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10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柴某，男，汉族，1969年4月25日生，住闻喜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某1，女，汉族，1969年9月27日生，住闻喜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柴某滨，男，汉族，1971年3月2日生，住闻喜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某2，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某，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闻喜县鑫恒通汽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某，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柴某、张某1、柴某滨因与被申请人闻喜县鑫恒通汽运有限公司（鑫恒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终1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柴某、张某1、柴某滨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一二审法院依据鑫恒通公司提供的虚假证据资料所作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事实认定错误。鑫恒通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先后提供了2013年5月8号的《闻喜县鑫恒通汽运有限公司分期付款购车合同》一份、署名的12.4645万元和18.2万元借据各一张、落款为2016年1月9日的《闻喜县鑫恒通汽运有限公司分期付款购车合同》一份及车辆购车发票、登记证书等证据资料，意图佐证其诉称的再审申请人在鑫恒通公司处购车后未能依约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事实上，柴某在2013年4月份确有意在鑫恒通公司处分期购买大车经营，但鑫恒通公司老板叶某却带着柴某到运城市大杨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杨公司”）以分期付款、大杨公司保留车辆所有权方式购得一辆价值26万元的解放牌汽车，柴某将所带的5万元现金交给叶某，由叶某具体办理了全部购车手续，购车合同、票据等也由叶某持有保存。车辆购买后，叶某提出她们连同首付款、3万多元的风险金、办理上户手续等一共给柴某垫了124645万元，在大杨公司的贷款是182万，要求柴某不仅给其签署了124645万元和18.2万元的借据各一张，还签订了一份与大杨公司交易模式一样的分期付款、保留汽车所有权的购车合同，叶某给出的理由是她们垫的有钱、汽车分期贷款也通过她们还就可以。但该份购车合同事实上并没有产生汽车买卖交易，涉案车辆登记证书中所有权人自2013年5月至2015年底也一直是大杨公司。此后，再审申请人几乎每个月都按照叶某的要求交纳款项，鑫恒通公司也给开出各种收据，有保险费的，有利息的，有还贷款的。然而，2015年底，在再审申请人归还贷款仅余3万余元且在大杨公司交存有3万余元保证金的情况下，叶某突然通知再审申请人说大杨公司快倒闭了，其已经把剩佘贷款结清，车要过户到鑫恒通公司名下，让再审申请人以后直接给其还钱，并于2016年1月以替再审申请人还了5万多的贷款，3万多的风险押金也被扣没了，连同之前鑫恒通公司垫付的钱和利息，再审申请人共计还欠28.5万为由，要求重新签订一份总价为28.5万元的分期付款、保留所有权的购车合同，再审申请人在合同、票据等均在鑫恒通公司处保管，其根本无法核算准确金额且加之对叶某等人的惧怕、车辆已被过户到鑫恒通公司名下的情形下，被迫签订了该合同。显而易见，本次合同虽然名为购车合同，但仍然没有发生真实的车辆买卖交易，实质上是叶某把她们计算的所谓的再审申请人“欠款”以购车款名义写到了合同里，同时把再审申请人快还完分期款的车辆过户到了鑫恒通公司名下做了“抵押”。一二审法院仅以合同文本所载内容作为依据，完全无视再审申请人陈述及车辆登记证书所反映的所有权登记事实、购车发票所反映的一辆价值26万元的新车在三年后再次出售竟然价款涨至285万的不合理现象、呈供借据与分期购车合同所列金额完全一致等多种违背常理情形，在明知鑫恒通公司所主张的交易事实不存在、相关证据虚假的情况下，依据该等证据错误地作出了事实认定。2鑫恒通公司的违约主张既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假设双方合同真实有效，那么认定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责任、违约方是谁，也应当以双方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及法定的认定规则为依据作出认定。本案中鑫恒通公司提供的2016年1月份的购车合同是其公司印制的格式合同，在合同第二条付款方式条款中，涉及到的金额、时间等内容均是以填空形式选填。该合同中只填写了总金额在24个月内还款、月利率为1.5%，但每月还款额的填空处却未填写，这足以说明双方在合同签订时并未对每月还款额进行约定，那么再审申请人只要在24个月内将款全部还清就不构成违约。事实上，柴某也是这么做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其不定时间、不定金额地陆陆续续向鑫恒通公司总计支付了112525元，鑫恒通公司全部接受并给再审申请人或以本金、或以利息、或以保险款等名义出具了收据，且从未对该还款形式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2017年2月15日，鑫恒通公司突然以柴某未按期还款为由将涉案车辆强行取回，意图单方无故终止合同的履行。但在鑫恒通公司扣车前两个月即2016年12月、2017年1月，再审申请人还在正常还款，鑫恒通公司也无任何异议。如前所述，该合同作为鑫恒通公司印制的格式合同，在因对车款支付的笔数、每笔具体金额、时间等还款细节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依法应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者的认定。且长达一年的合同履行方式也足以说明，对于柴某在24个月内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随机不定期还款这一方式双方事实上无任何异议产生，这一付款情形与再审申请人对于还款方式的陈述也完全一致。在再审申请人柴某正常履约的情况下，鑫恒通公司无故将涉案车辆强行取回，其行为不仅严重违约，更是一种侵权行为。而在鑫恒通公司扣车时再审申请人已经累计支付现金约30万元的前提下，二审法院却完全无视案件事实经过以及双方合同约定的情况，不仅违法作出24个月还请即为每月都要还款这一有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认定意见，更是创造性的作出鑫恒通公司扣车前，再审申请人虽然按月还款，但之前有过未按月还款情形所以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错误认定，进而判决再审申请人在车辆被抵扣13万元的基础上，还须另行再支付11万多。该判决严重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3.一二审认定涉案合同已协议解除且再审申请人在车辆被扣抵后仍需继续还款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相饽。2017年2月，在鑫恒通公司强行将涉案车辆扣回后，双方当事人曾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了一个附条件解除的协议，即由再审申请人退回车辆，双方终止涉案合同的履行，再由再审申请人从鑫恒通公司处以13万的价格重新购买一辆车（×××）的处理意见。为此，再审申请人按照双方协商的上述意见，向鑫恒通公司交付了×××的车辆保险费1万元并协助完成了该车辆年检。但鑫恒通公司再次违反约定，将再审申请人已经交付了保险费的×××车辆出售给他人，致使该所附解除条件不能成就，因此，双方之前签订的涉案合同仍未解除。但因鑫恒通公司屡屡违约，先是无故扣车，后又对新车的买卖再次反悔，其行为直接导致以跑运输为生的再审申请人无法营运车辆，无以为生。故再审申请人也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在两审诉讼过程中，鑫恒通公司也认可了上述事实的存在。但二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购买新车是又一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其认定的双方已经解除的涉案合同再次进行处理，要求再审申请人继续偿还车款，上述认定明显自相矛盾，不仅违背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严重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如上所述，假设鑫恒通公司所主张欠款真实存在并合法有效，再审申请人确实应当归还鑫恒通公司所主张的欠款金额的话，本案再审申请人与鑫恒通公司签订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也只能属于名为购车、实为“借贷”性质。但一二审法院却既不对欠款是否真实合理形成进行审查，也无视鑫恒通公司在再审申请人正常还款情形下，几次以威胁恐吓方式，暴力扣车，本次诉讼前扣车后则不再交还，直接导致再审申请人无法运营车辆，造成极大经济损失的基本事实，反而在鑫恒通公司颠倒黑白将再审申请人起诉到法院后，对于再审申请人只能基于鑫恒通公司的违法侵权行为导致车辆经营不能而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相应赔偿以减少损失的合法诉请置之不理，适用所谓的合同解除后责任承担相关条款，判决已经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再审申请人再承担偿还责任，属适用法律规则错误。综上，鑫恒通公司的种种行为均表明，其存在假借分期购车、民间借贷等方式，以虚增债务、肆意认定违约并威胁恐吓、暴力扣车等为手段，甚至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企图利用司法程序谋取不法利益的情形，其行为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并已触犯刑法，且该公司此类型案件数量较多、涉案金额巨大，被害人众多，性质极为恶劣，再审申请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一二审判决所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明显违法。再审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鑫恒通公司诉讼请求，支持再审申请人反诉请求，并将本案中鑫恒通公司虚假诉讼等违法行为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査，以打击犯罪，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为再审申请人是否存在违约的事实。柴某、张某1、柴某滨以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为鑫恒通公司印制的格式合同，在对车款支付的笔数、每笔具体金额、时间等还款细节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依法应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者的认定，且长达一年的合同履行方式也足以说明，对于柴某在24个月内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随机不定期还款这一方式，双方事实上无任何异议产生等为由，坚持主张其没有违约。鑫恒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同，提出如下反对意见：双方签订分期付款购车协议，柴某共欠鑫恒通公司购车款285000元，柴某滨作为担保人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在合同上签字，张某1作为柴某的配偶，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签字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柴某陆续按月归还购车款、利息以及各种费用，截止2017年1月6日，仍欠购车款本金244876元。之后柴某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归还欠款以及利息；鑫恒通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九条第二款的约定，于2017年2月15日将上述车辆强行收回，并多次要求柴某归还全部欠款，柴某、张某1、柴某滨总是拒绝归还。双方于2016年元月9日签订的《闻喜县鑫恒通汽运有限公司分期付款购车合同》第二条约定：“┉┉从本合同签订次月起分24个月付清，利息从购车之日起计算，月利率为1.5%，息随本金逐月递减按月支付。”柴某、张某1、柴某滨三人再审申请时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本院提交《根据鑫恒通出具的收据票据整理的还款情况明细》，该明细中未列有2016年3月、5月、11月还款记录。基于以上情形，本院对柴某、张某1、柴某滨的主张，难以支持。一二审法院基于上述约定，认定柴某、张某1、柴某滨在24个月之内每个月均应向鑫恒通公司归还车款，双方仅是对每月归还车款数额未予以约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合同解除后，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后续事宜或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双方购车合同约定，作出相应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柴某、张某1、柴某滨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柴某、张某1、柴某滨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志祥   审判员 杨 超   审判员 郭丽娟     二○一九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孟丽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