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83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女，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绍辉，河北冀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2，女，197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3，女，195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某，女，194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4，女，195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辉（郭某4之夫），男，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某1因与上诉人郭某2、郭某3、申某、郭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5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绍辉、上诉人郭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上诉人郭某3、上诉人申某、上诉人郭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辉、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继承人郭松槐名下位于桥西区支农路5号2-1-303室（房产证号石房权证西字××号）房屋按遗嘱由上诉人继承。二、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不认可两份代书遗嘱的真实性是错误的。上诉人出示的两份代书遗嘱，均系上诉人的父母找到公证员方某代书和同事孙某见证，于1999年6月21日来家中办理。遗嘱内容系二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签名手印真实。被上诉人口头上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举出任何相反证据证明其抗辩，一审法官却将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强加于上诉人，直接不予认可遗嘱的真实性，系典型的滥用自由裁量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遗嘱代书人公证员方某、孙某已经去世，但二人的身份未审理查明。方某原系石家庄市新华区司法局公证处公证员，后并入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后在新华区司法局退休。孙某生前系上诉人父亲的同事。一审法官对该事实故意回避，主观偏向被上诉人，明明有遗嘱却认定“留有遗嘱之称不予支持”，显属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笔迹鉴定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一审未组织笔迹鉴定，只组织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程序违法。为查明事实，上诉人调取了郭松槐、孙某的入职职工档案，有二人的签名笔迹。方某的档案因保管在国家机关，因客观原因需法院调取。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的笔迹检材均可找到，笔迹鉴定条件成就，笔迹鉴定程序应予完成。被上诉人提供的检材不能证明出处，形成时间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显然不能作为检材。本案在没有任何否定遗嘱真实性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遗嘱真实性，并承担不利后果，显然违反民诉法第六十四条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郭某4、郭某2、郭某3、申某答辩称，郭某1所提交的遗嘱不具有真实性，其主张的代书人、见证人均已去世，且无其他证据证实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依照法律规定，郭某1应对其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该代书遗嘱不具有证明效力，且在一审中，答辩人提出质疑并申请对指纹签字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方不予配合，致使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该遗嘱正确。一审中，对方主张代书遗嘱是在公证处书写，而二审上诉状中又称是在家中书写，存在前后矛盾。对方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出资购买，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可见遗嘱中所书写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对方之所以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是因为对方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被继承人及我方为体恤对方才让对方长期居住在被继承人的房屋中，然被继承人在生活上及生活来源均不需要对方的照顾。本案系两位被继承人遗产纠纷案，一审中已经查实被继承人郭松槐生前所有子女均尽到了照顾义务，而又认定对方照顾较多，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纠正，其他同上诉状意见。 郭某4、郭某2、郭某3、申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04民初5397号民事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均等比例继承，改判各继承人继承25%的份额。二、本案的一、二审费用由五方按照继承比例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二被继承人生前的实际被照顾赡养情况，未进行任何审查，便贸然认定被上诉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庭审中，所有的争议焦点均围绕着被上诉人提交的遗嘱真实性进行，未涉及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照顾扶养情况举证质证。而上诉人在被继承人在世时，均对被继承人进行了赡养及照顾，被继承人生前与各子女关系一直非常融治，且居住在同一城市，二被继承人在世时，上诉人均有过必要的照顾赡养，日常的探望，六日节假日的团聚，给予老人应有的天伦；生病期间，共同进行了照顾，医药费用也是均摊，各上诉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到了自己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做到自己作为子女能做到的极限，而一审法院无依据的认定被上诉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有失偏颇。2、涉案房产系被继承人李领申与郭松槐夫妻共同财产。二老在世时，因郭某1没有购买属于自己的房产，一直借住在老人的房子中，老人在世时均有退休金，在主要生活来源上并不依靠他人且有剩余，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郭某1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应当多分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多年，且李领申主要由郭某1照顾，二被继承人所留遗产郭某1应当多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继承法》第13条第3款之规定，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是可以多分并非应当多分。但对于可以多分的比例，法律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上诉人认为，多分比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明确区分绝对的赡养较多和相对的赡养较多，二被继承人在世时，各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在世时，均履行了一个子女应尽的人伦孝道，均尽自己所能，做到了最好，不能因被上诉人的客观情况而过分剥夺上诉人继承权、继承份额。4、对于继承比例，上诉人认为，法定继承应当采取均等的比例。根据一审法院判决的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继承比例。一审法院剥夺了各上诉人60%的继承份额，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有失偏颇，且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判决各继承人平均继承遗产。 郭某1答辩称，第一，郭某1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是一审双方公认的事实。第二，两份代书遗嘱系被继承人真实意愿，有公证员代书和见证人见证，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对方上诉人无任何证据否定遗嘱的真实性，对遗嘱的质疑说不知道老人立遗嘱的事情，对遗嘱的真实性问题没有任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立遗嘱人立遗嘱并没有义务告知被继承人，对方上诉人对遗嘱的质疑无法给出正当合理的解释，本案应当以遗嘱作为定案依据，遗嘱上的所列房产全部由郭某1继承。第三，对方上诉人上诉主张尽了赡养义务，按法定继承应当平分，均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不能成立。第四，遗嘱中非常明确的写明，房子系郭某1出资购买，二被继承人生前同意让郭某1购买该房，并共同生活，显然立遗嘱人将房子交由郭某1继承是情理之中，毋庸置疑的，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综上，驳回对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按遗嘱继承判决房子由郭某1全部继承。 郭某2、郭某3、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依法分割郭松槐名下位于桥西区支农路光明日化宿舍2-1-303房产一座，面积约80平方米，各继承人依法取得相应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李领申和郭松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四个子女，即长子郭宪乐、长女郭某4、次女郭某3和三女郭某1。2005年5月11日郭松槐去世，2017年3月25日李领申去世。郭宪乐与申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郭某2，2012年2月27日郭宪乐去世；被继承人李领申和郭松槐留有位于桥西区支农路付5号2-1-303室房屋一套，原、被告均认可该房屋系父母夫妻共同财产，是二人所留遗产；三原告和被告郭某4均主张被继承人生前未留有遗嘱，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平均分割。被告郭某1称1999年6月21日两位被继承人均书写代书遗嘱，遗嘱中表明将桥西区支农路付5号2-1-303室由被告郭某1继承，故要求遗产按遗嘱办理，房屋由自己继承。三原告和被告郭某4对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称遗嘱上被继承人签字不是被继承人所写，遗嘱不是1999年书写，应该是2017年书写。被告郭某1认可遗嘱中李领申的签字不是其本人书写，但是其盖得手印。三原告和被告郭某4向本院申请对遗嘱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被告郭某1不同意原告郭某2和被告郭某4提供的材料作为鉴定检材，双方对鉴定检材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该鉴定无法进行。被告郭某1未申请对遗嘱进行鉴定，也未提供证据证实遗嘱的真实性。1998年10月起被告郭某1和被继承人李领申和郭松槐共同生活，郭松槐病重期间其子女共同进行了照顾，后因各种原因，李领申主要由被告郭某1照顾。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被告郭某1主张被继承人郭松槐和李领申生前均留有遗嘱，三原告和被告郭某4不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被告郭某1未提供证据证实遗嘱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被告郭某1主张二被继承人留有遗嘱之称不予支持。被继承人郭松槐和李领申生前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郭松槐名下位于桥西区支农路付5号2-1-303室房屋系二被继承人所留遗产，该遗产应由其子女郭宪乐、郭某4、郭某3和郭某1按法定继承分割，考虑到被告郭某1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多年，且李领申主要由郭某1照顾，二被继承人所留遗产郭某1应当多分，故应认定被告郭某1继承该房屋70%的份额，其他三子女应各继承房屋10%的份额。郭宪乐去世时郭松槐已去世，其继承郭松槐遗产份额应由其继承人李领申、申某和郭某2继承。李领申去世时郭宪乐已去世，其遗产由郭某2代位继承。综上，原、被告应继承的遗产范围和继承份额，认定原告郭某3继承房屋10%的份额、原告郭某2继承房屋7%的份额、原告申某继承房屋3%的份额，被告郭某4继承房屋10%的份额、被告郭某1继承房屋70%的份额。判决：被继承人郭松槐名下位于桥西区支农路付5号2-1-303室（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西字第××号）房屋原告郭某3继承10%的份额、原告郭某2继承7%的份额、原告申某继承3%的份额，被告郭某4继承10%的份额、被告郭某1继承70%的份额。本案诉讼费10200元，原告郭某3负担1020元，原告郭某2负担714元，原告申某负担306元，被告郭某4负担1020元，被告郭某1负担714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某1为证明自己的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三组新证据：一、见证人孙某和郭松槐的职工登记表，证明二人的关系为生前的同事、好友，孙某确有其人。从孙某的笔迹和遗嘱进行比对，能够确定孙某签字的真实性；二、郭松槐生前留下的三本电话通讯录，通讯录上有本人的照片、本人的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子女的工作单位电话，里面就有孙某的电话，证明郭松槐的签字与遗嘱比对是一致的，因为郭松槐得了脑血栓，右手被栓，笔迹有所变化，所以以通讯录作为比对进行鉴定；三、四张交集资款的收据，证明当时郭某1以郭松槐的名义购买房子出的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郭某4、郭某2、郭某3、申某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定，关联性不予认可，两人虽然相识，但无证据证实孙某曾为郭松槐代书过遗嘱，另外从文化程度讲，两人文化程度相似，郭松槐无理由找孙某代书遗嘱，另外遗嘱书写时，郭松槐患有脑血栓，对于郭松槐行为能力也无法进行认定。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证实三份通讯录属于被继承人郭松槐，如该通讯录上的签字为郭松槐本人书写，可证实郭松槐存在书写能力，留有代书遗嘱不符合常理。证据三，收据显示交款单位为郭松槐，无法证实房屋费用系郭某1出资，证明力不予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一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郭某1主张被继承人留有代书遗嘱应按照遗嘱继承案涉房产，并提供遗嘱为证，但同时主张该遗嘱的代书人、见证人均已去世，无法出庭作证，郭某1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对遗嘱的真实性予以有效的佐证，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检材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未能对遗嘱真实性进行鉴定，上诉人郭某1对遗嘱真实性的举证不足，一审对该代书遗嘱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对其要求按照遗嘱继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曾申请对遗嘱笔迹及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因提供不了指纹和笔迹的检材，第二次庭审中变更申请仅表示申请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一审按照当事人的申请仅组织笔迹形成时间鉴定，未再组织笔迹鉴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郭某1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各上诉人继承案涉房屋的比例的问题，对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上诉人郭某1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多年，参照二被上诉人去世时的年龄及身体状况，郭某1作为与老人共同生活的人，日常对二被继承人的照顾显然多于其他继承人，一审分配遗产时予以多分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郭某4、郭某2、郭某3、申某要求平均分配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某1、郭某4、郭某2、郭某3、申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400元，由郭某4、郭某2、郭某3、申某负担10200元、郭某1负担10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寻 亚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雪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