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2民终1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 法定代表人：何忠泽，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升，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维唐，男，1974年5月5日出生，藏族，四川省金川县人，农民，住四川省金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远见，男，1965年3月12日出生，回族，四川省金川县人，农民，住四川省金川县。（推荐单位金川县咯尔乡金江村村民委员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世威，男，1977年3月1日出生，藏族，四川省金川县人，农民，住四川省金川县。 原审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金川县勒乌镇桥头街19号。 法定代表人：赵明坤，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应富，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系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维唐、被上诉人马世威、原审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武汉中南公司不服四川省金川县人民法院（2018）川3226民初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汉中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被上诉人刘维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远见、被上诉人马世威、原审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应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武汉中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金川县人民法院（2018）川3226民初1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维唐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武汉中南公司没有刻制“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金川县项目部”字样的印章,该印章为他人私刻伪制。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马世威有权代表武汉中南公司与被上诉人刘维唐签订《施工合同》将武汉中南公司中标的“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治理工程、金川县咯尔乡德胜村德胜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和金川县庆宁乡磨子沟泥石流治理工程一标段施工”工程(下称边坡治理工程)进行转包、分包,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马世威既不是边坡治理工程的项目经理,也不是武汉中南公司的员工。边坡治理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是武汉中南公司员工廖展宇。武汉中南公司也未授权或委托被上诉人马世威将边坡治理工程对外进行转包、分包。《施工合同》中只有被上诉人马世威的签名,没有武汉中南公司的盖章,也没有边坡治理工程项目经理廖展宇的签名。2.马世威不是武汉中南公司的现场主要负责人，根据原审“被告马世威由龙生国安排在工地上实际负责部分劳务分包及工程量核对等”的认定,被上诉人马世威事实上是由龙生国聘请的工作人员,不是武汉中南公司聘用的。所以,被上诉人马世威与被上诉人刘维唐签订的《施工合同》只能代表自己或龙生国,而不能代表武汉中南公司。三、事实上是武汉中南公司将资质出借给余瑜,余瑜使用武汉中南公司资质在金川县进行的边坡治理工程投标。然后,余瑜将工程转包给了龙生国，龙生国是边坡治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马世威是龙生国聘请的工作人员。原审判决中“……证人桂某及马光敏的证言证实被告马世威由龙生国安排在工地上实际负责部分劳务分包及工程量核对等……”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工程质量由马世威现场验收。……”印证了龙生国是边坡治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马世威是龙生国聘请的工作人员,并按龙生国的要求工作这一事实。因此,被上诉人马世威无权将武汉中南公司中标的边坡治理工程转包、分包给被上诉人刘维唐,也无资格代表武汉中南公司对外签订工程转包、分包协议。四、被上诉人刘维唐所做格构植草工程没有经过竣工验收。被上诉人刘维唐未提供一份竣工验收资料证明所做格构植草工程项目符合竣工验收的各项要求,仅有被上诉人马世威认可,原审判决就认定项目通过了竣工验收。因此,原审判决武汉中南公司向被上诉人刘维唐支付格构植草项目工程款不符合最高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对工程竣工验收的要求。综上所述,边坡治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龙生国,被上诉人马世威是龙生国聘请的工作人员,马世威与被上诉人刘维唐签订的《施工合同》不是代表武汉中南公司签订。被上诉人刘维唐施工的格构植草工程项目也未通过竣工验收。被上诉人刘维唐诉请的工程款不应由武汉中南公司承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刘维唐答辩称，1.项目部印章不是私刻，而是武汉中南公司通过了《启用函申请表》启用了该枚印章的合法程序。2.武汉中南公司在上诉状中称马世威是龙生国安排的管理人员，与事实不符，一审已质证的证据《通知》可证明马世威等人是公司派到工程上的。3.刘维唐所实施的工程是廖展宇与刘维唐谈妥的，具体实施签订合同是马世威与刘维唐。4.上诉状中说没有竣工验收，是整个边坡治理没有进行验收，刘维唐实施的格构植草工程是马世威与刘维唐对工程量进行了核对，根据核对的工程量计算出工程款。综上，应当驳回武汉中南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马世威辩称,是武汉中南公司成都分公司金川项目部聘请我到金川工地上作为管理人员，我只是履行我的职责。 原审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陈述，我单位发包的边坡治理工程是经网上公开招标，与我单位签订合同是项目经理廖展宇，边坡治理工程的工程款也是按合同约定的基本账户拨付的。 刘维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武汉中南公司支付工程款471000元；2.判决武汉中南公司从2016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止，以工程款3%的月利率支付违约金；3.判决武汉中南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日武汉中南公司中标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发包的“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治理工程、金川县咯尔乡德胜村德胜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和金川县庆宁乡磨子沟泥石流治理工程一标段施工”工程，2014年8月4日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年8月8日武汉中南公司成都分公司组建现场工程项目管理部，为方便与业主、监理、设计等各方联系，正式启用“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金川县项目部”印章。马世威为该项目部施工现场生产安全、施工安排与协调管理负责人。2016年8月4日马世威以武汉中南公司代表的身份与刘维唐签订了《施工合同》，由刘维唐承建该项目后期格构植草工程。工程主要内容及要求：格构植草（含钢丝网）人工工资及所有材料。工程承包范围5875.2平米，每平米80元。开工日期为2016年8月4日，竣工日期2016年10月4日，工期60天。合同价款470016元，为固定单价合同。工程质量由马世威现场验收。2016年10月1日马世威为刘维唐出具欠条一份“经现场验收，刘维唐班组所承建后期格构植草已按合同内容全面完工并合格，欠刘维唐班组民工工资及材料款470016元，此款由武汉中南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前付清。如按期不支付，按月息3%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关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武汉中南公司承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发包的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后，该工程金川项目部工作人员马世威将其中的格构植草项目分包给刘维唐，并签订了施工合同，其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合同属无效合同。但刘维唐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施工，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施工义务，完工后由马世威进行了初验并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刘维唐承包的格构植草项目属武汉中南公司承建的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一部分，故对刘维唐要求武汉中南公司支付其工程款4700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超出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的部分不予支持。刘维唐主张从2016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止，按照3%的月利息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维唐格构植草项目工程款470016元；二、驳回刘维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武汉中南公司提交《关于联合开发地质灾害工程施工项目的协议》，拟证明武汉中南公司将资质借给余瑜在四川使用，武汉中南公司不是金川县县城边坡治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被上诉人刘维唐对武汉中南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认为与本案无关，该协议中约定的经营期限是从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5月15日，对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被上诉人马世威认为与本案无关，其不认识余瑜，且格构植草工程施工时间是2016年8月至10月。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武汉中南公司提交《关于联合开发地质灾害工程施工项目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武汉中南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中，武汉中南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异议，陈述异议与上诉状一致；被上诉人刘维唐、马世威、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武汉中南公司陈述其公司是“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治理工程、金川县咯尔乡德胜村德胜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和金川县庆宁乡磨子沟泥石流治理工程一标段施工”工程即边坡治理工程的中标人，与发包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合同，但不是实际施工人。武汉中南公司成都分公司是武汉中南公司在四川设立的分公司。廖展宇是武汉中南公司员工，是金川项目的项目经理。格构植草工程系边坡治理工程的一部分，格构植草工程完工后因发生泥石流又进行了修复，格构植草修复工程已实施，但不清楚是由谁实际施工、不清楚施工完成的量是多少，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工程款未支付。 刘维唐陈述，格构植草修复工程是廖展宇与我谈的，谈好后是马世威与我签订的合同。格构植草修复工程完工后，是马世威与我作了初步的验收，并出具了欠条。后来，武汉中南公司是认可了的，廖展宇做的统计表即《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金川城区滑坡治理工程材料未付款及未付工人工资统计表》中确定未付金额为471000元。 马世威陈述，格构植草修复工程是廖展宇与刘维唐谈好后，由我与刘维唐签订的合同，我是代表公司与刘维唐签订的合同。格构植草修复工程是刘维唐完成的，时间是在2016年8月至10月，刘维唐完成后，武汉中南公司人员不在，委托我出具的《欠条》。 第三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陈述，格构植草修复工程已经实施，进行了初验，对武汉中南公司承建的边坡治理工程的整体工程未进行验收，也未进行工程竣工结算。项目部印章启用函是有的，该项目部印章用于项目结算、工程管理。 本院另查明，武汉中南公司于2014年8月8日向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四川省地勘局成都水文中心监理公司、四川省广汉地质工程勘察院致《项目部用章启用函》，函告就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治理工程组建了现场工程项目管理部，正式启用“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金川县项目部”专印章。该项目专用章只限于工程技术资料、进度请款、安全资料、签证资料、各方来往文件等业务。 武汉中南公司成都分公司于2014年8月10日出具一份《通知》（该通知原件存于金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15-10档案），内容为：关于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分工及安排：1.马世宏、龙生国为（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2.杨伟为（工程）施工现场技术管理负责人；3.马世威、马光敏为（工程）施工现场生产安全，施工安排与协调管理负责人。 另查明，金川县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3月25日更名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 本院认为，武汉中南公司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发包的边坡治理工程的承包人。武汉中南公司成都分公司系武汉中南公司成立的分公司，其分公司于2014年8月10日出具《通知》，《通知》中载明马世威为金川县城区山体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生产安全，施工安排与协调管理负责人。《通知》中载明的内容不能证明马世威有权代表武汉中南公司签订合同、确认工程量及工程价款。马世威也未提交证明自己能代表武汉中南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确认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证据。马世威与刘维唐签订的《施工合同》，因马世威无权代表武汉中南公司签订合同，事后亦未得到武汉中南公司的认可。故武汉中南公司主张马世威无权代表武汉中南公司与刘维唐签订的《施工合同》的理由成立。马世威与刘维唐签订的合同系无权代表，马世威与刘维唐签订的《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 武汉中南公司称“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金川县项目部”字样的印章为他人私刻伪制，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谁私刻伪制。因此，武汉中南公司主张的项目部印章系他人私刻伪制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格构植草工程系武汉中南公司承建的边坡治理工程的一部分，武汉中南公司认可格构植草修复工程已实施，发包人金川县自然资源局也认可格构植草修复工程已实施并已初步验收。刘维唐提交证据证明格构植草修复工程是由其施工完成。武汉中南公司主张边坡治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龙生国，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即武汉中南公司未提供证据反驳刘维唐的主张。故本院推定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刘维唐，武汉中南公司作为承包人应向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维唐支付工程款。刘维唐诉请武汉中南公司支付格构植草修复工程款471000元，虽提交了加盖有武汉中南公司成都分公司金川县项目部印章的《武汉中南公司金川城区滑坡治理工程材料未付款及未付工人工资统计表》证明未付刘维唐工程款为471000元，但并未提交证据佐证471000元的组成。而按照刘维唐与马世威签订的《施工合同》和马世威向刘维唐出具的《欠条》证明刘维唐实施的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工程款为470016元。虽然《施工合同》、《欠条》本身不能约束武汉中南公司，但武汉中南公司也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因此，本院推定刘维唐完成的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工程款为470016元。如武汉中南公司有证据证明刘维唐未实际施工格构植草修复工程或《欠条》载明的数额有误，可另行主张权利。 因马世威无权代表武汉中南公司行使权利，故《欠条》中承诺的“如按期不支付，按月息3%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关责任”，不能约束武汉中南公司。刘维唐诉请武汉中南公司支付从2016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止，按照3%的月利息支付违约金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虽武汉中南公司上诉主张马世威无权代表武汉中南公司与刘维唐签订《施工合同》的理由成立，但武汉中南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格构植草修复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龙生国，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维唐主张的工程量及工程款金额错误。故原判虽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对原判的实体处理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00元，由武汉中南冶勘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成香 审判员  刘育兰 审判员  罗晓碧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周阿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