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2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某，女，198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某，男，201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播州区。法定代理人：代某，即本案上诉人代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彬，男，198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婷玉，男，197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南白街道东大街。法定代表人：史云，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军，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代某、毛某因与被上诉人郑婷玉、文彬、遵义市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福房开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民初7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6月17日公开听取各方二审意见，经过询问、调查，本院认为不需要进行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某、毛某上诉请求：一、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民初7283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文彬、郑婷玉的上诉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文彬、郑婷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且己实际履行。毛天举己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款，昌福房开公司己经将房屋交付给了毛天举，该合同除未办理产权证外，其余合同义务均己履行完毕。二、原判没有证据证明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文彬、郑婷玉通过向上级政府部门信访，逼迫播州区人民政府为其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播州区政府迫于上级信访部门的压力，违规为没有实际占有房屋的文彬、郑婷玉办理了产权证。原判先入为主的错误认为“上诉人强行将门锁打开对房屋进行装修，达到占有涉案争议房屋，造成二原告无法取得房屋，主观上存在恶意”。三、毛天举在购买涉案房屋前，昌福房开公司未将该房屋己出售给文彬、郑婷玉的情况予以告知，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郑婷玉、文彬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昌福房开公司发表意见如下：一、昌福房开公司认可与文彬、郑婷玉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认可与毛天举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对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接受；二、原判认为昌福房开公司与毛天举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不予认可，理由是该买卖合同是案外人王尔基等人胁迫情况下签订，不是恶意串通签订。该买卖合同签订后昌福房开公司向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经侦部门报案，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了立案侦查，但可能公安机关认为该案不属刑事案件而是民事纠纷就没有处理。文彬、郑婷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遵义市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毛天举签订的为买卖遵义县（现××区）南白镇万寿西街“太阳城”A栋2座1单元31层4号楼房屋（房号A2-1-31-4）合同编号为2011-002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遵义市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某、毛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彬、郑婷玉系夫妻关系。2013年9月16日，文彬、郑婷玉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昌福房开公司开发的位于遵义市××区（××）××白镇万寿西街“南白太阳城”A幢2座1单元31层4号房（房号：A2-1-31-4）出售给文彬、郑婷玉（其份额各自占50%），建筑面积为242.62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为197.24平方米，该商品房总价款为50万元，其中余款15万元，在办理完房屋产权时支付。合同签订后，文彬、郑婷玉向昌福房开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昌福房开公司将该房屋交付给文彬、郑婷玉，文彬、郑婷玉方与昌福房开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在遵义县（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2014年，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上述已出售给文彬、郑婷玉的房屋再次出售给毛天举（其份额由毛天举、代某二人各自占50%），总价款40万元，其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5日，出卖人一方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所盖的昌福房开公司的印章系2014年1月17日更换后的行政章，合同的编号是2011-002。2015年3月9日，文彬、郑婷玉方发现该房屋的门锁被人更换，同时发现毛天举正在对该房屋进行装修施工，双方为房屋问题发生纠纷，通过播州区遵南派出所出警后，明确双方走法律程序进行处理。文彬、郑婷玉于2015年3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文彬、郑婷玉于2013年9月16日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判令涉案房屋属于文彬、郑婷玉所有，判令昌福房开公司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此案经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遵县法民初字第1311号判决，确认文彬、郑婷玉于2013年9月16日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另查，2018年5月5日遵义市播州区国土资源局为文彬、郑婷玉办理了黔（2018）遵义市播州区不动产权第0011271号《不动产权证书》，确定争议房屋建筑面积238.21㎡、专有建筑面积为197.24㎡、分摊建筑面积40.97㎡，由文彬、郑婷玉按份共有。毛天举因病于2016年去世，代某系其妻子，毛某系其儿子，其父母毛朝选、李其珍表示不参加诉讼，也不享有权利。本案所争议的房屋现由案外人吴欢占有使用，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吴欢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其另行诉讼维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是否无效。首先从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来看，其落款处出卖人一方无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所盖的昌福房开公司的印章系2014年1月17日更换后的行政章，由此可得出双方是有意将合同签订时间倒签为2011年1月15日，实际签订合同的时间应是2014年1月17日以后；其次是毛天举依据其所签订的合同，强行将门锁打开对房屋进行装修，达到占有涉案争议房屋，造成文彬、郑婷玉无法取得房屋，主观上存在恶意。综上，应认定昌福房开公司与毛天举所签订的太阳城A幢2座1单元31层4号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文彬、郑婷玉的合法权益，应无效。文彬、郑婷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代某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遵义市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毛天举于2011年1月1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60元，由遵义市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0元，代某负担3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部分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5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文彬、郑婷玉利益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受到法律明文禁止，故此类行为通常是两方或者多方行为人共谋后秘密进行。在举证证明层面上，除非串通行为人自认相关事实，否则难以获取认定恶意串通行为的直接证据，因此恶意串通行为的举证证明一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论认定。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根据现有事实证据可以推定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文彬、郑婷玉利益的事实，理由如下：1．保存于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材料等证据足以证明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昌福房开公司印章是2014年后才启用的印章，代某在原审庭审中对此亦无异议，由此可以认定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倒签落款时间的事实；2．毛天举在此前关联诉讼以及代某在本案诉讼中对倒签《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无法给出合理解释；3．昌福房开公司认可其与文彬、郑婷玉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同效力，且不认可其与毛天举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同效力，虽然昌福房开公司不认可其与毛天举恶意串通，并主张前述合同是受案外人胁迫的情形下签订，但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提事实主张，同时昌福房开公司在此前关联诉讼中亦未提及该事实主张；4．文彬、郑婷玉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到遵义县（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了合同备案登记手续，毛天举在处理本案购房这一重大交易事项时，不仅未依常理尽职查询案涉房屋合同备案登记情况，而且没有积极办理其自身与昌福房开公司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同备案登记和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5．文彬、郑婷玉在诉讼中提交了银行票据证明其与昌福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事实，而代某和毛某并未提供此类有力证据证明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毛天举与昌福房开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5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损害文彬、郑婷玉利益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同。代某、毛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代某、毛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甫金审判员  任建毅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潘晓书记员张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