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84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美荣，女，1962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红，女，1988年9月2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红，女，1991年7月16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灵寿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敏，女，汉族，1993年7月1日生，汉族，河北省灵寿县青铜镇上邵村。四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刘新芳，河北谦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折顺平，男，1950年1月2日生，汉族，住灵寿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顺海，男，1971年3月20日生，汉族，住灵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彬，河北汪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程美荣、杨志红、杨丽红、杨丽敏与被上诉人折顺平、杨顺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灵寿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6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07月0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志红及程美荣、杨志红、杨丽红、杨丽敏的委托代理人刘新芳，被上诉人折顺平、杨顺海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彬依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灵寿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6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折顺平退还上诉人买树款33000元或发还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上诉人亲属杨国平(已去世)与被上诉人折顺平之间，买卖关系事实清楚可以确定杨国平与折顺平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应以实际履行情况来确定双方的买卖关系。折顺平向杨国平出具的“收条”直接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也确认了杨国平和折顺平之间的买卖关系。(二)折顺平并没有认可第三人杨顺海是买树人，杨顺海也不能证明其是买树人。根据一审中折顺平的陈述，折顺平并不认识第三人杨顺海，根本不知道其名字，也不知道杨顺海是不是买方。对于买卖合同，买卖双方达成合意是最基本的条件，不知道对方名字，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买方，显然不具备买卖关系，第三人杨顺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是买方，一审主要是依据其个人陈述来支持杨顺海的主张，在杨国平和折顺平之间买卖关系事实清楚的情况下，第三人又没有确实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依法支持上诉人(原告)的主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国平和折顺平之间是合同关系。即使杨顺海认为其和杨国平之间有合伙关系，应当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通过合伙纠纷另案解决(一)本案一审法院判决折顺平向杨顺海退还买树款，并不是基于杨顺海和折顺平之间有买卖关系，而是认为杨顺海和杨国平之间在合伙关系。但一审法院判决中并没有列明两人合伙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调查的重点应当是杨国平与折顺平之间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而不是杨国平是否还有其他合伙人。即使是杨国平有其他合伙人，到底有几个合伙人、合伙人之间是如何约定的、谁出资多谁负责具体合伙事务、买树是个人行为还是合伙行为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查清，本案既然认定合伙关系，显然这些重要问题并没有查清。(三)杨顺海认为买树款中有他的份额，完全可以提起合伙纠纷诉讼，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审理上诉人和折顺平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杨顺海没有直接关系。在合伙纠纷中，调查的重点、各方的举证责任均和本案不同，一审法院将两个纠纷同案调查查，导致事实混乱，法律关系交叉不清，判决错误。三、一审法院实际是加重了上诉人(原告)的举证责任。第一，作为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原告)只需要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即可。本案中，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第二，至于第三人是否和杨国平存在合伙关系、与折顺平是否存在买卖关系，证明责任在第三人。上诉人(原告)根本无法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第三，第三人一审不光需要证明合伙关系的存在，更要证明杨国平买树是合伙行为，因为即使是合伙关系，杨国平同样有权利自己给自己买树。四、杨顺海持有的“收条”不具有可信度，不应采纳。第一，折顺平已经给杨国平出具了33000元的收条，另行给另外的人出具新“收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使是对总价款进行了增加，总价款由123000元增加为130000元，也应当是由义务方(杨国平)签字确认，而不是卖方自己出具加价的“收条”第二，根据折顺平的陈述，折顺平根本不认识杨顺海，更没有杨顺海的电话，折顺平表示“2018年3月份给杨国平打电话说涨价的事”杨国平去世后，杨顺海又拿出折顺平出具的新“收条”，还载明“杨国平杨顺海二人”，折顺平根本不知道杨顺海的名字，如何在这新“收条”写上“杨顺海”的名字?第三，对于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不具备参考价值，对于笔迹形成时间间隔较短的检材，形成时间为“同时期”本身就是模糊概念。并且该鉴定结论的意见和本案的基本事实并不相关，不具有直接决定案件事实、性质的证明力。综上，本案上诉人(原告)起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主张合理合法，一审法院混淆法律关系，判决错误，应当依法纠正，现上诉人上诉至贵院，望依法审理，公正裁决。被上诉人辩称：本案一审法院已查清事实，判决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原判决。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案件事实，并且依据证据和当事人庭审时所述，已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杨国平与第三人杨顺海到被告折顺平处买树。被告折顺平于2017年12月21日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杨国平交来买树款叁万三仟元整”原告称买树款33000元系杨国平一人所出，款项来源为2017年9月13日杨志红支取5000元给了杨国平3000元，2017年12月19日杨丽敏向杨国平转账40000元，并提供北京银行个人转账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第三人对此予以否认，主张买树款33000元，其出资13000元，并提供收条予以证实。对杨国平与杨顺海的出资情况，被告折顺平称，“杨国平和杨顺海分不清两家出资多少”;“这3000元到底是第三人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从第三人口袋掏出来的”;“第二次，在我家里，我出去倒水了，他们在沙发上坐着，我从屋里出来，茶几上放着30000元，这3000元到底是谁拿的，分别拿了多少，我不知道。”这些足以说明原告未完全出资。与原告诉状所述“2017年底，原告亲属杨国平购买被告位于的树木，2017年12月21日，原告亲属杨国平交给被告树款33000元，钱已经交付了还没有砍伐树”不符。原告(即上诉人)并没有亲眼所见给钱过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所述是正确的。上诉人所出示的证明并不能够证明33000元买树款为杨国平所出，且上诉人未见到事情发生的经过。杨国平、杨顺海与折顺平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折顺平为其出具过收条。一审折顺平陈述也并未说明不认识答辩人，而是说与答辩人不熟悉。两次谈买树的事都是杨国平、杨顺海同时去的，这也能说明不是杨国平自己买树。不然答辩人怎么会和他一块去。其中，折顺平还说3000元是从答辩人口袋中掏出的。这也足以说明折顺平是与杨国平、杨顺海二人达成的协议。上诉人所述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合同的一方，一方为折顺平，另一方为杨国平、杨顺海，而不应当为杨国平一人，因为达成协议时，购买方为杨国平和杨顺海。上诉人提出上诉观点，意在使人混淆合同相对性这一概念。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已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将买树款33000元退还给原告。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是否应予采纳的问题。该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原告虽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对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杨国平和杨顺海的出资情况。原告主张买树款33000元系杨国平一人所出，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7年12月21日原告亲属杨国平交给被告树款33000元”，在庭审中又称杨国平分两次给被告树款。结合本案证据进行分析，原告称2017年9月13日杨志红支取5000元给了杨国平3000元，2017年12月19日杨丽敏向杨国平转账40000元，但原告提供的杨志红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载明2017年9月13日现支50000元，并非5000元，且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亦不能证明2017年12月19日杨丽敏向杨国平转账40000元，杨国平将款项30000元用于卖树。原告提供的收条亦未载明33000元均由杨国平一人所出。证人程某的证言也不能证明杨国平的出资情況。第三人主张其出资13000元，但其提供的收条未载明其出资情况，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第三人杨顺海称其与杨国平系合伙关系，原告亦在调查笔录中予以认可，因此，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杨国平与杨顺海合伙在被告处买树，现四原告作为杨国平的法定继承人，与第三人杨顺海，均主张被告退还买树款，被告折顺平亦同意退回，因原告与第三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各自出资情况，故买树款33000元，应退还原告与第三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折顺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程美荣、杨志红、杨丽红、杨丽敏及第三人杨顺海买树款3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退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元，减半收取计312.5元，由被告折顺平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另二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杨顺海与杨国平就合伙买树并没有合伙协议，也无口头约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杨顺海是否出资买树，出资多少。上诉人称买树款33000元均为杨国平一人所出。通过上诉人杨丽敏的银行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从转账时间与转账金额来看，与买树事实是吻合的，且有被上诉人折顺平向杨国平出具的收条加以佐证，证据之间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杨国平30000元用于买树的事实。被上诉人杨顺海称自己出资13000元，但是没有提交充足证据加以证明，虽然持有折顺平打的收条，但是该收条的性质是一个证明，即证明收到过杨国平、杨顺海的定金的事实，但是折顺平作为出卖人只能肯定3000元是杨顺海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的，而不能确定其余30000元是否有杨顺海的出资，出资多少。二审过程中，杨顺海称自己与杨国平就合伙买树没有合伙协议，也无口头约定，但是却称约定了买树赚钱后一人分一半，但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对于杨顺海出资3000元予以认定，其余10000元由于未提供证据无法认定。至于杨顺海与杨国平的合伙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事实，本案不予审理，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程美荣、杨志红、杨丽红、杨丽敏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灵寿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6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折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日内返还上诉人程美荣、杨志红、杨丽红、杨丽敏买树款30000元；返还第三人杨顺海3000元。被上诉人折顺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5元，由被上诉人折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维山审判员  曹建民审判员  张国顺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侯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