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3620号原告：赵某1，女，194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吴某1，男，197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吴某2，女，200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理人：吴某1（被告吴某2之父），男，197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三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小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某2，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潇洁，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1、原告吴某1、原告吴某2（以下一并提及时简称三原告，分别提及时简称姓名）与被告赵某2（以下简称被告）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赵某1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小邦，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潇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三原告对北京市朝阳区天达路一号院7号楼一单元X号房屋及5号楼1单元Y号房屋有居住使用权；2、被告向三原告支付140万元补偿款。事实和理由：赵某1与被告系同胞姐弟关系，吴某1系赵某1之子，吴某2系吴某1之女。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大江胡同**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原系赵某1与被告的父亲赵某承租的公房，后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形下，违法将房屋承租权变更到自己名下。赵某1系上山下乡知青，于1969年响应国家号召到陕西插队之前，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1989年，依据北京知青子女可以回京落户政策，吴某1依法迁入诉争房屋。1991年，赵某1亦根据知青回城落户政策迁入诉争房屋，二人长期在诉争房屋居住。2007年，吴某2在诉争房屋出生、落户，并随父亲吴某1在诉争房屋居住。然而，因诉争房屋被列入拆迁房屋，被告及拆迁单位不顾三原告依法回迁落户以及在诉争房屋居住几十年的事实，多次利用打砸、恐吓等手段逼迫原告一家办理诉争房屋。三原告多次报警，但仍然无法阻止被告及拆迁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原告一家不得已被迫搬离诉争房屋。2017年12月25日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19620号民事判决书，以诉争房屋列入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房屋承租人与被告签订了协议，诉争房屋已经部分拆除的原因驳回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了赵某1有权居住使用诉争房屋的事实。2018年7月20日，三原告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但审理法官明确告知三原告，由于涉及国家项目，且影响巨大，不可能判决无效，三原告的利益只能通过分割拆迁利益进行主张。由于所涉及的安置房屋位于朝阳区，为维护三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第一、三原告回京后能在大江胡同居住，是由于被告的无偿出借行为，不是其他的合法授权行为。在被告不同意出借房屋后，三原告应搬出诉争房屋。三原告对诉争房屋没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196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赵某1对诉争房屋有居住权是错误的。即便根据该判决，赵某1对诉争房屋有居住权，该判决同时认为诉争房屋已经不存在，其对诉争房屋的居住权的诉请无法得到支持。搬迁采用的是货币补偿，朝阳区两处房屋系被告自行购买，不是诉争房屋的再置换房屋。三原告不是被告的配偶或者需要被告抚养的亲属，因此三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不应得到支持。第二，关于补偿款，被告依法承租诉争房屋，并依法与该房屋的搬迁实施单位北京天街公司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中显示的户籍人员不包括三原告。根据天街公司在13915号案件庭审中的意见，搬迁补偿款只针对承租房屋的面积，不考虑实际居住人口及户籍人口，赵某1不在补偿范围内。第三，三原告的诉请等于完全剥夺了被告作为承租人及搬迁被补偿人的全部权利，起诉状中有不符合事实之处。第四，关于三原告提到在诉争房屋搬迁时，被告承诺给原告解决住房问题，并逾期分割拆迁利益，三原告没有证据支持。如果真的有如此安排，理应存在书面协议。三原告至今没有提交此方面证据，说明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安排。当时双方协商的是被告先安置赵某1在一处楼房里居住一年，期间由赵某1申请公租房。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某1与被告系姐弟关系，吴某1为赵某1之子，吴某2系吴某1之女。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大江胡同Z号院房屋系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管理的公房（使用面积17平方米）。赵某1与被告的父亲赵某原本承租了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2间房屋，1982年赵某去世，1985年变更承租人，被告的哥哥赵某3承租了诉争房屋，被告承租了另外一间。1989年，原告吴某1的户口根据知青子女回城政策迁回北京，落户在赵某3的户口本上。1991年赵某1的户口根据知青回城政策迁回北京，也落在了赵某3的户口本上。1997年，赵某3的单位分房，被告与赵某3通过房管所互换了承租的房屋，赵某3就将面积稍小的一间房上交单位，单位给赵某3分配了宣武区车站西街的房屋，赵某1、吴某1的户口随赵某3一起迁到了车站西街。据此，被告成为了诉争房屋的承租人。1997年5月之后，赵某1、吴某1的户口迁回至大江胡同，为单立户。2007年3月21日，吴某2在诉争房屋报出生。2014年，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为落实前门地区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保护整治工作，对包括大江胡同在内的地区进行房屋搬迁补偿。2016年10月26日，被告与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订立《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承租公有住宅搬迁补偿协议书》，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被告放弃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前门分中心就诉争房屋的租赁关系及对该房屋的承租权，被告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原件及其对诉争房屋享有的一切权益转移给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对被告进行安置补偿，户籍在册人口为户主被告、之妻宁万利、之子赵天然。被告应自协议生效后7日内将诉争房屋全部腾空交付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同日，双方还签订了《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搬迁补偿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获得补偿、补助及奖励合计2794904元，同时获得奖励房屋为朝阳区豆各庄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天达路1号院）7号楼1单元X号房屋（二居室）及5号楼1单元Y号房屋（二居室），房屋总售价为3679622元。2016年12月1日，被告将诉争房屋上交给了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另查一，三原告于2017年10月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对大江胡同Z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1与被告形成了共居关系，赵某1有权居住使用诉争房屋。但因诉争房屋已被部分拆除，故于2017年12月25日依法判决驳回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另查二，三原告于2018年7月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1、请求确认被告与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承租公有住宅搬迁补偿协议书》及《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搬迁补偿补充协议》无效；2、请求判决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依法补偿三原告拆迁安置补偿款2794904元；3、请求判令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给予三原告《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承租公有住宅搬迁补偿协议书》中位于本市朝阳区豆各庄房屋搬迁安置房源指标2套。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诉争房屋的承租人与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搬迁协议并无不当。根据已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赵某1对诉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现诉争房屋已搬迁，其享有居住使用的相关权益应与被告进行协商解决，故于2018年9月29日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审理过程中，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答辩意见称“搬迁补偿协议可以类比房屋买卖合同，是被告（即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从赵某2手中购买了承租权，被告不需要查询房屋的落户情况。三原告并非诉争房屋的承租人，搬迁补偿协议的标的是搬迁补偿承租权，而非户籍人口。”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以及海域使用权、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依据法律规定，物权的种类和物权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创设或确定。本案中，三原告以用益物权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对北京市朝阳区天达路1号院7号楼1单元X号房屋及5号楼1单元Y号房屋有居住权，但其主张的相关权利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所调整的用益物权类型。此外，根据已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事实，北京市朝阳区天达路1号院7号楼1单元X号房屋及5号楼1单元Y号房屋均由被告购买，相应权利应由被告享有，三原告主张享有居住权依据不足。因此，对于三原告要求确认居住权并以用益物权为由要求给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某1、吴某1、吴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赵某1、吴某1、吴某2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乐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艳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