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4民初2746号 原告：武金英，女，193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告：朱洪国，女，195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告：朱洪春，女，195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尚义，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祝，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朱洪乃，男，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槐荫区。 被告：济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耿国玉，破产管理人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娥，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金英、原告朱洪国、原告朱洪春（以下简称三原告）与被告朱洪乃、被告济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于2019年7月9日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尚义、田洪祝，被告朱洪乃，被告阳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武金英与朱彦增（已去世）一生生育两女一男，分别为本案原告朱洪国、朱洪春和被告朱洪乃，朱彦增于1998年去世。2004年由朱彦增所建造并承租（拆迁时按正常产权房处理）的经七路339号院内东平房南侧的平房一间（以下简称：“经七路339号平房”），被依法征收。为此，被告阳光公司与被告朱洪乃签订的《济南市城市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以下简称“产权调换协议”），并由此产权调换取得了济南市明星小区南区1号楼1单元xxx室房屋。但经七路339号平房时朱彦增所建，拆迁时也按照朱彦增所有的房屋处理，所得拆迁利益应当归朱彦增的全部继承人所有，两被告恶意串通，在未通知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私自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侵犯了三原告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产权调换协议无效。因此，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朱洪乃辩称，其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我认为房子就应当是我的。 阳光公司辩称，第一，三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三原告并非拆迁所有权人，与涉案被拆迁房屋不存在法律关系，无权要求两被告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无效。第二，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本案中产权调换协议是在2004年12月15日签订，涉案房屋其后已经拆迁至今15年，远远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且不属于民法总则第196条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因此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三，根据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及补偿条例第4条规定，槐荫拆迁办时涉案房屋的征收及补偿主体，被告阳光公司是根据槐荫拆迁办的要求与被告朱洪乃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不存在三原告所称的恶意串通情形，鉴于产权调换协议时槐荫拆迁办的主导下签订完成，被告阳光公司认为槐荫拆迁办应当参加诉讼，以便查清本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原告向本院提交《济南市公有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房屋权属状况信息》、《证明》、《死亡诊断书》，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由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朱彦增于武金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子女，分别为长女朱洪春、次女朱洪国、儿子朱洪乃。朱彦增原为济南化轻化工有限公司职工，于1998年2月25日死亡。朱彦增生前在其单位承租济南市槐荫区纬十二路337号院公房平房（以下简称337号院平房）一套。朱彦增去世后，由朱洪乃在该房屋实际居住。 2004年12月15日，阳光公司作为甲方，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与作为乙方的朱洪乃签订《济南市公有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甲方因实施阳光花园建设项目，经济房开拆许字【2003】30号文批准，拆除337号院平房，房屋建筑面积24.50平方米。经评估货币补偿金额为64680元，甲方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是明星小区1号楼1-301房，产权调换差价为62707.80元。协议约定的地下室、小房价格为13.73×800=10984元。该协议还约定领取替他内容。该协议抬头乙方处原房主为朱彦增，划掉后更改为朱洪乃并加盖了拆迁办公章。该协议乙方落款由朱洪乃签名捺印。 签订上述协议后，朱洪乃被安置在济南市槐荫区明星小区南区1号楼1单元x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x号房屋），并于2010年12月30日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登记。现该房屋被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为2011年1月17日至2021年12月3日。 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在争议： 三原告称，上述房屋系原由其父亲朱彦增承租的公房，在朱彦增去世后，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应为朱彦增的遗产，在朱彦增的继承人中进行分配。三原告一直认为朱洪乃系以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的上述拆迁安置协议，并不知道其系以被拆迁人的名义签订的，也不知道该房屋的所有权已经登记在朱洪乃名下。阳光公司及拆迁办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在明知朱彦增应为被拆迁人的情况下与朱洪乃个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三原告作为朱彦增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涉案的拆迁安置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 三原告向本院提交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3日，济南化轻集团总公司向“省石油化工经贸集团总公司”及“拆迁办”的两份函件。其中向“省石油化工经贸集团总公司”的函件内容为：“为解决我单位离休职工朱彦增的住房困难，八十年代末，我公司在经七路339号院内东平房南侧加盖平房一间，约十几平方米，请贵公司在办理房屋拆迁时按正常产权房对待。”向“拆迁办”的函件内容为：“为解决我单位离休职工朱彦增的住房困难，八十年代末，我公司在经七路339号院内东平房南侧加盖平房一间，约十几平方米，此房一直由公司收取房租，并由公司维修管理。省石油化工经贸集团总公司在第一次办理房产证时，将此房漏报。请贵办在办理房屋拆迁手续时按正常产权房对待。”三原告称，朱洪国与朱彦增系同一单位工作，上述两份证明一式两份是由朱洪国去单位开具，之后一份交由朱洪乃办理拆迁手续，一份由朱洪国自己留存。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在拆迁前为朱彦增所有。 朱洪乃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称因涉案房屋存有争议，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其印象中该两份证明是朱洪国开具后去找的拆迁办，但朱洪国是否留存其不清楚。因其非其父亲单位的员工，故虽然其居住于原拆迁房屋内，但该房屋的租金由朱洪国支付。 阳光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其称该两份证据均由案外人提供，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名盖章，且两份证据所表示的意思是被拆迁房屋事由公司建造提供给朱彦增使用，公司收取房租并没有陈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朱彦增。 本院认为，三原告所提交的两份函件实际系书面的证言，在相关单位未出庭就该证据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另，即使两份证据真实，两份函件中所称的经七路339号院与拆迁安置协议所记载的337号院平房地址并不一致，不能证明系同一处房屋。即使系同一处房屋，该两份函件中也仅写明了按正常产权房对待，并未明确为朱彦增所有。同时，两份函件明确了单位向朱彦增收取租金，并实际对房屋进行维修管理的事实。由该事实，结合朱洪乃所签订的拆迁协议系为公有住宅拆迁协议，可以印证涉案房屋系公房，并非朱彦增所有的私有房屋。故该房屋并不能作为朱彦增的遗产进行处理。 现三原告主张朱洪乃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故其要求确认涉案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原则，三原告负有举证证明朱洪乃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事实的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明确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且涉案房屋为公有住房，参照原建设部《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承租住宅用房的，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死亡，其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契约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据此，朱洪乃作为朱彦增的同住成年家属，在朱彦增死亡后一直由其实际使用涉案房屋，完全存在以其作为实际承租人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拆迁安置协议的可能性。三原告称两者之间系恶意串通，且在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签订15年后提起本次诉讼，证据不足，且有违常理，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故其以此事实的存在，要求确认涉案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理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武金英、朱洪春、朱洪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武金英、朱洪春、朱洪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斌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