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02民初1310号原告：周玉萍，女，1959年1月1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贵州思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南长城国际大超市右侧临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2201000024283。法定代表人：杜海，公司总经理。被告：杜海，男，1977年4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遵义市。被告：任崇意，男，1983年6月29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度，贵州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原告周玉萍与被告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圣公司）、杜海、任崇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玉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被告鑫圣公司、杜海、任崇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玉萍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人民币8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返还货款132912元，总计212912元及利息（该利息以21291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四倍计算直至上述款项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杜海转账保证金及货款共计309440元（其中保证金80000元）。201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向原告配送了53度750ML茅台酒10件、配送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30件，货款分别为177600元、51840元。双方约定，如原告销售不了可以退换货品。然而，当原告将未销售的共计183552元的53度750ML茅台酒8件和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24件退给了被告后，被告却仅于2012年10月17日、2014年12月23日、2015年5月24日分三次向原告配送价值50640元的500ML规格的茅台酒共计60瓶，尚余132912元货款的货物至今未向原告予以配送。双方为此多次协商未果后，原告特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鑫圣公司、杜海、任崇意共同辩称：1、被告杜海、任崇意是被告鑫圣公司股东，不应当对其履职行为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于2015年5月24日后就已经未向原告配送货物，但是原告却于2018年10月15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该诉讼请求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3、原、被告签订的《经销合同》中未有经销的货物没有卖完，可以退还货物的约定，并且被告也没有收到原告退还的货物，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当庭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载明有“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宝隆酒业商行”，单号分别为N0：001429、N0：000000618、N0：0005480、N0：0002547的销售信誉单四张，拟证明2012年4月25日至2015年5月24日期间被告的供货数量及供货金额。（即2012年4月25日配送53度750ML茅台酒10件、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30件；同年10月17日配送53度500ML茅台酒4件；2014年12月23日配送53度500ML茅台酒4件，2015年5月24日配送53度500ML茅台酒4件）。销售信誉单是原、被告双方业务往来的原始凭据，虽然庭审中鑫圣公司对上述单据提出质疑，但是由于该单据的制作主体是被告鑫圣公司，庭后经本院依法调查并释明，被告对上述四张单据真实性皆予以认可。故，对原告提供的载明有“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宝隆酒业商行”，单号分别为N0：001429、N0：000000618、N0：0005480、N0：0002547的销售信誉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二、关于被告提交的载明“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宝隆酒业商行”，单号为NO：0005756的销售信誉单一张，拟证明2015年8月8日曾向原告配送金额为15120元的500ML飞天茅台酒3件18瓶。虽然该销售信誉单纸张介质、制作方式、外部表现形式与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四张销售信誉单几乎一致，但由于该销售信誉单的制作主体是被告鑫圣公司，在原告对该单据真实性提出质疑后，被告没有其他证据对此予以佐证。再则，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自认其公司于2015年5月24日后就未继续向原告配送货物。故而，对被告提交的载明“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宝隆酒业商行”，单号为NO：0005756的销售信誉单，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三、关于载明有“任崇意”签名的《收单》，原告拟证明其已于2014年4月24日向被告鑫圣公司退还53度750ML茅台酒8件、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24件，价值183552元。本案审理过程中，三被告虽对有“任崇意”签名字样的《收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由于该收单对货物品名、价格、收货时间等内容均记载不明确，因此对其证明目的提出质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瑕疵证据只要能与其他有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也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本案而言，虽然案涉《收单》上确未对收货时间、货物内容及货物价值进行明确记载，但是根据本院依法采信的案涉《销售信誉单》（单号分别为N0：001429、N0：000000618、N0：0005480、N0：0002547）载明的商品规格、型号、数量，再结合原、被告陈述，可证实被告鑫圣公司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并产生业务往来后，向原告配送的货物规格、型号仅有三种，即：53度750ML茅台酒及茅台王子酒、53度500ML茅台酒，其中53度750ML茅台酒及茅台王子酒规格皆是1件6瓶。其次，根据双方皆认可的案涉《销售合同》中载明的货物价格，可知53度750ML茅台酒供货价为2960元/瓶，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供货价为288元/瓶。另外，从原、被告皆认可的转账凭据（2012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杜海转账309440元，该款由80000元保证金、10件53度750ML茅台酒货款177600元、30件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货款51840元共同组成）也可推算出原、被告约定的53度750ML茅台酒价格为2960元/瓶（即：10件×6瓶×2960元/瓶=177600元），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价格为288元/瓶（即：30件×6瓶×288元/瓶=51840元）。因此，尽管案涉《收单》上仅载明“750ML茅台酒8件、750ML茅台王子酒24件”的内容，但是在被告对涉案《收单》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涉案《销售信誉单》、《销售合同》、《转账凭证》相互印证形成的证据锁链，依然能够计算出《收单》上载明的货物价值应为：750ML茅台酒8件=8件×6瓶×2960元/瓶=142080元；750ML茅台王子酒24件=24件×6瓶×288元=41472元，共计183552元。最后，关于具体退货时间的问题。虽然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从涉案《收单》上载明“750ML茅台酒8件、750ML茅台王子酒24件”的内容，确实无法就此得出原告于2014年4月24日将货物退还被告鑫圣公司的事实。但是，无论原告提供的涉案《收单》是否能够证实其退货的具体时间，被告鑫圣公司与原告周玉萍业务往来期间，曾收到原告价值183552元750ML茅台酒8件、茅台王子酒24件的基本事实却客观存在。对此，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四、关于证人任某证言，原告拟用证人任某证言与被告任崇意出具的《收单》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其已于2014年4月24日将货物退还给被告鑫圣公司的事实。庭审中被告抗辩证人任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性有待商榷。本院认为，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确实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如证人证言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并无矛盾，一样也应当予以采信。就本案而言，首先，证人任某仅是帮助原告周玉萍将涉案货物从铜仁市沿河县城运送至铜仁市碧江区的驾驶人员，在此之前，并未与被告鑫圣公司及被告任崇意产生过任何交集。而其关于“周玉萍将货物从沿河拉到铜仁是其开的车，时间是2014年4月24日，退货地点在金滩，货物具体有多少箱不清楚，点货的是30-40岁的男人”的陈述，符合作为一个仅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的驾驶员的能见度范围，证言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次，被告鑫圣公司住所地即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南长城国际大超市右侧临街**确在金滩范围内。当时接收货物的是任崇意，而任崇意于1983年6月29日出生，2014年年满31岁，符合证人任某对“点货的是30-40岁的男人”的性别、年龄基本特征描述。作为与被告鑫圣公司、任崇意从无交集的第三人，其简明的陈述却能与本案已查明的基本事实存在高度吻合。因此，证人任某证言亦具有一定真实性和可信度；最后，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相关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拟通过证人任某证言与案涉《收单》形成证据锁链，相互印证其已于2014年4月24日将货物退还给被告鑫圣公司。被告在认可《收单》真实性的基础上，虽对证人任某证言提出抗辩，但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此予以反驳，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据此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由于证人任某证言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并无矛盾，其证言具有一定真实性和合理性。故而，对证人任某证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9日，原告周玉萍与被告鑫圣公司签订第一次《经销合同》，约定：2012年4月9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鑫圣公司向原告周玉萍提供“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53度”、“43度”750ML茅台酒，“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53度”750ML迎宾酒。其中“53度”、“43度”750ML茅台酒供货价分别为2960元/瓶、1280元/瓶；“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供货价为288元/瓶；“53度”750ML迎宾酒供货价为138元/瓶。合同签订当日，原告须交付保证金80000元，在合同解除时，鑫圣公司一次性全额退还。原告周玉萍付清货款后，鑫圣公司负责将货物运送至原告所在的城市。另外，该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2年4月11日将保证金80000元、货款229440元，共计309440元转入被告鑫圣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海账户。被告鑫圣公司也于2012年4月25日，向原告配送了价值177600元的“53度”750ML茅台酒10件（1件6瓶），价值为51840元的“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30件（1件6瓶）。于2012年10月17日，向原告周玉萍配送价值为20160元的“53”度500ML茅台酒24瓶。2014年1月1日，原告周玉萍、被告鑫圣公司再次签订《经销合同》，合同基本内容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经销合同》一致，合同有效期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原告所缴纳的80000元保证金也顺延作为此次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另查明，2014年4月24日，原告周玉萍将价值142080元的“53度”750ML茅台酒8件（1件6瓶）、价值41472元的“53度”750ML茅台王子酒24件（1件6瓶）退回被告鑫圣公司，该货物由被告鑫圣公司股东任崇意代为签收。2014年12月23日，被告鑫圣公司向原告周玉萍配送单价868元/瓶的“53度”500ML茅台酒24瓶，共计20832元；2015年5月24日，被告鑫圣公司又向原告周玉萍配送单价848元/瓶的“53度”500ML茅台酒12瓶，共计10176元。再查明，被告鑫圣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向原告周玉萍出具《收据》，证实其已收到原告周玉萍缴纳的80000元保证金。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涉案《经销合同》系原告周玉萍与被告鑫圣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共秩序，当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诚实、信用、全面、善意的履行合同内容。一、关于原告周玉萍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15年5月24日后就未向原告配送过任何货物，故而，被告抗辩原告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5月24日起开始起算，而原告直到2018年10月15日才第一次向法院起诉，其诉讼明确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原告周玉萍的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应以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其次，如前所述，原告周玉萍于2014年4月24日已将涉案货物退还给被告鑫圣公司，而被告鑫圣公司也于2014年12月23日、2015年5月24日两个时间段又向原告配送货物。虽然自2015年5月24日后被告鑫圣公司确已不再继续配送，但是从原告退货后鑫圣公司几乎每隔5个月才向原告配送一次货物的情况来看，在被告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在2015年5月24日就能预测这就是被告鑫圣公司向其配送的最后一批货物。因此，对于被告要求将诉讼时效从2015年5月24日起算的抗辩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最后，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鑫圣公司曾于2016年4月15日向原告周玉萍出具收到其保证金80000元的《收据》。换言之，虽然被告鑫圣公司自2015年5月24日后确未继续向原告周玉萍履行货物配送义务。但是，从涉案《收据》出具的时间来看，双方却直至2016年4月15日都还存在业务接触。据此，原告周玉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最早也应该从被告鑫圣公司出具涉案《收据》的次日，即2016年4月16日才开始计算。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原告周玉萍向被告主张相应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最早也应截至2019年4月16日才届满。如前所述，针对本案诉讼请求，原告周玉萍已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故其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权利理应得到保护。关于被告鑫圣公司是否应当退还原告周玉萍保证金及货款的问题。首先，原告周玉萍与被告鑫圣公司签订涉案《经销合同》后，已向被告鑫圣公司缴纳保证金80000元。被告鑫圣公司在涉案《经销合同》约定的保证金退还时间（2014年12月31日）已至，其自2015年5月24日后也未继续向原告周玉萍配送货物的情况下，仍将涉案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行为显然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故而，对原告周玉萍要求被告鑫圣公司退还其80000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周玉萍与被告鑫圣公司于2012年4月9日签订涉案《经销合同》后，向鑫圣公司支付货款229440元，而被告鑫圣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2015年5月24日期间，亦向原告配送了价值177600元的750ML茅台酒10件、价值51840元的750ML茅台王子酒30件、价值50640元的500ML茅台酒60瓶，共计280080元。由于原告周玉萍于2014年4月24日又将价值183552元750ML茅台酒8件、茅台王子酒24件退还给被告鑫圣公司（对此，本院在证据论证中已作分析，在此不再重复赘述），那么，自2015年5月24日后，被告鑫圣公司还有以下金额的货物至今尚未向原告周玉萍予以提供：229440元（原告实际支付的货款）+183552元（原告实际退还鑫圣公司的货物价值）－280080元（被告鑫圣公司实际配送的货物价值）=132912元。故而，对原告周玉萍要求被告鑫圣公司退还其货款13291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利息。由于被告鑫圣公司占用原告周玉萍212912元资金的行为确会给原告造成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因此，根据法律诚信、公平原则，结合原告诉讼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逾期违约金，以尚欠本金212912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5日（原告首次提起诉讼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依法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杜海、任崇意是否应当对被告鑫圣公司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鑫圣公司属有限责任公司，由被告杜海、任崇意各出资360000元、40000元投资设立。杜海系鑫圣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崇意系监事。就本案而言，与原告周玉萍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被告鑫圣公司，虽然原告周玉萍将案涉309440元款项打入了被告杜海账户，其向鑫圣公司退还的货物是由被告任崇意接收。但是，在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杜海、任崇意有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待遇，严重损害其利益的情况下，被告杜海、任崇意的行为应属于代表被告鑫圣公司的履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被告杜海、任崇意代表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鑫圣公司来承担。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杜海、任崇意在本案中为被告鑫圣公司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玉萍退还保证金人民币80000元、货款人民币132912元，共计人民币21291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以人民币212912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5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周玉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247元，由被告铜仁鑫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继涛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芳书记员章靖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