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28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君哲，男，196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现住浙江省金华市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奇，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杰，女，197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河北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君哲因与被上诉人王艳杰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2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君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632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欠款本金269649元。支付欠款利息50724.72元（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从2014年4月12日暂时计算至2017年10月23日，以后顺延)；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王艳杰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欠黄锡琦货款269649元，黄锡琦将此债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原审判决中虽然没有单独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认定，但从原审判决表述中可以理解为已经对此作出了认定，上诉人对该问题的相关认定没有异议。二、原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具有证据效力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提交的浙江豪派皮革有限公司出库单、丽水至河北白沟专线货物运输单，用来证明黄锡琦给被告提供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总价。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认定具有证据效力是错误的。该案的债权是被上诉人王艳杰拖欠黄锡琦货款，没有证据证明浙江豪派皮革有限公司和黄锡琦是同一人，被上诉人用其与浙江豪派皮革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凭证来证明黄锡琦提供给被上诉人货物，没有逻辑关系，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也对此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而原审判决却对该证据认定有效，明显属于认定错误。2、安新县张村永旺制鞋厂营业执照及经营者李永旺身份证复印件、容城县腾达制鞋厂营业执照及经营者刘浩的身份证复印件、安新县欢鸟王制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杨发军的身份证复印件、2014年11月10日黄锡琦出具证明，上述证据证明相关鞋厂从被告处购进黄锡琦提供的货物，因质量不合格给鞋厂造成损失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认定具有证据效力是错误的。首先。就判决书内容而讲，几个人的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复印件，原审判决认为这些证据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继而认定具有证据效力，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其次，法庭上是否还提交了其他证据，分别是什么，是如何用来证明，是证明的什么事项，原审判决对于没有在判决书中列明的证据是不是做了认定？判决书明显缺失对相关证据的说明，而后面却对该组证据证明内容予以了支持，明显错误。再其次，该组证据的属性，明显属于证人证言，对于证人证言，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开庭审理时，并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该组证据明显属于无效证据，而原审法院却对该证据予以了认定，明显错误。另外，对于该组证据中2014年11月10日黄锡琦出具的证明，法律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原审判决在上诉人没有提交原件或原物的情况下，也没有核实该证据的来源，即将该证据认定具有证据效力，明显错误。3、库存照片，证明被告存放应退回黄锡琦的牛皮绒300余件及因牛皮绒质量问题造成永旺鞋厂无法销售的库存残鞋。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认定具有证据效力是错误的。原审判决没有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作出调查和核实，被上诉人是从事鞋材经营多年的专业的鞋材贸易商和供应商，与多个供应商合作，也有自己的多个客户，在自己处或者在他人处拍几张这样的照片，甚至库存中留存一些残次品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对于照片或者实物核实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是最核心的内容，而原审判决无视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的事实，采取了只要是被上诉人有证据提交就可以认定的态度，明显失去判决的严肃和公正。对该组证据的认定极其错误。4、对于原审判决调取的(2017)冀0632民初948号卷宗中，上诉人出示的2015年4月10日黄锡琦出具的业务往来经过，证明黄锡琦曾经多次催促过王艳杰退货，同时黄锡琦也同意被告方的退货意见，双方存在300件货物需要退还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效力上诉人不持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审判决对于该证据证明内容是否支持并没有说明。该业务来往经过中说的内容是：“王艳杰提出有300件鞋材要退货，我方多次催促王艳杰退货或者付货款给我方，但王艳杰一直没有办理。很明显的含义是王艳杰提出有300件货要退货，对于一个被欠款制约的供应商的态度非常明显，也非常正常，即：你说有货要退就退，你想退的就退，欠的款该给的给。并没有确认双方存在300件货物需要退还的事实，而是表明的对于自己客户提出要求给出的积极态度。三、原审判决基于没有依据的、错误的当事人陈述和证据认定，对对账函载明的“有返货300件左右”，认定“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返货的原因系黄锡琦供给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未销售的货物价值不小于未结清的货款269649元，故黄锡琦应及时将货物取回，被告不应再支付此笔货款”的认定既无证据证明，也无法律依据。1、就双方当事人陈述，在上诉人另案提交由该案调取的黄锡琦出具的业务来往经过，证明黄锡琦和被上诉人在对账确认函出具时点被上诉人提出有300件货物要退货，具体有没有该300件货物、到底有多少双方并没有确认，黄锡琦催促被上诉人退货或者付款表明的是黄锡琦作为卖方的态度和无奈。所以，双方并没有确认300件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更没有提到过存在产品质量问题。说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是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没有得到黄锡琦或者上诉人的认可。依据法律规定，对于被上诉人陈述的案件事实，上诉人没有认可，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对于没有上诉人认可也没有举证证明的被上诉人的陈述，不应当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因此，对于黄锡琦供给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认定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属于错误的认定。2、就被上诉人为证明300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提交的所有证据，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文对证据及质证已经陈述和分析）,上诉人没有认可。原审判决对没有得到认可的、明显不存在关联性的单方证据进行了证据效力的认定，并依据此错误认定来进一步认定300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猜测，既不存在逻辑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3、退一步讲，即使该300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在对账确认函中说有退货300件左右，黄锡琦也同意退货，那为什么不退货呢？并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在对账确认函签订后4-5个月后，被上诉人还将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出售给其客户，极其明显的自相矛盾的陈述和证据。原审判决竟然也认定其具有证据效力，并继而认定存在质量问题，对上诉人严重不公。4、就货物价值而言，全判决书不管是证据证明还是当事人陈述，都没有提及和确认未销售货物的数量、价值，原审判决凭空臆断出未销售货物的价值，并凭空认定未销售的货物价值不小于未结清的货款269649元。原审判决的不公及对上诉人权利的侵害显而易见。退一步讲，拖欠黄锡琦的货款是精确金额269649元。就是说被上诉人最多也就有269649元的货物存在，怎么出来的不小于这个数的，可见原审判决也是对是否存在这300件货物以及存在的货物是不是黄锡琦供应的也是不确定的。5、假如300件货物存在。也存在质量问题，并且未销售货物价值不小于未结清的货款269649元。就认定“故黄锡琦应及时将货物取回，被告不应再支付此笔货款”，既没有证据基础，也没有任何逻辑可谈。假设存在上述情况，货物是应该由被上诉人及时退回还是应该由上诉人及时取回，也不应该由原审判决毫无依据随意作出认定。是退回还是取回，本身首先应该依据当事人双方约定，对账确认函中被上诉人注明“有退货300件左右”而不是“有待取回货物300件左右”就已经非常明确双方的约定是如果存在可以退货的条件，应当由被上诉人退回，而原审判决却依职权作出了“黄锡琦应及时将货物取回”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该认定还与前面的认定相互矛盾。前面对于依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前述被上诉人的第4组证据，原审判决是作出了认定的，认定了该证据的效力，就是说对于黄锡琦曾经多次催促过王艳杰退货，黄锡琦同意王艳杰退货已经作出了认定，那么，为什么到后面又认定为“黄锡琦应及时将货物取回”？前后相互矛盾的认定，可见原审判决对于当地被上诉人的极大偏袒、特别照顾，和对上诉人的极大不公形成鲜明对比。6、还是假如300件货物存在，也存在质量问题、那双方在业务中对产品发生质量纠纷、就应按照质量纠纷的法律规定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被上诉人在自收到货物两年内并没有通知黄锡琦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应视为对黄锡琦交付的货物质量符合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并未对被上诉人提出质量问题的时间进行审理和认定，对被上诉人收到货物四、五年后提出质量问题法院是否支持作出认定，而直接在原审判决的结论部分认定“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退货的原因系黄锡琦供给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同时对于四、五年前发生纠纷的货物（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否存在这四、五年前的货物）认定“不小于未结清的货款269649元”，继而被上诉人不需要支付贷款。该认定不符合逻辑、没有证据支持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极其错误。四、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签订对账确认函后，双方仍有业务往来，因黄锡琦供给被告的货物由被告销售给其他相关鞋厂后出现质量问题，导致双方没有及时结清货款”，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支持，该认定错误。该事实认定的是，签订对账确认函后，双方仍有业务往来，后来出现了质量问题。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账确认函后双方的业务往来，原审判决作出该认定没有任何依据，是错误的。退一步讲，假若存在质量问题，原审判决也没有对是对账确认函签订之前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是对账确认函中标注的300件就是有质量问题的，还是对账确认函签订以后又出现的质量问题作出认定，而不对此问题作出认定，就不可能厘清这300件货物与拖欠货款的关系，最终的判决结果也不会产生公信力。五、原审判决依据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认定，继而没有依据作出被上诉人不应再支付此笔货款，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原审判决作出事实认定依据的是当事人陈述和双方提交的经质证的证据。对于被上诉人陈述的案件事实，上诉人没有认可，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不应当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几组证据，要么没有关联性，要么与欲证明的内容不符。原审判决是依据这样的当事人陈述和证据作出的事实认定，加上臆断的货物数量和货物价值，依职权确定黄锡琦应该取回货物，被上诉人不应再支付此笔货款。继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整份判决严重缺乏逻辑，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公信力可言，作出的最终结论完全错误。六、对于对账确认函中标注的“有退货300件左右”表达的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这300件货物的有无、是否是黄锡琦提供的货物、提及退货为何未退货、提及退货后为何又销售给他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都需要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如举证不能，被上诉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就商业活动的一般认识，作为一个具有多年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工商经营者（安新县法院的被上诉人诉其他债务人的判决中记载被上诉人最迟从2012年就开始相关业务活动）,应该清楚自己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自己的文字表达和签字的含义。如果真如被上诉人陈述的有300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不在对账确认函中明确说明、反而对欠款的精准金额作出确认是不合乎常理的。同时，是退货给供货人还是由供货人来提货，无非是涉及300件货物的运费谁来承担的问题，300件货物的价值和退货运费谁承担的问题相比，一个正常理性的人都会有对是牺牲300件货物的价值还是牺牲300件货物的运输费用作出明确的判断，何况还有拖欠的供货人近27万的货款未付，并且还可以采用退一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来商议解决运费问题等最简单不过的方法来处理，会任由产品过期无法使用吗？还占用自己的仓库？如果真如被上诉人陈述的有300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还在对账确认函签字后4-5个月后将货物销售给他人？对不符合常理的陈述，也没有证据来支持，原审判决对此作出支持的认定是根本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中存在着太多的上诉人无法理解的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无依据认定，甚至是不用任何事实就臆断、杜撰出来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缺乏最基本的法律逻辑、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相互矛盾，大量的认定没有依据。部分证据认定违反法定程序，最终作出的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贵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查清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王艳杰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关于答辩人提交的标示有浙江豪派皮革有限公司的出库单，出库单系黄锡琦和其妻子陈美聪出具。且在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4月10日黄锡琦出具的业务往来经过的落款处，有“浙江豪派皮革有限公司”字样，黄锡琦一直以浙江豪派皮革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答辩人从事商业往来。不是上诉人所辩称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黄锡琦提供的牛皮绒由安新县欢鸟王制鞋有限公司、安新县张村永旺制鞋厂、容城县腾达制鞋厂用于制鞋。牛皮绒出现绒面脱胶，给制鞋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黄锡琦本人亲自到各鞋厂现场查验，确认了牛皮绒存在的质量问题，并口头承诺予以解决。鞋厂作为法人单位对客观事实进行证明，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没有任何依据即凭空否认证据效力，于法无据。第三，关于答辩人提供的库存照片。在一审诉讼中，2018年11月8日一审法院和上诉人的代理人到答辩人库房查看库存的牛皮绒及库存残鞋，现场与照片完全一致，上诉人的代理人还用手机拍照和录像，上诉人所辩称的“在自己处或者在他人处拍几张这样的照片，甚至库存中留存一些残次品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纯属狡辩。第四，关于库存货物的数量。2014年4月12日答辩人与黄锡琦对账，黄锡琦作为货物供应商，双方对货物库存数量均知悉，否则其会当场对答辩人在对账确认函中标注的300件数量提出质疑。第五，关于退货。牛皮绒出现质量问题之后，黄锡琦自到鞋厂现场查验之后，中断了与答辩人的联系。制鞋厂家找不到黄锡琦，就多次找答辩人要求赔偿，答辩人迫不得已赔偿了鞋厂20万元。答辩人多次设法与黄锡琦取得联系均无果，由于无法沟通协商退货事宜，也没有明确的退货地址，客观上答辩人无法单方自行退货。货物长期在答辩人租赁的仓库存放，答辩人为此支出仓储费用，实属无奈之举。第六，关于答辩人库存数量。双方在出具对账确认函之后，继续有业务往来。一审中答辩人提供了出库单、库存清单，出库单中有明确的货物金额，载明的数量均大于对账函中的货款金额。二、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答辩人出具的对账确认函中明确载明“有退货300件左右”，这是经双方协商，对没有销售货物做退货处理的约定。当时，黄锡琦让暂时存放在答辩人处，随时取货。因此，黄锡琦转让给上诉人的债权实为300件货物的所有权。上诉人受让债权后，有权要求取回货物。在黄锡琦给上诉人出具的业务往来经过中明确表示“王艳杰提出有300件鞋材要退货”，故上诉人对此债权的状况是明知的。三、黄锡琦与答辩人之间存在产品质量纠纷。黄锡琦提供的牛皮绒绒面脱胶，不仅给制鞋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答辩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答辩人商誉尽失，生意一落千丈。黄锡琦惧于承担赔偿责任，失去联系。在此期间，黄锡琦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通过此种方式规避责任。为此，答辩人在多次与上诉人的诉讼中，屡屡要求黄锡琦本人到庭均未果。黄锡琦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提供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应当承担退货、赔偿损失的责任，上诉人在知晓债权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受让债权，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公正。上诉人向法院主张货款，并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拒收货物、拒担损失。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中答辩人欠货款、有退货、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仅主张给付货款，那答辩人处的退货如何处理。如果一味判令答辩人给付货款，将显失公平、公正。答辩人在本案中承担的仅为退还货物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无误。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君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26964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50724.72元（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从2014年4月12日暂时计算至2017年10月23日，以后顺延）；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艳杰与黄锡琦自2013年开始有购销牛皮绒业务往来关系，黄锡琦供给被告王艳杰货物，由王艳杰销售，后经被告王艳杰与黄锡琦对账，双方签订财务对账确认函，确认函载明：“经双方财务人员对账，结算，截至2014年4月12日，我单位尚拖欠黄锡琦货款人民币贰拾陆万玖仟元整（￥269649元），（有退货300件左右）对账确认人：王艳杰2014年4月12日6月11号欠1652”。签订对账确认函后，双方仍有业务往来，因黄锡琦供给被告的货物由被告销售给其他相关鞋厂后出现质量问题，导致双方没有及时结清货款。2015年1月20日，黄锡琦将其与被告王艳杰对账确认函所涉债权转让给原告王君哲，并出具书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债权转让协议，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三台镇王艳杰欠本人货款269649元，今将此债权转让给王君哲，并由王君哲实现，黄锡琦，2015年1月10日”。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的（2017）冀063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对账确认函所载明的货款269649元转让给原告，并确认已通知了被告。原告王君哲以此为依据向我院提起债权转让合同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黄锡琦将与王艳杰业务往来过程中货款269649元的债权转让给王君哲所有，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王艳杰主张在对账过程中因黄锡琦供给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现有价值不少于此笔货款的货物积压库存，应退货处理，故不应再支付货款的抗辩是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经双方对账确认，被告王艳杰与黄锡琦确有269649元未结清的问题，但该对账函也载明有300余件退货的问题，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退货的原因系黄锡琦供给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未销售的货物价值不小于未结清的货款269649元，故黄锡琦应及时将货物取回，被告不应再支付此笔货款。被告抗辩的事实和理由予以成立，原告要求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君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6元，由原告王君哲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证据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1314民初4957号民事判决，证明：1、2014年11月10日，黄锡琦向京圣鞋材出具的字据的来源以及黄锡琦向法院对该字据的说明，以及法院对该字据的认定；2、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3、黄锡琦向京圣鞋材供应原料是2014年4月13日以后；4、法院对鞋子出现质量问题涉及的因素有多种认定。第二份证据，即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2民初959号民事判决，用来证明被上诉人对于质量问题是非常清晰的，即质量问题会受生产工艺、制鞋技术、制鞋流程等多方面影响。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一，可以证明黄锡琦不仅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产品质量问题存在纠纷，且与京圣商贸公司也存在质量问题的纠纷，可以充分证实，多家鞋厂在使用黄锡琦提供的皮革后出现绒面脱胶的情况，其提供的牛皮绒存在质量问题。法院并未支持黄锡琦的全部诉讼请求，仅支持了一半货款，也证明法院认可是因为皮革的质量问题给京圣鞋材造成了经济损失。对于证据二，涉案中的皮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皮革也不是黄锡琦提供的。该质量问题是因为制鞋厂家混淆了耐水解与不耐水解的皮革所产生的鞋品问题。本院认为，公民和法人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本案中，2014年4月12日被上诉人向黄锡琦出具的财务对账确认函中，虽被上诉人王艳杰确认其尚欠黄锡琦货款269649元，但该确认函上明确标明“有退货300件左右”。2015年4月10日，黄锡琦在其出具的业务来往经过中，亦说明“……王艳杰提出有300件鞋材要退货，我方多次催促王艳杰退货或者付货款给我方……”。被上诉人称黄锡琦提供的牛皮绒绒面脱胶，不仅给制鞋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被上诉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其商誉尽失，生意一落千丈。其迫不得已赔偿了各鞋厂共计20万元。有安新县欢鸟王制鞋有限公司、容城县腾达制鞋厂及安新县张村永旺制鞋厂三家出具的赔偿损失证明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黄锡琦向被上诉人王艳杰提供的牛皮绒鞋材存在质量问题，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因被上诉人与黄锡琦就鞋材的质量问题尚未解决，即被上诉人与黄锡琦之间的269649元债权并不是双方无争议的债权，因此，上诉人与黄锡琦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有瑕疵的，上诉人据此协议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显然不当。因此，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君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6元，由上诉人王君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亚男审判员  赵春林审判员  刘 斌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