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民终51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庆柱，男，198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逊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丽，逊克县奇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静，女，198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逊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柱（系上诉人王静的丈夫），男，198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逊克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战继学，男，1954年3月8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哈尔滨市南岗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曲延芳，女，195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哈尔滨市南岗区。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娟，黑龙江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庆柱、王静与被上诉人战继学、曲延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由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1123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判后，战继学、曲延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黑11民终24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逊克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黑1123民初1086号民事判决，判后，孙庆柱、王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庆柱（同时作为王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丽，被上诉人战继学、曲延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庆柱、王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战继学、曲延芳的诉讼请求；2.战继学、曲延芳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战继学、曲延芳住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单元××楼。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洪林是逊克县司法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且葛洪林是逊克县司法局的公职人员，工作人员不允许担任任何职务，葛洪林代理案件违反国家政策规定。2.战继学、曲延芳主张孙庆柱、王静种植的高粱质量及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应当由战继学、曲延芳提供证据证实，而不是孙庆柱、王静提供，战继学、曲延芳没有确切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法院应驳回战继学、曲延芳的诉讼请求。战继学、曲延芳辩称，1.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孙庆柱、王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葛洪林在一审的代理行为，孙庆柱、王静开庭时没有提出异议，代理行为不涉及程序问题，更不会影响实体问题。2.一审判决认定举证责任问题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庆柱与战继学签订合同，孙庆柱、王静耕种28公顷土地，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高粱义务人为孙庆柱、王静，举证责任也在孙庆柱、王静。孙庆柱、王静主张举证责任倒置由战继学、曲延芳承担没有法律依据。3.没有收到高粱，过错在于孙庆柱、王静。4.孙庆柱、王静极不诚信，给战继学、曲延芳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给战继学、曲延芳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创伤。综上，一审判决保护战继学、曲延芳2016年4月5日借款本金44,400元、2016年4月29日借款本金11,220元及相应的利息为最低限额，没有料到孙庆柱、王静仍然上诉，给战继学、曲延芳增添诉累。孙庆柱、王静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望二审法院予以驳回。战继学、曲延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庆柱、王静向战继学、曲延芳给付借款44,400元，利息9,990元，种子款11,220元，运费损失8,000元，共计73,610元。利息截止2017年7月5日，嗣后利息直到全部给付完为止；2.违约金按每公顷地1,500元计算，孙庆柱、王静给付28公顷土地违约金共计42,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孙庆柱、王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5日战继学作为黑龙江省绿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社（以下简称绿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与孙庆柱签订《绿色高粱种植合同书》，合同约定由绿浜合作社提供龙杂17高粱种子，孙庆柱在收到种子后15日内进行发芽试验，有问题及时处理，超出15日绿浜合作社不负责。绿浜合作社秋后全部收购所种植的高粱。孙庆柱同意种植高粱300亩，秋后孙庆柱必须按种植亩数向绿浜合作社交售高粱。绿浜合作社收购标准：容重在730左右，水份15%，杂1%，如孙庆柱向绿浜合作社交售的高粱、杂超1%，每市斤高粱扣孙庆柱0.01元。水超1%扣孙庆柱0.02元。按收粮仪器。孙庆柱种植的高粱如遇自然灾害、药害、种植管理等原因减产由其自行自负。化肥由绿浜合作社指定。化肥赊销50%，欠款秋收粮时结算。成品粮收购由绿浜合作社出大车到达孙庆柱的种植地公路装车，如果绿浜合作社不按保底价现金收购合同户高粱，绿浜合作社向孙庆柱每公顷地赔偿1,500元，有赊销化肥的可以拒付绿浜合作社的化肥款，二项选一项执行。如孙庆柱不按种植亩数向绿浜合作社交售私自外卖，孙庆柱向绿浜合作社每公顷地赔偿1,500元。秋收在双方约定时间内绿浜合作社完成收购合同任务。合同签订后，2016年4月5日孙庆柱、王静出具借据，借据内容为：孙庆柱、王静种植龙杂17高粱，回收高粱种植面积300亩（20垧）×88元（1.6斤）＝26,400元。鲁西高磷通用化肥（孙庆柱自选）6T×3,000元＝18,000元，合计44,400元。44,400元月息1.5%，回收时从中扣除，本利还清，按合同标准收购高粱。此款用于回收高粱20垧所用资金。如战继学秋天不回收，此借款无效，如种植孙庆柱、王静不卖，双倍赔偿战继学、曲延芳。借款人为孙庆柱、王静。按合同约定孙庆柱于2016年春天种植20公顷龙杂17高梁,故该借据中所体现的种子与化肥是20公顷地数的，因战继学、曲延芳又与孙庆柱达成再种8公顷高粱的口头协议，于是2016年4月29日孙庆柱、王静出具借条，写明今有三间房林场孙庆柱欠龙杂17高粱种子204斤，55元每斤，合计11,220元。秋后收高粱此钱扣出。如秋收高粱不回收此条作费（废）不生效。孙庆柱委托其哥哥孙庆春将这8公顷的种子共204斤拉回逊克县，孙庆柱建议孙文军、齐乃刚、孟凡军一起种高粱，于是将这204斤种子分别交给了孙文军4公顷的用量、齐乃刚2公顷的用量、孟凡军2公顷的用量，但这三人均未与战继学、曲延芳签订书面协议，战继学、曲延芳不知道是谁种了这8公顷土地。2016年10月份战继学到逊克县看高梁，2016年11月2日战继学到逊克县收高粱时孙庆柱称20公顷高粱打了40多吨，大约三、四百袋，并告诉战继学孙文军等三家种了8公顷地的高梁。战继学联系哈尔滨的田文华收购高梁，因要求孙庆柱负责装高粱的纺织袋钱，而孙庆柱未同意，因此没将高粱卖给田文华。2016年12月9日孙庆柱联系战继学收高粱，但双方因高粱质量问题战继学没有收购高粱。庭审时，孙文军出庭作证，4公顷地收了3万多斤高粱，孟凡军出庭作证，2公顷地收了1万多斤高粱，齐乃刚出庭作证，2公顷地每公顷收了七、八千斤高粱。虽然是绿浜合作社与孙庆柱签订《绿色高粱种植合同书》，战继学为法定代表人，但自2015年8月24日起绿浜合作社股东退出绿浜合作社，战继学、曲延芳以后以绿浜合作社名义发生一切行为均是个人行为，与股东无关。2017年7月17日战继学、曲延芳诉至本院，要求：1.法院判决孙庆柱、王静向战继学、曲延芳给付借款44,400元，利息9,990元，种子款11,220元，运费损失8,000元，共计73,610元。利息截止2017年7月5日，嗣后利息直到执行全部给付完为止。2.案件受理费由孙庆柱、王静承担。本案发回重审后，战继学、曲延芳增加诉讼请求：增加违约金每公顷地1,500元，28公顷地共计4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4月5日绿浜合作社与孙庆柱签订的《绿色高粱种植合同书》虽然一方主体为绿浜合作社，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履行合同的是战继学、曲延芳，故战继学、曲延芳系本案适格主体，二人关于要求孙庆柱、王静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理由如下：该合同系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虽然合同签订的是种植20公顷高粱，但事后战继学要求再种8公顷时，孙庆柱同意，并取走了种植8公顷土地相应的高粱种子，而这8公顷土地是对原合同的约定地数的变更，孙庆柱与战继学实际履行的地数应为28公顷土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孙庆柱种植了20公顷高粱，另外8公顷高粱是孙庆柱建议孙文军等人种植，孙文军三人与战继学并未签订种植合同，故与战继学履行合同的是孙庆柱而不是孙文军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约定，孙庆柱应履行向战继学提供28公顷土地高梁的义务，并且合同约定了战继学收购高粱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收购时的标准，根据上述规定，孙庆柱在履行合同时还要提供证据佐证其所收割提供给战继学的高粱符合合同约定，提供证据证明高粱符合合同约定的举证责任在孙庆柱，但孙庆柱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种植的高粱符合合同的约定质量。虽然约定种植28公顷高粱，因此按龙杂17的收获标准应为每公顷土地1万斤以上，但孙庆柱也未提供证据佐证28公顷土地收获的高梁产量，只说是没有收到这些高梁，而对于其所收每公顷高粱产量远远低于孙文军三人的每公顷高粱产量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可以看出，战继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孙庆柱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向战继学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数量与质量的高梁，故孙庆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孙庆柱是否让战继学收购孙文军等三人高粱双方各持一词，但与战继学履行合同的是孙庆柱，孙文军等三人与战继学无合同关系，战继学只需要孙庆柱提供这8公顷土地收割的符合合同约定的数量与质量的高粱即可,孙庆柱亦未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高粱。2016年4月5日、4月29日两份借据中所写明的内容是对该合同的补充性约定，即该款在秋收时抵顶收购高粱款，说明虽然在合同中约定由战继学承担籽种、化肥，但通过借款协议中的约定可知，战继学是借款给孙庆柱，以提供籽种、化肥的形式支付借款，并且孙庆柱在秋收时要以抵顶高粱收购款的形式偿还该笔借款，所以孙庆柱、王静出具的虽然是借条，但是是履行合同的一部分内容，该款并不具有定金的性质。秋收时战继学、曲延芳没有收购高粱是因为孙庆柱未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数量与质量的高粱，而不是其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的数量与质量的高梁战继学与曲延芳拒绝收购，因此借条中约定的所谓作废条款没有发生，故孙庆柱与王静应返还给战继学、曲延芳借款，本金2016年4月5日借据中的44,400元，从2016年4月5日起计算利息，至2018年10月5日止，月利率1.5%，共30个月，利息为19,980元，本息合计64,380元。2016年4月29日借据中的11,220元，该借据未约定利息，视为无息借款。战继学、曲延芳要求孙庆柱、王静给付运输费的请求，因无充分证据佐证其具体损失数额，不予支持。合同第八条约定“如乙方（孙庆柱）不按种植亩数向甲方交售私自外卖，乙方向甲方每垧地赔偿1,500元”，本案中战继学、曲延芳未提供证据佐证孙庆柱将高粱私自外卖，故其要求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孙庆柱、王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战继学、曲延芳2016年4月5日款项本金44,400元，至2018年10月5日利息19,980元，本息合计64,380元，从2018年10月6日起仍然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二、孙庆柱、王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战继学、曲延芳2016年4月29日款项本金11,220元；三、驳回战继学、曲延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0元由孙庆柱、王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战继学、曲延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娟提交如下证据：1.曲延芳与孙庆柱微信图片一份、照片四张。证明曲延芳通过微信给孙庆柱发了两张图片，照片中的高粱是孙庆柱想要出售给战继学的不合格的高粱和秸秆。孙庆柱明知也认可其所有的高粱质量存在问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四张照片显示孙庆柱提供高粱数量少，质量差。孙庆柱认为微信图片是假的，孙庆柱的头像不是空白的；四张照片，孙庆柱不知道何时照的，也许是把高粱堆上的秸秆弄在一起照的。孙庆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丽认为照片不能确定是要收购的高粱，该证据为单方制作，孙庆柱不在现场，不符合证据的要求。截图不是完整的，不能认定。2.照片四张。证明其中两张照片是战继学、曲延芳在逊克县间房林场租一台大车收购高粱，因孙庆柱、王静没有提供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高粱，导致战继学、曲延芳空车而回；另一张照片能够证明孙庆柱用合格的高粱烧酒，没有出售给战继学、曲延芳；最后一张照片能够证明孙庆柱提供的高粱数量没有75公分的车轮子高，没有合同约定的238吨高粱。孙庆柱认为高粱质量与数量是否合格，没有经过仪器测量，只是用肉眼观察，战继学、曲延芳去孙庆柱处收割高粱的目的不是为了回收高粱，而是准备证据进行诉讼。孙庆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丽认为战继学、曲延芳一再强调孙庆柱、王静没有提供合同约定标准的高粱，而合同中没有约定标准，只是约定杂质和水分，没有约定质量不合格不回收，只是应扣除杂质后继续收割。本院经庭审认证认为，战继学、曲延芳提交的第1-2号证据，均为战继学、曲延芳单方制作，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故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本院庭审中，孙庆柱、王静要求撤回上诉状中第一项认为葛洪林作为战继学、曲延芳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本证的证明标准作出规定，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关于孙庆柱、王静提供的高粱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数量的举证责任问题。战继学、曲延芳提交的2016年12月10日孙庆柱与曲延芳的电话录音，可以得知孙庆柱自认收获高粱200多袋将近300袋，庭审中孙庆柱称每袋高粱为100千克（200斤），按照300袋高粱测算，孙庆柱种植的20公顷高粱平均产量为1500千克/公顷（100千克/袋×300袋÷20公顷），该产量明显低于龙杂17高粱的正常产量，也明显低于孙文军等人种植高粱的产量，战继学、曲延芳提交的证据认为孙庆柱、王静提供高粱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此时应由孙庆柱、王静对其种植的高粱减产负有举证责任，而孙庆柱、王静未举示高粱减产原因的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孙庆柱、王静应对其提供的高粱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孙庆柱、王静提供的高粱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质量的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战继学、曲延芳曾前往孙庆柱处要求回收高粱，孙庆柱、王静对战继学曾来收高粱的事实无异议，战继学、曲延芳已履行了买受人的举证责任，战继学与孙庆柱因高粱质量发生争议，孙庆柱作为履行合同的义务人，未举示其出售的高粱符合合同约定的证据；其次，根据战继学与孙庆柱书面约定，战继学以提供高粱种子、化肥的形式借款给孙庆柱，回收时，借款从中扣除，若秋收时，战继学、曲延芳不回收高粱，借款不予返还。如孙庆柱提供的高粱符合合同约定，此时孙庆柱尚欠战继学、曲延芳借款，战继学、曲延芳明知不回收高粱的法律后果而拒绝回收，有悖于日常交易法则；再次，结合孙庆柱、王静提供高粱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事实。综合上述因素，孙庆柱、王静应对出售高粱符合合同约定负有举证责任，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在本院庭审中，孙庆柱、王静要求撤回葛洪林作为战继学、曲延芳的一审委托诉讼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本院对此予以准许。综上所述，孙庆柱、王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元，由孙庆柱、王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文华审判员  刘树军审判员  曹 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