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行终105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健，男，196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地瓜镇岗坡村鸡场箐组，现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系贵州省普安县地瓜镇红兴煤矿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斌，云南省曲靖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普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普安县南湖街道西街政府大院。法定代表人：龙强，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田，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胡健因与被上诉人普安县人民政府煤炭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3行初11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2003年6月24日，普安县国土资源局向红兴煤矿颁发普矿自采煤〔2003〕第41号《农村自用煤矿开采证》，采矿负责人为胡健，采矿期限为2003年6月24日至2006年6月24日。2005年7月3日，因普安县三板桥镇发生两起瓦斯爆炸特大安全事故，普安县人民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对全县无证煤矿、民用煤矿进行专项整治。2005年7月6日，普安县人民政府强制关闭原告投资的红兴煤矿。2006年12月15日，贵州省煤炭管理局、贵州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贵州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煤炭安全监察局、贵州省环境保护局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呈报的六县（市）煤矿整合、调整布局方案作出批复，原则同意并上报贵州省人民政府审定批复。方案指出黔西南州六县（市）现有合法生产、在建煤矿共计188处，其中115煤矿参与资源整合、企业整合或者扩建整合尚有利用价值的煤炭资源，整合为58处煤矿；40对煤矿进行技改（扩界、扩能），调整布局新设置矿权33处，33处不具备整合条件的矿井暂未纳入本次整合范围。2006年12月2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黔府函〔2006〕201号《省人民政府关于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等六县（市）煤矿整合和调整布局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整合方案。原告方投资的红兴煤矿未列入整合、调整范围。2017年10月23日，原告就红兴煤矿被普安县人民政府强制关闭一事上访到贵州省信访局。2018年1月18日，普安县国土资源局作出普国土资函〔2018〕1号《关于对李本光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建议原告要求赔偿事宜采取诉讼程序解决。2018年8月6日，原告对普安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6日强制关闭红兴煤矿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普安县人民政府强制关闭红兴煤矿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被告普安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6日强制关闭原告投资的红兴煤矿时，原告即已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其于2018年8月6日方就该强制关闭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期限。而普安县国土资源局因原告上访作出的普国土资函〔2018〕1号《关于对李本光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仅能体现原告曾就煤矿关闭、整合等事项进行信访。但信访与诉讼是不同的权利救济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之规定，信访不属于该条中的“不可抗力”或“不属于自其自身的原因”，故不能成为起诉期限中止、中断的合理事由。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胡健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健承担。一审宣判后，胡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23行初111号行政裁定，依法改判确定被上诉人关闭煤矿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首先，被上诉人2005年7月6日强制封闭上诉人煤矿时，上诉人并不知道其行政行为是什么，因在之前，上诉人煤矿都会封闭及停产停业几次。其次，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判决能够证明2018年8月6日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期限。再次，被上诉人是2015年才告诉说要求走法律途径解决。2、一审裁定以上诉人煤矿不符合整改要求，不属于整改对象错误。被上诉人2012年9月12日上报的材料显示，红兴煤矿等均按相关要求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整改，经被上诉人验收合格，但一直没有等来省里验收。该文件印证了上诉人煤矿属符合整改对象。3、《农村自用煤矿开采证》的时间虽然是3年，但事实上是3年一审。4、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上诉人煤矿是农村自用煤矿，禁止市场流通并不属实。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明显超过法定期限而驳回起诉不合法，因该司法解释是2018年2月8日才实施。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才不予受理。3、本案中确实存在诉讼中断的事实。综上，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普安县人民政府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上诉人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家庭用煤采挖整治工作的通知》依法关闭红兴煤矿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得到保护。2005年8月普安县国土资源局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煤炭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煤矿产地清理整顿工作结束后煤矿矿权设置的意见》和《关于印发〈关于解决产煤地区农村贫困农民生活用煤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普安县上报的新设14家新立采矿权，解决民用煤矿的问题，获得批准的只有7家，由于地瓜镇属分布有合法煤矿的乡镇，红兴煤矿不符合上述文件的要求。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果公正。普安县人民政府在2005年7月6日强制关闭红兴煤矿时，上诉人即已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且原国土资源局所批采矿期限2006年6月24日到期后未延期，其采矿权已灭失。其于2018年8月6日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期限。虽然上诉人到贵州信访局信访，但信访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第一款中的“不可抗力”或“不属于自其自身的原因”，故不能成为起诉期限中止、中断的合理事由。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裁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经审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8年8月6日胡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首先，行政诉讼中的最长起诉期限是指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时的起诉期限，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予受理；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的，不予受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普安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6日强制关闭上诉人投资的红兴煤矿时，上诉人即已知晓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所以不符合最长保护期限的适用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关闭红兴煤矿时告知胡健诉权及起诉期限，但即便告知也已超过1年的起诉期限。据此，一审裁定驳回胡健的起诉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胡健信访是否中断本案起诉期限的问题。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即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起诉的始期到终期的时间段，不因行政管理相对人信访事由而重新计算，且信访与诉讼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救济途径，不能成为起诉期限中止、中断的合理事由。一、二审中胡健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胡健主张因其信访导致起诉期限中断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当指出的是，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上诉人胡健与政府沟通、进行信访并不妨碍其行使起诉权利，其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耽误起诉期限系由自身原因导致，不属于法定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情形。综上，上诉人胡健主张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退回给上诉人胡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罗朝国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邹 慧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翟长勇书记员李铧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