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行终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占敏，女，194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法定代表人陈春江，区长。委托代理人苏玲钦，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田宗旭，天津一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友谊路**法定代表人张国清，市长。委托代理人孙雅彬，天津市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万丹江，天津市司法局干部。上诉人李占敏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行初28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1.公开和平区多伦道84号私产房在2006年6月2日与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发生在拆迁档案中的所有原始信息资料。2.公开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确认‘事实居住人员’的划分依据。”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11日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检索后，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编号：2018-007《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经原告补正后，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30日予以受理，于当日向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向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9月11日，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津政复决字[2018]2-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具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现原告向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申请公开“1.公开和平区多伦道84号私产房在2006年6月2日与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发生在拆迁档案中的所有原始信息资料。2.公开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确认‘事实居住人员’的划分依据。”根据《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津政令第113号）第五条的规定，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其辖区内的房屋拆迁管理工作，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不负责房屋拆迁管理工作。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所举证据能够证实其经过检索，未发现涉诉信息。原告提交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所涉《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与原告等人所签，不能证实涉诉信息现在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处存在。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作出被诉《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其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占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占敏负担。李占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行初283号行政判决；2.重新审理本案，认定事实清楚；3.对涉及本案的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有关人员刘琪、尹长金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必须到庭；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李占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质疑两级政府委托代理人的资质。和平区政府的一位代理人作为区政府的干部，居然对本辖区人事变动尤其是本案涉及到拆迁方面都不能了如指掌，另一位代理人又是律师，怎么能代理本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所以上诉人根据“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的条件，质疑市、区两级政府的三位代理人的资质不合格，造成该案在审理时出现“告官不见官”的不平等局面，原审法庭和市、区两级政府侵犯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不尊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没能理清头绪。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和平区政府申请公开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84号在2006年6月签订拆迁协议时的所有档案信息的要求是正确的。3.原审判决存在问题。第一，上诉人在“回应两级政府的答辩和举证”材料的（一）和（二）中，明确说明被上诉人和平区政府在信息检索中存在问题，但原审判决没有落实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住宅房屋拆迁如何补偿》中有一段话“安置补贴金额由区、县人民政府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类型、用途等因素确定”，这应该是区政府自己制作的信息，但没有查到，说明被上诉人和平区政府用“李占敏”的名字进行检索是错误的，同时证明该信息不在区政府制作信息数据库的时间范围内。第二，原审判决认定“不能证实涉诉信息现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处存在”，是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错误理解，忽略了上诉人指正拆迁信息存在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的确切描述，没有全面看问题的连贯性和实质，导致结论错误。第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政府的职责和担当是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上诉人和平区政府对此没有落实到位。原审法院应协助市、区政府在查明事实后，有权责令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公开信息和解决问题，解决上诉人的拆迁问题。第四，原审判决引用《天津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津政令113号）第五条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和平区政府不负责房屋拆迁管理工作。但该规定是2007年3月3日制定的，在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114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和第六条对谁来负责的问题有明确规定。原审判决没有用国务院的新条例处理问题，是错误判决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答辩称，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了上诉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对上诉人所需的信息进行了认真的检索和查找，同时在经过检索确定信息不存在后，履行了相应的告知和送达义务，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准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二审答辩意见与原审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对所需信息内容的描述为“1.公开和平区多伦道84号私产房在2006年6月2日与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发生在拆迁档案中的所有原始信息资料。2.公开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确认‘事实居住人员’的划分依据。”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收到上诉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档案库中进行了检索和查找，显示信息不存在。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作出本案被诉《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并送达上诉人。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已尽检索义务，其履行程序合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前）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安置补贴金额”由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制作以及用“李占敏”名字检索错误的主张成立。上诉人关于拆迁信息在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保存并要求原审法院责令和平区房地产对外开发部公开信息和解决问题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资质提出的异议主张。经审查，被上诉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原审提交了主体资格证明和相关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并提交了行政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说明，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亦提交了相关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没有引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处理问题导致错误判决的上诉主张。因上诉人对其所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描述发生于2006年，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实施，故不能适用于本案。上诉人对此提出的异议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占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德润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田大勇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吴荣荣书记员呼德昊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