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5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妙娟，女，汉族，1975年3月10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锋，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鸿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创建大厦6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0386156B。法定代表人：胡际余，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坚，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涛，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郑妙娟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贺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0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郑妙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鸿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鸿贺公司已从事受托事项，没有事实依据。鸿贺公司未从事任何受托工作，仅利用其实际控制人曾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相关部门领导而获得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恶意欺诈郑妙娟。根据涉案《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约定，鸿贺公司的受托工作事项为：根据深圳市及龙华新区的有关情况对涉案项目用地规划进行研究，组织编制涉案项目用地规划功能调整的方案，并按规划审批程序完成调整的报批工作。然而，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鸿贺公司进行了上述规划研究、规划功能调整方案编制及报批工作。鸿贺公司提供的由郑妙娟签署的多份《承诺书》系由郑妙娟向规划国土部门出具，仅能证明郑妙娟曾向鸿贺公司提供过这些《承诺书》，完全不能证明鸿贺公司曾从事上述受托工作事项。因此，一审法院仅凭鸿贺公司提交了郑妙娟出具的多份《承诺书》这一事实，就认定鸿贺公司从事了上述规划研究、规划功能调整方案编制、报批等受托事项，显然没有依据。从本案证据来看，鸿贺公司并未从事过上述任何受托事项。相反，本案证据足以证明，鸿贺公司完全系利用其实际控制人曾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相关领导职务这一特殊地位，获取了规划国土部门对涉案项目地块规划调整的相关信息，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恶意欺诈郑妙娟，诱使郑妙娟与其签订涉案合同。鸿贺公司现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胡际余曾担任深圳市宝安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测绘地籍处副处长、测绘处副处长等职务；在2015年签订涉案合同时，鸿贺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胡兴为，系胡际余的侄子。鸿贺公司并未从事过任何如上所述的基本的、正常的规划咨询服务，其仅仅是基于胡际余的上述身份，获得了涉案项目地块规划调整的相关信息，并据此与郑妙娟签订涉案补充协议。鸿贺公司持有本应保密、不对外公开的市规土委业务会议纪要和市城市规划委法定图则委员会会议纪要的原因，也即在此。根据鸿贺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2015年9月22日深圳市规土委（156)号会议纪要，深圳市规土委在2015年9月8日即召开了业务会议，并在该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涉案项目用地所在片区的法定图则（草案），该法定图则草案即包括“改造时应落实1处300床独立占地养老院（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等内容。鸿贺公司正是基于该会议纪要的内容，于2015年9月19日与郑妙娟签订涉案补充协议并变更委托目标。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鸿贺公司利用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获得内部信息后，恶意欺诈郑妙娟。由上可见，鸿贺公司并未履行涉案合同约定的基本委托事项，无论涉案委托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其结果均与鸿贺公司无关,一审判决关于鸿贺公司已从事委托事项的认定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鸿贺公司已按照涉案补充协议的约定完成第一阶段委托目标，该认定与事实根本不符。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阶段委托目标为“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其中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鸿贺公司主张其已完成该委托目标的依据为，其提交的变更后的涉案项目用地法定图则备注相关内界，具体为：“现状。改造时应落实1处300床独立占地养老院（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养老院宜至少一面临路，并拥有独立出入口。”一审判决亦据此认定上述备注内容与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目标一致。然而，这一认定显然错误，与事实根本不符。首先，涉案补充协议的前言部分，对签订该补充协议的背景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到，“现根据政府要求：本地块如需改造，须在本项目用地范围内落实一处300床独立占地的养老院（用地面积6000m2以内，含6000m2)，地块用地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显然，作为补充协议签订背景而已经陈述过的上述内容，不可能作为补充协议正文中欲变更的委托目标，即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其中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这一委托目标，不可能是上述前言内容。而上述前言内容，与上述涉案项目用地法定图则备注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涉案委托目标不可能是上述涉案项目用地法定图则备注内容，根据该备注内容即认定涉案委托目标已经实现，显然错误。其次，将上述备注内容与涉案委托目标相对照，两者显然存在根本差异，鸿贺公司并未完成委托目标。具体表现为：1.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规划委托目标，涉案项目用地功能应当已经调整为居住（非安居房）功能，但是上述备注内容显示，该项目用地仍然为“现状”，即其现有用地性质和建设规模未做任何调整。显然，上述备注内容并未达到调整涉案项目用地功能的目标，故与补充协议的约定根本不符。事实上，上述备注内容，仅仅是表示如果日后涉案项目用地需改造，其改造时调整的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而不是表示该用地功能已经调整完成。正如鸿贺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所陈述的，上述备注内容仅仅是为郑妙娟将涉案项目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开了一个口子，该调整本身远远没有完成。2.补充协议约定的规划委托目标非常明确、单一，即涉案项目用地功能是单一的，必须调整为居住（非安居房），不存在主导用地功能的问题；然而根据上述备注内容，涉案项目用地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也就是说，即使日后调整涉案项目的用地功能，调整后的用地功能也并非是单一为居住用地，“主导用地功能”的表述意味着该用地还有非主导用地功能，即该项目用地为混合功能用地，不仅包含了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这两类主导功能，还包含了其他非主导功能。3.涉案补充协议还约定了相关具体目标和指标，如涉案项目用地必须调整为居住用途，且必须是非安居房的居住用途，且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而上述备注内容并未体现任何上述具体目标和指标。事实上，本案涉及的委托费用数额巨大，而对委托目标有无实现的判断涉及到城市土地规划条件等专业知识和专门领域，一审法院理应就此征询规划国土部门的意见。三、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涉案款项支付条件并未成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已符合付款条件，没有依据。根据涉案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涉案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经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及郑妙娟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且取得原合同4.1条及补充协议第三条之成果并经郑妙娟核实后，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剩余规划服务费用。从鸿贺公司的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未能向郑妙娟提供据以付款的上述成果材料。其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已经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郑妙娟也并未取得政府批准的有关涉案项目用地城市更新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的相关图文图件；鸿贺公司并未提供原合同4.1条之成果，即《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的“将本地块在政府的规划功能调整为商业和住宅的方案，并按规划审批的程序。完成规划功能调整的报批工作”；鸿贺公司也未提供补充协议第三条之成果，即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业务会审查同意本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文件或会议纪要。因此，涉案款项支付的条件远未成就，鸿贺公司无权向郑妙娟主张涉案款项。一审判决仅以上述法定图则备注内容即认定本案已经符合付款条件，毫无依据。二审调查时，郑妙娟补充如下理由：一、鸿贺公司并未完成《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阶段委托目标。根据涉案《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第一阶段的委托目标为，“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其中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深圳市龙华BA401-22号片区[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NO.BA401-22/01）》图表中，关于涉案06-18号项目地块的备注内容为，“现状。改造时应落实1处300床独立占地养老院（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养老院宜至少一面临路，并拥有独立出入口。”鸿贺公司主张上述备注内容即表明第一阶段委托目标已经完成，一审判决亦认为《图则》关于城市改造时用地功能的规定与《补充协议》约定的涉案土地项目城市更新时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一致，并据此认定本案已经符合付款条件。但是，将上述第一阶段委托目标与《图则》备注内容逐一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根本差异，鸿贺公司根本没有完成委托目标。具体而言：首先，第一阶段委托目标约定涉案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非安居房）”这一内容的强调，说明双方均明确知晓涉案项目用地功能不仅是规划按居住实施，而且是规划按非安居房方向的居住实施，而不是规划按安居房方向的居住实施。然而，《图则》的上述备注内容，仅明确了涉案项目用地在改造时的主导用地用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但该用地具体是用于安居房还是非安居房开发，并未明确。事实上，根据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编和批准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二类居住用地（R2）”下面还划分为“保障性住宅用地（R20）”、“住宅用地（R21）”、“服务设施用地（R22）”三项小类别（《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之表3.3.2《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和代码》），即二类居住用地有可能用于保障性住房开发，或者用于普通住宅开发。另一方面，涉案项目为旧工业区，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政策的规定，即使旧工业区的规划用地功能为居住用地，其也可能被改建为普通住宅，或者改建为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或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即通常所说的“工改住”或“工改保”。而到底是“工改住”还是“工改保”，系由政府在审批城市更新计划时确定。因此，涉案项目用地规划究竟是按安居房方向的居住实施，还是按非安居房方向的居住实施，必须在涉案项目列入城市更新计划后才能确定。而该项目至今没有列入城市更新计划，故根本无法确定。由上可见，上述备注内容仅说明涉案项目用地将来的主导用地功能是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但并不能说明第一阶段约定的“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这一委托内容已经实现。其次，第一阶段委托目标约定涉案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的同时，明确强调“（其中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图则》上述备注内容则仅明确了该项目用地将来改造的主导用地功能，而没有明确住宅、配套商业、养老院、公共配套服务实施等各类功能建筑的面积占比问题，且也根本不可能明确。因为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政策的规定，必须在项目列入城市更新计划、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和审批通过后，才会确定城市更新项目的功能控制，包括地块划分、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功能建筑量、功能配比、公共服务设施等。由此可见，《图则》备注内容并没有实现“（其中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这一委托内容，该委托内容在涉案项目列入城市更新计划并编制和审批通过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后，才能最终确定是否能够实现。再次，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涉案项目经调整后的用地功能是单一的，即仅按居住（非安居房）实施；但同时，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在涉案项目纳入城市更新计划并取得容积率不低于5.38的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及总的项目更新范围用地面积不少于29200平方米的前提下，郑妙娟同意在实施改造时，在项目用地范围内落实6000平方米以内的社会福利用地。换言之，在容积率及更新范围用地面积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涉案项目用地功能将不是单一的，还包含社会福利用地功能。然而，《图则》上述备注内容只明确了涉案项目用地的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至于容积率是否不低于5.38、总的项目更新范围用地面积是否不少于29200平方米，无法确定。因为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政策相关规定，容积率和城市更新项目占地面积等指标，仍然必须到该项目的城市更新规划审批通过后才能确定。在涉案项目尚未列入城市更新计划、项目的容积率及占地面积还根本无从谈起的情形下，《图则》上述备注内容直接确定涉案项目用地功能包含了社会福利用地功能，显然不符合第一阶段约定的项目用地功能仅为居住（非安居房）这一委托目标。只有在涉案项目列入了城市更新计划，且项目容积率不低于5.38及占地面积不少于29200平方米的情形下，《图则》上述备注内容确定涉案项目用地功能包含了社会福利用地功能，才与第一阶段的委托目标相符。而上述容积率及占地面积指标是否能够实现，至今无法确定。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阶段委托目标与《图则》的上述备注内容，两者存在根本差别，根本不能等同。一审法院只要查阅《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这些区别即一清二楚。如果考虑到对委托目标是否实现的判断，涉及到土地规划、城市更新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门领域，一审法院亦可就此征询规划国土部门的意见。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对委托目标和《图则》上述备注内容进行认真分析和比较的情形下，即认定两者一致，是认定错误。二、无论《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阶段委托目标是否实现，鸿贺公司均不能证明其完成了委托事项，《补充协议》完全是鸿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曾多年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相关部门领导的机会，获得信息不对称优势，恶意隐瞒并欺诈郑妙娟而签署。根据涉案《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的约定，鸿贺公司的受托工作事项为：根据深圳市及龙华新区的有关情况对涉案项目用地规划进行研究，组织编制涉案项目用地规划功能调整的方案，并按规划审批程序完成调整的报批工作。然而，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鸿贺公司进行了上述规划研究、规划功能调整方案编制及报批工作。鸿贺公司在一审庭审后虽提交了一份《关于康发高科技工业园用地规划功能调整的方案研究》，但其同时明确表示不将该份材料作为证据提交，不同意对此组织质证，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规划国土部门提交过该份材料。鸿贺公司虽然提供了由郑妙娟签署的多份《承诺书》，但这些《承诺书》均系由郑妙娟向规划国土部门出具，仅能证明郑妙娟曾向鸿贺公司提供过这些《承诺书》，完全不能证明鸿贺公司曾从事了上述受托工作事项。此外，鸿贺公司即使代郑妙娟向规划国土部门提交过调整涉案项目用地功能的申请，这一简单的代为提交申请材料的行为，显然不能视为鸿贺公司完成了委托事项，鸿贺公司更不能因为曾从事过如此简单的代为提交申请材料的行为，即主张收取天价服务费。事实上，鸿贺公司已收取了郑妙娟55万元的服务费用，就鸿贺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委托服务内容而言，该费用已经完全绰绰有余。因此，一审法院仅凭鸿贺公司提交了郑妙娟出具的多份《承诺书》这一事实，就认定鸿贺公司从事了上述规划研究、规划功能调整方案编制、报批等受托事项，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如上所述，鸿贺公司基本未从事过任何委托事项；相反，本案证据足以证明，鸿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曾多年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相关部门领导职务的机会，获取了规划国土部门对涉案项目地块规划调整的相关信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恶意隐瞒、欺诈郑妙娟，诱使郑妙娟与其签订《补充协议》。据了解，鸿贺公司现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胡际余，曾担任深圳市宝安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测绘地籍处副处长、测绘处副处长、科信测绘处副处长等职务；在2015年签订涉案合同时，鸿贺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胡兴为，系胡际余的侄子。根据鸿贺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交的2015年9月22日深圳市规土委（156）号会议纪要，深圳市规土委在2015年9月8日即召开了业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涉案项目用地所在片区的法定图则（草案），该法定图则草案内容与正式公布的法定图则内容一致。2015年9月19日，鸿贺公司与郑妙娟签订《补充协议》，变更委托目标，其后根据上述法定图则内容主张委托目标已经实现，要求郑妙娟支付服务费用。从鸿贺公司持有本应保密、不对外公开的市规土委业务会议纪要和市城市规划委法定图则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郑妙娟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并不知道相关法定图则（草案）已经审批通过这两方面事实，可以合理推断，鸿贺公司显然是基于上述规土委业务会议的内容，在获得了涉案项目地块规划调整的相关信息后，据此与郑妙娟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了委托目标。政府部门审批在先、变更委托目标的《补充协议》签订在后这一事实，足以证明鸿贺公司并未从事合同约定的规划咨询服务，其仅仅是基于胡际余的上述身份获得内部信息后，恶意欺诈郑妙娟，意图骗取巨额金钱，其行为明显涉嫌违纪违法。如果《补充协议》签订在上述规土委业务会议召开之前，郑妙娟即使冤屈也无话可说；如果《补充协议》签订时鸿贺公司已经告知了上述业务会议召开的内容，郑妙娟仍签订《补充协议》，郑妙娟也无异议；但是如本案所显示的，鸿贺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恶意欺诈郑妙娟与其签订《补充协议》，该行为显然极其恶劣，郑妙娟显然无法容忍，无法接受。三、一审判决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本案所涉第一阶段委托目标并未实现，且鸿贺公司也未从事委托事项，其完全是利用政府已经确定的规划方案欺骗郑妙娟签署《补充协议》，将政府已经确定的规划方案作为鸿贺公司的工作成果，故一审判决支持鸿贺公司包括服务费本金和违约金的请求根本错误。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阶段委托目标已经实现，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涉案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经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及郑妙娟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且取得原合同4.1条及补充协议第三条之成果并经郑妙娟核实后七个工作日，郑妙娟才向鸿贺公司支付剩余规划服务费用。同时根据主合同第九条的约定，郑妙娟逾期付款超过七个工作日的，郑妙娟应向鸿贺公司支付违约金。然而，在本案一审庭审之前，鸿贺公司从未向郑妙娟提供过据以付款的任何上述成果材料，包括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的批准文件、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以及原合同4.1条及补充协议第三条之成果，导致郑妙娟不要说核实这些材料的真假，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如果认定涉案法定图则即为委托事项实现的体现，虽然该法定图则由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2016年第5次会议于2016年9月29日原则通过，但其正式生效时间显然是在规土委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时间，即2016年11月。另一方面，虽然该法定图则于2016年11月在规土委官方网站上即已公布，但鸿贺公司从未告知过郑妙娟，甚至鸿贺公司也根本不知道该法定图则在规土委官方网站已经公布这一事实，所以其在本案起诉时仅提交了该法定图则的草案及相关会议纪要，直至本案一审庭审当天才当庭提交了规土委官方网站上公布的该法定图则文本。也就是说，直至本案一审庭审之日（2018年11月9日），鸿贺公司才向郑妙娟提供了部分其主张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成果材料。即使假定该委托事项已经完成，郑妙娟也应从2018年11月9日起在合理期间内核实这些成果材料，并在核实完毕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付款；只有在逾期付款超过七个工作日后，才能开始计算违约金。由上可知，一审判决从2016年11月7日开始计算违约金，没有依据。鸿贺公司辩称，郑妙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合同约定的委托目标是整个项目从前期工作到计划申报到城市更新规划审批。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定，城市更新项目首先要进行计划申报，列入计划之后需要组织编制专门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是对更新后的建筑指标做具体的规定，包括双方协议中涉及到的配套商业比例、整个建筑规模，也就是容积率等具体指标，这一部分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工作在双方补充协议的第五大条7.2里面有充分体现，该工作属于双方协议约定的第二阶段工作内容。二、委托目标也不是第一阶段付款的必要条件，双方补充协议第五条第7.1.3对第一阶段规划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做了充分的规定，不涉及委托目标，第7.1.3约定的付款条件已完全成就：条件一，涉案用地按居住实施经法定图则委员会批准；条件二，郑妙娟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文件；条件三，取得原合同第4.1条约定，主要工作是编制规划调整方案，申请规划调整报批，该项工作已经完成，特别是郑妙娟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第4.1条约定报酬55万元，说明郑妙娟认可原合同第4.1条已得到履行；条件四，补充协议第3条指的是规土委审查同意的文件，该条件所说的按居住实施，虽然在最后法定图则中增加了一个社会福利用地的要求，但该要求已通过补充协议及郑妙娟出具的三份承诺书确认是郑妙娟认可增加社会福利用地的附加条件。三、鸿贺公司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没有隐瞒和欺诈，补充协议的前言部分已明确记载是根据政府的要求增加社会福利用地等相关规划要求，并没有刻意隐瞒。四、关于违约金，由于郑妙娟严重违约、拒不支付规划服务费用，给鸿贺公司造成了损失，郑妙娟应参照民间借贷利率标准赔偿损失。二审中，鸿贺公司补充意见称：一、规划调整是郑妙娟实施“工业改居住”更新的基本前提。二、从专业角度看，《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规划法律法规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三、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的审查高度专业，委员组成广泛。四、从鸿贺公司持续跟进、不断协调郑妙娟提交承诺书的服务过程看，充分体现了鸿贺公司的丰富经验、专业素养、服务操守。五、经济利益简单测算，与涉案地块和建筑物原值9亿元，或与规划调整后的最低溢价9亿元、最高溢价可能达40亿元相比，1150万元规划服务费并不为过，证明了规划服务收费的合理性。鸿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拖欠的规划服务费1090万元；2.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自2016年10月7日起算，以规划服务费l0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暂计至2018年6月18日，为443.6449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妙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8日，鸿贺公司（乙方）与郑妙娟（甲方）签订一份《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第一条约定本项目地块用地位于深圳市××区大浪石凹片区，地块坐标见附图。康发高科技工业园用地由A844-0086宗地及周边2850㎡用地组成，总用地面积为27927.20㎡，其中占用规划道路和绿地面积约3000㎡，目前该用地规划功能为工业用地；A844-0086宗地用地面积25076.3㎡，郑妙娟已合法取得该地块的房地产权并办理了房地产证，该地块现状已建成为工业厂房及宿舍；周边2850㎡为向村方购买，该地块现状已建成宿舍；鉴于鸿贺公司对深圳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规范、管理和城市更新政策、技术、程序以及龙华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较为熟悉，郑妙娟委托鸿贺公司办理本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本项目地块调整规划功能用地范围是指本项目地块除占用规划道路和绿地以外的用地。第二条约定本合同的委托目的是，使本合同第一条所表述的地块规划功能变更为商业和居住用途，并纳入深圳市工改商住城市更新计划及取得容积率不低于5.0的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基于上述委托目的，鸿贺公司进行以下委托工作事项：2.1将本项目地块在政府的规划中规划功能调整为商业和居住用地。2.2在本项目规划调整获批后，鸿贺公司提供本项目更新改造的策划、定位咨询服务，办理本项目更新单元计划、规划、用地手续的报批，并由郑妙娟或项目更新实施主体与鸿贺公司另行签订本项目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合同服务期限为四年，自2015年1月8日起至2019年1月7日止，其中本项目规划服务（即本合同第四条第4.1、4.2、4.3）期限为2015年1月8日起至2017年1月7日止；本项目更新改造服务（即本合同第四条第4.4、4.5、4.6）期限为自完成本合同第四条第4.1、4.2、4.3项之日起至2019年1月7日。第四条约定了服务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果。4.1根据深圳市的城市规划标准、技术有关要求以及龙华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结合地块片区规划目标和定位，对本项目用地规划进行研究，组织编制将本地块在政府的规划功能调整为商业和住宅的方案，并按规划审批的程序完成规划功能调整的报批工作。4.2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审查同意本地块规划功能为商业及居住的文件或会议纪要。4.3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本地块规划功能为商业和居住的有效的批准文件及图件。4.4本项目列入深圳市城市更新计划的批文或证明文件（工改商住）…。第七条约定了服务费及支付方式，本合同咨询服务费总额为6000万元，其中规划服务费为1680万元，更新改造服务费为4320万元。7.1规划服务费1680万元支付条件及方式为，7.1.1在本合同签订后的七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规划服务费5万元；若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商业及居住未获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该笔费用鸿贺公司无须退还郑妙娟；7.1.2在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商业及居住经××土委业务会批准并取得相应的会议纪要，并经郑妙娟核实后七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向鸿贺公司付规划服务费55万元；7.1.3在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商业及居住并××不××容积率经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及郑妙娟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且取得本合同第四条第4.1、4.2、4.3项成果并经郑妙娟核实七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剩余规划服务费用，共计1620万元。第九条约定郑妙娟不得以任何与鸿贺公司无关的理由延迟或拒绝支付已完成工作阶段的服务费用；郑妙娟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鸿贺公司支付服务费，逾期超过七个工作日的，应向鸿贺公司支付延迟付款部分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以延迟部分金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鸿贺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深圳市中冠嘉洲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华管理局提出《关于康发高科技工业园用地规划功能调整的申请》，申请将康发高科技工业园用地规划功能调整为商业及居住，容积率为5.5。深圳市中冠嘉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郑妙娟及案外人陈少川。鸿贺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郑妙娟于2015年5月21日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出具承诺书，申请将康发高科技工业园用地规划功能调整为商业及居住，承诺同意按政府要求贡献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所需的用地。鸿贺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郑妙娟于2015年9月1日、9月19日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出具承诺书，申请将康发高科技工业园用地规划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功能按居住实施。本人承诺同意：在项目更新范围用地面积不低于29200㎡并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的前提下（提供给政府落实养老院的地块除外），若实施改造，本人将在本地块范围内提供一处用地面积6000㎡以内独立占地的地块以供政府落实养老院；并将地块占用规划道路的约1200㎡用地无偿贡献给政府。2015年9月19日，鸿贺公司（乙方）与郑妙娟（甲方）签订编号为fw2015.02的《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根据双方于2015年1月8日签订的《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及2015年6月23日签订的《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编号fw2015.01，以下简称原协议），鸿贺公司目前正在办理项目规划调整事宜，现根据政府要求：本地块如需改造，须在本项目用地范围内落实一处300床独立占地的养老院（用地面积6000㎡以内，含6000㎡），地块用地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同时，本项目用地占用规划道路面积约1200㎡，须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无偿贡献给政府。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和补充并达成本协议。第一条为2015年6月23日签订的《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编号fw2015.01)作废。第二条为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下同）实施（其中配建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第三条为原合同4.2条修改为：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业务会审查同意本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文件或会议纪要。原合同4.3条修改为：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本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批准文件或图件。第五条约定，原合同第七条服务费及支付方式更改为本合同咨询服务费总额为6000万元，其中规划服务费为1150万元，更新改造服务费为4850万元。规划服务费1150万元支付条件及方式为，在本合同签订后的七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规划服务费5万元；若本项目用地功能调整为商业及居住未获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该笔费用鸿贺公司无须退还郑妙娟；在本项目城市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经××土委业务会批准并取得相应的会议纪要，并经郑妙娟核实后七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向鸿贺公司付规划服务费55万元；在本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调整为按居住实施经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及郑妙娟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取得原合同第4.1条成果及本协议第三条之成果并经郑妙娟核实七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向鸿贺公司支付剩余规划服务费用，共计1090万元…。第六条为原合同与本补充协议之间有冲突之处，均以本补充协议为准。鸿贺公司提交2015年9月22日《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审议穗莞深城际线（深圳段）车站综合开发规划方案等议题的业务会议纪要》显示，2015年9月8日下午在规划大厦205会议室，薛峰副主任主持召开业务会议，审议了7项议题。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地区规划处上报的龙华BA401-22号片区[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草案）和6月25日委业务会（深规土会议纪要(2015)109号）意见落实及其他意见处理情况。该纪要并无原件可供核对。2015年9月26日，市规划国土委发出《关于龙华新区[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草案）公开展示的通告》，载明本次法定图则草案公开展示时间为30个自然日，自2015年9月26日至2015年10月25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将按规定对公众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并按程序将该法定图则草案及公众意见处理结果报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批。2016年2月1日至2月24日间，郑妙娟向鸿贺公司付款50万元。鸿贺公司称其收款合计60万元。来源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http://www.szpl.gov.cn的《深圳市龙华BA401-22号片区[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显示，涉案06-18地块用地性质为普通工业用地，备注载明“现状，改造时应落实1处300床占地养老院（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养老院宜至少一面临路，并拥有独立出入口。”鸿贺公司提交2016年9月29日《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2016年第5次会议纪要》显示，经会议审议和13名委员表决，以13票同意，原则通过了[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草案）及公众意见处理情况。该纪要并无原件可供核对。2016年12月14日，郑妙娟提出申请，载明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已经2016年第5次法定图则委员会审批，经批准的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06-18地块功能为：改造时应落实处300床独立占地养老院（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经了解，现政府拟将该地块划入工业区块线内，特申请将06-18地块调出工业区块线，请批准为盼。一审法院认为，郑妙娟主张，涉案《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系向权力输送利益，涉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郑妙娟仅以涉案合同服务费过高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鸿贺公司有无从事受托的事项。鸿贺公司提交了2015年5月至2016年12月间多份由郑妙娟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提交的《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均与涉案合同的委托事项一致。郑妙娟称鸿贺公司未从事受托事项，与《承诺书》的内容不符，不予采信。关于第一阶段委托目标有无实现，付款条件有无成就。涉案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委托目的在于涉案地块规划功能变更为商业和居住用途，纳入深圳市工改商住城市更新计划，取得容积率不低于5.0的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补充协议第二条变更了委托目的中关于地块的规划功能，即“用地功能调整为城市更新规划功能按居住（非安居房，下同）实施（其中配建商业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30%）”。同时，补充协议第五条对合同的付款条件进行了变更。第五条包括了以下付款条件：1、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经规土委业务会批准，取得会议纪要，经核实后七个工作日内付服务费55万元；2、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经图则委批准，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取得原合同第4.1条成果及本协议第三条之成果，经核实七个工作日内付剩余费用1090万元；3、合同4.1条成果为编制调整地块规划功能的方案，按程序完成规划功能调整的报批工作；4、协议第三条成果为规土委业务会审查同意本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文件或会议纪要；图则委批准本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批准文件或图件。本案中，《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审议穗莞深城际线（深圳段）车站综合开发规划方案等议题的业务会议纪要》已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龙华BA401-22号片区[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草案），图则委已经批准并在互联网公开了涉案地块的法定图则。图则虽规定土地现状为工业用地，但也明确了“改造时应落实1处300床占地养老院（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主导用地功能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图则关于城市改造时用地功能的规定与补充协议约定的涉案土地项目城市更新时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一致。据此认定本案已经符合协议第五条规定的付款条件。郑妙娟应当向鸿贺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用1090万元。郑妙娟以涉案土地的规划现状为由拒付，但本案付款条件的判断标准并非依据土地的现状，而在于土地在城市更新改造时的用地功能。郑妙娟的拒付理由，不能成立。此外，郑妙娟还以涉案地块至今没有列入城市更新计划为由拒付服务费。按照合同4.4条约定，列入城市更新计划属第二阶段更新改造服务的内容，郑妙娟不能以此为由拒付第一阶段的款项。鸿贺公司请求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且无过高之处，依法支持。图则委的会议纪要于2016年9月29日通过，补充协议约定取得成果并经核实的7个工作日内郑妙娟应付剩余服务费用，酌定给予郑妙娟一个月的核实时间，故违约金应从2016年11月7日开始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郑妙娟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鸿贺公司支付规划服务费1090万元；二、郑妙娟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鸿贺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09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6年11月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鸿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819元，由鸿贺公司负担150元，由郑妙娟负担113669元。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郑妙娟主张，鸿贺公司从未向郑妙娟提供或告知《深圳市龙华BA401-22号片区[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NO.BA401-22/01）》，2018年11月9日一审庭审时郑妙娟才见到该图则。对此，鸿贺公司称，郑妙娟于2016年12月14日提交的关于将大浪石凹片区06-18地块调出工业区块线的请示，该请示清楚载明大浪石凹片区法定图则已经于2016年第五次法定图则委员会获得批准，说明鸿贺公司已将图则文本和图纸提交给郑妙娟，法定图则也在规划主管部门网站上对外发布。本院认为，郑妙娟与鸿贺公司于2015年1月8日、9月19日签订了《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和《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郑妙娟委托鸿贺公司办理涉案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同咨询服务费总额6000万元，其中规划服务费1150万元，更新改造服务费4850万元。双方约定规划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及支付方式为：《项目规划及更新改造咨询服务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郑妙娟支付规划服务费5万元；在该项目城市用地功能按居住实施经××土委业务会批准并取得相应的会议纪要，郑妙娟支付规划服务费55万元；在该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调整为按居住实施经深圳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及郑妙娟取得政府批准的相关图文图件，取得合同约定的“服务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果”之后，郑妙娟支付剩余规划服务费用1090万元。本院认为，合同关于“服务工作内容及工作成果”的规定中，有关“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业务会审查同意该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文件或会议纪要”与“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批准该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的批准文件或图件”，均属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事权。虽然涉案项目编制规划调整方案、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调整为按居住实施申请的有关内容将直接影响到该方案及申请能否获批的结果，但双方将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事权范围内的事项约定为合同委托办理事项并将规划调整方案得到政府职能部门批准作为收取高额规划服务费的依据，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该部分约定违法无效，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部分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本案现有证据表明，涉案项目用地规划功能调整方案已经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业务会审查同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专业委员会亦已批准该项目城市更新用地规划功能按居住实施，该结果可以作为衡量鸿贺公司办理“编制规划调整方案”、“申请项目城市更新用地功能调整为按居住实施”工作实际成果的依据。考虑到该工作成果，本院从合理角度出发，酌定郑妙娟应向鸿贺公司支付服务费200万元，郑妙娟已支付服务费60万元，仍应支付服务费14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均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058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郑妙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140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郑妙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819元，由上诉人郑妙娟负担1039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034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669元，由上诉人郑妙娟负担10376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03293元。本案诉讼费已由当事人预交，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费用应互相结算并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不予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启 选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严冬（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