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1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17-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7309881803Y。法定代表人：韩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必新，湖北楚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联刚，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大军，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湖北峰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瞿见成，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炳荣，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瞿见彬，男，198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原审被告：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长阳县贺家坪镇贺家坪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8553901159X。法定代表人：向颜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澜曦，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纯殊，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恒公司）、王大军因与被上诉人瞿见成、瞿见彬、原审被告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沛函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3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勇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3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瞿见彬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本案王大军承接工程后，又将劳务转包给瞿见彬，瞿见彬当时外号瞿勇，瞿见彬又邀请案外人毛勇两人合伙承包劳务，瞿见彬雇请瞿见成做工，瞿见成在履行瞿见彬安排的工作过程中受伤，瞿见彬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是王大军雇请瞿见彬喊叫其兄弟瞿见成等六人进入工地进行做工是错误的。一审诉讼过程中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瞿见彬是劳务的分包人，瞿见成是受瞿见彬雇请这一基本事实。一是有瞿见彬编制的发放工资的工资表，该工资表是瞿见彬与合伙人毛勇亲自编制，该工资表中有11名做工的人员，而没有瞿见彬本人也没有其合伙人毛勇，这足以证明瞿见彬与瞿见成等11名做工的人员身份是不同的，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如果瞿见彬只是邀约人也是做工的，那么该工资表中必然有瞿见彬的名字。二是瞿见彬及合伙人毛勇给王大军写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东站物流场平工地工程款及工资已结清。合计叁万元，小写30000元”，该收条已明确了这30000元是工程款，而不只是工资。如果瞿见彬不是承包，而也是做工的，那么就不需要写明是收到工程款。三是瞿见彬亲笔书写的承诺书：“东站物流项目喷锚安全责任书如果出现安全事故由屈勇负责”，如果瞿见彬只是一个做工的，他有什么理由给王大军写下安全承诺书。四是瞿见成申请的出庭作证的证人康某在当庭证实，他们做工的人员是受瞿见彬雇请，工资是瞿见彬发的，且工资表他们都签字了。五是瞿见成在起诉状中也明确他是受瞿见彬雇请，并要求瞿见彬承担雇主责任。瞿见成虽然没有出庭，但该起诉状是其亲自签名的，作为雇工他是最清楚究竟是谁雇请了他。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充分证实瞿见彬是接受劳务的一方，瞿见彬是瞿见成的雇主，瞿见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抛开本案证据，仅凭瞿见彬的辩解就开脱了瞿见彬的责任，是极其错误的，对其他当事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二、一审判决瞿见成只承担20%的损失是错误的。瞿见成在一审起诉时明确表明他自身存在过错，由其自己承担30%的责任，只要求四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70%，而一审法院超出瞿见成的诉讼请求，将瞿见成没有主张的10%计148336.139元依职权直接判决了由各被告赔偿，这是违反民事诉讼“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的。再者，瞿见成在操作过程中，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操作不当，是造成本起事故的重要原因，瞿见成在起诉时自认承担30%的责任，与客观事实是相符的，一审判决应当按照瞿见成自己要求承担30%责任的意见进行判决。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经济损失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确认后期护理费704280元是错误的。后期护理费一审判决的计算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定残后的护理费标准及计算方法问题，现行法律体系中只有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了相应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案件，涉及此类问题均是参考该规定执行。瞿见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属完全护理依赖等级，其后期护理费应按照50%计算，即352140元（35214元X20年X50%)。2、残疾赔偿金不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瞿见成是农村户籍，一审诉讼过程中瞿见成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受伤之前至少一年以上在城镇有收入，也没有证据证实在城镇固定居住生活，瞿见成提交的其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证明证实瞿见成常年居住在农村，在农村有土地，且纳入了精准扶贫的对象，试想如果瞿见成不是长期居住在户籍所在地，是不可能被纳入精准扶贫对象的。一审第一次开庭中勇恒公司提出此意见以后，一审法官当庭要求瞿见成继续举证证明，但第二次开庭时瞿见成仍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一审判决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瞿见成在城镇居住、生活，且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的前提下，按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其残疾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276240元。3、2017年8月12日至2018年3月11日期间计7个月的护理费计31800元已由勇恒公司直接支付给护理人员杜兰芝，而一审判决对这一查明的事实不顾，仍然认定了瞿见成这期间的护理费，但又不从勇恒公司应当赔偿的费用中扣减这部分费用，这是极为不合理的。四、瞿见成受伤后，勇恒公司支付生活费1500元、医疗费30677.19元，另外沛涵公司垫付的医疗费、生活费、瞿见成借支的费用共计80000元（其中护理费31800元、现金5496.369元、医疗费42703.64元），在勇恒公司与沛涵公司结算时，沛涵公司已将这80000元从应付给勇恒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这80000元也作为了勇恒公司支付给瞿见成的费用，这样实际共计已支付给瞿见成112177.19元，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勇恒公司支付的医疗费，除一张金额19962.82和一张金额35000元的医疗费预交医疗费票据外，还有4张金额计18418.01元已经结算的住院医疗费票据，明显应当纳入损失范围按照过错责任比例由各方当事人分担。瞿见成预交的54962.82元的医疗费，只有瞿见成才能在医院开具结算费票据，但瞿见成拒绝提交医院结算费票据。一审判决对勇恒公司已经承担了112177.19元的损失的事实不予确认，也不从勇恒公司应当赔偿的费用中抵扣，留下了纠纷和隐患，不利于纠纷和矛盾的解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明确。勇恒公司认为，勇恒公司按照过错责任比例只应承担15%的责任，一审判决勇恒公司承担30%责任不公，本案瞿见彬作为雇主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瞿见成应承担30%的责任。王大军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3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大军是瞿见成的雇主是错误的。王大军没有雇请瞿见成做工，而是瞿见彬雇请瞿见成做工，一审判决瞿见彬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2017年3月，勇恒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谭联刚将接手的宜昌东站物流场平喷锚工程转包给王大军承包，当时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喷锚每平方米30元、钻孔每米30元，包工不包料，机械设备由王大军自己准备。王大军组织人员于2017年3月3日进场施工，在3月中旬己将第一个坡面施工结束（其他坡面还没有开挖出来），第一个坡面结束后王大军便将人员调到了娃哈哈工地施工，至2017年4月底宜昌东站物流园的第二个坡面开挖出来了，谭联刚催促王大军去施工，说甲方催得紧不能拖延，但此时王大军的工人都在娃哈哈的工地做工又抽调不开，王大军就给瞿见彬打电话（当时只知道他叫瞿勇），瞿见彬来到了宜昌东站物流园工地现场，王大军指了现场后对瞿见彬说，想把喷锚的施工任务单包工交给他施工，工价有点低，问瞿见彬做不做，瞿见彬回答他一直是与毛勇合伙做的，他要与毛勇商量，便约定第二天在工地见面。第二天，瞿见彬与合伙人毛勇来到了工地，王大军与谭联刚也来到了工地，当着谭联刚的面王大军与瞿见彬、毛勇一起商定：王大军将东站物流园的坡面劳务施工任务承包给瞿见彬、毛勇，喷锚工价每平方米20元、钻孔每米20元，王大军提供空压机、钻机，瞿见彬自带装载机、调直机、切割机、喷锚机等其他机械设备。当时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清楚后，瞿见彬雇请民工于2017年5月初开始对第二个工作坡面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民工都由瞿见彬、毛勇现场负责，2017年5月11日下午项目部召开安全工作会议，王大军给瞿见彬打电话要求他们参加，他在电话中说工地脱不开身没有参加，开会结束后王大军与谭联刚到工地找到了瞿见彬，王大军与谭联刚都指出来施工方法不安全，瞿见彬说他们在曹氏集团专业做喷锚，都是这样做的，并主动说你们不放心我给你们写一个承诺书。这样在现场上瞿见彬给王大军写了个承诺书，承诺安全责任由他负责，王大军也给谭联刚写了一个承诺书，这有原始证据为凭。2017年5月15日瞿见成受伤后，王大军第二天打电话问瞿见彬，瞿见彬说没得好大回事，休息几天就好了。瞿见成出事后，他们己经施工的工作坡面仍然是他们组织人员施工，施工结束后，第三个工作坡面王大军就没让他们做了，王大军自己直接安排人员施工完成的。瞿见彬完成工作任务后，王大军与毛勇两人亲自在现场对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测量，根据他们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应付工程款29520元，当时就确定按照整数30000元付款。2017年6月8日瞿见彬、毛勇亲自写下了30000元的收条后，谭联刚将钱付给了王大军，王大军又将30000元钱付给了瞿见彬。为了督促他们不拖欠民工工资，要求他们提交了民工的工资表。所以，一审判决认定是王大军请瞿见彬喊瞿见成等6人做工，绝对是错误的。王大军与瞿见彬之间是劳务工程转包关系，瞿见成是受瞿见彬雇请，瞿见成在工作过程中受翟见彬安排和控制，并由瞿见彬支付工资，王大军对瞿见彬雇请的民工一个就不认识，更谈不上给他们付工资，民工的工资是瞿见彬、毛勇支付的。这一点出庭作证的证人康某说得很清楚。同时本案瞿见成起诉状写得清清楚楚，他是受瞿见彬雇请，要求瞿见彬承担赔偿责任。瞿见成也认为瞿见彬是雇主，在起诉时未列王大军为被告，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王大军，只认识请他做工的瞿见彬。一审判决脱离本案的基本事实，在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瞿见彬是真正的雇主的情况下，仅凭瞿见彬当庭所作的虚假陈述，判决瞿见彬不承担责任，是十分错误的。二、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支持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瞿见成是农村人口，而且常年居住在农村，没有证据证实他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也没有证据证实他在城镇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残疾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三、一审判决瞿见成承担20%的损失错误。其在一审起诉时明确认可他自身存在过错，自己承担30%的责任，只要求赔偿总损失的70%，其他当事人也均当庭认可瞿见成自己承担30%责任的意见，可以说对这一问题，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各方当事人已形成一致意见，且作为原告的瞿见成没有提出权利主张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超出瞿见成的诉讼请求，将瞿见成没有主张的10%判决由被告赔偿，是不合法的。瞿见彬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违章作业，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再就是瞿见成受伤后自认为问题不大，两天后才到医院就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病情恶化和损失的扩大，也是有过失的。瞿见成在起诉时自认承担30%的责任，是合情合理的。四、瞿见成受伤后，王大军垫付现金、医疗费、轮椅费、护理人员工资及生活费共计82524.06元，王大军已经垫付的费用，应当纳入损失范围由各方当事人分担。瞿见成、瞿见彬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沛函公司辩称，我公司将劳务工程分包给了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独立法人单位勇恒公司，并与其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我公司在勇恒公司进场前已经尽到了三级安全教育及安全告知义务，勇恒公司在承接我公司劳务工程后进行的分包行为，我公司并不知情，在此过程中我公司并无任何过错。瞿见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沛函公司、勇恒公司、王大军、瞿见彬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72347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1日，沛函公司与勇恒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场平工程二级标中的浆砌挡墙、加筋挡土墙、边坡喷锚支护劳务工程分包给勇恒公司。勇恒公司又将该劳务部分分包给王大军承包施工。王大军雇请瞿见彬喊其兄弟瞿见成等六人进入工地进行施工，现场设备由王大军提供。2017年5月15日下午3时，瞿见成在工地从事边坡喷浆时，因脚手架跳板打滑致使其从三米高处摔倒在地，后由瞿见彬等将瞿见成送到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治疗被诊断为颈椎骨折、颈椎脱位、双下肢瘫痪、颈部脊髓损伤、头皮开放性损伤、右下肢皮肤坏死。出院医嘱：“1、转康复医院继续行康复锻炼，继续行抗感染、营养神经等对症处理；2、手术缝线未拆，术后14天视情况拆线，每1-3天换药一次，保持敷料清洁干燥；3、定期复查，不适随诊。”根据出院医嘱，瞿见成现转入宜昌市一医院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至今。2018年11月7日，受一审法院委托，宜昌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鄂宜大公司鉴所【2018】临鉴字第1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被鉴定人瞿见成在工地施工时受伤致颈椎骨折脱位，颈椎髓损伤，现截瘫，双下肢肌力0级的伤残程度为二级；致大小便障碍的伤残程度为九级。2、被鉴定人瞿见成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2017年5月15日至起诉之日治疗期间，瞿见成有正式医院医疗单据（六张住院费收据，二张门诊收据）的医疗费61667.47元(门诊354元+住院61313.4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引起的纠纷，应当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包括：一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二是各主体之间责任比例的划分；三是瞿见成赔偿数额的认定。本案中沛函公司将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场平工程二级标中的浆砌挡墙、加筋挡土墙、边坡喷锚支护劳务工程分包给勇恒公司，并在合同中约定对其有进行管理、检查、指导的义务，因管理不到位存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勇恒公司违反合同法“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规定，又将该劳务部分交给没有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王大军承包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是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其辩称王大军写有保证“如出现事故由王大军负责”，该保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王大军雇用瞿见彬作为工地负责人，邀约瞿见成等多个工人进行工地施工，由王大军提供施工设备并发放工资，形成雇用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王大军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瞿见彬作为邀约人不需要对瞿见成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瞿见成其应明知不佩戴安全带等安全设备进行高空作业存在不安全因素，而其过于自信、疏忽大意地坚持作业，对于事故的发生其自身存在过错，其自身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一审酌情认定沛函公司、勇恒公司、王大军、瞿见成之间的责任比例为20%、30%、30%、20%。关于瞿见成赔偿数额的认定，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质证意见，1、2017年5月15日至起诉之日治疗期间，瞿见成有正式结算的医院医疗单据（六张住院费收据，二张门诊收据）医疗费61667.47元(门诊354元+住院61313.47元）。2、住院护理费40713.17元（35214元/年÷365天×422天【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3、误工费34245.35元（50199元/年÷365天×249天【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1月19日鉴定前一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12660元（30元/天×422天【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5、营养费12660元（30元/天×422天【2017年5月15日至2018年7月31日】）；6、残疾赔偿金593135.40元（31889元/年×20年×93%）；瞿见成虽为农业户籍，但现租住在伍家乡共××村××组，又在宜昌东站做工，生活支出均在城市，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较为适宜。7、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客观事实，酌情认定20000元；8、后期护理费704280元（35214元/年×20年）；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的。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9、鉴定费3000元系实际开支，予以支持；10、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元。综上共计损失1483361.39元。后期治疗费因瞿见成尚在医院继续治疗，并无确定数据，等实际发生后另行处理。结合责任比例，沛函公司应向瞿见成赔偿296672.28元，勇恒公司应向瞿见成赔偿损失445008.42元，王大军应向瞿见成赔偿损失445008.42元，剩余296672.28元由瞿见成自行承担。关于垫付资金的问题，因瞿见成尚在继续治疗，且缴纳的住院费用部分未经医院结算，不能确定准确数额，可在后期费用结清后或执行中再实际抵扣。基于上述理由，一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296672.28元。二、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445008.42元。三、王大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445008.42元。四、驳回瞿见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依据一审在案证据另认定如下事实：1、2017年6月8日，案外人毛勇、瞿勇（即瞿见彬）向王大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东站物流场平工地工程款及工资已结清，合计30000元。在该《收条》背面列有工人名单及工资表，瞿见成在该表之中，但未见瞿见彬。2、瞿见彬已垫付医疗费47013元、勇恒公司已给付瞿见成112177.19元、王大军已给付瞿见成82524.6元。3、2017年5月11日，瞿勇（即瞿见彬）向王大军出具《承诺书》，载明：东站物流项目喷锚安全责任书，如出现安全事故由瞿勇负责。4、一审中，瞿见成申请证人康某出庭，证言为：我与瞿见成是工友，我们在工地上是做喷锚工作的，我是瞿见彬喊去做工的，工资还未拿到，做了4天就出了事故；我们只戴了安全帽，其他没有了，没有人提醒注意安全措施，瞿见彬说了让我们注意安全。本院认为：瞿见成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瞿见彬是否为雇主。本院认为，瞿见彬与瞿见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理由如下：1、瞿见成自认其系受瞿见彬雇请从事劳务（见瞿见成民事起诉状）；2、瞿见成申请的证人康某亦证明其系瞿见彬喊去做工的，并且瞿见彬提醒工人们要注意安全；3、瞿见彬与案外人毛勇向王大军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系受到的王大军给付的工程款及工资，该收条背面并列明了各工人的姓名，但在工人名单中并无瞿见彬的名字，由此可知王大军与瞿见彬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系王大军将涉案劳务分包给了瞿见彬、毛勇。4、瞿见彬向王大军承诺，若出现安全事故由瞿见彬自己承担。若瞿见彬仅系王大军雇员之一，其无理由向王大军作出此种承诺。一审认定王大军与瞿见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各责任主体应分担的责任份额及承担责任的方式。1、沛函公司虽将涉案工程分包给有资质的勇恒公司，但其因对现场未尽到管理职责，一审判令沛函公司对瞿见成的损害承担20%的责任，且沛函公司对此判决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认可一审对其责任划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2、本案中，瞿见成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存在过错，且其在诉状中亦自愿承担30%的责任，应由瞿见成对其伤害自担30%的责任，一审判令瞿见成自担20%的责任超出了瞿见成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纠正。3、勇恒公司、王大军作为违法分包人，应与雇主瞿见彬在三者责任承担范围内对瞿见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瞿见彬系实际雇主，对雇员的安全应负主要责任，且其向勇恒公司、王大军作出书面承诺，发生安全事故由其承担，因此，本院酌定由瞿见彬承担20%的责任，由勇恒公司与王大军各承担15%的责任，且王大军、瞿见彬、勇恒公司在瞿见成损失的50%范围内对瞿见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瞿见成的损失认定。1、王大军、勇恒公司上诉称瞿见成系农业户口，其伤残赔偿金应按农业人口标准计算，但本院认为，瞿见成在一审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能够证明其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且事故发生时其亦是在宜昌城区务工，其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均来自于城镇，同时，瞿见成户籍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贫困证明》虽证明瞿见成一家系贫困户，但被确定为贫困户与是否按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不矛盾，相反，该证据更表明瞿见成户籍所在地已由“村”变更为“社区”，即其户籍所在地已由农村变更为城镇，进一步证明瞿见成的伤残赔偿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对王大军、勇恒公司主张瞿见成的伤残赔偿金按农业人口标准计算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因此，确定瞿见成的护理级别应依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及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表明事故导致瞿见成颈脊髓损伤（截瘫）致使双下肢肌力为0的二级伤残并伴随大小便障碍伤残程度九级的严重后果，瞿见成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所谓完全护理依赖是指生活不能自理，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我移动五项均需护理者护理。一审按一名护理人员护理最长二十年计算瞿见成的后期护理费并无不当。勇恒公司主张应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之规定对一审计算的后期护理费按50%计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一，本案并非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工伤保险条例》并不适用本案；其二，鉴定机构对瞿见成的护理依赖程度鉴定为完全护理依赖，勇恒主张不需专人对瞿见成进行护理应由勇恒公司举证，在勇恒公司无法举证证明瞿见成无需专人护理的情形下，本院只能依据鉴定结论确定瞿见成需专人护理；其三，我国非判例法系国家，其他已生效判决的裁判观点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并不具有拘束力，对勇恒公司主张有其他生效判决对后期护理费系参照《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裁定进而本案亦应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对瞿见成后期护理费乘以相应系数的观点，不予支持。对瞿见成的其他的损失，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维持。四、勇恒公司、王大军、瞿见彬已给付的费用是否应予扣除。勇恒公司、王大军上诉主张其已经给付瞿见成的费用应予以扣减，本院认为，虽瞿见成的医疗行为尚未结束，但瞿见成可在本诉讼后对新产生的医疗费用另行主张，勇恒公司、王大军已垫付的费用应予扣减。一审对勇恒公司、王大军已垫付的费用不予扣减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瞿见彬虽未提出扣减主张，但依据查明的事实其亦已给付瞿见成47013元亦应予扣减。综上所述，瞿见成的总损失1483361.39元，由沛函公司负担296672.28元、瞿见彬负担296672.28元、勇恒公司负担222504.2元、王大军负担222504.2元、瞿见成自己负担445008.42元。扣减瞿见彬支付的47013元，瞿见彬还应支付瞿见成249659.28元；扣减勇恒公司已支付的112177.19元，勇恒公司还应支付瞿见成110327.01元；扣减王大军已支付的82524.6元，王大军还应支付瞿见成139979.6元。同时瞿见彬、勇恒公司、王大军三者需对各自尚未支付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责任划分错误，致使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3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二、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296672.28元。三、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110327.01元。四、王大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139979.6元。五、瞿见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见成各项损失249659.28元。六、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王大军、瞿见彬对各自尚未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者对多出自己份额超额支付的部分有权向欠付的一方追偿。七、驳回瞿见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59元，由瞿见成负担892元、剩余3567元由雇主瞿见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95元（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已预约1412元、王大军已预付1783元），均由雇主瞿见彬负担。已由瞿见成、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王大军预付而应由瞿见彬承担的案件受理费由瞿见彬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瞿见成、秭归县勇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王大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红洲审判员  聂丽华审判员  关俊峰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