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59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兵，男，汉族，1979年2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吉松，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新，男，汉族，1970年12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应志，广东高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自本，广东时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传兵因与被上诉人张建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5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传兵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确认刘传兵与张建新于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三、判令刘传兵无须向张建新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判令张建新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张建新未经刘传兵指定，擅自通过其配偶张某庆，以不作任何标注的方式向深圳市泽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某科技公司）转账支付的80万元不属于其应向刘传兵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张建新至今仍未向刘传兵支付其应支付的8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张建新逾期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刘传兵（转让方）与张建新（受让方），于2016年1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建新通过现金购买刘传兵持有的泽某科技公司部分股权；张建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于2016年1月30日前，将购买股权的资金20万元转账至刘传兵指定收款账号；于2016年2月28日前将购买股权的资金80万转账至刘传兵指定收款账号。协议签订后，张建新2016年1月20日向刘传兵指定的刘传兵配偶刘某青账户转账的20万元，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但2016年4月1日，张建新擅自通过其配偶张某庆的账户、以不作任何标注的方式向泽某科技公司转账80万元，在刘传兵并未指定的情况下，该款不应被认定属于向刘传兵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首先，泽某科技公司系独立的法人，刘传兵系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两者相互独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协议》仅在刘传兵与张建新两个特定主体之间产生法律关系，除法律另有规定、合同另有约定或刘传兵指定外，张建新支付购买股权款项的合同义务应向张建新履行。根据交易习惯与一般情理，未经刘传兵指定，张建新应将第二笔款项80万元支付至刘传兵本人账户，如刘传兵未告知本人账户，张建新应参照第一笔款项20万元支付的账户，将第二笔80万元款项支付至刘传兵配偶刘某青账户，张建新擅自将8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让至第三方泽某科技公司账户，不应认定为向张建新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虽然刘传兵与张建新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此次张建新投资的所有资金，均将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有形开支；支出均以合同、银行记录、票据等为准”，但刘传兵如何使用该80万元股权转让款，通过何种方式用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有形开支，刘传兵具有自主处分权、决定权，在刘传兵未事先同意情况下，张建新对于8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不具有处分权，无权擅自处分，也不应越权决定该款项的用途。并且，刘传兵也未对张建新的行为进行任何的追认。其次，泽某科技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7月11日、8月11日、9月12日、10月20日、11月11日连续支付6次分红给张建新，每月分配金额均为5000元。张建新主张该款是刘传兵支付的每月利息不认可系分红，主张不符合分红支付程序，也与泽某科技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不符。对此刘传兵认为，如5000元系借款利息，则可以推定张建新通过其配偶张某庆向泽某科技公司转账支付的80万元系其向泽某科技公司的借款，更不应认定属于张建新应向刘传兵支付的案涉股权转让款，张建新前后陈述自相矛盾。据此，张建新至今未履行向刘传兵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8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二、张建新未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款项支付，故《补充协议》约定的刘传兵应办理“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律师见证”等彰显张建新股东身份和地位的相关手续之合同义务的条件并未成就。刘传兵与张建新通过《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约定，就张建新“全部退回转让款”即“撤资”的条件进行了变更，刘传兵未违反其与张建新的相关约定内容。首先，根据2016年1月12日《补充协议》内容，刘传兵应于收到张建新资金全额后30天内办理“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律师见证”等彰显张建新股东身份和地位的相关手续，但张建新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刘传兵履行支付80万元购买股权的合同义务，未完成股权转让款项的全额支付，刘传兵办理相关手续合同义务的条件并未成就。其次，刘传兵与张建新签订的《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约定，“若在2017年3月31日（为期壹年）之前，公司总的账面余额不低于200万元整，张建新可自行决定是否撤资，撤资股金由公司支付，不足部分由另两位股东补齐，撤资额为壹佰万元整”。《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晚于刘传兵与张建新于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刘传兵与张建新就张建新“全部退回转让款”即“撤资”条件之约定进行了变更，变更为“2017年3月31日前泽某科技公司账面余额不低于200万元整”。因此，刘传兵与张建新之间关于“全部退回转让款”即“撤资”之约定应适用签订在后的《股东投资补充协议》，即如2017年3月31日前，泽某科技公司账面余额不低于200万元整的，张建新可自行决定是否撤资。并且，张建新从刘传兵处获得转让股权后，取得泽某科技公司股东身份，如张建新基于该公司经营状况考虑撤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应由泽某科技公司根据法律规定程序，作出减少注册资本之股东会决议并完成减资程序，由泽某科技公司支付张建新撤资款项，不足部分根据《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约定补足。三、即使张建新已将股权转让的全部款项全部支付完成，“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律师见证”等非股权转让完成的必要条件未办理也不影响张建新股东身份的取得。股权变更登记备案的义务属于泽某科技公司，刘传兵未履行上述行为并不影响刘传兵与张建新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刘传兵与张建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东投资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协议签订的主要目的为，张建新通过现金购买刘传兵持有的泽某科技公司的部分股权。刘传兵与张建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生效后，张建新已于2016年1月20日向刘传兵配偶刘某青转账支付20万元股权购买款项，双方已实际履行了上述协议内容。根据张建新2017年12月27日出具的《委托书》，张建新以其泽某科技公司股东的身份，委托第三人刘创全权代表其办理泽某科技公司相关财务、账务审核事宜，并且承诺承担泽某科技公司财务信息安全义务，不将泽某科技公司相关的财务信息向与公司无关的第三方个人或机构泄漏，由此可见，张建新已实际行使了其作为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权利。首先，《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过户”在法律上与“股权变更登记备案”属于同一法律程序。股权变更登记备案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并非同一法律概念，股权变更登记备案的功能是使股权的变动产生公示的效力，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构成要件。《公司法》规定，公司应设立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等内容，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故无论泽某科技公司是否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备案，张建新均可依据泽某科技公司股东名册记载行使股东权利。张建新的股东权利已开始实际行使，其股东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不以登记备案为前提条件。并且，股权变更登记备案的履行主体为泽某科技公司，刘传兵在通知泽某科技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并告知依法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后，其在股权转让中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如泽某科技公司未履行股权转让登记备案的义务，张建新可向泽某科技公司主张履行。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官网公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须提供的材料为：“《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经办人身份证明、公司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或决定、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和全部副本”。“股权转让公证”“律师见证”并非张建新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彰显张建新股份身份和地位”的必要程序或手续，“股权转让公证”“律师见证”不影响刘传兵与张建新之间《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的生效，不影响张建新股东身份的取得。四、张建新要求解除与刘传兵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的实质性要件，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的形式要件，《股权转让协议》不应被判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刘传兵与张建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东投资补充协议》履行中未出现符合合同解除实质性要件的情况。上述协议的履行未产生不可抗力情况，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前刘传兵未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仍继续就股权转让事项与张建新进行积极协商；刘传兵也不存在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行为。张建新未向刘传兵支付8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未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款项支付，刘传兵通知泽某科技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的条件未成就。即使张建新已完成股权转让的所有款项，“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律师见证”等非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必要条件，未办理不影响张建新股东身份的取得。故张建诉请解除合同于法无据。其次，张建新解除合同的程序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形式要件，在张建新未通知刘传兵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便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侵害了刘传兵的合法权益。五、刘传兵与张建新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变更张建新的泽某科技公司25%股权的持有方式，由直接持有变更为间接持有，上述口头协议内容已实际履行，张建新已通过实际行动认可其享有的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身份。双方经过多轮谈判，于2017年6月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后设立了深圳市泽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某投资公司），将泽某科技公司49%的股权转至泽某投资公司名下，张建新占有泽某投资公司51%的股权，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新通过持有的泽某投资公司的股权间接持有泽某科技公司25%股权。上述口头协议内容已实际履行，具体履行情况如下：2016年3月10日泽某投资公司登记设立，注册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其中刘某青认缴27%出资额共540万元，张建新认缴51%出资额共1020万元，刘元红认缴20%出资额共400万元，刘晓霞认缴2%出资额共40万元。2017年8月4日，转让方刘某青、刘传兵、刘晓霞、刘元红与受让方泽某投资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将四人持有的占总股本49%的总计245万股股份转让给泽某投资公司。根据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上述转让完成后，刘某青持有泽某科技公司51%股权，持股数量为255万股，泽某投资公司持有泽某科技公司49%股权，持股数量为245万股。据此，通过上述实际履行行为，张建新持有的泽某科技公司股权形式已由直接持有25%变更为间接持有25%。首先，张建新于原审中称其对自己被登记为泽某投资公司股东的事实毫不知情，非真实意思表示，泽某投资公司的成立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中介组织办理的。目前深圳工商登记和变更都采取无纸化办公，登记文件签名通过U盾采取数字化签名方式，个人U盾由持有者设立登陆密码，使用时须输入密码方可使用。泽某投资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其工商登记须使用张建新个人U盾并须输入U盾密码，上述行为均须张建新直接操作或在张建新同意、授权并告知U盾密码的情况下由被授权人操作，与张建新所称的毫不知情显然不符。并且张建新称泽某投资公司受让泽某科技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未经过其同意，是泽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刘某青滥用职务实施的，是无效行为，张建新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张建新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张建新于一审中称刘传兵通过微信向张建新发送的“股权变更协议（201706）”未发送成功，无法证明刘传兵与张建新达成新的合意。刘传兵因更换手机，其现在使用的手机中与张建新的微信聊天记录为从原手机复制取得，在进行电子证据固化过程中未将聊天内容全部固化完成，有部分遗漏，遗漏部分显示了刘传兵与张建新就“股权变更协议（201706）”内容进行了讨论、协商，足以证明张建新已收到刘传兵发送的“股权变更协议（201706）”，且已与刘传兵就该协议进行了协商，并非张建新所称的未收到协议、无法证明双方进行了新的合意。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张建新在泽某投资公司51%股权的认缴出资额为1020万元，远远高于其在泽某科技公司25%出资额125万元（500万元×25%）。根据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股东的出资额采取认缴制度，非必须实缴，实践中许多公司注册登记时会登记较高注册资本，但股东仅认缴出资额，不履行实缴义务。张建新持有的泽某投资公司的出资额亦为认缴，并无实缴，该认缴出资额无法直接与张建新受让刘传兵股权并实缴的100万元相比较。并且，基于商事行为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同意并认可情况下，间接持股的股权虚高于其实缴的直接持股股权，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因此，刘传兵与张建新通过口头协议形式约定变更张建新的泽某科技公司25%股权的持有方式，由直接持有变更为间接持有，上述口头协议内容已实际履行,张建新已通过实际行动认可其享有的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身份。被上诉人张建新答辩称：一、张建新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1.《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了由张建新将20万元、80万元在规定时间转到刘传兵指定的账户，但该协议并没有注明具体的账户。张建新只能在实际转帐操作过程中通过询问刘传兵，并根据刘传兵临时告知的账户信息将款项转入刘传兵临时指定的账户。两次转帐张建新都是根据刘传兵所告知的账户信息进行的操作，没有刘传兵的指示，张建新不可能知道泽某科技公司的账号，更不会贸然将80万元转入该账户。2.《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此次张建新投资的所有资金，均将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有形开支；支出均以合同、银行记录、收据等为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约定，是因为泽某科技公司的第一、二大股东分别是刘某青（持股比例59%）、刘传兵持股比例30%，二人是夫妻关系，合计持股比例89%，刘某青系泽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说刘传兵完全可以通过其妻刘某青掌控泽某科技公司。并且刘传兵在设立泽某科技公司时只是认缴出资，其实并未实际缴资，按照公司资本充实的原则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此次张建新所购买的所有股权将作为公司原始股引入”的精神，张建新将8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入泽某科技公司的账户也完全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精神。刘传兵与刘某青均为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刘传兵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该80万元与之前支付给刘某青的20万元加起来刚好是股权转让款的100万元。刘传兵与张建新之间没有其他的交易关系，因此可以形成唯一的对应关系。3.在一审过程中，刘传兵提交了《委托书》，该委托书中张建新签字委托刘创办理泽某科技公司相关财务事宜。该《委托书》是刘传兵提供的文本，在“委托人身份确认”一项载明：张建新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转帐20万元；2016年4月1日通过张某庆银行转帐80万元至泽某科技公司指定账号完成现金入股。泽某科技公司在该《委托书》上盖了章。刘传兵与张建新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系刘传兵要求张建新在《委托书》上签字方可查帐，进一步证明刘传兵已确认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100万元。4.刘传兵在与张建新签订的《股东投资补充协议》中也对张建新投资1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刘传兵并没有履行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双方本协议签署且各方资金全额支付后30天内办理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或者律师见证等彰显张建新股份身份和地位一些所需的手续，逾期不管因为何种原因未办理成功，张建新均有权通知刘传兵及其他股东按双方协议的金额全部退回股东转让款”。张建新至2016年4月1日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故刘传兵应于2016年5月1日前为张建新办理涉案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刘传兵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张建新依法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解除合同。三、刘传兵上诉主张与张建新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张建新在泽某科技公司25%股权的持股方式，由直接持有变更为间接持有，上述口头协议内容已实际履行，张建新已通过实际行动认可其享有的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身份与事实不符。对此，应由刘传兵承担举证责任。刘传兵系深圳某高职院的教师，作为泽某科技公司的发起人、高管，明知所持有的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份是限制转让的股份，却采取欺骗手段与张建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收取张建新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因为法律障碍而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为了规避“合同诈骗”的刑事法律风险，自行将张建新的“直接持有”变为“间接持有”，设法让张建新成为泽某投资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占泽某投资公司51%的股份，同时将泽某投资公司49%股份转至泽某科技公司名下，其借为张建新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方式方法取得张建新的身份证原件及银行卡，张建新误以为是将泽某科技公司25%的股份转至其名下，但刘传兵却利用张建新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办理了U盾，通过U盾电子签名使张建新成为泽某投资公司的持股51%的股东，张建新对此毫不知情。四、刘传兵上诉认可张建新是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这与刘传兵在一审过程中始终坚称张建新所支付的100万元是对泽某科技公司的投资款自相矛盾。刘传兵怠于履行双方的约定，张建新并未取得泽某科技公司法律上的股东身份。故张建新诉请解除合同及返还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张建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张建新、刘传兵双方于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刘传兵归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率6%计利息）；三、刘传兵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信息显示，泽某科技公司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系刘某青，认缴注册资本总额500万元，股东系刘晓霞（出资额5万元，出资比例1%）、刘某青（出资额295万元，出资比例59%）、刘传兵（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比例40%）。2016年1月12日，刘传兵（转让方）与张建新（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张建新通过现金购买刘传兵所持有的泽某科技公司部分股权。张建新在签署本协议后在2016年1月30日之前，将购买股权的资金转账至刘传兵指定收款账号；张建新在2016年2月28日之前，将购买股权的资金80万元转账至刘传兵指定收款账号；本协议在刘传兵指定账号收到张建新所支付的上述款项的全款当天，自动生效；刘传兵需在收到张建新支付的全款后，立即通知张建新提供必要的证件资料，并启动公司股权的工商部门变更程序；双方需紧密配合股权转让程序，力求尽快完成工商部门的注册更改；如果登记机关要求各方对本协议或对与股权转让有关的其他文件进行修改，则各方应当在不违反本协议的目的的前提下，根据登记机关的要求对有关的文件进行修改。转让方、受让方应积极及时提供办理变更登记所需要的一切文件资料，并相互给与积极配合或协助。张建新在获得上述相应的公司股权后，将作为公司实股股东享受以下权益：享受相应比例25%的公司盈利分红权；享受公司财务透明权，即公司财务将每月提供一份财务报表给予所有股东；股东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要求公司财务人员配合查账。此次张建新购买的所有股权将作为公司原始股引入；此次张建新投资的所有资金，均将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有形开支；支出均以合同、银行记录、票据等为准。刘传兵不得以任何名义，将张建新所投资金用作非公司业务范畴内的其他事项；张建新不得在签订本协议后以任何理由要求撤资、变更股权比例；在签订本协议后，若张建新延误付款超过10个工作日，则该协议自动废止。该转让协议处由刘传兵、张建新签名，刘元红亦在该协议刘传兵落款处签名。同日，刘传兵与张建新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张建新出资后，刘传兵应及时通过股东大会向张建新出具书面出资证明，并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之中，并给付该名册一份原本给张建新。刘传兵及其他股东有义务按月在每月15日前向张建新提供一整套公司运营方面的财务资料以便张建新了解公司的正常运营情况和盈亏、投资、采购等情况，如刘传兵等其他股东未依法保障前述权利，则应向张建新承担责任。刘传兵及其股东如果对外出让其股权，则张建新有权利要求按刘传兵等股东同等的价格对外出让股权，而无需刘传兵或其他股东同意。刘传兵及其他股东承诺公司在“201年月日”前会有利润可供分配给张建新，若不能达到前述条件，则刘传兵及其股东任何一位都有义务在张建新通知情况下，无条件回购张建新现在的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现在的转让价，即使前述股权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依法办理登记或其他过户手续，回购股权款应在张建新通知后的3日内一次性付清。双方本协议签署且张建新资金全额支付后30天内办理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或律师见证等彰显张建新股份身份和地位一切所需的手续，逾期不管因为何种原因未办理成功，张建新均有权通知刘传兵及其他股东按双方协议的金额全部退回股东权转让款。双方顺利办完前述股东权转让过户所需一切手续的同时或之后的7天内，刘传兵及其他股东均有义务配合张建新办理公司现有章程修订及工商备案等手续。刘传兵及其他股东均同意在公司章程确认张建新每月可查询甚至审计公司所有财务资料、账目、原始凭证等，有权利主动提议分配公司的利润或申请解散公司，进行清算等。以上事项及其他股东若拒绝承认或配合，造成张建新股东权益受损，均由刘传兵承担所有法律责任。该补充协议除由刘传兵、张建新签名外，刘元红在该协议刘传兵落款处签名。嗣后，张建新、刘传兵、刘元红签订《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约定：兹有投资人张建新通过现金入股泽某科技公司，投资额为100万元，占股25%。现有原股东作出如下承诺：若在2017年3月31日（为期一年）之前，公司总的账面金额不低于200万元，张建新可自行决定是否撤资。撤资股金由公司支付，不足部门由另两位股东补齐，撤资额为100万元。2016年1月20日，刘传兵向刘传兵配偶刘某青转账支付20万元。2016年4月1日，张建新通过其配偶张某庆向泽某科技公司转账支付80万元。2017年12月27日，张建新在《委托书》签名，载明：委托刘创全权代表张建新办理泽某科技公司相关财务、账务审核事宜。委托细则：1.该委托书有效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27日，为期一个自然月；2.委托人身份确认：张建新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转账20万元；2016年4月1日通过张某庆银行账号转账80万元至泽某科技公司指定账号完成现金入股；3.委托人与受托人均同意承担泽某科技公司的财务信息安全义务：即未经公司同意不得将公司相关的财务信息向与公司无关的第三方个人或机构泄露。泽某科技公司在该《委托书》上盖章。同日，泽某科技公司员工与张建新委托人刘创签署《交接单》，载明刘创接受采购合同、2016年明细账等资料。刘传兵提交证人证言、证人身份证，拟证明张建新未将80万元股权款转入刘传兵指定账户，而是将股权款擅自转入了标的公司账户；张建新、刘传兵经反复谈判达成一致意见：张建新控股泽某投资公司51%股权，泽某投资公司控股泽某科技公司49%股权，进而达到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张建新占有泽某科技公司25%股权；张建新作为泽某科技公司实际股东，享有了股东分红。张建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只认可刘元红的签字，证人证言是事先设定好的让刘元红签字，且刘元红本人没有出庭作证，刘元红与当事人是股东关系，且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其担保刘传兵控制的泽某科技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账面净值达到200万元。刘传兵提交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东名册、泽某投资公司工商资料、股份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拟证明通过股权变更，泽某投资公司占有泽某科技公司49%的股权。张建新对该组证据中除了泽某投资公司工商资料之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交易过程张建新不知情，不是张建新的真实意思表示，泽某投资公司通过中介组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张建新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股权登记，而张建新作为受让方泽某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没有经过其同意，泽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刘某青滥用职权，泽某投资公司没有控股股东表达的真实意思，是无效的行为；刘传兵做这种交易结构严重损害张建新合法权益，使得张建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落空；泽某科技公司没有实际出资，张建新在已支付100万元转让款的同时必须履行泽某科技公司原股东的出资义务，即张建新在出资100万元转让款的同时还要承担25%的出资义务；对泽某投资公司工商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张建新控股的事实不予确认。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于2017年8月7日出具的《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显示，深柜代码：08838；企业名称：泽某科技公司；股东姓名：刘某青（持股数量：2550000；持股数量：51%；备注：高管）、泽某投资公司（持股数量2450000；持股比例49%）；合计持股数量5000000；持股比例100%。《股东转让协议书》显示，2017年8月4日，刘某青、刘传兵、刘晓霞、刘元红作为转让方将合计245万股泽某科技公司股份转让给受让方泽某投资公司，并约定：各方同意并确认，转让方所转让的245万股股份为转让方有认缴义务但未实际缴付出资额的245万股股份，因此受让方无需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并由受让方直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标的公司章程规定向标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刘传兵提交银行转账流水、委（受）托付款证明，拟证明张建新是泽某科技公司实际股东，泽某科技公司通过张建新妻子张某庆的账户向张建新发放了股东分红。张建新对该组证据中的银行转账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传兵称张建新成为泽某投资公司的股东享受的6次股东分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依法按照公司年度财务状况并经全体股东同意，根据章程第7章第36条第3项规定，分红程序要经股东会决议并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税后利润按持股比例分给股东，泽某科技公司在2017年6月12日、7月11日、8月11日、9月12日、10月20日、11月11日连续6次支付给张建新，且每月分配的金额均为5000元，不符合实际的经营状况，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突然在12月进入亏损状况，之后一直都是亏损状况；5000元是张建新要求撤回100万元，刘传兵为了应付张建新支付的每月利息，符合利息支付的形式。刘传兵提交张建新、刘传兵微信聊天记录、（2018）深版协电证固字第0359号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拟证明张建新为泽某科技公司实际股东，泽某科技公司通过张建新妻子张某庆的账户向张建新发放了股东分红；张建新以股东身份查账；2017年5月16日张建新确认转让泽某科技公司25%股份的协议变更履行方式。张建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证据第38、39页看出股权变更协议的文件是没有接收到的，即该固化的聊天记录记录不全，混淆案件事实，节选对刘传兵有利事实，确认微信号Zxxxx0Q是张建新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张建新与刘传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张建新是否已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主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张建新将2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刘传兵配偶刘某青后，将80万元支付至泽某科技公司应视为已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付款义务，理由如下：首先，刘传兵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明确具体的指定账号信息，其称系口头指定刘某青亦无相应证据佐证。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此次张建新投资的所有资金，均将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有形开支；支出均以合同、银行记录、票据等为准。据此约定，张建新直接将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泽某科技公司并无不妥。再次，张建新、刘传兵均在《股东投资补充协议》中对张建新投资1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刘传兵提交的《委托书》载明，委托人身份确认：张建新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转账20万元；2016年4月1日通过张某庆银行账号转账80万元至泽某科技公司指定账号完成现金入股；泽某科技公司在《委托书》上盖章，刘传兵提交的其与张建新的聊天记录亦显示系刘传兵要求张建新在《委托书》上签字方可查账，均证明刘传兵已确认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故刘传兵辩称张建新将20万元转入刘传兵指定账号后，未支付剩余80万元显系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刘传兵是否已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主合同义务。《补充协议》约定：张建新、刘传兵双方本协议签署且张建新资金全额支付后30天内办理股权过户、股权工商或托管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公证或律师见证等彰显张建新股份身份和地位一切所需的手续，逾期不管因为何种原因未办理成功，张建新均有权通知刘传兵及其他股东按双方协议的金额全部退回股东权转让款。张建新于2016年4月1日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刘传兵应于2016年5月1日前为张建新办理涉案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刘传兵辩称其与张建新于2017年6月关于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将泽某科技公司49%股份转至泽某投资公司名下，张建新占有泽某投资公司51%股权，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刘传兵提交的张建新、刘传兵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刘传兵于2017年6月3日向张建新发送的“股权变更协议（201706）”并未发送成功，无法证明张建新、刘传兵达成新的合意；刘传兵提交的证人证言、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东名册、泽某投资公司工商资料、股份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亦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系张建新同意刘传兵通过间接持股方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主合同义务；刘传兵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仅能证明泽某科技公司有向张建新付款的行为，不能由此推定刘传兵泽某科技公司每月向张建新支付的5000元系泽某科技公司分红。张建新称其被登记为泽某投资公司股东系因刘传兵以办理泽某科技公司股份过户名义取得张建新身份证后通过U盾电子签名办理，在《委托书》上签名要求查账是因为张建新需要了解泽某科技公司账面是否满足《股东投资补充协议》约定的200万元条件。结合本案案情，张建新的上述陈述较为合理。刘传兵作为主张涉案合同关系变更的当事人，对涉案合同关系变更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刘传兵提交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刘传兵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由刘传兵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刘传兵在没有获得张建新同意的情形下，将张建新登记为持有泽某投资公司51%股权的股东，并将泽某科技公司股东名下共计49%的泽某科技公司股份转让给泽某投资公司，主张以此种间接持股方式实现转让泽某科技公司25%股份给张建新的目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该种间接持股方式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刘传兵不能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直接将相应泽某科技公司25%的股份转让至张建新名下；第二，采用该种方式，张建新在泽某投资公司51%股权的认缴出资额为1020万元，远远高于泽某科技公司25%股份的认缴出资额125万元（500万元×25%），按照正常交易规则，该种交易模式比原交易模式对张建新更为不利，刘传兵应取得张建新的充分授权后方可实施。第三，泽某投资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成立，2017年8月7日刘某青、刘传兵、刘晓霞、刘元红转让相应泽某科技公司共计49%股份给泽某投资公司，而刘某青、刘元红、刘晓霞同时系泽某投资公司股东，刘某青系泽某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刘元红系泽某投资公司监事，张建新作为泽某投资公司登记股东对泽某投资公司的子公司泽某科技公司可行使的权利与张建新个人持有泽某科技公司25%股份享有的股东权利有较大不同。因此，对于刘传兵辩称的通过间接持股方式使张建新实际享有泽某科技公司25%股份，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刘传兵未依约将泽某科技公司股份变更至张建新名下，怠于履行主合同义务，张建新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并依据《补充协议》约定要求刘传兵退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关于利息。刘传兵未依约向张建新退还股权转让款，给张建新造成损失，张建新主张刘传兵自立案之日2018年2月9日按照年利率6%向张建新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建新与刘传兵于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二、刘传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建新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刘传兵负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调查中，刘传兵提交了泽某科技公司股东会决议（2016年1月9日），证明刘传兵与张建新的股权转让已经泽某科技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履行了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的法定程序；提交了泽某科技公司名册（2016年1月10），证明泽某科技公司已根据其与张建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内容，将张建新登记于股东名册上，张建新已经获得泽某科技公司股东的身份；提交了泽某科技公司股东会决议（2016年1月30日），证明泽某科技公司已就张建新持股方式变更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决议对张建新由直接持有泽某科技公司股权变更为间接持股，由刘某青、张建新、刘元红、刘晓霞四人作为发起人设立泽某投资公司，通过新公司达到间接持股的目的；提交了泽某科技公司股东名册（2016年2月2日），证明泽某科技公司已根据张建新直接持股变更为间接持股的内容，变更股东名册登记，变更后泽某科技公司由刘某青、泽某投资公司直接持股，张建新通过泽某科技公司间接持有泽某科技公司股权；提交了资产负债表、明细分类帐、泽某科技公司说明函、吕士勤与刘晓霞的证人证言，证明泽某科技公司于2016年收到一笔由张建新转入的80万元款项，该笔款项未进行任何标注，因泽某科技公司与张建新不存在合作、合同或其他对应关系，泽某科技公司只能将该笔款项挂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只能对该笔款项进行挂帐处理，该司自2016年4月底开始的“其他应付款”一直包含张建新支付的80万元，因款项转入无任何依据，该笔款项直至2017年12月仍无法进行结转，相关款项一直处于挂帐状态，给公司债务管理造成了极大风险。对此，张建新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一是两年前作出的决议的纸张非常新，不符合常理，可能是虚假证据，二是相关证据上没有张建新的签名。刘传兵与刘某青是配偶，两人共占泽某科技公司89%的股权，该司在刘传兵的掌控之下，而泽某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股东都是刘某青，泽某投资公司是2016年3月10日成立的，张建新与刘传兵所签订的协议尚未完全履行的时候就注册了这个公司。关于泽某科技公司六次向张建新妻子张某庆转帐支付5000元一事，张建新解释系因刘传兵称泽某科技公司三年会上市的，后面发现公司经营不好，经其要求刘传兵每个月通过公司转给张建新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张建新以刘传兵违约为由诉请解除合同及退还股权转让款是否应予支持。刘传兵上诉主张张建新未履行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张建新受让刘传兵持有的泽某科技公司25%的股份，应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于2016年1月30日及2月28日分两次转让至刘传兵指定的账户，金额分别为20万元及80万元。张建新主张实际履行过程中，其于1月20日通过其妻子张某庆的账户向刘传兵妻子刘某青账户转账20万元，于4月1日通过张某庆的账户向泽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80万元，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义务。刘传兵上诉称张建新向泽某科技公司转账的80万元不能视为对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记载刘传兵接受股权转让款的指定账户。工商信息显示，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刘传兵及妻子刘某青合计持有泽某科技公司89%的股份，结合《股权转让协议》对张建新购买泽某科技公司股权资金用途的说明、刘传兵在《股东投资补充协议》上签名对张建新入股泽某科技公司投资金额为100万元事实的确认、泽某科技公司对张建新委托案外人刘创前往泽某科技公司查帐时出具的《委托书》中记载的张建新前述转账事实的确认等事实，张建新主张系刘传兵指定其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80万元转入泽某科技公司理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张建新已履行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并无不当，刘传兵关于张建新违约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刘传兵上诉主张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方的合同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刘传兵收到张建新支付的全款后应进行泽某科技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虽然刘传兵一审提交了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东名册、泽某投资公司工商资料、股份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二审又补充提交了泽某科技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资产负债表、明细分类帐、泽某科技公司说明函及证人证言，主张根据张建新持有泽某投资公司51%的股份，泽某投资公司持有泽某科技公司49%的股份，张建新已间接持有泽某科技公司25%的股份，其已履行合同义务。将张建新直接持股泽某科技公司变更为通过泽某投资公司间接持股泽某科技公司属于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重大变更，将直接影响张建新作为泽某科技公司股东权利的行使，在此过程中双方必然会形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等方面的证据。但一方面刘传兵不能举证证明已与张建新达成合意，对《股权转让协议》中其应承担的向张建新转让泽某科技公司股权的主合同义务进行了变更，张建新亦不予认可；另一方面，张建新虽自认将身份证原件及银行卡交由刘传兵，但刘传兵并未举证证明张建新系委托其办理泽某投资公司股东登记事宜，刘传兵据此主张张建新同意通过登记为泽某投资公司股东的方式间接对泽某科技公司持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传兵仅依据张建新实际登记为泽某投资公司股东、泽某科技公司其他股东向泽某投资公司转让股份的事实请求认定张建新同意放弃直接受让泽某科技公司案涉股份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上诉人刘传兵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使张建新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张建新诉请解除合同、退还股权转让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传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上诉人刘传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