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0708号 原告：漏建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周怡，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红。 被告：柯雄伟。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羊凤丹，浙江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家成，浙江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漏建波诉被告陈红、柯雄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预登记后，依法由审判员葛红卫组织双方于同年6月10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后本案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葛红卫适用简易程序并于同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漏建波的诉讼代理人吴周怡，被告陈红、柯雄伟的诉讼代理人羊凤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漏建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红、柯雄伟归还原告借款4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3月20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陈红、柯雄伟是夫妻关系。2017年3月，柯雄伟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40万元，原告于2017年3月9日将该笔借款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至陈红账户。2018年底，原告向两被告催要借款，均遭到拒绝，故诉至法院。 被告陈红、柯雄伟辩称：一、案涉4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原告入股被告柯雄伟与罗小虎、杨云涛、刘国华四人共同开设的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又称河东路饭店）的投资款。原告是柯雄伟在开办杭州餐餐友诚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时聘请的网络工程师，聘用原告进行点餐软件开发，两人因此相识。2016年3月，柯雄伟与罗小虎、杨云涛、刘国华协商，筹备建立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又称河东路饭店），该公司于2016年6月注册成立。在公司筹建期间，原告先期投资了6万元，由杨云涛代持。公司成立后，原告对公司运营前景看好，一再要求追加投资款。后公司四位原始股东同意原告追加40万元投资作为公司最大股东，但是股份变更未签订协议，系口头约定，也未履行法定登记变更程序。二、被告陈红系公司财务人员，其代收的40万元投资款经过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的确认，款项到账后陈红将款项转入公司进行日常经营，并没有归属个人使用。三、原告现因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便以借款名义要求被告漏建波、陈红共同归还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首先，从生活常识上看，40万元不是小数目，若是借款，原告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让被告出具借条；其次，即便被告当时没有向原告出具借条，那么原告在和被告的长期交往中也应该对款项性质进行说明，或在银行转账时进行备注，现在原告均没有此类证据进行证明，实际上，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达成借款的合意，也未签署借款合同，也没有出具过借条，借款没有事实依据；最后，两被告经营多家公司，经济宽裕，没有外债，且多处投资，根本不需要向原告借款。相反，原告是在被告公司打工的工作人员，经济状况明显不如被告，日常生活中被告不会向原告借款。综上，被告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向原告借款，所开设的其他公司及其他投资亦没有向原告集资过，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夫妻是基于上述原因向原告借款40万元，而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陈红转账的40万元是作为股东身份对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的投资。故原告要求被告以借款为由返还案涉40万元，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漏建波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个人交易明细及转账业务客户回执1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9日向被告陈红交付40万元借款的事实。2、婚姻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被告柯雄伟与陈红系夫妻关系的事实。3、杭州灿餐易餐饮有限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原告并非公司股东。4、杭州餐餐友诚运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的情况，原告并非公司股东。5、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情况说明、章程修正案，证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可以看出原告并非公司股东，而且该公司至今未能出资到位，其股东（包括本案被告柯雄伟）存在资金问题，原告将借款40万交付被告后，公司资金问题也未能解决。另原告不可能在2017年对该公司追加投资，而且投资金额远远超过其注册资本。6、录音2份，光盘中命名为“新录音”，主叫漏建波：手机号码182××××7320，被叫杨云涛：手机号码135××××2897，双方于2019年2月24日通话的录音；命名为“新录音+2”，主叫漏建波：手机号码182××××7320，被告柯雄伟：手机号码138××××6117，双方于2019年2月24日通话的录音。证明案涉的40万元为借款而不是投资款的事实，且柯雄伟对案涉40万元性质的表述前后矛盾，显然是为逃避债务而准备的说辞。7、投资协议、收条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2日在杨云涛名下对四家餐饮公司共出资6万元，并签订投资协议的事实，原告不可能在投资40万元的时候不签订任何协议。8、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及账单详情一份，证明2018年2月14日，被告陈红向原告转账3.2万元作为40万元借款上一年度的利息。证据9、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一份，系2017年5月17日原告漏建波通过尾号为294174的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陈红尾号578814的账户汇款30万元，用于证明原告向被告出借40万元借款后，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在原告需要购房摇号验资的时候，被告于2017年5月11日将30万元返还原告。因原告购房摇号未中签，故于同年5月17日将30万元继续出借给被告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陈红、柯雄伟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40万元的款项是原告对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的投资款，陈红收到该款项后也实际投入到了该公司的实际运营中。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被告认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且两被告不清楚原告对该两家公司有投资；而且证据4中的杭州餐餐友诚运公司是柯雄伟专门成立用来开发餐饮软件的，原告是柯雄伟聘请在杭州餐餐友诚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对证据5中的登记基本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内容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注册资本并不能说明实际投资情况，且证据5中的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注册资金实缴到位并非强制规定，也不能认定原告的40万元是借款的事实、对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认定原告的40万元是借款。对证据6中原告与杨云涛的录音，杨云涛语言含糊其辞，无法体现本案的真实情况；对原告与被告柯雄伟的录音，录音中提到的60万元与本案的40万元没有关系，录音中的60万元是原告向被告柯雄伟的亲戚的借款，是其借来用于买房的，与案涉的46万元的投资款是两回事情，而且原告也提到是46万，而不是40万元，证明是投资款，且在该录音中被告柯雄伟也强调46万元包含案涉的40万元为投资款。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因为是原告与案外人杨云涛私下签订的，被告柯雄伟认可在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成立筹备阶段，原告确实通过杨云涛代持的方式对公司投入过6万元，后续的40万元是成立之后投入的股金，而非借款。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款项是转账，且没有备注，无法认定款项为借款利息。该款项是原告在过年前夕，以要去丈母娘家送礼走亲戚为由向被告柯雄伟借的一笔借款，而非原告所称的案涉40万元的利息。对证据9，原告摇号买房验资是没有异议的，验资需要30万元存款，原告当时无法筹集该款项，故向被告柯雄伟借款30万元。后原告摇号未中签，故将30万元返还被告柯雄伟。 被告陈红、柯雄伟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确认书、证明原告转到陈红银行卡上的40万元经过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的确认的事实。2、2017、2018年终股东分领取单，证明原告入股河东路饭店后每年年终与其他股东领取红包，该分红并非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分红，只是因为公司经营亏损，年底象征性的给每个股东发个红包，这红包只有股东才能领取的事实。3、《汇总预测请关注各自门店资金状况》表格一张，证明原告对河东路饭店的入股投资款项是确认过的。4、转账明细截图一张，证明2017年5月17日，原告漏建波通过尾号294174的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陈红尾号578814的账户汇款30万元，并附言“还款”二字，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9所提到的30万元转账记录是同一笔转账，可以证明原告因购房摇号验资向被告柯雄伟借款30万元，后原告摇号未中签，故将30万元返还被告柯雄伟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漏建波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确认书是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单方出具的，柯雄伟在该公司中占股56.48%，所以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权通过个人方式出具该份证据，该确认书是2019年4月9号出具的，是为本次诉讼而准备的，且单从该份确认书也不能证明原告拿给陈红的40万元已经投入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并用于经营。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这两份证据中的股东红包是原告于2016年投资6万元后每年按照该份投资所拿到的固定分红，与本案的40万元是不相关的，而且两被告已认可了2017年年终的红包是于2018年2月9日发放，但是被告陈红于2018年2月14日有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账32000元（我们认为该款项是40万元借款的利息），可以证明是与被告认为的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是无关的款项。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正如被告所说的落款时间的误差，可以说明这份证据的出具或者是签订各方都是非常草率的，而且从该份证据的第三行“小漏投入（河东店入股6万元+40万）”有歧义，原告认为系投入6万元的投资款，而40万元系借款，因为从原告角度柯雄伟是各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对于该款项只认为原先出借时就是认为是对其个人的借款，此外在该份证据的第四行“2019年1月向柯总借款36万元”，该款项是在2019年1月即本张单据出具的当月所借，即使如被告所言，该份单据是为原告退股而测算，也不应当包含该笔款项；其次从该份单据的第二行“截止2019年1月26日公司支付宝结余”公司的总结余一共是33000元，如果按照被告的统计方法也即上一年度的结余中包含的原告投入的46万元，若没有原告这些款项的投入，该门店早已无法继续经营，而在此情况下，原告更不可能再投入如此多的现金，另外从该份证据中也无法显示该门店就是被告所称的河东路的门店。对证据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附言“还款”二字，这是在转账时的一个选择性记载，并不能代表该笔款项的性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转账默认选项都是货款，所以这30万元不是与案涉40万元借款无关的单独借款，而是包含在40万元借款中的。 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5、6，真实、合法，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本院对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但是该两份证据涉及的公司与案涉40万元借款的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7，真实合法，但是尚不足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9，真实、合法，对这两笔款项性质，本院将在案件争议焦点部分予以阐述。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因该证据出具时间是2019年4月9日，且系被告方单方面制作，尚不足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结合内容，尚不足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两份分红清单并没有严格按照各股东出资金额比例进行分红，不能反映各股东出资额，只能证明2017年和2018年进行了股东分红。对证据3，系打印件，且有漏建波、杨云涛、刘国华、柯雄伟、罗小虎五人签名，收支名称详细清楚，真实、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真实、合法，对该笔款项性质，本院将在案件争议焦点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7日，杭州餐餐友诚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是被告柯雄伟，自然人股东是被告陈红、柯雄伟和陈姣凤。该公司聘用原告漏建波进行点餐软件开发。2015年3月4日，杭州灿餐易餐饮有限公司成立，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是罗小虎，自然人股东为柯雄伟、罗小虎。2016年3月2日，漏建波与杨云涛签订《投资协议》，约定由漏建波出资6万元，由杨云涛出面向杭州灿餐易餐饮有限公司、正在筹备的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黄姑山路28号饭店以及沈塘桥路54号等四家餐饮饭店进行投资。2016年6月6日，杭州纯餐益餐饮有限公司成立，地址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故又称河东路饭店，成立时法定代表人是罗小虎，自然人股东为柯雄伟、刘国华、杨云涛和罗小虎。2017年3月9日，原告漏建波通过尾号29417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陈红尾号57881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个人交易明细显示，该笔转账的附言是“货款”。2017年5月17日，原告漏建波通过尾号为29417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陈红尾号578814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交易明细中附言“还款”。2018年2月9日，股东漏建波、罗小虎、杨云涛、刘国华、柯雄伟在2017年年终股东红包表上签字。2018年2月14日，被告陈红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漏建波转账3.2万元。2019年1月27日，上述五股东在2018年年终股东红包表签字。两份股东红包分配单并没有严格按照各股东出资金额比例进行分红，未能反映各股东出资额。2019年1月27日，上述五股东又在汇总预测请关注各自门店资金状况的表上签字。后，原告以被告陈红、柯雄伟拒不归还40万元借款为由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40万元款项的性质。原告认为案涉40万元系两被告应予归还的借款，两被告认为案涉40万元系原告的入股投资款。综合原告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其中“汇总预测请关注各自门店资金状况”一表中，收支名称一栏第三项“河东店入股6万+40万”，原告认为6万元系其投入的投资款，有投资协议和收条为证，对此6万元的性质原、被告均无异议。但是对40万元，如当时原告认为系借款，对“河东店入股6万+40万”，则应作河东店入股股金6万元和借款40万元的理解。但结合该份证据中收支名称一栏第四项“2019年1月向柯总借款”的明确表述可知，在表格中对案涉40万元也应该注明是借款。而当时原告漏建波在签字时并未对“河东店入股6万+40万”这一表述提出异议，则按照通常解释，“河东店入股6万+40万”应理解为入股46万元。且该表格中写有注明“以上按漏建波想退河东路饭店46万元股份测算”，原告当时亦并未对此注明提出明确异议。综上，根据被告方举证可以证明案涉40万元款项应该认定为投资款。关于原告举证部分，原告以案涉40万元款项是借款为由诉至法院，提交个人交易明细及转账业务回执为证，该笔转账的附言是“货款”，而不是“借款”；其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方当事人主张成立借贷关系，另一方当事人主张不成立借贷关系的，应当由主张借贷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借贷合同成立的相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仅有转账及存款记录，没有借据、借条也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对于待证事实证明程度无法达到高度可能性，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由承担结果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另对3.2万元及30万元这两笔款项的性质认定，结合上述分析，该40万元款项系原告漏建波的投资款，故原告陈述3.2万元系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30万元款项，因原、被告都提交了转账记录，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中附言“还款”二字，结合全案分析，该笔款项应与案涉40万元款项无关。综上，原告主张与陈红、柯雄伟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漏建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3650元，由漏建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葛红卫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戚提 书记员朱琪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