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1民终3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树敏，男，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广西横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笳茗，女，198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南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蒙小江，女，196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南宁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东华，广西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全，广西辉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文平，女，1974年3月5日出生，壮族，居民身份证住址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孙树敏、孙笳茗、蒙小江因与被上诉人苏文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树敏、孙笳茗、蒙小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苏文平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的住址及电话联系方式均能联系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也一直能联系到上诉人，且同一时间被上诉人在南宁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有四个案件，四个案件上诉人均依通知参见了庭审，为何本案无法送达给上诉人，由于起诉书及起诉材料上诉人未能收到，导致上诉人未能行使本案的答辩及应诉的权利，造成一审法院错误判决。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3中的借款合同第五条的手改的地方原来的协议是没有的，该案的管辖权应该是南宁市仲裁委管辖，被上诉人改为青秀区人民法院管辖是原借款合同没有的内容。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一审请求的三笔借款，只有一笔30万元的是实际发生的，其余两笔没有实际发生。2016年5月14日借款及2017年1月5日借款被上诉人当天转到上诉人账户之后，按被上诉人的指示，上诉人马上又从银行直接领现金方式存到被上诉人账户上，故该两笔借款均未实际支付给上诉人。上述两笔借款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将另外两笔借款的利息计算至本金的，被上诉人为了掩盖这个事实通过这种走账方式，达到“驴打滚”目的。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写明全部借款本息是506万元可知，被上诉人是将利息计算至本金的。 苏文平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苏文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偿还给借款本金2060000元；2、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支付借款利息660000元（利息计算：以1030000元为基数，每月按20600元计，从2016年5月14日起暂计至2018年3月1日止，此后的利息按此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700000元为基数，每月按21900元计，从2017年1月5日起暂计至2018年3月1日止，此后的利息按此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330000元为基数，每月按10000元计，从2017年3月27日起暂计至2018年3月1日止，此后的利息按此标准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诉讼费由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文平与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于2016年5月14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向苏文平借款1030000元，用于房地产公司经营，借期从2016年5月14日至2016年12月31日，借期内借款人不用支付利息，如借款人到期不归还出借人借款，需支付出借人利息每月20600元，从借款之日开始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苏文平于同日向孙笳茗转款1030000元。苏文平与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于2017年1月5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向苏文平借款700000元，用于房地产公司经营，借期从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6月15日，借期内借款人不用支付利息，如借款人到期不归还出借人借款，需支付出借人利息每月21900元，从借款之日开始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苏文平于次日向蒙小江转款700000元。苏文平与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另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向苏文平借款330000元，用于南宁•空港新天地项目的销售经费，借期从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6月26日，借期内借款人不用支付利息，如借款人到期不归还出借人借款，需支付出借人利息每月10000元，按月支付，从借款之日开始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苏文平于同日向孙笳茗转款330000元。庭审中，苏文平述称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在该案借款后未偿还过任何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经该院依法传唤，未提出答辩，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苏文平主张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向其借款，提供其与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签订的《借款合同》、《协议书》及《转款凭证》等证据佐证，该院确认苏文平与孙树敏、孙笳茗、蒙小江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本金合计为2060000元，现双方约定的借期已经届满，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应向苏文平偿还上述借款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对双方之间利息约定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应向苏文平支付的利息为：以103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5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7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33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应共同向苏文平偿还借款本金2060000元；二、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应共同向苏文平支付借款利息，计算方式：以103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5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7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33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8560元、公告费350元，由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负担。 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二审提交四份证据：1.借款合同（6份），证明三上诉人至2016年3月共欠苏文平借款本金330万元；2.仲裁裁决书（4份），证明三上诉人与苏文平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处理，三上诉人与苏文平之间债务利息已在裁决书中计算清楚，本案不应再计利息；3.2016年3月24日的结算单，该结算单系苏文平在仲裁时提交，2017年6月15日的结算单只有拍照件，原件由苏文平持有，证明本案103万元、70万元实际是双方之前330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具体计算过程见该结算单内容；4.银行流水账。证明本案103万、70万元两笔借款是在苏文平所在的广西双贺律师事务所楼下旁边的中国银行支行转款的，转款过程详见代理词，但至于苏文平将该两笔款项给谁其不清楚，因为账号是苏文平提供的。 苏文平经质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1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是2016年3月份之前发生的借款，而本案借款发生在2016年5月份后，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中的2016年3月24日结算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2017年6月15日结算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结算单不是其书写，原件也不由其持有。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证据4不能证明三上诉人将本案103万、70万元取现后转账给其的事实，如果其拿了该二笔款项，那么三上诉人应提交其出具的收条佐证。苏文平还表示其确实是广西双贺律师事务所律师，双贺律师所确实是在，以前确实有中国银行的营业点，但是该营业点撤了。 对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的认定意见是：苏文平对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4及证据3中的2016年3月24日结算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因证据3中的2017年6月15日结算单系拍照件，三上诉人虽主张原件由苏文平持有，但仅有口头主张并未相关证据佐证，且苏文平不予认可，故对2017年6月15日结算单，本院不予采信。 苏文平于本案询问后提供了其中国银行尾号为2337的银行账户在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主张其账户中几千元、几万元的现金存入情况非常多，其账户中2016年5月14日现金存入的999000元系贺超美偿还其在2016年4月25日转账给贺超美的100万元借款，同一天ATM存款的10000元、9800元是其合法财产。其在2017年1月6日转账支付给蒙小江70万元借款，并没有现金70万元存到其账户中，转账70万元后，现金存入其账户的49900元系其合法收入，与三上诉人无关，可以确认的是，现金存入其账户的款项都是本人的钱，与本案借款无关。 三上诉人对该交易流水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孙笳茗、蒙小江主张103万元、70万元均是先由苏文平转账到孙笳茗、蒙小江账户，然后苏文平要求以现金取款的方式取出该两笔款项，再由苏文平办理现金存款手续存到苏文平账户，前述的现金取款及存款并未实际领取及清点款项，而只是在柜台办理现金取款及存款手续。对于103万元，有999000元存到了到苏文平尾号为2337的中行账户，剩余的30000元，其中，孙笳茗通过ATM取现的方式取现了3笔共20000元（3000元、7000元、10000元）给苏文平，因ATM当日取款限额为2万，故另外10000元是通过ATM转账到苏文平尾号5446的银行卡，故该103万元未实际交付。对于70万元，蒙小江办理了现金取款手续，这笔70万元并没有实际取出来，马上再由苏文平办理现金存款手续，但是存到谁的账户不清楚。上述103万元、70万元的转账、取款、存款手续都是分别当天发生在同一网点、柜台，由同一个业务员操作，基本都是发生在半个小时内。 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交一份《调取银行传票的申请》，主张本案103万元、70万元现金取款业务在业务发生当天系同一业务员、同一柜台、同一时间操作，三上诉人的现金取款及苏文平的现金存款业务发生的只是款项金额，双方并未真正在柜台取出现金或拿现金到柜台存款，即苏文平并未实际交付该103万元、70万元借款，申请法院调取相关银行业务单据。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调取相关单据后，于2019年6月21日向双方出示，双方发表意见如下： 三上诉人认为，根据银行出具的个人交易单，关于103万元的交易单一共有3张（编号为33、35、37），未见的34、36号应该是汇款申请书之类的单据。该三张交易单显示的转账、取款、存款情况与苏文平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一致，37号交易单显示苏文平办理了现金存款手续，存了999000元到其账户。三张交易单上“经办”一栏的编号都是4408293、“交易机构”一栏的编号都是14558，故可以看出孙笳茗实际上没有取得该103万元，该笔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关于70万元的交易单一共有9张（编号为74、75、77、78、80、81、83、85、86），编号应该是连续的，但现在没有76、79、82、84号。该九张交易单显示的转账、取款、存款情况与苏文平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一致，83号交易单可以证明以苏文平的名义从蒙小江的账户办理了70万元现金取款手续，85、86号可以证明苏文平办理了70万元现金取款手续后又办理了现金汇款手续，现金汇款70万元到韦仕禄账户。蒙小江不认识韦仕禄，苏文平提供的中行银行明细中可以看出苏文平与韦仕禄有互相转账的关系，韦仕禄分别于2017年1月7日转账40万元，1月8日转账220400元到苏文平账户，可以证明苏文平与韦仕禄是认识的。七张交易单上“经办”一栏的编号都是5589224、“交易机构”一栏的编号都是14347，故可以看出蒙小江实际上没有取得该70万元，该笔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特别指出的是编号为77、83号的交易单，可以看出从蒙小江账户取现的现金交易都是由苏文平办理的。故上述交易单显示的交易情形显示蒙小江实际上没有取得该70万元，说明该7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 苏文平认为，关于103万元的交易单，一共有3张，其填写了其名下的2张交易单，该两张交易单可以看出其确实转账了103万元到孙笳茗的账户，孙笳茗也出具了收条。关于70万元的交易单一共9张，编号74、75、77、78的交易单都是操作员的操作失误，其中3张签有“苏文平”名字的交易单据确实是其操作的，该四张交易单不是双方交易的真实意愿，因为双方约定交付的形式是转账方式，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是从编号为80号的交易单开始，从其账户转了70万元到合同约定的账户。编号为83号的交易单，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蒙小江自己办理现金取款业务，客户签字处确实有其签名，最上面的“苏文平”字样不像其签字，但是最下面的“苏文平”字样确实是其签字。因为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导致当天操作的时间比较久，蒙小江称其没有吃饭，要去吃点东西，故要求其自行办理蒙小江名下业务，所以把银行卡、身份证和密码给了其，其才能去办理蒙小江名下的各项业务。编号为85、86的两张票据都是其填写，韦仕禄是其儿子，其当天不仅存了70万元现金到韦仕禄账户，还现金存了49900元到其自己的账户。其在2016年10月22日借给贺超美78万元，2017年1月6日贺超美现金还了其78万元，其存的49900元是贺超美现金还其的该笔钱。提交一份其中行账号尾号为2337的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上次其根据法院的要求也提供了中行账号尾号为2337从2016年4月1开始到2017年1月6日的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上面列明的只是与本案相关的一些交易情况，该清单中没有2016年10月22日的交易情况，根据今天的询问，补充提交该天的交易明细），证明其在2016年10月22日转账借给贺超美78万元。 本院认为，双方对法院调取的与本案借款相关的交易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于本案2016年5月14日《借款合同》约定的103万元借款，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单及苏文平提交的其中国银行尾号为2337的银行账户在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及孙笳茗、蒙小江的2016年5月14日、2017年1月6日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显示，苏文平在2016年5月14日向孙笳茗转账103万元后，当日双方即在银行办理了现金取款（交易单由孙笳茗签字）及存款手续（交易单由苏文平签字），孙笳茗的取款金额为999999元，苏文平的存款金额为999000元，苏文平的银行流水明细还载明当日孙笳茗通过ATM转账10000元给苏文平，苏文平当日另有9800元、10000元的ATM存款收入。孙笳茗则主张通过ATM取现方式取现3笔款项共20000元（3000元、7000元、10000元）给苏文平，因ATM当日取款限额为20000元，故另外10000元是通过ATM转账到苏文平尾号5446的银行卡。 对于本案2017年1月5日《借款合同》约定的70万元借款，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单及苏文平提交的其本人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苏文平在2017年1月6日向蒙小江转账70万元后，当日，苏文平、蒙小江即在银行办理了现金取款（交易单由蒙小江、苏文平签字）及现金汇款手续（交易单由苏文平签字），蒙小江的取款金额为70万元，苏文平的现金汇款金额为70万元，苏文平办理现金汇款手续的70万元系汇入苏文平儿子韦仕禄的银行账户。苏文平的银行流水明细还载明2017年1月6日当天，苏文平的银行账户有49900元的现金存款收入，韦仕禄在2016年1月7日、1月8日通过转账形式分别转账了40万元、220400元给苏文平。 上述103万元、70万元借款相关的银行业务交易单显示该两笔借款的所有转账、现金存款及取款手续的经办、交易机构的编号分别都是一致的。 另查明：孙笳茗、蒙小江、孙树敏表示苏文平涉嫌套路贷，如果苏文平坚持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则保留追究苏文平的相关刑事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第（十）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孙笳茗、蒙小江、孙树敏主张本案103万元、7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苏文平虽然在2016年5月14日转账103万元给孙笳茗，在2017年1月6日转账70万元给蒙小江，但本案证据显示，对于103万元借款，借款交付当天，孙笳茗办理了999999元的现金取款手续，苏文平办理了999000元的现金存款手续，且孙笳茗的银行账户显示其取现三笔共20000元，ATM转账给苏文平10000元，苏文平银行账户则显示孙笳茗ATM向其转账10000元，另有10000元、9800元的ATM存款收入。对于70万元借款，借款交付当天，由苏文平、蒙小江办理了70万元的现金取款手续，由苏文平办理了70万元的现金汇款手续，汇款70万元至苏文平儿子韦仕禄的银行账户，而韦仕禄的银行账户显示韦仕禄在2016年1月7日、1月8日分别转账40万元、220400元给苏文平。综上，上述两笔款项的所有转账、现金取款及存款（汇款）手续均是分别在同一天、同一银行网点由同一经办业务员办理，取款、存款的金额基本相符，该客观情形与孙笳茗、蒙小江、孙树敏二审陈述的本案款项交易过程相符，与民间借贷通常交易惯例、规则不符，本案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孙笳茗、蒙小江、孙树敏未实际取得本案所涉的103万元、70万元款项，该两笔款项最终返至苏文平或其关系人（儿子韦仕禄）的账户。此外，本案另有一笔2017年3月27日《协议书》约定的33万元借款，虽然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二审认可该笔借款，但经查询本院办案系统，苏文平与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之间除本案借款外，另有数笔借贷关系，故从妥善处理角度，本案以一并移送为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裁定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3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苏文平的起诉； 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一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苏文平已预交），由一审法院退回被上诉人苏文平；二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已预交），由本院退回上诉人蒙小江、孙笳茗、孙树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文强 审判员  姚 娟 审判员  罗 晖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覃叶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