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民终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男，197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201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3，男，197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系张某1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201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3，男，197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系张某2父亲。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林，贺州市平桂区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应为，男，195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翠辉,女,198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系上诉人叶应为的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深，男，194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桂军，男，197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忠，广西贺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松生，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珲，男，198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雪英，女，198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晨，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思易，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叶应为，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世深、邹桂军、黎雪英、李国珲、李松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3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立案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朱水兰不属于李世深、邹桂军雇佣的劳务人员，而属于叶应为雇佣的劳务人员，即由叶应为承担朱水兰死亡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1条规定，叶应为、李世深、邹桂军军未出示过资质证据，故上述被上诉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二、受害人朱水兰不应承担责任，更不用说是主要责任。李水兰等工人，在2018年8月1日到楼房这场所工作是正常出入的，到现场勘查时，也是可以正常出入的，还有工人在工作。发生事故的排气孔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只是三楼排气孔用木板遮盖，且朱水兰当天的工作是搬运很长的竹子发生了坠落，便认为朱水兰具有重大过错，对死者不公平。三、上诉人一方提供了《租房协议》，事发前，张某1及张某2均还在幼儿园，有老人照看，故未随父母进城上学并无不妥，租户直接交付水电费给房东也是常态，被上诉人方曾提出笔迹形成时间鉴定，最后无法鉴定，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应参考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综上，请二审法院准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叶应为答辩称，叶应为与受害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即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存在承揽关系，因为不存在劳动报酬。受害人由张思贵支付工资，上诉人是从李世深处承包工程再发包给张思贵。双方是定作的承揽关系，按照承揽合同条款规定，承揽和定作是该条款规定。上诉人与李世深、邹桂军是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与张思贵是承揽关系。李世深是定作人，上诉人叶应为是张思贵定作人。具体工作由张思贵安排并支付工资。一审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叶应为与朱水兰的关系。叶应为与朱水兰不存在任何关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在查明事实情况下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李世深、邹桂军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上诉人叶应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没有直接雇佣朱水兰，不存在雇佣关系，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雇请朱水兰做工。一审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上诉人转包给张思贵后，张思贵才雇佣朱水兰，只是张思贵与朱水兰存在雇佣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一审被告叶应为）雇佣朱水兰的事实，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朱水兰住院期间确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替张思贵垫支了部分医疗费，但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存在赔偿责任。因为张思贵承包了上诉人的搭竹架工程，该工程款始终上诉人要结算支付。二、《叶应为承包给张思贵搭竹架工程合同》的记载，充分证明了上诉人与张思贵之间的承揽工程的承揽合同关系。（详见证据）综上，上诉人在本案中仅存在与张思贵承揽搭竹架的关系，不存在直接雇佣朱水兰搭竹架的关系。被上诉人无理由向上诉人理赔，不能因张思贵的死亡后无法追偿，而转嫁到上诉人来替补赔偿。因此，一审的判决是错误的。属于认定案情事实不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的判决，责成一审重审。 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答辩称，与上诉状陈述一致。 被上诉人李世深、邹桂军答辩称，一审庭审时原告提交光碟证实张思贵、朱水兰是叶应为雇请，张思贵1**元一天，朱水兰100元一天，经过各方认定朱水兰是叶应为雇请是毋庸置疑，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松生、李国珲、黎雪英答辩称，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与上诉人叶应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叶应为是长期专门从事为他人搭竹架业务的从业人员，具备专业的技能，因此，叶应为在履行承揽合同中的风险及其造成的损害应由其承担，其为履行合同义务雇佣受害人朱水兰搭建设竹架，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正确。2、一审法院判决受害人朱水兰承担主要责任正确。首先，房屋停止施工后答辩人已尽安全防范措施义务，足以防止一切人员擅自进入工地和房屋作用。其次，从一审勘查可知悉，受害人应对工作的场地环境及危险性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防范意识，但其在已经停工场所，从一个很明显很容易发现的排气孔坠落具有重大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正确。再次，发生意外前叶应为已将还可能重复使用的竹子搬离，现场仅散落不足二十余根破旧、折断不能再搭架使用的残竹，受害人致害何因不得而知。3、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损失按农村标准计算正确。张某3未能充分举证证实，特别是一审庭审中主张租赁房屋是为了让子女在城镇上学却又未能提供子女在城镇上学的证据材料。上诉人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无事实依据。4、一审法院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由答辩人与李世深、邹桂军共同补偿被上诉人10万元，已达到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统一，答辩人不应再承担过高的责任或其他责任。5、上诉人叶应为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转包给张思贵，叶应为应为举证不能承担后果。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合计1024678.17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某3系受害人朱水兰的丈夫，原告张某1、张某2系张某3、朱水兰生育的子女，朱水兰出生于1981年3月25日。被告李国珲、黎雪英系夫妻关系，被告李松生与李国珲系父子关系。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在贺州市迎宾大道与207国道交汇路口旁（即贺州学院西校区大门对面）购置有8块面积为5×15平方米并且相互相邻的宅基地。2015年11月，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在上述宅基地上建房，并委托李国珲的父亲即被告李松生负责建房的全部事宜。2015年11月23日，被告李松生以自己的名义（甲方）与被告李世深、邹桂军（乙方）签订一份《居民建房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将上述建筑工程的劳务发包给被告李世深和邹桂军，合同约定建房的主体材料（包括钢材、商品混凝土、砖、主要机械）由发包方负责，其余的零星材料、外钢管架、安全网等由乙方负责。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搭建外钢管脚手架，但因临近公路一侧附近有高压输电线，为避免发生触电事故，靠公路一侧的上半部分脚手架需用竹子搭建。被告李世深为此联系到专门从事为他人的建筑工地提供竹子并搭建竹架的被告叶应为，由叶应为提供竹子为该建筑工地搭建一部分竹架，报酬按实际搭建的竹架面积每平方米12元计算。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被告叶应为就安排平时与其一起搭竹架的张某贵（注：此人在本案事故发生后约一个星期，又在其他建筑工地发生坠楼事故死亡）及本案受害人朱水兰将竹子运到被告李世深、邹桂军承包的上述建筑工地搭建竹架，由张某贵负责捆扎竹架，朱水兰则负责搬运和传递竹子。竹子属于叶应为和张某贵所有，张某贵和朱水兰的劳务报酬均由被告叶应为支付，其中张某贵的劳务报酬按150元/天计算，朱水兰的报酬按100元/天计算。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在建设上述房屋的过程中，未按规划建设，将审批五层的住宅楼建设成十二层的商业用楼，至2017年初，已完成主体框架建筑。2017年4月24日，贺州市规划局以违法施工为由，向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发出《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责令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停止施工。同年5月5日，贺州市规划局又向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发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责令其在七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由于尚未完工的房屋面临被拆除的结局，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在接到拆除通知后，便让被告李世深、邹桂军停止施工，将建筑机械、建筑材料、脚手架钢管等全部撤出工地，拆下的数十根脚手架竹子放置在四、五层楼的楼面。之后，用木板和其他材料在楼房四周搭建围栏，还用几根木头拦住楼梯口，以防外人进入。该建筑工地停工后，无人看守。2017年8月1日，在停工几个月后，被告叶应为安排张某贵和受害人朱水兰到上述已停工的建筑工地将之前已经拆下的竹子运回去。当天上午约7时许，朱水兰和张某贵在上述工地楼上搬运竹子时，朱水兰不慎从四楼一个长、宽约1.2米×0.6米的排气孔坠落到三楼受伤昏迷，之后由120急救车送到贺州广济医院抢救治疗。经诊断，朱水兰受伤情况为“多发伤：①特重型颅脑外伤；左颞部硬膜外血肿；右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两侧额、颞叶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颅底骨折；②胸部外伤：多根多处肋骨骨折；肺挫伤；③腰1-3左侧横突骨折”。朱水兰在贺州广济医院住院60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其家属见治疗无望，向医院提出放弃治疗，将朱水兰接回家后的当天，朱水兰便因伤重死亡。医院出具《陪护证明》证实朱水兰住院期间需陪护人员2名。原告因朱水兰住院，支出住院医疗费216042.17元。在朱水兰住院期间，被告叶应为垫付了10000元医疗费。事故发发后一周，被告叶应为才将发生事故的情况告知被告李世深和邹桂军，被告李世深于2017年9月14日支付了100000元给原告张某3，作为垫付朱水兰的住院医疗费。 经现场勘查，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在建设上述房屋时，将8块5×15平方米的宅地合并建成一幢占地面积为40×15平方米的十二层商业楼房。因尚未砌砖，每一层楼的现状均为空旷、平坦、无遮挡、无障碍物的建筑构造。楼房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用作安全通道的楼梯，在靠南侧的楼梯口旁边建有一个长、宽约1.2米×0.6米的排气孔，其中三楼的排气孔被用木板遮盖，四、五层楼的排气孔未遮盖，朱水兰系从四楼的排气孔坠落三楼。原告认为朱水兰因伤死亡，各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诉至该院。 该院认为，一、被告李松生与李国珲系父子关系，本案所涉在建房屋的所有人是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夫妇。李国珲、黎雪英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委托其父亲李松生全权负责建筑房屋的相关事宜，被告李松生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李世深、邹桂军签订《居民建房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属于代理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由被告李国珲、黎雪英承担，与被告李松生无关。被告李国珲、黎雪英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将房屋主体建筑的劳务发包给被告李世深、邹桂军，双方之间成立了房屋建筑工程的发包、承包合同关系。被告李世深、邹桂军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因部分脚手架需要用竹子搭建，于是将该部分竹架业务以12元/平方米的单价发包给被告叶应为，而叶应为是专门从事为他人的建筑工地提供竹子搭建竹架的从业人员，其在从事搭竹架业务的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安排人员完成指定的工作，并据此获取报酬。因此，被告叶应为与被告李世深、邹桂军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叶应为是承揽人，李世深、邹桂军是定作人。受害人朱水兰是由被告叶应为安排协助搭竹架的人，其只提供劳务并且完全听从被告叶应为安排工作，劳务报酬亦由被告叶应为按100元/天的标准支付。朱水兰的工作不受被告李世深、邹桂军的安排和指示，报酬也不由李世深、邹桂军支付。因此，朱水兰不属于李世深、邹桂军雇佣的劳务人员，而属于被告叶应为雇佣的劳务人员。二、受害人朱水兰受被告叶应为的安排到建筑工地搬运竹子，属于从事被告叶应为雇佣的劳务活动。朱水兰在从事受雇劳务活动过程中发生事故受伤后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叶应为依法应当承担朱水兰死亡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朱水兰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没有履行安全注意义务，疏忽大意，在已经停工、无人看守的建筑工地搬运竹子时，从一个很明显、很容易发现的排气孔坠落造成自身的损害，其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受害人朱水兰受被告叶应为的安排到建筑工地搬运竹子，属于完成被告叶应为所承揽业务的辅助性工作，但朱水兰并不是被告李世深、邹桂军选任的承揽人，不存在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承揽人方面的过失。因此，对于朱水兰发生的坠楼事故，被告李世深、邹桂军不承担过错责任，也不承担合同责任。同样，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将建筑工程发包给被告李世深和邹桂军，并没有与受害人朱水兰产生合同关系或者劳务雇佣关系。虽然被告李国珲、黎雪英没有在已停工的楼房建筑工地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但其在楼房的四周建筑和设置围栏，并且在楼梯口处用木头设置障碍，已经足以起到“无关人员不得擅自进入”和“有危险”的警示作用。受害人朱水兰未经房屋的所有人或者工程的承包人同意，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无人看守的建筑工地搬运竹子并发生事故，房屋的所有人即被告李国珲、黎雪英无过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朱水兰是为完成被告叶应为承揽的工作而发生人身损害的，而被告李世深、邹桂军、李国珲、黎雪英属于该承揽工作的受益人，可在受益范围内对原告酌情给予经济补偿。三、关于原告方因朱水兰死亡遭受的损失，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参照2017年度《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确定，原告因受害人朱水兰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613474.17元，应由被告叶应为按30%的比例赔偿原告184042元（613474.17元×30%），扣除被告叶应为已经垫付的10000元医疗费，实际还应赔偿原告174042元。由被告李世深、邹桂军共同补偿原告50000元，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共同补偿原告50000元。由于被告李世深已先行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故被告李国珲、黎雪英应补偿给原告的50000元可直接支付给被告李世深，李世深多付给原告的50000元不予退还。其余的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叶应为赔偿原告张某3、张某1、张某2各项损失174042元；二、驳回原告张某3、张某1、张某2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34元（原告已预交2000元），由原告张某3、张某1、张某2负担6954元，被告叶应为负担2980元。 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对一审查明“被告李国珲……无人看守”、“长、宽约1.2米×0.6米的排气孔”有异议，当天是有人自由出入，朱水兰是没有进到安全场所，排气孔是安全隐患问题。上诉人叶应为对一审查明事实有异议，是叶应为转包给张思贵，张思贵再请朱水兰。被上诉人李世深、邹桂军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李国珲、黎雪英、李松生对一审查明的朱水兰受伤过程有异议。 上诉人叶应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的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其他当事人没有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认为，叶应为主张其转包给张思贵，张思贵再请朱水兰，但与其一审时陈述不符，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合全案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根据本案事故发生的相关情况，朱水兰在搬运竹子时对明显且肉眼直观就可以发现的排气孔没有避让，导致自身坠落，存在重大过错。由此认定由相应的责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主张朱水兰不存在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由其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且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朱水兰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的事实，一审认定按农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叶应为主张其转包给张思贵，张思贵再请朱水兰，但与其一审时陈述不符，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一审综合本案事实，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由上诉人叶应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应为，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33元（上诉人叶应为已预交2980元，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已预交4353元），由上诉人叶应为负担2980元，上诉人张某3、张某1、张某2负担43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少勋 审判员  凌丽琪 审判员  张依传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侯美妃     书 记 员 黄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