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2行终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四会市金恒丰五金加工厂。住所地：四会市大沙镇马房开发区石膏矿路段花庄崀（土名）。法定代表人：黄家豪，系该厂投资人。委托代理人：邓增共，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会市东城街道广场南路**。法定代表人：李镜洲，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杰辉、罗健，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王亚当，女，苗族，1985年6月24日出生，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韩武，广东盛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会市金恒丰五金加工厂（以下简称“金恒丰五金厂”）与被上诉人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四会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王亚当工伤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3行初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亚当系死者杨阿青的妻子。杨阿青于2018年8月18日在公司管理人员安排下搭乘由张国俊驾驶的粤Ｘ×××**轻型厢式货车跟车至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运送铝材后回程返回金恒丰五金厂，当天下午15时30分许上述车辆在回程的途中行驶至佛山市三水区G321国道40KM+750M路口时，车头碰撞路边防护栏及指路牌杆，造成杨阿青当场死亡的事故。根据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第440607120180000191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阿青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根据4400002016152932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杨阿青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8月18日；死亡原因为胸腔内器官严重损伤。2018年9月4日，王亚当向四会人社局提出关于杨阿青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供其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打卡考勤表、银行对账单、银行卡复印件、垫付工资协议等证据材料，四会人社局于次日正式受理了王亚当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后王亚当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四会人社局于2018年9月13日向金恒丰五金厂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金恒丰五金厂在收到通知书后10日内提交将有关书面证据材料，并于2018年10月4日送达该通知书给金恒丰五金厂，但金恒丰五金厂未在举证期限内向四会人社局提交任何书面证据材料。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0月22日，四会人社局分别向王亚当、金恒丰五金厂投资人黄家豪作了调查笔录。四会人社局经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杨阿青于2018年8月18日所受到的胸腔内器官严重损伤的交通事故死亡伤害为工伤，并将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送达给金恒丰五金厂及王亚当。另查明，金恒丰五金厂于2015年3月18日成立，性质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系马雪玲。2018年5月17日，金恒丰五金厂由个体工商户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黄家豪。金恒丰五金厂共有10个生产车间，全部出租给他人经营五金加工，其中二号车间出租给阳志承。出租的车间对外均以金恒丰五金厂的名义。阳志承雇请了杨阿青作为跟车搬运工。还查明，2018年9月18日，金恒丰五金厂在四会市大沙镇总工会的见证下，签订了《垫付工资协议》，协议约定二号车间承租人阳志承尚拖欠工人工资217751元，金恒丰五金厂承诺在2018年12月18日前政府职能部门还没有抓到阳志承的，则由金恒丰五金厂进行代为垫付工资。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四会人社局对其主管的行政区域内企业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权。其受理王亚当的工伤认定申请并进行工伤认定，是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关于金恒丰五金厂应否对杨阿青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问题。金恒丰五金厂将部分生产车间发包出租给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自然人阳志承进行生产经营五金加工，阳志承雇请杨阿青担任跟车搬运工作。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使用劳动者的承包方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应当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金恒丰五金厂承担阳志承的用工主体责任。因此，四会人社局认定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金恒丰五金厂承担杨阿青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法规规定，并无不当。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十五条第三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杨阿青因工外出期间受到交通事故死亡，有王亚当、黄家豪的调查笔录证实，且四会人社局在受理王亚当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金恒丰五金厂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告知金恒丰五金厂如果逾期未履行举证责任，将依据王亚当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金恒丰五金厂认为杨阿青所受到的伤害不属于工伤，应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但金恒丰五金厂未向四会人社局提供任何证据材料。在程序上，四会人社局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已经按照《工伤认定办法》规定的程序，履行立案受理、通知用人单位举证、作出工伤认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予以确认。综上，四会人社局作出的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了金恒丰五金厂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金恒丰五金厂上诉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出租的车间对外均以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的名义”“金恒丰五金厂将部分生产车间发包出租给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自然人阳志承进行生产经营”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金恒丰五金厂与车间承租人签订的合同可知，金恒丰五金厂只是将场地租赁给承租人使用，并没有出租公司的名义，金恒丰五金厂与承租人之间也不存在挂靠的性质，至于承租人有否使用金恒丰五金厂的名义对外经营，金恒丰五金厂根本无从考究，更无从监督，原审法院又如何认定金恒丰五金厂出租的车间均以金恒丰五金加工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呢？而且，目前涉事的车间承租人阳志承己被公安机关通缉，阳志承既没有参与工伤事故的调查，也没有参与本案的庭审活动，原审法院根本还没查清楚阳志承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若阳志承是有进行工商登记，并以其工商登记的单位名义对外经营的，那杨阿青的死亡便与金恒丰五金厂无关，现阳志承拖欠薪酬一事已被刑事立案，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先刑事后民事的规定，金恒丰五金厂认为本案的审理应先中止，等待相关的刑事案件结束后再对本案审理，一审开庭前，金恒丰五金厂已经向法院提交了阳志承被立案侦查的刑事资料，并向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但原审法院不予理睬，金恒丰五金厂认为，阳志承是本案的关键人物，既然阳志承现已被通缉，金恒丰五金厂相信不久阳志承便会归案，待阳志承归案后法院再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才能公平正义地维护各方的权益。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查明“杨阿青于2018年8月18日在公司管理人员安排下搭乘由张国俊驾驶的粤Ｘ×××**轻型厢式货车跟车至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运送铝材后回程返回四会金恒丰工厂”没有任何依据，在案的证据中没任何证据可证实杨阿青是由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的，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返回四会金恒丰工厂。原审法院在判决书查明“金恒丰工厂共有10个生产车间，全部出租给他人经营五金加工，其中金恒丰五金厂将二号车间出租给阳志承，阳志承雇请了杨阿青作为跟车搬运工”的事实，但错误地适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金恒丰五金厂须承担阳志承的雇工杨阿青的工伤保险责任，此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属承包关系的情形，不能适用于租赁关系的情形，既然原审法院已经查明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属租赁关系，就不能适用此规定，原审法院认定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属租赁关系的前提下，认为作为出租人的金恒丰五金厂对承租人阳志承的雇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四会人社局在作出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时程序违法、实体处理于法无据，依法应当撤销。首先，从四会人社局的原审答辩中可知，四会人社局在认定杨阿青的工伤时并没有其在原审中提交的第11组证据和第16组证据，但在本案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了该两组证据作为认定杨阿青工伤的证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因此该两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四会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合法的依据；其次，从王亚当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证据可知，本案案情复杂，涉及案件的关键人物是阳志承，但四会人社局根本没有对阳志承进行调查核实，也没有向本次交通事故的司机杨国俊及伤者曾德先调查核实，更没有向金恒丰五金加工厂二车间的其他员工调查核实，即使金恒丰五金厂没有向四会人社局提交证据，也不能排除四会人社局调查核实案件事实真相的责任与义务，究竟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是什么关系？阳志承是否是其他市场主体的代表？阳志承是否具备用工资格？阳志承与杨阿青等人是什么法律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均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作出工伤认定，程序违法，也是懒政的表现。本案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杨阿青是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的跟车搬运工”及“杨阿青在公司管理人员安排下”，公司管理人员是谁？有什么证据证明？认定金恒丰厂与杨阿青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四会人社局引用田录文一案作出认定，于法无据，田录文一案的证据材料是四会人社局作出行政行为后收集的，依法应予以排除；而田录文一案是调解结案的案件，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和《民事证据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该两组证据均不得在本案中作为对金恒丰五金厂不利的证据使用，四会人社局认为阳志承涉及的工商税务、环保环评、消防验收等一系的行政法规，其对外经营活动的本质上是以金恒丰五金厂的名义才能合法进行的，但四会人社局没有任何证据对其说法予以证明，四会人社局认为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之间所签的《车间承租合同》无效更是于法无据，四会人社局认定合同无效的裁判权力从何而来？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四会人社局认为金恒丰五金厂通过厂长陆泽光、管理人员杨茂培等人按照生产任务计划直接安排杨阿青的日常工作内容，四会人社局的依据又是什么？有证据证明吗？同时，四会人社局认为马雪玲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往来账是金恒丰五金厂作为用工主体所产生的账单，四会人社局更没有任何依据作出如此认定？上述所有问题，四会人社局均没有核实清楚，更没有证据证明，完全凭个人主观臆断。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会人社局作出行政行为时程序违法，实体处理于法无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金恒丰五金厂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四会人社局辩称：四会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的行政行为是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五）项的相关规定作出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程序合法。具体情况如下：一、杨阿青受到事故伤害事实清楚，王亚当（系杨阿青妻子）向四会人社局提出关于杨阿青的工伤认定申请，杨阿青是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的跟车搬运工，于2018年8月18日，杨阿青在公司管理人员安排下搭乘由张国俊驾驶的粤Ｘ×××**轻型厢式货车跟车至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运送铝材后回程返回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当天下午15时30分许上述车辆在回程的途中行驶至佛山市三水区6321国道40KM+750M路口时，车头碰撞路边防护栏及指路牌杆，造成杨阿青当场死亡的伤害事故，根据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4406071201800001911）认定杨阿青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4400002016152932号）显示，杨阿青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8月18日；死亡原因为胸腔内器官严重损伤。二、四会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四会人社局于2018年5月4日收到申请人王亚当提交关于杨阿青的工伤认定申请，四会人社局向杨阿青作了相关《调查笔录》，杨阿青在调查笔录中向四会人社局反映杨阿青于2018年3月18日进入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做跟车搬运，日常工作是随车搬运货车上的货物，杨阿青发生事故前都是每天按时驾驶摩托车到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上班，上班时间是早上7时，下班时间不定视货车送货情况而定。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在发生事故之后向死者家属支付了部分杨阿青的工资，是由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转到四会人社局的账上，再由四会人社局转到杨阿青妻子王亚当银行账户上，2018年9月时，在大沙镇人民政府的见证下，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签署了《垫付工资协议》，协议内容规定了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保证第一期先支付车间工人的部分工资，剩余的部分在当年12月底由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再完全支付完毕；四会人社局于2018年10月22日向金恒丰厂的法定代表人黄家豪作了相关《调查笔录》，黄家豪在调查笔录中向四会人社局反映黄家豪于2018年8月从金恒丰厂上一手的经营者马雪玲手中接手经营，金恒丰厂从事五金加工业务，其将2号车间出租给阳志承，2号车间出现欠薪后，由金恒丰厂向2号车间的工人垫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款项，四会人社局依法出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号（2018）28号）并通知金恒丰五金厂，金恒丰五金厂负责人兼法定代表人黄家豪于2018年10月4日签收上述《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三）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在四会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前，四会人社局依法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号（2018）28号）并送达金恒丰厂，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与应当举证的责任与义务，金恒丰五金厂在举证期限内并没有向四会人社局提交任何相关证据材料。四会人社局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举证材料与调查所得的证据，于2018年10月26日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杨阿青于2017年3月25日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三、金恒丰厂与杨阿青之间构成劳动关系，金恒丰厂法定代表人黄家豪在笔录中认为金恒丰厂只是出租车间给承租人进行生产经营，及其所谓的由阳志承所租用的二车间与金恒丰厂不存在法律关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四会人社局在本案之前就认定并仲裁了数起涉及金恒丰厂的劳动纠纷案件，较为典型的另案为（四人社工认〔2016〕23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四劳人仲案字〔2017〕17号）《仲裁调解书》等案件材料，即同样是金恒丰厂二车间的工伤职工田录文的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劳动仲裁的有关工伤案件资料显示，所谓的二车间属于金恒丰厂的内部车间，金恒丰厂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金恒丰厂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包括其内部二车间在内的田录文等的劳动者，田录文受金恒丰厂的劳动管理，从事金恒丰厂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田录文提供的劳动是金恒丰厂五金加工业务的组成部分，另外在田录文工伤案件中，金恒丰厂均作为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等的法律程序中的用人单位，金恒丰厂最终接受了四会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调解，达成工伤补偿协议，并最终向作者田录文支付有关工伤补偿款项。金恒丰厂所主张其只负责出租厂房，并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与销售的说法与法律与事实相违背，阳志承属于自然人，其个人不得作为合法用工主体从事对外生产经营活动，因其业务内容为加工销售五金配件制品，在企业运营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工商税务、环保环评、消防验收等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其对外经营活动本质上是以四会市金××五金加工厂的名义才能合法进行的；不论金恒丰厂与所谓车间承租人双方在其内部签订何种所谓的《车间承租合同》，因该合同违反有关工商、劳动等法律规定，应当视为无效合同，该合同不仅无效，因属于金恒丰厂与所谓承租人内部协议，而杨阿青等工人并不清楚其内部约定，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对杨阿青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4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使用劳动者的承包方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金恒丰厂正是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用工主体，应当承担杨阿青的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款，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杨阿青，杨阿青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金恒丰厂的经营范围是加工、销售五金配件，杨阿青在金恒丰厂从事五金配件的搬运工作，金恒丰厂提供生产材料、生产工具，杨阿青只是单纯提供体力劳动，杨阿青的上班固定且有规律，上班时间为：从早上7:00上班，晚上随货车回厂后下班，每天上班都需要回用人单位打卡，作业所需的载货货车及安全防范产品由金恒丰厂提供并安排外出搬运货物，金恒丰厂通过厂长陆泽光、管理人员杨茂培等人按照生产任务计划直接安排杨阿青的日常工作内容，杨阿青与金恒丰厂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上述《通知》的规定。四、四会人社局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五）项的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杨阿青在用人单位安排下搭乘货车跟车回程返回金恒丰厂时在回程的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五、金恒丰五金厂起诉材料印证其属于用工主体，金恒丰厂在本次行政诉讼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中，记录了金恒丰厂原执照经营者马雪玲在2018年3月至8月期间的个人收支账单，该账单记录了金恒丰厂于2018年5月17日注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后转型升级为投资人黄家豪的个人独资企业，重新登记后仍由马雪玲的账户收支各项款项，账单包括与佛山市南海区厚华五金厂、四会市辉耀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四会市汇盈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款项明细，也包括金恒丰厂向供电部门缴交的工厂电费，以上款项均是金恒丰厂作为用工主体所产生的账单。综上所述，四会人社局是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请法院依法驳回金恒丰五金厂不正当的行政诉讼，维持四会人社局作出的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第三人王亚当辩称：四会人社局作出的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金恒丰五金厂对四会人社局的举证通知书置之不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表面是租赁关系，实际是承包关系，阳志承也是以金恒丰的名义对外经营，没有用人主体资格。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金恒丰五金厂与被上诉人四会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王亚当的工伤行政处理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阿青与金恒丰五金厂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及四会市人社局作出的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反映，金恒丰五金厂是个人独资企业，具有用人主体资格，但无法认定金恒丰五金厂与杨阿青具有劳动关系，理由如下：第一，根据金恒丰五金厂投资人黄家豪的陈述及书证协议书，均反映金恒丰五金厂与自然人阳志承之间是出租与承租的关系，没有证据证实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之间是发包与承包关系，阳志承尚未归案，其是否具有用人主体资格尚未确定，原判适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认定阳志承不具备用人主体资格，应由具备用人主体资格的发包方金恒丰五金厂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第二，根据送货单，阳志承对外送货的主体是金恒丰氧化厂（二车间），没有证据证实金恒丰氧化厂（二车间）与本案当事人金恒丰五金厂是同一主体，无法证实阳志承是以金恒丰五金厂的名义对外经营。第三，根据员工资料表、员工考勤表及银行转账记录，反映杨阿青的员工登记表显示其为金恒丰（二车间）有限公司的员工，没有证据证实金恒丰（二车间）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金恒丰五金厂是同一主体，员工考勤登记表上也没有载明用人单位信息，而银行转账记录仅有一次，即金恒丰五金厂垫付杨阿青工资转账至王亚当账户的记录，并没有日常发放工资的记录，因此无法证实杨阿青是金恒丰五金厂的员工。第四，根据垫付工资协议，反映2018年9月18日，金恒丰五金厂与四会市大厦镇总工会签订垫付工资协议，载明“由于金恒丰五金厂二号车间承租人阳志承刻意拖欠工人工资，虽然工人自发组织转卖了阳志承多租赁二车间内的所有物品和设备、设施及生产使用权所得到人民币叁拾伍万元，但尚欠贰拾壹万柒仟柒佰伍拾元，现金恒丰五金厂承诺在2018年12月18日前政府职能部门还没有捉拿到阳志承即由金恒丰五金厂代为垫付”，该协议反映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之间是出租与承租关系，且金恒丰五金厂仅是在阳志承归案前，承诺垫付二车间工人的工资，无法就此认定金恒丰厂就是二车间工人的用人主体单位。第五，根据案外人田录文的仲裁调解书等材料，反映2017年3月16日，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调解书，金恒丰五金厂与二车间工人田录文达成调解，由金恒丰五金厂一次性支付田录文工伤补偿金，又根据金恒丰五金厂和阳志承的协议书，反映2017年2月22日，双方约定金恒丰五金厂向田录文支付的补偿金，由阳志承全额赔偿给金恒丰五金厂，由此可见，金恒丰五金厂之所以与田录文达成调解，是基于金恒丰五金厂与阳志承的协议在先，而且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处理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直接证据，无法就此认定金恒丰厂就是二车间全部工人的用人主体单位。第六，根据调查笔录，杨阿青的妻子王亚当陈述“杨阿青平时骑摩托车到金恒丰五金厂上班，工资是收现金的，具体不太清楚”，王亚当的证言没有证实杨阿青与金恒丰五金厂具有劳动关系，在案亦没有其他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实杨阿青与金恒丰五金厂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金恒丰五金厂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1203行初55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四人社工认[2018]35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三、责令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50元，合共人民币100元，由被上诉人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卓腾审判员  张国良审判员  秦 雯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梁国安书记员冼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