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3民终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诗江，男，197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诗军（杨诗江之兄），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璐，湖北天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飚（死者秦某之父），男，198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秋菊（死者秦某之母），女，198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本卫，广水市应山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男，198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国庆，湖北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诗江因与被上诉人秦飚、孙秋菊、王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2018）鄂1381民初3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诗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诗军、马璐，被上诉人秦飚、孙秋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本卫，被上诉人王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国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诗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王海赔偿秦飚、孙秋菊的全部损失，杨诗江不承担责任；2.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均由秦飚、孙秋菊、王海负担。事实与理由：1.杨诗江与王海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杨诗江与王海非亲非故，王海没有义务无偿帮杨诗江拖车，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属于义务帮工关系没有事实依据。王海前后两次来燃气公司，先修后拖，从实际情况看，王海是有偿为杨诗江修理故障车。该车的修理是交由王海处理的，对车进行托运也是由王海处理的，拖车、修车是一个完整的业务。2.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王海承担，杨诗江没有赔偿义务。首先，本次事故系王海造成的，交警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认定王海承担同等责任，杨诗江无责任，据此应由王海赔偿全部损失。其次，王海与杨诗江系承揽合同关系，在承揽过程中造成的损失也是由王海导致的，与杨诗江无关，应由承揽方王海承担责任。杨诗江在承揽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损失过高，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损失。秦某的户口簿显示其为农业户口，且一直居住、生活在农村，其父母在农村还有农田耕种，其生活来源主要来自农村，损失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误，秦某骑自行车速度过快，并且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秦飚、孙秋菊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海辩称，请求二审法院在减少损失总额的基础上改判王海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王海与杨诗江是义务帮工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承揽合同是有偿合同，王海帮忙牵引故障机动车是无偿的，双方没有约定拖车、修车报酬，王海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王海提供的是劳务，牵引用的机动车及钢丝绳都是杨诗江提供的。王海是应杨诗江的请托用杨诗江提供的工具在杨诗江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帮忙的。2.杨诗江混淆了交通事故责任主体与民事赔偿责任的责任主体。交通事故认定书仅是证据的一种，是否承担民事责任，还要结合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一审判决杨诗江承担责任，是因为杨诗江作为车主接受了王海的义务帮工，王海作为无偿帮工人在工作中造成损失应由被帮工人杨诗江承担。3.王海不存在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对杨诗江120000元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4.王海同意杨诗江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损失的上诉意见。秦飚、孙秋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诗江、王海共同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经济损失450000元（具体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附有明细）；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杨诗江、王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飚与孙秋菊系夫妻关系，秦某为秦飚、孙秋菊之子。秦某生前就读于湖北省广水市应山办事处南关中学，其户籍所在地为湖北省××××村秦长湾**，后更名为湖北省广水市城郊街道办事处城南村3组。2012年10月19日，经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南村民委员会更名为城南社区居民委员会。2018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元。2018年湖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5903元。2018年11月12日6时40分许，秦某骑自行车沿广水市平伏线由南向北闯红灯驶入转盘由机动车道行驶至广水市四贤路口路段时，遇王海驾驶无号牌五征牌农用三轮车（无警报装置灯，车身宽1.3米），牵引由杨诗江掌方向盘的时风牌无号牌故障农用三轮车（信号灯不全，车厢宽1.6米），沿广水市十长线由东向西驶入南门转盘四贤路路口，双方措施不当，致秦某驾驶的自行车与杨诗江掌方向盘的时风牌无号牌故障农用三轮车左前侧相撞，造成秦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秦某在广水市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治疗发生费用计18444.22元，急救转院发生交通费7800元。2018年11月22日，该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秦某与王海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杨诗江不负此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杨诗江垫付35000元。王海垫付15000元。杨诗江在接受交警大队询问事故发生经过时回答：“2018年11月11日20时许，因为我的时风牌农用三轮车发生故障，我打电话叫王海第二天和我一起到十里河液化气站去拖到他的修理店（骆店三桥）修理。11月12日05时40分左右，我驾驶五征牌农用三轮车到王海家楼下接他，6时左右到达到液化气站，去了过后，我帮王海用6米长的钢丝绳将两车连在一起，由王海驾驶五征牌农用三轮车牵引我在后面驾驶的时风牌方向盘式农用三轮车（故障车），沿十长路由东向西驶向骆店三桥修理店。大约06时30分许，我车行驶至南门转盘路段时，南门转盘信号灯显示的是绿灯，王海驾驶牵引车绕转盘驶往骆店，当王海驾驶的牵引车绕转盘行驶了20米左右时，我突然发现有一小孩骑自行车突然行驶到我车辆的左前角，驶往四贤路，当时两车相距很近，估计只有0.5米左右，由于距离太近，再加上我驾驶的是被牵引车，车辆没有启动，用的是空档，我控制不了，导致我驾驶的车辆左前角与自行车相撞。自行车倒地后，我车左后轮从自行车上碾过，这时前面的牵引车紧急刹车，我也跟着刹车，将车停下。下车后，我看见小孩在我车下右后轮前面，自行车倒在我车左后轮下面。接着我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打120救护车，120告诉我要等一会过来，我怕来不及，就将小孩从车上抱出来，并拦了一辆私家车直接将小孩送往医院……，”当问为什么这么近才发现自行车？杨诗江回答：“因为我的农用车驾驶室左右两侧玻璃上都有水珠，后视镜上也有水珠，所以看不清两侧及车后情况。”又问到驾驶农用三轮车车况情况？牵引车的车况情况？两辆农用三轮车是否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杨诗江回答：“我驾驶的农用三轮车不能启动，但有刹车，灯光可用电瓶供电，出事时使用了近光灯，没有使用转向灯。牵引车刹车制动良好，出事时使用的是远光灯。两辆农用三轮车前大灯及转向灯可以正常使用，牵引车尾灯良好，被牵引车尾灯能不能用我不确定，两辆农用三轮车都没有危险报警闪光灯。”涉案两辆农用三轮车由杨诗江从王海处购买，两辆农用三轮车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机动车交强险医疗费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费用限额为110000元。上述事实有，法庭审理笔录、第一医院门诊收费票据1张、协和医院医疗费票据4张、广水市广援急救转运服务有限公司出具发票2张、广水市城郊街道办事处城南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1张、广水市民政局广民发〔2012〕58号文件1份、秦飚身份证（复印件）1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死亡户户口注销证明1份、问笔录1份、收条2份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二）涉案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三）本案中当事人如何承担责任。（一）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秦某生前就读于广水市应山办事处南关中学，其一直在户户籍所在地居住。某的户户籍所在地于2012年变更为湖北省城郊街道办事处城南社区**，应的社区管理组织为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民委员会是设置于城镇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此，秦某生前居住地已为城镇区域，其死亡赔偿金依法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杨诗江和王海辩称，秦某的户籍户籍登记为农业人口，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符合秦某生前居住客观情况，且没有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二）涉案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认定。1.秦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四项“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四）遇有停止信号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之规定，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交警大队认定秦某在此次事故中负同等责任，客观、公正，予以确认。2.王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被牵引的机动车宽度不得大于牵引机动车的宽度；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均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转向或者照明、信号装置失效的故障机动车，应当使用专用清障车拖曳”之规定，王海在此次交通事故应当承担责任。交警大队认定王海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杨诗江作为涉案两辆三轮车的车主，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故障车在危险报警闪光灯、转向灯等信号装置失效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专用清障车拖曳，且其坐在故障农用三轮车上，对于驾驶室左右两侧玻璃上都有水珠、后视镜上有水珠，看不清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患措施，以至于其发现秦某时，来不及避让，致使其掌握方向盘故障车将秦某撞伤。杨诗江的上述行为与秦某撞伤抢救无效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杨诗江在此事故亦应当承担责任。杨诗江认为，即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之规定，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和此次伤亡事故事由无关。杨诗江的主张与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规定相违背，依法不予采纳。杨诗江还称，此案按照产品责任规定处理，杨诗江不承担责任。因此案事故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属于产品责任纠纷，对杨诗江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三）本案中当事人如何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具体到本案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为：1.杨诗江作为涉案两辆三轮车的车主和侵权人，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而王海是该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即侵权人，秦飚、孙秋菊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法予以支持。2.对于杨诗江和王海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帮工人，对方是被帮工人），以及杨诗江辩称“王海从事是车辆维修行业，王海将杨诗江要维修的故障车拖到其门店修理是否属于其维修包含的工作”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涉案故障三轮车是杨诗江所有，对该故障车从一个地方拖运到另一个地方进行维修，是杨诗江自己应当处理的事情，王海无义务履行。其次，修理行业与拖运行业本身是两种不同的行业，并不存在包含的关系。最后，杨诗江与王海在个案中若有特殊的约定，其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杨诗江未对其上述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在涉案中，应当认定杨诗江为雇请方或者被帮工人，王海为提供劳务方或者帮工人。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直接原因，一是秦某未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遇有停止信号时，未在路口停止线以外等候；二是王海未按照交通法规安全谨慎驾驶；三是杨诗江所有的故障车在危险报警闪光灯、转向灯等信号装置失效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专用清障车拖运，且其坐在故障车的驾驶室里，对左右两侧玻璃上的水珠、后视镜上的水珠，看不清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患措施，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等行为，导致了此次交通事故发生。从前述事故形成的原因，可以看出王海在此次事故中并不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王海作为帮工人，除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民事赔偿外，剩余其应当承担的同等责任，对应的50%民事赔偿义务，依法由杨诗江承担。因秦晟贤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秦飚、孙秋菊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秦飚、孙秋菊的各项损失，经一审法院核定，医疗费18444.22元，死亡赔偿金637780元（31889元／年×20年﹦637780元），丧葬费27951元（55903元÷2﹦27951元），转院发生交通费7800元，合计691975.22元。秦某的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精神上痛苦，考虑其自身的过错，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综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16975.22元，首先由杨诗江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0000元，王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秦飚、孙秋菊损失中的571975.22元（691975.22元-120000元）的50%，即285987.61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合计310987.61元，由杨诗江承担。秦飚、孙秋菊自行负担285987.6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杨诗江向秦飚、孙秋菊共赔偿430987.61元（杨诗江前期垫付的35000元抵作赔偿款并相应扣减其赔偿总额），王海对前述赔偿款中的12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海前期垫付的15000元抵作赔偿款并相应扣减其赔偿总额）；二、驳回秦飚、孙秋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项赔偿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逾期未履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杨诗江负担1980元，王海负担460元，秦飚、孙秋菊负担110元。二审中，杨诗江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王海给杨诗江维修的事实，双方属承揽关系；第二组证据、询问笔录，拟证明：王海维修的事实，动力车由王海驾驶。王海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转账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2018年3月份，修理旋耕机付款记录，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8年11月，这个付款发生在2018年3月，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前付了别的款项，不是表明修理了事故车辆，没有关联性。周家修没有出庭接受质询，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且周家修与杨诗江是多年的生意上的伙伴，彼此之间有利害关系，周家修的证明部分不是事实，王海当天没有修好车要求第二天拖到店里修理不是事实，当时王海说不能修就走了。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工商登记信息没有异议。秦飚、孙秋菊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以王海质证意见为准，对第二组证据询问笔录，杨诗江要证明牵引车由王海驾驶，这个没有异议。王海提交工商营业执照，拟证明：王海的经营范围是农具修理，不包含拖车业务；王海经营地点是在广水市××店乡××村，表示王海只在店铺内进行修理，不包括道路救援。杨诗江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海是到燃气站修理车辆，在无法修好的情况下才要求拖到他的店里继续修理的。而且驾驶牵引车的也是王海。所以拖车是属于王海修理的组成部分。王海到燃气站进行修理，表明他并不是只在店里面进行修理。第三，个体工商户正好反映了王海经营修理业务，必然是要收费的，不可能是无偿的。秦飚、孙秋菊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发表质证意见。对杨诗江提交的转账记录、工商登记信息、询问笔录及王海提交的工商营业执照，因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对杨诗江提交的周家修书面证言，因周家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1日，杨诗江所有的时风牌无号牌农用三轮车在随州市××里富山燃气公司（以下简称燃气公司）处发生故障。同日，王海应杨诗江所请去燃气公司查看故障车辆，发现故障车辆没有机油就走了。王海驾驶的牵引车后车厢宽1.3米、无报警装置灯；杨诗江驾驶的故障车后车厢宽1.6米、信号灯不全。本院经依法核实确认的事实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秦飚、孙秋菊的损失计算标准；2.杨诗江与王海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3.杨诗江、王海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1，杨诗江上诉提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秦飚、孙秋菊的损失。一审中，秦飚、孙秋菊提交了湖北省广水市城郊街道办事处城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秦飚属该居委会**居民；还提交了湖北省广水市民政局广民发［2012］58号文件，主要内容为“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将城南村民委员会更名为城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杨诗江、王海对两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秦某生前居住地为城镇区域，并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秦某死亡赔偿金，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焦点2，杨诗江上诉主张其与王海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王海认为其与杨诗江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本院认为，王海从事农具修理服务，杨诗江曾找王海修理过旋耕机，并向王海支付了修理费，则双方之间发生过车辆修理的业务往来。事故发生当日，杨诗江去王海家中接王海，王海应邀去故障车停放处燃气公司，由王海驾驶牵引车，杨诗江驾驶故障车，两人共同实施了拖车行为。结合本案故障车辆系杨诗江从王海处购买的在先行为、王海从事车辆修理经营且与杨诗江之间存在车辆修理的交易往来以及王海应杨诗江所请在事故发生前一天到燃气公司查看过事故车辆的事实。基于上述事实，王海与杨诗江之间对于故障车的修理符合一般交易习惯。而杨诗江邀请王海拖车，王海同意并开始实施拖车行为时，双方之间已口头订立维修故障车辆为主要内容的修理合同。修理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一种，是承揽人为定作人修理已损坏的物品，使其恢复原状，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因此，修理工作的范围不仅是包括修理故障车，还包括提供修理前后检查故障车的损坏状况和将故障车恢复正常使用状态等劳动成果，王海到场查看故障车损坏状态，为维修故障车与杨诗江共同实施拖车，是为了将故障车拖到王海经营的修车店进行修理，该行为是维修的工作范围，属于承揽关系的组成部分。对杨诗江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帮工是指帮工人自愿或应被帮工人之邀请，为其提供劳务，并按被帮工人的意思，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的行为。义务帮工关系的主要构成要件为“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如上所述，双方承揽合同成立并生效，王海驾驶牵引车、与杨诗江共同实施拖车行为，属于履行承揽合同义务的行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杨诗江、王海之前发生的业务往来情况，在王海未明确作出相反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应为有偿合同。则王海实施拖车行为具有鲜明的营利目的，并非提供无偿劳务。故对王海认为其与杨诗江形成义务帮工关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焦点3，关于秦某的事故责任。因秦某未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遇有停止信号时，未在路口停止线以外等候，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负事故同等责任，较为客观，予以采信。则秦飚、孙秋菊对因秦某死亡导致的损失，应自负50%的责任。关于杨诗江、王海的事故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负事故同等责任，杨诗江不负事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牵引的机动车宽度不得大于牵引机动车的宽度”，第三款规定：“转向或者照明、信号装置失效的故障机动车，应当使用专用清障车拖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故障车车厢宽于牵引车车厢，且两车的转向、照明、信号装置不全，应当依法使用专用清障车拖曳。而王海驾驶牵引车、杨诗江驾驶故障车，两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共同实施了拖车行为，并造成秦某死亡的后果。杨诗江、王海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本院认为，杨诗江在故障车内，对故障车仍具有操控方向、采取刹车制动的操控能力，亦属于驾驶人，仍应尽到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根据杨诗江在广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述，第一，杨诗江驾驶的故障车左右两侧玻璃及后视镜上都有水珠，严重影响视线，导致杨诗江发现秦某骑行自行车时，两车车距过近。此系杨诗江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第二，杨诗江在发现秦某骑行自行车后未及时采取刹车、提示王海等紧急措施，而是在其驾驶的故障车与秦某的自行车相撞、故障车左后轮从自行车上碾过、王海驾驶的牵引车紧急刹车后，才采取刹车措施。此系杨诗江采取措施明显不当。拖车需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及安全知识，王海用车身宽度较小的牵引车拖行车辆宽度较大的车辆，违反操作规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且其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安全、文明驾驶，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之一。故杨诗江、王海应共同负事故同等责任，对秦某死亡后果承担50%的连带赔偿责任。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负事故同等责任，杨诗江不负事故责任，因不符合客观实际，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对杨诗江、王海的责任大小，本院认为，杨诗江请王海实施拖车行为，且未尽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措施不当，王海违反操作规范驾驶牵引车实施拖车行为，难以区分杨诗江、王海的责任大小，杨诗江、王海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则杨诗江、王海应在交强险12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剩余损失，扣除秦飚、孙秋菊应自负的285987.61元［（716975.22元-120000元-25000元）×50%］外，杨诗江、王海应对310987.61元（716975.22元-120000元-285987.6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杨诗江、王海应向秦飚、孙秋菊承担430987.61元（120000元+310987.61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杨诗江、王海各承担215493.805元（430987.61元×50%）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杨诗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2018）鄂1381民初3196号民事判决；二、杨诗江、王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秦飚、孙秋菊承担430987.61元的连带赔偿责任，其中杨诗江承担215493.805元赔偿责任（杨诗江已垫付的35000元在执行中予以扣减），王海承担215493.805元赔偿责任（王海已垫付的15000元在执行中予以扣减）；三、驳回秦飚、孙秋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杨诗江负担1220元，王海负担1220元，秦飚、孙秋菊负担1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54元，由杨诗江负担1227元，王海负担12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莹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周 鑫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赵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