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15民终104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厚华，男，1971年4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淑蓉，四川竹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先艮，男，1967年8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炳君，四川鹏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1210729436。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芝麻村老君社。负责人：倪平江，组长。原审第三人：刘元富，男，1963年8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原审第三人：刘元刚，男，1977年12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上诉人杨厚华因与被上诉人蒋先艮、被上诉人宜宾市翠屏区赵场镇芝麻村老君社（以下简称芝麻村老君社）、原审第三人刘元富、刘元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8）川1502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厚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蒋先艮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2004年5月芝麻村老君社调整承包地时，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由上诉人杨厚华享有，上诉人与芝麻村老君社形成了事实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关系，2016年5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更是以书面形式确认了上诉人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原审第三人刘元刚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认定蒋先艮与刘元富、刘元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包含案涉土地属事实认定错误，合同仅约定刘元富、刘元刚将其享有经营权的15亩土地承包给蒋先艮种植桉树，但是并未约定该15亩土地包含上诉人杨厚华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案涉土地，且蒋先艮擅自在上诉人承包经营的案涉土地上种植桉树，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3.原判以亩为单位计算零星树木的补偿，并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同于地上种植林木的补偿费，属适用法律错误；4.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该由上诉人杨厚华享有；5.上诉人不认为刘元富、刘元刚与蒋先艮签订《合同书》真实有效，刘元刚失踪多年，《合同书》是否刘元刚书写无法确定，签字的真实性也无法证实，案涉土地的流转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才能流转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村民。被上诉人蒋先艮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芝麻村老君社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原审第三人刘元富称，签订《合同书》时刘元刚尚未失踪，刘元刚是2012年才失踪的。刘元富对芝麻村老君社调换土地的行为不知情。原审第三人刘元刚未答辩。蒋先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芝麻村老君社将桐子扁3.03亩的青苗补助费6072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4860元（3.03×11505），两项共计40932元支付给蒋先艮；2.芝麻村老君社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元刚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1999年12月3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载明位于宜宾翠屏区赵场街道芝麻村老君社桐子扁20块土地系刘元刚所有。2004年5月，芝麻村老君社将刘元刚名下桐子扁20块土地予以退出。2009年3月12日，刘元刚、刘元富与蒋先艮签订《合同书》，约定将有经营权的三十五亩土地（包含本案争议的桐子扁3.03亩土地）转包给蒋先艮种植柜桉，时间从2009年3月至2029年12月30日止。芝麻村老君社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蒋先艮随后在该土地上进行种植。杨厚华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时间：2016年5月）中载明的地块编码为×××221、×××222岩窝头即为刘元刚此前名下的桐子扁土地。后宜庆路征地，政府按政策补偿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其中青苗补偿费2004元/亩，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1505元/亩。芝麻村老君社将本案争议的桐子扁土地的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等支付给了杨厚华，剩余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4860元（3.03亩×11505元/亩）尚未向杨厚华支付。另查明，刘元刚于2012年8月3日不慎落水，经出警搜救未果。杨厚华庭审称虽然知晓2004年有土地调整到其名下，但是并不知晓具体的土地位置，其常年在外，对蒋先艮种植一事也不知情，不过如今桐子扁土地上只存在不足十棵桉树。刘元富庭审称，村社退土地时没有告知，直到宜庆路征地时才得知刘元刚名下的桐子扁和其名下的一些土地被退出，为此其曾进行过信访。蒋先艮要求芝麻村老君社向其支付案涉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补偿费未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桐子扁原系刘元刚所有，虽然2004年村社将该份土地予以退出，但该份土地于2016年5月才登记在杨厚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且目前也不能证明刘元刚、刘元富在2009年转包时对此知情。2009年刘元刚、刘元富将案涉土地转包给蒋先艮时，芝麻村老君社在上面加盖公章，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成立。蒋先艮诉请芝麻村老君社向其支付青苗补偿费6072元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486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桐子扁土地上的附着物系蒋先艮种植，虽然棵数不多，但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均是按亩计算，并不是按棵数计算，故该费用芝麻村老君社应当向蒋先艮支付。对于青苗补偿费，针对的是农作物的补偿，蒋先艮种植的是桉树，对蒋先艮的此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之规定，判决：一、芝麻村老君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蒋先艮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4860元；二、驳回蒋先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2元，由蒋先艮负担336元，芝麻村老君社负担336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杨厚华提交芝麻村老君社2004年的土地情况记录本，拟证明2004年整个老君社调整了14户土地，其中刘元刚的土地调整了0.5亩给杨树明，被上诉人蒋先艮质证认为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蒋先艮提交争议地照片一张，拟证明栽种的树木已经成林，并且不止几颗，上诉人质证认为该照片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厚华提交的证据虽然能证实2004年芝麻村老君社因公路修建有调整土地的事实，但是，杨厚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土地调整后杨厚华因此就取得桐子扁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杨厚华提交的土地情况记录本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上诉人蒋先艮提交的照片只能证实争议地的外观远景，不能证实栽种桉树的详细状况，且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刘元刚、刘元富与蒋先艮签订《合同书》转包承包地面积为十五亩，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面积三十五亩。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桐子扁地块被征收后芝麻村老君社取得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该支付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还是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桐子扁地块原系刘元刚所有，2009年刘元富、刘元刚与蒋先艮签订《合同书》，约定蒋先艮承包包括争议地块桐子扁在内的土地用于桉树栽种。合同签订后，蒋先艮雇请他人种植了树苗，并进行了维护和管理，树苗现已成材。2016年，上诉人杨厚华取得桐子扁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被上诉人蒋先艮承包桐子扁地块后进行土地管理、栽种柜桉，对栽种树木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树木系上诉人蒋先艮所有。上诉人杨厚华主张2004年芝麻村老君社对桐子扁地块进行调换时即事实上取得桐子扁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芝麻村老君社自行调整本社承包地的行为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刘元富、刘元刚与蒋先艮签订《合同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芝麻村老君社也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蒋先艮承包桐子扁地块的行为合法。上诉人杨厚华自述其对蒋先艮栽种柜桉不知情，从未对桐子扁地进行管理、维护。因此，桐子扁地块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当支付给附着物实际所有人蒋先艮，上诉人杨厚华上诉主张其享有桐子扁地块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芝麻村老君社应当向蒋先艮支付桐子扁地块被征收后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4860元（3.03亩×11505元/亩）；关于青苗补偿费，蒋先艮未举证证明在桐子扁种植有农作物，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厚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1.5元，由上诉人杨厚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福均审 判 员 张雪萍审 判 员 李红彬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贾琳玲书 记 员 黄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