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28民初894号原告：邓青松，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都昌县。委托代理人：孙绍安，男，1953年9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系邓青松继父。被告：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挦阳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669767414L。法定代表人：徐秋霞，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冀华，江西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邓青松与被告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长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青松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绍安、被告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冀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青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购买赣Ｇ××××**赣Ｇ××××**与被告的事实挂靠合同关系；2、判决被告协助办赣Ｇ××××**赣Ｇ××××**车辆过户到原告名下的手续并将能正常行驶的涉案车辆交给原告；3、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多付购车款1711239.9元减90万元等于811239元。事实和理由：都昌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8民初1848号、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4民终249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1、九江长运公司享有都昌至东莞客运班线的营运权，由该公司都昌分公司经营管理，2012年10月22日之前，该线路由王解平、曹文平、曹长玖、秦长生等四人以赣Ｇ×××**、赣Ｇ×××**靠在被告九江长运公司实际经营。2、2012年10月22日，由于都昌至东莞客运班线的赣Ｇ×××**、赣Ｇ×××**两车临界报废期需更换新车，经与原告邓青松协商并取得被告公司同意，王解平、曹文平等四人将该两台临界报废车辆所有权及客运班线经营权以1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因资金不足便邀请广东人杨澄宇合伙，并签订了《九江市都昌县至东莞客运班线及股份转让合同》，受让后，根据被告都昌分公司要求，原告于2012年10月23日、11月22日，先后汇款124万给被告，由被告公司代购了两台型号为XMQ6129FYD3A的金龙牌客车，登记车辆号分别为赣Ｇ×××**、赣Ｇ×××**取代赣Ｇ×××**、赣Ｇ×××**两车的客运经营。都昌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8民初1848号、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4民终24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2016年3月11日，被告将原告赣Ｇ×××**、赣Ｇ×××**两车从东莞押回都昌的行为构成违约，并判决赔偿原告扣车损失人民币312960元等等。根据以上事实原告认为：原告购买的赣Ｇ×××**、赣Ｇ×××**车辆与被告存在事实上的车辆挂靠的合同关系，由于被告违约，合同无法履行应当解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决原告以上诉讼请求。被告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因《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所生争议,已由司法裁判处理终结，一、邓青松所提主张无事实依据，无论是解除所谓“挂靠”关系,还是将赣Ｇ×××**、赣Ｇ×××**两辆客车“过户”和“交给”原告,均应以该两辆车的所有权归属为依据。运业公司曾于2018年4月向贵院以邓青松为被告提起的《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纠纷案诉讼期间,邓青松也曾提出“返还两辆车(车牌号G97597、赣Ｇ×××**)的反诉主张。然而,该案依法查明案涉车辆的购买事实,确定案涉车辆所有权为运业公司所有,并驳回邓青松所提返还车辆的诉讼请求。邓青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由此可见,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归属.业经两级法院审理,足可认为邓青松在本案中主张返还案涉车辆.没有事实依据。二、关于邓青松提交的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争议事实的依据。1、邓青松向法庭提交都昌法院(2016)赣0428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书》和九江中院(2017)赣04民终2492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依据,但该两份判决书解决的争议,并非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归属的争议,而是邓青松在2016年3月擅自脱离公司营运监管,在公司将车辆送回公司后,邓青松以停运损失为由主张赔偿.案经两审法院裁判已经执行完毕,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无法证明案涉车辆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指出的是,该两份判决书没有否定和排斥邓青松在《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条件下的履约行为。因此,本案亦应当在《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条件下认定案涉事实。2、邓青松提交其与王解平等四人订立的所谓经营权转让协议,由于运业公司并未介入,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得到证实,而且邓青松与王解平等四人的经营权转让与本案诉争事实没有必然关联。本案争议是案涉《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条件下,在邓青松与运业公司之间发生,与王解平等四人没有任何关联和牵拉。即使邓青松与王解平等四人曾签署过此类股权转让协议,也只能认为是他们之间处分各自民事权利义务的活动,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邓青松提交的案涉车辆购置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其证明目的是意图证明案涉车辆单车购置价为45万元,是没有根据的。该发票反映的仅仅是案涉车辆的部分购置价款,理由是:首先,案涉《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第五条已明确资产占用费“按车辆购置价比例”计提,可以证明单车购置价为81.6万元,邓青松签署该《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即表明邓青松对单车购置价81.6万元是清楚的,也是明知的。而且，邓青松作为公路客运资深从业者,应当清楚2012年一辆公路客运汽车的单车购置价,没有可能以45万元的对价能够买到；其次、运业公司购置案涉车辆的供货方为长运集团汽车销售分公司,根据运业公司财务资料显示,案涉两辆客车购置款的支付,是都昌分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11月27日分两次分别向汽车销售分公司汇款61.06万元和50万元.以及上级集团公司于2013年11月27日支付65.28万元,合计176.34万元(含接车费用),汽车销售公司开出票面金额分别为45万元的销售发票两张，以及票面金额73.2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张。至此,完成案涉车辆购买行为。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发票和收款收据总金额为163.2万元,对应了《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关于“按车辆购置价比例”所示单车购置价81.6万元，第二、汽车销售公司是长运集团下属公司,基于同系统的便利优势,因而在购置车辆的付款,是采用分期支付方式,第三、上列财务凭证在贵院(2018)赣0428民初1134号案件审理期间,已经审查确认。总之,本案案涉车辆全部由运业公司或被告上级集团公司支付,根本不存在邓青松支付车辆购置款的事实;再次、邓青松出具与他人分别付款80万元和20万元的凭证,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并不能证明是支付购车款。邓青松支付的款项是在《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书》签订后并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支付的部分款项。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第5项以及第四条、第五条约定,邓青松在合同签订时(预交日)应当交付资产占用费资产占用费32.64万元:班线资源占用费16.8万元，车辆资产抵押金16.3万元.单车应付总额为65.74万元,两车合计为131.48万元。即便原告根据合同支付的上列各项费用,也无法对应案涉两辆车辆的购置价。因此,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是支付购车价款，该项证据不应采信为案涉车辆所有权归属的根据。依法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并作出案涉车辆为运业公司所有的正确判决。为此,请贵法庭依法审查并驳回其无理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一、九江市都昌县至东莞客运班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发票，证明客运班线经营权及赣Ｇ×××**、赣Ｇ×××**车辆的挂靠关系。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被告公司对合同不知情，该行为与长运公司没有关系，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钱是原告汇入长运公司的，但绝对不是买车子的钱，这个钱是责任合同项下得费用，发票也不是购买车用的，发票上的价格买不到本案的车辆，当时车的价格一辆是81万左右。二、都昌至东莞班线财务说明，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车价款及管理费共计1795200元。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原告所交的费用都是原告合同内应该交的费用。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一辆车价格是450000元。被告的质证意见是：450000元是买不到该两车的，该发票是前期所交的钱，后面还补交了费用。四、九江长运公司出具的收款单，证明被告收款明细。被告的质证意见是：是在车票里扣了费用。被告为了采纳其答辩，提供了以下证据：一、被告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主体资格。原告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二、判决书两份：（2018）赣04民终2316号及（2018）赣0428民初1143号，证明涉案车辆已经法院判决归属，原告是重复起诉的行为。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此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的诉请与本案诉请是不一致的，法律关系不同、标的不同，现在原告是要求解除挂靠关系。三、公车责任经营合同两份，证明每辆车的价格及公司收取费用的方式。原告的质证意见是：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原件，并且赣Ｇ×××**车辆的合同没有原告签字，签字的是原告的妻子，该行为没有原告的授权，该合同是被告内部提出的目标，和本案的挂靠合同无关。查明：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为总公司，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都昌公司为其分公司。被告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都昌至东莞客运班线的营运权，由该公司都昌分公司经营管理，2012年10月22日之前，该线路由王解平、曹文平、曹长玖、秦长生四人以“G95560、赣Ｇ×××**”两辆车挂靠在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经营，2012年10月22日由于都昌至东莞客运班线的“G95560、赣Ｇ×××**”两车临界报废期需要更换新车，经与原告邓青松协商并取得被告公司同意，王解平、曹文平、曹长玖、秦长生四人将该两台临报废车辆所有权及客运班线经营权以17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原告，原告因资金不足便邀请广东人杨澄宇合伙，并签订了《九江市都昌县至东莞客运班线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受让后，根据被告都昌分公司要求，原告于2012年10月23日、11月22日，先后汇款124万元给被告，购置了两台型号为XMQ6129FYD3A的金龙牌客车，登记车牌号分别为赣Ｇ×××**、赣Ｇ×××**，取代G95560、赣Ｇ×××**两车的客运经营。2012年10月23日被告都昌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公车责任经营合同（A）》，2015年12月31日，杨澄宇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杨成澄宇将自己的股份作价40万元转让给邓青松，杨成宇退伙，由邓青松一人经营。2016年3月11日，被告根据《公车责任经营合同（A）》以原告欠交管理费为由，将赣Ｇ×××**、赣Ｇ×××**两车从东莞押回都昌，经反复协商无果，为此原告诉至我院﹝案号(2016)赣0428民初1848号﹞，请求：1、判决撤销原、被告之间的《公车责任经营合同（A）》；2、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扣车损失36万元。该案于2018年2月7日经二审终审结果为：一、被告九江长运运业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邓青松扣车损失人民币312960元；二、驳回原告邓青松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公车责任经营合同（A）》的诉讼请求。2018年4月28日，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都昌公司向本院起诉邓青松，请求判令：1、偿付资产占用费541760.10元；2、偿付班线资源占用费11040元。邓青松在此案中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都昌公司返还不当得利445658.85元；2、判令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都昌公司返还两辆车（车牌为赣Ｇ×××**、赣Ｇ×××**），现估价值共50万元。该案经二审终审，结果为：一、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都昌公司返还邓青松管理费97322.85元；二、驳回邓青松的其他反诉请求；三、驳回江西九江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都昌公司的诉讼请求。现原告邓青松诉来本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解除原告购买的赣Ｇ×××**、赣Ｇ×××**与被告的事实挂靠合同关系”，就本案而言，挂靠是指车辆所有权人出资购买车辆，将车辆登记在被挂靠单位，向被挂靠单位缴纳管理费用，以被挂靠单位名义从事营运业，挂靠人自负盈亏的行为。原告虽向被告共交费1753536元（根据本院2018赣04**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但无法认定交费款中含有购车款，亦无其他证据证实赣Ｇ×××**、赣Ｇ×××**两车的所有权人是原告，所以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无从解除挂靠关系，故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协助办理赣Ｇ×××**、赣Ｇ×××**车辆过户到原告名下的手续并将能正常行驶的涉案车辆交给原告”，协助车辆过户的前提是要求协助人应当是车辆所有权人或者双方有此项约定，现无证据证实原告是赣Ｇ×××**、赣Ｇ×××**车辆的所有权人，也无其他应当过户到原告名下的约定或法定事由，故该项诉讼请求亦不能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多付购车款1711239.9元减90万元等于811239元”，原告交纳的1711239.9元，无法认定其中含有购车款，且被告有证据证实90万元只是两辆车的部分价格，故该项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另从《公车责任经营合同（A）》的内容来看，原告交纳的费用包括线路管理费、车辆占用费、车辆抵押金等，合同第“六--6”项约定“责任经营期为伍年，经营合同期满乙方须将车辆及牌照交回甲方，由甲方负责处理”。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青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12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玉林人民陪审员  巢守梧人民陪审员  刘建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郝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