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17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秋，女，197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中杨伟业（北京）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忠，北京罗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琴，女，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涛，北京市海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玉秋因与上诉人王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2018）鄂0303民初3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玉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忠，被上诉人王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琴另外返还50万元并给付利息损失27.5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琴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予改判。原判称“后来王琴几次打电话，称无公害处理生活垃圾项目如何好，希望我一起参与研发试验，我告诉王琴，如果是一项成熟专利技术的话，我可以成立一个公司进行投产。”杨玉秋从未讲过，一审判决作出这样认定没有依据。2.王琴从杨玉秋处借走100万元，用于何处以及她将资金转给姜平和万金林是基于什么缘由，这都与杨玉秋无关，杨玉秋也不清楚王琴与姜平、万金林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杨玉秋从未委托王琴搞什么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3.原判以王琴自称的借款理由与毫不相干的王琴在新成立的中杨伟业公司的监事身份，以及中杨伟业公司与万金林签订的《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认定王琴使用资金为职务行为，完全属法院主观臆断。王琴拿到钱之后，短短几天就将50万元资金分别转给了万金林和姜平，并不是基于杨玉秋委托。中杨伟业公司成立是在此4个月之后，中杨伟业公司与万金林的公司签订《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是在5个月之后了，没有证据证明王琴借款与后面两件事之间有必然联系，而一审法院完全背离了证据的认定规则，未能做到实事求是。4.王琴自2013年5月起，恶意占用杨玉秋的资金已近6年时间，给杨玉秋造成经济损失，应予赔偿。王琴辩称：1.杨玉秋所称的第一点理由，其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审理借贷纠纷的时候陈述过，被生效的法院裁判确认；2.对杨玉秋的第二点理由，在另案借贷纠纷的裁定书中认定了杨玉秋购买了专利权，王琴参与了该实验，杨玉秋认为从未委托王琴参与垃圾项目活动是不成立的；3.杨玉秋始终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而不是不当得利，她实际主张的理由否定了起诉的理由；4.杨玉秋认为王琴恶意占用资金，与事实不符，王琴收到100万，是为杨玉秋的利益进行实验活动合理合法的支出，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王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杨玉秋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玉秋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的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且与判决结论相矛盾。王琴收取和支配涉案100万元款项的行为自始至终是有合法根据的。如果是职务行为，就应当由中杨伟业公司承担责任，如果是杨玉秋的委托行为，就应当由其自己承担责任。2.原判对部分事实的认定缺少证据支持，且与常理不符。原判认为王琴对实验场地租赁费、修建费、实验材料费、参与实验相关人员食宿费的支出没有合法依据的认定是错误的。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王琴已经证明了涉案款项的来龙去脉，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杨玉秋不能证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成立，但王琴提供了必要的证据证明了全部支出的合理性。杨玉秋辩称：1.杨玉秋从未委托王琴办理过垃圾无害化项目的实验工作，杨玉秋的公司也没有委托过王琴，是王琴自己急需资金，从杨玉秋处借款100万元；2.王琴提到租赁费、修建费和实验费，与杨玉秋无关，如果产生费用也是由王琴自己承担，杨玉秋不想搞实验，只会买成熟的项目；3.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王琴要提供证据证明拿到杨玉秋100万元是基于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王琴没有提供。杨玉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琴返还占用资金100万元，并由王琴赔偿经济损失27.5万元（自2013年5月3日起至王琴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共计127.5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王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杨玉秋与王琴经他人介绍认识后，王琴便向杨玉秋介绍推荐“垃圾无害化处理及转化成循环再生洁净能源与生产方法”（以下简称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2013年5月3日，杨玉秋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划拨给王琴人民币100万元。2013年5月4日至2013年7月27日期间，王琴从接受该100万元的银行账户上，分七次分别划拨给万金林人民币30万元、姜平人民币20万元、洪巧珠人民币10万元，及其他转账支付人民币39万元，共计人民币99万元。2013年9月9日，中杨伟业公司成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杨玉秋，公司股东为杨玉秋（占70%股份）、姜平（占30%股份），王琴为该公司监事，公司经营范围为“环保产品及新能源材料的技术开发”等。2013年10月18日，中杨伟业公司与万金林为法定代表人的中能国泰公司签订了一份《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鉴于中能国泰公司拥有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的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号为201010509885.X、发明人为万金林），中杨伟业公司鉴于对上述专利申请的了解并希望获得该专利申请权，由中能国泰公司将上述专利申请权以39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中杨伟业公司。2014年5月4日，中杨伟业公司与中能国泰公司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双方解除了上述《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2015年3月25日，杨玉秋诉诸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要求王琴返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2016年6月6日，该院作出（2015）丰民（商）初字第072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杨玉秋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据不足为由，裁定驳回了杨玉秋的起诉。杨玉秋不服裁定提出上诉，2016年8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2民终62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杨玉秋仍要求王琴返还100万款项未果，故而成诉。另查，王琴在庭审中提交了三份《收条》，该《收条》均是个人出具，主要内容为收到王琴2012年度用于垃圾处理实验项目的房屋及场地租赁费10万元、2013年度用于垃圾处理实验项目的房屋及场地租赁费10万元、房屋改造费及环保设备项目场地修建费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杨玉秋与王琴之间基于“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的缘由，杨玉秋给王琴划拨人民币100万元，双方不持异议。经查实，杨玉秋也是基于取得该“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专利申请权，而先是成立了中杨伟业公司，随后就签订了取得该“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专利申请权的《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虽然王琴未提交任何有关杨玉秋委托或指示其收款、支出、消费等经营管理的证据，但基于后期双方的身份（即杨玉秋为中杨伟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法定人、王琴为中杨伟业公司的监事），以及公司成立、专利申请权的转让过程，可以认定王琴对100万元的支出，是一种职务行为或者受杨玉秋委托的行为。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实际上是王琴对100万款项的支出消费证据的审查。王琴收到杨玉秋划拨的款项100万元后，先后从该银行账户上转支给万金林、姜平共计50万元，而万金林是“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专利的发明人和中能国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平是后期成立的中杨伟业公司的股东之一，该两笔款项的支出，可以认定为王琴为“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的支出。而其他支出或消费，均不能证实与“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的前期实验具备关联性。王琴对剩余50万元的持有，没有证据证实有合法依据，应予返还。杨玉秋主张王琴占有款项期间的经济损失，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王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玉秋款项人民币50万元。二、驳回杨玉秋对王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王琴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75元减半后收取8137.5元，由杨玉秋承担4882.5元，由王琴承担3255元。本院二审期间，杨玉秋未提交新证据；王琴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杨玉秋是否委托王琴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实验，以及杨玉秋给王琴转款100万元究竟是借款还是杨玉秋投入的实验费用。经查，在（2016）京02民终6281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杨玉秋起诉称“杨玉秋从北京回到新疆后，王琴几次打电话说到无公害处理生活垃圾的项目如何好，希望杨玉秋一起参与研发实验，杨玉秋告诉王琴对研发实验不感兴趣，如果是一项成熟的专利技术的话，杨玉秋可以成立一个公司进行投产”。并且在本案二审中，杨玉秋委托代理人陈述“杨玉秋给王琴转账100万元是王琴向杨玉秋借款，用于王琴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杨玉秋想入驻北京丰台区高新技术园区，想搞个好项目把公司成立起来，杨玉秋通过姜平认识万金林，在丰台技术园区有好的项目得到国家补贴”，王琴委托代理人陈述“该款不是借款不存在打借条，是杨玉秋想在北京发展，想做个项目，项目就是垃圾无害化项目，这个项目要进行实验，杨玉秋就主持项目，所有费用是她自己出，基于实验需要才汇给王琴100万，所以不需要打借条”。结合案件事实，杨玉秋于2013年5月3日给王琴转款100万元，2013年9月9日中杨伟业公司成立，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环保产品及新能源材料的技术开发”等，2013年10月18日中杨伟业公司与中能国泰公司签订了《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欲购买该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的专利申请权。通过以上当事人陈述及相关情况，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出王琴方陈述的事实符合客观常理，即杨玉秋委托王琴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实验并给王琴转款100万元用作实验经费。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构成不当得利有三个条件，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获利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王琴经人介绍与杨玉秋认识后便向杨玉秋介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杨玉秋委托王琴进行该项目实验，并给王琴转款100万元用于实验，该100万元款项应当是杨玉秋对“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项目实验的投资，王琴基于杨玉秋的委托与授权占有并支配该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并且王琴能够说明该款项的具体花费及用途流向，均全部用于实验，亦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已经尽到了自身的举证责任。杨玉秋辩称该100万元属于其出借给王琴的款项，但未能提供借条等借款凭证，王琴对其说法亦不认可，并且在另案民间借贷纠纷生效裁判中，已经作出认定，杨玉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王琴占有并使用该100万元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杨玉秋上诉要求王琴返还全部款项的理由于法无据。另外，原审判决既然认定王琴占有该100万元款项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却对其中50万元判令返还，明显不当。王琴亦举证证明该部分款项用于购买实验材料、支付场地租赁费和修建费，以及人员食宿费等，对实验经费的具体开销能够作出合情合理的说明，故王琴的上诉理由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琴的上诉请求成立，杨玉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2018）鄂0303民初31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玉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275元，减半收取计8137.5元，由杨玉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75元，由杨玉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玉玲审判员  汪 粼审判员  陈 虎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黄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