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502民初2944号原告：梁前进，男，1977年4月4日生，汉族，住六安市裕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娅，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世芳，女，汉族，1974年4月12日生，住六安市裕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正林，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涂福昌，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前进与被告张世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前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2017年4月1日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以及2018年12月28日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无效；2、由被告返还原告租赁（承包）款2,950,000元；3、由被告赔偿原告投资物品损失306,904元；4、由被告按照月息1分承担资金被占用利息直至款项付清为止，计算至起诉之日暂且确定为486,500元〔1,700,000元＊0.12＊17,000元/月＊22个月+1250000＊0.12＊12500X9个月）以上2-4项合计3,743,404元。5、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坐落于六安市金安区郝岗路与东望路交叉口〔南屏东苑小区三期东侧）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户外活动场地1000多平的地方租赁给原告办幼儿园，“租期为2017年8月1日至2027年8月1日，年租金为145万元，并约定租赁保证金30万元，被告负责办理办学许可证，原告没有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权利。”原告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和保证金经营一年多以后，双方签订了一份《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对承包期内的租金进行了调整，原告继续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第二年125万租金的义务。在经营幼儿园的过程中，原告偶然得知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规定，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行为属于禁止行为，因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被告作为幼儿园开办者应该知晓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禁止出租、出借，却故意违反法律出租、承包幼儿园，且根据被告的办学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也超过了办学许可证的有效期，以上两点均已经导致合同无效。原告因不知道幼儿园经营权禁止转让、出租或者承包，与被告签订了以上两份协议，并且原告在合同签订以后，为了履行合同，投入了306,904元用于宣传招生、购买办公设备和办公用品，为此原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张世芳辩称：一、原、被告之间是幼儿园经营权承包关系，根本不是办学许可证出租关系。1、原、被告于2017年8月1日签订《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后因原告经营困难要求减少承包费，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两份合同只字未提出租办学许可证，相反地，约定了张世芳负责办证、梁前进无办证权，被告没有也不可能将办学许可证出租给原告。从合同约定情况看，双方是幼儿园经营管理权转移，并非办学许可证租赁；幼儿园保留总监办公室，张世芳负责监督合法经营办园；补充合同更明确了双方是运营权承包关系。2、《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办理日期为2017年9月，而《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1日，租赁在前，办证在后，租赁办学许可证的前提不存在。说明租赁的不是许可证，而是幼儿园场地及经营管理权。3、被告对贝斯特幼儿园进行了装饰装修，购买了教玩具、办公设备、空调电器设备等，建园初期投入约560万元。如果被告是出租办学许可证，何必对幼儿园进行装修，何必投入那么大？4、被告虽不经营，但一直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和监督。被告在幼儿园三楼西留了一间总监办公室，专门作为被告的办公场所。原告经营的这两年，被告时刻在参与管理和监督。被告参与接待教育主管领导、参加“六一”文艺汇演、与教育主管部门对接、迎接检查、参与幼儿园招生宣传、发布放假通知、对上级通知上传下达、安排园长工作等。2018年12月18日，更是由被告聘任幼儿园园长张新玉，并签订聘任合同。如果被告是出租办学许可证，何必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和监督呢，是不是自找麻烦呢？二、即使退一万步认定存在出租办学许可证的行为，也不可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必须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才无效。而《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的是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而管理性规范指的是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从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禁止的是民办学校的行为，是相关职能部门对民办学校进行管理的依据之一，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将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该项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者的处罚依据，旨在禁止此类行为，并不能直接否认该行为在民法上的效力，因此该项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三、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有效期限与承包期限无关，原告以租赁期限超过了办学许可证有效期限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也是不成立的。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按规定是三年一换证，一年一年审。答辩人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是依法取得的，也按规定进行了年检，是合法有效的。所有的行政许可均有期限限制，但并非意味着到期后即注销叫停，是可以申请延续办学许可的。《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据此，贝斯特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在三年后有权申请续期。四、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而原告曾多年投资幼儿教育，对有关的法律法规是明知的。被答辩人试图以无知和无辜博得法庭同情是不妥当的。原、被告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8月1日签订合同后，于2018年12月28日又签订了补充合同，如果是合同有无效情形，原告何必两次与被告签订合同呢？而原告在裕安区江家店六安市宏立学校和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希望学校等办学多年，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知道或应当知道民办学校的相关规定。原告经营案涉幼儿园也将近2年，不可能不知道民办学校的禁止性规定。原告说是无效合同，那么，原告明知无效而签订合同的行为作何解释？原告是不是恶意损害答辩人的利益呢？原告经营不善了，主张合同无效，如果经营收益很高，肯定不会主张无效的。五、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原告要求返还租赁款295万元是无理要求。按照调整后的补充合同约定，第一年租金为140万，第二年为125万。两年租金为265万元。按照社会办学原则，无论是学校还是幼儿园各项工作都是年度学期制，2019年7月底本学期结束盈亏都应由被答辩人负责，租金不应退还。本年度本学期的学费66万元，全部被原告带走了，将收益款带走，再来要投入款，毫无根据。被告于2019年4月6日接收贝斯特幼儿园管理，是本着对社会、家长、在园幼儿的负责态度，主持园务工作。被告接手幼儿园至2019年7月底的支出应由原告负责。被告从2019年4月6日接手幼儿园至2019年7月底，已经支出或即将支出被答辩人前期拖欠的水电费、员工工资、日常开支等各项费用408,922.6元，该费用目前由被告代付，应由原告支付给被告。至于保证金30万元，由于原告单方毁约，无权要求返还。其次，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投资物品损失306,904元缺少事实依据。幼儿园的设施设备都是被告投资的，原告没有投资损失。至于低值易耗品支出，是原告经营幼儿园应承担的费用。再次，原告要求承担利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告是承包经营幼儿园，盈亏自负，又单方解除合同，凭什么要求被告承担其利息损失？最后，原告只提支出，不提收入，所提的赔偿请求均是不当请求。六、原告因经营不善擅自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保留诉权。原告不遵守合同约定，2017年8月1日签订合同后，于2018年11月想违约，经过谈判，被告与其签订补充合同，减免了部分承包费用，并且借钱给原告经营。被告一让再让，原告再次毁约，今年4月份，擅自退出幼儿园，被告是为了幼儿考虑，为了社会声誉考虑，才不得不暂时接管了幼儿园。被告一直是负责的态度，但原告收取了今年春学期费用后，撒手不管的行为是严重不负责任的。如果被告不接管幼儿园，后果将不堪设想。原告的毁约行为，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被告对原告未履行的8年多期限的承包费用的预期收益损失等），被告保留依法追究原告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本案是幼儿园经营权承包经营纠纷，并非出租办学许可证。双方合同真实有效，不具有无效的情形。原告言而无信，擅自毁约，所提的诉求均是无理要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证据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证据三、《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及《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17年8月1日签订幼儿园租赁合同，租期10年，每年定额租金145万元，租赁保证金30万元，2018年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对幼儿园租赁和合同有关条款进行了变更。证据四、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一份：证明被告的办学许可证取得时间为2017年9月至2020年8月仅3年时间，校长和举办者均为被告张世芳且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10年远远超过了办学许可证上核定的有效期间3年。证据五、银行汇款凭单、收条、客户回单共计5份：证明原告在合同签订以后2年不到的时间内多次向被告账户转账合计295万元（含30万元的租赁保证金）。证据六、交接记录一份：证明2019年4月6日，原告在知晓《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禁止办学许可证转让、转租以后，便主动将幼儿园的经营权返还给被告，被告本人签字接收。证据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各一份：证明被告张世芳在2015年于金安区三十铺镇金港城市广场成立了“六安市金安区金港幼儿园”，虽然法律不禁止同一个人成立多家幼儿园机构，但证明被告在成立幼儿园以后并没有用心经营，而是为了转租牟利在2017年由设立本案的贝斯特幼儿园，此举严重影响幼儿教学的质量。证据八、望城街道望城岗村民村委会与被告张世芳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58同城网网页截图照片3张：证明1、证明被告与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面积2350平方米，第一年年租金535,800元，以后每三年按照增幅5%的比例调整租金，这个租金数额与原告每年支付的租金数额相比只到原告每年支付租金的1/3；2、证明被告没有尽到监督幼儿园的义务。证据九、2017年-2019年杂项投入贝斯特幼儿园明细表一份：证明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合同后除租赁承包款之外的杂项投资费用为306,904元（其中实物均留在被告经营的幼儿园内）。被告张世芳质证：对证据一、二的三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不是适格主体，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三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根据两合同的约定双方是幼儿园经营承包权关系，并非办学许可证的租赁；合同规定幼儿园保留总监办公室，由被告负责监督合法办园；补充合同更明确了双方是运营权承包；补充合同第八条约定了如因：经营管理不善、运营资金短缺、生源不足等因素造成乙方运营停止，甲方无条件收回幼儿园运营权；乙方不得向甲方提出任何索赔，并向甲方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本案原告经营管理不善单方毁约，不得向被告方提出任何索赔，并应向被告方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对证据四的三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办学许可证取得时间是2017年9月，而双方签订的合同是2017年8月1日，租赁在前，办证在后，说明租赁的不是许可证而是幼儿园的场所及承包经营权；该证是合法有效的，并且经过了年检，虽有三年有效期限的规定，但期满后可以续期，该有效期与合同的效力无关。对证据五的三性不持异议，补充说明一点，原告支付第二年的租赁费用有逾期的行为，是被告方一再催促才交纳的并且未足额交纳，原告方有拖延未足额租金存在违约行为。对证据六的三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原告方并非是得知国家禁止性规定而退出，而是因经营不善擅自毁约；被告接收幼儿园是为了对社会、幼儿园及幼儿的综合考虑，是以负责的态度暂时接管幼儿园，并非同意原告毁约或解除合同；该组证据仅仅是被告方接管了幼儿园，并未对原告方拖欠的水电、网费、员工工资等进行结算，原告收取了2019年春学期学费及伙食费也未交给被告。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书并非案涉幼儿园的证书，被告也未将该证书出借给原告，进一步说明本案不是出租办学许可证的行为。对证据八中村委会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网络打印照片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这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被告与村委会之间的租赁合同是有效的，且租赁期为15年，被告与原告的租赁期为10年，在有效期内；被告方将幼儿园出租给原告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转租行为是合法的；被告并非是转租牟利行为，被告方投入了幼儿园的装修、装饰、购买空调设备、教具、玩具等，初期投入就高达560万元，所以被告以高于租赁费用出租并非牟利行为，是合理投入回报。至于58网站的照片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在接管幼儿园之后的行为。对证据九的三性及证明目均持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方的损失，幼儿园的大件装备、装修及设备购买均是被告购买的，原告只提出支出不提收入不符合常理。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二的三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三与证据四，本院认为一方面合同虽约定场地租赁及承包且原告梁前进无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权利，但幼儿园办学与办学许可证密不分；另一方面被告张世芳在幼儿园虽然保留了总监办公室，参与了幼儿园的部分活动及与上级领导对接，但幼儿园日常的经营管理、教育办学仍是由原告梁前进负责，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因此证据三两合同性质宜认定为将幼儿园场地租赁承包，实际含出借办学许可证的意思表示。对于证据五，本院对原告两年内共向被告账户转账合计295万元（含3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六，本院将结合以下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七，本院认为进一步证明被告张世芳同时申请经营两家幼儿园，仅参与贝斯特幼儿园部分大型节日活动及与监管部门的对接工作，日常经营管理仍由原告梁前进负责。对于证据八，被告转租是否合法及是否存在转租牟取暴利行为将结合被告提交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九三性不予认定，明细表系原告单方制作，未附相关的有效票据，不能证明原告为经营幼儿园所支出的费用。被告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2017年8月1日）、《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2018年12月28日）：证明合同约定情况，双方是幼儿园经营管理权转移，并非办学许可证租赁。张世芳负责办证、梁前进无办证权。幼儿园保留总监办公室，张世芳负责监督合法经营办园。补充合同更明确双方是运营权承包。证据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证明1、两证办理日期为2017年9月，而《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1日，租赁在前，办证在后。说明租赁的不是许可证，而是幼儿园场地及承包经营权。2、《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是依法取得的，也按规定进行了年检，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三、六安市金安区贝斯特幼儿园投资账务报表、六安市金安区村级收入专用收据、美的空调费用清单、江苏玉河教玩具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宇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消防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书、厨房设备购销合同等。证明张世芳对贝斯特幼儿园进行了装饰装修，购买了教玩具、办公设备、空调电器设备等，建园初期投入约560万元。张世芳不是租赁许可证，而是张世芳对幼儿园投入后，将经营管理权承包给梁前进。证据四、六安市宏立学校图片、录音资料。证明1、梁前进2012年与陈光军合伙投资创办六安市宏立学校，2014年退伙。梁前进在浙江省办学多年。2、梁前进知晓办学许可证不得租赁的规定，所以签合同时，只是经营管理权而非许可证租赁。退一万步说，即使本案认定为存在办学许可证租赁行为，梁前进也是过错方。证据五、梁前进、梁前进妻子沈丽与张世芳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贝斯特幼儿园退租申请方案、借条。证明1、梁前进向张世芳借款10万元周转，2018年11月梁前进因经营不善要求退租解除合同，双方经商谈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了《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见证据一），张世芳在承包费用上给予大幅度调整减收。2、2019年3月31日，梁前进及其妻子沈丽，再次提出很难经营下去，要求移交。3、此次诉讼，实际上，梁前进是因经营产生的问题，效益不高而想单方面违约，并非因知道国家强制规定而主张无效。证据六、张世芳参与幼儿园经营管理、监督的照片、微信聊天截屏（接待教育主管领导、参加“六一”文艺汇演、与教育主管部门对接、迎接检查、参与幼儿园招生宣传、发布放假通知、对上级通知上传下达、安排园长工作等），《贝斯特幼儿园园长聘任合同》（2018年12月18日）。证明1、原告经营幼儿园期间，张世芳一直参与幼儿园经营管理和监督。2、2018年12月18日，由张世芳聘任幼儿园园长张新玉，由张世芳与张新玉签订聘任合同。3、张世芳并非是租赁许可证，并非对幼儿园放任不管。证据七、梁前进及其妻子沈丽对张世芳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幼儿园交接记录（2019年4月6日）、印章移交手续证明（2019年4月10日）：证明1、2019年3月31日，梁前进妻子沈丽，提出很难经营下去，要求移交。2019年4月1日，梁前进强烈要求退出幼儿园。2、梁前进收取了2019年春学期学费后，不予经营，张世芳为避免扩大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与梁前进办理了交接手续。证据八、教师夏家欣、沈娜娜证明．证明1、张世芳一直参与幼儿园经营管理和监督。2、2019年4月份张世芳与梁前进交接情况。证据九、2019年春学期贝斯特幼儿园幼儿花名册、保教餐点费收细明细、招生简章。证明2019年春学期梁前进收取幼儿保教餐点费用合计66万元，该笔费用未移交被告。证据十、张世芳接手幼儿园以来至2019年7月31日已经支出或预算支出的费用明细。证明张世芳接手幼儿园以来至2019年7月31日已经支出和待支出费用合计408,922.6元，该部分费用包含梁前进前期拖欠的水电网费、员工和外聘教师工资、未返还给兴趣班的费用、日常开支费用等。该费用目前由张世芳代付，应由原告付给被告。证据十一、被告对望城岗村委会的申请一份：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幼儿园租赁合同是经过村委会同意转租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被告方在转租后投入560万元的事实。原告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上面虽然约定了场地租赁及承包但实际上又在合同上约定梁前进无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权利，而幼儿园的办学如果没有办学许可证是没有办法办学的，可见两份合同是将场地、办学许可证及承包经营权全部转租，幼儿园虽然保留有总监办公室，但被告并没有尽到办园的义务。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1持有异议，如第一点质证意见，其办学许可证的登记日期是9月份，而合同签订日期是8月份，因合同中已约定将办学许可证租赁给原告，在签订合同时被告尚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其也没有权利将幼儿园的经营权租赁给原告。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这是被告单方提供未经第三方审计，也没有提供相应票据的核算清单，也没有提供转账、票据有相应费用的支出，因此不能证明被告进行了投入，也不能证明被告投入的金额。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图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图片上写的是宏立学校，不能证明原告在之前从事民办学校，也不能证明原告在本案之前从事幼儿园办学，而且从录音的文字也不能证明原告知道办学许可证禁止租赁，另外其推定原告在本案中有过错也是没有依据的，这几段录音不是完整的录音，录音的参与人陈光军不是本案当事人，即使这段录音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原被告在合作之前开办过学校，但不能证明原告知道出租办学许可证是违法的，录音当中没有提到办学许可证问题，因此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而且法律不禁止合伙办学。对证据五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退租申请单也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侧面反映了原被告在签订合同后大部分盈利被被告收取，所以原告办学举步维艰，也影响了幼儿园的办学质量，损害了幼儿园里幼儿的权利，因此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所以无效，对借条的质证意见同上。对证据六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上面说被告在幼儿园与上级部门对接时以法人的名义进行交涉，但不能证明被告参与了幼儿园内部管理。对证据七的事实认可，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八，首先证人未出庭作证，对其三性均持有异议，从证明内容可以看出，两个证人是在一块合议做的证明，也不能证明被告参与了幼儿园的监督。对证据九该笔账目前还没有清算，钱确实是我收去了，核实后会进行清算。对证据十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十一有异议，当时跟村里的合同上面写明是不允许转租的，现在拿出这份申请显然是矛盾的。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二，本院认为两合同实质是租赁承包幼儿园场地，出借办学许可证。对于证据三，投资账务报表系被告单方制作，对于其中附有效合同及票据的部分金额予以认定，其它金额不予认定。对于证据四，本院认为，原告梁前进在经营幼儿园之前已有多年办学经验，其主张签订合同时不知情，在经营幼儿园一年多以后偶然得知《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不可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对于证据五，证据证明原告梁前进的妻子沈丽因幼儿园经营困难向被告要求退租并且移交幼儿园。对于证据六与证据八，本院认证该证据只能证明张世芳在幼儿园与上级部门对接时以法人名义进行交涉，参与幼儿园部分活动，但不能证明被告经营幼儿园。对证据七，本院对于2019年4月6日原被告双方办理了幼儿园交接手续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九与证据十，本院认证幼儿园花名册、招生简章等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证明梁前进于2019年春学期收取幼儿保教餐点费用66万元以及张世芳自2019年4月6日接手幼儿园至2019年7月31日已经支出和待支出费用408,922.6元的事实。对于证据十一，本院对于被告转租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被告为幼儿园投入560万元。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坐落于六安市金安区郝岗路与东望路交叉口〔南屏东苑小区三期东侧）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户外活动场地1000多平的地方租赁给原告办幼儿园，“租期为2017年8月1日至2027年8月1日，年租金为145万元，并约定租赁保证金30万元。”原告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和保证金经营一年多以后，原告因幼儿园运营经济困难多次与被告沟通，双方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了一份《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对承包期内的租金降低调整为第一年140万、第二年125万元、第三年100万元、第四年130万元、第五至十年145万元，原告继续按照约定履行支付了第二年租金的义务。原告累计向被告支付至2019年8月1日的租金265万元及保证金30万元。在承租期间，原告负责幼儿园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被告张世芳负责大型节日活动组织及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接等工作。2018年底至2019年4月，原告多次因经营困难向被告要求退租并且移交幼儿园，2019年4月6号双方办理了交接手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的效力问题。一、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必须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才无效。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的规定，或虽未明确规定，但违反这些禁止性规定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规定。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定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只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规定。对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本院认为，合同约定幼儿园场地租赁且原告梁前进无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权利，但幼儿园办学与办学许可证密不可分，幼儿园日常的经营管理、教育办学是由原告梁前进负责，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原被告签订的两合同性质宜认定为幼儿园场地租赁及运营权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负责办理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和相关证件”，实际含被告出借办学许可证的意思表示。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的……”此项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旨在教育监管部门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禁止此类行为，是行政机关对于违法者的处罚依据，并不能因此否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所以双方签订的《贝斯特幼儿园租赁合同》、《贝斯特幼儿园运营权承包合同补充》具有法律效力。二、被告是否要返还原告租金和赔偿原告投资物品损失。本院认为，原告具有多年的办学经验，应当知悉民办教育的相关规定，在幼儿园经营出现困难后，被告也给予降低租金，以减轻原告的经营压力。现原告又以“偶然得知不得出借办学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退还原告经营期间的已履行租金及利息，并承担投资物品费用，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对于上述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张世芳于2019年4月6日已经实际接手幼儿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双方的租赁及运营权承包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双方可以就合同解除及损失承担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前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300元，减半收取计24,150元，由原告梁前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颖颖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马晓倩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