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8民终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江英，女，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彩虹，广东展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调文村委会下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东山街道调文村委会下落村。负责人：唐伟星，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义，广东海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江英因与被上诉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调文村委会下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落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粤0891民初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江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彩虹，被上诉人下落经济合作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江英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891民初983号民事判决，改判下落经济合作社支付唐江英征地补偿款44500元；2.判令下落经济合作社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判决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从2005年开始，唐江英与其丈夫在广州生活、居住，从事经商，并在广州市购房居住”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自2002年唐江英结婚后，下落经济合作社就违法强行收回了分配给唐江英的承包地。为此，唐江英多次找村干部理论，但村干部都置之不理。为了生存，唐江英只好外出打工。唐江英外出打工是寄居在亲戚家中，并没有在广州市购房居住。虽然唐江英打工时在外地，但休闲时间和过年过节都在下落村居住、生活。唐江英为了改善在下落村的居住条件，还和妹妹唐江明筹款建造了40平方米左右的一层楼房。2.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唐江英父亲以农户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了下落经济合作社的一块0.41亩的土地，其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为湛府农地承包【2017】第×××)显示承包方家庭情况只有唐江英父亲唐林中一人，承包年限为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止”属认定事实错误。该证据明显是假证、伪证。因为唐江英在1998年时还没有结婚，还分配有承包地，不可能承包方家庭情况只有唐江英父亲一人。一审判决将该证据予以认定，明显错误。唐江英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项活动，于2013年农历9月21日送戏捐款2400元，后分别于2014年2月14日、2015年3月5日、2016年2月22日参加元宵调文游军文化活动，并且分别为该活动捐款300元。由此可见，除了下落经济合作社违法剥夺唐江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选举权外，唐江英作为下落村村民，积极履行村民义务，但却没有享受村民待遇，实属不公。3.一审判决以“唐江英虽具有下落村村民户籍，但已丧失了下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为驳回唐江英诉讼请求的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可以基于以下事实丧失：第一，死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死亡时自然丧失。第二，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嫁到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并迁出户籍的。第三，取得设区市非农业户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第四，取得非设区市城镇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者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本案中，唐江英根本不具备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定条件，虽然外嫁了，但户口至今没有迁出，也没有在丈夫家乡享受任何村民待遇，没有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且自出生时起户籍一直随父亲唐林中登记在下落村，一直以来都在下落村居住、生活，在下落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唐江英仍需要依靠下落村的土地收入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二、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认定证据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唐江英提供了多组证据，但一审法院没有遵照上述法律规定，仅笼统地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和《调文神头组笔记本》没有原件而全盘予以否定，实属不当。实际上，唐江英提供的证据都有原件，只是一审法院没有要求出示。唐江英提供的其丈夫石万海所在吉林省舒兰市亮甲山乡东兴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据证明唐江英于2002年2月19日与其村村民石万海登记结婚，唐江英户口没有迁入其村，故唐江英没有享受到其丈夫所在地的一切村民待遇。该《证明》有经办人李强的亲笔签名，并加盖了舒兰市亮甲山乡东兴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同时附上了李强的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应当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依然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为由，否认该证据的效力，实属错误。另外，关于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由于有的证人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无法出庭，依法可以不用出庭，况且他们的证词能互相印证，证明内容应予采信。三、下落村于2011年12月3日制定的《方案》第十四条规定：结婚出嫁、死亡的可享受本年的一切分配待遇，亦即出嫁女第二年起不再享受下落村集体的分配待遇，该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不具备合法性、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规定，下落村制定的《方案》第十四条显然侵犯了出嫁女的合法财产权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唐江英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下落经济合作社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唐江英于2002年出嫁后，虽然未将户籍迁出，但其实际上已经没有在下落村生活、生产，并已经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这一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唐江英已经承认其在广州购买房产、经营一间店铺、孩子在广州就读等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意见》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的规定，应对唐江英没有在下落村生活、生产，且不是以下落村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唐江英虽然还具有下落村的户籍，但其既没有参与下落村土地承包经营，也没有参与村中的选举活动。由此可见，唐江英属于户口空挂，其实际上已不具备下落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此，下落经济合作社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给予证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唐江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唐江英起诉请求：1.判令下落经济合作社支付征地补偿款44500元给唐江英；2.本案诉讼费用由下落经济合作社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唐江英的父母为下落村村民，其出生于1973年10月10日，户籍登记在下落村。2002年2月19日，唐江英与吉林省舒兰市亮甲山乡东兴村一社的居民石万海登记结婚。婚后，从2005年开始，唐江英与其丈夫在广州生活、居住，从事经商，并在广州市购房居住，逢年过节会或者唐江英父亲生病时会回下落村，其子女户口于2013年从下落村迁出。2011年12月3日，下落村村民小组制定《方案》，第十四条规定：结婚出嫁、死亡的可享本年的一切分配待遇。下落经济合作社最后一次分配土地的时间为2013年。自2014年起，下落经济合作社开始通过转账方式向村民分配土地赔偿款。2014年至2017年期间,下落经济合作社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情况如下：2014年1500元，2015年3000元，2016年32000元，2017年8000元，共44500元。唐江英以下落经济合作社没有给其分配上述款项，且与下落经济合作社交涉未果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示承包方家庭情况只有唐江英父亲唐林中一人，承包年限为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止。2002年后的一次调文下落村民选举名单中，户主为唐林中的家庭成员显示仅唐林中一人。唐江英未曾到当地政府部门对选举名单提出异议。又查明，唐江英分别于2014年2月14日、2015年3月5日、2016年2月22日参加元宵调文游军文化活动，并且分别为该活动捐款3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唐江英是否丧失下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指的是农村居民户籍在本村，在本村拥有生产资料（土地等）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等，生产生活在本村，并享有村民权利、履行村民义务的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是否丧失。唐江英从2002年与石万海结婚后，下落经济合作社收回了分配给唐江英的土地，唐江英多年来实际居住、生活、工作地均在广州市，生育子女亦落户在广州市，没有再在下落村村内生产、生活，也不是以下落村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唐江英实际已在广州市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未依赖于原集体经济利益维持生活，应认定其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唐江英虽具有下落村村民户籍，但已丧失了下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于唐江英丧失了下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与该村的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承担同等义务，不能享受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费。唐江英请求下落经济合作社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共445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唐江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2.5元，由唐江英负担。二审期间，唐江英与下落经济合作社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唐江英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唐江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下落经济合作社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问题：下落经济合作社应否分配征地补偿款给唐江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按照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征地补偿款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分配。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是解决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基本前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是否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依据。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为常住户口的人，原则上应当认定具有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这一标准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相适应，也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然共同体特征的必然要求。本案中，虽然唐江英的户口登记在下落村，但如前所述，户口是否登记在下落村不是认定其是否具有下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标准，还要结合其是否在下落村生产、生活来认定。唐江英于2002年2月19日与石万海结婚后，下落经济合作社就收回了原分配给唐江英的土地，唐江英从2005年开始就与丈夫在广州经商，并在广州居住生活，并不以下落村的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唐江英已丧失下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唐江英已不具有下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一审判决驳回唐江英关于请求分配征地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唐江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2.5元，由上诉人唐江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小红审判员  郑玉莲审判员  林 竹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莫晶莹书记员李欣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