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25488号原告:索锐，男，1977年3月17日出生，满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领，北京市中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法定代表人：祝献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创新城创新二路277号。法定代表人：刘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强，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索锐与被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营业信托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索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领，被告中融信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强，被告华融证券的委托代理人杨天、李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索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融证券、中融信托共同赔偿索锐损失（含华融证券、中融信托收取的报酬）合计人民币3975380.72元（其中华融金稳盈一号第37期1552783.77元、华融金稳盈一号第38期2422596.95元）以及该笔资金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华融证券、中融信托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索锐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5月31日与中融信托签订了《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第37期、第38期（以下简称“信托合同”）。信托合同签订后，中融信托于2015年4月22日、2015年6月4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了HOMES操作系统的安装客户端和相关操作事宜。在合同签订前及履行中，索锐多次咨询中融信托所使用的HOMES系统是否属于违规客户端、信托计划是否涉及场外配资。对此，中融信托均失口否认。2015年6、7月间，证监会下发多个行业规则并开始查处HOMES系统的非法证券行为。后中融信托在提供的《提前终止申请书》承认信托计划属于伞形信托。根据《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八条的规定，中融信托作为受托人应当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并有义务准确、及时、完整地提供相关信息，中融信托对信托义务的履行存在过错。2015年9月17日，华融证券向中融信托发出《关于清理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提示函》称将于2015年9月25日关闭稳盈一号的数据端，中融信托向索锐转发该提示函，并告知索锐关于提前终止信托计划的事宜，其中并未提出除提前终止以外的任何方案。至此，索锐得知华融证券、中融信托没有给原告开立任何独立账户，无法查实和跟踪资金状况，HOMES系统属于证监会明令禁止的虚拟证券交易账户，稳赢一号涉嫌伞形信托。索锐不希望提前终止信托计划，无奈中融信托以不签署申请就无法退换剩余本金作为条件，要求索锐提出对稳盈一号的清理要求，并要求索锐及时平仓。根据中融信托提供的终止信托的模板可知，中融信托、华融证券仍未提供多种合规承接的方式，而是直接变现停牌。2015年9月23日，索锐应中融信托的要求提前终止双方的合同。2015年9月25日，华融证券非正常提前注销稳盈一号，并以邮件形式向索锐发送了清算表，所有损失和费用共计3975380.72元全部由索锐承担。2015年3月13日、4月16日，证监会分别明确指出证券公司不得向第三方运营的客户端提供网上证券服务端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接口以及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或为其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华融证券作为专业的证券机构，应当严格遵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但其在明知相关禁止性规定后，仍然违反该规定来提供服务和便利。根据《证券公司网上证券信息系统技术指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华融证券公司违规向第三方运营的客户端提供网上证券服务端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接口，存在明显过错，对于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的规定，华融证券、中融信托应当根据政策的指示为原告提供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不得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在政策监督力度加大以后，华融证券、中融信托没有为原告提供其他承接方式，而是私下达成协定，用通知的方式告知原告将提前终止信托计划，违背了证监会的要求，处理方式不当，直接导致了信托计划的提前终止，对其不当处理信托财产而导致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由于华融证券、中融信托的过错，导致《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被迫提前终止，造成索锐的巨大损失。两个被告的过错与原告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项目清理时的结算资金分配显失公平。被告华融证券辩称，不同意索锐的诉讼请求。1、华融证券并非案涉营业信托关系的当事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当驳回原告对华融证券的诉讼请求。营业信托纠纷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因营业信托关系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华融证券并未签署原告据以提起本案的《信托合同》，不是案涉营业信托法律关系的一方，因该《信托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与华融证券无关。而且本案中，华融证券仅是案涉信托计划的经纪服务商，从未就案涉信托计划及《信托合同》直接向原告提供过任何证券经纪服务，收取过任何费用或报酬。原告的证据也显示，在案涉《信托合同》履行过程中，华融证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业务联系，从未向原告提供过任何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作出过任何承诺。可见，华融证券与原告之间既未建立信托合同法律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其他合同关系，华融证券自始不具有违反合同义务致使原告损失的可能。本案既然是基于《信托合同》产生的营业信托纠纷，华融证券作为非当事方自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应当驳回原告对华融证券的诉讼请求。2、案涉信托计划的设立、运作及华融证券为其提供的经纪服务均符合行为时的政策要求和监管规定。首先，案涉信托计划系中融信托于2014年设立且经过银监会备案的合法合规信托产品，至今也不存在任何认定该信托计划违法违规的法律文件。其次，该信托计划成立时，华融证券是根据证监会和银监会的规定为信托计划整体开立了一个信托专用证券资金账户并提供相应的证券经纪服务。该信托计划运作期间，华融证券每月都将该信托计划的信息报送监管部门，从未受到过任何处罚，这已充分证明华融证券为该信托计划提供的各项经纪服务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的情况。进一步讲，原告提供的一系列监管文件并非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其中监管要求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仍应遵守其在《信托合同》及《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的承诺，自行承担该信托计划所涉证券市场投资风险和监管政策风险产生的一切后果。3、监管政策收紧致使华融证券被迫关闭案涉信托计划的数据端口，属于监管政策风险，华融证券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股灾”发生后，为“降杠杆”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证券监管机构针对证券公司外接端口的监管经历了从小范围“吹风”到“限制新增，存量继续运行”，直至“清理存量”的一个从无到有、由松变紧的演进过程。证券会根据中央的部署将监管政策逐步收紧致使华融证券最终停止案涉信托计划的端口接入服务属于《信托合同》明确约定应由原告自担的监管政策风险，且构成不可抗力，华融证券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4、原告主张的“损失”并非其实际损失而是原告继续运用其信托账户内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不可预见且非必然发生，与华融证券终止案涉信托计划的接入服务无关。华融证券关闭案涉信托计划的数据端口并不必然导致该信托计划的提前终止，原告信托单位的终止是原告依据案涉《信托合同》自行申请的结果，与华融证券无关。而且原告提供的中融退款数据显示的“损失”在华融证券完全关闭端口之前就已产生，是原告投资证券市场固有风险所致，与其案涉信托计划项下已获收益相匹配，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与华融证券终止接入服务无关。原告主张的损失实际上是其继续使用信托账户内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在案涉《信托合同》对原告认购案涉信托计划的收益未作约定也未进行预测的情况下，该等收益的有无、大小及获得时间等都是合同双方在签订《信托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信托合同》项下的可得利益损失，原告无权主张赔偿。综上所述，华融证券对原告既不具有违反合同义务的可能性又不具备侵犯原告合同权利的主客观条件，在案涉信托计划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合格投资者，无权就其应自行承担的风险或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向华融证券索赔，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中融信托辩称，1、信托计划和相关交易文件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52条、《信托法》第11条和第30条有关规定的情形。原告提到的我方违反《信托法》第30条，信托计划是我方以自己的名义处理信托事务，原告以交易端口操作享有的只是建议权，我方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如果原告的建议权违反信托合同第4条第4款的有关情形，我方有权拒绝该建议。因此我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2、本案信托单位系经原告申请注销，信托单位注销后，我方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分配了信托利利益，因此我方没有违约行为。信托收益的分配方式在信托合同中有明确约定。3、我方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信托单位数据端口关闭前，股票卖出的行为是根据原告的合理建议卖出的行为，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我方无关。我方在信托端口关闭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因此我方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索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信托合同》及补充合同；2、关于要求安装和使用操作平台的通知（邮件截图包括第37期和第38期）；3、中融信托退款证据（包括第37期和第38期）；4、中国证监会4月16日通报会；5、中国证监会公告[2015]19号关于进一步落实该意见的通知；6、证监会对四家券商做出行政处罚；7、《关于清理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提示函》以及邮件截图；8、中融信托提供的《提前终止申请》模板以及最终索锐签署的《提前终止申请书》；9、《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华融证券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中融信托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信托合同》及补充合同；2、法律意见书、最高院2017最高法民申3855裁定书。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信托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订立及主要内容2015年4月16日，索锐（一般委托人、一般受益人）与中融信托（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第37期（编号为2014201004005001）及补充合同，合同存续期间为2015年4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止；2015年6月1日，索锐与中融信托再次订立《信托合同》第38期（编号同上）及补充合同，合同存续期间为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3日止。前述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全体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分期认购信托单位并支付信托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的规定将信托资金加以运用，投资于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并以第37期全部信托财产（人民币300万元）、第38期全部信托财产（人民币500万元）为基础资产，作出优先受益权、中间受益权（或有）和一般受益权的受益权结构化安排，为委托人（受益人）提供不同类别的投资工具。信托计划的保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服务商为华融证券。(二)投资管理方式为受托人为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财产分别设计子账户记录该期信托财产的投资运作过程和结果。各期信托财产的运用均采取委托人投资建议和受托人指令相结合的方式。（三）受托人可以分期发行信托单位，信托单位按照发行时间顺序命名为第1期信托单位、第2期信托单位...，第i期信托单位，受托人有权对i值进行调整。第i期的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分为第i期优先受益权、第i期中间受益权（或有）和第i期一般受益权三种类别。受托人仅以扣除第i期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第i期信托财产为限向该期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除在满足信托文件规定的条件下向该期一般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外，全体第i期优先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未得到足额分配之前，不得向第i期一般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四）信托管理费的计算：第一部分信托管理费=第i期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费率M1*第一部分信托管理费核算日（含）起至下一个第一部分信托管理费核算日（不含）之间的天数/365。费率由《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具体规定。保管费的计算：每日应计提的第i期保管费=计提日存续的第i期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第i期保管费年费率/365。保管费年费率由《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具体规定。第i期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第i期保管费计算至第i期信托单位提前注销日。（五）《信托合同》的附件《第i期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约定如下主要内容：索锐认购本合同信托计划项下第37期、第38期一般信托单位分别为300万份、500万份，认购资金分别为300万元、500万元。索锐认购的信托单位资金配比类型为C类，即一般信托资金与优先信托资金比例为1:2，信托单位预警线0.9元、止损线0.85元。无论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位因何种原因终止，索锐拥有的一般受益权的信托利益为该期信托财产总值减去信托单位应当承担的信托税费、费用和其他负债并支付全部第37期、第38期优先受益权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后的信托财产余额。第37期信托单位保管费年费率为0.2%，固定信托管理费年费率M1为0.8%。第38期信托单位保管费年费率为0.2%，固定信托管理费年费率M1为0.8%。信托单位提前注销的，信托管理费及保管费计算至信托单位正常注销日，按照实际存续天数计算。该附件另规定了该期信托单位的投资限制事项。二、《信托合同》的履行和提前终止2015年4月16日以及2015年6月1日，索锐按照《信托合同》第37期和第38期的约定分别支付其认购信托资金款项300万元和500万元。中融信托开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中融恒生交易系统为涉案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位在信托专用证券账户项下开设子账户，信托合同项下每期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投资运作管理。中融信托称，索锐通过该子账户发出证券买卖的投资建议，中融信托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系统自动对索锐发出的投资建议进行审核，对于不违反合同及法律相关规定的投资建议，该交易系统审核通过后执行。索锐称，其实际控制该子账户，自行控制该期信托资金进行证券买卖，交易系统自动执行索锐的交易指令。中融信托所述索锐仅提出投资建议的主张与索锐自述不符，因索锐未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中融信托从未给出过交易指令而是索锐一方的自由操作，故索锐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015年4月16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其中第四项明确要求证券公司不得为场外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2015年7月12日，中国证监会于官网上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19号公告”），19号公告载明证券公司应当严格审查交易账户及交易操作的合规性，严禁账户持有人通过证券账户下设子账户等方式违规进行证券交易。2015年8月31日，中国证监会内部下发至各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载明清理整顿工作的重点是违规接入的以恒生HOMS系统为代表的具有分仓交易功能的信息技术系统且清理整顿工作原则上应于9月30日前完成。2015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于官网上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明确需清理的信托产品类型并要求各证监局督促证券公司积极做好与客户的沟通、协调工作，不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而应与客户协商采取多种依法合规的承接方式。同一天，华融证券向中融信托发出《关于清理中融-华融金?稳盈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提示函》（以下简称“《提示函》”），《提示函》载明华融证券根据近期监管要求决定于9月25日闭市后终止数据端口对接服务。2015年9月22日16点03分，中融信托以邮件的形式告知索锐关于中国证监会内部下发《通知》和华融证券《提示函》的内容。2015年9月23日15点05分，中融信托又一次以邮件的形式发给索锐《提前终止申请》模板并将信托报酬计提至2015年9月21日。同一天，索锐签字确认《提前终止申请》。根据《中融退款数据》显示，涉案第37期、第38期信托单元于2015年9月21日终止，截至2015年9月21日，第37期信托单元清退金额为144.721623万元，第38期信托单元清退金额为257.740305万元，共清退402.461928万元。中融信托自认涉案第37期于2015年5月18日收取信托管理费48131.51元，2015年12月31日退回28274.64元；涉案第38期于2015年8月7日收取信托管理费80219.18元，退回56329.26元；涉案第37期、第38期最终累计收取信托管理费43746.79元。本院认为，营业信托纠纷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因营业信托关系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华融证券并未案涉营业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驳回索锐对华融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索锐与中融信托之间签订的《信托合同》的合同效力以及后果。一、《信托合同》是否有效《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前述规定系《证券法》关于账户账户实名制及不得出借的规定。证券账户实名制是实现资本市场穿透式监管必要前提，是监管部门实施信息披露、市场监控、稽查执法等监管机制的重要依托，出借证券账户会给现有的监管机制造成阻碍，减损监管效能，不利于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处置。本院认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本案涉及的交易形式为，中融信托公司为涉案信托计划申请设立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利用恒生资管系统在该证券账户下设数个独立的子账户，每期信托单元的信托资金通过该子账户进行管理运作，每个子账户均设置相应的警戒线和止损线，实施独立的操作指令，该操作指令统一汇总到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并向证券公司发出，每期信托单元的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一般受益人，承担不同风险。市场上一般称该种结构化证券信托产品为伞形信托。《信托合同》关于该种交易模式的约定，本院论述如下：第一，关于索锐作为一般委托人通过子账户作出“交易指令”的性质。从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形上看，各个子账户证券买卖交易均依照索锐的作出的交易指令，虽然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设置了对索锐作出的指令的负面审查清单，但是该设置是基于，中融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投资范围是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证券，《证券法》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于信托计划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持有比例、对敲交易等作出了相关规制，中融信托公司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在《信托合同》约定了投资限制，并在交易系统设置负面清单其实质在于防止信托专用证券账户依据各期信托单位的证券投资指令所作出的证券交易产生违规风险。而且中融信托公司在交易系统仅设置前述证券交易的负面清单仅对一般委托人作出的交易指令进行审查，并非自主作出交易决策，该设置不构成中融信托公司所称的其自主决定子账户项下信托资金的运作。此外，《信托合同》虽然约定中融信托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但是该约定实质在于中融信托公司通过该约定控制各期信托单元的资金风险，其目的亦不在于实际运作各期信托资金。据此，本院认为索锐实质上在《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条件范围内自主决定子账户信托资金的投资决策。第二，本案伞形信托关于母子账户的账户设置，导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只能显示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运行情况，无法穿透显示子账户的运作情形。涉案信托计划项下每期信托单元的一般委托人均利用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实质上构成不同的一般委托人以信托专用账户名义进行证券交易，由此导致相关监管部门无法了解实际进行证券交易的子账户主体的具体情形，无法进行有效监管，违反了《证券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第三，关于中融信托公司所称其监管部门从未否定过伞形信托的效力，因此涉案信托计划合法有效的意见。本院认为，本院对涉案信托计划作出的结构化受益权安排、各期信托单元的伞形结构安排均不持异议。虽然《信托合同》订立及履行时，信托公司的监管部门为原中国银监会，但是既然信托公司安排该信托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该信托计划在证券市场的交易结构及投资行为亦应当符合《证券法》的规定，该证券交易行为亦应当收到证券市场相关监管主体的监管。本案涉及的《信托合同》关于证券投资交易模式的约定，实质上系中融信托公司出借其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其设计的证券交易形式违反了《证券法》关于证券账户实名制的规定，从而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本院认定《信托合同》无效。二、《信托合同》无效的后果案涉信托财产经过实际的投资运作，损失人民币397.538072万元，由原始的人民币800万元减损至人民币402.461928万元。投资人的收益根据其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匹配，愿意承担较小风险的优先受益人仅获得固定的收益，愿意承担较大风险的一般受益人是实际的投资决策方，而索锐为一般受益人，其获得扣除优先级收益后剩余信托财产，同时也承担较大的风险。投资收益与损失是在长期的市场反复博弈中形成的较为稳定和公允的均衡模式，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索锐作为成熟的投资者，对该风险安排的后果应当有确定的预期。关于信托资金发生的投资亏损，系索锐自行投资决策导致，应当由索锐负担。故索锐主张中融信托返还投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融信托收取的信托管理费，本院认为，信托管理费系信托公司因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收取的受托人报酬，一般依据合同约定产生。本案中，信托合同无效，中融信托收取的信托管理费无合同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关于该部分资金的利息，因索锐并非具有资金放贷资质的机构，其提出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其利息应当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索锐43746.7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43746.79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8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索锐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04元，37710元由索锐负担（已交纳），894元由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童 飞人民陪审员 孟 燕人民陪审员 果振敏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高毅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