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民终7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泰斯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和源路2号。法定代表人：陈红红，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高亭，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秉，广东卓而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坤电线（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上村社区莲塘工业城东边头工业园第二栋。法定代表人：MAUNGHTUNMINN，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利，男，系该公司的员工。原审被告：中山市泰商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和源路2号三楼之一。法定代表人：陈红红，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山市泰斯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斯同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坤电线（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坤公司）、原审被告中山市泰商特电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泰商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15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斯同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坤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事实错误。1.刘小辉与泰斯同公司签订了《合作生产合同书》，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一审法院错误根据刘小辉提供的劳动合同，认定刘小辉是泰斯同公司员工，从而判令泰斯同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根据该劳动合同显示，刘小辉与泰斯同公司的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6日至2015年7月5日止，本案买卖交易纠纷发生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泰斯同公司并未授权刘小辉向中坤公司采购电线，本案交易行为应是刘小辉的个人行为。且该劳动合同上的泰斯同公司盖章模糊不清，无法分辨是否是泰斯同公司公章，该劳动合同不应作为证据采信。2.一审法院仅凭送货单或对账表上有“欧婵娟/刘刚”的签名字样就认定中坤公司与泰斯同公司存在贸易往来是错误的。中坤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欧婵娟”的签名是伪造的，对账表中“刘刚”的签名也是冒签的。上述送货单及对账单没有泰斯同公司的盖章及财务的核对，即使上述签名是“欧婵娟/刘刚”个人所签，也只是其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行为。二、中坤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大多不具有证据资格，部分自相矛盾，未完成举证责任。中坤公司所提供的1月份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及对账表等均是打印件，没有泰斯同公司的公章，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泰斯同公司已经收到了案涉货物。三、泰斯同公司和供应商的贸易往来有严格的管理流程，中坤公司所诉的和泰斯同公司的贸易往来不符合泰斯同公司的管理模式。四、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在刘小辉曾经作为被告参与一审庭审，且刘小辉与中坤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巨大利益纠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刘小辉的陈述作为证人证言适用，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法律规定。中坤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泰斯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中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连带向中坤公司偿还货款177767.42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坤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刘小辉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中坤公司以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混同经营、其向该两公司供应电线、该两公司尚欠其2016年1月份、3月份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为证明2016年1月份货款数额，中坤公司提供2016年1月份对账表1份、采购订单2张、送货单6张。对账表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泰商特公司、载明当月送货金额为166972.32元。对账表加盖了中坤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客户核对主管一栏签名为，中坤公司主张签名的是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的主管刘刚。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刘小辉称刘刚现仍在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担任车间主管一职。2份采购订单载明的供方是“中坤”，购方是泰商特公司，联系人“刘生”，联系电话156××××8038，联系地址是中山市小榄镇联丰路和源路2号。采购员签名一栏打印了“刘小辉”的名字。该采购订单并无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的盖章或签字。刘小辉称，该2份采购订单系其让文员通过QQ发送给中坤公司的，并确认采购订单上的手机号码156××××8038是其本人的。6张送货单均载明了货物电算编码/品名规格、包装、数量、重量，并未载明单价，送货地址均为中山市小榄镇联丰路和源路2号。其中，2016年1月18日的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泰商特公司，联系电话系131××××6188，该送货单无人签收；其余5张送货单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中山市泰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均为156××××8038，且签收人均为欧婵娟。6张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情况与对账表载明的情况一致，对账表、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总量与采购订单的采购总量一致。中坤公司解释称，因为是电话下单，可能听错，客户名称记载“中山市泰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笔误，并称因为快递没有及时反馈，故2016年1月18日的送货单显示无人签收。泰斯同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欧婵娟非该司员工，又于庭后提交书面意见称据其相关员工辨认，送货单上的欧婵娟的签名是伪造的，并非欧婵娟本人所签。为证明2016年3月份货款数额，中坤公司提供2016年3月份对账表1份、采购订单1份、送货单2张。对账表载明的客户名称亦为被告泰商特公司、载明当月送货金额为10795.1元。该对账表加盖了中坤公司的公章，客户核对主管一栏签名的为，中坤公司主张就是1月份对账表上签名的刘刚。采购订单载明的供货方、购货方、地址与2016年1月份采购订单一致，联系人黄桥林，联系电话0760-221××××5、131××××6188（与2016年1月18日送货单载明的联系电话一致）。采购订单亦无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的盖章或签字。2张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均为泰商特公司，送货地址、联系电话与2016年1月份的5张送货单一致，客户签收人均为张小兵。2张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情况与对账表载明的情况一致，对账表、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总量与采购订单的采购总量一致。泰商特公司确认张小兵签名的真实性，并称因中坤公司一直没有发对账单给其，故其没有支付该2张送货单的款项，但其当庭提交2016年3月份的对账表、送货单及进仓单各1份，拟证明其尚欠中坤公司2016年3月份货款为10741元，而非中坤公司主张的10795.1元。该对账表与中坤公司提交的3月份对账表内容一致，亦加盖了中坤公司的公章，只是2016年3月2日送货数量手改为3000M，总金额手改为10741（元），空白处有孙晴的签名确认，但客户核对主管一栏为空白。中坤公司庭后提交书面意见，确认泰商特公司主张的2016年3月份所欠金额为10741元。为证明双方交易习惯，中坤公司提交2016年4月份对账表1份、采购订单2张、送货单4张、中国民生银行电子回单1份。对账表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泰商特公司，当月交易金额为14617.09元。对账表加盖了中坤公司公章，并有孙晴的签名确认。2份采购订单载明的供货方、购货方、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与2016年3月份的采购订单一致，2张采购订单均加盖了泰商特公司的公章。4张送货单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泰商特公司，联系电话、送货地址与2016年1月份的5张送货单一致。除2016年4月12日、送货数量为1600M的送货单无人签收外，其余送货单有张小兵等人签名确认。民生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泰商特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向中坤公司转账支付了2016年4月份货款14617.09元。泰商特公司质证称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其交易习惯，并称该笔交易的款项已付清，且根据常理，若后面的款项已付清，前面的款项也肯定足额付清。一审法院根据中坤公司申请，调取了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的参保人员情况。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参保证明显示，泰商特公司2016年1月至3月期间的参保人员只有黄诚，2016年4月的参保人员只有吴艳英；泰斯同公司2016年1月的参保人员包括吴艳英、欧婵娟、黄桥林、孙晴、刘刚等人，2016年4月的参保人员包括黄桥林、孙晴、刘刚等人。一审诉讼过程中，刘小辉向一审法院提交2014年7月6日的劳动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用人单位）被告泰斯同公司，乙方（劳动者）为刘小辉。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6日至2015年7月5日，刘小辉任职甲方的销售经理。该劳动合同载明甲方的联系电话为0760-221××××5。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了泰斯同公司公章，甲方法定代表人处加盖了陈文泽的私章，刘小辉在乙方处签名。刘小辉称其认为自己是泰商特公司的员工，公司与其沟通时经常换名称，其当时在公司工作时，公司挂的是泰斯同公司的牌子，公司以哪个名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是公司决定的。一审法院再查，泰商特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8月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红红，法定代表人为陈红红，执行董事为陈红红，监事为陈文泽，注册地址为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和源路2号三楼之一，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电子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泰斯同公司系成立于2013年1月1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红红、陈文泽，法定代表人为陈红红，执行董事为陈红红，监事为陈文泽，注册地址为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和源路2号，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电子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一审法院认为，刘小辉系泰斯同公司员工的事实有刘小辉提供的劳动合同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泰斯同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支持。泰斯同公司辩称2016年1月份送货单上欧婵娟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为，但并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中坤公司提交的2016年1月份、3月份的对账表、采购订单、送货单能够相互对应；2016年1月份、3月份的对账表均有的签名确认，中坤公司主张该签名为刘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刘小辉的陈述亦证实刘刚为泰斯同公司的员工，泰斯同公司对此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2016年1月份、3月份与4月份采购订单注明的购货单位均为泰商特公司，联系地址均为泰商特公司、泰斯同公司的住所地，联系人刘小辉、黄桥林均为泰斯同公司员工；2016年1月份的5张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虽为“中山市泰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但该5张送货单及3月份、4月份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地址均为泰斯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的注册地址、联系电话均为刘小辉的手机号码，且货物签收人欧婵娟、张小兵等人系泰斯同公司及泰斯特公司的员工。综上，在泰商特公司、泰斯同公司未对2016年4月份对账单、采购订单、送货单提出异议，且泰商特公司确认2016年3月份送货单签收人张小兵的签名及3月份尚欠货款为10741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中坤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条，一审法院对中坤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泰商特公司及泰斯同公司收取了中坤公司2016年1月份及3月份的货物合计177713.32元（166972.32元+1074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均将关联方（关联企业）定义为与企业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亦将“一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同时担任另一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者一方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时担任另一方的董事会高级成员”“一方的购买或销售活动主要由另一方控制”的关系界定为具有关联关系。具体到本案中，泰商特公司与中坤公司交易过程中，代表泰商特公司下单的黄桥林、对账的孙晴等人均是被告泰斯同公司员工；泰商特公司的执行董事陈红红、监事陈文泽分别为泰斯同公司的执行董事与监事。参照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在组织机构、人员上存在严重交叉、重叠，两公司属关联企业。此外，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经营范围均为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电子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作为泰斯同公司的员工却代表泰商特公司下单、对账，导致中坤公司无法分清交易对象；可见，该两公司在业务方面亦存在混同。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的注册地址均为中山市小榄镇盛丰和源路2号，泰斯特公司对外下单的联系电话0760-221××××5与泰斯同公司在上述劳动合同中使用的办公电话一致，说明两公司在同一地址使用同一办公设备，导致相互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明，可见该两公司的财产方面亦存在混同情况。综上，虽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线模糊，严重侵害了本案中坤公司的合法利益。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的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参照此条款的规定，泰商特公司应对泰斯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理，泰斯同公司亦应对泰商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该两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中坤公司诉请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连带向中坤公司支付货款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支付的货款本金应以一审法院认定的177713.32元为准。泰商特公司与泰斯同公司的抗辩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泰商特公司和泰斯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连带向中坤公司支付货款177713.32元；二、驳回中坤公司超出上述判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56元，由中坤公司负担1元，泰商特公司和泰斯同公司共同负担3855元（该款中坤公司已向一审法院预交，泰商特公司和泰斯同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迳付中坤公司3855元，一审法院不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庭审中，泰斯同公司提交了刘小辉代表的中山市意思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山市泰斯同公司签订的《合作生产合同书》，拟证明刘小辉和泰斯同公司是合作关系，合作期限是2015年3月26日至2016年3月25日，并非是刘小辉所称的员工。泰斯同公司向法院申请了对劳动合同公章进行鉴定及送货单中欧婵娟签名进行鉴定，欧婵娟是刘小辉的工作人员。中坤公司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确认，该《合作生产合同书》是泰斯同公司与中山市意思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协议，与本案无关。本案中欧婵娟的身份问题已经由一审法院向社保部门查询了，中坤公司不同意对刘小辉劳动合同的公章进行鉴定。中坤公司的对账单上有泰斯同公司刘刚的签名，同意对欧婵娟签名进行鉴定，但认为并无该必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认定。另查明，一审法院依中坤公司的申请，调取了泰斯同公司、泰商特公司的参保人员情况。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参保证明显示，泰斯同公司的参保人员包括刘刚。另，中坤公司提交的《客户对账表》中载明的销货日期、销货数量、重量均与《送货单》中载明的销货日期、数量、重量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现针对本案各方的诉辩意见，综合评析如下：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泰斯同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中坤公司主张泰斯同公司、泰商特公司应向其支付案涉货款，并提交了《客户对账表》《采购订单》《送货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上述《客户对账表》中的客户名称均为泰商特公司，一审判决认定泰斯同公司与泰商特公司属关联企业，泰斯同公司上诉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调取参保记录显示，案外人刘刚为泰斯同公司的参保人员，《客户对账表》中载明的销货日期、销货数量、重量与《送货单》中载明的销货日期、数量、重量相一致，刘刚亦在《客户对账表》中的客户核对盖章处签字确认。虽泰斯同公司主张《客户对账表》中刘刚的签名是冒签的，但其并未申请司法鉴定刘刚签名的真伪，亦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泰斯同公司主张其无需对案涉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中坤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泰斯同公司尚欠中坤公司案涉货款，故泰斯同公司申请鉴定《送货单》中“欧婵娟”的签名及刘小辉提交的《劳动合同》中泰斯同公司公章印纹的真伪，本院不予准许。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综上，泰斯同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6元，由中山市泰斯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勇源审判员  葛贻环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孙静杏梁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