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赣民初65号 原告：周斌，男，198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实际住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188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平，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666号生物创新园C4栋14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URBC82。 法定代表人：王浩，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康泰路21号新经济大楼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2MA37NUFJ7R。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宏）。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新建，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军，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斌诉被告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斌起诉称：2018年，在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发行期间，原告与各被告就原告认购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事宜进行初步协商。原告于2018年5月向被告发出订立《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的要约，但此后被告未作出任何接受要约的承诺。随后原告发现被告在发行基金份额期间向其提供的募资宣传材料中存在大量不实情形，结合被告迟迟未作出承诺的情况，2018年9月，原告即通知被告，由于合同没有完成签署，《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不成立，原告不负有付款义务。2019年4月3日，被告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却向原告发出《通知函》，纠缠原告，要求原告支付份额认购款，并承担巨额违约责任。而自始至终，被告均未根据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开展私募基金产品的募集和投资运作。综上，原告周斌认为，被告从未向原告作出接受要约的承诺，双方未完成合同签署，《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不成立。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关于管辖之规定，周斌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不成立，周斌无需向被告支付其主张的9423.69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本院审理期间，2019年6月18日,原告周斌提交书面的《追加被告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追加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共同被告，并将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具体有以下五项诉求：1、请求确认《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未成立；2、如人民法院认为《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成立，请求确认《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未生效，并请求解除《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3、如人民法院认为《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成立且生效，请求撤销《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4、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周斌无需支付被告依据《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和《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所主张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出资款、滞纳金、违约金及各项相应利息；5、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答辩称，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周斌起诉。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原告周斌与被告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主体签订《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其中第11.7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名“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开庭地点在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裁决另行裁定，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由上述约定可知，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仲裁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应当驳回起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合同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适用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据此，即便原告周斌在本案中认为《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未成立，但仍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故本案应按照各方当事人的约定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人民法院对于本案并无管辖权。 被告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虽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书面代理词及询问笔录中均表达了与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交的答辩状一致的意见，即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周斌起诉。 本案现阶段围绕本院是否享有司法管辖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审查。在尚未有生效裁判认定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之前，对于周斌于2019年6月18日提交的《追加被告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关于追加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共同被告，以及变更诉讼请求的相关申请事项，本院不宜作出审查、评判和处理。 围绕本院是否享有司法管辖权的相关问题，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了2018年5月18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一份。其中第11.1条“修订”约定：“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对本合同的任何修订，应由普通合伙人及持有有限合伙权益51%的有限合伙人一致表决通过：但是凡本合同中列明须经‘持有有限合伙权益之特定比例的有限合伙人’表决、批准或同意方可进行某一事项的相关约定，须经持有有限合伙权益之约定百分比的有限合伙人一致表决通过方可修订”。第11.7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约定：“本合同及各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根据其解释和执行。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名“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开庭地点在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裁决另行裁定，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第11.9条“部分条款效力”约定：“合伙人在本合同第7.6、11.6、11.7条、11.78条、11.79条和第九章下的义务应在本合同终止及本合伙企业解散后继续有效”。该份合伙合同的签署页中载明：合伙企业：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授权代表签字：王浩；普通合伙人：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授权代表签字：王浩；合伙企业受托管理机构：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签字：王浩；有限合伙人：周斌。前述“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受托管理机构”、“有限合伙人”处均加盖相关单位印章及授权代表签名。原告周斌质证：对被告提供的《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中周斌本人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该份合伙合同是被告将格式文本的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被告原募集对象杨敏的助手王飞，后经打印四份纸质版并交由周斌签署姓名，邮寄回给被告。被告至今未将其他合同主体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版合同向周斌提供，导致周斌在本案诉讼立案时无法提供合伙合同原件。2018年9月，原被募集对象杨敏已经向被告表示，不会进行投资。其实，周斌在签字寄出《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纸质版的同时，还邮寄寄出其已签署姓名的其他六份纸质版文件，其中包括《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原告方认为审查本案管辖的问题，应当综合考察前述相关文件内容的约定。《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是被告单方拟制的格式文件，是其陈述与保证的一部分，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份《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对于争议管辖问题已经作出了不同于合伙合同的明确约定。另外，根据《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入（股）伙协议不能替代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也就是说，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供举证的2018年5月18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并未包括全体有限合伙人的签章，并不能证明合伙合同已依法成立。本院认为，对于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18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中“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受托管理机构”、“有限合伙人”处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该份合伙合同的有关条款对于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至于该份合伙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生效、是否具有可撤销或应当解除的情形等，在现阶段司法管辖权未予确定之前，本院不予审查和评判。 围绕本院是否享有司法管辖权的相关问题，原告周斌提供《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一份。其中第7条约定：“本人已知悉并接受基金合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意在各方不能协商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由于被告仅是提供了《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的电子版，打印后经周斌签署姓名的纸质版也邮寄回被告，现阶段，周斌只能再行打印一份《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提交法庭，上面并没有任何主体的签名和盖章。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质证：《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是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电子本文，至于原告周斌是否将其签名的《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寄回给被告，尚有待于被告单位的进一步核实。退一步说，即使周斌已在《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上签名，因《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约定对于争议纠纷解决方式较之于合伙合同的约定而言进行了变更，但并未履行合伙合同中第11.1条“修订”的相关程序，故《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对于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约定无效，仍应按照合伙合同第11.7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的约定，交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人民法院对于本案并无管辖权。本院认为，虽然在法庭询问中被告确认《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的电子版是其向原告提供的，但原告周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纸质版的《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上签字确认后寄回给被告的相关事实。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难以认定双方就纠纷解决方式达成了“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共同意思表示。退一步说，即使如原告周斌所主张的，其在纸质版的《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上已经签字确认，并寄回给被告，但是由于《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约定对于争议纠纷解决方式较之于合伙合同的约定而言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从“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变更为“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但这一变更却未履行合伙合同中第11.1条“修订”的相关程序，故《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对于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变更效力存在瑕疵。原告周斌仅凭该份《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的约定就主张双方就纠纷解决方式的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交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故应裁定驳回周斌的起诉。理由如下： 第一，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被告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元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了2018年5月18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一份，合伙合同尾部“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受托管理机构”、“有限合伙人”处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因此该份合伙合同的相关约定对于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其中第11.7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约定：“本合同及各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根据其解释和执行。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名“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开庭地点在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裁决另行裁定，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从前述第11.7条约定的内容分析可知，双方订立的仲裁条款不仅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还对仲裁事项、仲裁委员会等作出了明确约定，且不存在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等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故案涉仲裁协议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2018年5月18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第11.9条“部分条款效力”约定：“合伙人在本合同第7.6、11.6、11.7条、11.78条、11.79条和第九章下的义务应在本合同终止及本合伙企业解散后继续有效”。也就说，本合同仲裁条款即第11.7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的约定是有别于合同的成立、生效以及履行情况之外的独立存在的合同条款，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合同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适用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规定，即使《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未成立，或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或生效后被解除，均不影响合同仲裁条款的效力。 第三，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2018年5月18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的仲裁条款即第11.7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原告周斌主张，《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是被告单方拟制的格式文件，是其陈述与保证的一部分，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份《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对于争议管辖问题已经作出了不同于合伙合同的明确约定。即双方一致同意将合伙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故依照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虽然在法庭询问中被告确认《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的电子版是其向原告提供的，但原告周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纸质版的《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上签字确认后寄回给被告的相关事实。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难以认定双方就纠纷解决方式达成了“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共同意思表示。经查，《新余元创灏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第11.1条“修订”约定：“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对本合同的任何修订，应由普通合伙人及持有有限合伙权益51%的有限合伙人一致表决通过”。周斌作为有限合伙人，其认缴出资额为10000万元，仅占整个有限合伙人权益（29000万元）的34.48%，故即使是普通合伙人新余元创启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周斌均同意对于合伙合同中约定的争议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变更，仍未满足“应由普通合伙人及持有有限合伙权益51%的有限合伙人一致表决通过”的修订要求。因此，退一步说，即使如原告周斌所主张的，其在纸质版的《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上已经签字确认，并寄回给被告，但是由于《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约定对于争议纠纷解决方式较之于合伙合同的约定而言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从“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变更为“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却未履行合伙合同中第11.1条“修订”的相关程序且未满足合同修订变更的充分必要条件，故《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对于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变更的效力存在瑕疵，难以认定。原告周斌仅凭该份《投资者冷静期回访确认函》中第7条的约定就主张双方就纠纷解决方式的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向基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属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达成仲裁条款的情形，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交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故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斌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12984.50元全部退回给原告周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少华 审 判 员   吴玉萍 审 判 员   刘伟伟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李 平书 记 员 张 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十六条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第十九条第一款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合同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适用仲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百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 （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