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11民初3485号原告：崔丹，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忠明，律师。被告：崔作奇，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律师。被告：沈阳宝逸玉米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颖。原告崔丹与被告崔作奇、沈阳宝逸玉米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宝逸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6月3日，原告崔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忠明，被告崔作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被告宝逸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颖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7月17日，原告崔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忠明，被告崔作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被告宝逸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丹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土地承包流转经营费用11,500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拥有位于苏家屯区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6年3月27日被告崔作奇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宝逸合作社签订了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编号为01-01-09，流转面积为6亩，然后年年私自领取土地流转经营费用至今。2018年3月1日，原告与宝逸合作社签订了剩余0.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编号为01-01-09，面积为0.9亩，签订当天宝逸合作社将合同约定的经营费用给付原告，但2019年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日期将费用给付原告。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崔作奇辩称，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崔作奇是崔恩阳和王凤云的唯一继承人，享有王凤云、崔恩阳其二人死亡后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更有权对该承包经营权签订流转合同；第二，崔作奇与崔丹之间存在着土地调剂行为，崔作奇没有侵犯崔丹的合法权益。崔丹原先实际享有地份2.3亩。崔作奇就原崔恩阳为代表人的承包地，于2016年3月流转了其中的6亩，还剩0.9亩没有流转。王凤云与崔恩阳死亡后，崔作奇从自己的家庭承包地中调剂出1.2亩与崔恩阳名下承包地0.9亩一起打包累计2.1亩给王洪甫耕种至2017年，该宗土地流转合同的全部收费都由崔丹一人收益。多年来崔丹一直收取王洪甫的费用，说明其认可该土地调剂方案，所以崔作奇才就崔恩阳名下6亩土地直接签订流转合同，应认定双方就此土地调剂达成默契；第三，土地调剂崔丹虽然少了0.2亩，但是崔作奇作为父亲没有亏待女儿崔丹，2017年、2018年、2019年，崔作奇分三次将崔恩阳名下土地流转合同三分之一的收益委托丁素娟支付给了崔丹。综上所述，崔作奇与崔丹之间的一系列财产、财务操作是公平合理，有法律依据的，请法院驳回崔丹的全部诉讼请求。宝逸合作社辩称，2016年6月18日，崔作奇拿着土地证跟我签订的合同，崔作奇代理崔恩阳农户与我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2017年崔丹就6亩土地合同的租金起诉过我们合作社。我们认为崔丹认可她父亲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原来0.9亩地是崔丹找的王洪甫种的，但没有合同，我认为需要签合同所以找的崔丹，现在6.9亩地都在使用中，都是农作物。2019年，0.9亩地的租金已经支付给崔作奇了。我们不构成侵占。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崔丹与其祖父崔恩阳、祖母王凤云在同一农户，该农户下共承包2块地块，其中名为东大片地块面积为6亩，名为西岗子地块面积为0.9亩，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2002年1月17日，王凤云死亡。2009年5月23日崔恩阳死亡。崔作奇为崔恩阳之子，亦为崔丹之父，崔作奇与崔丹共同于官屯村居住。2016年6月18日，崔作奇以崔恩阳所在农户名义与宝逸合作社签订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双方约定将崔恩阳原所在农户名下面积为6亩的东大片地块转包给宝逸合作社用于种植，价格为600元/亩，转包期限自2016年3月27日至2021年3月26日。在东大片地块流转期间，崔作奇从其所在农户中调剂1.2亩土地，合并与西岗子0.9亩土地交于案外人王洪甫耕种，王洪甫将耕种的收益交于崔丹至2017年，崔作奇与崔丹经过协商将该收益作为对崔丹享有2.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的补偿。2018年3月27日，崔丹与宝逸合作社签订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双方约定崔丹将西岗子0.9亩土地转包给宝逸合作社使用，价格为500元/亩，转包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1年1日止。关于东大片6亩土地的转包费，宝逸合作社于2016年向崔作奇支付3,600元、于2017年支付3,000元、于2018年支付3,600元、于2019年支付3,705元。关于2019年西岗子0.9亩土地的转包费，宝逸合作社亦支付于崔作奇。崔作奇主张其已经分三次将2017年、2018年、2019年的转包收益中的三分之一委托丁素娟支付给崔丹，但结合其提供的丁素娟出具的证言，不能证明崔丹于2018年、2019年收到上述款项，故本院对崔作奇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另查明，崔丹于2019年6月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显示崔丹对东大片6亩地及西岗子0.9亩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经本院到沈阳市苏家屯区农业农村局核实，崔丹所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具有真实性。关于宝逸合作社主张崔丹于2017年起诉的事实，其提交的起诉状虽有“崔丹”字样，但无法证明为崔丹本人书写，关于崔丹授权的真实性现无法证明，故本院对该份起诉状不予采信。崔丹至2018年得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继承范围，遂成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适用的对象是林地，而本案所涉土地为耕地，并且本案崔恩阳所在农户的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因此当崔恩阳、王凤云死亡时，并不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后果发生。因崔丹为原崔恩阳所在农户内成员，因此，当崔恩阳、王凤云死亡时，崔丹依法成为原农户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其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承包地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本案崔作奇未经崔丹同意擅自以崔丹所在农户名义与宝逸合作社签订合同，其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崔丹主张对合同签订不知情，但崔丹与父亲于同村居住且相距不远，而其持续管理的西岗子0.9亩地与东大片6亩地位置亦相近，崔丹从案外人王洪甫处收取其父亲给其的调剂收益，因此其应当对其父亲管理6亩土地知情，崔丹未曾向宝逸合作社提出过异议，且崔作奇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亦与崔丹具有一定牵连性，因此，本院认定崔作奇的无权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于东大片的6亩土地，宝逸合作社与崔丹之间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法律关系，宝逸合作社不构成侵占，宝逸合作社向崔作奇支付转包合同款的行为已使其完成了支付转包合同款的义务，其不再对崔丹负有支付合同款的义务。崔丹自2018年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及相应的义务人，其于2019年向本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崔作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崔丹之间就土地收益存在约定，或崔丹以其行为表示放弃土地权利，崔作奇保有转包合同款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当将收到的合同款项予以返还。关于返还的范围，因2016年、2017年间崔丹已认可其父亲将调剂的1.2亩土地收益用以置换东大片中1.4亩土地的受益，故崔丹仅对余下4.6亩份额土地的收益享有权利，该部分受益为5,060元（4.6÷6×（3600+3000））。2018年、2019年，因崔丹未再收到调剂收益，故崔作奇应返还7,305元（3600+3705）。对于西岗子0.9亩土地于2019年的收益450元，崔作奇亦应当返还。综上所述，崔作奇总计应当返还的数额为12,815元，因崔丹请求11,500元，属于对自己权利的正当处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崔作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崔丹11,500元。二、驳回崔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元，减半收取计55元，由崔作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褚振丰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菲书记员戴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