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3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女，195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198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195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某，女，196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杰，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利，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5，女，198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杰，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利，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6，女，199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杰，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利，山西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4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7（系李某之女），女，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8，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7（系刘某8之妹），女，1969年7月22日出生，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7，女，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9，男，194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0，男，195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上诉人刘某1、田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刘某6、刘某5、闫某、刘某8、刘某7、刘某9、刘某10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2、刘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上诉人田某，刘某4，被上诉人李某、刘某6、刘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杰、刘利利，闫某、刘某8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7，刘某9，刘某10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1、田某、刘某2、刘某3、刘某4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拆迁补偿款3425200元；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房屋翻建时，被上诉人闫某以及刘六儿（已故)户口均不在嘉节社区,户口性质为市民，原审法院因翻建(一审被上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认定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闫某与刘六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违反了国家禁止城市人口取得变相取得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闫某在原审庭审中提供的《户口登记表》显示刘六儿户口已于1982年迁出嘉节社区。庭审当中均已明确涉案房屋系1989年翻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取得或者变相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原审法院基于翻建房屋的行为直接确认涉案房屋是刘六儿与闫某的共同财产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原审判决的此种认定相当于变相认可城镇居民可以取得农村房屋所有权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2.按照拆迁方案，此次涉案宅基地的拆迁是对宅基地的补偿，因此确定宅基地使用人至关重要，原审判决对此并未予以查明。根据《太原市小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嘉节“城中村”整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可知,补偿范围是依据宅基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或有效证件记载面积为准，按证载面积以每分地(0.1亩)补偿现金120万元整。因此，拆迁补偿款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故房屋是谁修建与拆迁补偿款没有关系。涉案的0.44亩(补偿时为0.45亩)宅基地，1987年普查登记表明确记载家庭成员有上诉人田某、刘某2、刘某3，很显然上述三人为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该证据也是证明涉案宅基地使用人的唯一凭证，原审判决并未予以认定，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被上诉人闫某、李某、刘某9、刘某10没有经上诉人同意私下签署协议将拆迁款分割，该协议是撤头彻底的无效协议，损害了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对于涉案的宅基地享有相应的权利，被上诉人在没有经过上诉人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签订分割协议，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以协议分配基本妥当为由认可了该协议的效力，很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上诉人领取部分拆迁款是为了避免损失扩大，并不是对协议的认可，另外上诉人已经以起诉的方式对该协议表示了否认。因此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人签字的情况下将拆迁款予以分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利。三、六子女对于老人均尽到了相应的赡养义务，只是分工不同。在分割属于老人遗产时应当平均分配。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分得636.52万元，但是最终被上诉人只分给上诉人294万元，被上诉人的行为损害了上诉人342.52万元的财产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闫某、刘某5、刘某6共同辩称，1.拆迁时，涉案的两处宅院内不存在老人的遗产。涉案两处宅院内的老人遗留旧房已经灭失，拆迁时院落内的全部房屋系刘六儿、闫某夫妇修建。一审中各当事人包括上诉人均认可：两处宅院内存在的房屋全部系刘六儿、闫某夫妇于1989年修建，院落内不存在老人修建的任何房产。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银行流水证明房屋一直由被上诉人一家管理、使用，庭审中证人也出庭作证证明房屋是刘六儿修建。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属于遗产。根据法律规定，宅基地的所有权属村集体所有，且宅基地有其特定的使用、分配规则，而遗产系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刘迠一、洪改香逝世后，其宅基地使用权即消灭，不能作为遗产予以继承。综上，拆迁时，涉案两处宅院上不存在老人修建房屋，而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单独予以继承，故不存在两位老人的任何遗产。2.闫某一家是涉案宅院的合法使用权人，有权享受涉案宅院的拆迁补偿款。涉案宅院内的房屋全部是闫某一家修建并居住使用，根据房地一体原则拆迁补偿款应由闫某一家享有。此外，闫某女儿刘某5、女婿高鹏、外孙刘欣冉均系嘉节村农户，在嘉节村未批过宅基地，属于涉案宅院的户内成员，刘某5、高鹏、刘欣冉的户口登记地址为涉案宅基地，也印证了这一点，该三人为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3.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闫某、刘六儿夫妇修建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及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均能说明涉案房屋系闫某、刘六儿夫妇修建，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是有证据支持的。闫某、刘六儿夫妇因修建行为而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上诉人将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混为一谈从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是不正确的；田某、刘某2、刘某3因另批宅基地而丧失了对涉案0.45亩宅基地的使用权。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宅基地清查发证登记表证明，田某、刘某2、刘某3在嘉节村有一处面积为0.35亩的宅基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及山西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田某、刘某2、刘某3因另批宅基地而丧失了涉案0.45亩宅基地的使用权。此外，嘉节村只是将宅基地面积作为补偿宅院的计算标准，而不是只补偿涉案宅基地而对建筑物不予补偿。事实上，涉案宅基地证上载明的权利人因死亡、分户均丧失了使用权，嘉节村社区居委会是基于涉案宅基地上存在闫某、刘六儿夫妇修建的房屋才按房地一体原则给予了全部补偿。闫某、李某、刘某9、刘某10等人签署的协议并未损害上诉人的任何权利。涉案两处宅院并不存在老人的遗产，但签订拆迁协议时，各方当事人提出分割拆迁款，闫某念及亲情，不愿卷入纠纷，遂经各方商议最终确定：分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各120万元，分给老五174万元，闫某提供的协议、证明协议及当事人在一审中的庭审陈述均可说明：当事人闫某、李某、刘某9、刘某10签订协议约定了款项分配情况，并实际履行。刘某1、刘某4虽然未在协议上签字确认，但该二人在知晓该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实际领取了相应款项（银行流水及二人的收条均可证明），二上诉人用实际行为对协议予以追认。综上，闫某一家在老人遗产已经灭失的情况下，仍同意将654万元供其他五兄弟分割，上诉人在领取款项后于情于理均无权再提起诉讼，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某、刘某8、刘某7共同辩称，1.涉案的0.44亩宅基地是刘建一所有，一审判决认为宅基地登记清查表中所列家庭成员应为宅基地的共有人应多分配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说明此事已经查明并有定论，田某、刘某3、刘某2三人在嘉节村批的宅基地0.35亩，根据一户一宅原则，三人对0.44亩的宅基地不享有使用权，且老大刘政、老二刘某9、老三刘某10都住过该院，而根据刘某1所言，他们一家还被父母赶出此院居住。2.关于拆迁款分配协议，我们认为比较妥当，在一审判决中已经写明该分配意见较为合理，由于涉案当事人已按该意见领取了全部款项，故不再另行分配。3.刘政作为大儿子，工作早，在家里孝敬老人，关爱兄弟，是孝老爱亲的模范，该事实每个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刘政急父母所急，想父母所想，刚上班时，家里生活困难，常常拿出自己微博工资的一部分，补贴家用，在家中建0.57亩宅基地时，帮家里购买木料，托人买砖，找人打仰层，能帮什么尽量帮，常常回去亲自照料父母，在母亲摔伤不能行动时，带头排班，亲自照料，对四弟、五弟、六弟关照更多，解决了他们工作、学习、生活方面的难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某9辩称，刘某1对我们的父母亲没有尽到照料生活的赡养义务，刘某1所说的都不是事实。0.45亩宅基地上的房屋我们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被上诉人刘某10辩称，同意李某和闫某的意见。上诉人刘某1、田某、刘某2、刘某3、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五原告拆迁补偿款34252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迠一与洪改香夫妇（刘迠一于1988年去世，洪改香于1998年去世）生前生育六子，长子刘政（于2014年去世，生前与妻子李某生有儿子刘某8、女儿刘某7），二儿子刘某9、三儿子刘某10、四儿子刘某1、五儿子刘某4、六儿子刘六儿（生于1957年，于2003年去世，生前与妻子闫某生育有刘某6、刘某5）。刘迠一、洪改香生前有两处相邻宅基地，1987年12月20日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显示，一处发证面积0.44亩，有正房3间，东房4间，太原市南郊区乡镇村宅基地清查发证登记表显示家庭成员为洪改香、田某、刘某3、刘某2；另一处修建于1980年，发证面积0.57亩，房屋5间。六子女均在上述院落中居住过，在各自成家后陆续搬出居住，刘六儿与被告闫某于1986年登记结婚，后刘六儿夫妇及刘迠一、洪改香夫妇居住该院，刘迠一于1988年去世。1989年刘六儿与闫某对涉案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全部拆除进行了翻建。1998年洪改香去世，2003年刘六儿去世后，闫某将上述房屋租赁给他人并收取租金。2012年闫某对房屋进行装修时，原告刘某4、被告刘某9、刘某10均予以帮忙。另查明，原告刘某11978年转为市民，其在与田某成家时居住在0.44亩的院内房屋，1987年其以爱人田某的名义另批宅基地建房居住。原告刘某4毕业后成为市民，1983年成家后曾在刘迠一的二处院落居住。刘六儿1982年6月因西山矿务局招工迁出，1986年与被告闫某结婚。刘迠一去世后，洪改香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再查明，2017年8月28日，太原市嘉节社区进行整村改造，根据《加节社区城中村整村改造补偿安置实施细则》每分地补偿人民币120万元的标准补偿。2017年9月27日，刘某10与太原市嘉节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嘉节社区城中村改造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两份，协议约定宅基地证号07-024**宅基地，证载面积为0.57亩，补偿刘某10684万元；宅基地证号07-024**宅基地，证载面积为0.45亩，补偿刘某10540万元整，两块宅基地共得奖励金30万元，共计12540000元。2018年4月8日，李某、刘某9、刘某10、闫某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太原市小店区龙城街办嘉节社区编号为07-02410的宅基地（其中一处合亩0.57亩，一处合亩为0.45亩）登记在户主刘迠一名下，刘迠一生前未做遗产分配。刘迠一婚生子女六人，其中大儿子刘政（已故）妻子李某、二儿子刘某9，三儿子刘某10，六儿刘六儿（已故）妻子闫某四人共同协商，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李某、刘某9、刘某10每人各分得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120万元），共计叁佰陆拾万元（360万元）；二、闫某分得陆佰万元整。2018年7月13日、闫某、李某、刘某9、刘某10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刘某10委托闫某将拆迁款960万元汇在闫某名下，按照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拆迁款分配如下，闫某600万元；李某120万元；刘某9120万元；刘某10120万元；剩余拆迁款294万元由刘某10保存。2018年8月31日，刘某10向刘某4账户中转账174万元，2018年8月6日，刘某10向刘某1的账户中转账1200100.18元。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刘迠一去世后，因其在生前未立遗嘱也无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应由其继承人按法定继承办理。刘迠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洪改香、刘政、刘某9、刘某10、刘某1、刘某4、刘六儿。但继承人并未分割遗产，1989年刘六儿夫妇将两处院落的房屋全部拆除重建，翻建时其他继承人并未反对，也未对翻建后形成的新财产主张权利，由于洪改香已无经济来源，故新建房屋应为刘六儿（已故）和闫某夫妇的共有财产。原告刘某4主张其在翻建房屋时也提供了水泥等建筑材料，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不予采纳。洪改香去世后各继承人也未就其遗产主张权利，2017年根据嘉节村城中村改造需要，涉案房屋已拆除，并由刘某10与太原市嘉节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刘某10领取补偿款后经与刘某9、闫某、李某协商后由闫某领取600万元、刘某10、刘某9、李某各领取120万元，分配给刘某11200100.18元、刘某4174万元，该协议虽然不是所有继承人参加分配的协议，但该分配意见已充分考虑了所有继承人对父母名下宅基地使用权维护和使用中所做的贡献，且较为合理，故本院采纳该分配意见，由于涉案当事人已按该意见领取了全部款项，故本院不再另行分配。关于原告认为补偿款应为父母的全部遗产要求重新分配及宅基地登记清查表中所列家庭成员应为宅基地的共有人应多分配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刘某1、田某、刘某2、刘某3、刘某4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涉案的宅基地及房屋拆迁补偿款如何分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一，从继承的角度分析，涉案被继承人刘迠一去世后，既无遗嘱也无遗赠抚养协议，故原审认定按法定继承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涉案被上诉人的遗产认定问题，1988年被继承人刘迠一去世后，另一被继承人洪改香年势已高，洪改香已无经济来源，1989年刘六儿夫妇将两处院落的房屋全部拆除重建，翻建时其他继承人并未反对，且部分继承人还出手相助参与翻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涉案的上诉人也未对翻建后形成的新财产主张权利，故原审认定新建房屋应为刘六儿（已故）和闫某夫妇的共有财产并无不当。第三，应继承财产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个人对宅基地拥有的是使用权，而没有处分权，故涉案的宅基地不属于遗产的继承范围，只有涉案的房屋及财产才能属于继承范围，但涉案的房屋属于刘六儿（已故）和闫某夫妇的共有财产，该财产也不存在继承分割的问题。但是，从本案拆迁补偿的客观事实看，按照《加节社区城中村整村改造补偿安置实施细则》规定第五条第一、七项规定，1.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采取全货币补偿的方式，即每分地（0.1亩）补偿人民币120万元的标准补偿；7.凡在2017年8月28日至2017年9月27日内签订拆迁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腾空房屋，经验收认定具备拆迁条件的，每个宅基地证奖励**万元。由此可见，虽然嘉节村拆迁补偿是按每分地补偿120万元，但可以明确的是涉案每分地120万元，既有宅基地的补偿，也包括宅基地上房屋的补偿。因此，嘉节社区作为涉案宅基地的所有人，其按涉案宅基地证的面积每分地1**万元的补偿，可视为被上诉人刘建一、洪改香的遗产对涉案继承人进行分割，但分割时应充分考虑涉案房屋的补偿问题，而且，该部分房屋补偿应属于闫某所有。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原审认定涉案拆迁房屋属于刘六儿（已故）和闫某夫妇的共有财产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六儿（已故）和闫某在1989年翻建房屋时，涉案的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是知晓的，而且，即使当时不知晓，在翻建房屋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对于刘六儿（已故）和闫某翻建房屋是否违法，应属于宅基地所有权人的主张，且上诉人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理由成立。其次，对于上诉人提出嘉节社区的拆迁补偿是针对宅基地的补偿，不存在对房屋的补偿，是上诉人对《加节社区城中村整村改造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误解，其理由不能成立。涉案房屋2017年已拆除，刘某10就涉案房屋与太原市嘉节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1254万元。2018年4月8日由刘某10、刘某9、李某、闫某协商签订协议，涉案六个继承人每人继承120万元，考虑到上诉人刘某4的身体状况，给上诉人刘某4多分配50万元，考虑到刘六儿（已故）和闫某对涉案房屋的翻建事实，给闫某多补偿480万元，虽然上诉人刘某1、刘某4未在协议上签字认可，但协议给付的补偿款上诉人刘某1、刘某4已实际领取，因此，原审认定该协议虽然不是所有继承人参加分配的协议，但已全部实际履行，且该分配意见已充分考虑了所有继承人对父母名下宅基地使用权的维护、使用及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分配方式公平、合理，故不再另行分配并无不妥。关于上诉人田某、刘某2、刘某3的上诉主张，由于刘某1在嘉节社区另行审批宅基地，因此，其再行主张分割本案所涉宅基地的补偿，有悖法律规定，其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田某、刘某2、刘某3、刘某4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02元，由上诉人刘某1、田某、刘某2、刘某3、刘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广金审判员 雷 晨审判员 王 薇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米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