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3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伟，男，汉族，1991年4月22日出生，云南省宣威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通，云南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卡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中路********。法定代表人：王芳。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杰，民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家军，男，汉族，1979年11月17日出生，安徽省肥东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娅玲，云南琅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嵩明捍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牛栏江镇黑山村**iv>法定代表人：崔庆禹。上诉人陶伟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卡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松公司”）、周家军、原审第三人嵩明捍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捍宇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17日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陶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认定的事实，上诉人修理工作是在被上诉人卡松公司的修理厂内进行，修理使用的场地、电力、设备、材料等都是卡松公司的。上诉人对挖机修理的行为是卡松公司为挖机所有人保蛟提供修理服务的组成部分，对保蛟而言上诉人的修理行为也是卡松公司对挖机的修理行为，上诉人和杨周都是以卡松公司的名义在为保蛟的挖机进行修理。上诉人和杨周在修理过程中，听从被上诉人周家军的指挥、管理、控制。是因被上诉人周家军和卡松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强令违章作业而造成上诉人伤害的。一审法院使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本案案由应当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挖机修理是特种行业，需要相应的资质，一审法院认为挖机修理不需要资质是错误的。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卡松公司答辩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卡松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周家军并非卡松公司的工作人员，是被上诉人周家军拿卡松公司的印章与案外人保蛟签订合同，卡松公司并不知情亦未追认。至于被上诉人周家军与上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上诉人为什么会受伤，被上诉人均不知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被上诉人周家军答辩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被上诉人自己拿卡松公司的印章在和保蛟的合同上盖的章，自己也没有让上诉人来修理镗孔，被上诉人周家军与原审第三人捍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庆禹联系，而崔庆禹叫上诉人来修理镗孔的。被上诉人周家军与上诉人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应当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受到损害的后果。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原审第三人捍宇公司答辩表示，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97026.51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34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0400元、误工费36337.37元、残疾赔偿金12398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5208元、后期治疗费15000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营养费10000元、交通费及餐费5000元，以上合计358355.88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医疗费增加为105126.5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伟系居民户，陶云馨系其女儿（2018年8月31日出生）。卡松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普通机械设备的维修。崔庆禹系捍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3月19日,被告卡松公司（乙方）与保蛟（甲方）签订《工程机械修理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维修小松240-8发动机。乙方一栏有周家军的签名及卡松公司的印章。2018年3月20日，周家军打电话给崔庆禹，让其修理上述机械的镗孔。2018年3月21日，陶伟叫上了杨周一同前往卡松公司。到达卡松公司后，陶伟联系了周家军。在修理过程中，挖机的大臂滑落砸伤了陶伟的腿。陶伟随即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共住院34天，于2018年4月24日出院，花费医疗费96855.35元、影像费171.16元、人血白蛋白费5400元、膝关节支具费2700元。2018年6月24日，陶伟委托云南乾盛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后期医疗费评估，鉴定意见为：陶伟后期医疗费评估为15000元。2018年10月11日，陶伟委托云南乾盛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意见为：陶伟伤残等级为九级。陶伟支付上述鉴定费共计1800元及出诊费2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1、崔庆禹于2018年3月21日打电话询问其是否愿意修理挖机镗孔，原告回复去现场看看，故原告叫上杨周帮原告一起修理。修理工具是原告自己准备。原告和杨周达到卡松公司后，原告联系了周家军。周家军称拆除大臂修理镗孔费用太高，故要求把大臂支撑起来修理。原告就按照周家军的要求修理，由于大臂支撑不稳滑落砸伤了原告的腿。2、关于修理费，原告平时修理镗孔的费用均是3000元，由于此次修理周家军不要求拆除大臂，所以和周家军谈的修理费是1300元，但现原告并未收取修理费。3、在此次修理之前，原告并不认识周家军和保蛟。修理过程中原告未见过保蛟，周家军未告诉原告其与卡松公司的关系，亦未告诉原告挖机的所有人。被告周家军、卡松公司均表示无法提供保蛟的联系方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应首先确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如下：1、根据被告周家军和原告的陈述，原告到达修理现场后系原告与周家军联系，周家军虽陈述由保蛟和原告商谈修理事宜，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从卡松公司与保蛟签订《工程机械修理合同》以及周家军联系崔庆禹修理镗孔的事实来看，可以推定保蛟在要求修理挖机发动机后进一步向修理方提出修理镗孔的要求，这一推定亦能合理解释系周家军联系崔庆禹、陶伟联系周家军，而非保蛟联系崔庆禹、陶伟联系保蛟。故虽然保蛟与卡松公司签订的《工程机械修理合同》系针对发动机，但根据周家军联系崔庆禹、陶伟就修理镗孔一事联系周家军的事实可以推定保蛟与卡松公司就修理镗孔再次达成了合意。至于卡松公司认为对《工程机械修理合同》的印章并不知情的抗辩，庭审中卡松公司已认可周家军会利用其场地修理机械设备，故无论周家军基于何种理由对外以卡松公司的名义签订修理合同，就外部而言卡松公司应是合同相对方。2、根据原告关于“平时修理镗孔的费用均是3000元”、“修理镗孔系自带工具”以及“陶伟让杨周帮忙”的陈述，原告修理镗孔的工作满足以下情形：（1）以个人名义对外从事镗孔修理；（2）自行准备工具；（3）不需要自己独立完成修理工作；（4）完成修理工作后获取报酬。通过上述四个情形可以看出原告的工作符合以下特征：（1）卡松公司（或周家军）与原告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原告以交付成果获取报酬，而非单纯的劳动力；（3）卡松公司支付报酬的前提是镗孔修理完毕而非原告付出了何种劳动力或是否是其本人单独完成。鉴于此，无论周家军系以其本人名义还是以卡松公司的名义让原告修理镗孔，卡松公司或周家军与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的规定，双方成立承揽合同关系。3、对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被告虽认为原告系第三人员工，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分析，原告与卡松公司就修理挖机镗孔建立了承揽合同关系。对于原告在修理镗孔过程中造成的人身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卡松公司作为定做人只有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首先，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并未要求从事挖机修理需要资质，且原告亦认可之前从事镗孔修理，故周家军让原告修理镗孔并不存在过失；其次，原告虽主张系周家军要求不拆除大臂进行修理，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现无证据证明周家军存在指示过错。由此，现无证据证明卡松公司或周家军存在过错。综上，原告要求卡松公司、周家军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陶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除对于一审法院所确认事实中“2018年3月19日,被告卡松公司（乙方）与保蛟（甲方）签订《工程机械修理合同》”有异议外，对于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对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提出的前述事实异议，因该《工程机械修理合同》上的确加盖有被上诉人卡松公司的印章，且本案的修理现场也是在卡松公司，故对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提出的该异议，不予支持。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周家军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卡松公司、周家军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或者周家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有相应的依据，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有异议，但其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支持其异议，故本院亦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卡松公司系定作人，上诉人系承揽人。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无相应责任与本案认定事实不符，因本案所涉及大型机械设备的维修，对于专业技能、从业经验、安全保障等都需要严格的要求，而被上诉人卡松公司对上诉人个人作为定作人的选任，以及对自己公司印章的管理上都有瑕疵，故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本院酌情判决由被上诉人卡松公司向上诉人赔偿30000元，其余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周家军在本案中应当与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在被上诉人卡松公司承担前述责任后，其与被上诉人周家军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处理。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妥之处，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昆明卡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被上诉人陶伟赔偿30000元；三、驳回上诉人陶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676元由上诉人昆明卡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667.6元，由上诉人陶伟承担600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昕光审判员  杨 艳审判员  朱 欢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郭亭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