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再120号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春芳，女，195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120街坊。法定代表人：杨翠贞，该粮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长青，湖北省正义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申诉人邓春芳因与被申诉人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以下简称钢花新村粮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467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2018年12月24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鄂检民（行）监[2018]42000000167号民事抗诉书，以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对本案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9）鄂民抗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卫东、何汉新出席法庭，履行职责。邓春芳、钢花新村粮店法定代表人杨翠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长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467号民事判决认定2002年1月28日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以此为由判决驳回邓春芳的诉讼请求，实体上确有不公。理由如下：一、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超越了企业章程赋予的股东大会权限范围。《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章程》于2001年5月30日改制之初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规定：钢花新村粮店注册资本为501650元；每股金额为人民币1元；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实行同股同权同益同损的原则。按照股东的资产量化折算持股比例，最高持股4.3％、最低的是1.62％，邓春芳资产量化为13335元，出资比例为2.66％。关于股东大会的权限，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权力：1、决定本店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选举由股东代表出任董事，决定有关董事报酬事宜；3、选举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督内容事宜；4、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5、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6、审议批准本店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7、审议批准本店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8、对本店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9、对本店股东向股东以外对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10、对本店合并、分立、变更企业主要事项、解散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11、修改本店章程”。从以上内容看，并未赋予股东大会有改变企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权力。从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看，包括：1、新增入股东七名；2、股本变动：43人×30×200=258000元，注册资本282000元；3、30年工龄以上每月生活费增加20元，30年以下每年增加1股直到30年为止，年终效益工资按在职职工的股份分配。以上内容中，1、3项内容尚在股东大会权力范围之内，但是“2、股本变动：43人×30×200=258000元，注册资本282000元”则是对“每股金额为人民币1元；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实行同股同权同益同损的原则”的实质改变，即每股股本人民币1元”变更为每股200元、股东出资额由不同变成相同、出资比例由不同变更为相同、持股比例由不同变更为相同（均为30股〉、“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变更为人人均等，导致大部分股东出资未减少持股比例却减少，股东权益及红利分配减少，少数股东未追加出资持股比例却增加、股东权益及红利分配增加。具体到本案，使得企业章程确定的邓春芳资产量化为13335元、出资比例2.66％对于其享有的股东权利没有意义。这显然不属于二审判决所认定的“审议批准本店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超越了股东大会的权限，无论参加此次股东会议的人数多少，均属无效。二、认定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违背了股份制企业股东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原则。首先，股东投资的绝对数及股份比例，属于客观事实，不属于通过股东大会讨论可以变更的事项。其次，无论何种组织形式的股份制企业，股东均是基于自己的出资取得股东资格、按出资额或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大小、承担义务的轻重，与其出资多少成正比。此系股份制企业的通例，《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亦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正因为如此，无论何种组织形式的公司的企业章程，均没有赋予股东大会享有在股东出资额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变更股东的出资比例或者股份份额的权力。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其章程是全体股东意思自治的体现，是企业活动的依据，对企业而言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解决股东之间纠纷的依据。而股东大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其事权而言，可以决定章程没有规定的事项，包括股权结构、比例等内容的调整，但以不损害或减损现有股东已有权益为前提。再次，我国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比例、股东权益问题无相应法律行政法规规制，企业章程是解决股权纠纷的唯一依据。在章程未修改、邓春芳的出资未变的情况下，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必然导致其依企业章程享有的股东权益减损。三、认定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违背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初衷。2001年经有关部门审批，钢花粮店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初衷是让职工作为投资人，按照出资额、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经营风险，彻底打破传统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使得所有职工都是股东、所有股东的出资额相同、所有股东的股份相同、权利相同、义务相同，与企业改制的初衷相悖。综上，本案一、二审法院均没有看到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不仅超越了粮店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权限，而且违反了股权平等原则，损害了合法股东的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另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本案支持邓春芳诉讼请求的障碍。虽然邓春芳在诉讼请求中没有直接请求确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但是其要求钢花新村粮店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实质是请求确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按照企业章程享有股东权利，其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提出抗诉。邓春芳向检察机关申诉称，1、将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书结论适用于本案，系按照判例法判决本案，违反法律规定。该案与本案原告不同、法律关系不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仅认定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表决程序符合章程规定，未从实体上确认决议内容合法有效。2、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未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只有会议记录，且在会议中提交的《关于股本变动情况说明（草案）》中存在欺诈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与公司章程对立，侵犯多数股东合法权益，形式及实质要件均不构成股东大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3、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大会行使权力范围不包括股本变动、股权结构变动、股东持股比例变动及分配制度变动等重大问题，股东大会无权就企业股本减少及改变股东按股分红制度进行表决。章程第二十条第七项规定的审议批准本店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是指企业税后利润的第一次分配，即确定提取法定公积金比例、提取福利公积金比例等，按股东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是税后利润的二次分配，不属于章程第二十条第七项规定的股东大会权限范围。在公司章程未修改的情况下，改变企业核心制度的行为均无效。4、原判决认定未退休股东与钢花新村粮店存续劳动关系，缺乏证据证明。钢花新村粮店未退休股东在本单位无劳动岗位、未与粮店签订劳动合同，钢花新村粮店的盈利模式是出租、管理资产，售粮业务外包，不再有劳动岗位，钢花新村粮店也没有证据证明与未退休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改制后原职工仅有股东身份，不具有劳动者身份，钢花新村粮店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本身违反宪法规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将退休职工与未退休职工区别对待违反公司章程中同股同权同益同损及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分配制度，对邓春芳要求返还分红、补齐差额的诉请应予支持。钢花新村粮店再审答辩称，1、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未超越企业章程赋予的股东大会权限范围。2、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并未违背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权利义务一致的基本原则及国有企业改制的初衷。国有小型企业改制依据的是国家政策和政府文件，改制之时并无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依据。企业改制时每位职工并未实际出资，而是用企业房产及店面经营权评估作价，按照各自工龄，根据文件规定进行量化折算形成各自股份。如改制企业对临近退休人员的处理方式就存在不同，有的企业改制规定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上的职工不能成为股东等，诸如此类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即使现在看来确有不公，也遗留存在了大量的矛盾，但从维护企业改制稳定性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应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看待。钢花新村粮店从2002年1月28日至今已经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内容执行了近二十年，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绝大多数职工的认可，生效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申00199号民事裁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也予以了确认。抗诉机关认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武民商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确认曾福珍持股19050股，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必然导致其依企业章程享有的股东权益减损，该认定意见存在片面性，该生效判决的完整表述是恢复其股权，但利润分配还是由股东大会决议决定。曾福珍等人之前向人民法院提出过与本案相同的诉请，均被驳回。故请求维持本案生效判决。邓春芳一审起诉请求：钢花新村粮店返还不按工商登记的原始股份分红造成邓春芳2009年度至2014年度红利差额款7474元（585499元×2.66%－1,350元×6年）；钢花新村粮店补齐2009年度至2014年度邓春芳应享有回家股东同等权利、同等分配房租收入所产生的各种股东权益差额款99635元。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邓春芳原系钢花新村粮店（国有经济性质）职工。2001年，钢花新村粮店制定了企业改制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对原企业整体实行股份合作制，并按股份合作制的要求规范运作。邓春芳和其他35名职工选择了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领取经济补偿金，置换身份入股。同年7月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确认钢花新村粮店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2001年5月30日，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了《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章程》，该章程规定：注册资本为501,650元；邓春芳资产量化为13335元，出资比例为2.66%；钢花新村粮店实行同股同权同益同损的原则，每股金额为人民币1元；钢花新村粮店总股本为501,650元人民币，即501650股；根据出资额行使一人一票表决权，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建立股东大会制，股东大会为本店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首次会议由出资额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并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店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对本店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或股东委托人组成，并出席会议。其决议必须通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股东委托人出席会议应向股东大会出示签署的委托书。股东大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临时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2006年1月8日，钢花新村粮店在天旗镇餐馆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5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分红按每股45元分配。从2006年1月份起，在册职工每月增加工资或生活费20元。2007年2月3日，钢花新村粮店在新纪元餐馆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6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分红按每股45元分配。从2006年1月份起，在册职工每月增加工资或生活费100元。2008年1月18日，钢花新村粮店在王府井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7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按每股45元分配，从2007年7月起，在册职工每月增加工资或生活费80元。2009年1月11日，钢花新村粮店在王府井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8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按每股40元分配。公积金的提交比率：30年工龄每月100元、25年工龄每月90元、25年以下工龄每月80元。2010年1月30日，钢花新村粮店在深巷口味馆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9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1年1月15日，钢花新村粮店在110口味堂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1年（2010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2年1月3日，钢花新村粮店在110青山小镇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1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3年1月19日，钢花新村粮店在梦天湖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2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4年6月14日，钢花新村粮店在美罗商务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3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钢花新村粮店向邓春芳支付了2009年度至2014年度股东分红即每年1,350元。2015年1月31日，钢花新村粮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决定：企业月交剩余38街粮店剩余拆迁款平分给43位股东，每人伍仟元整，38街粮店还建时，股东再集资补差价。2014年股东分红每股80元（人民币捌拾元整）。2015年春节股东节日慰问每人伍佰元整，职工每月生活费增加贰佰元整。”会后，钢花新村粮店向邓春芳支付了相应款项。2002年1月28日，钢花新村粮店召开了股东大会，讨论内容：1、新增入股东七名；2、股本变动：43人×30×200=258,000元，注册资本282,000元；3、30年工龄以上每月生活费增加20元，30年以下每年增加1股直到30年为止，年终效益工资按在职工的股份分配。就该股东大会决议，钢花新村粮店股东彭锦新于2012年4月24日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钢花新村粮店于2002年1月28日作出的关于股本变动情况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2002年1月28日的股东大会，至股东彭锦新2012年4月24日起诉到法院，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并于2012年7月17日作出（2012）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驳回彭锦新的诉讼请求。彭锦新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钢花新村粮店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彭锦新要求确认决议无效的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并于2012年11月2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锦新不服该判决提起申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驳回彭锦新的再审申请。2008年11月，邓春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领取社保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钢花新村粮店是否应向邓春芳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钢花新村粮店于2001年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此时，邓春芳与钢花新村粮店间存在着劳动和投资两种关系。邓春芳于2008年11月退休，其与钢花新村粮店的劳动关系自此时终止，其与钢花新村粮店间仅存在投资关系。邓春芳不再享有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权利，而只能依据投资关系享有股东的权利；第二、我国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分红问题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上无相应法律规制，《公司法》明确其调整对象仅限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无相应法律、行政法规规制的情况下，则应尊重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股东的意思自治，股东大会关于职工生活费、股份分红等的决议，均属于公司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范畴，也是公司自治的具体体现，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此亦未作出禁止性规定；第三、根据钢花新村粮店章程的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股东大会为粮店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粮店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本店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2008年度至2014年度的股东大会决议，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的人数表决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有效，且钢花新村粮店已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每年实际履行；第四、邓春芳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钢花新村粮店应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且邓春芳未提交有关钢花新村粮店应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的股东大会决议。综上，邓春芳要求钢花新村粮店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作出（2015）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666号民事判决：驳回邓春芳的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640元，由邓春芳负担。邓春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一、钢花新村粮店于2002年1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载明：“时间：2002年元月28日下午2点30分。地点：梦天湖。内容：①新增入股东七名……②股本变动：43人×30×200＝258,000元，注册资本282,000元，③30年工龄以上每月生活费增加20元，30年以下每年增加1股直到30年为止，年终效益工资按在职工的股份分配。主持人：杨翠贞。韩杰宣读股本变动情况草案。经股东大会表决同意签字……”。有32名股东在该材料上签名，彭锦新等4人未签名。二、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31日受理彭锦新、邓建荣、曾爱萍、邓春芳、宋延秋、曾福珍、陈世红诉钢花新村粮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4）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561号民事判决：确认钢花新村粮店2014年6月14日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钢花新村粮店不服该民事判决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书面申请撤回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予以准许。此后，钢花新村粮店就相同事宜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三、彭锦新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法院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载明：“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涉及三项内容，一是将企业原尚未决定参股的7名职工作为新股东，二是将企业注册资本由50.165万元减少为28.2万元，并调整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三是确定各股东的工资及以工龄确定年分红办法。钢花新村粮店为2001年经改制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我国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资格、减少注册资本及分红问题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上无相应法律规制，仅有部门规章和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政府规章，均不能作为判定民事行为效力的法律依据，且参照有关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内容，股份合作制企业在股东资格产生、股东会行使表决权、股东分红标准等方面与《公司法》的规定均存在差异，《公司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调整对象仅限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故在涉及上述股东会决议三项表决内容上，不应适用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无相应法律、行政法规规制的情况下，则应尊重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股东的意思自治，根据钢花新村粮店章程确定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章程第十九条规定，股东会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权，第二十条规定，股东会有权决定利润分配方案、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变更企业主要事项等内容，第二十二条规定，决议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通过。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的三项内容均属于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行使权力的范围，且经32名股东表决同意，仅有4名股东表示反对，该股东会决议已经经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股东同意，应对全体股东产生法律效力，彭锦新认为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四、本案二审期间，曾福珍、曾爱萍、邓建荣、邓春芳、陈世红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钢花新村粮店董事会于2002年1月产生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股东表决同意的关于股本变动情况说明（草案）违反钢花新村粮店章程及《公司法》相关规定，2、判决钢花新村粮店董事会2002年1月产生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关于股本变动情况说明（草案）自产生之日起不予执行。邓春芳以该案的审理结果可以作为本案审理依据为由，书面申请中止本案诉讼。二审法院认为，《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明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股份制一些做法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劳动合作是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决策体现多数职工的意愿；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人人投资入股，也允许少数职工暂时不入股。未投资入股的职工可以在企业增资扩股时投资入股。职工之间的持股数可以有差距，但不宜过分悬殊。不吸收本企业以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从上述精神可以看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企业和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向公司转换的一种过渡形式，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一般情况下，股东同时具有企业劳动者和股东的双重身份，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时，股权投资关系也会解除；股份合作制不是《公司法》界定的公司形式，对这类企业与股东之间的相关纠纷，除有些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外，更主要是依照企业章程的规定来处理。本案中，钢花新村粮店经改制登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邓春芳等改制前的企业职工成为改制后企业的劳动者和股东，双方既有劳动关系又有股权投资关系；邓春芳等人退休后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双方不再存续劳动关系，邓春芳等人不能依劳动关系享受权利，但鉴于其股权并未被转让或回购，其仍是企业股东，与企业之间继续存在股权投资关系，还可依股权投资关系享受相关权利；与此不同的是，尚未退休的人员与钢花新村粮店之间同时还成立股权投资关系和劳动关系，可依股权投资关系和劳动关系分别享受相关权利。2002年1月28日，钢花新村粮店召开股东大会，由符合企业章程规定人数的股东对企业增加股东人数、股本确定、分红等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并形成决议，该股东大会决议经由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为有效，钢花新村粮店应按此决议履行相关义务；此后至2015年，钢花新村粮店每年对股东分红等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人数达到企业章程的规定，表决内容与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相符，由此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对邓春芳等不同意表决结果的少数股东也具有约束力。钢花新村粮店已按每年股东大会的决议向邓春芳等人支付了相应款项，邓春芳要求钢花新村粮店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等，与上述股东大会决议不符，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邓春芳上诉的主要理由针对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16日的董事会、1月28日的股东大会，认为该两次会议未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已形成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记录和会议中的关于股本变动情况说明（草案），在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分配方式等方面违背企业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造成已退休股东和未退休股东之间权利严重失衡，应为无效，要求依企业章程中规定的按出资比例分红原则重新进行分配。但钢花新村粮店于2002年1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所形成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载明了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内容、流程和表决情况等，是参会人员就会议相关内容作出表决的记载，本质上属于股东大会决议；另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认定钢花新村粮店于2002年1月28日作出了股东大会决议，且其中载明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就是本案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内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钢花新村粮店于2002年1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并无不当。邓春芳上诉称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不是股东大会决议的理由不成立。案外人彭锦新在另案中要求确认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人民法院已就该股东大会决议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并认定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鉴于股东大会决议是全体股东表决的结果，其效力当然及于全体股东，相应地，人民法院对该股东大会决议审理后作出的民事判决，效力也应当及于全体股东，故一审法院依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和（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认定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该两法律文书已就认定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的理由进行了详细描述，本判决亦已摘录相关内容，故在此不再赘述，邓春芳以违反企业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为由，上诉要求确认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表面看，钢花新村粮店在该股东大会决议后每年为已退休股东和未退休股东所支出的费用相差确实较大，但因已退休股东与钢花新村粮店不再存续劳动关系，而未退休股东与钢花新村粮店仍存续劳动关系，未退休股东尚需因劳动关系而发生缴纳社会保险、发放生活费等开支，故上述差异必然存在，邓春芳要求完全消除这种差异，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特点不符，不予支持。另外，邓春芳等人另案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钢花新村粮店2002年1月16日的董事会决议和2002年1月28日的关于股本变动情况说明（草案）无效，并书面申请中止本案诉讼，因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具有法律效力，邓春芳等人所诉另案的审理结果并不影响本案审理，故对其提出的中止本案诉讼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陈世红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该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4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2元，由邓春芳负担。邓春芳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鄂民申2027号民事裁定，驳回邓春芳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过程中，邓春芳确认庭前提供的证据目录中无新的证据，但提供加盖了武汉市青山区档案馆档案证明专用章的2001年2月15日钢花新村粮店《职代会通过的情况报告》一份，内容为企业改制草拟了三套方案，通过调查问卷确认依据多数职工的改制意愿，决定对原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经查，该情况报告在一、二审中已存卷，不属于再审新证据，邓春芳等再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上加盖武汉市青山区档案馆档案证明专用章，可作为在卷证据来源的补强证据。钢花新村粮店针对邓春芳的申诉理由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提交武汉市青山区武东中心粮店章程一份，拟证明比照武汉市青山区武东中心粮店及武汉市其他类似国有粮店改制情况进行减资决议，其他粮店除董事外，股东股份均相同，钢花新村粮店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有先例可循。经庭审质证，邓春芳对钢花新村粮店提交的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武汉市青山区武东中心粮店章程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钢花新村粮店提交的武汉市青山区武东中西粮店章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依法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邓春芳的诉请内容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邓春芳要求返还2009年至2014年不按原始股份分红差额及补齐应享有回家股东同等权利、同等分配房租收入所产生的各种股东权益差额款是否应予支持。关于钢花新村粮店的企业性质，一、二审法院根据国家政策性文件已作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劳动合作是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决策体现多数职工的意愿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也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可见，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其他一般企业秉持基本相同的议事原则。无论是根据国有企业改制政策性文件、钢花新村粮店的章程，还是参照现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是否分配红利、如何分配红利，属于公司自主经营决定的事项，应由企业法人依法通过股东大会议事程序自行决定，在没有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判决公司股东享受公司多少红利、分配公司多少利润。钢花新村粮店2006年至2014年向股东分配红利均有股东大会决议，是全体股东依照议事规则表决的结果，邓春芳以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应为无效为由，直接主张钢花新村粮店向其支付2009年至2014年的红利及相关的股东权益补差等，实质是在股东大会已有利润分配方案并已实际执行的基础上，对利润分配方案没有涉及的事项主张权利，且诉请的给付内容实质上属于对公司盈余重新进行利润分配的范畴，缺乏前置的股东大会议决程序，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驳回邓春芳的诉请并无不当。关于检察机关抗诉及邓春芳申诉提到的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及改制文件的问题。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改制后的企业运营及资产处置，仍应以尊重企业多数职工意见为处理原则，这既是政策要求，也符合现代公司法公司意思自治的管理原则。虽然钢花新村粮店改制时确认了原职工的股份来源及持股比例，但是各持股人并未实际额外出资，而是以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折算入股，粮店在经营过程中增加、减少注册资本，对各持股人的股份予以重新划分，经过股东大会多数股东同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及粮店章程的约定，章程确定了股东大会具有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权，公司法对股东大会权力范围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并且钢花新村粮店在重新调整股份比例的基础上，将原确认入股的经济补偿金与新确认的股本金额之间的差额已经退还各持股人，即使没有退还，各持股人也可根据决议依法向粮店主张，不影响决议本身的效力。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确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属于生效判决，对在后的案件具有羁束力，一、二审法院援引该判决的结果，也无不当。抗诉机关认为邓春芳的诉请内容实际上是要求确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按照企业章程享有股东权利，与邓春芳起诉状载明的诉讼请求内容本身相悖，且在没有合法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分配方案的情况下，也无法按照企业章程的约定直接得出应向邓春芳返还、补齐差额及具体补差数额的相应结论。在邓春芳没有明确请求，另案生效判决亦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本案中不能作出确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判项或者实体认定。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过程中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抗诉机关共同参与调解，因双方对调解方案分歧较大，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46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莉萍审判员  宗澄宇审判员  王志荣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蔡云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