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34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中菲，女，1982年2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燕，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辉，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桥出口加工区15号地块。法定代表人：鲍筱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上海市锦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超，上海市锦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中菲、上诉人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安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78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中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银燕、王运辉，上诉人润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陈志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中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润安公司支付其“A公司”项目提成23,049.65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润安公司支付“D公司”、“E公司”等项目提成，但唯独未支持“A公司”项目提成。顾中菲认为，在完成租赁合同签订，承租方支付首期租金后，项目团队成员即完成了工作任务，润安公司应当支付项目提成。1、2015年6月25日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已经与润安公司签订《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约定润安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B1栋的房屋出租给A公司，月租金为1,024,429元。此后，A公司分两次共向润安公司支付1,611,587.04元房租。2015年7月15日润安公司与A公司签订备忘录，再次确认租赁合同继续履行。至此，作为销售后勤人员，顾中菲所有的销售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可以预期润安公司能够享受租金收益。2、约定交房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润安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向A公司寄送商务函，告知“房屋因存在安全隐患，无法交付该房屋，原租赁合同即告解除”。A公司于2015年12月30日回函称“该房屋此前已经经房地产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相关部门已经验收合格并颁发产权证，房屋质量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有确实存在房屋质量问题，应尽到修缮义务，尽快交付房屋”。润安公司无回复。2016年5月5日，A公司再次发出催告函，要求润安公司“尽快交付房屋，如真的存在问题尽快修复并确认交房时间”。2016年9月9日，润安公司将B1栋房屋出租给上海B有限公司，并完成房屋租赁登记。A公司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房屋租赁纠纷，最终导致房屋未能交付的原因，是润安公司图利租金差额，“一房二租”违约，这是润安公司的商业决策行为，与顾中菲无关。顾中菲应当获得相应提成报酬。3、即便润安公司与A公司多次诉讼未产生生效判决，但不论润安公司或A公司谁违约，该纠纷均与顾中菲的销售行为无关，顾中菲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4、《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东方B中心组织及租售管理方案》(以下简称《租售管理方案》)没有规定项目提成的“发放条件”。而润安公司单方制作的《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及相关规定》(以下简称《经营管理规定》)，顾中菲从未知晓，不能作为审理依据，一审也已经认定。因此，以“项目房屋未实际交付”不发放项目佣金，没有规章制度依据。在润安公司没有对“发放条件”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对劳动者作有利的解释。租赁合同已签订，对方已支付租金，劳动者应当获得项目提成。润安公司辩称：虽然A公司签订了合同，但由于双方产生了争议，导致合同实际没有履行，也没有拿到租金。根据销售行业管理及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润安公司不应支付提成。润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顾中菲一审中相应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双方“2016年09月08日”所签劳动合同系倒签有误。顾中菲提交的劳动合同落款处仅在顾中菲签字处标注了时间为“2016年09月08日”，在润安公司盖章处并未标注时间。而润安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中润安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05月12日”。不应以顾中菲提交的劳动合同中一方的落款时间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顾中菲的合同续签审批单中各部门的审批时间都是2016年3月。润安公司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内容按时发放工资等，并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没有规避义务的动机，可以佐证双方如期签署了劳动合同。顾中菲作为老员工，润安公司不可能时时以警惕的心态对双方交往固定证据，一审以润安公司“没有证据佐证将空白劳动合同文本交给顾中菲”是不合常理的苛求。根据顾中菲提交的证据，润安公司经常不签署落款时间、或签署的落款时间与劳动者签署的日期相差甚远。如顾中菲2014-2015年度、2015-2016年度的劳动合同、薪资确认单中润安公司没有签署时间。吴某2016-2018年度的劳动合同中润安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7日、吴某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可见，润安公司在实务中经常不签署落款时间，劳动者签署的时间具有随意性。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认定双方按期签署了劳动合同。2、王某1虽然对外以公司总裁名义开展销售工作，但其对内仅仅是租赁招商部的负责人，不能代替公司制定管理制度，尤其不可能制定考核自己和其所在部门员工的绩效考核奖励标准。王某1签字的文件不具有合法效力。实际上，王某1签署的两份文件仅仅是其向润安公司提出的建议，作为公司制定规章制度的参考。《租售管理方案》不是润安公司的制度，不具有效力。《经营管理规定》经民主程序制定、由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加盖公章后正式实施的。该规定并未否定《租售管理方案》的佣金分配方案，而是对公司租赁招商部员工的绩效考核奖励做了更为细致、合理和可执行的规定。该规定曾向员工征询意见，顾中菲所在的部门有三人签字确认。《公司民主意见征询表》显示租赁招商部负责人王某1、管理层董某、销售刘某签字。一审认定签字人员中只有作为一般销售人员的刘某，认定错误。该规定于2015年5月29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于同日加盖公章后，通过QQ群、邮件、公告栏张贴公示以及书面等方式向全体员工进行了公示。仲裁中，为调查制度制定形成的过程，仲裁员前往润安公司调查了包括王某1、董某在内的多名员工，询问了制度出台实施的情况并形成了仲裁调查笔录，仲裁委员会认可了制度制定形成程序的真实性、合法性。一审对润安公司管理制度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3、润安公司不应支付“E公司项目”销售提成。虽然润安公司和E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均简称为E公司)就A2栋、D栋签署了租赁合同，但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及相关内容，双方实为房屋买卖。根据E公司签署的授权委托书、顾中菲经办并由湛某签署的用印呈批单，以及润安公司与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署的《物业买卖居间协议》，均显示C公司为“E公司项目”中介，润安公司旨在完成该项目所涉及的A2栋、D栋物业的出售，顾中菲对该等情况参与且知悉。一审认定“该项目系顾中菲作为业务人员负责，该项目系无中介项目”，认定错误。依据润安公司内部租售招商部的租售管理考核奖励要求，只有完成A2栋、D栋的出售并达到出售绩效考核奖励发放条件情况下才发放销售提成，而A2栋、D栋租赁合同因E公司原因解除，未能完成销售，不符合发放提成的条件。《经营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了租售及招商营运部员工的绩效考核奖励，该绩效考核奖即为本案所涉及的提成。在E公司项目中，共涉及两栋房屋即A2栋、D栋房产虽然已交付给E公司，但是E公司假称房屋存在瑕疵一直未进驻装修，并未实际入驻，未缴纳租金，现法院判决认定E公司违约。因此，即便仅从租赁的角度来看，E公司项目也不具备《经营管理规定》所明确的发放租赁提成的条件。4、案外人房产中介上海A事务所(以下简称A事务所)由贾某个人独资于2015年7月31日批准设立，但顾中菲提交的《物业视察记录》显示A事务所于2015年5月20日盖章，自相矛盾；一审查明《物业视察记录》中客户签字栏中的内容确非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人员马某签署。可见《物业视察记录》上中介公司和D公司的盖章、签字均为顾中菲伙同贾某伪造。顾中菲等销售人员谎称A事务所提供了中介服务，将伪造的由中介公司和D公司签署的《物业视察记录》向润安公司提交用印审批（该用印审批的申请人为顾中菲），并在用印审批单上填写“上海A事务所推荐D公司来我项目实地参观，是客户方和中介方已签字盖章确认《物业视察记录》…需我公司盖章确认”，公司相关负责人不知道实情而通过了审批并盖章。顾中菲提交的《物业代理委托书》也由A事务所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盖章，也应系伪造，公司关负责人同样是不知道实情而审批并加盖的公章。退一步讲，即便《物业代理委托书》是真实的，根据约定A事务所应向润安公司提供《客户意向确认书》，并为润安公司及成交客户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但实际上A事务所也并未履行上述义务。此外，为顾中菲出庭作证的孙某系A事务所投资人贾某的妻子，A事务所与润安公司存在600多万元的佣金纠纷，其证言不应采信。一审认为《物业视察记录》、《物业代理委托书》等证据与孙某的证言基本吻合，认定错误。顾中菲作为销售团队的成员对该等情况知悉且参与，涉嫌与A事务所串通虚构事实骗取佣金和服务费（A事务所向润安公司主张佣金640万元），涉嫌诈骗，触犯了刑法。根据《经营管理规定》第八条，一律不予发放绩效考核奖励，无权主张销售提成。顾中菲辩称：《经营管理规定》没有听取过员工的意见，没有公示，实际是在员工离职后才出台的。《经营管理规定》说合同解除、变更、因发生争议进入诉讼就不发放绩效考核奖励，不合理。只要有带看的行为就属于有中介，而D项目是由隔壁楼盘的业务员带看的，所以该项目按有中介主张提成，顾中菲没有弄虚作假。A项目中销售工作已完成，A公司已支付租金，无论哪方违约，都与销售无关。润安公司不支付提成没有依据。顾中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润安公司支付：1、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0,000元；2、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销售提成249,200.3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海E有限公司与湖北F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润安公司，与上海G有限公司、上海H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I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与上海H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上海J有限公司，该公司由王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王某1在润安公司担任总裁。顾中菲与润安公司签有2014年5月12日至2015年5月11日的劳动合同，与上海J有限公司签有2015年5月12日至2016年5月11日的劳动合同。2016年9月8日，顾中菲、润安公司签订2016年5月12日至2018年5月11日的劳动合同，并签订薪资确认单，确认顾中菲基本工资3,563元、岗位津贴500元、通讯津贴500元、交通津贴437元。润安公司出具的退工证明记载顾中菲2014年5月12日入职、2016年12月17日合同解除。湛某、吴某、庄某、张某1、顾中菲等五人2015年2月至9月的工资由上海J有限公司支付，之后由润安公司支付。润安公司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载有，“销售团队目前主要客源是由渠道推荐而来……”，第一条“佣金的分配比例”规定，“1.租赁佣金的分配比例按1个月月租金的净租金结算的实际金额的25%计算：A.项目管理团队：项目管理团队指项目经理、副经理，提佣比例为5%。B.案场管理团队：案场管理团队指案场经理、副经理，提佣比例为2%。C.业务团队：业务团队指直接成交的业务员，提佣比例为9%……E.后援团队：后援团队指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其他相关人员，视实际情况提佣比例不超出实际总发生佣金的1.5%……备注：若成交的客户中不涉及任何渠道的情况下，销售团队佣金分配以3个月月租金的净租金的25%计算”。湛某系项目管理团队，吴某系案场管理团队，庄某、刘某系业务团队，张某1与顾中菲系后援团队。润安公司《租售管理方案》第五条“销售奖励建议”规定，“全组成员季度成交体量达12,000平方米及以上或15单及以上，个人奖金幅度上调2%”，“备注：在租售过程中，租售人员如发生为完成基本销售任务或为达更高提取奖金等舞弊行为，将对当事人、知情人和组长予以扣除当月所有奖金，停职处理；情节严重者，公司保持追究法律责任和开除职位权利”。2015年6月25日，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A公司签订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即“A公司”项目），约定甲方将XX路XX号B1栋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2015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月租金1,024,429元。后该房屋未实际交付。上海A有限公司先后于2017年3月15日、8月8日两次就上述房屋租赁事宜，向一审法院对润安公司提起诉讼，后均撤回起诉；润安公司于2018年2月6日就上述房屋租赁事宜，对A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2015年11月23日，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E公司签订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即“E公司”项目1），约定甲方将XX路XX号XX幢（D栋）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月租金250万元。E公司已向润安公司支付D栋租金1,250万元。后双方为上述D栋房屋租赁事宜发生纠纷，（2017）沪01民终786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229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E公司与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签订的《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三、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租金150万元；四、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费1,333,333元；五、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物业管理费1,562,261.89元；六、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违约金600万元；七、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律师费10万元；八、驳回E公司的诉讼请求；九、驳回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2015年11月23日，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E公司签订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即“E公司”项目2），约定甲方将XX路XX号XX幢（A2栋）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月租金400万元。E公司已向润安公司支付A2栋房屋租金2,000万元。后双方为上述A2栋房屋租赁事宜发生纠纷，（2017）沪01民终78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22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E公司与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签订的《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22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三、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租金240万元；四、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费2,133,333元；五、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物业管理费2,119,428.61元；六、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违约金960万元；七、E公司支付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律师费10万元；八、驳回E公司的诉讼请求；九、驳回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E公司”项目1和2均为“无中介”项目，房屋已实际交付。2015年12月14日，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D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即“D公司”项目），约定甲方将XX路XX号XX幢、XX幢（XX幢、XX幢）及两幢连廊、地下室出租给乙方，租赁期2015年12月15日至2019年12月14日，月租金3,267,762.72元。截至2016年2月18日，乙方已支付润安公司房租9,803,288.16元。该合同正常履行。顾中菲作为后援团队成员，除参与上述“A公司”项目、“E公司”项目1和2、“D公司”项目外，另参与“Z公司”、“Y公司”、“X公司”、“W公司”、“V公司”五个项目，润安公司尚未支付后五个项目的佣金。2016年10月1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涉案仲裁申请，顾中菲提出与本案相同之请求。后该仲裁委员会裁令润安公司支付顾中菲“Z公司”、“Y公司”、“X公司”、“W公司”、“V公司”五个项目合同的提成合计6,376.07元，未支持顾中菲其余请求。顾中菲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一审中，顾中菲为佐证其诉称中的主张，另提供如下证据：（1）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尾页签有“同意。王某1。2014.11.21”字样）、《租售管理方案》（首页签有“同意。加强队伍管理，充分调动积极性。王某1。2015.5.13”字样）；（2）租赁发票及收据签收清单（显示“A公司”项目、“E公司”项目、“D公司”项目已付租金情况等）、XX成交客户收款明细（显示“A公司”项目于2015年11月26日前已付租金合计1,611,587.04元，“E公司”项目1于2016年3月25日前已付租金1,250万元，“E公司”项目2于2016年3月25日前已付租金2,000万元，“D公司”项目于2016年2月18日前已付租金9,803,288.16元等）；（3）XX项目未发放佣金明细、给法庭答复函（载有顾中菲“A公司”项目应得佣金23,049.65元，“E公司”项目1和2应得佣金合计146,250元，“D公司”项目应得佣金24,508.22元）等；（4）已发佣金的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分别涉及C1栋、C2栋7层A座、B3栋6层604室等）、佣金发放明细（显示2014年12月8日的上海K有限公司项目，刘某和庄某提佣比例均为4.5%，湛某提佣比例为5%，张某1与顾中菲提佣比例均为0.75%；2015年5月13日的上海L有限公司项目，刘某和庄某提佣比例均为5.5%，湛某提佣比例为5%，吴某提佣比例为2%，张某1与顾中菲提佣比例均为0.75%等，部门领导栏、总经理栏、董事长栏均签有相关人员名字）等；（5）孙某证言（孙出庭作证称，其于2008年至2017年期间，在“上海M有限公司”作招商引资，负责XX项目的出租、销售；XX项目属润安公司的XX项目的竞品楼盘，其与润安公司庄某相识；其丈夫贾某开设有A事务所，从事办公楼、工业厂房等的出租等。D公司的马某寻找适合作研发中心的房屋，需要两三万平方米，找到其后，其推荐XX项目；2015年5月20日，马某带领几个经理至XX项目现场考察，认为单层面积、承重能力达不到要求，询问其有无其他合适楼盘推荐，其即推荐XX项目，马某等人同意去察看；其随即与庄某联系，问询可否接待，得到庄某答复后，其与丈夫贾某带领马某等到了XX项目的招商中心；先是庄某通过大视频作项目介绍，后庄某带领他们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至后来租赁的两栋楼宇上面考察；后马某直接与庄某对接，庄某把相关情况反馈给其，马某也给其打过电话，让侧面问问XX项目的租金情况等；其丈夫后填写好物业视察记录、佣金确认书、物业代理委托书，交给庄某，均由润安公司加盖了印章；物业视察记录上客户签字栏“兹带D公司行政部马某经理2015.05.20”字样，系其这方所签；之前庄某与其约定，若推荐客户成功，则给相当于两个月租金的中介费；其丈夫开好中介费发票，金额在640万左右，向润安公司结佣，润安公司却回函称“D公司”否认通过A事务所看房，润安公司因此拒绝支付佣金等，其这方尚未对此起诉等）；（6）佣金确认书（载有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A事务所就乙方成功介绍客户D公司，并完成XX企业中心E1、E2栋房屋租赁的佣金进行确认，佣金金额为6,535,525.44元，甲方处盖有润安公司印章，乙方盖有A事务所印章并签有贾某字样等）；（7）回函（载有润安公司收到A事务所的催款函后，于2016年3月15日回函称：D公司自2013年起即与润安公司接洽、沟通物业租赁事宜，本次租赁的E1、E2栋系双方直接接触确认的结果，并无A事务所的介入和服务，D公司亦确认未就E1、E2栋的租赁委托过A事务所等）；（8）2015年6月至8月的电子邮件（载有庄某代表润安公司与D公司就租赁事宜进行磋商等）等；（9）员工合同续签审批单（共两份，前一份与润安公司提供的内容一致，只是董事长罗某签的日期为“2/8”，后一份的申请人系俞某，罗某签的日期为“21/4”）等。润安公司对上述证据（1）中的两份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称均仅有一页经王某1签字，王某1系退休返聘的租赁招商部负责人，虽以总裁名义对外开展工作，但并未获得授权签署该些文件，也未加盖润安公司印章。对证据（2）至（4）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5）不认可，称证人系A事务所负责人贾某的妻子，该事务所与润安公司存在600多万元的佣金纠纷，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6）上润安公司印章真实性认可，称系庄某等人同时提起很多用印审批，润安公司未仔细审核，后经调查发现，E1、E2栋房屋出租并不存在中介。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称A事务所既无D公司的客户委托书，亦无客户确认函，不存在中介服务，润安公司因此不同意支付佣金。对证据（8）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9）前一份真实性不认可，对后一份真实性认可。润安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已发佣金的支付明细。润安公司为佐证其辩称及质证中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公司民主意见征求表（载有就《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征询意见，有部门及员工代表等签字同意等）、《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股东会决议（载有润安公司两名股东于2015年5月29日开会表决，同意行政法务部撰写的《经营管理规定》等）、用印呈批单（载有行政人事部就《经营管理规定》申请加盖印章等）、《经营管理规定》（第六条载有“公司租售招商部员工的绩效考核奖励”规定，“1.凡公司正式聘用的从事租售、招商的业务人员一律与公司建立规范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明确相关人员的基本薪资；对相关人员参与、跟踪、协调并负责相关配合工作完成租售业务之后，经考评后可适当计取绩效考核奖励”，“6.凡租售、招商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出现未实际履行、未完全履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违约解除、协议解除、依法解除、合同变更、合同无效、因发生争议进入诉讼和仲裁程序、涉嫌刑事犯罪等）情况的，绩效考核奖励不予提取发放，已经发放的公司有权予以扣除和收回”等）等；（2）调查笔录（载有涉案仲裁审理中，仲裁人员至润安公司找到张某2、杜某、陈某、董某、王某1、刘某调查，该些人员确认前述公司民主意见征求表上的签名系其所签，《经营管理规定》在公告栏、QQ群、邮件等作过公示等）；（3）关于公司聘用王某1先生的相关意见（载有润安公司聘用王某1协助董事长分管租售招商工作，担任租售招商部第一负责人，并以公司总裁名义对外开展工作等）；（4）用印呈批单（载有租售中心的顾中菲于2015年8月12日，以“A事务所推荐D公司来我项目实地参观，客户方和中介方已签字盖章确认《物业视察记录》，一式两份，需我公司盖章确认”为由，申请盖章，分管领导湛某、总经理王某1均签字同意）、物业视察记录（载有带看物业：上海XX企业中心，日期：2015年5月20日，客户名称：D，联系人：马某，租赁要求：20,000－50,000平方米，预算范围2元/平方米/天，中介公司：A房地产事务所，客户签字栏签有“兹带D公司行政部马某经理2015.05.20”，中介公司栏加盖有A事务所印章并签有贾某字样，发展商代表栏加盖有润安公司印章并签有庄某名字，落款日期2015年5月20日等，该记录模板由润安公司制作，备注栏注有“业务人员应于看房后24小时内将经现场业务人员、中介公司、客户三方签字的确认提交公司租售部备案”等）；（5）用印呈批单（载有租售中心的顾中菲于2015年8月12日，以“与A事务所签订租赁《物业代理委托书》，中介方已盖章确认，一式两份，需我公司盖章确认”为由，申请加盖印章，分管领导湛某、总经理王某1、董事长罗某均签字同意等）、物业代理委托书（载有甲方润安公司委托乙方A事务所出租/出售XX企业中心，委托期限由2015年5月20日起12个月为止；乙方运用适当方法甄选合适承租方并推荐给甲方，由甲方确认。具体乙方所推荐承租方认定办法详见附件2（如客户有委托函，则无需意向客户确认书）；租客签署一年租约，租赁委托服务费佣金按1个月租金计算，3年以上（含3年）按2个月租金等；甲方落款处加盖有润安公司印章，注明日期2015年8月13日，乙方落款处加盖有A事务所印章，注明日期2015年5月20日等）；（6）说明函（载有“致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我司现就‘XX企业中心’项目与贵司租赁合作事宜做如下说明：2015年4月起我司启动办公场地租赁，双方多次就物业租赁事宜进行沟通，直至于2015年12月就租赁XX、XX幢楼签署正式租赁合同，整个物业租赁商谈及租赁合同签署过程，均为我司与贵司直接接触确认的结果。我司没有与任何公司进行过租赁委托，签订中介委托协议”，加盖有“上海D有限公司”印章，注明2016年11月15日）；（7）2014年5月13日、2014年6月19日物业租赁询价书（载有D公司就需求使用面积7,500平方米，向润安公司询价，润安公司在前一份询价书的回复中介绍B3栋的情况，在后一份询价书的回复中介绍C1栋的情况）等；（8）2015年2月至9月工资明细表、公积金缴汇书等（显示该段期间顾中菲、张某1等的工资由上海J有限公司发放，公积金由该公司缴纳等）；（9）员工合同续签审批单（载有庄某于2016年2月24日申请续签合同、申请加薪，总经理在3月6日审批“建议加薪一千元”，董事长罗某签有“3/8”，其中的“3”有由“2”改过来的痕迹）。顾中菲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均不认可，称在2015年5月并未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即使该规定真实，也未向销售团队作过告知，所涉不支付佣金的条件明显不合理。对证据（2）形式真实性认可，称调查人员未询问所涉规定的形成时间，刘某当时仅为普通业务员，代表销售团队签字不合常理。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4）和（5）真实性均认可，称庄某与负责XX项目的孙某相识，2015年5月20日下午，孙某与贾某带D公司的马某等人来看润安公司楼盘，庄某带客户看完楼盘，填写物业视察记录的上半部分，交由孙某夫妇，过一段时间后，对方将物业视察记录盖章后交给庄某，庄某即办理盖章流程手续，后签署物业代理委托书、佣金确认书；D公司支付租金后，A事务所开好中介费发票找到润安公司，润安公司不愿意付款，称销售团队弄虚作假。对证据（6）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称该次询价系系争E1、E2栋之前的租赁，与本案无关。顾中菲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称该两家公司系关联公司，人员管理混同，顾中菲等人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一直未有变化，且涉案的提成争议发生在2015年9月之后。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称根据其方证据（9）中罗某的书面习惯，罗某的落款日期应为8月2日，而非3月8日。为审慎处理本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至D公司调查，该公司上海行政分部负责租赁物业管理的林姓人员确认：其于2017年2月开始负责租赁物业管理；XX企业中心E1、E2栋房屋系马某经手租赁，没有经过第三方中介；2016年11月15日说明函系其公司出具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2016年9月8日所签劳动合同确实涵盖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9月7日期间，但系倒签所致。润安公司称原劳动合同到期后，即将空白劳动合同文本交给顾中菲，但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润安公司提供的证据（9）员工合同续签审批单系案外人庄某填写，不能反映润安公司在2016年9月8日之前与顾中菲磋商过续签。故润安公司应当支付顾中菲上述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结合薪资确认单所载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标准，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双倍工资差额11,634.95元。顾中菲要求该段期间之外的双倍工资差额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租赁佣金的提取条件、标准，顾中菲提供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租售管理方案》等证据。经审查，上述佣金分配申请经润安公司总裁王某1签字确认，即使润安公司提供的关于公司聘用王某1先生的相关意见真实，也不能反映王某1无相应职权。并且，润安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已发佣金的支付明细并明确佣金计发标准，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佣金分配申请予以采信。同理，一审法院对上述《租售管理方案》亦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若系“有中介”租赁项目，顾中菲佣金为一个月租金1.5%的一半，若系“无中介”项目，顾中菲佣金为三个月租金1.5%的一半；若租售人员存在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则不能获得项目佣金。顾中菲作为后援团队成员，参与“A公司”项目的出租，但该项目房屋后未实际交付，所涉双方多次诉讼，均未产生生效判决，导致本案中难以认定具体情由，故顾中菲主张“A公司”项目的佣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顾中菲作为后援团队成员，参与“E公司”项目1和2的出租，该项目系“无中介”项目。根据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规定的标准和该两个项目租金数额，顾中菲应得佣金146,250元。润安公司主张，该项目合同在18个月内解除并产生了诉讼，符合《经营管理规定》设定的不支付佣金的条件，顾中菲不应再获得佣金。经审查，《经营管理规定》涉及销售团队人员的切身利益，但润安公司提供的公司民主意见征求表上签字人员中，除作为一般销售人员的刘某外，其余均非销售团队人员。上述签字人员在仲裁调查时表示，《经营管理规定》在QQ群、邮件等作过公示，若该些人员陈述属实，润安公司可以对此进一步补充证据，实际上却未作补充。故即使润安公司提供的公司民主意见征求表、《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股东会决议、用印呈批单等证据均真实，也不能反映上述规章制度向顾中菲作过告知，该规章制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对润安公司前述主张不予采纳。“E公司”项目1和2成交于顾中菲与上海J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间，但考虑到该公司与润安公司的关联关系、人员混同情况、润安公司出具的退工证明所载内容、润安公司未提供2015年9月之后的工资发放及公积金汇缴情况等，顾中菲要求润安公司支付“E公司”项目1和2提成146,250元，酌情支持。顾中菲作为后援团队成员，参与“D公司”项目出租。顾中菲主张该项目存在中介。经审查，涉及该项目的物业视察记录、佣金确认书等证据经过了润安公司审批，并加盖印章，该些证据与所涉中介的相关人员孙某的当庭证言基本吻合。润安公司主张该项目不存在中介。经审查，润安公司提供的物业视察记录上客户签字栏的内容确非“D公司”人员所签，顾中菲对此作了相应解释；提供的说明函经一审法院核实，确实系“D公司”出具，但该说明函未注明出具的人员、联系方式等，当时负责租赁物业管理的人员未接受法庭的问询。现双方对“D公司”项目是否存在中介，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故润安公司对顾中菲在“D公司”项目上虚构中介的主张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规定的标准和“D公司”项目租金数额，一审法院认定润安公司支付顾中菲该项目佣金24,508.22元。因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双方提供的其余证据一审法院不再审查。涉案仲裁裁决认定润安公司支付顾中菲“Z公司”、“Y公司”、“X公司”、“W公司”、“V公司”五个项目合同的提成合计6,376.07元，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二○一八年九月十日判决：一、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中菲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9月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634.95元；二、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中菲“E公司”项目1和2提成146,250元、“D公司”项目提成24,508.22元；三、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中菲“Z公司”、“Y公司”、“X公司”、“W公司”、“V公司”项目提成6,376.07元；四、驳回顾中菲的其余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润安公司对一审认定“王某1在润安公司担任总裁”提出异议，认为王某1系对外以总裁的名义负责销售工作，一审中提供的关于公司聘用王某1先生的相关意见可予证明。顾中菲表示一审认定属实，有王某1的名片可予证明，且佣金发放明细中王某1在总经理处签字，润安公司与E公司签订的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等文本中王某1在润安公司代表人处签字。经查，润安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该证据，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三段已予记载；鉴于一审认定该事实时并未对“总裁”职务具体内涵进行确定，而润安公司的证据记载王某1以润安公司总裁名义对外开展工作，结合顾中菲仲裁中提供的王某1的名片和一审中提供的租赁合同等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润安公司的异议不成立。二审中，润安公司对一审认定“2016年9月8日，双方签订2016年5月12日至2018年5月11日的劳动合同”提出异议，认为不是2016年9月8日，而是在此前已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一审中提供的劳动合同可予证明。顾中菲表示一审认定属实，其提供的劳动合同落款日期可予证明。经查，顾中菲提供的劳动合同中甲方盖章处无落款日期，润安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中则有落款日期2016年5月12日。鉴于两份合同顾中菲的落款日期均为2016年9月8日，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润安公司虽主张此前已签订，但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且其亦表示顾中菲系于9月8日签好后将合同交给润安公司。由此，润安公司的异议不成立。二审中，润安公司对一审判决书第5页两处认定“2015年11月23日，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E公司签订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提出异议，认为两份合同的签订日期都是2015年11月27日。顾中菲表示，两份合同中E公司落款日期是2015年11月27日。经查，一审中顾中菲提供了两份租赁合同，润安公司就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合同落款处润安公司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3日，E公司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7日。由此，本院对一审认定的签订两份租赁合同的事实补充更正为“甲方润安公司与乙方E公司签订XX企业中心租赁合同……润安公司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3日，E公司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7日”。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一审中润安公司提供的证据（3）关于公司聘用王某1先生的相关意见记载润安公司聘请王某1协助董事长分管租售招商工作，担任租售招商部第一负责人，一审笔误为“租赁招商工作”“租赁招商部”，本院已于前文中更正。二审中，润安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E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顾中菲表示不是原件，不予认可；2、物业买卖居间协议一份，顾中菲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一审中润安公司已确认E公司的租赁没有中介；3、用印呈批单一份，顾中菲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处理无关联；4、A事务所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顾中菲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处理无关联；5、E公司员工王某2的访谈笔录一份，顾中菲表示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其不予认可；6、E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润安公司表示该委托书上有E公司负责人王某2签字)，顾中菲表示授权委托书不是原件，不予认可，王某2也没有到庭；7、D公司员工马某的访谈笔录一份，顾中菲表示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其不予认可，且一审中其申请调查，审判人员到了D公司却没有找到马某；8、D公司发出的询价函，顾中菲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询价是2014年，距离本案涉及的项目已超过一年，D公司对接的人员已变更，涉及的房屋也不同，与本案处理无关联；9、民事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顾中菲表示对复印件无法核实；10、上海N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顾中菲表示与本案处理无关联。二审中，润安公司申请调取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92572号居间合同纠纷案庭审笔录。本院认为，虽然润安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了租赁期及月租金，但租赁房屋未实际交付。尽管导致未能实际交付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但由于未实际交付，因此目前尚未产生实际的租金。按照《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的规定，租赁佣金的分配比例系按“1个月月租金的净租金结算的实际金额的25%计算”。由于“A公司”项目至本案诉讼时没有产生实际的租金，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净租金结算的实际金额”。一审据此认定顾中菲至诉讼时主张该项目佣金依据不足，该认定并无不当，一审驳回其该诉请亦正确。润安公司虽主张劳动合同此前已签订，但仅凭其持有的劳动合同，难以证明其该主张。鉴于润安公司与顾中菲持有的劳动合同末尾顾中菲落款日期均为2016年9月8日，润安公司亦认可顾中菲系于9月8日签好后将合同交给润安公司，一审判决其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正确。润安公司聘请王某1协助董事长分管租售招商工作，担任租售招商部第一负责人，并以公司总裁名义对外开展工作。《租售管理方案》《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详细记载了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的具体计算方式，润安公司认可两份文件上是王某1的签名，由此，润安公司应依该文件规定履行义务。两份文件均未显示系建议或征询意见稿，润安公司主张《租售管理方案》仅是王某1向润安公司提出的建议，没有依据。虽然润安公司提供了《经营管理规定》，并且有关人员表示该文件通过QQ群、邮件进行了公示，但润安公司并未提供有关公示的证据。鉴于其不能证明已将该文件告知顾中菲，一审认定该规定不能作为案件的审理依据亦无不当。一审已认定“E公司”项目1和2均为无中介项目，房屋已实际交付。就两份租赁合同的争议，生效判决已判令E公司分别支付租金及使用费，本案一审据此判决润安公司支付上述项目提成正确。双方对于“D公司”项目是否存在中介产生争议，但根据《XX项目销售团队佣金分配申请》的规定，有中介的，计算的佣金数额低；没有中介的，计算的佣金数额高。一审按照有中介计算提成，润安公司仍然上诉，不予支持。经查，另案庭审笔录并未记载润安公司所述事实。至于“D公司”项目实际是否存在中介，涉及润安公司与另案当事人的纠纷，润安公司应另案中提出，本案中不予审查。鉴于润安公司二审中提供的有关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审查，有关笔录难以认定。综上所述，顾中菲与润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均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顾中菲、上诉人上海润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叶 佳审判员  周 寅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