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23民初1096号 原告：王芳，女，1980年3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原告：刘某1，男，200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原告：李桂香，女，195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上列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四川中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李军，男，196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四川天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四川天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郑万刚，男，197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 原告王芳、刘某1、李桂香与被告李军、郑万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芳、李桂香及王芳、刘某1、李桂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被告李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张燕,被告郑万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芳、刘某1、李桂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967131.17元。(赔偿构成：丧葬费30000元、死亡赔偿金61454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8320.50元、误工费16935.17元、交通费5000元、主张权利产生的其他费用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王芳系死者刘某2妻子，原告刘某1系死者刘某2儿子，原告李桂香系死者刘某2母亲。被告李军在汉源县承揽了许多房建工程，死者刘某2长期在被告李军处务工，时间长达7年多。2019年4月10日，被告李军安排刘某2、李明远等人在汉源宜东镇三交乡移民安置点帮被告郑万刚修建房屋，做完当日工作后，被告李军安排刘某2驾驶李军提供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车牌号：川Ｔ×××××）将工程使用的手推车、模板、锄头、铁锹等施工工具运走，刘某2在驾驶川Ｔ×××××号载货摩托车搬运工程机具途中，在汉源县三交乡高桥村一组因所驾摩托车机件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对此已委托交警队做了技术鉴定）而导致翻车死亡。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遭受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第11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被告李军和被告郑万刚应当对刘某2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全家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因为不仅失去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更失去了亲人。经相关组织调解，被告李军和被告郑万刚以自己经济不够为由，不愿承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被告李军辩称，原告在诉状中所述2019年4月10日刘某2在被告郑万刚修建房屋的工地上做完当日工作后离开，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事实，被告予以认可。2019年4月10日下午刘某2按雇主李军的安排做完当日工作后，私自驾驶川Ｔ×××××号三轮车（以下简称：三轮车）行为，并非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认定为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载明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是在刘某2做完当日工作后发生，另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等对该事实也予以了明确载明，因此，刘某2驾驶三轮车离开工地的行为，并非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认定为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数份证据中，唯一一份证据证明刘某2是在从事雇主指示的雇佣活动中受伤，交警大队对郭辽的询问笔录中郭辽陈述李军叫刘某2开三轮车拉工具。该证据不应被采信，第一，被告向法庭提交的通话录音，郭辽使用的手机号码是本人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也是郭辽在交警大队做询问笔录时预留的唯一联系方式，郭辽在录音里将本案事实阐明的很清楚，其并未听到李军、刘某2说，李军让刘某2开三轮车运输工具，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内郭辽对该部分事实的阐述；第二，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都证实了一个事实，即李军是指定张某在驾驶三轮车，张某不在时由李明远驾驶，李军与刘某2共事七年之久，从未安排过刘某2驾驶过三轮车，不可能忽然安排其驾驶三轮车，因此，事发当天李军未安排刘某2驾驶三轮车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第三，交通事故发生当天，李军本人并未在案涉工地上，郭辽不可能听到李军本人说叫刘某2开三轮车拉工具，该询问笔录内容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内容也是含糊不清，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刘某2驾驶三轮车是从事雇佣活动，原告没有尽到自己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位证人陈述的内容都比较客观真实，并且本案的事实情况也只有当地的工人可以予以证实，三位证人与李军之间并无其他的利害关系，另外，刘某2的工友有很多，如果曾存在李军安排刘某2驾驶三轮车的事实，原告完全可以让其他证人出庭说明情况。因此，在原告没有提供足以反驳该事实的证据情况下，法庭应当予以采纳。出庭的三位证人的证人证言证实李军在工地上的这辆三轮车是其专门安排指定驾驶人员在驾驶，平时指定张某驾驶该三轮车，张某不在时由李明远驾驶，李军对三轮车的驾驶人有严格限制，管理也是非常严格，曾多次叮嘱其他人不得驾驶、下雨天不要驾驶。因此，李军不可能安排刘某2驾驶三轮车，加之刘某2发生交通事故时下着雨，李军更不可能安排他驾驶三轮车，也就是说李军当天安排刘某2开三轮车的几率几乎为零。刘某2当天驾驶的该三轮车一直是用于运载施工工具，刘某2驾驶该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车上有施工工具不能作为认定其是在从事雇佣活动的依据，从常理来讲，刘某2私自驾驶的三轮车本来就是用于运输施工工具的，当天的工作己完成，将工具放到三轮车上理所当然，而刘某2私自驾驶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三轮车上有一些施工工具并不能说明刘某2驾驶三轮车就是去送施工工具。另外，刘某2驾驶的那条道路是回家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往其他地方的唯—乡道，并不能因为去往另一个工地也要途径这里就认定他是运输工具去另一个工地。在修建郑万刚家房屋过程中，李军从未安排刘某2去其他工地施工，也就是从未安排刘某2去其他工地交叉施工。所以，李军不可能在郑万刚家房屋还未完成的情况下，要求刘某2将工具运输到其他工地。并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刘某2已经完成当天的工作，已是下班时间。如果法庭认为刘某2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在责任划分问题上，刘某2应承担70%以上的责任。理由如下：任何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员都知道，驾驶机动车上道时，必须携带两证，即机动车的行驶证、驾驶人员本人驾驶证。而本案，由于李军将驾驶三轮车的工作指定给了张某，三轮车的行驶证一直由张某保管，而交通事故发生当天，刘某2作为驾驶员，在无行驶证的情况下，私自将三轮车上路驾驶这是一个严重的违规行为，违反交规之规定。对于此次交通事故，刘某2负全责，交通部门是依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21条之规定予以认定的，38条是自身的行为义务、自身的行车义务，违反38条之规定与车辆自身存在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是行车人在行驶过程中应当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在出现路况、天气不佳的情况下自身应当采取正确的驾驶技巧和方式方法保证安全通行的原则，而刘某2在驾驶三轮车时没有尽到合理、有效的安全驾驶义务，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第21条之规定要求驾驶人员在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查，刘某2在驾驶三轮车前未进行认真检查。刘某2驾驶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两个月之前，才进行了车辆年检，并且年检合格。因此，李军有理由相信该车不存在安全隐患，可以驾驶该三轮车上道路行驶。另外，张某驾驶该辆车已有两三年，从未发生安全事故。并且其经常检查车辆情况，这能充分说明，刘某2在遇天气、路况不佳时，自身没有采取正确的驾驶技巧，遇到路障或紧急情况时未采取妥当的处理措施，其自身对发生交通事故承担全责的事实。 针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李军发表以下意见：1.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告为农村户口，其居住于农村，收入来源也来自农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按农村标准计算；2.误工费不应当支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且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存在务工损失。3.交通费和主张权利产生的其他费用被告不予认可；4.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当支持，本案并非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主观上无任何恶意，原告的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刘某2生前与被告李军是很要好的朋友关系，李军对刘某2因交通事故离世深感痛惜，刘某2去世后李军立刻四处筹钱，凑到4万元给刘某2的家属以安抚同样痛心的心灵，李军和刘某2的家庭均在农村，都是相当普通的家庭，多年的辛苦打拼才能换来微薄的积蓄，希望法庭在裁判时能各自考虑两个家庭的情况，不要让两个家庭都因为本案的审理结果而跌入不幸的深渊。 被告郑万刚辩称，被告和李军有关于建房的口头协议，在房建工程中具体有那些务工人员，被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也不关被告的事。关于刘某2的事故，被告不愿意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 1.原告提供的李桂香户口簿复印件，拟证实其城镇居民家庭户。被告质证后，认为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左上角“城镇”为手写，不应认定为城镇居民户口。本院认为，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左上角的修改批注为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更正有关内容的惯用做法。经本院核实，确系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批注。据此，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来源合法、真实可信，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2.原告提交的户主为刘某2、家庭成员含王芳、刘某1的户口簿，拟证实死者刘某2的家庭人员组成情况及其为城镇居民。被告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有待核实。退庭后，本院经向颁证机关汉源县公安局九襄派出所核实，该户口簿左上角有关内容，确系公安机关所做。对此，结合原告提供的汉源县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表的内容，本院认为，居民户口簿系公安机关颁发的有效证件，其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因是土地被征用。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来源合法、真实可信，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3.原告提供的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三份证明，拟证实死者刘某2与李桂香系母子关系、死者刘某2与刘建华系亲兄弟关系、家庭困难且王芳无固定收入。被告经质证后，认为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身份关系的证明应由政府或公安部门出具，对同一天出具的另一份证明，证明刘建华和刘某2的关系，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明的内容是证明其为亲兄弟关系，原告刻意隐瞒供养李桂香的人数，刘某2父亲去世后，李桂香改嫁还生育了女儿。本院认为，亲属关系证明系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证明。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对其所辖居住地村民的生活状况、亲属关系有客观且全面的了解，且所出具的三份书面证明，都加盖有公章，具有公信力，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认为原告刻意隐瞒供养李桂香的人数，刘某2父亲去世后，李桂香改嫁还生育了女儿的事实，庭审中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4.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郭辽的询问笔录，拟证实刘某2的死因及刘某2是按照被告李军的指示开三轮车拉工具到宜东镇长河坝去，行至三交乡高桥村时发生交通事故。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是断章取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在没有道路交通信号灯的时候需要谨慎驾驶，死者刘某2在驾驶的时候未尽到谨慎的义务，刘某2在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违法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驾驶人员应当在驾驶车辆之前应当检查车辆的有关性能，涉案车辆不符合驾驶要求，所以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刘某2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公安机关对郭辽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中第二次第一段第一、二、三项陈述是郭辽猜想和想象的陈述，并不是郭辽亲眼看见或亲耳听到的内容，由于郭辽目前在西藏务工，不能及时出庭作证，如果在本案宣判前能回来，郭辽会及时到法庭反映有关情况，所以郭辽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是想象和猜测的，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刘某2在上道路行驶前，未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的潮湿道路上行驶，存在一定过错。故对该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公安机关对郭辽所做的询问笔录，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具有公文书证的特点，具有较大的证明力。该询问笔录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被告对其有异议，但被告并未提供其制作主体及制作程序有不合法之处的证据。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5.原告提供的登记车主为李军的川Ｔ×××××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的行驶证复印件，拟证实刘某2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该车已过检验有效期，属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被告经质证认为，行驶证第二页上面的检验记录是早就过了期的，事发时该车有合法的年检手续，所以对该份行驶证复印件第二页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登记车主为李军的川Ｔ×××××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的行驶证复印件，系汉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第511823120190000049号责任事故认定档案中复制而来的，其来源证实、有效，且车辆年检行为仅能证实车辆年检时的情况，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行驶的路况、个人驾驶习惯会发生不断的变化，事发后公安机关已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事发车辆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认为该车为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6.对原告提供的两份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实刘某2的死亡原因及事发车辆为不符合技术标准。被告经质证认为，对鉴定所出具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是违反法定程序做出的鉴定意见，其中的鉴定人刘某3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是没有在四川省司法厅登记的司法鉴定人员名录库中，所以该鉴定意见书应为无效证据；对事发车辆技术标准进行的鉴定仅仅表明三轮摩托车的一个部件存在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状况，但是作为登记车主的李军应知道该车的实际状况，所以该鉴定意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两份鉴定意见书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主要用于司法办案，且经本院核实该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相应司法鉴定资质、资格，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鉴定机构在鉴定程序上有违规、违法行为。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7.对原告提交的事故现场图和勘验笔录，原告拟证明事发当天路况较好。被告经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恰恰能证明事发当天为下雨天且是在一个很陡的急弯路段发生的事故。本院认为，结合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关内容，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予以采信。 8.原告提供的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村民委员会及汉源县大田乡木林村村民委员会关于九襄镇民主村9组刘某2家属与大田乡木林村11组李军就刘某2死亡赔偿调解情况说明，原告拟证明刘某2去世后两个村曾组织双方进行联合调解，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该份调解证明，只能证明李军从来没有否认与刘某2的雇佣关系，但这份调解情况并未说明是李军指使刘某2在下班后驾驶三轮摩托车拉工具到其他工地去。本院认为，该份调解情况说明仅证实事发后在2019年4月21日，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组组织双方在大田乡木林村村民委员会对双方的纠纷进行了调解，被告李军对与刘某2的雇佣关系予以认可，双方最终因赔偿数额发生分歧致使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9.原告提供的因诉讼产生的打印复印材料283元收据，拟证实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产生了283元的打印、复印费。被告经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认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打印费收据，不是该案必然产生的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10.原告提供的四川移动电话手机号138××××7447,2019年4月10日18:10与被叫手机号135××××8222的通话17分钟的通话详单，拟证实事发当天下午下班后18:10分受害人刘某2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被告李军打入的，可能是安排刘某2将工具拉入另一工地。被告经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通话详单，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李军安排刘某2驾驶三轮车拉东西到另一工地的目的。本院认为，被告对曾打电话给刘某2的事实无异议，结合案外人郭辽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足以认定李军安排刘某2驾驶三轮摩托车拉工具到李军承包的另一工程的工地上去。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被告李军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证复印件及年检证明、年检收款收据，被告拟证实该车已年检至2020年3月，该车不存在安全技术隐患。原告经质证认为，关于年检的问题，该行驶证是我方从交警队复制出来的，现在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行驶证，年检合格章显然是在事发时交警队没有记载，且收款收据没有加盖年检单位公章，具体哪一年年检的也不清楚，并不排除是被告在事发后补充进行了年检。本院认为，该车虽已年检至2020年3月，但事发后根据公安机关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得出的鉴定意见是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故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2.郭辽的通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光盘、《四川电信电子收据》，被告拟证实2019年4月11日，案外人郭辽在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做的《询问笔录》第二页第一、二行所说的：“2019年4月10日18时左右，我们做完活路准备回家，我们的老板李军叫刘某2开三轮车拉一点施工用的工具到宜东镇长河坝去，“仅仅是个人的猜测，是不实陈述”；郭辽从未听到过李军本人喊刘某2开三轮车拉工具、也未听到过刘某2说李军喊刘某2开三轮车拉工具；本次通话录音接入方电话号码153××××2085系郭辽本人电话号码”。原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提供的录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告与郭辽根本不认识，也不晓得电话中的声音是否是郭辽本人的声音，手机可以本人使用也可以借给他人使用。郭辽作为证人按规定必须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所以电话录音不符合关于证据的要求；从通话录音可以看出被告代理人使用了诱导手段，为了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诱导郭辽推翻在公安机关中所做的证词。原告认为该通话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通话录音文字整理材料，原告认为内容不完整，请法庭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代理律师与案外人郭辽的通话录音推翻了郭辽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中的有关事实，因郭辽未出庭作证，对该通话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在本院宣判前郭辽未到本院说明有关情况。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3.张某驾驶证，被告拟证实车牌号为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的驾驶人张某有相应的驾驶证。原告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张某具有驾驶三轮摩托车的资格，但与本案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4.证人张某、石某、王某的证言，被告拟证实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平时是由其驾驶，其不在工地时由李明远驾驶。原告经质证认为，三名证人与被告李军存在雇佣关系，证言可信度较低，所作证言都某能证明被告所要达到的目的。事发当天三名证人都某在场，证人张某所作证言有虚假，他说三轮车他在开，他不在就李明远开，这是一个谎言，事发当天他不在场，车子在事发工地，郭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我们的车子驾驶员就是李明远”，当天李明远开着另一辆车，所以证人张某的证词为假证，且他说他不在就由李明远开，他当天都某在三交乡被告郑万刚房建工程的工地上，怎么知道车子是谁在开。被告经质证认为，三位证人都比较客观、事实求是的将李军承包的施工工地上的三轮车的使用和管理向法庭如实进行了陈述，根据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李军对工地上的三轮摩托车的使用专门进行了交代，平时由张某驾驶，张某不在时由李明远驾驶，其他人是不能够驾驶的。三证人虽然是李军雇佣的工人，但是证明平时李军对三轮车的使用是有专人负责的。三证人虽是李军雇佣的工人，同时也是刘某2的工友，所以三证人的证言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本院认为，庭审中，本院通过对三证人的询问，三证人均承认刘某2系其工友，被告李军也对与雇佣刘某2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庭审中对三证人的询问，刘某2事发当天，三证人均不在三交乡被告郑万刚房建工程工地上务工，三证人所作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三证人所做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平时由谁驾驶的证言不予采信。 被告郑万刚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建房承包合同书》、照片1张、基层组织证明，拟证明所建房屋为水电移民农民自建移民房，与刘某2的死因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经质证认为，1.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2.对《建房承包合同书》的意见：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从其他证据得到确认；该份《建房承包合同书》仅说明了郑万刚与李军之间存在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关系；在该份《建房承包合同书》中并没有载明所建房屋的楼层数和面积。从现场照片可以反映出来所修建的房屋为三层或以上。3.对三交乡永河村出具的《证明》的意见：该证明中家庭人口情况应当以户籍或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的材料为准。对于是否为移民也应当由移民局等政府机构的材料为准。因此，该证明的内容真实性不能成立，内容不具有合法性，且该证明不能证明该房屋的建设行为具有合法性。更没有依据能证明该建设行为属于特事特办不受政策和法律管束。4.对被告郑万刚提供的房屋照片一张的意见：该照片的真实性与原告所拍的现场照片一致，对其真实性认可。说明了该房屋目前为三层，但不能证明建筑面积和跨度。而且不能确定在该三层基础上是否还要加高或为加高留置基础。综上，第一，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农村自建房三层（含三层）以上的住宅承建方应按照《建筑法》的要求需具备相应建筑从业资质，本案被告郑万刚所修房屋为三层或以上。参照雅安市人民政府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雅办法【2016】17号“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雅安市雨城区中心城区自建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第五条（一）“自建房应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及城郊农房建设布点规划要求”。第十三条：“农村居民建房，一户只能享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标准为30平方米／人（3人户及以下按3人计算，4人户按4人计算，5人户及以上按5人计算）。扩建住宅所占土地面积应当与原有宅基地一并计算”。第二十条：“改（扩）建、新建自建房可以选用市、区规建和住房保障局提供的农房建设通用图集，需深化设计的，可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或有资质设计人员进行设计。自建房层数超过2层，跨度超过6米（含6米），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建房户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勘察、设计和施工图审查”。第二十五条：“自建房应当由取得资格证书的建筑工匠或具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施工。建筑工匠不得承担层教超过2层，跨度超过6米（含6米），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建房工程。建房户、建筑工匠或建筑施工企业是自建房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应按图施工，落实抗震设防要求，负责自建房质量安全”。第二十六条：“层数在2层以上或跨度超过6米（含6米），建筑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自建房项目，应按照城镇房屋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监督管理。”等规定，说明被告所建房屋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勘察、设计和施工。第二、农村自建房应当具备相应的建房手续，否则为违建，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等规定，农村村民个人建房应当具有经依法批准的宅基地手续（包括本村集体组织同意、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县人民政府同意的手续），其面积不应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自建住宅，首先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申请建房户在醒目的地方进行张榜公示，然后上报国土资源管理所，国土资源管理所实地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等进行初审，公布期满后，将符合“一户一基”条件的用地户按规定报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在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通过后，下发农村土地使用批准书。决不能有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农村实行的是一户一宅的原则，对占地面积是有标准的，对于违法建房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即一户一宅），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一宅”的面积按农村确权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为准，如果涉及违法占地的应予以处罚等等。本案被告郑万刚在案件举证期间没有向法庭提供其建房的任何合法手续。因此，目前不能认定其建房的合法性，且应当依法对本次损害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被告郑万刚提交的该组证据，被告李军经质证无异议。本院认为，刘某2的死因系其在下班后驾驶李军提供的不符合安全性能的机动车在潮湿的陡坡路段，因前刹车装置失灵导致发生单车交通事故。综合全案分析，刘某2的死因与被告郑万刚无直接因果关系，据此，对原告的这一质证意见不予支持。对三交乡永和村出具的《证明》，因该份证明加盖有公章且有经办人员的签名，具有公信力，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0日18时左右，刘某2与郭辽、李明远等人在李军承包的汉源县三交乡移民安置点郑万刚房建工程工地上务工结束后，刘某2按李军的指示驾驶登记车主为李军的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搭载施工用具运送到汉源县宜东镇长河坝的另一工地上去。刘某2驾驶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沿汉源县村村通公路从汉源县三交乡高桥村五组方向往高桥村一组方向行驶，行驶至汉源县村村通公路三交乡高桥村一组路段，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与行驶方向左侧护栏发生擦挂后驶出路面，造成刘某2现场抢救无效死亡。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九襄中队接群众报案后，对事发路面做了现场勘查，现场路面状况为：“沥青路面，路面完好，潮湿，由西往东为下坡路段，视线良好，路面半宽为216cm”。2019年4月10日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对刘某2的死因、川Ｔ×××××号正三轮摩托车进行了检验鉴定，2019年4月17日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向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华科所[2019]病鉴字汉源第040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华科所[2019]病鉴字汉源第04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汉源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汉公交鉴告字20190417－1号《检验鉴定意见告知书》，告知书载明：刘某2的死因符合交通事故发生时剧烈的钝性机械性暴力（碰撞、碾压）所致严重胸腔脏器损伤死亡；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同日作出汉公交鉴告字20190417－2号《检验鉴定意见告知书》，告知书载明：川Ｔ×××××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转向系所检项目，符合GB7258－2017之相关要求；行车制动系前制动控制装置无储备行程且前制动无制动功效，不符合GB7258－2017之相关要求。2019年4月21日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村民委员会与汉源县大田乡木林村村民委员会就刘某2死亡赔偿问题组织刘某2家属王芳与李军进行了联合调解，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4月28日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511823201900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2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日李军向王芳支付死亡安葬费30000元及其他费用10000元，共计40000元。同日刘某2的遗体在汉源县殡仪馆进行了火化。现刘某2妻子王芳、儿子刘某1、母亲李桂香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前述主张。 庭审过程中，原告主张刘某2的各项损失按照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四川省2018年度有关统计数据予以计算。2018年6月17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印发了四川省2018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川高法民一〔2019〕2号），该通知载明：1、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2、2018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31元；3、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484元；4、2018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723元；5、2018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717元。 另查明，刘某2与王芳于2002年4月10日登记结婚，2003年1月29日王芳生育儿子刘某1，现就读于汉源县第一中学；刘某2目前需要赡养的有其母亲李桂香，现年63周岁。刘某2父母共生育两子，长子刘建华，生于1974年12月21日，现住四川省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9组；次子刘某2即本案受害人。刘某2生前与王芳居住的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9组属汉源县九襄镇城镇规划区内，刘某2生前原耕种的土地被政府征用时年龄35岁，属失地农民，且其每月购买有社会保险。刘某2生前未订立遗嘱，王芳、刘某1、李桂香系刘某2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再查明，李军长期在汉源县农村地区承包各类工程，系工程队的负责人，刘某2、张某、石某、王某系李军雇佣的工人，刘某2长期在李军承包工程的工地上务工。李军等人为郑万刚修建的房屋为汉源县水电移民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三层（含三层）以下的低层住宅，建房地址在汉源县三交乡“大山上”（小地名），目前该房屋主体工程已完工，建筑层数为三层，占地面积9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跨度（宽度）6米。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证明，结婚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刘某2社保证复印件、汉源县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表，基层组织证明、调解情况说明，火化证复印件，汉源县公安局询问笔录，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汉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511823120190000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档案材料，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鉴定意见告知书，收据、收条复印件、等。以上证据来源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某2系被告李军雇佣的工人，刘某2在被告李军的管理下在其承包的工地上为被告郑万刚的房建工程提供劳务，故刘某2与被告李军形成雇佣关系。本案受害人刘某2按照雇主李军的指示在下班后，驾驶机动车将工程施工用具运输至雇主李军承包工程的另一工地，应视为工作的延续，刘某2驾车途中发生单车交通事故，致其身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刘某2在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未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的潮湿道路上行驶，存在重大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故本院确定被告李军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受害人刘某2自行承担30%的损失。 对原告当庭提出的要求刘某2的损失按2018年最新统计数据计算各项损失的诉求,本院认为，最新统计的数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19年6月17日通过川高法民一〔2019〕2号的文件正式对外公布，原告起诉时依据的标准为上一年度（2017年）统计部门统计的有关数据计算的损失，且本案开庭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现原告当庭要求按2018年度统计的最新数据计算各项损失，该要求为当庭增加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准许。 被告郑万刚所建房屋从性质上分析，其实质是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李军所承包的郑万刚的房建工程，系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层数为3层，建筑面积为250平方米。根据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理》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农村建筑施工人员不得承揽3层及以上、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或者跨度6米及以上的农村住房建设的规定。本案被告郑万刚修建的房屋，依据《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理》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可以不要求建设工程承揽人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据此，被告郑万刚的自建房符合《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理》的相关规定，且本次事故发生在当日房建工程结束后，与被告郑万刚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综上，三原告要求被告郑万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告要求人民法院支持主张权利产生的其他费用3000元，本院认为，三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李军辩称其为死者刘某2支付了30000元的死亡安葬费及10000元的其他费用，要求本院依法处理。经查，结合原告王芳在法庭上的陈述及其退庭后向本院提交《收条》等证据，本院对李军的这一意见予以采信，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依法在被告李军应当赔偿王芳、刘某1、李桂香的数额中予以扣除。 关于刘某2的损失，参照一审辩论终结上一年度统计的数据，结合原告的诉求，本院确定如下： 1.丧葬费。为全省就业人员六个月平均工资，即29335.50元（58671元÷12月）×6个月。 2.死亡赔偿金。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受害人刘某2系失地农民，生前为非农业户口，生前居住的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属九襄镇城镇建设规划区内，且其购买有社会保险，其生前生活来源主要为在被告李军承包工程的工地上务工所得的收入，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即61454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7元×20年）。 3.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刘某2死亡，致使三原告精神上遭受一定痛苦，本院酌定为10000元。 4.受害人家属交通费、误工费。本院酌定500元。 5.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受害人刘某2及其妻子王芳目前需要抚养的有其长子刘某1，现年16周岁，在校学生。受害人刘某2及其大哥刘建华目前需要赡养的有其母亲李桂香，现年63周岁，系非农业户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院结合原告诉求参照上一年度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下：刘某1需扶养2年，李桂香需扶养17年。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21991元（21991元／年÷2人+21991元／年÷2人）。刘某1、李桂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据此，结合原告的诉求，刘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397元〔11397元／年×（18岁-16岁）÷2人〕；李桂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6923.50元(21991元／年×17年÷2人)。以上合计为：198320.50元（11397元+186923.50元）。 以上损失合计为：852696元（丧葬费29335.50元+死亡赔偿金61454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受害人家属交通费、误工费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8320.50元）。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告李军赔偿，但在本案中受害人刘某2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刘某2自行承担255808.80元（852696元×30％），被告李军赔偿王芳、刘某1、李桂香596887.20元（852696元×70％），扣除李军垫付的40000元安葬费及其他费用，被告李军还应赔偿王芳、刘某1、李桂香556887.20元（596887.20元-40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向原告王芳、刘某1、李桂香赔偿刘某2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556887.20元。 二、驳回原告王芳、刘某1、李桂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36元，减半收取计2668元，由原告王芳、刘某1、李桂香负担800.40元，被告李军负担1867.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符涌诗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冯海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底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