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云，女，1966年10月4日生，汉族，住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光（系上诉人刘海云丈夫），男，1969年2月18日生，汉族，住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自鹏，石家庄市井陉兴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井陉县民委员会，住所地：井陉县。 法定代表人：刘海军，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忠，石家庄市井陉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双楼，男，1952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桂英（系被上诉人栾双楼妻子），女，1957年1月18日生，汉族，住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祇俊生，井陉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上诉人刘海云、井陉县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栾双楼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1民初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海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光、高自鹏、上诉人井陉县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刘海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忠、被上诉人栾双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桂英、祇俊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海云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处理本案的立场存在根本性错误。刘某1在2012年2月至2015年任村支书期间，主持进行全村土地调整，调整最后的结果由他执笔形成了《地亩账》并通过微水镇政府将该地亩账交给新一届村委，现刘海军所保管的《地亩账》即是刘某1移交过来的。刘某1在任时就声称96年的地亩账已经丢失，他移交过来的2012年的地亩账即是全村唯一的一份土地档案资料，该资料后来又经全体村民代表以及两委班子进一步的确认。因此，该地亩账即是全村独有的、也是最权威的土地档案。几年来，全村支付高速占地补偿、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以及已经进行过的土地确权，均是以该地亩账为依据进行的。就连本村村民之间此前曾发生的几起土地承包权诉讼，一审法院也是根据该地亩账的记载判决的，且二审法院均已维持。这就是全村目前土地的客观现状。而在本案中、刘某1是2012年土地调整的组织者，又是地亩账的具体制作者和直接移交者，更是1996年土地承包档案的丢失者，他这种出尔反尔、自我否定的做法本身就是在混淆案件是非，以求将案件处理引入歧途。他给被上诉人书写证明的时间本系本案开庭的前一天，而落款时间却故意写成2012年12月26日，且证明上严重勾划，字压章嫌疑极为明显。开庭时，上诉人已将刘某1的电话录音当庭播放，更证明刘某1在处处造假。刘某1持有的所谓地亩账即使是“正本”，因其与移交村委的地亩账记载相冲突，依法也不应具有任何证明效力，然而，一审法院却视这种种疑点于不顾，视栾家窑全村的现状于不顾，片面采信刘某1的证言以及他持有的两本地亩账（即已“丢失”的96年和2012年两本账）来处理本案，这种立场本身就是错误的，立场错误必然导致判审错判。二、上诉人对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未予认定显属不当。全村均无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经营权证书，唯一能够证明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就是村委会的地亩账。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村委会的地亩账复印件（此复印件在第二次开庭时与村委原件当庭进行了核对），并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由村委盖章的高速占地协议书。这些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享有争议土地承包权的事实。村委会作为土地的发包方，其保存的地亩账依法具有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而且，争议土地在一轮承包时上诉人就开始耕种，二轮承包后上诉人虽在外几年做生意，但争议地仍由我父亲代为耕种之后我在该地上种植了果树，直到高速公路征用后才将果树砍掉将地铲平。被告虽主张争议土地的承包权，但二轮承包时他因超计划生育没有参与，自然不能取得土地承包权。既然辩称该地后来补给被上诉人，为何刘某1移交的12年地亩账没有登记？为何刘某1在开庭之前才给他补写伪证证明？为何20年以来上诉人在该地种树时被上诉人从未阻止？上诉人辩称1.23亩均系他承包为何村委发放0.7亩以外的征地补偿时被上诉人哑口无言没有任何反应？凡此种种足以看出，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他只是以刘某1以及刘某1手中所持有的所谓“证据”作为本案的“挡箭牌”而已。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如此充分的证据未予认定，反而做出“被告的陈述更符合客观实际，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理应归被告所有”的认定，很显然，一审的这种处理，显然是为偏袒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的根本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村委会的地亩账与刘某1个人持有的所谓地亩账哪个最具效力。村委会的地亩账是经合法程序由上届村委移交下来的是全村唯一的一份土地档案。依法应当具有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而刘某1持有的所谓地亩账充其量不过是他个人留存的一份记录而已在法律上不具有任何效力。为维护合法权益，上诉人只好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被上诉人栾双楼答辩称，一、2012年栾家害村未进行土地调整。如一审判决查明，《土地承包法》对承包期内的土地调整进行了严格限制，除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不得进行土地调整，也规定了村民多数决、报乡镇和县审批等严格的土地调整流程。上诉人既没有经过村民代表的讨论土地调整决议，也不能提供土地调整方案和上级部门的审批手续，不能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关键证人2012年至2015年任村支部书记的刘某1书证和接受法院询问时也证实栾家窑村在2012年有过调整土地的动议，但因为不符合政策，被上级部门叫停。上诉人所称的持有村委所谓的地亩账，刘某1一再申明为草稿，上有登记错误等许多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登记，正本一直在本人手里未移交，革稿是在2017年高速公路占地是交给栾海龙的。在此前提之下，上诉人的土地登记表既不唯一也不权威，更没有经过村民的确认。一个未进行土地调整，仅仅是对土地耕种现状记载的土地登记表，没有经过入户核实、现场绘图勘察、对外公示、颁发承包合同等土地确权流程的记载草稿不具有物权登记效力。高速公路古地补偿也是按照被占地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发放的，其他的土地纠纷既和本案无关，也未以上诉人证明其权属的草稿为依据。刘某1在接受法院询问时，对自己的任职时间，登记表草稿正本的制作过程，尤其是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就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终营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代耕关系。上诉人作为其父家庭成员之一分得了土地未单独承包、2012年12月村委出具证明对争议土地的权属进行了明确等事实说的清清楚楚，是对真实事实的客观表达。相反，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自己在96年二轮地承包时就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上诉状中又称自己在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取得了承包权，一轮承包在1982年，上诉人尚年幼未成家，怎么会以家庭身份取得承包权呢？96年二轮承包时，其也是作为已婚妇女未迁移户口，作为其父刘雨庭家庭成员之一取得土地共有承包权的，不可能单独取得承包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支持。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争议已经解决。96年二轮承包被上诉人取得包括争议土地在内1.23亩土地承包权经营七八年之后，经口头协商由上诉人之父刘雨庭代耕过一段时间，后上诉人一直主张收回，故在2012年12月26日村委出具了证明，将该1.23亩土地确权到被上诉人名下，此争议早已解决，只是当时刘雨庭病重双方对如何腾退土地未形成一致意见。一审开庭前后，被上诉人对证人刘某1进行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质问责难，其提供的谈话录音不能证明当时的谈话环境和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我方证据已经在2018年7月11日首次开庭前的举证期内向法庭进行了提交，不会在开庭前一天才制作，刘某1所说的昨天写的，实际上是对被上诉人责难自己的对抗，也证明了该录音取得方式不合法。三、同一块争议土地，我方证明了在96年就取得了承包权实际耕种多年，与上诉人之父有代耕关系，2012年12月村委再次确权，有书记村长的签名，反映我村土地现状的登记表正本之上也将该争议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二轮承包时取得了承包权，提供村委证明是在2016年，上诉人亲弟当选村支书后出具的，登记表也是草稿，自己领取占地补偿款合同只能证明其冒领的事实，2016年以来，被上诉人一直对此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井陉县民委员会答辩称，其答辩意见同一审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井陉县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8》冀0121民初9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定案依据的证据错误，判决错误。栾家窑村委会现保存的地亩账是全村唯一的土地档案资料，是前任村支书刘某1卸任时通过微水镇政府移交来的，是经过了全体村民代表以及两委班子进一步追认的。刘某1在2012年2月至2015年任村支书期间，主持进行全村土地调整，最后的调整结果是他亲自登记入册的（地亩账）。几年米，全村解决土地承包权争议、已经基本完成的土地确权、支付平赞高速占地补偿等均是以该移交的地亩账为根据逐步进行的，就连本村前期发生的几起土地承包权诉讼，也是在该地亩账的基础上处理的，这是全村目前的客观现状。一审法院无视全村土地已经调整的现实，将刘某1个人所持、但与其移交村委的地亩账记载相冲突的所谓的‘96年地亩账’为依据处理本案，实为依据错误，其结果也必然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势必会引起更多有相同情况的村民间的纠纷，造成本地区混乱不稳定。二、一审超范围裁判违背“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一审原告刘海云起诉要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在被上诉人栾双楼未提起反诉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同时在判决中认定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栾双楼所有。一审法院的裁判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栾双楼答辩称，1、村委会提到的地亩帐系刘某1个人制作的，上有漏登、误登的情况，且没有经过村民的确认和公开明示，既不真实也不合法，不具有物权效力，也没有正式移交村委会，正本仍然在刘某1手里没有移交，其他同上一个答辩意见。2、村委会作为法人组织，应该对2012年12月出具证明，解决争议土地权属纠纷，这个证明结果进行承接。3、一审是上诉人选择我们作为被告的。争议土地具有唯一性，确定性，双方之间属于权属非你即我的关系，一审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诉求，当然就应该对这一土地属于我们的权属进行明确，不属于违背不告不理的现象。 被上诉人刘海云答辩称，同意村委会的上诉意见。 刘海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享有前头坡0.7亩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争议地系栾家窑村前头坡栾典地，面积1.23亩，现大部分已被平赞高速公路征用。 1996年，被告村委会按照八口人一份地的原则进行二轮土地承包，原告本人、被告栾双楼家部分人口均参与了二轮土地承包并分得了土地，村委会与承包户均未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也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因被告栾双楼生育女儿违反计划生育，未参与二轮土地承包。二轮土地承包结束后，被告栾双楼缴纳了计划生育罚款后，符合分地条件，向被告村委会要求补地，被告栾家窑村委会将机动地内的本村前头坡栾典地1.23亩土地补给了被告栾双楼。因当时二轮土地承包刚结束，该争议地未上被告村委会的地亩账。 后被告村委会因种种原因将二轮土地承包的地亩账丢失，由当时主管分地的刘某1（刘某1，男，身份证号1301211950××××××××，栾家窑村人，1986年9月－1995年1月任栾家窑村党支部书记；1995年2月－2012年1月任栾家窑村支部委员；2012年2月－2015年1月任栾家窑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2月卸任）根据二轮土地承包情况重新制作了地亩账（正本），在其现保管的地亩账中明确显示：栾双楼、栾春书补前头坡栾典地外1.23290356。该地亩账上未显示原告的承包地中有前头坡栾典地1.23亩的记载。 庭审中，被告栾双楼称2004年与原告父亲刘雨庭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父亲代耕争议的1.23亩土地，该协议至2012年解除，原告否认，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 2012年，被告村委会欲将全村土地进行小调整，刘某1依据当时土地耕种现状及欲调整情况制作了地亩账草稿，因当时争议地由原告耕种，将争议地在地亩账草稿上登记在原告名下，后被告栾双楼提出异议，因种种原因土地小调整也未完成，地亩账草稿也未作修改，后刘某1根据地亩账草稿及二轮土地承包的实际情况，重新制作了地亩账正本，争议地仍由原告耕种。在刘某1卸任后，地亩账草稿已移交给下届村委会，地亩账正本仍保存在刘某1手中。2017年，因平赞高速占地，原告与被告栾双楼就争议地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村委会现存的地亩账（草稿复印件）；2、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出具的证明，证明土地被征用了3.11亩，其中2.41亩无争议，本案争议的0.7亩登记在原告名下，因被告有争议，该0.7亩土地补偿款未发放；3、平赞高速征地协议书，证明争议地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已支付给原告。 被告栾双楼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地亩账，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复印件。虽有刘海军的签字，说是和原件一致，但无法证实是否一致，原告应提供地亩账的原件，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复印件在形式上未加盖村委会印章，既不是承包合同或是确权证明也不是物权证书，故不能反映争议地的真实承包权和权利属性。3、当时二轮承包是八口人一份地，该证据显示只原告一人就分得了土地，不符合分地政策和实际情况，如果原告单独取得承包地的话，恰恰证明这是伪证。4、2012年前半年之前原告父亲任村支部书记，2016年至今是原告的亲弟弟刘海军担任村支部书记，因其家庭成员2012年之前和2016年至今担任支部书记，2018年5月4日由支部盖章刘海军签字的证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被告之外的土地原告与他人发生过争议，且在井陉县人民法院进行过诉讼，非证明上提到的无争议，该证据不认可。5、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涉及被告的土地补偿款被原告擅自领取的事实。 原告针对被告上述意见作出如下补充：原则上是被告说的八口人一份地，但村里当时有很多未能到场的在外工作的散户是村里直接分地的。2012年前原告父亲在村支部任书记，2016至今原告弟弟刘海军在村里任书记。被告认为原告的上述补充不属实，称原告不属于在外的也不是未到场的，是与其父亲一起作为一个家庭共同承包土地的，并未单独分地；对原告的家庭成员在村委任职情况无异议，刘雨庭应是2012年前半年之前任职，后因病辞职，由刘某1接任。 被告栾双楼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2年12月26日加盖村委印章和村主任签字的证明，证明1.23亩土地是被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2、村书记刘某1出具的两份书面证言，证明争议地是在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争议地作为口粮田补给被告长期耕种，刘雨庭曾代种事实，2012年为避免纠纷村委对该地再次确认给被告，2012年也未进行过土地调整。第二份书证是证明原告家庭在1996年分得的土地明细，并未有前头坡任何一块土地承包的记载。3、村会议记录的原件，证明刘某1的任职情况。4、诊断证明证明证人不能当庭作证。 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村民会议记录无异议；2、对栾家窑村委会2012年12月26日证明有异议，称该证明是伪证，因（1）该证明不具有完整性。（2）里面的字压章明显是先盖章后签字。（3）对栾玉庭名字下面的内容有严重勾划，明显是造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该证明的证明效力远远低于村委会地亩账的效力，内容上与村委的地亩账相冲突。3、对刘某1的证言，称证人未到庭，质证程序无法进行，该证言没有证明效力，刘某1记载的内容是没有根据的，2012年的地亩账就是刘某1制作并移交的，现提交的证明内容与地亩账相冲突，没有证明效力。 被告栾双楼还提供了证人栾某、刘某2及村民代表张某的当庭证言，证明被告栾双楼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了前头坡的承包地的经营权，2012年栾家窑村未进行过土地调整。原告则认为证人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效力不能认定。 另外，被告栾双楼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7年10月23日栾家窑村45户村民联名举报信反映栾家窑村2012年对土地进行胡乱记载，土地调整未进行下去。2、刘某12012年土地登记表记载，2012年3月对当时土地现状的记载情况，原告并没有1.23亩的栾典地。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刘某1的土地登记记载没有证明效力，因它不是移交到村委的。上届村委会移交的地亩账是刘某1本人亲自制作的，与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相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联名信上的签字好多都是一个家庭成员签的，不能代表全村人的整体意志，只能证明是45人，不能证明是45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提供的栾家窑村委会2012年12月26日证明进行鉴定，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关鉴定材料而自愿放弃。 在二次庭审中，原告还提供了其与刘某1通话的电话录音，证明2012年12月26日村委会的证明是在第一次开庭前形成的。被告则对录音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村委会现存的地亩账复印件、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出具的证明、平赞高速征地协议书、村委会证明、证人证言、村委会会议记录、诊断证明、村民联名举报信、2012年土地登记表、本院调查刘某1笔录等证据并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作了严格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系其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也未提供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该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始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陈述更符合客观实际，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理应归被告所有，故原告要求确认其对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海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海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井陉县民委员会提交新证据：地亩册2015.3.16日，在移交，有移交记录。2015.10.29日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土地确权有开会记录。2016.4.10日村民代表两委委员关于我村土地确权如何进行有开会记录。2016.7份关于本村土地确权决定村民代表和两委委员的开会记录。证明2012年动过地。被上诉人栾双楼质证认为，1、村委会的记录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当时开的。2、12年调地，应该提前开会讨论，不能在15.16年进行追认，这个15.16年恰巧是刘海军当上村书记之后。被上诉人刘海云质证认为，对村委交的记录没有异议，认可，应当按村委会的地亩册确定争议地的承包权属。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没有证据证实或证据不足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刘海云称本村村委会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将诉争土地承包给自己，但被上诉人栾双楼在一审期间提交的2012年12月26日盖有村委会公章并由当时村干部签名的证明明确证实，诉争土地承包给被上诉人，证人栾某、刘某2及村民代表张某一审时当庭证言，证明被上诉人栾双楼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了前头坡的承包地的经营权，2012年栾家窑村未进行过土地调整。上诉人提交的地亩册上，诉争土地虽然登记为上诉人刘海云，但地亩册系当时村书记刘某1整理的草稿，而且刘某1出具的证言和被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均明确证实诉争土地当时承包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会议记录上，也没有明确载明二轮土地承包时，诉争土地承包给上诉人刘海云；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海云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原判对其诉讼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是否超过诉讼请求的问题，原判在判决主文部分，并未判决诉争土地归被上诉人承包，不能认为超过诉讼请求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上诉人井陉县民委员会、刘海生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张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