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4民特84号申请人：北京市多元电气（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孙白云，总经理。申请人：多元数码印刷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法定代表人：刁希庆，总经理。申请人：多元信息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郭文华，总经理。申请人：多元水环保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法定代表人：刁希庆，总经理。申请人：湖南多元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宝庆西路**。法定代表人：孙白云，总经理。申请人：廊坊多元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廊坊开发区耀华道**/div>法定代表人：刁希庆，总经理。申请人：多元水环保设备制造（廊坊）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div>法定代表人：李丙生，总经理。申请人：桦南县多元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自来水水厂院内div>法定代表人：刁希庆，总经理。以上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屈炜，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洪，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外******div>负责人：刘广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学，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瑶，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市多元电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多元集团）、多元数码印刷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码公司）、多元信息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多元水环保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环保公司）、湖南多元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刷公司）、廊坊多元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数码公司）、多元水环保设备制造（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水环保公司）、桦南县多元水务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银律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称，请求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作出的〔2018〕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271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0271号裁决）。事实和理由分述如下：一、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中银律所之间没有仲裁协议。贸仲对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做出裁决，要求其承担中银律所律师费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没有仲裁协议且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裁决。1.本仲裁案件（贸仲案件编号为DE20170416）中，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中银律所之间没有仲裁协议，且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在首次开庭前和本案仲裁过程中，均明确提出异议。本仲裁案件是基于《委托代理合同》及其中的仲裁条款而审理的，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向贸仲提交了《答辩状》、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同日提交了《异议申请》。之所以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在答辩状中提出异议，而未与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在《异议申请》中一并提出，是因为中银律所在本仲裁案申请书中，并未明确特指仅针对《委托代理合同》提出仲裁申请，而且其在申请书中对《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和《委托代理协议书》均有提及，又因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是《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故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关联性，在本仲裁案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并依据《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的有关约定条款，在本仲裁案中提出了“退还50万元风险代理费”等项反请求。此后，2017年8月28日，中银律所又单独依据《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另案提起仲裁（贸仲案件编号为DE20171065）。2017年12月7日两案（DE20170416和DE20171065）开庭时，仲裁庭释明本案仅审理《委托代理合同》，故此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向贸仲提交《调换两案部分仲裁反请求的申请》，将“退还50万元风险代理费”从DE20170416案中撤回，增加到DE20171065案中，该请求得到贸仲准许。综上，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在本仲裁案首次开庭前，均已向贸仲明确提出：带有仲裁条款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约主体仅有多元集团和中银律所两方当事人，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不是《委托代理合同》当事人，也未与中银律所订立仲裁协议，贸仲不应受理。中银律所混淆了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约主体和付款义务主体的不同、混淆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人和执行代理事务具体案件委托人的不同。在本案2017年12月7日开庭时和此后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向仲裁庭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也均对此问题明确予以抗辩，对贸仲受理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作为本仲裁案的共同仲裁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但仲裁庭仍然以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应受《委托代理合同》直接约束为由，错误裁决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承担违约责任。2.仲裁庭认定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受《委托代理合同》约束，并超出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范围裁定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对律师费承担共同支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裁决行为。委托代理合同是受托人接受（合同）委托人的委托，按照合同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或者处理委托人指定的第三人事务的合同。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仅为多元集团，受托人中银律所的合同义务是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即14个案件的当事人（即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提供民事代理法律服务，这种约定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履行受托义务，属于典型的《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债务的代为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这种受托人向第三人代为履行提供法律服务的约定，并不意味第三人受《委托代理合同》的约束，更不能将合同中的多元集团的付款义务和相关责任，自然延伸到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至于，在相关诉讼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向中银律所提供《授权委托书》等代理手续，是律师代理诉讼案件法律要求必须提交的文件，是合同第三人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为配合中银律所完成代理事务而自然需要提供的法律文件。但此种配合和提供相关法律文件，并不能改变《委托代理合同》及其中《仲裁协议》条款的签约主体，也不能推定得出第三人也受《委托代理合同》约束的错误结论。贸仲裁决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受《委托代理合同》约束，并共同承担支付律师费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中银律所在本案仲裁请求中，要求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支付律师费11511231元；要求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分别在上述款项中的334979元、1374287元、136603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仲裁庭裁决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就5605615.74元律师费承担支付责任，明显超过了中银律所的申请范围，属于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裁决。二、中银律所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贸仲未依法中止本案审理，未查明影响本案合同效力的基本事实，违反法定程序。2017年12月7日本案开庭时，中银律所自称，在其代理涉案相关诉讼案件期间，参与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崇文支行）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北京公司）转让不良资产的相关业务。而这一情况，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于当庭方才惊悉。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认为，农行崇文支行和华融北京公司均是诉讼案件的原告方，和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有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中银律所双方代理的行为，严重侵害当事人利益，不仅严重违反律师法及相关律所执业规范，而且直接对本案《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无效产生直接影响。基于上述原因，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在庭后向仲裁庭提交的《代理意见》中，明确特别强调此问题，并要求仲裁庭审查和加以重视。2017年12月15日，多元集团就上述中银律所和律师涉嫌违法违规代理案件问题，向中银律所寄送《要求立即自查并尽快回复的举报投诉函》，但未得到任何回复。多元集团遂于2017年12月28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和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同时寄送了《关于投诉北京市中银律所事务所及陈永学律师的函》，就上述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和机构投诉，并要求司法局和律协依法进行调查、处理。2018年1月4日，多元集团向贸仲递交了《中止仲裁程序的申请》，明确指出：“因上述投诉事项及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结果，与本案有关事实和中银律所代理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具有密切相关性。为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保障案件审理的公正，特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程序中止’之规定，申请在投诉事项调查结果未明确之前，中止本案仲裁程序，中止本案审理。”但仲裁庭却于2018年1月19日做出决定，不同意本案中止审理，导致这一涉及《委托代理合同》效力的重大基本事实没有核实查证，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中银律所在仲裁期间，多次虚假陈述，向仲裁庭提供伪造证据，致使仲裁庭将其作为裁决的主要理据，严重影响了仲裁的公正。中银律所在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情况说明、庭审陈述、代理意见中，多次进行虚假陈述，向仲裁庭提供伪造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陈述”也是证据的形式之一）。如：“240、242两案的法官已经完全接受其代理观点”、“所有案件均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农行崇文支行撤诉是因其代理案件所取得了重大工作成果的体现”、“因为农行崇文支行撤诉，光利差止损，就给仲裁被申请人带来5000万元以上的诉讼减损金额”、“资产打折转让，使仲裁被申请人获得几个亿的商机”。但是，客观事实却是，农行崇文支行是因为决定将涉案不良资产打包转让，才申请撤诉，与中银律所没有任何关系。华融北京公司经过投标和有关主管单位审批，取得农行崇文支行转让的金融不良资产包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的金额并没有降低，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近两年的利息、复利，全部诉讼标的核算下来，已经由原来的4.4亿元涨到5.3亿余元。11133、11134号生效案件，已经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华融北京公司并未有任何打折。这其中，特别是有关资产打折低价转让可能使仲裁被申请人获得巨大收益的虚假陈述，给仲裁庭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严重影响了仲裁庭的公正裁决。仲裁庭在裁决书认定“在判决执行过程中，特别是若经过不良债权处置安排，有关仲裁被申请人实际支付的金额最终有可能得到削减……结案金额还存在小于2.2亿元的可能性”、“仲裁被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人风险代理费损失充其量是每年增加15万元基本代理费的预期利益主张不予支持”。实质上仲裁庭已经将中银律所提供的虚假伪造证据作为定案的主要理据。中银律所为证明其代理工作卓有成效和尽职负责，还在仲裁开庭当时，向仲裁庭提交了《补充证据》，其中包含了很多虚假、伪造证据。如：有关11133、11134、11125号案的《授权委托书》并未提交法院；中银律所在该证据目录列明的12-15号证据、包括“就11133、11134号案给二中院交5份函件”、18号证据“再审补充代理意见”等证据，经查询法院相关案卷档案资料，根本不存在这些中银律所自称提交给法院的有关文件、资料。这些虚假陈述和伪造的证据，在仲裁庭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时，并未明确予以排除，且已经作为仲裁庭“综合考虑律师服务行业特性、双方实际履行及违约情形”而做出最终裁决的依据，从而被仲裁庭作为了定案的依据。四、贸仲违反《仲裁规则》，未将本仲裁案和另一与本案密切关联的仲裁案合并审理，违反法定程序；分案审理导致两个关联密切案件的仲裁理据、结果等出现多处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之处，严重影响了本案的公正裁决。中银律所因《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纠纷案件，另案向贸仲提出仲裁申请（案件编号DE20171065），将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列为该案仲裁被申请人。中银律所于2017年9月20日向贸仲提交了将本案与该案“合并仲裁申请书”，但贸仲却以未收到仲裁被申请人明确同意的答复为由，决定该案不与本案合并审理。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认为，DE20171065案与本案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且仲裁申请人和仲裁被申请人相同，协议性质和涉及法律关系相同，经一方申请，贸仲应该决定与本仲裁案合并审理，贸仲以未收到仲裁被申请人明确同意的回复为由，决定不合并审理，不符合《仲裁规则》第十九条，违反了法定程序。同时，原本密切关联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委托代理协议书》三份协议的签约、履约、解约等情况，应当综合考量，而分案审理势必造成整个案情的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两案的结果、审理的理据等方面看，存在很多截然不同、相互矛盾之处，严重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简要归纳如下：1.DE20171065仲裁案，因为中银律所隐瞒了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时，农行崇文支行已经撤回起诉（2015年12月17日）的事实，仲裁庭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未成立，从而裁决中银律所退还已经收取的50万元律师费。而在本案中，仲裁被申请人向中银律所发送《解除委托通知书》时，14个诉讼案件中的12个在审案件，除11124案因为财产保全的原因没有撤诉外（该案直接经法院裁定变更原告为华融北京公司，农行崇文支行退出诉讼），另外11个案件均于同日撤诉，却被仲裁庭认定是“违约”。2.2016年9月2日，相关申请人向中银律所发送的《解除委托通知书》，是基于《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和《委托代理协议》三个合同的履行情况和结果，综合考虑发出的，不能单独割裂其事由和效力。本案仲裁庭未就《解除委托通知书》所述的“问题严重、与预期很大差距、减少损失、索要450万不合理费用”等事由（详见《解除委托代理通知书》），进行仔细审查，径行以“我们非常尊重两位律师的工作”等友好语气的表述，直接推定多元集团等当事人“无故”解除合同，严重割裂具体案情和基本事实，造成裁决结果的极大不公。3.根据此前论述，中银律所代理本案的主要收益是风险代理费，而只有代理全部案件的结案金额达到2.2亿元以下，中银律所才能获取相应风险代理费（即便结案金额按2.2亿元计算，其获取的风险代理费才为90万元，何况没有任何迹象和事实表明中银律所的代理能够达到这一结案金额）。而本案仲裁庭先是认定根据《合同法》规定，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但最后却以委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该标准早已废止）规定的固定收费比例的50%承担560万元的违约责任，显然赔偿损失和所谓违约责任之间，存在巨额差异，这种前后矛盾的认定，明显于法无据，显失公平。4.本案仲裁庭先是论述，如果中银律所继续代理本案，案件的结果基本也会维持起诉金额（共计4.4亿余元），即便案件执行阶段，能够大幅降低到2.2亿元以下的概率偏小，从而对中银律所的预期收益即实际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仲裁庭还认为双方最后签署的《协议书》中，约定150万基础费加50万风险代理费的和解方案，虽然失效，但毕竟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约定；但在得出以上结论后，仲裁庭却以远远高于实际损失的金额，裁决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明显没有综合考虑律师行业的收费现状以及包括《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在内的综合案情，明显有违公正。五、仲裁庭依据开庭时仍不明确的仲裁请求事项做出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中银律所仲裁请求第一项，支付11511231.74元律师费的计算依据和方法，在12月7日开庭时并未明确，也未当庭质证。中银律所在12月25日才将《中银律所仲裁请求及事实理由表述确认函》和《中银律所仲裁请求计算说明》寄至贸仲。仲裁庭依据当庭未明确和未质证的仲裁请求计算说明的内容，裁决按照11511231.74元的50%支付律师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裁决的公正。综上所述，本案仲裁裁决，具有没有仲裁协议、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等情形，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应当予以撤销。中银律所辩称:一、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均受多元集团于2015年9月8日代为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第十二条仲裁管辖条款的约束，与中银律所之间存在仲裁协议。1.仲裁开庭时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明确向仲裁庭陈述，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为多元集团控股的企业，共同委托多元集团聘请律师，代表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签署合同。2.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多元集团明确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是其下属企业；而且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中银律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提供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文件，这足以说明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授权多元集团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综上，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以及民法通则关于代理的规定，多元集团对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构成有权代理。多元集团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中银律所的争议解决，也适用《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3.还有其他证据也能证明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直接受《委托代理合同》的约束。（1）2015年12月24日，多元集团及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与中银律所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中，明确《委托代理合同》是由多元集团与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签署；（2）2016年3月，数码公司、印刷公司、水环保公司与中银律所签署《委托代理协议书》，再次确认数码公司、印刷公司、水环保公司是《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主体；（3）2016年9月，多元集团及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发出《解除委托代理通知书》，通知中银律所解除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通知解除的前提是承认其受该《委托代理合同》的约束；（4）2016年12月，多元集团及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与中银律所签署《协议书》，再次重申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是《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主体；（5）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联系人，其对公司委托多元集团签署委托代理合同是明知的，而且积极配合出具授权文件；而且听从受托人多元集团的安排，同时向中银律所出具授权委托，同时终止对中银律所的授权委托。以上充分说明，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授权多元集团签署《委托代理合同》，而且也实际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并且同时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应直接受《委托代理合同》的约束。二、案涉仲裁裁决没有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和仲裁请求的范围。1.没有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协商不成，均提交仲裁。本案因委托代理合同发生的律师费争议，完全在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之内。2.仲裁没有超出仲裁请求的范围。（1）0271号裁决并没有超出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认为，中银律所在申请仲裁时只要求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承担部分责任，而贸仲裁决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对全部责任承担责任，是超出了仲裁请求的范围，这是其误解。首先，仲裁结果超出申请仲裁的范围是指仲裁的事项超出了请求的范围，而不是数额超出了仲裁请求的范围。如中银律所只申请支付律师费这一个事项，但仲裁还裁决多元集团等赔礼道歉，增加了一个事项，这才是超出仲裁请求的范围，本案实际情况是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范围是支付律师费，仲裁庭在该律师费请求范围内予以仲裁，并未超出申请仲裁的范围。对于中银律所1700多万仲裁请求范围之内，对8个责任承担主体如何分配责任的问题，是一个实体问题，该问题应该由仲裁庭合理分配，是仲裁庭的权限，是仲裁庭对实体问题作出的合理裁决，多元集团等要求撤销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仲裁庭在裁决中也明确表示，是因为无法区分各个主体应该承担的具体责任，因此裁决各主体共同承担责任。这表明仲裁庭对此是经过专门衡量和计算后作出的专业判断，对此应该予以尊重。其次，从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的撤裁理由可知，其认为仲裁裁决判令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承担的金额超出了中银律所请求的金额，所以超出了仲裁请求，这是误解。中银律所申请的律师费和损失赔偿金额总计约1700万元，现在仲裁裁决金额只有500多万元，裁决金额在请求范围之内。再次，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明确规定，本案情况并不属于超出仲裁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仲裁庭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最终裁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请求的具体数额，这种情况与法律规定的超范围仲裁属于不同的两个范畴，在此不应当将法律规定扩大解释”。该规定已经明确，对于仲裁庭确定的数额高于或者低于所请求数额的，不属于超范围仲裁，不得将法律规定扩大解释，相反，为确保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权威性，维护国家安排的现有纠纷解决体制，对该规定应该予以严格的限缩解释（缩小解释），即不得认为本案情况属于超出仲裁请求的范围。（2）即便按照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的主张，本裁决也只对部分主体的部分金额超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即便完全按照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的主张，超出仲裁请求范围的也只针对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依然要承担全部责任。即便对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存在超裁，也只存在部分超裁，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还要分别对334979.35元、1374287.21元、136603.15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仲裁时，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明确向仲裁庭表示，同意对律师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均是多元集团的下属公司，上述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裁决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既是上述仲裁被申请人同意的结果，也不损害其利益，同时也能最大程度防止将来裁决无法执行。该裁决合情合法合理，是仲裁庭在实体上合理取舍衡量的结果。多元集团等在仲裁时明确表明：“多元集团是控股股东，……下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关系，下属公司都授权集团公司来做了”。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是他们向仲裁庭明确的意思表示，仲裁庭也是按照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作出的裁决。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是关联公司，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均是多元集团的下属单位，并委托多元集团签署合同，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并未损害其利益。相反，如果只裁决其中一个或者几个责任人承担还款责任，将导致本案无法得到执行，将在仲裁庭明知的情况下，让其逃避了债务（如本案代表签署合同的多元集团，本身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如果只裁决多元集团来承担责任，将导致案件根本无法执行）。仲裁庭之所以这样裁决，恰恰是看穿了多元集团意图逃避债务的设计，充分发挥了仲裁相对于法院判决更灵活的特征，切实保障将来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以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在裁决阶段就解决部分执行问题，也是纠纷解决的应有之义。三、针对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认为中银律所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贸仲未依法中止本案审理，违反法定程序的答辩。1.多元集团等主张中银律所参与了农行崇文支行向华融北京公司转让不良资产业务，因此中银律所构成了双方代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从而导致本案“委托代理协议”无效，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中银律所从来没有代理农行崇文支行将本案所涉债权转移给华融北京公司的业务，多元集团没有证据证明中银律所持有这方面的证据没有提交，且中银律所从来没有说过其代理过该业务，多元集团所谓的“惊悉”该事实，应该是他们听错了；其次，多元集团和仲裁庭也根本未要求中银律所提交过上述证据，因为中银律所根本没有这些证据；再次，退一步说，即便有该事实的存在，也不影响对仲裁裁决事实的认定，更谈不上影响仲裁裁决所依据的基本的事实，对裁决结果也没有任何影响；最后，虽然中银律所没有代理多元集团所述业务，但也需要指出，从法律上而言，双方代理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只是违反了律协的一个规章，况且即便多元集团所述为真，中银律所的行为也根本不是双方代理行为，对本案的裁决也没有任何影响。2.贸仲未中止本案审理，完全符合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也不能中止。（1）是否中止审理，是仲裁委员会职责权限范围的自主事项，不构成撤裁的理由。根据《仲裁规则》第45条，在满足某种条件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中止审理，不是必须中止审理，由此可知，仲裁庭完全可以不接受多元集团等当事人提出的任何中止审理的请求。不同意中止审理，仲裁庭根本不需要理由。（2）多元集团等提出的中止理由没有任何道理。多元集团提出其向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了中银律所，因此要等处罚结果出来后，仲裁案件才能继续审理。对此只能说，多元集团为了不支付律师费，用尽了一切手段，但这不是中止的理由。根据多元集团给中银律所发出的多份正式文件，包括多元集团解除中银律所的代理后给中银律所发出的正式文件，一再确认中银律所代理工作勤勉尽责，卓有成效，对中银律所的代理工作表示认可。中银律所的代理行为根本不存在违规，退一万步讲，即便有违规行为，也不能免除多元集团等支付律师费的责任。律协的投诉告知书上明确写明，如果投诉人与律师因委托代理协议发生纠纷，应寻求诉讼/仲裁解决，律协不处理委托代理纠纷。因此，多元集团对中银律所的投诉，不构成应该中止的理由。四、中银律所没有伪造任何证据。1.中银律所从来没有伪造任何证据，中银律所保留对多元集团为达到诉讼目的而随意捏造事实，损害中银律所名誉的行为进行追究的权利。2.多元集团所列举的所谓中银律所伪造证据，按照多元集团的表述，这是中银律所代理人在仲裁时的陈述，根本没有任何物证、书证等证据。如果中银律所代理人在仲裁庭的陈述与事实有偏差，就是伪造证据，那么多元集团做伪证的地方更多。中银律所代理人对案件的表态和评述，不是多元集团所谓的“当事人陈述”，这是代理人陈述，这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仲裁案件的证据，何谈伪造之说。3.多元集团所述的所谓伪造的证据，也根本达不到如下标准：（1）该证据经审查查明确属伪造的；（2）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的；（3）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的；（4）被申请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并不知悉该证据系伪造，或者虽知悉该证据系伪造，但向仲裁庭提出后其意见未被采纳。五、贸仲未合并审理相关案件，符合《仲裁规则》和程序规定，且另案已经由本案所争议仲裁案件的首席仲裁员独任仲裁，两个仲裁庭已经充分合理地考虑和了解整体纠纷情况，而且该案仲裁庭支持了多元集团的仲裁请求，并未损害多元集团的程序和实体利益。依照《仲裁规则》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一方当事人请求，仲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仲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程序”，这里说的是可以，并不是必须。无论是什么样的案件，都不是必须合并审理，仲裁庭不合并审理完全符合仲裁规则。另外，分开审理，并未损害多元集团的任何实体权利。六、贸仲并未就不明确的事项进行审理，并未违反法定程序。1.多元集团等申请人认为贸仲对中银律所不明确的仲裁请求进行了仲裁，不符合事实。中银律所当庭向仲裁庭明确了仲裁请求，而且按照仲裁庭的要求，以书面形式提交了仲裁请求以及仲裁请求的计算依据。仲裁庭已经向多元集团等进行了转交。2.多元集团认为需要对中银律所关于仲裁请求数额及计算依据进行质证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中银律所提交的上述文件并非证据，并不需要质证，而且多元集团等当事人在其代理意见中也已经对中银律所的请求提出了充分抗辩，如果其没有提出抗辩，是其主动放弃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经审查查明：（一）合同订立及相关情况2015年9月8日，多元集团作为委托方、甲方，中银律所作为受委托方、乙方，共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下属公司[包括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以及案外人多元信息终端制造（廊坊）有限公司（经仲裁庭认定已被廊坊水环保公司吸收合并）]因与农行崇文支行14案（具体案件双方在附件中列明），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特订立合同，合同中并具体约定了委托代理事项、委托代理权限、以及律师费收取等相关事项，其中律师代理费包括基本代理费用及风险代理费用两部分。该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发生争议提交贸仲依其规则进行仲裁。经询，双方当事人确认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由中银律所起草。2015年12月24日，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作为一方当事人，中银律所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序言中载明，多元集团下属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因与农行崇文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与中银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现就其中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案另行达成新增风险代理费用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具体约定了新增费用数额及支付条件等内容，同时约定第四条“独立结算条款”约定，“本补充协议独立于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本补充协议双方单独核算。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原《委托代理合同》仍然有效，本补充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原《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原《委托代理合同》的费用、结算条款等对本协议无约束力”，第七条约定因本补充协议发生争议由贸仲仲裁。2016年3月，数码公司、印刷公司、水环保公司共同作为一方，与中银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其序言中载明，数码公司、印刷公司、水环保公司因与农行崇文支行金融借款纠纷申请再审案，聘请中银律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订立协议，并具体约定了委托代理案件及代理权限、期限以及律师代理费标准。其中就律师代理费，双方约定数码公司、印刷公司、水环保公司就本两案支付的代理费用可以在《委托代理合同》主合同风险法律费用中扣减50%的份额（在主合同的风险代理费用扣减本两案的律师代理费的50%后仍大于或等于零元的情况下）。第十二条约定发生争议向贸仲提起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2016年9月2日，多元集团单独作为发件人，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作为发件人，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作为发件人，分别向中银律所发出三份内容基本一致的《解除委托代理通知书》，其中载明曾先后签订三份委托代理协议，即《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委托代理协议书》，通知中银律所自2016年8月26日起正式解除上述全部三个委托代理协议。2016年12月23日，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作为甲方，中银律所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因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要求解除此前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委托代理协议书》，经协商双方确认并同意就已解除的上述委托代理协议达成协议，即甲方再向乙方支付部分律师代理费用。该协议并约定如果甲方未按期支付约定的款项本协议自动作废。该协议书签订后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实际未付款。（二）关联仲裁案件情况贸仲根据仲裁申请人中银律所与仲裁被申请人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以及中银律所于2017年8月28日提交的仲裁申请，受理了相应仲裁案件，案件编号为DE20171065。该案中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为：1.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律师费用250万元；2.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利息损失（计算标准略）；3.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该仲裁案件中多元集团提出仲裁反请求：1.中银律所向多元集团退还50万元风险代理费；2.中银律所向多元集团补偿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62500元；3.中银律所承担本案本请求和反请求的仲裁费用。经审理，贸仲就该案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8〕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274号仲裁裁决：1.驳回中银律所全部仲裁请求。2.中银律所向多元集团退还律师费50万元。3.中银律所向多元集团支付5万元以补偿多元集团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4.本案仲裁费54238元，全部由中银律所负担。5.本案反请求仲裁费9050元，全部由中银律所负担。（三）本案仲裁概况贸仲根据仲裁申请人中银律所与多元集团于2015年9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定、中银律所提交的说明多元集团系代表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和多元信息终端制造（廊坊）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书面文件，以及中银律所于2017年3月23日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了相应仲裁案，案件编号为DE20170416。贸仲受理该案后，适用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规则》对该案进行了审查。仲裁期间，仲裁申请人中银律所曾经提交“合并仲裁申请书”，申请将DE20171065案件与DE20170416案件合并审理。鉴于仲裁被申请人未明确表示同意，根据《仲裁规则》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贸仲对中银律所上述申请不予考虑。仲裁期间，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曾以中银律所在代理期间同时承接了农行崇文支行转让不良资产的业务，存在利益冲突，已向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和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进行投诉为由，向贸仲申请中止该案的仲裁审理程序。贸仲对此未予同意。仲裁期间，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提交的答辩状中提到中银律所混淆了合同主体，认为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并非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未与中银律所达成仲裁协议，贸仲不应受理中银律所对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的仲裁申请。另，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提出，其与中银律所未达成任何协议，也非《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或者当事人，其向中银律所出具相关诉讼案件的授权委托书系为配合中银律所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服务义务，故贸仲不应受理中银律所对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的仲裁申请。对于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提出的上述异议，贸仲根据《仲裁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授权由仲裁庭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决定。仲裁庭安排在2017年12月7日开庭进行审理，当时双方当事人均委派代理人出席了庭审。庭后，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提交了“代理意见”，多元集团提交了“调换两案部分仲裁反请求的申请”。中银律所于2017年12月25日提交了“中银律所仲裁请求及事实理由表述确认函”、“中银律所仲裁请求计算说明”、“代理意见”、“质证意见”。仲裁庭决定受理中银律所变更的仲裁请求及多元集团变更的仲裁反请求，并将上述决定通知了双方当事人。中银律所最终仲裁请求：1.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律师费11511231.47元；2.廊坊数码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334979.3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廊坊水环保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1374287.2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水务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136603.1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部分可得利益损失5000000元（余款2500余万元另行主张）；4.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向中银律所支付利息损失（以11511231.47元为基数，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6年9月3日起算，截至实际支付之日止）；5.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用；6.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承担中银律所律师费33万元。多元集团最终仲裁反请求：1.中银律所向多元集团支付为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3万元；2.中银律所承担全部仲裁费用。仲裁庭经审理、评议，于2018年3月9日作出0271号裁决：1.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律师费5605615.74元。2.驳回中银律所的其他仲裁请求。3.驳回多元集团的全部仲裁反请求。4.本案的仲裁费196280元，由中银律所承担50%，即98140元，由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承担50%，即98140元。本请求仲裁费已与中银律所等额缴纳的仲裁预付金全部冲抵，故，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应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98140元以补偿中银律所为其垫付的仲裁费。5.本案反请求仲裁费33800元，全部由多元集团承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贸仲作出的涉案0271号裁决属于国内仲裁裁决，故本院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进行审查。本案中关于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提出的0271号裁决有违公正、显失公平等主张，不符合前述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本院审查期间，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提出，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中银律所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经查，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在仲裁期间曾提出上述异议，但仲裁庭对此未予支持。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问题，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系由多元集团与中银律所签订，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相应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之间发生争议提交贸仲解决，对此各方均没有异议。但是，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签约方，是否受到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中仲裁条款之约束，有必要结合其他事实进一步进行审查。《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为多元集团就其下属公司涉及的诉讼案件委托中银律所进行代理，属于利他合同（第三人利益合同），但基本合同权利义务仍形成于多元集团与中银律所之间。《委托代理合同》履行期间，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曾与中银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并曾向中银律所发出《解除委托代理通知书》，上述证据可以佐证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实质性加入了《委托代理合同》，因此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亦应接受《委托代理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但是，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并未与中银律所以任何形式签订合同，其在《委托代理合同》中仅是受益第三方，不受该合同及其仲裁条款的约束。本院注意到，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确实曾经向中银律所出具过授权委托书，但该行为应理解为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配合中银律所履行其在《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合同义务所办理的手续，仅能证明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知道且不反对《委托代理合同》，不能由此推断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因此而加入《委托代理合同》并接受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中银律所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据此，本院认为应当认定中银律所与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因此0271号裁决中针对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的裁决事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需要说明的是，本院审查期间，中银律所提出，多元集团系受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委托与中银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以及相应仲裁条款直接约束包括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在内的委托人。就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隐名代理制度与本案无关。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多元集团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因此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适用前提；另一方面，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确立的隐名代理制度可以适用于本案，相应法律后果是《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应仲裁条款直接约束中银律所以及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即与“显名受托人”多元集团相对应的委托人），但“显名受托人”多元集团不再成为《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换言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可以适用于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其必然的法律后果是中银律所不能向“显名受托人”多元集团申请仲裁，该结论显然与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以及0271号裁决结果不符。本院审查期间，中银律所还提出，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多元集团是关联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无损其利益，相反如果只裁决其中部分责任人承担责任将导致执行困难，造成某些责任主体逃避债务。就此本院认为，“逃避债务”的前提是该当事人依法负有承担债务的法律义务，但如前所述本院已经认定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不受《委托代理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贸仲无权就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是否承担涉案债务进行裁决。至于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多元集团是否属于关联公司，与谁应承担合同义务没有逻辑对应关系。即便中银律所所述多元集团本身仅为空壳公司无力承担给付义务属实，亦属于中银律所承揽业务期间的商业风险，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委托代理合同》系由中银律所起草，其拟定合同条款期间未能合理排除可以预见的商业风险，应自行承担责任。总之，所谓“执行困难”、“逃避债务”云云，与仲裁司法监督程序无关，不应影响本案审查结果。另，本院还注意到，仲裁期间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为：1.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律师费11511231.47元；2.廊坊数码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334979.3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廊坊水环保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1374287.2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水务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的136603.1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而仲裁庭裁决内容为：1.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向中银律所支付律师费5605615.74元；……4.本案的仲裁费196280元，由中银律所承担50%，即98140元，由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共同承担50%，即98140元……。两相比较，中银律所仅要求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承担部分请求额的连带给付责任，且未要求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承担仲裁费用，但裁决结果却要求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对全部律师费给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超出了中银律所的仲裁请求数额；且该仲裁裁决还要求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一并承担仲裁费用，裁决结果明显超出了中银律所仲裁请求的数额及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一）裁决的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二）裁决的事项属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三）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四）作出裁决的仲裁机构非仲裁协议所约定”。本院认为，虽然本案系撤销仲裁裁决审查程序而并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审查程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关于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规定内容基本一致，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亦可以在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中参照适用。涉案0271号裁决存在上述规定第三项“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之情形，因此应当认定该部分裁决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构成超裁。经本院审查，该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至于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提出的仲裁期间中银律所隐瞒证据的主张，依据明显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程序中止”规定：“（一）双方当事人共同或分别请求中止仲裁程序，或出现其他需要中止仲裁程序的情形的，仲裁程序可以中止。……（三）仲裁程序的中止及恢复，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院长决定。”上述规则中（在已经组成仲裁庭的情况下）将仲裁程序是否应当中止的审查权利交由仲裁庭进行判断。本案事实是，仲裁期间多元集团等仲裁被申请人以向律师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中银律所及其律师为由申请中止仲裁程序，但其申请未被仲裁庭准许。本院认为，上述规则属于授权性规定，根据上述仲裁规则，仲裁庭未准许中止仲裁程序的申请，并未违反仲裁规则。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主张仲裁期间中银律所伪造证据，但其指称“伪造”的证据均是中银律所向仲裁庭口头或者书面陈述。本院认为，中银律所向仲裁庭陈述内容是否属实应属于仲裁庭审查事项，本院不作审查，但即便中银律所陈述内容不实，相应“当事人陈述”均是由中银律所作出，并非他人伪冒中银律所的名义，因此在证据形式上不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形。本院对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主张中银律所在仲裁期间伪造证据的意见不予采信。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主张贸仲未将涉案仲裁案件与相关联的另一仲裁案件合并审理，违反法定程序。就此本院认为，本案事实是仲裁期间中银律所申请将本仲裁案件与另一相关联仲裁案件合并审理，仲裁庭征求多元集团等仲裁被申请人意见，因其未明确表示同意故仲裁庭最终决定不准许中银律所提出的合并审理申请，仲裁庭所作决定未违反《仲裁规则》第十九条相应规定。因此，本院对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该部分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仲裁请求是否明确，中银律所确实在仲裁开庭后仍调整其仲裁请求，但事实上多元集团等仲裁被申请人亦在开庭后调整其仲裁反请求，双方当事人存在同样情形，且均未要求仲裁庭另行安排开庭。根据对等原则以及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多元集团、数码公司、信息公司、水环保公司、印刷公司、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该部分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系多元集团与中银律所签订，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未与中银律所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该三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证明其实质加入《委托代理合同》中，且授权委托书并无仲裁条款。因此，廊坊数码公司、廊坊水环保公司、水务公司与中银律所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对上述三公司无约束力。另，0271号裁决的部分裁项超出了仲裁请求的数额及范围，且该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经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批准，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8〕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271号裁决。申请费400元，由被申请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负担（于本裁定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审 判 长 崔智瑜审 判 员 高 晶审 判 员 冀 东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法官助理 王艳锋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