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4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中兴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JUP83T。法定代表人：邓光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代秀，重庆众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翠，系集阜公司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三，男，汉族，2000年7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巫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刚，重庆市巫溪县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副主席。上诉人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伟三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10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0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代秀、罗翠，被上诉人胡伟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集阜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103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集阜公司与胡伟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伟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胡伟三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2018年6月30日，巫溪县中学校向胡伟三发放《重庆市普通高中毕业证书》，2018年7月1日前被武汉理工大学网上预录取为航运学院航海专业新生，2018年7月23日，武汉理工大学向胡伟三发出《录取通知书》。上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胡伟三身份系在校学生，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和保护，也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一审法院在查清事实部分认定胡伟三与集阜公司之间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事实上胡伟三系案外人重庆猎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猎人公司”）派遣至集阜公司处工作，胡伟三与案外人集阜公司之间才存在劳动关系。三、一审漏列当事人猎人公司，从案件事实来看，猎人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未追加猎人公司，程序违法；同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胡伟三在参加勤工俭学时已满18岁，不符合一审法院适用的《劳动法》第15条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通知。综上，恳请贵院予以改判。胡伟三辩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胡伟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胡伟三、集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事实与理由：胡伟三于2018年7月3日经人介绍到集阜公司做操作工，每月工资3200元。2018年7月6日，胡伟三在上夜班时受伤，当即由集阜公司派员送到重庆市恒生手外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为：左足1、2、3趾受伤。胡伟三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依法确认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裁定，胡伟三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30日，巫溪县中学校向胡伟三颁发《重庆市普通高中毕业证书》。2018年7月3日，集阜公司综合管理部向其汽车部发出内容为“兹有员工胡伟三于2018年7月3日至贵部就职，请接洽”的《上岗通知单》。2018年7月6日，胡伟三在工作时不慎受伤，被送往重庆恒生手外科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7月23日，武汉理工大学向胡伟三发出《录取通知书》。2018年7月27日，集阜公司(甲方)与胡伟三（丙方）签订《借款协议》，协议将猎人公司列为乙方，并写明“丙方于2018年7月3日经其同学胡林引见，经乙方曾新熹指派来到甲方从事勤工助学工作……”，约定由集阜公司垫付胡伟三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并借给胡伟三30000元用于前期费用，该款并非赔偿胡伟三，待依法处理完结后，再确定由集阜公司还是猎人公司承担责任。胡伟三签字捺印、集阜公司加盖公章，江津区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在“主持协调单位”处加盖公章，猎人公司未盖章也无相关人员签字。2018年8月27日，胡伟三向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与集阜公司、猎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同日该委以被申请人主体不适合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另查明，胡伟三在起诉集阜公司的同时将猎人公司列为本案集阜公司，后撤回了对猎人公司的起诉。庭审中，集阜公司为了证明胡伟三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向法庭举示以下证据：1.录取通知书、巫溪县天元乡政府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胡伟三系在校学生，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者主体；胡伟三认为该份通知书系复印件，且与其持有的原件在录取时间上不一致，不能达到集阜公司的证明目的，胡伟三是否是在校学生应以录取通知书为准；2.岗位外包协议、委托书、劳动合同及个人情况说明(胡林、刁伟、王涛、王文林、朱枭、王杰)，载明集阜公司将劳务外包给猎人公司，拟通过以猎人公司向集阜公司派遣了胡林等员工的事实，证明胡伟三与猎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陈述猎人公司需支付当月工资后才向集阜公司提供派遣人员的劳动合同，胡伟三仅工作三天就受伤，故集阜公司尚未拿到胡伟三与猎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胡伟三认为该组证据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猎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新熹认可胡伟三系其员工并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胡伟三认为不能证明其与猎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计件工应聘登记表（2018年7月3日填写），该表载明了胡伟三的基本情况及简历，还载明了胡伟三的推荐人“曾老师”，集阜公司同意录用胡伟三，拟证明胡伟三受猎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新熹委派到集阜公司上班；胡伟三认可登记表的真实性，不认可受猎人公司派遣至集阜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胡伟三、集阜公司争议的主要问题包括两方面：其一、胡伟三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主体资格。胡伟三于2018年7月3日到集阜公司汽车部就职时已满18周岁，其虽于2018年7月23日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但其在受伤时享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故胡伟三在此期间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其二、胡伟三与集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集阜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与胡伟三持有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在录取时间上不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提交的巫溪县天元乡政府出具的《证明》只能证实胡伟三的家庭情况及胡伟三打工受伤的时间在2018年7月23日之前，不能证明其他；提交的《岗位外包协议》、委托书、《劳动合同》及个人情况说明只能证明集阜公司与猎人公司之间的关系及猎人公司与情况说明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派遣到集阜公司工作的事实，不能证明猎人公司与胡伟三签订劳动合同并派遣至集阜公司工作的事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更不能证明胡伟三与猎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的《计件工应聘登记表》证明胡伟三受“曾老师”推荐到集阜公司工作，集阜公司同意录用的事实，不能证明胡伟三与猎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及派遣的事实；而胡伟三提交的《借款协议》虽将猎人公司列为乙方，并写明“丙方于2018年7月3日经其同学胡林引见，经乙方曾新熹指派来到甲方从事勤工助学工作……”，但该协议内容并未得到猎人公司的确认，不能证明猎人公司派遣胡伟三到集阜公司工作的事实。因此，集阜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胡伟三与猎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集阜公司提交的2018年7月3日填写的《计件工应聘登记表》及胡伟三提交的集阜公司综合管理部于2018年7月3日向其汽车部发出的《上岗通知单》恰好证明了集阜公司直接录用胡伟三并安排其工作的事实，故胡伟三、集阜公司之间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双方从2018年7月3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胡伟三的请求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集阜公司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胡伟三与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从2018年7月3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费用10元，减半收取5元，由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胡伟三是否与上诉人集阜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本院就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从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看，胡伟三在到集阜公司汽车部就职时已满18周岁，具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但是，从胡伟三是在高考结束后，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的短暂时间到集阜公司工作及他在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到大学报到上学的行为看，其到集阜公司工作的本意不是与集阜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是利用假期勤工俭学，这也与2018年7月27日集阜公司与胡伟三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胡伟三自认是到集阜公司从事勤工助学工作的陈述一致。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之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合同。因此，胡伟三虽具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也实际付出了劳动，但不能认定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只能认定胡伟三是勤工助学。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胡伟三在集阜公司工作期间受伤，可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错误，本院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10370号民事判决书。二、胡伟三与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重庆集阜三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伯文审判员  申 威审判员  刘恋砚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罗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