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81民初4652号原告（反诉被告）:邵迪义，男，196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贝晓玲，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彩平，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柳福云，女，195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琪，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琳，女，1974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长沙市雨花区，系柳福云女儿。原告（反诉被告）邵迪义与被告（反诉原告）柳福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邵迪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贝晓玲、被告柳福云（反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琪、邵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迪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邵执中向原告支付油茶林青苗补偿款7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柳福云的主要答辩意见：1、原告起诉被告所依据的《承包合同》非被告本人所签，且合同标的范围指向不明，合同没有成立，该合同对被告无法律约束力；2、原告依据《承包合同》所确定的林地与浏阳法院作出的（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林地没有关联性，且根据征拆部门的补偿标准，青苗补偿费为6600元/苗，而不是20000元/亩，其中的差价13400元/亩是土地补偿款应属于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即被告所有。反诉原告柳福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签署日期为1999年2月9日的《承包合同》不成立；2、请求法院判令反诉被告邵迪义支付自1999年2月至2015年共16年的山林及油茶收益款63360元及利息；3、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被告邵迪义针对反诉的答辩意见：1、1999年2月9日的《承包合同》是柳福云儿子邵劭代签的，柳福云对此也知情，该合同签订后已经履行了16年，柳福云未在法定撤销期内行使撤销权，该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2、反诉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合法依据，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均系浏阳市永安镇原永忠村万兴组村民。2005年原永忠村四新、万兴、内屋、山上四个村民小组合并成永和村东兴组，但山水田土并未合并，仍由各小组自行管理。2014年8月7日，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签订《征地拆迁协议》，约定征收位于开元路以南的永安镇永和村东兴组（原万兴组）境内的67.054亩(老虫坡)油茶林，包括征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其他补偿费在内的三项补助共计2797659元，其中征地补偿费为2521230元、青苗补偿费为147519元、其他补偿费为128910元，扣除征地补偿费的10%（252123元）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后，实际补偿金额为2545536元。同年8月25日，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万兴组签订《协议书》，约定对案涉67.054亩油茶林中种植的花木按每亩6600元的价格进行补偿，总补偿金额为442556元。2017年9月7日，万兴小组制定《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该分配明细载明：1、总补偿款为2988092元（2545536元+442556元），村级土地管理费51000元，实际用于分配金额为2937092元。2、具体分配方案为：①油茶山青苗补偿款按20000元/亩分配；②土地费用按老人口一半、田一半进行分配；③油茶山青苗亩数按浏阳市规划勘察测绘院万兴组面积示意表为准；④组上费用78000元在土地款内平摊。3、根据分配方案计算，青苗款为1341080元（67.054*20000元），可分配土地款为1518012元（2937092元-1341080元-78000元），其中按人口和按田亩数分配的金额各为759006元，并确定按人均10842元（老人口70人均）及按亩均10559元（水田71.88亩均）进行了分配。2017年12月5日，柳福云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万兴村民小组及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请求判令被告向其支付老虫坡油茶林的青苗补偿款80000元。2018年7月13日，本院作出（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由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万兴村民小组、浏阳市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向柳福云支付3.525亩油茶林青苗补偿款70500元。诉讼中，原告提出（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柳福云的3.525亩茶林一直由其承包经营，并向法庭提交一份甲方署名为柳福云、乙方署名为邵迪义并于1999年2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1、甲方有2亩荒山自愿承包给乙方开垦种植；2、承包费按每亩承包四十年100元计算，合计200元，并一次性付清；3、合同期自1999年起至2039年止，共40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乙方处有原告签字，甲方处签有“柳福云”字样。同时永安镇永和村万兴村民小组原组长邵国祥也在合同尾部左下方签名。被告柳福云对该《承包合同》不予认可，认为“柳福云”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为，且其一直不同意将案涉茶林转包给邵迪义，也没有收取承包费。原告邵迪义则认为，该签字虽不是柳福云签署，但系经其同意，由柳福云儿子邵劭代为签署，承包费也当即支付给了柳福云。因原、被告就案涉3.525亩油茶林的征收补偿款分配产生争议，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遂将案涉补偿款（包含在原告名下21.095亩补偿款范围内）共70500元扣留在村公账上，原告便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1、老虫坡茶山系原万兴组所有，1982年按在籍人口平均分配到户，但都没有办理林权证书；2、老虫坡茶山在1998年冬天，由村、组牵头统一进行了开垦、改良；3、被告柳福云家庭因劳动力有限，没有参与其承包山林的开垦、改良；4、自1999年开始，案涉茶林一直由原告管理、经营至油茶林征收之日止；5、扣留在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公账的补偿款70500元，本院已根据权利人的申请依据（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扣划给被告。另，原告认为案涉3.525亩茶林中，属于被告的只有2亩，另外1.525亩是原告自己的承包地；而被告认为不管案涉3.525亩茶林在谁名下，但其享有3.525亩的茶林承包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是否成立了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2、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多少的问题。关于是否成立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问题。原告虽提交了《承包合同》，但因被告对该合同上的签字或委托代签行为均不予认可，原告也陈述该合同上“柳福云”的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而是由其儿子邵劭代签，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承包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定，原、被告均不能依据该合同约定主张权利。那么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了事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呢？本院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应当结合当事人实施行为当时的意思表示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综合判断。案涉土地系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所有，属于被征收的67.054亩(老虫坡)油茶林一部分，该油茶林曾在政府及村、组的推动下，于1998年冬由村、组统筹进行了低产改造，原告作为实际承包经营人有意转包被告的油茶林，也在当时组长邵国祥的见证下形成了《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意思框架，故原告对案涉土地存在真实的转包意思表示。被告虽然没有在《承包合同》上签字，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委托了他人签字，不认可转包行为，但其对改造的时间、过程，以及原告实际对案涉土地进行投入并占有、收益的事实予以认可，且被告陈述，因其丈夫逝世，女儿、儿子因工作或读书在外，家庭缺乏劳力，不愿意进行改造，也不愿意流转给原告；同时被告还陈述，其承包的山林最终事实上进行了改造，被告在改造过程中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改造后虽找村、组反应过，但碍于组长邵国祥是被告丈夫的胞兄，所以就没有坚持。因此，自1999年开始，原告系案涉土地的实际管理人，该土地在村、组统一改造后，原告对其进行了复垦，并持续至2014年8月征收时原告都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收益权益，虽然被告一直认为其不同意转包给原告，但综合其超长时间未通过有效方法对案涉土地主张权利的情况，以及原告事实上作为案涉土地的管理人来看，可以认定原、被告以事实行为方式确立了合同关系，双方均可依该合同主张权利。根据（2017）湘0181民初8791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确定柳福云在征收油茶林中享有3.525亩的承包份额，虽原、被告对该油茶林的面积存在争议，但结合《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以及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扣留争议油茶林补偿款的情况看，可以认定案涉土地即为上述被告承包经营的3.525亩油茶林，故原、被告之间以事实行为成立了涉3.525亩油茶林的经营权转包经营合同关系。由于在案涉土地经营权转包经营过程中，其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属不同主体享有，故案涉承包地的征收费用也应依各主体的性质进行区分所有，而承包地的征收补偿费是指承包经营的被国家依法定程序征收，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失地者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以及安排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等，其中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归土地实际经营权人所有。本案中，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为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万兴小组），承包权人为被告柳福云，经营权人为原告邵迪义。因此，作为原告的邵迪义其应享有国家对经营权人的补偿即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关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多少的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组织有权决定该补偿费是否分配和如何分配。本案中，在《万兴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明细》显示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费”为20000元/亩，因此系被告柳福云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仅对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效，原告虽然也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并非基于经营案涉土地形成，而是因其另外还承包了其他土地形成，因此原告对案涉征地补偿不具有直接分配资格，故扣留在村公账的70500元补偿款应由被告支取。由于在上述分配方案中，仅就土地补偿费在整个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分配，没有对案涉土地单独计算土地补偿费，故该“青苗补偿费”应包含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组织成员的土地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属于对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应由承包经营权人所有。由于原、被告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征地拆迁补偿进行了特别约定，而根据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东兴村民小组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及浏阳市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永安镇永和村万兴组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确认案涉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为8800元/亩（2200元+6600元），故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为8800元/亩，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按该标准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此，原告要求支付70500元青苗补偿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同时，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案涉土地约定了流转期限及流转价款，应视为不定期、无价款流转合同，因国家征收致使流转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合同，其权利义务自然终止。审理过程中，被告反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不成立，因该《承包合同》本院未予以认定，且非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与本诉缺乏关联性，不属于反诉处理范畴，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同时，被告认为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并要求原告承担非法占用其承包地造成的损失63360元，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存在损失的依据不足，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诉讼中，原、被告提出的其他意见，因无事实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柳福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迪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31020元（3.525亩*8800元/亩）；二、驳回邵迪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柳福云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4元，减半收取782元，反诉费692元，合计1474元，由邵迪义负担438元，由柳福云负担103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志远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 雅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二）流转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流转土地的用途；（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六）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七）违约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发包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收回承包地前，承包方已经以转包、出租等形式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且流转期限尚未届满，因流转价款收取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承包方已经一次性收取了流转价款，发包方请求承包方返还剩余流转期限的流转价款的，应予支持；（二）流转价款为分期支付，发包方请求第三人按照流转合同的约定支付流转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四条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