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11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运振，男，195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丰，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少娟，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玉灵，男，195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潇闯，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锐，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张运振因与被上诉人鲍玉灵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3民初11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运振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鲍玉灵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鲍玉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不存在张运振存在胁迫鲍玉灵的情况存在。刚开始的时候，鲍玉灵的律师及司机都在现场，后来离开了，如果鲍玉灵受到胁迫，鲍玉灵的司机和代理律师不会看着鲍玉灵遭受胁迫而转身离开。如鲍玉灵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保证书，那在签完《保证书》后完全脱离所谓的胁迫特定环境下，鲍玉灵并未报案。《保证书》是2017年4月25日签订，鲍玉灵于2018年4月11日向法院起诉，时间跨度将近一年，涉及这么大的金额，保证书如果不是鲍玉灵的真实意思表示，鲍玉灵这么长时间不报案、不起诉，违背常理。2.张运振与鲍玉灵为解决此事，签订该《保证书》，特意找了与两人相识及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两个人到场作为见证人。一位叫王某、一位叫邵士清，丁在俊也在现场见证了《保证书》的签订过程。王某为河南省豫东商会的秘书长；邵士清为河南省豫东商会的副会长，丁在俊为太康县原人事局局长。首先三人与张运振、鲍玉灵都相识，其次王某、邵士清二人作为豫东商会的领导，见证了该《保证书》的签订，如果《保证书》在签订过程中存在任何欺诈、胁迫行为，二人定不会在《保证书》见证人一栏中签字，丁在俊在一审时也出具证人证言。在签订《保证书》后张运振将该《保证书》交到民间借贷案件主审法官处存卷留档，如果《保证书》有任何瑕疵之处，张运振也不会交到法院。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鲍玉灵报警后未能离开，就以鲍玉灵被动处于限制之中予以撤销，明显不符合《合同法》五十四条的规定。从张运振与鲍玉灵签订的《保证书》内容可以看出，双方签《保证书》是在协商，并没有任何一方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因为《保证书》第四行关于偿还内容在起草《保证书》时包含有利息（月利率2%），而在签订时将利息（月利率2%）予以划掉。从这就可以看出签订《保证书》系鲍玉灵、张运振双方协商的过程。并且《保证书》中显示：“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一年内负责全力向王常营追讨上述未偿还之欠款本金，如在上述承诺的一年内王常营为完全履行还款义务或张运振未能足额实现上述债权的，我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从这也可以看出双方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如果签订《保证书》时，张运振存在任何优势地位或者胁迫行为的话，无论鲍玉灵找不找王常营，可直接要求鲍玉灵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涉案款项的借款人王常营，张运振并不熟悉，一般关系也谈不上。因与鲍玉灵的兄长和其本人有几十年的交情，且知晓鲍玉灵与王常营在西华县太康县运作的有工程项目。故，张运振将数次出借的本金均转给鲍玉灵本人的卡中，就是基本的案件事实。根据后来鲍玉灵在交往中的陈述，其表明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自己偿还之前与王常营的借款，故事实上鲍玉灵同样是债务人主体。后因王常营涉诉案件多，鲍玉灵担心负面影响，数次打电话给张运振及张运振的儿子张海兵，让放心，该笔债务定会妥善得到解决。后因很长时间无法联系鲍玉灵，开庭后张运振与鲍玉灵理论符合人情世故和债权人处理此类事情的一般表现状态，并无过分之处。鲍玉灵主动与河南省豫东商会的赵明会长联系，寻求调解此纠纷，后赵明会长指派秘书长王某、副会长邵世清，同时邀请原太康县人事局局长丁在俊共同前去主持调解工作。考虑到尴尬的处境和对事实的基本尊重，在调解合意基本达成之时，才书写保证书，鲍玉灵认为利息不能再说及时间再给一年时间等，在其的要求下，张运振经考虑放弃了利息的要求，并由鲍玉灵亲笔划掉并按指纹，说明双方的矛盾已经得到调和、纠纷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合理确定鲍玉灵签字时的真实意愿和精神状态，并从大量事实中来最大可能的还原事实的真相。鲍玉灵系成年人，其应当知晓其签字后带来的法律后果。其声称受胁迫、非真实意愿的签字等与事后一般人处理此类事情的基本态度和常识，明显反常。同时，鲍玉灵离开所谓的受胁迫场合，并未一如既往的拨打110寻求救助或在很短的时间内提起撤销之诉等，均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张运振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张运振的上诉请求。鲍玉灵辩称，一、将近一年才提起本案诉讼问题。首先，鲍玉灵在主观上认为虽然是受胁迫签的字，但是只要在这个一年之内，借款人叫王常营，他如果把这个钱还了的话，鲍玉灵就不用再承担责任。而且法律上也规定撤销合同其胁迫的情况下能够对合同进行撤销的，有一年的除斥期间，这也是法律给了当事人一年的考虑期限。而且鲍玉灵在一年之内提起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鲍玉灵起诉时间的长短和当时签协议时是受迫害的一个事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能以起诉时间将近快一年这个理由来否定当时受胁迫的一个客观事实。二、针对保证书当中见证人。见证人丁在俊是在当天案发当天的下午就一直在二七法院和张运振一起要求鲍玉灵出具保证书，然后到晚上从法院出来进入二七法院旁边的快捷酒店时，又来了两个，一个是豫东商会的副会长，一个是豫东商会的秘书长。需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张运振也是豫东商会的副会长。鲍玉灵原意是要豫东商会的会长赵明到场，他们两个相识，想让赵明过来把他解救走，但赵明没有到场，反倒是委托了两个一个副会长，一个秘书长，这两个人和张运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就是说两个见证人的到场不仅没有达到解救鲍玉灵的一个目的，反倒是增强了张运振一方的强势地位。同时两个见证人在见证之前，即在上午开完庭到下午9:00之前在法院这个阶段，两个见证人没有见到。两个人到场了以后，不仅没有对鲍玉灵起到任何帮助，反倒是增强了张运振一方的强势，又进一步降低了鲍玉灵一方的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张运振这一方又增强，鲍玉灵一方又降低了。同时，一般的保证合同在签字之后直接就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当中却特意找两个见证人在保证合同上进行见证。我们认为这明显就是为了在形式上达到一种合法的目的。因此，两个见证人的出现是进一步增强了张运振这一方的一个强势地位。三、鲍玉灵的寻求外力救济的途径。首先在整个当天过程中，鲍玉灵及其律师和司机一共是报警了三次，但是公安是出警了两次，第一次是把鲍玉灵从法院门口让他走了，第二次就没有出警，第三次是到二七法院现场问一下有没有打架然后就走了。也就是说鲍玉灵通过对公安机关寻求帮助和对法院的寻求帮助，均没有能够达到他解除被围困的一个状态，公力救济不行进行私力救济。鲍玉灵是认识豫东商会的会长赵明。首先鲍玉灵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他在郑州地区不熟，所以他要求赵明到场，期望能够解救他，但是赵明没有到，反倒到了一个副会长和秘书长。这样的话就又增强了张运振的一方的强者地位，也没有达到解除鲍玉灵受限的一个状态。这个时间一直推到晚上，到酒店以后双方到达宾馆了以后，在鲍玉灵孤立无援没有办法能够离开现场解除自身威胁的一个状态。这个时间一直推到晚上。到酒店以后双方到达宾馆了以后，在鲍玉灵孤立无援没有办法能够离开现场解除自身威胁的一个状态下，鲍玉灵无奈之下，通过自己的救济方式被迫签订的保证书，签完保证书以后才能离开。四、保证书原审的时候张运振也承认是他大儿子出去打印。当时是已经打印好的，要求鲍玉灵在上面签字，但是鲍玉灵是当时根据客观情况，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签字。所以说他两两害相权取其轻，尽最大的减降低了自己的损失，所以才出现了把它约定的利息这个情况给划掉了。协议是张运振儿子打印的事实能够说明这个协议不是双方协商，是张运振这一方自己草拟好要求鲍玉灵签字。五、根据鲍玉灵当天在二七法院开庭时所作的陈述，包括开完庭以后，我方提供一审提供的录音录像，视频上面能显示出来，鲍玉灵也口头表述他不愿意。也不想承担保证责任。而且根据二七法院开庭时张运振提交的证据上来看，证据确实存在着涂改行为。也就是从客观情况来讲，从法律上，鲍玉灵也存在着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那么鲍玉灵开完庭以后，坐上在外面等候的汽车，急于离开的情况下，被张运振一方带多人围困不让走。后来从法院走了以后又到东风南路陇海高架处又被挟持回到二七法院。一直到晚上，但是整个过程当中鲍玉灵是没有表达过想要再继续承担保证，反倒是一直在表达，不愿意承担保证。在这种无奈情况下出具的保证书是显然有违常理的。而且保证书签订了以后，如果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那么第二天或者是后几天完全可以在法院二七法院直接双方在达成一个调解意见，要由法院出具调解书，但情况反倒恰恰相反，是出具了保证书的第二天，张运振就到区法院去申请了撤诉。说明张运振也意识到了自己证据上的不足，撤诉的行为反倒表明了这个事情的发展是不符合常态，不符合常理。综上，首先是鲍玉灵开完庭表达了不愿承担保证责任，出了法院被围堵报警以后离开，但是到东风南路陇海高架以后又被张运振一方堵截，堵截完了以后又回到二七法院，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到下午一直的围追围堵，持续到了晚上21:00。期间，公安去过一次，书记员去过一次，但是都没有达到解除鲍玉灵一个受限的状态。然后九点以后进入到了宾馆，又来了两个人来，两个人是豫东商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和张运振是同一个工作单位，又增加了对方的强势地位。然后鲍玉灵在这种到了凌晨以后，12点左右签订了保证书。因此，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当天张运振对鲍玉灵的限制从上午11:00开完庭，一直持续到晚上凌晨，直至鲍玉灵在签订完保证书以后才解除这种胁迫和围堵的一个状况。因此，原审认定鲍玉灵是在被围堵的情况下才签订的，保证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认定，完全正确。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鲍玉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张运振与鲍玉灵在2017年4月25日签订的保证书；2.由张运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5日上午，张运振起诉王常营、鲍玉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鲍玉灵及其代理人提出张运振涂改、添加承诺书相关内容，其依法已免除保证责任。庭审结束后，张运振及其家属等人在法院门口等处，围堵鲍玉灵及所乘坐车辆，限制鲍玉灵离开，期间鲍玉灵曾三次报警仍未能离开，后张运振、鲍玉灵等进入附近一家快捷宾馆，并于当晚鲍玉灵在张运振提供的保证书中保证人位置签名、按指印，保证书中“及利息（月利率2％）”被划掉并按有指印。2017年4月26日，张运振申请撤诉。2018年4月11日，鲍玉灵以在张运振胁迫下签订的保证书应予以撤销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张运振起诉王常营、鲍玉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时，鲍玉灵及其代理人提出依法已免除保证责任，庭审后，张运振及其家属等人在法院门口等处，围堵鲍玉灵及所乘坐车辆，限制鲍玉灵离开，期间鲍玉灵曾三次报警仍未能离开，后张运振、鲍玉灵等进入附近一家快捷宾馆，并于当晚鲍玉灵在张运振提供的保证书中保证人位置签名、按指印，综合本案案情，2017年4月25日庭审后的整个过程，鲍玉灵一直被动处于张运振等的限制之中，现鲍玉灵要求撤销保证书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该院判决：撤销2017年4月25日鲍玉灵与张运振签订的保证书。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运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外，另查明：1.涉案保证书见证人处有丁在俊、王某、邵士清签字。2.一审中，丁在俊、王某向法庭出具书面证言，称见证了保证书的签订过程，“现场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当时双方协调自愿签字”。3.邵士清一审出庭作证，称见证了保证书的签订过程，“当时在现场大家达成共识”，“没有见到张运振及其儿子对鲍玉灵进行威胁”。以上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保证书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保证书是书面直接证据，保证书除有当事人的签字外，尚有三名见证人的签字。保证书的签字过程是否存在胁迫情形，在证据认定上，见证人证言由于是现场情形的直接证据，应当进行充分考量，其证明力具有优势。除非鲍玉灵有证据证明见证人参与了胁迫且做虚假陈述。本案见证人均称保证书签订不存在胁迫情形，系双方协商并最终达成的协议。尽管在签订合同之前（双方进入宾馆之前），存在鲍玉灵报警及公安出警的情形，但双方因民事纠纷纠缠理论，张运振情绪激烈情况下不让鲍玉灵离开，该处置方式尽管不当，但尚不构成签订保证书时的法律意义上的胁迫。双方进入宾馆的过程，无证据显示鲍玉灵是被挟持进入宾馆；合同签订过程中（进入宾馆之后），鲍玉灵亦无证据证明其被挟持、威逼等情形下签订保证书，也无证据证明见证人做虚假陈述。综上，鲍玉灵以胁迫为由请求撤销保证书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张运振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3民初112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鲍玉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鲍玉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晋审判员 邢永亮审判员 刘 皓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刘俊斌书记员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