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2334号原告：武汉春和实业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邹家湾30号。负责人：黄连堂（曾用名黄有仁），系该公司经理。被告：湖北佳益康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万通工业园11号楼5层。法定代表人：谭燕华，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王杰，女，196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武汉春和实业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春和公司）与被告湖北佳益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益康公司）、第三人王杰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春和公司的负责人黄连堂、被告佳益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第三人王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春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佳益康公司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原告支付143,788元及法定迟延履行利息（从2005年1月22日至2019年5月20日共5260天，计息264,817元）；2.判令第三人王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将第三人王杰职务侵占犯罪事实移交主管机关处理；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1月1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武汉百里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里王药业公司）支付工程款117,930元及辛安渡药厂债务15,204元，一审受理费5,362元，二审受理费5,292元，共计债务金额143,788元，上述债务应当于2005年1月21日支付完毕。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至今未履行上述判决义务（依法按迟延履行执行款金额从2005年1月22日起至2019年5月20日计算利息）。2007年1月16日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未经结算已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2013年原告申请恢复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院查明1999年11月第三人王杰将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作为实物资本注册成立武汉百里王医药有限公司，王杰系该公司股东之一。执行法院还查明，武汉百里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里王医药公司）更名为湖北佳益康医药有限公司。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享有佳益康公司95万元债权。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原告享有合法债权，受法律保护，现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怠于行使享有的佳益康公司95万元到期债权。原告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提起代位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被告佳益康公司辩称，1.一审及二审执行裁定已经查明王杰并非百里王药业公司股东，王杰在成立百里王医药公司时，作为实物资本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是从百里王药业公司合法购得，因此百里王药业公司对于被告及王杰均没有到期债权可以主张，更不存在百里王药业公司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事实，原告要求行使代位权没有事实基础。2.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限为两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原告要求追加被告佳益康公司及王杰为被执行人的期限为2014年，一审裁定最后时间为2014年4月9日，该裁定已经明确告知原告对于被告佳益康公司及王杰是否是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义务承担人，应当由原告另行主张权利予以确认。那么2014年4月9日就应该是其另行提起代位权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二审复议裁定作出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该裁定亦告知原告另行主张权利予以确认，因此即使将原告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从二审裁定生效的2014年9月25日起算，原告要求主张代位权的期限也已于2016年9月届满。即使按照民法总则三年的时效期间来计算诉讼时效，其代位权的诉讼时效也于2017年9月届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规定，对于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了，告知原告申请再审。原告的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既无事实依据，又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杰答辩意见与被告佳益康公司相同。原告春和公司、被告佳益康公司、第三人王杰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于原告庭审中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被告、第三人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相关证明目的在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原告庭审后补充的证据，被告佳益康公司及第三人王杰认为既缺乏关联性，又没有当庭提交，本院认为这些证据系对被告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所提供的反驳证据，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关证明目的在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对于被告、第三人共同提交的证据，原告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中级法院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不符，王杰自述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是百里王药业公司的财产，执行债权不存在诉讼时效。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相关证明目的在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春和公司、黄连堂与百里王药业公司、王杰欠款纠纷一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10日作出（2004）武民商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百里王药业公司向春和公司支付工程款117,930元，向春和公司支付原武汉市辛安渡制药厂债务15,204元，王杰偿还黄连堂借款147,000元及利息。百里王药业公司并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5,3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92元。2005年1月28日，春和公司、黄连堂作为申请执行人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杰履行了判决义务，百里王药业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该院于2005年依法裁定中止执行。2013年，春和公司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恢复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百里王药业公司已于2007年1月16日吊销营业执照并歇业多年，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春和公司书面申请要求追加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更名为佳益康公司）、武汉百里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理由是王杰将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95万元的财产“婴儿口服液”作为实物资本注册成立百里王医药公司；武汉百里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受让使用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百里王”商标权。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2013）鄂江汉执字第00227-1号执行裁定书，查明百里王药业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工商登记股东为武汉市辛安渡制药总厂、湖南湘潭振华经贸有限公司、香港建华企业有限公司。王杰系该公司总经理（非法定代表人），在工商注册的档案中并非股东，但2000年最后一次年检报告中有湖北天元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审计报告注明王杰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股东之一，出资资本为690,000元。1999年11月，王杰将百里王药业公司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作为实物资本注册成立百里王医药公司，王杰为该公司股东之一。王杰自述：上述物品确系被执行人的财产，但系其出资购买合法所有，现因时间太长，购物原始发票丢失，不能向法院提供该证据，但该实物资本有武汉天意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为证。经查百里王医药公司工商档案中确实有该验资报告，但没有购买“婴儿口服液”的原始发票或原始发票复印件资料。武汉天意会计事务所（更名为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书面说明：从报告工商查询档案看，股东已签署“实物转移清单”，按当时的审计程序要求，实物资本应已进行了审查；由于公司改制时间已久，人员变化也大，改制前的档案现查找困难，应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档的资料为准。法院向百里王医药公司（更名为佳益康公司）调取王杰购买上述物品的原始发票，但佳益康公司称原百里王医药公司的财务档案资料均不在该公司，王杰向法院称原百里王医药公司转让股份后，其已将原百里王医药公司的财务档案资料销毁。还查明，武汉百里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百里王注册商标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合法注册，注册号为8555710。法院在百里王药业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未找到有“百里王”商标注册的资料，但经春和公司申请，法院向国家工商总局去调查函调查百里王药业公司名下的百里王商标情况，其工作人员电话答复法院：百里王药业公司名下的百里王商标在1999年因没有申请商标权续展期致使该商标权已失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虽然百里王药业公司2000年最后一次年检报告中有湖北天元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审计报告注明王杰为其股东之一，但法院认为公司股东应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王杰并非百里王药业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故不能依据审计报告的结论作为追加王杰为本案被执行人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2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而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武汉百里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否为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义务承担人，应由春和公司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予以确认。据此，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驳回春和公司要求追加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更名为佳益康公司）、武汉百里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的请求。春和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百里王药业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王杰出资69万元，并以总经理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成为事实上的公司股东；王杰将百里王药业公司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作为注册资金成立了百里王医药公司，故请求：1.撤销（2013）鄂江汉执字第00227-1号执行裁定书；2.追加王杰为被执行人，承担清偿债务306,427元的责任；3.追加百里王医药公司（更名为佳益康公司）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4）鄂江汉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书，经审查后认为，（2013）鄂江汉执字第00227-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春和公司提出的异议主张不能成立，驳回春和公司的异议。春和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称1.王杰系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总经理，又是被执行人的股东（投资人），被执行人与百里王医药公司系关联公司，王杰任两公司的总经理，其职权混同；2.王杰利用职权将被执行人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作为实物资本注册成立百里王医药公司；3.被执行人注册资金600万元，至今未清算，王杰作为该公司总经理，负有法定的清算义务和债权清偿义务；4.2000年王杰将被执行人的厂房及生产设备转让给武汉市大鹏药业有限公司，转让资金250万元，该资金转入百里王医药公司名下，2001年5月至2005年5月16日由百里王医药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多次支付共计16万元，且王杰在诉讼中自认该支付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故推定百里王医药公司承受了被执行人厂房转让费250万元。综上，江汉区法院作出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2014）鄂江汉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追加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为被执行人，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45号执行裁定书，除查明上述事实外，另查明：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工商登记股东为武汉市辛安渡制药总厂、湖南湘潭振华经贸有限公司、香港建华企业有限公司。王杰系该公司总经理（聘用），但2000年最后一次年检报告中有湖北天元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王杰为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股东之一，出资资本为690,000元。1999年11月，王杰将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作为实物资本注册成立百里王医药公司，王杰为该公司股东之一。王杰自述：“上述物品系被执行人的财产，但系其出资购买合法所有，有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向其开出的收据，收据和实物全部交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验资，因事隔15年，百里王医药公司的财务资料已超过会计制度要求保管10年的期限而销毁，不能向法院提供该证据，但该实物资本有武汉天意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为证”。经查百里王医药公司工商档案中确实有该验资报告，武汉天意会计事务所（更名为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江汉区法院书面说明：“从报告工商查询档案看，股东已签署“实物转移清单”，按当时的审计程序要求，实物资本应已进行了审查；由于公司改制时间已久，人员变化也大，改制前的档案现查找困难，应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档的资料为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复议审查过程中，对王杰是否购买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再次向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调查，该公司表明：“货物抽查、凭证审核、发票与实物是否相符、发票的台头是否与出资人一致，是其审查的内容，如当事人不能提供实物和发票，按当时的要求，不能作出验资报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的属性，武汉天意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验资报告及该院调查笔录已经证实，王杰在验资时不仅提供了价值95万元的“婴儿口服液”作为实物资本，亦提供了该实物的购物发票，其实物出资均由王杰投入。关于春和公司申请追加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为被执行人的主张，从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档案材料显示，王杰并非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股东，其身份仅为被执行人聘用的总经理，虽然湖北天元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王杰为股东之一，但公司的股东应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不能依据审计报告中所称的王杰是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股东作为追加王杰为本案被执行人的事实依据。王杰投资注册成立的百里王医药公司与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系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故春和公司以王杰系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股东、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与百里王医药公司系关联公司等为由请求追加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为被执行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春和公司主张王杰对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负有法定的清算义务和债务清偿义务及2000年王杰将被执行人的厂房及生产设备转让给武汉市大鹏药业有限公司，转让资金250万元转入百里王医药公司名下，未在异议程序中提出，复议程序中也未提供有效证据，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王杰、百里王医药公司是否应为被执行人百里王药业公司的义务承担人，应由其另行主张权利。据此，驳回春和公司的复议申请。又查明，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移送本院的卷宗证实，2017年2月9日，原告春和公司、黄连堂以百里王药业公司、王杰为被告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号（2017）鄂0103民初1909号，后该案以撤诉方式结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讼时效及代位权是否成立等问题。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方面，从一般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的形式来看，原告春和公司提交的《控告与申诉书》所附的挂号信邮件信息、收件人姓名、《控告与申诉书》内容与本案有明确的关联性，该邮件寄送于2015年4月24日，由此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根据本院查明事实，2014年9月2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45号执行裁定书，2017年2月9日，原告春和公司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鄂0103民初1909号民事诉讼，故从时效中断的形式上看，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另一方面，本案系代位权诉讼，从权利本质来看，代位权是债权人基于自己对债务人的债权代位行使债务人对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并不具有债权相对性，因此，代位权诉讼时效实际取决于债权人债权的诉讼时效以及债务人债权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即含此义。本案原告的债权因申请强制执行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被告虽否认百里王药业公司对其享有到期债权，但作为程序意义上的次债务人，被告并未向债权人即原告主张其对债务人的时效抗辩。因此，本案不存在代位权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代位权是否成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本案争议核心在于债务人百里王药业公司是否享有对被告佳益康公司（原百里王医药公司）、第三人王杰95万元到期债权。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汉执字第00227-1号执行裁定书、（2014）鄂江汉执异字第00009号执行裁定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45号执行裁定书均未能证实百里王药业公司享有对被告佳益康公司（原百里王医药公司）或第三人王杰95万元到期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的举证不能证明其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符合法律要件，对原告要求被告佳益康公司履行代位清偿义务，第三人王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将第三人王杰职务侵占犯罪事实移交主管机关处理，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春和实业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24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武汉春和实业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泽锋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廖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