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24民初587号原告：王秀萍，女，1960年2月9日出生汉族，县野牲饲养场退休工人，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祥，男，196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县野牲饲养场兽医，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府前路。法定代表人：张家文，职务：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丽，黑龙江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工业信息科技局，住所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府前路。法定代表人：钱俊林，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星，黑龙江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秀萍与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工业信息科技局（以下简称县工信局）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黑0624民初1873号民事裁定书，原告不服该裁定，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2019）黑06民终91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秀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祥，被告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丽，被告县工信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秀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002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30日期间8年1个月的社会最低工资之和、加付应得工资之和25%的赔偿金和利息，共计275000元；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002年1月至2010年1月30日期间法定假日、休年假、每年26天共计208天社会最低工资之和、加付应得总和25%的赔偿金和利息，共计25000元；3.要求被告为原告按社会保险最高档足额补缴2002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30日期间8年1个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单位部分和赔偿相应损失，具体计算方式为：（1）住房公积金，因原告没有工作单位，所以按照历年社会平均工资取平均值核定工资额计算为27500元；（2）养老保险最高档，指的是按照社会平均工资300%为缴费基数缴纳，要求补差240%；（3）医疗保险，要求按照社会平均工资300%为缴费基数缴纳，被告方按照11%给予补差；4.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002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30日期间因上访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律师费、医药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100000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1960年2月9日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生人，1977年参加工作，野生饲养场正式工人。1996年3月31日与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劳动合同，2010年2月退休。与野生饲养场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法定的劳动合同。2001年12月30日，杜蒙县政府招商引资，内蒙古草原兴发肉食品公司看好野牲饲养场，并以此为条件落户杜蒙县。杜蒙县政府为招商引资留住客户得到所谓的政绩，与省外贸公司协商给野牲饲养场改制。在改制过程中，被告杜蒙县政府没有制定详细的《企业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企业重组方案》，也没有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违背了《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1条、第42条规定，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就草签了一份《协议书》、《备忘录》，接收了移交人员名单和全部档案。在交接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人为销毁移交人员名单，大量安插“关系户”进入野牲饲养场留守企业吃空饷、缴社保、分耕地，共谋私利。对协议条款履行不到位，大打折扣，侵害职工利益；违反《协议书》第二条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不给原告提供新的工作岗位，既不开岗位工资也不开社会最低工资；违反《协议书》第三条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对原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缴纳不足、不到位；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不给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违反《协议书》第四条规定，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约定，改变了原有的耕地承包关系，也没有法定假日和休年假工资，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以《劳动合同法》第85条，《合同法》第107条、108条，《民法通则》第111条、121条，《侵权责任法》第6条、7条、34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1条、42条，《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10、11、14、18条和《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工作指引》第9、15条之规定为理论核心和说理根据；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23条规定，追加工信局为新的民事主体；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6条规定起诉杜蒙县政府、工信局为被告，诉之有理、于法有据。本案源于合同违约造成民事侵权，产生责任纠纷和债务关系，最后才有了“劳动”争议现象。合同违约是“因”、是本质，劳动争议是“果”、是现象。审查合同违约的原因，追究侵权责任归属、责任认定是过程，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核心与关键。找出、确认应该承担本案劳动争议结果的责任人就是终极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6条规定:“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举证倒置”，证据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被告方必须说明拒不履行协议、合同违约的正当理由并提交相应证据，否则必须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侵权赔偿责任”、“继续履行法定义务”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有过错责任”，被告方杜蒙县政府与省外贸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备忘录》，接收了移交人员名单和全部档案，承认原告工人身份，签订了《劳动合同》，却违背《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构成了合同违约、产生了“有过错”侵权责任！就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合同违约赔偿责任、继续履行法定义务”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有过错推定责任”，被告方必须说明无过错的理由、提交无过错证据，不能提交就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合同违约赔偿责任、继续履约法定义务”责任。1、交接过程中，被告方人为销毁移交人员名单，大量安插“关系户”进入野牲饲养场留守企业吃空饷、缴社保、分耕地、共谋私利，抢了原告的“饭碗”、侵害原告的利益，是合同违约的根本原因，产生了“有过错推定责任”。被告方必须提交“移交人员名单”和“2002年1月份职工花名册”才能说明无过错的理由，否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合同违约赔偿责任、继续履约法定义务”的后果。2、被告方必须提交“野牲饲养场留守人员工资明细表”，才能撇清“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共谋私利”之嫌疑，否则就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违约赔偿责任、继续履约法定义务”。3、被告方改制程序违法，违背国家政策法律规定，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给原告造成侵害，产生“有过错推定”责任。被告方必须提交《企业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企业重组方案》、《财务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才能证明无过错责任。因为省外贸公司是用大量“家产”换取原告工资福利待遇，并不是白吃白拿，被告方自己承担“败家”责任。否则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违约赔偿责任、继续履约法定义务责任”！原审（2018）黑0624民初1873号案件，原告提交《劳动合同》、企业工资明细表、工作证，能证明与留守野牲饲养场具有法定劳动关系；提交《协议书》、《备忘录》、社保缴费清单、工人档案，能证明与县政府转隶关系；提交退休证、工资折、三级信访材料和录音光盘（笔录）等大量证据，能证明受到被告方侵害事实。被告方拒不提交“移交人员名单”、“职工花名册”、“工商执照、工商档案”、“留守人员工资表”、《企业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企业重组方案》、《资产评估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上列证据，可以推定被告方暗箱操作、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事实存在和被告方“有过错”行为对原告造成侵害的证据！一审时，被告方不能提交原告不符合工人身份的证据，也不能对合同违约、侵权责任提出正当理由、做出合理解释和“无过错”说明，调取工人档案未发现异常记录，被告方拒不提交“移交人员名单”和“野牲饲养场企业留守人员工资表”等大量证据事实，可以推定被告方“有过错”侵权事实存在和违法犯罪事实存在。企图把责任推给“查询单”野牲饲养场，却不能提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佐证，所以“推卸责任”这一图谋注定破灭；必须承担合同违约赔偿责任、侵权赔偿责任、继续履约法定义务责任。被告方庭审中提交的“查询单”，意欲说明无过错理由，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遗憾的是缺乏佐证，没有“产权登记证、产权登记表”，无法证明“全民所有制、国家出资企业性质”；没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国土档案，无法证明土地归属；没有“查询单”野牲饲养场法人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无法证明公司法人机构企业“真实性”与“合法性”。被告方必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违约赔偿责任、继续履行法定义务责任。被告县政府辩称，一、县政府不是用人单位。与王秀萍建立劳动关系的野牲饲养场是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目前仍处于存续状态，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且原告本人也在诉状中承认其与野牲饲养场“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法定的劳动合同”。而县政府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野牲饲养场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上级单位，没有与原告建立任何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其他用人关系，双方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县政府不是本案的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二、要求与之没有劳动关系的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工资支付义务没有任何依据。王秀萍在原审起诉状中认可:其于1996年与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与野牲饲养场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法定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相关规定，王秀萍的工资待遇应当由作为用人单位的野牲饲养场发放，具体发放标准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而王秀萍与县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及用工关系，也没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王秀萍要求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支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三、国企隶属关系的变更未导致劳动关系的变更。野牲饲养场由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交给县政府是企业隶属关系的变更，符合法律及国企改革政策要求，并不是企业的转让或者劳动关系的变更，与原告有劳动关系的仍然是野牲饲养场。野牲饲养场在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管理期间就已连年亏损，入不敷出，员工及离退休人员工资已无法保障，隶属关系变更后至少原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由县财政交纳，比变更前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四、根据民法和公司法精神，原告的工资及保险不应由县政府承担。在市场经济竞争条件下，企业总是有盈有亏有胜有负，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国有企业亏损已是常态化，并且随着改革深入、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亏损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根据原民法通则、现民法总则中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野牲饲养场出现亏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承担员工的工资待過没有任何依据。五、原告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2008年5月1日后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对于2008年5月1日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关仲裁时效和起诉的规定及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即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劳动报酬争议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于1996年与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0年原告退休就已经与野牲饲养场终止了劳动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时点计算，原告的请求均超过仲裁时效及诉讼时效。六、补缴社保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及法研（2011）31号答复，对于原告要求按社会保险最高档补缴等相关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七、县政府没有各项赔偿义务。2017年1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文废止《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1994）481号）文件，退一万步说，即使有赔偿义务人，也须有确实拖欠工资且有逾期支付之事实，并经过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为前提。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未休法定假日和年假，且自原告退休已近8年多，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要求赔偿原告律师费、误工费等其他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王秀萍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工信局辩称，一、工信局是国有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不是用人单位。与王秀萍建立劳动关系的野牲饲养场是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目前仍处于存续状态，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且原告本人也在诉状中承认其与野牲饲养场“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法定的劳动合同”。而工信局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野牲饲养场的行政主管部门（目前我国要求所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都必须有一个行政上的上级主管部门），没有与原告建立任何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其他用人关系，双方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工信局不是本案的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二、要求与之没有劳动关系的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工资支付义务没有任何依据。王秀萍在原审起诉状中认可:其于1996年与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与野牲饲养场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法定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相关规定，王秀萍的工资待遇应当由作为用人单位的野牲饲养场发放，具体发放标准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而王秀萍与工信局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及用工关系，也没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王秀萍要求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支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三、国企隶属关系的变更未导致劳动关系的变更。野牲饲养场由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交给县政府是企业隶属关系的变更，符合法律及国企改革政策要求，并不是企业的转让或者劳动关系的变更，与原告有劳动关系的仍然是野牲饲养场。野牲饲养场在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管理期间就已连年亏损，入不敷出，员工及离退休人员工资已无法保障，隶属关系变更后至少原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由县财政交纳，比变更前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四、根据民法和公司法精神，原告的工资及保险不应由工信局承担。在市场经济竞争条件下，企业总是有盈有亏有胜有负，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国有企业亏损已是常态化，并且随着改革深入、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亏损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根据原民法通则、现民法总则中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野牲饲养场出现亏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承担员工的工资待過没有任何依据。五、原告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2008年5月1日后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对于2008年5月1日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关仲裁时效和起诉的规定及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即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劳动报酬争议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于1996年与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0年原告退休就已经与野牲饲养场终止了劳动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时点计算，原告的请求均超过仲裁时效及诉讼时效。六、补缴社保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及法研（2011）31号答复，对于原告要求按社会保险最高档补缴等相关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七、工信局没有各项赔偿义务。2017年1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文废止《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1994）481号）文件，退一万步说，即使有赔偿义务人，也须有确实拖欠工资且有逾期支付之事实，并经过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为前提。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未休法定假日和年假，且自原告退休已近8年多，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要求赔偿原告律师费、误工费等其他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王秀萍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王秀萍系杜尔伯特××自治县野牲饲养场职工。1996年3月31日，原告与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原告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原告于2010年2月退休。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系全民所有制企业。2002年2月28日，该场由县政府接管，在人财物交接备忘录上显示议定事项包括该场人员问题及资产问题。现该场在杜尔伯特××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显示企业状态为“存续”，主管部门为杜尔伯特××自治县经济计划局（据查，经济计划局成立于2002年，于2005年机构改革后改称经济贸易局，于2012年机构改革后改称工业信息科技局）。本院认为，原告王秀萍于1996年与杜蒙县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于2006年4月1日与该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王秀萍与县野牲饲养场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故县野牲饲养场应为王秀萍的用人单位。现该场作为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目前仍处于存续状态，故原告的工资待遇应由该场发放，具体发放标准应由该场自行决定。被告县工信局作为野牲饲养场的行政主管部门，被告县政府作为野牲饲养场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上级单位，均没有与原告建立任何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其他用人关系，不具有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资格，不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故对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单位部分，根据法律规定，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属于社保经办机构的职责，用人单位如未按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金，社保经办机构可依法强制征缴。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国家行政法规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行政义务，反映的是国家社保经办机构与缴费主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并非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劳动者仅仅是享有期待权利的受益人，而非征缴关系中的实际权利主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因此而形成债的关系。因此，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上访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律师费、医药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0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秀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秀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高 虹审判员 白玉学审判员 鞠红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林 晶附：本判决所引用相关法条《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第四十八条：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