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34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起，男，196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艳，女，196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习，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彦，女，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艳军，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森，男，196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系被上诉人之夫。 上诉人李桂艳、王起因与被上诉人王彦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4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起、李桂艳的上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民初字第498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对石家庄市桥西区（以下简称3003室）房产具有合法的财产权利，是名副其实的产权人，该房屋不属于被上诉人母亲所称的家庭财产。涉案房屋系上诉人购买的公租房拆迁置换所得，上诉人在公租房改制前就在桥东区东华街道经纬胡同民合里8号居住。1998年石家庄市房产管理局与上诉人李桂艳签订《市直管公产平房住宅出售协议》由李桂艳购买桥东区东华街道经纬胡同民合里8号南房一间，后因这间房屋被拆迁，2006年河北嘉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市东房城市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李桂艳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2015年李桂艳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石房权证西字第××号）。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案涉房屋拆迁前是其母亲承租的公租房，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在2018年的第一次庭审笔录第7页，法官“原告，庭下提交原被告母亲名下的承租的房屋协议”，原告“好的”。但是在第二次庭审笔录第3页中，法官问协议，被上诉人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至此案件的第一个关键事实产生：3003室究竟是刘某承租的房屋因拆迁所得，还是直接来源于上诉人李桂艳的房产。对此问题李桂艳上述两份协议一份产权证书三份证据环环紧扣充分说明了3003室的历史来源。但是对于本事实被上诉人却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在法院明确要求其提交本份证据时仍以各种理由推诿，那么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是一审法院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在一审判决书中竟然只字未提，更不用谈对其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判断，然后在一审判决中作出3003室是家庭共同财产的错误认定，不知道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刘某承租的公租房的情况下，如何认定3003室是刘某的家庭共同财产？ 二、一审法院认可的所谓家庭财产分配方案根本不存在。1.被上诉人主张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中的关键事实是虚假的不存在的。按照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陈述：该家庭财产分配方案存在的前提是其母亲刘某名下的16平方米的房子和上诉人名下的7平方米（实际上是9.88平方米）的房屋拆迁政策不同，大的能换三居室，小的能换二居室，为了能得大房子所以上诉人同意把小房子给了被上诉人。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本院要求原告提交拆迁安置政策，从政策上看不出7方米和16平方米的被拆迁安置房屋能够调换房屋的大小不同。”既然大房子和小房子能够置换的房屋没有区别，上诉人何苦要和刘某的房屋置换？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拆迁手册可以证明：被拆迁房屋面积小于30平方米的，贴近产权面积进行调换，也就是上诉人的房屋和刘某的房屋都可以置换两室的房屋一套，如确实住房紧张需要扩大面积的，必须一次性结清100%产权调换房屋差价款，因此上诉人自己的房屋也可以交清全款后置换成三居室，没有必要用刘某的房屋置换成三居室。上诉人之所以把刘某的房屋置换成三居室是因为刘某一直都承诺她的房屋都给上诉人王起，1998年公房改制的时候还让二上诉人出资购买她名下16平方米的公租房，之后刘某把她名下的三居室过户给上诉人王起是其之前就承诺过的，和本来就不存在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无关。2.一审中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基础是存在所谓的家庭分配方案，其唯一的证据是其母亲刘某的证言，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证人刘某陈述的事实和本案基本事实相互矛盾。按照刘某的陈述（见一审判决书第四页第三段），案涉房子经过两次拆迁，刘某称其房子最早是南屋北屋四个门，都是十几平方米，第一次拆迁给了两套，16平方米的给了儿子，7平方米的给了女儿，登记在上诉人李桂艳名下。但案件的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市直管公产平房住宅出售协议》可以看出1998年李桂艳购买的其现住的房屋，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十几平米的房屋置换的事实，更不存在拆迁的事实。其次其承认16平方米的给了儿子，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7平方米的给了女儿，却登记在上诉人李桂艳的名下，给儿子的不登记在儿子名下，给女儿的不登记在女儿名下，证人在庭上的证言和1998年登记的事实行为相互矛盾，不符合常理。（2）被上诉人从小到婚前随刘某一起生活，上诉人王起从小到婚前随父亲一起生活。证人与被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证言明显有利于被上诉人，而且证人已经近80岁高龄，在法庭上所陈述的证言是否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得而知，其证言证明力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按常理只有形成书面的东西才能称为方案，既然是对家庭财产的分配方案，更需要家庭全体成员的签字认可，具体到本案中需要王起、王彦及其父母共同签字认可，但是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并没有提交任何书面的东西来证明。“孤证不能定案”，就是否存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而言，只有刘某一个人的证言根本无法证明此问题，且其主要内容与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严重不符。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刘某证言主要内容是虚假的情况下仍然认定其证人证言的效力，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 三、被上诉人提供的短信不能证明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属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短信的内容并不构成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此条规定构成民事诉讼中的自认规则，通过上述规定可以明确“自认”只能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而案涉的手机短信据被上诉人所称早在2017年5月5日形成，而非诉讼过程中形成，显然不构成法律上的自认。其次，本手机短信从形式上看属于传来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本份证据的原始载体。本份证据是署名“孙森”手机所发，经过了“孙森”的转发。众所周知，电子证据的特点之一是其易篡改性，所以尤其需要法庭核对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本案一审法院在未核对手机短信原始载体的情况下，直接对该证据进行认定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再次，从短信的具体内容看，也根本无法得出一审法院认定的结论。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本份证据文字内容分析，里面出现了“你们居住的房屋”“你房”两种表述，关于如何理解其具体内涵需要结合短信的全部内容来分析：1.“你们居住的房屋”与“你房”在本短信中是否指同一套房？上诉人认为就此短信从内容上看是指同一套房，且对房屋的产权和使用情况界定得非常清楚：房屋登记在“我们”名下，“你们”只是居住，“你房”只是行文的方便对“你们居住的房屋”的简称，而绝不可能得出一审法院所得出的上诉人认可案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的结论，因为如果得出此结论。则根本无法解释下面的问题：如上所述，如果“你房”意味着承认被上诉人有所有权，而“你们居住的房屋”上诉人明确的是被上诉人有使用权，一个房屋承认有所有权（法院认为），一个房屋承认有使用权，则本条短信中出现了两套房屋，那么作为程序启动者的被上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据来证明这两套房产的具体情况，而被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举证，因为结合短信的全部内容看，确实只涉及一套房。2.一审法院对“你房”相关认定，违反了物权法关于共有物处理的相关规定。案涉房屋是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从被上诉人同时起诉王起与李桂艳来看，其对3003室归上诉人夫妻共有的事实是明知的。而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于夫妻共有的重大财产的处置需要夫妻共同作出决定。上诉人王起根本就不认可存在所谓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更不可能把夫妻名下的案涉房屋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而一审法院仅凭“你房”就认定李桂艳认可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但是案涉房屋的共有人还有王起。即使李桂艳认可也不可能产生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的法律后果，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结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即使如法院认定的李桂艳认可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但是其并未征得共同共有人王起的同意，王起也没有事后追认，所以其“认可”的行为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四、关于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151000元借款的目的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151000元的目的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上诉人主张是偿还购买案涉3003室时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而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上诉人替其儿子还欠款，究竟是替儿子还欠款还是还自己的借款，实际上事实非常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法律关系以及王子豪与被上诉人的借贷法律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截然不同而不能相互混同。被上诉人是直接借钱给王子豪，中间并没有通过上诉人，上诉人更非其担保人，上诉人并没有替王子豪还钱的法律责任。所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151000元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偿还案涉3003室的部分购房款，因为除此之外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借贷关系。且被上诉人对151000元的还款早已接受且未有任何异议，更加证明被上诉人也承认上诉人向其借款的事实，从而也就证明了为购买3003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 五、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房产所有款项均由被上诉人支付，并非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固定数额的款项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房屋的房款除了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的一部分，还有原来房屋拆迁的补偿款41214.6元，说明所有的房款不是被上诉人所交，上诉人自己也缴纳了部分房款。另外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支出的相关票据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交给房地产开发商的及其他与购买房屋相关的款项，主要有房款（分两期缴纳，共缴纳了254022元）房地产税（3912.1元）、住宅专项维修基金（1063元）交易手续费（156元），测绘费（20元），以上款项是一次性缴纳，数额随之固定不再变化，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的借款数额随之固定。被上诉人的支出另一类是其入住房屋后因为房屋的使用而产生的包括物业费在内的各项费用，此费用虽然数额在变动但并不是双方的借款。因为上诉人的房屋是由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一直未收其房租，相关物业费等费用由其支付在常理之中。一审法院无视本案事实，借口物业费等费用的变化进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数额也是变化的与事实严重不符。 六、一审判决存在多处错误，且经补正后仍存在多处错误，补正裁定本身又出现错误。一审判决书出现多处错误之处，2019年1月25日上诉人收到一审法院的（2018）冀0104民初498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中对其中的七处错误进行了补正。但是经补正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此裁定书中“（2018）冀0104民初4986号民事判决书第1页第1行“王艳”更正为“王彦”，但是在上诉人手中的判决书中第一行并没有“王艳”证明（2018）冀0104民初4986号民事判决书存在不同的版本，这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另外虽然一审法院已对笔误进行了所谓的更正，但是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判决书第二页王彦写成“王艳”第三页李桂艳写成了“李桂彦”第六页李桂艳写成“李桂彦”一份不到5页的判决书竟然出现了高达10个错误。且已经经过了一次更正裁定，还有多个错误。裁定本身又接着出问题。一个两个三个错误可以理解，但是却出现了10个错误，都是事关当事人姓名及争议房产的关键信息，这不再是简单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的问题，而且出现版本不同的判决书，已经构成严重违法。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以此为基础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正确裁判。但是纵观一审判决书，其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9份证据只字不提，对9份证据的审查认定只字不提，相反却根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歪曲一条转发的短信的含义，故意混淆两种截然不同的借贷关系，把上诉人的合法房屋活生生的判给了被上诉人。事实上被上诉人支撑自己诉讼请求的证据链条已经完全断裂，其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一审法院为了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一审近20份证据中自由的取舍，随意的裁剪，对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在判决书中不做任何的理睬，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却为了使其诉讼请求成立却生拉硬扯，肆意曲解，不仅违反了对证据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更是违反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应当恪守的客观中立。3003室是上诉人李桂艳房屋因拆迁所得，与刘某没有关系，不属于家庭财产，上诉人与被上诉及父母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一审判决在相关事实的认定上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违反生活常识，不符合逻辑推理，对案件的审判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地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王彦答辩称： 一、关于拆迁安置与结算问题。涉案房产拆迁安置时选择户型、楼层、面积等基本事项，均由被上诉人与地产公司商议决定，从始至终，上诉人均未具体参与。在拆迁结算时，也是由被上诉人具体办理，结算原件也由被上诉人保存。 二、关于涉案房产房款交纳事实。涉案房产涉及到的所有房款，均是由被上诉人交付，所有交费原件均由被上诉人保存。被拆迁房产折价补偿款约40000万元，也由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交付上诉人，该事实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并未否认，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母亲刘某及其他亲属均知情该事实。 三、关于交房事实。交房时，按照地产公司要求，需要交纳的天然气入户费、电视入户费、前期物业费、公共照明费、暖气空置费等均由被上诉人具体办理，费用由被上诉人交纳，交费原件由被上诉人保存。 四、关于装饰装修及实际居住事实。涉案房产交房后，被上诉人对该房产进行了装饰装修，并一直居住使用至今。 五、关于该案的起因。上诉人之子王子豪因多张信用卡透支未能如期还款，被纳入银行系统黑名单，无法办理购房贷款。为此，上诉人为给其儿子王子豪支付重庆购房价款，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帮助，具体内容是:请求被上诉人同意将涉案房产办理抵押贷款，支付王子豪重庆房款，等刘某名下三居室房产过户登记到上诉人名下后，再以该三居室办理抵押贷款，偿还前一笔贷款，涂销涉案房产抵押手续后，过户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出于亲情，被上诉人同意了上诉人的建议，并将房产证原件交给上诉人办理贷款使用。在将刘某名下房产过户给上诉人并办理第二笔抵押贷款，涂销涉案房产贷款抵押手续后，上诉人却拒绝将涉案房产证原件交还被上诉人，而是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被上诉人必须放弃父母名下其他房产的继承权，才同意将涉案房产过户给被上诉人。因上述原因，双方成讼。 六、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配偶孙森的手机信息内容可以充分证明上述事实。2017年5月5日，上诉人为实现上述贷款目的，用自己的手机向被上诉人配偶孙森的手机发送了书面信息，明确表示了涉案房子归被上诉人所有，处理好重庆房款事宜后，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的真实表示。 七、上诉人所述因资金紧张借款买房的虚假性。在涉案房产付款期间，上诉人购买了车位两个，每个车位9万元，共计18万元，而涉案房产在扣除拆迁补偿后，只需房款25万元。上诉人有钱买车位无钱买房的说法，明显违背生活常情，显著虚假。 综上所述，涉案房产的户型、楼层、面积等均有被上诉人选择确定，由被上诉人办理拆迁结算，支付全部房款，由被上诉人支付涉案房产办证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支付交房时前期物业费、暖气空置费、公共照明费、天然气入户、有线电视入户等费用，并由被上诉人装饰装修后实际居住使用至今。根据上述事实，结合2017年5月5日上诉人发送给被上诉人配偶孙森的手机信息，请求被上诉人同意以涉案房产办理抵押贷款的事实，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的证明涉案房产归被上诉人所有的客观事实。 原告王彦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石家庄市桥西区天滋嘉鲤北区6-1-3003号房产归原告所有；2、依法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天滋嘉鲤北区6-1-3003号房产的过户手续；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王起系兄妹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诉争房产是拆迁后回迁安置房。拆迁时，经原告与母亲商议，并经二被告同意，安置给母亲的回迁房归被告所有，安置给被告的回迁房归原告所有。置换后，诉争房产应交纳的房款、契税、公共维修基金等均由原告交纳。2011年1月，诉争房产交付入住，原告办理了入住手续，交纳了相关费用，一直居住至今。2017年，被告因资金紧张，经原告同意，将登记在被告名下的诉争房产抵押贷款，并承诺将母亲名下的回迁房过户到被告名下后，将诉争房产的抵押贷款置换成变更到其名下的回迁房的抵押贷款，置换解押完成后即协助原告办理诉争房产的过户手续。原告将诉争房产给被告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办妥抵押贷款后，被告以各种名义推诿拖延返还该房产的产权证书。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二被告向原审法院辩称，该房产自始至终归李桂艳所有，从没有置换一说，该房屋系被告借给原告居住，当年房款系借款且归还了一部分，综上，原告诉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王起系兄妹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1998年4月，李桂艳与石家庄市房产管理局签订了市直公产平房住宅出售协议，李桂艳购买了东华路经纬胡同民合里8号房产。本案诉争房产系李桂艳名下上述房产拆迁置换而来。当时一起拆迁置换的还有原告与王起之母刘某名下的另外一套房产，即桥西区嘉鲤小区（北区）5-2-2301号房产。上述两套房产已经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其中嘉鲤小区（北区）6-1-3003号房产（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西字第××号、建筑面积94.91平方米）登记在李桂艳名下。嘉鲤小区（北区）5-2-2301号原登记在刘某名下，现已转移登记到王起名下。 原审诉讼过程中，原告为证实上述房产系家庭协商，面积大的一套即原刘某名下房产归被告所有，小的一套即李桂彦（应纠正为李桂艳）名下房产归原告所有，提交了如下证据： 1、交款票据。诉争房产全部房款、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交易手续费、物业费、取暖费、天然气入户费、有线电视初装费、装修等均由原告交纳，原件也由原告持有，并且原告一直居住使用至今。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被告称其无力支付房款，开发商说如果不交钱就要收回，被告向原告借钱时原告提出她出房款，但是要求居住，被告同意了，自始至终被告也没有收租金，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收利息。物业费、暖气费、水电费等费用，都是原告居住期间费用，其应当自行交纳。被告称已经偿还原告151000元，并提交了转账明细。原告称该款是其他费用，原告曾借给被告儿子20万元在重庆买车，转入被告儿子交通银行卡内，后来被告先还10万元，与房子没有任何关系，其余款项为原告与王起父母住院的费用。被告称10万元是被告王起转给王彦的，被告儿子已经三十岁了，他与原告之间的债务往来与被告无关。 原告称被告购买了两个车位，与其陈述无钱购房不相符。被告称车位是摇号取得购买资格，如果不交钱就没有了，9万一个车位，原告购买了两个，都是借的钱买的。 2、被告李桂艳手机发送给原告爱人孙森的手机信息，短信中提到因豪豪（二被告之子）需要，想抵押贷款，想用诉争房产抵押贷款，并提到“你看咱们能不能一起贷……等6.26号了，再把我们住的房子过户，然后办抵押贷款。等款下来了，还了你房的抵押，你们再过户，不知道怎么办了，才出了此下策，你看能行不？考虑好给我个话”。原告认为短信内容构成自认，清楚地说明了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被告李桂艳名下，但实际权利人是原告王彦。 3、原告与王起之母刘某出庭作证称其房子最早南屋北屋四个门，都是十几平方米，拆迁后给了两套，16平方米的给了儿子，7平米的给了女儿，写的李桂艳的名字，因为那几年是分户口可以多给房子，所以就把李桂艳户口分开了，7平米的房子登记在李桂艳名下。后这两套房产再次拆迁，16平方米的换了一套三室的，7平方的换了一套两室的，三室的房产原来登记在刘某名下，现在已经过户到王起名下，过户原因是王起让刘某把房子过户给他，之后抵押贷款，所贷款项用于偿还李桂艳名下的两室房子的贷款，然后李桂艳再过户给王彦，但是其过户给王起后，二被告不给王彦过户。 原审诉讼过程中，二被告称刘某处理她自己名下房产有效，但其无权处分李桂艳的房产。 原审另查明，关于原拆迁安置房产登记在李桂艳名下的原因，原告称拆迁前的旧房子属于房管局直管房，出租给刘某居住使用，租金一直由原、被告一起承担，直到1998年为了适应拆迁安置政策进行了分户处理，按当时老人意思，一户登记在刘某名下，一户登记在被告李桂艳名下。被告称两个老房子的位置在一个院里路的两边，一个西头，一个东头，一个北屋一个南屋，离得很远，原告所说的一户分两套与事实不符，被告这套房子是从其他人手里购买的，在公租房改制之前就入住了，所以在公房出售时才办理到了李桂艳名下。 原审再查明，关于置换房产的必要性，原告称两个房子一个7平方米，一个是16平方米，16平方米的加钱可以要成大平米的，小的就不能要大平米的，刘某愿意让王起要大面积的，所以才置换。被告称根据开发商的拆迁政策，两套被拆迁房均不足三十平米，均只能置换成两室一厅，置换没有意义，被告交了全款才置换成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原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交了拆迁安置政策，从政策上看不出7平方米和16平方米的被拆迁安置房屋能够调换房屋的大小不同。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产虽登记在被告李桂彦名下，但从李桂彦的手机向原告之夫孙森发放的短信来看，被告认可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所以在急于抵押担保借款时征求原告意见。证人刘某证实本案诉争房产原系家庭财产，且刘某已按其所述的家庭财产分配方案将其名下房产过户给王起。上述证据结合诉争房产所有款项均由原告支付，并非原告出借给被告固定数额的款项，诉争房产一直由原告居住使用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诉争房产实为原告王彦所有。被告应配合原告办理变更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坐落于桥****房产（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西字第××号）为原告王彦所有，被告李桂彦（应纠正为李桂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已预交），由二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称1998年直管公产住房出售结算凭证可证实上诉人购房出资6224.4元。被上诉人代理人孙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称，事情是我办的，钱是我交的，一切都是我经手，对上诉人主张的出资事宜不予认可。上诉人对孙森代办相关手续表示认可，但主张已经将现金给了孙森，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始终未能提供将该款交付给被上诉人的有效证据。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的短信的来源做如下说明：为了保存证据，收到这个短信以后就把手机保存下来，现手机卡没在里面用着，二审诉讼过程中出示当时接收短信的原始手机，主张当时这个手机用的手机号码是139××××8802，给我发短信的手机号码是136××××1822，这是李桂艳的手机号。上诉人当庭认可该号码为其所有，认可向被上诉人发过短信，但称是发短信为了进房间评估，且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本院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两套房产嘉鲤小区（北区）6-1-3003号房产登记在李桂艳名下，嘉鲤（北区）5-2-2301号原登记在刘某名下，现已转移登记到王起名下。上诉人主张自始对嘉鲤小区两套房产拥有产权，被上诉人则主张按照家庭协议上诉人应将李桂艳名下房产转移至被上诉人名下。本院认为，虽嘉鲤小区（北区）6-1-3003号房产登记在李桂艳名下，但一审法院经审查自李桂艳的手机发向被上诉人王彦的丈夫孙森手机的短信后认定，上诉人一方认可该争议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被上诉人王彦、故在急于抵押担保借款时才会征求上诉人意见，一审法院该认定符合常理。另一方面，双方母亲刘某一审出庭作证称，置换后三室的房产【嘉鲤（北区）5-2-2301号】原来登记在刘某名下，现在已经过户到王起名下，过户原因是王起让刘某把房子过户给他，之后抵押贷款，所贷款项用于偿还李桂艳名下的两室房子【嘉鲤小区（北区）6-1-3003号】的贷款，然后李桂艳再过户给王彦，但是其过户给王起后，二上诉人不给王彦过户了。原审法院结合双方母亲的证言、李桂艳发送给被上诉人丈夫孙森的短信、诉争房屋的房款交付情况及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综合认定该房屋实为被上诉人王彦所有，该认定符合常理。 上诉人主张东华路经纬胡同民合里8号房产原来即为李桂艳承租，之后公房改制时由上诉人出资购买。鉴于上诉人该主张与双方母亲的证言存在矛盾之处，且上诉人未能提供李桂艳之前承租房屋的有效证据，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出资购买该民合里8号房产的充分证据，故本院仅依据上诉人出示的载有购房人为李桂艳的直管公产住房出售结算凭证及拆迁补偿费结算单难以认定上诉人该主张。上诉人称公房改制时，刘某名下原来的16平米的公产房也是上诉人出资购买的，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上诉人对此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难以认定。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原登记在李桂艳名下的东华路经纬胡同民合里8号房产的实际产权人各说不一，且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房产为其单独出资且独立享有所有权的房产，故其主张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四万余元应视为上诉人所交部分房款依据不足，考虑到上诉人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并未对此提起反诉，本院对该拆迁补偿款的性质不予认定，在本案处理中不涉及。 上诉人主张：双方母亲已经近80岁高龄，在法庭上所陈述的证言是否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得而知，其证言证明力低。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未能对其该主张提供能够被确认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在审查双方母亲的基本情况后对其出庭作证的证言予以采纳并无不当。 上诉人主张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王彦的151000元即为偿还王彦的购房款，但被上诉人称，该款与诉争房产无任何关系，2016年上诉人儿子买车借被上诉人二十万元，该151000元中十万元为上诉人代其子偿还的借款，三万元系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其余为双方父母住院的相关花费。鉴于双方对该151000元款项的用途各说不一，银行流水未显示具体用途，且数额与诉争房屋产权调换差价款25万余元数额差距较大，故依据目前证据本院难以认定该151000元为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购房款。 原审法院将“李桂艳”写为“李桂彦”及将“王彦”写为“王艳”应为笔误，应予纠正，本院在已在本判决相应部分予以标注，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李桂艳、王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桂艳、王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李 曼 审判员 李 祥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邢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