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8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维全，男，196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介休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五萍，女，197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介休市。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霜，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云鹏，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石睿，男，198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 原审被告：四川大学，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 法定代表人：李言荣，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乐，女，1984年3月9日出生，汉族，系四川大学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强，四川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成都通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法定代表人：罗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微，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维全、史五萍因与被上诉人包石睿，原审被告四川大学、成都通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顺物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6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维全、史五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包石睿对张某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包石睿未履行同居关系主体间的相互照顾义务，在明知张某患有精神疾病且行为异常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张某的行踪、切断张某与家人、学校、警方联系的唯一渠道，客观上导致其他人无法与张某取得联系。2.包石睿在张某有自杀倾向的情况下放任其独自外出，未核实张某行踪也未联系相关人员告知张某的相关情况。3.包石睿在与张某恋爱期间的不忠行为是张某患抑郁症的间接原因，也是导致张某自杀的原因。 被上诉人包石睿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四川大学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四川大学不承担法律责任。 原审被告通顺物业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 张维全、史五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川大学、成都通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包石睿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殡仪服务费、交通及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69397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维全、史五萍分别系张某（女，1996年8月8日出生）之父、母。张某于2014年8月考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学习，事发时系四川大学在校学生。包石睿系张某的男友，二人从2016年5月起开始同居，且事发前租住于华西国际公寓（以下简称华西公寓）2202室。通顺物业系华西公寓的物业服务方。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系四川大学必修课。张某在入学后于2015学年秋季学期参加了该门课程的学习并经考试合格。此外，四川大学开办有四川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站，通过该网站可进行普通心理咨询、专家咨询、心理测评等内容，且该网站上留有相应的联系电话。 张某在入学后初期成绩排名虽不突出，但成绩尚可。2016年春季后，张某成绩下滑，开始出现旷课、挂科、夜不归寝等情况。2016年5月起，张某所在班级辅导员刘锦琳多次向张某的同学、室友了解张某的情况。2016年5月27日，刘锦琳亲自找张某进行了谈话，了解张某情况并进行帮扶。此后，因张某的旷课、夜不归寝等情况时有发生，刘锦琳遂多次向张某的同学、室友了解张某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多次与张某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帮扶。一方面对张某的旷课、夜不归寝等情况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张某遵守学校规定，另一方面对张某自述的健康因素建议其进行就诊、心理咨询、家校配合等。因张某的旷课、夜不归寝情况毫无好转，2017年6月5日，刘锦琳再度与张某面谈，对张某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张某自述其“母亲一直服药（精神）。从小经常被母亲责罚（打），害怕独自与母亲在家，性格内向，任何情况只要其母亲不满意就会打罚，父亲在家则不会。高三时曾被带去做心理咨询。在校不愿与人交流，情绪得不到宣泄。有过自残行为（割腕），经常会有自杀念头，每次有这种想法时，就想起父亲教给她的方法。”刘锦琳在与张某谈话后，立即建议其就诊并及时与张维全进行联系，告知张某存在旷课、外住、自残行为等，希望张维全密切关注张某的情况。与此同时，刘锦琳通过四川大学联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以便张某及时就诊。2017年6月8日，张某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 2017年6月29日，刘锦琳因张某旷考而再度联系张维全，张维全在微信中答复刘锦琳说，张某因得知自己妹妹当日过生日而“可能有点情绪波动。好像抑郁发作的那种”。而对刘锦琳所述的张某旷课、夜不归寝等情况，张维全则以其与张某的微信聊天截图而予以了否认。对刘锦琳在当日及此后几日所询问的张某是否会出事、张某需要休学或陪读、请家长来成都将张某接回家等内容，张维全则表示“不会（出事）的”、“让她安静一下”。对刘锦琳所说的休学、陪读等内容，张维全均不置可否，未予正面答复。 2017年秋季入学后，张某的成绩已成为年级垫底，刘锦琳与张某沟通无果，遂多次联系张维全。但张维全对刘锦琳所述的张某旷课、旷考、夜不归寝等情况均予以否认，认为刘锦琳对张某存在偏见。在其与刘锦琳的微信聊天中，对刘锦琳的语气从初期的平和逐渐转为怀疑、质问，并要求刘锦琳在凌晨时分“自己”或“让楼管阿姨”“突击（检查）一下”以确定张某是否存在夜不归寝的情况，且质问刘锦琳“为什么当时不通知我”。刘锦琳与张维全沟通无果，遂向张维全表示“你们就要说服她回宿舍住，遵守学校校纪校规，把拉下的功课及时补上”。 2017年10月，张某因旷课、挂科、旷考等情况而被四川大学处以学业预警，刘锦琳直接将学业预警通知拍照发给张维全。张维全则表示“一定监督她好好完成学业”。 在此期间，刘锦琳一直保持与张某较为频繁的沟通。2017年11月20日，在发现张某情绪存在明显异常后，刘锦琳再度联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以便张某在次日就诊。同时，刘锦琳微信联系张维全，要求张维全保持和张某的联系，同时将张某长期校外居住之事告知张维全，且表示“（张某的）状态很不好，明天早上准备带她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就诊”。而张维全则表示“我们和孩子几乎天天通话，聊得很愉快。可能存在一些误会”，等等。2017年11月21日，张某经诊断患有双相二型抑郁发作，建议住院治疗。刘锦琳将病历拍照发给张维全后，张维全表示“明白了，已和孩子充分沟通。”而张某则向刘锦琳表示自己与家庭沟通的情况为“像往常一样，与母亲交流时双方自说自话，吵、哭闹、其父抢电话，不让她俩继续通话。家长哀求她，不要给家里添乱，不要让家长来成都陪读等”。刘锦琳遂告知张某注意安全、务必校内居住、遵医嘱、定期复查等。此后，刘锦琳频繁与张某及其同学沟通联系，掌握张某的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10日起，张某在电话中与史五萍发生争吵后不再接听家人电话，且与学校、老师、同学均失联。见此情况，张维杰（系张某伯父）遂来蓉寻找张某，且向刘锦琳表示张某之所以不接听家人电话是因为“（张某）与其母电话联系谈论其男友时发生争吵”，而张维全、史五萍不能亲自来蓉的原因在于“（张维全）职称晋升不能离开”。在寻找张某未果后，四川大学派员陪同张维杰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张某失踪。公安机关通过张维杰提供的线索，通知包石睿前往公安机关以便了解情况。因张某向包石睿表示不想见自己家人，包石睿遂于2017年12月14日向公安人员谎称已和张某分手，不清楚张某的现状。包石睿回家后，认为自己最终要与张某家人见面，遂劝解张某和家人见面，张某口头表示同意，且在当晚向包石睿表示已和家人见面。2017年12月15日16时许，包石睿回家后发现张某将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各一瓶放置于茶几上，大惊。包石睿在确认张某并未服毒后不断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劝解，张某则表示前一日并未见家人，因为“见了家属就再也回不来了”。经过包石睿长时间劝解之后，张某情绪开始平复，并表示同意见家人。当晚18至19时间，张某离开位于华西公寓2202室。 2017年12月15日晚22时40分许，张某从华西公寓16楼消防通道的开窗处跃下，自杀身亡。次日凌晨，包石睿从公安机关处得知张某坠亡之事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 事发后，四川大学向张维全、史五萍支付慰问金40000元，并报销了交通、住宿、鉴定、餐饮、其他等费用25962元，共计65962元。 另查明：一、张维全系山西省介休市人民医院执业医师，专家。根据该院官网对张维全的介绍，张维全系大内科副主任、神经内科主任、感染科主任（兼），“专攻抑郁等神经系统疾病”，其所在的神经内科“能对各种精神和心理问题做出及时诊断和处理”。 二、对刘锦琳与张某谈话沟通，刘锦琳与张某父母沟通，刘锦琳与张某同学、室友沟通了解情况，目前有据可查的记录超过40次（不含微信、电话、短信）。 三、包石睿于2011年6月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3年3月获得二级（技师）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但并无从业经历，2015年6月获得三级（高级技能）助听器验配师资格证书并从此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听力中心从事助听器相关工作。 四、包石睿在于张某同居期间，由于二人各有工作、学习，故包石睿对张某的学习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知晓张某患有抑郁症。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经济存在混同且主要由包石睿负责掌管，生活开销由包石睿负责支出，日常家务主要由包石睿负责。在张某自杀身亡后，包石睿因应激反应而数度接受精神心理卫生的治疗，至今未愈。 上述事实，有身份信息、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营业执照、病历及处方签、工作日志、公安机关对事发现场的勘验照片及询问笔录、当事人的陈述记录等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部分： 一、关于争议证据的认定与采信。张维全、史五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张某的辅导员刘锦琳之间的微信图片，表明四川大学在2017年10月16日向张某发出《学业预警通知书》，载明张某在2016-2017学年第2学期结束后未能达到学校规定的学业修读要求，故给予张某第1次学业预警提示。以证明四川大学对张某施以了精神刺激。四川大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刘锦琳与张维全、张某的短信、微信记录；（2）刘锦琳与张某所在班级的班长王某某、室友丁某某、左某某、同学邢某某的短信微信记录；（3）刘锦琳的工作笔记，其中多处涉及与张某的谈话内容。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对张某进行教育、帮助的义务。此外，各方对公安机关对事发现场的勘验、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均无异议。针对上述证据，四川大学对预警通知书无异议。张维全、史五萍则对四川大学所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刘锦琳的工作记录仅为其单方记录，并无张某的签名，其真实性存疑。 四川大学所提交的证据，除了涉及其行为是否对张某罹患抑郁症存在形成原因、加重病情等促进因素，还涉及其是否已经尽到对张某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锦琳老师在与学生的交流谈话后形成工作日志、微信、QQ、短信等多种文字记录系工作中的正常情形，将工作日志或聊天记录交由谈话双方签字确认为非常态情形，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基本信任已经消失，也不符合一般的工作惯例。刘锦琳的记录虽为单方所为，但其内容不仅包括与张某的谈话，也包括与其他学生的谈话和多项工作内容，其内容前后连贯，工作记录中与张某有关的内容与微信、短信内容相互印证，具有可信性，故对四川大学所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 二、关于张某坠楼的性质。各方均认可张某死于从华西公寓16楼的高坠，但对高坠的原因，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石睿均认为系张某自杀，张维全、史五萍则对此未做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的勘验显示坠楼初始现场位于华西公寓16层的消防通道的开窗处。其中开窗宽度46cm，窗台距地面高度94cm，窗外悬挂有空调外机且该外机顶部略高于窗台。窗框上部侧面墙面上存在可疑痕迹，窗台外侧的空调外机顶部塌陷且有踩踏痕迹。据此，虽然坠楼现场的窗台高度仅有94cm，低于国标规定的200cm。但如系失足滑落跌出窗外，则不可能在窗框上部高约200cm的墙面上留下痕迹，也不可能在略高于窗台的空调外机顶部留下脚部踩踏的凹陷。凡此种种，均证明张某绝非意外滑落。由于公安机关并未对张某的死亡做出刑事立案的决定，张维全、史五萍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某系被外力抛出窗外或者药物迷幻坠楼，结合张维全、史五萍在诉状中关于张某患有抑郁症、四川大学和包石睿未尽疏导和看护义务、通顺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等的陈述，均指向张某系自行坠楼身亡。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坠楼系自杀。由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故在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 三、关于自杀及其法律后果。自杀分为主动与被动。主动自杀系自杀者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明知某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后果而仍然实施该行为，主动终结自己生命的行为，原则上应由自杀者自行负担全部后果。在主动自杀行为中，如自杀者的自杀行为存在外部诱因，比如因某一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产生严重精神疾病，且受害人因该严重精神疾病而最终采取自杀行为的，则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自杀行为之间存在诱因。此时因共同因果关系的介入，侵权人应在引发诱因的范围内承担与其责任相适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该种侵权行为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应是诸如恶意谩骂、殴打等直接行为，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正常管理、批评、教育乃至普通口角纠纷等均不属此列，否则社会正常交往便无法进行。 本案中，张某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在法律上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虽患有抑郁症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张某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故张维全、史五萍认为张某因抑郁症而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张某因抑郁症而导致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张维全、史五萍在明知张某罹患抑郁症的情况下，既不将其送医、又不予以陪护，也因未尽监护人义务而具有重大过失。故张维全、史五萍的该部分陈述前后矛盾，不能成立。 四川大学在张某学习成绩未能达到学校要求时向其发出学业预警通知，属于学校对学生的正常管理，无论张某是否接受该学业预警，四川大学的行为均不构成侵权。而刘锦琳根据学校的指派担任张某所在班级的辅导员，在发现张某出现旷课、旷考、夜不归寝等行为时，与张某多次进行谈话，对张某进行批评、教育、帮扶，现有证据并未显示刘锦琳对张某存在谩骂、殴打等行为，故刘锦琳的行为属于教师对学生应尽的教育管理职责，不构成侵权。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通顺物业、包石睿对张某存在侵权行为并由此导致张某产生抑郁症，故通顺物业、包石睿对张某不存在主动侵权行为。 四、关于特定关系人对防范自杀的道德与法律义务。自杀是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死亡因素，预防、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但这样的关心、帮助对普通关系人而言属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因此，只有当某人或者机构与抑郁症患者之间具有某种特定关系时，该义务才上升为法律义务。而特定关系人由于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不同，也存在一定的排序，关系愈近，排序愈靠前，其负担的责任愈重。由于主动自杀普遍存在产生自杀意念、制定自杀计划、采取自杀行动三阶段，但该三阶段的历时长短因人而异。故自杀究竟会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具有不可准确预见、不可准确预防的特点。故而，即便是特定关系人所负有的法律义务也属有限义务，且属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也就是说，特定关系人只要履行了必要的帮扶、疏导行为即告义务完成，并不负有必定阻止抑郁症患者产生自杀意愿、采取自杀行为的义务。只有当特定关系人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与其责任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人们因为生活、工作、学习而会形成诸多社会关系，但其中除血缘关系具有不变性之外，其余社会关系均可改变。且因我国法律排除了诸如脱离父子关系的可能，故就本案而言，张维全、史五萍作为张某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特定关系人。包石睿与张某非婚同居，因非婚同居关系具有较多不确定的因素，故包石睿为张某的第二顺位特定关系人。张某就读于四川大学，为张某的第三顺位特定关系人。通顺物业与张某之间属于物业服务方与住户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属特定关系人。张某作为四川大学的在校学生，四川大学当然负有对张某的教育、帮扶义务。但四川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的特定关系较其父母、恋人为疏，属于普通特定关系人。四川大学在张某入学后开展心理卫生课程教育，在发现张某的异常情况后，及时对张某予以劝导、第一时间告知张维全，并帮助其联系专业医疗机构，陪同张某及时就诊。四川大学已经完成了其作为学校能够完成的基本教育、帮扶、预防义务。通顺物业作为华西公寓的物业服务人，虽有对小区物业进行管理服务的义务，但其与张某之间本无特定关系，不负有对张某自杀的预防、阻止义务。此外，要求通顺物业承担对住户自杀的防止义务，无疑是要求其对所有住户的精神状态进行逐一排查，并有针对性的分别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此种行为不但会对住户的隐私构成重大侵害，在事实上也无法实现。至于华西公寓消防通道处的开窗高度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问题，因消防通道上设置开窗的目的在于满足消防安全需要，而要求开窗高度的目的在于防止意外坠落，并非阻止自杀。如张维全、史五萍要求通顺物业担责的理由成立，则所有桥梁隧道、崇山峻岭均应安装足以防止自杀的设施，既不现实，也会对社会公众的自由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故，华西公寓消防通道的开窗高度低于国家标准与张某自杀之间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不构成对张某的侵权。 包石睿作为张某的同居男友，与张某之间构成特定关系人，因其尚未与张某结婚，故其与张某的亲疏程度介于张某父母与学校之间，为第二顺位的特定关系人。其与张某之间已非单纯的道德义务，而是上升至负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法律义务。即包石睿负有提醒张某按时服药、定期复诊，在张某情绪不稳时进行劝慰、安抚的义务。结合包石睿事发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包石睿在日常生活中对张某施以生活上的关心和心理上的关怀，提醒张某按时服药，已经尽到了相应义务。其唯一的疏忽在于事发当日对张某进行安抚后，认为张某情绪已经恢复正常，未陪同张某外出，为张某实施自杀行为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就此而言，包石睿具有一定的过错，其过错比例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留待后述。 五、关于强制医疗及其他。张维全、史五萍认为，四川大学在确认张某罹患抑郁症后，对张某的校外居住未进行合理的注意和看护义务，亦未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致使张某陷入失控状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自主决定自身的行为。学校虽然要求学生归寝住宿，但不得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学生归寝，否则即构成对学生人身自由的侵害。四川大学并非医疗机构，不存在提供治疗环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作出的规定，即非经人民法院审理，任何人不得被送交强制医疗。故四川大学既无强制张某住校的权力，也无强制张某住校的义务；既无对张某进行强制医疗的权力，也无将张某送交强制医疗的义务。综上，张维全、史五萍的该部分主张不能成立。 六、关于张维全、史五萍与包石睿的责任对比。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因素十分复杂，涉及自杀者的生理、心理因素，也涉及诸多社会因素，其自杀的直接诱因，在医学上也难以确定、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疏于治疗、缺乏关爱等亦会对抑郁症患者产生负面作用，有可能导致其做出非理性行为或成为其自杀的诱因。就本案而言，结合各方的身份关系、刘锦琳的短信、微信、谈话记录、公安机关对包石睿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张某在高中时即出现心理问题并因此而接受心理咨询，且每次出现自杀念头时，就想起张维全教给自己的方法。即张维全、史五萍在此前数年便知晓张某存在心理问题且存在自杀倾向，并有针对的给予张某心理疏导。第二，包石睿虽然取得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但其既未取得执业医师执照，也无从业经历。而张维全系从业二十年以上且现任科室主任的执业医师，专攻治疗的疾病包括“抑郁等神经系统疾病”，其所在科室“能对各种精神和心理问题做出及时诊断和处理”。故张维全对抑郁症的诊断、理解、预见等能力，无论在生活经验上还是专业水平上，均远超包石睿。第三，即便张维全出于对子女的信任对老师的话存疑，也可在节假日、周末前来成都对张某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了解以掌握张某真实的学习、生活、心理状况。但张维全对张某偏听偏信，片面认为老师恶意刁难张某，错失了在张某病情尚未失控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治疗的时机。第四，在刘锦琳于2017年6月29日将张某的学习、患病情况告知张维全后，张维全向刘锦琳表示张某“不会（出事）”，并请刘锦琳放心，因自己“还是了解她”。在刘锦琳表示“（张某）需要休学或者家长陪读”的情况下，张维全对刘锦琳的建议不置可否、未予答复。刘锦琳在2017年11月21日将张某病情加重的诊断病历拍照发送张维全，张维全作为专业医生，应当知晓医疗机构已经建议张某住院治疗并预见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此时张维全即应采取积极措施，让张某接受专业治疗，至少应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张维全、史五萍既未采取让张某接受专业治疗的积极措施，也未采取陪读、休学等消极措施，反而要求张某“不要给家里添乱，不要让家长来成都陪读”等，而史五萍与张某的持续争吵，已构成张某自杀的诱因。对后续事件的发展负有重大过错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五，在张某于2017年12月初与学校、家人失联后，张维全对张某不接电话的原因判断为“（张某）与其母电话联系谈论其男友时发生争吵”。也就是说，张维全、史五萍已经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张某可能与包石睿存在同居关系，且张某对家人干涉其与包石睿关系的已经极度反感。即便张某拒不接听家人电话，张维全、史五萍也可采取短信、微信方式先行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以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但张维全、史五萍作为张某的父母，且张维全作为专业医师，在张某抑郁症较以往加重且与家人产生重大矛盾的情况下，不但未采取循序渐进的手段与张某联系、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反而通过报警的手段对张某、包石睿施加压力，意图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张某与家人取得联系。而张维全作为专业医师，理应知晓对抑郁症患者施以精神压力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张维全、史五萍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张某自杀的诱因，对后续事件的发展负有重大过错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某与包石睿非婚同居，虽非道德所提倡，且违反校规校纪。但包石睿、张某均为未婚青年，其同居行为均属自愿行为，并不违法，不能成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包石睿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关于自己对张某之死负有责任的陈述，系包石睿的内心自责，不能作为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包石睿对张某不存在主动侵权行为，也尽到了适当的照顾义务，其唯一的疏忽在于事发当日对张某进行安抚后，认为张某情绪已经恢复正常，故而未陪同张某外出，为张某实施自杀行为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就此而言，包石睿对张某最终自杀成功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其既无主观故意、也无重大过失。相较张某在意志自由情况下的自杀行为，相较张维全、史五萍前放任后刺激的严重过错，相较其自身对张某的关心、关爱，相较于其自身所遭受的严重伤害，其过错程度显著轻微，不足以产生赔偿的法律后果。 四川大学对张某不存在主动侵权行为，也尽到了学校、老师对学生应尽的教育、管理、帮扶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通顺物业对张某不存在主动的侵权行为，也无义务阻止张某自杀，其消防通道的开窗高度虽不符合国家标准，但与张某自杀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张维全、史五萍要求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石睿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全部驳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一审中，张维全、史五萍提交申请，要求调取张某的QQ、微信、支付宝记录，以期证明包石睿对张某实施了精神控制。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张维全、史五萍给予张某的生活费为1500元/月，为普通标准，该费用不足以支撑张某与包石睿二人的共同生活费用开销。其次，包石睿对其与张某之间的经济混同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已经做出了合理解释，即经济混同是为了日后共同生活的准备。再次，无任何证据显示包石睿具有对张某进行精神控制的能力和行为。本案现有证据已足以做出事实判断，且张维全、史五萍申请调取的证据可能侵害第三人隐私，故对其调取申请不予支持。 （二）一审中，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各方进行调解，以期最大限度的安抚生者的情绪。各被告均表示愿意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但张维全、史五萍坚持认为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石睿等对张某之死负有全部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张维全、史五萍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5820元，由张维全、史五萍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张维全、史五萍申请撤回对四川大学、通顺物业的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二审中，上诉人张维全、史五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7年1月1日到2019年1月1日期间张某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其上显示张某在每月获得生活费后立即将生活费转入包石睿的账户，而包石睿每月仅向张某支付少量生活费。拟证明张某对包石睿极度依赖，包石睿对张某存在事实上的人身控制。2.史五萍在张某微博的留言记录截图，拟证明张某向上诉人隐瞒了其与包石睿之间的感情纠纷，张某自杀的原因是与包石睿的感情纠纷。四川大学对支付宝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包石睿与张某之间有经济联系；对微博留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发表意见。通顺物业认为以上证据与其无关。包石睿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张某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张某与包石睿在恋爱同居关系中因日常生活开支及对未来生活的计划而对双方经济进行支配的行为系二人对自己具体生活细节的自由处置，该处置行为与二人的年龄与智力相适应，亦符合两人的恋爱关系。故张某的支付宝交易记录不能反映出包石睿是否对张某实施了人身控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微博留言记录的截图，该截图显示“与荷花81247对话中”、“该对话来自于未关注人”，时间为“2017-12-1309:31”。因对方未予回应，仅从单方的语言中无法确定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包石睿对张某的自杀身亡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维全、史五萍主张包石睿未尽到对张某的照顾义务，在明知张某精神不妥的情况下隐瞒张某行踪、放任张某独自外出，对张某的自杀身亡具有过错。对此，本院认为，张某坠楼身亡时年满21周岁，且不存在民事能力受限的情形，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无被监护的需要。即使张某存在需要被监护的情形，因包石睿与张某之间不具有婚姻关系，在张维全、史五萍健在的情况下包石睿不具有成为张某监护人的可能性。而张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享有人身自由，可以选择与谁联系或者不联系，去任何不被法律所禁止的地方。虽然，包石睿在警方向其了解张某行踪时未予配合，客观上使得张某的亲属在其轻生前未能与其取得联系，具有一定的过错，但该过错并不导致张某的自杀，与张某的死亡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包石睿在与张某恋爱过程中的不忠行为与张某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包石睿在与张某的恋爱过程中与其他女性发生关系，对张某的感情造成伤害，但该伤害是否与张某的自杀身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恋爱系人类社会正常交往的行为内容之一，但并非所有的恋爱都一帆风顺，感情波折在所难免，恋爱双方都应对恋爱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处理，避免过激行为。虽然包石睿的行为客观上对张某的抑郁症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但基于人类心理特征的复杂性以及抑郁症致病原因和病情变化原因的多因素性，结合张某生前与刘锦琳谈话中所反映出其高中即出现心理问题的事实，目前尚不能确定包石睿的行为与张某患抑郁症之间的关联性。现实生活中，促成一个结果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有所不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有规范性，不能将所有事实上与结果发生有关的原因均等同于与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对高坠的后果有清楚的认识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实施该行为，系其积极追求死亡结果的表现。包石睿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与张某的高坠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1.包石睿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的开房记录，以证明包石睿感情不忠是张某自杀的直接诱因。2.张某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关于心理评估报告相关的诊疗记录，以查明张某患抑郁症期间的心理状况及对包石睿的心理依赖和感情挫折。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开房记录，因包石睿已经在2017年12月16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明确表示其有与其他女性发生关系的行为，且开房记录可能侵害第三人隐私，故本院对上诉人关于调取开房记录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张某的心理评估诊疗记录，因张某的心理评估诊疗记录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人民法院调取收集证据范围的规定，故对上诉人关于调取张某心理评估诊疗记录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张维全、史五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20元，由张维全、史五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睿 审判员 陈丽华 审判员 付冬琦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谭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