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1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会文路**。法定代表人:王立新，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查俊杰，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亚东建筑有限公司，泰兴市城东工业园戴王路西侧。法定代表人：蔡健，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健，男，汉族，1975年11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上海市汇业（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十四局）因与被上诉人泰州市亚东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东公司）、蔡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泰兴市人民法院(2018)苏1283民初4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传票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公开进行调查、询问、质证、辩论和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已将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履行完毕。2、一审中，被上诉人一直主张是替案外人向上诉人代收30万元款项，并非不当得利，但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不能证明其收款行为具有合法性。3、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存在明显偏袒行为。4、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当通过申诉或申请再审等途径解决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亚东公司、蔡健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向亚东公司支付的三十万元实际是支付给上诉人的劳务分包人华锋公司，该款项对两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铁二十四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返还不当得利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21万元（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5年6月25日支付至本息付清为止，现暂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共计51万元；2、诉讼费由亚东公司、蔡健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2日，中铁二十四局与贵州贵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书》，约定贵安公司将贵安新区翁岗安置点文慧雅舍建设项目施工一标工程项目发包给中铁二十四局。中铁二十四局委托金加庆作为该工程的项目经理，凡合同执行中的有关技术、工程进度、现场管理、质量检验、结算与支付等方面工作由金加庆代表公司全面负责。2015年5月2日，中铁二十四局与泰州市华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锋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中铁二十四局将贵安新区翁岗安置点文慧雅舍建设项目施工一标4#、7#、8#、9#楼地下室所属范围内土建工程劳务承包给华锋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中铁二十四局的项目经理是金加庆，华锋公司的施工负责人、队长是王圣林。金加庆作为项目经理负责有关技术、工程进度、现场管理、质量检验、结算与支付等方面工作。蔡健与王圣林口头约定由蔡健承包部分劳务工程。2015年5月22日，蔡健以亚东公司名义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保证金50万元给中铁二十四局。同日，王圣林向蔡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亚东公司交纳的保证金50万元，注：此保证金为亚东公司直接转入中铁二十四局贵州民族大学新校区项目工程总承包农行卡上。2015年6月25日，中铁二十四局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30万元给亚东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付款入账通知中附言载明“退还交款”。同日，亚东公司向黄军账户上转账30万元。在签订正式协议前双方产生争议。2015年7月22日，蔡健作为乙方与王圣林即甲方签订一份《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贵安新区翁岗安置点4#、7#楼由甲方口头协议承包给乙方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签订正式协议时发生争议，现双方在贵安新区管委会主管部门的协调下达成以下协议：1、现场已完成工程另及一次性补偿乙方误工费、窝工费、车旅费、管理费等所有损失费共计人民币120万元；2、甲方一次性无息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50万元；……7、履约保证金在2015年8月8日前付给乙方，否则按银行同等贷款利息的四倍及计算。金加庆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王圣林委托黄军于2015年7月23日、24日分别向蔡健支付了100万元，中铁二十四局于2015年7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20万元给亚东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付款入账通知中附言载明“退回工资”。因王圣林未按时退还50万元保证金，蔡健于2016年1月11日向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王圣林、中铁二十四局立即返还保证金50万元；王圣林、中铁二十四局立即支付资金占用损失；金加庆对王圣林、中铁二十四局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贵安公司对王圣林、中铁二十四局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6）黔0111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华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蔡健工程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并从2015年8月9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6%的四倍的标准支付利息，付至法院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中铁二十四局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蔡健的其余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中载明，该案争议焦点之一为中铁二十四局、王圣林是否已返还50万元保证金。《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入款通知书可认定，蔡健已向中铁二十四局缴纳了保证金。中铁二十四局辩称已退还蔡健保证金50万元，并提交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的付款入账通知，蔡健反驳称其中30万元为中铁二十四局支付的进度款，20万元包含在120万元损失费中。该院认为，其中一张付款入账通知显示打款时间在《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之前，如果已经退还30万元保证金，根据常理，之后签订协议时就应该扣除该笔款项，应退还的保证金就不应该是50万元；另一张付款入账通知载明是退回工资，故不能证实中铁二十四局已返还蔡健交纳的工程保证金50万元。王圣林辩称已退还蔡健保证金、支付120万元损失费用，并提交了黄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班组出具的收条4张、亚东公司出具的收条等证据，蔡健反驳称亚东公司收到中铁二十四局退回的20万元即为亚东公司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管理工资、租房、材料费、补偿款，符合中国农业银行付款入账通知上备注的“退回工资”的内容，故王圣林的辩称，该院不予采信。中铁二十四局不服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2017年10月11日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铁二十四局上诉理由是：中铁二十四局2015年6月25日退还的30万元属于华锋公司应退还的5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一部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该30万元已经归还与事实不符；中铁二十四局、华锋公司共支付了蔡健150万元，一审认定仅支付120万元是错误的。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黔01民终55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1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蔡健向该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8年3月16日向华锋公司、中铁二十四局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华锋公司、中铁二十四局自通知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履行下列义务：按缴款通知书指定的开户银行和账户缴纳案款及执行费共计751315元。此后，中铁二十四局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2018年4月16日，中铁二十四局向该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亚东公司、蔡健名下价值75万元财产进行保全。该院经审查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黔0111财保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亚东公司、蔡健名下价值75万元的财产。2018年5月4日，中铁二十四局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审理过程中，中铁二十四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入账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的收据，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中铁二十四局翁岗项目部，金额为30万元整，收款事由为保证金退款。该收据加盖了有“亚东公司”字样的公章，并捺有一枚手印，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X日（因手印覆盖，只能看出是5日，是否是25日，无法分辨）。根据亚东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该收据中“亚东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据现有鉴定材料，送检标称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的《收据NO:5725545》上印文“亚东公司”与送检样本印文“亚东公司”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迹。对此，中铁二十四局认为，中铁二十四局向亚东公司支付30万元时，自认为退还的是亚东公司交纳的30万元保证金，在贵阳市及花溪区两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查明中铁二十四局向亚东公司支付30万元的事实，蔡健承认收到中铁二十四局的进度款，中铁二十四局与亚东公司、蔡健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建设工程施工（或劳务）合同关系，其收取中铁二十四局3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或合同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他人所损害的法律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一方受益；二、他方受损；三、受益和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一方受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关于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现行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中铁二十四局提起本次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财产关系的现状，因此应当由其举证证明对现状的改变具有事实依据。根据贵阳市及花溪区两级法院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已经认定在《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签订后，华锋公司（王圣林）、中铁二十四局仅向蔡健支付了该协议中约定的120万元损失费，并未退还50万元保证金，并据此判决华锋公司退还蔡健保证金50万元及利息，中铁二十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中铁二十四局认为其于2015年6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给亚东公司的30万元是保证金50万元的一部分，在法院已经判决华锋公司退还蔡健保证金50万元及利息，中铁二十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中铁二十四局已经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亚东公司、蔡健多收该3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22日，而中铁二十四局向亚东公司支付30万元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即中铁二十四局支付30万元的时间早于《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金加庆系中铁二十四局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工程款的结算与支付，其代表中铁二十四局并作为担保人参与协商签订了该协议。如果中铁二十四局在该协议签订前已经退还了30万元保证金，在签订协议时未提及该笔款项，既没有作相应的扣减，又未作相应的备注，显然有悖常理。第二，亚东公司、蔡健虽然与中铁二十四局没有直接的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或者劳务承包合同关系，但是蔡健事实上与王圣林口头约定由其承包部分劳务工程，并实际进行了部分工程施工。亚东公司向中铁二十四局交纳了保证金50万元，而王圣林于当日向蔡健出具了保证金50万元的收条，应当认定亚东公司（蔡健）代华锋公司（王圣林）向中铁二十四局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中铁二十四局在《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签订后也代华锋公司向蔡健支付了120万元损失费中的20万元。上述事实证明，中铁二十四局与亚东公司或者蔡健之间存在相关款项的往来。亚东公司、蔡健提供证据证明，亚东公司收到中铁二十四局30万元的当日转给黄军30万元，而从王圣林委托黄军向蔡健支付《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损失费事实看，黄军系华锋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王圣林委托的代理人，因此，亚东公司、蔡健对中铁二十四局向其支付30万元款项系代华锋公司（王圣林）收取的进度款的解释存在合理性。事实上，在《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签订时，王圣林也未提及其本人及华锋公司或者中铁二十四局已经向亚东公司或者蔡健退还保证金的事宜。第三，中铁二十四局提供的2015年6月25日的收据，虽然记载“保证金退款”的内容，但是该收据上的“亚东公司”的印章与亚东公司所持有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迹，亚东公司、蔡健也否认系其向中铁二十四局开具该份收据并收取其退还的保证金30万元，该收据上记载的“保证金退款”的内容，难以证明系亚东公司、蔡健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中铁二十四局据此主张在2015年6月25日向亚东公司转账的30万元系退还亚东公司、蔡健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中的一部分，依据不足。最后，贵阳市及花溪区两级法院已对蔡健与华锋公司（王圣林）、中铁二十四局之间的50万元保证金纠纷作出了生效判决，判决华锋公司退还蔡健保证金50万元及利息，中铁二十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中铁二十四局确有证据证明在其2015年6月25日向亚东公司支付的30万元系退还的蔡健所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中的一部分，也应当是通过对原生效判决的申诉或者申请再审等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中铁二十四局主张要求亚东公司、蔡健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21万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铁二十四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4270元，鉴定费5200元，合计20770元，由中铁二十四局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自认其与案外人华锋公司就案涉工程尚未进行结算。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主张其于2015年6月25日转账至被上诉人亚东公司账户名下的案涉30万元款项，系不当得利，被上诉人亚东公司、蔡健应将案涉不当得利款30万元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对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一方受益；二、他方受损；三、受益和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一方受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主张案涉30万元款项系被上诉人亚东公司、蔡健不当得利，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应就其主张成立进行举证。其次，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利益已实际受损，亦尚不足以证明亚东公司（蔡健）已实际取得不当利益。（1）、本案中，亚东公司（蔡健）虽与中铁二十四局之间没有直接的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或者劳务承包合同关系，但中铁二十四局、华锋公司之间签订有《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华锋公司的施工负责人王圣林与亚东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健之间又口头约定由蔡健承包部分劳务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向中铁二十四局直接交纳保证金50万元的，不是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华锋公司，而是与其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亚东公司（蔡健）。而向亚东公司（蔡健）出具该50万元保证金收条的，不是实际收到款项的中铁二十四局，而是华锋公司的施工负责人王圣林。在蔡健与王圣林签订案涉《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时，中铁二十四局的项目经理金加庆作为担保人亦在协议上签字。而案涉《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签订后，中铁二十四局也曾代华锋公司向蔡健支付了120万元损失费中的20万元。上述事实表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既存在亚东公司（蔡健）代华锋公司向中铁二十四局交纳款项的行为，又存在华锋公司（王圣林）代中铁二十四局向亚东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还存在中铁二十四局（金加庆）为华锋公司欠付亚东公司债务进行担保并代为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故，中铁二十四局（金加庆）、华锋公司（王圣林）、亚东公司（蔡健）三者之间不仅存在款项往来，且相关款项往来往往涉及三方。因此，对包括案涉30万元款项在内的相关款项往来，其款项支付的用途及款项性质宜将其放在案涉工程整个款项往来中予以考量并从三方整体关系入手分析，而不宜简单的从诸多款项往来中抽取其中某一笔款项并将其割裂为系其中某两方之间单独发生的款项往来。（2）、具体到双方诉争的该笔30万元款项。该笔款项虽系中铁二十四局转账至亚东公司账户名下，但同日，亚东公司即将30万元转账至黄军账户。而从华锋公司（王圣林）委托黄军向蔡健支付《劳务工程款及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损失费事实分析，黄军系华锋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王圣林委托的代理人；再结合中铁二十四局（金加庆）、华锋公司（王圣林）、亚东公司（蔡健）三者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情况及相互关系，亚东公司（蔡健）对该笔30万元款项系代华锋公司（王圣林）向中铁二十四局收取的进度款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现，中铁二十四局尚未就案涉工程与华锋公司进行结算，案涉30万元款项是否会纳入结算范围尚不明确。故，中铁二十四局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利益已实际受损，亦尚不足以证明亚东公司（蔡健）已实际取得不当利益。再次，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案涉30万元款项时缺乏支付依据。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主张案涉30万元款项为不当得利，应就其转账30万元款项给被上诉人亚东公司的支付行为缺乏支付依据，即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进行举证。然而：（1）、从案涉双方所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收付款入账通知》、《收据》、《中铁二十四局贵州民族大学新校区项目工程总承包部转账通知书》等证据显示，中铁二十四局在向亚东公司（蔡健）账户汇入30万元款项时履行了相应的财务手续。（2）、上述证据还显示，中铁二十四局在将案涉30万元款项转账至被上诉人亚东公司账户时，对转账对象是亚东公司是明知的，是一种有意行为，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3）、上述证据还记载了中铁二十四局向亚东公司账户转账案涉30万元款项的事由，虽记载的事由并不一定与实际付款事由一致，但表明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给付案涉30万元款项的行为是一种有因给付行为，而非无因给付行为，就案涉30万元款项并不欠缺给付原因。因此，中铁二十四局在向亚东公司账户汇入案涉30万元款项时，既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亦不欠缺给付原因，且履行了相应的财务手续。故，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案涉30万元款项时缺乏支付依据。综上，中铁二十四局在向亚东公司账户汇入案涉30万元款项时，履行了相应的财务手续，对给付的原因是明知的，对给付的对象是明确的，并不缺乏支付的依据。在中铁二十四局尚未就案涉工程与华锋公司进行结算的情形下，中铁二十四局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利益已实际受损，亦尚不足以证明亚东公司（蔡健）已实际取得不当利益，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旭审判员 缪翠玲审判员 顾春旺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陈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