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2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1，男，汉族，1968年9月4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鑫，系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2，女，汉族，1952年1月11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3，女，汉族，1955年5月26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汉族，1963年6月15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4，女，汉族，1965年12月3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5，女，汉族，1971年3月18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泽永（特别授权）、范磊，系毕节市七星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住所地：七星关区天河路二巷**。 法定代表人：张某，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某1因与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及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某1上诉请求：撤销（2018）黔0502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本诉的诉讼请求；本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导致查明的事实错误和判决错误。根据证人邓某（一审原告付某2的丈夫）和证人聂某1（原被告的大舅）均在法庭当庭陈述了原被告父母遗留的房屋是“土木结构”，面积约为52平方米，修建于大约50年代；原被告的父母在1986年前就对财产作出口头遗嘱，进行了合法有效的处分：即有大儿子杨某顶替父亲杨忠城的工作和享有建筑一公司的房屋，由小儿子付某1享有位于六合村××房屋及土地。且两个证人对所举证的录音资料（U盘）中的谈话内容表示认可，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引诱、胁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证人的身份、证实的内容、证据的来源及农村习俗来认定证据的效力，但一审法院没有客观充分地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武断地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的父母对涉案房屋已经口头遗嘱进行处理，不予采信。显然证据认定错误。否则，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父亲杨忠城于1986年去世至今长达32年之久，被上诉人为何不主张权利。二、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清。根据本案审理的焦点，被上诉人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原被告父母亲的遗产范围，但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本案被继承人的遗产面积为7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定的这一事实没有证据支持。综上，付某1是其父母位于六合村遗产土木结构房屋的口头遗嘱继承人，本案应该按照遗嘱继承。上诉人是拆除土木结构后另行修建砖混结构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二审调查过程中，提出与付某5的权利义务已处理清楚。 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共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原审第三人述称，和原审意见一致。 原审原告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被告父亲杨忠城(已去世)、母亲聂宗英(已去世)遗留位于七星关区××住房××栋(面积约200平方米)所获得的拆迁安置房屋：位于七星关区南山公园安置小区**第**，楼层**，户型C1-1，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2，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由原、被告六人依法继承平均分割。2、补偿款615,859.82元由原、被告平均分割及由被告给付每个原告102,643.30元，过渡费108,801.00元由被告给付每个原告18,133.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父亲杨忠城(1986年去世),母亲聂宗英(2012年去世)于1950年前后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组修建土木结构房屋两个进出，面积约70平方米。2009年8月4日，因毕节地区六合砂石建材有限公司开山放炮对该房屋及杨光飞、杨学飞的房屋有影响，该公司与被告付某1及杨光飞、杨学飞签订《关于对付立红（洪）、杨光飞、杨学飞家老房屋的修建及使用合同》，将三户土木结构房屋推倒重建为砖混结构房屋，约定于2009年12月31日完工。后被告于2012年将房屋周边厕所及牲畜圏扩建为砖混结构房屋，原被告父母遗留房屋的面积加上被告扩建面积，全部面积为325.04平方米。因该房屋位于城市棚户区南部片区，根据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法对涉案房屋进行征收补偿，于2013年10月12日与被告付某1签订了（2013）南山字第021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被告自愿选择下列产权调换方式：1、甲方（第三人）以七星关区南山公园安置小区住宅房屋与乙方（被告）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具体房号**第**，楼层**，户型C1-1，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2，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按补偿方案由甲方（第三人）补给乙方（被告）人民币615,859.82元。甲方（第三人）必须于2015年10月17日将调换房屋交付乙方（被告）。后因未回迁，第三人给付被告2015年10月-2018年9月过渡费108,801.00元。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原告等人应享有各自的份额,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购买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本案的焦点在于涉案房屋是否为原、被告父母的遗产，是否以口头遗嘱形式进行分割。综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只有两个证人证言，且该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原、被告父亲说过房屋怎么分，但原告均不予认可，被告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原被告父母在世时已对其修建的土木结构房屋以口头遗嘱的形式由被告继承，因此，本案应为法定继承。原、被告父母遗留的财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即原、被告六人平均继承。被告扩建的涉案房屋全部面积为325.04平方米，其中约70平方米为被告拆除原被告父母遗留的土木结构房屋进行重建、扩建，对该70平方米房屋享有的合法权益应由原、被告六人平均继承，其余部分为被告扩建房屋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应由被告享有。故被告所得安置房由原、被告在70平方米范围内平均享有六分之一份额的合法权益。全部房屋补偿款615,859.82元中，70平方米房屋的补偿款为132,630.41元，原、被告各自平均享有22,105.06元。2015年10月-2018年9月全部过渡费108,801.00元中，70平方米房屋的过渡费为23,431.18元，原、被告各自平均享有3,905.20元。被告应将已领取的上述款项分别给付五原告房屋补偿款及超期过渡费26,010.26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付某1与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的（2013）南山字第021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中进行产权调换的具体房号为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1，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2，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两套安置房，由原告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与被告付某1在该两套房70平方米范围内平均享有六分之一份额的合法权益。二、被告付某1与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的（2013）南山字第021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中进行产权调换的具体房号为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1，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2，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两套安置房共计151.14平方米范围内合法权益由被告付某1享有。三、被告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分别平均给付原告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房屋补偿款及2015年10月-2018年9月超期过渡费26,010.26元，共计130,051.30元。四、驳回原告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84.00元，由原告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承担8,148.00元，被告付某1承担2,236.00元。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10月17日的两份《证明》（一份有李明飞、兰勇签名及六合社区居委会印章，另一份仅有六合社区居委会印章），《情况说明》，拟结合一审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土地和房屋的事情已经处理清楚，被上诉人无权对土地及房屋提出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母亲生养死葬都是由上诉人承担，并且父母及祖父辈的坟墓也是上诉人出资出力，因此，父母才做出口头遗嘱将房屋安排给上诉人。一审因为上诉人认为付某4和付某5的收据及其他证据已经客观地表明土地和房屋已经处理清楚的事实，但是二审为了进一步证明该事实才出具该证明。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居委会的两份证明与事实不相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既然村支书安排村干部李明飞进行调解，按照调解程序应该留有调解记录，在没有调解记录印证的情况下出具该两份证明，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处理完毕。《情况说明》反而说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母亲在世时都尽到了赡养义务。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与我们无关，请法院依法处理。本院审查认为，六合社区盖章的两份证明能够与上诉人在一审中递交的收据及当事人诉讼过程中的陈述相互印证，本院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情况说明》，虽有基层组织盖章和有关人员签字，但因该情况说明的内容系上诉人自述，被上诉人亦不认可，故该证据材料缺乏客观性，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付某5与付某1、王天琼夫妇于2015年10月23日达成最终协议，即：付某1夫妇向付某5支付四万元后（含2012年11月已支付的3万元），关于六合村麻塘组以付某1为户主的土地征收及房屋（即涉案房屋）拆迁事宜即与付某5无关。前述款项已于2015年10月23日支付完毕。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关于口头遗嘱的主张能否成立；2.付某5关于涉案征收安置房屋及补偿款的权利主张还应予以支持。关于焦点1，经查，上诉人为证明口头遗嘱的事实，申请了虽然在一审中申请了证人邓某、聂某2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虽提及各当事人之父杨忠城讲过大儿子杨某接替工作，房子拿给小儿子，但是两名证人证言并未说明立遗嘱的大致时间及当时的大致场景，且证人邓某所述的是“好像就是我岳父和原被告的舅舅聊天的时候”讲的，上诉人又称其父亲先后在1981年、1982年、1986年多次讲过遗嘱的事，对此，本院认为，立遗嘱通常是一件十分严肃和谨慎的行为，从证人邓某及上诉人所述的情况看，即使在被继承人杨忠诚确实说过由杨某接替工作、房子给付某1的话，也不能代表说这样的话是为了立下口头遗嘱，更何况在1981年到1986年的6年时间里，被继承人有充分的时间对自己的财产以更为可靠的方式作出处分和安排，因此，对上诉人关于口头遗嘱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2，经查，付某5已与付某1达成协议，在付某1支付其4万元后，即与土地及涉案房屋征收事宜没有任何关系。而付某1已履行完约定义务，付某5也不应再重复对涉案补偿款提出权利主张，故对其在本案中以继承为由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付某5应享有的份额归付某1所有。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遗产面积为70平方米没有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遗产房屋面积有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邓某证实，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父母遗留房屋的面积，且已不具备现场勘验的条件，故一审认定遗产房屋面积为70平方米并无不当。上诉人称没有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由于被上诉人对安置房屋的权利份额可以在同一套房屋内得以实现，为减少矛盾纠纷，方便管理使用，本院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付某1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付某1与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的（2013）南山字第021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中进行产权调换的两套房屋，其中：房号为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1、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的房屋权益归付某1享有；房号为C栋、第一单元、楼层11层、户型C1-2、套内面积110.57平方米的房屋，由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在该套房70平方米范围内各享有六分之一份额的权益，该套房屋其余部分权益由付某1享有。 三、上诉人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分别平均给付被上诉人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房屋补偿款及2015年10月-2018年9月超期过渡费26,010.26元，共计104041.04元。 四、驳回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的原审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付某5的原审诉讼请求。 六、驳回上诉人付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84.00元，由原告付某2、付某3、杨某、付某4、付某5承担8,148.00元，被告付某1承担2,23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768.00元，由被上诉人付某5负担3400元，上诉人付某1负担173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艳 审 判 员  袁利萍 审 判 员  李中付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郭友浪 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