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赣行申1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焦名洲，住万安县。委托代理人谢孝生，江西祥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万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万安县。法定代表人刘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方向东，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黄名泉，万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干部。原审第三人江西洲旭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万安县。法定代表人邱永海，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焦名洲诉万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万安县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8行终1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一审法院认定，焦名洲系江西洲旭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旭公司）职工。2017年8月20日，焦名洲在洲旭公司加班至20时，下班后驾驶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沿万安县桂潞公路回居住地万安县邓林村丙午302号，20时10分行经荷林村棠溪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焦名洲受伤的交通事故。经送往万安县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①颈部脊髓操作并四肢瘫；②颅底骨折；③颈4横突孔骨折；④多处软组织挫擦伤。2017年11月20日，万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称万安县交警大队）出具公交证字〔2017〕第36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方基本情况、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等情况进行了证明，但因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其未对焦名洲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焦名洲于同日向万安县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要求认定为工伤。万安县人社局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万人社伤认字〔2018〕第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焦名洲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并无他方原因造成其交通事故的发生，应认定其为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确认，焦名洲在下班途中，受到本人全部责任的单方交通事故伤害，不认定为工伤。2018年5月18日，万安县人社局向焦名洲送达了该决定书。焦名洲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工伤不能仅限于文义解释，而应从立法目的、原则、精神出发，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正确认识法律的立法原意。工伤认定的立法精神是最大可能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能够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是以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工伤认定的出发点，体现出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立法原则。《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焦名洲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该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万安县人社局在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作出认定焦名洲不属于工伤，就应当提供其在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证据，但万安县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焦名洲的意外伤害是由其本人过错和故意所致，在交通事故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万安县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万安县人社局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的万人社伤认字〔2018〕第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其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焦名洲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万安县人社局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万安县人社局提出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万安县交警大队对杨才道、焦名洲的调查笔录等两份证据应当采信。二审法院经查，该两份调查笔录系万安县人社局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一审法院以该两份证据系在法定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未予采信。经质证，焦名洲与一审期间的质证意见一致，其认为该两份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不予质证；洲旭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二审法院认为，该两份证据虽然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但该两份证据系事故发生后，万安县交警大队对报案人及当事人所做的调查笔录，真实性可以确认，其中万安县交警大队2017年11月3日对此次交通事故的报警人杨才道的询问笔录中，杨才道陈述“发现只有出事摩托车倒地损坏后遗留在现场的物件，没有发现其他遗留物件”，2017年11月10日对焦名洲的询问笔录中，焦名洲陈述“我驾驶该二轮摩托车行径桂江棠溪一右转弯路段突然摔倒”。该两份笔录可以证实焦名洲所遭遇的交通事故系单方事故。另在二审询问期间，万安县人社局与焦名洲均认可在事故发生后，万安县交警大队曾作出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焦名洲负事故全部责任。后因焦名洲医疗保险无法报销，其要求万安县交警大队参照新余案收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因此，万安县交警大队于事故发生后的三个月之后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2017年8月20日20时10分，焦名洲持E照驾驶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沿万安县桂潞公路由二期工业园驶往五丰镇邓林村，行径万安县五丰镇荷林村棠溪一转弯路段时摔倒，造成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焦名洲受伤的交通事故”。以上事实有万安县人社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万安县交警大队对杨才道、焦名洲的调查笔录及二审询问记录在卷佐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的，除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外，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结合现场调查情况能够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本案中，万安县交警大队虽于事故发生后作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焦名洲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后应焦名洲一方要求，万安县交警大队收回了事故责任认定书，重新作出事故证明。该事故证明并未对焦名洲在本次事故中应负的事故责任进行划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等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据此，万安县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对焦名洲在其所遭遇的交通事故中所负责任进行认定并无不当。根据焦名洲向万安县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时提交的万安县交警大队2017年11月20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2017年8月20日20时10份，焦名洲持E照驾驶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沿万安县桂潞公路由二期工业园驶往五丰镇邓林村，行径万安县五丰镇荷林村棠溪一转弯路段时摔倒，造成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焦名洲受伤的交通事故”的内容及万安县交警大队民警肖有彬、郭祖禄对报案人杨才道的询问笔录中杨才道关于“发现只有出事摩托车倒地损坏后遗留在现场的物件，没有发现其他遗留物件”及对当事人焦名洲的询问笔录中焦名洲关于“我驾驶该二轮摩托车行径桂江棠溪一右转弯路段突然摔倒”等陈述内容可以证实，该交通事故系单方事故，并无他人因素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万安县人社局据此认定焦名洲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这也与万安县交警大队最早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相一致。焦名洲认为其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却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不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故其起诉认为本案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步为宗旨，向劳动者倾斜，在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情形下，推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焦名洲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认定为工伤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万安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万安县人社局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泰和县人民法院（2018）赣0826行初52号行政判决，驳回焦名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焦名洲负担。焦名洲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和万安县人社局作出的万人社伤认字〔2018〕第02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万安县人社局对焦名洲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本案诉讼费用由万安县人社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判决认定本案系单方事故的主要证据不足。1.杨才道在笔录中陈述“发现只有出事摩托车倒地损坏后遗留在现场的物件，没有发现其他遗留物件”。“没有发现其他遗留物件”不等于事故发生时没有其他行人或机动车、非机动车，有可能其他行人或机动车、非机动车没有留下物件而已，即便其他行人或机动车、非机动车留下物件，杨才道也没能力或资格进行辨认，而且杨才道是事发后（事故时间无法确定）很久才到现场，并非事故发生经过的目击证人。焦名洲在笔录中陈述“我驾驶该二轮摩托车行径桂江棠溪一右转弯路段突然摔倒”，但在笔录中反复强调记不清楚事故经过，仅凭这句话也不能确定事故发生时没有其他行人或机动车、非机动车。反而，在万安县人社局于2018年4月2日对交警郭祖禄的调查笔录中郭祖禄陈述“他（焦名洲）自己说就是会车时导致摔伤，但是这个无法取证”，也就是根据焦名洲的口头陈述，是会车时导致摔伤，不属单方事故。在申请再审前，焦名洲的委托律师对杨才道及事故发生地点罗田生进行调查得知，该起事故是两机动车会车时造成的。据此，也足以证明本起交通事故非单方事故（详见杨才道和罗田生的调查笔录）。2.根据万安县人社局于2018年4月2日对交警郭祖禄的调查笔录中郭祖禄陈述“我还记得事故后第二天伤者焦名洲父亲和妻子方春媛到我事故中队要求我们出具事故认定书，用于新农合报账，当时我们出具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我们留存了，内容是说焦名洲自己摔伤的，后来我们撤销了之前的事故认定书是因为我们调查后核实焦名洲受伤原因无法查明，最终我们在2017年11月份下发了交通事故证明书”。根据这一陈述，事故认定书是在交警还没有全面调查前且是应家属新农合报账所需而临时出具的，而交通事故证明书是在全面调查结束后根据案件事故成因无法查明后作出的。二、原判决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得出该交通事故属单方事故、焦名洲负全部责任的唯一结论，万安县交警大队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属于有权机构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对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内容是明确的、结论是清楚的。原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认为万安县人社局认定焦名洲所负责任并无不当并据此适用相关法律条款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焦名洲的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判决对万安县人社局逾期提交的证据进行采信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之规定，即便万安县交警大队对杨才道和焦名洲的询问笔录是真实的，应也视为万安县人社局在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时没有该证据。但原判决却无视这一程序性的规定，严重影响本案的公正审判。万安县人社局提交意见称，从多人的证词中可以得出，事故现场只有焦名洲自己摩托车的散落物，水泥地面上也只有该摩托车的划伤痕迹，没有发现其他遗留物和划伤痕迹，焦名洲也未陈述有其他车辆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其摔倒受伤，据此本案应认定为单方事故。万安县人社局在一审提供的杨才道和焦名洲的询问笔录在举证目录中有列举，但在复印上交时没有装订到位，且该两份调查笔录是在万安县人社局作出本案不予认定工伤的行政行为之前的调查笔录，是真实的，二审法院予以采信是正确的。二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二审判决。洲旭公司述称，万安县人社局对焦名洲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正确，二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焦名洲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焦名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主张其于2017年8月20日20时10分驾驶赣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径转弯路段时摔伤，申请将其所受伤害认定为工伤，但焦名洲未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其他有权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以证明其所受伤害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引起。焦名洲提供的万安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仅是对事故的经过予以了说明，并未作出焦名洲为事故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结论。在此情况下，万安县人社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对焦名洲在其所遭遇的交通事故中所负责任进行认定并无不当。根据万安县交警大队对焦名洲所遭遇的交通事故作出的《交通事故证明》、对杨才道、焦名洲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结合焦名洲在申请工伤认定时的自述等材料可以证实，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焦名洲所遭遇的交通事故系他人因素导致发生或其他方对事故负有责任，不具有“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要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万安县人社局据此作出焦名洲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关于焦名洲申请再审提出二审法院对万安县人社局逾期提交的万安县交警大队对杨才道、焦名洲所做的询问笔录进行采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问题。经过查阅本案一审卷宗，万安县人社局在一审提交的《当事人举证清单》上载明，“序号4”的证据为调查记录、证据来源为复印件7页，这与一审卷宗装订的万安县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相吻合，万安县人社局在一审庭审时亦提交了该两份询问笔录进行举证，不属于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情形，且该两份询问笔录是万安县交警大队对杨才道、焦名洲所作的，并不是万安县人社局在作出案涉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并采用该两份询问，并无不当。综上，焦名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焦名洲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 芬审判员 章 华审判员 彭彩玲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