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23民初176号原告：鹿兰显，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兵，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晶晶，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巽坞村。投资人：郦立毅。被告：郦立毅，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祎，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娟，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鹿兰显与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以下简称可兴纺织厂）、郦立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3月3日、6月9日、9月22日、12月22日、2019年4月8日五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鹿兰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兵、米晶晶，被告可兴纺织厂、郦立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祎、王炜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兰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被告给付货款322370.4元，并自主张之日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向原告购买棉纱，截止至2014年11月6日，被告结欠原告货款731930.4元。2014年11月10日被告又收取原告棉纱1.13吨，价值31640元；2015年2月13日，原告与被告的业务人员结算，被告共计结欠原告货款431930.4元（不含2014年11月10日发的棉纱31640元），被告方同意承兑贴息58800元，被告方共计结欠原告522370.4元。后被告又支付20万元，余款未能给付，故诉至贵院。被告可兴纺织厂、郦立毅共同辩称，1.主体问题。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据被告了解，原告为几个公司推销棉纱，并不是原告个人与被告可兴纺织厂发生的业务往来。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其他公司与可兴纺织厂，可兴纺织厂根据其他公司开具的发票将款项付至相应的公司，原告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郦立毅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个体经营户作为诉讼主体时应该列明经营者，但原告将经营者列为了被告，没有法律依据。3.被告可兴纺织厂根据有业务往来的单位开具的发票已经实际付款，付款金额远远超过发票金额，但是那些单位也没实际补开发票，致使被告可兴纺织厂无法抵扣相应的税款。原告主张的货款没有相关的送货事实，经原告送货的货款已经给付。综上所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和审核，本院查明事实如下：被告可兴纺织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郦立毅。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布、袜、服装、服饰、家纺织品等。原告陆兰显从事棉纱经营。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纺织厂自2013年4月起发生棉纱买卖业务往来，双方发生了800余万元的棉纱买卖业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按照棉纱交易习惯，原告根据被告的需要，向棉纱生产商组织棉纱货源，根据被告的指令将棉纱送至浆纱厂浆纱，浆纱厂根据被告的指令将浆好的纱送至纺织厂，由纺织厂将加工好的布匹交付给被告，然后由被告与浆纱厂结算浆纱费，与纺织厂结算布匹加工费，与棉纱的提供者即原告结算棉纱货款，被告向原告指定的对象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原告鹿兰显曾于2016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可兴纺织厂给付货款751928.3元及利息，被告郦立毅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10月28日，原告申请撤回该案的诉讼。本院作出（2016）苏0623民初224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原告鹿兰显为证明被告可兴纺织厂结欠货款的事实，提供了案外人顾建军于2015年2月13日书写的“结算方案”（复印件），内容为：可兴公司郦总及财务：关于鹿兰显的货款往来，结算数据（葛会计提供），经与鹿兰显反复协商，提供以下结算方案：1.经核对，截止2015年1月11日，431930.4元。2.两年来郦总支付的承兑，同意贴息58800元。3.2014年11月10日发新海60S纬纱（新海12月已入账），1130㎏×28=31640元。4.40S纱（现存倪小乡织轴4支计4520米，用纱1327㎏×27=35842.5元，另加浆纱费4520米×0.75=3390，合计39232.5元，待在倪小乡处拉回4支织轴后，鹿兰显同意在货款中扣除）。5.库存可兴公司如东仓库40S经纱网络布10001.8米，用纱3158.5㎏.经和陆兰显协商，陆兰显同意按初约成本20左右/米×1001.8米，约20万元，暂未付，待春节后处理此布后付清欠款。郦总以上情况是我与鹿兰显反复、火药味很浓的情况下商妥的，我建议在处理此事上，要本着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友好顾及双方的感情。年前先付陆兰显30万元，你看呢！因顾建军未能到庭作证，原告提供了2017年3月1日顾建军出具的一个说明，内容为：兹证明2015年2月13日关于鹿兰显和可兴郦总的往来结算建议是本人帮鹿兰显代笔写的。相关数据是由鹿兰显本人及葛会计提供。特此证明。原告陈述，2015年2月13日，被告在如东的负责人顾建军根据原告以及被告会计葛建海提供的往来账进行的对账，截止到2015年1月11日，结欠431930.4元，这其中还包括2014年11月10日发生的1130公斤的货，价值为31640元。双方协商，被告补贴原告的承兑贴息是58800元，故被告共计结欠原告522370.3元，即这是本案诉争的货款。这个结算方案是由顾建军书写，原件在葛建海处。在庭前原告方申请葛建海、顾建军到庭作证，在起诉时两位证人均同意到庭作证，起诉后被告方做了工作，上述两个证人均不同意到庭作证。但2017年3月1日顾建军向原告另外出具了一份说明，证明相关数据是由原告和被告会计葛建海提供。为证明上述“结算方案”中所涉的1130公斤的60S棉纱，原告提供了2014年11月10日原告送货1130公斤，新海公司作为浆纱厂收取原告货物的收货单。被告单位会计葛建海在2014年12月18日签名确认接受了1130公斤货物的单据。原告提供了原告认为与被告可兴纺织厂最后一笔往来的2014年7月25日的南通品威纺织有限公司的入库单。该入库单载明：单位浙江可信（鹿兰显），品名C40S，数量为7.975吨。品威公司出具说明，该棉纱由鹿兰显代可兴公司（厂）送来，在品威公司浆纱加工，浆纱加工费早已全部结清。原告陈述，该笔7.975吨的棉纱款在“结算方案”中所欠的货款中。关于原告主张的7.975吨棉纱的加工、交付等情况，原告申请本院对加工户倪小乡进行了调查。倪小乡陈述，2014年7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浆纱记录卡贴在轴上），南通品威纺织公司的一批40S棉纱在他那边加工织布的，是由其本人、邹锋和胡月飞三个人一起做的。布加工好后就送到如东，是由顾建军、葛建海接收的。被告质证认为，对倪小乡的调查笔录中，不能反映出倪小乡加工的该批布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倪小乡所称的这批布加工好后，交付给了顾建军和葛建海，没有交接凭证，不能证实，光凭这份笔录，无法证明。2015年11月9日、10日，原告鹿兰显到被告可兴纺织厂在如东优美佳广场对面所设的仓库催讨货款，欲搬运仓库内物品，与该仓库保管员葛建海等发生争执，葛建海报警。如东县公安局掘港派出所接警后出警处理，告知双方冷静，协商处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警离开后，鹿兰显将存放在该仓库里的白坯布强行拉走。关于鹿兰显拉走可兴纺织厂白坯布的争议，可兴纺织厂已另行提起诉讼，本院作出（2017）苏0623民初4229号判决书，判决鹿兰显赔偿可兴纺织厂财物损失663200元。目前该案已提起上诉。葛建海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在浙江老板郦立毅仓库里做保管员。鹿兰显带人来的时候说，郦立毅欠他的钱迟迟不还，今天来拉货的。葛建海称，鹿兰显来拉布的时候，其打电话给了郦立毅，也打电话给了顾建军，顾建军也一直劝鹿兰显不要拉布的。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原告鹿兰显陈述，郦立毅欠原告30多万元的货款已有两年多，其一直在向被告要钱，可是被告电话不接，人又找不到，约了给钱，到了时间又不给。鹿兰显陈述，总共拉了大约4万多米的布，市场价格大约30多万元。拉他布的目的主要是逼他出来处理欠钱的事情。郦立毅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与鹿兰显有生意上的往来，大概在2014年10月份，鹿兰显卖了五吨左右的棉纱给其，这是最后一单生意，这批棉纱有红绿丝，加工出来的布里有异形丝，导致这批布卖不出去。这批布的货值三十万元，这批棉纱的货款其没有结付给鹿兰显。这批棉纱的价值大概十多万元。是负责如东仓库的葛会计打电话告诉其，鹿兰显抢走仓库里的布的。原告陈述，郦立毅所陈述的五万吨的货，其实就是最后一笔交易的7.975吨棉纱，该笔货的货款，被告没有给付，被告郦立毅也是承认的，原告一直在追要。葛建海是如东仓库的会计，原告与顾建军形成结算的时候，是葛建海提供的账目进行的结算，应当是真实的。即使被告不认可顾建军于2015年2月13日出具的结算单，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的陈述，被告应当支付7.975吨的棉纱款和之后1130公斤的棉纱款。审理中，原告还提供了其与被告郦立毅的信息记录，证明原告自2015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一直在向被告郦立毅催要货款的事实。信息显示郦总的回复：“在尽力”、“在想办法”、“马上给你钱”等内容。原告提供的最后一次发送信息的内容为：你好：郦总，我现在急需用钱，请你一个星期内把我的欠款来解决一下，如一星期不来解决，我就把布折价处理掉！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举证目的。原告提供的顾建军出具的“结算方案”是复印件，原告陈述原件在葛建海处，对此被告无法予以确认。从这份证据的内容看，抬头是可兴公司郦总及财务，内容有“经与鹿兰显反复协商，现供以下结算方案”，在最后又有“我建议在处理此事上要本着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顾及双方的感情”，最后又有“你看呢”这些内容，都说明这不是一份结算清单，这都是顾建军提出的一些建议。顾建军并不是被告公司的人员，从这结算清单的语气可看出，顾建军并不是公司人员。结合原告刚提供的2017年3月1日顾建军书写的便条，上写有“相关数据是由鹿兰显本人及葛会计提供”，又明确写道“2015年2月13日往来结算建议”，从这些可看出这不是一份对账单。姑且不管顾建军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这一点被告也无法确认。这函件上面都没有被告单位负责人、经手人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往来的金额情况。作为证人证言，顾建军也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对2014年11月10日的收货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原告为很多单位推销棉纱，购买棉纱的也有很多单位，并不是一对一的业务往来。原告所持的新海纺织有限公司的收货单，货物是否给被告，从这份收货单中无法看到关联性。对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询问笔录关于葛建海的身份，在郦立毅的笔录中陈述是负责我如东仓库的葛会计，因为平常大家都叫葛建海葛会计，所以郦立毅并不知道葛会计的全名，但其仅仅是仓库保管员并不是公司的会计。葛建海在公安的笔录也陈述其在仓库里做保管员。关于郦立毅所陈述的货款金额，笔录中并没有提到与原告之间还有30多万的货款，郦立毅提到有5吨左右的棉纱，认为棉纱中有红绿丝，导致加工出来的布卖不出去，也提到那单生意后也没有生意往来了。公安的询问笔录，当时郦立毅并没有将公司账册带过去，仅仅是凭着自己的模糊记忆陈述的数据，双方之间的往来不是说靠双方的口头陈述确定的，入库出库均有相应的单据证明，应该以实际记载的单据上的数额为准。对短信记录，原告提供的短信应当提供信息往来的记录，由移动公司出具。在信息内容中体现出来的是原告催款并且要被告将款项汇至山东瑞林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强调纱厂老板在催他，说明被告所陈述的原告仅仅是为其他单位推销，结算是由被告与其他单位结算，并由其他单位出具相应的发票。审理中，原告对其诉讼请求作了几次变更，最后确定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可兴纺织厂给付棉纱款246925元，被告郦立毅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中一笔为1130公斤的棉纱款31640元，另一笔为7.975吨棉纱款215325元。关于原告主张的两种规格的棉纱的价格，原告举证了供参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2014年7月31日，湖北孝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广东南光实业贸易公司的增值税发票，40S棉纱的单价为27600元/吨。2014年7月13日，如东宏鑫纺织有限公司开具给如东卓越织造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40S棉纱的单价为26800元/吨。2014年7月21日，上海汇通纺织有限公司开具给如东卓越织造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40S棉纱的单价为27000元/吨。2014年12月25日，南通美旺纺织有限公司开具给南通德来利纺织有限公司的三张增值税发票，60S的棉纱的单价为32000元/吨。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法庭陈述并举证，在原告所主张的2014年7月25日供货后，被告在2014年8月1日支付货款95537元，于2014年10月3日通过原告向供货单位交付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10万元元，用于支付货款。在原告主张的2014年11月10日交货后，被告方于2014年12月27日通过原告向供货单位交付承兑汇票10万元，用于支付货款。于2015年1月21日和2月15日，分别汇款20万元共计40万元，用于支付原告经手的棉纱供应的货款。因此，在原告方主张的最后两批供货后，被告方支付的货款远远超过原告所主张的数额。原告认为，原告对被告于2015年1月21日和2015年2月16日的两笔各20万元的付款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双方交易近800万元，被告支付货款滞后，被告举证的是支付之前的货款。被告支付的上述货款，在公安机关做笔录之前。本院认为，被告可兴纺织厂向原告鹿兰显购买棉纱，由此双方所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在交易过程中，原告根据可兴纺织厂的需求，向棉纱生产商组织货源，根据被告的指令交付给浆纱企业浆纱，被告与原告结算后向原告或者原告指令的棉纱生产商支付货款，此为棉纱市场的正常交易习惯。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举证，原告与被告可兴纺织厂之间也事实上按照该模式实际进行交易。因此，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纺织厂是案涉棉纱买卖的相对方，鹿兰显系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可兴纺织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郦立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原告将可兴纺织厂的投资人立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郦立毅为本案适格被告主体。被告就本案主体问题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鹿兰显与被告可兴纺织厂发生了800余万元的交易往来。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明确要求被告可兴纺织厂给付棉纱款246925元，被告郦立毅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中一笔为1130公斤的棉纱款31640元，另一笔为7.975吨棉纱款215325元。该两笔棉纱交易的发生时间分别为2014年11月10日和2014年7月25日。原告提供的案外人顾建军书写形成的结算方案，明确载明，截止2015年1月11日，被告可兴纺织厂结欠货款的金额为431930.4元，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主张，举证证明在2015年1月21日和2015年2月15日，分别汇款支付20万元共计40万元，也就是说，在原告自认的结算截止日2015年1月11日后，被告可兴纺织厂又支付了货款40万元，该付款金额大于原告所主张的货款金额。原告所主张的两笔货款，原告自认包含在“结算方案”所结欠的货款中，原告又未能举证证明该两笔货款的支付，与原告所主张的货款无关。况且，原告所主张的7.975吨棉纱货款，原告陈述是交由南通品威纺织品有限公司进行浆纱后交由案外人倪小乡织布加工，倪小乡在调查中陈述，加工成布后交付给了顾建军和葛建海，并没有相应的交接手续，并不能证明。如果交付了，是否入可兴纺织厂的如东仓库，也无相应的证据证明，不能排除没有入库的可能性。且倪小乡系利害关系人，如果该批布没有交付，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需要其他证据的进一步证明。虽然，在原告拉走可兴纺织厂的货物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被告郦立毅承认结欠原告的货款，但郦立毅陈述的购买棉纱的时间、数量、结欠货款的金额等均与原告的主张不一致，不能形成对应关系。郦立毅在公安机关陈述的最后一笔交易的货款没有给付，并不能对应于原告所主张的尚无足够证据证明已经交付给被告的7.975吨货物。原告提供的信息记录中，双方没有确认债权债务的金额,也没有明确指向哪一笔货款。如果说原告提供的2015年2月13日案外人顾建军书写的“结算方案”是真实的，该“结算方案”确认的截止2015年1月11日，被告可兴纺织厂结欠原告货款为463570.4元（431930.4元＋31640），此也为原告在起诉时诉状中自认的事实。此后，被告可兴纺织厂有两笔付款合计400000元，那么剩余货款63570.4元，也不能对应原告所主张的两笔货款的任何一笔。原告称被告付款滞后，无相应的证据证实，也与“结算方案”所确认的事实产生矛盾。故对原告主张的被告可兴纺织厂结欠原告7.975吨和1130公斤棉纱货款的事实，本院难以认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鹿兰显对被告诸暨市可兴纺织厂、郦立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36元，诉讼保全费2170元，由原告鹿兰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136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审 判 长  樊士新人民陪审员  王永红人民陪审员  曹建云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