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0民终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梅英，女，住福建省邵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昌武，资溪县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连英，女，住抚州市资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少凡，系被上诉人丈夫。上诉人吴梅英因与被上诉人付连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资溪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8民初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梅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昌武，被上诉人付连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少凡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梅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事项。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认定“2016年，朱某与被告付连英产生合伙纠纷并到法院进行诉讼”这一认定与事实真相不符，该案是2017年1月17日在资溪县人民法院立案，这在（2017)赣1028民初35号判决书上已载明，2016年合伙产生纠纷的情况下，朱某也不会帮被告付连英书写借条。2、原审认定“朱某与原告吴梅英对42500元借条的支付地点陈述不一致”，这也与事实不符，这笔钱是分两次支付的，一次是在被告付连英家门口给了20000元，然后在第二次支付22500元的时候，再由付连英在办公室在借条上签名。3、法庭上已经查明的事实没有在判决书上面反应，被告在2015年下半年还曾经向原告借过10000元，后来还清了，被告在一审庭审双方发问的时候也承认了，这一点与其在庭审答辩时候所说的从未向原告借钱过是矛盾的，也正说明了被告付连英一直在说谎。其次第二次庭审被告承认在借条后面的文字“借条今借到”也是其书写的，这个事实与原告及朱某所说的情况是一致的，“由于被告说自己写的字难看，所以叫朱某代写借条，再由被告签名”。4、原审判决“付连英辩称，两张借条的内容是虚假伪造的，付连英签名是真实的”，在庭审时，付连英根本是否认这个签名是其所签的，说这是假的，不是其本人签名，只是在第一次庭审双方发问时，原告直接告诉被告，现在科学技术可以鉴定这个签名是否是本人所签，而且法官也告诉了被告，如果认为不是本人所签，可以申请鉴定，被告当即暈倒，导致第一次庭审中断，这判决怎么变成了被告承认签名是真实的，我们不得而知。（二）原审判决是不公平的。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借款，案外人朱某代写了借条，被告付连英在借条上面签字，原告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且法官也私下找了朱某取证（该份笔录系法宫私下找朱某取证的，到现在都没有拿出来质证过），事后原告也问过了朱某，朱某说2次借钱及书写借条的事情，她也如实向法官陈述了，朱某所说的这些情况，判决书上根本没有反映出来，一份证言只取对被告有利的部分（既支付地点陈述不一致，几年前的事情，又是两次支付，记忆有偏差也是存在的，但借钱这个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朱某不是当事人，对原告向被告借钱这事不可能一直记忆犹新，毕竟不是朱某本人借钱），以这一点来认定被告未向原告借过钱，而且还是法官自己去搜集的未经质证的证据（只采信对被告有利的），这种判决于情于理都无法让当事人信服。借条不仅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证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对出借义务的履行。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也就是说，只有出借人交付了款项后合同才能生效。正因为借款合同具有这样的法律特征，当事人之间往往在达成口头协议之后，田借款人直接出具一张借条作为凭据。实践中出借人交付借款后一般只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只要出借人出示的借条是真实有效的，他就完成了举证责任，证明他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中出借款项的义务。故而借条就成了借贷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借条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只要无相反证据，法院即应支持出借人的诉讼请求。而被告直至现在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未向原告借钱的事情，只是口头说没有借过钱，而法官居然就以被告口头说的理由逬行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采信都存在错误，要求二审法院改判。被上诉人付连英辩称，借款不是事实，借条上签字均是被上诉人在空白纸上签字，上诉人后添加的借条内容，借款不属实，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梅英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归还62500元借款及利息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款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5年12月14日及2016年4月13日分别向原告借款2万元和42500元，其中42500元是以办厂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的，另2万元是说有急用，当时未约定利息，只是说很快就归还，借了之后，过了快一年了，仍然没有归还，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借款，被告以暂时没有拖延还款，为此，原告诉至法院。付连英辩称，一、两张借条的内容是虚假伪造的,付连英签名是真实的,但是借条内容均为后期原告方加上去的，两张借条的借款事实均不存在。二、付连英签空白签名系为办厂办证所需，不是为了后续让原告方填写借条。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起，朱某通过原告吴梅英的介绍与被告付连英合伙办厂，被告付连英系合伙企业的法人兼会计，原告吴梅英系合伙企业的出纳。合伙期间，被告付连英因照顾丈夫，较少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2016年，朱某与被告付连英产生合伙纠纷并到法院进行了诉讼。2018年10月25日，原告吴梅英以二张借条向法院起诉被告付连英，要求被告付连英归还借款62500元，二张借条上均有被告付连英的签名，借条内容都是朱某书写，原告吴梅英在法院起诉之前，从未向被告付连英追问过借款。另查明，朱某与原告吴梅英对42500元借条的支付地点陈述不一致。被告付连英在资溪县商业局的下属机构从事过多年的会计工作。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借款纠纷强调出借款项的实际支付，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吴梅英称被告付连英向其借款62500元，虽提交了二张借条，但被告付连英对借款予以否认，涉案的二张借条内容均系第三人朱某书写，这对于具有书写能力的被告付连英来说不符合常理，涉案的借款在原告到法院起诉之前的几年间从未追问，这也不符合常理，且朱某与原告吴梅英对42500元借条的支付地点陈述不一致。故涉案的二张借条不足以证实借款的事实，原告吴梅英应提交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原告吴梅英在本案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原告吴梅英主张被告付连英应偿还其借款及利息，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梅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3元，减半收取计681.5元，由原告吴梅英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了证人朱某出庭提供证言，证明诉争借款均已给付，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证人和她因合伙纠纷已经多次发生诉讼，证人和她有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不应采信。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对原审经审理查明的“原告吴梅英在法院起诉之前，从未向被上诉人付连英追问过借款”有异议外，认为在被上诉人与其合伙人诉讼期间因双方合伙关系不明故未向被上诉人催要借款，待对方诉讼之后即向被上诉人催要借款，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借款是否属实的问题。本院认为，从一审上诉人提供的两张借条看，2015年12月14日2万元借条仅只有普通A4纸一半大小，借款人付连英签字在借条右下角，被上诉人对本人签名真实性无异议，整张借条行文分布紧凑，且该借条后面有“借条”等字样草稿，被上诉人对草稿系其本人书写没有异议，故结合证人朱某证言，可认定2万元借条系被上诉人本人在收到借款后出具，与上诉人就2万元借款依法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其辩称系其在空白纸处签名留给合伙工厂作为办理日常事务用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另一张42500元借条，从借条内容看，借款均用于工厂各项开支并由朱某代付，从行文看，“借条”、“备注”“属实，朱某代付”行为与全张文字书写靠前，不排除系书写人朱某事后将合伙事务开支内容添加为被上诉人个人借款的可能，且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进行印证，故对该张42500元借款不予认定，就该笔款项可由上诉人吴梅英另行依法向证人朱某、被上诉人付连英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吴梅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2万元借款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付连英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资溪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8民初52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付连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上诉人吴梅英借款20000元，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8年10月25日支付至付清时止。三、驳回上诉人吴梅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63元，减半收取计68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3元共计2044.5元由上诉人吴梅英负担1444.5元，被上诉人付连英负担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 明审判员 揭 颖审判员 万燕飞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