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龙县西电康亚华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漕涧镇。法定代表人：付茂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四涛，云南善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燕，云南善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立成，男，1984年10月10日出生，白族，户籍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伦，云南鹏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龙县西电康亚华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亚华电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立成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9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0日会见了上诉人康亚华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四涛、杨晓燕，被上诉人杨立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伦，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亚华电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9民初1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人民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不涉及第三人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继续对双方签订《供用电协议书》用电地址漕涧镇故东坪片区相关个人和企业供电，现被告单方面解除供用电合同行为可能损害到第三人及原告的利益”，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作为甲方，被上诉人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供用电协议书》，双方只约定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一人供电，并未约定上诉人要向其他单位或个人供电，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并不涉及漕涧镇故东坪片区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利益；其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电的行为并未得到云龙供电局（原云龙县供电有限公司）的授权，在云龙供电局授权上诉人向漕涧镇东坪片区部分企业和个人（不包含被上诉人）供电之后，上诉人才向这些企业和个人供电；最后，上诉人停止对被上诉人供电后，并未停止对其他单位和个人供电，主要是这些单位和个人在授权期限内；故上诉人停止向被上诉人供电后，不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2.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当继续向被上诉人供电。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供电企业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内向用户供电。供电营业区的划分，应当考虑电网的结构和供电合理性等因素。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供电企业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发给《供电营业许可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并发给《供电营业许可证》。供电营业机构持《供电营业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方可营业”；《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供电企业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发给《供电营业许可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并发给《供电营业许可证》”和第二十条规定：“在公用供电设施未到达的地区，供电企业可以委托有供电能力的单位就近供电。非经供电企业委托，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向外供电”。根据以上规定可知，不是所有的电力企业都可以向用户供电，有且仅有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的电力企业才能向用户供电，而上诉人从未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也未得到云龙供电局向被上诉人供电的授权，故上诉人没有直接向被上诉人供电的资格。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上诉人至今都未取得向用电人供电的资质，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供电人，没有签订供用电合同的资格。因上诉人未取得向被上诉人供电的资格，也没有签订供用电合同的资格，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是无效合同，上诉人不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不应当继续向被上诉人供电。3.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提供的电力从事“比特币”生产活动，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供电期间，被上诉人用电量较大，经上诉人了解后得知，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提供的电力从事“比特币”生产活动。而在国家发改委4月8日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已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比特币”不被我国所接受，上诉人继续向其供电便是为其进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活动提供帮助。且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没有供电资质，却利用与上诉人员工李云之间的私交关系，恶意签订《供用电协议书》，性质十分恶劣。综上所述，上诉人停止向被上诉人供电后，不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一审人民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没有取得供电资质，没有签订供用电合同的资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供用电协议书》是无效合同，上诉人不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提供的电力从事“比特币”生产活动，被上诉人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故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立成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本案双方签订的《供用电协议书》属于有效协议，应当继续履行。关于上诉人所提的无效的三点理由，第一，本案合同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措施，并非效力性强制措施，应当认定有效。第二，整个漕涧镇故东坪片区都是由康亚华电力公司供电，在该片区有很多企业都与上诉人签订供用电协议。第三，即使一方超出营业范围，如果不涉及严重违法或者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有效。关于上诉人认为李云私底下签订合同的问题，本案合同上明确加盖康亚华电力公司公章，杨立成当然有理由认为李云有权利代表康亚华电力公司签订合同。而且签约后要停电进行调度后才能供电，涉及很多相关企业，康亚华电力公司对此是明知而且实际履行的。2.关于上诉人所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该征求意见稿现在尚未正式实施，且上诉人在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即已停电，违反合同契约精神。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双方也在协商，但康亚华电力公司的态度一直很强势，拒绝供电，也拒绝赔偿损失，严重损害杨立成的利益。3.杨立成是否有营业执照跟本案无关，杨立成从事何种职业与本案供用电合同没有任何关系。杨立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亚华电力公司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供电义务；2.请求判令康亚华电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亚华电力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27日，其营业范围是：电力生产、供应。杨立成因用电需要于2017年11月25日与康亚华电力公司签订《供用电协议书》，协议约定康亚华电力公司在上级调度分配到充足的电量及电站正常运行情况下，保证杨立成的生产，生活用电。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从2017年11月25日与康亚华电力公司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20年11月25日止。协议生效后，杨立成按协议要求定期结算电费。康亚华电力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向杨立成发送了一份停电告知书，认为杨立成与康亚华电力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告知了停止供电的具体时间，同时提醒杨立成寻找有《供电营业许可证》的供电单位进行供电，2018年11月12日康亚华电力公司对杨立成停止了供电。另查明，康亚华电力公司现继续对双方签订《供用电协议书》用电地址漕涧镇故东坪片区相关个人和企业供电。杨立成认为，康亚华电力公司单方无故终止供电行为，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给杨立成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康亚华电力公司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供电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杨立成与康亚华电力公司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供电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供用电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供电协议生效后杨立成按协议约定定期结算电费，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康亚华电力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向杨立成发送了停电告知书，2018年11月12日对杨立成停止供电,康亚华电力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供用电协议违反法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康亚华电力公司没有直接向用户供电的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性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履行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的效力。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康亚华电力公司引用的上述有关法规中的具体规定均为管理性规定，是对有关电力建设、电力生产、电力供应和使用进行内部管理的规范，没有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故不属于效力性规范。当事人违反上述规定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康亚华电力公司其营业范围是电力生产、供应，双方签订合同中有公司的签章，有其董事李云的签字，合同生效后康亚华电力公司也依照供电协议履行了自己的部分义务，且现在康亚华电力公司继续对双方签订《供用电协议书》用电地址漕涧镇故东坪片区相关个人和企业供电，现康亚华电力公司单方面解除供用电合同行为可能损害到第三人及杨立成的利益，所以对康亚华电力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立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康亚华电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继续履行与杨立成签订的《供用电协议书》并履行供电义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康亚华电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康亚华电力公司对“另查明，康亚华电力公司现继续对双方签订《供用电协议书》用电地址漕涧镇故东坪片区相关个人和企业供电”有异议，认为遗漏认定该供电行为是在云龙县供电局的授权下进行的，并认为一审遗漏认定杨立成将所供电力用于“比特币”生产的事实。被上诉人杨立成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无异议，并补充说明，杨立成所在的漕涧镇故东坪片区是供电企业无法供电的地点，所以康亚华电力公司受云龙县供电局委托向该片区供电，并未排除杨立成。本院认为，关于康亚华电力公司对杨立成将所供电力用于“比特币”生产的异议，所供电力的用途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康亚华电力公司该异议不能成立。针对双方当事人对康亚华电力公司向漕涧镇故东坪片区供电行为的异议，双方对其异议均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供用电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该《供用电协议书》是否应当继续履行。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供用电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根据以上规定，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定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康亚华电力公司主张本案《供用电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的相关规定，故应当认定无效。但相关规定均为管理性规定，是对有关电力建设、电力生产、电力供应和使用进行内部管理的规范，并没有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故不属于效力性规范。当事人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故本案《供用电协议书》不应认定无效。关于本案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如上所述，本案合同虽不存在无效情形，但是就近供电是为解决边远地区用电问题，针对公用供电设施未到达的地区采取的特殊供电方式，在供电部门授权下方可采用。康亚华电力公司在未得到供电部门授权的情况下与杨立成签订就近供电合同并予以履行，虽未违反效力性规定，已违反管理性规定，合同不宜再继续履行，杨立成要求本案供用电合同继续履行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属于处理不当，二审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康亚华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9民初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立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杨立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