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行终30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光华，男，汉族，1968年10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代理人：邱学艺，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秀军，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礼，男，汉族，1944年8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代理人：刘江，男，汉族，1974年2月16日出生，住贵州省余庆县。系原告之五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地址：贵州省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代理人：余建才，余庆县林业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朱光华因撤销林权颁证一案，不服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27行初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光华委托代理人邱学艺，被上诉人刘兴礼委托代理人刘江，被上诉人余庆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余建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兴礼、第三人朱光华均系余庆县敖溪镇××村大坳口组村民。1999年1月10日，余庆县人民政府向朱文林（朱光华父亲）颁发《村民自留山林证》，地名：狮子老，四至为：“上抵界土地、下抵界环大路、左抵界大路边（界）字上抵（界字）、右抵界沟心”。2007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制度实施过程中，经朱光华申请，余庆县人民政府于同年11月15日向第三人朱光华颁发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号林权证，其中一幅为“狮子老”，四至为：“东至路、南至周忠礼山林占字为界、西至肖应方退耕还林地边、北至立路”。原告刘兴礼认为1999年第三人的山林证与2007年颁发的山林证不一致，余庆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朱光华颁发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号林权证登记错误，将本属原告所有的争议林地登记在余庆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朱光华颁发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号林权证上地名为“狮子老”的四至范围内。2013年12月23日，刘兴礼向敖溪镇林业局递交申请，要求对其狮子老青杠林林地核实后填补，刘兴礼未收到回复。2016年8月10日，刘兴礼又向敖溪镇林业局递交申请，经回复后，2016年9月8日，刘兴礼向林业局提交林权登记申请表，要求对其漏填狮子老林地（四至范围为“东至横路、南至沟心、西至肖应方退耕还林土坎、北至人行小路（立路）”）进行补填发证。2018年12月林业局将该表返还给刘兴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林权登记纠纷。案涉争议林地位于敖溪镇××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是涉案林权登记及发证的法定行政机关，其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将案涉林地登记给第三人朱光华后，原告向敖溪镇林业站申请进行核实发证，根据原告提交的申请书（日期2016年8月20日），申请书中经敖溪镇××村村民委员会、敖溪镇林业站签名、盖章确认，根据申请书上相关部门载明的内容，原告所诉林地与被诉登记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刘兴礼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因狮子老林地纠纷，2013年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后，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行政机关在2018年年底才将申请表返还给原告，告知不能登记的事实，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起诉期限被耽误，并非是原告自己的原因，原告在收到退回的申请表后即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关于确权发证工作流程的规定，应严格按照“摸底调查现有林权、第一榜公示、制定并通过林改方案、勘界、第二榜公示、签订（完善）合同、林权权利人申请发证、审核、输机、发证前第三榜公示、颁证、建档”共计十二个步骤实施，具体到勘界步骤中，应由驻村工作组和村（组）干部及时通知林权权利人及其相邻权利人（通知内容和格式采用《林权勘界通知单》），组织林权相关权利人、勾图技术员、填表员，到实地确定四至界限。林权登记颁证前应履行“三榜公示”程序，故其作出案涉林权登记程序违法。余庆县政府为第三人登记颁发的《林权证》的林权登记表（内表）的四至界线东、西、北无接界人签名，主要权利依据为当地群众认可，显然不符合前述关于林权登记要做到权属来源清楚以及四至界限接界人签名确认无误的要求。朱光华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林权证》中对大坪村狮子老林地的四至为：“东至路、南至周忠礼山林占字为界、西至肖应方退耕还林地边、北至立路”，其权属来源系81年的“自留山林权证”，与该证记载的四至边界为“上抵界土地、下抵界环大路、左抵界大路边（界）字上抵（界字）、右抵界沟心”不一致。经本院勘测，“沟心”与“立路”并非同一位置，“沟心”与“立路”之间的林地即为争议地。余庆县人民政府两次颁发给第三人朱光华及朱文林的《林权证》、《自留山林权证》地名为“狮子老”的林地四至范围不一致，故余庆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朱光华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林权证》申请表编号为52032904050402303MDYMSY00032（小地名“狮子老”、面积7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11月15日为朱光华颁发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号申请表编号为52032904050402303MDYMSY00032（小地名“狮子老”、面积7亩）的林权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庆县人民政府承担。一审宣判后，一审第三人朱光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凤冈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327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兴礼即一审原告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刘兴礼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刘兴礼并没有积极主张权利，系其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1.被上诉人刘兴礼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状》中陈述“2007年换发林权证时，本人没有在场，领证的时候发现漏填狮子老山林一幅”，说明被上诉人刘兴礼2007年便已经知道余庆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林权证没有“狮子老”山林的事实，其已经知道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未向其颁发“狮子老”山林的行政行为，自那时起，被上诉人刘兴礼便已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其却一直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期限已经超过法定期限。2.被上诉人刘兴礼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状》中陈述“直到2013年为每亩公益林有6元补助再次核实时，本人发现还是没有狮子老山林，通过村委干部杨丰开村民会才知道错填到第三人朱光华（朱文林儿子）的林权证上去了”，说明被上诉人刘兴礼2013年便已经知道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将狮子老山林颁发给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了，自那时起，被上诉人刘兴礼便又一次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其却一直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期限已经超过法定期限。3.距被上诉人刘兴礼2007年知道“狮子老”山林未填到其林权证上至其2013年12月23日向敖溪镇林业站递交申请书的时间已经长达六年，该六年内被上诉人刘兴礼都没有向相关部门递交申请，其行为不属于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系由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其次，被上诉人刘兴礼于2013年12月23日和2016年8月10日两次向敖溪镇林业站递交填补证书申请的时间间隔长达3年之久，递交材料之后将近3年均未得到林业部门的答复，此期间内被上诉人刘兴礼仍未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系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最后，2016年9月8日，被上诉人刘兴礼向林业局提交了林权登记表，要求对其漏填的狮子老林地进行补发证，但余庆县林业局一直都没有为其填补，直到2018年12月，林业局才将申请表还给被上诉人刘兴礼，此间的时间长达两年多，被上诉人刘兴礼依旧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系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兴礼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并非是自己的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的事实是错误的。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被上诉人刘兴礼系由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故对其起诉应当裁定予以驳回。因此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作出判决，而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作出裁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余庆县人民政府颁发“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号”《林权证》时，《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还没有正式施行，余庆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颁发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040504035号”《林权证》的行为适用原法律规定，因此程序合法，主体适格，权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不应该撤销。一审法院依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定的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贵院查明案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兴礼答辩称：答辩人刘兴礼一直都在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消极等待而耽误起诉时间。1、刘兴礼在2007年换发林权证到大坪村委领证时，发现新林权证上漏填了狮子老山林一幅。当时刘兴礼就找村委经办人刘某，刘某通过老底根核实后就用笔在新证上为刘兴礼补填，刘兴礼便领证离去。之后几年并没有任何人到这幅山林经营或砍伐树木。2、直至2013年底村委干部杨丰组织开村民会，每亩公益林政府有六元钱的补贴，一家一家全部核对时，刘兴礼发现其林权证上并没有狮子老山林，杨丰通过查找才知道错填到上诉人朱光华（朱文林儿子）林权证上去了，当时杨丰还写了证实，当场村民都签了字，朱光华母亲也在场；第二天刘兴礼带上证实材料及林权证到大坪村委，写了申请书上交敖溪镇林业站，有2013年12月23日的申请书为证，之后刘兴礼多次找林业站解决此事，均以上诉人朱光华在外地，打电话也不来协助更改为由推诿。此期间敖溪镇林业站站长换了三次人，后来交给林业站的证实和申请书都没找到，刘兴礼只好于2016年8月10日又重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林业站，林业站才组织人到狮子老山林现场核实后，于2016年9月8日做了一份林权登记申请表，上交到余庆县林业局，之后刘兴礼又多次找林业局，都因为朱光华拒绝拿出林权证来修改而拖了下来，经多次处理无果，林业局称只有向法院起诉撤销朱光华的林权证后，林业局才能为答辩人补填。答辩人刘兴礼收到余庆县林业局退回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及申请书后，即向遵义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余庆县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材料。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刘兴礼的代理人刘江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实2007年由于其工作粗心，未将刘兴礼的狮子老山林登记在林权证中，刘兴礼向其反映后，其用笔在刘兴礼的林权证上予以注明。经质证，上诉人认为登记山林证应按程序进行，刘某个人在林权上补写无效，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余庆县人民政府、刘兴礼代理人均对此证言无异议。经本院二审查明，1992年1月10日，余庆县人民政府向朱文林颁发了《村民自山留山林证》、狮子老上抵界土边。一审判决载明该证的颁发时间为1999年1月10日、狮子老上抵界土地系笔误，本院予以更正。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刘兴礼是否积极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刘兴礼的起诉期限是否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一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首先，2007年换发林权证时，被上诉人刘兴礼没有到场，后来其发现狮子老山林一幅漏填，便找村委干部刘某并让其补填，刘某在刘兴礼的林权证上补填后，刘兴礼认为此事完毕。当时被上诉人刘兴礼认为漏填错误已经纠正，并不知晓余庆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林权证没有“狮子老”山林的事实，也不知道余庆县人民政府将“狮子老”山林登记给上诉人，故无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直至2013年底村委干部杨丰组织开村民会，核对每家每户林地用以发放公益林补助时，被上诉人刘兴礼发现还是没有狮子老山林，才知道错填到上诉人朱光华（朱文林儿子）的林权证上。此时刘兴礼认识到是2007年换发证时刘某及林业部门没有依照老底根及没有通知本人而产生的错误，第二天便带上证实材料及林权证到大坪村委，写了申请书上交敖溪镇林业站。之后被上诉人刘兴礼多次到林业部门申请解决处理，均因上诉人朱光华不配合而未果，刘兴礼积极主张权利，并未消极等待。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刘兴礼并没有积极主张权利”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起诉期限被耽误系因2007年换发证时村委干部刘某及林业部门没有依照老底根及没有通知本人而产生的错误，并有行政机关的原因、上诉人朱光华的不配合行为，并非被上诉人刘兴礼自身的原因，故其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对上诉人认为“其起诉期限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三，被上诉人刘兴礼并非由于自身原因耽误了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作出判决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认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作出裁判没有事实依据。对上诉人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光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赖丽莉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喻庆书记员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