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赣05刑终64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志敏，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3月27日被分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分宜县看守所。 辩护人易学宁，江西钤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志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赣0521刑初1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志敏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敖意、肖振国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志敏及其辩护人易学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敏经人介绍加入“1040自愿连锁经营业”的组织后，自2015年开始，以“1040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幌子，邀人到南京参观考察、上课洗脑，并要求参与者加入该组织。该组织既无商品，又无营业场所，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营，即让每位参加者通过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后参加者通过发展自己的直接或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组织内部分业务员级、组长级、主任级、经理级、老总级五个层级，按照五级三晋制的模式进行获利，并按照“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复制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被告人王志敏先后发展了王某、宋某和彭某、王细某等人为其直接和间接下线，并升级为老总级别。截止到2017年8月，被告人王志敏发展的下线人数达十级五十六人以上，下线人员交纳的资金数额累计达409.23万元。 2018年3月26日，宋某、严某2、雍某、袁某和张某等人因向被告人索要传销款未果，在江苏省南京市将被告人带上宋某驾驶的小车。在到达分宜后，宋某等人驾车带被告人一同到达分宜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2018年3月27日，分宜县公安局接到彭某等数十名群众关于被告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举报。在讯问被告人的过程中，被告人如实供述了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主要犯罪事实。 另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志敏在分宜县看守所被羁押期间，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教，主动汇报思想，积极参加劳动，积极协助管教民警维持监规秩序，帮助照顾同监室病号，表现较好。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志敏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所谓纯资本运作“自愿连锁经营”，要求参加者以购买份额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数量、购买的份额和达到的层级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不断发展他人参加“自愿连锁经营”，骗取他人财物，被告人组织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十级五十六人以上，涉及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人民币409.23万元，其行为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且情节严重，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在他人控制下到达公安机关，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属于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在被羁押期间表现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原审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志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上诉人王志敏对原审判决认定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对原判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提出以下上诉意见：1.其在被宋某等人从南京带到分宜后，是其主动提出要前往公安机关解决问题，而非被宋某等人强制带往公安机关。原判不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其在2016年8月即退出案涉传销组织，且在2016年11月之后未再自该传销组织获取任何返利和报酬，因此其对2016年11月以后加入该传销组织的人员及其投入的资金数额不应承担责任。原判认定其应负责的传销资金数额403万余元错误，因此也就不能认定其犯罪属“情节严重”，进而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请求本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处。 王志敏的辩护人除同意王志敏的自辩意见外，另提出：1.王志敏在2018年3月26日宋某等人因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行政拘留后，主动、自愿留在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显示其具有主动投案，接受公安机关处理的意愿，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2.王志敏2017年3月14日收到的赵某转来的金额为2550元，而同期王某等人的获利达数万元，因此该笔款项不是王志敏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间发展传销人员所获得的报酬。另外，因赵某未归案，不排除该2550元系赵某误操作的可能。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以下出庭意见：1.根据本案侦查机关出具的王志敏的归案经过以及在二审期间调取的宋某等人2018年3月26日在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所作的证言，王志敏在被宋某等人带至公安机关时并无人身自由，因此不能认定王志敏自动投案。王志敏的亲属在报警求助时未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王志敏涉嫌传销犯罪的请求，仅仅是反映王志敏被人从南京带走了。2.根据证人唐某等人证言以及王志敏中国建设银行尾号3376账户交易记录，王志敏在2017年7月仍在为案涉传销组织做宣传和收取传销组织转来的收入。因此，王志敏有关其2016年11月以后未收到过传销组织返利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其应当对其全部发展的下线会员和相应案涉资金承担刑事责任。请求本院驳回王志敏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由传销手抄本、参与传销人员所录手机录音光盘、有关银行卡、王志敏持有的名为张某的居民身份证等物证，分宜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王志敏的归案经过说明、扣押王志敏持有的张某居民身份证和有关银行卡等物证的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王志敏以张某身份开户的建设银行尾号2413账户有关签约回执及服务申请表和交易记录、王志敏本人身份开户的建设银行尾号3376账户的交易记录、户名分别为王某、宋某、袁某1、杜某、彭某、王细某、袁某、粱某1、粱某2、严某2、钟某1、王某1、粱某3、张某1、卢某1、朱某1、袁某2、严某、温某、周某、刘某、张某、钟某2、兰某、夏某、严某1、周某1、李某、谢某、吴某、雍某、兰某1、张某、袁某3、唐某、易某、陈某、黄某、袁某4、易某1、梁某、钟某3、袁某5、钟某4、夏某1、钟某5、谭某1、钟某6、袁某6、卢某2、杨某、包某、张某2、黄某1等的建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分宜县看守所和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科出具的王志敏在押期间表现证明情况表等书证，证人王某、宋某、杜某、彭某等五十余参与案涉传销组织人员的证言，侦查机关对证人梁某、严某1手机进行电子证据检查的工作记录、提取的通话录音等视听资料以及有关辨认笔录，上诉人王志敏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故本院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控辩双方就上诉人王志敏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各自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分述如下： 上诉人王志敏的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2018年3月26日下午对证人宋某、严某2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同日下午对王志敏所作的询问笔录；2.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2018年3月26日因宋某、严某2非法限制王志敏人身自由而对其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3.王志敏交通银行尾号5756信用卡电子账单；4.落款署名为“钟某7”的一份标题为“关于王志敏非法传销活动后自首的情况说明”，拟证实以下内容：1.是王志敏劝说宋某等人和其去公安机关解决因传销引发的纠纷，王志敏有投案的主动性；2.2018年3月26日中午是王志敏付款在分宜长沙口味饭店请宋某等人吃饭，显示王志敏人身自由未受限制；3.王志敏脱离传销组织后，在南京一直有投案自首的想法并付诸了行动，是因客观原因导致投案不成，但也说明王志敏一直有投案的动机。 出庭检察员对上述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对前述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但认为该部分证据不能达到辩护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根据该部分证据，不能认定王志敏有投案的主动性；2.因证据4系手写材料，且无该证人所在单位盖章，故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出庭检察员当庭提交了2018年3月26日分宜县城东派出所对宋某、严某2、雍某、张某、袁某所作询问笔录以及同日对王志敏所作询问笔录，以证实王志敏是在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被他人带往公安机关，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 对上述控辩双方在二审庭审时出示的证据，本院认为，除辩护人提交的证据4因其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外，其他证据均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二审庭审后，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检察院又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分宜县公安局巡逻防暴大队及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各一份；2.分宜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2019年7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进一步证实王志敏并无主动请求公安机关处理其涉嫌传销犯罪问题的主观意图，另证实，城东派出所在处理宋某等人非法限制王志敏人身自由一案中，陆续接到彭某等人反映王志敏涉嫌传销，且彭某等多名参与传销人员在该所门口聚集，该所为防止发生冲突将王志敏依法留置在该所执法办案区。 对上述检察机关庭后提交的证据，上诉人王志敏经本院提讯，未发表质证意见。其辩护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1.对上述三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2.该三份证据可以证实，宋某等人开始并无将王志敏交公安机关查处的意图，反而是王志敏通过他人令其家人向警方报警，可以证实王志敏有投案的目的和动机；3.王志敏在2018年3月26日下午16时至23时之间未被留置，而是自愿留在公安机关等待经侦大队来接手处理。 本院认为，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检察院二审庭后提交的三份证据均系对原有公安机关就上诉人王志敏归案经过说明的补强证据，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对上诉人王志敏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犯罪金额所提的上诉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王志敏供述其2016年8月已退出案涉传销组织，且自2016年11月后再未从案涉传销组织获得返利和报酬，但证人唐某的证言证实，唐某于2017年7月被他人劝说加入案涉传销组织时，王志敏和其弟弟王某均向唐某表示做这个行业几个月就可买房买车，唐某遂交纳了6.98万元加入。另外，王志敏自己认可的主要用于接收案涉传销组织给予的返利和报酬的建设银行尾号3376账户显示，王志敏在2017年3月仍在接受传销组织的返利，而有关法律规定对于相关的返利和报酬应达到何种数额并无明确规定。因此，辩护人以王志敏在2017年3月所收到的该笔款项数额较少为由，不能认定为是王志敏自案涉传销获得的返利或报酬的意见于法无据；其所提该笔款项系误操作的意见，缺乏证据佐证。王志敏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辩解和辩护意见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王志敏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问题。本院认为，能否认定王志敏具有自首情节，关键在于能否认定其系主动投案。而根据现有证据，尚难以认定王志敏系主动投案。首先，分宜县公安局巡逻防暴大队的接处警登记表证实，王志敏的亲属报警时称王志敏在被宋某从南京挟持到分宜县路上，但具体纠纷原因未提供。民警在后续处警过程中经询问得知是王志敏与宋某等人有经济纠纷。因此，从接处警记录来看，不能认定王志敏及其亲属有主动请求公安机关处理传销犯罪的意图。其次，王志敏被宋某等人从南京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到达分宜。下高速后，虽然王志敏与宋某等人一同在饭店吃饭且是王志敏支付的饭钱，但根据王志敏的供述，其在到达分宜县公安局后才拿到了自己的手机，因此，也难以认定其在达到分宜后就有了人身自由，并是根据其自由意志前往公安机关的。再次，宋某称“吃完饭后我就和严某2带着王志敏到公安局去了”，严某2称“后来我们一起来到分宜县公安局巡逻大队”，袁某称“宋某、严某2就带着王志敏去公安局了”。该部分证据证实，王志敏是被宋某等人带往公安机关。王志敏在城东派出所亦供述“民警就叫我们到公安局去，接完电话之后就开车去了公安局了。因为我们一同投资一个叫‘自愿连锁经营’的投资项目，投资不是很成功，他们就不断找我要损失的钱。对方上车之前把我的手机抢过去了，不让我打电话，到了分宜公安局才把电话还给我，整个过程我什么都做不了。”该份供述证实王志敏在到达分宜县公安机关之前并未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因此，虽然控辩双方在二审期间均向本院提交了宋某、严某2及王志敏在城东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并认为该部分证据可以支持其各自的主张，但通过审查相关证据的内容，辩护人提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出庭检察员主张的证明目的能够成立。因此，不能认定是王志敏要求宋某等人带其去公安机关并有解决其个人涉嫌传销犯罪的意图和行为。最后，在到达城东派出所后，宋某等人因非法限制王志敏人身自由而在2018年3月26日晚被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城东派出所在办理宋某等人非法限制王志敏人身自由的行政案件时，已部分掌握了王志敏涉嫌传销犯罪的情况和线索，之后又因部分参与案涉传销组织的人员聚集，该所为防止发生冲突而依法将王志敏留置在该所。因此，王志敏的辩护人所提王志敏是自愿留在城东派出所并请求公安机关处理其涉嫌传销犯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王志敏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其依法不具有自首情节。王志敏及其辩护人所提，王志敏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志敏以所谓的纯资本运作的“自愿连锁经营”为幌子，要求参加者以购买份额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的人员数量、购买的份额和达到的层级作为获得报酬和返利的依据，诱骗参加者不断发展他人加入，骗取他人财物，其所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的参与人员达十级五十余人，涉及的传销资金累计达人民币409.23万元，其行为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王志敏虽不能认定具有自首情节，但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认定为坦白，可依法从轻处罚。王志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所提出庭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钧 审判员 徐三庆 审判员 潘小庆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黄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