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4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主要负责人：刘光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秀凤、冯沛霖，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峰，男，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博野县。委托委托代理人：董国江，蠡县东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因与被上诉人王峰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7民初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财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冀0637民初31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与机动车号牌的实际所有人郝金龙属于租赁车牌关系，该行为是违法的，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扰乱了国家对居民身份证和北京市对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根据《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以京N9**牌照车辆与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并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保险合同应为无效合同。2.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在本案中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事发后被上诉人既未迅速报警也未及时通知上诉人，应对其未及时报案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被上诉人未采取适当保全措施，导致上诉人无法确定其在事发时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情形。因此，即使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上诉人依法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另外，本案交通事故责任承担比例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本案交通事故属于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形，且属伤势较重的交通事故，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事故发生近两个月才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不符合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的条件及时间要求，程序严重违法。博野县交通警察大队调解时并未通知上诉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八条和八十九条的规定，调解程序严重违法。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未依法列明任何证据和事故成因分析，并且，对当事人造成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不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未对本案相关的交通事故形态、碰撞部位、成因等情况进行依法记载，缺乏必要的内容，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拖拉机驾驶人高月欣属于无证驾驶无牌照机动车，违法情节严重；高建属违法乘坐货运拖拉机。如果被上诉人仅是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过错远远低于高月欣和高建的过错。因此，本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高月欣负次要责任，高建责任不明确，属于责任划分明显不公正。处理伤人事故，应当由具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初级以上资格的交通警察主办。盖章的李博应无权处理本案交通事故。因此，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属违法认定。另外，本案河北得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内容不客观、不详实，无科学性、无逻辑性，不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应作为非法鉴定意见予以排除；鉴定收费过高，无收费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相关法律文件并未将“评估报告”、“公估报告”等证据作为法定证据。本案中，河北得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通过当庭对两个评估师问询，上诉人认为本案鉴定人无职业素养，更不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因此，该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公估结论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评估报告不符合《司法鉴定文书格式》和《司法鉴定意见书》要求。公估机构的鉴定意见过于模糊概括，定损方法亦不明确，且鉴定过程严重违法。此外，公估机构在鉴定费用收取12300元，严重超过同类收费标准，未提交鉴定机构的收费依据。另外，一审判决支持本案部分医疗费的事实认定错误。医院临时医嘱记录单载明2018年12月5日及9日的煎药费注明取消，伤者的病情应不涉及中草药治疗，故中草药费1746元应与交通事故受伤无关，应由高建自己承担。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垫付的损失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与高建的调解未提供转账证明，亦未经上诉人认可。3.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2019年4月1日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无法定事由未依法按时出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其法定审判程序。一审法院调取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笔录没有关于报案时间的描述，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庭审陈述为不清楚。一审法院接收上诉人提交的《调取交通事故案件调查资料申请书》后未依法作出任何答复。故一审法院未依法定程序查清事实，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相关人员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交通事故中拖拉机的驾驶人高月欣、乘车人高建为本案交通事故直接责任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通知二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拒绝追加二人为第三人属于程序违法。4.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乘车人高建违法乘坐拖拉机，应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民事赔偿责任的唯一、必然划分依据，而一审法院完全依赖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判决责任承担的依据，无视案件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王峰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保险合同的相对方，在事故车辆发生事故后，被上诉人主张该车辆的权益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财险赔偿王峰垫付三者损失、车辆损失等共计203666元；2.人寿财险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9日22时00分左右，王峰驾驶京Ｎ×××**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博野县杜各庄村内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村东路段时，与沿村内公路由南向北行驶的高月欣驾驶的无牌照拖拉机相撞，造成拖拉机乘车人高建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201800821号认定：王峰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高月欣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京Ｎ×××**号车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3月，行驶证所有人为郝金龙，王峰自认其为实际车主，系租用郝金龙牌照。该车在人寿财险处投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等，被保险人均为王峰,交强险保险期限：2018年3月14日0时起至2019年3月13日24时止，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限：2018年3月14日0时起至2019年3月13日24时止，三者险保险金额1000000元；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2018年3月14日0时起至2019年3月13日24时止，保险金额303072元，并投保有不计免赔率险。王峰的驾驶证档案编号：130600478347，初次领证日期：2003年8月3日，准驾车型C1，证件有效期限：2015年8月3日至2025年8月3日。事故发生后产生施救费1100元。王峰主张伤者高建于2018年11月9日在博野县医院住院，2018年12月30日出院，住院51天，花费医疗费用13093.49元，误工费3264元（误工天数为51天、标准按河北省农林牧渔业23384元/年计算），另有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经调解王峰支付高建经济赔偿费14000元，为此提交了高建的病例、诊断证明、费用明细、收费票据、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事故发生后王峰向人寿财险报案，因赔偿事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王峰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司法技术室委托河北得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京Ｎ×××**号小型轿车车损进行了评估，评估损失金额为176266元，公估费为12300元。人寿财险对王峰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主张交通警察部门调解时未通知人寿财险，该赔偿凭证未附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实际支付。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201800821号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责任划分不公正，程序违法，该认定书不具有证明力。河北得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报告书形式不合规，内容不客观、不详实，无科学性，无逻辑性，应作为非法鉴定意见予以排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经博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峰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部门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专门机关，其出具的第2018008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依职权对事故勘验后得出的结论，应予采信；其出具的第201800821号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具有证明力，可以证明王峰已经赔偿事故伤者高建14000元。王峰在事故发生后，通知了保险公司，交警部门也对事故进行了认定，故对人寿财险提出免责的抗辩不予支持，其主张王峰有骗保的重大嫌疑，可向有关机关报案。河北得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公估报告，系法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具有相应资质，鉴定书内容完整，鉴定结论明确，其相关人员应人寿财险申请出庭接受了质询，故对其作出的车损金额为176266元的公估报告予以采信。综上，被保险人王峰驾驶的京Ｎ×××**号小型轿车在人寿财险保险公司处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车辆损失险及不计免赔率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22000元、1000000元、303072元。事故发生后，伤者高建发生医疗费用13093.49元，误工费3264元及其他费用，人寿财险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医疗费10000元，剩余3093.49元按责任比例70%由人寿财险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2165.44元，误工费3264元由人寿财险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仅这两项共计15429.44元，经交警部门调解王峰赔偿了伤者高建14000元，王峰现向人寿财险主张垫付款14000元，应予支持。王峰驾驶证、车辆行驶证齐全，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人寿财险应按保险合同约定对车辆损失等进行赔偿，故对王峰主张的车损176266元、施救费1100元，予以支持。公估费12300元，系王峰为确定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该费用应由人寿财险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峰垫付款项14000元、车损176266元、公估费12300元、施救费11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177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人寿财险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两份报价单原件，一份是北京永泰祥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零配件的报价单，涉案车辆配件金额是118083元。一份是北京宝成行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涉案车辆配件金额是114022元，欲证明一审公估报告配件金额超高，不合理。证据二：笔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事故发生后是王峰工厂的员工第一时间把伤者送到医院，去的人是赵鹏和王超，王峰没有在事发后及时报警，未采取合理必要措施固定证据，直到第二天10点才向保险公司报案，导致对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0条及保险法21条的规定，人寿财险应当免责。证据三：一审法院2019年4月1日的开庭传票，欲证明王峰一审未按时出庭，且无法定事由，应当按撤诉处理。王峰质证称，对两份报价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笔录，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对于传票，王峰没有收到。本院另查明，一审卷宗中并没有向王峰送达2019年4月1日开庭的传票记录。本院所查明其余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关于人寿财险与王峰签订的保险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所引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等的相关条款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峰为其车辆向人寿财险投保,签订的保险合同亦不能认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本案中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人寿财险主张因王峰未及时报险，人寿财险具有法定免责事由。因法律法规对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的报警报险时间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审时人寿财险提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十三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在2018年11月9日22时左右，王峰在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点向人寿财险报险，并未超过保险条款规定的时限。针对本案事故，交警部门亦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责任进行了相关认定，并不存在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情形，且人寿财险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王峰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通知保险人的情形。至于人寿财险提交的笔录，为复印件，非新证据，王峰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故对人寿财险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人寿财险虽对事故认定书的效力和记载内容有异议，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审查后将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的适用亦无不当。关于公估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本案的公估报告，系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河北得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该公估公司和从业人员具有相应资质，人寿财险虽对公估报告有异议，但其二审提交的报价单非新证据，系其单方提供，并不足以推翻公估报告的结论，王峰亦不予认可，且人寿财险未向一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故该公估结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关于1746元的中药费，2018年12月5日及9日的医院临时医嘱记录单取消的是煎药费，而非药费，且在王峰提交的住院收费票据中列明了中草药药费项目，人寿财险虽有异议，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判令人寿财险承担该部分中药费并无不当。关于王峰垫付的损失，王峰虽未提交转账凭证，但其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高月欣、高建在收款人处签字、按手印，交警部门亦加盖了公章，应可认定王峰已实际支付了该笔费用，且该费用系因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产生，故人寿财险应予赔偿。人寿财险主张一审法院应按撤诉处理本案，人寿财险虽收到了一审法院2019年4月1日的开庭传票，但一审卷宗中并没有一审法院向王峰送达开庭传票的手续，人寿财险亦未提交证据证实王峰收到了开庭传票，王峰亦称一审法院系电话通知其开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因一审法院并未向王峰送达传票，故第一次开庭王峰未到庭，一审法院未按撤诉处理并无不当。人寿财险主张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法定审判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人寿财险提交“调取事故现场笔录申请书”后一审法院已去交警部门调取了相关证据，人寿财险再次申请调取事故案件材料，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及证据收集情况决定不再调取并无不当。人寿财险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相关人员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因本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人寿财险主张应追加的高建、高月欣非保险合同相对方，与本案审理结果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人寿财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55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安                  审判员                王琦                  审判员                冯志国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董淑芳                  书记员                颜靖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