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8民终5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祖芬，男，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军、颜龙辉，江西文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店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07841389473。负责人：肖钢，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德超，公司法务。特别授权。上诉人吴祖芬因与被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安邦）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0802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祖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吉安安邦赔付吴祖芬车损69300元、路政损失16825元、车上人员责任保险20000元，事故车辆抢救费10300元，合计11642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吴祖芬从未收到任何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也不是吴祖芬签名，接受免责条款没有吴祖芬的书面授权，吉安安邦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吴祖芬作出明确的说明，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二、吉安安邦以上诉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不予理赔，依据不足。吉安安邦主张其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明确的说明义务证据不足。事故发生时上诉人未饮酒、未超载，未对车辆进行改装、加装，且车辆是新车、检验合格，不存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吉安安邦辩称：一、本案的车辆涉及到其性质从非营运未经法定程序改变为营运，该行为不仅违法保险合同的约定，而且违反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上诉人承认委托车行代办保险业务，所以，其与车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成立的，并不一定需要出具的书面的委托协议，所以，与投保有关的代签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未亲笔签名，也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尽到负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三、非营运车辆在未经法定程序变更为营运车辆，从车辆的使用强度、频率、各方面都会对交通事故的风险起到增加的作用。吴祖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吉安安邦赔付吴祖芬车损69300元、路政损失16825元、车上人员责任保险20000元，事故车辆抢救费10300元，合计1164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7日，吴祖芬驾驶赣Ｄ×××**轻型箱式货车行驶到厦蓉高速公路316㎞＋100m处，车辆撞上高速公路侧翻，造成赣Ｄ×××**号乘车人曾菊云和冯燕辉受伤，车辆、该车所载货物及高速公路路产设施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经现场勘察和调查确取证认为，吴祖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导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是造成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认定吴祖芬负事故全部责任，乘车人冯燕辉、曾菊云不负事故责任。另查明，赣Ｄ×××**号货车的登记车主为吴祖芬，车辆登记性质为非营运车辆。该车在吉安安邦处投保了赔偿限额为105000元的机动车损失保险、两座赔偿限额分别为1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均含不计免赔率）以及其他保险，保险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保险单载明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货车。吉安安邦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九条、第四十一条均以加粗字体载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吉安安邦陈述事故车辆的保险由货车销售公司代办，投保声明上的签名非原告本人签名。投保声明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吴祖芬已缴纳保险费。事故发生时，吴祖芬以每公里3元的价格为冯燕辉送货去广州，事发前吴祖芬未将此事实通知吉安安邦。吴祖芬获得道路货物运输资格的时间为2018年4月8日，原告在投保时不具有营运资格，后未将该变更事项通知吴祖芬。一审法院认为，吴祖芬车辆保险由销售公司代买，但其事后缴纳了保险费，且现以存在保险关系为由起诉，依法应视为吴祖芬对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追认，吴祖芬、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已形成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原告诉请及本案法律关系，吴祖芬的车损及车上人员损失对应的险种为机动车损失保险和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交强险和三者险等均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吴祖芬投保时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货车，事故发生时，吴祖芬改变车辆性质，将非营运车辆用于为他人营运，且未通知被告，非法改变与被告约定的投保标的用途，行政法规明确禁止将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营运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危险程度高于非营运车辆，吴祖芬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未通知被告，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吉安安邦享有不承担保险赔偿的法定权利。将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属于改变车辆性质范畴，而吴祖芬关于车辆为新车、未超载等不能混同抵消吴祖芬车辆使用性质改变的事实。因改变车辆用途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保险诚实信用原则，法律赋予保险人法定免责权利，即使吴祖芬、吉安安邦未在合同中进行约定，吉安安邦仍可根据法律规定而非合同约定要求不承担赔偿责任。投保后，吴祖芬未对代办人的代办行为提出异议，并且缴纳了保险费，目前也认可吉安安邦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因而代办人的签字行为对吴祖芬依法生效，根据投保声明、加粗免责条款，应视为吉安安邦已对免责条款尽到说明解释义务。并且具体结合本案，吉安安邦关于使用性质的条款实际上暗含了行政法规关于非营运车辆不得用于营运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该禁止性规定，吉安安邦依法只需在合同中提示，吉安安邦不能以条款未做说明解释进行抗辩。因而对吴祖芬关于免责条款不知晓、免责条款不生效等辩解不予采纳。综上，依法驳回吴祖芬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3〕14号）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8〕13号）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祖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28元，减半收取1314元，由原告吴祖芬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吴祖芬从车行购买本案车辆，并由车行代办了保险，并缴纳了保险费，这足以认定吴祖芬委托车行代办保险并认可其代办行为。在吉安安邦为本案车辆办理保险时，车行代办人员在投保人声明书上签名，确认：收到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经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故可以认定吉安安邦已经向吴祖芬的委托代办人员明确告知了免责条款的内容，该法律后果应当由吴祖芬本人承担。故本案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并且吴祖芬将登记为非营运性质的车辆用于营运经营，保险标的用途、使用环境、使用频率、强调明显发生改变，足以导致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综上，吉安安邦对本案保险事故无需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吴祖芬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8元，由上诉人吴祖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雪春审判员  李爱平审判员  张才长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