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611行初10号原告刘绍斌，男，196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华容县商务粮食局内退职工，住华容县。被告华容县公安局，住所地华容县章华镇西正街。法定代表人金辉，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光明，该局法制大队副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华容县榕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华容县马鞍新区。法定代表人陶伟军，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称霞，该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该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原告刘绍斌不服被告华容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华容公安局）、华容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华容县政府）公安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原告刘绍斌于2019年1月4日前向华容县人民法院起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2日以（2019）湘06行辖8号裁定书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于同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绍斌、被告华容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光明、刘剑、华容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称霞、徐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华容公安局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刘绍斌于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许，在华容县商务粮食局（以下简称华容县粮食局）办公楼一楼召开扶贫工作会议时，在会议室门口不听劝阻大吵大闹，辱骂工作人员付振，致使会议提前结束。且在该局局长花林接待原告刘绍斌的过程中，原告刘绍斌又辱骂花林，原告刘绍斌该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刘绍斌行政拘留3日。原告刘绍斌不服，向华容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2月18日，华容县政府作出华府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被告华容公安局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刘绍斌诉称，诉讼请求：1、撤销华容公安局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返还拘留所非法收取的费用745元。2、事实和理由：原告原属华容县粮食局职工，但自2003年起，华容县粮食局一直将原告做内退处理，且不按规定发给本人生活费（70%的工资）。为此原告曾多次向华容县粮食局和县政府反映，但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原告不得已到中央上访，要求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本人待遇并安排本人上岗工作。2018年，原告上访至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向华容县民政局下达指示，要求回复华容县粮食局当年破产文号以及对原告的安置落实情况。华容县民政局要求原告去华容县粮食局索要破产文号以便回复。2018年9月10日，原告按照县民政局要求，前去华容县粮食局索要破产文号并请求落实相关待遇，遭到粮食局工作人员打骂，在与局长花林争论时可能说了几句粗话，随后，华容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毁谤他人的”之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3日，但对华容县粮食局工作人员殴打原告行为不闻不问，简直就是“只许官家放火，群众不能点灯”。原告认为本人行为不构成公然侮辱他人，且被告华容公安局处罚程序违法。1、被告华容公安局办案时，在原告申辩陈述中反复要求被告调取现场监控的情况下，被告不当场调取现场监控，导致现在监控自然消失，无法还原当时情况；2、华容公安局两次传唤原告都未出示传唤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3、传唤超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询问查证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华容公安局第一次传唤原告长达13小时，并对原告作了治安训诫，此种情形不适用“对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的询问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的规定；4、被告华容公安局未履行告知义务。被告只告知本人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扰乱单位工作秩序，将依法进行处罚。但没有告知本人是因为公然侮辱他人而应受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告知义务；5、乱收费，原告在被行政拘留后，华容县拘留所向原告收费745元，且未出具发票；6、华容公安局办案粗暴，毫无怜悯之心。原告系参战老兵，因工受伤，身患多种疾病，华容公安局不顾原告身体状况，晚上九点将原告送拘留所拘留。原告不服行政处罚，向被告华容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华容县政府维持了华容公安局的处罚决定。故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华容县公安局和华容县政府行政决定，返还非法收取的745元。原告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华容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2、华容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华容县政府作出维持被告华容公安局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3—11,3、华容县县委书记刘铁健的批示；4、华容县商务粮食局回复；5、岳市人社（工伤）鉴（2013年）1489号职工工伤与职业病伤残程度鉴定结论书、岳阳市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证书；6、下岗证及就业失业登记证；7、华容县工伤保险站证明、华容县医疗生育保险基金管理处证明、华容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站职工个人账户查询单；8、华容县民政局华民信复（2018）4号处理意见书；9、华容县商贸流通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华企改（2008）06号文件；10、华容县人民法院（2014）华民初字第00490号判决书；11、华劳人仲裁字（2018）第28号裁定书。以上证据拟证明原告原系华容县粮食局在编职工，因工受伤，造成工伤六级，并在改制中被强制内退。因相关待遇未落实，多次向粮食局反映情况，并多次上访起诉，原告刘绍斌当天去粮食局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12、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及华容县中医院住院诊断、住院资料等，拟证明原告身患多种疾病，不适合执行行政拘留；13、照片，拟证明华容县粮食局装有监控，但华容公安局未调取监控视频资料，办案程序违法；14、华容县人民法院(2019)湘0623行初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6行辖8号裁定书，拟证明华容县人民法院已立案并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告是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时间。15、证人刘某当庭证言，拟证明华容县拘留所在执行拘留时收取了原告745元费用。被告华容公安局辩称，1、2018年9月10日，原告刘绍斌在华容县粮食局一楼办公区域及会议室门口当众辱骂劝阻的工作人员及该局局长花林，在场人员均能感受到原告刘绍斌所称“粗话”带有明显侮辱性质，应认定公然侮辱他人；2、原告刘绍斌称华容公安局不调取现场监控，不现场办案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人民警察在询问被害人或者证人，可以到其单位进行，也可以通知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本局办案民警在案发现场及公安机关询问了相关证人和被害人，做了询问笔录，且案发当日，办案民警收集了商务粮食局提供的视频资料，有相关截图为证；3、原告刘绍斌诉称没有使用传唤证及传唤超时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之规定，首先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可以口头传唤，只需在笔录中注明。原告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是经商务粮食局工作人员报警并由华容公安局指挥中心出警处置的，属于现场发现的情形；其次对被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询问时间，一般不超过八小时，但对于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时间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进行。原告刘绍斌的违法行为明显可以适用行政拘留，故对其传唤后询问查证13小时符合法律规定，且在其被传唤结束后，华容公安局仍在继续调查取证，有相关询问笔录为证；4、原告刘绍斌称被告华容公安局未履行告知义务。我局在询问查证结束后，呈报处罚前，办案民警履行了告知程序并形成了告知笔录，原告在告知笔录上签署了“告知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请调查核实”的意见并签名捺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处罚前，只需要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与依据，没有规定要告知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综上，被告华容公安局对原告刘绍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华容公安局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程序证据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到案经过，拟证明该局依法受理本案；2、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该局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3、被传唤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该局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4、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该局对刘绍斌所作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和处罚结果；5、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拟证明拘留刘绍斌后依法通知了其家属；6、行政拘留回执，拟证明该局于2018年9月11日将刘绍斌送拘留所执行拘留。二、事实证据7--12、询问笔录（王洪箭）；询问笔录（宗治清）；询问笔录（刘某）；询问笔录（付振）；询问笔录（刘彬）；询问笔录（黎诉华）；拟证明2018年9月10日上午，刘绍斌在华容县粮食局无理吵闹，并辱骂了该局工作人员付振及局长花林；13、刘绍斌询问笔录，拟证明刘绍斌当天去粮食局的目的；14、花林情况说明，拟证明2018年9月10日上午，刘绍斌在华容县粮食局无理吵闹，并辱骂了该局工作人员付振及局长花林；15、辨认笔录，拟证明经宗治清、王洪箭辨认，当天在粮食局吵闹及辱骂付振和花林的行为人是刘绍斌；16、照片（6张），拟证明当天刘绍斌到达粮食局时，粮食局正在开会及刘绍斌与该局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17、手机短信截屏，拟证明刘绍斌向县委书记刘铁健反映被打情况不实；被告华容县政府辩称，1、华容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2、原告刘绍斌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刘绍斌收到行政复议决定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9日，诉状上的起诉时间是2019年1月9日，后更改为2019年1月4日，华容县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是2019年1月14日，无论按哪个时间点计算，原告刘绍斌均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应驳回原告刘绍斌的诉讼请求。被告华容县政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县政府对原告刘绍斌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2、送达回证，拟证明县政府于2018年12月19日向原告刘绍斌依法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同时证明原告于2019年1月4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一）原告刘绍斌对被告华容公安局及华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被告华容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6没有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家属，原告签名是被告办案人员叫原告签的，因时间太久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对证据9没有异议，对证据7、8、10、11、12内容真实性均有异议，被询问人均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或是华容县粮食局职工，或是其单位干部，均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特别是其中证据11中的被询问人刘彬还与原告存在私人恩怨，且证据10与证据11所述事实相互矛盾，故不能采信；对证据13有异议，该笔录是被告华容公安局迫使原告作出的，笔录所反映的事实不全面；对证据14有异议，证据出示人系粮食局局长，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15，辨认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能证明原告当天去了粮食局；对证据16，照片不能完整反映当天事发的真实情况，但能证明原告当时在场，也发生了冲突；对证据17有异议，与本案无关。（2）原告刘绍斌对被告华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二）被告华容公安局对原告刘绍斌及被告华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原告刘绍斌的证据：对证据1、2、4、14无异议；证据4能证实华容县商务粮食局已经给出书面回复，原告再就同样诉求上访，其诉求无合理性；对证据3、5、6、7、8、9、10、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与证据5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相互矛盾；对证据12，未提供原件，真实性存疑，且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有监控设备和是否有监控内容是两回事，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5有异议，证明力不足。（2）对被告华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三）被告华容县政府对原告刘绍斌和被告华容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原告刘绍斌的证据：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与被告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关联性，应不予采信；（2）对被告华容公安局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原告刘绍斌提交的证据的认定：证据1、2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的处理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11，对证明原告因待遇问题经常上访、起诉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3-11证明以下事实：原告刘绍斌系退伍军人以及退伍后工作、下岗、工伤等级等基本情况；证据12，对证明原告身患多种疾病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13，本院对其证明粮食局内有监控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14，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的处理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5，该证据能基本证明相关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二）对被告华容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的认定：证据1、2、3、4、5、6、9，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的处理相关联，且诉讼参与人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8、10、11、12，来源合法，形式真实，各证据间能基本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3，笔录上有原告刘绍斌本人签名，并签有“以上笔录我看了，没有出入”，原告刘绍斌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署的，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证据14，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5，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6，能证实原告刘绍斌当天在场，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7，虽然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但能证明相关细节，原告刘绍斌也与认可，且对了解案情有帮助，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三）对被告华容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认定：证据1、2，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绍斌系1984年10月应征入伍、1987年10月退伍的退伍军人。1987年12月依据相关政策安置在华容县粮食局洪山粮站工作。1991年9月7日，原告刘绍斌在华容县三封寺粮站露天仓库抢险过程中受伤（骨折），经岳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6级。2003年，华容县粮食企业改制，原告刘绍斌从华容县粮食局胜峰粮站内退，属于内退内养职工。多年来，原告刘绍斌因内退待遇问题与华容县粮食局争议不断，其多次向华容县县委、县政府反映诉求，时任华容县县委书记刘铁健同志曾就该问题两次作出批示，要求粮食局妥善处理并将结果报县委县政府，但由于粮食系统改制后类似情况多且复杂等原因，致使争议始终未能妥善解决。2018年，原告刘绍斌再次就工资待遇等问题上访至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2018年9月10日，原告刘绍斌前往华容县粮食局，索要粮食局当年企业改制时的破产文号，以便华容县民政局回复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当日9时许，当原告刘绍斌到达粮食局时，该局正在召开扶贫工作会议。其先到该局信访综治办公室，见里面没人，便欲直接进入会议室，被该局工作人员付振拦住并告知里面正在开会，可以先去信访办公室坐一下。原告刘绍斌推开付振道“关你小鸡巴卵事”，同时大声说道“我还是商业粮食局的人呢，这些临时工在这里开得会，我哪么（怎么）不能进去开会？”。该局信访办工作人员黎诉华见状，从会议室出来，劝说原告刘绍斌不要吵闹，并将其劝至信访接待室。数分钟后，原告刘绍斌走出信访接待室，在走廊里大声喧哗吵闹：“我这个正式工的事没解决，临时工开什么会”。该局综合执法大队刘彬和黎诉华前来劝阻，再次将其带至信访接待室。在这种情况下，华容县粮食局领导匆匆结束会议。随即该局局长花林在信访室接待原告刘绍斌。原告刘绍斌要求花林提供粮食局的破产文件，花林告诉原告刘绍斌没有破产文件，只有改制文件，原告刘绍斌对花林回答不满，情绪激动，对花林骂道“王八羔子”“你当么子屁局长啊，这些事都搞不清楚，你跟我洋是吧，你不跟我老子解决问题，你脱不得胡，我天天找你”。在场的粮食局工作人员宗治清、付振、周理等见状，将原告刘绍斌拉开，极力劝阻原告刘绍斌。原告刘绍斌见状，遂打电话给其战友即证人刘某，称其被粮食局的工作人员打伤。在此情况下，该局工作人员黎诉华打电话报警。华容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接警后，民警龚勋、钟敏等人到达华容县粮食局，对案件展开现场调查。2018年9月10日11时，华容县城中派出所民警龚勋、钟敏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口头传唤原告刘绍斌至城中派出所接受调查并电话通知其家属，当日20时46分至22时55分，办案民警询问了原告刘绍斌（询问笔录中注明：口头传唤，传唤到达时间：2018年9月10日11时0分，离开时间：2018年9月10日22时59分）。被告华容公安局依照办案程序先后调查了知情人付振、刘彬、黎诉华、刘某，收集了华容县粮食局提供的现场手机视频（照片）及原告刘绍斌发送给县委书记刘铁健的短信等证据。经调查取证，华容公安局认定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于9月11日登记立案。同日，被告华容公安局又调查了现场其他知情人王洪箭、宗治清，并依法组织王洪箭、宗治清进行了照片辨认，两人均指认出原告刘绍斌。2018年9月11日17时0分，被告华容公安局电话通知原告刘绍斌家属刘禹，刘绍斌因侮辱他人的行为依法被行政拘留三日，在华容县公安局拘留所执行。2018年9月11日17时20分，被告华容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三十一条规定，告知原告刘绍斌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原告刘绍斌在告知笔录上签署“告知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请调查核实”，并签名捺印，并在陈述和申辩时，强烈要求被告华容公安局调取华容县粮食局的现场监控。随后，被告华容公安局以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刘绍斌处以行政拘留3日，并立即送往华容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执行。执行拘留前，被告华容公安局对原告刘绍斌进行了体检，但未将体检报告交原告刘绍斌签字确认。2018年9月12日，原告刘绍斌因病请假出所。随后其向被告华容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华容县政府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华府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华容公安局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8年12月19日将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刘绍斌。原告刘绍斌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华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华容县人民法院就管辖问题报请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2月22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湘06行辖8号裁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第二条之规定，被告华容公安局具有对其行政区域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进行管辖，并依法进行治安处罚的职能，其行政执法主体资格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华容县政府有权对华容公安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其行政复议主体资格适格。刘绍斌是涉案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本院根据本案的证据，对本案涉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以及各方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一、原告刘绍斌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现虽然原告的起诉状落款日期及华容县人民法院的立案日期分别为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4日，均超过了15日的起诉期限，但经本院核实，华容县人民法院原行政庭工作人员证实，原告刘绍斌在2019年1月4日前即法定起诉期限内向该院递交了行政诉状，因起诉状内容及起诉材料不完备，需要修改、补正，导致立案时间延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状内容和材料是否完备以及是否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诉讼的复杂性及公民法律知识的欠缺，起诉状内容和材料不完备，法院履行指导释明职责，在当事人补正内容和材料后再予立案的情况大量存在，故华容法院工作人员证实的上述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际。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当事人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主要是看其实际主张权利的时间是否在起诉期限内。现原告刘绍斌实际主张权利的时间在法定期限内，认定其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亦与立法目的相符。故对两被告关于原告刘绍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华容公安局的处罚程序是否合法？被告华容公安局通知家属原告刘绍斌已被行政拘留的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17时0分，告知原告刘绍斌其行为因扰乱单位秩序将被行政拘留的时间为当日17时20分，随后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由此可以看出，被告华容公安局是通知家属在前，告知原告刘绍斌将对其予以处罚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后。被告华容公安局该行为程序上前后倒置，不管其是疏忽大意，还是其他原因，形式上给人造成了公安机关肆意妄为的错觉，严重背离依法行政和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故本院认定被告华容公安局该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于各方就程序方面的其他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1、华容公安局的传唤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本案原告刘绍斌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是经华容县商务粮食局工作人员报警并由华容公安局警务指挥中心出警处置的，属于现场发现的情形，且在询问笔录中已注明，故华容公安局口头传唤原告刘绍斌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对于该条款的适用，公安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被告华容公安局对原告刘绍斌询问查证十三小时没有超过自由裁量范围，该行为合法。2、被告华容公安局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由此可见，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告知是重要程序性规定。本案中，华容公安局告知原告刘绍斌因其违法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予以处罚。而本案涉诉决定书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然侮辱他人之规定对原告刘绍斌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拟对原告刘绍斌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理由、法律依据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作出处罚的理由、法律依据完全不一致，本质上属于被告华容公安局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严重违法了法定程序，也损害了原告刘绍斌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属于程序违法。3、华容公安局不调取事发现场监控视频的行为是否属于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本案中，华容县粮食局监控视频最能全面、客观反映案发现场情况，是华容公安局认定原告刘绍斌行为是否构成公然侮辱他人的关键证据，原告刘绍斌也在陈述、申辩中，反复要求调取该监控视频。但被告华容公安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后，依法作出了处理和回应，该行为违反了全面、客观调查取证的程序规定，属于程序瑕疵，但该瑕疵影响到了原告刘绍斌的实际权益。4、华容公安局将原告刘绍斌送至拘留所执行拘留且未将体检结果告知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是否违法？原告刘绍斌称其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宜执行拘留。从其提供的医疗资料看，虽患有腰、肝等多种疾病，但未达到不适宜执行行政拘留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七十周岁以上的；（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原告刘绍斌的情况不属于上述不执行行政拘留的法定情形。依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拘留所收拘被拘留人，应当由医生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并填写入所健康检查表。发现被拘留人身体有伤或者情况异常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拘留所详细登记伤情或者异常情况，并由送拘人员和被拘留人签名确认。”该条只是规定执行拘留机关应对被拘留人进行体检，并未要求拘留决定机关应履行体检义务。故对原告刘绍斌关于华容公安局将其送达执行且未将体检结果告知的行为违法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被告华容公安局认定原告刘绍斌辱骂付振、花林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认定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被告华容公安局对在场人员王洪箭、宗治清、刘某、付振、刘彬、黎诉华等及原告刘绍斌本人的询问笔录。从询问笔录来看，上述被询问人对原告刘绍斌骂了付振“关你鸡巴卵事”的陈述基本一致，该事实可以确认。但对原告刘绍斌具体骂了花林什么，被询问人的陈述不一致，王洪箭及付振陈述“骂了什么不记得了”“具体骂了什么没有听清楚”。且原告刘绍斌认为上述被询问人均系粮食局职工或下属单位工作人员，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被告华容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的事实。四、本案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被告华容公安局认定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3日。本院认为，所谓公然侮辱，是指采用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可能知悉的方式贬低、损害他人人格的行为。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权，其表现形式的方式既可以是暴力的，如以墨涂人、强迫他人做有损人格的动作等，也可以是文字的，如以大字报、漫画等形式攻击被侵害人的人格，还可以是口头的，如以言辞对被侵害人进行嘲笑、辱骂等。违法行为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具有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目的。从被告华容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刘绍斌的骂人行为，更多的是几句带有方言性质的粗话，如“关你鸡吧卵事”“王八羔子”等，虽然不文明，但与一般带有侮辱性的谩骂、嘲讽行为有明显不同。且原告刘绍斌系粮食局内退内养职工，当天去华容县粮食局是为了反映正当诉求，在遭到拒绝后情绪激动而爆出粗话的行为只是一时冲动，主观恶意不大，影响也仅限于本单位内部。在场人员王洪箭及付振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骂了什么不记得了”“具体骂了什么没有听清楚”，表明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未达到公然贬低、损害他人人格权、破坏他人名誉的程度。被告华容公安局以原告刘绍斌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3日，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五、被告华容公安局是否应当返还违法收取的745元费用？原告刘绍斌称其在被执行拘留时华容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收取了其745元费用，并有证人刘某作证，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但收取该费用的是华容县拘留所，对收取费用的返还在华容县拘留所的职责范围内，华容公安局不是该费用的返还主体，故对原告刘绍斌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六、被告华容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被告华容县政府在收到原告刘绍斌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复议决定，并予送达。该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但华容县政府在审查时未充分调查取证，致使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复议结果错误，应予撤销。综上所述，原告刘绍斌在表达其诉求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规则，客观理性，依法维权，而其在此过程中，采取了不正当方式，甚至是吵闹、谩骂等错误方式，该违法行为，理应受到相应的处罚。但在对其处罚时，行政机关也应当依法行政。被告华容公安局在对原告刘绍斌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被告华容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复议结果错误，应予撤销。原告刘绍斌要求被告华容公安局返还745元费用，对象错误，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华容县公安局华公（城中）决字（2018）第10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华容县人民政府华府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驳回原告刘绍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华容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毛学文审 判 员  李 平人民陪审员  纪介一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刘雪情书记员张佳庆附：相关适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对原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可以作出相应判决。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者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由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