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6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宏岐，男，195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河南省沁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辉，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明，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河南省沁阳市，系王宏岐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望牛墩镇宏利造纸厂，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五涌管理区。法定代表人：陈炳芬，该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广林，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基炜，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王宏岐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望牛墩镇宏利造纸厂（以下简称宏利造纸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4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宏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宏利造纸厂支付王宏岐2011年4月至2013年2月共拖欠货款本金221200元及利息24332元（以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月10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3.宏利造纸厂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以诉讼时效问题驳回了王宏岐的诉讼请求错误。一、2017年1月9日，袁惠明向王宏岐转账100000元是代宏利造纸厂支付案涉货款。1.王宏岐提交的宏利造纸厂认可的最大一笔金额为280200元的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字就是袁惠明。2.一审庭审时，宏利造纸厂确认袁惠明是该厂经理。3.袁惠明除代宏利造纸厂向王宏岐支付货款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4.袁惠明实际上为宏利造纸厂的实际控制人，王宏岐与宏利造纸厂的货款结算均是由袁惠明通过个人账户支付给王宏岐的。因此，现有证据证明袁惠明就是代宏利造纸厂支付的货款。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即使一审法院认为袁惠明代宏利造纸厂支付货款的证据不太充足，也应当认定王宏岐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可能性。宏利造纸厂否认袁惠明代为付款，应当提供反证或者申请袁惠明出庭作证说明支付这100000元的用途。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在2017年1月9日中断。二、王宏岐为讨要货款100000元，每年几次都会到东莞要求宏利造纸厂或者袁惠明支付，正是由于王宏岐不断的讨要，袁惠明才会在2017年1月9日支付部分货款。因此，通过袁惠明在2017年1月9日支付部分货款的行为，可以推定王宏岐是向宏利造纸厂或袁惠明主张过该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宏利造纸厂在诉讼时效届满后自愿履行义务，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法院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宏利造纸厂辩称：一审判决在认定诉讼时效问题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一审认定宏利造纸厂未足额支付货款依据不足，宏利造纸厂虽有异议，但由于最终判决驳回王宏岐的诉请，宏利造纸厂认可一审判决结果。王宏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宏利造纸厂支付王宏岐2011年4月至2013年2月共拖欠货款本金221200元及利息（以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1月10日起算）；2.宏利造纸厂承担本案一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6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送货“3800压榨万象节”6000元，2012年4月6日，宏利造纸厂向王宏岐开具结算单对“3800压榨万象节”6000元进行确认；2011年10月21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送货“减速箱、牙箱轮”等产品18400元，2011年10月22日，宏利造纸厂开具结算单对该18400元货款进行了确认；2012年3月19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送货“3800型缸纽联轴器”10000元，2012年3月21日，宏利造纸厂开具结算单对该10000元货款进行确认；2012年10月24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送货“3200真空回头棍”等货品共计280200元，2012年10月27日，宏利造纸厂开具结算单对该280200元货款进行了确认；2013年1月3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送货“3200型手动紧毯器、2362型电动紧毯器”共计6600元，2013年2月25日，宏利造纸厂开具结算单对该6600元货款进行了确认。2013年6月2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3200纸机改造费”300000元；2013年8月10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3200纸机改造费”400000元；2013年8月30日，王宏岐向宏利造纸厂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3200纸机改造费”300000元。2017年1月9日，案外人袁惠明向王宏岐转款100000元。另查明，王宏岐原以“东莞市望牛墩宏立造纸机械经营部”为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与宏利造纸厂进行生意往来。该“东莞市望牛墩宏立造纸机械经营部”已于2014年9月9日注销。宏利造纸厂主张，案涉货款早已过诉讼时效，且2013年6月2日、2013年8月10日、2013年8月30日王宏岐确认所收到的货款已包含本案案涉的所有货款。宏利造纸厂确认案外人袁惠明原为宏利造纸厂经理，2014年底宏利造纸厂全面停产，袁惠明也已于2014年底离开宏利造纸厂，袁惠明与王宏岐系多年朋友，双方可能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袁惠明于2017年1月9日的转款与宏利造纸厂无关。王宏岐主张，与宏利造纸厂最后一次交易时间为2013年2月25日，宏利造纸厂拖欠货款共计321200元，其中袁惠明代表宏利造纸厂于2017年1月9日支付了100000元，应当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以上事实，有王宏岐提交的东莞市望牛墩宏立造纸机械经营部工商登记信息、快递单、律师函、快递查询单、材料收购结算单、送货单、中国农业银行河南分行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宏利造纸厂提交的收款收据、东莞市望牛墩宏立造纸机械经营部企业信息查询结果，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王宏岐与宏利造纸厂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王宏岐主张宏利造纸厂尚欠221200元货款，并提交送货单、结算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宏利造纸厂主张王宏岐于2013年6月至8月期间所收到的货款共计1000000元已包含案涉所有货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宏利造纸厂辩称王宏岐所主张的案涉货款早已过诉讼时效。王宏岐主张宏利造纸厂员工袁惠明于2017年1月9日向王宏岐转账的100000元系代表宏利造纸厂向王宏岐转账，且该付款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经查，王宏岐、宏利造纸厂之间未约定货款支付的时间，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宏利造纸厂在每笔货物收货后都向王宏岐出具结算单，则应以宏利造纸厂出具结算单时间为货款应付时间，案涉交易中双方最后一次结算为2013年2月25日，可见王宏岐主张的所有案涉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在2015年2月24日均已届满。对于王宏岐上述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其一，2017年1月9日，袁惠明向王宏岐转账100000元的行为，王宏岐主张系袁惠明代表宏利造纸厂支付案涉货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二，退一步说，即便袁惠明所支付的100000元为案涉货款，属于袁惠明自愿履行了部分自然债务的行为，不能由此推定袁惠明或宏利造纸厂放弃对剩余债务诉讼时效的抗辩权。综上所述，王宏岐未能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2月24日之前存在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宏利造纸厂主张案涉货款已过诉讼时效属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王宏岐已丧失对案涉货款的胜诉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宏岐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491.49元（王宏岐已预交），由王宏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宏岐诉请宏利造纸厂支付货款是否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王宏岐诉请宏利造纸厂支付2011年至2013年期间交易所产生的货款，由于王宏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货款支付时间，而宏利造纸厂在收取货物后向王宏岐出具结算单，案涉交易双方最后一次结算时间为2013年2月25日，王宏岐此时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一审法院以2013年2月25日作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王宏岐诉请宏利造纸厂支付案涉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王宏岐2018年12月就本案纠纷诉至法院，已经超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宏利造纸厂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王宏岐主张2017年1月9日案外人袁惠明向王宏岐转账100000元是支付案涉货款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表明该100000元转账的性质系宏利造纸厂向王宏岐履行案涉债务，故王宏岐主张袁惠明向王宏岐转款100000元的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王宏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2.98元，由上诉人王宏岐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冠东审判员  尹河清审判员  苗卉卉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胡爱翎谢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