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02民初25号 原告：谢绍懋，男，1936年1月8日出生，壮族，钦州市人，住钦州市。 被告：袁寿扬，男，195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归茜，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绍懋与被告袁寿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绍懋、被告袁寿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归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绍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袁寿扬退还冒领王翔宇案件款30000元给原告谢绍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谢绍懋（茂）（钦州市南方羽绒工贸公司副总经理，钦州市羽绒厂副厂长）因单位经营不好景，于1991年到广西邕宁县羽绒制品厂购买水洗白鸭毛片运到深圳市销售给广州市天河深港羽绒厂，这批货物被王翔宇诈骗，没有拿到货款给广西邕宁县羽绒厂。后广西邕宁县羽绒厂起诉本人支付货款，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南市经终字第71号判决书确定本人承担责任。原告清偿货款给广西邕宁县羽绒厂后于1996年9月26日悬偿10000元调查王翔宇，经广东省吴川市公安局捉到王翔宇，王翔宇交出30000元担保金。被告袁寿扬得知此事后，被告袁寿扬和钦南区公安局干警于1997年1月29日去吴川市公安局提取王翔宇缴纳的30000元。因吴川市公安局要办案单位公章立写收据及审阅合同原件。原告亲自送有关证据去吴川交给钦南区公安局的干警王东，后王东提取王翔宇退赃款30000元回钦州。被告袁寿扬于1997年5月18日立写收款收据称：今收到钦州市钦南区公安局内保科交来的王翔宇诈骗退赃款30000元。被告袁寿扬于2017年3月26日通知原告“谢绍茂同志，你帮助厂去吴川追款，经厂领导研究决定，给予适当的出差补贴叁仟元整(3000元），定于2017年5月30日前发给。发给签收后，钦州市羽绒厂及袁寿扬、林某与谢绍茂没有任何经济关系。”钦州市羽绒厂代表袁寿扬（签名）。综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30000元给原告。 被告袁寿扬辩称，被告一直在钦州市羽绒厂工作至今，钦州地区羽绒厂1995年变更名称为钦州市羽绒厂。原告是公司的供销员，1991年10月18日，原告代表厂与广东一个羽绒厂进行商谈并签订合同，后来发现被诈骗。公安机关向王翔宇追回了30000多元，后钦州市羽绒厂倒闭，工资发不出，将追回来的30000元发给职工。原告起诉不是事实，况且原告告错对象，被告不是适格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供证据如下：1、谢绍懋身份证；2、袁寿扬身份证；3、（1994）南市经终字第71号，证明与钦州地区羽绒厂没有关系；4、钦州市公安局收审证，王翔宇和龙土胜；5、收据，证明钦州市公安局纪委查实，袁寿扬立写收款收据；6、通知书，证明袁寿扬于2017年3月26日通知谢绍懋。 被告对其陈述事实，举证如下：1、购销合同，证明钦州市羽绒厂（原钦州地区羽绒厂）被王翔宇刻假公章诈骗签订购销合同的事实；2、借款单，证明被告领取赃款后交给林某副厂长发放职工生活费的事实；3、钦州地区实业羽绒厂建厂文件及袁寿扬法定代表人证明；4、钦州地区实业羽绒厂更名为钦州市羽绒厂文件；5、收据；6、购销合同；谢绍懋等人从1988年至退休均是钦州市羽绒厂职工；7、钦州市水利局退还部分养老金证明；8、证人张某、钟某、林某的证言。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谢绍懋原是钦州市南方羽绒工贸公司副总经理，后任钦州市羽绒厂副厂长。钦州市羽绒厂是1995年3月28日由钦州地区羽绒厂变更而来。 原告谢绍懋于1991年9月与邕宁县羽绒制品厂口头协商购买水洗白鸭毛片，每吨5000元。1991年9月26日，谢绍懋与他人从钦州自带两辆货车到邕宁县羽绒制品厂提走水洗白鸭毛片13.98吨拉回钦州。由谢绍懋的儿子谢乃斌及邱明政等人将上述货物拉去深圳市销售，当时有邕宁县羽绒制品厂的人员跟随到深圳市。9月27日，邱明政将货物存放在深圳市土畜产茶叶进出口公司仓库。因货物质量问题，谢绍懋以4950元的价格卖给广州市天河深港羽绒厂，但是货款不能收回。邕宁县羽绒制品厂多次向谢绍懋追索货款未果，将谢绍懋诉至法院，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由谢绍懋支付邕宁县羽绒制品厂货款69201元及利息。判决后，谢绍懋履行了给付义务。1991年钦州市羽绒厂（当时名称系钦州地区实业羽绒厂）与天河深港羽绒厂签订了《购销合同》，由钦州市羽绒厂供应水洗鸭毛片给天河深港羽绒厂，王翔宇代表天河深港羽绒厂在合同上签名。后来王翔宇没有支付货款，钦州市羽绒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广东省吴川市公安局侦查，将王翔宇抓获，王翔宇交出30000元担保金。袁寿扬和钦南区公安分局干警于1997年1月29日到广东吴川市公安局提取王翔宇缴纳的30000元。被告袁寿扬代表钦州市羽绒厂于1997年5月18日到钦州市钦南区公安分局领取了30000元。袁寿扬出具收款写道：今收到钦州市钦南区公安局内保科交来的王翔宇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30000元。被告袁寿扬于2017年3月26日通知原告“谢绍茂同志，你帮助厂去吴川追款，经厂领导研究决定，给予适当的出差补贴叁仟元整，定于2017年5月30日前发给。发给签收后，钦州市羽绒厂及袁寿扬、林某与谢绍茂没有任何经济关系。”钦州市羽绒厂代表袁寿扬签名。 原告认为被告领取的30000元应当是其被诈骗的款项，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不同意追加钦州市羽绒厂为当事人。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1994）南市经终字第71号判决书、袁寿扬书写的收据、袁寿扬写的通知书、钦州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1989（24号）文件以及被告提供的钦州市羽绒厂建厂文件、购销合同、被告证人张某、钟某、林某的证言等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袁寿扬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二、被告袁寿扬领取的3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原告的各项诉讼主张评判如下： 一、关于袁寿扬是否本案适格被告问题。 本院认为，袁寿扬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当时任钦州地区实业羽绒厂（1994年钦州地区撤地设市变更为钦州市羽绒厂）厂长，因其厂与王翔宇签订的《购销合同》，销售给王翔宇的水洗鸭毛不能追回货款。后经公安机关向王翔宇追回30000元，袁寿扬其代表钦州市羽绒厂领取回来符合当时的习惯做法。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钦南区公安局领取的30000元是退回给原告的款项，原告将其列为被告并无不妥。经本院释明若被告代表钦州市羽绒厂领取款项，询问原告是否追加钦州市羽绒厂，原告表示不追加，原告仅将被告列为被告并无不当。 二、关于被告袁寿扬是否领取了3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被告袁寿扬在钦南区公安局领取的30000元出具给公安机关的收据上注明“经钦南区公安分局内保科侦查认定该叁万元为王翔宇、龙土胜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合伙诈骗钦州市羽绒厂的部分赃款”。因此，袁寿扬作为钦州市羽绒厂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代表钦州市羽绒厂到钦南区公安分局领取30000元款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由钦州市羽绒厂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被告袁寿扬领取的是钦州市羽绒厂的被追回的货款，并经过公安机关允许领取，并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因此，原告认为被告领取公安机关退还的30000元是不当得利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绍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谢绍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熙玲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