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11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永朝，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海，北京中银（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曼司，北京中银（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和平，男，195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现住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芳，女，198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秀玉，女，194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鹏，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永朝因与被上诉人林和平、林芳、林秀玉（以下简称林和平等）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16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永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黄永朝在一审的全部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在《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擅自调整产权主体，没有任何新发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存案证据显示，林和平与厦门市文安旧城改造有限公司在2006年11月28日签订《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明确承认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产权人是黄忠发（已故），其只是以使用人的身份签署协议，并代为接收拆迁安置房屋，即厦门市湖里区，根据禁止反言的司法原则，在拆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没有被司法机关推翻的情况下，同时拆迁之后没有发生新的法律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什么改变拆迁协议签订当时林和平、厦门市文安旧城改造有限公司以及厦门市诚誉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认可产权人为黄忠发的基本事实。二、房屋灭失之后既不可能办理房产证，也不得要求确认产权，故本案在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灭失之后形成的房屋确权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判决认定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经过翻建明显证据不足且违反证据规则。（一）林和平等一审提交的主要证据不合法，一审法院擅自采纳，已如前述。（二）本案林和平等的主要证据实际上只是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小于书证，而本案书面证据，如《危房鉴定申请书》林和平等明确其只是大连兴馆的使用人，拆迁安置协议当中也再次明确，相关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当然低于该书面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证人证言确权，违反证据规则。即便《自建房屋申报书》、《土地来源具结书》不是非法证据，也是证人证言的汇总而已，房屋已灭失，根本无法调查，文安社区居委会及中华街道办根据传来证据出具证言，其效力远不及林和平自认的拆迁安置协议以及鉴定表中的自认。四、即便不考虑证据的非法采信问题，也假设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确有翻建，也要从翻建权利和翻建后果的角度考虑本案翻建后林和平等是否可以取得翻建房屋的所有权。首先，林和平等从来没有取得也不可能取得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翻建权。翻建权涉及对旧房屋实体权利的处分（拆除旧建筑）。就目前来看，1968年6月17日林臭与黄长（忠）发签订的协议不可能是买卖协议：一是协议中从未出现买卖的字眼，相反却有保管的字眼，因此认定该协议为保管协议比认定为买卖协议理据充分得多；二是130元的购买力在当时也不可能购下30余平方米的房产,所以原协议所称系赔付材料折旧价非常合理，此举相当于承担装修材料费用借住，实质是属于租赁。如果是房屋转让，应明确提出系房屋转让费用而无需拐弯抹角提到材料费用；三是“如有发生其他枝节概由黄长发负责”的约定，更说明该房屋在使用当中出现纠纷，概由出租方排除的租赁惯例，如果是买卖，怎么可能长期帮买方排除困扰。一审认定该协议系买卖协议（双方有转让房屋的意思合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便是买卖协议，基于物权登记原则，本案也有没发生产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因此，无论如何本案林臭及其继承人没有取得过翻建前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房屋处置权，即其根本无权对旧屋实施翻建。其次，本案林和平等无法提供报建手续、材料发票、施工许可证等“翻建”的直接证据，甚至连照片都没有，一审法院仅凭根据面积变大，砖木变砖石推断存在翻建，证据不足。再次，即便一审中证人所谓的“翻建”证言可以采信，正如一审所说“屋顶坍塌、墙倒了一半”恰恰也印证了房屋的地基还在，墙体大部分还在，根据司法实践，在他人地基上翻建的房屋仍属于原房屋所有人所有，即黄长（忠）发所有。因此，无论如何林和平等不可能基于所谓的建造事实行为原始取得大连兴馆177号翻建后房屋所有权。五、相反黄永朝为厦门市湖里区的所有权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首先，黄永朝的父亲黄长（忠）发拥有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他项权利登记，根据当时的法律，土地系国家所有，他项权记载为地上权即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取得地上权即取得房屋所有权。在拆迁实务当中，地上权一律认定为产权，这就是拆迁协议第一条所说的产权面积30.8平方米来源，一审法院将地上权认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是错误的。其次，林和平多次承认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是黄长（忠）发而非林臭，其一直自称为使用人，绝非偶然使然，如果说在2006年拆迁时有配合政府的压力，但2002年申请危房鉴定时林和平就表明身份为使用人，可见其使用人的身份从父辈延续至今。再者，2006年林和平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不仅沿用了使用人签署协议，更进一步明确了产权人为黄长（忠）发，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在没有出现胁迫、欺诈、重大误解等法定事由的可撤销、可变更的情况下，应依法认定林和平对黄长（忠）发及其本人的权利性质陈述完全属实。最后，根据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书面证据的证明力高于证人证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之证据规则，本案认定大连兴馆177号房屋拆迁后形成的讼争房屋为黄永朝所有而非林和平等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请求支持黄永朝的上诉请求。 林和平等辩称，黄永朝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主张一审法院擅自调整产权主体缺乏根据。首先，虽然原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将产权人填写为黄忠发。但是，第一，拆迁补偿协议是拆迁人制作的格式文书，未严格区分不同权利人，而且，拆迁单位不是物权登记确权机关，其制作的格式协议不宜作为确认物权的依据。第二，经法院查询，土地房屋登记机关未登记黄忠发为权属人，只登记为“他项权利人”，并备注他项权利内容为地上权，因此，黄忠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房屋所有权人。第三，按照1968年6月17日的转让协议，证实黄忠发已经将地上物转让给林臭，此后近四十年间，直至拆迁时，黄忠发及其继承人均未向林和平等，也未向拆迁机构主张权利。拆迁机构按照黄忠发为他项权利人这一事实，在产权人一栏填上黄忠发的名字，是因为买卖协议的当事人没有办理权属过户的材料，这也是林和平等提起确权诉讼的原因。一审法院根据转让协议，以及房屋倒塌后林和平等重新翻建等事实，认定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权利归于林和平等是正确的。二、黄永朝质疑确权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系主观臆断。首先，在案证据证明，原大连兴馆177号房屋因1969年强台风倒塌后，林和平与其兄弟于1973年至1975年间重建，并使用二三十年，后因房屋出现危险状况，2002年7月厦门市房屋安全鉴定组织危房鉴定，鉴定报告描述，房屋为单层混合结构，条石板平面（平铺于墙体及钢筋砼梁上），墙体为石砌，局部为砖墙；与1968年6月17日转让协议约定的“土瓦房”壹座，有明显差别，足以证实林和平三兄弟确有翻建房屋的事实。其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具备拍照摄像等条件，没有固定翻建证据的手段，更不会想到日后会有纠纷发生。因此，诉讼中，林和平等难以提交翻建房屋的现场资料实属客观不能。但是，提起本案诉讼前，林和平等为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证，曾由原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老邻居证明翻建事实，这是符合客观条件的举证方式。另，对于有关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为林和平出具的证明手续，黄永朝一审期间向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投诉，认为出具证明违法，纪检监察部门派员调查后，书面告知黄永朝，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没有违反党纪政纪情形。黄永明无视上述各种客观情况，否认林和平等确权依据的合法性是没有道理的。三、主张林和平等无权获得讼争房屋权利于法不符。首先，林和平等在经人民法院判决确权之前，并不拥有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权属，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以及林和平三兄弟翻建房屋等事实，最终确认房屋权利归于林和平等，进而确认相应的安置房权利也归于林和平等，有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为法律依据。其次，关于转让协议的性质。黄永朝主张协议并没有“买卖”这个词，不能认定有买卖。林和平等认为，协议有“转让”这个词，且有明确的转让价格，可作为认定买卖关系的依据。同时，黄永朝认为协议有“保管”这个词，因此，主张林和平等是保管房屋。林和平等认为，保管人有权利收取保管费，但黄永朝不仅未支付保管费，反而向林和平等要一笔转让款，不符合保管合同法律关系特征。最后，一审基于双方曾发生买卖行为，事后又发生林和平等的翻建行为，确认原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权利属于林和平等，同时确认相应的安置房权利属于林和平等于法有据。 林和平、林芳、林秀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厦门市思明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房，即厦门市湖里区为林和平、林芳、林秀玉共同共有。 黄永朝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确认厦门市思明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安置房厦门市湖里区为黄永朝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68年6月17日，林臭与黄长（忠）发签订一份协议，载明黄长（忠）发有自建土瓦屋壹座，内一厅一房一厨房址在厦门市大连兴馆一七七号，无条件转浪（让）给林臭保管作为住宅，经双方面议林臭自愿付赔偿材料折旧价人民币壹百叁拾元。协议还约定倘日后对该住屋如有发生其他枝节，均由黄长（忠）发负责。 2002年7月3日，经林臭的儿子林和平委托，厦门市房屋安全鉴定所作出（2002）第183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其中记载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实地查勘情况为建筑面积38.15平方米，条石板平屋面（平铺于墙体及钢筋砼梁上），墙体为石砌，局部为砖墙，已弃用多年。 2006年11月28日，林和平作为大连兴馆房的房屋使用人与厦门市文安旧城改造公司签订《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偿协议书》，约定厦门市文安旧城改造公司拆除大连兴馆177号房，总建筑面积35.42㎡，其中产权面积30.8㎡，无产权面积4.62㎡，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厦门市碧湖嘉园1号楼2号梯1202室房屋作为安置房，并由被拆迁人按规定补差价款114739.8元。《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列明黄忠发系被拆迁人，并约定“因使用人无法提供相关权籍证明，现根据地籍调查表记载该被拆迁房屋原业主为黄忠发，下落不明，经使用人申请，拆迁人同意对被拆迁房屋证据保全后产权调换一套一房二厅（61.48㎡），并由使用人林和平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今后若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林和平自行承担，与任何单位及个人无关。” 2013年9月16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向林和平出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载明：根据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记载，大连兴馆177号房，地籍列3段**，砖木平屋，建筑面积30.80平方米，“他项权利人”“黄忠发”。大连兴馆177号房从未申请产权登记，《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没有有关大连兴馆177号房产权登记和发证的记录。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楼2号梯1202室”现编门牌号为××楼2号梯1203室”（下称案涉安置房屋）。2009年7月29日，该房屋交付林和平使用至今。 一审法院还查明，黄长（忠）发及其配偶林泡、林臭及其配偶庄水见均已故。林和平、林根皮、林和成、林秀玉系林臭与其妻子庄水见的子女，林根皮、林和成分别于2004年4月10日、2012年7月9日死亡，林和成未婚没有子女，林根皮配偶刘淑惠于2004年4月9日死亡，林芳系林根皮与刘淑惠之女、唯一继承人。黄忠发及其配偶林泡生育黄永朝、黄永远、黄淑珠、黄淑琴，黄永远及黄淑珠已故。黄永远未婚没有子女。骆清江、骆宏辉、骆宏玲系黄淑珠继承人。黄淑琴、骆清江、骆宏辉、骆宏玲经公证声明放弃对案涉安置房屋的继承权。 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厦门市国土房产测绘档案管理中心调查，原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记载黄忠发（住工人新村7座）为他项权利人，权利种类为地上权，建筑面积30.80平方米。 围绕各自对案涉安置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主张，林和平、林芳、林秀玉提供：1.黄长发《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黄长发夫妻于1953年4月19日由大连兴馆177号迁入工人新村七座6-7号。2.2013年11月办理的《自建房屋申报书》，其中记载大连兴馆177号房屋于1969年因台风影响倒塌，房管部门安排林臭一家到大连兴馆18号居住，林和平兄弟3人于1973年开始重建、1975年完工。大连兴馆177号房屋所属的文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落款处出具“据林和平自述及周边邻居了解，林和平全家于1973年至1975年重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内容。中华街道办事处在落款处出具“据文安社区居委会调查落实情况属实”。林和平出具的一份《证明》，载明上述自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内容，并显示由大连兴馆其他许庆华、白宝华在内的四位住户签名佐证。3.许庆华、白宝华的出庭证言，其中许庆华称系林根皮的同学及邻居，因大连兴馆177号倒塌，当时屋顶塌陷，墙倒了一半，林和平兄弟在1973年至1974年间对该房进行翻建，许庆华帮忙搬石条，翻建是部分拆除，重建材料是砖和块石，屋顶重建材料全部是石条。翻建期间林根皮一家由政府安排住在大连兴馆18号。白宝华称系林和平大连兴馆177号家的邻居，1973、1974年该房屋因倒塌要翻建，白宝华作为邻居参与帮忙搅拌沙土，当时该房屋整个屋顶倒塌、墙倒了一半，翻建的材料有石头和砖。翻建期间林和平一家住在大连兴馆18号。4.林臭的历史档案，其中的《工人登记表》记载，1956年林臭一家的住址为大连兴馆177号；1965年的《职工登记表》记载林臭的籍贯及通信地址均为大连兴馆**；1965年《职工申请运动简明政治审查表》，记载林臭的住址为大连兴馆177号；前述三份表格均加盖厦门市特运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黄永朝的质证意见：1.对上述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林和平等未提供入住的证据，故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2.对上述证据2《自建房屋申报书》及《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3.对上述证据3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有异议，两位证人与林和平等有利害关系，且陈述的翻建前服务布局与事实不符。4.对上述证据4历史档案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表格内容均属自述，且部分内容相互矛盾，即使林臭当时居住在大连兴馆177号房屋，也只能印证黄长（忠）发将该房屋交由林臭保管使用的事实，但居住情况不能证明产权情况。 黄永朝提供：2007年2月7日摘录的《厦门市房地产调查登记表》，记载大连兴馆177号房产所有权人为黄忠发，其他来历一栏为“地上;地上权&rdquo和平、林芳、林秀玉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上述《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的记载，没有大连兴馆177号房产的产权登记和发证记录，因此黄忠发只是他项权利人而非所有权人。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1.上述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表》，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从该份表格的名称，可以认定黄长发一家自1953年4月19日起不再居住于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事实。2.上述证据4历史档案，从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据形式，可以证实该组证据确实属于林臭的个人历史档案，虽然其他内容可能如黄永朝所言不完全一致，但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的居住地址为大连兴馆177号这一事实前后记载一致，考虑到当时对个人信息审查较严、政审表格尤其如此的特殊历史背景，林臭的前述居住事实足以认定。3.上述证据2、3《自建房屋申报书》、《证明》及证人出庭证言均属于林和平等及证人的事后陈述，但结合上述《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中记载的大连兴馆177号房屋拆迁前的实地查勘情况，前述证人陈述的房屋结构基本细节“重建材料是砖和块石，屋顶重建材料全部是石条”及“翻建的材料有石头和砖”，与鉴定报告勘查记载的“条石板平屋面、墙体为石砌，局部为砖墙”基本一致，再对比该房屋面积及结构的相关记录，该房屋原始记载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30.8平方米，拆迁前的记载为砖石结构、建筑面积38.15平方米（其中无产权面积4.62平方米），可以得出该房屋在拆迁前无论面积还是建筑材料结构均发生变化的结论。前述结论及林臭一家长期居住大连兴馆177号的事实，可以加强上述证据2、3的证明力，共同形成林和平兄弟翻建该房屋具有高度可能性存在的证明效力。因此，对上述证据2、3应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审查案涉房屋的确权要件，有必要分析以下问题：一、1968年6月17日林臭与黄长（忠）发所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二、上世纪70年代初林和平兄弟翻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法律后果。 一、关于林臭与黄长（忠）发所签订协议法律后果的问题，首先，须解决该份协议是否存在出让房屋的意思合意。根据该协议中“转浪给林臭保管作为住宅”，“林臭自愿付赔偿材料折旧价人民币壹百叁拾元”，及“倘日后对该住屋如有发生其他枝节，均由黄长（忠）发负责”，结合此后林臭长期居住该房屋并对该房屋作出重大翻建的事实，足以得出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存在转让该房屋的意思合意。其次，须审查该份协议的效力。该问题涉及黄长（忠）发是否有权处分该房屋。对比《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黄永朝提供2007年2月7日摘录的《厦门市房地产调查登记表》以及法院调查的上述来源自《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明确黄长（忠）发对大连兴馆177号享有的为他项权而非所有权，权利类型为“地上;地上权&rdquo前没有大连兴馆177号房产权登记和发证的记录。在物权法理上，地上，地上权属于他项权利的一种他人所有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工作物及种植林木的权利，地上，地上权人享有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非经登记不生效；近似概念为物权法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前述的权属登记在建国后形成，亦属于合法物权。因此，该份协议有效，但因未进行变更登记而未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同时因未办理过产权以及相关法律的变迁，现已不具备“地上;地上权&rdquo登记的法律条件。二、关于林和平兄弟翻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法律后果的问题。大连兴馆177号房屋权属登记具有特殊性，目前只有登记黄长（忠）发为他项权利人的记录、从未申请产权登记。但另一方面，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并不排除基于建造等事实行为原始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大连兴馆177号房屋产权从未进行过初始登记，对该房屋的建造存在两个事实：一个是1968年6月17日林臭与黄长（忠）发所签订协议中关于“黄长（忠）发有自建土瓦屋壹座”的陈述，该陈述可与黄忠发享有地上权的记载相印证，如果该房屋确属黄长（忠）发自建，则其根据“地随;地随房走&rdquo则，可原始取得所有权，进而取得与林臭上述协议的完全处分权。另一个是法院查明的上世纪70年代初林和平兄弟翻建该房屋的事实。根据上述第3点分析认证意见，大连兴馆177号房屋在翻建前后无论在面积还是建筑材料结构均发生变化，其中面积翻建前为30.8平方米、翻建后为建筑面积38.15平方米，材料结构翻建前为砖木结构、翻建后为砖石，结合证人“屋顶塌陷，墙倒了一半”的陈述，可以得出林和平兄弟的翻建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房屋修葺，大连兴馆177号房屋在翻建前后不具有物理形态的同一性，依法可据此取得翻建后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林和平等作为林臭的合法继承人，无论基于物权受让的合法原因，还是取得物权的事实行为，以及解决历史遗留物权问题“尊重历史、便利止争”的原则，均享有对原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合法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取得大连兴馆177号翻建后房屋的拆迁安置房即碧湖嘉园1号楼2号梯1203室的所有权。另一方面，黄永朝主张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林和平、林芳、林秀玉的诉求予以支持，对黄永朝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厦门市湖里区所有权为林和平、林芳、林秀玉共同共有；二、驳回黄永朝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52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29元，均由黄永朝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黄永朝对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1、2行“其中记载大连兴馆177号房屋的实地查勘情况为建筑面积38.15平方米”实际为与原来讼争房屋的面积不同，不应引用。并认为遗漏查明该表载明讼争房屋实际使用人为林和平，而所有权人不是林和平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林臭与黄长（忠）发就被拆迁房屋所签订协议约定的内容、立据形式、协议书写及长期居住、管理等情况，一审认定双方存在转让房屋的意思合意，符合当时当地交易习惯。至于协议有“保管”字眼不足以影响双方转让被拆迁房的意思表示，黄永朝以协议未出现买卖的字眼、却有保管的字眼等为由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主张存在租赁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2.根据《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记载，他项权利人黄忠发，权利种类：地上：地上权请表没有有关大连兴馆177号房屋产权登记和发证的记录。而所谓他项权是指除房屋所有权外的在房屋上设定的其他权利，如租赁使用权、典权、地役、地役权权等。《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申请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不是产权登记的信息，因此，该信息不属产权登记依据。黄永朝上诉主张在拆迁实务当中，地上，地上权一律认定为产权合法律规定。3.被拆迁房屋长期由林和平管理、使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时由林和平与拆迁单位签订，黄永朝长期未主张权利直至林和平起诉其才提起反诉（2017年11月8日）。黄永朝对林和平等翻建被拆迁房屋提出异议，但其一审提供的2018年7月11日中共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反映大连兴馆177号等有关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以及林和平等为证明其翻建被拆迁房屋提供的《自建房屋申报表》、《土地来源具结书》、证明、厦门市房屋安全鉴定所文页，足以证明林和平等对被拆迁房屋进行翻建。综上，一审法院以买卖协议并结合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确认拆迁安置房归林和平等共同共有，并无不当。黄永朝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不影响本案二审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黄永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57元，由黄永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巧玲） 审 判 员 （胡林蓉） 审 判 员 （陈 璟）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源 ）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