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再13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金兔（曾用名：姚井兔），男，1963年4月27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致麟，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忠，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彭之谦（曾用名：彭柱群），男，1970年5月2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玲，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勇，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姚金兔因与被申请人彭之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苏民申430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姚金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致麟、陈自忠，被申请人彭之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柏玲、刘坚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金兔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审理期间，姚金兔邮寄提交了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等多家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但二审法院没有就以上证据质证，违反法定程序，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彭之谦利用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便利，通过特殊吞并方式将姚金兔所持冠芝霖系列公司的股权最终转换成其个人利益。本案中嘉行葆投资发展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行葆公司)是彭之谦夫妻的全资公司，嘉行葆公司转账给姚金兔800万元的行为是代彭之谦向姚金兔支付冠芝霖系列公司资产与股权的对价。二、二审判决认定姚金兔与嘉行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没有证据证明嘉行葆公司与姚金兔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不能仅凭汇款凭证就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2.嘉行葆公司的工商档案已显示公司注销时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且公司的注销申请书、清算报告均有彭之谦签字确认，说明嘉行葆公司对姚金兔并无债权。3.姚金兔对内蒙古嘉和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葆公司)出资800万元，占股10%，嘉和葆公司增资5000万元时，姚金兔本应按持股比例缴纳500万元增资款，但这一款项实际由彭之谦出资，并将其中200万元归属于姚金兔，为此双方签订了备忘录予以明确。200万元增资款与嘉行葆公司转账的800万元均印证姚金兔庭审中关于股权转让款的陈述。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二审中姚金兔已提交大量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各种经济往来，嘉行葆公司转账800万元系替彭之谦支付姚金兔冠芝霖系列公司股权转让款。而彭之谦没有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四、即使姚金兔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嘉行葆公司汇款是清偿其他债务，该笔汇款也应认定为不当得利。彭之谦在嘉行葆公司注销时就应知道该笔不当得利，其在6年后向姚金兔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姚金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彭之谦辩称，一、姚金兔提交的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工商资料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联，二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之处。二、本案借款的出借主体是嘉行葆公司，嘉行葆公司的转帐凭证、借款记帐凭证、嘉行葆公司与嘉和葆公司关于《往来对帐确认表》的邮件、(2017)乌兴证民字第0512号公证书及姚金兔将嘉和葆公司出具的800万元收据原件交给嘉行葆公司财务的行为，足以证明姚金兔向嘉行葆公司借款的事实。三、对于800万元的性质，姚金兔前后说法不一，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姚金兔主张的有关利润分红或股权转让，涉及的是冠芝霖手机大卖场，与本案借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四、姚金兔主张800万元为不当得利亦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姚金兔的再审申请。彭之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姚金兔偿还其借款800万元及利息253万元(利息从2010年4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12月9日，此后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并由姚金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9日，嘉行葆公司分别向姚金兔转款400万、400万，合计800万元。根据彭之谦提交的2010年4月10日嘉行葆公司就该笔款项的记账凭证上载明，该款项为“借款投资内蒙房产”。另查明，嘉行葆公司于2009年9月29日设立，公司股东分别为李素娟、彭柱群，其中李素娟认缴出资200万元、彭柱群认缴出资800万元，李素娟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5日，李素娟、彭柱群举行股东会决议，决议解散公司。2011年5月5日的清算报告就具体债权债务清理情况载明，截止2011年5月5日，公司库存资产1000万元，公司收回债权0万元，公司偿还债务0万元，公司剩余净资产1000万元，其中货币1000万元，实物0万元，其他0万元。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李素娟200万元，彭柱群800万元。2011年5月18日，嘉行葆公司申请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载明的清算组负责人为彭柱群，债权债务清理情况一栏处确认已结清完毕。再查明，彭柱群与李素娟系夫妻关系，彭柱群即彭之谦。李素娟于2010年8月22日死亡。彭之谦与李素娟共生育两子分别为彭笠维(曾用名彭浩源、彭笠源)、彭笠豪（曾用名彭金海、彭李峰）。李素娟父亲为李锦祥，母亲为薛允飞。李锦祥、彭笠豪、薛允飞、彭笠维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自愿放弃继承被继承人李素娟在嘉行葆公司股权、投资、收益等，承诺绝不反悔，并到院予以说明确认。又查明，2010年1月7日，嘉和葆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公司股东为姚金兔、叶伟、黄玉飞、芙蓉泉投资管理(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芙蓉泉公司)。姚金兔表示，嘉和葆公司投资款中姚金兔投资800万元、叶伟投资2400万元、黄玉飞投资2000万元，彭之谦控股的芙蓉泉公司投资2800万元。彭之谦表示，嘉和葆公司原来的投资人为嘉行葆公司，嘉行葆公司注销后变更为芙蓉泉公司，姚金兔就是用嘉行葆公司打款的800万元投资嘉和葆公司。根据彭之谦提交的嘉和葆公司出具的两张收据显示，2009年12月28日，嘉和葆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姚金兔160万元，交款事由为投资款。2010年4月9日，嘉和葆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姚金兔投资款640万元。两张收据的经办人处为顾伟健签名并加盖有嘉和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姚金兔则主张嘉行葆公司打给他的800万元是其与彭之谦在徐州、无锡、太原、扬州、大同合伙投资经营冠芝霖手机卖场时其应得的收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针对自己的主张或反驳他人的观点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彭之谦基于借贷关系向姚金兔主张还款责任，应当就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就款项交付、款项用途均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即为双方就该笔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首先，彭之谦提供的嘉行葆公司的财务记录的摘要虽为“借款”，但该财务记账凭证为单方记录，彭之谦提交的嘉和葆公司的收款收据、对账表中，未有显示该款项系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嘉和葆公司本身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利益关联，仅凭顾伟健的单方情况说明，无法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的意思表示。其次，嘉行葆公司作为法人，800万元款项并非小数目，就大额款项进出应当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且在嘉行葆公司注销登记时，其未就该笔债权要求姚金兔予以确认，反而在清算报告及注销登记申请书中明确债权债务予以清理完毕，不合常理。再者，根据庭审查明，在投资嘉和葆公司之前，双方确曾合作经营手机大卖场。在姚金兔表示该800万元系其与彭之谦合作经营手机大卖场期间的分红的情况下，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就双方合作经营手机大卖场的具体经营情况要求彭之谦予以回复，彭之谦均未给予合理说明并提供证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彭之谦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对彭之谦的诉请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彭之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980元，由彭之谦负担。彭之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姚金兔偿还其借款800万元及利息253万元(利息从2010年4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12月9日，此后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并由姚金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彭之谦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姚金兔向嘉行葆公司借款800万元的客观事实。2、嘉行葆公司的注销事宜是为自己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该公司注销的有关材料不应作为本案的判断依据。3、姚金兔有关冠芝霖公司利润分红或股权转让款支付等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姚金兔抗辩称本案系其他债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姚金兔辩称，其与彭之谦共同投资经营手机生意，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0多家“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连锁企业”，其先后在无锡、扬州、徐州、太原、大同投资30%。因彭之谦是总控制人，所有人，财、物均由彭之谦掌控。2008年6月起彭之谦将全部冠芝霖公司的经营权和股权转让给北京飞捷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受让单位是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模式是在江苏注册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分49%、51%两次，于2009年8月全部转让完毕。2008年8、9月份，彭之谦说给其利润700万元、股权转让所得1100万元。手机生意结束后，彭之谦叫其一起去内蒙古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彭之谦让其投资占比10%，计800万元。因其没有钱投资，只有与彭之谦做手机生意的收益，考虑到彭之谦答应支付其上述收益，其就同意投资10%。2009年12月共同在内蒙古设立了嘉和葆公司，公司设立初期其出资160万元。2010年初，彭之谦向其支付800万元，彭之谦表示该款系手机生意的收益。当天其将640万元支付给了嘉和葆公司的财务。2012年嘉和葆公司追加投资，其向彭之谦催要原先彭之谦许诺的手机生意收益尾款。彭之谦最终与其商量，200万元其无需再支付，将其在嘉和葆公司的投资计作1000万元，至此手机生意收益清结。上述800万元款项支付后，长期无人提起此事。2015年嘉和葆公司各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引发大量诉讼。根据以上事实，彭之谦系恶意起诉。本案借款金额巨大，但汇款凭证上只写了用途为往来，多年来彭之谦更未主张过权利。嘉行葆公司注销登记时，也未对该800万元进行清算。综上，本案款项性质并非借款，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审中彭之谦提交嘉和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2010年4月9日至2010年11月26日，黄玉飞担任嘉和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姚金兔担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2010年11月26日至今，姚金兔担任嘉和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两人实际掌控嘉和葆公司。彭之谦不担任嘉和葆公司董、监、高任何职务。也证明姚金兔对嘉和葆公司的资金往来是清楚的。姚金兔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姚金兔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设立于2008年6月16日，股东为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证明彭之谦作为实际控股人的全国冠芝霖手机大卖场连锁企业，于2008年6月开始转让给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2、（2016）苏0591民初10459号案件听证通知及询问笔录，证明该案当事人叶伟是受彭之谦的授意进行起诉，叶伟在笔录中明确证明冠芝霖于2009年转让完毕，之后彭之谦就退出了。3、收购框架协议及冠芝霖连锁企业名单，协议虽然没有签字盖章但是与证据1、2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冠芝霖企业的转让模式是在设立一个新公司，分49%和51%两次将所有股权转让给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4、（2016）苏0591民初1045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叶伟与彭之谦的关系，也证明彭之谦是嘉和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彭之谦质证认为：1、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工商登记信息系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股东是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2、（2016）苏0591民初10459号民事案件目前已进入二审程序，该判决尚未生效。3、收购框架协议没有签字盖章，不具有客观性。因双方当事人对嘉和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均无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的工商登记信息，因该材料系打印件，并未加盖任何公章，故二审法院认为对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对收购框架协议，因该协议中并无任何签字署名，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2016）苏0591民初10459号民事判决书，因该判决尚未生效，故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对此亦不予认定。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彭之谦持嘉行葆公司向姚金兔支付款项的电子银行转账凭证，以借贷关系为由向姚金兔主张权利，其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姚金兔抗辩称本案并非借款，而是其他债务，应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姚金兔先辩称本案款项系其与彭之谦共同经营手机生意的收益，但后又认为手机生意的分红款其已经收悉，该款系股权转让款，前后陈述并不一致。本案二审中姚金兔明确表示，该款系“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连锁企业”的股权转让款，但未能就股权转让的事实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其二审答辩称其与彭之谦共同经营的手机生意转让给了北京飞捷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受让单位是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但其二审提供的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显示，该公司的股东自始即为北京乐语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不能体现股权转让的事实。姚金兔虽辩称“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连锁企业”股权转让方式特殊，但鉴于其所主张的手机生意收益的权利相对方系各地的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权利相对方则系各股权受让人，与本案的原债权人嘉行葆公司均非同一主体，与本案的借贷关系亦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姚金兔可就其主张另行诉讼。综上所述，姚金兔就本案款项的性质前后陈述数次变更，且均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法院认定嘉行葆公司与姚金兔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姚金兔作为债务人应当予以清偿。本案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无证据证明嘉行葆公司或彭之谦就本案借款向姚金兔主张过权利，故本案借款自彭之谦一审起诉时届清偿期。本案中亦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本案借款约定了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故彭之谦主张的起诉前的利息不予支持。对2016年11月17日后的利息，彭之谦主张的按年利率4.75%计算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二审予以支持。综上，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6）苏0591民初10461号民事判决；二、姚金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彭之谦借款本金800万元及自2016年11月17日起以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彭之谦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姚金兔在再审阶段时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八家公司的工商资料。证明无锡冠策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扬州盛霖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山西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徐州新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四家2008年8-10月份成立的公司与被注销或吊销的无锡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徐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太原市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扬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四家公司的营业地址与营业范围相同。四家新公司均为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四家原冠芝霖公司姚金兔夫妇分别占股25%至30%。其中，山西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工商资料中有该公司及太原市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共同向太原市工商局提交的《申请书》，内容为：“我公司接总部‘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通知，为上市统一企业名称，在山西要求注册‘山西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山西原有的‘山西冠芝霖通迅设备有限公司’及太原市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在‘山西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办理完相关证件后三个月内注销。并将这两个公司都归纳到‘山西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姚金兔认为上述工商登记资料能够证明，彭之谦通过更换企业名称及股东登记的方式将姚金兔在冠芝霖公司的股权全部吞没。彭之谦对此质证称：冠芝霖各地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仅能证明彭之谦与姚金兔之间有经济合作，但姚金兔一方在几家公司的全部出资不足100万元，不能证明涉案的800万元是姚金兔应得的股权转让或收益款。第二组：1、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工商资料。工商资料显示注册资本1亿元，实收3000万元，其中彭之谦认缴49%，苏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认缴51%。苏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章程中载明股东为成勇(出资35万元，持股70%)、彭之谦(出资15万元，持股30%)。2、彭之谦、苏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乙方)与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政府(甲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乙方在沭阳县投资设立总部也就是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并将全国范围内60家门店、子公司、分公司整合到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名下，在沭阳统一结算，在沭阳经营期限不少于5年。甲方承诺给乙方税收优惠。3、2009年8月24日的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彭之谦将49%的股权转让给晓冠(南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日，彭之谦与晓冠(南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4、2008年10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苏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北京飞捷投资有限公司。姚金兔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了彭之谦利用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便利，通过特殊的吞并方式将申请人名下的股权最终转化成了彭之谦个人的巨额收益。嘉行葆公司转账给姚金兔的800万元是对其股权的补偿。彭之谦对此质证称：该投资协议第1条称将全国60家公司整合到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名下，意思是设立一个集团公司，有总部公司与子公司，但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只是在管理上发生改变，股权没有转移。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8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第三组：负责人彭永文签字的太原冠芝霖手机大卖场2008年7月份资产负债表。证明截止2008年7月份太原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总资产2800余万元，月利润54万元，手机库存9035台价值880万元。彭之谦吞并太原冠芝霖手机大卖场应向姚金兔支付对价。其他几家店也是类似情况，一审中提交的负债表复印件没有负责人签字，故予以补充提供该组证据。彭之谦对此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客观性提出异议，彭永文是姚金兔的亲姐夫，与姚金兔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彭永文在该资产负债表中后补“与原件一致并签名”，不具有客观性，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山西冠芝霖公司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元，该表显示的总资产达到2000多万元，明显不真实，可以证明该证据虚假性。第四组：1、农业银行启东吕四支行汇款记录，证明彭之谦于2010年2月向姚金兔妻子彭娥凤汇款100万元转让款。2、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鲍支行批量开户清单，证明彭之谦以批量开户的方式向各地冠芝霖大卖场的8位实际出资人支付部分转让款合计1010余万元，其中于2009年9月支付姚金兔295余万元。3、中国农业银行彭娥凤账户交易查询记录。证明彭之谦以案外人陈丽梅账户于2008年12月向彭娥凤汇款320余万元，也是在向姚金兔夫妇支付手机大卖场股份转让款。彭之谦对此质证称：彭之谦向姚金兔、彭娥凤支付款项的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三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彭之谦就双方的有关往来款项、股权收益作了相应处理。该证据证明嘉行葆公司出借的涉案800万元，与股权转让收益款不相关。姚金兔所主张的双方清算的有关股权收益、转让款都是以彭之谦个人名义支付的，而本案恰恰是由嘉行葆公司支付的涉案款项，而嘉行葆公司与各冠芝霖公司之间并无关联性。由此可以看出该组证据中支付的款项与涉案800万元是两笔不同性质的款项。第五组：1、嘉和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2、芙蓉泉投资管理（江苏）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3、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2016）内2201民初4837号判决书。证明目的：1、彭之谦系芙蓉泉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姚金兔、芙蓉泉公司、黄玉飞、叶伟系嘉和葆公司股东，顾伟健为联络员。3、姚金兔、黄玉飞、彭之谦、叶伟因对嘉和葆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重大分歧，彼此之间发生过多起诉讼，关系紧张。4、嘉和葆公司被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公司解散。5、彭之谦是因为与姚金兔在嘉和葆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存在分歧，而恶意诉讼。彭之谦对此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1-4无异议，对证明目的5有异议。本案是嘉行葆公司对姚金兔的借款，彭之谦只是嘉行葆公司的债权继受者，本案是其正当主张债权而不是恶意诉讼。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彭之谦主张嘉行葆公司于2010年4月份通过银行向姚金兔转帐的800万元属于借款，提供的直接证据仅是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并无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合意的借贷合同、借条等相关证据。姚金兔认可其收到该800万元汇款，但认为该款项是彭之谦支付的此前双方合作的手机大卖场的相关费用而非借款。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姚金兔应当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姚金兔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可以证明，2008年8-10月份成立的无锡冠策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扬州盛霖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山西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徐州新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与被注销或吊销的无锡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徐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太原市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扬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四家公司营业地址与营业范围分别对应相同，被注销或吊销的无锡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姚金兔或其妻子彭娥凤均为股东，而后成立的四家公司均为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独资，江苏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彭之谦及彭之谦控股的苏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姚金兔以及其妻子彭娥凤不再是后成立四家公司的股东。对于姚金兔以及彭娥凤在原来公司中所持股份如何处理问题，姚金兔主张彭之谦承诺支付股份对价及分红1800万元,该1800万元的组成包括：彭之谦于2008年12月-2010年2月期间三次向姚金兔妻子彭娥凤汇款715万余元，2010年4月份彭之谦以嘉行葆公司名义通过银行汇款给姚金兔800万元，以及彭之谦将姚金兔在嘉和葆公司的股权由80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该增加的200万元股权属于彭之谦支付的股份对价组成部分。彭之谦认可向姚金兔妻子彭娥凤汇款的事实，也认可该款系就双方往来款和股权收益作出了相应的处理，但否认向姚金兔转帐的800万元系对姚金兔夫妇在冠芝霖系列公司股份的处置款，并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提供被注销或吊销的公司中姚金兔夫妇股权处理的相关帐目，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彭之谦另主张涉案嘉行葆公司出借给姚金兔的800万元，与彭之谦及姚金兔之间的股权转让收益款，非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虽从表面上看，系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嘉行葆公司的股东即为彭之谦夫妻二人，从嘉行葆公司的实际经营来看，自2009年9月29日至2011年5月5日存续期间，未有证据显示嘉行葆公司存在实际经营，彭之谦方也未对嘉行葆公司的设立目的、经营范围、存续期间有无实际经营等作出合理说明，故姚金兔陈述，该800万是嘉行葆公司代彭之谦汇给姚金兔的有关手机大卖场的股权转让收益款，嘉行葆公司与姚金兔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就是彭之谦与姚金兔的经济往来，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综上，在姚金兔主张涉案800万元系原手机大卖场持有股份的对价，并已提交相关证据足以对彭之谦主张的借贷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仍应由彭之谦一方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但彭之谦提供的汇款凭证上只注明汇款用途为往来，并未有直接表明双方形成借款合意的内容；彭之谦提供的2010年4月10日嘉行葆公司的记账凭证，虽载有“借款投资内蒙房产”，但该财务记账凭证仅为嘉行葆公司的单方记录；彭之谦提供的嘉和葆公司财务经理顾伟健的情况说明以及往来对账邮件，均未经姚金兔确认，不能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而姚金兔一方提供的有彭之谦签字确认的清算报告以及提交工商部门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中，均无嘉行葆公司出借姚金兔800万元款项尚未收回的记载，而是表示嘉行葆公司债权债务已结清完毕。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彭之谦主张涉案800万元为嘉行葆公司对姚金兔的借款证据不足，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其返还借款本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姚金兔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22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6）苏0591民初10461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849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980元，由彭之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文梅审判员  薛爱娟审判员  陈 皓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朱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