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60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桂兰，女，1957年3月31日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铭，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印先，男，1934年10月11日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怡（系被上诉人宋印先孙女），女，1983年7月2日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河北双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占军，男，1960年9月5日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铭，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桂兰因与被上诉人宋印先、原审被告张占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桂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铭、被上诉人宋印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怡、王锋、原审被告张占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宋桂兰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故意捏造事实，混淆视听、恶意诉讼，法院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1、被上诉人主张新华区北合街8号2单元101室房产的实际面积为110.67平米，单价仅为1.3万元明显低于石家庄市房价平均值1.7万元，此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2、被上诉人因单位分房取得了新华区北合街8号2单元101室房屋的使用权，后因房改政策购得该房屋，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并亲自办理了房产证，且被上诉人自分得该房后至2016年长期在此居住，因此被上诉人对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6.1平米是非常清楚的。3、2019年1月23日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做询问笔录中记载的被上诉人的陈述“我只有一套房子，不知道是谁卖了，人家叫我搬家，我不认识胡静，也没有想过卖房子，所以到法院起诉，查一查谁把我的房子卖了，谁把钱拿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谁卖了我的房子，卖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完全与其在诉状中的陈述互相矛盾。二、上诉人并未侵占被上诉人的房款，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在确定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110万元是错误的，二审法院依法应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2017年3月15日被上诉人将其房屋卖给了胡静，并亲自到房管局办理了过户手续（有录音和两个已经败诉的民事、行政判决为证）,后胡静一次性将购房款150万元转账至被上诉人名下的中信银行卡内，说明被上诉人对卖房及收到150万元房款事宜是明知的，并且是认可的。2、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中记载：2017年3月15日，胡静转账给宋印先150万元，后宋印先自愿并亲自将其中的110万元转账给上诉人，由此可见上诉人根本没有侵占被上诉人的房款150万元。3、既然一审法院认定110万元是被上诉人存于上诉人处的房款，那么说明该房款并非上诉人侵占的被上诉人的房款，因此根本谈不上财产损害赔偿的问题。然而一审法院在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案由的同时，又认定110万元是被上诉人存于上诉人处的房款，显然前后互相矛盾，最终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三、一审法院对剩余的40万元房款的去向未予查清，导致本案的主要事实没有查清，故一审法院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判决。1、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3月9日的录像中显示：被上诉人一直表示，自己的退休金足以养老，如果不够，儿子、女儿不会不孝顺，所以要将房屋卖掉，将房款按照三一三剩一进行分割。上诉人于2017年3月15日将房屋卖出后对所得150万元房款实际进行了分割。 2、被上诉人提交的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中仅仅是2017年3月15日当天的交易记录，至于3月15日之后的交易记录未予显示，故该证据不能证实剩余40万元房款的去向，为此上诉人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被上诉人名下中信银行卡至今的交易记录，以便查清本案的主要事实，否则本案属于事实不清。3、因被上诉人名下的中信银行卡被挂失，故法院在查询时应将被挂失的旧卡的所有交易明细以及挂失后至今的交易明细一并查询，方能证实40万元的真正去向，案件事实才能查清。四、一审判决认定“卖房款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现原告要求由自己保管自己的财产，与法有据，存于被告宋桂兰处的110万元卖房款，被告宋桂兰应予以返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纠正。理由是：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宋印先亲自打入上诉人宋桂兰名下的110万元认定为是宋印先存于宋桂兰处的卖房款属定性错误。2、上诉人管理的被上诉人及其母亲的60万元款项，已部分开销了母亲所需的费用，在该部分费用未查清之前，判决返还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以“宋桂兰提供的录像材料的结尾处录像中人员话语并未结束，故本院无法确认宋桂兰提供的录像的完整性，录像材料的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房款分割达成最终的分配方案，最终确认宋桂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是错误的。六、一审程序违法。1、因本案涉及的是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家庭纠纷必然会牵扯到亲情；再者，被上诉人在卖房后的第二天，被其子擅自从养老院接走（被上诉人在养老院已经生活近一年时间，生活无恙）此后，其子宋树林设法阻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见面。故上诉人在一审中再三要求被上诉人出庭，也只有这样上诉人才能见到年迈的父亲，看看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了解一下父亲的想法，因此上诉人非常珍惜这次的见面机会。然而，让上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亲自到达法庭，且在明确表示可以调解，也可以见面的情况下，竞然不通知上诉人到庭与父亲见面、沟通，不知法院意欲何为？2、被上诉人目前已经受到其子宋树林的控制，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一审法院仍然在只有宋树林的妻子、女儿单方在场的情况下给被上诉人制作笔录，不但剥夺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发问、质询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作为女儿的上诉人迫切想见父亲一面的权利，更没有解决被上诉人受宋树林控制的局面，故一审程序违法。七、被上诉人自出售房屋后，被其子宋树林擅自从养老院接走，并阻挠上诉人探视、赡养被上诉人，故上诉人保留起诉要求探视、赡养被上诉人的权利，并要求每周轮流赡养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上诉人宋桂兰不存在侵占被上诉人宋印先财产的行为，也不存在被上诉人将110万元款项存于上诉人处的事实，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还上诉人宋桂兰以清白，维护法律尊严。 被上诉人宋印先答辩称，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首先，答辩人宋印先在一审中已变更诉讼请求仅主张宋桂兰、张占军侵占宋印先的房款中的110万元予以返还。该事实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和一审庭审中两人均予以承认，并且该事实在上诉人宋桂兰的上诉状中也予以承认。宋印先的房子被宋桂兰、张占军卖掉，卖房款被两人侵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答辩人宋印先已经85岁高龄，体弱多病，唯一的一套房产就是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房屋，宋印先长期在此居住，户籍也落在此处，且在一审中出庭表示“是我委托了律师和我孙女提起的诉讼，从未考虑卖房，更没有同意过分房款”。但根据被答辩人宋桂兰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所称：“2017年3月15日，宋桂兰、原审被告张占军二人将宋印先带至石家庄市不动产交易中心，哄骗宋印先将房子卖给了胡静，交易的当日宋桂兰、张占军二人就将宋印先的房款150万侵占。”从而导致宋印先房子被卖失去了居住的处所，又无法拿到卖房款项，生活陷入困顿，给宋印先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虽然宋桂兰、张占军二人在一审庭审时否认是他们主动映骗宋印先卖房，但是根据胡静所称：“已付买房款150万元”又根据宋桂兰、张占军二人承认他们将卖房款150万元中的110万元转到了宋桂兰的账户上，再根据从中信银行调取的证据中显示胡静所谓付房款150万元的账户是用伪造的临时身份证开立的，且该银行卡宋桂兰至今一直持有，同时根据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上，宋桂兰认可此笔款项是代宋印先保管，且在一审庭审中和上诉状中其均承认110万元至今仍在其手中，所以宋印先有权利将110万元追回。其次，宋桂兰在上诉状中所称110万元为赠与和委托管理根本就不能成立，而是其蓄意侵吞宋印先资产，违反法律和道德，不应得到支持。宋桂兰在上诉状中称：“110万元为赠与和委托管理”明显对该款项再次变更说法。事实上，房产是宋印先的，是宋印先的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宋桂兰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所称，在管辖权异议中所称，在一审庭审中所称，在上诉状中所称均不断变更说法，因此宋桂兰企图侵吞宋印先的资产已显而易见。房产是宋印先的，是宋印先的个人所有的财产，并不是和宋桂兰共有的，且宋桂兰、张占军在庭审中和管辖权异议书中均承认：“该房产为宋印先自己所有的房产，二人均参与整个卖房及转款过程”，故根本谈不上分家析产。即便按照宋桂兰所说分家析产，也得将宋印先的儿子儿媳找来，各方以书面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宋桂兰、张占军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所称：“悄悄地将宋印先骗至房管部门，把房子卖掉，把钱拿走。”如果是分家析产，那么宋印先的赡养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呢？宋桂兰、张占军将宋印先的钱转走了，却又不把宋印先的赡养问题解决，强行占有宋印先钱财，无异于抢劫。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六条规定：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宋桂兰、张占军二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宋印先的权利。在宋桂兰、张占军二人管辖权异议书中所称：“该款项为赠与，二人均参与整个卖房及转款过程。”二人又一次变更了对该款项的说法。但根据合同法第十一章赠与合同之规定，即便宋桂兰、张占军二人的侵占行为是所谓赠与，宋印先也有权利追回。在宋桂兰上诉状中所称“赠与和委托管理”又一次变更了对该款项的说法“其中50万元是赠与的”，该说法上述已陈述清楚不再赘述。“其中60万元是委托管理的”即便是委托管理，作为权利人也可以解除委托，所以宋印先也有权利要求返还110万元款项。宋桂兰、张占军二人在一审中先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经一审法院两次公告二人均未出现二人明显避而不见，现宋桂兰又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这完全证明了宋桂兰、张占军二人作为宋印先的女儿和女婿，不但不对其进行赡养，反而以欺骗手段图谋侵占宋印先的财产，明显违反法律、违反道德，故应当返还110万元。最后，结合宋桂兰、张占军在一审中提交的经过节选的偷拍、偷录且未经过宋印先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资料与宋桂兰在上诉状中称用宋印先的房款来供养其前妻，均证明其不赡养宋印先更不赡养其母亲的事实。宋印先早在27年前已经与前期离婚，已无供养义务，且该房款跟前妻更无任何法律关系。在一审中宋桂兰、张占军提交的经过节选偷拍、偷录且未经过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资料完全没有反映出事实的真相，该视频录制之前的事实是女儿宋桂兰、女婿张占军同儿子宋树林和父亲宋印先商量如何照顾宋印先前妻的问题，由于宋桂兰母亲生病后住院一直是由其子宋树林在照顾并且垫付大部分医药医疗费用，宋树林要求宋桂兰和张占军过来照顾母亲，平摊医药费。但宋桂兰、张占军均表示无法来照顾，而且经济上也无法承担，然后宋印先表示如果其有能力可以帮助子女，但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其子女应该自己承担责任，同时宋印先还表示自己身体也不好，也需要子女承担起责任。但这段事实此视频没有显示，这段事实是在视频开始之前说的话。视频显示结束后，被上诉人宋印先还问了养老院现在的费用，宋树林告诉宋印先养老院费用涨价了，其工资不够支付养老院费用了，于是宋印先就表示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房子不能卖等回头再商量，自己已无义务供养前妻，其前妻应当由女儿宋桂兰，儿子宋树林二人负责。这段事实在视频中也未显示。因此，结合上诉人宋桂林在上诉状中所称用被上诉人宋印先的房款供养其前妻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于理不通。这更加证明了宋桂兰不仅仅不赡养宋印先而且还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同时也证明了宋桂兰不履行赡养两位老人的义务。由于宋桂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宋印先的合法权益，长期占有宋印先的财产，导致宋印先无家可归，无房可住，无钱可用，不得不提起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护宋印先的合法权益。 宋印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款损失20万元。2、判令被告将卖房款项150万元返还原告，并从2017年3月15日起到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息2%向原告支付利息。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后变更诉讼请求1不再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陈述，原告系被告宋桂兰之父，被告张占军与被告宋桂兰系夫妻关系。对于身份关系原、被告均未提交身份关系证明。 原告起诉状陈述两被告趁原告儿子不在身边，将原告带至石家庄市不动产交易中心，哄骗原告将房屋卖给了胡静，并于交易的当日侵占原告的房款150万元。 被告在庭审中表示原告本人未到庭，质疑起诉是否为原告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本人于庭审后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原告称，诉状中的内容是我真实意思表示，诉状上的签字是我签的，手印是我按的；两份授权委托书是我签字的，手印也是我按的，我委托的是律师和我孙女，律师庭上变更的诉讼请求不再主张20万元也是我真实意思表示；只有一套房子，不知道谁卖了，不认识胡静，没有想过卖房子，听说是宋桂兰和张占军卖了房子，想把钱要回来，没有去房管局签署类似于房屋过户的手续，没有办过中信银行卡，没有商量过卖房子三三四分。 二被告称，卖房养老的决定以及卖房款分配比例都是宋印先自己的决定并和儿子商量过的，卖房及转给被告宋桂兰的110万元是原告的自愿行为，现在原告要求返还无依据。被告宋桂兰称，卖房款150万元均转入原告的银行卡中，其中110万元由原告转给宋桂兰，银行卡内剩余40万元，之后该银行卡被挂失，宋桂兰没有拿该40万元；按照三方协商的，已给宋桂兰50万元，60万元是原告给被告用于原告和被告母亲的花费（因原告及被告母亲均有退休金，当时约定退休金不足的情况使用该60万元），剩余的40万元当时说给了宋树林，因为原告的存款和工资卡都在宋树林处，所以给宋树林加到一起也不少。 被告宋桂兰提交录像，用以证明2017年3月9日原告、宋树林、宋桂兰、张占军商量卖房等事宜，原告最终决定卖房后进行分割。被告宋桂兰提交录音，用以证明2017年3月15日原告同意将卖房款分割。被告宋桂兰提交短信，用以证明原告在2017年4月30日将中信银行卡办理了挂失手续，短信是银行给宋桂兰手机号码发的，银行卡名是原告的，绑定的是宋桂兰的手机号码，卡里有40万元，这40万元被告没有拿，该卡已办理了挂失。 原告对录音、录像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录音的原始载体是否是手机并不清楚，录音并不完整，进行了剪辑，不能证明是原告所说，也不能证明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客观事实正如被告所说，应当提供公证书或者各方关系人都认可的材料，而不是悄悄的进行录音，况且录音并不完整，所以不予认可；对短信的真实性认可，说明被告以原告的名义办理的银行卡，留的确是自己的信息，该卡虽然登记在原告名下，但是实际使用控制人是被告。 原告庭下提交说明中对被告宋桂兰提交录音、录像意见：视频是经节选且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偷拍，完全没有反映出事实的真相，视频录制之前是两被告同宋树林和原告商量如何照顾其母亲的问题，视频显示结束后，原告宋印先还问了养老院现在的费用，宋树林告诉原告养老院费用涨价了，其工资不够支付养老院费用了，原告宋印先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房子不能卖等回头商量，其母应当由宋桂兰、宋树林负责；音频原告不知道是在哪偷录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录的，但其实也是讨论如何照顾被告宋桂兰母亲的事情；视频和音频均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节选并且是偷拍、偷录，这只能说明两被告企图侵吞原告资产。 被告张占军质证意见：对被告宋桂兰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视频口头协议也具有法律效力，从视频上看，是原告自己真实意思表示。 2017年3月15日胡静的账户向原告中信银行卡账户转账150万元，原告中信银行卡账户向被告宋桂兰账户转账110万元。 庭审后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怡提交《关于银行流水金额的说明》，内容为：“经核查银行流水，发现宋桂兰于2017年3月15日，从宋印先中信银行卡转走人民币110万元，此笔款项其当庭认可，对此原告只追究其110万元的偿还责任，其余款项另行主张，于本案无关，请法院依法准许”。 被告张占军对中信银行流水无异议，卖房款没有给张占军，张占军也没有返还义务，原告起诉张占军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的银行流水说明证实40万元在原告处。 被告宋桂兰对中信银行流水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实被告只收到110万元，关联性有异议，是协商好的情况下，原告按照约定将卖房款进行的分割，原告将自己的份额也交付给被告保管用于照顾原告及被告的母亲；原告在起诉书说150万元在被告处，现证据显示被告处只有110万元，也说明原告记忆力非常差，不能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于原告是否真实的起诉被告，需原、被告详谈以确定原告的真实意思，被告多次表示要照顾老人，现被告联系不上老人，无法赡养，不是不尽赡养义务；对于法庭询问原告的庭审录像，老人对自己卖房的事实已经记不清，无法回答卖房相关问题，记忆力明显下降，由此可见，此次起诉是被人操作和策划的，请求原、被告见面对案件的事实进行明确。 另查，被告提交（2017）冀0105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称该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书内容为胡静起诉原告等人物权保护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本案，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名下房屋已过户给胡静，胡静已支付卖房款150万元，其中110万元在被告宋桂兰处，40万元现存于原告中信银行卡中。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卖房款11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被告宋桂兰称，原告已按照之前约定的比例将卖房款分给被告宋桂兰，其中原告的份额和赡养被告母亲的款项也交与被告宋桂兰保管，该行为是基于原告自愿产生，现原告要求返还无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求。鉴于被告宋桂兰提供的录像材料的结尾处录像中人员话语并未结束，故本院无法确认被告宋桂兰提供的录像具有完整性，录像材料的内容不能证明原、被告就房款分割达成最终的分配方案，且该录音材料中讨论的分配方案（原告分四份，原告女儿分三份，原告儿子分三份）也与被告宋桂兰在庭审中陈述的宋桂兰分得50万元，原告分得60万元，宋树林分得40万元的分割情况不一致。综上，被告宋桂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卖房款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现原告要求由自己保管自己的财产，与法有据，存于被告宋桂兰处的110万元卖房款，被告宋桂兰应予以返还。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张占军返还110万元，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卖房款的利息，因缺乏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宋桂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卖房款110万元返还给原告宋印先。二、驳回原告宋印先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00.0元，由原告宋印先负担7,035.0元，由被告宋桂兰负担13,065.0元。保全费5,000.0元，由被告宋桂兰负担。公告费600.0元由被告宋桂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宋桂兰提交新证据，一，购买墓地，费用是40500元；二、上诉人之母病重及住院期间请护工所消费费用139490元；三、护理用品是3234.32元；四、养老院支出费用8123元，养老院期间上述费用已经扣除上诉人之母的工资之后应付的费用为8123元；五、每次住院除去公费医疗报销部分剩余21567元；六、上诉人之母去世后殡仪馆费用2574元；七、住院期间的外购药11129元；八、在每次住院期间需要注射白蛋白，在石家庄住院一共是35000元、在北京住院一共是5万元；九、上诉人之母在北京跟随上诉人五年，门诊以及营养费、轮椅等费用约35万元。以上费用合计686616.32元。十、处理房产之前的录像情况。十一、司法所咨询录音。十二、房管局卖房录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宋印先早于27年之前就与上诉人宋桂兰的母亲离婚，双方不再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抚养义务，宋桂兰所提交的此类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的案由是损害赔偿要求其返还财产，至于宋桂兰为赡养其母亲支付多少钱或花费其母亲多少钱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对处理房产之前的录像情况，1、获取方式属于偷录，并没有征得在场人员的同意，是其蓄谋已久的行为，因为在此之前宋桂兰已经将老人的房产证挂失，将老人的身份证挂失，企图以新办的房产证和补办的临时身份证办理手续，如果要正常处理房产的时候老人的房产证身份证均在，完全没有必要挂失旧证，所以其可以蓄谋的偷录是违法的。2、该录像的形成时间并不确定，按照宋桂兰所说是3.9号，距其变卖房产还有一周的时间，之后各方的意思表示与此并不一致，一审庭审结束后，法庭曾找到老人询问，老人完全否认卖房，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实，请法庭播放一下一审的询问录像。3、其提供的录像载体，不能证明是原始载体，不符合证据的要求。4、该录像虽然有60分钟左右，但是也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节选过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对司法所咨询录像录音，没有显示录像人及时间，录像中人员也不是宋印先，宋印先与此无关，同时由于采用的是偷录的方式，载体不能证明是原始载体，没有完整性，时间也不能确定，如果上诉人想以此为证，应该找当时的经办人写书面说明。该录像中没有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房管局的卖房录音，对其三性均不认可，意见与一审一致。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9日，被上诉人宋印先与自己的子女一块进行协商，决定将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楼房进行出售，宋印先决定将售房款按“三一三剩一”方案进行分配、即上诉人、被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儿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房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将石家庄市新华区楼房卖给胡静，胡静付给被上诉人房款150万元，付给房款的当日，被上诉人将110万元给付了上诉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宋印先出售自己的房屋及房款分配是否宋印先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提供的有宋印先、宋树林、宋桂兰、张占军参加的家庭录像显示，被上诉人宋印先明确表示同意将自己房产出售，房款分配按照“三一三剩一”的原则进行分配；上诉人提供的宋树林和张占军到合作路司法所咨询的录音显示，主要是咨询出售被上诉人房产的房款由谁进行保管；上诉人提供的宋印先、宋桂兰在房管局现场的录音显示，宋印先、宋桂兰亲自到房管局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上诉人提供的家庭录像、司法所的录音、房管局的录音及被上诉人将房产出售并将房款已实际进行分配的情况能够相互印证并足以证实，宋印先将自己的房产进行出售，房产进行出售后，售房款按照“三一三剩一”的原则进行分配，是被上诉人宋印先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对自己房产进行出售后并对售房款进行了分配，上诉人也同意接受被上诉人的赠与，符合赠与合同的基本特征。被上诉人将房屋出售后将售房款打入上诉人账户上，上诉人也明确表示予以接受，赠与合同已经完成，被上诉人现要求上诉人返还售房款实际是对赠与合同的反悔，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赠与款的数额问题，上诉人也明确认可根据家庭商议结果，自己应得50万元，剩余6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自己只是代为保管，该事实与家庭录像内容显示一致；上诉人认可60万元系替被上诉人进行保管，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应当进行返还。关于上诉人所称的为上诉人母亲支付的各种费用，根据家庭商议结果，应当予以扣除，该费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可另案处理。原判按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宋桂兰称转到自己账户的50万元系被上诉人赠与自己的，该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5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宋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宋印先售房款60万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宋印先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上诉人宋桂兰负担6633元，被上诉人宋印先负担13267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宋桂兰、被上诉人宋印先各负担2500元；公告费600元，由上诉人宋桂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上诉人宋桂兰、被上诉人宋印先各负担10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