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51616号原告：索某3（兼索某4、索某1、索某2之法定代理人），男，1979年2月19日出生，住内蒙古丰镇市北城区。原告：索某4，女，1999年10月3日出生，住内蒙古丰镇市北城区。原告：索某1，女，2005年6月24日出生，住内蒙古丰镇市北城区。原告：索某2，男，2006年8月3日出生，住内蒙古丰镇市北城区。原告：王某，男，1940年7月20日出生，住内蒙古丰镇市。原告：卢某，女，1950年11月10日出生，住内蒙古丰镇市。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萍，北京市高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号。法定代表人：田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龙，男，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以下简称第六医学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萍及被告第六医学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龙、赵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对方按照40%的比例赔偿我方各项损失共计834810.5元，其中包括医疗费40243.2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80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000元、丧葬费50802元、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9581元；2、判令对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3、对方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索某3与王某1系夫妻，二人生育索某4、索某1、索某2三个子女。王某与卢某系王某1的父母。2016年10月10日，患者王某1因病住院，在对方神经外科接受治疗，被诊断为“左侧岩斜区占位性病变、脑膜瘤”，2016年10月17日8点左右王某1进行“左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肿瘤切除+去骨瓣减压术（神经电生理监测）”手术，手术至10月18日0:30结束，手术后索某3才得知患者王某1被切除小脑外1/3，肿瘤切除了2/5，术后患者王某1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对方医生建议转回当地医院治疗，索某3听从医生建议，于10月18日晚办理了出院。2016年10月19日5点左右，患者王某1由救护车送到内蒙古丰镇市医院（以下简称丰镇医院），但因患者王某1病情危重，当地医疗条件差，丰镇医院拒绝接收，因此索某3只能将患者王某1送回家。王某1于2016年10月20日死亡。我方认为，王某1在手术开颅后出现脑组织张力较高的情况，影响肿瘤的切除，医生中途停止手术，进行头颅CT检查后又继续手术，切除了部分小脑外组织和部分肿瘤，手术持续近17小时之久，医生却未将术中发生的情况告知家属，未经家属同意切除小脑外组织，而且肿瘤也未能全部切除，导致手术未能完成，取下的头盖骨未能安回医生就结束手术。术后王某1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直至死亡。对方实施手术前准备不充分，术中发生特殊情况也未与我们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对方未尽到告知及提示风险之义务，造成患者王某1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六原告作为王某1的继承人，因为对方的诊疗行为给我方造成了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故现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第六医学中心辩称，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诊疗经过以病历记载为准。我方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并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患者王某1术后出现脑水肿加重并死亡的损害后果是其自身疾病的特殊性以及目前医学水平的局限性决定的，并不是我方的诊疗过错导致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第六医学中心原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本案诉讼过程中更名为现名称。王某1于2016年10月10日至10月18日期间在第六医学中心住院治疗，实际住院8天，期间于10月17日接受“左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肿瘤切除+去骨瓣减压术（神经电生理监测）”手术，术后于10月18日出院，出院后于10月20日死亡。本案诉讼过程中，六原告申请：1、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2、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其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经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8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五、分析说明。根据现有鉴定材料，结合听证会双方陈述及专家意见，分析认为：1.根据病史，患者王某1（以下简称“患者”）左眼复视4年余，饮水呛咳伴左耳耳鸣1年，2016年9月29日头颅MRI示左侧岩骨尖区占位，脑膜瘤可能性大。患者有手术指征，手术切除脑膜瘤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以下简称“医方”）选择左侧枕下乙状窦入路肿瘤切除术不违反医疗常规。2.医方术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如术中、术后心、肺、脑血管意外致死亡，若肿瘤无法完整切除，行部分切除术，术中、术后出血，乙状窦出血致术后静脉回流不畅，脑水肿，术后出血形成颅内血肿等。患者家属同意手术并签字。3.医方于2016年10月17日行左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肿瘤切除术，术中发现脑组织张力较高，给予应用甘露醇、放脑脊液后脑组织张力仍高，经头颅CT检查后未发现颅内出血，遂继续手术。患者脑组织张力经处理后仍然较高，继续手术可加重脑组织损伤，可能使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医方决定继续手术欠谨慎，且术中未与患者家属沟通，视为过错。4.本例未行尸检，患者的病理死亡原因不能明确，从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死亡考虑与术后严重脑水肿相关。5.患者为岩斜区脑膜瘤，且肿瘤较大，肿瘤与脑干粘连紧密，术中发现脑组织张力较高，经处理后改善仍不明显，提示预后不好。医方决定继续手术欠谨慎，可能加重患者的病情，与患者的死亡存在一定关系，原因力大小考虑为次要。六、鉴定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在对患者王某1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考虑为次要。”第六医学中心对于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人杨保丰出庭接受质询。质询过程中，就第六医学中心询问的“原因力大小考虑为次要”的理由是什么及分析说明中第3条第5项载明的“医方决定继续手术欠谨慎，可能加重患者的病情，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的关系，原因力大小考虑为次要”的结论的客观依据是什么，鉴定人表示：1、手术对脑损伤有可能存在加重作用，因此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参与因素，这种加重作用鉴定机构一般认定为次要因素。2、鉴定机构聘请了神经外科的专家，专家根据鉴定材料进行了分析，鉴定机构依据专家的专业意见认定继续手术会对患者造成损害。第六医学中心询问脑损伤具体指何，鉴定人表示就是脑水肿。第六医学中心询问如果不把病灶切除的话，脑水肿是否会比不手术的后果更轻，鉴定人表示并不是确定的关系，继续手术切除肿瘤可能会加重脑水肿，如果说不手术就不会加重脑水肿的话，那么医方的责任就会更大，而不仅仅是次要。就六原告询问的如果切除肿瘤的手术在术中需要切除肿瘤之外的东西是否需要通知家属，鉴定人称最好跟家属沟通，切除部分脑组织，对缓解颅内高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医院确实没有充分和家属沟通，存在一定的欠缺。对于六原告询问的医院是否应该在术前通知家属、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告知颅内高压要切除部分脑组织，鉴定人称本案所涉手术操作并不常见的，在手术中碰到的时候才能知道有这种情况，并不能提前预见到。六原告询问在“决定继续手术欠谨慎，可能加重病情”情况下，为何认定医方只承担次要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鉴定人表示恶性脑水肿是患者自身的疾病导致的，不是因为医方的手术，只是医方的手术加重了脑水肿这种损害后果。对于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答复，六原告认为如真是患者自身状况所致脑组织张力较高，也不能排除医院未能正确谨慎的处理此情况致使患者死亡的过错，第六医学中心的过错责任远大于次要。第六医学中心则表示鉴定人并没有提供继续手术欠谨慎的客观依据，比如著作、论文或指南等，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外科学》和《王忠诚神经外科学》的记载，对于颅内压增高的处理原则，包括手术去除病因和颅内外减压，在排除颅内血肿的情况下可切除部分非功能区脑叶，其医院在术中临时缝合给患者做了头颅CT，未发现颅内血肿的情况下，继续手术切除脑肿瘤、切除部分非功能区脑叶，去除骨瓣，符合手术操作规范。脑水肿是肿瘤生长压迫脑组织造成的，任何手术都会加重水肿，如果不做手术，不把肿瘤切掉，水肿是永远不会消除的，手术的目的是切除肿瘤，从而根本性的解决脑水肿的问题，如果停止手术，患者将没有机会解决脑水肿的问题，医生冒着风险就是为了给患者争取一个机会，但是不幸的是患者没有挺过术后脑水肿这一关，如果能够挺过这一关就可以彻底地康复，而且手术必然会加重患者水肿这种风险其医院在术前已经告知过患者，如果患者扛过术后48小时-72小时的水肿高峰期，患者就会康复的，其医院的手术是符合诊疗规范的，鉴定结论缺乏科学依据，不应当采信。索某3为上述鉴定支付鉴定费15000元，第六医学中心为上述鉴定支付鉴定费2000元。王某1在第六医学中心支出医疗费65738.75元，其中25495.5元已通过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予以报销，六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为医疗费自付部分40243.25元。六原告按照每日100元的标准主张住院8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并按照每日100元的标准主张住院8天的营养费，第六医学中心表示患者王某1做完手术就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吃饭，只能靠静脉注射补充营养，静脉注射的费用已经算在医疗费里了，因此患者不存在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的损失。六原告则表示患者手术前需要吃饭及加强营养，因此需要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第六医学中心对此不予认可，称因手术前未发生损害后果，因此手术前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其不应该赔偿。六原告主张交通费3000元，向本院提交显示日期为2016年10月19日金额为3000元的收据为证，表示系患者王某1从第六医学中心出院后转回内蒙古老家治疗租用救护车的费用，因为是通过朋友找的救护车所以只能开具收据。第六医学中心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应反证。六原告主张住宿费2000元，称系王某1家属陪同王某1就医产生的住宿费，但未就此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经查，索某3与王某1系夫妻，二人生育三个子女即索某4（1999年10月3日出生）、索某1（2005年6月24日出生）、索某2（2006年8月3日出生）。王某（1940年7月20日出生）与卢某（1950年11月10日出生）系王某1（1980年6月2日出生）的父母，二人除王某1外，还有王某2、王某3两名子女。王某1为农业家庭户口。本案中，六原告主张王某1从2007年开始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北坡街经营小卖铺，长期生活在城镇，主要收入来源自城镇，故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主张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及丧葬费，就此向本院提交王某1为经营者的营业执照（显示王某1于2007年4月30日注册成立“丰镇利凤门市”个体户，经营范围为烟酒、副食、百货、日杂，经营场所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北坡街）及内蒙古丰镇市北城区北坡街居委会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街居民王某1，女，身份证号码×××，于去年公历10月20日因患脑瘤死亡，该居民于2007年开始一直在我街居住生活，居住地址是丰镇市北城区北坡街五龙巷5号并经营烟酒副食门市，家庭成员有丈夫索某3，长女索某4，次女索某1，长子索某2。落款处盖有内蒙古丰镇市北城区北坡街居委会公章，此外左下角还有手写字体，内容为经调查，王某12007年到现在居住在北坡街五龙巷5号，落款处盖有丰镇市公安局北城区派出所公章）为证，第六医学中心对于六原告的上述主张和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应反证。第六医学中心另抗辩认为被扶养人有多人的，总赔偿额依法不应超过年人均消费支出总和，六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有违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综合鉴定意见及双方举证情况，足以认定第六医学中心对于王某1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具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第六医学中心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六原告诉请第六医学中心承担40%比例的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中，综合王某1的诊疗过程及六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与第六医学中心过错行为的关联性，六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交通费损失，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判定为100元。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王某1长期生活在城镇以及主要收入来源自城镇的事实，六原告按照北京市城镇赔偿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王某1的被扶养人虽有数人，但六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并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第六医学中心对此所提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六原告诉请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六原告主张营养费、住宿费损失，但事实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67687.3元；二、驳回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17000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负担8000元，已交纳2000元，余款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予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由索某3、索某4、索某1、索某2、王某、卢某负担9000元，已交纳。案件受理费12148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 斌人民陪审员  郝竞崑人民陪审员  史金凤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曲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