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2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汉族，1954年3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治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梓芽，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某1，男，汉族，1999年10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庾铭智，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古某2，男，汉族，1966年7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黄某，女，汉族，1978年1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古某1、原审被告古某2、原审第三人黄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9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古某1的诉讼请求；2.判决王某1继承古某3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二分之一产权。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遗嘱不具有真实性，不产生古某1继承的法律效力。1、遗嘱第二页“立遗嘱人（胡某1）签名”的签名，不确认是胡某1本人的签名，古某1亦未能举证证明该签名的真实性。2、第三人黄某于2017年11月6日通过微信向王某1发来胡某1于2013年7月立下的遗嘱，第二页没有载明“黄某某（代书人）”，没有代书人的签名。但在古某1起诉时提交的材料中，遗嘱的见证人签字部分则有“黄某某（代书人）”，因此古某1在对本案中提交的遗嘱经过篡改或伪造。在王某1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古某1未能合理说明，一审法院也未对该关键证据予以审查。3、遗嘱是打印文本，共2页，遗嘱第二页（未包含遗产分配内容）落款处有签名“胡某1”，但第一页（包含遗产分配内容）却没有签名，不排除第一页内容被伪造或篡改。4、古某3、胡某1于2013年5月9日签署委托书（经公证），委托黄某代为出售涉案房产给古某1并收取售房款。胡某1在签署委托书后两个月，又将房产出售改为遗赠，两份文件内容相抵触，不符合常理，遗嘱不具真实性。一审判决依据之前胡某1出售房产给古某1的委托书，推定遗嘱的真实性明显错误。二、遗嘱不具有合法性，不产生古某1继承的法律效力。1、遗嘱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的法定形式要求。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设立代书遗嘱的目的是遗嘱人因故不能亲自书写，委托他人代为书写。遗嘱未采用代书人亲笔书写，而采用打印方式，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求，不具有法律效力。2、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书人必须是见证人之一，但本案遗嘱见证人是罗某1、王某2，代书人却是黄某某，没有证据显示黄某某的真实身份，代书人不具有法定身份，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3、一审判决回避继承案件实质法律问题，未对涉案遗嘱的类型作认定，未阐明认定遗嘱有效的形成过程和正当理由，作出错误的判决。三、即使遗嘱合法有效，因古某1主张受遗赠超过法定期限，其已经丧失受遗赠的权利。l、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因古某1不属于胡某1的法定继承人，应属于受遗赠人；2、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胡某1于2014年12月19日去世，古某1直到2017年12月才主张接受遗赠，超过接受遗赠的法定时间，视为放弃受遗赠。古某1与胡某1一起居住在涉案房产，直到胡某1去世，不存在不知道受遗赠的情形；3、古某1在胡某1去世时已满15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黄某是古某1的母亲及法定代理人。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六条规定，黄某在法定受遗赠期内同样未作出受遗赠的表示，视为古某1放弃受遗赠。四、古某1无权依据遗嘱继承房产，王某1依据法定继承的规定继承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五、一审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没有查证，本案的第三人黄某于2017年11月6日发给王某1的遗嘱与古某12017年12月起诉文本是不一致的。古某1一方系在起诉前发现遗嘱上面没有代书人签名，担心遗嘱不符合法定要求而被认定无效，于是在遗嘱上添加了代书人的签名。因此，古某1提交的遗嘱是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否定其法律效力。针对王某1的上诉意见，古某1答辩称：涉案的遗赠遗嘱内容是古某3的真实表示，该遗嘱应当有效。古某1在成年后立即表示接受遗赠，没有超过法定时间。一、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古某3、胡某1在2013年考虑到年事已高，产生了分配财产的想法，并在2013年5月就公证委托黄某负责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孙子古某1（当时未成年），并配合办理过户事宜，委托书中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只是为了规避税费才出此策，古某1当时才14岁，不具有购买能力，也印证了两老“赠与”的意思。不料古某3在7月份便去世，胡某1为进一步明确所有财产的分配事宜，在2013年7月立下遗赠遗嘱，确认涉案房屋由孙子古某1单独继承，其余财产由古某1、王某1各继承一半，该遗赠遗嘱是胡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是遵循古某3的遗愿，但由于古某3没有立下遗嘱，因此涉案房屋不能完全由古某1享有。胡某1对其所占房屋份额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利，但古某3享有的份额只能先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分配，因此法院最终判决古某1享有三分之二，王某1、古某2各占六分之一是正确的。二、遗嘱存在瑕疵，但不能因此否认其效力。遗嘱作为本案二审争议的关键证据，由于存在的一些瑕疵，对方便完全否决其效力，的确有些“矫枉过正”。1、对于王某1在上诉中提出遗嘱首页没有胡某1签名的疑问，可通过首尾两页的内容确认真实性，遗嘱第二页“自签订本遗嘱之日起，由遗嘱执行人黄某全权处理上述财产的代管监管工作，并在继承人古某1符合国家房屋过户登记政策条件时，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内容，与第一页关于涉案房屋由古某1单独继承的内容是可以相互印证的，遗嘱不存在伪造或篡改的情况，对方的毫无根据的猜测是极其不负责任的；2、涉案遗嘱由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见证，并由黄某1律师代书，也是没有违反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黄某1律师与本案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若王某1主张存在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在当时为两位同事分担了代书的工作，也算是参与见证的过程，倘若为避免后人的猜疑，其完全可以不签名，但最后还是实事求是，况且遗嘱的内容也是由另外两位律师与胡某1核实了，才最终定稿，没有丝毫违背老人家的意愿；3、在遗嘱见证过程中，虽然没有制作谈话笔录，但不影响遗嘱的真实有效。其一，古某3、胡某1在遗嘱订立的两个月前曾公证委托了黄某办理涉案房屋“赠与”给古某1的事宜，在古某3去世后又订立遗嘱明确涉案房屋由古某1单独继承，两个证据可相互印证；其二，谈话笔录并非我国《继承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只是《律师见证工作细则》的指引，不能作为认定遗嘱效力的依据。三、我国《继承法》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侵犯、遗愿得以实现等，本案遗嘱存在一定瑕疵，但基本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并且综合全案证据应当认定是合法有效的，实际上也是老人家的真实意愿。古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古某1系胡某1（已故）的受遗赠人；2.确认古某1享有古某3（已故）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屋不少于三分之二的份额；3.古某2少分或不分得上述遗产；4.本案诉讼费用由古某2、王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古某3于2013年7月去世，胡某1于2015年7月去世。胡某1与前夫生育一名女儿即王某1，胡某1与前夫离婚后携带年幼的王某1于××××年××月××日与古某3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没有婚生子女，但于1966年收养了古某2为养子，将其养育成人。古某2与第三人黄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了古某1。由于古某2嗜赌成性，多次向古某3借款，但其后仍不悔改，因赌博欠下赌债数万元，养父古某3因无法再忍受古某2的劣行，于2010年4月10日写下“公证申请书”，声明与养子古某2脱离养父子关系。古某3遗留财产有：1、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该房产登记在古某3名下，于1989年向粮食局购买，是古某3与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2、古某3与胡某1名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56号2208房。2013年5月9日古某3、胡某1申请公证委托黄某代其办理出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给古某1，以上事实表明古某3与胡某1都有把涉案房产转让给古某1的意愿。2013年7月19日胡某1订立公证遗嘱，约定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由古某1独立全部继承，证明当时古某3与胡某1是想把涉案房产赠与古某1。古某1申请了诉讼保全，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了古某3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建设路41号502房，古某1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一、古某2是否享有继承权。二、古某1与王某1、古某2享有继承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份额。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古某3和胡某1于1966年收养了古某2为养子，双方形成父母子女关系，对此，古某1与王某1表示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为此，由于双方未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亦未到人民法院请求解除，故古某3单方声明与古某2解除收养关系的声明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双方仍为父母子女关系，古某2仍享有继承权。对于古某1主张古某2对古某3和胡某1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且古某3与胡某1声明解除了其养父子关系，古某2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5月9日，委托人古某3、胡某1共同委托第三人黄某代其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出售给古某1。由于古某1未满18周岁，该协议并未执行。2013年7月19日胡某1订立遗嘱，把涉案房产由古某1独立全部继承，该遗嘱由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罗某1、王某2进行了见证。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古某3在2013年已经去世，其死亡时间先于胡某1，故此时产生了法定继承，对于古某3的财产应由胡某1、王某1、古某2依法继承，即对古某3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财产由三人法定继承。由于该房产是古某3与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胡某1首先享有二分之一产权，剩下二分之一由胡某1、王某1、古某2平均分配，各继承六分之一产权。胡某1在其死亡前立遗嘱将该房产全部产权赠与古某1所有的协议属于部分无效，胡某1只能处分自己享有的份额，因此胡某1只能将该房产自己享有的三分之二产权赠与给古某1。对于王某1认为胡某1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脑出血、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神志模糊、运动失语等，其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及认清行为后果，不能实施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并认为遗嘱是伪造或篡改的，不具有合法性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黄某作为古某1的法定代理人不能拒绝接收作为未成人的古某1获得收益的行为。因此，第三人黄某在知道遗赠遗嘱时，应视为其接受该遗嘱的意思表示。对古某3与胡某1名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56号2208房的财产，由于双方未能主张处理，故一审法院不予调处。综上，古某1继承古某3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三分之二产权，古某2继承该房产的六分之一产权，王某1继承该房产的六分之一产权。古某2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古某1继承古某3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三分之二产权。二、古某2继承古某3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六分之一产权。三、王某1继承古某3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41号的六分之一产权。四、驳回古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800元，由古某1负担7236元，古某2、王某1各负担1782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供新证据以佐证其主张。王某1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其主张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四段，古某1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事实；第七页第二段记载“2013年7月19日胡某1订立公证遗嘱”，是没有公证遗嘱的，遗嘱性质应当由法院认定。古某1对此回应，其认为没有异议，涉案遗嘱是公证遗嘱，不应当是笔误。经审查，一审判决书中第7页第八行中表述为“公证遗嘱”不当，应予纠正。本院对除此之外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胡某1于2013年7月19日订立遗嘱的效力问题及古某1是否丧失受遗赠权的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胡某1于2013年7月19日订立遗嘱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遗嘱形式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胡某1于2013年7月19日在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订立的遗嘱属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该遗嘱在律师的见证下拟订，有胡某1本人的签名并加盖指模确认，另外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两位以上的执业律师在见证人一栏上签名，一审判决确认该遗嘱遗赠协议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书中第7页第八行中表述为“公证遗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王某1在一、二审阶段均不确认胡某1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但并没有申请司法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王某1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胡某1的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故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手写或者打印的形式是否足以推翻该代书遗嘱的合法性的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案的遗嘱是由律师见证并代书，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交的正式见证书文本上有代书人“黄某1”的签名，并有见证人“王某2”、“罗某1”的签名，整套材料附有各当事人的结婚证、身份证、房地产证件及银行存折的复印件等。结合2013年5月10日公证书的内容，可以探究被继承人胡某1处分自身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当事人手持版本与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留存版本中有无“黄某1”的签名并不影响该代书遗嘱的效力，本院认定胡某1于2013年7月19日所订立的遗嘱有效。二、关于古某1是否丧失受遗赠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法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行使继承权、受遗赠权，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法定代理人一般不能代理被代理人放弃继承权、受遗嘱权。明显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应认定其代理行为无效。本案当事人均确认古某1一直在受赠的502房中与爷爷奶奶居住，而且胡某1订立遗嘱时至其死亡，古某1尚未成年。古某1在其年满十八周岁后的2017年11月6日向其他继承人发出接受遗赠通知书。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一审不予认定古某1丧失受遗赠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审查一审法院对本案遗产处理的范围、各继承人的主体资格及遗产具体分割份额的比例计算等事实的分析和认定，均有详实的证据支持并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均予以确认，理由不再赘述。古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进行答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任 慧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