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424民初1207号 原告刘国林，男，汉族，住衡东县。 委托代理人陈钟，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运华，男，汉族，住衡东县。 委托代理人邓寒鸣，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雷一思，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国林与被告龙运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中，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延期审理。原告刘国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钟、被告龙运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寒鸣和雷一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讼请求：返回货款405.8万元，并支付利息。 事实与理由：1、云南大皇百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董洪忠、刘国林各500万元，董文韬（董洪忠之子）为董事长，原告刘国林的股份由王林春代持。2、2013年3月5日，原告安排龙运华、王志林以大皇百公司名义与文山金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大皇百销售16000吨钢材给金昆公司，由龙运华、王志林收款。3、签订合同后，原告提供钢材履行合同，承担费用开支，金昆公司应付钢材款的大部分货款进入了原告和原告的指定的账号。2015年在与金昆公司对账发现，被告转走5笔货款共计405.8万元。4、2015年2月14日，大皇百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被告至衡东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归还钢材款405.8万元。2015年8月6日大皇百公司要求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后衡东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之后，衡东法院恢复审理，于2018年5月18日裁定，驳回大皇百公司起诉。5、原告认为所签钢材购销合同名为大皇百公司，实际出资人为原告，被告占有的405.8万元，应为原告所有，于是在2018年7月19日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1、《钢材购销合同》，证实2013年3月5日大皇百公司与金昆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指定龙运华、王志林代收货款。 2、送货单，证实供应给金昆公司的钢材系以云南大皇百公司的名义出卖。 3、云南金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大皇百钢材领款明细，以证明金昆公司已付货款20706760.06元。 4、付款凭证、金昆公司支付货款凭证，证明下列5笔货款共计405.8万元已被龙运华领取，收据以大皇百公司名义出具。 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收据，证明2014年5月16日，大皇百公司开具25.8万元钢材款申请书，金昆公司已将该款付至昆明市官渡区泰都建材经营部。 中国银行汇款回单、收据，证实2014年5月22日，文山市金昆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支付云南大皇百贸易有限公司150万元，该款付至官渡区明港建材经营部。 龙运华于2014年8月20日写给金城大酒店的便条、中国银行支付系统付款通知与收据，证实2014年8月6日文山市金昆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支付云南大皇百贸易有限公司110万元，该款付至衡东县金城大酒店。 ④中国银行支付系统付款通知与收据，证明2014年10月10日大皇百公司开具100万元收据，2014年10月15日金昆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该款付至广州市白云区昌富建材贸易商行。 ⑤付款回单及领条，证明2015年7月3日，云南金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根据龙运华的领条付广州市白云区昌富建材贸易商行20万元。 5、广西林腾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12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客户明细、龙运华在广西林腾贸易有限公司费用开支表、转账交易单11张，证实通过原告账户支付王志林、龙运华经手的费用64万元。 6、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1月21日、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26日）讯问龙运华笔录，龙运华供述在金昆公司钢材业务中只做事，不投资，负责工地送货和结账；原告负责调货，承担货款和运输费用。 7、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2月8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1月25日）询问刘国林笔录，刘国林陈述：①龙运华是经过向某介绍到我公司做业务员；②龙运华、王志林受原告委托收取金昆公司货款；③龙运华占有了原告405.8万元货款；④该项业务所发生的费用由原告承担。 8、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2月16日、2016年2月17日）询问董洪忠笔录，证明①云南大皇百公司于2012年6月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董洪忠、刘国林各占50%，董文韬是董洪忠的儿子，任公司法人代表；2013年12月或2014年初刘国林退出后，董洪忠安排胡俊接了刘国林的股份。②2013年大皇百公司与金昆公司的业务董洪忠没有参与和投资，是刘国林以大皇百公司的名义做的，投资和风险收益由刘国林承担。③大皇百公司与金昆公司的这笔业务，刘国林安排龙运华以大皇百公司名义与金昆公司签订的合同，供货与结算也是以大皇百公司名义进行。④根据大皇百公司管理规则，龙运华是刘国林请的一个业务员，大皇百公司没有正式聘用龙运华，龙运华的报酬由刘国林承担。 9、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2月16日询问胡俊笔录，证明2012年6月注册了云南大皇百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股东是胡俊与董文韬，他胡俊是接手刘国林的股份。 10、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2月4日询问向某笔录，证明⑴他是刘国林的业务员，合作与业务员的分别是看有无投资，有投资是合作，无投资就是业务员。金昆这个项目，先由他向某与王志林联系，后龙运华插入，王与龙就搞在一起，他对龙运华有意见。⑵金昆项目，是刘国林赊的货。 11、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8日）询问谭某笔录，证明⑴龙运华系原告聘请的业务员。⑵2013年3月7日《合作协议》不是原告的意思，是他签的，原告不知情。该协议仅仅是对业务员进行约定，并没约定龙运华的投资义务。他是在龙运华把货款转走之后才告诉原告。该协议只是让王志林吃定心丸。金昆公司业务开支64万元由原告一人承担。⑶向金昆公司供应的钢材由原告提供，拖欠钢材货款原告要承担利息超过3分标准。 12、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2月10日询问王志林笔录，证明⑴金昆公司的货款是根据龙运华提供的账号付款。⑵与金昆公司钢材供应资金由原告提供。 13、公安机关（衡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2月16日询问王林春笔录，证明他是刘国林安排在大皇百公司股份的代持人。 14、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东检公诉刑不诉[2017]85号，证明金昆公司付出的钢材货款中有5笔共计405.8万元被龙运华占有。 15、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湘0424民初742号，证明⑴大皇百公司与金昆公司业务权利人为刘国林，风险、收益归刘国林个人所有。⑵该单业务中所有的开支由刘国林承担。⑶龙运华占有405.8万元货款。⑷原告提供的证据被法院采信。 被告龙运华辩称：①根据以大皇百公司的名义与金昆公司签订的协议，并非是被告接受原告安排，本案系原、被告合伙向金昆公司供应钢材。共同享受收益承担风险，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系根据与被告的约定，向其他主体调运钢材给金昆公司，并未实际投资与垫资，所有的开支与费用都是从金昆公司的回款上扣除与支付，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所有的所用由其承担的问题，原、被告于2014年3月3日已经就案涉合作事宜进行结算，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理清，经结算被告仅需根据结算内容向原告支付九万余元，双方合伙关系即终止。结算后，被告已实际履行向原告支付9万余元结算款项的义务，被告有权根据结算约定对金昆公司欠付的160万元及产生的垫资费享有绝对收入的权利，并承担回收不能的风险。原告无权就该部分的款项主张任何权利。②就2014年3月3日后被告向金昆公司所供的钢材系被告独立调货、垫资、运输、卸货，并非原、被告的合作供应部分，被告对该部分的收益享有独立的取得权利并承担相应风险，且核减被告就2014年3月3日后供货所发生的成本，被告实际并未产生收益，原告就该部分款项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也不存在返还任何利益的问题。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不具有法律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供如下证据： 16、合作协议，证实原、被告就案涉钢材销售事宜成立合作关系，并约定各担50%风险，各分享50%的利润，被告承担业务员业务费开支。 17、钢材购销合同，原、被告借用大皇百公司的名义与金昆公司订立钢材购销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行使合同权利。 18、2015年8月27日董文韬《询问笔录》； 19、东检公诉刑不诉【2017】38号《不起诉决定书》； 证据18、19证实被告并非大皇百公司的业务员，被告与原告之间系合伙关系。 20、2015年8月25日王志林《询问笔录》； 21、2015年12月10日王志林《询问笔录》； 证据20、21证实王志林为案涉项目业务员，其业务提成全由被告负担，合伙协议已实际履行。 22、供应钢材汇总表及送货单（15份）、附汇总表； 23、《承诺书》； 24、《刘总与龙运华文山工地结算表》附【自制结算分析表】； 25、银行流水明细单； 证据22—25证实原、被告已于2014年3月3日就案涉项目进行总结算：截止至2014年3月3日止前，原告在合伙案涉项目中的应得款项已全部收取。原、被告因供应案涉项目花费的所有成本、连同原告垫资产生的利息均由原、被告共同负担，原告甚至将另外合作的版纳项目中，原告欠付被告利润74700元计入本案总结算，最终结算被告仍需支付原告差额96537元，剩余金昆公司应付钢材款及垫资费由被告享有并承担回收不能的风险。同月19日被告履行了结算表，向原告支付结算欠付96537元的义务，原告予以接受，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未提出任何异议。至此，原、被告之间就案涉项目合伙关系已经终结，被告对2014年3月3日前金昆公司欠付的160万元债务享有绝对的收款及收益权利，并独自承担无法回收的风险；被告对2014年3月3日以后发生由被告单独垫资、调货、运输、卸货的钢材享有独立的收益权并承担金昆公司支付不能的风险，原告无权就上述两部分钢材款本金及垫资费、利息主张任何权利。 26、谭某2015年8月18日询问笔录； 27、谭某2015年12月28日询问笔录； 28、刘国林2016年1月6日询问笔录； 29、刘国林2016年1月25日询问笔录； 30、向某2016年2月4日询问笔录； 证据26—30证实，①谭某与被告商定并签订合作协议以及与原告进行结算均系经过原告的授权，且明确指示被告就案涉项目直接与谭某联系，该协议实际上就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已经实际履行。②谭某在案涉项目前已经代理原告处理多次合作供应钢材的事物，销售钢材项目的合作者之间利润分配50%属于正常情况，原告也从未提过异议。本案原告也从未经手过具体事宜，均系谭某进行调货、核算，谭某的案涉行为系在原告的授权范围之内。原告在案涉合作过程中会了解每次结算情况，但并未对2014.3.3结算表中的各项数据提出任何异议，谭某称原告在得知合作协议签订后只问了资金回笼情况，并未对谭某代签行为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证实其对50%的利润分配是认可的。③原被告向金昆公司供应的钢材均系从云南潮钢公司处赊货，双方并未实际垫资钢材款，原告拨付给被告的开支系金昆公司回款中提取，相较于被告在案涉钢材买卖中负责提供、联系购买人、供货、运输、卸货、收款以及承担业务费的分工，合作协议的50%的利润分配约定符合公平原则。④导致原告发生本案争议的真正原因系其不满被告自2014年3月3日结算后，利用个人资源继续向金昆公司供应钢材并收取货款的事实。 31、钢材购货明细（四份）； 32、送货单； 33、中国银行汇款回单； 证据31—33证实原、被告因合伙向金昆公司供应钢材已于2014年3月3日结算终止，原告既无权就合伙终止之后被告个人供货所得利润进行分配，也无权以个人名义就被告使用大皇百公司名义进行销售的行为主张任何权利。 34、金昆公司付款明细； 35、欠条； 证据34-35证实金昆公司至今欠被告钢材款1414793元，该款系被告合伙供货应得款项产生的垫资费及金昆公司延迟支付被告个人供货部分货款产生的垫资费，均属于被告个人所得。且该部分款项金昆公司尚未支付，原告无权主张被告返还或者支付。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一、证据1、2、3、4、5、17、22、23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且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可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证据6、7、8、9、10、11、12、13、18、20、21、26、27、28、29、30系证人证言，该部分证据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所收集，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特点，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且能相互印证的部分，认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相互矛盾且不能印证的部分，不予认定。 三、证据14、15、19系检察机关和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予以认定。 四、证据16，24、25待本院论述部分再予以认证。 五、证据31、32、33、34、35，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收集，所证事实原告予以认可，与待证的事实相关联，因此，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2年6月13日大皇百公司注册成立，注资1000万元，董文韬为董事长，董文韬之父董洪忠与刘国林各注资500万元，原告刘国林的股份由王林春代持。2013年3月5日，被告龙运华与案外人王志林以大皇百公司代表人的身份与金昆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该项目大皇百公司并未实际出资，实际投资人为刘国林。合同约定：由大皇百公司供给金昆公司钢材约16000吨，同时约定了质量、单价等，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付款方式是供方规定财务人员龙运华、王志林收款，或公司指定账户收款，其他人签字收款供方视为无效，由需方承担一切经济损失。签订合同后，原告从潮钢公司调货向金昆公司供应钢材，并承担运输、装卸等费用开支，金昆公司应付钢材款的大部分货款进入了原告和原告指定的账号。2015年在与金昆公司对账中发现，2014年5月至2015年7月间，金昆公司汇出的钢材货款405.8万元没有回到公司指定的账户，被被告控制或支配（其中被告支付15万元给王志林）。2015年2月14日，大皇百公司以被告不当得利诉至衡东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归还钢材款405.8万元。2015年8月6日大皇百公司要求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后衡东检察院于2017年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之后，衡东法院恢复审理，于2018年5月18日裁定，以大皇百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大皇百公司起诉。原告认为与金昆公司所签钢材购销合同，名为大皇百公司，实际出资人、受害人均为原告，被告占有的405.8万元，应为原告所有，于是原告刘国林在2018年7月19日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本院。 本案争议的焦点： 一、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 原告认为该协议的签名非其所签，与被告之间不是合作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本院认为，原告刘国林陈述“龙运华打电话给我讲又接了金昆公司业务。我让他去接洽，有情况向财务人员谭某汇报”；“有些事情都是谭某代我做的决定”。原告的财务人员谭某证实“龙运华在这个项目中是业务费包干的方式，就是所有投资刘国林负责，净利润的50%支付龙运华的业务费，龙运华的业务费包括向其提供信息的人的业务费和其他协调关系的开支。”，“以往我经手过不少这样的业务，刘国林都认可”，“刘国林后来问了资金回笼情况，就没说什么”。原告的业务员向某证实“根据工地大小和利润情况，刘国林按一定比例分给我利润，从20%至50%不等”。从上述原告的陈述、证人谭某、向某的证言看出，虽然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原告的财务人员谭某代表原告与被告所签订，但在签订前，原告向被告表示签订合同之事已授权谭某；签订合作协议后，谭某虽然没有正式的向原告汇报签约之事，但也符合其与原告之间的一贯工作方式，即原告知悉后默认了谭某的代签行为。综上，谭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该合作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原告有约束力。 二、《刘总与龙运华文山工地结算表》的认定问题 该《结算表》系谭某在刑事侦查阶段提供给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并由刘国林的出纳刘永华制作。原告的财务人员谭某在侦查卷证实“至2014年3月3日，经我、刘永华与龙运华结算，文山工地总接入1600多万元，产生利润310500元，按我与他之前的协议，我公司得50%的纯利润，龙运华与王志林等其他业务员得50%，刘永华当时制作了一个利润结算表。”“《结算表》的利润，刘国林公司100多万元利润都拿到了，龙运华的利润没拿到，因为当时对方工程公司还欠文山工地钢材款160万元，当时和龙运华已讲好，那160万元由他去收，他收到对方公司的160万元就算他得的利润”。《结算表》的内容为：“金昆公司付款总额16588760元，核减各项开支，项目总利润为3105000元，原、被告各得收益1552500元（3105000÷2）。金昆公司的欠款160万元归被告龙运华所有（《承诺书》由被告龙运华持有），冲抵被告应得利润，再核减刘国林在西双版纳项目中欠付龙运华的利润，龙运华需向刘国林支付差额96537元。2014年3月19日龙运华向刘国林的财务人员陈瑞玲账户转账96537元。”。本院认为，虽双方均未在《结算表》上签名确认，但该份《结算表》与被告持有的金昆公司出具的拖欠钢材款160万元的《承诺书》、谭某的证言、以及2014年3月19日龙运华向刘国林的财务人员陈瑞玲账户转账96537元转账凭证形成证据链，证实原、被告就2014年3月3日前合伙向金昆公司运输钢材所得利润进行了结算，被告龙运华享有金昆公司160万元债权的真实性。至于原告称《结算表》里的数据与实际不符，结算错误，不应认定。因该份《结算表》系当时双方经手人员核对数据后进行的结算，且双方已经按结算表履行，再加上本案关系错综复杂，原告未经手又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结算表存在错误，因此，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三、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告主张是委托关系，被告认为是合伙关系。本院审理认为：1、被告认为是合伙关系并提供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根据当时钢材买卖行业的惯例，原、被告之间更符合合伙关系。原、被告就某个项目临时组成合作体，原告提供可签订合同的公司及合作资金，被告招揽项目，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建立后，原告负责调货，被告负责运输、收款、催账，合伙项目的开支、垫资费用均由双方共同负担，项目所得总利润按各50%分配，因此原、被告的合作形式符合合伙关系的特征，合伙关系成立。3、2014年3月3日《结算表》系双方经手人员对当时合作进行的结算，并且按《结算表》履行了，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4、原告主张委托（雇佣）关系，但自始至终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关系的成立，即双方是否签有合同或协议、劳动报酬的发放等。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 四、原、被告合伙运行情况 龙运华、王志林于2013年3月5日代表大皇百公司与金昆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同年3月7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合伙向金昆公司“金马国际”“利水湖畔”项目供应钢材。在合作过程中，从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6月9日间，原告刘国林从潮钢公司赊货3986.2吨，金额16438589元，金昆公司将货款支付刘国林指定账户；从2013年4月17日至2014年1月26日止，金昆公司已支付刘国林钢材款16588760元，另出具《承诺书》（欠条）160万元。2014年3月3日，双方对合作事项进行结算，经结算金昆公司的承诺欠款160万元归被告龙运华所有（《承诺书》由被告龙运华持有）。此外，龙运华向王志林支付业务费60万元。 2014年3月11日、19日、20日，龙运华隐瞒刘国林，利用大皇百公司的空白手续仍然沿用大皇百公司的名义，另行从云南粤福经贸有限公司调取钢材销售给金昆公司，并自行负担购货成本，三次送货653吨，金额2287391元。2014年5月16日、5月22日、8月6日、10月10日、2015年7月3日，金昆公司向龙运华指定的账户支付共计405.8万元。2015年7月1日，金昆公司出具《文山市金昆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付款明细表》，并就欠付钢材款部分出具《欠条》，确认拖欠钢材款总额1614793元，至此，金昆公司与大皇百公司之间的钢材款已全部结算完毕。 五、原告主张被告返还405.8万元的事实法律依据 从本案的证据材料显示，以大皇百公司名义向金昆公司供应钢材经结算共包括三部分：支付原告刘国林指定账户的款项、支付被告龙运华指定账户的405.8万元、金昆公司出具的欠条（1614793元）。本案争议的是支付被告龙运华指定账户的405.8万元。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和2014年3月3日的《结算表》，被告龙运华取得金昆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出具的《承诺书》中160万元本息，至此，被告成为160万元本息的权利人，被告据此获利为正当获利，不属不当得利，原告对该160万元本息要求返还无事实法律依据。至于被告通过向云南粤福经贸有限公司自行调货，以大皇百公司的名义继续向金昆公司供应钢材所得2287391.9元，虽然原告对该部分未提供资金、参与经营，但被告自行供货行为是在大皇百公司与金昆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约定范围内进行的，金昆公司给付货款的相对方还是大皇百公司，而原、被告的合作协议是基于《钢材购销合同》而成立的，2014年3月3日的《结算表》只是结算，并不代表合作协议终结或履行完毕；另外被告基于《钢材购销合同》继续经营，在经营过程中，无法完全排除被告有借大皇百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因此，被告这种欺瞒行为是不诚信的表现，应予以批评惩戒。原告对被告自行供货所获得的利润享有50%的权利。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自2014年3月3日双方结算后就已终结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金昆公司提供的《文山市金昆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付款明细表》查明，至2014年5月16日止，被告持有的欠款160万元的资金占用费为28.536万元，被告回收钢材款405.8万元，减去应得利润160万元本息，余下217.264万元和金昆公司出具的欠条（1614793元）为被告独自供货所得款项，被告独自供货的款项减去成本、开支，所得利润应当按合伙协议各50%结算。但因金昆公司出具的欠条（1614793元）并未在涉案款405.8万元内，不是本案应当审理的内容，因此，案涉款余下217.264万元和金昆公司出具的欠条（1614793元）可另案合并处理。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告收到金昆公司的钢材款405.8万元没有异议，对被告取得405.8万元是否有合法根据存在分歧。原告主张不当得利，被告则称是合伙利润分成款和单独供货的款项，是其正当获利。根据上述分析，原、被告之间实质为合伙清算纠纷。现被告已经证实与原告之间为合伙关系，涉案的405.8万元为是基于合伙关系取得的款项，被告占有涉案款有合法根据。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为委托（雇佣）关系，但自始至终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关系的成立，同时也没有证明被告占有涉案款没有合法理由，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占有405.8万元是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衡东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国林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刘国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旷文林 审判员  肖 彬 审判员  郭鹏程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 丹                            校对责任人：肖彬 打印责任人：张丹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