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行终736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田林县八渡瑶族乡那骂村太平村民小组。 负责人唐德明，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宝，广西桂百（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田林县八渡瑶族乡八渡村平东村民小组。 负责人彭志明，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伟旗，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春利，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一审被告田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田林县乐里镇新市街49号。 法定代表人黄慧，县长。 委托代理人许永源，田林县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兴林，田林县调处办副主任。 一审被告百色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13号。 法定代表人周异决，市长。 委托代理人农丽贤，百色市司法局干部。 上诉人田林县八渡瑶族乡那骂村太平村民小组（下称太平小组）因被上诉人田林县八渡瑶族乡八渡村平东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平东小组）诉一审被告田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田政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处理决定）和百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百政行复[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2号复议决定）一案，对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0行初149号行政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太平小组负责人唐德明、委托代理人罗宝，被上诉人平东小组负责人彭志明、委托代理人黄伟旗、梁春利，一审被告田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谢君稳、委托代理人许永源、赵兴林，一审被告百色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农丽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7月，田林县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原告平东小组与第三人太平小组对涉案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太平小组向田林县人民政府申请林地权属确权，田林县人民政府受理申请后，组织原告与第三人到争议地现场进行指认，确认争议林地范围为：“大堡”（地名）沿梁到“岩坳（傲）”（地名），又沿山梁过“岩坳（傲）”坡至山顶再沿梁过“高坡”、“岩六挂”（地名）至“渭猎（列）沟”（太平称“水井湾”），又沿“渭猎（列）沟”至大沟过“那陇”上“渭莫沟”，又沿小山梁过“那岩田”下“那母沟”至大沟再沿“那坳（傲）沟”转上山梁至“大堡”（地名）止，总面积2856.6亩。其中，现场勘界图内第2、4、5、9、10、11、13、14、15、16、17、20、26、27、28、30号宗地（共16宗地）面积597.3亩为太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开发种植的林地；第1、3、8、12、18、19号宗地（共6宗地）面积327.8亩为平东2004年以前开发种植的林地；第6号宗地（3.6亩）、第7号宗地（12.1亩）为太平水（旱）田；第29号宗地面积55.9亩为合塘屯和平东水田；第31号宗地面积139.3亩为平东、太平、合塘屯水田。太平小组提供以下证据，证明争议林地归其集体所有：①1981年4月23日平东生产队与太平生产队达成的《合同书》（下称1981年《合同书》）；②1982年9月29日平东生产队与太平生产队达成的《关于平东生产队与太平生产队的山界土地纠纷协议书》（下称1982年《协议书》）；③1982年八渡公社八渡大队《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下称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④八渡公社合塘大队弄扣生产队《山界林权证》；⑤1982年10月20日太平生产队的《社员自留山登记表》以及唐文良、李重文、唐仕发、张成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⑥八渡瑶族乡合塘村平合屯、弄扣屯《林权现场勘界图（单位之间）》；⑦2010年10月7日八渡瑶族乡合塘村民委员会《证明》。平东小组提供以下证据证明争议林地归其集体所有：①1981年《合同书》；②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③1992年12月11日八渡村平东屯易品龙与平山乡达妹村弄喏屯杜永录签订的《生产租赁合同》。被告田林县人民政府调处工作组进行现场勘验、走访调查、组织调解。因调解未果，田林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1号处理决定，决定内容如下：“一、确定太平小组与平东小组的界线是“从‘那母沟’（a点）至大沟，沿大沟上到‘渭那娥’再上‘去合塘田小路’至‘那坳（傲）沟’，再沿‘那坳（傲）沟’上至‘岩坳（傲）’（b点）止”为界。此山界线将争议地分为A块与B块，其中A块面积648.5亩为平东小组所有并管理使用；B块面积1873.2亩为太平小组所有并管理使用。二、确定给平东所有的A块林地范围内有太平村民使用的第2号宗地，作为插花地由太平长期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发；确定给太平所有的B块林地范围内有平东村民使用的第8、12、18、19号宗地，作为插花地由平东长期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发。”2018年8月29日，百色市人民政府作出12号复议决定，维持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于2018年9月6日送达给原告。2018年9月10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和百色市人民政府12号复议决定。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为了证明争议林地归其集体所有，分别向被告提供证据。其中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并涉及本案争议林地的书证包括：1981年《合同书》、1982年《协议书》、田林县档案馆存档的《社员自留山登记表》、《自留山使用证》、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被告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认定，认为1982年《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对1981年《合同书》的进一步确认。太平小组的《社员自留山登记表》和《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太平小组实际管理部分争议地的事实。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地名及山界未能形成闭合线，没有权属凭证进行佐证，且确认记载的平东山界线存在错误，不能作为确权依据。结合工作组调查及林地的利用现状，以“从‘那母沟’(a点)至大沟,沿大沟上到‘渭那娥’再上‘去合塘田小路’至‘那坳(傲)沟’,再沿‘那坳(傲)沟’上至‘岩坳(傲)’(b点)止”为界，将争议林地分为A块与B块，确认A块地为平东小组所有，B块地为太平小组所有，双方在对方管理使用的宗地确认为插花地，不得扩大开发。该院认为，1982年《协议书》约定：“1、关于山界问题按照一九八一年所发山权证执行，不另改变。2、关于开荒田地的处理按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平生产队所定的合同书执行……”，因本案系山林权属纠纷，不属于开荒田地权属争议，且该协议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确认，故被告以该协议作为确权依据实属不当。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系原告从田林县档案馆调取出来的证据，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认为记载的地名及山界未能形成闭合线，且确认记载的平东山界线存在错误。经查，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被告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该《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四至范围进行现场指认、制作现场笔录及现场示意图证据等，被告认为记载的地名及山界未能形成闭合线，且确认记载的平东山界线存在错误无证据证实。对此，该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指认纠纷地，在对该《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四至范围进行指认时，经乡林业站工作人员协助查看图纸并核对现场，所记载的四至范围可能存在闭合。故被告在核实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四至范围时，不采纳该证据所表述的理由，证据不充分。综上，被告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应予以撤销。被告百色市人民政府维持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的12号复议决定错误，亦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二、撤销百色市人民政府12号复议决定；三、责令田林县人民政府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上诉人太平小组上诉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情况。本案所争议的土地(包括A、B两地块)自始以来一直都是上诉人一方经营管理使用,属于上诉人村民小组所有,自1980年起被上诉人平东小组村民强行到上诉人的土地上开垦。上诉人于1981年4月23日和1982年9月29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协议,双方约定以1981年《合同书》约定的界线为界,将原本属于上诉人所有的部分林地划分给被上诉人使用(本案的A地块),即“以‘合塘田’路为界,路下林地为平东屯集体使用,路上林地为大平屯集体使用,还有‘那坳(傲)田、“那国田’给平东屯群众使用。”后双方村民小组一直遵循该协议书约定的界线经营使用,相安无事。2010年林权改革工作以来,被上诉人为了强占上诉人的林地,再次强行越界到上诉人的林地开荒,从而引发纠纷。现在争议地内有上诉人大平屯集体在分田到户前所种植的甘蔗地两处以及油茶、芭蕉等多种经济作物用地能证明林地利用状况。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认定维持1981年《合同书》,争议林地“从‘那母沟(a点)至大沟,沿大沟上到‘渭那娥’再上‘去合塘田小路至‘那坳(傲)沟”,再沿“那坳(傲)沟’上至“岩坳(傲)(b点)止”为界。此山界线将争议地分为A块与B块,其中A块面积648.5亩为被上诉人所有并管理使用;B块面积1873.2亩为上诉人所有并管理使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982年《协议书》虽然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但该协议书来源于档案馆,有当时工作队员予以证实。田林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针对该组证据拟定签订的在场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确认该协议书签订时是经双方村民代表认可约定的山界线,应认定为有效证据。因此,上诉人认为田林县人民政府依据该证据双方约定的界线,根据“三个有利”和土地利用现状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是公平合法有效的,一审判决作出撤销该处理决定,违反土地使用状况的历史性原则,严重损害上诉人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其次,一审判决没有围绕本案证据链进行判决,以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作为确权证据,以该组证据“可能存在”闭合的推定方式判决撤销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结合本案的证据可知,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仅为1982年林业三定时的一份工作材料,无相关人员签字,无相关单位盖章,亦无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真实性。且2010年9月25日的调解笔录中,平东村民小组已经确认“平东与岩岗的界线是从那岩田(头渭莫地方),直过中间小梁顶止”,由此可见,从渭莫沟头至那岩坡一带的土地权属明确,属于岩岗村民小组,由此佐证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西面界线与历史使用事实及现状、双方确认的林地权属互相矛盾,不符合土地的历史使用事实及现状,亦以平东村民小组确认该林地属于岩岗村民小组的事实不相符。一审法院在现场核验的时候亦未能核验出该登记表的四至范围是否闭合,只是“可能存在闭合”,以推定的方式来否定田林县人民政府不予采信该份登记表作为证据的合法性,属于对裁判权的滥用,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维持百色市人民政府12号复议决定和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平东小组答辩称：（一）田林县人民政府确权将争议地B地块给第三人,主要依据是被答辩人在1981年4月23日向申请人要求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太平生产队超越开的田,同意退那傲大田,那傲沟和那国等三个地方给回平东生产耕种”这个事实,这是田林县人民政府断章取义,没有事实根据。该《合同书》上没有答辩人签订认可,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争议地的划界不能以《合同书》为依据。（二）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载明,答辩人在争议地的地界四至是明确的。登记表所列出的答辩人林地四至范围与田林县人民政府划出的争议地范围是吻合的,争议地属于登记表划给答辩人林地四至范围的南面,是答辩人林地其中一部分,登记表中标明答辩人林地的东面是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附图(下简称示意图)的东面,“登记表”西面“那岩坡顶到渭莫”,是示意图的北面,“登记表”南面实际是与西面相连,即渭莫沟→渭猎沟坡顶到渭猎沟坡脚,与示意图的北面相吻合,“登记表”的北面“岩风对岩坳半坡”,对应“示意图”中的西面和南面,虽然“登记表”与“示意图”在东南西北方面部分不相对,但四至是吻合的,“登记表”所载明的四至并没有不合。从“登记表”看恰恰证明了答辩人对争议地A、B地块都享有权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客观及符合法律规定,判决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田林县人民政府陈述称：（一）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太平小组提供的1981年《合同书》与平东小组提供的《合同书》一致,太平小组、平东小组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林地权属纠纷的确权依据。《合同书》中记载涉及本案的内容为“……太平生产队超越开的田,同意退给那傲大田、那傲沟和那国等三个地方给回平东生产队耕种”,按该记载内容以及结合争议地实际地貌,平东小组位于“去合塘田小路”下坎的越界开垦的“那傲(坳)”等三处水田退还给被答辩人,但位于“去合塘田小路”上坎的第6、7号宗地(水、旱田)并不退还,可见太平村民小组的第6、7号水(早)田不属于“超越开的田”,这可确定双方的山界线应位于小路下坎的“那傲(坳)大田与小路上坎的第6、7号宗地(水、旱田)之间。经向当时组织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的“林业三定”工作队原八渡乡林业站岑明忠、原那比乡林业站罗君宏和八渡村那兄屯岑安芳等人调查,也证实“去合塘田小路”为本案争议地双方当事人当时划分的山界线。1982年《协议书》在田林县档案局存档,经向其记载的工作队队员岑安芳、罗均宏、岑明忠进行调查,也证实其真实性。1982年《协议书》是太平村民小组和平东村民小组对1981年《合同书》的进一步确认,属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协议,依法可以作为林地权属纠纷的确权依据。1982年10月20日太平生产队的《社员自留山登记表》以及太平农户唐文良、李重文、张成的《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内容与争议地有关联,且与太平屯群众对争议地的使用事实相吻合,可以作为确定林地权属的参考凭证。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在田林县档案局存档,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表记载平东队山林地界四至范围地名及山界线与本案争议地地名有关联,但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的闭合山界线。在现场勘界时,平东小组原以该范围指认山界线至“那岩坡”“马鞍山”一带,但由于随后确认“那岩坡”、“马鞍山”一带林地属于那骂村岩岗屯集体山界,平东小组根据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的四至范围指认的权属界线明显与土地权属界线及使用现状不相符而更改主张界线至“那岩田”,由此可见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并不符合林地权属事实。且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只是“林业三定”期间形成的工作材料,不是最终的权属凭证,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1992年12月11日八渡村平东屯易品龙与平山乡达妹村弄喏屯杜永录签订的《生产租赁合同》,约定开发地点位于“平补努坡”一带1400亩左右,用于种植桐果,该地点确实位于争议地内,但从现场勘界来看,只有“去合塘田小路”下坎第3号宗地(面积160亩)为1993年、2008年种植的桐果林地,该合同开发约定开发地应该是第3号宗地,正好位于确定给平东小组的A地块内。根据2014年11月25日平东小组、太平小组群众代表签字认可的《田林县八渡乡那骂村太平村民小组与八渡村平东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使用土及土地利用现状》记载,争议地B地块内,除8号、12号、18号、19号宗地总面积120.9亩为平东小组群众管理使用外,其余已利用林地均为太平小组管理使用,平东小组以争议地内对4宗地共120.9亩的林地使用事实主张争议地B地块的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平东小组对B地块内的4宗地的使用时间长久,故决定时将8号、12号,18号、19号宗地作为插花地给平东小组长期使用。县政府结合案件上述证据材料及林地使用事实,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运用政府自由裁量权依法对太平小组与平东小组之间的林地权属纠纷进行确权,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仅仅以1982年《协议书》书证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四至范围可能存在闭合为依据,认定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属于证据采信错误。1982年《协议书》来源于档案馆,并有对当时签订协议的在场人员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其真实性,该协议书签订是经太平小组、平东小组双方村民代表认可约定的山界线。田林县人民政府依据该证据中双方约定的界线,根据“三个有利”和土地利用现状，在证据采信上并无不妥。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虽然为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没有相关的权属证书予以佐证,无相关人员签名,亦无相关单位盖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土地使用现状和平东小组确认的林地权属互相矛盾,不予采信该登记表作为确权的证据并无不妥。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平东队山林地界四至范围,东西南北均有相关地名记载,但是地名之间的走向不明确,亦未说明四至范围所记载的地名如何连接成闭合范围,一审法院在现场核验时亦未能核验出该登记表的四至范围是否闭合,只是“可能存在闭合”,以推定性结论来否定田林县人民政府不予采信该份登记表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没有考虑到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是否与土地历史及使用现状相符的事实,属于对裁判权的滥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证据采信存在问题,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持百色市人民政府12号复议决定和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 一审被告百色市人民政府陈述称：（一）1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中,平东小组和太平小组均提供1981年《合同书》作为自己权属主张的依据,均认可其真实性,故田林县人民政府经调查核实实际履行情况及结合当时组织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林业三定”工作队员的调查情况,认定“去合塘田小路”为双方当事人当时合同划分的山界线相当客观。其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和争议林地利用现状,确定平东小组和太平小组的山界林权界线并将争议地分为AB两块进行处理,所作的1号处理决定理由充分。（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认定错误。1982年《协议书》存档于田林县档案局,田林县人民政府经向当时记载的工作队队员岑安芳、罗均宏、岑明忠核实,证实了该协议的真实性。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平东队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经田林县人民政府调查该界线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的闭合线,且在现场勘界时平东小组原指认山界线至“那岩坡”、“马鞍山”一带,随后又确认“那岩坡”、“马鞍山”一带林地属于那骂村岩岗屯集体山界而更改主张界线至“那岩田”，一审法院未结合历史与现实,简单否定1982年《协议书》,并以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可能存在闭合”为由撤销1号处理决定并不能解决实质争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一审法院不确认的田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5，即1982年9月29日《关于平东生产队与太平生产队的山界土地纠纷协议书》。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存于档案馆，可以认定是当时制作，其真实性不容否定，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于1982年9月29日就纠纷地进行协商约定。同时，该《协议书》载明的参加协议人员有工作队、太平代表、平东代表，因此其内容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 另查明，太平小组提供的1981年《合同书》记载的内容为：六林大队太平生产队关于山界问题，经公社党委解决之后，得到平东生产队的谅解，关于超越开荒的问题，按公社决定平东生产队同意给太平小队耕种直到土瘦为止，平东小队已种的玉米地同意给太平小队补工补种。太平生产队超越开的田，同意退那傲大田、那傲沟和那国等三个地方给回平东生产队耕种。这是双方同意所订合同，希望双方共同遵守为盼。落款单位有六林大队太平生产队杨三等五人。时间为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订立。另有一行内容为“抄制太平小队所订合同，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罗均宏”。 平东小组提供的1981年《合同书》记载的内容除无罗均宏所写的一行字外，其余内容与上述合同书内容基本一致。 1982年《协议书》记载的主要内容为：1.关于山界问题，按照一九八一年所发山权证执行，不另改变。2.关于开荒田地的处理，按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平生产队所定的合同书执行，所赔种和人工折款现定十月二十号前赔完。……另，协议书上记载有参加协议人员：工作队6人、太平代表3人、平东代表4人的名字。时间落款为82.9.29. 再查明，田林县人民政府调处期间向原八渡乡林业站岑忠明、原那比乡林业站罗君宏和八渡村那兄屯岑安芳等人调查形成的笔录内容载明：岑忠明、罗君宏、岑安芳均证明签订1981年《合同书》时，当时双方当事人划分的山界线是“去合塘田小路”，路上面的林地（牧场）归太平小组所有，路下的林地（牧场）归平东小组所有。 还查明，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的附件《田林县八渡乡那骂村太平村民小组与八渡村平东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确权示意图》的说明部分明确：争议范围内A块和B块面积不包含水旱田、插花地面积，水（旱）田权属保持不变。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981年《合同书》、1982年《协议书》和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是否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1981年《合同书》、1982年《协议书》是否可以作为本案争议地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问题。1981年《合同书》双方均持有，其内容一致，可以确认是当时制作；1982年《协议书》存于档案馆，也可以确认是当时制作。虽然1981年《合同书》上没有平东生产队代表签名，但是其内容“关于山界问题，经公社党委解决之后，得到平东生产队的谅解，关于超越开荒的问题，按公社决定。”可以反映出当时公社对双方的有关争议进行了处理并形成结论，且双方同意。1982年《协议书》载明的参加协议人员有工作队、太平代表、平东代表，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而该《协议书》“关于开荒田地的处理，按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平生产队所定的合同书执行”的内容则确认了1981年《合同书》的执行效力。因此，1981年《合同书》、1982年《协议书》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的规定，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1981年《合同书》的内容可以作为认定当时双方林地分界线的依据。虽然上述合同书和协议书的内容没有明确写出双方林地的分界线，但从其对超越界线的开荒地的处理，即退回平东生产队耕种的那傲大田、那傲沟和那国等三块地位于“去合塘田小路”下面，结合当时工作队员的证言，以及现争议地内作为太平水（旱）田的6号、7号宗地位于“去合塘田小路”上面等事实，田林县人民政府认定当时双方林地的分界线为“去合塘田小路”，理由充分。 关于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是否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问题。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是八渡大队单方制作，由于1981年太平生产队与平东生产队就因越界开荒问题发生争议，与其相邻的太平生产队所在的六林大队没有参加划界确认，该登记表对太平生产队不具约束力。因此，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不是按照当时林业三定工作规定程序制作，之后也没有按照规定由政府核发权利证书，不是本案争议地的权属凭证，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规定的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当然，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作为八渡大队开展林业三定工作时形成的材料，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但是，该登记表记载的平东生产队林地的四至范围是否包括争议地全部，无法确定。即使按平东小组所说四至范围已经包括全部争议地，由于该登记表是八渡大队单方制作，且与太平小组从1983年起就在争议地内的B地块范围内存在大量种植经济林的行为相冲突，因此，该登记表作为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对确定权属的参考作用也有限。 综观本案，争议双方平东小组和太平小组均没有提供1981年以前有关争议地的权属凭证。根据田林县人民政府组织的现场勘查及本院二审庭审调查，平东小组和太平小组均认可双方对争议地均有一定的管业行为。其中，现场勘界图内第2、4、5、9、10、11、13、14、15、16、17、20、26、27、28、30号宗地（共16宗地）面积597.3亩为太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开发种植的林地；第1、3、8、12、18、19号宗地（共6宗地）面积327.8亩为平东2004年以前开发种植的林地；第6号宗地（3.6亩）、第7号宗地（12.1亩）为太平水（旱）田；第29号宗地面积55.9亩为合塘屯和平东水田；第31号宗地面积139.3亩为平东、太平、合塘屯水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和第三十五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争议地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的规定，田林县人民政府根据1981年《合同书》、1982年《协议书》内容，结合当时工作队员的证言，以及现争议地内双方管业情况，以“去合塘田小路”为双方林地的分界线，对插花部分则按现实管业确定权属，属依法行使行政裁量权所作的确权行为，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合法合理，人民法院应予尊重。1982年《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确定的依据，且其作为参考证据的作用也不大，故不属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田林县人民政府未采纳该证据作为确权依据，并无不当。一审判决以1982《山林、地界四至范围登记表》记载的四至范围可能存在闭合，认定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楚，是错误的。 综上，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结果适当。百色市人民政府12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太平小组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平东小组要求撤销田林县人民政府1号处理决定和百色市人民政府12号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10行初149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田林县八渡瑶族乡八渡村平东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田林县八渡瑶族乡八渡村平东村民小组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威助 审 判 员 宋玉杰 审 判 员 黄碧辉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宋丹丹 书 记 员 王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