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79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克强，男，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学峰，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杨，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宝珍，女，196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建钦，男，196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御品和（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游建钦，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荣龙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街**院**楼**1014。法定代表人：游建钦，执行董事。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福东，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克强因与被上诉人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品和公司）、北京荣龙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4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克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宋克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应当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一、包括宋克强在内的六人共转账3500400元至沈宝珍丈夫游建钦名下的公司，其中宋克强转账给沈宝珍共计583400元，且沈宝珍自愿出具欠条承诺归还欠款，双方之间已经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欠条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沈宝珍因胁迫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欠条无效，证据不足，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根据宋克强提交的欠条以及当时的录音，证明不存在胁迫行为。2015年8月10日，沈宝珍为了解决欠款问题主动通知宋克强在内的六人到外面商谈解决方案，商谈地点（商务酒店）系沈宝珍找的地点，且录音亦未显示宋克强等人存在“胁迫”行为。同时，沈宝珍一审当庭解释的“胁迫”系指宋克强等人威胁其要将事情告诉她老公知道，此种行为在目的上是为了让沈宝珍还款，在手段上不能造成任何实质性损害，手段合法。其次，该行为客观上不足以导致沈宝珍陷入恐惧。御品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的股东均为游建钦，荣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游建钦，股东仅两人，其中游建钦占有70%份额，而沈宝珍在两公司均不持有股份，不是股东。在本案中，两公司均是涉案款项的代收方，游建钦虽可能没有参与互助会，但是对于其妻子沈宝珍组织、参与互助会以及吸收资金等行为应当有很大可能是知晓的。宋克强“威胁”将所有的事情告诉沈宝珍的丈夫游建钦的行为，对沈宝珍实际上不可能造成任何恐惧心理。即使认为游建钦并不知晓沈宝珍从事以上的所有事情，“威胁”告诉游建钦虽然会对沈宝珍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程度远不能达到使沈宝珍恐惧，并且基于恐惧心理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宋克强签订数额较大的欠条。再者，沈宝珍称其受胁迫签订欠条，却在此后自愿向宋克强还款10万元。可见欠条中所列内容是其自愿的，只是现在反悔而已。最后，沈宝珍所称欠条不是其真实意思，是受胁迫写的，在欠条所涉金额如此大的情形下，也从来没有向警察报案。综上，一审法院以欠条不是沈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欠条无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所有款项均给付至沈宝珍提供的账户，沈宝珍出具了欠条，借款事实清楚。沈宝珍提出将以上款项给别人用了，但仅提供他人开具的欠条，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且没有相应的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定沈宝珍将上述款项借给多名借款人，属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沈宝珍出具欠条，并具有银行转账记录，双方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合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确定涉案款项的债务人是其他人，而不是沈宝珍，明显违背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偏袒对方。3.借款金额认定错误。沈宝珍从宋克强处得到并使用款项为583400元，欠条涉及六人，金额总计3500400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80万元。综上，沈宝珍与宋克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583400元。二、即使构成债务承担，沈宝珍也应当承担偿还涉案款项的责任。即使能够依据该互助会约定的规则以及提供的证据，认为宋克强与沈宝珍之间在出具欠条前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宋克强与其他借款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是由于宋克强与其他借款人之间相互并不认识，因此沈宝珍作为会首和中间人，为解决欠款争议自愿出具欠条，也应当认为沈宝珍承担其他借款人的债务。因此，沈宝珍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三、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均应当承担偿还涉案款项的责任。游建钦、沈宝珍系夫妻关系，本案所涉款项部分是通过御品和公司和荣龙公司的刷卡机转入沈宝珍和游建钦的账户，游建钦对于借款事实应当知晓，且御品和公司和荣龙公司的财产与游建钦的个人财产存在混同，因此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均应当偿还借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宋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向宋克强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83400元以及截止到2015年5月20日止的利息68063元；2.判令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共同向宋克强偿还上述借款483400元自2015年5月21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息10%计算；3.诉讼费、保全费由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宋克强与沈宝珍均参与“互助会”，涉案款项系因“互助会”产生。沈宝珍系该“互助会”会首，宋克强系“互助会”会员，该“互助会”共计33人（包含宋克强和沈宝珍）。“互助会”是会首作为起会人，亲朋好友作为会员的一种民间组织形态，是会员在一定期限内相互之间存在资金互助的关系。二、“互助会”会员均明白和明确“互助会”约定俗成的规则：本案中会首为沈宝珍，在2013年6月20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每月20日进行一期“标会”，共计33期，会员每月交纳“会费”25000元（最后一期不必交纳会费），第一期32名会员（不含沈宝珍）每人交纳25000元共计80万元给付沈宝珍，沈宝珍作为会首可以无偿使用该80万元至最后一期（即2015年10月20日），并于最后一期返还80万元给未中标会员予以平分；“标会”、“中标”是指在每月20日当天，需要用钱的会员在约定的地点以“背对背”出“标息”的方式进行“竞标”，“标息”最高的即为“中标”，该会员将在该月份使用当月所有“会费”及上月中标会员投入之“标息”，每月循环至最后一期；“中标”会员自中标下月开始每月向“互助会”交纳“标息”；“标息”存在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每月“标息”不固定；未中标者，将于最后一期获得款项为会首所取得的80万元及所有中标会员交纳之“标息”的总和款项；自“互助会”成立之日起，会首沈宝珍将会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告知所有会员，每期“标会”结束，会首沈宝珍将“中标”会员名单和“标息”告知会员；互助会由于12名会员未如数交纳会费及“标息”导致于2015年6月无法循环而“倒会”。三、本案宋克强及其他串联案件中的原告共6人从未中标。四、会首沈宝珍在整个“互助会”存在期间未取得额外费用，仅使用第一期80万元会费至2015年6月，并在此后沈宝珍将80万元退还至含宋克强在内之6名未中标者，6人一审当庭确认收到80万元退款。五、宋克强每期交纳会费25000元，有现金交付至沈宝珍，有通过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刷卡方式支付，有通过刷信用卡方式支付，以上支付方式均有刷卡单及收条、信用卡对账单予以佐证，共计交纳23期。六、宋克强收到沈宝珍退款116000元。七、2015年8月10日，沈宝珍签字一张欠条，载明：“本人会首沈宝珍答应付给6位会员：宋克强、王炳辉、罗声华、宋克强、蔡万生、杜建平本金总额为：叁佰伍拾万零肆佰元整（￥3500400.00）.分两批次付给6位会员，第一次付款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金额为：壹佰柒拾伍万零贰佰元正。第二次付款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金额为：壹佰柒拾伍万零贰佰元正。会首：沈宝珍2015年8月10日。”其中沈宝珍姓名部分为沈宝珍签写，其余部分为其他人手写。八、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游建钦。宋克强认可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是代收款方，并非实际用款人。九、游建钦与沈宝珍系夫妻关系，涉案款项纠纷亦发生在该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宋克强未举证证明游建钦对此事知晓并参与，亦未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用。十、未如数支付会费和标息的12名“互助会”会员中9人写下欠条，欠条抬头写明“欠互助会会费”或“互助费款项”，款项共计3085750元。十一、本案当事人双方在首次起诉之前曾就本案经济纠纷发生冲突，并报警。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宋克强主张沈宝珍自愿承担所有3500400元损失，提供欠条及录音记录作为证据；沈宝珍抗辩该欠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仅同意协商解决“倒会”造成的损失，欠条系其在宋克强胁迫下无奈签字。根据双方一审当庭陈述及向法庭提交之证据，结合双方之前发生之冲突情况、沈宝珍当时签字所处情形、证人证言、录音材料显示当时谈话情况等，一审法院认定该欠条并非沈宝珍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本案事实涉及“互助会”，即民间标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以借款人实际取得出借人出借款项为合同生效要件。结合“互助会”约定规则和本案案情，沈宝珍非涉案款项实际使用人，宋克强一方明知实际用款人、支付利息一方非沈宝珍，且沈宝珍亦未从中取得其他利益，沈宝珍已将取得的80万元按比例归还宋克强一方；另，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曾作出裁判认定“鉴于民间标会是一种非法活动，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的受案范围。”相似案例虽非定案依据，但存在可参考性。故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宋克强与沈宝珍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双方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不成立，民间借贷合同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宋克强在一审法院明示情况下仍坚持为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主张予以驳回。第二，关于沈宝珍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上文已明确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沈宝珍无须承担还款责任。至于沈宝珍签字之“欠条”之效力亦因该证据并非沈宝珍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为沈宝珍不应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对于宋克强要求沈宝珍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第三，关于游建钦是否承担责任问题。鉴于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宋克强无证据证明游建钦参与，亦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用，故一审法院认为宋克强要求游建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予以驳回。第四，关于御品和公司和荣龙公司责任承担问题。宋克强认可御品和公司和荣龙公司仅为代收款方，与本案无其他实质性关系，同时鉴于沈宝珍与游建钦无需向宋克强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宋克强要求御品和公司和荣龙公司共同还款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第五，关于宋克强要求之利息问题，因沈宝珍、游建钦、御品和公司、荣龙公司无须承担还款责任，故对此予以驳回。第六，关于宋克强之利益损失，宋克强存在其他救济途径，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宋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未如数支付会费和标息的12名“互助会”会员中9人写下欠条，欠条抬头写明“欠互助会会费”或“互助费款项”，款项共计3085750元”计算金额有误，应为31266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宋克强收到沈宝珍退款116000元”金额有误，应为21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宋克强与沈宝珍均参与“互助会”，沈宝珍系该“互助会”会首，宋克强系“互助会”会员，宋克强主张的案涉款项系其按照“互助会”规则投入的“会费”，“互助会”归集的资金涉及多名出资人和用款人，出资人和用款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借贷关系。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发布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会员之间以“互助会”形式进行资金互助，属应予取缔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上述资金互助活动因部分会员未如数交纳“会费”及“标息”而停止后，沈宝珍以会首身份向宋克强等六位会员出具欠条，宋克强依据该欠条起诉要求沈宝珍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但宋克强起诉要求偿还的借款本金实际系其投入的“会费”，而沈宝珍与宋克强之间就该款项并不存在直接的民间借贷关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宋克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宋克强上诉主张其与沈宝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或其与其他借款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沈宝珍出具欠条承担了其他借款人的债务，沈宝珍系借款人或其他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者，该主张与其认可的“互助会”规则相悖，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宋克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14元，由宋克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吴红娜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