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民终9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女,1987年2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女,2006年3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县。法定代理人：郑某，是陈某1的母亲（本案上诉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2008年10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县。法定代理人：郑某,是陈某2的母亲（本案上诉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学，男，1949年10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冉国珍，女，1947年12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县。上述5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常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5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灿，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桂洪，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松斌，广东承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会市江谷镇田心村丰文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江谷镇田心村丰文村。负责人：李国新，村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会市江谷镇田心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江谷镇田心村。法定代表人：潘奴生。上诉人郑某、陈某1、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以下简称郑某等5人）因与被上诉人黄桂洪、四会市江谷镇田心村丰文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丰文合作社”）、四会市江谷镇田心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田心村委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8）粤1284民初3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郑某等5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郑某等5人一审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由黄桂洪、丰文合作社、田心村委会承担。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致判决错误。一、2018年10月4日黄桂洪亲自在现场安排陈某圣、赵某俊、李某三人拆除楼面。根据三人二天一层几十平方楼面拆除的工作量、事后双方曾经达成的调解协议及黄桂洪实际部分履行、以及黄桂洪与陈某圣没有签订有关转包工程（2200元工程量）的书面合同等客观存在的事实，充分说明黄桂洪与受害人陈某圣之间不存在转包工程承揽关系，双方存在的是劳务雇佣关系。首先，根据我方提供的现场照片及现场施工客观事实说明，一层楼面拆除工作量只需三人二天就能完成。受害人陈某圣是黄桂洪根据零散性工作给予计时固定工资，临时雇请的代班人，陈某圣受其委托负责代叫人、共同参与干活和代付工资。赵某俊、李某是陈某圣临时代召集的帮工伙伴，黄桂洪不认识他们很正常。建筑行业或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一般性的零散劳务工作和劳务工人，经常存在雇主委托一个负责人临时联系几个人一起干活的情况，由该负责人代召集人和代支付工资，雇主不认识临时提供劳务的工人的现象普遍存在，雇主应当对雇佣期间临时工伤亡或其他事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其次，本案事故发生后，江谷镇人民政府、派出所多次组织陈某圣家属、黄桂洪、丰文合作社、田心村委会调解，并制作了书面调解协议。因陈某圣的父母不同意,所以郑某未签名。而黄桂洪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并盖了指模。虽然由于郑某没有签名，调解协议没有生效，但根据调解协议的形成和调解协议内容等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黄桂洪当时确实具有前期愿意赔偿30万元的意愿，同时说明黄桂洪临时雇请陈某圣干活的事实。再次，一审法院明知公安机关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黄桂洪及现场作业的两位工人及李国新等人了解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笔录具有客观公正性，能够反映雇佣关系的真实性，却未予采信，也明知黄桂洪及李国新（丰文合作社负责人）在法庭否认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但没有相反证据支持其在法庭上的陈述，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明显不当。最后，如果受害人陈某圣与黄桂洪之间存在转包工程的事实，至少应当有双方签订有关转包工程及2200元工程量的书面合同或其他文字说明等，但本案确没有此证据。故本案的客观事实说明陈某圣与黄桂洪之间不存在转包工程承揽关系。一审法院片面听取黄桂洪、丰文合作社的意见，主观推定陈某圣与黄桂洪之间存在转包工程及2200元工程量，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二、根据法律规定，属于建制镇的公共场所工程，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一审法院对属于建制镇的集体娱乐学习文化室改造工程，认为属于房屋修缮，无需相应资质承包的认定是错误的。1.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及四会市人民政府【四府（2016)26号】等规定，涉案工程所在地属于建制镇，不属于村庄及集镇规划区。2.建设部2004年《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一干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案涉工程属于建制镇的公共场所建设工程，应当严格按照《建筑法》第二十二条“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二条规定，建制镇的施工合同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及《合同书》《江谷镇丰文村文化室翻新改造工程人工预算表》约定的楼面拆除重建等工程量内容说明，涉案工程应当不属于房屋修缮工程，承建方应具备相应的资质。黄桂洪口头答辩称：本案是承揽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正如郑某等5人所述，如果本案一层楼面拆除工程需要三人两天才能完成的情况下，那么黄桂洪将该工程整体发包给陈某圣承揽，是最简单、最直接而且最有效的。陈某圣常年从事建筑工程工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黄桂洪当天仅参加了开工仪式就离开了施工现场，将整个工程或工作交给陈某圣。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黄桂洪就需要在现场指挥和管理。所以基于以上事实可以证明黄桂洪与陈某圣是承揽关系。不能因为黄桂洪支付了10万元医疗费就认定存在雇佣关系。该医疗费是黄桂洪出于抢救陈某圣先行垫付的，而对于调解也不存在已经达成协议的事实。本案事故发生后，陈某圣家属到镇派出所、维稳办等众多部门投诉，导致多部门给予黄桂洪压力要求处理本案事故，但因陈某圣家属要求的金额过高，所以最终未能达成。本案工程从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及附件可知是一个房屋修缮工程，不属于建设工程，而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修缮工程的人员要求有相应的资质。黄桂洪在选任上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其他意见与一审的庭审意见及答辩意见一致。丰文合作社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根据郑某等5人一审时提交的《合同书》《人工预算表》可以反映案涉工程不改变文化室的主体结构，只针对文化室的墙体、门窗进行翻新或改动，工程属于房屋修缮范围。而案涉的文化室坐落于丰文村内，属于《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的“村庄”范围。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村庄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因改造工程属于对已有建筑物的修缮行为，而且工程造价不足30万元，案涉工程不强制要求承包人（承揽人）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因此丰文合作社将案涉工程发包给黄桂洪承揽完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丰文合作社作为定作人，对选任黄桂洪作为翻新工程的承揽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在事故发生前丰文合作社亦不知黄桂洪将部分工程发包给陈某圣承揽的情况，因此丰文合作社无须对陈某圣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2.郑某等5人一审时提交的“完税证明”证实陈某圣在事故发生前长年从事建筑工程服务并多次承揽工程，而且证人（施工人）也表示其工作由陈某圣安排，工资由陈某圣支付，其不认识黄桂洪。虽然郑某等5人主张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是雇佣关系，陈某圣是“代班人”，但郑某等5人未提交任何的证据予以印证，相反，根据在案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可以反映出黄桂洪将文化室天台楼板的拆除工程以2200元的价格发包给陈某圣承揽，并由陈某圣独立自主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由人民法院结合案情判断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显然，丰文合作社和黄桂洪主张“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是承揽关系”的举证达到了诉讼证据规则中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一审法院推定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正确。3.开工当日，按照乡下的习俗，修缮房屋由村长参加开工仪式，开工仪式后，村长询问几个施工人员是否需要支顶用于顶住房梁（合作社有此工具），但他们说不需要，他们说已经有工作经验。田心村委会无到庭参加诉讼也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郑某等5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桂洪、丰文合作社、田心村委会连带赔偿郑某等5人医疗费、护理费、住宿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276462.67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黄桂洪、丰文合作社、田心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30日，丰文合作社与黄桂洪签订《合同书》，约定：丰文合作社将丰文村文化室翻新工程承包给黄桂洪；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施工承包，建设工程所需材料由黄桂洪全部负责，包括工作人员、工人工资、主体工程材料及辅助材料等；本工程总造价89492.5元；黄桂洪应文明施工，如果因施工而出现的工伤应由黄桂洪负责，丰文合作社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和费用；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黄桂洪称其于2018年10月3日与受害人陈某圣通过电话沟通后口头约定黄桂洪把丰文村旧文化室一层的天台的拆除工程转包给受害人陈某圣，承包费为2200元。2018年10月4日早上，在丰文合作社的村长李国新为文化室的施工举行动工仪式后，受害人陈某圣与其雇请的两名施工人员李某、赵某俊对文化室的一层楼面开始进行拆除。黄桂洪和丰文合作社的村长李国新均在受害人陈某圣施工前均询问陈某圣是否需要搭建排栅，但是受害人陈某圣拒绝了。同日下午，受害人陈某圣与李某、赵某俊继续对楼面进行拆除，后受害人陈某圣随楼面混凝土跌落到地面，随后即被送往四会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于2018年10月5日转至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抢救治疗，于2018年10月7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诊断受害人陈某圣的死亡原因为外伤性蛛网膜下出血。受害人陈某圣因抢救治疗发生的医疗费共58996.79元。各方就赔偿问题引起纠纷，郑某等5人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明，黄桂洪及受害人陈某圣均不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受害人陈某圣雇请的员工李某按每天200多元计算工资，工资支付方式为陈某圣现金支付。事故发生后，黄桂洪向受害人陈某圣的家属共支付了100000元费用。受害人陈某圣的户籍所在地为重庆市××××号，经常居住地为四会市贞山区独岗村委会下沙村**。四会市贞山街道独岗村委会已改设为四会市贞山街道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受害人陈某圣与郑某生育了一个女儿（即陈某1，12岁）和一个儿子（即陈某2，10岁）。受害人陈某圣的母亲为冉国珍，现71岁，父亲为陈永学，现69岁。诉讼中，郑某等5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以2018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8）粤1284执保208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黄桂洪名下的位于四××市××街道××大道南水岸名都水汇阁一座907（七楼）的房屋一间。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为郑某等5人的财产保全提供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作为担保。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合同书》，丰文合作社将案涉文化室翻新工程发包给黄桂洪，可以确认丰文合作社与黄桂洪之间是承揽关系。该案争议的焦点有两点：第一点是黄桂洪与受害人陈某圣之间成立雇佣（或称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第二点是黄桂洪、丰文合作社在该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针对焦点一，雇佣关系，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间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之契约，其目的在于提供劳务，以劳务本身为标的，但不对劳务产生的结果负责。而承揽关系，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他方按工作给付报酬之契约，约定完成工作之人，称为承揽人，相对人称为定作人。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首先是目的不同，承揽是以劳务发生结果为目的，劳务不过是发生承揽结果的手段，而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在乎于劳务本身；其次是主体地位不同。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以劳动力作为合同的标的，雇主支付的是劳动报酬，雇员用于交换的是劳动力，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而承揽人虽然在承揽合同中也是提供劳务的一方，但不同于雇佣关系中的雇员，属于独立契约人，相对于定作人来讲，处于平等地位。判断行为人是雇员还是承揽人，其根本标准在于雇主是否对其有指挥和监督的权利，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反之，则是承揽关系。该案中郑某等5人主张黄桂洪与受害人陈某圣之间是雇佣关系，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印证，单纯以黄桂洪在事故发生后向陈某圣家属支付100000元费用的事实并不能足以证明双方是雇佣关系，故郑某等5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黄桂洪则以文化室一层楼面拆除工程以2200元转包给受害人陈某圣而主张其与受害人是承揽关系。根据证人证言，证人并不认识黄桂洪，证人是由受害人陈某圣雇佣参与到案涉文化室一层楼面拆除的工程中，证人的工资是按天计算，由受害人陈某圣支付，从常理上讲，如果黄桂洪与受害人陈某圣是雇佣关系，那么受害人陈某圣就没有必要雇佣证人为其工作，所以黄桂洪主张其把文化室一层楼面拆除工程以2200元转包给受害人陈某圣的事实具有高度可信性。另外，从郑某等5人提供的证据完税证明可印证陈某圣应当也曾承揽过其他工程。因此可推定黄桂洪与受害人陈某圣之间是承揽关系。针对焦点二，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案涉文化室的翻新工程活动属于房屋修缮，因为根据《合同书》中的附件《预算表》可知，案涉文化室的翻新并没有变更房屋的结构，所以属于修缮的范围，故无论是丰文合作社把案涉文化室的翻新工程发包给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即黄桂洪）还是黄桂洪把案涉文化室的一层楼面拆除工程转包给受害人陈某圣，均不是强制要求承包人应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即丰文合作社在签订发包工程合同及黄桂洪在约定的转包工程合同中均没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应认定黄桂洪、丰文合作社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郑某等5人要求田心村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郑某等5人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的“2018年10月4日早上，在丰文合作社的村长李国新为文化室的施工举行动工仪式后，受害人陈某圣与其雇请的两名施工人员李某、赵某俊对文化室的一层楼面开始进行拆除。”和“另查明，……。受害人陈某圣雇请的员工李某按每天200多元计算工资，工资支付方式为陈某圣现金支付。”因双方存在争议，属于待证的事实，不宜在查明的事实中予以认定，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外，其余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郑某等5人提交了一份《调解协议》，称该协议是郑某从其手机图片中打印出来的。发生事故后郑某等5人与黄桂洪在在四会市维稳办、镇政府、村委会的协调下达成的协议，在黄桂洪签名后，郑某把调解协议拍照发给受害人陈某圣的父母，因陈某圣的父母不同意该调解方案，故郑某无在该协议签名。郑某等5人拟以此协议证实黄桂洪与受害人陈某圣存在雇佣关系。经质证，黄桂洪认为，事发后因死者家属到各个部门投诉，黄桂洪在当地还有几个小型工程，当时压力确实很大，双方曾就本次事故有过协商调解。但从调解协议内容可知，本次调解只是由黄桂洪先行垫付30万元，而对于赔偿事项在调解协议第三条已经明确约定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也就是说最终还是要通过法院认定及处理。故该调解书不能证实双方存在雇佣关系。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根据黄桂洪的申请，向四会市公安局江谷派出所调取了关于陈某圣关于人身损害事故的卷宗。其中现场施工人员赵某俊、李某在2018年10月5日分别接受江谷派出所询问时陈述：2018年10月4日，陈某圣、赵俊海、李某被黄桂洪聘请前来丰文村拆楼面；大约工作到下午四点多，我们发现楼面有安全隐患，遂给黄桂洪打电话，告知其楼面已很危险，有安全隐患，要求黄桂洪拿钢架过来。黄桂洪要求陈某圣拍照片发给他，照片发过去后，黄桂洪说很忙过不来。陈某圣就自行爬上去楼面，一锤下去整个楼面和人都塌下来了。……。黄桂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我与陈某圣口头协议，由陈某圣负责把涉案工程的天台拆掉并把残渣运走，我支付他2200元作为承包费。事发前陈某圣发了张图片给我，说图片的墙开裂了，问要不要拆，我对他说，墙开裂危险，你自己考虑要不要拆，不拆的话我明天回来再决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开庭期间，黄桂洪申请李某、赵某俊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准许黄桂洪的申请，同意该两人出庭作证。但只有证人李某一人出庭，赵某俊未出庭。李某庭上陈述：涉案工程由李某、陈某圣和另一工人一起施工；陈某圣是我老板，我给他打工，由他发工资给我。我和陈某圣工作了一年多，如有工开他就发工资给我，按天计算，每天大约200元。我不认识黄桂洪，事发前陈某圣发照片给黄桂洪后，黄桂洪没有叫我们继续施工。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案由定性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根据各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对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关系的认定；2.本案责任的划分；3.对本案损失数额和赔偿数额的认定。关于对本案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关系的认定。黄桂洪向丰文合作社承揽文化室翻新工程后，将其中的拆除天台楼板项目交由陈某圣等三人完成。黄桂洪认为其将该项目以2200元的价格转包给陈某圣，其与陈某圣是承揽关系；而郑某等5人认为陈某圣是受雇于黄桂洪负责拆除楼板工作，双方是雇佣关系。双方对此各执一词。由于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无签订书面合同，而陈某圣在施工第一天因发生事故死亡，双方已无法直接对质，故对于双方关系的认定，本院结合各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相关证据和其他事实作综合分析认定：从公安机关在事发后向现场施工人员赵某俊、李某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赵某俊、李某虽不认识黄桂洪，但均确认其拆楼面工作是受黄桂洪聘请；在拆除楼面的过程中，陈某圣与赵某俊、李某一起参与拆除工作；在拆楼面的过程中，对于施工现场存在的危险情况，陈某圣打电话向黄桂洪报告，并向黄桂洪征询是否继续施工。虽施工人员李某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言中，又陈述涉案工程是陈某圣雇请其工作，且以往的做法是由陈某圣按日向其发工资。李某的该陈述与其向公安机关陈述的事实不一致。由于公安机关向本案施工现场两施工人员李某、赵某俊作的询问笔录，是在事发后的次日进行，时间间隔较短，陈述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明显优于其在事发一个多月后李某作为黄桂洪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所作的陈述；而且李某在法庭上的证人证言，也不能推翻另一现场施工人员赵某俊在公安机关对该事实的陈述，故从优势证据的角度考虑，本院认为李某、赵某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的证明力优于李某在法庭上的证人证言，本院对两施工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予以采信；而且黄桂洪也承认，事发前其收到陈某圣发来的照片，陈某圣说墙开裂了，询问是否继续拆。由此可见，黄桂洪对涉案拆楼面工程的具体施工工作有指挥及决定权。即本案陈某圣等人据与黄桂洪的约定，在黄桂洪指定的场所进行拆楼面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受黄桂洪的指挥和安排，以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此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本院据此认定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是劳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黄桂洪与陈某圣之间是承揽关系的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对于本案责任的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黄桂洪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组织施工过程中，应当为其工地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特别是在陈某圣电话向其汇报施工现场出现险情时，应及时阻止施工并提出安全的施工方案，但黄桂洪在接到陈某圣的报险电话时，未能引起高度的重视，未根据险情及时提出安全可行的施工方案，亦未能及时有效阻止陈某圣继续施工，对陈某圣冒险施工过程中因坠落受伤死亡，黄桂洪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陈某圣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具有多年从事建筑工作的经验，应当充分认识到本次在高处拆除楼面存在的危险性，但陈某圣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开工时不听从村民的建议采取相应的施工安全措施，特别是在施工中发现存在险情时，仍冒险施工，且在冒险施工中亦未进一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致在工作中从高处坠落受伤身故，对此陈某圣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至于丰文合作社，从黄桂洪与丰文合作社签订的合同可知，黄桂洪承揽的是丰文合作社的文化室翻新工程，而非新建工程。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的规定，对于承接案涉文化室的翻新工程的施工人，无需要求资质，因此丰文合作社在人员的选任上不存在过错，对事故的发生无需承担责任。至于田心村委会，因其本身不是涉案建筑物的发包方，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在本案的人身损害事故中存在过错，故其在本案不承担责任。根据本案陈某圣、黄桂洪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对造成本案的损害后果，由陈某圣自行承担85%的责任，黄桂洪承担15%的赔偿责任。对本案造成郑某损失数额及赔偿数额的认定。陈某圣虽为农村户籍，但根据郑某等5人提供的陈某圣居住证、中国农业银行流水、完税证明等证据证实，陈某圣在四会城镇已居住满一年，且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故陈某圣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郑某等5人主张的各项损失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相关规定，依法核算如下：1.医疗费，有郑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急诊、住、住院单据和用药清单证实中四会市人民医院医疗费13317.8元，广东省中医药住院费45678.99元，合共58996.79元，本院予以确认。郑某等5人主张医疗费62000元，对该多出部分，没有理据，本院不予支持；2.护理费，陈某圣受伤入院治疗期间全程处于抢救状态，本案没有证据证实陈某圣需请他人另行护理，故对郑某等5人主张护理费1000元，本院不予支持；3.死亡赔偿金，郑某等5人主张按照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20年,共81950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4.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郑某等5人主张按照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347元/年，计算半年，为26673.5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5.被扶养人生活费。郑某等5人主张子女陈某1、陈某2有2扶养人；陈某圣的父母陈永学、冉国珍有3名扶养人，各当事人未提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该4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对2名子女的扶养费计算至十八周岁；对其父母的扶养费，则按照计算二十年的标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因被扶养人有数人，故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照此标准计算，因陈某1、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4人前6年生活费之和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应以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30198元/年计算，为181188元（30198元/年×6年）；第7年至第8年需扶养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3人，该3人生活费之和超过人均消费支出，故同理应计算为60396元（30198元/年×2年）；第9年需扶养陈永学、冉国珍2人，生活费为20132元（30198元/年÷3人×2人）；第10年至第11年仅有陈永学需要抚养，生活费为20132元（30198/年×2年÷3人），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为281848元。郑某等5人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332178.17元过高，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6.处理丧葬事宜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赔偿义务人还应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郑某等5人未举示相应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发票，但鉴于郑某等五人为处理陈某圣的丧葬事宜确会产生一定费用的事实情况，本院酌定交通费为1800元；住；住宿费为1200元于误工费，虽郑某未提供误工证明，陈某圣的父母也已超过退休年龄，但除陈某圣父母以外的亲属处理陈某圣的丧葬事宜亦确会产生误工的事实，故本案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按3人3天，参照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农、林、牧、渔业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损失为1000.5元（40578元/年÷365天×3天×3人计算）。以上共4000.5元。郑某等5人请求15000元过高，本院予以调整；7.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对本次事故发生造成陈某圣死亡，故本院酌定本案的精神抚慰金为80000元；以上本案郑某等5人的损失合计共1271018.79元，按照本院据上确定的主次责任，由郑某方自行承担85%的责任；黄桂洪承担15%的责任，即黄桂洪应赔偿郑某等5人工190652.82元（1271018.79元×15%）。扣除黄桂洪已支付的100000元，黄桂洪还需赔偿郑某等5人90652.82元。综上所述，郑某等5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会市人民法院（2018）粤1284民初3127号民事判决；二、黄桂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90652.82元给郑某、陈某1、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三、驳回郑某、陈某1、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为8144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郑某等5人已预交），由郑某、陈某1、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负担11172元，黄桂洪负担1972。二审案件受理费16407元（郑某等5人已预交），由郑某、陈某1、陈某2、陈永学、冉国珍负担12107元，黄桂洪负担4300元。（黄桂洪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应在履行上述赔偿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郑某等5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红审判员  李小冬审判员  黄春歌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邝伟婷书记员陈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