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9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艳青，女，1980年3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2001年3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200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开，男，1938年7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玉姣，女，194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平，系刘云开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华麟电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锦龙大道1号A栋102。法定代表人：邱建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淑娴，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夏艳青、刘某1、刘某2、刘云开、戴玉姣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华麟电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6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艳青、刘某1、刘某2、刘云开、戴玉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以下将《协议》、《刘某春赔偿协议》、《人民调解协议》按签署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称为第一份协议、第二份协议、第三份协议。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判决书第9页第9行，无视第一份协议第2款及其备注，简单、粗暴地判定“公司社会责任20万”该部分约定无效不符合事实。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法院一致认为“公司社会责任20万”不属于社保支付项目范畴。只能说“公司社会责任20万”由社保支付的支付对象无效，而不能全盘否定说“公司社会责任20万”赔偿项目无效。第三份协议中将“公司社会责任20万”与“工伤保险60万”合到一起，写成“由社保支付”，它既违背了第一份协议本意、违背了第二份协议本意，也违背社保支付内容，且没得到社保部门的确认同意、没有社保部门的签字盖章，从法理上说，在第三份协议中“公司社会责任20万由社保支付”的支付对象无效，且以此描述为依据的条款都是无效的，不能说“公司社会责任20万”该赔偿款项无效。理由如下：1.有明确详细的记录信息—备注（第一份协议第2款“依据总部与家属商讨结果”）；2.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公司（华麟公司）；3．有明确的“责任”受体—家属（刘某春）；4．有真实的“责任”沟通过程—电话；5．有明确的“责任”承载体—总部（得润电子）；6．有公司老总真迹记录—李总（李某）亲自手写；7．有真实的“责任”沟通方式—协商；8.有连续的对该条款记载—第一份协议第2款、第二份协议第2款、第三份协议第2页表格中第2款；9．有被上诉人老总（运营总监）陆某、（市场总监）李某签字，有盖公司公章。其次，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对其观点支撑的证据几乎没有，且谎话连篇，其观点不应采纳。如：开庭笔录第8页倒数第3、4、5行，被上诉人其观点“《协议》是手写稿，是不严肃的文本，其实依据社保所支付的赔偿金额，实际是指第一项和第二项；依据总部和家属协商的部分是指第二到第七项”，被上诉人其观点没有任何依据支撑，胡乱搪塞，混淆视听。社保所支付的赔偿金额里并没有“公司社会责任”一项；其次虽然第一份协议是由被上诉人老总（李某）亲自手写的手写稿，但其条目清晰，责任分明，内容丰富，并对现场事实及不确定部分进行详细备注，更体现了该协议的不可篡改性及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在条目上没有任何歧义。开庭笔录第9页第1、2行，被上诉人其观点“公司社会责任不是法定工伤赔偿项目也并非用人单位的法定赔偿项目”也没有任何依据和证据支撑；但可以明确的是，既然在第一份协议中列了该赔偿项目，且也经过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并且被上诉人也通过电话给公司总部确认过并得到同意，最后还有公司负责人签名并盖了公司公章。从法理上这已经属于用人单位在该起事故中的法定赔偿项目。开庭笔录第9页第4、5行，被上诉人其观点“通过这三份协议，明确显示被告承诺原告在该起事故中获得的赔偿金额就是14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支撑，并且该理解是有悖于协议原意的。第一份协议签署当时，不管被上诉人还是上诉人都不清楚社保基金赔偿的具体金额，被上诉人通过咨询社保部门后，将“工伤保险”赔偿项目，估成60万，并在其后备注“依据法律工伤保险实际赔偿”。协议后续的计算和描述都是按估值“60万”计算的。尽管“工伤保险”这一赔偿项目跟被上诉人没关系，是由社保部门直接转款到上诉人帐上，但估值是由被上诉人估的，当时上诉人口头上还是要求，如果“工伤保险”赔偿项目金额小于60万，应由被上诉人补足。综上，协议原意是：如果“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实际赔偿金额小于60万，由被上诉人补足60万后，上诉人可得到共140万；如果“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实际赔偿金额刚好等于60万，上诉人刚好也可得到共140万；如果“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实际赔偿金额大于60万，上诉人可得到金额会多于140万，多出的部分正是“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实际赔偿金额多于60万的那部分。开庭笔录第9页第15、16行，被上诉人其观点“该1万元也不是违约金”也没有任何依据支撑；现补充判决书第10页第6行“10000元费用是违约金”的证据。证据显示，上诉人于9月26日13:50，明确正式提出“因为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承诺（付款），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求误工费补偿”，并且上诉人也是先拿到误工补偿即违约金后，才接受后面支付的50万。同时也证明被上诉人说谎。开庭笔录第10页倒数第3、4行，被上诉人其观点“并未提交缺勤考勤记录”，刘某娥和夏艳青本为被上诉人员工，缺勤考勤记录应由被上诉人提供。现补充开庭笔录第11页第24行“没有加班或加班少”的证据。证据显示当事人夏艳青在老家办理相关证件，根本没上班，不存在加班少，同时也证明被上诉人说谎。开庭笔录第13页第5、6、7行，被上诉人其观点“办理社保基金支付的费用，原告没有提供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提供了公证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这些都是办理社保理赔相关的资料证据。现再补充更多的相关证据。现补充开庭笔录第11页第8行，被上诉人其观点“没提交上述费用票据清单”的间接证据，证据可以证明夏艳青确实在老家湖南办理申请社保基金理赔，也间接证明费用的产生，只是没有及时收集票据或根本就没票据可收集，但不能说没有相关费用产生。现补充开庭笔录第12页第8、9行，被上诉人其观点“社保基金申请相关文件就有4人的相关记录但是本案原告并未提供”的证据。再次，被上诉人将协议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换成“社会责任”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将协议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换成“社会责任”，模糊了责任的主体“公司”，从而曲解协议本意。上诉人请求将开庭笔录及判决书对应的“社会责任”修改为“公司社会责任”。当时赔偿协商时家属说此次工伤死亡事故，公司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即“公司责任”，应该在赔偿中体现。最后协议写出来，写成了“公司社会责任”。二、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错误。1.原审只按第三份协议而没有以第一份协议为前提判决是不合适的。上诉人是签了第一份协议才同意将遗体送往殡仪馆的。从事情的发生经过及逻辑来说，第一份协议是后两份协议的基础，是出事当时赔偿协商后所签由被上诉人老总（李某）亲手手写的协议。后两份协议都是以第一份协议为根据和原则签的。第二份协议只是将第一份协议手写版改成打印版；第三份协议是因为被上诉人不愿先垫付“工伤保险”款项，但上诉人又不放心，怕得不到，才进行调解签的。上诉人不仅口头上说过“后续签的协议如果有悖于第一份协议，将视为无效”，并且也在行动上保存好第一份协议，而不是将其回收、销毁。第二份协议及第三方协议内容中有些备注及概念，如果有遗漏或改变，都不应影响其第一份协议中所描述的事实。这些遗漏或改变有可能是无意的，如果是故意而为之，被上人将有重大欺诈上诉人之嫌疑（此两协议均由被上诉人起草、打印，且上诉人也不是法律方面专业人士，当时上诉人家属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当时的心情、情绪及状态可能造成思维不太慎密，检查遗漏）。如：第二份协议中第1、2款相对于第一份协议中第1、2款内容，其中的备注部分遗漏；第三份协议第2页第二行，表中第2款中相对于第一份协议，备注部分遗漏且将“公司社会责任”写成了“社会责任”，等等。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夏艳青、刘某1、刘某2、刘云开、戴玉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公司社会责任赔偿款200000元，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25000元，共计人民币225000元；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云开、戴玉姣、夏艳青、刘某1、刘某2的亲属刘某春于2017年9月22日在被告处发生工伤事故，2017年9月25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亲属刘某春工亡的善后及赔偿、补偿事宜，赔偿金额共计140万。其中，合同第二条赔偿及其他费用载明：“工伤保险60万，社会责任20万，合计80万，由社保支付；李某、陆某（甲方授权代表）20万，小孩抚养费20万，亲属交通费及其他5万，安葬费5万，老人赡养费10万，合计60万，由甲方（即被告，下同）支付。上述共计140万。”第二条第二款载明：“2.甲方在工亡保险待遇的基础上，参照刘某春生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另行补充支付家属供养金、抚恤金、交通费、误工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合计600000元。以上社保款项及甲方合计支付款项合计￥1400000元（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其中甲方合计支付￥600000元（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剩余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社会责任合计800000)支付约￥800000元（人民币捌拾万元整），如社保基金支付少于￥800000元（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的，由甲方负责补足，如社保基金支付高于￥800000元（人民币捌拾万元整）的，则归赔偿对象所有，甲方不再负责补齐。”合同第三条支付期限载明“乙方（即原告，下同）及赔偿对象、乙方亲属均同意上述款项应支付的按如下方式支付：1、甲方支付的￥600000元（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分两期支付：1.1第一期费用100000元（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甲方已于2017年9月22日按乙方全体成员要求支付至刘某平（刘某春弟弟）账户。……1.2第二期费用￥500000元（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支付。2、社保基金支付的费用以实际支付为准，如产生甲方应补足的部分，由甲方根据乙方社保基金款项凭证1个工作日内补齐。乙方提供完相关资料后，社保基金支付款项按国家规定日期到账。另外乙方因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应由甲方支付。”协议书上加盖有被告公章，原告夏艳青签名捺印，见证人刘某2签名捺印，见证单位处加盖了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5日。原、被告确认已获得社保基金赔偿717200元，此外社保基金按月向原告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2692.8元，供养小孩的抚恤金支付至小孩年满18周岁止，供养老人的抚恤金支付至供养老人去世为止；被告于2017年9月22日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于2017年9月26日支付50万元赔偿款，合计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60万元。上述事实有《人民调解协议书》《公证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深圳市工伤保险偿付核定单》《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两份《收据》《10万元转账记录》《50万元转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原告称，被告违反协议约定义务，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公司社会责任20万元，并提交了《协议》《刘某春赔偿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书》予以证明。其中《协议》显示，双方约定工伤保险依据法律工伤保险实际赔偿60万；公司社会责任依据总部与亲属商讨结果20万；李某、陆总各10万，共20万；小孩护养共20万；交通费实报实销5万；安葬费5万；老人护养10万；合计140万人民币，协议上有原告签名捺印及被告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2日。《刘某春赔偿协议》显示，工伤保险60万，社会责任20万，李某、陆某20万，小孩抚养费20万，亲属交通费5万，安葬费5万，老人赡养费10万，共计140万。协议上有原告签名捺印及被告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2日。被告不认可原告上述主张，称《协议》《刘某春赔偿协议》内容一致，双方仅对原告获得140万的赔偿金额记录，并未约定分担义务，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中明确约定社会责任20万项目是社保支付项目，如社保支付少于80万元时，由被告负责补足。原告称，夏艳青、刘某平、刘某娥三人因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导致2017年9月、10月工资减少以及为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所产生的费用，上述合计25000元，并提交了《公证费发票》《夏艳青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刘某平工资明细》《刘某娥个人账户明细》《委托书》予以证明。其中，《公证费发票》显示，鉴定费2800元；《委托书》显示，原告于2017年10月12日委托刘某平代理向深圳市社保局申请和领取死者刘某春的死亡补偿待遇。被告辩称，已向原告支付10000元的后续处理费用，其中包括鉴定费2800元，夏艳青为被告方员工，事故发生后，公司均视其为正常上班，未扣取其工资，其工资较之前减少系因其未参与加班，刘某平与刘某娥不是处理刘某春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的必要当事人。被告称，其另向原告支付1万用于办理社保赔偿事宜可能产生的费用，并提交《1万元转账记录》予以证明。《1万元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9月26日，被告通过向原告刘某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0000元。原告称，该款项并非是办理社保基金的相关费用，而是迟延支付50万元赔偿款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关于双方约定的由社保支付的“社会责任20万”项目不属于社保支付项目范畴，该约定是基于双方错误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因此关于“社会责任20万”该部分约定无效。除此之外，《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中明确约定如社保支付少于80万元时，由被告负责补足。案件中，被告依照约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60万元，原告确认已获得社保基金赔偿717200元，此外社保基金按月向原告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2692.8元，供养小孩的抚恤金支付至小孩年满18周岁止，供养老人的抚恤金支付至供养老人去世为止。目前，社保基金支付金额未达到80万元，但社保基金处于按月继续支付状态，尚不能确定是否能达到80万，双方约定的补充责任条件未成就。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公司社会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事宜产生的费用。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原告因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应由被告支付。原告据此主张鉴定费2800元，被告辩称其于2017年9月26日已向原告支付10000元，作为原告因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原告称，该10000元费用是违约金，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依法认定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2800元的鉴定费用。原告另主张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共计11753元，被告不予确认，原告亦未提交相应的有效证据证实该主张，故原审法院依法不支持原告该主张。原告称，夏艳青、刘某平、刘某娥三人因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导致2017年9月、10月工资减少，并提交了三人的工资银行流水明细予以证明，因此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减少的工资10446.21元。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工资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证明夏艳青、刘某平、刘某娥三人2017年9月、10月工资减少与案件直接关联，且刘某娥并不是案件原告，也不是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的受托人，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三人减少的工资10446.21元，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夏艳青、刘某2、刘某1、刘云开、戴玉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38元，由原告夏艳青、刘某2、刘某1、刘云开、戴玉姣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上诉人在原审表示其所诉请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并无票据支持，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坪山总站至武冈车票的日期为2018年9月8日；2.被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出勤记录及工资发放表显示夏艳青2017年9月出勤20天、10月份无上班无考勤、11月份出勤28天，其该三个月的出勤工资均为2130元，刘某娥2017年9月出勤19天、10月份出勤25天、11月份出勤30天，其该三个月的出勤工资均为213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关于社会责任20万元，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双方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社会责任20万”系“由社保支付”，但社保支付范畴不存在该项目，该约定是基于双方错误认识基础上作出的，无法实际执行，亦无法由此得出该“社会责任20万元”应由被上诉人支付的结论。其次，上述协议第二条亦明确约定上诉人可获得的赔偿总额为140元，其中由被上诉人支付60万元，如社保支付少于80万元时，由被上诉人负责补足，上诉人已获得社保基金一次性赔偿717200元，此外社保基金按月向上诉人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2692.8元，供养小孩的抚恤金支付至小孩年满18周岁止，供养老人的抚恤金支付至供养老人去世为止。目前，社保基金支付金额未达到80万元，但社保基金处于按月继续支付状态，尚不能确定是否能达到80万元，即需由被上诉人负责补足至80万元的情形尚未出现。再次，《协议》、《刘某春赔偿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书》虽然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均约定上诉人可获的赔偿总额为140万元，且即使如上诉人主张，上述三份协议的约定不同，在此情况下，因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在最后，为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意思表示，应以此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综上，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支付社会责任20万的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事宜产生的费用。上诉人在原审主张其支出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共计11753元，但未提交相应票据予以证实，其在二审提交的车票时间为2018年9月8日，在原审判决之后，显然无法据此支持其原审的请求，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还称，夏艳青、刘某平、刘某娥三人因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导致2017年9月、10月工资减少，请求被上诉人支付三人减少的工资10446.21元，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出勤记录及工资发放表来看，在夏艳青、刘某娥该期间存在缺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足额发放两人的出勤工资，并未扣减，刘某平亦未能证明其2017年9月、10月工资减少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故上诉人该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提交的票据足以证明其支出了鉴定费2800元，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26日已向上诉人支付10000元，上诉人虽然主张该10000元费用是违约金，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涉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支付50万元赔偿款的时间为协议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22日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于2017年9月26日支付50万元赔偿款，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的时间符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没有迟延，并不存在需支付违约金的前提，故被上诉人关于该10000元系作为上诉人处理社保基金、工伤保险等相关事宜过程中所产生费用的主张合理可信，本院予以支持。因被上诉人已支付的费用高于被上诉人有证据证实的实际支出的费用，故对上诉人的相关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夏艳青、刘某1、刘某2、刘云开、戴玉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76元,由上诉人夏艳青、刘某1、刘某2、刘云开、戴玉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方佳娜(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