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6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巷**。法定代表人：姜海洋，该研究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华，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国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巷**。法定代表人：艾江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平，辽宁和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国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8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双方当事人于2001年签署《关于合作开展标准水流量检测装置的协议》(下称“《合作协议》”)，在双方长达15年的合作时间里，合作利润是按年结算。双方每年的结算金额都是独立核算的，应当独立计算诉讼时效。双方的结算形式明显不同于《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同一笔债务分期支付”情形，原审判决依据《民法总则》规定认定双方2011年7月至2017年6月间产生的多笔费用诉讼时效均于2017年6月起算，实属法律适用错误。另，原告法定代表人对自2011年7月1日起，上诉人不再向其支付现场检测费用一事是明知的（见一审庭审笔录卷宗第137页第3行），但其长达六年之久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故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2、原审判决混淆“现场检测”与“实验室检测”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检测模式，错误认定事实，应予撤销。双方当事人在2001年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仅局限于“实验室检测”。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提供资金、参与建立检测实验室，且实验室检测所获得的利润按约定比例分配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所主张的利润分成，产生自上诉人进行“现场检测”业务所获得的利润，超越了协议约定内容。因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认定上诉人进行的“现场检测”与协议约定的“实验室检测”是否具有同一性。“实验室检测”与“现场检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检测业务：（1）受检客体不同。《合作协议》约定的“实验室检测”业务仅能检测单独的测量仪器。如需在此实验室进行检测，必须将受检测量仪器从其工作环境中单独拆卸出来，安装在实验室设备上才能进行检测。其检测报告只针对接入检测系统的测量仪器本身。检测精度与误差只代表受检测量仪器，与其工作环境完全无关。而“现场检测”业务的受检客体是不能够单独拆卸的测量仪器所在的整个工作环境。其检测报告针对整个工作系统，除测量仪器外还包括阀门、管路、辅助系统等部分。检测结果不单独指向测量仪器，检测精度值和误差值也不能代表测量仪器的精度或误差。由此可见，“现场检测”业务所检测的对象与“实验室检测”业务的受检客体有本质的不同。（2）检测方式不同。双方依《合作协议》约定合资建造的“实验室检测”系统，采用的是动态检测方式。检测系统独立运行，受检客体通过预留接口接入检测系统。在检测系统持续运行不停机的状态下，通过切换通路实现检测目的。此技术属于国际上通用的成熟技术。同类的检测业务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此检测技术本身也已经写入国家质量检验标准，检测对象覆盖面极广。而“现场检测”业务采取的是静态检测方式。检测设备作为一个“虚拟的用户”进入受检系统、使用该系统、反馈使用结果和测量结果。每次检测过程独立，工作系统不连续运行。此技术属于近10年间研发的新型技术，尚无国家级统一标准。相关业务由检测机构各自开展，并非普及型业务，检测对象范围狭窄。（3）两种业务市场受众不重合。“实验室检测”系统使用的检测介质为水。其检测业务的主要受众是以自来水公司为代表的企业。主要受检客体为水量测量仪器。此类测量器，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强制性国家质检标准（JJG1029-2007、JJG667-2010等）的规定，必须采用“实验室检测”类型的检测装置进行检测。相关市场受众不能选择“现场检测”类型的检测装置进行检测。在上诉人“现场检测”业务开展以前，以加油站、油库为代表的企业的付油装置本就不是“实验室检测”系统的受众。相关市场主要由市县级检测机构占领。上诉人开展的业务抢占的是市县级检测机构的业务市场。上诉人的“现场检测”业务根本没有也无法对“实验室检测”业务份额进行分流。综上所述，“现场检测”的受检客体、检测方式、主要市场受众都与双方当事人合作建设的“实验室检测”系统不具有同一性。并且无论上诉人是否开展“现场检测”业务，其业务受众都不会去进行“实验室检测”。两个业务间无法形成业务分流。原审判决不但混同了“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的区别，而且在逻辑思路上也存在谬误，不能成立。上诉人在国家创新政策的推动下研发了“现场检测”的技术，获得了“辽宁质量技术监督科技进步二等奖”，进而得到推广，其创新性与应用意义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但原审判决却认为此创新业务对旧有业务造成了冲击，进而判决新业务收入要分成给旧业务。按照这个逻辑思路，举个例子：古代货物运输主要靠马帮，后来引进蒸汽机车运输，按原审判决的思路是不是得判令蒸汽机车的运输收入要分成给马帮呢？这个例子明显得出，即使“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存在同一性，原判决思路也存在谬误，不能成立。3、原审判决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800000元，该数额纯属虚构而来，无任何数据基础和事实依据，同时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利润推算表是被上诉人纯主观自制编造，即没有双方财务人员确认，又没有相关票据辅证，纯属虚构，无任何数据基础和事实依据。同时，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支持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但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本案并不满足此规定的适用条件，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辽宁国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的判决。时效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日期。合作的时间是从2001年12月份-2017年6月，合同具体的履行过程中双方是根据实际收付款的时间来进行结算。并没有确定的不变的支付日期。被上诉人认为在该中情况下，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合同分期履行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期应当履行债务时计算。因此，被上诉人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并未丧失诉讼权。关于是否应当分得现场检测费用问题，根据双方的合作情况，2001年双方合作之初，并未发生现场检测的行为。辽宁省内的所有的水流量剂量计均到双方合作的实验室进行剂量检测，双方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各自分得50%的检测费用的利润。在2004年下半年，上诉人开始应用现场检测的方式到石油油库企业进行现场检测，因现场检测分流实验室检测的业务，导致双方合作的实验室检测业务量萎缩，收入减少。双方经协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了现场检测的利润分成方案，即被上诉人可以在现场检测，收入的利润中分得三分之一的分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现场检测的利润按照双方的方案一致履行到2011年的上半年，共计7年时间。至于上诉人所述现场检测并未减少双方合作业务的收入不符合客观事实。因双方合作的市场是一个存量市场，并不是增量市场。合作的双方如果分流业务势必影响共同合作的收入。如果向上诉人所述，其现场检测业务抢占的是市县一级的业务市场，那么在2004年下半年，市县一级的检测机构并未掌握只有上诉人掌握的现场检测的业务能力。因为该业务是在2004年由上诉人独自发明并应用。关于应否支付80万元利润分成及举证依据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期间向法庭提交的上诉人在2011年下半年-2017年3月现场检测的收入数据，来源于双方合作过程中进行财务核对，该事实行为是依据双方在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的约定。双方各处一人管理，互相进行查询工作。被上诉人获取该证据来源合法。同时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未提交相反的证据。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辽宁国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按约定份额支付2011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现场检定检测分成80万元（最终数额以实际收入额计算后为准）；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十二月被告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与沈阳斯达瑞电子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标准水流量检测装置的协议》，后双方又于2007年3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将沈阳斯达瑞电子有限公司的权利转让给原告辽宁国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原、被告于2007年3月14日再次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在被告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建立水流量检测装置。该装置建成后承担省内水流量仪表检测等工作。该装置的检测收入，系指收取的检测费扣除检测人员工资，装置直接运行费用及相应税后的余额。双方按50%的比例分配，本协议有限期为15年（2001.12-.2017.6）。同时协议中约定原、被告各出一人负责财务日常管理，被告给付原告相关款项至2011年7月1日，后期款项被告拒绝履行，原告认为违约故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协议、照片、分成明细、进账单、现场检测质量流量计未付款明细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展标准水流量检测装置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被告双方约定的投资建设项目为固定检测（实验室检测），但被告同时又私自进行油库自行检测（现场检测）。固定检测（实验室检测）和油库自行检测（现场检测）均是对油库的油剂量装置、计量表进行检测，故两者检测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误差值有所差异。被告在双方合作期间将检测项目所涉及的业务份额进行分流，该行为已影响并减少了原告投资的固定检测（实验室检测），故被告自行检测（现场检测）所获得的收益应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给付原告。协议约定原、被告检测收入，系指收取的检测费扣除检测人员工资，装置直接运行费用及相应税后的余额，双方按50%的比例分配。庭审中，原告主张按照1/3比例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依据协议约定，该协议有效期为15年，即2001年12月至2017年6月，故诉讼时效应以协议到期日即2017年6月起算，原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7月12日，故被告该答辩事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11年7月至2017年3月，被告自行检测（现场检测）的收益。庭审中本院向被告告知提供该项内容，被告现仍未提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同时，原、被告协议中约定原、被告各出一人负责财务日常管理，故本院依据原告提供的2011年7月至2017年3月现场检测质量流量计未付款明细进行计算。故原告主张被告给付80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辽宁国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800000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主张的“现场检测”收入应否计入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利润分配中，利润分配的数额如何确定；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所涉的《关于合作开展标准水流量检测装置的协议》中明确记载的合作内容为“建立水流量检测装置”，并没有具体区分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而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对于检测场地和方式的改变并不影响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即在建立水流量检测装置后，利用该装置进行检测收益并按比例分配。现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实际投资建立水流量检测装置的事实没有异议，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被上诉人分配了通过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获得的部分收益，直至2011年，上诉人不再向被上诉人分配通过现场检测方式获取的收益款。从合同约定合作事项以及合同目的来看，并未对检测方式和环境予以限制，上诉人虽然主张其现场检测的投入为单方资金投入，但并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双方陈述内容，不管采取哪一种检测形式，均属于水流量检测的范畴，因此上诉人应当将其利用被上诉人投资建立的水流量检测装置所获收益向被上诉人进行分配。对于分配收益的数额，在2011年之前双方对于分配问题没有争议，以此前双方合作的收益情况为依据，计算应分配的检测收入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上诉人应分配的收益情况，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合作协议一直履行至2017年，属于持续履行状态，对于利润分配的给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因此被上诉人的诉求并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维佳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李 涛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洪晔书记员张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