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高亭，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舒浩，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主要负责人：吴建华，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良涌北街63号。主要负责人：吴建华，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主要负责人：吴文举，社长。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世宾，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某2，女，196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审第三人：黄某3，女，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审第三人：黄某4，男，196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吴栏村委会）、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吴栏经联社）、中山市黄圃镇吴栏村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苏埒第四经济社），原审第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11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黄后昌并非法律所规定的“五保户”，被上诉人并没有对黄后昌尽到供养义务，黄后昌以其个人收入供养自己；黄后昌与被上诉人并没有签订抚养协议，其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七条：“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应当由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黄后昌没有向村委会提出五保户申请，其被列为五保户，违反了法律规定，从根本上讲是不合法的。黄后昌被列为五保户后，三被上诉人并没有对其尽到供养义务，而是在扣留黄后昌的股份分红、养老金、养老保险死亡待遇等相关收入后，仅是利用该相关收入供养黄后昌，这实质上是黄后昌在利用自己的收入供养其本身，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黄后昌自1997年起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供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五条：“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抚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抚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即使黄后昌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五保户，由于双方没有签订抚养协议，黄后昌仍有自由处分其财产的权利；而其所立遗嘱，正是其依法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应按遗嘱继承办理。二、黄后昌所立的“遗嘱”，是黄后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逝者已逝，应予充分尊重；一审法院仅以该遗嘱不符合遗嘱的个别形式要件为由，就认定遗嘱无效，不但是对逝者遗愿的不尊重，还有违意思自治的民法根本原则。黄昌后于2017年9月10日死亡，早在其死亡之前的2014年1月11日，为处理身后事宜，其订立遗嘱，将其财产赠与黄某1。从见证人、代书人的证言及笔迹鉴定意见等证据可知，黄后昌订立遗嘱时，精神正常，头脑清醒，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依法自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等，应依法予以尊重、支持和保护。至于该遗嘱存在个别不符合遗嘱法定形式要件的情形，也是由于黄后昌年事高、农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浅薄等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但这不影响该遗嘱是黄后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该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判决认定无效，不支持黄某1的诉讼请求，不仅不尊重逝者的真实意愿，也是与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相悖的。三、黄后昌所立“遗嘱”并未违反法律、法律原则和民事活动基本原则，一审判决认定“黄后昌明知承担生养死葬义务的组织依法享有受遗嘱的权利……违背了诚实信用、恪守承诺、公序良俗等民事活动基本原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根本错误。四、一审认定黄某3与黄某1有利害关系认定有误，虽然其二人是亲姐弟关系，但并非必然有利害关系，黄某1所受的遗产与黄某3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黄某1通过遗赠获得财产，黄某3没有任何收益或者受损。何某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向法庭出具了证人证言也接受了法庭质证，证实代书遗嘱的过程，也做了合理的解释，而一审法院对该些内容没有做任何说明和解释，一审认定有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改判支持黄某1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吴栏村委会、吴栏经联社、苏埒第四经济社辩称，一、遗嘱无效。1.形式上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黄某1提交的遗嘱是代书遗嘱，该代书遗嘱上没有代书人签名，不符合《继承法》的强制性规定，同时，遗嘱上见证人黄某3、黄某2与黄某1是同胞姐弟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能作为见证人。何某事后陈述该遗嘱由其代书，但何某是黄某1的亲姐夫，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能作为见证人。故该代书遗嘱无效。2.内容上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黄某1一审中提交的“遗嘱”“证明”及何某在庭审中的陈述，明显存在相互矛盾且不合符常理：遗嘱中称“特委托我侄儿黄某1代我订立本遗书”，而证明中却称“受黄后昌邀请前往黄圃敬老院为黄后昌办理遗嘱事宜代书”；既然是何某代书，但其当天却不在遗嘱上签名，而是第二天出具一份证明，明显是多此一举，违背常理。3.没有证据证明遗嘱是黄后昌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当时，黄后昌已81岁高龄，年事已高，没有证据证明当时黄后昌精神状态良好，意思表达清楚、真实。二、黄后昌为五保户，其费用与照料均由答辩人负责与承担。黄后昌无子女，依规定符合五保户要求，可以享受农村五保待遇。黄后昌从1997年开始享受五保待遇，当时为分散供养，其口粮、水电费、生活费、医疗费等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之后随着黄后昌年纪增大，身体也越来越差，生活上需要人照顾。从2009年7月份开始，由原来的分散供养转为进入黄圃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直至黄后昌死亡前均生活在敬老院。黄后昌生活所需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吃、穿、住、医、葬等均由被上诉人负责与承担。三、黄某1无权继承黄后昌的任何财产。1.黄某1未尽扶养或赡养义务。黄某1从来没有扶养或赡养过黄后昌，未尽过生养死葬之义务，无权继承黄后昌的财产，否则有违反公序良俗及社会公德。2.黄某1无权继承农村合作制股权。黄某1为非农业户口，不属于被上诉人之村民，更不属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股东），所以上诉人跟黄后昌根本不可能属于同一个村。同时，黄某1根本未尽扶养或赡养义务。依据《中山市加强农村股份合作制股权继承和流转管理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六）款之规定，黄某1无权继承农村合作制股权。3.涉案土地属集体所有，不属于遗产，黄后昌无权处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述称，同意黄某1的上诉意见。黄某1于2017年9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黄后昌位于中山市黄圃××埒南××号房屋归黄某1继承；2.判令被继承人黄后昌在中山市××镇吴栏村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股权一份归黄某1继承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黄后昌于2017年9月10日死亡，生前为中山市××镇吴栏村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的社员。黄后昌父亲黄定心于1978年6月23日死亡，黄后昌母亲何琼婵亦先于黄后昌死亡（具体死亡时间不详），黄定心、何琼婵夫妻仅生育黄德昌、黄后昌。黄德昌于2006年4月25日死亡，黄德昌生育子女4名，分别为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1。黄后昌本人终生未婚，未有亲生子女、养子女或继子女。黄某1现登记住址为广东省中山市××埒南××号，但并非吴栏经联社的农业家庭人口。吴栏经联社于2004年3月10日向黄后昌颁发证号为06304006的《中山市××镇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权证》，股权证载明黄后昌享有苏埒第四经济社股份额为1份。位于中山市黄圃××埒南××的房地产【土地证号：中府集用（2013）第0100490号】于2013年7月登记权利人为黄后昌，土地使用类型为批准拨用宅基地，土地面积129平方米。黄后昌自1997年后成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并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等具体负责供养事宜，但黄后昌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等未签订书面农村五保供养协议，亦未明确黄后昌死亡后遗产是否由集体经济组织受遗赠。因黄后昌前期选择分散供养，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依法向其发放供养款项，并由其本人签收。2009年7月后，黄后昌以患有高血压为由申请入住中山市××镇敬老院集中供养。自2009年7月至死亡前，黄后昌一直在中山市××镇敬老院居住生活，并由中山市××镇敬老院直接负责其日常起居、饮食及疾病治疗等，相关费用由中山市××镇敬老院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结算。2009年至2017年期间，黄后昌因病多次被送往中山市××镇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中山市××镇敬老院具体负责支付医疗费及护理费等，黄某1曾前往医院探视黄后昌并负担部分护理费。黄后昌后因脑血管疾病于2017年9月10日在中山市××镇敬老院死亡，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委托中山市××镇敬老院在该院内处理相关丧葬事宜，并支付相关丧葬费用。黄后昌在敬老院集中供养期间，黄某1等人前往中山市××镇敬老院探视，但未负担其日常的起居、饮食及医疗费等。黄后昌死亡后，黄某1等人前往中山市××镇敬老院具体操办丧葬事宜。黄某1现持2014年1月11日遗嘱1份等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黄后昌名下位于中山市黄圃××埒南××号房屋及股权1份遗赠给黄某1。经查，《遗嘱》打印载明以下内容：“立遗嘱人（下称本人）：黄后昌住址：中山市黄圃××埒南××号本人现年81岁，在立遗嘱时精神正常、头脑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妥善处置本人身故后遗产，现立遗嘱如下：本人黄后昌现有财产：1.位于中山市黄圃××埒南××的房屋一间，该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号：中府集建总字第048107号、中府集建字1991第100057号。2.中山市××镇吴栏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第4股份合作社股权壹份（股东姓名：黄后昌，证号06304006）。本人身故后，上述财产全部由我侄儿黄某1继承。因我年纪较大，自书遗嘱不便，特委托我侄儿黄某1代我订立本遗书，由我阅后签名确认、盖指模。我特别声明，这是我自愿的真实意思。本遗嘱一式二份，我本人、遗嘱继承人各执一份，继承开始时由继承人申请实施。立遗嘱人：黄后昌（签名捺印）日期：2014年1月11日”。上述内容中，除立遗嘱人签名及日期一栏手书“黄后昌”及填写具体月日外，其余内容均为电脑打印。黄焕颜、黄某3则以见证人名义在前述遗嘱上签名捺印，并手书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等。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否认遗嘱上“黄后昌”签名的真实性，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黄后昌签名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黄后昌本人已死亡，黄某1等明确表示无法提供黄后昌本人其他签名笔迹作为检材样本，经双方庭审确认决定以黄后昌在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处留存的款项签收凭证作为检材样本。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通过摇珠方式选定广东岐江司法鉴定所负责本次笔迹鉴定，苏埒第四经济社于2018年4月26日向鉴定机构预交鉴定费2160元。广东岐江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编号为广东岐江司鉴【2018】文鉴字第A0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经分析认为，检材笔迹与样本笔迹之间相同特征基本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但是，由于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都属于老年人笔迹，书写控制力一般，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书写间隔时间较长，检材字迹为遗书签名，书写时容易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书写速度偏慢。因此，鉴定机构得出鉴定意见：依据现有条件，倾向认定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11日”的遗嘱上“立遗嘱人”处“黄后昌”的签名字迹与“黄后昌”样本字迹是由同一人书写形成。黄某1对鉴定意见无异议，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则对前述鉴定意见有异议，但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庭审时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鉴定意见存在须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情形，且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一审法院是否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亦未补充相关证据。黄某1就遗嘱形成过程、黄某1及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就黄后昌生养死葬、住院治疗等事实提供曹容梅、曾干花、苏鉴鹏、黄某4等人书面证言，并申请何某、冯某、曹容梅、曾干花等出庭作证。黄某1另提供收款收据、医疗费发票、住院病历、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等拟证明其负责支付黄后昌住院期间护理费及其他部分开支，并负责操办黄后昌丧葬事宜等。经查，曹容梅、曾干花、苏鉴鹏、黄某4等称黄某1向其支付黄后昌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以及支付黄后昌丧葬费用等，但前述人员未证实黄某1负担黄后昌住院期间治疗费及日常起居饮食费用等。黄某1另提供养老金及股份分红发放记录等称黄后昌生前发生的医疗费用、起居饮食费用等实际上由黄后昌的养老金及股份分红款支付，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实际上未负担黄后昌任何费用。经查，养老金及股份分红款均发放至黄后昌个人账户，黄某1现没有证据证明前述款项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提取或者使用。证人何某就遗嘱形成过程以及其他事实陈述如下：1.何某与黄某2是夫妻关系，但何某与黄某1、黄后昌并无债权债务等其他利害关系；2.2014年1月11日下午，黄某1致电何某称黄后昌须吩咐其办事，何某后前往养老院找到黄后昌，当时黄后昌、黄某1及黄某3均在场，黄后昌向何某表示去世后将其名下房屋及股份赠与黄某1，何某当时表示没有异议。另外，黄后昌称将房产证交给黄某1保管，并由黄某1手书遗嘱。商谈过程中，黄某1要求何某书写遗嘱，何某后按照黄后昌口述前述内容书写遗嘱。遗嘱书写完毕后，何某发现笔迹书写潦草，因此将遗嘱再通过电脑打印，何某再将遗嘱内容向黄后昌宣读，再由其本人签名并捺印；3.遗嘱确实由何某代书，但因考虑不足未将本人代书及见证一事在遗嘱上注明。遗嘱上载明“委托我侄儿黄某1代我订立遗嘱”的内容是应黄后昌要求书写，何某没有更改。遗嘱由黄后昌本人签字及捺印，黄后昌当时头脑清醒；4.黄后昌最初在村里学校及家里居住，后于2009年前后入住养老院，黄后昌立遗嘱大概一年后中风。黄后昌在敬老院期间起居饮食的费用由何人负担何某并不清楚，但黄某1夫妻长期前往敬老院探望黄后昌并送去食物等。黄某1、黄某3、黄某2对何某的前述说法无异议，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则以何某与黄某1存在利害关系且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为由予以否认。证人冯某就其与黄某1扶养黄后昌等事宜陈述如下：1.黄某1与冯某系夫妻关系，黄后昌是其叔公；2.冯某及黄某1自2009年开始每月约一半时间向黄后昌送汤、粥等，但黄某1、冯某未负担黄后昌在敬老院起居饮食费用。黄某1在黄后昌住院期间每周一次照顾、料理等，并为黄后昌购买日常用品等，但黄某1、冯某未支付医药费，黄后昌住院期间大部分由敬老院护工或聘请人员照顾。敬老院在黄后昌死亡后给付丧葬费用，但黄某1亦支付30000元左右丧葬费用，且黄某1具体操办丧葬事宜。黄某1、黄某3、黄某2对冯某的前述说法无异议，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则以冯某与黄某1存在利害关系为由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黄某1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等并非被继承人黄后昌的法定继承人，但黄后昌死亡时并无法定继承人，黄某1现持有黄后昌签名的遗嘱，前述遗嘱所涉遗产包括黄后昌名下的房屋及股权归属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等集体经济组织有密切关系，故黄某1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的诉讼主体适格。黄后昌自1997年后成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并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供养，但黄后昌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未签订农村五保供养协议，亦未签订其他协议在其生前处分前述财产，故黄后昌的遗产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虽然黄后昌生前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但黄后昌亦未与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故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不能以遗赠扶养为由取得黄后昌遗产的继承权。黄某1、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等并非黄后昌的法定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等，故黄某1、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不得依法定继承取得黄后昌的遗产。黄某1现以所持遗嘱要求继承黄后昌遗产，现查明遗嘱上立遗嘱人一栏手书“黄后昌”签名及捺印，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否认签名真实性并申请笔迹司法鉴定。广东岐江司法鉴定所出具编号为广东岐江司鉴【2018】文鉴字第A011号鉴定意见认为“依据现有条件，倾向认定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11日’的遗嘱上‘立遗嘱人’处‘黄后昌’的签名字迹与“黄后昌”样本字迹是由同一人书写形成”，现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虽然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鉴定意见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所列的须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确认前述遗嘱确实由黄后昌本人签名。因此,司法鉴定费2160元亦应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自行负担。黄某1称前述遗嘱实为遗赠扶养协议，但该遗嘱仅由黄后昌以立遗嘱人名义单方签名捺印，遗嘱未反映或证实扶养人应承担生养死葬义务的内容，黄某1事实上亦未负担黄后昌生养死葬的义务，故该遗嘱不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构成要件，并非遗赠扶养协议。黄某1并非黄后昌的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黄后昌以立遗嘱将其遗产赠与黄某1，因此，黄后昌前述立遗嘱处分其个人财产的行为应为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被继承人立遗嘱方式仅限于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该法条亦对如何订立前述遗嘱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被继承人所立遗嘱必须符合前述规定方可有效。本案中，黄某1所持书面遗嘱并非由黄后昌本人书写，亦非公证机关办理，故前述遗嘱并非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录音遗嘱或口头遗嘱，故应核实其是否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该法第十八条又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黄某1所持遗嘱已由遗嘱人黄后昌签名、注明日期，并由黄某3、黄某2以见证人名义签名，但遗嘱载明“特委托我侄儿黄某1代我订立本遗书，由我阅后签名确认、盖指模”，何某出庭作证述称遗嘱由其代书但未作为见证人签名，显然，遗嘱载明内容与何某陈述自行矛盾且违背基本的日常生活法则，黄某1、何某、黄某3、黄某2等人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另，黄某3、黄某2与黄某1为同胞姐弟关系，受遗赠人与见证人有利害关系，黄某3、黄某2依法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因此，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代书遗嘱应属无效。同时，即便黄后昌所立遗嘱系其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黄后昌自1997年起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五保供养，黄后昌明知承担生养死葬义务的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但黄后昌仍将其遗留的全部财产赠与黄某1，且未告知集体经济组织相关事宜或偿还相应费用，违背了诚实信用、恪守承诺、公序良俗等民事活动基本原则，该行为不应提倡及予以包容。综上，黄某1不能依照遗赠取得黄后昌的遗产。综上所述，黄某1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黄某1负担（已交）；司法鉴定费2160元，由吴栏村委会、吴栏经联社、苏埒第四经济社负担（吴栏村委会、吴栏经联社、苏埒第四经济社已预交）。二审期间，黄某1提交证据如下：1.《黄后昌养老待遇发放明细表》、2.《中山市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支付明细表（农转城）》、3.《股份证分配款明细》，上述证据材料拟证明黄后昌的发放的养老待遇96889.71元，属于黄后昌的个人收入，三被上诉人没有对黄后昌尽到供养义务，黄后昌以其个人收入供养自己，养老保险死亡待遇的款项由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周丽嫦领取；4.《丧葬费发票》《遗体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5.办理黄后昌丧事的相关费用证明，6.骨灰存放证明以及骨灰格出售及管理费票据，上述证据材料拟证明黄后昌死后料理后事、丧葬费的费用由黄某1支付，三被上诉人没有支付款项；7.黄某4证明材料，拟证明黄某4没有签收黄后昌死亡补助金的事实；8.曹容梅证明材料、苏鉴鹏证明材料、陈秋英证明材料、刘生兰证明材料，9.黄后昌护工、黄后昌亲属以及黄后昌熟人出具的证明材料，10.医疗收费票据2张，11.护理用品收据，上述证据材料拟证明从2009年至2017年9月间，黄某1从不间断的照顾黄后昌的事实，部分护工费、医疗费、护理用品费均由黄某1支付;12.黄后昌生日酒席费用收据，13.房屋修缮费用收款收据，上述证据材料拟证明黄某1照顾黄后昌的日常起居生活；14.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广州南沙港铁路项目征地补偿社员分配表、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物流园项目征地留用地货币折算款社员分配表、苏埒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物流园项目征地补偿款社员分配表及三次征地户代表签名表，上述证据材料拟证明三被上诉人没有依法通知黄后昌参加征地补偿会议以及没有依法向黄后昌发放征地款的事实；15.曾干花的证明材料，拟证明曾干花于2017年5月24日至2017年6月15日、2016年11月28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并未在黄圃人民医院护理黄后昌的事实。曾干花也没有签中山市××镇敬老院出具的证明，没有收到相关款项，曾干花仅在2015年11月3日至11月13日护理过黄后昌，护理费100元一天；16.曹芳珍的证明材料，拟证明曹芳珍于2015年11月、12月、2016年1月、5月、6月、7月并未负责护理黄后昌的事实，曹芳珍没有签过中山市××镇敬老院出具的证明，没有收到相关款项；17.照片一组，拟证明黄某1一直照顾黄后昌住院及日常生活。被上诉人吴栏村委会、吴栏经联社、苏埒第四经济社质证称，均不确认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村所有五保户每年的股份分红由生产队掌握，生产队按100元/月/人支付生产队的五保户供养费，不足部分由村补给，2005年前生产队几乎没有收入，不存在分红，另外黄后昌股份分红是否占有或挪用以及占用或挪用是否有依据等，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存关联性；据反映，村或生产队没有为黄后昌开设银行账户，至于其本人是否开设，被上诉人不清楚；五保户的生养死葬的费用与开支均由村集体承担与负责，被上诉人已严格依据中山市政府及黄圃镇人民政府关于五保户供养的相关规定执行；丧葬费的相关支出已由村集体承担，且已支付2000元，至于五保户死后其亲戚是否另行举办仪式，召集亲戚并收取白金等，均属于自愿行为，并非五保户死后村集体的法定义务；周丽嫦是村工作人员，负责社保工作，据村反映，一直以来吴栏村共几十个五保户均由村集体及生产队负责供养，承担他们的吃、穿、住、医、葬等全部费用与开支，几十年内风平浪静，虽然政策鼓励人认养，但从来没有人愿意认养，愿意接他们回家颐养天年，但近一二年，由于吴栏村征地，村集体的股份值钱了，人的贪婪显现出来，没有利益就没有冲突，但利益之外，道德、公序良俗同样重要；本案中，黄某1没有举证证明其曾经供养过、照顾过黄后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黄焕颜系黄某1的亲戚，何某系黄某2的丈夫。本院认为，本案系遗赠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黄后昌所立的遗赠协议是否有效，黄某1能否继承黄后昌的遗产。首先，黄后昌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被继承人黄后昌的父母先于其死亡，黄后昌未婚未生育子女，黄某1并非黄后昌的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黄后昌立遗嘱将其遗产赠与黄某1的行为应为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法信超链：地方法规1篇案例54篇裁判15120篇期刊52篇×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并由其中一黄某1，按照何某及证人何德荣陈述，黄后昌的遗嘱系由何某口述，何德荣代为电何某，因此何德荣属于代书人，但何某却没有何德荣的签名，且与遗嘱载明“黄某1我侄儿黄新辉代我订立本遗书，由我阅后签名确认、盖指模”的内容相矛盾。继承法第十八条又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黄某3人黄某1少颜与黄新辉系姐弟关黄某1焕颜与黄新何某亲黄某1德荣系黄新辉的姐夫，黄某1员均与黄新辉有利害关系，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黄后昌所立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定的形式要件，为无效遗嘱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退一步来说，即便遗嘱内容为黄后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但黄后昌系农村五保户供养对象，自1997年起由苏埒第四经济社、吴栏经联社、吴栏村委会“五保”供养，并于2009年7月入住黄圃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直至黄后昌去世前，黄后昌在敬老院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及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均由三被黄某1负担。黄新辉主张黄后昌系以其自身收入供养自己，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不黄某1。对于黄新辉所提三名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占用或者挪用黄后昌股份分红款的问题并非本案二审审查范畴，故本案中不予黄某1另外，黄新辉还提供了证人证言及费用支出单据，主张黄后昌在敬老院以及住院期间，其一直照顾黄后昌，并支出了部分费用，黄后昌去世后，其办理黄后昌的丧事亦黄某1用，但黄新辉的上述陈述及黄某1能证明黄新辉与黄后昌已形成扶养及被扶养的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抚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黄后昌在未偿还集体组织所支出的“五保”费用的情况下，擅自立遗嘱处分其遗产的行为黄某1本院对黄新辉主张按照黄后昌的遗嘱继承其遗产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所述，黄新辉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黄某10元（黄新辉黄某1），由黄新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金审判员  吴合波审判员  吴碧英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林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