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403民初762号原告：刘翔，女，196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原告：何旭，男，199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上述两位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福，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位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友飞，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南朝阳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404004853523612。法定代表人：宋蓓蓓，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福敏，安徽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翔、何旭与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翔及两位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福、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福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翔、何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医疗费1163661.18元、护理费41591.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650元、营养费15650元、交通费5000元、丧葬费32575元、死亡赔偿金632800元、误工费71548.67元，鉴定费15000元共计1993476.29元中的50%即996738.14元；2、判令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8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死亡赔偿金变更为687860元，赔偿额变更为2048536.29元，按50%即1024268.14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23日10时许，患者何后龙（男，50岁）因“后背部疼痛不适9小时”至被告处就诊。病程中无胸闷、胸痛，无腹痛、晕厥，当日清晨曾在当地医院行胸部CT检查提示“主动脉夹层”。被告予以行胸部CTA检查诊断印象：右位主动脉弓，合并夹层动脉瘤，上端破口位于主动脉弓-左锁骨下动脉以远，未累及腹腔干动脉、肾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遂收住院。入院时检查：血压150/118mmHg，神志清楚，自动体位，巩膜无黄染，口唇无紫绀，颈静脉无怒张，心肺听诊无异常，周围血管征（-），双下肢不肿，足背动脉搏动可及。初步诊断：1、主动脉夹层（DeBakeyⅠ型），2、高血压（3级、极高危）。入院后给予镇痛、镇静、控制血压、心率等治疗，并于3月23日夜间急诊入手术室在体外循环及全麻下行“降主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术中见升主动脉无异常，主动脉弓顶部未见夹层，弓降部（内弓）可见血肿，开始经升主动脉切口置放26mm覆膜自膨胀支架一枚于降主动脉内，近端固定支架；后发现内弓部（降主动脉起始部）出血明显，遂再次切开原升主动脉切口，见原覆膜支架贴敷不全，外膜有破口致出血，遂又取出原支架，二次置入28mm覆膜支架，并缝合破口，但关闭升主动脉切口后原出血处仍有渗血，经止血、置放引流无果，最终上纵膈渗血处置放纱布三块压迫，临时关胸，送ICU。术后第一天，患者发生3次心包填塞，又3次急诊床旁行开胸止血及血块清除；同时术后患者一直无尿，考虑“急性肾损伤”，予以持续CRRT治疗；3月25日又诊断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予以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因同时出现双侧胸腔积液，予以保留右侧胸腔闭式引流术；患者入ICU后同时出现高热且一直昏迷，瞳孔不等大，被告予以抗感染，对症处理，3月26日入手术室关胸；3月30日患者神志转清，尿量恢复正常，但仍不能脱离呼吸机。其后患者反复出现双侧胸腔积液、两肺渗出、心包积血，予以引流等治疗；4月6日予以行气管切开术，其后患者仍反复高热，检查纵膈逐渐增宽，考虑心包慢性填塞以及纵膈感染，4月10日上午被告心外科予以在床边行剑突下开窗心包腔内引流术，术后患者体温才逐渐恢复正常，期间开始间断脱离呼吸机。4月17日拔除心包引流管后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仍继续抗生素联合抗真菌药使用。因患者病情仍较重，4月20日从被告处转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治疗。转入时查体：体温38.4℃，血压110/68mmHg，神志镇静状态，眼睑水肿，双侧胸腔各有一根闭式引流管，引流出血性液体，左下肺呼吸音减低。入院后多次血培养为“近平滑假丝单胞菌”，给予抗感染、抗真菌、镇静及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治疗，症状逐渐改善并开始脱离呼吸机，更换金属气管套管，期间患者反复出现烦躁，呼吸频率增快，R＞50次/分，考虑高渗性脱水，对症处理后缓解。至7月5日，患者一般情况改善，但仍有间断发热，可自行降至正常，予以出院转淮南华健医院继续抗真菌等治疗，出院诊断：1、肺部感染（气管切开术后）；2、菌血症；3、多脏器损伤；4、中度贫血；5、主动脉夹层（术后）；6、胸腔积液；7、心包积液；8、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在淮南华健医院继续予以降压、抗感染、止咳祛痰、营养支持对症治疗后病情较前好转，7月28日予以拔除气管插管。住院期间于7月7日痰培养及套管内分泌物培养示：铜绿假单胞菌；7月12日血培养检查克柔念珠菌，8月16日及8月25日血培养均未检出真菌。8月31日予以出院拟转上海进一步治疗。9月9日患者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就诊拟住院并于9月13日拟“败血症”入住华山医院传染科，入院后多次血培养均提示“近平滑假丝酵母菌”，予以卡泊芬净、氟尿嘧啶片治疗，9月22日转华山医院静安分院原方案继续治疗，并于9月28日转回华山医院感染科治疗。9月30日血培养仍提示“近平滑假丝酵母菌”，给予卡泊芬净、氟尿嘧啶、氟康唑抗真菌治疗，期间因血常规三系细胞减少考虑氟尿嘧啶引起予以停用并升白治疗后改善，11月16日予以出院转回淮南华健医院，继续使用卡泊芬净、氟康唑抗真菌及对症治疗，期间因12月3日血肌酐升至171.9μmol/L停用卡泊芬净、氟康唑，后又出现三系减少，予以对症处理，2017年1月3日予以出院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入院后予以积极抗感染治疗，1月17日心脏彩超提示：降主动脉支架吻合口狭窄，降主动脉赘生物形成可能，中少量心包积液。考虑真菌败血症（手术部位赘生物形成）将抗真菌药物调整为两性霉素B，因患者肾功能出现损害于1月20日停用，患者一般情况渐差，并出现呼吸衰竭于1月25日转入EICU治疗，1月30日下午17:00出现氧饱和下降61%，予以吸痰、甲泼尼龙、氨溴索、多索茶碱、呼吸兴奋剂改善症状，未见明显好转，于19:45出现呼吸心跳降至40次/分，氧饱30%，立即予以抢救，先后予以心三联，呼二联静推，持续胸外按压，经积极抢救患者呼吸心跳未见明显恢复，经与原告沟通放弃抢救后死亡。死亡原因：菌血症。2018年3月27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就被告对患者何后龙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于2018年6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对被鉴定人何后龙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由于被告术前准备不充分，未结合患者症状及胸部CTA检查，错误诊断患者主动脉夹层（BeBakeyI型），从而草率决定行开胸手术，但术中却证实为BeBakeyⅢ型。针对主动脉夹层（BeBakeyⅢ型），首选治疗方案应是介入治疗，而非外科手术治疗，除非夹层导致重要器官缺血、动脉破裂或将要破裂形成梭性动脉瘤以及夹层逆行延展累及升主动脉。但患者并不符合该例外情况。且术中被告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术中行介入治疗时，第一次置入26mm覆膜支架，支架偏小，导致二次放入支架，对动脉造成一定损伤，且第二次放入的支架位置偏远心端，未覆盖、封堵第一破口。压迫术后又连续3次出现心包填塞，连续多次开胸清除心包积血，增加了感染发生机会，致患者最终真菌菌血症及心脏赘生物感染无法控制，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的后果发生。被告的一系列过错，严重侵犯了患者何后龙的生命权，同时也侵犯了原告的知情同意权，并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5条、第57条、第58条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淮南朝阳医院在庭审中辩称：原告亲属何后龙罹患“主动脉夹层”，该疾病死亡率高，治疗效果不确定。被告诊断明确，依据术前影像资料、检查结果决定手术是患者本人、同学及医院共同研讨的结果，术前风险告知充分，术后出现并发症医方已全力救治，多次院内外会诊，主治医师在床旁看护长达数日不归家，几乎每一步治疗方案都是在同学群中反复研判而决定，且治疗效果较佳，患者系因后期菌血症感染而死亡，与手术治疗并无直接关系。原告诉请分项部分缺乏依据或不合理，请求依法公正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被告提交的医疗机构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部分住院病历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出院小结、淮南华健医院出院记录、上海华山医院及静安分院门诊病历及出院小结、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院记录，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2.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用票据，经审查，该份鉴定意见书是由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后作出，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的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鉴定费用是因鉴定而产生的，本院依法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医疗费用票据及凭证，经审查，患者何后龙在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1447171.41元，其中个人支付1023361.62元；门诊票据六张合计42259元、安徽省增值税发票14张共计46710.7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余淮南市中心血站票据4张，缴款单位为华健医院，本院依法不予确认；省中医院中药处方笺、淮南市医保卡消费凭证、上海汇丰大药房销售凭证及4张小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了款项或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确认。4.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用部分票据，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5.原告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翔与何后龙系夫妻关系。何旭系何后龙的儿子。2016年3月23日，何后龙因“后背部疼9小时”到淮南朝阳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1.主动脉夹层（BeBakeyI型）；2.高血压（3级、极高危）。入院后给予镇痛、镇静、控制血压、心率等治疗，予以完善相关检查，于当日夜间急诊入手术室，在体外循环及全麻下行“降主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术中手术部位出血较多，考虑降主动脉外膜破裂，遂予纱布填塞，延迟关胸。于3月24日凌晨转入ICU进行监护治疗。术后第一天何后龙发生3次心包填塞，均急诊床旁行开胸止血及血块清除，并继续予以输血改善贫血及凝血功能、循环支持等治疗。同时何后龙术后一直无尿，诊断急性肾损伤，予以持续CRRT治疗。3月25日晨血气分析（70%氧浓度）PH7.41，PCO236.7mmHg，PO246mmHg，氧和指数仅66mmHg，诊断ARDS，继续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并根据何后龙血气情况调整呼吸机参数，以及配合CRRT晶体液负平衡等治疗。由于何后龙出现高热，且在ICU多次床旁开胸，抗生素治疗上予以使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联合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同日胸腔B超提示双侧胸腔积液，3月26日凌晨予以保留右侧胸腔闭式引流术，后何后龙循环情况逐渐改善，于3月26日夜间入手术室关胸。3月29日复查B超提示右侧胸腔无明显积液，左侧胸腔积液增多，予以拔除右侧胸腔引流管以及心纵膈引流管，并留置左侧胸腔闭式引流，3月30日左右何后龙病情较前明显改善，神志转清，循环稳定，血管活性药物停用，尿量恢复正常，氧和指数改善至200mmHg以上。但何后龙肺顺应性一直极差，呼吸机压力支持18cmH20（包括PEEP4cmH20），不能脱离呼吸机。3月29日拔除纵膈引流管后，何后龙出现切口渗血，量较多，4月4日短暂脱离呼吸机后复查CT提示：两肺渗出、水肿及双侧胸腔积液较前稍吸收、减少；心包积血较前增多。予以拔除左侧胸引流管，并予以从原心纵引流管出口处重新置入16F导管一根，接持续负压吸引，第一天引流约470ml血性液体，后逐渐减少，同时切口渗血逐渐改善。重置心纵引流管当晚，何后龙出现发热，最高38.5℃，予以激素应用后体温下降至正常。由于何后龙一直不能脱离呼吸机，4月6日予以行气管切开术。4月4日拔除左侧胸腔引流管后，左侧胸壁穿刺部位一直有较多血性液体渗出，4月6日胸片检查提示纵膈明显增宽，复查B超提示心包积液、左侧胸腔积液较前增多，予以重新留置左侧胸引管。4月8日患者出现39℃高热，抗生素予以调整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联合利奈唑胺以及卡泊芬静加强抗感染治，4月9日、4月10日何后龙均出现寒颤高热，体温39℃以上，多次复查胸片，提示纵膈逐渐增宽，动态B超提示心包积液逐渐增多，考虑心包慢性填塞以及纵膈感染，4月10日上午心外科予以在床边行剑突开窗心包腔内引流术，第一天引流350ml，后逐渐减少，行心包引流后何后龙体温恢复正常，期间开始间断脱离呼吸机，4月12日复查胸部CTA提示：1.主动脉夹层支架置入术后改变同前相仿，假腔内仍见造影剂填充。2.两肺散在渗出、水肿及右侧胸腔积液较前进展，伴右下肺膨胀不全；前纵膈、降主动脉旁、心包积血较前稍减少。4月12日予以留置右侧胸腔闭式引流管。4月15日心包引流仅20ml，复查胸部CT提示：两肺渗出××变较前减少，右侧胸腔积液较前明显减少，余胸部心脏大血管、上腹部情况同前变化不大。4月16日夹闭引流管，抗生素治疗上予以调整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磷霉，抗真菌治疗继续应用。4月17日上午拔除心包引流管，4月17日下午何后龙再次出现发热，最高38.5℃，抗生素未做调整。4月20日何后龙家属考虑何后龙病情重，要求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后何后龙被转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淮南华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于2017年1月30日晚，经抢救无效死亡。何后龙门诊及住院期间共花去医疗费1489430.41元，其中，个人支付医疗费1065620.62元；外购药花费46710.7元。2018年3月27日，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委托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就淮南朝阳医院对何后龙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6月8日，该中心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8]医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载明：根据送检材料，结合被鉴定人何后龙整个诊疗过程，参照临床医学理论，对淮南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分析如下：1、被鉴定人何后龙死亡后未进行尸体检验，准确判断其死亡原因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根据被鉴定人的诊疗情况以及死亡经过，并结合听证会上医患双方的陈述意见，分析认为被鉴定人的死亡原因为主动脉夹层多次术后、真菌败血症致呼吸衰竭死亡。2、主动脉夹层DeBakey分型：Ⅰ型起自主动脉近端，延伸到头臂血管以下；Ⅱ型起自同一点但限于升主动脉；Ⅲ型起自降主动脉在左锁骨下动脉开口以下……。2016年3月23日，被鉴定人何后龙因“后背部疼9小时”到淮南朝阳医院就诊，根据被鉴定人的临床表现以及胸部CTA结果，医院诊断为主动脉夹层（DeBakeyⅠ型）。经鉴定人以及临床专家阅读影像学片，认为2016年3月23日胸部增强CT显示：右位主动脉弓，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右颈总动脉，右锁骨下动脉依次从主动脉发出。夹层的假腔范围从右颈总动脉起始部水平开始，向下至腹腔干上方水平。第一破口位置应在右锁骨下动脉起始部，向近心端逆撕至右颈总动脉起始水平。因此被鉴定人主动脉夹层分型应为DeBakeyⅢ型或StanfordB型。医院初步诊断为主动脉夹层（DeBakeyⅠ型），主动脉夹层的诊断正确，但分型不正确。3.主动脉夹层治疗方案及原则：一旦疑及或诊为本病，即应住院监护治疗。（1）内科治疗：控制疼痛；降低与控制血压；减慢心率；降低心肌收缩力。（2）介入治疗：①血管内支架置入：置入受压迫的血管分支，使塌陷的血管开通；②内膜片造口术：适应于假腔明显扩大并影响远侧血液供应或假腔明显扩大、有破裂危险者。带膜支架置入封闭原发破裂口，其适应症为直径大于5cm或者有并发症的急性期或慢性期B型主动脉夹层。（3）外科治疗：适应症为：①A型夹层；②B型夹层伴有以下情况时：夹层导致重要器官缺血、动脉破裂或将要破裂形成梭性动脉瘤以及夹层逆行延展累及升主动脉。被鉴定人何后龙主动脉夹层为DeBakeyⅢ型或StanfordB型，无主动脉破裂征象以及重要器官供血障碍等临床表现，故针对被鉴定人的病情，应首选介入治疗。4.医院在为被鉴定人何后龙行主动脉弓置换术中发现升主动脉未见夹层，主动脉弓部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右头臂干未见夹层，后根据术前CT检查推测夹层位于降主动脉，遂行介入治疗，于降主动脉内置入26mm覆膜支架，后发现支架偏小，遂取出后重新置入28mm覆膜支架。针对主动脉夹层一般选择支架直径大于动脉近端锚定区直径0-10%，根据被鉴定人2016年3月23日术前CT测量，右锁骨下动脉开口处主动脉直径大约在27-28mm,故选择支架直径应在27-31mm。本案手术过程中第一次放置26mm覆膜支架，发现支架偏小，取出后重新置入28mm支架，第二次放置支架直径合适，但是从2016年4月12日复查CTA看，支架位置偏远心端，未覆盖、封堵第一破口，介入治疗的效果欠佳。5.被鉴定人何后龙术后延迟关胸、反复心包填塞的原因是活动性出血。考虑出血原因为：（1）从2016年4月12日复查胸部CTA看，放置支架偏短、位置偏远心端，未能封堵第一破口是其出血的主要原因。（2）术中第一次置入支架偏小，取出后更换第二枚支架过程中对动脉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与出血也有一定的关系。6.被鉴定人何后龙术后出现反复感染与手术打击、大量失血、延迟关胸局部暴露等因素有关，后发生呼吸衰竭而死亡。综上，淮南朝阳医院对被鉴定人何后龙的诊疗行为存在主动脉夹层分型不准确，术式选择欠佳以及支架放置位置欠妥的医疗过错，该过错的诊疗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手术损伤相对较大、大量失血以及延迟关胸等情况，上述情况与被鉴定人反复感染以及器官衰竭有关，故分析认为医院过错诊疗行为与被鉴定人因呼吸衰竭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过错责任参与度（责任程度）问题，是法医学鉴定的难点，在科学技术层面和法律实务层面都有不同的观点，从法医学鉴定的技术层面准确划分责任比例较为困难。具体到本案，被鉴定人何后龙所患疾病的主动脉夹层，该疾病发生严重后果的风险较大，死亡率高，治疗效果也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分析认为其死亡后果是其自患疾病与过错诊疗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参照法释（2017）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从法医学司法鉴定的技术角度分析，认为淮南朝阳医院过错的诊疗行为在被鉴定人死亡后果形成中的原因力与其自身疾病因素为同等原因。鉴定意见：淮南朝阳医院对被鉴定人何后龙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原告方为此次鉴定共支付鉴定费用15000元。因赔偿事宜，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起诉来院。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及举证、质证，结合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对患者何后龙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二、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依据，能否得到支持？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对患者何后龙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由于医疗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就被告对患者何后龙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参与度是多少，本院委托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根据鉴定意见，淮南朝阳医院对被鉴定人何后龙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针对本案专业问题已作充分阐述，出具的鉴定意见有其专业依据，且该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依法予以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指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未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技术规范所规定的注意义务，在医疗过程中发生过错，并因这种过错导致患者人身损害所形成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是医疗机构医疗行为有过错、造成了损害后果，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因淮南朝阳医院在对患者何后龙的诊疗行为存在主动脉夹层分型不准确，术式选择欠佳以及支架放置位置欠妥的医疗过错，该过错的诊疗行与何后龙因呼吸衰竭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淮南朝阳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根据鉴定意见，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故淮南朝阳医院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二、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依据，能否得到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前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对于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1.医疗费1163661.18元，根据本案证据显示，患者何后龙在住院期间花去医疗费中个人支付1023361.62元、门诊费用42259元及外购的白蛋白、达托霉素等46710.7元，合计1112331.32元，有医疗费票据、病历、淮南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单等相互印证，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余费用，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2.护理费41591.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650元、营养费15650元、丧葬费32575元、死亡赔偿金68786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3.交通费5000元，结合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以及实际住院天数，本院依法予以支持；4.误工费71548.67元，何后龙生前系淮南华健医院医生，按照法律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何后龙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期间实际减少的收入为31161.88元，故误工费应为31161.88元，原告该项主张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5.鉴定费15000元，原告提供的鉴定费票据与鉴定意见书相互印证，本院依法予以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原、被告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为50000元。综上，原告各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在对患者何后龙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何后龙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淮南朝阳医院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978409.82元（医疗费1112331.32元+护理费41591.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650元+营养费15650元+交通费5000元+丧葬费32575元+死亡赔偿金687860元+误工费31161.88元+鉴定费15000元=1956819.64元×50%）、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两项合计1028409.8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淮南朝阳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翔、何旭各项损失978409.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两项合计1028409.82元；二、驳回原告刘翔、何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38元，由原告刘翔、何旭负担1012元，被告淮南朝阳医院负担1372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樊 瑾审 判 员  郝荣琦人民陪审员  马莉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杨晓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