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终1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瓷都大道（人民公园内）。 法定代表人：阮宇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华，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强，男，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伟，福建倍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杰，福建倍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3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威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华、刘开泉，被上诉人朱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伟、黄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威时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国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朱国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讼争款项性质为借款是错误的，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威时公司虽然名义上的投资人是威时集团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是朱国强、黄某、阮某等直接投资的。2010年5月1日，朱国强、黄某、阮某对投资威时公司进行了确认，并签署了投资协议。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截止2010年5月1日三人合计投资5810万元，其中黄某投资3810万元，阮某投资1200万元，朱国强投资800万元。威时公司开发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约1.44亿元，包括土地出让金及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等。威时公司开发经营所需要的资金远超股东第一期投资的5810万元，故由威时公司股东增加出资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案所涉及的款项是朱国强对威时公司的投资，而不是借款。（二）一审中，威时公司的另二名股东黄某、阮某出庭，证明三股东由于第一期投资5810万元不能满足威时公司的开发经营需要，而就增资事宜进行过协商，并一致同意对威时公司增资，三人履行了增资义务，增资的款项就是讼争款项。（三）2014年5月至本案起诉之日有近4年时间，在此期间，朱国强和股东黄某、阮某从未向威时公司追讨过。如双方是借贷关系，长时间不追讨明显不合理。朱国强清楚款项的性质是投资款。（四）判断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借款关系还是投资关系，不应当仅依据公司向股东出具的借条，而应当综合考虑案情，特别是股东首期的出资是否可以满足公司经营的需要，如果股东首期的出资与公司实际的需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就不应草率的认定股东支付给公司的款项是借款。威时公司设立的目的是进行房地产的开发，而开发所需要的出让金、建设规费及契税三项就远超过股东的首期出资，这种情形下，不应将股东支付给公司的款项认定为借款。否则，等同于允许股东通过借款的方式抽逃出资。这对于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是不公平的，也违背公司法基本原则。综上，威时公司与朱国强之间就讼争款项不是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关系，原审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及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 朱国强辩称，（一）威时公司与朱国强之间的公司股东关系不影响案件款项性质的认定。朱国强系香港威时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即便朱国强是威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根据法人人格独立原则，不能否认朱国强的债权人身份。（二）威时公司提供的证人黄某、阮某的证言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且黄某、阮某是威时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的情况下，其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阮某的证言先是称阮美华、潘某、郑新春三人的款项是增资，是以阮某名义，但阮某又承认其已于2012年年底前退股，而潘某、郑新春的资金是2013年到账，其证言内容存在矛盾，不可信。根据威时公司提供的《增资情况表》，蔡仁明是黄某的增资隐名股东，但黄某当庭否认蔡仁明通过其“投资”，而生效判决确认蔡仁明的950万元是借款，威时公司也承认系借款，故黄某的证言亦是虚假的。威时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朱国强与威时公司之间款项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威时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朱国强起诉请求：（一）判令威时公司立即偿还朱国强借款本金13000000元及以本金1223966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其中本金10239667元自2014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为9714030.76元；本金2000000元自2014年10月16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为1698666.67元）。（二）判令威时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时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有黄某、朱国强、阮某。威时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20日独资成立威时公司，注册资本为1160万美元。 2011年4月18日，朱国强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许文洪汇款300万元。2011年5月6日，朱国强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朱瑞娥汇款100万元。2011年7月29日，朱国强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许文洪汇款632397元。2011年7月30日，朱国强分三笔分别汇给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许文洪50万元、50万元、7020元，共计1007020元。2011年7月30日，威时公司向朱国强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今向朱国强同志暂借人民币柒佰肆万元整（￥7400000.00），其中6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1年7月29日起，10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1年7月30日起，58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1年8月1日起，月息2.5%，之前所有借款本息付清。” 2011年8月31日，朱国强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许文洪汇款100万元。2011年8月31日，威时公司向朱国强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今向朱国强同志暂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借款日期从2011年8月31日起，月息2.5%”。 2011年9月2日，朱国强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许文洪汇款600250元。2011年9月2日，威时公司向朱国强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今向朱国强同志暂借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00），借款日期从2011年9月2日起，月息2.5%”。 2013年7月15日，朱国强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阮世娇汇款200万元。2013年7月15日，威时公司向朱国强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今向朱国强同志临时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借款日期从2013年7月15日起，月息3.5%”。 2014年10月16日，朱国强委托厦门三江盛达商贸有限公司向威时公司指定的代收人景德镇新日建材有限公司汇款200万元。2014年10月16日，威时公司向朱国强出具《暂借单》一份，载明“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兹向朱国强暂借人民币贰佰万元正（2,000,000元，月息4%）。”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威时公司抗辩称，案涉款项实际为投资款，不应以民间借贷性质认定。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威时公司应提供证据证实案涉款项法律性质为投资款。但从定案证据审查，威时公司仅能证实朱国强为威时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威时集团有限公司独资设立了威时公司。而威时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在成立后，经营活动独立于威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即使朱国强亦系威时公司股东，亦不能排除其作为个人与公司发生除了投资外的其他法律关系。威时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表格、凭证等不能直接证实案涉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因为证人证言、表格、凭证等均证实威时公司主张的“投资人”按债权凭证载明的“投资款、利息”收取“分红”，而厘清一种法律事实属于何种法律关系，要判定其本质特征。相反，朱国强提供了债权凭证、转账凭证，并已按债权凭证所载收取了部分利息，此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义。故在威时公司未能提供投资协议、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议等书面凭证证实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情形下，案涉款项性质应以民间借贷性质认定为宜。（二）关于本案本金及利息应如何计算。朱国强主张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30日的《借款借据》为结算条，并主张载明的740万元本金的由来为2011年4月28日汇款的300万元、2011年5月6日汇款的100万元、2011年7月29日汇款的632397元、2011年7月30日分三次共计1007020元的汇款、2011年9月2日补汇的250元及原来500万元本金结算的760333元利息，另有100万元的本金转账凭证因未找到故未向法院提供。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从该《借款借据》内容“之前所有借款本息付清”及双方陈述审查，该《借款借据》系结算条，朱国强对结算的760333元利息陈述合理，威时公司亦未抗辩结算的760333元利息计入本金超过了法律保护范围，且从朱国强的诉讼请求审查，朱国强未请求威时公司支付以760333元作为本金的利息，仅请求威时公司偿还760333元，该请求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朱国强提供的转账凭证虽缺漏100万元，但威时公司对该《借款借据》形式真实性未提异议、对《借款借据》载明的款项金额无异议，结合该《借款借据》系结算条的情形，朱国强的该主张已达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朱国强所称的落款为2011年7月30日《借款借据》本金为740万元的主张。对2011年8月31日《借款借据》载明的100万元本金、2011年9月2日《借款借据》载明的60万元本金、2013年7月15日《借款借据》载明的200万元本金、2014年10月16日《暂借单》载明的200万元本金，朱国强分别提供了2011年8月31日的100万元汇款凭证、2011年9月2日的600250元汇款凭证、2013年7月15日的200万元汇款凭证、2014年10月16日的200万元汇款凭证予以证实履行了出借义务，朱国强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朱国强请求威时公司立即偿还13000000元及以本金1223966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其中本金10239667元自2014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本金2000000元自2014年10月16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一审庭审中陈述于2014年10月16日出借的200万元，威时公司未支付过利息，并自认威时公司支付了1023.9667万元（扣除760333元）利息至2014年5月16日。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威时公司对朱国强上述关于利息的陈述予以认可，故予以认定该事实。因案涉的债权凭证中，2013年7月15日本金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款借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月息为3.5%，威时公司按约定的月息3.5%支付利息至2014年5月16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可自愿按月息3%支付的保护范围，朱国强亦予确认应将多支付的利息10.0333万元作为本金抵扣，予以照准。威时公司已偿还的其他利息未超过3%月息，一审法院不予干预；尚未偿还的利息，予以调整至2%月息。据此，威时公司应偿还760333元款项及以11000000元-760333元-10.0333万元=10139334元为本金为基数并支付自2014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及以200万元为本金基数并支付自2014年10月16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一、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国强760333元款项；二、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国强借款10139334元及该款自2014年5月17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还清之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的利息；三、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国强借款2000000元及该款自2014年10月16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还清之日止按月利息2%计算的利息；四、驳回朱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3863.5元，由朱国强负担1306.5元，威时公司负担16255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审核证据如下： （一）威时公司对朱国强提供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1年7月30日、2011年8月31日、2011年9月2日、2013年7月15日及2014年10月16日的4份《借款借据》和1份《暂借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申请对上述《借款借据》和《暂借单》上的字样为：“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于威时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借款借据》和《暂借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已予认可，并未对其上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在一二审中也多次主张《借款借据》和《暂借单》系威时公司财务做账内部使用，亦即承认其上所盖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仅对所指款项是否是借款提出异议。故根据威时公司在一二审法庭审理中的自认及法庭调查情况，足以认定案涉《借款借据》和《暂借单》上印章的真实性，再行鉴定并无意义，对威时公司的上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二）威时公司申请证人郑某、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讼争款项是朱国强对威时公司增加投资的款项而非借款。郑某证称其负责管理威时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威时公司的股东有朱国强、黄某、阮某；2011年由其提议，三名股东到景德镇召开了股东会议，一致同意向威时公司增资达1.6亿元，但实际只增加投资到8000多万元，股东会没有形成决议或记录；自2011年至2014年间，增加的投资陆续到位，最后一笔到位的投资是朱国强的；在投资到位前威时公司并无向任何股东借款。案涉朱国强提交的借条是做账使用的凭证，其在借条上签字是表示同意入账，其并没有向任何股东出具过借条，后来其发现案涉财务做账的借条原件不见了；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均是在开会时口头通报各股东；公司财务朱瑞娥与朱国强系叔侄关系，公司2011年至2017年的公章和账册都由朱瑞娥保管；阮某于2013年退股，但因钱未给他，他仍是股东。黄某证称，威时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股东是朱国强、阮某及黄某，公司由郑某管理；三名股东为筹资于2011年在景德镇召开会议，三人均同意按原出资比例增资；朱国强原本所占比例较小，郑某告诉其朱国强的增资到位了；听公司里的人说朱国强有临时借款给公司；其不知道案涉五笔借款的具体情况；2011年至2016年间公司有召开股东会通报经营、投资情况，但其不清楚是否说明朱国强出资到位；2011年筹资会议之后，公司没有决议向股东出具借条，无论是借款还是出资凭证；其不清楚为何朱国强持有案涉借条；其名下的隐名股东始终没有变化，包括郑庆林、陈国荣、陈鸿俊、吴舜义及一个姓黄的；增资事项没有形成决议；其打电话联系隐名股东增资事宜，但最终增资没有到位；约2015年之后从其精良特化公司账户向威时公司转账的400万元是其借给威时公司的钱；公司没有分红过，派过股息，所有股东派股息均是口头协议；增资没有增资凭证，每次召开股东会均有一个表，其签字确认后交还公司，上面应该明确增资多少；阮某说其将股份转给郑庆林、郑某等人，其签过放弃优先购买股权的协议；潘某与公司没有关系，其不知道有潘某有无通过其增资；案涉《增资情况表》中其名下最后一笔转款400万元，其个人认为是借款，但郑某说是增资款。朱国强质证认为，证人郑某、黄某的证言多处前后矛盾或与其他证据矛盾，且黄某是威时公司的股东，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二名证人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审查认为，威时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郑某、黄某分别是威时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和实际出资人，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郑某、黄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从证言内容看，虽然郑某、黄某均证称朱国强、黄某、阮某曾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增加投资威时公司，郑某还证称威时公司对各出资人的增资均是以借条的形式做账，案涉朱国强提供的借据是财务做账凭证，但郑某的证言未能证实朱国强具体增资情况，对朱国强因何持有有其签名的借据亦表示不知情；黄某关于朱国强增资到位的部分证言系传来证据，且其表示不知道案涉五笔借款的具体情况。故该郑某、黄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威时公司所主张的待证事实。 （三）朱国强申请证人郭某、潘某出庭作证。郭某证称，其于2013年4月25日、6月27日分别借款500万元、300万元给威时公司，其均有借款凭证，威时公司只向其还了约十五六个月的利息后再无还款，其与郑某联系后，威时公司以房产租金抵其300万元借款的利息。潘某证称，其于2013年7月19日借款500万元给威时公司，是郑某联系其借款的，其汇借款给威时公司的财务许文洪后几天收到借据，威时公司认可该500万元是向其借款。朱国强还提交《借款借据》、《以房抵债协议》、（2017）赣0202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2018）赣0202民初1100号《民事判决书》、（2018）赣0304民初453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威时公司向案外人蔡仁明借款950万元的借据形式与案涉朱国强提供的借条形式完全一致，威时公司在与蔡仁明的案件中始终自认与蔡仁明是借贷关系。威时公司质证认为上述朱国强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因朱国强提交的《借款借据》等书证及证人郭某、潘某的证言，均系证实案外人与威时公司的经济往来，能够证实威时公司与多名案外人之间存在借贷或投资关系纠纷，但均不能直接证明讼争款项性质。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威时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威时公司5次向被上诉人朱国强出具《借款借据》或《暂借单》有异议，认为上述《借款借据》、《暂借单》均是威时公司财务做账时内部使用，威时公司并未向朱国强出具过，朱国强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朱国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借据》和《暂借单》所指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朱国强一审起诉主张讼争款项是借款，并提供了威时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暂借单》及银行流水证实双方书面约定讼争款项性质是借款，对借款利率亦作了明确约定并按约支付了部分利息。朱国强对其与威时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威时公司抗辩主张讼争款项系朱国强投资威时公司的投资款，则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首先，威时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借据》、《暂借单》系其公司内部财务凭证，朱国强系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但威时公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遗失相关财务凭证或朱国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其该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威时公司于一审时提交的《企业信息》、《投资协议》等证据证实朱国强作为独资设立威时公司的威时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与威时公司之间存在实际投资关系。但该关系不能排除朱国强和威时公司作为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而发生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威时公司提交的《股东增资情况表》系威时公司单方制作，且所载内容与威时公司提供的证人黄某的当庭证言不相符，也无其他证据印证。再次，威时公司于二审中提交的证人郑某、黄某的证言，因证人与其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威时公司主张的朱国强等三名出资人召开会议决议对威时公司增资，但既未能提供相关会议记录，也未能提供对大数额增资事宜的任何书面协议及实际增资情况的证据。因此，威时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讼争款项是投资款。 综上所述，威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2557元，由威时（景德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建阳 审判员  杨 扬 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尤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