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6民初12409号原告：文家伟，男，196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荣、江修成，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浩，男，198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第三人：武汉市武昌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原名称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荆南街14号。法定代表人：陈静，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欢、张露，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文家伟与被告文浩、第三人武汉市武昌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以下简称武昌城改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被告文浩下落不明，本院于2018年12月23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向被告文浩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公告期满后，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家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荣到庭，第三人武昌城改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欢到庭，被告文浩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文浩到庭，本院向其再次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并于2019年4月28日对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家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修成到庭，第三人武昌城改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到庭，被告文浩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家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407239.5元拆迁补偿款；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文家伟名下曾拥有两套房屋，一套是位于武昌区紫阳村71号的私有产权房屋（产权号为武房总字第××号），第二套是位于紫阳××××号的公有租赁房屋（房屋编号为昌公字××号）。2017年3月10日，武汉市武昌区政府公布了武昌征决字【2017】4号房屋征收决定，上述两处房屋都在国家征收范围内。2017年5月31日，原告就该两处住房与第三人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现武昌城改局）签订了《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位于武昌区紫阳村71号的房屋获得补偿金额为1039621元；位于武昌区紫阳××××号的房屋获得补偿金额为814479元。协议签订后，第三人负责人万科长告知原告，两处房屋均在原告一人名下不能获得5月31日签订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补偿金额，其建议将位于66号-3号的公房办理更名手续即可，原告与被告为父子关系，为顺利取得拆迁款项，遂在第三人负责人万科长在场的情况下与被告协商一致将66号-3号的房屋更名至被告名下，所得拆迁补偿款项每人各分取一半，即每人407239.5元，但须原被告两人同时在场才可领取该款项。2017年6月6日，原被告在负责人万科长（轨道交通5号线（武昌段）工程房屋征收指挥部）的协调下向武昌区房地产公司紫阳路房管所发出工作联系函，协助将66号-3号的房屋更名至被告名下，双方签订了《武汉市公有住房承租权有偿转让申请书》，并由原告向武昌区房地产公司紫阳路房管所缴纳3968元税费。房屋更名完毕后，负责人万科长多次协调要求双方共同前往签字领取拆迁补偿款，但被告态度恶劣且拒绝配合，后又通过特殊方式一人领走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未按照先前的协商向原告支付所得一半补偿款项。此后原告又多次向被告主张返还补偿款，被告都拒绝支付甚至对原告实施暴力。原被告所协商的内容未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违背诚信拒不履行协商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文浩未作答辩。第三人武昌城改局述称，武昌城改局与文浩签订了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2017-4-476号），款项已发放完毕。原告文家伟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紫阳村71号房屋房产证、紫阳××××号公房承租证、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有偿转让申请书、工作联系函、收据、短信截图、对万科长的录音、委托代理合同、告知函、调解书、协议书。被告文浩未提交证据。第三人武昌城改局为证明其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诉争房屋公房租约、付款记录、征收补偿清单。被告文浩未到庭，放弃质证权利。第三人武昌城改局对原告提交的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收据、短信、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不发表意见。原告文家伟对第三人武昌城改局提供的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时间的真实性有异议，提出2017年5月31日是文家伟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原告提交的更名交税收据是2017年7月20日。在开庭过程中，原告文家伟申请证人孙某、向某出庭作证。孙某与原告系母子关系，与被告文浩系祖孙关系。孙某称：因法院判决文家伟与前妻彭春霞离婚时约定紫阳村71号（新75号）房屋是一人一半，所以证人以为拆迁款也是一人一半，因此紫阳××××号房屋过户时证人签了字。证人未看过拆迁款分配相关书面协议。向某与原告文家伟系夫妻关系。向某称：紫阳××××号房屋过户时万主任与文浩说过过户原因，协商拆迁款文家伟与文浩一人一半，怕文浩不承认，由万主任作担保。2019年3月27日，被告文浩到庭称：文家伟过户一套房在文浩名下是为以后结婚用的，房屋过户给文浩，拆迁款就是文浩的，不存在原告诉状中所称情况。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文家伟与文浩系父子关系。文家伟与文浩之母彭春霞于1986年3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9月19日调解离婚。武昌区人民法院（2011）武区民初字第02300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紫阳村75号的房屋，由文家伟与彭春霞各享有50%的产权份额。”双方同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位于紫阳××××号的公有房屋由彭春霞实际使用、收益。本协议所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影响房屋所有权和公房承租权。”本案诉争房屋坐落于紫阳××××号，原承租人为文家伟。2017年6月6日，文家伟申请办理公有住房承租权有偿转让手续，自愿将紫阳××××号住房承租权有偿转让，受让人为文浩。《武汉市公有住房承租权有偿转让申请书》上有转让人文家伟、受让人文浩、转让人同户籍家庭成员孙某、向某签字。同日，轨道交通5号线（武昌段）工程房屋征收指挥部向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公司紫阳路指挥部发出工作联系函，载明：“兹有位于紫阳路××住户××轨道交通××线复兴路站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户，该户原承租人文家伟，现需过户到文浩名下（身份证号：），请贵所予以办理为感！”2017年7月20日，文家伟、文浩更名交税，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公司紫阳房管所出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文家伟、文浩，交款数额3968元。2017年5月31日，武昌城改局（甲方）与文家伟、彭春霞（乙方）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被征收房屋坐落在武昌区紫阳村71号。关于该套房屋，原告自认已收到拆迁补偿款项。2017年5月31日，武昌城改局（甲方）与文浩（乙方）签订《个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征收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房屋位于武昌区紫阳××××号，证载建筑面积为27㎡，房屋权属份额90%，征收补偿、补助及奖励等款项总金额合计814493元。该协议有武昌城改局与文浩签章。2018年1月4日，武昌城改局向代付业务专户转账36617792元拆迁款，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地铁五号线（复兴路站）征收补偿款清单载明：文浩拆迁补偿款814493元。庭审中，第三人武昌城改局称，该款项签约人是文浩，须凭本人身份证亲自领取，他人不可代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文家伟请求判令文浩向其支付407239.5元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文家伟述称：其曾与文浩就紫阳××××号房屋达成该房屋拆迁款由二人平均享有的口头协议，该口头协议是否具有充分证据支持。此诉讼主张的举证责任应由文家伟承担。文家伟称其与文浩的拆迁款分配协议系在武昌城改局工作人员万主任主持下进行，但该工作人员并未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且从文家伟提供的证据来看，仅能证明诉争房屋紫阳××××号房屋原承租人为文家伟，后文家伟将该公房承租人更名为文浩，并不能证明其与文浩就该房屋拆迁款分配达成过协议。因此，文家伟要求文浩向其支付407239.5元拆迁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文家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09元，公告费260元，共计7669元，由原告文家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勇人民陪审员  王伶人民陪审员  刘理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法官助理朱冰容书记员王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