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81刑初84号公诉机关德兴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余兴圣，男，1971年4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德兴市花桥镇昭林村委会主任，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德兴市，住德兴市花桥镇杨村**。因本案于2018年12月12日被德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9日经批准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兴市看守所。辩护人连立凭，江西立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董樟才，男，1969年6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德兴市，住，住德兴市本案于2018年12月13日被德兴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20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9日经批准被执行逮捕，同年4月18日被德兴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5月6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19年7月19日经本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兴市看守所。辩护人叶军旺、邵凯，江西乐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余海标，男，196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德兴市花桥镇昭林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德兴市，住，住德兴市吸毒行为2016年10月11日被德兴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同年10月20日被该局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因本案于2018年12月14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9日经批准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兴市看守所。被告人余新文，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德兴市，住，住德兴市本案于2018年12月14日被德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9日经批准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兴市看守所。被告人祝庆德，男，1967年8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原德兴市花桥镇昭林村委会党支部委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德兴市，住，住德兴市本案于2018年12月14日被德兴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3月21日被德兴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5月6日被本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22日经本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兴市看守所。被告人潘为锋，男，197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德兴市花桥镇企办主任，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德兴市，住，住德兴市银城街道迎狮路****本案于2018年12月14日被德兴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20日被该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3月21日被德兴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5月15日经本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兴市看守所。辩护人阮先红，江西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德兴市人民检察院以德检公诉刑诉（2019）6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海标、余新文、祝庆德、潘为锋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8日、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德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虞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兴圣及辩护人连立凭、被告人董樟才及辩护人叶军旺、邵凯、被告人余海标、被告人余新文、被告人祝庆德、被告人潘为锋及辩护人阮先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海标、余新文、祝庆德、潘为锋共同侵占昭林村委会青苗补偿款161500元的事实。2005年3月9日，被告人董樟才通过竞标与德兴市花桥镇昭林村委会（以下简称“昭林村委会”）签订山场承包合同，获得昭林村富家坞矿区马行（型）山山场木材的砍伐销售权，承包期限为三年。2008年合同期满后，上述山场重新收归昭林村委会经营管理。2015年3月许，被告人董樟才得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以下简称“德兴铜矿”）将要征用昭林村马行山山场一事后，为谋取青苗补偿费，其通过被告人余新文（被告人余兴圣之兄）出面找到时任昭林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被告人余海标、村党支部委员被告人祝庆德等人私下协商，商定由对方帮助董樟才重新承包该山场，由此获取的青苗补偿款大家私分。被告人余兴圣时任该村委会主任。2015年4月8日，被告人余海标、余兴圣、祝庆德等人召开昭林村委会会议并讨论决定，以被告人董樟才2005年竞拍马行山山场有部分阔叶林未砍伐为由，让董樟才缴纳1万元给村委会，德兴铜矿要征用该山场上的林木继续由董樟才砍伐销售。2015年4月10日，昭林村委会与被告人董樟才就此签订了采伐承包合同。2015年5月25日，德兴铜矿富家坞矿区开发项目经理部因新建破碎站及采选13万吨/日扩建工业场工程与昭林村委会签订两份征地协议，共征用该村委会马行山山场约110亩林地，各项征地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1123499.17元。2015年6月下旬，时任德兴市花桥镇对外联络办主任的被告人潘为锋根据工作安排，到昭林村委会了解德兴铜矿征地费用发放情况时，得知被告人董樟才为从铜矿获取青苗补偿款可能会到施工现场阻工。后经向余兴圣、董樟才了解实情，得知青苗补偿费归村委会所有，只是以董樟才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为名将该青苗补偿费补给董樟才个人，后三被告人商定由潘为锋、余兴圣出面与德兴铜矿协调二次青苗补偿事宜，董樟才收到青苗费补偿款后从中拿出5万元分给潘为锋和余兴圣。2015年7、8月某日，德兴铜矿在马行山山场开工建设时，被告人董樟才、余新文以被征用山场的林木未砍伐为由在施工现场阻工，并以此向铜矿主张林木损失补偿。后经被告人潘为锋、余兴圣代表镇政府及村委会多次与德兴铜矿对外联络部协调，德兴铜矿鉴于山场上确有林木未及时伐除，同意予以补偿。2015年10月27日、12月25日，被告人余兴圣代表昭林村委会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项目经理部分别签订了《关于德兴铜矿富家坞矿区新建破碎站工程林木补偿的协议书》及《关于德兴铜矿采选13万吨/日扩建工业场地工程青苗补偿的协议书》，获得55200元及106300元合计161500元的林木补偿款。上述补偿款拨付到昭林村委会账上后，经被告人董樟才打领条，被告人余兴圣、祝庆德等人签字审核同意，以被征用山场系被告人董樟才承包为由，将上述161500元补偿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人董樟才。2016年1月13日被告人董樟才得款后，按之前约定的分配方案，于2016年1月14日转账5万元至被告人潘为锋妻子李某的账户，作为被告人潘为锋和余兴圣的个人所得；于2016年1月21日转账65600元至被告人余新文的个人账户，作为被告人余新文、余海标和祝庆德三人所得，为感谢村委会报账员董某为其办理相关手续，给董某2千元好处费，被告人董樟才本人分得43900元。被告人潘为锋收到5万元转账后，于2016年1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将其中26000元分给被告人余兴圣（由李某账户转到余兴圣银行账户），被告人潘为锋实得24000元。被告人余新文在收到65600元转账后，于2016年1月26日经银行转账分给被告人祝庆德17400元，分给被告人余海标18000元（因余海标之前向余新文借款8千元，所以余新文抵扣该8千元债务后，实际分给余海标现金1万元）。被告人余新文分得30200元。二、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共同侵占村委会征地补偿款12万元的事实。2016年11月2日，德兴铜矿因建设富家坞165工业场地新建截渗坝及东侧截水沟工程与昭林村委会签订征地协议，共征用昭林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12.6亩林地，补偿昭林村委会各项征地费用共计人民币199175.13元。2016年12月28日，德兴铜矿将该款支付给昭林村委会。因上述被征用的林地在2006年被告人董樟才与昭林村委会签订了造林合同，该山场由被告人董樟才承包造林，期限50年。合同约定如江铜征用山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归村委会，青苗补偿费村委会得40%，被告人董樟才得60%。根据协议被告人董樟才应得约15000元青苗补偿款，但被告人董樟才提出要更多补偿。被告人余兴圣决定借此机会将村委会获取的征地补偿款支付给董樟才，然后私分。2017年1月4日，被告人余兴圣安排村委会报账员董某以支付“铜矿征用110亩山场青苗补偿款”的名义，从铜矿征用昭林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林地的征地款中出账支付12万元给被告人董樟才，并通知被告人董樟才到村委会在领条上签字。2017年1月6日，经被告人余兴圣等人审批同意，昭林村委会转账支付12万元到董樟才的信用社账户。次日上午，被告人余兴圣将董樟才叫到家中商量分钱，商定被告人余兴圣分得5万，剩下7万元由被告人董樟才支配。同日，被告人余兴圣为掩盖其分赃行为，让被告人董樟才将5万元转至其哥哥余某账户，由余某取现交给被告人余兴圣，余兴圣再将该款存入自己账户。2017年5月22日，被告人董樟才又写了一份内容为“2005年承包富家坞山场青苗补偿分成款15000元”的领条到昭林村委会领款。后经被告人余兴圣等人审批同意，2017年6月6日，昭林村委会将该笔款项支付到被告人董樟才银行账户。2018年12月11日至14日，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新文、潘为锋、祝庆德、余海标先后被办案人员传唤到案。案发后，被告人余兴圣退缴违法所得76000元；被告人余新文退缴违法所得28200元；被告人余海标退缴违法所得18000元；被告人董樟才退缴了12万元；被告人潘为锋退缴违法所得24000元；被告人祝庆德退缴违法所得17400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1、任职文件、征地协议、会议记录、承包合同、记账凭证、银行交易流水、现金缴款单等书证；2、证人甘某、刘某、蒋某、汪某、胡某、余某、董某、李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新文、潘为锋、祝庆德、余海标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兴圣、祝庆德、余海标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董樟才、余新文、潘为锋侵占村集体资金161500元，被告人余兴圣利用职务之便，另伙同被告人董樟才侵占村集体资金12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余兴圣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数额没有异议，但对所指控的第二起事实，辩称自己并没有决定分配，只是执行了该12万元分配。被告人余兴圣辩护人对其在担任村委会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共同侵占村委会28万余元，个人分得7.6万元，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没有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第一起犯罪事实，认为余兴圣只是参与了协调及签订协议，其在本次犯罪中相比其他同案被告人所起作用较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笔犯罪事实，认为被告人参与了非法所得12万元的分配，但并非其主导策划。而且其参与该12万元的分配，也有其兄余新文从董樟才合伙人余海标受让了股份并抵给其的因素。同时被告人认罪悔罪，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要求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董樟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董樟才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罪名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不是村委会工作人员，其主观目的起初并非侵占集体财产，而为弥补自己过去承包的损失。在本案犯罪事实仅起到配合、辅助作用，无法直接参与到村委会讨论决定及与德兴铜矿协调补偿中，与被告人余兴圣、余海标、潘为锋相比，其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董樟才案发后认罪、悔罪，有坦白情节，并已全部退赃。要求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余海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余新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祝庆德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潘为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潘为锋辩护人认为潘为锋不是本案犯意的提起者，在参与所指控的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同时认为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且全部退赃，要求对其从宽处罚。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海标、余新文、祝庆德、潘为锋共同侵占昭林村委会青苗补偿款161500元的事实。2005年3月9日，被告人董樟才通过竞标与德兴市花桥镇昭林村委会（以下简称“昭林村委会”）签订山场承包合同，取得该村委会马行（型）山山场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为三年。2008年3月合同期满后，上述山场重新收归昭林村委会经营管理。2015年3月许，被告人董樟才得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以下简称“德兴铜矿”）将要征用该村委会马行山山场一事后，为谋取更多青苗补偿款，其通过给余新文一定股份，让被告人余新文（被告人余兴圣之兄）出面找时任昭林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被告人余海标、村党支部委员被告人祝庆德等人帮忙，余新文遂找到余海标、祝庆德，请求两人帮忙董樟才重新承包该山场，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予两人一定股份参与青苗补偿款的分配，被告人余海标、祝庆德表示同意。2015年4月8日，被告人余海标、时任该村委会主任被告人余兴圣、被告人祝庆德等人召开村委会会议，以被告人董樟才2005年竞拍承包马行山山场有部分阔叶林未砍伐为由，决定让董樟才缴纳1万元承包费给村委会，被征用的马行山山场上的林木继续由董樟才砍伐销售。2015年4月10日，昭林村委会与被告人董樟才就此签订了采伐承包合同。后被告人余新文向村委会缴纳了该1万元承包费。2015年5月25日，德兴铜矿富家坞矿区开发项目经理部因新建破碎站及采选13万吨/日扩建工业场工程与昭林村委会签订两份征地协议，共征用昭林马行山山场约110亩林地，各项征地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1123499.17元。2015年6月下旬，时任德兴市花桥镇对外联络办主任的被告人潘为锋根据工作安排，到昭林村委会了解德兴铜矿征地费用发放情况时，得知被告人董樟才为从铜矿获取青苗补偿款可能会到施工现场阻工，向余兴圣、董樟才了解到争取的青苗补偿款名义上归村委会所有，实际上会以董樟才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将青苗补偿款发给董樟才个人。三被告人商定，董樟才收到青苗费补偿款后从中拿出5万元分给潘为锋和余兴圣。2015年7、8月某日，德兴铜矿在马行山山场开工建设时，被告人董樟才、余新文以被征用山场的林木未砍伐为由在施工现场阻工，并以此向铜矿主张林木补偿。后经被告人潘为锋、余兴圣代表镇政府及村委会多次与德兴铜矿对外联络部协调，德兴铜矿同意予以补偿。2015年10月27日、12月25日，被告人余兴圣代表昭林村委会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项目经理部分别签订了《关于德兴铜矿富家坞矿区新建破碎站工程林木补偿的协议书》及《关于德兴铜矿采选13万吨/日扩建工业场地工程青苗补偿的协议书》，获得55200元及106300元合计161500元的林木补偿款。为让董樟才放心，被告人潘为锋于2015年12月23日以妻子李某银行账号通过余兴圣银行账号转账5万元给董樟才。上述林木补偿款拨付账后，经被告人董樟才打领条，被告人余兴圣、祝庆德等人签字审核同意，以被征用山场系被告人董樟才承包为由，于2016年1月13日将该161500元补偿款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人董樟才。被告人董樟才得款后于次日转账5万元给被告人余兴圣，通过余兴圣银行账号返还潘为锋之前给付的5万元。当日被告人董樟才还按约定转账5万元至被告人潘为锋妻子李某账号，作为被告人潘为锋和余兴圣两人所得，于2016年1月21日董樟才转账65600元至被告人余新文的个人账户，作为被告人余新文、余海标和祝庆德三人所得。为感谢村委会报账员董某为其办理相关领款手续，给董某2千元好处费，被告人董樟才本人分得43900元。被告人潘为锋收到董樟才5万元转账后，于2016年1月23日将其中26000元转账分给被告人余兴圣（由李某账号转到余兴圣账号），被告人潘为锋实际分得24000元。被告人余新文在收到65600元转账后，于2016年1月26日转账分给被告人祝庆德17400元，分给被告人余海标18000元（因余海标之前向余新文借款8千元，所以余新文抵扣该8千元债务后，实际分给余海标现金1万元）。被告人余新文分得30200元。二、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共同侵占村委会征地补偿款12万元的事实。2006年2月28日，昭林村委会与董樟才签订《富家坞2005年主伐山场造林合同》，其中约定该村委会将富家坞2005年主伐山场给董樟才承包造林，如江铜征用山场的土地安置费、土地补偿费归村委会所有，山场青苗费杨村自然村得40%，董樟才得60%，承包期为50年。该造林合同2007年8月，董樟才办理了该山场林权证，山场面积为108亩。2016年11月2日，经双方协商，德兴铜矿与昭林村委会签订《关于德兴铜矿富家坞165工业场地新建截渗坝及东侧截水沟工程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共征用昭林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12.6亩林地，补偿昭林村委会各项征地费用共计人民币199175.13元。2016年12月28日，德兴铜矿将该款支付给昭林村委会。因上述被征用的林地在被告人董樟才与昭林村委会签订的造林合同所承包山场内，根据上述征地协议和造林合同，被告人董樟才应得约15000元青苗补偿款，但被告人董樟才提出要更多补偿。2017年1月4日，被告人余兴圣安排村委会报账员董某以支付“铜矿征用110亩山场青苗补偿款”的名义，从铜矿征用昭林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林地的征地款中出账支付12万元给被告人董樟才，并通知被告人董樟才到村委会在领条上签字。2017年1月6日，经被告人余兴圣等人审批同意，昭林村委会转账支付12万元到董樟才的信用社账号。次日上午，被告人余兴圣将董樟才叫到家中商量分钱，商定被告人余兴圣分得5万，剩下7万元由被告人董樟才支配。同日，被告人余兴圣为掩盖其分赃行为，让被告人董樟才将5万元转至其哥哥余某账户，由余某取现交给被告人余兴圣，余兴圣再将该款存入自己账号。2017年5月22日，被告人董樟才又写了一份内容为“2005年承包富家坞山场青苗补偿分成款15000元”的领条到昭林村委会领款。后经被告人余兴圣等人审批同意，2017年6月6日，昭林村委会将该笔款项支付到被告人董樟才银行账号。2018年12月11日至14日，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新文、潘为锋、祝庆德、余海标先后被办案人员传唤到案。案发后，被告人余兴圣退缴违法所得76000元；被告人余新文退缴违法所得28200元；被告人余海标退缴违法所得18000元；被告人董樟才退缴12万元；被告人潘为锋退缴违法所得24000元；被告人祝庆德退缴违法所得17400元。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余新文退缴了剩余违法所得20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关于昭林村富家坞矿区竞标山场承包合同》，证实2005年3月9日被告人董樟才（乙方）与昭林村委会（甲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该村富家坞竞标山场，为期三年，从2005年3月10日至2008年3月底。其中约定乙方承包期内三年内采伐完山场林木，山场归还村委会。三年后未采伐完林木，归村委会所有。2、协议书两份、花桥镇经管站出具的应付款明细、林木（青苗）补偿协议两份，证实：2015年5月25日德兴铜矿富家坞矿区开发项目经理部与昭林村委会签订两份征地协议（编号尾号为W003、W009），分别征用该村委会马行（型）山37.266亩和73.8945亩林地，合计111.1605亩，应支付该村委会征地补偿费用376647.46元和746851.71元，合计1123499.17元。2015年6月30日，花桥镇经管站收到铜矿青苗补偿款共计1191439.92元。2015年10月27日、12月25日，该项目经理部又与昭林村委会签订两份林木（青苗）补偿协议，分别补偿该村委会林木补偿款55200元和106300元，合计161500元。3、会议记录及征用山场林木采伐合同，证实2015年4月8日，昭林村委会召开会议，并决定山场原承包者董樟才补交村委会1万元，被征用山场上的林木继续由其砍伐销售。村委会书记余海标、主任余兴圣、村党支部委员祝庆德等均参加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2015年4月10日，该村委会与董樟才签订富家坞矿区征用山场林木采伐合同，将董樟才承包的山场继续给其承包，董樟才一次性向村委会缴承包费1万元。4、财务转账凭证、领条，证实2015年12月9日、31日德兴铜矿项目部分别按双方签订的林木补偿协议，向昭林村委会指定的花桥镇经管站账户转入55200元和106300元。被告人董樟才于2016年1月6日和9日出具领取55200元和106300元的领条，余兴圣在领条上签名同意付款。5、李某、董樟才、余兴圣、余新文、祝庆德银行账号流水明细，证实2015年12月23日余兴圣银行账号收到李某（潘为锋妻子）银行账号转入的5万元，并于26日将该5万元转入董樟才银行账号。余兴圣于2016年1月14日将董樟才银行账号当日转入的5万元转给李某银行账号。2016年1月13日，董樟才银行账号收到青苗补偿款161150元及个人毛竹款6000元，合计167500元。次日（14日）董樟才分别转给余兴圣和李某银行账号各5万元。董樟才于2016年1月21日转入余新文银行账号65600元。余新文于2016年1月22日取现金2万元（用于给付余海标1万元等），于2016年1月26日转账支付祝庆德银行账号17400元。李某银行账号于2016年1月23日两次通过ATM机转给余兴圣银行账号25000元和1000元，合计26000元。6、花桥镇班子会议记录、相关文件、情况说明，证实2015年1月14日花桥镇党委就蹲点分工和工作职责下文，潘为锋为昭林村蹲点的镇派人员。2015年6月18日，潘为锋被任命令为花桥镇企办主任，兼对外联络办工作。7、德兴铜矿五号尾矿建设项目土地征收补偿方案、江铜德兴项目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德兴铜矿征用土地按照相关政府文件和规章进行补偿。8、造林合同及林权证，证实董樟才与昭林村委会于2006年2月28日签订造林合同，该村委会将富家坞2005年主伐山场给董樟才承包，如征用该山场，山场青苗费杨村自然村行40%，董樟才得60%。承包期50年，2007年8月，董樟才办理了该山场木权证，面积为108亩。9、德兴铜矿165工业场地新建截渗坝及东侧截水沟工程征地补偿协议书、付款明细，证实2016年11月2日德兴铜矿与昭林村委会就征用该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林地12.6亩签订征地协议，补偿该村委会199175.13元。2016年12月28日，花桥镇经管站收到德兴铜矿上述征地款，于2017年1月6日从中支付给董樟才青苗补偿款12万元。10、花桥经管站记账凭证、领条、信用社进账单、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7年1月4日，董樟才在用途为“铜矿征用110亩山场青苗补偿费”、金额为12万元整的领条上签名，董某签名并注明“铜矿征用山场青苗费”，村主任余兴圣及村支部书记胡某签名审核。2017年1月6日，董樟才银行账号收到花桥经管站支付的青苗补偿款12万元，次日，董樟才从中分别转账1万元给汪某，转账5万元给余某，同日余某取出49000元（给余兴圣）。11、花桥经管站记账凭证、领条、信用社进账单，证实2017年6月6日，董樟才账号上收到花桥经管站支付的青苗补偿款1.5万元。12、现金缴款单，证实在本案侦查阶段，被告人余兴圣退缴了违法所得76000元，被告人余新文退缴违法所得28200元，被告人余海标退缴违法所得18000元，被告人董樟才退缴12万元，被告人潘为锋退缴违法所得24000元，被告人祝庆德退缴违法所得17400元。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余新文亲属代其退缴剩余违法所得2000元。13、村委会换届选举人选情况汇总表、关于余海标、祝庆德的任职说明，证实被告人余兴圣在德兴市第九届、第十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当选昭林村委会主任，被告人余海标自2005年12月到2016年3月为昭林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人祝庆德自2003年11月至今为昭林村党支部委员。14、各被告人人口信息、归案情况，及前科劣迹情况，证实被告人余兴圣出生于1971年4月5日，被告人董樟才出生1969年6月3日，被告人余海标出生于1967年12月30日，被告人余新文出生于1968年4月20日，被告人潘为锋出生于1977年7月17日，被告人祝庆德出生于1967年8月4日。六被告人犯罪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经办案人员传唤，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于2018年12月11日到案、被告人余新文、潘为锋于2018年12月12日到案，被告人祝庆德于2018年12月13日到案，被告人余海标于2018年12月14日到案。2016年10月11日被告人余海标曾因吸毒行为被德兴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2016年10月20日德兴公安局决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16年10月21日到2018年10月21日。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余新文、潘为锋、祝庆德未发现前科劣迹记录。十二、言词证据1、被告人余兴圣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于2015年3月任花桥镇昭林村村委会主任。董樟才说他2005年承包马型（行）山山场没有拿到采伐指标，现在铜矿征用该山场，会办理采伐指标，他要求承包山场。其当时就说自己刚上任，让他去找其他干部，后董樟才说他已经找过书记余海标和祝庆德等人，他们都同意了，其就说大家都同意，自己也没有意见。2015年4月8日村委会召开会议，余海标提议董樟才补交村委会一万元，继续承包山场并砍伐林木，大家都说没意见，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2015年5月份，潘为锋被任命为镇联络办主任，他到村委会了解铜矿征用马型山山场的相关情况，听说有人要阻工。其告诉潘为锋，因为董樟才续包了山场，铜矿如果开工，他就去阻工。潘为锋就说，让其以村委会的名义，借董樟才签订了承包合同一事，去和铜矿协商，要一笔青苗补偿费，多要点钱，大家都分点，其听懂了潘为锋的意思，就是向铜矿多要些青苗补偿费，大家好都分点钱，他还说他会找董樟才协商，并从其这儿要了董樟才的号码。过了两天，其把自己打电话给铜矿刘某副部长协商遭到拒绝的事告诉潘为锋。潘为锋说他会去和铜矿沟通，之后潘为锋多次带其一起到铜矿和刘某、甘某部长协商马型山山场二次青苗补偿款的事。经过协商，铜矿同意进行二次青苗补偿，签订了两份协议，共计补偿80余亩青苗费，每亩2000元。期间虽然协商好，但青苗补偿费没有到位，董樟才又说他就要去阻工，后潘为锋让其作为中间人，由潘为锋通过他老婆李某的账号转给其5万元，其再把这5万元转给董樟才。2015年12月，德兴铜矿的补偿款到位后，董樟才到村财务室写了一张领条，并找其签字，董樟才把其签字的领条拿给董某，拿到书记余海标那里签字并送到镇里经管站报账。经管站后就把青苗补偿款转到董樟才的账户上，董樟才就打了5万元到其账上，其立即将该5万元转给了李某的账号上。过了几天，董樟才说他还打了5万元给潘为锋，说是分给其和潘为锋的钱，其就打电话问潘为锋，潘为锋就转给其25000元，后又转了向其借的1000元。德兴铜矿富家坞165工业场地新建截渗坝及东侧截水沟工征地时，其被停职，具体和铜矿协商的是村书记胡某和镇组织员蒋某，由胡某参与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按12.6亩为准赔偿，共计19万余元。但按规定，被征用的山场补偿的青苗费，村委会占40%，董樟才占60%，每亩补偿费2千余元，青苗补偿费2.5万元，董樟才应该分得1.5万元左右。该笔款项到账，其让村委会会计董某办理了转账，将12万元支付给了董樟才。2017年元月4日，董樟才签名出具了领取12万元青苗费的领条，其在该领条上签名。董樟才在收到12万元青苗费补偿款后，第二天来找其，说给汪某2万元，剩余10万元一人一半。接着董樟才让其给他个账号，其就把哥哥余某的账号给了董樟才，董樟才就把钱打到余某账号上，余某于当天把钱取出来给了其，其将这5万元和自己的1万元于2017年1月7日存入自己的农商行账号。2、被告人余海标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自2005年12月至2016年2月任花桥镇昭林村党支部书记。经其辨认，2015年4月8日村委会会议是其和村主任余兴圣组织召集的，由其主持的。在召开此次会议之前，余新文（余兴圣的哥哥）找过其几次，说富家坞马型山山场是他和董樟才在2005年花12万多元合伙竞拍承包的，当时山场的阔叶林没有办到采伐指标而没有采伐。2008年董樟才承包合同到期后，这片山场被村委会收回，由村委会聘请的护林员负责管理。2015年3月，由于德兴铜矿因工程建设需要征用该山场，并可在征地过程中办理采伐证，所以余新文就让其帮忙把马型山山场继续让他和董樟才承包，并许诺说等事情办好，青苗补偿费下来，大家一起分点钱。其个人是答应余新文的请求的，并告诉余新文、这件事不是其一个人说了算的，要通过召开村委会研究通过才可以。特别是主任余兴圣、村委委员祝庆德等同意后才能办理，其让余新文自己去和其他人协商。后来余新文多次来找过其，说跟祝庆德等已经讲好，其他村干部也没有意见。2015年4月8日，昭林村委会开会时，其提议因2005年董樟才承包马型山山场，没有拿到木材采伐指标，树木没有砍伐，现德兴铜矿要征用此片山场，为了挽回他部分损失，由董樟才补交村委会1万元，征用山场上的林木继续由他砍伐销售，会上大家对其提议没有提反对意见，就一致通过了。2015年下半年，德兴铜矿在富家坞马型山施工过程中，遇到董樟才和余新文阻挠，其作为村书记到现场进行过协调，但和德兴铜矿谈补偿的事是余兴圣代表村委会去谈的，其知道余新文、董樟才等人得了10多万元。其分了1.8万元，其中1万元是余新文到家里给的现金，另8千元因2015年其向余新文借了这笔钱，余新文就从中直接扣掉了。2006年，董樟才承包了富家坞铜矿保卫科门卫右边的一块山，并叫其入一股和他一起承包，并说余新文也有一股，其当时就同意了，其入股承包了2年，投了几千元进去栽树、护苗，后来其觉得没有收益就退出股份。余新文给了其1万元退股款，钱还是在余新文家门口给的。后来他们把其股份给了谁，其不知道。铜矿征用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的山的事和其没有关系。3、被告人潘为锋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1995年10月在花桥镇参加工作，2015年6月至2017年3月任花桥镇企办主任，同时兼对外联络办工作。当时铜矿已征用昭林村委会杨村马行山山场林地110亩，其到村委会找到村主任余兴圣了解山场被征用的补偿款发放情况。余兴圣说2005年董樟才和村委会签订了山场承包合同，但没有拿到相应的青苗补偿款，可能会到铜矿施工点阻工。其认识董樟才，就要了董樟才的号码，并去董樟才家了解情况，董樟才要其帮忙从铜矿多要些青苗补偿费，还说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去阻工。到了2015年9月，董樟才先后几次到现场阻工，其也协调了几次。之后某一天，余兴圣打电话来，说和董樟才想和其见面聊下，余兴圣和董樟才一起来到其办公室。余兴圣说他和董樟才找铜矿协商过，铜矿表示不会给个人青苗补偿款，只能补偿给村委会，想让其出面一起去协商，余兴圣就和其说了实话，其实他们是以董樟才名义去向铜矿要钱，这笔青苗补偿款给村委会后，会以董樟才和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的名义，再把这笔补偿款给董樟才个人。董樟才也表示，他收到这笔青苗补偿费，会拿出5万元出来给其和余兴圣分，其听后觉得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以董樟才名义去铜矿要钱，然后由董樟才领出来，大家得这个钱。），其只是帮他们出面协商下，就同意了。其也和他们说了自己去找铜矿谈是没有什么力度，只有等铜矿来找其协调关系时才好谈。董樟才就说他会去工地阻工，不让铜矿施工，这样铜矿就会来找其出面协调此事。其就说他阻不阻工是他的事，但铜矿来找其谈比其去找他们谈要好，然后他们就走了。2015年9月份，余兴圣打电话来说他和铜矿已经沟通好了，让其找个时间和他一起去矿里协商下，其和余兴圣、董樟才一起去铜矿甘某部长办公室协商青苗补偿款的事，当时刘某副部长在场。具体补偿方案是余兴圣和甘部长谈的，其因接了个电话出去了，具体内容不清楚，只听到补偿50余亩的青苗补偿款，而且余兴圣要求签订合同必须注明合同是个人承包，铜矿也同意了。2015年10月，因为董樟才没有拿到青苗补偿款又到工地阻工，余兴圣找到其说合同还没落实，董樟才担心拿不到钱，问其怎么办，其就让他去找镇领导汇报下，后来余兴圣和其说已经和镇领导汇报过了，让其先给董樟才5万元，叫他不要去阻工，等青苗补偿款到位再归还，董樟才也同意了，并且相互给了对方的银行账号。2015年12月23日其通过妻子李某的账号把5万元打给余兴圣，再由余兴圣把钱转给董樟才。2016年1月初，余兴圣和董樟才到其办公室，说青苗补偿款已经到账，准备把钱转还给其，其就让老婆李某和他们一起去银行办理转账，由董樟才转到李某账上的5万元是事先说好分给其和余兴圣的5万元。由董樟才转给余兴圣，再由余兴圣转给其的5万元是还其之前通过余兴圣给他的5万元。过了几天，余兴圣打电话来要求把他应得的2.5万元转到他账上去，其就让老婆李某去转了2.5万元，后又打电话说他那里有一笔开支，其又让李某给他转了一千元。董樟才共拿到青苗补偿款十余万元，董樟才说这笔青苗补偿款他拿5万元给其和余兴圣分，剩余的钱是他和合伙人余新文分。4、被告人余新文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4年下半年，董樟才找到其，说他在2005年承包马型（行）山，当时因公益林办不了采伐指标而没有砍伐，现德兴铜矿要征用这片山场，如能续包山场，就能把砍伐指标办下来，还可以获得青苗费补偿。董樟才说自己跟昭林村委会干部关系不好，叫其去找村委会书记余海标和支委祝庆德协商续包山场的事，事情办成了，给其40%的股份，不管是卖木材的钱还是分到的青苗补偿费都参与分配，所以其就分别去找了余海标和祝庆德，想让他们同意把马型山山场续包给董樟才并同意他砍伐山上的林木，并承诺只要董樟才拿钱，都会算他们一份，四人平分木材款和青苗补偿费，他们俩听了都同意。后来祝庆德打电话告诉其，村委会已经同意把富家坞马型山山场继续给董樟才承包，要交1万元到村委会作为续包的承包费。其就先垫了1万元交到村委会，祝庆德给了其二份打印好的合同（一式两份），叫其去找董樟才签字，董樟才签了字后，其又把合同交给祝庆德，由祝庆德拿去盖村委会公章，其把盖好章的合同交给了董樟才。2015年7、8月左右的一天，董樟才找到其，说铜矿富家坞项目部的施工队在他原先承包的马型山山场施工，叫其陪他一起去看一下，不能让他们施工。两人到了现场，看见施工队挖了一点山，有十几部货车在那里拉石头。董樟才对他们说“你们下来，搞到我的山了，山上的树还没有砍，赔偿还没有谈好”。刚开始施工的人没有理会董樟才，董樟才就跑过去不让他们施工。其当时就说等协商好赔偿问题再动工，也没有采取拦车、讲狠话等方式阻挠。董樟才这样闹了一下之后，那天施工队就没有施工。铜矿的青苗补偿款发下来，董樟才于2016年1月21日向其银行卡转了65600元。扣除其先垫付的1万元，其分得了20200元青苗补偿款，给余海标18000元（因余海标曾借了其8000元，就给了余海标1万元现金），通过银行转给祝庆德17400元。5、被告人董樟才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2005年3月以公开竞标的方式，花了12.5万承包了马型（行）山山场（面积大概有200-300亩），承包期三年。合同到期后山场被村委会收回。后该山场110亩被德兴铜矿征用，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款以及安置费都分给了村民，其也分到1000多元。因其承包期间，村里没有帮其把采伐证办下来，导致山场木材没有采伐。2014年其听说德兴铜矿要征用马型山山场，也会办好公益林的砍伐指标，就想让村委会和其续签承包合同，这样公益林的木材就能砍伐了，而且还有一笔征地的青苗补偿款，之前竞标的钱也能回本。其知道余新文和余海标、祝庆德关系好，就找了余新文，让他帮忙找余海标、祝庆德把承包合同续签下来。事成后，得到的青苗补偿款和山场木材都分余新文一半，余新文说他去试试看。过了一段时间，余新文对其说，他已经找了余海标、祝庆德，签合同的事基本谈好的，但青苗补偿款余海标、祝庆德也要分，其觉得只要能拿到青苗补偿款，大家一起分没问题。余新文还说要出一万元作为给村委会的承包费。其就让余新文先垫付1万元交到村委会。后余新文把没有签名的续包合同拿来让其签字，其签完字，余新文把合同拿去村委会签字盖章并付了1万元给村委会，再把盖有村委会公章的续包合同给了其。2015年8月左右，其接到花桥镇对外协调办主任潘为锋的电话，说德兴铜矿马上要在马型山山场动工了，让其去他办公室谈一下。第二天其就去了他办公室，他说德兴铜矿征用的马型山山场就要开工了，问其有什么想法，其说想让铜矿补偿青苗补偿款，潘为锋帮其协商，青苗补偿款下来，其会分钱给他，潘为锋就说好，他会去帮忙协商。过了几天，潘为锋打电话让其去他办公室，一会儿村主任余兴圣也来了，三人就一起聊怎么和铜矿协商青苗补偿款的事，其记得潘为锋说，让其带着和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施工现场去下，把其承包山场的事情和铜矿施工方说一下，好方便他们去和铜矿协商青苗补偿款的事，潘为锋还说青苗补偿款下来，其和余兴圣要分5万元，他们还说先打5万元打其账上，等青苗款到账后再还回去。如果没有他们帮忙，其也是拿不到这笔钱的，其就同意了。其曾去阻碍施工过一次，是和余新文一起赶到施工现场，上前拦了挖机师傅，和他们说这片山是其承包的，补偿问题没解决，叫他们不要动工，让铜矿先找政府把补偿的问题协商好。过了几天，其被通知去了施工现场，和铜矿的人人一起确定了征地的范围，后面的事其就没有参与了。协商补偿款的事都是潘为锋和余兴圣去谈的。2016年1月初，村委会会计董某电话说其青苗补偿款到账了，让其就到村委会打领条，1月13日青苗补偿款161500元到账后，第二天其转账5万元到潘为锋老婆李某的银行账号上，后又转5万元给余兴圣。1月21日其一次性转给余新文65600元，作为分给余新文、余海标和祝庆德的钱。年底，其和余新文一起到董某家，给了董某2000元作为对他的感谢。2016年，花桥镇长对外联络办主任汪某，找到其说德兴铜矿要征用其富家坞东门检查东侧的山场，他会帮助其多协调点钱。其就告诉他，如果能够从德兴铜矿多协调点出来，其会拿出钱来感谢他。具体汪某和村里是如何和铜矿协商其没有参与。之后，余兴圣也找其谈过铜矿要征用其山场的事，这笔12万元的钱是余兴圣打电话告诉其钱到了，叫其去打领条把钱领取出来。到了村委会，余兴圣叫其打一张12万元的青苗补偿费的领条，其当时听到也大吃一惊。因为按照与村委会的签订的承包合同，村委会补偿其的青苗费是1.5万元左右。领到这12万元以后，第二天余兴圣打电话叫其到他家里，商量如何处理这笔12万元，其就提出给汪某2万元，剩下的10万元每人分5万元，余兴圣听说要给汪某2万元就不同意，说汪某就要退休了，没有必要给汪某钱，后余兴圣要求其把5万元转账到他提供的余某的账号，其给汪某账号转了1万元，其自己得了6万元。后听其老婆说，汪某把1万元钱给退回来了。2017年5月22日其从村委会领取了富家坞山场青苗补偿款1.5万元。6、被告人祝庆德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自2003年1月开始任昭林党支部支部委员。2015年3月左右，余新文找到其，说董樟才之前承包的马行（型）山山场，他有40%的股份，德兴铜矿现要征用该山场，山上的木头有砍伐指标了，董樟才想续包。其就讲董樟才合同到期了，村里不一定能通过，要找村书记和主任，其决定不了。余新文讲他已经找了书记余海标，并说余海标已经同意了，余新文还说分他的股份给其，等征山的青苗补偿款下来就分钱给其。其当时讲既然书记都同意了，自己也没有意见。过了几天余海标和余兴圣就召开会议，讲董樟才当年承包公益林没有采伐，现铜矿要征用该山场，为了补偿董樟才的损失，让董樟才向村委会交1万元钱，继续让他承包山场，会上大家都没反对。开会后第二天，其把会议结果告诉余新文，余新文到村委会交了1万元。过了几天，余新文拿着董樟才签字的续包合同到村委会签字盖章。过了一段时间，余新文讲铜矿的青苗补偿费到了，让其给他一个账号，后来他转给其17400元。7、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其自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任昭林村委会报账员，负责村委会财务工作。2015年4月8日村委会会议记录是其记录的，当时村书记余海标和村主任余兴圣组织召开村委会，在会上余海标和余兴圣提出董樟才在2005年竞拍到马型（行）山山场，因没有拿到采伐指标，现德兴铜矿要征用该山场，为了挽回董樟才部分损失，让董樟才补交村委会一万元。征用山场上的林木继续由董樟才砍伐。与会其他人员都没有提出异议，会议就这样决定了。董樟才于2016年1月收到161500元青苗补偿费，2017年1月收到12万元青苗补偿费，2017年5月22日收到1.5万元青苗补偿费。2016年春节前，董樟才和余新文到其家来拜年，并给其2千元以示感谢。经其辨认，董樟才签名领取12万元的领条上的用途栏“铜矿征用110亩山场青苗补偿费”的内容是其写的，当时在董樟才找其打领条之前，余兴圣告诉其，董樟才被铜矿征用110亩的青苗补偿款12万元已到经管站，叫其给董樟才办理一下，开始董樟才把写好的领条及2005年3月9号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交给其，因董樟才所写领条上大写的金额汉字是错误，其就帮董樟才写了领条内容，由董樟才找主任余兴圣和书记胡某签字后，经管站审核后把钱打给董樟才。8、证人甘某、刘某的证言，证实两人时任铜矿德兴项目经理部对外联络部部长和副部长，主要工作是协调同地方政府关系，推进德兴铜矿项目部工作的开展。当时德兴铜矿165工业场地新建停车场工程和破碎站工程在施工过程（施工前铜矿已对该山场进行了赔偿），遇到老百姓阻挠，说该山场是个人承包的山场，要求赔偿损失，否则不让施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两人多次同花桥镇政府对外联络办潘为锋和昭林村委会主任余兴圣进行协调，经过多次协商，由德兴铜矿再次对征用的山场的林木进行二次青苗补偿，2015年10月27日及12月25日江铜德兴项目部与昭林村委会分别签订了破碎站工程和165工业场地工程两份青苗补偿协议，协议由刘某起草，甘某作为甲方项目部代表在两份补偿协议上签名，时任村委会主任余兴圣作为乙方代表签名。在签订协议过程中，乙方要求把个人承包写入协议书中，当时乙方还出具村民承包该片山场的承包协议书，甲方是应乙方强烈要求下才在乙方村委会后面注明是个人承包的。这两次青苗补偿费都是由德兴铜矿直接支付到花桥镇经管站昭林村委会账上。德兴铜矿因富家坞165工业场新建截渗坝及东侧截水沟工程，需要对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进行征地，实际征地9.56亩，应村委会要求多算了点，按12.6亩补偿，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这是正常征地补偿，不是二次青苗费补偿，19万多的补偿费也是给昭林村委会。9、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其2015年1月至8月任昭林村委会党支部副书记，2015年9月至2018年4月任该村委会党支部书记。2016年下半年，德兴铜矿因新建截渗坝及截水沟工程需征用富家坞林地，当时村主任余兴圣被停职，镇领导让其和蒋某、汪某和德兴铜矿协商征地事宜，其为了给村委会多争取经费，向甘部长协调，多算了4亩地，变成协议中的12.6亩，征地款共计19万多元。按照村民董樟才和村委会签订的山场造林合同，征用董樟才承包的山8亩多，按照合同约定的四六分成，只需要支付董樟才15000多元，但是其找到董樟才讲这个事，董樟才以马型山的青苗补偿费没有给他为借口，要阻工，后来蒋某、汪某、余兴圣等3人找董樟才进行协调。经辨认，其在2017年1月4日董樟才出具的领取12万元铜矿征用110亩山场青苗补偿费的领条上签字。刚开始是董樟才拿着这12万元的领条让其签字，其认为没有道理给他这笔钱，就没有签。后来余兴圣拿着这12万元的领条找其签字，并说他和汪某已经和董樟才讲好了，这个山是从其手上征的，把董樟才阻工的事解决掉就算了，以后他还会从其他地方“搞”钱补进来。村两委也没有开会决定给董樟才12万元，董樟才承包东门这块山场没听他说过有合伙人。其在签征地协议时，余兴圣已经停职一个月了，在签订协议后十来天就复职了。德兴铜矿新建渗坝及截水沟工程征用董樟才林地，董樟才先不肯领取应给付他的1.5万元的青苗补偿费，直到他领了12万元后，2017年5月22日才写领条领取这笔1.5万元。10、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月初，其弟余兴圣打电话来说董樟才有一笔5万元要给他，叫其把自己的银行卡号报给董樟才，董樟才会转5万元到其卡上，钱到账后其再把5万元给他。于是其就把自己的信用社的银行卡号报给余兴圣。2017年1月7日，董樟才往其卡里转了5万元钱。其收到这5万元钱，就把钱给了余兴圣。1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其丈夫潘为锋使用其尾号8659的农商行银行卡。12、证人祝某1的证言，证实其自2012年为昭林村委会委员，主要是做妇女工作和收村民医保款工作。2015年4月8日其参加了村委会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其认村委会开会讨论重新把马型山山场的林木继续由董樟才砍伐销售是不合理，看到大家都签了，其也跟着签了名。13、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11月，德兴铜矿要修截渗坝及东侧截水沟，需要征用昭林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的山场。其当时是镇联络办主任，镇里派蒋某和其负责协调此事。当时董樟才找过其，说之前铜矿征用其原先承包的马型山，其没有得到补偿款，这次铜矿要征用他承包的山场，希望其多协调一些征地补偿款过来。弥补一些原来的损失，到时给其一定的好处。后来其参与了协调该笔征地款赔偿的事，铜矿实际征用是9亩左右，考虑到挖山时会覆盖山场及多挖的问题，和铜矿协调多算了3亩多，写成了12.6亩，按照德兴政府相关文件标准，德兴铜矿这次补偿了19万元。董樟才和村委会有一份合同，村委会拿青苗补偿费的40%，董樟才拿60%，按协议董樟才只能拿到1.5万元左右。其没有安排余兴圣付给董樟才12万元青苗补偿款，蒋某和其都是让昭林村两委班子把情况了解清楚后，由昭林村委会按照规定进行处置。董樟才收到钱后，拿了1万元现金给其，其当时讲不要，没有收。过了几天，其和董樟才在一起吃饭，董樟才问了其银行账号，讲把感谢费转给其，其当时把银行账号报给了他，后来他就转了其1万元感谢费，过了10天左右，其把这个钱还给了他老婆。14、证人祝某2的证言，证实其自2012年7月至今为花桥经管站的站长，主要负责村财务报账等方面的内容。2017年1月6日经营站账户给董樟才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这笔钱是昭林村委会到经管站报账付给董樟才的青苗补偿款。当时是昭林村委会报账员董某来报账的，他当时来说因董樟才没有砍伐原承包马型山山场林木，现在那片山被铜矿征用，村委会同意补董樟才钱，要求经管站从一笔铜矿下拨给昭林村委会的19万的征地补偿款中划出12万元付给董樟才。当时经管站是按照村意思转了董樟才12万元。15、证人蒋某的证言，证实其2007年7月至2019年1月历任花桥镇副镇、纪委书记、组织员。2016年至2018年3月左右，其蹲点在花桥镇昭林村工作。2016年下半年，德兴铜矿征用该村委会富家坞东门检查站东侧的山场，当时山场承包人董樟才对青苗补偿费的赔偿金额不满意，其就叫汪某和胡某跟他谈，如能把赔偿压低点就更好，如果差一点的话就去德兴铜矿争取，让村里不出钱。当时他们和铜矿谈好的也向其汇报了，然后其就带着他们二人去德兴铜矿谈青苗补偿款一事，当时和铜矿对外联络办甘某达成意向协议，同意多补一点，但后续都是汪某和胡某二人去负责的，其就没有管。当时和董樟才谈好补偿多少钱及真实补偿给董樟才多少钱，其不太清楚，由汪某和胡某二人去经办。其没有决定补偿董樟才青苗费12万元，其只负责协调。董樟才也没有找过其帮助协调这12万元青苗费的事。支付这笔12万元，余兴圣没有向其汇报过。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了六被告人犯职务侵占罪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和相关证人证言、协议书、银行流水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能够证明本案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针对辩方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根据本案的事实与证据，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人余兴圣辩护人提出其在本案第一起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且在第二起共同犯罪中没有决定分配问题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属共同犯罪，系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相关人员共同侵占村集体财产的行为。被告人余兴圣作为村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负有对村基层组织集体财产监督管理职责。被告人余兴圣在第一起犯罪中参加对董樟才续包山场的讨论决定，积极参与被侵占财产的协调取得和协议签订，而且在财产分发上也要履行审批职责。故被告人余兴圣在本案第一起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于人同案其他被告人并非较小，其辩护人认为其在本案第一起犯罪中的作用较小的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在第二起共同犯罪中，无论他人是否对被侵占村集体财产提出分配意见，其作为村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都应当履行好自己的监督管理职责，不能利用职务之便签批并参与私分集体财产。其在第二起犯罪中伙同董樟才共同侵占12万元村集体财产，达犯罪数额，构成犯罪，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无论他人是否对被侵占财产提出分配意见，其是否拥有所谓股份或债权，都不会改变本案事实和定性。二、关于被告人董樟才、潘为锋辩护人提出两人所起作用较小构成从犯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董樟才作为本案两起犯罪犯意的始作俑者和最大获利者，为达非法侵占目的，以利益诱惑多名村基层组织人员甚至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积极实施阻工行为。其辩护人认为其没有侵占村集体财产的主观恶意且所起作用较小慢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潘为锋作为驻村蹲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负责协调村基层组织的征地补偿过程中，经不住诱惑，积极参与被侵占财产的取得和私分，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并非较小。其辩护人认为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且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余兴圣、余海标、祝庆德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董樟才、余新文、潘为锋侵占村集体资金161500元；被告人余兴圣伙同被告人董樟才侵占村集体资金12万元。被告人余兴圣、董樟才犯罪数额达281500元，数额较大，被告人余新文、余海标、潘为锋、祝庆德犯罪数额达161500元，数额较大，六被告人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六被告人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六被告人归案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六被告人均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且能当庭认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董樟才、潘为锋辩护人认为两被告人构成从犯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以上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兴圣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20年1月11日止。）二、被告人董樟才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20年3月19日止。羁押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三、被告人余海标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四、被告人余新文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五、被告人潘为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12月20日止。羁押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六、被告人祝庆德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20年2月21日止。）七、被告人余兴圣退缴的违法所得七万六千元，被告人董樟才退缴的违法所得十一万五千九百元，被告人余海标退缴的违法所得一万八千元，被告人余新文退缴的违法所得三万零二百元，被告人潘为锋退缴的违法所得二万四千元，被告人祝庆德退缴的违法所得一万七千四百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徐仁斌人民陪审员  余桂芳人民陪审员  傅小敏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汪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