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376号原告：程桂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瑞盈祥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红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慧，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素莉，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桂林与被告瑞盈祥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盈祥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黄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慧、任素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桂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30000元投资款；3.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以投资款3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因原告听朋友介绍，被告公司经营规模较大且投资的能源产业很有发展前景，被告也在洽谈中表示会充分保障原告的权益，因此，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与被告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合同》，委托被告代为投资以获取收益。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支付了30000元投资款。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后被告收回原告所持的合同原件，并向原告提供登记有原告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股权证书》作为原告依约支付投资款之凭据，原告对其被收回的合同原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留存，现相应的合同原件均在被告处。被告至今未依约履行相应的义务，原告依约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全部投资款及支付已投资时间的投资收益。被告瑞盈祥公司辩称：一、原告未提供合同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二、根据格式合同文本约定的“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决定调整年度收益分配方案”，原告要求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股权证书》仅系原告作为被告公司股东的权利证书，仅凭《股权证书》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完成出资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系列案件中其他同类案件的情况，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2018年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股权证书》一份，该证书为格式文本，其中，“股权证书须知”页系格式条款，载明“股权证书是让出资人已经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成为公司股东的法律文件，是股东在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凭据（第一条）；股权证书由公司签发并盖章，无盖章或私自涂改此股权证无效（第四条）”；“股权证明”页除开头姓名部分外亦为格式条款，载明“程桂林：贵股东已经依法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规定，如期履行了缴纳出资的义务，作为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额享有公司股东的相应权利和义务”，落款处为被告的全称并加盖公司印章；“基本情况”页为格式表格，载明的公司名称、法人代表、注册资金、成立日期与本案被告的相关信息一致，股东姓名为“程桂林”，股权编号为“cgl888”，出资金额为“30000元”，出资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被告公司并非案涉股权投资的目标企业，原、被告并未签订过任何购买被告公司股权的法律文件，原告亦未实际成为被告公司的股东或者通过被告代为投资成为其他公司的股东。2.原告诉称“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后被告收回原告所持的合同原件，并向原告提供登记有原告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股权证书》作为原告依约支付投资款之凭据，原告对其被收回的合同原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留存，现相应的合同原件均在被告处。”被告虽辩称“没有查询到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但认可“案涉合同是相同的格式文本”。本案是同期审理的多宗系列案件之一，该系列案件的原告均无法提交《委托投资理财合同》的原件，所有原告无法提供合同原件的理由均为“被告收回原告所持的合同原件，并向原告提供登记有原告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股权证书》作为原告依约支付投资款之凭据”。部分原告提交了合同电子照片打印件，通过对比，案涉合同系相同的格式文本，除开头处“乙方（委托人）”的具体信息、“第二条委托事项”中的出资额、结尾处甲乙双方的落款及签订日期之外，其余内容均为相同的格式条款，均约定，基金的性质为股权投资基金（即投资人以契约的方式将自有资金交由投资管理人，由投资管理人将所有资金集合管理，对外投资的资产管理基金），并由投资人按照其出资份额享受固定的投资收益，由受托投资管理人承担投资风险的基金产品，类别为契约封闭式基金，投资领域包括对目标项目的投资为主，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其他投资，投资期限为二年（第一条基金的基本情况）；乙方出资人民币30000元，通过股权投资基金方式委托于甲方，并由甲方按照本合同规定的管理方式对资金进行管理（第二条委托事项）；委托方式为股权投资基金方式（第三条委托方式）；乙方有权分享基金投资预期收益和股权投资的目标企业上市收益。因股权基金公司投资的企业将挂牌上市，如在股权基金投资的企业没有达到上市的条件下，期满后乙方需在五个工作日作出退出或续约的选择。如需退出，则由甲方在三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按乙方投资人民币的总额回购乙方受众所持有的股权基金，本次委托投资理财合同结束……在股权投资企业上市的条件下，甲方按照乙方的投资额折合成所投资上市企业的原始股（第五条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封闭期为45天。投资红利终止期为甲方为乙方投资的企业挂牌上市次日，或乙方从甲方处获取总收入达到投资额的2倍。甲方为乙方投资的企业挂牌上市，乙方投资如超过30天，甲方按一个月的收益给乙方，如不满30天不予发放。甲方如未能在约定的收益给付日起三个月内进行收益给付，按每月应给付收益金额的10%作为滞纳金支付给乙方；连续三个月未能（按）约定给付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将无条件退还乙方全部的投资款，并按约定赔付乙方已投资时间的投资收益（第六条投资收益给付时间及终止）；甲方需以自己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第八条第四款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有权分享基金的财产收益和投资企业上市成功取得的更大收益（第九条第四款乙方的权利和义务）；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乙方投资款到账经确认，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第十二条）；合同“甲方（盖章）”处均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3.原告于2019年1月21日向本院起诉被告。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原告虽未提交案涉委托投资理财合同，但本案是同期审理的多宗系列案件之一，且被告认可“案涉合同是相同的格式文本”，结合另案中《委托投资理财合同》的文本格式、签署情况及《委托投资理财合同》与《股权证书》之间的内在关联，本院有理由相信，系列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签署了《委托投资理财合同》，各案中的合同均为被告提供的相同格式文本，并均与相应的《股权证书》存在着相同的关联。案涉合同文本中约定“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乙方投资款到账经确认，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被告已通过《股权证书》确认原告“已经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结合本系列其他案件中合同签署情况及其与相应股权证书的关系，本院有理由相信案涉合同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且案涉《股权证书》的股权编号、当事人信息、出资金额、出资日期均与案涉合同的编号、当事人信息、出资金额、签订日期一一对应，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原告未提供合同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案涉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作为委托方已依约完成支付投资款30000元的义务，被告作为受托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对资金进行管理并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现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已依约完成资金管理义务并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被告辩称“《股权证书》仅系原告作为被告公司股东的权利证书，仅凭股权证书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完成出资义务”，案涉《股权证书》虽为格式文本，但载有本案原告的个人信息并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故该《股权证书》载明的“股权证书是让出资人已经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成为公司股东的法律文件”“程桂林：贵股东已经……如期履行了缴纳出资的义务”应视为被告对原告“已经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确认，被告既未提交能够推翻上述《股权证书》内容及其与案涉合同无关的相反证据，亦未对其向原告核发《股权证书》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投资者依照约定有权分享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预期收益”（又称“投资红利”）和“股权投资的目标企业上市收益”，案涉合同虽未明确约定投资收益的给付日期，但结合“投资收益封闭期为45天”“投资红利终止期为甲方为乙方投资的企业挂牌上市次日”“投资期限为二年”的约定，原告于2016年8月16日出资至今已逾二年，但并未依约从被告处获得任何“投资预期收益”和“股权投资的目标企业上市收益”，符合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的投资者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故原告诉请解除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30000元及相应的投资收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案涉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已投资时间的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方式，原告诉请以投资款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1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计算投资收益，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案涉合同的内容及相关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原告该项诉请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照准。被告辩称“被告有权根据本合同决定调整年度收益分配方案，故原告要求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行使了案涉合同约定的“调整年度收益分配方案”的权利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了通知原告的义务，故本院对被告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程桂林与被告瑞盈祥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投资理财合同》；二、被告瑞盈祥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程桂林投资款30000元；三、被告瑞盈祥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程桂林支付投资收益（以3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日即2019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瑞盈祥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君君审 判 员  刘一瑶人民陪审员  彭友良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吴祎书记员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