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203行初222号原告：夏旭辉，男，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桃江县人，工程师，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告：夏君，男，198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桃江县人，技术人员，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原告：江安毛，女，195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桃江县人，农民，住湖南省桃江县。三原告委托代理人：肖艳平，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法定代表人：曾东，局长。出庭负责人：蔡红燕，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朱文峰，该局工伤待遇核发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冯水清，广东向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旭辉、夏君、江安毛（以下简称夏旭辉等三人）诉被告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以下简称韶关市社保局）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原告2019年5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9年6月3日立案后，次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夏旭辉及其委托代理人肖艳平，被告韶关市社保局的副职负责人蔡红燕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文峰、冯水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对夏旭辉申请核定工伤保险待遇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经审核，夏某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未提供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相关资料；未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因此，夏某患职业病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根据现有材料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无法核发其待遇。原告夏旭辉等三人诉称，夏某工伤保险待遇一事，被告在本次行政诉讼之前已经做出三次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提起了三起行政诉讼。三起案件均经过一审、二审，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文书文号分别为：（2016）粤02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2016）粤02行终55号行政判决书、（2017）粤02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2017）粤02行终67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行申236号行政裁定书、（2018）粤0203行初112号、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02行终170号、行赔终22号行政判决书。上一次，被告2017年10月18日做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原告提起了行政复议，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韶人社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诉至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203行初112号、（2018）粤0203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2017年10月18日做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撤销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韶人社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夏某的工伤保险待遇重新进行核定。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2行终170号、（2018）粤02行赔终2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三起行政起诉、行政上诉作出的多份生效裁判文书，不但对夏某因职业病致死后被认定为工伤的事实、证据进行了确认，而且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裁判文书的方式明确了：1.韶关市社保局以未提供夏某劳动能力鉴定为由作出不能核定工伤死亡待遇的理由不成立。2.《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是对职工因工死亡能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不是对死亡情形的规定。3.《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未规定因职业病死亡后认定为工伤的，不能领取工亡待遇，该条款排除的是非因工死亡的情形。4.只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职工死亡与患职业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应当认定其属于因工死亡。5.韶关市社保局2017年10月18日所作《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认定夏某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韶关市社保局以夏某因职业病死亡后认定的工伤不属于因工死亡，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2019年2月15日第三次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该通知书以（一）夏某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二）未提供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相关材料；（三）未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为由，作出无法核发夏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行政决定。工伤认定是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授权，对职工因事故受到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的定性行政确认行为。《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工伤认定的范围和程序，只授予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具以下四种工伤认定结果的权力：（1）认定为工伤；（2）视同工伤；（3）非工伤；（4）不视同工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均没有对“因工死亡”需单独进行行政认定的规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事故伤害、意外伤害和突发疾病，已包含因事故、意外导致的死亡。法律并未设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后，禁止伤情迅速恶化、禁止在工伤认定完成前死亡的排除性条件，亦未设置禁止职业病患者伤情迅速恶化、禁止职业病患者在工伤认定完成前，因职业病致死的排除性条件。所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后致死及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与因职业病导致的死亡一样，法律对因工作原因导致死亡后再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符合规定的，均属于法定的“工伤”，工伤认定只存在上述4种法定结论之一。本案夏某因职业病致死后，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是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依法认定夏某为工伤。被告在（2018）粤0203行初112号上诉状中亦己明确申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其实质是对该事故伤害或职业病伤害是否符合认定为工伤情形的判定，对同一起事故只能作出一个判定，否则就会出现不一致的结论”，被告对上述内容的申明，证明其己完全知晓夏某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其职业病致死后符合工伤构成要件的唯一行政判定。夏某是在因职业病致死后才认定工伤，死亡的事实发生于工伤认定结论出具之前，原告在申请夏某的工伤认定时己经将夏某的疾病诊断资料、死亡证明材料全部提交给工伤认定部门。夏某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被告的上级行政机关依职权认定的结果，该认定决定具有既判力。行政机关的一切要式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所有工伤认定情形中，均没有对死亡需单独认定为工伤的规定。被告称夏某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不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被告亦无职权指导、指令其上级行政部门按其特定要求出具法定格式以外的个性化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停工留薪期是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原工资、薪水、福利保险等待遇不变的期限，是在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形之下对工伤职工的一种特殊规定；而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则是对认定为工伤后的职工，其工伤伤害对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组织进行的医学鉴定。夏某是退休后突患肺癌去世，去世后其罹患的肺癌被诊断为职业病再认定为工伤，根本就不存被告强调的停工留薪一说，亦不存在对工伤认定前的职业病患者进行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的法律依据，更不存在对认定为工伤的已死亡人员再进行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的法理依据。被告2019年2月15日在第三次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明确的所有依据和理由，在前几次诉讼中己经多次陈述、抗辩，均被法院驳回，在法院多次判令其败诉后，仍以同样理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夏某长期从事的放射性铀矿采掘工作，属国家明确规定的有毒有害工种。2004年12月3日，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审批出具的《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离退休）》，已明确证明夏某从事有毒有害工种月数：273月（22.75年）。夏某退休后突然罹患的是职业性放射性肺癌，夏某的死亡是肺癌所致，在死亡后已经由工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为工伤。依据《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2号）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患职业病的劳动者有权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享受下列工伤保险待遇：……；（九）死亡补助金；（十）丧葬补助金；（十一）供养亲属抚恤金；（十二）国家规定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从事有毒有害工种，因职业病致死的，依法享受死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是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因工死亡的行政认定程序，因工死亡只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明显事实的判定。本案夏某因职业病致死后再认定为工伤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夏某属因工死亡的判定依据就是行政部门根据其患职业病致死的事实及死亡后再依法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工伤认定和工伤待遇支付分属不同的法律程序和行政管辖部门，不可混淆。夏某的工伤认定程序已经终结，且经人民法院多份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了夏某因职业病致死后认定为工伤的事实。被告一直纠缠于夏某的死亡没有被认定为因工死亡，完全是想逆程序而动，意图推翻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工伤认定决定。被告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与被告201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核心内容完全一致，以相同事实理由作出相同具体行政行为，而被告201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已经生效判决认定违法被撤销。我方对（2018）粤02行终170号、行赔终22号行政判决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已经受理，但还未有结果。本案在明确的职业病诊断证明、死亡证明、工伤认定决定证明的支持下、在7份裁判文书确认的法理依据及工伤认定事实的支持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及法释〔2018〕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平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依法判定夏某属于因工死亡的证据链条完整，判定依据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要求被告依法履行支付夏某工亡待遇给付义务理由成立，给付依据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据此，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2.依法确认夏某属因工死亡；3.被告依法按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核发夏某的工伤保险待遇；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夏旭辉等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8）粤0203行初112号、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2.（2018）粤02行终170号、行赔终22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2用以证明被告之前已多次作出与本案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违法并撤销，本案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在之前的行政诉讼中均多次提及和用以抗辩，均未被法院采信；3.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2019年2月15日作出），用以证明被告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与之前所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被告依旧认为不能核定工伤保险待遇及死亡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被告韶关市社保局辩称，一、夏某不属于因工死亡情形。对于因工死亡情形的理解方面，人民出版社2010年公开出版的《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与应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司司长李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司长孔昌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陈刚主编）对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进行了释义：职工因工死亡，是指职工因工伤事故、职业中毒直接导致的死亡，经抢救治疗无效后的死亡，以及在停工留薪期内治疗中的死亡。最新《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与实务》（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制处、工伤保险处2012年编撰）对《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作出了同样的释义。他们是立法者，他们的意见代表着立法原意。（一）夏某的死亡不属于“因工伤事故、职业中毒直接导致的死亡，经抢救治疗无效后的死亡”情形。夏某患的是肺部职业性放射性肿瘤，是一种疾病，不会像工伤事故、职业中毒（如氯气中毒、氨中毒、一氧化碳中毒等）那样直接导致人的死亡。从发病过程来看，夏某2004年8月退休，退休后未再从事有职业危害的工作，2014年6月26日才诊断出职业性放射肿瘤，潜伏期达9年多之久，而实际上这9年时间里，危害是一直持续存在身体里的，发病只是危害由量变到质变的爆发而已，不管发病前还是发病后，事实上都未发生法定即时死亡的情形。（二）夏某的死亡不属于“停工留薪期内治疗中的死亡”情形。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26条的规定及《最新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与实务》第49页释义明确：停工留薪期是指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停止工作接受治疗并享受有关待遇的期限。本案中，夏某2004年8月就已经退休，距其被诊断为职业病已达9年之久，其被诊断为职业病时并不在岗位上，不存在需要停工而确认停工留薪期的情形。（三）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的规定，职工因工伤事故、职业中毒直接导致死亡，经抢救治疗无效后死亡的，其近亲属依法享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三项待遇；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其近亲属同样可以享受以上三项待遇。本案中，夏某因不符合上述条件，故不能为其核定上述因工死亡待遇。二、夏某的死亡与其患的职业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省高院（2018）粤行申235号《行政裁定书》，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职工死亡与患职业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应当认定其属于因工死亡，因职业病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持续期，故患职业病职工最后死亡的，即使之前已被认定为工伤，也不必然等于得出该职工属因工死亡的结论。从现有的病历看，夏某2013年1月3日入院，诊断是症状性癫痫、病毒性脑炎恢复期、器质性精神障碍，也有肺部病变，于2013年6月13日在家里死亡。从整个过程来看，最后直接导致夏某死亡的是多种其他伴生病，其死亡与肺部职业性放射性肿瘤并不存在那种“当场直接致人死亡”的直接因果关系，事实上除职业中毒可直接导致人员死亡外，大多数职业病都不会当场直接致人死亡。三、夏某近亲属或单位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我局按照法院的要求履行了告知义务，告知并提示了夏旭辉劳动能力鉴定的地址、电话等信息，但截至目前，用人单位及夏旭辉均没有启动劳动能力鉴定程序，夏旭辉无法证明夏某属于“一至四级伤残职工”，因此其不能领取《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工伤待遇，也不能领取须依鉴定等级而确定的其他工伤待遇。四、夏旭辉等三人对《使用有毒物品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理解有误。《使用有毒物品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患职业病的劳动者有权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享受下列工伤保险待遇：……（九）死亡补助金：因职业中毒死亡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不低于48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一次支付；（十）丧葬补助金：因职业中毒死亡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一次支付；（十一）供养亲属抚恤金：因职业中毒死亡的，对由死者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亲属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抚恤金：对其配偶每月按照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发给，对其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每人每月按照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发给；（十二）国家规定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享受死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其前提条件是患职业病的劳动者是因职业中毒死亡，本案中，夏某虽患有职业病，但不属于因职业中毒死亡这种情况。综上所述，我局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程序合法，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韶关市社保局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1.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用以证明2004年8月后，夏某没有接触危害因素，并不是因职业病直接致死；2.住院病历，用以证明夏某患病住院，其患有多种疾病，也不是患了职业病就直接致死；3.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死亡），用以证明家属领取养老死亡待遇的情况；4.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2019），用以证明七四一矿留守处向死者家属送达该文书及签收的情况，夏旭辉等三人知晓决定书内容以及并未申请鉴定。经庭审质证，对被告韶关市社保局提交的4份证据，原告夏旭辉等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明书是夏某在患职业性肿瘤（右肺小细胞肺癌）去世之后去申请诊断的，夏某所患病为职业病，而原告向工伤行政认定部门提交的居民死亡证明书明确载明死亡原因是肺癌，也就是职业性放射性肿瘤，可以证明夏某是因职业病死亡；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从何处拿到了该份证据，我方从未提交过该份证据，只向韶关市人社局提交过该组证据，被告提交证据时不提供全部证据，只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该证据不是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期间去调取的，这些证据的形成与被告无关，是不合法的，与本案也没关，不能证明被告所证明的事实，病历确诊是右肺小细胞肺癌；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这是领取养老保险的情况，而非工伤保险的情况，这不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是被告调查取得的证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不可能规定因工死亡的情形，该通知书与被告上一次被武江区人民法院和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2017年作出的通知书主文完全一样，只增加了一项特别提示，提示原告，与被告无关联的其他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是违法的，暴露了被告想将该案回到工伤认定，所以，该通知书是违法的。本案原告多了一项供养亲属抚恤金，所以多了一份江安毛未享受养老保险的证明。对原告夏旭辉等三人提交的3份证据，被告韶关市社保局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我局已经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也已经受理；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我局不能超越职权作出对原告有利的结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以相同事实和理由”这种情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3日，夏某入住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2013年1月31日，该院对夏某的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癫痫（继发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2.病毒性脑炎恢复期？3.器质性精神障碍;4.右肺病变:肺癌？5.肺癌脑转移？2013年2月7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夏某胸科临床检查、诊断为:右肺小细胞肺癌,症状性癫痫。2013年6月13日，湖南省桃江县高桥乡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证明》，内容有“兹有湖南省桃江县高桥乡千秋村辖区，退休后返回老家常住居民夏某，因肺癌于2013年6月13日在家中去世。”2013年9月24日，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对夏某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核定如下：1.丧葬补助费﹦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215元×3个月﹦12645元；2.一次性抚恤金﹦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215元×3个月﹦12645元；3.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费和生活困难补助费﹦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均工资4215元×6个月﹦25290元；4.个人账户余额2456.16元。核定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总额53036.16元，审批意见:经审核,夏某同志属正常因病、非因工死亡，同意一次性支付其死亡待遇，从2013年10月起终结养老保险关系。2013年11月1日，夏旭辉领取上述款项53036.16元。2014年6月26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对夏某出具粤职诊〔2014〕179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记载内容有“用人单位名称：七四一矿留守处，职业病危害接触史：1975.4-1988.7，国营七一五矿，从事井下采掘工，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粉尘；1992.1-1994.11，国营七四一矿，从事井下采掘工，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粉尘；1998.1-2004.8，核工业七四一矿，从事井下安全员，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粉尘。诊断结论：职业性放射性肿瘤，依据：1.有明确的职业性电离辐射照射史，工作中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2.临床确诊为右肺小细胞肺癌；3.经偏倚系数校正后的95%可信限上限的病因概率大于50%。处理意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处理。”2015年3月31日，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韶人社工伤认字[2015]21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夏某于1969年11月至1991年12月在核工业七一五矿从事井下采掘工工作，1992年1月调入核工业七四一矿，在704工区从事井下采掘工，2014年6月26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放射性肿瘤。认为夏某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2015年8月18日，夏旭辉等三人通过七四一矿留守处向韶关市社保局申请核定夏某工伤保险待遇，为此提交了夏某居民死亡证明、认定工伤决定书、亲属关系证明、江安毛未享受养老保险证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证明等资料。2015年8月19日，韶关市社保局受理后作出《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以夏某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为由，将申请材料通过七四一留守处退回给夏旭辉等三人。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2016年3月3日，本院作出（2016）粤02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夏旭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6月17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2行终5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韶关市社保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没有叙明退回的事实根据和具体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告知相关的救济途径，故判决撤销韶关市社保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2016年8月29日，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旭辉等三人作出《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3月31日，本院作出（2017）粤02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夏旭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28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2行终6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夏某的尸体已经火化，不可能从尸体上重新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但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鉴定，韶关市社保局未提供证据说明。在此情况下，韶关市社保局以夏旭辉等三人未提供伤残鉴定报告作出不能核定工伤死亡待遇，理由不充分。遂判决：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6年8月29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2017年10月18日，韶关市社保局对屈铁军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明确:夏某被认定为工伤，但其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其近亲属不能享受该条规定的第4项因工死亡待遇（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21日，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韶人社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韶关市社保局201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9月29日，本院作出（2018）粤0203行初112号、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能否认定为因工死亡，是能否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韶关市社保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夏某的死亡不是因工死亡，因此，其于2017年10月18日所作《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认定夏某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主要证据不足。遂判决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韶关市社保局不服，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4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2行终170号、行赔终2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患职业病职工最后死亡的，是否属于因工死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尽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夏旭辉等三人认为夏某因职业病去世应认定为因工死亡，为此提交了记载夏某因肺癌去世的《居民死亡证明》及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人社工伤认字[2015]21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韶关市社保局申请工亡待遇。韶关市社保局认为夏某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因工死亡，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完成举证义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2月15日，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旭辉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经审核，夏某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未提供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相关资料；未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因此，夏某患职业病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根据现有材料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无法核发其待遇。2019年5月31日，夏旭辉等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1.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2.确认夏某属因工死亡；3.韶关市社保局依法按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核发夏某的工伤保险待遇；4.韶关市社保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夏某的妻子是江安毛，夏某生育了二个儿子，分别是大儿子夏旭辉、二儿子夏君。本院认为，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对七四一矿留守处退休死亡职工夏某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不合法，理由如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六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百分之四十，其他亲属每人每月百分之三十，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当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的规定，若职工属因工死亡，则其近亲属可依据上述规定领取相应的工伤保险补助。也就是说，能否认定职工为因工死亡，是死亡职工近亲属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夏旭辉等三人认为夏某属因工死亡，为此提交了记载夏某因肺癌于2013年6月13日死亡的《居民死亡证明》及记载夏某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肺部）职业性放射性肿瘤的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的韶人社工伤认字〔2015〕21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韶关市社保局申请工亡待遇。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认为夏某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未提供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相关资料；未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因此，夏某患职业病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核定其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的规定，韶关市社保局作出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无法核定夏某工亡待遇的认定，则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夏某患职业病死亡不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的规范性文件。由于韶关市社保局未提供该相关规范性文件，因此，其作出的涉案《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关于夏旭辉等三人请求本院确认夏某属因工死亡的问题。因认定夏某是否属于因工死亡，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本院只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对屈铁军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夏旭辉等三人请求本院判决韶关市社保局按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核发夏某的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因本案需先由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某是否属因工死亡进行核定后，才能确定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目前不具备迳行作出给付判决的法定条件。因此，对夏旭辉等三人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由于韶关市社保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主要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2019年2月15日对七四一矿留守处退休职工夏松良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二、限被告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夏松良的工伤保险待遇重新进行核定。三、驳回原告夏旭辉、夏君、江安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刘三瑞人民陪审员  茹小英人民陪审员  晏 林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黎 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