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20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辉县市胡桥乡南观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辉县市胡桥乡南观营村。法定代表人：魏海林，该村党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孟祥，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辉县市大北农豫剧团，住所地：辉县市城关镇大北农路**。经营者：杨文安，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连，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庆，河南九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富，男，195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辉县。上诉人辉县市胡桥乡南观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观营村委会）与被上诉人辉县市大北农豫剧团（以下简称大北农豫剧团）、刘富演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观营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魏海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孟祥，被上诉人大北农豫剧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连、被上诉人刘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南观营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刘富系履行职务行为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错误，案涉合同中上诉人没有签章，仅有刘富的个人签字，一审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2、一审法院确定的数额错误，2016年2月16日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将其他剧团的舞台使用费确定到该合同中的数额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大北农豫剧团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签订演出合同时刘富是村长，被上诉人已履行了演出义务。2、演出合同中不含舞台租赁费，当时上诉人请了两个演出团演出，另一个豫剧团没有舞台，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的舞台用了五天，被上诉人用了五天，一共十天，一天800元共计8000元，一审判决的数额与实际数额相同。被上诉人刘富辩称：每年二月十五唱戏是村里的传统，刘富做了十三年村长，唱戏期间有的会签订合同，有的是口头，合同上没有盖公章。唱戏是刘富开会通知的，当时党支部瘫痪，乡里面大队干部在场宣布刘富是负责人，唱戏这件事是一致通过的。当时刘富说没有钱，给了黄河豫剧团五万元，大北农豫剧团没有给完钱是因为村里没钱等修高速路钱来了结清。在这个过程中第八届选举工作开始了，一个叫刘玉柱的年轻人做不了党支部的主，我们也说过要给豫剧团结账，但是村委今天没有到场，是支部内部的问题。原审原告大北农豫剧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观营村委会、刘富共同支付演出款110210元；2、诉讼费由南观营村委会、刘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6日，大北农豫剧团与南观营村时任村委会主任刘富签订演出合同，主要内容为：演出时间2016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7日，5天10场，每场5800元，合计58000元（包括大北农豫剧团的演出费50000元和大北农豫剧团剧团的舞台租赁费10天×800元即8000元，其中大北农豫剧团剧团使用自己舞台5天，租赁费为4000元，其他剧团使用大北农豫剧团舞台5天，租赁费为4000元）。2017年1月8日，大北农豫剧团与南观营村时任村委会主任刘富又签订演出合同，主要内容为：演出时间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2月17日，5天9场，每场5000元，合计45000元，舞台租赁费4000元。大北农豫剧团按演出合同在南观营村上演出后，南观营村委会支付大北农豫剧团演出款25000元，剩余82000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富在签订两份演出合同时任南观营村村委会主任职务，从主体上看，其属于该村的负责人，可以以所在村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且刘富签名时是在南观营村负责人处签写，故刘富应是履行职务行为，演出合同的主体双方应是大北农豫剧团与南观营村委会。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大北农豫剧团与南观营村委会签订的演出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南观营村委会应及时足额支付合同价款，合同价款为107000元，除去已支付的25000元，南观营村委会还应支付大北农豫剧团合同款82000元，对大北农豫剧团要求刘富与南观营村委会共同支付合同价款的诉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大北农豫剧团要求的税款3210元，由于双方演出合同对此无明确约定，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南观营村委会辩称其没有聘请大北农豫剧团在南观营村上演出，南观营村委会不应支付大北农豫剧团演出费用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刘富的辩解意见，该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辉县市胡桥乡南观营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辉县市大北农豫剧团合同款82000元；二、驳回辉县市大北农豫剧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4元，减半收取1252元，由辉县市大北农豫剧团负担327元，由辉县市胡桥乡南观营村村民委员会负担925元。本院二审期间，南观营村委会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中共辉县市胡桥乡委员会桥发【2014】38号、【2015】58号文件，证明魏海林在当时主持支部工作，结合一审中2016年2月26日的会议记录证明当时的村委支部组织是健全的，通过支部研究不同意由集体出资唱戏；2、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3、2015年6月1日南观营村三资申签情况说明书（复印件），证据2、3证明如果缺少单位加盖公章就必须证明个人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本案刘富的签字不能证明是履行的职务行为；4、辉县市人民法院（2018）豫0782民初566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结案通知书；5、2019年3月24日、3月28日证明两份，证据4、5唱戏款已被辉县市人民法院执行结案，目前黄河豫剧团没有收到任何的唱戏款项，并多次找南观营村委会催要。刘富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当时任命魏海林为副书记的时候是没有正书记的，领导班子不健全，乡里任命刘富是一把手，负责村务工作并不是说任命魏海林为书记，这个时间和唱戏时间不符；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刘富在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手续的；对证据4、5真实性没有异议，黄河豫剧团在唱戏的时候是借了魏敬晓十万元，钱给了大北农豫剧团的介绍人杜好兵，大队拿了三万，给黄河豫剧团五万，给大北农豫剧团两万。大北农豫剧团对证据1内容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说明南观营村委会领导班子，跟本案刘富是否签字、合同是否盖章没有关系；证据2不能证明南观营村委会没有盖章就是刘富的个人行为；证据3同意刘富的意见；证据4、5不清楚，不认识魏敬晓，大北农豫剧团收到的两万元是2017年唱戏以前当时的会计给的。本院认证，对于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文件仅是对村支部委员的确认，并不能否认刘富的身份；证据2仅是与本案事实无关的案例，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证据3因系复印件，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该情况说明仅对南观营村内部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大北农豫剧团；证据4、5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调解书仅是对南观营村委会因唱戏借款的事实作出调解事项，无法证明借款后该款项的实际支出情况，两份证明上也无大北农豫剧团的签字，不能证明大北农豫剧团受到了该款项，因该证明中加盖了南观营村委会的公章，故该两份证据能够印证刘富是南观营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南观营村委会对大北农豫剧团2016年2月在村里演出及收费的事实是认可的。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南观营村委会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规定，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民事活动承担责任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法定代表人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是以法人名义，二是法定代表人从事民事活动应在法律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三是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使代表权的，须第三人为善意。本案中，刘富与大北农豫剧团签订的两份合同均是其以南观营村委会的名义签订的，虽然未加盖单位公章，但根据合同内容，大北农豫剧团的演出是在过节期间面向村里所有群众的，同时也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刘富作为村主任从事的上述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南观营村委会不能证明刘富是出于个人利益要求剧团演出，故不能认定为个人行为。至于南观营村委会内部是否讨论通过以及是否需要他人同时签字并加盖公章，并非对法定代表人的法定限制权限范围，大北农豫剧团作为第三人无审查义务，可以推定其为善意，故南观营村委会的抗辩理由均不能影响其对刘富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南观营村委会应当支付的数额问题，一审法院已根据大北农豫剧团及刘富的陈述予以查明，包括其他剧团租赁大北农豫剧团舞台的租赁费，南观营村委会没有提供证据加以反驳，其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南观营村委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辉县市胡桥乡南观营村村民委员会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立东审判员  康建轶审判员  倪文怡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敬怡书记员寇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