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19）湘31委赔3号赔偿请求人湘西自治州裕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首市沙子坳**。法定代表人：张宇，男，该公司经理。赔偿请求人：向曜坤（曾用名张宇），男，1964年10月8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古丈县。赔偿义务机关：吉首市公安局，住所地吉首市乾州新区水厂东路树岩桥。法定代表人：张仍平，该局局长。复议机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住所地吉首市乾州新区政法院内。法定代表人：王学武，该局局长。湘西自治州裕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曜坤因刑事违法查封、处置申请吉首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3月15日，赔偿请求人湘西自治州裕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曜坤向赔偿义务机关吉首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申请，该局逾期不作出决定。6月12日，赔偿请求人向复议机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该局于6月14日对赔偿请求人向曜坤作出州公赔复不受字（2017）00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赔偿请求人不服，于6月10日向本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申请：1.依法决定吉首市公安局赔偿我方因其刑事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处置造成我方财产灭失损失42万元（包含此次高粱业务各项费用8万多元）。2.依法决定吉首市公安局给我方公开恢复名誉。事实理由：以赔偿请求人向曜坤为法定代表人的原湘西自治州恒发公司，在与许燕桃进行高粱购销业务的过程中，吉首市公安局滥用职权，对没有犯罪事实的向曜坤及所办公司，以所谓“涉嫌诈骗”为名采取刑侦措施，非法插手经济纠纷，对我公司法人代表向曜坤错误刑拘45天，非法扣押、处置我方已经合法取得财产所有权的红高粱300吨，终致该涉案物人为灭失，时价42万元，致我方的合法权益因此遭受严重损害。我方于2017年3月15日向吉首市公安局提出了刑事赔偿42万元的申请，但该局没有在法定时限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我方在法定时限内向湘西自治州公安局提出了复议申请，该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但没有告知我方诉权，现我方于即日向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我公司系经湘西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批准，依法成立于1997年5月15日的私营商贸企业，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期限10年，经营范围包括“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等等，法定代表人张宇，公司初始名称为湘西自治州恒发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湘西自治州裕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因本案牵连未能参加年检被吊销执照，被迫停止经营。1997年10月8日，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宇（更名为向曜坤）与湘泉集团经贸有限公司签了3000吨高粱购销合同，约定1998年1月8号前全部交货。为了完成合同，经人介绍，我公司法人代表张宇与个体经营户许燕桃于1997年11月29日签订了3000吨红高粱购销合同，约定许燕桃在1998年1月8日前向我公司交齐3000吨红高粱，这样，前后两个购销合同的交货期衔接一致。合同签订后，我公司积极做好接货工作，一方面告知收货客户，要其作好接货准备；一方面从湘西自治州商业储运公司租赁了一间大仓库。准备存放发来交付的高粱。但在合同期快满时的1998年1月7号，许燕桃只给我公司交付了300吨用编织袋装的红高粱，己由我公司从吉首火车站车板上接货并转运至租赁的仓库。针对许燕桃的违约行为，我公司找许燕桃协商了四次，要求许燕桃继续发货履行合同，否则我们就要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并告知许燕桃这300吨高粱款39.3万元暂时留置在我公司不付，但许燕桃不同意。由于许燕桃违约，造成我公司没能依合同在限定的3个月内向湘泉交货，进而导致湘泉拒收了我公司的上述300吨红高粱。幸好，为防备万一，我公司还于1997年12月25日与吉首市永昌物质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忠）签订了一份《农副产品购销合同》。该公司系古丈老乡杨忠开的，此前建立了向湘泉的送货渠道。出于对老乡情谊的无条件绝对信赖，于是我公司决定依合同把这批高粱卖给该公司。因担心我公司追究其严重的违约责任而不给其付款，许燕桃在交货后单方面横蛮要求变更付款条件与方式，即要求由原来约定的“交货后七天内付清货款”变更为“先付款才能动我交给你的货”，被我方拒绝后，许燕桃多次在张宇面前放死耍泼，并随即乘我方不备，也不经我方同意，在我公司租赁的存放这批高粱的库门上私自上了一把锁。为依法行使我公司按合同合法取得的财产所有权，及时将易霉变的高粱变现，防止许燕桃在我方与吉首市永昌物质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交易中聚众阻挠交货，我方迫于无奈，只好叫吉首市永昌物质贸易公司垫资雇人，一夜之间把这批高粱先转库至其闲置的仓库里，由该公司代为保管，以便我公司一边可以从容地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与许燕桃的合同纠纷，一边与该公司顺利交易，双方约定交易过程包括如下六个阶段；即抽样、验货、过磅、更换包装物、出具商品验收单，并在完成交付后结算付款。同时，为了避免许燕桃万一找杨忠麻烦，我公司给杨忠公司出具了一张收到其中32.5万元高粱款的假收条，只为一旦许燕桃找永昌公司无理闹事，该公司即可拿出这张假收条论理，实际上永昌公司并未给我公司支付分文货款。就在永昌公司替我公司转库过程中，1998年1月13日下午，吉首市公安局一方面以“涉嫌诈骗”为名，把我公司法人代表张宇强行刑事拘留，并查封查抄了我公司，带走并造成我公司大量业务资料及办公财物遗失；一方面把我公司的300吨高粱强行从我公司委托的代管人永昌公司的仓库里强行扣押，尔后发还给许燕桃，致使整个多边高粱购销合同无法履行，给我公司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我公司总共花费的高粱业务成本费用八万余元，血本无归，从此一撅不振，以致最终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在其后的17年里，我方经过艰苦卓绝不停顿的上访申诉，2015年3月18日吉首市公安局终于认为我方与许燕桃之间的高粱购销行为不构成刑事诈骗，不认为是犯罪，遂作出了撤案决定。根据生效的(2017)湘3101民初1198号民事判决书，我公司与个体经营户许燕桃签订的高粱购销合同为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2条的规定，许燕桃依照合同向我公司交付了300吨高粱，因合同没有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条件，则此300吨高粱的财产所有权己由许燕桃手中合法转移至我公司。尔后，虽然我公司决定把上述300吨高粱依合同卖给吉首市永昌贸易公司，但由于被申请人的非法刑事介入，不仅这笔交易没有做成，而且两个公司之间对此300吨高粱都未能依合同进行交付。因而此时我公司仍然是这批高粱的所有权人，吉首市公安局在扣押300吨高粱时，在扣押清单上载明的被扣押人应为我公司而不是自然人“杨忠”。与此同时，吉首市公安局在人民法院对我方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前，即以“退赃”的名义，违法把非法扣押在案的、不属于“赃物”的这300吨高粱，悉数发还给许燕桃，人为造成涉案物灭失，构成了《刑诉法》中的“非法处置扣押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三条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对我公司依法享有财产所有权的这300吨高粱进行非法扣押和处置，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按本解释(法释(2015)24号）第十九条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法发(2016)27号）第4条、第12条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公司给湘泉集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交货价1400元／吨（见购销合同），赔偿义务机关应赔偿我公司的财产灭失损失42万元。赔偿请求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2.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3.法人身份证明书；4.法人代表张宇的人口登记卡；5.法人代表张宇身份证；6.刑事赔偿申请书；7.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书；8.复议机关不予受理通知书；9.高粱购销合同；10.红高粱购销合同；11.仓库出租服务合同；12.农副产品购销合同；13.证明（联运公司）；14.高粱业务费用成本发票及证明凭证；15.向永海证言；16.证明（对外经贸粮油食品公司）；17.撤案决定书；18.许燕桃的领条；19.吉首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20.民事判决书。经审查查明，湘西自治州裕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裕隆公司），曾用名湘西自治州恒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恒发公司），成立于1997年5月15日，因未按规定申报办理2001年度年检手续该公司于2002年10月25日被吊销。裕隆公司（恒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宇。向曜坤曾用名张宇。1997年10月8日，恒发公司与湘泉集团经贸有限公司签订《高粱购销合同》。1997年11月29日，恒发公司与许燕桃签订《红高粱购销合同》。1997年12月25日，恒发公司与湖南省吉首市永昌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杨忠）签订《农副产品购销合同》。1998年，吉首市公安局对被扣押人杨忠作出扣押物品清单，扣押物品为红高粱300吨。1998年2月，许燕桃从吉首市公安局峒河派出所领走约300吨红高粱。2015年3月18日，吉首市公安局作出吉公（峒）撤案字（2015）00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1款的规定，决定撤销张宇诈骗案。2017年3月15日，裕隆公司、向曜坤向吉首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申请，该局逾期未作出决定。6月12日，裕隆公司、向曜坤向复议机关湘西州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复议申请。6月14日，湘西州公安局作出州公赔复不受字（2017）00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赔偿请求人不具备主体资格，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赔偿请求人不服，向本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7年8月22日，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3101民初119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裕隆公司与许燕桃于1997年11月29日签订的《红高粱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同时，该判决认为“至于该合同是否履行，如何履行则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根据该规定，赔偿请求人以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其财产权为由提出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应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受侵犯财产权属归其所有。本案中，赔偿请求人裕隆公司、向曜坤主张因吉首市公安局对涉案高粱的扣押和处置行为，导致其已取得的该财产权灭失。经审查，涉案高粱权属不明，赔偿请求人不能证明其已取得该财产权属。理由有四：其一，吉首市公安局作出的扣押物品清单上被扣押人是杨忠，扣押系杨忠签字和捺印，扣押单不能证明物品所有权人为赔偿请求人。其二，吉首市公安局把扣押高粱退还给许艳桃，而非赔偿请求人。其三，赔偿请求人与许燕桃、杨忠之间存在购销涉案高粱的合同关系，许燕桃把高粱卖给赔偿请求人，赔偿请求人再把高粱卖给杨忠公司，合同并没有对涉案高粱权属及转移条件作出明确约定，本院无权在本案中仅凭合同对高粱权属归属直接作出认定。其四，涉案高粱权属归属并未经司法确认。赔偿请求人与许燕桃之间的合同虽经法院确认合法有效，但合同关系为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区别于物权，合同有效只能证明赔偿请求人与许燕桃之间存在买卖涉案高粱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由此证明赔偿请求人已取得涉案高粱权属。故，在涉案高粱权属不明的情况下，赔偿请求人理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先行确认财产权属实现救济。综上，赔偿请求人在涉案财产权属不明的情形下申请赔偿，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对其申请依法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依法驳回赔偿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请求人湘西自治州裕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曜坤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八条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赔偿请求人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立案：（一）赔偿请求人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赔偿委员会收到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认为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决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决定驳回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