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10325号原告：方慧珍，女，195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崇恩，男，195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被告：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负责人：熊江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元，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胜利，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慧珍与被告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慧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崇恩，被告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元、朱胜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慧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退还原告律师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6,000元、交通费1,000元、复印费2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曾通过上海离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居间，多次出借给季蓉50万元。通过原告哥哥方崇恩出借给季蓉16万元。2017年11月8日，原告找到被告处的朱胜利律师，提出委托其进行诉讼，收回上述债权。朱胜利律师分析案件材料后，提出因借款人未出具借条，案情复杂，先收取原告2万元作为前期调查费用。当天，朱胜利律师向原告收取了200元复印费、1,000元交通费，均未开具收据。因原告当天未带钱，故2017年11月16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原告支付了2万元律师费。该合同写明：被告接受原告委托，指派朱胜利律师为原告与季蓉、方崇恩等借款案件作前期准备工作：1、能否打官司。2、如何打官司、3、若打官司的前期准备工作。原告签订合同时发现合同条款属于咨询，而非前期工作，朱胜利律师就让原告在该合同上加了一句话：“前期费用2017.11.6已转账支付2万元。以后代理一审希望按照低标准收费。”朱胜利律师承诺如果前期工作不存在，该笔2万元可抵充此后的律师代理费，原告认为这样操作比较合理，出于对朱胜利律师的信任才签定了该《聘请律师合同》。2017年12月3日，原、被告又签订两份《聘请律师合同》，分别约定由朱胜利律师代理原告与季蓉标的额为16万元的借贷案件(该案由本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以下简称“虹口法院案件”)，原告支付律师费12,000元；由朱胜利律师代理原告与上海离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标的额为50万元的借贷案件(该案由本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以下简称“嘉定法院案件”)，原告支付律师费34,000元。关于虹口法院案件，原告哥哥方崇恩应为证人，而朱胜利律师向法院书面申请追加方崇恩为第三人，电话中又说追加其为原告，导致法院无所适从，该案的承办法官要求原告撤诉。当时原告打电话、发短信联系朱胜利律师，其均未回复，原告只能撤诉，此后，原告要求被告重新起诉，被告要求原告重新支付律师费。被告律师在代理虹口法院案件中存在过错，未尽律师职责，应退还该案一半的律师费，即6,000元。原、被告签订的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中被告的工作内容属于后续两个《聘请律师合同》中应当包含的工作内容，除了季蓉的身份信息，案件中所有证据都是原告自行准备好的，被告律师并未进行调查取证，不应收取前期调查费用。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写“暂定三案”，其实只有虹口法院案件、嘉定法院案件两个案件，原告并无其他纠纷向被告进行咨询，原告仅仅想找被告律师打两个官司，方崇恩在本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案件的相关执行材料都是朱胜利律师要求原告提供的，原告也没有提出过申请财产保全，被告律师故意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目的是多收取原告费用，被告律师即便做了一些所谓的前期工作，也是其一厢情愿。即便存在被告律师提出的五个法律关系，最多属于咨询，收费2万元不合理，况且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为其单方面的工作记录，不具有客观性，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中的前期调查工作，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笔律师费2万元。按照上海市律师收费办法，办理本市案件不得收取交通费、复印费，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前述两项费用。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聘请律师合同》三份、律师费发票六张、录音资料二份、虹口法院案件材料一份。被告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辩称：2017年11月6日，原告第一次至被告处咨询，朱胜利律师向原告提供了免费咨询服务，当时被告处的复印机出现问题，因此在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中涉及复印费，但此后复印机修好了，被告为原告进行了免费复印，录音中朱胜利律师说“你把钱收好”是让原告把钱拿回去。被告未向原告收取复印费、交通费。关于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被告为原告提供非诉服务，具体是解读分析证据、梳理法律关系、制订诉讼策略。前期工作包含五个法律关系的梳理，分别是：原告与季蓉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与方崇恩的关系，即谁是出借人；嘉定法院案件的借款合同关系；宝山法院执行异议案件；对季蓉申请财产保全可能性的调查。为查明事实，被告律师边梳理、边调查，整理出以上五个法律关系，原告最终委托被告代理其中的虹口法院案件、嘉定法院案件。为有利于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也可印证被告律师的相关工作。原告提供的材料相当凌乱，被告律师整理材料花费五个半天，外出调查二天。被告按照总工作量与原告协商一致收取2万元非诉讼咨询费，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因为被告已经就前期非诉工作量进行了收费，因此就此后代理的虹口法院案件、嘉定法院案件以低于指导价的价格收费。非讼案件按20个小时计算，可收费5万元，实际收费2万元。虹口法院案件可收费19,350元，实际收费12,000元。嘉定法院案件可收费50,780元，实际收费34,000元。即便非讼案件视为公益，两个诉讼案件可以收费70,130元，但三个法律服务合同一共只收费66,000元，被告并未多收费。在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中，朱胜利律师仅表示具体约定双方可以再协商，但此后的协议中并无“扣除”2万元的条款，因此原告提出朱胜利律师承诺非讼案件2万元律师费抵扣后续案件代理费的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关于虹口法院案件，被告指派朱胜利律师按约完成了相关工作，最终因原告“自愿”撤诉而结案，双方关于该诉讼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如另行起诉则为新的案件，被告并未与原告另行签订代理合同。被告律师曾向法院提交追加方崇恩为该案第三人的申请，但未表示要追加方崇恩为该案的原告，原告可以咨询被告律师后再作出是否撤诉的决定，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律师多次不接电话、不回短信，如果原告打了一个电话给被告律师，而其未接到的可能性很大，不能因此认定被告律师失职。原告2018年4月发送给被告律师的短信还对其工作表示认可。针对虹口法院案件，被告律师工作并无瑕疵。综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该所2017年度第173号案卷材料一份、虹口法院案件案卷材料一份、追加第三人申请材料一份、律师费计算标准材料一份、委托书一份、外出调查照片截图一份、工作手册一份、归档时间截图一份、录音资料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被告提交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律工委的情况说明及附件一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6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部分内容为：方慧珍(甲方)因与季蓉、方崇恩等借款纠纷案(暂定三案，至于实际代理到时以订立的代理一审合同为准)，聘请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乙方)的律师做前期准备工作；经甲乙双方协议，订立以下聘用合同条款，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朱胜利律师为甲方与季蓉、方崇恩等借款案做前期准备工作，即做1、能否打官司；2、如何打官司；3、若打官司所需的前期准备工作……五、律师费2万元。原告在该合同中书写：“说明：前期费用2017.11.16已转账支付2万元。以后代理一审希望按照最低标准收费。”当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委托书一份，部分内容为“兹委托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朱胜利律师为方慧珍与上海离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含担保公司)、季蓉等理财案(个人出资咨询与服务协议)的诉前调查的委托代理人。2017年12月3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部分内容为：方慧珍(甲方)因与季蓉民间借贷纠纷案，聘请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乙方)的律师代理一审。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朱胜利律师为甲方与季蓉民间借贷纠纷案代理一审……五、律师费12,000元。2017年12月3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部分内容为：方慧珍(甲方)因与上海离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聘请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乙方)的律师代理一审。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朱胜利律师为甲方与上海离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代理一审……五、律师费34,000元。2017年12月3日，被告律师朱胜利与原告进行谈话，并制作谈话笔录一份，部分内容为：朱胜利：……方崇恩案办理时间由你本人决定。方慧珍：明白，好的。原告在该笔录上签名。原告按约履行了前述三份《聘请律师合同》的支付律师代理费义务。审理中，原告提交其与朱胜利律师2017年11月的二份对话录音，第一份录音部分内容为：朱胜利：……现在要复印材料叫他帮忙，拿200元，叫他去复印材料……这二张我这复印好了，你把钱收好……。第二份录音部分内容为：朱胜利：……你这个因为有前期工作，到时间扣，是怎么扣，我们再商量，不要紧的，比如说应当扣，因为一般人家形成案子了不调查的，直接给你写诉状告上去了，没有前期工作。你这个案子比较复杂，所以有前期工作，到时间我们再商量，扣一半或者扣多少，都可以商量，你认为都要扣掉也可以商量。原告：不是，我们不懂问问你。朱胜利：……工作量不大的，那么到时间摆进，不算，到时间比方讲你是6万元的，收费应该收6万元的，这个前期工作就算在里面，因为工作量不大的，假使工作量很大的，那你就要适当考虑的，我们就这样，我前期工作量天天做，给你做了一个月，弄到后来就不算了，人家前期工作不需要做的呀……为啥我现在不好答应你，我现在讲起来亲兄弟明算账。原告：对、对、对。本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履行了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的前期工作。原告认为其仅委托被告代理虹口法院案件、嘉定法院案件，前述两案法律关系简单，无前期工作。原告并未委托被告对其他法律关系进行分析整理，被告即便存在一定的前期工作，也只是咨询工作，被告不应收取2万元律师费。被告则认为原、被告系协商一致签订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被告亦履行了非讼咨询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该合同中约定被告的义务系指派朱胜利律师为原告与季蓉、方崇恩等借款案件作前期准备工作。被告于2017年12月3日制作的谈话笔录中被告律师告知原告：方崇恩案办理时间由原告决定。可见，被告的前期工作除虹口法院案件、嘉定法院案件外，至少包含了涉及原告与方崇恩之间法律关系的相关工作。原告虽认为虹口法院案件、嘉定法院案件法律关系简单，但法律服务属于一种无形服务，在实际操作中无法通过明确的标准对该服务进行具体量化。况且，被告已经告知原告，可以根据前期工作量的情况协商抵扣其他律师代理费用，如原告认为被告律师前期工作量与收费不符，可以在其后签订另外二份《聘请律师合同》时与被告协商费用的抵扣，而此后的二份《聘请律师合同》并无抵扣费用的相关条款，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对该节事实本院采纳被告主张，认定被告已经完成第一份《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的前期工作，履行了合同义务，无需返还律师费2万元。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在代理虹口法院案件中是否存在过错。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以谈话笔录方式向原告告知了诉讼风险，在该案审理中亦完成了相关代理工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律师在代理虹口法院案件中存在过错。但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对该案的起诉，被告工作量势必因此有所变化，综合被告收取的律师代理费金额、被告在该案中已经提供的法律服务情况等，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律师代理费4,000元。至于交通费、复印费一节，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向其收取了交通费、复印费，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方慧珍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000元；二、原告方慧珍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5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25元，由原告方慧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宁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顾人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