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民再8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国浩，男，195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长山石牌三村****，现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华，江苏大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缪浩宇，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住江苏省江阴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缪申周，江苏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龚益祥，男，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住江苏省江阴市/div>再审申请人黄国浩因与被申请人缪浩宇及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龚益祥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0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6)苏民申45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国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华、被申请人缪浩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缪申周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龚益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国浩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诉讼费用由缪浩宇负担。事实和理由：1.黄国浩实际持有瑞昌市江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瑞公司)10%的股权，实际投入200多万元，该事实已得到江瑞公司另一位股东龚益祥的确认。黄国浩转让10%的股权，理应得到相应的对价。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瑞昌法院)作出的(2014)瑞民初字第575号生效判决，已认定黄国浩与龚益祥进行无偿转让股权时已拥有应属于龚益祥的300万元债权，即该300万元是黄国浩与龚益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10%股权的对价，故潘国军因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向黄国浩借款形成的300万元应归黄国浩所有。2.黄国浩将300万元债权转让给缪浩宇，在于缪浩宇有便利条件向潘国军主张债权，缪浩宇实际只是黄国浩追索债权的受托人，其无权将该款项据为己有。虽然《债权转让书》没有约定对价，但并不表示没有对价。缪浩宇发给潘国军的债权转让通知书，黄国浩的签名系缪浩宇伪造。3.江瑞公司其他股东及实际出资人均得到了溢价的回报，而两份生效判决导致黄国浩既没有股份也没有收回出资款，对黄国浩显失公平。4.缪浩宇是龚益祥名下的实际出资人，只能基于其与龚益祥之间的代持协议向龚益祥主张权利，而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黄国浩主张股份的权利。在缪浩宇与江瑞公司、龚益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诉讼中，龚益祥提供给法院的录音显示缪浩宇自认其实际投资了400万元，与龚益祥在多次庭审中的表述完全一致，龚益祥已在2013年10月12日向缪浩宇支付了400万元。5.黄国浩不存在抽逃资金的事实。瑞昌法院(2014)瑞民初字第19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黄国浩将其收到的50万元货款用于支付江瑞公司的欠款，并没有占为己有。黄国浩收取货款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已交给法院作为(2012)鄂武民初字第00970号判决中的执行款，用于支付江瑞公司的欠款。黄国浩收取了92万元的货款，没有证据证明。综上，请求依法支持黄国浩的再审请求。缪浩宇辩称，1.黄国浩转让给潘国军的江瑞公司40%的股权系龚益祥所有，股权转让款归属龚益祥，故龚益祥对潘国军享有300万元债权，黄国浩主张300万元归其所有是错误的。2.黄国浩转让给缪浩宇300万元债权，系受到龚益祥的指示，即使该债权转让有对价，黄国浩亦应该向龚益祥主张，与缪浩宇无关。3.龚益祥与缪浩宇之间系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关系，该纠纷已另案处理，与黄国浩无关。而且，缪浩宇在该案中已将300万元从其出资款中予以扣除。4.黄国浩与龚益祥之间的10%股权转让是否有偿，与缪浩宇无关。黄国浩按照龚益祥的要求将债权转让给缪浩宇，且龚益祥表示对此事负责。综上，黄国浩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黄国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缪浩宇向黄国浩支付债权转让款300万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龚益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上述300万元及利息29万元归龚益祥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26日，龚益祥、黄国浩(转让方)与潘国军(受让方)在江苏省宜兴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江瑞公司注册资金2800万元，龚益祥、黄国浩于2011年2月10日以2500万元的价格整体收购了江瑞公司，并持有江瑞公司100%的股权。龚益祥、黄国浩同意向潘国军转让，并且潘国军同意从龚益祥、黄国浩处受让龚益祥、黄国浩所持有的江瑞公司40%的股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700万元股权转让款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即由潘国军支付给龚益祥、黄国浩；第二期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于江瑞公司40%的股权在工商登记部门变更到潘国军名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支付给龚益祥、黄国浩。该协议生效后且潘国军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后，潘国军占江瑞公司40%的股权，龚益祥、黄国浩各自持有江瑞公司的股权比例以工商登记为准。协议同时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2011年3月7日，江瑞公司在瑞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股东情况为：黄国浩出资1400万元，占50%；龚益祥出资1400万元，占50%。本案一审庭审中，龚益祥明确认可其与黄国浩在出让股份给潘国军之前，黄国浩系持有江瑞公司10%股权的股东，黄国浩代持龚益祥在江瑞公司40%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潘国军按协议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700万元，黄国浩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已将该款项全额交付给龚益祥，龚益祥对此未提出异议。2011年5月12日，江瑞公司股权登记内容变更为：潘国军出资1120万元，占40%；黄国浩出资280万元，占10%；龚益祥出资1400万元，占50%。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潘国军未按约定支付第二期3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1年8月30日，潘国军向黄国浩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黄国浩300万元用于江瑞公司股权转让金。2011年9月18日，黄国浩向潘国军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潘国军江瑞公司股份转让金共计1000万元。2013年3月25日，缪浩宇、黄国浩、龚益祥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2011年2月10日，龚益祥与黄国浩受让原由吴浩兴、黄耀兴等6人投资设立的江瑞公司的全部股权中，龚益祥为名义股东，缪浩宇为龚益祥的实际出资人，龚益祥受让的股权由缪浩宇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龚益祥及黄国浩作为江瑞公司的登记股东同意缪浩宇变更为江瑞公司的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协议书》签订后，江瑞公司未按协议进行股东变更登记。龚益祥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缪浩宇系其名下的实际出资人，缪浩宇的投资金额为400万元，该投资款400万元已于2013年10月12日支付给缪浩宇，并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予以佐证。缪浩宇未在法庭确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以龚益祥名义实际出资的数额及龚益祥为其代持江瑞公司股权的具体份额。2013年4月5日，黄国浩与龚益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国浩将其此时持有的江瑞公司1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龚益祥，江瑞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2013年4月10日，江瑞公司股权登记内容变更为：潘国军出资1120万元，占40%；龚益祥出资1680万元，占60%。2013年5月5日，黄国浩向缪浩宇出具《债权转让书》，载明：黄国浩将上述潘国军欠黄国浩的债权(300万元)及该债权所产生的权益全部转让给缪浩宇。《债权转让书》与上述《借条》书写在同一页纸上，上半部分为《借条》的内容，下半部分为《债权转让书》的内容。2013年7月13日，缪浩宇依据《借条》《债权转让书》及其他证据材料向瑞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潘国军立即偿还借款300万元及借款利息。瑞昌法院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3)瑞民初字第983号判决：潘国军向缪浩宇偿还债权转让款3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57750元。潘国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江中院)，该院审理后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4)九中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4月3日，黄国浩以2013年4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构成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为由，将龚益祥诉至瑞昌法院，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龚益祥向黄国浩支付股权转让款280万元。在该案庭审中，黄国浩陈述其名下50%股权中有40%股权属于龚益祥，当时将该40%股权转让给了潘国军。瑞昌法院于2014年8月8日作出(2014)瑞民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认为黄国浩与龚益祥进行无偿转让股权时，黄国浩已拥有应属龚益祥的潘国军300万元债权，基于此，黄国浩为了配合政府进行股权优化整合，将自己持有的1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龚益祥，并非显失公平，并于2014年8月8日判决驳回黄国浩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黄国浩有权按照其在江瑞公司实际享有的股权份额取得相应比例的股权转让款。第一，黄国浩实际享有江瑞公司10%的股权。第二，黄国浩名下江瑞公司的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第三，黄国浩转让江瑞公司的股权后有权取得对价。瑞昌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黄国浩与龚益祥之间无偿转让股权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原因在于此前黄国浩已经取得了300万元债权。第四，缪浩宇取得300万元债权没有合法依据。黄国浩将因股权转让形成的3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缪浩宇，虽然该转让中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但不能据此认为缪浩宇可以无偿取得300万元债权以及缪浩宇实现该债权后无需向黄国浩返还上述款项。缪浩宇应当就自己有权取得300万元债权承担举证责任，缪浩宇虽抗辩其系龚益祥名下的实际出资人，但龚益祥明确主张其已经返还给缪浩宇投资款400万元，缪浩宇无权享有其他股权转让款，而缪浩宇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作为实际出资人投资份额及可以享有300万元转让款的其他事实依据。因此，黄国浩要求缪浩宇支付债权转让款，应当按照该款项来源即潘国军以1000万元受让江瑞公司40%的股权，认定黄国浩转让其10%股权所得的实际份额应为250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的50万元应当由龚益祥享有。龚益祥主张缪浩宇取得的利息29万元应当向其支付，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予支持。缪浩宇对其抗辩主张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具有享有300万元债权的法律依据，对其抗辩亦不予支持。对于黄国浩与龚益祥、龚益祥与缪浩宇之间因江瑞公司股权代持产生的争议，双方可另行依法主张，本案不予理涉。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缪浩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黄国浩债权转让款250万元；二、缪浩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龚益祥债权转让款50万元；三、驳回黄国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龚益祥的其他诉求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3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2360元，由黄国浩负担5140元，龚益祥负担14050元，缪浩宇负担33170元。缪浩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黄国浩、龚益祥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另查明，在九江中院(2014)九中民二终字第86号龚益祥与潘国军债权转让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以及瑞昌法院(2014)瑞民初字第575号黄国浩与龚益祥股权转让合同撤销权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中均查明：因潘国军在黄国浩处空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金，使潘国军结欠的股权转让金变成了无息借贷，损害了黄国浩名下股东的利益，经其名下股东强烈要求，黄国浩于2013年5月5日将潘国军借贷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公司实际出资人缪浩宇，由缪浩宇来向潘国军主张300万元的债权。在瑞昌法院(2014)瑞民初字第575号黄国浩与龚益祥股权转让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中，黄国浩陈述：我方实际投入200多万元，最开始我的50%的股权中40%的股权是龚益祥的，当时将这40%的股权转让给了潘国军，转让款也给了龚益祥。龚益祥陈述：黄国浩所说的是事实，但是潘国军支付的转让款是交给黄国浩的，到目前为止，潘国军支付了300万元给黄国浩，但黄国浩并没有给我。黄国浩陈述：潘国军要将300万元支付给缪浩宇，而缪浩宇是挂在龚益祥名下，支付给缪浩宇实际上就是支付给龚益祥。龚益祥陈述：黄国浩在外面收的货款，并没有转交给公司，而是自己拿了，所以才会有无偿转让股份这件事情。此外，龚益祥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及黄国浩出具的《收条》，证明黄国浩将40%的股权(实际上是龚益祥所有)转让给潘国军，潘国军支付700万元后，剩余300万元无法支付。按照协议约定，潘国军应支付200多万元的违约金，此时黄国浩假称收到了3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给我方造成了200万元的损失。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澄公司)的货款150万元及黄国浩发出去的货物92万元均被黄国浩自己所得，没有转交给公司。该案民事判决书另查明：黄国浩因自己1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龚益祥，后又把潘国军借款3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缪浩宇，认为自己的投资款无着落。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黄国浩与龚益祥双方于2013年4月5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判令龚益祥向黄国浩支付股权转让款280万元。2015年9月29日，缪浩宇与江瑞公司、龚益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由瑞昌法院立案受理，缪浩宇在该案中主张其共向江瑞公司投资了1010万元，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办理工商登记或者赔偿损失7833286元，该损失已扣除了本案所涉的300万元。该案目前仍在审理中。二审中，关于《债权转让书》的出具，缪浩宇提交2011年5月31日其向龚益祥转账295万元的交通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潘国军在受让40%的股权时还差300万元没有按期支付，产生了300万元资金缺口，但龚益祥和黄国浩要在该月月底前付给老股东股权转让款，所以找其要钱填补缺口，故其汇了295万元到龚益祥账上。基于该原因，在黄国浩、龚益祥均在场的情况下，黄国浩出具了未约定对价的《债权转让书》。除此之外，三方没有任何关于对价的口头或书面补充协议。黄国浩对该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债权转让书》系龚益祥在场的情况下，由缪浩宇拟好内容让其誊抄的，龚益祥还称该事由其负责。龚益祥对该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295万元仅是缪浩宇对江瑞公司投资400万元中的一部分，考虑到与潘国军的股权诉讼要在江西处理，而缪浩宇在江西，故其通知黄国浩来写了《债权转让书》，让缪浩宇代表公司起诉潘国军。关于龚益祥与缪浩宇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龚益祥在二审中陈述：我名下2039万元中有七、八个实际出资人，包括缪浩宇。对此，黄国浩予以认可。缪浩宇陈述：我总共以龚益祥名义投资了1000余万元，但不是龚益祥名下唯一的股东。缪浩宇向二审法院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清单、2011年2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汇(本)票申请书，证明其在2011年下半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龚益祥及龚益祥指定收款人曹燕萍支付了420.7万元，2011年2月9日根据龚益祥指示向黄耀兴支付50万元，上述款项以及2011年5月31日向龚益祥转账的295万元均系向龚益祥支付的投资款，远不止龚益祥陈述的400万元。经质证，黄国浩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龚益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缪浩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给龚益祥的金额为295.3万元，性质为承兑汇票贴现的款项，并非投资款。至于缪浩宇支付给曹燕萍的款项与其无关，其不认识曹燕萍。对于缪浩宇向黄耀兴支付的50万元，其认可为缪浩宇的投资款，加上之前缪浩宇通过交通银行支付的295万元，该投资款均已在2013年10月12日返还给缪浩宇。为证明缪浩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支付的295.3万元为龚益祥委托缪浩宇进行票据贴现后返还的款项，龚益祥向二审法院提交其自行记载的贴现款收支原始清单，认为缪浩宇提供的银行交易清单载明的款项时间、金额和龚益祥记载的贴现款收支情况一致。经质证，缪浩宇认为该证据仅是龚益祥的单方记录，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不存在承兑汇票贴现的事情，即使按照龚益祥的说法，两者金额也不匹配。黄国浩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二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黄国浩是否有权主张债权转让对价款的问题。首先，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黄国浩依据《债权转让书》认为缪浩宇应当支付对价，但《债权转让书》上并无明确的支付对价的约定，黄国浩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达成书面或口头的补充约定。其次，黄国浩原在江瑞公司持有50%的股权，其中10%股权为其本人所有，另40%股权代龚益祥持有，而缪浩宇为龚益祥名下的实际出资人。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转让给缪浩宇的300万元债权，是因为潘国军在黄国浩处空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金，损害了黄国浩名下股东的利益，经其名下股东强烈要求，黄国浩于2013年5月5日将潘国军借贷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公司实际出资人缪浩宇，由缪浩宇来向潘国军主张300万元的债权。黄国浩、龚益祥亦在本案中陈述，黄国浩系受龚益祥指示向缪浩宇出具《债权转让书》，且黄国浩称此事由龚益祥负责。上述事实和当事人陈述足以证明，黄国浩即使在无偿转让了其名下最后10%的股权后，也未认为其实际持有的股权已在第一次股权转让时转出，仍然在龚益祥主导下将300万元债权转给缪浩宇，且在黄国浩诉龚益祥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案中仍然认为其实际所有的股权权益在无偿转让的10%中，将300万元债权转给缪浩宇就是转给龚益祥。此外，黄国浩无偿转让余下的10%股权在前，出具《债权转让书》在后，先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因未得到支持才起诉本案，从其一系列行为来看，黄国浩在出具《债权转让书》直至其起诉龚益祥，始终认为前一次股权转让中并无其所有的股权权益，更没有要求缪浩宇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因此，无论从《债权转让书》本身，还是当事人行为表示来说，都无法推定黄国浩在向缪浩宇出具《债权转让书》时双方达成了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黄国浩在未能撤销后一次的《转让股权协议》的情况下，反推自己的股权已在第一次股权转让中转化为债权，并要求缪浩宇支付对价，前后陈述矛盾，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二，关于龚益祥是否有权向缪浩宇主张债权转让对价款的问题。缪浩宇依据黄国浩出具的《债权转让书》取得债权，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龚益祥以黄国浩名下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主张缪浩宇应当向其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但各方均确认龚益祥为黄国浩名下的实际出资人，缪浩宇为龚益祥名下的实际出资人，在双方对缪浩宇实际出资金额存有争议，且龚益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缪浩宇之间存在支付对价约定的情况下，龚益祥的诉讼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至于龚益祥的权益可以根据其与黄国浩、缪浩宇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另案诉讼。综上，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江阴市人民法院(2014)澄商初字第13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国浩、龚益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3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2360元，由黄国浩负担35800元，龚益祥负担16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黄国浩、龚益祥各半负担。本院再审认定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瑞昌法院(2014)瑞民初字第575号黄国浩与龚益祥股权转让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载明：黄国浩提供了一份瑞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夏畈镇政府)于2013年4月4日召集江瑞公司三位股东龚益祥、潘国军、黄国浩召开协调会形成的会议纪要，证明黄国浩同意将自己10%的股权原价转让给龚益祥的事实。龚益祥辩称：黄国浩当时作无偿转让是基于当时收取了潘国军购买我股权的300万元转让金，并给我造成了200多万元的损失，另外黄国浩私自收取了江瑞公司在兴澄公司的货款150万元及黄国浩收取了自己从江瑞公司发出去的贷款92万元，这些都没有交给江瑞公司，在此情况下黄国浩才将其1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我。……瑞昌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30日，潘国军仍无钱支付，向黄国浩出具《借条》，借黄国浩300万元用于归还江瑞公司的股权转让金，……因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出现矛盾，致使公司矿山较长时间处于停工状态。为了解决公司内部矛盾，尽快恢复公司矿山生产，公司矿山所在地夏畈镇政府要求三股东对股权进行优化整合，三股东于2013年4月4日在夏畈镇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即江瑞公司现有三位股东于4月15日之前通过协商解决公司整合问题，并由龚益祥或潘国军一方用原价收购另两方股权，黄国浩同意将股权转让给龚益祥；若4月15日前三方未完成整合，由党委、政府整合进行收购、拍卖或其他有实力的企业收购。2013年4月5日，黄国浩与龚益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黄国浩将其持有的江瑞公司1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龚益祥，……因潘国军在黄国浩处空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金，使潘国军结欠的股权转让金变成了无息借贷，损害了黄国浩名下股东(实际是龚益祥名下的股东)的利益，经龚益祥名下股东强烈要求，黄国浩于2013年5月5日将潘国军借贷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公司实际出资人缪浩宇，由缪浩宇来向潘国军主张300万元的债权，因潘国军未及时还款，缪浩宇于2013年7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黄国浩因自己1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龚益祥，后又把潘国军借款30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缪浩宇，认为自己的投资款无着落。为此特提起诉讼。……瑞昌法院认为：黄国浩与龚益祥之间进行无偿转让股权时，黄国浩已拥有应属龚益祥的潘国军300万元债权，基于此，黄国浩为了配合政府进行股权优化整合，将自己持有的1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龚益祥，也并非显失公平。……黄国浩的实际出资与黄国浩代持的其他实际出资人股份转让后的利益及黄国浩与公司前期的货款往来账目，可以通过公司股东内部清算来解决。龚益祥在本案一审中当庭陈述：黄国浩真实出资没有达到10%，但是登记的是10%，我方认可黄国浩是占有10%比例的股东。缪浩宇在本案二审中当庭陈述：《债权转让书》是我和黄国浩、龚益祥一起签订的，黄国浩和龚益祥对该事实是明知且认可的，除了《债权转让书》以外没有任何补充，也没有针对对价的任何口头约定及协议，因为转让的股权转让款本身就属于我的，所以我无需支付对价。为了证明300万元是属于谁的，我提交交通银行的转账凭证，证明2011年5月31日我向龚益祥转账295万元，潘国军在受让40%的股权时还差300万元没有按期支付(应该在2011年5月13日支付)，导致产生了300万元缺口，但黄国浩和龚益祥要在该月底付给老股东股权转让款，所以在2011年5月30日晚黄国浩、龚益祥和我在龚益祥家中说300万元缺口的事情，找我要钱，我第二天办了这张汇款单，将钱汇到了龚益祥的银行上，基于该原因，黄国浩向我转让债权时没有约定对价，我是该笔债权的实际权利人。是我当时为显名股东代垫的股权转让款缺口，否则潘国军将承担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每天千分之一。龚益祥陈述：钱我已收到，但不是针对潘国军欠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情。黄国浩陈述：我没有和缪浩宇去龚益祥家里商量300万元缺口的事情，只知道缪浩宇投了400万元在龚益祥的名下。对于《债权转让书》的形成，黄国浩陈述：我正和朋友喝酒，龚益祥打电话来让我去，缪浩宇也在，缪浩宇乘我喝多了让我按照其已经写好的《债权转让书》的文本誊抄，当时龚益祥也在场，而且龚益祥说这件事由其负责。龚益祥陈述：江瑞公司在江西瑞昌，我们考虑到股权诉讼要在江西打官司，缪浩宇当时在江西做经理，我们就考虑将债权转让给缪浩宇，我打电话给黄国浩让他来，他当时已经喝了点酒，就让黄国浩写了《债权转让书》，让缪浩宇代表公司起诉潘国军。缪浩宇陈述：2013年5月5日下午三点左右龚益祥到我这里来说把黄国浩叫来将债权转过来，黄国浩来后说他没有学问不会写，黄国浩就按照我陈述的意思写了《债权转让书》，《债权转让书》如果按照其意思代表公司要钱，则债权不应该转给我，我也不是做什么经理的。我不是公司的人也无权代表公司要钱，转让给我是因为我已经垫了缺口。……龚益祥通过朋友向我打了400万元，我认可，但这笔钱与300万元无关，龚益祥知道我取得债权转让的时间是2013年5月5日，但其又在2013年11月12日汇给我400万元，按照其陈述我只有400万元的投资款，我已经取得300万元债权的情况下仍然汇给我400万元没有道理，应该只要给我100万元就可以了。我目前还没有全部收回投资款。龚益祥陈述：我认为300万元的债权转让只是让缪浩宇是代表我方股东打的官司，其得到300万元后还是要返还给我方的。缪浩宇代表诉讼的执行时间是2014年11月份，即缪浩宇实际取得300万元的时间是2014年11月份。本院再审中，黄国浩提交一份音频文字整理材料，来源于龚益祥，系龚益祥在缪浩宇与江瑞公司、龚益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中提供的证据，证明缪浩宇先后两次确认其实际出资400万元，龚益祥已给付缪浩宇400万元，缪浩宇的出资已经全部收回，300万元权益不属于缪浩宇。缪浩宇质证认为，黄国浩未提供音频证据，对该文字整理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黄国浩提供的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潘国军因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向黄国浩出具《借条》形成的300万元债权归属如何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结合黄国浩及龚益祥一审诉讼请求以及三方的诉辩意见，在确定300万元债权归属前，必然要认定黄国浩对300万元债权是否有处分权以及黄国浩与缪浩宇就300万元债权无偿转让是否达成合意。第一，从已查明的事实看，2011年3月7日江瑞公司工商登记显示黄国浩及龚益祥分别持有50%的股权，但是黄国浩仅享有10%的股权，另外的40%股权系代龚益祥持有。此后，龚益祥、黄国浩与潘国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黄国浩代持龚益祥40%的股权转让给潘国军，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潘国军实际支付给龚益祥700万元，另外300万元以向黄国浩出具借条方式支付。基于该股权转让，江瑞公司股权登记变更为潘国军出资1120万元，股权份额40%；黄国浩出资280万元，股权份额10%；龚益祥出资1400万元，股权份额50%。此时，300万元的债权人实为龚益祥，黄国浩仅为名义上的债权人。再后，黄国浩又与龚益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江瑞公司10%股权无偿转让给龚益祥，江瑞公司又进行股权变更登记，黄国浩不再是江瑞公司的股东。为此，黄国浩以其与龚益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构成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为由向瑞昌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根据黄国浩及龚益祥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及发表的诉辩意见，以及瑞昌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的依据，黄国浩向龚益祥无偿转让股权时已拥有应属于龚益祥的300万元债权，据此黄国浩将其持有的10%股权无偿转让给龚益祥，并非显失公平。由此可知，黄国浩向龚益祥转让江瑞公司的10%股权后有权取得对价，可以从300万元债权中予以抵扣。第二，黄国浩作为潘国军的债权人，向缪浩宇出具了《债权转让书》，龚益祥此时亦在场，且黄国浩按照缪浩宇拟好的内容书写了《债权转让书》。黄国浩及龚益祥在本案一审中均主张，黄国浩向缪浩宇出具《债权转让书》，系为了让缪浩宇通过诉讼向潘国军主张权利。瑞昌法院(2013)瑞民初字第983号缪浩宇与潘国军债权转让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因潘国军在黄国浩处空借资金支付股份转让金，使潘国军结欠的股份转让金变成了无息借贷，损害了黄国浩名下股东的利益，经其名下股东强烈要求，黄国浩于2013年5月5日将潘国军借贷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公司实际出资人缪浩宇，由缪浩宇来向潘国军主张300万元的债权”的事实，能够印证黄国浩及龚益祥的上述主张客观真实。缪浩宇在本案一审中辩称其是300万元债权的实际权利人，故无需支付对价。缪浩宇在上诉时仍主张其作为龚益祥名下的实际出资人，向江瑞公司投资了1000余万元，系300万元的实际权利人，无需支付对价。同时，缪浩宇在本案二审当庭陈述该债权转让系因其于2011年5月31日向龚益祥转账295万元的对价。显然，缪浩宇的上述主张与黄国浩及龚益祥的主张不一致。由此可见，在《债权转让书》形成之时，三方对“黄国浩向缪浩宇无偿转让债权300万元”并没有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事后亦没有进一步磋商。况且，缪浩宇仅是龚益祥名下的实际出资人，龚益祥对缪浩宇提出其出资1000余万元的主张不予认可，仅认可缪浩宇实际出资的系两笔款项，即2011年2月9日缪浩宇向案外人黄耀兴支付的50万元以及2011年5月31日缪浩宇向龚益祥支付的295万元，共计345万元，且其已于2013年11月12日向缪浩宇返还了出资款400万元，由此引发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诉讼仍在瑞昌法院审理中，缪浩宇主张其实际出资的数额有待瑞昌法院进一步查明，且相关权利只能向龚益祥本人主张，故缪浩宇主张其是300万元债权的实际权利人，证据并不确凿充分，据此主张黄国浩无权要求其返还债权，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缪浩宇取得300万元债权没有合法依据，并判决缪浩宇应向黄国浩支付债权转让款250万元，黄国浩在再审中主张予以维持，依据充分。二审判决作出后，龚益祥对此不持异议，且缪浩宇系龚益祥的实际出资人，双方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仍在瑞昌法院审理中，故二审判决驳回龚益祥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妥。综上所述，二审判决驳回黄国浩的全部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黄国浩的再审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0899号民事判决及江阴市人民法院(2014)澄商初字第1384号民事判决；二、缪浩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黄国浩债权转让款250万元；三、驳回黄国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龚益祥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3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2360元，由黄国浩负担5140元，龚益祥负担16560元，缪浩宇负担306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龚益祥负担5133元，缪浩宇负担256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华审判员  左其洋审判员  刘海平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褚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