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浙0110执异30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杭州快步展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溪口村百业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贵，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丽，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钰，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吴志刚，男，195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绍康，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辉，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吴志刚与被执行人杭州快步展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步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快步公司对吴志刚查阅该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方式以及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执行措施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书面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异议人（被执行人）快步公司称：快步公司与吴志刚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浙0110执7642号。本案经过二审终审判决，在终审判决书第三项中明确判定：快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志刚提供快步公司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供吴志刚查阅，查阅在快步公司住所地内于十五日内完成。执行过程中，吴志刚与快步公司代理人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曾作出过承诺，并以笔录的方式予以记录。双方明确表示，快步公司将积极配合吴志刚的查阅工作，但是吴志刚在查阅的过程当中不能复制、摘抄、录音、录像等。吴志刚也是当场表示认可。但是在之后的查阅当中，吴志刚私下偷带录音设备前往快步公司查阅，查阅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吴志刚报警，在民警到场的情况下，吴志刚也承认其带了录音设备，且明确表示不会将已经录音的电子资料交出，当天随即停止查阅。快步公司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明确判定，对于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供吴志刚查阅，并未写明可以复制摘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之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根据民事诉讼法原理，判决一经生效，当事人对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得再发生争执，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判决内容。即判决书中仅明确吴志刚可以查阅，那么在判决文书的执行过程中就不得超出所判决的内容。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快步公司也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会积极配合本案的执行，是吴志刚私自将录音设备带入快步公司进行录音，违反了之前的承诺，也违背了判决文书的判决从而导致查阅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故申请人认为法院对申请人采取了失信等执行措施有所不公。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恳请法院在执行（2018）浙0110执7642号案件过程中，明确申请人吴志刚在查阅快步公司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时不能摘抄、复制，并撤销对快步公司的相关失信等执行措施。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快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承诺书一份；2、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一份。 申请执行人吴志刚答辩称：一、吴志刚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449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快步公司应向吴志刚提供自2015年9月9日起至2017年10月23日的快步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供吴志刚查阅，于公司住所地内十五日内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规定，吴志刚作为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相关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该股东委托的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股东进行工作，故吴志刚可以委托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辅助吴志刚行使上述权利。二、查阅的具体方式上，应允许吴志刚和其聘请的专业辅助人员进行摘抄。首先，快步公司提出的只能查阅不能摘抄系执行程序中快步公司故意不配合执行的表现。2019年1月11日，法院组织了协调会，快步公司先是提出不能复制拍照但可以摘抄心得，进而快步公司又以判决书只判令“查阅”为由不让吴志刚摘抄，在执行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快步公司出现诸多不配合的表现。其次，我国《公司法》并未禁止股东摘抄。股东查阅权属股东知情权范畴，系股东的法定权利，股东知情权为手段性权利，需要公司即快步公司在查阅时提供各种事务性的配合，通过配合达到保护中小股东知情权的目的，通过合法且有效的监督进而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我国《公司法》允许股东查阅的法律设计的初衷是要保护股东的知情权，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查阅的具体方式，但从法益保护和公平正义的角度上看，它也没有禁止股东进行摘抄，法无禁止则自由。吴志刚及其聘请的会计师自行查阅时进行摘抄并不是复制，复制是指通过复印机100%的复印或者通过各类具有拍照功能的电子设备拍摄而形成100%拷贝的行为才是复制，而吴志刚及其聘请的会计是摘抄是记录自己查阅中形成的信息点，为的是将来更好的督促公司管理层、公司其他股东依法履职，为的是合法的监督公司的高管，为的是保护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允许股东即吴志刚进行摘抄也是当前保护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允许摘抄也并未超越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公司法第33条第2款关于查阅权虽表述为查阅，不能简单粗暴的理解为字面的查看，对其应做广义的理解和解释，即对民事判决主文中所表述的“查阅”，在执行程序中应准许吴志刚即权利人查看和摘抄，这样才能将判决书和执行活动落到实处，真正的履行民事判决的内容。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第227页的审判实务中明确：会计资料包括大量数据信息，除非具备过目不忘的本领，否则，若仅允许股东查看而绝对禁止其摘抄，那么经胜诉判决所救济的股东查阅权会再次落空，生效判决的司法执行也将面临走过场的尴尬。因此，对于民事判决主文所表述的“查阅”民事执行应准许吴志刚摘抄。最后,鉴于快步公司的诸多不配合行为，吴志刚请求在法院或法院指定的地点进行本案的强制执行。三、关于执行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问题，快步公司不配合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职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是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执行文件规定的司法行为。综上，吴志刚关于查阅时可以摘抄的答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禁止摘抄，最高院的倾向性建议也是执行实务中应允许摘抄，故吴志刚建议法院听取上述答辩意见并向快步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或《裁定书》时明确吴志刚及其聘请的辅助人员在查阅时可以摘抄。又因快步公司不配合导致执行中断，为避免司法权威受损和浪费司法资源，请求在法院或者法院指定的其他地点进行本案的强制执行。为证明其主张，吴志刚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2、照片一份。 经审查查明，吴志刚诉快步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浙0110民初1810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快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志刚提供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快步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供吴志刚查阅、复制，查阅、复制在快步公司住所地内于十五日内完成。二、快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志刚提供快步公司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会计账簿供吴志刚查阅，查阅在快步公司住所地内于十五日内完成。三、驳回吴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吴志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浙01民终4490号判决，判令：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81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快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志刚提供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快步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供吴志刚查阅、复制，查阅、复制在快步公司住所地内于十五日内完成；二、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81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快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志刚提供快步公司自2015年9月9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供吴志刚查阅，查阅在快步公司住所地内于十五日内完成。后吴志刚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对查阅方式发生争执，快步公司以吴志刚携带录音设备为由，中止了吴志刚的查阅行为。 本院认为，公司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包含大量数据信息，股东在行使查阅权时，若只允许查看，而不允许摘抄，则其知情权将很难落到实处。因此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查阅”，在执行过程中应当做广义理解，应当准许查阅人查看、摘抄。吴志刚携带录音设备查阅快步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行为，并未超越前述查看、摘抄的范围。录音设备形成的电子材料，其目的和作用等同于摘抄，是查阅人为了帮助记忆，用语音方式自行制作的材料，既不具有原件的效力，也不具备复印件的效力。故吴志刚携带录音设备查阅快步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行为并无不当，快步公司因此拒绝配合，中断查阅的行为于法无据，本院据此将快步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杭州快步科技有限公司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 翟正海审判员任新华审判员余庆伟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戴      伟      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