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27民初651号原告：何世良，男，1949年10月5日，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证号码：×××。原告：何世志，男，1965年7月14日，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证号码：×××。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海南追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被告：文国良，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公民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孔伟，乐东黎族自治县阳光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1XXXXXXXX271。第三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负责人：吕东，该村委会主任。原告何世良、何世志与被告文国良及第三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物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世良、何世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被告文国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孔伟，第三人的负责人吕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世良、何世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和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9年，被告文国良和第三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委会（以下简称后物村），签订一份《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由文国良承包后物村六罗坡70亩荒地。1993年，文国良、后物村和两原告三方经协商，由被告文国良将《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中的部分权利和部分义务转让给原告，即，由原告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向后物村承包该70亩荒地中的45亩，承包年限至2019年5月30日，剩余的25亩荒地由被告承包。原告承包45亩荒地后，就一直按该合同向后物村缴纳地租。刚承包的时候，被告多次说海南的农业不好做，其打算回去广东，请求原告再承包其25亩土地，那时候，是原告一直安慰被告留下来在海南继续做专业承包。1999年，原告对该45亩荒地改良后，种植经营芒果树和龙眼树等农作物。直至2008年，因各种原因，承包地里的果树一直没有利润。当时，被告和第三人都向原告称，按照《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的约定，期满后原告还享有优先承包权。于是，原告就决定除掉芒果树和龙眼树，又将土地做进一步改良后，先把一部分土地用来改种下4500株槟榔。至2013年，又将剩余的另一部分土地也用来改种下3000株槟榔。一直以来，被告曾多次对原告称，因为原告的槟榔树刚种下，承包期满后，后物村再发包土地给原告的，并约好了到2019年合同期满的时候，一起去和后物村协商继续承包。这两年的槟榔果价格较好，2008年种下的第一批已经长果的槟榔树，取得了颇丰的收益。本希望着要靠这些槟榔树赚回以前的农业损失，现却发现被告早在2016年1月8日就己经暗中恶意的去串通后物村，签下这份《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这份合同的内容等于是，被告和第三人已经剥夺了原告的优先承包经营权，今年，被告就要把原告从辛苦创建的槟榔园赶走，并夺去原告的槟榔园。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因调解无效，原告现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文国良辩称，首先，原告何世良、何世志，不是《土地承包合同书》当事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合同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变更、种植民事权利义务、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具有特定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产生纠纷，应当以承包合同注明的发包方和承包方为诉讼当事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和个人，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集体所有的“四荒土地”（荒山等）的，只要订立合同，承包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也就是诉讼的当事人，从本案看，原告何世良、何世志既没有与第三人后物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向后物村委会缴纳土地租金，原告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明书即证明其一直在后物村委会缴付租金至2018年的证明书存在虚假。因为该证明书没有任何人签名，开庭时也没有出示缴纳土地租金的单据，反而是被告文国良出示从1989年至2019年缴纳涉案土地租金的事实，故其何来承包涉案土地？何来成为诉讼当事人呢？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确认该《土地承包合同书》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运用》第三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诉讼当事人，合同承包方，即农村承包经营户或者其他依法获准承包的单位和个人。况且，《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发生纠纷，两原告更无权对该合同效力说三道四。其次，原告何世良、何世志获45亩土地使用权，是居于被告与第三人后物村委会签订第一份合同后，由被告让与自己部分土地使用权给两原告的，两原告与《土地承包合同》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其无权主张合同效力，起诉讼主体不适格。两原告取得45亩土地使用权，是居于被告与第三人于1989年5月16日签订《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承包坡地70亩后，被告出于亲戚朋友关系，把70亩土地中的45亩让与原告经营使用的，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说的部分权利和部分义务转让给原告，这是明显错误的用词，既然转让要有转让协议，转让费多少，集体土地不得转让，用词不当。原告使用45亩土地确切来讲是被告出租给原告的，并且向被告缴纳土地租金，何来转让呢？这不是事实。另外一直向后物村委会缴纳土地租金，简直是撒谎，请出示缴纳土地租金证据，无证据证明，又是撒谎。再次，《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双方由原来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续签合同，本合同双方有法律并且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集体讨论通过，并办理公证的合法的。另外，两原告与该承包合同没有任何关联，无存在优先权利，其与被告之间是从主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将承包经营的全部或者部分转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与发包方之间应按照原承包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综上，两原告何世良、何世志只是取得被告转包45亩土地使用权，而不是取得与第三人后物村委会承包土地使用权，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依据合同相对性，两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三人陈述称：2016年，镇里开会要求对土地“三过”问题进行清理，我们回去后，就跟文国良商谈，把其承包地的土地租金从45元/亩调整到150元/亩/年，经过文国良同意后，村委会就与文国良重新签订合同，然后跟镇里打过报告。由于以前的老合同是跟文国良签的，所以新合同就跟他继续签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和确认：1、《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2、《联营合作合同书》；3、2019年1月17日《证明书》；4、2019年3月20日《证明书》；5、现场照片10张。以上五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经合同转移，承包涉案土地，获得《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中约定的优先承包经营权，并一直履行合同义务，向后物村委会缴纳土地租金。涉案土地上目前种植着大量刚刚开花结果的槟榔树，同时证明被告承包的25亩土地上同样种植槟榔树。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证明的目的及内容及证明的效力均有异议，首先被告承包70亩土地合同没有转让只是将部分土地使用权让与原告使用，只是两原告从来没有向后物村委会缴纳过土地租金，然后两原告无权利享有优先承包权，因为两原告现在使用的45亩土地是被告让与给他们使用的，两原告与第三人后物村委会没有任何关联，另外两原告是抱由镇多建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的人，而被告是大安镇后物村委会的人，所以两原告根本不享有优先承包权；对证据三、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明书证明没有收取两原告使用45亩土地租金，其次证明书只有第三人村委会盖章没有盖章的主任及其相关人员的签名，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规定，该证明书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四、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转让关系，只是部分使用权让与原告，其次该证明书说两原告一直在第三人后物村委会缴纳45亩土地租金至2018年，但是没有出具有关收据和票据作为证据，所以证明书所出示的内容是不属实的，最后该证明书只有村委会盖章没有相关人员签名，所以该证明书也不能作为合法证据来使用；对证据五、三性均有异议，因为这些相片是原告单方面拍照，是否属实未经过有关部门核查或现场勘查，所以是不合法的。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本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后，因无力对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原、被告进行充分协商，并取得第三人的同意后，原、被告签订了《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从被告承包的70亩土地中划出40亩（后经双方丈量实际转让面积为45亩）土地转让给原告经营，原告按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土地租金交缴给被告。从《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原、被告及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告将40亩土地转让给原告后，原告与被告均平等的享有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承担该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在诉讼过程中，第三人的负责人对第三人出具的证明书给予追认，并表示在证明书上补签负责人的名字。因此，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6、《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严重侵害原告对涉案土地的优先承包经营权。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证明的目的有异议，首先该承包合同书是续签合同并且经过村委会村民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签名同意才发包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节，只是被告与第三人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在原来的合同基础上续签的，按照法律规定，被告有优先承包权而不是原告享有优先承包权，两原告与土地承包合同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不具备主体资格。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后，被告已经将相关权利义务转移给原告，原、被告均按照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此，自转让合同成立之日起，原、被告均成为该承包合同的主体。且从那时起至今，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的主体资格均予以认可。据此，自原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原告享有原合同约定的相关权利，现被告与第三人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签订续租合同，将原告通过转包取得土地续租给被告，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可。7、询问笔录，证明村委会没有召开会议，也没有经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这是村干部张伟华做的笔录，证明了这个合同是无效合同没有依法签订。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根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和确认：1、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证明被告承包第三人后物村委会文罗坡70亩土地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①里面的70亩其中的45亩已经通过合同的转移转给了原告②该合同的第四大条的第六项证明原告有优先承包权；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认可。2、联营合作合同书，证明：①被告承包70亩土地经营4年后，因人手不够将70亩土地中的45亩出租给原告，原告按约定每年向被告上缴土地租金的事实；②出租期限至2019年5月30日止。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合同的第一条证明是合同转移，第二条是乙方交租金，乙方即为原告，乙方按原合同交纳租金。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签订的联营合作合同，其内容实际上是土地转让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时起，原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随着土地转让一并转移给原告，各方均按约定履行至今，从未发生纠纷。另外，该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除此之外，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其他待证事实。3、收条（12份），证明被告从1989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止，每年向第三人后物村委会缴纳承包70亩土地租金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文国良他交的租金是25亩地土地租金并非70亩，不能证明文国良对70亩土地还有承包经营权。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按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应按原合同约定的将土地租金上缴给被告，由被告缴纳给第三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可。4、收条（1份），证明被告文国良收取自己出租45亩土地给原告，原告向被告缴纳土地租金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文国良他交的租金是25亩地土地租金并非70亩，不能证明文国良对70亩土地还有承包经营权。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按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应按原合同约定的将土地租金上缴给被告，由被告缴纳给第三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可。5、《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①原告继续承包第三人位于文罗坡70亩土地的事实，②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①里面的洪永珍的签名是伪造的②没有经过三分之二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同意也就是没有村民集体这一方的意思表示，没有向村民公示承包的内容等方案。第三人无异议，我们的发包是经过村民代表三分之二的同意的。本院认为，该合同为续租合同，第三人将原告使用的土地续租给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6、证明书、会议记录，证明：①后物村委会村民代表共25人，②2015年12月30日，经参加会议的村民代表22人一致同意，将被告原承包的位于六罗坡的70亩土地继续发包给被告。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这个是后面伪造的，是为了应付庭审。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会议记录是在本院取证要求第三人提供后才制作的，制作时间应在2019年4月25日之后，会议记录记载的时间与实际制作时间不符，因此，该证据存在瑕疵，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可。7、公证书，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经司法机关鉴证，该合同书合法有效。经质证，原告对公证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也有异议，因为这个公证书公证的内容是在没有会议记录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公证书，它里面所说的意思表示真实，其实是不真实的，没有集体意思的表示，所以公证的内容是不真实的。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公证书是根据被告与第三人提供的合同书作出的，并没有对合同成立的要件进行审查。原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上述采信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综合认定如下事实：1989年5月16日，被告文国良和第三人后物村签订一份《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承包后物村六罗坡70亩荒地。1993年6月，因被告文国良无力管理使用该承包地，有意将其中一部分转让给他人，经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经协商签订了《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从被告文国良承包的70亩土地中划40亩（后经双方丈量实际面积为45亩）土地转让给原告家种植经营，原告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将土地租金交缴给被告后，再由被告缴纳给第三人后物村，剩余的25亩土地由被告承包。原告通过转让方式承包45亩荒地后，原、被告一直按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享有相关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自1999年起，原告对承包的45亩荒地改良后，种植芒果树和龙眼树等农作物，2008年，原告又将土地做进一步改良后，先把一部分土地改种4500株槟榔，至2013年，又将剩余的另一部分土地改种3000株槟榔，现在原告在该地上种植的槟榔长势良好，收益较好。2016年1月8日，第三人后物村在未告知原告且原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原告种植槟榔的45亩土地和被告种植槟榔的25亩土地全部续租给被告。今年初，原告在原合同期限即将届满需要续签合同时，才发现被告已经与第三人签订续租合同，由此，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此后，经第三人后物村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原告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2、该合同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3、原告是否具有主张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经协商签订了《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从被告文国良承包的70亩土地中划40亩（后经双方丈量实际面积为45亩）土地转让给原告家种植经营，原告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将土地租金交缴给被告后，再由被告缴纳给第三人后物村，剩余的25亩土地由被告承包。原告通过转让方式承包45亩荒地后，原、被告一直按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享有相关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而根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第四条第5项约定，承包期满后，土地归甲方（村委会），但甲方允许乙方（被告）将能收获的作物收获完，如作物尚未能收获甲方应给予延长收获期，但延长期限最久不能超过半年，如逾期则当违约论处，如果甲方不同意延长作物收获期则乙方可将作物折价交归甲方管理，如甲方不同意管理，乙方有权按合同继续承包。第四条第6项约定，承包期满后，如甲方再发包，在同等的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合同重新订立。根据上述《联营合作合同书》和《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的约定，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明确，即原告自受让取得承包第三人45亩土地后，原承包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原告受让土地之日起，原告已经成为《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的权利义务主体，与被告一起平等的享有该合同约定的相关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据此，在承包期限届满后，原告应享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中第四条第5、6项约定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2016年1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在未告知原告，在原告未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了《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原告有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的45亩土地与被告承包的25亩土地一并续包给被告，被告与第三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约定以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关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部分的约定无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第三人将原告种植槟榔树的45亩土地和被告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一并发包给被告，根据《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对于被告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被告享有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因此，第三人将被告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发包给被告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该合同对与被告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部分的约定仍然有效。根据上述事实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除对与被告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相关部分的权利义务的约定有效外，其他约定均为无效。3、原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原告能否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以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要具体分析，只有与无效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1）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是起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起诉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条件。（2）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保护。这在民事诉讼理论上称之为诉的利益，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只有在原告有法律上利益时才可提起。（3）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他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4）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符合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他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否则，法院不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本案中，原告自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在该地上进行了农业生产，现该地上的部分槟榔树属于丰产期，部分属于试产期，如果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有效，则原告应退出土地并清除地上的槟榔树，势必给原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同时，该合同的签订也剥夺了原告的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据此，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实质要件，且与本案在法律是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第三人后物村与被告文国良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除与被告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部分的约定有效外，其他有关侵犯原告的合法利益部分约定无效。第三人应与原告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原告种植槟榔树的45亩土地发包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第三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文国良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除与被告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相关部分的约定有效外，其他部分的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文国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雄才 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林妍妍附：相关法律条文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