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1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女，193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勇，浙江华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伟芳，系郭某1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2，女，195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君燕，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雨，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郭某3，女，197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振元，系郭某3丈夫。原审被告：郭某4，女，194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原审被告：吴某1，男，196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原审被告：吴某2，女，196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小哈尔滨市道里区。原审被告：吴某3，女，197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审被告：章某1，男，196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原审被告：章某2，女，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原审被告：章某3，男，198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郭某1因与被上诉人郭某2、原审被告郭某3、郭某4、吴某1、吴某2、吴某3、章某1、章某2、章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7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嘉兴市民丰新村14幢210室房屋是郭富、王阿琴的共同财产，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均)继承；2、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中的陪审员周胜英是民丰新村所在街道调解员，曾主持调解被上诉人和郭某3之间就案涉房屋的纠纷，对本案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况，有可能对其他当事人不公，应当依法回避。2、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本人到庭的情况下，以“己委托了律师，没有必要参加诉讼”为由，让上诉人旁听，导致整个庭审调查及辩论，上诉人均无法参与。对涉及继承的共同问题有选择的只向郭某4发问，未向上诉人发问求证，导致本案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1981年郭富去世，当时家中长辈给上诉人等子女开过家庭会，协商赡养继母一事，要求每人每月拿5元给继母作为生活费，上诉人当即表示同意，最后是因为被上诉人不同意而未执行。2、郭富去世后，因郭某4当时户口不在嘉兴，其子女钟杰、钟琴的户口一直在郭富家，郭某4提出自己与继母一起居住，但被郭某2拒绝，二人互相吵架动手，最终除被上诉人外的其余子女都未能与继母同住。3、2000年单位通知民丰新村14幢210室可参加房改时，郭某4提出由其购房，郭某2同样拒绝。4、案涉房屋拆迁时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商量此房产的分配方案，只是电话告知需要将上诉人身份证寄给被上诉人，并说其他人全部放弃了对该房产的所有权，希望上诉人也能放弃，上诉人坚持要开家庭会了解情况后再作决定，被上诉人又说给上诉人五万、八万。上诉人认为房屋是父母遗产，要由大家商量来定，而不是由被上诉人或某一人来支配。再者，若上诉人拿了这五万、八万，对其他姐妹也不公平。故上诉人未曾作答，家庭会亦未开，被上诉人径直起诉至法院。故一审判决认定“在拆迁办办理相关手续时，同意由原告一人继承，其他子女均同意，唯独被告郭某3不同意”与客观事实不符，拆迁办与上诉人从未接触过。5、郭富过世，其遗产上诉人兄弟姐妹从未进行过处分和继承，全部的遗产均由继母保管，实际上由继母一人继承，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阿琴有能力支付购房款，购房款的全部或部分来自于郭富的遗产。三、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案涉房屋是郭富单位分配的公房，郭富过世后由王阿琴参加房改，使用了郭富的工龄购买的房改房。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1、根据建设部住房司《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文件，建设部住房司认为该复函所涉房屋是夫妻双方共同作为购房主体购买的房子，是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而今，建设部住房司的上述复函仍具有效力。从关于确定享受己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屋性质的适用法律依据来看，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己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已废除。应依据建设部住房司的复函来作为依据，即认为享受已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屋为夫妻共有财产。“房改房”与一般商品房相比，具有特殊性。“房改房”的价格并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决定。国家在决定“房改房”价格时，考虑到的是工龄、职称级别等因素，最后给予了买房者较大的优惠。而对于这种工龄优惠的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也认为是“相当于将多年的工资差额，一次性补发给职工”，因此这种补助是一种财产性权益。享受己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屋中包含了己故配偶应享有的财产性权益，因此房屋为夫妻共有财产。2、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8]第9次会议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6条内容，1.明确了已故配偶在房改房中享有相应物权性质的权利。2.平息了长期存在的“死亡配偶民事权利能力消灭、是否具备包括取得房屋所有权在内的主体资格、是否应当排除死亡配偶享有房改房的权利”的争议。3.摒弃了长期存在的以购房出资来源确定房屋产权归属的错误认识。因此，目前“房改房”案件法律适用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及其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的政策、规章等。对于“房改房”政策的解释，最权威的当然是国家房改政策的主管部门。郭某2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不成立。第一，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应当以国家房改政策主管部门为准，被上诉人认为法律适用上有优先级，一审按照最高院以及《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个人财产是正确的。第二，有关上诉人提出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认为合议庭成员不属于法定的回避情形，无需回避。一审中亦不存在不让当事人陈述之情况。第三，有关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不成立。郭富去世后开过家庭会议，家中长辈要求郭富的几个子女赡养王阿琴，上诉人等几个继子女均不同意，故王阿琴一直是由被上诉人赡养。郭某4在民丰也有房子，但其从未要求过与王阿琴一起生活，也未照顾过王阿琴。上诉人提到郭某4要求购房并不属实，郭某4一家在民丰本来就有一套房，从未提出过要购买案涉房屋。郭富去世后，在被上诉人的回忆里郭某4就只是带亲戚过来看过一次王阿琴。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只起诉了郭某3一人，是因为当时只有郭某3不同意案涉房屋由被上诉人一人继承，其他人都是同意的。故一审时才只起诉了郭某3，其他人是一审追加进来的。在买房的事情上，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没有提过要求他们买房，二审又说他们提出来要买房遭被上诉人拒绝，上诉人的说法自相矛盾。被上诉人确曾说过意思一下一家补偿1万，从来没有5万、8万这个说法。至于上诉人主张的郭富的遗产，郭富于1981年过世，其生育了6个子女，全家就郭富一人有工作，王阿琴是没有工作的，郭富一人的工资养一家子，当时家里非常穷，没有留任何遗产。被上诉人也向法庭举证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全是由被上诉人支付的。郭某3述称，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拿到的份额偏高。郭某4述称，一审判决不对。案涉房屋还未买下来的时候就一直对外出租，郭某4曾提出要求买下案涉房屋，但王阿琴她们不同意。郭某4提出要住案涉房屋内，王阿琴她们也未同意。王阿琴买下案涉房屋后也不是自己住，而是继续出租给他人。吴某1述称，其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原审被告吴某2、吴某3、章某1、章某2、章某3未作书面陈述。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继承人王阿琴名下的嘉兴市民丰新村14幢210室房屋由郭某2一人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阿琴的丈夫郭富与前妻生有五子女，姓名（出生年份）分别是：郭惠明（女，1935年）、郭惠芬（女，1937年）、郭某1（女，1939年）、郭某4（女，1942年）、郭柏林（男，1945年）。前妻去世后，郭富与王阿琴结婚，于1951年生女郭某2。全家依靠郭富在民丰造纸厂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王阿琴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子女，直到各子女成年独立生活。1981年郭富去世，王阿琴随郭某2共同生活，直至2013年3月去世，期间民丰厂每月少量的郭富抚恤金发放给王阿琴，但其主要生活来源依靠郭某2，大部医疗费用和丧葬费用均由郭某2承担。本案中部分被告，与王阿琴生前在逢年过节时偶有往来。王阿琴生前于2000年6月与民丰造纸厂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造纸厂将民丰新村14幢210室公有住房以5668元价格出售给王阿琴，因一次性付款优惠15%，故应付金额为4817元。支付了购房款后，王阿琴于2000年9月取得该房的产权登记，建筑面积31.49平方米，属房改房。2013年王阿琴去世后，该房由郭某2支配使用。2018年因该地块涉及征收，经评估房屋价值325675元，加上装修补偿、附属物补偿、20%货币补偿奖励、16平方米套型补贴、签约搬迁奖励、搬迁费等涉及征收的补偿方式，初涉测算补偿总额为645451.40元。一审另查明：1、郭惠芬于1997年去世，留有章灏、章某1、章某2三个子女，章灏又于2008年去世，留有一子章某3。2、郭惠明于2007年去世，留有吴某1、吴某2、吴某3三个子女。3、郭柏林于1994年去世，留有一女郭某3。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王阿琴生前未留下遗嘱，故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涉案房屋属于王阿琴单独所有，还是其与郭富共有。2、各被告是否享有继承权以及是否存在应当少分、不分遗产的情形。焦点一，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涉案房屋由王阿琴于2000年取得，此时郭富去世近20年，即使在购买该房屋时有郭富工龄折抵价格，故应当认为属于房改政策上对于王阿琴本人的照顾，不是郭富生前就已确定的债权之类的财产，故郭某1等辩称属于王阿琴与郭富的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焦点二，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王阿琴与郭富结婚的具体时间，但当年的人口登记表分析，两人生育郭某2时，郭富的大女儿郭惠明并未成年且尚在读书，并且如郭某1的学生登记表等材料均称王阿琴为母亲，结合当事的人陈述可以认定王阿琴对郭富与前妻的五个子女均进行抚养照顾，故属于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与继子女。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郭某2以及郭某3、郭某4、郭某1等九被告均有权继承或者代位继承王阿琴的财产。但同时《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本案中，在郭富去世后，郭某2与王阿琴共同生活长达三十多年，并承担了其晚年生活的主要扶养义务，付出了时间、精力与金钱，其与王阿琴间感情深厚程度明显超过被告等人。关于郭某1等辩称王阿琴有固定收入一节，经查，郭富去世时王阿琴年已六旬，其有固定工作收入的说法显然缺乏合理性及相应依据，此后抚恤金的数额也不能维持其正常生活，故可以认定王阿琴此后主要依据郭某2的赡养维持生活，部分被告虽偶有探望王阿琴的行为，但总体上属于礼节性质，不能认定为扶养行为，况且有被告竟然无法说出王阿琴去世的时间，可见其与被继承人关系的疏远和冷淡。继承法应当贯彻互相扶助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根据上述情形以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由郭某2继承涉案房屋70%的份额，剩余30%由王阿琴的继子女均分，结合代位继承的情况，具体为：郭某1、郭某4、郭某3各6%，吴某1、吴某2、吴某3、章某1、章某2、章某3各2%。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继承人王阿琴名下的嘉兴市民丰新村14幢210室房屋，由郭某2继承70%份额，由郭某1、郭某4、郭某3各继承6%份额，由吴某1、吴某2、吴某3、章某1、章某2、章某3各继承2%份额。案件受理费6186元，由郭某2负担4335元，郭某1、郭某4、郭某3各负担371元，吴某1、吴某2、吴某3、章某1、章某2、章某3各负担123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郭富去世时，家中尚无争议的房屋，故争议房屋非属郭富遗产。同时没有证据证明郭富去世时留有钱款，且王阿琴在郭富去世近20年后购买该房屋时使用了郭富的该笔钱款，故该房屋应属王阿琴的个人遗产。上诉人主张该房屋的购房款全部或部分来自于郭富，王阿琴购买该房屋使用了郭富的工龄，因此该房屋系王阿琴与郭富的共同遗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其中“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指的是一种事实，它不要求深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其他继承人不愿意扶养、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还是被继承人不愿意其他继承人尽扶养义务或与其生活。本案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是，郭某2在父亲郭富去世后，与母亲王阿琴共同生活长达三十年，承担了王阿琴晚年生活的主要扶养义务，与王阿琴的感情深厚程度也明显超过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姐。这从郭某1、郭某4陈述的郭某4曾要求与王阿琴一同居住，但未得到王阿琴认可，及她们愿意每人每月给王阿琴5元，但亦未得到王阿琴同意这些琐事中得到印证。虽然这些琐事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考，但至少说明王阿琴是更亲近郭某2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郭某2与王阿琴共同生活时间最长，且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则在王阿琴过世后，郭某2依法可以多分财产。一审酌定由郭某2继承案涉房屋的70%份额，其余被继承人继承剩余的30%份额，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郭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8元，由上诉人郭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审判员 刘 春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