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312刑初190号 公诉机关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某军（曾用名刘某某），男，1975年1月1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子长县，现住临桂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秦乐，广西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侯某向，男，1981年11月17日生于陕西省子长县，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子长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萍，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倪某明，男，1968年7月21日生于陕西省黄陵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陕西省黄陵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临桂县看守所。 辩护人文金发，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范文杰，实习律师。 被告人李某合，男，1968年10月7日生于陕西省黄陵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陕西省黄陵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唐力力，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某珍，女，1970年4月20日生于陕西省黄陵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陕西省黄陵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谢忠君，广西昊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袁某琴，女，1977年3月28日生于陕西省黄陵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陕西省黄陵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23日被临桂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阳卫红，广西剑化犁律师事务所律师。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以桂市临检公诉刑诉（2018）1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秦明煜、代检察员赵峰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自2012年起相继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交纳3,800元人民币申购1份份额方能加入，交纳33,500元购买10份份额（第1份3,800元，第2份起每份3,300元），然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最多购买10份份额且只能发展三名直接下线。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人数情况，将参加者分为业务员（E级，1-2份）、业务组长（D级，3-9份）、业务主任（C级，10-64份）、业务经理（B级，65-599份）、高级业务员（A级，600份以上）五个级别，并规定相应晋升条件。 被告人杨某军于2012年1月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相继发展了侯某向、薛某、倪某明、李某合等下线人员。被告人杨某军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组织、指挥、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侯某向于2012年3月经杨某军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倪某明、李某合、李某1、倪某等下线人员。被告人侯某向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培训、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倪某明于2012年3月经侯某向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李某合、李某1、倪某、丁社教等下线人员。被告人倪某明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李某合于2013年5月在桂林市临桂区经倪某明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李某1、龚某1等下线人员。被告人李某合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讲课、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胡某珍于2014年4月在桂林市临桂区经李某2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相继发展了袁某琴、杨某、张某1等下线人员。被告人胡某珍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组织讲课、收申购款、发放提成、保管完善体系图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袁某琴于2016年6月在桂林市临桂区经胡某珍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相继发展了袁某、段某1等下线人员。被告人袁某琴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60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2017年12月22日下午，杨某军、侯某向等人为祝贺吴某等人新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召集该传销组织部分人员在桂林市秀峰区东安路古今楼饭店召开“新总会”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当日17时许，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在该“新总会”现场被公安人员抓获。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提交了证人证言及搜查、扣押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组织、领导以“移民经济”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六被告人均是传销体系中的高级业务员，下线层级均达三级以上，涉案金额均达250万元以上，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达120人以上，被告人袁某琴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达60人以上，均属情节严重，六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某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辩称其下线和涉案金额没有指控的那么多，表示自愿认罪，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秦乐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2、被告人杨某军不是管理者，发展的下线人数和涉案金额没有指控的那么多；3、被告人自愿认罪，系初犯，犯罪的主观恶性小，建议对被告人杨某军从轻处罚。 被告人侯某向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辩称其发展的人数不足60人，涉案金额不足150万元，其表示自愿认罪，请求对其从宽处罚。辩护人刘萍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侯某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无异议；2、被告人侯某向发展下线的人数没有达到120人，借用他人身份买的部分应该扣除，涉案金额没有达到250万元，犯罪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3、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系初犯，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小，建议对被告人侯某向判处从轻处罚。 被告人倪某明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辩称其发展的人数和涉案金额没有指控的那么多，表示自愿认罪。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倪某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无异议；2、指控被告人倪某明发展下线的人数和涉案金额的证据不足，借用他人身份做业绩的人数应扣除；3、被告人在传销体系中不是领导者、策划者；4、被告人自愿认罪，且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小，建议对被告人倪某明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合辩称，其发展的下线人数没有120人，涉案金额也没有250万元，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唐力力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合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无异议；2、指控被告人李某合发展下线的人数和涉案金额的证据不充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3、被告人自愿认罪，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胡某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辩称其发展的人数和涉案金额没有指控的那么多，表示自愿认罪，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谢忠君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珍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无异议；2、指控被告人发展下线的人数和涉案金额的证据不足；3、被告人自愿认罪，系初犯，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适用缓刑。 被告人袁某琴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辩称其发展的人数和涉案金额没有指控的那么多，表示自愿认罪。其辩护人阳卫红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无异议；2、指控被告人涉案金额达250万元的证据不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3、被告人袁某琴系从犯、初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且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建议对被告人袁某琴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自2012年起相继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以“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为名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交纳3,800元人民币申购1份份额方能加入，每人可交纳33,500元购买10份份额（第1份3,800元，第2份起每份3,300元）。加入后可以发展下线，每人只能发展三名直接下线。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团队进行管理，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人数情况，将参加者分为实习业务员（E级，1-2份）、业务组长（D级，3-9份）、业务主任（C级，10-64份）、业务经理（B级，65-599份）、高级业务员（A级，600份以上）五个级别，并规定相应晋升条件。 被告人杨某军于2012年1月经他人介绍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相继发展了侯某向、薛某、倪某明、李某合等下线人员。杨某军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组织、指挥、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20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55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侯某向于2012年经杨某军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倪某明、李某合、李某1、倪某等下线人员。侯某向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培训、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0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倪某明于2012年3月经侯某向发展在桂林市临桂区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李某合、李某1、倪某、丁社教等下线人员。倪某明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120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41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李某合于2013年5月在桂林市临桂区经倪某明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李某1、龚某1等下线人员。被告人李某合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讲课、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27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41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胡某珍于2014年4月在桂林市临桂区经李某2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相继发展了袁某琴、杨某、张某1等下线人员。被告人胡某珍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组织讲课、收申购款、发放提成、保管完善体系图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30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34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被告人袁某琴于2016年6月在桂林市临桂区经胡某珍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相继发展了袁某、段某1等下线人员。被告人袁某琴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收申购款、发放提成等工作。至案发时，发展下线人员250人以上，超过三个层级，涉案金额260万元以上，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 2017年12月22日下午，杨某军、侯某向等人为祝贺吴某等人新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召集该传销组织部分高级业务员在桂林市秀峰区东安路古今楼饭店召开“新总会”，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当日17时许，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在该“新总会”现场被公安人员抓获。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户籍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实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的年龄等身份情况； 2、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时间、地点。 3、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被告人指认查获的体系图照片，证实公安机关从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处扣押传销人员体系图、工资账本、笔记本、申购单、手机、银行卡等物品情况； 4、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相互沟通及与传销人员沟通交流的事实； 5、工资账本、下线工资账单及银行卡交易记录、银行流水核对表、申购单（传销人员交纳申购款的汇款、转账单及所附申购人、推荐人、经理姓名），证实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收取申购款及发放下线传销人员业绩提成款情况，其中袁某琴收取下线申购款90余笔共计260余万元；胡某珍收取下线申购款130余笔共计340余万元；李某合收取下线申购款200余笔共计410余万元（2016年6月起收申购款29,700元及33,500元的有40余笔）；倪某明收取下线申购款120余笔共计410余万元；侯某向于2014年11月至2017年11月收取下线申购款80余笔共计200余万元；杨某军收取下线申购款230余笔共计550余万元； 6、从被告人住处查获的传销体系图及被告人到案后自绘的传销体系图，证实被告人所在传销体系的层级、人员情况，其中袁某琴伞下传销人员达250人以上；胡某珍伞下传销人员达300人以上，李某合伞下传销人员达270人以上，杨某军直接下线薛某伞下传销人员79人； 7、证人贺某的证言，证实其爱人胡某珍是被李某2叫来桂林从事传销的，其后来也过来了解情况，李某2就安排人跟其讲西部大开发项目是国家支持的，带其到金山广场看一些宣传资料，让其感受到很多人在做这个项目，应该是可以做的，其就答应做了。其爱人胡某珍就告诉其，在之前以继父王某1的名义帮其加入了，让其直接以王某1名义做就行了等事实； 8、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是贺某见其在家没有事做，把其叫过来加入资本运作的这个传销组织的，其加入后胡某珍在体系里把王某1放在其的上面等事实； 9、证人段某1的证言，证实是胡某珍打电话给其爱人袁某琴说桂林有生意做，其和袁某琴就到桂林临桂区考察，胡某珍就宣传“移民经济计划”，之后就让袁某琴交33,500元先加入胡某珍说的“移民经济计划”，后来其也交钱加入了等事实； 10、被告人袁某琴的供述，证实其于2015年1月经被告人胡某珍介绍加入传销的，是投资33,500元加入，然后发展了姐姐袁某、老公段某1为直接下线，袁某的下线有江某、雷某、韩某等人，段某1的下线有段某2、张某2、党某等人。从其家中搜查出的银行转账单，是其各级下线加入其所在体系时给其的账户转入的加入款，每张转账单上都写有申购人、推荐人、经理的名字，其就知道应该给申购人、推荐人、经理发多少工资（返利提成）了。从其家中查获的体系图（编号为段某11-17号），均为其下线真实的层级和人员关系图。其于2016成为高级业务员，其的下线中袁某、段某1、张某2、郑某等人也上了高级等事实； 11、被告人胡某珍的供述，证实其于2014年12月经李某2介绍加入传销的，然后发展了袁某琴、王某1、蔡某1为直接下线，李某2的上线是李某合。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李某合于2015年11月30日手绘的体系图显示其拥有了1000余份份额，其应该在2015年11月以前就已经是高级业务员了。其的下线人员中，郭某、袁某琴、袁某、张某3、杨某等人都已经上了高级。公安人员整理好的《胡某珍银行交易流水》，都是其从事传销活动的资金明细，有新人申购时交来的申购款进账，有其往下线发工资、分红的出账。从其家中查获的体系图，均为其下线真实的层级和人员关系图，其父亲王某12017年7月31日的体系图是其画的，其他体系图是郭某、杨某他们画好后交给其的，袁某琴伞下体系图由她自己拿着等事实； 12、被告人李某合的供述，证实其于2013年5月经倪某明发展加入传销组织的，其发展的直接下线是女儿李某1、父亲李某3及龚某1三条线。龚某1发展了李某4、龚某2、龚某3等人，李某1发展了惠某、王某2等人，女儿李磊是安排在李某3名下，后来还有很多人，其记不得那么多，公安民警查扣其画的体系图，真实反映了其所在传销组织上下线关系，其中有其本人2016年5月31日及之前的伞下人员体系图、胡某珍2016年3月31日及之前的伞下人员体系图、李某22015年2月伞下人员体系图。其父亲李某3去世后，女儿李磊没有来，这条线实际是其本人在管理。李某2是其妹妹，其叫李某2来加入传销体系后，把她安在李磊那条线下，刘某1、胡某珍是她的下线。体系里新人申购款是打给高级业务员的，其这个体系的就打到其的账上，其再算好工资（也就是直接提成和间接提成），然后把工资打给下面的经理，由经理发下线的工资提成。其体系来新人了，其就去给新人讲行业的好处，也就是西部开发项目移民经济，是国家支持的暗中操作的行业，低投入，高回报等内容。后来其在胡某珍那条线上出局了,就不管胡某珍那边了等事实； 13、被告人倪某明的供述，证实其于2012年3月经侯某向发展加入传销组织的。其的直接上线是侯某向，侯某向的直接上线是杨某军。其的直接下线是李某合、白某、刘某2。李某合下面有胡某珍、袁某琴、袁某等人，白某下面有刘某3、刘某4、刘某5等人，刘某2下面有陈某芦、丁社教、倪某等人。其从事的“资本运作”传销活动经营模式为：交纳一份产品费3,800元就可以加入连锁销售，购买多份的从第二份起每份3,300元。加入后可介绍他人加入，将其发展为自己的下线。下线购买的产品人数累计到上线名下。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晋制，即分为实习业务员（拥有1-2份资格份额）、业务组长（3-9份份额）、业务主任（10-64份份额）、业务经理（65-599份份额）、高级业务员（拥有600份以上份额）五个级别。分红模式为：直接提成是每发展一个直接下线，实习业务员得570元，业务组长得760元，业务主任得1,140元，业务经理得1,596元，高级业务员得1,976元；间接提成是每发展一个间接下线，业务组长得190元，业务主任得380元，业务经理得456元，高级业务员得380元。在体系里，发展一个新人如缴纳33,500元，体系里上面的四个高级业务员可以得到的提成平均下来是4,000元左右。该体系无任何产品销售而言，是靠拉人头获利。其看了一下其的银行卡银行流水明细，从2013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有杨某军、侯某向打给其的提成和其下线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袁某、刘某4、刘某5、丁社教等人的提成，也有下线收到申购款33,500元后把钱打到其的账户，具体的传销资金情况，要看银行流水；其于2014年就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了等事实； 14、被告人侯某向的供述，证实其2012年经杨某军发展加入传销组织，之后发展了倪某明、王某3、王某4三条直接下线，倪某明又发展了刘某6、李某合、倪某，王某3发展了高叶、王某5，王某4发展了王某6、强某、陈闪闪，然后他们的下线又发展了很多人。其于3013年底升为高级业务员，倪某明现在做到高级业务员了，王某3、王某4还是经理级别。其在体系里负责给下线讲应该怎么邀约新人，同时收取下线投入的钱。刚开始时其将下线投入的资金转账给上线杨某军，由他算好红利（提成）后把钱转给其，其再根据业绩转给其的下线。后来杨某军出局了，算提成等工作就由其来负责了。其看了其银行卡的银行流水，用于收取下线投入的资金、接收上线转账下来的提成及发放下线的业绩款，其已做了标注，内容属实。2017年12月22日在桂林市秀峰区“古今楼”饭店，体系里的高级业务员参加行业聚会，其作为主持人，受杨某军之托，其在会上发了言，还宣读了杨某军给的有关“虚拟经济”行业适用的《高级管理条例》，给参会人员讲解一些团队晋升和管理方面的内容，孙丽华在会上宣布了四个新总（新晋升为高级业务员）的名字等事实； 15、被告人杨某军的供述，证实其2012年1月经朋友介绍过来加入传销组织进行传销活动的，之后发展了侯某向、蔡某2、薛某三条直接下线，其的上线是尹兴国。其的三条下线都发展得比较好，每条下线下面大概有几百人。其在体系里给他们讲西部大开发的事情，带他们去听课，收取下线投入的钱，然后把返利提成发放给下线人员。下线缴纳申购款，是直接把钱打进其的银行卡里，其再叫人把返利计算好，然后把返利发给下线。这些返利，开始时是给现金，后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他们。其发展的下线里侯某向、蔡某2等五人已经是高级业务员了，其在侯某向、蔡某2两条线上已经出局。其现在自己还有一个小体系，同时还是薛某的上线，管理着薛某伞下体系。薛某的下线王鹏利是高级业务员，其让他帮发工资（返利），给体系里的人讲讲课。公安民警从其家中搜查出的薛某体系图是其画的，真实反映了其体系上下线关系。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控、辩双方的控辩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发展下线人数、涉案金额没有公诉机关指控的那么多，以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问题，经查： 1、从查获的被告人袁某琴的传销体系图可以证实袁某琴伞下传销人员达250以上，银行流水显示其收取下线传销人员缴纳的申购款达260余万元； 2、被告人胡某珍系被告人袁某琴的上线，结合查获的胡某珍传销体系图，证实胡某珍伞下传销人员达300人以上，胡某珍的银行流水显示其收取下线传销人员缴纳的申购款达340余万元； 3、被告人李某合系胡某珍的上线，从查获的李某合传销体系图证实李某合伞下传销人员达270人以上，银行流水显示其收取下线传销人员缴纳的申购款达410余万元； 4、被告人倪某明系李某合的上线，从其银行流水证实收取下线传销人员缴纳的申购款达410余万元，反映出其发展的伞下传销人员至少120人以上； 5、被告人侯某向是倪某明的上线，其还有直接下线王某3、王某4，证实其发展的伞下传销人员达120人以上，与其3013年底拥有600份份额晋升高级业务员时伞下人数至少达到60人，加上2014年11月起收取80余笔申购款200余万元的人数至少60人以上相吻合，足以认定； 6、被告人杨某军是侯某向的上线，其还有直接下线薛某、蔡某2，其从侯某向、蔡某2两条线上出局，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发，其在这两条线发展的伞下人员至少126人（每条线63人），查获的薛某体系图证实薛某伞下传销人员达79人，足以认定杨某军伞下传销人员达200人以上。从杨某军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证实其收取下线传销人员缴纳的申购款达550余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一）项：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第（二）项：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故，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均属于“情节严重”。本案在，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有借用他人身份做业绩的情况，但未能举证证明，且借用他人身份做业绩是为了获取更大非法利益。故对被告人的上述辩解意见及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二、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袁某琴系从犯，被告人倪某明在传销体系中不是领导者、策划者；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袁某琴犯罪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虽然不是传销活动的最初发起人、决策人，但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宣传“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和返利制度，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对所在传销组织活动的扩张和迅猛发展均起到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是起领导、骨干作用的人，均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且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依法应予严惩。故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军、侯某向、倪某明、李某合、胡某珍、袁某琴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数的数量以及申购产品的份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之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侯某向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达250万元以上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六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系初犯，且当庭自愿认罪，故对六被告人从轻处罚。根据本案案情，被告人胡某珍、袁某琴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故对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胡某珍、袁某琴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公诉机关提出的公诉意见，以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除上述不予采纳外的其余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某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24年6月2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二、被告人倪某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三、被告人李某合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四、被告人胡某珍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五、被告人袁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23年9月2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六、被告人侯某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2022年12月22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九份。 审 判 长  龚维民 人民陪审员  唐振国 人民陪审员  黄日波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骆薇琳 书 记 员  余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