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20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恺达，男，199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辉，浙江天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臣达，男，196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皛，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甬龙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创富路**。 法定代表人：邵富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坚波，浙江亮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得志，浙江亮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宝承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法定代表人：韩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奇艳，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恺达、王臣达为与被上诉人宁波甬龙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龙公司）、上海宝承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承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6民初9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恺达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甬龙公司和王臣达共同赔偿张恺达各项费用及损失合计1414218.93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5000元，扣除甬龙公司已经支付的15000元和王臣达已经支付的60000元，还需赔偿张恺达1364218.93元，宝承公司对王臣达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二、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王臣达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案由应为侵权责任纠纷，一审认定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有误。张恺达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甬龙公司，后一审法院追加王臣达和宝承公司为被告，但张恺达明确表示王臣达和甬龙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二、一审对责任承担主体和责任比例划分认定有误。1.发生事故时，王臣达、甬龙公司工作人员均在场，但均未提醒危险，更未阻止张恺达如此操作。发生事故原因是涉案冲床老化，电源开关按钮没有保护卷和安全框，存在安全隐患，张恺达无意间触碰才导致冲床突然启动将张恺达的手臂压伤。2.一审判令甬龙公司承担20%的责任明显过低。甬龙公司理应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3.一审判令张恺达自负10%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张恺达受雇于王臣达，在其安排和指示下工作，其自身并无任何过错。如果有过错，那么应由王臣达承担，不应由张恺达自负。4.王臣达并非宝承公司的经销商，一审根据王臣达与宝承公司的经销协议来排除宝承公司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宝承公司理应与王臣达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王臣达并无营业执照和经营资格，其以宝承公司名义开展业务，招揽张恺达。其次，与甬龙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宝承公司，货款也是打入宝承公司，王臣达并非合同相对方，系履行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王臣达雇佣张恺达为宝承公司履行安装义务，那么宝承公司理应对王臣达应付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再次，王臣达与宝承公司之间属于内部约定，与本案无关，不能排除宝承公司承担责任。最后，一审判令王臣达负担70%的责任不当。 甬龙公司针对张恺达的上诉辩称，张恺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1.甬龙公司出于对张恺达的尊重而放弃上诉，张恺达不要当然的认为甬龙公司是同意担责20%的。一审认定的赔偿总额对张恺达利益是尽最大保护，甬龙公司对一审判决结果也是不接受的。2.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案由规定，变更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并无不当。3.张恺达认为事故的原因是甬龙公司的涉案冲床存在安全隐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反，甬龙公司有提示危险的警示标志，张恺达自己不注意，造成事故。 王臣达辩称，1.同意张恺达的部分上诉意见，即对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未予明确，对法律关系认定不予认可；2.关于王臣达与张恺达的关系，不认可张恺达的说法，双方不存在雇佣，双方均系宝承公司员工。 宝承公司辩称，1.与王臣达系经销合同关系，与张恺达无雇佣和劳动关系，生效仲裁裁决可以证明；2.关于责任承担、因果关系、雇佣关系的评判不同，认同一审判决。 王臣达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责任主体错误。1.王臣达系宝承公司业务人员，并非经销商。根据合作协议书、经销商合作协议书，结合宝承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买卖合同，出售、安装、调试内容，王臣达的行为名为合作实为履职，应由宝承公司承担责任。2.宝承公司对涉案设备有安装义务。对安装过程中造成事故的，应由宝承公司承担责任。3.张恺达并非王臣达的雇员。张恺达是王臣达根据宝承公司的指示，为宝承公司培养的售后服务人员。二、一审认定责任比例有失公允。1.王臣达为甬龙公司安装调试设备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无论认定王臣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一审判令王臣达承担70%的责任不符合受益者承担风险的法理，显失公平。2.之所以发生事故，在于甬龙公司的涉案冲床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故甬龙公司应对张恺达承担主要责任。 张恺达辩称，关于王臣达与宝承公司关系，王臣达都是以宝承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关于赔偿责任，张恺达认为过低，认可王臣达的意见。 甬龙公司针对王臣达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王臣达的责任是否应由宝承公司承担，由二审法院公正判决。但甬龙公司不认同王臣达所称的甬龙公司系受益者的观点。 宝承公司辩称，1.关于王臣达与宝承公司的关系，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为证，宝承公司与王臣达之间有经销合同关系。2.关于责任比例，由法院依法判决。 张恺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甬龙公司、王臣达共同赔偿张恺达各项损失2081138.47元（其中医疗费77392.97元，误工费25231.50元，护理费11214元，交通费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营养费1800元，按20年计算的残疾赔偿金556560元，暂定20年的医疗辅助器具费140万元，鉴定费3100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宝承公司对王臣达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次庭审后，张恺达将上述损失中的2081138.47元在扣除已付的85000元（甬龙公司支付15000元、宝承公司支付10000元、王臣达支付医疗费60000元）、并将医疗辅助器具费由上述140万元调低为843500元及不再主张25231.50元误工费后，本案诉请金额调整为损失1414406.97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鉴于宝承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若法院判决其不承担责任，其自愿将上述支付的10000元作为慰问金赠送张恺达，故若在此情况下，张恺达相应的诉请金额为损失1424406.97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臣达系宝承公司自动送料机的经销商，雇佣张恺达为机器售后服务人员。根据宝承公司和王臣达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经销商合作协议》约定，王臣达有义务对使用宝承公司产品的用户进行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王臣达在授权后3个月内必须培养自己的售后服务人员，如有困难要及时与宝承公司联系获取帮助；若王臣达要求宝承公司到用户现场安装调试，王臣达应按《安装调试收费标准》向宝承公司支付安装调试费。 2017年10月10日，王臣达代表宝承公司与甬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甬龙公司向宝承公司购买一台冲床自动送料机。在机器运至甬龙公司后，11月3日，王臣达和张恺达一起到甬龙公司在冲床上安装送料机，在冲床未断电的情况下，张恺达将手伸入冲床上滑块下方测量模具间距期间，冲床突然冲下，将其右前臂压伤，后被送往宁波市第六医院住院治疗24天。2018年3月14日，张恺达向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鉴定意见，评定张恺达残疾为六级，建议伤后的误工期为自受伤之日起至鉴定前一日止，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2018年3月26日，张恺达与宁波交康假肢矫形康复器材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宁波精博康复辅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精博公司）签订《假肢装配协议》，约定假肢装配总费用为175000元，该公司出具证明，在正常情况下假肢使用寿命为3年，每年维护保养费为假肢总款的10%，一般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维保。 张恺达受伤后，甬龙公司已支付张恺达15000元，宝承公司支付10000元，王臣达支付102400元。上述王臣达支付的102400元，经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其中医疗费为60000元，余款42400元系王臣达支付张恺达2018年2月前的工资及此后张恺达仍为王臣达工作的所得工资，不计入本案支付费用，同时张恺达放弃本案误工费诉请。 本案在审理中，甬龙公司认为张恺达的假肢费用过高，并向一审法院提出询价申请。对于假肢费用是否过高问题，一审法院向张恺达配置假肢的宁波精博公司发函询问，并向宁波康信假肢矫形中心、浙江省康复器材工贸公司（浙江省假肢科研康复中心）、浙江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就配置普通适用型假肢的费用进行了询价。宁波康信假肢矫形中心的询价意见为：假肢价格为50000元至80000元，假肢正常使用寿命为3-5年，每年保养费用为假肢总价的10%左右。浙江省康复器材工贸公司的询价意见为：假肢价格为38800元，假肢正常使用年限为4年，每年维修费用约为假肢价格的5%。浙江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的询价意见为：假肢价格为约45000元，假肢使用寿命约为4年，每年维修费用约为假肢价格的5%。宁波精博公司回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患者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做计算机产业的，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对假肢的期望值比较高，对假肢的依赖性比较强，经本单位假肢制作师对其情况的了解，及综合检查结果，该患者适合安装该款假肢且价格合理；目前国内没法找到与其性能相仿的假肢，国产假肢达不到患者想要的预期效果。 对于张恺达的相关费用及损失，一审法院审核认定如下： 1.医疗费用。根据双方无异议的医疗费发票认定为77392.97元。 2.护理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护理期为60日（含住院期间24日），护理费可参照社平工资，住院期间可按一人陪护计算为4311.98元，非住院期间护理费按减半计算为3233.98元，上述护理费合计为7545.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一人每日30元计为720元；上述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合计8365.96元。3.交通费。张恺达未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一审法院结合就医时间、次数、地点予以酌、地点予以酌情考虑500元。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营养期为60日，按每日30元计为1800元。5.残疾赔偿金。张恺达主张残疾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20年为556560元，符合法律规定，可予认定。6.残疾辅助器具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因此，对于当事人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应以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作为计算依据，若伤情特殊无国产普通适用器具，可以适用进口器具。本案中，宁波精博公司作为假肢的配置机构，认为张恺达适合安装该款进口假肢且价格合理，国产假肢达不到预期效果；但根据一审法院询价结果，其他三家具有假肢配置资质的相关企业均认为张恺达可以安装国产普通适用型假肢，且假肢配置价格与张恺达主张的进口假肢相差悬殊，故一审法院认为，在可以安装国产普通适用型假肢的情况下，张恺达以进口假肢的配置价格主张相关费用的依据并不充分，甬龙公司和宝承公司对此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正当合理。审理中，鉴于张恺达已在宁波精博公司配置了价格为175000元的进口假肢，王臣达、甬龙公司、宝承公司在同情理解基础上认可该假肢费用及按10%计算3年的维保费用，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照准；对于此后的假肢配置价格及维保费用，甬龙公司和宝承公司希望由法院依法确定；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张恺达现年纪尚轻且未婚、受伤部位对工作生活的依赖性程度较高等因素，结合询价结果，以功能较好的国产普通适用前臂假肢的标准，酌定此后17年张恺达每具假肢配置价格为70000元，配置次数为6次，每具假肢的使用寿命为3年，每年维保费用为假肢总款的10%，据此计算的总费用为766500元（175000+175000*10%*3+70000*6+70000*10%*17）。7.鉴定费。根据鉴定发票认定3100元。以上各项认定的相关费用及损失合计为1414218.93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臣达招用张恺达并负责支付其工资，双方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张恺达作为雇员，在工作中须听从雇主的安排和指挥，王臣达作为雇主负有保障提供劳务的张恺达的人身安全义务，但在安装送料机过程中，由于其工作指挥不当，忽视安全防护措施，致张恺达受伤，依法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甬龙公司安装送料机的冲床存在安全隐患，其未能尽到为张恺达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义务，加之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相应过错；张恺达在作业过程中自身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自负相应损失；王臣达作为宝承公司自动送料机的经销商，其虽以宝承公司的名义与甬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但在该合同中并未约定宝承公司对送料机负有安装义务，根据宝承公司和王臣达签订的《经销商合作协议》，送料机的安装义务属于王臣达，且国家并未规定送料机的安装人员需具备相关资质，宝承公司不存在选任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宝承公司就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张恺达以王臣达无安装资质为由，要求宝承公司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宝承公司自愿将该已支付的10000元作为慰问金赠送给张恺达，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合本案具体情况，一审法院确定由王臣达对张恺达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甬龙公司承担20%的责任，张恺达自负10%的责任，对于张恺达主张的相关费用及损失，以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由侵权人按责承担，对张恺达不当部分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恺达因事故造成六级伤残，给其本人及家人造成较严重的精神损害，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考虑精神抚慰金25000元，由王臣达承担20000元，甬龙公司承担5000元，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王臣达、甬龙公司、宝承公司的相关合理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王臣达应赔偿张恺达各项费用及损失合计989953.30元，扣除已支付的60000元，余款929953.30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949953.3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二、甬龙公司应赔偿张恺达各项费用及损失合计282843.80元，扣除已支付的15000元，余款267843.80元及精神抚慰金5000元，合计272843.8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张恺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7890元，减半收取8945元，由张恺达负担1042元，王臣达负担6140元，甬龙公司负担1763元。 二审中，王臣达向本院提供：1.工业品买卖合同若干份；2.王臣达邮件列表；3.智联求职者邮件等。证明：1.王臣达与宝承公司并非经销关系，事实上系劳动关系，王臣达替宝承公司销售产品，并长期负责公司销售、售后服务等；2.王臣达与宝承公司的经销合同只是内部的承包关系，宝承公司与王臣达没有合同和发票关系，该合同系以经销形式掩盖劳动关系的事实；3.张恺达系王臣达经过宝承公司指令和同意而招募的员工。经各方质证，张恺达均无异议。甬龙公司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宝承公司认为不是二审新的证据，且并非都是原件，不能证明王臣达的证明目的。宝承公司与张恺达及王臣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10月开始王臣达已经不是宝承公司的员工了。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 王臣达申请证人刘某、证人施某出庭作证，证明宝承公司没有与售后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的习惯。王臣达与公司建立内部承包关系。 证人刘某陈述：我与王臣达系朋友关系，从2017年6月去宝承公司上班，后被指派到宁波、佛山等跑业务做销售，前期是做售后服务，主要是安装调试，后来带点销售，2018年3月被宝承公司解雇。宝承公司只签订试用期合同，后一直没签正式合同。在宁波工作期间认识了王臣达，工资是宝承公司打入我个人账户。宝承公司面试过两次，在上海浦东新区宝承公司厂区面试的。我见到张恺达的时候已经出了事故，张恺达与宝承公司的关系我不清楚。 证人施某陈述：张恺达之前在我公司上班，后来王臣达卖了12台机器给我，需要安装，王臣达见张恺达会安装，后张恺达就去王臣达处上班了。机器是宝承公司卖的，货款支付给宝承公司的，安装不用另外支付安置费。我与张恺达是亲戚关系，张恺达是我外甥，我不清楚谁支付工资给张恺达以及有无与宝承公司签订合同等。 经各方质证，张恺达认为证人刘某陈述与本案无关；证人施某陈述可以证明王臣达是以宝承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宝承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有安装义务。王臣达认为证人刘某陈述可以证明王臣达是宝承公司的员工，证人施某的意见与张恺达的质证意见一致。甬龙公司认为证人刘某陈述与本案无关；证人施某陈述部分可以证明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安装调试义务，至于张恺达与王臣达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仲裁文书为准。宝承公司认为证人刘某陈述与本案无关；证人施某陈述可以证明存在两个法律关系，根据经销合同，宝承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本院对证人刘某陈述采纳甬龙公司、宝承公司意见，不予认定。证人施某与张恺达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难以证明王臣达待证内容，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张恺达与王臣达、宝承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一审对本案的案由确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否正确；二是一审对各方的责任认定是否合理。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王臣达在一审的答辩，其系宝承公司的经销商，张恺达确系本人招用，工资均由本人支付。结合张恺达在一审的陈述，其受王臣达雇佣，在雇佣活动中受伤，即张恺达受王臣达的雇佣在甬龙公司安装设备时受伤。故一审认定张恺达系受王臣达的雇佣而受伤，应由雇主王臣达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其次，王臣达在一审中陈述其系宝承公司的经销商，二审中又主张其系宝承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恺达系王臣达经过宝承公司指令和同意而招募的员工。而宝承公司则抗辩其与王臣达系经销合同关系，张恺达系王臣达雇佣，诉讼前张恺达经过劳动仲裁，与宝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由生效的法律文书为证。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臣达对其与宝承公司之间签订的《经销商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对安装调试进行了约定，安装调试的义务属于王臣达。故王臣达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再次，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臣达雇佣张恺达为甬龙公司安装设备而受伤，一审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确定案由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首先，张恺达系王臣达雇佣在为甬龙公司安装设备时受伤。故王臣达作为张恺达的雇主，应对张恺达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但张恺达作为安装调试人员，其在作业过程中，未尽自身注意安全义务，其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甬龙公司安装设备的冲床存在安全隐患，甬龙公司存在现场管理不到位，一审认定甬龙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亦无不当。再次，张恺达请求宝承公司对其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令张恺达自负10%、王臣达承担70%、甬龙公司承担20%的责任基本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张恺达、王臣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80元，由张恺达负担1228元，王臣达负担1105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阎亚春 审 判 员 倪春艳 审 判 员 张 华 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 代书记员 吴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