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2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树江，男，197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上诉人妻子），女，197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业伟，男，196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辽宁新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媛媛，女，1989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辽宁新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树江因与被上诉人杜业伟、李媛媛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105民初7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树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不得追加上诉人为二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不得要求上诉人承担二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之间总额为690万元的债务；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认定国树江构成抽逃出资，并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属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公开听证。本案中，在杜业伟、李媛媛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之时，上诉人国树江早已不是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股东，且沈阳市石油设备厂隐瞒增资事实，伪造上诉人签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并不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故执行法院应公开听证，但执行法院并未就本案进行公开听证，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在工商部门办理增资变更登记时，上诉人到场签字，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多次要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均不予理睬，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程序违法，应依法发回重审。上诉人虽为沈阳市石油设备厂股东，但并未参与实际经营。2011年12月15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召开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但上诉人并未参加该次股东会，亦未在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中签字，随后，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持经他人伪造上诉人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向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一审时，上诉人曾多次主张上述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中国树江的签字并非上诉人本人书写，并要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笔迹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径直凭借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另一名股东的陈述，认定上诉人到场签字，显属证据不足，应依法发回重审，对国树江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以查清案件事实。三、一审法院依据股权转让价格推断上诉人明知增资事项，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与朱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能够体现股权价值的合理价格，上诉人对增资事项并不知情。根据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截至2012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显示，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所有者权益为9618余万元，在扣除4600万元增资款后，所有者权益为5018万元，按此计算，上诉人所持有的沈阳市石油设备厂15%的股权，股权价值为752.7万元（即5018万元*15%），上诉人依据该股权价值与朱某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股权转让借款为750万元，真实地反映出了上诉人所持股权的价值，双方并非依据公司章程中记载的出资额即750万元确定股权转让价款，故执行法院裁定上诉人在690万元范围内承担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所负债务，缺乏事实依据。四、执行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追加被执行人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在增加注册资本时，伪造了国树江的股东签字，上诉人并不知道增加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根本未缴纳该部分出资，自然谈不上抽逃出资的问题，执行法院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抽逃出资，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述规定适用的前提是被追加的当事人应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或出资人，而上诉人早在2012年7月17日便与朱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朱某，退出了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二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发生的借款法律关系是发生在2013年，此时，上诉人已非沈阳市石油设备厂股东，因此，执行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二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签订借款合同时，经审计，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所有者权益在扣除增资款项后仍为5018余万元，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因此，执行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无事实依据。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在二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执行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确实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上诉人在沈阳市石油设备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并未实际出资，全部出资实际上是由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法定代表人朱某一人完成，上诉人与朱某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关系，上诉人实际并非真实股东，要求上诉人补足出资，缺乏事实依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在进行股份制改革时，企业必须有八名以上的职工参与购买企业股份，所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法定代表人朱某便选定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八名股东，办理工商登记，上诉人名义上出资60万元，但上诉人与配偶均为公职人员，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出资款项，实际上包括原告在内的八名股东均未实际出资，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全部出资均由法定代表人朱某一人完成。在企业经营期间，也从未向全体股份进行分红，上诉人既未实际出资，又没有实际获利，上诉人与朱某之间实际为股份代持关系，上诉人并非企业真实股东，要求上诉人补足出资，缺乏事实依据。于洪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4218.95万元，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企业资产价值，上诉人与朱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所确定的价格，也与企业资产价值基本相当。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期一个月的短期借款，约定了高达日3‰的借款利率（换算成年利率为108%），远远超过法律保护的利率水平，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在对账单中明确利息已实际支付了6个月之久，即300万的借款金额，6个月的时间获得利息160余万元，此外，被上诉人通过执行程序已经获得了全部本金和绝大部分的利息，被上诉人的权益未受损害，亦不应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被上诉人向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借款，并不是以注册资本为必要的审查条件，被上诉人为获得高额利息，怠于行使权利所产生的后果和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在增资过程中伪造上诉人签名，上诉人与朱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确定股权价格的依据是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而非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额，执行法院依据认定上诉人抽逃出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执行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杜业伟、李媛媛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争议焦点为：国树江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国树江对石油设备厂增资是否知情、国树江是否具备免除抽逃出资责任的法定事由、股东补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否成就。我方提供的一审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中国银行增资资金交易明细对账单、石油设备厂法定朱某笔录等证据，可以认定国树江存在抽逃注册资本行为。国树江一审仅提交其近亲属书面证言以证明其对石油设备厂增资事项不知情，而王桂梅询问笔录（证明国树江对增资知情，且增资文件均系国树江本人书写）、听证会笔录（国树江妻子张丽在笔录中自认转让给朱某的股份价格与增资后公司章程记载的价格一致）、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证据均证明国树江对增资事项知情。可以证明国树江对增资事项知情而且是实际参与者。一审认定国树江对增资事项知情正确。国树江一审未举证证明其系通过法定程序抽回注册资金，也未举证证明其抽回注册资金后又补足注册资金，朱某笔录中也证实了股份转让给朱某后朱某亦未补足注册资金。因此，国树江也不具备法定的免除抽逃注册资本法律责任的事由。我方一审已举证证明石油设备厂不具备还款能力，朱某的笔录也证明石油设备厂没有履行债务能力，因此证明了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的条件成就。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19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2条、13条、14条、18条等法律规定，完全可以认定国树江构成抽逃注册资本，依法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从而认定国树江提起执行异议的理由不成立。故此，一审判决驳回国树江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国树江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本案一审中，国树江仅在举证阶段称章程修正案和股东会决议不是其本人签字，在辩论阶段称增资相关文件上签字是他人伪造，可以申请鉴定。除此之外，国树江未提出过任何要求笔迹鉴定的口头或书面申请。国树江对增资事项完全知情，国树江是沈阳石油设备厂增资事项的实际参与者，同时国树江作为石油设备厂股东和投资人享受了充分的股东权益也取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国树江并非石油设备厂的挂名股东，其作为石油设备厂的股东和投资人，在股份转让前后已取得了石油设备厂数额巨大的投资回报，充分享受了股东权益，理应依法承担股东、投资人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石油设备厂先后从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贷款一亿元资金，然后用其中的500余万元为国树江两个未成年子女购买两套别墅、为国树江购买奔驰商务车一台，同时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石油设备厂还以劳务费名义向国树江进行六笔转账累计金额2446998元。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国树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国树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执异145、155、156、171号执行裁定书，不得追加国树江为杜业伟、李媛媛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之间借贷纠纷的被执行人，不得要求国树江承担杜业伟、李媛媛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之间总额690万元的债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7日，杜业伟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沈阳金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朱国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4）皇民三初字第969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于2014年12月15日前偿还杜业伟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9月19日起至借款全部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计收逾期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沈阳金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朱国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当事人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7月17日，杜业伟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做出（2014）皇民三初字第713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于2014年8月17日前偿还杜业伟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9月19日起至借款全部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计收逾期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当事人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5月8日，李媛媛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朱某、朱国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做出（2014）皇民三初字第443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偿还李媛媛借款300万元及利息20万元，于2014年6月8日前一次性偿还；二、上述款项，如被告沈阳市石油设备厂逾期未履行，由被告朱某、朱国臣承担连带责任；三、如三被告逾期偿还上述借款，三被告给付原告上述借款本金3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9日起至全部借款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逾期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计算）；四、双方当事人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11月17日，李媛媛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沈阳金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朱国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做出（2014）皇民三初字第970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于2014年12月15日前偿还李媛媛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9月19日起至借款全部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计收逾期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沈阳金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朱国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当事人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由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沈阳金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朱国臣等未履行给付义务，杜业伟、李媛媛以民事调解书为执行依据向我院申请执行。经我院执行后，未能全部执行完毕。杜业伟、李媛媛因被执行人不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追加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股东国树江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分别做出（2018）辽0105执异163号、（2018）辽0105执异153号、（2018）辽0105执异165号、（2018）辽0105执异164号民事裁定书，均裁定追加国树江为该案被执行人，国树江在裁定生效后十日内在69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本案被执行人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所负债务。另查明，2001年，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经过转制，由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转制批复为：“同意你厂制定的股份合作制章程，并按此章程实行股份合作制。同意你厂设置个人股一种股权。股金总额肆佰万元。其中个人股肆佰万元。你厂股份只限在本企业内部继承或转让，不准上市交易”。企业转制后一切债权债务由本企业承担。出资股东签署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股东的义务为：遵守企业章程，缴纳所认缴的出资，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债务，企业设立后，不得抽回出资。该企业经过相关的股东变更后，在增资前的股东为朱某、国文久、张丽、国树江、朱国臣、杨帆、王桂梅、朱来华。2011年12月15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研究通过，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增到5000万元，实收资本由400万元增到5000万元，修改本企业章程相应条款，同时股东通过修改本企业章程，股东、注册资本变更后，国树江出资由60万元增加到750万元，占15%。股东会决议后，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企业章程中规定：股东的义务1、缴纳所认缴的出资；2、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债务；3、企业设立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股东会职权第六项为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八项为对企业合并、分立、变更企业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议事规则：股东对企业变更、合并、解散、分立等重大决策作出决定必须经全体股东通过。股东出资经验资后，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转出，后经询问石油设备厂的法定代表人朱某，其表示各股东未将转出的注册资金予以补足。庭审中，国树江表示股东会决议中的股东签字不是本人所签。股东王桂梅在本院执行过程中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时，国树江到场签字。2012年7月17日，国树江将持有的石油设备厂750万元占15%的股权转让给朱某，双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7月30日，经国树江、张丽与朱某协商，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协商，沈阳市石油设备厂股东国树江、张丽同意将其在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股权转让给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法人代表朱某。股权价值1500万元。除已由朱某个人及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支付给国树江、张丽及其子女国鉴滔、国庭嘉的费用外，余下部分在三年内付清。特制定此协议”。国树江的儿子国鉴滔购买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2门的房屋，该房款中2091992元系由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于2012年11月28日直接支付给开发商。一审法院曾于2017年10月23日制作裁定书，裁定追加国鉴滔为被执行人，国鉴滔提出复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需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该案中，被执行人为国鉴滔支付的购房款的行为发生于2012年11月，执行依据与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借款时间发生于2013年，支付房款行为发生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尚未签订借款合同，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执行人为国鉴滔支付部分房款导致了该案债权不能清偿，该行为亦非依行政命令作出，故执行法院认为被执行人依行政命令将财产被无偿划转给第三人，致使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裁定第三人国鉴滔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裁定撤销了一审法院（2017）辽0105执异316号执行裁定。再查，国树江与张丽为夫妻关系，国树江为朱某的儿子。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在沈阳各法院有大量的执行案件未执行完毕，其法定代表人自述“对外债务近2亿元，石油设备厂的厂房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查封。对外享有东森房地产公司债权4-5亿元，但东森房地产公司已经破产”。一审法院认为，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份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职工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企业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典型的人合性与资合性兼备的企业，企业对其管理和使用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股份合作制的股东应当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根据章程的规定，股东应履行缴纳所认缴的出资，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债务，企业设立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的义务。本案中，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召开了股东大会，对企业进行增资，增资数额为4600万元做出了决议。虽原告国树江否认对增资事实知情及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但通过对增资经办人、股东王桂梅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国树江对增资一事知情；及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结合国树江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朱某系母子关系的事实，以及在增资后转让股权时的股权价值，也可以确认国树江对增资事实知情。股东会决议对全体股东均具有效力。在增资过程中，股东应当履行其缴纳增资款项的出资义务。但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向沈阳财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借，在按照各股东投资持股报备登记情况填写转账手续后转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账户，在形成验资报告后于第二日转回沈阳财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及相关企业。该款项中包含了原告国树江应当认缴出资的690万元。结合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法定代表人朱某的陈述及一审法院对其他股东的询问，在增资后，股东没有另行对增资进行补足。故可以认定，在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增资过程中，国树江出资后将资金抽回。鉴于股东的出资义务系法律所规定的股东基本义务，国树江的行为违反了企业章程的约定，故其应向企业履行相关的出资补足义务。虽国树江在增资后的2012年将股份转让给了朱某，朱某表示在受让股份后也没有履行相应的股份出资补缴义务。国树江作为原股东，其抽回出资的责任不应随着股份的转让而免除。对于债权发生的时间不影响股东对抽逃出资的补足义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根据现有的执行案件执行情况，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国树江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国树江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树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60100元，由原告国树江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国树江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4组证据并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二被上诉人依法提交3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具体如下：上诉人国树江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度审计报告，用于证明：截止2011年12月31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所有者权益为9185.158881万元，扣除增加的4600万注册资本，所有者权益数额为4585.158881万元，与股权转让价格基本相当的事实。证据二，资产评估报告复印件，用于证明：经于洪区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沈阳市石油设备厂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价值4218.9545万元，与股权转让价格基本相当的事实。证据三，对账单，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约定的借款年利率高达108%，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已实际支付6个月的高额利息，被上诉人权益未受损害的事实。证据四，王桂梅的证人证言复印件，用于证明：其并没有看见国树江和张丽去工商局办理增资事宜，上诉人对增资事宜并不清楚的事宜。朱某陈述：其是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厂长，与国树江系母子关系；其经营该企业30年，其他股东都是名誉股东，实际上是其一个人经营管理，股东经常更换，股东都没有投钱，也没有有给他们回报；因经营需要，用国树江的银行卡作为企业的经营账户；企业欠被上诉人的钱愿意还，与上诉人无关。在上诉人成为名誉股东时，2001至2002年间在工商登记上的签字一开始的时候是上诉人本人签字；在企业增资4600万元时，不是他们本人签字，是我找人代签的。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审计报告中附带的资产负债表中记载的数据均不是真实，2011年12月15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增资4600万元，但增资的第二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的股东就将该4600万元资金抽走，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实，但该资产负债表仍按5000万元计算，未审计出4600万元资金被抽出的事实，根据会计准则，资产方的总额必须等于负债方的总额，那么该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5000万元必然要虚增财务数据，因此原始数据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在皇姑区设备局调取的沈阳市石油设备厂2010年12月31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资产负债表中也显示资本公积一栏显示为零，可以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审计报告是当时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为向银行贷款而找审计部门做的，当时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朱博臣也因此受到刑事处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所述的证明问题,该证据实际上是来源于于洪区法院,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作为被执行人,其厂房、土地被法院依法评估拍卖,该证据恰恰证明沈阳市石油设备厂不具备债务的偿还能力。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根据皇姑区法院执行局的相关数据，沈阳市石油设备厂自今在执行案件中仍欠二被上诉人本金及利息1100余万元，该证据不能证明利息过高。对于王桂梅的证人证言，王桂梅系朱某的表妹，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王桂梅已经明确承认上诉人到工商局办理增资事宜，王桂梅均是主动自认该事实。对朱某的证人证言，朱某是上诉人的母亲，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且当法庭及被上诉人询问时，其刻意隐瞒事实，以不清楚忘记等理由拒绝回答，而当上诉人发问时却清楚回答，因此其证言的真实性不足以采信。二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向皇姑区税务局报备资产负债表，用于证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上诉主张的资产负债表不具备真实性。我方提交的2012年6月资产负债表系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向税务局报送的真实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明上诉人伪造证据。证据二，银行转账记录、销售不动产发票、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向张丽和上诉人转款的记录，用于证明：国树江及其爱人张丽将股权转让给朱某后，实际收到朱某股权转让款400余万元，该款项用于给上诉人的二未成年子女购买别墅的事实以及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向上诉人、张丽转款的事实，说明张丽及上诉人不是名誉股东，二人享受到了股份的分红，转让股权也得到了实际的收益，也可以说明二者对增资事项知情。证据三，皇姑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十份，沈阳财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兴达通投资咨询中心等10家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十份，石油设备厂增资款项来源及支出回笼图表一张，用于证明：1.沈阳石油设备厂2011年12月15日的增资款4600万元来源是向沈阳财富企业管理公司借资而来，财富公司通过其出纳付金燕将资金4600万元分别借给张丽及上诉人等八名股东，八名股东将增资款存入验资账户后，石油设备厂将该账户中的4600万元转存入石油设备厂对公账户中，2011年12月12日是有设备厂将对公账户中的4600万元分别转入沈阳兴达通投资咨询中心等九家企业。皇姑法院在执行杜业伟与石油设备厂借款一案中，通过对上述九家企业法人或股东的调查形成了10份执行笔录，笔录中完全可以证明该九家企业与石油设备厂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关系，该九家企业收到款项后最终也将款项返还到4600万元的出借人沈阳财富企业管理公司或者是这九家公司中的华鑫家具经销处，本身就是将款项借给沈阳财富企业管理公司，石油设备厂增资后将相应资金直接返还给华鑫家具经销处。2.以上证据均可以证明石油设备厂股东通过借资方式增资，最终又通过九家企业账户将借款4600万元返还给资金出借人的事实。上诉人国树江质证意见：资产负债表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仅为报税使用。转账凭证上显示为5万元，张丽和上诉人并未实际接收和使用转账款项，只是为了企业经营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为企业做资金周转使用，朱某已经对上述事实予以证明。所有的询问笔录恰好能够证明上诉人本人并未向沈阳财富企业管理公司借款进行增资，通过付金燕的询问笔录可知款项是其从名下的银行卡直接支付至石油设备厂账户，并非直接转入上诉人账户，增资款项也没有由上诉人的账户转入石油设备厂账户，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借款方式完成增资或明知借款增资的事实。对于上述该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以上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且不足以否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国树江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应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本案中，2011年12月15日，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研究通过对企业进行增资，增资数额4600万元，其中国树江增资690万元，保持其股权比例15%不变。虽国树江否认对增资事实知情及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一审法院基于增资经办人、股东王桂梅证明国树江对增资一事知情，结合国树江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朱某系母子关系事实，以及在增资后转让股权时的股权价值，认定国树江对案涉增资事实知情并认可，并无不当。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向沈阳财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借，在完成增资验资、登记事宜后，又返还沈阳财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及相关企业，且国树江作为股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另行对增资进行补足的事实。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在沈阳市石油设备厂增资过程中，国树江出资后又将资金抽回，抽逃出资款690万元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追加国树江为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国树江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国树江提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不是其本人签字，并申请鉴定的问题。增资经办人、股东王桂梅与国树江是亲属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强，其陈述国树江对增资一事知情。虽然国树江二审中又提供了王桂梅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据，用以否认王桂梅本人陈述的事实。但是，由于国树江二审中提供的王桂梅书面证人证言系复印件，且王桂梅没有出庭作证，故王桂梅的书面证人证言系复印件不足以否认王桂梅的陈述。再结合国树江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朱某系母子关系、国树江在二审中承认系代朱某持股的事实，以及在增资后转让股权时的股权价值，足以认定国树江对案涉增资事实知情并认可。故，公司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是否为其本人签字并不影响国树江对案涉增资事实知情并认可的认定。对国树江该项上诉请求及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国树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100元，由上诉人国树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张维佳审判员 李 涛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