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8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选平，男，汉族，1967年10月2日出生，住西安市临潼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丹江，男，195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新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娟娟，女，198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英奇，男，195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省轻工经贸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法定代表人：司迎花，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兴妮，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民，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泾阳鼎源资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咸新区。法定代表人：崔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光辉，陕西希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缪龙飞，陕西希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李朝芳，女，196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兴妮，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民，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魏英奇、陕西省轻工经贸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经贸公司）与被上诉人陕西泾阳鼎源资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源投资公司）及原审被告李朝芳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4民初5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魏英奇、轻工经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驳回鼎源投资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鼎源投资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陕西大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公司）债务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根据破产债权裁定反推大都公司债务不符合本案事实。1、原判查明大都公司债务是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02)碑经初字第12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内容包括借款本金300万元，没有利息，诉讼代理费24500元，且有抵押，抵押合同有效，破产债权确定的本金300万元及利息2810850元没有根据。2、破产程序中确认的普通债权是破产债权中的普通债权，是与有担保的债权和有优先权的债权相区别的，而不是民事诉讼意义上的普通债权。破产债权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是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的权利，已经行使，不可能再成为诉的标的。破产债权对应的是破产债务，不是普通债务。破产债权经破产申请人申报，破产裁定确认，经过破产程序，随破产程序终结，破产债权视为实现。破产债务随破产程序终结，能够清偿的予以强制清偿，不能清偿的予以强制免除。3、本案案由被确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的标的是债权人的损失和债务人的债务承担，由于本案没有执行转破产，而是鼎源投资公司自行申请破产。债务的确定和债权的确定，两个程序之间没有关系。大都公司的债务应当根据生效判决和执行文书确定。因为，执行程序中：一是2002年12月2日申请执行的标的是3050470元，二是2004年1月1日西安市人民政府【2004】第4号审批土地件记载：“大都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使用1.45亩地抵押，被碑林区法院委托拍卖为东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取得，所得价款不知去向。”三是2016年10月10日碑林区法院178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大都公司土地2599.8㎡，查封期限3年。借破产债权裁定确定普通债务明显是错误的。4、破产管理人根据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产涧题的解释》确定本金，计算利息是错误的。因为，判决中没有利息，执行过程没有核实，并且迟延履行金是执行程序中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法院的执行通知以及债务的履行过程由执行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无权代表执行法院行使权利。二、一审判令轻工经贸公司在出资不实的1500万元范围内对大都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魏英奇对该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魏英奇在出资不实的990万元范围内对大都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理由有：1、程序上错误，鼎源投资公司没有这个请求，鼎源投资公司请求的是连带责任，不是补充赔偿责任和补充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2、对轻工经贸公司出资的认定是错误的，应当根据《出资协议》的约定认定轻工经贸公司的出资行为。2001年4月30日，轻工经贸公司是以土地评估价值中的1500万元出资给大都公司，不是土地使用权出资，不存在过户和产权变更。这个出资不能认定是虚假出资。三、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的连带责任认定是错误的：1、一审判令次债务人对破产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在破产背景下是典型的个别清偿，违反了《破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破产法是禁止个别清偿的。2、追究次债务人的连带责任是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权利和责任，鼎源投资公司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后单独提起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因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有关债务人财产的衍生诉讼，包括追究次债务人连带责任的诉讼，根据《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都属于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请求权。其目的在于保证债务人财产的完整，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因此，鼎源投资公司无权提起诉讼。3、大都公司破产程序是破产宣告后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终结的，具有终局效力。根据《破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鼎源投资公司作为债权人不仅在破产程序中行使了债权，并且放弃了追究连带责任的权利。因为，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没有按照连带债务申报债权，鼎源投资公司所诉连带债务人也没有被裁定适用产程序，所谓连带债务人没有也不可能再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因为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的是全部债权。债权人没有主张次债务人的连带责任。没有申报，管理人不可能主张次债务人应被裁定适用破产程序，承担连带责任，从而保证债务人财产的完整性。因此，根据债权申报的过程可以认定，鼎源投资公司已经主张了全部债权，并且放弃了追究次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4、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含义指的是，法人的人格混同或者股东和公司的财产混同。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认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错误的。四、股东怠于履行破产清算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的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承担的是债权不能清偿的损失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理明显是错误的。鼎源投资公司辩称：一、鼎源投资公司对大都公司享有的人民币5810850元债权在经破产清算程序之后可以向其他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另行诉讼追究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时，要从充分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对债务人的法定代表、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出资人等进行释明，或者采取相应罚款、训诫、拘留等强制措施后，债务人仍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材料或者不提交全部材料，影响清算顺利进行的，人民法院就现有财产对已知债权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应当告知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有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在大都公司客观无法清算之后，鼎源投资公司另行追加作为大都公司登记备案股东的魏选平和李朝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法可依。而关于魏丹江和郝娟娟二人虽然在大都公司破产程序终结之时已经不再是公司股东，但在一审之时鼎源投资公司已经在代理词和法庭辩论环节论述了二人在明知大都公司破产立案审查之时还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规避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积极配合破产程序的责任。因此作为原股东的魏丹江与郝娟娟和大都公司无法全面清算存在因果关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依法对大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之中已经明确了：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仍未获全部清偿的债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股东主张债权，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对于轻工经贸公司虚假出资的行为鼎源投资公司可以在破产终结之后另行诉讼追究责任。此外，依据相关案例以及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可得：抽逃出资、虚假出资、出资不实都属于公司法规定的“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既然对于抽逃出资都可以另案起诉，那对于上诉人之一的魏英奇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轻工经贸公司虚假出资之时还受让瑕疵股权则同样可以在破产终结之后另行诉讼追究责任。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事实理由部分写道：“被上诉人没有执行转破产，避开了执行程序，自行申请破产并申报债权”是错误的论述。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之规定，执行程序转为破产程序是需要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就可以的，并非法律强制规定执行案件必须转破产程序，所以另行申请破产清算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是在规避执行转破产程序。另外，本案在当时只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未彻底终结关于判决书的执行．因此从法律上而言本案当时还在执行过程之中，并非是避开了执行程序。此外，关于鼎源投资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大都公司破产清算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厂简称《破产法》）第七条之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因此，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大都公司破产清算并不存在规避法律程序一说。并且本案的债权5810850元是经过大都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以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最终确定，若是上诉人对债权有疑问，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向清算组提出异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最后，上诉人反复在一审答辩以及上诉状当中提及“依据《破产法》第四十四的规定破产债权是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的权利，不存在再诉的问题”的观点也是存在法律引用的错误，理由在于：《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该条款是在《破产法》第六章“债权申报”下的第一条，其言下之意是鼎源投资公司作为本案债务人（大都公司）的债权人，在法院受理大都公司破产清算之后从申报债权到参加债权人会议再到债务人财产评估拍卖直至破产清算终结破产程序，都应当严格依据《破产法》及破产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行使自身的权利。但截止目前鼎源投资公司已经积极配合管理人以及法院完成了这一破产程序。所以，上诉人依据这一条款主张不存在再诉的观点于法无据。二、鼎源投资公司主张上诉人对大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不属于《破产法》规定的个别清偿。《破产法》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之中也经明确了所谓禁止的“个别清偿”是指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以破产财产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以此对所有债权人公平公正。但实际本案并不属于个别清偿，理由在于：首先大都公司的破产程序已经终结，鼎源投资公司另行起诉上诉人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不同的责任是破产程序终结之后发生的，并非是在破产程序之，并且最高院的案例已经明确了自然人等非企业法人股东的财产在法律属性上并非属于破产财产，因此本案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在破产期间将大都公司的破产财产进行自我清偿的情形；其次，禁止个别清偿是为了在破产期间依法对各债权人按顺序、按比例予以分配，但目前破产期间已经结束，也是只有鼎源投资公司一家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也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的“个别债权人”一说。最后鼎源投资公司认为上诉人在这一事实理由部分混淆了“次债务人”的概念，所谓次债务人指对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的第三人，但本案上诉人魏丹江、郝娟娟、魏选平承担的是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的清偿责任：轻工经贸公司虚假出资因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魏英奇是在受让股权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些人都不属于大都公司的次债务人，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向鼎源投资公司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属于“个别清偿”，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约主张。三、上诉人主张鼎源投资公司无一审原告主体资格一说于法无据。上诉人虽援引的《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规定来主张主体不适格，但前述条款都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理由在于：首先，若本案大都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尚未终结，则关于债务人的财产应由管理人管理或者追回，但本案破产清算程序已经终结，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的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已终止执行职务，而其援引的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是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之中主张瑕疵出资股东出资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因此该条款与本案目前的状况已无多大关系：其次，上诉人援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是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之中可以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本案的上诉人既不是保证人，并且在破产程序之中管理人和债权人也尚未追究其承担各自的责任，因此，该条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所援引的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是若债务人及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均为公司，且都进入破产程序，则债权人可以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但本案只有大都公司破产清算，上诉人的各自责任也是在破产程序之后所另行追究，故该条款与本案无关。此外，《破产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是在破产受理之前，债权人提起诉讼的，在受理时破产案件后尚未审结的则中止审理，但如前所述，鼎源投资公司针对上诉人的诉讼是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后，故该条款与本案无关。最后，上诉人援引的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是债务人的相关诉讼在破产程序中应当中止，由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截止目前，鼎源投资公司是依照该条款的规定积极参与的破产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综前所述，上诉人所列举援引的法律法规，鼎源投资公司已经在此逐一进行论证分析，要么与本案无关，要么对鼎源投资公司无效，因此鼎源投资公司对上诉人的另案诉讼之时原告主体是适格的。另外，魏英奇和轻工经贸公司在上诉状上还提及：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之规定：追究受让瑕疵股东的连带责任是公司的权利，在破产程序中是管理人的权利，与债权人无关。这种说法的本意是在规避法律，因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前半句规定的是公司有权利追究，但后半句规定的是公司债权人也有权追究。上诉人法条只说前半句，不说后半句，本质就是在规避法律对自身的制裁。该条款后半句的为：公司债权人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在鼎源投资公司已经依照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轻工经贸公司提起诉讼，当然有追究魏英奇的连带责任的权利。四、上诉人主张破产程序已经终结，不可再诉，并且放弃了对自身追究责任的说法于法无据。首先，能否再诉的问题鼎源投资公司已经在之前的答辩意见之中予以充分解释。其次，上诉人主张鼎源投资公司在破产程序之中已经放弃了追究其责任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援引的《破产法》五十一、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已经在前面表述过了，与本案并不符合，只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适用：第一，上诉人是公司法人；第二，大都公司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责任承担者；第三，也同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只有满足以上三个条件，鼎源投资公司才可以全部债权既可以在大都公司的管理人处申报债权，也可以在上诉人破产清算管理人处申报债权。此外，即使实际情况符合以上三个条件，那么依据《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债权人果在破产程序之中并不主张连带债务人的债权，就视为放弃了追究他们的责任的请求权。最后，鼎源投资公司主张上诉人承担各自责任也是在大都公司的破产清算之后所追究的，在大都公司的破产期间也尚未有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上诉人对大都公司拖欠的债务承担责任。所以，既然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法律文—书作为前提，鼎源投资公司如何在申报债权的时候无凭无据地向管理人中报对于上诉人的债权呢？五、上诉人主张连带责任的一方（大都公司）已经破产程序终结，那么上诉人作为连带责任的另一方也不承担责任的说法错误。首先，上诉人混淆了“连带责任”与“共同责任”的概念，连带责任是任一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在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内部进行追偿：而共同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并且邵有过错，从而共同对损害的发生承担的责任，如加害人为两个以上的人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在责任承担的分配方面与连带责任有所不同。因此两者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点，并非是上诉人所说连带责任是共同责任的一种类型。此外，即使本案是共同责任的话，也不会说是因为大都公司破产终结而导致其他共同责任人不去为损害的发生承担责任。因为既然上诉人说他们实际上和大都公司是共同责任人，那么就都要对损害的发生承担责任，无先后之分，无主次之分。其次，上诉人魏英奇在上诉状说因为一审没有将大都公司列为被告，因此不需要对大都公司拖欠鼎源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鼎源投资公司对大都公司的债权债务是经过了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和西安中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双重确定，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鼎源投资公司已经不能将大都公司在本案一审之中列为被告。但这不妨碍魏英奇对大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另外上诉人魏英奇承担的是补偿赔偿责任，而不是他在上诉状里说的“连带清偿责任”。此外，魏英奇还说鼎源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没有请求他对轻工经贸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说也是错误。因为在—审庭审过程中，鼎源投资公司在代理词和法庭辩论环节已经主张了魏英奇对轻工经贸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后，破产程序终结，也并不向上诉人所说的债务并不存在了，仅仅只是因无力清偿而搁置，清偿主体若有财产可供分配，那么债权人在破产终结之后两年内依然可以依法提请法院予以分配或者追回。鼎源投资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是在该时效期间之内，因此合法合规。李朝芳称，其认可上诉人的上诉主张。鼎源投资公司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对大都公司的债务581085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轻工经贸公司、魏英奇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581085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0月27日，建行建国路支行与大都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大都公司向建行建国路支行借款人民币300万元，期限自1999年10月22日至2000年10月22日，借款利率为月息5.3625‰。同时双方签订《抵押合同》，大都公司以其名下位于西安市碑林区骡马市XX段西侧约3107.87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对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借款到期后大都公司未按期还款，建行建国路支行遂将大都公司诉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要求还款。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碑经初字第1285号民事判决，判令大都公司向建行建国路支行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大都公司与建行建国路支行签订的抵押合同有效。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2016年1月4日，鼎源投资公司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申请将申请执行人建行建国路支行变更为鼎源投资公司，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03执恢56号执行裁定，变更鼎源投资公司为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该裁定书载明:“2004年6月28日，建行建国路支行与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办事处。2004年11月29日，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办事处又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2008年1月12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又与CFS Financial Services(HongKong) Limited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了CFS Financial Services(HongKong) Limited。2015年10月20日CFS Financial Services(HongKong) Limited又与本案陕西泾阳鼎源资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陕西泾阳鼎源资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上债权转让均予以公告明示”。2016年9月20日，鼎源投资公司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大都公司暂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及财产线索，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陕0103执恢178号执行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5月10日，鼎源投资公司以债务人大都公司欠付其本金300万、利息1222286.81元（暂计算至2007年6月20日），但无财产可供执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债务人大都公司破产清算。2017年5月2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都公司李朝芳送达了立案审查通知书、破产申请书和证据一册。2017年7月6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陕01破申20号民事裁定，依法受理鼎源投资公司请求宣告大都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2018年3月10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陕01破17号之一民事裁定，确认鼎源投资公司对大都公司享有普通债权为人民币5810850元。2018年3月30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1破17号之二民事裁定，载明：大都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清算，经管理人调查，大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及相关管理人员下落不明，财务账册、重要资料等下落不明，导致本案无法全面清算，债权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追究股东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现大都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提请终结本案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陕西大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二、终结陕西大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另查，大都公司于1996年5月注册成立，股东为魏英奇、魏丹江。其中魏英奇出资额990万元，持股比例99%,出资形式为XX大厦XX层XX城的使用价值；魏丹江出资额10万元，持股比例1%,出资形式为货币。关于魏英奇在大都公司的出资，鼎源投资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西安文商商贸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给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1、文商大厦是由原西安文化商贸大厦筹建处（西安文商商贸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投资建设，是西安文商商贸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2、魏英奇曾于文商大厦建设施工期间，即1993年11月28日与西安文化商贸大厦筹建处签订《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魏英奇向文商大厦投资，待大厦建成后享有大厦二层部分使用权。大厦建成后，魏英奇在上述约定的大厦二层进行经营，后由于经营困难，魏英奇与西安文商商贸大厦于1996年12月26日签订《终止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西安文商商贸大厦向魏英奇支付375万元的对价及其他补偿60万元，魏英奇终止在大厦的经营使用权并交还给西安文商商贸大厦。该合同签订后，魏英奇将其经营的文商大厦二层交还回西安文商商贸大厦，西安文商商贸大厦陆续支付了部分对价。1999年7月29日，魏英奇与西安文商商贸大厦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就剩余对价的支付进行了约定。1999年12月10日，西安文商商贸大厦已支付完毕了全部应付价款。魏英奇对西安文商商贸大厦再无任何债权，文商大厦亦无魏英奇的任何形式的产权。西安文商商贸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向法院提交了1996年12月26日签订的《终止租赁合同》、1999年7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和付款凭证。上述两份合同均系西安文商商贸大厦与西安市XX城签订，魏英奇作为西安市XX城的法定代表人签字。2001年4月30日，大都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变更后魏英奇出资990万元，其中投资实物990万元，魏丹江投资10万元，其中投资货币10万元，轻工经贸公司出资1500万元，其中投资实物1500万元。轻工经贸公司以其拥有的5.377亩土地使用权资产中的一部分作为追加投资。该宗土地座落在西安市XX大街XX段，西华门广场北侧，与建设中的凯爱大厦相邻，东临拓宽改造后的北大街。该宗地的评估值为3094.85万元，其中1500万元已经作为对外投资。2001年，陕西省轻工业供销公司曾因上述土地产生的联建合同纠纷将大都公司、轻工经贸公司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都公司、轻工经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魏英奇。2001年10月1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陕民终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2002年8月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根据该调解书和三方当事人的申请，做出了市国土房管（2002）第29号“关于陕西省轻工业供销公司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给陕西省轻工经贸大厦有限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批复”。鼎源投资公司提交的西莲国用2001出字第622号、西莲国用2001出字第621号、西莲国用（2013出）第341号三份土地登记审查表载明情况显示：上述土地至今仍登记在轻工经贸公司名下，并未过户至大都公司名下。2001年9月28日，大都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1、同意开发的都府大厦在建工程以2001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经评估将增值部分2567.68万元中2500万元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剩余的67.68万元记为公司资本公积；增值部分2500万元分配给各股东，其中：魏英奇投资比例为39.6%，应投资额为990万元、魏丹江投资比例为0.4%，投资额为10万元，轻工经贸公司的投资比例为60%，投资额为1500万元。2、本公司股东魏英奇以钢材铝合金等资料实物资产1528.33万元，给本公司追加的投资计1500万元，剩余的28.33万元记为公司的资本公积。3、本公司原注册资本2500万元，现增值2500万元，股东魏英奇个人追加1500万元，本公司注册资本共计6500万元。4、同意轻工经贸公司转让在本公司的股权3000万元给魏英奇。5、公司本次变更后各股东投资比例为：魏英奇5480万元、魏丹江1020万元。6、根据本公司的发展潜力及实际情况，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大都公司为核心企业，吸收陕西都府大厦有限公司、陕西阳光工程贸易有限公司、轻工经贸公司作为子公司，共同组建“陕西大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12月29日，大都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魏英奇，出资额5480万元，魏丹江，出资额1020万元。2011年9月1日，大都公司的股东由魏英奇（出资5480万元）、魏丹江（出资1020万元）变更为刘泊洋（出资5480万元）、魏英奇（出资102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魏英奇变更为刘泊洋。2012年10月12日，大都公司的股东由刘泊洋（出资5480万元）、魏英奇（出资1020万元）变更为张涛（出资5480万元）、魏丹江（出资102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刘泊洋变更为张涛。2016年6月13日，大都公司的股东由张涛（出资5480万元）、魏丹江（出资1020万元）变更为郝娟娟（出资5480万元）、魏丹江（出资102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张涛变更为郝娟娟。2017年7月13日，大都公司的股东由郝娟娟（出资5480万元）、魏丹江（出资1020万元）变更为李朝芳（出资5480万元）、魏选平（出资102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郝娟娟变更为李朝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鼎源投资公司与大都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对债务人具有法律效力。魏丹江、郝娟娟作为大都公司股东，在明知鼎源投资公司申请大都公司破产的情况下，应在公司清算事由出现后及时配合清算，按照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企业破产立案审查通知书》的要求向法院以及破产管理人移交大都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保障清算工作顺利进行，但魏丹江、郝娟娟作为大都公司股东，在大都公司破产清算期间通过股权转让手段规避法律责任，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李朝芳、魏选平作为大都公司股东，在知道鼎源投资公司申请大都公司破产的情况下，接受股权转让，并且在破产期间中未接管大都公司财产及财务资料，致使大都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导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大都公司的破产程序，故作为大都公司股东的魏丹江、郝娟娟转让股权的行为与李朝芳、魏选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均与大都公司无法全面清算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可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规定，鼎源投资公司诉请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规定:“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前述期间内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轻工经贸公司以其名下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价1500万元向大都公司出资，理应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但其实际并未按期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大都公司已经于2018年3月30日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并终结了破产清算程序，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将作为出资的土地权属变更到大都公司名下，同时，轻工经贸公司已经于2001年9月28日将其在大都公司的股权3000万元转让给了魏英奇，其出资义务无法完成，故轻工经贸公司以其名下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向大都公司出资属于虚假出资行为。轻工经贸公司将该存在瑕疵的股权转让给魏英奇，魏英奇作为大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轻工经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知道轻工经贸公司并未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这一事实，但其并未积极采取措施督促轻工经贸公司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反而接受了该部分出资不实的股权，致使大都公司被宣告破产后该权属变更无法实现。综上，轻工经贸公司应在其未出资的1500万元范围内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魏英奇作为受让人对该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魏英奇在大都公司成立初期以实物出资作价990万元，但其并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且根据法院调查核实该实物出资已补偿给他人，故魏英奇存在虚假出资行为，亦应对大都公司对外债务在其虚假出资的99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魏选平辩称，鼎源投资公司诉请属于重复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之规定，本案中，鼎源投资公司诉请大都公司股东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对大都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基于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怠于履行义务致使大都公司无法进行破产清算，其与该债权前期诉讼的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亦不同，鼎源投资公司诉请并不属于重复诉讼的范畴。对于魏选平该辩称，不予采信。关于魏选平辩称涉案破产债权不可诉，经查，涉案债权经由（2017）陕01破1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确认，该裁判文书已生效，且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终结大都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故该辩称，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认缴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根据该规定，股东真实履行出资义务是法定义务，公司法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并未免除虚假出资股东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大都公司成立于1996年，且大都公司破产清算发生在2017年，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都公司送达立案审查通知书、破产申请书和证据后，大都公司在2017年7月13日将股东由郝娟娟、魏丹江变更为李朝芳、魏选平，上述民事行为均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之后，应当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对魏选平辩称的有关法律规定的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偿还鼎源投资公司借款本息5810850元；二、轻工经贸公司在出资不实的1500万范围内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魏英奇对该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魏英奇在出资不实的990万范围内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鼎源投资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76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由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魏英奇、轻工经贸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2017）陕01破17号之一民事裁定，已确认鼎源投资公司对大都公司享有普通债权为人民币5810850元。同时，本院（2017）陕01破17号之二民事裁定载明：大都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清算，经管理人调查，大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及相关管理人员下落不明，财务账册、重要资料等下落不明，导致本案无法全面清算，债权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追究股东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魏丹江、郝娟娟作为大都公司股东，在明知鼎源投资公司申请大都公司破产的情况下，应在公司清算事由出现后及时配合清算，按照人民法院发出的《企业破产立案审查通知书》的要求向法院以及破产管理人移交大都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保障清算工作顺利进行，但魏丹江、郝娟娟作为大都公司股东，在大都公司破产清算期间通过股权转让手段规避法律责任，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李朝芳、魏选平作为大都公司股东，在知道鼎源投资公司申请大都公司破产的情况下，接受股权转让，并且在破产期间中未接管大都公司财产及财务资料，致使大都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导致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大都公司的破产程序，故作为大都公司股东的魏丹江、郝娟娟转让股权的行为与李朝芳、魏选平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均与大都公司无法全面清算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可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判决李朝芳、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上诉主张，一审确定鼎源投资公司享有对大都公司5810850元债权没有依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上诉还主张，鼎源投资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鼎源投资公司的请求违反了《破产法》第十六条禁止个别清偿的规定；并构成重复诉讼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轻工经贸公司作为大都公司的股东没有如实出资，而后将该存在瑕疵的股权转让给魏英奇，魏英奇作为大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轻工经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知道轻工经贸公司并未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这一事实，但其并未积极采取措施督促轻工经贸公司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反而接受了该部分出资不实的股权，致使大都公司被宣告破产后该权属变更无法实现。因此，一审法院判令轻工经贸公司在出资不实的1500万范围内对大都公司欠付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魏英奇对该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魏英奇在大都公司成立初期以实物出资作价990万元，但其并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且根据法院调查核实该实物出资已补偿给他人，故魏英奇存在虚假出资行为，亦应对大都公司对外债务在其虚假出资的99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轻工经贸公司、魏英奇上诉主张，鼎源投资公司起诉请求的是轻工经贸公司、魏英奇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581085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是补充赔偿责任和补充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一审程序错误。由于一审法院依法判令轻工经贸公司、魏英奇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鼎源投资公司的5810850元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没有超出鼎源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轻工经贸公司、魏英奇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魏选平、魏丹江、郝娟娟、轻工经贸公司、魏英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904元，由魏选平负担52476元；魏丹江、郝娟娟负担52476元；魏英奇负担52476元；轻工经贸公司负担524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熠审 判 员  周 向 红审 判 员  唐 居 文 二○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华 罗 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