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26民初5021号 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佳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6340629921N）。住所地：宁海县西店镇崔家村。 法定代表人：应建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云，浙江知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625436463X0）。住所地：宁海县跃龙街道兴宁中路**。 法定代表人：林朱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云，浙江知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忠法，男，197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邬青海，男，197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洪艮国，男，194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应建灵，男，1963年7月1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孔祖通，男，196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斯忠乐，男，196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金建伟，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霞（系被告金建伟之妻），197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海县。 被告：徐有定，男，196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钱潮，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葛圣恒，男，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葛和安，男，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吕银飞，男，197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董炉妹，女，196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高亚林，男，1962年3月8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汪建发，男，197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芳（系被告汪建发之妻），女，197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被告：徐亚君，男，197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石青峰，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邬浩君，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邵建锋，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郑伟春，男，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葛天平，男，196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舒占波，男，196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洪邦泽，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戴彦盛，男，195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刘益波，男，198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李能开，男，196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邬春夫，男，196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周宏杰，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邬建军，男，1963年5月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王代国，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应建庆，男，196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朱韦锋，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蒋婷养，女，196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戴崇虎，男，1961年4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立军，男，198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被告：忻伟庆，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象山县。 被告：尤涛表，男，1948年2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戴宽华，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邬才达，男，195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被告：蔡亚春，女，197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告邵建杰为与被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运公司）、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运输公司）、俞忠法、邬青海、洪艮国、应建灵、孔祖通、斯忠乐、金建伟、徐有定、钱潮、葛圣恒、葛和安、吕银飞、董炉妹、高亚林、汪建发、徐亚君、石青峰、邬浩君、邵建锋、郑伟春、葛天平、舒占波、洪邦泽、戴彦盛、刘益波、李能开、邬春夫、周宏杰、邬建军、王代国、应建庆、朱韦锋、蒋婷养、戴崇虎、忻伟庆、尤涛表、戴宽华、邬才达、蔡亚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8年7月5日，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2018）浙0226民初5021号民事裁定，依法查封了被告同运公司名下的40辆车，并冻结了被告同运公司在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冻结时余额1097289.87元）。因被告葛天平的亲属系本院干警，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就本案管辖问题报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8月13日复函，认为本院报请的事由不符合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情形，本案由本院继续审理。2018年10月17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建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佳琪、王旭东、被告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被告同运公司及公路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云、被告应建庆、郑伟春、邬浩君、孔祖通、斯忠乐、尤涛表、舒占波、徐有定、钱潮、邬建军、邵建锋、应建灵、蔡亚春、葛和安、高亚林、刘益波、王代国、忻伟庆，以及被告戴崇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立军、被告汪建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芳、被告金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俞忠法、邬青海、洪艮国、葛圣恒、吕银飞、董炉妹、徐亚君、石青峰、葛天平、洪邦泽、戴彦盛、李能开、邬春夫、周宏杰、朱韦锋、蒋婷养、戴宽华、邬才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11月8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建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佳琪、王旭东、被告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被告同运公司及公路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云、被告应建庆、郑伟春、应建灵、洪艮国、孔祖通、斯忠乐、徐有定、葛和安、汪建发、徐亚君、邬浩君、邵建锋、洪邦泽、周宏杰、邬建军、尤涛表、被告戴崇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立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俞忠法、邬青海、金建伟、钱潮、葛圣恒、吕银飞、董炉妹、高亚林、石青锋、葛天平、舒占波、戴彦盛、刘益波、李能开、邬春夫、王代国、朱韦锋、蒋婷养、忻伟庆、戴宽华、邬才达、蔡亚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月25日，经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6个月。2019年2月27日，原告申请对涉案40辆车的剩余价值进行评估。2019年4月3日，原告申请撤回对涉案40辆车的评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建杰起诉称：2015年4月21日，原告与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民营整合全体股东、公路运输公司、拟成立的同运公司签订了《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后各方根据《承包合同》设立了同运公司。该合同是对同运公司成立后的线路经营承包和同运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所达成的协议，本质是发起人之间所签订的发起人协议，合同中关于相对方配合注册义务、不得参与和干涉原告经营管理、承包款的支付和享受者、以及原告享有和承担承包期内公司的债权、债务、免除责任的约定，均表明同运公司及其他股东为合同主体。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原告取得同运公司的班线客运承包经营权，原告有权担任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组织经营团队，被告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不得干涉原告的经营活动。如需要召开董事会或股东、董事办理相关事宜，股东、董事需提供免费服务。《承包合同》订立后，原告一直按约履行合同。被告从2016年起出现严重干涉、阻碍原告经营的行为，包括擅自变更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占用同运公司公章、挪用资金、恶意提起诉讼无故单方解除合同等，给原告的经营活动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和损失。为此，原告致函同运公司，要求同运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移交同运公司银行账户、公章、返还款项，及时提供必要车辆，确保运营车辆顺利办理年检手续。但截至今日，被告未予回复和办理，导致原告经营处于困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造成经济损失。原告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于2018年6月30日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赔偿原告违约金3690000元、购车款7395360元（按使用年限15年计算，折旧率12/15×9244200元=7395360元）、返还原告占有的承包经营款1239476.47元（款项暂计至2018年2月8日）、风险保证金500000元，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到函件后未作回应。现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解除；2.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风险保证金500000元及迟延返还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3.被告返还原告承包经营所得款项1239476.47元及迟延返还的利息损失（承包经营所得款项暂计算至2018年2月8日，最终以截止到合同解除之日所确定的承包经营所得款项为准；利息损失最终以款项应当返还之日，即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所得款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4.被告支付原告购车款7395360元；5.被告赔偿违约金3690000元；6.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第3项诉请为判令被告返还承包经营所得款1239476.47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承包经营款1239476.47元指同运公司账户内的余额1146936.47元及挪用款项26540元、66000元，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7月3日起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另请求确认未实际进入被告账户的承包经营款2590461元（含宁海县交通运输局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票价补助及2017年冷线补贴合计1658000元、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线路调整补助234000元，算至2018年6月30日）为原告所有，并责令被告限期办理领款手续（出具收款收据、加盖公司公章或财务章），同时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即购车款返还按折旧率10/13×9244200元计算，变更第5项诉请为被告赔偿损失8965324.55元。 被告同运公司、公路运输公司答辩称：1.同运公司股东不是适格诉讼主体。《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是原告和同运公司，同运公司的股东未在合同上签名，均非合同主体，原告起诉股东系滥用诉权。2.同意解除《承包合同》，但对原告请求法院确认《承包合同》解除有异议，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屡次违约，不享有合同解除权。（1）原告在占有同运公司公章期间，私自成立西店镇域公交公司，擅自改变运营路线。（2）原告仅按约支付了2017年2月前的承包款，目前仍欠被告同运公司承包款未付。（3）2018年7月1日，原告擅自停运班线，拒不交付营运车辆，也不支付承包款，造成股东巨额损失和严重社会影响。（4）原告主张承包经营所得款项1239476.47元及自2018年7月3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事实是原告申请法院对同运公司的财产实施保全措施，账户被冻结，款项根本无法给付。（5）原告未交付同运公司营运车辆，应视为原告仍在承包经营。原告单方停止经营，与被告无关，原告主张合同于2018年7月3日解除缺乏依据。3.车辆已经使用多年，且车辆也未交付同运公司，原告诉请返还购车款缺乏依据。4.原告变更第5项诉请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但原告未提供损失依据。原告持续违约，损害了同运公司和股东的利益。5.原告二次庭审新增要求确认的承包经营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应建庆、郑伟春、邬建军、戴崇虎等到庭参加诉讼的其他被告答辩称：股东未在合同上签名，不是《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其他答辩意见与同运公司、公路运输公司的意见一致。 被告同运公司反诉称：2015年4月21日，原告与被告同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同运公司将所属的班线客运经营权全部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所有营运车辆按照经营方案由原告购买，承包费205000元/月，须在每月的10日前汇入同运公司的各股东账户，承包期限为6年。如有违约，同运公司有权没收原告缴纳在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的410000元风险保证金及客运班线经营权和所有车辆，另行竞标。因原告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承包费，同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判决判令邵建杰应于2018年6月15日前支付至2018年5月10日尚欠的承包款1458260元，并仍应按205000元/月支付承包费。原告至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经同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而未果，且2018年5月10日的承包费原告亦未支付。原告的行为明显违反《承包合同》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同运公司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2.原告交付同运公司客运班线经营权及36辆客运车辆。3.原告支付同运公司承包费1230000元（自2018年5月1日算至2018年10月31日），并从2018年11月1日起按205000元/月支付至交付客运班线经营权和客运车辆时止；4.原告交付于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的410000元风险保证金归同运公司所有；5.原告返还同运公司配合奖720000元；6.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原告承担。诉讼过程中，被告同运公司明确第2项反诉诉请为判令邵建杰返还36辆客运车辆（原告所述的40辆车中除浙Ｂ×××××、浙Ｂ×××××、浙Ｂ×××××、浙Ｂ×××××四辆车外的其余36辆车）及对应车辆营运证、行驶证、车辆钥匙。 针对被告同运公司的反诉，原告邵建杰答辩称：1.同意解除合同，但合同解除是因被告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间在2018年7月3日。原告在承包经营期间，一直按月支付承包款。2017年3月，被告同运公司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通过诉讼将邵建杰管理的公司证照取回，变更公司银行账户、密码，导致原告无法控制账户，及时获取政府补贴，宁海县交通运输局数次电话要求被告领取补贴，被告拒绝配合。原告自2017年3月至今，一直尽力维持经营。（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原告与被告沟通，希望更换法定代表人、办理车辆年检手续、领取补贴款。依照规定，2018年6月30日前必须完成车辆年检手续，原告在2018年6月数次通知被告办理年检手续均未果，原告因此而提出解除合同，于2018年7月3日短信正式通知被告同运公司解除合同，故合同解除时间应为2018年7月3日。2.合同项下的车辆是40辆，上述车辆部分已停放在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不存在原告占用车辆拒不返还的情形，如法院最终确认被告享有车辆所有权，前提须被告付清应付款项。3.承包费的截止日为2018年6月30日，因被告怠于办理车辆年检手续，原告无法继续经营。如法院最终认定原告须支付承包费，相应承包费应当予以抵扣。4.每月205000元承包费是将原同运公司的50股按每股4100元计算，原告本人是股东，原告的一股应当相应核减。5.风险保证金实际是500000元，经与宁海县交通运输协会协商，原告在投标过程中缴纳的投标保证金500000元未作返还，直接转化为风险保证金。合同解除系被告违约导致，原告不存在过错，风险保证金应归原告所有。6.《承包合同》约定配合奖720000元属原告所有，不应返还。 原告邵建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举证如下： 1.《承包合同》、同运公司章程各1份，证明：（1）原告与各被告在2015年4月21日签订《承包合同》，合同订立后各方成立同运公司的事实；（2）《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取得同运公司的班线客运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间原告享有和承担同运公司的一切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债权及法律责任、担任法定代表人、组织经营团队。被告有权收取承包款，不得干涉原告的经营活动。如需要召开董事会或股东、董事办理相关事宜，股东、董事需无偿提供服务的事实；（3）《承包合同》第十四条约定，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无故解除合同的，应支付原告所有客运车辆购车款及总承包费的50%作为违约金。 2.（2017）浙0226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从2016年起，被告出现严重干涉、阻碍原告经营活动的行为，包括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占用同运公司公章、挪用账户资金、恶意提起诉讼、无故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等情形，给原告的经营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和损失的事实。 3.《告知函》、快递运单、快递运单查询记录、2018年6月22日的短信通知各1份，证明原告致函要求被告限期变更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移交公司银行账户、同运公司公章、返还款项、及时提供必要资料、确保同运公司运营车辆顺利办理年检手续等事实。 4.《解除函》、快递底单、2018年6月30日的短信通知各1份，证明被告根本违约，原告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情形下向被告提出解除《承包合同》，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事实。 5.银行账户信息，证明截至2018年2月8日，被告应返还原告承包经营所得款1239476.47元，包含账户余额1146936.47元，被被告挪用的款项26540元、66000元的事实。 6.汇款凭证1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支付风险保证金500000元的事实。 7.购车凭证47份，证明原告购买车辆支出9244200元，按照20%的车损率，应返还车款计7395360元的事实。 8.汇总说明、未领取补贴明细各1份、近三年利润表4份，证明原告承包期间利润为7306594.76元的事实。 9.加油卡余额1份，证明因被告违约导致《承包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对原告造成实际损失136075.09元的事实。 10.关于交强险的情况说明及明细，证明原告已实际支付下一年度车辆的交强险保费，因《承包合同》无法正常履行造成原告实际损失95582元的事实。 11.关于对同运公司两次停运的处理决定通报及城乡公交按期与服务质量考核评分汇总表各1份，证明因被告根本违约导致车辆停运，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取消了对原告自2017年度至2018年6月的车辆运营的全勤考核奖励，造成原告实际损失1348426.50元（其中2017年度考核奖898951元、2018年6个月参照2017年度合计为449475.50元）的事实。 12.2017年11月30日的告知短信1份，证明原告经营的车辆中有4辆自2017年9月底即需进行年检，原告数次要求被告限期配合办理相应年检手续，但被告未予妥善配合办理年检，造成原告经济损失78626.20元的事实。 13.证明1份，证明承包期内原告在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尚有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可领取，因同运公司怠于出具收款收据导致原告无法领取的事实。 14.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调取的补贴明细1组，证明截至2018年6月30日，原告在该所尚有补贴款1658000元可领取，因被告同运公司未配合而未领取的事实。 15.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2016]1号会议纪要1份，证明承包期内，原告尚有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的补助款234000元可领取，因被告不配合而未领取的事实。 被告同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举证如下： 1.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发放车辆购置款补助资金公示及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各1份，证明原告购置车辆时，政府承担了50%的车辆购置款即3940500元，原告领取了配合奖720000元的事实。 2.协商意见1份及照片四张，证明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和双方当事人多次协调关于原告支付承包费及车辆年检等事项，但原告无正当理由不予配合的事实。 3.《告知函》、委托书、EMS面单各1份，证明被告同运公司积极配合原告，并催促原告年检、营运的事实。 4.（2016）浙0226民初6340号民事判决1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7月14日即违约占有同运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事实。 5.（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在法院判决履行义务后仍不履行支付承包款的义务，再次违约的事实。 6.（2015）甬宁民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证明2017年11月14日支出的66000元系支付同心公司赔偿款，款项是为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付的事实。 7.同运公司章程、《承包合同》1份，证明同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应由公司董事会管理，如原告违约，被告有权收回客运线路经营权，收回客运车辆并由原告承担违约责任，没收风险保证金410000元的事实。 被告俞忠法、邬青海、金建伟、钱潮、葛圣恒、吕银飞、董炉妹、高亚林、石青锋、葛天平、舒占波、戴彦盛、刘益波、李能开、邬春夫、王代国、朱韦锋、蒋婷养、忻伟庆、戴宽华、邬才达、蔡亚春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对邵建杰和同运公司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邵建杰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经质证，被告同运公司、公路运输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合同主体是原告和被告同运公司，同运公司股东不是合同主体。对同运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章程能够证明同运公司的公章、证照应当由同运公司董事会管理。同运公司的章程与《承包合同》的约定不一致，应以公司章程为准。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对象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生效判决认定原、被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约，明确了原告应在一定期限内支付拖欠的承包费，且之后的承包费仍应按约支付，不存在被告严重违约的情形。证据3，对《告知函》的真实性有异议，《告知函》未寄给同运公司和公路运输公司，也无相关人员签收，《告知函》属于原告的单方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短信通知的意见同上述《告知函》的意见。对证据4有异议，被告同运公司未收到《解除函》，也不能证明合同于2018年7月3日解除。原告提出解除合同，解除时间应双方协商一致或由法院确定，不能由原告确定。证据5，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截至2018年2月8日账户的余额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同运公司未挪用账户内的款项。原告拖欠承包款远远超过1239476.47元，被告同运公司不应返还。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申请法院将账户中的存款冻结，被告实质无法返还。证据6系复印件，未加盖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和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认为，风险保证金是410000元，即使原告缴纳了500000元风险保证金，也与被告无关。原告缴存的对象系宁海县道路交通运输协会，应由该单位退还。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认可购车数量是36辆，其余车辆不予认可。原告实际仅支出50%购车款，另50%系政府支出。对原告按车辆最长使用年限13年来计算折损率有异议，车辆使用年限是6年，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对此有明确规定。证据8，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9，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加油卡形式上看出自加油站，内容无法确认，即使卡内余额存在，亦与被告无关。证据10，签订保险合同和支付保险费属实，但不能证明清单中的内容，该费用与被告无关。证据11，对处理通报不知情，对城乡公交按期与服务质量考核评分汇总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7年10月9日、10月11日，原告擅自停运两次，对被告同运公司及其股东都造成了影响。如停运造成损失，应由原告承担。证据12，被告认为短信不是原告发给应建庆的，不是邵建杰的真实意思表示。发件人电话号码是王琴琴使用，在另案庭审中邵建杰已明确表示该号码非本人使用。证据13，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该证明的内容称被告同运公司未向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开局收款收据导致款项无法发放，不符合事实，未曾有人通知被告同运公司发放补贴款和开具收款收据。2018年10月28日，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电话通知被告同运公司，同运公司当即开具了收款收据并入账，但款项已被法院冻结。证据14，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同运公司未接到开具收款收据通知，一切都是原告在联系。补助明细能够证明2017年10月有三笔补贴款近2000000元直接由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支付给原告。证据15，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除原告外，被告同运公司及其他股东均不清楚该会议纪要。经营线路的调整、相关线路出让给西店镇域公交公司即万腾公交公司，未与被告同运公司作任何协商，恰恰证明原告存在严重损害同运公司利益的行为。 被告应建庆、郑伟春、应建灵、洪艮国、孔祖通、斯忠乐、徐有定、葛和安、汪建发、徐亚君、邬浩君、邵建锋、洪邦泽、周宏杰、邬建军、尤涛表、戴崇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同运公司、公路运输公司的意见一致。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证据10、证据11、证据12、证据13、证据14、证据15，均真实、合法，本院均确认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围绕上述证据争议的相关事实，本院在下文综合分析认定。证据8，系原告单方形成证据，且凭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期间的真实利润情况，本院不予认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同运公司的证据认证如下： 经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发放车辆购置款补助资金公示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认可补助资金金额及配合奖金额，恰恰证明购车款系原告支出，购买的车辆是40辆。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配合奖和购车补贴均应由原告享有，与被告无关。证据2，对协商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协商意见上仅有应建庆一人签名，系该股东个人意见，不是协商意见，原告通知被告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解除合同后才有所谓的协商意见，而非原告自始无理由拒绝配合。协商意见载明的内容反映了车辆年检期届满，以及同运公司的股东是《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的事实。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会议召开属实，但不认可照片显示的会议时间，具体会议时间原告记不清了，应该在原告提出解除合同之后，协商发生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后。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便不考虑证据的形式问题，该组证据也能证明被告在2018年7月1日前未办理任何车辆年检手续。根据被告自认的时间，其提供手续的时间在2018年9月28日，且仅涉及一辆车。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该份民事判决作出时被告已擅自变更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是在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取得同运公司的公章和证照，来源合法。《承包合同》约定同运公司的股东的唯一权利是收取承包款，公司经营权和其他权益都由原告享有。证据5，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其未支付承包款是被告造成的，原告申请法院冻结被告同运公司的账户发生在2018年7月中旬。证据6，真实性应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和待证事实有异议，该份判决涉及的原告是宁海县同心客运运输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无关，也不存在将原告的补贴款用于清偿第三方同心公司的债务的事实，恰恰证明被告同运公司存在挪用款项的违约行为。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原告是投标确认的经营者，领取同运公司的公章、证照合法，此属于原告的权利，是原告能否正常实际经营的关键。目前同运公司的公章、证照均在被告同运公司处。同运公司章程采用的是格式版本，用于登记备案所用，章程与《承包合同》不一致的，应以《承包合同》为准。《承包合同》确定被告同运公司及其股东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不得干涉原告经营。 被告公路运输公司、应建庆、郑伟春、应建灵、洪艮国、孔祖通、斯忠乐、徐有定、葛和安、汪建发、徐亚君、邬浩君、邵建锋、洪邦泽、周宏杰、邬建军、尤涛表、戴崇虎对被告同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原告对公示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可被告同运公司拟证的车辆购置款及配合奖的金额，本院经过核实，公示源于宁海县人民政府网，真实、合法，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亦能够证明配合奖的发放事实，故本院对证据1予以认定。证据2，原告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组证据的照片虽然真实，但协商意见未经原告确认，即使协商意见真实，也仅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同运公司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无正当理由不配合解决承包费及车辆年检的事实。故本院对证据2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证据3、4、5、7，该4组证据均真实、合法，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双方争议的相关事实，在下文分析阐述。证据6，反映款项系支付同心公司的赔偿款，与原告和被告同运公司履行涉案合同并无关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已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4月21日，甲方即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民营整合全体股东和公路运输公司（现同运公司）与乙方即邵建杰签订《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经甲方全体股东确定，对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42辆宁海至西店客运班线经营权和公路运输公司8辆宁海至西店客运班线经营权共作50股进行内部明码竞标承包经营权，乙方以每月合计205000元中标获得甲方全部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公司所属班线客运经营权全部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所有营运客车按照经营方案由乙方购买，购置新车的政府财政补贴（含黄标车补贴）和奖励归乙方所有。第二条约定，承包期为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核定许可时间起六年止。承包经营期满后，甲方收回客运线路经营权，车辆残值归乙方所有。第三条约定，承包费用为每年2460000元，即每月上交承包费205000元，分50股分别汇入50个股东账户，乙方必须在每月10号前将核定的承包费每股4100元汇入甲方各股东账户。第六条约定，乙方购买新车后，汇入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的500000元押金款全部退回，乙方在新车运作30日内重新支付风险保证金410000元到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账户，如到期未发生违约情况，风险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乙方。第七条约定，乙方须在每月10日前向甲方各股东账户汇入承包费每份4100元，如乙方未按时上交承包费，按逾期天数向各股东交100元/天滞纳金，连续30天未交足甲方各股东承包费和滞纳金，甲方有权没收乙方410000元风险保证金以及客运班线经营权和所有客运车辆，进行重新竞标。第十二条约定：公司注册时，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42股和公路运输公司8股宁海至西店班线经营权共50股作为新股东，中标者为法人代表，并组织经营团队，直至承包经营合同满时自行终止。承包期间，甲方不得参与、干涉乙方经营管理，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在承包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或股东、董事办理相关事宜，股东、董事需提供免费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第十三条约定，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没收乙方410000元风险保证金以及客运班线经营权和所有客运车辆，另行竞标。第十四条约定，承包期间，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无故解除合同的，甲方应支付乙方所有客运车辆购车款及总承包费百分之五十作为违约金。第十六条约定，公司不准对外担保，如本公司需贷款，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后执行，否则董事会有权解聘法定代表人，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没收线路经营权及所有客运车辆。 2015年4月27日，同运公司成立。同运公司成立时由邵建杰担任法定代表人，原告、被告公路运输公司和其他自然人被告均为该公司股东。2015年6月5日、6月8日、9月5日，原告先后出资购买客运车辆10辆、26辆、4辆，合计购车40辆，支出购车款总计9244200元。该40辆车均登记于被告同运公司名下，车牌号如下：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前述40辆车，其中浙Ｂ×××××、浙Ｂ×××××、浙Ｂ×××××、浙Ｂ×××××车于2015年9月5日购买，价款合计1363200元）。后宁海县人民政府给予上述40辆车的车辆购置款补助资金4622100元，以及配合奖720000元。 2015年7月14日，邵建杰在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领取了同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2016年10月24日，被告同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邵建杰返还同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含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含正、副本）。2016年11月16日，宁海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26民初6430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被告同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尔后，同运公司收回了公章和公司证照。2017年3月2日，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应建庆。2017年3月11日开始，邵建杰未向同运公司的股东支付承包款。2017年6月20日，同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承包合同》，判令邵建杰返还客运班线经营权及交付所有客运车辆，支付拖欠的承包费615000元（算至2017年6月11日），保证金410000元归原告所有。该案经宁海县人民法院、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作出(2017)浙0226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其中（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认定，同运公司于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1月11日期间向股东发放承包款1411740元，为此判令邵建杰支付同运公司承包费1458260元（算至2018年5月10日），且认为之后邵建杰仍应以205000元/月的标准继续支付承包费，驳回了同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7年11月30日，邵建杰向被告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发送短信，称其承包经营的客运车辆中有4辆车（分别是浙Ｂ×××××、浙Ｂ×××××、浙Ｂ×××××、浙Ｂ×××××车）于2017年9月30日年检到期，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损失巨大，要求同运公司在3日内配合完成车辆年检盖章。应建庆于2017年12月4日回复邵建杰称欠的承包费付清，再讨论其余事。2018年1月26日，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作出关于对同运公司两次停运的处理决定通报，通报载明：2017年10月9日11:30至13:00和10月11日7:00至10:30同运公司因内部经营纠纷，致使西店城乡公交全线停运，根据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印发的《宁海县城乡客运安全与服务质量考核办法》规定，决定取消同运公司2017年度冷线、山区经营补贴、评先评优资格和公司所属车辆单车考核奖（其中2017年安全与服务质量考核奖总计898951元）。2018年6月18日，邵建杰通过EMS向同运公司发《告知函》，要求同运公司及其他股东在同月27日前完成以下事项：一、将法定代表人重新变更为本人，并组织全体股东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二、移交公司的银行账户（包括但不限于U盾、银行账号支付密码、银行账号管理密码）；三、移交公司公章；四、就之前公司及其他股东挪用、占用公司账户资金及政府补贴的行为予以说明，并返还前述款项；五、及时提供必要材料，确保公司营运车辆顺利办理年检手续。2018年6月22日，邵建杰再次通过短信将上述《告知函》发送给应建庆。2018年7月1日，邵建杰通过顺丰快递向被告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邮寄《解除函》，称同运公司及其股东未回复并妥善办理上述《告知函》所列事项，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通知《承包合同》于收到函件之日起解除。因应建庆未签收，该《解除函》被退回至原告。2018年7月3日，邵建杰通过短信将上述《解除函》发给应建庆。2018年9月16日，被告同运公司向原告邮寄《告知函》，内容如下：“一、公司再次配合你进行车辆年检，提供相关手续，但你方必须于2018年9月20日前办好，逾期作废；二、如在2018年9月26日前仍不将营运车辆年检完毕，并投入正常营运，公司将按合同无条件收回营运车辆并安排营运。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承担。三、你必须按合同约定及法院判决立即付清拖欠的承包费及承担其他责任。”2018年9月28日，被告同运公司向原告邮寄委托书，委托书载明被告同运公司委托原告办理浙Ｂ×××××的机动车年检业务。 另认定，2016年1月15日，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对同运公司西店至深甽公交路线调整后的补助申请问题作出会议纪要，同意对该公司每年补助234000元。同运公司在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尚有2017-2018年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因同运公司未开具收款收据，未予发放。截至2018年6月30日，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尚有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的票价补助合计1478000元未拨付同运公司。邵建杰为35辆客运车辆投保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的交强险，缴纳保险费95582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同运公司名下40辆车的对应加油卡的余额合计136075.09元。 再查明，浙Ｂ×××××车发生自燃事故，该车价值181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同运公司的股东是否为合同主体问题。二、合同双方当事人谁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问题。三、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清算问题。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承包合同》上除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伟春和公路运输公司签字或签章外，同运公司其他股东并未作为合同相对方签名。其次，《承包合同》甲方一栏虽列明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民营整合全体股东和公路运输公司，但括号内特别备注“现同运公司”，恰能说明合同系同运公司股东以当时尚在设立中的同运公司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依照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的，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承受合同权利义务。再次，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属于同运公司，同运公司是发包方，该班线的运营都是以同运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被告同运公司将经营权让渡于作为公司股东之一的原告，约定由原告享有和承担其在承包经营期间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发生的债权债务，双方之间形成较为典型的公司内部承包经营法律关系。《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将承包款直接支付给同运公司的股东，系原告和同运公司对承包款支付方式的特殊约定，凭此不足以认定股东为合同主体。综上，本院认定《承包合同》的主体为原告和同运公司。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原告负有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同运公司则不得参与、干涉原告的经营管理，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合同订立后至同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前，原告均按约支付了承包款。2017年3月2日，同运公司未经原告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应建庆，并且，同运公司的银行账户之后也为同运公司控制，影响到原告正常经营，同运公司违反合同义务在先。原告自2017年3月起未再按约支付承包款，系同运公司干涉原告经营管理所致，而非原告履约过错。2018年6月18日，原告书面通知同运公司配合办理车辆年检手续，重新变更法定代表人。然同运公司未履行义务，车辆也因未年检不能上路运营，导致原告无法继续经营，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被告之日即2018年7月3日起即已解除，故原告诉请确认《承包合同》解除，本院予以支持。同运公司辩称，原告成立新的镇域公交公司，擅自变更客运线路，违反合同义务在先。本院认为，被告辩称原告设立镇域公交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承包经营期内新增了西店至溪头的客运线路，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为满足当地群众出行需要而发生，属于正常合法经营行为，不能认定原告违约。而且，按照合同约定，同运公司对原告合法新增线路的经营行为不能干涉。因此，本院对同运公司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同运公司另辩称，其积极配合原告且催促原告办理车辆年检手续，原告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履行合同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同运公司未将法定代表人重新变更为原告，也未在2018年6月30日前配合办理车辆年检手续。被告同运公司提供的证据虽反映其之后表示配合办理车辆年检手续，但此时因被告违约在先，原告已行使合同解除权且已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不发生原告不配合年检而违约的后果。因被告同运公司违反合同主要义务在先，其要求原告返还配合奖720000元及没收保证金410000元，缺乏正当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第一、风险保证金的返还问题。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500000元押金应在原告购置新车后全部退回，并在新车运作30日内重新支付风险保证金410000元到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账户，如原告未违约，则风险保证金如数退回原告。原告提供的现金缴款单，证实原告已向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缴纳了500000元的风险保证金。现无证据证明该款已由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退还原告，《承包合同》亦因同运公司违约而解除，被告同运公司应承担返还责任。被告同运公司抗辩风险保证金为410000元，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承包期内归属于原告的承包经营所得问题。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两部分承包经营所得，一是合同解除前已入同运公司账户的款项1239476.47元，二是未入公司账户但可从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宁海县西店镇政府领取的补助。本院认为，关于第一部分经营所得，同运公司的账户为原告承包期间的经营账户，承包期内进入该账户的款项应视为原告收益。原告提供的同运公司账户分户明细对账单反映截止2018年2月8日尚有余额1146936.47元，且同运公司控制账户后在2017年11月17日、2018年1月11日向外转出66000元、26540元，该账户的余额及由同运公司转出的66000元、26540元应视同原告收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同运公司返还1239476.47元并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计付逾期还款利息损失，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宁海县交通运输局的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的票价补助1478000元，虽未拨付至同运公司账户，但上述补助系因原告的承包经营行为而可得，故原告有权请求确认归其所有。由于上述补助须由发包方同运公司名义向相关部门领取，同运公司应履行必要协助义务帮助承包人原告取得上述补助。关于西店镇人民政府的线路调整补贴234000元，虽然原告提供会议纪要证明西店镇人民政府对新增线路按234000元/年给予补贴，但目前无直接证据证实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有234000元补贴可从西店镇人民政府领取，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当事人取得该补贴确定拨付的依据后可另行主张。关于2017年的冷线补贴180000元，因2017年10月班线停运事件，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已作出决定取消该补贴，故原告请求确认该补贴为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第三，承包经营车辆的数量及返还问题。原告主张其出资购置的40辆车均用于承包经营，被告则认可其中的36辆车与履行《承包合同》有关。本院认为，《承包合同》并未限定用于经营的车辆为36辆。原告购置的40辆车均登记在被告同运公司名下，且地方政府对40辆车均给予购车补助，该40辆车用于合同约定的班线运营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同运公司辩称40辆中有4辆车与合同履行无关，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双方之间的合同解除，被告同运公司有权利和义务接收除因自燃事故毁损的浙Ｂ×××××车之外的其余39辆承包车辆，并有权要求原告一并返还相应车辆的道路运输证、行驶证、钥匙。第四，购车款的返还问题。合同订立后，原告支出9244200元用于购置40辆客运车辆，扣除因自燃损毁的车辆价值181000元，须返还的车辆购置价合计9063200元。该39辆车自2015年6月起开始用于运营，至2018年7月3日合同解除时已使用三年多时间。原告主张按车辆强制报废标准的年限13年扣除已使用3年的折旧标准来计算车辆剩余价值，并不能客观反映现有车辆的实际剩余价值。原告在经本院释明后申请评估车辆的剩余价值，后又撤回评估申请，导致实际车辆的剩余价值不能准确认定，本院酌定以《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经营期六年和原告实际营运时间来确定39辆车的剩余价值。按原告营运三年零一个月计算，认定39辆车在解除合同时的剩余价值为4405722元。被告同运公司抗辩，政府给予的购车补助资金4622100元已由原告领取，应当从购车款中扣除，对此本院认为，《承包合同》明确约定，购置新车的政府补贴由原告享有，在合同全部履行的情形下原告本可以享有新车购置补助。现因被告同运公司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无权主张以原告可得的购车补助资金来减少返还的购车款。但是，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将车辆返还被告同运公司，被告同运公司则支付购车款。由于双方争议，自合同解除后车辆至今未能用于营运而继续贬值，对车辆继续停运贬值的损失，双方都存在过错，应由双方分担。为此，本院酌定被告同运公司应返还原告购车款3650455元。第五，承包款的支付问题。《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应当以205000元/月支付承包费。（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确定，除了截至2018年5月10日尚欠的承包费1458260元外，之后的承包费应继续按205000元/月支付，故自2018年5月10日至合同解除之日即2018年7月3日期间原告仍应按此标准支付承包费计362167元。被告同运公司主张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承包费，因部分承包费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第六，损失赔偿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为涉案客运车辆的加油卡充值后未使用完的余额，以及为客运车辆缴纳2018至2019年的交强险保费，因合同解除而原告无法实际受益，可认定为原告的损失，被告同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其中交强险保费，交强险起始日即2018年6月8日至合同解除日即2018年7月3日期间的相应部分保费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其余部分的保费损失则应由原、被告各半负担。为此本院认定被告同运公司应赔偿原告油卡充值损失136075.09元及交强险保费损失44472元。其次，关于班线停运导致的考核奖损失问题，2017年10月的班线停运，虽因被告同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等违约行为引起，但原告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停止班线的运营，导致损失扩大，扩大部分损失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关于2018年班线停运的考核奖损失，因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实际发生及其大小情况，原告要求参照2017年考核奖的一半来确定考核奖损失，目前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浙Ｂ×××××、浙Ｂ×××××、浙Ｂ×××××、浙Ｂ×××××车四辆车自2017年9月30日未年检造成的损失，虽然原告已经举证证明该四辆车未年检的事实，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78646.20元实际发生，本院难以支持。最后，关于合同因不能继续履行导致原告可得利益损失问题。原告提供了汇总说明、利润表、未领取补贴明细欲证明前三年原告获得利润7306954.76元的事实，并拟通过该事实来证明其因被告违约不能履行合同产生可得利益损失7306954.76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前述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证据，其中利润表和汇总说明反映的内容均无相应证据佐证，难以作为认定原告承包经营三年所得利润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在三年承包经营期内有盈利，也不能直接以该三年的盈利作为确定可得利益损失的依据。如原告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也可能因政策调整、客流量变化等因素而存在亏损风险，不是绝对盈利。故原告主张因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可得利益损失，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与被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反诉原告）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于2018年7月3日解除； 二、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风险保证金500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4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三、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承包经营所得1239476.47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3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四、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车款3650455元，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同时将39辆客运车辆（具体车辆为上文已认定的除浙Ｂ×××××车之外的39辆车）及对应道路运输证、行驶证、车辆钥匙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五、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名下未领取的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票价补助1478000元，合计2176461元归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所有，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协助领款义务； 六、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损失180547.09元； 七、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承包费362167元； 八、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九、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4383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负担8922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5460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53873元，减半收取26936.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负担1798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8953.50元。 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贺小象 人民陪审员  仇毓秀 人民陪审员  吴满春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林 倩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报告财产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会同公安、工商、银行、证券、组织人事、房管、民航、铁路等部门启动的执行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具体包括：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或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或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将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三百一十四条、二百七十七条等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