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5民终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金和，男，195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长，广东文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丰县公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新兴中路**。法定代表人：陈岳文，职务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井，广东展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长，广东展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少玲，女，198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海丰县佳宝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海丰县赤坑镇尊瑶地段汕可公路边。法定代表人：郑少玲，该公司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时鸿，该公司总监事。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耀，男，195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上诉人戴金和因与被上诉人海丰县公平镇人民政府（下称公平镇政府）、郑少玲、海丰县佳宝牧业有限公司（下称佳宝公司）、林耀占有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16）粤152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之规定，本院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金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公平镇政府付还潮惠高速公路公司赔偿上诉人种养场的经济损失652095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因当时承包农场的经营者是佳宝公司，被告即把补偿款发给经营者佳宝公司，证据确凿”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向公平镇后山村新村村民小组承包340亩土地（包括涉案赔偿款相应的土地）的事实存在，有相应的合同证实。虽然后戴金和将所承包土地中的140亩土地转包给林耀，并签订了《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该合同中明确约定“政府补给的救灾款项及国家赔偿款均应由甲方（戴金和）所得，与乙方（林耀）无关”，本案赔偿应当属于戴金和所有。另外，戴金和并没有将土地转包给佳宝公司，佳宝公司对土地没有承包权，更无权获取本案赔偿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公平镇政府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佳宝公司证据确凿，明显毫无依据，实属错误。二、一审判决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5民终232号民事判决书（下称汕终232号民事判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存在错误。虽然汕终232号民事判决对戴金和提交的合同认为真实性存疑，但并没有认定该证据虚假。根据法律规定，即使有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但有证据推翻的应不予认定。本案中，佳宝公司及郑少玲等提供的合同是虚假的。具体如下：（一）佳宝公司提交的《承包土地合同书》是虚假的。1.《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的日期为2012年4月1日，戴金和提交的证据证实佳宝公司是于2016年6月14日才设立的，即合同签订时，佳宝公司的主体并不存在，不可能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由此说明佳宝公司、郑少玲主张的签订合同主体佳宝公司是虚构的。2.根据《公安部印章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应当凭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登记证书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准刻手续。第十条规定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应当到公安机关批准的刻制单位刻制；刻制单位将刻制的印章向公安机关办理印鉴备案后，方准启用。本案中，佳宝公司、郑少玲所提供《承包土地合同书》合同签订时，佳宝公司仍未登记设立，其主体不存在，更不存在依法刻制和使用印章的情形，该合同中“海丰县佳宝牧业有限公司”盖章是伪造的。（二）佳宝公司、郑少玲称佳宝公司委托林耀与戴金和签订转租合同的说法也是虚构的。1.佳宝公司、郑少玲提供的《委托书》是虚假的。《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1日，事实上佳宝公司是于2016年6月14日才设立的，即《承包土地合同书》合同签订时，佳宝公司的主体并不存在，不可能存在委托林耀与戴金和主体资格。2.如前所述，佳宝公司、郑少玲提供《委托书》的落款日期2012年3月1日时，佳宝公司仍未登记设立，其主体不存在，更不存在依法刻制和使用印章的情形。该《委托书》明显是伪造的。3.林耀曾在另案中甚至一度否认其与戴金和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但经鉴定证实该合同中的签名“林耀”系林耀本人所签。由此说明林耀存在虚假陈述案件事实，企图误导法院对佳宝公司、郑少玲所提供的虚假《承包土地合同书》进行认定，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同时也说明佳宝公司、郑少玲关于佳宝公司委托林耀与戴金和签订转租合同等情形是虚构的。4.汕终232号民事判决仅从格式上认为合同真实性存疑，但并没有确认该合同是伪造的。（三）戴金和从未与佳宝公司签订合同，更没有收取其任何款项，并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汕终232号民事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潮惠高速公路公司占用承包种植场的相应赔偿款项应当属于戴金和所有，佳宝公司、郑少玲所称戴金和已经将种植场所有权利转租给佳宝公司的说法是虚构的，公平镇政府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佳宝公司、郑少玲毫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公平镇政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戴金和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郑少玲、佳宝公司辩称，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戴金和的上诉没有理由，请求二审判决驳回戴金和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林耀辩称，2012年3月1日，被上诉人受佳宝公司委托与“和盛种养”戴金和签订的租地合同，该合同签订日都有加盖双方公司印章。无盖章的合同第一页、二页文书版式不一致系伪造的，被上诉人在租地合同后将相关资料一并移交佳宝公司，同时出示了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声明书”。租地款由佳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少玲支付，土地一直由佳宝公司投资经营，此后被上诉人对佳宝公司几年来的经营一概不清楚，也没有投资和得益，被上诉人作为原审第三人不适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戴金和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戴金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平镇政府付还潮惠高速公路公司赔偿戴金和种养场的经济损失65209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公平镇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1日戴金和与公平镇后山村委会新村村民小组签订《租地合同》，承租新村村民小组耕地一幅，约定承租期限25年，即2007年9月1日起至2032年9月1日合同终止，租金头一年为每年亩70元，第二年起每年亩为90元及租金交付时间，合同第四条约定：“此耕地租期未满若国家征用，国家赔偿园面的建筑物和青苗款归乙方（即戴金和）所得”，合同还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等，双方并于2009年11月3日向海丰县公证处申请公证，海丰县公证处于2009年11月4日对租地合同作出（2009）海证内字第745号《公证书》。2010年12月7日戴金和成立“海丰和盛种养专业合作社”。戴金和承包经营过程中，因年年亏损，无法继续经营，2012年4月1日，戴金和将农场转包给佳宝公司，佳宝公司委托林耀作为其代表人与戴金和办理签约交款及其他手续，双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合同由戴金和、林耀签名外，还加盖有海丰和盛种养专业合作社和佳宝公司的印章，合同载明：“甲方（即戴金和）与公平镇后山管区新村村民小组承租的土地……，现甲方愿意将承租土地投建不动产及地上附着物等（双方附现场照片一份），全盘承包给‘海丰县佳宝牧业有限公司’,做综合性种养殖用途。……”，第一条约定“承包年限二十年，即2012年4月1日起至2032年4月1日终止”，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应7日内理妥场内外一切事项并保障该地界限没有任何异议，完整移交乙方（即佳宝公司）管理使用作业”。合同第四条约定“为弥补甲方之前投建一切，乙方愿意付甲方承包款人民币450000元。缴付承包金方法：第一期承包款从2012年4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共七年一次性缴交承包款人民币450000元，以后租金3年交一次（甲方出具收款收据）”，签订合同后，2012年3月30日戴金和收取了佳宝公司450000元，没再经营农场，农场由戴金和将其承包的土地及投建交付给佳宝公司管业使用，由佳宝公司接手投资经营种养。佳宝公司接手农场后，于2012年9月24日与公平镇后山村委会新村村民小组签订《补充承包土地协议书》，约定甲方（即公平镇后山村委会新村村民小组）与戴金和签订和公证的《租地合同》，经甲方村民小组一致同意，由佳宝公司继续履行，并增加异议地等内容。后因潮惠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土地，对所征用土地及地上物进行补偿，后山村委有土地被高速公路征用，公平镇政府在处理征用土地补偿过程中，对后山村委新山村民小组被征用土地其中承包经营农场的地上物给予补偿时，佳宝公司与戴金和均要求补偿，公平镇政府依据《承包土地合同书》、No139177的《收据》佳宝公司所持第一页存根（白）联、《补充承包土地协议书》、后山村委会于2012年10月13日所出具证明新山村土地租给佳宝公司作为种养殖用途的《证明》等证据，分别给佳宝公司于2014年6月9日和2015年1月26日包括鱼塘、铁皮棚、电线杆、电线、变压器、地上种植物等“征地拆迁及其他附着物补偿费”共652095元。戴金和主张农场财产、补偿款权利而引起纠纷，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戴金和提交《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该合同书第一页内容有“现就甲方（即戴金和）与公平镇后山村委会新村村民小组承租的一幅地，发包给乙方（即林耀）承包经营”，合同第一页内容的第一条约定“承包年限20年，即2012012年4月1日起至2032年4月1日，合同第一页第三条载明:“甲方（即戴金和）场内原有的房屋、生产工具、电器、渔池、果树木、家禽等财产暂由乙方（林耀）管理。场内原有的房屋、生产工具、渔池、果树木等如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袭击损害时以及该幅土地国家需要征用时，政府补给的救灾款项及国家赔偿款均由甲方（即戴金和）所得，与乙方（即林耀）无关”，合同落款处只有戴金和、林耀签名。依据以上合同，戴金和认为农场是其发包给林耀经营的，不是佳宝公司，农场补偿款应由其所得，要求公平镇政府付还以上补偿款。戴金和同时提交2012014年4月1日的“和盛农场资产”明细表，戴金和称对明细表上的签名是村干部所签，承认没有郑少玲、佳宝公司、林耀的签名，亦未经三者确认。开庭审理时郑少玲、佳宝公司不承认接手农场时有“和盛农场资产”明细表上的财产。另查，戴金和提交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和郑少玲、佳宝公司提交的《承包土地合同书》，一审法院（2016）粤1521民初389号佳宝公司诉公平镇政府、后山村民委员会新村村民小组、戴金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中，经鉴定，《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中承租方“林耀”的签名是林耀本人所签，两份合同书承租方均有林耀亲笔签名，该案经汕终232号民事判决，确认佳宝公司提交的《承包土地合同书》第一、二页为同时形成，而戴金和提交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第一页与第二页文书版式不一致，涉及具体月、日内容书写方式不一致及显示页码位置不一致，认为第一、二页的文书版式及页码位置完全不相同有悖同份文书同时形成的常理，故该合同书同时形成的真实性存疑，对真实性存疑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不予采信，对《承包土地合同书》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公平镇政府因征用公平镇后山村委会新村村民小组的土地用于建设潮惠高速公路，向在征用土地上承包经营农场的经营者发放补偿款，因当时承包农场的经营者是佳宝公司，公平镇政府即把补偿款发给经营者佳宝公司，证据确凿，戴金和当时并没在承包农场上经营种养，其提交《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和盛农场资产”明细表等证据主张公平镇政府应把补偿款发放给他，公平镇政府、郑少玲、佳宝公司提交《承包土地合同书》予以反驳，因汕终232号民事判决确认戴金和提交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第一、二页同时形成的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对《承包土地合同书》的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而汕终232号民事判决为终审生效裁判文书，戴金和又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可推翻该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其对公平镇政府及佳宝公司的证据亦未有其他足够证明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戴金和提交的《承包经营土地合同书》不予采信，不能作为要求公平镇政府发放补偿款的佐证。另戴金和提交2014年4月1日的“和盛农场资产”明细表又没有郑少玲、佳宝公司、林耀的签名及确认，时间上亦和戴金和与林耀签订合同的2012年4月1日时间不符，故亦不予采信。公平镇政府依据《承包土地合同书》《收据》《补充承包土地协议书》、后山村委会《证明》，决定补偿款发放给当时承包经营农场的佳宝公司，分别发放给佳宝公司包括鱼塘、铁皮棚、电线杆、电线、变压器、地上种植物等“征地拆迁及其他附着物补偿费”共652095元，并无不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戴金和未再提供可支持其主张的证据，故要求公平镇政府付给农场补偿款652095元的主张，属证据不足，其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戴金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21元，由戴金和负担。本院审理查明，戴金和主张其系讼争的征用土地附作物及青草补偿款652095元的合法权利人，公平镇政府不应将征地补偿款发放予佳宝公司而应归其所有，当事人因此引发本案诉讼。二审中，本院向当事人释明本案纠纷可能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畴，当事人均同意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以上事实有戴金和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一、二审案件审理笔录在案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戴金和对公平镇政府将征用土地附作物及青草补偿款652095元发放予佳宝公司而发生纠纷，因此，讼争本质涉及到对行政机关发放补偿款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显然，戴金和与公平镇政府因征用补偿发生的纠纷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是故，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畴，如当事人认为权益受到损害，应循正确的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讼争关系予以审理并作出民事判决显属不当，予以纠正。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16）粤152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戴金和的起诉；上诉人戴金和已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10321元，应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许少棠审判员  彭晓春审判员  施伟强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黄彬斌书记员杨清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