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9）晋0105刑初326号   公诉机关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启鹏，男，1968年3月18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本科文化，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住太原市。2017年3月24日，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经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太原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际敏，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以并小检刑刑诉〔2018〕1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启鹏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经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晋0105刑初292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胡启鹏提出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9）晋01刑终187号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文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启鹏及其辩护人张际敏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1月21日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成立，其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国际）全额出资成立的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集团）持有山煤国际57.43%的股份。2010年6月，经山煤集团董事会提名，同年10月，山煤国际聘任时任华南公司经理的胡启鹏担任华南公司董事长，全面负责华南公司的经营、管理。   华南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在和山煤国际做煤炭购销业务，2012年6月华南公司为了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销售任务，同年8月，胡启鹏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协商合作，双方协商约定：华南公司加入到大优公司的煤炭购销贸易链条中，上下游贸易公司均由李某指定，华南公司利用5亿元银行授信向上游贸易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或信用证等支付货款，华南公司每销售一吨煤赚取1至2元作为利润，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产生的利息等由大优公司承担，货物流转通过相互开具《货权转移证明》方式完成。贸易中，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有使用信用证、使用商业承兑汇票、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使用现金这四种结算方式。2012年8月至2014年9月期间，双方累计进行了81笔煤炭购销贸易。贸易中，胡启鹏从未召开相关会议议定，而是自行将本应由业务部门开展的业务，安排结算部门具体负责。贸易中，始终没有对李某指定的公司进行相关调查、了解，没有对货物流转进行监管，仅凭《货权转移证明》完成货权转移。2013年3月开始，华南公司在与大优公司及其上下游公司结算中开始产生应收款，华南公司为控制资金风险，2013年7月，双方协商以李某实际控制的大优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水酒店）的名义与华南公司签订了《抵押担保书》，合同约定将珠水酒店所有的2个国有土地使用证和3个房产证抵押给华南公司，并将以上5个产权证明交由华南公司保管，但未办理他项。2014年3月份，李某以需要使用相关产权证明办理业务为由，将上述产权证明借走，至今未归还。2014年开始，煤炭市场不景气导致大优公司资金链断裂，贸易发生欠款以后，胡启鹏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明显不足，且未终止贸易，导致59笔贸易陆续形成欠款，且欠款金额逐渐增多，直至大优公司资金链断裂。截止2014年9月，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累计达2.75亿元。2016年4月，因大优公司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经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申请，并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大优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对大优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截止目前，破产重组尚在进行中。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签订了3份《煤炭购销合同》，大优公司通过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给华南公司开具了2.7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计7张，期限为三个月），李某给光大银行交纳了20%的保证金5500万元。胡启鹏作为华南公司实际负责人，违反《山煤国际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擅自接受大优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并将2.7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后分别现汇给了李某指定的上游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塘沽中海航洗煤有限公司），之后又全部转到了大优公司账户里。该7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大优公司还不了光大银行贴现资金，光大银行提出要将2.2亿元（扣除保证金和利息）转成大优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同时要求华南公司提供担保。2014年6月18日，光大银行与大优公司签订了2.2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胡启鹏未向山煤国际进行报告，擅自以华南公司名义与光大银行签订了编号为GZ贷保字36852014021-4的《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向光大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3月，因大优公司一直未能支付流资贷款利息，光大银行便将大优公司2.2亿元流资贷款作为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广东粤财资产管理公司。同年6月，光大银行将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等起诉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9月2日，法院一审判决由华南公司等对大优公司的2.2亿元流资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11月华南公司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公诉机关为证明其指控，当庭出示并宣读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启鹏作为华南公司负责人，加入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并未进行过实地收发货物、现场查验或交割，且在贸易发生欠款后，胡启鹏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不足，造成华南公司2.75亿元的经济损失；同时违反山煤国际相关规定接受大优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并提供担保，造成华南公司对大优公司2.2亿元的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贸易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滥用债权违规担保的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胡启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对构成犯罪有异议，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一、华南公司不是我国刑法上的“国有公司”，被告人胡启鹏不属于刑法上国有公司人员范畴，其全面负责华南公司经营管理是法定职权，努力完成山煤国际的指令性计划不存在滥权；二、山煤国际内部规章制度不是法定的华南公司、胡启鹏约束条款，未遵守山煤国际内部规章制度不是违法行为；三、关于华南公司为大优公司在光大银行流动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问题，广东省高院存在明显误判，最高法院至今无果；四、公诉机关将华南公司对李某大优公司的2.75亿元应收账款及与光大银行贷款担保纠纷涉及的2.19亿元担保认定为华南公司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五、本院存在刑事管辖问题；六、被告人胡启鹏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公司成立时名称为山煤华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2013年7月变更为华南公司。公司为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公司）全资子公司，山煤公司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国际）全资子公司；山煤国际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控股58.61%的上市公司。2010年11月，山煤公司将所持华南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山煤国际。2017年6月，山煤国际将持有华南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原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煤有色金属有限公司。2010年6月12日，经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研究，决定提名被告人胡启鹏为华南公司董事长，被告人胡启鹏被聘任为该公司经理，全面负责华南公司的经营、管理。   2012年6月份，华南公司为了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销售任务，开始寻找贸易合作方，被告人胡启鹏主动找到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协商合作，经双方协商约定：华南公司加入到大优公司的煤炭购销贸易链条中，上下游贸易公司均由李某指定，华南公司利用5亿元银行授信向上游贸易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或信用证等支付货款，华南公司每销售一吨煤赚取1至2元作为利润，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产生的利息等由大优公司承担，货物流转通过相互开具《货权转移证明》方式完成。贸易中，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有使用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现汇四种结算方式。2012年8月至2014年9月期间，双方累计进行了81笔煤炭购销贸易。贸易中，被告人胡启鹏从未召开相关会议议定，而是自行将本应由业务部门开展的业务，安排结算部门具体负责，且始终没有对李某指定的公司进行相关调查、了解，没有对货物流转进行监管，仅凭《货权转移证明》完成货权转移。2013年3月以来，华南公司在与大优公司及其上下游公司结算中开始产生应收款，华南公司为控制资金风险，2013年7月，双方协商以李某实际控制的大优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水酒店）的名义与华南公司签订了《抵押担保书》，合同约定将珠水酒店所有的2个国有土地使用证和3个房产证抵押给华南公司，并将以上5个产权证明交由华南公司保管，但未办理他项。2014年3月份，李某以需要用房产证办理当地相关业务为由将上述产权证明借走，至今未归还。2014年开始，煤炭市场不景气导致大优公司资金链断裂，贸易发生欠款以后，被告人胡启鹏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明显不足，且未终止贸易，导致59笔贸易陆续形成欠款，且欠款金额逐渐增多，直至大优公司资金链断裂。截止2016年末，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及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李某指定的上下游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累计达2.746亿元，华南公司累计获得业务差价0.34亿元。2016年4月，因大优公司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经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申请，并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大优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对大优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截止目前，破产重组尚在进行中。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签订了3份《煤炭购销合同》，大优公司通过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给华南公司开具了2.7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计7张，期限为三个月），李某给光大银行交纳了20%的保证金5500万元。被告人胡启鹏作为华南公司实际负责人，违反《山煤国际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擅自接受大优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并将2.7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后分别现汇给了李某指定的上游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塘沽中海航洗煤有限公司），之后又全部转到了大优公司账户内。该7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大优公司无力偿还光大银行贴现资金，光大银行提出要将2.2亿元（扣除保证金和利息）转成大优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同时要求华南公司提供担保。2014年6月18日，光大银行与大优公司签订了2.2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被告人胡启鹏未向山煤国际进行报告，擅自以华南公司名义与光大银行签订了编号为GZ贷保字36852014021-4的《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向光大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5年3月，因大优公司一直未能支付流资贷款利息，光大银行便将大优公司2.2亿元流资贷款作为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广东粤财资产管理公司。同年6月，光大银行将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等起诉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9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由华南公司等对大优公司的219552625.84元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华南公司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另查明，2017年1月24日，太原市公安局决定对被告人胡启鹏涉嫌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同年3月23日，办案人员电话传唤被告人胡启鹏到该局经侦支队接受调查，被告人胡启鹏自行到该局经侦支队接受讯问，后被执行刑事拘留。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1月24日，太原市公安局决定对被告人胡启鹏涉嫌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同年3月23日，办案人员电话传唤被告人胡启鹏到该局经侦支队接受调查，被告人胡启鹏自行到该局经侦支队接受讯问，后被执行刑事拘留。   2.商事登记信息、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出资信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章程、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公司变更（备案）记录、股东决定、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有关情况说明证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公司成立时名称为山煤华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2013年7月变更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公司为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控股58.61%的上市公司。2010年11月，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将所持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6月，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原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煤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16日，现股东为李冰洁、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榕；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某；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某；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某。   3.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任职文件、干部履历表、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6月12日，经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研究，决定提名胡启鹏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并聘任为该公司经理。   4.《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业务合同审核管理办法（试行）》、《合同管理办法（试行）》、《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强化内控管理体系建设方案》、《内部控制制度》、《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试行）》、《印章管理制度》、情况说明等证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相关财务、合同管理、商业汇票管理、子公司管理等制度进行制定、下发的情况以及相关制度的具体内容等情况。   5.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证明，该公司就合同管理、印章管理、会议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   6.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制度汇编（上、下册）证明，该公司就合同管理、合同审核、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   7.关于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2012-201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的审计报告证明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在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2012-2014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执行集团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情况。   8.2012-2014年度绩效目标责任书证明，胡启鹏所在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绩效目标责任的相关情况。   9.《关于接受民生银行综合授信的请示》、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综合授信合同、贸易融资主协议证明，2012年8月23日，山煤华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拟向该公司综合授信额度5亿元一事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请示，经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和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山煤华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品种综合授信，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   10.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中国光大银行商业汇票贴现总协议证明，2014年6月18日，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贷款219552625.84元，贷款期限为1年，由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李某、李冰洁、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李某、李冰洁提供抵押担保；同日，山煤华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1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关于华南公司对大优公司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情况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被告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山西珠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某、李冰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219552625.84元及利息，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山西珠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某、李冰洁对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华南公司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12.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山西珠水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珠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某、李冰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裁定，对相关财产进行保全的事实。   13.抵押担保书、权利凭证复印件、签收表等证明，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签订抵押担保，约定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自愿以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共五本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抵押，2014年3月份，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需要用房产证办理当地相关业务为由收回上述五本证书。   14.会议纪要、贸易（合同）风控方案、责任承诺书、资金使用申请、付款申请单等证明，就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等煤炭购销合同款项支付一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向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且胡启鹏签署了责任承诺书，承诺该业务属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正常的业务贸易往来，由胡启鹏负责该业务的运行，负责人保证货物及资金安全，对业务流程整体监管。   15.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2年9月至2014年10月，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共签订了81笔合同。截止2016年末，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对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合计274936615.67元，其中对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债权为208314042.16元，对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债权为66622573.51元，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获得业务差价3400万元，同时说明了该债权形成的具体经过及原因。2016年4月28日，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当前，该破产程序处于破产审计阶段，审计工作暂未结束。   16.煤炭买卖合同、购进结算单、货权转移证明、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记账凭证、入库单、客户借记通知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商业承兑汇票等、辅助明细账、往来账项询证函、贴现凭证、国内信用证等证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等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进而以货权转移证明方式进行煤炭购销的事实。   17.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出具的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进口数据证明了该公司在2012年、2013年煤炭进口的相关情况。   18.单位账户对账单证明了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等单位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以及相互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19.三方平账协议证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市中海航实业有限公司三方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约定，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将对天津市中海航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163909000元转让给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20.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申请书、民事裁定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通知书、公告等证明，2015年5月2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以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16年4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该申请并指定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2016年7月19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全部银行存款及查封、扣押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全部财产。   21.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4月14日，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显示，目前，该公司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往来账欠款金额为207995042元，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往来账欠款金额为66622573.51元。   22.《山煤华南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合同审批单》证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与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等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前内部进行合同审批的流程以及相关人员签署同意的情况。   23.证人贾某的证言笔录证明，我于2010年4月至今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副经理。2016年12月16日，山煤集团任命我为华南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书记。华南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1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胡启鹏，注册地址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富力中心**（也就是现在的经营地址），主要经营煤炭购销业务，是山煤国际的全资子公司。2010年4月我调任到华南公司的时候，华南公司董事会已经成立了，当时董事有胡启鹏和裴云峰（2010年9月借调筹备武汉华中公司，后调到了阳泉公司），其他董事都由山煤国际在职人员兼职，也就是挂名的，不参与华南公司的实际经营。我一直不是董事，从我到华南公司至今，华南公司从来没有召开过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参加人员有胡启鹏、我、孟鑫（办公室主任）、赵红杰（财务部长兼结算部长）、翟某（业务一部部长）、王勇（业务二部部长）、杨博（业务三部部长），我印象召开经理办公会较少。华南公司召开经理办公会，一是每个月的业务例会，对当月的业务运营进行总结；二是对上级的重大任务安排进行传达等。华南公司开展贸易过程中，对单笔贸易合同等没有召开过经理办公会。如何决定贸易开展的形式、上下游公司、标的金额等，这都是由胡启鹏和具体业务部门决定，我不清楚。胡启鹏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分管公司业务部，我分管公司后勤、党务和财务工作。裴云峰借调走后，胡启鹏提出让我分管公司财务部，但我之前一直没有干过财务，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在一次公司办公会上提出，今后2万元以下的开支由我签字，超出2万元的开支必须经胡启鹏签字认可。2015年中旬开始华南公司基本上不做业务了，因为当时有纠纷，账号被银行查封了。2016年3月份，山煤国际要求华南公司停止一切业务，主要负责清欠工作。2012年山煤国际给华南公司下达的销售任务是50亿元，也就是每月的销售任务是4亿多元，当时华南公司和山煤国际一直在做煤炭购销业务，每月的销售量约3亿元左右，但从2012年6、7月份开始，山煤国际职能进行了调整，山煤国际仅负责管理，不再和下属子公司做业务了，同时要求对下属公司实行集中管控，市场化运作，致使贸易量形成了3亿多元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销售任务，我们开始找合作贸易伙伴。胡启鹏主动找到李某洽谈，我没有参与，具体他们谈的我不清楚。我不清楚胡启鹏和李某谈的业务模式。双方结算方式大部分是以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华南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事，没有以会议形式研究过，应该是胡启鹏决定的，外聘的财务总监郑晓玲和张某应该知道这个事。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前，胡启鹏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开展贸易的事，华南公司没有召开过相关会议，也没有请示过山煤国际，我们没有对大优公司作过专门的考查。2012年、2013年、2014年度，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的贸易合作情况，每月山煤国际要以视频会的形式召开业务例会，我记得当时每个月双方贸易量挺大的，具体我不清楚。华南公司擅自给大优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的事，2013年12月份签订了三份《煤发买卖合回》，具体哪些上下游公司我不清楚，我只是在付款时，需要我网签，我才会了解。2.75亿元的《煤炭买卖合同》，资金是如何支付的我不清楚。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在履行这三份《煤炭买卖合同》过程中，在付款时，经办人会通过OA系统形成《付款申请单》，我会在《付款申请单》上审核签字。付款流程是：制单申请人均是陈某，业务主办由任某签字，结算部长由张某签字，财务部由陈敏签字，业务部经理由杨博签字，分管财务副总由我签字，总经理由胡启鹏审核签字。我在《付款申请单》签字时，我会查看附件中的收款人、收款方账户、金额，有时会附有合同，有时候合同也不附，以OA系统现存资料为准，但是我每次签字前，都会事先给胡启鹏电话核实是否有该笔贸易合同，核实无误后，我才会在OA系统中网签。这三份合同标的货物如何体现我不清楚，这是业务部门的事。我不清楚是否办理过出入库单。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之间应该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签订《抵押担保书》的事，我当时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双方协商抵押的事，后来张某给我讲，李某用运城珠水国际酒店的三个房产证和二个土地证对双方的贸易进行了担保，并将这五个证质押给了华南公司，后来李某又借走了，这都是胡启鹏具体决定办理的，我不清楚。后来我问张某这五证是否归还，他说没有，一直由李某保管。我没有向李某索要过这五证，具体公司谁要过我不清楚。华南公司的银行授信是由胡启鹏、郑晓玲和张某办理的，我只知道最终山煤国际批准了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的5亿元授信额度，具体我不清楚。山煤国际没有为我公司的授信作担保，华南公司给大优公司2.19亿元流动资金贷款进行担保的事没有请示过山煤国际。就违规担保事宜，华南公司没有召开过专门会议研究，这是由胡启鹏决定的。就违规担保事宜，我后来听说是胡启鹏带着王加明（负责印章管理）去办理的，但王加明应该不清楚怎么回事。华南公司总共有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名章、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公章、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和法人名章由王加明保管，财务章由财务部保管。华南公司用印审批流程必须在OA系统中进行，先是由用印人发起，先后经部门领导和孟鑫（办公室主任）网签后，再经我和胡启鹏网签方可用印。华南公司违规担保时使用印章，没有在OA系统审批，胡启鹏直接就加盖了。光大银行起诉大优公司的事我不清楚，我公司诉讼方面的工作都由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杨健负责。每年底山煤国际都要派出审计组对华南公司进行例行性审计，时间是3-4天，这项工作由张某负责。从2012年至2014年度，审计组都审计出了哪些问题我不清楚，但每年审计完毕后，都会出具审计报告。根据公司财务统计，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共签订了81笔合同，数量是913.16736万吨印尼煤，结算金额是57.106亿元。大优公司欠我公司2.07977亿元，晋运公司欠我公司0.66623亿元，总计2.746亿元。现在我们正在请示山煤国际，准备与大优公司、晋运公司签订三方抵抹账协议，将晋运公司的债务转移给大优公司，在大优公司破产重组过程中，一并清偿我公司的2.746亿元债务。   24.证人张某的证言笔录证明，2010年4月，我从临汾公司调入华南公司，我属于山煤国际的正式职工。2011年初，我任华南公司财务部长，2012年底，开始担任华南公司结算部长一直至今。我担任财务部长时，财务部由贾某分管，我是部长兼任会计，出纳是岳享军。我任结算部长时，结算部有胡庆斐、陈斯慧、陈某。财务部主要是财务核算、记账、开支及与银行的对接工作。结算部主要是根据业务部门提供的资料进行结算工作。华南公司刚成立时，山煤国际按照华南公司每年贸易额的1%加上核定利润的10倍来核定配资额度，这个配资额度每年由山煤国际给华南公司提供，华南公司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开展贸易，当时华南公司的主要贸易资金来源就是这部分配资额，最高配资额度约8亿元左右。华南公司从山煤国际采购煤炭，销售后所得的回款一部分归还山煤国际，一部分留下用于华南公司下一步的贸易运营，山煤国际同时安排它的贸易合作伙伴与华南公司做贸易（这部分资金由华南公司向山煤国际请示借款），这样逐渐配资额度累积到了最高时的8亿元左右。到了2012年6月底，山煤国际不再和子公司开展贸易的同时，也不再安排它的贸易伙伴与华南公司开展贸易，华南公司得不到山煤国际进一步的配资额度了，当时华南公司总共欠山煤国际约8亿元。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南公司就完成不了山煤国际下达的任务量，胡启鹏就开始主动寻找贸易合作伙伴。华南公司欠山煤国际8亿元款项，2012年下半年，华南公司还过山煤国际1亿多元。2012年10月份，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5亿元授信办完后，华南公司又通过贸易形式归还了山煤国际2.2亿元。到2016年11月，华南公司共欠山煤国际4.96亿元本金和利息（本金是3.3亿元）。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授信额度是当时公司外聘的财务总监郑晓玲办理的，我不清楚。华南公司5亿元银行授信额度，剩余的2.8亿元额度是在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贸易过程中，由大优公司占用了。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办理授信，与李某是否有事先约定我不清楚。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办理授信，山煤国际没有提供担保。办理授信时，当时是以华南公司的信用作担保申请的授信。大优公司是否提供担保我不清楚。我知道当时大优公司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有约7、8亿元的授信，后来我还听民生银行工作人员讲，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大优公司每年的进口煤炭约1000万吨左右。截止目前，从公司财务资料反映，大优公司欠华南公司4.1亿元多应收款，晋运公司欠华南公司约6300万元，华南公司欠大华公司约3400万元，总体核减后，李某总共欠华南公司约4.39亿元。另外在其它贸易中，还有一些公司共欠华南公司约3.44亿元，目前华南公司的对外应收款为7.83亿元。华南公司是如何接触到大优公司的我不清楚，我当时没有参与，这是由公司总经理胡启鹏负责的。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双方合作模式是胡启鹏与李某具体谈的，后来我知道合作模式是，李某的大优公司具有进口煤炭资质，华南公司加入到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上下游公司由李某指定，并且是李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李某占用华南公司的授信额度，结算方式是远期国内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和现汇，但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利润一开始是5角、1-2元，后来大优公司占用华南公司的授信额度后，利润大部分是2元，但商业承兑汇要贴现产生的利息由大优公司承担。2013年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到华南公司全年贸易量的59%，到2013年7月份，大优公司已经欠华南公司约2.3亿元，同时大优公司一直占用着华南公司银行授信，为了防控风险，胡启鹏给李某提出让他提供资产进行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水酒店）签订了《抵押担保书》，李某用珠水酒店1-20层的房屋所有权证、珠水酒店（食宿餐饮）20895.7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珠水洒店（城镇住宅）20366.6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给华南公司作了担保。《抵押担保书》签订时间是2013年7月份，总共签订了四份，李某将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所有的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3227592、13227593、13227594号房产证和运政国用（2010）第00378、0037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抵押给了华南公司，李某同时将上述五证的原件交由华南公司保管，后于2014年3月4日，李某以大优公司的名义以办理相关业务为由给华南公司出具了借用上述五证的说明，约定于2014年3月31日归还我公司。李某将五证抵押给我公司后，我公司是否对五证作了他项我不清楚。李某抵押给华南公司的五证，李某借走的时候，我正在临汾，当时胡启鹏给我讲，李某要借走五证，说是要对房产进行测绘，并重新办理产权，后来李某也没有归还五证。我从临汾回来，让胡启鹏向李某要过这五证，但李某一直没能归还。华南公司取得5亿元银行授信额度后，我公司与大优公司是以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是由胡启鹏决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的。华南公司能否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我不清楚。华南公司擅自给大优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的事，总共签订过三份《煤炭买卖合同》，下游大优公司给华南公司开具了7份商业承兑汇票，我公司贴现后，再支付上游公司。这三份《煤炭买卖合同》中，有两份合同是由我们结算部经办的，这两份合同中的上游是晋运公司，下游是大优公司，我记得当时胡启鹏安排我作这两份贸易合同，我又安排给了陈某，具体是由陈某与大优公司的林经理联系操作的，我只是在OA系统中按照胡启鹏的安排进行网签。合同中约定的煤炭数量、价格、交割方式等，是大优公司根据他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做的合同。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的业务是由胡启鹏联系牵头的，也就是双方之间的贸易由胡启鹏总负责，胡启鹏安排我后，我就按照胡总的指示做了。这三笔贸易合同中，有一笔涉及的上游公司是中海航公司，这笔合同签订过程和我前面讲的一样，资金结算过程是：先由大优公司给华南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我公司贴现后，现汇给了中海航公司，中海航公司再电汇给大优公司，货物是以开具货权转移证明的方式转移的。出入库单由我公司结算部负责，我们出具出入库单的依据是结算单。我公司相关人员没有对合同约定的货物进行现场查验或现场交割，我也没有安排相关人员对合同约定的货物进行现场查验或现场交割。这笔贸易合同中，我觉得应该有真实的货物。这三笔贸易中，先由下游大优公司给我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我公司再给上游现汇，当时不想使用华南公司的银行授信，因为用谁的授信，谁就要承担偿还债务的主体责任。华南公司给大优公司在光大银行的流资贷款提供担保，我当时不清楚。每年底山煤国际都要派出审计组对华南公司进行例行性审计，时间大约一周，审计组由山煤国际审计部牵头负责。从2012年至2014年度，审计组都审计出了哪些问题，具体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以审计报告为准。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是2012年8月18日开始签订的第一笔贸易合同，2014年9月22日签订的最后一笔贸易合同。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总共签订了81笔合同，数量是913.16736万吨印尼煤，结算金额是57.106亿元。截止目前，大优公司欠我公司2.07977亿元，晋运公司欠我公司0.66623亿元，总计2.746亿元。从2013年3月开始，大优公司开始对华南公司产生欠款，前后涉及59份贸易合同，截止目前累积形成2.746亿元的应收账款。我当时担任华南公司结算部部长，从2013年6月份公司财务总监离职后，开始兼任财务部部长。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开展贸易期间，华南公司由我和陈某负责具体对接业务，大优公司是林某和梁诗欣。陈某是公司结算部的结算员。我和陈某都在结算部，去干业务部的工作，这是胡启鹏安排我这么做的。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胡启鹏给我们讲，公司三个业务部主要负责实实在在的煤炭买卖业务（一部负责港口整船业务，二部负责珠海码头储煤场的业务，三部负责北方的煤炭买卖业务），还有一部分业务单纯为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任务，提高公司贸易量，这部分业务由他负责联系相关公司（后来就找到了大优公司），因这部分业务不需要具体查验、对接货物，只是走个贸易流程就行，这样胡启鹏就安排由我们结算部负责走业务流程，并与大优公司相关人员对接工作。胡启鹏当时给我们讲的意思就是，与大优公司之间的贸易只是单纯为了提高公司贸易量，上下游公司均由李某指定，我们也不管货物，只是做转移货权手续，这样贸易流程相对简单。结算部负责与大优公司之间对接业务的事，除了胡启鹏外，公司其他人没有给我授意安排这项工作，就是胡启鹏给我们开会讲了后，他给我具体安排的。我和陈某与大优公司对接业务：第一步，胡启鹏先与李某沟通好合同的吨数及差价后，胡启鹏会安排我按他讲的吨数和差价与大优公司对接，我再安排陈某联系大优公司的林某：第二步，林某将草拟的采购和销售合同版本通过QQ邮箱一起传给陈某，我主要审核合同中约定的差价是否与胡启鹏给我安排的一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通知林某制订正式的采购和销售合同，并加盖上下游公章后，由林某亲自交给我或陈某；第三步，我公司收到合同后，开始在OA系统中审签合同，因为在OA系统中结算部无法呈请，所以就都挂到了业务一部名下，具体合同审签流程是先由陈某呈请，先后经业务一部业务员、我、业务一部部长，最后由胡启鹏审核通过，在审签过程中，我同时会附有合同扫描件；第四步，我记得从2013年末到2014年4、5月份，还有过一个程序是由陈某通过QQ邮箱给山煤国际提交合同扫描件和五方面的要素，具体有哪些要素我记不起来了，但其中有风险防范方案等；第五步，合同审核完后，陈某与林某核对我公司与上下游公司的结算单，核对无误后，由林某将加盖上下游公司公章的《结算单》和《货权转移证明》交给我或陈某，这时候就开始结算审批流程，也是先由陈某经办，先后经业务一部业务员、财务部部长（也就是我）、业务一部部长、贾某，最后由胡启鹏审核签字，在审签过程中，我同时会附有结算单扫描件；第六步，结算审批完成，并收到上游公司给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会安排杨国栋给下游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通知林某过来取票，之后由我公司制作《出、入库单》，完善财务凭证；第七步，开始资金结算流程，结算方式有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电汇、商业承兑汇票四种，付款前公司内部通过OA系统也有个审批流程，经办人也是陈某，先后经业务一部业务员、我（我同时负责审核结算部和财务部）、业务一部部长、贾某，最后由胡启鹏审核批准，系统会自动将审核结果转到公司出纳杨国栋，由杨国栋负责给上游公司支付货款，到这个时候，业务流程就都走完了。合同中约定的上下游公司有大优公司、大华公司、晋运公司，这三家公司都是由李某实际控制。我公司从李某的公司采购煤炭，再卖给李某的另一个公司，这种贸易模式是胡启鹏和李某商量敲定的摸式，具体怎么商定的我就不清楚了，胡启鹏一个人与李某洽谈决定的。我公司给山煤国际上报的风险防控方案具体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主要是资金安全、货物安全等方面的风险防控措施。公司给山煤国际上报风险防控方案，必须经胡启鹏批准后，我们才会给山煤国际上报，同时胡启鹏会签《责任承诺书》。《责任承诺书》内容是采购和销售合同编号，另外胡启鹏承诺由他负责该业务的运行，并保证货物及资金安全，对业务流程整体监管，保证在双方确认结算单开出发票后1个月内结算完毕，如达不到标准，公司负责人胡启鹏按照回款百分比扣罚工资，如货款超过五个月不能回笼愿意接受集团公司的降级、停职、撤职、免职及开除处分，如因主观恶意的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愿意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承诺人是胡启鹏，胡启鹏签字后，加盖华南公司公章。双方合作前，我公司没有对大优公司、大华公司、晋运公司进行资信调查，胡启鹏也没有安排我们去做资信调查。我公司与大优公司合作过程中，货物都是以《货权转移证明》的形式进行流转，我公司不接触、查验、交割货物，我和陈某都没有去现场查验、交割过货物，胡启鹏也没有安排我和陈某去现场查验、交割过货物。从2013年3月份开始，我公司形成了对大优公司的应收账款，后续应收账款越积越多。产生应收账款初期，我曾给胡启鹏汇报过，当时我说大优公司的资金可能出现些问题，产生了应收账款，但胡启鹏给我讲，资金的事他会和李某沟通，让我别管，让我做好他安排的业务工作就行了。产生应收账款后，胡启鹏是如何与李某沟通的我不清楚。就产生应收账款的事，我不清楚华南公司是否向山煤国际请示汇报过。到了2013年7月，胡启鹏也意识到风险很大，就与李某协商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李某将他公司名下的运城酒店抵押给华南公司，但后来也没有办理他项登记，大优公司破产后，这项抵押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公司与大优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的没有签订时间，有的没有签名只加盖公章，货物品名是煤，没有指定哪种煤，在《货权转移证明》中，大部分落款时间都没写，货权转移时间也空着没写，是因为我和陈某都是结算部的，对业务方面的知识基本不清楚，所以出现了这些差错。胡启鹏在审签合同时，没有给我和陈某提出合同内容存在问题。   25.证人陈某的证言笔录证明，我于2013年3月份通过人才市场招聘进入华南公司工作的，属于合同制员工，在华南公司结算部任结算员。华南公司结算部部长是张某，结算员有胡庆飞、郭姝昂和我。结算部的职责主要是业务部签订合同后，结算部会根据业务部提供的资料出具结算单，再将结算单交给财务部。有时会跟进签订合同后的一些工作，比如财务部开具发票后，会交给结算部进行审核，我们还会根据财务部提供的客户资金往来情况通知业务部催款。这两份《合同审批单》（2013年12月6日和2014年1月9日华南公司与晋运公司、大优公司之间开展贸易的两份《合同审批单》），是由我制作经办。华南公司与晋运公司、大优公司之间开展的两笔贸易，也是我经办的。我平时主要对张某负责，有时胡启鹏也安排任务，我也会做。张某告诉我合同里约定的内容后，我根据电脑里存放的合同模板制作形成华南公司与上下游公司的购销合同。我就见过一次大优公司的林经理，其他人员我没见过。我们不管货物交割。出入库单是由我根据电脑里的模板制作的，出入库单里的内容都根据《货权转移证明》填写的，没有真实的货物出入库，就是通过转移货权来体现货物的流转。公司财务部为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张某要求我这么做的。出库单和入库单都是同时制作，并由我制作签字后，张某签字审核，我再将出入库单连带货权转移证明、发票一起交给财务部董娜，由财务部下账使用。下游大优公司给华南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华南公司贴现后，再支付给晋运公司。我到公司以后就在结算部工作，张某是结算部部长，我的工作是张某安排的。因为在我来公司之前，公司与大优公司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了，我来了以后，张某安排我负责公司与大优公司、晋运公司有关贸易的合同、付款的审核、审批工作。至于为什么公司把这部分业务放在结算部，我不清楚，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了。当时张某安排我跟大优公司一个姓林的经理对接。有了业务，张某会告诉我具体贸易的一些情况。大多数情况下，林经理会将购销合同寄给我，有时也会安排人送过来。从合同上看，大优公司、晋运公司互为上下游贸易方与华南公司做贸易。林经理把购销合同给我以后，我把合同扫描到公司的OA系统里，按照系统的要求，照着纸质合同的内容在系统上填写要素。之后，我就相当于业务员一样发起合同的审核、审批流程，系统里是《合同审批单》。随后，结算部负责人张某、业务一部负责人翟某、财务部陈敏先后审核签字，最后是胡启鹏审批通过。之后，由公司办公宝的刘钊盖章，完成审核、审批。华南公司与上游的采购合同、与下游的销售合同同时进行审核、审批流程。合同盖好章以后，我会把合同寄给林经理。随后，开始进行付款的审核、审批流程。张某没有安排过我对大优公司、晋运公司进行资信等方面的调查，我本身是一个结算员，不是业务员，张某只是安排我走流程。合同通过审核后，我给林经理寄一份，随后，他会把货权转移证明交给我，我根据合同内容制作《结算单》，《结算单》在OA系统里经张某和贾某审核网签后，我会将网签审批后的《结算单》交给财务部董娜。随后，我在OA系统上开始《付款申请书》的审核、审批流程。流程也要经过多人审核，具体情况有些记不清了，有结算部、财务部、分管财务的副总审核，最终是总经理胡启鹏审批通过。之后，公司财务将商业承兑汇票开好以后，由我交给林经理，通常他会过来拿，同时，林经理将上游公司开给我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我，我再转交给财务部。财务部给下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再由我转交给林经理。在商承到期前，我要联系林经理进行催款。货权转移证明是大优或晋运公司开给我们公司的，就是把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我们公司。有关的贸易中，应该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做煤炭贸易一般转移的就是货权。当发现贸易发生欠款后，我跟张某汇报过，他会安排我继续催要，他向胡启鹏汇报。大概从2014年开始，山煤股份公司要求对外签订的贸易合同进行审核，另外还要向股份公司报告有关贸易的五个方面的内容，我记得其中公司研究有关贸易的会议纪要、贸易风控文案、责任承诺书、资金使用申请、合同初审登记表等等。其实，我们公司都有相应的模板，只要把涉及贸易的一些具体内容调整一下，打印出来就可以报送了。   26.证人李某的证言笔录证明，珠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注册资金是1亿元，注册地，注册地址是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珠水能源大厦司的董事长兼法人，公司主要经营煤炭购销业务（主要以进口煤为主），我本人占股90%，还有10%的股权是李冰洁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我。珠水能源公司旗下的公司有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优公司）、大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水国际酒店）。大优公司成立于1999年，在广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经营地址就，经营地址就在珠水能源大厦公司一起办公，大优公司的法人、实际控制人均是我。大优公司有进口煤炭的资质，负责煤炭进口业务和销售业务。珠水能源大厦4-23层的产权属于大优公司，1-3层的产权属于珠水能源公司。大华公司成立于2000年后，在东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经营地址在，经营地址在东莞市麻涌司的法人，也是实际控制人，主要做煤炭购销业务，在广州新沙港码头100亩地的产权属于大华公司。珠水国际酒店成立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在运城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我是公司的法人，也是实际控制人，我当时投资了约5亿元，目前1-20层的产权均属于该酒店，建好已经两年多了，至今一直闲置着。晋运公司成立前，运城市政府主动找到我想让我给运城市投资贡献点税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以我儿子的名义注册成立了晋运公司，并且运城市政府专门给省政府请示，给晋运公司特批了煤炭经营许可证，是一家贸易公司，我是晋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我实际控制的公司在银行的授信都是以大优公司的名义办理的，大优公司总共在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华润银行这7家银行有授信，总共授信额度是50多亿元，目前我总共欠银行约31亿元，欠华南公司约2.8亿元，后来银行和华南公司起诉了大优公司，法院将我名下的资产全部查封了。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将大优公司起诉到了广州市中院，今年4月份，广州市中院裁定受理了债务人大优公司破产清算案，指定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对大优公司实施破产程序，现大优公司已和广州市鑫海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鑫海岸公司拟投资8亿元对大优公司进行重整，目前大优公司已向法院递交了重整申请书。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进行贸易业务过程中，大优公司欠下华南公司约2.8亿元。2012年华南公司的法人胡启鹏主动找到我，让我帮他忙，提高贸易量并完成点利润，后来我碍于山西老乡的情面就同意了，从那开始大优公司就和华南公司开始贸易合作了。我记得当时胡启鹏给我讲，华南公司每个月完成不了山煤国际下达的任务量，想让华南公司加入我的贸易链条中，也就是上下游公司均由我指定，华南公司不负责上下游公司，它只关注提高华南公司的贸易量，并实现他公司的利润。当时山煤国际不少领导也带着华南公司的胡启鹏找过我好几次，想让我和华南公司做点贸易业务，给山西做点贡献，后来我碍于老乡的情面，就同意把华南公司加入我的贸易链条中，在给华南公司提高贸易量的同时，也给他点利润。还有晋运公司也是这种情况，当时运城市领导主动找到我，让我给运城市贡献点利税，在这种情况下，我成立了晋运公司。我记得双方在贸易展开前，签订过一份合作性框架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就贸易合作的方式、每年的贸易量、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细节我记不起来了，目前我公司的所有财务资料等全部在管理人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保管。华南公司加入到我公司原先的贸易链条中，上下游公司由我指定，并且是我实际控制的公司，华南公司的5亿元授信额度也使用到双方的贸易当中，我根据贸易量给华南公司每吨煤炭1元、2元、5元或10元的利润，结算方式是远期国内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和现汇，但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都是在转圈，从我的公司销售出去，后来通过华南公司再转回到我的公司，这样提高华南公司的贸易量。大优公司具备煤炭进口资质，大部分贸易链条是大优销售给华南公司，华南公司再销售给大华公司，大华公司最后销售给客户。2.75亿元贸易合同中涉及的三笔合同贸易链条是：一笔是天津塘沽中海航公司销售给华南公司，华南公司再销售给大优公司；另二笔是晋运公司销售给华南公司，华南公司再销售给大优公司。中海航公司与我实际控制的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华南公司与中海航公司以前合作过程中，中海航公司共欠华南公司2亿元的旧账，也就是死账，如果华南公司不延续这个旧账，也就是先抹平这个旧账，再产生新账的话，华南公司必须给山煤国际汇报，这样的话，山煤国际作为上市公司就会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胡启鹏找到了我公司的高管人员协商，经我同意后，签订了这份贸易合同，走了一下账务，贸易合同体现先由中海航公司销售给华南公司，华南公司再销售给大优公司，后大优公司再销售回中海航公司，这样以前的旧账没有了，同时产生了金额等量的新账。我后来感觉有问题，就逼着胡启鹏与我签订了《三方抵抹账协议》，将通过这个贸易链条体现的，我欠华南的2.2亿元债务，转移成中海航公司欠华南公司的2.2亿元债务，这样我公司就不再欠华南公司2.2元了，还是中海航公司欠华南公司2.2亿元债务，我记得华南公司现在还没有对这笔债务下账。《三方抵抹账协议》中约定的2.2亿元与我公司和华南公司的2.8亿债务没有关系。中海航与华南公司、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是否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我不清楚。这条贸易链条中，大优公司作为下游公司，为什么要给华南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华南公司要求这么做的。我在广州新沙港码头有货场，并存有进口煤炭，我就是为了帮助山西老乡给华南公司和运城市创造利税，所有贸易中都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大优公司主要从印尼和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以海关记录为准，2011年和2012年进口量约1100-1200万吨煤炭，从2014年开始就不再进口了，目前广州新沙港码头已经没有煤炭库存了。从2014年开始，国家不允许银行给煤炭企业发放贷款，所有银行开始收拢资金，也就是只进不出了，再加上当时煤炭市场不景气，我公司账上一回拢了资金，银行就收走了，这样我就没法归还华南公司货款，开始累计欠款达2.8亿元。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5亿元授信，具体华南公司当时如何办理的我不清楚，但是到了2014年9月30日，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的5亿元授信已经用完，到期华南公司支付不了民生银行（中海航公司欠华南公司2.2亿元，我欠华南公司2.8亿元），还有我公司本身在民生银行有12亿元的授信，当时，我公司已经欠民生银行6亿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银行总行分管煤炭贸易部的副总李滇军（具体名字不详，当时带着8、9人）和胡启鹏在我办公室给我讲，让我名下实际控制的公司及资产给民生银行进行担保，同时由华南公司给民生银行提供信用担保，李滇军当时给我承诺，如果我和民生银行签订担保协议后，民生银行会继续给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发放贷款，我当时考虑到我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如果民生银行还能给我放贷款的话，我还可以盘活，所以我就和民生银行签订了担保协议。但我没有想到，到了10月8日，民生银行通过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广州市中院把我名下的运城市的整个酒店、珠水能源大厦和新沙港码头全部查封了。这份担保协议，就是拿我实际控制的所有公司的信用作担保，就是我个人的信用和所有公司的实有资产。2013年7月份，我和华南公司签订了《抵押担保书》，当时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贸易中，大优公司共欠华南公司2000多万元，胡启鹏找到我要让我担保，我当时就用珠水酒店1-20层的三本房屋所有权证和珠水酒店的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给华南公司提供了担保，我当时把这五本证均交给了胡启鹏。之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派人一起去运城市产权部门办理他项，但通过了解，只有金融机构、个人和担保公司才能在产权部门办理他项，华南公司无法办理他项。当时办理他项时，民生银行是主导的，因为当时民生银行给华南公司办理授信贷款就是违规操作，没有山煤国际的担保，只有华南公司的信用担保，这样，民生银行就想通过办理他项后，把我公司和华南公司捆绑到一起。抵押给华南公司的五证，是珠水国际酒店的所有房屋和土地产权。当时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准备给我公司作贷款时对这五证所属的产权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是5.5亿元。我也没想太多，反正我酒店的五证也没有其它用处，当时和华南公司的贸易量也挺大，就抵押给华南公司了。我公司的7家授信银行联名和我签订了协议，要给我贷款，但要看一下珠水国际酒店的五证，我就问胡启鹏借回来了，之后民生银行把珠水国际酒店查封了，我就把这五证给胡启鹏，但胡启鹏说已经查封了，没用了，就没有要，这样一直在我这保存着。目前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就是珠水能源集团公司和大优公司，大华公司和珠水国际酒店还没有进入破产程序。2013年12月份，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签订了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大优公司作为下游企业给华南公司开具了7张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是2.75亿元，大优公司给光大银行天河支行交纳了5600万元保证金，华南公司进行了贴现，这7张商业承兑到期后，大优公司支付不了光大银行天河支行，光大银行于2014年6月将剩余的2.19亿元转为流动资金贷款（我记得到2015年3月光大银行打包出售时，我们才签订的《转流资贷款合同》），但转为流资贷款后，变成了大优公司和光大银行双方正常债务，我不知道当时华南公司的胡启鹏为什么还要提供担保，现在我想当时是光大银行催着胡启鹏签订的，胡启鹏也不懂法律就给民生银行签订了担保协议，就华南公司提供担保的事，我当时不知道，也没有要求过华南公司担保。中国人民银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明文规定，不允许银行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所以当时光大银行已经违规了，另外，国家银监局规定商业承兑汇票不能贴现，因为贴现还要收取贴现利息，而且贴现利息很高，无形中给企业增加了负担，所以当时光大银行将2.7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就是违规行为。后来，广东省银监局也对光大银行天河支行作出了处罚决定，支行行长免职，光大银行为了隐瞒违规的事实，就急于将这笔资金转为流动资金贷款。当时光大银行为了掩盖违规的事实，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光大银行直接就转成了流资贷款。过了约2、3个月后，光大银行找到我补签的流资贷款合同等，完善了相关银行转流资贷款手续。光大银行要求华南公司担保的事，没有和我商量过，但我觉得华南公司在没有经过山煤国际批准的情况下，给光大银行提供担保应该是无效的担保，但是光大银行违规在前，当时也没再做过多的要求。将2.19亿元转为流资贷款后，大优公司一直未支付流资利息，到了2015年3月，光大银行天河支行将2.19亿元流资贷款提前半年打包出售给了广东省唯一一家国营资产处置公司（广东省粤财资产有限公司）。后来，光大银行将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起诉到了广州市中院。珠水能源集团旗下的公司，厂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优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水国际酒店）。大优公司具备进口煤的资质，船到港后，先后经海事局批准同意停港，开始向海关报关，经卫生检验检疫部门进行检测，并经质监局测量船的水尺，最后才可以在码头卸货，我再安排汽车将煤从码头拉到我的堆场。从2000年开始，我一直在新沙港码头附近租用着一个煤炭堆场，面积约100亩地，租金约每年300万元，到2014年的时候，租金达到了1500万元，2015年9月份解除了租用合同，当时我在这个堆场还有约60多万吨煤，因为我欠租金，法院判决将60多万吨煤抵顶给对方了。另外，2008年左右，我在租用堆场附近又买了约100亩地，用于堆存煤炭，并办理了土地证等相关手续，土地证办到了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的名下，这个堆场一直在建设当中，没有堆存过煤炭，现在已经被法院查封了。我每年大约都要购进约1000万吨印尼煤，一部分直接送到了电厂指定的码头，一部分送到了福建、浙江等沿海码头，还有一部分进了新沙港码头了。大优公司与华南公司之间开展贸易中的货物大部分是印尼煤，有少量的其它煤炭，我记不起来了。大优公司与华南公司之间购销印尼煤的堆放地点都在新沙港码头。我在新沙港码头附近租用的堆场，平时的库存量约60多万吨。2012年和2013年我在新沙港码头每年大约进口约200多万吨，基本上逐年递减，到了2014年只进口了几十万吨，具体数字我记不起来了。大优公司与华南公司之间贸易链条中的印尼煤去向，在贸易链条的最后下游公司（可能是大优公司，也可能是晋运公司、大华公司等），会直接销售给用煤企业（如广州的电厂、水泥厂等）。大优公司进口煤后，不直接销售给用煤企业，而是要通过我控制的公司（晋运公司、大华公司等）和华南公司走一个贸易链条后，最后再销售给用煤企业，一方面是华南公司找到我想让我关照山西人，另一方面当时印尼煤的利润大，通过这种贸易形式，我会将利润进行分配，因为晋运公司是山西运城注册的，也能给我老家运城做点贡献。当时山煤公司的领导（具体是谁我想不起来了）和胡启鹏都找过我，想给华南公司提高贸易量，完成每年的销售任务。对我来讲，当时华南公司在珠海市高岚码头堆存有从山西运来的电煤，胡启鹏承诺，他会将这些电煤低价销售给我，用来补偿帮助华南公司提高贸易量中的利润，这样我也是碍于老乡情面，最后就这么做了。在这个贸易链条中，华南公司和我控制的公司结算方式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少部分是用的华南公司的国内信用证，还有一些是银行承兑汇票和现汇。在这个贸易链条中，大部分资金都转到了大优公司账户里了，然后大优公司用于支付购煤款及还银行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等贴现资金，没有其它用途了，没有用于珠水酒店、码头堆场的建设及我公司的日常开支。2015年10月，银行查封我的账户时，我当时银行账户里总共还有5亿多元的资金，结果让各家银行直接扣掉了。目前我给广州市中院提交了重整申请，广州市中院已经受理，法院计划于春节前后做出裁定，现在我公司和鑫海岸公司正与粤财资产公司协商，由鑫海岸公司把光大银行打包出售给粤财资产公司的2.19亿元不良资产购回来，然后把华南公司的担保解除。在大优公司、晋运公司与华南公司的贸易中，存在真实的货物，我公司常年在新沙港有自己的堆场，存放有大量的煤炭。我能保证在堆场里有足够煤，但与华南签订的采购销合同没有对应关系。原来我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有10个亿的授信，截止到2014年10月份有6.9亿形成了不良，后来民生银行起诉了我公司。2014年10月8日，法院对公司及我个人所有的资产、银行账户进行了保全、冻结，结果引起了其它授信银行的连锁反应，导致港口堆场被查封，华南公司也就提不出货来了。在我印象中，法院查封的时候，港口还有七、八十万吨煤。2012年，我跟胡启鹏就有关贸易曾签订一个框架协议，之后如何安排贸易，就是公司的贸易部负责，具体是林某负责与华南公司对接。胡启鹏应该对我公司的资信等情况做过调查，但没有直接找我了解过情况。2008年至2012年，我是全国最大的进口商，在所有银行的授信都是无抵押的信用贷款，胡启鹏应该知道这些情况。本身也是他主动找我要做贸易量，他还是相信我的实力的。胡启鹏没有查验过我在港口堆场内存放煤炭的情况，我们公司的堆场长期存放有大量的煤炭，胡启鹏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大概是从2013年3月份开始发生欠款这种情况，之后，我和胡启鹏曾协商用我公司在运城的一个酒店进行抵押，但最终没有办成。截止目前，我公司欠华南公司的2.75亿元与华南公司在民生银行的贷款没有关系。据我了解，2014年10月以后，民生银行给华南公司办过两次转贷，借新还旧。大优公司破产重组的情况，整体框架出来了，有上海远东租赁、珠江人寿、鑫海岸投资公司三家参与重组，三方注入资金处理有关公司的金融债务、一般债务，重新成立新公司，但还需要时间，走一定的程序。目前，有关人员正在做尽职调查。如果资金到位后，就可以处理华南公司的债务。   27.证人林某的证言笔录证明，2005年7月，我通过招聘进入大优公司工作。大优公司与华南公司开展贸易期间，我任大优公司贸易发展部经理。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开展贸易业务，我记得是从2012年开始，直到2014年结束，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华南公司是如何接触到大优公司的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但肯定是大优公司的老板李某与华南公司的老板具体洽谈协商后，李某安排我们业务部门执行的合同。大优公司具有进口煤炭的资质，大华公司在广州新沙港码头有堆场，大优公司进口的煤炭，最后都是以大华公司的名义销售出去，所以原本大优公司与大华公司之间一直就有一条贸易链条。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合作之初，其实华南公司是为了提高他们公司的贸易量，加入到了我们之前的这个贸易链条中，中间挣点差价（一般是5角、1元不等），结算方式以电汇、商业承兑汇票为主。大优公司与华南公司之间合同里约定的都是印尼煤。大优公司进口的印尼煤全部都是从广州新沙港码头入关，再陆续运到大华公司在新沙港码头的堆场，这个堆场平时库存的最大容量是40万吨左右。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之间交易的印尼煤都是从新沙港码头进来的。大优公司进口的印尼煤都是在新沙港码头堆存着。大优公司就是由我负责，华南公司由张某和陈某负责。我见过华南公司的老板胡启鹏两次，我没有与胡启鹏直接对接过业务。李某事先会与胡启鹏沟通，按照华南公司当月完成贸易量任务的余额来确定合同的贸易量，胡启鹏确定当月需要做的贸易量后，告诉李某，李某再安排我准备草拟合同，采购和销售合同同时制订，差价一般就是一元左右。我与华南公司的张某对接业务，第一步，我按照李某告诉我的贸易量，草拟采购和销售合同，再将草拟的合同版本通过QQ传给陈某，华南公司审核无误后，我才制订正式的采购和销售合同，加盖公章后亲自交给张某，这样华南公司就开始执行内部合同审批、结算审批等流程；第二步，开始走资金结算流程，之后给华南公司提供上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华南公司再给下游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中约定的上下游公司有大优公司、大华公司、晋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李某。双方合作前，华南公司没有对大优公司、大华公司、晋运公司进行资信调查。我公司与华南公司合作过程中，货物都是以《货权转移证明》的形式进行流转。华南公司没有到新沙港码头接触、查验、交割货物。华南公司没有对双方贸易中的风险采取过相应的实质性防控措施。当时华南公司只是加入到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其实签订合同就是一个形式，单纯的就是为了给华南公司提高贸易量，所以我们在制订、签订合同时，就没有过多注意合同中的内容细节。我公司与华南公司之间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我们只是把华南公司加进来的这个环节没有太多的重视，但大优公司采购印尼煤，最后销售到大华公司，大华公司再销售出去，这些环节是实实在在的履行合同。   28.证人任某的证言笔录证明，我是2010年到华南公司工作的。公司的总经理一直是胡启鹏，公司主营业务就是煤炭销售业务。现在公司有一个副总贾某，公司下设业务一部、二部、三部、办公室、财务部、结算部。我在业务三部担任业务员。业务一部的负责人是翟某，主要业务是煤炭销售；业务二部的负责人是王勇，主要业务是珠海市高栏港的港口业务；业务三部的负责人是杨博，主要业务是背靠背业务。财务部、结算部的负责人是张某，办公室主任是杨健。背靠背业务，简单说，是由客户为我们指定上下游交易方，我们给上游客户支付预付款，由客户筹备煤炭货源，我们将从上游客户采购的煤炭销售给下游客户，从中赚取差价。客户有山西创峰、天津旺源、天津中海航、包头新希望、北京亚欧、天津金世达、天津坤氏达，大概就是这些，其中在贸易中山西创峰是下游公司，其它公司都是上游公司。我们业务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贸易的具体流程。确定了上下游客户以后，业务人员负责与上游客户签订采购、销售合同。通常都是通过邮箱传递合同扫描件，邮寄合同原件签订合同，最终由下游客户给我们出具结算单。原来我们还负责结算，公司成立结算部以后，结算工作就是结算部来负责。业务部没有人专门负责盯货，货物的流转都是通过上下游、我们公司的出入库凭证进行流转。开具增值税票是财务部负责，财务部根据结算单向上下游客户开具、收取增值税票。签订采购合同以后，通过电汇或承兑汇票向上游客户预付货款，一个结算周期通常是一个月，下游客户回款。下游客户大多是神华、中煤、榆次电厂、唐山港路钢厂等用煤企业，另外，我们代收过铁路运费，贸易中有铁路、汽车的运输凭证，有些电厂，还有过泵单，我认为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我对广州大优的情况不了解，广州大优不是我们业务三部的客户。我们公司是通过内部的OA系统对有关贸易合同进行审核审批。大概是在2013年底，财务部、结算部负责人张某找我，让我走下一与广州大优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审批，因为上游企业是天津中海航，所以张某安排我走OA流程。随后，我就请示了杨博，杨博也同意。之后，我就以申请人审核、审批与广州大优的有关合同。我只是负责走了一下流程，其他的相关工作，我没有参与。我不清楚华南公司与广州大优的贸易经过，我没有参与过。与广州大优的贸易应该是结算部的陈某负责，之前她曾经找过我，让我走OA流程，我说这个客户不是我们业务部的客户，不能走流程。后来，就是张某找我。有关合同经过逐级审核、审批，最后是胡启鹏签字、通过，后续的工作是陈某负责的，我就没有再管过，也没有跟中海航沟通过这件事。   29.证人翟某的证言笔录证明，1996年3月，我开始在山煤临汾分公司工作，2009年10月31日，调到了华南公司工作。来了华南公司以后，担任销售部部长。2012年公司的架构调整，分为了三个业务部，我担任业务一部的部长，具体负责整船煤的贸易工作。具体大优公司是什么时间与华南公司开始业务的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负责的业务一部，一直驻在东莞麻涌海昌码头。大概在2012年9月份，业务一部撤回到了华南公司总部。当时是业务三部负责与大优公司的业务，后来因为业务三部要搬到太原，所以公司总经理胡启鹏安排由我们业务一部具体负责与大优公司的贸易。因为与大优公司的贸易属于转量的贸易，当时胡启鹏安排具体对接公司由结算部负责，我们部门只是负责配合结算部走一下公司内部的审批流程，其它有关的事情都是结算部负责。大概到了2014年9月份，我们业务一部的业务全部放到了山煤股份公司去做，配合结算部做大优公司贸易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据我了解，除了有几笔为大优公司提供担保的业务还有问题外，与大优公司的转量业务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当时胡启鹏跟我说与大优的业务属于转量的贸易，不会形成应收款，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让我配合结算部走一下流程。由于当时上级公司每年都会下达任务指标，如果单纯依靠常规的贸易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所以煤炭系统内的国企都是采取做转量贸易来增加贸易量。贸易的上下游企业相对固定，由我们自己定或是对方企业指定，我们加入到贸易链中，贸易中给我们留下一点利润。在转量贸易中，货物的转移是通过货权转移来完成的。我们开玩笑说这是绿色GDP，开几张发票、走走合同就把贸易完成了。从贸易流程上看，一般是下游先给我们预付款，我们付给上游企业，上游企业将货权转移给我们，我们再转给下游企业，完成贸易。有些是我们先给上游企业预付款，上游企业给我们转移货权，下游企业回款后，我们交付货权。有关的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发票都要完善。就好像在码头上有一船煤，煤没有动，但已经在多笔贸易中流转了。常规贸易与市场对接，风险由自己承担，有亏有盈，转量贸易基本稳定，客户稳定，收益稳定，不承担市场变化的风险，利润都是提前锁定。这样的贸易中必须存在真实的货物，否则就成了虚假贸易。这样的贸易我认为不应该有风险，因为如果下游企业付了预付款，我们再付给上游企业，资金上不会有问题。如果是我们直接给上游企业付预付款，但我们手里有货权凭证，假设下游企业不能按期回款，我们可持货权凭证处理货物。当时胡启鹏安排结算部具体负责与大优公司对接，是陈亚锋、张某负责的。因为结算部不能走业务流程，所以我只是配合走一下流程，其他工作都是由结算部的人负责。胡启鹏没有安排我对贸易中涉及货物进行查验。转量贸易中应该对货物进行查验，保证有真实的货物。   30.被告人胡启鹏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证明，华南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本是5000万元，我是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煤炭销售业务，注册地址在，注册地址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富力中心**的经营地址），是山煤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华南公司在2010年5月刚成立的时候，成立了公司董事会，有4、5名董事，我是总经理，裴云峰和贾某是副经理，但不管董事会或经理层，我和贾某一直实际参与负责华南公司的工作（裴云峰工作一段时间就调到阳泉公司了），其余人员均由山煤国际的其他人兼任，不实际参与华南公司的事务，也就是华南公司从成立至今，班子成员就是我和贾某。华南公司现在约36人，公司分业务部（一部、二部和三部）、财务部、综合办公室。业务一部负责整船业务，负责人是翟某；业务二部负责港口零售贸易，负责人是王勇；业务三部负责北方的贸易，负责人是杨博，这三个业务部门由我统筹管理。财务部负责人是张宏杰，会计是张宏杰，出纳是董娜；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是杨健。华南公司2015年中旬开始基本上不做业务了，因为有纠纷，账号被银行查封了。2016年3月份，山煤国际要求华南公司停止一切业务，主要负责清欠工作。大优公司是广东珠水能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进口煤炭的贸易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是李某，也是大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是广州黄埔大道珠水能源大厦**和**。李某是广州山西商会的会长，我曾经是副会长，这样我们认识的。截止目前，大优公司共欠各家银行30多亿元，其中大优公司欠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约1亿多元。到了2016年，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大优公司破产，现在大优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广州法院正委托管理人（律师事务所）对大优公司进行审计工作。大约从2012年，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开始的业务往来。2012年山煤国际给华南公司下达的销售任务约30亿元，每月的销售任务是3亿元左右，之前山煤国际一直和华南公司在做煤炭购销业务，每个月大约有2亿元的贸易量，但从2012年6、7月份开始，山煤国际职能进行了调整，山煤国际仅负责管理，不再和下属子公司做业务了，同时要求对下属公司实行集中管控，市场化运作，致使贸易量形成了3亿多元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销售任务，我们开始找合作贸易伙伴。2012年7月份左右，我主动找到李某，想和李某做贸易业务，来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销售任务，当时我给李某讲，大优公司做的贸易量大，将华南公司加入到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帮助华南公司提高销售量，李某也同意这么做。上下游公司由李某指定，并且是李某实际控制的公司，由李某占用华南公司的5亿元授信额度，李某给我公司每吨煤炭1-2元的利润，结算方式是远期国内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和现汇，但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当时是光大银行要求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的，否则我和大优公司就没法做贸易业务了。到了2013年7月份，我考虑到大优公司占用华南公司的银行授信，为了防控风险，我给李某提出让他提供资产进行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广东大华能源有限公司、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水酒店）签订了《抵押担保书》，李某用珠水酒店1-20层的房屋所有权证、珠水酒店（食宿餐饮）20895.7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珠水酒店（城镇住宅）20366.6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对李某使用华南公司授信额度进行担保。《抵押担保书》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7月底，总共签订了四份，我公司保管三份，大优公司保管一份。李某将运城市珠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所有的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3227592、13227593、13227594号房产证和运政国用（2010）第00378、0037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抵押给了华南公司，李某同时将上述五证的原件交由华南公司保管，后于2014年3月4日，李某以大优公司的名义以办理相关业务为由给华南公司出具了借用上述五证的说明，约定于2014年3月31日归还我公司。我当时电话向运城市房管局和土地局询问过，是否能对该五证办理他项等质押手续，房管局和土地局给我讲，只有金融部门才能办理他项等质押手续，所以一直在我公司保管着，未在房管局和土地局办理相应手续。李某借走后，到期没能归还我公司，后于2014年10月，民生银行广东省分行将大优公司起诉到了广州市中院，后广州市中院将该五证所属的房屋和土地进行了查封。我当时认为五证如果不在产权部门作他项的话，就形同虚设，我公司保管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也就没有强烈要求李某归还五证，我向李某要过几次，但李某一直没给，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们当时签订《抵押担保书》时，华南公司没有开过相关的会议，也没有请示过山煤国际。华南公司正常和山煤国际做煤炭采购或销售业务，资金结算方式是远期国内信用证或现汇结算。大概是2012年上半年，广州一些银行（民生银行广东省分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行）也想寻找一些经营煤炭的贷款客户，华南公司当时还没有银行授信（山煤国际不允许子公司贷款），李某就推荐这些银行来找我。2012年4、5月份，这些银行主动找到我后，我公司给银行提供了华南公司的相关电子材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审查资料后同意给华南公司办理授信，我们考虑到民生银行授信额度相对较大，就选择了民生银行广东省分行。2012年8月23日，华南公司给山煤国际提交了申请民生银行广东省分行授信的请示，2012年10月8日，山煤国际批准了我公司的银行授信申请。当时广州的各家银行都在积极找一些煤炭企业做贷款，李某当时在这些银行也有授信，其中在民生银行广东省分行有7亿元的授信，工商银行有约8亿元的授信，光大银行有约2.75亿元的授信，另外在中国银行、广发银行、华润银行等也有授信，总共约30多亿元的授信。2012年9月17日，山煤集团一届六十次董事会扩大会议研究同意华南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广东省分行申请授信，2012年10月8日，山煤国际批复同意授信申请，品种综合授信，金额是5亿元。山煤国际没有为我公司的授信作担保。华南公司和大优公司开展贸易业务模式中，上下游均由李某指定，并且是由李某实际控制的公司。2012年8月18日，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晋运公司签订了57300吨《煤炭买卖合同》，资金结算是先由下游晋运公司给华南公司以现汇付款，华南公司再给大优公司支付货款，利润是每吨1元。就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开展贸易的事，华南公司没有召开过相关会议，也没有请示过山煤国际。当时我们了解过大优公司，觉得大优公司实力很强，有很多实体企业，银行授信还有30多亿元，所以当时就没有考虑过多的风险。华南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的事情没有召开过专门会议研究，是由我决定的。我也没有和公司其他人员商量过商业承兑汇票的事情。我们对大优公司只是侧面进行过了解，没有形成专门的考察报告。2012年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发生了约6.47988亿元的贸易量，到年底大优公司欠华南公司6300万元；2013年度双方发生了28.84881亿元，到年底大优公司欠华南公司2.69508亿元。在贸易业务过程中，我公司给李某指定的上游公司开具三个月商业承兑汇票，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前，累计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在汇票到期前，李某一直贴现后占用我公司的授信。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总共的贸易量是80亿元。2013年12月5日，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上游是天津市塘沽中海航洗煤有限公司，下游是大优公司；另于2013年12月份双方签订了二份《煤炭买卖合同》，上游是晋运公司，下游是大优公司。这三份《煤炭买卖合同》总计51.44万吨印尼煤，贸易量是2.75亿元。李某通过大优公司给华南公司开具了7张三个月商业承兑汇票2.75亿元，同时李某给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交纳了20%的保证金5600元，华南公司将2.7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后把资金分别汇给了李某指定的上游公司山西晋运能源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塘沽中海航洗煤有限公司。在这7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大优公司付不了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资金，但按照商业承兑汇票管理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华南公司要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会引发银行的民事诉讼。到了2014年6月份，光大银行就找到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协商，为了给延长贷款期限，要将这2.19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转成大优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但银行要求必须由华南公司提供担保，这样我考虑到为保证华南公司正常资金运转（主要害怕银行通过诉讼冻结华南公司的资金后，影响到华南公司的正常整船业务）。按照山煤国际管理规定，华南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由山煤国际批准，但我考虑到山煤国际是家上市公司，如果请示山煤国际的话，山煤国际也不会批准，还会给山煤国际带来负面影响，我就在没有请示山煤国际的情况下，让华南公司给大优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了担保。当时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是半年，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考虑到大优公司的现状，就把2.19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作为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广东粤财资产管理公司，截止目前，2.19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债权还属于广东粤财资产管理公司。2015年4月份，山西省审计厅对华南公司审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山煤国际知道后，发布了《关于子公司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提供担保情况的提示性公告》。2015年6月左右，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起诉了大优公司和华南公司，今年10月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华南公司承担2.19亿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连带偿还责任，11月份，我公司上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海航公司和李某没有关系，中海航公司是我公司的贸易伙伴。因为每个月我公司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销售任务缺口约3-4亿元，我和李某刚开始合作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完成销售任务，所以当时我和李某讲，每个月的贸易量控制在3-4亿元，利润是每吨1-2元，如果单月超过这个贸易量了，李某会事先和我沟通合同约定的煤炭数量。我记得这三份合同签订时，李某直接草拟好合同后，由大优公司业务部门交给我公司业务人员（这三份合同是由业务三部任某和结算部陈某经办），业务人员制作《合同审批单》后，通过我公司OA办公系统进行网签，签字顺序是由哪个部门经办发起的，就由哪个部门负责审核签字。《合同审批单》由结算部陈某经办，是因为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之间的贸易由我联系，业绩不在公司业务部门的考核范围，当时我了解陈某对OA系统比较熟悉，我就让他经办了。我觉得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的合作模式与经办人是哪个部门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按照我和李某事先约定的走了程序就行了。合同审批后，由经办人员将合同交由大优公司的业务人员，并由经办人员开始审签《付款申请单》。付款流程是：制单申请人均是陈某，业务主办由任某签字，结算部长由张某签字，财务部由陈敏签字，业务部经理由杨博签字，分管财务副总由贾某签字，总经理由我审核签字。货物由上游公司开给我公司《货权转移证明》，我公司再开给大优公司。我们只是将华南公司加入到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提高销售量，从财务的角度将资金流和发票流走完就行了，公司内部有个《合同审批单》，由我公司业务部负责，至于货物均由大优公司开具《货权转移证明》就行了。我公司相关人员没有对合同约定的货物进行现场查验和交割，我也没有安排公司相关人员对合同约定的货物进行现场查验和交割。华南公司给大优公司2.19亿元流动资金贷款进行担保的事没有请示过山煤国际。就担保的事情，华南公司没有召开过专门会议研究，是由我决定这么做的。华南公司的领导层就我和贾某两人，我分管业务，贾某分管财务。贾某是由山煤集团董事会任命的，公司部门负责人是由华南公司经理办公会研究聘任的。2014年8月6日，华南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是福建兴大进出口有限公司因货物仓储纠纷将华南公司起诉到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后于2014年8月6日福建高院将我公司账户冻结。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开展贸易前，双方没有签订过合作框架协议。华南公司与大优公司是2012年8月18日开始签订的第一笔贸易合同，2014年9月22日签订的最后一笔贸易合同。2012年7月份，我找李某协商的贸易模式是：将华南公司加入到大优公司的贸易链条中，帮助华南公司完成每年的销售任务，上下游公司由李某指定，并且是李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大优公司占用华南公司的5亿元银行授信，结算方式是远期国内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和现汇，但大部分是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产生的利息由大优公司承担，华南公司的利润是5角、1-2元不等。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华南公司配合大优公司从财务的角度将资金流和发票流走完就行了，货物均以开具《货权转移证明》的方式流转。货物流都是以《货权转移证明》的形式流转，资金流大部分是以华南公司或大优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华南公司或大优公司在银行贴现后，资金全部转到了大优公司的账户里。对我公司来讲，只是为了提高贸易量，完成山煤国际下达的任务指标，对于大优公司来讲，现在看来，大优公司就是通过这种贸易手段，提前占用银行的授信资金额来达到融资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一种融资性贸易。   3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胡启鹏的身份情况。   以上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启鹏作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胡启鹏的辩护人认为本案不属于本院管辖，经查，本案为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被告人胡启鹏的辩护人关于其并非刑法上的国有公司人员范畴，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不是刑法上的国有公司的辩护意见，经查，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控股58.61%的上市公司。2010年11月，山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将所持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6月12日，经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研究，决定提名被告人胡启鹏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并聘任其为该公司经理，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胡启鹏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胡启鹏擅自决定并开展与大优公司的贸易模式当中，未见实际明确对应货物，亦未对相关货物进行查验、监管，仅凭货权转移证明开具出入库单和相关结算单据，该种模式最终导致损失的产生；另外被告人胡启鹏违规提供担保并接受商业承兑汇票，该行为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故对该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胡启鹏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胡启鹏系被电话传唤到案，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案件事实。虽然其不认为该行为构成犯罪，但其对该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故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可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结合案件事实，予以酌情考量。结合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胡启鹏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24日起至2020年9月23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田荣川   人民陪审员 王小梅   人民陪审员 张秋梅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