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30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华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中河中路1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15344448。法定代表人：张进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苹，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颖，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润丰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修川路11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664184434。法定代表人：曹广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青，浙江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燕，浙江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丁乐，女，197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上诉人浙江华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宁润丰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丰公司）、原审第三人丁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1民初3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润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润丰公司未尽到举证义务证明其与华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润丰公司未对双方就买卖合同达成合意进行举证，且多次陈述前后矛盾，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根据发票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前提在于双方之间不存在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润丰公司一直主张双方之间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不应适用该规定。而润丰公司提交的订单及往来邮件已经清晰反映了向润丰公司下单的合同相对方系“COLTEXINTERNATIONALLTD”（以下简称COLTEX公司），经办人是该公司在杭州的业务员丁乐，与润丰公司产生买卖关系的是上述公司，而非华泰公司。不能仅因华泰公司抵扣发票而认定其为购货方，润丰公司系根据丁乐的指令开具发票，华泰公司也是根据丁乐的指令支付货款，这在代理进出口业务中是常规操作模式，润丰公司理应清楚丁乐并非华泰公司的业务员且购货方系COLTEX公司。三、丁乐委托华泰公司办理进出口业务，向华泰公司支付代理费，丁乐与华泰公司之间系进出口代理关系，故华泰公司代理的是丁乐及COLTEX公司与美国商人的进出口贸易，而非是与润丰公司的进出口贸易。实际上，华泰公司与润丰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对润丰公司也不具有任何信息披露义务，润丰公司主张华泰公司支付货款没有依据。润丰公司辩称：华泰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根据华泰公司与丁乐商谈涉案事宜的录音，华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进智承认涉案买卖合同的存在，但不愿意提供书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推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双方之间有十余年的交易往来，形成的交易习惯就是华泰公司派业务员和润丰公司联系，确定好订单之后，由润丰公司将盖好章的购销合同、进仓单、发票等所有材料一并移交给华泰公司，润丰公司不保留合同，在得到华泰公司通知后由润丰公司开具发票，华泰公司支付发票金额对应的货款。至于送货的问题，润丰公司已在一审中提交相应的证据，华泰公司也没有提出异议，结合华泰公司已经办理退税的事实，可对润丰公司送货的事实和货款金额进行认定。再次，即使存在外商或丁乐委托华泰公司办理出口贸易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华泰公司从未向润丰公司透露委托方信息，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润丰公司当然可向华泰公司主张支付货款。润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泰公司支付货款412309.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412309.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次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华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润丰公司曾于2013年7月1日向华泰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90958.62元，同年7月2日华泰公司向润丰公司转账交付90958.62元，附言为货款。2014年2月11日润丰公司向华泰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62544.3元，同年2月18日，华泰公司向润丰公司转账交付62544.3元，附言为货款。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丁乐以邮件方式通知润丰公司制作女式上衣，后又通知部分女式上衣改为面料。2015年9月，润丰公司制作完毕后，按照丁乐指示送仓并出口。2016年4月，润丰公司向华泰公司开具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总计412309.8元。上述发票已由华泰公司申报抵扣，但华泰公司未向润丰公司支付货款，因此成讼。丁乐曾投资设立杭州葆晨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润丰公司生产并交付货物的事实并无实质争议，也认可华泰公司及第三人均未向润丰公司支付案涉货款。争议焦点在于，润丰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润丰公司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书面买卖合同，但因买卖合同并非要式合同，所以没有书面合同并不是否定双方合同关系的充分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般来说，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内容应当反映真实交易情况，而购货方应当对票面载明的内容核实认可后申报抵扣。润丰公司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方为华泰公司，且已由华泰公司申报抵扣，因此认为华泰公司对其为购货方是认可的。此外，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以及华泰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间长期以来存在由丁乐向润丰公司订货，润丰公司发货后向华泰公司开具购货方为华泰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华泰公司向润丰公司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加之华泰公司多次向润丰公司支付相应货款，润丰公司有理由信赖华泰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综上，结合润丰公司提交的发票以及双方间的交易习惯，法院认为双方间存在买卖关系。华泰公司辩称，丁乐在向润丰公司订货时使用的邮箱为ｄｏｎ×××＠ｃｏｌｔｅｘ.ｃｎ，使用的订单页眉处有COLTEX公司名称，因此润丰公司应当知道交易相对方为境外公司。邮箱后缀名及纸笺的页眉均不是交易方署名的通常位置，辨认一个不在通常署名位置出现的全英文名称显然已超过交易相对方的一般注意义务，故对华泰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华泰公司还辩称，其受丁乐委托，代理丁乐及境外公司与润丰公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因此丁乐及境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华泰公司未提交书面证据对代理关系加以证实，在丁乐明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对该代理关系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华泰公司与丁乐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在润丰公司不知道该代理关系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润丰公司可以选择华泰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华泰公司仍应向润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综上，润丰公司要求华泰公司支付货款412309.8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华泰公司经润丰公司以诉讼方式催讨，仍未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润丰公司主张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华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润丰公司货款412309.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件受理费7485元，由华泰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华泰公司是否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首先，润丰公司虽未提交双方之间形成了书面合同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虽然润丰公司不能提交双方之间的书面合同，其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主张华泰公司系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认定。结合润丰公司提交的订单磋商往来邮件、货物进仓通知邮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可认定第三人丁乐向润丰公司下达具体的订货和发货指示，润丰公司发货后向华泰公司开具发票，华泰公司对发票进行申报抵扣并获取出口退税。华泰公司在抵扣发票时，其身份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且双方之间素有交易往来，2013年7月、2014年2月，润丰公司分别向华泰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华泰公司也于开票当月按照发票金额向润丰公司转账支付货款。一审判决结合前述证据和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认定华泰公司与润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华泰公司虽否认其为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其法定代表人张进智作出了“就是海宁润丰那一家，账目上我们都核对过了，与发票金额是吻合的”、“我们那票合同去翻翻看”等陈述，第三人丁乐提交的录音中，华泰公司的外销员汤劲芳也对润丰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的事宜未持异议。华泰公司未能对前述录音内容作出合理解释。第三人丁乐亦陈述，涉案买卖合同由华泰公司与润丰公司直接签订。至于华泰公司主张应按订单页眉及丁乐邮箱后缀名中出现的“COLTEX”来认定合同相对方为COLTEX公司，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已就此问题充分阐述，本院亦予认可，不再赘述。再次，在双方形成的由丁乐下订单、润丰公司发货后开具发票、华泰公司抵扣并向润丰公司支付货款的交易模式下，润丰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交易相对方系华泰公司。即使如华泰公司在一审中所主张，其仅是作为丁乐或COLTEX公司的代理人办理进出口手续，华泰公司未向润丰公司披露前述委托代理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润丰公司明知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润丰公司可以选择华泰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至于华泰公司在二审中主张其为丁乐与美国商人的进出口贸易代理人，而非与润丰公司的进出口贸易代理人，与其一审中的陈述以及提交证据的内容不符，二审中亦未对此进行举证，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华泰公司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据此，华泰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5元，由上诉人浙江华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瑾审判员 王黎明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陆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