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琼01民申3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黄裕嵩，男，196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公民身份号码:×××。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吴伟，男，196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清，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莎莎，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海南建宝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黄裕嵩，总经理。原审被告：黄跃平，男,198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龙马乡西村。公民身份号码：×××。原审被告：海南昌泰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翁田村抱虎路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刘兵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跃平，该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黄裕嵩因与被申请人吴伟、原审被告海南建宝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宝公司）、黄跃平、海南昌泰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4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裕嵩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遗漏查明重要事实，原审中黄裕嵩提交了两份录音证据，该证据可证实吴伟与余某1两人恶意串通，胁迫黄裕嵩签订虚假借条，伪造银行流水，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规定，依法应予再审。（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吴伟与余某1共同伪造的，致使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审法院遗漏审查重要证据，导致案件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根据原审时黄裕嵩提交的电话录音，本案并不属于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典型的套路贷，吴伟与余某1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黄裕嵩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在通话录音中，吴伟和余某1均对黄裕嵩仅拖欠50万元的借款本金无异议，只是对黄裕嵩的还款时间有异议。换言之，吴伟认可黄裕嵩仅拖欠借款50万元本金的事实，故此可知，黄裕嵩所签订的借条、担保函均不具有真实意思表示，实属被胁迫。其次，原审法院认定黄裕嵩原审时提交的与余某1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叶帝振与黄裕嵩2016年2月18日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以及黄裕嵩账户明细无法抗辩黄裕嵩向吴伟借款的事实，该认定存在错误。结合前文提及的两份录音可知，余某1与吴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黄裕嵩起初不认识吴伟，余某1在一步步引诱黄裕嵩陷入套路贷中。鉴于此，原审时黄裕嵩提交的两份录音证据可证实吴伟和余某1两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吴伟于2014年3月21日向黄裕嵩支付150万元后，仅过了3分钟，黄裕嵩就将150万元分两次转出给余某1，短时间内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吴伟和余某1故意伪造银行流水，企图坐实吴伟与黄裕嵩存在借款的事实。但原审法院遗漏审査了上述两份录音涉及的事实，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第二，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因缺少上述两份电话录音内容，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进而导致原审法院采纳吴伟提供的伪造证据进行错误认定。首先，原审法院基于吴伟提供的《借条》、《收条》、《转账凭证》等证据认定黄裕嵩拖欠吴伟借款数额为250万元，该认定因遗漏主要录音证据导致原审法院认定错误，黄裕嵩事实上未获得吴伟提供的借款250万元，黄裕嵩系被胁迫所签的借条以及担保书等书面材料。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流水可知，吴伟于2014年3月21日向黄裕嵩支付150万元后，三分钟内黄裕嵩就将150万元分两次转出给余某1。该银行流水的转账时间如此接近进一步可证实，余某1与吴伟伙同六、七个社会闲散人员胁迫黄裕嵩带上身份证、银行卡等材料前往农业银行，后逼迫黄裕嵩将身份证与银行卡交至吴伟，吴伟随后将150万元转至黄裕嵩银行账户中，三分钟内又将150万元分两次转给余某1，且吴伟当面拿出已写好的借条以及收条，强迫黄裕嵩无条件抄写并签字以及盖章的事实。其次，2015年11月13日黄裕嵩向吴伟出具的借条也系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当日余某1电话告知黄裕嵩前往海甸岛谈事，待黄裕嵩到现场后，发现吴伟、余某1以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在店里等候许久，吴伟与余某1又再次胁迫黄裕嵩签订100万元的借条，实际上黄裕嵩未获得100万元借款。综上可知，两份录音的内容证实了黄裕嵩未实际获得250万元借款，仅是拖欠吴伟50万元的借款本金的事实，因原审遗漏审查认定录音的内容，未查出吴伟与余某1伪造银行流水的事实，最终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原审法院还存在未查明《借条》签订是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仅凭书面的借条、收条、伪造的转账凭证就认定借款事实，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二、原审法院因认定黄裕嵩拖欠吴伟25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存在错误，进而错误适用相关法律，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依法应予再审。首先，前文已阐述，吴伟与余某1两人恶意串通，胁迫黄裕嵩签订虚假借条，故意伪造银行流水，虚构吴伟与黄裕嵩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仅基于《借条》、《收条》、伪造的银行流水等书面证据材料，进而认定黄裕嵩与吴伟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法院未实际审查双方产生借贷关系的背景原因，未审查是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错误认定黄裕嵩拖欠吴伟借款的事实。其次，因建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黄裕嵩，吴伟与余某1在胁迫黄裕嵩的同时，要求黄裕嵩以建宝公司作为担保人。另外，吴伟与余某1于2018年2月份带了许多社会闲散人员前往黄裕嵩所在的翁田西村的工地闹事，并胁迫黄跃平和昌泰公司为虚构的25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在这种情形下，黄跃平、昌泰公司无奈签下担保函。据此可知，建宝公司、黄跃平、昌泰公司作为黄裕嵩的担保人均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为维护黄裕嵩合法权益，特请求：1、依法裁定对本案再审；2、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444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吴伟全部诉讼请求；3、由吴伟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吴伟提交意见称，一、黄裕嵩申请再审所主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吴伟与黄裕嵩之间的两笔债权债务，分别都有借条、收条、银行转账凭证等予以证明，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本金共计250万元的债权债务。根据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2014年3月21日，黄裕嵩向吴伟借款150万元，约定月息2%，两个月内还清该笔借款。同日，黄裕嵩向吴伟出具借条及收条，并在借条中由建宝公司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收条中附有吴伟向黄裕嵩转款15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一份，并有黄裕嵩签名确认。2015年11月13日，黄裕嵩再次向吴伟借款100万元，同日黄裕嵩向吴伟出具借条、收条各一份，并在借条中由建宝公司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两笔借款本金共计250万元，截止目前，黄裕嵩尚未归还，且这两笔借款均有借条、收条、银行转账凭证及担保人出具的担保函予以证明，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黄裕嵩向吴伟借款250万元本金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没有任何错误。二、黄裕嵩申请再审主要理由是：上述两笔借款均系吴伟联合案外人余某2对其进行胁迫产生，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何时以及如何被胁迫的，也没有报警记录。很明显，黄裕嵩故意以此为借口，目的是想对该两笔借款均不予以认可，这完全是黄裕嵩为逃避债务而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首先，两笔借款相隔时间长达一年多，如果真如黄裕嵩所称，黄裕嵩应在受到“胁迫”后报警，毕竟这不是一笔小的数目，黄裕嵩居然还能忍受在间隔一年多之后再次签下一笔百万借款，这完全不符合常理。此外，黄裕嵩在再审申请书中声称吴伟联合案余某1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对其进行胁迫，对此黄裕嵩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根据证据三性规则，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在本案中，黄裕嵩所重新提交的两份电话录音并未注明来源，其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及合法性存在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两份所谓的电话录音应当不具有证据能力。退一步说，即便该录音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吴伟从未对黄裕嵩宣称的事实进行确认，单方的说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否定和排除吴伟与黄裕嵩之间的借款关系。最后，针对吴伟与黄裕嵩的上述两笔借款，建宝公司在黄裕嵩出具借条时就已经表明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而昌泰公司也于2016年4月15日出具担保函，对这两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昌泰公司出具担保函时，黄裕嵩系昌泰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昌泰公司为黄裕嵩的债务提供担保，合法合理。黄跃平于2018年2月1日也出具担保函，对此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果说黄裕嵩系出于被胁迫而与吴伟产生的这两笔借款，那么昌泰公司、建宝公司、黄跃平为什么愿意为此提供担保，难道也是黄裕嵩所胁迫的吗？可见，黄裕嵩所称的胁迫完全与事实不符，是黄裕嵩为了逃避债务虚构的事实。三、借款期间，为了逃避债务，黄裕嵩不仅故意将昌泰公司的股权变更到他人名下，让他人代为持股和成为法定代表人。更有甚者，因昌泰公司的股份系虚假出资，为了让其子黄跃平不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黄裕嵩与黄跃平还故意在文昌市人民法院设计了一宗确认合同有效纠纷的虚假诉讼（案号：2018琼90**民初1965号），让法院判决黄跃平不再是昌泰公司股东。很显然，黄裕嵩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逃避债务，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四、黄裕嵩从借款至今没有偿还一分钱本息给吴伟，特别是拿到钱后，经常不接电话，故意失联，逃避责任，完全不讲诚信。综上，请求驳回黄裕嵩的再审请求，以维护吴伟的合法权益。建宝公司、黄跃平、昌泰公司的陈述意见与黄裕嵩申请再审的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审理当中，吴伟提供了黄裕嵩所出具的借条、收条、银行转账凭证及取款凭证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证实吴伟与黄裕嵩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黄裕嵩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吴伟与案外人余某1伪造，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才出具了相关的借条、收条，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此外，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黄裕嵩如认为原审判决错误，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黄裕嵩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大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的行为，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在原审中，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并向黄裕嵩送达判决书，黄裕嵩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且现无证据证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原审判决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本院对黄裕嵩关于原审判决错误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黄裕嵩的再审申请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裕嵩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林志勇审判员 王春芬审判员 范 晨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子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