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7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5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定襄县人，现居本村53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女，汉族，1957年3月12日生，住山西省定襄县。系王某1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定襄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住址：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54140921A25389326J法定代表人：王某2，任王进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男，1952年9月12日生，汉族，农民，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人，现居本村，职务村委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山西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92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石某，被上诉人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王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定襄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92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土地补偿费用48000元。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1983年承包被上诉人0.8亩土地，1986年与王某3的承包地换种的事实错误。1983年我国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上诉人当时并未和被上诉人签订过承包土地合同。当时是以上诉人父亲名义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只是家庭成员之一。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家庭内部对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分配，上诉人分得其中7.15亩（包括涉及本案的0.8亩），才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所以，上诉人怎么能够在1986年和王某3换种土地。2、一审认定本案涉及的0.8亩土地，二轮土地承包时同时承包给了上诉人和案外人王某4并均进行了登记发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0.8亩土地的《定襄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称承包合同）、定襄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以下称土地证）原件，被上诉人只向法庭提交了案外人王某4的《承包合同》复印件，并未提交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承包合同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王某4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同，属被上诉人不同的小队所有，显然，非同一块土地。可见，一审认定同一块土地同时承包给上诉人和案外人，均进行了登记发证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认定被上诉人重新分地后，由于工作人员失误错误填写合同的事实错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是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基本制度。我国从1983年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只进行了一轮、二轮二次土地承包。土地承包合同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撕毁，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和上诉人解除了0.8亩土地的承包权。因此，即便被上诉人重新发包土地对上诉人也没有法律效力。至于一审认定由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失误，造成合同错误更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11月10日双方确认的《承包方调查表（2）》明确确认：上诉人二轮承包地2块，共7.15亩，现耕种5块，共7.06亩，因国占0.09亩。这样详细的调查怎么能说是失误，调查表充分证实被上诉人直至2015年11月10日仍明确认可双方的发包承包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承包合同》、《土地证》充分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土地承包法》第44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所以，谁耕种土地并不能说明谁就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提交的政府颁发的《土地证》确认了上诉人对0.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无权否认《土地证》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与案外人王某4承包的土地认定为同一块土地，事实上上诉人与王某4没有任何关系。本案是物权纠纷案件，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即便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审判决也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交王某4的《土地证》，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适用第二十二条（三）的规定。王某1向原审法院诉称：王某1系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村民，1998年与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15年定襄县政府征收了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王某1承包的南长畛的0.8亩土地在征收范围内，土地补偿费政府已支付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王某1要求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征用费，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拒绝支付，故王某1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征用费48000元。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辩称：纠纷起因是由村民自行互相换地引起，由我村村民王某3用南西力道地0.8亩与王某1南长畛地0.85亩进行互换，后王某3转让给王某4耕种，并写在各自土地承包合同内，王某1与王某3换来的是南西力道地，该地也是王某1实际至今仍耕种的土地，但不在征收补偿范围内，而征收的南长畛地，因工作人员失误在发放土地使用证时没有把王某1地名“南西力道地”和“南长畛地”换正,出现了“南长畛地”的土地使用证发放了两份，王某1与王某4各持一份的情况，且经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核实，现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只剩南长畛地0.85亩土地补偿费没有发放，并与王某4持有的土地使用证记载的面积、四至等内容相同。土地补偿费是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用地单位依法向被征地人员支付的款项。而王某1近三十年来并未实际耕种南长畛土地，而是一直在耕种与王某3互换的南西力道地，故其并未有失地损失，不具有领取“南长畛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的资格。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3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时，王某1承包到王进村南长畛0.8亩耕地一块，由其耕种使用。1986年间，王某1与本村村民王某3因种植方便等原因，王某1用其使用的土地与王某3在本村承包的南西力道地0.85亩进行了互换互种，之后双方一直各自在置换过的土地上耕种使用，期间王某3又将争议土地流转给了王某4，后一直由王某4耕种该南长畛土地。1998年1月1日，第二轮土地承包，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与各村民再次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将争议土地同时承包给了王某1和王某4，两份合同都显示有争议土地，且两份合同均进行了登记及土地使用证发放。但双方仍按换过的土地耕种使用，未有争执。2001年2月争议土地所在区域，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为方便灌溉、种植等事宜，进行了打乱重分，王某4分到了原有亩数的一块地，王某1经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广播宣传通知，未参加分配，而原争议土地的面貌已不复存在。在村委关于南长畛（西）原4、9队分地花名表（2001年2月16日）中，只有王某4，没有王某1的记载。2018年争议土地所在区域被征用，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与王某4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在征用土地补偿款发放时，王某1认为其拥有争议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使用证，故征地补偿款应归其所有。王某1、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发生争执，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辩称认为：王某1土地与他人互换后，王某1实际耕种的是南西力道地，因书写合同的工作人员失误，未将地名“南西力道地”与“南长畛地”换正，王某1现就“南长畛地”已无土地。以上为本案事实。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王某1、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以上事实有卷宗材料在案证实。原审法院认为：王某1将承包到的土地与他人互换耕种后，换地另一方还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登记，而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因工作疏忽，结果造成了争议土地同一土地同时签订了两个承包合同，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王某4从1986年至今一直对争议土地占有和使用，王某1不拥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王某1请求争议土地征地补偿费原审法院无法支持。王某1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中记载的“南长畛地”0.8亩应按相关程序规定予以更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为，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000元，由王某1负担。二审查明，1983年上诉人王某1的父亲与被上诉人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签订该村南长畛0.8亩耕地等土地承包合同，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家庭内部对承包土地进行了分配，上诉人王某1分得7.15亩（包括案涉南长畛0.8亩）上诉人王某1与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王某1与案外人王某3在1986年未曾换地耕种，原审认定案涉0.8亩土地，在二轮承包时同时承包给了上诉人和案外人王某4并均进行登记发证有误，王某4、王某3、王某1的土地分别在不同的小队，由于被上诉人村委会工作人员失误错误填写合同，故原审认定是同一块土地，没有事实依据。从上诉人王某1提交的2015年11月10日双方确认的《承包方调查表（2）》证实，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村委会至2015年11月10日存在承包关系，且在本次土地确权时，案外人王某4承包的南西力道地0.85亩土地仍登记在王某4名下。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判决是否适当。关于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王某1承包土地与案外人王某4承包的土地不属同一块土地，王某1的南长畛0.8亩承包土地中因国占0.09亩，其余存在。而王某4承包的该村南西力道0.85亩承包土地现仍已确权登记在王某4名下。故原审认定在同一地块被上诉人村委会与上诉人王某1及案外人王某4签订了两份承包合同是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王某1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判决是否适当问题。因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判决认定上诉人王某1不拥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请求争议土地征地补偿费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是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涉案争议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应归属于上诉人王某1。上诉人王某1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92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二、涉案土地征地补偿款由被上诉人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支付上诉人王某1。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定襄县晋昌镇王进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长军审判员 刘 勇审判员 王晓华 二○一九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