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23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令阳，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郯城县，户籍地临沂市兰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峰，男，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郯城县，户籍地郯城县。上诉人孔令阳因与被上诉人刘振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2民初5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孔令阳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18）鲁1322民初5999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确认孔令阳在与被上诉人刘振峰合伙的位于郯城县高峰镇高三村和民主村的苗圃园林中享有25%的合伙出资份额和25%的合伙盈余分配份额；2.请求全案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律师代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采信虚假证据，适用证据规则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所做判决内容应予撤销。首先，原审法院在判决本案时采信了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以及证人所做的伪证证言，并错误适用了证据规则。第一，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也在作伪证。1、在本案中就上诉人从董某使用其父亲董建国账号收取到的2015年5月25日两笔20万元款项一事，银行流水明细的记载与董某在派出所笔录完全不符。另外，通过董建国账号于2015年6月8日转给孔令阳的10万元款项，既与被上诉人刘振峰没有任何关系，也与上述董某的证言不符。至于2019年6月9日转到孔令阳账户的60,000元，来源于当日现金存入的30,000元及自董建国账号存入25,000元和转账存入5000元，以上的6万元也与刘振峰没有任何关系，且与董某的证言不符。就以上分析，董某把其通过董建国账号转账给孔令阳36万元作为刘振峰支付给孔令阳的股份转让款的事实上面做了伪证。2、在赵某将其承包的20亩园林单独转让给孔令阳的事项上面，被上诉人刘振峰更是明目张胆的作了虚假陈述，根据第一次庭审后上诉人偶然找到了与赵某就20亩土地苗木转让所签订的《土地苗木转让协议书》原件，并提交给了法庭进行质证，在该协议书中明确记载“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赵某于2013年12月10日将郯城县高峰头镇××村租赁的20亩土地及苗木转让给孔令阳，转让费拾捌万元整（包括土地使用、地上苗木、道路、水、电灯全部股权），转让费一次性付清”。依据赵某将其承包的20亩园林是单独转让给孔令阳的事实，再结合《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第2条（2、该补偿款补偿的内容包括孔令阳原种植的红枫苗木40亩及孔令阳自赵某处转来的红枫苗木20亩），足见被上诉人刘振峰伙同证人董某和高某不但自始至终的公然对法庭撒谎。3、在董某通过董建国账号向孔令阳转账628,788元这个问题上，被上诉人刘振峰与证人董某恶意串通做伪证和虚假陈述更为明显。刘振峰提交张新俐转账给董建国账号647,750元的交易清单，而该笔款实为客户拖欠的货款，但被上诉人刘振峰却要求将该款转给孔令阳作为支付的股份转让款。4、至于被上诉人刘振峰及证人董某和高某所说的20万元垫付款一事，所谓的垫付投资毫无事实根据，也更违背逻辑与常理。5、在关于分红款的数额这个问题上，作为证人的董某和高某均作出了伪证，并且相互矛盾，足见其心术不轨。事实上，四人合伙期间累计的合伙盈余应在400万左右，绝非是高某所说的80万左右，更不是董某所说的5万多元。第二，原审法院在判决本案时错误适用了证据规则。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在此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和适用的证据规则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其审查和认定证据及证明力的过程以及作出的结论明显出了问题。基于此前关于刘振峰做虚假陈述和董某及高某做伪证的证明分析，一审法院以董某的证言系直接证据就认为其具有高度盖然性，显然是错误的。（一）本案的争点应在于上诉人孔令阳与被上诉人刘振峰之间是否达成了有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和刘振峰是否按时足额向孔令阳支付了股份转让款。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基于在原合伙只进行了合伙盈余的分配，而被上诉人并未向孔令阳支付其个人应当承担的股份转让款，因而孔令阳与刘振峰之间不存在有股份转让的行为和事实，故上诉人仍然在合伙中享有25%份额股权并享有25%的收益分配权利。（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如何证明刘振峰未向其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事实，则属于一种消极事实，对此，上诉人无举证责任。就举证责任分配来说，被上诉人刘振峰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孔令阳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并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即已经向孔令阳支付了全部的股份转让款。正因为如此，被上诉人刘振峰才提交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以便证明其与孔令阳之间存在股份转让协议；提交了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意图证明该清单所涉的647,750元客户货款是用于向孔令阳支付了股份转让款的尾款；另外由证人董某及高某证明其已经向孔令阳支付了全部的股份转让对价，从而想证明孔令阳不再享有合伙股权，这也完全符合《最高人民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但被上诉人刘振峰所提交的证据并未能达到一审法院所认为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由于被上诉人故意虚假陈述并申请证人做伪证，已经构成了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非诚信诉讼行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给上诉人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和上诉人的律师费及诉讼保全保险费用等损失。被上诉人刘振峰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四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上诉人所称法定无效及可撤销的情形，更非上诉人称“未成立”。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已履行完毕。如股份转让协议未生效，何来补充协议之说。二、上诉人一直在作虚假陈述。为达非法目的，上诉人谎称董某汇至其账户的36万系上诉人妹妹向董某的借款，事实上上诉人及其妹妹从未向董某借过款。上诉人虚假陈述的目的系否认被上诉人向其支付过股份转让款。事实上，董某的证人证言及在派出所的证言相互印证。三。上诉人系恶意诉讼。上诉人提起诉讼原因系因苗木市场变好，上诉人恶意诉讼、查封保全苗木，以达到迫使获取不当利益之非法目的。孔令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孔令阳在与被告刘振峰合伙的位于郯城县高峰头镇高三村和民主村的苗圃园林中享有25%的合伙出资份额和25%的合伙盈余分配份额；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刘振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0日，原告孔令阳、被告刘振峰及其他合伙人高某、董某就共同经营的美国红枫苗圃股份转让事宜达成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一、苗圃概况：1.该苗圃位于郯城县高峰头镇高三村和民主村，土地面积480亩；2.该苗圃现有地径三公分以上大苗五万三千多棵和二米以下小苗三万多棵，地下水管网灌溉工程及地上所属建筑、变压器、农用机械等附属物；3.原合同余下的土地租用期限：2015年4月-2027年10月。二、股份持有比例：刘振峰35%，孔令阳25%，高某25%，董某15%。三、协议转让内容包括：孔令阳、高某、董某三人自愿将其共同持有的65%股份资产转给刘振峰生产经营。四、1.经四人共同协商评估，该苗圃的总资产折价为人民币470万元（大写：肆佰柒拾万元整），孔令阳、高某、董某三人持有的65%股份转让价为305.5万元（大写：叁佰零伍万伍仟元整）；2.股份转让签订后，受让方在一星期内付给转让方50万元定金，一个月内全部全额现金付清转让余款。五、双方责任及义务：1.在协议转让定金付完后，双方不得反悔，转让方无权再干涉受让方的生产经营情况，但有责任协调好与本地村民各种纠纷，否则依法追缴转让方协议成交额的三倍赔偿金，补偿给受让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受让方未能按时支付转让金，应以每日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作滞纳金支付给转让方，如未能按时付款超过15个工作日，视同终止履行本协议，转让方有权处置已付定金。原告孔令阳和高某、董某作为转让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被告刘振峰作为受让方未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捺印。四人合伙期间，董某负责财务，被告刘振峰给原告孔令阳及其他合伙人高某、董某分别垫付投资款20万元、20万元、8万元，协议书签订时，董某还持有出售小苗的公款，协议签订后，扣除垫付款48万元和应摊小苗款，被告刘振峰将剩余转让款以现金、银行转账的方式分次付给董某，董某把钱付给原告孔令阳和高某，扣除垫付款20万元、加上应摊1万多元的小苗款，董某于2015年5月25日使用其父董建国的账户62×××57分两次转入孔令阳银行账户62×××19共计20万元、2015年6月8日转入孔令阳该银行账户10万元、2015年6月9日转入孔令阳该银行账户6万元、2015年6月30日分五次转入孔令阳该银行账户共计628,788元，以上合计988,788元。在2015年5月20日刘振峰与孔令阳、高某、董某就位于郯城县高峰头镇高三村与民主村美国红枫苗圃股份转让所达成的转让协议基础上，刘振峰（甲方）与孔令阳（乙方）于2017年9月19日达成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1.甲方刘振峰付给乙方孔令阳苗木补偿款126万元（壹佰贰拾陆万元整）；2.该补偿款的内容包括孔令阳原种植的红枫苗木40亩（位于高峰头镇××）及××自××处转××苗木××（××高峰头镇××）；3.自本协议达成之日起任何一方不得反悔，乙方孔令阳无权干涉甲方刘振峰的生产、经营、转让、买卖、抵押，且乙方有责任协调好当地村民的各种纠纷，否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该补偿款一倍的赔偿金，赔偿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4.上述第一项补偿款甲方刘振峰已于2017年9月18日前付给乙方孔令阳8万元（捌万元整），剩余118万元（壹佰壹拾捌万元整）于2017年10月1日前支付38万元（叁拾捌万元整），于2018年1月30日前支付40万元（肆拾万元整），于2018年5月1日前支付40万元（肆拾万元整）；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捺印后生效，一式二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原告孔令阳、被告刘振峰作为协议人在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名捺印。被告刘振峰已将以上补偿款付清。2018年9月4日，被告刘振峰在园林卖树，原告孔令阳以与被告刘振峰有经济纠纷为由进行阻止，报警后，郯城县公安局高峰头派出所进行了询问调查。后原告孔令阳向本案提起诉讼。从董建国账户转到孔令阳账户的628,788元系分给原告的收益，并非被告所称支付给原告的股份转让款。证人左某陈述：“我和孔令阳是同学关系。2012年10月份，我、孔令阳、高某、赵某在高峰头镇××村流转土地128亩，每亩每年承包费1000元，承包费每年一付，当时孔令阳种植40亩、高某种植40亩、赵某种植20亩、我种植28亩。2013年3月份开始栽种美国红枫小苗，各人管理各人的，5月份，孔令阳、高某在济宁王忠雷那里拉来美国红枫小芽苗套栽在他们的一百亩地里培育。6月初，高某、孔令阳又引荐刘振峰、董某在高三村承包了380余亩土地种植美国红枫，据听说，孔令阳、高某有股份。后来他们就陆续的把民主村的一百亩地和高三村的地里都套栽了小红枫芽苗，大约有50-60万棵，2014年春天开始卖民主村地里的小苗，当时1.5米高左右的小苗，市场价格7-8元左右，2014年10月份到2015年春天才把培育的小苗卖完，这期间，赵某的二十亩红枫，由于其他原因不想再经营了，于2013年12月转让给孔令阳经营，后来听说孔令阳、高某又把民主村的一百亩地红枫也合股到高三村那里了，四人合股在一起共同经营，实行股份制分配”。反证被告主张赵某向他们四人转让土地及苗木的虚假事实，也印证了被告将合伙期间销售小苗的货款作为其应向原告支付的股份转让款，被告根本没有向原告支付其应当承担的股份转让款，存在欺诈行为，意图将股份转让款与合伙分账款混为一谈，以达到恶意侵占原告合伙股份的目的，原告仍享有相应的合伙份额。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孔令阳、被告刘振峰与其他合伙人高某、董某达成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及第五十四条规定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情形，被告刘振峰虽然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原、被告在该协议书基础上又达成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足以表明被告刘振峰认可该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合同，原告孔令阳主张协议书不成立、不生效或者无效，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刘振峰对本案提出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因原、被告于2017年9月19日又达成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且约定了被告给付原告补偿款的期限，本案不应按被告主张的协议书履行期间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未超过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对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孔令阳应得股份转让款117，5万元（470万元×25%），扣减应付刘振峰垫付投资款20万元，加上应得小苗款1万多元，董某通过董建国账号多次转给原告孔令阳的988,788元，包含被告刘振峰应支付给原告的剩余转让款97.5万元。协议书约定被告刘振峰应在2015年5月20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一个星期内付给转让方50万元定金，一个月内全部全额现金付清转让余款，如未能按时付款超过15个工作日，视同终止履行协议，转让方有权处置已付定金。按照股份比例，原告孔令阳应收定金不足20万元（25%÷65%×50万元），原告于2015年5月25日收到20万元，未超过一个星期，也达到了其应得定金数额，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收到剩余转让款，未超过一个月后的15个工作日，本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刘振峰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书向原告孔令阳给付了全部转让款，股份转让协议书载明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止，原告孔令阳诉求确认原告孔令阳在与被告刘振峰合伙的位于郯城县高峰头镇高三村和民主村的苗圃园林中享有25%的合伙出资份额和25%的合伙盈余分配份额，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的规定，本案诉讼费应由原告负担；原、被告均主张对方涉嫌虚假诉讼罪，当事人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判决：驳回原告孔令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400元，由原告孔令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孔令阳申请证人孔某、赵某出庭作证，申请证人孔某出庭欲证实2014年-2015年销售小苗款约500万余元，董某转账给孔令阳的款项均为销售苗木款，而非股份转让款，刘振峰未支付股份对价；申请赵某出庭欲证实赵某当时转让的20亩土地和苗木是转让给孔令阳个人的，一审中刘振峰、高某、董某作伪证。经质证，刘振峰认为两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上诉人欲证事实。本院认为，鉴于孔某陈述其不经手具体的销售款项，且陈述的卖苗的问题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孔某的证言对本案争议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及被上诉人是否支付股份对价无证明力，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赵某的证言，因涉及该部分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在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作出约定，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本院亦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点系上诉人孔令阳与被上诉人刘振峰之间是否达成了有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刘振峰是否履行了向孔令阳足额支付股份转让对价的义务。关于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孔令阳、刘振峰与其他合伙人高某、董某达成的股份转让协议，孔令阳、高某、董某作为转让方在协议上签字，刘振峰作为受让方持有合同，在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及第五十四条规定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下，应视为系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振峰虽然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刘振峰自始未因其未签字而主张合同不成立，况且孔令阳、刘振峰在该协议书基础上又达成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足以表明刘振峰认可该协议书，故该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合同。原告孔令阳主张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或者无效，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振峰是否已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股份转让签订后，受让方在一星期内付给转让方50万元定金，一个月内全部全额现金付清转让余款”。第五条第二款约定：“受让方未能按时支付转让金，应以每日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作滞纳金支付给转让方，如未能按时付款超过15个工作日，视同终止履行本协议，转让方有权处置已付定金。”通过双方一审提交的相关银行交易清单，可以证实刘振峰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向孔令阳支付988788元。孔令阳认可收到上述转账款，但上诉主张该转账款项系合伙期间树苗销售款，而非股份转让款，对该主张孔令阳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结合一审庭审时孔令阳辩称其中36万元系其向董某的借款，二审中又主张收到的全部转账款项均系树苗销售款，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信，依法认定上述988788元转账系刘振峰向孔令阳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对于刘振峰曾垫付投资款20万元，有其他合伙人的证言并与派出所笔录相互印证，应在孔令阳应得转让款117.5万元（470万×25%）中予以扣除。加之各合伙人应得小苗款1万余元，可以证实刘振峰向孔令阳足额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故上诉人孔令阳要求确认孔令阳在与被上诉人刘振峰合伙的位于郯城县高峰镇高三村和民主村的苗圃园林中享有25%的合伙出资份额和25%的合伙盈余分配份额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涉案988788元款项依法认定为股份转让款，而非上诉人所称的树苗销售款，对于上诉人所称的树苗销售款，上诉人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孔令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400元，由上诉人孔令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华雁审判员  陈 芳审判员  范宗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