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民终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长根，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底学章，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永花，女，196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如月，四川法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长根因与被上诉人谢永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8）川1421民初4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长根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仁寿县人民法院（2018）川1421民初442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34662元，同时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业务往来期间所发生的货款总额的增值税发票；3.改判上诉人不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资金利息。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清单仅仅发生的货款总额为179653元，其中有问题的送货清单（没有收货人签字、不是上诉人方实际签字等）总额为37079元。上诉人同意按照实际欠款总额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因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向上诉人交付增值税发票才导致上诉人未支付货款，故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资金利息。 上诉人于2019年3月21日提交了一份《上诉补充说明》。其主要内容：谢永花将双方已经结清的票据重复结算，属于弄需作假，即使按照谢永花起诉提供的2016年6月24日至同年10月29日期间的单据进行结算，上诉人仅欠1561元。 本案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最后陈述意见是：上诉人是成都京基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社区便民超市”是该公司的经营实体之一，上诉人在“社区便民超市”的经营活动不是个人行为，是代表公司的履职行为，因此，请求驳回被上诉人谢永花对上诉人的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谢永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永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长根立即支付货款215935.00元；2.判令朱长根立即支付违约金20513.80元；3.判令朱长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永花、朱长根均为经营超市的业主，谢永花有商品批发业务。2016年以来，谢永花为朱长根经营的超市供货，货款尚未结清。2018年9月1日，朱长根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谢永花货款5,000元。2018年9月27日，谢永花再次通过律师向朱长根发函要求结清所欠货款215,935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付款凭证、销货清单、律师函、EMS单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证实。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在于朱长根尚欠谢永花的货款金额为多少？ 针对此争议，谢永花提供了7份付款凭证及销货清单若干予以证实。朱长根质证认为本来付款凭证后面应该是附有朱长根或者朱长根的员工签字的销货清单的，朱长根每付一笔货款，都会把付款凭证后的销货清单撕下回收，现在谢永花提供的付款凭证后没附有销货清单，且其销货清单上的有些签字不是自己的员工所为，故不予认可。 经查，谢永花提供的7张付款凭证系由朱长根聘请的会计王友凤制作，付款凭证上载明了时间、谢永花送货的期间、商品名称、金额，金额大写前还特别注明“欠款”，其中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的付款凭证还载明了以后三次各付款10,000元的时间及金额。王友凤制作后将付款凭证交付谢永花。2017年2月14日及2017年2月16日，谢永花持付款凭证找到朱长根，朱长根在付款凭证上签字确认。据此，本案中的付款凭证虽然名为“付款凭证”，但并不是支付货款时出具的凭证，而系由朱长根的会计对尚欠谢永花的货款进行核对后制作并交给谢永花的依据，实为欠款凭证；后来朱长根本人又在付款凭证上签字确认，是再一次对所欠谢永花货款的确认，足以证明朱长根尚欠谢永花货款的金额。至于朱长根不认可谢永花提供的销货清单上签收人是自己的员工，因为朱长根超市的员工流动性较大，也没有健全的员工花名册，确实无法确认签字人员的真正身份。但销货清单也仅是原朱长根进行结算时的依据，在结算并由朱长根向谢永花出具实为欠款依据的付款凭证后，销货清单已无实质意义。朱长根辩称在付款凭证后面还应当附有销货清单，不然不予认可。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双方对欠款的确认有此约定，且也不影响付款凭证的证明效力，不予支持。故朱长根的辩解理由不足以推翻谢永花提供的付款凭证所能证明的事实。 因此，根据谢永花提供的证据认定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朱长根尚欠谢永花的货款金额为7张付款凭证所载的金额，付款凭证记载金额250,935元减去2016年7月19日、2016年8月2日和2016年8月13日各付的10,000元，还欠220,935元。扣除朱长根于2018年9月1日支付的5,000元，尚欠谢永花货款215,935元。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虽然谢永花向朱长根经营的超市供货时双方并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但朱长根至少应在经谢永花催告后立即向谢永花支付所欠货款。朱长根拖欠谢永花的货款，必然会造成谢永花资金占用的损失。因此，谢永花要求朱长根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应予支持。但因为双方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具体数额和标准，只能由朱长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赔偿谢永花的资金占用损失，且自谢永花以律师函方式催告后开始计算；对于谢永花主张的律师费用，因双方对此并没有约定，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朱长根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谢永花货款215,935元，并自2018年9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损失至欠款全部付清时止；二、驳回谢永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3元，由谢永花负担154元，朱长根负担2,269元。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朱长根提供如下证据：成都京基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社区便民超市”内放置有《营业执照》等证照照片和录像光盘、公司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公司人员履职产生的相关“票据”、“进、销、付明细台帐”、“锦江便民服务点管理费”票据和《锦江便民服务点合作协议》，拟证明：上诉人是成都京基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社区便民超市”是该公司的经营实体之一，上诉人在“社区便民超市”的经营活动不是个人行为，是代表公司的履职行为。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上面的住所是熊家桥路53号2层，上诉人的超市开在1层；《食品流通许可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已经过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已经过期；光盘及照片具有瞬时性的，只能证明当时拍摄时营业执照及食品流通许可证放在超市内；公司员工身份证复印件，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公司人员履职产生的相关“票据”，该收据上没有上诉人所主张的成都京基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领款单、“进、销、付明细台帐”没有原件，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谢永花提供如下证据：“高新区中和鸿进超市”的《营业执照》和《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谢永花系高新区中和鸿进超市的经营者，并且货款归谢永花个人所有，由谢永花个人向法院主张权利。 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1.营业执照是复印件，请法院核实其真实性；2.《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中朱长根曾要求过既然有营业执照，在上诉人那里销售货物就应当出示增值税发票及相关收据。 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列证据，本院结合双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谢永花系高新区中和鸿进超市的经营者，该超市的《营业执照》载明：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谢永花的丈夫冯敬文为该超市向“社区便民超市”送货。 朱长根系成都京基商贸有限公司（私营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社区便民超市”为该公司经营场所之一，朱长根没有就“社区便民超市”申请办理有《营业执照》。该公司《营业执照》载明：住所地为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熊家桥路53号2层；经营范围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农副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电子产品。”经营期限为2016年2月23日至永久。该公司《食品流通许可证》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均载明：负责人为朱长根；有效期限分别为：2016年3月8日至2018年9月30日，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5日。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尽管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货品买卖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就谢永花提供的七张“付款凭证”所载货品及相应货款数额，朱长根已签字确认，并且在一审审理中双方均认可买卖关系的主体为朱长根与谢永花，朱长根在书面上诉状中也未对买方主体提出异议，故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为：朱长根是否应支付谢永花货款215，935元并承担资金利息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案涉七张“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谢永花向朱长根供货的金额为250,935元，扣减2016年7月19日、8月2日和8月13日各付的10,000元且扣除朱长根于2018年9月1日支付的5,000元，其欠付货款金额为215,935元。对于朱长根主张“付款凭证”所附销货清单，在支付部分货款后由其员工收回销货清单的交易习惯，谢永花不予认可。那么朱长根作为买卖关系中负有支付货款义务方，应承担支付货款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外，关于朱长根主张由谢永花提供增值税发票的请求，因朱长根不能证明在买卖关系中有此约定，因此，朱长根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朱长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32元，由上诉人朱长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东 审 判 员  罗卫平 审 判 员  辛利平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余林峰 书 记 员  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