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27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胜万，男，汉族，1963年5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海涛，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练文锋，男，汉族，1982年10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明璐，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慧影，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袁国西，男，汉族，1965年10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婧，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晶，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华盛汇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鲤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848977W。法定代表人：练文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明璐，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慧影，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练文锋、林胜万因与被上诉人袁国西、原审被告深圳市华盛汇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汇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胜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袁国西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林胜万已经实际控制标的公司、达到股权转让的实际效果，应当承担怠于变更股东登记的责任”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在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袁国西于协议签订后己经退出公司的相关事务，其己不再行使相关权利，林胜万、练文锋虽未进行变更登记，但己实际进一步掌控了公司，达到了股权转让的实际效果”。其次，本案的客观事实恰恰与原审法院“本院认为”的判断相反，主要事实和证据如下：1.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袁国西是华盛汇丰公司的总经理，至今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袁国西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的判断错误。法定的总经理不参与公司经营，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退而言之，就算是袁国西自己退出公司管理事务，也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经营管理权利的结果，而不是林胜万阻止他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袁国西在没有办理任何离职手续的情况下，放弃法定的经营管理权，其不利后果应当自行承担，且应当向股东承担管理失职的法律责任。2.林胜万于2017年10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纠纷之诉，案号为（2017)粤0391民初3156号，原审法院判决支持了胜万要求查阅华盛汇丰公司财务报表的诉讼请求。如果林胜万已经实际掌控了华盛汇丰公司，就不至于要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行使股东知情股权。3.本案和股东知情权纠纷案及标的公司华盛汇丰公司解散案均是由同一法官主审，且公司解散案和股东知情权案开庭审理在先，本案开庭审理在后，主审法官对华盛汇丰公司的股东之间的纠纷和对立是非常清楚的。4.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林胜万在华盛汇丰公司的法定身份是公司监事。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不能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管职务的，也不能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林胜万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进一步控制公司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悖于公司法的规定。事实上，林胜万也从未在涉及公司重大决策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上签过字。二、原审法脘认为“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袁国西的义务，不能构成林胜万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条件。”“公司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并非股权交付的标志”等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国西与林胜万、练文锋应于2016年9月19日之前共同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林胜万支付价款时间为2017年9月1日之前，付款时间安排在股权过户完成时间的一年之后，当事人显然是有履行先后的顺序考虑的。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袁国西至今仍然持有华盛汇丰公司20%的股权份额。(二)原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到底是谁的责任，但却主观武断地要求林胜万承担未办理股权过户的责任，是非常错误的。三、原审法院驳回林胜万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判令林胜万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判决是显失公平和错误的。(一)林胜万有权根据公平原则请求法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林胜万与袁国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华盛汇丰公司已停止正常经营且濒临解散的境况，致使股权转让合同的基础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应当允许解除合同。2017年4月13日，袁国西、林胜万以股东身份向原审法院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要求解散华盛汇丰公司，案号为（2017)粵0391民初1091号，该案目前正在深圳中院二审审理之中，华盛汇丰公司存在被司法解散的可能。如果标的公司被司法解散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没有履行的基础和履行的必要。而且，本案争议的合同标的是公司股权，公司股权的价值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股权可能巨额增值，也可能大幅贬值,合同履行的期限是至关重要的，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合同，合同目的即不能实现。本案争议标的公司目前已濒临司法解散的境地，显然不能实现林胜万的合同目的的，林胜万有权要求依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二)林胜万曾向原审法院提起了公司解散之诉、股东知情权之诉等系列案件，加上本案纠纷，标的公司股东之间严重对立、矛盾重重，已经丧失有限公司人合的信任基础，《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2017年9月27日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开庭审理的当天，练文锋采用伪造股东会决议及假冒袁国西、林胜万签名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20%股权全部非法转让给案外人郑帮荣。公司实际控制人练文锋种种不法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胜万的股东利益和合作经营公司的信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林胜万与练文锋共同受让袁国西的股权，形成新的股东合作关系，不仅显失公平，而且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和更多的诉讼纠纷。上诉人练文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练文锋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驳回原审其他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国西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袁国西未完全履行华盛汇丰公司的出资义务，练文锋与袁国西、林胜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履行的条件，练文锋无需支付袁国西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一）袁国西未向华盛汇丰公司足额出资。华盛汇丰公司于2014年6月3日成立，练文锋、袁国西、林胜万均为华盛汇丰公司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华盛汇丰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每位股东均应交纳出资1000万元，但袁国西未完全缴纳出资，仅向公司缴纳出资200万元，因此，在股权持有人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前提下，其名下股权转让对受让人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该转让协议的是否可以履行存在争议。(二）《股权转让协议》已不具备履行条件，现在履行对受让人显失公平。练文锋确认，三方于2016年8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练文锋与林胜万购买袁国西持有的华盛汇丰公司20%股权，当时因华盛汇丰公司经营出现亏损，袁国西不愿承担亏损风险，练文锋及林胜万迫于无奈接受袁国西的要求，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因公司管理上的诸多原因，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公司早已停止经营，现涉及多起债权债务诉讼，该《股权转让协议》上所约定的转让款远远超出华盛汇丰公司股权的现有价值，现履行该协议明显对练文锋及林胜万显失公平，且华盛汇丰公司现涉及公司解散之诉，因此，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不具备履行条件，练文锋不应支付袁国西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二审庭审时练文锋补充上诉理由：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5条“声明与保证”第5.1条约定，袁国西承诺对其持有的可转让股权享有完整的处置权利，但是袁国西并未足额向华盛汇丰公司出资，其权利存在瑕疵。故袁国西在其没有足额出资前不能完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要求练文锋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袁国西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林胜万、练文锋的上诉请求。针对林胜万的上诉，练文锋答辩同意林胜万的上诉意见。针对练文锋的上诉，林胜万答辩同意练文锋的上诉意见。华盛汇丰公司答辩同意林胜万、练文锋的上诉意见。袁国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林胜万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7年9月1日起计至林胜万实际支付之日）；2.练文锋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7年9月1日起计至练文锋实际支付之日）；3.华盛汇丰公司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林胜万、练文锋协助办理；4.一审诉讼费由练文锋、林胜万、华盛汇丰公司共同承担。林胜万反诉请求：1.解除林胜万与袁国西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袁国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盛汇丰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3日，认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该公司成立时，袁国西和林胜万均为该公司股东，各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练文锋为华盛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作为公司股东之一并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现已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郑某某且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2016年8月19日，袁国西、林胜万、练文锋作为甲方、乙方、丙方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了三方之间的股权转让、转让价格以及转让款支付方式，由袁国西向林胜万、练文锋二人转让袁国西在华盛汇丰公司20%的股份，共计股权转让价款200万元。林胜万和练文锋各受让10%的股权，并各向袁国西支付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林胜万和练文锋应当于2017年9月1日前将各自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到袁国西指定账户中。《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袁国西与林胜万、练文锋应当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转让股权的变更登记及其他变更手续，确保股权转让变更的顺利进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林胜万、练文锋均未前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转让股权的变更登记，华盛汇丰公司也未进行公司股权内部转让的变更登记，林胜万、练文锋至今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袁国西履行付款义务，且华盛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练文锋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将其持有的华盛汇丰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郑某某且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袁国西、林胜万、练文锋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时，三方均为华盛汇丰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可以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练文锋在2017年将其持有的华盛汇丰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郑某某，现已经不是华盛公司股东之一的问题，但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系华盛汇丰公司的股东之一，可以以股东身份直接受让袁国西的股权。练文锋向案外人郑某某转让股权的行为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并不影响此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林胜万主张合同履行后华盛汇丰公司经营困难，已经濒临解散，不能实现《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请求解除合同，但其主张的情形出现于签订合同之后，亦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且华盛汇丰公司仍在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法定代表人和部分股东积极参与本案的诉讼，并未产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实现的情形，华盛汇丰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良好与否不能构成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林胜万主张袁国西迟延履行合同的债务，没有先行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该方有理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这一主张不能成立。林胜万这一主张系在行使合同法中的先履行抗辩权。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在本案中，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国西负有向林胜万、练文锋交付股权的义务，林胜万、练文锋有支付价款的义务。林胜万、练文锋认为协议约定袁国西与林胜万、练文锋应当于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即2016年9月19日之前）共同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认为这就是袁国西交付股权的义务，而练文锋、林胜万支付价款的时限为2017年9月1日前，两者相比袁国西交付股权的义务履行顺序在先，练文锋、林胜万的付款义务履行顺序在后，因此在袁国西未履行交付股权义务之前练文锋、林胜万具有先履行抗辩权。但是，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袁国西的义务，不能构成练文锋、林胜万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条件。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股东信息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中;当股东信息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事项中发生变更时，公司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依据上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交付以股东名册中股东信息变更为标志，当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之中对公司股东信息进行变更之后，股权即已转移至新股东的名下。从股权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包括决策权、收益权、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以及知情权等，当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完成股东信息变更之后，原股东已经不能再行使上述任何一项权利，新股东则可以正常行使上述权利，所以此时股权的交付已经完成。公司应当于股东变更后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这是配合市场监督管理的要求，未进行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但其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并非股权交付的标志。故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约定于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去办理公司登记的变更，是各方当事人共同配合市场监管的行为，而并非当事人之间的交付股权的行为，自然也不属于袁国西对林胜万、练文锋所负有的义务，练文锋、林胜万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虽然本案中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亦未进行股东信息变更，但这一行为应由练文锋、林胜万负责。袁国西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练文锋、林胜万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经实际控制华盛汇丰公司，他们应当负责完成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中股东信息的变更事宜，袁国西已经不具备实施这一行为的能力，但二人并未积极履行这一义务，致使股权交付行为并未最终完成。虽然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中股东信息并未变更，但袁国西于协议签订后已经退出公司的相关事务，其已不再行使股东的相关权利，林胜万、练文锋虽未进行变更登记，但已实际进一步掌控了公司，达到了股权转让的实际效果，其怠于变更股东登记的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影响其付款义务的履行。至于到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一事，双方当事人相互指责对方不积极履行，而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中股东信息的变更是至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前提，在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尚未变更的情况下，至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相应变更是不可能的。而练文锋、林胜万怠于履行对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中股东信息变更的行为，因此未至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变更的责任无疑是练文锋、林胜万造成的。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林胜万、练文锋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义务，未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华盛汇丰公司又怠于在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股东信息进行变更，因此，林胜万、练文锋应当各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承担迟延交付款项的违约责任，华盛汇丰公司应当在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股东信息进行变更。关于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违约责任的部分约定，林胜万、练文锋逾期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按未支付金额的千分之三向袁国西承担违约责任，现袁国西以年利率4.35%的标准请求练文锋、林胜万支付逾期利息，并未超出合同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袁国西主张逾期支付利息自2017年9月1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9月1日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林胜万、练文锋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最后期限，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时间应当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次日起算，即从2017年9月2日开始计算。关于林胜万的反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且对方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林胜万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7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二、练文锋向袁国西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7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三、华盛汇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针对股东名册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四、驳回袁国西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林胜万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57元，由林胜万、练文锋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林胜万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华盛汇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4年11月5日华盛汇丰公司股东由林忠万、袁国西变更为袁国西、练文锋、唐静和林胜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袁国西变更为练文锋。2015年7月21日华盛汇丰公司股东由袁国西、练文锋、唐静和林胜万变更为张小妹、袁国西、练文锋、唐静和林胜万，每名股东分别持有华盛汇丰公司的20%股权。2017年10月9日华盛汇丰公司股东张小妹、袁国西、练文锋、唐静和林胜万变更为郑帮云、唐雪珍、张小妹、袁国西和林胜万。2018年5月24日华盛汇丰公司股权结构再次发生变更，股东为练文锋、唐静、张小妹、袁国西和林胜万，每名股东分别持有华盛汇丰公司的20%股权。华盛汇丰公司的主要人员情况为执行董事练文锋，总经理袁国西和监事林胜万。二、2017年4月林胜万向原审法院提起公司解散诉讼，请求解散华盛汇丰公司。2017年9月原审法院作出（2017）粤0391民初109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林胜万的诉讼请求。林胜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0日作出（2017）粤03民终2082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二审庭审时练文锋称《公司章程》对于股东的出资期限没有约定。庭后华盛汇丰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约定：经全体股东一致约定，股东认缴出资额分期缴付：首期缴纳1000万元，2020年7月1日前全部缴付到位。该章程记载的股东包括张小妹、袁国西、练文锋、唐静和林胜万，每位股东的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四、一审庭审时练文锋及华盛汇丰公司确认袁国西没有参与华盛汇丰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主要由练文锋和林胜万负责经营管理。二审庭审时练文锋和林胜万均确认华盛汇丰公司的公章由练文锋负责保管。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林胜万、练文锋应否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袁国西股权转让款。本院经审查认为林胜万、练文锋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股权转让双方未按协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林胜万、练文锋作为股权受让方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未至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的责任是由林胜万、练文锋一方的原因造成，林胜万、练文锋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虽然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袁国西系华盛汇丰公司的总经理，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为华盛汇丰公司，并非案涉股权转让方袁国西。无论是华盛汇丰公司，还是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练文锋均确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袁国西已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而且，华盛汇丰公司公章一直由练文锋保管、2016年8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华盛汇丰公司的股权结构仍频繁发生变化等事实也表明练文锋、林胜万已实际控制公司，其完全可以通过华盛汇丰公司履行变更登记手续将袁国西名下的股权转至二人名下。林胜万以袁国西仍系工商登记信息记载的华盛汇丰公司总经理以及其本人没有实际控制公司为由主张袁国西对未办理股权过户存在过错，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丧失实际履行可能以及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包括股东内部之间的转让和股东向外部第三人转让两种模式。股权在公司股东内部之间转让时，交易双方均具有股东地位以及从事相应经济活动的经验，在交易前有充分的时间对交易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应能知悉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本案中，袁国西与林胜万、练文锋均系华盛汇丰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应处于信息对称的地位，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是袁国西、林胜万、练文锋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三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林胜万以协议签订后华盛汇丰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股权价值大幅减少为由主张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合同是否已无实际履行可能的问题，目前华盛汇丰公司仍在进行经营管理活动。虽然林胜万曾向原审法院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但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本院已做出生效判决驳回林胜万的诉讼请求。故林胜万以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严重对立、公司已濒临解散，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亦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练文锋以袁国西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拒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一方面，如前所述，本案涉及华盛汇丰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练文锋作为股权受让方有义务也有能力了解核实袁国西的出资情况。另一方面，袁国西是否存在出资不足并不阻却其要求林胜万、练文锋付股权转让款之权利。而且，根据华盛汇丰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出资期限的约定，股东认缴的出资额采取分期缴付的形式，其中首期缴纳1000万元，2020年7月1日前全部缴付到位。练文锋、华盛汇丰公司均确认袁国西已实际出资200万元，即是说，袁国西已按其持股比例向华盛汇丰公司缴纳首期出资款,剩余的认缴出资款800万元尚未到期。因此，练文锋以袁国西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拒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胜万、练文锋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林胜万、练文锋已分别预交13800元），由林胜万、练文锋各负担1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周相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