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津行申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法定代表人马晓伟，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张安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法定代表人王建国，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涛，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医疗市场秩序监督处处长。委托代理人李明宇，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傅群生，男，194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华联商厦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云瑞，女，1946年6月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纺织品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再审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卫健委）因卫生行政回复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行终2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国家卫健委申请再审称：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再审。一、一审原告投诉事项已过追诉期且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两审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一审原告诉请已过追诉期。原告投诉的事项发生在十年前，原告在民事纠纷处理终结、刑事不予立案的情况下，转而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但该事项早已明显超过行政处罚的法定追诉期限。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主张过公力救济请求，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项有关法定职责的请求权已经超期，原告的投诉不再具有请求权基础，行政公力救济的途径已经终结。2.一审原告就本案之诉不具有诉的利益。卫生行政执法首先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保障正常的医疗服务市场秩序，如果特别为某个人的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且必须保持相当的克制。除非法定事由，行政权不得随意介入私权之争。本案中，因原告的投诉不再具有请求权基础，且此时侵害已经停止、赔偿已经完成，原告在这一争议中已不具有诉的利益，其投诉事项对于卫生行政部门来说只是行政执法的线索而已。天津市卫健委作出的被诉答复认定张占京的行为不具有社会性、职业性，不属于行医、执业范畴，不构成非法行医，实质是对张占京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的判断，是出于维护医疗服务秩序的需要，并非对原告权利的直接保护，被诉答复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影响。3.一审原告投诉事项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处罚的是“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处罚的是“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违法行为。因此，卫生行政部门仅负责查处涉嫌“违法行医”和“违法执业”的行为。本案中，被申请人提出的事项是“申请天津卫健委依法查处张占京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为付领进行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而根据天津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显示，张占京作为付领的岳父，仅是基于亲情关系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在家中或通过电话方式对其女婿付领作出诊疗建议或指导，张占京的行为既不属于行医行为，亦不属于执业行为，不具有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违法性。这种基于亲属之间的具有互助性质的行为，无论是否具有诊疗活动的属性，均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二、法院判决超出司法审查的边界，过多地干预行政权的具体执行。天津市卫健委决定由省级受理管辖本案投诉事项，虽未对原告是否超过两年后提出投诉的事实认定清楚，亦未能对被投诉人张占京进行当面调查取证，但上述事实认定、证据调取上存在的不足并不影响对投诉事项性质的判定。即使天津市卫健委已经调查核实了被申请人首次投诉时间，并花费大量行政资源远赴外省对张占京完成当面调查取证，对该投诉事项的最终判定结论依然是张占京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被申请人的投诉不属于对违法行为的投诉。行政执法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针对一个明显超出追诉期限，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且并不构成违法行为的投诉事项，行政执法具体如何实施，如何调查取证，取证到何种程度，需要动用多少行政资源，行政机关有一定的合理裁量权。针对被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天津市卫健委即使径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亦并无不当。因此，其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及管辖方面的不足仅属于瑕疵，无碍于对被投诉行为性质的判定。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原告的投诉事项，天津市卫健委必须像对待违法行为一样，严格依照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变更级别管辖、调查清楚所有案件事实、调取全部证据、穷尽行政手段之后，方可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结论。一审法院的判决不仅浪费大量的行政资源，而且不能有效化解行政纠纷，已明显超出司法审查的边界，过多地干预行政权的具体执行。二审法院认为，天津市卫健委仅对张占京于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进行认定，并未对该行为是否属于诊疗活动进行认定，故被诉答复未能涵盖被申请人的请求事项。二审法院的判决说明其对卫生行政部门具体有何种法定职责的事实认定不清。行政部门仅对被投诉的行为是否违法作出判断并处理即已履行完毕相应法定职责。既然二审判决已经认定天津市卫健委对张占京的行为作出不构成非法行医的判定，那么卫生行政部门就没有法定职责必须另行对张占京的行为是否构成诊疗活动作出认定。因为张占京的行为无论是否属于诊疗活动，这种基于亲属之间互助行为均不构成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三、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法官曾公开发微信朋友圈对本案进行宣传，其作出本案判决的动机不纯。且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14余行文字原封不动照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此做法不妥。故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傅群生、刘云瑞的诉讼请求。天津市卫健委申请再审称：一、傅群生、刘云瑞不具有对天津市卫健委调查处理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权，且与本案之诉无诉的利益。1.傅群生、刘云瑞不具有对天津市卫健委调查处理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281号行政裁定书论述：“对行政机关受理投诉之后的调查处理结果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通常认为，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投诉请求权，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就属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投诉人对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例如要求作成或者加重对于第三人的处罚，则应依赖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本案中，天津市卫健委对傅群生、刘云瑞反映事项启动了行政执法调查程序，并将调查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傅群生、刘云瑞，天津市卫健委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天津市卫健委通过调查认定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对付领的行为不属于行医、执业范畴，不构成非法行医，而傅群生、刘云瑞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天津市卫健委2017年3月1日出具的《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及国家卫健委出具的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市卫健委对张占京为付领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和非法行医重新作出认定”，该诉讼请求属于傅群生、刘云瑞对天津市卫健委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张占京施加负担，即认定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对付领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但《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卫生行政法律法规均未规定投诉举报人具有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即傅群生、刘云瑞不具有对天津市卫健委调查处理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权。因此，傅群生、刘云瑞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傅群生、刘云瑞就本案之诉不具有诉的利益。本案中，因傅群生、刘云瑞不具有对天津市卫健委调查处理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权，且此时侵害已经停止，赔偿已经完成。傅群生、刘云瑞在此争议中已不具有诉的利益，其投诉事项对于卫生行政部门来说只是行政执法的线索而已。天津市卫健委作出被诉答复实质是对张占京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的判断，是出于维护医疗服务秩序的需要，并非对傅群生、刘云瑞权利的直接保护，被诉答复未对傅群生、刘云瑞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影响。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进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1.《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省级卫生行政机关可依据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地区的实际，规定所辖区内管辖的具体分工。”因此，天津市卫健委具有对该案件的管辖权，一审法院以“投诉事项是否由其管辖没有进行调查、检查清楚”为由认为再审申请人存在明显不当，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在具体行政执法案件中，若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且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应当审查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距被发现的时间是否已经超过两年，再决定是否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可见，这是针对行政机关是否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规定，并非启动行政执法调查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天津市卫健委经过调查认为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并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故一审法院提出的“二原告是否超过两年后提出投诉”不是本案调查的必要环节和必需内容。因此，一审法院以“二原告是否超过两年后提出投诉没有进行调查、检查清楚”为由认为上诉人存在明显不当，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3.傅群生、刘云瑞在《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反映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存在非法行医行为，要求市卫健委查处并就张占京对付领的行为作出认定，天津市卫健委根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反映的情况和诉求，对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涉嫌非法行医进行立案调查，并以《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的形式书面告知投诉人，张占京对付领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所以，本案是针对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行为的查处，并不涉及张占京在此期间的其他行为，包括其他行医行为。而且，张占京在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是否存在其他行医行为对判定张占京在此期间对付领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行医没有关联性。因此，在天津市卫健委已认定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且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是否存在其他行医行为又与本案无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对投诉期间被投诉人张占京是否有行医行为没有进行调查、检查清楚”为由认为天津市卫健委存在明显不当，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且无法律依据。4.2016年12月27日，天津市卫健委根据傅群生、刘云瑞提供和公安机关笔录所载的住址（记述不完全一致）进行现场查访，当日张占京未在家中，经电话联系，张占京称回河北老家、元旦后回津。2017年1月4日，天津市卫健委再次联系张占京仍称未归，表示过完正月十五回来，并表示有关情况已经在公安机关调查时说明（有电话录音为证）。此后天津市卫健委又多次联系张占京，但张占京不再接听电话，故未能当面进行询问。鉴于上述情况，天津市卫健委认为，不能无限期等待张占京进行当面询问，其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属于刑事调查证据，具有法律效力，故天津市卫健委在获得张占京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认可的情况下，采用了张占京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而且，《行政处罚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以及《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均未授予卫生行政部门依法传唤被投诉人的权力，也没有规定“当面调查”为行政执法调查的唯一方式。因此，一审法院以“对被投诉人张占京没有合法传唤、没有进行当面调查”为由认为天津市卫健委存在明显不当，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且无法律依据。5.张占京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除张占京否认为付领配过中药丸外，与被反映的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基本一致。对于张占京否认为付领配过中药药丸，天津市卫健委在调查中向傅群生进行了求证，但其没有直接证据，因此，天津市卫健委在调查过程中已经获取了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主要证据不足”作出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6.天津市卫健委依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法定职权，按照《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管辖、受理、立案、调查等法定程序，依法认定张占京20**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符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的“行政执法调查是一种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定事由方可启动，且必需严格在法律规范的授权范围内进行，对于二原告提出涉及行政执法职权的投诉事项，被告市卫健委应当依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原卫生部令第53号）中规定的管辖、受理、立案、调查取证等程序并综合考虑期限等因素审慎地履行相应职责”的意见。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作出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三、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进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1.傅群生曾向天津市卫健委明确表示履行职责申请书只是申请认定张占京的相关行为是否为非法行医。由于履行职责申请书中出现“诊疗行为/非法行医”这样模棱两可的内容，天津市卫健委曾向傅群生就该问题进行询问并留下书面记录，傅群生明确表示履行职责申请书只是申请认定张占京的相关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二审法院认为天津市卫健委的答复没有涵盖所有申请事项与事实不符，事实认定错误。2.卫生行政部门没有依相对人申请认定某一行为是否为“非法行医”的职责，更没有依相对人申请认定某一行为是否为“诊疗行为”的职责。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和《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查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非医师行医”，以及“未经许可擅自开办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职责，这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可能涉及上述三种行为（本文统称非法行医）的投诉举报线索应当依照相关程序规定进行处理，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结果只有两种，一是进行行政处罚，二是不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政行处罚，则需要充分的证据证成“当事人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这一事实；如果卫生行政部门不进行行政处罚，说明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的事实或有其他不予处罚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事实。“疑罪从无”在行政执法领域也很常见。结合工作实际，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非法行医投诉举报线索时，就相关行为的定性结果有三种可能，一是当事人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二是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三是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当事人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在这个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对某一特定行为进行定性并非独立存在的职责，而是依附于打击非法行医这一行政处罚职责中，具有从属性。此外，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赋予卫生行政部门依相对人申请去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诊疗行为”的职责。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是依公安机关申请就有关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进行认定，并非依社会相对人申请就有关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进行认定，二者不能混淆。天津市卫健委已经正确处理投诉举报线索并依法履行了打击非法行医的行政处罚职责，向傅群生、刘云瑞作出的告知性答复，实际上是告知天津市卫健委履行打击非法行医行政处罚职责的结果。故二审法院认为天津市卫健委还必须就张占京的行为是否构成“诊疗行为”进行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故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傅群生、刘云瑞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经审查，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于2016年2月14日向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递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天津市卫健委“依法查处张占京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为付领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收到该申请后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后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于2016年9月22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津0101行初34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被申请人2016年2月14日提出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被诉《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内容为：“张占京于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不属于执业、行医范畴，故张占京的上述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不服《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于2017年3月19日向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认为对于二被申请人提出涉及行政执法职权的投诉事项,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应当依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原卫生部令第53号)中规定的管辖、受理、立案、调查取证等程序并综合考虑期限等因素审慎地履行相应职责,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的行政执法程序存在瑕疵；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中所称“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的表述用语不甚严谨。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认为综合全案情况，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虽在执法程序及《关于的回复》表述内容存在瑕疵，但不予行政处罚的最终处理意见并无不妥。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的调查过程与《行政处罚法》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不符，在事实认定、证据调取和执法程序上存在明显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对理由部分予以修正。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没有对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的举报事项进行专业地、完整地答复，仅对是否构成非法行医进行认定，未对该行为是否属于诊疗行为进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故本案再审审查阶段针对二审生效判决进行审查。关于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经审查，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与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具有利害关系，二被申请人具有对该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且本案起因为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对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提交的申请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被申请人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后，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津0101行初344号生效行政判决，判决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被申请人于2016年2月14日提出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故二再审申请人就被申请人傅群生、刘云瑞的原告主体资格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281号行政裁定案情与本案显不相同，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不能以此推翻本案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关于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认为被申请人投诉事项早已明显超过行政处罚的法定追诉期限且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围的再审理由。本案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提出申请，不仅请求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而且请求就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故被申请人的请求事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再审申请人就被申请人主张的违法行为是否进行查处可以按照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执行，但就被申请人所请求的认定内容，不属于行政处罚相关规定的调整范围，故再审申请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且本案现有证据显示，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在处理过程中，依照行政处罚的相关程序立案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最终作出被诉回复，就被申请人的部分申请事项作出了认定。在整个行政程序中，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并未主张被申请人投诉事项早已明显超过行政处罚的法定追诉期限且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管辖范围，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亦维持了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作出的被诉回复。可见，二再审申请人均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作出了实体的处理决定，现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在再审审查阶段提出上述异议主张，显然不能获得支持。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关于被申请人傅群生曾向天津市卫健委明确表示履行职责申请书只是申请认定张占京的相关行为是否为非法行医的再审理由。经审查，二被申请向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递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对张占京为付领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于2016年12月14日对被申请人傅群生进行询问，其中记载：“问：你给我们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具体申请的事项是什么？答：（看过《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后）具体申请的事项是2007年8月2日早晨张占京对付领通过电话出具诊断、治疗方案，开具处方行为是否属于非法行医行为。对此进行认定。也包括2005年到2007年之间的治疗也需要进行认定。”二被申请人在行政诉讼中明确请求判令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对张占京的诊、疗行为是否属于诊疗行为和非法行医重新作出认定。根据上述内容，不能认定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的主张成立，本院对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二再审申请人认为天津市卫健委没有法定职责对张占京的行为是否构成诊疗行为作出认定的再审理由。经审查，被申请人傅群生就其举报的事项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受理被申请人所报案件后，尚未作出最终处理。二被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要求行政机关对其举报的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认定为诊疗行为或非法行医行为，以便二被申请人维护其权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条例及本细则中下列用语的含义：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六章罚则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章处罚中，多处出现“诊疗活动”。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对不按期办理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又不停止诊疗活动的，责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在限期内仍不办理校验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故对于相关行为是否属于诊疗活动，系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行政执法时必须予以考量和进行认定的环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作为省级卫生行政机关，具有对医疗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也具备对相关行为性质进行判断认定的专业能力。故二再审申请人认为天津市卫健委不具有认定相关行为是否诊疗行为的法定职责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再审申请人天津市卫健委所作答复未能涵盖二被申请人的申请事项，生效判决撤销其所作答复并责令其重新答复，并无不当。基于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生效判决将复议决定一并撤销，亦无不当。关于再审申请人国家卫健委主张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的再审理由，不属于本案再审审查范围。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德润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田大勇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吴荣荣书记员呼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