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8601行初141号原告黄英，女，198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骞，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法定代表人章晓波，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磊，该局工作人员。原告黄英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1日、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骞，被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芙公（东）决字[2018]第261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扰乱了芙蓉区政府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原告黄英诉称，2018年12月28日15时许，因长沙市芙蓉区万国城小区内养老院建设问题，原告在马坡岭街道办事处通过合法途径反映问题时，收到同小区朋友微信，前往芙蓉区人民政府送充电宝。原告将充电宝交给朋友后，准备回家时，发现有警察维持秩序。原告在区政府前厅的停车场看到发微信的朋友被五个执法人员强行扣押，遂上前询问情况，但现场执法人员却不听原告解释，将原告强行带走，并以原告参与围堵芙蓉区人民政府车辆出入为由，对原告处5日行政拘留。原告并未围堵芙蓉区人民政府的大门，也没有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处罚不当。综上，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黄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微信聊天记录；3.照片2张；4.高行的证人证言一份。（第一次开庭时提交）证据1-4拟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5.高行、谭思俊、唐丽妮的证人证言。（第二次开庭提交）证据5拟证明，黄英并未扰乱芙蓉区人民政府秩序，且调查当晚，调查警官对黄英进行了两次询问。被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辩称：1.被告认定原告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2.被告所作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等人较长时间造成芙蓉区人民政府主要通道堵塞，属情节严重，按规定对其处五日行政拘留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东屯渡派出所受案登记表；2.线索来源及抓获经过；3.黄英的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4.黄英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5.黄英的行政处罚决定书；6.黄英的询问笔录；7.谭思俊、王江、高行的询问笔录及许光明、罗一舟的询问笔录；8.民警执法现场拍摄视频截图。证据1-8拟证明，芙蓉分局对于黄英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还依据我院的要求，补充了以下证据:9.2018年12月28日芙蓉区人民政府大门监控录像及录像截图。证据9拟证明，黄英有扰乱芙蓉区人民政府单位秩序的行为。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黄英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在笔录的第2页，黄英表明当时是去芙蓉区政府送充电宝。2.当时警察驱离人群时，黄英并未站在车道中间参与围堵，是在发现高行被带走的时候上前向执法人员询问时被一同带走。笔录第3页，警察在询问中得知原告站在栅栏外侧，且是在人群后面，并未参与围堵行为。后面说也参与了堵车与前面的表述相矛盾，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高行的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真实围堵人员的笔录对于围堵行为记录清楚，可以反映当时原告没有具体的行为。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视频截图显示的时间与当日事发时间有出入，从照片可以看出，黄英和高行办完事后向区政府往外走，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员围堵在门口；后几张照片中，他们并没有站在车辆出入口的正面，全部是站在出入口的侧面，且最后两张照片，被圈出的人是高行，并不是原告，不能认定黄英参与了围堵行为，黄英未站在人群中间，同案被抓捕的人员都有民警拍摄的抓捕视频，但被告没有黄英的抓捕视频。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4的三性有异议，根据原告所述，其站在人群外围，高行的证人证言也称黄英站在人群外，高行在最前面堵车怎么证明原告在人群外围，且高行的证言与之前询问笔录相矛盾；微信聊天和照片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参与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7、证据9和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5均系对黄英是否实施了扰乱芙蓉区人民政府单位秩序的行为进行证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九）项之规定，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优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5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7、证据9本院结合当庭陈述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8日下午，因长沙市芙蓉区万国城小区内养老院建设问题，该小区部分业主聚集于芙蓉区人民政府进行维权，导致芙蓉区人民政府大门被堵，车辆无法通行，扰乱了芙蓉区人民政府的正常秩序。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东屯渡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在对聚集群众劝离过程中，抓获了不听劝阻拦堵车辆的5名违法人员，其中包括了本案原告黄英。随后，被告对原告等5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在向原告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后，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上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告认为其只是前往芙蓉区人民政府送充电宝给朋友高行，并未参与围堵活动，不服被告行政处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从2018年12月28日芙蓉区人民政府大门监控看，一着浅粉色羽绒服的女子（高行）手挽一着棕色外套、深蓝色牛仔裤和黑色靴子的女子（黄英），从芙蓉区人民政府里向大门走，走至被人群围堵的大门附近时，二人从人行道跨过护栏走至车道，并参与到车辆围堵之中。另还有其他被处罚人员的询问笔录都可佐证原告参与堵车的事实。同时，在原告签字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原告表示对被告给予的处罚不进行陈述和申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英仅仅是去送充电宝，还是有扰乱机关单位秩序的行为。本案中，事发当日芙蓉区人民政府大门监控录像直接证明，黄英参与了扰乱芙蓉区人民政府单位秩序的活动，造成了芙蓉区人民政府主要通道堵塞的不良后果，且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也能对该事实进行佐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去送了充电宝，但并不能证明其未作出参与堵车或堵门的行为，故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具有对长沙市芙蓉区范围内发生的治安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即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处以五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其被处罚的原因，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刘洪波人民陪审员  刘精科人民陪审员  李灿波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尹馨书记员周依洁附：引用法律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