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何帜荣，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培钦，男，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桂芬，男，193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春，广东凯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负责人：余建森，该站负责人。原审被告：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永西，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俊杰，是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森，是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负责人。上诉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何桂芬、原审被告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2016）粤5322民初1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裁定驳回何桂芬的起诉或改判驳回何桂芬的全部诉讼请求；3、何桂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郁南县连滩区公所办公室、连滩区林业站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在1985年12月20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是有效合同，一审认为该合同为合同草案，不是正式合同，是错误的。1、何桂芬与连滩区林业站签订《承包山林合同》的时间晚于1985年12月20日，生效时间比1985年12月20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晚27日。签署合同后，连滩区人民政府将涉案山林交给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经营管理，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实际投入了人力、物力，对于山林的收益，也分配给了集体成员。2、对于两份承包合同，发包人连滩区人民政府有权选择履行哪一份合同，连滩区人民政府认可了1985年12月20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3、“拟定”的文义是订立的意思，而非准备订立；《承包山林合同》落款处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并且注明了乙方即承包人是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该合同具备了合同成立的要件；我国法律以及实践中，并没有合同草案需签署的说法，或者签署的合同被认定为合同草案的先例。二、连滩区林业站与何桂芬、何某1于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并未取得连滩区人民政府的授权和追认，未发生效力。三、一审判决混淆了合同的生效与履行。连滩区人民政府没有将涉案山林交给何桂芬，何桂芬根本未取得该林地的经营权，一审判决认定何桂芬对涉案山林进行了经营管理，没有证据证实。因此，何桂芬并不是涉案林地的实际承包人。四、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生效在先，何桂芬签订的承包合同生效在后，何桂芬签订的承包合同已不具备履行的可能。五、本案实际上是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与何桂芬之间林地使用权争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先由县级人民政府先行处理，一审判决违反了林地使用权争议应由县级人民政府先行处理的规定，应驳回何桂芬的起诉。六、连滩镇人民政府已作出决定，决定撤销连滩区林业站与何桂芬、何某1于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何桂芬应当在三年内起诉，否则丧失胜诉权，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何桂芬的起诉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和程序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何桂芬的起诉或判决驳回何桂芬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何桂芬辩称：一、1985年12月20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是意向性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为草案是正确的，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是有效合同。二、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是一审中的第三人，何桂芬与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之间产生的纠纷是山林权合同的权益纠纷，不属于权属纠纷，因此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认为一审程序违法是错误的。三、在2008年4月2日，连滩镇人民政府确实作出了一个撤销合同的决定，但由于程序违法，之后该撤销合同的决定被连滩镇人民政府自行撤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被告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均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何桂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何桂芬与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于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合法有效，判令何桂芬承包的“大牛栏坑”山场内的所有松树、油茶、红荷三种林木，由何桂芬占70%的收益份额，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占30%的收益份额。而何桂芬承包后所种植的所有果树及经济作物，由何桂芬占90%的收益份额，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占10%的收益份额。2、判令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立即将2007年至2015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支付给何桂芬，金额约20000元；3、由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了发展生产，落实承包责任制，1985年12月29日，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甲方）与何桂芬、何某1（乙方）签订《承包山林合同》，期限自1985年12月20日至2015年12月20日，共30年。约定由何桂芬和何某1承包“大牛栏坑”山林，期限为30年，即截至2015年12月20日止。根据该《承包山林合同》的约定，何桂芬承包“大牛栏坑”山内的所有松树、油茶、红荷（包括乙方今后自种的）三种林木，收益时按三、七分成（甲方值三成、乙方值七成），乙方承包后种植的所有果树及经济作物，按受益总额分成（甲方值一成，乙方值九成）。合同于1986年1月16日经郁南县公证处以（86）郁证内字第51号办理了公证。合同签订后，由承包人对约定的承包地段进行管理、经营，至合同期满，期间，因涉及公益生态林补偿款的问题，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出异议，引致2007年至2015年的公益生态补贴未能领取。至合同期满，何桂芬因合同约定的收益份额分配问题及公益生态林补贴未得到落实为由，提起诉讼。诉讼期间，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供了1985年12月20日由郁南县连滩区公所办公室、连滩区林业站与何桂芬、何某1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合同经连滩区天花塘乡人民政府监证，合同约定，将大牛栏坑山场即一坑两岸全部封禁造林绿化将土地承包给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委四村拾队何桂芬、何某1等贰户作管理种植发展经济作物。合同约定：（一）伙食杂草全部属于承包者所有，对杂草封禁期两年至三年，并在封禁期满时要经区公所审批手续才能开放割草。但并不能毁林割草，否则按森林法处理。（二）按原山场所有的松树、油茶、红荷及今后发展的所有林木在内，并说明上述三种种子种苗均由甲方负责，待收益时三七比例分成，即区公所值三，承包者值七。但区公所并无一切代价给乙方（即承包方），但乙方所用一切劳力、资金等项全部由乙方负责。（三）乙方在今后发展种植的各项菓类及其他经济作物均按收益总额收入比例分成，即区公所值10%，承包者值90%。但区公所均无代价给乙方。同时，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也提供了对大牛栏坑种植、管理、收益的部分凭据，证明认为该山场一直以来是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经营、管理、收益。同时，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在诉讼期间认为，因大牛栏坑山场的权属与其他经济集体存在争议未解决。因此，当时由连滩区政府统一对争议的大牛栏坑山场进行代管。合同约定承包的大牛栏坑山场在2006年前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由何桂芬领取，但何桂芬领取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是通过连滩镇连溪村委办理相关手续去领取。自2007年起，因大牛栏坑山场的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款问题，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出异议，经林业部门作相应调查后，对大牛栏坑山场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一直未予发放。同时，因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款问题，2008年4月2日，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以其林业站未经授权将大牛栏坑山场发包给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委到角××村民小组（××县连××镇天花××村委××村××）何桂芬、何某1，并认为发放此地段公益生态补助是违法行为。因而作出[2008]行决字第1号连滩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撤销郁南县连滩镇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何某1所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承包山林合同》约定由何桂芬、何某1两户承包，何桂芬认为，自2002年6月26日起，何某1已退出承包并书立一份退出承包书面材料给何桂芬收执，其内容为：“大牛栏坑山场一切与何某1无关，2002年6月26日起”，由何某1本人签名。何桂芬并认为何某1已故。何桂芬在承包期间，领取了其承包大牛栏坑山场的2006年之前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领取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时何桂芬是以连滩镇连溪村民委员会连溪村民的身份向相关部门申请领取的，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因而提出异议，因存在争议，林业主管部门自2007年起暂停发放大牛栏坑山场的生态林补偿款。本案在审理期间，经审查，以何桂芬起诉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主体不适格为由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裁定，裁定驳回何桂芬的起诉。何桂芬不服，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裁定：1、撤销郁南县人民法院（2016）粤5322民初1096号之一民事裁定。2、本案由郁南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在继续审理期间，何桂芬依法申请追加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关于大牛栏坑山场《承包山林合同》效力的问题，在本案出现了两份大牛栏坑山场《承包山林合同》，其中第一份由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供，是由郁南县连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后变更为连滩镇人民政府办公室）、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后变更为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与何桂芬、何某1在1985年12月20日签订的。第二份由何桂芬提供，是由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何某1在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并经郁南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从两份合同的内容来看，基本一致。第一份《承包山林合同》签订的前提为：为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现将连滩区公所所属的大牛栏坑山场，即一坑两岸全部封禁造林绿化，加速林业生产建设，现经拟订承包给天花塘乡第四村拾队何桂芬、何某1等2户作管理种植发展经济作物生产，并由承包者详细订出各项的具体生产规划，均经甲方（连滩区公所）按计划执行检查。第二份《承包山林合同》签订的前提为：为发展生产，落实承包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甲方将连滩区连溪乡、平山乡、天花塘乡及河口区龙溪乡相邻的“大牛栏坑”山场给乙方承包。从两份合同看，共同指向的对象是：1、“大牛栏坑”山场，2、松树、油茶、红荷及承包者自种的林木，3、收益按比例分成。第一份合同订立的前提已明确载明“现经拟订承包给天花塘乡第四村拾队何桂芬、何某1等2户作管理种植发展经济作物生产”，是未真正确定的合同行为，因此，应认定为合同草案，未能以正式合同执行。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在当时是区、镇一级人民政府内置的七所八站机构之一，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政企未有完全分开的情况下，由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何某1签订的这份（即第二份）《承包山林合同》，应当是在当时的郁南县连滩区人民政府授意下实施的行为，（第二份）《承包山林合同》，并经郁南县公证处依法进行了公证，合同是在平等主体之间签订并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承包的租金是以收益分成来体现。同一事项存在多份合同的，以公证合同最具法律效力，未经人民法院审理解除或公证机关撤销的前提下，可以对抗其它同项合同，因此，应认定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何某1于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即第二份）《承包山林合同》为有效合同，应认定为何桂芬、何某1两人的有效的民事承包行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何某1于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即第二份）《承包山林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第四条的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已公证合法有效的合同未经法律程序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或者公证机关自行撤销公证合同的前提下，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权撤销。签订《承包山林合同》后，何桂芬与何某1对合同约定的承包地段范围进行经营管理，何桂芬认为何某1已经于2002年6月26日起退出了大牛栏坑山场的承包，并称有何某1本人亲手书写的退包材料，自始之后由何桂芬对合同约定的地段进行经营、管理、收益。根据合同约定，大牛栏坑山场除了原有的松树、油茶、红荷外，何桂芬未能举证证实其在承包期间投入种植了哪些林木和经济作物。对大牛栏坑山场的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问题，何桂芬领取了其承包大牛栏坑山场的2006年之前的公益生态林补偿款，是林业主管部门依照相关规定发放的，至于办理领取补偿款的相关手续是否合符规定，是林业主管部门审查的问题。因对大牛栏坑山场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领取问题发生争议，经林业主管部门调查后，认为主权未定，因而自2007年起的大牛栏坑山场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暂停发放。但《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明确规定：依法签订了林地林木承包或租赁合同的，在合同期内，补偿对象是承包者或租赁者。因此，何桂芬对大牛栏坑山场的承包期限为自1985年12月20日至2015年12月20日共三十年，何桂芬已领取2006年之前的公益生态林补偿款，自2007起至2015年合同承包期满的生态林补偿款应补偿给承包者何桂芬。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认为该地段山场由其经营、管理、收益，但从其提供的大牛栏坑山场的《承包山林合同》（草案）已明确载明该地段是由当时郁南县连滩区人民政府、连滩区林业工作站承包给何桂芬、何某1两户的，而大牛栏坑山场的实际承包人是何桂芬、何某1，承包人并非是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对该山场的经营、管理是属于没有合法依据的，至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认为其在何桂芬、何某1承包期间也对大牛栏坑山场进行了投入、管理，并收益部分，其行为是在法律上规定的无因管理行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若认为在收益上应给予部分分配的，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因此，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认为对大牛栏坑山场的收益归集体所有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桂芬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何桂芬、何某1与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于1985年12月29日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合法有效；承包期限内的收益分成应当按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约定进行分成。二、大牛栏坑山场自2007年起至合同承包期满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应属承包者何桂芬。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负担。二审中，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交了《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和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委四村拾队已变更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经质证，何桂芬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委四村拾队在一审诉讼中是以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委四村拾队的名义参加诉讼的，在提供的证据上所盖的印章是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民委员会到角塘村民小组的印章，与二审中连滩镇天花塘第十经济社的名称不一致，对于上诉主体与一审不一致的问题，由法院依法处理。郁南县连滩镇林业管理站、郁南县连滩镇人民政府对上述两证据无异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天花塘四村拾队于2008年12月30日变更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天花塘四村拾队与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社属同一主体。本院认为，关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是否为大牛栏坑山场的承包人问题。本案中，何桂芬提供了何桂芬、何某1于1985年12月29日与原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将大牛栏坑山场交给何桂芬、何某1承包。在1986年1月16日，该合同经郁南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主张上述合同并未生效，不能作为认定承包关系的依据，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证据应足以推翻郁南县公证处作出的公证证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提供的1985年12月20日由原郁南县连滩镇区公所办公室、原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与何桂芬、何某1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落款处虽载有天花塘四村拾队，但是该合同正文没有具体约定由天花塘四村拾队承包大牛栏坑山场，而且只是载明：“现经拟承包给天花塘四村拾队何桂芬、何某1等2户作管理种植发展经济作物生产。”应认定该合同属于合同草案，未能以正式合同执行，该合同不足以推翻经郁南县公证处公证的由何桂芬、何某1于1985年12月29日与郁南县连滩区林业工作站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故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凭该合同主张其是大牛栏坑山场的承包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何桂芬、何某1是大牛栏坑山场的实际承包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认为本案纠纷属于林地使用权争议，应由相关政府先行处理，一审法院未经相关政府处理即作出判决，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主张取得林地承包权是依据各自提供的《承包山林合同》，需要审查双方主张的承包关系是否成立，以明确实际承包人，属于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不属于林地使用权争议，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的上述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的上诉理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上诉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已预交400元），由上诉人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天花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董振南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