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4民初2923号原告：华玉，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琴，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康，江苏宁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唐晓红，住江苏省。被告：沈鸿，住江苏泗阳县。被告：南京朗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667387071A，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法定代表人：杨秀琴，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华玉与被告唐晓红、沈鸿、南京朗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琴和仲其康、被告朗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秀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晓红、沈鸿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唐晓红、沈鸿支付拖欠的工资5968.5元；2.判令被告唐晓红、沈鸿支付赔偿金400元；3.判令被告朗嘉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2018年2月与被告朗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年，试用期三个月。被告朗嘉公司将原告派遣至被告唐晓红、沈鸿经营的南京市雨花台区阳光宝贝育儿园（以下简称阳光宝贝育儿园）从事教师工作。被告朗嘉公司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原告月平均工资4000元。原告2018年11月9日提出离职并于2018年11月15日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但被告拒绝支付原告10月、11月的工资。被告唐晓红、被告沈鸿未到庭答辩，但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称：1.原告系由被告朗嘉公司派遣至阳光宝贝育儿园工作，唐晓红、沈鸿系阳光宝贝育儿园负责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被告应为阳光宝贝育儿园；2.认可原告2018年10月全月和11月半月工资未发放，但原告主张的数额不实；3.原告系主动辞职，根据法律规定，无主张赔偿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4.阳光宝贝育儿园暂未支付原告工资的原因是原告及案外人余婷因个人纠纷向家长发布不实消息，极大损害了阳光宝贝育儿园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原告未承担侵权责任前，不予支付工资。被告朗嘉公司辩称：原告的工资是被告唐晓红、沈鸿支付，被告朗嘉公司是做人事代理，帮原告缴纳社保，社保一直缴纳到原告离职。原告是在2018年2月在阳光宝贝育儿园工作，被告沈鸿在2018年5月联系被告朗嘉公司，让朗嘉公司给原告缴纳社保，双方签订了人事代理协议。关于原告华玉和另案余婷的诉讼，被告朗嘉公司曾经积极与被告唐晓红、沈鸿联系，两被告承认会支付原告的工资，但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支付。被告唐晓红、沈鸿如果没有偿还能力的前提下，我愿意承担连带责任。但目前被告一二并不是没有偿还能力，而是恶意拒不偿还，原告的诉请应当由被告唐晓红、沈鸿承担，不应当让被告朗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朗嘉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沈鸿、唐晓红系阳光宝贝育儿园的负责人，原告华玉于2018年2月22日入职阳光宝贝育儿园从事教师工作。2018年11月15日，原告华玉离职，其2018年10月、11月应当发放的工资为2720（2600+120）元、1360（1300+60）元，被告沈鸿、唐晓红未发放。原告华玉系由被告沈鸿、唐晓红招聘，日常工作由沈鸿、唐晓红管理，工资由沈鸿、唐晓红发放，社会保险由被告朗嘉公司缴纳。2019年4月29日，原告华玉向南京市雨花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收到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后诉至本院。另查明，阳光宝贝育儿园于2019年1月30日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为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被告沈鸿于2018年8月10日以阳光宝贝育儿园名义与被告朗嘉公司签订了《人事服务协议》一份，约定朗嘉公司向满足条件的阳光宝贝育儿园员工提供包括签订劳动合同、办理招退工手续、缴纳社会保险等在内的人事服务。被告朗嘉公司与原告华玉签订有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22日的《人事服务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1日止，朗嘉公司派遣原告华玉在阳光宝贝育儿园从事教师工作，月基本工资2600元，试用期自2018年2月22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试用期工资2400元/月，工资由用工单位直接发放，“如员工因工资、薪资、福利待遇等引起的纠纷均由用工单位负责，与甲方（朗嘉公司）无关。”《人事服务劳动合同书》系被告沈鸿从被告朗嘉公司领取空白合同后交原告华玉签署。以上事实有人事服务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清单、工资表、人事服务协议、仲裁申请书、宁雨劳人仲不字（2019）第12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华玉主张其系由被告朗嘉公司派遣至被告沈鸿、唐晓红负责的阳光宝贝育儿园工作，其与被告朗嘉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华玉与被告朗嘉公司并无实际接触，双方签订的《人事服务劳动合同书》系基于《人事服务协议》之约定，且原告华玉系由被告沈鸿和唐晓红招聘和管理，工资由被告沈鸿和唐晓红发放，故本院认定被告朗嘉公司在本案中仅提供了相关的人事服务，被告朗嘉公司与原告华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华玉要求被告朗嘉公司承担本案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10月、11月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原告华玉2018年2月22日至11月15日在职期间，阳光宝贝育儿园尚未办理营业执照，原告将阳光宝贝育儿园负责人沈鸿、唐晓红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被告沈鸿、唐晓红尚欠原告华玉2018年10月工资2720元、11月工资1360元，共计4080元，该款项应当予以支付。本院在4080元范围内支持原告华玉的工资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试用期约定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第八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被告沈鸿、唐晓红与原告华玉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1年，但试用期为3个月，故试用期的约定超出法律规定1个月。原告华玉试用期工资2400元/月，转正后2600元/月，故被告沈鸿、唐晓红应当支付原告赔偿金200元（2600元/月-2400元/月），本院在200元范围内支持原告的赔偿金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沈鸿、唐晓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鸿、被告唐晓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华玉工资4080元、赔偿金200元，共计4280元；二、驳回原告华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沈鸿、唐晓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昊阳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马晓蕊书 记 员 张思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