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8428号原告：孔成，男，199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上海驷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詹聪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书勤，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孔成诉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孔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书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孔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24,000元(币种下同)；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工资差额9,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2月29日平时工作日加班工资20,000元；4、被告赔偿原告因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的损失36,000元；5、被告支付原告交通费补偿5,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2月29日提成17,5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8年5月与原告签订了税后工资10,000元的劳动合同，又于2018年6月和9月以缴纳社保为由强行与原告签订工资为2,400元和4,000元的阴阳合同。2018年6月至12月期间被告未支付原告合同所约定的保底税后提成2,500元/月。被告于12月初提出让原告月底离开公司，并言语威胁如果原告不同意离开则会在原告的个人档案上故意抹黑，同时让原告立即停职。公司未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12月的加班费。2018年12月工资存在差额9,000元。被告未支付强行终止劳动合同且未提前30天通知的赔偿金24,000元，并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2019年1月至3月无法入职，损失36,000元。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项诉请，原告系主动离职，并向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被告无需赔偿。第二项诉请，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发放了工资，不存在差额。第三项诉请，原告不存在加班，从未向公司提出过加班申请，没有加班情况。原告本身住在公司，晚上没事做就会到公司上网，并未正式加班。第四项诉请，原告离职时已经将所有离职手续办妥，无需赔偿损失。第五项诉请，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需赔偿。对原告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提成在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不是必须发放的工资。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于2018年6月4日进入被告处从事设计主管工作。2018年5月，双方签订过一份《试用期合同》，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6月10日至9月10日，共三个月，合格录用后再签正式合同书，原告月薪为税后10,000元，双方自行协定提成比例，一年提成不足30,000元，被告按照税后30,000元支付给原告，提成超出30,000元按照超出金额支付给原告。2018年6月1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4日至2021年6月3日，正常工作时间报酬为2,420元/月。2018年9月26日，原、被告再签订一份《员工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2日至2021年5月31日，约定原告的月工资为4,000元。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8年12月29日，当日原告在《离职申请表》上签字，该申请表载明原告的职位为设计主管。当天被告为原告开具一份出门证，载明因离职私人物品搬离。另查明：被告通过指纹方式对原告进行考勤管理，原告的正常工作时间为9：00至18：00，期间就餐休息1小时。被告为原告安排有宿舍，宿舍地址与被告办公地址相同。根据被告提供的考勤记录及原告提供的补打卡申请核算，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正常工作日延时加班共计137小时。原告的出差申请单显示，其2018年9月7日至9月10日出差杭州。原告的上海农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其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有一笔工资转入，平均金额为3,183.14元。原告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其账户中有多笔左丽娟、叶剑敏、程跃佩的转账，包括2018年7月17日左丽娟转账6,678元，8月28日叶剑敏转账7,000元，9月20日左丽娟转账7,000元，10月17日左丽娟转账7,000元，11月17日尾号为3915的账号转账8,729元，12月21日程亮转账2,000元。据查询原告的个人缴费信息，由翡眯乐(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翡眯乐公司)为原告办理了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的新进手续，7月6日原告从翡眯乐公司账户转出，同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社保转入手续，后于2019年1月17日办理了转出手续。再查明：被告公司股东为詹聪才、程丽帆。翡眯乐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股东由程克勇、叶剑敏变更为程丽帆、詹聪才，同日法定代表人由叶剑敏变更为詹聪才；2018年11月8日股东由程丽帆、詹聪才变更为程丽帆、阮俊金，同日法定代表人由詹聪才变更为阮俊金。还查明：原告于2019年1月23日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2月29日提成，2018年12月工资差额，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2月29日平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018年6月18日)，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2019年1月至2月无法入职的损失。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提成7,500元、2018年12月工资差额9,000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诸本院。原告在仲裁审理中申请证人卜某某出庭作证，证人称：其与原告系朋友关系，2018年12月29日开车前往被告处接原告，被告不让出门，要求原告开出门证，后原告离开了被告处，出门时被告处人员检查了原告携带的物品；离职当天原告与被告处人员发生了争吵，不清楚具体原因及内容。原告在仲裁审理中提供了加盖“扬州市邗江万翔羽绒制品厂”印章的《入职通知书》，载明原告岗位为视觉设计主管，薪酬待遇税后12,000元，入职报到日期为2019年1月4日。扬州市邗江万翔羽绒制品厂的经营者为卜某某。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试用期合同、劳动合同、离职申请表、出门证、考勤记录、补打卡申请、出差申请、银行交易明细、企业信息公示、仲裁庭审笔录及裁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称，被告从2018年12月初开始多次与原告约谈，强行要求原告做其他工作，增加原告的工作量，并强迫原告加班。原告予以拒绝，故被告要辞退原告。但被告提出的赔偿金额太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之后原告与上级程跃佩沟通工作，其不予理睬，刻意制造原告的工作阻碍，给原告安排不合理的工作量，导致原告精神崩溃。2018年12月29日，被告称如果原告不写离职申请，就不让原告出门，还要在原告的档案里抹黑，让原告不好找工作。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原告写了离职申请后，被告才让原告出门。原告是基于被告的胁迫签订了离职申请，实际上是被告违法解除，故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原告的工资为试用期税后10,000元，另有保底提成2,500元/月；转正后税后12,000元，保底提成不变。试用期合同之后，双方没有签订过符合实际情况的劳动合同。原告的工资分两张银行卡发放，一张是按照《员工劳动合同》的约定发放3,000元左右，另一张在试用期期间发放7,000元，试用期后发放9,000元，还有部分月份是现金发放，现尚欠2018年12月工资9,000元，其余均已发放。原告在职期间从未发放过提成。公司没有加班审批制度，原告在职期间也没有审批过。补打卡申请是因为原告加班太晚，公司打卡机关掉了，因此申请补打卡。原告虽然住在公司宿舍，但下班后除非有工作，否则必须回到宿舍，原告有大量的补打卡申请，如果被告认为原告是在公司玩电脑，不可能审批通过。被告未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再次入职，故原告按照通知书上载明的12,000元主张损失。原告在仲裁中提供的是另一份入职通知书，有两家公司给原告发了入职通知书，但因为被告的原因，均未能入职。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证明公司存在强迫不同岗位员工签订阴阳合同的情况，利用阴阳合同逃漏税。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不认可存在签订阴阳合同的情况。2、招聘网页打印件，证明被告通过两个不同名称的账号招聘，实际公司地址、法人都是同一个，实则为一家公司，同时证明原告的岗位工资水平为12,000元-15,000元。被告认为该证据是网页打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3、转账人身份说明、微信聊天记录、视觉部7月报销统计说明，证明叶剑敏、左丽娟给原告及其他员工转账工资，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务将报销款2,143元发放至原告农业银行卡的情况。被告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称这些转账人都不是被告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是打印件。4、个人信用报告，证明公司按照最低工资缴纳社保，存在少交社保的情况。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是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社保的。5、OA系统截图，证明程跃佩的身份是原告的上级，担任公司内销部部长。被告认为证据系网络打印件，不予认可。6、录音光盘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6月20日加班到22：50,7月3日加班到22：10，程跃佩安排过加班，普通设计师工资标准为7,000-8,000元，试用期原告无过失，公司同意转正，并让原告签订了第三份阴阳合同；10月份工资少发，承诺下月补发，确认原告设计主管的工作岗位，强行终止劳动关系，拒绝支付2018年12月工资差额及17,500元提成，并因拒绝支付加班费和拖欠报销款的原因，被告单方面强行终止劳动关系。被告对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录音中人员很杂，分不清谁在讲话；微信聊天记录是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7、工作销售记录，证明销售记录呈上升趋势，效益良好，原告无正当离职原因，证明非自愿离职，实则是公司强行终止劳动关系。被告认为证据系网页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8、原告与陈一民的工作证，证明原告与陈一民岗位不同，但是劳动合同工资都是2,400元，不符合行业工资水平和招聘标准。被告称不是其公司的工作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可。9、处方笺，证明原告曾患有焦虑和抑郁症，是在公司的精神压力下才签了离职申请书。被告认为原告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是自行离职。10、原告与程跃佩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公司员工的奖金、提成都由程跃佩掌控决策，并且加班不需要走申请流程，只需口头告知。被告称证据为网络打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程跃佩是公司设计部经理，并非法定代表人或人事，无权对员工工资做出口头承诺，并且加班应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填写书面申请才能视为有效加班。11、入职通知书，证明被告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入职，造成损失。被告认为该通知书与原告在仲裁中提交的不一致，有造假嫌疑，并且被告在原告离职时已经为其出具完整的离职手续。被告称，原告称自己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提出离职。原告要让外来的车辆进公司搬行李，而公司规定外来车辆进公司必须有出门证，因此给原告开了出门证，并且原告的档案不保存在公司，被告无能力抹黑原告的档案。原告在离职次日就收到其他公司的录取通知书，说明其是主动离职，否则不可能衔接如此紧密。被告从未胁迫原告签署任何文件，原告主动离职，被告无需支付任何赔偿。被告的工资在试用期是2,420元/月，转正后为4,000元/月。双方仅在《试用期合同》中约定了提成，且提成是根据工作能力发放的，原告入职后因能力有限，双方未就提成达成协议，故之后的合同里没有约定，实际也并未发放。原告住在公司宿舍，下班后会逗留公司上网看电影，因此考勤记录存在延迟打卡，但不能视为加班。原告确认其签订劳动合同前已经知晓公司规章制度，其中载明加班必须填写加班申请单并以审批为准。公司的加班审批制度是事先审批，原告通过OA系统或纸质申请单提出后，由其部门领导程跃佩审批，然后再报给人事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审批流程与补打卡审批流程一致。原告在职期间只因为出差有过两天加班，已经有出差申请单了，因此没有加班审批表，该两天加班在9月25日、9月26日已经调休。补打卡审批只能证明原告当天没有旷工，打卡时间是原告自行填写的，如果要补打加班卡的话，必须走申请加班的流程。2018年10月13日原告存在半天加班，但在10月26日已经调休一整天。原告离职后被告已经办理了完整的离职手续，并不妨碍原告再次入职，其不能再次入职是其自身原因导致的，其要求被告赔偿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的工资情况。原告认可该说明是其本人书写，称当时原告要办理贷款，被告不肯按照原告的实际工资出具收入证明，只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出具，导致原告多次奔波，后双方协商在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的情况下，被告才出具了收入证明。2、工资明细，证明被告每月按照劳动合同约定足额发放工资。原告认为与实际发放工资金额有出入，不予认可。3、SH员工离职申请，证明除书面离职申请之外，原告还在OA系统上提出离职请求。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原告签名，也并非原告本人操作。4、员工手册、会议记录表及决议，证明被告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加班需提前填写加班申请单，由上级领导批准后才视为有效加班，否则私自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不认为加班。原告对员工手册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伪造，入职时也没有给原告看过；会议记录及决议中签字的人员无法对应一致，5月17日签名的陈克强实际是9月才入职的，说明该组证据是被告为仲裁伪造的。本院认为，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8年12月29日并于当日在《离职申请表》签字，原告主张是被告以下班时间不让原告出门以及给原告档案抹黑为由胁迫原告签下离职申请，但其提供的出门证及其在仲裁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均无法看出被告有胁迫行为，原告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胁迫行为，而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确知晓其在《离职申请表》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主张原告系自行离职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工资标准。原、被告双方对原告的工资标准主张不一，被告主张原告试用期月工资为2,420元，转正后为4,000元，原告主张其试用期月工资为10,000元，转正后为12,000元，双方均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原告入职时签订的《试用期合同》约定原告试用期期间的月工资为10,000元，而之后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及《员工劳动合同》工资标准降低超过一半，被告对此解释是因为入职后发现原告工作能力无法匹配工资标准而重新约定，但被告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离职申请表》，原告至离职时仍担任公司设计主管，故在原告并未被调岗降职的情况下，其降薪幅度及调整后的薪资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综合原告的两张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与翡眯乐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叶剑敏等人与两公司的关系来看，原告关于其工资分两笔发放的意见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此予以采纳。综上，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符合《试用期合同》及银行交易明细，亦更符合其岗位的正常工资标准，本院予以采纳。仲裁据此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工资差额9,000元，被告对此亦无异议，故本院对该项仲裁裁决予以确认。关于平时延时加班。被告处的《员工手册》虽规定加班需提前填写加班申请单，经上级领导批准后方为有效，但被告对其认可的两次加班均未提供相应的加班申请单，难以证明该加班审批规定在原告在职期间实际执行。现根据考勤记录及补打卡申请，原告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的情形，被告主张原告住在公司宿舍，其延迟打卡是因为下班后逗留公司上网看电影，但被告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考勤记录是用人单位核定员工工作时间的重要依据，补打卡申请亦经过原告直属领导、公司人事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多级审批，故原告据此主张其工作日加班时间，应属合理。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12,732.76元。关于损失赔偿。原告主张被告未为其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再次入职，原告因此遭受损失，并提供了入职通知书予以证明，但原告在仲裁阶段及本院审理中提交的入职通知书加盖了不同公司的印章，且其中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与原告系朋友关系，故在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难以据此采纳原告的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6,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提成。原、被告签订的《试用期合同》约定原告保底提成为一年30,000元，而原告在职期间从未发放过提成，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6月10日至9月10日期间提成7,500元。至于2018年6月4日至6月9日、9月11日至12月29日期间的提成，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期间的提成进行过约定，故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补偿5,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依法不予处理。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孔成2018年12月工资差额9,000元；二、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孔成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12,732.76元；三、被告聪秦(上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孔成2018年6月10日至9月10日期间提成7,500元；四、驳回原告孔成的其余诉讼请求(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孔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薇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顾霞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