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07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 法定代表人：代方国，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敏，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雨珂，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小敏，女，汉族，1980年5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德素，女，汉族，1955年6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四川信和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进军，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以下简称西部战区总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康小敏、廖德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部战区总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予以改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必须证明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述问题属于医学专业问题，应当经过鉴定机构鉴定。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曾委托成都清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回函称：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且患者康建死亡后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不能确定死亡原因，不能进行鉴定。但上述鉴定发生在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被上诉人重新起诉后，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回复：“因缺乏尸检报告，不能对委托事项中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仅能对成都军区总医院对康建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可见，在被上诉人重新起诉后，本案并不存在因缺乏丁卡因的具体剂量导致鉴定机构退案或无法鉴定的情形。一审法院把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存在的情况作为本次判案的依据，显然认定事实不清。在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明确回复可以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拒绝鉴定，导致并没有一份专业鉴定报告认定医院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的规定，本案实行谁主张、谁举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必须证明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未完成基本的举证证明义务，致使诉讼中无法确定上诉人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因侵权责任必备要件的本证阶段尚未完成，故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医院无过错的反证证明义务。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缺乏法律依据。 康小敏、廖德素辩称，1．本案案由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被上诉人已经就患者康建在上诉人处住院治疗疾病、在被上诉人实施诊疗行为过程中突发危险并致其死亡提供证据，且就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与患者死亡后果具有关联性及原因力大小（参与度）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体检验鉴定死亡原因，因此无鉴定基础，虽经一审法院多次组织摇号确定鉴定机构鉴定，均被鉴定机构以“死因不明，无鉴定基础”退回，不予鉴定。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不能明确上诉人的过错及参与度的原因系死亡原因不能查明，没有鉴定基础；应就不能查明死因的原因进行查明，并以此来判断双方责任大小。2．本案未能尸检的原因在于上诉人未告知尸检及法律后果，上诉人对此应承担法律责任和不利后果。患者依法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同意权，医疗机构具有向死亡患者家属告知是否应进行尸检、尸检作用及重要性、拒绝或不同意尸检的不利后果的法定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规定，尸检告知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本案上诉人未尽到此义务，应对此承担不利责任。原卫生部推荐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参与使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知情同意书汇编》，该汇编公共告知部分第10项《尸体解剖告知书》中，详细记载了向患者询问家属是否进行尸检、尸检的注意事项、尸检机构，以及拒绝或拖延尸检导致责任无法判断死因时自行承担责任等事项。尸检告知更是所有医疗机构的常规作法和要求，是患者知情权必然包含的内容，也系过往判例所支持和确认的法律内在精神所指。国务院2018年7月31日发布，于2018年10月1日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告知范围包括解决医疗纠纷的合法途径，有关病历资料、现场实物封存和启封的规定，有关病历资料查阅、复制的规定；尤为重要的是明确规定了患者死亡的，应告知亲属有关尸检的规定。医疗机构对死亡病例具有告知尸检的义务是确定无误的，本案上诉人对未告知尸检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与责任。3．即使没有鉴定，根据现有证据及按照法律规定及认定标准也能推定上诉人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一是客观病历无论是医嘱还是费用情况均无丁卡因记录，主观病历必须符合客观病历，因此其主观病历对使用丁卡因的描述已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是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存在主治医生未经上级医师审查，未经科室讨论，临时决定改变手术计划违反《手术分级制度》审批权限的规定；主观病历记录的治疗、抢救方向明显存在与客观病历记录不符的情况；即便依照主观病历记载康建极大可能为脑部疾病，但客观记录显示没有及时对症治疗，没有第一时间使用颅内降压药物，也没有及时完善头颅MRI-FLAIR、脑电图等相关检查，甚至没有对不进行相关检查进行告知等过错且与患者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未进行公平分配举证责任并就责任承担作出合理论述，上诉人责任承担比例偏低，缺乏公平性。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违背事实和法律，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康小敏、廖德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西部战区总医院承担康小敏、廖德素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合计629683.13元；西部战区总医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建原系成都市郫都区××镇××村×组×号农村居民，2006年转为城镇居民。廖德素与康建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康小敏。2017年2月15日，康建因咽部异物感2月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就诊，康建称入院前2月余，无明显诱因出现咽部异物感，无咽部疼痛，无吞咽困难，无恶心呕吐及呼吸困难等症状。当日康建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慢性咽喉炎、舌淋巴组织增生，该院于2017年2月16日上午在局麻下行舌扁桃体切除术＋等离子治疗，手术记录单记录手术经过：“1．用丁卡因胶浆行咽部局部麻醉3次，患者取坐位，常规消毒铺巾。2．在直达喉镜下，用等离子行舌扁桃体消融，并充分止血。3．吸出分泌物，观察有无活动性出血，退出直达喉镜。术毕。”康建病情好转后于2017年2月20日出院。此后，康建咽部又出现不适，伴有咽部异物感，无吞咽困难，无饮水呛咳，无咳嗽，无恶心、呕吐，无咽干、咽痛的症状再次发生，并逐渐加重。2017年6月28日，康建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以下简称成都军区总医院）门诊治疗，门诊纤维喉镜提示：喉黏膜稍充血，双侧声带稍充血，表面尚光滑，声带动度良好，左侧披裂可见囊性新生物（囊肿？），闭合尚可，梨状窝、喉室未见异常。成都军区总医院建议康建住院治疗。同年7月6日，成都军区总医院以康建“喉部新生物”收治入院，诊断为：“1．喉部新生物；2．脑外伤术后”，准备于2017年7月11日在全麻下行支撑喉镜下激光喉部新生物切除术。因全麻风险极高，经医院与康建及家属沟通后改为局部麻醉，2017年7月11日上午手术，成都军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给康建咽喉部喷丁卡因进行局麻后不久，康建倒地口吐白沫，成都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并向康小敏、廖德素发出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上记载“目前诊断为：喉部新生物、心脑血管意外、呼吸衰竭、心源性休克”。2017年7月12日中午12：07分，康建经抢救无效死亡。成都军区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死亡原因记载为：脑疝、MODS缺血缺氧性脑病、心肺复苏术后。康建在成都军区总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合计11411.14元，经保险报销后，康小敏、廖德素实际支付3676.85元。康小敏、廖德素于2017年9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康小敏、廖德素申请对成都军区总医院的医疗行为的过错、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且患者康建死亡后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不能确定死亡原因，将鉴定予以退回。康小敏、廖德素于2018年2月撤回起诉。此后，康小敏、廖德素又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成都军区总医院名称变更为西部战区总医院。 诉讼期间，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 1．康小敏、廖德素提出手术前给康建喷丁卡因进行局麻的医生不是西部战区总医院病历中记载的医生殷川，而是一名实习医生，廖德素当时在场。西部战区总医院对此不予认可。医生殷川经一审法院通知出庭接受质询，殷川当庭称麻醉系由其完成，共喷了四次，整个过程是20-30分钟，康建没有称不舒服，其上了厕所后称头痛然后倒地。廖德素质证时称喷药的医生不是殷川，且喷丁卡因的时间只有2分钟，康建即倒地。 2．西部战区总医院是否告知过康小敏、廖德素进行尸检。康小敏、廖德素称西部战区总医院没有履行告知康小敏、廖德素进行尸检的义务。西部战区总医院提供一份录音光盘，证明西部战区总医院医生在与康建的侄儿的谈话过程中告知对方做尸检的好处和必要性，拒绝做尸检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康小敏、廖德素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并认为按法律规定西部战区总医院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康建的法定近亲属进行充分的告知义务，而西部战区总医院向不明身份的主体进行的告知达不到法定的告知标准。 3．康小敏、廖德素认为，西部战区总医院存在擅自篡改病历的行为，并提供康小敏、廖德素与西部战区总医院耳鼻喉科何跃主任和收费人员杨小燕的谈话录音光盘。西部战区总医院质证认为，封存病历应当向病案管理部门或医务科申请，录音不能证明西部战区总医院拒绝封存病历，事实上双方于2018年8月28日封存病历。康小敏、廖德素在与西部战区总医院结账时发现打印的清单与实际费用存在差别，收费人员杨小燕向科室进行核实时发现没有进行肺功能检查，有200多元的差别，最后修正了费用，不存在篡改、伪造病历的问题。 本案在审理期间，康小敏、廖德素提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成都军区总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与康建的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共同选定，一审法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经审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完成相关委托事项，中止鉴定。经双方再次共同选定，一审法院委托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提出：1．缺乏尸检报告，不能对委托事项中“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仅能对“成都军区总医院对康建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2．需要补充医患双方陈述。一审法院就此通知西部战区总医院和康小敏、廖德素，并就相关法律后果向双方进行释明。康小敏、廖德素认为，过错鉴定与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鉴定之间具有法律上的不可分性，且过错鉴定是依托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而产生，故坚持要求对医疗损害过错、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一并进行鉴定。西部战区总医院提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康小敏、廖德素应当对西部战区总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承担举证责任，并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康小敏、廖德素的申请，但不同意由西部战区总医院提出申请进行鉴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康建的身份信息、康建与康小敏、廖德素的亲属关系证明、康建在医院的病历资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医疗费用清单和票据、光盘录音、康建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的病历、医生的执业证、医生殷川的离职证明和当庭陈述等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康建因“喉部新生物”到西部战区总医院处就诊，双方之间形成医患关系。康建在西部战区总医院住院期间死亡，康小敏、廖德素作为康建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康小敏、廖德素应当对西部战区总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过错、西部战区总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康建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康小敏、廖德素因不能直接提交西部战区总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先后委托数家司法鉴定机构对此进行鉴定。其中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意见为：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且患者康建死亡后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不能确定死亡原因，不能进行鉴定。而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回复意见为：因缺乏尸检报告，不能对委托事项中“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仅能对“成都军区总医院对康建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现康小敏、廖德素不同意仅对西部战区总医院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而西部战区总医院也明确不申请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机构的回复意见，导致本案不能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进行尸检。现本案不能通过司法鉴定对西部战区总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康建的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进行判断，而双方当事人又均不申请对西部战区总医院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只能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双方的责任评判如下：康建死亡后双方就康建死亡原因已经产生争议，西部战区总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从保护医患双方权利的角度出发，应当告知康小敏、廖德素进行尸检的必要性，根据西部战区总医院提供的录音光盘显示，该医院医生就尸检的必要性告知了康建的亲属，虽不是本案的康小敏、廖德素，该告知程序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根据常理，康建的该亲属既然与康小敏、廖德素一同在西部战区总医院处解决此次纠纷，应当会告知康小敏、廖德素医院提出的尸检建议，是否进行尸检的决定权在康小敏、廖德素，西部战区总医院在未征得康小敏、廖德素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对康建进行尸检。康小敏、廖德素没有启动尸检程序，是造成本案不能进行全面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没有对康建进行尸检导致不能进行鉴定，康小敏、廖德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根据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意见，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也是不能进行鉴定的原因之一。对此，西部战区总医院应当对使用了多少剂量的丁卡因承担举证责任，但西部战区总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中没有显示其使用丁卡因的剂量，因此，西部战区总医院对此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回复，虽然没有尸检报告，但能对“成都军区总医院对康建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该项鉴定对本案事实的查明和责任认定有影响，应当进行鉴定，且向康小敏、廖德素进行了释明，但康小敏、廖德素拒绝就此单独进行鉴定，康小敏、廖德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导致本案没有能通过医疗损害鉴定来确定西部战区总医院对康建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和该诊疗行为与康建的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康小敏、廖德素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西部战区总医院也应承担责任，但责任较小，一审法院酌定康小敏、廖德素与西部战区总医院按照7：3比例对责任进行分担。康小敏、廖德素提出西部战区总医院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对此西部战区总医院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康小敏、廖德素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和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康小敏、廖德素主张的相关费用认定如下：1．医疗费：康建在西部战区总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11411.14元，经保险报销后，康小敏、廖德素实际支付3676.8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康小敏、廖德素主张按照每天50元计算6天，合计300元，西部战区总医院对计算方式没有异议，一审法院采纳康小敏、廖德素的主张；3．护理费：康小敏、廖德素主张按每天100元计算6天，合计600元，西部战区总医院认可按每天80元计算6天，一审法院采纳康小敏、廖德素的主张；4．死亡赔偿金：康小敏、廖德素主张491632元（30727元×16年）。西部战区总医院认为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康建已经于2006年农转居，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故采纳康小敏、廖德素的主张；5．丧葬费：康小敏、廖德素主张29335.5元（58671元/年÷12月×6月），西部战区总医院对计算方式没有异议，一审法院采纳康小敏、廖德素的主张；6．精神损害抚慰金：康小敏、廖德素主张1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过错程度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西部战区总医院赔偿康小敏、廖德素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较适宜；7．误工费和交通费：康小敏、廖德素主张因办理康建丧葬事宜，产生10天误工期，按每月6000元计算误工费，为2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交通费2000元。西部战区总医院认为，康小敏、廖德素的上述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康小敏、廖德素为康建办理丧事必然会耽误其正常工作，也会产生交通费用，虽然康小敏、廖德素对此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1500元。综上，康小敏、廖德素因此次医疗损害纠纷产生医疗费3676.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护理费600元、死亡赔偿金491632元、丧葬费29335.5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和交通费1500元，以上合计527044.35元，应由西部战区总医院承担30%，即158113.31元。西部战区总医院另应支付康小敏、廖德素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合计168113.3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西部战区总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康小敏、廖德素168113.31元；驳回康小敏、廖德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93元，减半收取4846.5元，由康小敏、廖德素负担3392.5元，西部战区总医院负担1454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就上诉人的诊疗行为是否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等专业事项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先后委托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其中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意见为：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且患者康建死亡后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不能确定死亡原因，不能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根据现有材料不能完成相关委托事项，中止鉴定。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回复意见为：因缺乏尸检报告，不能对委托事项中“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仅能对“成都军区总医院对康建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数家鉴定机构均无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三个专业事项出具鉴定意见，故导致本案不能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进行尸检，次要原因考虑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至于上诉人提出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启动的鉴定并非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但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形成，均是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的证据，可以作为综合评判案件事实的考量因素，上诉人仅以形成时间为由主张该回复意见不能采用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８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７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尸检应当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务。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由此可知，虽然是否进行尸检的最终决定权在患者家属，但推动尸检进行的主体应是医患双方，即如双方对死因有争议，配合启动尸检是医患双方的责任。医疗机构作为专业机构，具备专业知识、专门人才以及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而患者系遭受不幸的家属，大都是首次经历此类尸检，故于情于理医疗机构在推动尸检进程中的义务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告知有关尸检事项，并对告知内容进行明确解释、说明。具体到本案中，从双方的一致表述可以确定在康建在上诉人的治疗过程中死亡，双方当日就康建死亡原因已经产生争议，上诉人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在明知患者家属对患者的死亡原因持有异议，并有可能产生医疗纠纷的情况下，应从保护医患双方权利的角度出发，向死者的近亲属告知被上诉人进行尸检的必要性及不同意尸检的后果。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主张其尽到告知义务的依据是录音光盘及整理的文字材料，首先就沟通的主体而言，上诉人主张其沟通对象为患者的侄儿，患者的近亲属并未在现场。其次，从沟通的内容来看，文字整理材料显示医方工作人员只是简单的告知“尸检对双方都是好处”，“建议你们还是走这个程序好”，并未有相对具体的必要性阐述及相应的后果表述，告知程序、内容均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根据常理分析，康建的该亲属在此次沟通后应当会告知被上诉人医院提出的尸检建议，但转述效果无法得到保证。尸检程序未能启动，是造成本案不能进行全面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否进行尸检的最终决定权在患者家属，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因上诉人一方未对推动尸检程序尽到合理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次要责任，亦无不当。同时，考虑到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意见，送检材料只说明了丁卡因的使用方法和过程，缺乏使用丁卡因麻醉药的具体剂量，也是不能进行鉴定的原因之一，一审法院酌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按照7：3比例对责任进行分担，与各自责任大小相当。上诉人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西部战区总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63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芳 审判员 邓凌志 审判员 谭默娜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黄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