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3民初1774号原告曲晓辉，男，1954年11月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代理人高颖，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法定代表人丛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玉，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曲晓辉与被告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辽0203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原告曲晓辉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9）辽02民终4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辽0203民初337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晓辉及其委托代理人高颖、被告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曲晓辉诉称，原告于1972年入职被告，1993年4月20日原告与大连大重集团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4年4月20日。1997年被告派原告到大连重工组装发运基地工作。2003年大连重工组装发运基地的负责人告知该公司不再继续经营，被告通知原告要想保留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必须在分流表上签字，之后可以给原告继续安排工作。2010年11月1日原告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1年12月1日双方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变更为被告履行劳动合同，故被告应依据同岗同事的工资给付原告工资。原告离岗退养是被告的单方意思表示，其所提供的审批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该审批表内容上看所在单位是大重港务公司，所在单位审核意见一栏的印章是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厂，上面所列单位均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故原告离岗退养的状态没有法律效力。2004年至2014年间原告向被告业务所涉及的单位提供了相关的劳动，此期间原告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如果原告是离岗退养的状态，就不符合高级工程师评定的相关标准。因此，通过此节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已为被告提供了相关的劳动，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工资。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199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的最后期限为2014年4月20日，双方没有必要再签订2010年的劳动合同，该份合同的形成是被告主动变更了原告离岗退养的事宜，并同意原告可以同被告其他在职员工一样享有工作和获取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的权利，并也实际给原告安排了工作。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原告的工作地点系甲方业务所涉及的区域。在该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所提供的劳动的单位都是甲方业务所涉及的单位，也都是在替被告在工作，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工资。本案没有过时效。原告被离岗退养之后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致使被告在2010年11月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就恢复其原有的待遇问题一直在和被告交涉，被告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答复，直至2017年被告才就原告的问题做回复，因此本案没有过时效。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给付原告工资319513元（自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2、被告按照在岗人员的标准给原告补齐欠缴的五险一金。被告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补偿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应享受的在岗工作人员的一切待遇”，对此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2014年11月原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导致与被告劳动关系终止，故，原告应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提出诉求，据此，原告为其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诉求已超诉讼时效。二、原告自愿申请离岗退养，经单位批准，符合法律规定，非在岗人员。2003年8月7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下发《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员分流指导意见》，组织对大重大起员工进行减员分流，在此环境下，2003年12月12日原告自愿填写了《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并在分流渠道本人意向选项中选择了第五项：离岗退养。在该审批表上，主管部门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已盖章通过，同时，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1月10日下达通知正式批准通过，手续齐全。说明原告本人知悉并了解减员分流事实，且为自愿申请，单位也已履行了相关手续，合法合理。同时，对于此次公司减员分流的行为，有公司及政府的相关文件支持，也已经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根据1993年国务院第111号令《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劳社部发[2003]21号等文件的规定，程序上无任何瑕疵，合法有效。故原告自2004年1月1日起正式离岗退养，而非在岗工作人员。三、2010年《劳动合同》的签订，是由于企业改制，对原告离岗退养的事实的延续。2010年11月1日，原告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的签订，是由于原告的用人单位因股份制改革，由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后由于资产重组原因，劳动合同甲方变更为被告。根据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原甲方与乙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期限和责任、权利、义务等相关条款都不变，由现甲方和乙方履行。原告被被告接收，仍然处于离岗退养状态。可见，《劳动合同》签订前后，除了原告的用人单位发生变化外，离岗退养的事实及生活费的发放，并没有变化。四、原告为离岗退养状态，非在岗人员，未向被告提供过劳动，索要在岗人员工资无法律依据。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工资的前提，应是员工向用人单位提供了一定劳动，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应是连续的、不间断的。而原告离岗退养期间，并未向被告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劳动，不符合工资分配的基本原则。同时，原告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提供了劳动。另外，在原告提供的《曲晓辉劳动待遇的申诉》、《关于公正解决曲晓辉劳动待遇和退休待遇的情况反映》中，原告多次提到“提出重新安排工作”、“公司也没有按照合同内容安排我到岗”、“而我从签合同到现在，公司也没有按照合同内容安排我到岗”及结合上下文内容，可见，客观事实为原告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并未向被告提供工作，实际上是离岗退养状态。同时，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应认可原告离岗退养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的事实。原告在仲裁庭审过程中（可见笔录第6页），仲裁员询问：“2004年至2014年，申请人是在家待岗还是在岗工作？是否缴纳了保险、支付了生活费、是否有相关证据？”申请人（原告）回答：“基本上是在家待岗，待岗期间缴纳了保险、支付了生活费，但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合同中未约定工资。没有相关证据提供。”对于仲裁阶段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尤其是对其不利的自认事实，在无胁迫和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五、被告已支付生活费及相关待遇，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告离岗退养期间，被告依据《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员分流指导意见》对原告离岗退养期间的生活费及保险等其他福利待遇进行发放，已按月足额支付了原告离岗退养期间的生活费、采暖补贴、医疗、养老、失业、公积金等，原告未曾提出异议，也并不违反《大连市关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大劳发[2003]65号文件）。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保护被告合法权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3年4月20日到大重集团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4年4月20日止。2003年8月，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下发了《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员分流指导意见》（大连重工?起重人[2003]48号）。根据该文件的内容，2003年12月12日，原告填写了《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在“分流渠道”一栏中选择了“离岗退养”并签字。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钢结构厂、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处分别在所在单位审核意见栏及主管部门审批意见栏内盖章。2004年1月10日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出通知，同意原告离岗退养。离岗退养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为500元+原档案工资+工龄补贴。原告在离岗退养期间，其生活费标准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支付。2010年因股份制改革，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2010年11月1日，原告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就原告的劳动关系变更进行了交接，交接前后原告的岗位均填写为“离岗退养”。2011年12月1日，由于资产重组，原告与被告订立《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原告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等由被告履行。2014年11月5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被告停发了原告的生活费。2014年10月27日，原告就工资待遇等问题向被告书面提出申诉，被告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关于对曲晓辉申诉事项的答复”，2015年1月21日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事项提出书面质疑，2015年10月29日被告作出“《关于对曲晓辉申诉事项的答复》的质疑的说明”，2016年1月11日原告收到该说明。2017年1月9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3月2日，原告先后向大连市人大常委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反映情况，另向大连市政府信访办进行信访。2017年3月31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原告的信访要求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国资发字[2017]4号），决定不予支持原告的信访诉求，原告于2017年5月收到该答复。在原告提交的情况反映中自认从2004年开始向领导反映情况，提出重新安排工作，提出要求上岗工作。2018年4月27日，原告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应享受的在岗工作人员工资629498元。在仲裁庭审中，原告自认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基本上是在家待岗”。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大劳人仲裁终字[2018]第68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案诉讼中，原告申请对《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上内容（除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和主管部门栏内）形成方式进行鉴定。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29日出具辽学鉴[2019]文鉴字第0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鉴的《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上填写内容（除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和主管部门栏内）为直接书写形成。庭审中，被告提出该《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中填写的内容均为原告本人所书写。原告认可该《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对填写的其他内容是否是其本人书写表示记不住了。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2份、劳动合同变更协议、银行流水、曲晓辉劳动待遇的申诉、关于对曲晓辉申诉事项的答复、曲晓辉对于答复的质疑、关于曲晓辉的质疑的说明、关于公正解决曲晓辉劳动待遇和退休待遇的情况反映、大连信访的短信回复、大连国资委的回复、快递单、设计方案、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018]第680号仲裁裁决书、[2019]文鉴字第0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提供的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通知、员工变更劳动关系审批表、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关于下发的通知》、《大连重工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减员分流指导意见”》、《大连重工职代会复议“减员分流指导意见”、审议“减员分流实施方案”意见》、《大连市关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工资发放记录、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住房公积金个人历史明细账查询结果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被告是否欠付原告工资。关于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被告提出2014年11月原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被告劳动关系终止，原告应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提出诉求，原告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提出，故其诉求已超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自2014年10月起对离岗退养一事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未得到解决，2017年4月原告收到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其仲裁时效因原告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而中断。原告于2018年4月27日提出仲裁申请，未超过仲裁时效。故被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是否欠付原告工资一节。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其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工资319513元。被告否认，主张原告于2004年1月已办理了离岗退养，被告已按规定向其发放了生活费，不应再支付工资。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劳动合同、关于劳动待遇的情况反映、设计方案等证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通知、员工变更劳动关系审批表等证据。原告对《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认可该《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对其他填写内容系由其本人填写不认可。据司法鉴定意见，原告提供的该《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的填写内容系直接书写形成，符合司法鉴定条件。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不申请鉴定，由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该《职工分流选项审批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企业重组进行减员分流工作中，原告选择了“离岗退养”的方式，且经用人单位审批，此后原告的前用人单位及被告均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向原告发放了生活费，并无不当。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在岗职工标准向其补发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的工资，应当提举其在该期间连续、不间断的提供劳动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设计方案等证据仅证明其替案外人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完成了工作，且结合原告在仲裁庭审中的自认及原告在关于劳动待遇等问题的情况反映中的陈述，原告主张其已向被告提供劳动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补发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在岗人员的标准给原告补齐欠缴的五险一金的请求，因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曲晓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曲晓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健审 判 员  张春艳人民陪审员  颜秀云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霞书记员张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