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9003民初11572号 原告：符某光，男，197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住儋州市。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儋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儋州市那大镇解放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孙云，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玮，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儋州市分公司职员。 原告符某光诉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儋州市分公司（下称“邮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符某光、被告邮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玮、张岩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符某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从1998年10月份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支付因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6400元（2200元/月×份12个月）；3.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9个月的工资41800元（每月工资2200元）；4.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1998年10月1日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事实和理由：1998年10月份，被告以照顾职工家属的名义（原告的父亲原系被告的职工）聘用原告进入被告下辖的大成邮政所从事投递工作。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每月工资1000余元，由被告的财务部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原告在大成邮政所工作至2002年11月份，后调动至被告下辖的中和邮政所工作，任邮政所的负责人兼从事投递工作，每月工资200至300余元，由被告的财务部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在该邮政所工作至2003年12月份。2003年12月份，原告调动至被告下辖的光村邮政所，每月工资2200元，由被告财务部门按月存入原告的工资卡内。2017年8月30日，被告效益差因工资收入低，原告无法继续工作，故与被告办理工作移交手续，离开被告单位。2017年11月28日原告到儋州市社保局查询，发现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保费用。原告向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1月23日原告收到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裁决书，确认原告与被告从1998年10月份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邮政公司辩称，我公司与符某光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代办关系。1.符某光与我公司之间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因为邮政局的各项规章制度除基于代理业务方面的工作规则，符某光必须遵守。其他各项劳动管理制度如劳动考勤、晋升晋级都不及于原告符某光，符某光以自己的技能从事代办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规定代办人员办理邮政业务时，适用本法关于邮政工作人员的规定，故符某光与邮政公司双方之间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2.符某光与邮政公司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其他实质特征。从合同保障上看，劳动合同中，劳动者的组织关系、人身安全及社会保险等问题，均要由用人单位保障。此案中，符某光与邮政公司不具备这些劳动关系的实质性特征。符某光的组织关系均未发生变化，都和他从事邮政代办业务之前一样，符某光从事邮政业务的安全及劳动保险等问题，邮政公司并不负保护义务，人身安全也是由原告符某光自行负责，这些也是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3.代办业务是委托合同履行的一种方式。从代办业务履行情况看，原邮政局为符某光发工作牌号、工资卡以及荣誉证书等，这些是双方履行委托合同的一种方式，双方之间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邮政局给原告符某光发放工作牌号，是因为邮政业务的专属性，邮政代办员在特殊地段从事邮政投递业务，必须以邮政局名义而非个人名义，所以邮政局为原告发放工作牌是原告符某光办理邮政业务的一种凭证，至于荣誉证书也是原邮政局根据委托办理业务量的大小、完成好坏，给予符某光的一种奖励，也是根据邮政业务的长期性所决定的，这种奖励可以说是物质上，也可以是名誉上的或精神上的。退一步讲，即使双方是一种事实劳动关系，但此后双方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而自愿签订了代办协议和代办合同，也就是双方合意终止了之前的劳动关系，签订的代办协议和代办合同符合委托代理的特征。由于邮政业务的特殊性、公益性，邮政公司在委托业务的过程中，对受托人提出相当严格的要求，并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和管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影响双方基于平等、自愿而建立的委托代办关系。因此，即使之前存在劳动关系，之后签订了代办协议和代办合同后，双方不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相关补偿赔偿问题。 被告邮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邮政公司与符某光自1998年10月至2017年8月30日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符某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儋州市仲裁委作出儋劳人仲裁字（2018）第53号仲裁裁决书，邮政公司认为该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邮政公司与符某光不存在任何事实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在本案中，邮政公司与符某光自1998年10月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公仅系平等主体之间以承包形式形成的委托代办合同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邮政公司出于照顾职工家属考虑将原管辖的大成邮政所的投递业务以承包形式交由符某光委托代办，邮政公司再向其支付相应代办费，双方签订的《委托代办协议》，开始建立委托代办合同关系。2.在本案中，符某光申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仲裁时效。被告自2013年12月5日起在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光村工商所依法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从事收寄邮件服务，又于2014年9月26日起与原告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明确载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此之前，无论双方之间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均应认为双方在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时已经终止了此前的关系。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符某光申请劳动仲裁早已超过了仲裁时效。 原告符某光辩称，我与邮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是代办关系。 经审理查明，被告邮政公司原名为儋州市邮政局。1998年10月份，原告符某光进入被告邮政公司从事代办邮政业务工作。双方签订《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邮政业务代办协议》、《邮政业务委托代办合同》，约定：邮政公司委托符某光代办邮政业务，即代售邮票、明信片、邮资信封等；收订报纸、杂志、收寄各类邮件、开发、兑付邮政汇票、代收订各类报纸、杂志、代投各类邮件报刊；收寄信函、特快专递、包裹、汇票等邮件。邮政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对符某光负有职业道德教育和邮政业务技术培训的责任，指导符某光学习、掌握承办业务所必需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的义务，对符某光从事承办业务工作提供统一标识、标牌、邮政专用等相关物品等；符某光的责任和义务：按照邮政业务规章制度办理各项业务，按照邮政公司规定的作业时间和作业组织开展作业，遵守邮政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儋州市邮政局各级业务和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及考核等等。还约定营收款的结算和交纳方式，即符某光应依照规定时间每日报送业务报表，上交全部营收款，解缴款的频次和时间规定为发生业务当天缴清，约定代办费标准及支付方式邮政公司于每月20日前支付符某光上月代办费，支付方式为将代办费存入符某光个人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等。原告符某光在工作期间，被告邮政公司为原告符某光发放工作卡、职业技能证书、荣誉证书。 2013年12月5日，原告符某光在儋州市工商局行政管理局注册办理儋州市光村镇邮政代办所，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 原告符某光以邮政公司效益差收入低。其无法继续工作为由于2017年8月30日与被告邮政公司办理了工作移交手续，离开了被告邮政公司。2017年11月28日原告符某光到儋州市社保局查询，发现被告邮政公司没有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用。2018年7月原告符某光向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符某光与邮政公司从1998年10月份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邮政公司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26400元（2200元×12个月）；3.邮政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9个月的工资41800元（每月工资2200元）；4.邮政公司补缴1998年10月1日至2017年8月30日期僮的社会保险费。2018年11月20日，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儋劳人仲裁字（2018）第53号《仲裁裁决书》，确认符某光与邮政公司从1998年10月至2017年8月30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符某光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符某光和被告邮政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于2018年12月5日和2018年12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案案号（2018）琼9003民初11668号，本院已裁定将该案并入本案审理］。 另查，被告邮政公司2008年后相关的财务资料载明，被告邮政公司支付给原告符某光的款中名称为代办手续费，被告邮政公司在其代办费支出汇总表中依照协议书中载明的项目及核算进行结算，每月按照汇总表中结算的金额向原告支付金额不等的款项。 以上事实，有原告符某光提供的《邮政业务代办协议》、《委托代办业务协议书》、《代办工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邮政业务委代办合同》、一本通交通易明细、《仲裁裁决书》，被告邮政公司提供的《邮政业务委托代办合同》、《邮政业务委代办合同》、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光村财务移交书、一本通交易明细、《仲裁裁决书》、税务发票、报账单、转账凭证、代办费发放表、《代办工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及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符某光与被告邮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第一、从审理本案的情况看，原告符某光与被告邮政公司之间签订的《邮政业务代办协议》、《委托代办业务协议书》、《代办工代办邮政业务协议书》、《邮政业务委代办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或协议的内容符合委托代办投递的特征，从双方约定原告符某光接受被告邮政公司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等内容看，双方也未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只是原告符某光在工作中接受邮政公司的指导、监督、检查，双方属于委托代办关系。至于被告邮政公司发给原告符某光的工作卡、职业技能证书、荣誉证书，只证明被告邮政公司为便于原告符某光开展工作而为其发放工作卡、职业技能证书，因邮政业务具有特殊的专属性，必须通过技能考核合格才能从事投递业务，邮政代办员在特殊地段从事邮政投递业务，必须以邮政局名义而非个人名义，所以被告邮政公司为其发放工作卡和职业技能证书，荣誉证书，是被告邮政公司根据原告符某光办理业务量的大小、完成工作的好坏，给予原告符某光的一种名誉上和物质上的奖励，不能证明双方形成劳动关系。第二、从被告邮政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看，双方均按委托代办协议的内容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充分表明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属于委托代办关系。第三、从双方提供的一本通交通易明细，只证明被告邮政公司支付给原告符某光代办邮政业务酬金的一种方式，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符某光于2013年12月已注册登记邮政代办所，该所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显而易见，原告符某光和被告邮政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符某光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邮政公司的抗辩理由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符某光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符某光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儋州市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其中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符某光已预付，（2018）琼9003民初11668号案案件受理费5元，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儋州市分公司已预付]，由原告符某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淑芳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廖琼青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