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民终3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玉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力，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星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卫，江苏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星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2018）苏059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同发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原告交易相对人是吴秀英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下称同发鑫博)，与原审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根据法院查明事实，周星星提供了连续的送货单，收货人是“同发”“吴总”“吴”，都是指向吴秀英及同发鑫博。周星星与原审被告从来没有接触，吴秀英也承认在2017年2月前就与周星星有往来。故对周星星而言，只是吴秀英换地址经营。2、根据法院查明事实，送货单签收人是吴秀英及其雇佣的员工；3、根据同发鑫博工商信息，其有制售中餐的资质，不需要借用他人资质或名义经营；4、孙玉兵与朱桂珍短信记录、派出所报警记录可以证明，供应商向吴秀英催款并闹至派出所。朱桂珍说吴秀英债务太多了，心寒，希望孙玉兵能够帮帮吴秀英的情况，可见供应商一直认可的交易相对人是吴秀英；二、原审被告由于不是周星星与吴秀英、同发鑫博往来中的当事人，无法了解其具体往来情况。但原审中申请法院查询吴秀英、同发鑫博的银行明细(共十个账户)可以查明包括周星星在内的供应商与吴秀英、同发鑫博往来，付款的情况，系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但原审法院至今未开具调查令或依法调取。根据原审被告掌握的同发鑫博银行账户明细复印件，可以证明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同发鑫博一直在经营。而吴秀英只有中央厨房一个快餐制售车间，可以证明吴秀英、同发鑫博是以自己名义独立对外发生交易并结算。三、本案原审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未准许追加吴秀英作为共同原审被告，向周星星订货、收货的负责人一直是吴秀英，周星星及吴秀英对此也并未否认。另外根据现有的同发鑫博银行记录复印件，同发鑫博也存在支付货款的事实，原审被告没有参与周星星与吴秀英、同发鑫博之间的交易，对收货情况、送货金额、已付款情况无法查明及举证。即使原审中吴秀英作为周星星证人出庭，也显然是与周星星串通，在其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基础上作出对原审被告不利的陈述。原审被告也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吴秀英作为原审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并未准许，错失查明事实的机会。综上，吴秀英系以同发鑫博或其自己的名义向本案系列食材供应商购买食材，并且已经支付货款。供应商明知交易相对人是吴秀英及同发鑫博，与吴秀英恶意串通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星星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原审判决。 原审原告周星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审被告支付原审原告货款60万元；2、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原告称，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存在业务往来，原审原告为此提交了其整理的送货单。原审原告就双方往来模式解释称，原审原被告间为买卖关系，按照交易惯例，原审被告需要货物时由刘广贞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原审原告订货，并确定货物价格后由原审原告将货物送至原审被告处，原审被告员工签收。因原审原告仅收到货款4万元，余款未付，故原审原告诉至法院。原审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一、原审原告整理的每月的送货单： 2017年9月的送货单58张，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王建中、刘广贞，金额合计234604.5元。 2017年10月送货单34张，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王建中、刘广贞，金额合计126845.5元。 2017年11月送货单32份，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王建中、刘广贞，金额合计175798元。 2017年12月送货单15张，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金额合计86952元。 上述送货单中的抬头写明为“同发”、“吴总”、“吴”、“南环桥”、“管标成”等，部分抬头为空白。 针对上述送货单，原审原告方解释称，所有送货单除了收货人的签字外的内容都是原审原告本人书写的，送货都是原审原告自己送货的。南环桥市场周记鲜肉店是原审原告父亲开办的，原审原告从其父亲处配货给原审被告。送货单中签名的管标成是原审原告丈夫。原审原告负责送货至原审被告处，由原审被告员工签收，但对于签字的位置没有明确要求。 二、照片打印件一张，该照片中显示，抬头为原审被告公司，下方载明，负责人（白班）姓名：树旺，职务：仓库管理，电话181××××1405。 三、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原审被告的参保单位缴费明细一组，该明细中列明原审被告曾为员工树旺、李兵、孙凡龙缴纳了社会保险。 对于付款情况，原审原告表示，原审被告法定代表人孙玉兵及吴秀英曾现场支付原审原告4万元，但未出具相应书面材料。 原审被告对证据一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收货单位名称没有原审被告名称，签字人员也不是原审被告的员工。其中，部分送货单的收货人写明为“南环桥”、“吴”，与本案无关。部分收货单位写为“同发”，而苏州工业园区有“同发”字样的公司名称共有4家公司，故不能证明即为本案原审被告。部分单据中收货人处有管标成签字，但管标成是原审原告丈夫。部分送货人处仅有图案，故原审被告认为送货单涉嫌造假，并非真实。送货单上的签字也不能证明是其本人签字，签字人也不是原审被告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也不知是何人。部分送货单日期有修改。另外，编号0001410写明送货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但当时原审被告也未与吴秀英签订承包协议。对于证据二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人员并非原审被告的员工，是原审被告代吴秀英缴纳的公积金。对于原审原告所称的付款情况，原审被告亦不予认可。 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提出的编号0001410的送货单的日期解释称，实际送货是2017年12月15日，系原审原告书写时笔误。 原审被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一、餐饮项目承包协议一份，该协议写明甲方（发包方）为原审被告同发公司，乙方（承包方）为吴秀英，协议中约定，经营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中央厨房，经营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协议有效期限：自2017年3月18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止，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费用结算及支付方式中约定，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管理费（管理费为中央厨房营业额的7%），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税金（中央厨房营业额的3%作为税金）。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向甲方分三期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作为保证金。保证金于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且乙方结清全部甲方款项及没有任何违约扣款情况下一次性无息返还乙方。每月15日前甲乙双方核算由甲方代垫支付的水电、燃气、房租、人员社保及保险……，经双方确认后从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款项中扣除。待客户货款到账10个工作日内，且甲方扣除乙方应付的上述所有费用后，向乙方支付经营费用。乙方的义务及责任中约定，乙方自行采购原材料，所有与供货商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关系等事宜均与甲方无关（乙方有义务书面告知供应商），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对外经营，乙方必须每月按甲方的要求提供采购原材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发票抬头按甲方指定名称开具。乙方应当按时足额支付供应商货款、员工工资等款项。因乙方原因导致任何第三方到甲方场地进行催款、聚集等情况发生的，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生产，或给甲方造成的名誉损失、经济损失的，乙方须承担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及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承诺在服务期内与乙方员工、与任何第三方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均与甲方无关。 二、原审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吴秀英（乙方）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写明，乙方合作人吴秀英于2017年3月18日与甲方签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现因乙方吴秀英在履行承包协议过程中，自己经营不善，且多次违反《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第四条第3款、第10款等规定，将本项目款项用于其他债务清偿，导致本项目不能正常经营，同时天天债主不断向吴秀英催债，严重影响甲方的正常工作和经营。为此，经与乙方吴秀英协商一致，现乙方同意甲方根据《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第七条第2款规定提前终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甲乙双方同意自《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之日起双方应立即进行委派相关人员进行财务清算，乙方应在5日内将承包财立归还甲方。在清点过程中若有财产设备损失、损坏，乙方应按原价承担赔偿责任。 三、欠条一份，载明，本人吴秀英（系同发公司采购）于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所欠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法定负责人：张媛）供货款424601元。经双方协商，债务人必须于2017年12月30日将所欠金额全部还清。落款处写明为债务人吴秀英，下方有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发票专用章。 四、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欠范玉光工资共计84716元，承诺在2018年2月底付清，落款处有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加盖公章。 原审原告表示，对证据一承包协议真实性有异议，原审被告称2017年3月承包公司给吴秀英，但承包协议显示2017年8月签订，协议不真实，原审原告方有理由相信承包协议是原审被告为达到损害原审原告等债权人目的时候伪造的。据了解，吴秀英与原审被告有两份协议，系阴阳协议，原审被告应当出示。承包协议关联性也有异议，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供货，原审被告员工也予以签收入库，原审原告有理由相信是与原审被告在做生意，该承包协议与本案无关联。退一步讲，该协议仅在吴秀英与原审被告之间生效，不能对抗第三人。对该协议合法性也有异议，该承包协议没有向社会公示，也未在三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交易时进行告知，也未在给付货款时进行告知，故该承包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承包协议内容看，都是吴秀英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权利义务不对等。对原审被告举证目的有异议，原审被告提出承包协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能解释为何向原审原告方付款的事实。证据二终止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终止协议是原审被告与吴秀英之间的关系，与原审原告无关。证据三欠条、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张媛、范光玉，原审原告方均不清楚是何人。 审理期间，原审原告申请吴秀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吴秀英到庭，并对本案所涉交易情况陈述如下：原审原告应为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供应商，我个人在原审被告同发公司负责餐饮生产，但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支付工资，也未缴纳社保。原审被告曾与我签订承包协议，但实际未按该协议履行，我与原审被告另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约定其仅负责生产，上家的货款支付至原审被告，再由原审被告支付供应商货款。供应商的实际履行过程为，供应商将货物送至仓库，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接收，生产部门核对金额后报给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财务，由同发公司支付给相应供应商。我对原审原告的送货单均没有异议。我原是负责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的经营生产的，后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于2016年搬迁了，没有生产基地，故至原审被告处继续生产，对外以同发公司的名义接单、付款，我负责生产。原审原告与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之前也有业务往来，但是可以区分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与原审原告的往来截止于2017年2月，2017年4月起即向原审被告供货。我向原审原告购货时未告知与原审被告有承包关系或个人经营的情况。供应商的发票都是开具给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上家的货款也是同发公司收取的，故供应商的货款应由原审被告同发公司支付。 另，一审法院受理（2018）苏0591民初145号案件，原审原告为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原审被告为同发公司及吴秀英，在该案中，原审被告就其与中央厨房的关系陈述如下：中央厨房有自己的配送资质和营业执照，名称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快餐服务部，经营者为孙玉兵，原审被告同发公司负责在外接生意，将接好的生产交由中央厨房即吴秀英做，吴秀英负责向客户配送。但中央厨房不仅是接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生意，也接受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及另一家公司的生意，由谁接的客户，客户就将款打给谁，原审被告方的客户是打款至原审被告公司的账户上。承包费包括房租、流水线等费用直接扣除后再给吴秀英。原审被告是不认识供应商的，如付款，则由吴秀英要求我方代付并签字确认。最后结算时，该款项都是要扣除的。 吴秀英陈述称，对于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交易模式予以认可，但供应商的款项也是原审被告同发公司付的。李兵、孙凡龙、蒋安华、树旺、刘广贞、王建中、孙鹰均是中央厨房项目上的员工，这些员工的工资都是由我个人支付，社保以原审被告同发公司的名义缴纳，但与原审被告同发公司无关，中央厨房三分之一的员工是我带去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亦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中，原审原告提交了送货单，上述送货单中的抬头写为“同发”、“吴总”、“吴”，原审原告亦表示，原审原告确已将货物送至原审被告的经营地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上述送货单的签收人均为王建中、蒋安华、树旺等人，为原审被告公司员工。对于上述人员的身份，原审原告亦提交了其拍摄的照片一张，该张照片中显示树旺为原审被告公司的仓库负责人。故原审原告据此认为与原审原告进行交易的相对方为原审被告，原审被告应支付涉案货款。 而原审被告虽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原审原告应知与其交易的相对方为案外人吴秀英，原审原告与吴秀英存在交易往来，故原审原告所写的上述送货单中所写的“同发”“吴总”应指吴秀英个人及吴秀英经营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送货单中的签收人也是吴秀英雇佣的员工，吴秀英亦曾支付原审原告货款，故涉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应为承包人吴秀英。但从原审被告提交的餐饮项目承包协议来看，协议中明确了吴秀英承包的项目是在原审被告公司住所地的中央厨房，承包期限自2017年3月18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止。而原审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所载明的日期也在该期限内。且原审被告的名称中亦有“同发”字样。原审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供货至其住所地的供应商，其与吴秀英的关系。吴秀英虽曾在庭审中明确，上述人员均为其雇佣的员工，但亦明确上述员工均在中央厨房工作，其也从未向供应商明确购买方为其个人。原审被告虽对原审原告提交的显示树旺为原审被告公司仓库负责人的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认为涉案货物买卖相对方为原审被告，要求原审被告付款的意见，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原审被告认为，原审原告应知涉案货物的购买方为案外人吴秀英，并据此要求调取吴秀英的银行流水的意见，缺乏相应依据，一审法院碍难采纳。经计算，上述送货单中列明的送货总金额合计为624200元，原审原告确认曾收到原审被告4万元货款，故原审被告应支付货款金额为5842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审原告周星星货款584200元；二、驳回原审原告周星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审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542元，余款258元由原审原告负担，原审被告负担部分原审原告已预交，原审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原审原告。 二审中，同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同发鑫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吴秀英作为经营者的同发鑫博经营范围为制售快餐，送货单上写同发快餐应指同发鑫博。同发公司不实际操办快餐的制作。2、供货商朱桂珍与同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玉兵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12月供货商是找吴秀英催款，供货商知道经营的负责人是吴秀英。3、苏州沐霏贸易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威尔信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兴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证明宏业路128号是一个产业园有很多不同的公司，送货到该地址不能认定为送货给上诉人。4、苏州银行及建设银行银行明细复印件及关于已经调查所得吴秀英/同发鑫博银行流水的说明复印件，原件在（2018）苏0591民初145号一案中由法院调取，该案中调取到了银行记录，故该案判决应当由吴秀英承担责任，证明在来中央厨房之前同发鑫博就在经营，经营期间吴秀英是老板，汪思翠是会计，刘广贞是采购，与中央厨房经营期间是一致的。中央厨房的员工工资均由吴秀英发放，中央厨房经营期间，吴秀英及同发鑫博自己经营并且收取了客户的快餐款。由上诉人介绍的客户，上诉人也已经把快餐款支付给了吴秀英，另外吴秀英及同发鑫博也向中央厨房经营期间的供货商的货款进行了支付。另外，一审未查明2017年12月11日同发鑫博向管标成支付了货款6600元，2017年12月12日吴秀英向管标成支付17000元，2018年1月6日吴秀英向管标成支付20000元，以上共计43600元，应当在本案货款中扣除。 被上诉人周星星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同时被上诉人的送货地址是园区宏业路128号是上诉人仓库，而不是胜浦镇吴浦路19号，上诉人明显是张冠李戴。在一审中我们向法院出示的社保记录、墙面仓管人员的公示照片均可以证明。对证据二的三性有异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时没有提供短信记录，朱桂珍并非供应商，聊天记录也没有证明上诉人已经支付完毕全部的货款。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我们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三性有异议，鑫博公司是否经营与本案无关，我方向上诉人供货，应当由上诉人向我方支付货款，在（2018）苏0591民初145号一案中，是鑫博公司向供货商打的欠条，应当判决鑫博公司支付货款，上诉人在误导二审法院。对吴秀英向管标成付款43600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供货单已经交给上诉人，是2017年12月份蔬菜和肉的货款，与本案没有关系。 二审中，吴秀英提供书面证明，其支付给管标成的货款43600元与周星星提交的2017年12月份送货单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二、已付款金额的认定；三、本案应否追加吴秀英为当事人。 本院认为：关于买卖合同主体问题，同发公司主张周星星系与吴秀英、同发鑫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周星星主张其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同发公司。本院就此认为，首先，吴秀英与同发公司签订了餐饮项目承包协议，吴秀英个人承包同发公司住所地的中央厨房，承包期限为2017年3月18日至2020年3月17日。周星星提交的送货单显示其供的货物是中央厨房经营所需蔬菜、肉等，送货单载明的日期在承包期限内。虽然同发公司及吴秀英均陈述在2017年3月后中央厨房也接同发鑫博的业务，但同发鑫博与其他公司有销售业务不能证明吴秀英必然是以同发鑫博名义与供货商订立合同。其次，周星星提交的送货单显示的收货单位部分为“同发快餐”，货物已送至同发公司的经营地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虽然吴秀英表示送货单的签收人为其雇佣的员工，但亦明确上述员工均在同发公司的中央厨房工作，且同发公司为部分收货人员缴纳了社会保险。再次，原审原告亦提交了其拍摄的照片一张，该张照片中显示树旺为原审被告公司的仓库负责人。因此，根据吴秀英与同发公司的承包合同关系，综合交易过程中送货、收货、付款等情况，本案应认定同发公司与周星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同发公司已付款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确认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6日周星星的丈夫管标成收到吴秀英转账支付的货款共计43600元。周星星认为该款是吴秀英支付2017年12月份蔬菜和肉的货款，与本案无关，但吴秀英认为该款项支付的是2017年12月份以前的货款，同时，周星星一审中自诉口头约定货款三个月一结算，故吴秀英陈述该款项支付的是2017年12月份以前的货款，较为合理，同发公司要求在欠付款中扣除该已付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另外，吴秀英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同发公司申请追加吴秀英为当事人及调取吴秀英其他银行明细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同发公司要求在欠付款中扣除吴秀英已付款43600元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本案的货款金额为624200元，扣除同发公司的已付款83600元，同发公司还应当支付540600元。同发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苏州工业园区（2018）苏059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 二、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星星货款540600元。 三、驳回周星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原审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184元，由周星星负担16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184元，由周星星负担1616元。当事人预交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法院不再退还，由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时一并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杰 审判员  赵 东 审判员  周 红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陈闵悦 法律文书履行提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 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 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