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91民初1234号原告：訾剑。被告：深圳中金系互联网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訾剑，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表人：贺文，男，该公司员工。原告訾剑诉被告深圳中金系互联网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案在2018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4日就推举诉讼代表人召开了庭前调查，在2018年11月30日、2018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訾剑，被告通过股东大会推举的本次诉讼代表人贺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进行法人变更；2.判令被告支付本人登报声明费用1200元（为人民币，下同）；3.判令被告支付辞职经济补偿10000元；4.判令被告支付误工费、举证费18960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经被告董事长贺文、总裁卢素芳反复多次请求，由原告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当时两人的理由是因公司控制权问题（贺文占股96%，卢素芳占股4%），需要按照卢素芳的意见，将公司法人由贺文转移给第三人，并由原告代持卢素芳在被告4%的股权，当时卢素芳并承诺最长由原告临时担任一个月的法定代表人，之后再重新撤换，原告与卢素芳签订了一份《代理法人委托声明》，表明原告是代理卢素芳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之后，仅过了15天，便发现该企业违规经营严重，于是在2016年7月下旬与贺文、卢素芳商量退出事宜，但遭到他们的拒绝，由于原告在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前，企业已经产生了较多违法经营问题，其寻找第三者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观上是希望利用影子法人逃避法律责任，找人背黑锅。在多次请求无果的情况下，原告在2016年8月1日到12日期间通过微信、寄信等方式表明态度要求辞去法定代表人，8月12日辞职申请由卢素芳签字同意。但被告及企业实际控制人贺文在本人辞职后，一直未办理工商信息变更，并在2016年8月22日伪造原告签字进行了公司股权变更。原告与被告多次对簿公堂，其中劳动争议案件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39350.97元欠薪。请求判如所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对原告提出诉请进行释明，本院认为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劳动争议纠纷诉请，与本案处理的公司类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进行处理，因此明确告知原告对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原告对此予以认可。被告辩称：1.被告在2016年1月30日与卢素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卢素芳以5300万元收购公司51%股权（后改为3750万元收购公司75%股份）。从2016年3月1日起，原告及卢素芳等全面接手公司所有日常工作并进行所谓的资本重组。根据约定，法定代表人由卢素芳或其指定人员担任，原告作为卢素芳的指定人员经选举从2016年6月1日（工商变更在7月份）起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因此原告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程序得当、资格合法；2.原告在2016年3月1日进入公司，把控公司总裁办、人事行政、线上运营部、风险控制部、营销部、事业中心等最重要的部门，伙同卢素芳通过合同诈骗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最终导致公司在2016年9月3日被迫关门。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原告作为卢素芳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及帮凶，在有关民事、刑事案件没有结案前，应驳回其要求进行法人变更的诉讼。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案件事实：一、被告企业的相关情况经深圳信用网公开查询，被告于2015年6月1日成立，认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成立时股东为贺文（占股50%）、赖春燕（占股50%）。第一次股权变更在2016年7月11日，股东变更为贺文（占股46%）、赖春燕（占股50%）、訾剑（占股4%）；第二次股权变更在2016年7月15日，股东变更为贺文（占股96%）、訾剑（占股4%）；第三次股权变更在2016年8月18日，股东变更为贺文（占股16%）、訾剑（占股4%）、深圳爱迪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占股80%）。公司董高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第一次在2016年3月11日法定代表人由赖春燕变更为贺文；第二次在2016年7月11日法定代表人由贺文变更为訾剑（同时任执行董事、总经理）。二、本案相关背景、事情发生经过1、被告提交了深圳爱迪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甲方，以下简称爱迪在线公司）、卢素芳（合同乙方）与被告（合同丙方）在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股权投资及并购重组协议书》，该合同主要内容是确认甲方、乙方在2016年1月30日签订了《股权投资合作协议》，于2016年3月1日正式由乙方及其团队配合甲方进行公司日常管理，并将丙方交由乙方正式运作，并对原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形成了“中金系·宝贷通行网（××）互联网+金融服务+产业链；”并于6月1日起以丙方为主体进行运营。合同中三方确定了乙方对丙方进行股权投资及并购重组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指乙方对甲方重组并购，丙方股东将丙方100%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承接丙方股权后在三个月内按原注册资本金75%实缴相应股权资金3750万元；乙方从2016年3月1日后以借款形式支付甲方及丙方公司日常费用，在借款达到200万元时，乙方的债权转为丙方股权，在乙方股东身份确立时，由丙方法定代表人配合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代持人进行法人及股权变更登记。2、被告提交了卢素芳在2016年6月29日出具的《第一次股权变更的特别说明》，内容是其给爱迪在线公司及被告借款已达200万元，因此要求被告法定代表人贺文将其公司法人变更为卢素芳指定的代持人即原告訾剑，且同时进行4%股权变更；卢素芳并授权原告作为其在被告公司的权益代理人及法定代表人。3、原、被告均提交了卢素芳与原告在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卢素芳已给被告出资200万元，取得了4%的股权，卢素芳委托原告作为其拥有被告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原告有权在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等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就委托持股时间，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份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乙方根据甲方指示将代持股份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时终止”。4、根据被告提交的资料，原告在与卢素芳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之前的2016年3月1日已入职原告处，担任总裁办副总裁（副总经理）。2016年7月1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贺文变更为原告訾剑不足一个月，原告訾剑即在2016年8月10日提出了辞职，原告訾剑在填写的《员工离/辞职申请表》中填写的辞职理由是“1、本人在7月15日被变更为法人代表，但没有相关责权利；2、为此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并对公司不造成停运损害”。卢素芳在《员工离/辞职申请表》的“总裁办意见”栏目中填写内容是“因本人强烈要求辞职，也考虑公司目前运营状况，同意申请辞职”。5、被告认为，卢素芳控制被告后，将被告包装成“互联网+金融服务+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的企业，实际开展P2P的非法集资融资业务，诈骗了众多投资者，被告认为原告与卢素芳都是同一个诈骗团伙，必须配合调查，不能让原告退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被告对此举证包括：1）公司通讯录、组织架构图，拟证明原告在公司处于核心层；2）有原告签字的部分员工入职登记表、转正申请表、辞职申请表等，拟证明原告和卢素芳把控了公司人事管理；3）有原告签字的预算审批表、2016年3月到8月财务审批表、借款审批表、放款通知书等，拟证明原告与卢素芳把控了公司行政权、财务权，原告是卢素芳的帮凶；4）网页截屏，拟证明原告也参与了非法集资推广服务；5）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99—214号民事裁定，此案为万×兰等16位投资者起诉刘文杰、卢素芳、王敏、天友家和（湖南）绿色空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列案，该院认为刘文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而驳回了万×兰等人的起诉。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了卢素芳团伙的非法集资诈骗行为，反而是原告在被告任职期间，发现卢素芳等人有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形后，随即向有关部门举报被告违法经营和违法设立影子法人，原告为此提交的证据是：1）2016年8月23日原告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举报信，举报内容包括被告其本人辞职后，拒不变更法定代表人，涉嫌违规经营；投诉被告冒用其本人签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公司股份构成，涉嫌虚假材料变更工商信息；2）2016年8月8日向公安部门书面报案，举报被告涉嫌违反公司法、非法经营、非法集资，相关涉案人员恐怕已经跑路。至本案审理终结，原告并未因涉嫌犯罪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三、公司章程就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相关规定原告提交了被告在2016年7月15日送交工商管理部门备案公司《章程》，《章程》第23条规定“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24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董事……”、第30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第31条规定“执行董事由股东提名候选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3年”、第39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该章程没有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辞任的有关规定。四、原告在报纸刊登声明2016年8月23日，原告在《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份“声明”，其内容是原告在2016年7月15日到8月12日期间担任公司法人代表，自8月12日原告辞去这一职务，并告知和督促全体股东立即进行法人代表变更，并强调在担任法人期间，没有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外决策权，也没有财务审批和公章使用权，也没有以法人或股东身份签署任何文件，原告不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任何因不及时变更法人代表、假冒本人签名、使用企业公章引起的违法、违规和非法经营活动将与原告无关。五、本案其他情况：1、被告委托代理情况：本案在第一次庭审时，贺文以加盖被告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到庭应诉，本院对此认为，原告现在工商登记仍为被告法定代表人，而贺文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并没有得到原告的签字认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授权委托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本院要求被告召开股东会确定被告公司是否真实委托贺文作为诉讼代表人代理本案诉讼。2018年8月30日，被告在福田区××大厦××楼召开了股东会，原告未出席此次股东会，股东会决议由贺文作为被告的诉讼代表人代为应诉。原告随后也向本院出具了说明，同意被告委托贺文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本院遂确认贺文代表被告应诉符合法律规定。2、双方当事人确认，原告填写了离职申请单后，随后将电脑、办公用品、工作笔记进行了交接，而原告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从未管理、控制过公司的公章、证照。3、原告在《南方都市报》刊登声明花费1200元，要求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为原告要求免除其登记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任命及职务免除的条件，应当以公司章程确定的为准，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按照被告公司章程规定，被告公司并不设立董事会，只是设立执行董事一名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而关于执行董事任期，章程规定与公司法第45条规定一致，为三年，但章程并没有关于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应及时改选的规定。对此，依照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的明确规定，公司董事在三年任期内可以提出辞职，但在改选出新的董事前，仍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职。对照上述规定及法律规定，本院对本案分析认定如下：一、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告为被告的股东（占股4%）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原告持有的被告股份实际是为卢素芳代持，原告实际为显名股东，卢素芳为隐名股东。原告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实际依据爱迪在线公司、卢素芳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规定，并经过了被告原股东与卢素芳协商后的一致结果。既然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的规定，原告并没有实际向被告出资，其获得的股东地位及法定代表人身份是基于被告与卢素芳、爱迪在线公司签署的《股权投资及并购重组协议书》等合同中的约定，因此原告实际为卢素芳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原告有权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辞去委托，卢素芳也可以取消委托。委托代理终止的法律后果仅是卢素芳作为隐名股东将依法显名化，并不会造成被告作为公司治理运行不畅。2、按照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规定，原告的任期仅为三年，按照2016年7月15日公司章程备案，至今已满三年。在此情况下，被告理当在此之前召开股东会，改选公司董事、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被告既不改选公司法定代表人，又不允许公司法定代表人辞任，明显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要求原告在任期届满后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被告提出不同意原告卸任法定代表人的主要理由，是原告可能涉嫌卢素芳的违法犯罪，但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公安部门也没有对原告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被告不能仅凭自己猜测就认定原告违法犯罪。原告是否卸任法定代表人与其在任期间是否违法犯罪并无因果关系，法律规定，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即使卸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亦可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综上，原告辞任被告法定代表人行为有效，被告应依法变更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登报费用1200元，由于登报声明并不是法定要求，原告为此发生的开支要求被告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被告支付误工费、举证费的诉请，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訾剑辞任被告深圳中金系互联网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为有效，被告深圳中金系互联网金融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二、驳回原告訾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54元（原告已预交），其中原告承担400元，被告承担的1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豫军人民陪审员  刘 劼人民陪审员  周 洁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陈韵如书记员詹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