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2977号原告：居秀梅，女，汉族，1967年12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新疆石河子市。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从四路**102厂。法定代表人：姚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吉伟，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居秀梅与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白亮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居秀梅，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牧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吉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居秀梅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7月17日签订了两年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19日正式入职，月工资8100元，工作职务财务会计，合同到期日2020年7月18日。由于进入被告公司工作时说好的上一任会计休完产假不再回公司工作，原告接手工作后未出现任何过错，后来上一任财务会计人员又回公司工作，原告同样尽职尽责完成本职工作。但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牧在前任会计回到公司后无任何理由辞退原告。辞退后，原告与姚牧达成辞退协议，但姚牧担心被告公司的不合规的工作内容泄露，一再威胁原告，并未履行与原告协商好的辞退补偿和工资。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工资81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6200元；3、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至2019年12月31日，社保购买至2019年12月31日；4、出具收回所有工作的书面证明。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答辩称：2019年5月份的工资我司已经全额发放。原告于2019年5月22日打卡记录后就离开了被告公司，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结束，解除劳动关系是双方协议解除，且是原告主动离开公司，其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应按自动离职处理，故我司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原告是被告公司的会计，掌握公司的核心机密，其凭借掌握的公司机密威胁恐吓公司法定代表人，双方对于原告的离职进行过协商，但双方并未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故协议未生效，原告依据未生效的协议要求支付赔偿，请求是不成立的。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7日，原告居秀梅与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20年7月18日，工作内容为财务会计。庭审中，双方确认原告入职被告公司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入职后每月平均工资为8100元，被告已向原告发放了2019年5月份工资7546.83元，原告在被告公司处最后一次考勤打卡记录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2019年5月22日，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居秀梅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称由于原告明确表示不能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并且经常无故缺岗，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等相关规章制度，故被告决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且2019年5月22日为劳动合同解除之日，同时通知原告三日内办理离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居秀梅称其于2019年5月29日收到该通知，被告则表示其在通知作出之日已经邮寄给了原告，且在2019年5月29日又将该通知给了原告一份。诉讼中，原告居秀梅称其系由被告公司所辞退，但被告则表示系原告与财务总监发生私人矛盾，工作上也存在矛盾，故原告才自行离开公司的。同时，对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擅离工作岗位的行为，被告称因其公司的录像已经被2019年6月的录像覆盖了，所以无法提供录像为证，但表示2019年5月19日至21日期间，原告仅回公司打卡，之后就不见人。而原告居秀梅对被告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并表示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有时候需要外出办事。对于离职时间，原告庭审时最初陈述为2019年5月22日，但其后又修改为2019年5月31日，而被告则确认为2019年5月22日。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一份，而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显示，该协议是由被告公司员工在2019年5月29日微信发送给原告的。该《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原约定，原、被告于2019年5月22日正式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向原告补偿16200元，并发放5月份全额工资，同时按广州市最低基本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及购买社保至2019年12月31日前，等等。但该《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并无双方的签字盖章。另查，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双方之间所订立的系劳动合同关系。2019年6月3日，原告居秀梅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但该仲裁委员会以原告居秀梅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遂原告居秀梅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庭审中，关于原告诉请的出具收回工作的书面证明，原告称系因被告公司自行撬开文件柜并强制收回了交给原告的所有工作，故其提出了该项请求。而被告当庭确认，系由于原告将钥匙带走，导致其公司为了正常运转而不得不自己打开抽屉并取走资料进行做账。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双方之间所订立的案涉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故本案应为劳动合同纠纷。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内，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对原告于2018年7月19日入职被告公司的时间并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原告庭审时最初陈述为2019年5月22日，其后又改称为2019年5月31日，而被告确认为2019年5月22日。由于原告在庭审时的陈述前后不一，而原告确认其在被告公司的最后一次打卡考勤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同时根据被告向原告所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及双方并未最终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均显示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应为2019年5月22日，因此本院结合上述当事人陈述及证据，认定原告最后工作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由于无证据证实在该日之后原告有继续在被告公司工作，故本院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22日解除。对于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被告当庭陈述称系原告与被告公司的财务总监发生私人矛盾，工作上也存在矛盾，故原告才自行离开公司的；而被告所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系原告不能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并且经常无故缺岗，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等相关规章制度，故被告公司决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因此，被告当庭陈述的原告自动离职，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被告公司决定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不一致。而无论是被告当庭陈述的原因，还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被告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被告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由于被告公司已向原告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明确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事后原告亦收到了被告的该通知，同时被告并无证据证实离职是原告主动提出所致，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系因被告辞退而导致劳动关系解除的意见予以采纳。由于被告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解除事由，被告并未举证证实已实际发生和事实存在，故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并不成立。而原告所提交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仅能证实原、被告双方在原告离职后曾经就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的后续事宜进行过协商，但由于该协议双方并未签字盖章，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协议并未成立，故本案劳动合同关系的解除不属于双方协议解除。综上，由于被告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事由并不成立，故本案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根据原告的入职和离职时间，计得该赔偿金为16200元（8100元/月×1月×2）。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工资支付问题。原告已于2019年5月22日离职，而被告已向其发放了2019年5月份工资7546.83元，显然已足额发放了在职期间的工资，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再行支付2019年5月工资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另外主张的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的工资，原告所依据的是双方并未最终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由于该协议并未成立和生效，故其协议内容对双方均无约束力，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社保购买及工作收回的书面证明问题。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购买社保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并要求被告向其开具收回所有工作的书面证明。但社保的缴交，并非人民法院的受理范畴，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调处。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工作收回证明，原告称系因被告公司自行撬开文件柜并强制收回了交给原告的所有工作，故其提出了该项请求，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被告向其出具书面的工作交接证明。但该离职交接证明出具与否，亦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故本院对此亦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居秀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6200元；二、驳回原告居秀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先导自控专用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 亮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