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0110行初70号 原告：王安炳，男，194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綦江区。 原告：陈时勤，女，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綦江区。 被告：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九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22MB18607903。 法定代表人：陶晓锋，该委主任。 负责人：张天裕，该委党委委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建波，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安炳、陈时勤不服被告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卫健委）的前身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卫计委）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的将两原告从2018年1月起退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4月23日以区卫健委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向被告区卫健委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安炳和被告区卫健委的负责人张天裕、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区卫计委于2018年1月23日审批决定，原告王安炳、陈时勤从2018年1月起退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退出原因为两人于2013年参加了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养老保险，享受五年过渡期奖扶待遇，现五年过渡期已满。 原告王安炳、陈时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将两原告从2018年1月起退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行政行为，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将原告纳入奖扶对象范围的行政行为。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19日，丁山镇因占用农民耕地用征地补偿款为原告购买了社会养老保险。按照丁山镇计生办发给原告的渝人口发〔2013〕27号（渝文审〔2013〕46号）文件第五条第（五）款第5项的规定，转户居民只购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按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对待。原告有社会保险局的资证为凭，证明不是购买的城镇社会保障保险，就不应按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第五条第（五）款第1-3项的规定执行。原告是农民，不是城镇居民，有2018年12月10日公安部门办理的户口簿为据。原告于1982年响应党的政策号召实行了计划生育结扎手术没有过错。被告说原告是城镇居民，为什么强行原告退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原告的五年过渡期尚不足五年，且被告只计算五年是错误的，不应按此执行，原告应该继续享受奖扶。当前国家每年都有新的政策出台，被告用五至十年前的政策糊弄原告，应适用2015年至2019年的新政策处理原告的奖扶问题。故诉请法院依法裁决。 原告王安炳、陈时勤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关于王安炳同志退出奖扶对象的告知书》，证明重庆市綦江区丁山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书面告知王安炳退出奖扶对象的内容。 2、《结婚证》复印件2张，证明两原告系夫妻。 3、户口页4张，证明两原告2015年户口登记的职业为农业劳动者，2018年12月登记的户别性质为家庭户。 4、养老金领取证，证明王安炳于2011年4月1日符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 5、养老待遇领取证2张，证明两原告从2013年6月起按月领取养老待遇，2013年12月19日取得养老待遇领取证。 6、《账户交易明细（客户）》6页，证明王安炳于2014年1月20日领取“居保”金980元、“养老”金4000元，从2014年2月起每月领取“养老”金。 7、《区卫计委关于王安炳反映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证明区卫计委2018年12月24日就王安炳写信反映的事项书面回复王安炳的内容。 8、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綦江府复［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就王安炳不服《区卫计委关于王安炳反映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申请复议作出的复议决定内容。 9、《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通知》（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证明区卫计委作出讼争行政行为的政策依据。 被告区卫健委辩称，一、原告原系綦江区丁山镇村民，从年满60岁开始领取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标准为每年1080元。2013年因丁山镇城镇建设征收部分土地，原告作为征地农转非人员办理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并于2013年6月开始领取养老金。按重庆市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规定，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起，可继续享受五年过渡期奖励，过渡期满次年不得再领取计划生育奖励。原告于2013年至2017年已继续享受五年过渡期奖励，此后不能再享受该项奖励。二、原告过渡期届满后不再符合计划生育奖励领取条件，丁山镇人民政府对原告的情况进行初审并上报给被告，被告按程序审查后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的原告退出计划生育奖励对象的审批决定符合相关规定。三、原告诉称的各种理由系其个人主观认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区卫健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重庆市綦江区机构改革方案》（綦江委发〔2019〕4号文件，证明区卫计委于2019年1月21日被撤销，其职责被整合给新组建的区卫健委。 2、《綦江区2018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退出审批表》，证明区卫计委作出本案讼争行政行为的具体程序和内容。 3、《申请》，证明王安炳2013年7月3日书面申请将本户含两原告在内的5人农转非。 4、《重庆市綦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办理丁山镇城镇规划建设项目征地农转非的函》，证明重庆市綦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国土房管局）于2013年8月14日将包括两原告在内的21名征地农转非人员名单报送给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办理农转非手续，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于2013年9月2日同意办理。 5、《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办理丁山镇城镇规划建设项目征地养老保险的函》，证明区国土房管局于2013年8月14日将包括两原告在内的21名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名册报送给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征地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险手续。 6、缴纳基本保险费明细表，证明两原告因参加征地养老保险一次性缴纳基本保险费的情况。 7、丁山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情况说明》，证明王安炳参加“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保险及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的情况。 8、《养老保险发放明细表》7页，证明两原告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的情况。 9、丁山派出所《情况说明》，证明王安炳未到该所办理户口的农转非手续。 10、《王安炳2013年-2017年奖扶资金发放情况》，证明银行已代为发放2013年-2017年五年的计生补贴共5400元给王安炳。 11、《陈时勤201五年-2017年奖扶资金发放情况》，证明银行已代为发放2015年-2017年三年的计生补贴共3240元给陈时勤。 12、观佛村村委会2019年6月3日《情况说明》，证明因陈时勤未按时完整提交相关申报材料致村委会缓报其计生奖扶申请一年。 13、照片4张，证明村委会和丁山镇人民政府分别在村、镇公示了本村、本镇2018年退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人员情况。 14、村委会2019年5月30日《情况说明》，证明村计生专干曾电话告知王安炳2018年不再享受奖扶政策，并向王安炳出具过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进行解释。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国人口发〔2004〕36号文件）。 《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4］21号文件）。 《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信息管理规范》（人口厅发〔2008〕24号文件）。 依据15-17证明被告具有审批决定原告退出奖励扶助对象的执法主体资格和相应职权以及作出讼争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 18、《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通知》（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证明区卫计委作出讼争行政行为的政策依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1、2、4、5、7、8、依据9无异议；对证据3、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证明原告的户口性质是“家庭户”，不能证明原告现在仍然是农村户口，证据6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1、3、5-12无异议；对被告依据15-1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依据15-17的文件时间太早，不适用于本案，依据18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享受了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人员才是执行五年过渡期，原告购买的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不是城镇社会保障保险，两者的差别很大；对被告证据2、4、13、14有异议，认为原告至今没有得到农转非的安置补助费，未农转城，故农转城证据不适用于本案，没有看到过证据2、13，不知村镇是否张贴过公示公告，村委会是2018年3月口头告知两原告退出奖扶对象的，原告曾找被告要书面处理意见，但被告不给，原告直到2018年8月才拿到《关于王安炳同志退出奖扶对象的告知书》。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原告证据1、2、4、5、7、8、被告证据1、3、5-12，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实际上均无异议，仅是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证明力与证据效力不是同一概念，有无证明力或证明力的大小不影响证据效力的成立，故本院对原告证据3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虽然该证证实的原告领取“居保”金（即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即原告是否领取了城镇社会保障待遇）无关联，但证实的有关领取“养老”金的内容有关联，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被告证据2、4、13是有关资料和公示情况的客观、真实记载或反映，证明内容与本案有关联，证据形式和来源合法，原告虽有异议，但在举证期限内未举示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被告证据14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有关联，与原告陈述也不矛盾，证据形式和来源合法，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亦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安炳、陈时勤系夫妻，原为重庆市綦江区丁山镇农村居民，婚后生育有两个女儿。原告王安炳从2008年起因年满60周岁每年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待遇。王安炳曾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于2011年4月1日起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并领取基本养老金。 2013年因丁山镇城镇规划建设项目征收丁山镇7组、8组部分集体土地，两原告等21名农村村民被确定为农转非人员。2013年7月3日王安炳自愿申请将本户包括两原告在内的应转农转非5人农转非。2013年8月14日，区国土房管局将均包括两原告在内的《重庆市征地农转非人员明细表》报送给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办理农转非，将《重庆市2008年1月1日以后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名册》报送给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征地养老保险。后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于2013年9月2日审批同意办理21人的农转非。但两原告户口的农转非未实际办理，两原告也一直未到当地的丁山派出所办理农转非手续。2013年两原告参加了“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养老保险（属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其一次性缴纳的基本保险费包含有个人安置补助费缴纳的金额。2013年12月19日两原告取得养老待遇领取证，但实际从2013年6月起开始享受每月的退休养老金待遇至今（第一次领取时间为2014年1月）。 原告陈时勤因2013年未按规定完整提交申报资料，2014年提交的申报资料才符合规定，故年满60周岁的2014年未能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待遇，从2015年起才开始享受。两原告一直领取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待遇到2017年。 2017年12月，村委会以两原告参加“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养老保险、五年过渡期满为由审议将两原告纳入本村2018年1月1日起退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并在本村公示栏公示后上报给丁山镇人民政府。丁山镇人民政府经初审同意两原告退出，在本镇公示栏公示后将本镇年审退出对象名单汇总上报给区卫计委。区卫计委于2018年1月23日审批同意镇政府意见。2018年3月村委会将退出的原因及结果口头告知了两原告。原告王安炳不服，向区卫计委提出五年过渡期未满，要求补发两原告2018年奖扶金共2160元。区卫计委2018年12月24日制作《区卫计委关于王安炳反映事项办理情况的回复》（綦卫计信〔2018〕114号文件），认为王安炳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区卫计委不予支持其请求。王安炳不服该回复，于2019年1月7日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仍请求补发两原告2018年奖扶金共2160元。2019年1月21日区卫计委因机构改革被撤销，其职责被整合给新组建的区卫健委。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审理后于2019年4月2日作出綦江府复［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王安炳请求的理据不足为由驳回了王安炳的行政复议申请。两原告仍不服，于2019年4月23日诉来本院要求裁决。 另查明，2013年11月11日，原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重庆市法制办渝文审〔2013〕46号文件审查备案，制定了《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通知》（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其中第一条“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规定，对象确认条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为：1、未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2、本人为本市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业户口，3、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现存活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4、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申请当年年满60周岁，扶助标准为农村独生子和双女家庭父母每人每年1080元。第五条“有关政策解释”第（二）款“户口界定”第1项规定，对有退休工资的轮换工或民办教师、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农业户口等视为城镇户口；第（五）款“转户居民享受过渡期的界定”第1项规定，2010年8月1日以前，转户居民是指农村居民因成建制地变更户口性质等政府行为成为非农业户口，农村居民因结婚、购买房屋等个人行为登记为非农业户口的不按转户居民对待，从2010年8月1日起，所有转户居民视为成建制农转城，“成建制”不一定以整村整社为单位，也包括一个社的某个区域；第2项规定，转户居民从首次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征地农转非人员从实际安置和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作为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时间，农业户口购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作为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对待；第3项规定，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起，享受计划生育扶助政策五年过渡期（国家工作人员等除外），过渡期届满的次年不再纳入扶助范围并作退出处理；第5项规定，转户居民只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按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对待。 本院认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2004经国务院同意执行的一项基本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目前无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属有关政策调整的范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国人口发〔2004〕36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奖励扶助对象由县（市、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并公布，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奖励扶助对象进行年审。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人口计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奖励扶助对象进行审核确认，并将审核通过的新增对象和年审退出对象名单公示后公布。因此，原区卫计委在被撤销前的2018年作为綦江区卫生和人口计生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审批确认两原告是否退出奖励扶助对象的执法主体资格和相应职权。2019年1月21日原区卫计委被撤销后，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区卫健委作为被告承担其权利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户口性质为农村居民但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两原告是否视为城镇居民，或者是否作为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对待，是否应当执行转户居民的计划生育扶助政策五年过渡期。本院对此综合评述如下： 根据国人口发〔2004〕36号文件、《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4］21号文件）和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的规定，“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为了解决“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的特殊困难而制定的一项专门的奖励扶助政策，其适用范围是具有“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的特殊人群，城镇居民不享有该奖励扶助待遇资格。重庆市人民政府2010年7月25日制定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文件）第六条“建立完善户户籍制度改革相关配套机制”第（十）款“完善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第2项规定，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起，给予五年的政策过渡期，在政策过渡期内，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户籍所在地农村的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规定将国人口发〔2004〕36号文件中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转户居民本从转为城镇居民或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时起不再具有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扶待遇的资格，但重庆市人民政府却仍给予其五年过渡期享受，充分体现了政府对转户居民这一特殊群体利益的特别保障。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中的相应内容是对渝府发〔2010〕78号文件的具体解释，与该规定是一致的。因重庆市这两个政策规定对原享有农村计划生育奖扶待遇的转户居民的权利保障更为有利，故可以作为本案法律适用的依据。 两原告2013年因属于征地农转非人员且本人也自愿申请农转非而由有关职能部门为其办理了“綦江县新征老龄人员”养老保险。该保险能够参加的前提是必须属于征地“农转非人员”，即应当为因征地由农村居民转为了城镇居民的人员。通常情况下，农转非和参加征地养老保险的手续办理是同时进行的，不存在矛盾；像两原告这样享受了几年征地养老保险待遇而农转非手续却未及时办理完成的属于特例。两原告实体上享受了农转非人员的待遇，仅是形式上未完成农转非的变更手续而已，这并不影响奖扶资格的审批确认。 首先，两原告2013年参加的“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养老保险是属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一种，与原告之前自行参加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同性质的养老保险，原告因此从2013年6月起享受的是城镇社会保障待遇。两原告认为“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养老保险属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其没有享受城镇社会保险待遇的观点不成立。两原告2013年参保时缴纳的一次性基本保险费中包含了用其个人安置补助费缴纳的部分金额，两原告述没有享受农转非人员的安置补助费亦不成立。 其次，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第五条第（二）款第1项专门对户户口问题进行了界定，定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农业户户口”为城镇户口。所以，即使两原告没有及时将户户口性质变更为城镇居民，是视为城镇居民对待。 两原告于2013年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根据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第五条第（五）款的规定，两原告无论是作为转户居民、征地农转非人员，还是作为农业人口，都应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当年、即2013年起计算享受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的五年过渡期，分别为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五年过渡期届满的次年、即2018年起，两原告便不属于奖扶范围。陈时勤虽然从2015年起才享受奖扶待遇，但因为渝人口发〔2013〕27号文件规定的五年的起始年是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为计算的起始时间，故其权利的享有也止于2017年。因此，原区卫计委经审批确认两原告从2018年1月起退出奖励扶助对象并无不当，符合有关政策的规定。 两原告参加“綦江县新征地老龄人员”养老保险后，原参加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会被新保险吸收合并，并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相反，按吸收后的新保险计算享受的养老金比原告原自行参加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计算享受的养老金要高出较多，原告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对此，原告不应有所异议或不满。如前所述，“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国家为了解决“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的特殊困难而制定的一项专门的奖励扶助政策，在国家目前的经济实力尚有限的情况下，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城镇居民或视为城镇居民的人已另行享受到国家金额更高的其他社会保障待遇，也不适宜重复享受奖扶政策。原告认为其仍应享受奖扶政策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支撑。此外，原告认为应按照2013年后新的政策规定执行其奖扶待遇，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向本院提交这样的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观点亦不予支持。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第十二条第（五）款第1项规定，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应在当年4月30日前将审核确认的年审退出对象名单在乡镇、村委会、村民小组张榜公示十天，并以文件、报刊等形式予以公布。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原区卫计委完整及时履行了前述程序，故原区卫计委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该瑕疵对审批行政行为的成立和两原告的实体权利均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区卫计委作出的审批决定原告王安炳、陈时勤从2018年1月起退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政策正确，主要法定程序合法，不存在滥用职权。两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安炳、陈时勤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安炳、陈时勤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纪 人民陪审员  肖庆兰 人民陪审员  李碧兰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