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3760号原告：刘青，女，197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名，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丽，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鹏，男，198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名，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丽，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万博汇名邸****房**（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李典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彬，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琳琳，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典英，女，196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彬，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琳琳，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梅号宇，男，198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第三人：亓冰心，女，198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彬，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琳琳，湖南汗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青、李鹏（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亓冰心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名、郑莉丽，被告和第三人李典英、亓冰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琳琳和第三人梅号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解散；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成立于2018年5月31日，原告刘青（20%）、李鹏（20.5%）、第三人李典英（20%）、梅号宇（24.5%）、亓冰心（15%）系全体股东，其中第三人李典英系执行董事，第三人梅号宇为监事。公司成立后，因前期各股东经营理念差异很大，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第三人李典英私权过重，不仅未按章程规定履行其法定职责、怠于行使职权，也未按章程与会议要求及时足额出资，导致公司经营秩序混乱，决策时矛盾重重，不能以股东会形成经营管理被告的有效表决。同时出现较大亏损，员工报酬不能正常保障，主要事实和理由情况如下：1、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李典英与其他股东长期冲突；2、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包括原告）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截止2019年3月3日，被告公司收到股东第三人李典英10万元、梅号宇6.5万元、原告李鹏10.5万元、刘青20万元、第三人亓冰心0元，共计47万元，如按注册资金的50%计算，除原告刘青外，其他股东均须补交出资，其中第三人李典英10万元，梅号宇18万元，亓冰心15万元，原告李鹏10万元。鉴于上述情况，被告的经营管理确实已发生严重困难，同时执行董事与原告、第三人确实矛盾严重，已无法恢复人合的共同经营管理被告之目的，不能以股东会形成经营管理被告的有效表决，且被告已发生严重亏损，显然被告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在双方不能消除矛盾时，应当支持原告主张解散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1、被告的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不属于公司解散的法定情形，原告主张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被告的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被告股东的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2、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李典英已依法退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其退出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无任何影响。只要原告等按照股东会决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的经营管理仍然可以正常运转，且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李典英已实际退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因原告等拒绝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李典英已在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对其他股东提起诉讼，法院作出（2019）湘0103民初13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判决三方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目前，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3、被告的另一股东第三人梅号宇也已实际退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其退出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没有造成影响，只要公司履行法定的减资程序回购其股权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可。该股东会决议已被（2019）湘111民初676号生效判决书认定为有效，第三人梅号宇已实际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目前因公司暂未履行法定减资程序，工商登记暂未变更。综上，原告提起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并不成就，被告的股东会作为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可以正常运行，股东会可以正常召开并形成有效决议，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且原告认为的公司经营管理遇到的困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只要原告在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以及公司履行必要的减资法定手续后，公司的股东会即由原告两名股东与第三人亓冰心名义股东组成，两名股东可以正常召开股东会，选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与监事，公司的经营管理可以正常运行。同时公司并没有出现较大亏损，辞退员工进而引发劳动争议是原告个人行为。即使公司出现亏损，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也不属于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公司的股东会作为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可以正常运行，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4、被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原告所称第三人李典英未及时足额出资，怠于履行认缴二期股本金的义务与事实不符。根据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与原告刘青、李鹏于2018年7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第三人李典英的股权比例为20%，首期认缴10万元，第二期于2018年12月31日前认缴零元，余款认缴在2021年前缴清。第三人李典英于2018年7月25日向公司实缴出资10万元，依约完成了出资义务，且2018年10月10日，公司股东会通过了第三人李典英股权转让的决议。第三人李典英再无出资义务。原告所称第三人梅号宇未及时足额出资，需补缴出资与事实不符。根据《投资协议》，第三人梅号宇的股权比例为24.5%，首期认缴3万元，第二期于2018年12月31日前认缴9.25万元，余款认缴在2021年前缴清。第三人梅号宇已实缴8万元，依约完成了出资义务，被告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公司减资回购第三人梅号宇股权转让的决议，至此，第三人梅号宇再无出资义务。原告所称第三人亓冰心需补缴出资与事实不符。根据经过公证的股权委托合同可知，第三人亓冰心代持的15%分别是代股东第三人李典英代持3.7%、代原告刘青代持3.7%、代原告李鹏代持3.7%、代第三人梅号宇代持3.9%，这些股权将作为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给其他人。代持期间，第三人亓冰心不享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不参与公司经营、也不承担因此产生的股东责任与义务，如有相应责任应由前述四名股东按照注册比例承担和享有。故第三人亓冰心没有出资的义务。综上，被告的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不属于公司解散的法定情形，原告要求解散公司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李典英辩称，2018年10月10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第三人李典英将所持公司20%股权分别转让给第三人梅号宇和两原告，并于10月完成股权工商变更手续，至此，第三人李典英及时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是两原告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之后，拒绝支付余款也拒绝配合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第三人李典英不得已在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对三位股东提起诉讼。法院做出（2019）湘0103民初13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判决三人支付第三人李典英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对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已经上诉，二审尚未开庭。第三人李典英从公司成立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没有怠于行使职权，也按照投资协议履行了首期出资义务，因第三人李典英已将股权转让给了上述三个股东，也退出了公司经营管理，所以第三人李典英没有出资义务。两原告在本案中陈述第三人李典英不履职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两原告和第三人梅号宇应当遵守信用，配合第三人李典英完成股权转让登记手续，第三人李典英退出后原告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变更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执行董事一职，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李典英愿意积极配合办理。第三人李典英退出并没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影响，公司依旧可以照常运转，并不需要解散。第三人梅号宇辩称，1、第三人梅号宇于2018年11月6日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全面退出公司经营；2、第三人梅号宇与被告股东即两原告通过股东决议会议签订的《梅号宇股权公司回购减资处理事宜的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真实合法基础上达成的，相关协议也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内容。2018年11月9日，被告实际经营控制人两原告履行了三个工作日退回第三人梅号宇5000元原股权投资款协议约定的内容；3、被告实际控制人两原告拒不履行协议约定的回购减资处理，退回股权投资款、工商变更等相关程序。第三人梅号宇通过微信、电话、上门等方式联络催办，两原告均不回应，致使被告公司至今未完成股东工商变更；4、贵院判决认定第三人梅号宇回购减资处理事宜的协议合法有效；5、被告在2018年11月之后出现经营困难和员工工资支付不及时、劳动仲裁等是因被告实际控制人两原告经营不善所致，与第三人梅号宇没有法律关系；6、两原告主张第三人梅号宇需补缴出资款18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7、两原告诉称多处不实。综上，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两原告独断专行，经营不善，不能对公司、股东、员工等各方尽责。在签订相关公司减资回购等相关协议后拒不履行，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亓冰心辩称，第三人亓冰心名义持股15%，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公司成立之初其他股东的安排，第三人亓冰心代持的15%分别是代股东第三人李典英持3.7%，代原告刘青、李鹏各持3.7%，代第三人梅号宇持3.9%，以后这些股权作为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给其他人。代持期间，第三人亓冰心不享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不参与公司经营、也不承担因此产生的股东责任与义务，如有相应责任应由前述四名股东按照注册比例承担和享有，上述事项已经公证处公证。现两原告主张第三人亓冰心补缴出资15万元不符合事实，与第三人亓冰心无关。按照公证书公证的内容，第三人亓冰心无投票权，所有股东投票无条件跟投。第三人亓冰心不出席股东会议，也不影响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可以正常召开，第三人亓冰心配合办理手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以及经与原件核对无异的《投资协议》、《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委托合同》、《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9）湘0103民初1312号民事判决书、（2019）湘011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公证书予以采信。根据以上采信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7月9日，原告刘青（丁方）、李鹏（乙方）与第三人李典英（丙方）、梅号宇（甲方）签订《投资协议》，约定：1、根据《公司法》、《税法》、《合同法》、《中医药法》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丁四方遵照真实、诚信、公开、公平的原则，就投资被告公司达成本协议；2、公司名称：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主要业务：定位于中医药健康领域行业以教育培训、产业链服务与产品项目、移动互联网服务的运营；3、投资人股权确认：原告刘青股权比例为20%，首期认缴为10万元，在2021年5月31日前完成余款认缴；原告李鹏股权比例为20.5%，首期认缴2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二期认缴8.25万元，于2021年5月31日前完成余款认缴；第三人李典英股权比例为20%，首期认缴10万元，于2021年5月31日前完成余款认缴；第三人梅号宇股权比例为24.5%，首期认缴3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二期认缴9.25万元，于2021年5月31日前完成余款认缴；第三人亓冰心股权比例为15%，系第三方代持，另以代持协议确认；4、首届董事会三人：原告刘青和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任期2年；5、根据甲乙丙丁四方的事先口头约定，被告公司已于2018年5月31日在工商部门完成注册，本协议法律生效时效不受公司注册时间先后次序的约束。同日，原告刘青、李鹏、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四人为甲方）与第三人亓冰心（乙方）签订《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委托合同》，约定：1、被告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甲方四人为被告公司实际投资人，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被告公司15%的股权，该15%股权具体组成为第三人梅号宇3.9%的股权份额、原告刘青、李鹏和第三人李典英各3.7%的股权份额；2、乙方代持期间，不享受公司股东的全部权益、不参与公司实际运营、不承担股东责任与义务；在乙方代持期间，乙方同意并承诺，将股东投票权无条件跟投（同意性投票）甲方股东代表的表决权达成≥51%票的股东决议。2018年7月25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对上述《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委托合同》进行了公证。2018年10月10日，原告刘青、李鹏、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就第三人李典英股权转让事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1、本次参会人员持有85%的公司股权；截止本决议日，被告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第三人李典英注册比例20%，实到股本金10万元，尚未缴纳的股本金30万元，因个人原因退出被告公司股东及投资；2、参会股东一致同意将第三人李典英所持公司20%股权分别转让给原告刘青7%（3.5万元）、李鹏6.5%（3.25万元）和第三人梅号宇6.5%（3.25万元），转让后被告公司股权比例含未缴部分为原告刘青27%、李鹏27%、第三人梅号宇31%、代持方第三人亓冰心15%；3、本决议各方签字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受让方各自按（30%/总金额10万元）支付转让股权对价款给第三人李典英，本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完毕后分两次30%和40%在2019年1月1日之前受让方各自付清给第三人李典英剩余部分。因原告刘青、李鹏与第三人梅号宇未按上述股东会决议支付转让股权对价款，第三人李典英以本案两原告和第三人梅号宇为被告于2019年1月22日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3月27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做出（2019）湘0103民初13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原告和第三人梅号宇按照上述股东会决议向第三人李典英支付股权转让权，驳回了第三人李典英要求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理由为：因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被告公司提交变更申请，而第三人李典英系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由第三人李典英代表被告向有关部分递交变更申请。目前该案已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6日，原告刘青、李鹏与第三人梅号宇就第三人梅号宇股权公司回购减资处理事宜召开被告公司的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载明：1、本次参会人员持有85%的公司股权，截止本决议日，被告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第三人梅号宇注册比例31%，实到股本金8万元，尚未缴纳的股本金54万元，现因个人原因退出被告公司股东及投资，相关移交工作签字时办理完毕；2、参会股东一致同意将第三人梅号宇所持公司31%股权由公司回购做减资法定程序处理；3、本决议各方签字完毕后，三个工作日被告公司退回第三人梅号宇5000元，力争于本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公示公司减资变更完毕后，分三次三个月受让方被告公司分批次付清第三人李典英3.25万元、梅号宇7.5万元。原告刘青、李鹏和第三人梅号宇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被告公司加盖公章。该股东会决议通过后，被告未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定程序。第三人梅号宇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湘0111民初676号】，请求被告回购第三人梅号宇所持有的被告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7.5万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委托合同》和2018年11月6日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因被告尚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定程序，尚未实际减少注册资本，被告收购原告的股份的法定条件尚不具备，故第三人梅号宇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做出（2019）湘0111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第三人梅号宇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刘青、李鹏认为被告的经营状况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决。本案在审理过程，原告刘青、李鹏确认被告公司的行政公章和U盾由其持有。另查明，被告成立于2018年5月31日，股东为原告刘青、李鹏、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亓冰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依据上述规定，被告公司的解散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2018年10月10日和2018年11月6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即第三人李典英于2018年10月10日将其在被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两原告和第三人梅号宇，第三人梅号宇于2018年11月6日将其在被告公司的股权通过被告公司回购做减资法定程序处理，为此签订两份《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截至2018年11月6日，被告公司的股东为两原告和第三人亓冰心，尽管第三人亓冰心系被告公司股东，但根据《湖南根本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委托合同》的约定，第三人亓冰心不履行出资义务，不参与被告公司的实际经营，不承担股东责任与义务，其股东投票权无条件跟投，故原告主张因第三人李典英、梅号宇、亓冰心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致使公司经营困难，且第三人李典英怠于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责，未及时召开股东会，故继续经营被告公司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原告的股东利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而原告未举证证明已经穷尽了其他救济手段，故原告请求解散被告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青、李鹏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刘青、李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红梅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罗 彬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