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76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勇，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辰，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文娜，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欣丽，女，196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位会凯，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园，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占辉，男，197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上诉人郭勇因与被上诉人司欣丽、李占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无极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0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辰、韩文娜，被上诉人司欣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位会凯、薛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勇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撤销河北省无极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0民初318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二、本案中，牦牛合伙生意聘用的会计杨新占，之前一直在为被上诉人服务，对被上诉人言听计从。2014年初审期间，刘栓羊法官多次主持对账、调解。其间，杨新占坦言：所记账目皆属流水账，并非正规的会计记账。记账的依据来自司欣丽和李占辉的口授和提供的凭条及自制单据（很多单据是前后矛盾的虚假的凭条和白条）。1、除本案初期，法院封存的账目有可信度之外，被告方在2015-2016年补做的记账账目，以虚假的、虚列的、不实的居多。2、虚列的支出中，有60%左右的支出，是被上诉人自已经营的包革的费用支出，涉及金额一百多万元，应当从合伙牦牛支出中剔除。3、本案中，合伙协议书和初期法院封存的账目基本可信，具备事实依据，应作为本案一切研判的基石。4、一审法院以被告的虚假账目为依据，作出了错误的判决。5、肯请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账目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以利于对本案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重点核查，核算以下事实：合伙牦牛兰皮的真实成本；被告虚列的包革的金额；水染牦牛成品的成本构成，平均售价，单张牦牛水染成品平均的盈亏状况；虚假的白条，前后矛盾的凭条，自制凭证的数量及金额；较为真实的合伙牦牛业务的总体盈亏状况；证实本案外，其它人合伙的涂饰厂的账目也被列入合伙支出，计算出金额多少，被告未提供涂饰厂的收入账本。被告己将上述涂饰厂的总支出列入了合伙牦牛的支出，隐匿了涂饰厂的收入账本。导致合伙牦牛业务支出剧增，收益锐减。6、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伙账目的费用，由本人承担。三、本案焦点为合伙协议中牦牛兰皮的计价依据。1、各方认同且有据可查的牦牛兰皮成本：2012年8月20日三方共同核算；合伙牦牛兰皮平均成本为209.66元／张，其中：大皮成本为221.65元／张，小皮成本为161.05元／张，以上兰皮成本、单价，证据确凿，原被告三方皆认可，应作为本案一切计算的依据及判案的基础数据；2、牦牛兰皮属半成品，从牦牛兰皮加工到水染成品，平均每张的费用在60元左右。依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水染牦牛成品的平均售价为293元／张。3、被告白条做账，主观自行定价，把我与其同等条件，同样客户，同等标准分送使用的兰皮（5969＋109张）作价315元／张；而被上诉人销售的兰皮仅作价125元／张，远远低于成本价：牦牛兰皮成本（平均）209.66元／张；水染成品平均售价293元／张，把我使用的合伙兰皮作价315元／张、被上诉人销售的兰皮（自制白条）125元／张，后两项数据虚假不实。4、以上所列事实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合伙账目审计报告可计算得出，被上诉人多收益两百余万元。四、合伙协议具体条款中，对合伙各方使用合伙兰皮的收益计算有专项条款：见合伙协议第六大项第一小项：1、郭勇美国客户订单利润参照德国水染客户之利润，按每张兰皮之利润核算，（凡是郭勇使用的牦牛兰皮，不管是美国客户还是德国客户，都以德国客户的利润按当时选用的德国水染张数计算）；2、从《审计报告》提供的单张平均水染牦牛利润，应作为事实依据。计算出我染色耗用的兰皮（5969＋109）张，加上合伙账目计算出的单张水染牦牛收益，作为计算依据；3、合伙购入的牦牛皮、合伙三方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和统一的计算方式；4、我染色使用的合伙兰皮（5969＋109）张，其中有1600张为成本161元／张的小皮。五、关于初审（2014）无民初字第00528号民事判决书，我方为何未上诉。本案自2014年4月23号立案至2016年12月29日刘栓羊法官作出民事判决，历时两年半之久，刘栓羊法官在调解的基础上，判定被告给付我846740元。对该民事判决书导出的过程及某些推断我方一直存有疑异，并非认同，念及和为贵的原则及忍让结案的心态，不想再为本案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最终与张国胜律师议定，接该民事判决的结果，未上诉。六、关于合伙人协议中兰皮的分选标准及具体执行。1、合伙三方，对于牦牛兰皮的分选标准，在合伙协议中有专门的条款制约，见合伙协议第五项，水染牦牛兰皮的选皮统一标准：①由李占辉、司建坡、郭靖确定统一的选皮标准，标准以德国水染皮胚可交货为原则。②郭勇做以上订单也以上述标准选皮，不能达到美国客户订单交货标准，但达到德国水染标准的兰皮，郭勇自己消化，单独存放。2、上述三人中，李占辉为合伙人，司建坡和郭靖为合伙雇佣的员工，李占辉为实际负责人。订单大多由我属下的徐州公司接单，我和被上诉人均分订单，分别自行组织生产。双方生产水染牦牛时，皆需按照合伙协议规定，按统一标准进行兰皮分送，具体执行人为李占辉和郭靖。一般情况下，会挑选出3%-5%的等外皮及次皮。3、查看庭录笔审可知，被告请来的她的同村村民司某作为证人，也只是曾经看到李占辉和郭靖在分选兰皮，至于分选出的兰皮谁生产，如何操作一概不知。分选兰皮是我们合伙牦牛的正常作业程序，一审法官何以认定成我挑选了大皮好皮，何以认定我染色皮就要以315元／张计价，平均兰皮成品仅209.66元。4、我们近期将补充郭靖的证人证言书面报告，如实证明兰皮分选的真实状况，如有必要，郭靖可以出庭做证。5、合伙各方是以每张兰皮的平均收益向合伙项目交纳收益的。6、合伙人产品的定价是合伙人依据市场行情，成本状况加上合理利润共同确定的。7、司某的证词对本案毫无可取之处，不能证明任何事实。七、关于小占、郝军等人购买的兰皮。1、2013年下半年合伙后期，合伙协议到期前，由于我属下的徐州新恒隆皮革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接订单）的业务经理孙海华的背叛，孙海华与被上诉人勾结私下转移订单，被上诉人非法剥夺了我在合伙业务中的经营权和知情权。2、当时的牦牛兰皮市场货紧价扬，需求火爆，牦牛兰皮价钱大幅上涨，市场售价较上年度上涨30%以上，而且都是现钱现货。而被上诉人做假账，虚构白条定价，压低销售价，以远低于成本价做假账，（平均成本价221.65／张），被上诉人作价125元／张入账，直接导致上百万元的合伙收入流入了被上诉人腰包。八、被上诉人后来补做的账目，严重虚列成本。被上诉后期自制虚假凭证，60%的费用支出是被上诉人自营包革的费用，虚列成本一百多万元，使得本来有丰厚利润的合伙牦牛生意转为亏损，以上事实可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中查证。九、关于2012年5月21日郭勇支付给司欣丽的贰拾万元款项银行转账凭据，上述汇款发生于合伙牦牛期间，已经全部扣除了郭勇欠被上诉人的包革款项之后，多出来的20万元。被上诉人辩称不是给付的合伙牦牛货款，且拿不出证明，请求法官判令被告将上述20万元款项返还给我。十、所谓共同负债也是虚假的。涂饰加工厂是郭勇、司欣丽、司来强、司梦林合伙经营的，合伙牦牛项目只是在该涂饰加工厂加工喷涂，并且当月结清加工费用，且被上诉人只提供了涂饰厂的支出账，隐匿了涂饰厂的收入账目，涂饰厂的负债应从合伙牦牛支出中剔除。以上事实可以审计被上诉人核实，我也会联系司来强、司梦林出具相关证据。十一、郭勇提供的手机短信证明于2013年12月31日之前，我已再三要求结算合伙财产，被上诉人和一审法官对于手机短信的三性不认可，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存疑。我方将对上述证据公证出具公证书。综上所述，本人恳请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做出公平公证的判决。依法保护我的合法权益：1、判令被上诉人给付我的投资款及合伙经营应得的收益，合计948050.21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补充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程序违法，具体本案的原告是郭勇，两个被告并没有提出反诉，一审应当围绕郭勇的诉请作出裁判，如郭勇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但是无论如何一审判决不能超过郭勇的诉讼请求，更不能在被告没有提出反诉的情况下判令原告对被告承担责任。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最终导致了实体判决的违法，应当予以发回重审。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是原合伙组织会计单方所做的现金日记账、收支情况表、合伙销存皮情况表、合伙总算方法表以及账目核对笔录。对后四者，原告在核对账目笔录中和庭审中明确对这四组证据有错误的地方要求纠正，虽然在账目核对笔录第二页记载合伙人均对以上有异议的部分核对，对其余部分均不再核对和涉及。但这句话并不能表明原告对会计所做的各种报表和计算方法进行了确认，这几份证据也不能当然做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理由：核对笔录即不是庭审笔录也不是庭前质证的笔录。当事人的签字只是对这个笔录做出的在场的一个确认，并不是对笔录内容的确认。笔录的记录人在场的法官为同一人，也就是原一审法官刘栓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第三，关于合伙组织开支总数的认定错误，其中最大的一笔开支是未上账支出，原会计记录是1343422元，庭审中原告曾提出质疑，说明其中的1019704元是合伙关系终止之后的支出，并且这些支出并没有原始凭证，法官明确提出以庭下双方核实的原始凭证为准，在庭上原被告均对法官的提议表示同意，但庭下被告始终并没有提供原始凭证，该部分在总支出中予以扣除。列的支出的第二项，即对于涂饰一号和二号的账本所列的支出共计652847元。被告没的提交原始凭证，法官要求以被告提供的原始凭证双方核对后的数据为准，但实际在一审判决前也没有进行核对。因此，该笔支出也应当予以扣除。第四，郭勇应缴的皮款数额和郝军的皮款数额不符。认定两者之间的数额依据是2016年6月所做的合伙销存皮情况表和2014年3月所做的四份现金收入凭证，这些都不能成为认定皮款数额的依据。理由：1.情况表依据收入凭证所做，而现金收入凭证是在同一天所做。郭勇的购皮发生在2012年和2013年初，假设郝军购皮为真实的，那么郝军购皮发生的时间在2013年的3月份，而在2014年9月23日同一天对发生在半年前和两年前的事件做记载，显然应负有相关的凭证否则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郝军的记账依据只有一张白打，郝军本人并没有到庭。合伙组织，在2014年之前也从来没有与郝军发生过业务往来，仅凭一张白条尚不足以认定有真实的交易存在，况且白条所记载的价格又大大的偏离其他所有人的价格，所以该事实也不能认定，也就是说郭勇和郝军所购买这皮子的价格应当根据皮款统一的价格和市场的状况来决定。第五、关于郭勇拉皮子的质量，司某的证言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主要理由有：1.司某和司欣丽为同一村人，两者有利害关系。2.司某证言中说郭勇拉的皮子而在庭审中另一被告李占辉明确说明拉皮子的是他本人和郭靖并没有郭勇。3.司某做证说每次拉皮子都有记录，但在庭上他并没有出示拉皮子的记录。第六、关于合伙债务，一审判决中认定原告在核对笔录中确认了涂饰场合伙债务，但原告并没有确认该债务。 司欣丽答辩称，上诉人2013年12月14日要求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但在2014年9月9日的分账笔录中同意将后面的账目登记上，和2016年12月7日原一审庭审中对2011年到2014年综合收支情况表以及2012年到2014年合伙销存皮的数据予以认可，在原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未上诉。在原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而上诉人在该案发还重审后又要求将合伙的财产和债务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有违反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及禁反言的原则。重审中认定该案的依据是会计提供的基础数据，计算方法，分账笔录。在原一审、二审中上诉人对该基础均认可，在原一审法院对其中的异议部分做出认定后也未提起上诉。2012年8月20日三方共同合算的仅为前期去西宁买的13504张毛皮和去辛集买的3333张毛皮。其加工成兰板的成本可以计算，但后期买的16171张毛皮加工成兰板和前期兰板加工成成品皮是同时发生的，会计未将这些支出进行单列，故无法计算加工成本。皮子有大小之分、质量有优劣之分，上诉人主张的行业惯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卖给郝军的兰板定价是125，因为卖给郝军的是残品。合伙销存皮情况中第40号533张兰板残皮单价为87.62元，故郝军的定价为125元并无不妥。上诉人并不能证明2012年5月21日支付的20万是牦牛皮款，只是认为支付了20万并认为是牦牛皮款，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重审过程中法院已告知可另诉。重审法院做出判决并非只是由于被上诉人和一审法官对于手机短信的不认可，而是上诉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原一审、原二审中所陈述的事实，故对会计提供的基础数据、计算方法分账笔录予以认可。 郭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1800000元；2、被告给付从2014年1月1日至给付完毕期间的利息3037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其中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被告给付原告948050.2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0日原被告开始合伙购买皮革，2012年1月1日，原被告三方签订《水染牦牛合伙协议》，合作期限两年。协议签订后，原告投入109万元占40%股份，被告司欣丽投入1500000元占40%股份，被告李占辉投入1000000元占20%股份，合计投入3590000元。被告司欣丽负责现金管理，被告李占辉负责生产业务。根据合伙会计提供的账目及账目核对笔录，合伙期间分四次共计购买牦牛皮33008张，累计投入款5685364元，账面累计总收入共计12175902元，包括了郭勇购买合伙皮革款4842232元，账目支出9212641元，账目中有186000元为重复支出，实际支出为9194041（9212641-186000）元，账面余额应为1920811元。合伙期间的共同债务计366783元（水厂9户、涂饰户8户、加工费4户）。另查明，原告分四次购买了合伙牦牛皮共计16093张，合款4842232元。被告支付合伙牦牛款3781182元。双方当事人合伙期间，原告郭勇与被告司欣丽另发生包革交易，截止到2012年7月29日原告郭勇欠被告司欣丽的包革款951508元。合伙雇佣的会计杨新占于2017年11月3日病故。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此协议进行出资，共同经营，合伙结算时，亦应按出资比例及所占股份，分享利润及分担亏损。由于原告主张其对会计出具的基础数据、计算方法、分账笔录作出的认可是基于调解基础上，并没有按合伙协议执行，应当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但没有提供足够证据推翻其在一审、二审中陈述的事实，故对原告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对于会计提供基础数据、计算方法、分账笔录，该院予以认定。一、关于合伙债权、债务问题。对于小占皮革款323859元及郝军皮革款524500元，已列入账目累计总收入12175902元中，被告司欣丽持有小占签名的尺码单及郝军出具的欠条，主张该款并未实际收回，应予以扣除。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该庭亦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两笔款项收回与否，该院亦无法核实，故对被告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如果原告有其他证据印证该债权的存在，可另行主张。合伙期间的合伙债务（水厂9户、涂饰户8户、加工费4户）计366783元，双方当事人在分账笔录中签字确认，该院予以认定。按照原被告入股比例，原告郭勇应承担366783元×40%＝146713.2元，被告司欣丽应承担366783元×40%＝146713.2元，被告李占辉应承担366783元×20%＝73356.6元。对于原告购买合伙牦牛皮16093张及9958张皮子合款2912300元、57张皮子合款15327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对于5969张兰板及109张兰板，原告虽对皮革数量无异议，但不认可单价315元，应按244元。该院认为，会计出具的基础数据记载5969张兰皮合款1880235元，109张兰皮合款34370元，单价均为315元，具有客观真实性，且原告仅以皮革市场规则来确认该皮革的单价应为244元，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同时证人司某的证言亦证实原告购买的牦牛皮均为质量好、尺码大的皮革，二者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该院应认定该皮革的单价为315元，确认5969张兰皮合款1880235元，109张兰皮合款34370元，故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购买合伙牦牛皮合款共计4842232元。双方对于2016年10月21日的分账笔录中，对账单中扣除原告投资1090000元、有争议的2012年5月21日郭勇支付的200000元、2012年6月8日郭勇支付的300000元以及原告郭勇欠被告司欣丽的包革款951508元，原告郭勇给付司欣丽合伙牦牛款3036182元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原告自认2012年5月2日，郭勇支付司欣丽的445000元系牦牛皮款，该院应予确认。原告主张2012年5月21日郭勇支付的200000元系牦牛款，对此，被告不予认可，而原告与被告司欣丽亦有包革交易，该款系牦牛皮款还是包革款，该院无法查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没有提供该款系牦牛款的证据，故对原告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如果该款是包革款，原告对于超付的包革款，可另行主张。对于2012年6月8日郭勇支付的300000元，庭审中，原告自认系牦牛皮加工费用，故该款应认定为牦牛皮款。综上，原告郭勇支付合伙牦牛皮款3781182元，郭勇欠合伙牦牛款4842232元-3781182元＝1061050元。原被告按合伙入股比例分别享有，其中郭勇享有1061050元×40%＝424420元，司欣丽享有1061050元×40%＝424420元，李占辉享有1061050元×20%＝212210元。二、关于合伙款及利息的问题。根据会计账目、分账笔录及上述问题，原被告经合伙累计总收入12175902元包含了郭勇皮革款4842232元，该款已列入账面收入，但并部分牦牛皮款项计1061050元并未收回，故实际分配时应予扣除，故账面总收入应为1114852元，账面支出为9194041元，故账面余额款项合计为1920811元，合伙亏损1920811元-359000元＝1669189元。按约定股份计算，原告亏损1669189元×40%＝667675.6元，故作为合伙资金管理者的被告司欣丽应给付原告款1090000元-667675.6＝422324.4元。原告主张被告司欣丽多列成本，但未提供具体证据，原告称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之前即2011年12月已发生第一笔合伙业务，已经产生牦牛皮存放场地费及其他费用，在制革过程中，由于各种失误造成皮革加工出现问题，在重新加工制革过程中后，就会出现成本增大的问题。该院认为该解释合乎情理，符合逻辑，应予采纳，故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由于合伙就是共享利润，共担风险，422324.4元是原被告清算后原告应收回的投资款，原告主张自2014年1月1日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司欣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郭勇422324.4元。二、原被告共同债务计366783元，其中原告郭勇承担146713.2元，被告司欣丽承担146713.2元，被告李占辉承担73356.6元。三、原告郭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司欣丽424420元，李占辉21221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被告司欣丽负担7634.9元，原告郭勇负担13365.1元。 本院二审期间，郭勇提交了如下证据：1、四个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从牦牛皮加工到成品皮期间所发生的加工成本从而说明原告所主张的兰板皮和成品皮的价格的合理性。2、实际采购人（郭靖、李占辉）手写的当时的采购记录，证明：案件涉及到的牦牛皮的真实的数量和价格，从记录上能证明兰皮的成本、数额与一审法院封存账是一致的。这是最原始的账目，郭勇认可这个兰皮成本价格是209元，但是一审按照315元给郭勇计价，给对方计价是125元，明显不公平。合伙协议第五条约定三个合伙人确定统一的选皮标准，不存在对方所称的大小之分。3、郭靖的证人证言，证明：在合伙组织中负责皮毛购买和兰皮的选择，选择兰皮的标准是一致的。王伟的证人证言，证明：水染牦牛皮涂饰加工成本每张在10元左右。张过的证人证言，证明：他参与了第二轮的牦牛皮的购买和全过程，大家用皮的标准都是一致的。司欣丽的质证意见为：1、对第一组证据均不予认可，四份证明中有三份是2019年5、6月份出具的，一份是2018年2月，并没有写明需要证明的年份，同时该四个公司并不能代表行业惯例，同时也不适用于司欣丽与郭勇的生产成本及价格。2、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系上诉人单方出具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也无法确定其书写的时间，应该以会计的记账为准。3、证人均为上诉人自行雇佣的员工，并不是合伙组织雇佣的，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有误；一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郭勇上诉称一审对5969张兰板和109张兰板的价格认定有误，主张兰板成本价格为209元，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但司欣丽对其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公司的四份证明不能代表行业惯例，不适用于本案，三个证人与郭勇有利害关系，兰板价格应当以会计记账为准。会计出具的《合伙销存皮情况》表记载：“56号郭永厂内拉兰板16次5969张＝1880235元；57号郭永皮胚、兰板109张＝34370元”，经核算单价均为315元，且一审时司某的证言，亦证实了郭勇购买的牦牛皮为质量好、尺码大的皮革，故一审认定上述兰板单价为315元，并不不当。二审中郭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购买的上述兰板的单价为209元，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故此一审认定郭勇共计购买了合伙牦牛皮总价为4842232元（双方无异议的牦牛皮16093张、9958张皮子合计2912300元＋57张皮子总计15327元＋5969张兰板总计1880235元＋109张兰皮总计34370元），并不不当。 关于郭勇欠付合伙牦牛皮款的问题。2016年10月21日上午的账目核对笔录显示2012年5月2日的445000元系支付的买皮款，郭勇付司欣丽3036182元；2016年12月7日的开庭笔录记载双方均认可2012年6月8日的300000元为支付的牦牛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郭勇已支付牦牛款为3781182元（445000元+3036182元+300000元），尚欠货款金额为1061050元（4842232元-3781182元），按照合伙比例由郭勇、司欣丽、李占辉分别享有，并无不当。按照因郭勇未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5月21日的200000元，系支付的本案货款，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并不不当。 合伙累计总收入12175902元包含了郭勇欠付的牦牛皮款项计1061050元，应予扣除，账面支出为9194041元，故账面余额款项合计为1920811元（12175902元-1061050元-9194041元），合伙亏损为1669189元（1920811元-3590000元）。按约定股份计算，郭勇亏损1669189元×40%=667675.6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作为合伙资金管理人司欣丽应给付郭勇422324.4元（1090000元-667675.6元），并无不当。 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处理，本案当事人合伙期间，会计记载的合伙债务为366783元，故一审法院依照各自的入股比例，认定郭勇、司欣丽、李占辉应承担的债务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郭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1元，由上诉人郭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建民 审判员  孟维山 审判员  史亚宁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袁琳 书记员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