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8597号 原告：黄志雄，男，197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演习，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陈越，男，198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乐相辉，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松溪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伟，福建令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黄志雄与被告陈越、乐相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志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演习律师、被告陈越及乐相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伟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越、乐相辉立即向黄志雄返还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4日为12666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越、乐相辉承担。事实与理由：陈越、乐相辉从教育培训机构了解到黄志雄之子黄珏皓在2016年中考因成绩问题无法就读厦门高中，便于2016年7月20日与黄志雄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在2016年秋季开学前，陈越、乐相辉按照黄志雄的要求让黄珏皓进入厦门市禾山中学就读，黄志雄需支付陈越、乐相辉委托费用10万元；若2016年秋季开学后陈越、乐相辉未帮黄珏皓进入上述学校，则陈越、乐相辉将在2016年9月初及时退还黄志雄全部首付费用1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黄志雄按照约定于2016年7月24日向陈越支付了10万元费用，但是陈越、乐相辉未按照约定让黄珏皓在2016年秋季开学进入厦门市禾山中学就读，迄今也未将黄志雄支付的费用及时返还给黄志雄。故黄志雄诉至本院，并提出如上诉求。 陈越辩称，一、确认讼争《协议书》系其与黄志雄签订的；二、确认收到黄志雄支付的10万元款项，其中的7万元已交给乐相辉；三、其与乐相辉系合作关系，家长在委托时均已知晓委托事项系由乐相辉具体负责办理，二人已完成《协议书》上约定的事项，履行了全部义务。 乐相辉辩称，一、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也非合同一方当事人。讼争《协议书》是陈越与黄志雄签订的，系陈越套用乐相辉与他人签订协议的模板。《协议书》首部合同主体一栏，已明确将乐相辉的姓名划掉，改成陈越，合同尾部乙方签字人为陈越，并非乐相辉。虽然《协议书》上约定的事项系由乐相辉负责安排人员办理，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据此认定乐相辉是本案适格被告。二、乐相辉已代陈越完成《协议书》上约定的事项，已履行了全部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已将约定的就读学校由禾山中学变更为安溪梧桐中学。黄珏皓也已自2016年顺利到梧桐中学借读。合同只约定让黄珏皓进入想要的高中就读，办理学籍仅指办理会考考籍，其也已在三明华侨中学为黄珏皓建立会考考籍，将其考籍挂靠在该校。三、乐相辉已为完成委托事项支付相应费用。其向三明华侨中学支付了30000元挂靠费，向梧桐中学支付了黄珏皓寄读期间的教育基金6000元、学费和住宿费9600元，并且在每年会考期间，均组织黄珏皓到三明华侨中学参加会考。黄志雄支付的委托服务费已基本都用于办理黄珏皓借读事宜以及参加会考所产生的各项费用。乐相辉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无需向黄志雄返还委托费用。请求驳回黄志雄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乐相辉、陈越为不同教育培训机构人员，双方系共同合作关系，接受部分学生家长委托，协助未达高中分数线的学生在厦门本地高中学校寄读，同时办理外地高中学籍。2016年，黄志雄因其子黄珏皓中考未被厦门高中录取，通过教育培训机构了解到陈越、乐相辉能够办理高中就读事宜。 2016年7月20日，黄志雄与陈越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首部甲方（委托人）处为黄志雄，乙方（受托人）处打印“乐相辉”三个字，乐相辉名字手写涂改为陈越，协议载明：甲方欲让其子在2016年9月份进入厦门禾山中学就读，乙方乐相辉（身份证号3507241988××××××××）表示能委托校方及相关部门办理甲方之事。协议约定：在2016年秋季开学前，乙方按上述要求为甲方子女成功进入其想要的高中就读，甲方需支付乙方委托费用100000元。若在2016年秋季开学后乙方未帮甲方子女进入上述学校，乙方将在2016年9月初及时退还甲方全部首付费用100000元。黄志雄在甲方处签名，陈越在乙方处签名。 2016年7月24日，黄志雄向陈越转账支付100000元。之后，陈越将收取款项中的70000元交付给乐相辉，乐相辉全权负责学生入学事宜。期间，乐相辉指派林某统一为学生办理学费缴纳、会考组织等寄读事宜。2016年9月，经乐相辉介绍，黄志雄之子黄珏皓进入安溪梧桐中学就读并参加该校会考，但至今未获得普通高中学籍。 另查明，2016年7月19日，乐相辉在家长微信群中提示“所有的借读生费用往上涨10000元，因为今年学籍放在私立校内，……”。2016年9月23日，林某在与家长的微信记录中提示“通知高中学籍办理需要每个家长回原初中毕业学校教务处让学校提供一张学籍页面的打印件，下周二之前交给林姐，……”。 以上事实，有黄志雄提交的《协议书》、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林某证言、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乐相辉与陈越系共同合作关系，虽然《协议书》乙方落款及合同首部均为陈越，但案涉合同中明确注明“乙方乐相辉身份证号3507241988××××××××表示能委托校方及相关部门办理甲方之事”，各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明确知晓委托事项的实际办理人员为乐相辉，乐相辉亦确认其收取了绝大部分委托款项，并全权负责办理学生寄读事宜。因此，乐相辉、陈越系以共同受托人的身份接受黄志雄的委托，黄志雄与乐相辉、陈越之间形成共同委托合同关系，乐相辉关于其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虽然诉争《协议书》仅约定高中就读事宜，但本院分析认为就读事宜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的目的来看，黄志雄作为学生家长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在于让其子获得普通高中学籍并进行高考，并非只是单纯进行寄读。其次，从交易习惯看，乐相辉确认其收取的费用包含了寄读及学籍办理的费用，并在庭审中确认2016年前均可将学生学籍调出至外地高中，但2016年之后因中考学籍无法调出才导致学籍注册失败，故其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认可就读事宜已包含高中学籍的办理。最后，从具体沟通上看，乐相辉及其办理人员林某均在家长微信群中明确提示学籍办理的情况及“高中学籍”所需材料，此处的高中学籍应当按照通常之解释，不应限缩解释为“会考考籍”，故乐相辉关于该办理学籍为考籍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案涉《协议书》系乐相辉、陈越接受黄志雄的委托，协助安排黄志雄之子到普通高中就读并办理高中学籍，该委托事项违反了我国教育政策中关于中小学学生“籍随人走”的规定，扰乱了正常的普通高中教学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案涉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委托合同无效，因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乐相辉抗辩其已支付相应委托费用，但其提供的证据均系转账给个人账户，未明确标示支付本案当事人费用，且数额与其主张的费用无法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其已为完成委托事项支付必要的费用，故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各方对于委托合同无效均具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乐相辉、陈越应当返还黄志雄因委托事项而支付的费用100000元，委托期间资金占用的损失应由黄志雄自行承担。因此，黄志雄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四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越、乐相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黄志雄100000元； 二、驳回原告黄志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554元，减半收取计1277元，由黄志雄承担127元，由被告陈越、乐相辉负担1150元。款项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彩凤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黄慧颖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百零九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