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11民初11315号原告：许金英，女，汉族，1933年7月22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丽，系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新华，女，汉族，1954年12月2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丽，系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艳军，女，汉族，1981年10月22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丽，系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奎，男，汉族，1972年2月29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明，系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海棠，系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春利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27288498758，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亮甲店震皇庄村。法定代表人：井上春利，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明，系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海棠，系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金英、吕新华、曹艳军与被告任奎、大连春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利食品）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吕新华、曹艳军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丽，被告任奎、春利食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明、申海棠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诉称：逝者曹永升与原告吕新华为夫妻，二人经被告任奎雇佣，为被告春利食品提供劳务多年，每月被告任奎向吕新华支付工资2,700元，向曹永升支付工资1,800元。2015年8月起，被告任奎每月将两人工资4,500元一起支付至吕新华的银行账户中。2018年1月16日，曹永升跟随被告的辽Ｂ×××**号货车到泡崖再生资源调剂市场装货，在装完28袋货物后，曹永升体力不支，突然倒地，意识丧失。任奎得知情况后让货车司机赶紧打120急救电话，随后赶到事发地。虽经120急救人员抢救，曹永升仍于当日在装货地死亡。抢救产生的救护车费和医疗费用均由任奎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雇员曹永升系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死亡的，雇主任奎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雇主安排的工作劳动强度过重且未能确保雇员合理休息，即雇主未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故被告公司应当与任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经与被告多次协商不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1,058,446元：1、死亡赔偿金649,392元（依据201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0,587元/年×16年）；2、丧葬费40,942元（依据2017年职工年均收入6个月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265,112元（受害人母亲27,191元/年×5年÷4=33,989元、妻子27,191元/年×17年÷2=231,123元）；5、处理丧葬事宜女儿和女婿两人的误工费一周时间共2,000元；6、交通费1,000元；7、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任奎辩称，曹永升系在履行雇佣活动中因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被告任奎作为雇主对其死亡的发生无任何过错，当然无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就曹永升因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向被告任奎主张赔偿，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任奎对原告的诉请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如下：1、曹永升死亡系因自身疾病（急性心梗突发）导致的，而非遭受外力侵害导致的，被告任奎就其死亡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无侵权行为，更无过错，被告任奎当然无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交的证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曹永升的死因为急性心梗。该证据证明曹永升是在履行雇佣活动中，因自身疾病突发导致的死亡，非第三方侵害行为导致的，被告任奎作为雇主就其死亡无任何过错。被告任奎作为雇主无法事先预见曹永升的发病，在得知曹永升发病后，立即让司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垫付了相关救护费用1,587元、购买寿衣及穿衣费2,000元、运尸费2,000元。被告任奎作为雇主已经尽可能地予以救助并垫付了5,587元。（2010）浙甬民一终字第468号案件与本案情形近乎完全一致，同为雇员在履行雇佣活动中突发心脏疾病猝死，法院最终判决雇主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据此，被告任奎作为雇主对于曹永升死亡这一损害结果的发生无任何过错，当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曹永升死亡的损害结果并非外力“侵害”导致的，而是自身疾病导致的，故本案并非人身遭受“侵害”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当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原告基于该解释向被告任奎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款项，属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前述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为身体遭受“侵害”，“侵害”的含义为“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即因侵权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方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本案中，曹永升死亡这一损害结果系自身疾病导致的，并非“侵害”导致的。我国侵权法理论中的损害，即损害后果，是指因他人的加害行为或其他物的危险发生而对受害人产生的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通常是指来自于外界的人身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雇主要根据过错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本案中雇员的死亡并不是源自外界的因素，而是属于自身机能变化的结果，是由于自身疾病发作而导致人身死亡，并无他人的行为参与或受他人的物件危险而发生的事故，不属于侵权法意义上的损害后果，当然就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现行法律法规中，仅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在履行工作活动中因自身疾病死亡的，认定工伤，由工伤基金或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并无法律规定，在雇佣活动中，雇员因自身疾病死亡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就曹永升在履行雇佣活动中因病死亡向被告任奎主张赔偿，无法律依据。综上，曹永升系在履行雇佣活动中、因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非被告任奎侵害行为导致的，被告任奎作为雇主对其死亡的发生无任何无错，当然无义务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春利食品辩称，大连春利食品有限公司与死者曹永升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对于曹永升的死亡，被告春利食品并无过错，更无侵权行为，原告主张由被告春利食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春利食品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如下：1、大连春利食品有限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曹永升是“经被告任奎雇佣”，“每月被告任奎向曹永升支付费用1,800元”。曹永升仅是受任奎雇佣在被告春利食品履行其作为雇员的义务，与被告春利食品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因此，被告春利食品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原告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主张由被告春利食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可知，适用上述法条须同时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其他主体与雇主之间存在发包或分包的法律关系；二是雇员遭受的人身损害是由于安全生产事故。而在本案中，两名被告之间不存在发包或分包的法律关系，曹永升死亡也并非由于安全生产事故，适用上述法条的两个前提条件均不满足。因此，原告基于上述法条主张由被告春利食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3、曹永升死亡系因自身疾病（急性心梗突发）导致的，对于其死亡，被告春利食品没有过错，更没有侵权行为，当然也就没有赔偿义务。综上，被告春利食品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对于曹永升的死亡，被告春利食品没有赔偿义务，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被告任奎的答辩意见，原告认为：被告任奎并没有否认被害人的死亡发生在雇佣活动中，即被害人与被告任奎系雇佣关系，被害人的死亡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故依据雇佣关系任奎应对被害人因雇佣劳务导致的死亡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死亡系自身原因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原因中记载为急性心梗，急性心梗是突发疾病，被害人在提供劳务工作时，突发急性心梗，显然与工作存在关系，故雇主应当对其结果承担责任。针对被告春利食品的答辩，原告认为：被告春利食品主张被害人与其不存在法律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告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被害人系为被告春利食品提供劳务，且事发当天，被害人跟车的车辆辽Ｂ×××**属被告春利食品所有，显然被害人与春利公司存在劳务关系，故被告春利食品依法应当承担法定赔偿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许金英、吕新华、曹艳军与逝者曹永升分别系母子、夫妻及父女关系。原告吕新华与曹永升二人经被告任奎雇佣，在被告春利食品公司从事劳务，每月被告任奎向吕新华支付工资2,700元，向曹永升支付工资1,800元。2015年8月起，被告任奎每月将两人工资4,500元一起支付至吕新华的银行账户中。2018年1月16日，曹永升跟随登记为被告春利食品所有的辽Ｂ×××**号货车到泡崖再生资源调剂市场装货，在装货过程中突然倒地，意识丧失。被告任奎得知情况后让货车司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赶到事发地。经120急救人员现场抢救30分钟后确认曹永升死亡。被告任奎垫付了抢救费用1,587元及部分丧葬事宜花费。大连市公安局周水子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曹永升，年龄64岁，死亡日期：2018年1月16日，死亡原因：急性心梗，死亡地点：西北路旧货市场仓库内。大连金州殡仪馆出具的收费收据显示已收取曹永升殡仪服务费3,018元。原告许金英的丈夫曹文有已去世，原告共有五名子女，长子曹永成、次子曹永升（去世）、三子曹永江（去世）、四子曹永海、女儿曹永华。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大连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殡仪费收据、服务费清单、证明、急救中心收费票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1、二被告是否与曹永升存在雇佣关系；2、对于曹永升的死亡后果，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可以认定，原告吕新华与曹永升系接受被告任奎的雇佣，由被告任奎安排工作并按月发放劳动报酬，虽然曹永升的工作地点位于被告春利食品的经营所在地，但其与被告春利食品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劳务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曹永升受被告任奎雇佣，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曹永升在提供劳务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对导致其突发疾病的准确原因现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当庭陈述曹永升并无心脏病或者其他高危病史，此前一段时间其曾患有感冒，但已恢复，跟车作业是曹永升受雇佣后从事的经常性作业，事发当日，曹永升在跟车出发前及卸货作业过程中均未向雇主提出过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所以，对于曹永升突发疾病的意外情况被告任奎无法提前预见，虽然卸货作业体力消耗大，且事发时已是正午，不能排除其所从事的作业活动是其突发疾病的诱因之一，但从本案的事实及证据来看，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任奎对此存在明显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任奎作为雇主对曹永升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曹永升系在从事劳务活动中突发疾病死亡，虽然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任奎对此存在过错，但其作为雇主，系被告曹永升提供劳务的受益人，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对此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关于补偿的数额，综合考虑本案事实，以及原告许金英尚有三名子女可尽赡养义务，原告吕新华尚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原告曹艳军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实际情形，本院认为被告任奎应参照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总数额的20%即人民币191,089元[（649,392元+40,942元+265,112元）×0.2]元给予补偿，对被告任奎已经垫付的抢救费等不予扣除。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万元、误工费2,000元及交通费1,000元，因无证据佐证，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大连春利食品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中，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任奎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许金英、吕新华、曹艳军给付补偿款人民币191,08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许金英、吕新华、曹艳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26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7,163元，由原告许金英、吕新华、曹艳军负担5,163元，由被告任奎负担2,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二年。审判员 尹 霞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圣悦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