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7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荫治，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治鹏，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光宗，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亚美，女，194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立武，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源，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荫治因与被上诉人陈亚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5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荫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陈亚美向林荫治返还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并驳回陈亚美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被拆迁宅基地以及基于宅基地拆迁而获得的安置房产属于林荫治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一审法院未追加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违反了法定程序且损害了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的诉讼权利，应当发回重审。（一）案涉宅基地系以林荫治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名义进行申请，案涉被拆迁宅基地也是对林荫治整个家庭户的批准，故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对案涉被拆迁宅基地以及基于宅基地被拆迁而获得的安置房产属于林荫治及其全体家庭成员共同享有。1.案涉宅基地系以林荫治全体家庭成员（成年人二人及未成年一人）的共同名义进行申请，厦门市土地管理部门也是考虑到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住房才给予批准案涉宅基地。2.根据宅基地“一户一宅”的特殊属性以及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案涉宅基地实质上是对林荫治整个家庭户的批准使用。林荫治配偶陈顺天、女儿陈雪莹、陈晓静对于案涉宅基地均享有相应份额的法定权利。3.案涉拆迁的拆迁安置房属于林荫治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二）从婚姻法以及继承法角度上来看，案涉拆迁安置房属于林荫治及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陈雪莹及陈晓静作为林荫治配偶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对案涉房产也享有一定份额的所有权。（三）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违反了法定程序且损害了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的诉讼权利，依法应发回重审。二、林荫治与陈亚美签署《协议书》并将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共有的拆迁安置房约定归陈亚美所有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该《协议书》并未产生法律效力；且即便《协议书》合法有效，也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有效且判令案涉拆迁安置房归陈亚美所有，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撤销或变更。（一）林荫治与陈亚美签署的《协议书》未获得其他家庭成员的确认或授权，也违反了有关法定代理权的法律规定，其将属于家庭共有的房产擅自处分归陈亚美所有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1.林荫治签署《协议书》并未取得林荫治配偶的同意，林荫治配偶也根本不可能同意林荫治签署《协议书》或将案涉房产转让给陈亚美。2.处分家庭共有房产也不属于因夫妻家事代理权的范围之内，在林荫治配偶未明确确认及认可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林荫治有权代表整个家庭户，林荫治擅自签订《协议书》属于无权处分行为。3.监护人在处分未成年人子女的财产时，应当以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作为原则。林荫治在本案中签署《协议书》的行为已直接损害了其未成年人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二）林荫治无权处分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安置房产，其个人签署的《协议书》中并未经其他家庭成员签字确认，且未获得其他家庭成员的授权，其与陈亚美订立的《协议书》并未产生法律效力。（三）退一步说，即便《协议书》合法有效，由于陈亚美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林荫治擅自处分家庭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也应当认定为无效，案涉房屋所有权仍然应当归林荫治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所有。三、退一步说，即便林荫治对于案涉安置房屋具有完全的处分权，但从《协议书》的约定内容以及本案实际情况来看，案涉《协议书》本质上也属于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林荫治有权在讼争房产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与。而一审法院在林荫治已明确提出撤销赠与的情况下仍判令林荫治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四、一审证人傅某与陈亚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在一审中有作虚假证言。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信傅某的一面之词，有违公平原则及法律规定。（一）证人傅某是陈亚美的干女儿，与陈亚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另外，傅某与陈亚美的第三个女儿同在村委会工作，本案《协议书》即是林荫治在傅某及陈亚美女儿等人的共同胁迫下签订的。傅某与陈亚美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可以从傅某无偿为陈亚美办理拆迁事宜等迹象中可以看出。（二）傅某在一审中有作虚假证言：1.故意隐瞒其与陈亚美之间的利害关系；2.案涉拆迁房的房产证系由叶雯雯签领，林荫治取得讼争房屋产权证原件后被陈亚美女儿抢走，傅某在一审中所述“产权证由其领取”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曾亲眼看着陈亚美三女儿抢走林荫治手中的房产证；3.在办理公证之时，公证人员某1明确告知林荫治个人无权处分拆迁安置房，傅某作为公证委托受托人已明确知晓该事实，其在一审中所述“林荫治有权全权处理拆迁安置事宜”与其完全应当知晓的客观事实相违背，属于虚假证言。（三）对于本案“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同意或授权林荫治签署《协议书》”的重要法律事实，一审法院仅根据傅某的证言，即认定林荫治为其家庭户的代表，该认定有违公平原则以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陈亚美辩称，一、所谓原宅基地只取得个人建设用地临时凭据，而没有由林荫治家庭投入一分钱建设地上物附着物或建设成房屋，只是用地审批，原被审批的宅基地，土地所有权还属于村集体。没有地上附着物的情况下林荫治家庭成员对经审批的用地权利不具有财产权利。退一步讲陈顺天不是西林村集体户口，而是江头街居民户口，依法不具有取得宅基地的资格，不可能包括在申请宅基地的户籍人口内。二、讼争房产在2001年经协议约定归陈亚美所有，陈亚美依约支付了相关安置协议约定的费用，讼争房产也自2002年起交付给陈亚美进行装修并占有使用至今；产权证书自2005年取得后也由陈亚美收执至今，林荫治一家自2018年8月案发前均未提出异议，应认定为归陈亚美所有。也就是说在陈顺天去世的2013年前，讼争房产已经归陈亚美所有，不存在由陈顺天子女继承的问题。三、讼争房产2005年才被登记在林荫治名下，讼争房产本应属于陈亚美所有，林荫治侵犯陈亚美财产所有权，将林荫治列为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照陈亚美的诉求进行审理合理合法。就算原本被登记在林荫治名下的房产，其子女与家人认为也具有相应份额，那是林荫治家庭之间的内部关系；林荫治子女、家人未经登记在所有权证书上，不得以此对抗陈亚美。四、本案的《协议书》双方签订于2001年8月，之后依照该协议书的约定，才委托傅某在2001年10月与征地拆迁部门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分得两套安置房，由本案双方自2002年占有入住至今。现林荫治以及家庭成员对根据《协议书》而进行的履约行为即委托傅某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分得房产一直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现林荫治以及家庭成员却对傅某取得授权签订安置协议的源头即上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提出异议，认为没有得到林荫治以及家庭成员同意，违反逻辑，不应得到支持。五、作为林荫治的娘家人都知道陈亚美拆迁安置时就提出要分得一套安置房，作为林荫治的丈夫----陈顺天与林荫治直接一起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其中一套安置房已经分给陈亚美。分得的两套房就在隔壁栋，且自2002年交房后分别由双方进行装修、占有，陈顺天对此情况不知情不符合逻辑。且之后陈顺天知道该情况后也没有证据证明陈顺天对陈亚美自2002年占有使用讼争房产、持有讼争房屋产权证至今向陈亚美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同意将讼争房屋约定归陈亚美所有。陈顺天没有配合过户，完全是因为房价大幅上涨，陈顺天以及林荫治心有不甘而反悔并以配合过户为由要求陈亚美再给予一定补偿或要求分得讼争房产的一定份额。对林荫治的这种行为，不应予以支持。六、《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合作审批得宅基地的原因而签订，是双方对分得安置房归属的约定且是双务合同，林荫治要向陈亚美支付1万元补偿，双方分得房产需要各自向拆迁安置部分等相关部门支付成本与费用，所以不是赠与合同。林荫治的母亲都知道讼争房产是分给陈亚美的，不是无偿赠与的，这个情况在陈亚美提供的陈亚送调查笔录中也有体现。七、退一步讲，就算《协议书》是赠与合同，但林荫治通过与陈亚美签订本案协议，并依照协议约定在2002年初就将讼争房屋交付陈亚美占有、使用至今，也将讼争房屋的产权证交付给陈亚美。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林荫治的赠与行为也是合法有效并实际履行的，依法也应判令林荫治办理过户手续，而不是可以撤销赠与或要求确认无效。一审时林荫治提到傅某是陈亚美女儿的朋友，没有提到傅某是陈亚美的干女儿，其二审才提出是干女儿的问题没有依据。本案虽然之前在陈亚美要求其过户时给予一定的补偿，鉴于双方是亲戚关系，直到林荫治撤回对傅某的委托并赶走租客，陈亚美才提起本案的诉讼。林荫治不讲诚信，其上诉理由不应得到支持。 陈亚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厦门市思明区归陈亚美所有；2.林荫治立即配合陈亚美将厦门市思明区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至陈亚美名下。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林荫治负担。 林荫治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陈亚美与林荫治于2001年8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陈亚美返还厦门市思明区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讼争房产位于厦门市思明区。 2001年8月10日，陈亚美（甲方）与林荫治（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系亲戚关系，乙方林荫治是甲方陈亚美的外甥女；早年甲方在经乙方许可后，借用乙方的名义在莲前街道西林村西林社申请私房宅基地，并于1994年3月21日获厦门市土地管理局批准；因种种原因，本宅基地至今未建，现本宅基地因莲前路扩宽被政府征用需被拆迁，甲、乙双方为保障各自权益，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乙方补偿甲方1万元于签约当日付清；2、甲乙双方各得本宅基地拆迁获赔面积的50%（含拆迁安置所增加的面积），各自承担所得部分相应的成本、费用；3、甲方（乙方）因本宅基地拆迁赔偿所分得的总面积50%（含拆迁安置所增加的面积）的货币赔偿金额或房屋所有权及使用权归甲方（乙方）所有；4、乙方全权委托傅某办理本宅基地拆迁赔偿的一切事宜及本宅基地拆迁获赔房屋出售、赠与及产权分割过户手续并办理公证，委托期限：办完上述事项为止；5、本合约一式三份，西林村委会及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西林村委会、傅某作为见证人，在上述《协议书》上亦予以签章确认。2001年8月22日，厦门市公证处作出一份（2001）厦证字内第764号《公证书》，就林荫治委托傅某办理前述案涉宅基地准建红线面积100平方米及拆迁获赔房屋的出售、产权分割过户手续等事项予以公证。 2001年10月30日，傅某代表被拆迁人林荫治（乙方）与拆迁人厦门市政建设指挥部（甲方）签订一份《拆迁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安置房二房一厅两套，房屋实际建筑面积138.44平方米，安置地点为金鸡亭小区西南侧（厦经企拆迁工程处拆迁安置房）3号楼103室及4号楼102室，乙方应付给甲方购买款154568元，安置房产权归属乙方所有。2003年11月7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约定综合产权调换等实际情况，甲方应付给乙方补偿款19161.37元。 审理中，经陈亚美申请，傅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傅某陈述：其系西林村委会财务人员，与陈亚美、林荫治均认识，基于信任，两人委托其办理拆迁手续；傅某知道有一张宅基地准建证在陈亚美手上，以前农村宅基地不好申请，双方协议由林荫治补偿陈亚美1万元作为办证费用；因双方有纠纷，才委托傅某作为中间人与拆迁公司商谈；当时陈亚美和林荫治各出50%的款项交给傅某，再由傅某交给拆迁公司并办理相关拆迁事宜；之后拆迁公司补偿款也系由陈亚美和林荫治各分得一半；当时林荫治说其配偶户口未在西林社，故所有事宜由林荫治全权处理即可；拆迁安置的二套房屋均系由傅某办理，陈亚美的讼争安置房屋产权证是由傅某领取，另一套安置房屋（厦门市思明区西林西里162号102室）产权证系由林荫治自行前往领取；当时宅基地是以林荫治名义申请，具体申请人口不清楚，只知道陈亚美手上有准建证，准建证上有三人；陈亚美办理讼争房产产权证需要林荫治配合。 2018年9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闽0203民初15939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对林荫治名下财产进行保全，陈亚美为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 又查，讼争房产于2002年初交付给陈亚美，之后由陈亚美向有关部门申请，对该房屋进行装修并一直占有使用至今；2005年5月17日，讼争房产权属人登记为林荫治；林荫治与陈顺天于1987年10月3日登记结婚，陈顺天于2013年4月23日死亡。 一审审理中，陈亚美称，其与林荫治共建宅基地被拆迁后，双方约定拆迁安置房屋面积由双方各得50%，获得其中50%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归陈亚美所有；后陈亚美也实际分得拆迁安置房屋并使用至今，该安置房产依法应归陈亚美所有，林荫治应配合陈亚美将讼争房产权证过户登记至陈亚美名下。林荫治则认为，其作为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在房屋所有权未转移前，有权要求陈亚美返还讼争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本案中，陈亚美系基于出资以林荫治名义申请办理宅基地准建证并依据其与林荫治所签《协议书》提起的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案涉宅基地以林荫治名义申请，并未违反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且相关手续也已经有关部门审批；本案陈亚美、林荫治合作共建房屋未实际履行，未违反前述“一户一宅”的规定，双方之间并未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我国相关法律或政策并未禁止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以及之上的房屋，陈亚美与林荫治均系同村村民，也不存在公开出卖、转让申请的宅基地，双方之间仅系基于亲戚关系合作共建房屋，符合亲情互助、农村善良风俗，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关于林荫治能否代表其家人签订讼争《协议书》，根据在案证据及时任西林村委会财务人员的证人傅某证言，可以证明林荫治即为其家庭户的代表，其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并非无权处分行为；且林荫治家人也从未对陈亚美早年以林荫治名义在西林村申请私房宅基地及二人出资共建房屋的行为提出异议，并根据当事人陈述，林荫治配偶陈顺天对此事应是知情并同意的。故前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陈亚美与林荫治均应严格依约履行。退一步讲，即便如林荫治所陈述，讼争安置房产系其无偿赠与陈亚美，但自2002年起讼争房产即交付给陈亚美占有使用至今，该房产产权证书也一直由陈亚美持有保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赠与行为也是合法有效并实际履行的，林荫治也应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根据《协议书》约定，陈亚美已依约履行出资建房的合同义务，现宅基地已被依法征用，林荫治也取得相应的拆迁安置房屋，则其理应依约配合陈亚美办理讼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故陈亚美要求确认讼争安置房产归其所有及林荫治应配合将讼争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至陈亚美名下的诉讼主张，依法应予以支持。此外，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林荫治主张陈亚美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信；林荫治要求确认讼争《协议书》无效及要求陈亚美返还讼争房屋的主张，证据不足，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归陈亚美所有；二、林荫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陈亚美将厦门市思明区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至陈亚美名下；三、驳回反诉原告林荫治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915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林荫治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陈亚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林荫治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乡（镇）村建房用地申请书。证据2.厦门市原开元区西林村民委员会《证明》两份，均用于证明：1）案涉被征用宅基地系林荫治以其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名义进行申请的。2）林荫治家庭无属于自己的厝宅，系住房困难户，客观上需申请宅基地进行建设并自住；陈亚美“借用林荫治名义申请宅基地”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符合常理。证据3.摘录档案（资料）专用表（七），证据4.厦门市禾山乡江头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据5.厦门市湖里汽车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均用于证明：1）在申请宅基地时，林荫治按要求提供了家庭户其他成员没有住房的相关证明，土地主管部门系基于林荫治家庭住房困难的客观情况将案涉被征用宅基地批准给被包括林荫治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2）根据“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林荫治之外的家庭成员在当时无权再另行申请宅基地，即案涉被征用宅基地归属于林荫治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因此宅基地被征用所对应的案涉房产应归属全体家庭成员所有。证据6.结婚证（一审已提供），证据7.林荫治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一审已提供），证据8.陈顺天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一审已提供）,证据9.陈雪莹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一审已提供），证据10.陈晓静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均用于证明：1）陈顺天系林荫治的配偶，陈雪莹及陈晓静系林荫治与陈顺天共同生育的子女，上述三人均是林荫治的家庭成员；2）陈顺天于2013年4月23日因各种疾病死亡，陈雪莹及陈晓静作为陈顺天的子女，是陈顺天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陈雪莹及陈晓静均对讼争房产享有继承权，系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证据11.协议书（一审已提供），证据12.公证书（一审已提供），均用于证明：案涉《协议书》以及《公证书》中的委托书系陈亚美及傅某事先单方面制作好之后再让林荫治签字，林荫治配偶自始至终从未同意林荫治签署相关文件：1）在办理公证之时，因林荫治配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也未进行授权，故公证人员某2对《协议书》进行公证，同时也无法公证委托陈亚美办理拆迁赔偿事宜。因此《协议书》未办理公证，且《协议书》中的受委托人也只能在事后再变更为傅某。2）因林荫治配偶自始至终未在任何相关协议或书面材料中签字确认，故林荫治无法委托其他任何第三方办理拆迁安置房的赠与相关事宜，也因此《公证书》中的委托书授权内容在陈亚美单方面制作完成之后又进行了变更。证据13.土地房屋登记卡（一审已提供），用于证明：讼争房屋产权证系由叶雯雯签领，林荫治取得讼争房屋产权证原件后陈亚美抢走，证人傅某在一审中所述“产权证由其领取”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14.调查笔录，用于证明：1）案涉被征用宅基地系因林荫治家庭住房困难，客观上需申请宅基地进行建设并自住，不存在“陈亚美借用林荫治名义申请宅基地”的说法。2）林荫治其他家庭成员不同意林荫治签订案涉《协议书》，且在知晓林荫治擅自签订案涉《协议书》后表示强烈反对并为此产生了家庭内部矛盾。3）林荫治家庭未将拆迁安置房收回系考虑到陈亚美年纪大、身体不好，且案涉房产已登记在林荫治名下等因素。4）一审证人傅某是陈亚美的干女儿，与陈亚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 陈亚美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该证据是陈亚美女儿周艳凤书写并提交的申请，陈亚美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该申请因为陈顺天是城镇户口，且户口在江头街，不能包括在申请宅基地的对象范围内，所以该1989年的乡村建房用地申请乡政府虽审批了60平方米的宅基地，但迟迟没有最后获得市土地局即有关部门的审批通过。该证据也侧面证明了当时是约定双方共建，陈亚美出钱、出力配合林荫治以林荫治名义申请宅基地。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该证据中1992年的证明是陈亚美女儿周艳凤书写并提交西林村盖章的，陈亚美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1989年的建房用地申请书没有通过，经了解，政府有照顾困难户的建设指标，才向西林村申请相关证明。西林村1989年7月3日出具的证明陈述“其丈夫陈顺天现居住在江头街，职工，其兄弟伍人，其住房相当困难，该申请人暂住娘家林牡丹户内，本人确实无住房”表明：陈顺天系职工，是江头街的居民户，不是农村村民，无获得宅基地的资格。实际上林荫治按当时的政策本应在夫家申请宅基地，但是因为其丈夫是城镇户口，无权申请宅基地，且其在夫家没有住房，暂住娘家，所以才在娘家以林荫治名义申请宅基地。林荫治不了解实际情况，混淆事实，该证据也侧面证明了当时是约定双方共建，陈亚美出钱、出力配合林荫治以林荫治名义申请宅基地，陈亚美从未陈述借用林荫治的名义申请宅基地。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该证据“市土地局意见”栏中经办人意见陈述“该户叁人均为征地农转非户口”实际是指林荫治以及其两个女儿，不包括陈顺天在内，因为陈顺天不仅是城镇户口，且户口一直在江头街，不在林荫治所在的西林村同户内，当时这些手续是陈亚美女儿周艳凤办理，当时还有提交林荫治的两个女儿户口在申请资料内，所以经1993年的该次补充材料，才在1994年取得林荫治名下的建房许可证。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该证据由厦门市禾山镇江头街居民委员会开具而不是村民委员会出具，且陈述陈顺天是其居民而不是村民，从而证明了当时陈顺天不是农村村民，不具有取得宅基地的资格。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厦门市湖里江头运输公司的证明也确认陈顺天是运输公司正式职工，是城镇户口。上述证据4.5两份证明主要陈述林荫治作为陈顺天妻子以及职工家属，没有在夫家取得住房，所以才有权利在户口所在地的娘家即西林村申请宅基地，但不能证明陈顺天也是共同申请宅基地的同户人员，宅基地不是批给包括陈顺天在内的非西林村户籍人员。证据6-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审批的宅基地没有建设成住宅前土地归集体所有，即没有地上物前，陈顺天的子女无权对空地行使继承权，该空地归集体所有。且2013年陈顺天死亡前讼争房产已经实际由陈亚美享有所有权，不是陈顺天的遗产，不能由其子女继承。证据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关于协议书的签订，林荫治当时陈述这是她在娘家获得的财产权利，与其丈夫无关，其丈夫也让她自行处理即可，这个情况证人傅某在一审中也有陈述。后公证处以及村委会也认为陈顺天不是拆迁安置协议上约定的被拆迁安置人，可以不用其参与签名，所以陈顺天才没有参与签字，但是陈顺天自始至终对协议的签订以及将讼争房屋归陈亚美所有是知情的，否则为何在陈顺天在世时，在其不同意将诉争房屋归陈亚美所有的情况下却任由陈亚美装修房屋并出租他人十余年而没有提出异议或主张收回房屋，反而在其过世后由林荫治以及其子女提出主张所有权。《协议书》中委托人变更为傅某是因为当时去公证处公证时，公证处认为陈亚美作为林荫治的受托人，将讼争房产过户给自己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在公证时经三方同意将受托人变更为傅某。林荫治陈述陈亚美在公证后单方将公证书中的内容进行变更，没有依据。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荫治要证明的对象内容，傅某在一审中陈述：讼争房产证是拆迁办的人领取后，傅某从拆迁办领取的；林荫治分得的其中另外一套房产也是林荫治先行从拆迁办领走了。林荫治主张讼争房产证被陈亚美抢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其被无辜抢走其名下房产证这么久却不依法报警处理，还任由无关人员占用其名下房产，不符合逻辑。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作为证人，陈亚送应依法出庭作证，其证言才有可能依法得到采纳；其次陈亚送是林荫治母亲、系直系亲属，与林荫治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最后，陈亚送的陈述违反生活逻辑，不属实。既然林荫治出钱出力自行申请到宅基地，没有建设就被征用，那么陈亚美没有出钱出力，为何林荫治却同意在被征地时给陈亚美予以补贴1万元并分其中一套安置房给陈亚美。另外作为不是与林荫治一起生活的娘家都知道陈亚美要求分一套安置房，与林荫治一起生活的丈夫--陈顺天岂有不知道之理。陈亚送也陈述，陈顺天至少之后知道林荫治签订了协议并分了一套安置房给陈亚美，而不是赠送。但是陈顺天去世之前均未向陈亚美进行反对表示，相反却任由房产证以及房屋由陈亚美占有、使用，依照“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行使民事权利，却不做反对表示的，应视为同意”的规定，也应视为陈顺天同意授权林荫治签署相关协议、将安置房分给陈亚美。该证据最后一段“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内容，与本人陈述一致”，并由陈亚送签字确定，但陈亚送其实不识字，林荫治代理律师也陈述笔录是向其宣读的。对该份证据不应认定，且林荫治代理律师存在虚假陈述。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林荫治认为遗漏查明：在案涉宅基地申请时陈亚美在东山社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陈亚美无权再获取其他的宅基地。陈亚美则认为讼争宅基地是以林荫治的名义申请，当时的土地管理法并没有相应的一户一宅的规定。新的土地管理法是在1999年1月1日实施后才有此规定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林荫治与陈亚美同为原西林村民委员会成员，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双方系亲戚关系，双方于2001年8月10日就被拆迁宅基地赔偿事宜达成协议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一式三份，西林村民委员会一份，双方各执一份，西林村民委员也在协议书上“见证人”处盖章签字，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林荫治的配偶陈顺天系城镇居民，户口不在林荫治所在的西林村同户内，故林荫治上诉主张陈雪莹、陈晓静作为陈顺天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也有份额，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2.陈亚美依约支付了相关安置协议约定的费用，案涉房产也自2002年起交付陈亚美占有使用至今，且产权证书自2005年取得后也一直由陈亚美收执，林荫治及其家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陈亚美提起本案诉讼前向陈亚美提出异议，一审认定《协议书》属有效合同是正确的。3.案涉《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合作审批获得宅基地的原因而签订，是双方对分得安置房归属的约定且是双务合同，林荫治补偿陈亚美1万元，双方分得房产各自承担所得部分相应的成本、费用，《协议书》不具备赠与的法律特征。4.傅某作为《协议书》见证人，且林荫治也办理公证，委托傅某代为办理拆迁赔偿事宜，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林荫治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林荫治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的事实，不影响本案二审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林荫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0元，由林荫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巧玲） 审 判 员 （胡林蓉） 审 判 员 （陈 璟）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陈 源 ）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