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家赔偿决定书   （2018）晋委赔提1号   申诉人（原赔偿请求人）：王燕梅，女，1970年9月5日生，汉族，山西省汾西县人，住临汾市。   委托代理人：田晋文，男，1967年9月20日生，汉族，系王燕梅配偶，籍贯住址同上。   被申诉人（原赔偿义务机关）：汾西县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张学敏，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王伟，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干警。   委托代理人：赵峰，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干警。   王燕梅因刑事违法扣押申请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一案，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4）临法委赔字第1号决定。王燕梅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7）晋委赔监12号决定，指令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后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晋10委赔再1号国家赔偿决定。王燕梅仍不服，再次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2018）晋委赔监3号决定，该案由本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关于被扣押摩托车的数量问题。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扣押的摩托车数量为20辆。提供的证据有：1、扣押物品清单，载明扣押摩托车数量为20辆，时间为2003年4月30日，签字人包括扣押人赵红兵、要玉振，见证人孟花萍，原物品持有人为闫丽云。扣押清单上写第一页、共2页扣押清单下半部分为空白；2、王燕梅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记载“汾西县检察院办案人员董新平、郭三喜、朱杰斌、赵红兵无故拉走我门店经营的全部摩托车20辆，被非法扣押长达2年1个半月”；3、王燕梅委托代理人田晋文的控告材料中显示“非法扣押王燕梅宗申摩托车专卖店20辆摩托”；4、郭三喜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调查笔录二份，记载“田某相跟六七个人到了检察院……之后，由赵红兵负责，要玉振配合将20辆摩托车退还给田某”；5、要玉振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调查笔录二份，记载“谁清点的我不清楚，但是20辆摩托车都拉走了”；6、赵红兵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调查笔录二份，记载“之后，田某相跟六七个人开着三轮车……分三车把摩托车拉走”。王燕梅的代理人对赔偿义务机关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汾西县检察院存在故意隐瞒事实，更换文件的情况；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5、6，认为郭三喜、要玉振、赵红兵的证言相互矛盾。王燕梅主张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扣押其摩托车数量为28辆的理由为：因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扣押其摩托车的库房只能存放23辆摩托车，被扣押摩托车是整箱的，从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提供两张库存摩托车照片中，可以看出库房内放了18辆，库房外放了7辆，同时在扣押物品清单中没有看到100型摩托车。而该摩托车销量较好。况且在汾西县检察院扣押物品清单中记载“共2页”但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只提供1页，由此可以证明汾西县检察院扣押的摩托车为28辆。但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则认为，扣押摩托车的照片是在扣押回来后分阶段拍的，而非最后同时拍摄，照片只是记录扣押的过程；扣押物品清单一式两份，因为是用复写纸拓印的，上下两页笔迹完全一致，所以必然出现“第1页”“共2页”的现象，同时扣押人、见证人、原物品文件持有人分别在两份扣押清单上签字捺印，所以并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以及书证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赔偿请求人王燕梅最初诉求为扣押摩托车数量为20辆，且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对赔偿请求人提出的照片和扣押物品清单上存在的矛盾之处均作出合理说明，况且王燕梅在本院赔偿委员会一直主张被扣押摩托车的数量为20辆。其在原审庭审质证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提供的照片后将摩托车数量增加至28辆的事实和理由不足，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被扣押摩托车是否已全部返还的问题。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该院已将被扣押的20辆摩托车全部返还。提供的证据有：1、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对王燕梅丈夫田晋文所做的调查笔录，证实王燕梅丈夫田晋文认可被扣押摩托车在被扣押两年零一个月后于2005年5月15日已由其弟及其妹夫等人从检察院全部拉走，当时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赵红兵移交；2、王燕梅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证实摩托车被非法扣押长达两年零一个月；3、朱杰斌证明材料一份，证明交回扣押清单退还摩托车的办案流程，并证实如果被扣押人将被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丢失，才需要另外打一张收据，现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都在检察院保存；4、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扣押物品清单；5、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郭三喜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调查笔录二份，证实2003年7月份前后的一天，其和要玉振、赵红兵给田某退还了摩托车；6、要玉振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调查笔录二份，证实扣押摩托车三四个月后，闫丽云丈夫田某相跟六七个人将扣押摩托车拉走，扣押物品清单作为扣押手续已收回，由其放入铁皮柜中保存，现两份扣押物品清单都在其手中保存。7、赵红兵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调查笔录二份，证实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其和郭三喜、要玉振一起将摩托车返还田某，田某相跟六七个人开着三轮车将20辆摩托车拉走，并把扣押物品清单放在反贪二队办公室桌上；8、陈宇军的情况说明及调查笔录一份，证实摩托车在扣押回来大概两三个月后被拉走的，当时其在东面的铺子里，看到有人往三轮车上装摩托。王燕梅的代理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同时认为返还摩托车不是事实，其之所以承认摩托车已返还，是因为汾西县检察院承诺给其30万元其才这么说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5、9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认为该扣押物品清单中写“共2页”，而汾西县检察院仅提供了1页，并主张扣押摩托车的数量应为28辆；对证据6、7、8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认为该三人关于返还摩托车时“是谁通知当事人领回扣押摩托车”的说法存在矛盾。王燕梅的代理人认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没有返还被扣押的摩托车，提供的证据有：1、闫丽云的证明，其称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扣押摩托车时让其签字，但没有给手续；2、陈宇军的证明、称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所提供的笔录是检察院工作人员亲自调查时其提供的，不是主动向检察院反映。其所说大约三个月拉走摩托车，只是闲谈中听说的，其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拉走；3、汾西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4、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原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平向田晋文转款10万元；5、汾西县检察院返还张志明财物清单，以说明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返还财物时要出具清单。同时辩称返还摩托车不是事实，其之所以承认摩托车已返还，是因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承诺给其30万元才这么说的。本院认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王燕梅主动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表明摩托车已经返还，王燕梅丈夫田晋文对其在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调查笔录亦认可被扣押摩托车已由其弟及妹夫等人从检察院拉走。结合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扣押物品清单，朱杰斌证明材料，郭三喜、要玉振、赵红兵的情况说明及调查笔录等证据，虽然在返还摩托车的时间上、因无确切记载，双方各执一词，但在是否返还摩托车上能够形成证据链，证实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已将被扣押的摩托车全部返还的事实。赔偿请求人认为没有返还的理由不予采纳。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在侦办田晋文贪污一案时，认为田晋文之妻王燕梅经营的摩托车店内的资金涉嫌该案，于2003年4月30日扣押王燕梅摩托车店内的摩托车20辆并书写了一式两联的扣押清单，并将其中一联交给闫丽云，后汾西县人民检察院通知田晋文的弟弟田某及其妹夫等人将摩托车拉走，田某等人拉走摩托车时将其持有的扣押清单一份交回检察机关为本案事实。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已将扣押摩托车全部返还的意见予以采纳。故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虽然存在扣押清单填写不规范，对扣押摩托车返还没有书面财物发还清单等办案程序不规范问题。但赔偿请求人王燕梅主张扣押摩托车未予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其要求国家赔偿的理由不予采纳。同时其主张的房租、电费、员工工资、经营损失、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汾西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予赔偿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决定维持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汾检赔决（2013）1号刑事赔偿决定。   申诉人王燕梅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称：汾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4月扣押其经营的宗申专卖店库存28辆摩托车，至今未予返还。故请求赔偿28辆摩托车价值、运费、门店房租、电费、员工工资、精神损失费、上访差旅费、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经营损失共计500万元。   被申诉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答辩称：   （一）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已于2013年对王燕梅要求赔偿20辆摩托车的经济损失作出刑事赔偿决定书。   2012年9月15日，王燕梅以该院2003年4月办理田晋文贪污一案时扣押其宗申摩托车专卖店摩托车20辆且长达两年一个半月为由，申请赔偿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该院已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汾检赔决（2013）1号刑事赔偿决定，该财产已经返还，不予赔偿。该赔偿决定书作出的事实依据为：王燕梅2012年9月15日向该院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赔偿数量为摩托车20辆。   （二）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因办案需要曾扣押王燕梅摩托车为20辆，且已全部退还。   2003年4月30日该院在办理田晋文贪污案时，因办案需要在田某之妻闫丽云手中，扣押涉案摩托车20辆，出具了扣押物品清单，该清单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一份交闫丽云保存，且两份均由物品持有人闫丽云，见证人孟花萍及原办案干警签字、按指印，扣押程序公正合法。据办案人员回忆，涉案摩托车20辆是在大约三个月后，被田晋文的弟弟田某相跟六七个人开着三轮车全部拉走。田某来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时，将闫丽云持有的一份扣押物品清单原件放在了反贪二队办公桌上，后由反贪局收存，现两份扣押物品清单原件均在办案案卷中，足以证明被扣押摩托车被田某拉走。   （三）王燕梅本次申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   王燕梅2012年9月15日，第一次要求国家赔偿的诉讼请求为“对20辆摩托车非法扣押长达两年一个半月的经济损失”，该院以摩托车已经返还的事实存在，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书。随后，王燕梅不服，向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维持汾西县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后王燕梅到法院系统申请国家赔偿，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审理，均维持汾西县人民检察院不予赔偿的决定。王燕梅本次申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将原赔偿请求由申请本院20辆摩托车的经济损失300余万元，变成现在28辆摩托车没有返还，经济损失达500余万元，赔偿请求发生严重变化，依据国家赔偿法关于应当由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规定，鉴于该院开始是对王燕梅20摩托车扣押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现与原请求赔偿的事实发生较大差异的严重变化，超出原赔偿请求的审理范围。故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赔偿申请。   因该案在扣押摩托车的数量及是否返还的基本事实上存有争议，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4月19日进行质证。申诉人王燕梅的代理人田晋文，被申诉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的代理人王伟、赵峰出庭参加质证。   关于被扣押摩托车的数量和型号   （一）申诉人主张被扣押摩托车为28辆，并提供了以下证据：   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扣押清单；该清单共2页，但仅有第1页。   扣押摩托车的照片；照片显示库房内摆放18辆，院内门厅下摆放10辆。共计28辆。   2003年4月30日闫丽云的笔录。   2003年5月8日田某的笔录。   质证中田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二）被申诉人主张被扣押摩托车数量为20辆并提供了以下证据：   6、2003年4月30日闫丽云的笔录；   7、2003年5月8日田某的笔录；   2012年7月16日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监察处对田晋文的笔录；该笔录中问“汾西县检察院什么时间扣的你的摩托车？”答“扣了两年零一个月。2005年5月15日由我弟、妹夫以及他的同学共计7、8个人开三轮车到检察院车库附近拉走的，当时，检察院赵红兵移交的。”   2012年9月15日王燕梅向该院提供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称“汾西县检察院办案人员董新平、郭三喜、朱杰斌、赵红兵无故拉走我门店经营的全部摩托车20辆，被非法扣押长达两年一个半月”。   2003年4月30日扣押清单，载明扣押摩托车zs125-47型3辆、zs125-2型11辆、zs110-9型3辆、zs110-12A型3辆，共计20辆。   2017年7月4日扣押物品清单上见证人孟花萍的《情况说明》及2017年7月31日的《撤回证据申请》。   对于上述证据1，申诉人认为该清单共2页，但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案卷中仅有第1页。且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案卷中装订的页数30页和31页都是同一份扣押清单，但在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期间提供的案卷中复印件中并没有页数标注，结合扣押清单黏贴的纸张是新的，案卷是后来重新装订的，并不是原始卷宗。被申诉人认为，该扣押清单是用复写纸拓印，共2页是指原始书写于拓印页共2页。对于该案的卷宗及纸张变色问题，向法庭提供的就是原始卷宗。   对于证据2，申诉人认为，照片显示是扣押其28辆摩托车。被申诉人辩称，照片是扣押搬运过程中拍的，并不是存放好后拍摄的，不能证明是28辆。   对于证据3，申诉人认为该笔录中闫丽云对扣押摩托车型号的表述为“宗申125型、150型100型都有”、“估计20辆左右”。但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扣押清单中没有150型和100型摩托。被申诉人认为，该笔录中闫丽云称被扣押摩托车“估计20辆左右”，是不确定描述，对于摩托型号，在闫丽云回答“宗申125型、150型100型都有”后，再次询问“你能再说具体些什么型号吗？”闫丽云答“说不清楚（估计20辆左右）”。   对于证据4，申诉人认为田某原保存有20辆左右，后又推过来几辆，故应是28辆。被申诉人认为，田某笔录中所称“估计有20辆左右”也是一个大致数量。   对于证据5，被申诉人询问证人认为，田某表述为推过去，且摩托车带包装，带包装的话不可能是推过去。   对于证据6、7（闫丽云、田某的笔录）属于重复证据。意见同前。   对于证据8、9，田晋文称当时已经与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谈好摩托车处理事宜，所以在临汾市检察院询问时才说已经返还了。后来检察院需要向政府要这30万元，所以要其写了申请，至于申请中的20辆是，是因为检察院说扣押清单上只用20辆，其也就同意按照20辆写。   对于证据10，属于重复证据，意见同证据1。   对于证据11，申诉人认为，该证据提交人孟花萍已经申请撤回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出示。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申诉人主张其被扣押车辆为28辆，依据是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案卷中所附照片显示的数量，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辩称照片是搬运过程中拍摄，并非封存时最后摆放时的照片。经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案卷中所附照片共4张，除申诉人所称库房18辆，门厅10辆外。还有2张显示库房摆放6辆的照片，结合包装箱图案、边缘磨损，车库地面建筑垃圾等参照物，后2张应为同一照片。据此可以证明，汾西县人民检察院确在搬运过程中拍摄过照片，库房摆放18辆的照片结合前后摆放位置和体积和尚余的空置位置，也应是摆放过程中拍摄，结合照片中正面摆放展示的包装箱显示型号，应是以照片记录扣押摩托车型号。该照片展示型号与扣押清单记录型号相同。如照片是记录摩托车数量，则与申诉人主张及被申诉人的主张均不相符。故照片不能准确确定被扣押摩托车的数量。   结合闫丽云与田某的笔录，对扣押摩托车的数量的表述均为估计20辆左右，也不能准确确定被扣押摩托车的数量。对于型号方面，闫丽云称“宗申125型、150型100型都有”，田某称“可能什么型号都有”，闫丽云所称的150型和100型虽未在扣押清单中体现，但扣押清单记录的110型，闫丽云也未表述，田某所称可能什么型号都有，故二人的表述均属于模糊表述，不能证实所扣押摩托车的型号及各型号的数量。   田某出庭作证，但表述仍为第一次大概是20辆，后来又拉了7、8辆，均为模糊表述，也不能准确证明被扣押摩托车数量。   申诉人主张被扣押摩托车为28辆，但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扣押摩托车有28辆。   扣押清单载明被扣押车辆为20辆，但该扣押清单上写明共2页，第1页。被申诉人称系复写纸拓印共2页，申诉人提出黏贴纸张颜色，装订线颜色等反驳，仅说明可能存在第2页；但未能提出反证，证明第2页存在。闫丽云与田某的笔录以及田某当庭证言均属于模糊表述，不能证实所扣押摩托车的型号及各型号的数量。虽扣押清单存有瑕疵，但为书证，其证据效力高于证人证言，在未有其他证据证明确有第2页扣押清单存在，或者准确记载被扣押摩托车数量及型号多于扣押清单记载情况之前提下，应当予以采信。   虽在后续价格问题的证明中，申诉人以公安机关笔录证明其销售过150型和100型摩托及价格。但不能证明申诉人在被扣押当时持有并被扣押了上述型号的摩托车。   故综合上述证据及质证意见，应当认定被扣押摩托车为20辆，型号分别为zs125-47型3辆、zs125-2型11辆、zs110-9型3辆、zs110-12A型3辆。   关于被扣押摩托车是否已经返还   （一）被申诉人主张被扣押20辆摩托车已经返还并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2年7月16日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监察处对田晋文的笔录（内容同上）。   2、2012年9月15日王艳梅向该院提供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一份（内容同上）。   3、2013年9月20日，田晋文控告材料一份；该控告材料第4页写有“现在汾西县检察院把全部扣押款物返还”。   4、2017年6月5日，朱杰斌证明材料一份；该材料主要内容为当时扣押物品的工作程序就是手工填写一式二份，第二份是复写纸写的，扣押时工作人员留一份，给被扣押人留一份，返还时被扣押人将自己留的这份扣押清单交回工作人员，才能将物品返还给被扣押人。   5、2017年7月4日，孟花萍情况说明一份、调查笔录一份及撤回证据申请一份；情况说明及撤回证据申请同前，调查笔录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干警王伟、赵峰调查，孟花萍回忆扣押摩托车经过，并未提及返还问题。   6、2017年6月2日郭三喜情况说明及2017年6月2日及2017年7月14日调查笔录二份。   7、2017年6月1日要玉振情况说明及2017年6月14日及2017年7月14日调查笔录二份。   8、2017年6月2日赵红兵情况说明及2017年6月14日及2017年7月14日调查笔录二份。   （二）申诉人主张被扣押摩托车未予返还并提供了以下证据：   田某的证言。   闫丽云的证言。   本次质证中，合议庭询问田某，问“田某你去拉过摩托吗？”答“没有。”问“你知道返还摩托这件事吗？”答“不知道。”   对于上述证据1、2、3申诉人答辩意见同前，即在与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达成处理意见的条件下形成的，后因汾西县人民检察院答应的条件未能实现，才提起国家赔偿。   对于证据4，申诉人认为朱杰斌证明提出当时扣押物品的工作程序为不出具返还扣押物品清单，仅收回被扣押人自己留的扣押清单不是事实，有其他人的返还查封扣押物品清单为证。朱杰斌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和经手人，不应采纳其证言。   对于证据5，及孟花萍的证言，答辩意见同前。   对于证据6、7、8，申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中郭三喜、要玉振、赵红兵三人均称田某拉走摩托车并交回扣押物品清单，但对于什么时间返还，谁负责返还工作，谁通知田某领取，谁负责保管被扣押车辆，谁拿的车库钥匙，谁开的车库门、谁在场清点的的退还摩托车数量均表述不清；且田某证明并无此事，闫丽云也证明其并未收到检察院的扣押物品清单。是三人依据2012年7月16日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监察处对田晋文的笔录编造的。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被申诉人主张被扣押摩托车已经返还，认为申诉人的笔录及其提交的控告材料和申请书可以证明。但控告材料及申请书本质上为申诉人对案件事实的主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以申诉人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供的申诉书为准。本案中，对于是否已经返还之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申诉人及被申诉人对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汾西县人民检察院主张已经返还，应当举证证明，且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亦属于其法定职权范围，也依法应当对其处理涉案财产行为的合法性和无过错予以证明。申诉人对这一事实并不负有举证责任，但有举证的权利。   本案中汾西县人民检察院提供三名干警的笔录及证言用以证明田某相跟六七个人拉走摩托车并交回扣押物品清单，但对于整个返还的过程多处描述存有矛盾。对于返还工作由谁负责，返还摩托车的具体时间，由谁通知田某，田某将扣押清单放在办公桌上时有谁在场，车库门的钥匙谁拿，是谁打开的，退还摩托车的数量及在场人、清点人等情节均不相同。三人所称退还时间与田晋文笔录中的扣押了两年一个月均不相符。   对于上述2012年7月16日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监察处对田晋文的笔录，本案证人田某到庭证明其并未去汾西县检察院拉走摩托，闫丽云也出具证言称其并未收到汾西县检察院扣押物品清单，用以证明该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监察处对田晋文的笔录中所称内容不实。赔偿义务机关证据多处矛盾，且三名干警所称退还时间与田晋文笔录中的扣押了两年一个月均不相符。不能确凿证明被申诉人主张的摩托车已经返还之事实，故综合上述证据及质证意见，应当认定被扣押摩托车未予返还。   关于被扣押摩托车的价值   申诉人主张被扣押摩托车原价为125型6400元每辆、110型4400元每辆。并提供了汾西县公安局办理王燕梅偷税案笔录予以证明。被申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按照上述价格计算，即14辆125型及6辆110型摩托车在2003年价值共计116000元。该价格是实际售卖价格，应当包含了运费以及利润等。但至今已经时隔16年，按照2003年的价格予以赔偿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失。应当采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综合考虑，酌情按照每年5000元补偿申请人的损失为妥，应决定给予申诉人国家赔偿金19.6万元。   对于申诉人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本案不具有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申诉人主张上访费用、经营损失等，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综上，2003年4月30日，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田晋文涉嫌贪污一案时扣押申诉人王燕梅经营的宗申摩托车专卖店摩托车20辆，型号分别为zs125-47型3辆、zs125-2型11辆、zs110-9型3辆、zs110-12A型3辆，至今未予返还。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已将扣押摩托车全部返还的认定事实有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晋10委赔再1号国家赔偿决定；   二、被申诉人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赔偿申诉人王燕梅国家赔偿金19.6万元；   三、驳回申诉人王燕梅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