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92民初2492号原告：梁国毅，男，汉族，1967年9月2日出生，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强，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特**光谷软件园**。法定代表人：卢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平，该公司法务专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斯，该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原告梁国毅（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平、徐丽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1992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11840元；3、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1992年4月1日入职被告处，先后担任技术员、工程师和总经理等职务。自入职之日起直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被告先后将原告派驻到多家被告参股、控股单位，期间原告的工资虽然存在由不同的派驻单位实际发放的现象，但原告系由被告直接任命，原告的唯一用人单位为被告，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直至2018年7月20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该事实被告在仲裁阶段亦予以了认可，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亦进行了查明和认定。自国家1996年强制实行社保后，被告于1996年1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十二条之规定，被告理应按照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但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缴费基数来看，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基数明显低于其实际工资标准。2018年4月，原告得知被告一直未按原告的实际工资标准为原告购买社保后，反复多次与被告协商解决该问题，但被告一直敷衍了事，未作出任何正面回应。2018年5月14日，原告以被告欠缴社会保险为由向被告提交辞职报告；后原告于7月2日再次向被告提交《关于协商解决终止劳动合同相关经济补偿的报告》，原告在报告中写明要求被告就社会保险欠缴问题作出答复。然而，直至7月20日，原告的离任审计结束后，被告仍未就该问题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认为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19]第173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决结果明显不公。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关于劳动关系时长问题。原告于1996年1月入职被告，依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原告并未提供其自1992年4月1日就已入职被告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关于经济补偿金。原告的离职属自身原因，不符合《劳动合同法》中所规定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原告入职被告后，被告已为原告缴纳了相应的社会保险，被告并未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而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数额等发生争议的，未规定由法院受理。因社保机构对用人单位欠缴费用负有征缴的义务，如果劳动者、用人单位与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且最高人民法院已在官网对该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及关于社保缴费的问题作出不下四项回复，认为属行政管理的范畴，故被告认为此项并非是人民法院所管辖的范围。3、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被告公司愿意据实为原告出具真实情况的书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6年1月1日至被告处工作，岗位为技术员，被告从当月起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入职后，被告陆续安排原告至其下属的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武汉东湖磨山索道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工作，上述两家公司分别为原告缴纳了1997年9月至2000年9月、2000年10月至2001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01年6月，原告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回被告处。200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为无固定期限，被告可根据工作需要在被告所属参、控股公司范围内安排原告工作岗位。此劳动合同第2页乙方（原告）基本情况栏，原告自行填写自1992年开始在被告处工作。2013年9月5日，被告安排原告至其参股的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职务，该公司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自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自2000元逐步提高至4000元。2017年至2018年，不含年终奖金，原告每月实发工资金额在10000元左右。2018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一份《辞职报告》，主要内容为：“因种种原因，本人决定离开已经工作26年的三特集团，对这个曾经共同努力过的团队虽有不舍，但人生中的某些决定终究要作出，故请领导予以理解。在本人办理离职相关手续的同时，也请集团按《劳动法》相关规定，补齐企业应为本人缴纳相关保险的欠缴部分。特此报告，请批准为感。”2018年7月，被告将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10000元。2018年7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协商解决终止劳动合同相关经济补偿的报告》，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18年5月15日向集团公司递交辞职报告，并向集团相关领导就离职事宜和报告中所要求因社保欠缴提出补偿事宜进行过汇报和交流，但关于补偿事宜至今未有答复。本人辞职报告中所提出补偿要求是依据劳动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条而提出，现提请集团按照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的相关规定给予本人补偿，并于2018年7月13日前给予明确答复。以上诉求系合法合理的要求，也是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请集团领导予以理解和重视。”2018年7月20日，原告离开被告处不再上班。2018年8月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7月份工资7975.4元。2019年2月19日，原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自1992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01091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11840元；4、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2019年3月29日，仲裁委作出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19]第17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原、被告1992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裁决书送达后，原告不服裁决提起诉讼，被告未提起诉讼。另查明：武汉东湖磨山索道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名称变更为武汉泽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社会保险缴费查询明细单、辞职报告、关于协商解决终止劳动合同相关经济补偿的报告、仲裁裁决书和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第一，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劳动合同上乙方基本情况栏写了入职时间为1992年，但此内容为原告自行填写，被告在劳动合同落款处盖章并不能说明其对此内容亦是认可，原告的入职时间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明进行认定。社保记录显示被告自1996年1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或其关联企业自1992年4月即向其支付工资，原告提交的辞职报告中载明的“26年”也是其单方陈述，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是1992年4月。综上，原告主张自1992年4月入职证据不足，本院认定双方在199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尽管缴费基数低于其实发工资数额，但社保缴费基数是否正确合法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法稽核，且可以通过补缴的方式进行补救，此情形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范围。此外，依据原告提交的辞职报告内容和经济补偿报告的内容，导致原告辞职的原因并非是社保基数过低问题，原告仅是在离职时需要被告为其解决此问题，原告辞职的情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四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梁国毅与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梁国毅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三、驳回原告梁国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梁国毅负担，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志涛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魏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