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843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经营场所：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兴路人寿保险大厦。负责人:林鸿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冰，女，汉族，1995年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上诉人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敏，男，汉族，1988年4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系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日发，男，汉族，1945年1月24日出生，住广西宾阳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施春花，女，汉族，1977年12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佩琳，女，汉族，2000年9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某，男，汉族，2003年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靖雯，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日发、施春花、黄佩琳、黄某（以下简称黄日发等四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日发等四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向黄日发等四人给付保险金600000元；2.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日发、施春花、黄佩琳、黄某支付保险金60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900元（黄日发等四人已预交），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日发等四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黄日发等四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黄日发等四人在起诉状中承认案涉黄明聪死亡原因为“××”，黄日发等四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行政判决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均证明了黄明聪死亡原因为“××”。而根据中国卫生部文件、世界卫生组织文件、字面意思等，××从任何层面的解释均为“疾病”，而并非意外伤害，而本保险合同险种为意外险，其保险责任范围为意外伤害责任。××属于××，不符合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伤害的定义，根据合同条款第二十一条意外伤害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不符合“突发的”，不符合“非疾病”这两个要素。疾病导致的伤害与意外伤害的根本区别在于引起人体损伤的原因，而并非引起了什么样的人体损伤，疾病和意外都可以引起同样的人体损伤，不能因为疾病和意外造成了同样的人体损伤，就把疾病与意外混为一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意外伤害’及‘疾病’的理解有争议的，应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那么，按照通常理解，疾病应指人类在病因作用之下发生的肢体、器官等机体功能紊乱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可见，病因可以涵括车祸、斗殴等外力致人体损伤导致的失血性休克、脏器破裂甚至器官功能衰竭等病症……”，该判词前后矛盾，其举例不符合通常理解，论证不成立。判词前半句指出了疾病应当是在病因作用下的异常生命活动，而后半句举例中却写到了因车祸、斗殴等外力作用下的异常生命活动也属于疾病，属于前后矛盾，该举例不恰当。对于词语的解释应当符合一般人的行为预期，将车祸、斗殴等外力作用下导致人体损伤解释为疾病、病因，显然是不符合一般人的预期的，而按照通常理解，车祸、斗殴等外力作用下导致人体损伤应当属于意外伤害，而并非疾病，一审法院借此来引证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将“疾病”的定义无限扩大解释，该论点不成立。而恰恰相反，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并不存在将疾病进行无限扩大解释。根据一审法院判决对疾病的通常解释(疾病应指人类在病因作用之下发生的肢体、器官等机体功能紊乱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本案中，正是由于××这种疾病，在这种病因作用之下发生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以及‘感染性休克’等病症，导致最终发生了死亡，将××定义为疾病是符合通常解释的，同时也符合人们对于疾病的定义的预期。（二）从医学角度“疟原虫感染”，是一种因为蚊虫叮咬后病毒在体内复制引发的疾病，蚊虫是病毒的载体，蚊虫叮咬只是病毒传播途径而并非致病的直接原因，致病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病毒本身。××的传播方式有很多种，有通过空气传播、通过血液传播、通过水传播、通过尘埃传播、通过食物传播等等，无论是通过空气传染还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都只是传染的途径，不能改变其本质是一种疾病，不能因为其传染途径而否定其本质。××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感染的，无论是医学上的理解还是一般人的理解，都会认为是疾病，而并非意外伤害，××不符合意外伤害“突发性、非疾病”的要件，并且按照通常理解和保险行业习惯，被传染的××患者在保险理赔中也是按疾病申请赔付，而并非按意外申请赔付，这也是业内的共识，也符合一般人的认知，××的理赔应当按疾病申请理赔。综上，在一般人的认知(通常解释)中××是疾病，不是意外伤害，而在保险赔付中，××也是疾病，而并非意外伤害。本案被保险人所患疾病不属于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被上诉人黄日发等四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本案中，黄明聪死亡根本原因不是自身疾病导致，而是到达特定地区遭受蚊虫叮咬感染的××，符合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特征，其死亡根本原因是意外，所以其死亡符合意外伤害的定义。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明聪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案涉保险条款约定，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黄明聪在喀麦隆考察期间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死亡，黄明聪的死亡并非其自身原因或者主观意愿所致，而是在到达特定地区——××疫区喀麦隆所遭受蚊虫叮咬感染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次事故具有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特征，属于意外伤害，并无不当。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主张黄明聪的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不包括因感染××而死亡的情形，故本次事故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结合临床研究发现恶性疟原虫××的潜伏期为十二天以及黄明聪出现不适症状就医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黄明聪受到伤害的时间在保险期间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向黄日发、施春花、黄佩琳、黄某支付保险金600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东莞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