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13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22号名都苑1号楼十三楼南面。 法定代表人：邱宗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媚，女，1988年6月5日出生，汉族，系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旭日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四路9号和泰科技园综合楼516室。 法定代表人：卢海莲，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波成，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敬彬儒，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西乡塘区滨河路1号火炬大厦17楼1712号。 法定代表人：陆能大。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功科，男，197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卢海莲，女，197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覃裕星，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红日东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江南区福建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张功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波成，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敬彬儒，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上诉人广西旭日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公司）、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广西红日东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媚、刘源，上诉人旭日公司以及被上诉人红日公司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潘波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华锐公司、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将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变更为：被上诉人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27341741.78元及支付代偿款利息（代偿款利息分别以15424469.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代偿之日2015年5月8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以11917272.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代偿之日2015年5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请求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广西旭日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预售备案登记方式向上诉人广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位于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编号：201304162410)拍卖、变卖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的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未明确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而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代偿事实告知各被告，故原告主张从代偿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代偿款利息的起算日应为代偿之日。2013年4月18日，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作为甲方，被上诉人华锐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南委保字第078号），其中第五条违约责任中约定，“乙方未按期履行债务致使甲方代偿的，甲方可要求乙方按代偿总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也可要求乙方以甲方代偿总额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的四倍向甲方支付利息。”根据上述约定：1、被上诉人华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相关债务导致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代偿，应视为华锐公司自代偿之日构成违约，应当自违约之日起承担违约责任；2、被上诉人华锐公司因自身违约而承担责任，不应以上诉人告知违约事实（代偿事实）为前提；3、发生代偿的上诉人有权收取利息，即意味着上诉人有权自代偿之日起计息，被上诉人放弃对该约定的抗辩；4、华锐公司自代偿之日即占用上诉人的资金，造成了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故自代偿之日起计息符合双方签订合同之本意。据上，一审法院判决自起诉之日起计息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对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华锐公司、旭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为被上诉人华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保证担保，被上诉人旭日公司以其依法处分的上述房产以商品房合同备案登记的方式向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已取得上述房产的抵押权，依法应当对上述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权。综上，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二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依法进行改判，以维护上诉人中小企业公司的合法权益。 旭日公司和红日公司辩称，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的约定以及整个合同的约定来看，本合同并没有约定如果借款人即乙方未按期履行债务，致使担保公司代偿的情况之下，违约金即自代偿之日起计算。违约金以及利息的起算时间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因此一审判决按照起诉之日开始起算，完全符合法律以及合同约定，上诉人主张从代偿之日起算，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该项上诉请求。第二，从本案整个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担保公司已经收取了合同约定的担保费用，并且也将旭日公司的远远超过担保数额的房产备案登记在其名下，致使旭日公司无法向第三方销售，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如果再按照上诉人的要求从代偿之日起算，不公平，也不合法。第三，上诉人要求改判对案涉备案登记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只是约定旭日公司将案涉房产，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提供反担保，并没有说明双方是不动产抵押法律关系；其二，双方也没有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因此上诉人要求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该项上诉请求。 旭日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将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27341741.78元及支付代偿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7341741.78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23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改判为：“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27341741.78元及支付代偿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7341741.78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23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上浮30%计算）”。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利息，既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亦未过分高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在本案中，虽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一审主张按照合同约定可以要求华锐公司以代偿总额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但是该利息实际是华锐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已收取担保费用的情况下，仍按照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按照四倍贷款计算利息”主张权利，明显不公平，而且本案不是民间借贷，是担保服务合同纠纷，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实际损失就是贷款利息，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交证明其实际损失超过贷款利息证据反驳旭日公司的抗辩，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超过贷款利息30%就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调整。（二）一审判决认为“但原告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以偿还债务’之规定，在华锐公司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时，申请法院拍卖被告旭日公司用以担保的涉案房产，以偿还债务，旭日公司有权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多出的差额要求原告予以返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超出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本案是担保追偿权纠纷案，该追偿权是被上诉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华锐公司的商业银行贷款承担担保责任而后衍生出来的，华锐公司与担保公司之间是追偿权法律关系，华锐公司与各银行之间是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广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张功科、卢海莲等保证人之间是保证法律关系，旭日公司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之间是担保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及其他各方不存在其他任何的资金融通行为，各方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民间借贷的行为，本案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专门规制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前提条件。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第二款“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该条款是对民间借贷与买卖合同混合情况的特别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借款人以买卖合同的方式为其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担保的情形；而在本案中，上诉人旭日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之间没有民间借贷关系，更没有以买卖合同的方式为上诉人旭日公司的借款行为进行担保的行为。因此，本案旭日公司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之间的情况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适用条件。综上所述，本案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后，一审判决内容超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二审依法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旭日公司提供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担保的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该诉请的范围是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涉案房产有优先受偿权，该诉请已经被一审判决予以驳回。而一审判决在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没有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以偿还债务的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超出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处分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严重侵害了旭日公司的合法权益，旭日公司依法提出上诉，望依法公平、公正的审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辩称，旭日公司的上诉请求主要是指的利率的问题，一审判决按合同约定的四倍银行利率来计算本案的利息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规定的，并没有超过法律的最高标准，因此，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来计算本案的利息。请二审驳回对方的该项上诉请求。 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华锐公司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偿还代偿款27341741.78元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8597940.03元（代偿款利息的计算分别以15424469.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代偿之日2015年5月8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11月7日，计息4951254.75元；以11917272.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代偿之日2015年5月11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11月7日，计息3646685.27元；之后利息另计至清偿为止）；2、判令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旭日公司以预售备案登记方式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位于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编号:201304162410）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红日公司、旭日公司对华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4月18日，原告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华锐公司签订一份《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南委保字第078号），约定由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华锐公司向农行友爱支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借款、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000万元；在2013年4月18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间和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内，华锐公司可以连续、循环地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同日，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红日公司、旭日公司分别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3年南保字第078-1号、2013年南保字第078-4号、2013年南保字第078-2号、2013年南保字第078-3号），为华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30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的反担保责任。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华锐公司、旭日公司三方亦于同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旭日公司以其位于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以商品房合同备案登记的方式为华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3000万元向提供反担保。旭日公司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此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 2014年4月22日，华锐公司与农行友爱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45010120140001415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款期限1年。同日，农行友爱支行向华锐公司发放该笔贷款。农行友爱支行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亦于同日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4510020140018377），约定由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华锐公司上述15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华锐公司未按期还本付息，导致该笔贷款出现逾期，2015年5月8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按农行友爱支行的要求为华锐公司代偿本息合计15424469.64元。 2014年10月30日，农行友爱支行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45100120140044919的《保证合同》，约定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华锐公司与农行友爱支行签订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编号为45030120140001940）项下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本金数额为13975000元。2014年11月3日，华锐公司与农行友爱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45030120140001940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农行友爱支行给华锐公司开出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1030005225403935、1030005225403934、1030005225403933），汇票面额合计215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1月3日，到期日为2015年5月3日。上述汇票到期后，因华锐公司无法按期兑付，农行友爱支行在垫付票款后，于2015年5月8日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发出代偿通知，要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同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将11917272.14元汇入农行友爱支行指定账户，代华锐公司偿还银行汇票垫款。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四份）、《协议书》、《保证合同》（二份）、《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合同约定。本案中，华锐公司未能偿还银行到期贷款及利息，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依约代华锐公司清偿债务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之规定，有权向华锐公司追偿。 一、关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代偿的金额及利息问题。 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及农行友爱支行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出具《代偿证明》，证实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代偿的债务金额为：1、代偿农行友爱支行三张承兑汇票11917272.14元；2、代偿流动资金贷款本息合计15424469.64元。华锐公司应将上述代偿款合计27341741.78元偿还给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华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第五条第1点约定，华锐公司未按期履行债务致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代偿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可要求华锐公司按代偿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也可要求华锐公司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代偿总额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现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既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亦未过分高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实际损失，予以支持。因《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未明确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而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代偿事实告知各被告，故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主张从代偿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利息应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起诉之日即2016年11月23日开始计算。 二、关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华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旭日公司自愿以其名下的涉案房产为华锐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买卖合同的目标，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之间所形成的是让与担保关系。让与担保属于债权担保，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按照物权法定和物权公示原则，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未能为涉案的房产办理抵押权登记，故仅凭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的形式不能产生物权效力，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旭日公司位于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之规定，在华锐公司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时，申请法院拍卖旭日公司用以提供担保的涉案房产，以偿还债务；旭日公司有权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多出的差额要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予以返还。 三、关于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红日公司、旭日公司对华锐公司所负的本案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红日公司、旭日公司分别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红日公司、旭日公司自愿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对华锐公司在《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保证范围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为华锐公司代偿的全部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故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请求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红日公司、旭日公司对华锐公司所负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27341741.78元及支付代偿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7341741.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3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被告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广西红日东升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旭日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广西红日东升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旭日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广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49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50元，合计226848元，由被告广西华锐投资有限公司、张功科、卢海莲、覃裕星、广西红日东升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旭日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广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于2018年8月2日变更为“广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此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一审相同。 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债务利息应如何计付？2、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是否有优先受偿权？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协议书》《保证合同》《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一）关于本案债务利息应如何计付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华锐公司未能偿还银行到期贷款及利息，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依约代华锐公司清偿债务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有权向华锐公司追偿，各方当事人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追偿的代偿款本金数额27341741.78元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华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第五条第1点约定，华锐公司未按期履行债务致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代偿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可要求华锐公司按代偿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也可要求华锐公司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代偿总额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该条款赋予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请求选择权，一审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起诉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一审认定该主张既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亦未过分高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实际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旭日公司认为该约定过高，请求予以调整，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利息起算时间，因《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未明确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而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一审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代偿事实告知各债务人，二审中也未能提供催告各债务人承担责任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本案利息应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起诉主张之日开始计算并无不当。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上诉主张应从代偿之日起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本院认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为了房产交易，真实目的是旭日公司自愿以其名下的涉案房产为华锐公司的上述债务向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合同当事人并未希望实现买卖合同的法律后果，因而一审认定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与旭日公司之间所形成的是让与担保法律关系正确。因让与担保属于非典型性担保，旭日公司所提供的担保物并未办理抵押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也不具有物权法上抵押权、质押权的优先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请求对南宁市鲁班路83号红日·学府5号楼一层商场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上诉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另外，因本案追偿权纠纷性质的基础法律关系源于华锐公司的借贷法律关系，因此一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之规定，在“本院认为”中予以指出，在华锐公司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可以申请法院拍卖旭日公司用以提供担保的涉案房产以偿还债务，该论述并非认定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对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判决主文，而是指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实现反担保债权的方法和路径，并不加重旭日公司的担保责任，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无不当。旭日公司上诉称该认定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旭日公司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7730.04元，由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负担221498元，由旭日公司负担46232.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覃 龙 审判员 蔡向荣 审判员 林国华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林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