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皖01刑终729号原公诉机关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文潮，男，1964年5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因犯贩卖假币罪于1997年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10月22日被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4月1日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自服刑地合肥市义城监狱押回。现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易国娟，女，1975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汉族，中专文化，个体经营者，户籍地四川省荣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7月20日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3月29日经本院批准，同日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合肥市女子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江莉，女，1971年11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汉族，大专文化，教师，户籍地四川省荣县，住四川省荣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5月6日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合肥市女子看守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文潮、江莉、易国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8）皖0104刑初57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文潮、易国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0年，被告人杨文潮来到本市从事传销活动，后将被告人江莉发展为其下线。江莉加入传销组织后，又直接或间接发展了代晓斌、王雪蕾（均另案处理）以及被告人易国娟等下线人员。易国娟加入传销组织后，又直接或间接发展了傅某1、傅某2（均另案处理）等下线人员，在合肥市蜀山区融科九重锦、融侨天骏等小区进行传销活动。江莉于2011年5月晋升为“老总”级别，易国娟于2012年4月晋升为“老总”级别。该传销组织网络架构自上而下划分为“老总、经理、主任、组长、业务员”五级，以“连锁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以3800元/份的价格购买虚拟“产品”以获得加入资格，之后以3300元/份的价格购买，每人至多购买21份“产品”，参加者需不断发展下线，按照所发展的下线人员及所购买的“产品”数量晋升层级，建立起“五级三晋制”的上下级传销体系，并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其中，升为“老总”级别要求下线人员至少购买600份以上的“产品”份额，且3名直接下线达到“经理”级别。另查明：被告人杨文潮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4月23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4月24日至同年4月29日被临时羁押，同年4月30日被安徽省肥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肥西刑初字第00283号刑事判决，以杨文潮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后杨文潮提出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合刑终字0049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所涉事实不涉及本案事实。之后，杨文潮在合肥义城监狱服刑。2016年4月1日，被告人杨文潮被侦查机关自服刑地合肥义城监狱押回。2016年4月27日，被告人江莉被四川省荣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同年4月27日至5月5日被临时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2016年5月5日被侦查机关带回，次日被羁押于合肥市女子看守所。2016年7月20日，被告人易国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被告人江莉、易国娟如实供述了前述主要案件事实。2016年8月，易国娟规劝并陪同易某就参加传销组织一事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公安机关以易某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罪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后因易某传销下线人数问题以及证据问题，公安机关拟对易某一案撤案处理。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杨文潮、江莉、易国娟的基本身份情况。2.刑事判决书证明：杨文潮于1997年因犯贩卖假币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4月30日被安徽省肥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5年10月22日被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该案所涉事实不涉及本案事实。王某1、王菊芳等人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被本院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3.抓获经过、归案经过证明：侦查机关于2016年4月1日将杨文潮自服刑地合肥义城监狱押回，并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江莉于2016年4月27日被四川省荣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后于2016年5月5日被侦查机关带至合肥；易国娟于2016年7月20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4.临时羁押材料证明：江莉于2016年4月27日至5月5日被临时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5.案发现场方位图证明：本案的案发地在本市习友路融科九重锦小区及融侨天骏小区，上述地点的具体地理方位。6.杨文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杨文潮在本市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卡尾号2910、5310），自2010年至2012年期间有大量资金往来，其中包括江莉（农业银行卡尾号6717）及江莉下线人员代晓斌、王晗臻。7.江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江莉在本市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卡尾号6717），自2010年至2012年期间多次收到杨文潮账户转款，并与杨文潮在肥西传销体系下线曾宏荣有多次资金往来；与其传销体系下线人员王雪蕾、王晗臻、王菊芳、代晓斌、傅某1等多人有资金往来。8.易国娟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易国娟在本市农业银行开设的3个账户（主档账号尾号7477、1674、8505），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有大量资金往来。账户收入的金额大部分均能符合传销组织购买份额的比例数额。其中尾号1674、8505的2个账户在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期间收入的资金额累计达400余万元。9.杨文潮、江莉、代晓斌往来合肥的机票订票信息查询单证明：杨文潮自2010年10月至2014年、江莉自2010年11月至2014年、代晓斌自2010年11月至2014年11月均有多次往来合肥的航班记录。10.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1)侦查机关在侦办丁荣朝、傅某1等人传销案件中,发现杨文潮属于该传销体系最高级别“老总”;之后，收到傅某1举报材料，经调查确定了杨文潮的真实身份。(2)傅某1等人供述的上线“江丽”真实姓名应为“江莉”。11.各证人所书传销组织架构拓扑图证明：杨文潮、江莉、易国娟传销组织架构和线下人员情况。12.易某的取保候审决定书、情况说明等，证明2016年8月1日，易某在易国娟的劝说、陪同下来到公安机关投案，后被取保候审。因下线人员数量以及证据问题，公安机关拟对易某案撤案处理。（二）证人证言1.傅某1的证言、检举信证明：2011年8月，傅某1来到合肥，易国娟陆续带人给他和周某1上课，介绍名为“连锁经营”的行业。之后，傅某1作为周某1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其上线依次是周某1、傅某2、易国娟、王菊芳、王某1、王雪蕾、代晓斌、江莉，他的下线约有七、八十人，包括叶剑、朱翔燕、丁某等。丁某为“老总”级别，下线人员最多。2013年6月，傅某1升为“老总”。傅某1称传销体系中最大的“头”叫杨文潮。2015年5月，傅某1被羁押在肥西县看守所105监室时，同监室的人指着一个人称，他就是“杨文潮”，是做传销的“师父”。在之后的接触中，杨文潮得知傅某1是王雪蕾、王某1的下线，便称王雪蕾、王某1是其下线。因为监室人多，杨文潮担心有人听到，让傅某1不要多说话。之后，傅某1被调离了105监室。2.傅某2的证言、检举信证明：2012年2月，傅某2受王某1邀约来合肥，加入名为“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傅某2的上线依次是王某1、王雪蕾、代晓斌、江莉，他的下线有易国娟、周某1、傅某1、丁某等人。傅某2于2013年4月成为“老总”。傅某2在做传销时知道杨文潮是该传销体系中的最高级别人员，但一直没见过。傅某2的上线王某1、王雪蕾经常提到杨文潮，听说杨文潮是福建龙岩人。傅某2于2015年7月被羁押在安徽省肥西县看守所105监室，当时有人指着一名男子说他是杨文潮，是做传销的。后来接触中那名男子称自己福建龙岩人，得知傅某2是王某1、王雪蕾的下线，男子称其也认识王某1等人。3.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0年11月，王某1受王雪蕾之邀来到合肥，作为王雪蕾的直接下线加入传销组织。王某1的上线依次是王雪蕾、代晓斌、江莉、杨文潮。他的下线有冯德容、王菊芳、王义权等人，王菊芳做得最好，发展了很多下线。4.周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6月，周某1来到合肥，易国娟带其到明珠湖畔小区上课，见到了江莉、代晓斌、王雪蕾。江莉、代晓斌鼓励他们好好干，能赚大钱。周某1此前在荣县邮政系统上班，江莉在荣县一家幼儿园上班，有时江莉会去她工作的邮局取包裹，所以她认识江莉。在江莉等人的鼓动下，周某1做了传销。5.丁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4月，丁某在周某1邀约下来到合肥，交了6.98万元加入传销组织。丁某的直接上线是傅某1，傅某1上面依次是周某1、傅某2、易国娟。丁某于2014年10月份升为“老总”，下线有张某2、林惠霞、曾莉、刘天禄、张伟、罗某、黄淑英、黄某、杨某、龙某1、谢乐群、龙某3、谢某1、龙某4等人。6.杨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8月，杨某来到合肥，作为曾正琼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杨某的下线有王丽、邹建、赖小勇、龙某1、谢乐群、龙某3、曾锐、龙三哥、谢某1等人；上线依次是曾正琼、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7.龙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10月，龙某1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龙某1的下线有曾锐、钟大兵、谢乐群、梁绍能、王建鑫、陈勇、龙某3、谢某1、尧世华、龙某4、龙成坤、张昌泽、张强、龙某5、姜某、龙成林、韩远述、谢某2、张某1、罗利、谢敏；上线依次是杨某、曾莉、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王菊芳、王某1、王雪蕾、代晓兵、江莉。8.龙某2（龙某3）的证言证明：2013年11月，龙某2来到合肥，作为谢乐群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龙某2的下线有龙某4、尧世华、龙某5、姜某、龙成林、韩某、龙成坤；上线依次是谢乐群、龙某1、杨某、曾莉、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9.龙某4的证言证明：2013年底，龙某4被龙某1叫到合肥，作为龙某3的下线加入了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龙某4发展的下线有龙某5、姜某，龙某5发展了龙成林，龙成林发展了韩某、龙某6、李超。除了韩某交了7100元、李超交了3800元，其他人都交了6.98万元。龙某4的上线依次是龙某3、谢乐群、龙某1、王丽、杨某、曾正琼、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10.龙某5的证言证明：2014年2月，龙某5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龙某5的下线有龙成林、韩某；上线依次是龙某4、龙某2、谢乐群、龙某1、杨某、曾莉、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王菊芳、王雪蕾、王某1、代晓兵、江莉。11.龙某6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龙某6来到合肥作为龙某4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龙某6的下线有韩某、李超；上线依次是龙某4、龙某3、谢乐群、龙某1、王丽、杨某、曾正琼、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12.谢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底，谢某1被谢乐群叫到合肥，作为谢乐群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谢某1的直接下线是张某1、谢某2、罗利，谢某2发展了谢敏；上线依次是谢乐群、龙某1、杨某。13.姜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1月，姜某被龙某4叫到合肥，作为龙某4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姜某的上线依次是龙某4、龙某3、谢乐群、龙某1、王丽、杨某、曾正琼、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14.韩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韩某来合肥作为龙成林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韩某的下线是李超；上线依次是龙成林、龙某5、龙某4、龙某2、谢乐群、龙某1、杨某、曾莉、丁某。15.钟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2月，钟某被龙某1叫到合肥，作为龙某1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钟某的下线有王建鑫、伍瑾全、聂红琪；上线依次是龙某1、杨某、曾莉、丁某。16.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2月，张某1被谢某1叫到合肥，作为谢某1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张某1的上线依次是谢某1、谢乐群、龙某1、王丽、杨红德、曾正琼、丁某。17.谢某2的证言证明：2013年12月，谢某2来到合肥谢某1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谢某2的下线是谢敏；上线依次是谢某1、谢乐群、龙某1、杨某、曾莉、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18.张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7月，张某2被丁某叫到合肥，作为丁某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张某2的直接或间接下线人员有刘天禄、张伟、黎某、朱世象、朱世龙、余某、古军、邹绍海、徐淑香、何某、王雪、罗某、李尤开；上线依次是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王菊芳、王雪蕾。19.黎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11月，黎某来到合肥作为张某2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黎某的下线是李尤开；上线依次是张某2、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20.何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8月，何某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何某的下线是郭某、邹勇；上线依次是邹绍海、朱世龙、朱世象、刘天禄、张某2、丁某。21.余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4月，余某被朱世象叫到合肥，作为朱世象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余某的下线有李某、杨华英、冯正权；上线依次是朱世象、刘天禄、张某2、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22.李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4月，李某来到合肥作为余某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李某的直接下线是文绍红、赵浩锋，文绍红发展了王露，赵浩锋发展了王琴；上线依次是余某、朱世象、刘天禄、张某2、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23.郭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9月，郭某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2.03万元。郭某的上线依次是何某、邹绍海、朱世龙、朱世象、刘天禄、张某2、丁某。24.但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9月，但某1在合肥作为傅某1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但某1的直接下线是曾某2，曾某2发展了叶钱英；上线依次是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25.周某2的证言证明：2013年底，周某2来到合肥，作为童善斌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5.08万元。周某2的下线是崔某；上线依次是童善斌、但兰英、傅某2。26.崔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底，崔某来到合肥作为周某2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崔某的上线依次是周某2、童善斌、但兰英、傅某2、易国娟。27.曾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曾某1来到合肥作为傅某1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曾某1的下线是沈某；上线依次是曾莉、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28.易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6月，易某被易国娟叫到合肥。到了之后易国娟等人就给他上课，并介绍他加入传销组织。之后，易某作为易国娟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2012年9月，易某升为“老总”。易某直接下线是曹某、周方文；上线依次是易国娟、王菊芳、王某1、王雪蕾、代晓兵、江莉、杨文潮。29.曹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9月，曹某来到合肥作为易某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曹某的下线有翁仕林、曹军、翁杰、宋平、李萍、李小平、李兵、李林、陈爱娟、刘小平；上线依次是易某、易国娟。30.但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12月，但某2来到合肥作为但敏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但某2的上线依次是但敏、郝功兵、陈雪琴、邹慧霞、万敏、晏梓益、晏国斌、晏国峰、童虹波、童胜波、代晓兵、江莉。31.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3年10月，王某2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王某2的下线有李敏、王相德、王芳、曾中平；上线依次是李佳颖、熊红、丁某、傅某1、周某1。32.沈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沈某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沈某的上线依次是曾莉、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33.曾某2的证言证明：2013年9月，曾某2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曾某2的下线是叶钱英；上线依次是但某1、杨惠平、杨惠英、朱翔燕、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34.蓝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4月，蓝某来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蓝某的下线有刘伟、童永华；上线依次是杨惠英、冯青智、朱翔燕、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35.喻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喻某被弟弟喻述良叫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作为喻述良的下线，交了7100元，还帮喻述良交了6.6万元。喻某的上线依次是喻述良、邹跃、罗某。36.黄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黄某被妹妹黄淑英叫到合肥，作为黄淑英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给传销组织。黄某的直接下线有邓梅、吴茂芬、赫敏，邓敏发展了黄长菊。邓梅交了6.98万元，吴茂芬交了7100元，黄长菊交了3800元。黄某的上线依次是黄淑英、罗某、张某2、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37.罗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4月，罗某被张某2叫到合肥，作为张伟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共交了6.98万元。罗某共发展了17名下线，分别是直接下线黄淑英、邹跃、罗斌以及黄淑英发展了黄某、罗乐，黄某发展了赫敏、吴茂芬、邓梅，邓梅发展了黄长菊，邹跃发展了黄良友、喻述良，喻述良发展了喻某，罗斌发展了罗英，罗英发展了廖俊。罗某的上线依次是张伟、张某2、丁某、傅某1、周某1、傅某2、易国娟。38.范恒强、王芳仙、翁仕林、张强、李萍、曾正琼、王贵洲、赖晓勇、钟兰娟、曾某1、沈某、谢华、张大贵、张伟、胡利权、罗乐、兰桂英、黎某、罗英、王露、张昌泽、张承强、龙承坤、尧世华、邹跃等人的自书材料及所书写的传销组织架构拓扑图证明：上述人员参与传销组织的情况，均属于易国娟、傅某2、傅某1等人团队，以及杨文潮、江莉、易国娟传销组织架构和线下人员情况。（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杨文潮供述证明：2008年，杨文潮在广西省南宁市加入传销组织，2010年4月左右来到合肥市经开区九溪江南小区内开始发展下线。杨文潮曾因做传销被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判决。江莉是杨文潮的网友，在合肥做传销，发展下线时称杨文潮是她的上线，江莉有个下线叫王雪蕾，不清楚江莉发展了多少下线人员。杨文潮与江莉账户上的资金往来是传销团队间的互动。2.江莉供述证明：2010年3月，江莉认识了福建龙岩的网友杨文潮。杨文潮称其在合肥做生意，让江莉来合肥。2010年6月，江莉来到合肥，杨文潮带着江莉在合肥转，给其上课洗脑，之后江莉作为杨文潮的下线加入了传销组织。传销组织名为“连锁经营”，主要靠拉人头模式经营，要求新人交钱加入，加入的第一份资格是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最多可购买21份，每发展一名下线人员都会有相应的返利，下线越多在行业里的级别就越高，获得的返利就越多。每人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下线又可以发展下线，一层层的发展。级别和晋升都是按照“五级三晋制”，“五级”是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业务员是购买1-2份产品的，组长是购买3-9份产品的，主任是购买10-64份产品的，经理是购买65-599份产品的，老总是购买600份以上产品的；“三晋制”是指业务员晋升主任、主任晋升经理、经理晋升老总，晋升主任、经理只要份额达到就可以，晋升老总除了份额达到之外，要求下面的3名直接下线都达到经理级别。江莉发展了下线代晓斌。2011年5月份，江莉升为传销组织的“老总”。3.被告人易国娟供述证明：2011年6月，易国娟受王菊芳之邀来到合肥。到合肥后，王菊芳等人就给其上课，介绍名为“连锁经营”的行业，之后易国娟交纳6.98万元加入“连锁经营”，作为王菊芳的直接下线。“连锁经营”主要靠拉人头模式经营，要求新人交钱加入，加入的第一份为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一个人最多可购买21份，每发展一名下线都会有相应返利，下线越多，在行业里的级别就越高，获得的返利就越多。每人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下线又可以发展下线，一层层的发展。级别和晋升都是按照“五级三晋制”，“五级”是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业务员是购买1-2份产品的，组长是购买3-9份产品的，主任是购买10-64份产品的，经理是购买65-599份产品的，老总是购买600份以上产品的；“三晋制”是指业务员晋升主任、主任晋升经理、经理晋升老总，晋升主任、经理只要份额达到就可以，晋升老总除了份额达到之外，要求下面的3名直接下线都达到经理级别。她的直接上线是王菊芳，王菊芳的上线依次是谢沁芸、王晗臻、王义权、王某1、王雪蕾、代晓斌、江莉、杨文潮，这些人都是“老总”级别。她直接发展了傅某2、易某2个下线，傅某2发展的下线依次有周某1、傅某1、丁某、张某2。丁某线下发展的人最多，丁某后来也成为了“老总”。2012年4月，易国娟升为“老总”级别。（四）辨认笔录辩认笔录证明：经过辨认，易国娟辨认出其上线“老总”江莉；周某1辨认出其上线“老总”江莉；易某辨认出其上线“老总”江莉；傅某1辨认出其上线“老总”杨文潮；傅某2辨认出其上线“老总”杨文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文潮、江莉、易国娟以“连锁经营”为名，引诱、发展下线人员购买虚拟“产品”，骗取财物，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且建立了内部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传销网络体系，直接、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达30人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文潮、江莉、易国娟在其层级都起主要作用，均属主犯。江莉加入传销组织后，发展了下线人员，并晋升为“老总”级别，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已达既遂。被告人易国娟于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庭审中自愿认罪，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江莉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庭审中自愿认罪，构成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文潮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10月2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尚有本罪未被追究，属漏罪，应当对本罪作出判决，与原判刑罚实行并罚。据此，根据被告人杨文潮、江莉、易国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杨文潮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与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二、被告人江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三、被告人易国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原审被告人杨文潮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致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主要理由为：1.其不是江莉的上线，一条上线最多能发展三条下线。2.其2011年年底已离开传销组织，本案的起因是江莉因为感情纠纷而故意诬陷其。原审被告人易国娟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杨文潮、易国娟、原审被告人江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事实，已被一审判决列举的证据证实，以上证据业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杨文潮是否系江莉团队的上线问题。经查：杨文潮与江莉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江莉、易国娟的供述，证人傅某1、傅某2、易某、王某1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自2010年至2012年期间，杨文潮在合肥市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与江莉及江莉下线人员代晓斌、王晗臻之间有多次资金往来；江莉在合肥市农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与杨文潮肥西传销体系下线曾宏荣有多次资金往来；杨文潮系江莉、易国娟的上线，是其传销体系最高级别“老总”。综上，原判认定杨文潮为江莉传销团队的上线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文潮、易国娟、原审被告人江莉以“连锁经营”为名，引诱、发展下线人员购买虚拟“产品”，骗取财物，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且建立了内部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传销网络体系，直接、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达30人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杨文潮、江莉、易国娟在其层级都起主要作用，均属主犯。江莉加入传销组织后，发展了下线人员，并晋升为“老总”级别，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已达既遂。易国娟于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庭审中自愿认罪，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江莉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庭审中自愿认罪，构成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杨文潮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10月2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尚有本罪未被追究，属漏罪，应当对本罪作出判决，与原判刑罚实行并罚。原判在量刑时，业已结合上诉人杨文潮、易国娟本案各项量刑情节对其二人综合量刑，充分体现刑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量刑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杨文潮、易国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董雪美审判员  高晓云审判员  杨 静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佳慧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