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行终4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秋，男，195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代理人韩铁林，和平区博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金娜，和平区博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法定代表人于鹏洲，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赵斌，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法定代表人张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世祯，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雷，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志秋因房屋拆迁裁决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志秋及其委托代理人韩铁林、金娜，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韩广泉、赵斌，被上诉人天津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世祯、孙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19日，第三人天津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保障住房公司）取得津国土房拆许字（2009）第08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公告，委托拆迁单位天津红房拆迁中心（现更名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对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拆迁。天津市××××××号房屋，房屋产权人为赵振香（已故），坐落于上述拆迁范围内。建筑面积14.08㎡，时点评估单价9600元／㎡，评估价格为135168元。安置房源有和苑居住区（均价约5360元／㎡）、河怡花园（均价约5196元／㎡）等。对该片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三人以公告和《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等形式进行了公示。2016年8月，第三人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实行“对接安置房”办法给予产权调换，对接安置房以和苑Ｂ地块安置房（均价6996元／㎡）为标准，证载建筑面积为12㎡的，按均价对接54㎡一居室单元房一套，若证载面积为12㎡以上，每超过1㎡，增加对接安置房面积3㎡。被拆迁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按照对接安置房价格标准，根据所选安置房销售面积、价格结算补偿差价，多退少补。需要货币安置的，按照和苑Ｂ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6996元／㎡折算给予货币补偿。搬迁期限为60天（2016年8月25日-2016年10月23日），增加了奖励、特殊困难补助、住房保障等优惠政策。2018年8月1日，第三人出台货币补偿限时优惠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货币补偿总额，优惠期限至2018年8月30日止。第三人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后，以动迁时入户宣传和《致住宅居民群众的一封信》等形式进行了告知。原告与第三人在搬迁期限内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向原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因机构改革，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房管局）提出裁决申请，提交了相关材料，并自愿向被拆迁人提供红桥区拆车厂地块56.08㎡单元房一套（价值327843.68元）予以产权调换，或按327843.68元予以货币补偿。2018年1月5日，红桥房管局作出（2017）津红房拆裁字第××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并送达原告，裁决支持了第三人的安置补偿意见。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红桥房管局发现被诉裁决书文字存在笔误，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更正决定书》，对第三人名称、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时间进行更正，对货币补偿金额更正为422439.04元。一审人民法院认为，红桥房管局被撤销后，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继续行使红桥房管局的职权，是适格被告，一审人民法院依法将被告由红桥房管局变更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十八条之规定，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拆迁安置问题作出裁决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对焦点问题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对《房屋拆迁裁决书》《更正决定书》整体审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根据该条规定，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均有权自我纠正错误的被诉行政行为，至于纠错行为是否正确合法，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认定。红桥房管局发现《房屋拆迁裁决书》中的文字存在笔误，行使自我纠错职权。故红桥房管局作出《更正决定书》，具有法定职权和事实根据。从内容来看，《更正决定书》是对《房屋拆迁裁决书》中笔误部分的更正，且纠正的结果未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从性质来看，《更正决定书》均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一部分，该更正行为没有对《房屋拆迁裁决书》进行全面否定，不具有实质性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性质。人民法院应对《房屋拆迁裁决书》以及《更正决定书》作为整体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理，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二、关于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合法性问题。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以和苑房源为基准相比较。第一，从产权调换方式来看，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评估单价为9600元／㎡，对接和苑安置房当时销售均价为5360元／㎡，拆还比约1：1.8；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对接和苑Ｂ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为6996元／㎡，拆还比均在1：3.2以上。第二，从货币补偿方式来看，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评估单价基本为9600元／㎡；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虽未进行评估测算，但以和苑房源进行对接换算，换算结果均在9600元的2.3倍以上；尤其是2018年8月1日实行的限期优惠期间，选择货币补偿的单价达到90000元／㎡。第三，2016年的方案还增加了特殊补助、奖励、住房保障等项或金额。第四，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出台后，动迁人员逐户宣传并以该方案与被拆迁人协商，于2018年出台限时优惠政策，以《致住宅居民群众的一封信》形式，重申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的基本原则，起到了在拆迁范围内公示的效果。通过对比，显然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增加了被拆迁居民的获得补偿利益，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方案优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更具合理性和合法性。三、关于原告主张评估违法及空地补偿问题。首先，估价分户报告是2009年作出的，原告已获知了评估报告的内容，且无法否认该片已经过时点评估的事实。该估价分户报告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和《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三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的规定。其次，第三人于2016年8月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实行“对接安置房”办法给予产权调换。该估价分户报告的价格不再作为现有安置补偿的依据，故该估价分户报告并未损害原告利益。再次，占用土地系评估房屋价值时考虑的因素，并非单独补偿事项。所以，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四、关于经更正后实体结果合法性问题。（2017）津红房拆裁字第××号《房屋拆迁裁决书》所确定的货币补偿金额，高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但是与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不符。经更正后的最终安置补偿结果，无论是货币补偿金额还是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均不低于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确定的标准。所以最终安置补偿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应维护其效力。五、关于被诉行政程序合法性问题。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单方面的，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其约束力却是双方面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都有约束力。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启动自我纠错程序，这是由行政权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行政机关在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前，启动自我纠错程序，仅仅对笔误进行了纠正，不违反程序规定。红桥房管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履行了受理裁决申请、调查调解、作出裁决并送达等法定程序。六、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该拆迁项目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应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该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不具有法的溯及力，因拆迁与征收在项目性质、实施主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凡涉及拆迁许可延期、资金监管、评估、行政裁决等情形，应当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与“拆迁”配套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不适用有关“征收”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被诉房屋拆迁裁决行为，继续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等有关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补偿安置结果合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志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志秋负担。上诉人刘志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有误。同时，上诉人对本案涉及的有关事实，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隐瞒安置房源。1.一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交法庭经政府信息公开取得的《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根据公开的内容，拆迁片安置用房地点中明确有新春花苑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该房源属于就近安置用房，市保障住房公司的《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在安置地点问题上隐瞒和回避了就近安置的新春花苑房源，违反就近安置有关规定。2.一审判决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确认了《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的证据属性，但一审判决对《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所证明的市保障住房公司隐瞒就近安置房源问题未作审查与评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针对安置房源问题，上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取的《答复书》、新春花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进一步证实存在新春花苑房源，但市保障住房公司未以此房源进行就近安置。同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春花苑四期）反映的用地规划类型及用地单位与《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中新春花苑定向经济适用房安置房源相矛盾。《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既然明确有新春花苑定向经济适用房安置房源，但实际安置中却转变成了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出让类商品房，性质已经改变，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规定的就近安置原则，又出现“经济适用安置房变商品房”的问题，拆迁与安置不具备合法性。上述新证据进一步证明一审判决对就近安置房源问题未作分析与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4.一审人民法院将《房屋拆迁裁决书》《更正决定书》作为整体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理，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复议和诉讼权利。《更正决定书》是对货币补偿款金额的更正，更正的内容不是笔误，而是错误，属于对原行政行为的变更，证明原裁决本身就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所认定和维护的2016年补充安置方案，没有评估依据，违反法律规定。5.拆迁许可证延期违法，一审人民法院未予确认。拆迁裁决过程中送达程序亦违法。上诉人持有的评估分户报告单与红桥房管局一审提供的评估分户报告单不是同一评估机构作出的，且原有评估报告已过期失效，评估程序违法。市保障住房公司给出的新的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金额，没有相应的同期市场评估报告作为计算标准和依据，属于拆迁无统一标准，不具备合法性。6.房屋证载外面积（无契证）房屋，年代久远，长期使用，属历史形成，根据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应予补偿。新闻媒体报道过天津市红桥区拆迁过程中对无契证房屋均纳入补偿范围的安置方案，是解决历史遗留无契证房屋问题的创新举措，上诉人认为同一区域拆迁标准不能搞差别对待，人民法院对此未予认定。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答辩称，因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与上诉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申请裁决，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天津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程序》的规定，依法作出《房屋拆迁裁决书》，该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正确。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委托书》，证明上诉人委托他人向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新春花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实。2.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编号2018-075《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依法作出信息公开答复，通过指引建议向天津市城市档案馆咨询和调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明确实存在新春花苑房源。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图纸，证明确实存在新春花苑房源，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春花苑四期）反映的用地规划类型为“出让”，用地单位为“天津新世界康居发展有限公司”，属于商品房性质，与《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中新春花苑定向经济适用房安置房源相矛盾，该新春花苑四期应为就近安置的还迁房。5.原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编号：2018-938《告知书》及附件，证明通过与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提交的原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编号：2018-246《告知书》及附件的对比，上诉人发现2011年7月19日至2012年7月18日的申请书中有人为篡改的痕迹，且是在2011年1月19日至2011年7月18日的申请书基础上复印篡改日期而形成的，属于假证，严重违反法律规定。6.《红桥区铃铛阁片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证明有的被拆迁户已经过重新丈量房屋面积进行房屋安置补偿，有的拆迁户已经得到困难补助和奖励，但上诉人在同一拆迁区片内，没有得到会议纪要中报道的相关待遇，存在差别待遇。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5有异议，认为证据1-5是在一审诉讼之前获得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不予以质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4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房源问题；对证据5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拆迁许可证仍然有效；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证据要求，不予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5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4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2016年10月12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0106民初535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赵振香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号房屋由刘志秋继承所有。本院认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规定，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应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及《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红桥房管局具有对本辖区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主体资格，作出房屋拆迁裁决是其法定职权。红桥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居住的房屋在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的拆迁范围内，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未能达成协议，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向红桥房管局申请房屋拆迁裁决，红桥房管局接到裁决申请后，审查了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提交的材料，同时履行了调查、调解程序，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书》并予以送达，其行政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隐瞒新春花苑安置房源的主张，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新春花苑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系该片建设和筹集的成片安置用房中的一部分，拆迁部门结合红桥区的实际情况，在实施拆迁过程中，确定了用于安置的定向安置用房。拆迁人根据确定的定向安置用房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并无不妥。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评估报告已过期失效，没有相应的同期市场评估报告作为计算标准和依据的主张，红桥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片区拆迁历时多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较大，被上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在原有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对接安置房”进行安置补偿，提供了符合现有房地产市场水平的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给予拆车厂×××，建筑面积56.08㎡的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予以安置，已保障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无契证房屋应予补偿的主张，因《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中明确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安置以合法有效契证载明的面积和使用性质为依据，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志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洪群审判员  张 全审判员  王 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赵光明书记员安志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