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2737号原告：张柏良，男，汉族，1970年12月2日出生，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天强，系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被告：朱红英，女，汉族，1968年12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长发、黄茵，分别系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张柏良与被告朱红英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柏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天强和朱红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长发、黄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柏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朱红英对穗埔劳人仲案【2019】4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广州市黄埔区鸿英酒家（以下简称鸿英酒家）应向张柏良支付工资2369.23元、经济补偿金1184.62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朱红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1日，张柏良入职鸿英酒家，担任打荷一职，因该酒家拖欠工资，张柏良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9年1月8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鸿英酒家向张柏良支付工资2369.23元、经济补偿金1184.62元。但鸿英酒家并没有向张柏良支付任何款项，因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朱红英确认其与被申请人经营者杨桥系朋友关系，共同经营被申请人，其系被申请人的日常管理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规定，朱红英作为合伙人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朱红英辩称：1.本案属于一事再诉，张柏良不仅申请了劳动仲裁，而且就生效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现在又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并非对劳动仲裁不服提起的诉讼，其诉讼请求与劳动仲裁完全相同，因此此案明显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依法应当驳回起诉；2.朱红英受聘担任鸿英酒家的管理人员，负责酒家的日常管理，不是酒家的合伙人，劳动仲裁裁决书也是裁决酒家给付劳动工资，不是朱红英给付。朱红英早年开过餐厅，具有经营经验，又与酒家经营者杨桥系朋友，故杨桥聘请朱红英协助管理，具体负责酒家的日常管理，并代酒家及其经营者参加了劳动仲裁庭审活动，其对共同经营并不理解，不能据此认定其合伙人；3.本案朱红英与张柏良不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朱红英对张柏良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第6页中“我和杨桥是朋友关系，双方共同经营”的表述有异议，因为其年纪大，没有文化，对共同经营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其是受聘担任酒家的管理，并非合伙人，也不是实际经营者。因该笔录形成于劳动仲裁的审理过程，是客观获取的，故对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其内容能够证明什么问题，则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判明。关于朱红英提交的杨桥书写的《情况说明》，经本院核实确系杨桥本人出具，符合其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柏良等与鸿英酒家因劳动报酬、二倍工资、经济补偿争议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朱红英作为鸿英酒家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仲裁庭审，在回答申请人一方的提问“我方想了解代理人朱红英是否被申请人实际经营者？”时称“我与杨桥是朋友关系，双方共同经营”。2019年1月8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40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张柏良自2018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入职鸿英酒家担任打荷，并裁决鸿英酒家向张柏良支付工资2369.23元、经济补偿金1184.62元。同时，在裁决书中查明部分表述“朱红英确认其与被申请人经营者杨桥系朋友关系，共同经营被申请人，其系被申请人的日常管理者”。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鸿英酒家并没有履行义务，张柏良等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9）粤0112执1353号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张柏良等根据前述《仲裁裁决书》的查明表述及朱红英在仲裁庭审中的回答，认为朱红英是鸿英酒家的合伙人，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本院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于2019年3月19日在关联的另外一件（2019）粤0112执1370号执行案中作出《执行裁定书》，将朱红英列为第三人，并认定朱红英系鸿英酒家的实际经营者；同年3月26日查封了朱红英名下的房产；同年4月19日，作出（2019）粤0112执1353号等《执行裁定书》，将朱红英列为被执行人，并裁定拍卖、变卖前述查封的朱红英名下房产。朱红英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知悉上述情况后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同年6月11日作出（2019）粤0112执异10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2019）粤0112执1370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朱红英名下房产的拍卖、变卖措施并解除查封。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张柏良等又以朱红英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朱红英支付上述《仲裁裁决书》所确定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但该仲裁委认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而于同年6月10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本院调取的鸿英酒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鸿英酒家系杨桥于2017年6月14日亲自申请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所使用的商铺亦是杨桥向他人租赁的。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基于张柏良等人认为鸿英酒家是一合伙性质的用工单位而提起的要求合伙人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的纠纷，实质仍然是一个劳动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涉及重复诉讼，2.朱红英是否为涉案酒家的合伙人。关于焦点一，虽然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在（2019）粤0112执1370号执行案中作出认定朱红英系鸿英酒家的实际经营者的《执行裁定书》，又在本案受理后的4月19日作出将朱红英列为被执行人，拍卖、变卖其名下房产的（2019）粤0112执1353号等《执行裁定书》，但上述裁定在本案判决前已被撤销，且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涉及的争议又不予受理，故本案至判前没有涉及重复诉讼。关于焦点二，首先，从工商登记资料及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来看，均显示鸿英酒家系杨桥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朱红英是鸿英酒家的实际经营者或合伙人。张柏良等人仅根据朱红英在代理鸿英酒家参加仲裁庭审时所称“我与杨桥是朋友关系，双方共同经营”就判定朱红英是合伙人有失偏颇，因仲裁部门没有直接认定朱红英与杨桥共同经营，仅表述为朱红英确认共同经营，也没有将其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追加到仲裁中，而朱红英是在张柏良等人问其是否是实际经营者时作出上述表述的，因而对共同经营会产生歧义，共同经营未必就是合伙经营，正如朱红英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其作为受聘的经理与杨桥对酒家进行“共同管理”，作为酒家的管理者当然有经营之义务，故仅依据朱红英该存在不同意思解读的陈述来判定其是鸿英酒家合伙人显然证据不足。其次，从本院核实的杨桥书写的《情况说明》及办理工商登记的情况来看，进一步说明鸿英酒家是杨桥个人开办的，朱红英只是杨桥聘请来管理酒家的。且从常理上讲，对于已确定的鸿英酒家负债，若朱红英果真是合伙人，作为债务人的杨桥更应主动要求追加朱红英为被执行人，与其分担债务。其三，尚无证据证实朱红英与杨桥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所规定的可以认定合伙关系的情形。综上所述，目前证据无法认定朱红英是鸿英酒家的合伙人，对张柏良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柏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汤  炜  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罗文娟（代）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