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为阳城县凤城镇卧庄村。法定代表人：宋某，任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男，1980年5月25日生，汉族，系该公司环保科副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龙，男，1960年7月7日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国龙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阳城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2日受理后，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晋0522民初180号民事判决书。判后，被告晶鑫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晋05民终157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阳城县人民法院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晋0522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书。晶鑫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晶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杨某，被上诉人王国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晶鑫公司上诉请求：一审法院重审判决在程序上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王国龙承包土地范围内损失项目价值评估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评估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不客观不全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都不认可，不应作为定案依据：1.对于已死亡或损毁（不适合搬迁的部分）的树种价值及2014年补植树木的价值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缺少树木死亡的证据；对于死亡损毁树木价值鉴定属于双重赔偿；对于树木的搬迁以100公里估算搬迁费用不符合客观情况；全部苗圃进行搬迁缺乏依据；2.重审法院对鉴定意见未履行审查职责，将错误的司法鉴定进行有效采纳；法院与鉴定机构对上诉人关于《王国龙承包土地范围内损失项目价值评估初鉴意见书》（以下简称《初鉴意见书》）所提异议未予任何答复，司法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二、重审判决超出司法鉴定确定的损失，甚至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1.重审判决的损失项目超出司法鉴定范围，将土地承包差价、土地整治费等不能有效确定的损失计入不当；2.重审判决的损失金额超出司法鉴定确认的数额，司法鉴定对2960棵白皮松和71棵油松未予评估，法院却为此增加了843197.96元搬迁费用，且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违背情理；三、鉴定、评估等费用应由负有举证义务一方负担，重审判决鉴定费由上诉人承担错误；四、被上诉人并非土地的原承包人，其明知土地已受到损害仍然受让，重审判决租金损失由上诉人承担错误。被上诉人王国龙辩称：一、山西诚泽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鉴定意见书》中，对于“已死亡或损毁（不适合搬迁的部分）的树种价值及2014年补栽树种费用”表述十分清楚，不存在问题；2.死亡损毁树木分别处在毁损区和部分受损区两个不同区域，不存在双重赔偿问题；3.鉴定意见以搬迁距离100公里估算搬迁费用不存在问题。100公里之内的搬迁费用属于行业惯例的表述，是同一个档次；4.原审法院已经对鉴定意见进行了审查，但应以最终的正式文本为准。二、案涉150亩苗圃树木必须全部整体搬迁：1.150亩苗圃均在上诉人矿区范围之内，上诉人未能排除土地塌陷属其他煤矿采空所致；2.答辩人埋设的上水管道和电路均在深度塌陷区，由于水电路损害且无法修复导致尚未死亡的树木将因无法供水而死亡，需要整体搬迁；3.答辩人所经营苗圃的整体性决定了如不整体搬迁，将出现两个场地、两个经营团队、两处投资，成本大幅增加；4.采煤地质的长时间持续沉降及树木种植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尽快搬迁。三、侯马市晨辉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鉴定是确定案涉土地范围的塌陷程度，与确定搬迁范围没有关联性，且未能反映150亩土地塌陷的程度；鉴定人并无资质，依据阳城县的非规范性文件也违反鉴定规则；四、关于一审判决中超出鉴定意见的部分：1.因搬迁引起的土地差价客观存在，法院可以依法判决；2.评估机构无法在原有地貌缺失改变的情况下进行评估，但田间整治费用客观存在，属于答辩人的损失，阀门价值则完全属于漏评；3.因为苗圃搬迁后必须购置新的固定资产，原判以固定资产原值认定答辩人损失正确，只是漏算了供水供电沟槽的22500元；4.基于应整体搬迁，故受损区域中的2960棵白皮松、71棵油松也应计算相应的搬迁费用；五、原审判决鉴定费、诉讼费均由败诉的上诉人承担完全正确；六、答辩人是因煤矿采掘活动受损的当事人，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答辩人的租金损失完全正确。另外，答辩人是在原承包人许国军无力经营的情况下才转包的，属于将承包合同及所栽树种价值等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系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王国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晶鑫公司支付原告苗圃搬迁遭受的管线、蓄水池、整治土地道路等费用损失共计35998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栽种的苗圃损失费及2014年补植费用共计5868550元；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搬迁苗圃所需费用2661126.28元；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投资收益1630305元；五、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解除与阳城县凤城镇汉上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支付的赔偿金并赔偿原告51400元，负责复垦苗圃的150亩土地；六、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2013年元月1日，阳城县凤城镇汉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汉上村委）与许国军签订了许国军承包本村南岭后150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期限为20年，每年缴纳租金3万元。2016年4月29日，汉上村委作为甲方、许国军作为乙方、原告王国龙作为丙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转让协议，约定的承包期限为17年，丙方按照每亩每年200元的标准向甲方交承包金，每年交款3万元。2014年开始，原告承包的土地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塌陷、沉降等现象，导致原告所栽种的苗木无法正常生长。被告采矿造成的土地塌陷导致原告修建的蓄水池等构建物损坏。原告的损失经山西诚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鉴定意见书》，显示王国龙承包土地范围内损失的价值为493.98万元。一审法院重审认为，原告要求对其损失进行鉴定，经过法院委托第三方山西诚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鉴定，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部分，依据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的损失主要包括：１、因苗圃搬迁的固定资产的投入费用共计287638.23元：其中鉴定意见中道路平整原值为21000元、蓄水池原值为88000元、机电房原值为4578.23元、防水电缆原值为48960元、供水管道原值为60000元，共计222538.23元。原告在田间土地治理时使用郭某的挖掘机属实际发生的费用，该7万元及支付给郭某的工资13600元并扣除评估报告书中的21000元，田间土地的整治费用为62600元，予以支持；另有阀门费用2500元，以上总计287638.23元。２、已死亡损毁部分树种价值、投资价值及2014年补植费用为3260700元。３、苗木搬迁的费用：评估报告书确定需要搬迁的苗木有白皮松2921棵、白腊3837棵、五角枫3845棵（已全部死亡），搬迁费用为1523800元；但却有白皮松2960棵和油松71棵的搬迁费用未予评估，根据土地损害程度的鉴定报告显示，该2960棵白皮松和71棵油松所在区域的土地也存在塌陷情况，原告要求进行搬迁合情合理，予以支持，参照鉴定报告确定该部分的搬迁费用为843197.96元。以上两项共计2366997.96元。4、租金的损失51400元：从2014年被告公司采矿补偿村民土地损失花名表可以看出，许国军的承包地在2014年就已经因采矿出现了问题，原告继续承包的土地，其中的27亩从2013年10月份开始无法正常种植苗木，截止到2018年底计5年租金的损失为27000元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采矿行为导致了土地出现沉陷等现象，致使原告修建的供水管道损坏，死亡的苗木有30.5亩，4年租金的损失共计24400元。5、苗木搬迁的地差损失：原告现有101亩苗木需要搬迁，参照阳城县次营镇苏村村土地承包地价，按照二类地每亩350元的差价计算14年为494900元。6、鉴定费127000元。7、鉴定损失时，均是按照市场价值进行鉴定，已包括收益在内，故原告要求的投资收益不予支持。8、解除合同需要支付的赔偿金和土地复垦费用并未发生不予支持。以上1至6项原告的损失共计6588636.19元。因被告的采矿行为导致原告承包的土地裂缝、沉降，所栽种的苗木毁损死亡，侵害了原告王国龙的权益，对因此给原告王国龙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认为其已支付了塌陷土地的赔偿费用，不应重复支付原告赔偿款，但是，土地复垦费用的赔偿不是塌陷土地的地面附着物的赔偿款，故对于原告王国龙要求赔偿地面附着物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国龙经济损失6588636.19元。二、驳回原告王国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420元，由被告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元月1日，汉上村委与许国军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许国军承包本村南岭后及南沟土地150亩，用于“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相关农业产业”，承包期限为20年，年租金3万元。许国军以该承包地栽种经营苗圃，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养护苗木、埋设管线、修建蓄水池灌溉等，并雇人进行日常维护。因晶鑫公司采矿，2013年秋季左右，许国军的部分承包土地开始沉降、塌陷，并逐渐程度加重、范围扩大，所栽种苗木无法正常生长，水电管线、蓄水池等设施都遭到破坏。2014年，经过阳城县国土资源局调查确定，晶鑫公司支付汉上村180亩受损土地的塌陷补偿费173362元（此为土地复垦补偿费和土地损失补偿费之和），其中包括许国军受损的52亩苗圃。2016年4月29日，由发包方汉上村委参加，签订三方合同，许国军将前述承包合同剩余17年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本案原告王国龙。2017年年初，王国龙认为此处苗圃已无法继续正常经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采矿单位晶鑫公司赔偿其为苗圃投入的固定资产损失、树木损失、搬迁费用、投资收益等各项经济损失共789万余元。本案最初的一审中，经王国龙申请，阳城县人民法院通过本院司法鉴定中心委托山西晋城元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评估结论。一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提出上诉。本院二审经审理认为此次评估鉴定程序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而可能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故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中，又通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证据技术中心委托山西诚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会同双方当事人或其工作人员、合议庭成员进行现场勘查和清点树木，最后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评估鉴定意见书》：王国龙承包土地范围内损失价值为493.98万元，评估有效期至2019年6月4日止。重审中，经晶鑫公司申请，本院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侯马市晨辉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对该案中所涉土地塌陷程度进行了司法鉴定，经现场勘查该公司于2018年10月7日作出鉴定结果为：所涉7处地块分别为特殊严重塌陷4块、重度塌陷一等2块、重度塌陷二等1块。以上事实，有许国军与汉上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许国军与王国龙及汉上村委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受雇于许国军为苗圃务工的郭某等证人证言及取款条、晶鑫公司2014年补偿汉上村民损失花名表、一审及一审重审的三家鉴定单位的评估和鉴定意见、地面塌陷及树木受损的多张照片、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根据双方的上诉和答辩，本次二审双方的争议集中于晶鑫公司对王国龙的赔偿数额上。对此分述如下：一、山西诚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王国龙承包土地范围内损失项目价值评估鉴定意见书》可否作为认定王国龙损失的依据。该《评估鉴定意见书》，是鉴定人员会同双方当事人或其工作人员经现场勘查和清点，作出《初鉴意见书》后，交由双方当事人提出书面意见、最后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的，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内容分析亦全面、详细。虽然双方当事人对《初鉴意见书》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书面质疑，但从其内容看，均属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取所需，如上诉人晶鑫公司在上诉状中一方面称《评估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一方面又称原审法院未尊重鉴定意见超出鉴定数额判决；被上诉人王国龙一方面坚持鉴定意见的损失数额，另一方面又认为鉴定中未要求搬迁的部分也应搬迁以及要求地差损失和租金损失等。本院认为，评估机构作为专业技术部门，其依据现场勘查并经双方确认获得的原始资料、专业技术知识，参考市场价值作出的《评估鉴定意见书》，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且未提出重新评估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评估鉴定意见书》确定的评估价值共有四项，现对其逐项分析如下：1、已死亡或毁损（不适合搬迁部分）的树种价值及2014年补栽树种的费用。此区域现有存活的树种包括两种规格的白皮松（树高2.6米、株行距3米的2785棵，树高2.1米、株行距1.5米的2670棵）共5455棵及华山松772棵。评估机构根据评估基准日同品种、同树龄或类似情况树种的现行市价，确定了以上树木的损失价值为2.6米高的白皮松每棵损失480元（原值800元）、2.1米高的白皮松每棵损失360元（原值600元）、华山松每棵损失480元（原值800元），此区域损失价值为2668560元。根据原承包人许国军雇佣的多名苗圃务工人员的证明，以及2015年1月阳城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汉上村耕地裂缝塌陷情况调查，王国龙主张2014年以上区域因地面塌陷进行过补栽，符合事实和情理，应予采信。但本院二审现场勘查情况是仍有大量空缺，评估机构根据相应树种的种植密度与现有数量的差额，测算出空缺部分的树种为以上两种规格的白皮松共194棵（树高2.6米的140棵，树高2.1米的54棵）、华山松28棵，而因为这共计222棵树木已经不存在了，参照存活的相同规格的树种价值即每棵800元及600元，计算出该222棵树种的损失价值为166800元。上诉人称此区域有大量存活树种，一审系重复赔偿。经本院二审现场勘查，此区域多处地面坍塌，地貌高低错落较大，土质疏松，树木根须不牢、树身歪斜等现象随处可见。另外，纵观此处苗圃，横向成行，竖向成列，但其间却有多处空缺，评估机构根据“种植环境、株行距及行业平均亩密度”等因素，测算出树种损失量为222棵，比务工人员郭某、王余振等人证明的2014年补种2000多棵已相差甚巨，法院对222棵并无否定的理由。而除了空缺树木的地方以外，评估机构并未完全否定这些非正常生长树木的应有价值，而是认为其市场价值会大幅度贬损，根据实际情况及市场价值确定了其损失价值，本院认为对评估人员的专业判断，法院亦无否定的理由。综上，此区域中存活的及不存在的树种的损失额共计2835360元。2、已经死亡、毁损的树种投资价值。评估机构在此区域勘查，现有存活的两种规格白皮松共2960棵（树高3米、株行距2米的1470棵，树高3.5米、株行距3米的1490棵），油松71棵。评估机构根据相应树种的种植环境、株行距及行业平均亩密度，测算出空缺部分的树种（即已死亡的）为423棵（树高3米、株行距2米的408棵，树高3.5米、株行距3米的15棵），再采用市场法，以同品种、同树龄或类似情况树种的现行市价，估算出树种价值依次为每棵1000元和1150元，则423棵死亡的白皮松共损失价值425250元。3、已投资的管线、蓄水池、整治土地道路等费用。此项固定资产评估涉及的范围包括蓄水池、防水电缆、供水管等共6项内容，评估确定了各项的原值，结合成新率确定了其现值为15.53万元。6项中并不包括田间整治一项。结合二审现场勘查到的苗圃田间地面状况和务工人员的相应证明，本院认为平整土地、疏松土质等劳动必有一定费用支出，一审法院根据证人郭某的证明认定田间整治花费（原值）62600元并不为过。但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王国龙或其前手许国军已经从中受益，其折旧价值已经转化为树木价值，一审再以原值判决赔偿确有不当。本院参照《评估鉴定意见书》，根据性质相近归为一类的原则，以道路平整一项的成新率40%确定田间整治的成新率，参照供水管道的成新率50%确定阀门的成新率（阀门原值2500元），计算得出评估报告中的6项+二审增加的2项（即除道路平整外的田间整治及阀门）共8项固定资产的现值为173237元。4、尚未造成损害的树种搬迁价值。评估机构认为这部分树木需要搬迁，不分树种和规格，每棵树的评估搬迁费用是起挖+运输+栽植=173.16元，搬迁树木损失率10%。上诉人认为阳城范围内方圆不过50余公里、评估以100公里确定搬迁距离远远超出阳城县境范围；被上诉人称评估机构以100公里计算运费是因为百公里以内是一个定价单位，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本院认为，结合旅客运输票价的生活经验、阳城县境距离、树木高度及连同根部泥土一并搬运十分不便等实际，本院可以酌情调整搬迁运费为每棵50元，则每棵树的搬迁费用为153.16元。那么，按照评估机构的计算方式，本院计算为：2.6米高、株行距3米原值800元的白皮松1606棵，搬迁费用为153.16*1606=245974.96元，10%的死亡树木是按600元计算的搬迁损失价即600元*160.6棵=96360元，此项损失金额为342334.96元。2.1米高、株行距1.5米的原值600元的白皮松1315棵，搬迁费用153.16*1315=201405.4元，10%的死亡树木是按350元计算的搬迁损失价即350*131.5棵=46025元，此项损失金额为247430.4元。白蜡3837棵，搬迁费用为153.16*3837=587674.92元，10%的死亡树木是按350元计算的搬迁损失价即350*383.7=134295元，此项损失金额为721969.92元。五角枫已经不存在，按照株行距1.2米测算原来应有3845棵，按照每棵20元的原值赔偿，计76900元（此项无需搬迁，直接赔偿损失）。以上四种树种的搬迁费用及损失价值共计1388635.28元。二、超出评估数额之外的损失应否赔偿1、2960棵白皮松及71棵油松是否需要搬迁及搬迁损失。该区域尚有存活树种白皮松2960棵、油松71棵，评估报告未涉及这些树种的搬迁问题。但是一审法院参照鉴定报告中需要搬迁树种的搬迁费用，计算出以上树种的搬迁费用。其计算方式是：两类树种合计3031棵，搬迁费用为173.16*3031=524847.96元；再参照10%的搬迁死亡率和评估机构对已经死亡的423棵白皮松的价值计算方法，3米高的147棵每棵1000元计价147000元，3.5米高的149棵每棵1150元计价171350元，以上三项共计843197.96元。油松由于数量太少一审未计搬迁损失。本院认为，对于评估未要求搬迁而一审法院支持搬迁是否适当的问题，因为本处150亩苗圃所在地域均属于晶鑫公司的采矿区，大规模机械化开采只能使地面受损程度日益加剧，即使目前部分树种暂无出现搬迁必要，日后也势必需要搬迁；而且，大面积塌陷区内的蓄水池、水电管线已经遭到彻底破坏，无法供水供电，剩余苗圃得不到及时的正常养护，也必将受到损害。另外，如果局部搬迁势必需要建设两处固定资产，人工维护费用支出也要随之增加，如此耗资更加巨大，在此情况下，一并搬迁应该是损失最小、对双方最有利、也最为彻底的解决办法。故本院二审对一审搬迁此区域的判决予以支持，但对搬迁费用依二审的计算方式予以调整，即：搬迁费用153.16*3031=464227.96元；参照评估报告中的原理，对于10%的搬迁死亡树种是按原值的一定比例予以赔偿，本院参照前述原值800元的白皮松以600元赔偿的比例来计算，则每棵1000元的白皮松按750元计算损失为750*147=110250元，每棵1150元的白皮松按850元计算损失为850*149=126650元。据此，2960棵白皮松及71棵油松的搬迁费用及损失价值调整为701127.96元。2、承包地租金是否应该赔偿问题。从晶鑫公司2014年补偿汉上村民损失花名表可见，许国军苗圃受损土地52亩，其中20亩为重度塌陷。参照《阳城县采矿造成土地塌陷补偿办法》，重度塌陷的表现为：地表裂缝宽度最宽可达1米，呈明显阶梯状裂缝，土地利用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减产十分明显。结合以上涉案土地受损程度及数量，一审分别计算了27亩5年的租金和30.5亩4年的租金损失，两项共计51400元，比较符合实际，面积上也基本吻合。至于土地已经受到损害为什么还继续支付租金，那是王国龙在履行与汉上村委之间的转包合同，汉上村委并非侵权人，故一审判令此部分损坏严重的土地租金由晶鑫公司承担，并不违反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3、苗木搬迁的地差损失是否应该赔偿问题。按照王国龙与许国军及汉上村委三方签订的转包合同，王国龙应以每亩每年200元的标准向汉上村委交纳承包金。一审法院参照阳城县次营镇苏村土地流转价格，酌情以每亩550元的二类地价格，确定王国龙苗圃搬迁到他处的土地承包金，则每亩新的承包金比在汉上村须多出350元，这也应归为王国龙起诉主张的“搬迁苗圃所需费用”之内，搬迁101亩造成的地差损失为494900元，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评估报告的搬迁费用包括起挖、运输、栽植三项，并不包括土地承包差价，上诉人认为已经包括，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予支持。4、鉴定费用应该如何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2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该有关机构和个人”，但此规定中的“直接支付”，只是对鉴定等费用由主张的当事人预交，并不意味着最终也由主张者承担。而本案鉴定的结果是损失由对方晶鑫公司采矿造成的，则鉴定费也属于主张一方王国龙的损失，理应由侵权人赔偿。另外，鉴定费属于诉讼参与人即鉴定人辅助诉讼的费用，理应纳入诉讼费用的范畴，由败诉方负担。故一审判决鉴定费由晶鑫公司负担，并不违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3王国龙在许国军承包的土地已受到损害情况下仍然受让，是否应承担租金损失。王国龙从许国军处受让的是对汉上村15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汉上村委也作为合同一方予以认可，则该土地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均由王国龙继受，包括向汉上村委交纳租金的义务，也包括因使用土地受到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故王国龙的租金损失应由晶鑫公司承担。至于评估机构山西诚泽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于双方的《初鉴意见书》未予答复和调整初鉴结果，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初鉴及答复是必经程序，故未经调整即作出最终的鉴定书并不违反规定；一审法院对最终的《评估鉴定意见书》进行了庭审质证，双方均未提出重新鉴定，原审程序并无不当。侯马市晨辉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的鉴定显示涉案土地均为特殊严重塌陷和重度塌陷，而涉案土地均在上诉人的采矿区内，故一审判决全部搬迁，正是为了避免当事人将来可能发生的诉累，司法裁量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但在赔偿数额的计算上不够明确清楚，亦存在不合理之处，二审酌情予以调整。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2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阳城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2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国龙经济损失6196910.24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420元，由被告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420元，由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2000元，王国龙负担34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程 浩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然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