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6民初11146号原告：汪超峰，男，196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思，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邱孟宇，女，199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被告：武汉融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706、2707室*。法定代表人：邱孟宇，总经理。被告：胡俊峰，男，198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超峰诉被告邱孟宇、被告武汉融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融广公司）、被告胡俊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7日、2019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超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刘思思，被告胡俊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邱孟宇和被告融广公司无法用法律规定的方法直接送达，依法公告送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超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邱孟宇、融广公司连带返还售房款1,850,000元以及占用资金期间利息148,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8年2月1日暂计至2018年6月1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经济损失300,000元，合计2,298,000元；2、胡俊峰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3、邱孟宇、融广公司、胡俊峰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11日，汪超峰因资金周转困难，便通过他人介绍，委托融广公司出售其名下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藏龙岛藏龙大道银河湾御景苑17栋1单元6层2室房屋（下称御景苑房屋），同日与融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孟宇签订《委托书》，委托其代理偿还银行贷款、出售御景苑房屋。在融广公司和邱孟宇受托出售御景苑房屋期间，汪超峰一直与融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俊峰联系，后因御景苑房屋售价分歧产生纠纷，汪超峰明确表示御景苑房屋低于260万元不卖，并要求融广公司交还御景苑房屋的产权证件，并多次找胡俊峰协商，但胡俊峰置之不理。汪超峰不得已之下办理了御景苑房屋产权证件的遗失手续，申请补办该产权证件。在整个过程中，邱孟宇于2018年2月1日在未提前告知汪超峰也未取得汪超峰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185万元的低价将御景苑房屋出售，且拒不将所得款项交还汪超峰。汪超峰认为，受托人融广公司、邱孟宇应当按照其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御景苑房屋市场价为12,000元/㎡左右，而融广公司、邱孟宇罔顾汪超峰的意思，私自以低价处理御景苑房屋，应当赔偿汪超峰经济损失30万元。融广公司唯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俊峰，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为此提起诉讼。胡俊峰辩称：邱孟宇、汪超峰于2016年签订《借名购房协议》，御景苑房屋实际所有人是邱孟宇，汪超峰仅为邱孟宇的代持人。《借名购房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御景苑房屋的处分及其相关协议，全部均由邱孟宇处理；御景苑房屋出售所需费用由邱孟宇承担，所得收益也由邱孟宇所有，汪超峰仅具有配合过户的义务，汪超峰应确保其利害关系人不对御景苑房屋主张权利。关于御景苑房屋的房贷，假设汪超峰陈述真实，汪超峰偿还的房贷也只有6万余元；实际情况是邱孟宇偿还了御景苑房屋的全部房贷，且银行知晓御景苑房屋实际所有人是邱孟宇，一直是向邱孟宇送达催款函，从未向汪超峰送达过催款函。汪超峰在庭审中已承认御景苑房屋从购买到卖出，其从未持有过御景苑房屋的产权证件；汪超峰在御景苑房屋从购买到卖出的过程中从未主张权利，汪超峰于2018年1月申请挂失、补办御景苑房屋产权证件，这与御景苑房屋的出售时间具有高度吻合性，证明汪超峰因御景苑房屋涨价过多而想将御景苑房屋占为己有。汪超峰在未支付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虚构购房事实，意图侵占邱孟宇的合法权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汪超峰提供的证据均与胡俊峰、融广公司无关，其无权向胡俊峰主张任何权利。请求驳回汪超峰的全部诉讼请求。邱孟宇、融广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答辩，亦未举证。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5日，汪超峰和邱孟宇签订《借名购房协议》，约定：邱孟宇因故不便以自己名义购买新的住房，委托汪超峰以汪超峰名义购买御景苑房屋一套。汪超峰接受邱孟宇的委托，以汪超峰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全部由邱孟宇支付，邱孟宇是实际出资人和御景苑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汪超峰愿意配合邱孟宇办理御景苑房屋的购房手续，包括：签订购房协议和中介服务协议在内的相关协议，也包括办理缴纳和支付相关税费手续、申请办理房产证过户等手续。上述手续，视情况由汪超峰亲自出面办理，或由汪超峰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邱孟宇，由邱孟宇具体办理。与御景苑房屋相关的购房合同、房产证、房款收据、契税凭证等所有付款凭证和证件均由邱孟宇持有和保管。如因购房需要以汪超峰名义贷款，汪超峰同意配合，但邱孟宇应保证按时偿还银行贷款，如未按时归还银行贷款给汪超峰造成损失，由邱孟宇负责赔偿。在无实际损失或损失不好确定的情况下，汪超峰有权根据邱孟宇延期支付时间，按每日10元的标准要求邱孟宇支付违约金。御景苑房屋登记在汪超峰名下，其实际所有权归邱孟宇所有，即邱孟宇享有御景苑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御景苑房屋的实际处分权归邱孟宇，视邱孟宇意愿，汪超峰配合邱孟宇处分房屋。邱孟宇认为可以将御景苑房屋转移到邱孟宇或邱孟宇指定的其他人名下时，汪超峰配合按买卖或赠与等方式将房屋过户给邱孟宇或邱孟宇指定的其他人。如邱孟宇需要出售御景苑房屋，由邱孟宇确定买家和相关交易事项，汪超峰配合办理房屋出售等相关手续，售房所得款归邱孟宇所有。在御景苑房屋登记在汪超峰名下期间，可根据邱孟宇需要将该房屋抵押给邱孟宇或邱孟宇指定的其他人，用于办理借款、贷款或邱孟宇认为需要的相关事项。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汪超峰在该协议尾部承诺：汪超峰已知悉邱孟宇实际出资以汪超峰名义购房一事，并表示认可该房实际归邱孟宇所有，汪超峰不对该房提出权利主张。《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及《武汉市房屋交易权属登记及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载明：御景苑房屋于2016年3月29日以市场买受方式登记于汪超峰名下，建筑面积“249.7平方米”，成交价“149.84万元”，房屋所有权证的证书编号“夏2016002745”。查询单还载明：由徐馨月领取御景苑房屋的不动产权证。2017年1月11日，汪超峰出具《委托书》，载明：汪超峰决定出售御景苑房屋，全权委托邱孟宇为其代理人，代理提前偿还借款、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结清证明和他项权证，办理御景苑房屋的注销抵押登记，代理出售御景苑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收全部售房款，代理到房地管理部门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委托期限为自公证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结之日止。2017年1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载明：汪超峰在前述《委托书》上签名、按右手食指印。2018年2月1日，邱孟宇以汪超峰的名义与金雨晨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载明：御景苑房屋买卖成交价格185万元，过户当天付首付，后期尾款银行支付。2018年2月27日，汪超峰曾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了御景苑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载明：御景苑房屋的房贷于2018年1月30日结清。《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载明，户名汪超峰，账户尾号96×××35，所购房产御景苑房屋，查询日期2016年3月25日至2017年3月25日，2016年3月25日放贷1,190,000元，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12月21日分别自动还贷，合计69,864.47元。胡俊峰向本院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过期催款通知书》载明，户名汪超峰，账户尾号96×××35，截止2017年3月27日，汪超峰还贷拖欠3期，拖欠本金11,666.36元，累计拖欠利息14,124.82元。胡俊峰向本院提交6张《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载明：户名汪超峰，账户尾号96×××35。其中，日期为“20170327”的还款凭证“偿还本金11,666.36元，偿还利息14,124.82元”；日期为“20180130”的还款凭证“偿还本金1,107,952.20元，偿还利息4,372.22元”；其余还款凭证记载了其他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汪超峰和邱孟宇签订的《借名购房协议》，《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武汉市房屋交易权属登记及合同备案信息查询结果》，汪超峰向邱孟宇出具的《委托书》、《公证书》，《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过期催款通知书》，《个人贷款还款凭证》等证据加以证明。上述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经双方当事人质证，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说明、质疑与辩驳。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虽然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涉及借名买房协议的案件因其目的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而被判决无效。但是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理由如下：其一，限购政策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调控管理手段，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为了减小市场需求，改变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影响房屋的成交量及成交价格，合理引导投资，避免通货膨胀，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效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政策调控系从宏观着手，而借名人暨实际购房人占用了被借名人暨名义购房人的购房资格，被借名人即失去了购房资格，从调控总量上来看，政策目的并未落空，其对调控对象的限制从实际购买人转移至被借名人身上，调控总量并未因此减损，实际购买人违反限购政策借名买房，只是投资方式出了问题，不符合前述的管理性规定，并不会导致本地区限购政策的落空，并不损害公共利益。其二，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10月3日公布《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我市部分区域实行住房限购限贷措施的通知》，决定住房限购限贷范围为武汉市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区以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含汉南区）、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区域。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6年12月21日公布《武汉市房管局关于扩大住房限购范围的通知》，决定武汉市住房限购范围除七个中心城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开发区（不含汉南区）、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外，新增东西湖区、江夏区、黄陂区的部分区域，并于2016年12月22日起施行。由此可知，御景苑房屋所在区域江夏区于2016年12月22日才被划定在武汉市的限购范围内。因此，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案涉《借名购房协议》，以及根据该协议于2016年3月29日将御景苑房屋登记于汪超峰名下的行为没有违反武汉市限购政策。其三，案涉房屋并非禁止流通物，在符合交易条件并缴纳税款后进行交易，并不会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综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案涉《借名购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汪超峰、邱孟宇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适格主体，有缔结契约的能力；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案涉《借名购房协议》符合相应的形式、合同的标的确定、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不存在瑕疵，应该尊重双方当事人自由的选择，允许当事人自由订立合同，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应认定为有效。二、案涉御景苑房屋汪超峰无权处分合法性是一切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就登记生效的物权变动而言，该条规定体现的精神是，法律推定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权属状况以及权利限制事项与真实情况保持一致。这主要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簿在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认定上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该推定力是指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另一方面，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作为一种权利推定，本质上是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法律对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的规定是一种证明责任或举证负担的规范，与实体权利的归属并不直接相关。因此，诉讼中，若当事人就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则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人首先被推定为真实物权人，对此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作为一种法律拟制事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物权权属状态并不总是会与真实物权状态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据此，从不动产的登记制度而言，登记是物权的公示方法，它具备的仅仅是物权的正确推定效力，并不能真实体现物的归属情况。故在民事诉讼中允许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其能够证明真实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人民法院可以推翻登记簿记载所证明的物权状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确认不动产物权的权属。也就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簿不具有“绝对”的证据力，不能仅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簿确定不动产的权属，而应当依据不动产真实的权利状况确定不动产的权属。不动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显示的所有权人为谁并不代表真正的权利所有人即为此人。基于本案借名购房行为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冲突，由此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御景苑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是否存在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状态不一致，应当依据该不动产真实的权利状况对案涉房屋的权属予以确定，故案涉御景苑房屋汪超峰无权处分。理由如下：其一，根据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当事人汪超峰、邱孟宇之间的真实意思是邱孟宇购买房屋并取得所有权，汪超峰虽然根据相应的房屋买卖合同等文件被登记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但这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作出的权属登记因此而不具有原因行为的基础，从而导致最终形成的登记权利状态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此时，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力将因有证据证明权属的真实状态而遭到否定，从而应回归真实权利状态。其二，根据前述分析，我国物权法并未接受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因此，物权行为的效力受到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债权行为会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会导致物权变动本身受到影响；只有当债权行为有效，据此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才具有效力。案涉《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按照合同的约定，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事项与实际状况不一致，汪超峰只是房屋的名义所有人，邱孟宇享有实际权利。其三，房屋产权证书是房屋产权的重要凭证，产权人一般不会随意交给他人。汪超峰在庭审中曾经陈述过其从未持有案涉御景苑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虽然嗣后汪超峰改口，但证据显示，领取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之人系徐馨月，并非汪超峰，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徐馨月将房屋所有权证交付给了其本人，反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由邱孟宇长期持有，汪超峰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邱孟宇持有的原始房屋所有权证具有非法性，汪超峰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由其长期支配使用，并对此不能作合理解释。此外，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案涉房屋的首期房款，虽然汪超峰提供了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用以证明其偿还了按揭的房贷，但是，既然是借名购房，按揭的房贷当然是名义上列入汪超峰的名下，仅凭此不足以证明系由汪超峰本人还贷，该个人贷款对账单上记载的是“自动还贷”，汪超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个人贷款对账单上“自动还贷”的69,864.47元系其本人支付，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相关银行按揭合同、还款银行卡等原件均由汪超峰持有，证据显示，与御景苑房屋相关的购房合同、房产证书、房款收据、契税凭证等所有付款凭证原件均由邱孟宇持有和保管，印证了《借名购房协议》的实际履行。而绝大部分房贷的偿还，系由邱孟宇经手。汪超峰对其购房出资由其本人支付既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且证据之间亦不能互相得到印证，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案涉御景苑房屋虽登记于汪超峰名下，但属于代持有性质。汪超峰在原本没有购房意愿的情况下，在利益驱使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张案涉房屋权利不应获得支持。如前所述，从司法自治原则而言，实际购房人邱孟宇和名义购房人汪超峰根据自由意志签订《借名购房协议》，这符合司法自治的原则，依照该协议约定，借名人享有房屋权益，故案涉房屋不能根据登记来判断所有权的归属，其实际权利人是邱孟宇。三、汪超峰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从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关系而言，在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物的支配秩序即物权的静态利益，相对于物的交易秩序即物权的动态利益，更具有重要性，故法律以保护事实物权为基本出发点。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也应保护实际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在借名购房的情形下，借名人邱孟宇对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属于事实物权中的符合当事人本意的事实物权，故确认其权利自是当然之义。案涉《委托书》系在《借名购房协议》的基础上，事实上将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归于本源，汪超峰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借名购房协议》有效的情形下，汪超峰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名购房协议》约定，汪超峰视邱孟宇意愿配合邱孟宇处分房屋，汪超峰愿意配合邱孟宇办理御景苑房屋的购房手续，视情况由汪超峰亲自出面办理，或由汪超峰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邱孟宇，由邱孟宇具体办理。如邱孟宇需要出售御景苑房屋，由邱孟宇确定买家和相关交易事项，汪超峰配合办理房屋出售等相关手续，案涉《委托书》的内容反映了《借名购房协议》的约定，因此，案涉《委托书》是汪超峰依据《借名购房协议》的约定内容而出具，《委托书》没有约定御景苑房屋出售所得款项的分配方案，汪超峰基于《委托书》所提出的诉讼主张没有依据，其应当按照约定配合办理房屋出售等相关手续，售房所得款归邱孟宇所有。汪超峰请求邱孟宇返还卖出御景苑房屋所得款项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其二，汪超峰诉请邱孟宇返还售房款1,850,000元以及占用资金期间利息，如前所述，没有证据证明汪超峰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屋；退一步讲，即使汪超峰提供的其该个人贷款对账单上“自动还贷”的69,864.47元均系其本人支付，显示的也只是汪超峰就案涉房屋仅仅出资了69,864.47元；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的1,850,000元售房款中，偿还银行按揭“本金1,107,952.20元，利息4,372.22元”，故汪超峰的诉请严重有悖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不能得到支持。其三，汪超峰诉请赔偿经济损失300,000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其三，汪超峰诉请融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并未约定融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融广公司也不是案涉《借名购房协议》以及《委托书》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融广公司也没有法律规定的连带责任。由此而论，汪超峰诉请胡俊峰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融广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自然没有任何合理依据。其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现经本院释明，汪超峰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人民法院认定的不一致时变更诉请与否，态度是“可以”。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否变更其诉讼请求是其享有的诉讼权利。通常而言，胜诉是当事人的追求，诉讼请求最大程度获得支持是当事人诉讼的终点，即实现利益最大化，选择权属于当事人。用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获得法院支持，是当事人如何行使处分权的问题。当事人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不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不能替代当事人依职权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否则就违背法院居中裁判的角色。在汪超峰经释明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赖以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当，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超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120元，由原告汪超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王勇睿人民陪审员  骆翠平人民陪审员  周 鸣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