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76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营业场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804433442P。 负责人：王翔，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王书云，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海梦，男，198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杰，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石家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聂海梦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代理人李健、王书云，被上诉人聂海梦及代理人刘新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人保石家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车主田丽芬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险》等保险单证中免责条款应当是有效的，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示了车主田丽芬被上诉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险》等保险单证及条款等相关证据，上诉人对这些证据中免责条款向法庭强调所有免责的条款均为粗黑体字，与其他条款的普通字体存在明显区别，一审法院错误适用《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有关保险合同条款的规定是《合同法》特别法，与《合同法》有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免责条款是有效的。二、被上诉人造成他人死亡后逃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减轻罪责，自愿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后，上诉人不应在《机动车综合商业险》内对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应适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车主田丽芬作为车辆所有人将涉案车辆借给被上诉人使用，车主与上诉人的保险合同依法及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车主及被上诉人在长达几个月时间内故意不向保险人报险，其本身就存在故意和严重过错，被上诉人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为减轻罪责与被害人家属自愿达成协议，属于自救行为，这与其是否应当得到保险赔偿毫不相关，根据上诉人与车主田丽芬的保险合同，上诉人依法应当在《机动车综合商业险》范围内免责。三、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及赔偿均系2017年，一审法院按照2018年标准计算赔偿无事实依据。被害人于丽敏系栾城镇聂家庄村人，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而一审法院却按照城镇标准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与其本院判决不一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错误，详见（2018）冀0111民初250号及（2019）冀0111民初22号民事判决。 被上诉人聂海梦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没有向车主田丽芬交付《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其对免责义务怎能尽提示义务，故本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无效。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说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是车主田丽芬的，被答辩人是故意违背事实，答辩人在一审出示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不是车主田丽芬，是答辩人的代理人代理的与本案无关的其他车主的案件中的，是拿来证明被答辩人没有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交付给车主田丽芬，被答辩人怎能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据此可认定被答辩人故意违背事实，滥用上诉权，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发生在2017年，但法院判决是2019年，按上一年度国家规定的收入标准判决正确，因为上诉人没有在2017年主动做出赔偿，法院判决依据判决作出日上一年标准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栾城县公安局出具的居民居住证明判决，该证明是栾城县公安局出示的，具有法定证明力。上诉人引用的两个案例，我国不是判例国家，另案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聂海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财产损失、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0万元，庭审中变更为61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9日22时50分许，原告聂海梦驾驶冀Ａ×××××小型轿车沿栾城区东外环由北向南行驶至狄家庄村道口时，与同方向行驶的于丽敏驾驶的电动二轮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于丽敏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聂海梦驾车逃逸。该事故经栾城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栾公交认字［2017］第161708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聂海梦负此事故全部责任，于丽敏无责任。原告聂海梦驾驶的冀Ａ×××××小型轿车实际所有人为田丽芬，田丽芬为该车在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处投有交强险一份、商业三者险50万元且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2017年11月23日，原告聂海梦与死者于丽敏家属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一、被告人聂海梦的亲属一次性赔偿聂文虎、聂士农、于桂英、董保菊因于丽敏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财产损失、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5万元。二、聂海梦的亲属赔偿聂文虎、聂士农、于桂英、董保菊65万元以后，被害人于丽敏的亲属聂文虎、聂士农、于桂英、董保菊等不得再向本案被告人聂海梦、车主田丽芬、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主张赔偿。聂海梦及其亲属等在赔付65万元后可依法向保险公司等另行主张权利。”当日，原告聂海梦的家属向死者于丽敏家属支付了650000元。原告聂海梦支付给死者于丽敏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610960元。死者于丽敏出生于1985年5月22日，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根据原告聂海梦提交的栾城区公安局出具的死者于丽敏属于城镇户口的证明，及河北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0548元／年计算，于丽敏的死亡赔偿金为20年×30548元／年＝61096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82400元。死者于丽敏儿子聂士农未成年系被扶养人，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8年，按每年20600元计算。3、丧葬费32633元。4、精神抚慰金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一般来讲，应从宽认定保险利益，以便更好的发挥保险制度的功能，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该条款所述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能仅仅理解为“合法权利”，而应理解为“合法的经济权利”。本案原告聂海梦借用田丽芬的机动车辆，其即享有合法的经济利益，对该车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保险利益。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立法目的来看，其首要目的在于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赔偿。换言之，只要是由于该机动车的驾驶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无论具体的驾驶人是谁，保险公司都应当赔偿。原告聂海梦作为车辆借用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案涉被保险车辆的登记车主为田丽芬，田丽芬将该车借给原告聂海梦实际使用。原告聂海梦拥有机动车驾驶证，具备必要的驾驶能力。事故发生时，原告聂海梦基于借用关系获得了被保险车辆的合法使用权。使用权是法律所承认的合法权利类型之一，且承载了田丽芬与该车辆有关的合法财产权益。因此，原告聂海梦对被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田丽芬的车辆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据此，在第三者责任险中，被保险人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原告聂海梦作为合法的驾驶人对被保险车辆享有合同规定的保险利益。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认为应由车主田丽芬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原告聂海梦已经积极对受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车主田丽芬对原告聂海梦对受害人的赔偿并无异议，原告聂海梦申请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的赔偿并未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该事故的理赔仅此一次，并不可能发生多次导致保险公司重复理赔，原告聂海梦直接申请理赔并不违背合同和法律禁止性规定，在此情景下，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的辩称会额外加重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系对最终结果无任何改变的形式赘加，故对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辩称的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八款，由于原告聂海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时通知己方和逃逸行为，存在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的责任免赔。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殊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系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责任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田丽芬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的相关证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八款对被保险人无效。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原告聂海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予以支付。由于原告聂海梦赔偿的受害人的合理损失大于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合计限额，故被告人保石家庄公司应支付原告聂海梦赔偿受害人的各项损失610000元。无证据证实受害人存在财产损失，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聂海梦赔偿受害人的损失610000元。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查明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肇事车辆能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获得保险赔付及如何确定赔付死亡赔偿金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殊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人保石家庄公司系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其未能提交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责任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田丽芬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的相关证据，故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无效，其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关于赔偿标准，根据栾城区公安局出具证明显示于丽敏为城镇户口，一审法院按照上一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陈 路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