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11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某1，男，汉族，2002年9月23日出生，太原市五育中学学生，住山西省太原市。   法定代理人：胡某，女，汉族，1977年4月19日出生，住太原市，刘某1之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1，男，汉族，2002年5月18日出生，太原市五育中学学生，住太原市。   法定代理人：李某2，男，汉族，住太原市，李某1之父。   法定代理人：任某，女，汉族，太原市尖草坪区第六中学校教研室主任，住太原市，李某1之母。   一审被告：太原市五育中学校。   法定代表人：章某，该校校长。   再审申请人刘某1因与被申请人李某1、一审被告太原市五育中学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3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现将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中的错误分述如下：1、“本院认为”部分中称“刘某1提交的聚餐费收据所证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背离了事实。刘某1提交的聚餐费收据3680元正是刘某1生日聚餐的实际所花费用，是由刘某1的父亲所支付，此收据与本案密切相关。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支付给刘某1的5000元，不是聚餐费用，而是医药费。首先，一审认定5000元为餐费所依据的为李某1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但该三份证人证言所陈述的事实均为“听李某1的母亲说，这次饭钱由其支付”，三个证人都没有实际看到是谁支付的餐费，甚至连餐费的数额三个证人和李某1都不能明确，且作为当事人的另一方（即刘某1）亦当庭否认了该事实，故这样的证人证言没有任何证明力。其次，2016年9月4日的聚餐当天，李某1的父母均在场，如欲支付餐费，则应在当天点餐并确定具体金额后直接向店家支付，餐费的金额亦应有零有整。而聚餐当天餐费是3680元，是由刘某1父亲支付的。事实上李某1及其父母于聚餐前一天就亲自到过刘某1家中，该5000元是李某1向刘某1赔付的医药费，是对李某1摔伤刘某1一事进行赔礼道歉并支付的医药费，纵观整个过程，将5000元认定为餐费的性质与人们正常的社交生活习惯相违背，不符合常理。因此，刘某1提交的餐费收据所证内容，并不是与“本案无关”而是关系重大。2、“本院认为”部分中还称:“刘某1提供的《休学申请》、证人陈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1所诉事实”，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刘某1提交的《休学申请》中明确写明了摔伤事实及休学原因，班主任王某、校长章某均在上边签字确认，证明其是知晓并认可这一事实的。在一审中双方曾均出具证人证言欲证明相关的事实，其中刘某1提交了亲眼目睹侵权行为发生的陈某同学的证人证言，但因陈某当时正上高一且开庭当天仍在上课，故未能出庭仅能当庭电话核实，并向法庭说明，法院据此对该份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但李某1向法庭出具乔利、白丛里、刘青香的证人证言，三个证人均未亲眼目睹餐费的支出，仅是听李某1一方描述便做出证言，且三人当天均到法庭但仅有二人出庭，而一审合议庭却对这样一份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合议庭前后适用了不同的裁判标准。3、一审过程中，刘某1曾向法院提过交一份视频证据，该份证据中有李某1对摔伤刘某1的事件及因果关系的描述，该份证据在一审庭审时亦经过举证质证，但在一审判决书中却对该份证据只字未提。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存在严重瑕疵，并剥夺了刘某1的举证权利。合议庭只认定对刘某1不利的证据，而不认定对刘某1有利的证据。4、“本院认为”部分中称刘某1第一次就诊时间为2015年12月2日，与刘某1所述的事发时间2015年11月26日已时隔7天。不足以证明李某1与刘某1受到侵权的事实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首先，刘某1对侵权的事实、伤情的发展、医药费用的支付进行了举证，我方已完成举证责任，对方无相关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应予采信。其次，刘某1被李某1摔伤，刚开始仅仅是腰骶部疼痛麻木不适，症状进行性加重活动受限，后发展成为疼痛难忍，自己独立起床都难以做到，直至第六天入院治疗，这病情逐渐加重的现象符合腰骶部摔伤的病情发展规律。考虑刘某1是学生，学业紧迫且其母亲是医务工作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故在刘某1受伤后，为不耽误学业，才由其母亲在第二天到医院问诊并购买了相关药物，在家进行治疗。在治疗一周不见起效后才决定送至医院进行治疗，这一做法也符合常理，在二审判决“本院认为“中合议庭仍然仅凭此判定不存在因果关系，于理不合。（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未经质证。二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称:“刘某1提交的证人王某、证人李某3、证人刘某2的证人证言，三位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询问，真实性无法核实”，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与案件审理的事实不符。开庭当天证人刘某2到庭参加了庭审，二审法院合议庭并未按照程序对证人刘某2进行询问，证人到庭作证法官竟然熟视无睹，在判决中进行错误的认定。可见该判决既于事实无据，也于法律无据。（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二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称，证人证言所述内容不能证明刘某1的摔伤与李某1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认定同样也是错误的。本案是发生在太原市五育中学校内的一起侵权纠纷，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学生及其老师才是本案侵权事实以及因果关系的最有力的证人，只有他们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但考虑到当时目睹侵权事实的人均为初中学生、未成年人，且课业安排紧凑，当值老师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故一审时刘某1就依法向一审合议庭提交了取证申请，并陈述清楚了事实与理由。一审合议庭收到申请后，没有任何回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剥夺了刘某1举证的权利，错失了查清事实的机会。综上所述，刘某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五项的规定，请求再审并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核心焦点，一是法院是否应当应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二是刘某1的损伤与李某1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问题，依照法律规定，申请人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申请后，法院是否同意并依职权去调查收集证据，是有条件限制的，本案刘某1以“目睹侵权事实的人均为初中学生、未成年人，且课业安排紧凑，当值老师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等为由，提出申请，要求法院调取收集证据，属理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关于因果关系问题，刘某1坚持主张其损伤系被李某1连续抱起过肩摔两次造成的，其损伤后果与李某1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提交了疾病诊断书、休学申请、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但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故此，本院难以支持。一二审法院基于刘某1提供的《休学申请》、《疾病诊断书》两份、《太原市学生休学诊断证明》、《诊疗导医手册》五份、对证人陈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1对其造成侵权事实；且刘某1第一次就诊时间为2015年12月2日，与刘某1所述的事发时间2015年11月26日已时隔7天；二审期间刘某1提交的王某、李某3、刘某2三位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询问（本院经审阅电子卷宗中的一审开庭笔录、二审询问笔录，均未见有王某、李某3、刘某2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之记录，该两份笔录均已下载并入卷备查），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证人证言所述内容不能证明刘某1的摔伤与李某1有直接因果关系之情形，认定刘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1与刘某1受到侵权的事实存在因果关系，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   综上，刘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五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志祥   审判员 郭丽娟   审判员 杨 超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孟丽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