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81民初2886号原告王刚，男，汉族，海城市中心医院工作人员，户籍所在地为海城市）4号楼4-6号，现居住于海城市龙水金帝小区1号楼2503号。委托代理人龚野，女，汉族，平安保险公司销售员，户籍所在地为海城市）4号楼4-6号，现居住于海城市龙水金帝小区1号楼2503号。被告张特，女，满族，无业，户籍所在地为海城市，现居住于海城市铁西水岸明珠7号楼2单元401室。原告王刚诉被告张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刚及其委托代理人龚野、被告张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刚诉称，我与吴某系战友，后来他到海城市中医院工作，我到海城市中心医院工作。吴某与张特系夫妻关系，吴某已经死亡。2018年吴某陆续向原告借款32万元，原告向被告索要多次，被告拖欠不给，原告只好起诉。根据《合同法》和《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合法的借贷应受法律保护，请求依法支持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本金320000元，并按照月息2分标准，以每张借条金额为准从借条出具之日计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张特辩称，第一，原告起诉主体不对，因被告张特并不是死者吴某唯一继承人，吴某还有其他继承人，原告在未查明吴某全部继承人的情况下起诉我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原告提出死者吴某几次向原告借款用于家庭经营，针对此点，被告张特并不知情吴某向原告借款一事，更谈不上借款用于家庭经营。吴某有稳定的工作，稳定收入，月工资4000余元，张特系全职家庭主妇，没有工作，一心一意照顾其子吴禹泽生活，吴禹泽系学龄前儿童，二人家中并没有做任何生意，吴某的工资足够用于家庭生活，原告起诉欠款数额巨大，故借款均系吴某个人行为，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与张特无关。第三，原告王刚诉状中陈述多次向被告索要，王刚个人根本不认识被告张特，张特也不认识王刚，从而更可证明吴某借款系个人行为，欠条上也没有张特签名。原告王刚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吴某向原告几次借款，原告均未核实借款情况及用途，且未与我联系，故原告系明知吴某借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第五，死者吴某于2019年3月15日跳楼，公安机关认定其系自杀，其在外面有任何行为只有其自己知道，均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张特无关。第四，原告王刚提供的欠条中借款数额与转账数额并不相符，原告在仅仅一年多时间借款给吴某31.4万元，但微信转账凭证并未体现借款31.4万元而仅仅是9.5万元，与原告欠条中写的借款金额相差悬殊，且在借条中约定了违约金，违约金数额巨大，违约金远远大于借款本金，违约金翻了好几翻，并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欠条或许不是吴某个人意愿所出具，所以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巨额资金来源，及为吴某转账共计31.4万元的证据，如果不能提供，则说明吴某借款数额并非原告起诉的数额。综上，原告既无证据证明其借款给吴某的凭证，也无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系用于家庭生活，更无证据证明被告张特对此事系知情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刚与吴某曾系战友，后王刚到海城市中心医院工作，吴某到海城市中医院工作；张特与吴某系夫妻关系，吴某于2019年3月15日跳楼自杀身亡。另查，原告王刚持有吴某为其出具的六张借条（格式统一且均为机打模式），分别为：1、2017年12月5日，今有吴某向王刚借到人民币大写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以房照抵押，上诉借款约定于2018年12月5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50000元。双方约定本纠纷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2、2018年4月1日今有吴某向王刚借到人民币大写贰万元整，小写20000元，上诉借款约定于2019年4月1日前还清，以房照抵押，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50000元。双方约定本纠纷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3、2018年7月2日今有吴某向王刚借到人民币大写叁万元整，小写30000元，上诉借款约定于2019年5月2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双方约定本纠纷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4、2018年9月2日今有吴某向王刚借到人民币大写陆万元整，小写60000元，上诉借款约定于2019年9月2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20000元。双方约定本纠纷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5、2019年2月13日今有吴某向王刚借到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小写50000元，上诉借款约定于2019年3月14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双方约定本纠纷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6、2019年3月3日今有吴某向王刚借到人民币大写伍万肆仟元整，小写54000元，上诉借款约定于2019年3月14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双方约定由海城市人民法院管辖。又查，原告王刚为吴某（微信名为“小哥”）微信转款记录如下：1、2017年12月5日9000元，2、2017年12月5日10000元，3、2018年3月1日10000元，4、2018年4月6日2000元，5、2018年4月6日10000元，6、2019年1月21日10000元（通过原告妻子龚野微信），7、2019年2月13日10000元、20000元、4000元，8、2019年2月27日10000元。再查，原告王刚银行卡于2016年8月12日进账141491.16元（业务摘要为工资，对方户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5547部队），于2016年8月14日取款111000元；于2017年1月20日进账30062.08元（业务摘要为工资，对方户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5547部队）；于2017年9月7日进账90000元（业务摘要为汇款，对方户名为于新芝）。上述事实，原告除本人陈述外提供的证据有：1、微信转款记录十份，2、银行卡交易明细四份，3、吴某出具的借条六张；被告除本人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以上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各证据间相互印证，所正事实足资认定，本院均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系银行卡交易明细主要是进账和取款记录，不能体现原告与吴某之间钱款交付的过程，因欠缺与本案诉争内容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3，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形式上的合法性。至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支持各自的诉讼主张或辩解意见，本院在论理部分详细阐释。综上，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应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支持各自的诉讼主张或辩解意见，否则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涉案债权债务关系主体为王刚和吴某，吴某于2019年3月15日跳楼自杀身亡后，原告王刚仍系该笔借款的债权人，故其系本案适格原告。关于王刚与吴某借款数额问题，主要涉及到资金来源、交付过程等基础事实，原告王刚对相关内容在庭审中的陈述依次为：第一，吴某共为我出具六张借条，金额共为314000元，本次诉讼按310000元诉请。第二，通过微信转帐记录十张，金额为95000元，微信名中的“小哥”就是吴某，另外一份是龚野通过微信转帐给小哥（吴某）10000元。第三，其余的215000元都是吴某来我家或是到医院取的现金，借款当天取现金打借条。第四，2019年3月3日的借条金额54000元对应的转帐记录是2019年2月13日金额分别为4000、10000元、20000元，共计34000元的微信转帐记录，其余20000元是2月14日在中心医院给的现金，这20000元是家里有的现金；2019年2月27日10000元的转帐记录也是2019年3月3日的交付行为；2017年12月5日借条100000元直接给的现金，这个钱是我的复员费140000元，复员费2016年8月份打入我的卡里141491.16元，转入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就取出来110000元放入家里，我个人喜欢现金，针对如上的陈述提供查询记录4份，其中有90000元是老家卖房子，我母亲于新芝转给我90000元，另外30000元也是部队给的养老保险。如上说明2017年12月5日的100000元是我家里存的现金，吴某去我家取的；2018年4月1日借条当中的20000元也是直接给的现金，吴某去我的医院取的；2018年7月2日30000元直接给的现金；2018年9月3日60000元吴某到我家取的现金；2019年2月13日50000元吴某到我医院取的现金；针对2017年12月5日10000元、2018年3月1日10000元、2018年3月1日10000元、2018年4月6日10000元、2018年4月6日2000元和2017年12月5日9000元微信转账所对应的借条情况为：2018年4月6日的两张转帐记录12000元对应的是2018年4月1日的20000元、2017年12月5日两张转帐记录19000元对应的是2017年12月5日的借条、2018年3月1日两张转帐记录20000元对应的是2018年4月1日的借条。综合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以及其对借款过程的如上陈述，针对六张借条中体现的借款金额，原告仅能提供金额共计95000元的转账记录，同时称其他金额均为现金交付且在庭审过程中依时间顺序所做的陈述存在多处且重大的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虽持有吴某生前出具的六张金额共计314000元借条，但在其仅能提供95000元转账凭据的情况下，本院依法认定就该六张借条中的书面金额，王刚实际仅交付给吴某95000元，即王刚与吴某之间借贷关系有效金额仅为95000元。关于该95000元债务承担主体问题，因吴某已经死亡，原告基于被告张特与吴某系夫妻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并明确要求被告张特基于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提出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针对该项诉讼请求，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所进行的陈述为：第一，我和本案的被告张特不认识，是张特的老公吴某向我借的钱，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和吴某是战友，我是想通过诉讼想知道这个钱怎么还我，吴某那时和我说他挪用公款向我借钱补公款，向我借100000元，之前又借钱是给他大爷种地，给他爷爷是看病，然后就借了这些钱，一共拿了320000元，都有欠条；第二，书面借条都是吴某个人所签，夫妻共同债务和继承债务都可以，我现在只要求现在所有的债务都由张特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诉讼。通过如上陈述，原告所诉债务均属吴某个人生前债务，而非吴某与张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原告王刚提出的基于夫妻关系要求被告张特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其可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的规定，在列明适格被告后另行诉讼或协商解决纠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元和保全费1770元共计5870元由原告王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递交上诉状的同时或者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否则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长  周晓芳审 判 员  郭婧馨人民陪审员  孙思雨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书 记 员  钟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