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3行初55号原告余敬，女，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代理人李金平，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利亚，女，197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余银林，男，194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詹三桂，女，195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敬，身份情况同上。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法定代表人刘坚，局长。委托代理人董庭宇，男，系该局民警。委托代理人吴兴剑，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敬、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金平，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董庭宇、吴兴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江汉区红旗村××号的房屋所有权人，其中余敬占30%的份额，余利亚占30%的份额，余银林、詹三桂占40%的份额。2010年8月4日房屋被非法拆除。由于涉案房屋涉及房屋拆迁，2015年8月10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汉分局作出《关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住户余敬居民房屋被违规强拆等问题的回复》，称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武汉市2009年城中村第10批次建设用地的函》（鄂土资函[2010]539号），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征收土地公告》第55号，将江汉区汉兴街贺家墩集体建设用地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并实施征收。原告的房屋位于本次征收范围内，现已经被拆除。根据《征收土地公告》，原告认为武汉市人民政府作为征收主体，未依法征收，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于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2017年8月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2017年11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武汉市人民政府辩称其不是涉案征收项目的实施者，也从未具体授权或委托、指使任何单位实施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房屋的拆除工作。原告认为，既然征收主体未授权或委托、指使任何单位实施拆除工作，那么红旗村××号房屋的拆除则不是政府强拆。且该房屋的拆除没有任何相关司法文书，原告至今不知房屋被谁拆除，因此原告依法多次向被告和武汉市公安局报案，2018年10月11日原告又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报案，武汉市公安局也将原告的报案材料转交被告调查处理，但被告至今没有查处。故原告诉请至法院：要求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对原告所有的红旗村××号房屋被非法拆除的行为进行查处。被告书面答辩称：一、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等诉称位于红旗村××号房屋于2010年8月4日被非法拆除，原告认为征收主体未授权或委托、指使任何单位实施拆除行为，原告至今不知房屋被谁拆除，因此向本局报案，要求本局对原告房屋被非法拆除的行为进行查处，其实质是原告认为房屋被拆除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需要本局立案侦查，属于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刑事侦查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本案经本局下辖的经济开发区派出所（以下简称“开发所”）调查处理，处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局已履行法定职责。2018年8月15日，开发所接到余敬拨打12××9热线举报的转办，称自己房子于2010年8月4日被拆除，开发所已经立案，但迟迟不答复。开发所就余敬举报的事项进行了调查工作，向负责房屋拆迁的武汉宏兴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公司”）调查时，发现詹三桂与宏兴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就诉争位于红旗村××号房屋达成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上有詹三桂的签名和宏兴公司的盖章。原告报案所称的事项系房屋拆迁行为，双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对于协议内容履行有争议的行为，应属于民事案件，并非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案件的受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开发所接到报案后，发现报案事项不是案件，无须立案，不能开具是否立案回复，让其找拆迁办及法院解决。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告知相关人员找相关部门处理，已履行了法定职责。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1日，原告余敬、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向被告邮寄《报案报告》，要求被告对报案人所有的红旗村××号房屋被非法拆除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月13日，被告收到上述邮件。2019年2月，原告以被告收到其申请的报案材料，但至今未查处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对原告报案请求履行法定职责。另查明，经本院（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26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余银林、詹三桂系夫妻关系，原告余敬、余利亚系二人子女。原告余敬、余银林、余利亚共同共有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房屋，所占产权比例分别为40%、30%、30%。2012年11月15日，宏兴公司与原告詹三桂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对原告詹三桂红旗村××号房屋按货币安置方式进行补偿。现该房屋已经拆除。该判决书确认宏兴公司与原告詹三桂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无效。还查明，2015年8月10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汉分局作出《关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住户余敬居民房屋被违规强拆等问题的回复》，称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武汉市2009年城中村第10批次建设用地的函》（鄂土资函[2010]539号），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征收土地公告》第55号，将江汉区汉兴街贺家墩集体建设用地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并实施征收。原告的房屋位于本次征收范围内，现已经被拆除。还查明，2017年6月，原告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政府进行住房安置或货币补偿3000万元。同年8月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被申请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且从未具体授权或委托、指使任何单位实施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号房屋的拆除工作。决定对申请人（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2018年7月2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告对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如不服，可以起诉其认为的侵权行为并一并要求赔偿，但原告只起诉该决定书及提出赔偿请求，而未起诉认为的侵权行为，则无法确认原告认为的侵权行为是否确实违法，也无法就是否应予赔偿作出具体判定。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2018年8月15日，原告通过1****电话举报，述其于2010年8月4日报警称房屋被强拆，被告下属开发所已立案，但迟迟未予答复。武汉市公安局接警后转至被告处理。根据公安机关接警单反映，开发所已回复原告其报警不是案件无需立案，不能开具立案回复，让其找拆迁办及法院解决。同月21日，开发所民警电话回复原告余敬，因原告余敬提出需要书面回复而拒绝接受答复。还查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调查，原告自称其房屋于2010年8月4日被非法强拆，同日即向被告及下属开发所报警，要求对非法拆除行为予以查处，被告就是否立案查处予以过口头答复。还查明，在案件审理期间，开发所于2019年4月23日对原告余敬进行了调查询问，同时，针对原告于2018年10月18日向开发所提出财物被损毁一案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报警房屋被强拆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被告提交的下列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予以证明。被告的证据材料及规范性文件依据包括：证据1、公安机关110接处警信息，证明被告接到1****电话后对原告报警事项予以了回复；证据2、《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证明被告履行了调查职责，调取了原告詹三桂与宏兴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据3、宏兴公司营业执照，证明被告在履行调查的过程中证实了宏兴公司属于合法的民事主体。规范性文件：《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三十二条；《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立案制度的意见》第二部分第一项。原告的证据材料包括：第一组证据：《报案报告》及邮政快递单、网上查询记录截屏，证明原告于2018年10月11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报案，同月13日被告收到了原告的报案；第二组证据：武房权证江字**、武房江共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武房江共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在该房屋中所享有的份额；第三组证据：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汉分局《关于江汉区红旗村六巷住户余敬反映居民房屋被违规强拆等问题的回复》、证明了涉案的房屋被列入了汉兴街贺家墩集体用地城中村改造范围，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相关的土地公告，政府是征收主体。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2010]第55号，证明原告涉案房屋在征收土地的范围内；第四组证据：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2018）鄂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赔偿，但是法院不予支持；第五组证据：房屋被拆除的照片，证明房屋被拆除的事实；第六组证据：（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2646号《民事判决书》和生效证明，证明原告詹三桂签订的安置协议被依法确认无效。在案件审理期间，本院依法要求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开发所于2019年4月23日对原告余敬进行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2、开发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报警房屋被强拆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本院认为：一、根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告作为本辖区的公安机关，对群众报案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分别作出处理。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对于原告提起报案请求事项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根据政府的征收土地公告及国土规划部门的回复意见，可以判断原告所有房屋属于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范围，且共同原告中的原告詹三桂曾与宏兴公司就该房屋达成了拆迁安置协议。同时，根据原告提交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原告是知晓其房屋系在征收过程中被强制拆除，并就拆除导致的损失向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该情形足以认定原告房屋的拆除确系征收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因拆迁引起的纠纷，其权利的主张应向征收实施主体提出，而非由公安机关以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来查处。经审查，本案在庭审中调查，原告就其房屋被拆事由，曾于被拆当日（2010年8月4日）、2018年8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和反映，被告也分别给予了口头答复，要求原告向拆迁机构或法院解决，而原告坚持认为被告应当书面回复为由，遂于2018年10月11日采取书面方式向被告提出《报案报告》。而在本院受理了原告的起诉后，被告于2019年4月就原告多次提出的房屋被强拆一案作出书面告知，明示该请求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本院认为，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对其房屋被强拆予以查处的请求，其已在房屋拆除当日即向被告报警，并在本案起诉前仍多次向被告反映或举报，被告作为公安机关在经过审查认为房屋拆除系拆迁纠纷，口头告知原告可找拆迁机构或法院解决，其行为属于就当事人报警、求助事项作出的处理，符合公通字[2003]31号《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五项及2006年8月24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于原告反复报警并书面向被告提出报案材料，并认为被告未予以答复或查处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就本案的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的查处行为仍系对2010年8月房屋被拆除后的报警请求，被告对该请求的处理已对原告予以了回复，且在起诉后再次以书面方式回复原告，答复的内容保持一致，因此，再由司法判令公安机关对同一申请事项进行查处或者书面回复已无必要，故认定原告提出被告未依法查处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对原告所提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敬、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余敬、余银林、詹三桂、余利亚共同负担（原告已预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鄂焕斌人民陪审员  钱道斌人民陪审员  叶桃英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徐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