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5民终36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义，男，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武，贵州贵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金星，贵州贵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1号新时代广场1楼。负责人孙朝，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下称平安保险湖南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33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义上诉请求：撤销（2019）黔0525民初339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本案由纳雍县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从被上诉人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保险单明细表”来看，该保险单明细表没有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盖章确认，亦无上诉人李义的签名和摁手印确认，该保险单明细表系格式条款，该保险单明细表十三条特别约定第13项“本合同及本合同有关的事项如发生争议则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无法说明被上诉人对其上述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确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从被上诉人举证的保险单明细表来看，无法说明被上诉人对其上述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及被保险人李义明确说明，被上诉人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及被保险人李义对相关条款内容已经明知，因此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一审法院采信并驳回上诉人起诉，系错误。二、从被上诉人出示的第二份证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投保单（2010版）”来看，在“投保人声明”处用加黑的字体载明了“本人确认已收到《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条款》及其附加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具体内容，并特别就该条款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及付费约定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的内容，上诉人认为其自己并未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投保单（2010版）》任何一处签字按手印，不知道“投保人声明”处用加黑的字体载明的内容，也从未获得该投保单，是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在上面盖章。关于保险条款是否交付给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告知该公司仲裁事项的问题，上诉人不知情。虽然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但该投保单有且只有一处可以盖章的地方，正好在投保人声明的下方，且投保单上并未具体载明仲裁条款，因此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向投保人对有关仲裁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或者提示，故该仲裁条款对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没有约束力，亦未对被保险人李义具有约束力。三、综合二份证据来看，投保单争议解决方式一栏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用笔写“提交长沙市仲裁委员会仲裁”与保险单明细表特别约定13“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究竟是提交长沙市仲裁委员会还是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两份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故保险合同里面仲裁条款属于《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所以该仲裁条款无效。四、上诉人没有仲裁的意思表示。由于保险活动具有相当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和熟悉，再加上保险公司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保险合同在实际上普遍采取了格式合同的形式。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广泛地利用保险单的形式，通常由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在保险人事先就已经印制好了的投保单上填写一些极为有限的事项，其他关于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的基础条款都由附在投保单背面的格式条款详细规定，投保人只能接受而别无选择。被险人往往缺乏与保险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极少有与保险人商量。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力不是平等的，另外，保险人一方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就很可能将一些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包括免除或者限制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的条款强加于投保人，导致保险合同的利益失衡。故上诉人没有仲裁的意思表示。五、仲裁事项不明确、不具体。本案中，保险合同仅约定仲裁的争议解决方式，但对具体由本保险合同引起的哪些争议提交仲裁，未予明确。根据《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中，仲裁事项不明确，且事后又未另行签订仲裁协议，故约定的仲裁争议解决方式应为无效。六、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已经超过期限。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当庭陈述其收到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时间是2019年1月21日，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是2019年2月12日，相隔22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及第一百二十五条“送达起诉状和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之规定，被上诉人未在上述时间内提出，一审法院有管辖权。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系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李义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308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原告以旧机抵现及融资的方式购买了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挖掘机一台，总价款为308000.00元。2016年10月20日原告支付4172.00元在被告处购买了保险，其中工程机械设备保险金额为308000.00元，保险有效期限自2016年10月21日上午0时起至2017年10月20日下午24时止。2016年12月3日，涉案挖掘机在纳雍县锅圈××乡××村××组烧毁。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申请保险理赔，被告于2017年5月16日以涉案挖掘机系“自燃”为由向原告出具《拒赔通知书》并拒绝保险理陪。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赔偿原告损失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诉讼请求。一审经审查：原告通过与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销卖字【2016】第SY0274208号的《销售合同》，购买涉案挖掘机，取得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同时，原告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国金租【2016】租字第(SYO274208号)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将涉案挖掘机出售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再将该挖掘机出租给原告使用。2016年10月17日，原告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三方签署了协议，三方形成融资租赁关系，对涉案挖掘机的款项交付、所有权转移等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贵州通程兄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将价款为308000.00元的涉案挖掘机交付原告使用，原告支付了首期租金。对该涉案挖掘机，以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签订了保险单号为12017031900281841374的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合同。合同约定：投保人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被保险人为原告李义受益人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投保单》“争议解决方式”一栏约定：“提交长沙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工程机械设备保险单明细表》中第十三条十三项表明“本合同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事项如发生争议，则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2016年12月3日，案涉挖掘机起火被烧。2017年6月23日，国银金融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本案原告李义为被告诉至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要求李义支付租金及相关损失，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以(2017)黔0111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义支付租金287207.64元，原告李义因而承受了涉案挖掘机的权利和义务(含保险理赔权)。2019年1月16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被告依据保险合同赔偿保险金，但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一审定于2019年2月22日首次开庭，被告于开庭前提出仲裁协议，并提出管辖异议。一审法院依法对管辖异议进行了审查，其间，原告主张仲裁协议载明的仲裁事项和仲裁机构均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应驳回被告的管辖异议。一审认为：本案涉案挖掘机的财产保险合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与被告约定了仲裁条款，明确约定了纠纷的解决方式为仲裁，投保人作为涉案挖掘机所有人的代理人，其签订的保险合同效力及于涉案挖掘机的所有人或权利义务概括承受人，故原告应当受保险合同的约束，对涉案挖掘机的保险合同权利和义务均概括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由仲裁协议签订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起诉时未向一审法院声明有伸裁协议，被告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了仲裁协议并提出管辖异议，原告虽认为仲裁协议无效，但一审不具有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管辖权，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纠纷应当由相关仲裁委员会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原告无证据证明仲裁协议无效，同时，原、被告在保险合同签订后至今未达成放弃仲裁协议的一致意见，故该仲裁条款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一审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对原告的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义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960.00元，退回原告李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由此可见，合同当事人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即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本案中，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以李义为被保险人与平安保险湖南公司达成的财产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本合同及本合同有关的事项如发生争议，则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且投保人湖南容润投资有限公司在投保单上签章确认“本人确认已收到《平安工程机构设备保险条款》及其附加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人介绍了条款的具体内容，并特别就该条款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及付费约定的内容帮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说明上诉人对保险合同约定解决方式是明知的，如上诉人认为仲裁条款无效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予以处理。同时，李义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并未声明案涉保险合同有仲裁条款约定，而平安保险湖南公司已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前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经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管辖范围并据此裁定驳回李义的起诉，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张晶审判员  唐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