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69年9月1日生，白族，云南省剑川县人，公务员，住大理市，现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宇，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63年12月18日生，白族，云南省剑川县人，无业，住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1964年8月20日生，白族，云南省剑川县人，公务员，住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1977年12月20日生，白族，云南省剑川县人，无业，住大理市。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8）云2901民初2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继承人杨云以及利害关系人杨某2、张某均确认拖欠上诉人18万元。2、大理银泊泉房产处置后至杨云去世前，杨云并没有偿还上述18万元款项。本案中，大理银泊泉房产处置后，杨某1未及时向杨云主张还款，并不意味着其债权已经实现，杨云是否偿还欠款只能依据实际履行情况确定，而不能依据常理推定。2013年处置大理银泊泉的房产时，杨云仍健在，如何分配使用售房款，杨云、张某有决定权，故售房款的使用和分配情况不能证实杨某1的债权已经实现。且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该款项已归还的事实，张某作为与杨云的共同居住人，也证实了该款项尚未归还。杨某2辩称，18万元款项系杨云和张某尚未离婚前所借，系上诉人杨某1为家庭贡献的财产，真实存在。杨某3辩称，1、关于父亲欠上诉人房屋建设费用18万元收条一事，上诉人杨某1干涉父母婚姻，从中取利，获赠父母共有的房产即大理银箔泉房产。收条签订时间是2006年，房产已经在上诉人名下；2、收条写明该款项用于建盖大理银泊泉的房屋，但该房屋又在上诉人名下，与常理不符；3、在一审时上诉人自述其还持有36万元售房余款，售房余款也属于父亲的遗产，应该由兄弟平分。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杨某4辩称，对于18万元的经过，答辩人不清楚，对18万元的欠款，答辩人也不认可。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在继承杨云遗产范围内各偿还原告45,000元，合计135,00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云与张某原系夫妻，共同生育了四子，长子即被告杨某2、次子即被告杨某3、三子即原告杨某1、四子即被告杨某4。杨云原在剑川自建房时，原告为杨云建房分几次出资约5万元，后在2006年杨云将在剑川所建房屋出卖，到大理市大理古城银箔泉旁边建盖了砖混结构楼房一幢（建筑面积300M2，房号为银泉小区20号），为解决建盖该幢楼房资金不足，原告通过贷款，将10万元贷款交给了杨云用于建房。为上述两次建房，杨云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杨某1（第三个儿子）款项壹拾捌万元（180000）此款项用于本人在大理银箔泉别墅的建设。此款本人住在此别墅内不与还款，易主时必追回此款。收款人杨云见证人张某（签名）杨某2（签名）O八年十二月廿七日”。2010年7月27日，杨云与张某经大理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3年4月9日，杨云与原告作为甲方（卖方），与乙方（买方）叶志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由甲方将坐落在大理古城西门银箔旁边银泉小区20号砖混结构楼房一栋出售给乙方，议定房地产及附属建筑物总价款169万元，卖房手续由原告办理（该房产后已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自述该房在2016年出售卖房款150万元，除在大理市下关龙山花园用66万元购买了一套住房外，将所剩房款交给其母张某分给了四兄弟，还有支付银箔泉房子的尾款，原告保管有30多万元。该幢房屋出卖后杨云在龙山花园的住房生活。2018年1月11日杨云去世。杨云去世后，原、被告四人因遗产继承发生争议，杨某3、杨某4于2018年2月28日以继承纠纷起诉杨某2、杨某1。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云2901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杨云在去世后其名下中国银行尾号为5916的账户内余额38,341.58元，另取出的款项481,314.88元由被告杨某2持有，合计519,656.46元，判决由被告杨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支付给杨某3、杨某4、杨某1遗产分割款129,914元。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依照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围。继承遗产时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被继承人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本案的被继承人杨云，生前因在两次建房中受到其第三子原告杨某1的资助和贷款，向原告出具了《收条》，该《收条》确认收到原告款项180,000元，并明确其在大理银箔泉建房中居住时不还款，“易主时必追回此款”，且杨云前妻张某亦证实了这一事实，故被继承人杨云生前曾确认因建房欠有原告180,000元款项的事实。2013年后，原告与被继承人杨云作为共同出卖人，将在大理所建的银箔泉楼房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形式，以总价169万元出卖给了他人，卖房手续主要是由原告进行办理，原告还自述该房卖房的所得款150万元，除用66万元购买了龙山花园的一套住房外，已将所剩房款用于支付银箔泉房子所欠尾款以及交给其母张某分给四兄弟，原告自己还保管有30余万元。诉讼中，原告与被告杨某3、杨某4之间就原告主张的被继承人杨云生前还存在180,000元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争议。现在被继承人杨云已死亡的情况下，依据杨云所留《收条》中“易主时必追回此款”的内容，以及大理银箔泉早于2016年、也即在被继承人杨云发生死亡两年前，就已发生了主要由原告经手出卖房产并管理了部分售房款的事实，如原告主张的180,000元杨云生前一直未清偿，取得售房款项后应先清偿杨云生前为建房欠有的180,000元款项，再对售房款进行其他处理。但在售房款项的处理上，主要经手售房款的原告却一直未作主张，且原告已陈述房款一部分已用于支付建房所欠尾款。故原告主张被继承人杨云生前未对其清偿所欠款项180,000元，与常理有悖。综上，现原告以被继承人杨云生前未清偿对其的债务180,000元，应由取得被告继承人杨云遗产的原、被告在其继承的遗产的份额中偿还的主张不当，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杨某1承担。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杨某1认为一审认定“杨云原在剑川自建房时，原告为杨云建房分几次出资约50000元，后在2006年杨云将在剑川所建房屋出卖，到大理市大理古城银箔泉旁边建盖了砖混结构楼房一幢（建筑面积300平方米，房号为银泉小区20号），为解决建盖该幢楼房资金不足，原告通过贷款，将10万元贷款交给了杨云用于建房。”不准确，上诉人交与杨云的钱是18万元以上并非是一审确认的15万元；一审认定“卖房手续由原告办理（该房产后已登记在原告名下）。”证据不足，杨某1仅与杨云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过字，房产也并未登记在杨某1名下。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某1对其所主张的异议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异议不成立。对一审认定的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被继承人杨云，生前向上诉人杨某1出具的《收条》，虽然杨少锋、杨某4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收条》的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收条》予以确认。该《收条》确认被继承人杨云收到杨某1款项180,000元，并明确其在大理银箔泉建房中居住时不还款，“易主时必追回此款”，且杨云前妻张某亦证实了这一事实，故被继承人杨云生前曾确认因建房欠有杨某1180,000元款项的事实。但在2013年4月9日，杨某1与被继承人杨云作为共同出卖人，将在大理所建的银箔泉楼房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形式，以总价169万元出卖给了他人，卖房手续主要由杨某1进行办理，杨某1自认该房卖房的所得款，除用66万元购买了龙山花园的一套住房外，已将所剩房款用于支付大理银箔泉房子所欠尾款以及交给其母张某分给四兄弟，杨某1自己还保管有30余万元。继承遗产时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被继承人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而杨某1主张的款项系已经进行处分的大理所建的银箔泉楼房所产生的债务，该房屋已进行了处理，所得款项中现杨某1所持有的款项远大于其主张的款项，现其以被继承人杨云生前未清偿对其的债务180,000元，应由取得被告继承人杨云遗产的杨某2、杨某3、杨某4在继承杨云遗产范围内各偿还45,000元的主张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月秀审判员  左丽梅审判员  杨晓钟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卞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