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9）最高法委赔监29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凌发新，男，汉族，1963年10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代理人:李同升，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亚丽，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 复议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住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div> 申诉人凌发新因申请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昆明市检察院）刑事违法扣押赔偿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诉人凌发新以刑事违法扣押为由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1月29日，赔偿义务机关昆明市检察院作出昆检赔决[2018]1号刑事赔偿决定，决定给付凌发新赔偿金人民币281700元。凌发新不服，申请复议。2018年5月16日，复议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云检赔复决[2018]l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决定昆明市检察院给付凌发新被扣押玉石赔偿金人民币287430元及自1993年12月25日至2018年5月15日的利息损失人民币105175.43元。凌发新不服，向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昆明市检察院返还被扣押物品，即缅甸翡翠戒面1箱（箱体大小为50cm×50cm，总重量45公斤左右），或者给付赔偿金约人民币2.5亿元。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1993年12月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以杨力权（曾用名杨克）、王绍兴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昆明市检察院认定，1993年4月初，永康糖厂驻昆经营部主任杨克与昆明市“明洋经贸部”总经理夏明华签订订购1500吨白砂糖的协议，每吨单价人民币2100元，总价款人民币315万元。同时，杨克与昆明市个体工商经纪人杨泽之口头协议销售1500吨白砂糖，总价款人民币338万元，由杨泽之从购糖单位云南堪达公司开出转账支票给杨克。为了缩短提货时间和向夏明华证明有付款能力，杨克找到中国工商银行穿心鼓楼分理处上级部门北京路办事处副主任王绍兴，请王绍兴帮忙在人民币338万元转账支票进账回单上加盖“收讫”章，并在该账户转出人民币315万元的回单上加盖“转讫”章。王绍兴遂责成分理处副主任邓建南给杨克同时办理转入人民币338万元及转出人民币315万元两笔“空转”业务。事后，中国工商银行分理处持杨克的人民币338万元转账支票两次参与中国银行的同城交换，均被中国银行以“存款余额不足”退回。在收款单位不断查询及催促下，王绍兴便通知邓建南动用分理处“1018”科目银行资金人民币310万元垫支划拨到收款单位。1993年5月初，当杨克账户累积金额达到人民币305万元时，王绍兴仍然未将人民币305万元划回银行“1018”科目。1993年12月25日，昆明市检察院在办理王绍兴、杨克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中扣押凌发新半成品玉石1箱（当时未作鉴定），凌发新称被扣押物品为缅甸翡翠戒面，箱体大小为50cm×50cm，总重量45公斤左右，总粒数约5万粒。经司法机关全力追缴，本案流失资金人民币338万元在王、杨二人的配合下，于1995年3月3日全部追回。鉴于杨力权、王绍兴配合挽回流失资金，昆明市检察院于1996年12月24日作出昆检侦撤字(1996)第16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杨克、王绍兴取保候审决定；本案予以撤销。1997年12月22日，昆明市检察院根据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分行监察室关于请求处理凌发新赃款冲抵欠款人民币25844.29元的报告将上述被扣押物品发还其处理。对于处理物品的情况，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分行监察室于2014年11月27日复函称无法找到处理单据，也无法找到原物。凌发新于2017年8月7日以返还案外人被扣押物品为由，请求昆明市检察院返还被扣押物品或者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邮件、电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迅速退还原主或者原邮电机关”。本案中，昆明市检察院已经确认“凌发新请求返还的物品与原案无关，应将扣押物品发还凌发新”，“但现在由于扣押物品已无法找到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根据上述规定，昆明市检察院扣押凌发新物品后未履行妥善保管义务，导致物品下落不明，该扣押行为应予确认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财产不能恢复原状或者灭失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在本案质证程序环节，昆明市检察院和凌发新围绕如何确定案涉损失进行了举证证明。经审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认定昆明市检察院应当给予凌发新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合理，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综上，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另，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改变了昆明市检察院决定的内容，但未撤销该决定不当，予以纠正。 据此，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云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如下：一、维持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检赔复决[2018]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二、撤销昆明市检察院昆检赔决[2018]l号刑事赔偿决定。 凌发新对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其申诉事项为：1.撤销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2.昆明市检察院返还被扣押的缅甸翡翠戒面1箱（箱体大小为50cm×50cm，总重量45公斤左右），或者给付赔偿金人民币2.5亿元。其主要理由为：1.原决定认定被扣押物品交易价值为3.3万美元不客观，该3.3万美元系凌发新预先支付的价格，并非最终成交价格，更非该物品的实际价值。赵云华亦称3.3万美元并非涉案物品的价格，交易价格需等物品出售完毕后确定。经过核算，1箱翡翠戒面约5万粒，如果价值3.3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仅287430元，每粒翡翠戒面价值仅5.75元，该价格连加工成本都不够，故原决定认定被扣押物品价值3.3万美元，不符合日常逻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原决定曲解法律规定，掩盖违法处置被扣押物品参与人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1)昆明市检察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昆检控复字[2015]2号答复函，确认被扣押物品无法找到，损失发生时间为2015年，赔偿标准应当按照2015年市场价格确定。如果被扣押物品被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拍卖或者变卖价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按2015年的市场价格补足差额，市场价格可以参照同类物品同一时期的交易价格予以确定。（2）1995年3月3日,流失资金全部追回，被扣押物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分行于1997年12月22日请求处理被扣押物品冲抵欠款，系故意侵占凌发新的合法财产，相关人员涉嫌犯罪。昆明市检察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高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打击职务犯罪的法律执行机关，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追回被违法处置的物品。但上述司法机关均未依法履行法定职权，导致凌发新价值人民币2.5亿元的翡翠戒面5万粒不能被追回。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昆明市检察院在办理凌发新要求返还被扣押物品信访案件的过程中向赵云华进行调查。根据赵云华的陈述，被扣押物品系凌发新于1993年底以3.3万美元从赵云华处购买，当时3万余美元可以买1箱玉石戒面。 还查明，2015年8月，昆明市检察院作出昆检控复字[2015]2号答复函告知凌发新，被扣押物品半成品玉石1箱（未鉴定）无法找到，凌发新可以向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昆明市检察院在侦查王绍兴、杨克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中，对凌发新所购买的半成品玉石1箱进行扣押，被扣押物品无法找到，给凌发新造成财产损失，其行为构成违法，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给付凌发新相应的赔偿金。关于赔偿金额，本案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被扣押物品为半成品玉石1箱，不能证明玉石的数量和质量，由此不能得出被扣押物品的市场价格。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根据凌发新向赵云华所支付的购买玉石款3.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及利息认定赔偿金额，并无不当。凌发新主张被扣押物品价值人民币2.5亿元，证据不足，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采纳。凌发新要求本案重新审理，缺乏依据。 综上，凌发新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凌发新的申诉。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