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6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辉，男，197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静，女，197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显、付壮力，河北龙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勤茂，男，197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波，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亚辉、刘亚静因与被上诉人吕勤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亚辉、上诉人刘亚静及其代理人李显、付壮力、被上诉人吕勤茂及其代理人李江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亚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年3月21日（2018）冀010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还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对借款本金计算有误。本案中，上诉人实际借款本金为83.9万元，有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佐证。上诉人在2015年10月8日前已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412720元。于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12月30日偿还被上诉人本金17万元，现只拖欠被上诉人本金256280元。二、一审法院对借款利息认定错误。按合同法和最高院的规定的立法精神，本案中，2016年2月6日前上诉人书写的借条未有利息的约定，法院不能突破法律，支持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2016年2月7日之后书写的两份借条中，被上诉人实际借款本金剩余256280元，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借款利息年息36%，且以借款本金100万为基数予以计算借款利息，既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也违反了法律规定。三、原审被告刘亚静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事实不知情，借款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债务与刘亚静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同学关系，当时借款是双方共同的投资款，根本未用于上诉人的家庭生活。而且上诉人当时与前妻感情不合，被上诉人对此事知情，银行卡是上诉人在河北银行办的网银和短信提示，所用的电话都是上诉人个人电话，借款应与刘亚静无关，属上诉人的个人行为，一审判决刘亚静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上诉人刘亚静的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还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对原审被告王亚辉与被上诉人吕勤茂之间的借贷行为毫不知情，也从未将被上诉人的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一审法院在没有上诉人共同签字和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仅凭银行转账就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严重违背了夫妻共同债务“共债共签”原则。 被上诉人吕勤茂答辩称，王亚辉、刘亚静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勤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偿还本金及利息共计1473500元；二、被告王亚辉、刘亚静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7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2%，其中利息20万元以月利率2%计算）；三、因本案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王亚辉、刘亚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被告及二被告的关系。原告吕勤茂与被告王亚辉均系同学，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0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0月15日登记离婚。被告王亚辉与案外人张润华于2017年6月19日登记结婚。2、原告向被告转款情况。2013年7月24日，原告吕勤茂向被告刘亚静（尾号为7691）的河北银行账户存款5万元;2013年9月4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张彦丽（吕勤茂之妻）银行账户向被告王亚辉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2013年11月8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向被告王亚辉银行账户（尾号6974）转款10万元;2013年12月28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向被告王亚辉（尾号2960）银行账户转款10万2014年3月17日，原告通过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向王亚辉（尾号2960）银行账户转款30万元2014年5月30日，原告吕勤茂通过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向王亚辉（尾号2960）银行账户转款18.9万元。3、被告向原告转款情况。2013年8月至2017年12月，通过被告王亚辉或刘亚静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转款数十笔，被告王亚辉另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吕勤茂多次转款具体转款情况如下2013年8月至2015年2月，被告刘亚静银行账户（尾号0672）向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转款29笔，总计317220元;除2016年2月外，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每月5日前后，被告刘亚静银行账户（尾号0672）向案外人张度丽账户转款4000元，总计11笔，2016年2月转款3500元，上述共计47500元。2013年11月30日、2015年1月21日，被告刘亚静银行账户（尾号7691）向案外人张彦丽账户转款5000元、30000元，总计35000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案外人张润华银行账户于每月5日向张彦丽账户转款4000元（2017年6月除外），共计11笔，总计44000元。2013年10月1日，2017年6月5日，被告王亚辉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张彦丽银行账户分别转款5000元、4000元;2017年10月5日、2017年11月5日，2917年12月1日，被告王亚辉通过微信转款方式向原告吕勤茂分别转账400元，总计12000元;2017年12月30日，被告王亚辉通过微信转款方式向原告吕勤茂转账20000元2016年12月15日，被告王亚辉向案外人张彦丽账户转款10万元及5万元，备注上均注明:“转给吕勤茂”。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被告王亚辉向原告吕勤茂借款的金额。原告主张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分别是2013年7月24日5万元、2013年9月4日10万元、2013年11月8日10万元、2013年12月28日10万元、2014年2月10万元、2014年3月17日30万元、2014年5月30日20万元、2014年6月7日5万元，合计100万元。为此被告王亚辉共计向原告出具借条四张。吕勤茂提交被告王亚辉分别于2014年2月27日出具的《借款条》一张（以下简称借条一），载明:“今借吕勤茂现金45000元（肆拾伍万元正）”;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一张（以下简称借条二），载明:“今借吕勤茂现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元）”;于2016年2月7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张（以下简称借条三），載明:“2016年2月7日借吕勤茂现金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肆任伍佰（1354500）月息7厘其中20万（月息2分）”;于2017年7月1日出具的《借条》一张（以下简称借条四），载明:“今借到吕勤茂本金壹佰万元正（100000经双方对账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利息473500元，本金加利息共计1473500元正。现双方约定其中20万月利息2分，计息时间从2017年7月1日起”。借条四并有见证人曹某签字并捺印其中，借条一載明的借款本金为45万元，是被告王亚辉基于2013年7月24日5万元、9月4日10万元、11月8日10万元、12月28日10万元，2014年2月10万元出具;借条二载明的借款本金是30万元，是被告王亚辉基于2014年3月17日的借款30万元出具;借条三载明的借款金额135.45万元是对借款本息的汇总;借条四载明的借款本金100万元是原告与被告王亚辉在2017年7月1日对账后出具。被告王亚辉对借条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借条一、二上的签字及手印并非其本人所为并申请鉴定;借条三系复印件;对借条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款本金并非100万元，实际出借金额为存在转款凭证83.9万元，未收到原告给付的现金。被告刘亚静对上述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刘亚静不知道原告和王亚辉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且款项均未用于家庭生活。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签名及指印进行鉴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京正司鉴［2018］文鉴字1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两份借条中“王亚辉”签字与样本字迹均为同一人书写。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京正司鉴［2018］痕鉴字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3月18日借条上指印为王亚辉右手食指指印所捺。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对鉴定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王亚辉实际收到原告借款的金额。本院对于借条一、二、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借条三为复印件，且被告不子认可，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于2014年5月30日转款18.9万元。吕勤茂称王亚辉向其借款20万元，因王亚辉需支付当期利息1.1万元，因此向王亚辉转款18.9万元对于2016年12月15日，王亚辉向案外人张彦丽账户转款15万元。被告王亚辉称上述15万元为偿还的吕勤茂借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于2016年11月2日上午借给王亚辉5万元、下午借给王亚辉5万元、11月3日上午借给王亚辉5万元，均是现金给付，该15万元系被告王亚辉偿还的上述借款原告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庭后向曹某核实并制作询问笔录，其称和吕勤茂、王亚辉均为同学关系，刘亚静是通过王亚辉认识的;原、被告等人相约到饭店吃饭。在被告王亚辉到达饭店后，被原告吕勤茂叫至另一房间，2017年7月1日的借条是其在场时王亚辉打的借条，当时对账是用手机算的账，两个人都算了账，算完之后打的条;知道王亚辉向吕勤茂借款但具体借款金额、还利息金额不知道。王亚辉、刘亚静均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没有经过质证，且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2、关于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向原告或张彦丽账户转款的性质问题。原告主张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向其或张彦丽账户转款为支付的每笔不同借款期间的利息。被告王亚辉辩称双方未约定利息，为偿还的原告借款。另查明，被告王亚辉与刘亚静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偾权及债务约定: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王亚辉向原告借款本金的数额。2014年2月27日45万元借条为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27日之间发生的多次借款后补借条，系先借款后出具借据的情况；同理，2017年7月1日100万元本金的借条也为多次借款后的对账借条；被告王亚辉第一次庭审时不认可45万元借款中没有支付凭证的20万元，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出具2013年12月28日转款10万元的转账凭证后，其当庭认可收到该笔10万元。因此被告王亚辉存在对借款金额事实陈述前后不一之情形；被告王亚辉不认可2014年2月27日借条、2014年3月18日借条上的签名或指印，但经鉴定上述借条签名为王亚辉本人签字或捺印；对于为何在未收到相应数额借款却向原告出具上述45万元及100万元借条，被告王亚辉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结合上述案件情况。认为被告王亚辉多次向原告借款，并出具三份借条，有83.9万元转账记录，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陈述未收到除存在转账记录外其他借款的陈述的证明力。对于被告王亚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本金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中2014年5月30日转款189000元，认定为借款本金20万元的问题，在下述被告王亚辉向原告或张彦丽账户转款的性质问题中再做评述。关于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向原告或张彦丽账户转款的性质问题。被告王亚辉于2014年2月27日及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虽均无利息约定，但被告王亚辉却在第一次向原告借款5万元的次月同日向原告转款1500元，如按利息计算为月息3%。其他小额转款亦发生在借款次月，数额为连续借款累加金额的3%左右。王亚辉的转款行为具有小额、连续的特征，更符合支付利息的形式。如双方不存在利息约定，原告多次连续出借款项却在每月只收到3%左右的还款本金，明显不符合常理。另，被告王亚辉在2017年7月1日出具的借条可以确认双方对之前100万元借款存在着利息的约定。因此，对于被告王亚辉向原告的转款，应认定为支付的利息。关于2014年5月30日转款189000元的问题。因被告王亚辉每月均应向原告支付利息，且2014年4月30日曾支付利息11000元，根据该节点，2014年5月30日应支付利息亦对应为11000元。故本院综合上述事实认定被告王亚辉在2014年5月30日应向原告支付利息11000元，其向原告借款金额认定为20万元。对于2016年12月15日，被告王亚辉向张彦丽账户两次转款总计15万元的性质问题。原告主张为被告王亚辉偿还其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王亚辉辩称该15万元转款为偿还的本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亦不认可为偿还的本金。经查，该15万元转款的银行转账备注为：“转给吕勤茂”，本院亦无法仅根据转账流水判断该转款行为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该笔转款15万元应先抵充借款利息。被告王亚辉向原告支付利息的转款中，根据可以查明的借款发生的次月对应支付利息的情形，被告王亚辉存在支付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情况。因此，对于可以核对的超过36%的利息部分折抵本金。截至2015年3月28日被告王亚辉向原告支付的20000元，其总计支付利息317220元，利息付至2015年2月。其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总计10770元，故冲抵本金10770元。故至2015年2月，被告王亚辉欠付原告本金为989230元（1000000-10770）。被告王亚辉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未向原告支付利息。该期间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该期间利息为138492.2元（989230*2%*7个月），故，上述15万元转款先冲抵2015年3月至9月的利息，138492.2元。其余11507.8元（150000-138492.2）继续冲抵2015年10月后的利息。被告王亚辉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共计向原告支付利息127500元（47500+44000+4000+12000+20000）。该金额与上述11507.8元共同冲抵以989230元为本金的年利率24%的利息。每日利息为659.49元（989230*2%÷30），共计冲抵210天（127500+11507.8）÷659.49即至2016年5月7日。故自2016年5月8日起，被告王亚辉以98923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利息至付清本金之日止。关于被告刘亚静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原告提交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6）冀013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因该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评判。案涉100万元借款发生于被告王亚辉与刘亚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中被告刘亚静银行账户于2013年8月24日收到原告借款5万元。2013年8月至2016年9月，被告刘亚静两个银行账户共计支付100万元借款利息43笔，累计399720元。且刘亚静银行账户还息时间一直持续到王亚辉与刘亚静离婚后。因此，可以认定案涉100万元为被告王亚辉与刘亚静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刘亚静应当与被告王亚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王亚辉、刘亚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吕勤茂借款本金989230元及利息（自2016年5月8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被告王亚辉、刘雅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6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亚辉、刘亚静共同负担，鉴定费12100元，由被告王亚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关于上诉人王亚辉的借款本金的金额，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上诉人王亚辉多次向被上诉人吕勤茂借款，并出具借条，其多次连续转款行为具有小额、连续的特征，符合支付利息的形式。上诉人王亚辉主张其归还的是本金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其偿还的是按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因此，本院对上诉人王亚辉与被上诉人吕勤茂之间的借款债权确认如下：上诉人王亚辉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其中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冲抵本金10770元，故至2015年2月，上诉人王亚辉欠付被上诉人吕勤茂本金989230元，上诉人王亚辉已支付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冲抵期后应付利息。故自2016年5月8日起上诉人王亚辉以98923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上诉人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刘亚静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刘亚静同王亚辉于2015年10月15日登记离婚，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长期不和而无法共同生活，王亚辉利用在银行工作的职务之便，借刘亚静的银行卡进行借贷，账户中往来大量款项超出家庭生活的正常开支，且并未用于其家庭生活，吕勤茂对此情况完全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吕勤茂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刘亚静对王亚辉的借款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可知，吕勤茂主张刘亚静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亚静的上诉请求成立，而王亚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变更为“被告王亚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吕勤茂借款本金989230元及利息（自2016年5月8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驳回原告吕勤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王亚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62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2100元均由被告王亚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062元，由上诉人王亚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顺 审判员  史亚宁 审判员  孟维山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陈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