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津行申9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丹，女，198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代理人朱彦敏（刘丹之母），196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住所地天津市河**中山门东兴路**。法定代表人李明海，该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董玮，该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彭西亚，该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再审申请人刘丹因诉被申请人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赔偿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行终34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丹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被申请人严重不作为并对再审申请人进行报复陷害，为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再审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并按照法院立案庭的要求对诉讼请求补充添加了“依法处理本人报警的被随意殴打的案件(2016年4月10日）。”两审法院无视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裁定驳回起诉确有错误。再审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八）项等规定申请再审。无论原审裁判结果是否正确，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的法定情形之一，就应当依法再审。第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遗漏诉讼请求，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被告的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一审法院故意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且一审裁定未对不采纳再审申请人的证据说明理由，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再审情形。2.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裁定的理由是认为本案起诉被告不适格。被告是否适格是法律规定的，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本案应根据2015年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2014年《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以及众所周知派出所属于分局一部分的事实确定被告。一审法院在被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据和答辩的前提下，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再审申请人变更被告，且根据被申请人伪造的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作为要求变更被告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3.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分为两项：第一，请求判决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处理本人报警的被随意殴打的案件(2016年4月10日）;第二、申请国家赔偿5322374元。本案法定赔偿义务机关是一审被告即被申请人，一审法院让再审申请人变更被告不仅于法无据,一审裁定书说理亦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九十一条规定，明确写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春华派出所（以下简称春华派出所）没有作出警告和500元以下的罚款,其作为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被申请人才具有处理涉案治安案件的法定职权。2014年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是公安部制定的、与2013年的《国家赔偿法》配套使用的部门规章，其第二条规定派出所的法定赔偿义务机关是公安分局。因为派出所不具备独立执法资格，除了警告和500元以下罚款可以作出决定以外，受案后都应当移送有权处理部门。本案春华派出所已经移送被申请人相关部门（详见原审证据目录以及原审两次询问笔录和补充意见），故一审裁定认定本案应以案件受理单位春华派出所为被告，不仅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而且故意遗漏第二项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4.本案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处理再审申请人报警的被殴打案件，被申请人如何处理是需要其调查裁量后作出的，还不知道被申请人将作出何种行政行为，法院不能代替被申请人适用法律。再审申请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申请国家赔偿，依据2014年的《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被申请人才是适格被告，一审裁定亦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能以法律、行政法规、地、地方性法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行政案件的依据。第二，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再审申请人依法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二审没有依法开庭审理，没有依法全面审查，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遗漏诉讼请求，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没有保障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权利。1.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二审开庭审理是原则，不开庭审理的前提必须是上诉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2.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遗漏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1)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而二审裁定不但遗漏诉讼请求，甚至没有认定案件事实，更没有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进行审查。二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没有对未采纳的再审申请人的证据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亦未对被申请人提供的伪造的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2)二审裁定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裁判，需要对于一审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进行审查。而二审法院没有认定案件事实，亦没有对于一审认定事实进行审查，其认定被告不适格于法无据。同时，二审法院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九条的规定，监督一审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不是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否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作出二审裁判。第三、再审申请人再审复查阶段提交三份新证据。两份是新获得的案件事实证据亦是国家赔偿的事实依据，一份是2014年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其实一审证据目录都是新证据，因为一审被告放弃质证权利。再审复查阶段提交的新证据，是警察和再审申请人微信聊天记录的电子数据，证明春华派出所已经将案件移送有权处理部门，以及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和相关警察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国家赔偿事实。综上，两审裁定确有错误，而且违背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精神，现行新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注重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避免程序空转，减少当事人诉累和提高司法效率，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再审申请人已穷尽全部法律程序，为了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望高院公正审查，依法再审并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依法处理。请求：1.撤销两审行政裁定，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诉讼请求或者指令最适宜法院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2.本案诉讼期间相关交通费用等全部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辩称：1.坚持两审答辩意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春华派出所具有处理治安案件的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权限，春华派出所已对再审申请人报警的案件依法作出了处理。再审申请人一直坚称被申请人为本案的被告，属于错列被告，应该予以驳回。2.针对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中提出的异议。第一，再审申请人称受案登记表、调解协议是伪造的，但再审申请人向法院提供了原始卷宗，受案登记表上有派出所的签章以及相关民警、审批领导的签字，真实合法有效。治安调解协议书上也有派出所的公章、办案民警以及涉案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也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不存在再审申请所称伪造的情形。再审申请也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变造伪造的情况。第二，在另案法院询问笔录中，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称涉案治安案件仍在履行职责的期间，表述不恰当。本案相关文书证明涉案治安案件实际已于2016年5月4日以调解方式结案。第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微信截图等证据，是再审申请人与民警之间以个人名义在一些特定时期的对话，民警的表述不代表后期再继续履职或作出处理，不具有法律效力。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以其2016年4月10日报警，但至本案起诉时被申请人未对其报警作出处理，给再审申请人造成巨大伤害为由，请求判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处理再审申请人报警的被随意殴打的案件，申请国家赔偿5322374元。本案焦点是，再审申请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春华派出所具有受理本辖区内发生的治安案件并做出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等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针对再审申请人2016年4月10日的报警，春华派出所已经受理。再审申请人在两审中主张被申请人提供的《受案回执》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再审申请人不能否认涉案治安案件经春华派出所受理的客观事实。再审申请人主张公安机关对其报警未作出处理并提起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应以春华派出所为被告，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是本案适格被告，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法律规定，亦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治安行政案件的执法实际。再审申请人主张春华派出所已经将案件移送有权处理部门，但被申请人在诉讼中提交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等证据，载明：“1、齐荣赔偿刘丹看病等全部费用……2、双方互不追究互相殴打造成伤害所引发的法律责任……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时起生效，并当场履行，公安机关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不予处罚……”，该《治安调解协议书》由再审申请人及案外人齐荣签字、捺印。再审申请人在两审中主张未见到过《治安调解协议书》，但未能否认上述签字系本人所签，亦未提出反证或申请对相关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再审申请人的相关事实理由不足以否定被申请人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实际上，再审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关于天津市河东区春华派出所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侵权情况反映》中“我是在这种违背真实意愿的基础上才被逼做的调解协议……”等内容，印证了被申请人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再审申请人如认为上述《治安调解协议书》违背其真实意愿，应通过法定程序另行寻求救济。因春华派出所已对涉案治安案件做出调解结案处理，履行了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要求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处理对其报警作出处理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亦缺乏事实根据。两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并无不妥。《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公安派出所、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内设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前款规定情形的，所属公安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不能否定两审裁定结果的正确性，再审申请人据此主张两审裁定错误，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二审期间补充提供的其与民警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能证实涉案治安案件尚未处理的事实成立，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进行询问后作出二审裁定，审理程序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再审复查阶段提交了三份新证据，但其中再审申请人与警察微信聊天记录的两份电子数据，再审申请人已向二审法院提供，再审申请人亦陈述“其实原审证据目录都是新证据，因为原审被告放弃质证权利”，故不属于再审复查时提供的新证据；另一份《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系法律规范，不属于证据范畴。本案审理中，未发现行政机关相关人员违法违纪的线索，再审申请人请求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依法处理，没有事实根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丹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雅晶审判员  李 瑾审判员  刘 琳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