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11民初189号原告：穆平，女，回族，1988年10月12日生，住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祥勇，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靖宇，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370号。诉讼代表人：张永新，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玉，该公司员工，女，汉族，1986年7月8日生，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松园，该公司员工，女，汉族，1984年9月30日生，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原告穆平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穆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祥勇、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玉、詹松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穆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赔偿原告存款损失15320元，并自2018年10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25日下午13时许，原告在被告处办理的储蓄卡(卡号为62×××60)莫名被人在河南商丘经济开发区星林路南段和合社区用伪卡短时间内分五次取现1.5万元（每次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160元（每次32元）。事发时因原告正在上班，且公司规定上班期间不允许玩手机，所以原告当时未能察觉异样，直至次日上午8时许翻看手机短信时才发觉。因案涉储蓄卡一直被贴身保管，原告立即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伪卡盗刷，所以原告当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并前往河海派出所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虽然于同月29日予以刑事立案，但至今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被告也不同意赔偿原告被盗刷的损失。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记卡合同关系，被告未尽到存款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辩称，1、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没有对客户资金安全尽到保障义务。原告自愿持本人证件到被告处开通电子银行业务（短信提醒）。2006年，原告持本人证件到被告处开通银行卡业务，在《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上签字，该申请书中大写加粗“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客户确认内容和银行记录栏所打印内容，确认无误并同意遵守”。另，该申请书中客户须知第一条“客户应牢记并妥善保管、使用个人密、印、账号、电子证书等个人资料，切勿将个人密、印泄露给他人，以防存款被他人冒领。一切凭密、印、账号、电子证书交易的业务均视为客户本人办理”。被告按金融业的规定为原告办理银行卡，由原告使用并保管。通过原告出示的全部证据材料，均不能反映被告在此过程中有对外泄露原告借记卡的任何信息，即被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过错。2、我行曾多次通过短信方式向原告发送安全提示，已尽到提示的义务。在原告银行卡余额变动时，我行即时多次向客户发送“余额变动”短信，主动提示客户银行卡余额有变动。妥善保管自身密码不向任何人透露，是一名普通持卡人应当尽到的一般义务，也是持卡人的基本义务，银行并不知晓客户密码等信息，客户不应将此责任及义务推卸给银行。3、根据原告提供的报警的证据，可显示原告未对被告尽到及时告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6月6日《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八条，持卡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卡行发送了银行卡账户交易变动的通知后，未及时告知发卡行存在伪卡交易事实、挂失或报警，导致无法查明伪卡交易事实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行客服电话95××3全天值班。原告的银行卡第一笔交易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5日13:02分，最后一笔交易发生时间为2018年10月25日13:04分。在五笔交易发生时，我行均实时发送交易短信通知，通过从短信平台管理系统调取的短信通知也已确认我行通知的事实。而原告是在第二天9点多去报警，11:10分通知我行，中间相隔约20多个小时，于情于理不合。当银行卡发生非本人交易15160元变动时，原告以未看手机为由，竟然不是当时去报警或通知我行，而是第二天9点多去处理。4、我行认为不存在伪卡交易事实。依据前述征求意见稿第六条，人民法院应该全面审查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交易行为地与真卡所在地距离、交易时间和报案时间等事实，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和优势证据规则，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伪卡交易事实。从原告银行卡交易到原告报警时间，此时间段约为20个小时，足够持卡人轻松从商丘回到常州，高铁约为3个小时左右。另，本案所涉银行卡原告诉称在2018年10月25日至报案期间一直由其本人贴身保管，但始终未提供合理证据证明卡在案发时在其身上，即使报案时拿出银行卡，因中间相隔20多个小时，亦不能有效证明。即使原告未离开常州，其也可以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由他人代为支取。另一方面，据了解，原告有恋人，分居两地，正常情况下即使上班期间规定不能看手机，下班后也会通过手机联系。现在的年轻人，手机多数情况下都不曾长时间离手，而原告称从当天下午一点至第二天上午8点期间一直未看手机，不合常理。庭审中，无论原告还是证人，均陈述原告曾多次看过手机。金融短信内容非常具有敏感性，一般人看到这样的信息基本都能点进去看，何况我行95××3曾发送不低于10次的短信提醒，原告称垃圾短信不看，与其办理有偿金融短信服务不符。另外，根据取现记录来看，案发当日取款人是精确知道卡内余额的，如果不知道就会存在一个试错，继续取现，发现取不了想要的金额，只要在机器上操作必然会留痕。如果不知道金额取错一笔，机器就会报错会提醒，这些都会进入流水中，而根据流水显示，没有这样的记录存在，显然取款人是精确知道卡内余额的。只有准确知道卡内余额，熟知密码，才能做到最快取现。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在被告处办有储蓄卡。2011年1月31日，因旧卡损坏，原告更换了新卡，卡号为62×××60。2018年10月25日下午13时许，该卡被人在河南商丘经济开发区星林路南段和合社区在2分钟内分五次跨行取现合计15000元，每次取现金额为3000元，每次产生手续费32元，合计手续费160元，卡内余额为10.55元。被告95××3短信平台即时向原告发送多条手机短信，但因原告正在上班，当时未接触手机，故未能注意到短信通知，直至次日早上发现短信后，才于9时许拨打110报警，于10时许至智慧柜员机打印个人明细后，至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河海派出所报警，于11时许拨打95××3告知详情并要求处理，于下午7时许拨打95××3进行银行卡挂失。公安机关于当月29日予以刑事立案，但至今尚未结案。本院认为，原、被告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发放银行卡，对原告负有按时支付本息的义务和相关安全保障义务。案涉借记卡在短短2分钟时间内密集发生了5次异地跨行取款，交易后卡内仅剩余10.55元；原告一直持有案涉借记卡，并在发现案涉借记卡信息异常后，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关于不经常看手机短信的陈述，并不明显与常理相悖。故虽然原告在第二天才发现并报警，但仍可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案涉借记卡存在被伪造并被他人盗刷的情形。而被告认可的各种交易终端机具、交易系统未能有效识别伪卡，导致发生伪卡交易、卡内资金被盗取，可以认定被告未尽到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虽辩称可能存在原告自己或他人往返商丘取款的情况，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存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应以实际数额即15160元为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穆平支付15160元及利息（以1516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穆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元，由原告穆平负担2元，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负担181元（原告方同意被告方承担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娥人民陪审员  张锡桂人民陪审员  李耀祥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 记 员  芮梦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