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湘01刑终1156号原公诉机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友军，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汉族，本科文化，群众，系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区大队七中队民警，三级警督，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8年3月19日被长沙市天心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5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唐壮辉，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刘璐瑶，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友军犯受贿罪一案，于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8）湘0103刑初54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友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和检察机关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期间，本院通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被告人刘友军在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区大队七中队工作期间，接受车辆违章中介代办张某2（另案处理）的请托，通过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以下简称高警局，前身为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下辖的多个支队、大队相关干警职务行为，多次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和驾驶证代扣业务牟取非法利益。张某2为感谢刘友军的帮助，通过转账方式送给刘友军共计人民币312.9万元。分述如下：1.在临长大队、长沙支队帮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3年下半年，刘友军经朋友介绍认识张某2后，张某2请刘友军帮忙办理高速公路车辆违章免记分业务，刘友军答应了。2013年底，刘友军找到时任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纪委书记的周某，谎称朋友的车辆有违章想申请免记分，周某便交待时任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支队长的欧阳某按程序办理。刘友军与欧阳某、时任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秩序科科长的杨某见面后，杨某提出高速公路支队无法处理违章免记分业务，要刘友军去其下辖的临长大队办理，他会安排临长大队秩序科科长谭某具体承办。随后刘友军与张某2一起到临长大队找到谭某，因提交的免记分材料不符合要求，谭某不予办理。后经刘友军跟谭某做工作，在刘友军提供警官证等复印资料后，谭某安排处罚室帮助刘友军办理了免记分业务。在第一次顺利办完免记分业务后张某2提出要感谢刘友军，并请求刘友军继续帮助她办理免记分业务，她会根据业务量送钱表示感谢。刘友军同意意并将自己建行卡号提供给张某2。2013年12月30日，张某2向刘友军提供的建行卡号转账2万元。2013年底至2017年10月，刘友军应张某2的请托，通过谭某提供帮助，多次在临长大队办理外省大货车在湘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在临长大队升格成立高警局长沙支队后，继续在长沙支队办理3分、6分的免记分业务。2、在临湘大队、岳阳南大队帮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4年高警局成立后，长沙支队不能办外省大货车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受张某2所托，刘友军再次找到周某谎称朋友有违章要在岳阳支队处理，请周某帮忙跟岳阳支队相关领导打招呼。周某要刘友军与岳阳支队政委李某3联系。因岳阳支队只有临湘大队和岳阳南大队能办理外省大货车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李某1要刘友军直接去找临湘大队大队长李某2。刘友军与张某2到临湘大队找到李某2后，李某2说按规定是不行的，如果要办理，他要接到岳阳支队交管科科长龚某的批准。于是刘友军又通过李某1向龚某打招呼，龚某电话告诉李某2要变通帮助办理了李某2这才安排临湘大队副大队长张某3办理了张某2提供的40多台车辆的高速违章免记分。后来，刘友军帮助张某2在临湖大队又办理了几次免记分业务，在这过程中，周某获悉刘友军是帮助中介代办业务的真实情况，对刘友军进行批评。在周某、李某1不再提供文持的情况下，刘友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龚某和时任高警局岳阳支队支队长的文某。在2015年4月到2015年7、8月间，刘友军通过文某和龚某给李某2打招呼，帮助张某2在临湘大队多次办理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在2015年8、9月至2017年1月间，刘友军通过文某和龚某给岳阳南大队民警陈某打招呼，帮助张某2在岳阳南大队多次办理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3、在怀化北支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4月底，刘友军与天心区交警大队同事史某吃饭过程中认识了时任高警局怀化支队怀化北大队大队长的聂某。2015年5月，刘友军提出想到怀化北大队处理一些小车记3、6分的违章免记分业务。聂某同意了。2015年5、6月份，刘友军通过聂某的帮忙，在怀化北大队分两次替张某2处理了400多条违章。4、在湘潭大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10月左右，刘友军与其同乡交警总队副总队长杨某红吃饭时认识了时任高警局湘潭支队湘潭大队大队长的刘某2，并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张某2得知该情况后，便要刘友军帮助其在湘潭大队办理一些小车高速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2015年10月底，刘友军和张某2一起去湘潭大队，请刘某2帮忙办理了100多条小车高速违章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2016年6、7月份，应张某2所托，刘友军再次通过刘某2提供帮助，帮张某2处理了多笔高速违章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5、在湘潭支队帮助张某2多次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10月，刘友军请刘某2吃饭的时候，认识了时任湘潭支队秩序科处罚员的民警彭某。2016年5月，张某2对刘友军说有很多小车高速违章3、6分免记分的业务要办，要他找人帮忙。刘友军请彭某在湘潭支队帮忙办理。彭某同意了。在2016年5月至7月，刘友军通过彭某，在湘潭支队帮助张某2办理了约500-600条小车高速违章免记分业务。6、在水渡河大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7月，刘友军与杨某、文某等人在吃饭过程中认识了时任高警局长沙支队水渡河大队大队长的罗某。在2015年10、11月，张某2告诉刘友军说，有5、6台小车高速公路违章要免记分处理，要刘友军找朋友帮忙。刘友军请罗某帮忙处理。罗某同意了。刘友军安排张某2带齐资料去找罗某，在水渡河大队办理了3、4台小车约20条违章的免记分业务。7、在益阳支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7、8月，刘友军与杨某、文某等人在吃饭过程中认识了时任高警局益阳支队副支队长的徐某。2015年10月、11月，应张某2请托，刘友军以妹妹公司车辆40多条违章要办理免记分为由请徐某帮忙，徐某答应分批次处理，帮助张某2在益阳支队办理了11台车共40多条违章免记分业务。8、在凤凰大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驾驶证代扣分业务2015年下半年，刘友军与杨某、文某等人在吃饭的过程中与高警局岳阳支队民警张某4结识，2016年底，张某4被提拔为高警局湖西支队凤凰大队大队长，2017年，高警局加强了违章处罚管理，所有中介公司都办不了小车高速记3.6分违章的免记分业务，张某2要刘友军找人帮忙办理驾驶证代扣分业务。刘友军找到张某4帮助，张某4同意了。2017年4月至5月，张某4安排凤凰大队处罚室违规帮助张某2办理了多宗驾驶证代扣分业务。9、通过湖南省政府保卫处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11月，刘友军从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保卫处某处长鲁煜东处得知，保卫处因工作关系有4台小车在高速公路的违章需要到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申请免记分。刘友军将此事告诉了张某2，张某2说手上恰好有3台车看能否加进去一起处理。刘友军找到鲁煜东，说自己有3台小车在高速有违章，是否能加到申请报告中一并处理，鲁煜东同意了，将刘友军提供的3台车牌号码加入申请报告通过呈批办理了免记分业务。根据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出台的《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严格交通违法处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交通违法处罚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消除交通违法信息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只受理机动车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办理交通违法处罚业务，禁止接受其他人员代替交通违法处罚。对中型以上载客载货车辆、校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及其他营运车辆的交通违法，必须确认驾驶人，一律记分。要消除交通违法信息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收集、审核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管理人的陈述申辩材料等能够证明属于应当消除情形的证据材料，填报相关审批表后上传至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管理部门，由有关业务部门审核，支队领导审批后予以消除。询问笔录、视频截图等相关材料应入交通违法处罚案卷存档。严格查处利用买卖记分牟取利益的违法行为。为感谢被告人刘友军帮助其违规办理上述业务，谋取不正当利益，2013年至2017年，张某2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至刘友军账号29×××32的建行账户。其中通过张某2本人卡号72×××56的建行账户转账19笔给刘友军，合计701010元;通过张某2本人卡号62×××90的建行账户转账2笔给刘友军，合计104600元;通过张某2本人卡号62×××36的建行账户转账60笔给刘友军，合计2182500元;通过张某2堂哥张某1转账9笔给刘友军，合计187890元;总计向刘友军转账人民币317.6万元，扣除刘友军代张某2交的4.7万元罚款，张某2共送给刘友军人民币312.9万元。刘友军将上述赃款用于购车、家庭日常开支以及给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维持关系等用途。2018年3月12日，长沙市天心区监察委员会对被告人刘友军涉嫌受贿罪的线索立案调查。2018年3月19日，长沙市天心区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天心区交警大队七中队神农大酒店岗事将被告人刘友军带走，留置于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留置点静园在被留置调查期间，被告人刘友军交代了自己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目前未退缴任何赃款。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资料，公务员登记表，吸收录用国家干部审批表，干部履历表，无违法犯罪记录，到案经过，银行开户资料及银行流水，公安部交管局出具的《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湖南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严格交通违法处理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证人张某2、张某1、谭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刘友军的供述与辩解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友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刘友军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认定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被告人刘友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刘友军受贿金额312.9万元。上诉人刘友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通过张某1银行卡转账给刘友军的187890元，不应当认定为刘友军的受贿款项；2、上诉人刘友军没有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其行为应当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3、原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刘友军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张某2转账给刘友军的款项中有5万元系借款。经审理查明，2013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上诉人刘友军利用其作为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心区大队七中队在编民警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车辆违章中介代办张某2（另案处理）的请托，通过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前身为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以下简称高警局）下辖的多个支队、大队相关干警职务行为，多次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和驾驶证代扣业务牟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张某2所送财物共计312.9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1、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临长大队、长沙支队帮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3年下半年，刘友军经朋友介绍认识张某2后，张某2请刘友军帮忙办理高速公路车辆违章免记分业务，刘友军答应了。2013年底，刘友军找到时任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纪委书记的周某，谎称朋友的车辆有违章想申请免记分，周某便交待时任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支队长的欧阳某按程序办理。刘友军与欧阳某、时任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秩序科科长的杨某见面后，杨某提出高速公路支队无法处理违章免记分业务，要刘友军去其下辖的临长大队办理，他会安排临长大队秩序科科长谭某具体承办。随后刘友军与张某2一起到临长大队找到谭某，因提交的免记分材料不符合要求，谭某不予办理。后经刘友军跟谭某做工作，在刘友军提供警官证等复印资料后，谭某安排处罚室帮助刘友军办理了免记分业务。在第一次顺利办完免记分业务后，张某2提出要感谢刘友军，并请求刘友军继续帮助她办理免记分业务，她会根据业务量送钱表示感谢。刘友军同意并将自己建行卡号提供给张某2。2013年12月30日，张某2向刘友军提供的建行卡号转账2万元。2013年底至2017年10月，刘友军应张某2的请托，通过谭某提供帮助，多次在临长大队办理外省大货车在湘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在临长大队升格成立高警局长沙支队后，继续在长沙支队办理3分、6分的免记分业务。2、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临湘大队、岳阳南大队帮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4年高警局成立后，长沙支队不能办外省大货车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受张某2所托，刘友军再次找到周某谎称朋友有违章要在岳阳支队处理，请周某帮忙向岳阳支队相关领导打招呼。周某要刘友军与岳阳支队政委李某3联系。因岳阳支队只有临湘大队和岳阳南大队能办理外省大货车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李某3要刘友军直接去找临湘大队大队长李某1。刘友军与张某2到临湘大队找到李某1后，李某1说按规定是不行的，如果要办理，他要接到岳阳支队交管科科长龚某的批准。于是刘友军又通过李某1向龚某打招呼，龚某电话告诉李某1要变通帮助办理。李某1这才安排临湘大队副大队长张某3办理了张某2提供的40多台车辆的高速违章免记分。后来，刘友军帮助张某2在临湘大队又办理了几次免记分业务，在这过程中，周某获悉刘友军是帮助中介代办业务的真实情况，对刘友军进行批评。在周某、李某1不再提供支持的情况下，刘友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龚某和时任高警局岳阳支队支队长的文某。在2015年4月到2015年7、8月间，刘友军通过文某和龚某给李某1打招呼，帮助张某2在临湘大队多次办理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在2015年8、9月至2017年1月间，刘友军通过文某和龚某给岳阳南大队民警陈某打招呼，帮助张某2在岳阳南大队多次办理高速公路违章免记分业务。3、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怀化北支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4月底，刘友军与天心区交警大队同事史某吃饭过程中认识了时任高警局怀化支队怀化北大队大队长的聂某。2015年5月，刘友军提出想到怀化北大队处理一些小车记3、6分的违章免记分业务。聂某基于刘友军的交警身份，同意了。2015年5、6月份，刘友军通过聂某的帮忙，在怀化北大队分两次替张某2处理了400多条违章。4、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湘潭大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10月左右，刘友军与其同乡交警总队副总队长杨某吃饭时认识了时任高警局湘潭支队湘潭大队大队长的刘某2，并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张某2得知该情况后，便要刘友军帮助其在湘潭大队办理一些小车高速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2015年10月底，刘友军和张某2一起去湘潭大队，请刘某2帮忙办理了100多条小车高速违章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2016年6、7月份，应张某2所托，刘友军再次通过刘某2提供帮助，帮张某2处理了多笔高速违章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5、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湘潭支队帮助张某2多次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10月，刘友军请刘某2吃饭的时候，认识了时任湘潭支队秩序科处罚员的民警彭某。2016年5月，张某2对刘友军说有很多小车高速违章3、6分免记分的业务要办，要他找人帮忙。刘友军请彭某在湘潭支队帮忙办理。彭某基于刘友军的交警身份，同意了。在2016年5月至7月，刘友军通过彭某，在湘潭支队帮助张某2办理了约500-600条小车高速违章免记分业务。6、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水渡河大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7月，刘友军与杨某、文某等人在吃饭过程中认识了时任高警局长沙支队水渡河大队大队长的罗某。在2015年10、11月，张某2告诉刘友军说，有5、6台小车高速公路违章要免记分处理，要刘友军找朋友帮忙。刘友军请罗某帮忙处理。罗某基于刘友军的交警身份，同意了。刘友军安排张某2带齐资料去找罗某，在水渡河大队办理了3、4台小车约20条违章的免记分业务。7、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益阳支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2015年7、8月，刘友军与杨某、文某等人在吃饭过程中认识了时任高警局益阳支队副支队长的徐某。2015年10月、11月，应张某2请托，刘友军以妹妹公司车辆40多条违章要办理免记分为由请徐某帮忙，徐某基于刘友军系长沙交警，答应分批次处理，帮助张某2在益阳支队办理了11台车共40多条违章免记分业务。8、上诉人刘友军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凤凰大队帮助张某2违规办理驾驶证代扣分业务2015年下半年，刘友军与杨某、文某等人在吃饭的过程中与高警局岳阳支队民警张某4结识，2016年底，张某4被提拔为高警局湖西支队凤凰大队大队长，2017年，高警局加强了违章处罚管理，所有中介公司都办不了小车高速记3、6分违章的免记分业务，张某2要刘友军找人帮忙办理驾驶证代扣分业务。刘友军找到张某4帮助，张某4基于刘友军的交警身份，同意了。2017年4月至5月，张某4安排凤凰大队处罚室违规帮助张某2办理了多宗驾驶证代扣分业务。为感谢上诉人刘友军帮助其违规办理上述业务，2013年至2017年，张某2多次转账至刘友军账号为29×××32的建行账户。其中通过张某2本人卡号为72×××56的建行账户转账19笔给刘友军，合计701010元;通过张某2本人卡号为62×××90的建行账户转账2笔给刘友军，合计104600元;通过张某2本人卡号为62×××36的建行账户转账60笔给刘友军，合计2182500元;通过张某2堂哥张某1转账9笔给刘友军，合计187890元。张某2总共向刘友军转账人民币317.6万元，扣除刘友军代张某2交的4.7万元罚款，张某2共送给刘友军人民币312.9万元。刘友军将上述赃款用于购车、家庭日常开支以及给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维持关系等用途。2018年3月12日，长沙市天心区监察委员会对上诉人刘友军涉嫌受贿罪的线索立案调查。2018年3月19日，长沙市天心区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天心区交警大队七中队神农大酒店岗亭将上诉人刘友军带走，留置于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留置点静园。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刘友军、张某2、张某1的银行账户开户资料及交易流水，证明从2013年至2017年，张某2向上诉人刘友军转账81次，合计金额298.811万元，通过张某1账户向刘友军转账9次，合计金额18.789万元，总计是317.6万元。2、公安部交管局出具的公交管［2013］93号《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湖南省公安厅发出的湘公明电［2013］247号《关于进一步严格交通违法处理工作的通知》、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办公室发出的湘公交传发［2015］69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工作的通知》、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出具的湘公交高［2013］6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交通违法处罚工作的通知》、高警局发出的湘高警［2015］45号《关于高速公路交通违法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以及高警局《关于交通违法记分处理有关情况的说明》、公安部第105号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证明上诉人刘友军帮助中介张某2办理免记分、销分等业务不符合规定，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3、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从2013年底至2017年底，上诉人刘友军帮助张某2在湖南省公安厅高警局临长大队、临湘大队、岳阳南大队办理外省车辆在湖南高速违章记12分和3、6分的免记分业务；在长沙支队、水渡河大队、益阳支队、湘潭大队、怀化北大队办理小车在湖南高速违章记3、6分的免记分业务；在凤凰大队办理驾驶证代扣业务。每次业务办理成功后均会向刘友军支付好处费，其中小车在高速公路违章记3、6分是160元左右一条；小车在高速公路违章记12分是1000元左右一条；大货车在高速公路违章记3、6分是200元左右一条；大货车在高速公路违章记12分是2000元左右一条。为感谢上诉人刘友军的帮助，利用个人账户及张某1账户向上诉人刘友军建行账户转账90次共计317.6万元，除去代缴罚款4.7万元，实际送312.9万元的事实。4、证人谭某、文某、龚某、李某1、张某3、陈某、刘某1、聂某、彭某、刘某2、雷某、彭某、张某4、罗某、徐某、杨某等人的证言，证明上述人员系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民警，自2013年起，多次帮助刘友军办理违章扣分“清零”的业务，违章消分业务，违规办理高速公路小车免3、6分业务的事实。5、户籍资料、公务员登记表、吸收录用国家干部审批表、干部履历表、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上诉人刘友军的年龄、职务等主体身份情况。6、到案经过材料，证明监察机关对上诉人刘友军立案调查后，于2018年3月19日在工作岗亭上对其执行留置。7、上诉人刘友军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上诉人刘友军对其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与银行流水、证人刘某3的证言等上述证据相互印证。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友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刘友军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刘友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通过张某1银行卡转账给刘友军的187890元，不应当认定为刘友军的受贿款项。经审查，上诉人刘友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张某2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张某2通过张某1账户转账的187890元，该款项系上诉人刘友军的受贿款项，故该上诉及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刘友军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张某2转账给刘友军的款项中有5万元系借款。经审查，上诉人刘友军收受张某2所送312.9万元的事实有上诉人刘友军的供述、张某2的证言、银行流水以及证人谭某、文某等人的证言证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辩护人提出该辩护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刘友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上诉人刘友军没有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其行为应当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经审查，上诉人刘友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张某2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张某2所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故该上诉及辩护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刘友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经审查，原审判决根据刘友军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故该上诉及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雪平审判员  刘 舸审判员  赵佳玮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苏 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