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红梅，女，198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长辉，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法定代表人：聂国辉，系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俊拔，男，198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医院员工。上诉人朱红梅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红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赔偿朱红梅637213元（1062021.76元*60%）；2.维持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二审法院应按60%责任比例改判。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机构过错分析上，缺乏全面系统阐述与详尽分析，误导了原审法院采取50%责任比例判决，根据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应判决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承担60%以上责任。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粵中一鉴【2018】临鉴字第11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对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过程分析如下：“（1）2016年11月10日术中发现肠管与子宫严重粘连，未及时请胃肠外科会诊共同处理，未适时中转开腹手术以避免肠道损伤；（2）2016年11月10日术中发现粘连严重，手术困难，术后未放置引流管，以致术后未能及时观察病情变化。综上所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朱红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中未请肠外科会诊、未适时中转开腹手术及术后未放置引流管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的不良后果存在同等因果关系，责任参与度为41%-60%。”由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医方过失分析论述不详细，还存在分析不全面、遗漏等因素，误导了原审法院责任判定。事实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存在应承担超出60%以上责任的客观事实，补充分析如下：（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子：“子宫恶性肿瘤”，选择错误的手术方式是造成回肠穿孔的根源。第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知晓六个月前即2016年4月29日在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第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子宫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粘连度高是一个基本医学常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清楚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肠穿孔并发症高达5.8%-19%，并且在答辩状中特别强调有腹部手术史是腹腔粘连高危人群，有盆腔手术史及重度粘连的患者腹腔镜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增高；第三，腹腔镜手术使用超声刀及双极电凝，电能操作可能引起热损伤。但明知道这些不良后果还是建议朱红梅选择腹腔镜手术。此种情况下，应该选择开放性手术为朱红梅诊疗，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穿孔等并发症。手术方案的选择一定根据病情综合考虑，并非手术损伤越小越好，而是越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和有效避没有告知可能发生回肠穿孔等并发症，也没有对此准备相关预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提供的病历第10页即术前病例讨论记录倒数第四行：术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措施及注意事项中没有对可能发生回肠穿孔等肠道穿孔并发症准备相关预案。说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没有尽到一个基本注意义务，没有想到会发生回肠穿孔的并发症，也因此延误诊断达10天之久，当症状发展严重到阴道突然出现无明显诱因的黄色水样便，可见粪渣样物后才考虑诊断：回肠穿孔，急性腹膜炎等，才实施“腹腔内脓肿引流术+肠粘连松解术+回肠造瘘术”。但此时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已经形成。(三）实施的“腹腔内脓肿引流术+肠粘连松解术+回肠造痿术”是失败的手术，不仅没有解决回肠漏的问题，进一步造成新的损害。直至2017年9月20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朱红梅实施“剖腹探查术+腹腔粘连松解术+肠造痿还纳术+小肠-阴道修补术”才基本解决了“回肠-阴道漏”不良后果。二、认可原审关于医疗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的事实分析，但责任比例采取50%过低，应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决60%责任比例。“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是判断医方责任的医学标准，构成责任判定的基础，解决的是法官专业判断的盲区，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在专业判断问题得以解决后，法官根据包括“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在内的全案证据进行的法学分析是判断医方责任的法学标准，是最终标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如果判决仅局限于鉴定意见书所确定的责任范围无异于司法鉴定机构在实际行使审判权，在给法院的判决划定范围，而划定裁判范围的人又是不具备法学判断能力的从事自然科学的医学工作者，必将有失公正，因此，将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协调一致确定责任比例才能体现判决的公正性。朱红梅虽然对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结论存在疑问，但基于经济压力与心理伤痛等诸多因素，对不满意的鉴定结果没有申请再次鉴定，只是希望案件能够尽快判决生效与执行。虽然朱红梅在对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意见中，详细论证了医方责任不限于次要责任，希望原审法院应在60%责任基础之上判决被申请人承担责任，遗憾的是，原审法院没有釆纳朱红梅的合理合法意见，请二审法院以60%责任比例为基础予以变更判决。针对朱红梅的上诉，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辩称，1.朱红梅已经确认深圳市人民医院潘某及杨某芳医师参与了鉴定，而潘某和杨某芳是朱红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接诊医师的同事，潘某和杨某芳与本案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理应回避。2.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一审期间多次向一审法院提出朱红梅在我院治疗期间欠费13829.46元。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对该事实进行审理，也没有予以扣除。3.朱红梅的医疗费损失应扣除医保报销部分，因该部分不属于朱红梅的个人损失。4.朱红梅的医疗费应剔除其因原发疾病治疗的费用,只需赔偿术后发生并发症那一部分医疗费用，而一审法院对此没有进行区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由朱红梅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医疗损害鉴定程序违法，请求法院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我院认为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中一鉴【2018】临鉴字第11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鉴定程序明显违法，该份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我院已于2018年9月8日提交重新鉴定申请至福田法院，请求中级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1.鉴定专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粤高法发【2011】56号第九条：鉴定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1)是当事人或当事人近亲属的；（2)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有利害关系的；（3)参与过本病例的咨询、治疗、会诊或初次鉴定的；(4)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本案中，深圳市人民医院对朱红梅实施过医疗行为，朱红梅至我院就诊时，肠管致密粘连导致手术难度增大，而肠管致密粘连与其七个月前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治疗有不可分割的、显而易见的直接联系，可见朱红梅的损害结果是多个医院的诊疗行为共同作用所致，不排除深圳市人民医院对朱红梅的损害后果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深圳市人民医院系本案适格被告，是本案当事人之一，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直接影响鉴定公正。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在《复函》中称深圳市人民医院不是被告，所以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该鉴定所的这种逻辑思维并不适合做鉴定人，其出具的鉴定报告也不可采信，是否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并不是以其是否为被告作为评判标准的。2.鉴定程序违法。申请鉴定人回避是诉讼双方重要的民事权利。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未在听证前告知诉讼双方申请回避的权利，违背了鉴定人公平、公正原则，鉴定结论缺乏公信力。二、我院的诊疗过程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与朱红梅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1.我院的手术方案选择正确。鉴定意见第7页第5行：会鉴专家讨论分析认为：医方在对朱红梅的诊疗过程中，对手术适应症、手术方式的选择未违反医疗常规及诊疗原则。证明本案的手术方案正确。2.术中处理得当，未违反诊疗规范，术中出血少、无渗液，不需要放置引流管。我院认为手术医师根据术中实际情况做应对措施符合临床诊疗规范，鉴定专家盲目要求会诊和放置引流管已脱离实际，且无任何指南、教科书等依据。鉴定专家作出的结论应明确告知引用或参照的具体指南、教科书等，否则仅能代表个人意见。临床医师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常有，具体到本案，我院医师的诊疗措施是根据术中客观病情，鉴定专家则是脱离实际的凭空臆测，且鉴定专家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个人意见更不应采信。在临床医师意见相左的情况下，鉴定机构更应以诊疗规范作为鉴定依据，而不是个人意见，且应在鉴定意见中载明。对于我方提出的异议，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在《复函》中将鉴定报告原文誊抄一遍即敷衍回复，如此形式化的质证程序没有在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法院不应对此封与鉴定报告一模一样的复函不加审核就直接采信。3.我院的诊疗已达治疗目的，不应承担因朱红梅自身病情严重导致的风险。朱红梅患子宫恶性肿瘤，在外院行子宫肉瘤剔除术后未予重视病情，术后7个月才入住我院行二次手术治疗，使得子宫肉瘤与周围肠管浸润性生长，同时引起肠管致密黏连及肠壁被侵蚀，错过最佳手术时间，二次手术时子宫增大如孕3+月，经我院积极对症治疗后，目前朱红梅已恢复功能，恶性肿瘤术后恢复情况良好，已达到治疗目的。朱红梅应自行承担由其自身原因致病情加重导致的相应风险，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手术是否加重了朱红梅的病情也值得商榷。三、原审法院对各项费用认定错误或已超出了法定的、合理的范围,且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无过错，与朱红梅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改判。如前所述，我院的诊疗行为与朱红梅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且退一步说，即便我院应承担相应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朱红梅所请求的各项费用及数额亦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1.医疗费：（1)朱红梅第一次住院总费用63847.38元，第二次住院总费用2218.99元，共欠医疗费用13829.46元，朱红梅应及时向我院支付拖欠的全部医疗费。（2)朱红梅诉讼请求医疗费中包含医保报销部分，医保报销部分不是朱红梅的损失，不应纳入赔偿项目。且该费用包含朱红梅诊疗原发疾病的费用，应予剔除。2.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伙食补助、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朱红梅治疗原发疾病子宫恶性肿瘤，本应自行承担以上费用的损失，与本案无关，其请求应予驳回。针对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上诉，朱红梅辩称，一、上诉人在程序上所提出的回避情形不符合相关事实与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回避情形，该条规定原文：“鉴定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三）参与过本病例的咨询、治疗、会诊或初次鉴定的。”1.该条款规定应当回避的是“鉴定人员”，是指具体从事本次医疗损害鉴定的专家，并不是提供咨询意见的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即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杨某芳与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潘某。杨某芳与潘某是在场提供咨询意见的临床医学专家，不属于鉴定人员，鉴定人员是指中一司法鉴定所承担本次鉴定工作的工作人员即程某庆与温某溪。2.该条款规定的回避人员是曾参与该诊疗行为的具体医师而不是诊疗医院，避免因医师参与诊疗产生偏见，进而影响鉴定结论的公正性，朱红梅曾就医于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杨某芳与潘某二位医师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并没有应邀在龙华分院参与过任何有关本病例的咨询、治疗、会诊。3.回肠穿孔、阴道漏等不良损害结果均是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为朱红梅实施“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双侧附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造成的，与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此前的医疗行为没有事实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患者没有查找到该院在诊疗上的相关过错，因而起诉时没有将该院列入被告。二、鉴定书实体上分析符合事实与相关规定，不存在重新鉴定的事实理由。三、一审法院对医疗费等各项目范围的判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尤其医疗费在诊疗之初就同已产生的错误诊疗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鉴定机构也从没有对医疗费进行任何区分，鉴于一审法院判决比例过低，敬请二审法院按60%比例判决。朱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赔偿原告款项2616738.06元（包括残疾赔偿金10587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15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医疗费335846.06元、交通费10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元、护理费33103元、误工费33103元、营养费27000元）；2.支付案件受理费、司法鉴定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6年4月29日因子宫肌瘤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行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原告于2016年11月8日因“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后6+月，再发5+月”前往被告处住院治疗，于12月17日出院，共住院39天，入院诊断为：子宫恶性肿瘤，出院诊断为：子宫体恶性肿瘤、回肠穿孔、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盆腔粘连；出院医嘱为：全休三个月；建议化疗，门诊严密随访，定期门诊复查，不适随诊；六个月后返胃肠外科行造口还纳术；适当活动、锻炼；营养饮食。原告于2016年12月27日因“腹胀、腹痛2天”再次前往被告处住院治疗，于12月31日出院，住院4天，入院诊断为：腹痛查因、肠梗阻。原告于2017年9月18日因“直肠阴道瘘和回肠穿孔行回肠双腔造瘘术后10月余”前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于9月29日出院，住院11天，出院诊断为：小肠双腔造瘘术后、回肠穿孔、回肠阴道瘘、子宫切除术后状态、双侧卵巢切除术后状态。原告于2017年10月1日因“腹胀腹痛伴肛门停止排气排便1天”前往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10月6日出院，住院5天，出院诊断为：急性肠梗阻、末端回肠造瘘还纳术后、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出院医嘱为：注意饮食及休息、出院后外院继续治疗，不适随诊。原告在被告处两次住院期间分别发生医疗费63847.38元、2218.99元，门诊费用22元；原告在深圳市人民医院诊治期间共发生住院费用5299.17元、门诊费用1635.3元；原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治期间共发生住院费用50150.13元、门诊费用4074元。原告自行购买造口袋防漏贴环等用品共发生费用4655.7元。双方对诊疗经过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被告存在诊疗不及时，诊疗方案错误等过错。原、被告双方在本院的主持下于2018年5月10日共同选定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参与度比例以及原告伤残等级进行检验鉴定。该所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粤中一鉴[2018]临鉴字第11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1.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朱红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中未请胃肠外科会诊、未适时中转开腹手术及术后未放置引流管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不良后果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度为41%-60%；2.被鉴定人朱红梅小肠部分切除术后伤残程度为七级伤残；其阴道瘘修补术后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6100元。原告对该鉴定意见认为关联性阐述不全面。原告认为，1.被告入院诊断原告为子宫恶性肿瘤，选择错误的手术方式是造成回肠穿孔的根源；2.被告违反会诊规定，没有邀请胃肠外科会诊，没有及时转为开腹手术以避免肠道损伤。没有告知可能发生回肠穿孔等并发症，也没有对此准备相关预案；3.被告实施的“腹腔内脓肿引流术+肠粘连松解术+回肠造瘘术”是失败的手术，不仅没有解决回肠漏的问题，进一步造成新的损害。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并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被告认为，1.本案鉴定程序违法，该鉴定意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参与鉴定的会诊专家均系深圳市人民医院医师，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2.被告的诊疗过程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双方提出的异议，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回复称，对于患方提出的异议，该鉴定意见书已对本案关联性有详细阐述，符合鉴定依据与结论的相关性要求。对于医方提出的异议，深圳市人民医院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本所聘请深圳市人民医院专家为会鉴专家不属于必须回避人员，未违反相关规定；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中未请胃肠外科会诊、未适时中转开腹手术及术后未放置引流管的过错，鉴于患者系再次手术，术前医方已有相关告知，医方的过错与患者不良后果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度为41%-60%。原告持有深圳市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16年9月26日。原告于2014年6月1日与深圳市XX商贸有限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在该公司担任销售部区域经理一职，每月工资约为8000元。原告的儿子钟某翔，2012年1月10日出生，女儿钟某仪，2013年1月26日出生，由原告及其配偶钟某伶共同抚养，均就读于深圳市龙华区XXXX幼儿园。原告的父亲朱某材，1944年12月6日出生，母亲刘某女，1954年8月1日出生，由原告及朱某情两名子女共同抚养。以上事实有，病案、医疗票据、户口本、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该根据医疗机构的过错大小、医疗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以及损害后果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根据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的医疗过错在造成原告受伤的因果关系中参与度的比例为41%-60%，被告认为鉴定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被告的诊疗过程并无过错，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深圳市人民医院对于原告进行过诊治，但并无证据证明参加鉴定评估的专家对原告进行过诊疗，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鉴定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一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案情，认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损失的认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1.关于医疗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均有相应票据及用药清单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关于后续治疗费。原告主张后续治疗费20万元，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导致原告受伤，原告因身体受伤而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依据本案案情及实际情况，酌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1000元；4.关于残疾赔偿金（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故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包括两部分。本案中，经原告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评定原告构成一个七级、一个十级伤残，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原告持有深圳市居住证，显示原告至事故发生之时，已经在深圳市工作居住满一年以上，故原告请求按照深圳市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按照深圳市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52938元/年，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为434091.6元（52938元/年×20年×41%）。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明》、户口本等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原告的母亲刘某女、父亲朱某材，由原告与其兄二人共同承担抚养责任，原告的女儿钟某仪、儿子钟某翔，由原告和其配偶钟某伶共同抚养。根据深圳市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8320元/年，原告母亲刘某女，事故发生之时为62岁，原告父亲朱某材，事故发生之时为72岁，其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为204245.6元【38320元/年×（18年+8年）×41%÷2】，原告的女儿钟某仪，事故发生之时为4岁，原告的儿子钟某翔，事故发生之时为5岁，其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为212101.2元【38320元/年×（14年+13年）×41%÷2】。因此，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416346.8元（204245.6元+212101.2元）；5.关于伙食补助费。原告分别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两次共计43天（39天+4天）、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11天、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5天，共计59天。参照深圳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人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5900元（100元/天×59天）；6.关于营养费。原告受伤后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必然要加强营养，结合原告实际伤情及医嘱，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1000元；7.关于误工费。原告于2014年6月入职深圳市XX商贸有限公司，担任销售部区域经理一职，原告称其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并提交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的工资签收表，显示上述期间，原告平均工资约为8000余元，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之后，工资收入实际减少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8.关于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必然需要进行陪护，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以及因护理原告造成实际收入减少的情况，根据2018年度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标准66426元/年，计算原告的护理费用为10737元（66426元/年÷365天×59天）；9.关于交通费。原告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后前往医院就诊，必然需要支出交通费，原告提交了部分交通费发票为证，结合原告伤情和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10.关于鉴定费。原告因本案纠纷先行垫付鉴定费16100元，有相应鉴定意见及票据予以佐证。以上费用共计1062021.76元（135846.06元+41000元+434091.6元+416346.8元+5900元+1000元+10737元+1000元+16100元），故被告应赔偿原告531010.88元（1062021.76×50％）。原告请求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红梅531010.88元；二、驳回原告朱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83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846元，被告负担3337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称深圳市人民医院潘某、杨某芳医师、深圳市人民医院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属于应当回避情形，并质疑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公正性。该鉴定意见书记载鉴定过程中医、患双方代表、潘某、杨某芳等均在场，潘某、杨某芳是会鉴专家，并非司法鉴定人。朱红梅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医前6个月曾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行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二审中，朱红梅确认其尚欠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费13829.46元，并且双方对朱红梅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支出的医疗费用中的医保记账部分分别为51760.11元、36668.78元、4520.07元的事实表示认可。同时，双方均明确原审认定的医疗费数额中不包含朱红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诊疗支出的费用。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共同选定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随后该鉴定机构出具复函答复双方提出的异议。该鉴定结论由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书对医疗损害鉴定、伤残程度评定的依据和原因进行了说明和论证，逻辑清晰，说理充分，程序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朱红梅二审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对鉴定结论仍有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亦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或反证推翻，其该项主张没有依据，原审判决采信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并结合实际情况和伤情酌定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处理并无不当，朱红梅主张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承担60%责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辩称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提出异议的医疗费，本院认为，对于医保报销的医疗费和拖欠的医疗费，朱红梅并未实际支出，故不属于其实际损失范围，应当剔除该部分医疗费。朱红梅诉请的医疗费损失中不包含其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支出的医疗费，原审也未将该部分费用计入本案损失，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求扣减该部分费用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提出应扣减朱红梅因治疗原发疾病所支出的2016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13日期间的医疗费的问题，由于在此期间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针对朱红梅疾病进行的治疗系整体行为，没有相应的鉴定意见区分认定治疗原发疾病的医疗费和因诊疗过错行为产生的医疗费，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期间费用不是朱红梅因本案纠纷造成的损失，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经核算，朱红梅的实际医疗费损失为29067.64元（135846.06元-13829.46元-51760.11元-36668.78元-4520.07元），朱红梅的各项损失共计955243.04元，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赔偿朱红梅477621.52元（955243.04元×50%）。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上诉人朱红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7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7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朱红梅477621.52元；三、驳回上诉人朱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83元(已由朱红梅预交)，由上诉人朱红梅负担3388元，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负担7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86元，由上诉人朱红梅负担3388元（上诉人朱红梅预交1031元），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负担798元（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预交3155元），上诉人朱红梅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上诉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3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怡欣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