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01民终52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负责人：黄奕生，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瑞英，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永建，男，汉族，1965年10月31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县。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林永建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民初88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上诉人提交的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信用卡领取合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系向上诉人申请信用卡，且《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甲方”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据此认定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系认定事实错误或事实未查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理由是：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事实未查明。（一）上诉人提交的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信用卡领取合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系向上诉人申办信用卡违背事实证据。1、《信用卡通用申请表》右下角银行专用栏处已载明“营销人员单位部门福州总行…”证明是被告系向上诉人工作人员申请办理信用卡；“机构代码882100”中的“机构”指审批发卡行，该代码“882100”就是指上诉人代码；该二份证据可证明该信用卡业务是上诉人经营，然原审无视该证据存在，所作认定违背事实证据。2、上诉人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总部）设立的领取有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的分支机构，根据总部浦银信用[2012]78号文件《关于设立太原等五家分行信用卡部的通知》、浦银发[2014]302号文件《关于印发的通知》及附件（下称总部文件）文件，上诉人系福建省范围内唯一一家设有信用卡部的分行，是福建省属地信用卡业务的统筹经营者，且负责诉讼催收业务。总部文件已明确上诉人职能是“统筹属地信用卡业务的经营和发展”，“分行当地所有信用卡发生的营业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计入分行，并体现于总行对分行的考核评价中，”“分行应依据法律、法规、内外部规章制度等各项监管要求，通过电话、信函、短信、外访、公安报案、法院诉讼、委外等催收手段和工具，对逾期客户开展催收及资产保全业务”。证明上诉人是属地信用卡业务的实际经营者，又是被授权负责诉讼催收责任单位。3、本案被告及系列案件其他所有被告均没有对原告主体提出异议。4、此前在原审法院审结的数百起上诉人为原告主体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中，也没有任何一个被告对原告主体提出过异议或不同意与上诉人继续履行信用卡合同。5、证据中没有任何一处显示被告是向其他主体申办信用卡。6、被上诉人签名的领用合约等证据原件均在上诉人处保管和持有。由上可证原审认定上诉人提交的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信用卡领取合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系向上诉人申办信用卡是认定事实错误或未查明。（二）原审认定《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甲方”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并据此认定与被上诉人履行信用卡合同关系的一方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系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1、《信用卡领用合约》是格式合同，是上诉人所在银行办理信用卡业务的全国通用版本。如《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上已经注明是“通用”。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是单位名称，查无工商登记，也不是上诉人总部名称），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3、该名称泛指某一家银行的简称或代称，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银行卡或信用卡只注明“工商银行”字样一样。如中国四大银行简称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但各银行主体具体名称均加有后缀“股份有限公司”。4、《信用卡领用合约》虽然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字样，同样，《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也一样多处写有该字样。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对合同文意的理解应结合合同目的，按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判断。从申请表排列该字样的方式表明该字样并不是与被告签订信用卡合同的具体单位名称。而是银行卡归属某一家银行的意思表示。例如：《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上：“若你通过此申请表同时申请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若需与您在以下银行实名开户的同名借记账户绑定自动还款功能，请填写以下资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借记卡申请声明阅知：本人自愿申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综上（一）、（二）证据分析表明，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系向上诉人申请办理信用卡，以《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甲方”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为由认定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是错误。 二、原审裁定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本案信用卡合同建立的目的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福建省地域范围，按照诚实信用履行原则，无论结算还是诉讼，显然应当在福建省履行有利于双方目的的实现。如果按照原审裁定含义，无论是在上诉人总部或被告住址进行诉讼，都极不利于当事人双方，不利于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审没有对证据综合审核，没有查明事实，就简单以上诉人没有原告主体资格驳回，属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裁定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认定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原告主体，是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程序违法。1、原审中被告没有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原审自行主观臆断，违背不告不理原则。2、原审已到开庭日期不予开庭、未进行实体审查，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事项属于实体审查事项，不属于本案程序审查范围，原审没有进入实体审查就迳行驳回程序违法。 四、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1、上诉人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的其他组织，依《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可作为民事诉讼主体。特别是作为原告主体，因为不是承担责任方，实践中对于分支机构或分公司可单独作为原告起诉没有疑义，只在作为被告主体时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须根据是否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决定。2、如上所述，上诉人是福建省区域内唯一设立有信用卡部的分行，负责审查、审批分行权限内信用卡授信业务。分行当地所有信用卡发生的营业收入为上诉人所有，承担属地开展信用卡业务发生的直接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营销成本、资金成本、税务成本、资本成本和风险成本等（前述总部的《通知》）。具有开展信用卡业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3、被上诉人信用卡的具体业务系向上诉人申请，由上诉人实际办理和审批，由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4、被上诉人签名的申请材料原件在上诉人处。5、北京西城区是我国金融第一街，是我国各大银行聚集地，也是金融纠纷最多的地方。近日受邀最高院举办关于审理信用卡司法解释的专家论证会的北京西城法院立案速裁庭副庭长甘琳法官，在2016年10月，结合了审判实践和理论研究，总结梳理了欠款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等三类银行卡纠纷案件的《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流程与思路》中，也认为在主体资格的审查上：“各银行的审核发卡机构一般为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由于部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并不具备独立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发卡行多以本市分行一级的银行或者总行营业部作为原告进行诉讼。司法实践中，发卡行作为起诉依据的信用卡申领表上大多只有被告的签字，没有银行的盖章，领用合约中也没有表明与申卡人签订合同的具体主体。由于负责审核发卡的信用卡中心系隶属于分行或总行营业部的机构，故实践中一般认可提起诉讼的分行一级的银行或者总行营业部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但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证明实践中一般认可提起诉讼的分行一级的银行或者总行营业部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6、裁判文书网查全国各地法院有关类似异议的二审裁定，均支持认可分行一级的银行或者总行营业部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7、上诉人总部出具的《授权确认书》证明：上诉人总部已将包括本案在内的欠款人拖欠信用卡本金、利息、滞纳金及相关费用的信用卡不良贷款诉讼业务，收由上诉人统一诉讼，上诉人信用卡业务由上诉人信用卡部负责管理。此可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网上填写了《浦发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与上诉人一方签订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信用卡的审批机构、发卡行，与被上诉人建立有信用卡合同关系，且具有负责福建省属地范围内信用卡欠款诉讼的相应授权，有权对福建省内持卡的逾期客户提起诉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完全适格。 五、受诉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上诉人是接受货币的一方，其住所地为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依法应当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为本案的管辖法院。 林永建未作答辩。 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永建偿付信用卡欠款共计54882.52元（暂计至2018年7月4日，其中本金51931.44元，利息1811.28元，违约金1139.80元），并承担自2018年7月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违约金、手续费及相关公告费用等；二、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由林永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福州分行提交的浦发信用卡通用申请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等证据，均不能证明林永建系向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信用卡；同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中的“甲方”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故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的起诉。裁定：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2民初7719号民事裁定；二、指令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是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该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主体资格“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初步审查认定当事人间存在某种权利义务冲突，但并非实体法上决定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实质性条件，该起诉条件仅要求当事人之间发生了民事权益之争，并不要求当事人须具有实体请求权。从浦发银行福州分行提供的林永建申请办理信用卡的材料等相关证据来看，可以认定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在其诉请的与林永建在信用卡合同下的争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浦发银行福州分行是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至于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的诉请是否能得到支持，应在实体审理后确定。一审裁定驳回浦发银行福州分行起诉，明显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民初8828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 华 审判员 陈 辉 审判员 林星星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卓垚磊 书记员邵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