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23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营业场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136号。负责人：刘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保林，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伟，男，1974年8月4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军，男，1977年2月16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娥，女，1979年6月23日生，汉族，汉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英，女，1953年1月3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虹理，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兵，男，1989年7月11日生，汉族，公民身份证载明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志华，男，1968年9月15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建伟、被上诉人陈军、被上诉人张秀英、被上诉人陈玉娥、被上诉人刘兵、被上诉人龚志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7民初373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财保武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8）鄂0607民初373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为适格的诉讼主体，认定事实不清。襄阳市畜牧良种场不具有证明公民身份关系的法定职权，原告没有提交受害人陈同文的户口簿证明原告系直系亲属，更未提交陈同文身份证证明与原告张秀英户籍地住址一致。原告提交的户口簿身份关系证明，显然也襄阳市畜牧良种场出具的身份关系证明相互矛盾。二、庭审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受害人陈同文死亡系刘兵驾驶的机动车导致，一审判决认定刘兵驾驶机动车导致受害人陈同文死亡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从刘某、王某的询问笔录以及刘兵的讯问笔录可知，事故发生后不论是实际肇事车辆还是嫌疑肇事车辆都已离开事故现场，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现场目睹陈同文死亡的过程。受害人陈同文是在其他机动车会车时遭挤压或者是被单个机动车碾压致死，这一点是没有证据证明。其次，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查询实际肇事者的方法是根据视频录像和证人证言排查过往机动车，然后筛查实际肇事车。交警大队排查刘兵车辆时称述车辆左后轮挡泥板有血迹，但未对血迹DNA做鉴定，也没有现场固定证据予以封存。另外，事故路段系砂石干燥路面，时值炎炎夏日正午，车辆左后轮挡泥板血迹应已无痕迹，故交警大队认定刘兵车辆左后轮挡泥板存有以及为受害人血迹不具有真实性。再次，从襄州区检察院（鄂襄州检刑不诉【2018】53号）不起诉决定书可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受害人死亡系刘兵驾驶的机动车导致，而且检察院也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最终做出不予起诉决定。三、相对于实际肇事方而言，受害人对于其自身死亡结果存在重大过错。1、受害人在事发路段私铺水管灌溉农田，妨碍了道路上机动车正常通行。2、根据证人刘某询问笔录可知，因受害人认为刘兵驾驶车辆压破了路面的水管，于是拿着铁锹追赶，在两车会车时从两车间隙绕到正在行驶的机动车车头位置（刘某询问笔录第3页、刘兵讯问笔录第3页）。众所周知，在行驶中的两辆大型货车会车中间穿行（仅间隔一米）是极其危险的，受害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在拿着铁锹追赶行驶中的机动车这一危险举动后，继续放任从正在会车机动车中间穿行这一危险行为，对其自身死亡结果存在重大过错。四、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首先，一审原告开庭提交有受害人的退休证件，因证件上没有社会保障号码，文字均为手写，故证件格式不符合要求，最重要的是受害人的出生年月也记载错误，也没有提交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正在享受退休待遇的银行流水。经查询，受害人陈同文社保卡号为F58×××76，社会保障号码为420621195407210874，发卡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首次制作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发放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后。所以，一审原告提交的退休证不具有真实性。其次，受害人为农业户口，事故发生时也正在从事农业生产，故其死亡赔偿金也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五、如果被上诉人刘兵系肇事司机，则交通肇事后其应是及时知晓的，对于肇事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违法违约行为，上诉人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首先，6月13日（事故当天）交警大队所做的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对于车辆行驶中扬尘影响视线的认定意见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因为相对于事发时受害人距离车辆仅一米的距离而言，扬尘根本不会影响驾驶员视线，另外在王某询问笔录中记载，其通过后视镜可看到车后十几米的受害人拿着铁锹在追赶机动车，也可看清对向会车的对方机动车车牌号为8398。所以事发时扬尘是不会影响驾驶员视线的。其次，驾车肇事刘兵应是知晓的。从刘某笔录可知，刘兵驾驶车辆压过水管后有“嘭”的一声，空载压过膨胀的水管并伴有嘭的一声，驾驶员对此应有感知的。随后受害人拿着铁锹大喊“你压我水管了”并开始追撵车辆，直到受害人追上刘兵车辆并在两车会车时从中间穿行至车辆前方，此时作为车辆驾驶员的刘兵对此应是知晓的。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两车会车时刘华安（刘木匠）从后视镜可清晰的看见受害人陈文同距离刘兵的车辆仅一米有余，那么刘兵也可从后视镜看见受害人拿铁锹追撵的举动，甚至从受害人拿铁锹大喊“你压我水管了”时就已注意到了异常。另外，如果刘兵没有碾压或挤压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自然是不知晓的，如果有以上行为，也证明属实的话，被上诉人刘兵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事发时其并不知晓交通肇事的行为。六、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员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而且上诉人对此条款也尽到了告知及说明义务。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黑体加粗加黑）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若被上诉人刘兵涉嫌交通肇事，那么其在肇事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违法违约行为，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其次，投保时上诉人已将保险条款交给了投保人龚志华，并对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对其做出了明确说明，投保人龚志华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条款内容并签字予以确认。那么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是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视为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且被保险人已对免责条款充分理解并在投保单上签字予以确认。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规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上诉人陈建伟、被上诉人陈军、被上诉人张秀英、被上诉人陈玉娥二审中口头答辩称，1、原告在一审中提交了畜牧场的证据，证实原告与陈同文的关系。户口本及身份证上面的地址，是襄州区东津镇浩然路32号，同时表明是城镇的户籍性质。2、陈同文因交通事故死亡，是交警部门、襄州检察院已经认定的事实。3、陈同文对于本次事故，没有任何过错。刘兵驾驶车辆将水管压爆后，陈同文追赶，是公民的权利，不存在过错。交警部门认定正确。4、本案保险公司依法对于交强险和商业险都应该赔偿。根据本案事故发生情况、事故认定，当时刘兵没有注意到发生事故，他把车辆开到厂区，等着拉砂石，别人报警，警察找到他，他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有证人证言。上诉人说的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未明确告知免责条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刘兵二审中口头答辩称，保险公司上诉没有理由，一审判决很合理，也符合实际情况。被上诉人龚志华二审中未答辩。陈建伟、陈军、陈玉娥、张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损失共计623064.50元（丧葬费27951.50元、死亡赔偿金542113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3000元）；判令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不足部分由刘兵、龚志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一切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3日11时12分，刘兵持B2型驾驶证驾驶鄂Ｆ×××**“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由东津往羊桥石场行驶，行至襄阳市××新区羊桥下坡组路段，压到陈同文在道路上抽水的水管，陈同文在追撵货车的过程中被鄂Ｆ×××**货车碾压死亡。事故发生后，刘兵驾车离开现场。2018年7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襄州（交）认字﹝2018﹞第B0004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刘兵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陈同文在此事故中无责任。2018年12月5日，四原告与刘兵签订《协议书》约定：刘兵一次性支付四原告50000元等内容。一审法院查明，龚志华系鄂Ｆ×××**“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原车主，2017年龚志华将车辆卖给刘兵，双方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刘兵为该车辆在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不计免赔），交强险的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9日止，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1日止。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另查明，陈同文生于1954年7月21日，生前系襄阳市畜牧良种场退休职工。张秀英与陈同文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陈建伟、陈军、陈玉娥。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对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兵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陈同文无责任的责任划分有异议，认为陈同文追撵货车的过程中被碾压死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未能提供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故刘兵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陈同文无责任的责任划分准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人民财保武汉公司辩称，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刘兵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所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刘兵的供诉与辩解、证人刘某、王某的证言，能够证实事故现场系砂石路面，多辆重型货车行驶扬尘很大，影响驾驶员视线，肇事车辆正在与王某驾驶的鄂Ｆ×××**号重型货车会车时，陈同文追撵货车，刘兵没有觉察到车辆碾压到陈同文，继续驾驶货车继续前往石厂拉石料，经公安机关排查到自己车辆时发现自己车辆左后轮挡泥板上有血迹，才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发生交通事故时刘兵并不知道，也就不可能依法采取措施。第八条约定中“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是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该条款规定的情形与本案事实不符，而且又是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排除被保险人索赔的权利，故对此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肇事车辆在被告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被告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应当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剩余部分由被告刘兵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诉请按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各项损失。丧葬费27951.50元（55903元／年÷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542113元（31889元／年×17年），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本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0000元；交通费3000元系亲属奔丧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因此次事故的各项损失为603064.50元。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死亡伤残费用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剩余493064.50元，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进行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已获赔偿，故被告刘兵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前龚志华已将车辆卖给刘兵并且交付，故龚志华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陈建伟、陈军、陈玉娥、张秀英各项损失603064.50元；二、驳回原告陈建伟、陈军、陈玉娥、张秀英对被告刘兵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陈建伟、陈军、陈玉娥、张秀英对被告龚志华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陈建伟、陈军、陈玉娥、张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16元，减半收取1708元，保全费2520元，共计4228元，由被告刘兵负担。二审中，对于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其他当事人未质证的投保单复印件、投保人声明复印件，本院组织了质证。原告有异议，称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一致。刘兵无无异议。因前述证据未与原件核对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提交了其查询的陈同文的社保情况截图，称截图反映陈同文的社保卡类别为居民而非职工，2018年8月17日数据录入，2019年1月24日申请制卡，2019年2月20日卡商制卡，欲证明原告在一审中提交的陈同文的退休证不真实，主张按农村标准赔偿相关损失。经质证。原告有异议，称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主张，且对陈同文先办退休证，近年才有社保卡的情况进行了解释。刘兵称看不懂。本院认为,上诉人以其查询的陈同文的社保情况截图为据，主张按农村标准赔偿相关损失，理由不成立。陈同文的住所地在城镇，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应当按城镇标准赔偿相关损失。本院已查明：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提交的其查询的陈同文社保情况的截图载明的陈同文的身份证号与原告在一审提交的退休证上手书的身份证号、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及加盖襄阳市畜牧良种场的证明载明的陈同文身份证号一致。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加盖襄阳市殡仪馆公章的遗体火化证明、加盖襄阳市公安局东津派出所公章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加盖襄阳市畜牧良种场的证明、加盖襄阳市人力资源社会公章的退休证，载明了陈同文的户籍所在地、身份证号、婚姻及子女信息、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张秀英系陈同文妻子、陈建伟、陈军、陈玉娥系陈同文子女，原告主体适格。陈同文的户口簿已注销，人民财保武汉公司上诉主张原告应提交陈同文的户口簿，脱离现实。人民财保武汉公司上诉称原告未提交陈同文身份证证明与原告张秀英户籍地住址一致，还主张原告提交的身份关系证据相互矛盾。均与证据的客观情况不符，前述上诉主张不成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均载明2018年6月13日11时12分，刘兵持B2型驾驶证驾驶鄂Ｆ×××**“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由东津往羊桥石场行驶，行至襄阳市××新区羊桥下坡组路段，压到陈同文放在道路上抽水的水管，陈同文在追撵货车的过程中被鄂Ｆ×××**货车碾压死亡。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载明的事实，人民财保武汉公司分析的陈同文不是被刘兵驾驶FL8398货车碾压死亡的理由均不成立。加盖襄州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公章的证明载明向有关当事人送达了酒精检测意见书及DNA鉴定意见书、痕迹鉴定意见书。并非人民财保武汉公司所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同文死亡系刘兵驾驶机动车导致。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兵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陈同文无责任。该认定亦被载入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在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分析的陈同文存在重大过错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援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不负责赔偿。相关条款文字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条款是否属于投保人与保险人合同的内容，因投保单与投保声明均系复印件，有待核实。加盖襄州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公章的证明载明刘兵对碾压陈同文一事不明知。本院认为，刘兵不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故意，上诉人援引的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本案这种情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人民财保武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上诉主张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1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晶晶审判员  江 涛审判员  柳 莉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汪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