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10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女，1967年12月24日出生，现住山西省汾西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1，男，199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汾西县，系周某儿子.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俊燕，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2，女，195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汾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3，女，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内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4，女，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太原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高平，山西荣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付某5，女，198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汾西县，系周某女儿.原审被告：付某6，女，1989年3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汾西县，系周某女儿.原审被告：付某7，女，1992年4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汾西县，系周某女儿.上诉人周某、付某1因与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付某4、原审被告付某5、付某6、付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西县人民法院（2018）晋1034民初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某、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俊燕，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付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高平，原审被告付某6、付某7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付某5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付某2、付某3、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被告依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付某某名下山西省汾西县北街X小区一号楼二单元1301、1304两套房屋、位于汾西X中后最后一排的三间平房和一中后第一排六间平房；2、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付某某丧葬费、抚恤金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三原告与第一被告的丈夫、第二、三、四、五被告的父亲系同胞兄妹关系，三原告父母付某某和付某记共同修建三套院落。2014年汾西县X小区拆迁改造占用了其中一套，双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还迁给付某某、付某记X小区1号楼2单元1301、1304两套单元楼。2018年6月26日，三原告的父亲付某某将位于××府号房赠与付某2、付某4，双方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2018年9月29日，付某某书写《遗嘱》一份，将位于××府号房留给其孙子付某1；其去世后的抚恤金按照遗产继承方式处理。另查明：原告所诉要求分割位于一中后最后一排的三间平房和一中后第一排六间平房，因该房屋没有手续，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6月26日，原告付某2、付某4之父付某某将自己位于××县号房赠与付某2、付某4，双方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此合同真实有效，该套房所有权归原告付某2、付某4所有。2018年9月29日，被告周某公公（其余四被告爷爷）付福记订立《遗嘱》将位于××县号房留给付某1，该房屋的所有权归付某1所有。付某某的抚恤金150512元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每人37628元，由于付某某的儿子已经死亡，其应得部分由孙子付某1、孙女付某5、付某6、付某7代位继承，每人940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判决：一、位于××县号房屋所有权归原告付某2、付某4所有。二、位于××县号房屋所有权归被告付某1所有。三、原告付某2、付某4、付某3父亲付某某的抚恤金150512元平均分配，原告付某2、付某3、付某4每人分的37628，被告付某1、付某5、付某6、付某7，每人分得9407元。本案诉讼费6558元，由五被告周某、付某5、付某7、付某6、付某1承担。上诉人周某、付某1上诉称：1、本案中被拆迁的房屋是位于付某某和付某华（付某某儿子）原土地上的建筑物，故拆迁所得房屋属于付某某和上诉人所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搬迁还迁安置补充协议》乙方是“付某某、付某1”两人。且2018年6月26日付某某将1301号房屋赠与付某2、付某4，可以证实1304号房屋属于付某1所有，而不属于付某某的遗产范围，不应在本案中作为遗产分割处理。2、2018年9月29日付某某订立《遗嘱》，宣布“之前所立遗嘱无效”，指的是《房屋赠与合同》无效，同时将1301号房屋（价值20万元）留给付某1，故该房产应归付某1所有。3、2013年周某的丈夫付某华去世后，周某一直赡养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周某有权分割付某某的抚恤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付某4辩称：1、2018年6月26日《房屋赠与合同》真实、合法、有效，1301号房屋应归付某2、付某4所有。2、融辉公司《选房确认表》载明，付某某名下宅基面积为633.4平方米，应还迁面积538.39平方米。而实际还迁的两套房屋面积共计仅206.4平方米，相差331.99平方米的还迁面积已经以现金的方式（90多万元）做了补偿，都由付某1领取。假如付某华土地上这部分房产存在的话，付某1已经实际领取了该部分补偿款，而剩余200多平方米就是付某某的还迁房屋。3、2018年4月18日付某某和付某记夫妻在世时所立《遗嘱》也表明，1301号和1304号两套房屋属于二位老人，这与拆迁还迁协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本案争议的两套房屋属于付某某、付某记的财产。4、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搬迁还迁安置补充协议》上，“乙方”明确为“付福记”，后载明“付某1代”，说明付某1是以付某某代理人的身份签的字。5、2018年9月29日《遗嘱》中付某某说“本人曾于之前立过一份遗嘱”，指的就是2018年4月18日《遗嘱》，而非《房屋赠与合同》。综合这三份书证可以证明，2018年6月26日《房屋赠与合同》已经将1301号房屋赠与付某2、付某4；2018年9月29日《遗嘱》中付某某说“本人有位于X小区还迁房一套，现本人决定将该房留给孙子付某1所有”，指的就是1304号房屋，因为1301号房屋已经处分了。后一份《遗嘱》也只是撤销前一份《遗嘱》，并没有撤销《房屋赠与合同》。上诉人上诉无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付某6、付某7述称：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付某2、付某3、付某4与周某丈夫付玉华（已去世）系同胞兄妹，其父母付某某和付某记（均已去世）生前共同修建三套院落。2014年7月17日，山西融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融辉公司）与付某某（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搬迁还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融辉公司向付某某还迁房屋面积200平方米（X小区2套房屋，每套100平方米），等其他约定。该协议落款处乙方“付某某”“付某1代”。二审庭审中，付某7陈述，“付某某”“付某1代”均系其书写。付某2、付某4提交《遗嘱》一份，主要内容：“遗嘱人：付某某、付某记。二人自愿将X小区1301室和1304室两套房子无偿赠与三个女儿付某2、付某3、付某4。见证人：郭燕红、王建峰。立嘱人：付某某、付某记。2018年4月18日。”落款处付某某、付某记名字不是本人所签，名字上分别摁有指印。付某2、付某3、付某4同时提交一份订立该《遗嘱》现场的视频资料，证明当时付福记、付艮记行为正常意识清醒，指印系二人亲自所摁；见证人在场。付某2、付某4提交《房屋赠与合同》一份，主要内容：“赠与人（甲方）：付某某；受赠人（乙方）：付某2；受赠人（丙方）：付某4。甲方年事已高，为了合理处理自己的财产，已于2014年7月将融辉公司征用的老宅基地补偿款95万元赠与孙子付某1；已于2015年将汾西县城X楼南路边三层楼房三间赠与孙子付某1。现因甲方生活不能自理，日常生活由乙方、丙方共同悉心照料，为了公平处理甲方财产，甲方愿将自己的部分房屋赠与乙方、丙方。1、甲方自愿将X小区1号楼2单元13层1301号房屋（合同面积103.76平方米）、2014年修建的汾西X中第三人追索。2、甲方授权融辉公司将上述赠与的还迁楼房及钥匙直接交给乙方、丙方。3、上述赠与房屋因客观原因目前均没有办理房产证，待办理房产证后按照法律程序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在未办理房产过户前，乙方、丙方拥有上述房屋全部产权；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丙方负责。4、乙方、丙方应积极承担甲方今后日常生活的赡养义务，如不积极履行赡养义务，甲方有权撤销本合同约定的房屋赠与。甲方：付某某（签名、指印）；乙方：付某2（签名、指印）；丙方：付某4（签名、指印）。见证人：郭亭梅（签名、指印）、邢高平（签名）。2018年6月26日。”付某2、付某4同时提交一份订立该《房屋赠与合同》现场的视频资料，证明当时付福记行为正常意识清醒，指印系其亲自所摁；见证人在场。周某、付某1提交《遗嘱》一份，主要内容：“立遗嘱人：付某某。本人现年87岁，现意识完全清醒，行为完全正常。在见证人任芳珍、王宏志在场的情况下，立下本遗嘱，对我的合法财产进行以下分配。本人声明，本遗嘱为迄今为止唯一生效的遗嘱，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更改。1、本人曾于之前立过一份遗嘱，但是由于女儿付某2、付某4不积极履行赡养义务，本人几年来一直与儿子、儿媳妇共同生活，老伴去世后，本人生活起居均由儿媳妇周某、孙子付某1负担管理。本人现宣布，之前所立遗嘱无效。本人过世后，遗产按照今日所立遗嘱进行分配。2、本人有位于金御华府还迁房一套，现本人决定将该房留给孙子付某1所有，在本人立上一份遗嘱之前已经过户至孙子名下，任何人无权要求分割和继承。3、本人合法所有的汾西X中操场后的窑房三间留给孙子付某1所有，任何人无权要求分割和继承。4、本人名下有因他人开发房屋遮挡本人房屋采光的补偿资金24万元及存款6万元左右，均由本人女儿拿走，本人不再追究；但是女儿也再无权继承本人前述所有房产。4、本人去世后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按照遗产继承方式处理。遗嘱人：付某某（签名、指印）；见证人：任芳珍（签名、指印）、王宏志（签名、指印）。2018年9月29日。”周某、付某1同时提交订立该《遗嘱》现场以及其他视频资料，证明当时付某某行为正常意识清醒；见证人在场。2013年付某华去世；2018年5月4日付某记去世；2018年10月9日付某某去世。2018年11月，原审原告付某2、付某3、付某4诉至法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金御华府1号楼2单元1301号、1304号房屋每套价值20多万元。二审中，周某、付某1认可，还迁房屋面积补偿款中，付某1从融辉公司直接领取12万元，接受付某某账户转款745999元，共计865999元。二审庭审中，周某认可，女儿照顾过老人。以上系本案事实。本院认为：周某、付某1上诉称，2018年9月29日《遗嘱》宣布2018年6月26日《房屋赠与合同》无效，故1301号房屋应归付某1所有。本院认为，本案中有三份主要书证，即付某2、付某4提交的2018年4月18日《遗嘱》和2018年6月26日《房屋赠与合同》;周某、付某1提交的2018年9月29日《遗嘱》。本院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书证记载的内容来看。《房屋赠与合同》中“现因甲方生活不能自理，日常生活由乙方（付某2）、丙方（付某4）共同悉心照料”表述，与后一份《遗嘱》中“由于女儿付某2、付某4不积极履行赡养义务，本人几年来一直与儿子、儿媳妇共同生活，老伴去世后，本人生活起居均由儿媳妇周某、孙子付某1负担管理”表述，内容上存在矛盾。第二，从行为事实以及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来看。付某某于2018年10月9日去世，后一份《遗嘱》订立于2018年9月29日，距离付某某去世仅10天时间；后一份《遗嘱》订立时间在《房屋赠与合同》订立之后3个多月。结合上述《房屋赠与合同》与后一份《遗嘱》内容上的矛盾综合来看，难以得出后一份《遗嘱》推翻《房屋赠与合同》的结论。第三，在后一份《遗嘱》之前，先后出现前一份《遗嘱》和《房屋赠与合同》，付某2、付某4也提供视频资料证明前一份《遗嘱》和《房屋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以及签订时付福记、付艮记行为正常意识清醒。故本案不能当然推断出“后一份《遗嘱》中‘宣布之前所立遗嘱无效’，指的是宣布《房屋赠与合同》无效”的结论。退一步讲，如果按照周某、付某1的主张，这里指的是宣布《房屋赠与合同》无效，那么前一份《遗嘱》自然生效，结果更加难以支持周某、付某1的上诉请求（对此付某2、付某4未提出上诉）。第四，后一份《遗嘱》中“本人有位于金御华府还迁房一套”，并未指明是哪一套房屋；而在2018年6月26日《房屋赠与合同》中，付福记明确将X小区1号楼2单元1301号房屋赠与付某2、付某4。故本案不能推断出后一份《遗嘱》中这一套房屋指的是1301号房屋的结论。第五,前一份《遗嘱》立遗嘱人是付某某、付某记，后一份《遗嘱》（此时付某记已去世）立遗嘱人是付某某。如果付某某对前一份《遗嘱》反悔，也只能对其中属于自己的财产部分宣布无效，而不能对付艮记生前已经以遗嘱形式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宣布无效。第六，周某、付某1上诉称，被拆迁的房屋是位于付某某和付某华（付某某儿子）原土地上的建筑物，故拆迁所得房屋属于付某某和上诉人所有。付某2、付某4辩称，应还迁房屋面积与实际还迁的两套房屋面积相差331.99平方米，该差价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周某、付某1认可领取865999元）做了补偿，都由付某1领取；假如付某华土地上这部分房产存在的话，付某1已经实际领取了该部分补偿款，而剩余200多平方米就是付某某的还迁房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此一节，本院对付某2、付某4的辩称理由予以支持。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全案评判，本院对付某2、付某4的主张予以支持，1301号房屋应归付某2、付某4所有。周某、付某1上诉请求1301号、1304号房屋均归其所有于法无据，也不合情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一审判决对抚恤金的处理亦无不妥。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2元，由上诉人周某、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丽芳审判员  宋春红审判员  王永良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杨舒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