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7民终12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安全统筹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北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5107743680U。法定代表人：张晓飞，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怀民，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明刚，男，1988年10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瓮安县参战老兵联谊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瓮水办事处新庄社区杉树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5MA6DLAW640。法定代表人：陈平，系该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川，男，1985年5月5日生，汉族，河北省玉田县人，，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友谊路汇金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9139624XB。负责人：范井旺，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安全统筹公司（以下简称安全统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童明刚、瓮安县参战老兵联谊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租车公司）、杨振川、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5民初2723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安全统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主要理由：1.上诉人与杨振川签订的是互助协议而非保险合同，上诉人也不是保险公司，故上诉人不应列为原审被告。2.被上诉人童明刚与出租车公司诉讼标的不同，不能作为原审的共同原告。3.被上诉人出租车公司提交的新车购置费用票据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联，原审法院以此确认事故车辆的损失错误。4.被上诉人童明刚诉求的误工费无法律依据，停运损失、车辆购置税属于间接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童明刚、出租车公司、杨振川、华安保险公司均未提交二审答辩意见。童明刚、出租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依法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15437.23元（购车款65900元、购置附加税5681.03元、牌照费125元、GPS安装费4800元、车辆喷漆680元、拖车费3000元、管理费1650元、营运损失15000元、误工费18601.2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0日，被告杨振川驾驶冀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冀Ｂ×××**重型普通半挂车沿银百高速由瓮安往贵阳方向行驶，06时37分许，行至银百高速1697公里加400米处时，其所驾车辆前部碰撞前方因发生交通事故停驶于快车道内的由原告童明刚驾驶的贵Ｊ×××**号小型轿车尾部，后致贵Ｊ×××**号小型轿车车头部碰撞前方因发生交通事故侧翻于快车道与慢车道内的由案外人朱林驾驶的鄂Ｃ×××**号中型普通货车底部，后三车均停驶于快车道与慢车道内，致贵Ｊ×××**号小型轿车驾驶人童明刚、乘坐人杨青、兰小燕、张大坤、何应松受伤，三车碰撞部位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第5227914201800004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振川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童明刚、朱林、杨青、兰小燕、张大坤、何应松不承担责任。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出租车公司将贵Ｊ×××**号小型轿车从交通事故现场拖至瓮安收费站处的高速交警停车场花费拖车费2400元。由于贵Ｊ×××**号小型轿车因此次交通事故已达到报废程度，出租车公司于2018年6月5日将贵Ｊ×××**号小型轿车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废，并由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于2018年6月5日进行了注销，贵Ｊ×××**号小型轿车报废后未产生任何残值。出租车公司将贵Ｊ×××**号小型轿车从高速交警停车场拖至瓮安县高家坳处的黔南州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停车场花费拖车费600元。2018年6月19日，出租车公司重新购置了一辆与在此次交通事故报废的车辆型号一样的车辆，花费购车费65900元，车辆购置税5681.03元，号牌费125元，道路运输行驶记录仪等电子设备费4800元，车辆喷漆费680元。另查明，贵Ｊ×××**号小型轿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原告出租车公司，原告童明刚是该车的承租经营权人，每月租金为5200元，租赁期间为2018年2月5日至2019年2月5日。冀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冀Ｂ×××**重型普通半挂车登记的所有权人均为被告杨振川，冀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限额为12.2万元，其中财产损失限额为0.2万元），在被告安全统筹公司参统了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保险（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被告方未对原告方进行过赔偿。童明刚、杨青、兰小燕、张大坤、何应松五人的医疗费全部由童明刚进行垫付后，由杨振川向童明刚进行了赔偿。一审法院认为：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作出的第5227914201800004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认定合理，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童明刚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过错，其与出租车公司的损失应首先由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安全统筹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杨振川进行赔偿。对于安全统筹公司辩称其工商经营范围没有开展保险业务的相关许可，不是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杨振川与安全统筹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统筹单》属于互助协议并非保险合同，应适用一般合同规定，在本案中不应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首先，安全统筹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无法审查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其次，从杨振川与安全统筹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统筹单的内容看，上面明确记载统筹险种有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险、不计免赔险、自燃险等险种，与一般商业保险合同内容一致，因此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统筹单应认定为保险合同，故对安全统筹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出租车公司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重置费、车辆施救费、合理的停运损失等费用被告应予以赔偿。根据原告提交的发票和收据，出租车公司的车辆重置费包含购车款65900元、车辆购置税5681.03元、牌照费125元、道路运输行驶记录仪等费用4800元、改漆费680元，共计77186.03元，车辆施救费为3000元。合理停运损失费，原告出租车公司主张按5000元/月计算三个月，从其提交的与童明刚签订的租车协议以及瓮安县其他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租赁合同看，原告出租车公司主张按5000元/月计算停运损失符合瓮安县出租车租赁的市场价格，予以支持。停运期间，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及出租车公司重新购置车辆的时间和办理车辆相关手续的实际情况看，出租车公司主张的停运期间三个月予以支持，故出租车公司主张的停运损失15000元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管理费，从出租车公司提交的与童明刚签订的租车协议看，双方并未约定管理费，且车辆在停运期间还产生管理费不符合常理，另外原告提交的管理费收据是原告出租车公司自己制作的，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原告主张的管理费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童明刚主张的误工费，原告童明刚虽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但伤情较轻，其主张的误工费实际为车辆损坏无法运营所致，性质上属于承租营运损失，该项费用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损失，被告方应予以赔偿。由于营运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及特殊性，故原告童明刚的误工费应参照2017年度贵州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平均工资标准75439元/年（折合日工资为206.68元）计算较为合理，计算的期限为本院上述论述的停运期间三个月，故原告童明刚主张的误工费18601.2元予以支持。综上，二原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损失合计为113787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因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为2000元，而案外人朱林驾驶的鄂Ｃ×××**号中型普通货车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也受损，华安保险公司也未对案外人朱林的损失进行过赔偿，因此酌情为鄂Ｃ×××**号中型普通货车预留400元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由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二原告各项损失1600元，二原告的其余损失112187元未超出安全统筹公司承保的第三者责任限额，应由安全统筹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直接给付二原告。原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限被告华安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童明刚、出租车公司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600元；二、限被告安全统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童明刚、出租车公司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12187元；三、驳回原告童明刚、出租车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04元，由原告出租车公司承担17元，被告安全统筹公司承担1287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上诉人提交了三份新的证据：1.安全统筹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非保险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保险业务。2.统筹参统提示单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已对杨振川履行了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3.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互助条款原件，拟证明上诉人与杨振川签订的是互助协议而非保险合同，本案中杨振川造成的二原告的相应损失属于免责事项。被上诉人童明刚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出租车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上诉人既然不是保险公司就不能收取保险费，收取了保险费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华安保险公司仅承保交强险，就只能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应由杨振川和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被上诉人杨振川、华安保险公司经本院通知未参加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童明刚、出租车公司作为原审共同原告，上诉人作为原审共同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童明刚、出租车公司一审提交的车辆重置费用票据与本案有无关联性；误工费、停运损失及车辆购置税是否应该支持？本院认为，关于童明刚与出租车公司作为原审共同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经查，出租车公司作为车辆贵Ｊ×××**的所有人，童明刚作为该车的承租人，二者因本案交通事故分别遭受财产损害及人身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相同，诉请赔偿事项虽有不同，但属二者之间内部问题，不影响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关于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作为原审共同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为“全市供销社系统内部财产安全统筹”，并不具有保险业务从业资格。原审被告杨振川向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缴纳“统筹费”后，无论杨振川是否认同上诉人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互助条款》，上诉人仍不具有合法保险公司性质。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以收取统筹费为名，发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互助条款》，与杨振川建立“互助”关系，其行为已经超出了公司经营许可范围，涉嫌非法经营保险业务。因此，原判将上诉人视为保险公司而判令其在第三者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将上诉人的“承保”行为合法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被告杨振川对交通事故负有全责，应当由其在超出交强险承保范围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至于杨振川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后，基于“互助”关系，可另行通过协商或诉讼途径向上诉人安全统筹公司行使追偿权利。该追偿应否获得支持，以及安全统筹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能否成立，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关于上诉人所提“出租车公司提交的新车购置费用票据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联”的上诉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因贵Ｊ×××**号车辆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受损无法恢复，出租车公司重置与该车价值相当的车辆所需费用，应当属于财产损失的合理赔偿范围。关于误工费、停运损失、车辆购置税等问题。经查，贵Ｊ×××**号车辆系客运使用，因车辆受损至车辆重置期间无法开展营运业务，该停运期间必然造成出租公司的出租收益损失和童明刚的承租收益损失，而购置税属于重置车辆必然产生的附加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原判支持原审原告诉请的误工费、停运损失、车辆购置税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安全统筹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5民初2723号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5民初2723号判决第二项；三、变更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725民初2723号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明刚、瓮安县参战老兵联谊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元（小写：112187元，即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04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安全统筹公司负担1287元，被上诉人瓮安县参战老兵联谊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43元，由被上诉人杨振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观军审判员  邹明刚审判员  王亚宏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尚玉高书记员聂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