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芳杰，男，198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松，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伟，男，1964年7月2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龙口市。上诉人孙芳杰因与被上诉人吕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1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芳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不当得利款6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起诉之日至还款之日的利息。事实与理由：上诉人2012年至2015年与他人合伙经营塑料造粒业务，该业务与解云朋经营的公司没有关联。一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了自己2012年至2013年的银行交易记录，许多交易记录显示为造粒。上诉人所雇工人因公致伤，上诉人与工人在龙口市人民法院达成过调解协议。（2017）鲁0681民初712号案件中对解云朋做过笔录，解云朋否认被上诉人在四笔借款时间内为其帮忙，否认上诉人是其公司会计，也否认委托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汇款。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借据形成时间、四笔交易发生时间均在上诉人经营造粒业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交易不涉及案外人。被上诉人应对其收款依据进行举证，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收取汇款并非无法律依据”，认定不当。被上诉人吕伟辩称，1、上诉人一直在解云朋的公司干活，其在一审审理中提供的60000元借据也是解云朋公司的格式借条。2、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举证收款依据，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这是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不当得利纠纷案件。3、上诉人先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起诉，现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不是因为双方款项交付不存在法律上的依据，而是为了规避证明责任。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兜底性选择。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孙芳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6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起诉之日至还款之日利息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争议的证据，法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打款的事实。二、借款单一份，证明被告确认收到6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称证据一和证据二证实款项并非同一笔款，且被告收到原告的款项并非不当得利。法院经审核，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与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这一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在审理认为部分阐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7）鲁0681民初712号案件的调查笔录一份、情况说明一份、开庭笔录两份、民事判决书一份，原告对此均无异议，被告对调查笔录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法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定，对与案件基本事实的关联性在审理认为部分阐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7月21日，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62×××15向被告父亲吕启梦的银行账户62×××14转账20000元（摘要一栏中注明“工商”），2012年7月27日，转账20000元（摘要一栏注明“解委方”），2012年8月11日，转账10000元（摘要一栏注明“吕天津”），2012年8月23日转账4000元（摘要一栏注明“伟解”），以上合计54000元2012年9月20日，原告书写借款单一份，载明：今借到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00元，借款人签名“孙”，借款事由处注明“因解借吕伟”。被告在借款单上书写“确认知道，吕伟”一行字。关于上述汇款和借款单，原、被告分别做了不同解释。原告称，汇款54000元和借款单的60000元是一笔款项，相差的6000元是给付的现金。原、被告系朋友，被告电话联系原告称在外面办事需要用钱，让原告汇款，原告就按被告的指示汇款。事后，被告告诉原告案外人解云朋（原告的表兄弟）欠被告60000元，让原告直接找解云朋要钱。待原告找解云朋时，解云朋否认其欠被告60000元。原告为此书写一份借款条，并要求被告签字确认，被告仅在借款条上书写“确认知道，吕伟”。被告则称，汇款54000元和借款单的60000元并非同一笔款项。被告自2010年至2013年一直在解云朋经营的公司（烟台友信商贸公司和烟台佳和塑胶科技公司）帮忙，期间原告一直是上述两个公司的出纳，汇款的54000元是解云朋指示原告汇给被告用于给公司办理业务所需经费。借款单60000元则是解云朋曾向被告借款60000元并出具借条，后来解云朋让原告偿还被告60000元，被告把借条还给原告，原告填写了一份借款单作为记账凭证，但事后原告找解云朋签字入账，解云朋不予认可。原告则于2014年1月找到被告，被告在借款单上签署了“确认知道”。关于54000元汇款中摘要栏的记载，原、被告分别做了解释。原告称，四笔汇款记录的摘要都是原告标注的，原告称“工商”系被告跟原告说办理工商的事情需要费用20000元，“解委方”系被告跟原告说解云朋委托姓方的办理事情需要费用20000元，“吕天津”系被告跟原告说正在天津办理事情需要费用10000元，“伟解”系被告跟原告说正为解云朋办事需要费用4000元。被告关于摘要的解释除了“解委方”记不清以外，其他与原告基本一致，但被告称四笔款项均是通过被告账户收取后交给解云朋使用2017年1月13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被告返还借款60000元。该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提交的一致。该案经审理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鲁068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原告在本案中陈述，因该案法院未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规定，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之一需是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本案原告诉称被告收到原告汇款构成不当得利，但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的汇款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自认因被告在外办事缺钱应其要求汇款，如按原告所述，该汇款行为依据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收取汇款并非无法律依据。虽然在（2017）鲁0681民初712号案件中，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借款的诉请被依法驳回，其主张的民间借贷的事实也未被法院认定，但原告在本案中关于被告收到汇款性质的陈述仍然达不到“没有法律依据”的标准。原告的理由是，被告收到汇款的行为既然不构成民间借贷，则构成不当得利。因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转移依据的法律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仅限于民间借贷，故原告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断和主张不合乎逻辑，也无法律依据。另外，原告在汇款中摘要栏均进行了标注，关于摘要的含义双方解释基本一致，说明原告在多次汇款时和被告是有意思联络的，原告了解汇款的对象和用途，清楚汇款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这些均表明被告收到汇款的行为依据的法律关系是存在的，至于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但恰恰说明被告收取汇款是有法律依据的，不符合不当得利的基本构成要件。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被告返还汇款，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6日判决：驳回原告孙芳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孙芳杰承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孙芳杰于2012年7月21日向被上诉人吕伟父亲吕启梦汇款20000元，于2012年7月27日、8月11日、8月23日分别向被上诉人吕伟汇款20000元、10000元、4000元，合计54000元，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孙芳杰于2017年1月13日以上述汇款54000元、交付现金6000元，合计60000元系借款为由，起诉被上诉人吕伟，要求被上诉人吕伟偿还借款60000元。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鲁068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孙芳杰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孙芳杰以被上诉人吕伟收到上述汇款54000元及现金6000元，合计60000元系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从本案的事实看，上诉人孙芳杰向被上诉人吕伟或被上诉人吕伟父亲汇款时的摘要栏均有标注，说明上诉人孙芳杰在汇款之前与被上诉人吕伟进行过沟通，双方有意思联络，被上诉人吕伟收取上述汇款并非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孙芳杰主张被上诉人吕伟收取上述汇款系不当得利，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孙芳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孙芳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孙芳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