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0民终3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路**。 法定代表人：兰光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洋（特别授权），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佑春（一般授权），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江华安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眺洲路**/div> 法定代表人：邓安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梅（一般授权），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内江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兴隆路**iv> 法定代表人：陈代兵，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一般授权），男，系该单位员工。 原审第三人：内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新华路**v> 法定代表人：郑莉，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鹏英（一般授权），四川视远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永东（一般授权），四川视远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内江华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原审第三人内江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局）、内江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17）川1011民初3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洋、陈佑春,被上诉人华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安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梅、原审第三人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鹏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交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安公司支付所欠公交公司的搬家、过渡、重建费800万元及违约金。2.华安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公交公司与华安公司之前签订的三份协议系无效协议是事实认定错误。依据内江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的纪要，双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合作协议等三份协议，合同约定华安公司缴纳变性土地出让金。在此基础上，政府相关部门依据纪要下发规划许可、用地许可、施工许可证给华安公司，华安公司依据上述许可证，修建了商住房用于出售，同时根据协议华安公司向公交公司支付了搬家、过渡、重建费2200万元，也分得了协议约定的房屋。以上事实说明公交公司与华安公司的行为得到了政府和其主管部门的认可，双方的法律关系是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的法律行为，不是法律禁止的行为。2.一审判决认定应由公交公司通过行政诉讼向市政府主张支付欠款是认定事实错误。法庭查明公交公司单方面出具的书证承诺书证明，800万元欠款是华安公司欠公交公司，不是市政府欠公交公司。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将政府部门的征收与补偿行为等同于拆迁主体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市政府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的主体，政府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和补偿是行政行为，不是一审判决的具有房屋拆迁的唯一资质。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房屋在拆迁中还涉及商业性质的房屋拆迁和开发。2.一审判决对本案适用行政法规审理民事案件也是适用法律错误。公交公司与华安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合作协议等三份协议，当双方当事人就履行合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时，人民法院应适用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法规审理民事纠纷，但一审强行将政府追加为第三人，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认定本案不是民事纠纷，是行政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补偿方式是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本案诉争的是搬迁费，根据补偿条例的规定，补偿构成明确规定搬迁费等，搬迁费非住宅按照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30元每平方的标准计发，搬迁费及过渡费三千多万元并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搬迁费的补偿标准，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华安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公交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认定拆迁安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及承诺书均属于无效协议，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述协议名为拆迁安置合作协议，内容来看，双方既没有在合同中约定共同投资、共同经营，也未约定风险共担、利润共享，更没有约定办理合作开发所必须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合作开发的有关法律手续。因此三份协议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从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来看，公交公司仅负责搬迁，腾出土地，获得搬迁费、过渡费及还房，被公交公司负责还房、支付修建费用，经营管理项目，获得该项目除还房外的全部利润及承担全部风险。因此三份协议的合同性质均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2.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时要求支付搬家、过渡、重建费800万元，三协议也约定了800万元为搬家费，不是分配项目利润800万元，故双方不是合作，而是补偿协议。3.从土地评估报告可知，公交公司享有的交通用地的剩余价值的评估方式采用的成本逼近法，即评估的交通用地剩余价值1386万元已包含其剩余年限的全部价值，在被公交公司向公交公司支付完毕1386万元后，公交公司已获得了案涉土地的全部价值，故其已无合作的物质基础。二、案涉土地系市政府先征收公交公司的交通用地，再将该土地以协议出让的方式转让给华安公司。2014年6月10日，华安公司与内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华安公司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商服用地40年，出让价依据土地评估报告为2639万元（其中包含搬迁费）。华安公司依约向内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了土地价款，后续也向公交公司支付案涉土地的剩余价值1386万。内江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与华安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案涉土地交付给华安公司，并向华安公司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权认为华安公司所有。另一审各方提供的相关文件、会议记录可证实案涉宗地系因公共利益，市政府征收后再转让给华安公司，不是公交公司所述案涉宗地系其与华安公司先形成商业拆迁而后市政府根据协议而更改土地使用性质的规划。华安公司在2012年成立，因此2011年9月16日华安公司与公交公司并未签订拆迁安置合作协议，而是事后倒签。公交公司搬迁至今获得的全部赔偿全是市政府负担的。三、三份协议及承诺书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悖，因为上述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交公司要求华安公司支付80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公交公司的搬迁费等应由市政府征收部门支付，市政府也对支付案涉搬迁费事宜多次讨论并形成纪要。 交通局述称，同意公交公司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过错。本案是民事合同纠纷，不能以双方的协议中包含搬迁安置字样就视为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交通局提出了合同应当履行的800万元应当向市政府提起行政诉讼不是事实，并未表达这个意见。 市政府述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认定为房屋征收行为属定性错误。（一）定性错误。本案公交公司和华安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同，合法有效，并非市政府或其他行政机关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行政行为。市政府并未对公交公司房屋作出征收决定；也没有与公交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相应的支付房屋（含土地）的补偿款；市政府没有确定征收补偿部门或委托任何单位及本案华安公司对公交公司房屋进行征收（包括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和实施拆迁）。（二）处理错误。1.一审既然认为是房屋征收行政行为则无需对涉案民事合同的效力进行评判，也应当驳回公交公司的起诉，而不是驳回其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应当按照合同法规定作出双方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的处理。（三）一审判决混淆了本案中的有关事实和关系。1.一审判决将市政府及其他相关工作部门对本案公交公司和华安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所实施的有关行为混淆为政府的房屋征收行为。2.一审判决将华安公司因补交土地出让金而与内江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行为混淆为土地一级市场的出让行为。3.将案涉合同名称使用了“拆迁”、“安置”词语混淆为政府的房屋拆迁、安置行为。4.将市级有关部门建议市政府给予公交公司搬迁补贴的“行政给付”行为混淆为房屋征收中的“行政补偿”行为。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和诉讼事实。1.本案证据证明市政府常务会根据有关部门请示只是将是否给予公交公司补偿作为会议议题，并未形成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给付决定。2.市政府一审答辩阐述本案与政府房屋征收行政行为无关，且没有作出补贴公交公司的决定，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为市政府认为公交公司应提起行政诉讼主张800万元补偿。三、市政府不应成为本案诉讼第三人，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其退出本案诉讼。 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未支付的搬迁费800万元及违约金；2.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原拥有位于内江市东兴区西林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国有土地14931.57㎡，土地用途为交通用地，终止年限为2020年11月29日。后因市政规划，决定将原告从西林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以下简称：原址）整体搬迁至东兴区高桥镇油坊村，根据2011年9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合作协议》、内江市城乡规划委员会2011年第8次、2012年第4次和第6次、2014年第2次会议讨论通过将原址调整为商住用地用于修建商住楼。内江市地价评估事务所作出内市地价（估）字2014第22号土地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土地评估报告》），利用成本逼近法测试估价原址A状况（土地使用性质为：交通用地；剩余年限6年；以下简称A状况）地价为1386万元，利用剩余测算估价B状况（土地使用性质为：商业、住宅用地；商业40年，住宅70年；以下简称B状况）地价为4025万元，两者地价差为2639万元。上述估价结果假设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红线外大道“六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气），红线内宗地设定为“场平”。采用剩余测算估价B状况是未将搬迁费计入“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2014年6月10日内江市国土资源局与原、被告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约定内江市国土资源局将西林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的宗地出让给原、被告，出让价款为2639万元。被告按约向内江市国土资源局按期足额支付了土地出让款2639万元。后市政府和内江市国土资源局向原、被告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东兴区汉安大道（一号楼）土地使用权人为华安公司和公交公司，东兴区汉安大道（二号楼）土地使用权人为华安公司。2014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搬迁费、过渡费、重建房等3000万元，原告收到乙方支付齐备款项后，在七日内搬迁完毕交被告。若市政府返还搬家费或以新场站建设名义补贴等款到原告账户，原告在收到款后4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给被告。协议签订前后，被告陆续支付了现金1638万元给原告。2015年10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用1#楼的2楼713㎡的房屋抵偿搬家费、过渡费、重建费等562万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余款800万元于2016年2月28日前支付。另查明，2014年9月26日公交公司就企业搬迁补贴请示交通局，交通局于2014年10月28日就给予原告公交公司搬迁补贴向市政府请示，市政府分别于2014年11月5日、2015年1月28日以市政府请示处理笺报相关领导批示：“2月28日，刘昌贵副秘书长和我共同召集财政、交通、国土、审计经信委研究，达成一致意见，公交集团搬迁建新站属公益事业，在场站建设方面政府应以适当补贴（财政建议不高于800万元的金额予以补贴），由市交通局按资金申请程序向政府请示。詹财荣2.28”。2015年6月15日交通局再次向市政府请示，同日市财政局向市政府请示呈杨松柏市长、李思明副市长审，建议提交政府常务会研究。同年6月29日，李思明签署“拟同意”，同年7月9日市长杨松柏也签署了“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2015年8月20日，市长任晓春主持召开第六届人民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就给予公交公司搬迁补贴费800万元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提交市委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审定。但市委财经领导小组至今未开会研究。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拆迁安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土地估价报告》、《调查报告》、《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产权证（东兴区汉安大道1#楼）》、《土地产权证（东兴区汉安大道2#楼）》及宗地图、四川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华安公司营业执照、内江市城乡规划委员会2011年第8次、2014年第4次和第6次、2014年第2次会议纪要、2015年8月25日市政府办公室编印的内江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94次（六届）、交通局关于给予公交公司搬迁补贴建议的请示（内市交发[2015]98号）、交通局关于公交公司“腾笼换鸟”搬迁补贴建议方案的请示（内市交发[2015]22号）、交通局关于公交公司请求给予企业搬迁补贴有关问题请示（内市交发[2014]406号）等材料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该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拆迁安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为被告拆除原告办公楼、停车场还房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搬家费、过渡费3000万元等相关内容，并非合作开发的相关内容，合作开发应约定利润分配比例、投资比例、占股比例等。上述三协议名为拆迁安置协议，其协议内容也为拆迁安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简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二十五条“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补偿决定应当公平，包括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补偿协议的事项。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发布，同日实施，从2011年1月21日起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只能是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拆迁与补偿工作。原、被告于2011年9月16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合作协议》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之后，因此被告华安公司不具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资质，故原、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无效协议自始无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搬迁费8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其次，本案并非单一涉及变更土地用途，而是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但未实行挂牌出售，显然有悖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土地使用权证（东兴区汉安大道2#楼）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单独所有可知，被告是从市政府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再根据《土地估价报告》的内容来看，市政府是按“场平”“净地”收取的土地使用权价款，被告缴纳的土地使用权价款已包含原告的搬迁费等相关费用，市政府应向被告交付净地，负责征收与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二条“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房或者提供周转用房”之规定，并根据政府规划，公交公司整体搬迁至内江市东兴区高桥镇油坊村，造成了搬迁，市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应向原告支付搬迁费。且第三人市政府相关会议纪要均表明市政府已将原告搬迁费800万元事宜纳入会议日程，只待提交市委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审定通过后即将拨款，故原告可另行向市政府主张权利。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辩解其协议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的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信。第三人交通局认为政府未作出行政决定给予原告补偿，原告可以向市政府提出行政诉讼，第三人市政府也认为原告要向市政府主张搬迁费应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交通局、市政府陈述的观点及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国务院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补充查明：1.2011年9月16日，华安公司与公交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约定，公交公司位于汉安大道南侧的交通用地根据内江市城乡规划委员2011年第八次会议纪要调整性质为商住用地后，公交公司决定用该地块中的规划用地13345㎡及土地上的建筑物、附着物与华安公司合作，双方约定如下：（1）华安公司拆除公交公司办公楼2485.08平方米，并在该地块靠西林大道方向1#楼（以下简称1#楼）还公交公司办公用房2486平方米；（2）华安公司拆除公交公司在该地块停车场、收费室等，华安公司承诺在1#楼负二层地下车库还公交公司20个小车停车位；（3）该地块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应税费由华安公司全部承担并支付。该地块变性为商住用地后，1#楼用地冠名华安公司、公交公司，2#楼用地冠名华安公司；公交停车场等构筑物搬迁由政府决定；该地块新规划条件下除公交公司安置还房后剩余房产和建构筑物全部归华安公司所有并由其处置；政府统一规划的固定广告位产权归华安公司所有。 2.《补充协议（一）》还约定：双方除《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以外签订的涉及该合作项目的全部协议，由公交公司收回原件作废并终止履行；若原件遗失，也以《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及本补充协议为准，其他协议终止后，双方互不违约，互不承担补偿和赔偿责任。《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该合作项目所需的各种资料、手续、证照及公交公司还房的权证均由华安公司负责办理并承担费用，华安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交付房屋，于2016年12月31日办理完毕所有权证；该合作项目由华安公司负责施工建设并承担工程费用，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安全事故、民事纠纷、刑事案件和其他一切事件及经营风险均由华安公司承担，与公交公司无关；双方任何一方违约，按违约天数计算违约金，违约方支付守约方违约金为每天人民币40000元。 3.《补充协议（二）》还约定：（1）因华安公司不能按《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一次性支付叁仟万元，公交公司同意华安公司用1#楼的2楼面积约为713㎡的房屋抵偿搬迁费、过渡费、重建费等562万元，房屋面积、位置及附属设计见协议附图。（2）华安公司须承诺抵偿房屋无产权瑕疵，不得有出售给第三人、抵押和担保的情况，否则视为华安公司违约。抵偿房屋涉及的全部权证由华安公司负责办理并承担费用。（3）《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一）》和本补充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一）》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4.2015年10月26日，华安公司向公交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2月28日前付清800万元；若不能按时足额付清款项，华安公司自愿用华安大厦新建2号楼连续整楼层（不能隔层）4000㎡住房抵偿给公交公司。 5.华安公司于2012年10月18日注册成立，华安公司与公交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合作协议书》的时间不是协议中书写的时间2011年9月16日，应当是华安公司成立后签订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华安公司应否支付公交公司搬迁费800万元及违约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规定，公交公司与华安公司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系自愿签订的《拆迁安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上述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协议名称虽然为拆迁安置，但就协议内容看，是公交公司提供其所有的土地，华安公司支付搬迁费、过渡费和重建费3000万元给公交公司，华安公司提供资金并交纳土地出让款项后，土地变性为商住地，并登记在华安公司和公交公司名下，华安公司进行商业开发后归还公交公司部分营业房和车库。从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公交公司搬迁完毕，华安公司支付了现金1638万元给公交公司，用1#楼的2楼713㎡的房屋作价562万元抵偿给公交公司，2017年12月办证过户还房2408.53㎡和车库518.75㎡。因此，无论是从协议约定内容，还是从实际履行情况，都与拆迁安置无关，市政府以及相关工作部门也并没有作出对土地、房屋的任何征收决定,市政府及交通局作为本案的第三人不适格，更与双方履行合同的争议无实际联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属合同性质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华安公司认为协议是受胁迫签订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华安公司与公交公司的合作行为，均按照市政府相关土地及规划政策实施，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签订的拆迁协议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无效协议自始无效”的认定也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纠纷性质为合同纠纷，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公交公司与华安公司在本案纠纷中的实质是一个履行合同的争议，公交公司认为华安公司应按协议及承诺书内容于2016年2月28日前支付搬迁费余款800万元，而华安公司认为应由市政府征收部门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规定，公交公司与华安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一）》第二条“若市政府返还搬迁费或以新场站建设名义补贴等款到甲方（公交公司）账户（若发生税费，由甲方承担），甲方在收到款后4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给乙方（华安公司）”的约定实际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若条件成就时即公交公司收到市政府款项才应支付给华安公司，如条件未成就，公交公司就没有支付义务。而至今市政府并未将补贴款支付公交公司。但华安公司出具给公交公司的承诺书约定了2016年2月28日前支付搬迁费余款800万元，而华安公司至今未支付该款，故公交公司依据承诺书要求华安公司支付800万元合法有据，华安公司应当支付公交公司800万元。华安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按协议约定“违约金为每天人民币40000元”，该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公交公司违约损失仅存在资金利息损失，故违约金可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17）川1011民初3055号民事判决； 二、内江华安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搬家、过渡、重建费80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6年2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内江华安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内江华安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骏 审判员 裘南晶 审判员 易小峰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苏月 书记员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