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5刑初15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强，男，汉族，1957年8月26日出生，出生地安徽省芜湖市，本科文化，原系安徽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2017年9月退休，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住所地合肥市。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安徽省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8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六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行江，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六市检刑诉［2018］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强犯受贿罪，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8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6日召开庭前会议，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长杨开江、检察员王文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强及其辩护人行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赵强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以上财物共计人民币500.8227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自200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北京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合肥合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某1自2006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所送购物卡32.5万元、一枚白金钻戒价值12.7万元，收受黄某12008年通过支付培训费所送1.368万元，2009年通过支付旅游费所送21.2369万元（19660英镑），2012年通过支付机票费所送4.5525万元，2012年通过退还利息所送35万元，2014至2017年期间通过支付房租费所送18.12万元，2015年至2018年通过“挂名领薪”所送96.9613万元（13万欧元），收受合肥合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12011年所送购物卡2万元，以上财物折合人民币224.4387万元，并为二人在设备、维保服务等项目采购上谋取了利益。 二、自200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某2多次所送购物卡46万元、油卡5万元、价值0.22万元蛇年金银纪念币、价值0.225万元马年金银纪念币，以上财物折合人民币51.445万元，为其在项目采购、科研与培训基地共建、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申报等方面谋取了利益。 三、自2004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职务便利，收受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1所送现金人民币50万元，为其在车牌号办理等方面谋取了利益。 四、自2005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法定代表人朱某2多次所送购物卡和提货券共11.1万元，为其在货款催要、保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等方面谋取了利益。 五、自2008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合肥金凤凰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6所送价值0.98万元金条50克（中国国宝生肖）、价值1.205万元金条50克（2010年2月黄金平均价格214元）、价值4.667万元翡翠挂件（ＷＸＬ01）、价值8.667万元翡翠挂件（ＷＸＬ02）、2万元购物卡，共计折合人民币17.519万元，为其在车牌号办理方面谋取了利益。 六、自2008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多次所送价值1.07万元金条50克、价值0.93万元金条50克、价值1.52万元金条50克（工商银行吉祥如意）、价值2.96万元金条100克（周大福庚寅）、价值3.46万元金条100克（工商银行如意）、价值3.38万元金条100克（中国银行），共计折合人民币13.32万元，为其在“证眼雷达”采购方面谋取了利益。 七、自2005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安徽复兴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何某1多次所送购物卡共计折合人民币5.1万元，为其在车辆销售方面谋取了利益。 八、自2007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夏阳机动车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1多次所送购物卡折合人民币3.3万元，为其在检测系统联网车辆管理核心软件、车牌号办理方面谋取了利益。 九、自2007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某多次所送购物卡折合人民币0.6万元，为其在车辆销售方面谋取了利益。 十、自2007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合肥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1、李某1在医疗产品、设备采购及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取了不正当利益，2010年至2014年期间，王某1、李某1通过代为出资福建山河药业有限公司2%股份送给赵强24万元，即出资款24万元，2016年王某1、李某1通过溢价收购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0%股份送给赵强100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24万元。2014年，赵强妻子张某1将原价值270万元（实际出资246万元和2%干股24万元）所占福建山河药业有限公司15%股份以1490万元转让，该24万元2%干股的孳息为108万元。 公诉机关依据金条、翡翠挂件等物证（照片），公司营业执照、招投标资料、协议、合同、财务资料、干部任免表等相关书证，检验报告，价格认定结论书，证人张某1、赵某1、黄某1、王某1、李某1、刘某1等证言，被告人赵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利用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的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376.8227万元，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自2007年至2013年期间，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人民币124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00.8227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赵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提出以下辩解意见： 1、对黄某1为张某1到英国旅游支付的旅游费的数额和证据有异议。 2、对指控其子赵某1“挂名”领薪的定性、指控其收受刘某150万元的定性和指控其利用影响力收取王某1、李某1124万元的定性有异议。 3、没有为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谋取利益，没有受贿故意。 4、公诉机关指控的十起事实中有七起是其主动交代的，是否构成犯罪由法庭裁决，希望最后的判决能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被告人赵强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张某1出国旅游，黄某1的朋友鲍某某陪同游玩花费了一定的费用，回国后张某1礼尚往来，也陪同鲍游玩。控方现有的直接证据只有黄某1的书证和言辞证据，辩方的证据也证明其不真实，不足以采信。故黄某1为张某1支付所谓的旅游费21.2369万元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辩护人出示了鲍某某与张某1的谈话记录、视频资料（李某5与行江律师的谈话）、书证《妈妈咪呀》音乐剧票、鲍某某的情况说明及英国伦敦慧策咨询旅游公司注册资料等材料，以证明张某1实际旅行没有花费1.966万英镑，赵强没有受贿。 2、黄某1与张某1之间是正常的民间借贷，黄某1主动放弃借款利息，属于赠与行为，赵强没有收受贿赂的故意。 3、被告人赵强开始并不知道黄某1为其子赵某1所付房租是多少，在知道后主动支付了房租，没有受贿的故意。黄某1为赵强多支付的房租部分，属于违纪所得，应当没收，但不能认定为受贿。 4、林某、黄某1主动找到被告人赵强，恳求赵某1帮忙，不存在赵强请求黄某1帮忙赵某1挂职领薪；赵某1与林某的法国公司有合法的合同，双方是严格按照合同从事商业活动，赵某1为法国公司从事了大量的工作，赵强夫妇亦并没有让赵某1不实际工作，赵某1的行为不属于“挂名”领取薪水的情形。辩护人出示了赵某1的学历证明、说明、主要工作记录文本及赵某1与法国ＣＶＳ公司合作协议书及协议更改说明等材料，以证明赵某1没有“挂名”领薪，赵强没有受贿13万欧元。 5、被告人赵强为刘某1办理车牌照，并不违反规定，即使赵强为刘某1谋取了利益，但事后也没有约定收受贿赂，刘某1、王某4并没有直接给付赵强财物，两人只是为赵强间接创造了某种获利的机会，按照业内惯例，赵强应该得到陪标费，且赵强是从王某4处获取的50万元陪标费，而不是从刘某1处获取，赵强没有受贿故意。 6、对于指控被告人赵强收受王某1、李某1124万元的事实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请托人是远望公司，赵强一直是为自己的妻子张某1的公司帮忙，联系业务，跟自己的职权没有任何关系；赵强与无为县人民医院等五家医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也不能有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可能利用上述五家医院院长为自己妻子的公司或其他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王某1、李某1送给张某1的24万元属激励职工型干股，而不是受贿型干股，跟赵强没有关系，赵强没有受贿的故意。股权的转让既可以按照净资产额，也可以按照协商后溢价，张某1与远望公司的王某1、李某1是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张某1从公司退出，双方讨价还价，可以不按照原来的净资产额为基准，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赵强清楚张某1与王某1、李某1之间的转股事项，张某1没有告诉赵强，而赵强也没有询问、过问过张某1转股的事情，故赵强对王某1、李某1溢价100万元收购张某1的股权没有受贿的故意。辩护人出示了李某1的情况说明，证明远望公司与张某1之间存在协商，不存在收受贿赂100万元的事实；出示了远望公司副总经理黄某5的情况说明，证明赵强没有利用职务或地位形成的便利，为请托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出示了《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商请支持胞必佳品种落户山河药业公司的函》，证明远望公司是否能够收购山河公司，前景如何不得而知，张某1获得的是激励股。 7、被告人赵强在司法机关掌握其犯罪线索之前，主动交代，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赵强检举他人犯罪，构成立功，且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不明显，认罪悔罪，全部退赃，具有多种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应当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以上共计折合人民币（以下所涉货币除注明外，均指人民币）499.585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北京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合肥合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黄某1、陈某1财物共计折合223.2018万元的事实 2006年至2009年，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奥德公司）承接的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以下简称省交警总队）小型机存储维修服务等项目施工、验收、付款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方正奥德公司副总经理黄某14.5万元购物卡。 2009年2月，合肥合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和公司）成立，黄某1受合和公司总经理陈某1邀请担任该公司品牌副总经理，并占有47.5%公司股份，主要从事品牌推荐和维护与省公安厅的关系。在黄某1的请托下，赵强同意合和公司借用方正奥德公司等业界知名公司名义承接省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或直接与合和公司签订采购项目合同。在赵强安排下，省交警总队以自行采购、单一来源和邀标等形式，使得合和公司实际承接省交警总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采购、数据分中心设备采购、小型机维保等多项信息化建设和服务项目；赵强并向各地交警部门打招呼，对合和公司承接项目的验收工作给予催办，使合和公司得以及时结算工程款。 为感谢赵强的帮忙和关照，2009年至2017年，黄某1送给赵强共计28万元购物卡，赵强均收下。 2008年7月，经赵强同意，黄某1为赵强之子赵某1支付1.368万元上海新东方学校ＶＩＰ一对一ＩＥＬＴＳ强化走读班培训费用。 2009年9月，经赵强同意，黄某1为赵强妻子张某1到英国旅游支付费用20万元。 2010年下半年，黄某1请赵强和张某1等人到浙江莫干山旅游期间，在赵强夫妇入住的酒店，送给赵强夫妇一枚价值12.7万元的白金钻戒，赵强夫妇收下。 2012年2月至2012年9月期间，应赵强要求，黄某1为赵某1支付英国伦敦至上海和上海至英国伦敦国际航班机票费用4.5525万元。 2012年4月6日，张某1向黄某1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两年，并约定利息为本金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2个点。张某1将向黄某1借款一事告诉了赵强。2014年4月借款到期后，张某1将本金200万元和利息35万元转给黄某1指定的银行账户。不久，黄某1将利息35万元以现金形式送给张某1。之后，张某1告诉了赵强，赵强并对黄某1表示感谢。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经赵强同意，黄某1为赵某1支付北京租房费用18.12万元。 2015年上半年，黄某1向赵强提出可以安排正在北京大学读博的赵某1以“兼职”的方式获取报酬，为赵强家庭在北京购买住房提供帮助。赵强同意，但提出不得影响赵某1的学业。黄某1答应。2016年4月，黄某1授意其外甥林某（法国人）安排赵某1与法国ＣａｐＶｉｔａｌＳａｎｔｅ公司（林某持有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法国ＣＶＳ公司）签订入职协议，约定聘用期至2019年1月，年薪4万欧元，法国ＣＶＳ公司首个在华合作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后，每年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按照聘用协议，赵某1工作职责是为法国ＣＶＳ公司及其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等。但赵某1未实际从事上述工作。为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检查，以及防止法国公司总部管理人员发现赵某1未实际工作，林某将另聘的翻译人员和专业机构已翻译的中英文“成本”材料通过其个人邮箱转给赵某1个人邮箱，再由赵某1转发到公司或林某邮箱，充当赵某1的工作量。至2018年4月被解聘，赵某1以“挂名”领薪的形式，从法国ＣＶＳ公司共计领取13万欧元，折合96.9613万元。在赵某1两年聘用期内，黄某1通过出资为林某另行聘用翻译、接待法国ＣＶＳ公司中国大陆合作对象和法国ＣＶＳ公司管理人员等方式给林某130万元左右。 为取得和感谢赵强对合和公司的关照与帮助，2011年中秋节期间，陈某1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2万元购物卡，赵强收下。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认定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方正奥德公司、合和公司谋取利益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06至2009年，其任方正奥德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品牌推广和销售业务。方正奥德公司承接了省公安厅及交警总队的小型信息化建设项目。赵强作为交警总队总队长，其肯定要有所“打点”，以维护关系，有利于方正奥德公司能从省交警总队获取信息化建设项目，以及顺利施工、验收、收款等，不让赵强找公司的麻烦。 2009年初，曾在方正奥德公司工作的陈某1成立合和公司，主要从事公安信息化建设。陈某1看中其在安徽省公安厅和信息化行业界的人脉，邀其担任合和公司品牌副总经理，主要从事品牌推荐和维护与省公安厅的关系，陈某1承诺给其合和公司股权，利润由其与陈某1五五分成。 其到合和公司后，赵强对其称合和公司刚成立，没有成功案例，他不好为合和公司说话，让其借用方正奥德等大公司名义承接省交警总队信息化项目，大公司大品牌，他好说话。2009年以后，合和公司基本都是以方正奥德公司（2013年后，方正奥德公司变更为方正国际公司）名义与省交警总队签订信息化建设合同，但实际承接、施工的是合和公司，合和公司支付方正奥德公司一定的管理费。2012年后，为了避免资金、履约等风险，合和公司承接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再与方正奥德公司等挂名公司签订合同。因其主要是维护和省公安厅的关系，赵强对其请求承接省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有求必应，在承接省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上得到赵强的帮助和关照，很多项目是采取单一来源采购形式帮助合和公司中标。此外，在其请求下，赵强还向各地市交警部门打过招呼，催办工程验收，及时结算工程款。 2、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黄某1原是方正奥德公司副总裁，其在方正奥德公司上班时认识的黄某1。2009年初，其成立合和公司时，看中黄某1在安徽省公安厅和信息化行业界的人脉，邀请黄某1担任合和公司品牌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品牌推荐和维护与省公安厅的人脉关系。当时，其承诺公司的利润由其与黄某1五五分成。合和公司成立后，黄某1多次向赵强提出请求，帮助公司承接省交警总队相关信息化业务。黄某1对其讲合和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在业界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赵强不好直接出面为合和公司讲好话，可以借用方正奥德等有名的信息化公司名义承接省交警总队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由合和公司实际承接。这样赵强也好以大公司、大品牌为由直接为合和公司讲好话。2009年以后，合和公司实际承接、施工的省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大多数是以方正奥德、方正国际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合和公司支付方正奥德等公司一定的管理费。2012年后，为了避免资金、履约等风险，合和公司与方正奥德等挂名公司再签订合同。合和公司实际承接的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是其得知采购信息后，遇到困难，黄某1出面找赵强帮忙，帮助合和公司实际承接。赵强还帮助其公司催办过项目验收。 3、证人开某（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2009年9、10月份，其打算将数据库备份业务交给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无锡交通科学研究室来做，系统的后期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更有保障。其把想法告诉了赵强。赵强坚持让其考虑让方正奥德公司做数据库备份业务，其同意了让方正奥德公司以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做了该项目。赵强并要求使用合和公司代理的富士通存储器。后在赵强向其打招呼的情况下，又让方正奥德公司陆续承接了数据分中心设备采购项目、小型机维保服务项目。这些项目虽然是与方正奥德公司签订的，但实际施工的是合和公司。赵强说为了保持系统的延续性、兼容性和安全性，让其采取单一来源采购形式确保合和公司做维护项目，故自2013年至2017年，小型机维保服务项目都是合和公司以方正国际公司名义承接的。 4、营业执照证明：北京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合肥合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 5、合和公司的书面证明证实：合和公司注册资金510万元，由陈某1一人出资。陈某1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安徽各地、市级公安、交警项目，占股47.5%；黄某1为公司品牌副总经理，负责安徽省公安厅、省交警项目及向全国ＩＴ上市公司推荐、并购合和公司，占股47.5%；江某为公司技术总监，占股5%。 6、项目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及合同书、财务账据等书证证明：2009年12月至2017年5月，方正奥德公司、方正国际公司与省交警总队签订的《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采购合同书》等10份合同，实际是由合和公司作为项目实施的承接商，方正奥德公司、方正国际公司仅在双方合作项目中向合和公司收取“项目管理费”。10份合同总金额为1200余万元。另2009年6月17日，方正奥德公司与省交警总队签订的2009年小型机存储维修服务合同价格99.6万元。此外，省交警总队采购情况说明、采购邀请书等书证证明上述采购合同均以单一来源和自行采购方式签订。 7、采购合同及费用支付凭证等书证证明：2016年7月15日，安徽省公安厅与合和公司签订安徽省交警省级指挥中心基础及应用系统建设（二期）第2包项目采购合同，总金额304.9万元。 8、采购（购销）合同（书）等书证证明：2012年6月至2016年12月，合和公司与方正国际公司、厦门市原龙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签订10个项目合同，承接8家公司中标的省公安厅视频图像整合与共享建设项目（2包）共享库等项目建设，合同金额9000余万元。 9、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其先后担任省交警总队队长、分管交警总队的副厅长，对黄某1能否承担交警总队信息化项目以及施工、验收、付款等方面具有决定权和影响力。 2006年至2008年底，在时任方正公司副总裁黄某1请求下，其利用职务之便，为方正奥德公司承接的省交警总队小型机存储维修服务等项目施工、验收、付款等方面提供帮助和关照。 2009年初至2017年，在时任合和公司品牌副总经理黄某1、合和公司总经理陈某1请求下，其同意合和公司借用方正奥德公司等业界知名公司名义承接省交警总队许多信息化建设项目，同时，其先后以时间紧、系统集成连续有效性和后续管理为由，同意以单一来源采购等形式，使得合和公司实际承接省交警总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采购、数据分中心设备采购、小型机维保等项目，并于2009年12月省交警总队采购数据分中心设备时，其决定以合和公司代理的富士通存储器作为采购条件，帮助合和公司顺利承接该项目。另外，在黄某1请求下，其向各地交警部门打过招呼，催办项目验收，及时领取工程款。其力所能及地帮助黄某1，只要黄某1提出了请求，其都会办到。 （二）认定被告人赵强收受黄某132.5万元购物卡、12.7万元白金钻戒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06年至2017年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期间，其送给赵强共计32.5万元购物卡。2010年下半年，请赵强、张某1等人到杭州莫干山旅游，其事先将准备好的一枚价值12万余元的白金钻戒带在身上，准备送给赵强夫妇。旅游期间，其单独到赵强夫妇入住的房间，将该枚戒指送给了张某1。 2、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10年下半年，黄某1请其与赵强等人到浙江莫干山旅游。期间，黄某1单独到其与赵强入住的酒店房间聊天，临走前，黄某1送其一枚白金钻戒，当时装白金钻戒盒子内还有发票，购买价为12.7万元。 3、情况说明、会计账据等书证证明：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1妻子陈某5证明黄某1于2010年11月23日在杭州大厦卡地亚专柜购买一枚白金钻戒12.7万元，分别开据两张为礼品、办公用品的发票在公司报销。 4、移送扣押财物清单证明安徽省监察委员会查扣一枚印有“Cartier”商标戒指的事实。 5、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和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该起事实供认不讳。 （三）认定黄某1为赵某1支付培训费1.368万元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08年上半年，其与赵强在合肥一起吃饭时，赵强说他儿子赵某1想出国留学，但英语不好，准备到上海新东方学校学习英语，问其是否有熟人，帮助赵某1报名。其答应帮忙。后通过一朋友帮助赵某1报了名，并为赵某1缴纳了培训费。事后，其打电话告诉赵强已给赵某1报名，培训费已支付。 2、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08年上半年，其子赵某1在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读书，想以后让他出国留学，为考雅思，准备利用暑假到上海新东方学校强化培训。赵强找黄某1帮忙给赵某1报名，并支付了培训费。2008年7月，赵某1入读上海新东方学校。其从侧面了解到费用一般在1万元左右。 3、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08年参加过在上海新东方的雅思英语培训。 4、上海新东方学校北美项目部培训学籍表证明：赵某1于2008年7月9日至7月22日在上海新东方学校参加ＶＩＰ一对一ＩＥＬＴＳ强化走读班培训，培训费用1.368万元。 5、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08年上半年，其与黄某1在一次吃饭时，聊到想让其子赵某1出国，要考雅思，准备利用暑假到上海新东方学校培训，问黄某1在该校是否有熟人，帮助赵某1报名。黄某1答应。后黄某1给其打电话讲已给赵某1报了名，并支付了培训费。 （四）认定黄某1为张某1出国旅游支付旅游费20万元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09年左右，其在合肥宴请赵强夫妇时，张某1称想到英国旅游，为以后赵某1出国做准备，问其在英国伦敦有没有朋友安排接送，其称有一个朋友在英国伦敦开旅行社，没有问题。事后，其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说有一个重要客人要到英国旅游，让他安排，其朋友答应，两人约定其先支付费用10万元，等旅行完毕后再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支付尾款。不久，其打电话告诉张某1已安排好，并将在英国开旅行社朋友的联系方式给了张某1。张某1从英国回来后，根据朋友的报价，其支付了尾款10万元。两次费用都是在杭州以现金形式交给在英国开旅行社朋友指定的人。之后，张某1给其打电话称安排的很好，但20万元的价格太贵了，赵强也对其讲费用太贵。 2、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09年左右，大弟弟张某2的孩子张某5要到英国谢菲尔德读书，其准备送张某5，顺便考察英国环境，为赵某1出国做准备。因是首次一人去英国，赵强就问黄某1在英国那边有无熟人帮忙接待一下。黄某1说他有朋友在英国伦敦开旅行社，由他来安排。根据黄某1的安排，黄某1朋友的女儿鲍（包）女士负责在英国为其提供服务。到英国后，鲍女士安排一男生陪其到谢菲尔德，大约五六天，为张某5办理了入学手续。办理入学手续后，其与张某5在鲍女士陪同下，到英国伦敦旅游四五天，鲍女士付的旅游、餐饮、住宿费用。期间，张某5玩了两天回到了谢菲尔德。其自己订购的回国机票，鲍女士为其升级为公务舱，差价大约0.8万元。回国一段时间后，知道这次去英国，鲍女士收取了黄某120万元。其与赵强对黄某1表示了感谢。 3、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09年左右，张某1侄子张某5要到英国谢菲尔德留学，希望张某1送到英国，同时，赵某1已快毕业，其与张某1想让赵某1去英国留学，便与张某1商量，让张某1送张某5到英国，顺便考察一下，为赵某1出国做准备。因张某1对英国不熟悉，就想让黄某1帮忙看那边有没有熟人接待一下。之后，黄某1在合肥宴请其与张某1时，张某1对黄某1说了此事，黄某1说他有朋友在英国伦敦开旅行社，没有问题。不久后，张某1跟其说，黄某1已安排好，只要去就行，费用不用管。张某1从英国旅游一段时间回来后，张某1对其说，黄某1肯定被骗了，费用要20万元，她花最多只要几万元。其听后没有说什么。其也对黄某1讲张某1到英国旅游太贵了。被告人赵强当庭供认“张某1从英国旅游回来，张某1跟我说过，她问过当时接待她的鲍小姐，这次费用共多少，鲍小姐说大概在2万英镑左右”。 （五）认定黄某1为赵某1支付机票费用4.5525万元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赵某1到英国留学后，有一次其与赵强在一起吃饭时，告诉赵强其经常乘飞机，有里程积分，可以兑换国际航班机票，以后赵某1的机票由其负责。之后，其为赵某1购买了英国伦敦至上海或上海至伦敦的公务舱机票，共计3次，花费4.5万余元。在每次购票前，基本上都是赵强将相关信息告诉自己，赵强亦曾向其提出过不要给赵某1购买公务舱机票。 2、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英国留学期间，有几次是黄某1为其购买的机票。每次其需要去伦敦或回上海前，其或家人会提前通知黄某1，让他帮买机票。 3、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赵某1到英国留学后，赵强跟其讲，黄某1说他经常坐飞机，有里程积分，可以兑换国际航班机票，以后赵某1的机票由黄某1负责。之后，黄某1为赵某1购买了3次上海到伦敦或伦敦到上海的机票，共计四五万元。每次购买前，基本都是赵强通知黄某1，提供购票的相关信息。 4、东方航空公司售票信息证明：通过温州捷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市天龙包机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腾邦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代理购买了赵某12012年2月2日、9月25日从上海至伦敦、2012年7月28日伦敦至上海的机票，票价分别为1.3166万元、1.8866万元和1.3493万元，合计4.5525万元。经赵强、张某1确认属黄某1为赵某1购买的机票。 5、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某1到英国留学后，有一次与黄某1吃饭时，黄某1跟其讲，他经常坐飞机，有里程积分，可以兑换国际航班机票，以后赵某1的机票由他负责，其讲这样等于用钱购买，黄某1称没有关系，他积分多，反正不用拿钱。之后，黄某1为赵某1购买了3次左右公务舱机票，费用四五万元。购买机票的信息是其向黄某1提供的，其还曾告诉黄某1不要为赵某1购买公务舱机票。 （六）认定黄某1退还张某1借款利息35万元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上半年，张某1向其借款200万元，其与张某1签订两年期借款凭据，约定以本金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2个点作为借款利息。2012年4月，其从妻子陈某5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到张某1提供的个人工商银行账户。2014年4月借款期满后，张某1将本金200万元和35万元利息一起汇到其妻子陈某5银行账户。张某1按约定支付了利息，其准备退还给张某1。之后，其与张某1约定见面时间，将事先准备的35万元现金送到张某1家。张某1收下。次日，其到赵强办公室，赵讲你真客气，其称不可能收张某1借款利息的。同时证实其家中一般备有几十万元现金，以备随时使用，送给张某1的35万元就是从家庭备用金中拿的。 2、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12年上半年，其生意需要资金，向黄某1借款200万元，签了借款单据，约定以本金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2个点为借款利息。200万元到其银行账户后，其告诉了赵强。2014年4月借款期限到期后，其将200万元和利息35万元一起转给了黄某1提供的工商银行账户。不久，黄某1到其家中，把35万元利息以现金形式退回，其把此事告诉了赵强。 3、黄某1提供的借据证明：2012年4月6日，张某1向黄某1借款200万元，借款时间为二年（24个月）。借款利息为本金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2个点，并附有张某1银行卡开户行和卡号，该卡尾号为8512。 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证明：2012年4月9日陈某5从其银行卡账户中汇款200万元。 5、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2014年4月16日，银行卡账户尾号为8512汇入陈某5银行卡账户235万元。 6、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和自书材料证明：2012年上半年，张某1经营需要用钱，其向黄某1借钱，黄某1同意。后张某1联系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借20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签订了借据。当时，黄某1提出不要利息，但张某1坚持支付利息，并写进借据。2014年4月借款到期后，张某1告诉其将本金200万元及利息35万元还给了黄某1。不久，张某1对其讲黄某1来到家中把35万元利息退了。后其向黄某1表示了感谢。 （七）认定黄某1为赵某1支付房租费18.12万元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赵某1要到北京大学读博，赵强对其说想单独在北京大学附近为赵某1租房，其告诉赵强，由其让原单位方正奥德公司人员帮助租房，赵强同意。后打电话给方正奥德公司行政人员吴某，让吴在北京大学附近租一间房屋。吴某租了在北京市海淀区住房，租期三年，第一年租金为每月7000元，第二年为每月7500元，第三年为每月8000元，租金半年一付。其让吴某签订租赁协议，三年房租由其支付。2014年8月底，赵强、张某1、赵某1到北京为赵某1入学做准备，其安排吴某陪同，并让吴某带赵强一家到租住的房屋。2017年8月，三年租期临近届满后，赵某1自行租房。自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其分多笔向吴某转款27万元，由吴某交给房东。2016年初，张某1坚持要自己缴房租，吴某向其汇报后，其告诉吴某，若张某1坚持的话，就按照每月3700元象征性收一点。张某1向吴某转了2016年、2017年两年的房租，共计8.88万元，其在三年期间实际支付房租费共计18.12万元。 2、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14年上半年，赵某1要到北京大学读博，赵强找黄某1帮助租了海淀区，租期三年。2014年8月底，其与赵强、赵某1到北京，黄某1安排方正奥德公司员工吴某陪同，并让吴某带到租住的房屋。赵某1入住后，前期房租是黄某1安排吴某支付的，其与赵强没讲什么，认为这点钱对黄某1不算什么，但水电费是其与赵某1交的。2016年初，反腐势头越来越严，并从吴某处得知，是黄某1安排以吴的名义和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该房屋的租赁费用每月大约7000多元也是以吴的名义支付的，每年租赁费用都会增加，其与赵强觉得一直让黄某1支付房租不合适，赵强就让其给吴某打电话，提出要为赵某1支付房租费。在自己的坚持下，吴某让其按实际房租费用的一半，即每月3700元支付房租。其同意并告诉了赵强。2016年和2017年，其分几次向吴某共计转款8.94万元，其中8.88万元为房租，0.06万元为水电费。2017年，赵强讲支付的房租要有个材料，以后能说清楚，其就打电话给吴某，让他按每月3700元房租制作一份租赁合同，后吴某向其提供了一份赵某1和房东宁某署名的房屋租赁合同。 3、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黄某1给其打电话让其在北京大学附近租一间房，说他有一个重要客户要过来住。经其多方查找，联系到出租人宁某，并与宁某商定了租赁条件，即租期三年，第一年租金每月7000元，第二年租金每月7500元，第三年租金每月8000元。其告诉黄某1后，黄要求马上订下来，租金27万元由黄本人支付。2014年8月21日，其与房东宁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2014年8月底，赵某1、赵强、张某1来到北京，其陪同看了所租房子后，他们表示满意，当时，赵强夫妇向其提到了房租的事，其对他们讲黄总已安排好了，赵强夫妇客气了一下，就没再说什么。赵某1的房租由其经手支付给房东宁某，三年分六次支付给宁某27.5879万元，其中，因其请人整理房屋和维修家具，花费1121元，已从房租中比除；另有0.7万元押金，2017年8月宁某已退还，故其支付房租26.8879万元。2016年初，张某1向其提出要支付房租，其请示黄某1，黄某1说如果她要坚持付的话，象征性的收一点。后张某1共向其转款8.94万元（包括微信转账2.4万元），其中8.88万元为房租，0.06万元为水电费。赵强夫妇多次到北京看望赵某1，其与他们提到过房租费用，每月大约7000多元，每年都会增加。虽然张某1以每月3700元支付了2016年和2017年房租，但他们心里一定明白是不够的。2017年张某1还要求其提供一份以每月3700元的房屋租赁协议。赵某1搬走后，其还有8.88万元，根据黄某1的安排用掉了。 4、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北京大学读博期间，黄某1让方正奥德公司的原下属吴某帮其租了宁某的房屋，2014年8月承租，租期三年，不知房租多少，只知每半年结算一次，每次都是吴某交给宁某，其母张某1也曾给过吴某钱作为房租。 5、房屋租赁合同证明：2014年8月12日，吴某与宁某签订合同承租座落于北京市海淀区院的房屋，租期自2014年8月21日至2017年8月20日，共三年，第一年每月租金7000元，第二年每月租金7500元，第三年每月租金8000元，租金每半年一付，银行打款。 另一份赵某1与宁某签订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载明房屋租赁期自2017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每月租金3700元，一年租金共计4.44万元。结合张某1与吴某的证言，这份协议是按照张某1的要求于2017年签订的。 6、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及微信截图证明：2014年7月21日、2015年1月31日、2015年9月13日、2017年3月28日，陈某5（黄某1妻子）分别汇入吴某银行卡8万元、3万元、8万元、5万元，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某5）汇入3万元，以上共计27万元。吴某共付房租27万元。2016年2月21日、2017年3月30日，张某1通过银行卡分别转给吴某2.1万元和4.44万元，2016年3月21日，通过微信转给吴某2.4万元，张某1共计转给吴某8.94万元。 7、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14年上半年，赵某1要到北京大学读博，了解到北京大学住宿条件不好，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租房，其将想法告诉了黄某1，黄让他原单位方正奥德公司人员帮助租房，其同意。不久，黄某1告诉其房子已租好，租期三年，到北京时联系方正奥德工作人员吴某。8月底，其与张某1、赵某1到北京，黄某1安排吴某陪同，并看了租的房子，吴某讲实际租金每个月7000多元，每年都会增加一点。其一直向黄某1提出自行支付房租，但黄某1讲房租不贵，不需要其支付。2016年，在其夫妇强烈要求下，吴某让按实际房租的一半支付，即每月3700元。2017年，因省委巡视组已进驻省公安厅，其让张某1给吴某打电话，让吴某以每月3700元制作一份租房协议。 （八）认定赵某1根据黄某1的安排“挂名”领薪13万欧元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7、8月份，其与赵强商量，利用其在北京的人脉关系，以帮助赵某1兼职领取薪酬的方式，间接为赵某1北京购房出资，赵强同意，但要求安排赵某1兼职不能影响学业，其称不会安排赵某1从事具体工作。2015年下半年，其外甥林某任职的法国ＣＶＳ公司任命林某为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中国区域总经理。因林某不懂中文，他提出让其帮忙寻找一名能熟练使用法语或英语的翻译，其推荐了赵某1，并告诉赵强，赵强称赵某1课业非常紧张，担心影响学业，其称林某的公司只是处于寻找合作伙伴阶段，林某公司或合作公司有中英文翻译，赵某1不用真正从事翻译工作，让赵强放心，其会操作好的，赵强同意。 林某对赵某1面试后非常不满意，告诉其赵某1不符合他招聘翻译的条件，不能录用赵某1。其就告诉林某，一定要想办法录用赵某1，并说赵某1的父亲赵强是安徽省公安厅的领导，赵强一直非常帮助其生意，请林某一定要帮这个忙。其还告诉林某，即使赵某1能力符合条件，也不会真正从事翻译，其这么安排，是为了送给赵强一笔钱，以取得赵强以后对其生意的帮助，并答应林某录用赵某1后，其会在经济上弥补林某，包括其出资帮助林某另外在市场找翻译人员，不会影响林某工作，林某同意了，其再三嘱咐，一定不要安排赵某1从事具体工作，要是林某因缺少翻译为他工作带来不便，其为林某想办法。2016年法国ＣＶＳ公司与赵某1签订了三年的聘用协议。 在赵某1聘用期内，其另外出资为林某在大陆书面或口头翻译事务聘请翻译人员十余次，多次出资给林某接待法国ＣＶＳ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合作对象和法国ＣＶＳ公司老总一家人等，共计所付费用至少130万元左右，远多于赵某1从法国ＣＶＳ公司领取的薪酬总额。 2018年4月，爱默智公司正式试营业，赵某1不能从事实际翻译工作，其另行出资从市场聘请也不能满足林某的需要，在林某向其提出解聘赵某1后，其考虑到通过安排赵某1两年内获得13万欧元，基本实现其出资帮助赵强家在北京购买住房的承诺，同意林某提前解聘赵某1。 2017年8月、12月，赵强、张某1、赵某1一家三口先后与其针对赵某1“挂名”领薪问题进行串供，统一说是赵某1正常的兼职取酬，是赵某1实际工作所获得的劳动报酬。 2、证人林某的证言、自书的“赵某1在法国ＣＶＳ公司兼职的情况”及翻译手续证明：2015年11月，法国ＣＶＳ公司授权其出任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中国区域总经理，并赋予其三项职权：对中国老年人医疗市场进行调研，对公司业务在中国寻找医疗合作伙伴，为在华业务发展招聘必要的工作人员。其不会说中文，与中方合作会涉及许多大陆方面的涉外商业法律及文书资料等，请其舅舅黄某1寻找一名懂国际法、英语水平较高的翻译。2015年底左右，黄某1打电话称帮其找了一名英文翻译，叫赵某1。其约见了赵某1，两人之间使用英语交流、面试，但其发现赵某1头脑反应很慢，英语口语的翻译能力不好，不能准确翻译其所说的意思，不能胜任翻译的职位。之后，其告诉黄某1不能录用赵某1。黄某1让其一定想办法把赵某1录用。其问他为什么，黄某1说，赵某1父亲赵强是安徽省警察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他生意会有很大帮助，他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找赵强帮忙，让其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并说法国ＣＶＳ公司支付给赵某1的薪水，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弥补，包括出资另外帮助其聘用翻译，不会让其再另行出资聘请翻译，也不会给其工作带来不便。同时，黄某1还交代其不要为赵某1安排具体工作，让他当翻译只是挂一下名，这就是给赵某1送钱的一个平台。鉴于这种情况，其便向法国公司总部汇报聘用赵某1，但公司总部不知道赵某1不从事实际工作。聘期从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实习期三个月，只付生活费和差旅费三个月总计几百欧元。实习期满后，签订了聘用协议，年薪4万欧元，公司首个项目落地后，每年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 赵某1没有实际履行为其书面和口头翻译，他从未到法国ＣＶＳ公司在大陆分公司或合作公司上班，未出席过其本人或有其公司代表出席的商务洽谈活动并现场提供口译服务，也未实际为其公司及Ａｌｍａｇｅ集团搜集、整理或翻译过相关文件资料等，有时其给赵某1安排一点工作，赵某1都说他很忙，搞不了，他的翻译水平亦无法胜任工作。为了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对其在大陆聘用人员的检查，以及防止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管理人员发现赵某1未实际工作的问题，将其另外聘用的翻译人员或相关法律事务所已制作好的在华业务相关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中英文版“成本”材料发送给赵某1，再由赵某1发送给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赵某1翻译的材料。 2018年4月，爱默智公司开始正式运行，需要找到一名称职且能够每天到上海办公室上班的翻译人员，其向黄某1说明情况并经商量后，于2018年4月解聘了赵某1。在两年聘用时间内，其共支付给赵某113万欧元，其中5万元是一次性奖励，约定的是7万元一次性奖励，因赵某1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其根本不想将一次性奖励支付给赵某1，但考虑到黄某1对自己的弥补，其就告诉法国ＣＶＳ公司财务部门给赵某1发放5万欧元的一次性奖励。两年期间黄某1共给其130多万元现金用于支付聘请翻译费用、接待其商业伙伴和法国ＣＶＳ公司管理层人员等。 3、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15年上半年，黄某1提出他可以给赵某1介绍兼职工作，这样既可以积累工作经验，以后在北京购房也可以付首付款，让他有成就感。赵强同意了黄某1的建议，但提出不能影响学业。2015年11月，黄某1讲他外甥林某任职的法国公司想在北京或上海寻找合作伙伴，全权让林某负责公司与中方的合作事宜，因语言不通，让黄某1推荐一名懂国际法、英语水平较高的翻译，黄某1要推荐赵某1，赵强同意。经黄某1和林某安排，赵某1入职林某的法国公司，2018年4月，林某的公司解聘了赵某1。在两年的聘用期内，林某的公司向赵某1发放薪水8万欧元和一次性奖励5万欧元。赵某1课业比较紧张，难以完成公司交付的翻译任务，赵某1的收入和实际工作不对等，可以讲是“挂名”领薪行为。 4、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底，赵强告诉其黄某1的外甥林某需要招聘英文翻译，最好懂法律，安排黄某1推荐了他，让其做好面试准备。一段时间后，林某约其在北京一酒店见面，进行了面谈。2016年1月，其以实习身份聘为法国ＣＶＳ公司翻译，工作职责是为公司及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就是为林某进行中英文口译和书面翻译。双方约定，在实习期间，法国ＣＶＳ公司付其部分生活费和差旅费1000元，2016年4月实习期满后，年薪4万欧元，聘用期至2019年1月，另约定首个在华项目落地，每年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至2018年4月被法国ＣＶＳ公司解聘，其领薪水8万欧元，一次性奖励只发了5万欧元，没有按协议的规定执行。 因其是兼职，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平时课业比较紧张，没有在公司上过班，没有陪同林某完成口译任务，其根据林某安排，从事了一些翻译资料的校对等工作，主要是将林某通过邮箱发送的已翻译好的相关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中英文版材料，其校对后再发送给林某或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林某安排其从事上述工作，可能是为了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检查等原因。其能拿到这份兼职工作并领取高额报酬，实际上是黄某1感谢其父亲赵强帮忙的一种形式。 2017年8月、12月，其与父母三人先后两次与黄某1串通，统一组织谈话时的说辞为：其家人与黄某1之间交往仅限于吃饭、喝酒等，从未收受过黄某1所送财物。同时，将其上面兼职领薪统一口径为正常的兼职而获取的薪酬，而不是“挂名”领薪。 5、证人黄某2（致达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2016年的时候，其公司与法国公司在商谈合作过程中，其安排李某2具体负责，李某2英语很好，法国公司的林某只会说法语和英语，林某都是直接用英语和李某2商谈，没有见过林某带过翻译人员。 6、证人李某2（致达医疗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证言证明：在与法国公司商谈合作成立上海爱默智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过程中，其具体负责和法国公司的林某商谈，林某不会说中文，在几次商谈中未带翻译，其用英语和林某交流、洽谈，与法国公司其他人员商谈中，也是用英语直接交流，他们也都没有带翻译。双方合作项目涉及的在华相关的商务、法律文本及其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资料，主要由其将中文版本翻译成英文版本，或将法国人提供的英文版本资料翻译成中文版本，有的涉及法务资料翻译，请专业的涉外律师事务所审核、翻译。 7、合作协议书证明：2016年4月30日，赵某1与法国ＣＶＳ公司签订协议，协议期限三年，自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双方约定赵某1为法国ＣＶＳ公司及其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包括尽力帮助法国ＣＶＳ公司搜集、整理或翻译与后者在华业务相关的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以及在确实必要且不与赵某1本职工作时间相冲突的前提下，参加有法国ＣＶＳ公司代表出席的商务洽谈活动并现场提供口译服务；法国ＣＶＳ公司在协议生效期内，向赵某1每年支付4万欧元的报酬（税后），待法国ＣＶＳ公司首个在华合作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后，每年一次性向赵某1支付7万欧元的奖励金等。林某、赵某1在协议上签名。 8、银行流水单据证明：2016年6月8日至2018年3月9日，法国ＣＶＳ公司分五次支付给赵某1共计13万欧元。 9、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分局的复函证明：根据法国ＣＶＳ公司每次支付给赵某1欧元的具体日期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13万欧元折合人民币为96.9613万元。 10、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15年上半年，黄某1向其与张某1提出，赵某1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为赵某1在北京购买住房，如缺钱的话，他可以支持，在谈的过程中，黄某1提出可以让赵某1兼职赚钱，既可积累工作经验，以后也可付购房首付款，赵某1也有成就感，其同意了黄某1的方案，但要求不能影响赵某1的学业。2015年11月，黄某1称他外甥林某任职的法国公司想到北京或上海寻找伙伴，全权委托林某负责公司与中方的合作事宜，因语言不通，林某让他推荐一名翻译，赵某1符合林某的人选，黄某1讲不会影响赵某1的学习，其同意让黄某1安排。2016年4月，赵某1与林某的法国公司签订入职协议，约定聘用期至2019年1月，年薪4万欧元，并约定林某持股的法国公司首个在华项目落地，另外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按照合同，赵某1工作职责是为该公司在华合作项目从事翻译、法务、帮助招聘中国员工等，但根据其与黄某1约定，赵某1未有效从事上述工作职责。至2018年4月被解聘，赵某1以“兼职”的形式，共计从林某持股的法国公司领取13万欧元，这是黄某1以迂回方式通过安排赵某1“兼职”送其13万欧元。 2017年8月份左右，陈某1被抓后，黄某1到其家中讲要商量一下赵某1兼职的事情，组织上要调查的话，大家该如何说。经其与张某1、黄某1商量后，约定的说法是，赵某1在英国留学时认识了赵某1任职的法国公司人员，法国公司到中国开展业务就找到了赵某1，赵某1是自行与法国公司联系、协商的，不要提到黄某1和林某，同时约定以后组织找其与张某1、黄某1核实相关问题时不要讲双方之间有经济交往的问题，2017年12月，其与张某1和黄某1在北京赵某1租住房屋对面的一家商场一层咖啡店见面，又进行了与上次基本相同的串供活动。 （九）认定被告人赵强收受陈某12万元购物卡的证据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其与黄某1约定省公安厅关系主要由黄某1来维护，其主要负责维护安徽省市县公安局关系。2011年中秋节前后，到赵强办公室将身上备有的购物卡送给赵强2万元，为了取得和感谢赵强对合和公司的关照和帮助。 2、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和自书材料证明：2011年中秋节前，陈某1到办公室送其2万元购物卡，用于了家庭日常消费。 （十）黄某1、陈某1送给被告人赵强财物来源的证据 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方正奥德公司任副总经理时，可以报销一定的餐饮接待费用，一般是用现金购买购物卡后，虚开餐饮发票在公司报销，送给赵强的4.5万元购物卡就是来自其在公司的职务消费。 2009年到合和公司工作后，因一直未分红，其与陈某1都是以各种方式从合和公司领取钱款，一般都记陈某1与合和公司之间的借款，大约每年100万元左右，2015年后公司效益增加，陈某1每年给有400万元左右。其与陈某1为了规避税务检查，都会用个人账户走账，记忆中，其提供的收款账户有钟某、方某3、林某5，其送给赵强财物的资金就来自这块收入，支付给林某法国公司的相关费用也来自上述收入。 2、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2009年以来，合和公司一直未分红，其与黄某1都是以各种方式从公司领取钱款，一部分是“业务费”，一部分是黄某1应得的分红款。这些钱款都记入其与合和公司之间的借款，大约每年100万元左右，2015年后，公司效益增加，其每年给黄某1大约400万元左右，为避税都用一些个人账户走账，不是直接转款。合和公司每年都会给黄某1一定数额的“业务费”，打点赵强等人，其本人送给赵强的2万元购物卡是用现金在合肥百大商场购买的。 3、会计凭证等书证证明：2015年至2018年黄某1通过借支形式从合和公司获取近1000万元。 二、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谋取利益，收受王某2财物共计折合51.445万元的事实 自200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董事长王某2多次所送购物卡46万元、油卡5万元、价值0.22万元蛇年金银纪念币、价值0.225万元马年金银纪念币，以上财物折合51.445万元，为其在项目采购、科研与培训基地共建、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申报等方面谋取利益。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科力公司从2000年开始在省交警总队做信息技术维护和保障工作，2004年9月赵强刚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时因业务上的关系认识了赵强。在其请求下，通过赵强的帮助和关照，科力公司参与了省公安厅自行采购、单一来源和邀标的很多项目，总工程量为8000万元左右，如自行采购的省交警总队第三期治安卡口设备采购，单一来源的交警总队内外网数据交换系统，邀标的省交警总队车驾管监管系统维护等项目，2008年，通过赵强的关照和帮助，科力公司与省交警总队共建了安徽省公安交警科研与培训基地，2013年，赵强帮助科力公司成功获得公安部申报城市交通管理集成与优化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称号。上述项目均得到赵强的支持。赵强作为交警总队总队长、分管交警总队的副厅长，他要是不同意，科力公司的产品很难被采购。 为与赵强处好关系，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科力公司相关信息化项目的关照和帮助，2005年至2017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期间，其送给赵强共计46万元购物卡；2013年至2017年，送给赵强中石化加油卡共计5万元；2013年、2014年春节期间，分别送给赵强一套蛇年、马年的生肖金银纪念币，赵强均收下。 2、证人开某（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2008年至2016年，在其分管省交警总队科技处期间，根据赵强的指示，省交警总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自行采购等方式从科力公司采购了“十佳民警”投票系统软件、执法质量管理系统软件等大量信息化建设软件及相关技术服务。2008年，赵强对其讲科力公司准备和省交警总队合作建一个交警科研及培训基地不久，科力公司就拿来了合作共建协议书，根据赵强的安排，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2013年，赵强对其讲科力公司准备申报公安部重点实验室，让其走程序申报，赵强签发申报报告，后来申报成功。 3、证人王某3（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2004年左右科力公司就和省交警总队有过业务上的合作，省交警总队购买很多该公司软件及技术服务。2008年至2013年期间，赵强曾安排其以单一来源采购、邀请招标等方式，从科力公司采购软件、购买技术服务等信息化项目，赵强还帮助科力公司与省交警总队共建了安徽交警科研及培训基地，并帮助科力公司成为公安部的重点实验室。2008年的时候其兼任高速交警支队支队长，高速支队需要购买一批卡口监控系统，赵强建议这次还是从科力公司采购卡口监控系统。根据赵强的安排，其决定采取单一来源的方式，按照单一来源采购的程序报其审批后，省交警总队高速支队从科力公司采购近300万元的卡口设备。 4、证人陈某2证言（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2004年至2008年其分管省交警总队科技处期间，根据赵强的指示，以自行采购的方式从科力公司采购了大量的信息化建设软件及相关技术服务，采购过网络和数据及质量检测软件、事故黑点软件、非现场平台软件等办公软件，科力公司还承担了省交警总队系统的维保及升级等技术服务。科力公司不仅为交警总队提供软件和技术服务，还和省交警总队共建省交警科研及培训基地，2013年的时候并成功申报了公安部重点实验室。 5、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赵强给过其加油卡，但没有告诉其来源，赵强也曾带过金银纪念币回家，他告诉其是科力公司老总王某2送的。2017年下半年，得知组织在调查赵强时，感到害怕，为逃避调查，其与赵强商量将金银纪念币及黄金等物品转移到张某2处保管。 6、采购合同等书证证明：省交警总队自2004年至2016年通过邀标、单一来源和自行采购等方式，采购大量科力公司信息化应用软件系统、网络设备维护和技术服务等事实。 7、合作共建协议书证明：2008年9月，安徽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省交警总队）与科力公司合作共建“安徽省公安交警科研及培训基地”的事实。 8、省交警总队《关于申报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有关工作的请示》及公安部《关于做好新增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书证证明：城市交通管理集成与优化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为安徽省公安厅，联建单位为科力公司等单位。 9、财务凭证、科技强警项目资料等书证证明：科力公司承接省交警总队相关项目到账金额情况。 10、科力公司记账凭证、明细表等书证证明：王某2给予赵强购物卡、加油卡来源情况。 11、扣押财物清单及物证照片证明：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从保管人张某2处扣押蛇年、马年金银纪念币各一套的事实。 12、检验报告书、价格认定结论书及鉴定手续等书证证明：一套蛇年金银纪念币的价格为2200元，一套马年金银纪念币价格为2250元。 13、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04年开始，在王某2请求下，其先后安排时任交警总队分管科技副总队长陈某2、开某以自行采购、单一来源和邀标等方式帮助科力公司参与省交警总队的很多信息化项目，总工程量至少有8000万元左右。没有其支持和同意，科力公司产品很难被省交警总队采购。2008年，在王某2请求下，其同意科力公司与省交警总队共建省公安交警科研及培训基地。2013年7、8月，王某2到其办公室称他了解到公安部准备新增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科力公司想申报，但按程序要先由交警总队打报告到公安厅，再由省公安厅向公安部申报，其同意后，安排省交警总队分管科技副总队长开某打请示报告，省公安厅领导同意向公安部申报，期间其与开某及厅里一些领导到公安部沟通过，2013年底，经公安部审批，公安部重点实验室设立在科力公司。 为感谢和继续取得其对科力公司的关照和帮助，2005年至2017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期间，王某2送其购物卡共计46万元；2013年至2017年，王某2送其中石化加油卡共计5万元；2013年、2014年春节期间，王某2分别送其一套蛇年、马年的生肖金银纪念币。 三、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刘某1谋取利益，收受刘某150万元的事实 2004年、2006年，被告人赵强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受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股人刘某1的请托，为刘某1办理“吉祥号码”车牌照，为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办理省直机关小号段车牌照。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系原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环宇公司借助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的人脉关系和业务能力，在承揽公路建材供应业务等方面为环宇公司提供帮助。2007年上半年，被告人赵强要求刘某1帮助其妻张某1从事道路施工项目，刘某1称张某1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之后，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经刘某1安排，环宇公司同意刘某1、张某1共同参与投标，并约定三方不管谁中标，刘某1和张某1都不要从环宇公司获取分包业务，由环宇公司送给刘某1一笔“信息咨询费”。后来刘某1告诉赵强，张某1陪环宇公司参与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其会帮助张某1找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环宇公司中标后，其安排环宇公司向张某1支付一笔“信息咨询费”，赵强同意。2007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并约定依据环宇公司水泥实际供应量，向刘某1支付共计约126万元“信息咨询费”。刘某1决定将环宇公司先期预付的“信息咨询费”50万元送给张某1，并与赵强约定现金支付。2008年5月、8月，环宇公司通过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提现20万元和30万元。之后，刘某1在其家中将20万元和30万元现金交给赵强、张某1。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尤某（时任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证言证明：2003年后，安徽省大部分市的车牌都实现了选号机选号，但合肥市有部分所谓的“吉祥号码”车牌未进入选号机，需要经省交警总队审核同意后，在系统中授权，合肥市车管所才能核发。2003年底或2004年初，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赵强请其审批一副合肥市“吉祥号码”车牌，其同意后让交警总队审批，在系统中授权合肥市车管所办理。其任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赵强只找其帮助办理一次车牌，印象是皖Ａ×××××车牌号。 2、证人朱某1（时任合肥市车管所副所长）的证言证明：其任合肥市车管所副所长后，合肥市机动车车牌大部分由车主在选号机上选号，但有部分所谓“吉祥号码”车牌未进入选号机，需经省交警总队审批同意后，由合肥市车管所核发。2004年，赵强给其打电话称已与省交警总队领导协商好将皖Ａ×××××号码车牌给合肥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使用。其按机动车车辆登记程序，将皖Ａ×××××号码登记入电脑系统，看到省交警总队已授权合肥市车辆管理所发放皖Ａ×××××车牌，按照正常程序，将皖Ａ×××××车牌核发给合肥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证人章某（时任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2006年3月份，刘某1帮其搞到一个皖Ａ×××××的车牌照，刘告诉其是赵强帮助办的；2007年左右，其买了一辆二手轿车，找刘某1帮助搞一副好点车牌照，后刘某1帮其搞到皖Ａ×××××的车牌照。 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找赵强帮助，取得皖Ａ×××××车牌照，登记在其实际控制的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名下。2006年，其通过赵强帮助省公路局取得皖Ａ×××××、皖Ａ×××××车牌照。 因其认识许多交通建设领域的人，赵强让其帮助张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找事情做，挣点钱，其答应。2007年，其想承建环宇公司等交通建设类公司材料运输生意，找到时任环宇公司董事长王某4，王某4同意合作。不久，其到赵强办公室对赵强说，张某1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赵强请其介绍认识王某4，后其约请王某4与赵强、张某1一起吃饭，当时张某1提出以后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做点水泥生意，王某4同意。 2007年上半年，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其找王某4合作投标，并告诉王其中有一家张某1的公司，王某4同意，并约定不管谁中标，都由环宇公司实际承接为主，环宇公司会分点活给其与张某1，投标过程中，王某4又让其与张某1不要干具体分包业务，环宇公司给其一笔“信息咨询费”，由其分配。其告诉赵强环宇公司中标后，张某1可以拿到一笔“咨询服务费”，赵强同意，并问这样做是否合法合规，其称合规，由其协调环宇公司，不用张某1操作。之后，其与张某1找一家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并缴纳投标保证金，后来投标保证金返还给了张某1。 2007年5月，根据王某4安排，其以外甥李某6名义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若环宇公司中标，根据实际供应水泥量，以每吨6.3元费用支付其“信息咨询费”，自环宇公司实际参与水泥供应之日起一个月内，先向其预付50万元，余款待工程结束后付清，税款由环宇公司支付。 2007年6月，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公开开标，2007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按照合作协议，环宇公司预计要支付给其126万元，先期支付50万元，其要求环宇公司将应支付给自己的126万元中的50万元直接转给张某1，作为张某1的“信息咨询费”，王某4同意。因环宇公司是与李某6签订的合作协议，按照财务制度，只能将钱转给李某6，所以，应环宇公司出账要求，需要张某1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2007年12月，张某1安排张某2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之后，其告诉赵强，此次与环宇公司合作中，环宇公司会向张某1支付50万元“信息咨询费”，近期会落实，赵强提出还是现金支付比较好，其就告诉王某4现金支付。2008年3、4月，其催王某4将50万元给张某1，王某4称环宇公司无法支付现金，可找一个公司过账、提现，后来找到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戎某，大约一个月后，经王某4联络，戎某带20万元现金送到王某4办公室。几天后，王某4告诉其环宇公司准备了20万元现金，就通知赵强到其家中来拿，当天，王某4带着装有20万元现金的手提袋到其世纪家园的家中，赵强、张某1也来到其家里，其将20万元现金交给赵强。2008年8月，以同样的方式，在其联络下，赵强夫妇到其世纪家园的家中，其与王某4将事先准备好的30万元现金交给赵强。 2008年9月开始，在其催要之下，环宇公司开始向其支付尾款，其向环宇公司提供了李某6银行账户，至2009年1月，环宇公司分三笔向李某6银行账户转款总计50万元。至此，按照环宇公司与其签订的合作协议，环宇公司本应支付给其126万余元，已支付100万元。后来，其未催要剩余的26万余元，环宇公司就未再行支付。 另证明，环宇公司是省属国企的下属公司，对外支付钱款需要理由，赵强家以张某2与环宇公司签订的协议就是为了方便兑现之前环宇公司承诺给赵强的“咨询服务费”。张某2没有按协议履行职责，赵强、张某1也没有履行协议上的职责，其协调环宇公司以虚假合同方式送给张某150万元，是为了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 5、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明：环宇公司是原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2005年其任环宇公司董事长后，根据要求，除了继续开展公路管理、养护、收费等传统业务，还要围绕公路建设开发、建材等方面拓展业务，但当时公司人员不熟悉公路建设项目业务。其朋友刘某1一直从事公路开发建设及建材供应、运输等业务，具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业务关系，其请求刘某1帮助其公司承揽公路建材供应业务，刘某1同意帮忙，并要求合作共赢，其同意。 2007年上半年，刘某1讲他认识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赵强妻子张某1希望与其合作，其考虑到是刘某1安排的，又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妻子，就同意了。之后，经刘某1联络，其与刘某1、赵强夫妇一起吃饭，张某1提议，以后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做点水泥生意，其同意。 2007年上半年，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刘某1找到自己，说他找两家单位与其公司合作投标，其中有一家张某1的公司，其讲要是环宇公司中标，其就分点活给他们干，要是刘某1和张某1公司中标，他们分点活给环宇公司干，但以环宇公司为主，刘某1同意。投标过程中，其发现刘某1、张某1找的投标公司实力不够，其就告诉刘某1，环宇公司中标的话，刘某1和张某1就不要干了，其会以“信息咨询费”的名义给刘某1一笔钱，由刘某1分配。环宇公司中标后，根据与刘某1（以李某6名义签的）签订的协议，环宇公司预计要支付给刘某1126万元，先期预付50万元，刘某1要求将该50万元支付给张某1。为了环宇公司财务出账需要，环宇公司与张某2签定了一份“合作协议书”，但张某2没有履行协议内容，张某1、赵强也没有履行协议上的职责。 2008年3、4月，刘某1总是向其要钱，但环宇公司又无法支付现金，其让刘某1找个熟悉的公司过账、提现，刘某1找安徽公路监理公司总经理戎某帮忙，不久其找戎某借款20万元后将该款送到刘某1家，不久赵强、张某1也到了刘某1家，刘某1将装20万元现金的手提袋交给赵强。2008年8月中旬，环宇公司向安徽公路监理公司转款50万元，其中20万元是还借款，另30万元是通过安徽公路监理公司走账、提现，安徽公路监理公司提现30万元后，其安排戎某将这笔30万元现金给了刘某1。几天后，与上次20万元现金一样，赵强、张某1到刘某1家将这30万元现金拿走了。2008年9月开始，在刘某1的催要之下，环宇公司开始向刘某1支付尾款，至2009年1月，环宇公司分三笔向李某6银行账户转款总计50万元。至此，按照环宇公司与刘某1签订的合作协议，环宇公司本应支付给刘某1的126万余元，已支付100万元。后来，刘某1未向环宇公司催要剩余的26万余元，环宇公司没再支付。 环宇公司是水泥供应商，往往与交通建设承包商打交道，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环宇公司通过刘某1引荐，认识了许多交通建设领域的公司，有利于环宇公司获取商业客户信息，以及获得水泥供应业务，刘某1给了环宇公司帮助和关照，环宇公司根据合作协议，要给刘某1约126万元的“信息咨询费”，其中50万元是环宇公司受刘某1所托，代刘某1支付给张某1，表面上看来自环宇公司，但实际是刘某1收益资金去向的问题。张某1既没有投标资质的公司，没有实际参与招投标行为，也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工作，该50万元不是张某1从环宇公司领取的劳动报酬。 6、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07年上半年，赵强告诉她，刘某1安排其以一个公司名义与环宇公司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刘某1帮助其找具有投标资格的公司，其不必做任何事情，只要按照招投标规定，支付投标保证金，环宇公司中标后，会给其一笔“信息咨询费”，招标机构在招投标流程走完后会返还投标保证金。之后，经刘某1联络，其将投标保证金50万元现金给了刘某1帮其找的具有投标资质公司的人员，由该公司账户将投标保证金转入招标机构账户，刘某1找的这家公司没有中标后返还其50万元保证金。 2007年9月，环宇公司确定为中标单位，刘某1告诉赵强，他安排环宇公司向其支付“信息咨询费”为50万元，因环宇公司系省属国有企业，为了该公司财务处理，其要拿到环宇公司代刘某1支付的50万元，需要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2007年12月，其与赵强商量后，认为以其名义签订协议不合适，便以其弟弟张某2名义与环宇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这份合作协议是虚假的，上面规定的义务或者说工作职责，其都没有做，只是为了配合环宇公司应刘某1所托支付其资金的需要。2008年，刘某1通知其与赵强先后两次到刘某1家中领取共计50万元现金，一次是20万元，另外一次是30万元。 在投标过程中，刘某1帮其找的有投标资质公司，其没有实际参与招投标行为，也没有从事任何实际工作，只是为了拿到刘某1所送的50万元而按程序缴纳了投标保证金，并接收返还的投标保证金，不实际参与项目，还能拿到一笔钱，赚钱太容易，其与赵强心中一直忐忑。环宇公司受刘某1所托给其50万元，其认为只是刘某1以招投标为名，完成向赵强的利益输送。 7、证人王某5（时任环宇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环宇公司按照董事长王某4的要求跟李某6、张某2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有预付50万元的支付条款，其提出了异议，因合同中规定李某6、张某2的义务十分模糊，没有实际职责。后来，需要支付给李某6、张某2二人预付款，因二人未实际供应水泥就要预付款，财务上风险太大，二人对此水泥采购项目没有实际贡献，白拿这些钱不合适，故其提出待对方拿票过来再付款，董事长王某4同意。后按照董事长王某4的要求，分别把50万元打给李某6、张某2二人，其中，给张某2的50万元按照要求打给他委托的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8、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2007年12月9日与环宇公司的合作协议书是其大姐张某1拿给自己签的，其没有向环宇公司供应过水泥，未履行过合作协议书中规定的义务，没有收到过协议上约定的环宇公司预付的50万元。 9、证人戎某（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08年5月，王某4对其称环宇公司欠刘某1钱，刘某1急着要，向其公司借款周转，其同意后从公司财务上借20万元现金交给了王某4。2008年8月，王某4打电话跟其说他将从环宇公司账上打款50万元到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账上，其中20万元用于归还之前的借款，另外30万元让其以现金取出来给他，他交给刘某1。其安排财务人员刘某2将20万元现金归还到公司的财务上平账，另30万元被王某4安排的环宇公司人员取走。 10、证人刘某2（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出纳会计）的证言证明：2008年5月，戎某以借款的形式从公司借出20万元现金。同年8月，环宇公司向其公司转款50万元，分别开具20万元现金支票和30万元现金支票，其将20万元现金支票取现后再存现到公司账户，用于归还戎某向公司的借款，将30万元现金支票取现后交给了戎某。 11、机动车车牌登记资料证明：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于2003年9月2日注册登记的奥德赛轿车牌照为皖Ａ×××××,2004年1月15日申请变更为皖Ａ×××××。2006年2月和3月，安徽省公路管理局注册登记的别克轿车牌照为皖Ａ×××××和皖Ａ×××××。 12、投标保证金及退还投标保证金进账单等书证证明：环宇公司等公司为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项目向招标单位提供的保证金情况。 13、评标资料及中标通知书等书证证明：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招标情况，以及2007年9月24日招标人通知环宇公司为ＳＮ-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 14、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合同协议书证明：环宇公司向泗县至宿州基工程9至13共5个标段供应水泥，总价7176.7665万元。 15、合作协议书证明：环宇公司与李某6、张某2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分别向李某6、张某2预付50万元。根据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该合作协议书为虚假协议。 16、会计账据等书证证明：2008年5月16日，环宇公司经理戎某向公司借款20万元；2008年8月11日，环宇公司向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转账50万元；2008年8月13日，戎某向公司归还借款20万元，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提取现金30万元退回环宇公司。上述资金走向与王某4、王某5、戎某、刘某2的证言相吻合。 17、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03年，其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从事公路建设、材料供应和运输生意的刘某1，后受刘某1所托，帮助刘某1取得皖Ａ×××××车牌和省公路管理局取得皖Ａ×××××、皖Ａ×××××省直单位小号段车牌。 刘某1在交通系统说话有分量，有广泛的业务关系，其希望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安排一点事情给张某1赚钱。2007年上半年，刘某1同意帮助张某1与环宇公司合作在道路施工项目方面赚取利益。之后，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刘某1为张某1找了一家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让张某1以这家公司名义陪环宇公司参与项目采购投标，刘并称他会安排环宇公司在中标后向张某1支付一笔“信息咨询费”。2007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后，刘某1告诉其张某1的“信息咨询费”为50万元，并与其约定以现金支付。为了拿到该款，在刘某1的联络下，2007年12月，其安排以张某1弟弟张某2名义与环宇公司签订虚假合作协议。2008年5月、8月，其与张某1两次到刘某1家先后提取20万元和30万元现金。 张某1不从事水泥供应生意，既没有投标资质的公司，也没有实际参与招投标行为，没有从事任何实际工作，只是按程序缴纳了投标保证金，并接收返还的投标保证金，当时投标也不是真正想中标承接业务，刘某1安排张某1参加招投标，只是为了以这种方式送给其一笔钱，以感谢和继续取得其帮助和关照。 四、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谋取利益，收受朱某2财物共计折合11.1万元的事实 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以下简称皖安标牌厂）是安徽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安徽省交警总队与该厂系业务合作关系，同时负责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检查监督。2005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在业务开展、货款催要、保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等方面，为皖安标牌厂提供帮助和关照，收受该厂法定代表人朱某2多次所送购物卡和提货券共计11.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朱某2的证言证明：皖安标牌厂是全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在业务上与安徽省交警总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赵强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在赵强的关照下，皖安标牌厂与省交警总队业务合作非常顺利，并使得皖安标牌厂一直都是全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受皖安标牌厂的请求，省交警总队还曾向相关市县公安局交警部门下文帮助催要货款。为感谢赵强的关照和帮助，2005年至2014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期间，共计送给赵强购物卡和提货券11.1万元。购物卡和提货券分别以烟酒、食品类发票予以报销。 2、证人王某3（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皖安标牌厂是全省机动车号牌的唯一定点生产厂家。2010年至2014年分管交警总队车辆管理处期间，由于有的地市不及时支付机动车号牌的货款，根据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要求，其安排并签发通知至地市，帮助皖安标牌厂催要货款。 3、证人陈某2（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皖安标牌厂是安徽省机动车号牌的定点生产厂家。2009年以前，皖安标牌厂生产机动车号牌的费用直接由省交警总队结清，2009年以后，改由购买单位直接付给皖安标牌厂，出现地市没有及时结清皖安标牌厂机动车号牌费用的情况，2009年，其根据赵强的安排，以省交警总队的名义向全省各市交警支队下发了催缴皖安标牌厂货款的通知。 4、营业执照及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皖安标牌厂成立于1988年9月；1997年6月，皖安标牌厂出资设立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6月，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全额投资设立合肥祥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朱某2。 5、关于省交警总队与皖安标牌厂关系的报告等书证证明：皖安标牌厂的历史沿革情况，以及省交警总队与该厂系业务合作关系，负责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检查监督。 6、关于结算机动车号牌货款的申请及汇缴、支付机动车号牌货款的通知等书证证明：省交警总队根据皖安标牌厂的申请，于2009年至2014年向各市、县公安局交警支队、大队下发通知，帮助皖安标牌厂催要货款的情况。 7、财务凭证证明：皖安标牌厂、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合肥祥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报销烟酒、食品等情况，印证朱某2证实的送给赵强的购物卡、提货券以烟酒、食品类发票报销的事实。 8、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该起事实供认不讳。 五、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合肥金凤凰珠宝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王某6财物共计折合17.519万元的事实 2008年2月、2009年6月，被告人赵强在担任安徽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接受合肥金凤凰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金凤凰公司）总经理王某6的请托，为合肥金凤凰公司两部车辆办理了“吉祥号码”车牌照。为感谢赵强的帮忙，王某6于2009年、2010年春节期间，送给张某1价值0.98万元的50克金条、价值1.205万元的50克金条和2万元购物卡。张某1收下并告诉了赵强。2009年下半年，王某6在其合肥经营的上海老凤祥银楼店送给赵强夫妇价值分别为4.667万元、8.667万元两件翡翠挂件。以上财物共计折合17.519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6（曾用名王林）的证言证明：2008年初，其到赵强办公室，请求赵强帮助公司弄副尾号为相同数字的车牌，赵强称很难办到。不久后，赵强打电话告诉其有一副皖Ａ×××××车牌未核发，其表示要该副车牌。在赵强的帮助下，其公司取得了该副车牌。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其到赵强办公室，请求赵强帮助公司弄副尾号为“9999”的车牌号，赵强讲只能搞到尾号为三个相同数的车牌号。2009年6月，赵强告诉其可以办理皖Ａ×××××的车牌号，其同意后，到合肥市车管所为其公司办理了皖Ａ×××××的车牌。 为感谢赵强的帮忙，2009年、2010年春节期间，其分别送给张某1一块50克生肖金条和价值1万元的合肥百大商场购物卡。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赵强夫妇来到其店里看中一个玉手镯，坚持按原价付款后，其从店里拿了两个翡翠挂件送给赵强夫妇，他俩推辞一番后收下，没有付款。 2、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09年春节期间的一天，王某6约其在家附近见面，王某6给其一个盒子，说一点心意，其回家后发现是一块50克生肖（猪）金条和1万元购物卡。2010年春节期间，王某6又约其在家附近见面，给其一个盒子，回家后发现还是一块50克生肖（虎）金条和1万元的购物卡,该金条可能被打成首饰送给了他人。王某6送的上述财物，其告诉了赵强。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其与赵强下班后到王某6的金店里逛逛，其看中一个玉手镯，当时标的价格是2000多元，付款时，王某6送给其与赵强两个翡翠挂件。其听王某6说他是为了感谢赵强给他办过吉祥车牌号。2017年下半年，得知组织在调查赵强时，感到害怕，为逃避调查，其与赵强商量将王某6等人送的黄金转移到张某2处保管。 3、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其根据赵强的安排，查询“吉祥号码”和尾数相同车牌号，并按赵强要求，将皖Ａ×××××、皖Ａ×××××车牌号解锁信息发往合肥市车管所，向合肥市车管所说明该车牌要落户的户主名称，由车主到合肥市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4、机动车档案资料证明：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于2008年2月、2009年6月，分别为合肥金凤凰公司的两部车辆办理了皖Ａ×××××、皖Ａ×××××车牌照。 5、扣押财物清单及物证照片证明：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从保管人张某2、持有人赵强处分别扣押中国国宝生肖金条（猪）1块及2件翡翠挂件的事实。 6、检验报告、价格认定结论书、《关于皖价［2018］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中每克黄金平均价价格认定测算情况的说明》及鉴定手续等书证证明：中国国宝生肖金条（猪）50克价值0.98万元；两翡翠挂件价值分别为4.667万元和8.667万元。2010年春节期间王某6所送50克金条按照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说明，以2010年2月每克黄金平均价241元计算，认定价值1.205万元。以上黄金、翡翠价值共计折合15.519万元。 7、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该起事实供认不讳。 六、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钱某财物共计折合13.32万元的事实 2006年，安徽省交警总队招标采购ＬＤＲ-5证眼（测速）雷达项目。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认为招标公告设置了对其公司不利的条件，找到时任安徽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被告人赵强，希望赵强主持公平，赵强答应过问。后赵强以保证系统统一性、便于设备维护保养为由，决定以单一来源性谈判方式采购蓝盾光公司的设备，2006年5月，双方签订了30套ＬＤＲ-5证眼雷达设备合同。为感谢赵强的帮助和继续对蓝盾光公司的关照，2008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钱某共送给赵强6块金条，重量共计450克，价值13.3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钱某的证言证明：蓝盾光公司一直以来供应省交警总队道路测速雷达设备，但2006年省交警总队采购测速雷达公告时，其听说设置了对其公司不利的条件，使得蓝盾光公司难以参加投标。其找到赵强，希望其主持公平，赵强答应过问。后来，在赵强的关照和帮助下，省交警总队以单一来源性谈判方式，采购了蓝盾光公司测速雷达30套。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蓝盾光公司承接道路测速、监控项目的关照和帮助，2008年至2009年春节期间，其送给赵强两块各50克周大福商店金条；2010年春节期间，送给赵强一块100克周大福庚寅千足金；2011年春节期间，送给赵强一块50克中国工商银行吉祥如意金条；2012年春节期间，送给赵强一块中国工商银行100克如意金条；2013年春节期间，送给赵强一块中国银行100克蛇年祥瑞金条。 2、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2006年的时候，蓝盾光公司曾以单一来源性谈判方式向省交警总队提供30台便携式证眼雷达，其在转款请示上签了字，同时证实在赵强分管交警总队的那几年，蓝盾光公司在交警总队做了很多测速的雷达装备，有些装备是赵强直接安排和蓝盾光公司进行单一来源性谈判方式采购。 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赵强曾带过金条回家，其知道金条中有的是一家公司老板钱某送的。在2009年左右，其曾将赵强带回来的2块大约50克的金条打成首饰送给了亲朋好友。2017年下半年，得知组织在调查赵强时，感到害怕，为逃避调查，其与赵强商量将钱某等人送的黄金转移到张某2处保管。 4、营业执照、中标交警总队项目统计表等书证证明：蓝盾光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法定代表人为钱某；蓝盾光公司自2004年至2017年共中标交警总队23个项目。 5、厅机关建设项目招标申请表证明：2006年4月26日，省交警总队向厅招标领导小组申请采用单一来源性谈判方式，采购蓝盾光公司生产的ＬＤＲ-5证眼雷达，赵强在申请上签字并获批准。 6、关于“交警总队ＬＤＲ-5测速雷达项目”采购谈判的情况报告、电子产品订货合同等书证证明：2006年5月28日赵强代表省交警总队与蓝盾光公司签订价值148.8万元的30套ＬＤＲ-5证眼雷达设备合同。 7、关于“证眼雷达”购置费用转款的请示及财务凭证证明：省交警总队向蓝盾光公司转款148.8万元的情况。 8、扣押财物清单及物证照片证明：安徽省监察委员会从保管人张某2处扣押周大福庚寅千足金1块、中国工商银行吉祥如意金条2块和中国银行蛇年祥瑞金条1块的事实。 9、检验报告、价格认定结论书、《关于皖价［2018］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中每克黄金平均价价格认定测算情况的说明》及鉴定手续等书证证明：周大福庚寅千足金100克，价值2.96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吉祥如意金条50克，价值1.52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如意金条100克，价值3.46万元；中国银行蛇年祥瑞金条100克，价值3.38万元。2008年春节期间钱某所送金条50克、2009年春节期间钱某所送金条50克，按照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说明，以2008年2月每克黄金平均价214元、2009年1月每克黄金平均价186元计算，价值分别为1.07万元和0.93万元。以上黄金价值共计折合13.32万元。 10、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该起事实供认不讳。 七、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复兴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谋取利益，收受何某1财物共计折合5.1万元的事实 安徽复兴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复兴汽车公司）系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品牌销售服务商。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复兴汽车公司董事长何某1到时任安徽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被告人赵强办公室，请托赵强在省交警总队采购警用汽车数量上给予奇瑞汽车关照，赵强答应。2005年至2013年期间，省交警总队多次与复兴汽车公司签订车辆采购合同。在此期间，何某1借节日之机多次送给赵强购物卡共计5.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明：大约自2003年开始，省交警总队每年都会采购复兴汽车公司代理的奇瑞汽车。2005年5、6月份，其作为奇瑞汽车的合肥代理商参与当年省交警总队警用汽车采购，奇瑞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金某带其到赵强办公室，谈采购汽车事宜，请赵强在警车采购数量上给予奇瑞汽车关照，赵强答应。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省交警总队采购复兴汽车公司代理的奇瑞汽车销售业务的关照和帮助，继续保持与省交警总队的良好合作关系，2005年至2013年中秋节、春节期间，其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购物卡共计5.1万元，赵强均收下。 2、证人金某的证言证明：2005年5、6月份，其带奇瑞汽车合肥代理商复兴汽车公司的何某1到赵强办公室，谈交警总队采购奇瑞牌警用办案汽车的事情，请赵强多给予关照和支持。 3、证人王某3（时任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的证言证明：赵强曾对其说复兴汽车公司一直和省交警总队合作，他们代理的奇瑞汽车质量好，售后服务态度也不错，要其多关照复兴公司，尽量从复兴公司采购汽车。其根据赵强的安排，代表省交警总队与复兴汽车公司签订多份汽车采购合同。 4、营业执照证明：复兴汽车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经营奇瑞品牌等汽车销售，法定代表人为何某1。 5、汽车品牌销售服务授权书、奇瑞汽车许可销售服务合同及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自2003年5月始，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复兴汽车公司为该公司奇瑞汽车品牌销售服务商。 6、车辆采购合同证明：2005年至2013年，省交警总队与复兴汽车公司签订了多份汽车采购合同。 7、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该起事实供认不讳。 八、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夏阳机动车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姚某1财物共计折合3.3万元的事实 安徽夏阳机动车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阳检测公司）自2006年开始经营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等业务。2009年6月，安徽省交警总队根据有关规定，要求机动车安全检测站与车辆管理所核心软件联网。夏阳检测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1到时任安徽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被告人赵强办公室，请赵强给予支持。2010年9月，姚某1通过赵强取得了皖Ａ×××××车牌号。为了得到赵强对公司业务的关照、帮助及对赵强的感谢，2007年至2017年春节期间，姚某1每年均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0.3万元购物卡，共计3.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姚某1的证言证明：夏阳检测公司成立后自2006年开始经营机动车检测业务。2009年左右，要求合肥等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站机动车检测系统与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登记核心软件联网，由省交警总队负责信息核实后录入。因担心省交警总队不给其公司录入，其到赵强办公室，希望他能够给予支持。后在赵强的关照和帮助下，其公司顺利录入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登记核心软件。2010年9月，在其请求下，赵强还帮助取得了皖Ａ×××××车牌号，登记在其妻李某7名下。为了得到赵强对公司业务的关照、帮助及对赵强的感谢，2007年至2017年春节期间，其均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3000元购物卡，共计3.3万元，赵强均收下。 2、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其根据赵强的要求查询皖Ａ×××××车牌号是否已核发。经其查询该车牌号尚在，未放入选号机内，赵强安排其授权合肥市车管所办理，并告诉其户主是李某7。其按程序安排合肥市车管所核发。 3、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夏阳检测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经营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等业务，法定代表人为姚某1。 4、关于做好机动车安全检测站与车辆管理所核心软件联网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夏阳检测公司外挂系统审批信息及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夏阳检测公司检测系统与车管所机动车登记核心软件联网。 5、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资料证明:2010年9月，李某7为其车辆注册登记了皖Ａ×××××车牌号码。 6、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该起事实供认不讳。 九、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金某财物共计折合0.6万元的事实 2007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安徽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金某多次所送购物卡0.6万元，为其在车辆销售等方面谋取利益。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金某的证言证明：奇瑞汽车一直是省交警总队警用车辆的采购对象。2005年初，为了和新任总队长赵强结识并搞好关系，其到赵强办公室，向赵强介绍奇瑞公司的新产品，并谈到采购奇瑞警用汽车、奇瑞试验车路试临牌使用等事宜，其恳请赵强对公司各项业务给予支持和关照，赵强表示赞同和认可。2007年至2009年春节期间，其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购物卡共计0.6万元，赵强均收下。 2、任职文件证明金某任职情况。 3、情况说明证明：2008年之前，试验车牌证由省交警总队核发。 4、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赵强对收受金某0.6万元购物卡的事实供认不讳。 十、被告人赵强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合肥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持股的安徽三立贸易有限公司、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王某1、李某1财物共计折合124万元的事实 2000年11月，被告人赵强的妻子张某1与李某8、李某9共同投资50万元注册成立安徽三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立公司），张某1任法定代表人。2004年3月，张某1出资收购安徽三立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2005年，张某1将安徽三立公司10%股份赠送给时任安徽三立公司副总经理邢某，张某1实际持股90%，邢某实际持股10%。 2006年5月、2007年7月，王某1、李某1实际控股的合肥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望公司）先后两次收购张某1实际所持的安徽三立公司40%、45%股权，收购价均以收购前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基数计算。此后，张某1实际持有安徽三立公司5%股权。 2012年，安徽三立公司整体资产转移到王某1、李某1实际控股的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三立公司，由远望公司实际控股）名下，经过划转安徽三立公司股东的股份，及归还远望公司拖欠张某1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和利息，张某1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 2007年2月，赵强通过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彭某，认识时任无为县人民医院院长李某3，帮助远望公司代理的医疗设备及生物制剂供应无为县人民医院；2007年5月，赵强通过时任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找时任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何某2帮忙，在何某2的关照下，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购了安徽三立公司代理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2011年7月，赵强通过时任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刘某3找时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张某3，帮助远望公司入股的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立科研及临床应用合作项目，并约定无期限合作，以及竞业禁止，排斥潜在相同类似业务合作单位；2011年11月，赵强通过时任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姚某2，认识时任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某7，帮助安徽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供应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2013年7月，赵强通过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认识时任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戴某，帮助合肥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供应铜陵市人民医院。 2010年，远望公司、张某1及王某1朋友董某决定以1200万元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并约定由远望公司主投和牵头，一切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和山河公司通过法院拍卖所得的“红色诺卡氏菌细胞壁骨架制剂”生产文号取得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张某1、董某按照各自股份再向远望公司支付投资款。同时，王某1告诉张某1，为感谢赵强的帮助和关照，远望公司代张某1出资24万元。截至2012年2月，远望公司为山河公司日常运转支付600万元费用，为此收购费用共计1800万元。2012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加上远望公司之前承诺代张某1出资24万元，张某1名下总投资款为270万元，持有山河公司15%股权。2014年4月，张某1以149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山河公司15%股权转让给董某。由远望公司代为出资24万元的孳息为108万元。 2016年初，经张某1与远望公司实际控股人王某1、李某1协商，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以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取整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权买卖价格，即为400万元。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张某1提出赵强对远望公司及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贡献，要求收购价不低于500万元，李某1、王某1考虑后同意以500万元收购，并先后向张某1表示溢价100万元收购，是为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张某1将上述情况告知了赵强，赵强向王某1、李某1表达了谢意。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认定安徽三立公司成立及其股权转让情况的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会纪要、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书证证明：2000年11月，安徽三立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万元，股东为张某1、李某8、李某9，张某1持33%股份，张某1为法定代表人。 2、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等书证证明：2003年8月，安徽三立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医疗器械（三类）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3、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营业执照等书证证明：2004年3月，张某1、张某6收购安徽三立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张某6为张某1代持34%的股份）。 4、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2001年11月，合肥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王某1、李某1分别持股53%和47%，法定代表人王某1。 5、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张某1作为安徽三立公司股权拥有人同意将其2006年从远望公司借款80万元作为安徽三立公司40%股权自起转让给远望公司；2007年7月，远望公司以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收购安徽三立公司45%的股份。 6、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2010年9月，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侯某（实际控股人为王某1、李某1）。 7、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协议等书证证明：张某1将其实际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股份95%（包括张某6代持部分）转让给王某1指定的侯某，改侯为法定代表人。同时，协议内容证明：张某1将其所持的安徽三立公司5%的股份转移至合肥三立公司，加上远望公司王某1所欠收购安徽三立公司张某1股权转让费和利息，张某1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 8、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00年10月，其与李某8、李某9（潘某代持）共同投资50万元成立安徽三立公司。2003年，经其洽谈，安徽三立公司与美国德灵临床诊断医疗器械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取得美国德灵临床诊断医疗器械安徽省总代理的资格，安徽三立公司开始转型为一家医疗设备贸易公司。2004年3月左右，其收购李某8、李某9所持的安徽三立公司股份，实际100%控股安徽三立公司。2005年左右，其将10%的股份赠送给安徽三立公司副总经理邢某，其实际持股90%。2006年5月、2007年7月，安徽三立公司以净资产分别将40%、45%的股份转让给远望公司，其实际持有5%的股权。 2010年9月，远望公司投资500万元成立合肥三立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试剂销售。2012年1月，决定将安徽三立公司与合肥三立公司业务整合，将安徽三立公司业务转移到合肥三立公司，安徽三立公司成为“空壳公司”，无资产、无实际业务。当时，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670万元，原股东按照净资产计算股权对应价值投资合肥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以15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份，其持有5%股权，加上远望公司欠款89万余元本金及利息，总计折合150万元投资到合肥三立公司，其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 9、证人李某1、王某1的证言证明：李某1证明于2005年底或2006年初通过医疗供销商的相关会议认识安徽三立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1，2007年通过张某1认识赵强；王某1证明于2006年5月左右，其通过李某1认识张某1，2007年通过张某1认识赵强。李某1、王某1证言证明的远望公司于2006年5月、2007年7月以净资产收购安徽三立公司的股份、成立合肥三立公司以及张某1最终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的事实经过，与张某1的证言相吻合。 10、被告人赵强的供述证明：张某1与他人成立安徽三立公司，通过张某1认识李某1、王某1，以及安徽三立公司股份转让等情况，与张某1、李某1、王某1的证言吻合。 （二）认定被告人赵强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 1、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07年上半年，其告诉赵强无为县人民医院在采购设备，其已找院长李某3，但李没有直接答应，问赵强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李某3。后赵强通过无为县公安局的关系找到李某3，李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赵强出面宴请了李。此后，远望公司与无为县人民医院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2007年上半年，其了解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正在采购生化仪，其让赵强能否通过关系跟该院院长何某2联系，后赵强通过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向该院院长打招呼，成功让该院采购安徽三立公司一台全自动生化仪，金额十几万美元。 2011年左右，王某1对其讲，远望公司与山东一家公司合作搞干细胞工程，想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作，但该院院长张某3一直没有表态，问其有没有关系找一下张某3。之后，其将此事告诉了赵强，赵强找安徽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向张某3打了招呼，张某3同意帮忙。后远望公司入股的公司成功与该院合作了干细胞工程项目，约定无期限合作，以及竞业禁止，排斥潜在相同类的业务合作单位。 2011年左右，在得知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需要采购生化仪后，其让赵强找该院院长王某7。赵强通过王某7老乡、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姚某2向王某7打招呼，王某7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之后，经其与王某7洽谈后，安徽三立公司成功中标，合同金额150万余元。 2012年左右，其了解到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戴某的妻子陈某6在铜陵市公安局工作，且陈与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是同学，在赵某2的联络下，其与赵强在铜陵宴请了戴某。2013年7月，在戴某的帮助和关照下，该院采购了合肥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原装进口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一套，金额500万元左右。 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其知道赵强在张某1的请求下，为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和合肥三立公司联系医院领导，让医院使用他们公司的产品。远望公司与山东脐血库在合肥成立新安干细胞有限公司，该公司希望与安徽省立医院开展科研合作，但未成功，其请张某1找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立科研合作。张某1在赵强的帮助下，向他们引荐了该院院长张某3，经洽谈，新安干细胞有限公司与该院开展了干细胞储存科研合作项目。 3、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自2007年远望公司两次收购张某185%股权后，赵强帮助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与相关医院建立业务联系，主要是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代理的相关生化分析仪、生物制品供应无为县人民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铜陵市人民医院。2011年7月，其通过张某1请求赵强帮忙，通过时任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刘某3找时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张某3，帮助远望公司入股的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立合作项目。 4、证人彭某（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夏天赵强让其跟无为县人民医院打招呼，让张某1公司的产品进入无为县人民医院，其答应后联系该院院长李某3，李某3讲会尽力办，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其把李某3的电话号码给了赵强，让他们自己联系。 5、证人李某3（时任无为县人民医院院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无为县人民医院检验科需要采购一些医疗设备，张某1到其办公室推荐三立公司和设备，因不熟悉，没有立刻答应。过了几天，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彭某给其打电话，称与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是和县老乡，张某1是赵强的妻子，请其在这次设备采购上多费心，其讲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又过了几天，彭某打电话请其吃饭，到饭店房间看到张某1，经介绍知道张某1旁边是赵强。后来，张某1公司通过了专家委员会评审，无为县人民医院采购了张某1公司设备和后期相应配套试剂。 6、证人谈某（时任芜湖市交警支队支队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夏天，赵强打电话称妻子张某1在做医疗器械生意，问其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有没有熟人，其称认识院长何某2，赵强让其帮忙向何某2介绍张某1，让张某1所在公司产品进入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其答应后到何某2的办公室，对何某2讲，张某1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妻子，赵强对其工作很支持，请其在这次设备采购上多费心。何某2讲此次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单独组织招标，医院自主权很高，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采购。其给赵强回话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张某1来到其办公室，其带张某1到何某2的办公室，请何某2多帮忙，何答应同等条件下肯定会优先采购。后来了解合作成功。 7、证人何某2（时任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为了购买张某1医疗设备的事情，谈某到办公室找过自己，其告诉谈某医院采购医疗设备的自主权很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谈某并带张某1到其办公室。后赵强和张某1到芜湖请其吃饭，赵强表示希望能多用张某1公司的医疗设备，其表示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虽然好几家公司参与投标，但因招标前已确定要购买张某1公司代理的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医院给招标公司提供的参数偏向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参数，其他公司没能中标。 8、证人栾某（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2007年，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全自动生化仪的招标，自己是这个招标项目的负责人。在开标之前，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给了相关技术参数，根据该院提供的参数，发布了招标公告。有五六家公司参与投标，最后安徽三立公司中标。 9、证人刘某3（时任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证言证明：2011年左右，赵强因为张某1参与经营的一家公司和医院合作干细胞工程项目找其帮忙，其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张某3打招呼，张某3答应帮忙。 10、证人张某3（时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的证言证明：大约2007年张某1到其办公室介绍她公司代理的医疗设备时认识的张某1，知道她丈夫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2011年的一天，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给其打电话称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妻子的公司想和安医二附院合作一个项目，希望其多多关照，其答应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不久，张某1到其办公室谈干细胞库合作的事情，其同意考虑。后来张某1约其吃饭，赵强也参加了，赵强谈到合作的事情，其称能帮忙一定帮忙。后其同意和张某1他们合作搞这个项目，并与张某1推荐的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其在协议上签字。 张某1找安医二附院合作干细胞库项目，其考虑到刘某3、赵强的关系，在其拍板决定下，新安干细胞公司顺利和安医二附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中的有关“竞业禁止”的规定，就是为了保障张某1推荐的新安干细胞公司能够顺利推进干细胞库项目，防止其他公司与安医二附院以后合作干细胞库项目，确保新安干细胞公司和安医二附院有长期的独家合作关系，排斥其他竞争对手。安医二附院与该公司签订的是无期限合作模式，这对该公司是非常大的优惠，能保证投资取得长期收益。 11、证人姚某2（时任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的证言证明：赵强请其引荐认识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某7，称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在扩建，需要采购大量医疗器械，他妻子张某1公司是销售医疗器械的，其同意。后其带赵强、张某1到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王某7陪同，介绍了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基本情况，并就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采购医疗器械的业务与张某1进行了初步商谈。一段时间后，应赵强请求，其为赵强夫妇约王某7一起吃饭。 12、证人王某7（时任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证言证明：大约2011年，姚某2给其打电话，称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妻子张某1做医疗器械，想和合肥三院合作，请接待一下。之后不久，张某1到其办公室，介绍了她公司和产品，其记得张某1说她的公司做进口医疗设备，她丈夫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他们夫妻和姚某2很熟悉。之后，姚某2还带赵强、张某1到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考察过，其作为院长全程陪同，向他们介绍了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基本情况，并就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采购医疗器械的业务与张某1进行商谈。印象中姚某2请其和赵强夫妇一起吃了一次饭。后来，安徽省招投标集团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招标，除了张某1公司投标外，还有两家公司参与投标。之前合肥三院已经决定用张某1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以在一些招标时的技术参数上，检验科依据张某1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能，给安徽省招投标集团提供了一些倾向性数据，确保张某1公司代理的产品能顺利中标。在评标的时候，其作为评委参加了评标，并推荐张某1的安徽三立公司中标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其帮助下，张某1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顺利中标。 13、证人赵某2（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12年的一天，赵强问其是不是有一个铜陵同学老公在当地医院当院长，其称同学陈某6的老公叫戴某，是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一天，赵强跟其说到铜陵去吃饭，约了其同学陈某6和她老公戴某，其答应。赵强让其参与吃饭，是想借着其拉近张某1与戴某的关系，张某1做医疗器械生意，拉近关系后可以和他谈业务方面的事情。 14、证人戴某（时任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妻子陈某6的同学赵某2向其说过，赵强妻子张某1的公司与铜陵市人民医院有业务合作，主要是检验器材和辅材，希望其予以关照。不久，铜陵市公安局领导安排其与赵强、张某1、赵某2等人一起吃饭，感谢其对张某1公司的帮助和关照。 15、医疗设备、药品采购及其财务资料等书证证明：无为县人民医院采购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医疗设备、生物制剂的事实。 16、内贸合同等书证证明：2007年6月，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安徽三立公司签订采购价值14.6万美元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事实。 1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章程等书证证明：2010年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安徽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的事实。 18、合作协议、安徽省干细胞研究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情况说明、会议纪要等书证证明：2011年7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成立安徽省生物医疗研究中心、建设安徽省干细胞库的合作协议，并约定“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另有书面约定外，甲、乙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第三方合作或支持第三方从事与‘院中心’、‘院干细胞库’和‘省中心’、‘省干细胞库’业务范围相同、相近或相关的业务”的竞业禁止规定。 19、合同协议书、医疗设备采购文件、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2011年12月，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安徽三立公司签订采购价值157.2万元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事实。 20、全自动生化流水线项目合同书等书证证明：2013年7月，铜陵市人民医院与合肥三立公司签订采购价值500万元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一套，合肥三立公司向铜陵市人民医院提供价值500万元的配套试剂供铜陵市人民医院使用的事实。 21、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07年，无为县人民医院在采购设备，张某1问无为那边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李某3，其就打电话给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彭某。后彭某告诉其李某3表示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其还通过彭某在无为县宴请了李某3。后来远望公司建立了与无为县人民医院之间的业务合作。 2007年，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购生化仪,张某1让其跟芜湖那边联系，其打电话给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是谈某，后谈某打电话说他已经找过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何某2，何某2同意同等条件下会优先采购。后来，张某1跟其讲，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购了安徽三立公司一台全自动生化仪，金额为十几万美元。 2011年左右，王某1通过张某1找到自己，请其为远望公司入股的一个公司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作干细胞工程项目事宜，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张某3打招呼，其请刘某3帮忙。一段时间后，刘某3告诉其张某3同意帮忙。后来王某1入股的公司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合作了干细胞工程项目。 2011年左右，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需要采购生化仪，张某1问其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某7，其就找到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姚某2，没过几天，姚某2跟其讲，他已经与王某7联系，让张某1去见王某7。后其和张某1通过姚某2相约宴请王某7，王某7表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2011年底，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采购了安徽三立公司一台生化仪。 2012年左右，合肥三立公司人员到铜陵跑业务时了解到戴某的妻子陈某6在铜陵市公安局工作，陈某6和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是同班同学，张某1将此情况告诉自己后，其问了赵某2。为了合肥三立公司业务得到戴某的关照和帮助，其就约赵某2一起到铜陵宴请戴某。在戴某的关照和帮助下，合肥三立公司供应了铜陵市人民医院生化仪器设备。 （三）认定远望公司代张某1出资24万元股金及转让获利的证据 1、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10年，经其与王某1、董某洽谈，约定由远望公司、其与董某个人以1200万元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远望公司持股77%、其本人持股15%、董某持股8%，同时，为方便办理相关融资等业务，以远望公司名义进行工商登记，私下签订股东会决议确认各自股权比例。在签订决议时，王某1对其讲，为了感谢大哥（赵强）多年来对他公司的帮助，远望公司送其2%股权，即24万元出资款，其持有15%股权只要投资156万元，其同意并表示感谢。截止2012年2月，远望公司为山河公司日常运转支付600万元，至此为收购山河公司共计支付1800万元，按照之前约定，其本人就要以1800万元为基数支付投资款，按照其持有的15%股权支付投资款应为270万元，但王某1之前承诺远望公司代其出资24万元，所以，其只要支付246万元投资款，2012年4月，其向远望公司支付246万元，因山河公司工商登记一直是远望公司持股，由远望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条。2014年4月，其以1490万元将实际持有的山河公司15%股权转让给董某。 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0年，得知山河公司的股东正在出售公司股权，其与李某1、张某1及浙江佐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某商量购买。在与山河公司股东洽谈后，2010年3月，决定由远望公司、张某1、董某以1200万元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其公司或相关项目的关照和帮助，其送给张某12%股权出资款24万元，只要求张某1付13%股权的出资款156万元，张某1同意。截止2012年2月，远望公司为山河公司日常运转支付600万元，为此，远望公司为收购山河公司共计支付1800万元。后其催张某1、董某按照1800万元支付各自的投资款，2012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加上其之前承诺送给张某1的24万元，张某1名下总投资款为270万元，持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 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的事实与王某1证言相一致。 4、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0年3月1日，山河公司股东将其持有的山河公司100％股权以1200万元转让给远望公司。 5、股东会决议证明：2010年4月9日、2010年4月8日，远望公司股东王某1、李某1决定同意张某1拥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其中张某1个人出资购买13%的股权，2%的股权由远望公司赠送，即24万元；同意董某购买山河公司8%的股权。 6、收条、记账凭证证明：2012年4月16日，远望公司收到张某1用于购买远望公司截止至2012年2月29日在山河公司15%股权的银行转账款246万元。 7、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回单证明：2014年4月9日，张某1将其持有的山河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董某，转让价格1490万元；张某1于201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收到董某银行转账款1490万元。 8、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10年，远望公司、张某1、董某决定以1200万元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王某1告诉张某1，为感谢其多年来对他们公司的帮助和关照，在1200万元收购款中，远望公司送给张某12%股权，即代张某1出资24万元，张某1同意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其本人。2012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加上远望公司之前承诺给张某1的24万元，张某1名下总投资款为270万元，持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2014年4月，张某1以1490万元将实际持有的山河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董某。2017年春节期间，与王某1、李某1聚餐时，其向王某1、李某1表达了感谢。 （四）认定远望公司通过溢价100万元收购张某1所持股权的方式送给赵强100万元的证据 1、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2015年末，其提出从合肥三立公司退股，先与李某1洽谈，双方同意远望公司以合肥三立公司2015年度末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数4000万元为基准数，计算股权转让款，即其所持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转让款为400万元。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其提出这400万元是其10%股权转让应得的，考虑到其夫妇这么多年对公司做了不少贡献，赵强的付出还没有计算进去，希望增加收购款，不低于500万元。李某1与王某1电话商量后同意溢价100万元收购其所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即以500万元收购。当时，李某1对其说，远望公司愿意增加100万元，是为了感谢她和大哥（赵强）这么多年来对他们的帮助和关照。其与王某1签订协议后，将过程告诉了赵强。2016年2月，远望公司向其付款15万元，2016年12月，远望公司向其付款485万元，汇入其指定的其弟弟张某2的银行账户。2017年春节期间，其与赵强及王某1、李某1聚餐，王某1提及退股一事时，对赵强多年来的帮助和关照表示了感谢。 在2015年双方约定以净资产作为基准数计算股权价值，双方均认同当时净资产的真实性，是真实意思表示，2006年、2007年王某1、李某1收购安徽三立公司股权时，亦均以安徽三立公司收购前月末净资产为基数计算股权转让款，此次远望公司溢价100万元是基于赵强对公司的付出，是远望公司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 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初，其和李某1与张某1协商约定，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实际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以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权转让款，即为400万元。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张某1提出赵强对远望公司及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付出和贡献还未计算，想借这次机会一并算算，要求收购价不低于500万元。其与李某1考虑后同意以500万元收购，并先后都向张某1表示，之所以同意溢价100万元收购，是为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不久，其通过远望公司员工王某7银行账户向张某1银行账户转款15万元，因远望公司资金短缺，其向张某1出具485万元借款协议（利息每月支付），2016年12月，远望公司通过员工陈某7银行账户向张某1指定的她弟弟张某2银行账户归还485万元。 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初，张某1提出退股合肥三立公司。其与王某1商议后，决定以远望公司的名义收购张某1持有的10%股权。经和张某1协商一致，以合肥三立公司2015年末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权转让款，即为400万元，这是其与王某1和张某1之间的真实意思，而且按照惯例，其与王某1和张某1之前的股权买卖价格都是以当时公司的净资产算出来的，2006年、2007年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85%股权是按照收购前公司的净资产为基数，2011年远望公司收购邢某10%股权也是以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基数。后来张某1提出赵强对远望公司及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付出和贡献还未计算，要求收购价不低于500万元，其与王某1考虑到赵强多年来对远望公司的关照和帮助，同意溢价100万元收购张某1股份，并向张某1明确表示溢价100万元是为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 4、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2016年12月，其向大姐张某1借款，其中包括她让王某1转款的485万元。 5、资产负债表证明：2015年12月，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为4005.968863万元。 6、协议证明：2016年1月，张某1以500万元价格将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某1的情况。 7、会计账据、借款协议等书证证明：2016年2月2日，远望公司付张某1股权款15万元，同日，借张某1485万元；2016年12月16日，陈某7通过银行账户向张某2银行账户汇款485万元。 8、情况说明及银行个人转账电子回单证明：张某1在三立公司的月薪及分红情况。 9、被告人赵强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16年初，经张某1与远望公司王某1、李某1协商，双方同意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收购价以合肥三立公司财务报表显示的2015年度末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数4000万元为基准数计算，即张某1所实际持有10%股权收购价为400万元。之后，王某1、李某1向张某1表示，为了感谢其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他们决定在已约定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基础上增加100万元送给自己，即要给张某1500万元。其听张某1说，李某1明确告诉她之所以溢价100万元，是为了感谢其多年来对他公司的关照和帮助。张某1将远望公司通过上述手段送其钱款的事实告诉自己后，其没有拒绝，并于2017年春节期间与王某1、李某1聚餐时，向王某1、李某1表达感谢。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1、公安机关出具的个人户籍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赵强的自然身份情况。 2、安徽省公安厅职务任免通知、安徽省人民政府任免通知、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免审批表和退休通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给予赵强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等书证证明：被告人赵强于2000年5月21日至2004年9月29日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2004年9月30日至2014年5月8日任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2014年5月9日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2017年9月29日退休。2018年8月16日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所得21.82万元。 3、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出具的《赵强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赵强不具有自动投案的情况，以及除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收受王某2、朱某2、陈某1的财物问题外，还主动交代尚未掌握的收受黄某1、合肥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刘某1等七人财物的事实，动员家人积极退缴涉案财物，已扣押涉案款503.7407万元、白金钻戒1枚、金条5块、翡翠挂件2件、金银币2套的情况。 4、扣押财物清单及扣押手续证明：案发后，张某2汇至安徽省监察委员会503.7407万元，被依法扣押。 5、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2016年12月，因几个项目投资需要资金，找大姐张某1借款，她讲卖股份的钱在王某1那里，让王某1转其985万元，另张某1转其315万元，以上共向张某1借款1300万元。2017年5月以来陆续还款600万元到张某1招商银行账户上，还剩700万元没有归还。张某1将出卖股份收益中的985万元通过王某1转给张某2的事实并有远望公司的会计凭证在卷佐证。 6、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其陆续给张某21000多万元，其中通过王某1转给张某2985万元，目前尚有600多万元在张某2处。另证明其家庭所有的银行存款、购买的房产、认缴的企业股份及购买理财产品等情况，并有相关书证佐证。 针对被告人赵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评述如下： 1、关于被告人赵强提出对黄某1为张某1到英国旅游支付的旅游费数额和证据有异议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张某1出国旅游黄某1的朋友鲍某某陪同游玩花费了一定的费用，回国后张某1礼尚往来，也陪同鲍游玩。控方现有的直接证据只有黄某1的书证和言辞证据，在辩方的证据下也证明其不真实，不足以采信，故黄某1为张某1支付所谓的旅游费21.2369万元的现有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某1的证言和自书材料证明，张某1到英国后，鲍（包）女士安排一男生陪同其与侄子到谢菲尔德五六天时间，为其侄子办理入学手续后回到伦敦游玩四五天，知道黄某1付费用20万元；黄某1证明，安排英国朋友接待张某1，玩了八九天，付费用20万元；赵强供称张某1从英国旅游一段时间回来后，对其说黄某1肯定被骗了，费用要20万元，她花最多只要几万元，其听后没有说什么；旅游费发票内容证明接待张某1游玩八天七夜，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虽然公诉机关出示的黄某1提供的张某1到英国旅游费用发票数额为1.966万英镑（折合21.2369万元），并详列了费用用途清单，赵强当庭亦供认“张某1从英国旅游回来跟我说过，她问过当时接待她的鲍小姐，这次费用共多少，鲍小姐说大概在2万英镑左右”，但鉴于行贿人黄某1证明其实际为张某1支付旅游费20万元，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以认定赵强受贿20万元为妥。对指控赵强收受黄某1为支付张某1到英国旅游费用1.966万英镑所依据的费用发票不作为认定赵强受贿数额的证据。对辩护人提供的材料，经查不能证明张某1在英国的时间及实际所花费用的具体数额，也不足以反驳控方出示的黄某1、张某1证言及赵强供述所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至于鲍某某是否回国，回国后张某1是否陪同，张某1是否为鲍某某支付费用，均与黄某1为张某1到英国所支付的费用无关联，故张某1与鲍某某之间是否属礼尚往来，与本案无关系。综上，被告人赵强及辩护人的该项辩解和辩护的部分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2、关于被告人赵强的辩护人提出黄某1与张某1之间是正常民间借贷，黄某1主动放弃借款利息，属于赠与行为，赵强没有收受贿赂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赵强明知黄某1已将35万元以现金形式送给张某1后，并未退回，形式上是黄某1放弃收取借款利息，实质是为赵强夫妇免除债务；赵强在担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多次接受黄某1的请托，为黄某1谋取利益，持续收受黄某1的财物，而该次黄某1免除债务35万元，就发生在赵强为黄某1谋利期间，本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符合受贿犯罪特征。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赵强的辩护人提出赵强开始并不知道黄某1为其子赵某1所付房租是多少，在知道后主动支付了房租，没有受贿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黄某1证明其应赵强请托，安排吴某为赵某1租房，并支付三年房租27万元。2016年初张某1坚持自己缴租金，其告诉吴某按照每月3700元象征性收一点。张某1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明，前期房租是黄某1安排吴某支付的，其与赵强没讲什么，认为这点钱对黄某1不算什么。2016年初，反腐越来越严，从吴某处得知房屋租金每月大约7000多元时，在自己坚持下，吴某让其按房租的一半收取，其同意了。吴某证明2014年8月底，其带赵强、张某1、赵某1第一次看所租房屋时，赵强夫妇向其提到房租的事，其称黄某1已安排好时，赵强夫妇客气了一下，并未说什么。吴某并证明赵强夫妇到北京看望赵某1时，其与他们也提到过房租费用每月大约7000多元，每年都会增加。2016年初张某1提出要支付房租，其按黄某1要求，让她按每月3700元支付房租。赵强亦供认吴某跟其讲过实际房租每个月7000多元，每年都会增加一点。2016年，在其夫妇强烈要求下，吴某让其夫妇按实际房租的一半支付。上述证据证明，黄某1有借付房租之机，向赵强行贿的主观动机和行为；赵强自始明知赵某1租住房屋的房租为黄某1支付，亦清楚每月的实际房租金额，但并没有自己支付房租的想法，直至2016年初，随着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才支付部分租金，并为应对组织可能对其的查处，让吴某以每月3700元制作一份租房协议。由上可见，赵强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受贿行为。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4、关于被告人赵强提出对指控其子赵某1“挂名”领薪的定性有异议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是林某、黄某1主动找到赵强，恳求赵某1帮忙，不存在赵强请求黄某1帮忙赵某1挂职领薪；赵某1与林某的法国公司有合法的合同，双方严格按照合同从事商业活动，赵某1为法国公司从事大量的工作，赵强夫妇并没有让赵某1不实际工作，赵某1的行为不属于“挂名”领取薪水的情形，赵强没有受贿13万欧元的辩护意见。经查，公诉机关并未指控赵强请求黄某1帮忙赵某1挂职领薪。黄某1证明其向赵强提议，安排赵某1兼职领薪，是为了向赵强在北京为赵某1购房提供帮助；在向林某推荐赵某1后，因赵某1的能力问题，林某不愿聘用，其告诉林某，赵某1的父亲是安徽省公安厅的领导，一直帮助其生意，让林某想办法聘用。林某聘用赵某1后，其另行出资为林某聘用翻译，并为林某支付其他费用。黄某1的证言得到了林某的证实，同时，林某证明，在两年的聘期内，赵某1并未按合同要求从事工作，让他当翻译仅仅只是挂名，有时安排赵某1做一点工作，赵某1都说他很忙，搞不了，为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的检查，防止公司总部管理人员发现赵某1未实际工作的问题，将另行聘用的翻译人员或相关法律事务所已制作好的在华业务相关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中英文版“成本”材料发送给赵某1，再由赵某1发给自己，算作赵某1翻译的材料。赵某1亦证明其主要是将林某通过邮箱发送的已翻译好的相关资料，校对后再发送给林某或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只是在学习之余从事少量辅助性工作，没有开展实质性工作，并称能拿到这份兼职工作并领取高额报酬，实际上是黄某1感谢赵强帮忙的一种形式。黄某2、李某2证明，在与林某洽谈合作过程中，林某一直未带翻译人员。张某1的证言及赵强的供述亦证明在不影响赵某1学习的情况下，由黄某1安排赵某1兼职取酬。可见，赵某1在聘用期间并未从事实际工作，其领取13万欧元的行为，实质是赵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黄某1谋取利益，黄某1借给赵某1安排兼职工作为名，在赵某1不实际工作的情况下，让赵某1获取所谓薪酬的行为。虽然辩护人提供了赵某1的学历证明、说明及主要工作记录文本等材料，但学历不代表能力，更不能证明赵某1实际工作；赵某1的说明与其之前的证言矛盾，亦得不到其他证据印证，其提供的工作记录文本不能证明是其完成，且在卷林某的证言和赵某1的证言亦清楚地证明了所谓由赵某1完成的工作任务属虚假的工作记录，并不是由赵某1完成。被告人赵强及辩护人的该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5、关于被告人赵强提出对指控其收受刘某150万元的定性有异议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赵强为刘某1办理车牌照并不违反规定，即使赵强为刘某1谋取了利益，但事后也没有约定收受贿赂，刘某1、王某4并没有直接给付赵强财物，两人只是为赵强间接创造某种获利的机会，按照业内惯例，赵强应该得到陪标费，且赵强是从王某4处取得50万元陪标费，而不是从刘某1处获取，赵强没有受贿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刘某1、章某、尤某、朱某1的证言及赵强的供述和自书材料证明，所谓的“吉祥号码”车牌号并未进入选号机，需要经过省交警总队审批，在刘某1的请托下，赵强为刘某1、章某办理“吉祥号码”车牌照和省直机关小号段车牌照，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刘某1谋取了利益。同时，王某4证明，其请求过刘某1帮助其公司承揽公路建材供应业务。刘某1证明其让张某1参与投标，目的是用此种方式送给张某1钱财，以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张某1证明赵强称刘某1安排其以一个公司的名义与环宇公司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不必做任何事情，只要支付保证金，环宇公司中标后会给一笔“信息咨询费”。为了拿到50万元“信息咨询费”，其与赵强商量后，认为以其名义签订合作协议不合适，便以其弟张某2名义签订的协议。赵强的供述和自书材料亦印证张某1证明的事实。可见，刘某1为了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利用王某4有求于自己的机会，以合作投标为名送给赵强夫妇50万元，且赵强夫妇为得到该50万元，利用他人名义签订虚假协议，足见赵强主观上对其与刘某1之间权钱交易的本质有明确的认知，至于谋利当时或以后双方是否约定收受贿赂，均不影响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刘某1谋取利益行为性质的认定。被告人赵强及辩护人的该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6、关于被告人赵强的辩护人提出王某1、李某1送给张某1的24万元属激励职工型干股，而不是受贿型干股，跟赵强没有关系，赵强没有受贿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某1、王某1、李某1证明，王某1、李某1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其公司和相关项目上的关照和帮助，在与张某1等人共同收购山河公司股权过程中，主动提出送给张某12%的股权，由远望公司代张某1出资24万元，张某1同意并表示感谢。赵强供称张某1将王某1、李某1为感谢其多年来对他们公司的帮助和关照，送给张某12%的股权，代张某1出资24万元的情况，告诉了其本人。远望公司股东会决议等书证证明张某1拥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其中张某1个人出资购买13%的股权，2%的股权由远望公司赠送，即24万元。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张某1对远望公司赠送的2%股份并未实际出资，在张某1告诉赵强后，赵强并未将股份退还，而且在此前后，赵强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王某1、李某1的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可见，赵强在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辩护人出示的莆田市人民政府的函，其内容与王某1、李某1给予张某12%的股权的性质是干股还是激励股并无关系，不能证明辩护人所要证明的目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7、关于被告人赵强的辩护人提出股权的转让既可以按照净资产额，也可以按照协商后溢价，张某1与远望公司的王某1、李某1是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张某1从公司退出，双方讨价还价，可以不按照原来的净资产额为基准，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赵强清楚张某1与王某1、李某1之间的转股事项，张某1并没有告诉赵强，而赵强也没有询问、过问过张某1转股的事情，故赵强对王某1、李某1溢价100万元收购张某1的股权没有受贿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某1、王某1、李某1证明，在2006年5月、2007年7月，王某1、李某1在两次收购张某1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的40%和45%的股权时，张某1均是以收购前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基数出让的股权。2016年初，张某1在向王某1、李某1转让其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时，双方亦约定以合肥三立公司2015年度末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数4000万元为基准数，计算股权转让款，即转让价400万元。资产负债表证明2015年12月，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为4005.968863万元，印证了三人的证言。三人并证实在双方协商一致后，张某1提出赵强多年来对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付出未计算，要求收购价不能低于500万元，王某1、李某1同意了张某1的要求，并明确表示同意溢价100万元收购是为了感谢赵强对公司的关照和帮助。赵强供称张某1将溢价100万元的原因告诉了他，其还向王某1、李某1表示了感谢。上述证据表明，张某1与王某1、李某1之间转让股权均是以转让之前公司的净资产为基准计算股价，且张某1在转让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时，双方对以转让前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为基准计算股价已经协商一致，转让价400万元，溢价100万元，是王某1、李某1为了感谢赵强对公司的关心和帮助，而赵强对此明知，且前述证据亦已经表明赵强确实利用了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王某1、李某1的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故赵强对该100万元具有受贿的故意。辩护人出示的李某1的情况说明证明，双方同意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所持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以合肥三立公司2015年度末净资产4000万元为基准数计算股权转让价，且此净资产是经过双方对当时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达成一致，认定的公司财务状况。在张某1坚持不低于500万元的情况下，其与王某1考虑公司得到赵强的关照和帮助，同意在400万元基础上增加100万元收购。可见，李某1的情况说明与调查期间的证言并无实质区别。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8、关于被告人赵强提出对指控其利用影响力收取王某1、李某1124万元的定性有异议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指控赵强收受王某1、李某1贿赂的事实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请托人是远望公司，赵强一直是为自己的妻子张某1的公司帮忙，联系业务，跟自己的职权没有任何关系；赵强与无为县人民医院等五家医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也不能有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可能利用上述五家医院院长为自己妻子的公司或其他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赵强的行为不构成斡旋受贿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某1、王某1、李某1的证言、相关书证及赵强的供述均证明，2006年5月、2007年7月，王某1、李某1持股的远望公司先后两次收购了张某1实际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40%、45%的股权，2012年，安徽三立公司整体资产已转移到王某1、李某1实际控股的合肥三立公司，张某1经过划转安徽三立公司股份及远望公司拖欠张某1股权转让本金和利息后，张某1仅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2007年2月至2013年7月期间，赵强接受张某1、王某1等人的请托，通过彭某、谈某、刘某3、姚某2、赵某2等国家工作人员，为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在医疗设备与制剂销售、干细胞及免疫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等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且有彭某、李某3、谈某、何某2、栾某、刘某3、张某3、姚某2、王某7、赵某2、戴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可见，赵强接受请托，利用其担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谋取竞争上的优势，获取了不正当利益，赵强由此而收受王某1、李某1财物的行为，符合斡旋受贿犯罪特征，构成受贿罪。辩护人出示的黄某5的情况说明没有实质内容，与辩护人所要证明的目的并无关系。赵强及辩护人的该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9、关于被告人赵强提出没有为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谋取利益，没有受贿故意的辩解。经查，在案证据证实，赵强利用职务便利，在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明确向其提出请托事项时，其实际或承诺为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谋取利益，并收受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因此给予的财物。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均应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赵强在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明确向其提出请托事项时，不论实际为他们谋取了利益，承诺为他们谋取利益，还是明知他们有具体请托事项，均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范畴。至于赵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是否属于正当履行职责，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属于正当利益，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是否已有收受财物的故意，均不影响赵强受贿罪的成立。赵强的该项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10、关于被告人赵强提出指控的十起事实中有七起是其主动交代，以及辩护人提出在司法机关掌握赵强犯罪线索之前，赵强主动交代，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且赵强构成立功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出具的“赵强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赵强除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收受王某2、朱某2、陈某1的财物问题外，还主动交代尚未掌握的收受其他七人财物的事实，故赵强的该项辩解成立。赵强被采取留置措施之前，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已经掌握赵强的部分受贿事实，且赵强不具有自动投案的情况，不构成自首。无证据证实赵强有立功表现。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黄某1、陈某1、王某2、刘某1、朱某2、王某6、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给予的财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赵强利用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黄某1、李某1给予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赵强受贿折合499.5858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但其中依据张某1到英国旅游费用发票记载的1.966万英镑作为指控赵强受贿数额不当，应以行贿人所送的人民币直接计算受贿数额。赵强到案后主动供述大部分犯罪事实，动员亲属积极退赃，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赵强受贿所得赃款赃物折合499.5858万元及转让远望公司代为出资24万元股份所获得的孳息108万元，依法应予追缴。根据赵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赵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3日起至2028年4月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二、被告人赵强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四百九十九万五千八百五十八元及孳息人民币一百零八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刘 斌 审判员 张本山 审判员 李传丽 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吴章谊 书记员毛志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五条第一款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