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06民初5137号原告：杨某，男，198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王某，女，198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告：杨昕嫣，女，201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法定代理人：杨某，男，198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原告杨昕嫣父亲。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8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原告杨昕嫣母亲。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襄阳市解放路**。法定代表人：廉凯，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家保，男，197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该医院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涛，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某、王某、杨昕嫣诉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王某，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家保、叶涛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的过错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王某、杨昕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医疗费46422.94元、误工费3300元、住院护理费3000元、交通费2812元、伙食费2000元、住宿费668元、营养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及残疾人护理费和残疾补助金；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杨昕嫣今后所有与此病相关的一切费用；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由本案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王某2017年2月确诊怀孕，此后至产下杨昕嫣前的各项产前检查都是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完全按照被告的时间要求参加孕期检查。所有检查报告均未提示胎儿有任何异常情况。对于脊柱检查，超声报告仅提示脊柱可显示。对于胎儿体表检查，检查报告未作任何说明。2017年10月17日，王某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下杨昕嫣。孩子一出生便发现身上存在多处畸形（1、在右前臂上有一环形凹陷。2、在骶尾部有一2CM大小的赘生物），于是请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诊断。医生说骶尾部的赘生物里没有骨头，等孩子长大后手术切术就可以。杨昕嫣4个月大的时候，感觉其与其他小孩明显不同，双腿无力，且爱哭闹，于是前往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骶尾部赘生物进行诊断。检查结果为：考虑骶脊膜膨出，皮毛窦形成，并发骶管脂肪瘤。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告知原告须到省级大医院治疗。2018年3月15日，原告杨昕嫣到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就诊，再次确诊为椎管内脂肪瘤（硬脊膜下腰4-骶2），合并脊柱裂、脊髓栓系。住院五天，进行了手术治疗。2017年6月27日遵医嘱前往北京医院复查。针对杨昕嫣右前臂处凹陷，2018年5月7日在武汉市协和医院住院八天，进行了手术治疗。原告方认为，被告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操作，且被告存在非法行医行为，被告医务人员的资格证书不齐全，出具的产前诊断报告均为一人签发，存在过错，因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了残疾患儿出生的严重后果。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选择权、健康权，给原告方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辩称：原告杨昕嫣目前的状况是先天性的，是在怀孕的过程中形成的，和被告的产前超声诊断无关。本案不存在卫生部33号规定的六种必须检出的严重情形，被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鉴定意见不科学、不客观公正。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选择生育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10月16日王某怀孕期间，多次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产前彩超检查。其中，在2017年7月20日及2017年8月15日遵医嘱前往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共进行了两次胎儿系统彩超排畸检查，均未发现胎儿畸形。2017年7月20日的彩超报告单载明“脊柱可显示。报告书写者：钟静，检查医生：钟静，审核签名：钟静”2017年8月15日的彩超报告单载明：“脊柱可显示。报告书写者：李远红，检查医生：李远红，审核签名：李远红”2017年10月16日，王某前往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分娩，住院6天，剖宫产一女活婴，即原告杨昕嫣。新生婴儿记录载明初生时状况，在右腕关节上6cm有一环形凹陷，在骶尾部有一2cm大小赘生物。2018年3月8日，杨昕嫣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门诊进行骶椎MR平扫，影像诊断报告单显示：考虑骶脊膜膨出，皮毛窦形成；并发骶管脂肪瘤。2018年3月15日，杨昕嫣在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椎管内脂肪瘤/硬脊膜下腰4-骶2。住院当天行椎管内脂肪瘤切除术治疗，2018年3月20日出院，住院天数5天，花费医疗费35050元。出院医嘱：保持伤口清洁干燥，避免剧烈活动；5-6天后换药，术后2周伤口愈合，术后2-3周后可注射疫苗；术后持续俯卧位1月；神经外科门诊随诊。2018年6月27日，杨昕嫣在北京军颐中医医院复查，磁共振诊断报告显示：椎管内脂肪瘤术后改变，脊髓中央管扩张，脊髓圆锥低位，脊髓栓系，椎管内脂肪瘤。2018年5月7日，杨昕嫣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附属协和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右前臂束带综合征，2018年5月10日行右前臂束带松解术，住院8天，花费医疗费6851.38元。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定期门诊复查，不适随诊。2018年8月23日，杨昕嫣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就诊，诊断证明书载明：临床诊断脊柱裂，补充说明：因先天性脊柱裂合并椎管内脂肪瘤行手术。2019年5月12日，杨昕嫣在襄阳市中心医院门诊就诊，进行膀胱残余尿测定及双肾+肾血管及输尿管彩超检查，超声提示：双肾、膀胱声像图未见明显异常，排尿后膀胱残余尿量约13ml。2019年5月26日，杨昕嫣在襄阳市中心医院行磁共振检查，MR报告单诊断结论为：腰、骶部椎管膨大，骶椎裂、骶管内脂肪瘤并脊髓纵裂、栓系畸形。因治疗杨昕嫣脊柱裂共计花费住院及门诊医疗费共计39346.56元，交通费2230元，住宿费35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内容进行鉴定: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王某的孕检是否存在过错，与漏诊胎儿畸形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同济司鉴中心[2018]医鉴字第00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意见为:1、被鉴定人王某之女杨昕嫣的先天性畸形主要诊断为：骶1、2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脂肪瘤，脊髓栓系；右前臂束带综合征。2、被鉴定人王某孕中期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两次行胎儿系统超声检查，均未检出胎儿先天性脊柱裂，客观上存在漏诊的医疗过错行为。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一家三甲医院，具有产前超声诊断资质，按照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产前超声检查指南》之规定，有能力检出严重开放性脊柱裂。被鉴定人之女的先天性畸形主要为骶1、2先天性脊髓裂伴脊膜膨出，椎管内脂肪瘤，脊髓栓系，属严重开放性脊柱裂，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系统超声检查漏诊的原因为骶尾部图像留取欠规范，无羊水，未完整显示脊柱骶尾部。因此，被鉴定人产前超声检查漏诊胎儿先天性脊柱裂与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前胎儿系统检查中的上述医疗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但产前超声检查的检出率难以保证百分之百，且其脊柱裂的位置较低，容易漏诊，可视为医方的减责因素。综上所述，被鉴定人产前超声检查漏诊胎儿先天性脊柱裂与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前胎儿系统检查的医疗过错行为存在已过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60%-70%（供参考）。鉴定意见为: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王某的产前超声系统检查存在过错，与漏诊胎儿先天性脊柱裂存在主要的因果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60%-70%（供参考）。为此次鉴定,原告支出了鉴定费10000元，交通费662元。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上述鉴定意见后，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员赵小红、陈晓瑞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依法通知上述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了质询。鉴定人员出庭费用4000元，被告已支付。针对被告在鉴定人员出庭时对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2019年6月13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贵院委托的王某、杨某与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我们已完成该案的法医学鉴定，出具了同济司鉴中心[2018]医鉴字第00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现发现第3、4页分析说明中严重开放性脊柱裂系打印错误，应为严重囊性脊柱裂。我们在意见陈述会上及B超专家会诊中均未诊断开放性脊柱裂。但该错误对鉴定意见无影响，因为开放性脊柱裂属六大致死性疾病之一，产前超声检查必须检出，否则过错参与度为100%。被鉴定人的脊柱裂较明显，尤其伴有骶尾部似尾状的赘生物，存在明显的形态学改变，如果规范B超检查，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发现的，并需建议行胎儿脊柱磁共振检查，是可以诊断先天性脊柱裂的。因此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前系统超声检查不规范的医疗过错行为与漏诊胎儿先天性脊柱裂的不良后果之间存在主要的因果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60%-70%。另查明，被告在2017年7月20日给原告王某行产前系统超声检查时，出具的报告单仅有钟静一名医生签发，2017年8月15日的产前系统超声检查报告单仅有李远红一名医生签发，且上述两名医生均未取得卫生部出台的《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的，从事产前诊断的医务人员应当取得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检查报告单、病历、诊断证明、照片、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医疗费票据、住宿费发票、交通费发票、鉴定意见书、情况说明、鉴定费发票，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执业许可证、湖北省卫生厅通知文件、执业医师证、培训证书、病历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王某怀孕中期在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两次系统彩色超声检查，均未检出胎儿先天性脊柱裂。对此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但双方对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未检出胎儿先天性脊柱裂，是否属于医疗过错行为存在不同意见。由于医疗纠纷涉及医学专业问题,一般需由专门机构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患者所诉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湖北同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根据上述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王某的产前超声系统检查存在过错，与漏诊胎儿先天性脊柱裂存在主要的因果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60%-70%。原告认为，除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的被告的过错行为之外，被告还具有在给原告王某进行产前超声系统检查时出具的检查报告单未按规定由两名医务人员签字，且相关医务人员未按照规定，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及其他培训证书的过错行为，被告应承担100%的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杨昕嫣所患的先天性脊柱裂不属于卫生部文件规定的产前超声诊断必须检出的严重畸形的范围。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存在过错的理由是杨昕嫣的病情具备检出的可能性，而因被告未按照诊疗规范操作导致未检出。同时，鉴定意见书还分析认定未检出的原因除了被告未按照诊疗规范操作之外，还有杨昕嫣本身的病情特征容易漏诊等原因。鉴定机构结合原告杨昕嫣的病情特征、被告的过错行为及被告应具有的产前超声诊断技术水平，确定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为60%-70%，该参与度的确定已经考虑到包括被告诊疗行为在内的各方面因素，具有专业性、合理性。被告即便有其他不符合诊疗规范的行为，也不宜重复评价，增加被告的过错参与度。对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考虑以上情况，本院认定被告的赔偿责任比例为70%。被告抗辩称其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抗辩理由与本院认定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损失为：医疗费39346.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80元/天×5天）、护理费1372.76元（31316元/年÷365天×8天×2人，原告按照31316元/年的标准主张，未超过2018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5214元/年的标准，予以支持，护理时间为住院时间加往返北京在途时间）、交通费2230元，住宿费350元，鉴定费10000元，因鉴定支出的交通费662元，合计54361.32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上述损失54361.32元，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38052.92元。另30%，即16308.4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因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未检出原告杨昕嫣所患的右前臂束带综合征属于过错行为，故原告主张的治疗右前臂束带综合征的医疗费及相关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不属于被告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营养费没有医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杨昕嫣住院期间请专门护工护理产生的护理费，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杨某、王某护理杨昕嫣产生的误工费，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杨某、王某护理杨昕嫣产生的误工费，本院在护理费中已予以支持，在误工费中不再重复计算。对原告请求的误工费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的残疾人护理费和残疾赔偿金，原告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被告产前超声检查漏诊杨昕嫣先天性脊柱裂,侵害了原告王某、杨某的知情权、选择权，被告应给予原告适当的精神抚慰,结合被告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杨昕嫣今后所有与此病相关的一切费用，因尚未发生，费用不明,可待实际发生后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综上，被告共计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3052.9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杨某、王某、杨昕嫣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3052.92元；二、驳回原告杨某、王某、杨昕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杨某、王某、杨昕嫣承担390元，由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91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4000元,由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 民审 判 员  万 蕊人民陪审员  陈小玲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