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34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廖国贤，女，195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淑怡，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鹏，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廖华权，男，195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芳，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水，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国贤因与被上诉人廖华权物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国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廖国贤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廖华权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查明“案涉房屋是廖国贤独自投资建设、管理和收益”的基础上，却判决廖华权是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实属不尊重事实，有悖于公平公正的立法原则。1.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是廖国贤独自出资近10万元购买所得，廖华权没有出过一分钱，也没有占用廖华权的宅基地指标。1992年，南溪村进行“宅基地招投标”，廖国贤为了自己建房，经与廖华权协商一致以廖华权的名义参加“宅基地招投标”。廖国贤中标后，购买土地向村里交纳了46100元，报建时又向国土局交纳了43363.12元，还交纳了违章建筑罚款费用8500余元，共计近10万元（1992年廖国贤工资大约300元/月，当时房价大约1000多元/平方米，10万元可以购买大约100平方米商品房；这笔钱是当时廖国贤的所有积蓄）。目前所有费用凭据的原件均在廖国贤处，廖华权没有任何原件。一审庭审时廖华权的代理人主张“土地的购买费用和报建费用都是廖华权出资”，但是其并没有提交任何出资的证据，而且对于“所有费用凭据的原件均在廖国贤处，廖华权处没有任何原件”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廖国贤购买涉案土地，并未占用廖华权名下的宅基地指标，也未因廖国贤借用廖华权名义投标土地而损害廖华权任何权利。据廖国贤回忆，当时就借用廖华权名义投标土地事宜，廖国贤还向廖华权支付了1万元作为补偿。2.以廖华权名义报建的一栋三层旧屋（已于2011年拆除），也是廖国贤独自出资50万余元建造，廖华权没有出过一分钱。1995年，廖国贤独自出资50万元左右（1995年廖国贤工资大约800元/月，当时房价大约1500元/平方米，50万元可以购买333平方米商品房；这笔钱是当时廖国贤的所有积蓄）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一栋三层的房屋（简称：旧屋）。1995年12月15日，廖国贤因旧屋违章收到《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的通知书》，廖国贤向珠海市前山国土管理所交纳违章建筑报建和罚款，目前所有报建材料和报建费用凭据的原件均在廖国贤处，廖华权没有出过一分钱。三层旧屋在拆除前，一直由廖国贤占有、使用和收益，廖华权从未参与过。3.案涉房屋（于2011年重新建造）是廖国贤独自出资120余万元建造，廖华权没有出过一分钱，且一直由廖国贤独自管理和收益。2011-2012年期间，廖国贤独自出资120余万元（2011年廖国贤退休工资大约1500元/月，当时房价大约8000元/平方米，120万元可以购买150平方米商品房；这笔钱是廖国贤的所有积蓄）将旧屋拆扩建成现在的一栋七层的房屋（案涉房屋）。建造案涉房屋一直是由廖国贤（或其前夫朱金生）跟进、出资和购买材料，联系和安排水电安装、进行装修等。案涉房屋建成后至今，一直是由廖国贤交纳水电费、维修、出租、收租等，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和收益。廖华权没有为建造案涉房屋出过一分钱，也从未参与过案涉房屋的管理和收益。4.案涉房屋是廖国贤全家人一辈子的心血（自1992年至2012年10年期间共花费近200万元），仅由于已被拆除的三层旧屋借用了廖华权的名字报建就剥夺廖国贤一辈子的心血，显失公平。廖国贤在珠海市××村出生和长大，是南溪村村民。26岁前，廖国贤一直居住在南溪村，26岁后廖国贤成为制衣厂的一名工人，当时一个月也就几百元钱。自1992年至2012年10年期间，廖国贤为建造案涉房屋共花费近200万元，均是廖国贤在工厂辛苦劳作、省吃俭用积赞所得，如果仅因廖国贤借用廖华权的名字报建已被拆除的三层旧屋，就剥夺廖国贤和全家人对于案涉房屋的一辈子的心血，有悖于公平公正的立法原则。二、廖国贤与廖华权姐弟间曾经“就借用廖华权名义建房的房屋拆迁补偿权益归属于廖国贤所有”达成过一致意见，现在廖华权企图将廖国贤全家人一辈子的心血占为己有，已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判决无视前述事实，实则助长了廖华权违反诚信的行为。2004年7月22日，廖华权立下公证遗嘱，将三层旧屋的所有权和拆迁补偿权益由廖国贤的女儿朱素雯所有和继承。前述《公证遗嘱》足以证明：廖国贤与廖华权姐弟间就“借用廖华权名义建房的房屋拆迁补偿权益归属于廖国贤所有”曾经达成过一致意见，否则，廖华权不会在正值壮年的46岁（廖华权于1958年出生，2004年廖华权才46岁）时立下此《公证遗嘱》。三、以廖华权名义报建的三层旧屋早已不存在，廖国贤已于2011年拆除重建为七层的案涉房屋，案涉房屋并未以廖华权名义报建。一审判决仅依据三层旧屋曾经以廖华权名义报建，即认定案涉房屋（七层新屋）的所有权及拆迁补偿权益归廖华权所有，缺乏事实依据。1.由廖国贤保留原件的《私人建房用地凭证》、《国有、集体(私人）建设用地许可证》、《收据》和《有偿使用土地计费单》等报建材料载明：1995年廖国贤以廖华权名义报建的是三层旧屋，总面积约120多平方米。2.2013年，由珠海市测绘院到案涉房屋现场进行测绘，并向廖国贤出具的《南溪村旧村场生活区项目建（构）筑物测绘成果报告书》载明：目前拆迁补偿的房屋即案涉房屋是七层新屋，总面积约970多平方米。3.以廖华权名义报建的三层旧屋早已不存在，廖国贤已于2011年拆除重建为七层的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并未以廖华权名义报建。因此，一审判决仅依据三层旧屋曾经以廖华权名义报建，即认定案涉房屋（七层新屋）的所有权及拆迁补偿权益归廖华权所有，缺乏事实依据。四、1988年版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只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必然导致廖国贤借用廖华权名义购买宅基地的行为无效的结果。当时的土地管理法并非禁止城镇居民受让集体土地，而是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续，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合法受让集体土地，明显具有管理性，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廖国贤（及其前夫朱金生）在向南溪村购买案涉房屋的宅基地时已经向村里交纳了46100元购地款，报建时又向国土局交纳了43363.12元报建款，还交纳了违章建筑罚款费用8500余元，因此，廖国贤已经履行了土地购买和报建的相应手续，支付了相应费用，应当具有效力。五、退一万步而言，即便廖国贤借用廖华权的名义购买宅基地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相关强制性规定，双方约定无效，也不必然导致廖华权成为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一审判决以无效为由直接认定廖华权是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太过简单粗暴。1.《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退一万步而言，即便廖国贤借用廖华权的名义购买宅基地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相关强制性规定，导致廖国贤借用廖华权的名义购买宅基地的行为无效，其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廖华权返还廖国贤购买和报建土地所支出的10万元成本，并赔偿案涉宅基地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收益。2.即便廖国贤借用廖华权的名义购买宅基地的行为无效，鉴于廖国贤借用廖华权名义进行报建的三层旧屋已经于2011年拆除，这三层旧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已经丧失，廖华权对于三层旧屋也丧失相应权利。3.案涉房屋是廖国贤于2011年独自投资和重新建造的七层新屋，且案涉房屋并未借用廖华权名义进行报建，廖华权不应对案涉七层房屋享有拆迁补偿权益。一审判决以无效为由直接认定廖华权是案涉七层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廖国贤自1992年购买土地、建造三层旧屋，拆除重建案涉七层房屋和占有使用收益房屋至今已达27年之久，即便是出于尊重现实、维护居住稳定和正常生活秩序的考虑，一审判决也太过简单粗暴。六、一审法院在认定法律关系与廖国贤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未向廖国贤行使“释明权”，属于程序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即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和有机会进行选择。本案，廖国贤起诉时主张借用廖华权名义向南溪村购买宅基地的行为有效，而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以非村民的身份使用村宅基地并建造宅基地房屋，其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向廖国贤行使“释明权”，应当告知廖国贤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是，一审法院未予释明，未告知廖国贤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径行判决无效，属程序错误，应予纠正。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目前并没有进入拆迁补偿的实施阶段”，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予以纠正。案涉房屋所在地——南溪村旧村更新项目已经进入拆迁补偿的实施阶段，且廖华权还向开发商领取了拆迁补偿款6万元，否则，廖国贤也不至于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对于前述事实，一审法院既未在法庭调查时向双方核实，也未向开发商进行核实，却作出“涉案房屋目前并没有进入拆迁补偿的实施阶段”的认定，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予以纠正。廖华权辩称，廖国贤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1.廖华权于1992年就已经购买了涉案房屋的宅基地，同年取得了涉案房屋的私人建房用地凭证，并于1993年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国有集体私人用地许可证，而1995年所建的旧屋以及现涉案地上房屋是廖国贤与廖华权共同出资建造，并非廖华权一人出资建造，廖国贤主张涉案房屋土地由其出资，以廖华权名义购买，地上建筑旧屋以及新屋，均由廖国贤出资所建，与事实不符。2.廖华权系涉案房屋所在地南溪村村民，于1992年购买涉案宅基地并办理了私人建房用地凭证，该土地为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性质，一直禁止在非同一集体组织成员之间流转，廖国贤并非南溪村村民，无权取得涉案房屋所涉土地，姑且不论地上房屋建筑，由谁出资建造，根据我国一直实行的房地一体原则，廖华权当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更何况本案涉案房屋并非是廖国贤一人出资所建。3.拆迁补偿安置系基于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的补偿，并且与原土地权人身份相关联，决定了被拆迁主体只能是原集体土地使用权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成为拆迁安置补偿的主体，廖国贤在1982年后已经不是涉案房屋所在的集体组织成员，不具备拆迁房屋补偿受益人资格，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有理有据，应当驳回廖国贤的上诉请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土地，系廖国贤出资，借廖华权名义购买，涉案房屋旧屋及新屋均由廖国贤出资建造没有任何依据。廖华权只是出于一审判决已经全部驳回了廖国贤的诉讼请求。根据民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廖华权在没有诉的利益的情况下，不具有上诉权，无奈才没有提起上诉，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对本案上述事实重新予以认定。廖国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廖国贤是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南溪村金福街**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拆迁补偿权益人；35号7层房屋由廖国贤享有拆迁补偿权益；2.判令廖华权配合廖国贤办理35号7层房屋的拆迁补偿相关手续。一审认定事实：廖国贤原为珠海市南溪村村民，廖华权为姐弟关系，后于1984年出嫁，户籍迁至珠海市××山梅花村。1993年12月，南溪村进行“宅基地招投标”。廖国贤以廖华权名义参加宅基地投标，中标取得建筑面积为125.4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1993年12月17日，珠海市国土局向廖华权颁布“国有、集体（私人）建设用地许可证”，该证载明南溪村用地120平方米，基底面积57.55平方米，作为住宅用地，总建筑面积125.4㎡。1994年1月25日，珠海市规划部门向廖华权颁发“居民住宅建筑维修许可证”。1995年，廖国贤出资在该宅基地上建筑一栋三层房屋，地址为南溪村金福街**。房屋建成后，由廖国贤及其丈夫朱金生对外出租，收取租金。1995年12月15日，朱金山向国土部门缴纳违章建筑罚款1473元。2004年7月22日，廖华权在珠海市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将该房屋的所有权和拆迁权益由廖国贤女儿朱素雯所有和继承。2011年至2012年间，廖国贤将上述房屋拆除，在原宅基地上重建一栋七层房屋，重建资金由廖国贤出支。七层房屋建成后，由廖国贤对外出租收益至今。2016年9月23日，廖华权在珠海市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将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的权益中本人占有的份额由其妻子王金莲继承。2016年10月，廖国贤与其丈夫朱金山协议离婚，双方达成协议，涉案房屋归廖国贤所有。2016年4月，就南溪村城中旧村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前山街道办公室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廖华权列为被征地农民，廖国贤不在被征地农民花名册之列。2018年12月，廖国贤认为其是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和拆迁补偿权益人，向政府部门反映，政府部门认为属经济纠纷，建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廖国贤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廖国贤及其前夫并非南溪村村民，华权为为南溪村村民。国贤以廖华权的名义取得南溪村宅基地并以廖华权名义办理涉案宅基地的报建手续，其目的是廖国贤以非村民的身份使用村宅基地并建造宅基地房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廖国贤与廖华权先期之间的合作建设宅基地房屋行为，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涉案登记于廖华权名下的宅基地，由廖华权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和住宅建筑许可证。该宅基地房屋虽经历新建及拆除重建，廖华权一直为合法的建设用地使用人和房屋所有人。涉案房屋虽然由廖国贤出资建造，但并不能改变涉案房屋土地的性质及归属，也不能改变在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的归属。按现有珠海市城市旧村更新的补偿相关办法，拆迁补偿权益人的身份为被征地农民、世居居民等，廖国贤并非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无权参与旧村更新房屋的认定及补偿。且涉案房屋目前并没有进入拆迁补偿的实施阶段，旧村更新开发商并没有与相关权益人达成补偿协议，相关补偿利益仍未确定，故不存在办理拆迁补偿相关手续的问题。廖华权为法律上认可的拆迁补偿权益人，待廖华权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并取得补偿利益后，因廖国贤对涉案房屋投入建设资金，双方对补偿利益如何分配，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处理。廖国贤要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并要求廖华权协助办理相关拆迁补偿手续，没有合法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廖国贤确认其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问题。房屋的建设资金确为廖国贤支出，该事实属法律上的事实认定，并非诉讼标的，故该诉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廖国贤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廖国贤负担。二审期间，廖国贤提供以下证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明南溪村现在已经进入了拆迁的实施阶段，廖华权已经领取了六万元拆迁补偿奖金。上列证据，经质证，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是普适性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不足以证明廖华权已领取6万元拆迁补偿奖金，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廖国贤持有用地费（金额为43363元）、综合报建服务费收据、建筑维修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用地悬挂证、国有、集体（私人）建设用地许可证的原件。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以下三方面：1.廖国贤是否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2.廖国贤是否是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3.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是否归廖国贤享有。关于廖国贤是否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涉案房屋所在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廖华权名下，但是土地使用权登记权属与出资购买宅基地使用权及建房并非等同概念，廖国贤与廖华权均主张自己对涉案房屋所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及房屋建设出资，则应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廖国贤提供了其持有的用地费（金额为43363元）、综合报建服务费收据、建筑维修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用地悬挂证、国有、集体（私人）建设用地许可证的原件，以及建设涉案房屋的材料款、建房款及安装水电的工程款及建成后涉案房屋的水电费单据。相反，廖华权未提供受让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建设房屋所支付的任何费用单据。而且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以及拆建前的房屋均由廖国贤独自出租、收益、管理。再结合廖华权于2004年7月22日在珠海市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将涉案房屋拆建前的房屋的所有权和拆迁权益由廖国贤女儿朱素雯所有和继承这一事实，本院认为，廖国贤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廖华权所提供的证据，故廖华权主张其对涉案房屋建设和所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亦进行了出资，无事实依据，不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廖国贤以廖华权的名义参加宅基地投标、支付购地款项及建设房屋的资金，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但诚如一审法院所分析，廖国贤以廖华权的名义参加宅基地投标、支付购地款项及建设房屋的资金属于法律事实的认定，而确认之诉是民事主体向法院提出确认其与争议的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一定法律关系的请求，即廖国贤是涉案房屋出资人这一法律事实，不能成为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因此廖国贤诉请确认其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廖国贤是否是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以及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是否归廖国贤享有的问题。本院认为，，廖国贤并非南溪村村民，以廖华权的名义投标涉案的宅基地并以廖华权的名义办理涉案宅基地的报建手续，目的是规避其非南溪村村民的身份而使用该村的宅基地建造房屋，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当属无效，因此，虽然系廖国贤出资投标取得涉案宅基地，但是廖国贤仍不能据此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涉案宅基地上现存的房屋虽未办理报建手续，但是该房屋建设在以廖华权名义取得的宅基地之上，廖国贤没有法律依据可与土地使用权分离而单独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而且，根据《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更新房屋面积认定和补偿暂行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权益人身份分为被征地农民、世居居民、非征地农民、侨民、渔民和蚝民等六类”，廖国贤没有证据证明其属于上述规定中权益人范畴，因此廖国贤请求法院确认其为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人，进而享有直接从开发商处取得拆迁补偿权益，并请求廖华权协助配合其办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手续，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当然，待廖华权与开发商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并取得补偿利益后，廖国贤可基于为取得涉案宅基地及建设房屋出资这一事实，另循途径向廖华权主张补偿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廖国贤上诉理据不足，本院对其无理之诉求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廖国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烈斌审判员  庹 佳审判员  王 芳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江月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