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6民初343号原告：张某1，女，193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2，男，193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张某3，女，194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张某4，男，1948年8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张某4之女），女，198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张某5，女，194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张某6，女，1951年1月29日，汉族，农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张某7，男，195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原告张某1与被告张某2、张某3、张某5、张某4、张某6、张某7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被告张某2、张某5、张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张某6、张某7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张某9所享有的北京市怀柔区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的50%的所有权份额由原、被告七人共同继承，每人享有七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父亲张某8与母亲张某9生前共育有子女七人，即被告张某2（长子）、我（长女）、被告张某3（二女）、被告张某5（三女）、被告张某4（二子）、被告张某6（四女）、被告张某7（三子）。北京市怀柔区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室房屋）为我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父亲1999年12月病故后，其所享有的×号房屋所有权份额已依法处理完毕，×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依法变更为母亲、我、张某7三人共有（各自分别占1/2、1/4、1/4份额）。母亲2003年4月病故后，其所享有的×号房屋中的所有权份额至今并未进行处理，故此诉至法院。张某2辩称，诉争房屋是我父亲张某8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不同意，诉争房屋是张某8单位分给张某8的，应由我们兄妹七人来继承，我认为我对全部房产应享有七分之一的份额。张某3既未作出答辩，亦未参加本案庭审。张某5辩称，我的意见与张某2的意见一致。张某4辩称，2002年11月，张某1用自己蓄意编造的父亲张某8的遗嘱到怀柔区房管部门对×室房屋办理了分割过户，张某1按照遗嘱得到该房的四分之一份额，持有共有产权证。张某1认为房产已到手，于2003年1月将身患重病，已91岁高龄的老母亲给遗弃了。在我母亲生活不能自理又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我和我大哥张某2、弟张某7与我母亲共同商议后确定：继续由我承担全部的赡养责任，直至养老送终，并与我签订了两份协议：一份是赡养老人和房产处理协议，另一份是赠与协议。张某1于2016年8月又用自己蓄意编造的母亲张某9的遗嘱到怀柔区法院起诉，怀柔法院判决后张某1不服，提起上述，二审维持原判。张某1仍不服，提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张某1的再审申请。我与母亲的两份协议经三级法院认定合法有效，现张某1提出七分之一的谬论，我坚决反对。另外，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故此，母亲张某9名下的产权份额已经解决，产权归属已经明确，应归我一人所有。张某1于2016年8月拿我母亲的遗嘱起诉，要求继承相应份额，现又变相提出七分之一的谬论，使我更加坚定的认为遗嘱是假的，是张某1蓄意编造的。张某1不仅如此，还虐待母亲，只想得到房产，不尽赡养义务。我母亲从被遗弃到去世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张某1从未探望，也从未电话询问病情和身体状况，对母亲的生老病死不闻不问。现在我持有的房产证是张某7的名字，是2003年签订赡养协议时张某7交给我的，但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分割过户。我拿到房产证至今不能办理过户，还有两个房产证都在张某1手中，房产纠纷还没有彻底解决。综上，我不同意张某1的诉讼请求，我母亲张某9名下的产权份额应全部归我所有。张某6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要求继承全部房产的七分之一份额，因为大家都赡养了父母。张某7辩称，本案争议的房产经法院判决确认实际所有人是张某8。张某4所述无效，事实上单位分配房子不可能把一套房子同时分给两个人。父亲张某8离休后，每月工资和过节补助都是张某4代领。据母亲讲，父亲的工资张某4从没有按月足额交给父母亲，不排除张某4克扣父亲工资的嫌疑。大约从1996年开始，张某4就搬走了，是张某4把父母抛弃了。这以后是我们夫妻继续照顾父母，看病、买药、请保姆。父亲去世前几年里，张某4根本就没有尽过任何赡养义务，不闻不问，视而不见。父亲去世后，我一直陪伴母亲。2003年我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无法继续照顾母亲，没想到母亲被张某4接走40天就去世了。张某4没有积极的为母亲治疗，导致病情恶化去世。关于母亲的赠与协议，母亲张某9没有念过书，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没有法律意识，协议是张某4以欺骗和胁迫的手段做的，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思，应该撤销、作废，同时把我的那份赠与协议和公证同时撤销一并作废，将争议房产司法拍卖，款项七个子女均分。综上，我不同意张某1的诉讼请求，我对全部房产主张七分之一份额的产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24日，张某1以遗嘱继承纠纷为案由将张某2、张某3、张某5、张某4、张某6、张某7起诉至我院，要求张某9所享有的×室房屋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由张某1继承二分之一。我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某8与张某9系夫妻关系，二人生前共育有子女七人，即被告张某2（长子）、原告张某1（长女）、被告张某3（二女）、被告张某5（三女）、被告张某4（二子）、被告张淑芸（四女）、被告张某7（三子）。张某8于1999年12月1日去世，张某9于2003年4月19日去世。1999年7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二中民终字第1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位于北京市怀柔县（现怀柔区）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产权人为张某8。1999年9月10日，原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分别为张某8、张某9公证了遗嘱。张某8所立遗嘱内容为：“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二中民终字第1361号民事判决书，我是座落于怀柔县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室的产权人，我与张张氏（张某9）系原配夫妻。我们共有子女7人，现均已成家立业独立生活。为了避免今后发生房产问题发生纠纷，特立此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我的女儿张某1，儿子张某7共同继承。本遗嘱委托舒某（男，1934年1月5日出生，现住朝阳区×）为我的执行人。”张某9所立遗嘱内容为：“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二中民终字第1361号民事判决书，我丈夫张某8是座落于怀柔县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室房屋的产权人，我与张某8系原配夫妻，我们共有子女7人，现均已成家立业独立生活。为了避免今后因房产问题发生纠纷，特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我的女儿张某1，儿子张某7共同继承。本遗嘱委托舒某（男，1934年1月5日出生，现住朝阳区×）为我的执行人。”张某8去世后，张某9、张某1、张某7就争议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张某9持有京房怀私共字第0000×1号《房屋共有权证》，张某1持有京房怀私共字第0000×2号《房屋共有权证》，张某7持有京房权证怀私移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3月8日，张某9与张某4签订了《赡养老人和房产处理协议》，约定：1、张某9由张某4赡养，包括日常生活的照顾和看病就医，直至养老送终；2、张某9所住房屋位于怀柔区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室的所有权归张某4所有，将署名张某8的房产证过户到张某4的名下。该协议下有张某2、张某4、张某7、张某9签字，及北京市温阳进出口贸易公司盖章。2003年4月10日，北京市怀柔区公证处出具（2003）怀证字第×号《公证书》，公证《赠与协议》，内容为：一、甲（张某9）乙（张某7）双方于2003年3月8日自愿将其共有的座落在怀柔区湖光小区×号楼×单元×室的二居楼房一套（建筑面积为52.46平方米），赠给丙方（张某4）所有；二、丙方自愿接受甲乙双方赠与的上述楼房；三、自协议签字之日起，甲乙双方将赠与的上述楼房及楼房钥匙，该房屋产权证一并交给丙方（已交付丙方），即日起归丙方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本协议签订之前，甲乙双方赠与的楼房的水、电、暖气费全部交清；五、甲乙双方赠给丙方的楼房无产权纠纷；六、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须协助丙方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和身份证等，房产过户所花的一切费用均由丙方承担；七、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或按手印之日起生效；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房管部门一份。2016年12月22日，我院基于上述查明的事实作出（2016）京0116民初5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张某1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争议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为张某8、张某9夫妻。张某8去世后其原有房屋份额已经继承完毕。关于张某9的财产份额，张某9生前与张某4立有《赡养老人和房产处理协议》，后又经过公证立有赠与协议，该两份协议中张某9均表示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赠与张某4。张某9处分属于其所有的房屋份额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所赠与的房屋份额虽未经过登记转移所有权，但并不影响张某4取得房屋的相关权利。故张某1现依据遗嘱要求继承张某9生前所有的房屋份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017年3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2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张某5仍不服，提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张某9的财产份额，张某9生前与张某4立有《赡养老人和房产处理协议》，后又经过公证立有赠与协议，该两份协议中张某9均表示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赠与张某4。原审法院根据协议内容认定张某9处分属于其所有的房屋份额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正确。张某1虽持有张某9生前所立遗嘱，主张确认份额，但遗嘱内容显然与张某9生前与张某4立有《赡养老人和房产处理协议》后又经过公证立有《赠与协议》内容相悖，以此为据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清楚，依在案现有证据所作判决结果正确，于法有据，应予维持。2017年11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民申34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张某1的再审申请。此外，张某1还就上述（2017）京03民终200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申请监督，2018年8月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作出决定书，决定不支持张某1的监督申请。2018年12月14日，张某1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对×室房产中张某9名下产权份额进行法定继承，继承其中的七分之一产权。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1向法院提供×室房产的共有权证二份，其中京房怀私共字第0000×1号产权证显示：×室房屋共有权人为张某9，其所占份额为四分之二；京房怀私共字第0000×2号产权证显示：×室房屋共有权人为张某1，其所占份额为四分之一。张某4向法院提供京房权证怀私移字第XXXX号房产证一份，显示×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张某7等，共有人为张某9等二人。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依法询问张某3，张某3明确表示要求对×室房产主张权利，但对主张的具体产权份额未予明确。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张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室房产现登记于张某9、张某1、张某7名下，为该三人共有，其中张某9名下的产权份额为50%。前述生效判决已认定，关于张某9的财产份额，张某9生前与张某4立有《赡养老人和房产处理协议》，后又经过公证立有赠与协议，该两份协议中张某9均表示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赠与张某4。张某9处分属于其所有的房屋份额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所赠与的房屋份额虽未经过登记转移所有权，但并不影响张某4取得房屋的相关权利。故此张某4可以通过上述协议取得×室房屋中张某9名下房产份额的所有权，即×室房屋中张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应归张某4所有。张某1要求对张某9名下房产份额进行法定继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相应的，张某2、张某3、张某5、张某6、张某7均要求继承×室房产七分之一或相应产权份额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张某7主张对其名下的×室的部分产权份额撤销对张某4赠与的意见，首先该部分产权份额不在张某1诉请的范围内，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其次，张某7与张某4之间的赠与以张某4赡养母亲为条件，且经过公证。按照法律规定，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故此即使张某7另案向张某4主张撤销赠与，因该项赠与具有道德义务性质且经过公证，故其请求亦有可能得不到支持。另外，考虑到张某1系以法定继承纠纷为案由向被告方主张分割张某9名下的房屋产权份额，但经查明该部分产权份额系张某9以公正赠与协议的方式给予张某4，故本院不便于在本案中对争议的房产份额作出权利确认，张某1可另案向张某4主张房产的共有权产权份额确认及相关利益补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姜丽娜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董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