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58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716263G。法定代表人：杨鸿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波，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991588472。法定代表人：张德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嫄，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奇，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金府装饰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080603898A。法定代表人：刘庆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贵，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福利，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240612006H。法定代表人：段广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凯，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贵，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斌，男，汉族，1975年6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南部县，上诉人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昌公司）、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张德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0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润达昌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中铁九局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10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改判川西公司按照日千分之三的标准向润达昌公司支付罚息，自2017年3月22日计算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三、改判张德斌对主债务1000万元及其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改判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张德斌共同向润达昌公司支付律师费4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因《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上加盖的印章与中铁九局备案印章不符，因此判定润达昌公司未能履行谨慎审查的义务，具有重大过失，故而认定表见代理不成立，中铁九局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属于不合理地加重润达昌公司的审查责任，因为润达昌公司在收到《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时，是没有能力和条件去鉴别公章的真伪，也没有理由无故去怀疑公章是伪造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定中铁九局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明显有错。二、一审判决认为润达昌公司主张的罚息明显高于实际损失，因此判决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逾期罚息。润达昌公司认为，这与实情不符。润达昌公司提供的1000万元保理融资款系拆借而来，在被拖欠1000万元保理融资款后，润达昌公司不得不东挪西借资金（高息）归还1000万元保理融资款，产生的实际损失远远高于24%的年利率，且日千分之三的罚息系合同双方自愿达成的意向，法院应尊重合同双方达成的意向，该意向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过多进行干预和调整，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润达昌公司日千分之三罚息的诉讼请求。三、润达昌公司与张德斌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四页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明确约定，保证人张德斌应对保理融资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其润达昌公司为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均要承担清偿义务，一审判决只判决张德斌对1000万元的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明显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四、润达昌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40万元的法律服务费用的发票，但一审判决仅支持35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川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不向润达昌公司支付1000万元及逾期罚息,改判其不向润达昌公司支付35万元律师费、1万元担保费。事实及理由：一、本案融资金额认定有误，性质是借贷关系而非保理合同关系，且本案全部借款均应由实际借款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自行承担归还责任。（一）本案实际融资金额为9364445元。润达昌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向川西公司支付两笔转账共计635555元（分别为415555元和220000元），川西公司在收到该款后又以转账方式全部返还给了润达昌公司。之后，润达昌公司向川西公司支付了9364445元。可见，润达昌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不应当包含已经收回的635555元。因此，润达昌公司向川西公司支付的融资款实际为9364445元，而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000万元。(二）川西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合同是虚构的，本案名为保理实为借贷。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签订的约定将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等至少一项服务的合同。其中，基础合同是指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有关销售货物、提供服务或出租资产等的交易合同。保理法律关系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应收账款债权是指保理商受让的、债权人(卖方)基于履行基础合同项下销售货物、提供服务或出租资产等义务而对债务人(买方)享有的债权。《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应收账款回购协议》签订时，川西公司并不存在基于履行基础合同项下分包工程而对债务人（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产生的应收账款，根本不存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前提条件，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构成要件。而且本案证据显示，润达昌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分包验工计价表》存在重大瑕疵和缺漏，无法证明川西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之间存在工程分包关系。比如，该《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中关于“签订时间”、“竣工时间”、“结算付款方式”等重要条款存在重大错漏，严重不符合常理；《分包验工计价表》上仅有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单方盖章，却没有施工单位的盖章确认，这根本不能作为结算依据。润达昌公司也没有中标通知、施工图纸、计量、验收、项目部基本情况等能证明该工程承包人的任何依据。润达昌公司还称其派人到施工现场进行过调查,但是却提供不出任何在现场调查确认川西公司是实际施工人的依据。事实上，润达昌公司达到施工现场后，稍做调查就必定会发现施工单位并不是川西公司。因此，有理由相信，润达昌公司应当明知川西公司并非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综上，川西公司与润达昌公司签订的合同不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上述合同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本案应属借款合同纠纷，应按借款合同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三）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该笔借款应当由该公司自行承担还款责任。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因融资困难，而以保理合同的方式进行融资。因川西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川西公司为了维持与该公司的关系，因而在该公司的要求下，被迫无奈而配合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及润达昌公司办理了所谓的保理融资的各种手续。整个过程中，川西公司仅仅起到过账的工具作用而已。川西公司在收到润达昌公司支付的款项后，分文未留就全部转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指定的账户用于项目，川西公司并未获取任何利益。因此，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才是实际借款人，应当自行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应收款的转让及回购均不成立，且润达昌公司要求川西公司承担回购的理由不成立，川西公司不应当承担年利率24%的罚息。(一）应收款的转让及回购不成立。债权的有效存在是债权转让的根本前提，将不存在的债权转让他人，就是转让的标的不能。前述，川西公司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应收款是虚假的，本案保理合同实际上是借贷关系。因此，川西公司将所谓应收款转让给润达昌公司的行为是不成立的，进而，川西公司所谓回购应收款的行为也是不成立的。(二）假使上述债权真实存在且债权转让成立，那么就润达昌公司要求川西公司回购应收账款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润达昌公司以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负责人涉嫌犯罪为由，从而作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资信状况、经营状况恶化的推断是不成立的。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负责人虽然被羁押，但是，该公司经营并无异常，而且，该公司的全资股东是中铁九局，是一家注册资金24亿元的实力雄厚的特大型央企。至今，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还在正常经营，并未出现所谓的资信状况、经营状况恶化的情形，因此，润达昌公司以债务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资信状况、经营状况恶化为由要求川西公司回购应收账款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川西公司依法不应当承担所谓的回购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以及判决结果上存在错误，请求予以撤销并纠正。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四项，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在刑事案件未完结、案件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草草判决，严重侵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合法权益。(一）本案的事实同刘庆伟等人实施个人刑事犯罪的事实为同一事实。根据润达昌公司起诉所描述的经过和司法机关侦查的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确定本案事实同刘庆伟等人实施个人犯罪的事实为同一事实，具体如下：同一行为目的，所谓保理合同目的以及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均是为了获得资金，以供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占有、支配和使用。同一行为结果，所谓保理业务以及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实施犯罪的结果均是从润达昌公司获得了资金，并且由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直接占有、支配和使用。同一行为方式和过程，所谓保理业务以及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实施犯罪的行为方式一致，即双方恶意串通，通过虚构工程内容签订虚假的《分包合同》和验工计价单，开具虚假的承兑汇票，伪造中铁九局的印章进行承兑承诺等方式进行，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实施犯罪的方式同润达昌公司起诉所称过程为同一方式和过程。综合以上可以确定，本案事实同刘庆伟等人实施的犯罪的事实为同一事实。（二）公安等司法机关已经进行刑事侦查。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对刘庆伟和廖洪治等人职务犯罪的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和川西公司存在向润达昌公司骗取款项的犯罪行为，对该部分基本事实进行了侦查，对相关印鉴进行了鉴定，相关犯罪事实已经调查清楚。由于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实施的为诈骗犯罪行为，应由公安机关进行管辖。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已经就刘庆伟等人实施的同一类型的诈骗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公安部正在就案件集中办案还是区域管辖分别办案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和辽宁省公安厅，涉刑基本事实已经初步查清。一审过程中，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和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但一审法院却没有对该证据进行审查，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二段中描述“本院还查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提交了三份立案决定书复印件”，但在后面描述中却仅对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立案决定书进行了认定，对于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立案决定书没有进行任何描述和认定。(三）本案符合中止审理情形。一是符合先刑后民原则，本案的事实同刘庆伟和川西公司等人实施个人刑事犯罪的事实为同一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精神，应中止案件审理，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再恢复审理。二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二、一审法院将刘庆伟个人犯罪行为定为企业内部管理行为属于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2页第一段第12行“虽然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庆伟涉嫌个人犯罪行为，但属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内部管理行为”，该项认定错误。（一）个人刑事犯罪不同于单位犯罪。《刑法》第一章和第二章将犯罪主体区分为自然人和单位犯罪，尤其是第二章第四节专题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情形，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案中，无论是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还是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立案决定书均是对刘庆伟个人刑事犯罪进行的立案，并未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进行立案，因此应严格区分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二）一审法院既认定了刘庆伟个人犯罪又认定责任由单位承担，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刑事犯罪的责任承担在《刑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包括民事赔偿，《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认定，刑事犯罪对于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有着明确的规定和渠道，受害人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的方式进行追偿，而不能将刑事和民事混淆。本案中，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刘庆伟个人刑事犯罪，一方面又判决毫不相关的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认定“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具有法律效力”错误，虽有保理合同的形式，但实质并不存在保理法律关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保理又称“保付代理”，是指债权人依据与保理商之间的合同约定，将现在的和将来的、基于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向其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一项：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为此，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保理商必须是依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商业保理公司；二是保理法律关系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三是保理商与债权人应当签订书面的保理合同；四是保理商应当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一项：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如果保理商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名为保理合同,经审查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构成要件，实为其他法律关系的，应按照实际法律关系予以处理。纵观此案，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虽有签订保理合同的形式，但之间不存在保理的法律关系。(一）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签订保理合同所依据的基础债权虚假，不存在可转让的债权。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和川西公司之间的《专业分包合同》为虚假合同，并未将乐至县安置项目分包，双方并不存在分包合同关系。川西公司用以办理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是虚假伪造的。分包合同没有注明签署日期，但注明的开工日期是2016年1月15日，润达昌公司提供的《乐至县报国寺安置房工程项目补充协议》注明的签订曰期是2016年1月3日，该补充协议内容中，“经双方协商对2015年2月20日签订的（乐至县报国寺安置房工程）项目合同做如下条款补充”，润达昌公司提供的证据对这些时间关系完全不能印证，也能够表明其证据的虚假。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和川西公司之间的结算为虚假结算。川西公司实际并未承建乐至县安置项目，并无相关的施工日志和施工材料，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也未基于此虚假的分包合同而向川西公司付款，更不存在双方结算的事实。1.川西公司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没有债权可以转让。川西公司伪造了一个工程分包合同和分包计价表，虚构了其通过分包合同而取得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债权。本质上，是川西公司通过虚构的债权，用以骗取润达昌公司的保理款，该所谓的债权转让是根本不存在的，亦不可能发生转让的事实。2.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属于无效汇票。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本案中，川西公司和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之间并无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润达昌公司在明知不存在基础交易信息和基础合同的情况下，违背了票据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二）保理业务种类中无票据保理业务。根据保理的法律规定，保理业务分为融资保理和非融资保理、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国内保理和国际保理、单保理和双保理，其中无票据保理这一种类，同时在规定中明确禁止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本案中，川西公司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直接背书转让给润达昌公司，其成为票据的直接持有人和权属人，因此该票据不属于担保的情形，应属于债权转让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川西公司进行了一种票据贴现行为。综上，可证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和川西公司无分包合同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不存在基础合同，无法实现应收账款的转让，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构成要件，保理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四、中铁九局成都公司非合同一方主体，且无受益，原审法院判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川西公司向润达昌公司支付1000万元款项于法无据。（一）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不是保理合同一方主体且与润达昌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根据润达昌公司提供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记载，该合同是由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签订，润达昌公司基于其与川西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起诉，本案案由亦为合同纠纷，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并非合同的一方主体。庭审时，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明确提出，本案是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庆伟在任职期间从事的个人犯罪行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案涉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是刘庆伟等人伪造的分包合同，该工程也并非川西公司所承建，川西公司和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不存在所谓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与润达昌公司之间更无任何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理合同的相对方应是川西公司。润达昌公司同时主张债务人清偿和债权人回购，已属重复主张，有违程序法精神。又根据我国《合同法解释（一)》第27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该诉讼程序安排表明：因债权转让合同发生纠纷，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列原债权人为第三人。实践中既可以向甲主张权利又可以向乙主张权利的竟合情况很多，均是权利人可以择一起诉，而非允许两者同时主张。(二）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没有基于该保理合同而受益。庭审过程中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已明确提出，润达昌公司的1000万元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直接划付给川西公司的，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未得到保理融资款，在本案中无任何受益，实际受益人为川西公司。根据公平原则，川西公司作为受益方，也应由川西公司独自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将支付义务强加给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行为，于法无据。五、润达昌公司和川西公司恶意串通，汇票应属于无效，而一审法院却没有认定。本案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润达昌公司的证据和本案的事实均可以明确和清晰的认定润达昌公司和川西公司恶意串通，但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无证据证明。(一）润达昌公司明知保理基础债权虚假。一审过程中，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同时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可以证明结算单等资料是在润达昌公司面前，根据刘庆伟的要求毫无根据现签的，润达昌公司见证了整个虚假资料的形成过程，属于明知行为。(二）润达昌公司明知虚假，故意不同中铁九局进行核实信息。润达昌公司明知交易债权虚假，手续虚假，因此故意不同中铁九局对相关事项和文书进行核实，润达昌公司提交了现场照片，但润达昌公司故意不到川西公司工地进行核实，因为其明知川西公司在现场无人员和工地，因此润达昌公司明知虚假，故意不进行核实信息。综上所述，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润达昌公司提交证据以及事实均可证明润达昌公司明知虚假并同川西公司恶意串通，该案涉及票据均应属于无效票据。六、原审法院判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川西公司、张德斌共同承担律师费35万元、担保费1万元于法无据。如前所述，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费用的条款也随之无效，不能以此作为定案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润达昌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的上诉意见互为其各自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中铁九局、张德斌未提交答辩意见。润达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一、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共同向润达昌公司支付1000万元；二、川西公司因不履行回购义务而向润达昌公司支付1000万元及罚息（每逾期一天，按1000万元的千分之三计付，自2017年3月20日计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三、川西公司按照6%的年利率自2017年4月13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川西公司或者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清偿完全部款项为止，张德斌对该项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张德斌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润达昌公司支付违约金（每逾期一天，按1000万元的千分之三计付，自2017年4月6日计算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五、中铁九局、张德斌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10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川西公司、张德斌共同承担润达昌公司的律师费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2日，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开出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均载明川西公司为收款人，汇票到期日均为2017年4月12日，金额均为500万元。川西公司依据上述两份商业承兑汇票，向润达昌公司申请保理融资业务。同日，润达昌公司作为甲方、保理商，川西公司作为保理申请人、乙方，双方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乙方以其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应收账款金额1000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7年4月12日，每张商票500万元，共计两张商票）向甲方申请融资保理业务，保理融资期限为180天，融资利率为4.5%，双方还约定保理融资期限届满后，若甲方仍未收到汇票金额，则乙方按逾期未付金额的一定比例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以双方约定的为准，逾期利息自逾期之日起算至债务人或者乙方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汇票到期后，不论因何种原因，甲方所持汇票未得到足额兑付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办理本合同项下未清偿的应收账款/汇票进行回购，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于甲方指定的日期回购所有甲方受让但尚未清偿的应收账款/汇票。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保理融资本金，并支付欠付的融资利息、保理管理费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此外，甲方亦有权基于票据法律关系，向乙方、出票人、汇票付款人行使票据追索权。为担保该合同的履行，润达昌公司与张德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张德斌自愿就川西公司在上述保理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润达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为润达昌公司对川西公司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保理融资本金、融资利息、保理管理费、手续费、逾期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一切合理费用，此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通讯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6年10月12日，润达昌公司作为甲方、川西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应收账款回购协议》，约定：保理融资到期（即汇票到期日前五个工作日）乙方未按照约定付款的；乙方、债务人因基础交易发生商业纠纷，或者出现第三方对应收账款主张权利；乙方或者债务人的资信状况、经营状况或者财务状况恶化，不再适合办理保理业务；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应收账款反转让通知书》，要求乙方回购其向甲方转让的尚未清偿的应收账款；乙方承诺在收到甲方发出的《应收账款反转让通知书》三日内，无条件向甲方支付应收账款反转让价款，反转让价款=保理融资本金+利息+管理费+甲方实际发生的追索费用；乙方应当在收到《应收账款反转让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甲方的要求足额付清全部款项，乙方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天，按照反转让价款总额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罚息；甲方还有权通过法律途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等）向乙方和债务人行使追索权，乙方应承担甲方为此所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川西公司还向润达昌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若保理融资到期日润达昌公司未收到债务人的全额付款，则由川西公司对保理融资的按期偿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差额补足义务。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亦向润达昌公司作出承诺，承诺在两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前五个工作日将当期应支付的全部偿付价款1000万元划入润达昌公司指定的偿付账户。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还向建行成都沙湾支行出具委托划付函，确认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所涉账款真实，并授权建行成都沙湾支行在票据约定的付款日起从该公司账户主动全额扣款至润达昌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合同签订后，川西公司将涉案两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润达昌公司；润达昌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2016年10月28日通过转账方式分多次向川西公司合计支付1000万元。润达昌公司以及川西公司向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告知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已将其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1000万元及对应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让给润达昌公司，请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票据到期后，根据持票人提示付款信息进行付款。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债务人确认函中签章确认收到上述通知。2017年3月14日，润达昌公司向川西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反转让通知书，称因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已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并批捕，该情况已充分表明债务人的资信状况和经营状况恶化，不再适合办理保理业务，并要求川西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回购应收账款1000万元，如川西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三个工作日内未足额付清全部款项的，每逾期一天应按照反转让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三向润达昌公司支付罚息。依据邮件查询信息清单显示，川西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签收了该邮件。润达昌公司还向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发出通知函，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按照约定于2017年4月5日对该1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进行回购，否则应在2017年4月12日汇票到期日依据商票汇款。依据邮件查询信息清单显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于2017年3月21日签收了上述邮件。此后，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均未按照润达昌公司要求履行回购义务。润达昌公司提交了一份《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载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为承包人，川西公司为分包人，约定分包工程为乐至县报国寺安置房项目，分包合同价款为16000万元。2016年10月11日分包验工计价表载明，乐至县安置房分包单位为川西公司，本月结算工程款为1000万元。润达昌公司还提交了投资建设合同、中铁九局集团施工总承包合同、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施工承包合同、现场图片、相关负责人名片、发票等证据，主张中铁九局系涉案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系涉案项目的施工承包单位，涉案项目真实存在。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对此予以否认，主张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川西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系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庆伟个人行为，其已被依立案逮捕，为证明其主张，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提交了由王某出具的证言，证人王某确认其在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任职，并称其自2014年6月份受公司安排担任乐至县安置房项目经理，主要负责施工现场，川西公司与乐至县项目无实际施工任务，未实际承建和分包项目工程，验工计价表封面是刘庆伟本人签字后要求其签的。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提交了三份立案决定书复印件，依据上述复印件显示，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于2017年2月9日作出连铁检反贪立[2017]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刘庆伟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立案侦查；2017年2月11日，大连铁路运输检察院再次作出连铁检反贪补立[2017]1号补充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廖洪治涉嫌共同犯罪补充立案侦查。庭审时，润达昌公司对上述立案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润达昌公司还提交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显示中铁九局于2016年10月12日向润达昌公司出具保函，承诺编号为0010006225290097、0010006225290089两张商业承兑汇票系中铁九局的全资子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签发，若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未能在约定时间入账，中铁九局将无条件代为支付。中铁九局提交由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出具的辽检技鉴字[2017]19号文件检验鉴定书复印件，依据该鉴定书，中铁九局出具的上述保函中中铁九局签章以及“段广和印”印章与样本印章之间存在差异。庭审时，润达昌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主张：润达昌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尽到了谨慎审查义务，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系中铁九局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中铁九局管理公司界限模糊、混同，在签订合同现场，中铁九局的廖洪治、刘庆伟已经到场，相关人员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2017年3月31日，润达昌公司与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润达昌公司因与中铁九局、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张德斌保理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其代理人，代理费用为40万元。2017年4月15日，润达昌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35万元。润达昌公司出具了保函以及担保费发票，主张其因在本案中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向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担保费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回购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是否需要支付票据款1000万元的问题。首先，2016年10月12日，润达昌公司以及川西公司向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发出通知书，告知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将对其享有的债权1000万元转让给润达昌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确认已收到上述通知；同时，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还向润达昌公司作出承诺，承诺将在票据到期日前5个工作日内将应付价款支付至润达昌公司指定账户，故润达昌公司作为债权人受让方，有权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支付相应的款项。其次，2016年10月12日，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出具两张以川西公司为收款人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合计为1000万元。该汇票签章真实，记载事项完备，为有效票据。此后，川西公司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将上述汇票转让给润达昌公司，润达昌公司作为持票人，亦有权向出票人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支付票据项下款项。第三，《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在本案中，无证据显示川西公司与润达昌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以其川西公司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为由进行抗辩，理由不成立；虽然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庆伟涉嫌个人犯罪行为，但属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其以此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并拒绝向润达昌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应向润达昌公司支付票据款1000万元。关于川西公司的责任问题。依据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回购协议》的约定，汇票到期后，若润达昌公司未收到汇票金额，则川西公司按逾期未付金额的一定比例向润达昌公司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以双方约定为准，逾期利息自逾期之日起算至债务人或者川西公司清偿完全部款项之日止；同时，润达昌公司有权要求川西公司对合同项下未清偿的应收账款/汇票进行回购。川西公司应当在收到《应收账款反转让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照润达昌公司要求付清全部款项，川西公司逾期的，每逾期一天，按照反转让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三向润达昌公司支付罚息。因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检察机关立案逮捕，润达昌公司认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资信情况和经营情况恶化，不再适合办理保理业务，并于2017年3月14日向川西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川西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但川西公司未履行回购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应按照合同约定向润达昌公司支付保理融资款1000万元及相应的罚息。润达昌公司因出借款项所造成的损失主要体现在利息方面，润达昌公司主张的罚息明显高于其实际损失，故对超出部分，酌情将罚息调整为按照年利率的24%计算，即罚息计算方式为以1000万元为基数，合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川西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2017年3月2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此外，虽然双方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了逾期利息，但并未明确约定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此后，双方亦未对此另行达成协议，应视为约定不明，润达昌公司要求川西公司按照年利率6%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润达昌公司超出上述范围部分诉求，不予支持。关于中铁九局是否应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润达昌公司据以主张中铁九局应对中铁九局成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是其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但依据中铁九局提交的由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出具的辽检技鉴字第[2017]19号文件检验鉴定书，上述承诺函中“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段广和印”与中铁九局备案印章以及样本之间存在差异，故该《商业汇票承兑保兑保函》并非系中铁九局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中铁九局同意代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向润达昌公司支付上述票据款项。润达昌公司还主张，在签订合同时，中铁九局的廖洪治、刘庆伟、冯浩等人与润达昌公司曾进行接洽，构成表见代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不仅要求代理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这里的有理由相信是指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在本案中，交易金额较大，润达昌公司作为资金出借方，负有对融资方及其关联方提交的资料进行谨慎审查的义务，而润达昌公司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中中铁九局的签章与备案印章不符，表明润达昌公司未能履行该义务，具有重大过失，存在过错，故润达昌公司主张廖洪治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不成立，其要求中铁九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予以驳回。关于张德斌是否需要对川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依据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汇票到期后，若润达昌公司未收到汇票金额，有权要求川西公司对合同项下未清偿的应收账款/汇票进行回购。2016年10月12日，张德斌与润达昌公司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自愿就川西公司与润达昌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川西公司的债务向润达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润达昌公司要求张德斌对川西公司向润达昌公司返还1000万元保理融资款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但润达昌公司主张的罚息系依据其与川西公司之间签订的《应收账款回购协议》，张德斌未就该协议项下川西公司债务向润达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润达昌公司要求张德斌对川西公司应向润达昌公司支付的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予以驳回。关于润达昌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担保费问题。因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张德斌违约，润达昌公司提起诉讼，并支付了律师费、担保费，该费用属于润达昌公司因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依据润达昌公司提交的发票以及转账凭证的显示，润达昌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35万元、担保费1万元，故上述费用应由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张德斌共同负担，润达昌公司超出上述范围部分，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润达昌公司支付1000万元；二、川西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润达昌公司支付逾期罚息（逾期罚息计算方式为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3月2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张德斌对川西公司在第一项判决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实际清偿后，可按照实际清偿的数额向川西公司追偿；四、川西公司、张德斌、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润达昌公司支付律师费35万元、担保费1万元；五、驳回润达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4200元，保全费5000元（受理费、保全费已由润达昌公司预交），合计89200元，由润达昌公司负担343元，由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张德斌负担88857元。二审审理查明，润达昌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2016年10月28日转给川西公司1000万元，川西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转给润达昌公司635555元。二审中，润达昌公司陈述，川西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向润达昌公司支付了两笔款项合计635555元，其中一笔22万元，支付摘要为“保理款”，该款为保理融资利息；另一笔415555元，支付摘要为“咨询服务费”。川西公司主张：涉案款项9364445元最终用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川西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10月24日、10月28日向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意达公司）转账30万元、390万元、80万元、300万元、1364445元，合计9364445元。其后，众意达公司向成都嘉峪方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公司）转帐800万元，嘉峪公司收款后将该款转给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托公司），用于归还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山东信托公司的融资利息。众意达公司还向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坤公司）转款434000元，用于归还中铁九局在金坤公司的融资利息。金坤公司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有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诉讼，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金坤公司之间存在融资关系。川西公司称，用于转款的众意达公司上述账户，是由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控制的过账账户，该账户虽在众意达公司名下，但实际上是由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实际使用。对此，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主张，其没有向山东信托公司和金坤公司借款，所涉款项是刘庆伟个人骗取这几家公司的款项，公安机关对此已经立案。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公司还向建行成都沙湾支行出具委托划付函，确认两张商业承兑汇票所涉账款真实，并授权建行成都沙湾支行在票据约定的付款日起从该公司账户主动全额扣款至润达昌公司指定账户”的事实，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有异议，称其未向建行成都沙湾支行出具委托划付函。对于一审判决认定“润达昌公司还向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发出通知函，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按照约定于2017年4月5日对该1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进行回购，否则应在2017年4月12日汇票到期日依据商票汇款。依据邮件查询信息清单显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于2017年3月21日签收了上述邮件。此后，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均未按照润达昌公司要求履行回购义务”的事实，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亦有异议，称润达昌公司并没有要求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进行回购，只是要求川西公司回购，而且是要求川西公司回购债权，不是要求川西公司回购承兑汇票。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回购协议》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川西公司、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均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涉案工程承包合同关系，润昌达公司不能证实其向川西公司提供了保理服务，因此，润昌达公司提出其与川西公司存在保理合同关系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润达昌公司将借款1000万元转给川西公司后，川西公司即时转回给润达昌公司635555元，故川西公司实际借款9364445元。润达昌公司主张，上述款项635555元系川西公司应向其支付的“保理融资利息”及“咨询服务费”，该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川西公司主张，上述款项9364445元最终用于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其将该款转给了中铁九局成都公司控制的众意达公司账户，众意达公司将其中的800万元转给了嘉峪公司，嘉峪公司收款后转给山东信托公司，用于归还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山东信托公司的融资利息；众意达公司又将另外的434000元转给了金坤公司，用于归还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在金坤公司的融资利息。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对此予以否认,称所涉款项是刘庆伟个人骗取这几家公司的款项。本院认为，川西公司并没有举证证实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曾委托其支付相关款项，川西公司将款项9364445元转给众意达公司系其自身行为，川西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中铁九局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由于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之间不存在保理合同关系，因此，润达昌公司要求川西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理由不成立。但是润达昌公司与川西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回购协议》实为借贷法律关系，故川西公司应向润达昌公司归还款项9364445元并承担违约责任。润达昌公司要求川西公司按照每天千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罚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润达昌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明显高于其实际损失，本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二倍标准计算润达昌公司的利息损失，即利息损失以936444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二倍的标准，自2017年4月13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川西公司将涉案两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润达昌公司，出票人中铁九局成都公司应向持票人润达昌公司支付票据款，但润达昌公司取得汇票时实际仅向川西公司支付了9364445元，故中铁九局成都公司与川西公司应当连带向润达昌公司支付9364445元。张德斌与润达昌公司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自愿就川西公司与润达昌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川西公司的债务向润达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润达昌公司要求张德斌对川西公司向润达昌公司归还9364445元及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润达昌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担保费问题。润达昌公司因本案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35万元，该费用属于润达昌公司因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应由川西公司、张德斌共同负担。润达昌公司未提出要求川西公司承担担保费1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该项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应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0532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05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铁九局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支付9364445元；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05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支付9364445元的利息（以93644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二倍从自2017年4月13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05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张德斌对本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德斌实际清偿后，可按照实际清偿的金额向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追偿；五、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053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德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5万元；六、驳回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200元（已由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预交），由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负担5557元，由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张德斌共同负担78643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预交），由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张德斌共同负担。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2100元（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负担76681元，由张德斌负担5419元。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3960元（由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由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负担5541元，由四川省川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8419元。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3960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由深圳市前海润达昌金融保理有限公司负担5541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84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启  选审判员 袁  洪  涛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