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吉07民辖终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洮南市。法定代表人：黎武权，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原告）:前郭县乌兰塔拉乡荣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常荣富，该合作社社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法定代表人：孙东伟，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农场)、前郭县乌兰塔拉乡荣富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荣富农民合作社)与被上诉人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花农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一案，不服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前郭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721民初232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华服农场、荣富农民合作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民初2323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驳回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对本案的管辖权异议。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前郭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产品责任纠纷有管辖权。二审应当予以撤销，并驳回鲁花农业公司的异议请求。（一）华服农场在实体上享有合同违约赔偿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两种请求权，根据法律的规定华服农场有权选择其一行使请求权。华服农场与鲁花农业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对管辖权的约定，是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争议解决的管辖约定，属于合同纠纷的管辖约定。而本案华服农场起诉时选择了产品责任这一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对管辖权的约定不能适用于本案。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规定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华服农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提起产品责任纠纷之诉,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规定的“依照其他法律”这一必备条件。前郭县人民法院也是基于此,以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产品责任纠纷受理此案。因此，华服农场选择侵权纠纷中的产品责任纠纷主张损害赔偿，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华服农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权选择向前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本案中，鲁花农业公司与华服农场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只对鲁花农业公司提供的种子标准、送货上门的送货方式、验收方法以及回收质量标准及回收地点及价款进行了约定,并不包含技术服务等内容。而华服农场起诉的请求权基础是实际种植过程中鲁花农业公司选择种植区域、种植过程中提供的技术服务等存在缺陷导致所种植的鲁花18花生大面积减产的侵权关系,本身并不属于《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权利义务的调整范畴，也不是因该合同项下权利的行使或义务的履行而产生的纠纷，而是一项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华服农场、荣富农民合作社以产品责任纠纷起诉鲁花农业公司赔偿损失,依据《民诉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选择侵权行为地法院进行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中荣富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鲁花农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荣富农民合作社不是《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其对管辖约定并不知情;《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对管辖的约定，对荣富农民合作社不产生效力。荣富农民合作社作为种子法上的消费者的代表，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提起产品责任纠纷之诉，维护自身权益。三、《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对合同履行地有明确约定的。即种子由鲁花农业公司送到华服农场指定仓库。由此可见，关于种子买卖的履行地已经明确约定为华服农场指定的前郭县境内的乌兰塔拉乡,事实上，也是由鲁花农业公司将花生种子直接送到前郭县乌兰塔拉乡的;对于花生米的收购地点，约定的是阜新鲁花仓库。因此,本合同约定的履行地均不在山东莱阳市，因而,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由合同履行地莱阳市人民法院裁决”是无效约定。四、《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管辖约定条款是鲁花农业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签订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荣富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消费者代表，作为合同案外人，没有任何人向其交代说明过约定管辖的问题，因此，《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第六条对管辖约定，对荣富农民合作社不发生效力。五、本案中,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户的代表,是种子的直接使用者，其代表农户对鲁花农业公司提供的种子存在缺陷及服务缺陷造成减产，提起侵权之诉,不受《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管辖法院的约束。荣富农民合作社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其因种植鲁花18花生所遭受的损失,属于产品责任纠纷。《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因此，荣富农民合作社作为种子使用人及技术服务的接受者，在种子及服务存在缺陷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有权以产品责任纠纷提起诉讼，前郭县人民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法院，有管辖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案涉侵权行为地及结果发生地均在吉林省前郭县境内,故前郭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到莱阳市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二审应依法予以纠正。鲁花农业公司辩称，一、华服农场主张,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选择向鲁花农业公司主张产品侵权责任后，即可以不再适用双方《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属于故意曲解法律。鲁花农业公司认为,鲁花农业公司与华服农场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发生纠纷,是(合同）违约责任纠纷;荣富农民合作社如因单纯购买鲁花农业公司花生种而存在质量等问题产生纠纷，才可定性侵权责任纠纷(本案实际荣富农民合作社与鲁花农业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花生种买卖合同关系)。案涉本案,上述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不能机械的割裂。荣富农民合作社与华服农场是合作关系(诉状内容),是利益共同体,荣富农民合作社是替代履行《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华服农场应履行的合同(种植)义务,即华服农场按《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购得花生种（应自己种植)又与荣富农民合作社合作种植。荣富农民合作社与华服农场又是共同原告,共同原告起诉主要依赖《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本案应看成是一个原告(表面上是两个共同原告）和被告的纠纷。据上,在本案可能存在合同违约责任和花生种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合同违约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侵权问题为合同内容所囊括,因此,应当依《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之基础法律关系即合同关系性质确定案件的管辖。另,根据鲁花农业公司与华服农场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本合同履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合同履行地莱阳市人民法院裁决”的约定,以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即:不依据实体履行义务的地点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双方约定合同履行地为莱阳市,体现了双方的意思自治，且该约定并未排除双方基于合同侵权提起的诉讼不予适用,因此,本案应当以双方协议管辖法院—即莱阳市人民法院管辖。二、荣富农民合作社也应向莱阳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华服农场、荣富农民合作社的《起诉状》可知,华服农场、荣富农民合作社采取合作经营方式种植,鲁花农业公司依约提供给华服农场公司的种子,双方合作的标的即为《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的合同标的，荣富农民合作社的种植作业等也系基于合同约定,因此,作为华服农场的合作方,事实上已成为了合同的一方实际履行主体，合同中管辖约定对其具有拘束力。综上,一审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维持原裁定,驳回华服农场、荣富农民合作社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华服农场、荣富农民合作社选择提起产品责任纠纷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案涉侵权行为地及结果发生地均在吉林省前郭县境内,故前郭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吉0721民初232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永学审判员  孙 丽审判员  李敏英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