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6809号 原告：四川绿达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科中路******。 法定代表人：周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璟俊，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竣，男，汉族，1973年3月15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兴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绿达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达环保公司”）与被告张竣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曦独任审判，原告绿达环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璟俊、被告张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兴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绿达环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绿达环保公司无须向张竣支付2018年3月至9月工资差额22000元；2、本案诉讼受理费依法由张竣承担。事实和理由：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成金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34号仲裁裁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明显错误。一、仲裁裁决书关于工资支付的事实认定错误。张竣的工资标准参照相同岗位员工，绿达环保公司对张竣的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符合其工作实际情况，再者张竣的工资调整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张竣工资从调整之日至其离开公司，均未对工资标准提出异议，并认可了该工资标准。首先，张竣的工资标准符合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所以张竣作为生产经营副总的工资标准应该参照同岗位其他员工，然而公司的常务副总徐进工资标准一直为10000元(其中基本工资6000元）每月，乃至公司的董事长周宇的工资标准一直为10000元（其中基本工资6000元）每月，而张竣3月份、4月份发放的工资为13000元（入职当时约定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6000元+绩效2000元+社保等5险、差旅费、业务费5000元），已经高于公司董事长和常务副总的工资。当时约定工资标准6000元+2000元+5000元，是基于张竣承诺：入职后可立即为公司带来3000-5000万元项目的合同。至公司对其工资调整时一个合同都未签回，没有达到其承诺。乃至离职时都没有为公司签回来一分钱合同，其行为属于欺骗公司，因此5月份开始，将张竣的工资调整至10000元（基本工资6000元+绩效2000元+社保等5险2000元）符合其岗位实际和法律规定。其次，张竣的工资调整符合其工作实际。因公司对生产经营板块出现的问题作必要的调整处置，于5月2日召开经营工作会议（参加人员：周宇、徐进、张竣、龙从波）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通报并作出了之后的工作安排，特别提到因为张竣的工作问题既没有给公司拉来业务，还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明确了张竣的工作内容（经营业务开展了总承包、挂靠、环保管家三大板块；五粮液项目；空港公司的环评项目、西充的建设项目；兴文项目），并对公司具体事务（包括张竣负责的事务）作出了安排，特别强调根据参会人员各岗位的工作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即岗位职责与工资绩效挂钩，张竣在此会议记录上签字；2018年5月26日，公司董事会工作考评会（参会人员：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周宇，监事罗巍，徐进，张朝丹）根据5月2日会议安排，对公司领导班子作出考核评议，会议决定包括将张竣的薪资调整为与董事长兼总经理、常务副总一致，即10000元（其中基本工资6000元），自此，张竣的工资标准按照该会议决定进行发放，可见，张竣的工资调整符合其工作实际。再者，张竣工资调整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绿达环保公司章程第六章二十九条规定，“执行董事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三十条规定，“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七）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公司法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公司法人兼执行董事周宇均有权决定张竣的报酬事项。周宇作为公司的法人兼执行董事，张竣入职时，即与周宇协商好工资标准，张竣应该知道周宇有权决定入职员工的报酬事项；且张竣在上述5月2日的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即代表张竣知道公司将根据张竣负责的项目进展和落实情况，进行工资调整。公司于2018年5月26日召开董事会，决定对张竣的工资调整至基本工资6000元+绩效2000元+社保等5险2000元。所以张竣的工资调整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张竣对此知情，公司根据张竣的工作实际进行工资调整程序正当。另外，绿达环保公司对张竣进行工资调整按照10000元（基本工资6000+绩效4000）的标准进行发放后，张竣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绿达环保公司从5月份对管理层工资绩效进行了调整，其中张竣的工资调整为10000元（基本工资6000+绩效4000），并且一直按该标准进行发放，张竣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银行转账6000元每月，张竣自行报销4000元，每个报销单都有张竣签字，一直按该流程执行，应视为张竣接受了该工资发放标准。一直到张竣9月30日彻底离开公司，财务张朝丹和张竣核实工资时，《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工资标准明确写明为10000元，张竣在此离职交接表上签字确认，应代表张竣认可工资按照10000元每月进行发放，所以公司按照每月10000元标准发放工资，从调整之日至张竣离职时均已征得张竣的同意。庭审中，张竣也自认按照工资标准包括工资6000和票报4000，其离职交接时的要求是补发8、9月份票报，可见其对工资标准10000元的标准是认可的。但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证据充分且张竣自认的工资事实予以否定，认为张竣直到离职都为每月13000元，但张竣实际工资3-4月为每月13000元，5-9月为每月10000元，绿达环保公司对张竣3-7月的工资已足额支付，8、9月的工资因张竣没有补足报销发票，所以没有发放票报部分。因此裁决书关于工资支付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仲裁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绿达环保公司已足额和按时支付张竣工资，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仍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显然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张竣辩称，1、绿达环保公司诉称的原仲裁认定的事实和法律部分存在明显错误，绿达环保公司诉称的关于工资支付的事实认定错误，绿达环保公司的起诉状称工资是1万元是不正确，绿达环保公司、张竣双方约定的工资是每年20万元，在实际发放中，2018年3月、4月发放的是13000元，之后公司克扣工资，张竣向绿达环保公司提出异议，公司称现发13000元，年终的时候补足20万元，所以绿达环保公司诉称的工资1万元不正确。2、绿达环保公司称张竣的工资的调整符合工资实际也违反法律规定，因为绿达环保公司、张竣未签订劳动合同，张竣的工资是口头约定年薪20万元，2018年5月后绿达环保公司调整张竣的工资每月只发放1万元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违反法律规定，因为工资没有在会议上进行决定，也没有通知张竣，调整张竣工资的说法是不成立，无事实依据，绿达环保公司没有通知过张竣调整工资。3、绿达环保公司诉状中称的调整工资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不能以该规定对外，《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劳动合同的内容必须双方协商一致，且要以书面的形式，所以绿达环保公司认为执行董事有权利调整工资适用法律错误。4、绿达环保公司称张竣没有对工资调整为1万元提出过异议，但实际张竣提出了异议，并2018年6月提出过辞职申请，但公司没有批，直至2018年10月张竣才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此绿达环保公司称张竣没有对工资调整为1万元提出过异议的说法不成立。5、我方认为仲裁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原仲裁裁决正确，希望法庭判决绿达环保公司支付张竣的工资差额22000元。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0日，张竣入职绿达环保公司。2018年9月30日，张竣从绿达环保公司离职。2019年3月6日，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了张竣诉绿达环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张竣提出的仲裁请求为：绿达环保公司向张竣补发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30日工资48855元。2019年4月15日，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绿达环保公司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竣支付2018年3月-9月工资差额22000元。绿达环保公司对裁决结果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 另查明，绿达环保公司制作的工资表显示：“张竣的职务为副总裁。张竣2018年3月工资标准13000元/月，应发工资5318.18元，发票5000元，实发318.18元；2018年4月工资标准13000元/月，应发工资13000元，发票5000元，应发8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345元后，实发工资7655元；2018年5月、6月、7月、8月、9月均为工资标准10000元，发票4000元，实发工资6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145元后，实发工资5855元。”张竣需向绿达环保公司提供工资表中载明的发票金额以上的发票，绿达环保公司才向张竣支付工资表中载明的当月发票金额的工资，而前述工资表中载明的“实发工资”是指绿达环保公司向张竣发放的无需提供发票的工资。张竣离职时在绿达环保公司的《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左上角的员工姓名处填写了自己的名字，绿达环保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的工资结算栏的工资标准处填写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前述《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载明的离职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表格底部留有“本人确认及同意上述登记内容”一栏，离职员工应在该栏签字确认，但张竣未在该栏签字确认。 庭审中，张竣述称：“绿达环保公司制作的工资表中虽载明部分工资需提供发票后才发放，但该部分工资并非是张竣履行职务中产生的报销款项，而是绿达环保公司出于偷税的目的而向张竣索要发票。绿达环保公司至今未向张竣支付2018年8月、9月工资表中载明的需出具发票后才发放的工资4000元/月，共计8000元，但绿达环保公司已经发放了工资表中载明的其余需提供发票的工资以及无需提供发票的工资。劳动仲裁中，张竣是按绿达环保公司承诺的200000元/年的工资标准计算绿达环保公司欠付张竣的工资，但根据现有证据，张竣认为2018年5月后的工资应按13000元/月计算。张竣认可工资表中载明的扣除个人所得税金额。”张竣为证明工资表中载明的发票金额并非实际报销费用，绿达环保公司在工资表载明的发票金额之外另行支付了张竣实际发生的报销费用，向本院出示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其上显示：“绿达环保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向张竣转账支付了925.50元，备注为‘报账’；绿达环保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向张竣转账支付了385元，备注为‘报账’。”绿达环保公司述称：“工资表中载明的绿达环保公司发放的需提供发票的费用实际是张竣的业务费，因绿达环保公司无法确定张竣因开展业务垫资了多少费用，故绿达环保公司以张竣提供的发票为准。业务费中包含了社保补助，故绿达环保公司没有为张竣购买社会保险”。 上述事实有身份证、工商登记信息、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书送达证明、工资表、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因绿达环保公司、张竣未对入职时间发生争议，故本院认定张竣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对张竣的离职时间，本院按《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中载明的时间认定为2018年9月30日。绿达环保公司主张工资表载明的发票金额为报销费用。就绿达环保公司的该主张，因张竣于2018年3月20日入职，张竣在2018年3月因付出劳动而获得的工资仅为318.18元明显不符合常理，加之工资表明确载明了当月工资标准，该工资标准已经包括了发票金额，张竣出示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也能证明绿达环保公司在工资表中载明的发票金额之外，另行向张竣支付了报销费用，此外，绿达环保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员工离职交接登记表》中填写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实际也包括了工资表中载明的发票金额，绿达环保公司的主张明显不合理，故本院认定绿达环保公司制作的工资表中载明的发票金额并非张竣因履职产生的报销费用，而是绿达环保公司以向张竣索取发票的方式附加了支付张竣工资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因绿达环保公司出示的工资表显示张竣2018年3月、2018年4月的工资标准均为13000元/月，而绿达环保公司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未向本院举证证明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才从2018年5月开始将张竣的工资标准降低为10000元/月，绿达环保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在绿达环保公司已经认可未向张竣支付2018年8月、9月发票金额4000元/月的情形下，本院认定绿达环保公司应向张竣支付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差额23000元（3000元×5个月+4000元×2个月）。因劳动仲裁委裁决绿达环保公司应支付张竣的工资差额为22000元后，张竣并未向法院起诉，应视为张竣同意按裁决结果处理，故本案中绿达环保公司应支付张竣工资差额22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四川绿达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竣支付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差额22000元。 案件受理费10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四川绿达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曦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