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九三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黑8110民初572号原告姜占奎，男，195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肇源县农业银行退休职工，现住黑龙江省肇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俭，肇源县社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汪兴堂，男，195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被告大庆同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化工小区。法定代表人赵建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胜，男，195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大连升兴工业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总经理，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原告姜占奎与被告汪兴堂、被告大庆同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姜占奎于2019年4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占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俭；被告汪兴堂、被告大庆同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胜到庭参加诉讼。于2019年6月2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占奎，被告汪兴堂、被告大庆同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占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被告将原告应得2018年度国家给予大豆生产者补贴款1,344,000元返还给原告；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标的额实际按照补贴1,636,850元，扣除原告尚欠承包费25万元，故诉讼要求1,344,000元，其余的几万元原告放弃不主张。事实及理由：2018年4月20日原告姜占奎与被告同方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同方公司将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农场防洪堤坝左岸线第三作业区小河子、冰槽子与泰来农场在2011年11月26日签订承包合同的滩涂耕地交由乙方合作经营管理。合同第三条约定“若发生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减产、绝产，耕地合作者经营期及共享国家优惠和补贴政策方面享受甲方与农场签订合同的同等待遇”。原告姜占奎2018年耕种所承包土地种植大豆近5000亩（2017年泰来农场上报的是4200亩），是实际种植大豆的生产者，依据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规定应由姜占奎享受大豆补贴。2018年国家对大豆生产种植者的补贴下发后，黑龙江省泰来农场未通知、未取得原告同意，在被告同方公司代表汪兴堂给泰来农场出具承诺书后，黑龙江省泰来农场将大豆补贴款支付给汪兴堂。被告同方公司辩称：被告汪兴堂系代表被告同方公司与案外人曹某1签订了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原告系曹某1委托代表签订的合同人，即汪兴堂系同方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作为案外人曹某1的代理人亦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本案合同履行人系案外人曹某1，并向同方公司缴纳了土地租赁费用，原告是曹某1雇佣管理的雇工，即曹某1是本案适格的种植人，因此原告诉求政府种植补偿既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亦不是实际的种植行为人，原告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案涉标的物支付交易的事实，即原告并没有交付被告134万元的事实，要求返还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依据且原告在法庭的陈述25万是土地租金134万是政府补贴，二者之间是不同事实法律关系，故其诉求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汪兴堂辩称：同意同方公司意见。补充意见1、自2013年至2020年曹某1与同方公司签订合同，实际已经履行5年，还在继续履行中；2、曹某1和姜占奎之间签订合同的事情其本人也不知道，问过曹某1，曹某1说签转包合同是因为让姜占奎帮助其凑钱，曹某1给本人汪兴堂写过承诺书承诺其与姜占奎的合同系委托代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1、原告姜占奎与同方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原件一份、汇款票据原件三张，肇源县五龙镇收购处证明原件一份。欲证明：（1）被告将其于2011年11月26日签订的位于泰来农场防洪堤左岸线第三作业区小河子、冰槽子土地承包给原告，承包总价款为100万元，签订合同时由曹某1介绍，曹某1领着姜占奎，还有同去的蔡某在汪兴堂自家小楼（大广高速龙凤出口处）签订，其中包括修堤款15万元，剩余85万元属土地租金。合同一年一签。（2）姜占奎先后三次汇给同方公司20万元。其中2018年4月25日汇给汪兴堂指定账户王艳君8万元，汪兴堂2万元，11月8日汇给汪兴堂10万元。2018年11月给同方公司代表汪兴堂大豆共23车（其中解放车拉18车，东风车拉5车）100吨，抵顶40万元，将大豆送到泰来农场二队院内曹某2经手代收，后曹某2将大豆卖给肇源县古龙镇永古农副产品收购处，李景付95.6吨，由永古农副产品收购处转入汪兴堂帐户，卡号：62×××12。（3）合同约定的15万修堤费，因维修是曹某2施工，为此修堤款已付给曹某2，所以承包费尚欠25万元。（4）合同第三条约定，若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减产绝产，耕地合作经营期及共享受国家优惠和补贴政策方面享受甲方与农场签订合同同等待遇。所以原告应享受该地所耕种作物大豆的国家补贴。被告大庆同方质证认为，对内容无异议，根据举证期限为2019年5月9日，原告在此组证据中除土地合同外，其他两份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亦未说明延期举证的理由，故该两份证据不符合已经释明的举证期限。对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合同恰恰证明原告是代表曹某1签订的合同这一事实，对关于王艳君汇款合计10万元票据认可，但是该款项不是原告交付的，是曹某1让原告去办理曹某1交付租金的事实，另原告没有说明这10万元到底是同方公司租金还是曹某1向同方公司借款10万元的事实，关于大豆抵顶的事实属实，但该费用326，952元系曹某1用大豆款抵偿土地租金。被告汪兴堂质证认为，对内容没有异议。但是该合同是姜占奎受曹某1委托才签订的，之前签订一份空白合同。曹某1出具一份承诺书后才签订的姜占奎举示的合同。其余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2、时间为2018年6月8日的商品销售表原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承包后在肇源县生产资料温某连锁店购买化肥农药等，微信转帐121,146.00元，剩余给付现金，及该承包的土地是姜占奎自己经营并支付费用。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证据记载相关内容是否用在案涉土地的种植上，即便该证据真实，但本案种植人是曹某1，曹某1将种植、管理事宜交给原告，原告发生该费用应与曹某1进行结算即该费用的发生亦是曹某1履行合同发生的费用，不能证明系原告发生的费用。被告汪兴堂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3、购买柴油票据原件一张。（金额为19,000.00元）。姜占奎给案外人曹某1汇款70,000.00元记录凭证原件一份。欲证明：（1）原告耕种时支出柴油款19,000元，委托曹某1买大豆种给其汇款70,000.00元；（2）姜占奎承包土地支出费用的事实。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关于柴油款不能证明原告发生费用的事实，关于7万元汇款只能证明原告与曹某1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系原告作为诉求的实际种植者发生费用的事实，该费用即便发生也是曹某1委托原告履行种植发生的，我方待举证时进行证明。被告汪兴堂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4、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承包土地飞机喷撒农药支出10,000元，支出化肥农药121,146.00元，2018年11月8日支付给汪兴堂承包费100,000.00元。2018年11月11日卖给新站镇永昌粮食收购部陈绍义大豆收款35,552.00元，10月19日卖大豆收款40,000.00元，卖给李井付大豆10月20日收款127,024.00元，同日收款148,720.00元，10月22日收款218,070.00元，10月25日收款204,410.00元，10月31日收款118,116.00元，11月1日收款87,200.00元，以上大豆出售所有卖大豆款都转入承包人姜占奎户，也证实该土地经营者是姜占奎不是曹某1，如果是曹某1应该将款项汇入其账户。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记载的发生费用均是曹某1委托原告管理、经营黄豆销售的事实，正如原告所述原告经办的事当然款项汇至原告账户，但其债权的归属应该按黄豆销售的全部价款归属曹某1。被告汪兴堂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5、种地雇工杨玉林、韩志忠出具的证言原件各一份，并加盖二证人所在村的公章（二证人因松原地震不能参加诉讼）。欲证明杨玉林、韩志忠在2018年春季在泰来农场给原告姜占奎种地，时间从2018年5月10日至6月18日，完工后付给杨玉林、韩志忠的工资各5000.00元现金，剩余的2018年10月28日付清。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的人员与被告无合同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诉求的事实，村委会盖章并无主任签字，证明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均未出庭亦不能证明文字内容及签字的真实性，关于地震问题并不是不可抗拒，地震时间已过应该按照规定出庭作证。原告也未申请要求出庭作证，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被告汪兴堂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6、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2017）13号复印件一份、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上报2018年玉米、大豆和水稻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通知复印件一份。通知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欲证明（1）补贴按黑政办规[2017]13号部置要求进行补贴。根据该规定的第三条第一项，补贴对象为玉米和大豆的生产者即实际经营者。（2）2018年上报玉米、大豆和水稻实际种植面积时，下发文件时间2018年8月20日，泰来农场贯彻该通知申报应为2018年8月20日以后。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该截图网上资料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真实性，且该通知也没有通知单位相关公章盖印不是正规的要求补偿的依据，该证据与原告诉求没有关联性。被告汪兴堂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7、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2018年5月10日泰来农场公示栏同方公司关于耕地承包情况说明，同方公司2018年5月5日承诺书，2018年农户种植玉米、大豆和水稻面积统计表，补贴人员信息统计表，种植玉米和大豆面积发放表，记帐凭证，进帐单，汇总表等一组证据。欲证明（1）被告汪兴堂将姜占奎应得的补贴1636850.00元领走，被告汪兴堂获取应返还给姜占奎。（2）被告同方公司与姜占奎签订承包合同，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该合同有同方公司的公章有委托代理人汪兴堂的签字。2018年5月10日同方公司出具说明证实承包的地承包给汪兴堂经营，与此有关的权利义务由其承担，是一种骗取行为，而且汪兴堂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2018年5月5日，承诺书的内容为公司承诺，并加盖公司的公章。但落款承诺人汪兴堂，承诺书本身前后矛盾。同方公司与姜占奎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承包合同，同方公司授权委托人汪兴堂，时间隔十多天。又未解除合同，姜占奎已实际经营。补偿人员信息统计表，面积统计表上的签字都不是汪兴堂所签，所以除支取1，636，850.00元是真实的，其他均属造假形成。建议对造假部分的不予采信。同时原告保留对骗取补贴款的行为人追究责任。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汪兴堂欺骗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原告诉求的事实，如果原告用该组证据主张权益可以提起刑事诉讼，或者去起诉泰来农场，向其主张权益，泰来农场行使的行政法定权益或委托权益，如果其发错了原告应该向其主张权益，该组证据中涉及补贴款金额属实，确实也是同方公司领取，但该组领取的金额恰恰是同方公司基于与泰来农场的合同关系领取的该费用，至于同方公司和曹某1之间对该笔费用如何分配由合同约定来履行，该履行国家补贴，原告既没有合同关联性也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系实际种植。被告汪兴堂质证认为，对款项数额没有异议，原告起诉时要求133万，因为原告明知土地5000亩，曹某2种植1000亩和原告没有关系，包姓的一个人（名字忘了）种植200亩，梁某种植855亩，原告算的地是曹某1让其种的，农场给的补贴4020亩，曹某1种植的土地不到3500亩地，收的款项是所有在一起的，而且跟原告没有关系。同方公司认可收到这笔钱，这笔钱经过泰来农场打给汪兴堂后，汪兴堂将该缴纳的费用上交公司后，剩余部分由汪兴堂自己所得。100万元给了公司，剩余约636850元给了汪兴堂。被告汪兴堂质证认为，该笔款项已经交给同方公司了。给公司后剩余的部分由汪兴堂支配。给公司100万元，剩余636，850元是汪兴堂的。其中垫付给了曹某115万元用于修坝。8、证人蔡某出庭作证，内容为“2018年4月，具体日期忘了。去汪兴堂家，然后曹某1领着我们去看地，后来我和曹某1还有姜占奎一起去汪兴堂家签订的合同。原告收割忙不过来我去帮忙收割，因为司机有事，两台车我帮着开了几趟车，跟着收割完，一部分豆子拉到二队给汪兴堂100吨。其余卖给古龙、新站。我是搞客车的，收割人员没有地方，就用我的客车住，2018年10月份下线的客车我就开到地。原告雇佣工人没地方住还买了一个板房。签订合同时我在场，看见原告签字了，在机器盖子上签的，被告汪兴堂好像签了，但是是否盖章我忘记了。听说汪兴堂要了100吨大豆，听曹某2算应该还多了1800斤。拉的豆子送到了种地窝棚旁边，用塑料布盖上，卸到那了。我认为地属于姜占奎，豆子也是姜占奎的，种地的时候我不在，我不知道曹某1是否去过，我没听说曹某1投资，他一点没投资。我没有参与合同的起草，但是我看过这个合同，签合同当时我没注意是否盖章，看见汪兴堂、姜占奎签字，但是没注意是否盖章，在场的时候还有曹某1在场。合同内容我不知道，关于优惠、补贴什么的都不知道。”欲证明签订合同时在场，由曹某1领着原告看地，蔡某与原告系同学，蔡某常去看并提供客车、购买板房及卖大豆时是其亲自协助开车的事实；9、证人温某出庭作证，内容为“2018年4月末姜占奎种地在我那买化肥，连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合计221140元。姜占奎跟我说在泰来农场种地，找我的时候已经没有肥了，我联系厂家给他送到了泰来农场。两次拉肥，一次磷酸二铵一次硫酸钾，第一次时间4月末，第二次间隔五六天。第一次磷酸二铵是大庆庆丰集团送过去的。第二次硫酸钾是哈尔滨送去的，都送到原告种地的地里。2018年5月份我去过地里1次，不知道具体种植多少地，我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人种植土地。按照我推算，这些肥料应该用于400多晌地。肥款当时没给，给了一次10万元现金，剩下秋收的时候把余款结清。”欲证明化肥、农药、种衣剂从其处购买，进而证明原告种植土地的事实。10、证人初云孝出庭作证，内容为“2018年8月份，我去给姜占奎种植土地的地方做饭。秋季收黄豆的时候去做饭，工资干完就给，干了42天。姜占奎土地边收边卖，别的我不知道。原告找的我，我认为就是原告种的地。我只负责做饭，别的都不管。”欲证明初云孝给原告秋收做饭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属实，确实姜占奎种植土地期间，雇佣证人初云孝做饭，已经证实没有他人雇佣证人，故该土地系姜占奎经营。证人蔡某证实属实，确实签订合同时其在场并在承包土地看过，秋收正忙季节帮助秋收，又给汪兴堂送大豆交承包费，曹某2接大豆，证言属实，证人温某在姜占奎经营土地期间农药、化肥均系其供应，结算也与其结算，证言属实。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蔡某、温某、初云孝陈述的事实都与原告诉求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原告是案涉土地实际种植者的事实，三名证人除了陈述事实以外均不了解原、被告之间事实、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问题，三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故其陈述不排除虚假的事实。被告汪兴堂质证意见同同方公司。11、2018年7月13日刘春宇、苏广全、孙凤林出具证明原件一份，欲证明给烧荒工人结算工资的事实；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的诉求没有关联，也证明不了原告诉求涉及事实，该费用发生如果真实也是曹某1雇佣原告现场农业生产时由原告再雇人发生的数额。因此与本案无关。被告汪兴堂质证认为，当时农场刘场长要求这个地要进行放荒，我说让他找曹某1，刘场长找到曹某1由其安排放荒事宜，之后的放荒也都是曹某1安排的。被告同方公司出示证据如下：1、2012年12月1日同方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委托经营责任书合同复印件一份（与原本核对无异）；2018年5月1日案外人曹某1承诺书复印件一份（与原本核对无异）；原告举证案涉合同一份，（该合同只有原告签字）；被告同方公司财务收据复印件一份（与原本核对无异）分别为2018年4月5日、2018年5月20日、2018年6月1日票据，合计金额65万元。（该证据系存根没有盖章，交付给曹某1单据均盖有财物章。）上述四份证据欲证明被告同方公司授权被告汪兴堂与曹某1签订案涉土地承租合同，同时证明曹某1委托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在签订合同初期只是原告代表曹某1签字，被告对原告的签字产生异议，故没有在被告处签字，该合同是因2018年作为实验年签署的合同，佐证2012年被告和曹某1签订至2020年的合同后因形势的变化在2018年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案涉土地承包人是曹某1，其向被告交付土地租金的事实。原告姜占奎质证认为，对2012年12月1日同方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委托经营责任书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1、因为2017年之前确实是曹某1经营，根据这份证据证实假如曹某1继续经营不存在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本案原告不认识汪兴堂，是曹某1领着姜占奎介绍后认识，认识后曹某1在场，本案原、被告形成的合同，再谈曹某1的委托不符合客观规律，是不真实的，故2018年4月20日本案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后，该委托合同书已经不实际继续履行，故争议土地不是曹某1经营。2、2018年5月1日案外人曹某1承诺书不真实，因为4月20日签订合同后，相隔十天就辩解曹某1委托姜占奎签订合同不符合事实。3、原告举证案涉合同一份。该证据与原告提交证据1文本内容一致，被告提出该合同书是没有双方签字的无效合同，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内容。因为签订合同是甲乙双方各一份，当时签字、盖章已经由被告交由原告，被告持有的是否盖章与原告无关。4、被告同方公司财务收据存根，该票据系虚假，本案被告在答辩中承认曹某1无资金，故其不能缴纳费用，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推定此份票据系造假，无其他人员缴纳痕迹，被告应该有具体入账情况。不能证实实际种植者系曹某1。2018年4月5日、2018年5月20日、2018年6月1日票据，能够证明被告汪兴堂与曹某1恶意串通。请求不予采信。被告汪兴堂无异议。2、2013年3月18日，被告同方公司与泰来农场签订的案涉土地租赁协议书复印件一份，2018年11月7日黑龙江省财政厅文件即黑财指（经2018（403））号文件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与泰来农场签订案涉土地租赁协议中并不存在原告诉求据以的理由即发生自然灾害造成绝产、减产享受国家补贴的内容。根据省文件大豆的种植补贴是指大豆的实际种植者，不是经营者，原告以经营者为由主张补贴没有事实依据和政策根据，佐证原告既不是本案经营者也不是按政策规定的实际种植者。原告姜占奎质证认为，2018年11月7日黑龙江省财政厅文件即黑财指（经2018（403））号文件复印件无异议，经营管理、生产者是一致的，按照该文件规定，本案原告应该享受该土地耕种面积的大豆补贴。被告同方公司与泰来农场签订的案涉土地租赁协议书，该协议标明2011.10.4、2011.10.26分别签订两个协议书，但是原被告签订合同时虽然未标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但是2013年签订的协议书对2011.10.4、2011.10.26对经营位置、滩涂包括水面的使用权都没有变，而且对其他规定也没有变，只存在承包费变更，这份协议是否履行原告不质证，因为原被告签订合同时依照2011.10.4、2011.10.26协议书，不影响涉案土地耕种人是谁。上述两份证据不能抗辩原告实际耕种的事实。不能抗辩谁实际耕种享有补贴的事实。被告汪兴堂无异议。3、2018年6月至2018年11月，姜占奎自行书写的账目复印件20张，欲证明原告基于管理中发生费用向案外人曹某1主张核销资金的事实，原告在本案庭审发生费用的全部证据均系曹某1承担其资金并经原告发生的借款等资金承担本金利息偿还的事实，该证据均系原告本人书写、记载。其中2018.10.29、2018.10.4曹某1支付原告借资的事实；原告姜占奎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账目是姜占奎已经丢失的。根据该组证据证实是姜占奎实际耕种期间的流水账，记载的各项费用支出没有任何字样表示向曹某1要钱字样，记载曹某1的事实，因为曹某1上年经营，下年不经营，曹某1与原告系战友，后来委托曹某1办事，资金均系原告提供，记载曹某1的都是费用支出，检车款、罚款都在，不能证实曹某1委托姜占奎的事实，这里面的费用没有曹某1缴纳的。该流水不能证实案外人曹某1是本案实际经营涉案土地经营生产者，不能对抗汪兴堂代表同方公司按照法律程序签订合同的事实。不存在姜占奎向曹某1要账的事实，2018给曹某1汇过钱系用于其还款。4、证人曹某1出庭作证，内容为“争议土地是我种的，2013年开始耕种，一直都是我耕种，我和同方公司从2013年一直签到2020年。每年交付租金100万元，2018年是我实际耕种土地。姜占奎所举证据1的合同是真实的，姜占奎代替我签订这个合同，我给同方公司出具承诺书。因为我雇佣姜占奎管理，给他5万元，我资金不足让姜占奎帮我融资所以就签合同。因为我自己融资困难，我就是让姜占奎签这个合同进行融资。签订合同在场有我，姜占奎、苏某，签订时是我和姜占奎、蔡某去签的合同。签合同和同方公司说明姜占奎只是代签。我给同方出具的承诺书就证明姜占奎代签。我们口头约定是代我签订合同。庭审中出现的两份合同不是一天签订的，第一次签订没有同方公司盖章的合同是在汪兴堂家里签的，在场的有我、姜占奎、蔡某，同方公司有汪兴堂在场，当时没有盖章我们就走了。因为汪兴堂不同意，身上也没有章，姜占奎签完字后就扔给汪兴堂了，就是因为怕出现问题所以没签字。后来我又继续做工作，汪兴堂同意了，我给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他把章盖完了以后给我拿回来，我拿着合同给了姜占奎。我们没有再在一起。第二次签合同有两份，都在姜占奎手里。同方公司没要，合同就是为了融资，所以我出了承诺书。土地的租金我交的，我交了75万左右。原告陈述交给汪兴堂10万元，我指示姜占奎偿还的借款。我雇佣姜占奎，每年5万元，至今我也没给付。姜占奎自己给我他记录的账目。时间是2018年秋天，他给我就是为了证明这一年的收支状况，最后没算结账。这些账目有些出入，钱有融资的，姜占奎算是记账的，都是我拿的钱，有的钱是我从曹某2或者其他人手中拿的。流水账的钱原告交给应付的人，原告跟我结算，钱都在姜占奎那保管。我与姜占奎是财务管理关系，我把钱交给他管理。我和姜占奎没有其他纠纷。大豆也是我让姜占奎卖的，卖了大豆之后该还钱还钱，卖了豆子之后我们之间没有结算。委托姜占奎代为签订合同口头委托。我给同方公司承诺书和签订合同不是同一天。合同在先，承诺书在后。种地一共投入100万左右，这个钱随时随地借钱花销，只有流水账，别的没有证据。我常在地里呆着，现场管理有现场人员，我不能时时刻刻都在那呆着。我向大庆同方缴纳承包费75万元，分3次缴纳的，每次大约是25万元。现金交付的。交给汪兴堂了。2018年，我种植土地的种子在松源买的，化肥、农药都是在肇源（老板姓名温某十字街往东走）处买的，没有合同，都是熟人说好了就发货。化肥共计45吨，化肥16万多，农药合计6、7万元，当时赊一部分，后来给了，应该是转账，姜占奎转账，转给温某。买化肥我去的，我找温某商量的。钱是我的工作人员姜占奎给的。我委托姜占奎付款。是我让他帮我融资来的。2018年春天，我通过曹某2雇佣四平的两个工人，一个姓李、一个姓钱，搂地的姓孙，旋地雇佣两个拖拉机，种地在松原雇佣5个人。”欲证明曹某1是实际种植者，姜占奎系其雇佣人员。5、证人曹某2出庭作证，内容为“曹某1是种植者，我在其中承包了曹某1的大概900多亩地，没有实际测量。具体地位置就是地窝棚后边，没有合同，是账目往来顶账的，2017年、2018年种了两年，顶了大概17万多，2017年我种了300多亩。我种地没有补贴，就是种地顶账，没谈过补贴，我是泰来农场本地人，我们连队李启华都能证实这个事实。2018年耕种涉案土地，曹某1、姜占奎、我们三个都在。2018年耕种的部分土地的化肥、农药都是曹某1提供的。我和蔡某说过涉案土地，只说账目往来，就说赔赚，没说其他种地的各方面事情。2018年种植的土地是曹某1欠的。往来结账是姜占奎给我打的，这个钱是他们共同生产的，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说我和姜占奎都是帮忙，姜占奎出资抬款之类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就是帮忙的我帮的是曹某1不是姜占奎，算账的钱都是我借的不是别的。姜占奎给我结账时都是姜占奎和曹某1投资的钱，不管谁卖粮这些钱都得给我。我知道姜占奎就是帮忙，后来帮来帮去就出来发生争议就变成姜占奎自己的了，按照合伙股份我也投资了。我拿现金都是我拿的柴油等拉到地里，我把5000元转给曹某1买的播种箱，我和姜占奎没有直接经济关系，因为买东西，姜占奎给我记账。拉肥、买零碎的东西都是我垫的钱，不管姜占奎是被曹某1雇佣还是合伙，谁卖粮食我找谁要。”欲证明实际种植人是曹某1，原告系曹某1雇佣人员。6、证人苏某出庭作证，内容为“地是曹某1种的同方公司的地，2013年就有合同，合同一直到2020年，曹某1、我、姜占奎是战友关系，我们都是一个军的。同一年服兵役的。我看见过合同所以知道地是曹某1的，2018年我在争议土地呆了一年，我替曹某1做饭，给我2万元工资，2018年争议土地投资我不清楚，我这个钱还没给呢，我向曹某1要，没有合同，没有欠条。争议土地曹某1说了算，他也在地里。是曹某1让我做饭的。我就收到了5000元。是借款，这5000元是姜占奎给的。姜占奎在那管钱，我冲曹某1借款所以姜占奎给我的。当时雇佣的时候说2018年雇佣姜占奎给他工资5万元，给我2万元。找我的时候就说姜占奎和我帮助曹某1种地，工资钱我的没给我，别人我不知道。原告对三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关于曹某1的证言，说投入种地金额100万不符合事实，没有投入。曹某1说雇佣原告管理种地，没有这种管理方式（曹某1什么都不管全部由原告处理），曹某1说用现金投入不符合事实。曹某1说缴纳的承包款也没有来源。这块地根本没有曹某1的投入。曹某2说的符合事实，2017年曹某1种的地，结果不太景气，两个战友给他帮忙也没给钱，然后曹某1找到原告想让原告种地，开始确实让原告帮忙，但是原告说原告不能投资，但是曹某1不同意，曹某1说同方公司说谁投资就让谁签合同，不让曹某1签合同了，原告就和蔡某一起去汪兴堂处签合同，签了合同说让先付20万元现金不然不让种地，所以出现给汪兴堂等汇款20万元。如果是曹某1的地原告没有义务去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100多万。曹某1根本就没有投入过。曹某22018年确实种地了，曹某2说给曹某1种地原告也没意见，因为他没看见原告和同方公司的合同。苏某和原告是同学，苏某与曹某1之间有买卖关系往来，2017年苏某在地里就是为了卖了豆子后能够得到钱，卖了豆子没得到钱只要回了5000元钱。2018年是原告要求苏某来做饭的，苏某得到了8000元（曹某2等人种植1000亩地给姜占奎，苏某拿了8000元）、2600（剩余豆子卖得来）、5000元三次钱。都是原告给他的工资。苏某说的不符合事实。只要能证实曹某1投入了这官司原告就不打了。被告同方公司质证认为，三个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三个证人主要证明案涉土地是曹某1承包种植的事实并以自己在其种植过程中各自的行为和参与的事项来佐证所要证明的问题，通过三份证人证言互相印证，曹某1雇佣了原告并由原告在农业现场负责生产管理，曹某1自己也陈述当时签合同确实想让原告融资这一事实，原告经过融资把资金部分投入农业生产，但曹某1与原告之间涉及农业生产资金是借贷关系即曹某1欠原告融资所发生资金，并且由秋后种植大豆出卖后互相对该发生资金进行核对，因此证人足以证明本案涉及资金和原告身份均是雇佣、借贷的事实，印证了案涉大豆真正种植人权益人是曹某1。被告汪兴堂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符合事实，被告汪兴堂与他们经常联系，姜占奎所述证言不符合事实，姜占奎将所有收入全部拿走，报给曹某1的账是管曹某1要的钱。其中皮卡车不能使用还作价2万元，而且还向曹某1要账。姜占奎收成卖完之后剩余的黄豆冻在地里是曹某1和苏某在冬天开车进去拉出来的。7、2019年6月18日，本院对李东旭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2018年5月4日左右，我和钱凤武一起到泰来农场去干活，具体位置我说不清楚就是在一个江边。干活的地方现场指认我认识。我们两个人在地里主要负责开车、播种、撒农药、趟地。我和曹某2以前认识，通过曹某2介绍我去干活，曹某2告诉我地是曹某1的，我除了给曹某1干活也给曹某2干活。种地的时候曹某1经常在地里，我一共干了两个半月，工资是姜占奎给我打的。工资是曹某2告诉我每个月5000元，曹某2跟我说过他和曹某1合伙种地，后来姜占奎参与进来了，开始我去干活的时候姜占奎还不在地，他是在我们到了之后十多天才去的”。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识李东旭，李东旭和钱凤武确实干活了，2017年他们两个就给曹某2干活，2018年他们也给曹某2干活，李东旭说原告去晚了是因为在家筹集资金、联系农药、化肥。原告去的时候问他们两个人已经给曹某2干完活了。他们就问还用不用人，原告说行让他们两个一起干活。他们之所以说是给曹某1干活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原告没有必要向其解释2018年是原告和同方公司签订的合同，他们只是干活的。钱是原告付的，人也是原告留下的，通过曹某2介绍。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同方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被告汪兴堂对真实性、合法性，内容均无异议。8、2019年6月18日，本院对钱凤武询问笔录一份，内容为“2018年4月份左右，我和李东旭一起干活，一起去的泰来农场坝外江边，之前我和曹某2认识，通过他介绍我们去干活，曹某2告诉我是给曹某1干活。曹某2跟我说每月工资5000元，工资是姜占奎给我打的卡，我干了一个多月因为家里有事就提前走了，我老板是曹某1，我和李东旭先去的种地的地方，姜占奎是后去的，有一次我问姜占奎干什么去他说帮忙，帮战友种地”。原告质证认为，没有异议，钱凤武的工资是4500不是5000元，关于原告的身份，不可能对一个工人说原告是干什么的，钱是原告拿的之类的话，所以他怎么说就是他的事情。被告同方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被告汪兴堂对真实性、合法性、内容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陈述、举证、质证及庭审内容，双方争议内容涉及大豆生产者补贴款发放，涉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规〔2017〕13号文件、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上报2018年玉米、大豆和水稻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通知的落实，其争议内容并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理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姜占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430.00元全额退还给原告姜占奎。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员  马勇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