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4民初2924号原告：余婷，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琴，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康，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唐晓红，住江苏省。被告：沈鸿，住江苏。被告：南京朗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667387071A，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417号1435室。法定代表人：杨秀琴，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余婷与被告唐晓红、沈鸿、南京朗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琴和仲其康、被告朗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秀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晓红、沈鸿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唐晓红、沈鸿支付拖欠的工资6031.5元；2.判令被告唐晓红、沈鸿支付赔偿金400元；3.判令被告朗嘉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2018年2月与被告朗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年，试用期三个月，月基本工资2600元。被告朗嘉公司将原告派遣至被告唐晓红、沈鸿经营的南京市雨花台区阳光宝贝育儿园（以下简称阳光宝贝育儿园）从事教师工作。被告朗嘉公司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原告月平均工资4000元。原告2018年11月9日提出离职并于2018年11月15日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但被告拒绝支付原告10月、11月的工资。被告唐晓红、被告沈鸿拒不到庭答辩，但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称：1.原告系由被告朗嘉公司派遣至阳光宝贝育儿园工作，唐晓红、沈鸿系阳光宝贝育儿园负责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被告应为阳光宝贝育儿园；2.认可原告2018年10月全月和11月半月工资未发放，但原告10月工资为2738元（基本工资2600元+绩效工资210元-病事假72元）、11月工资为1405元（基本工资1300元+绩效工资105元），共计4143元，原告主张的数额不实；3.原告系主动辞职，根据法律规定，无主张赔偿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4.阳光宝贝育儿园暂未支付原告工资的原因是原告及案外人华玉因个人纠纷向家长发布不实消息，极大损害了阳光宝贝育儿园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原告未承担侵权责任前，不予支付工资。被告朗嘉公司辩称，1.原告2018年2月起在阳光宝贝育儿园工作，2018年5月被告沈鸿与朗嘉公司联系,后朗嘉公司与沈鸿签订了人事代理协议，由被告朗嘉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被告朗嘉公司已经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离职之日，双方并无纠纷。2.原告的工资由被告沈鸿和唐晓红支付，朗嘉公司曾与沈鸿和唐晓红联系，沈鸿、唐晓红承诺会支付原告工资但一直未付，拖欠的工资应当由被告沈鸿、唐晓红支付。3.如果被告沈鸿、唐晓红无力支付案涉工资，则朗嘉公司愿意承担连带责任，现两被告有偿还能力而恶意拒不支付，不应当让朗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朗嘉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沈鸿、唐晓红系阳光宝贝育儿园的负责人，原告余婷于2018年2月22日入职阳光宝贝育儿园从事教师工作。2018年11月15日，原告余婷离职，其2018年10月、11月工资的实发工资应为2738元和1405元，被告沈鸿、唐晓红未发放。原告余婷系由被告沈鸿、唐晓红招聘，日常工作由沈鸿、唐晓红管理，工资由沈鸿、唐晓红发放，社会保险由被告朗嘉公司缴纳。2019年4月29日，原告余婷向南京市雨花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收到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后诉至本院。另查明，阳光宝贝育儿园2019年1月30日方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为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被告沈鸿2018年8月10日以阳光宝贝育儿园名义与被告朗嘉公司签订了《人事服务协议》一份，约定朗嘉公司向满足条件的阳光宝贝育儿园员工提供包括签订劳动合同、办理招退工手续、缴纳社会保险等在内的人事服务。被告朗嘉公司与原告余婷签订有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22日的《人事服务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1日止，朗嘉公司派遣原告余婷在阳光宝贝育儿园从事教师工作，月基本工资2600元，试用期自2018年2月22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试用期工资2400元/月，工资由用工单位直接发放，“如员工因工资、薪资、福利待遇等引起的纠纷均由用工单位负责，与甲方（朗嘉公司）无关。”《人事服务劳动合同书》系沈鸿从朗嘉公司领取空白合同后交原告余婷签署。以上事实有人事服务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清单、工资表、人事服务协议、仲裁申请书、宁雨劳人仲不字（2019）第12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余婷主张其系由被告朗嘉公司派遣至被告沈鸿、唐晓红负责的阳光宝贝育儿园工作，其与被告朗嘉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劳动关系，但经审理查明，原告余婷与被告朗嘉公司并无实际接触，双方签订的《人事服务劳动合同书》系基于人事服务协议之约定，且原告余婷由沈鸿和唐晓红招聘，日常工作由沈鸿和唐晓红管理，工资由沈鸿和唐晓红发放，原告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故不能成立。被告朗嘉公司仅为提供人事服务的单位，也仅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其与原告余婷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余婷要求被告朗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10月、11月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原告余婷2018年2月22日至11月15日在职期间，阳光宝贝育儿园尚未办理营业执照，故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民事法律责任应当由经营者承担，原告将阳光宝贝育儿园负责人沈鸿、唐晓红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被告沈鸿、唐晓红尚欠原告余婷2018年10月工资2738元、11月工资1405元，共计4143元，该款项应当予以支付。本院在4143元范围内支持原告余婷的工资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第八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被告沈鸿、唐晓红与原告余婷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一年、试用期3个月，该试用期约定超出法定试用期1个月。原告余婷试用期工资2400元/月，转正后2600元/月，故被告沈鸿、唐晓红应当支付原告赔偿金200元（2600元/月-2400元/月），本院在200元范围内支持原告的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沈鸿、唐晓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鸿、被告唐晓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余婷工资4143元、赔偿金200元，共计4343元；二、驳回原告余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沈鸿、唐晓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敦生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侯 甜书 记 员 陈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