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34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菊，女，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涞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长春，河北涞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丽，女，197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河北兴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鹤，女，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瑞，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敬庄，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柱，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达，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印夺，女，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上诉人刘春菊、上诉人王亚丽因与被上诉人周鹤及被上诉人高敬庄、王印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6民初1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菊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鹤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民间借贷关系不可能成立。庭审中所有涉案当事人均明确上诉人与周鹤并不相识，时至今日未有任何沟通，更未有相关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说明双方不可能达成合意，建立民间借贷关系。此笔借贷发生于2014年1月，按照周鹤的说法2014年10月底至2017年4月起诉之日借款人未还本付息，长达约两年零3个月之久，且在此期间2015年1月5日、2016年12月5日上诉人向王亚丽共计还款566万元，周鹤并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还本付息，更对上诉人还清借款不知情。纵观整个借贷过程，上诉人与周鹤在借款当时、还款履行、还清借款三个阶段均不相识、无沟通，不可能达成合意，更不会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其次，上诉人与王亚丽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印证双方已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且已履行完毕。本案中上诉人只与王亚丽、高敬庄相识，三方共同确认涉案借贷关系为上诉人与王亚丽之间发生，与周鹤无关，上诉人与王亚丽一致认可涉案借款为双方民间借贷。从上诉人向王亚丽账户还款的过程也足以印证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述事实既有书面证据又有当事人的陈述且相互吻合，应当作为定案依据抗辩周鹤的原审诉请。纵观本案，借贷关系因与被上诉人周鹤无关，所以关于借贷的所有沟通、履行只发生于上诉人与王亚丽之间，两位当事人所提交抗辩证据及事实也仅限于两人之间。一审法院仅片面的以周鹤的主张、陈述为出发点来认定抗辩证据必然使上诉人与王亚丽百口莫辩，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最后，周鹤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同上述借贷过程矛盾重重、违背常理，且其实际上已收到了500万元。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周鹤在不认识上诉人的前提下，无任何书面合同就将巨额款项出借，违背常理；周鹤陈述并举证上诉人在2014年1月借款后至2014年10月27日间，按照月息3％还过利息，上述款项之和与月息3％相互矛盾；周鹤在本诉讼前以高敬庄为被告提起过诉讼后又撤诉，到底谁是借款人；周鹤自2014年1月份起至2014年10月27日期间自称收到六笔款项的利息共计80万元，同时王亚丽自2014年1月份向周鹤转账共计420万元，以上两个主体转款正好共计500万元，恰巧和周鹤转出的金额一致；周鹤是否存在已经收回500万元的基础上再次起诉涉嫌虚假诉讼，应对上述问题举证并作出合理解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民间借贷实务中，出借人利用他人账户转账出借资金比较常见。本案中，周鹤按照王亚丽的要求向上诉人转款500万元这一行为结合其与上诉人不相识的事实，能够充分说明问题，无需王亚丽对借用账户的问题举证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王亚丽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其次，王亚丽举证在2014年1月份向周鹤共计转款420万元，以此证明归还周鹤借出的5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问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周鹤本应对其无关联性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的两笔款项一笔500万，一笔420万，同是银行转账凭证，然而一审法院在审理500万元转账凭证的过程中，将此条款适用于上诉人，却在审理420万元转账凭证的过程中，不适用于周鹤，反而直接认定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律依据，有失偏颇。再次，一审法院仅以周鹤单方自认认定上诉人通过王亚丽偿还150万元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反观同是周鹤单方自认上诉人及王亚丽通过邓春芳账户偿还80万元利息，却没有被一审法院认定偿还本金。一审法院对同一性质的转账行为却认定出了不同结果，有失公平。最后，上诉人与王亚丽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庭陈述能够充分抗辩周鹤的主张，按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周鹤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一审法院却未使其承担举证责任。针对刘春菊的上诉，周鹤辩称，一审判决对本案借贷关系的认定，综合了全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证据材料，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首先，周鹤与刘春菊借款前不相识并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本案借款，是基于周鹤对王印夺的信任，王印夺基于对高敬庄朋友关系的信任，在以同样模式于2013年10月出借刘春菊500万元，全额还款后的第二次合作，其中有高敬庄、王印夺等人联系撮合，代表出借方周鹤、借款方刘春菊谈妥条件，成立借贷关系。期间，有关借款合同的必备条款，是由中间人代为表达确认，完成要约、承诺的意思表示，形成借款合意，成立借款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本案即为借款合同的双方代理人出面代理形成借款合同的合意，建立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相识，才能成立合同，也没有禁止代理人代为表达成立合同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上诉人以周鹤与刘春菊不认识，否定本案借款合同成立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二，本案借款发生后，一直是王印夺代表周鹤催收本息，一审中，王印夺也说明了找高敬庄等催收经过，刘春菊以周鹤未直接催收，否定借贷关系，不能成立。第三，刘春菊与王亚丽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周鹤起诉的借货关系，不具有同一性，不能证明周鹤的出借款已经清偿完毕。第四，刘春菊主张王亚丽、刘春菊、高敬庄陈述一致，共同确认，即可认定王亚丽为本案借款的出借人，忽略了周鹤支付借款资金的基本事实，当事人陈述虽然是证据的一种，但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应综合全案判断。一审法院根据借款履约过程，以及一审各被告抗辩理由的合理性分析、判断，综合全案认定周鹤为出借人，是正确的，应当维持。第五，王亚丽与周鹤存在资金往来，与本案争议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王亚丽仅将其向周鹤的转款记录提交法庭，但不能讲清周鹤向其银行卡转款次数及金额远大于其的合理依据。实际是周鹤为帮助时任保定银行客户经理的王亚丽完成存款任务，应其要求进行的转款操作，与本案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关联，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王亚丽主张借用周鹤账户转款，但未讲清合理理由，如何与周鹤联系，如何取得周鹤同意，也未讲清具体过程，比如说是如何告知周鹤收款账户，如何办理转款手续，转款凭证为何没有让王亚丽持有等，足以说明该种说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支持王亚丽是实际出借人的抗辩观点是正确的，应当维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本案中的已还款150万元，是周鹤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并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是要求作为收款人的被告举证证明该款项是周鹤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在本案中，收款人刘春菊不能举证证明此款不是借款，或者说未能证明此款是借款以外的其他性质，一审法院判决借贷关系成立，完全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至于周鹤与王亚丽之间频繁的资金往来，以及刘春菊提到的王亚丽主张向周鹤账户转款420万元的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王亚丽也未就此向周鹤提出反诉，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和判定是正确的，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针对刘春菊的上诉，王亚丽辩称，认可刘春菊上诉状中关于刘春菊系向王亚丽借款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刘春菊与周鹤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王亚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鹤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周鹤与刘春菊的民间借贷关系明显错误，而且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非金融机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约定一方向另一方借用一定数量的款项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合同双方必须具有借款的合意才能产生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周鹤承认从来都不认识刘春菊，双方之间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双方之间根本不可能形成出借、借用的一致意思表示，其在没有任何书面借款合同、借据的情况下，就将500万元巨额款项出借给素不相识的刘春菊，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周鹤在本诉讼前曾经以同样理由以高敬庄为被告提起过民间借贷诉讼，后又申请撤诉，其在诉讼期间的诉讼文书内容表明，其诉讼主体、诉讼理由随着不同诉讼阶段不断在变化，也表明其此前根本不能明确谁是借款人。本案中周鹤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不能依据所提交的证据认定所出借的500万元即为出借日前期及后期王亚丽向周鹤账户所转款项为由对王亚丽转账的主张不予认可，明显有失公平公正。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上诉人于借款前向周鹤账户转款420万元，周鹤当庭也认可收到上诉人不下500万元，而原审判决根本不问上述款项用途、目的，不要求周鹤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与涉案款项无关，本末倒置，显失公平公正。三、本案中借款人为刘春菊，借贷中间介绍人为高敬庄，对此被上诉人均予以确认，王亚丽为民间借贷出借人，三方之间关于借贷关系的陈述一致，与其他证据相互吻合，三方共同确认涉案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为王亚丽与刘春菊，从没见过刘春菊，与刘春菊也根本没有就借款、还款事宜进行过任何协商，已经证明周鹤与刘春菊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忽视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客观陈述仅以周鹤单方陈述认定其与刘春菊存在借贷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四、原审判决认定王亚丽偿还周鹤150万元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仅凭周鹤单方陈述进行推断认定，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无论作为借款人的刘春菊，还是作为民间借贷中间介绍人的高敬庄，都确认涉案民间借贷的双方为刘春菊和王亚丽，而且该民间借贷履行及还款行为均为刘春菊向上诉人偿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周鹤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原审判决却无视上述事实，不但未要求周鹤承担举证责任，反而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明显不当。二、诉讼中，王印夺单方宣称其为该借款提供担保，而原审判决对此却不闻不问，又认定“原告关于被告王印夺王亚丽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未能提交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其两次诉讼中的陈述，其诉辩观点诡异，明显不符合常理。针对王亚丽的上诉，周鹤辩称，1、周鹤与刘春菊借款前不相识，并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本案借款是基于周鹤对王印夺的信任，王印夺基于对高敬庄朋友关系的信任，在以同样模式于2013年10月出借刘春菊500万元，全额还款后的第二次合作，其中有高敬庄、王印夺等人联系撮合，代表出借方、借款方谈妥条件，成立借贷关系。期间，有关借款合同的必备条款，是由中间人代为表达确认，完成要约、承诺的意思表示，形成借款合意，成立借款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本案即为借款合同的双方代理人出面代理形成借款合同的合意，建立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相识，才能成立合同，也没有禁止代理人代为表达成立合同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上诉人以周鹤与刘春菊不认识，否定本案借款合同成立的观点，不能成立。2、王亚丽与周鹤存在资金往来，与本案争议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王亚丽仅将其向周鹤的转款记录提交法庭，但不能讲清周鹤向其银行卡转款次数及金额远大于王亚丽上述转款的合理依据。实际情况是周鹤为帮助时任保定银行天威路支行客户经理的王亚丽完成存款任务，应其要求进行的转款操作，以完成其存款指标，与本案并无法律意义的关联，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王亚丽主张其与刘春菊、高敬庄陈述一致，即可认定其为本案借款的出借人，忽略了周鹤支付借款资金的基本事实，不能成立。当事人陈述虽然是证据的一种，但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应综合全案判断。一审法院根据借款履约过程，综合全案认定周鹤为出借人，是正确的，应当维持。5、本案中的已还款150万元，是周鹤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并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权益，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是正确的。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是要求作为收款人的被告举证证明该款项是原告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在本案中，收款人刘春菊不能举证证明此款不是借款，或者说未能证明此款是借款以外的其他性质，一审法院判决借贷关系成立，完全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王亚丽的上诉，刘春菊辩称，同意王亚丽的上诉意见，刘春菊与周鹤从来没有联系，也没有经济往来。针对刘春菊、王亚丽的上诉，高敬庄辩称，我根本就不认识周鹤，因为刘春菊通过关系询问我知不知道从哪里能够筹措到部分民间资金，我把刘春菊想借钱的意愿告诉了王亚丽，王亚丽同意把钱借给刘春菊，后来刘春菊所借本金及利息已全部归还了王亚丽。一审法院认定周鹤为出借人的依据是从周鹤账户转出了500万元，但在一审审理时已查明，此笔汇款经办人是王印夺，周鹤的签名是王印夺所签，这说明周鹤的银行卡持有人不是其本人，不能以转账凭证中登记的转款人是周鹤就排除了此款系他人所有的可能，该证据不具有排他性。周鹤及王印夺前后陈述矛盾，且均认可是通过王亚丽与刘春菊进行的联系，刘春菊认可其只是借的王亚丽的款项，从不知道周鹤是谁，还款也是付给的王亚丽，王亚丽讲述其是出借人，上述证据归纳在一起只能说明王亚丽是真正的出借人。针对刘春菊、王亚丽的上诉，王印夺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要求维持原判。周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刘春菊、高敬庄共同向周鹤偿还借款500万并支付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王印夺、王亚丽承担还本付息的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春菊有借款500万元的需求，其通过他人询问高敬庄是否有筹措资金渠道。高敬庄又联系了王亚丽，王亚丽与王印夺相识，2014年1月24日，周鹤天威支行62×××28账户向刘春菊农行建国门支行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500万元。王印夺及周鹤均称该笔银行转账系周鹤委托王印夺办理。王亚丽辩称该笔款系其给付周鹤相关款项后借用周鹤银行账户出借给刘春菊。刘春菊认可收到该500万元借款，但辩称该笔借款出借人为王亚丽。2016年12月6日，宁亚利银行账户向王亚丽工行尾号8512账户转账266万元，同日，王亚丽该账户向周鹤尾号5355天威支行账户跨行汇款150万元。刘春菊辩称另有一笔2015年1月5日由保定通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行账户汇入王亚丽华夏银行保定分行尾号8681账户的300万元系其所还王亚丽借款。周鹤在天威支行账号分别为62×××55和62×××28。2014年1月24日，尾号5355账号大额来账30万元、8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340万元，还款273300元，往来款35000元，余额为13216905.45元；尾号3828账号2014年1月23日大额来账5万元，余额为54150元，2014年1月24日转入王亚丽天威支行62×××33账号5万元后余额为4150元，后由保定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额来账1500万元，后转出往来款3笔各100万元，还款30万元，大额往账（转出）两笔500万元（其中1笔500万元为刘春菊账号62×××73），转出1笔170万元后余额为9350元。王亚丽在天威支行有账号为62×××33，周鹤前述两个天威支行账号与王亚丽该账号在2014年1月24日前后均有往来转账。另查明，周鹤曾于2016年10月份起诉高敬庄、刘春菊因民间借贷纠纷至一审法院，后于2017年2月16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16）冀0606民初4169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该案中，王印夺为周鹤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其当时出庭作证称“。我和王亚丽之前一直有350万元借款，但是和此笔借款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关于本案借款5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存在于周鹤与刘春菊之间还是王亚丽和刘春菊之间。简而言之即究竟谁是真正的500万元借款出借人，周鹤及王亚丽均表示各自为真正的出借人，故否定了共同出借的情形，而由于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书面借款合同、协议或借据，故目前周鹤提交的2014年1月24日由其账户转账至刘春菊账户5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为借款发生时的合法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周鹤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周鹤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亚丽辩称该笔出借款系其转入周鹤账户，仅仅是通过周鹤账户转款，王亚丽辩称与周鹤口头约定使用周鹤账户转款，但周鹤不予认可，本案借款数额较大，王亚丽未能说明使用周鹤账户转账的必要性及未能提交借用周鹤账户转账的相关证据，虽王亚丽与周鹤涉案账户有资金往来，但并不能依据王亚丽所提交证据认定所出借的500万元即为出借日前期及后期王亚丽向周鹤账户所转款项，存款货币能否适用现金货币“占有即所有”的法则虽存争议，但周鹤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威路支行尾号3828账号大额款项往来密集，无法认定被告前述抗辩内容，故对王亚丽的此项抗辩，不予采纳。王亚丽辩称周鹤不具备出借能力，但2014年1月24日周鹤天威支行的两个账户均已超出本案借款额度，故对王亚丽的此项抗辩，不予采纳。刘春菊辩称其收到的本案500万元银行转账系其向王亚丽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该项抗辩，且依据前述，出借账户为周鹤账户，故对刘春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综上，对周鹤与刘春菊的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周鹤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高敬庄为本案共同借款人，故对周鹤关于高敬庄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周鹤关于刘春菊向其偿还借款50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月息3%）的主张，周鹤提交的邓春芳银行账户向其汇款的相关银行凭证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且周鹤未能提交其与刘春菊存在利息（月息3%）约定的相关有效证据，故周鹤关于自2014年10月27日起支付利息（月息3%）的主张，无法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自周鹤本案起诉之日即2017年4月1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刘春菊应按照年利率6%支付周鹤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又因周鹤自认刘春菊曾通过王亚丽偿还过（2016年12月6日）150万元利息，故依据前述，本案现借款本金应认定为350万元，对于该350万元借款本金，刘春菊应偿还周鹤。刘春菊辩称已偿还王亚丽共计566万元，依据前述，未认定其与王亚丽之间本案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关于前述款项，其可另案依据相关法律关系向王亚丽主张。周鹤关于王印夺、王亚丽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未能提交证据佐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春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周鹤借款本金人民币3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周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原告周鹤负担14040元，被告刘春菊负担32760元。”二审庭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春菊提交1.其与宁亚利的结婚证，用以证明其与宁亚利为夫妻关系；提交2.2016年12月5日宁亚利向王亚丽转款266万元的银行明细；提交3.2015年1月5日保定通源旅游度假公司向王亚丽转款300万元的业务回单及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该300万元是偿还的王亚丽的借款，该笔借款是通过周鹤账户由王亚丽借给刘春菊的500万元，刘春菊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亚丽质证称，刘春菊借王亚丽的钱确实已经偿还，但还款是通过哪个公司或个人、具体方式代理人不清楚。周鹤质证称，刘春菊提交证据1、2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证据3回单在一审中已提交并质证，应以一审各方质证意见为准，书面证明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刘春菊系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该证明属于刘春菊的个人陈述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不予认可。高敬庄质证称，对证据没有意见。王印夺质证称，证据与周鹤没有关系。上诉人王亚丽提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终475号周鹤诉张晶玉、王印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总计欠款4150万元，王印夺在该案中既是担保人又是周鹤的委托代理人，根据该判决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保民一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我方认为周鹤与王印夺之间关系非同寻常，结合本案一审期间，周鹤仅起诉的是高敬庄和王印夺，理由是高敬庄是借款人，王印夺是担保人，诉讼过程中周鹤向法院申请撤诉，其诉讼主体、诉讼理由随着不同主体在不断变化，我方认为此前双方之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周鹤和王印夺在本案中的诉辩观点不符合常理。刘春菊质证称，同意王亚丽的证明目的。高敬庄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同意王亚丽意见。我方没有新证据。周鹤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与本案无关。王印夺质证称，对判决真实性认可，该案中我也是中间人，与本案身份相同，不是担保人，周鹤之前起诉也没有起诉王印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争5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借款人刘春菊主张其系向王亚丽借款，并已偿还王亚丽，王亚丽及中间人高敬庄对刘春菊的借款及还款事实均无异议，即刘春菊与王亚丽之间形成了借款合意且刘春菊已向王亚丽履行还款义务；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周鹤系应王亚丽要求向刘春菊转账，仅就周鹤系作为出借人将自有资金借与刘春菊还是因与王亚丽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而替王亚丽从其账户转账给刘春菊存在争议，即本案争议实际上存在于周鹤与王亚丽之间，刘春菊作为借款人对出借人系王亚丽的事实与王亚丽之间并无争议；在各方当事人均无借款合同等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王亚丽与刘春菊之间就借款事实的一致意见及刘春菊向王亚丽还款的事实更能充分反映其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周鹤除转账凭证外无其他证据证实其与刘春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提交的所谓刘春菊偿还利息的账户名称均非刘春菊，亦不能证实以上账户与刘春菊之间存在关联，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春菊已将借款偿还王亚丽，在无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周鹤主张刘春菊应另向其偿还借款，依据不足。周鹤与王亚丽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周鹤应王亚丽要求向刘春菊转账的500万元系其自有资金还是王亚丽的资金，二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民间借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春菊、上诉人王亚丽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6民初12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均由周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丽芳审判员  张峰先审判员  庞 茜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齐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