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行终1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储鸣，女，1958年5月1日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代理人陈炳华，男，1959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储鸣之夫。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炳华，身份情况同前。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萍，女，1961年1月24日生，汉族，住海宁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钱美芬，女，1966年1月7日生，汉族，住海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宁市海州西路**。 法定代表人曹国良，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琛，海宁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储鸣、陈炳华、吴建萍诉海宁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复议一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浙04行初182号行政裁定。储鸣、陈炳华、吴建萍和钱美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储鸣、陈炳华、吴建萍于2017年11月13日向被告海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对海宁市规划建设局拆许字（2010）第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以下简称5号拆迁许可证）进行行政复议。原告认为在海宁化纤厂、机床厂实施拆迁过程中，储鸣户、吴建萍户遭到重大人身权、财产权侵害，与该区块拆迁存在重大利害关系。2017年11月8日，吴建萍在其他案件审理中获取了新证据（房屋拆迁裁决书、委托拆迁协议书），发现涉案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是被申请人在被许可单位与拆迁办伪造材料，利用公权力侵犯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核发。故请求确认拆迁行政许可行为无效。2018年1月12日，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海政复决字[2017]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5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认为：无论是被申请人提交的《海宁日报》公示信息等答复材料，还是申请人提交的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海建裁[2012]1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海宁市人民法院[2011]嘉海民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书》、现场张贴照片等申请复议材料，均表明申请人在2011年11月1日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5号拆迁许可证的内容。故申请人于2017年11月1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显然已超过法定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故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月20日，储鸣、陈炳华、吴建萍因不服海宁市人民政府15号复议决定，以海宁市人民政府、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为被告，向嘉兴市中级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为：一、撤销海宁市人民政府15号复议决定；二、认定海宁市规划建设局5号拆迁许可证为无效行政行为；三、将涉及本案的犯罪部分，移送有权机关进行处理；四、提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管辖；五、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4日作出（2018）浙04行初119号行政裁定，认为起诉人的起诉涉及不同行政主体的不同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一行为一起诉的案件受理原则。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书面告知起诉人修改诉状，但起诉人拒绝修改，故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对起诉人储鸣、陈炳华、吴建萍的起诉不予立案。储鸣、陈炳华、吴建萍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驳回上诉，予以维持原裁定的（2018）浙行终642号行政裁定。2018年6月15日，储鸣、陈炳华、吴建萍、钱美芬分别向海宁市人民法院及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两起行政诉讼。一是以海宁市规划建设局作出5号拆迁许可证存在违法情形，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海宁市人民法院判决：⒈确认海宁市规划建设局5号拆迁许可证违法，并予撤销；2.由海宁市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承担本案的相关诉讼费用。二是本案。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浙0481行初10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认为，起诉人在2010年11月1日已知道海宁市规划建设局5号拆迁许可证的内容，距本案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即使起诉人取得新证据，亦不能导致起诉期限的延长或重新计算。因此，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不应予以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对储鸣、陈炳华、吴建萍、钱美芬的起诉不予立案。储鸣不服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2018）浙04行终225号行政裁定。 原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并称为行政争讼制度，它们不仅共享重要的适法条件和法律标准，而且也服务于共同的目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解决行政争议。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他们既可以选择行政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还可以在选择行政复议之后再行提起行政诉讼，除非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正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属于行政争讼制度，法律在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利的同时也作了必要的限制，以确保裁判的同一性和唯一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法律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立案的机关管辖；同时立案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上述法条明确，当事人选择起诉原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是二选一，而非可以同时进行。本案原告在行政复议不受理的情况，选择了直接起诉人民法院请求确认5号拆迁许可证（原行政行为）违法并予撤销的救济路径，人民法院业已作出一、二审司法裁定，诉讼已经终结，对该争议具有法律效力。现原告再次起诉被告海宁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的复议决定，是对同一纠纷实行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分别救济，背离了我国设置现行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宗旨，明显属于重复救济。倘若，原告在本案中请求得到支持，复议机关势必对5号拆迁许可证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作出决定，原告借此进入新的诉讼，从而使法院对许可纠纷进行二次审查，之前已经终结的诉讼再次引发。故原告对本案的诉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九）项之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裁定驳回原告储鸣、陈炳华、吴建萍的起诉。 储鸣等四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违反举证通知书关于提供证据期限的规定；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双方意见完全对立，原审法院未经开庭、询问，径直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应属违法；上诉人2018年10月24日收到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于10月27日收到原审裁定，侵犯了其回避申请权。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诉行为为行政复议决定，对上诉人而言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将上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之诉的裁判作为驳回起诉的依据，背离客观事实。上诉人于2017年11月8日从海宁市人民法院取得伪造的《委托拆迁协议书》之日，是上诉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起始日；海宁市人民政府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新出现的证据即与5号拆迁许可证配套的拆迁红线图，该红线图将上诉人原居所范围排除在拆迁安置范围之外，证明5号拆迁许可证侵犯了上诉人的拆迁安置权，该证据颠覆了原来的行政行为内容，构成新的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将该新证据转送给上诉人之日，为该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起始日；原审法院收到上诉人的起诉材料后，未及时立案；原审法院在上诉人首轮起诉时，强行要求上诉人分拆起诉，由此产生的后果，应通过其他程序纠正；原审法院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的规定，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审裁定，由二审法院直接提审或指定异地管辖，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对5号拆迁许可证（已提出再审申请）合并进行审理、判决等。 海宁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涉案行政复议申请明显超过法定期限。5号拆迁许可证于2010年11月1日颁发，并于同日在《海宁日报》及拆迁范围进行公告，储鸣等三人于2017年11月14日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明显超过了申请期限。二、储鸣等三人的起诉属于重复救济。储鸣等三人先对5号拆迁许可证申请行政复议，被复议机关驳回，再对该复议决定和5号拆迁许可证一并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不符合起诉条件被裁定不予立案，经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予以维持。接着，储鸣等三人又分别就5号拆迁许可证、行政复议决定分别向海宁市人民法院和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前案，海宁市人民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予以维持。对5号拆迁许可证，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储鸣等三人选择了直接起诉5号拆迁许可证，人民法院已作出一、二审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储鸣等三人再次起诉复议决定，背离了我国设置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明显属于重复救济。储鸣等三人对本案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三、关于拆迁红线图的版本，系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将拆许字（2010）第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附的拆迁红线图错误当作5号拆迁许可证所附的拆迁红线图提交给答辩人。因此，不存在涉案拆迁许可证有两个版本的拆迁红线图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经审理，除原审裁定书第3页倒数第6行的“2011年”应为“2010年”外，对原审裁定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即行政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以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为由作出程序性驳回的复议决定后，能否既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又对复议决定提起诉讼。如对两者均提起诉讼，可能造成裁判结果的不统一,违背司法终局性原则。因此，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只能选择其一进行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15号复议决定驳回其对5号拆迁许可证提出的复议申请后，只能对5号拆迁许可证和15号复议决定选择其一进行诉讼。但上诉人却同时对两者分别向不同的法院提起了诉讼。故本案中，原审法院在相关一、二审法院对诉5号拆迁许可证的案件作出一、二审裁定后，以储鸣等三人对15号复议决定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本案的诉讼标的为15号复议决定，而原审裁定所指的生效裁判的诉讼标的为5号拆迁许可证，两案诉讼标的并不相同，也不存在后者包含前者的问题，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原审裁定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条款第（九）项的规定不当，而应适用第（十）项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指正。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未经开庭或调查，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相关事实比较清楚，有生效裁判为据，且是一个程序性案件，原审法院经阅卷后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符合上述规定，上诉人对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二审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车勇进 审判员  徐亮亮 审判员  马良骥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