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1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月萍，女，197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健樟，男，199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英进，男，193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剑卿，女，193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世颂，广东道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伟潮，男，197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红，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慧菊，女，197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红，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黎森材，男，195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原审第三人：梁立基，男，197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上诉人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与上诉人林伟潮及被上诉人郭慧菊、原审第三人黎森材、梁立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8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上诉请求判令：林伟潮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100元；郭慧菊对林伟潮应支付的全部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一、郭慧菊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参与了“水上人家”餐厅的经营管理。在庭审中，郭慧菊亲自陈述了餐厅经营状态、投资情况、谭锦祺是否属于其员工、上下班时间、工资情况等问题，说明郭慧菊不单对投资餐厅、谭锦祺在餐厅工作是知情的，而且密切参与了餐厅的经营运作，否则是不可能说出如此之多的细节。虽然这些细节没有证据支持，但经过庭审查明其大部分陈述是虚假的，也说明郭慧菊是明确知道了真实情况，才有故意隐瞒和歪曲事实的动机和可能；二、本案涉及的赔偿是因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属于共同债务。林伟潮与郭慧菊于2000年1月10日登记结婚。林伟潮开办“水上人家”餐厅的资金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经营所得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共同生活。因此，在经营“水上人家”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包括本次赔偿，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法院认定此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则可以反推出经营收入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种结论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该条款内容是“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林伟潮和郭慧菊在2000年已经登记结婚，本案所涉债务产生在2016年，不是婚前债务，该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应适用该解释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郭慧菊必须举证证明本案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情况下才能免责。但郭慧菊在庭审中的陈述已经自认知情并参与了“水上人家”餐厅的经营管理，该债务不符合属于个人债务的情形。综上，本案赔偿不属于个人债务，应由林伟潮、郭慧菊两人共同承担；四、《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赔偿金”涵盖了非法用工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林伟潮承担支付二倍工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上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然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出资人列为当事人。也就是说，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将出资人列为当事人，林伟潮个人作为支付双倍工资的主体是适格的。如果对非法用工单位主体不适用双倍工资惩罚制度，对合法用工单位是不公平的。合法用工主体不签订劳动合同，就得支付双倍工资；非法用工单位主体，本身就没有合法身份，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用对职工支付双倍工资。这一做法鼓励合法用工单位主体为节约用工成本，向非法用工主体身份转变。非法用工单位主体，其之所以没有注册，目的就在于节约成本，而且违法成本也不高。一审法院作出的这种判决，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也是错误的价值取向。林伟潮、郭慧菊辩称，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请求和事实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谭锦祺和林伟潮是雇佣关系。谭锦祺和林伟潮是朋友，谭锦祺出事以后，林伟潮考虑帮助其家人，写了一支付工资的便签，但林伟潮没有营业执照，餐厅也没有开业，谭锦祺并没有固定在水上人家上班，只是过去帮忙，所以认定非法用工是错误的，没有依据。所以应驳回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上诉请求。郭慧菊一直没有参加过水上人家的经营和管理，一审也查明水上人家经营管理与郭慧菊无关，因此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要求郭慧菊承担连带责任也是没有依据的，应依法驳回。林伟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谭锦祺与“水上人家”形成非法用工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死者谭锦祺与林伟潮是朋友关系。因林伟潮准备“水上人家餐厅”试营业，自2016年10月私人雇请谭锦祺不固定时间内到餐厅管理鱼池。该餐厅未正式经营，没有固定营业时间，只是向朋友提供少量餐饮服务。至交通事故发生，谭锦祺到“水上人家”餐厅帮工的时间较短。无论从餐厅的经营状况还是谭锦祺的实际工作时间，“水上人家”与谭锦祺之间均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工作关系，仅是林伟潮餐厅试营业期间临时雇请谭锦祺完成某些事务，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谭锦祺或者林伟潮均可随时终结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中较强的人身依附性有明显区别。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林伟潮与谭锦祺之间并非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审认定谭锦祺与林伟潮之间属非法用工关系是错误的，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工伤保险条例》判决林伟潮向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支付一次性赔偿金、丧葬补助费等其他赔偿金共935850元法律适用不当，并且对林伟潮非常不公平；二、一审已查明中山市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有明显瑕疵，交警部门指派的工作人员出庭时也未合理解释为何黎森材拥有道路通行权，而谭锦祺不避让右侧来车，却认定双方同等责任。一审法院明知该事故认定书存在程序违法，责任划分没有依据，却还以该事故确认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重要依据，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已查明交警部门在作出事故认定书过程中程序违法，并且交警勘查现场和调查取证过程中不客观、不全面。未及时提取摩托车刹车痕导致无法查明摩托车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超速，未及时抽取死者心肌血进行化验，导致无法排除谭锦祺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饮酒、醉酒或服用其他精神类管制药品，制作事故认定书超过法定时间构成违反法律程序，交警部门在法院发函后对上述问题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和任何回应，一审法院应排除该认定书使用。其次，根据现有证据反映，谭锦祺驾驶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指挥、交通标志线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谭锦祺的交通违法事实非常明显，并且是导致事故发生进而谭锦祺死亡的重要原因，谭锦祺的个人违法行为与事故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应至少承担主要责任，而黎森材即使有超载行为，因案件发生突然，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黎森材车速很慢，在主路上正常驾驶，事发前根本看不见谭锦祺，事发后突然刹车，该车辆超载只会影响刹车效果，但对事故的发生不具有任何控制和排除的机会和能力，超载行为并非导致事故发生及谭锦祺死亡的原因之一。交警人员出庭时也无法对谭锦祺的过错明显却未认定其承担主责或全责进行合理解释。且不排除谭锦祺存在醉驾、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证据使用规则，一审法院应排除事故责任认定书。再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仅是交警部门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认定，其通常是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作出认定，只是一份书证。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对包括该事故认定书在内的全部证据均应查明证据来源，从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角度判断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能片面相信权威。最后，黎森材以及梁立基虽然都没有对该责任认定书提出意见，一审法院本不应将错就错，而应该要求交警部门及时改正错误。涉案肇事大货车事发时已经投保交强险和100万元以上的商业第三者险。因此该车辆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最终给予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理赔。黎森材及梁立基无需最终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并没有对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及责任划分问题提出异议。不能以黎森材及梁立基无意见为由掩盖交警部门所犯的错误，否则只会增加和激化社会矛盾。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按照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考虑是否采纳该事故责任认定书，并考虑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双方过错大小以及过错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进行客观、公平的分析判断双方的事故责任。一审已查明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应排除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三、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已收取的保险公司赔偿款应退还保险公司。本案属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关于交通事故纠纷已取得保险公司约50万元的理赔款。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一审除事故认定书之外并未举证证实林伟潮存在过错，也为举证证实死者谭锦祺是在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事故死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判令林伟潮向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承担责任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辩称，一、死者谭锦祺与“水上人家”餐厅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只因林伟潮、郭慧菊未按法律规定办理工商登记，导致本案法律关系变更为非法用工关系。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提交的林伟潮书写的工资条、通话视频、录音、照片证明了谭锦祺是“水上人家”餐厅的员工。林伟潮在工资单写明谭锦祺的工资是按月计算，在录音中承认谭锦祺在事发当天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半，这些都已经证明谭锦祺是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接受管理的正式员工。照片证明了“水上人家”餐厅已经是公开营业。在协商赔偿的工程中，林伟潮也没有提出谭锦祺不是餐厅员工。上述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林伟潮、郭慧菊经营的“水上人家”餐厅是正常营业的企业，谭锦祺是接受其管理的员工；二、一审判决采信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处理正确。首先林伟潮、郭慧菊对事故认定提出异议，主体不适格。林伟潮、郭慧菊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与交通事故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对事故责任提出主张。第二，林伟潮、郭慧菊两人在本案中提出异议，程序不合法。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事故双方在调解书上确认了各负同等责任，赔偿也已经履行完毕。既然事故各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存在争议，就不符合适用广东省高院和公安厅意见第18条的法定条件，同时，交通事故的各方当事人对事故认定结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在劳动争议案件中推翻了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就直接改变了案外人（包括双方司机与车主、保险公司和受害人）的权利义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属于民事案件，法院必须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不能在本案中对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审理，更不能作出调整。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调整交通事故责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三，林伟潮、郭慧菊没有证据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林伟潮、郭慧菊在一审提出的疑问，全部是没有证据的臆想，而且交警部门已经出庭对这些所谓的“质疑”作出了合法、合理的解释，并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依法作出，不存在任何问题。林伟潮、郭慧菊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法院应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第四，发生事故的粤Hxxxx号货车存在多项违法违章行为，交警部门认定其负同等责任，不存在问题。黎森材驾驶的粤Hxxx号货车已查明的有两个严重违法违章行为：一是超载超过50%。肇事货车在事故中操作不当、刹车不及，超载导致了刹车距离的加长、撞击力量增大，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更是造成谭锦祺死亡的直接原因之一。肇事货车第二个违法行为是通过路口时没有按规定操作。因为车辆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路口，均不能保证其拥有全部的通行优先权，必须停车瞭望，确认各方向来车情况后才能通行。因此，粤Hxxx号货车没有按安全规范操作，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肇事货车的多项违法行为导致其应对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事故认定书》不存在任何问题。一审法院确认其证明力，处理正确；三、保险赔偿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工伤或工亡，员工及其家属既可循交通事故获得赔偿，同时也可以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获得赔偿。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共识，不存在争议。林伟潮与保险公司没有利害关系，也不是主张退还赔款的权利主体，该上诉毫无道理。综上，林伟潮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黎森材、梁立基述称：对于黄月萍等人与林伟潮、郭慧菊之间的纠纷，与黎森材、梁立基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其两方的上诉不发表意见，请法院依法处理；对于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该交通事故虽然与黎森材、梁立基存在法律关系，但交通事故的责任及损害赔偿已结案处理，事故中各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林伟潮支付一次性赔偿金623900元（31195元×20倍）、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311950元（31195元×10倍）；二、林伟潮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100元；三、郭慧菊与林伟潮共同承担上述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7月18日，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以林伟潮为被申请人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当日该会作出中劳人仲不字〔2017〕11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其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主张谭锦祺是林伟潮经营的“水上人家”餐厅的员工，谭锦祺从8月中旬开始一直在“水上人家”餐厅上班，每天上午9点左右出发到开工地方，谭锦祺一共工作了两个多月，主要负责管理餐厅里的鱼池，有时候在厨房帮忙，事发路段是上班的必经路段，上午上班时间9:30，下班时间为2:00至2:30，下午上班时间为4:00到晚上9:00结束；谭锦祺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由于林伟潮没有为“水上人家”餐厅办理工商登记，造成谭锦祺无法获得工伤赔偿，故应当由经营者负责赔偿，并提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工资单、亲属关系证明、通话视频、录音、照片予以证明。林伟潮、郭慧菊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但认为本案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林伟潮在交通事故过程中没有过错，并且谭锦祺并非在其指派或授权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也不确认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确认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真实性，确认谭锦祺因交通事故死亡；确认工资单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是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后其家属找林伟潮代领的劳动报酬，谭锦祺实际上是没有做满10月份的，只是由于双方是朋友，所以叫谭锦祺过来做帮工而支付该报酬的，且当时谭锦祺于11月4日已发生交通事故，但工资条上显示到11月5日，说明该单据并不能真实反映谭锦祺的工作时间，不确认是“水上人家”雇请谭锦祺，当时餐厅还未开业，是林伟潮个人雇请；不确认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应当与户籍、户口簿证明共同使用，或经过公证处证明，否则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确认通话视频、录音、照片的真实性，但认为第一、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提交的录音材料均属于未经林伟潮同意私下录音，虽然其中林伟潮的声音是真实的，但属于录音当中截取的部分证据，且存在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故意引诱性问话及断章取义行为，通过录音内容却证实谭锦祺与林伟潮是好朋友关系，谭锦祺亲人也称如果谭锦祺没有出事两天就回石岐了，可以证实林伟潮个人短期雇请谭锦祺帮忙清理鱼池，该录音不能证明谭锦祺是“水上人家”的员工；第二、谭锦祺的妹妹以“交警通知去调解为由”打电话给林伟潮，林伟潮当时觉得谭锦祺因交通事故去世非常不幸，想帮助家属在交通事故方面多争取一些赔偿，但林伟潮在录音中也一直强调谭锦祺不是在餐厅出事，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同意出于人道主义给予补偿；第三、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和谭锦祺其他亲属多次找林伟潮协商，轮番给其施加精神压力，并且偷偷录音，一审法院不应对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私下录音行为予以肯定，也不应采信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提交的录音材料。黎森材、梁立基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核实；确认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亲属关系证明；主张工资单、通话视频、录音、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核实，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黎森材、梁立基无关。经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反映谭锦祺于2016年11月4日9时35分许，在中山市东升镇永茂街与永生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升大队做出谭锦祺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的认定意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反映谭锦祺于2016年11月4日因交通事故而死亡；工资单载明“‘水上人家’支付谭锦祺工资10月份至11月5日4100元正，代收人谭玉妹，支付人林伟潮”，落款日期为11月7日；亲属关系证明由中山市西区长洲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反映黄月萍系谭锦祺的配偶，谭健樟系谭锦祺的儿子，谭英进系谭锦祺的父亲，黄剑卿系谭锦祺的母亲；通话视频反映谭锦祺的家属谭玉妹向林伟潮了解谭锦祺的工作情况，其中谭玉妹问“谭锦祺在你这里做事做了多久？”，林伟潮称“应该做了一个多两个月”，谭玉妹问“他的工资多少钱一个月”，林伟潮称“3500元”，谭玉妹问“那天开工几点钟”，林伟潮称“开9点半”，谭玉妹问“你没有帮他买社保、意外险之类的吗？”，林伟潮称“全部都没有。因为刚刚是试业期间”；录音反映谭锦祺的家属与林伟潮协商谭锦祺的死亡赔偿问题，其中林伟潮称“我东升那家店（指水上人家餐厅）亏本，正式营业执照还没拿，什么都没拿，每个人都是临时工”；照片反映林伟潮经营的“水上人家”餐厅外部广告牌、内部摆设情况及与林伟潮协商的情况。林伟潮、郭慧菊主张谭锦祺从10月份开始到“水上人家”上班，但并非每日到餐厅上班，只是不定期到餐厅帮忙，餐厅的营业时间为每天上午9:30分上班，下午2:00下班，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距离林伟潮的水上餐厅大概两公里，但不一定经过事发路段，事故发生前，水上餐厅没有工商注册，也没有正式对外经营，只是偶尔有熟人来帮衬，但也收取朋友的相关费用，但并不是正式营业；林伟潮与郭慧菊是夫妻关系，但郭慧菊没有参与水上餐厅的经营。关于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责任认定。林伟潮、郭慧菊主张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指挥、交通标志线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是导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林伟潮、郭慧菊认为正常情况下谭锦祺应该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经询问交警部门，被口头告知“死者为大”，出具事故同等责任也不排除有同情成份，且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有一个重大的遗漏事实，即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超速驾驶摩托车，并且没有让右侧车辆先行应至少承担主要责任，并申请调取交通事故涉及的全部卷宗材料。根据林伟潮、郭慧菊的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升大队调取了涉案的交通事故卷宗，交由双方质证，并当庭播放了调取的行车记录仪录像。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认为：第一，从货车司机笔录及视频可见，货车行驶在道路靠左的位置，右边停了一列小车，故在经过事发路口时导致谭锦祺避让不及；第二，交警部门查实肇事货车超载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从双方的责任看，谭锦祺的行为比肇事货车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更为轻微，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认定为双方负同等责任已经是减轻了肇事货车司机方面的责任比例；第三，林伟潮、郭慧菊对谭锦祺行驶的速度单凭肇事货车司机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因此其方认为法院可以采信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第四，事故认定书对于事发的时间与地点均有明确的陈述，与谭锦祺上班的时间及与“水上人家”餐厅的距离均可以看出谭锦祺是在上班时间发生交通事故。林伟潮、郭慧菊确认相关的卷宗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为：第一，根据法院调取行车记录仪的录像可以看出大货车当时行车速度缓慢，并且是正常行驶但谭锦祺驾驶摩托车直接从小路穿出，没有减速，也没有让右侧直行车辆先行，并且车速过快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第二，交警部门现场勘查时没有提取刹车痕迹，但根据肇事司机亲笔陈述也可以证实当时谭锦祺驾驶车辆车速达到70-80公里，明显严重超速，而交警责任认定书并没有提及谭锦祺存在超速问题，因此其方认为一审法院经过调查核实不应采信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第三，交警部门并未对谭锦祺驾驶的车辆是否年审及其驾驶证是否合法取得、年检进行审查；第四，大货车的超载问题只有在大货车在刹车时才会造成一定影响，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陈述根本没有看到谭锦祺，故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刹车行为，因此其方认为大货车超重与本案的交通事故责任没有任何关系，事故原因主要是谭锦祺驾驶车辆超速并且没有避让右侧车辆。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认为按林伟潮、郭慧菊的陈述货车司机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免事故发生责任更应加重，对于林伟潮、郭慧菊称谭锦祺超速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经查，涉案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材料、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广东岐江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行车记录仪录像。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反映勘查时间为2016年11月4日10时03分至2016年11月4日11时30分，现场死亡一人，肇事驾驶人黎森材在场，无其他当事人或证人在场，无抽血或提取尿样，无提取痕迹物证；询问笔录反映黎森材向公安交警部门说明交通事故的经过，其驾驶重型厢式货车，车速10－20公里/小时，载货大约12吨，有行车记录仪；另有证人李宝全的询问笔录反映其在离现场40米处目击交通事故的发生；当事人陈述材料反映黎森材陈述2016年11月4日上午9点25分，其驾驶货车前往中山市东升永生街，亿新电器有限公司送货，行至永生街十安路时（当时车速约6公里时速），有辆摩托车直飞过来，当时摩托车时速70－80公里/小时，两车发生碰撞；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反映中山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根据尸体检验所见，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死者谭锦祺符合钝性暴力作于头部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广东岐江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反映送检的重型厢式货车、摩托车均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摩托车的左前转向灯灯罩受损、前制动闸把受损缺失，重型厢式货车的左前转向灯灯罩、左尾灯灯罩受损；行车记录仪录像反映重型厢式货车的行车速度较慢。由于双方对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分歧较大，根据林伟潮、郭慧菊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要求交警部门派员出庭作证，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承办交通事故案件的工作人员何某出庭，其陈述：交通事故发生后有现场勘查，也有制作现场勘查图、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事发道路并无交通标线，也没有限速标志，但按照城市道路限速是30km/每小时，公路限速是40km/每小时的规定，事发道路属于公路，故其限速应是40km/每小时；现场勘查有提取涉案车辆的刹车痕迹，其中货车的刹车痕迹为4米，摩托车没有刹车痕迹，并出示现场勘查图片，该图片可以看出上述情况；货车的车速由货车行车记录仪可以判断货车车速较慢，但具体车速无法确定，但摩托车的车速无法判断；针对黎森材的笔录称事发时摩托车的车速大概为60km/每小时，交警部门并没有就摩托车的车速进行鉴定，而事发道路虽有一个治安监控录像，但已经坏了；摩托车司机当场死亡，但没有对摩托车司机进行酒精检测，也没有进行抽血，没有进行酒精测试是因为事发时间为9点30分之后，没有强制要求对司机进行酒精测试，但对货车司机进行了酒精测试，检测结果显示货车司机血液中不含有酒精；肇事货车超过核载量51%，货车超载与事故发生有一定关联；因为货车司机经过十字路口应当预见有危险的发生，需要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但涉案的货车司机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货车司机没有尽到安全驾驶义务；涉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依法作出的，车辆通过没有交通标示的路口时需要确认安全才通过，货车司机操作违反了安全规范；本案中涉案双方车辆通过路口时货车有优先通过权，根据货车行车记录仪视频无法判断当时货车的车速，但货车车速较慢，也无法判断是在撞车前还是撞车后刹车；假如货车没有超载，则摩托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货车承担次责，因为货车有优先通过权，在通过路口时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责任认定书是由交警部门片区事故专家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作出的。对于上述的证人证言，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认为：涉案的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综合考虑事故双方在事发前后的全部行为经过事故责任认定专家组讨论依法作出的，并不存在违法及违反程序的情形，林伟潮、郭慧菊的问题大多是无法判断及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问题，都是林伟潮、郭慧菊想象或猜测，与事故认定不存在关联性，与案件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应以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为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货车司机也是存在过错，且货车司机超载行为直接导致车辆的行驶反应缓慢，对造成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超载车辆本身不应上路。林伟潮、郭慧菊认为：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做出，违反法定程序，做出的认定结果对货车司机明显不公平，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关于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应根据货车的行车记录仪录像显示，货车司机左侧有视觉盲区，并且货车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在路过事发路口时，正常情况下货车司机会将注意力放在正前方或右侧方，已经发生碰撞后货车司机才发现摩托车及摩托车驾驶员，因此无论货车是否超载都不影响本起事故的发生，也没有因超载而加重事故的后果，因此，交警部门以货车超载为由认定货车司机承担事故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其次，货车当时行驶车速很慢，假如当时货车行驶速度仅有10至20公里/小时，没有任何理由再要求货车司机减速，关于认定货车司机没有保证道路安全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否则只要出现交通事故就认定货车司机承担责任是对货车司机的不公平；相反，摩托车驾驶员若遵守交通规则，在进入路口时停车瞭望或让右侧拥有路权的货车优先行驶，本起事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从事故发生原因来看，摩托车驾驶员的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最后，交警部门现场勘查时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交警部门没有对摩托车驾驶人员进行抽血导致不能核查摩托车驾驶人员是否饮酒驾驶，因此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而且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提及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林伟潮、郭慧菊认为拥有路权并不需要停车瞭望，且货车司机对事故赔偿没有异议，是因为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也是因为交警部门知道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同情死者而做出，但本案中应该严格根据现场录像等证据认定事实及划分交通事故责任。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升大队作出的山公交认字[2016]第A000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争议较大，故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的规定，本案依法向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就以下问题征询意见：1、未对死者谭锦祺进行抽血检验是否属于重大的程序遗漏，对本案的责任认定有无影响？2、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时间有无超过了法定时间，是否会导致程序违法，以致影响认定书的合法性？3、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双方责任时，是如何运用因果关系和过错原则的？认定双方同等责任是通过怎样的逻辑顺序推理出来的？首先，发生该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本案中，黎森材驾驶的小货车有优先通行权，谭锦祺驾驶的摩托车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是否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次，认定书中认为黎森材驾驶小货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事实依据是什么？驾驶员有无过错？从本案的行车记录影像及办案交警的陈述可知，黎森材驾驶的小货车行驶速度很慢，而且在事故现场有4米的刹车痕迹，而谭锦祺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刹车痕迹，怎么认定黎森材驾驶小货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而对谭锦祺驾驶的摩托车却未作认定？最后，黎森材驾驶的小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51%的行为，该违章行为与发生交通事故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否等同于责任事故原因？怎样逻辑推理并分配事故责任？一审法院分别于2018年6月14日、2018年8月2日发函，但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直未回复。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确认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确认其合法性及关联性，认为首先该文件是法院发出的函件，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且该函件中明确依据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是在道路交通案件中适用，本案是非法用工导致的赔偿案件，不是交通事故案件，不能适用该意见；本案林伟潮、郭慧菊对事故认定提出异议，其主体不适格，意见第十八条规定的当事人是指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本案林伟潮、郭慧菊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与交通事故案件没有任何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不能对交通事故认定提出异议；本案交通事故所有的当事人对事故认定没有异议，对责任分担也没有意见，对赔偿金额没有意见，主动签署了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是合法处分自身权利义务的行为，法院不能在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主动审查事故认定，否则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本案中只能审查非法用工导致赔偿问题，如果本案中审查交通事故赔偿问题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认为函件发出的程序与征询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交警部门没有对函件作出回复说明交警部门也认定该函件违反法律程序下作出，不能作出回复，否则该回复也缺乏合法性。林伟潮、郭慧菊确认上述材料，认为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对交通事故已经提出很多疑点，交警部门有义务对法院的征询函予以回复，在交警部门拒不回复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自已调查的核实的具体情况，决定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否可以采信；经过一审庭审，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程序违法，交警部门在事发现场没有及时提取刹车痕迹，就不能排除死者驾驶的摩托车是否存在超速，也没有提取死者的心肌血就不能排除死者在事发时是否存在饮酒、醉酒或吸收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一审庭审中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的陈述可以认定交通事故中大货车司机享有路权并在正常行驶，根据大货车行驶记录仪显示货车行驶缓慢，没有超速的，货车司机当时只有义务注意正前方，但死者驾驶的摩托车突然出现，说明死者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停车眺望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也极有可能处于超速的状态，尽管货车处于超载51％的情况，但货车的超载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货车的超载与交通事故的结果加重也没有因果关系，死者未按交通规则行驶是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交警部门没有回复为何货车司机承担同样责任；货车司机作为交通事故当事人之一没有对交通事故提出异议是因为赔偿与自身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保险公司赔偿，根据事发的行车记录仪录像、交通事故案件资料、交警部门出庭人员陈述，林伟潮、郭慧菊认为死者应当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仅为一份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法院庭审调查并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程序违法、实体不清，划分责任不公，超出法定期限，未经法院查证属实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黎森材、梁立基确认上述材料。关于公安交警部门未对死者谭锦祺进行抽血检验是否属于重大的程序遗漏，对本案的责任认定有无影响的问题。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认为：1.林伟潮、郭慧菊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不能对事故认定提出异议。2.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对事故认定没有异议，且已经赔付完毕，无论事故认定书内容如何，对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都已经落实，无论事故认定内容如何均是符合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权利义务的范围。3.本案中主动审查事故认定，将违反法定程序。4.该问题由于不可能恢复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所提出疑问不存在明确答案，在不可能有答的情况下不应对所谓的影响擅自作出判断，故其认为交警部门未对死者的血液进行检验不属于程序遗漏也不会对交通事故的认定产生影响。林伟潮、郭慧菊认为：交警部门的认定程序属于重大程序错误，会影响交通事故事实的认定。黎森材、梁立基认为：属于程序遗漏，关于是否属于重大遗漏对责任认定有无影响由法院认定。关于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时间有无超过了法定时间，是否会导致程序违法，以致影响认定书的合法性问题。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主张与未抽血检验的问题意见一致，且无论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作出事故认定书都不影响认定书的合法性。林伟潮、郭慧菊认为：超出法定期间明显构成程序违法，会直接导致涉案认定书不具有合法性。黎森材、梁立基认为：超出法定期间属于一般违法，不会影响认定书的合法性。关于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双方责任时，是如何运用因果关系和过错原则分配事故责任的问题。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认为：对于事故认定如何作出，交警部门已经作出明确说明，并说明本案是经过事故认定专家组审议决定，责任划分的理由也在认定中明确载明，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对事故认定并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在函件第三点中提出的货车行驶速度慢等理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无法判断对事故产生有任何的影响，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及事后的车辆检验，综合所有在事故中出现的所有违法违规的行为综合判断依据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事故认定是符合事实及法律所规定的。林伟潮、郭慧菊认为：交警部门根本没有依据因果关系及过错原则作出认定，作出同等责任主要是基于对死者的同情，本案可以确定是货车有优先通行权，死者不让货车行驶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摩托车驾驶员是否超过行驶速度及有无按操作安全规范驾驶属于重大遗漏；关于货车超载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阐述，货车司机事发时根本没有回避结果的客观可能性，但摩托车驾驶员违反《道路安全法条例》第四十五条及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因此死者应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黎森材、梁立基认为：确认其在右方道路享有优先通行权，其方为正常行驶，且速度较慢，车上有安装行车记录仪，事发的经过是比较清楚，具体的责任划分黎森材、梁立基当时没有提出异议，本案中对责任的划分由法院认定。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在本案中进行审查并重新划分责任。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认为：事故认定书属于政府部门作出的文件，属于书证，该书证涉及的交通事故与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及赔偿，各方当事人不存在争议，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不能主动审查，也不能重新划分责任。林伟潮、郭慧菊认为：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一审庭审中所有证据法院都有权利进行实体及形式审查，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认定书与民间借贷的借据没有太大区别，且本案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主张赔偿的依据是认为死者在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导致受到损害，因此该责任认定书是重要证据，虽然林伟潮、郭慧菊并非交通事故当事人，但该证据与本案至关重要，一审法院应当对该证据重新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责任认定，不能在已经查实存在疑点的情况下还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应当排除该证据。黎森材、梁立基认为：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法院有权进行司法审查，是否采纳由法院认定。一审另查明，2015年度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适用劳动争议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双方就谭锦祺是与“水上人家”形成非法用工关系还是与林伟潮形成雇佣关系有不同的主张。《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得使用童工，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亡的，由该单位向童工或者童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前款规定的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以及前款规定的童工或者童工的近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从该规定可知，非法用工是指用工单位或劳动者不适格或合法用工单位存在不合法的用工情况，非法用工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强，劳动者的工作内容为用工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劳动者受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在劳动中一般不具有独立性，不能随便缺勤，且双方的用工关系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在雇佣关系中，尽管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受用工主体的管理、监督和支配，但人身依附关系不如劳动关系强，同时用工主体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一般是就一项事务或一个项目而临时用工，往往以劳动者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或用工单位完成某项工程为终结，劳动者随时可以终结雇佣关系，用工主体亦可以随时解除与劳动者的雇佣关系。本案中，从上述查明事实可知，谭锦祺由林伟潮雇请到其经营的“水上人家”餐厅工作，虽然双方为朋友关系，但谭锦祺仍受林伟潮的管理，工作时间也比较固定，工作内容也属于“水上人家”的业务组成部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且“水上人家”一直未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没有取得营业执照，故谭锦祺与“水上人家”之间符合非法用工关系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谭锦祺与“水上人家”之间形成非法用工关系。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八条规定，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以谭锦祺近亲属的身份（即非法用工死亡职工的近亲属）向林伟潮主张一次性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应当为劳动争议。二、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在上下班途中。虽然林伟潮、郭慧菊认为谭锦祺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不是上下班的必经路段，但该路线也属于从谭锦祺的居住地(中山市西区)到“水上人家”餐厅经营地点的位置（中山市东升镇）的路线之一，且结合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与谭锦祺的上下班时间，一审法院认定谭锦祺的死亡属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三、是否应当采信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一，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书证，不应当当然被采信，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查。本案中，虽然林伟潮、郭慧菊认为该认定书划分责任错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而且虽然一审法院发函相关交警部门征询相关问题，但交警部门却未作回复；其二，涉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存在未对死者谭锦祺进行抽血检验以及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期限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情形，但该情形是否影响交通事故认定责任划分，应当具体分析，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黎森材作为交通事故一方肇事司机的现场笔录，未反映死者谭锦祺有饮酒的外在痕迹，故没有证据显示该交警部门因未对死者进行抽血而导致认定错误，而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时间仅仅是程序瑕疵，不会对交通事故的认定产生影响；其三，交通事故认定之后，作为交通事故的一方当事人即本案黎森材、梁立基也同意交警的认定，可以证明其对交通事故发生过程的事实以及事故责任划分的认可；其四，交通事故发生后，黎森材、梁立基投保的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理赔方也未对该交通事故认定提出异议。故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有一定的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其责任分担的划分，应当予以采信。四、林伟潮是否应当向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支付一次性赔偿。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用工单位应当支付一次性赔偿，本案中“水上人家”未办理工商登记，故林伟潮作为“水上人家”的投资经营者，应当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赔偿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一次性赔偿金（31195元×20倍），以及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31195元×10倍），以上合计为935850元，一审法院对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五、林伟潮是否应当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因一审法院上述已认定谭锦祺与“水上人家”之间形成非法用工关系，而不是事实劳动关系，故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郭慧菊是否应当与林伟潮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主张并不清楚郭慧菊有无参与水上餐厅的经营，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郭慧菊有参与经营，故郭慧菊对“水上人家”餐厅因用工产生的责任无须承担经营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虽然郭慧菊与林伟潮为夫妻关系，但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诉求的债务林伟潮并未将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属于郭慧菊应当承担责任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一审法院对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十六条，《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林伟潮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即向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支付一次性赔偿金，以及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共计935850元；二、驳回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林伟潮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林伟潮经营“水上人家”餐厅时确未领取营业执照。根据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提供的工资单、通话视频等证据证明林伟潮雇请了谭锦祺在其经营的“水上人家”餐厅工作，月工资3500元、工作时间相对固定等。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已完成基本的举证责任。林伟潮虽主张其与谭锦祺之间为雇佣关系，但其未对该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谭锦祺与“水上人家”之间形成非法用工关系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谭锦祺的死亡是在其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所致，且采信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对此所分析的理据充分恰当，本院予以采纳，不再赘述；同时，事故责任认定书亦已认定谭锦祺“驾驶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指挥、交通标志线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该行为是事故形成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导致此事故另一方面过错；与事故中超载的另一方黎森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并非认定谭锦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林伟潮认为谭锦祺的上述行为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亦无依据。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提起本案诉讼与其在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林伟潮要求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将已收取的赔偿款退回保险公司无依据。本案已支持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的主张，认定谭锦祺与“水上人家”之间形成非法用工关系，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又要求林伟潮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100元没有法律依据。另，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并未举证证明郭慧菊参与了“水上人家”的经营或林伟潮将经营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对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要求郭慧菊对林伟潮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不予支持的结果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与林伟潮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月萍、谭健樟、谭英进、黄剑卿与林伟潮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莉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卢俊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梦春梁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