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津0116行初331号原告马春平，男，汉族，1965年8月30日出生。原告徐国伟，男，汉族，1963年11月29日出生。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六大街**。负责人曹永年，所长。委托代理人张瑞，该派出所民警。原告马春平、徐国伟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以下简称黄海路派出所）治安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26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春平、徐国伟，被告黄海路派出所的委托代理人张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黄海路派出所于2018年6月7日做出的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8]10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内容为：因马春平、徐国伟报称被打击报复一案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2014年修订）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原告马春平、徐国伟诉称，二原告于2016年8月1日实名举报可口可乐公司高层领导大吃大喝问题，后被打击报复。2016年9月，可口可乐公司克扣二原告工资福利待遇（经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判决二原告胜诉）;2016年11月，该公司调整二原告工作岗位；2016年12月，给予二原告劳动纪律处分（经劳动仲裁裁决，二原告胜诉）;2017年，在北京阻拦原告等人实名举报；2017年5月，组织3000多人联名侮辱，泄露原告个人信息等。二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报案，二原告所在工作单位可口可乐公司长期不让二原告上班，派人阻拦，不让进入单位。被告未在30日内结案，且未认真调查，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告被打击报复的事实成立。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6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8]10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调查处理。原告马春平、徐国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二原告于2016年8月1日在塘沽青樽桧海鲜大酒店拍摄的可口可乐公司高层领导大吃大喝的四张照片；证据二、二原告于2016年8月1日在塘沽青樽桧海鲜大酒店拍摄的可口可乐公司高层领导大吃大喝的四张照片；证据一、二证明，因二原告实名举报陈占江等十人大吃大喝问题，导致其对二原告进行打击报复；证据三、中粮可口可乐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分局北京站派出所提交的《联名投诉书》，该《联名投诉书》有栾秀菊签名，证明系栾秀菊主使对二原告进行打击报复；证据四、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2019）津02行终2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栾秀菊、陈占江等对二原告进行打击报复；证据五、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的津滨劳人仲案字[2018]第40418号、40403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劳动仲裁部门已裁决撤销了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对二原告作出的劳动纪律处分；证据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的（2018）京02民终170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二原告实名去北京中粮公司进行举报是合法的，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派人阻拦二原告找纪委书记反映问题是违法的；证据七、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的（2018）津0116民初831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停发徐国伟补助系打击报复，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徐国伟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企业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被告黄海路派出所辩称，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2014年修订）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本案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二、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合法。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接马春平报警称其与徐国伟被打击报复，依法于当日受理此案并随后对案件开展调查。2018年5月14日，因该案情况复杂，三十日内无法办结，被告经审批后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三十日。经调查查明，关于对马春平工作调整问题，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对市场突击队进行编制调整及人员安排系该公司集体决定。关于给予马春平、徐国伟严重书面警告处分问题，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按照《纪律政策》第十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对二人作出处分决定也系该公司集体决定。关于以公司名义要求法务部门书写《联名投诉书》并在公司员工范围内进行联名的问题，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针对马春平、徐国伟二人在北京总公司闹访行为，书写联名信寄往属地公安机关寻求帮助，为该公司集体决定。关于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问题，证据材料显示徐国伟于2009年3月26日与该公司签署内部退休协议，2014年9月25日与该公司签署调解协议，2015年10月23日向公司提交承诺书，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以其违背承诺为由停发困难补助系该公司集体决定。综上，上述事宜均系公司集体决定，属公司内部管理行为，非陈占江、栾秀菊个人针对马春平、徐国伟二人的打击报复行为，马春平、徐国伟报案“陈占江、栾秀菊打击报复证人”一案无违法事实。2018年6月7日，被告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2014年修订）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对该案终止案件调查。请求依法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制作的津滨公开（黄）受案字[2018]306号《受案登记表》；证据二、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制作的《受案回执》；证据三、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制作的《案件来源》；证据四、被告于2018年5月14日制作的津滨公开（黄）审字[2018]第266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证据五、被告于2018年4月19日制作的津滨公开（黄）审字[2018]第14号《调取证据审批表》；证据六、被告于2018年4月19日制作的津滨公开（黄）调证字[2018]第14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将《调取证据通知书》送达可口可乐天津公司；证据七、被告于2018年4月24日制作的《调取证据清单》，证明被告依法接受证人买淑芬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据八、被告于2018年6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开（黄）审字[2018]第3号《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8]10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被告于2018年6月8日将该《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直接送达二原告。（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对马春平制作的《行政案件询问被侵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据二、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对徐国伟制作的《行政案件询问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据三、被告于2018年5月31日对违法嫌疑人陈占江制作的《行政案件询问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据四、被告于2018年4月24日对买淑芬（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制作的《行政案件询问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据五、被告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5月17日对仲宝强（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法务部法律顾问）制作的《行政案件询问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据三至证据五证明，证明陈占江时任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组织公司管理层召开会议，集体作出调整马春平岗位、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对二人给予严重书面警告处分，以及以公司名义要求法务部门书写《联名投诉书》并在公司员工范围内进行联名决定的事实，上述决定为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决定，与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总裁栾秀菊无关。证据六、被告于2018年5月25日对韦昊（可口可乐天津公司监察部负责人）制作的《行政案件询问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及韦昊身份证复印件、工作证复印件，证明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对于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作出的上述决定并未参与，与总裁栾秀菊无关，同时证明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确有组织签署《联名投诉书》的情况，该行为的组织和发起者为北京总公司行为，与栾秀菊个人无关；证据七、证人买淑芬于2018年4月24日向被告提交的材料，包括：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的《管理团队沟通会议纪要》、参会人员签名、《关于市场冲击队的工作调整》、《会议签到表》、《调岗通知书》，证明调整马春平工作岗位的决定系公司行为；证据八、证人买淑芬于2018年4月24日向被告提交的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的《管理团队沟通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名单、公司纪律政策、四张照片资料、对二原告作出的《纪律处罚通知书》及《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河北）有限公司纪律政策》（节选），证明给予二原告上述处分决定系公司行为；证据九、证人买淑芬于2018年4月24日向被告提交的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于2017年5月3日作出的《管理团队沟通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名单、落款为可口可乐天津公司的《联名投诉书》，证明《联名投诉书》确实存在，且确系公司行为；证据十、证人买淑芬向被告提交的材料，包括：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与徐国伟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协议申请》、于2009年3月26日签订的《内部退休协议书》，徐国伟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的《承诺书》，证明徐国伟在公司内部退休的事实及公司对其发放困难补助的条件，上述材料系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停发原告徐国伟困难补助的依据。被告当庭补充提交了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2017）津0104民初6767号《民事判决书》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4日作出的（2018）津01民终4923号在《民事判决书》，证明对于二原告提到的《联名投诉书》系打击报复、侮辱、泄露二原告隐私问题，生效民事判决书认为虽有欠妥，但是没有送出，没有造成严重影响，且该《联名投诉书》落款是可口可乐天津公司，系公司行为。二、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2014年修订）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报警时未向被告提供该两份证据；对证据三至证据七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及被告当庭补充提交的证据，二原告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二原告对证据一、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在对陈占江的《询问笔录》中，没有问清楚公司什么时候开的会议，什么时候调整马春平岗位、停发徐国伟的困难补助及对二人严重书面警告处分；且该《询问笔录》中陈占江已经承认起因系二原告实名举报他，其也承认对二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都是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决定的，是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处理的；对证据四、证据五的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原告手里有证据直接证明栾秀菊参与了《联名投诉书》，二原告认为《联名投诉书》系总公司行为；对证据六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不认可，韦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栾秀菊没有在《联名投诉书》中签字，二原告认为系包庇行为，二原告有证据证明栾秀菊在该《联名投诉书》中签字了，该《询问笔录》中韦昊关于公司部门就二原告举报作出的调查结果是陈占江涉案吃饭是符合标准及《联名投诉书》系公司自发行为的表述，系做假证；对证据七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确实存在马春平被调整工作岗位的情况；对证据八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系在二原告进行实名举报之后，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才对二原告作出，且现在上述劳动纪律处分已被仲裁撤销；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确实召开了会议，也确实有《联名投诉书》；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内部退休协议书》及《承诺书》确实存在，但徐国伟到北京是去实名检举而非信访，说明他们系对二原告打击报复，且上述协议是2014年签的，陈占江等人系在2016年大吃大喝的，难道不允许二原告去举报吗？因上述证据均系被告在治安处理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能够互相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马春平、徐国伟系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员工。二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向被告报警称，因二人举报可口可乐公司领导腐败问题，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5月期间持续受到陈占江、栾秀菊打击报复。二原告在被告询问时，明确上述打击报复是指：一是在二原告举报领导大吃大喝问题后，公司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二是公司调整马春平工作岗位和地点，工作地点由市区调整为塘沽；三是公司给予二原告劳动纪律处分；四是二原告到北京举报反映问题时，公司对二原告进行拦截跟踪，阻拦二原告去举报反映问题；五是以《投诉举报书》方式泄露二原告隐私，并对二原告进行侮辱。被告于当日受理，并进行调查、取证等工作。因案件复杂，被告于2018年5月14日经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开发分局批准，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后被告于2018年6月7日对二原告作出的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内容为：因马春平、徐国伟报称被打击报复一案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被告于次日将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送达二原告。二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2016年11月7日，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在陈占江的主持下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决定市场冲击队员（包括原告马春平等五人）从即日除负责市场冲击工作外，还将负责产品包装工作。后该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向原告马春平作出《调岗通知书》，决定调整马春平到仓储部门产品组装组工作，任产品组装员，请于2016年12月15日到调入部门报到。2016年12月29日，该公司在陈占江的主持下再次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会议形成决定认为：在中粮集团/中可公司相关部门按程序正常接访、并明确告知马春平、徐国伟回工作地等候答复的前提下，在2016年11月22日起，二人仍多次进入中粮和中可行政办公区域，现场大声呼喊、随意走动，长时间滞留、脱鞋、吃饭，无视接访人员指引，经多次劝阻无效，近期又携带铺盖进入中可行政办公区域，在地板墙边坐躺依靠，扰乱办公环境，严重影响了公司形象和正常工作秩序，决定根据《纪律政策》第十四条第十一款及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款之规定，给予二人严重书面警告处分。该公司于次日分别向二人下达了《纪律处罚通知书》，分别给予二人严重书面警告处分。2017年5月3日，该公司在陈占江的主持下再次召开管理团队沟通会议，认为马春平、徐国伟近期一直不停到中可集团闹事，在集团办公大厅大声吵闹、拉横幅，其行为严重影响集团正常办公秩序，极大地抹黑了天津厂和员工形象，集团和公司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目前依然还无法妥善解决此事。该会议决定：以公司员工《联名信》的形式向马春平、徐国伟居住地派出所投诉此事，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以尽快妥善解决。由法务部门负责起草《联名信》，根据马春平、徐国伟到集团上访、闹事的实际情况客观陈述，由人力资源部负责下发至各部门员工，向员工说明马春平、徐国伟的实际情况，并自愿签名。该公司于2017年5月制作了《联名投诉书》，载明了二原告的基本信息（包括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具体住所和工作情况）、投诉事由和闹访照片及公司员工态度。在“三、闹访照片及我司员工态度”部分载明:“我公司员工认为：徐国伟和马春平在所谓反腐举报已经由接访部门依法依规给予答复后，仍以各种方式闹访滋事，恶意干扰上级单位的正常办公秩序，对这种无赖行为，员工皆嗤之以鼻以此为耻。”又查，原告马春平于2017年5月23日向被告报警称“可口可乐天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占江以公司名义对其进行侮辱并泄露个人隐私”。被告接报警后于当日予以受理，后于2017年8月1日作出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7]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原告马春平不服于2017年8月16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津0116行初17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在案证据，特别是陈占江本人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陈占江在2017年上半年由其召集并主持了可口可乐天津公司管理层会议，决定制作《联名投诉书》并予以大量散发联名签字，在该《联名投诉书》中确有“对这种无赖行为，员工皆嗤之以鼻以此为耻”的不当表述，另载明了马春平、徐国伟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故对黄海路派出所认定“没有违法事实”的结论本院不予认可，其在行政程序中调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判决撤销黄海路派出所作出的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7]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责令黄海路派出所在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马春平的报警重新作出处理。黄海路派出所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津02行终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津滨公（黄）不罚决字[2019]3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现查明，2016年8月至今，天津可口可乐有限公司马春平持续至北京中粮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上访。2017年5月，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占江组织公司召开管理层会议，决定将一份内容涉及马春平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且有‘无赖’字样的‘联名投诉书’在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河北省可口可乐有限公司约1200名职工范围内传阅，后因客观原因终止联名传阅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陈占江在‘联名投诉书’中写明马春平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基本信息，使用‘无赖’字样存在侵犯他人隐私、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但情节特别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原告马春平不服，已另案诉至本院。再查，2018年5月21日，马春平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撤销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作出的处分，要求上岗工作（在天津市区工作），并支付相应加班费、暖气费和工资差额。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8年7月9日作出津滨劳人仲案字[2018]第404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可口可乐公司撤销2016年12月30日对马春平做出的处罚决定；二、驳回马春平其他仲裁请求。原告马春平对上述《仲裁裁决书》不服，于2018年7月19日起诉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至本院功能审判区，诉称2016年8月1日在塘沽高档酒店拍到栾秀菊和天津可乐公司领导大吃大喝并实名举报，后被打击报复，2016年11月份调整工作，由天津市内调至塘沽，2016年12月无故给予处分，请求：1.要求可口可乐天津公司赔礼道歉；2.要求因打击报复从塘沽开发区工作恢复到天津市区工作；3.要求支付2010年1月至2017年1月周六加班费115200元；4.要求支付2003年至2011年暖气费6400元；5.要求支付2010年1月至2017年1月工资差额38400元。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310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有权作出相应的处分，此系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是否撤销处分决定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除非因处分决定导致劳动者工资差额或其他待遇损失；关于调岗问题，用人单位有权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本案中，马春平在调岗通知书上签字，同意调岗，应视为双方就调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马春平此项诉请，缺乏依据；判决驳回原告马春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9）津02民终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21日，徐国伟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可口可乐天津公司作出的处分，要求上岗工作，并支付工资及相应补助。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8年7月9日作出津滨劳人仲案字[2018]第404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可口可乐公司支付徐国伟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企业困难补助、工会补助，共计48000元；二、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可口可乐公司撤销2016年12月30日对徐国伟做出的处罚决定。徐国伟对上述《仲裁裁决书》不服，于2018年7月19日起诉可口可乐天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至本院功能审判区，诉称因其于2009年身体原因伤残，公司领导让其内退，2014年身体恢复后，要求上班，与领导发生冲突，领导一直没有为其安排工作；2016年8月1日实名举报领导大吃大喝，后被打击报复，2016年9月开始扣发工资待遇，2016年12月无故给予处分，故提起诉讼，请求：1.要求认定内退协议无效，继续上班工作；2.要求支付残疾证补助每月1000元，由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30个月，合计30000元；3.要求支付前述残疾证补助、困难补助、工会补助三项每月合计3400元，并以此为基数，从2016年9月份到2018年6月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共计3800元；4.要求公司支付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企业困难补助、工会补助57600元；5.要求公司支付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的工资144000元；6.要求公司撤销于2016年12月30日对个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310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有权作出相应的处分，此系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是否撤销处分决定的诉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因此，对徐国伟要求公司撤销于2016年12月30日对个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的诉请内容，不予审理。判决：可口可乐天津公司给付徐国伟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企业困难补助和工会补助共计57600元，并驳回徐国伟及可口可乐天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83104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重审。在诉讼过程中，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开发分局黄海路派出所名称变更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黄海路派出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属其法定职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受理涉案治安案件后，于2018年6月7日作出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二原告，未超过延长三十日后的办案期限，其上述程序合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一）有较严重后果的；（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三）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本案中，二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向被告报警称，因二人举报可口可乐公司领导腐败问题，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5月期间持续受到栾秀菊、陈占江打击报复。二原告在被告询问时，明确上述打击报复是指：一是在二原告举报领导大吃大喝问题后，公司停发徐国伟困难补助；二是公司调整马春平工作岗位和地点，工作地点由市区调整为塘沽；三是公司给予二原告劳动纪律处分；四是二原告到北京举报反映问题时，公司对二原告进行拦截跟踪，阻拦二原告去举报反映问题；五是以《投诉举报书》方式泄露二原告隐私，并对二原告进行侮辱。本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津0116行初178号《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陈占江在2017年上半年由其召集并主持了可口可天津乐公司管理层会议，决定制作《联名投诉书》并予以大量散发联名签字，在该《联名投诉书》中确有“对这种无赖行为，员工皆嗤之以鼻以此为耻”的不当表述，另载明了马春平、徐国伟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津滨公（黄）不罚决字[2019]3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也认定陈占江在《联名投诉书》中写明马春平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基本信息，使用“无赖”字样存在侵犯他人隐私、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故在上述文书认定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告认定二原告报案事宜无违法事实，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且在二原告曾举报陈占江、栾秀菊等可口可乐公司领导大吃大喝问题的情况下，被告也未查明，上述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打击报复的情形。另外，就二原告报警时反映的其到北京举报反映问题时，公司对二原告进行拦截跟踪，阻拦二原告去举报的问题，被告亦未进行调查。被告主张，二原告反映的上述行为发生在北京，被告对上述行为并没有管辖权。本院认为，就当事人报警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如认为不属自己管辖范围，也应依法告知当事人，而非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不存在，并决定终止案件调查。故被告在对二原告报警事宜调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决定终止调查，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于2018年6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开(黄)行终止决字[2018]10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责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二原告的报警事宜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承担（二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清华人民陪审员  朱永华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张 琳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