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79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彪，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智，男，汉族，1974年5月8日生，住巨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林，男，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永，河北正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滨海县蔡桥镇蔡桥街蔡桥路**。法定代表人：李永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法定代表人：常建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明，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石家庄市桥**开泰街**div>法定代表人：朱宏贤，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王永彪因与被上诉人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20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彪上诉请求：一、请求中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02民初2029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中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三、本案诉讼费田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5月10日王会丽与李建林、李周伟（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监理签订了《工伤处理协议》，协议上的“王永彪”以及指印系上诉人母亲杜俊肖所签、所据，领款人系王会丽。上诉人没有收到任何款项。《工伤处理协议》“有关后续治疗费及所有相关费用，我自愿一次性解决总金额人民币25000元（大写：贰万伍仟元整）。此费用付清后，因此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我本人承担，与劳务单位及总包建筑单位无关。”有关后续治疗费及所有相关费用并不包括上诉人所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他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营养费是上诉人依法主张的赔偿项目，理应赔偿。2、原审法院认定（原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二行）“中间证据链缺失，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认定显属错误。《工伤处理协议》上手写的所请劳务单位没有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写明是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仅仅在李建林名字前面写有“劳务单位”，上诉人之所以没有起诉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因为是否劳务单位是河北九层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上诉人不清楚，李建林是否与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存在借用资质的情况上诉人不清楚，事实上上诉人与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建林负责管理上诉人并指派工作故与李建林是个人之间的劳务、雇佣关系。3、李建林以自然人的身份与王会丽签订《工伤处理协议》，李建林在庭审中说自己是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员工，二者相互矛盾，《工伤处理协议》没有任何单位盖章，即不存在劳务单位的情况。4、李建林自认为劳务单位、李周伟自认为承建单位，但是所谓劳务单位、承建单位均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故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李建林、李周伟以所请劳务单位、承建单位与上诉人签订《工伤处理协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没有劳动关系何来工伤赔偿？所调劳务单位、承建单位没有在《工伤处理协议》加盖公章作为工伤处理主体进行确认，李建林答辩为劳务单位为赔偿主体没有事实依据。李建林没有提交与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工作证、工资表、工资发放的银行明细等相关证据，所以说李建林所述系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员工不具有真实性。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上诉人食宿，上诉人作为农民工接受其管理，并从事了其安排的工作，故与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雇佣关系，与上诉人之间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入工伤保险，即不属于工伤处理范畴。故签订的《工伤处理协议》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也没有收到过所谓的工伤赔偿金，《工伤处理协议》实属无效协议，应当予以撤销。5、李建林与王会丽的2017年5月8日通话记录：“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赶紧回去吧，在说2万元也拿不到。”故签订《工伤处理协议》具有胁迫、乘人之危之情形。2017年5月7日通话记录“拿上你兄弟的委托书，你来拿这个钱”。庭审中李建林没有提交委托书，证实了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周伟明明知道签订协议的人与赔偿权利人王永彪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给付没有代理权王会丽25000元，明显是无效的协议，王会丽的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事实是上诉人根本就不知情，故该协议不能约束上诉人。王全丽庭审作证称，上诉人没有授权王会丽签订《工伤处理协议》，都是王会丽与其母亲向李建林、江苏华宝工程有限公司索要赔偿的，25000元上诉人没有收到。王会丽在急于让上诉人做手术的想法下才无奈与王健林、华宝公司签订协议，王永彪不知情。上诉人的各项损失数额为132556.97元，相比较《工伤处理协议》给付王会丽的25000元，应赔偿的数额相差巨大，《工伤处理协议》显失公平。综上，《工伤处理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具有胁迫、乘人之危之情形，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没有授权王会丽签订协议，王会丽也不具有赔偿权利人的资格代为处理事宜并领取赔偿金。二、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属于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上诉人接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食宿，并作为农民工接受其管理，并从事了其安排的工作，而且在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受伤，应当认定上诉人与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结合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的事实，依据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李建林称，其是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员工，负责富贵城工地，这与上诉人主张的受伤地是一致的，即上诉人受伤地就是富贵城工地。原审法院均以各方当事人的自认为查明事实的依据，在各方当事人自认同一事实的情况下又否定受伤地就是富贵城工地的事实，显属错误。四、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未提交证据，其开发的富贵城项目均有备案相关材料，但拒不提供，无法查明事实，上诉人又无法取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结合上诉人自述以及证据、李建林答辩应当推定富贵城项目系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发包方的事实。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造成上诉人受伤的后果，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周伟在《工伤处理协议》作为工伤处理主体与王会丽签订协议，即自认为上诉人所放毒物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四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来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于法相悖。请求中院依法维护上诉人作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支持上诉请求。李建林辩称，一,2017年5月10日,王永彪、王会丽和李建林、李周伟、监理签订的《工伤处理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虽说王永彪一再否认《工伤处理协议》中“王永彪”非其本人签字,但同时其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且该协议中“王会丽”为其姐姐本人所签,王会丽及其母亲一直代表原告与相关单位协商赔偿事宜,因此应当认定《工伤处理协议》是王永彪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称《工伤处理协议》系被胁迫所签不是事实,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5月8日其姐王会丽和答辩人李建林的电话录音显示为“李建林:答应5000元了,我现在给老板一打电话一汇报,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再说20000元也拿不到”。最终《工伤赔偿协议》赔偿数额为25000元,这说明双方一致在协商赔偿数额,也看不出有胁迫的行为或言语,上诉人称《工伤赔偿协议》是其受胁迫所签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因此上诉人以《工伤赔偿协议》系其受胁迫所签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诉求应当不予支持。二、双方在《工伤处理协议》中明确约定:“有关后续治疗费用及所有相关费用,我自愿一次性解决总金额25000元。此费用付清后,因此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我本人承担,与劳务单位及总包建筑单位无关。”因此,在王永彪收到25000元的赔偿费用后,双方应再无纠葛。上诉人称该25000元不包括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没有事实根据,法庭应当驳回王永彪的要求赔偿的诉求。三,答辩人李建林是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思科工公司”)的员工,李建林是代表劳务分包单位即九思科工公司和王永彪签订《工伤处理协议》的,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李建林不应当是本案的诉讼主体,更不应当承担王永彪受伤害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王永彪在签订《工伤处理协议》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胁迫,不具有法定的撤销情形,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王永彪工伤赔偿事宜已经处理完毕,根据禁止反言的民事原则,王永彪要求撤销《工伤处理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西区留营乡留营村民委员会、夏海涛未进行答辩。王永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王永彪姐姐王会丽与被告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林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工伤处理协议》；2、被告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营养费、交通费、共计132556.97元；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自述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与西二环交汇处的“富贵城”项目摔伤，并于2016年6月26日入住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同年8月15日出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出院记录显示“患者缘于入院前5小时从高处坠落……急送石家庄市武警总医院，具体治疗不详。……出院诊断：1、脊髓损伤（ASIAC级）；2、腰1、2椎体压缩骨折脱位伴椎管狭窄（AO=53-A3）；3、腰1-4附件骨折；4、左侧髂骨、骶骨骨折；5、右侧7、8、10、12肋骨骨折；6、双肺挫裂伤；7、左侧胸腔积液”。该次医疗大部分费用，被告李建林称由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交纳。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原告伤残等级为九级，误工期为150-210日，护理期为90-120日，营养期为90-120日。被告李建林称其为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员工。被告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石家庄市桥西区留营乡留营村“富贵城”的开发主体，开发四至为：留营北路以南、留营街以东、合作路以北、西二环路以西。2017年5月10日，“王永彪”、“王会丽”、“李周伟”、“李建林”“监理”五方签订《工伤处理协议》，“王永彪”表示“有关后续治疗费及所有相关费用，我自愿一次性解决总金额人民币25000元（大写：贰万伍仟元整）。此费用付清后，因此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由我本人承担，与劳务单位及总包建筑单位无关”，原告姐姐已收到25000元。原告否认上述《工伤处理协议》中“王永彪”为其本人所签，但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原告摔伤后，一直是由其姐姐王会丽及其母亲与李建林协商处理，“王会丽”为原告姐姐本人所签。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属于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的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称2017年5月10日，“王永彪”、“王会丽”、“李周伟”、“李建林”“监理”五方签订《工伤处理协议》中“王永彪”非其本人签字，但同时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且该协议中“王会丽”为其姐姐本人所签，王会丽及其母亲一直代表原告与相关单位协商赔偿事宜，故认定该协议内容为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同时提交其姐姐与被告李建林的录音，欲证明该协议系被胁迫所签，但在2017年5月8日王会丽与李建林的通话录音中，显示为“李建林：答应5000元了……，我现在给老板一打电话一会汇报，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再说20000元也拿不到”，最终《工伤处理协议》赔偿结果为25000元，说明双方一直在协商赔偿数额，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方在协议上签字系受胁迫，故对于原告“撤销原告王永彪姐姐王会丽与被告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林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工伤处理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自认夏海涛、李建林再分包被告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使用河北九思科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劳务资质，但起诉被告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中间证据链缺失，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石家庄市桥西区留营乡留营村“富贵城”的开发主体，开发四至为：留营北路以南、留营街以东、合作路以北、西二环路以西。原告诉状中自认在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与西二环交汇处的“富贵城”项目施工工地打工，受伤具体位置在，该地域并非被告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范围，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摔伤工程的实际开发主体或者施工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四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于原告的各项损失不再进行论述与认定，原告如有新的证据，可另案主张权利。基此，原审判决为：驳回原告王永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51元，由原告王永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五方签订的《工伤处理协议》中均有各方签字确认，上诉人认为协议中并非其本人签字，但同时又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协议中王会丽签字为上诉人姐姐王会丽本人所签，其姐姐及母亲一直代表上诉人协商赔偿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据。上诉人以其姐姐与李建林通话录音主张《工伤处理协议》系受胁迫签订，但录音中的内容并不能显示李建林存在胁迫情形，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李建林、江苏华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责任认定，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上述主体与其人身伤害存在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自认的受伤地点并未在石家庄国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四至范围内，上诉人主张该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永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1元,由上诉人王永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瑞江审判员  李秀云审判员  寻 亚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 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