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023民初1208号原告（执行异议人）：邓大进，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建宁县人，住福建省建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民，江西维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告（申请执行人）：曾而亮，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南丰县人，住江西省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群凡，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告（被执行人）：黄道昌，男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建宁县人，住福建省建宁县。原告邓大进与被告曾而亮、黄道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大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民、被告曾而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光、毛群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道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大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停止执行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并确认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是对原告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5%股权进行查封，而不是对被告“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进行查封；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2日，南丰县人民法院向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下发了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和（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以被执行人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行5%的股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为由，查封了原告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5%的股权。为此，原告作为该股权的持有人，对南丰县人民法院的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在异议理由中，原告明确提出了“黄道昌已经没有股权登记在申请人（原名）下;被查封的股权,实属申请人(原告)持有”；“黄道昌原登记在申请人（原告）名下的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19%的股权，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全部转让完毕。对此，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书》，均作出了认定。且，该《执行裁定书》和《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并提交了相关的裁定书、判决书原件予以证实。但南丰县人民法院在（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中，漠视该证据的存在，反倒依据被告曾而亮提交的一份残缺的（缺“检验图片5页”）《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作出驳回原告异议请求的裁定。原告认为：如果南丰县人民法院参照抚州市中级人法院（2017)赣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有关赎回权的规定，冻结原告在建宁县源城置业行限公司持有的5%的股权，原告无异议。但必须明确的是：该股权不是被告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的股权。原告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事关股权权属问题，不能含糊其辞。原告还必须强调的是：被告曾而亮之所以提交一份残缺的（缺“检验图片5页”)《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是为了达到“移花接木”的目的。因为该鉴定书是对同一日“黄道昌与钱浩明”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的鉴定，该未提交的“检验图片5页，就有黄道昌与钱浩明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图片。被告曾而亮以该鉴定意见书作为“新证据”之一，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要求认定黄道昌与钱浩明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经审理，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赣10民申4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曾而亮的再审申请。该裁定再次明确了黄道昌与钱浩明等人（含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因此，南丰县人民法院在(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维持其作出的“查封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5%的股权”的裁定，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纠正。被告曾而亮辩称，邓大进所主张的其与黄道昌于2015年8月12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目的在于帮助黄道昌不执行（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黄道昌因欠邓大进钱款将源成置业、景成置业各5%的股权转让给邓大进，邓大进并未提供欠款记录、转账流水，《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基础并不存在。故邓大进的执行异议之诉不成立，其所主张的事实及证据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请。被告黄道昌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和证据。原告邓大进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5号、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证明提起异议的证明对象。2、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执异9号裁定、邓大进与黄道昌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及借条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存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执异9号案件里）。证明该裁定在内容上已经明确邓大进当时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提起成立，冻结的5%的股权是错误的，异议成立，当时依据该裁定解除了对邓大进5%的保全措施，其所依据的证据是邓大进与黄道昌的股权转让协议。3、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民初767号民事判决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该判决是对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民初767号民事判决，是对该判决在事实认定（即黄道昌与钱浩明、邓大进、魏平、魏迁里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转让行为真实、合法有效，做出了进一步的确认）该判决已生效，具有法律效率。4、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0民申48号裁定书原件一份，证明该裁定是针对再审申请人曾而亮就所谓的新证据意图推翻上一组抚州中院的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经审理后认定再审申请人曾而亮提交的3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道昌与钱浩明、邓大进、魏平、魏迁里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伪造的，从而驳回了再审申请，由此经两级法院三次审理，都证明了黄道昌、邓大进、钱浩明、魏迁里、魏平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南丰县人民法院裁定查封邓大进股权证据不足，应予纠正。5、银行流水，证明邓大进给付黄道昌的借款是多次累积133万元。被告曾而亮提交证据：1、2014年1月18日邓大进、黄道昌、程万年的合伙协议，证明黄道昌的股份在邓大进的名下。2、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3、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二、三证明协议签订时间是2014年1月19日，黄道昌的股份转让给邓大进。4、借条，载明2014年12月13日，黄道昌向邓大进借了133万，133万是股权转让款，但无法证明邓大进给付黄道昌借款133万。5、股权转让协议（黄道昌、邓大进）6、股权转让协议（黄道昌、钱浩明），证据五、六证明2015年8月12日黄道昌不再是源成置业和景成置业的隐名股东。7、邓大进的问话笔录。8、黄道昌的问话笔录（原件在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案卷中）。证明邓大进与黄道昌问话，陈述的黄道昌股份情况不一致。9、饶锐炜出具的情况说明、再次情况说明。证据九，与证据七、八相印证，黄道昌没有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10、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两份协议是虚假的。11、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证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数据时间，创建时间是2016年1月11日。12、程万年的询问笔录13、邓大进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二、十三证明股份转让情况并没有发生，证据的取得是合法的。14、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2015年8月23日承诺书一份，证明2015年8月23日黄道昌持有19%股份。15、录音录像，证明2015年11月7日邓大进仍然代持黄道昌的股份，黄道昌是持有股份的。上述证据十一、十二、十三，为本院依据被告曾而亮申请调取的证据。原告邓大进、被告曾而亮经庭审质证如下：对原告邓大进提交的4组证据，被告曾而亮对4组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4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2016赣10**执异9号民事裁定书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份裁定仅是暂缓执行邓大进持有的14%的股权。证据二民终458号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明确指出了邓大进有可能利用法院给出的10天时间伪造证据，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与原告证明的证明目的不相关。证据三民申48号裁定书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本案曾而亮已经向法院提交3份新证据，其中一份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了一组新证据，针对该裁定书，被1提起了抗诉。邓大进的银行流水是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2月19日期间的，时间跨度大与2014年12月13日133万元的借条没有关联性，与股权转让也无关。对被告曾而亮提交的14组证据，原告邓大进对证据1、2、3、4、5、6、7、10、11、12、13、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8认为其不清楚情况应由黄道昌质证；对证据9认为饶锐炜未到庭说明其持疑；对证据11认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对证据15认为关联性有异议。在本案审理中，合议庭还调取了相关诉讼案件、执行案件及执行异议案件的卷宗材料，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除借条（黄道昌、邓大进）及股权转让协议（黄道昌、邓大进）之外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目的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6日，本院受理了曾而亮诉黄道昌民间借贷一案，同年12月16日，因曾而亮和黄道昌达成了调解协议，本院于当日出具了（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并于当日向曾而亮和黄道昌送达了民事调解书。2016年元月7日，曾而亮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本院依法冻结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持有的19%的股权。经查阅（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卷宗，曾而亮在本院向其核实申请保全股权的归属时，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元月18日的《合伙协议》、一份黄道昌出具的《承诺书》及本院出具的（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证实黄道昌拥有源成置业19%的股份。同日，本院作出了1045号民事裁定，冻结了由邓大进代持的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2016年元月8日，本院饶锐炜法官在邓大进家中将该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向邓大进进行了送达。邓大进当即表示其不再代持有黄道昌的股份。饶锐炜法官让邓大进出示股权转让协议。邓大进称放在家中保管，保险柜钥匙被老婆带到厦门去了，等老婆回来就拿协议给法院。饶锐炜随即在邓大进家中对其制作了一份问话笔录。该问话笔录中邓大进主要陈述了以下内容：邓大进以前的确代持有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但后来已经分四次转给他人，分别是第一次在春天转了6%给钱浩明，第二次转了5%给魏老师（指魏迁里），第三次转给了邓大进本人5%，第四次转了3%给魏平。饶锐炜法官在笔录中告知邓大进在十日内向法院提交转让股权的证据。2016年元月15日，邓大进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复议，本院以通知的形式告知邓大进，其提出复议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间，失去了申请复议的权利。由于黄道昌未如期履行（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曾而亮向本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案件进了执行程序，1045号民事裁定自动转为执行裁定。2016年3月24日，邓大进及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就本院冻结的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本院仅凭黄道昌的片面之词及不足以证明股权现实状态的《合伙协议》就作出保全股权的裁定，侵害了实际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本院依法解除冻结。2016年4月19日，本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申请。四位异议人不服裁定，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0执复5号执行裁定，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查案外人邓大进、钱浩明、魏迁里、魏平提出的执行异议，并于2016年8月3日作出执异9号裁定，该裁定认为虽然邓大进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其于2015年8月12日转得黄道昌的5%股权，但从源成置业公司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来看，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均非法院冻结的19%股权的权利人，该19%的股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邓大进才是登记的股权持有人，故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其他案外人异议理由需要通过实体诉讼程序才能加以判断，故裁定：“一、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中冻结的19%的股权暂执行14%的股权。二、驳回钱浩明、魏迁里、魏平的异议”。裁定送达后，钱浩明、魏迁里、魏平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2016年8月19日，本院受理了钱浩明、魏迁里、魏平诉曾而亮及第三人黄道昌、邓大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2016）赣1023民初76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原告魏迁里、钱浩明、魏平分别与第三人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由名义股东邓大进代持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14%的股权归三原告所有（魏迁里持有5%的股权，钱浩明持有6%的股权，魏平持有3%的股权）；二、停止执行（2016）赣1023执异9号裁定第一项中关于冻结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14%的股权的内容。”曾而亮不服本院（2016）赣1023民初767号民事判决，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该案，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23民初767号第一项；二、变更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23民初767号第二项为：停止执行（2016）赣1023执异9号裁定第一项中关于冻结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魏迁里5%股权的内容；基于黄道昌赎回权维持对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钱浩明6%股权的冻结，但冻结期限不得超过2020年8月1日；基于黄道昌赎回权维持对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魏平3%股权的冻结，但冻结期限不得超过2025年8月1日。（该两项冻结仅供保障执行黄道昌赎回权和基于赎回权产生的利益，执行该赎回权及赎回权产生的利益应遵循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赎回前，不得采取拍卖、变卖等处分措施）。”曾而亮不服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赣10民申48号民事裁定，驳回曾而亮的再审申请。2018年3月1日，因黄道昌未履行（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曾而亮再次向本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本院于2018年3月7日受案，案件进了执行程序，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黄道昌银行存款436.5万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协助查封被执行人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2018年7月12日，本院向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送达了(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和（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年7月16日，邓大进就本院冻结的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5%的股权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为该股权的持有人，本院查封邓大进股权侵害了其的合法权益，请求本院依法解除查封。2018年8月9日，本院作出（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申请。裁定送达后，邓大进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诉讼。2012年2月29日，钱浩明和黄道昌发起注册成立了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钱浩明。2012年4月13日，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资至900万元。2014年1月21日，黄道昌将股权转移登记至邓大进名下，并明确钱浩明出资495万元，占55%的股权，邓大进出资405万元，占45%的股权，上述股权变更事宜在福建省建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在股东变更登记前即2014年元月18日，邓大进、黄道昌、程万年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该份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1、三人合伙以邓大进的名义与钱浩明一起组建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和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成置业公司”），投资房地产项目。邓大进名下的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为45%，钱浩明的股份为55%，俩人在景成置业公司的持股数也相同。登记在邓大进名下的股份，实际为邓大进，黄道昌和程万年按份共有，其中邓大进的股份为44.45%（占总股份的20%），黄道昌股份为42.22%（占总股份的19%），程万年股份为13.33%（占总股份的6%）。2、以上项目所需资金由合伙三方按股份比例出资，如出资不到位，融资利息由不到位方支付。3、邓大进、黄道昌和程万年三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损，企业盈余和债务按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按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在庭审过程中，邓大进和曾而亮均认可，2014年1月19日，黄道昌19%的股份由邓大进代持。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原告邓大进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获得支持，应判断其是否有依法享有本案讼争股权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黄道昌与邓大进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能否据此排除对涉案股份的执行。原告邓大进的主张能否成立？原告邓大进认为其提供的证据都是南丰县人民法院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的裁判文书，并提供邓大进与黄道昌的银行流水来印证其黄道昌向其的借款的真实性，其证据足以证明5%的股权转让是真实有效的，发生在曾而亮与黄道昌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之前，原告的执行异议应该得到支持。本院认为：从原告所举示的几份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来看，①本院（2016）赣1023执异9号裁定认为，邓大进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其于2015年8月12日转得黄道昌的5%股权，而以该19%的股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邓大进才是登记的股权持有人，故裁定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②钱浩明、魏迁里、魏平诉曾而亮及第三人黄道昌、邓大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2016）赣1023民初767号]经本院一审、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二审判决“确认原告魏迁里、钱浩明、魏平分别与第三人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由名义股东邓大进代持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14%的股权归三原告所有（魏迁里持有5%的股权，钱浩明持有6%的股权，魏平持有3%的股权）”，但未对涉案的5%股权是否由黄道昌转让邓大进进行确认。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二审判决。故这几组证据均未对邓大进与黄道昌之间股权转让予以确认，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了借条复印件、转让协议复印件及2011年至2014年银行流水证明黄道昌向其多次借款后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曾而亮提出邓大进未提交转让协议的原件，原告陈述该证据原件在南丰县人民法院2016赣10**执异9号案件，而经法庭阅卷并未发现该原件。本院认为其提供的银行流水是黄道昌向邓大进转款的凭证，不能与借条、转让协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应该提供从最初借款时间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银行流水证明在借条出具时黄道昌欠邓大进133万元并在股权转让协议时黄道昌仍欠邓大进借款133万元的事实，况且原告未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本院无法核实，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曾而亮认为黄道昌与邓大进的股权转让协议不真实，是在其申请对黄道昌强制执行后虚构的协议，且邓大进主张的事实及证据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理由是：1、2015年8月12日黄道昌与邓大进签订的5%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并没有发生，并提供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曾而亮提供证据7、8、9、11、13、15中虽然能证明黄道昌、邓大进、程万年关于涉案5%股权的言辞中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法院无法根据这些证据确定事实；证据10是对钱浩明与邓道昌的股权转让协议做的鉴定，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赣10民申48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赣求司[2018]电鉴字第0501号电子数据鉴定意见书的鉴材和邓大进与黄道昌股权转让协议皆来自非法手段获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该证据如曾而亮所说鉴定系公安委托作出的其来源合法其也只能说明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是虚构的可能，其应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辅证，而曾而亮这些证据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从现有证据看，目前无法断言黄道昌和邓大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及意图阻却执行的行为，但上述问题无疑使被告曾而亮对案涉5%股权转让产生合理怀疑。2、如黄道昌因欠邓大进钱而将源成、景成置业各5%的股权转让给邓大进，邓大进应提供欠款记录、转账流水加以证明，而邓大进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基础并不存在。本院认为，黄道昌与邓大进之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本质上属于以物抵债的性质，在民法理论中以物抵债亦是代物清偿，其构成要件为：1、有基础性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2、有用特定物清偿他种给付的合意；3、特定物的清偿导致原债的消灭。根据邓大进所举示的证据，本院无法确认邓大进与黄道昌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于曾而亮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本案中，原告对涉案股份享有实体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黄道昌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权利，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大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770元，由原告邓大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审 判 长  严尤武审 判 员  陈永琴人民陪审员  孙小兰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彤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