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0111民初1688号原告：李华林，男，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住富源县。被告：代吉书，男，197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胜，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华林诉被告代吉书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4日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华林，被告代吉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5年3月1日所签订的合股协议；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营期间的利润5万元，并折价赔偿原告的投入10万元，合计1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3月1日，原、被告双方在曲靖市麒麟区南江花园签订合股协议，约定由被告投资购买2500余米的铝架及4台光束灯入股，占股份60%。原告投资汽车两辆及庆典物资设备，占股份40%，双方成立新公司共同经营，并按股份承担责任及分配利润。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经营新公司“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按当时的约定，原告投入的资产折价50万元。但双方共同经营四个月后，便发生纠纷，双方又重新口头约定，由原告独立经营一年，之后交由被告经营。原告经营期间，未创造利润，被告便在一年未满时，将双方的投入全部盘走，独自经营至今。至此，双方的合股经营名存实亡，但被告经营期间至少由20万元左右的纯利润。原告认为，该利润至少应分配5万元给原告，且原告投入的资产基本被被告用坏或已不能原物返还，应折价10万元赔偿原告。现因双方无法协议解决，特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原、被告双方并未就合伙账目进行清算。根据双方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合股协议》第五条第2项规定，双方任一方撤股结算清楚后自然失效。原告很早就擅自退伙，并将其入股的车云Ｄ×××××7云Ｄ×××××9私自进行了变卖，变卖所得归入原告自己腰包，给被告造成了损失。而原告并未遵守《合股协议》及《军令状》履行约定该履行的义务，擅自单方结束合伙事务，致使合伙发生亏损，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因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双方2015年3月1日签订《合股协议》，同日就原告就签署了《军令状》，约定公司经营全部由原告负责，并且明确由其经营一年，实现公司创收50万元，若不能实现50万元的创收，从其所持股份中扣除股份比例作惩罚。该《军令状》实为双方对《合股协议》达成的新的补充协议，应为协议的一部分，原告在履行《合股协议》以及《军令状》的过程中，完全按照个人主张工作，什么账目都不让被告知道。其中是否盈亏被告并不清楚。2016年4月，原告说亏损了，私自开走了其入股的二辆车辆，说将其入股的物资作为对被告的赔偿，被告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暂时接受，殊不知，原告还来起诉被告。需特别指出的是，双方的合作已于2016年4月因原告的私自撤股而终止了。原告没有与被告进行具体的账目清算。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在反诉中进行具体提出。二、原告提起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就其第二项诉请（被告支付原告经营期间的利润5万元，并折价赔偿原告的投入10万元，合计15万元）提供合法有效的记账账目来证明，而从其向法院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并非合法有效的经双方核对确认的记账账目，无法确认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亏情况，因此，原告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原告邀约被告入股，实则自己经营合伙企业，原告实际占用了被告投资的60万元进行自己经营，既不公布账目，也不进行结算。市场监管局里的信息里也只有原告一个股东，实际上原告骗取了被告的资金，占用了被告的投资营业一年，反而起诉被告，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证据二、合股协议、军令状及车辆信息，欲证明原、被告双方的投资情况和持股情况。证据三、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欲证明双方所设立的公司情况。证据四、微信记录及通话录音，欲证明被告一直经营及具有经营利润的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双方合股的公司名称为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为李华林，在工商登记的信息中股份全部为李华林，李华林骗取了被告的入股资金，公司的经营权、收入全部由原告掌控；合股协议、军令状，欲证明合股协议签订及合股内容、分红等事项，合股后达成新的实施意见，由李华林独自经营，一年赚取50万元盈利，按股份60%分给被告30万元，原告没有实现其承诺。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系原告有效的身份凭证，予以采信；证据二中的合股协议及军令状，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中的车辆信息，被告认可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中营业执照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公司章程并无股东签名，也没有工商管理部门加盖档案查询印章，不予采信；证据四涉及的微信截图不能反映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录音资料亦不能反映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系被告的有效身份证件，予以采信；证据二中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客观真实，涉及本案争议的目标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身份证信息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二中合股协议、军令状系原、被告签订，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4年原告李华林与被告代吉书口头约定共同出资成立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中被告持股60%，原告持股40%。2014年11月27日，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李华林持有该公司100%的股东，公司经营范围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礼仪庆典服务等。2015年3月1日，原告李华林（乙方）与被告代吉书（甲方）补充签订书面《合股协议》，约定甲方投资购买2500余米25*25铝架及4台光束灯入股乙方原有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0%，乙方公司原有所属车云Ｄ×××××7云Ｄ×××××9及舞台、灯光、音响、气模等庆典物资用品持有合股公司股份40%；双方合股后，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成立，名称为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双方共同经营，共同享受和承担公司效益和责任；甲方持有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60%，乙方持有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40%，双方享有公司资产效益、风险责任的比例为60%：40%；公司经营过程中参照股权比例分配红利。同日，原告李华林出具“军令状”，约定李华林在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实现创造公司净利润50万元，代吉书负责监管，李华林负责公司一切经营活动；若李华林实现年净利润考核指标，超出部分的，李华林有权抽取超出部分50%资金作为个人带领团队奖金，不足50万元的，公司有权从李华林所持股份中扣除股份比例作为惩罚。现原告诉至本院主张前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共同投资设立了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股协议》是在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后签订，在公司成立之前原、被告口头协议共同投资成立该公司，原、被告实际投资成立了该公司，并事后补充签订《合股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投资情况、持股比例、公司盈余分配比例等事项作出了明确约定，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登记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原告李华林，公司登记股东并未真实反映公司股东情况，被告代吉书系该公司的隐名股东。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原告李华林与被告代吉书系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原始股东，《合股协议》具有公司章程的效力，而非仅是约束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合股协议》不符合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制度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原告李华林系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请求公司分配盈余利润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股东基于同一分配方案请求分配利润并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以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并认定云南行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昆明市官渡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10幢4层办公室403号）属于本院辖区，据此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庭审中原告李华林已经明确其诉讼主张为公司盈余分配。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而本案原告李华林起诉被告代吉书主张公司盈余分配，原告李华林起诉所确定的被告主体错误，应当驳回原告李华林的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华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依法退还原告李华林。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颜芬芬人民陪审员  尚炳昌人民陪审员  秦招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欧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