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6民终4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高兵，男，汉族，生于1983年9月12日，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泉，四川联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阳开发区吉安电器经营服务部，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河东云湖街3号。 经营者：刘应辉，男，汉族，生于1952年4月20日，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军，四川豪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齐高兵因与被上诉人德阳开发区吉安电器经营服务部（以下简称吉安电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8）川0683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齐高兵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21日上诉人受伤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吉安电器与上诉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首先，上诉人虽然由朱绍健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但朱绍健的管理权来源于吉安电器，朱绍健是经吉安电器授权后代表吉安电器行使管理权。上诉人在工作中遵守吉安电器的管理规定，佩戴工作牌，代表吉安电器按规定进行工作，如被用户投诉，则由吉安电器核算工资时进行经济处罚。其次，上诉人的工作由吉安电器进行安排，劳动报酬由吉安电器实际发放。在吉安电器的安排下，上诉人通过苏宁电器安装培训结业后，工作均是由吉安电器通过系统管理派单，工作完成后返回吉安电器的管理系统，由吉安电器与苏宁电器结算费用之后，按照上诉人的工作情况结算工资，再将工资交由朱绍健发放给上诉人，对工资进行结算和发放的主体是吉安电器，而不是朱绍健。（二）上诉人从事的空调安装工作，系吉安电器的业务范围。吉安电器是苏宁电器在德阳地区唯一取得安装授权的单位，只有吉安电器才具有安装苏宁电器的资格和权利。案涉安装工作也是吉安电器为完成与苏宁电器的约定而进行指派和安排的，系吉安电器的业务。朱绍健原系吉安电器的职工，其并未取得苏宁电器的安装授权，苏宁电器在指派安装任务时，仍是指派给吉安电器而不是指派给朱绍健，吉安电器与朱绍健的协议是内部承包协议，其效力不及于第三人。 吉安电器辩称，上诉人称其在工作中遵守吉安电器的管理规定，系其主观臆断，该安装规定是苏宁电器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遵守该规定的有数万人。上诉人的工资源自于空调安装产生的安装费和材料费，都与吉安电器无关，空调不是吉安电器的，安装费也不是吉安电器支付，吉安电器与朱绍健签订转让协议后，材料费的收取与吉安电器无关。没有证据证明吉安电器安排上诉人参加了相关培训并结业。吉安电器与朱绍健签订的是转让协议，没有证据证明是承包协议，协议中对双方义务均作出明确约定，应受法律保护。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齐高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德阳开发区吉安经营服务部于2016年7月5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经营类型为个体经营，经营者为刘应辉，于2017年8月17日变更名称为德阳开发区吉安电器经营服务部即吉安电器。 2017年7月1日，吉安电器经营者刘应辉、案外人刘朝君与案外人朱绍健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将吉安电器所承接的苏宁易购授权的绵竹市区域全品类（不含黑电）安装维护授权资质全部转让给朱绍健，并约定2017年7月1日起至新系统开通期间的所有收入、结算款归朱绍健，同时由朱绍健承担相关费用、罚款及安全事故。 2017年11月21日，齐高兵受案外人朱绍健安排到绵竹市某用户家中安装空调，在安装过程中，齐高兵摔伤。2018年9月3日，齐高兵以吉安电器为被申请人，就确认劳动关系向绵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0月9日，该委作出竹劳仲裁字〔2018〕4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齐高兵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中，吉安电器对齐高兵提交的工作卡上印章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2019年1月3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作出川求实鉴［2018］文鉴574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SUNING苏宁》工作卡上的“德阳开发区吉安经营服务部”印章印文，与德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提供的《印章销毁证》（德开）公治第0000258号上的“德阳开发区吉安经营服务部5106019000892”印章印模，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要看是否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本案中，齐高兵、吉安电器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资格，符合第一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对齐高兵进行工作安排的并非是吉安电器，齐高兵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吉安电器之间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以及其从事的是吉安电器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故不具备第二个条件。关于第三个条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吉安电器已将苏宁易购的绵竹市区域家电安装维护业务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朱绍健，因此，齐高兵在绵竹市区域内从事的苏宁易购家电的安装工作已不属于吉安电器的业务组成部分，故不能满足第三个条件。因此，齐高兵、吉安电器之间不能同时具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三个条件，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所述，齐高兵、吉安电器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齐高兵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齐高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齐高兵负担。司法鉴定费2200元，由齐高兵负担，此款已由吉安电器支付，齐高兵应于收到判决后7日内给付吉安电器。 二审中，齐高兵提交案外人王天华的结业证书一件作为证据，证明吉安电器安排安装空调的工作人员必须经培训后取得结业证书。吉安电器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吉安电器提交以下证据：1．吉安电器尾号为0827的银行账户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交易情况；2．刘朝君尾号为3756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3．朱绍健向吉安电器出具的收条一份；4．自制交易明细1页；吉安电器以上述四份证据证明2017年7月1日后苏宁易购电器售后安装维护业务由朱绍健经营，相关款项经结算系统结算，通过吉安电器的账户转款后，均由刘朝君支付给了朱绍健。齐高兵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证据1能够证明相关安装业务仍属吉安电器进行管理，证据2中反映的刘朝君不是吉安电器的经营者，吉安电器的经营者是刘应辉；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条上有三种字迹，内容上也不能证明结算的款项是苏宁易购支付给朱绍健的费用，不能证明朱绍健是实际经营者；对证据4，系吉安电器单方制作，不能反映转款给朱绍健。本院认为，对齐高兵提交的上述证据，各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力，应结合全案情况予以认定；对吉安电器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力，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3、4，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中，齐高兵申请王天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天华当庭陈述：我是吉安电器的职工，与齐高兵是一起安装空调的同事，是朱绍健叫我去上班的，在2017年5月，当时齐高兵在那里工作。在绵竹上班的地点在安国，店面开始没有招牌，后来挂的招牌是苏宁帮客，朱绍健在那里上班，说过是吉安电器的人。苏宁要求安装空调必须参加培训，吉安电器让朱绍健安排我参加了培训，并取得了结业证书。安装工作是先由朱绍健通过苏宁的系统得到安装信息，再由文员通过微信将单子发给我们，我们和客户进行联系，工作完成后有个条码，将结算单子交给文员，由文员录入系统，工作量按录入系统的计算，每月统计，工资报酬是300元保底，安装一台有一台。安装时需穿苏宁的工作服，戴工作牌，工作牌上有吉安经营服务部的印章，工作服、工作牌是吉安电器通过朱绍健发放的，朱绍健是吉安电器的人，工作服、工作牌与一审中齐高兵作为证据提供的工作服、工作卡的样式是相同的，工作牌上加盖了吉安电器的印章。我不认识谢生平，我的工资是朱绍健给我的，齐高兵出事后，我就没有做了，11月份的工资，在12月份才拿到，刘朝君将钱给朱绍健，由朱绍健给我的，当时写了条子，注明收到苏宁多少钱，钱已结清；条子给了刘朝君，最早听说吉安电器是刘朝君在经营，2018年我曾打电话给刘朝君，让他不要将钱全部结算给朱绍健。 齐高兵认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能够证明朱绍健是吉安电器派到绵竹的负责人，工作卡上的印章是吉安电器的印章，且以吉安电器的名义对外从事安装服务，吉安电器也知道；工资的实际发放主体是吉安电器，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具有劳动关系。吉安电器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具有劳动关系，苏宁有个结算系统，当时结算系统还没有变更，工作服是在网上可以买到的，没有证据证明是由吉安电器发放；工作卡上加盖的印章是虚假的，不排除是朱绍健私刻的印章，且证人陈述其2017年5月就去上班，但当时业务还没有交给朱绍健，故其证言是虚假的；朱绍健曾经在谢生平经营时工作过一段时间，但转让合同签订前不是吉安电器的工作人员。王天华打的条子给了朱绍健。本院审查认为，证人证言中关于空调安装工作的要求、流程、工资结算事宜等与当事人陈述、工作服、工作卡的照片、结业证等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该部分证言予以采信；但证人对其被录用时间的陈述，与其在一审中作出的情况说明中陈述为2017年7月被吉安电器录用的时间不一致，对该部分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但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中，齐高兵明确其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齐高兵在2017年11月21日受伤时与吉安电器存在劳动关系，吉安电器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齐高兵从事案涉空调安装工作，系苏宁易购授权的在绵竹市区域内的安装维护事项，该事项在齐高兵工作期间，系由苏宁易购授权给吉安电器，在相关业务网络系统中授权事项相关主体并未变更。齐高兵在从事案涉空调安装等服务的工作中，按照要求，参加了四川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成都苏宁帮客举办的苏宁帮客厨电维修培训，并于2017年10月13日取得结业证书。相关安装业务由业务网络系统中吉安电器名下得到安装信息后，由文员通过微信方式告知齐高兵，安装业务完成后，录入相应业务网络系统，由吉安电器与苏宁易购相关方面进行结算，相关款项由苏宁易购相关方面支付给吉安电器，吉安电器与朱绍健结算后再将相应款项支付给朱绍健，再由朱绍健向齐高兵等人发放工资报酬，工资报酬主要按业务网络系统中吉安电器名下记录的工作量进行计算。齐高兵等人从事空调安装时需穿工作服，佩戴工作卡，工作卡上加盖“德阳开发区吉安经营服务部”字样的印章。 二审另查明，2017年11月28日，绵竹市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对齐高兵的询问笔录载明，齐高兵陈述：我叫齐高兵，在吉安经营服务部任空调安装工，吉安经营服务部以前的老板是刘朝军，2017年3月以后是谢生平，7月以后换成朱绍建。但是公司营业执照的法人还是刘朝军，7月份以后的工作是朱绍建安排的，11月21日发生事故当天的工作是朱绍建安排的。 再查明，2017年7月1日，刘应辉、刘朝君（甲方）与朱绍健（乙方）签订的《转让合同》第二项“转让方式和付款方式”第4条约定：“2017年7月1日以前因为安装问题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刘应辉、刘朝君）承担其全部费用。如果乙方（朱绍健）新系统因大区原因无法变更开通，甲方（刘应辉、刘朝君）需将转让金4万元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朱绍健），而乙方（朱绍健）需按原协商价退还所有材料设备，乙方（朱绍健）不再持有吉安经营部所有权。”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结业证书、工作服照片、工作卡、转让合同、情况说明、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并在卷予以佐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在2017年11月21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中，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条件。齐高兵在从事空调安装业务时，佩戴了工作卡，工作卡加盖了“德阳开发区吉安经营服务部”字样的印章，虽然经鉴定，该印章与吉安电器已销毁的原印章并不一致，但是现有证据并不能否定工作卡上加盖了该字样印章的事实。因此，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齐高兵的工作实际按吉安电器在相关业务网络上的信息进行派送安排，工作完成后将工作情况记录进吉安电器在业务网络中的信息，工资报酬由吉安电器按业务网络中的信息进行结算，工作过程中需佩戴加盖了吉安电器原名称“德阳开发区吉安经营服务部”字样印章的工作卡，空调安装业务也是当时吉安电器获得授权的业务范围，故依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齐高兵的工作受吉安电器的管理，从事其安排的有报酬的工作，且工作属于吉安电器的业务范围，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刘应辉、刘朝君与朱绍健签订的《转让合同》，并非吉安电器与朱绍健之间签订，也未加盖吉安电器的印章，且相关款项也是经吉安电器转入刘应辉、刘朝君个人的银行账户，再由刘应辉、刘朝君与朱绍健结算后，支付给朱绍健，故该《转让合同》实系刘应辉、刘朝君与朱绍健之间关于吉安电器名下业务实际经营权达成的协议，不影响对用人单位仍然是吉安电器这一事实的认定。 综上所述，齐高兵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2018）川0683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齐高兵与吉安电器在2017年11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司法鉴定费2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德阳开发区吉安电器经营服务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 敏 审判员 罗德东 审判员 杨 轩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刘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