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8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女，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旭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雨晴，女，199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旭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丹成，男，193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旭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100485026531W。法定代表人：戴夫，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舒维，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放，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3民初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云、宋雨晴、宋丹成上诉请求：1、改判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增加赔偿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各项损失704577.96元；2、判令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鉴定意见书系根据不完整的鉴定检材形成，违背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将具有违法性的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证据采信，显然错误。医疗纠纷案件的鉴定检材主要是患者就诊的病案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了病历资料的范围，即“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然而，院方在一审举证的病案资料仅16页，明显缺少护理记录、体温单、血压监测记录、气管插管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医嘱执行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等重要病历资料，己方在鉴定机构组织的鉴定听证会上作陈述时，也明确指出院方存在隐匿重要病历资料的行为，应直接认定过错。可鉴定人员视而不见，也没有要求委托人补充提供病历资料，该鉴定行为和鉴定程序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4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委托鉴定事项、鉴定材料等进行审查。对于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要求委托人补充；经补充后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应当受理”、第15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二）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第29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鉴定：（一）发现有本通则第十五条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所以，鉴定意见书的形成存在违法性，依法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予以采信。2、作为鉴定检材的病案资料虽是双方共同封存，但改变不了院方隐匿或拒不提供重要病案资料的根本事实，院方在病案封存时和整个一审诉讼期间都隐匿或拒不提供病案资料的事实客观存在。由于病案资料是由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单方书写形成的，当患方对诊疗行为有异议而提出封存要求时，将完整的病案资料提交封存，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己方没有义务客观上也无能力分辨封存病案的内容情况，所以，不能因为病案是双方共同封存的，就迫使己方必须认可其合法性和完整性。关于送检材料的质证意见，只是对封存的16页病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没有涉及到病案资料的完整性问题，而且质证是在封存后立即进行的，相比较医疗科学的专业性特点，普通人通常难以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何况，己方在鉴定时和一审开庭时都明确提出了异议。此外，本案中院方隐匿或拒不提供相关病历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该行为不但发生在己方提出封存要求时，而且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间，甚至整个一审诉讼期间，院方都拒绝提供。3、本案具有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关于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证据事实，“直接认定”也更符合立法本意。经本案一审审理，足以证实院方隐匿病历资料封存、拒不按照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间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行为，并且院方一审庭审时也已承认病历资料不完整，故不再赘述。针对《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起草背景和思路进行了深入介绍：其一，医疗机构对免责和减责等抗辩事由负有举证责任，但该条没有规定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情形之一如何举证的规则，是考虑到第五十八条规定是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是缓和患方的举证责任的规则；其二，第五十八条规定系“不允许被推定人以反证予以推翻的推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一致认为，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思想，违反有关诊疗规范，或者隐匿有关病历资料甚至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这类行为本身即是过错，对于此类行为，人民法院应当直接认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既不应要求患者证明医疗机构有过错，也不得允许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其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时，主持审议的主任委员胡康生即已指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所谓“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不同于《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推定过错”，而是“直接认定”，是“不可推翻的过错推定”。己方的诉讼主张于法有据，依法理应支持。4、一审判决关于医疗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遗体存放费、处理丧事交通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损失认定，与本案的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严重不符。医疗费预交金1000元是己方实际支付医疗费的有效凭证，院方未开具发票以及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作出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认定。己方的交通费主张包括侵权诉讼鉴定而产生的费用，一审判决未予处理不当。宋丹成已80岁高龄，因多种疾病治疗的需求、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水平的上涨，其微薄的收入客观上无法满足其晚年生活需求，而且宋丹成一直都是随宋勇家庭共同生活，依靠死者生前的扶养。宋雨晴作为死者的独生子女，尚在求学，无经济收入来源，并且虽年满18周岁，但大学期间依靠父母抚养仍然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和当前的社会主流。何况，院方庭审时只是认为应当提供《在校学习证明》证明，没有拒绝项目的赔偿主张，庭审后己方也补充提供了《学生证》和《在读学籍证明》，由此一审判决未予支持3年的生活费欠妥。由于医疗纠纷的产生以及医方要求进行尸检，额外产生了遗体存放费用，该项费用与法律规定的丧葬费不能等同，属于己方的实际损失，应予赔偿。同样由于尸检的原因，造成火化迟延，按照1l天计算受害人亲属处理丧事交通误工费，于情于法不应酌定3000元。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难以抚慰死者亲属的精神创伤，均应改判。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答辩称：刘云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本案作为鉴定的材料是双方共同经过质证同意送检的，包括对方的代理人也参加了质证，当时刘云等人并未提出异议。鉴定意见书是依据合法的送检材料做出的，且该送检材料是在特殊情况下因院方及刘云等人的要求下封存的材料，双方在发生争议后协商封存了相关资料并请公安机关做出了尸检报告。鉴定意见送达后，刘云等人并未要求重新鉴定，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员到场接受质询，刘云等人至今不认可鉴定意见的后果，责任不在院方。鉴定机构并未要求院方提交或者补充其他材料，以上事实说明院方不存在隐匿或者不提供相关资料的情况。赔偿事项及金额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应依法判决。刘云等人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明确说明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医疗费等损失暂定1万元，其他损失赔偿项目和金额，待司法鉴定后予以明确；2.本案诉讼费由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后将诉讼请求第1项变更为：请求判令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医疗费各项损失共计854431.96元（医疗费1000元、误工费356.99元、护理费265.75元、营养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632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2960元、丧葬费32575元、遗体存放费4536元、受害人亲属处理丧事支出交通住宿误工费12808.2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鉴定费4500元、差旅费1430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均为城镇居民。刘云系死者宋勇的配偶，宋雨晴系宋勇的女儿，宋丹成系宋勇的父亲。2017年6月12日，宋勇因持续发热、头痛，至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就诊。同年6月16日5时，宋勇因发热伴头痛4天，至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医院建议腰椎穿刺宋勇拒绝，拟“发热待查”将宋勇收住该院感染科，入院诊断为发热待查、病毒感染、高血压，长期医嘱单：一级护理。随后医生给予输液和相关检查。6月16日，主治医师查房记录：患者有长期高血压病史，不排除随时出现脑血管意外的可能，现患者治疗上给予抗感染、抗病毒等对症支持治疗，继观病情变化。6月17日上午，宋勇突发意识不清，呼吸停止，深昏迷，双侧瞳孔直径4mm，反光射消失，颈软，无抵抗，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6月20日，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接受合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处的委托，对宋勇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所于2017年7月12日出具（合）公（刑）鉴（病）字［2017］004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宋勇符合因脑底动脉多发性动脉瘤破裂出血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为此，支付遗体存放费4536元。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认为，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在对宋勇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故于2018年1月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依据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和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共同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如下事项进行鉴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诊疗后出现的情况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过错与结果之间的影响程度。2018年4月2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02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如下：（一）对医疗行为的评估。1、病人有受凉后发热、头痛的病史，病毒感染的诊断成立。病人有高血压病5年，入院时测量血压为158/92mmHg,提示血压高，但医方未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2、医嘱对病人的护理是一级，但医方的实际护理未达到一级护理的常规要求。3、在2017年6月16日10：20主治医师查房时，医方考虑了患者有长期高血压病史，不排除随时出现脑血管意外的可能。为了考虑排除有无脑血管意外，医方当日安排了头颅影像学检查，但所选检查类型欠妥。因脑出血检查最快的是CT，非磁共振检查。另外，医方对病人的意识观察不足，意识变化是观察有无脑出血最好的指标，病人头痛、呕吐时作CAT，可明确诊断。（二）因果关系及参与度。1、左侧后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是病人死亡的根本原因，高血压等因素是病人脑出血的诱因。2、根据尸检报告，病人的自身疾病极其严重，即使医方无前述过错，及时为病人作了开颅手术止血，预后也极差（植物人状态）。综上所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病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原因力为诱发因素。有过错、诱发因素：指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损害后果由患者自身因素造成，医疗行为仅为诱发、轻微或促进作用。鉴定意见为：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病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原因力为诱发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宋勇发热头痛至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并住院，与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之间形成医患关系。宋勇6月16日入院，6月17日早晨9点后脑动脉瘤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尸检报告，宋勇死亡的根本原因系脑底动脉多发性动脉瘤破裂出血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脑动脉瘤具有高度隐匿性和破裂发生突然的特点，高血压等因素是脑出血的诱因，故宋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因其自身疾病导致。宋勇入院后，医嘱上对病人的护理是一级护理，而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实际护理未达到一级护理的常规要求；主治医师查房记录有长期高血压史，提示血压高，但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未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为了排除有无脑血管意外，医方当日安排了头颅影像学检查，但所选检查类型欠妥，因脑出血检查发现最快的是CT，非磁共振检查。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的鉴定机构已经认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病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原因力为诱发因素。故一审法院结合患方与院方在本案中的责任大小，酌情确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死亡后果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关于鉴定的检材是双方当事人于宋勇死亡当日在医院共同封存的病案材料，鉴定中双方对检材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且鉴定机构未要求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补充相关材料，其根据封存的病案材料及陈述会上双方的陈述作出的鉴定结论，故上述情形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材料的规定，刘云、宋雨晴、宋丹成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因宋勇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的赔偿数额，认定如下：1、关于刘云、宋雨晴、宋丹成主张的误工费356.99元、护理费256.75元、营养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上述费用均无异议，予以支持。关于医疗费，刘云、宋雨晴、宋丹成提供的是住院病人预交金收据，而非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该请求不予支持；2、交通费，根据宋勇的住院天数，酌定为80元；3、丧葬费，按照2017年度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5150元/年，计算6个月为32575元(65150元/年÷12个月×6个月)。刘云、宋雨晴、宋丹成主张遗体存放费属于丧葬费的范畴，对该主张不再予以支持；4、死亡赔偿金，宋勇的配偶、女儿、父亲均系城镇居民，故确定宋勇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按照2017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1640元计算20年，确定死亡赔偿金为632800元(31640元/年×20年)；5、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损失。因刘云、宋雨晴、宋丹成系合肥本地居民，故对于其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住宿费，不予支持。刘云、宋雨晴、宋丹成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交通费及误工损失为必要的合理性支出，根据宋勇的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酌定该项费用合计3000元。上述费用合计为669268.74元，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33854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酌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元。关于鉴定费，本案系在西政司法鉴定中心所预缴的费用，因刘云、宋雨晴、宋丹成预缴4500元，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预缴4000元鉴定费用，故确定上述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担，将在本案诉讼费用分担部分列明，不再计算于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诉请的范围内。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宋勇的女儿宋雨晴已满21周岁，父亲宋丹成有退休工资，故其等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应向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4985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云、宋雨晴、宋丹成各项损失149854元；二、驳回刘云、宋雨晴、宋丹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172元，由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负担4522元、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1650元。鉴定费8500元，由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负担4500元（已缴），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4000元（已缴）。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二审中提供13份宋勇的病历资料，包括评估护理记录单、护理计划单、体温单、知情同意书、病程记录，证明该组病历资料对鉴定结论不构成影响。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认为该组证据反映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在鉴定时未能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包括评估护理记录单、护理计划单、体温单、病程记录等，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形成时间有异议，患者家属提出封存病历的要求时是由院方负责将完整的病历资料进行封存，由于院方未能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导致己方要求封存病历的要求未能得到实质性落实，另对该组证据的形式时间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主张该组证据不会实质性影响鉴定意见的正确性，这仅是院方的单方面认识，是否有影响，应当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来确定。院方所述患方仅仅要求封存一部分病历与事实不符，己方并不知道哪些材料应当进行封存及病历资料具体包括哪些，院方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己方在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后，在听证会上发现病历缺少的情况，鉴定机构以缺少的病历资料未经法庭质证而未收取，此后较长时间内，院方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该部分资料，也没有积极地向二审法院提交该部分资料，己方认为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直接推定院方的过错。二审期间，本院发函至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要求该中心就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二审中补充提供的13页病历资料是否对本案的鉴定结论构成影响给予答复。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后函告本院，认为新补充提交的病历资料不能对鉴定意见有任何改动。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认为院方提供的病历资料不完整已经证实，对该行为的认定应从诉讼证据规则的角度进行认定，而非由鉴定机构对隐匿病历资料的行为进行分析。鉴定回函所称病人病情发展很快，最好的结果是植物人状态没有科学依据，仅仅是假设。否则此类病人就根本不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己方对尸检报告没有异议，对脑动脉瘤的危险程度也是了解的，但是医院在接诊和收治入院后没有按照诊疗规范对病人的血压升高疼痛呕吐等症状进行对症检查和处理，特别是患者本身有高血压，医院没有让患者服用减压药物是诱发脑动脉瘤破裂的重要诱因，原鉴定分析过错参与度明显存在错误。己方请求法院支持依据证据规则对本案进行裁判，考虑到患者本身的疾病因素，己方认为由院方承担次要至同等责任更符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认为患方在一审中仅要求对封存的病历作为对医疗过错及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等鉴定的送检材料，并未要求将院方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包括护理记录等全部病历资料作为送检材料。因此，院方未提交患者宋勇在住院期间的部分与鉴定项目没有关联的病历资料。现应二审法院要求，院方已将该部分病历资料提交法院。对鉴定机构的回函没有任何意见。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记载，宋勇系因脑底动脉多发性动脉瘤破裂出血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一审时，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如果存在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参与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依据双方当事人于宋勇死亡当日共同封存的病案材料等鉴定检材作出鉴定意见，认为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病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建议考虑原因力为诱发因素。关于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二审提交的宋勇的评估护理记录单等病历资料，本院认为，宋勇的死亡原因已经尸检确认，而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宋勇的诊疗行为的过错亦经鉴定机构明确，宋勇死亡的后果系由其自身因素造成，医疗行为仅起诱发、轻微或促进作用，且鉴定机构认为新补充提交的病历资料亦不会对鉴定意见有任何改动。综合宋勇的死亡原因、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的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确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因宋勇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失当。对刘云、宋雨晴、宋丹成提出的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隐匿病历的情形，应推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过错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刘云、宋雨晴、宋丹成提交的1000元住院病人预交金收据并非医疗费结算收据，对其等主张的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宋勇的女儿宋雨晴已年满21周岁，父亲宋丹成虽年迈，但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宋雨晴、宋丹成上诉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云、宋雨晴、宋丹成主张的遗体存放费用属于丧葬费的范畴，因一审法院已依法核定了丧葬费数额，故对其等主张的遗体存放费用不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案涉损害后果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过错大小等因素，确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16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超出自由裁量的合理范围。另，一审法院确定的交通费及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相关费用，并无明显失当，本院仍予维持。综上所述，刘云、宋雨晴、宋丹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元，由刘云、宋雨晴、宋丹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洁审判员 钱 岚审判员 程 镜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晓俊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