗辩，因此主张要求恩山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宗膛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何耀南、苏贵东支付9397203元，并从2012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款日止；二、李玉莲、伟洋公司、恩山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责任；三、驳回何耀南、苏贵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8134元，由李宗膛、李玉莲、伟洋公司、恩山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在一、二审中的陈述，本院另查明，一、何耀南与李宗膛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其双方贷款事由是因李宗膛塑料厂经营及购买幸福泉公司股权的需要。二、何耀南、苏贵东提交的《借款合同》与李宗膛提交的《借款合同》存在多处不同：1.李宗膛提交的《借款合同》中保证人一栏中只有李玉莲，并没有幸福泉公司的公章；2.李宗膛提交的《借款合同》中贷款人只有何耀南，并没有苏贵东。三、李宗膛于2017年7月13日在肇庆市公安局接受询问时，述称其与何耀南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幸福泉公司并没有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盖章，《借款合同》上没有幸福泉公司的公章。当时幸福泉公司的公章不在李宗膛手上，幸福泉公司的公章一直由何耀南保管，直到幸福泉公司转让给麦心全后，幸福泉公司的公章是由何耀南与麦心全直接交接的。并且李宗膛述称其没见到过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幸福泉公司的公章也不是李宗膛所盖，该份协议上没有李宗膛的签名。四、何耀南于2017年7月20日在肇庆市公安局接受询问时，确认案涉《借款合同》补充条款第（三）项空白处幸福泉公司的公章是由其加盖，“以肇庆市幸福泉食品饮料公司名下的高要市南岸区W小区地块作抵押”亦是其填写。苏贵东也是何耀南为了起诉李宗膛等人方便，苏贵东的名是事后添加。五、幸福泉公司的股东于2010年2月22日由梁绍东、赵志培、李国良变更登记为何耀南、何锦荣，法定代表人由赵志培变更登记为何耀南；2010年6月2日由股东何耀南、何锦荣变更登记为李宗膛、李玉莲，法定代表人由何耀南登记变更为李宗膛；2011年7月1日由股东李宗膛、李玉莲登记变更为麦心全、冯富源；法定代表人由李宗膛登记变更为麦心全。再查明，本院根据何耀南、苏贵东申请，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裁定，查封幸福泉公司名下位于肇庆市××区××岸西区Ｗ小区的产权证号为高要国用（2010）第010273号土地使用权。查封、冻结财产的价值总计以9397203元为限。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何耀南的诉讼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幸福泉公司的诉讼委托代理人申请查阅了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李宗膛、李玉莲涉嫌合同诈骗的案宗材料后，均未向本院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债务纠纷虽然是因肇庆金亿置业有限公司与李宗膛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后，李宗膛没有支付转让款而产生，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其中涉及何耀南与李宗膛之间房地产转让、公司股权转让、借款等，故本案定为合同纠纷为宜，一审法院定性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李宗膛虽答辩其借款没有实际发生、涉案房屋已被处置及合同主体存在问题，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不当，但其对一审判决没有提出上诉，故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幸福泉公司是否应当对李宗膛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一，案涉《借款合同》一式多份，贷款人、借款人、保证人各执一份，每人所执有的《借款合同》应该相同。而在本案中，贷款人何耀南、苏贵东提交的《借款合同》与借款人李宗膛提交的《借款合同》却存在多处不同。借款人李宗膛提交的《借款合同》中保证人一栏中只有李玉莲，并没有幸福泉公司的公章，贷款人一栏中只有何耀南，并没有苏贵东。并且贷款人何耀南自认案涉《借款合同》补充条款第（三）项空白处幸福泉公司的公章是由其加盖，“以肇庆市幸福泉食品饮料公司名下的高要市南岸区W小区地块作抵押”亦是其填写。贷款人苏贵东的签名也是事后添加。因此在该《借款合同》为一式多份，何耀南、李宗膛各执一份，而其双方提供合同内容各有不同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应采信李宗膛提出的意见，原《借款合同》并没有幸福泉公司的公章，幸福泉公司并无为李宗膛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关于《补充协议书》。何耀南、苏贵东提交的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人有李玉莲、伟洋公司和幸福泉公司，而《补充协议书》的保证人只有幸福泉公司一方盖章，并没有李宗膛的签名确认。即使幸福泉公司作为保证人单方与何耀南对《借款合同》保证期间的约定，仅对幸福泉公司一方产生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幸福泉公司对《补充协议书》中的盖章提出异议，且《补充协议书》保证人一栏中仅有幸福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公章，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宗膛也不予确认，幸福泉公司要求鉴定该公章及内容字体形成时间是合理诉求，何耀南、苏贵东不同意鉴定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何耀南、苏贵东对该协议书所证明的事实承担不利后果，不予采信是正确的。第三，关于案涉《协议书》。该《协议书》作为何耀南、苏贵东主张本案权利起诉的依据。何耀南、苏贵东作为甲方与李宗膛作为乙方于2012年5月3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双方基于案涉《借款合同》的债务重新确认变更为李宗膛尚欠何耀南、苏贵东9397203元借款本息，并定于三个月内还清欠款（即2012年8月30日）。在该《协议书》上只有恩山公司盖章确认对案涉9397203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幸福泉公司对于重新确认后的9397203元借款本息债务及还款期限没有任何意思表示，更没有确认其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承诺。即使该债务是基于案涉《借款合同》所产生，但是根据对上述两个争议焦点的分析，已经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与《补充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均非幸福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协议书》重新确认的9397203元债务是对《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中约定8377000元债务的变更，在幸福泉公司没有重新确认对该变更后的9397203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下，幸福泉公司无需为该变更后的9397203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何耀南、苏贵东请求幸福泉公司对案涉9397203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何耀南、苏贵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134元、申请费5000元、公告费用300元，合计103434元，由何耀南、苏贵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文审判员 梁碧媛审判员 梁达明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夏佳明书记员何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