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27行终10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都匀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剑江中路**。法定代表人袁匀荣，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都匀市自然资源局（原都匀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剑江中路**原都匀市公安局大楼**法定代表人李劲松，该局局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都匀市建设局），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普安路协府街**iv>法定代表人蒋俊晖，该局局长。一审第三人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河滨路**v>法定代表人陈新疆，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都匀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都匀市自然资源局（原都匀市国土资源局）、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都匀市建设局）及一审第三人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协议一案，不服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6行初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都匀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中房建安公司以及原告都匀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三家公司合并重组，成立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并后原三家公司的资产并未重组，仍保持各自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2008年8月5日，因廉租房建设需要，原都匀市国土资源局、原都匀市建设局与第三人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收回土地补偿协议》，收回位于大龙田水果批发市场对面，面积为440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2009年初，原告都匀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罗佩国、袁匀荣等职工曾就低价收回国有土地一事进行信访。庭审中原告称，其知道二被告与第三人公司签订《收回土地补偿协议》后，曾到省里进行上访，2009年3月从原都匀市建设局领取了一份《收回土地补偿协议》，但是由于当时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仁尧怠于行使职权、怠于维护公司利益，因此直至2018年11月更换法定代表人后才来起诉。另查明，2018年11月20日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原告都匀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记载公司名称为都匀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匀荣，成立日期为1999年4月11日，经营期限为长期。目前原告公司并未注销。另外，原都匀市建设局已经撤销，其职权由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使。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法人清算结束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庭审中查明，原告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经营期限为长期，目前并未注销，因此，原告公司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其次，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2008年8月5日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收回土地补偿协议》，原告至迟于2009年3月即知道该《收回土地补偿协议》。按照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于2009年3月知道《收回土地补偿协议》，2019年1月7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对原告更有利的2年的起诉期限。原告称由于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仁尧怠于行使职权、怠于维护公司利益，因此直至2018年11月更换法定代表人后才来起诉。而法定代表人怠于行使职权、怠于维护公司利益等事项属于原告公司内部事项，不属于法定的扣除或延长起诉期限的情形。综上，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一审宣判后，一审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独山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6行初12号行政裁定；2.判令撤销、废除《收回土地补偿协议》；3.另行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收回土地补偿协议》。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自2009年1月得知二被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将上诉人所有的价值超700万元的预制场场地以120万元出售、收购，但因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严重失职，怠于履行职权，上诉人职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迫于2009年3月起不断信访，诉告至今未果。至2016年6月，上诉人公司职工为维护权益才提起更换法定代表人的程序，但当上诉人向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求取回保管在其处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印章等手续以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时，原都匀市建设局以各种借口拒不交还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印章，故致使上诉人不能及时提起本案诉讼。原都匀市建设局与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各种借口为由，至2018年8月28日才向上诉人交还印章一枚、营业执照一份，其余证件尚未交还。因此，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被诉《收回土地补偿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二被上诉及一审第三人明知案涉资产所有权属于上诉人，却蓄意回避作为真正物权权利人的上诉人而擅自签订被诉协议，侵犯了上诉人的物权，该协议应属无效。三、上诉人的物权权利应予以保护，为保障上诉人职工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案涉资产的物权权利人即上诉人另行与都匀市自然资源局签订新的土地回收协议。二审期间，二被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及述称意见，亦未提交新证据。至于上诉人在提起上诉时随上诉状一并提交的如下证据材料：1.2016年6月27日徐仁尧与谢新明等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2.2016年11月5日徐仁尧与袁匀荣、谢新明签订的《委托书》；3.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的《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都匀市建四公司职工诉求“市建四公司房产变卖没有经过四公司法人和职工同意”和“要求将四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等一切手续”的答复意见书》，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的《关于妥善处理市建四公司职工要求的函》（匀市住建函〔2017〕1433号），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的《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妥善处理市建四公司职工要求的决定》（匀市住建办〔2018〕67号）；4.《都匀市人民政府关于对谢新明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匀府信复〔2017〕15号）；5.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的《关于都匀市住建局“关于妥善处理市建四公司职工要求的函”的处理意见》、2018年5月8日作出的《关于都匀市住建局“关于妥善处理市建四公司职工要求的决定”的回复》、2010年3月15日向都匀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报告》；6.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6行初145号行政裁定书、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0）黔南民一终字第708号民事判决书；7.都匀市建设局文件（匀市建办〔2006〕45号）；8.徐仁尧于2018年3月15日提交的《申请》、2019年3月2日所作《证词》；9.《房地产评估委托书》。经审查，上述材料中的《证词》是对上诉人诉状所称的公司经营管理、资产情况的重复说明，都匀市建设局文件（匀市建办〔2006〕45号）、（2010）黔南民一终字第708号民事判决书均已作为一审证据举示，其余材料均系对上诉人在提起一审诉讼前进行信访、维权及案涉资产情况的说明，本身形成于本案一审诉讼前，均可在一审程序中收集及提供，但其无正当理由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不予接纳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原、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关于一审原、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首先，关于一审原告即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已查明上诉人是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其在重组并入一审第三人都匀市三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仍保持独自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并主张其是案涉行政协议所涉被收回土地的物权权利人，故其与被诉行政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且，上诉人于2018年11月20日经工商登记机关换发了营业执照，至今未被注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法人清算结束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据此，上诉人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和诉讼主体资格。其次，被诉《收回土地补偿协议》的合同甲方虽仅载明为原都匀市国土资源局，但该协议中已明确约定都匀市建设局在协议履行中的权利、义务，且该局已作签章确认。而原都匀市国土资源局及都匀市建设局所行使的相关职权已经机构改革由现都匀市自然资源局和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之规定，现都匀市自然资源局和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适格被告。故，现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张其不是适格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上诉人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均自称其于2008年8月5日即知晓协议双方已签署了被诉的《收回土地补偿协议》，并于2009年3月从原都匀市建设局处领取了一份该《收回土地补偿协议》。据此，上诉人至迟于2009年3月起即知道了被诉行政协议的存在。依照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公布，1990年10月1日施行）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上诉人至迟应自2009年3月起2年内提起诉讼。但一审原告即上诉人迟至2019年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而其在此期间通过信访途径维权及主张其原法定代表人履职原因致使其未及时提起诉讼的情形，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一审原告即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裁定驳回一审原告的起诉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需要指正的是，一审裁定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属笔误，正确应为当时施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一审原告起诉的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至于一审原告与一审第三人之间就涉案行政协议指向的被征收资产权属产生的争议，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相关当事人可依法另行主张。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林顺军审判员  夏 永审判员  罗 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蒲兴余书记员欧阳卢鸿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