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03民初4774号原告：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中天花园玉兰园********。法定代表人：张蕾。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吉鑫，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骁，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某祥。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骥，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雪，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罗某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吉鑫、胡文骁，被告罗某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骥、梅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76748元；2、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2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合同》，约定罗某祥将其个体私人自营的贵Ａ×××**出租车挂靠原告经营管理。同日，双方又签订《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补充协议》，明确出租车挂靠期间由被告自主管理营运车辆，发生的经营、交通事故等风险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雇佣第三人孙某某驾驶该挂靠的出租车。2014年12月20日晚，孙某某在跑车期间突发死亡。2018年8月27日，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一次性支付孙某某家属667665元。原告认为，根据双方约定，应当由被告承担原告的损失，且原告既不是运营管理者，也不是运营利益的享有者，在本身不享有任何权利的情况下承担赔偿义务，利益在客观上显然失衡。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及双方的约定，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一次性支付孙某某家属667665元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如前诉请。被告罗某祥答辩称：一、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于2012年7月6日签订，故不存在《补充协议》在《经营合同》之后签订的情况，且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了《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故《补充协议》不能否定《经营合同》的效力，亦不具备变更《经营合同》中条款的效力；《补充协议》中的条款严重违反了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驾驶员的合法权益，规范与驾驶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及第三十六条“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合理确定承包、管理费用，不得向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的相关规定。故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承担应当以《经营合同》约定为准,《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好运来公司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二、经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法院一审及二审判决，最终确认了原告与死者孙某某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系经营管理者，原告通过与被告签订《经营合同》的方式对贵Ａ×××**号出租车进行了经营管理，因孙某某的劳动获取利润，原告是因被告出租汽车运营实际享有了运营利益并收取费用；原告的收益包括按五比一的比例获得配额车收益、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购买税票费用、被告交纳原告的年审费用。三、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孙某某购买社会保险及工伤保险，但由于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怠于履行为公司驾驶员购买工伤保险的相关义务，在孙某某被认定为工亡后的相关赔偿费用才由其进行支付。被告与孙某某于2012年8月19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两年，而孙某某的死亡时间超出被告与孙某某约定的承包期限，在承包期限届满后孙某某仍在从事贵Ａ×××**号出租汽车驾驶的这一情况，符合原、被告签订的《经营合同》约定及原告行使独立管理权的情形。故原告向死者孙某某家属承担赔偿责任，是由于原告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所造成的，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四、原告并未主动履行南劳人仲字[2018]第0196号裁决书相关义务，原告所谓的损失根本没有实际发生，起诉的基础不存在，原告在没有支付赔偿款的情况下就起诉被告，其目的就是企图将其自身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给被告。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合同》、《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补充协议》、《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5）南明初字第03195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执行和解协议及付款凭证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上述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合同》（以下简称《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属于个体私人自营的贵Ａ×××**出租车加入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在保证甲方出租车经营权及车辆所有权不变的基本前提下，甲方同意将所属车辆行车证变更到乙方公司名下，变更费用由乙方承担，双方属于委托经营管理关系。……在乙方经营管理甲方出租车期间，将自行承担国家相关税费、保险费、运营风险、维修保养费用、从业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接收相关部门违规处罚……。同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个体出租汽车加入公司经营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根据贵阳市政府加强对出租车辆管理的相关规定，现贵阳市社会客运出租车需由公司统一管理，但因部分个体车主车辆已和他人签订整包合同尚未到期，无法按照本公司《经营合同》相关内容执行，特制订补充协议：一、甲方将属于个体私人自营的贵Ａ×××**号出租车经营权加入乙方，根据贵阳市政府加强对出租车辆规范管理的规定要求，甲方同意将所属车辆行车证变更到乙方公司，但甲方车辆不交由乙方管理。……三、在甲方经营出租车期间将自行承担国家相关税费、保险费、相关部门处罚、运营风险、交通肇事、维修保养费用、从业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如果在运营中违反相关国家法律、法规，造成乙方受到损失，将由甲方负责承担和赔偿……。2012年8月19日，罗某祥与孙某某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罗某祥将自有的车牌号为贵Ａ×××**出租轿车一辆承包给孙某某驾驶经营，承包期限为二年。2014年12月21日，驾驶员孙某某在跑车期间死亡，孙某某亲属遂向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赔偿。该争议经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5）南明初字第03195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南劳人仲字[2018]第0196号裁决书载明内容如下：1、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5）南明初字第0319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4年12月21日贵阳市公交分局刑侦大队出具《死亡证明》：“兹有孙某某……系贵Ａ×××**号出租车驾驶员。……经我大队调查，2014年12月20日晚上10时许，贵Ａ×××**号出租车已停在××巷11号门口，2014年12月21日上午10时30分发现驾驶员孙某某已死亡。”贵Ａ×××**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好运来公司。该一审判决确认原告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孙某某存在劳动关系。2、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与（2015）南明初字第03195号民事判决书一致，并认定：尽管好运来公司在与罗某祥签订《经营合同》的当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但该《补充协议》上明确载明：“……因部分个体车主车辆已和他人签订整包合同尚未到期，无法按照本公司《经营合同》相关内容执行，特制订补充协议”，而罗某祥与孙某某之间的《承包合同》并非在其与好运来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前所签订，而是在其与好运来公司签订《经营合同》之后即2012年8月19日才签订的，因此好运来公司与罗某祥并不符合签订《补充协议》的前提条件，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能否定《经营合同》的效力，亦不能对孙某某产生约束力。好运来公司具有出租车的经营范围，并且通过与罗某祥签订《经营合同》的方式，对贵Ａ×××**号出租车进行经营管理，其与驾驶该车进行营运的孙某某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3、贵阳市南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南劳人仲字[2018]第0196号裁决书查明并认定：经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5）南明初字第03195号民事判决书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孙某某存在劳动关系，经2016年10月14日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孙某某2014年12月20日工作时间内在出租车内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14年12月21日死亡属工伤。并裁决：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孙某某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667665元。2019年1月24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向原告送达（2019）黔0102执309号《执行通知书》一份，载明：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南劳人仲字[2018]第0196号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公司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本院已立案执行。……责令你公司履行下列义务：支付申请执行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元、丧葬补助金21893元、徐某某供养亲属抚恤金53336元、孙某某供养亲属抚恤金53336元、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执行费902元。该案在执行中，好运来公司与申请执行人于2019年6月21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原告分期履行该执行款项，并于2019年6月28日支付14万元。本院认为，现因原、被告对双方同时签订的《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中对案涉出租车经营风险承担的约定存在矛盾内容，导致双方发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效力及约束力的认定，根据已生效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罗某祥与孙某某之间的《承包合同》并非在其与好运来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前所签订，而是在其与好运来公司签订《经营合同》之后即2012年8月19日才签订的，因此好运来公司与罗某祥并不符合签订《补充协议》的前提条件，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能否定《经营合同》的效力，亦不能对孙某某产生约束力”，由此，可以确认，在罗某祥将个体私营的出租车加入好运来公司管理期间发生运营风险时并不能以《补充协议》对抗第三方孙某某，孙某某亲属有权根据《经营合同》向好运来公司主张工伤赔偿。现原告系因与孙某某存在劳动关系而产生工伤赔偿，但结合本案中确实存在罗某祥将个体出租车加入好运来公司的经营合同关系，故在原告向第三方孙某某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后，并不影响原、被告内部之间进行责任的分担与追偿。又因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好运来公司与罗某祥并不符合签订《补充协议》的前提条件，故原告主张以该《补充协议》作为被告承担责任的依据理由不足。本院认为，对于双方责任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被告加入原告公司并存在委托经营管理的合作事实，并由此根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及公平原则予以考量。首先对于收益，因罗某祥将车加入好运来公司委托经营管理，系根据当时贵阳市出租车与运营的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现被告罗某祥通过出租车获得承包费收益，原告好运来公司在当时政策下允许被告加入公司经营所获得的利益亦应当综合考虑有经营规模、政策支持、市场比例及影响力等方面的间接获益，故双方在履行《经营合同》中均应有一定获益；其次对于风险及责任，原告作为出租车经营管理公司、被告作为长期从事出租车从业人员，均应当明知出租车经营中存在驾驶员社会保障、交通事故等运营风险，但双方均未充分证明对车辆及人员的管理、投保等尽到了充分监管与保障职责，对争议的发生均负有一定责任。综上，本院酌情认定双方对本次经营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各自承担50%为宜。对于原告主张的经营风险经济损失的认定，根据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认原告应当履行支付孙某某亲属赔偿款668567元，虽被告提出该执行款并未实际全部履行的抗辩意见，但因该款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属于好运来公司应当对第三方履行的付款义务且原告已经部分履行，故对经营风险损失可确认为668567元。故对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本院酌情支持50%即334283.5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某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贵阳好运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损失334283.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66元，减半收取5283元，由原告负担2641.5元，被告罗某祥负担264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田 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唐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