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43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通利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法定代表人：冯岳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荣，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烽，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正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管道路（春晓农贸市场******）。法定代表人：曹洪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弘魏，上海九州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常州市大森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芙蓉工业园区常芙西路76号法定代表人：陈盈骏，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宁波通利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正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诚公司）、原审第三人常州市大森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4民初4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正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正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通利公司无需额外支付2016年3、5、7月2%的货款。通利公司、正诚公司在2016年3月、5月、7月对账单右下角签字，并非是对对账内容的确认。因对账时仅形成一份原件，故通利公司复印了一份，双方在复印件右下角重新签字仅是对复印件效力的确认。该三份对账单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前，通利公司一直认为交易对象是陈桢个人，对账单中的2%系通利公司给予陈桢个人的回扣。在诉讼过程中，陈桢陈述其系代表正诚公司与通利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且口头告知无须再支付2%的回扣。因此对账单中部分内容存在错误。双方对账过程中书面说明“后面的文字部分，双方并没有确认，有待双方确认，签字无效”系针对所有对账单而言，并非仅针对一审认定的2016年4月对账单。事实上，通利公司并未在2016年4月对账单下方文字部分签字确认。2.案涉65674.95元交易往来发生于海门市明珠钢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门公司）与通利公司之间，与正诚公司无关。一审中，正诚公司虽提交了海门公司出具的《证明书》，但海门公司并未派人出庭作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该《证明书》、海门公司与通利公司之间的送货单、增值税发票认定该笔交易系发生于正诚公司与通利公司之间，显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自2016年9月起，通利公司即直接与海门公司发生交易往来，正诚公司对此明知。在双方核对2016年9月正诚公司供货总金额时，正诚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且未提出货款金额存在遗漏。从此前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受正诚公司指令发货给通利公司的企业为诚信钢球与海门公司，正诚公司在核对2016年9月供货总额时不存在遗漏。其次，正诚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2016年9月、10月正诚公司与海门公司的往来货款金额为65674.95元，若该笔交易系正诚公司指令海门公司交付给通利公司，而正诚公司销售给通利公司的价款亦为65674.95元，两者差价为0元。正诚公司作为一个正常的商业主体，不可能在不盈利的情况下承担商业风险。因此，海门公司的《证明书》及其与正诚公司之间对账单的真实性存疑。且通利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证明在2017年5月15日，因海门公司供应的钢球存在质量问题，通利公司向海门公司退回部分钢球，并开具了抬头为海门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计货款19316.75元。3.正诚公司陈桢已将价值84600元的货物取走。根据通利公司提交的2017年9月21-25日对账单记载内容可见，该对账单左侧书写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的笔迹与右侧陈桢的签字并非出自同一支笔，字体粗细存在明显差异。左侧货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通利公司代为发货，下部为正诚公司上门取货。结合通利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桢与冯岳强）显示，2017年9月25日9点35分陈桢告知冯岳强当日早上其自通利公司取走4万套202。事实上，当日陈桢还取走了4.5万套6202RS和6万套60032RS。2017年9月的99000元货物系正诚公司上门取货，至于货物去向，通利公司不可能知晓。另外，该份对账单中的60600元货物对应的送货单仅备注了陈桢，由于时间久远通利公司已经记不清货物具体发送地点，可能是发往正诚公司成都客户处。因此在书写完左侧货物型号、数量、单价、金额之后，陈桢提出要与成都客户（成都红胜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胜公司）确认，通利公司同意其在对账单中备注说明。后续对账时，陈桢在确认货物去向后在右侧重新签名确认收到货物。正诚公司在庭审中否认收到84600元货物，但该笔货物系陈桢上门取货，陈桢已经确认取走上述货物。红胜公司是正诚公司的客户，与正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红胜公司出具的《说明》不足以推翻陈桢自通利公司取走价值99000元轴承的事实。正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2018年12月11日双方签署的书面说明中已经明确记载这是针对2016年4月诚信钢球对账单，与其他对账单无关。双方对2016年3月、5月及7月货款对账并形成对账单的日期是2018年12月12日，不可能以前一日签署的书面说明约束后面的对账内容。2%的货款是通利公司给予正诚公司的价格优惠，与陈桢无关。陈桢个人从未收到过该2%的回扣，也没有代表正诚公司免除过该2%的货款。首先，通利公司一直知晓陈桢系代表正诚公司与通利公司进行业务往来。通利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2016年3月1日前通利与陈桢对账明细》上有通利公司及正诚公司盖章确认。其次，通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桢同意免除该2%的货款。结合正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1月14日通话记录可以证实，通利公司认可该2%是在货款中直接冲抵的，通利公司从未直接给予过陈桢个人任何回扣。2.正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海门公司代正诚公司向通利公司交付产品的事实。首先，海门公司出具的《证明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相关人员出庭并非必须。除《证明书》、送货单、发票之外，正诚公司一审中还提交了2016年9月、10月期间双方的结算明细。结算明细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海门公司是应正诚公司的要求将产品送至通利公司。其次，通利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海门公司之间直接发生了贸易往来。因通利公司与正诚公司之间贸易往来总金额达650万余元，且对账主要依赖于通利公司提供的材料，正诚公司在对账时遗漏了6万余元不足为奇。再次，正诚公司采取“平进平出”的交易方式，是一种贸易策略。正诚公司作为贸易公司，除经营钢球及轴承业务之外，还涉及炼钢、钢丝、电机、机械等其他领域，主要盈利在于通过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原料与成品的实物交换完成，而非单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差价模式。正诚公司在同一交易期间向通利公司同时供应多种产品，无需在每种产品上均盈利，为达到更多交易，让利也是经常有的，只要在贸易期间总体是盈利状态即可。3.正诚公司从未自通利公司取走价值84600元的产品。首先，通利公司知晓陈桢在2017年9月21-25日的对账单上注明“让成都用户来确认”，若该部分已经确认属实，那么通利公司未要求陈桢除去该部分内容，显然违背常理。要想认定该对账单所记载的金额，仍需红胜公司进行确认。在实际对账过程中，为了加快对账进程，陈桢一般采取“只要收货方的确与正诚公司有过生意关系，就初步签字确认”的方式，如事后发生争议的，再于对账单上予以载明。该份对账单形成时，在左侧书写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后，陈桢在右侧签名初步确认，但对账结束后，经联系红胜公司，该公司表示并无收到相应产品的记录。因此，陈桢于事后签署了“让成都用户来确认”的内容。可见，正诚公司从未确认过该份对账单下部的内容。其次，陈桢从未接收过价值84600元的产品。根据通利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桢的确曾提出“拉202通利牌子4万套”的意见，但通利公司冯岳强并未回复。该聊天记录的前一天记录显示，陈桢通过微信采购“6202zz中性12000套”，冯岳强对收货人及数量进行了详细确认。可见，在前后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不能仅凭陈桢单方提出的意见，即认定陈桢收取了4.5万套6202RS。通利公司另外提及的6万套6003RS，更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再次，红胜公司与正诚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红胜公司确与正诚公司发生过几笔交易，但两公司之间既不存在股权上的关联，也没有长期的业务合作。红胜公司更与本案纠纷无任何关联性，红胜公司的情况说明应予采信。原审第三人大森公司书面述称，通利公司、正诚公司一审中均明确对大森公司无诉讼请求，上诉时通利公司亦未将大森公司列为被上诉人，因此大森公司与本案无关。大森公司不清楚通利公司与正诚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应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按照原告指示多次向常州豪博公司供应轴承，陈伟华予以接受”无事实依据，且通利公司亦不予认可，应予纠正。正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通利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13962.3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通利公司负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如下:1.双方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对账单，通利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双方并未对对账单上面的文字进行确认，部分对账单上货款结算包含系数1.02，该系数并未经双方对账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除2016年4月的对账单外，其他对账单均有双方于2018年12月12日的签字确认，故对2016年4月的对账单不予采信，对其他对账单予以采信。2.海门公司的书面说明及对帐单，通利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主张上述交易系通利公司与海门公司之间发生。一审法院认为，通利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不予采纳，正诚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与相关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至2017年期间，正诚公司与通利公司之间发生多起货物买卖。正诚公司向通利公司供应钢球等货物，通利公司向正诚公司供应轴承等货物。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通利公司按照正诚公司指示多次向“常州豪博”公司供应轴承，陈伟华予以接收。2015年12月22日、2016年1月21日，通利公司应正诚公司要求分别向大森公司开具共计12万元增值税发票。2016年4月6日，双方经过对账，确认正诚公司从通利公司提取货款：“常州陈伟华235150元”。2018年12月12日，双方确认以下事实：“常州豪博（陈伟华）是陈桢的客户，陈桢把钢球卖给通利。陈桢要求通利把轴承给豪博。豪博要求提供通利的发票，通利根据陈桢要求向豪博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陈桢要求通利出具委托书去问豪博要钱。”2018年12月，双方对历年的供货进行了对账，形成多份对账单。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正诚公司与通利公司之间以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钢球和轴承买卖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进行对账，正诚公司主张已向通利公司供货的货款合计为3291904.04元，并提供发货汇总表。通利公司不予认可，辩称：1.正诚公司主张向江苏省海门市某公司供货的货款合计为65674.95元，通利公司认为上述交易系被告与海门某公司之间交易，与正诚公司无关。2.正诚公司主张2016年3月、4月、5月、7月、9月对账单上的货款系数1.02，通利公司认为该系数并未经双方对账确认。经查，2018年12月12日，双方对2016年3月、5月、7月、9月的对账单进行确认并签名，故一审法院对以上对账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予以确认。2018年12月11日，双方对2016年4月对账单中的签字错误进行核对，确认2016年4月对账单的货款为259643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正诚公司主张其与海门公司之间的货款合计为65674.95元，正诚公司提供的海门公司书面说明及对账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述交易系正诚公司与海门公司之间发生。通利公司虽主张上述交易系其与海门公司之间发生，但未提供证据，应不予采纳。综上，应认定正诚公司向通利公司供货合计为3286711.1元。通利公司主张已向正诚公司供货货款合计3211076.64元。正诚公司有异议，认为其中通利公司主张2017年9月供货99000元，实际供货为14400元，尚有84600元货物未供，并提供红胜公司及红胜公司员工杨明亮出具的说明。经质证，通利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通利公司虽主张99000元货物已被正诚公司提走，但提供的微信记录仅能证明正诚公司提走14400元货物，正诚公司员工在对账单上载明“2018.12.20之前让成都用户来确认”，现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成都用户未收到货物，故对通利公司主张不予采纳，对正诚公司主张予以采纳。关于双方之间关于常州陈伟华的货款235150元，正诚公司可依据双方之间约定另行主张。庭后，正诚公司申请变更诉请为要求通利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65427.4元，应予以确认。综上，一审认定通利公司向正诚公司供货合计为3126476.64元，故通利公司应当向正诚公司支付货款160234.46元（3286711.1-3126476.64）。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正诚公司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宁波通利轴承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京正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160234.4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73元，由南京正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573元，宁波通利轴承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二审中，正诚公司未提交证据，通利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17年5月15日海门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2.通利公司的出库单，拟证明：2017年5月15日，通利公司向海门公司退回货物计19316.75元，可以证明自2016年9月开始，通利公司与海门公司直接发生业务往来，也即一审认定的2016年9、10月份的货款65674.95元系通利公司与海门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正诚公司无关。正诚公司质证意见：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通利公司的证明目的。该出库单及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规格型号有15.081，而正诚公司所提供的送货单并不涉及该型号产品，因此该增值税发票与本案无关。出库单上并无相关签收人员的签名，不能证明海门公司是否收到了该部分货物，正诚公司未听说过2016年9、10月供货存在退货。本院认证意见：对通利公司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增值税发票上所载退货型号超出正诚公司所主张的送货单项下的货物型号，不能证明系该批次送货单项下的退货，与本案无关联性。出库单系通利公司单方出具的，并无海门公司人员签字，且出库单中所载型号超出正诚公司主张的货物型号，故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除通利公司、大森公司对一审认定“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通利公司按照正诚公司指示多次向“常州豪博”公司供应轴承，陈伟华予以接收”持有异议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8年12月，正诚公司陈桢、通利公司裘利群对账形成多份对账单。其中：1.2018年12月12日对账形成2016年3月对账单（诚信钢球），表格部分载明2016年3月6日至2016年3月29日供货金额合计214421元。下方手写：3月份钢球总金额加上2%，214421×1.02=218709（元）。陈桢、裘利群在表格下方签字。2.2016年4月对账单（诚信钢球），表格部分载明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6日供货金额合计259643元。陈桢、裘利群在表格右下方签字。表格下方手写：4月份钢球总金额加上2%，259643×1.02=264836（元）；4月底汇总：通利公司应提供给陈桢轴承款272591+107871=380462（元）。该部分仅有陈桢签名，未注明对账日期。3.2018年12月12日对账形成2016年5月对账单：表格部分载明诚信钢球供货合计278425元，海门公司供货104251元。表格下方手写5月份钢球金额（278425+104251）×1.02=390330（元）。陈桢、裘利群在下方签字确认。4.2018年12月12日对账形成2016年7月对账单：表格部分载明诚信钢球供货合计159546元，无锡悦驰钢球供货金额合计21420元，海门公司供货金额合计44969.2元。下方手写：7月份钢球合计225935×1.02=230453（元）。陈桢、裘利群在下方签字确认。5.2017年9月21日-25日对账单，其中上半部分合计60600元，有陈桢、裘利群签字确认；下半部分合计99000元，无裘利群签字，陈桢书写“到2018.12.20之前让成都用户来确认”并签名，未签署对账日期。2018年12月11日，正诚公司陈桢与通利公司裘利群签署书面说明，确认2016年4月诚信钢球对账单中：1.钢球发货：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6日，合计数量1208.03（万粒），金额259643元，双方签字确认正确。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4日。2.后面的文字部分，双方并没有确认，有待双方确认，签字无效。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11日。正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9月21日海门公司送货单（NO：0004596），载明：收货单位“宁波通利”，供应型号11.1125钢球162553粒，型号11.5094钢球72000粒，型号11.906钢球96000粒，经手人处有冯岳良签字。同日，通利公司将该部分货物入库并形成入库单（NO：0010154），所载内容与前述送货单相符。2016年10月26日海门公司送货单（NO：0004734），载明：收货单位“宁波通利”，供应型号11.1125的钢球396038粒，经手人处有张晓月签字。一审中，正诚公司还提供了海门公司出具的2016年9月、10月正诚供货明细，其中载明9月供应型号11.1125钢球162553粒，型号11.5094钢球72000粒，型号11.906钢球96000粒；10月供应型号11.1125钢球396038粒。2017年5月15日，通利公司形成出库单一份，载明客户单位为海门公司，货物为11.1125钢球90145粒、11.9062钢球44800粒、15.081钢球28800粒。通利公司于同日向海门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一张，载明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与出库单一致。通利公司称该批货物系针对海门公司供应货物的退货。一审中通利公司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冯岳强与正诚公司员工陈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21日，冯岳强发送一张图片，并询问“6202zz中性12000套，他提走了，你确认下是不是他”，陈桢回复“对的，谢谢冯总”。2017年9月22日，陈桢表示“冯总，今天还是这个人来提货6202普通货给他二万套来提货，谢谢”，冯岳强回复“62022RS是有TOL牌子的，中性没有”，陈桢回复“就通利可以了”。2017年9月25日，陈桢称“冯总，上午我车过来拉202通利牌子4万套”，未见冯岳强的回复。海门公司于2019年2月23日出具《证明书》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本公司从未与通利公司进行任何直接交易，本公司向通利公司交付的产品均为售于正诚公司后按正诚公司的要求交付通利公司，交付后本公司将与正诚公司结算。红胜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间，我司没有从通利公司处收到过价值人民币99000元的轴承。落款处有杨明亮签名，红胜公司加盖公章。上述事实，有双方之间形成的对账单、书面说明、海门公司出具的送货单、正诚供货明细及《证明书》、红胜公司出具的《说明》、冯岳强与陈桢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陈述在卷为凭。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通利公司主张双方之间货款已结清，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确认自2015年至2017年存在多笔货物买卖并于2018年12月进行对账形成对账单，现通利公司主张双方货款已结清，具体异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2016年3月、5月、7月供货金额不应额外计算2%；（二）2016年9月、10月海门公司送货单所载65674.95元系其与通利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正诚公司无关；（三）2017年9月21-25日对账单下半部分价值99000元的货物已被正诚公司陈桢取走，应自双方往来中扣除。本院对此分述如下：（一）关于2016年3月、5月、7月供货金额应否额外计算2%。因案涉2016年3月、5月、7月对账单表格下方均有手写内容，即以表格中列明的货款总额×1.02得出钢球金额，且陈桢、裘利群均在下方签字确认，可见双方在对账过程中已形成合意，即对该表中列明货款额外加2%得出钢球货款。通利公司现依据2018年12月11日书面说明中“后面的文字部分，双方并没有确认，有待双方确认，签字无效”的内容，主张所有对账单中手写部分（×1.02）均无效，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该书面说明首部已经明确系针对2016年4月诚信钢球对账单中内容的修正，并未提及其他对账单；其次，该书面说明的出具日期为2018年12月11日，而2016年3月、5月、7月的对账单均形成于2018年12月12日，该份书面说明中未有约束此后形成对账单的表述内容。再次，通利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于对账后另行达成不再计算2%的新合意。（二）关于2016年9月、10月海门公司送货单所载65674.95元货物的交易主体认定，本案中，通利公司对于收到该两份送货单项下货物并无异议，但认为该交易系其与海门公司之间发生，与正诚公司无关。对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正诚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证明书》、正诚供货明细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可以证明该部分货物系发生在正诚公司与通利公司之间。理由如下：首先，正诚公司提供的《证明书》及2016年9、10月正诚供货明细上加盖有海门公司的公章，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足以证明海门公司认可该笔交易应计入其与正诚公司之间往来，而非其与通利公司之间的往来；其次，通利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退货单中载明的型号超过该两份送货单所载型号，两者无法形成对应关系，更不能证明退货系针对该两份送货单项下货物，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再次，即便海门公司与通利公司另行存在买卖关系，亦不必然导致该两份送货单上货物交易主体发生变化。因此，对通利公司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2017年9月21-25日对账单下半部分价值99000元的货物是否已被陈桢取走的问题。通利公司主张该部分货物系由陈桢取走，应对此举证证明。在2017年9月21-25日对账单中，正诚公司陈桢于下半部分注明“到2018.12.20之前，让成都用户来确认”及红胜公司出具《说明》对收货事实予以否认的情况下，通利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显示陈桢认可于2017年9月21日提走6202zz12000套，价值14400元，未能证明陈桢提走了其他两个型号的货物，故通利公司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84600元货物亦由陈桢取走。综上，通利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通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4元，由通利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阿珍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