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5064号 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87号1402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46900T。 法定代表人：田景梅。 委托代理人：胡正方、张帅，广东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谭曼青，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露、李佳，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8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3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胡正方、张帅，被告出庭负责人张云珠及被告委托代理人陈露、李佳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一、原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中的书面答复和其作出行政决定的理由不一致，被告对新的理由进行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原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理由为：原告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缓办理登记。而在行政复议中给出的答复理由是原告在申请变更时提交了虚假的申请材料，且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原告认为，原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并没有认真审查原告提交的材料，直接以原告公司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缓办理登记为理由不予变更。在原告申请了行政复议之后，又找出其他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答复，其在答复中并没有提交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证据，可见其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理由不成立。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被告采纳原行政机关提出新的答复意见，原告认为，原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并未提出该理由，而在复议中提出该理由进行答复，被告对该事由进行审查，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作出对原告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二、被告没有将行政机关答复意见交由原告质证。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本案被告在进行行政复议过程中，原行政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和资料，且其提交的是未经证实的新的事实和理由，但被告并没有将该答复资料送达原告进行质证并发表意见，没有通知原告申请听证，也没有向原告调查情况，听取原告的意见，而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直接作出了复议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三、复议机关审理程序错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的、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本案中，原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理应不予以支持，但复议机关并不应对原行政机关提出的银通公司在申请变更时提交了虚假的申请材料，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这一事由进行审查，仅应对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如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滥用职权的情形，应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被告在复议程序中对原行政机关新提出的事由进行审查并作为作出复议结果的依据，是越权裁判的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无不当。原告不服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越秀区工商局)于2018年6月1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通知书，责令其受理增加注册资本和股东变更登记申请。被告依法予以受理。对于原告上述复议申请，越秀区工商局作出以下答复：一是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提交虚假材料办理变更登记行为，对此次增资扩股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原告申请增资扩股的行为，将大大缩小全民所有制股东股权比例，可能涉及国有资产转移等敏感问题。二是原告在此前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时提交了虚假材料，现田景梅的法定代表人地位效力待定，无权代表原告。据此，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增资扩股变更登记申请。被告经复议查明：一是越秀区工商局于2017年5月23日核准原告将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已去世）变更为田景梅（张召煌之母）。此后，该局收到反映原告提交虚假资料骗取该次变更登记的举报材料，遂就举报材料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明，原告股东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的投资人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已于2000年3月将名称变更为“内蒙古纺织品公司”，但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时，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上加盖的印章仍是“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非该公司现有企业名称的印章。据此，越秀区工商局认为，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提交虚假材料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于2018年5月4日和6月5日，发出2份《责令改正通知书》给原告，责令其30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但原告至今仍未改正。二是原告股东广州昭君公司于1988年8月设立，当时名称为“内蒙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商务中心广州分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批准机关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资金来源是内蒙昭君商务中心拨款，注册资金是6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张召煌。1990年7月27日，该公司经核准重新注册登记，名称改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贸易公司广州昭君公司”。1992年5月21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三是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向越秀区工商局申请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20000万元，将股东由广州昭君公司一家，变更为广州昭君公司（持有10%股权）和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两家，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承诺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材料。经审查，该局以“经审查，提交的变更申请，我局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理由如下：该企业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缓办理登记”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于当日将《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给原告。四是案外人张田公司于2017年11月设立，法定代表人是张召民（田景梅之子），注册资本1010万元，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是广州美乐家咖啡快餐食品有限公司、李小翠和田景梅。经复议，被告认为：在本案中，原告在尚未按照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改正其于2017年5月16日提交虚假材料，将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又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申请将股东从仅有广州昭君公司一家变更为广州昭君公司和张田公司，进而使原告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额投资，拥有100%股权的公司，变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仅持有10%股权，而田景梅投资的、其儿子张召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张田公司却持有90%股权的公司。原告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东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越秀区工商局不予受理其变更登记申请，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被告予以支持。但越秀区工商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理由为“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缓办理登记”，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不予支持。经办理复议延期手续，被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其15个工作日内重新对原告增加注册资本和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作出处理。二、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有关问题的意见。（一）对于原告提出被告对越秀区工商局在复议答复中的理由进行审查，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作出对原告更为不利的复议决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的意见。被告认为，原告是不服越秀区工商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行政行为，向被告申请复议，要求撤销该局作出的这一行政行为。被告经复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支持原告的复议请求，作出撤销区局上述《不予受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原告提出这一复议决定是对其更不利的复议决定，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与事实相违背。二是被告作为复议机关，有权也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全面审查复议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事实、适用依据、程序是否恰当，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被告经复议发现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不当，作出撤销该行政行为，责令重新处理的复议决定，完全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并无不当。（二）对于原告提出被告未将复议答复意见交由其质证，违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意见。被告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在本案的复议过程中，原告并未向被告提出要求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因此，不存在被告违反该条款规定的情况。（四）对于原告提出被告没有通知申请听证，没有向其调查情况，听取其意见，而是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直接作出复议决定，程序违法的意见。被告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听证并非行政复议的必经程序，被告考虑到本案并非重大、复杂案件，采取书面审查方式审理，符合该条款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五）对于原告提出复议机关不应对原行政机关提出的银通公司在申请变更时提交了虚假的申请材料，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这一事由进行审查，仅应对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被告在复议中对原行政机关新提出的事由进行审查并作为复议结果依据，是越权裁判行为的意见。被告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条规定：“依照本法履行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三）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具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适用依据错误的；……”，被告作为复议机关，不论被申请人是否提出或提出任何答复理由，全面审查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的依据是否合法，查明相关事实真相，是其法定职责。被告在复议本案过程中，在查明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依据错误的同时，根据复议查明的以下情况：一是原告是国有全额投资公司，其投资人广州昭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召煌去世后，上级机关尚未任命新的法定代表人；二是原告在尚未改正其于2017年5月16日提交虚假材料，将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又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申请将股东从仅有昭君公司一家变更为昭君公司和张田公司，进而使原告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额投资，拥有100%股权的公司，变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仅持有10%股权，而田景梅投资的、其儿子张召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张田公司却持有90%股权的公司，在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申请变更股东和注册资本原告的这一做法，稀释了国有股东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符合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程序决定其出资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分立、合并、破产、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等重大事项。……”、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部分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属于依法行使复议机关职权的行为，不存在根据越秀区工商局在复议答复中新提出的事由进行审查，并作为复议结果依据的情况。原告提出被告不应对原行政机关提出的银通公司在申请变更时提交了虚假的申请材料，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这一事由进行审查的意见，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于法无据。综上，被告作出的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为1994年8月24日，唯一股东是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以下简称昭君公司)。 2017年5月18日，银通公司向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越秀区工商局）提交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银通公司向越秀区工商局递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任职证明》、《证明书》、《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广州市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等材料。2017年5月23日，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穗工商（越）内变字【2017】第04201705180158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决定准予变更登记（备案）详细变更（备案）内容包括，将原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等。 2018年6月1日，原告银通公司向越秀区工商局申请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至20000万元，将股东由广州昭君公司一家，变更为广州昭君公司（持股10%股权）和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下称张田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两家，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承诺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材料。越秀区工商局经审查，以“经审查，提交的变更申请，我局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理由如下：该企业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缓办理登记，于当日将《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给原告。原告对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于2018年6月4日向被告广州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于当日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被告于2018年6月向原告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同时向越秀区工商局送达《行政答复通知书》，2018年8月3日，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并分别向原告及越秀区工商局送达，延期理由为本案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延长本案审理期限30日。2018年8月21日，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该《决定书》认为:本案中，申请人（原告）在尚未按照被申请人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改正其于2017年5月16日提交虚假材料，将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又未经国有资产部门同意，申请将股东从仅有昭君公司一家变更为昭君公司和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进而使申请人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额投资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仅持有10%股权，而田景梅投资的、其儿子张召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却持有90%股权。其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东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被申请人不予受理其变更登记申请，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本局予以支持。但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的理由为“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缓办理登记”，缺乏事实依据，本局不予支持，并作出如下复议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1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增加注册资本和股东变更登记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处理结果，并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认定其股东昭君公司为国有企业，并认定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缺乏事实依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国家企业信息系统显示：内蒙古纺织品公司注册号为150100100180，历史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总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现变更记录已查询不了。原告称：2018年2月以前是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之后才改为内蒙古纺织品公司，而另一个内蒙古纺织品公司营业执照的注册号为1500001000458。在2018年2月之前，注册号150100100080是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而不是内蒙古纺织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世彬而不是李东华或何桂嵘。 诉讼中，原告先后向越秀区工商局、被告及法院提供了广东省对外联络中心出具的《广东省对外联络中心关于广州昭君公司情况的说明》，并载明：张大平（已故）是我工作关系。为支持我工作，1986年，张大平和人出资在呼和浩特成立“内蒙古昭君大酒店”，1988年该酒店商务中心在广州成立“内蒙古昭君商务中心广州分公司”（下称“广州昭君公司”），先后挂靠“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商务中心”、“内蒙古民族贸易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公司”名下，法人代表是张召煌（张大平之子）。因张召煌去世，2017年法人代表变更为田景梅（张大平之妻）。广州昭君公司实际是私人权属企业。1995年，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曾发函，广州昭君公司，通知解除挂靠关系。广州昭君公司因种种原因未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交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其所附材料，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其所附材料，昭君公司商事登记信息打印件、张田公司商事登记信息打印件、张田公司2015年12月9日开业登记档案及三次变更档案、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有关送达回证、越秀区工商局于2018年9月3日重新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向越秀区工商局提交的《公司登记（变更）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不予受理通知书》、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工商信息、内蒙古纺织品公司工商信息、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信息、广东省对外联络中心文件等证据材料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依职权对其下属越秀区工商局的涉案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具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适用依据错误的……”被告作为复议机关，全面审查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的依据是否合法，查明相关事实真相，是其法定职责。被告在复议本案过程中，在查明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依据错误，被告在其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越秀区工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的理由：“涉及诉讼、信访等事项，暂未办理登记”，缺乏事实依据，并不予支持，并决定撤销越秀区工商局于2018年6月1日作出的该《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无不当。当事人对上述认定及撤销决定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在本案中，申请人在尚未按照被申请人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改正其于2017年5月16日提交虚假材料，将法定代表人由张召煌变更为田景梅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又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申请将股东仅有昭君公司一家变更为昭君公司和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进而使申请人以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额投资，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额投资，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仅持10%股权，而田景梅投资的、其儿子张召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却持有90%股权。其申请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股东的行为，稀释了国有股东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利益。被申请人不予受理其变更登记申请，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而原告认为其前身广州昭君公司并非国有企业、曾与国有企业存在挂靠关系，其未向越秀区工商局提供虚假材料。本案中，被告的上述认定意见仅基于越秀区工商局在复议过程中于2018年5月14日向被告提交的广州张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材料、《责令改正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广州银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书及其授权委托证明、银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决定及其说明，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的《证明书》及任职证明，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广州昭君公司营业执照、银通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准予变更通知书、内蒙古纺织品公司登记申请书、注册书材料、2018年6月1日银通公司增资变更材料，其主要依据为广州昭君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越秀区工商局未能提交广州昭君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上级国有资产主管单位及其权属、出资单位相关证明材料，与广州昭君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公司亦未出具证明证实原告向越秀区工商局提供的材料存在虚假，越秀区工商局的相关调查尚无定论，因此上述证据和材料不能足以证明广州昭君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亦不能足以证明原告向越秀区工商局提供虚假材料。相反原告提交的《广东省对外联络中心关于广州昭君情况的说明》则明确：张大平（已故）是工作关系。为支持工作，1986年和人出资在呼和浩特成立“内蒙古昭君大酒店”，1988年该酒店商务中心在广州成立“内蒙古昭君商务中心广州分公司”（下称广州昭君公司……广州昭君公司实际上是私人权属企业。）1995年，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品公司曾发函广州昭君公司，通知解除挂靠关系……因此，被告在涉案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广州昭君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原告向越秀区工商局提供虚假材料，并据此推定原告的涉案申请行为“稀释国有股东股权比例，直接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被申请人不予受理变更登记申请，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鉴于广州昭君公司及其创始人张大平与国安、外联机关的特定关系，该公司的权属性质尚待查实,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之认定意见，属于主要事实不清之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同时该法条第(三)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适用依据错误的……被告对涉案行政行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认定和论理部分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其作出的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法无据，且与原告之复议请求事宜不相符合，应予撤销。鉴于越秀区工商局在涉案复议程序后重新作出了行政行为，原告对此如有异议，可另行处理。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穗工商行复【2018】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杨忠良 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雷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