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11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 法定代表人：肖俊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慧琴，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尉氏县，系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玫，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兴济河路** 负责人：黄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慧琴，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尉氏县，系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玫，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桂成，男，195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孝亮，山东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东东，山东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东坡，男，197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斌，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会敏，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桂莉，女，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斌，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会敏，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威海文登市广州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div> 法定代表人：侯勇，总经理。 上诉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尹桂成、姚东坡、李桂莉，原审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17）鲁0982民初5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1.本案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是同一案件，2014年尹桂成以上诉人七局安装公司及济南分公司和李桂莉为被告提起过诉讼，诉讼过程中尹桂成主动撤回对上诉人的起诉，并追加姚东坡为被告。之后尹桂成与姚东坡、李桂莉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后出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于2014年3月12生效。后尹桂成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案现仍在执行程序中。2.本案起诉标的与2014年第11号案件实际所涉及的是同一笔借款，这一点通过本案一审庭审笔录中尹桂成的明确认可及尹桂成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时所作陈述均可证明。假如本案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尹桂成通过两份法律文书将获得重复受偿。3.尹桂成虽然声称2014第11号民事调解书是在上诉人及姚东坡、李桂莉隐瞒事实的情况下签订，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即使当时存在欺骗或重大误解，尹桂成应当首先通过民事再审程序撤销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而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同一诉讼请求重复提起诉讼。二、一审法院追加姚东坡、李桂莉、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三人程序违法。1.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姚东坡、李桂莉是涉案债务的连带保证人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或保证人，也可以将债务人与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因此如果追加姚东坡、李桂莉的话，其因是本案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如果将姚东坡、李桂莉追加为本案被告的话，进一步证明了本案系重复起诉。2.因2014第11号民事调解书所涉及到的担保财产与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就将其列为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用于抵押担保的房产是否有争议只能影响到抵押担保的效力问题。本案的诉讼请求与处理结果，与盛基公司及该房产均没有任何关系，追加盛基公司为第三人实质上是帮助尹桂成起到证明作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实际借款人是姚东坡，上诉人没有收取任何款项。被上诉人尹桂成提交的三笔转账中，第一笔216万元转账人是王公银而非尹桂成，另外两笔共计543.2万元都是被上诉人尹桂成直接转账给姚东坡个人。2.2014年3月5日，尹桂成与姚东坡、李桂莉达成的调解书是对之前借款还款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根据一审中尹桂成自认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明知姚东坡是文登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也是实际借款人。尹桂成将借款直接打入姚东坡个人账户，还款也是直接找姚东坡，实际还款也是姚东坡个人还。一审庭审中，姚东坡明确表示借款系其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3.没有证据证明姚东坡个人收款行为系职务行为。虽然姚东坡曾是上诉某项目负责人，但其收款行为没有上诉人授权，不能排除其与尹桂成的私人经济总按包括寄回。且2014年第11号民事案件调解时，姚东坡已被公司辞退，他自己做出的还款意思表示不代表上诉人的意思。4.本案所涉借款数额近千万元，一审法院未对尹桂成个人出借巨款的来源进行查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未按照法律规定查明上诉人无法自行调查取得的尹桂成出借资金来源，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行使请求权的障碍得以消除，泰安中院第11号调解书第四项规定的条件已经成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调解书第四条正确理解应是：被上诉人尹桂成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条件成就的前提是李桂莉名下房产过户到上诉人名下。实际情况是，至今李桂莉名下房产没有过户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尹桂成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一审法院错误将不同法律关系及法律程序混同，按照一审法院思路，即使涉案房产没有过户到李桂莉名下而归原审第三人所有，甚至归属于任何一案外人所有，不管涉案房产在市场流转多少次，只要该房产最终登记在上诉人名下，都视为被上诉人尹桂成主张权利条件成就，一审法院如此认定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故意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同于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债权不等于物权，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应得工程款（债权）做无限扩大解释，等同于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是错误的。上诉人如果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内容，查封房产的处置存在不确定性，一审法院以将来不确定事实推断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障碍已经消除属于逻辑错误。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自2014年5月19日后，尹桂成未以任何方式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至2017年6月28日，其诉讼时效已经过。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中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诉讼时效中止必须是因法定事由中止，且调解书形成时间并非诉讼时效期间最后六个月，调解书设定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止事由。2.上诉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时间并非山东省高院（2014）鲁民一初第5号判决生效之日，上诉人在2014年1月21日提起诉讼时就享有了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判决生效之日才存在。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判决思路，享有优先受偿权便导致被上诉人尹桂成主张权利的障碍消除，早在调解书生效之前障碍便以消除，故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中止及障碍消除逻辑矛盾。 被上诉人尹桂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一，该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该案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不同，该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属于担保合同纠纷，只是（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立案之初是按照借款合同纠纷所立，但是从整个庭审及调解书的内容来看，都是以担保合同纠纷来处理的。第二，一审法院将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列为第三人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将涉案款项出借给上诉人，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上诉人承担了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该涉案款项也主要用于了工程建设，追加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第三，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虽然在庭审过程中姚东坡明确表示其为真正的借款人，但是姚东坡的表示与事实不相符。法院判决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且姚东坡为上诉人的项目经理，系员工。据被上诉人了解，姚东坡直接或间接收到了上诉人巨大的压力，所以作出与事实不相符的陈述也在情理当中。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五号民事判决书及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审陈述来看，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包的工程由上诉人承担，第三人姚东坡为上诉人的员工，而工程最终的受益人也就是工程款的所有人为上诉人。综合来看，上诉人为该案的实际借款人，姚东坡只是履行职务行为。第四，泰安中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从调解的目的来看，只是为了保障案件的担保物，不会因其他情事而变更。总体的意思表示为只要是山东省文登市的房产，也就是担保物为李桂莉所有，也就是明确这个为确保债权得以实现，为李桂莉所有。被上诉人就不再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事实证明，李桂莉名下的房产是不真实的，且经法院判决撤销了李桂莉的房产预登记，这个代理人刚才在上诉人的代理人的补充代理意见中提到了，撤销该登记的是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姚东坡。这个说法不影响，这个在（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中姚东坡、李桂莉采取了欺骗的方法，让被上诉人在调解过程中陷入到错误的认识下达成了一个错误的调解协议。这个针对该调解书被上诉人也对该调解书提起了申诉申请，受理案件的法院为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上诉人要求撤销受欺骗下达成的不实调解协议。从另一角度来讲，该不实调解协议确实阻断了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也为了证实该条款的真实性，向济南市中市中区人民法院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撤销之诉，结果均被驳回。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一方面多次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姚东坡也出具了这个证明予以证实。另一方面及时向新泰市人民法院起诉立案主张权利。如前所述，该前置条款为真实的也就不存在本案的诉讼，也正因为该不实前置条款，成为了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 被上诉人姚东坡、李桂莉辩称：第一，姚东坡在承德承揽文登项目时，理应解除济南分公司印章的便利和账号使用的便利，该款项部分用于生活消费，部分用于项目支出。在尹桂成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时，也就是（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的案件事实。姚东坡并非是案件的被告，该笔款项中建七局安装工程公司的总公司并不知情，在此情况下，姚东坡、李桂莉与尹桂成达成新的合意，该款项由姚东坡参与进来，共同与李桂莉承担还款责任。作为调解的交换，尹桂成放弃了要求两上诉人承担还款的义务，姚东坡例外。该调解书不存在欺诈。是各方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意思表示。第二，涉案的民间借贷款项目前出现一份判决书，一份调解书，姚东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该两份判决书是同时进行、同时有效，还是有选择性的可以执行一份判决书。 原审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尹桂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清偿原告借款10955521元，并赔偿原告利息及经济损失。2、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本案的债权债务是否已经过诉讼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9日，本案原告尹桂成作为另案原告，以本案两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另案被告，以本案第三人李桂莉为被告，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3月4日，尹桂成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起诉，并申请追加姚东坡为被告并承担责任；2014年3月5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准许尹桂成撤回（对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起诉；2014年3月11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一、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欠原告借款本息合计1240万元，该借款由被告李桂莉、姚东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同意被告李桂莉、姚东坡代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偿还该笔借款；二、2014年4月10日前，被告李桂莉、姚东坡向原告还款100万元（含已冻结存款）。2014年6月10日前，被告李桂莉、姚东坡再向原告还款300万元。剩余840万元被告李桂莉、姚东坡于2015年9月10日前付清；三、除本协议约定的第一笔还款外，自2014年3月10日起，被告以应还借款为基数，按照月息百分之一向原告支付利息，自2015年3月10日起按月息百分之二向原告支付利息。双方同意不再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自本协议签订后，法院查封的被告李桂莉名下位于山东省文登市的房产仍作为还款担保，该房产如没有登记到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原告则不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主张权利；五、除本协议约定的本息外，双方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案件受理费161560元、减半收取807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5780元由被告李桂莉、姚东坡承担。”对于以上事实，有两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号案卷材料予以证实。两被告的证明目的是：1.原告尹桂成与姚东坡、李桂莉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明确约定由姚东坡、李桂莉偿还借款；法院查封的位于李桂莉名下的房产仍作担保，该房产如没有登记在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济南分公司名下，原告则不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济南分公司主张权利。2.调解书已于2014年3月12日签收并生效，到原告起诉之日2017年6月28日，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本案已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对于本宗证据，原告和第三人盛基公司虽对两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属于重复起诉，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关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借贷主体问题。查明：原告尹桂成为贷款人（债权人），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为借款人（债务人），第三人姚东坡、李桂莉为连带保证人；第三人姚东坡是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借款行为的经办人。三、关于借贷数额、偿还数额、借款利率、偿还数额在本息中的分配、尚余债务数额的认定。1、原告三次汇款共计759.2万元，均通过银行汇款，已实际交付给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对此应予采信。2、关于偿还数额。原告累计收到还款369.884万元（包括依据泰安中院调解书执行所得款项）。3、关于借贷利率。第一宗利息：计息基数为543.2万元减去已还本金部分，年利率18%，期间自2009年9月2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第二宗利息：计息基数为216万元减去已还本金部分，年利率6%，期间自2010年9月3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第三宗利息为：计息基数为759.2万元减去已还本金部分，年利率为18%，期间自2011年3月1日起至2011年10月22日止。第四宗利息为：以所欠本金为计算基数，月利率为20‰，期间自2011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偿清之日止。4、关于偿还数额对本息的冲减及债务余额的认定。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原告收款银行记录和原告提供的收款明细，原告累计收款18笔，应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逐次冲减利息和本金。具体计算冲减如下：⑴2009年10月2日，原告收款16.8万元。按前述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543.2万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09年9月2日起至2009年10月2日止，计得利息为81480元。16.8万元减去81480元得86520元。543.2万元减去86520元后剩余本金为5345480元。⑵2009年11月2日，原告收款16.8万元。按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5345480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09年10月3日起至2009年11月2日止，计得利息为80182元。16.8万元减去80182元得87818元。前余本金5345480减去87818元后剩余本金为5257662元。⑶2009年12月1日，原告收款16.8万元。按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5257662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09年11月3日起至2009年12月1日止，计得利息为73607元。16.8万元减去73607元得94393元。前余本金5257662元减去94393元后剩余本金为5163269元。⑷2010年1月5日，原告收款16.8万元。按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5163269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09年12月2日起至2010年1月5日止，计得利息为85194元。16.8万元减去85194元得82806元。前余本金5163269元减去82806元后剩余本金为5080463元。⑸2010年2月5日，原告收款16.8万元。按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5080463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0年1月6日起至2010年2月5日止，计得利息为76207元。16.8万元减去76207元得91793元。前余本金5080463元减去91793元后剩余本金为4988670元。⑹2010年4月2日，原告收款24万元。按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4988670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0年2月6日起至2010年4月2日止，计得利息为134694元。24万元减去134694元得105306元。前余本金4988670元减去105306元后剩余本金为4883364元。⑺2010年5月6日，原告收款24万元。按前述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4883364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0年4月3日起至2010年5月6日止，计得利息为80576元。24万元减去80576元得159424元。前余本金4883364元减去159424元后剩余本金为4723940元。⑻2010年6月2日，原告收款24万元。按前述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4723940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0年5月7日起至2010年6月2日止，计得利息为61411元。24万元减去61411元得178589元。前余本金4723940元减去178589元后剩余本金为4545351元。⑼2010年7月24日，原告收款24万元。按前述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4545351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0年6月3日起至2010年7月24日止，计得利息为115906元。24万元减去115906元得124094元。前余本金4545351元减去124094元后剩余本金为4421257元。⑽2010年8月2日，原告收款24万元。按前述第一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4421257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0年7月25日起至2010年8月2日止，计得利息为17685元。24万元减去17685元得222315元。前余本金4421257元减去222315元后剩余本金为4198942元。第一宗利息剩余的利息为：计息基数4198942元，期间自2010年8月3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年利率18%，计得利息为432491元。⑾2011年3月1日，原告收款18840元。按前述第二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216万元，年利率6%，期间2010年9月3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计得利息为63360元。63360元减去18840元剩得第二宗的利息为44520元。综上，截止2011年2月28日，第一、二笔借款剩余本金4198942元、利息432491元，第三笔借款本金216万元、剩余利息44520元。这三笔借款本金、利息分类相加，则剩余本金总额为6358942元，利息总额为477011元。⑿2011年4月20日，原告收款10万元。按第三宗利息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6358942元，年利率18%，期间2011年3月1日起至2011年4月20日止，计得利息为155794元。利息155794元减去10万元剩得利息55794元，再加上上述前期利息总额477011元，至此利息总额为532805元。本金不变，仍为第⑾项中所述。⒀2011年6月13日，原告收款10万元。按第三宗利息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6358942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1年4月21日起至2011年6月13日止，计得利息为165332元。再减去收到的10万元剩得65332元。再加上第⑿项的利息532805元结余利息598137元。本金不变，仍为第⑾项中所述。⒁2011年6月28日，原告收款10万元。按第三宗利息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6358942元，年利率18%，期间自2011年6月14日起至2011年6月28日止，计得利息为44513元。10万元减去44513元得55487元。再用第⒀项中结余利息598137元减55487元，又结余利息为542650元。本金不变，仍为第⑾项中所述。因第三宗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为2011年10月22日，故第三宗利息剩余期间的利息部分为：计息基数6358942元，年利率为18%，期间自2011年6月29日起至2011年10月22日止，计得利息为362460元。再加上上一段所述的结余利息542650元，为905110元。至此，剩余本金额仍为6358942元，结余利息为905110元。⒂2014年1月17日，原告两次收款计50万元，2014年1月18日原告收款10万元，三笔共计60万元。按第四宗利息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6358942元，月利率20‰，期间自2011年10月23日起至2014年1月17日止，计得利息为3412632元。此期利息再加上前期结余利息905110元得4317742元。减去本期支付的60万元，计得利息为3717742元。本金所余总额不变。⒃2014年3月12日，原告收到法院扣划的74万元。按第四宗利息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6358942元，月利率20‰，期间自2014年1月19日起至2014年3月12日止，计得利息为228922元。再加上第⒂项中结余的利息3717742元后得利息数3946664元。减去本次收到的74万元，剩余利息额为3206664元。剩余本金总额仍为6358942元。至判决之日的利息则按第四宗利息的计算方式，计息基数为本金6358942元，月利率为20‰，期间自2014年3月13日起至作出判决之日2018年10月30日止，计得利息为7071144元。此后的利息则为：以所欠本金为计息基数（即6358942元减去判决之后又偿还的本金），利率为月利率20‰，期间自2018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偿清之日止。四、关于诉讼时效方面的事实。1、自2009年9月1日原告向两被告转账出借时起，两被告分别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多次向原告还款，造成时效中断。2、原、被告与第三人李桂莉于2011年10月23日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延至2012年2月28日；并于2013年8月11日又订立协议，将期限延至2013年12月31日。3、2014年1月9日，原告制作民事起诉状，以本案的两被告和李桂莉为另案被告，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泰安中院于2014年3月11日制作调解书；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尹桂成撤回对两被告的起诉，并于2014年3月12日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送达该裁定（由姚东坡签收）；于2014年3月20日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山东法制报上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公告期间60日，即2014年5月19日期满。4、依据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涉案民事调解书第四条：“自本协议签订后，法院查封的被告李桂莉名下位于山东省文登市的房产仍作为还款担保，该房产如没有登记到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原告则不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主张权利”。此条款即应属于我国民法总则第194条规定的“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5、根据两被告提供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第一项判决数额内就涉案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庭审中当事人均认可此处的“涉案工程”即泰安中院调解书中涉及的房产。该判决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现已生效，且进入执行阶段。至该判决生效之日，原告向两被告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才得以消除，应自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满6个月，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原告起诉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7年6月28日，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五、关于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的举证质证情况。1、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⑴提交证据4、第一被告负责人姚东坡的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原告多次找第一被告负责人姚东坡索要工程款，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证据5、中建七局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证实姚东坡是第一被告的负责人，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的贷款都是姚东坡经办的，也是第一被告的工作人员、第一被告融资事务的委托代理人，姚东坡的身份情况。两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对授权委托书委托内容为仅是姚东坡代为处理第三人公司1、2、3、4号楼结算和移交事宜，与本案无关；并非是授权为融资事务。姚东坡不是第一被告的负责人，只是第一被告的普通员工，负责人是黄林；对证据4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因为泰安中院的调解书已经明确约定，还款义务人为姚东坡和李桂莉，与第一被告无关，而该份证明却提到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款，也不属于姚东坡需要证明的内容，无权处理；请法庭申请姚东坡出庭确认，如不出庭我们对证明申请鉴定，也需要由原告进一步证明这份证据。第三人盛基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5虽然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但原件在第三人公司档案室，因山东省高级法院处理我公司与第一、二被告其他案件时，在提交合同签订授权手续时向省高院提交了，因此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证明通过笔迹核对，应为一人所为，因此对真实性无异议。⑵原告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裁定书、在执行过程中的评估结果报告复印件各一份，证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山东省高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确认进行评估拍卖的房地产就是作为原告借款担保的诉争的房地产威海市文登区珠海路156号-1房产，目前该房产已经出了估价报告。证据来源于原告方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调取的。逾期举证的理由，因为该裁定书和评估报告对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和借款人应为被告这一基本事实的确认有至观重要的作用，不提交这份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楚，而该份通知书是处于执行过程中，执行是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生效之后才能进入的程序，原告方取得该份证据的时间是在上次庭审之后，因此才出现逾期提交的证据的情况。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执行通知书、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的作出时间分别是2018年4月2日和2018年7月12日，都发生在第二次开庭之前，所以原告提供这两份证据也过了法定的举证期限，且执行裁定书证明了登记在李桂莉名下的房屋最终并没有登记在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名下，泰安中院11号调解书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对评估估价报告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证据并不显示是依据（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而作出的。第三人李桂莉、姚东坡质证意见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均不够证明具体的从山东省高院复印的时间，既来源于档案室，从代理人对一般民事判决认为这两个执行通知书是照片所拍摄，不符合从省法院档案室复印法律文书的要求，认为其逾期举证不再对其内容予以质证。2、两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⑴被告公司文件一份，证实2010年12月27日第一被告被撤销的情况。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被告公司文件不知情，这是被告单位自己单方出具的，不能作为对原告的主张不利的证据；假设撤销是真实的话，第二被告应对第一被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盛基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该公司撤销后仍然于2011年4月12日用该第一被告的身份与我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加盖第一被告的公章。⑵提交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9执异99号执行裁定书，逾期举证是因为被告于2018年7月9日才收到该份裁定书。证实1、泰安中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原告尹桂成已向泰安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告无权就同一借款在已生效文书作出裁定的情况下再向另一法院另案主张重复获利。2、该裁决书证明原告在申请执行过程中追加本案被告为执行第三人，后又申请撤回，说明泰安中院11号案与本案系同一案件，原告再次起诉属于重复诉讼。原告质证意见为：对执行裁定书真实行性无异议。但是原告认为该裁定书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更不能说明本案与泰安中院11号调解书属重复起诉，因为从本案诉讼的主体到事实及案件发生的多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看也不属于同一主体，也不属于同一事实。第三人李、姚质证意见为：无异议。3、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证据。提交证据1、2010年10月27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一份，证实我公司与第一被告签订了以房抵债，房产总值为35411013元，该抵房协议有第一被告加盖的公章，姚东坡加盖私人章。我公司与第一被告系工程承揽关系，我方系工程发包方，第一被告系施工承揽方，然后用第一被告所建设的房屋抵付我方欠付的工程款。另外，该抵房协议是我公司与第一被告就房屋抵工程款所签订的框架性协议，具体的抵付的金额应当以双方最终的工程审计价值为准。证据2、第一被告向我公司出具的合作单位购房申请单一份及李桂莉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第一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桂莉用第一被告的工程款抵顶支付樱花时尚南沿街F座一层、二层的房款，房屋的总款项为27103880元，该申请单有第一被告加盖单位公章，时间是2011年4月15日。证据3、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的财务收款收据一份，编号为0700085，证实第一被告收到我公司用房子抵顶的工程款14737600.65元。证据4、我单位向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桂莉开具的收据一份，编号为0008161，证实我公司收到李桂莉用第一被告的工程款抵付的房款金额为13606880元用于购买樱花时尚南沿街F座一层、二层。证据3和证据4系同一笔钱，数额不同是因第一被告没有向我公司开具工程施工发票，因此该款项是我公司扣除税款后的房款。证据5、2011年4月14日第一被告向我公司开具的证明一份，证实第一被告用13603880元工程款转给李桂莉，用于购买樱花时尚南沿街F座一层、二层的房款。证据6、2011年5月5日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的财务收款收据一份，编号为0700086，证实收到我方工程款38063.05元。证据7、2011年5月5日第一被告向我公司开具的证明一份，证实用38063.05元工程款转给李桂莉，用于购买樱花时尚南沿街F座一层、二层的房款。证据６和证据7是第二笔款项。证据8、2011年5月6日山东省威海市房地产企业预收款收据记账联一份，证实我方已经向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桂莉开具了销售樱花商业珠海路156-1号，金额为13640588元。证据8包括以上二笔款项。证据8再加证据10，也就是樱花时尚南沿街F座一层、二层的总房款共计27140588元。证据9、2011年6月2日第一被告出具的收据一份，金额为1600000元用于支付工程款。证据10、山东省威海市房地产企业预收款收据记账联一份，证实我方已经向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桂莉开具了销售樱花商业珠海路156-1号，金额为1600000元。证据11、2011年6月2日第一被告向我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用1600000元工程款转给李桂莉，用于购买樱花时尚南沿街F座一层、二层的房款。证据9、10、11是一笔款，是三种形式。证据12、2011年5月5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105051CA8DC118713号，证实基于2010年10月27日的抵房协议，我公司与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桂莉签订了珠海路156-1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房屋的总价款为271405818元。落实证据1。证据13、2011年5月5日第一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桂莉向我公司出具的欠条一份，证实珠海路156商铺，尚欠款11900000元。（以房抵债款后所欠的房款）。证据14、威海市文登区房地产档案室出具的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一份，编号为2016041131，证实该房屋已经在文登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屋预告登记，且房产已被法院查封。证据15、泰安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泰民一初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2014）泰安字第200恢1-1号、（2015）泰执字第264恢1-1号，证实该房产已被泰安中院查封，第一被告用该房产向本案原告作为融资的抵押物。证据16、2011年4月12日我公司与第一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证实第一被告所谓的被第二被告撤销后继续以该公司签订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并且该公司加盖了公章。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特别请求法庭注意的是该协议书中乙方第一被告加盖了公章，姚东坡在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中间了加盖了个人私章，姚东坡是第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负责人，是第一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李桂莉是在代表第一被告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提出的购房申请单，她实际是为第一被告申请的购房。对证据3、4、5真实性无异议，证实了第三人所陈述的第一被告以第一被告应得的工程款转给李桂莉作为房款。对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证实了第三人的主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证据8、1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9、10、11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13、14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特别请法庭注意的是李桂莉是以第一被告的身份向第三人出具的欠条，是代表第一被告履行的职务行为。对证据15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向法庭说明一下：2011年4月12日第一被告仍然加盖公章对外发生业务，说明在这个时间第一被告仍然是存在的。两被告质证的意见为：对证据1、2真实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两被告从未与第三人公司签订以房借款协议，更没有委托李桂莉作为第一被告的代理人来签订这份协议，而且第三人也没有提供第一被告出具给与李桂莉的委托书。对证据3、4、5、6、7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关于涉案房产抵顶问题，山东省高院作出认定，认定抵顶未成功，合同目的未实现。对证据8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上面载明的是李桂莉与第三人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与被告无关。对证据9、10、11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质证意见同证据3-7的意见，是李桂莉与第三人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2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表明李桂莉和第三人公司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3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如果说该份证据只能表明李桂莉和第三人公司之间的关系，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4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持异议，我们认为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说明涉案的房产是登记在李桂莉名下，而并非被告。对证据16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不知情。综合说明一下：第三人公司提供以上的证据，不能够表明原告与第三人的房产以抵顶成功。关于以房抵款的问题，山东省高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有明确认定，认定的结果是涉案的欠付工程款抵顶购房款的以房抵债协议被市中区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并非真实性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不能成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抵顶不成立，涉案房产没有登记在被告的名下。4、第三人李桂莉、姚东坡证据。提交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逾期提交的理由是：是因为第三人当时不懂法律程序，代理人是7月9日接受委托。证实：1、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民间借贷金额在2014年3月21日达成的调解书中已经确认；2、原告的本次诉讼与该调解书的借贷为同一款项，应当依法驳回诉讼请求。原告质证的意见为：该份法律文书是早已存在的，既不属于新证据，也不属于新取得的证据。第三人逾期举证没有正当理由。即使该调解书在事实确认部分已经明确该借款的主体是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只是在承担责任上原、被告作出妥协，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调解书无异议，正如第三人所讲，该借款关系是姚东坡、李桂莉与原告之间的，与两被告没有关系。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质证意见为：同上。该调解书是尹桂成与姚东坡、李桂莉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书明确约定李桂莉名下作为还款担保的还款，只要不登记在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尹桂成就不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尹桂成自愿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现该房产并没有登记在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名下，尹桂成无权向两被告主张权利。六、关于追加第三人的问题。1、本案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了李桂莉、姚东坡、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桂莉、姚东坡作为本案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保证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关于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与两被告争议的房地产，曾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调解书中作为李桂莉、姚东坡还款的担保，因此该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的上述追加第三人的申请，符合我国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支持。2、在诉讼中，两被告在对原告提供的委托贷款合同质证时，申请把银行（该合同中的银行）列为第三人，理由是以便查实该合同是否真实、是否履行。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我国民诉法明确规定追加第三人的法定条件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查清某项事实不属于追加第三人的法定条件，故对两被告的此项申请，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原告的证据是否充足；三、原告是否放弃了对两被告的债权；四、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规定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原告能否要求两被告履行债务；五、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现逐项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依据山东省泰安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卷宗材料，尹桂成在起诉状中主张借款人为“第一被告”即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李桂莉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人；在彼案的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内容：“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欠原告借款本息合计1240万元，该借款由被告李桂莉、姚东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同意被告李桂莉、姚东坡代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偿还该笔借款”，也明确了是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欠”原告（尹桂成）的借款本息，由李桂莉、姚东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桂莉、姚东坡是“代”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偿还该笔借款。因此，在彼案中，李桂莉、姚东坡是以保证人的身份承担的代偿责任（保证责任），其二人与尹桂成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保证法律关系，纠纷的性质为保证合同纠纷。而在本案中，尹桂成起诉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及其济南分公司，是将该二公司列为借款人，该二公司与尹桂成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纠纷性质为民间借贷纠纷。依据民诉法律解释第247条规定，构成重复起诉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而在本案中，关于当事人方面，前诉中承担责任的主体是李桂莉和姚东坡；后诉中尹桂成只要求两被告公司承担责任，故前后诉中的责任主体不同；关于诉讼标的方面，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需经法院解决的法律关系，前诉的法律关系为保证法律关系，后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不同。所以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二、关于本案的证据是否充足的问题。如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事实，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作为借款人从原告处借款759.2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三、关于原告是否放弃了对两被告的债权问题。在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卷宗材料中，有2014年3月4日尹桂成向泰安中院出具的申请书，“申请撤回对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起诉。”由此可见，在此案中，尹桂成只是撤回了彼案中的起诉，而并未放弃对该两公司的债权（实体权利）。四、关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中第四项规定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协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对协议之外的第三方没有约束力，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依据该法律原则，尹桂成与李桂莉、姚东坡之间的偿债约定，对本案的两被告公司没有约束力。然而在该调解书中第四项，尹桂成同意“该房产如没有登记到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原告则不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主张权利”，则是其对实现债权设置了条件，且经人民法院的调解书确认，对原告尹桂成具有约束力。从逻辑上对上述调解书第四条的反面理解为：如果该房产登记到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原告则可以向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主张权利。那么该条件是否成就，要作出具体分析。该房产作为不动产，依照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而所谓“登记到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显然是指该房产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所有。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第一项判决数额内就涉案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进入执行阶段后，法院对该房产已启动了评估拍卖程序，而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无论是取得该房产的折价款还是流拍后以房抵债，都表明取得了该房产的替代价值或者所有权，因此应该认定上述泰安中院民事调解书第四项所设定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向两被告主张权利的障碍已经消除，原告尹桂成有权向两被告要求清偿债务。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如查明部分所述，本案并未超过诉讼。综上，被告欠原告的债务包括：借款本金6358942元，截止2014年3月12日的利息3206664元，从2014年3月13日至判决之日2018年10月30日的利息7071144元，判决之后以所欠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10月31日起至偿清之日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上述款项的总额再减去今后原告依据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所得款项，剩余的欠款，为被告所应履行的债务。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对其债务，应与其所属的法人公司共同承担。对上述债务两被告应予偿还。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超出合理部分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五）项、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欠原告尹桂成的债务：借款本金6358942元与利息（利息包括三项：①截止2014年3月12日的利息3206664元；②自2014年3月13日起至判决之日即2018年10月30日止的利息7071144元；③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偿清之日止，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之和再减去原告尹桂成依据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所得款项后剩余的欠款，限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尹桂成偿清。二、驳回原告尹桂成关于借款本息其余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621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上诉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是否为本案借款人；二是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三是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履行债务是否存在障碍；五是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尹桂成提交的收款收据、协议书、还款协议书、短期借款合同均盖有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公章，借款用途为投资上诉人与盛基公司的房地产合作项目，且有216万元直接汇入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账户。关于姚东坡收取543.2万元是否系职务行为，上诉人认可姚东坡是其职工，在2008年至2011年8月任项目负责人，且姚东坡系本案借款实际经办人，其收款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可以认定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为本案借款人，并且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本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对本案作出处理，经审查，该调解书当事人为尹桂成与李桂莉、姚东坡，李桂莉、姚东坡系以保证人身份对债务作出还款承诺，是对保证合同法律关系的处理。而本案当事人为尹桂成与借款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争议标的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且尹桂成在（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案件中撤回对上诉人的起诉，并不影响其再次起诉。本案当事人与诉讼标的均与前诉不同，故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该条规定，连带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应给予主债务。尹桂成在（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案件中，与本案债务连带责任保证人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书尚在执行中，尹桂成向保证人李桂莉、姚东坡主张权利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应及于本案主债务人，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四，探究当事人本意，对（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第四条的理解应为：以法院查封的李桂莉名下的位于山东省文登市的房产作为还款担保，只要该房产仍在李桂莉名下，没有登记到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名下，则债权人尹桂成暂不向主债务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济南分公司主张权利。此条款系尹桂成对自身权利作出的限制。另，双方认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涉案工程”即本院（2014）泰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调解书所涉房产，该案现已进入执行阶段，上诉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该房产评估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该房产现已不属于李桂莉所有，故调解书第四项约定的主张权利限制条件已解除。关于争议焦点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姚东坡、李桂莉作为本案债务保证人，原审第三人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案所涉工程发包方，均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追加其为第三人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尹桂成存在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嫌疑，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621元，由上诉人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朱惠东 审判员  魏 军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