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民初1330号原告：苏某1，男，1962年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某（苏某1之妻），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卻某，女，1938年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苏某2，男，1970年1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苏某2之妻），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想（苏某2之子），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苏某3，女，1959年7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苏某4，女，1964年7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苏某5，女，1966年1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苏某6，女，1973年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苏某1与被告卻某、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苏某6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1、被告卻某、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苏某6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依法继承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小区×号楼×室的房产；二、依法继承苏某7遗留的拆迁款317382元。事实与理由：我与苏某2是卻某与苏某7（已故）之子。我们家前院原有新北房四间半，是我13岁时帮着我父亲建的；分家后我就去后院建了房。后来我又在前院帮忙接了两间半北房给卻某。再后来苏某2把前院的六间半北房拆了，我帮忙建成了五间北房，后来又接了厨房；再后来重新翻建我就没有帮忙了。之前父母跟苏某2是分开生活的，走一个大门，拆迁后他们才在一起生活。卻某与苏某7经村里拆迁分得位于延庆区×镇×小区×号楼×室楼房一套及317382元。现苏某7已去世，未留有遗嘱，但上述房产一直由苏某2居住使用。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卻某辩称，不同意苏某1的诉讼请求。前院的宅基地是批给苏某7的，后院的房子是苏某7的婶子卢某2的，苏某7虽然是亲妈养的，但在解放前过继给了卢某2；卢某2在我们结婚时把她的房子给了我们。苏某7还在世的时候给苏某1和苏某2分过家，分家时苏某1说他要后院，前院都归苏某2。分家后，我们老两口和苏某2一起吃饭生活。他们都把老房拆了，建成了新房。诉争的房屋是苏某2的，之所以诉争房屋是我的名字是在拆迁时为了可以多要一笔搬迁费。苏某2辩称，父母给我和苏某1分了一人一处房子，我们是前后院，老人一直与我居住。1999年我对老人分给我的房子进行了翻建。诉争房屋拆迁的正是我翻建的这处房子。拆迁时，自己有房可以分楼房，只有独立户口没有房是不分楼房的，也就是说分楼房与户口没有关系。卻某有单独户口，但没有房子。苏某3、苏某4、苏某5辩称，不同意苏某1的诉讼请求。后院是父母伺候二奶奶，二奶奶给父母的，不是二奶奶给苏某1的。我父母和苏某2是一起吃饭的。其他意见同卻某、苏某2。苏某6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苏某7与卻某共育有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和苏某6六个子女。苏某7、卻某在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原有前、后两处老宅院。1983年，苏某7、卻某将后院（当时北房四间）分给长子苏某1，前院（当时北房四间半）由苏某7、卻某夫妇和苏某2（当时13岁左右）居住，后该两处宅院各自办理了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前院登记的使用权人姓名为“苏某8”。前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加盖北房两间，并于1999年被翻建成北房五间加厨房一间。2006年，因新居建设项目，北京市正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据确定的产权人分别对属于苏某2、苏某7的房屋进行了价值评估，并分别出具了房屋拆迁补偿结果报告单。经本院向村委会调查了解，对于前院内房屋产权人的确定是经过苏某7、卻某夫妇和苏某2一家的共同确认，其中东侧两间北房的产权人是苏某7。2011年，北京市延庆区×镇×村村民委员会根据上述房屋拆迁补偿结果报告单分别与苏某7、苏某2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其中苏某7的拆迁补偿协议系由苏某2代签并按捺了手印。依据该拆迁补偿协议，苏某7、卻某分得317382元补偿款以及位于×镇北关新区3号楼406号、面积为97.38平方米的回迁楼房一套。苏某7于2013年8月12日去世，其父母在此之前均已去世。苏某7在生前未留有遗嘱。2014年2月19日，卻某领取了上述317382元补偿款。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二:一是前院内房屋是否涉及苏某7的房产；二是谁对苏某7尽的赡养义务较多。对于争议焦点一，即前院内房屋是否涉及苏某7的遗产。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卻某、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主张应当按照土地使用证登记的权利人来确定前院房屋的归属，并认为前院在1983年分家时就已经分给苏某2了，苏某2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对前院进行了新建和翻建，故前院内的房屋都属于苏某2的财产，不涉及苏某7的遗产；而前院内的房屋之所以被分割、确认到苏某7和苏某2名下并被分别评估和签订两份拆迁补偿协议，是因为苏某7没房，但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利益，借了苏某2的两间房。苏某1不认可该说法。本院认为，在此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能否直接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直接确定房屋的产权人；二是能否依据1983年分家确认前院的房屋均属于苏某2所有；三是2006年进行房屋评估时，苏某7、卻某夫妇与苏某2一家关于前院房屋产权人的确认如何认定。首先，针对第一个问题，即能否直接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直接确定房屋的产权人。本院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凭证，并非认定房屋权属的直接证据；而且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即宅基地以户为单位，其权利人应为该户内所有家庭成员，并非所登记的某个个人。而且发证后，原宅基地上的房屋可能会因为新建、分家、继承、买卖、赠与等法律或事实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依据房地一体原则，该宅基地应当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但客观情况是农村宅基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确权发证至今相关行政机关并未进行过变更登记或重新确权，这就导致农村房地不一体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本院无法直接依据土地使用证确定房屋的产权人，而结合查明的事实，综合判断。其次，针对第二个问题，能否依据1983年分家确认前院的房屋均属于苏某2所有。本案中，苏某7、卻某等家庭成员，未就分家事项形成书面分家协议，而是口头对家庭财产进行了分割。结合双方陈述以及苏某7、卻某的子女情况，可以确定苏某7、卻某有意将前后两个宅院在两个儿子之间进行分配。但考虑到农村的传统习惯，即当一子达到成家年龄，父母都会给其分出一部分财产分家另过；如有多子且各子间年龄差距较大，就可能出现多次分家，这是一种动态且符合农村现实的常见分家形式。本案中，苏某2在1983年分家时年仅13岁左右，不具有分家单过的能力和条件，且其在该次分家后与苏某7、卻某夫妇仍一起在前院生活。故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苏某7、卻某于1983年分家时就已将前院所有房屋都分给了苏某2的事实。而且，即使苏某7、卻某在1983年分家时有意打破习惯、提前安排，将前院当时所有房屋都分给苏某2，也并不排斥苏某7、卻某夫妇具有今后在该宅院添建或新建房屋的能力和权利。事实上，1983年分家之后，前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先后扩建和翻建各一次。而两次建房期间，苏某2与苏某7、卻某夫妇一直共同居住在前院，全体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都是家庭的财产，即所谓“同居共财”。因此，综合当事人陈述及建房之时各人的劳动能力、家庭结构等情况，在没有证据证明苏某7、卻某夫妇在当时不具有劳动能力或经济能力的前提下，应认定翻建的房屋系苏某7、卻某、苏某2等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最后，针对第三个问题，即2006年进行房屋评估时，苏某7、卻某夫妇与苏某2一家关于前院房屋产权人的确认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依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法。对于本案，因前院涉及新居建设项目拆迁，苏某7、卻某夫妇与苏某2一家于2006年就前院房屋的产权人进行了共同确认，该确认系该家庭内部成员间就前院已经实际分割的情况进行的公开化确认，或系对前院房屋达成的新的分割方案，即新的分家。本院还认为，拆迁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行政单位对于被拆迁人和拆迁利益的认定具有社会公信力和法律拘束力。对于本案，相关行政单位已经依据苏某7、苏某2关于房屋产权人的确认对前院完成评估、签约和拆迁，且已将依据该确认核算的拆迁利益分配完毕，现上述行政行为未被有关机关确认为违法的情况下，其拆迁所依据的评估单、拆迁补偿协议以及相关权利基础都应当被认定为真实、合法、有效。综上，本院认定双方争议的前院房屋于2006年被苏某7、卻某夫妇和苏某2一家以共同确认的方式分割完毕，并在此基础上被拆迁完毕。其中苏某7、卻某名下的房屋因拆迁取得的拆迁利益为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小区×号楼×室楼房一套以及拆迁补偿款317382元，而该拆迁利益的1/2属于苏某7的遗产。对于争议焦点二，谁对苏某7尽的赡养义务较多。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对于本案，卻某作为苏某7的妻子，一直与苏某7共同生活，且现在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力，故其对于苏某7的遗产应当多分，本院酌定为苏某7遗产的2/3。对于苏某7的六名子女，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苏某7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其对于苏某7的遗产应享有均等的继承份额，即每人继承苏某7遗产的1/3×1/6=1/18。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小区×号楼×室楼房由卻某居住使用并享有5/6的份额，由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苏某6各享有1/36的份额；二、拆迁补偿款317382元由卻某分得264485元，由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苏某6各分得8816.17元（由卻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由苏某1负担10元（已交纳）；由卻某、苏某2、苏某3、苏某4、苏某5、苏某6各负担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艳人民陪审员  赵利平人民陪审员  王海英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法官 助理  张传生书 记 员  李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