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6301号原告：贾燕，女，198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八达岭精奥莱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陈庄。法定代表人：张力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润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贾燕与被告北京八达岭精奥莱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岭奥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燕，被告八达岭奥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润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全部货款55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检验费5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9月25日在八达岭奥特莱斯购买了“GIORGIOARMANI”牌紫红色女装皮手提包一个（货号：Y1D055FWI5），折后单价为5500元。该女装皮手提包的合格证标注：“物料1：牛皮100%”执行标准：QB/T1333-2010，原告将此款女包送给朋友，朋友在使用过程中对材质产生质疑。本人便将此款手提包送至国家毛皮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经国家毛皮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并出具检验报告（NO.161100257），检验结论为：该包面料材质为剖层皮革，未标注“剖层”字样。单项评价“不合格”。被告销售的不合格商品，故意以未标明“剖层皮革”属于违反检测标准不合格的牛皮革，导致原告作出错误的购买行为，其行为符合《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被告以欺诈手段使原告违背真实意思做出错误购买的意思表示，原告可以撤销合同。另外，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被告的产品与包装上产品说明的质量状况及产品标准，原告可以要求退货。被告销售的不合格商品，产品与产品说明的质量及标准不一致，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今将此事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公平公正审理，支持原告诉求。被告八达岭奥莱辩称：贾燕以牟利为目的购买涉案产品，是职业牟利人士，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范畴，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事实上，原告根本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职业索赔人贾燕团队，是专门活跃在北京地区、针对皮包商品进行牟利行为的团队，其在多处商场针对阿玛尼品牌皮包进行大量、重复购买，并统一进行破坏性检测后起诉，与一般消费行为迥异。原告团队成员购买同品牌同款商品，使用同样模板的起诉状，委托相同检测机构，甚至检测报告作出的日期和编号也相近或关联。鉴于原告系出于索赔牟利目的购买涉案产品，是职业牟利人士，其索赔请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义和目的不符。贾燕为职业牟利人士，明显系出于牟利目的购买涉案产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其退货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涉案皮包质量合格，标识“牛皮革”符合实际情况和相关标准要求.根据涉案产品之报关单，其材质为100%牛皮，且贾燕对于皮包材质为牛皮并无异议。根据《皮革工业术语》第4.2条c命名原则的规定：“按动物名称分。例如：猪、黄牛、山羊…等”，皮包标识为“牛皮革”符合命名规则。即便按照原告主张的QB/T1333-2010《背提包标准》第4.4条之要求，实际皮革用料大于产品60%的，不能标注为皮革。而涉案皮包用料为100%牛皮，因此产品标注并未违反该标准要求。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之结论不成立。原告提交了国家毛皮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出的161100257号《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作出的产品“不合格”之结论没有合法依据，无法得出产品“不合格”的结论。具体分析如下，除封面和质量承诺页外，原告提交的《检验报告》应还有2页内容页，这两页中会有具体的检验情况及检验结果，原告以检验报告作为主张产品“不合格”的依据，却未提交两页内容页，足见其心虚。答辩人日前前往贵院调取了上次开庭原告提交的161100257号检验报告，报告显示其检验依据是QB/T1333-2010《背提包标准》与ISO17131：2012（E），但上述标准或没有对产品材质进行界定和检测的内容、或不能在我国适用，均不能作为鉴定本案皮包材质的合法依据。QB/T1333-2010《背提包标准》不能适用于本案皮包材质的鉴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产品之材质。而QB/T1333-2010《背提包标准》系背提包产品的制成品标准，该标准中没有任何对产品材质进行界定和检测、判定的相关内容，不能据以对产品材质进行界定和判定。欧洲标准ISO17131：2012（E）不能适用于本案皮包材质的鉴定，因为ISO17131：2012（E）为一项欧洲标准。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四条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所作解释，“‘采用国际标准’的含义是指，把国家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内容，通过分析，不同程度地纳入我国标准，并贯彻执行。”因此，国际标准在我国并无法律效力，不具有适用意义。其内容需要通过国内标准制定程序，将先进部分吸收转化为国内标准之内容，方能得以在我国适用。因此，ISO17131：2012（E）在我国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直接适用作为相关质量检验、判定工作的依据ISO17131：2012（E）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剖层皮革”的界定与检验、判定的相关内容。从其第一条可知，该标准仅可用于判断皮革与非皮革的区别，连具体为何种皮革都无法据以判断，遑论判断“剖层皮革”。经营者已经尽到自身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案涉国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自身注意义务，涉案商品的原始吊牌、合格证、海关进口报关单等凭证显示，该皮包有合法来源和合格凭证，其面料为“100%牛皮”。答辩人在进货时已予以查验。根据全国人大官方网站中对于《产品质量法》相关条款的释义，“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的内容包括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验明其他标识。”同时，该释义指出，“对进货产品的检查验收，一般是通过对产品的感观检查来实现的。所谓感观检查，是指销售者对进货产品通过运用看、摸、捻、品等方法，对进货产品的质量进行感观上的判定”。因此，答辩人已经尽到自身注意义务更重要的是，为避免无谓的诉讼争端，本案涉案商品的品牌方和被告已经在制作涉案商品的标识时，专门制作了商品信息卡片，标注了“剖层皮革”信息，标注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更遑论任何欺诈可能。不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剖层”概念相互矛盾，让品牌经营者无所适从，被告并未以次充好，误导消费者，不存在欺诈行为。QB/T1333-2010《背提包标准》第4.4条规定：面层材料90%以上使用头层皮革（头层移膜皮革除外），允许标注“真皮”。移膜皮革、剖层皮草材质应明确标注“移膜”、“剖层”字样。该标准并没有界定何谓“剖层皮革”，实际上其对“剖层皮革”概念的使用也是错误的。而即便苛刻的机械对照该标准，“剖层”对应的宣传概念为“真皮”，只能认为所涉商品材质未达到90%以上使用“头层皮革”，却标注为“真皮”，涉嫌虛假宣传而导致构成“欺诈”。本案中，涉案商品的标注为“牛皮革”，而非标注“真皮”，并无任何虚假宣传、欺诈误导消费者之嫌疑。按照QB/T2262-1996《皮革工业术语》，“剖层”只是皮革加工过程中的一道工艺流程，“剖层皮革”之概念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所谓“头层皮”，也属于“剖层皮革”的一部分。《背提包标准》对于“剖层皮革”概念之使用明显不当，导致经营者事实上也无法适从，不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混乱之后果。值得注意的是，QB/T1333-2010《背提包标准》于2018年9月1日起作废，被新的行业标准QB/T1333-2018《背提包》所替代。新的行业标准OB/T1333-2018《背提包》，不再将“标签标识”问题纳入产品质量判定规则范围内，修改了原标准QB/T1333-2010《背提包》第6.5.1条的规定。因此，标签标识并非诸如有害物质限量或物理机械性能等产品本身的使用性能，不应作为质量判定规则的考量对象。于“剖层”字样的标识要求，新的行业标准QBT1333-2018《背提包》规定为“宜标注”，而非原QBT1333-2010《背提包》中第4.4条规定的“应明确标注”，也即不再对“剖层”字样的标注做任何要求。经过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答复，此为应对不同行业标准之间对“剖层”概念的模糊规定，为避免争议，而不再对“剖层”皮革材质的标注进行要求。QB/T1333-2018《背提包》对于QB/T1333-2010《背提包》的上述重大修改，直接印证了《皮革工业术语》中规定的“剖层”和“剖层皮革”概念与QB/T1333-2010《背提包》提到的“剖层”概念存在矛盾，这种矛盾造成经营者在标识材质时对此概念无法适从，经营者不应对此标准之间的逻辑矛盾承担任何责任。经营者退而求其次按照涉案商品的实际材质标识为“牛皮革”，与客观事实相符，不存在任何问题。案涉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贾燕的退货和要求赔偿检测费用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否则既于法无据，也将给答辩人造成极不公平的损失。贾燕在未与答辩人联系协商的情况下，即擅自对涉案商品进行破坏性检测，系其单方行为，造成了商品价值严重减损，实际上已经彻底失去了经济价值。无论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撤销，还是《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销售者退货，都以经营者存在欺诈或者产品质量不合格为构成要件。鉴于案涉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如前所述，涉案商品质量和标识都不存在问题，被告没有任何违约或欺诈行为，贾燕退货和要求赔偿检测费用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相应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而如果判令退货，即是让答辩人承担包括商品价值减损、检验费支出等方面的损失，则既无法律根据，对答辩人也极度不公平。况且，原告为证明其检验费用的支出，提交了一份收款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根本无法证明原告向本案所涉的检验机构“国家毛皮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支付了检验费用。经营者已经在标识中标注了“剖层皮革”信息，本案起诉不存在事实基础，其他品牌的剖层皮革类型案件早在2014年就已经在某些法院产生，虽然QB/T1333-2010中的“剖层皮革”概念本身模糊不清，但是为避免无谓的诉讼争端，本案涉案商品的品牌方和被告已经在制作涉案商品的标识时，专门制作了商信息卡片，标注了“剖层皮革”信息。原告所在团队于2016年12月23日和2017年1月11日一共购买了两个Y1D055FW15的皮包，就另一款于2017年1月11日购买的皮包，原告团队已经在2018年2月5日提起诉讼，房山法院于2018年4月13日开庭审理，案号为“2018年度京07**民初字第4808号”。在开庭过程中，通过原告团队自己提供的涉案皮包所附带的商品信息卡片可以明确看出，商品信息卡片上已经标注了“剖层皮革”信息，原告整个诉讼请求，都建立在“剖层皮革”没有标注的基础上，被告所售该款商品，已经在商品信息卡片上标注了“剖层皮革”。因此，退一步讲，即使“剖层皮革”概念不存在无法适用的问题，即使原告检测报告不存在公信力方面的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已经不存在任何事实基础，应当被全部驳回。综上所述，案涉皮包质量合格，标识也不存在任何问题，贾燕提交的检测报告之结论不能成立。案涉经营者不存在任何违约或欺诈行为，根本不应承担退货退款责任及检验费用。贾燕明显系出于索赔牟利目的购买涉案皮包，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消费者”，更不能享受比真正“消费者”更高的保护标准，其诉讼请求不应被支持。因此，恳请贵院采纳上述答辩意见，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5日，原告购买由被告销售的“GIORGIOARMANI”牌紫红色女装皮手提包一个（货号：Y1D055FWI5，以下简称：涉案皮包），折后单价为5500元。该女装皮手提包的合格证标注：“物料1：牛皮100%”执行标准：QB/T1333-2010。原告购买该涉案皮包后，于2016年12月7日自行委托国家皮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标识”进行了检验，检验依据QB/T1333-2010、ISO17131：2012（E），该机构按3.1分类规定，单一产品使用的某类面层材料超过产品使用面层材料总面积的20%，应标注；面层材料90%以上使用头层皮革（头层移膜皮革除外），允许标注一“真皮”；剖层皮革材质应明确标注“剖层”字样；使用多种成分复合制成的材料其中皮革基体厚度不大于总厚度的60%，不能标注“皮革”。皮革基体厚度不大于总厚度的60%，表面只经过涂饰处理或移膜处理（含移膜后再涂饰），材质可标注为“超厚涂革”或“超厚移膜革”，得出检验结果，涉案皮包面料材质为剖层皮革，未标注“剖层”字样。原告支出鉴定费500元。另查，2017年4月5日，原告起诉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开庭审理期间，原告出具的涉案皮包标签除合格证外另有一张标签，标签中文简体载明“100%”；“牛皮”；“外表涂层”；“聚亚安酯”；“移膜皮革/涂层皮革”。本院认为：原告从被告处购买涉案皮包，双方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向原告销售涉案皮包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出示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第一，针对被告提供报关单及发票效力的认定。因报关单中载明的背提包型号、品牌与涉案产品均一致，且发票中的编码与背提包中英文编码亦一致，故本院对报关单及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第二，虽QB/T1333-2010标准规定移膜皮革、剖层皮革材质应明确标注“移膜、剖层”字样，但因剖层后的皮革是否即为剖层皮革材质无认定标准，故涉案产品依据报关单中标注的材质内容在吊牌中标注100%牛皮革并无不当，且此标注不会对消费者购买造成误导。第三、原告销售的涉案皮包中除合格证吊牌外，还有纸质折页标签，该标签中用简体中文标注了100%牛皮的具体材质为移膜皮革和外表涂层材质。被告在销售涉案皮包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对商品属性进行了完整标识，原告购买涉案皮包后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破坏性鉴定，使涉案皮包已丧失使用功能，原告无法再次销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涉案皮包货款并要求被告承担检验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贾燕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