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7民初1126号原告：朱伟丽，女，1978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九，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孝贤，男，198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被告：昆山市信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新澄路10号法定代表人：黄玉龙，董事长。原告朱伟丽与被告顾孝贤、被告昆山市信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元小贷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8年4月20日、2018年8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伟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九、被告顾孝贤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被告信元小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伟丽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停止追加朱伟丽为本案被执行人；2、停止执行原告名下1400万元用于清偿被告顾孝贤债权。审理中，原告朱伟丽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停止追加朱伟丽为（2016）苏0507执925号裁定的被执行人；2、停止执行朱伟丽名下1700万元用于清偿被告顾孝贤债权。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5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顾孝贤诉信元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作出（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朱伟丽为被执行人，并要求朱伟丽向顾孝贤清偿债务1700万元。2016年11月17日，朱伟丽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法院作出（2016）苏0507执异002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朱伟丽的异议请求，并变更（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中第二项为“朱伟丽清偿顾孝贤1400万元”。嗣后，该案经复议后重新发回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8）苏0507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朱伟丽的执行异议申请，朱伟丽不服遂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原告需要始终强调的是：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追加朱伟丽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为抽逃出资，但顾孝贤在申请执行时提供的证据仅为信元小贷公司与案外人鞠瑞洲、沈慧华、朱涛涛等人的转账记录，该等证据不足以认定朱伟丽抽逃出资，具体分析如下：1.朱涛涛、鞠瑞洲、沈慧华与信元小贷公司之间系正常借贷关系，借款均经信元小贷公司审批，朱伟丽只是为借款提供担保而已，且据朱伟丽了解到，上述借款己基本清偿完毕，并不存在顾孝贤所称的抽逃出资1700万元的事实。现己知借款人朱涛涛己还款数额为：2010年4月9日付息13310元，2010年4月13日付息47850元，2010年4月19日返还本金220万元，2010年4月21日付息82800元，2010年4月26日返还本金480万元，2010年4月27日返还本金100万元。另，沈慧华所借100万元己由杨玲侠代为清偿。2.2010年1月22日借款人朱涛涛、鞠瑞洲分别取款200万元、260万元是其贷款后正常资金使用，该取款金额虽与朱伟丽存款金额相同，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朱伟丽的460万元就是朱涛涛、鞠瑞洲给的，现有证据根本无法看出双方有直接关联性，执行部门以该证据即认定朱伟丽抽逃出资500万元显然不能令人信服。退一步讲，即使朱伟丽存入的460万元确实来自两人，也只能涉嫌抽逃460万元，不知执行部门是基于何种事实与理由认定朱伟丽抽逃出资500万元的。3.执行部门认为2010年4月9日至2010年4月12日期间朱涛涛自信元小贷公司借款800万元也是朱伟丽抽逃的出资，但据朱伟丽了解，该800万元借款朱涛涛早己清偿完毕，根本不存在抽逃出资的可能。4.沈慧华2010年12月8日向信元小贷公司借款100万元，也己通过案外人杨玲侠代为清偿，也不存在抽逃出资的可能。被告顾孝贤辩称，朱伟丽抽逃资金为880万元，具体金额由法院依法认定。朱伟丽抽逃出资的部分已经通过房屋抵债的方式抵偿了，现其抽逃出资的部分已经到位。被告信元小贷公司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信元小贷公司于2009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亿元，朱伟丽认缴2100万元并于2009年12月实缴。2011年1月，信元小贷公司注册增资5700万元，朱伟丽认缴并实缴其中的1050万元。2010年1月22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朱涛涛出具金额为220万元的转账支票、向鞠瑞洲出具金额为280万元的转账支票，同日朱涛涛支取其中的200万元，鞠瑞洲支取其中的260万元，同日朱伟丽向昆山农村商业银行玉山支行账户存入460万元；2010年4月9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朱涛涛出具金额为220万元的转账支票，朱涛涛于同日支取220万元；2010年4月12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朱涛涛出具金额分别为28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的转账支票三张，朱涛涛于同日支取此三笔转账；2010年4月21日，信元小贷公司向鞠瑞洲出具金额为200万元的转账支票，鞠瑞洲于同日支取此笔转账；2010年12月8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沈慧华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转账支票，同日该笔转账进入沈慧华工商银行账户，次日朱伟丽代理沈慧华从上述工行账户支取100万元。又查明，2014年3月24日，本院作出（2014）相民初字第052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被告昆山市信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结欠原告顾孝贤借款本金人民币1600万元，并支付该款利息人民币678万元，合计人民币2278万元，此款被告定于2014年4月30日前给付原告…”。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信元小贷公司未履行义务，顾孝贤于2016年3月4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信元小贷公司无力履行义务，根据申请人顾孝贤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8月5日作出（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朱伟丽为本案被执行人；二、被执行人朱伟丽应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顾孝贤承担责任；朱伟丽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执行人顾孝贤清偿债务人民币1700万元。”朱伟丽不服该裁定，遂于2016年11月17日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6）苏0507执异0026号执行裁定书，其中认定“一、2010年1月22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朱涛涛出具金额为220万元的转账支票、向鞠瑞洲出具金额为280万元的转账支票，当日朱涛涛支取其中的200万元、鞠瑞洲支取其中的260万元，同日朱伟丽银行账户存入460万元。案外人朱伟丽未举证证明信元小贷公司与鞠瑞洲、朱涛涛之间存在借款合同，亦未举证两人已向信元小贷公司归还借款，也未提供有朱伟丽账户存入的460万元来源的有关依据，结合朱涛涛为朱伟丽兄弟等因素可以认定朱伟丽通过朱涛涛、鞠瑞洲抽逃出资500万元；二、信元小贷公司自2010年4月9日至2010年4月12日四次向朱涛涛出具转账支票共计800万元，案外人朱伟丽未举证双方有借款合同存在以及朱涛涛已归还上述款项，亦未就上述款项往来作出合理解释，结合朱涛涛为朱伟丽的兄弟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朱伟丽通过朱涛涛抽逃出资800万元。三、2010年12月8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沈慧华出具转账支票100万元，沈慧华同日在其工商银行账户支取此100万元，案外人朱伟丽未举证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及沈慧华已归还上述款项，结合朱伟丽于次日代理沈慧华从其上述工商银行账户取走100万元这一事实，足以形成证据链认定朱伟丽通过沈慧华抽逃出资100万元。至于申请执行人顾孝贤通过举证信元小贷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向鞠瑞洲出具转账支票200万元这一事实，提出的朱伟丽通过鞠瑞洲抽逃出资200万元这一主张，因本院无法认定此200万元转账为朱伟丽控制、与朱伟丽存在实际关联、最终为朱伟丽所获取，故不予认定此200万元转账为朱伟丽抽逃出资行为。综上，本次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本院认定朱伟丽通过朱涛涛、鞠瑞洲、沈慧华三人抽逃其在信元小贷公司的出资共计1400万元。”，基于此，该执行裁定书裁定：“一、驳回案外人朱伟丽的异议请求；二、变更本院（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主文第二项为‘被执行人朱伟丽应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顾孝贤承担责任；朱伟丽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执行人顾孝贤清偿债务人民币1400万元。’”后，朱伟丽不服该（2016）苏0507执异0026号执行裁定书，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7）苏05执复8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苏0507执异0026号执行裁定书并发回本院重新作出裁定。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书面审查，并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8）苏0507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中认为：“朱伟丽在本院已经裁定追加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其对该追加裁定不服的，应当直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非执行异议，因此，对于朱伟丽提起的本案执行异议申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异议的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予程序性驳回。但，由于本院作出（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尚未生效并实施，在（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中未告知朱伟丽依法享有的救济权利和途径。”基于上述认定，（2018）苏0507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在（程序性）驳回异议人朱伟丽的异议申请的同时，告知朱伟丽如仍不服本院（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可自该执行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并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朱伟丽遂依据该执行裁定书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2017年3月14日，朱伟丽曾向本院出具过《情况说明》，承认案外人朱涛涛为其兄弟，但认为此关系不能说明其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裁定书、（2016）苏0507执异0026号执行裁定书、（2017）苏05执复86号执行裁定书、（2018）苏0507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附卷佐证。朱伟丽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还款凭据11张（其中，2010年4月9日载明交款单位为“朱涛涛”、收款事由为“利息”、金额为13310元的收据及2010年4月13日载明交款单位为“朱涛涛”、收款事由为“580万利息”、金额为47850元的收据均为原件，均加盖信元小贷公司财务专用章；2010年4月19日，朱涛涛转账信元小贷公司220万元的电汇凭证及2010年4月21日朱涛涛转账信元小贷公司82800元的电汇凭证均为原件，除以上四份原件外，其余均为复印件），朱伟丽拟证明朱涛涛所借款项经过信元小贷公司审批，双方之间系正常借贷关系及正常商业往来，朱伟丽只是为借款提供担保，且朱涛涛至少已经向信元小贷公司支付本金800万元、利息143960元。2、案外人杨玲侠向信元小贷公司转账100万的收款通知单复印件一份，在该通知单下部手写字体中载明“2012年1月20日汇入壹佰万元为代偿沈慧华贷款本金。（此贷款为朱伟丽担保，现转让给杨玲侠股权所得，用于代偿）”，该手写字体上还加盖了信元小贷公司财务专用章，朱伟丽拟证明沈慧华原向信元小贷公司借款100万元，由朱伟丽担保，后朱伟丽将其所有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玲侠，由杨玲侠拿出股权转让款的100万元用于归还沈慧华所欠的贷款本金100万元。3、朱伟丽与顾孝贤于2016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朱伟丽拟证明其为朱涛涛、沈慧华、鞠瑞洲等人担保的借款，借款人已自行清偿部分，剩余借款朱伟丽也已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全部予以清偿，因此，朱伟丽不存在通过上述三名借款人进行抽逃出资的行为。剩余借款由朱伟丽通过协议中明细表中的房产作价1240万予以偿还。顾孝贤在与信元小贷公司在执行案件中追加朱伟丽为被执行人，且因信元小贷公司将对朱伟丽享有的担保债权转让给顾孝贤，为避免诉累，双方签订该份协议。该协议已履行，顾孝贤与信元小贷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朱伟丽义务全部完成。顾孝贤与信元小贷公司强制执行案件中所涉及的其他债务均与朱伟丽无关，也即是朱伟丽将明细所列房屋转让顾孝贤后，与顾孝贤、信元小贷公司再无其他任何未结债权债务关系。经质证，被告顾孝贤认为，对证据1，对两张电汇凭证原件认可，对两张收据原件真实性不认可，系信元小贷公司单方出具，朱伟丽系信元小贷公司股东，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于复印件中三张朱涛涛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认可，但此恰恰证明朱伟丽利用朱涛涛抽逃注册资金的过程。对其他复印件不认可。对证据2，对杨玲侠转账100万元给信元小贷公司的事实认可，但是对关系不认可，手写部分文字不能判断形成的时间，很有可能系后补的，且信元小贷公司与朱伟丽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仅凭此作为代偿依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在已认定朱伟丽抽逃出资后，双方才签订该协议。双方现已经履行了协议，房屋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在协议第二条中，明确了抽逃的金额为700余万元，与本案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的金额基本吻合。朱伟丽抵偿的房屋是以抽逃出资为由抵偿，即朱伟丽归还了在两被告执行案件中信元小贷公司拖欠顾孝贤的部分债务后，被告顾孝贤、被告信元小贷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该在该两被告的执行案件中处理，与本案无关。审理中，朱伟丽表示，其从事房产经纪等生意，钱款往来频繁，2010年1月22日其存入460万元及2010年12月9日其代沈慧华取款100万元，因时间久远，确实无法想起存入款项来源及代为取款的原因，但本案中借款基本清偿完毕，上述款项不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朱伟丽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对此，就本案中数笔案涉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朱伟丽抽逃的出资，分述如下：1.2010年1月22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朱涛涛出具金额为220万元的转账支票、向鞠瑞洲出具金额为280万元的转账支票，当日朱涛涛支取其中的200万元、鞠瑞洲支取其中的260万元，同日朱伟丽银行账户存入460万元。对此，虽朱涛涛与鞠瑞洲所支取款项之和与朱伟丽当日所存入款项金额一致，朱伟丽也表示因时间已久无法记清所存款项来源，但上述200万元、260万元并非直接从朱涛涛、鞠瑞洲账号内汇入至朱伟丽账户内，不能完全肯定朱伟丽于该日所存460万元即一定为朱涛涛、鞠瑞洲所交付朱伟丽的，且，现未有证据显示鞠瑞洲与朱伟丽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朱伟丽虽与朱涛涛存在亲属关系，但从本案中朱伟丽提供的两份收据原件及银行电汇凭证原件来看，朱涛涛系归还过信元小贷公司本金及利息，故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证明上述2010年1月22日信元小贷公司转账朱涛涛的220万元及鞠瑞洲的280万元为朱伟丽抽逃的出资。2.信元小贷公司自2010年4月9日至2010年4月12日四次向朱涛涛出具转账支票共计800万元，该800万元现并未有证据显示已经转入朱伟丽账户或实际由朱伟丽支配使用，不能仅凭朱伟丽与朱涛涛的亲属关系，即认定800万元为朱伟丽通过朱涛涛抽逃出资。3.2010年12月8日信元小贷公司向沈慧华出具转账支票100万元，沈慧华同日在其工商银行账户支取此100万元，结合朱伟丽于次日代理沈慧华从其上述工商银行账户取走100万元这一事实，足以形成证据链认定该100万元朱伟丽通过沈慧华抽逃出资100万元。虽朱伟丽现提供杨玲侠转账100万的收款通知单一份（有手写说明及加盖信元小贷公司财务专用章），并主张其将其所有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玲侠，由杨玲侠拿出股权转让款的100万元用于归还沈慧华所欠的贷款本金100万元，但本案中朱伟丽并未提供其与杨玲侠的股权转让合同等相关证据，杨玲侠、被告信元小贷公司也未能至本院作相应陈述，收款通知单上相应说明又系手写，不能排除该段说明系后续由他人添加的可能，故本院不能仅凭该收款通知单即认定该100万元系杨玲侠代为偿还的沈慧华的借款，对朱伟丽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信元小贷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向鞠瑞洲出具转账支票200万元，基于与（2016）苏0507执异0026号执行裁定书中的同样理由，本院不予认定此200万元转账为朱伟丽抽逃出资行为。综上，本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依法认定朱伟丽通过沈慧华抽逃其在信元小贷公司的出资共计100万元。在本院对朱伟丽抽逃出资事宜作出上述认定后，继而是（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案件中是否仍需追加朱伟丽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对此，本院认为，虽朱伟丽与顾孝贤就双方于2016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以房抵债的债务的性质存在争议，但从顾孝贤在本案中所作的陈述来看，在上述协议履行后，至少顾孝贤现认为朱伟丽已经出资到位，其在上述（2016）苏0507执925号执行案件中并不再有以抽逃出资为由追加朱伟丽为该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意愿，故本院现不予追加朱伟丽为（2016）苏0507执92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上述已经不予追加朱伟丽为（2016）苏0507执92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故应停止在（2016）苏0507执925号案件中执行朱伟丽名下1700万元用于清偿顾孝贤债权。被告信元小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主动放弃答辩、质证等抗辩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不得追加朱伟丽为（2016）苏0507执92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停止在（2016）苏0507执925号案件中执行朱伟丽名下1700万元用于清偿顾孝贤债权。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为人民币123800元，由原告朱伟丽负担13800元，由被告顾孝贤负担110000元（被告顾孝贤负担之款，原告已自愿垫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顾孝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朱伟丽）。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苏林泉代理审判员  宁 璐人民陪审员  徐秀英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戴梦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