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8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中权，男，196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九芬，重庆静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亮，重庆静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同林，男，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峰，重庆继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中权因与被上诉人杨同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6民初13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5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赵中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九芬与被上诉人杨同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中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不承担或少承担返还购车款及利息的责任。事实和理由：1.本案应为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而非车辆所有权买卖合同纠纷，因按照货车买卖惯例，用于经营的货车必须挂靠运输公司名下，本案车辆的所有权一直登记于重庆健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超公司）名下，杨同林在购车时就知晓该车系健超公司车辆并亲自到健超公司核实了车辆所有权情况，故本案实际转让的是车辆的挂靠经营权而非车辆所有权，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有误；2.本案合同双方应为健超公司与杨同林，因其与健超公司之间只有转款记录而无书面合同，不能证明其与健超公司之间达成车辆买卖合同，而杨同林在支付款项后，亲自到健超公司核实情况并与健超公司签订了挂靠经营协议，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有误；3.杨同林在与健超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协议后，从2016年8月18日起至2018年4月期间已将该车辆投入运营，这期间的经营收益和折旧均应从车辆转让款中进行抵扣；4.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害赔偿金应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而非从2016年8月18日起计算。杨同林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同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赵中权归还购车款28万元；3.判令赵中权支付损害赔偿金（自2016年8月18日起以28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赵中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上旬，赵中权、杨同林商定，赵中权将车牌号为渝Ｂ×××**车辆出卖给杨同林，购车价款为28万元，杨同林向赵中权支付定金5000元，赵中权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杨同林购渝Ｂ×××**车定（订）金伍仟元整（5000.00）总车价贰拾捌万元整（280000.00），公司管理费4000/年，公司保证金由买方自行缴纳，过户费由卖方赵中权负责。在2016年8月22日内过户。如果买方违约不要车定金不退，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不提车由卖方自行处理，注贰拾捌万元开车走，停车费由赵中权缴纳。此据，收款人：赵中权。并在收条上载明陈于军的姓名和号码，交由陈于军带领杨同林去健超公司办理过户手续。2016年8月18日，杨同林向陈于军转账28万元，陈于军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渝Ｂ×××**车款贰拾柒万伍仟元正，该车全款已付清。杨同林于2016年8月18日在健超公司办理挂靠手续，赵中权将涉案车辆交付杨同林。2018年3月27日，陈国海向重庆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陈国海与健超公司签订的《商用车挂靠协议》；判令健超公司协助办理渝Ｂ×××**转移到陈国海名下的过户手续。2018年4月27日，重庆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8）渝8601民初187号民事判决，认为陈国海在贷款购车后，与健超公司签订的《商用车挂靠协议》实质为挂靠经营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健超公司与陈国海在签订合同后，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现陈国海提交的健超公司现状照片显示其已不能正常经营，无法为陈国海的车辆提供合同约定的各项服务，已经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现陈国海要求解除《商用车挂靠协议》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协助过户的问题，陈国海当庭提交了购车合同和借款合同足以证明其为涉案车辆的购车人，其已交付了首付款并完清全部借款，亦无其它权利人主张涉案车辆所有权的前提下，该院确认涉案东风牌渝Ｂ×××**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的所有权人为陈国海。鉴于陈国海与健超公司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在解除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后，应当将挂靠车辆转移登记至陈国海名下，在向车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的过程中，健超公司有协助义务，故该院对陈国海请求健超公司协助办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手续的主张予以支持，故判决解除陈国海与健超公司于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商用车挂靠协议》；健超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陈国海办理渝Ｂ×××**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的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此后，杨同林因为渝Ｂ×××**车辆被所有权人陈国海行使权利而收回，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赵中权先陈述其与陈于军、杨永模是合伙人，一起做旧车生意，涉案车辆系三人从健超公司购买再一起出卖给杨同林，并举示了银行流水，证明其是全款付给健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银行流水记载，赵中权分别于2016年3月31日向付晶晶转款15万元，2016年4月5日向付晶晶转款5万元，于2016年6月23日转款6万元，共计26万元。购买之后又将涉案车辆转手卖给杨同林，车辆款28万元。之后又陈述其是帮健超公司出售该车辆，告知杨同林自己与健超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赵中权认为本案实质属于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应是杨同林与健超公司，并申请法院调取杨同林与健超公司之间签订的挂靠合同、买卖合同及相关资料。杨同林坚持认为其与健超公司只是挂靠经营关系，杨同林与赵中权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赵中权先认可其将车辆出售给杨同林，后又辩称是代健超公司出售，前后陈述矛盾，且其自行举示的证据亦能证明其先从健超公司购买涉案车辆，再转手出卖给杨同林的事实，故该院对其之后陈述不予采信。杨同林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与赵中权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是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对于赵中权提出的本案合同的相对方是杨同林与健超公司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杨同林在健超公司处挂靠经营，系另一法律关系，故对其要求该院调取杨同林与健超公司相关资料的申请，不予准许。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本案赵中权将货车出卖给杨同林，即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杨同林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赵中权出卖给杨同林的货车属于他人所有，且赵中权不能证明杨同林在购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车权利存在瑕疵，故赵中权已违反前述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构成违约，并致使杨同林购买该车辆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杨同林据此诉请解除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并请求赵中权返还购车款28万元，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后杨同林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损失以2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8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同林与赵中权就货车订立的买卖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赵中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杨同林购车款28万元；三、赵中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杨同林损害赔偿金，该损害赔偿金以2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8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证据。本院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返还购车款及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案涉《收条》明确载明杨同林系向赵中权购买案涉车辆而向赵中权支付28万元款项，双方还在《借条》中约定了车辆过户、提车等与车辆买卖相关的事宜，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因此，本院依法认定本案系双方以案涉车辆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纠纷。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赵中权在一审时曾自认案涉车辆系其从健超公司处购买后再出售给杨同林，并举示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已向健超公司支付了购车款，现赵中权现对该陈述予以反悔，根据前述规定，应当由赵中权对此举示充分的反证。二审中，赵中权并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前述规定，本院对赵中权在一审中不利于自身的陈述予以确认。据此，赵中权关于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杨同林与赵中权的买卖合同关系解除后，杨同林要求赵中权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购车款28万元并赔偿损失，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主张。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中权认为杨同林已将车辆实际用于经营故该营运期间的收益应当部分抵扣其应返还的购车款，在杨同林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根据前述规定，应由赵中权对其主张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审理中，赵中权并未举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前述规定，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推定杨同林并未因运营案涉车辆而获得收益。最后，即便杨同林实际使用了案涉车辆，由于合同解除后而应当赔偿其使用车辆期间的折旧损失，但根据重庆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8）渝8601民初187号民事判决，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陈国海，在无证据表明赵中权已向陈国海支付了车辆折旧损失的情况下，也应由陈国海而非赵中权向杨同林主张前述车辆折旧损失。据此，本院依法认定一审判决确定的返还购车款及损害赔偿金计算正确。赵中权关于杨同林应将案涉车辆运营收益用于抵扣购车款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赵中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赵中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颜 菲审 判 员 张 毅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谢威利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