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藏民终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阿里改则县努桑工贸乡镇企业经济实体，住所地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2500741906555R。 法定代表人：曲桑，该乡镇企业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吉拉姆，西藏拉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次仁旺姆，西藏拉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城关区八一路八一世邦国际**写字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32135351XD。 法定代表人：彭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分公司，，住所地阿里地区噶尔县农业生态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2500MA6T124C9Q。 负责人：彭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噶尔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狄三路** 法定代表人：卫东，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巴美朵，西藏自治区噶尔县信访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雄，北京市智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姜旭刚，男，汉族，1970年9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现羁押于阿里地区看守所。 上诉人阿里改则县努桑工贸乡镇企业经济实体（以下简称努桑乡镇企业）因与被上诉人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都公司）、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分公司（以下简称种都阿里分公司）、噶尔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噶尔县政府），原审第三人姜旭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藏25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努桑乡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曲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吉拉姆，被上诉人种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林，被上诉人种都阿里分公司的负责人彭林，被上诉人噶尔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边巴美朵和黄志雄，原审第三人姜旭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努桑乡镇企业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没有查明本案事实，导致判决严重错误。1.原判认为：“努桑乡镇企业诉请的主要理由是其完成全部工程量……而《解除协议》只确认主体工程……”。原审法院应当清楚本案所涉工程就是除基础大棚顶上的塑料棚以外的全部工程，而塑料棚只占这类工程总量的一部分。因此，《解除协议》确认主体工程完工就确认了努桑乡镇企业的主张。2.原审法院认为努桑乡镇企业应当承担案涉项目对外的债务，其理由是种都阿里公司支付了工程款。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存在以下两个错误：其一、实际支付工程款的是噶尔县政府，其他被上诉人只是履行后续工作而已。其二、努桑乡镇企业只收到了9946630元，却需要承担2004万元的责任，构成显失公平。3.本案显失公平的事实非常明显。（1）努桑乡镇企业应得的工程款为2004万元，实际却只得到9946630元，还得承担工程的一切责任，而对方在一审开庭答辩时认可改则曲桑乡镇企业完成的工程量为80%左右。（2）原判认可努桑乡镇企业提供的《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分公司与改则商贸公司往来账明细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事实上该份证据是由噶尔县政府高宝军亲自书写，能够证实的事实是各被上诉人，尤其是噶尔县政府认可了努桑乡镇企业已经完成工程量和下欠的工程款。该份证据称：“……菜大棚总造价2004万元的建设项目，已支付承建方改则商贸公司1697000元，目前完成工程量40%-50%左右，下欠总工程量金额18343000元。”众所周知，任何人无法凭借目测评估一个工程的工程量，但任何人可以计算出一个工程已经支付的工程款和下欠的工程款。既然“下欠总工程量金额为18343000元，加上已付款公司1697000元恰好等于2004万元”，即工程总造价，由此可以证明努桑乡镇企业的观点，一审法院应该予以采信。一审开庭时，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证实，在噶尔县政府手写该份证据前，聘请了评估机构对本案工程量进行过鉴定，因为评估费太高而不了了之。评估费和评估价值相关联，评估费用高意味着评估价值高。噶尔县政府领导书写该份证据时已经获悉评估内容，即努桑乡镇企业已经完成2004万元工程量的事实，故才有“下欠总工程量金额公司18343000元”的认可。努桑乡镇企业请求一审法院调取该鉴定报告，或重新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作答复。（3）《解除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承建的上述合同工程主体完工”。本案项下的工程为“基础大棚”，所谓主体工程就是除基础大棚顶上的塑料棚之外的全部工程。（4）《公证书》第二条载明：“……经双方协商乙方先行垫付民工工资8245000元，并另行垫付6755000元，协助甲方解决该项目中拖欠款项。甲方必须于2017年2月15日前打入乙方账户500万元的资金，与一方共同配合解决该项目建设重点所有拖欠资金问题……”，而8245000元加上6755000元再加500万元恰好等于2000万元，涉案工程款即为2004万元。(5)努桑乡镇企业提交的另案起诉书，证明起诉人扎西普拉等四位是努桑乡镇企业雇佣的工人，而本案的所有当事人为该案中的共同被告，这些雇工也证实本案项下的工程已经完成95%。4.努桑乡镇企业是在噶尔县政府的胁迫下签订《解除协议》。一审开庭时种都公司与种都阿里分公司称噶尔县政府于2016年的年底已经接管案涉项目工程。2017年1月13日与该公司签订接管协议。努桑乡镇企业对此全然不知。首先，未签订《解除协议》前噶尔县政府已实施如下行为：（1）2017年3月底，努桑乡镇企业进驻工地后，发现工地上有第三方施工人员施工，遂向噶尔县政府反映情况时，其派出警力以抓捕企业负责人曲桑及其儿子为威胁将他们赶出工地。（2）无奈之下曲桑准备前往拉萨进行维权，途经公安检查时被告知其身份证被葛尔县政府纳入“黑名单”，无法成行。（3）曲桑返回到阿里地区后，噶尔县政府所属的公安局要求其每天去公安局报到登记。（4）葛尔县政府的部分领导多次警告曲桑，称如果不配合将对曲桑及其儿子采取强制措施。其次，《解除协议》签订的场所、参与的人员说明胁迫的事实。（1）解除协议是在噶尔县政府高宝军的办公室内签订。噶尔县政府参与签订解除协议本身足以说明其给《阿里噶尔县现代农业园区智能温室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温室施工合同》）双方施加压力的事实。因为噶尔县政府无权利、无理由参与、干涉努桑乡镇企业与种都阿里分公司间的经济行为。（2）噶尔县政府逼迫努桑乡镇企业负责人在一份由其事先起草好的《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载明，努桑乡镇企业不给噶尔县政府增添麻烦，保证于2017年4月9日下午18点离开工地，否则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解除协议》，那么为何其中一方当事人需要向协议之外的第三方出具这样的承诺书呢？并且《解除协议》签订后有很多的善后工作需要完成，诸如交接、搬离等等，噶尔县政府逼迫努桑乡镇企业限时、限期离开工地就是胁迫行为之一。（3）种都公司与种都阿里分公司在法庭上明确表示他们也受到来自噶尔县政府的巨大压力。他们称案涉工程交给噶尔县政府接管并非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第三人姜旭刚为种都公司与种都阿里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在一审庭审中称因为本项目被噶尔县政府所属公安局抓捕羁押期间噶尔县政府高宝军书记亲临看守所要求其配合项目交接工作，否则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姜旭刚被迫无奈之下，在噶尔县政府指派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人员的陪同下和噶尔县政府人员一同前往地区公证处办理项目接管公证。综上，努桑乡镇企业请求本院依法公正审理办案，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种都公司与种都阿里分公司辩称，原判事实认定没有错误，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努桑乡镇企业的上诉。 噶尔县政府辩称，一审判决除了对噶尔县政府提交的××组企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的现场照片的认定存在不当外，其余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努桑乡镇企业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姜旭刚述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努桑乡镇企业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努桑乡镇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努桑乡镇企业与种都阿里公司之间于2017年4月8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2.请求法院判令种都公司、种都阿里分公司、噶尔县政府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0093370元及各项损失2229900元，共计1232327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一审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噶尔县政府与种都公司签订《噶尔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开发合同书》，项目名称为种都狮泉河科技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预计投资3000万，合作期限为30年，并确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承担。 2015年8月25日，噶尔县政府与种都公司签订《噶尔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开发补充协议》，约定占地面积在原来的216.1亩上增加16.22亩。 2016年10月19日，种都公司与努桑乡镇企业签订《温室施工合同》，工期为18个月，即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11月10日止，实际进场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工程总造价为2004万元。工程内容为基础大棚，其中20个单价66万元，合计1320万元；12个单价57万元，合计684万元。约定在主体完工后拨付工程量的50%款项，验收合格后拨付45%，维修费5%，维修费在一年维修后付清。直至2016年12月19日间，先后支付工程款及民工工资等共计6246630元，从中扣除借款70万元和购车款60万元，共计130万元，实际支付4946630元。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种都公司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引起拖欠民工工资、工程款等问题，导致民工上访、闹访，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此，2017年1月23日，种都公司与噶尔县政府签订《接管协议》，种都公司不再拥有该园区内的土地使用权，约定噶尔县政府先行垫付民工工资8245000元，另垫付6755000元解决该项目建设中的所有资金拖欠款。 2017年4月8日，种都阿里公司与努桑乡镇企业签订《解除协议》，协商确定温室施工项目的主体完工，并已支付4946630元工程款，约定种都阿里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努桑乡镇企业《温室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尾款500万元。同时，种都公司与涉及噶尔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的各施工队之间各自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其后，噶尔县政府与种都公司于2017年4月8日协议解除《噶尔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开发合同书》和《噶尔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开发合同书补充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种都阿里公司与努桑乡镇企业之间签订的《解除协议》是否属可撤销合同。努桑乡镇企业以《解除协议》确认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等内容显失公平和《解除协议》系噶尔县政府胁迫下签订为由，请求撤销该合同解除协议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解除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努桑乡镇企业诉请的主要理由是其完成全部工程量，种都阿里公司应当按照与其签订的《温室施工合同》支付全额工程款，而《解除协议》只确认主体完工、已支付的工程款及应支付的工程尾款，因施工所涉的对外责任由其承担。从《温室施工合同》关于工程量及工程款付款的成就条件约定“在主体完工后拨付工程量的50%款项……”和《解除协议》约定“乙方承建的上述合同工程主体完工”看，努桑乡镇企业承建的温室工程分主体工程和主体以外其他工程。努桑乡镇企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完成温室框架以外的其他工程和交付完整基础大棚的事实，无法认定工程量及工程款的确认显失公平。对于《解除协议》约定因施工所涉的对外责任由努桑乡镇企业承担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种都阿里公司在支付工程款后，努桑乡镇企业对外所涉债务理应由其承担，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 关于《解除协议》是否受胁迫的问题。努桑乡镇企业诉请的主要理由《解除协议》是在噶尔县政府相关人员逼迫下签订。从《解除协议》的签订人看，甲方是种都阿里公司，乙方是努桑乡镇企业，噶尔县政府作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并未签字盖章。对于噶尔县政府是否有胁迫行为，从《解除协议》签订时在场的种都阿里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林和工程负责人姜旭刚当庭陈述看，噶尔县政府不存在逼迫行为，且《解除协议》签订前噶尔县政府与努桑乡镇企业之间多次协商。从努桑乡镇企业提供的证据情况看，针对合同双方或一方，噶尔县政府相关人员是否施加对其生命健康、名誉等造成损失的压力以及施加何种具体要挟行为，均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故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努桑乡镇企业诉称在撤离施工现场时被迫签订《承诺书》及被强制离场的问题，与《解除协议》签订时意思表示受到干扰无关，且即使能够证明撤离施工现场有胁迫行为，也是发生在《解除协议》签订之后。 关于努桑乡镇企业诉请种都公司、种都阿里公司和噶尔县政府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0093370元以及各项损失2229900元的问题，该诉请是基于《解除协议》被撤销后的主张，只有撤销权得到支持，才能进一步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之规定，努桑乡镇企业虽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解除协议》属显失公平或因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等符合撤销合同的法定事由，种都阿里公司与努桑乡镇企业签订的《解除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对于努桑乡镇企业主张解除合同后造成的损失，涉及本案之外的民事法律关系，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努桑乡镇企业关于撤销《解除协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因撤销权的不成立，其他关联诉讼请求失去主张的基础，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努桑乡镇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740元，由努桑乡镇企业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努桑乡镇企业于2019年6月13日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称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曾受噶尔县政府委托对案涉工程进了工程量评估，故请求本院依法从该评估公司处调取案涉工程的工程量评估报告。本院根据努桑乡镇企业提供的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于2019年6月14日对该评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覃岭进行了询问。经询问，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覃岭称：“噶尔县政府确实曾委托该评估公司就案涉工程的已完工程量进行评估，该评估公司曾委派覃岭本人及一位助理到现场进行勘查和测量，收集了工程相关基础数据。后因噶尔县政府未与该评估公司签订合同，也未支付任何费用，该评估公司并未就基础数据进行整理和评估，也未出具和提供任何评估报告。现因历经两年，由于该评估公司经办和管理基础数据的助理已在2018年年底离职，故上述案涉工程的基础数据也已无法找到，即便是能够找到因基础数据未进行整理，亦未形成评估报告，故相关数据也无任何效力。”本案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就努桑乡镇企业提交的《申请书》以及本院对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覃岭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努桑乡镇企业主张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从事评估工作的企业法人，应当保留评估工作的基础数据，故认为相关基础数据仍然保存在该评估公司。种都公司、种都阿里分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姜旭刚对于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噶尔县政府主张努桑乡镇企业在二审中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及本院由此对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覃岭制作的《询问笔录》不符二审新证据的要求，但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经本院调查取证，西藏金路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不能提供案涉工程的评估报告，努桑乡镇企业欲以该评估报告证明其已完成工程量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解除协议》是否为可撤销合同，努桑乡镇企业请求支付《温室施工合同》工程余款10093370元以及各项损失2229900元的诉请是否应获支持。 关于《解除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努桑乡镇企业作为主张《解除协议》显失公平，且在《温室施工合同》中负有施工义务的一方，其对于《解除协议》确定的9946630元的价款显失公平，以及由其完成的工程量应获合同全款2004万元负有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努桑乡镇企业未能尽到证明《解除协议》显失公平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具体理由如下：1.努桑乡镇企业根据其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分公司与改则商贸公司往来账明细表》主张种都阿里公司已确认“下欠总工程量金额18344000元”的事实，并据此主张《解除协议》显失公平。该明细表载明：“经噶尔县政府调查并组织核实，种都阿里分公司与努桑乡镇企业双方共同核实，共同认定努桑乡镇企业为种都公司承建的32座蔬菜大棚总造价2004万元的建设项目，已支付承建方努桑乡镇企业1697000元，工程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约40%-50%左右，下欠总工程量金额18344000元”。因该明细表未载明形成时间，经二审庭审中询问，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明细表于2016年12月形成，且在该明细表形成前案涉工程已因时值冬季而停工，其后努桑乡镇企业也未能复工。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可，因此可以确认上述明细表形成时努桑乡镇企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就是其在案涉温室工程中完成的全部工程量。如努桑乡镇企业所称，该明细表确认的已完工程量约“40%-50%左右”并非基于专业机构的评估，且在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和竣工结算的情形下，发包人与承包人常会就工程量产生争议，但努桑乡镇企业作为拥有西藏自治区建设厅颁发的农牧民建筑施工队资质证书，从事工程建设的施工企业，对于由其承建工程的施工进度以及完成的工程量应当是明悉的，因此双方在明细表中确认努桑乡镇企业已完成工程量的大致范围符合工程建设领域的交易习惯，而努桑乡镇企业主张在明细表形成时工程已基本完工，却又在明细表中认可完成的工程量为“40%-50%左右”，显然有违常理。同时，该明细表对于完成的工程量为“40%-50%左右”的确认与本案二审庭审中种都公司、种都阿里分公司、噶尔县政府对于努桑乡镇企业完成的工程量的陈述一致。对此，本院认为，明细表中有关“下欠总工程量金额18344000元”与该明细表确认的完工工程量为“40%-50%左右”明显矛盾，努桑乡镇企业主张该明细表能够证明种都阿里分公司欠付的工程款金额，并依此请求确认《解除协议》显失公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针对努桑乡镇企业主张2017年1月23日种都公司与噶尔县政府签订的《接管协议》约定,噶尔县政府先行垫付民工工资8245000元，另垫付6755000元解决该项目建设中的所有资金拖欠款，且噶尔县政府必须于2017年2月15日前向种都公司支付500万元，以上三项合计为2000万元，而涉案工程款即为2004万元。对此，根据本案在卷证据和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接管协议》中确定的上述款项不仅包含种都公司欠付努桑乡镇企业的工程款，还包括种都公司拖欠噶尔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其他施工单位的款项，努桑乡镇企业由此主张其应当获得《温室施工合同》全部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努桑乡镇企业主张噶尔县政府相关领导曾确认其已完成案涉工程95%以上的工程量，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4.努桑乡镇企业在原审中提交了案外人扎西普拉等四人的起诉状，在相关起诉状中具状人虽主张各自完成了其从努桑乡镇企业处承包工程95%的施工量。对此，本院认为，扎西普拉等四人在起诉状中对于各自的施工内容和范围并未明确，特别是上述四人起诉主张的工程款远低于努桑乡镇企业在本案中已经获得的工程款。因此，上述扎西普拉等四人的起诉主张，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努桑乡镇企业依此请求确认其已完成案涉工程95%以上工程量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5.努桑乡镇企业主张，种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林在本案一审庭审时认可其完成的工程量为80%左右。对此，经核对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彭林在一审中曾辩称：“原告实际完成量并未达到主体完工的要求，只完成80%的工程量，于2016年年底噶尔县政府协助解决民工工资时的照片为证，不存在拖欠工程款。”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种都公司及种都阿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姜旭刚，而姜旭刚对于努桑乡镇企业已完成80%的工程量并未予以确认；其次，在彭林的上述陈述中既有确认完成80%工程量的内容，又包含“原告实际完成量并未达到主体完工”及“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内容，故彭林的上述陈述内容本身就存在矛盾之处；再次，本案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在对《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分公司与改则商贸公司往来账明细表》进行质证时，彭林称：“对证据没有异议，不要忽略工程进度为完成工程量40%-50%左右的内容”。因此，本案一审庭审中彭林的陈述除了与种都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旭刚的陈述存在矛盾外，其自身的陈述内容也前后矛盾，甚至在同一段陈述中亦有相互矛盾之处。因此，本院认为，不能由此认定种都公司及种都阿里分公司对于努桑乡镇企业已完成80%的工作量予以了自认。6.针对努桑乡镇企业主张《解除协议》已确认案涉工程主体完工，而由于案涉工程为温室建造工程，主体完工表明除铺设塑料棚外，该工程已经完工。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温室施工合同》确定的工期为18个月，即：“2016年5月10日至2017年11月10日止”，而截止努桑乡镇企业停工，即使扣除冬季停工期间，本案施工工期也仅接近一半，因此努桑乡镇企业有关其在停工前已完成除安装塑料棚以外的全部工程的主张存疑；其次，根据努桑乡镇企业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损失表》及现场照片，该企业主张因噶尔县政府在《解除协议》签订后未就离场给予该企业充分准备时间而造成的各项损失中包括水泥砖46000块和预制水泥板1300块。由此，该企业有关现场遗留数量众多水泥砖和预制水泥板的损失主张与其有关案涉工程除铺设塑料棚外，已完工的主张存在矛盾；再次，前已述及，《西藏种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阿里分公司与改则商贸公司往来账明细表》签订后，努桑乡镇企业并未能继续施工，因此其有关除铺设塑料棚外，该工程已完工的主张与上述明细表确认的已完工程量为“40%-50%左右”亦存在矛盾。综上，本院认为，努桑乡镇企业未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完成证明其是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下签订《解除协议》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于《解除协议》显失公平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判就此作出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解除协议》是否受胁迫的问题。努桑乡镇企业主张《解除协议》是在噶尔县政府相关人员胁迫下签订。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在卷证据，噶尔县政府之所以参与协调案涉纠纷是由于种都公司资金链断裂等原因造成拖欠民工工资及工程款等问题，引发了民工信访。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2017年1月23日，种都公司与噶尔县政府签订了《接管协议》，噶尔县政府遂在其后参与了种都公司与努桑乡镇企业签订《解除协议》的过程。本案中，努桑乡镇企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噶尔县政府相关人员对其进行了胁迫，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种都阿里分公司签订了《解除协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姜旭刚及彭林因另案受到刑事追究与本案合同纠纷并无直接关联，故姜旭刚在二审庭审中以自身受到刑事追究并被采取强制措施为由，推测努桑乡镇企业法定代表人曲桑也可能遭到了来自噶尔县政府的胁迫，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努桑乡镇企业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签订《解除协议》是在合同外第三人噶尔县政府的胁迫下实施的，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判就此作出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努桑乡镇企业请求支付《温室施工合同》工程余款10093370元以及各项损失2229900元的诉请是否应获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努桑乡镇企业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下签订《解除协议》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亦或是在合同外第三人噶尔县政府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签订《解除协议》，而《解除协议》已就工程款结算及对外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因此，鉴于努桑乡镇企业关于撤销《解除协议》的诉请无法定事由，其请求支付工程余款10093370元以及各项损失2229900元的主张亦不应获得支持。原判就此作出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针对努桑乡镇企业主张由噶尔县政府与种都公司、种都阿里分公司连带支付上述工程款的主张。本院认为，噶尔县政府并非《温室施工合同》签约方，故虽然其为解决种都公司拖欠民工工资及工程款问题，参与了《解除协议》的签订过程，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噶尔县政府并非案涉工程的付款义务人，努桑乡镇企业对于噶尔县政府提出的诉讼请求欠缺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努桑乡镇企业主张的合同解除后造成的损失，原判已告知其可另行起诉，对此努桑乡镇企业在上诉状及二审庭审中均未提出诉求，故本院不予审查，努桑乡镇企业就此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努桑乡镇企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739.62元，由阿里改则县努桑工贸乡镇企业经济实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琼   巴 审判员 索朗 次仁 审判员 丹增 罗布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日青达尔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