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501号原告：崔鸣放，男，汉族，1957年5月19日出生，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姚立华，男，汉族，1954年10月1日出生，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姚立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姚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1万元辛苦费;2、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与被告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在全体居民会上双方达成如下约定，“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讼诉代表，若能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被告签字确认，双方形成委托关系。自接受委托以后，自学专业知识，克服身体重度残疾的不利条件，在同住居民李振茹、李双全、杨宝春等的陪同下，通过座谈、信访、诉讼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有利于我们的拆迁信息和相关证据，使被告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和50余万的货币补偿。据此，我履行了委托事务，为被告争取了巨大的财产利益。上述事实，已经得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并依法作出支持原告的民事判决。然而，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被告仍未履行支付“辛苦费”的约定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6条，第40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和第4款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姚立华辩称：1、涉案工作能谈成，不是原告一个人工作的结果，而是十人代表小组共同努力谈成的条件；2、原告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3、我也参与了当时的谈判工作，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确认以下事实：崔鸣放向法庭提交了会议记录、《授权委托书》、《协议书》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5504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证明：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董振桓、姚立华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4年9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东路社区居委会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推荐信，就社区居民于文淼、苑爱朝、赵金忠、李振茹等多名居民（详见授权委托书）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推荐本区居民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2014年9月24日，姚立华向崔鸣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崔鸣放在其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董振桓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权限：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2014年9月29日，姚立华与崔鸣放签订协议书：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若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1、本案诉讼属当事人自愿行为；2、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3、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基于以上委托，2014年10月，崔鸣放代理相应居民以相邻关系纠纷为由对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第三人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姚立华、李振茹、于文淼、苑爱朝、董振桓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包括姚立华、董振桓在内的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月7日。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姚立华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并入住购买的安置房。以上事实，有崔鸣放提交会议记录、《授权委托书》、《协议书》、民事判决书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和前提。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相信受托人能够处理好委托的事宜；而受托人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能够完成受托事务的自信，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相关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同时委托崔鸣放作为诉讼代理人提起相关诉讼。2015年，居民召开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代表大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起诉讼，主张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即，受托人崔鸣放作为诉讼代表为委托人争取产权房补偿，各签名居民（户）委托崔鸣放为诉讼代表并在获得产权房补偿后向受托人支付“辛苦费”，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崔鸣放接受各委托人的委托开展争取合法权益的相关活动，属于以实际行为作出承诺。但应指出，不论是崔鸣放与本社区居民2014年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还是2015年形成的会议决定，都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不以其受托活动而得到解决，但崔鸣放确为此付出了劳动和时间，且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本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考虑其实际付出的劳务，酌定其应得的“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即6000元，崔鸣放主张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姚立华向原告崔鸣放支付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原告预交)，由被告姚立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囡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刘佳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