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6行初9号 原告张加林，男，土家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代表人何昌月，贵州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加荣，男，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张加林之弟。 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支刚，该县县长。 出庭负责人冷绪中，该县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秦礼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魏旭辉，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少荣，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罗小英，铜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张进珍，男，1952年8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张晓军，男，1984年10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三组。 代表人周兴武，该组组长。 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一组。 代表人张珍国，该组组长。 原告张加林因与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沿河县政府）、铜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铜仁市政府）林业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1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1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加林及委托代理人何昌月、张加荣，被告沿河县政府出庭负责人冷绪中副县长、委托代理人秦礼友、魏旭辉，被告铜仁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罗小英，第三人张进珍及委托代理人张晓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三组（以下简称塘华三组）、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一组（以下简称塘华一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5日，被告沿河县政府以第三人张进珍之父张献珩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了争议地“铁厂”、“三暮山”、“瑶条水”毛坡等地块四至相邻人员与现在争议地四至相邻人员基本一致，第三人张进珍对争议地长期进行管理使用。原告张加林之父张寿珍办理的沿府林证字（2019）第5222281903133-1／1号《林权证》（以下简称3133-1/1号《林权证》）没有任何权源依据，办证时未进行现场勘界和公示，应予纠正。故被告沿河县政府作出沿府行决字﹝2018﹞6号《行政案件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6号处理决定），决定：一、撤销张寿珍的3133-1/1号《林权证》上地名为“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的林地权属登记。二、“铁厂”、“三暮山”、“瑶条水”三块争议林地在被征收前属塘华三组所有，由张进珍享有使用权。原告张加林不服，向被告铜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铜府行复决字﹝2018﹞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58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2018﹞6号处理决定。 原告张加林诉称，一、被告沿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6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铜仁市政府作出的﹝2018﹞58号复议决定，认定的主体错误。1、本案的确权申请人应当是塘华一组和塘华三组，因案涉争议地的所有权属于塘华一组或塘华三组或两组共有。原告及第三人张进珍只有管理、使用权，只能作为第三人参加。2、被告沿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6号处理决定将已去世的原告的父亲张寿珍作为被申请人属于主体错误，而被告铜仁市政府复议时不予纠正是错上加错。原告有五兄弟，另四兄弟分别是张加荣、张加权、张加文、张加武，其父亲张寿珍2017年4月15日去世，被告沿河县政府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6号处理决定时张寿珍已去世，其权利义务均已依法消失，不能再作为纠纷处理的当事人。被告沿河县政府仍将己去世的张寿珍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显然属于确权的主体错误。原告申请复议后，被告铜仁市政府却不予纠正，是错上加错。二、被告沿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6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铜仁市政府作出的﹝2018﹞58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家的“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林地与第三人张进珍主张的“铁厂”、“三暮山”、“瑶条水”是不同的地名。1、“洞脑壳”与“铁厂”，两者是一座山的两部分。山上有一个明显的洞，面对山，洞上和左面部分属于原告管理使用，即第三人张进珍称的“洞脑壳”。山下右面部分属于第三人张进珍管理使用，即其称为“铁厂”，两者相邻。2013年高速公路征地时，第三人张进珍来争土坎，没有林地纠纷。淇滩镇政府工作人员张永贵、杨洲等量地时，双方都在场，第三人张进珍没有主张林地是其管理使用。因为没有争议，征地工作人员才将所征林地地块填在原告家名下，没有填在第三人张进珍名下。2、“双妹山”与“三暮山”，是一座山的不同部分。面对山，山的左面是第三人张进珍管理使用的“三暮山”，中间是案外人张加全和张献文家的，右面是原告家管理使用的“双妹山”，两者不相邻。3、“大坟山”和“瑶条水”也是一座山的不同部分。面对山，山中间的一部分是第三人张进珍管理使用的“瑶条水”；山右面的一部分是原告家管理使用的“大坟山”；山的左面部分是原告家及亲房家族的。1992年双方发生边界纠纷，村组及当时的知情人都参与处理。第三人张进珍当时并没有说“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是其管理使用。当时参与处理的队长都在，现在还能证实这一事实。4、如果将上述林地确权给第三人张进珍管理使用，原告一家一分林地都没有了。原告家当时8人参与分地，一分林地都没有，不符合客观事实。5、被告沿河县政府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行政案件处理决定书》（沿府行决字〔2018〕10号）又将“洞脑壳”处理给与原告同属塘华一组的张虎管理、使用，即将一块地处理给不同组的二人管理使用，不能自圆其说。三、“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属于第三人塘华一组所有并由原告家管理使用。原告家主张的“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林地自集体以来，一直属于原告家管理使用，没有登记上土地承包证是当时习惯，其他人的林地也没有上土地承包证。2009年原告的父亲张寿珍依法将“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登记上了《林权证》。不光原告家登记，其他人也登记，第三人张进珍从未提出过异议。高速公路征地之后，因征林地有补偿款了，第三人张进珍才与原告家发生争议。此外，以下证据也能佐证争议地属于原告家管理使用：1、案外人张加贵的《林权证》记载的“双妹山”的四至都抵原告家的林地“双妹山”。2、案外人张锦珍的《林权证》记载的“板山坳”南抵原告家“大坟山”林地。3、张春华《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记载的“尧田水”土，北抵原告家“大坟山”林地。综上所述，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认定争议的主体和事实严重错误。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沿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6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铜仁市政府作出的﹝2018﹞58号复议决定。2、判决被告沿河县政府重新作出维持原告持有的登记在张寿珍名下的3133-1/1号《林权证》上地名为“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林地的权属登记，即争议地“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林地属于第三人塘华一组所有并由原告管理使用的行政行为。3、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2018﹞6号处理决定、〔2018〕58号复议决定。证明：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 2、张寿珍的《林权证》。证明：（1）原告管理使用的林地的地名、界限：“大坟山”林地面对山左面与第三人的“瑶条水”相邻，1987年为界限纠纷通过两组调解好；“双妹山”与“三暮山”不相邻，中间隔着张福珍林地；（3）“洞脑壳”与“铁厂”是不同的地名，“洞脑壳”在上，“铁厂”在下，现场争议图上标明双方无争议。（2）被告认定事实错误。（3）林权证的经办人为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不是原告私自办理，颁证程序合法。 3、塘华一组林权登记表复印件15份，塘华二组林权登记表复印件4份。证明：（1）原告所在组大部分和塘华二组的村民办了林权证，不是原告私自办理。（2）争议地“双妹山”，原告和塘华二组的村民也称为“双妹山”，不是原告方私自填为“双妹山”。（3）原告“双妹山”与本组张福珍、张珍寿及二组的张加贵林地相邻，与第三人林地不相邻，被告县政府撤证错误。（4）“大坟山”是原告组的称呼，不是原告擅自填写。张进珍的林地与原告的林地相邻，与原告林权证相吻合。（5）原告组的村民在“洞脑壳”和“铁厂”都有林地，即证实“洞脑壳”和“铁厂”是一座山的不同部分，原告的林权证与张福珍、张德权林权证相吻合，证实被告认定事实错误。（6）林权证的经办人为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崔道雄，不是原告私自办理，颁证程序合法。 4、张春华（张珍国之父）二轮土地登记表。证明：张春华的土地与原告“大坟山”和第三人的林地相邻，与原告的林权证相吻合，被告认定事实错误。 5、证明二份。证明：（1）原告之父张寿珍2002年12月已不任职村支书，被告县政府调查原告之父张寿珍在办理林权证时是任村支书，是错误的。（2）林权证办证程序合法。（3）张贡珍、张献武、张献文证实“大坟山”的边境纠纷，1987年双方在组长和其他人的参与下已调解好的事实。（4）一组、二组大部分知情人士证实“大坟山”面对山右边部分属于原告及张献文、张德生等管理使用。（5）两组大部分村民及村委会证实“大坟山”、“洞脑壳”、“双妹山”从集体到现在属于原告管理使用，“大坟山”和“瑶条水”、“洞脑壳”和“铁厂”都是两个地名。 6、被告县政府对第三人张进珍的询问笔录（2016年3月7日）。证明：第三人认可“洞脑壳”和“铁厂”是两个地名，“洞脑壳”在“铁厂”的上方，被告认定事实错误。 7、张寿珍（原告之父）的病历资料。证明：张寿珍2015年患病（特别是脑梗），神志不清，被告县政府对其询问不真实，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用。 8、照片12张（5张“双妹山”、3张“大坟山”、4张“洞脑壳”）。证明：（1）“双妹山”第三人张进珍土地没有交界。（2）“大坟山”原告与第三人的土地有交界。（3）“洞脑壳”与第三人张进珍土地没有交界，两被告认定事实不清。 被告沿河县政府辩称，一、原告诉称﹝2018﹞6号处理决定认定主体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该林权争议是第三人张进珍与原告父亲张寿珍之间产生权属争议，本府依据申请人提出的确权申请将原告父亲张寿珍列为被申请人并无不当，且原告父亲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次，将第三人张进珍和原告之父张寿珍各自所在的村民组列为第三人程序合法，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均为案件当事人。因此，﹝2018﹞6号处理决定认定主体并无错误。二、﹝2018﹞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准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争议地地名叫“铁厂”、“瑶条水”、“三暮山”（又名“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其中部分为林地，部分为荒坡。根据实地现状勘查，结合第三人张进珍与原告父亲张寿珍各自对争议林地的主张，争议林地在被征收前四至抵界具体划分为（见争议林地现场勘查草图）：争议地“铁厂（洞脑壳）”四至抵界为东至张时言林地，南至张献强土，西至张时智林地，北至张六珍林地；争议地“瑶条水（大坟山）”四至抵界为东至张加全与张加安林地，南至张珍国土，西至冉氏林地，北至张锦珍（系张献刚之子）林地；争议地“三暮山（双妹山）”四至抵界为东至张珍江林地，南至张义珍土，西至张春富林地，北至张献举林地（原是张献强林地）。在1954年土改时期，沿河县政府将“铁厂”“三暮山（双妹山）”、“瑶条水（大坟山）”毛坡各一幅明确给张进珍的父亲张献珩所有，并向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自“四固定”时期以来，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只对田、土进行划分承包，未对林地荒山发包。自1954年土地改革以来，林地荒山之前是谁在管理使用就由谁继续管理使用。因2013年修建沿德高速公路征收征用“铁厂（洞脑壳）”“瑶条水（大坟山）”、“三暮山（双妹山）”部分林地，从而引发双方争议。第三人张进珍的父亲张献珩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铁厂”种类为土，四至抵界为东至张六珍、南至张时智、西至张献强、北至张时言，附属物为“毛坡一幅”；“三暮山”种类为“毛坡”，四至抵界为东至张春富、南至张珍江、西至张献强、北至张献强；“瑶条水”种类为“毛坡”，四至抵界为东至张献纪、南至张献纲、西至张冉氏、北至张献纪。原告父亲张寿珍提交的张献君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有：“大坟山”森林一幅，但张寿珍与张献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亦无相关权属转让依据。另查明，原告父亲张寿珍2009年办理的3133-1/1号《林权证》上林地登记地块地名有：“洞脑壳”、“大坟山”、“风背”和二幅“双妹山”，其中“洞脑壳”四至抵界为东抵张福珍林、南抵张珍海土、西抵张德权林、北抵张茂珍上；“大坟山”四至抵界为东抵张加实林、南抵张锦珍林、西抵张珍国土、北抵张锦珍土；“双妹山”（面积为27.8亩）四至抵界为东抵路、南抵张福珍林、西抵张寿珍联户林、北抵张珍寿林；“（小）双妹山”（面积为2.75亩）四至抵界为东抵张献文联户林、南抵张加强林、西抵张珍寿林、北抵本人林。张寿珍主张其办理的3133-1/1号《林权证》的权源依据为其1999年的《土地承包证》，但张寿珍持有的1999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及《农村土地承包上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上均未有“洞脑壳（铁厂）”、“双妹山（三暮山）”、“大坟山（瑶条水）”的地块登记，且其在办理《林权证》时未对登记的林地情况进行现场勘界和公示。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争议地现场勘查图等证据资料予以佐证。因此，﹝2018﹞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准确。三、原告提出“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属于塘华一组所有并由原告家管理使用的主张不能成立。自1954年土地改革以来，第三人张进珍与原告父亲张寿珍所在的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未对林地荒山进行划分承包，林地荒山之前是谁管理使用就由谁继续管理使用。张进珍的父亲张献珩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了“铁厂”、“瑶条水”、“三暮山”毛坡地块四至相邻人员与现在的争议地四至相邻人员基本一致，同时，结合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明，张进珍家庭对“铁厂”、“三暮山”、“瑶条水”争议林地形成了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张寿珍与张献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亦无相关权属转让依据，且张献君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大坟山”森林的四至抵界与张献珩的1954《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瑶条水”毛坡的四至抵界无关联性，所以，张寿珍以张献君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其主张不能成立。因张寿珍办理的3133-1/1号《林权证》没有任何权源依据，在办理该证时也未进行现场勘界和公示，且张寿珍未能提供争议林地自“四固定”时期以来的其他权属归属凭证，因此，对张寿珍办理的3133-1/1号《林权证》上地名为“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的林权登记，应予纠正。原告提出“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属于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一组所有并由原告家管理使用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维持本府作出的﹝2018﹞6号处理决定。 被告沿河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依据有： 第一组：1、淇滩镇三壶村塘华三组张进珍申请书；2、沿河县政府行政纠纷立案审批表；3、沿河县政府送达回证；4、当事人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身份证明；5、当事人委托书；6、第三人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身份证明；7、2016年10月20日绘制的铁厂（洞脑壳）林地争议地现场草图；8、2014年8月30日绘制的双妹山（大双妹山）争议地现场草图；9、2014年8月30日绘制的双妹山（小双妹山）争议地现场草图；10、2014年8月30日绘制的大坟山（瑶条水）争议地现场草图；11、2015年3月31日，张进珍不同意调解申请书；12、〔2018〕6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共同证明：沿河县政府收到张进珍的确权申请书后，依法定程序对张进珍与张寿珍发生纠纷的荒山进行了立案调查、现场勘界。在对当事人身份核实无误后，告知了相关权利，经调解未果后向其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及〔2018〕6号处理决定的事实。 第二组：1、1954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张献珩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及图幅；2、三壶村村委会证明张国珍、张进珍与张献珩系父子关系证明；3、证明、证言、群众申请；4、1954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张献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及图幅；5、2009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张寿珍的3133-1/1号《林权证》；6、1999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张树珍、张献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7、对张寿珍、张加武的询问笔录；8、对张献文的询问笔录。证明：（1）争议地应由张进珍管理使用。张寿珍提供的《林权证》来源无据且是违规办理的；（2）1954年张献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不能证明张寿珍与张献君具有血缘关系。（3）1999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张树珍、张献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争议地无关联性，《林权证》办证权源缺失。 第三组：1、1999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塘华三组张跃珍、张显珍、周碧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三壶村群众证明；2、张寿珍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塘华三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未登记林地，而张寿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有林地，原因是张寿珍利用当支书之便将林地登记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被告铜仁市政府辩称，一、本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主体正确。一是在行政复议期间，只有原告张加林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本府将未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塘华一组、塘华三组列为第三人符合法律的规定。二是沿河县政府在对涉案情况进行调查时，原告张加林的父亲张寿珍并未去世，沿河县政府不知晓张寿珍何时去世，且张寿珍的子女未向沿河县政府申请变更当事人，更何况认定原告的父亲张寿珍为当事人未对原告权利造成任何的影响，故，﹝2018﹞6号处理决定中认定张寿珍为当事人并无不当。二、本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争议地有三块，分别叫“铁厂”（又名“洞脑壳”）、“瑶条水”（又名“大坟山”）、“三暮山”（“大双妹山”），地类为林地、荒坡。争议林地范围内的土无权属纠纷。第三人张进珍之父张献珩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铁厂”附属物“毛坡一幅、“三暮山”毛坡、“瑶条水”毛坡，均有四至抵界记载。同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张献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大坟山”森林一幅，有四至抵界记载，但该证记载内容不在争议地范围内。1999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原告张加林的父亲张寿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风背”、“一碗水”林地，均有四至抵界记载，且该证记载内容与档案清册一致，但该证及档案清册均未记载有争议地“铁厂”(又名“洞脑壳”）、“瑶条水”（又名“大坟山”）、“三暮山”（“大双妹山”）林地的内容。2009年，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原告张加林的父亲张寿珍的3133-1/1号《林权证》记载：大坟山一幅，双妹山两幅、洞脑壳一幅，均有四至抵界记载。2013年，因修建沿德高速公路征部分争议地，双方就上述三块争议地权属产生纠纷，张进珍提出确权申请，沿河县政府依法受理，并通过调查取证、调解未果后，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沿府行决字﹝2015﹞15号处理决定，注销了张寿珍所持有的3133-1/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的内容。张寿珍不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沿河县政府作出沿府收回函，将﹝2015﹞15号处理决定予以收回，本府依法予以终止。沿河县政府经再次补充调查取证、调解未果后，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6号处理决定，撤销了原告张加林的父亲张寿珍的3133-1/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的内容，并将三块争议地在被征收前的所有权明确给塘华三组，使用权由张进珍享有。同时查明，张寿珍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其办理的3133-1/1号《林权证》没有开过群众会，没有公示过，并陈述土地下放时对山林是按祖业划分到户的，原来是谁的山林就归谁管理使用。本府认为，沿河县政府颁发给原告张加林的父亲张寿珍的3133-1/1号《林权证》虽然记载有“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内容，但申请人张加林并未有土改、四固定、山林三定、第一轮及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的权源依据予以证实，且该证办理时没有开过群众会，也没有公示过，沿河县政府自我纠错，作出撤销该证记载的“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内容，并无不当。同时，第三人张进珍之父张献珩的土改证记载的内容能够有效证实争议地在被征收前的所有权属塘华三组，使用权属张进珍。本府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沿河县政府依法作出本案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三、本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2018年10月29日，原告不服﹝2018﹞6号处理决定，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府于当日受理，并将受理相关文书送达给了各方当事人。沿河县政府依法进行了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经审查，本府认为﹝2018﹞6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府作出﹝2018﹞5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2018﹞6号处理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复议决定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铜仁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依据有： 1、行政复议申请书、《死亡证明》、授权委托书、张加林和张加荣的身份证复印件、张加林和张寿珍的户口登记信息复印件； 2、铜府行复受字〔2018〕72号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凭证； 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卷宗目录； 4、张加荣的询问笔录； 5﹝2018﹞58号复议决定及送达凭证。 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第三人张进珍、第三人塘华三组、第三人塘华一组均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 经庭审质证，（一）对被告沿河县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对申请和立案的材料，送达回证，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村委会出具身份证明没有意见；对村委会出具房产证不认可；对周兴武组长没有意见；对张国珍与张进珍关系及张献珩与张进珍关系没有意见；对村里面出具的另一份证据与前一份组长的有意见；对委托及双妹山草图、瑶条水草图真实性有意见，双妹山草图不是原件，洞脑壳签名不真实，没有原告签字，不真实；对不同意调解的真实性不认可。第三人张进珍没有意见。第二组证据，原告认为张献珩土改证的毛坡一幅四至抵界不清，三暮山、瑶条水与我们争议地不一样，颁证是1954年，争议地之后谁管理不知道，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平面图不清，达不到其目的；张献君的土改证复印件与本案无关；对张献珩与张进珍关系没有意见；对张寿珍林权证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第三人没有意见。第三组证据，原告对张寿珍土地承包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塘华三组村民的土地证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没有意见。（二）对被告铜仁市政府提交的1-5号证据，原告除对县政府的答辩有意见，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三）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铜仁市政府及第三人均没有异议。2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对林权证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被告铜仁市政府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同意两被告意见。3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铜仁市政府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同意两被告意见。4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对真实性没有意义，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铜仁市政府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同意两被告意见。5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且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被告铜仁市政府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上面相关人员身份无法核实。第三人不认可。6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没有异议。被告铜仁市政府对三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没有异议。7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铜仁市政府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不认可。8号证据，被告沿河县政府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铜仁市政府对三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称看不懂。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一）对被告沿河县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对该组证据中1-6号及11号证据，原告与第三人均没有异议，予以采信；7-10号证据，有第三人张进珍或者组长及在场人的签字，予以采信；12号证据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采信。第二组证据，对该组证据中1号、2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3号、7号、8号证据，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4号、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对该组证据中1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2号证据，与争议地无关，不予采信。（二）对被告铜仁市政府提交的1号、2号、3号、5号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采信；4号证据，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三）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系两被告分别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采信。2号、3号证据，与争议地无关，不予采信。4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5号、6号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7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8号证据，照片不能反映权属，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1954年第三人张进珍之父张献珩取得《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上记载有：“铁厂”种类为土，四至抵界为东至张六珍、南至张时智、西至张献强、北至张时言，附属物为“毛坡一幅”；“三暮山”种类为“毛坡”，四至抵界为东至张春富、南至张珍江、西至张献强、北至张献强；“瑶条水”种类为“毛坡”，四至抵界为东至张献纪、南至张献纲、西至张冉氏、北至张献纪。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塘华三组及塘华一组均未对林地、荒山发包，习惯上按祖业是谁家的就由谁继续管理使用。2009年林改时，原告之父亲张寿珍取得被告沿河县政府颁发的3133-1/1号《林权证》，该证上记载有：“洞脑壳”、“大坟山”、二幅“双妹山”。其中“洞脑壳”四至抵界为：东抵张福珍林、南抵张珍海土、西抵张德权林、北抵张茂珍上；“大坟山”四至抵界为：东抵张加实林、南抵张锦珍林、西抵张珍国土、北抵张锦珍土；“双妹山”（面积为27.8亩）四至抵界为：东抵路、南抵张福珍林、西抵张寿珍联户林、北抵张珍寿林；“（小）双妹山”（面积为2.75亩）四至抵界为东抵张献文联户林、南抵张加强林、西抵张珍寿林、北抵本人林。2013年因修建沿德高速公路，征收征用“铁厂”“瑶条水”、“三暮山”部分林地，从而引发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发生争议。后第三人张进珍向被告沿河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在确权处理过程中，原告张加林之父张寿珍提供其办理的3133-1/1号《林权证》、1999年的《土地承包证》和张献君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张寿珍1999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及《农村土地承包上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上均未记载有“洞脑壳”或“铁厂”、“双妹山”或“三暮山”、“大坟山”或“瑶条水”的地块登记。张献君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有：“大坟山”森林一幅。被告沿河县政府通过调查取证、现场勘查，组织调解未果后，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沿府行决字﹝2015﹞15号处理决定，注销了张寿珍所持有的3133-1/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的内容。张寿珍不服向被告铜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沿河县政府作出沿府收回函，将﹝2015﹞15号处理决定予以收回，被告铜仁市政府依法予以终止行政复议。原告之父张寿珍于2017年4月15日去世。被告沿河县政府经再次补充调查取证、调解未果后，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6号处理决定，撤销了原告张加林的父亲张寿珍的3133-1/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洞脑壳”、“大坟山”、“双妹山”的内容，并将三块争议地在被征收前的所有权明确给塘华三组，使用权明确由张进珍享有。原告张加林不服，向被告铜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铜府行复决字﹝2018﹞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58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2018﹞6号处理决定。原告张加林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被告沿河县政府对本案林地争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铜仁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均是履行其法定职责。本案的焦点是：1、本案行政程序的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是否适当？2、﹝2018﹞6号处理决定和﹝2018﹞58号复议决定是否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 关于本案行政程序的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是否适当的问题。一般而言，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如果公民去世、法人和其他组织消亡，其权利义务只能由继受人来承担。本案中，原告之父张寿珍于2017年4月15日去世，被告沿河县政府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6号处理决定，被告沿河县政府在张寿珍去世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既进行补充调查，又组织调解，不可能不知道张寿珍去世的事实，其仍将已去世的张寿珍作为行政相对人，程序明显错误。原告张加林有五兄弟，另四兄弟分别是张加荣、张加权、张加文、张加武，被告铜仁市政府﹝2018﹞58号复议决定未将张加荣、张加权、张加文、张加武作为复议程序的当事人，复议程序违法。 关于﹝2018﹞6号处理决定和﹝2018﹞58号复议决定是否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首先，争议的“洞脑壳”与“铁厂”是否就是同一个地方；“洞脑壳”与“铁厂”是否一座山的两部分，即面对山，洞上和左面部分称“洞脑壳”，山下右面部分称“铁厂”。其次，“双妹山”与“三暮山”是何关系，“双妹山”是否又分为“大双妹山”与“小双妹山”，争议的到底是涉及“大双妹山”还是“小双妹山”？故﹝2018﹞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2018﹞58号复议决定对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亦是错误的。 另，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沿河县政府重新作出维持原告持有的登记在张寿珍名下的3133-1/1号《林权证》上地名为“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林地的权属登记，即争议地“洞脑壳”、“双妹山”、“大坟山”林地属于第三人塘华一组所有并由原告管理使用的行政行为。该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沿河县政府作出的﹝2018﹞6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铜仁市政府作出的﹝2018﹞58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沿府行决字﹝2018﹞6号《行政案件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晋 审判员 刘开奎 审判员 熊亚飞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周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