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初3493号 原告：茅野素，女，196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波，浙江南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晶，浙江南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余姚市双鹤电子仪表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大隐镇大隐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342469828。 法定代表人：罗伟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建，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幼峰，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茅野素为与被告余姚市双鹤电子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鹤电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于2018年8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先行进行调解。调解期间，原告于2018年9月7日就证据《协议》、《辞职书》、《辞职协议》上“茅野素”、“野素”的签名是否原告本人所签向本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委托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后因调解不成，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受理了本案，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茅野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波，被告双鹤电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建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7月30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茅野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波，被告双鹤电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当庭宣告判决。 原告茅野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无法领取养老金导致的损失4424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79年10月进入村集体企业余姚县大隐公社芝林纸盒塑料厂工作，该厂由罗立鹤长期担任厂长。1993年4月，该厂转制为私营企业，包括原告在内的原有职工和固定财产及物资、债权债务等都转入由罗立鹤个人开办的余姚市芝林玻璃仪表厂。2001年12月28日，罗立鹤与罗鸣鹤合资设立被告，原告及其他同事从被告成立之日即转入被告处工作。被告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10月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其余期间未缴。至2012年6月17日，原告达到退休年龄，未享受退休待遇，仍在被告处工作。2018年2月10日，原告从被告处辞职。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致使原告退休后无法按月领取养老金，该损失理应由被告赔偿。由于原告非因本人原因被先后安排在余姚县大隐公社芝林纸盒塑料厂、余姚市芝林玻璃仪表厂和被告处工作，故计算损失时应把原告在三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应缴费年限。据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双鹤电子公司辩称：1.答辩人已对原告进行补偿，无需再对原告进行赔偿。2009年2月，在余姚市工贸办的鉴证下，被告与原告、毛春苏、茅爱丽、陈彩萍、孙岳芬、徐金华等人达成协议，根据当时各员工在被告处工作年限的不同，分别给予不同金额的补偿。原告与答辩人则于2009年3月29日签订《协议》一份，以6000元的金额作为养老保险补偿。2012年8月2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辞职协议》一份，答辩人明确表示因原告年龄关系，愿意给予原告一次性养老保险费用补助6000元，且已如数发放给原告。故答辩人已经履行了之前应尽的职责，无需再对原告进行赔偿。2.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答辩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本案中原告于2009年3月29日与答辩人签订《协议》（一次性养老保险补助协议）一份，当时便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根据当时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应在此后一年内申请仲裁，但原告并未申请仲裁，其仲裁时效已过。第二，原告于2012年6月达到退休年龄，但因缴费年数累计未满15年而不能领取养老金，当时原告也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被侵害，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应在此后二年内向法院诉讼，但原告直至2018年7月2日才提起诉讼要求答辩人赔偿其因无法领取养老金导致的损失，其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故答辩人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以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1.原告提交的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3日向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事实； 2.原告提交的《余姚市双鹤电子仪表有限公司员工离职/辞职申请表》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于2018年2月10日从被告处辞职的事实； 3.原告提交的工业企业登记表、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余姚市芝林玻璃仪表厂清算报告、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投资协议各1份，拟证明余姚县大隐公社芝林纸盒塑料厂、余姚市芝林玻璃仪表厂和被告三家企业的登记情况及原告非因本人原因被先后安排在上述三家企业工作的事实； 4.原告提交的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被告曾为原告缴纳了11个月的养老保险费的事实。 5.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退卷函1份，拟证明原告申请的笔迹鉴定被依法退回的事实。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向本院提交2009年3月29日的《协议》1份、2012年8月20日的《辞职协议》1份、2012年8月20日的《辞职书》1份，拟证明2009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双方确定由被告补偿原告6000元作为养老金的损失及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后，2012年8月20日原被告之间就养老金补偿达成一致，同时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终止一切养老保险关系，被告于2012年8月20日支付6000元款项，所以在2009年3月29日的《协议》上注了“款现付2012年8月20日”的字样。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上的签名不能确认是原告本人所签，同时认为2009年3月29日的《协议》有不合理的地方，《协议》下方大隐镇工贸办作为鉴证单位盖章的日期是2009年2月17日，但《协议》是3月29日签订，鉴证时间早于协议签订时间，不合常理，故认为鉴证单位的章没有效力，另外对协议上的“款现付”原告也不认可，原告没有收到该笔款项，且《辞职协议》、《辞职书》上签名为“野素”也不合常理。本院认为，原告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签名均有异议，在庭前也已就《协议》、《辞职书》、《辞职协议》上“茅野素”、“野素”的签名是否原告本人所签向本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委托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后因原被告均无法提供与检材同期的自然样本，故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以现有的样本材料未达到比对条件为由，退回了本次委托鉴定。据此，本院认为，在被告未能提交其他相应证据证明上述证据上的签名是原告本人签名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不予采信。 2.被告向本院提交《协议》复印件五份（与原件核对无异），拟证明被告分别与毛春苏、茅爱丽、陈彩萍、孙岳芬、徐金华因该五人年龄已超过国家养老保险缴费年龄且工龄比较长而达成养老保险一次性补助的协议，其中毛春苏等三人因为之后自行补缴了社保，现在已经在领取养老保险的事实。原告认为其并不是这些协议的参与人，无法确认协议的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之间订立的协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 3.被告向本院提交其从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调取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存折复印件、网银落地记账凭证各1份，拟证明2012年8月13日，原告凭个人身份证、银行存折向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办理了社保注销手续并于2012年9月4日向社保管理处领取了社保个人部分。原告对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确认是否办理了终止参保手续，也不记得是否领取了社保个人部分，故对该部分事实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被告向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调取，且证据上的身份信息表明确系原告，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4.被告向本院提交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原告从2010年开始向余姚市社保中心办理了农保参保手续的事实。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办理农保手续。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被告向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调取，且证据上的身份信息表明确系原告，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综合以上举证、质证、认证情况，结合各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原告原在余姚县大隐公社芝林纸盒塑料厂从事包装工作。1993年该厂并入余姚市芝林玻璃仪表厂，罗立鹤担任负责人，余姚县大隐公社芝林纸盒塑料厂原有职工和固定财产等都转入余姚市芝林玻璃仪表厂。2001年12月30日，被告余姚市双鹤电子仪表有限公司成立，罗立鹤担任法定代表人，原告又转入被告公司从事包装工作。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8年4月起，被告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直至2009年2月，即被告共计为原告缴纳了11个月的养老保险费。2012年6月16日原告年满五十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原告仍在被告处工作。2018年3月6日，被告核准同意了原告的离职申请。2018年7月3日，原告向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7月10日，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向原告出具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8年9月7日就《协议》、《辞职书》、《辞职协议》上“茅野素”、“野素”的签名是否原告本人所签向本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委托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后因原被告均无法提供与检材同期的自然样本，故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2月26日向本院发出《退卷函》，以现有的样本材料未达到比对条件为由，退回了本次委托鉴定。 另查明，2012年8月，原告向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存折复印件，余姚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于2012年8月30日向原告账户支付了个人账户储存额1341.51元，并终止了原告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2010年11月原告参保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011年至2014年未缴费，2015年补缴了相应费用后，又连续缴费至2018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需要赔偿原告因无法按月领取养老金所造成的损失。原告认为，其退休后无法按月领取养老金是因为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所致，故该损失应由被告赔偿。被告认为，第一、原被告已经就养老金补偿的问题达成协议；第二、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法律依据不足；第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即对于社保纠纷，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仅限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本案中，被告曾于2008年4月起为原告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直至2009年2月，故不存在被告未为原告办理社保手续的情形。而按照《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规定的，参保人员个人可以按照当地城镇个体劳动者的缴费标准延缴。延缴后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即原告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可以通过按照当地城镇个体劳动者的缴费标准延缴的形式以实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目的。但事实上，原告在可以延缴的情况下，并未选择延缴，而是在2012年8月30日终止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因此，原告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未能按月领取养老金不是因为被告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同时，原告于2012年6月16日已达到退休年龄，在这之后，其已知晓实际未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事实但却未及时主张权利，到起诉之日其主张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茅野素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茅野素负担（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杜 健 审 判 员  杨全军 人民陪审员  何树明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熊秧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