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民终62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明亨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街**货运中心253—**。法定代表人：曹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超，河北元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鑫宏福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沙平北路**金鹏物流园******7—**iv>法定代表人：胡小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尔特，广州牧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家庄市明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亨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鑫宏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福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8）冀8601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亨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8）冀8601民初1018号判决书第一项内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1、在2015年1月28日，上诉人与胡某订立货物运输合同，由胡某将涉案货物交由上诉人运输，上诉人给胡某出具货单，货单的寄件人处留有胡某的电话180××******。因此，上诉人与胡某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在（2015）石铁民一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明享物流接受80位货主的委托-----”而该案卷宗中，80位货主的收款人信息、收款证明中，涉案货物的货主是胡某并非是被上诉人，这进一步证实上诉人与胡某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3、一审庭审中，虽然胡某出庭作证，陈述其是被上诉人的职工，且是被上诉人股东之一，是受被上诉人委托将涉案货物交于上诉人运输，但是，1胡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动合同。2被上诉人没有给胡某交纳社会保险。3工商登记不显示胡某是股东，没有股东之间的协议。4被上诉人未提交对胡某的任何授权委托。让其将涉案货物交于被告运输，因此，无法证明胡某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且胡某陈述，其10万元赔偿款收到后，至今仍未交给公司，是自己用了。收款后过了几天，他就跟公司说了他收到10万元赔偿款的事，但是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17日起诉本案时，根本不知道上诉人已赔偿10万元这一事实，很明显，被上诉人出具的员工证明及胡某的证言均是虚假的，这进一步说明，胡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相对独立，在胡某与上诉人协商一致收到10万元赔偿款后，不需要通知被上诉人。4、胡某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胡小芳系亲兄妹关系，证人胡某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且被上诉人只提供了证人胡某出庭证实是其员工，再也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根据《民诉法证据若干规定》第69条第2款：“以下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因此，证人胡某的证言不可采信。5、上诉人已尽到全部赔偿义务，根据上诉人给胡某的货单上第2款记载“保价货物丢失或损毁，承运人按丢失或损毁部分投保价值赔偿，未参加保价最高按运费的5倍赔偿。”本案中，涉案货物每一张货单的运费为900元，且涉案货物没有参加保价，因此每张货单的货物损失最高为4500元，共两张货单，损失最高9000元，而上诉人已赔偿10万元。因此，上诉人已尽到了完全的赔偿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在本次诉讼中被上诉人与胡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的行为。二、假设胡某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在2015年1月28日，其受被上诉人指派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上诉人运输，货物损失后，在2015年2月9日，胡某收到上诉人支付5万元前期赔款，在2015年5月8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后，上诉人再支付被上诉人损失5万元，至此，上诉人共赔付被上诉人损失10万元。如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赔偿数额太低，其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上诉人继续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5月8日-2017年5月8日（民法总则在2017年10月1日施行，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民法总则实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的诉讼时效已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17日才立案，因此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称其在2016年—2017年间正在给上海人保公司进行诉讼，因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是，被上诉人与上海人保公司的诉讼并不影响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显然，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但一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赔偿上海人保公司的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点，以此为由，来规避超过诉讼时效这一事实。很明显，一审法院是在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混淆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已达到偏袒被上诉人的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上均存在严重错误，现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支持上诉请求。鑫宏福公司答辩称：1、根据我方证据材料显示涉案货物的货主为深圳致君制药公司并非胡某，胡某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上诉人运输，上诉人出具货单，不能据此证实货主即为胡某。2、胡某系我方公司员工，将其涉案货物交付给上诉人运输，系职务行为，我方有权就涉案货损向上诉人进行索赔，即便不考虑我方与胡某之间的员工关系，其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上诉人运输，系职务行为，我方有权就涉案货损向上诉人进行索赔，即便不考虑我方与胡某之间的员工关系，根据合同法第403条关于隐名代理规定胡某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上诉人运输，双方订立运输合同，上诉人在收货时不知道我方也可以直接行使向上诉人的索赔权，上诉人应当就涉案货损向我方进行赔偿。3、本案我方的诉讼时效自我方赔偿责任确定时起进行计算，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我方作为涉案货物的承运人自我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由于货主深圳致君制药公司向上海人保公司投保了货运险，根据最高院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6条规定，上海人保的代为求偿权自上海人保实际支付保险金开始计算，由于我方与上海人保均为货损责任的承担方，我方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我方承担赔偿责任确定时开始计算。4、上诉人应当按照我方的实际损失向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107条、113条规定合同一方违约给相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金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同时根据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规定上诉人在接受涉案货物之时开具的货票属于典型的格式单证，货票上面的责任限制条款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排除了我方的权利，免除了上诉人的赔偿义务，应当认定无效，而且胡某在实际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托运时没有在该货条上签字，该货票仅能作为涉案货物交付给上诉人的交接凭证，上面记载着责任条款不能作为上诉人的赔偿依据，而且涉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实际赔偿金额人民币10万元，也足以证明双方实际上没有按照货票上责任限制条款进行赔付，该条款没有约束力，所以上诉人应当就剩余部分损失继续向我方赔偿，我方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鑫宏福公司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3632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3322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原告赔付次日即2017年8月1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28日，致君公司委托鑫宏福公司运输400件注射用头孢呋辛钠，从石家庄运送至长沙。鑫宏福公司收到货物后由其员工章彩仙和胡某与明亨物流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委托明亨物流公司将该批货物运输至长沙。明亨物流公司继而委托赵建锁承运该批货物，由赵建锁雇佣的司机刘志军驾驶冀Ａ×××**/冀Ｅ×××**车实际运输。2015年1月30日，冀Ａ×××**/冀Ｅ×××**车行驶至京珠高速路下行785KM处时发生火灾，导致该批货物全部烧毁。人保财险上海公司系该批货物的承保人，承保该批货物的货物运输险。事故发生后，人保财险上海公司核定货物经济损失金额为456000元，并按照约定向致君公司赔偿了人民币455000元。人保财险上海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鑫宏福公司进行代位追偿，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令鑫宏福公司向人保财险上海公司赔偿损失455000元及利息。后鑫宏福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法院调解，鑫宏福公司与人保财险上海公司达成和解，并于2017年8月15日向人保财险上海公司支付赔偿款432250元。鑫宏福公司员工章彩仙、胡某分别于2015年2月9日和2015年5月10日出具收条证明二人收到明亨物流公司单号为311001165331、311001165342的前期赔偿款100000元。另查明：2016年5月27日，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5）石铁民一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明亨物流公司接受80位货主的委托，将一批货物从石家庄运往长沙，2015年1月28日，明亨物流公司将该批货物委托赵建锁运输。2015年1月30日，赵建锁雇佣的司机刘志军驾驶冀Ａ×××**/冀Ｅ×××**车行驶至京珠高速路下行785KM处时发生火灾，导致该批货物全部烧毁，后明亨物流公司陆续赔偿80位货主货物损失共计660274元。明亨物流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致君公司销售随货通行单，单号为FC0100491和FC0100490，其显示明亨物流公司实际承运货物中的药品实际价值为456000元。该案最终判定由赵建锁向明亨物流公司赔付660274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鑫宏福公司委托其员工胡某、章彩仙与被告明亨物流公司之间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原告委托被告将400件注射用头孢呋辛钠由石家庄运往长沙，后被告将该批货物又委托给赵建锁进行运输。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据该运输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该批货物在运输途中因发生火灾导致全损，被告作为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一审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中原告的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通过原告出具的员工证明及胡某出庭作证，可以证实原告委托其员工胡某和章彩仙同被告签订货运合同并委托被告承运涉案货物的事实，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即使被告不知道胡某和章彩仙与原告之间的代理关系，原告亦有权就涉案货损要求被告赔偿。且被告在（2015）石铁民一初字第504号案中提交的致君公司销售随货通行单（单号为FC0100491和FC0100490）亦能证实被告实际承运了本案货物，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主体适格，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辩称涉案货物是胡某委托被告进行承运的，被告已赔付胡某10万元，双方达成调解合意。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2015年2月9日收条记载“今收到明亨物流前期赔偿款五万元整，单号为311001165331、311001165342，章彩仙。”2015年5月10日收条记载“今收到明亨物流赔款伍万元整，加上2015.2.9日赔款伍万，共计拾万元正，单号为311001165331、311001165342，胡某。”该两份收条显示被告共向章彩仙和胡某先后赔偿100000元，但并不是最终的全部赔偿款，且根据（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8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产品配送单、销售随货同行单可以确定该批货物的实际金额为456000元，被告明亨物流公司仅赔付胡某和章彩仙100000元，不能证实其赔偿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庭审中述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2017年8月15日，原告依据（2017）粤03民终586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赔偿金额向人保财险上海公司支付了货物损失赔偿款432250元，而货物损失是被告在承运过程中导致的，原告在支付赔偿款后，有权在2年内向被告提出索赔，诉讼时效起算日应为2017年8月16日，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剩余货物损失3322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诉讼费4070元，本院认为，该费用是因原告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决提起上诉产生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原、被告货物运输合同中并未约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石家庄市明亨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深圳市鑫宏福物流有限公司赔偿金332250元。二、驳回原告深圳市鑫宏福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4元，减半收取计3172元，由被告石家庄市明亨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期间，另查明，明亨物流公司的两张货票，显示：石家庄-长沙运单号311001165331、311001165342，寄件人：石家庄电话：180××******网点电话：138××******货物信息寄托物：药品200件，重量：1.0KG运费900元，增值服务：0.0元付款方式：到付结算方式：现结。其他同一审查明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某和章彩仙的行为是否职务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胡某和章彩仙的行为是否职务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其次，虽然上诉人承运的货物中包括运单号311001165331、311001165342中的货物，但明亨物流公司货票中寄件人显示为自然人胡某、章彩仙的电话，被上诉人主张胡某、章彩仙系其公司员工，上诉人对此不认可，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二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及缴纳养老保险的凭证，且在发生货物灭失后，支取赔偿款的是胡某、章彩仙以个人名义领取，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胡某、章彩仙系被上诉人的员工，截止本案起诉时被上诉人并不知道胡某、章彩仙已收取赔偿款10万元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胡某、章彩仙是被上诉人的员工或代理人，胡某、章彩仙将货物交与上诉人承运不能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关系，故，上诉人明亨物流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鑫宏福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鉴于被上诉人鑫宏福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对诉讼时效的问题不做实体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8）冀8601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鑫宏福物流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344元，退还被上诉人深圳市鑫宏福物流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6344元，退还上诉人石家庄市明亨物流有限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立红审判员  刘瑞英审判员  任永奇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恒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