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冀01民再2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河北联谊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元氏县长春路**。法定代表人：何建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玉龙，河北封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磊，男，汉族，1981年10月15日出生，河北联谊建筑有限公司员工，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刘文龙，男，197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佳，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周，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河北联谊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文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冀0111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联谊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冀01民申95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联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玉龙、张英磊，被申请人刘文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佳、王颖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谊公司申请再审称，联谊公司从来没有接到栾城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更没有接到栾城区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联谊公司当然就没有派员出庭，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程序违法。联谊公司从未刘文龙签订过《聘用合同》，从刘文龙向法庭提供的《聘用合同》看，合同上根本没有联谊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只有任亚辉的个人签名，任亚辉是联谊公司的被委托人，但联谊公司并未为授权其签订《聘用合同》，任亚辉的行为并不代表联谊公司，《聘用合同》明显存在漏洞。联谊公司承接“栾城县冶河镇蓝郡建康城物业经营用房建安工程”的时间是2017年2月15日，即自2017年2月15日开始，任亚辉被任命为该工程负责人，按其委托权限行使权力。刘文龙提供给法庭的聘用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11月8号，也就是2016年10月8日，当时任亚辉还不是联谊公司的被授权人，任亚辉无权代表联谊公司聘用他人并签订《聘用合同》，该《聘用合同》对联谊公司没有约束力，不产生法律效力。刘文龙依据自己与任亚辉签订的聘用合同向联谊公司主张权利，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联谊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文龙的诉讼请求。再审中，联谊公司补充说明称，一、刘文龙提交联谊公司于2018年2月3日所写欠条一份，在联谊公司工作人员被非法扣押十几个小时的情况下，又不知任亚辉签字的工资表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打的欠条，该欠条应属无效。二、刘文龙与任亚辉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并非是任亚辉因本案工程施工时聘用的人员。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法律文书证实。二人签订聘用合同的时间明显早于案涉工程承包合同签订的时间，不排除恶意串通共同损害联谊公司权益的嫌疑。三、任亚辉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栾城县冶河镇蓝郡建康城物业经营用房建安工程并非联谊公司通过招投标承揽的工程，是任亚辉通过关系承接该工程后借用联谊公司的资质签订的承包合同。任亚辉借用联谊公司资质时，双方明确约定该工程任亚辉自己组织施工，自负盈亏，该工程的一切债务、纠纷、事故均由其本人承担。有任亚辉承诺书为证。建筑承包合同订立后，联谊公司并没有参与实际施工管理，任亚辉独自管理该工程，材料的购置、人员的组织、工资的发放均由任艳辉独自承担。建筑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出借资质的单位只对工程质量负责，再者任亚辉已将发包方打入联谊公司的工程款全部支取，联谊公司至今未收到该工程一分钱的管理费，即使任亚辉真的聘用了刘文龙，也应当由任亚辉独自承担责任。综上，为了查清事实，请求将任亚辉列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刘文龙答辩称，一、原审送达程序合法有效。本案中，栾城区人民法院向被告注册地进行邮寄送达未妥投，后与联谊公司张经理联系，张经理告知联谊公司的实际营业地，并向其邮寄送达。栾城区人民法院将传票与应诉通知书，向联谊公司的实际经营地邮寄送达。开庭审理中，联谊公司未安排人员进行应诉，经缺席审理，作出（2017）冀0111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书后，再次向注册地进行邮寄送达，签收人为法定代表人。联谊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自认收到民事判决书，并未收到应诉通知书及传票，显然不合常理。并且联谊公司在收到民事判决书后，未在十五日之内提起上诉，视为放弃其上诉权，认可判决书的内容，原审程序合法有效。联谊公司主张未收到法院的传票及应诉通知书，与本案事实不符。二、原审判决认定联谊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刘文龙与联谊公司签订聘用合同，虽此合同早于建筑施工合同，但是建设施工合同刘文龙已经授权任亚辉为代理人，负责栾城区冶河镇蓝郡健康城物业经营用房建安工程的合同签订，组织施工、工程结算等事宜，刘文龙作为此项目合同的劳务提供者，所签订的合同已经经过联谊公司的追认，联谊公司认可其与刘文龙的聘用关系。刘文龙在项目中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向联谊公司出具申请单，申请支付劳务费，联谊公司代理人任亚辉认可其65334元劳务费。作为用工单位联谊公司，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后刘文龙进行了诉讼。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生效判决，后刘文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联谊公司于2018年2月3日支付了部分款项，并加盖公章，证明拖欠刘文龙剩余劳务费32700元，经办人是联谊公司经理张英磊，联谊公司再一次认可与刘文龙是劳务聘用关系，并拖欠刘文龙劳务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联谊公司自述其欠条并非自愿，而是通过胁迫方式签订，仅有联谊公司自述，而并非真实情况，需联谊公司提供证据支持。并且，联谊公司自认与任亚辉是工程挂靠关系，对劳务提供者来说，仅对于其施工方与其有劳务关系。三、联谊公司认为任亚辉是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签订合同，需提供证据支持，而且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任亚辉是联谊公司的代理人，其与刘文龙签订的聘用合同，已经过联谊公司追认，是合法有效的，劳务费付款方理应是联谊公司。任亚辉和刘文龙以前是否合作，与本案也没有直接关系，更不能证明两人是恶意串通。虽然聘用合同签订于2016年11月8日，但是合同中明显标注其工作的地点是栾城冶河镇蓝郡健康城物业经营用房建安工程，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相符。在建设工程施工实践中，经常有提前入场情况，聘用合同签订后，在2016年11月份，安装工地大门后撤场，2017年2月12日，工人到场工作，负责工程前期工作，包括开槽、清槽、平槽等工作，刘文龙有详细的工作记录，这些均能证明刘文龙自聘用合同签订后，实际在案涉工程项目工作，履行了自己合同义务，理应获得劳动报酬。综上，请求驳回联谊公司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本案一审法院在向联谊公司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时，该邮件的收件人不是联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建仁，而是不能确认其身份关系的赵莹，故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属于未经合法传唤缺席判决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刘文龙与任亚辉之间签订的聘用合同，联谊公司对案涉工程给任亚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任亚辉签名的承诺书和支取工程款的证明等证据看，任亚辉对本案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任亚辉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和法律关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应追加任亚辉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11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郝俊贤审判员  赵宗辉审判员  高玉坡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申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