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02民初307号 原告：高丽，女，汉族，1988年8月20日出生，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家源，八步区大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严省文，男，汉族，1993年9月20日出生，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原告高丽诉被告严省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2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家源、被告严省文参加全部庭审，原告高丽参加了2019年2月28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解除《双方合作协议》；2.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75977.6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原系朋友关系，合伙前均从事手机服务行业。双方于2018年7月在信都镇朝阳街合伙经营了一家名为“加壹手机通讯”的个体专营店（下称“手机店”）。双方在2018年7月27日签订《双方合作协议》，后双方按该协议约定进行投资筹备，2018年8月1日进行工商登记，名称为八步区信都加壹通讯器材经营部。2018年8月16日该手机店正式开张营业。营业过程中该手机店由原、被告共同经营管理。2018年10月8日，被告怀疑原告私自将手机店的手机拿去销售并私吞销售款，要求撤出该手机店的股份，要求原告支付被告95000元投资款。事实上在销售手机的过程中，原告只是将6台手机赊售给熟客，赊售手机之前征得被告口头同意。原告打算在收到销售款之后将款项汇入账目。被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听原告的解释，也不愿配合核算手机出、入库记录，咬定是原告侵吞手机销售款。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也未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将手机店的员工辞退，强行将手机店关闭停业，还把店面的钥匙拿走，扬言只有原告赔偿了被告的投资款，手机店才开门。被告的行为使双方的矛盾激化升级，导致了手机店无法继续正常营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手机店关门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还经过了信都镇人民调解委员、信都派出所等部门调解，被告坚持要求原告退还投资款95000元，因此矛盾均未能有效解决。2018年10月13日，被告在还未与原告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强行将手机店剩余的库存手机及配件取走，并联系原告说要将该批库存手机自行处理掉。原告多次劝被告理性解决问题，共同协商，核算账目、盘点库存资产，但是被告完全不听，依然我行我素。被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多次与其父亲严行富到原告的家里进行骚扰，给原告和家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2018年12月6日，被告又到手机店里把电脑、刷卡机等设备强行搬走，给手机店造成了经济损失。因双方在经营手机店期间，双方都未有过整理账目的经验，所以所有的账目只是以极为简单、粗略的方式记录收支情况。双方发生矛盾后，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原告积极找被告请求共同核算盘点，但是被告不愿意配合，导致手机店的资产一直无法进行清算。原告迫于无奈，只能自己尽量收集经营期间的各类凭证及记录，委托财务公司进行整编帐本，于2019年1月核算出手机店的全部资产情况：①现金余额为5534.8元[总收入（含投资款、营业收入）382399元-总支出376774.2元=5624.8元]，②共同债务为17696.5元，③共同债权为11271元，④库存手机78台（进购总价值为76662.1元，市场价值为95596元），⑤库存配件若干（价值约为5000元），⑥经营设备资产（详见《加壹通讯手机店资产（物品）清单》，价值为52160元）。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的约定，剩余资产合计：①现金余额-②共同债务+③共同债权+④手机库存价值+⑤配件库存价值+⑥经营设备资产=151955.3元。按股权比例分配，双方各占50%，为75977.65元。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共同合伙经营的手机店属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应按照《双方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而被告的个人行为是导致手机店停止营业的主要原因，给合伙手机店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第三条第四款、第五条第三款的约定，被告应对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应向原告赔偿75977.65元。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严省文答辩称：第一，同意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双方合作协议》，并要求结算合伙财产及各项债权、债务。第二，被告无需赔偿原告，请求驳回原告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理由1.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需要赔偿原告任何损失；2.被告采取的封锁店面等措施是为了保护共同经营的财产免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做法属于合理行使被告的合法权利。第三，被告不同意原告所列的合伙财产数额、合伙财产价值，原告单方面认定包括“手机库存价值”、“配件库存价值”、“经营设备资产”在内的合伙财产的价值，单方面认定合伙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被告均不予认可。合伙财产的价值应由有鉴定资质的机构鉴定，合伙经营产生的各项债权、债务应共同清算。原告和被告没有按照协议的比例和以现金方式出资，而是以实物出资，原告在起诉状中列的“剩余资产”等计算方式不正确，被告不予认可。第四，原告存在赊售合伙经营手机不入合伙账户的行为，该部分销售收入属于合伙财产，分割合伙财产前应将该部分收入归入合伙财产中。第五，针对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的各项被告不愿协商及配合有关部门调解的问题，被告持不同意见，在原、被告双方协商中及有关部门主持的调解中，实为原告拒不配合，导致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第六,针对原告在起诉状所提到“被告私自将手机店关闭停业”的问题，被告对此持不同意见，事实上是原告存在赊售手机、将部分销售款项入个人账户、私扣营业执照、公章、私章等行为，原告上述行为严重损害了合伙手机店的利益和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不得已才采取保全合伙手机店财产的合理措施，目的是避免合伙手机店的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综上所述，被告的所有行为均为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没有对他人任何权利进行侵害。原告私自赊售手机，将共同财产占为己有等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五条等约定，原告已构成违约，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65240元。 原告为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被告的户籍证明1张，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 2.《双方合作协议》复印件1份、营业执照副本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八步区信都加壹通讯器材经营部”的事实。 3.原告根据平时经营记账、记录所作的经营明细：入账记录明细7张、支出费用明细3张、债务清单1张及附件8张（债务凭证、凭据的复印件及聊天记录）、债权清单1张及附件9页（OPPO对账单2页、转账记录1页、销售单4页、聊天记录1页、电信公司转账单1页，均为复印件），证明手机店的账务情况，总收入为382399元，总支出为376774.2元，共同债务为17696.5元，共同债权为11271元。 4.①进销汇总表2页，证明货品的库存情况，手机库存78台，进购总价为76662元，市场价值95596元。②供应商销售出库单41张，证明手机店进购手机的数额，进购总数175台，销售总数97台。 5.资产清单1张，证明手机店经营期间进购的资产价值情况，资产总价值52162元。 6.手机销售单154张，证明手机店在经营期间销售手机及配件的情况，（出库）销售手机97台。 7.开支费用收据和凭证69份，证明合伙期间手机店开支费用有凭证的部分情况，有凭证的总支出为376774.2元。 8.转账记录和存款记录共4张（6笔转账、1笔存款），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61499元（分别为支付宝转账9500元、30000元、3000元、8000元、1009元、银行卡转账9990元）、现金存款9650元，用于投资合伙手机店。 9.原、被告手机短信记录1张，证明原告与被告在发生纠纷的过程中互相沟通的事实。 10.光盘一张（其中视频是手机店监控于2018年10月13日、12月6日拍摄），证明被告到手机店拿走手机78台（vivo手机26台、OPPO手机13台、华为手机6台、功能机33台）以及配件、设备工具的事实。 11.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63张，证明原、被告经营手机店期间相互沟通及确认投资数额的事实。 12.vivo手机退货单1张，证明被告2018年10月15日将手机退货的数量及金额，数量是9台，金额是10970元。 13.与vivo公司对账单2页，证明vivo手机进、退货明细。 14.手机店与OPPO公司的对账单2张，证明OPPO手机进、退货明细。 15.收据1张，证明手机店安装监控设备的费用为5500元。 被告为其答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转账复印件1张，证明被告支付押金和定金7000元。 2.转账和收据复印件3张，证明被告支付猫王配件款15800元。 3.转账和收据复印件11张，证明被告支付vivo押金、灯箱货款共98200元。 4.转账和收据、银行流水复印件15张（其中5张银行流水与证据2、3共用），证明被告为手机店支付OPPO货款、押金共79500元。 5.收据7张、进购手机单2张、支付宝转账记录复印件5张、银行流水记录印复件5张（银行流水与证据4共用），证明被告支付日通手机货款28874元。 6.收据（送货单），证明被告支付阳光信达手机款2507元。 7.收据复印件1张、转账记录及银行流水复印件6张（银行流水与证据4共用），证明被告支付中国电信押金5000元。 8.收据复印件、转账凭证复印件2张，证明被告支付台式电脑款2500元。 9.网购单据1张，证明被告为手机店购买验钞机和复印机支出778元。 10.网购单据1张，证明被告为手机店购买摄像头支出134元。 11.网购单据1张，证明被告为手机店购买手机托盘支出855元。 12.光盘一张（原告与房东的电话通话录音1段），证明原告抛弃店里的所有财产物品，任由房东处理。 13.收据一张，证明被告已支付员工江鹊工资848.5元。 经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是原告单方所作，没有评估报告，对于入账记录和支出记录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原告出资未达110000元，被告出资不止110000元。债务清单中广告费用没有6000元，因被告个人已支付了2000元，后经过协商广告公司又给予优惠，实际尚欠2000元；对于欠炬星电脑科技维修手机费用400元被告不清楚，原告也没有和被告说过；对于腻子粉欠款150元被告也不清楚；对于欠新意通讯货款2114元是事实，但后来被告个人归还了489元，且退了18台手机，所以该笔债务不存在了。对于阳光信达通信公司货款224元没有异议，被告已经支付。对于欠员工江鹊的工资848.5元没有异议，被告已经支付，对原告高丽工资不认可。对欠vivo的货款5247元，被告退了进货手机，已将货款清了。对于9月-11月电费1913元，原告已从店里拿了钱交清了。对于债权全部不认可。应退OPPO货款2071元，没有发票、收据（签字盖章）。对于猫王手机应退货款4200元，该款是不能退的，预存款是被告经手支付，相当于定金，定金是不能退的。对于电信充值押金5000元也是不能退的，因手机店经营没有达到电信公司当时约定经营年满1年以上或其他要求。对原告证据4不予认可，有厂家发货单据的被告才认可。对原告证据5不予认可，对于资产（物品）的价值应通过鉴定机构评估，并且，对于店里的物品，房租到期了房东要收回房子，被告问原告怎么处理的，原告表示不要了，随便房东处理，被告也同意。对原告证据6，手机店一直是原告在管理，销售手机也未见有收入，原告没有把营业额列入共同财产范围，是否销售了那么多手机被告不知，对于销售单是否真实被告不清楚。对原告证据7，被告认为没有那么多支出，对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押金和订金是真实的，其他因时间久，数也杂，被告记不清了。对原告证据8，按照协议原告应该于2018年7月30日将投资款转账到指定账户，证据8显示只有一笔9500元是按时转入，还不一定是原告转入，其他的都不是转入指定账户，不认可。对原告证据9，是被告的手机号码，但被告没有发过该短信，被告不知道是谁发的。对原告证据10，被告对拿走78台手机不予认可，被告只拿走了8台老人机，设备被告只拿了显示器，配件没有拿出店门。对原告证据11，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否认是其微信聊天记录。对原告证据12，因为当时原告是vivo公司的职员，应该是原告单方退货，被告没有退过这些手机。对原告证据13，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上面盖的公章不是vivo公司的公章，而且对账单也不能说明问题。对原告证据14，有些是真实的，第19行、21行、33行-36行、40-43行不是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被告出资购买的手机。对原告证据15，收据是假的，因为监控当时是被告找朋友安装的，钱款也是被告出的，装监控的人姓名与收据记载的不一致。原告对被告证据1、2数额无异议，系被告出资额，应属于合伙财产，只是以被告名义支付。对被告证据3不予认可，对收据真实性有异议，收据不能体现是什么货款，且原告核算关于vivo的实际货款并没有那么多。单也无法看出是手机进购单，无法证明手机进购或调配或退货的相关事项，同时也没有金额，证实不了费用情况。对转账记录的关联性有异议，银行卡的进出账，无法说明支出的事项、向谁支付。手机有很多定购款，确实是从被告的账户支付，但是手机店的所有经营收入也是存入被告的账户，所以不能说明是被告个人支出。对被告证据4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于转账金额有支付事实，但认为是以合伙资产支付的。对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数额与实际核算数额不一致。对被告证据5，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手机店无关，无法证实是为合伙手机店支出。对被告证据6，对阳光信达手机款没有异议，2507元只是部分的货款。对被告证据7、8、9、10、11，数额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合伙财产支出。对被告证据12、13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证据分析认证：对原告证据1、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3、4，对手机店的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手机进销情况等，双方未经清算，本院根据原告证据难以查实。且债权、债务等还涉及他人利益，本院在本案中不作确认处理，但对双方无异议的债务，本院可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内部确认、处理。对原告证据5，手机店资产（物品），在房东收回店面房屋时，双方都同意手机店内剩余物品任由房东处置，现房屋已被收回，手机店还有何实物资产不明，本院不作确认处理。对原告证据6，被告认为手机销售单真实性不明，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原告证据7，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除了押金、订金），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对双方无异议的押金、订金予以确认，数额为7000元。对原告证据8，原告确有向被告转账的行为，根据双方协议，由原、被告各出资100000元，并约定了期限及指定账户，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数额、时间、账户与约定不一致等情形，双方对款项也存在争议，原告出资额实际是多少，本院无法确定。对原告证据9，被告认可是通过其手机号码发的短信，但不是其所发，结合短息内容，双方谈的是手机店事宜，短信来往中，被告对称呼其“严省文”也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短息不是其本人所发不予采信。对原告证据10，系店内监控视频，被告对监控视频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对于拿走的物品数量、类型有异议。对被告拿走的物品的数量、类型问题。被告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未经过双方共同清点，擅自拿走店内手机、配件等物品，因此造成本案中难以通过清点实物确定手机及配件等物品的数量、型号。店内监控视频显示，2018年10月13日被告到店内拿走大量手机，2018年12月6日被告将手机店拿走大量配件及办公用电脑，被告却向本院述称只拿走8台老人机及显示器，明显与事实不符，属虚假陈述。在原告能说明手机型号、数量、进货价格的情况下，应由被告提供相反证据。现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本院采纳原告的意见，认为被告将店内78台库存手机拿走，进购总价76662元。对原告证据11，虽然被告否认是其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在对短信记录质证时认可是其手机号码，对微信聊天记录质证时又进行否认，结合聊天内容，谈了大量手机店事宜，涉及从手机店的投资预算、店面选址、取店名等等，并且聊天中自称“严省文”，还曾发身份证号码信息，与被告身份证号码一致，故本院对被告称不是其微信聊天记录不予采信。另，被告在聊天中说“店里所有智能机我都收走了……”、“我大不了只要这几万块钱的手机……”，印证其拿走店内智能手机，价值数万元的事实。被告在短息中说“电脑+两箱配件我拿走了……”也能印证其拿走手机店电脑及配件的事实。对原告证据12、13、14，对手机的退货情况，是谁出资购机，是谁退货等，双方未清算，本院难以查明，不作确认处理。对原告证据15，被告不认可，票据并非正式发票，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证据1、2、7、8、9、10、11，系被告个人支出还是合伙支出，无法分辨，本院不予确认，但原告对其数额无异议，根据被告证据8，手机店电脑2500元，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证据3、4、5，是否系手机店手机货款，系被告个人支出还是合伙支出，无法分辨，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证据6，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证据12、13，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原、被告系同行，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等沟通协商后，决定合伙在贺州市八步区家手机通讯店。2018年7月27日，原、被告签订《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一致决定联合出资共同经营加壹手机通讯。2.原、被告以现金方式出资，各出资100000元，于2018年7月30日前交齐，转入指定的被告邮政储蓄银行账户。3.合伙投资期间各合伙投资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投资予以返还。4.任何一方未经全体联营成员一致通过，不得处分任何财产、权益、债务。5.盈余分配，以销售单据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承担，先由合伙投资财产偿还。6.未经全体合伙投资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投资人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违反的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合伙，造成损失按实际损失赔偿。签订协议后，2018年8月1日，经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名称为八步区信都加壹通讯器材经营部，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严省文，经营场所为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大新街。经营场所的铺面系向他人租赁。2018年8月16日左右，加壹手机店开始营业，营业期间，原告常在店里管理，被告在店时间较少。营业至2018年10月11日左右，双方因原告赊售手机等发生纠纷，后被告辞退店员，将手机店关门停止营业。2018年10月13日，被告到店内将库存手机拿走，2018年12月6日，被告到手机店将两箱手机配件及办公用电脑拿走。2019年2月16日左右，房东将铺面收回，收回铺面时，原、被告均表示店内剩余物品任由房东处置。2019年1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双方一致认可的合伙债务有欠员工江鹊工资848.5元（诉讼过程中被告已经支付）、欠贺州市阳光信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货款224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原、被告签订了《双方合作协议》，共同投资经营八步区信都加壹通讯器材经营部，双方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合伙经营中，双方发生矛盾，原告要求解除《双方合作协议》，被告同意解除，故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合伙手机店停业损失等问题，原告赊售手机，被告发现后辞退员工、闭门停止营业，将手机店库存手机等物品拿走，双方均有过错，过错程度相当，故对手机店的损失，不存在哪方需多承担责任的问题，对于损失，双方按协议承担。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双方对停业损失等如何承担未作明确约定，本案也难以查实双方的实际出资额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的规定，损失按约定出资比例承担，各承担50%。故本案不存在谁赔偿谁的问题。对于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问题，因双方未进行全面清算，现本院仅对可以确定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原告诉称有现金余额5534.8元、合伙债务17696.5元、合伙债权11271元，除合伙债务1072.5元被告无异议，本院在原、被告之间作内部确认、处理外，其余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处理。对手机店合伙财产，除被告拿走的库存手机、配件、电脑外，店铺房屋被房东收回后，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还有其他物品，故本院只对被告拿走的手机等物品进行处理。被告拿走库存手机78台，进价共76662元，拿走办公用电脑一台，购价2500元，以上合计79162元。对于被告拿走的配件，原告不能说明配件详细情况，对配件价值只是估约，本院难以认定，不作处理。对以上合伙财产处理，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先用于偿还债务（被告已支付员工江鹊工资848.5元，尚欠贺州市阳光信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货款224元），偿还债务后，由原、被告各分50%，为39044.75元[（79162元-848.5元-224元）×50%]。因为合伙财产（手机、电脑）由被告控制，故债务由被告承担（对内），被告在偿还债务后，支付39044.75元分割款给原告。对于其他尚未确定的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双方可在确定后另行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高丽与被告严省文于2017年7月27日订立的《双方合作协议》解除。 二、合伙债务224元（欠贺州市阳光信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货款），由被告严省文承担。 三、被告严省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高丽39044.75元。 案件受理费1700元（原告已预交850元），由原告高丽承担850元，由被告严省文承担850元，被告严省文承担的诉讼费用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债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健 审 判 员  赵 波 人民陪审员  黄祥锦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