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初302号原告：辽宁红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怒江北街18-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19641888J。法定代表人：赵继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京柱，广东丹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中融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26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5428270N。法定代表人：朱成坚。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东，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成清波，男，土家族，1962年9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剑龙，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镇红旗村宝中路3号四楼403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032287149。法定代表人：许佳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燕，广东嘉得信（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卫群，广东嘉得信（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抚顺百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经济开发区高湾街金顺花园7#楼27号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59481932X8。法定代表人：赵晓红。原告辽宁红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红田公司）因与被告深圳市中融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康公司）、第三人成清波、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博元公司）、抚顺百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商贸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辽宁红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京柱、被告中融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东、吴琼、第三人成清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剑龙、第三人珠海博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燕、崔卫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百思商贸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辽宁红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融康公司立即偿还辽宁红田公司借款本金5000万元；2.判令中融康公司以借款本金20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7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还清该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状落款日2017年12月1日的利息为5299726.03元）；3.判令中融康公司以借款本金30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7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还清该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状落款日2017年12月1日的利息为7919999.99元）；以上一至三项金额至起诉状落款日2017年12月1日合计金额63219726.02元；4.判令中融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中融康公司为解决其向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东煤业公司）增资扩股缴纳注册资本之所需，以月息2分的利率向百思商贸公司短期借款5000万元，百思商贸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分别于2013年7月3日和同年7月9日向中融康公司转账支付出借款2000万元和3000万元，并在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中分别注明了起息日20130703和20130709。中融康公司分别于收到借款后的次日将所借款2000万元和3000万元转账支付到林东煤业公司。2013年7月15日，林东煤业公司将该5000万元作为煤炭采购款的一部分预付给了贵州阳洋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上述借款到期后，中融康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向百思商贸公司偿还借款。2016年1月20日，百思商贸公司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辽宁红田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并由沈阳市第一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该协议中约定：百思商贸公司将其对中融康公司享有的上述5000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辽宁红田公司。辽宁红田公司经向中融康公司催款未果，为切实维护辽宁红田公司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中融康公司辩称，一、辽宁红田公司提交的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账户转账5000万元的转账凭证，只能证明百思商贸公司（或者辽宁红田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存在资金流转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查应当包括是否存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发生转账等借贷事实两个要件，只有两个要件均符合才能被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但本案中，辽宁红田公司并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辽宁红田公司、中融康公司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应由辽宁红田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1、辽宁红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案件出借人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查，首先应当对借贷主体及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即双方是否签订借条/欠条/收据/借款合同、是否存在借款凭证；其次应当审查借贷形式及主要条款，即借款合同是否为书面形式，口头达成借款合意是否有证据证明等内容。也就是说，法院审查的原则是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两个构成要件，借贷合意主要表现为借条、欠条或者借款协议，借贷事实表现为转账凭证、收条等。对于主张偿还借款的案件，应由辽宁红田公司对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两部分内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仅有支付凭证，且该凭证上记载为“往来款”而非“借款”，辽宁红田公司又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借贷关系的证明力不够，则辽宁红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本案中，辽宁红田公司仅仅提供了当初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转账的凭证，证明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存在资金流转的事实，但辽宁红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辽宁红田公司或者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八条规定，出借人应提供的证据包括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借贷合意）与实际出借资金（借贷事实）。同时，在认定民间借贷事实应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出借人的经济能力、金额大小、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当事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加以判断。本案中，不仅辽宁红田公司未提供任何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证据，即使在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上关于款项用途部分也仅写明的是“往来款”，并未备注为借款等，可以证明该款项为借款的相关内容，本身其提交的仅有的拟证明借款关系的凭证也存在瑕疵。2、通过公开渠道检索，百思商贸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军、赵晓红涉及大量民间借贷案件，对民间借贷案件操作熟练并经验丰富，其向中融康公司转账时并无书面借款协议、在转账凭证上注明往来款等事实足以说明涉案款项性质并非借款。中融康公司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检索，百思商贸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张军、赵晓红涉及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并且能够从裁判文书看出其中大部分案件中都是存在《借款合同》、《收条》、《欠条》、《对账协议》等一个或几个可以证明借贷合意的文件（其他大部分案件因调解结案，中融康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无法获悉其调解协议或者民事调解书）。在前述案件的裁判文件中可以证实，百思商贸公司（赵晓红、张军）多次操作民间借贷、赵晓红及张军作为实际控制人也是熟知民间借贷相关规定并经验丰富，说明本案中百思商贸公司熟知民间借贷应签署书面借款协议，并在银行转账凭证中备注借款等事实，更何况本案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元。而且，如果本案涉案款项真如辽宁红田公司或者百思商贸公司所述系民间借贷，涉及5000万元金额的民间借贷在全国案件中都属于较高标的额的民间借贷案件，更何况本案中辽宁红田公司或者百思商贸公司居然对5000万元民间借贷提供不了任何书面关于借款合意的证据、任何关于与中融康公司人员相识、磋商的证据，就连相关磋商的短信、微信、邮件、QQ等相关证明材料也没有一份，而且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完全没有进行过任何催收，这本身也已经完全不符合常理了。法院对这种典型案件除了一般民间借贷纠纷中应当审查的借贷合意、借贷事实两大关键因素，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将款项发生的时间、原因、地点、人员、利息等情况进行综合查明。二、中融康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所涉借款关系实际发生于第三人珠海博元公司（或第三人成清波）与百思商贸公司之间。中融康公司与辽宁红田公司以及百思商贸公司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借贷合意，并不存在任何借贷合同关系。1、中融康公司已经举证证明本案涉案款项在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发生往来的事实背景是，第三人成清波曾安排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公司”）与深圳市金清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详见中融康公司证据4）意图通过对林东煤业公司增资而实现入股的合作目的，但该合作协议因故未实际履行。此后，成清波为了继续完成对林东煤业公司的增资入股，又确定与珠海博元公司合作。珠海博元公司为了实现增资，首先安排并实际操作珠海博元公司与中融康公司签订了《关于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详见中融康公司证据6），约定以中融康公司名义先取得林东煤业公司增资后股权，中融康公司再将股权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珠海博元公司。由于中融康公司取得林东煤业公司的股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珠海博元公司最终可以获得该股权，因此，中融康公司向林东煤业公司的增资款就由成清波与珠海博元公司提供，为此，成清波和珠海博元公司便通过安排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支付涉案款项，作为珠海博元公司给予中融康公司向林东煤业公司增资所需的资金。事实上，中融康公司从始至终都认为从百思商贸公司转账而来的款项就是成清波或者珠海博元公司支付的，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与百思商贸公司之间有任何关系。可见，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支付的资金完全是按照其与成清波（或者是珠海博元公司）之间的约定或者委托，中融康公司仅仅是基于与成清波、珠海博元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才向成清波和珠海博元公司提供了银行账户收取百思商贸公司支付的款项，中融康公司本身与百思商贸公司之间没有借贷合同关系。为了进一步证明涉案款项是成清波为安排珠海博元公司履行与中融康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以其个人名义（或者是代珠海博元公司）向百思商贸公司借款的事实，中融康公司还提交了由成清波提供给中融康公司的当初成清波本人向百思商贸公司出具的借条影印件（原件在百思商贸公司）（详见中融康公司证据1）。而且，成清波对此也专门做了说明（详见中融康公司证据2）并在另案二审接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时，也明确对此予以澄清（详见中融康公司证据3）。2、中融康公司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第三人珠海博元公司（或成清波）与辽宁红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后，辽宁红田公司仍应就辽宁红田公司与中融康公司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本案中辽宁红田公司并未提交任何其他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以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十条规定，出借人仅凭款项支付凭证，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借贷关系，在当事人抗辩转账系其他法律关系并提供相应证据后，出借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事实上，本案中，辽宁红田公司仅仅提供了当初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转账的凭证，证明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存在资金流转的事实，而由于该转账凭证上在载明的是“往来款”，导致其对于借贷事实要件的证明上也存在瑕疵。而针对借贷合意方面，不仅辽宁红田公司或百思商贸公司并不认识中融康公司的任何人员，而且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转账5000万元巨额款项也没有任何借条、合同等能够确定借贷合意的文件，这明显不合常理，也令人难以想象。真正的事实是，辽宁红田公司和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的借款合意，真正的借款关系并没有发生在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而是发生在百思商贸公司与珠海博元公司或成清波之间。因此，在本案中，案涉金额巨大（5000万元）、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并无任何往来、并无任何人员相识、此前也从未有过任何交易惯例，同时，中融康公司也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转账系珠海博元公司或成清波与百思商贸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应由百思商贸公司或者辽宁红田公司承担继续就辽宁红田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合同关系（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并在不能举证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直接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在适用前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时，首先应当要求仅提交银行转账凭证的辽宁红田公司对其未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关于中融康公司抗辩时提交的证据，举证程度应当是尽其所能提交的证据，而且，当其举证能够达到使法官对涉案转账款项为借款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即应当由债权人（辽宁红田公司）继续承担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非债务人所述其他经济往来的举证责任。司法裁判案例显示，无论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均持有该观点（详见中融康公司提供的案例汇总）。三、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在一方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时，并且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时，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对于明显与常理相悖的诉请，应当直接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法院应当严格审查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据，综合案件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对于明显与常理相悖的诉请直接予以驳回（详见附件2最高院裁判案例）。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均可以看出，本案无论从借款的原因、款项流向还是借款的内容均可以证实中融康公司与辽宁红田公司或百思商贸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中融康公司与辽宁红田公司之间涉案款项往来仅为资金流转的事实：根据中融康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百思商贸公司涉诉案件可知，从上游债权人处借款的利息，一般约定为月利率2%、2.2%、2、5%、3.5%（详见附件，百思商贸公司涉诉案件汇总表）。而本案中，百思商贸公司作为下游借贷中的债权人，辽宁红田公司却称其与中融康公司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2%。由此可见，其以较高的利率借来的款项，又以较低的利率向中融康公司“借出”，其不仅没有任何盈利，还要承担上游借贷的利息差额，该种情况明显是与常理相悖的；根据中融康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百思商贸公司涉诉案件可知，百思商贸公司（赵晓红、张军）在涉诉的二十几宗案件中，大多数都签有借款协议、欠条等书面证明借贷合意的文件，而该些案件的标的额大多数在几十万、几百万之间，目前可查最大标的金额也仅为3400万元，均低于本案的5000万元，但针对小额借贷案件中，百思商贸公司均清楚了解、熟知并且事实上签署书面文件，不可能在其作为债权人、且标的金额为5000万元巨款时，反而没有书面协议证明借贷合意，这种情况也是明显与常理相悖的；本案涉及5000万元巨款，却在不存在中融康公司任何工作人员、从未与中融康公司任何工作人员有过任何联系、也并无任何书面借款协议、甚至连转账凭证上都只记载为“往来款”的情况下，百思商贸公司转账后（2013年7月）长达近6年的时间从未进行过任何催收工作，该种情况也是明显与常理相悖的；四、本案涉及5000万元巨款，在没有任何借款协议、借条等可以认定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对借款事实的认定理应审慎、小心。按照正常情况来讲，辽宁红田公司或百思商贸公司作为出借人也应当是最希望法庭查明案件真相，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一方当事人，但百思商贸公司在另案（金清华公司所涉案件）均可以有效签收文件并委托律师出庭的情况下（最近一次开庭时间是2019年4月15日），但在本案中恶意拒收法院文件，该种态度表明其不希望查清案件事实，这种反常的情况更应该引起法院的重视。五、在辽宁红田公司无法提供任何拟证明借款关系文件的情况下，足以证明本案辽宁红田公司、中融康公司之间并无借款关系，真正的借款关系发生在百思商贸公司与他人之间。综上所述，辽宁红田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要求中融康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本案辽宁红田公司向中融康公司提起债权主张所提供的直接的与款项有关的证据是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公证书和一份银行转账凭证，剩余所有证据均与证明借贷事实无关，而这份债权转让协议公证书其所公证的仅仅是百思商贸公司与辽宁红田公司签订百思商贸公司将其自称对中融康公司享有的债权进行转让的签署行为，该公证书本身并不能证明百思商贸公司转让给辽宁红田公司的债权是否确实存在。辽宁红田公司仅仅依据这样一份百思商贸公司是否确实享有债权尚不能确定的所谓债权转让协议，以及百思商贸公司的转账凭证主张其对中融康公司享有债权的证据极其不充分。通过中融康公司的答辩，已经详细说明了辽宁红田公司所受让的百思商贸公司的债权当初是因为辽宁红田公司与珠海博元公司以及成清波之间基于项目合作所收取的百思商贸公司以及成清波指定的、与中融康公司并无任何关联的、交往的百思商贸公司付来的款项，已经说明辽宁红田公司所受让的债权其债务人并非中融康公司的这一事实。因此，辽宁红田公司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百思商贸公司或辽宁红田公司本身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就该5000万元借款确实存在借贷关系的相关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三人成清波述称，本案诉争的借款实际上是发生在珠海博元公司与张军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因为在整个事件中，只有成清波是整个商业运作的策划人、借款行为的中介人以及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实际借款人李晓明与实际出借人百思商贸公司的张军、赵晓红是认识的，但代收方金清华公司、中融康公司与出借人百思商贸公司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成清波作为第三人参与庭审主要是要将整个事实向法庭进行完整的陈述，整个事件中完全与各方联系的只有第三人成清波。在张军的强烈要求下，成清波曾经出具了一份借条，同意就珠海博元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的30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成清波陈述称，在珠海博元公司与百思商贸公司之间存在书面的借款协议，成清波本人见过，除了借款协议之外还存在一系列的补充协议以及贸易协议。第三人珠海博元公司述称，珠海博元公司没有向百思商贸公司进行过借款。辽宁红田公司、中融康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百思商贸公司与珠海博元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不存在付款凭证、转账凭证，也没有珠海博元公司委托百思商贸公司向中融康公司付款的证据。本案中，中融康公司出示的借条的出具人为成清波，而不是珠海博元公司，也没有在该借条中表示由珠海博元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百思商贸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中融康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了第三人成清波、珠海博元公司、百思商贸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经审理查明：百思商贸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3日与同年7月9日向中融康公司转入资金2000万元、二笔1500万元，共计5000万元，备注摘要是“往来款”，并分别注明起息日为转款当日。中融康公司收到款项后于2013年7月4号、7月10日将上述5000万元分二笔将2000万元和3000万元转入案外人林东煤业公司。备注注明“投资款”。根据中融康公司的记账凭证，摘要和科目写明是收到百思商贸公司往来款及长期股权投资（林东煤业）。又查：林东煤业公司股东包括中融康公司和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清华公司）等六名公司股东。2010年10月25日，金清华公司作为甲方与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成清波）作为乙方，成清波作为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拟对岳阳恒立公司恢复上市，各方开展合作，由金清华出资9.6亿直接或者间接取得林东煤业股东的股权后作为甲方金清华公司认购岳阳恒立非公开发行新股的对价，实现林东煤业公司持股55%的股权注入岳阳恒立，并使之达到恢复上市的条件，达到并购重组岳阳恒立的目的。又查，根据第三人成清波出庭代理人和其本人的情况说明，成清波本人与珠海博元公司合作计划对林东煤业公司增资入股的方式实现借壳上市，林东煤业公司的增资入股只能由原股东和关联公司进行，基于中融康公司属于原股东的关联公司，有资格对林东煤业公司增资入股，其本人与珠海博元公司决定与中融康公司合作，合作方式为：由珠海博元提供资金给中融康公司，然后由中融康公司用该资金对林东煤业公司进行增资入股，在中融康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林东煤业公司的股权后，约定的条件允许时，中融康公司再将持有的林东煤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珠海博元。为解决资金问题，其向珠海博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晓明介绍引荐了百思商贸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军，决定由百思商贸公司及张军借款给珠海博元公司，珠海博元公司将该借款通过与中融康公司的合作用于对林东煤业公司的增资。百思商贸公司于2013年7月日、7月9日将借给珠海博元公司用于中融康公司增资款项共计5000万元直接支付至中融康公司账户中，中融康公司按照其与珠海博元公司及本人的约定于2013年7月4日、7月9日将该5000万元转给林东煤业公司作为增资款。该5000万元款项，实际上属于珠海博元公司向百思商贸公司的借款，珠海博元公司也承诺由其负责向百思商贸公司偿还，同时为了保证珠海博元公司还款，本人也就其中的3000万元向百思商贸公司出具过借条（借条本人共出具一张，写明本人向百思商贸借款5000万元，其中转入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2000万元）。真实情况为，中融康公司与百思商贸以及张军确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本人、珠海博元以及百思商贸之间。2017年3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成清波的询问笔录，成清波对上述借条予以承认。再查：辽宁省沈阳市第一公证处于2016年1月20日出具了（2016）沈一证经字第1号公证书，公证了百思商贸公司与辽宁红田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该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百思商贸公司将对金清华公司和中融康公司共计1.5亿元的债权转让给本案辽宁红田公司。其中百思商贸公司对中融康公司的债权5000万元。上述事实，有辽宁红田公司、中融康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公证书、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成清波的情况说明、借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电汇凭证、中融康公司记账凭证、网上转账操作支付凭证等相关证据和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看，辽宁红田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百思商贸的确有转账给中融康公司共计5000万元的事实，但中融康公司收到该款后，随即转帐给案外人林东煤业公司。根据成清波的陈述，该款是因为案外人珠海博元公司计划对林东煤业公司增资入股的方式借壳上市的一系列资金安排，其本人也在事后给资金出借人百思商贸公司出具借条为珠海博元公司进行担保，证明债权债务发生在其本人与珠海博元公司以及百思商贸公司之间，中融康公司与百思商贸公司以及张军确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从辽宁红田公司提供证据，只有转账凭证，而无借款合同和借据的事实看，成清波所陈述的涉案资金的使用用途和实际借款人的情况，并不能确认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辽宁红田公司除了转账凭证外，没有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款法律关系的其他相关证据，且转账凭证上注明是往来款。虽然转账凭证上有利息的起息时间，但不足以证明百思商贸公司与中融康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辽宁红田公司与百思商贸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受让债权，形式上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基础债权的审查应根据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成立与否予以审查，基础债权的成立，才是债权转让的基础和前提。辽宁红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受让债权与中融康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其请求中融康公司偿还5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辽宁红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7898.6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62898.63元，由原告辽宁红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程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予潆（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