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董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 法定代表人：董荣娣，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龙江，浙江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耀尹，女，198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根、褚娇娇，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董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董董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胡耀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胡耀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董董公司向胡耀尹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5256元（利息暂算至2019年2月15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算至付清为止）；2.胡耀尹的律师代理费25000元由董董公司承担；3.包括案件受理费在内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董董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9月1日，胡耀尹与董董公司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设立重庆董熙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董熙公司)，在重庆市范围内经营“董鲜生”品牌餐厅；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三万元，董董公司占注册资本的70%，胡耀尹占注册资本的30%，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胡耀尹将其持有的全部30%股权委托董董公司代为持有，即按董董公司持股100%办理工商登记；未经董董公司同意，胡耀尹不得退股，胡耀尹经董董公司同意退股的，则董董公司可要求以胡耀尹持股比例所占公司净资产的数额收购其股权。此后，胡耀尹于2017年11月14日向案外人蔡炼汇款600000元，并主张该款系用于设立董熙公司，董董公司对该主张无异议。2018年6月至7月期间，胡耀尹通过微信与董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荣娣协商退股一事，董荣娣于2018年7月16日表示愿就胡耀尹投资的600000元在一年内分期支付完毕，双方经协商后就付款方式达成一致，即2018年7月以内支付一半款项，剩余一半款项一年内付清。胡耀尹分别于2018年10月以及2018年12月与董荣娣通电话，询问款项支付等事宜，董荣娣表示资金紧张。 原审法院认为，董荣娣系董董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其有权代表董董公司与胡耀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胡耀尹亦有理由相信董荣娣有权代表董董公司就股权转让事宜做出承诺，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协议，但已通过微信聊天就包括股权转让款金额、款项支付方式和期限在内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胡耀尹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确定股权转让款为600000元，支付方式为2018年7月支付300000元，剩余款项自2018年8月起一年内付清。现董董公司未按期向胡耀尹支付首期款项，已构成根本违约，且根据董董公司的答辩意见，其已明确表示不愿履行付款承诺，故胡耀尹有权要求董董公司全额支付转让款，并承担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利息损失，但就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调整为，自2018年8月1日起至胡耀尹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18日的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适用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7322.5元，此后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以全部未付转让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适用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胡耀尹主张董董公司支付律师费25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虽然《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但本案系双方基于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并非系履行《股东合作协议书》而产生的纠纷，而双方通过微信就股权转让一事进行协商时并未对律师费的承担做出明确约定，且律师费并不属于诉讼所必须支出的费用，故对胡耀尹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董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耀尹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0元；二、董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耀尹暂计至2019年2月18日的利息7322.5元，此后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以未付股权转让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适用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三、驳回胡耀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董董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3元，减半收取5101.5元，由董董公司承担4937元，胡耀尹承担164.5元。 董董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胡耀尹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胡耀尹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未全面查清事实，认定事实不清且判决有失公平公正。1.聊天记录的内容并不全面，不具有退股协议的形式要件，不能产生效力。原审法院依据董董公司法定代表人董荣娣在2018年7月16日的聊天记录来认定双方之间达成退股协议是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首先7月16日的聊天记录里并未达成退股协议。就该聊天内容仅是董董公司询问其投入了多少钱并称投资人这边愿意分期退还款项。但具体多少款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该聊天记录里并未有具体的退股金额，也没有具体的退股时间。因此，就聊天记录的内容本身不具备协议的完整形式要件。根据双方达成的股东合作协议约定，股东投资后，不得退股，即便退股也是在核算当前净资产的情况下，按照投资比例进行核算退股金额。投资有风险，风险也是各自在承担的，董董公司不可能在明显亏损的情况下，同意其原投资金额全额退还的条件。2.董荣娣存在多重身份，作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个人意思表示并不能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董荣娣作为董董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董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董荣娣事实上具有多重身份。结合董荣娣在聊天记录中的内容，其代表的是投资人第三方的意思，因此，董荣娣跟胡耀尹的聊天内容并不代表董董公司。而实际上双方聊天记录中更多的意思表示是转股而不是退股，涉及案外投资人，胡耀尹的聊天记录里多次提到的谢总，彭总也可以证实。且董荣娣个人表示并不能代表公司，不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3.胡耀尹隐瞒了聊天记录内容，导致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胡耀尹仅提交了2018年11月3日之前的聊天记录，隐瞒之后的聊天记录。而2018年12月24日聊天记录显示，胡耀尹要求签订书面股份转让协议，把之前沟通的内容确定下来，足以反映双方退股协议没有达成，协议没有成立生效。胡耀尹能提交未提交该聊天记录，说明故意隐瞒证据的事实。4.原审判决确认退股协议显失公平。餐饮投资本身就存在高风险高收益，胡耀尹在董熙公司存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称因其妈妈生病，需要花钱，所以要求退股。因此董董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在体谅胡耀尹难处的情况下，才与其沟通退股事宜。而真正退股需要签订书面退股协议，约定退股金额。但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要求董董公司全额退还款项，明显有失公平。也就是说胡耀尹在整个经营期间丝毫风险都未承担，将其出资风险全部转嫁到董董公司身上。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退股协议效力、退股的金额都与事实严重不符，胡耀尹隐瞒了部分聊天记录，隐瞒了双方协议未达成的事实，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有失公平的错误判决。现董董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上诉。 被上诉人胡耀尹答辩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公平公正。1.董董公司和胡耀尹已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对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达成了一致，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董董公司认为退股协议未成立生效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胡耀尹提供的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显示，胡耀尹在6月23日的微信聊天中，询问胡耀尹是否要退股，胡耀尹回答“是的”之后，董董公司表示现在就是一个退股方式和退股时间的问题。这表明董董公司已经同意胡耀尹退股，当时仅仅是退股时间和方式未达成一致。随后在7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胡耀尹告知董董公司自己的投资为60万以后，董董公司当即表示可以分期付完，很显然董董公司所称的分期付完，指的就是该60万元，这在后来双方的电话沟通中也得到了印证。之后，双方又协商约定了“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年付完”的支付方式，同时董董公司承诺先付的一半当月(也即2018年7月)就可以安排好。自此，董董公司和胡耀尹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支付金额、方式、时间等相关事宜均已达成一致，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胡耀尹称聊天记录未体现具体的退股时间和退股金额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2.董荣娣作为董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可以代表董董公司的意思表示，且胡耀尹的股权实际已经由董董公司所持有。董董公司和胡耀尹在设立董熙公司时，胡耀尹已将其持有的30%股权委托董董公司代为持有，也即公司按董董公司持有公司100%股权办理工商登记。双方就退股事宜进行协商时均未提及要求胡耀尹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他第三方，在协商一致后也未提过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等相关内容，因此结合双方的聊天内容和电话沟通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即为胡耀尹将其持有股权全部转让给董董公司，董董公司支付胡耀尹60万后，胡耀尹即退出公司，由于胡耀尹的股权本身已登记在董董公司名下，因此双方也无需再另行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3.胡耀尹未故意隐瞒聊天记录，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首先，胡耀尹在一审中提交的电话录音内容完整，不存在所谓的故意隐瞒聊天记录的行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而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董董公司和胡耀尹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已经属于通过书面形式订立了股权转让合同，且该合同的相关事宜在电话沟通中也进行过确认。胡耀尹之后要求签订书面股份转让协议，也只是希望为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签订一个书面保存载体，并不代表通过微信、电话所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成立生效。因此，董董公司仅以胡耀尹要求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为由，否认双方此前通过微信聊天确立的合同效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原审判决确认退股协议公平合理。胡耀尹与董董公司就退股事宜达成一致的时间是在2018年6月，根据重庆董熙餐饮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截止2018年6月，公司整体仍处于盈利状态，不存在董董公司所称胡耀尹因公司经营亏损而要求退股的情况。且根据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在公司成立后，董董公司也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向胡耀尹分红。基于董董公司未及时分红以及胡耀尹妈妈生病的原因，胡耀尹才提出了退股要求。董董公司在公司整体整体盈利的情况下与胡耀尹达成了退股约定，但却一直拖欠胡耀尹的股权转让款，并在公司出现问题后全面否认双方的合同效力，董董公司的行为已经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判决确认退股协议公平合理。综上，胡耀尹认为，董董公司和胡耀尹之间通过微信所确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裁判内容正确。故请求法院驳回董董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董董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董熙公司工商信息表一份，欲证明该公司于2018年底停止经营并于2019年6月21日注销。2.董董公司、浙江谢志宇控股集团公司工商信息等资料一组，欲证明董董公司股东情况，退股金额需要股东谢志宇而不是董董公司支付，因投资方的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本案款项支付发生情势变更。3.董荣娣与胡耀尹的聊天记录，欲证明胡耀尹在原审中聊天记录未提交完全，没有2018年11月之后的记录，该记录可以证明2019年1月4日，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需要签订书面协议达成共识，之前的聊天记录不构成股权转让协议，只是转让的意向。4.董熙公司重庆分红计算表一份，欲证明胡耀尹曾分得董熙公司2017年分红款101879.68元。 被上诉人胡耀尹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司经营状况及注销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本案退股主体是董董公司和胡耀尹，与他人无关。对证据3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的，退股主体是董董公司与胡耀尹之间，公司资金安排如何落实，与本案无关；且从聊天记录内容看，后面双方并没有就股权转让相关安排达成了其他约定；聊天记录后续所涉及的其他保证金等安排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三性有异议，系董董公司单方制作，胡耀尹曾经获得公司分红与本案无关，且根据分红计算表第六列留存金额，应该是公司法定公积金，按当时公司注册资金3万元计算，只需提存1.5万，现在提存8万多元，说明公司在利润安排上有变相侵害小股东利益情况存在。 本院对上诉人董董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4，被上诉人胡耀尹所提异议成立，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聊天内容仅反映出董荣娣提出双方需要另签书面协议，但未有胡耀尹认可之内容，故不能达到董董公司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胡耀尹提交胡耀尹和董董公司财务经理王秋菊的聊天记录一份，欲证明直到2018年6月份，从公司报表上看，董熙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的状态。上诉人董董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的，该聊天内容，结合胡耀尹和董荣娣2018年4、5月份的聊天记录，可见2018年5月，公司已经处于亏损状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发生在董董公司法定代表人董荣娣与胡耀尹之间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双方2018年6月23日的聊天内容可见，胡耀尹提出要求退股，董荣娣并未表示不同意，而是认为双方需要明确退款方式和退款时间。从双方2018年7月16日的聊天内容可见，胡耀尹明确投资60万元，董荣娣先表示投资公司希望分期付款，一年时间，每月支付，从当月开始计算；后胡耀尹希望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年付完，董荣娣回复同意，并表示这个月安排好。之后双方的聊天内容未对双方该协商结果的金额和付款方式及期限达成新的合意。董荣娣作为董董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耀尹有理由相信其陈述内容系代表董董公司。董董公司认为双方聊天内容不完整，但在双方已就退股金额、付款方式及期限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仅以董董公司单方的不按时履行、董董公司股东内部意见不一致为由主张退股协议未达成，还需要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董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73元，由浙江董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鸣卉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