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21民初226号原告：李友良，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技芝，湖南正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丁海涛，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恋，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红旗商贸城西街**。法定代表人：丁海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刚，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友良与被告丁海涛、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吉安公司）、黄郁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湘0321民初92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李友良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湘03民终152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裁定撤销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8）湘0321民初92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重新立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李友良以原审被告黄郁平已去世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黄郁平的起诉并由本院裁定予以准许。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李友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技芝、被告丁海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恋、被告恒盛吉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友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丁海涛、恒盛吉安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156万元（暂计至2018年4月29日，之后利息按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被告丁海涛及恒盛吉安公司向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约定利率为月息1分。原告将该400万元借款本金转账支付至被告丁海涛招商银行湘潭支行的账户内，并由被告丁海涛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条据。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约定及时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虽经原告多次催要，仍未偿还，被告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具状法院。被告丁海涛辩称：李友良转丁海涛的400万元全部用于恒盛吉安公司的开支，丁海涛不是涉案的借款人，不是涉案的实际使用人，也未实际使用涉案借款，不应承担涉案借款的偿还责任，涉案的借款系恒盛吉安公司以其公司名义借取，丁海涛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公司职务行为，视同为收条的作用。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错误，根据恒盛吉安公司和李友良签订的协议第一条和第三条，在2015年7月30日之后的400万元转为了保证金，不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形。如果依据借条认定借贷关系，那么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辩称：本案的借款主体是答辩人恒盛吉安公司。本案所涉400万元借款全部用于本案公司的经营活动。根据原告与答辩人订立的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条和第三条的约定，本案所涉400万元的借款自2015年6月30日就已经转为工程保证金，同时该笔工程保证金应当在2015年7月30日退还给原告，因此本案所涉400万元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的性质属于借款，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进行计息。在2015年6月30日之后，该笔款项的性质转为了工程保证金，不再计算利息。综上，答辩人同意偿还原告2015年6月30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和工程保证金400万元。原告李友良为支持其诉讼主张举证如下：1、《借条》，证明丁海涛与恒盛吉安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原告借款400万元事的事实并转账至丁海涛个人账户，原告已履行了借款义务，丁海涛特别写明了自己是借款人并将借款人身份证号码写明在借条上，被告违约；2、《合作框架协议》，证明原告、被告丁海涛、恒盛吉安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以及被告丁海涛、恒盛吉安公司违约的事实，丁海涛与恒盛吉安公司为共同甲方，代表人在甲方处而非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的前提是被告要开工，没有开工就要计算利息，第三条是甲方承诺条款，非对乙方的约束条款；3、汇款回单，证明原告通过自己的账户以转账的方式向丁海涛招商银行账户汇入400万元，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4、银行账号，证明两被告共同指定的账户均认可原告转款的事实；5、催款短信截图，证明原告一直找被告丁海涛催要借款本息，被告丁海涛承认自己向原告借款事实并多次承诺自己去融资归还借款本息但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被告丁海涛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丁海涛系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外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职务承担，在恒盛吉安公司和李友良达成借款合意之后且在李友良履行出借义务时出具的收据上，丁海涛在借条中特别注明了借款人系恒盛吉安公司，其在借条上的签字只是依法履行职务行为；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框架合作协议可以看出借款合同主体为恒盛吉安公司和李友良，丁海涛在合作协议上的签字系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同时对于利息计算，合同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有明确约定，6月30日之前系借款，计算利息，6月30日之后转为保证金，对于未开工的情况下该笔保证金如何处理也有明确约定，直接退还没有要求支付利息，合同明确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证明了丁海涛在合同中的签字系履职行为，与合同抬头明确的甲方仅为恒盛吉安公司并无丁海涛相对应；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友良按照公司指示将涉案借款存入丁海涛账户，仍是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不能证明丁海涛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被告有充足证据证实涉案借款全部用于恒盛吉安公司的开支；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丁海涛是代表公司接受涉案借款；5、对证据5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短信内容可知，涉案借款全部用于公司，丁海涛中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到涉案借款中来的，其行为均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与被告丁海涛质证意见一致。被告丁海涛举证如下：1、《合作框架协议》、营业执照、《借条》，证明涉案借款系公司借款，和丁海涛个人无关；2、银行卡的流水，证明李友良转给丁海涛账户的400万元全部用于恒盛吉安公司使用，并未归个人使用，丁海涛转给李献忠1974000元，系恒盛吉安公司偿还公司债务，李友良按公司指示转给丁海涛的400万元中有85万元直接转入公司账户，用于公司开支；3、劳动合同、现金付款凭单及工资表、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金都分行历史明细查询单，拟证明何玲系恒盛吉安公司财务出纳，丁海涛转给何玲的72万元，用于恒盛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系公司开支；4、关于袁水波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袁娜）、袁水波收据、云盘村证明，证明袁水波系云盘村的拆迁户，袁娜系袁水波的女儿，丁海涛转给袁娜的40万元系恒盛公司支付袁水波的征收款，系公司开支；5、付款申请书、国有土地上房产收购补偿协议书两份（赵宏晧、朱智辉）、赵宏晧、朱智辉的拆迁款进账单，证明何瞿系岳塘区政府征拆办工作人员，协助恒盛公司负责云盘村的拆迁工作，丁海涛转给何瞿的5万元系恒盛公司支付给何瞿的伙食补助，属于恒盛公司的开支。原告李友良对被告丁海涛所举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中合作协议框架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丁海涛是在合作框架协议的甲方处，不是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他和恒盛公司是合作协议框架共同的甲方，对营业执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借条关联性有异议，丁海涛白纸黑字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了字，且特别列明了借款人丁海涛的身份证号码，再一次以自己的行为确认了作为本案400万元共同借款人的身份，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银行流水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能够证明丁海涛实际占有使用处分了400万元借款的事实，其中部分用于公司，大部分用于丁海涛个人，且从本案流水可以看出，涉及公款私存，是非法的，其中李献忠的197.4万元，根本无法证明是恒盛公司的开支；对证据3劳动合同的三性有异议，劳动合同11条明确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且特别列明了甲方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但是丁海涛作为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在合同上签字，反推丁海涛在本案合作协议框架上的签字不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是甲方共同主体的行为；对证据3现金付款凭单及工资表有异议，该工资表上没有领款人的签字，也没有相关制表财务人员的签字盖章，不具备工资表的形式要件，对银行历时明细查询单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合法性有异议，征地拆迁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责，作为企业的恒盛公司成为拆迁人的主体资格是非法的、无效的，对关联性有异议，借款用于什么地方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无法核实相关合同及表格上主体的身份，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其补助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发放，不应当由作为企业的恒盛公司发放，如果该行为属实，属于恒盛公司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是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是不合法的，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案400万元借款是由丁海涛和恒盛公司共同的借款，用于何处与本案无关。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对被告丁海涛提交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恒盛吉安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李友良提交的证据1、2、3、4、5和被告丁海涛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被告丁海涛是否本案实际借款人应当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对被告丁海涛提交的证据2银行卡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因被告丁海涛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该份证据达不到证实被告丁海涛转账给案外人李献忠的1974000元系替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偿还债务的目的；对被告丁海涛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从该组证据来看，被告丁海涛通过其招商银行账号转账给何玲735468.67元后，何玲的银行流水显示部分附言工资项目转账给了丁海涛、丁薇等人，另在2015年2月2日附言其他费用转账给丁叮100000元及现金支取30000元，是否用于公司被告丁海涛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丁海涛提交的证据4有银行流水、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通知及云盘村村委会证明等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丁海涛提交的证据5中的协议书、进账单等均系其单方制作，既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也没有相关人员未到庭作证，不能证实其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丁海涛系被告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26日，被告恒盛吉安公司（甲方）与原告李友良（乙方）签订一份《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为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建设需要，经友好协商，签订协议如下：1、甲方向乙方借款400万元整，月利息1分，借款期限自款到之日起至开工之日止。乙方保证借款于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到甲方指定账上。到开工之日此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不再计算利息。甲方按月计算利息，到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甲方承诺将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的主楼2#楼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形式为大包干方式承包，结算标准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固定单价1450元包干结算。合同按统一标准另行签订，并由甲方统一安排挂靠单位3、甲方承诺工程项目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开工，如果在2015年7月30日之前项目仍未开工，甲方退还乙方400万工程保证金，同时项目的主楼2#楼仍然承包给乙方施工等。4、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5、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本合同履行完毕后失效。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在甲方盖章签字处盖章，被告丁海涛与原告李友良也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字确认。2015年1月29日，原告李友良按照被告提供的一张“丁海涛招商银行湘潭支行62×××25”并加盖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公章的账号说明，将400万元转入被告丁海涛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62×××25账号内。被告丁海涛于同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李友良人民币肆佰万元整是实”，落款为“借款人丁海涛（湘潭恒盛吉安置业公司）”，该《借条》上还注明了被告丁海涛身份证号码及“转入银行账号：招商银行湘潭支行丁海涛62×××25”。后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未能按期开工，原告李友良多次电话或短信联系被告丁海涛要求还款，被告丁海涛则表示在积极融资贷款设法归还所欠原告款项，但一直未予兑现，项目也始终未开工。原告遂于2018年5月8日诉至法院。另查明，被告丁海涛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62×××25账号于2014年10月22日收到案外人李献忠汇入的2000000元，并于同日通过该账号将2000000元转账给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该账号在2015年1月29日收到原告李友良汇入的4000000元后，于同日转账1974000元给案外人李献忠；于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0日、2015年3月10日、2015年4月13日、2015年4月14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12月18日分十一笔共计转账735468.67元给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财务出纳何玲，而何玲的账号在收到被告丁海涛转入的款项后将部分款项附言工资转账给了丁海涛、丁薇等人，另有2015年2月2日附言其他费用转账丁叮100000元和现金支取30000元的流水记录；于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0日分两笔共计转账850000元给被告恒盛吉安公司；2015年2月12日转账50000元给案外人何瞿；2015年2月16日转账400000元给案外人袁娜，经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云盘村民委员会证实，该款项系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作为业主单位直接支付给征拆对象袁娜之父袁水波的征拆款；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8日分四笔共计转账150000给案外人袁涛。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作为甲方与原告李友良作为乙方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和被告丁海涛于2015年1月29日向原告李友良出具的《借条》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对向原告借款4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被告丁海涛在《合作框架协议》和《借条》上的签字究竟是作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是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根据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于2015年1月26日与原告李友良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该笔借款系被告恒盛吉安公司为云盘村商居一体大楼项目建设需要向原告李友良借款40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款到之日起至开工之日止，恒盛吉安公司承诺将该项目的主楼2号楼承包给李友良施工，李友良则保证借款于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到恒盛吉安公司指定账上，到开工之日此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原告李友良于2015年1月29日将400万元转账至被告丁海涛个人账户，这与《合作框架协议》上约定的打款时间是相符的，且被告方提供的打款账号上加盖了恒盛吉安公司公章。在原告李友良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曾达成另一借款合意的情况下，原告李友良于2015年1月29日根据加盖了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公章的付款账号进行打款及被告丁海涛于同日出具由其个人签名但备注了被告恒盛吉安公司名称借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对前面所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的实际履行，被告丁海涛在《借条》上的签名系其作为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但法律规定，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我国实行的银行账户实名制度也要求，公司应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告丁海涛作为被告恒盛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向原告李友良借款时将自己的个人账号提供给原告而未提供公司账号，该个人账号在收到原告李友良转账的400万元后，又与公司员工何玲、拆迁对象袁水波之女袁娜及案外人李献忠、何瞿、袁涛等发生多笔资金往来，且用途复杂，导致无法清楚区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被告丁海涛辩称其支付给公司财务何玲的款项均用来发放恒盛公司员工工资，但其提交的何玲的银行流水中有部分并非以工资项目支出，其所辩称的转账给李献忠的1974000元系偿还公司借款、支付给何瞿的50000元系替公司发放伙食补助等意见也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在原告李友良多次要求还款后，被告恒盛吉安公司虽承诺积极融资贷款偿还，但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仍未能兑现，已严重损害债权人李友良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告丁海涛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利息，根据法律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李友良请求按《合作构架协议》约定的月息1分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且未超出年利率24%的标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辩称该笔款项在2015年7月30日后转为了保证金不应再计算利息，但《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项目开工之日此借款转为工程保证金，不再计算利息，如果在2015年7月30日前项目仍未开工，甲方退还乙方400万元”，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该项目至今并未开工，两被告的辩论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友良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29日起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丁海涛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720元，由被告湘潭市恒盛吉安置业有限公司、丁海涛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彦人民陪审员  张绍根人民陪审员  罗 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周升兆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百七十一条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