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945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珠海市裕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精细化工区化联西路28号。法定代表人：罗光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坚，广东方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兰，广东方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齐杏居委会杏坛工业区科技区二路2号之二。法定代表人：罗伟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洪正，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蒲毓奎，男，1960年12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秀云，女，汉族，1978年2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上诉人珠海市裕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轩公司）、蒲毓奎、邓秀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裕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信轩公司对蒲毓奎、邓秀云拖欠裕洲公司的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信轩公司、蒲毓奎、邓秀云负担。事实和理由：蒲毓奎、邓秀云与信轩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信轩公司就蒲毓奎、邓秀云拖欠裕洲公司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依照环保部发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纺织印染行业要求具备排污许可证。蒲毓奎、邓秀云作为个人，不具有排污许可证，无法合法对外经营。据此，蒲毓奎、邓秀云以租赁为名挂靠信轩公司，以信轩公司名义对外经营。邓秀云的陈述及一审法院查明的蒲毓奎、邓秀云以信轩公司为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信轩公司予以入账、报税及信轩公司曾向裕洲公司支付过10000元货款的事实可以印证双方存在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信轩公司应就欠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信轩公司辩称：蒲毓奎、邓秀云作为次承租人由于拖欠租金等费用被承租方起诉，双方的租赁关系及债权债务已得到法院确认。信轩公司与蒲毓奎、邓秀云之间是出租人与次承租人的关系，已经由生效判决书确认，且信轩公司与蒲毓奎、邓秀云没有签订过任何协议，更没有签订挂靠协议，根本不存在挂靠关系。裕洲公司认为信轩公司与蒲毓奎、邓秀云存在挂靠关系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裕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信轩公司、邓秀云向裕洲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174353元；2.信轩公司、邓秀云向裕洲公司支付违约金62313.67元（按月未付金额的10%计算违约金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9月30日）；3.诉讼费用由信轩公司、邓秀云承担；4.蒲毓奎对信轩公司、邓秀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5日，李发伦与罗伟雄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李发伦租用罗伟雄位于杏坛工业园科技二路的厂房，租期自2012年5月5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2013年1月5日，罗伟雄出具《转租同意书》同意李发伦将厂房转租他人。2016年9月30日，廖胡斌（甲方）受李发伦委托，与蒲毓奎、邓秀云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蒲毓奎、邓秀云租用李发伦上述租赁所得的厂房（包括设备），租期为三年，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蒲毓奎、邓秀云租用上述厂房后，开始经营纺织印染。2016年11月开始，蒲毓奎、邓秀云向裕洲公司购买工业盐、双氧水等化工品，双方于发生货物交易当月进行月结对账，蒲毓奎、邓秀云在对账单上盖上“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的章。裕洲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22日、6月26日、8月22日以信轩公司为“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蒲毓奎、邓秀云。蒲毓奎、邓秀云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2017年5月22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收据上加盖“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的章。之后，蒲毓奎、邓秀云将2017年5月22日、6月26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转交给信轩公司入账、报税，2017年8月22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仍由邓秀云持有。截止至起诉之日，裕洲公司共向蒲毓奎、邓秀云供应货物总值为269713.5元，邓秀云分别于2017年1月2日、5月17日、8月11日向裕洲公司支付24019元、41516元、20000元，信轩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向裕洲公司支付10000元，现蒲毓奎、邓秀云尚欠裕洲公司货款174178.5元。经催收无果，裕洲公司遂于2017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9月25日，信轩公司以蒲毓奎、邓秀云涉嫌伪造信轩公司的公章为由向公安部门报案。另查明，信轩公司并无向公安部门申请刻制“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裕洲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成立，在涉案货物的交易期间一直与蒲毓奎、邓秀云联系相关事宜。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属买卖合同纠纷，购货方应承担向裕洲公司清偿货款的义务。对于涉案货物的购货方，裕洲公司主张为信轩公司，信轩公司予以否认，并认为购货方应为蒲毓奎、邓秀云。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向裕洲公司购买货物的主体。裕洲公司在涉案货物的交易期间一直与蒲毓奎、邓秀云联系相关事宜。蒲毓奎、邓秀云在对账单右下方的“买方”处盖上“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且裕洲公司开具2017年5月22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蒲毓奎、邓秀云签收并盖上“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因该“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非代表信轩公司，故不能就此认定信轩公司系向裕洲公司购买货物的主体，应认定为蒲毓奎、邓秀云向裕洲公司购买货物。二、蒲毓奎、邓秀云的行为是否属于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有：1.行为人无代理权；2.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须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4.须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由一审法院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裕洲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成立，其作为一个从事了多年经营业务的经营体，对于“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并非正式的公章，是有正确的识别能力的，且在涉案货物的交易期间一直与蒲毓奎、邓秀云联系相关事宜。按常理，裕洲公司是清楚、明白交易的对象是蒲毓奎、邓秀云，故蒲毓奎、邓秀云的行为并不属于表见代理。三、蒲毓奎、邓秀云是否与信轩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蒲毓奎、邓秀云租用李发伦位于杏坛工业园科技二路的厂房（包括设备）经营纺织印染，蒲毓奎、邓秀云未直接与信轩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该案并无证据证明蒲毓奎、邓秀云与信轩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虽然裕洲公司以信轩公司为购货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不能就此认定信轩公司为购货方。至于此行为是否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与该案争议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综上，蒲毓奎、邓秀云向裕洲公司购货并拖欠货款，裕洲公司请求予以清偿，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具体金额，截止至起诉之日，蒲毓奎、邓秀云尚欠裕洲公司货款174178.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裕洲公司主张蒲毓奎、邓秀云支付其违约金的请求，裕洲公司主张每月按未付金额的10%计算违约金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但邓秀云以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裕洲公司认为蒲毓奎、邓秀云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事实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因裕洲公司在本案中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蒲毓奎、邓秀云拖延支付货款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当事人的实际损失、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蒲毓奎、邓秀云支付的违约金应以拖欠货款174178.5元为本金，从2017年8月14日起按年利率10%的标准计付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蒲毓奎、邓秀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裕洲公司支付货款174178.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以174178.5元为本金从2017年8月14日起按年利率10%的标准计付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裕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50元，财产保全费1703.33元，二项合计6553.33元，由裕洲公司负担553.33元，由蒲毓奎、邓秀云负担6000元。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蒲毓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属于涉港商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蒲毓奎、邓秀云与裕洲公司对一审法院判令蒲毓奎、邓秀云对本案讼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一审判决第一项迳行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信轩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从本案现有证据看，裕洲公司提交的发票记载的交易对象均为“佛山市顺德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尽管裕洲公司提交的送货清单、售货对账单记载的交易对象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信轩印染纺织有限公司”，与信轩公司的名称不一致，但送货清单、售货对账单记载的交易对象名称均有“信轩”字样，裕洲公司作为一般经营主体，难以识别蒲毓奎、邓秀云使用的印章并非信轩公司备案的业务专用章。并且，在本案货物买卖中，裕洲公司交付货物的地点为信轩公司经营场所，其经营场所外标有清晰可见的“信轩”门牌。信轩公司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号向裕洲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裕洲公司向信轩公司开具了金额共计146437元的增值税发票。上述在货物交付、款项支付等买卖主要环节发生的行为及事实，足以令裕洲公司在主观上确信与其交易的合同相对方为信轩公司。其次，信轩公司抗辩其与蒲毓奎、邓秀云之间为出租人与次承租人的关系。但信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交易中已向裕洲公司披露了租赁关系。故该租赁关系仅属于信轩公司与蒲毓奎、邓秀云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影响信轩公司外部交易事实及责任的认定。再次，在本案交易期间，蒲毓奎、邓秀云一直以信轩公司的名义与裕洲公司进行买卖，信轩公司亦曾通过公司名下账户向裕洲公司支付货款，并以购货方的身份向裕洲公司开具发票。由此可见，信轩公司清楚知悉蒲毓奎、邓秀云以其名义对外经营。但信轩公司在裕洲公司与蒲毓奎、邓秀云长达一年的交易中，并未对蒲毓奎、邓秀云的上述行为提出异议，且为其二人与裕洲公司的买卖提供协助。可见，信轩公司对蒲毓奎、邓秀云以其名义对外经营的行为持肯定态度。综合以上分析，本案具有足以使裕洲公司相信交易相对方为信轩公司，蒲毓奎、邓秀云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及理由，蒲毓奎、邓秀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信轩公司应对蒲毓奎、邓秀云以其名义与裕洲公司进行本案交易所欠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信轩公司的责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蒲毓奎、邓秀云与裕洲公司对一审判决蒲毓奎、邓秀云对本案讼争债务承担责任未提起上诉，应视为服判，故一审判决蒲毓奎、邓秀云承担责任，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裕洲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需要指出，裕洲公司所提的蒲毓奎、邓秀云与信轩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应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4850元、财产保全费1703.33元，合共6553.33元，由珠海市裕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53.33元，由蒲毓奎、邓秀云、佛山市顺德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50元，由蒲毓奎、邓秀云、佛山市顺德区信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禤敏婷书记员任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