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撤1号原告：杨立秋，男，195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河北省曲阳县。原告：杨根秋，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曲阳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龙，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进福，男，196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曲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霞，河北兴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阳县文德镇东河流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曲阳县广德镇东河流村。负责人：杨向松，该村委会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峰刚，男，195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原告杨根秋、杨立秋因曲阳县文德镇东河流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河流村委会）与杨进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2013）曲民初字第462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4）保民二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立秋及其与原告杨根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龙、被告杨进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霞、被告东河流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峰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根秋、杨立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二、依法确认东河流村委会2005年3月20日决定中确定的承包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3日，对本案被告东河流村委会与杨进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作出（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东河流村委会与杨进福就“商计锁坟场以北（不含坟场内田志姑经营部分）、西至渠、北至渠、东至道”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东河流村委会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该案二审中东河流村委会撤回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准许东河流村委会撤回上诉。本案争议土地在1995年就由东河流村委会决定由原告使用、管理并收益，长达二十多年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且自2015年4月6日起，原告就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铁塔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部分土地租给该公司使用，故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庭审中二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同时要求撤销（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被告杨进福答辩称：一、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要求撤销的（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14年9月17日生效，在（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二原告提交了2009年10月4日向东河流村委会交占地使用费收据一张，用于证明（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案件争议的标的物没有承包给杨进福，但（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该案争议标的物由杨进福承包。二原告已知该诉讼损害了其民事权益，应在法律规定的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故二原告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二原告不具有农村土地承包权资格。二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向曲阳县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即（2017）冀0634民初2217号案件。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核实了二原告的户籍均在1990年之前迁出东河流村，均在曲阳县恒州镇落户，属城镇居民身份的事实，二原告对该事实表示认可。户籍迁出后，二原告已不具有东河流村村民的身份，非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二原告非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具有农村土地承包权资格。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河流村委会辩称：同意撤销（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及（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东河流村委会与杨进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曲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曲民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后村委会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当时的经联社代理主任杨某1与杨进福有其他纠纷，杨某1害怕受到刑事追诉就在东河流村委会、党支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撤回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作出了（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该案撤回上诉并非东河流村委会真实的意见，且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在东河流村委会与杨进福确认合同效力一案中，村委会已提交大量证据和证人证言证实杨进福并未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其借于当时村主任商三刀儿女亲家关系取得盖有村委会公章的空白纸，同时授意该村会计辛某2在空白纸上填写了将涉案土地承包给杨进福的假合同，辛献州对该事实在曲阳县人民法院庭审中也予以认可。商三刀与杨进福恶意串通骗取集体土地，并未经民主程序表决，仅有假合同显然不是其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且杨进福也从未向村委会交过承包费用，更可以印证其假合同骗取土地的事实。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实归二原告所有。在1995年时经两委班子决定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给杨立秋、杨根秋，承包费原为50元，后增加至500元。二原告也按时交付，并有东河流村委会会计出具收据并立有承包土地字据。二人承包该土地已有二十余年，两委会及村民均知道该事实，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原审杨进福与东河流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原一审法院查明，杨进福于2005年3月20日开始经营诉争土地，后杨进福持盖有东河流村委会公章的空白纸找到时任会计的辛某2，辛某2按照时任村主任商三刀的意思为杨进福书写字据一份，内容为“经东河流党支部村委研究决定：关于杨进福山坡修路、修渠、下水管为方便群众，经村委会研究决定，现将商计锁坟以北、西至渠、北至渠、东至道地有杨进福经营，时间长为30年，自2005年3月20号起到2035年止。东河流村委会2005年3月20号立”。对于合同订立过程，杨进福称：在2005年正月，村干部找到杨进福施工地点叫杨进福修路挖渠，答应给杨进福一块地，但杨进福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是哪个干部答应的，只说是村委会全体干部。庭审时东河流村委会称该字据就是承包合同，是在商三刀的授意下由辛某2所写，别的村干部并不知道，杨进福没有给村委会修路修渠和下水管，当时杨进福开山，不修路修渠开不了山。原一审法院认为，2005年3月20日杨进福开始经营本案诉争土地，因没有第三人对杨进福承包土地的范围提出异议，所以应认定东河流村委会与杨进福双方约定的四至明确，即商计锁坟场以北（不含坟场内田志姑经营部分）、西至渠、北至渠、东至道。后村会计辛某2为杨进福出具了经营该地的手续，并将日期书写为杨进福实际经营土地的时间，由此反映出东河流村委会对杨进福从2005年3月20日开始经营诉争土地的认可。从杨进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过程和辛某2写的字据的内容可以看出，杨进福是以答应给村里修路、修渠、下水管作为承包义务，取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因此，双方形成了发包与承包关系。事后村会计写的字据尽管形式上没有杨进福签字，但由于它是一个补写的手续，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证明2005年3月20日杨进福承包了土地，署名的日期也是承包土地的时间，所以2005年3月20日的字据应视为双方订立了承包合同的主要证据，应认定2005年3月20日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杨进福不承认其为合同，而认为是村委会出具的一个凭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案涉承包的土地不属于家庭联产承包性质，而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规定的其他方式承包的情形，故东河流村委会可以据此以协商的方式与杨进福签订承包合同。杨进福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非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且从合同订立过程和内容来看，东河流村委会也无证据证实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加之杨进福已经营多年，故东河流村委会请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曲阳县东河流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该案判决后，东河流村委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准许东河流村委会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该裁定送达后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二原告2017年5月2日的民事起诉状、2017年5月12日二原告给曲阳县人民法院的申请书、曲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634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6民终3110号民事裁定书、曲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634民初2479号民事裁定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6民终615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实二原告在被侵权之后一直主张权利，被告也积极应诉，不存在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证据二，东河流村委会1995年9月16日的收款收据一张；证据三，2009年10月4日，东河流村党支部及村民委员会字据、收据各一张，证明东河流村委会将梨树地河沟以南地一片，给杨立秋使用，杨立秋交纳了使用费。证据四，东河流村委会2017年6月29日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土地由杨立秋、杨根秋经营，2015年4月经东河流村委会同意，二原告将此地一部分租给铁塔公司建立通信信号塔，并收取土地租赁费至今。证据五，证人杨某1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同上。证据六，中国共产党曲阳县东河流村支部委员会2017年5月20日出具的杨国正（身份证为杨某2）任职证明及杨国正的证言各一份，证明杨国正从1970年至1999年间担任东河流村党支部书记，1995年间没有村主任，由其负责东河流村党政全面工作。杨国正证明涉案土地于1995年由东河流村两委班子决定将涉案土地以50元的价格承包给二原告长期使用，当时没有合同，但是出具了收据。证据七，郑某书面证言，东河流村出具的任职证明各一份，载明郑某自1965年至今一直任东河流村会计职务。证明1995年经东河流村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决定，将涉案土地承包给杨立秋和杨根秋，承包费50元，当时没有书面合同，但出具50元收据一张。2009年，杨立秋和杨根秋要求村里出具书面合同，经协商村里又让二原告增加承包费500元，并出具收据一张，东河流村委会向二人出具字据一张。证据八，辛某2（身份证为辛现州）证明一份，证实任村经联社主任的商三刀给了杨进福一张带有村委会公章的空白信笺，商三刀让杨进福找辛某2写一个手续，辛某2按照商三刀电话说的内容，写了杨进福给东河流村修渠、修道，把商计锁坟以北地一块给了杨进福，其他事情都不知道。证据九，铁塔公司与杨立秋签订的通信铁塔（基站）场地租赁协议一份，证实原告杨立秋作为出租方对出租土地有使用权。证据十，东河流村委会2018年6月13日证明一份，证实原告杨立秋一直系东河流村委会集体成员，依法享有该村集体成员权利。证据十一，杨立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是开庭前一周东河流村委会刚发下来的，证的日期是2018年12月24日。证实二原告享有该村村集体成员的权利，对涉案土地的承包也是合法的。庭审后，二原告提交了新证据，证据十二，铁塔公司出具的证明、内部账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铁塔公司向杨立秋租赁土地建设通信传输信号设备，2015年至2020年共分5次向杨立秋支付租金，每年4000元，共2万元，证明目的同证据九。证据十三：铁塔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出具的东河流村委会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实租赁土地是经东河流村委会同意的，印证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的事实。证据十四，东河流村委会现金日记账四页，证明杨立秋向村委会支付了涉案土地的租赁费，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证据十五，证人杨某1、杨某2、辛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杨某1是东河流村前村委会主任、杨某2是崔峰刚书记的前一任书记、辛某1从八几年开始是东河流村委会委员任职至今，以上三名证人均证实在各自任职期间该涉案土地一直由原告经营使用，且使用权归原告所有。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杨进福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二原告在庭审中提交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应采纳。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承包这么长时间只拿出09年的字据来，只交一份证据证实不了原告承包这块地、交承包费的过程，也不能证实二原告有使用权。证据四、五、六、七、八均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村委会在2013年杨进福承包这块地时，种的树被杨某1带领村书记崔峰刚、辛某1、郑某等人砍伐，被曲阳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提起公诉，以上证据均对杨进福产生利害关系，损害杨进福的权益，因此对证据四至八均不认可。证据九，真实性认可，但系在2015年签订的。证据十不认可，我国公民不能发生两重身份，该证据是虚假的。证据十一与本案诉争土地无关联性，承包证上的土地与本案争议土地不是一块地。证据十二，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铁塔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是不能证明二原告对争议土地有使用权。证据十三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是东河流村委会给铁塔公司出具的。证据十四，真实性认可，但只能证明杨立秋支付了占地使用费，没有载明是哪块地，不能证明二原告对争议的土地的使用权。证据十五：对三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理由：1、杨某1没有客观真实反映在642号案卷中的证据、资料，而且可以看出杨某1与杨进福之间有矛盾，有明确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杨某2在曲阳2217号案件中已经出庭作证，且该案没有采纳该证人的证言，而且在今天的出庭作证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杨国正与杨进福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矛盾，与杨进福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对证人辛某1的证言也存在与杨进福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辛某1对杨根秋、杨立秋在1990年已经迁出该村的户籍不知晓，此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东河流村委会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表示全部认可。证据十三确系东河流村委会向铁塔公司出具的。证据十四的账目认可是村委会的，所记载的“杨立秋占地使用费”500元就是涉案土地的费用，杨立秋在村里有责任田，但是需要交钱的土地，就这一块。2009年之前，东河流村上一届支部给二原告的地，二原告一直使用，500块钱是崔峰刚上任以后让二原告补交的，因为以前交的太少，老百姓不干。对三名证人的证言内容均予认可。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九、证据十二、证据十四，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铁塔公司与二原告的租赁协议等有关铁塔公司的证据，虽杨进福提出异议，称已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另案诉至法院，但经核实，该案件尚未出具生效文书，不能证实杨进福主张的对铁塔公司占用的土地享有相关权利的事实。对于原告提交的、杨进福提出异议的其他证据，因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且与村委会的陈述相互吻合，故对有争议的其他证据的证明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三名证人出庭的证言，杨进福虽主张与证人有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不应采信，但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否定三名证人证言中显示的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事实，故对三名证人的证言不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需与其他证据结合认定。被告杨进福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书、（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判决书、（2017）冀0634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书、二原告2017年5月2日的起诉书一份、二原告与铁塔公司2015年4月6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一份，以上共五份证据证明二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二：1、2005年3月20日东河流村党支部村委研究决定复印件一份。证据来源在（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卷宗中复印来，证明争议土地由杨进福经营。2、杨进福的控告书一份，证明本案争议土地中的树木被杨某1等人砍伐，杨进福进行了控告，故证人证言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3、曲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起诉书，证明内容同上。证据三，1、（2013）曲民初第64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卷宗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各一份，该案为东河流村委会作为原告诉杨进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在该案中，东河流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相同，是二原告提供给村委会的证据，证明在642号案件中本案二原告就知道该案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其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期限。2、2015年5月2日的民事起诉书一份。3、调取的曲阳县人民法院642号卷宗中的三份证据：（1）现场图P16，（2）P17村委会的字据，（3）P18是2009年10月4日的收据，（4）P25-36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5）保定中院的（2014）保民一终字562号民事裁定书，（6）（2017）冀0634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书，当时保定中院对杨根秋、杨立秋的上诉只是提出了程序问题对实体问题没有提及。二原告对杨进福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证据三的质证意见为，在原告权利受侵害之后，二原告即向曲阳县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杨进福积极应诉，未提出任何异议，且二原告一直通过曲阳县法院和保定中院主张权利，一直没有间断，已在6个月之内主张权利，不存在权利消失一说。证据二，1、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不存在杨进福在村里修路等事实，修路等均为村委会出钱修建，与杨进福无关。杨进福取得该证据是基于其与当时经联社主任商三刀的亲家关系在盖有村委会公章的空白信上填写，填写人辛某2证言可以证实。杨进福取得土地使用权未经过民主程序，也未缴纳租金，且字据上载明的四至范围也明显错误，其中还包含了其他村民的土地。若其自2005年开始经营该块土地，那么与铁塔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也应是杨进福，更可以印证杨进福并未实际经营使用该块土地。对证据二中的2、3，即起诉书、控告书的三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起诉书中被告人是杨某1，事实上因杨进福骗取假合同，严重损害村委会和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因而村委会才提起解除合同之诉，之后村委会进行上诉，因杨某1涉及刑事案件，受杨进福胁迫在村委会不知情的情况下撤回上诉，才导致侵害二原告权利的事实出现，撤回上诉也并非东河流村委会真实意思表示。东河流村委会对杨进福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2-1，决议是假的，当时商三刀与杨进福是亲家关系，商三刀代理村主任，给杨进福一份空白信，杨进福拿空白信找到村会计辛某2，在电话中辛某2听商三刀的指示，才产生了虚假合同的内容。证据2-2，对证据内容不认可。证据2-3，不认可。对证据一、证据三，不认可642号案件及该案中的证据。642号案件中的合同是假的，因为当时崔峰刚在职，当时他们通过欺骗手段进行的撤诉。对杨进福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待证事实，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证据二东河流村委会出具的决定复印件的内容，虽二原告及村委会不认可，但根据本案多名证人的陈述内容可以印证该决定内容的客观存在，二原告及东河流村委会只是对该证据的形成过程提出的异议，故对该证据的内容，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自1995年开始，东河流村委会将争议的部分土地，交由原告杨根秋、杨立秋使用，杨立秋向村委会交纳土地使用费50元，村委会给杨立秋开具了收款收据，收款人郑某，东河流村委会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但东河流村委会按法律规定的形式与二原告签订过书面协议。2009年10月4日，东河流村委会又出具“字据”明确了将梨树地河沟以南地一片，西至道，往东12米，东至大队地，南至田志姑，北至斜道的地块给杨立秋使用，“字据”上加盖了东河流村委会及该村党支部委员会的公章确认。同日，杨立秋交纳占地使用费500元，收款人为郑某，由东河流村委会加盖村委会及村党支部委员会公章确认。村委会认可争议土地的使用费一直由杨占秋交纳，并提交了东河流村的现金日记账予以证实。2015年4月6日，铁塔公司与杨立秋签订《通信铁塔（基站）场地租赁协议》一份，将涉案土地中的部分土地出租给铁塔公司使用，2019年4月29日铁塔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该公司与杨立秋签订租赁协议，并由杨立秋收款的事实，同时提交了铁塔公司的内部账目复印件一份，载明该公司自2015年至2019年五次给杨立秋支付租赁费的记录。对该事实，二原告提交了由铁塔公司存档的，东河流村委会认可铁塔公司与杨立秋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的证明，可与以上证据相互佐证，证实二原告主张的其自1995年至今一至使用涉案部分土地的事实，但各方均认可，二原告未与东河流村委会就争议土地签订过书面承包合同。2005年3月20日东河流村委会出具研究决定一份，该决定内容为：“经东河流党支部村委研究决定：关于杨进福山坡，修路，修渠，下水管，为方便群众，经村委会研究决定，现将商计锁坟以北，西至渠，北至渠，东至道地有杨进福经营，时间长为三十年。”未约定具体使用费用，该决定加盖了东河流村委会的公章。就该处土地，杨进福与东河流村委会亦未签订过书面承包合同。对二原告主张的土地与杨进福主张使用权的土地存在重叠、交叉的事实，二原告、杨进福与东河流村委会均未提出异议。二原告起诉要求撤销的（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判决，系东河流村委会作为原告诉被告杨进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该案中东河流村委会起诉称2005年3月20日的协议没有经过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研究同意，侵害了集体财产，请求确认2005年3月20日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该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2005年3月20日被告开始经营本案诉争土地，因没有第三人对被告承包土地的范围提出异议，所以应认定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四至明确”，认定“2005年3月20日的字据应视为原、被告订立了承包合同的主要证据，应认定2005年3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承包合同。”由此判决驳回了东河流村委会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东河流村委会提出上诉。在审理过程中东河流村委会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作出（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准许东河流村委会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在该案中，本案二原告杨根秋、杨立秋未参加诉讼。2017年4月24日，杨进福作为原告，将铁塔公司作为被告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诉至曲阳县人民法院，要求实现其对铁塔公司占用土地的使用权，截至本案庭审结束前，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该案已经审结并出具裁判结果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中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案外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同时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其可作为该案件中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二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三是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对于曲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曲民初字642号案件中的争议土地，本案二原告杨根秋、杨立秋主张对该土地享有使用权，并提交了东河流村委会出具的收据、该村账本、时任村书记杨某2、时任村委会委员辛某1、2012年至2018年期间任村经联社主任的杨某1等证人证言、二原告与铁塔公司的租赁合同等证据，以上证据虽杨进福不认可，但并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推翻以上证据相互印证的事实，故二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且与东河流村委会的陈述相互吻合，可以证实二原告自1995年开始使用部分争议土地至今的事实。而在（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二原告并未参加该案的审理，在本案中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二原告对该案的审理是明知的，且自愿放弃主张权利的事实。故二原告的起诉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关于杨进福主张其使用争议土地的事实，虽提交了东河流村委会的决定一份，但该决定并非符合法律规定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且东河流村委会对该事实不予认可，杨进福也未提交该决定已经民主议定程序的相关证据。杨进福提交的控告材料及曲阳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也未明确该土地使用权的归属，未明确该案犯罪事实发生的土地范围，无法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杨进福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关于杨进福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二原告并非（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案件的当事人，该案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终审裁定。杨进福主张二原告知道该案的审理，称该案中东河流村委会提交的相关证据，系二原告提供给村委会的，但二原告及东河流村委会对此主张并不认可，均称杨立秋的票据各方均保存一联，而杨进福未再提交其他证据证实二原告已知晓642号案件审理的主张，故杨进福称二原告知晓642号案件审理，进而证明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且原告杨立秋提供的场地租赁协议显示其仍在对该土地行使权利，直到2017年4月，由铁塔公司告知二原告因杨进福与该公司发生土地使用权争议，二原告才得知（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案件，随即二原告于2017年5月2日向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杨进福主张二原告第一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时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2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杨进福、杨根秋、杨立秋在本案中均提交了（2017）冀0634民初2217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中二原告的起诉状，双方提交的起诉状中，杨进福提交的有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日的，有2015年5月2日的，二原告提交的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日的，对此二原告解释为笔误，已在该案中更正，杨进福认为应以2015年5月2日起诉状记载的时间为准。本院认为，对杨进福该抗辩理由，其在（2017）冀0634民初2217号案件中未对起诉状中的落款时间提出过异议，也未对诉讼时效问题提出过主张，该案文书中也未载明对二原告诉讼时效的相关事实认定，故杨进福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二原告自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已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法律规定，未超出六个月的时效。虽之后因级别管辖问题历经多次程序性审理，但二原告第一次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张，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故对杨进福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二原告起诉请求要求确认东河流村委会2005年3月20日决定书中的承包地归二原告所有的问题，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二原告使用的土地与（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中涉及的土地存在重叠交叉的事实各方均未提出异议，但该土地在多年使用过程中，二原告或被告杨进福均未与东河流村委会按照法律规定形式及程序签订过书面协议，故涉案部分土地虽由二原告在使用，但仍应根据该土地的性质，按照法律规定审查土地使用权人的主体资格及履行民主程序，依法由村集体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权手续。故在本案中，对二原告起诉请求确定土地使用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二原告的起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4）保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裁定及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2013）曲民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杨根秋、杨立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杨根秋、杨立秋、被告杨进福、被告曲阳县文德镇东河流村村民委员会各负担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韩 皓审判员 刘华锋审判员 段 超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