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伟伦，男，1986年3月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裕彬，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华，男，197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子奇，广东群立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莹，广东群立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标，男，196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汇邦骏鸿日用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下滘工业区明沙南路22号之三。法定代表人：向小华。上诉人林伟伦因与被上诉人李志华，原审被告何标、佛山市南海汇邦骏鸿日用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骏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5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志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林伟伦、何标、汇邦骏鸿公司向李志华支付货款245400元及其利息（以2454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5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林伟伦、何标、汇邦骏鸿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判决：一、林伟伦、何标、汇邦骏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志华货款245400元及其利息（以本金245400元，从2018年3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李志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4982元，由林伟伦、何标、汇邦骏鸿公司负担。林伟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林伟伦无须对李志华支付货款245400元及利息（以本金245400元从2018年3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志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重新审查认定。一、林伟伦与李志华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与李志华形成买卖合同的应为何标、汇邦骏鸿公司或银丰厂等主体。（一）李志华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应承担举证证实买卖合同成立及其相对方身份的责任。李志华提供的对账单、欠条及还款协议（欠条）“欠款人”一栏为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林伟伦仅为“证明人”而非欠款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已有何标、汇邦骏鸿公司与李志华对货款进行确认，买卖合同的双方主体应为李志华与何标、汇邦骏鸿公司。（二）一审期间，李志华称不认识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笔录中“我找被告一要钱，被告一就带我去找被告二、三进行对账，被告一、二均在场，我与被告一进行对账，签订对账单及还款协议（欠条）的时候被告一均在场”的内容充分反映李志华与何标认识且由二人对账。若林伟伦当时确在现场，李志华不可能不直接让林伟伦在对账单及还款协议（欠条）中签字，而要在对账后一个月才让林伟伦作为证明人出具欠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林伟伦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仅是何标的雇员，负责跟进诉争买卖交易并作为证明人证实交易情况。林伟伦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何标承担。另外，从逻辑上来分析，上述三份证据在形成时间先后上可以证实李志华先对账，再找林伟伦作证明人核算，再认定欠款人为何标与汇邦骏鸿公司。如果李志华认为林伟伦是欠款人，其不应与其他人进行对账和确认还款金额，若何标、汇邦骏鸿公司并非债务人，也根本没有义务进行对账和还款，李志华更不应当接受汇邦骏鸿公司开具的8万元支票。（三）欠条原件一直由李志华持有，如其书写时否认林伟伦为证明人，其不可能一直不提出异议而在3年后才提起诉讼。二、林伟伦在一审期间已对相关银行汇款及称重单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仍将举证责任分配予林伟伦显然不当。（一）林伟伦为何标的雇员，因就案涉废旧金属交易何标未持有特许经营牌照，故其汇款时使用林伟伦的银行账户符合常理。（二）相关称重单的品名、单价及收货单位均由李志华自行书写，称重单的收货单位还有银丰厂等，因此，不应仅以该记载就认定林伟伦为收货单位。林伟伦仅确认称重单记载的金额未付款。（三）李志华仅出示了部分称重单，隐瞒了部分对其不利的证据。林伟伦已充分披露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身份，李志华如仅认为欠款人为林伟伦，则不应还起诉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三、本案实际的债务人何标、汇邦骏鸿公司并未出庭，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主动应诉的林伟伦为合同当事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李志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表示已合法传唤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但一审判决并无证据及相关内容反映一审法院已通过公告或其他方式对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进行传唤，无法让人信服，请求二审法院对此进行核实。另外，林伟伦未出具任何确认欠款由林伟伦承担的材料，按高度盖然性原则，也应推定合同当事人为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而非林伟伦。李志华辩称：李志华与林伟伦从2014年开始就有废品交易，且都是由林伟伦亲自提货、签名的，之后也由林伟伦自己付款。在交易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林伟伦开始拖欠货款，李志华催款时其称是帮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拿货，并由何标、汇邦骏鸿公司加入债务偿还。后来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也无法支付货款，李志华便提起诉讼。林伟伦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李志华作为债权人，不管债务人的货物去向，只想收回货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二审中，林伟伦提交了收据及李志华签名确认“已收支票正本”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2015年8月2日李志华确认收到何标交付的汇邦骏鸿公司支票，该收据由李志华出具，清晰反映收到“何标货款”，从而证实李志华清晰知晓本案的合同主体是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而非林伟伦。经质证，李志华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其在收取林伟伦支票时按林伟伦的要求书写收据；支票由汇邦骏鸿公司出具，收据表达的是收到支票而不是收到货款的意思，由于支票是何标的公司出具的，故李志华在收据中写下“何标货款”；另外，该支票不能兑现，所以不能免除林伟伦支付货款的责任。对该证据，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认证。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围绕林伟伦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及审理范围为其应否对诉争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林伟伦否认其为诉争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但首先，李志华在一审提交了记录诉争交易情况的称重单3份，其中一份的收货单位记载为“林伟伦”，林伟伦在该称重单中签名确认“未付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林伟伦在记载己方为收货单位的单据上签名确认而未提出异议，其于诉讼中表示己方非合同当事人难言合理。另外，林伟伦在另一份收货单位记载为“银丰厂”的称重单中亦签名确认“未付款”。林伟伦主张当时租用的厂房外面有“银丰厂”的牌子，为了不会送错货，所以写上“银丰厂”，实际上“银丰厂”仅为收货的地址；但其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李志华提交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来看，林伟伦曾多次向其付款。林伟伦辩称受何标雇用并受托付款，但其对于所主张的受雇及受托付款两项事实均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再次，2015年7月2日，林伟伦在6月13日对账单中写下欠条，虽其署名前备注的为“证明人”，但该欠条中“到2015年7月2日欠李志华货款共￥265400元”的内容反映其确认欠款的意思表示，“协议8月30日付清”的内容更显示了其清偿债务的意愿。另外，若依林伟伦的抗辩，其仅为何标的雇员而非诉争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则其在雇主何标已对账确认欠款的情况下，再行向李志华作出确认意思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林伟伦二审提交的收据虽有“今收到何标货款”的内容，但该收据仅可反映李志华收取了何标的货款，该记载并不能免除林伟伦的债务。林伟伦的二审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合上述理由，林伟伦主张其非诉争合同当事人，对本案债务不负清偿责任无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林伟伦上诉提出的一审送达程序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在以直接送达及邮寄送达均不成功的情况下，采取公告的方式向何标及汇邦骏鸿公司送达应诉材料、一审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符合法律的规定。林伟伦此项上诉主张无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林伟伦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2元，由上诉人林伟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媛媛书记员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