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民终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敏林，女，汉族，1968年7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系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现该酒店客房部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进白，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金望，男，汉族，1969年12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原审被告：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218号。诉讼代表人:陈世才，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原审被告：余欢，男，汉族，1992年3月3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现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餐饮部经营者）。原审被告：李金龙，男，汉族，1969年10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现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水疗中心经营者）。原审被告：杨安新，男，汉族，1972年5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现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KTV经营者）。上诉人周敏林因与被上诉人宋金望、原审被告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鼓酒店公司）、余欢、李金龙、杨安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2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宋金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其与旗鼓酒店公司2010年3月20日签订的《房屋转租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21日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签收解除通知之日解除；2.判令旗鼓酒店公司支付宋金望2014年8月1日起至今的租金（暂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止）18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至全部租金付清之日止；3.判令周敏林、余欢、李金龙、杨安新即刻搬离旗鼓酒店公司之经营场所，退还宋金望出租房、旗鼓酒店公司在清算终结后搬离，返还出租房；4.案件受理费由周敏林、余欢、李金龙、杨安新、旗鼓酒店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2月1日，宋金望以“咸宁市旗鼓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身份与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旗鼓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旗鼓村委会）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同年6月30日又签订了《旗鼓大厦附属楼工程建设及租赁合同》，将属于旗鼓村的旗鼓大厦及附属楼租赁给宋金望经营。2010年3月20日，经旗鼓村同意，宋金望与咸宁市旗鼓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变更为旗鼓酒店公司）签订了《房屋转租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宋金望将其承租的浮山办事处旗鼓村综合楼计6层及附属楼4层和附院转租给旗鼓酒店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租期20年，即自2010年2月1日至2030年6月1日止，装修期（不计租金及利息）按6个月考虑，即自2010年8月1日起计算租金，前4年即自2010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止每年租金37.5万元,合计150万元，届时由旗鼓酒店公司（乙方）自动纳入与乙方合资公司的宋金望（甲方）入股份额;自2014年8月1日至2030年6月1日止，年租金为40万元,自2015年8月1日起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的基础上递增2万元,在每年的6月1日一次性付清下年租金。旗鼓村办公部分自2013年8月1日起也租赁给旗鼓酒店公司,年租金5万元。合同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关约定。旗鼓村委会在《房屋转租租赁合同》见证人处加盖有村委会公章并签名。合同签订后,旗鼓酒店公司于2010年6月、2010年7月分别将旗鼓酒店公司餐饮、KTV、水疗中心转租给童祥并签订了合同，其中餐饮、KTV部租期至2030年9月30日止，水疗中心租期至2015年5月30日止；2012年4月11日将旗鼓酒店公司客房部转租给陈春莲，合同期限至2017年4月10日止。依周敏林提供的2014年2月18日《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第三条载明，“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与陈春莲的租赁合同期限延长，同公司与浮山办事处旗鼓村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同步，但租金标准由双方另行商定”。现旗鼓酒店公司客房部实际经营者为周敏林，周敏林庭审中陈述客房部的经营者陈春莲已退出，其作为股东代表在实际经营管理，并提供2017年3月1日由孙建光、戚名娥、周凤华、黄华莲签名的《委托书》，内容为：经股东一致同意，现委托周敏林女士为《咸安区旗鼓大酒店客房部》（咸安区旗鼓大酒店未登记注册）总经理一职，《咸安区旗鼓大酒店客房部》经营权由周敏林女士全权代表，处理客房部日常经营中的一切事项。现餐饮部实际经营者为余欢、水疗中心实际经营者为李金龙、KTV的实际经营者为杨安新，对此旗鼓酒店公司并无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要求四经营者提供证据证明合法经营权的取得依据，均未提供。旗鼓酒店公司在承租后，前四年租金150万元按《房屋转租租赁合同》约定，已纳入宋金望入股旗鼓酒店公司股金，自2014年8月1日起，并无证据证明旗鼓酒店公司向宋金望支付了租金，截止2018年3月31日（宋金望起诉日）旗鼓酒店公司按约应向宋金望支付租金为1566666.66元，另旗鼓办公楼部分租用金每年50000元，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该部分租金为233333.33元，共计租金180万元未付。旗鼓酒店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酒店的管理问题及租金没有及时支付，宋金望与旗鼓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光发生纠纷，并于2015年9月份发生肢体冲突，宋金望受伤，后双方经多次协商并签订《调解协议》，约定由孙建光赔偿宋金望10万元，另借款70万元给宋金望，宋金望出具谅解书。对该70万元借款，依据旗鼓酒店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一致同意：孙建光借给宋金望的70万元从酒店租金中支付，结算时抵扣宋金望租金”。因宋金望与旗鼓酒店公司间产生纠纷，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旗鼓酒店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裁定受理对旗鼓酒店公司强制清算纠纷，并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鄂12民初1号决定书，指定咸宁公信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公司清算组于2017年10月16日正式向旗鼓酒店公司下达《旗鼓酒店清算组接管通知》，现旗鼓酒店公司处于强制清算程序中。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旗鼓酒店公司因自2013年开始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工商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6月7日因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为由，于2017年6月30日下发咸宁工商处字〔2017〕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了“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处罚决定，并载明“当事人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律作废，应当停止经营活动，依法组织清算……”。2018年3月21日，宋金望向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送达《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签收，在收到该通知书后并未提出异议。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对宋金望的起诉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不同意孙建光要求其诉讼材料使用公章的情况说明”，具体内容如下：一、由于旗鼓酒店公司大部分股东对清算组工作不支持、不配合，至今拒不交出李金龙、余欢、杨安新租赁合同及周敏林经营客房的合同或股东决议，致使清算组至今未能接管旗鼓酒店公司财产及清算所需的该酒店经营情况和全部财务资料，现有资料未经全体股东确认，不能判断其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二、营业执照被吊销，公章不能继续使用……。旗鼓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光以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反诉，清算组没有同意也没有加盖公章。同时，周敏林也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请求判令宋金望赔偿其装饰装修损失,赔偿旗鼓酒店扩建设施费用、赔偿旗鼓酒店经营预期利益损失、赔偿实际经营者余欢、李金龙、杨安新经营损失（以实际评估鉴定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宋金望将从旗鼓村委会租赁的旗鼓大厦，在旗鼓村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将旗鼓大厦转租给旗鼓酒店公司，并与旗鼓酒店公司签订了《房屋转租租赁合同》，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各自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宋金望依合同约定将旗鼓大厦交付给旗鼓酒店公司经营，有权依合同约定要求旗鼓酒店公司给付租金，旗鼓酒店公司在占有使用期间应按约定期限给付租金。合同约定前四年租金（自2010年8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年租按37.5万元）合计150万元,由旗鼓酒店公司自动纳入宋金望入股旗鼓酒店公司股金,该款双方并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自2014年8月1日后并无证据证明旗鼓酒店公司支付了宋金望其他租金，至宋金望起诉日即至2018年3月31日止，旗鼓酒店公司共计欠租金180万元，应当支付。对应付而未支付的租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利息损失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宋金望与孙建光发生冲突后已达成的《调解协议》，协议约定孙建光赔偿宋金望10万元并借款70万元，旗鼓酒店公司提供的2016年11月3日“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将该借款70万元在结算时抵扣宋金望租金，孙建光作为债权人，将其债权转让给旗鼓酒店公司，应当通知债务人宋金望，宋金望认为该“股东会议决议”其没有参与也不予认可，但并无证据证明其无效或被撤销，该“股东会议决议”属旗鼓酒店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宋金望作为出租人在本案中对旗鼓酒店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提出并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建光虽无证据证实已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但依据庭审中对“股东会议决议”的质证，可以视为已履行了通知义务，该债权的转让此时已生效，孙建光借给宋金望的70万元债权可以抵扣旗鼓酒店公司欠宋金望租金。2018年3月31日后，旗鼓酒店公司仍在继续占有旗鼓大厦及附楼，应当按约定租金价格支付相应租金，但宋金望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权利，可另行主张权利。旗鼓酒店公司因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被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咸宁工商处字〔2017〕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其营业执照，旗鼓酒店公司丧失了经营主体资格，并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宋金望于2018年3月21日以旗鼓酒店公司欠付租金和营业执照被吊销为由，向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送达《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签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旗鼓酒店公司收到合同解除通知后并未提出异议，故应认定宋金望与旗鼓酒店公司签订的《房屋转租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21日解除。合同解除后，旗鼓酒店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占有旗鼓大厦及附属楼，应当退还，因旗鼓酒店公司处于强制清算程序中，宋金望起诉请求为旗鼓酒店公司在清算程序终结后搬离，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旗鼓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光抗辩及反诉宋金望“私藏公司会计账目凭证，涉嫌侵占公司财产，拒不交出公司办税U盘等”，对公司经营造成损失，要求判决“宋金望赔偿其装饰装修损失，赔偿酒店扩建设施改建费用，赔偿公司经营预期利益损失，赔偿实际经营者佘欢、李金龙、杨安新的经营损失（以实际鉴定为准）等等，因清算组已接管旗鼓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光已无权代表旗鼓酒店公司行使该权利，不符合反诉条件，即便旗鼓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光的陈述真实存在，因宋金望的行为并不是以出租人的身份对旗鼓酒店公司的经营进行干预，而是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期间发生的纠纷，属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内部纠纷，与本案宋金望以出租人的身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给付租金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旗鼓酒店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周敏林为旗鼓酒店公司股东，其代表旗鼓酒店公司经营客房部，与宋金望并无租赁关系，不具有反诉条件，旗鼓酒店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具有经营主体资格，周敏林无权继续经营旗鼓酒店公司客房部，应由公司清算组作出是否继续经营的决定，其与旗鼓酒店公司间的经营关系应在公司强制清算案中处理。旗鼓酒店公司餐饮部实际经营者余欢、水疗中心实际经营者李金龙（现未实际经营，但未退出）、KTV的实际经营者杨安新，因旗鼓酒店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且进入资产强制清算程序，旗鼓酒店公司并无经营主体资格，转租合同失去了其合法有效的依据，其是否有权继续经营，应由公司清算组作出决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宋金望与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0年3月20日签订的《房屋转租租赁合同》于2018年3月21日解除；二、由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宋金望支付2014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租金110万元及利息32997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结终结后立即搬离。四、驳回原告宋金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被告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宋金望负担3000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周敏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1.请求依法撤销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2民初2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原审被告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向被上诉人支付110万元租金及利息的义务，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宋金望全部诉讼请求；3.如不能改判，请求依法发回重审；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没有依法认定被上诉人与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旗鼓村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履行职务行为，事实不清，完全错误。2008年，在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筹建期间，被上诉人以“咸宁市旗鼓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后工商登记为旗鼓酒店）发起人身份与旗鼓村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审判决第7页已经认定了这一事实，租赁期限为10年，租赁面积为月5000平方米），租赁旗鼓大厦用于开办酒店经营。被上诉人以旗鼓酒店发起人身份与旗鼓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是履行职务行为，而租赁合同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应当在旗鼓酒店工商登记注册后依法由旗鼓酒店承接，而非由被上诉人个人行使租赁权益。2010年2月1日，被上诉人与旗鼓酒店法定代表人孙建光等另外三位股东签订《股东协议书》，成立旗鼓酒店。2010年2月8日，被上诉人以旗鼓酒店发起人身份代表旗鼓酒店与旗鼓村委会签订《补充合同书》，将原《房屋租赁合同》10年租赁期限延长至2030年6月1日止，被上诉人是职务行为，补充协议约定的从2018年延长至2030年6月1日租期权益由旗鼓酒店享有，而非由被上诉人个人享有。之后，履行租赁合同义务缴纳租金的主体是旗鼓酒店，向旗鼓村支付租金大部分是通过旗鼓酒店公司账户资金支付的。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与旗鼓村委会签订《旗鼓大厦附属楼工程建设及租赁合同》，用于宋金望个人经营，事实不清。2008年6月30日，被上诉人以公司发起人身份与旗鼓村村委会签订《旗鼓大厦附属楼工程建设及租赁合同》，用于旗鼓酒店经营，是履行职务行为，不是被上诉人个人行为。而且，根据该建设工程及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建设工程面积为1562.17平方米。附属楼工程建设投入的资金是公司股东出资的资金，是旗鼓酒店的资金，不是被上诉人个人的资金；附属楼租金大部分是通过旗鼓酒店公司账户资金向旗鼓村村委会支付的。之后，旗鼓酒店又对附属楼进行了多次施工建设，建设面积达5300平方米（该建设工程面积在2008年6月30日合同之外另行扩建的面积），建设资金全部由旗鼓酒店支付，而非被上诉人支付。原审根本没有依法查明附属楼工程建设面积和建设时间，导致本由旗鼓酒店建设的附属工程相关权益全部归被上诉人所有，严重损害了旗鼓酒店及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完全错误。三、被上诉人一直未向股东披露其与旗鼓村委会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故意隐瞒与该村租赁合同实际租金为年租金29万元的事实，且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公司发起人身份和掌握公司印章便利地位，与本公司订立合同，赚取租金差价每年约10万元，十年来牟取私利近百万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四款禁止性规定，违法无效，还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与旗鼓酒店签订《房屋转租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事实不清，完全错误。被上诉人宋金望一直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向股东披露其与旗鼓村委会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隐瞒实际租金标准的事实。2010年3月20日，被上诉人在旗鼓酒店筹备期间，滥用公司发起人的身份和掌握了预先核准“咸宁市旗鼓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的地位和权力，与公司签订房屋转租租赁合同，且未经股东会一致同意决定，纯属被上诉人谋取私利，明显属于滥用股东权利，违反了公司法第21条、148条禁止性规定，损害了旗鼓酒店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被上诉人与旗鼓村委会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年租金标准为29万元；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转租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前四年年租金为37.5万元，之后年租金40万元，并且每年在上年租金的基础上每年递增2万元。被上诉人利用发起人身份，滥用股东权利，私自与本公司交易，谋取了数额几十万元的巨大经济利益，以逃避股东出资义务，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咸宁市工商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咸宁工商登记内名预核字〔2010〕年第00128号），明确了“咸宁市旗鼓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保留至2010年8月26日，在保留期内，企业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那么被上诉人利用掌握印章便利与自己签订转租租赁合同，谋取高额租金差价，根本不合法。四、被上诉人是恶意诉讼行为，应当依法驳回起诉。被上诉人是旗鼓酒店公司的发起人、董事、总经理，其利用掌控公司印章，掌控公司财务的地位，拒不交出公司办税U盘，致使旗鼓酒店被认定自行停业6个月以上，被咸宁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尔后，被上诉人以旗鼓酒店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为由，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目前，旗鼓酒店被强制清算。被上诉人是滥用股东权利，恶意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五、被上诉人代表公司与旗鼓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是职务行为，其提起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被上诉人宋金望是代表旗鼓酒店公司，以公司发起人身份与旗鼓村签订租赁合同；出租房屋的实际使用人（经营者）是旗鼓酒店，而非被上诉人；租金支付方式方面，大部分支付租金是通过旗鼓酒店账户向旗鼓村支付的，缴纳租金的义务人是旗鼓酒店，被上诉人支付的租金已经计入了股东出资；履行旗鼓大厦附属楼工程建设的施工人是旗鼓酒店，用于工程建设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资产（股东的出资）。因此，被上诉人不具备房屋出租人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的资格，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六、原审未对上诉人管辖权异议进行审议，程序不合法；原审对被上诉人的所谓“租金”债权未通过申报债权处理，而是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作出判决，程序不合法。上诉人对本案提出了级别管辖管辖权异议，但原审没有进行审议，程序不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公司清算，债权人应当申报债权，即使被上诉人存在“租金”债权的事实，其应当首先申报债权，而非直接诉讼，只有在清算组对债权核定存在异议，且不予重新核定或者重新核定有异议的情形下，债权人才能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确认。本案，原审不应当受理被上诉人的起诉。而受理之后，参照破产法申报债权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被上诉人宋金望辩称，一、被答辩人提出上诉的目的明显是为了拖延诉讼过程，牟取更大的非法所得。答辩人在原审中针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已被原审判决驳回，即答辩人针对被答辩人的诉求已败诉，按理该原审判决是最为被答辩人所期待的，被答辩人完全没有必要提起上诉，而被答辩人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正跟被答辩人在原审中的身份是息息相关的。在原审中，答辩人之所以将被答辩人作为被告，要求其搬离经营场所，是因为被答辩人无任何合法依据（被答辩人在原审中提供的所谓委托经营的授权委托书是未登记注册的“咸安区旗鼓大酒店”出具的。）强占原审被告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经营客房部，牟取非法利益。也就是说，其在原审中的身份实际是侵权人，在答辩人与旗鼓酒店的转租合同未解除之前，被答辩人侵占的是旗鼓酒店的经营场所，合同被解除后，其侵占的是答辩人的房屋使用权。这种侵权行为多持续一天，被答辩人就多一天的非法利益。故从此可以看出被答辩人上诉的目的是恶意拖延诉讼过程，使其非法利益最大化。二、基于上述第一条理由，原审判决除第四项与被答辩人有关联外，其余几项判决均是针对答辩人与原审被告旗鼓酒店之间的租赁关系而作出的判决，与被答辩人在原审的诉讼身份无任何利害关系，故被答辩人无权就其余几项判决提出上述请求，因此被答辩人针对其余几项判决的上诉请求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也均与本案无关，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上诉人就本案上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恶意拖延诉讼过程，以求最大化地牟取非法利益。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一审裁判文书提起上诉，需具备上诉利益。上诉利益是诉讼利益在上诉阶段的具体表现，即当事人仅能就原审法院作出的对其不利、侵害其诉讼利益的裁判内容提起上诉，从而使其被侵害或被否定的利益得到救济。本案中，周敏林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旗鼓酒店公司承担的支付租金及利息的民事责任，其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也都围绕旗鼓酒店公司进行阐述，并未涉及其自身利益。旗鼓酒店公司与周敏林系两个独立民事主体，旗鼓酒店公司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其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向宋金望支付租金及利息的判决并未提起上诉，该判决亦未侵害周敏林的利益，故周敏林对该判决不具有上诉利益。周敏林作为股东，如认为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可向旗鼓酒店公司清算组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本案的处理方式。上诉应具备相应的要件，在当事人的上诉缺乏上诉利益等要件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案件，应采何种处理方式，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可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予以填补。即法律未规定的情形与法律已规定的情形在规范意旨及价值评价等方面有高度相似之处时，应对二者作出相同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四种终结诉讼情形，主要针对出现案件无法进行或没有必要进行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周敏林对一审判决不具有上诉利益，本案诉讼无继续进行的必要，该情形与终结诉讼规定的情形在法律评价上并无差别，二者应作相同的处理，即终结诉讼的规定亦可适用于本案。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敏林对于一审判决没有上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终结诉讼。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郭登友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万冬冬书记员刘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