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024民初3016号 原告：朱洪远，男，197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威远县。 被告：文常生，男，195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威远县。 被告：王树森，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威远县。 原告朱洪远诉被告文常生、王树森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原告选择以（调解协议）合同纠纷主张其权利，本院依法变更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朱洪远、被告文常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树森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朱洪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文常生、王树森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洪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树木损失共计10000；2.车旅费、误工费共计2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31日，二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好价格的情况下，擅自聘请当地民工将原告家的枇杷树10棵挖开准备运走，被原告发现。后经当地派出所协调解决，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记录在案，调解记录内容为：文常生应于2017年年底之前将被挖开的10棵枇杷树恢复原状，并保证枇杷树成活，若枇杷树未成活，将以每棵1000元的价格赔付给原告。调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二被告未按调解协议履行，未将原告被挖开的树木恢复原状，造成原告经济损失。 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举示了以下证据： 1、原告及被告文常生的公民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被告身份信息情况； 2、《公安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一份、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民警对原告朱洪远、被告文常生询问时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欲证明侵权发生之事实； 3、来源于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的《现场照片》七页，欲证明被挖的枇杷树的位置、大小； 4、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签章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原告与被告文常生在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调解的事实。 被告文常生辩称，对原告举示的证据没有异议；2017年3月29日，村里的吴德高说有老板买枇杷树，我只是带着罗老板等人去看了朱洪远家的枇杷树；先是罗老板等人没有看上，在吃过午饭后另外的老板又看上了说买，老板叫被告文常生把他看上的枇杷树用草系上做记号，但后面的人来挖树我不知道，也不是我叫来挖树的；后来原告两兄弟来后与王树森抓扯起来了，再后来派出所的来解决，但没有解决好。挖原告的树是没有说好价格就挖的这是事实。被告文常生只是介绍人，只有把买树的老板叫来才好解决，老板是王树森、罗老板、黄老板，但罗老板和黄老板是谁我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住哪里，王树森应该知道。1月7日我在威远碰到王树森，叫他来开庭他说不会来。挖树子的人是王树森带来的，被告文常生不应该赔偿。2018年7月13日，新场派出所民警说有其他的事叫文常生去派出所，文常生到派出所后就说调解这个事，内容就是派出所《情况说明》上说的内容，说在2017年年底前文常生将那10棵树恢复原状并成活，否则每棵赔偿1000元；调解时文常生打电话问了他们，他们说可以，文常生就签了字。调解协议是被告文常生的真实意思表示。文常生叫人去把那10棵树重新栽了，但被风吹倒了，可能都没有成活。 被告王树森未作答辩。 由于原告朱洪远提供的证据形式合法，且被告文常生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3月31日，被告文常生受“眉山黄老板”委托在威远县境内找枇杷树卖家；后被告文常生与“罗老板”、“老总”、被告王树森等人先后到威远县新场镇白胜村看原告朱洪远种的枇杷树。后在未与原告商定枇杷树单价情况下，被告文常生在“罗老板”的授意下给“看上”的枇杷树系草做记号，随后其他一群人到来开始挖掘。在原告等人阻止前，原告的枇杷树已被挖起近十棵。原告到来后，原告与被告王树森发生了拉扯，并报警。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出警进行调解，但当时调解未果。 被告文常生在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民警询问时陈述，其是受“眉山黄老板”委托在威远县境内找寻枇杷树卖家，并陈述挖树的工人都是被告王树森请来的。 2018年7月13日，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2017年3月31日，我所民警接朱洪远报警称其在新场镇白胜村9组栽种的枇杷树被人挖了。经我所民警调查，系文常生、王树森等人受他人委托前往白胜村9组购买枇杷树，因价格尚未达成一致，文常生等人就将朱洪远栽种的10棵枇杷树挖开。当天民警对双方主持调解未达成调解意见，民警遂告知朱洪远应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后2017年4月中旬，民警再次在新场派出所对朱洪远、文常生主持调解，双方自行协商达成一致，调解记录内容为：文常生应于2017年年底之前将被挖开的10棵树恢复原状，并保证枇杷树成活，若枇杷树未成活，将以每棵1000元的价格赔付给朱洪远。因之后新场派出所改造办公场所，不慎将调解记录遗失，特作此说明！说明人：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签章）陈熙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诉讼中，被告文常生对该《情况说明》记载的调解内容予以认可，且在法庭询问下表示协议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陈述协议后其找人对原告被挖的树进行了重新栽种，但由于栽种后即遇大凤，重新栽种的十棵树全部倒了，未成活。 诉讼中，被告文常生一直未披露其受雇的“买树老板”的姓名及身份信息，仅陈述为“黄老板”、“罗老板”等，但其陈述被告王树森系老板之一。被告王树森未到庭参加庭审以披露“买树老板”的身份信息。 由于本案涉及侵权法律关系及侵权后原告与被告文常生的合同（协议）法律关系；原告朱洪远经本院释明需选择主张的法律关系后，选择以合同纠纷主张其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朱洪远的十棵枇杷树被挖起后枯死系事实。被告文常生虽辩称其只是介绍人而不应承担责任，但其在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民警询问时陈述其系“接眉山黄老板”委托在威远县境内找寻枇杷树买家，且其陈述其在原告朱洪远枇杷树栽种地按“罗老板”指示为“要买的树”系草做记号的事实。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被告文常生虽不是枇杷树购买者，但其系草做记号的行为系挖树行为之组成部分，则其实际参与了“买树”（即挖树）行为，其在不披露作为委托人的真实枇杷树购买者的情况下，应当对其侵权行为的结果，即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威远县公安局新场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经我所民警调查，系文常生、王树森等人受他人委托前往白胜村9组购买枇杷树，因价格尚未达成一致，文常生等人就将朱洪远的栽种的10棵枇杷树挖开”内容，证明被告文常生及王树森均系受他人委托买树、未与原告朱洪远商定价格就指示挖树的事实，则被告王树森在未到庭参加诉讼并披露作为委托人的真实枇杷树购买者身份的情况下，也应对其侵权行为的结果，即原告朱洪远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被告文常生与原告朱洪远就被挖的枇杷树的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且双方均认可该意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该调解协议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被告文常生未按协议约定在2017年年底前将被挖的十棵枇杷树恢复原状使其成活，则原告朱洪远选择以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为由主张被告文常生按调解协议赔偿其10000元损失于法有据，本院应予以支持。但由于被告王树森不是协议相对方，故原告朱洪远在本案中主张被告王树森也按协议与被告文常生连带赔偿其损失1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的车旅费及误工费问题。原告朱洪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车旅费及误工费的金额，则其主张被告赔偿其误工费及车旅费2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文常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洪远枇杷树损失10000元； 二、驳回原告朱洪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文常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仕明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泓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