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1民初8220号原告：张某1，女，195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张某2，男，1955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赫，北京市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3，女，194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张某4，男，195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张某5，男，194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东市白云区。上述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歆，北京雨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6，女，198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徐某（张某6之母，兼张某6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5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张某1、张某2与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了徐某为共同被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张某1、张某2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赫与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歆及被告徐某并代理张某6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1、张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按份额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滨河路×号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诉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父亲张某7、母亲王某1共生育子女六人即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2、张某1、张某8。张某8与徐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张某6。张某8于2016年7月11日去世。张某7于2006年5月8日因去世注销户口，王某1于2014年6月23日去世。王某1在2007年购买了涉案房屋，后原、被告就涉案房屋发生争议，特起诉至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房屋。张某3、张某4、张某5辩称，原告所述亲属关系属实，死亡时间属实。王某1在世时把张某7的日记本交给张某4，说去世后按照遗嘱办理继承问题。三被告认为应该按照遗嘱继承处理。张某2没有资格继承张某7的遗产。另外二被继承人承租的位于西城区南兴盛胡同×号平房拆迁时张某2作为代理人办理了相关事宜并领取了所有的拆迁款共240257元，这笔钱应是二被继承人对张某2的债权，该债权应当是本案遗产。被告徐某、张某6辩称，原告陈述的人物关系、死亡情况、房产情况均属实。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双方提交证据如下：一、张某3、张某4、张某5提交的张某7的遗嘱，上记载：“我死后不要告诉无叶不孝的张某2，他到现在不知生他养他的是谁，这样的人实丢咱家的人，这样从来他对我们不仅未尽过义务，连电话也不打。在精神上折么我，他不是我们张家的人，我的一草一木他也不能够继承。我这一生风正洁廉奉公的中共党员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幢房子，由你五人继承。”该《遗嘱》上有张某7签字，但是没有书写日期。据此证明张某7留有遗嘱，且表示不让张某2继承。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内容凌乱且没有日期，无法证明系张某7所写。被告徐某和张某6对遗嘱亦不认可，认为没有日期，标的物不明确，遗嘱无效。二、原告调取的涉案房屋之档案材料。根据其中的《公安部机关售房合同》记载，“配售房屋总房款为279370元。其中：1、乙方参加住房配售实际交纳现金233471元；2、对乙方腾退的原房改住房按等面积折抵配售房屋后，按原房改住房的实际购买价格折抵配售房屋总房款36249元”；另第八条腾退房屋中记载：“乙方腾退原房改（承租）住房共**（处）。其中：1、腾退东城区东长安街×号住房，建筑面积77.29平方米。对其实行等面积折抵配售房屋后，按房改政策换算折抵配售房屋总房款36249元；对其按经济适用住房标准评估折抵配售房屋总房款**元；其属于承租住房，按房改政策规定由甲方收回后向乙方核发一次性补贴。”第九条拆迁房屋处置中记载：“乙方拆迁原房改（住房）1套（处）。乙方交回原西城区南兴盛胡同×号平房拆迁补偿款189440.00元，折抵配售房屋建筑面积20.48平方米。对其按房改政策换算折抵配售房屋总房款9650元；对其按经济适用住房标准评估折抵配售房屋总房款**元。”原告提交该证据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王某1的个人财产。被告认为该证据显示涉案房屋系张某7在公安部购买的宿舍和拆迁房共同置换而来，系夫妻共同财产。三、张某3、张某4、张某5提交的《搬迁办法》、东长安街×号房屋的交纳收房预付通知、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以证明东长安街×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张某7名下，系张某7、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从而进一步证明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该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因为涉案房屋系张某7去世以后由王某1购买，所以应为王某1的个人财产。被告张某6和徐某对该组证据认可，并且认为该组证据证明了涉案房屋中有张某7的份额，涉案房屋应该法定继承。四、张某3、张某4、张某5提交北京医院诊断证明书、南兴盛胡同×号房屋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和张某7日记摘抄页，以证明张某2在张某7住院期间作为代理人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并代为领取了拆迁款240257元。张某7在4月21日日记上记载：“一想起此就想起我这无业不孝的儿子张某2，我们张家怎么出了这样一个玩艺……我死后不应告诉他，我的一草一木也不能由他继承……”张某7在5月11日日记上记载：“不孝儿张某2无业不孝，不仅对我们不尊重在精神上折么我们，把我们的房钱不经我们允许自己占有。”对于北京医院诊断证明书和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原告认可真实性，但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张某2将拆迁款占有，对于日记摘抄页，因为日期上没有年份不予认可。徐某和张某6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不清楚房钱的情况。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当庭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张某7和王某1系夫妻，二人育有子女六人，即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2、张某1、张某8。张某8与徐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张某6。张某8于2016年7月11日去世。张某7于2006年5月8日因去世注销户口，王某1于2014年6月23日去世。张某7生前承租有位于南兴盛胡同×号平房一间。2001年10月8日，张某2作为张某7的代理人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依据拆迁协议，张某7获得拆迁款共计240257元。另，张某7名下有东城区东长安街×号房屋一套。2008年6月30日，王某1与公安部签订了《公安部机关售房合同》，取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滨河路×号房屋一套。依照王某1和公安部签订的协议，王某1腾退了位于东城区东长安街×号住房，并且交回了原西城区南兴盛胡同×号平房拆迁补偿款189440元。除此之外，王某1另交纳了购房款20余万元。另，张某7多次在日记和其自书的《遗嘱》中表示张某2不孝，不让张某2继承遗产。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张某7的自书遗嘱没有书写日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故该遗嘱无效。另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为涉案房屋是否为王某1的个人财产。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涉案房屋系在张某7去世以后王某1购买取得，但是从涉案房屋的取得过程来看涉案房屋系交出张某7和王某1夫妻共有房屋及夫妻共同承租房屋的拆迁款后又交纳钱款购买的，所以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因张某7和王某1均未留有合法的遗嘱，故对于涉案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继承。考虑到张某7在日记和其书写的《遗嘱》中多次表示张某2“无业不孝”及不让张某2继承其遗产之情况，本院认为虽然遗嘱无效，但是综合上述材料中张某7的意思表示，对于张某2的继承份额应适当少分。因作为子女的张某8在张某7和王某1去世后已经去世，则属于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配偶和子女即由徐某和张某6继承。另外，关于被告张某3、张某4、张某5主张的240257元债权，因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张某2将240257元据为己有，所以对于该笔债权本院不予认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四款、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位于东城区广渠门南滨河路×号的房屋由张某3、张某5、张某1、张某4、张某2、张某6、徐某共同继承所有，其中张某3、张某5、张某4、张某1每人享有17%的产权份额，张某2享有15%的产权份额，张某6与徐某共同享有17%的产权份额；二、驳回被告张某5、张某3、张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400元由张某3、张某5、张某1、张某4、张某2、张某6、徐某共同负担，其中张某1与张某2共同负担34466元，张某3、张某5、张某4各负担17233元，张某6和徐某共同负担172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潘世云人民陪审员  张玉金人民陪审员  孙艳春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刘 静书 记 员  董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