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421民初1245号 原告：杨和平，男，195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原告：胡剑丰，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原告：胡昌益，男，194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原告：万少军，男，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原告：万少涛，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原告：颜昌旺，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才，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聂玲，女，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元，男，196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居民，住湖南省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荣华，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蒸阳大道**。 法定代表人：庾江荣，该局局长。 原告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诉被告聂玲、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和平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出撤诉，本院予以准许。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才，被告聂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元、钟荣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2、请求判令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予以协助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紫元名城）1幢101室等建筑面积为11447.99平方米的房屋权利人为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聂玲、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2017年7月20日，为将上述不动产的部分房屋分别过户登记至原告方名下，原告方与被告聂玲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聂玲代表原告方办理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之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登记一切手续，领取不动产产权证，委托期限为2017年7月20日至该项目所有手续办结为止，该委托书已经在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备案登记。《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签订后，上述不动产的部分房屋并没有分别过户登记至原告方名下。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410条、《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向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聂玲辩称，1、本案中原告为其所诉的委托合同纠纷而提供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实质上是对权利人聂玲行使不动产权利的确认，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故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的法律规定。理由如下：①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双方不能是同一主体，否则本案合同关系不能成立；②依据委托合同的定义，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本案所涉“授权”的委托事项系对涉案不动产的管理、处分，受托人聂玲本身就是涉案不动产权利人，其处分不动产的权利并非依据委托授权行为而产生，显然，该项“授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委托代理人行为；③从实质内容看，经庭审查明，涉案房产原告对被告的全额出资并无异议，原告从未出资，事实证明，原告并非涉案房产的事实权利人，故不存在原告方授权的基础、前提。2、撤销该“授权”将导致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及购房人的重大经济损失，与《物权法》第七条相违背。综上所述，本案所涉“授权”，并非基于委托关系的授权，而是依据物权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在共有人之间关于对涉案不动产的管理、处分的约定，实际也是对权利人聂玲享有对涉案不动产管理、处分全部权利的确认。故本案所涉“授权”，不能适用《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关系的规定，也即不能适用委托人任意撤销权的法律规定。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未予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均属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村民，六原告共同协商将部分自留地、自留山将由案外人刘桂元承建。2010年9月16日，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甲方）与案外人刘桂元（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一、土地和住房的面积划分：地：地面宽24米30米，总面积720平方米，设计八层，1-2层为门面，3-8层为住房，其中甲方占1层门面6个，每个面积宽3.3米×12米，住房占用**，共6套房给甲方，每套面积不低于120平方米，每套住房及门面，甲方付乙方6万元，如面积超过140平方米，甲方另加1万元给乙方作补面积款。二、付款方式：乙方必须把第一层门面建好，甲方预付乙方贰万元一套，共计12万元。主体工程完成后，甲方必须把后4万元交清，共计24万元，不得拖欠。除所有建筑面积外，所剩下的土地由甲、乙双方使用。三、乙方建好房后，必须把水电到户及厕所、厨房、房屋地面及门面必须打好及粉刷等搞好。四、房产证由甲方自己出费用办理。五、建房过程中的责任划分：甲方全权负责当地的周边关系处理，如有影响正常施工给乙方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乙方负责办理政府部门的相关手续（相关手续费由乙方负责，甲方一切不负责）。六、以上条款，双方无条件服从，不得反悔，如有哪方违约，自愿赔偿10万元给对方。原告方及案外人刘桂元均在协议上签字。2011年6月7日，经衡阳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局查处，原告方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青木村火江组山地兴建商品房，属非法用地违法行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对其处以9680元罚款，该罚款由案外人刘桂元之妻被告聂玲支付。2012年7月4日，案外人刘桂元在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所建的综合楼，已建至第八层，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动工建设，衡阳县建设局向案外人刘桂元下达了蒸建停决字[2012]45号停止建设决定书，责令其对所建设的项目立即停止建设。2012年10月14日，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甲方）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六原告（乙方）签订《征地协议》，该宗涉案土地被国家征收，土地所有权属国家。2014年7月18日，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原、被告（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宗地编号为201404113，宗地总面积991.4平方米，其中出让土地面积为669.9平方米，公共用地321.5平方米。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住、宅用地。出让人同意在2014年7月30日前将出让宗地将交付给受让人。合同还约定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期限届满、不可抗力、违约责任、通知和说明、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事项，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在合同上加盖公章，被告聂玲代表其他六原告在合同上签名。2014年12月30日，被告聂玲及其他六原告取得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该宗地土地使用权证。2015年6月11日，被告聂玲及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杨和平、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胡昌益、胡剑丰（乙方）签订“紫元名城”工程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之权属补充协议，约定：1、按照县政府“两违”政策，为办理房产证的需要，甲方同意将乙方六户名字列入房产总证之中，但乙方实际并非该物权的权利人；2、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办理“紫元名城”整栋房屋登记的一切手续；3、此补充协议是甲乙双方自愿和真实意思的表示，与原合作开发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双方从签订日起具有法律效力。甲方在协议上加盖了“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的公章，聂玲在协议上签名，乙方杨和平、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胡昌益、胡剑丰在协议上签名。2015年12月9日，紫元名城竣工，该处不动产权利人登记为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聂玲、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共有情况为房屋单独所有。2017年7月20日，为将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紫元名城的部分房屋分别过户登记至原告方名下，原告方与被告聂玲签订《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聂玲代表原告方办理上述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换登记一切手续，领取不动产产权证，委托期限自2017年7月20日至该项目所有手续办结为止。该委托书已经在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备案登记。《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签订后，因六原告与被告聂玲就所涉房屋补偿金额问题发生争议，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案经调解未成。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原、被告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对委托主体、委托事项、委托期限等进行了明确约定，符合合同的形式和实际要件，该《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应视为不动产登记事项委托合同。《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依据该条规定，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均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主要是基于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人身信赖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便没有存续的必要，应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但是，本案属于商事委托合同，双方是否存在人身信赖关系，并非委托人选择受托人的主要考量因素，更多的是关注受托人聂玲的商誉及经营能力。为了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故对解除条件即被告聂玲在办理紫元名城所有手续办结为止作出特别约定，以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风险所作出的特殊安排。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且也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如仍允许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被告聂玲即无法为其他购房户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将对受托人聂玲带来重大损失，解除合同后受托人所能获得的损害赔偿与继续履行合同所能获得的收益不相匹配，这一结果显然有悖公平原则。因此，鉴于商事委托合同的特殊性，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应当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已经被排除适用。本案委托人是否能够解除合同，应当依据讼争合同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定，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五种解除合同情形均未在本案中出现，故涉案合同法定解除情形亦应予以排除。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要求解除《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并非涉案合同相对方，无协助解除合同之义务，本院对原告要求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协助解除《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驳回。被告聂玲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确认被告聂玲与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为紫元名城的共有权利人，因该请求属于确权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该反诉请求本院不予审查。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和举证权利，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依法应缺席判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汪向东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彭艳君 书记员龙娇姿 附：适应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