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4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华路商业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061049836F。法定代表人：邓静月，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汉刚，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秋淳，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光茂，男，196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贵州省遵义县，现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梅，女，196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县南白镇南白社区三小区，现住遵义市汇川区。被上诉人余光茂、李红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迪，贵州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光茂、李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6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由余光茂、李红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本案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邮寄信件对借款进行催收只需“达到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即可，且对于涉案催收函的具体催收内容，也已经在一审时向法庭出示，不存在催收函的内容不能明确体现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涉案借款进行催告的事实。另外，从立法者主观目的解释来看，诉讼时效是在惩罚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而本案证据能够证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在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并非怠于甚至说放弃自己的权利。同时，余光茂于2016年11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系余光茂亲笔书写，就涉案借款一事作了相关陈述，从其内容可以看出，直到2016年11月20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一直在与余光茂协商涉案借款的事宜，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该份证据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余光茂、李红梅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余光茂、李红梅支付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金2000000元；2.判决余光茂、李红梅支付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2014年11月起，以2000000元本金按月息2%计算利息直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截止2018年6月21日所产生的利息为1800000元）；3.由余光茂、李红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光茂、李红梅系夫妻关系，登记结婚时间为1994年3月25日。2014年11月3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余光茂、李红梅二人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7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3%，借款利息随本还清；借款期限为2014年11月3日至2015年5月3日等。同日，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还款承诺》，该承诺载明，本人于2014年11月3日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700000元，本人承诺一定按借款协议要求还款，如到期不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等。2014年11月5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向李红梅银行账户转账方式支付借款1940000元。2015年11月12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邮政部门寄送了信函，邮政部门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一份《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该收据上载明，寄达地为本市、收件人姓名为余光茂、资费为4.30元。同时，该收据上加盖了邮政部门的邮戳。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寄送的信函为催款通知书，并提供了一份加盖有催收人为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催款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余光茂：你于2014年11月3日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2000000元，现你的还款期限已逾期，经多次催缴，仍未按借款协议规定还款，现通知你，务必于2015年11月30日之前与本公司协商还本事宜，否则我公司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中，李红梅辩称，余光茂、李红梅二人申请追加第三人是因为听说贵州省高原交通建筑有限公司用其工程款来抵偿涉案借款，但只是听说，没有直接的证据，余光茂、李红梅二人也没有委托贵州省高原交通建筑有限公司代为抵偿余光茂、李红梅二人欠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余光茂、李红梅二人追加申请中提到的2900000元和余光茂、李红梅二人没有关系；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借款之后从未还款付息。另查，2016年11月20日，余光茂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自遵义红旅集团公司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2014年10月31日），乙方多次前往甲方汇报投资事宜，大约在2014年的11月底，我陪乙方邓静月前往甲方董事长办公室呈报投资事务，董事长因其它工作事务未能听取汇报；2014年12月20日，乙方邓静月、杨俊两再次到红旅集团汇报投资情况，董事长吩咐我带二人去找账务负责人王总汇报，王不予理睬，我又带邓静月、杨俊两人找账务部何部长，何部长说他不知道情况而始终未能汇报，乙方并主动将《投资协议书》复印件交给王、何二人。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后，至今未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归还本息，故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诉至原审法院，酿成诉争。一审法院认为，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对其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事实无异议，且借款后，余光茂、李红梅二人也认可至今未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偿还过借款本息，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余光茂、李红梅对前述事实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但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余光茂、李红梅对涉案借款本金数额、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存在争议，这也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关于涉案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700000元，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实际支付借款为2000000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借款人之一李红梅支付了1940000元，另外借款60000元为现金支付，但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否认收到了60000元现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未进一步补强证据证明向余光茂、李红梅二人支付该60000元现金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其已向余光茂、李红梅二人现金支付借款60000元事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即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向余光茂、李红梅二人支付的借款本金的数额为1940000元，而非2000000元。关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起诉要求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偿还涉案借款，余光茂、李红梅二人辩解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从借款期限届满次日即2015年5月4日至其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8年7月2日的三年多时间，若其在该期间未曾向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就涉案借款提出过权利或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同意履行义务，不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还是根据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债权的诉讼时效分别于2017年5月4日和2018年5月4日到期；同时，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债权的诉讼时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就已到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前述情况下并不能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在前述期间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曾向余光茂、李红梅二人主张过权利，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反驳余光茂、李红梅辩解其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提供了2015年11月12日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催告函和余光茂2016年11月20日出具给其的情况说明证明其曾向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就涉案借款提出要求还款的事实，但余光茂、李红梅不认可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涉案债权提出过要求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履行债务的要求，诉讼时效中断；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为维护权利人的胜诉权，对催告通知的送达采取了“到达或者应当送达”的裁判原则，而非实际送达的裁判原则，且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只要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尽到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示权利，就应认定为也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的要求，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效果。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以邮寄方式向余光茂发送催告函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而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该主张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其邮寄发送催告函是否达到“应当送达”的条件。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虽然能够证明其向余光茂寄送了邮件，但该收据上仅注明了余光茂的姓名，并未注明寄送的具体文件、收件人地址（余光茂、李红梅的确切住址或身份证住址）、余光茂、李红梅的有效手机号码等信息，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向邮政部门提供了前述未注明的信息，在缺乏相关信息情况下，不足以判断邮递员是否能够联系到余光茂、李红梅，且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补强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催告函的证明力，因此，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催告函达不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即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催告函不足以证明催告通知“到达或者应当送达”余光茂、李红梅；即使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寄送的邮件“到达或者应当送达”余光茂、李红梅，因在借款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余光茂、李红梅双方除存在借贷关系外，从余光茂、李红梅提供的情况说明反应，余光茂还在协助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处理与案外人的投资事宜，而寄送的邮件是涉及涉案借款的催告通知，还是涉及协助投资事宜的文件，无从判断，说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定期间未尽到一定的向余光茂、李红梅提示权利的注意义务，因此，对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催告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定。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余光茂向其出具情况说明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但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只涉及余光茂协助处理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案外人的投资事宜，不涉及涉案借款、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余光茂、李红梅就涉案借款提出要求及余光茂、李红梅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等事实，表明该情况说明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没有关联，因此，对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情况说明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定。余光茂、李红梅二人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至今未还本付息，确实损害了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权益，但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已超过两年，在民法总则施行后超过三年，不论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民法总则，其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债权的权利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00元，减半收取18600元，由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遵义市邮政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李红梅所在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南部校区）收发室退回邮件的登记本复印件三页，拟证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余光茂、李红梅邮寄的催收函已经投递，并且没有退回的情况，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案借款向余光茂、李红梅主张过权利。2、证人向某、王某1的书面证言各一份，拟证明：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给余光茂、李红梅的款项是从遵义红色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借的，每次遵义红色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催款时，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都会向余光茂催款，并且遵义红色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向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催款时，还会让余光茂列席商量还款情况，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在积极向余光茂主张权利。经质证，对证据1：余光茂、李红梅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邮寄信件的内容及是否已经送达；对登记本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加盖单位印章，不能证明李红梅已收到该邮件。对证据2：余光茂、李红梅认为该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人应出庭作证，且证人所述并不真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2014年11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款承诺》的真实性及2014年11月5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余光茂、李红梅支付借款194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主张其要求余光茂、李红梅偿还本案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在一审、二审过程中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经查，对于其提供的2015年11月11日通过遵义邮政投寄的挂号信函收据、催收函、《情况说明》、退回凭证，仅能证明该邮件已通过邮政寄出，但无法进一步证明邮件内容、收件地址及收件人的基本信息，无法确认该邮件已送达至余光茂或李红梅，且其在一审中主张是按合同上余光茂确认的地址邮寄的，而在二审中又主张是邮寄至李红梅所在单位，前后陈述的地址不一致；对于其提供的余光茂于2016年11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只涉及到余光茂协助处理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案外人的投资事宜，并不能体现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余光茂催还本案借款的情况；对于其提供的证人向某、王某2的书面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第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三）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前款情形，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第六十九条关于“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之规定，本案无证据显示证人向某、王某2属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证人，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亦达不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由于本案中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5年5月3日，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在2018年7月2日前向余光茂、李红梅主张过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对余光茂、李红梅抗辩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上诉人遵义会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张 睿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毛丹书记员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