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6736号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23号楼。法定代表人：黄勇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明，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蔡义，男，197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扶贫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蔡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明、被告（反诉原告）蔡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扶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蔡义给付中国扶贫公司固定回报120万元；2.诉讼费由蔡义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4日中国扶贫公司与蔡义签订《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采用分公司模式发起设立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蔡义保证分支机构在经营中获利，前三年每年向中国扶贫公司支付固定回报不少于50万元，第四个年度之后的回报要求双方另行商定。但蔡义仅给付中国扶贫公司30万元，余款120万元未付，故中国扶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蔡义辩称,不同意中国扶贫公司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中国扶贫公司要求给付收益的主体应当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而非蔡义；2.合同约定，蔡义不能按时上缴固定回报的，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应当注销；3中国扶贫公司要求第一年的回报已过诉讼时效，而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回报，因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应当注销，所以也不应再上缴回报。蔡义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解除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2.请求中国扶贫公司返还蔡义投资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17日至实际返还之日）3.诉讼费由中国扶贫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4日中国扶贫公司与蔡义签订《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蔡义根据中国扶贫公司的要求于2014年6月16日将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办公经费30万元汇入中国扶贫公司账户，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成立后，蔡义要求中国扶贫公司将30万元款项付至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账户，但中国扶贫公司不但拒绝付款，也不同意蔡义提出的增加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家政服务、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代理委托招聘、人力资源与管理咨询等经营项目，致使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自成立至今无法开展任何经营业务，中国扶贫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扶贫公司应全力配合蔡义业务推进的约定，故蔡义向本院提起反诉。对于蔡义的反诉请求，中国扶贫公司辩称，不同意蔡义的反诉请求，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不具备解除条件，也不应当由中国扶贫公司返还蔡义款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4日，甲方中国扶贫公司与乙方蔡义签订《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在乙方所在区域内，共同发起设立分支机构，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发展。甲乙双方约定采用分公司（子公司兼办事处）模式发起设立“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投资100万元，作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办公经费，用于分公司登记时的资金证明，并持续用于分公司未来的业务活动。甲乙双方约定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甲方所持股份为30%，乙方所持股份有70%。乙方于本协议签署10日内，将股本金90万元划至甲方指定账户，作为中国扶贫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款，用于该公司登记时的股份入资拨付证明，并持续用于该公司未来的业务活动。甲方委托乙方对该分支机构进行经营管理，任命蔡义为该分支机构负责人，并出具任命文件和授权文件，乙方在授权范围内合法经营。乙方保证分支机构在经营中获利，前三年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回报不少于50万元。其中第一个年度的固定回报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支付，以后两个年度的固定回报支付时间与协议签署日期相同。第四个年度之后的回报要求双方另行协商。2014年6月16日，蔡义向中国扶贫公司汇款30万元，摘要为：投资款。中国扶贫深圳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7日，负责人为蔡义。2018年4月9日，甲方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与乙方黔西南州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黔西南服务中心）签署《就业扶贫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协调当地基层政府向甲方推荐符合甲方用人单位用工要求且愿意到深圳就业的待业人员。甲方初期确定乙方向甲方推荐的待业人员人数为1000人，实际推荐的待业人员的岗位以及待业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双方确认的《就业人员花名册清单》为准。庭审中，双方认可固定回报款可在每年付款周期内任意时间支付。对于付款周期，中国扶贫公司认为应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此后一年时间；蔡义认为付款周期应自中国扶贫深圳公司成立之日起至此后一年时间。在2018年8月31日蔡义与中国扶贫公司总经理安宏超的微信记录中，蔡义陈述如下内容“安总，您前天才告诉我需要这两天付款，我的资金也不是在账上闲置的，五十万也不是小数目，我正在筹措资金……”“安总，我知道您也很为难，但是请考虑一下我的实际情况吧，我争取下周五下午之前付款，最晚也不超过9.15号，否则任由公司处理，我无条件服从安排，谢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中约定蔡义应保证分支机构在经营中获利，前三年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回报不少于50万元，蔡义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每年向中国扶贫公司支付固定回报。《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第一个年度的固定回报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支付，因此，第一年股东回报的支付日期为2014年6月8日之前，该笔款项的诉讼时效自2014年6月8日起算，而根据蔡义与中国扶贫总经理安宏超的微信记录可知，中国扶贫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向蔡义主张固定回报事宜，且中国扶贫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中国扶贫公司于2017年6月8日之前向蔡义主张过第一年固定回报，故中国扶贫公司主张的第一年固定回报已过诉讼时效的限制。《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以后两个年度的固定回报支付时间与协议签署日期相同，且庭审中双方认可，固定回报的付款时间可在每年付款周期内任意时间支付，因此第二年回报支付时间为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3日，最晚于2016年6月3日支付，故支付第二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为2016年6月4日；第三年回报支付时间为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6月3日，最晚于2017年6月3日支付，故支付第三笔固定回报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为2017年6月4日。中国扶贫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向蔡义主张固定回报事宜，故中国扶贫公司主张的第二、第三笔回报款未过诉讼时效的限制。蔡义应当给付中国扶贫公司第二、第三年度的固定收益，共计100万元。蔡义于2014年6月16日向中国扶贫公司账户汇款30万元，并备注投资款，且《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约定由蔡义投资100万元作为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的办公经费，故蔡义所汇30万元款项性质非固定回报，而是用于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经营的款项。蔡义主张解除双方签署的《中国扶贫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合作协议》，理由是中国扶贫公司不同意蔡义提出的增加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经营项目，但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未有关于蔡义可要求增加营业范围的约定，鉴于蔡义在中国扶贫深圳分公司成立后开展了经营活动，故蔡义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的反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蔡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固定回报一百万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蔡义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150元（已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蔡义负担5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蔡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金宏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