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32民初295号原告：杨玉林，男，1961年7月13日生，土家族，系云南省河口县居民，现住河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明清，女，1965年9月9日生，汉族，住河口县。系原告杨玉林妻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范树猛，男，1954年4月15日生，汉族，昆明市宜良县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艳萍，云南彰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玉林与被告范树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明清、张磊，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艳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玉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解除原告杨玉林与被告范树猛之间签订的《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被告范树猛从原告起诉即日起退出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二、双方合伙期间共投资2778143.2元，收入2852092元，盈利73948.8元，被告范树猛享有53243.14元，原告杨玉林享有20705.66元；三、合伙期间被告范树猛购买的动产二手猎豹车一辆、三轮车三辆，联合脱粒机一台、地磅秤一台由范树猛自行处理；四、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原告作价补偿范树猛136800元后归原告所有；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范树猛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11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后双方又陆续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对合作协议进行补充约定。按照双方所签协议约定，原告用自己投资建设的洋城生态养殖场作价入股，其他资金由被告范树猛出资，养猪场的财物收支要由双方共同研究决定，重大事项须经双方达成一致方可进行，并且资金由开立的猪场账户统一收支，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但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范树猛凭借其是大股东的身份，在养殖场日常经营管理中独断专行，养殖场的资金使用、仔猪、饲料的购买、工人工资的发放等事项从不予原告商量，也不将相关费用及时入账，并且2018年9月3日出售的一批生猪获得的150多万元销售款至今也不缴入猪场专户，导致双方合伙盈余情况不明。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范树猛提出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及时将经营收支入账结算以保障猪场经营账目的清晰明了，但被告根本不把原告当做合伙人，却将整个养殖场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合作期间被告第二批购买生猪时依然没有告知原告相关情况，生猪可以出售时也不与原告沟通，导致生猪没有在价格较好的时候出售，原告也多次与被告联系也无结果，并且被告还在原告和家人与其商量核对结算账目时公然辱骂原告家人让滚出养殖场。上述情况说明被告不尊重双方合作协议，且其行为会给合伙造成较大损失，因此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由于原告没有掌握合伙期间全部情况，但原告根据实际情况对双方合作至今的情况作了预估，双方合伙期间出资在2778143.2元，收入2852092元，盈利73948.8元，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被告享有73948.8元的72%即53243元，原告享有73948.8元的28%即20705元。除此之外合伙期间被告投资340000元建设部分固定基础设施，提供了一辆二手猎豹车，购买了三辆三轮车和一台联合脱粒机，并安装了一台地板称。对于上述投资可移动的资产由被告自行处理，不可移动设施原告愿意作价补偿。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合伙经营原则，而且也违反了双方合伙协议的具体约定，使合伙经营存在非常大的经营风险。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特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范树猛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在合伙期间不遵守合伙协议、合伙事务不商议、第一批售猪款不入账，以及在请求与其核对账目时，被告公然辱骂原告家人等诉称，均不符合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与被告约定合伙经营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的对方当事人是原告、原告儿子杨城、原告妻子何明清，并非仅是原告1人。另外，原被告双方均已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对猪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被告投资现金133万元，占股72%；原告以其家庭原投资建设的场地及水电等设施折价60万元出资，占股28%。因此，据上述事实，证实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是由被告按占股72%出资133万元，由原告及杨城、何明清按占股28%出资60万元，共同投资建设完成，原被告双方均已按协议约定完成了出资义务。第二个事实是：猪场完建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5日购进第一批仔猪饲养至2018年9月30日出售，养殖期间发生的饲料、人工工资等全部饲养费用168.9847万元全部由被告出资，原告违反协议28%的出资约定，无任何出资。该批生猪的销售得款159.06万元，亏损9.9247万元。上述收入和支出账目均全部登记入账，原告对上述账目已签名认可。第三个事实：第二批生猪于2018年10月购进453头（后死亡2头，实际饲养451头），该批生猪至2019年3月1日止的饲养费用为115.3601万元，该费用仍由被告出资，原告仍违反28%的出资约定，无任何出资。上述收入和支出账目全部登记入账，原告对上述账目已签名认可。第四个事实是：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至4月3日，在未获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违反协议约定私自将第二批生猪中可出栏的133头生猪分批出售，并私自占有了约38万元的生猪销售款，至今未返还给被告。第五个事实：原告私自出售133头生猪后，余下318头生猪（后死亡3头，另外还有2头残疾猪，实际出栏313头）仍由被告继续出资饲养，至2019年5月8日止又发生饲养费用22.428万元，该费用仍由被告出资。第2批生猪的总饲养费用为137.788万元，全部由被告出资，原告无出资。因此，一是猪场建成后共饲养生猪两批，饲养过程中原告及杨城、何明清均无出资，饲养费用共计306.7727万元均由被告出资。二是第1批生猪销售得款159.06万元，由被告收取；第2批生猪中的133头由原告私自售出后得款约38万元，该款项至今仍由原告占有未返还给被告；余下315头（含2头残疾猪）由被告售出后得款89.8623万元，该款项由被告收取。三是两批生猪售后共得款约287万元，收支抵扣后，原被告双方共发生亏损约20万元。第六个事实是：原告自2018年3月起至今，将猪场的部分房屋、场地出租给八字河河堤建设施工队，每月私自收取租金人民币6200元，截止至同年6月已达1.86万元，该收入应为合伙收益，由双方按占股比例分割，被告应分的收益1.3392万元。二、答辩人认为：1．原告申请中第一项事实请求因原告方不履行饲养生猪的出资义务，致双方矛盾重重无法继续合伙，故被告同意解除合伙关系，解除后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归属原告。但解除合伙关系后，原被告双方应依法按出资比例分割合伙财产，承担合伙亏损，且原告应返还非法占有的第2批生猪的销售款约38万元。因此，原告诉请的二至五项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2．在原被告双方同意解除合伙关系，解除后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归属原告的情况下，合伙财产应依法按出资比例进行分割；合伙经营期间的亏损也应依法按出资比例进行分担。因此，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由被告投资133万元，原告投资60万元建成，故养殖场的总资产价值为193万元，养殖场归属原告后，原告应给付被告合伙分割款项133万元；首先原告侵占了被告的饲养生猪出资款38万元，应依法返还给被告；其次，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20万元，原告应按28%的出资比例承担5.6万元；再次，原告将养殖场房屋场地出租后，被告应分得收益1.3392万元，故原告应给付被告款项共计人民币177.94万元。综上所述，在原被告双方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且解除后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归属原告的情况下，依法分割合伙财产，作出公正判决。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原告的基本情况，系本案适格原告。第二组，《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补充协议》及补充条文各一份，证实原被告确定合伙养殖生猪，合伙期间要求合伙投资专户专项款、统一收支、日清月结，重大事项协商一致。原告杨玉林原养殖基地作价为73万元，被告占股72%，原告占股28%。根据该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答辩中陈述其投资133万元与事实不符。第三组，杨玉林合伙期间支出账目及支出清单一组（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及发放工人工资登记本各一份，证实在双方合伙期间杨玉林支出为251561.2元。第四组，范树猛合伙期间出售生猪记录两份，证实范树猛合伙期间于2018年9月3日至9月29日间出售生猪收入为1590611元，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12日出售生猪收入为928513元。第五组，杨玉林合伙期间出售生猪记录一份，证实杨玉林合伙期间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出售生猪收入为316968元。经质证，被告对原告向本院举证的证据综合认为：对第一、二组真实、合法、关联性无异议。第三组，杨玉林合伙期间支出账目及支出清单（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及发放工人工资登记本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单据上均没被告的签名认可，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范树猛合伙期间出售生猪记录两份，原告提出的如果与被告提交的相符予以确认。第五组，杨玉林合伙期间出售生猪记录一份，对原告销售生猪的金额没有异议，生猪是112头，金额是316968元。对该组证据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补充一点根据原告卖猪以后猪场还有318头生猪情况，原告拉走的生猪应该是133头。原告拉走的133头生猪并没有告知被告，原告的行为是属于违反合伙协议的行为。被告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被告基本情况及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第二组，1．《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一份；2．《收条》一份；3．《补充条文》一份；4．《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补充协议》一份；5．《附说明》一份，6．收据一份（2018年12月18日）；证实：1．2017年11月、12月，被告与原告杨玉林及原告儿子杨城先后签订《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说明，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组建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2．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是由被告出资133万，占股72%，由原告及杨城、何明清出资60万元，占股28%，共同投资建设完成，原被告双方均已按协议约定完成猪场固定资产的出资义务。3．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的总资产价值为193万元。第三组，1．支付凭证一份（2018年2月8日原被告出具）；2．现金日记账9页；3．云南安佑饮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单5份；4．收款收据一份；5．2019年3月、4月工资表各一份；6．收条一份，证实：1．猪场建成后，共饲养生猪两批，第1批饲养费用168.9847万元全部由被告出资，原告无出资；该批生猪的销售得款159.06万元，收入支出相抵后亏损9.9247万元。上述收支账目原告均已签字认可。2．第2批饲养费用为137.788万元，全部由被告出资，原告无出资。3．第2批饲养费用中的115.3601万元账目原告已签字认可。第四组，1．红河州动物产地检疫备案表一份；2．检疫申报单4份；3．动物检疫合格证明10份，证实第2批生猪中的133头由原告私自售出，销售得款应约38万元，该款项至今仍由原告占有未返还给被告。该组证据是从畜牧局调取的资料，加盖了畜牧局的印章，畜牧局提供的猪的数量是123头。第五组，被告销售第2批生猪的销售记账单22份，证实第2批生猪中余下315头（含2头残疾猪）由被告售出后得款89.8623万元，该款项由被告收取，22份销售记账单都有买售人的签字说明。第六组，１．收据2份，证实被告支付了猪场大门安装费用7200元和扩建猪圈工程款4万元。２．八字河猪场建设清单一份，时间2018年2月7日，用于证实卢华之、刘建辉维修扩建猪场地板、石棉瓦、窗子、防盗笼、水沟砌砖的费用，总金额348000元。３．被告支付猪场扩建购置材料款支付单据一组，证实被告支付了109185元。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向本院举证的证据综合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无意见。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是在原被告双方合伙之前原告就建成了，原被告双方合伙后实际被告出资了11万元是被告合伙前打给原告扩建养猪场，另出资13万元是用于购买原告的股份的款项。原告原持有股份是40%，被告出资13万元后，所以原告的股份降到28%。被告基础投资设施就只有24万元，不是被告说的133万元，其他的投资就是被告用于购买生猪养殖的费用。第三组证据2018年3月2日李兴坤收条金额22680元原告方不认可。其他有原告杨玉林签字的原告方都予认可，但请法庭注意应要求被告方提交相应的凭证来对应账目，如果凭证能在对应账目原告都认可。对购买饲料的凭证及运费认可。对被告提交的2019年4月24日、5月8日的工资表原告不认可。工人是被告自己叫来的，原告方不认可被告出具的工人工资。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实际出售生猪是122头得款是316968元。第五组证据原告方认可被告第二次所卖猪款按898623元。原告认可第二次养猪所支付的所有款项原告签字认可的1153601元。第六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单据均没有在双方账目中列入由原告签字。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告维修猪场的材料及支付费用251561.2元是实际发生的，被告有异议但未提供原告将其材料及费用支付在蚂蝗堡农场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外的证据，故五组证据来源合法，本院综合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六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相互关联，被告维修猪场的支付的费用，2019年5月8日止又支付的饲养猪等支出的费用22.428万元均真实，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扩建维修猪场支出等费用，用在蚂蝗堡农场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外的证据，故六组证据来源合法，本院综合予以采信。根据庭审，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7年11月2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在字河口投资经营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协议约定：总投资：200万元，甲方以现金出资120万元投资入股，占股60%，乙方原所投资建设的洋城生态养殖场及水、电、路等设施折价73万元投资入股，占股40%，利润和亏损按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2017年12月18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将占有的40%的股份转让12%给甲方，原甲方60%的股份升为72%，乙方的股份原40%降为28%。原被告合伙期间，原告对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进行扩建维修、支付各项费用共计251561.2元。被告对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进行猪场扩建维修、支付各项费用共计504385元（7200元＋40000元+348000元+109185元），又出资购买猎豹车（车牌号为云Ｇ×××**，车辆所有人为杨玉林）一辆（41300元）、三轮车3辆（39000元）、脱离机一台（9000元）、地板称一台（6000元），共计599685元。合伙期间被告出资养猪两批，第一批猪总支出1689847元，收入1590600元，亏损99247元；第二批猪总支出1377880元，收入1215591元（其中：原告占有316968元，被告占有898623元），亏损162289元；两次共计亏损261536元。原告出租场地得款6000元。原告实际投资851561元（600000元+251561.2元），被告实际投资1977565元（1377880元+599685元），原被告共计投资2829126元，扣减亏损261536元，加出租场地得款6000元，合伙剩余为2573590元，原告应享有28%即720605元，被告应享有72%即1852985元，扣减被告已占有的898623元，剩余954362元。庭审中，原告自愿接收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2109年4月29日，原告被告双方因经营管理结算发生争议而诉讼至本院。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被告签订书面的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双方按照约定履行了合伙出资并共同经营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在合伙过程中，双方因合伙事宜发生争执，双方已无法继续合伙，也不能再共同经营，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协议，被告同意解除，本院予以支持。合伙关系解除后，根据个人合伙共享收益，共担亏损的法律特征，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原被告双方应按合伙协议出资确认比例分享积累的财产。诉讼中，原告要求接收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从有利猪场经营管理出发，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归原告杨玉林所有，本院予以支持。合伙期间，原告实际投资851561元（600000元+251561.2元），被告实际投资1977565元（1377880元+599685元），原被告共计投资2829126元，扣减亏损261536元，加出租场地得款6000元，合伙剩余为2573590元。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已经进行了使用，应进行折旧，固定资产折旧酌定按20%计即290249元［（851561元+599685元）×20%］，最后剩余资产为2538877元（851561元+599685元-290249元+1377880元），原告应享有28%即710886元，被告应享有72%即1827991元，扣减被告已占有的898623元，剩余929368元。故原告应折价给付被告合伙款92936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玉林与被告范树猛签订的《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股份合作协议》。二、河口洋城生态肉猪养殖场（固定资产）归原告杨玉林享有使用。三、原告杨玉林折价支付被告范树猛合伙款929368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清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人民币7802元，被告承担人民币780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世荣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