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再32号原告：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白各庄村南。法定代表人：薛太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瑞，男，1995年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道**。法定代表人：邓池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鸽，女，199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迪，女，199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安绍山，男，1958年4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艳芹，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瑾，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创立路**法定代表人：安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艳芹，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瑾，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鼎公司）诉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被告安绍山、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海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03075号民事判决，判决已经发生效力。安绍山对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京03民申33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京03民再124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3075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鑫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瑞，安绍山及圣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艳芹、王瑾到庭参加诉讼，中太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鸽曾参加庭审，经传票传唤，中太公司未参加2019年6月12日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鼎公司向本院明确诉讼请求：中太公司、安绍山、圣海公司连带支付鑫鼎公司租金10万元(具体计算方式：2010年3月12日至2010年3月18日，租赁费是3702.86元；2010年3月19日至2010年9月13日，租金共计121873元，扣除圣海公司已付的25000元，租金为100575元，取整数要求10万元租金，剩余部分租金已转让案外人。)；另以10万元为基数支付利息（计算方法如下：从2010年10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款之日）。事实及理由：中太公司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八里庄一号北京国棉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标段）东区工程的总承包方。2009年12月，中太公司将该工程劳务分包给了圣海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租赁建筑器材，安绍山和圣海公司的董事长安某找到我公司租赁建筑设备、并要求与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因圣海公司仅有劳务分包资质，且当时并没有与中太公司签订正式书面的劳务分包合同，2010年3月3日，我公司遂与中太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2010年3月12日至18日我公司履行合同，向中太公司建设工地发货，安某、于某代理中太公司收货。2010年4月10日，中太公司将工程劳务分包给圣海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并在北京建委备案。我公司索要租金，安绍山、安某让向中太公司索要，中太公司则称他们将租金已经向圣海公司支付，让找圣海公司，两方互推。2014年10月，中太公司称《租赁合同》上的印章不是他们公司的备案印章，安绍山则称该印章是中太公司的第二枚印章。我公司认为，中太公司工程负责人曹某明知下列事实：1、安绍山、安某属于圣海公司的人：2、安绍山以中太公司名义与我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3、我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将租赁材料送到工地并用于中太公司工程施工：4、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履行合同义务时，中太公司尚未与圣海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和受益方是中太公司。所以，中太公司作为合同权利的享有者，当然应当承担合同义务。安绍山的身份是中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安绍山明知中太公司用于签订租赁合同的印章属于第二枚印章，但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向鑫鼎公司隐瞒所盖的中太公司印章不是备案印章的重要事实，导致现在中太公司以不认此印章为由推卸责任，安绍山应当连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论租赁合同的约定，还是租赁合同的履行，租赁材料均交付给中太公司指定的材料员安某，而安某的真实身份是圣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太公司又称，已经将租金以工程款的形式支付给圣海公司，所以，圣海公司与中太公司是事实上的共同承租方，与我公司构成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有与中太公司共同给付我公司租金的责任。2014年7月26日，因我公司与北京清爽商务中心（以下简称清爽中心）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将上述合同权利留下10万元归属自己，除此之外的全部合同权利转让给清爽中心。我公司受清爽中心的委托，在此要求三被告就转让债权向清爽中心结算付款。我公司在本案以留给自己的10万元租金及利息向三被告主张权利。中太公司辩称：鑫鼎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安绍山和安某系父子关系，安某是圣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是安绍山。我公司将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了安绍山控制的圣海公司，但是我公司的公章一直是我公司保管，从来没有给过安绍山，《租赁合同》上我公司的公章是假的。我公司从未和鑫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鑫鼎公司也认可当时安绍山没有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我公司对于安绍山使用我公司名义和鑫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不知情。我方已申请对租赁合同中我公司的公章和在工商备案的公章进行鉴定，能证明不是同一枚公章，曹某也不是我公司员工。安某的收货行为和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没有使用过鑫鼎公司的租赁材料，也不是合同的受益方。鑫鼎公司称系安绍山及圣海公司找到其租赁设备，其也明知安绍山及圣海公司和我公司是劳务分包关系，最后其和安绍山签订《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应由安绍山和圣海公司承担责任，且鑫鼎公司在明知安绍山及圣海公司和我公司系劳务分包关系、且没有见到任何使其有理由相信安绍山和圣海公司有权代表我公司签约、收货的情况下，主观认为安绍山和圣海公司能够代表我公司，没有尽到善意注意义务，故其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鑫鼎公司的诉讼请求。安绍山及圣海公司辩称：中太公司多次使用与工商备案不一致的公章，恶意逃避债务。诉争租赁合同是中太公司和鑫鼎公司签订的，应由中太公司支付租赁费，安绍山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应由其支付；鑫鼎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鑫鼎公司的租金计算表是自己计算的，圣海公司已经在2010年4月17日将所租材料全部退还给了鑫鼎公司，租金应当计算至2010年4月17日，圣海公司已向鑫鼎公司支付了全部租金25000元，不存在未支付租金；《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订于2010年4月10日，2011年4月22日，中太公司才与圣海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2011年3月中太公司与鑫鼎公司租赁合同签订时，圣海公司和中太公司的劳务和施工合同关系还没有建立，所以安绍山和圣海公司不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0年3月3日，鑫鼎公司作为合同甲方和中太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租赁甲方的材料，材料租赁时，甲、乙双方依据合同要求发料、收料。根据材料名称、质量、规格、数量、型号、价格，双方进行清点、核实验收，并办理发料、退料手续。清点完成后双方材料员需要在出租方出具的发料单或退料单上签字。合同中承租方没有指定收、退料人员的，出租方按发料单或退料单的施工单位名称、工程名称地点为准，发生后果出租方概不负责，双方签字的退、发料或租金结算单据是双方结算的依据，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合同约定，承租方委托安某、司某、于某验收货物。租赁期限自2010年3月起算，所租材料至少30天，如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租金，超过30天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金。甲乙双方从发货之日起至退货之日止为有效计费期。承租方租赁材料平面模板代号、面积、单价租金价格以合同中价格表为准（见合同附表1-2）。合同约定，承租方租赁费用（租金维修费）每30天对账一次。承租方在2010年10月1日前结清全部租赁费用。合同尾部甲方落款处为鑫鼎公司盖章、委托代理人处为吕某签名，乙方落款处有“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盖章、委托代理人处有“安绍山”的签名。鑫鼎公司主张，与安绍山有多年的租赁合作，当初安绍山找鑫鼎公司签订租赁平面模板等物件，安绍山称从国棉项目部过来，就是分包了中太公司国棉项目部的活，安绍山拿不出分包协议，说只有口头的。鑫鼎公司与安绍山在昌平工地款项尚未结清，提出签订租赁合同需要中太公司盖章，安绍山说行，安绍山带吕某去了国棉项目部工地找中太公司的曹某经理，然后就在曹某的办公室签订的租赁合同，工地上挂的都是中太公司的牌子。安绍山找吕某时，安某也在，安绍山说安某是他儿子。吕某还表示当时安绍山、安某提及他们有一个劳务公司，没有说他们是中太公司的人。鑫鼎公司提交劳务分包合同备案信息（网上打印件），显示：发包方为中太公司，承包方为北京兴海磐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磐石公司），工程名称为北京国棉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标段）东区，签约日期2010年4月10日，发包方项目联系人为马某。鑫鼎公司提交中太建设集团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北分公司）作为发包方和兴海磐石公司作为承包方于2011年4月签订的《国棉文化创意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合同约定中太北分公司的驻工地代表为曹某，乙方驻工地代表安绍山。兴海磐石公司于2011年11月10日企业名称变更为北京兴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亨通公司），2012年9月26日兴海亨通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圣海公司，圣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安某，股东为安绍山、安某、李某。安绍山认可其与安某系父子关系。中太公司对劳务分包合同备案信息、《国棉文化创意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及企业工商变更信息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于证人证言及《租赁合同》处合同乙方的盖章不予认可，表示当初其公司虽然将国棉文化创意产业园工程的部分劳务分包给圣海公司，但是并未委托过安绍山找鑫鼎公司租赁设备材料，也未使用过租赁设备材料，圣海公司分包劳务就有租赁设备材料的需求，安绍山是兴海磐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兴海磐石公司更名后，法定代表人也改为安某，《租赁合同》中委托代理人处（打印体）有安绍山的签字，但中太公司的盖章系伪造，鑫鼎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租赁合同》系在曹某见证下签订，故鑫鼎公司应系和安绍山、安某之间有租赁关系。另查，2013年5月20日，圣海公司与中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至本院，经（2013）朝民初字第2134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1年4月22日，兴海磐石公司与中太北分公司签署了二份《国棉文化创意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兴海磐石公司为承包方，驻工地代表安绍山，中太北分公司是发包方，驻工地代表为曹某。该案审理中，中太公司认可二份合同的真实性，同时认可曹某是工地的工作人员，本案审理中，中太公司否认曹某为其工作人员。圣海公司不服本院作出的（2013）朝民初字第21349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13日，该院作出（2018）京03民终602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与本院查明无异并维持原判。在该案中，圣海公司自认于2009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分包工程，于2011年6月将设备、材料、人员全部撤除现场，由中太公司交付建设单位，同时诉讼请求要求自2011年7月1日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利息，已生效裁判文书亦确认上述基本事实。本案中，安绍山及圣海公司否认2009年12月入现场是为了完成分包合同，但未举证；亦表示因为不是为了完成本案所涉分包合同，不清楚此期间施工如需对外，公章使用情况及流程。（2015）朝民初字第03075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中太公司申请对《租赁合同》处中太公司的印章与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留存的中太公司印章一致性进行鉴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租赁合同》上中太公司印章印文与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留存的中太公司2009年度至2011年度的三份《公司年检报告书》上的中太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鑫鼎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予以认可，但表示中太公司有两枚印章，一枚是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一枚是放在项目部的，《租赁合同》上的章就是在项目部由项目负责人曹某盖的。中太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予以认可，表示公司就只有一枚印章，且经工商行政部门备案。中太公司支出鉴定费8078.3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安绍山及圣海公司主张中太公司多次使用与备案不一致的公章，申请调取圣海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0年4月10日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原件，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回复，该合同于2010年12月10日备案，纸制资料已超过档案保存期限，均已依法销毁，提供系统中的合同与人员实名制备案信息为开工日期2010年4月10日，竣工日期2011年3月30日，于某、安某均为备案的人员。本案审理中，圣海公司申请调取《关于北京国棉创意产业园总承包工程结算原则的说明》原件，主张中太公司曾向北京国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提交过该说明，该公司回复意见为：经查档并询问当时经手人均没有找到原件。本案审理中，虽未能自第三方调取到加盖中太公司公章原件的材料，中太公司对安绍山、圣海公司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安绍山及圣海公司坚持申请对2010年3月3日鑫鼎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加盖的中太公司的公章与2010年4月10日中太公司与兴海磐石公司签订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加盖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以其手中自持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作为比对样本。经随机确定的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为二枚印章的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圣海公司预付鉴定费2700元。鑫鼎公司提交抬头印刷体为北京金司马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司马公司）2010年3月12日的发料单三张及2010年3月18日抬头为鑫鼎公司的发料单一张，发料员为薛某，收料员为于某、安某，鑫鼎公司称因其公司和金司马公司在一个院里办公，两家公司经常互借发料单。为支持其主张，鑫鼎公司提交金司马公司证明，该公司证明本案中发料单与金司马公司无关。鑫鼎公司提交根据发料单及价格表计算的发料租金计算表，鑫鼎公司表示全部租赁材料的日租金为684.68元，这些租赁材料都没有归还，三被告也未支付过租金。中太公司表示发料单的签收人并无其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无其公司盖章，对此证据不予认可，进而对于租金计算表亦不予认可。安绍山、圣海公司对鑫鼎公司的计算表不予认可，主张是鑫鼎公司自行制作，另对金司马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未提交相关证据。另查，2011年1月31日，兴海磐石公司通过农业银行转账向吕某支付鑫鼎公司租赁费25000元，鑫鼎公司向兴海磐石公司出具了发票。圣海公司主张已经在2010年4月17日将所租材料全部退还给了鑫鼎公司，鑫鼎公司不予认可，圣海公司主张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司某曾出庭证明已退还租赁物，本案中就其主张未举证。本院认为：依法律规定，公司变更名称后，应承担变更名称前公司所享权利及所负义务，故本案中兴海磐石公司、兴海亨通公司的民事权利义务均应由圣海公司承担，本文论述亦统一以圣海公司名义予以论述。第一，本院先就责任主体的三个争议焦点予以论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鑫鼎公司和中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鑫鼎公司称中太公司有两枚印章，《租赁合同》上的印章印文系中太公司员工曹某在中太公司工程项目部用另一枚未备案的印章盖印。鑫鼎公司仅以其员工证言欲证明在曹某见证下签订《租赁合同》，该员工与鑫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租赁合同》中中太公司公章是何人，在何情形下加盖的无法查明。鑫鼎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中加盖有“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租赁合同》中印章印文与工商登记管理部门保存样本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中太公司对安绍山、圣海公司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安绍山虽申请进行鉴定，劳务分包合同中中太公司印章与《租赁合同》中中太公司印章为同一枚印章，但该证据存在瑕疵，对于分包合同的签订情况亦无法查明，本案中难以形成证据链，不足以证明中太公司使用一枚以上印章，合同实际履行中，亦未显示中太公司实际履行租赁合同。且中太公司住所地在河北省，在北京登记注册了分公司，在某一施工现场加盖其公司印章与一般情理及生活常识不一致，故难以认定中太公司与鑫鼎公司形成租赁合同关系，鑫鼎公司要求中太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圣海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其支付租金的性质，应否承担法律责任。首先，因鑫鼎公司和安绍山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中指定的安某、于某接收人，通过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电子存档记录能够证明是圣海公司的员工；再次，通过圣海公司自认、本案中其他当事人陈述、圣海公司与中太公司北分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及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案件事实，均能够认定圣海公司实际承揽北京国棉创意产业园东区项目的施工，依鑫鼎公司陈述及其提交的发料单、《租赁合同》，能形成证据链，鑫鼎公司确将将租赁标的物送至该工地，在《租赁合同》中安某和于某被指定为收货人，即圣海公司的员工亦签收了租赁标的物，圣海公司实为《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相对方；再次，圣海公司向鑫鼎公司支付租金25000元的行为，亦能够证明圣海公司认可系承租人并对安绍山签约予以追认。综上，虽然圣海公司否认其参与租赁合同，但通过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应当能够认定圣海公司不仅是实际施工人，也是实际收货人和租赁合同实际履行人，且圣海公司亦实际支付鑫鼎公司25000元的租赁费，故圣海公司应当承担给付租赁费的义务。争议焦点之三：安绍山在《租赁合同》中签名是个人行为、还是代理行为。安绍山的签名虽在《租赁合同》上委托代理人处，安绍山自认中太公司未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其虽主张是中太公司的代理人，但中太公司、鑫鼎公司均不认可安绍山的代理人身份，亦未被追认，同时难以看出系为中太公司之利益，鑫鼎公司认可签订《租赁合同》时未见到安绍山的代理手续，安绍山也不是中太公司的员工，故其主张为中太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难以采信。另安绍山是圣海公司的股东，与圣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父子关系，明知或应知圣海公司承揽了北京国棉创意产业园东区的施工项目，签订合同租赁钢模板是为了完成施工项目，即为了圣海公司之利益签订《租赁合同》，圣海公司为《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相对方，安绍山签订《租赁合同》目的不是个人履行合同，其签名不是个人行为，圣海公司接收租赁标的物并支付租金，也是对安绍山签订合同行为的追认，故安绍山实为圣海公司代理人，相应责任应由圣海公司承担。鑫鼎公司要求安绍山承担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以下就鑫鼎公司诉讼请求合法性予以论述：关于鑫鼎公司主张的租赁材料费，主张租金计算至2010年9月13日，鑫鼎公司结合合同附件及发料单，依合同附件中单价及发料单中发货的数量及产品规格计算租金，符合合同约定并无不当之处，此期间租金扣除圣海公司已支付的租金25000元已超过10万元；另鑫鼎公司要求此期间租金，无不合法及不合理之处，故其要求10万元租金，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鑫鼎公司提交的发贷单抬头使用金司马公司发货单，金司马公司已出具说明与其公司无关，属于鑫鼎公司自行发货，安绍山及圣海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证，本院不予采信。鑫鼎公司要求利息，双方约定于2010年10月1日前全部结清租赁费，故鑫鼎公司要求利息损失，属于合理损失，双方均为盈利性企业，其要求贷款利率，亦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就被告的其他答辩意见予以论述：关于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为租赁合同中写明租赁期限自发货日至退货日为有效计费期，现安绍山及圣海公司虽主张已退货，并无证据证明已退货，二被告庭审中虽申请调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笔录，但依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客观上不能调取证据时，人民法院认为与审理案件相关才予以调取，本案圣海公司为该案件当事人，其可以行使该权利及义务，故本院难予准许。即使依其所述，依法律规定，书证的证明效力大于证人证言，仅依司某证言，亦不足以推翻鑫鼎公司所持送货单原件的书证，故三被告抗辩鑫鼎公司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院难以采信。关于圣海公司主张《租赁合同》早于其与中太北京分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主张。通过圣海公司与中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理，圣海公司自认2009年进入北京国棉创意产业园东区工地开始施工，2011年6月将设备、材料和人员全部撤出现场并交付建设单位，同时向中太公司要求工程款时要求自2011年7月1日起的利息，圣海公司提交的已生效判决书对上述事实亦予以确认，但本案中圣海公司又主张进入工地是为其他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圣海公司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中太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租金十万元；二、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租金十万元利息（自2010年10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4元，由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860元，由原告北京鑫鼎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第一次鉴定费8078.3元，由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付，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鉴定费2700元，由被告北京圣海亨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丽丽人民陪审员  薛建超人民陪审员  王仁成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任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