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24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江，男，汉族，住临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龙，男，汉族，住临漳县。 原审第三人：临漳县章里集镇北东坊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赵毅，该村村主任。 上诉人王振江因与被上诉人王龙、原审第三人临漳县章里集镇北东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东坊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2018）冀0423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振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和粮食直补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存在严重错误。1、上诉人在北东坊村1996年第二轮土地调整时，经村委会和章里集乡政府研完决定，将北东坊村村南（东南地）2.426亩和各六地（东北地）3.267亩耕地承包给了王春雨（王振海父亲，已故），并于1998年12月15日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取得了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并有1996年调整土地时的底账上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2、1996年北东坊村分地底账和2018年7月29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分地时就自愿放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分地底账这一区观证据和发包方出具的证明。他们的证明效力要远远高于个出具的主观证明的效力，一审法院却没有采纳高效力的证据，反而采纳了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出具的低效力的主观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证据上存在严重错误。3、关于2004年10月26日临漳县人民政府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通告。该通告明确记载的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换发，而不是对耕地的调整，耕地承包经营权仍是30年不变，而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认为是作废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是错误的。4、上诉人的父亲去世后，其承包的耕地由上诉人和其哥哥及母亲分割耕种，各自享有各自耕种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粮食直补权。一审法院却判令由上诉人弟兄两人归还，显然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综上，请求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临漳县人民法院(2018)冀0423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王龙答辩称，一、答辩人对案涉0.57亩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应依法予以确认并保护。二、被答辩人对案涉土地没有承包权，只有代耕权，其应依法返还给答辩人。三、被答辩人在分得自己的晨报地外，又分得答辩人0.5人份额0.57亩土地，属于“一户二份地”，应当依法返还答辩人。四、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理由论述透彻，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客观公正，维护了公平正义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东坊村委会辩称，王振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振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服临农仲案（2018）第4号仲裁裁决书，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对村南（东南地）2.426亩和各六（东北地）3.267亩享有承包经营权并享有粮食直补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章里集镇北东坊村人，父亲王春雨。北东坊村1996年土地调整时将北东坊村南给了王春雨并于1998年12月15日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约定了承包期限。原告一直享受粮食直补，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王春雨死亡后其子王振江作为家庭成员对该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而被告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称其对耕地该部分享有承包经营权，显然是错误的，为此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提供的1998年12月15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情形，临漳县人民政府的临征告（2004）8号也提到：“凡实行家庭承包土地延包30年期，原来由乡镇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自2004年6月30日起作废。”因原告未办理县政府颁发的新证，因此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2、按照规定按时缴纳乡统筹村提留以及交承包费、领取土地补贴不是获得争议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3、原告提供的分地情况记载了北东坊村第二小队人口数及分地亩数，但被告王龙提供了王卫红在临漳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种地情况说明一份，里面提到：“当时王龙找到我让我种他家4口人的地，我不种王龙说你要不种我就交给队里充公……后来队长（已故的大王振江）又找到我非让我种他二口人的地……王春雨队里也分了一口人的地……队长分了一口人的地。”两证据结合来看，北东坊村二小队人均分地约合1.035亩，王龙作为第二小队成员本应能分四口人的地，而王春雨家分地时实际应分4.5口人的地（0.5口是因王春雨家里有一个老人，将老人的地平分给两个儿子，因此王春雨多得0.5口），分地记载却显示王春雨家为5.5口，与实际不符。王龙称当时是为了交费方便所以将其名下地记载在原告名下，因此可以确认王春雨代种王龙1口人的承包地的事实，现该地由原告王振江耕种0.52亩，被告提供的各个证人证言也可予以印证。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29日村委会证明没有村集体负责人签字，与被告王龙提供的2018年8月17日村主任和民调主任的证明以及2018年9月24日村委会的证明也相互矛盾，因此三份证明证明力均不足，但因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重大事项，应当有书面声明或者协议的存在，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王龙放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地（临农仲案（2018）第4号仲裁裁决书里涉及的0.52亩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应归被告王龙所有。经审理查明，1986年分地时王龙分了四口人的地。1996年北东坊村第二轮土地分包时，被告王龙分得了4.16亩承包地，分别是东南地0.88亩（南至王卫红，北至王青海，西至王金付，东至王振玲），各六地南段1.18亩（南至王云，北至王卫红，西至赵水，东至四队王文堂），各六地北段2.08亩（实际丈量2.19亩）。因被告王龙家无力耕种，各六地北段2.08亩土地交由王春雨和大王振江耕种（两人各耕种1.04亩），王春雨去世后地交由其长子原告小王振江（种各六地北段1号地0.52亩，实际丈量0.575亩，南至小王振海代种地，北至小王振江，东至王春利，西至11队老随）和次子王振海耕种（种各六地北段2号地0.52亩，实际丈量0.575亩，南至王振海，北至小王振江代种地，东至王春利，西至11队老随）。1998年12月15日王春雨办理了村南（东南地）2.426亩和各六（东北地）3.26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耕种地时按时缴纳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涉农补贴也由其领取，去世后由两儿子领取。2018年被告王龙要求王卫红、王振江、王振海、王丰岗退还土地，临漳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临农仲案（2018）第4号仲裁裁决书，以“严禁两田制”和“人均一份责任田的原则”为由将争议的4.25亩土地（登记为4.16亩，包括原、被告之间争议地）裁定归被告王龙所有。以上事实由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书证等证据在卷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生存权是公民的最高权利。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1996年被告王龙取得了各六地北段1号地0.52亩土地（实际丈量0.575亩，南至小王振海代种地，北至小王振江，东至王春利，西至11队老随）的承包经营权，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放弃属于重大事项，应当有书面协议或者放弃声明。现原告并未提供被告书面放弃的证明也未提交其与村委会签订的争议地的新的承包经营权合同，因此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归被告王龙所有，王龙将承包地交由原告父亲代种并非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原告诉求涉及的其他承包地的经营权与被告并无争议，如涉及家庭内部分割承包地问题既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也与被告无事实和法律关连。粮食直补权与承包地面积相关，不能单独作出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参照1994年生效的《河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振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振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本案中王振江称王龙自愿放弃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争议土地是由村委会发包给他的。对此王龙不认可。王振江也未能提交符合法律要件的证据，证明王龙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且村委会2018年1月20日证明，证明争议土地在1996年时发包给了王龙，后王龙交由王振江代耕。故王振江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振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王振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颖 审判员 聂洪文 审判员 谢 珂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赵鹏 书记员赵慈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