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2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海雄，男，1959年3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明，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海燕，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来，男，1954年4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云，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润裕苑****。法定代表人：朱海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范喜，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海雄与被上诉人李春来及原审被告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8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海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偏离案件审查重点和焦点，将重点放在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审查上，由此认定上诉人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权的依据错误。被上诉人诉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另案诉讼期间及诉讼前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虚构各种不实言论，向另案一审法院（盐田区法院）提交虚假《情况说明》材料等形式，对被上诉人进行造谣、诽谤、诬陷，多次污蔑被上诉人，并在法庭上当庭散布不实言论等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一审判决应将本案的焦点放在1、上诉人有无造谣、诽谤、诬陷，多次污蔑等侵权行为；2、被上诉人名誉权是否受到损害；3、上诉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上。而一审法院在审查事实部分，既未对上诉人有无被上诉人所称的“造谣、诽谤、诬陷，多次污蔑”等行为进行审查，也未对上诉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审查，而是将本案的重点放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另案(合同纠纷）需审查的事实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另案中提供的书证《情况说明》和证明的事实正在深圳市中院二审审理之中，该书证是否采纳应由二审法院决定，被上诉人不能以该书证作为本案的侵权证据，另案的一审判决认定的内容也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侵权的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权的依据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诉讼程序应收到该份《情况说明》且于该案审理中听到被告（上诉人）朱海雄就该书证发表意见”，由此认定损害被上诉人的个人名誉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另案盐田区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8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第三人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在另案中，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委托了两位代理人进行诉讼，其中一位为公司员工杨剑，另一位为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但两位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证明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对此案件丝毫不关心，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不仅其公司员工未到庭，连另一位代理律师都未到庭参加庭审，说明这个案件代理律师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认为该案无关紧要，对其根本不受影响。并且，另案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繁多，《情况说明》只是另案中的一份微不足道的证据，不论上诉人用语是否准确，都不构成另案的关键证据，对另案的审理结果不构成决定性影响。即便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收到过《情况说明》也不足以引起其重视，根本就不可能对被上诉人的个人评价造成降低的影响。因此，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根据诉讼程序其（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应收到该份《情况说明》且于该案审理中听到被告朱海雄就该书证发表意见”显属错误。三、被上诉人不存在名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上诉人也未实施侵害其名誉权的行为。上诉人在另案诉讼期间从尊重事实的角度来讲述案件有关的情况，使用的是中性词汇，并非贬损语言，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即便个别地方用词不当，也只是上诉人掺杂了个人情感倾向而作出的案件陈述；即便该倾向中带有对被上诉人的质疑或推测，也不构成对被上诉人的侵权。被上诉人年逾六十，已退休，早已不再担任社会职务，上诉人在另案中陈述的情况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实，是上诉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被上诉人并不是公众人物，且上诉人无论在另案诉讼期间还是在诉讼前后，从未在公共场所公开传播十几年前的事实，并未造成第三人对其道德品质、声望等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四、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另案中陈述事实情况、提交《情况说明》作为证据都是正当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主观上并无贬损被上诉人的故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上诉人不存在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权的行为，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上诉人朱海雄补充上诉意见：上诉人朱海雄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与李春来有关的任何言论，盐田区人民法院庭审全过程，除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参加外，并没有其他人员参加旁听，并且案件第三人太平洋公司及其代理人均未到庭，盐田区人民法院缺席审理了该案。此外，法庭是一个相对封闭隐私的环境，并不是社会公开场合，法庭上当事人发表的言论是否真实，应该由法院决定是否采纳，即便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言论略有不当或失实，也不足以构成对对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害。李春来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为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应予以维持。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通过大量证据举证证实了上诉人的种种侵权行为以及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与被上诉人名誉受损后果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上诉人在本案上诉状中所列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偏离审查重点基本事实的情形。2、上诉人认为另案中提供的书证《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本案的侵权证据，完全就是逃避事实和责任。3、上诉人在上诉理由否认侵权主观故意的理由不能成立。4、上诉人在本案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存在诸多虚假陈述、混淆视听的情况。三、本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名誉侵权主观故意与客观方面均非常明显，其中上诉人实施侵权行为客观方面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实施一系列“贬损”行为，并直接给被上诉人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失。综上所述，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述称：一、我方认可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也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朱海雄没有侵害李春来名誉权的行为，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李春来在盐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合同纠纷一案中，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反诉、答辩、举证责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履行诉讼权利的义务，没有违法行为，朱海雄和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都是依法履责，没有违法行为，所以李春来要求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朱海雄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对于李春来在一审民事起诉状陈述列举的几项侵犯名誉权的事实，我方认为：1、朱海雄在情况说明中表示李春来答应提拔朱海雄的小舅子为车队长，并非不可能。（1）李春来与朱海雄是朋友关系，有长期生意上的往来。（2）李春来在担任宝安发展集团总经理期间，朱向阳在该公司担任司机职务，是该公司的员工，即便李春来调离该公司，但仍在中国宝安集团公司系统内，况且朱海雄所陈述的是李春来与朱海雄订立合作协议书的全部过程，期间1999年10月21日、22日订立协议书时，李春来的身份确实是宝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3）李春来作为宝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其有提拔车队长权利，有权利和义务陈述相关事实，不构成对被上诉人的名誉权侵害。2、对于原审列举的第二项事实，即宝安沙井三工厂的处理，朱海雄的《情况说明》与事实是基本吻合的，即1999年10月，宝安集团已有处置该厂房的计划，李春来作为宝安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提前获得内部消息的途径，因此李春来与朱海雄商议购买沙井三工厂厂房，符合逻辑，事实上在2001年至2002年度，宝安集团已对沙井三工厂厂房进行变卖，第4栋第5栋卖给了李春来的儿子，所以朱海雄的陈述并不是虚假的。3、对于原审列举的第3项事实，李春来作为转让方的负责人，其有议价能力，从李春来与朱海雄在未经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意达成的协议可知，李春来有获得该公司部分权益，朱海雄称其没有支付购房款项，所有款项××××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李春来作为处置该厂房的负责人，又意图从中获得利益，其通过李春来的工作来作出决定并优惠，以优惠的价款获得该厂房，是符合逻辑的。宝安集团的厂房位于3层，明显低于龙岗厂房。4、关于李春来的投资，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春来向朱海雄支付过宝安集团持有的厂房购房款，即使尚未生效的盐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没有直接认定李春来向朱海雄支付了购房款，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认为盐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8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已提起上诉，朱海雄在情况说明中称李春来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并非捏造，而是有事实依据。5、朱海雄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陈述，其在特定场所下作出，履行民事诉讼法的法定程序，盐田区人民法院也没有将该情况说明在判决书中公开，诉讼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争议的语言来陈述与司法程序处理的事实及其结果有特定联系时，即使该陈述对他人的名誉产生的影响，也不应当认定为侵权，况且朱海雄的《情况说明》盐田区人民法院并未采纳，其行为不足以降低李春来的社会评价，因此朱海雄包括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行为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李春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2、被告一、被告二以书面形式向原告申明赔礼道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原告保留追究被告包括但不限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责任；3、两被告连带承担赔偿原告各项名誉损失暂计30万元；4、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曾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00年5月29日，原告被该公司任命为深圳龙岗区储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4月1日，该公司与原告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约定原告自2005年4月开始于该公司离岗退养至符合法定退休年龄。1999年10月22日，原告与被告朱海雄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沙头角太平洋工业小区1号厂房三层7—12号区，买后以出租为经营方式；共同出资200万元，双方各出50%即100万元；厂房以深圳市海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并经营，双方共同承担厂房购入后的费用及经营风险。该协议中关于购买前述厂房的合同载明“购买合同另见深圳市海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2005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朱海雄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沙头角太平洋工业小区1号厂房三层7-12区和四层4-6区一级六层1-3区合计12个区号；购买后以出租方式经营；原告、被告朱海雄各出资221.5万元，出资均为实到账资金；厂房以被告株海公司的名义购买并经营；厂房出租所得租金扣除应缴出租费和发票税，以及双方共同认为应承担的费用后，各按50%收取月租；双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该协议中关于被告株海公司（前身为深圳市海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载明购买前述厂房的合同载明“购买合同另见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后双方因前两份协议履行发生纠纷，原告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起诉两被告，并列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朱瑞朋为第三人，盐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受理该案，案号为（2016）粤0308民初1414号。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朱海雄主张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购买案涉厂房，并于2017年3月7日作出《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主要系其与原告相识、结交的经过以及该案所涉两份协议的成立与履行情况。被告朱海雄于该说明中陈述，原告利用任职宝安集团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主动向其提供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相关厂房的便利并提出要占“干股50%”；其中第2页写明“1999年8月16日，在李春来的“运作”和“协调”下，由深圳市海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变更名称为‘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沙头角工业厂房转让协议书》”，“事隔两个月，李春来担心由他出力被株海实业公司（即本案被告株海公司）购买的上述厂房，他没有利益，又害怕没有出资，被举报以权谋私，要承担法律责任。1999年10月22日，李春来拟定一份《协议书》拿来要我签名，约定共同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其中李春来自己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购买上述厂房。……我一直追问李春来沙井工业厂房转让的事情进展如何，他一直以正在办理协调来应付我，为此，我给李春来付了不少费用，由他去协调购买沙井厂房事宜。”第3至4页中写道“当时，我考虑到购买宝安集团旗下沙井厂房仍需李春来出力帮忙，且他贵为宝安集团工业公司总经理，依靠他会有许多赚钱机会；同时，李春来答应要提拔我小舅子为车队长，为了亲人前途，我就在《合作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但宝安沙井的工业厂房，李春来始终没兑现其承诺，因该厂房可以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李春来利用手中权力以自己儿子李琦的名义购买，把我完全抛开甩掉。……”被告朱海雄将该份《情况说明》作为该案证据提交，该案第三人开庭时均到庭。庭审中，对于《情况说明》中所述原告在厂房买卖中进行“运作”与“操作”，被告朱海雄解释系原告利用职务便利向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打报告，汇报市场价格等，原告当时代表该公司直接参与操作厂房买卖。原告主张该书证所载内容不属实，并提交深圳市宝安电子工业公司1999年8月19日向被告株海公司作出的《证明》，内容为：“应你公司在付款前提出的要求，现就双方已签定的《沙头角工业厂房转让协议书》中缺少第三方（深圳市太平洋有限公司），由我司做此证明：在与你公司洽谈转让时，我公司王董事长、李总等与太平洋纪总、宋副总、李树权经理等进行二次协商。第一次因太平洋给出的价格过于偏低未果；第二次得知你公司要买后，太平洋提出价格可加一些，可最终只同意在每平方米700-800元之间找个折中价，否则放弃回购。在此基础上，我司根据集团“以价格谁高卖给谁”的指示要求，决定与你公司签订双方权利人的转让协议……”原告另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四地房地产清理处置办公室2004年12月7日做出《关于处置安徽分行托管的“深圳沙头角太平洋工业区厂房和3套住宅”的批复》，其中载明：“……一、同意你部对该项目的处置方案。厂房部分按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协议转让给被告深圳市株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3套住拆房按1150元/平方米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李树权，房产过户的一切税费和手续由买受人承担……”。原告依此主张两份协议所涉的厂房购买系依规进行，不存在原告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运作与操作。对于《情况说明》中所述原告利用权力以儿子李琦的名义购买位于宝安沙井的厂房，原告提交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2004年9月24日作出的《情况汇报》，该汇报系关于该公司位于宝安区沙井工业厂房的处置情况，其中载明“二、在宝安区沙井镇上寮村工业区第四栋、第五栋转让给李琦，转让总金额4889125元，已收金额4100000元，仍欠金额：789125。原因是按合同规定我方没能将房产证交给对方。目前仍在（集团）在银行抵押。第六栋转让给张小绿，仍欠我方60万元。原因是按合同规定我方没能将房产证交给对方。”原告确认其中的李琦确实系其儿子，但主张此厂房购买系在权利人公开售卖的情况下依照市场规则进行购买，并主张其中另一购房者张小绿系通过中介于互联网上所发布的信息进行购买，不存在原告利用权力谋私的情况。2017年10月30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8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未对被告朱海雄所作《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作出认定，确认原告已按照两份协议足额交付购房价款。现被告朱海雄已就该判决提出上诉。庭审中，被告朱海雄确认没有公权机关就《情况说明》所述原告的以权谋私等违反国企员工纪律的行为作出事实认定。另查，原告主张被告朱海雄多次在双方共同熟悉的人中散布类似与《情况说明》内容相似的不实传言，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给其带来精神压力与伤害。其提交门诊病历显示，2018年3月13日原告至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医，门诊“现病史”载明“1年前因生气后出现右胁胀痛，连及胃部，现情绪生气即胃胀，嗳气则舒……”；“中医诊断及辩证”载明“胁痛、肝郁、气滞”，该病历同时载明原告需服药治疗。同年5月8日，原告至深圳市康宁医院就医，主诉“一定心因下情绪低落，憋闷，焦虑，烦躁1年余”。“现病史”载明“患者自诉病史。诉1年前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引起纠纷，对方说假话，诽谤他。后出现情绪低落，憋闷，脑子总会想着这件事情，想着对方说假话的画面。焦虑，烦躁，胃疼，食欲减退，睡眠差，难以入睡……”；原告于该院进行焦虑自评量表、红热像检查报告、脑电图录像加测后，被确诊为中度抑郁发作。被告对此不予确认，主张该两份病历系原告为配合诉讼而故意引起。再查，（2016）粤0308民初1414号案第三人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系本案当事人于1999年所购厂房的筹建单位，该公司与原告原就职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本案当事人购入其所筹建的厂房后，该公司负责厂房的物业管理，原告与被告朱海雄因厂房的物业管理事宜而与该公司长期接触。又查，原告提交其与案外人何巧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对方发出的终止合作函，该终止函中载明因听闻原告曾有收受“干股”的行为而要求终止合作。原告依此主张其因本案侵权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审法院认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被侵权人确有名誉受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首先，被告朱海雄于（2016）粤0308民初1414号一案诉讼中将具体描述原告在任职国企管理人员期间，违反工作纪律与法律规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情节的内容的陈述作为证据提交，其未有证据证明该陈述属实，而原告提交的深圳市宝安电子工业公司作出的《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四地房地产清理处置办公室做出的《关于处置安徽分行托管的“深圳沙头角太平洋工业区厂房和3套住宅”的批复》、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作出的《情况汇报》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被告朱海雄于《情况说明》中所做陈述不实，被告朱海雄为实现诉讼目的，虚构事实做出贬损原告人格之陈述，该行为违法；其次，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系（2016）粤0308民初1414号案件第三人，根据诉讼程序其应收到该份《情况说明》且于该案审理中听到被告朱海雄就该书证发表意见，而该公司与原告退休前所就职之工作单位有业务往来、并系本案当事人所购厂房之物业管理人，对原告与被告朱海雄曾系朋友及合作伙伴关系了解，属于与原告有稳定交往之社会主体，且与原告原工作单位曾有业务往来，根据常理，该公司工作人员会了解到所做《情况说明》中所述的内容，客观上会造成该公司乃至原告原就职工作单位中，对原告个人人格社会评价的降低，损害原告个人名誉；第三，结合本案原告个人情况，其作为年逾六十的离退休人员，社会交往群体相对固定，对于自我之社会评价通常亦较为敏感，被告朱海雄于《情况说明》所述内容实际将其描述为利用国企管理人员身份接受好处、以违规违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人，且该内容通过诉讼证据交换、法院开庭等方式使得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知悉、了解，而该公司与原告的生活有诸多关联，原告主张自己精神因此承受压力遭受痛苦，符合常理，且其门诊病历足以证明因本案侵权行为造成其精神疾患，故该主张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至于原告提交其与案外人的合作协议及终止合作函，主张因本案侵权行为受到经济损失，根据民事诉讼规则，其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至于被告朱海雄辩称其所提交之《情况说明》系于双方民事诉讼中其基于己方权利而做出，属正常诉讼行为。当事人为取得胜诉而为之诉讼行为，应遵守诚实信用与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本案被告朱海雄将大量描述原告曾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单方陈述提交法院，使得该《情况说明》的内容随着诉讼程序的进展而被与原告社会交往紧密联系的第三人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知悉，且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情况说明》所述内容有合理依据，该《情况说明》亦不能实现其该案的诉讼目的，因此，其并非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的合理诉讼行为，而系侵权行为。至于被告朱海雄辩称原告所提交之门诊病历系因本案诉讼而故意进行，鉴于深圳市康宁医院系本市精神疾病类权威医院，且该诊断之作出系经过专业医学检测后得出，被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由上，原告主张被告朱海雄侵害其名誉权，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其要求被告朱海雄向其出具书面形式赔礼道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原告提交证据，原审法院酌定被告朱海雄应就其侵权行为赔偿原告损失1万元；至于其主张被告朱海雄停止侵害，因未有证据证明被告朱海雄有继续侵害其名誉权行为，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未有证据证明被告株海公司对原告有实施侵害其名誉权的行为，故原告主张要求其承担责任、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七）、（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朱海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春来书面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道歉内容应经法院确认）；二、被告朱海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春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三、驳回原告李春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本判决第一项之义务，则将由原告负责抄写，经法院确认后刊于《深圳特区报》，因此发生之登报费用由被告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1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朱海雄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朱海雄就（2016）粤0308号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4854号二审生效民事判决，驳回了朱海雄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二、朱海雄二审提交《集资建设沙头角太平洋工业小区协议书》、收款收据、补充协议、转让协议等证据，以证明涉案厂房是株海实业公司出资购买，李春来没有出资。李春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朱海雄没有侵犯其名誉权。李春来二审提交（2016）粤0308号民初1414号案件的庭前证据交换笔录，以证明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参加了质证，并称一审开庭时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也有到庭。朱海雄确认证据交换笔录真实性。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朱海雄在（2016）粤0308号民初1414号案件诉讼中提交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李春来名誉权的侵犯。朱海雄在（2016）粤0308号民初1414号案件中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其与李春来相识、结交、签订合作协议的经过，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与李春来合作是因为李春来能利用其任职宝安集团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协助朱海雄低价购买相关厂房、李春来并未实际出资与朱海雄合作购买厂房、协议书中约定李春来所占出资份额实为“干股”。朱海雄陈述的上述内容确实会对李春来的名誉带来不良影响。且朱海雄上述陈述、主张未被该案生效判决予以采信，生效判决亦认定李春来已经足额出资。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上述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朱海雄的上述陈述发生于其与李春来的合作合同纠纷诉讼的司法程序这一特殊场合中，而非普通的公共场合。目的是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与该案诉讼涉及的基本事实以及处理结果具有直接关联。而司法程序中作为诉辩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具有对抗性、防御性的特点，如果仅以一方当事人关于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不属实为由即认定侵犯对方名誉权，则当事人将丧失正常的诉讼权利，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表达。第三人深圳市太平洋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了解到《情况说明》的相关内容，亦属于诉讼中的合法程序，朱海雄的行为未超出诉讼行为的必要合理范围。故不宜因此认定朱海雄存在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主观过错。朱海雄上诉主张其行为不构成名誉权侵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李春来还主张朱海雄多次在双方共同熟悉的人中散布类似于《情况说明》内容的不实传言，导致其名誉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朱海雄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880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春来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上诉人李春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上诉人李春来负担。上诉人朱海雄已预缴上述费用1000元，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李春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晶（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七、问：侵害名誉权责任应如何认定？答：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