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722民初1135号原告：刘武，男，1954年12月8日生，汉族，中专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退休职工，住永胜县。被告：黄万英，男，1956年2月1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永胜县人，农民，住永胜县。被告：周治春，女，1954年2月16日生，汉族，文盲，云南省永胜县人，农民，住永胜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全，云南振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刘武与被告黄万英、周治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武，被告黄万英、周治春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黄万英、周治春拆除违法在原告转租给两被告耕种的承包土地上修建的一切建筑物和构筑物并进行复垦，恢复土地的农业用途；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在政府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刘武户经军和村委会三村发包给刘武户小地名为汪家后承包土地和自留地1.77亩的承包经营权。为方便耕作与管理，刘武户将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与村民互换后，将部分零散土地整合在汪家后面积约为1.3亩的整块土地，又经永胜县人民政府批准，取得了该坵土地面积范围内0.35亩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并在该坵土地东北方修建了畜厩三间，厨房两间，将畜厩和厨房前的土地进行了硬化。1992年12月30日，原告将自己修建的畜厩和厨房以及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0.35亩土地转让给了被告黄万英，同日还与被告黄万英签订了《自留地耕种合同》，原告将该宗约1.3亩土地中除转让给两被告的0.35亩宅基地和被原通道隔离自动形成的约0.2亩土地以外约0.8亩土地出租给被告黄万英耕种，合同还就租金数额及给付方式、租赁期限后的土地交割等事宜进行了约定。《住房出售契约》履行完毕，并按《自留地租种合同》的约定将出租土地交由黄万英耕种管理后，一家人便到片角原告工作的地方生活。1995年、2007年国家确权登记发证时，上述承包土地仍登记在了原告名下。2018年3月，国家实行物权登记发证制度，原告回到军和村委会三组，指认自家的承包土地，才发觉被告黄万英、周治春在自己出租给其耕种的耕地上修建了住房，实际下余的耕地已所剩无几。原告便要求被告返还自己出租给被告的承包土地，然其拒绝返还，虽经村委会多次组织调解，终因两被告已将租赁的农业用途土地改变成了建设用地返还不能而未果。原告认为，自己将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依法转租给被告黄万英耕种收益，黄万英只能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行使用益物权。然黄万英、周治春夫妻在未取得原告同意并经有权行政机关批准的前提下，超过原告转让给被告的房产及所占土地面积建设住宅，既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也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承包经营权，还致集体土地流失。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黄万英、周治春辩称，一、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原告诉状中部分诉讼请求，并非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理解原告需要法庭为他做什么、裁判什么，关于土地复垦，恢复土地的农业用途，并非是法院能通过民事诉讼能解决的问题。二、原、被告之间的确有土地转让的事实，双方的土地转让发生于1992年，土地转让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告已经建盖了的房屋，围起了院墙，原告自称是其自留地的部分，面积约0.8亩；转让的另一部分，是原告称之为其拥有的宅基地，也应该就是本案所争议的0.35亩宅基地。虽然，双方在在转让之初，为规避法律风险，签订了出租协议，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三、鉴于双方争议的0.35亩土地是宅基地，故本案争议的案由不应该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而应当为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四、被告依据与原告出让土地的原始依据及其相关凭证，在1993年11月23日，向政府部门批准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合法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并且在宅基地上建盖了房屋，其权利来源系通过登记取得物权，原告方无权加以干涉。若原告认为被告取得的该宗宅基地，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应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问题，而应该直接针对政府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五、原、被告之间的土地出让发生于1992年，距离现在已经有25年的历史，从诉讼时效的角度上来讲，已经超过我国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当得到保护。针对诉讼请求，原告刘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永胜县土地承包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母亲刘金兰有1.77亩承包地，其中0.6亩是自留地。第二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07年，原告登记的承包地未包含0.6亩自留地，只有1.17亩。第三组证据：房屋平面图一份，欲证明原告家原来的宅基地以及被告现在所修建的房屋不在原告原来的宅基地上的事实。第四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确权的地有1.08亩，其中的4厘是集体机动田，原告承包地不够，而不够部分就是黄万英家修建房子部分。第五组证据：住房出售契约、自留地租种合同各一份，欲证明：1、1992年刘武将其在汪家后承包的土地上修建的房屋以及该房产范围内的宅基地0.35亩出售给黄万英的事实；2、《住房出售契约》签订当日，刘武将该宗约1.3亩承包土地中除转让的0.35亩宅基地和另一小坵约0.2亩承包土地外下余的约0.8亩承包土地出租给黄万英户耕种，期限至2007年的事实。第六组证据：证明一份，欲证明黄万英建房的土地系军和三村发包给刘武母亲刘金兰，后登记在刘武名下的事实。第七组证据：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纠纷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上列证据，二被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通过原告的举证，并不能明确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故不认可关联性。同时，该份证据中的“万英”其实就是被告黄万英，故不能明确0.35亩宅基地的具体范围。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该证据第三栏已经体现了黄万英房屋的四至界限，并不在该承包地内。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原告不能以一张照片为由来说明原告起房子的位置就是其宅基地，而被告修建的房子不是宅基地。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原告若主张权利，应该有相应的权利依据，不能靠其失去的东西来推断所有的东西。对第五组证据总的住房出售契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契约已经明确了转让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住房五间、大门、院墙，也就是原告自认为的宅基地范围，或者说原告今天认为的宅基地范围，第二部分是原告的宅基地0.35亩，这部分内容是原告认为当初双方转让的宅基地及现在被告修建房屋的面积；对自留地租种合同，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实际上住房出售契约及自留地租种合同包含的内容是一回事，只不过双方为规避土地转让的风险另行签订了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对该部分面积一次性转让给被告。对第六组证据的第三性不予认可，理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非是村民委员会有权利发放的，所以村民委员会无法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发放的情况。对第七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可。被告黄万英、周治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被告黄万英、周治春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本案涉及土地示意图、收条、永胜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云南省耕地占用完税证、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款收据各一份，欲证明：1、1992年，被告与原告买地，并按照约定向原告付款，虽然双方约定为出租，但实际上是买卖关系；2、被告现建房位置，实际上是原告出让给被告的宅基地，并非承包土地；3、被告经过向政府部门审批，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并交纳了相关税费后在该土地上建盖房屋，其权利来源于行政机关审批，并取得登记后的物权，原告无权干涉；4、本案超出了法定诉讼时效，原告的主张即便成立都已经丧失胜诉权，权利依法不应得到保护。补充：即使原告所称的原告的宅基地在其现有的房屋范围内，但被告的宅基地出现在其他地块上也是因为被告遭受了水灾。经质证，原告刘武对二被告提交的上列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没有意见。对第二组证据中的本案涉及土地示意图，与原告提交的平面图是基本吻合的，但原告的0.35亩宅基地是在里面，而被告修建的房屋是在外面；对收条予以认可；对永胜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有意见，被告是**的人，但房子是建在三组的承包地上，不符合事实；对云南省耕地占用完税证、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款收据有意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职权向三川镇军和村委会主任谭瑜所做调查笔录一份，笔录主要内容为：受刘武委托，军和村主任谭瑜多次电话联系黄万英对接协调一事，黄万英表示愿意把汪家后0.4亩或陆家界0.8亩土地与刘武对换。2018年10月4日，双方同时到村委会当面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不统一，调解未果。本院对三川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谭健所做调查笔录一份，笔录主要内容为：自留地与承包田统称为“水田”，如果批的地为3分五，宅基地使用证上写“水田”，如果批的地为4分，宅基地使用证上写“荒地”；刘武与黄万英买卖房屋，但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证上仍为刘武的名字，黄万英现在建房的这块地审批手续合法，1993年批地建房，村民需写申请，经村委会同意报批，土管所工作人员到现场确认是哪块地后，才会批地。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两份笔录均无异议。对于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二被告提交的三组证据，本院认为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原告、二被告的部分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所做的调查笔录两份，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以及对证据的认定，本院确认本案主要法律事实如下：刘金兰系原告刘武之母，被告黄万英、周治春系夫妻关系，原告刘武为军和村委会三村村民，被告黄万英为军和村委会五村村民。刘金兰户取得合同编号为NO.2108897《永胜县土地承包证》，该土地承包证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土地坐落于汪家后，三块承包土地面积为分别为0.68亩、0.14亩、0.35亩，自留地面积为0.60亩。后因刘金兰去世，2007年9月27日原告刘武取得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40503017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地总面积为1.17亩，地块名称均为汪家后，承包地块总数为3块，面积分别为0.68亩、0.14亩、0.35亩，承包期限为1995年12月30日至2025年12月30日。2018年在新一轮土地确权中，原告刘武取得滇（2018）永胜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809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1.08亩，承包地块总数为3块，面积分别为0.67亩、0.14亩、0.27亩。在2007年及2018年，前述0.6亩自留地未包括在承包地中，也未载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2年12月30日，原告刘武作为甲方，被告黄万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住房出售契约》,内容为：“住房出售契约甲方：售主军和三村刘武乙方：买主军和五村经甲乙双方商定，确立以下卖房、买房协议：1、甲方的住房共五间、大门、院墙等批价柒仟元（7000.00元）卖给乙方。2、甲方的屋基地三分伍厘按每分面积壹仟元（1000.00元），共计价叁仟伍佰元（3500.00元）卖给乙方，甲方的地基证永远归乙方。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壹万零伍佰元（10500.00元）。双方在本合同上签字盖章后生效，由乙方付给甲方现金壹万零伍佰元（10500.00元）。本契约甲乙双方各持1份，从1993年元月1日执行。此合同当事人：甲方刘武乙方：黄万英中证人：周家彦签约日期1992年12月30日”，该合同左下角附有一句“付收款以收据为准，另一份《住房出售契约》无效”。同日，双方还签订了《自留地租种合同》一份，内容为：“自留地租种合同甲方：军和三村刘武乙方：军和伍村黄万英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的自留地面积共捌分（8分）租给乙方耕种，每年按每分30元共贰佰肆拾元（240.00元）的租金交给甲方，租金一次性交付壹拾伍年共叁仟陆佰元（3600.00元）。壹拾伍年后甲方不再向乙方收租种金，但无论什么时候集体需收回自留地乙方必须按租种的捌分面积交给集体，若集体收回自留地面积的时间不足壹拾伍年，则不足年分的租金按每年贰佰肆拾元（240.00元）的标准由甲方退还乙方。租种自留地从1993年元月1日开始到2007年12月31日共壹拾伍年，租金共计为人民币三千六百元（3600.00元）由乙方一次性付现金给甲方。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从1993年元月1日起生效。合同甲方双方各持1份。此合同付收款以收据为准当事人：甲方刘武乙方黄万英中证人：周家彦签约日期1992年12月30日”双方均在两份合同上签字、捺印，周家彦作为中证人亦在两份合同上签字、捺印。1993年2月1日，被告黄万英向原告刘武支付款项14650元，原告刘武出具《收条》一份交由被告黄万英收执。1993年11月23日，因水灾搬迁，被告黄万英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取得了《永胜县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并交纳了耕地占用税及土管费后，在自留地上修建房屋。2018年7月23日，军和村委会主任谭瑜受原告刘武委托，通过电话联系被告黄万英的方式，对双方纠纷进行了调解。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未果。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武与被告黄万英至今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本院认为，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自留地是土地承包政策实施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其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人是该农村集体组织内的家庭户，土地承包政策实施后，自留地已承包给农户经营，性质上已属于承包土地。本案中，原告母亲刘金兰户对《永胜县土地承包证》记载的0.6亩自留地拥有使用权，在刘金兰去世后，原告取得该自留地的使用权。1993年原告与被告签订《自留地租种合同》，该合同中载明：“壹拾伍年后甲方不再向乙方收租种金，但无论什么时候集体需收回自留地乙方必须按租种的捌分面积交给集体，若集体收回自留地面积的时间不足壹拾伍年，则不足年分的租金按每年贰佰肆拾元（240.00元）的标准由甲方退还乙方”,合同中明确了集体若需收回自留地，是由乙方即本案被告按租种的面积交给集体，而不是由原告交给集体。在2007年及2018年的换证及确权，前述0.6亩自留地未包括在承包地中，也未载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亦未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说明原告户已对该土地让出了经营权。故本案从农村的交易习惯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分析，双方签订的合同虽名为“自留地租种合同”，但实质为自留地经营权、使用权的转让，即原告将自留地的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了被告。原告作为户主以及实际管理者，在不直接耕种使用的情况下，将自留地的使用权进行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自留地属于承包土地，有关纠纷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原、被告在签订《自留地租种合同》时，双方虽不是同一村民小组的村民，但都是军和村委会的村民，属同一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双方对原告的自留地进行流转，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1993年因水灾原因，被告黄万英向军和村委会申请，经村委会同意，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确认，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交纳了耕地占用税及土管费后，在现房屋所在地即自留地上修建了房屋,并取得了《永胜县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故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流转行为应视为征得了村组集体同意。现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房屋并进行复垦，依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拆除违法在原告转租给两被告耕种的承包地上修建的建筑物并进行复垦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0元，由原告刘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福林审 判 员  代慧和人民陪审员  牟昌兰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沈高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