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8602行初224号 原告盛冬成，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盛冬顺，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盛冬华，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盛端英，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盛端兰，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盛舒璇，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暨以上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盛端喜，性别，户籍地南京市秦淮区。 被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叶斌，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意，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昊，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杰，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柳国林、张林，江苏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盛舒璇（以下简称原告盛冬成等七人）诉被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第三人黄杰房屋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冬成等七人诉称，一、座落于南京市秦淮区××头××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于2005年5月18日登记在第三人黄杰名下时，根据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宁拆许字（2006）第07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此时秦淮区土城头18号被列入了（2004）0053号拆迁红线范围内，不应当变更登记。二、登记在第三人黄杰名下时的资料中，（2002）宁白证内民字第1038号公证书上周梅英性别为“男”。委托书中受托人“历文宽”与周梅英和黄杰的《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厉文宽”签名人不是同一人，一个是“历文宽”，一个是“厉文宽”。其次，从具体签名看，公证书中的“历文宽”与买卖契约中的“厉文宽”两人的书写习惯明显不同，最后，由于“历文宽”或者“厉文宽”没有留下具体的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其真实身份，身份存疑。三、周梅英去世前于2005年2月14日留下遗嘱，将房产分给七原告，内容为，“为防止以后矛盾及本人住院期间的费用，立如下遗嘱：正房陆间，楼上北面给老三；中间给老小；南边归老二；楼下三间，北面给老大，中间给老五，南边给舒舒。后面厨房两间，有单独的房产证，是老四的。后院老二自盖的两间归老二自己（包括厕所）。北面的小房子和后面的除老二的以外的小房子归老小，正房西边的小房子归老大。楼上北面老三自盖的两间（老四楼上）归老三自己。权利和义务平等自即日起，本人住院及其他费用一律按六人（六个子女）平均分配，轮流照顾，否则按自动放弃其产权继承权”。故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给第三人黄杰颁发的丘（地）号为383300-13号房产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市规划资源局辩称，一、原告与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无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涉案房屋原登记在案外人周梅英名下，登记机关已于2005年1月5日根据案外人周梅英与第三人黄杰的申请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给第三人黄杰。因此，案外人周梅英在2005年2月14日书写《遗嘱》时已不具备处分涉案房屋的前提。同时，原告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是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故原告与涉案房屋登记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适格主体。二、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原告七人除盛舒旋外均在2007年《协议书》签字，该《协议书》明确提及涉案房屋已转移登记至第三人黄杰名下，属于第三人黄杰所有，故原告现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确已超过起诉期限。三、涉案房屋登记行为事实充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根据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宁编字〔2015〕38号《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本市土地登记、房屋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根据宁编办发〔2019〕21号《关于市国土资源局职责机构编制转隶方案的通知》，组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国土资源局的上述职责划转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案外人周梅英的代理人厉文宽与第三人黄杰于2004年12月31日持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契约等材料向登记机关申请转移登记，登记机关受理后经审核登簿，于2005年5月16日向第三人黄杰发放了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即原告诉请撤销的房产证），要件齐备，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系案外人周梅英（已故）的子女，盛舒璇为案外人周梅英的孙女、原告盛端喜的女儿。2004年12月31日，周梅英的委托代理人厉文宽持经公证的委托书，与黄杰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涉案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将涉案房屋登记至黄杰名下。双方提交的登记资料包括公证书、委托书、周梅英原持有的房产证、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税完税证等。2005年1月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黄杰名下。黄杰于2005年5月16日领取了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5年4月6日周梅英去世并注销户籍。 2005年5月18日，第三人黄杰申请涉案房屋所在土地变更登记，并取得宁秦国用（2005）第034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06年12月27日核发的宁拆许字（2006）第07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记载：拆迁期限为2007年1月10日至2007年2月23日。涉案房屋在拆迁范围。 2007年1月31日，盛冬华作为乙方（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代表与甲方（南京聚宝典当行、黄杰）签订协议书，载明：2002年10月29日，周梅英与南京聚宝典当行黄杰签了抵押借款合同，用其位于南京市××头××号的房子作典当抵押，后周梅英违约，未能按时还款，将上述房屋以368000元卖给了黄杰，并办理了过户，现在房产已经属于黄杰所有，但因周梅英去世，黄杰未能向其支付房款。现乙方作为周梅英的继承人，愿意将周梅英所欠黄杰的所有借款本息共计17万元全部还清，以赎回房屋。因为土城头18号房子即将拆迁，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代表盛冬华代表甲方与房屋拆迁单位进行房屋拆迁价格等事项的谈判，委托权限为拆迁协议签字权及拆迁款的领取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等乙方与拆迁单位谈好拆迁协议后，甲方行使签字权。当甲方领取拆迁款后，将17万归还典当行作为房屋赎金，其他多余款全部交给乙方处理。黄杰作为自然人自愿放弃在该房屋拆迁中的经济权利。双方还约定该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所涉及的典当、房屋买卖等法律关系全部解除，乙方内部的继承问题由其自己处理与甲方无关。 2019年1月30日，七原告对黄杰取得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分别提起行政诉讼。审理中，七原告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05年2月的周梅英手书遗嘱，内容涉及对涉案房屋在六个子女及孙女之间的分配。 另查明，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与黄杰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秦淮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8）苏0104民初6087号，要求确认黄杰与周梅英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案查明：“因涉案房屋拆迁，2007年2月2日，盛冬华受黄杰公证委托，代表其余五原告与南京市秦淮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秦淮拆迁办）、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签订《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盛冬华确认补偿协议系其所签，但其签订的协议价格为140万元。秦淮拆迁办就涉案房屋补偿情况出具了书面说明：拆迁进场时，调查登记的房屋产权人为被告，经过和实际居住的盛家4兄妹沟通，得知原产权人是周梅英（故）。由于房产抵押，此房屋产权过户给黄杰了……后来工作组约谈黄杰和盛家兄弟沟通商谈拆迁补偿事宜，最终拆迁补偿款合计140万元整（协议部分90万元，现金部分50万元），黄杰表示，自己只拿债务欠款的17万元，其余的补偿款归盛家兄弟，经核实，该处补偿费用已由受托人盛冬华全部领取。同时，秦淮拆迁办还提供了2007年2月1日涉案房屋140万拆迁款的分配情况及盛冬华领取50万元现金补偿的凭证，其中黄杰取走17万元”。2018年11月30日，秦淮区法院作出（2018）苏0104民初60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盛冬成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方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苏01民终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审理中，七原告陈述涉案房屋拆除是在2006年年底，其全家人是2017年11月才知道涉案房屋早就被第三人变更登记；拆迁时原告家庭去找拆迁办，拆迁办讲你们房子卖掉了，不与原告方谈。七原告认可拆迁时黄杰委托了盛冬华去谈拆迁，但认为是以黄杰的名义去谈的，七原告要求恢复房产证和土地证，称拆迁办承诺如恢复两证就与其重新谈；七原告亦认可拆除涉案房屋的补偿款，黄杰取走17万后剩余的钱给了七原告，但七原告认为土城头18号拆的是黄杰的房子，七原告还一分钱没拿。 第三人黄杰称，拆迁时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均已交付给拆迁办。被告陈述涉案房屋的登记信息已经移到历史库中，对外已无法查询，相当于注销。 本院认为，首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诉请撤销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但周梅英在生前已对涉案房屋作出处分，此后，涉案房屋已因拆迁被拆除，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涉案房屋登记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故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其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七原告诉请撤销的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但涉案房屋在2005年1月已登记在黄杰名下，结合审理查明的内容看，七原告在2007年涉案房屋被拆除时即已知晓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七原告在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十余年，且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均早已交至拆迁部门的情况下，至2019年1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至于七原告在本案中对周梅英在2002年的公证档案提出异议，要求撤销周梅英在2002年的公证委托，并提出对周梅英的指纹进行鉴定等申请，在相关民事案件中均已涉及，本院对原告上述申请均不予理渉。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盛舒璇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洪 彦 审 判 员  程 媛 审 判 员  窦 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万炳青 书 记 员  谭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