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枞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722民初959号原告：周银贵（又名周小三），男，198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枞阳县。原告：周竹生，男，196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枞阳县。原告：周先其，男，1963年7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枞阳县。上述三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斌，枞阳县横埠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枞阳县富万家农资经营部，住所地安徽省枞阳县周潭镇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ＯＸＡ。投资人：谢付美，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被告：谢付美，男，196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枞阳县。被告：周金平（谢付美之妻），女，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枞阳县。上述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一礼，枞阳县周潭镇法律服务法律工作者。被告：安庆市纬地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集贤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Ｘ9。法定代表人：叶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礼，安庆市龙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与被告枞阳县富万家农资经营部（以下简称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安庆市纬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纬地农资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皖0722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被告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被告纬地农资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皖07民终999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斌，被告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的负责人谢付美、被告谢付美、被告周金平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一礼，被告纬地农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四被告赔偿三原告财产损失445115.88元（其中农药药害造成水稻减产损失412382.88元、药害后增施追肥损失30933元、打解毒药人工工资1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富万家农资部系谢付美投资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谢付美、周金平夫妻共同在枞阳县周潭镇街道经营农药、化肥、种子零售业务。三原告长期从事农田承包，近几年所需农药、化肥等大部分都在该农资经营部购买。2017年，三原告承包了贵池区梅村镇中新村934亩稻田（其中周银贵承包270亩，周竹生承包250亩，周先其承包414亩），均种植单季糯稻，各自管理收益，由周竹生、周先其负责稻田管理，周银贵负责外围事务。2017年5月，周银贵向谢付美交付农药定金5000元，口头约定三原告所需农药、化肥均由谢付美提供。后谢付美将部分农药送到三原告在田头的出租屋，同时委托纬地农资公司代为配送了大部分农药至三原告处。所配送的农药为“鸿剑”、“光芒万丈”、“广艳”、“龙首”、“噻呋酰胺”、“施芳”等。2017年7月下旬，谢付美电话提醒周银贵，水稻已进入病虫害高发期，必须打药。周银贵认为正值天气高温，人工打药受不了，谢付美遂推荐使用无人机打药。三原告之前未使用过无人机打药，对此一无所知，但听谢付美说效果很好，即同意使用无人机。谢付美即联系纬地农资公司的总经理叶杨，叶杨于7月18日实地察看了稻田地形，7月25日，叶杨指派飞防技术员带无人机，按照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给三原告的农药配方，但未提供无人机喷药说明书。混合6种农药后，无人机升空喷药，先后对周银贵和周竹生两人共520亩（后无人机费用按500亩结算）水稻完成喷药，周先其的稻田喷药65亩后，因无人机电量不足未再继续喷药。后叶杨共收取无人机费用4000元。涉案无人机系超过7千克以上的轻型植保无人机，纬地公司未提供其经营许可证、适航证和作业员驾驶合格证，也未向当地民航主管部门申报飞行计划。无人机喷药后第三天，水稻出现叶面发红，而且嫩叶都被烧焦。周银贵电话向谢付美求助，并要求其到现场查看。谢付美表示其对无人机喷药也不懂，让其咨询纬地农资公司叶杨。周银贵加叶杨微信后，将药害水稻照片和视频发给叶杨。叶杨回复，是飞防喷药正常情况，过一段时间会好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并未好转，叶杨又回复，一般情况都是高温引起的，雨后会好转，暂不考虑处理。然而雨后水稻分蘖的嫩芽全部枯黄死掉，每棵只剩一根正头，且参差不齐。8月14日，叶杨到现场查看后，承认是农药药害。8月15日，叶杨派人送来免费解毒急救药品进行人工喷洒，同时让三原告尽快增施追肥，后追加复合肥、尿素共30933元。尽管采取补救措施，但因药害时间过长，稻苗虽有所好转，但导致严重减产。为此，三原告多次找被告方协商赔偿，均未果。三原告遂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投诉，8月30日，贵池区农委、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植保站的专家技术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水稻药害进行了现场调查分析，认定：药液配比浓度超高、混合药物品种过多、使用非水稻药物配方不当。确认水稻损害系农药药害所致。2017年10月25日，梅村镇农技站应三原告请求及贵池区农委指派，经现场抽查，选取受害稻田1.22亩进行了水稻产量测定，共收割稻谷919.8斤，测定平均亩产为753.93斤。与另外三名承包人同品种水稻平均亩产1383.33斤相比，三原告水稻实际每亩减产629.4斤，总计减产368199斤（药害585亩×629.4斤/亩）。2017年单季稻谷国家最低收购价为1.36元/斤，因此，三原告水稻减产损失达50万元。喷洒解毒农药的人工工资1800元（15天×120元/天），增施追肥30933元，无人机喷药费用4000元，农药定金5000元，已支付农药货款20000元。综上所述，本案农药药害造成三原告水稻减产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的行为存在过错并违法，依法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辩称，1.三原告将周金平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依法应予驳回。根据《民法总则》第56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9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营业执照》显示的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可见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属于个人经营，并非家庭经营。故周金平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属不适格被告；2.三原告作为共同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只有诉讼标的是同一的、不可分之诉才可以作为必要的共同原告起诉，但三原告的诉讼标的只属于同一种类，是可分之诉，且不符合共有关系。从三原告提供的三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来看，三原告承包的土地区块不同、面积不等、承包金不同，并非共同承包人。因此，应当分别起诉；3.根据“损害必须赔偿”的原则，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在本案中无过错，与三原告水稻药害造成的损害后果无关联性。①根据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农药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农药经营者名称、住所、负责人、经营范围以及有效期等事项”，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依法取得了《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系合法经营，没有销售假、劣农药。②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根据三原告的需求仅仅提供了“噻呋酰胺”、“施芳”两种农药，该农药系用于除草，非水稻病虫害防治药物。三原告诉称的“鸿剑”、“光芒万丈”、“广艳”、“龙首”四种农药是其直接从纬地农资公司购买，并非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提供。③三原告与纬地农资公司系通过谢付美介绍后建立了农药销售关系，三原告所需农药的品种、数量、价格均与纬地农资公司自行商议，直接联系，谢付美不参与，也未提取任何报酬。④谢付美成为三原告与纬地农资公司的介绍人、联系人，是因为谢付美与三原告系同乡，与纬地农资公司是长期客户关系，三原告从纬地农资公司购买的所有农药均是赊购，为保证农药款顺利结算，双方一致要求谢付美代为结算，即纬地公司将农药直接配送给三原告，三原告收货后在该公司“批发清单”上签字后，纬地农资公司将“批发清单”交给谢付美代为保管，谢付美收到三原告的农药款后再转交给纬地农资公司。⑤三原告诉称“被告说六种农药混合使用”，完全是歪曲事实，谢付美从未作出该指示，谢付美仅对三原告在其经营部购买的“噻呋酰胺”、“施芳”两种农药履行了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履行了告知义务。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采用无人机飞防是由谁安排的？三原告是否同意接受？农药配比是谁实施的？谢付美并未向三原告推荐使用无人机，而是三原告与纬地农资公司直接联系后建立了农药喷洒作业关系。使用无人机喷药是三原告同意的。关于6种农药的混合使用，谢付美不在场，也不知情，完全是飞防技术员的专业行为，三原告带飞防技术员至现场查勘地形、听从并配合飞防技术员的安排，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根据三原告提供的《作业确认单》显示，三原告与纬地农资公司达成的采用无人机喷药属于承揽合同关系，纬地农资公司向三原告交付合格的工作成果，三原告向纬地农资公司安排的飞防技术员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由于农药配比、用法、用量等过错行为导致水稻损害的后果应当由违约者承担赔偿责任。⑦三原告诉称的“8月15日被告派人送来免费的解毒急救药进行喷洒”不属实，对此谢付美概不知情；4.三原告主张的水稻减产损失依据不足。①三原告提供的《调查结论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结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贵池区农业委员会、贵池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作为行政管理、监督、协调、查处机构，调查的依据不足，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既未对涉案的水稻样本采取保全措施，也没有提供科学的检测数据。确认涉案水稻损害的成因应当由具有专门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鉴定，如安徽省农科所等。同时，三原告提供的《记录》中记载的数据来源不明，既没有鉴定人签名，亦无记录人签名，更没有双方当事人或在场人签名。②三原告提供的2017年10月30日贵池区梅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中的数据依据不足，测产程序不当，真实性无法确认，重要的是缺乏测产的详细清单。且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并非测产主体，该份《证明》无负责人签名，也无经办人签名。因此，所谓的测产面积1.22亩，产量919.8斤，亩产753.93斤，均无法考量。③三原告提供的证人王某1、周某1、钱某的书面证言，属于格式化的材料，内容一致，且证明的内容缺乏真实性、关联性，每亩的产量均属自报，随意性极大，无法核实认定。三原告以此作为水稻损失的证据，不仅失真而且失实；5.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纬地农资公司作为涉案农药的经营者、使用者和农药喷洒作业人，理应尽到谨慎、注意、安全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因此，本案在实事求是的核定原告水稻实际损失的基础上，应当由纬地农资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驳回三原告要求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赔偿的诉讼请求。纬地农资公司辩称，1.本案三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的2017年10月30日贵池区梅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是伪造的虚假证据，该水稻测产内容皆为虚假事实。原审判决后，纬地农资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至贵池区梅村镇人民政府核实，该政府汪镇长、徐镇长、农技站李站长审阅后均称未出具过该《证明》，后经管理公章的工作人员审阅，也称未加盖过此公章，并强调这样的《证明》必须要有各级领导签字方可加盖公章，另怀疑该公章是先盖章后打印内容的。纬地农资公司又走访了贵池区农业委员会、农技中心植保站、农技中心粮油管理站，上列单位均答复去过药害现场，但田亩测产，绝无此事。故上列证据属三原告伪造，测产的内容为虚假事实；2.本案原审法院依法没有管辖权，本案属侵权纠纷，依法应为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请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3.本案所涉无人机打药与纬地农资公司无关。①纬地农资公司不是无人机的所有人和使用人。②该飞防农药的配比是三原告自己配制，纬地农资公司未介入。无人机是富万家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帮忙三原告而提供无人机联系电话。③纬地农资公司与周银贵的微信交流的内容，是在飞防药害发生后，而不是在药害发生前或药害过程中，叶杨只是提供几种意见供三原告参考；4.纬地农资公司与三原告无任何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合作合同及其他居间合同，故与三原告无任何约定权利义务和任何附随义务。本案原一、二审，三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一审法院认定纬地农资公司与三原告为买卖关系，属任意强加、附会定性，根本没有事实依据；5.本案三原告的财产损失无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有效评估、鉴定。无任何证据证明三原告财产损失的面积、损失范围、实际损失价值。另当年属灾年，水稻欠收，即使无药害，当年的收成也就每亩七、八百斤。综上，纬地农资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三原告的身份证、谢付美、周金平的户籍证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企业登记信息、纬地农资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二、谢付美出具的农药定金收条。证明谢付美于2017年5月2日收取三原告农药定金5000元及2017年6月9日收取三原告农药货款20000元。三、被告提供的农药发货清单4份、所送农药品名及标签照片。证明两被告一共提供六种农药，其中谢富美提供两种农药，农药标签说明书上没有无人机施药的说明。四、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的农药配方。证明该配方使用无人机喷药，配伍农药品种过多、浓度超高、药量过大，配方不当。五、水稻药害之后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的急救解毒药销售清单5张。证明该公司确认水稻药害，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六、水稻药害视频截图6张。证明无人机喷药的水稻均受药害。七、水稻药害后，纬地农资公司经理叶杨、焦娇与周银贵微信交流指导的截屏8份。证明该公司对水稻药害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误导原告，延误了急救时机。八、贵池区农委联合《调查结论报告》及附页记录。证明池州市贵池区农委依法组织联合调查组，对药害水稻实地调查、分析，确认无人机喷洒的药液配比浓度超高、药物配方不当。确认水稻损害系农药药害所致。九、贵池区梅村镇农技员潘培友的工作日记。证明其2017年8月30日上午联合调查组到中新村实地查看，判断为药害造成了损失。十、贵池区植保站施文、叶北朝的高级农艺师、研究员的资格证书2份。证明联合调查组成员施文、叶北朝具有农业技术专家资质。十一、无人机喷药水稻面积确认单3份。证明无人机喷药亩数为585亩，周银贵、周竹生两人计520亩，按500亩结算费用，周先其65亩，因药害叶杨免除了费用。十二、纬地农资公司叶杨与周银贵微信交流截屏2份。证明涉案无人机是叶杨亲自安排的。十三、叶杨收取无人机费用的池州九华农村商业银行回单1份。证明叶杨收取了周银贵支付的无人机费用4000元。十四、梅村镇农技站农技员潘培友及镇政府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梅村镇农技站对三原告药害水稻进行了实地测产，测产结果为亩产753.93斤。十五、梅村镇中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三原告种植的水稻，因飞防造成产量减少的事实。十六、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梅村镇中新村的水稻田由该合作社总承包，2017年转包给周银贵等六位农民种植单季糯稻，三原告种植的糯稻因飞防药害造成减产，当年承包区域内无农业自然灾害，根据本区域其他承包人的产量统计，当年单季糯稻正常产量每亩约1383斤。十七、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登记信息。证明该企业信息及法定代表人为汪明如。十八、土地承包合同6份。证明2017年1月1日三原告及其他三户农民钱某、王某1、周某2与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十九、钱某、王某1、周某2出具的证明。证明该三位承包户当年种植的单季糯稻平均产量为1383斤。二十、梅村镇农技站测产视频截图11份。证明该农技站对药害水稻实地测产的事实及测产结果。二十一、谢付美自行测产视频截图6份。证明谢付美个人对药害水稻实地测产的事实及测产过程。二十二、原告方对周金平的谈话录音。证明水稻药害和减产的事实客观存在，纬地农资公司技术误导，延误急救时机，纬地农资公司承认配错农药及纬地农资公司答应赔偿的事实。二十三、药害水稻增施追肥的发票及货单2份。证明药害水稻后期增施追肥款16320元（另14613元周银贵在谢付美处赊购，未开发票）。二十四、2017年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文件。证明2017年中稻最低收购价为每市斤1.36元。二十五、枞阳县人民法院本案第一次庭审笔录。证明被告已承认的相关事实。二十六、枞阳县人民法院（2018）皖0722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一次庭审中法院已查明的相关事实。二十七、民航局对植保无人机的相关规定。证明被告提供的无人机违反相关规定。二十八、影像视频及录音。证明梅村镇农技站对药害水稻测产的事实、谢付美个人对水稻测产的事实、周金平实地查看水稻药害的事实、药害水稻状况及与非药害水稻对比的现状。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二，农药定金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损害赔偿的依据，三原告农药化肥都在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购买，先预交定金，后提货，等到稻谷收割后结账。证据三、农药发货清单、农药品名及标签照片，只认可“施芳”、“噻呋酰胺”是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提供的，“施芳”是除草剂，“噻呋酰胺”是治病虫害的，这两种农药都是药害发生前送去的，其他农药是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的。证据四、五，农药配方、解毒药货单，无异议。证据六、水稻药害的视频截图，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不能证明三原告主张的涉案水稻面积为585亩。证据七、叶杨与周银贵微信交流，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无关，不清楚具体内容。证据八、贵池区农委联合《调查结论报告》及附页记录，由于农委不具有司法鉴定职能，不具有鉴定资质，调查依据不足，鉴定程序不合法，证明中没有相关记录和科学数据，达不到三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九、潘培友的工作日记只是证明了上次提供证明的过程，由法院依法审查。证据十、施文、叶北朝的资格证书，达不到三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十一、无人机喷药面积确认单，是三原告与纬地农资公司之间的行为，作业面积是否就是受害面积，三原告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十二、叶杨与周银贵微信交流截屏，由法院依法审查。证据十三、叶杨收取的无人机费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十四、证据十五、质证意见同证据八。证据十六、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关于亩产量，万宝合作社无权作出认定，该合作社是根据证人证言得出结论的。证据十七、证据十八，真实性由法院审查认定。证据十九、证人证言统一制作，内容完全一致，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明内容随意性极大。证据二十、周银贵提供的测产视频截图，测产时我方不在现场，测产面积过小，只测了1.22亩，产量无法考量。证据二十一、谢付美自行测产视频截图，当时是谢付美送货返程途中经过事发稻田，谢付美只是去看看，并不是在测产。证据二十二、原告方对周金平的谈话录音，周金平乘车途中被他人录音，该证据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二十三、增施追肥的发票及货单，稻田药害发生后没有在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购买化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二十四、对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是糯稻，文件中没有糯稻的价格。证据二十五、枞阳县人民法院本案原审的庭审笔录，对于我方在原庭审中的陈述及答辩意见无异议。证据二十六、原审判决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二十七、由法院依法审查认定。证据二十八、对三原告稻田部分受到药害我方无异议，但对于确定损失的多少以及亩产量有异议。本案水稻受害是农药配比不当，农药配比不当是由纬地农资公司造成，应当由纬地农资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的水稻受害结果与农药配比不当的因果关系、参与度不明确。纬地农资公司对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是三原告与富万家农资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四、农药配方的条子是纬地农资公司的业务员提供的，是给三原告参考的，但不是飞防配方。证据五、是销售货单，这是为水稻生长过程提供营养的，三原告说受害是585亩，但货单上只是给200亩水稻提供营养，与三原告所说的受害面积不一致，达不到三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六、视频截图只有部分真实，产生药害的面积只有周银贵种植的其中20亩，这20亩产生药害的原因是高温飞防加二次飞防造成的，三原告将此截图作为整个受害面积是不合法的。证据七、微信截屏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更不存在叶杨误导。证据八、该证据是三原告为谋利提供的虚假证据，我方也走访了贵池区农委、粮油站、植保站。证据九、三性均不认可，只能作为当事人陈述。证据十、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十一、无人机与纬地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纬地公司的，也不是谢付美的，无人机是周银贵委托谢付美，谢付美委托叶杨找的，叶杨提供了无人机方的电话号码，三原告自己联系的无人机。喷药水稻面积确认单，纬地公司从未见过，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十二、该证据为假证，无人机不是叶杨安排的。证据十三、这4000元无人机费用是纬地农资公司代收取的，因为无人机号码是本公司提供的，无人机作业完成后，三原告因药害不付钱，无人机公司找到本公司，本公司与周银贵商量后，周银贵转账了4000元给叶杨，叶杨转给了无人机公司了。证据十四、该证据为虚假证据，所有视频、录音均为偷拍、偷录，违反法律规定。证据十五、该证据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十六、证据十七、证据十八、证据十九、证据二十、证据二十一、证据二十二、证据二十三、证据二十四，同意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的质证意见。证据二十五、证据二十六，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原庭审笔录、判决书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二十七、与纬地农资公司无关，无人机不是本公司的。证据二十八、该证据均来源于周银贵的手机，是偷拍、偷录，证据取得不合法，属无效证据。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营业执照》复印件、谢付美、周金平身份证复印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谢付美的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省农药经营者培训班”《结业证书》。证明该三被告的基本信息以及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二、纬地农资公司销售清单3份。该销售清单的来源是由三原告签字后交给纬地农资公司，纬地农资公司交给谢付美的。证明三原告本次药害造成的面积为275亩，其中周银贵1**亩、周竹生90亩、周先其65亩。2017年8月15日由三原告签字确认了，其中周先其的销售清单是由周竹生代签字。三原告对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对《营业执照》、身份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结业证书》，谢付美本人不具备与结业证书相应的专业技术，富万家主要经营活动是周金平，周金平应当取得结业证书，对客户才有作用。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缺乏真实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三原告在销售清单上签字是确认送的免费药品的，清单上注明的受害面积是虚假的，是在三原告签字后添加的。清单上虽然是同一笔迹，但药害亩数的字迹很新，不是一次书写完成的。水稻受害后必须补充营养恢复生长，这只能证明叶杨提供了免费的营养药品。该份证据三原告也提交了，就是免费解毒药的货单。纬地农资公司对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该证据是真实的，是本公司提供给谢付美的。纬地农资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营业执照》复印件、叶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纬地农资公司相关信息，公司法定代理人叶杨身份信息。三原告及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对纬地农资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案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据纬地农资公司申请，对相关单位及证人进行了调查核实。一、对贵池区梅村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徐根楼的调查笔录。针对三原告提交的2017年10月30日梅村镇政府出具的测产“证明”，徐根楼表示2017年10月30日之前其不分管农业，对“证明”的内容不清楚。对贵池区农委的《调查结论报告》，其表示报告上有梅村镇政府盖章，但没有人签字，按照规定应由分管领导或者由农业办公室主任签字，只有潘培友和之前的分管领导江云龙知道。对三原告提交的2019年3月11日梅村镇政府出具的补充“证明”，徐根楼表示，这份“证明”没有经过其同意盖章的，经电话核实潘培友，潘培友说这份“证明”只是对2017年10月30日的“证明”的补充说明，是他书写的。对三原告提交的2017年12月21日梅村镇中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信”，该“证明信”上有梅村镇政府签署的“情况属实”字样及加盖了镇政府公章，徐根楼表示对签字盖章的情况其不清楚。三原告对本院调查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调查笔录很清楚，经办人潘培友确认了2017年10月30日的“证明”是由他出具的。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以及纬地农资公司对该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为：说明该份“证明”是由潘培友出具的，但是没有经过领导确认盖章的。二、本院对梅村镇中新村民委员会民兵营长王长江的调查笔录。王长江陈述中新村2017年12月21日出具的“证明”，其就是经办人，经过村书记同意的，三原告承包的稻田就是中新村的，飞防后其到现场看过，水稻大概有几百亩都枯了。三原告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质证意见为：对水稻受害减产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减产的面积不能确定。纬地农资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明”对减产的面积并不能确定。三、本院对梅村镇中新村村民组长汪和平的调查笔录。汪和平陈述2017年12月21日出具的“证明信”上汪和平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是三原告要求其签名的，其只知道三原告的稻田打药后，稻苗变黄，“证明信”下面的“该情况属实，往年每亩要收1400多斤，今年因打药，药害造成损失，每亩只有700斤”是原村主任郑易生所写。各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无异议。四、本院对贵池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施文的调查笔录。施文陈述2017年8月30日的《调查结论报告》是由贵池区农委汪留根副主任带队，农技推广中心的叶北朝和我参加的，贵池区农业执法大队也派人参加了，到现场后，肉眼能发现有影响，但产量上影响有多大，肉眼看不出来，我们建议收割时凭第三方评估。受损面积当时没有测量，对所喷洒的农药种类是听农户讲的。无人机的容量只有五公升，去掉农药，兑水量不可能达到五公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农作物药害具有鉴定资质。各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均无异议。五、本院对梅村镇农技员潘培友的调查笔录。潘培友陈述2017年10月30日梅村镇政府出具的“证明”是其经办的，公章也是其加盖的，当时是经分管农业的副镇长江云龙批准的。对于测产的数据，潘培友陈述是承包稻田的人用仪器测量的，测量时其也在现场。其参与了贵池区农委组织的调查组，调查时农药是由承包户提供的。2019年3月11日梅村镇政府的“证明”是其出具的，是否经过分管领导同意其表示不记得，公章是办公室工作人员加盖的。各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无异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能够证明三原告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存在农药定购以及供货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三、能够证明两被告提供农药的数量及各自提供农药的品种，予以认定。证据四、结合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能够认定该手写配方是由纬地农资公司提供，予以认定。证据六、水稻药害视频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只能证明水稻遭受药害，不能达到三原告主张的水稻受害面积为585亩的目的。证据七、对叶杨等与周银贵微信交流的截屏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药害后叶杨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事实。证据八、该《调查结论报告》是由农业主管部门依法经调查作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定。证据九、系潘培友当时的工作日记，与《调查结论报告》相印证，予以认定。证据十、该两份资质证书系经相关主管部门颁发，予以认定。证据十一、作业确认单由三原告签字确认，能够证明无人机喷洒面积为周银贵2**亩、周竹持230亩、周先其65亩。证据十二、叶杨与周银贵微信交流截屏，能够证明无人机是由叶杨联系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十三、能够证明周银贵向叶杨支付无人机费用4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十四、证据十五、证据十六、结合本院调查核实情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十七、证据十八、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登记信息及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十九、对证人王某2、周某2、钱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二十、对测产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二十一、对视频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谢付美对受损水稻收割时进行了现场查看。证据二十二、对周金平的谈话录音，该证据能够证明三原告水稻受损事实存在，予以认定。证据二十三、是三原告增施追肥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二十四、是国家规定的201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50公斤130元、136元和150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二十五、该庭审笔录是本案原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二十六、本案由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该判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不具备证据效力。证据二十七、该证据是国家对无人机登记及操作人员资格相关规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二十八、对三原告提供的视频、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以及涉案水稻受损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及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的证据，该证据系相关部门颁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本院调查核实的相关证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是由谢富美于2017年3月22日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住，住所地为枞阳县周潭镇周潭街道营范围为农药零售，化肥、不再分装的农作物预包装种子零售***。并于2017年2月17日经枞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范围：有毒品：农药。纬地农资公司系2008年6月5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肥、有毒品销售等。富万家农资经营部与纬地农资公司之间具有业务关系。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长期从事农田承包种植水稻。2017年1月1日，三原告及枞阳县陈瑶湖镇另三位农民钱某、王某2、周某2与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中新村、霄坑村、新村村农田种植单季糯稻，其中周银贵承包270亩、周竹生承包250亩、周先其承包414亩、钱某承包283亩、王某2承包241亩、周某2承包236亩。因周银贵与谢付美、周金平系亲戚关系，三原告之前在枞阳县陈瑶湖镇境内承包稻田时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就农药、化肥采购建立了业务关系。由三原告预付定金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提供农药、化肥，待水稻收割后结算。2017年7月，水稻进入病害预防期，三原告遂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联系提供农药及化肥事宜，周金平遂将17桶化肥“海归”及“施方”、“噻呋酰胺”两种农药送至三原告处，谢付美、周金平同时与纬地农资公司联系，其他农药由纬地农资公司提供。后纬地农资公司将“鸿剑”、“光芒万丈”、“广艳”、“龙首”等农药送到三原告处，同时向三原告提供手写配比字条一张，内容为：（鸿剑1瓶20亩＋光芒万丈1瓶10亩＋广艳1并2亩＋龙首1袋1亩）杀虫。宝秋1瓶3亩、干败1袋2亩或1亩、草伤2号，草多加量。其时，正值高温天气，三原告告知谢付美、周金平，认为不宜人工打药，周金平向三原告推荐使用无人机喷药，并表示纬地农资公司经理叶杨可以帮忙联系无人机。叶杨遂联系了其供货厂商，帮三原告联系了无人机。7月25日至26日无人机操作人员对三原告的稻田喷洒农药，农药由三原告按排的小工配制。其中周银贵稻田喷洒面积为270亩、周竹生稻田喷洒面积为230亩，周先其稻田喷洒65亩后，无人机电力不足，未继续喷洒。喷洒结束后，7月28日，周银贵将无人机费用4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了叶杨。喷药后第三天，三原告发现水稻叶面发黄、嫩叶被烧焦，遂与谢付美、周金平以及纬地农资公司联系，周金平、纬地农资公司叶杨实地查看后，叶杨认为“飞防正常情况、几天就好了”、“雨后很快好转”，大部分都是高温引起的。后因水稻仍然未见好转，叶杨至现场查看后，认为是药害所致，建议喷洒解毒农药及追加施肥，纬地农资公司于8月15日送“稳生”、“芸芸素”等农药至三原告处，纬地农资公司销售清单上显示：其中“周银贵1**亩有药害”，有周银贵签字，“周竹生90亩有药害”，有周竹生签字，周先其（清单上户名为周竹生姨夫）由周竹生代签字，未注明药害亩数。8月28日三原告增施“宁国复合肥”等肥料，共计价值30933元。2017年8月30日，应三原告申请，贵池区农业委员会会同贵池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贵池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等技术人员对三原告承包的稻田进行了实地查看，询问了无人机施用的农药品种、用法、用量、配比等，确认水稻损害系农药药害所致。并形成《调查结论报告》，该《调查结论报告》附页记录：1.施药地点：梅村镇中新村。2.施药时间：2017年7月25-26日。3.施药方式：飞防无人机空中喷雾。4.无人机药仓容积5公升。5.每次升空施药面积10亩。6.每10亩药量及配方：兑水约3.5公升。①光芒万丈（唑磷.毒死蜱）1000克；②龙首（烯啶.吡蚜酮）10袋；③广艳（己唑.三环唑)5瓶；④施芳10袋；⑤鸿剑（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500毫升；⑥噻呋酰胺2瓶。该报告分析认为：1.药液配比浓度超高。每亩药量实际兑水0.35公升，而主药光芒万丈（人工施药）每亩药量兑水应为50公斤。2.药物配方不当。①“鸿剑”适用棉花、蔬菜、果树病虫害防治，非水稻用药；②“施芳”适用蔬菜、瓜果、花卉、茶叶病虫害防治，非水稻病虫害防治药物。2017年10月25日三原告在梅村镇农技站技术员潘培友的参与下，选取其中1.22亩的水稻收割后进行称重，确定平均亩产为753.93斤。其间谢付美也曾至收割现场实地查看。另查明，证人钱某、王某2、周某2及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证明，该三位承包户当年单季糯稻平均亩产量约为1383市斤。即三原告因药害导致每亩实际减产629.07市斤。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本案系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1.有加害行为。2.有损害事实的存在。3.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综合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本案的损害后果及原告的损失确定问题；三、被告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及被告是否存在过错问题；四、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1.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辩称，三原告作为共同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经查，本案三原告同时间在同地段承包稻田种植同品种水稻，虽承包的亩数不同，但从本案所涉水稻药害的过程及共同损害后果看，三原告种植的水稻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管理，三原告选择共同提起诉讼及同一诉讼标的，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合并审理。2.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谢付美、周金平辩称，周金平非本案适格被告。经查，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系谢付美投资并经依法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个人独资企业是经营实体，属企业组织形态，属于非法人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六条规定“非法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本案中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系个人独资企业，并非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登记设立，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如属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如属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个人独资企业只有在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才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出资，故三原告要求谢付美、周金平个人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谢付美和周金平个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本案的损害后果及原告的损失确定问题。1.经查，三原告在水稻药害发生后，向贵池区农业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会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植保站等相关技术人员对涉案水稻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形成《调查结论报告》。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发生农药使用事故，农药使用者、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接到报告的农业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同时通知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造成农药中毒事故的，由农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依照职责权限组织调查处理，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对受到伤害的人员组织医疗救治；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造成储粮药剂使用事故和农作物药害事故的，分别由粮食、农业等部门组织技术鉴定和调查处理”。因此，贵池区农业委员会属本案涉案水稻药害的技术鉴定和调查处理的法定部门。故对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及纬地农资公司辩称该农业委员会不具有鉴定资质的意见，不予采纳，对该《调查结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2.关于三原告水稻药害面积确定问题。因贵池区农委的《调查结论报告》中并未调查核实药害水稻的具体亩数，三原告主张以无人机喷药的作业面积即“作业确认单”上记载的亩数565亩计算药害亩数。本院认为，本案中无人机喷药的面积达几百亩，水稻药害除农药配比不当、浓度超高的原因外，大范围喷药，必然还受到用药时间、施药时的风力和风向、喷药的均匀程度、兑水的水质、稻田的环境状况、施药时的露水问题、气温变化、土壤性质、以及施药前后的水分布等多种因素影响，形成药害严重程度不一的状况，因此，三原告以无人机实际作业面积计算药害面积，依据不足。根据水稻药害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纬地农资公司均派人到现场查看的事实，结合原、被告双方共同提交的纬地农资公司事后配送的解毒农药“销售清单”，该“销售清单”上记载周小三（即周银贵）120亩有药害、周竹生90亩有药害。周先其因水稻实际喷药亩数为65亩，面积相对较小，“销售清单”上未注明药害亩数，应视为双方对该亩数的认可。3张“销售清单”上分别由周小三、周竹生签字（周先其的“销售清单”上由周竹生代为签字）。从该份证据看出，三原告当时对该注明的药害亩数均无异议。三原告在药害发生后，未对药害亩数采取相应证据保全等措施，该“销售清单”上的药害亩数由纬地农资公司所注，由原告方签字确认，应予认定。三原告庭审中认为，清单上注明的受害面积是虚假的，是在三原告签字后添加的，虽然是同一笔迹，但药害亩数的字迹很新，不是一次书写完成的。三原告该主张无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对三原告水稻药害实际面积确认为120亩＋90亩＋65亩，计275亩。3.关于药害水稻的减产额问题。经查，从三原告提交的水稻收割视频及谢付美查看水稻收割现场的视频看，三原告在梅村镇农技站农技员潘培友的见证下，选取其中1.22亩水稻收割后，进行称重，得出药害水稻平均亩产753.93斤。三原告提交的证人钱某、王某2、周某2以及池州市秋江万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的“证明”等，证明同地同期同品种的当年单季糯稻的亩产量约为1383斤。三原告提交的证人钱某、王某2、周某2出具的“证明信”，该三位证人证明三原告“造成每亩减产稻谷大约650斤”。本院认为，三原告提交的该相关产量的证据，测产的1.22亩水稻并非在不同地块抽样选取，不能全面、客观、准确的反映药害水稻的亩产量，但鉴于涉案水稻原物已不存在，无法补充收集相关证据，结合经本院核实的梅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三原告提供的相关周边农户当年的亩产量的证据，较为客观，可以作为本案的参照依据。综上，本院认定三原告药害水稻每亩减产额为629.07斤（1383斤/亩-753.93斤/亩）。4.关于水稻价格问题。经查，糯稻谷按粒形和粒质分为籼糯稻谷和粳糯稻谷两类，参考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当年水稻收购价格，早籼稻每50公斤130元、中晚籼稻每50公斤136元、粳稻每50公斤150元，结合三原告提供的三位证人的书面证言及证人钱某在原第一次庭审中的出庭证言，证明当年当地单季糯稻平均市场价格为1.12元/斤，该价格与国家公布的相关稻谷价格接近，故对三原告当年该稻谷的价格可以1.12元/斤认定。5.三原告主张的后期增施追肥的损失30933元，是三原告为减少药害损失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该损失为三原告因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应予认定。三原告主张的解毒药人工工资1800元，因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三原告水稻药害的损失为：629.07斤/亩×275亩×1.12元/斤＋30933元=224686.56元。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1.关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及存在过错。经查，富万家农资经营部与三原告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农资产品买卖关系。本案中，三原告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联系提供农药及化肥事宜时，周金平遂向三原告提供了“施芳”、“噻呋酰胺”两种农药，根据三原告提供的该农药标签载明，“施芳”通用名称为“含氨基酸水溶肥料”，是一款高效生物刺激素产品，能够活化植株体内的酶系统，激发植株内在潜能，增强新陈代谢能力、光合作用以及逆境下的自身调控与修复机能，从而促进作物健康生长，带来品质提升和抗逆境能力增强。适用作物为：叶菜类、茄果类、葱蒜类、豆类、瓜果等各种蔬菜；葡萄、西瓜、香蕉、柑橘、草莓等水果；各类花卉以及茶叶等多种作物。使用方法：本产品从作物的生长前期、开花、坐果及果实膨大期均可使用，蔬菜500-600倍稀释，果树800-1000倍，叶面喷洒。“噻呋酰胺”用于水稻纹枯病发病初期。用药量15-25毫升/亩。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提供给三原告的“施芳”，不适用于水稻，且未向三原告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存在误导行为，对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过错。2.关于纬地农资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及存在过错。经查，纬地农资公司经富万家农资经营部介绍，直接向三原告配送农药，与三原告之间形成买卖关系。纬地农资公司所配送的四种农药，根据农药标签记载：“鸿剑”通用名称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产品用途：用于防治棉花棉铃虫。制剂用药量：60-80毫升/亩。使用方法：喷雾。注意事项注明：本品不宜与碱性物质混用。“光芒万丈”商标名“天惠”，为有机磷杀虫剂，适用于水稻，用药量80-100克/亩。“龙首”适用于水稻，用药量5-10克/亩。“广艳”通用名称“己唑.三环唑”，为悬浮剂。纬地农资公司运送农药的同时向三原告提供手写配方1份，内容为：（鸿剑1瓶20亩＋光芒万丈1瓶10亩＋广艳1并2亩＋龙首1袋1亩）杀虫。宝秋1瓶3亩、干败1袋2亩或1亩、草伤2号，草多加量。从上述纬地农资公司的行为可以看出，纬地农资公司配送的农药“鸿剑”系用于防治棉花棉铃虫，不适用于水稻，且该公司提供的指导配方是将四种农药混合使用，未提供该四种农药混合使用的科学依据，也未注明施药间隔期、施用时间、农药稀释以及是否适宜无人机喷药等具体的使用方法，存在误导行为。并且在水稻药害后，未引起足够重视，一定程度上延误了采取补救措施的时机，对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过错。3.关于无人机喷药的问题。经查，三原告本次喷药之前从未使用过无人机，本次使用无人机是三原告认为天气高温，如人工喷药可能造成人员中毒等后果，遂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共同商定使用无人机喷药，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让纬地农资公司帮助联系无人机，叶杨遂帮助三原告联系了无人机。可见，使用无人机喷药并非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纬地农资公司单方要求三原告使用。三原告诉称叶杨事后收取了无人机费用4000元，据此认为无人机所有人为纬地农资公司，但三原告未提供确实证据证明无人机为纬地农资公司所有，且三原告提供的无人机“作业确认单”，也不能反映该“作业确认单”为纬地公司制作。本院结合叶杨当庭陈述，植保无人机飞防业务不属该公司经营范围，其只是利用该公司的客户资源，帮助三原告居间介绍了无人机方，且无人机实施喷药时，纬地农资公司并无人员在场。叶杨辩称的其是代为收取周银贵转账的无人机费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双方当事人陈述的无人机费用收取标准是每亩8-10元，从该收费标准以及药物由三原告自行配制分析，无人机方只负责无人机喷药操作，完成喷洒作业，不提供技术服务，与三原告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关于三原告认为的国家及相关部门关于无人机登记及飞行的相关规定，与本案被告的侵权行为无关，不属本案审理范围。4.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本案中，三原告分别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纬地农资公司购进六种农药，未严格按照农药标签及使用说明书使用农药，其首次决定使用无人机喷药，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也不咨询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如何配制稀释，擅自将前述六种农药自行混配，并且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提供的两种农药是先期送到，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的四种农药是后期送到，纬地农资公司提供的手写配方上只注明四种农药混用，并未注明是六种农药混用，三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提供过农药如何配比的说明，以致造成药液配比浓度超高，药物配方不当，导致水稻害药后果的发生。三原告长期从事水稻种植，应当知道有些药剂混合使用可以达到目的，有些药剂混合使用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害性物质而引起作物药害，或者作物对几种药剂产生应激反应，出现畸形、矮化等等。对此，三原告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四，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系因混合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即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纬地农资公司、三原告均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较小，可由富万家农资经营部对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纬地农资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纬地农资公司系从事农资产品销售的企业，并非植保、农技推广机构，三原告与富万家农资经营部、纬地农资公司之间属农资产品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农业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植物保护、农业技术推广等机构向农药使用者提供免费技术培训，提高农药安全、合理使用水平。国家鼓励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专业人员为农药使用者提供技术服务”。三原告作为从事大面积土地种植的农民，在自身科技用药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对水稻病害防治盲目依赖农资销售部门，而不是依靠相关植保、农技部门的专业指导或者参加政府组织的免费技术培训，随意用药，擅自加大剂量、超范围使用农药，对造成本案水稻损失，其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所述，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枞阳县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赔偿原告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经济损失224686.56元的10%，即赔偿22468.6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安庆市纬地农资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经济损失224686.56元的30%，即赔偿67405.9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77元，由枞阳县富万家农资经营部负担797元，安庆市纬地农资有限公司负担2393元，周银贵、周竹生、周先其负担478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汉民审 判 员  刘伟军人民陪审员  吴奇志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方萍萍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第一百零四条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三十一条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应当建立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农药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企业、购买人、销售日期等内容。销售台账应当保存2年以上。第二款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第三十四条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农药使用者不得使用禁用农药。标签标注安全间隔期的农药，在农产品收获前应当按照安全间隔期的要求停止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