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6005号原告：恒通万维（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白仲夫，经理。被告：刘丽，男，1981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及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恒通万维（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万维公司）诉被告刘丽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通万维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白仲夫与被告刘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通万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我公司与刘丽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我公司无需支付刘丽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2232元。事实和理由：刘丽系我单位开除员工袁某的爱人，其称在2018年1月至9月期间在我公司上班，工作已经超出了兼职时间和工作范围，我公司未与刘丽产生雇佣关系，刘丽说是接受我的管理，从2018年1月至9月期间我们从没有过联络，刘丽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丽辩称，我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恒通万维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刘丽原系恒通万维公司员工袁某的爱人。刘丽主张其于2018年1月3日入职恒通万维公司做销售工作，其每天去公司，其在公司有卡位，接着出去跑业务，不需要打卡考勤，其与白仲夫是销售岗位，其爱人袁某是运营岗位，其直接向白仲夫汇报工作，其在职期间曾谈过三个客户，但因为恒通万维公司的问题，导致一单也没有谈成，其月工资标准为3176元。为证明其主张，刘丽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销售明细，其中载有商品名称、规格、订货价等，但未显示与刘丽相关信息；证据二、白仲夫发给袁某的工资邮件，恒通万维公司在2018年1月至8月期间的工资单中均做了刘丽及其爱人袁某的工资明细，工资单中显示刘丽的卡号为×××，身份证号×××。2018年1月的工资单中显示13名人员的应出勤天数和实际出勤天数均为22天；证据三、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恒通万维公司自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9月13日几乎每月转账3176元。恒通万维公司不认可曾给过刘丽销售明细，认可工资邮件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因袁某的工资在2017年6月左右涨至8000元，其公司为了少交社保费用，故将袁某的工资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付给袁某，一部分付给其爱人刘丽，刘丽与其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且刘丽从未向其沟通过工作，后来袁某与其公司产生矛盾，故在2018年9月之后不再拆分，就按照8000元的标准支付袁某。为证明其公司的主张，恒通万维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白仲夫两个手机号的通话记录，证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10月期间，双方没有通话联系记录；证据二、白仲夫与袁某的微信记录，2018年2月12日的微信记录显示如下对话，白：“做工资表，发下你的工资卡，最好是离退休的”。袁：“只有刘丽的不行吗”、“不是说可以吗”。白：“刘丽是做生意的”。袁：“没事呀”。白：“有事，我内蒙就多扣了1000多元。今年和以前不一样。现在都大数据联网了”。袁：“×××，×××”、“刘丽”；证据三、袁某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4年9月17日至2017年5月11日期间，恒通万维公司支付给袁某的工资几乎都在五千元以上，而且金额相对稳定，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1月25日期间均在七八千元之间，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9月13日期间均在四千元左右，2018年10月15日为8000元；证据四、刘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与刘丽提交的一致。刘丽对通话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在质证阶段，刘丽陈述其与白仲夫平时都是微信联系，白仲夫将其微信删除了，其也删除了白仲夫。因为其没有邮箱，恒通万维公司都是把材料给其爱人邮箱发送，其汇报工作都是在公司面谈的。刘丽认可微信的形式真实性，但不清楚其爱人为什么向白仲夫发送微信内容。刘丽对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庭审中，合议庭要求双方提供己方的微信号，白仲夫提交两个微信号分别为×××，133XXXX****和×××.150XXXX****，刘丽提交的微信号为×××，但刘丽当时并未直接告知该微信号为袁某的。法庭要求刘丽当庭登陆×××的微信号，但刘丽告知其无法登陆，其爱人袁某正在使用，但其在恒通万维公司的期间使用其爱人的微信号，之后又还给其爱人使用。其在职期间有两个手机，一个是家人的微信号，另一个就是用袁某的微信号与白仲夫沟通工作，其在手机上使用其爱人的微信号时，其爱人可以在电脑端使用同一个微信号。因恒通万维公司第一个月就欠薪，因此其与白仲夫关系不和，因此不使用自己的微信号跟白仲夫沟通。恒通万维公司不认可刘丽的陈述，且称其从未删除×××的微信号，并当庭拨通了语音通话。刘丽以要求恒通万维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确认劳动关系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裁决：1、确认刘丽与恒通万维公司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恒通万维公司支付刘丽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2232元。恒通万维公司不服此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虽然刘丽与恒通万维公司均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刘丽是否为恒通万维公司提供劳动、刘丽是否接受恒通万维公司的实际管理。本案中，第一，刘丽虽然主张其曾为公司洽谈过三个客户，但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代表恒通万维公司洽谈过业务；第二，刘丽主张其在职期间直接向法定代表人白仲夫汇报工作，在庭审中刘丽先陈述其与白仲夫通过微信交流，但后来双方互删了微信，在法庭要求刘丽登陆其微信时，刘丽陈述其在职期间因跟白仲夫关系不和，其没有使用自己的微信号与白仲夫进行沟通，而是使用其爱人的微信号与白仲夫进行沟通，但是白仲夫当庭拨通×××的微信号并进行了通话。在此问题上，刘丽先是陈述已经互删微信，但白仲夫当庭却出示其与×××的微信号仍是好友，由此可见刘丽陈述与事实并不相符。此外，刘丽所陈述使用其爱人微信号，却不使用自己微信号跟直接上司沟通的情况与常理不符；第三、刘丽并未提交其使用袁某的微信与白仲夫沟通工作的相关证据；第四，刘丽主张其在2018年1月3日入职，但是2018年1月的工资表上却显示包括刘丽在内的所有人员应出勤和实际出勤均是22天，与刘丽所持的入职时间不符；第五、如果刘丽在2018年1月3日入职的话，白仲夫不可能再2018年2月向刘丽的爱人要相应的身份证号和卡号，也不需要在2018年2月将“刘丽”的名字发给白仲夫；第六，虽然在2018年2月至9月期间，恒通万维公司向刘丽进行了转账，且制作的工资表中也包含刘丽，但是刘丽爱人袁某的工资发放情况的变化和刘丽收款的情况恰与白仲夫所持其公司将袁某的工资进行了拆分的主张相吻合。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恒通万维公司也无需支付刘丽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恒通万维（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刘丽于二Ｏ一八年一月三日至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恒通万维（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刘丽二Ｏ一八年二月三日至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2232元。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刘丽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晓人民陪审员  巩煜龙人民陪审员  李 钊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彭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