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23民初280号 原告：孟宪荣(受害人之母)，女，1940年5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平县。 原告：苏心革(受害人之妻)，女，196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平县。 原告：张树林（受害人之女），女，199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平县。 原告：张淑柏（受害人之子），男，200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平县。 原告：张振绍（受害人之父），男，194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住东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东平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波，东平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被告：陈培生，男，195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东平县。 委托代理人：杨宝鹏，山东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孟宪荣、苏心革、张树林、张淑柏、张振绍与被告陈培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宪荣、苏心革、张树林、张淑柏、张振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谢金波，被告陈培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孟宪荣、苏心革、张树林、张淑柏、张振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住院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407，961.78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具体赔偿明细：1、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农村居民人居收入16，297元/年×20年=325，940元；2、受害人丧葬费：按照2018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9，305元/2=34，652.50元；3、受害人的医疗费：2559.28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33，810元，其中被害人父母二人，按照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付每年11，270元×5年×2人÷4人（兄弟姊妹四人）=28，175元，另一个被扶养人受害人的儿子张淑柏按照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付每年11，270元×1年÷2人=5635元；5、交通费：1000元，其中包括住院期间交通费400元，办理丧葬事宜6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共计407，961.78元。 被告陈培生辩称：我与原告之间系承揽关系，原告的损失，我不应当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东平县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尸体检验报告一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三位乘车人苏跃臣、苏龙、张亚鹏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本案被害人张某2系在为被告陈培生运输花生的过程中，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意外死亡，被告陈培生明知张某2喝酒后仍然坚持让张某2去为自己拉花生，明显存在过错，被告的坚持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根据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并没有讲明张某2不是帮工，而是其他关系。证据二，被告陈培生的电话录音一份及文字整理一份，证实本案的法律关系系义务帮工关系，因为运输环节双方并未约定任何报酬，是由被告方自己完成的，并不是受害人完成的，不符合承揽合同的基本特征，受害人是在运输花生秧过程中受害，其死亡与帮工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据三，牌子村村委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运输带有花生的花生秧的活动不是张某2经营范围，被害人与被告之间的花生运输环节系帮工活动；张某2只是提供脱果机、电力和场地，报酬就是获得打下花生后的花生秧，其余所有的活动均是帮忙，无论对谁都是一样。证据四，张某1、苏某、王某三个证人证言。第一个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张某2于2017年至2018年购买了摘花生机器两台，放在了村前路边的承包地里，村民自己把花生拉到场地里，张某2免费提供场地和机器，村民自己用机器打花生，打下来的花生秧作为使用机器的报酬给张某2，花生果自己运走；第二个证人苏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9月12日下午，苏某和妻子吕学英在张某2摘花生的地里用机器打花生，被告陈培生开着车来找张某2，张某2坐上陈培生的车就走了，进一步证明操作打花生的机器的人是要求打花生的人而不是张某2操作机器；第三个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和张某2家是邻居，2018年9月12日下午，证人在某，陈培生开着车来找张某2，要求去给他拉花生，张某2没在家，去了打花生的场地，陈培生说去场地喊他，家里人说改天吧，今天不行，张某2喝酒了，陈培生说没事，一会就行，我去场地喊他，进一步证明拉花生的行为系帮工行为，不是义务，陈培生要求拉花生时，张某2的家属有拒绝行为，是陈培生认为没事，说一会就行，去喊的张某2。证据五，被害人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费用清单、死亡医学证明书及收费票据复印件一套，证明抢救被害人张某2而产生的医疗费为2559.28元。证据六，（2017）冀0726民初9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该判例是一种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与本案有相似关系，供合议庭参考。 被告陈培生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中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了张某2醉酒驾驶无牌拖拉机，因操作不当发生意外，导致死亡，张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发生意外事故负完全责任，张某2的死亡与被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尸检报告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了张某2的死亡是由本人的过错造成，拉运花生是张某2与被告陈培生约定好的时间并且是张某2应该尽到的义务，至于当时张某2是否喝酒，陈培生也无法从表面现象看到，不能因为张某2个人喝酒原因而推定陈培生让张某2拉运花生存在过错；在交警大队陈培生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记载张某2在村里给村民打花生，打完花生后，花生果给被告，花生秧给张某2，双方互不给对方钱，在2018年9月12日早上，张某2把拖拉机及车斗放到了被告承包的院子外边，当时张某2给陈培生说了装完车后喊他，他负责给被告拉过去，然后自己打，途中张某2让被告停下车喊了三个小伙子上车，到了被告承包的地方后，张某2坐在了拖拉机驾驶座上，三个小伙子有站在上面的，有坐在上面的，张某2就在这种状态下开着拖拉机顺着往东去，当时陈培生并未注意张某2喝酒通过陈培生在交警队的陈述可以证实陈培生与张某2在之前已经约定好地里的花生是张某2负责拉运到场地，张某2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花生秧，张某2的死亡完全由个人原因造成。证据二，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的录音，但是受害人不是被告的帮工，苏本华是村会计，通过录音的内容可以证实对方一直在故意引诱、提示被告承认是帮工，但被告一直按照事实回答，受害人张某2是专业常年打花生秧，从早上就把车停止在被告地里，直到下午被告催促，才将花生秧拉走，这说明被告与张某2事先协商好由张某2负责拉花生秧，不然被告也不可能一直催促张某2将花生秧拉走，这是张某2加工花生秧对拉花生秧是必须的义务，也是加工过程的一个环节，这完全不符合义务帮工的法律特征，被告与张某2是典型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张某2负责拉送花生秧、提供场地、设备，最后将拉走的花生秧作为报酬，即使在被他人的引诱下，被告在录音中也一直坚持并不是帮工，不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三，证明来源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首先该村委会与张某2属于同村，具有利害关系；第二该证明不能证实张某2对运输花生秧系义务帮工，因为张某2与被告之间的约定村委会不可能知情，原告承认报酬就是打下的花生秧，但对其他活动系帮忙，这不符合农村打花生秧的交易习惯，张某2对打花生秧的整个劳动成果中的运输花生秧这一环节不能单方认定系义务帮工，张某2提供承揽打花生秧是有偿劳务，并不是义务帮工。村委会还证明厂院内有抓车、铲车、运输车若干，说明张某2从事的是专业打花生秧的业务。证据四，对三份证言均有异议，首先三证人与张某2系同村，证实的内容具有虚假性，就是有一百个证人也改变不了张某2提供场地和机器设备，负责拉运花生，将加工后的花生秧作为报酬这一事实，陈培生与张某2之间就是加工承揽关系。证据五，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住院医疗费与被告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认为计算的扶养费有重复现象，具体数额由法庭认定，儿子已经成年，不再具有抚养费，交通费应已实际支出的票据为准，精神损坏抚慰金不予认可。证据六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该次庭审的证据，并且判决书所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相似之处，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主张，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证明张某2与陈培生事先商定按照东平街道无盐村打花生的习惯，由张某2用板车将陈培生的带秧花生运至张某2的场地，花生秧当作加工费。原告对吕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其前后矛盾，另外其证言恰恰证实了拉花生是义务帮工行为，因为张某2只是提供了场地和机器，村民自觉用张某2的机器打花生，使用机器的报酬是留下花生秧，亲朋好友或邻居如何和张某2商量用张某2的车拉花生，凡是张某2同意拉的，均是义务帮工，因为没有报酬。留下花生秧是使用机器和场地的回报，而不是拉花生的回报，张某2为村民帮忙拉花生的行为，不能因为张某2死亡就曲解为为了要花生秧而死，这也是不讲诚信的表现，也对不起张某2的善意行为。 原、被告对牌子村村委会亲属关系证明、五位原告身份证明、户口页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经审查证据一，本院认为，张某2在为陈培生运输带秧花生过程中，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张某2负事故全部责任。分析证据二录音材料，受害人张某2在事发当天早上已将运输车放置于陈培生承包地外，说明双方已约定好由张洛青负责运输带秧花生，经陈培生催促后，下午张某2将运输车开走，在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综合审查证据三、证据四，认定张某2在牌子村提供花生脱果机、场地、电力供村民脱花生果使用，以获得花生秧作为报酬。事发当天，陈培生去打花生的场地催促张某2，并自己开车将张某2带至自己的承包地，由张某2开拖拉机运输车运带秧花生。证据五证实为抢救张某2支出医疗费2559.28元。证据六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只能作为参考。对证人吕某的证言，本院认为可以证实张某2与陈培生事先商定好由张某2用板车将陈培生的带秧花生运至张某2的场地，花生秧当作加工费。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12日16时38分，张某2醉酒后驾驶无牌拖拉机为陈培生运输带秧花生，行驶至泉鑫家庭农场东侧由西向北左转弯时，因操作不当发生侧翻，造成张某2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车人苏跃臣、苏龙、张亚鹏受伤、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经东平县交警大队认定，张某2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苏跃臣、苏龙、张亚鹏无责任。张某2受伤后在东平县人民医院抢救，支出医疗费2559.28元。张某2近亲属包括配偶苏心革、父亲张振绍、母亲孟宪荣、女儿张树林、儿子张淑柏、兄弟姐妹张秀银、张桂英、张清云，父亲张振绍、母亲孟宪荣由张某2等兄妹四人共同赡养，女儿张树林、儿子张淑柏均已成年。张某2在牌子村提供花生脱果机、场地、电力供村民脱花生果使用，以获得花生秧作为报酬，无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受害人张某2与被告陈培生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义务帮工关系。张某2在东平县提供花生脱果机、场地、电力供村民脱花生果使用，村民不另外支付加工费，留下花生秧顶加工费。另外，张某2还拥有运输车、铲车、抓车等，并视与加工村民的约定情况，决定是否为加工村民运输及开动机器加工。可以看出，张某2是从事花生脱果、以获取花生秧作为劳动报酬的加工承揽人，其提供设备、场地、电力，并根据加工人的要求决定是否进行运输及加工，最终以获得花生秧作为劳动报酬，符合加工承揽法律关系的特征。运输带秧花生进入加工场地只是整个加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单独将运输环节割裂开来分析，本案中的运输环节虽然是免费的，但运输的目的在于通过加工获得花生秧作为劳动报酬。而义务帮工应当是无偿的，自始至终均不得取得任何报酬，因此本院认定双方系加工承揽关系而非义务帮工。张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存在高度危险性，仍然驾驶无牌拖拉机上路，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本院酌定80%的责任。陈培生作为加工人，对承揽人的选任有一定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因张某2的儿子张淑柏已成年，其未提交丧失劳动能力及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对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交通费原告未提交相关票据，结合受害人抢救、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本院酌定为500元。张某2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不符合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条件，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2559.28元、死亡赔偿金325，940元（16297元×20年）、丧葬费34，652.50元（69，305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28，175元（被害人父母二人11270元×5年×2人÷4人）、交通费500元，合计391，826.78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部分，应予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孟宪荣、苏心革、张树林、张淑柏、张振绍主张的医疗费2559.28元、死亡赔偿金325，940元、丧葬费34，652.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175元、交通费500元，共计391，826.78元，由被告陈培生赔偿78，365.36元（391，826.78元×20%），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账号：81×××90，开户行：泰安银行东平支行，收款人：东平县人民法院）。剩余损失由原告自行负担；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19元，由原告负担5660元，被告负担175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晖 人民陪审员 崔 菊 人民陪审员 卜凡青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