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6民终41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广科，男，1972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35。 上诉人（原审被告）：冼少怡，女，1980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66。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升，广东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区文志，男，197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队桂阳下西路66号，公民身份号码440************215。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丽容，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兆彬，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广科、冼少怡与被上诉人区文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7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广科、冼少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区文志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区文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13年5月25日的19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诉讼中，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应由出借人承担。本案中，区文志虽然提交了给付款项的证据，但未能提交借据、欠条、收条等反映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其次，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之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该条款固然规定了被告对其抗辩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不能理解为在被告对其抗辩事实无法举证的情况下，当然地、无条件地免除了原告对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区文志在2013年5月25日向冼少怡、刘广科转账的194000元，以及冼少怡、刘广科在2013年6月27日转账的103000元，均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在无法合理排除疑点的情况下，不宜免除区文志关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亦不足以推定上述转账款为刘广科的借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194000元的借贷关系并支持区文志的该诉讼请求错误。再次，本案的其他借款区文志均要求刘广科出具借据，可见区文志对借款的谨慎态度。而且现实生活中，对于194000元如此巨额的借款交付，出借方一般都会谨慎而为之，包括转账前与借款方协商核对、款项汇出后立即由借款方亲自出具借条确认等。区文志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生意人，自2013年5月25日向刘广科、冼少怡转账支付194000元到起诉的五年多时间内，从未就该笔款项要求刘广科、冼少怡出具借据，明显违反常理，令人怀疑借款的真实性。最后，退一万步而言，由于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笔借款按月息3%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二、关于区文志主张在2015年11月30日向梁夏颖转账的215000元款项。冼少怡、刘广科根本不认识梁夏颖，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偏袒区文志。区文志至今没有提供冼少怡授权梁夏颖接收215000元的证据，也无证据证明梁夏颖与冼少怡之间的关系，可见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区文志将其向他人转账的凭证充当本案借款。而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与区文志向刘广科、冼少怡不认识的人转账时间在同一日，两者之间并无关联。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借贷双方的借款合意，二是借款的实际交付。本案中，借款合同只是约定双方应该如何履行借款的权利义务，出借人需要进一步提供向借款人交付款项的材料或证明（凭证、收据），以证实借款人已收到对方支付的款项（现金或转账）。但至今为止，区文志都没有证据证明刘广科、冼少怡授权区文志将215000转到梁夏颖的账户，故区文志无法证明借款已交付完毕。另一方面，在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依法由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现双方对该借款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而区文志属于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依法应由其提供有关梁夏颖有权代表刘广科、冼少怡收款的证据以证明其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区文志无法提供相应证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从常理分析，对于215000元的巨额借款，区文志没有对收款人做任何审查就转出，在梁夏颖收款后亦未立即要求冼少怡出具借条，明显违反常理。正常情况下，区文志应对梁夏颖是否得到刘广科、冼少怡的授权履行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且在事后要求冼少怡就该笔款项出具收据予以确认。这种注意义务的履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并不存在客观障碍的。否则，应视为区文志与梁夏颖之间的个人款项往来，与冼少怡无关。但区文志至今未对上述违背常理的情形作出合理解释。如果区文志在冼少怡出具借条前已出借款项，且当时的收款人并非冼少怡本人，在冼少怡未授权将款项转给梁夏颖的情况下，区文志更应在借条中明确载明，但借条中根本没有提到以上内容，足以证明该笔转账并非借条上的借款。退一万步而言，区文志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未履行基本注意义务，相关后果也应由其自行承担。另，区文志与冼少怡约定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但区文志主张的转账金额仅为215000元，相差了85000元，几乎达到总数的30%，无法认定两者有任何关联。三、区文志提供的三段录音不应采信。1.按照正常逻辑，录音应前后连贯，从开始到结束，中途应该无中断，而区文志提供的三段录音却人为分成三段，然后进行剪接，内容并不连贯，不能完全反映双方通话过程，不具备真实性。断开的部分正是对区文志不利的部分，被删除的部分正是刘广科多次否认欠款100万元及其利息的内容。2.录音是区文志找社会上的专业追债人士到刘广科工作的地方，在限制人身自由、胁迫刘广科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录音。3.区文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足额交付100万元借款，录音内容与区文志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疑点重重，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四、《欠款确认书》错漏百出，明显可以看出刘广科是被迫签订的，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欠款确认书》约定的利息小写为54000元，大写为54万元，且利息从2013年计至2018年7月24日，与区文志起诉计算的时间段完全不同，区文志的表述亦前后矛盾。因此，该《欠款确认书》不应被采信。再加上该确认书未经冼少怡书面确认，对冼少怡不具有约束力。五、关于月利率。《欠款确认书》注明：“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可见，区文志自认月利率一直按2%计算，否则，不可能出现“仍按”的字眼。即双方一直以来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是2%，而非3%，一审法官的认定纯粹是主观臆测，且自相矛盾。《借款合同》明显可以看出利率“3%”与刘广科的签名分别使用不同的笔书写，按照常理，如果在同一时间书写，应使用同一支笔，故3%的月息是区文志在起诉前添加的，并没有经过刘广科的同意。六、一审法院将刘广科、冼少怡支付的款项全部作为利息，简单粗暴，认定事实不清。由于刘广科分段借款，滚动还款。部分还款超出利息2%的部分，应用作抵充本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退一万步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月利率为3%，刘广科的部分还款超出3%的利息，超出部分亦应冲抵本金。一审法官未经任何计算就武断地认为刘广科的还款低于以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偏袒区文志。 区文志辩称，一、区文志向刘广科支付的194000元为借款。区文志已提供银行转账予以证明，再加上刘广科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2013年至2015年期间向区文志的借款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可印证该笔转款属于借款。刘广科否认该笔款项为借款，首先，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刘广科应解释其在微信、录音中的对话以及《欠款确认书》中确认尚欠的借款本金100万元是如何组成、收取的，否则应采信区文志提供的上述证据。再次，刘广科在本案中主张2013年6月27日还款103000元，虽然区文志认为归还的是出借194000元之前的款项，但其主张的还款行为足以反映194000元属于借款。最后，刘广科在《欠款确认书》中确认100万元是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所借，其本人手写确认借款利息从2013年至2018年7月24日尚欠540000元，同样反映了100万元借款本金的形成时间是从2013年开始的。综上，足以证实194000元属于刘广科向区文志的借款。二、关于194000元借款的利息，虽然没有借款合同对此予以反映，但有间接证据可证实该借款约定了利息。刘广科在归还了685500元的情况下，仍确认至2018年7月24日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54万元，反映该685500元是归还利息，本金100万元从未偿还过，而该利息数额并未超出借款100万元按月息3%计算的范围。如果194000元没有约定利息，那么截至2017年1月26日，刘广科还款685500元足以支付后面的5笔借款利息，且有剩余以抵扣本金，刘广科不可能仍确认尚欠100万元本金。另，《欠款确认书》《个人借款合同》反映全部借款都是统一的，借款利息也是统一约定的，以前按每月3%计算，后按每月2%计算。因此，无论194000元借款的利息约定是否明确，刘广科已通过后面的还款及对尚欠利息的确认对利息进行了定性，只要其还款及确认的利息没有超出法律的规定，即可作为法院认定利息的依据。三、区文志向梁夏颖转账的215000元是按照刘广科、冼少怡的指示支付的，该笔款项是刘广科、冼少怡的共同借款。刘广科在录音中已承认收到由其妻子冼少怡向区文志出具的3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也确认该笔借款由区文志转账支付给其财务人员。若刘广科否认收到该笔借款，其应解释其在录音中称已收到30万元借款是如何收取的，其在《欠款确认书》中确认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又是如何组成的。另，若冼少怡没有收到215000元，不会提供房屋产权证进行担保。若刘广科、冼少怡坚持未通过梁夏颖收取该215000元，请法院追究刘广科、冼少怡隐瞒事实真相、进行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四、《欠款确认书》关于利息2%的约定。该约定是在刘广科确认截至2018年7月24日尚欠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54万元的基础上，日后利息仍需按2%计算的意思表示，不能由此推定2018年7月24日以前的利息也按2%计算。五、《欠款确认书》是区文志、刘广科经充分沟通协商后签名确认的，是刘广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录音中刘广科一直向区文志出借款项表示谢意，对拖欠借款表示歉意，整个录音过程双方都在协商如何还款。区文志当天只是和一个朋友到刘广科的办公室聊天，期间刘广科自由接听电话，区文志也不可能限制其人身自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予以维持。 区文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广科、冼少怡立即向区文志归还借款100万元，利息54万元（从2016年4月25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24日，2018年7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还款利息至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广科、冼少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广科、冼少怡于2004年5月26日办理结婚登记。 2013年5月25日，区文志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5815的银行账户向刘广科的银行账户转账194000元。 2013年9月5日，刘广科向区文志出具一份借条，主要内容为：现借区文志现金5万元，在2013年11月5日还清。 区文志与刘广科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刘广科向区文志借款20万元；自款项出借之日起，按实际借取金额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借款期内月利率为3%，刘广科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止。 2014年4月6日，区文志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5815的银行账户向刘广科的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 区文志与刘广科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刘广科向区文志借款20万元；自款项出借之日起，按实际借取金额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借款期内月利率为3%，刘广科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至2014年12月止。 2014年6月25日，区文志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5815的银行账户向刘广科的银行账户转账182500元。 区文志与刘广科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刘广科向区文志借款25万元；自款项出借之日起，按实际借取金额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借款期内月利率为3%，刘广科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止。 2015年6月29日，区文志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5815的银行账户向刘广科的银行账户转账192500元。 区文志与冼少怡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冼少怡向区文志借款30万元；自款项出借之日起，按实际借取金额计算利息，并计算复利。借款期内月利率为3%，刘广科如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至2015年6月止。 2015年11月30日，区文志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7252的银行账户向案外人梁夏颖的银行账户转账215000元。 2018年9月5日，刘广科向区文志出具《欠款确认书》，其主要内容为：本人刘广科、冼少怡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因生意资金周转多次向区文志借款，现就双方多年来的现金、转账往来款项对借款本金、利息进行结算，本人确认截至到2018年7月24日，本人刘广科、冼少怡尚欠区文志借款本金100万元，借款利息54万元。本人承诺尽快归还借款，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计至本人还清欠款止。本确认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若因本人不还款导致区文志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因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由本人承担。刘广科在该欠款确认书上手写备注内容如下：以上利息“54000.00”元（大写伍拾肆万）是按由2013年-2018年7月24日。100万元数在2019开始分2期还完？ 区文志与刘广科协商签订《欠款确认书》过程中的部分对话如下：刘广科：那，那一百万我怎样呢，我分开半年半年全部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拖你的，反正以前那些利息那里。区文志：利息那里呢，到时可要按银行或者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价钱，那里没所谓。 区文志：你后来30万你叫你老婆转，转到你财务那里，后来你又和我说本金分两次，五十万一次，两次一百万还给我。刘广科：我知道，我以前有多少个柜啊那里，人家铁路局一次过帮我扫走了，一分钱都拿不到。 区文志：利息，像你说的，按你心出，有一个定价吧，不会说以前那个了。刘广科：有定价，反正我困难摆在这里，老实说。 区文志：你基本上，最后你老婆拿30万之后，年底给过几万。刘广科：我知，30万再拿的时候，给了差不多十万了。区文志：有一次五万，一次四万，总之加起来了。刘广科：反正就给了十万都有，最后那三十万。区文志：反正16年过年，新历年开始之后就没怎么给了，一路过都没有了。刘广科：那时候真的，拿了30万。区文志：15年10月、11月拿的嘛。刘广科：我看看先。 区文志：我相信你说过年前给一百万我，那一两年利息你看到时大家谈好它，有个市场价或者是允许的。刘广科：我准备还50万给你先的。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数额；2.案涉尚欠借款本息数额；3.冼少怡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区文志主张借款合同权利的发生，并行使债权请求权，故区文志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关系的实际发生负有举证责任。区文志举证多份转账凭证、借款合同、借条、《欠款确认书》及录音主张刘广科清偿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对此，一审法院分析意见如下： 区文志主张其于2013年5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广科出借194000元，刘广科否认该款项性质为借款，辩称该款项为区文志与刘广科的公司往来账，但并未就其辩称的事实提供证据证实；刘广科否认该笔借款，却陈述其于2013年6月27日偿还103000元，而该还款时间早于案涉其他借款的出借时间，依刘广科所称，其在向区文志借取款项前先还款103000元，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一审法院对刘广科辩称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区文志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广科、冼少怡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刘广科、冼少怡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刘广科就抗辩意见未能提供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认定该194000元为借款。 区文志举证借条用以证明其于2013年9月5日向刘广科现金出借5万元，刘广科则否认收到了相应的借款。对此，一审法院分析意见如下：第一，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或者刘广科、冼少怡就其所抗辩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能够作出合理说明，使得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否则，一般不轻易否认其证明力。第二，借条明确载明款项为现金出借，区文志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具备现金交付5万元借款的能力。第三，刘广科、冼少怡辩称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仅单纯以出具借条后区文志并未转款作为抗辩，理由甚为牵强。而且，刘广科称其出借借条后，区文志并未交付款项，但刘广科却未向区文志取回该借条，在出具《欠款确认书》时亦未就此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从这一点亦可以印证，区文志向刘广科、冼少怡现金出借5万元存在高度可能性。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区文志主张其于2013年9月5日向刘广科现金出借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问题，虽欠条约定借款应于2013年11月5日前还清，但双方之后存在多笔借款往来，且刘广科已于2018年9月5日重新对借款本金进行了确认，现区文志诉请刘广科、冼少怡返还该笔借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刘广科在《欠款确认书》备注事项中写明54万元系结算2013年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而其自认的第一笔借款发生的时间为2014年4月6日，在未有借款发生却先发生借款利息不符合逻辑，由此也可以印证上述两笔借款的真实存在。 区文志主张其分别于2014年4月6日、2014年6月25日、2015年6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广科出借15万元、182500元、192500元，并已提供三份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佐证，刘广科对收取上述借款亦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区文志主张的该三笔借款本金予以确认。 区文志主张其于2015年11月30日向刘广科、冼少怡出借215000元，并提供一份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该借款合同载明冼少怡向区文志借款30万元，而转账凭证则显示区文志于2015年11月30日向梁夏颖转账215000元，刘广科、冼少怡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无异议，但否认梁夏颖账户收取的款项系区文志交付的借款。对此，一审法院分析意见如下：区文志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起，冼少怡出具的抵押声明落款时间亦为2015年11月30日，与转账时间吻合，且区文志提交的录音显示区文志在与刘广科协商签订《欠款确认书》时，一再提及冼少怡向区文志借款30万元及刘广科、冼少怡通过案外人账户收取借款的事实，刘广科并未提出异议，反而确认向区文志借取了该款，区文志的举证可以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刘广科、冼少怡辩称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仅单纯以出具借条后区文志并未转款作为抗辩，理由甚为牵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区文志转账金额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不一致的问题，借款合同约定的金额仅为双方达成的借贷合意，借贷金额应以实际出借的金额为准，而且，该借款合同已明确载明按实际借取金额计算利息，故转账金额与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不一致不能成为抗辩借款合同真实性的理由。区文志的举证足以证明梁夏颖账户收取的款项215000元系区文志交付给刘广科、冼少怡的借款这一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综合以上分析，区文志主张案涉其向刘广科、冼少怡出借该2150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确认的以上借款本金共计984000元。 区文志另主张其于2013年5月25日向刘广科出借16000元，虽刘广科在出具《欠款确认书》时确认借款本金为100万元，但对该款项形成经过，区文志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称该款是于2013年5月25日现金出借给刘广科、冼少怡，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又称是之前刘广科、冼少怡所借33万元所结欠的利息，鉴于区文志陈述前后不一致，且区文志就该借款的实际发生又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区文志主张的该笔借款16000元不予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刘广科曾于2018年9月5日向区文志出具一份《欠款确认书》，结合区文志提供的录音，可以认定该《欠款确认书》是区文志与刘广科就案涉借款对账后形成的。该《欠款确认书》载明截至2018年7月24日，刘广科尚欠区文志借款本金100万元，借款利息54万元，对该《欠款确认书》所载的上述借款本息能否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意见如下：首先，关于案涉借款利率的问题。区文志主张其与刘广科就案涉借款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刘广科、冼少怡对此有异议。经审查，区文志提供的四份借款合同均载明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刘广科辩称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时利率一项为空白，双方实际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即使刘广科所述属实，刘广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其在签名前，应对相关的合同条款予以了解和审查，现刘广科以其签名时借款利息为空白为由认为合同中载明的借款利率超出月利率2%的部分无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认定区文志与刘广科就该四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约定的借款利率为3%的事实。虽区文志于2015年5月25日出借的194000元及于2013年9月5日出借的5万元并未有相应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但刘广科主张其已于2017年1月26日前向区文志偿还了685500元，而在出具《欠款确认书》时仍然确认尚欠区文志借款本金100万元及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借款利息54万元，依据刘广科所述的还款情况核算，刘广科已偿还的借款利息与其确认尚欠的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借款利息之和远超以上述四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的自借款之日起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且该确认书亦明确载明2018年7月24日之后的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由此亦印证了区文志与刘广科就案涉全部借款约定了借款利率，且该借款利率超过2%的事实。其次，虽案涉2015年5月25日的借款194000元及2013年9月5日的借款5万元无法确定具体的借款利率，但依据刘广科所述的还款情况核算，刘广科已偿还的借款利息与其确认尚欠的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借款利息之和高于以借款本金984000元按月利率3%计算的自借款之日起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同时低于以月利率3%计算的该利息，刘广科已付利息超出按月利率2%计算的部分因未超过法定最高利率3%，依法属于刘广科自愿支付利息，不能用于抵扣借款本金，且刘广科在出具欠款确认书时已明确尚欠借款本金为100万元，故可以认定刘广科已偿还款项均系偿还借款利息、刘广科尚欠区文志借款本金984000元的事实。关于该尚欠借款本金的还款期限问题，虽刘广科在《欠款确认书》备注了100万元借款本金自2019年开始分2期还完，区文志陈述该备注事项是刘广科提出的还款计划，但区文志并不认可该还款方案，结合该备注事项最后的标点符号为“？”亦未注明具体还款时间的事实，区文志的陈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鉴于区文志与刘广科在《欠款确认书》中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区文志可催告刘广科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区文志主张刘广科返还借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广科应向区文志返还借款本金984000元。再次，关于尚欠借款利息问题。区文志对《欠款确认书》所载借款利息54万元的结算方式陈述为以借款本金从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3%计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扣减刘广科已偿还的利息得出的，虽区文志在诉讼请求中陈述该利息为2016年4月25日计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但其中庭审过程中就利息的结算重新进行了陈述，且该陈述与刘广科备注的该利息的结算时间段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依区文志陈述，该利息实际超过了以法律规定可予保护的应付未付利息的最高月利率2%，故一审法院可予支持的这部分利息为354240元（54万元×2/3×984000/100万），刘广科应向区文志支付该利息，并以借款本金984000元按月利率2%计付2018年7月24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予区文志。 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2015年11月30日的借款215000元的相应借款合同由冼少怡签订，由此可以认定就该笔借款冼少怡与区文志存在借贷合意，区文志主张冼少怡就该笔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冼少怡应向区文志的返还借款本金215000元，并支付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77400元（354240元×215000/984000）及以借款本金215000元自2018年7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予区文志。关于冼少怡是否应对案涉其他借款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案涉其他借款合同、借条及《欠款确认书》上债务人处仅有刘广科签名，该借款缺乏冼少怡的借贷合意；结合涉案借款的时间、借款的数额及本案查明的情况，其他借款数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区文志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争议的案涉其他借款用于刘广科、冼少怡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刘广科、冼少怡共同意思表示，故不认定案涉其他借款属刘广科、冼少怡夫妻共同债务，对区文志的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广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984000元，并支付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354240元及以借款本金984000元自2018年7月2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予区文志；二、冼少怡应对刘广科所负的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借款本金215000元、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77400元及以借款本金215000元自2018年7月2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负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区文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6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减半收取计9330元（区文志已预交），由区文志负担50元，刘广科负担9280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冼少怡对刘广科负担的受理费中的2027元负共同清偿责任。对于区文志已预交的928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区文志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围绕刘广科、冼少怡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借款本金应如何认定；二、借款利息应如何计算。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借款本金 关于194000元是否属于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区文志主张其于2013年5月25日向刘广科出借194000元，并已初步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刘广科虽辩称该款不属于借款，但并未就该笔款项的性质提出明确的主张，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款并非借款，而是其他性质的款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刘广科提出的抗辩不足以动摇区文志关于该笔款项属于借款的主张，此其一。其二，刘广科主张其于2013年6月27日向区文志转账的103000元属于对本案借款的还款，而该笔还款的发生时间早于区文志承认的本案第一笔借款的发生时间（2014年4月），明显不符合常理。其三，刘广科在一审诉讼中否认包括该194000元在内的发生于2013年的两笔借款，即其认为本案借款中的第一笔发生于2014年，而《欠款确认书》明确记载“本人刘广科、冼少怡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因生意资金周转多次向区文志借款”，刘广科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综上，虽然该笔194000元借款没有书面借款凭证予以佐证，但刘广科在该笔款项转账期间多次向区文志借款，且刘广科、冼少怡未能明确该笔款项的性质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194000元属于借款并无不当。 关于区文志向梁夏颖转账支付的215000元是否属于刘广科、冼少怡的借款。首先，该215000元的转账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而区文志提供的借款方为冼少怡的《个人借款合同》记载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11月起至2016年6月止，与该笔款项的转账时间相符。而该《个人借款合同》所附的冼少怡身份证复印件上冼少怡签名确认的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与区文志转账上述215000元的时间亦相符。其次，刘广科与区文志的谈话录音反映，区文志在录音中说：“你后来30万叫（给）你老婆转，转到你财务那里，后来你又和我说本金分两次，50万一次，两次100万还给我。”刘广科：“你知道，我以前有多少个柜啊那里，人家铁路局一次过帮我扫走了，一分钱都拿不到”；区文志：“你基本上，最后你老婆拿30万之后，年底给过几万。”刘广科：“不止，30万再拿的时候，给了差不多10万了。”区文志：“有一次5万、一次4万，总之加起来了。”刘广科：“反正就给了10万都有，最后那30万。”区文志：“反正16年过年，新历年开始之后就没怎么给了，一路过都没有了。”刘广科：“那时候真的，拿了30万。”区文志：“15年10月、11月拿的嘛。”；区文志：“做兄弟，我这样想，你当时说最后借30万，给你老婆借，说桂城这间房子，把房产证给你，押了这个房子都值一百多万了，那怎么会走掉你一百万数啊。”刘广科：“怎么都不会欠你的。”上述谈话内容反映，刘广科确认收到以其妻子冼少怡名义所借的最后一笔30万元借款，区文志亦提到该30万元是转给刘广科财务的。综合上述情况，该215000元属于区文志向刘广科、冼少怡出借的以冼少怡名义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所对应的借款，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以实际出借金额为准，并无不当。 各方当事人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借款本金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以区文志的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案借款本金共计984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借款利息 关于《欠款确认书》。结合《欠款确认书》的内容，该确认书是双方就2013年至2015年期间刘广科向区文志的借款，根据双方之间多年以来现金、转账往来情况，对借款本金、利息进行结算。录音内容反映，区文志与刘广科在签订《欠款确认书》当日的谈话中，刘广科亦多次确认仍欠区文志本金100万元，并承诺分期偿还，刘广科亦未否认仍欠利息。至于刘广科上诉主张《欠款确认书》是其被胁迫签订的，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从区文志提供的录音内容来看，双方协商签订《欠款确认书》时，谈话地点在刘广科的办公室，谈话过程中区文志虽多次催促刘广科还款，但主要提及自己的难处，气氛轻松和谐，双方有说有笑，有商有量，而刘广科在谈话中多次确认仍欠区文志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承诺分期偿还，刘广科现主张该《欠款确认书》是其被胁迫而签下的，明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由此可见，《欠款确认书》的内容是双方进行对账后确认的，能代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双方确认的借款本金稍高于区文志实际向刘广科交付借款的金额，一审法院亦已按有证据证明的区文志的实际交付金额确认借款本金为984000元。 关于尚欠借款利息。1.关于借款利率。四份《个人借款合同》均明确约定借款利率为3%，虽然《欠款确认书》有关于“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的内容，但明显与《个人借款合同》关于利息的约定不符，且《欠款确认书》中月利率2%指向的是出具《欠款确认书》后的利息，不足以仅凭此反驳《个人借款合同》中关于利息的明确约定。2.虽然194000元借款以及5万元的借条没有关于利息的明确约定，但双方的交易习惯反映，双方之间的借款利率为月息3%；且若该两笔借款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按照刘广科主张的还款情况，其在《欠款确认书》中确认截至2018年7月24日仍欠利息54万元，不符合常理。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两笔借款亦有关于月利率为3%的约定，并无不当。3.即使刘广科主张的还款情况全部属实，即其在2013年6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共计还款685500元，其上述还款远不足以支付以区文志实际出借的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至2018年7月24日的利息总额，刘广科关于已偿还的利息中超出36%的部分应抵扣本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结合区文志出借借款的情况以及刘广科还款的情况，因刘广科签订《欠款确认书》确认截至2018年7月24日尚欠借款利息54万元，一审法院结合区文志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双方关于利率的约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认定刘广科尚欠借款利息为354240元（54万元×2/3×984000元/1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刘广科、冼少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84元，由上诉人刘广科、冼少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学彬 审 判 员 蔡成中 审 判 员 何美健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卢文慧 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