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6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聚顺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穆厝路5号732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依宁，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金玺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美溪道湖里工业园71号1楼。 法定代表人：郭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涨，福建斯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聚顺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顺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金玺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玺彩印公司）技术咨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2民初4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聚顺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12民初4232号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咨询辅导费用19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1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5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审理中，聚顺通公司自愿放弃诉讼请求部分金额，申请将原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中咨询辅导费１９万元降低至５万元，并自愿将资金占用损失调整为以５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双方于2018年3月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是用于申报政府奖励，从未变更2017年7月15日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的合意，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应当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未充分调查2018年3月16日签订《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的真实背景，进而错误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签订于2018年3月的合同（也即标的额为1万的合同，下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没有变更前一份合同的合意，该份合同仅是用于帮助被上诉人完成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后获取政府专项资金奖励的申报，因此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一）双方于2018年3月签订新的合同是由于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变更专项资金奖励申报材料要求。根据一审提交的上诉人《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的通知、申报指南》和《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2018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的通知、申报指南》可知，在被上诉人拟提交政府专项资金奖励申报材料前，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2018年3月7月的公告中增加申报材料“咨询机构服务合同”和“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用的转账凭证”。（二）在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变更申报政府专项奖励资金的材料要求后，被上诉人不同意提前支付咨询辅导费用20万元。为帮助被上诉人完成申报并领取政府专项资金奖励，在被上诉人的要求下，双方签订新的合同用于申报，但双方并没有变更前一份合同的合意。1、2017年7月份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是被上诉人领取政府补贴后5个工作日内，而在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要求申报奖励时需提交向咨询机构的转账凭证后，被上诉人不同意在领取政府补贴前提前支付咨询辅导费用20万元，于是在2018年3月8日向上诉人表示要签订一份“不作为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用于申报。2、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又于2018年3月12日提出，被上诉人领导跟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关系很好，“打过招呼说那个（也就是付款凭证）可以先不提供”。3、2018年3月15日，被上诉人通过申报系统向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交《关于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的转账凭证证明》，向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表示“按合同规定我司（即被上诉人）未到付款时间故未有支付咨询公司的咨询费凭证”，并向上诉人说明“领导已经和经信局沟通说那两份就用原来的合同。凭证用我现在发给的证明”，上诉人随后回复“肯定不行了”。4、在网络申报截止日期（即2018年3月19日）将近的时候，在被上诉人多次尝试不提交付款凭证以进行申报失败后，被上诉人才于2018年3月16日将修改的合同盖章后发给上诉人，并于当天下午向上诉人支付1万元，以此满足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新增的申报材料要求（即“咨询机构服务合同”和“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用的转账凭证”）。二、一审判决认为在被上诉人“提交评审并获取奖励项目补贴200000元情况下”，上诉人“主张双方仍应履行咨询辅导费用200000元的合同，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交易习惯”，显然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现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部门对企业获取评定、资质证书，乃至企业在新三板市场挂牌，甚至是在证券交易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也即IPO上市），往往出于补贴企业费用支出的目的，而给予企业一定的奖励，但该等奖励通常并不能涵盖企业的成本支出。以IPO上市为例，一家企业要完成IPO上市，支出的成本往往需要数千万元（包括发行费用、承销与保荐费、审计及验资费、法律费用等），但根据各级政府的奖励机制，企业在IPO上市后，可以获取的奖励往往仅为数百万元（如《湖里区促进企业上市实施办法》规定，企业上市后最高可获取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简单地认为被上诉人获取奖励20万元、支付20万元的咨询辅导费用就是“不理性”的，是错误的。反之而言，难道上诉人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提供的咨询辅导服务，仅收取1万元的咨询辅导费，就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吗？因此，一审法院提出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双方于2018年3月签订新的合同仅是用于申报政府奖励，从未有过变更2017年7月15日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的合意，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咨询辅导费用仍为20万元。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 被上诉人金玺彩印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不是事实。2017年7月15日，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增产增效六条措施的通知》，“（五）关于鼓励两化融合体系贯标奖励标准：企业通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在2017年12月31日前，经评定获得国家两化融合评定机构颁发的证书的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60万元的奖励”“《通知》2017年2月12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在此背景下，由上诉人提供格式合同，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之后，由于上诉人无法于2017年年底前完成贯标合同，致使答辩人无法于2017年前通过市政府评审，及获得市政府两化融合补助奖励60万元。2018年，厦门市政府对两化融合补助奖励已由之前的60万元降至20万元。2018年3月，上诉人才完成相应的两化管理体系工作。鉴于以上原因及事由，也基于上诉人实际工作量，上诉人与答辩人经协商一致，由上诉人提供格式合同，双方重新签订一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答辩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贯标咨询辅导费10000元，履行了该协议。二、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第九条合同有效期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乙方拿到咨询费为止。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的，上诉人应当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合同，经人民法院判决无效或者撤销的，双方签订的合同才无效或被撤销。很显然，上诉人并没有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或者撤销上述合同，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恳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聚顺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玺彩印公司向聚顺通公司支付咨询辅导费用19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1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5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玺彩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7年7月15日，聚顺通公司（乙方）与金玺彩印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合同第一条“咨询工作依据、内容”约定“…2、咨询内容乙方依据《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试行）》，结合甲方的实际情况，为甲方提供以下咨询服务：（1）指导、帮助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2）指导、帮助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3）辅导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第二条“本合同费用以及支付方式”约定“本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含税价）。1、甲方前期负责工信部审核组审核费用合计人民币叁万捌仟元整（工信部审核费38000.00元），以及工信部审核员的车马费，此支出不包含在贯标辅导费用中；2、甲方在拿到两化融合补助政府奖励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即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含税价）”；第三条“甲方在本合同中的责任和义务”约定“1、积极为乙方提供与体系贯标相关的各种原始文件和信息；2、负责成立完善的体系贯标领导小组，负责体系贯标、推行过程的决策、协调工作；3、配备体系建立、运行相关的人员，积极支持与配合乙方各项咨询工作的开展；4、按咨询计划约定，进行管理体系文件（管理手册、程序文件、相关的支持性文件）的编写工作，并执行各项管理要求及相关证据保持工作；5、为提高建立、运行和改进管理体系的水平，提高相关人员的素质，积极选派相关人员参加乙方组织的内审员等系列培训。6、协调各方资料协助乙方做好咨询管理工作”；第四条“乙方责任和义务”约定“1、依据双方约定的管理体系标准要求，结合甲方的实际情况，辅导甲方建立、健全相关的文件化管理体系；2、依据咨询工作计划对甲方人员进行管理体系标准的各项宣贯培训；3、全程、全方位辅导甲方的管理体系试运行工作；指导并参加甲方进行的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及管理评审，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4、在甲方申请评定前进行符合性审核，以使甲方的管理体系达到所选定的标准要求，具备获得评定通过的条件；5、为甲方向第三方评定机构做好评定注册申请的资料提交等各项准备工作”。 2018年3月8日,金玺彩印公司员工侯某在与聚顺通公司微信联系时，表示“是的，意思就是另起一份附件”、“我下午先问他下吧。看他怎么说”。 2018年3月16日,聚顺通公司（乙方）与金玺彩印公司（甲方）又签订一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该合同第二条“本合同费用以及支付方式”约定“本合同费用以及支付方式”约定“本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含税价）。1、甲方前期负责工信部审核组审核费用合计人民币叁万捌仟元整（工信部审核费38000.00元，以及工信部审核员的车马费），此支出不包含在贯标辅导费用中；2、甲方在拿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证书后2个月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即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含税价）”，其余条款内容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基本一致。 2018年3月16日，金玺彩印公司向聚顺通公司转账支付10000元。之后，聚顺通公司向厦门市经济与信息局提交了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2018年3月30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布2018年第一季度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企业名单的通告》，并附件2018年第1季度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企业名单，金玺彩印公司名列其中。根据2018年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财政补贴企业清单，金玺彩印公司可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奖励项目补贴200000元。金玺彩印公司于2018年5月获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奖励项目补贴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依据哪一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所涉对象为技术咨询合同，专业性强，更需要当事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合同义务，积极促成对方合同利益的实现。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且该份合同亦获厦门市经济与信息局认可，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该份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对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的变更。聚顺通公司具备从事技术咨询合同的资质，相对金玺彩印公司而言，更应尽到谨慎注意合同内容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合同款项内容的约定。聚顺通公司主张依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为准，应举证证明双方在变更合同后仍依照原合同履行义务达成合意。聚顺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变更后达成仍然按该合同继续履行的合意，金玺彩印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另行订立附件及征求其公司意见，此后，金玺彩印公司工作人员未取得其公司的授意并与聚顺通公司订立附件，故聚顺通公司主张依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为准，缺乏事实依据。在金玺彩印公司提交评审并获取奖励项目补贴200000元的情况下，聚顺通公司主张双方仍应履行咨询辅导费用200000元的合同，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交易惯例。聚顺通公司所举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其与金玺彩印公司之间达成在合同变更后仍按照原合同履行的意思表示，故聚顺通公司主张咨询辅导费用依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XMJST-201733）之约定为200000元并要求金玺彩印公司支付咨询辅导费用19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厦门聚顺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聚顺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侯某的证人证言，证明2018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产生的背景，双方并无变更原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意思是履行2017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 证据2、侯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侯某的身份。 证据3、福建电信费用充值缴费凭单，证明电话号码为“180××××4250”的用户名为“候书虎”，与金玺彩印公司员工侯某一致；该号码与聚顺通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侯某”所提供的号码一致，该微信聊天记录为真实的。 证据４、赖桂明身份证复印件及劳动合同，证明聚顺通公司一审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为真实的，双方签第二份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是该份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只为了应付检查，双方没有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 金玺彩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增产增效六条措施的通知＞政策解读》(2017年2月27日)、《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2018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支持项目的通知》（厦经信服务【2018】142号）两份文件，证明2017年合同签订背景是国家奖励通过两化融合评定的企业60万元，2018年奖励金额变为20万元，双方针对合同履行已达成新的合意。 对于双方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聚顺通公司提交的证据1为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人侯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对方有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金玺彩印公司对表面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侯某目前并非其员工，对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金玺彩印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有原件，金玺彩印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金玺彩印公司提交的证据，聚顺通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所主张的证明内容能否成立涉及争议焦点，本院将综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聚顺通公司一审中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审中当庭出示了原件，并提供微信用户赖桂明的身份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明赖桂明系其工作人员。在本院对聚顺通公司工作人员赖桂明所作调查中，赖桂明确认，前述微信聊天记录系其与金玺彩印公司工作人员侯某就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合同事宜进行沟通。聚顺通公司提交的福建电信费用充值缴费凭单显示，用户名称为“候书虎”，手机号为180××××4250。该手机号码可与聚顺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微信号“ｗｘｉｄ_ｕｆｐ2ｆ7ｅａｙｊｊｒ22”（身份备注为“金玺公司侯某”）微信详细资料中所载的、其中之一手机号码一致；用户名称“候书虎”三个字，与前述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为“金玺公司侯某”的微信用户所自报姓名以及金玺彩印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公章使用登记表》中3月16日公章使用记录中“侯某”相印证。尽管“候”字略有差别，结合手机号码一致、微信聊天记录的沟通内容涉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合同、《公章使用登记表》中3月16日公章使用记录载明用途范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合同”、使用人“侯某”、“部门行政部”等，足以认定聚顺通公司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身份备注为“金玺公司侯某”的微信用户就是金玺彩印公司的管理人员侯某，其代表金玺彩印公司沟通处理涉案《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的相关事宜。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 1、２０１７年4月６日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６日期间，金玺彩印公司管理人员侯某曾使用其微信与聚顺通公司工作人员赖某沟通处理讼争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的相关事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3日，侯某：“两化的情况怎么样”。赖某：“合规性审核阶段，”并表示后面还有一个复核、公式阶段。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侯某：“老大在吗。合同里有一点点改变。就是当时上份合同是拿到补贴后再付余款。你现在这边是写拿到证书。拿上去领导肯定又要说了。要不我这边改下。有问题吗。”赖某：“这个肯定是要这么写的，你说要是再写拿到补贴，我们又何必要做这份合同呢，那就没有意义了。你这份合同是为了应付检查用的，不是要建立新的合同关系，懂吧。”侯某：“我理解你的意思。但现在会出现两份合同都有盖章万一哪一天有问题纠纷了不是麻烦了，以哪份为准呢。”赖某：“这样，你这份应付的合同，你不要用公司的公章，用萝卜章就可以了。”侯某：“我这边的都没问题。就是怕拿上去给领导的时候肯定会问我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赖某：“你们就拿一个法律上不生效的章应付下检查就可以了。”侯某：“意思是我盖行政的章可以吗。”赖某：“那最好还是以通过为准。”侯某：“这样你看行不行，就按你现在的。单独再写一个说明就好了。”赖某：“就是啊，你就是先跟老板讲，说明有这个问题。你先拿过去审，如果他有问到，再跟他说清楚这个原因，如果他没问题，就直接通过了。单独再写一个说明是什么意思，那以什么样的形式？你草拟一个，需要我们这边怎么配合你再说吧。”侯某：“说明两家都盖章，说明此合同为拿补贴用不作为有法律效力的。”赖某：“那你肯定不能体现在合同里面了，你要另外起草一份。”侯某：“是的，意思就是另起一份附件。”赖某：“可以可以，你写一份吧，盖好章一起盖下去，写个说明。”侯某：“我下午先问他下吧。看他怎么说。”赖某：“好的，好的。”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侯某提到，“领导跟经信局沟通过说那两份就用原来的合同。凭证用我现在发给你的证明。看下有问题吗？”并发送《关于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的转账凭证证明》一份给赖某。该证明载明，“厦门市经信局：我司在申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时，与辅导单位厦门聚顺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时，按合同规定我司未到付款时间，故未有支付咨询合同的咨询费凭证。详情请见厦门市金玺彩印有限公司与厦门聚顺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两化融化（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赖某回复：“肯定不行了。”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６日，侯某向赖某发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该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合同内容，除了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载明为10000元，以及该费用支付条件为“甲方应在拿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证书后2个月内支付”外，其余条款内容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ＸＭＪＳＴ-201733）基本一致。 2、聚顺通公司与金玺彩印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合同编号ＸＭＪＳＴ·ＹＨＰ－２０１７３３）第六条第３款载明，若在咨询辅导期间（即合同签订之日起算一年内）甲方（金玺彩印公司）要求乙方停止辅导或甲方出现无法贯标的情况（如：停产、转业、违法经营等），甲方支付乙方辅导咨询费按已辅导的实际工作的人·天以人民币２０００元／人·天计算。 3、《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增产增效六条措施的通知》“（五）关于鼓励两化融合体系贯标奖励标准：企业通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在2017年12月31日前，经评定获得国家两化融合评定机构颁发的证书的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60万元的奖励”。 4、《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２０１８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奖励项目的通知》载明，“申报受理截止时间：网络申报截止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９日”，该文件附件４《２０１８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奖励项目申报指南》中关于申报“支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项目载明，需提供的材料包括“咨询机构服务合同”、“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用的转账凭证”等。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６日所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以下简称“2018年合同”）能否取代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所签订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辅导合同》（以下简称“2017年合同”）。 本院认为，综合两份合同的内容、签订时间、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沟通情况等，应当认定双方签订2018年合同的真实目的系应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申办手续要求，并无以此份合同取代2017年合同的意思表示。首先，从两份合同的内容看，均涉及聚顺通公司为金玺彩印公司申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项目提供咨询辅导服务，以获得政府的相关奖励。除了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及该费用支付条件不同外，其余条款内容基本一致。2018年合同并未载明取代2017年合同的内容。第二，从合同签订的日期看，2018年合同实际签订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但合同中载明的签订日期却与2017年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相同。如果要以2018年合同取代2017年合同，则没有必要使用与2017年合同相同的签订日期。第三，聚顺通公司主张，签订2018年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配合金玺彩印公司顺利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需要而制作，该主张可以从《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２０１８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奖励项目的通知》以及双方2017年合同约定的内容等得到印证。（1）《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2018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奖励项目的通知》载明，“申报受理截止时间：网络申报截止时间2018年3月19日”，该文件附件４《2018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奖励项目申报指南》中关于申报“支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项目载明，需提供的材料包括“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用的转账凭证”。而双方2017年合同约定的咨询费用支付条件是甲方拿到两化融合辅助政府奖励后５个工作日。即文件要求提交的支付凭证与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客观上存在冲突。（2）聚顺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实，双方工作人员就申报“支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项目所需提交的“咨询机构服务合同”及“向咨询机构支付咨询费用的转账凭证”等事宜进行沟通协调。聚顺通公司提议签订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以应付检查用，金玺彩印公司表示同意并提到另起一份附件对此进行说明。（3）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了第二份合同，但未签订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附件。该合同签订时间临近《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2018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型制造示范、工业设计中心）奖励项目的通知》载明的网络申报截止时间2018年3月19日，亦可佐证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真实目的。至于未实际签订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附件，并不影响双方签订2018合同真实目的的认定。综上，本院认定，双方签订2018年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顺利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需要，而非取代2017年合同，应当依照2017年合同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聚顺通公司已按照该合同约定提供咨询服务，辅导金玺彩印公司申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等，金玺彩印公司亦已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并取得相关奖金２０万元。根据2017年合同约定：“甲方（金玺彩印公司）应当在拿到两化融合补助政府奖励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贯标咨询辅导费用，即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含税价）。”双方当事人确认金玺彩印公司已于2018年5月收到前述奖金，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奖金具体收到时间，根据上述约定，本院认定金玺彩印公司至迟于2018年６月７日前应当支付聚顺通公司咨询辅导费２０万元，扣除金玺彩印公司已支付的１万元咨询辅导费，该公司尚欠聚顺通公司１９万元咨询辅导费未支付。二审中，聚顺通公司表示自愿放弃诉讼请求部分金额，将原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中咨询辅导费１９万元降低至５万元，并自愿将资金占用损失的起算时间调整为以５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系其自愿对自身权利作出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金玺彩印公司关于双方签订的2018年合同取代了2017年合同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金玺彩印公司还提出，因聚顺通公司的行为导致金玺彩印公司未能在２０１７年通过项目评定、最终导致所获得的奖励金额下降，该主张与双方２０１７年合同第六条第３款所载明的“咨询辅导期间（即合同签订之日起算一年内）”的约定不符，金玺彩印公司该项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聚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2民初4232号民事判决； 二、厦门市金玺彩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聚顺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咨询辅导费５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５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9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２０５０元，二审案件受理费１０５０元，均由厦门市金玺彩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爱芳） 审 判 员 （王铁玲） 审 判 员 （陈璐璐）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商梦莹） 书记员（朱梅君）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五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