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59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发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天府国际金融中心**楼**。 法定代表人：王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颖，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旭明，男，汉族，1952年2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林，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举刚，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林海运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成华西街**> 法定代表人：黄文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奎，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姣，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林海运业有限责任公司崇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世纪大道**********> 主要负责人：张道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奎，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姣，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发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旭明、四川省林海运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海公司）、四川省林海运业有限责任公司崇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林海崇州分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4民初3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发展公司上诉请求：请求判决驳回龚旭明确认对川Ａ×××××车辆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发展公司已依法取得该车辆所有权。龚旭明与林海公司建立的是附条件的分期付款并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在龚旭明付清全款前（即2017年5月前），车辆所有权归林海公司所有，而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于2015年6月2日签订ＨＺ14号《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并向林海公司支付了购买车辆的对价，依据该合同第2.1条及5.1条的约定，车辆通过占有改定完成了交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根据融资交易的惯例，未办理案涉车辆的过户，但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对融资租赁情况进行了公示登记。2.《资产评估报告》能证明，发展公司对案涉车辆的权属证明材料进行核查并保管案涉车辆的登记证原件，在已确认林海公司享有车辆所有权的前提下，与林海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依法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3.林海公司出具收据及情况说明，并不能证明龚旭明实际向林海运业支付了购车款；且龚旭明与林海公司之间签订的系经营性合同，而非所有权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书》对车辆运营期间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龚旭明提供的收据仅能证明与林海运业基于经营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该经营性合同不能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一审法院基于错误事实认定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若认可龚旭明对车辆享有所有权，则发展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发展公司在对林海公司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及租赁物权属材料进行充分审查的基础上，有理由相信林海公司具备《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签订基础，并向林海公司足额支付了车辆的购车款，发展公司对本案纠纷产生并无过错，一审判决显失公正。 被上诉人龚旭明辩称，1.融资租赁合同的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该评估报告为虚假报告，其中涉及车辆的价格与林海公司原始取得车辆的购买价格差异很大。2.无论龚旭明购买案涉车辆的付款方式如何，其与林海公司签订合同购车的时间，均早于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时间，且案涉车辆由龚旭明实际占有、控制。3.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即使发展公司办理了登记，龚旭明也有权将案涉车辆变更登记在其名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林海公司、林海崇州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龚旭明向一审法院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龚旭明系川Ａ×××××车辆的所有权人；2.确认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在川Ａ×××××车辆上设立的抵押无效。一审庭审中，龚旭明当庭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龚旭明与林海公司合作经营承包中涉及川Ａ×××××车辆所有权的事实： 2015年5月22日，林海公司通过购买方式取得了川Ａ×××××车辆的所有权，车辆登记在林海公司名下。2015年5月3日，龚旭明与林海公司签订了《客运合作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林海公司以企业名称与龚旭明出资购买的车辆川Ａ×××××合作经营旅客运输业务；合作承包经营合作期限从该合同签订之日2015年5月3日起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营运车辆经营年限止为有效期；在该合同期内，车辆、法定财产权属属于林海公司，合同期满或合同依法终止后，通过车辆过户以后，车辆所有权归龚旭明所有；川Ａ×××××车辆裸车价为366000元，ＧＰＳ初装费、车辆保险、座套费、上户费及其他费用合计429716.73元，龚旭明于2015年3月12日首付车款50000元，剩余车款379716.73元以本车运行的捷普（成都）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上下班交通车运费中扣取，每月龚旭明提取壹万元后余款作为车辆的分期款直至扣足剩余车款为止。经林海公司确认川Ａ×××××车辆，龚旭明以捷普业务款抵扣本车贷款的方式，于2017年5月结清。从签订《承包合同》至诉讼时，川Ａ×××××一直为龚旭明实际控制和管理。 二、关于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融资租赁中涉及川Ａ×××××车辆所有权的事实： 受林海公司委托，四川振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川振资评［2015］3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对林海公司融资回购租赁所涉及的车辆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案涉车辆，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4月30日，评估报告日为2016年4月29日。2015年6月2日，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合同编号：发展租赁2015ＨＺ14），约定了发展公司从林海公司处转让取得川Ａ×××××车辆，在发展公司向林海公司支付车辆的转让款时，车辆的所有权即变更为发展公司，发展公司再按约定将车辆租赁给林海公司，林海公司按约交纳租金，租赁期满后，林海公司若交清所有款项及费用后可留购车辆。在2015年6月2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时，双方在附件四《资产所有权转移确认书》中确认发展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林海公司支付完毕全部租赁物购买价款，同时租赁物的所有权由林海公司转移至发展公司。2015年6月3日，川Ａ×××××在车辆管理机关办理了登记，登记证书显示车辆的抵押权人为发展公司，抵押人为林海公司。2015年9月30日，川Ａ×××××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租赁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承包合同》《结清证明》《龚旭明结算明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车辆登记证书和行驶证、《资产评估报告》、抵押合同以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龚旭明与林海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和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均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车辆权属争议，涉及车辆的两次交易，并从法律和事实两个方面分析如下：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取得应当合法，动产物权的设立与转移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物权法及公安部的复函，车辆登记是行政管理手段，不具备物权效力。 （一）车辆登记是行政管理手段，不具备物权效力 2003年颁布及之后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据此，机动车登记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上路进行行政管理的手段，且《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中也明确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 （二）物权的取得应当合法，动产物权的设立与转移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分则第九章买卖合同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买卖合同取得物的所有权，需具备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卖人转移标的物与买受人两方面条件。同时根据物权法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动产主要采取占有和交付的公示方法，在动产物权产生争议时，除了应证明存在取得标的物物权的合同协议以外，还应证明存在交付行为。 二、具体到本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首先，川Ａ×××××车辆为林海崇州分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购买方式继受取得，龚旭明与林海公司2015年5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期满或合同依法终止后，通过车辆过户以后，车辆所有权归龚旭明所有，承保期间的车辆所有权归林海公司。同时双方约定了车辆的价款及给付方式，直至2017年5月龚旭明付清全部款项。虽然双方签订的名为《承包合同》，但实质双方建立的是对川Ａ×××××车辆附条件的分期付款并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根据双方约定，2015年6月2日至2017年5月前川Ａ×××××车辆的所有权属林海公司，2017年5月开始川Ａ×××××车辆所有权从林海公司转移至龚旭明。 而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了发展公司购买林海公司包括川Ａ×××××车辆在内车辆后回租与林海公司，确认在2015年9月2日林海公司即收到了车辆购买价款时所有权就已经转让与发展公司，同时双方确认于2016年6月2日为川Ａ×××××车辆的交付时间。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动产所有权的变动并不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应自交付时方发生转移。在本案中，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约定的交付方式为占有改定，但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前提是作为出卖人林海公司或其分公司需占有川Ａ×××××车辆，庭审查明的事实为从2015年5月3日至今龚旭明即控制、管理、占有了车辆，合同外第三人龚旭明占有车辆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完成交付应适用指示交付。指示交付在请求权让与的通知到达实际占有动产者时成立，本案现没有证据证明林海公司及其分公司将车辆的“返还请求权”让与了发展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车辆实现了其他动产物权的交付方式，故林海公司及其分公司与发展公司之间没有完成车辆的交付，车辆所有权在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变动，发展公司没有取得川Ａ×××××车辆的所有权。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龚旭明主张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效力问题 龚旭明主张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的车辆价格远高于实际购车价格，而发展公司系国资公司，有关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林海公司以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对此，一审认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欺诈订立的合同仅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下导致无效。而国家利益应指满足或者能够满足国家以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在整体上具有好处的事务，不能做狭隘的理解。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龚旭明对国家利益作了扩大性的解释，对其相关主张不予支持。 （二）龚旭明取得三辆涉案车辆所有权的时间是否为签订承包合同并交付其占有的2015年5月3日 龚旭明认为与林海公司签订挂靠合同时，车辆已经交付自己占有，且签订和履行挂靠合同均先于《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故在先于2015年5月3日即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的主张。一审认为，本案龚旭明同林海公司签订的涉案三辆车的挂靠合同时,虽然涉案三辆车已经交付与龚旭明实际占有,但该占有仅是一种事实状态。鉴于本案双方约定了购车款付清前车辆的所有权并不转移，本质是约定了所有权转让条件为付清购车款,故应认定双方在约定的购车款付清日的2017年5月方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并非龚旭明主张交付和占有的2015年5月3日即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 （三）发展公司以评估报告和融资租赁登记为据，主张对涉案车辆所有权的理由是否成立 发展公司主张，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时四川振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经对涉案车辆的权属进行了调查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进行了登记，故对川Ａ×××××车辆享有所有权。一审认为，租赁物的价值评估重视的是租赁物的变现能力，而租赁物权属清晰要求所有权转移真实且无争议。二者是两回事，用价值评估报告取代权属证明材料没有法律依据。而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登记，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和商务部“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登记，但上述登记方式不具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赋予的公信力和公示效力，对发展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认可。 综上，涉案车辆登记在林海公司名下，仅是车辆登记的外观表现，林海公司并非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龚旭明与林海崇州分公司之间既有转让合同又完成了车辆的交付，故龚旭明于2017年5月即取得川Ａ×××××车辆所有权。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虽有车辆转让的合同，但没有完成川Ａ×××××车辆的交付，故发展公司主张川Ａ×××××车辆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川Ａ×××××车辆属龚旭明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林海公司负担。 在二审期间，本院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调取川Ａ×××××车辆的购车发票，发展公司、龚旭明、林海公司、林海崇州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请求本院依法认定。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新调取的证据及一审存卷证据，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1.林海公司购买川Ａ×××××车辆的价格为276000元。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合同编号：发展租赁2015ＨＺ14）附件1《租赁物清单》载明：川Ａ×××××车辆的购买价格为65万元。 2.根据林海公司的委托，四川振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6月22日出具的川振资评报[2015]3号《资产评估报告》载明：本次评估对象为林海公司融资回购租赁资产。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4月30日。 在评估方法部分载明：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按照资产评估有关规定委托评估资产中营运客车虽然仅属于该公司经营资产中一部分，但该部分营运客车本身可独立运营产生收益，故可以采用收益法对单台营运客车运营收益进行评估。其评估方法和公式主要考虑估价对象的评估收益现值、年纯收益、资本化率、运价增长率、产生收益的年限等因素。同时，由于被评估单位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实物资产数据信息资料，根据本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被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特点，其购置成本资料比较容易取得，符合成本法的适用条件，本项目设备的评估可采用成本法评估。其评估方法和公式为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重置价值=设备购置价+购置税+注册办证费。 评估结论为：对林海公司委托评估的营运客车150辆，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其中，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为8423.57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8680.74万元，两者相差157.42万元。在评估结果确定时，因成本法评估是以车辆重置成本为基础考虑车辆在使用运行中的贬值，在评估中很难考虑到车辆营运的各类经营因素，且成本法以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没能体现资产经营实际收益水平的可能性；而收益法评估主要从营运客车未来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即净现金流收益角度反映资产价值，受经营未来盈利能力、经营效果、经营风险的影响较大，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了不同的评估效果。采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认为资产的市场价值通常不是基于重新购建该项资产所花费的成本而是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揭示被评估资产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风险，故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果，该次评估总价为8681.00万元（万元以下四舍五入）。 3.《资产评估报告》车辆评估明细表载明：按照成本法计算川Ａ×××××车辆的评估价值净值为632350元，按照收益法计算川Ａ×××××车辆的评估价值收益折现值为589630元。 4.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同日，即2015年6月2日，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还就《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的车辆签订编号为发展租赁2015ＨＺ14-3《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约定：包括川Ａ×××××在内的车辆对《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的融资金额及利息、复利、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违约金、补偿金等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发展公司为抵押权人，林海公司为抵押人，并约定在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此后，川Ａ×××××等车辆均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发展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中，龚旭明依据与林海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相关约定请求确认对案涉车辆享有所有权，发展公司则依据其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主张对同一车辆享有物权。鉴于同一物上不得同时成立两个物权，所有权确认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和对世性。在此，对各方据以主张权利的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认定如下： 一、《承包合同》的性质认定。 根据查明的事实，龚旭明与林海公司于2015年5月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林海公司以企业名称与龚旭明出资购买的车辆川Ａ×××××合作经营旅客运输业务；合作承包经营合作期限从该合同签订之日2015年5月3日起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营运车辆经营年限止为有效期；在该合同期内，车辆、法定财产权属属于林海公司，合同期满或合同依法终止后，通过车辆过户以后，车辆所有权归龚旭明所有；川Ａ×××××车辆费用合计429716.73元，龚旭明于2015年3月12日首付车款50000元，剩余车款以该车运行的交通车运费中扣取直至扣足剩余车款为止。根据上述约定，一审关于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承包合同》，但实质双方建立了对川Ａ×××××车辆附条件的分期付款并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的认定并无不当。 二、《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的性质认定。 售后回租作为融资租赁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系承租人将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合同。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但确定合同关系的性质并非纯粹依据合同名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具体到本案，发展公司主张其与林海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时，因林海公司已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案涉车辆的价值进行评估，发展公司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车辆价值为依据，签订售后回租合同约定租赁对价及回购价格，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租赁物仅为车辆本身，并未包含或及于车辆营运权，但林海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明确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并由采用此得出的评估结论，将客车线路营运收益纳入车辆价值进行评估，使案涉车辆的评估价格与实际购买价格在价值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悖离，《资产评估报告》按照收益法计算川Ａ×××××车辆的评估价值收益折现值为589630元，相当于车辆重置价格的2.14倍，而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附件1中，更是将川Ａ×××××车辆的购买价格确定为65万元，高于《资产评估报告》审计评估的价格，为该车购买价格的2.36倍。众所周知，车辆价值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行驶里程数的增加，成新率随之降低，发展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融资租赁经营的市场主体，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并不关注车辆本身的实际价值，导致售后回租的融资金额显著脱离租赁标的物客观价值，双方签订的售后回租合同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有关融资与融物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其次，发展公司在与林海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同日，又以抵押权人身份与林海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就《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相同标的物办理抵押登记，与本次诉讼中同一租赁合同中其余涉诉车辆实际办理抵押，使售后回租合同约定的出租人（所有权人）与抵押合同中的债权人（抵押权人）身份混同，上述合同系双方共同行为且均已实施，充分说明林海公司与发展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并非建立真实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中，发展公司与林海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虽名为融资租赁协议，实质应为借贷合同，鉴于借贷合同的成立并不以取得物权为目的，发展公司对林海公司仅享有债权，应当依据借贷合同关系主张相关权利，其有关已依法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三、案涉车辆的权属认定。 本院在审理中注意到，根据龚旭明与林海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车辆、法定财产权属属于林海公司，合同期满或合同依法终止后，通过车辆过户以后，车辆所有权归龚旭明所有，合作承包经营合作期限从该合同签订之日2015年5月3日起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营运车辆经营年限止为有效期。故尽管林海公司确认龚旭明于2017年5月结清川Ａ×××××车款，且该车从签订《承包合同》至今，一直为龚旭明实际控制和管理中，但鉴于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约定的或国家法律规定的营运车辆经营期限已经届满或终止，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双方约定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条件未成就，龚旭明对该车辆享有的为承包经营权，而非所有权，龚旭明基于承包经营权占有该车，不应当认定为转移所有权的交付行为，一审确认该车属龚旭明所有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发展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4民初31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龚旭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龚旭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寒 审判员 谢 芳 审判员 谭默娜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