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22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建丰，男，196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谢桥）毛桥村。法定代表人：龚辛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蕾蕾、邓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丽芳，女，197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再审申请人何建丰因与被申请人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罗兰公司）、陈丽芳特许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终8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何建丰申请再审称：1.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是羽绒服销售及市场推广的代理法律关系，并非是特许经营法律关系。双方在2014年、2015年签订的《代理合同书》约定：何建丰代理圣罗兰公司的羽绒服销售及市场推广业务，销售区域限于家乐福，何建丰向圣罗兰公司订购买断款另行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何建丰是按照《代理合同书》履行代理义务，没有超越约定的权限与范围。2.圣罗兰公司羽绒服的购货单位是家乐福，并非何建丰，圣罗兰公司要求何建丰支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3.圣罗兰公司与家乐福之间存在羽绒服买卖关系，圣罗兰公司根据家乐福指令，向其开具销售发票，家乐福根据销售发票的金额，通过银行将货款直接汇给圣罗兰公司，何建丰从未向圣罗兰公司支付过货款。4.何建丰在《家乐福何建丰2014年度销售结算》上签字，是作为圣罗兰公司的代理人确认家乐福所属各门店的库存数量正确，是履行代理义务。何建丰在该份结算单上签字时，没有圣罗兰公司将货款减免为35万元这段文字。5.何建丰与陈丽芳虽然系夫妻，但本案与陈丽芳没有任何关系，陈丽芳的生活开支与家庭开支，来源于陈丽芳本人的劳动收入。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圣罗兰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圣罗兰公司承担。圣罗兰公司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建丰的再审申请。何建丰再审提交以下新证据：1.圣罗兰公司发往家乐福的羽绒服供货单；2.家乐福发往圣罗兰公司的销售情况表；3.家乐福发往圣罗兰公司的羽绒服库存情况表；4.2015年家乐福发给何建丰的名为“关于罗兰公子供应商拖欠促销员工资一事的处理方法”的电子邮件；5.涉及圣罗兰公司的关联公司江苏罗兰公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兰公子公司）的“供应商应付应收查询”；6.2018年7月20日何建丰发给家乐福名为“关于江苏罗兰公子剩余门店退货事宜”的电子邮件及回复邮件。证据1～3、5何建丰称其通过密码进入家乐福（中国）供应商网站后打印而来，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圣罗兰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罗兰公子公司与家乐福之间存在羽绒服买卖关系，库存服装在家乐福处，圣罗兰公司应向家乐福主张货款。圣罗兰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3系何建丰单方提供的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显示的日期发生在2012年，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4是发给何建丰的电子邮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邮件中涉及的家乐福库存3951件衣服的数据是何建丰提供给圣罗兰公司的，正是由于何建丰与家乐福之间存在购销关系，他才能提供库存数量。本院认为，证据1～3、5系打印件，且来源无法确认，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6系家乐福与何建丰之间的电子邮件，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何建丰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首先，一、二审判决支持圣罗兰公司要求何建丰给付货款的依据是圣罗兰公司（甲方）与何建丰（乙方）签订的两份《代理合同书》。该合同中关于“双方合作开发苏州东方圣罗兰持有‘’品牌羽绒服的销售及市场推广，乙方作为甲方该项业务的代理商，代理甲方的‘’品牌羽绒服的销售及市场推广业务”“甲方授权乙方在华东地区经销‘’品牌羽绒服，销售区域限于家乐福”乙方享有的支持包括“获得甲方的‘’品牌羽绒服的年度授权证书”“乙方可以根据甲方公布的销售结算办法享有一定的扣率及广告补助”等内容，特别是“甲方有权对乙方特许经营范围、销售区域划分严格管理”的约定，符合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特征。其中，合同中关于“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商业行为和法律行为及经营损失不承担责任”、结算办法中有关退货率及扣点比例等约定，与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关系基本特征不符。因此，一、二审判决未支持何建丰关于其与圣罗兰公司是代理关系的主张，认定其与圣罗兰公司之间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从双方履行涉案合同的情况来看，2015年9月何建丰在与圣罗兰公司结算上一年度销售及库存情况时，分别在《2014年度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客户库存表》《家乐福何建丰2014年度销售结算》的“客户确认签字”处签名。两份表格中均载明“截止2015年9月5日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公司另外尚余3951件服装尚存客户何建丰处，库存金额为人民币478458元”。由此可见，如果何建丰仅是圣罗兰公司的代理人，有关羽绒服的销售及库存情况应当是何建丰所称的购销双方圣罗兰公司与家乐福之间进行结算，而且表格中对于尚余服装存放于何建丰处的表述十分明确。因此，应当认定涉案羽绒服的相关业务发生在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且正是基于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书》。何建丰关于其仅是作为圣罗兰公司的代理人确认上述表格中库存数量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何建丰认为上述第二份表格在其签名时没有“圣罗兰公司将货款减免为35万元”文字，对此，本院认为，该表格最下行手写部分为“到2015年9月5日何建丰欠我公司货款35万元正陆水珍”，位于“本公司领导指示：”之后，应当是圣罗兰公司对原结欠货款357812元的减免确认。一审质证时，双方当事人对手写部分是对货款调整的事实均予以确认，何建丰现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再次，根据涉案《代理合同书》，何建丰特许经营的销售区域为家乐福，无论其以何种身份与家乐福之间运作涉案羽绒服的销售，均不能否认其与圣罗兰公司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何建丰为证明涉案羽绒服的供销关系直接发生在圣罗兰公司与家乐福之间，与其无关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其一，家乐福向圣罗兰公司发送的订单、家乐福的验收单及退货单记载的时间为2012年或2013年，早于涉案《代理合同书》约定的有效期的起始时间2014年5月1日，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其二，货物托运单仅能证明圣罗兰公司向家乐福发货，但根据《代理合同书》，因何建丰负责家乐福的业务，圣罗兰公司将涉案羽绒服直接发送至何建丰负责的客户，并不违反《代理合同书》的约定，亦符合常理。况且从2015年圣罗兰公司发货后，何建丰对收货进行签字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如果涉案羽绒服的供销关系仅发生在家乐福与圣罗兰公司之间，何建丰无需对圣罗兰公司发送给家乐福的货物进行签字确认。其三，圣罗兰公司的羽绒服出库明细单载明的客户为“家乐福”，仅是对羽绒服最终客户的记载，并不能以此否认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存在相应合同关系。其四，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圣罗兰公司的关联公司罗兰公子公司开具给家乐福的，圣罗兰公司认为是根据何建丰的要求，因个人无法开具发票，故其借用罗兰公子公司的名义为何建丰开具发票。圣罗兰公司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且未违反《代理合同书》的约定，亦不能仅以此否认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而认定涉案羽绒服的供销关系发生在家乐福与圣罗兰公司之间。其五，何建丰再审阶段提供的其与家乐福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其中2015年的邮件涉及有关拖欠促销员工资一事的处理，而2018年7月的邮件是在本案二审判决之后何建丰与家乐福就有关退货事宜处理的来往邮件，均与本案争议无关，且同样不能以此否认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本已存在的合同关系。综上，圣罗兰公司依据其与何建丰之间签订的《代理合同书》，在何建丰未能退回其收到的货物，亦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诉请何建丰向其支付结欠货款的主张，一、二审判决予以支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陈丽芳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因何建丰与陈丽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财产独立，也未能证明圣罗兰公司明知二人财产独立，涉案债务发生在何建丰与陈丽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一、二审判决关于涉案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陈丽芳应承担共同支付涉案货款义务的认定，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何建丰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袁 滔审 判 员  曹美娟审 判 员  施国伟法官助理  李 馨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