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9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郎学春，男，生于1972年4月14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佰琴、张勇，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俊，男，生于1978年9月22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现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托代理人杨磊，云南联宇（昭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被告刘承凤，女，生于1976年11月27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原审第三人郎学林，男，出生于1975年12月20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托代理人罗娇，女，汉族，1984年11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系郎学林之妻。上诉人郎学春因与被上诉人何俊、原审被告刘承凤及原审第三人郎学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水富市人民法院（2018）云0630民初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法律事实是：2013年11月7曰，何俊、刘承凤、郎学林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经营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法律形式为个人合伙经营，投资总额为300万元，何俊出资60万元、刘承凤出资190万元、郎学林出资50万元；共同投资人欲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刘承凤为法定代表人。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300万元，登记股东为刘承凤、罗娇；其中刘承凤认缴出资270万元，出资比例为90%，罗娇认缴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为10%。同日，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何俊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何俊出资现金60万元，出资比例为20%。2015年11月2日，何俊、郎学林与郎学春签订了《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约定何俊、郎学林自愿放弃入股的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从签字之日起，不再与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有任何利益及债权关系，其股权全部转入郎学春所有；何俊、郎学林原入股的股金由郎学春按实际股金额度退还何俊、郎学林（何俊80万元、郎学林80万元）；郎学春分两年付清何俊、郎学林股金，第一年支付股金的50%,第二年支付剩佘的50%;协议自签字之曰起生效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刘承凤于2016年12月15日支付何俊8万元，郎学春未支付何俊转让款。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争议问题不仅涉及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及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还涉及何俊股东身份确认、股份代持等问题。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及争议焦点，就相关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1、根据何俊、刘承凤、郎学林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及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何俊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可认定何俊在公司设立时投资60万元，并占该公司总股份20%的事实，但依据该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何俊未在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中，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实际股东与登记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在公司股东纠纷中，股权登记仅为对抗要件，何俊的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已由《股东出资证明书》确认，不因未经工商登记而被否定。2、关于刘承凤的优先购买权问题。本案镇雄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立案受理，刘承凤至迟自2018年9月30日收到镇雄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起，应当知道何俊向郎学春转让股份的事实，但其在三十曰内未主张优先购买权。另，在本案庭审中，刘承凤明确表示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不同意何俊、郎学林转让股份；郎学林、罗娇均同意转让股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应视为刘承凤同意何俊、郎学林转让股份。何俊、郎学春、郎学林签订的《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被告刘承凤、郎学春提出《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侵害刘承凤的优先购买权而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转让标的是否明确的问题。依据《股东出资证明书》，可确定何俊出资占公司股份的20%，何俊与郎学春签订《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确认何俊实际股金额度为80万元，且出资金额与股份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故被告郎学春提出转让标的不明的抗辩意见，不予釆纳。三、关于股权是否交付及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变更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何俊与郎学春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但股权交付不同于一般物的交付，郎学春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后，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行使权利，故被告郎学春提出未实际取得股权，支付价款条件未成就的抗辩意见，不予以采纳。郎学春未如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请求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予以支持。四、刘承凤是否应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因刘承凤非股权转让的继受人，也无证据证明刘承凤与郎学春系夫妻关系而应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提出刘承凤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何俊自认刘承凤于2016年I2月15日支付的8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郎学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俊股权转让款720000元，并自2017年1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何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之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被告郎学春承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原审判决书送达后，被告郎学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水富市人民法院（2018）云0630民初5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何俊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水富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何俊如何享有镇雄县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畜牧公司）的股份以及畜牧公司的股东构成未查清。根据畜牧公司《章程》、《验资报告》以及《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畜牧公司的股东系刘承凤和罗娇二人，虽然郎学林与何俊、刘承凤二人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但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第七条之约定，何俊应在协议签订2天内将出资款60万元全部转入公司农行账户，才视为履行出资义务，但实际上何俊并未按约定履行该出资，庭审中也并未举证证明其的股份究竟是由刘承凤代持还是由罗娇代持，原审仅“根据何俊、刘承凤、郎学林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及《股东出资证明书》”就认定何俊在公司设立时投资60万元，并占公司总股份20%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认定事实不清。（二）刘承凤并未代上诉人支付何俊8万元转让款。一审法院在没有经过上诉人和刘承凤认可的情况下，将该8万元认定为刘承凤代上诉人支付何俊的转让价款，违背法律规则衣偏袒被上诉人何俊。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前提是合同合法有效，而本案《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自始无效，因此，该法律适用错误。证据显示，刘承凤系畜牧公司股东且持有90%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畜牧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畜牧公司其他股东向外转让股权应当经刘承凤同意，而本案《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并没有经过刘承凤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系无效协议。原判决以刘承凤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受让转让股权为由，认定刘承凤在“同等条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理由不成立，刘承凤虽然表示不同意，但这不表示刘承凤在“同等条件”下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案《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公司当时市场前景较好，股权价格较高，而现如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股权价格急剧下跌，协议签订时与现在已不具备对比条件，本案已不具备“同等条件”的基础，原判法律适用错误。（二）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认定刘承凤同意转让，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30日的起算时间应从其他股东自接到欲转让股权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而本案中，刘承凤自始至终并未收到何俊的股权转让通知，一审法院将刘承凤收到镇雄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同于“书面通知”，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取得受让股权。何俊并未举证证明将股权交付给上诉人，相反，2016年12月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承凤都还在转款给何俊用于公司货物采购，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以及合同履行抗辩权，何俊要求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的条件不成就。三、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原判决遗漏当事人。罗娇是畜牧公司股东，而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应当将罗娇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而未追加，遗漏必要当事人。（二）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后并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上诉人支付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支出的保全费，一审法院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程序违法。（四）原判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何俊及原审被告刘承凤、郎学林二审均未作书面答辩。在二审诉讼中，除上诉人郎学春提出何俊未按约定履行出资，原审认定何俊在公司设立时投资60万元并占公司总股份20%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及认定刘承凤支付的8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不当外，上诉人郎学春还提出其并没有实际取得受让股权，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对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归纳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审认定何俊在镇雄县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出资60万元，占有该公司20%的股份是否正确；（二）刘承凤支付给何俊的8万元是否是股权转让款；（三）何俊、郎学林与郎学春签订的《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是否有效及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程序是否违法。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郎学林申请证人郎某、燕某出庭作证。欲证明何俊自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是公司股东。证人郎某出庭作证证实：2016年我在镇雄敬天畜牧公司负责羊子管理，畜牧公司郎学林、刘承凤、何俊与我也入股，我当厂长。何俊到今天是否是股东，我不清楚。我是去年离开公司，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去年郎学林、何俊他们之间的合同转让就不清楚了，大股东是何俊、郎学林、刘承凤，其他还有小股东。我是六月还是七月份离开畜牧公司，离职前何俊还是公司股东，何俊他们入股多少我不清楚，签股权转让协议我略知一二，我、何俊、刘承凤、郎学林、郎学春等都商量过，因为该事情没整成，经营途中，我也反映过后面支持不下去了，我是2017年4月离开敬天畜牧公司。何俊没有退出之前，是参加公司管理和经营及股东会议的，2016年公司购饲料都找何俊签字。经组织质证，何俊认为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有问题，不属二审新证据，不符合客观要求，对郎某的证言不客观不真实，理由是：2014年进入敬天畜牧公司，2017年4月退出，他说在2016－2017年有何俊的签字和股东会决议，但郎学春应当向法庭提交何俊参加公司管理经营的相关材料，同时，因为公司股东登记尚未变更登记，股权在何俊名下是可能的，但不代表何俊就是在管理公司，郎某的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罗娇质证认为郎某说的2017年开过股东会不是事实，即便开过也是研究退股之事。郎学春、刘承凤质证认为对郎某的证实是真实的。证人燕某出庭作证证实：我只是刘承凤和何俊他们请的工人，从建厂开始就在里面做饭，前年离开一年，2018年我又来做了半年。敬天畜牧公司的老板是刘承凤、何俊、郎学林，2016年－2017年没有看到何俊、郎学林到公司，2016年何俊、郎学林去公司拖过羊子，2016－2017年我没有看到过何俊、郎学林。经组织质证，何俊质证认为燕某的证言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同时她证明何俊、郎学林虽是公司股东但已经没有参加公司管理经营。刘承凤、郎学林质证认为燕某的证言是真实的。罗娇质证认为对燕某的证言无意见。本院认为，对郎某证实何俊曾是敬天畜牧公司的股东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部份事实予以采信。而郎某对何俊、郎学林与郎学春之间的股份转让的证言，陈述前后矛盾，前面说不清楚合同转让的事实及对到今天何俊是否是股东的事情陈述说不清楚，后面又说对转让的事情略知一二，因此，郎某的证言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燕某的证言，也存在陈述前后矛盾，即前面说2016－2017年没有看到过郎学林、何俊到过公司，后又说看到郎学林、何俊此时间到公司拖过羊子，再后面又说2016－2017年没有看到何俊、郎学林。因此，燕某的证言不能证明转让股份协议签订后，即2015年以后，郎学林、何俊还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燕某的证言不能达到郎学春的证明目的，本院不采信作为本案证据使用。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审认定何俊在镇雄县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出资60万元，占有该公司20%的股份是否正确的问题。从刘承凤、何俊、郎学林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投资各方的出资方式是两种，即一种是以现金方式，二种是转账方式。协议还约定刘承凤的出资为190万，何俊60万元，郎学林出资50万元。结合原告何俊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银行卡转账明细载明原告何俊分三次转账24万元在刘承凤、郎学春、尹于周的账户，在质证中，郎学春认可原告分三次转入的24万元系股金，刘承凤亦未否认何俊入股及原告何俊还陈述其现金又支付了30多万元的事实能与原告何俊提供的由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中基本情况一栏载明何俊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0%的事实相互印证，原审据此认定何俊在公司设立时投资60万元，占公司总股份20%的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郎学春上诉认为何俊未履行《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郎学春上诉认为原审未查明畜牧公司股东构成的问题。虽然《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等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显示，镇雄县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是刘承凤和罗娇（郎学林之妻），但何俊的股东身份已由镇雄县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予以确认，因此，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实际股东和登记股东不一致的情况，原审据此认定何俊是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刘承凤支付给何俊的8万元是否是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在一审诉讼中，原告提供的手机短信截屏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12月15日被告刘承凤向原告何俊转款8万元。经质证，刘承凤对该短信截屏内容的真实性认可，只辩称该款是其支付给何俊的购货款。本院经审查认为，从该笔款的支付时间看，系在郎学林、何俊与郎学春签订的《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之后，此时何俊已不是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无证据证明何俊仍在继续管理经营公司，原审据此采信何俊自认该8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郎学春上诉认为原审认定刘承凤支付的8万元系股权转让款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何俊、郎学林与郎学春签订的《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是否有效及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在一审诉讼中，刘承凤作为镇雄县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在镇雄县人民法院2018年9月30日向其送达何俊起诉郎学春、刘承凤及原审第三人郎学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后，就应当知道何俊、郎学林（罗娇之夫）转让股权的事实，刘承凤并未在三十日内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且在本案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不同意何俊、郎学林转让股份，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应视为刘承凤同意转让。原审基于各方当事人对《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定该《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认定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原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郎学春上诉认为该协议书未经刘承凤同意以及时隔三年多才询问刘承凤是否以2015年11月的价格受让股权不具备同等条件的基础，该《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在刘承凤明确表示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郎学春作为受让人，其提出股权转让侵害刘承凤优先购买权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郎学春提出何俊未将股权交付给其的问题。郎学春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后，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使权利。上诉人郎学春认为何俊在签订协议后，仍在继续经营公司的理由无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郎学春上诉称罗娇系股东，本案与罗娇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追加罗娇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遗漏当事人。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何俊诉郎学春、刘承凤及原审第三人郎学林股权转让纠纷，《自愿转让股份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郎学林、何俊与郎学春应是本案当事人。虽然罗娇是本案镇雄敬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本案与罗娇有一定利益关系。但因郎学林与罗娇系夫妻关系，罗娇一审出庭作证中明确表示同意郎学林、何俊转让股份，因此，罗娇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也未申请追加罗娇为当事人，原审法院未追加罗娇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郎学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郎学春上诉主张何俊一审庭审中增加请求其支付保全费的诉讼请求，原审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在一审庭审中，原告增加此项诉讼请求，被告郎学春、刘承凤在答辩中并未要求法庭给予举证期限，现提出原审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上诉人郎学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王正云审判员  杨稳香审判员  肖荣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