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150号原告：邓晓丽，女，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宇，北京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晶，北京美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南环路**。负责人：贺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博，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松坡，男，196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邓晓丽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昌平支行）、赵松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晓丽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宇、孙晶，中行昌平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博到庭参加诉讼。赵松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晓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不得执行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1号楼旺座中心×号房屋（原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南街2号旺座×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事实与理由为，中行昌平支行与赵松坡、北京天亚物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亚公司）担保借款合同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06年8月21日作出（2006）京仲裁字第0794号裁决书，裁决赵松坡及天亚公司向中行昌平支行偿还贷款本金3604375元、利息49394.35元、罚息1496.06元、律师费947.37元、仲裁费42784.22元以及自2006年5月27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该案执行期间邓晓丽对执行标的×号房屋提出书面异议。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京04执异240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邓晓丽的异议。邓晓丽于2019年1月2日收到该裁定书。邓晓丽认为，×号房屋的买受人及所有权人并非赵松坡，法院对×号房屋采取执行措施，侵害了邓晓丽的承租权，具体理由如下：一、邓晓丽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承租权及优先购买权。邓晓丽于2016年8月19日与案外人王心安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由邓晓丽向王心安承租×号房屋。租赁协议签署后，王心安向邓晓丽交付了房屋，邓晓丽承租至2026年8月。法院将该房屋作为被执行人赵松坡的财产，而非王心安的财产，严重侵犯了邓晓丽的合法承租权和优先购买权，并将导致装修投入等大量损失。二、现有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赵松坡并非×号房屋的买受人或所有权人。王心安最近向邓晓丽介绍了×号房屋涉诉情况，并提供了相关的诉讼、仲裁文件。根据王心安提交的诉讼文件显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朝民初字第0588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天亚公司与赵松坡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无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据此判令赵松坡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天亚公司办理×号房屋撤销商品房预售登记手续。赵松坡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4月2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三中民终字第013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赵松坡上诉，维持原判。现上述判决已经生效，据此可以认定，赵松坡并非×号房屋的买受人或所有权人。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认定王心安为×号房屋的买受人，其有权向邓晓丽出租×号房屋。根据王心安提供的仲裁文件显示，2014年9月29日，就王心安与天亚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8号裁决书，认定王心安与天亚公司于2004年11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裁决天亚公司自裁决作出之日起30日内协助王心安办理×号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现上述裁决已经生效，据此可以认定王心安系×号房屋的买受人和所有人，其有权向邓晓丽出租×号房屋。综上，天亚公司与赵松坡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号房屋不是赵松坡的财产；天亚公司已经将×号房屋出售给王心安，该合同系生效裁决书认定的有效合同；王心安有权将×房屋租赁给邓晓丽。法院对×号房屋采取执行措施，侵害了邓晓丽的承租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1条、第227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4条、第305条的规定，邓晓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行昌平支行辩称，一、邓晓丽提交的其与王心安之间的租赁合同签订于法院对×号房屋查封之后，租赁权不受法律保护，邓晓丽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涉案房产在2006年就被查封，但是邓晓丽提交的租赁合同签订于2016年，明显晚于法院查封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规定第26条，对于已经被法院采取查封措施的房产再进行处置的话，是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的。王心安在法院查封后擅自出租房产，违反了该规定。邓晓丽在承租房产的时候应当知道房屋查封状况的，因为查封是对外公示的，但邓晓丽仍然签订租赁合同，因此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故邓晓丽主张的租赁权不受法律保护，也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20条，租赁房屋在法院查封之后才产生租赁的，要求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号房屋在2019年2月4日已经拍卖成交，邓晓丽购了该房产，不存在侵犯邓晓丽的承租权和优先购买权。二、邓晓丽系以赵松坡非案涉房产的买受人或者所有权人、王心安是买受人或者所有权人为由提出的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在本案相关执行程序中王心安以相同理由提出了执行异议，法院驳回后又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已经驳回了王心安的诉讼请求，并恢复了执行。2.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是在2006年8月21日出具的，而邓晓丽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是王心安是×号房屋买受人，所谓的买卖合同据王心安所述是在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生效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7条第3款，被执行人以执行依据生效之前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当是通过其他的申诉或者其他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因此邓晓丽的诉请是应当予以驳回的。3.王心安也并不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本案应该是以王心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生效法律文书来进行认定。根据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号房屋并未登记在王心安名下，因此其不具有所有权。4.王心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生效裁判也明确驳回了王心安要求确认其是房屋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认定王心安并非房产的所有权人。5.案涉房产早在2006年就被查封了。邓晓丽诉状所提及的相关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均发生在×号房屋被查封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9条和执行异议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判决或者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6.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在中行昌平支行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天亚公司和王心安故意隐瞒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以简单互认的方式误导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天亚公司和王心安向仲裁机构陈述的事实明显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客观事实不符，而且该裁决也被法院终结执行了。在王心安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以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法院相关生效判决当中，已经认定了王心安和天亚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法院查明天亚公司的公章是2005年4月11日才刻制的，但是这个合同的签署日期是2004年11月20日，也就是说在签署合同的时候还没有公章，明显是虚假合同。同时，生效裁判文书对王心安提供的关于房款的收据以及相关材料也进行了认定，不能得出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的结论。即便如王心安所述，2010年付房款时×号房屋已经被采取了查封措施，查封之后的付款行为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7.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也未确认王心安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即便该裁决是有效的，王心安享有的也仅是依据合同产生的债权，不产生物权效力，不得对抗人民法院的在先查封。8.王心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两审和再审均被驳回后，王心安已经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这份裁决属于新情况为由，再次提出执行异议，相应申请和复议均被法院驳回。在此情况下，邓晓丽的重复诉讼也应当是依法被驳回的。三、本案所涉的房产无论目前是登记在赵松坡名下属于赵松坡所有，还是撤销预告登记返归天亚公司所有，赵松坡和天亚公司均是这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号房屋无论是作为赵松坡的财产还是天亚公司的财产，都是该案被执行人的名下财产，人民法院依法对×号房屋采取查封、拍卖措施，合法有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50、58条以及北京市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在预购登记没有撤销之前案涉房产仍然是在赵松坡名下查封房产，只能是以登记为准，所以法院依法对这个该房屋进行查封和处置并无不当。综上，中行昌平支行认为，邓晓丽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赵松坡未提交答辩意见。邓晓丽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本院（2018）京04执异240号执行裁定书，北京仲裁委员会（2006）京仲裁字第0794号裁决书、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1）京铁中执字第8-5号执行裁定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0588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3）三中民终字第01315号民事判决书，天亚公司与王心安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8号裁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执字第00113号执行裁定书，邓晓丽与王心安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应租金收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324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再终字第3441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中行昌平支行提交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0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2）京铁中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执复42号执行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执62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等证据。赵松坡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8月2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06）京仲裁字第0794号裁决书，裁决赵松坡偿还中行昌平支行贷款本金3604375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等费用，天亚公司对赵松坡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期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中行昌平支行的申请作出（2006）朝执字第1229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号房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高执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指定该案由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号房屋继续查封，直至2019年2月4日被本院通过网络拍卖平台予以拍卖，该房屋最终由邓晓丽拍得。另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期间，案外人王心安曾以其系×号房屋实际买受人和所有权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经审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驳回了王心安的异议，此后王心安以相同理由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2）京铁中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王心安的诉讼请求。王心安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高民终字第1202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心安的上诉维持原判。后王心安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4）民申字第1324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再审期间，王心安撤回再审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高民再终字第3441号民事裁定，准许王心安撤回其再审申请，终结再审程序，并恢复对（2013）高民终字第1202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再查，邓晓丽提交其与王心安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显示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9日。本院系依托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成立，并保留了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名称和规格。本院成立后，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的案件由本院继续执行。2018年12月，邓晓丽以其系×号房屋承租人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号房屋的查封。本院作出（2018）京04执异240号执行裁定，驳回了邓晓丽的异议请求。此后邓晓丽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邓晓丽提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邓晓丽主要理由为涉案×号房屋系其从王心安处承租取得使用权。但是，本院注意到，一方面王心安此前已经针对×号房屋提出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经一审、二审均败诉，此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王心安撤回其再审申请，该案生效（2013）高民终字第1202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没有被其他裁判所否定，至今具有既判力。至于邓晓丽提交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法律文书，均并非直接指向关于王心安的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对抗（2013）高民终字第1202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因此，在王心安的权利主张已经被生效判决所否认的情况下，邓晓丽基于王心安对×号房屋享有权利为前提而提出的所有权利主张均不可能具有合法基础，且承租人的权利亦不足以对抗执行。另一方面，涉案×号房屋在2019年2月4日已经被拍卖，针对该房屋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基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目的，本案审查范围必须围绕是否解除对×号房屋的执行措施展开，而不能脱离该事项。因此，在×号房屋已经完成对外拍卖、针对该房屋的执行措施已经实施终结的情况下，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邓晓丽在本案中提出的不得执行×号房屋的诉讼请求已经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应驳回邓晓丽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晓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邓晓丽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人民陪审员  刁全贵人民陪审员  贾淑华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法官 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