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6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住所地：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白马湖街道南北大街青龙山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23MA6DXDT850。负责人：杜勇，该供电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玉鹏，男，1975年7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座材，男，1981年10月1日生，苗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朝辉，男，1961年4月9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昌，贵州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嫒，贵州袭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站前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158298652R。法定代表人：张国仔，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以下简称“镇宁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郑玉鹏、刘座材、吴朝辉、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利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曾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黔0423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一．限被告吴朝辉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赔偿原告郑玉鹏人民币32780元。二．限被告刘座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郑玉鹏人民币36585元。三．限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郑玉鹏人民币134145元。四．驳回原告郑玉鹏其他诉讼请求。”镇宁供电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黔04民终40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3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二、发回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现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黔0423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镇宁供电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郑玉鹏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吴朝辉、刘座材承担本案主要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郑玉鹏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重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电力设施先于被上诉人吴朝辉修建房屋修建铺设完成。案涉电力设施“六沙线”25号电杆系案外人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铺设完成，铺设时，事发地没有任何建筑物、构筑物，更无人居住。而被上诉人吴朝辉在镇宁自治县公安局六马派出所所作笔录中提到其房屋因属于违章建筑六马镇政府特下通知不准修建，该房屋的真正动工时间是农历2016年冬月20（即公历2016年12月18日），晚于案涉电力设施“六沙线”25号电杆安装时间，且电杆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在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及电线至地面垂直距离均超过5米，若无被上诉人吴朝辉建筑物遮挡，实地丈量距离可能会更大，远远超过相关规范规定安全标准。（二）击伤本案被上诉人郑玉鹏的电线产权归属为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而非上诉人。引发此次事故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为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应由江西国利集团承担此次事故损害的法律责任。2014年5月9日，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与上诉人签订一份《供用电合同（高压）》，该合同第3.1条约定：“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六沙线25号电杆线夹处，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归属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归属用电方。用电计量装置产权归属供电方。产权分界示意图见附件一。”根据上述合同附件一示意图可知，图上注明的“25号杆”处的线夹处以上的电线及设施产权归属供电方，“25号杆”处的线夹处以下的电线及设施（包括用电计量装置）产权归属用电方。而引发事故的电线恰好属于“25号杆”处的线夹处以下的电线及设施产权归属于用电方。根据上述合同第3.2条的约定，产权归属于谁，就由其对此范围内电力设施进行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承担此范围内的电力设施上引起的法律责任。而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在供用电合同关系终止后，并未及时拆走产权属于其的电线，从而导致该电线引发本案事故，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在无义务管理情况下已尽到应有巡视义务。虽“六沙线25号电杆负荷侧”的产权不属于上诉人所有，此段专线也不属于上诉人管辖，但上诉人出于避免发生事故，造成不能正常供电、影响居民用户用电的目的，定期派人巡视事发地高压电及其附近建筑物、构筑物的搭建情况。在上诉人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巡视中，并未发现被上诉人吴朝辉建房。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吴朝辉违法乱搭乱建、包裹电线过于自信、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是导致此次事故主要原因，应担主责。上述事实部分已阐述，被上诉人吴朝辉在明知其建房处非常接近高压电线（最近处仅84公分），不但不停止施工，反而强令被上诉人刘座材等人冒险违章作业，并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居然将电线用非专用绝缘材料的塑料纸包裹后继续要求被上诉人刘座材、郑玉鹏等人继续施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被上诉人作为业主方、接受劳务一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是导致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其与刘座材之间成立劳务关系，依法应对刘座材及其雇工郑玉鹏所受伤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并未适用被上诉人吴朝辉与刘座材成立劳务关系的相关规定，而适用二者成立加工承揽关系，继而得出上诉人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的荒谬结论。被上诉人吴朝辉明知事故发生地处有高压电线通过，在未经电力部门的批准下，冒然决定在此处违章修建房屋，并将房屋加升至于电杆电线齐平的高度，且与高压电线非常接近，距离已经低于《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5条的规定的1--10千伏电压电线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的1.5米，随时有发生触电事故的可能，违反电力法及其相关规定。而本案被上诉人吴朝辉所建房屋距离高压电线的最小距离仅为85公分，根据上述规定，导电物体只要低于1.5米接近高压线，不论是否接触高压线均会被高压电流击穿致死致伤。加之被上诉人吴朝辉自作聪明的将该最近段电线包裹，对于不具备高压电常识的施工人员刘座材、郑玉鹏等人来讲无疑是提高其施工风险，且吴朝辉将电线包住自信的认为可以避免触电，说明其是知道该电线有电，其本身就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并非一审认定的疏忽大意。同时，电力法第53条第2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第5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5条第（三）项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三）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吴朝辉违反本法第53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此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被告吴朝辉的违章搭建及过于自信非法包裹电线并强令被上诉人刘座材、郑玉鹏等人违章冒险作业所至，依法应由被上诉人吴朝辉承担此次触电事故损害的主要赔偿责任。（二）刘座材冒险违章作业，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作为新建房屋任务的劳务提供方，应当具备进行高度危险作业的相关资质，并对施工作业现场进行临场指导，而被上诉人刘座材并未尽到对其雇工即本案被上诉人郑玉鹏的安全管理义务，在明知房屋高度与高压电线持平呈现高度危险状态，应当及时制止而未制止郑玉鹏停止作业，或采取高度绝缘材料对施工人及作业工具进行保护等措施。被上诉人刘座材正因为自身并不具备高空、高度危险作业的资质及相关经验，被上诉人郑玉鹏未规范施工，冒险作业最终因自身操作不当导致触电摔落受伤。被上诉人郑玉鹏作为被上诉人刘座材的雇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故刘座材也应对其雇员郑玉鹏所受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三）引发事故电线产权归属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应由其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前已述及，本案引发事故的电线产权归属于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其在与上诉人终止供用电合同关系后拆走其产权的部分电力设施，但恰巧没有将产权也归属于其所有的引发本案事故的电线，最终造成酿成悲剧。可见，本案事故的发生，皆因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在供用电合同终止后并未完全履行合同终止后的相关义务，将产权归属于其所有的涉案线路拆走，不论从供用电合同的约定，还是合同法关于合同终止后的义务等角度，由此造成的损失及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其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0条第2款第（二）项：“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二）用户自身的过错。”以及《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引发事故的电力设施产权归属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依法应由其承担此次触电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赔偿责任。（三）受害人郑玉鹏有一定过错，应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如前所述，作为被答辩人的受害人郑玉鹏同样不具备高空作业、高度危险作业的相关资质条件及经验。根据安全生产类相关法规规定，超过2米高属于高空作业，施工时须用系安全带，使用相关配套工具。而被上诉人至今并未提供其相关高空作业的资质证件。加之，作为常人来说，应具备一定安全常识，作业环境已经非常接近高压电线，且事发当日下着毛毛雨，空气湿度非常高，很容易导电情况下，不应强行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致害，酿成悲剧。由此，受害人有一定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上述几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郑玉鹏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原判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1、一审认为“根据第三人与被告（上诉人）镇宁供电局签订的临时用电合同约定，2016年3月1日被告镇宁供电局已对第三人作销户供电，击伤原告郑玉鹏（答辩人）的供电线路产权属被告镇宁供电局，但被告镇宁供电局未将供电线路拆除，截止供电，也没有在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原告郑玉鹏被电击伤事故发生的当日能够及时断电，证明停止涉案的供电线路的供电具备实际操作性，作为电力管理部门，10%V的高压电，是否可以直接作为民用电使，应该具有专业知识，原告郑玉鹏被电击伤前，被告吴朝辉曾到被告镇宁供电局下属六马供电所需要接电使用，但被告镇宁供电局没有引起重视，被告镇宁供电局有惰于管理，未尽到管理职责，导致原告郑玉鹏被电击。”上诉人认为击伤答辩人的电线产权归属为被上诉人江西国利集团而非上诉人，但2016年3月1日被告镇宁供电局已对第三人作销户供电，击伤原告郑玉鹏（答辩人）的供电线路产权属被告镇宁供电局，一审以上认定符合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2、上诉人主张在无义务管理情况下已尽到应有巡视义务不应担责的理由不成立。因涉案电线产权归属实际为上诉人所有，故该段专线属于上诉人管辖，其仅派人巡视，并未实际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对能否作为民用的高压线未进行检测及维护，导致答辩人被电击的严重后果。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合法有据。1、因一审被告刘座材承揽一审被告吴朝辉的屋面支模，浇灌工作后，答辩人受刘座材的雇佣，为吴朝辉的屋面进行支模施工工作，由刘座材支付答辩人的工资，因此答辩人与刘座材形成的是雇佣关系，因定作人吴朝辉对答辩人的受伤结果存在一定的过失，故一审认定一审被告刘座材对此次事故承担20%的责任，一审被告吴朝辉承担10%的责任。上诉人因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承担60%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合法有据。2、在施工过程中，答辩人已谨慎注意到了施工安全．并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但因上诉人将江西国利公司销户后，只将该电路上的计电装置拆除，未切除该供电线路设施也未切断该供电线路电源，未在事发地按规定设置安全标志，因此导致答辩人在施工过程中被电击，上诉人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于法有据。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座材二审中未答辩。被上诉人吴朝辉二审中答辩称:一、被答辩人镇宁供电局提出的电力设施铺设完成于吴朝辉建房之前、击伤郑玉鹏的电力产权属于江西国利集团、其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吴朝辉违章建房强令他人作业、刘座材冒险违章作业、郑玉鹏有过错等上诉理由，其在一审中已经提出过。原审判决对该理由已作充分考虑。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特别是对被答辩人为什么要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作出了富有逻辑性、有理有据、让人信服的论证。故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在一审的庭审中，答辩人称已经支付了4万多元医疗费给郑玉鹏，但郑玉鹏称当时自己不知道，是事后听妹夫说支付的是16000元。答辩人又当庭提出，除了在安顺支付给郑玉鹏的医疗费外，其在镇宁又给了郑玉鹏2000元，郑玉鹏当庭表示认可收到该2000元。该2000元不包括在安顺支付的16000元范围内，但原审判决忽略了这一事实，未对该2000元进行扣减。答辩请求：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对原审判决第一项扣减2000元，即答辩人吴朝辉应补赔偿金额为9774.2元。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二审中未答辩。原审原告郑玉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被电击致伤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7303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系从事木工的工人，于2016年受被告刘座材邀请到六马镇江纳为被告吴朝辉修建房屋。2016年12月20日13时30分左右，原告在做工过程中被高压电击打从房屋上掉下，送302医院诊断治疗，系被高压电击伤及烧伤。后原告左眼视力下降严重，又到县医院治疗。原告所受损害经鉴定为双下肢肌力下降为七级伤残，左眼视力下降为十级伤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三被告应依法连带承担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特提起诉讼，庭审中称第三人是否承担责任，由法院依法判决。原审被告刘座材辩称：原告之前与我不认识，我并未雇佣原告，都是受吴朝辉雇佣，原告无权对我主张权利。原告被电击伤害的主要原因是吴朝辉多次请求六马供电所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供电所未能及时解决。供电局应负全部民事责任。原审被告吴朝辉辩称：1.应由供电局与电源的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吴朝辉在本案中无过错。因吴朝辉在建房前多次到六马供电所要求撤除高压线，但供电所未履行撤除义务导致本案发生，应由供电局承担责任后向电源的使用人追偿。2.从提供劳务方面来看，原告要求吴朝辉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3.赔偿金额计算有错误。4.吴朝辉支付了共计51800元给原告，应由原告返还。原审被告镇宁供电局辩称：1.引发事故电力设施建设在前，吴朝辉修建房屋在后，供电局在电力铺设安装上无过错，不应担责。2.供电局没有权利和义务管理案涉专线，但还是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依法应免责。3.被告吴朝辉违法乱建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担主责。4.承揽人刘座材冒险违章作业，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5.受害人有一定过错，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原审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辩称：该案与第三人无关，原告系触电人身损害，触电时间是2016年12月20日中午13点30分左右，第三人与镇宁供电局签署的临时供电合同约定供电时间是2014年5月16日至2016年3月1日截止销户，解除供电时间结账注销处理完毕，合同约定完成供电销户之后，电路的架设、撤除以及日常的经营管理维护都是镇宁供电局，也是该电路设施的产权单位，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产权单位镇宁供电局承担，与第三人无关，将江西国利公司作为第三人，属于主体错误，要求撤销。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被告吴朝辉在镇宁自治县六马镇修建房屋，将屋面支模浇灌发包给被告刘座材承揽施工，按每平方米70元结算，被告刘座材雇佣原告郑玉鹏做支木工，并约定按日结算工钱。原告郑玉鹏于2016年12月20日在为被告吴朝辉房屋第一层屋面支木模时被电击伤，并于当日送往贵航集团302医院救治，住院14天，2017年1月3日出院。后又于2017年5月4日因左眼视力下降而再次到镇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共支付治疗费人民币45512.34元。原告郑玉鹏于2017年8月18日委托安顺市西秀区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其致伤原因、伤残等级、误工、护理、营养期限、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安西司法鉴定所（2017）鉴字第3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该次电击伤是郑玉鹏左眼性白内障形成的直接原因；2、双下肢肌力下降评定为七级伤残；3、郑玉鹏左眼电击性白内障致视力中度损害下降评定为十级伤残；4、郑玉鹏之损伤，其误工期限为220日，护理期限为180日，营养期限为180日；5、后续治疗费用累计约5500元。另查明：击伤原告郑玉鹏的供电线路，系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向被告“镇宁供电局”申请且批准后，委托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安装架设的供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使用的临时用电10KV高压电线路，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与被告镇宁供电局于2014年5月9日签订“临时供用电合同”，约定“供用电线路接入点和产权分界点均为沙六线25号杆设备线夹处，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方。用电计量装置产权属供电方，供电期限至2015年5月8日。”该供电线路建成后产权即归被告镇宁供电局所有。被告镇宁供电局于2015年5月16日通过该供电线路向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供电，2016年3月1日，被告镇宁供电局将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销户，只将该电路上的计电装置拆除，未拆除该供电线路设施，也未切断该供电线路电源，未在事发地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要求设置安全标志，事故发生当日，被告镇宁县供电局将该线路断电。被告吴朝辉所修建之房屋屋面与击伤原告郑玉鹏的裸露高压电线平面距离仅0.84米，该高压线距离地面7.3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应当如何划分；三、原告郑玉鹏所受损害的赔偿金额怎样计算。一、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划分：被告吴朝辉将其房屋屋面支模、浇灌工作发包给被告刘座材，按每平方米70元结算，被告刘座材与被告吴朝辉系承揽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其主要特征为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劳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在确定或不确定期间内，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刘座材承揽被告吴朝辉的屋面支模、浇灌工作后，原告郑玉鹏受被告刘座材雇佣为被告吴朝辉的屋面进行支模施工工作，由被告刘座材支付原告郑玉鹏的工资，被告刘座材与原告郑玉鹏形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吴朝辉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中虽然没有过失，但被告吴朝辉所修建的房屋屋面平面距离击伤原告郑玉鹏的裸露高压电线仅0.84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被告吴朝辉明知其房屋周围近距离有供电高压线路，在其房屋上施工存在风险，认为只需要包住电线就比较安全，与原告的受伤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施工过程中，被告吴朝辉虽作出安全提示，在原告受伤后能积极送治且支付了部分医疗费，且吴朝辉是受益人，综合考虑对原告受到的损害，本院酌定被告吴朝辉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郑玉鹏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离高压电线较近处施工，存在安全隐患，而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原告自己有过错，本院酌定其自行承担10%的责任。被告刘座材系承揽人，在被告吴朝辉已作出安全提示下，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继续施工，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至造成事故发生，对原告受到的损害酌定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根据第三人与被告镇宁供电局签订的临时用电合同约定，2016年3月1日被告镇宁供电局己对第三人作销户供电，击伤原告郑玉鹏的供电线路产权属被告镇宁供电局，但被告镇宁供电局没有将涉案供电线路拆除、截止供电，也没有在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原告郑玉鹏被电击伤事故发生的当日，被告镇宁供电局工作人员能够及时断电，证明停止涉案供电线路的供电具备实际操作性。作为电力管理部门，10KV的高压电，是否可以直接作为民用电使，应该具有专业知识，原告郑玉鹏被电击伤前，被告吴朝辉曾到被告镇宁供电局下属六马供电所反映需要接电使用，但被告镇宁供电局没有引起重视，被告镇宁供电局有惰于管理，未尽管理职责，导致原告郑玉鹏被电击伤，对原告郑玉鹏受到损害本院酌定其承担60%的责任。被告镇宁供电局于2016年3月1日对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销户后，第三人江西国利公司就不是击伤原告郑玉鹏供电线路的使用人，也不是产权人，对该供电线路不具管理维护义务，对原告郑玉鹏所受伤害不承责任。二、原告郑玉鹏所受损害赔偿金额计算如下：1、医疗及诊断费用：原告提供票据中，有一张票据上名称为“郑玉朋”，但经庭审查明当时情况紧急，原告昏迷，名字打印错误可以做出合理解释，至于用于诊断及治疗眼睛的费用，鉴定报告鉴定为系电击引起，与本案有因果关系，赔偿义务人对此有异议，但不能提出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医疗及诊断费用共计人民币45512.34元，有医疗机构发票，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45512元，本院予以支持。2、误工费：鉴定意见评定为220日，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固定收入水平及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本院参照2016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53874元/年计算（53874元/年÷365天=147.6元/天）×220天＝32472元，原告主张31900元，本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鉴定意见评定为180日，原告虽口述为其妹夫护理，但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参照2016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38246元/年÷365天）×180天=18861.04元。4.营养费：鉴定意见评定为180日，按贵州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补助每天100元计算（180天×100元）为18000元。5.后续治疗费：鉴定意见评定为约5500元，本院予以确认。6.住院生活补助费：原告在贵航集团302医院住院14天，在镇宁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5天共计19天，住院生活补助费为1900元。7.鉴定费：2900元有票据证明，本院予以支持。8、残疾赔偿金：按第一次(原审)辩论终结时的标准计算,即按照贵州省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90元/年）×伤残系数（七级，40%）×赔偿年限20＝8090元×40%×20＝64720元。参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2002年3月1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多等级伤残者的赔偿计算公式：nnc=Ct×C1×(Ih+∑Ia。i)(∑Ia.i≤10%,i=1,2,3……n,计算。按照贵州省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90元/年计算，Ct伤残赔偿总额为：贵州省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90元×20年＝161800元。原告二处伤残，其最高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即伤残等级最高处的伤残赔偿指数为40％，另一处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必须小于等于10％，故I＝2；Ia＝每处伤残赔偿附加指数须小于等于10％，本案以受害人另一处伤残为十级确定按1％计算，故40％+1％＝41％。综合以上情况并套用公式，可以得出原告最后应得伤残赔偿金的总额为：（C）＝161800元（Ct）×100％（C1）×41％〔40％（七级伤残）+1％（十级伤残）＝41％〕＝66338元。故，原告主张的219288元，不应全额支持。只支持66338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被扶养人有多个时，用分段计算法求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每年赔偿总额以扶养人（即受害人）所在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为限。事故发生时，受害人郑玉鹏妻子黄美初建在，有6个子女，其中长女郑骑凤（1998年5月4日生）已满18周岁，系成年人，剩余五个子女需要抚养至成年，扶养年限分别为：郑骑花（2001年11月24日生），需扶养3年；郑雨雨（2003年10月27日生），需扶养5年；郑朵换（2006年6月5日生），需扶养8年；郑叶朵（2006年6月5日生）、需扶养8年；郑骑己（2008年8月18日生），需扶养10年；2016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7533元/年。（1）由于赔偿数额不得超过7533元，五个子女年生活费：5人×（7533元/年÷2人=3766.5）=18832.5元,赔偿比率:7533元÷18832.5元=40%。四女一子五人需抚养3年，生活费为：（3766.5×40%×3年）×5人=22599元。（2）由于赔偿数额不得超过7533元，三女一子四个子女年生活费：4人×（7533元/年÷2人）＝15066元，赔偿比率:7533元÷15066元=50%；四人需扶养2年，生活费为：（3766.5×50%×2年）×4人=15066元。（3）由于赔偿数额不得超过7533元，二女一子三个子女年生活费：3人×（7533元/年÷2人）＝11299.5，赔偿比率:7533元÷11299.5元=66.67%。三人共需扶养3年，生活费为：（3766.5×66.67%×3年）×3人=22600.13元。（4）郑骑己一人共需2年：一子年生活费：1人×（7533元/年÷2人）＝3766.5，赔偿比率:7533元÷3766.5元=200%；一人生活费为3766.5×200%×2年=150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为：22599元+15066元+22600.13元+15066元＝75331.13元。10.住宿费：原告并未提供相关票据予以支持，本院酌情支持50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所受损害为1个七级伤残1个十级伤残，本院综合考虑为10000元为宜。12.交通费：原告并未提供相关票据予以支持，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以上对原告郑玉鹏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277742.17元（45512+31900+18861.04+18000+5500+1900+2900+66338+75331.13+500+10000+1000＝277742.17元）。被告吴朝辉称其支付了4万多的医疗费给原告，但原告表示当时自己不知道，事后听原告妹夫说被告吴朝辉支付了16000元，被告吴朝辉提供的交费通知单，无医疗机构名称和印章，不是交费依据，不能证实被告吴朝辉支付了4万多元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只采信被告吴朝辉支付16000元给原告郑玉鹏，从被告吴朝辉应赔偿原告郑玉鹏的费用中扣除。按责任划分，原告郑玉鹏自行承担的费用：277742.17元×10%=27774.22元；被告刘座材承担的费用：277742.17元×20%=55548.43元；被告吴朝辉承担的费用：277742.17元×10%=27774.22元-16000元=11774.22元；被告镇宁供电局承担的费用：277742.17元×60%=166645.3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吴朝辉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赔偿原告郑玉鹏11774.22元。二、限被告刘座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郑玉鹏55548.43元。三、限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郑玉鹏166645.30元。四、驳回原告郑玉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65元，原告郑玉鹏承担1015元、被告吴朝辉承担180元、被告刘座材承担360元、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承担111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查明认定“该供电线路建成后产权即归被告镇宁供电局所有”的事实不予认定外，予以确认一审查明认定的其余事实。同时补充查明：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与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双方在2014年5月9日的《供用电合同（临时）》中约定“7.12用电方申请销户并经供电方同意的，或因用电方出现法定的销户事由，供电方依法对用电方作销户处理的，销户后用电方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拆除其专用的受电设施，否则，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由用电方承担”、“12.1本合同自供、用电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合同期满后，若用电方继续用电且双方没有异议，本合同继续有效。”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2、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关于一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郑玉鹏于2016年12月20日为被上诉人吴朝辉房屋第一层屋面支木模时被电击伤的事实，结合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与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供用电合同（临时）》及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于2015年5月16日向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供电，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于2016年3月1日销户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电力设施先于被上诉人吴朝辉修建房屋前铺设完成的事实。即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上诉所称该相关事实成立。虽一审对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上诉所称该相关事实未明确认定，但对事实的认定并不与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上诉所称该相关事实相悖。根据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与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双方在2014年5月9日的《供用电合同（临时）》中“3.1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沙六线25号杆设备线夹处。分界点电源侧产权属供电方，负荷侧产权属用电方。用电计量装置产权属供电方……”、“7.12用电方申请销户并经供电方同意的，或因用电方出现法定的销户事由，供电方依法对用电方作销户处理的，销户后用电方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拆除其专用的受电设施……”的约定，一审认定“该供电线路建成后产权即归被告镇宁供电局所有”，是错误的。销户后，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按约定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拆除其专用的受电设施而未拆除，负荷侧受电设施产权仍属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镇宁供电局对受电设施是否有义务管理及是否尽到巡视义务与本案无关。综前，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部分错误。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郑玉鹏于2016年12月20日为被上诉人吴朝辉房屋第一层屋面支木模时被电击伤属多因一果，一审已结合被上诉人吴朝辉与被上诉人刘座材之间的承揽关系及上诉人刘座材与被上诉人郑玉鹏之间的劳务（雇佣）关系以及过错，酌定被上诉人吴朝辉承担10%、被上诉人刘座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及被上诉人郑玉鹏自行承担10%的责任，并不属适用法律的错误或不当。但基于一审“该供电线路建成后产权即归被告镇宁供电局所有”的事实认定错误及未认定“销户后用电方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拆除其专用的受电设施”约定的事实，导致一审酌定上诉人镇宁供电局对被上诉人郑玉鹏的损害承担60%的赔偿责任，而确定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不承责任，属适用法律的错误或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七条“电力供应与使用双方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制定的电力供应与使用办法签订供用电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作为销户后应拆除而未拆除的受电设施的产权人，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销户后，上诉人镇宁供电局与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的供用电合同即终止，上诉人镇宁供电局应当停止对该受电设施线路的输电而未停止，基于上诉人镇宁供电局及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双方的过错，本院酌定由上诉人镇宁供电局承担40%、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镇宁供电局及被上诉人江西国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数额经计算，分别为111096.87元（277742.17元×40%）和55548.43元（277742.17元×20%）。此外，被上诉人郑玉鹏、刘座材、吴朝辉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综上所述，上诉人镇宁供电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部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部分错误或不清，导致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部分错误或不当，应予改判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二、撤销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和第四项；三、限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郑玉鹏111096.87元；四、限被上诉人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郑玉鹏55548.43元；五、驳回被上诉人郑玉鹏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维持；二审案件受理费2665元，由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镇宁供电局负担1777元，由被上诉人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德江审判员  辜贤莉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赵奇瑾书记员康丽娜（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