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27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昕姝，女，197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钊凌，广东高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士玲，广东高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筑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首层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UNDK855。法定代表人：王春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清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昕姝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筑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丽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7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昕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筑丽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筑丽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昕姝在本案中提供了2017年3月25日投资款收款收据、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现金银行日记帐、公司开具的收据、银行明细清单、会计凭证底册打印件及光盘。一审法院在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也认为筑丽公司在新股东入伙前的运营费用基本由昕姝与另一股东齐佩东支付，却将核心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的关键证据可证明公司财务专用章由筑丽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王春梅持有，一审法院认定昕姝主张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所记载的“固定资产折价股东投资款”因未经全体股东确认而属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昕姝已提供了投资款收据、账册等资料，真实性已获得法院认可，足以证明昕姝已出资。昕姝提供了2017年3月10日新股东入主筑丽公司的公章移交手续记录。此外，从庭审双方的陈述可知，筑丽公司在股权变更时需到银行办理相关的印鉴备案的变更手续，筑丽公司的财务人员也进行了更换。从常理分析，筑丽公司的“公司财务专用章”也应与公章一样，由新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员进行保管。因此，对于筑丽公司的“公司财务专用章”由谁保管的举证责任应由筑丽公司承担，不应由昕姝承担。更何况，“公司财务专用章”与“公司公章”一样，符合表见代理的认定，足以证明筑丽公司在2017年3月股权变更后对昕姝先前投资款的追认。筑丽公司如认为其对财务人员私自出具此收据毫不知情，应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筑丽公司上传税局的报表等，公司外账亦记载了实收资本共计60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未经新增股东确认之说。正是由于筑丽公司向昕姝出具了确认出资款的收据，昕姝才在筑丽公司出现诸多股东纠纷但尚未至歇业时，基于自身是股东有出资义务、已得到筑丽公司认可的考量，未在筑丽公司财产灭失前向其主张先到期债权，导致现在昕姝既未被认定股东投资、另行主张债权又无财产可执行的“双失”局面。其次，昕姝与另一股东齐佩东一起承担了筑丽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来至2017年3月股权变更前绝大部分的运营费用，昕姝与齐佩东为筑丽公司的有序运营投入了大量金钱，甚至不惜举债，到2016年底筑丽公司已正式运营。昕姝对筑丽公司的借款、债权是货币，出资义务及出资方式亦是货币，并不存在变更出资方式。按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会产生筑丽公司的所有股东投资均未获得所有股东的确认、所有股东的投入款均为筑丽公司的借款、所有股东均未实缴出资的诡异局面。再次，本案中筑丽公司已提供了筑丽公司的公司章程，该章程中并未列明债转股必须进行全体股东会表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昕姝与筑丽公司间存在借贷关系，昕姝并未出资是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昕姝与筑丽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属实，该债务与公司对外债务属同一清偿顺序。在筑丽公司存在对外债务且未予履行的情况下，允许股东将借款转为应缴出资，将损害其它债权人利益，有违公平原则。但一审法院忽略了筑丽公司在庭审中所指的债务是指2017年11月筑丽公司停止经营后所欠的租金、员工工资等债务。而昕姝投入筑丽公司运营的款项均是在2017年3月筑丽公司股权变更前发生，且在股权变更时筑丽公司并无未结外债，允许股东将借款转为应缴出资并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及有违公平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确切地说，昕姝作为筑丽公司对外营销的主要负责人，明知筑丽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可能不及时向筑丽公司主张权利。哪怕是以物抵债等方式，不至于到了筑丽公司的资产被股权变更后未清偿的债权人所收回，昕姝却要再承担出资义务，实质上对筑丽公司“双倍”出资的显失公平的境地。筑丽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的授意下出尔反尔，先是向昕姝出具了确认其出资款的收据，后又放任新增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致使筑丽公司无法运营，现又矢口否认其所出具确认投资款的收据。这种明显有失诚信的行径，不应获得司法保护，否则有违公允，不利于社会和谐。此外，筑丽公司在其它数次庭审中均承认夫妻股东王春梅与王福友仅出资了200万元，而非如工商登记记载的需出资600万元。陈良伟没有出资，却利用法定代表人掌握着公章等印鉴的优势，仅选择向昕姝及齐佩东提起诉讼，其目的应值得法院在裁判时进行考量。昕姝补充上诉意见称：一、一审法院存在审判程序违法一审庭审中，筑丽公司承认公司股东均没有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但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据职权将其他三位未完成出资的股东追加为共同被告以澄清出资事实，属明显的程序违法，有碍司法公平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一）筑丽公司举证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1元转让股权的说法与真实情况严重不符，它仅是代办人简便操作行为2017年3月10日16时，王福友即通过佛山市禅城区兴业银行的柜台分别向朱良波支付226000元股权转让金，向杨志伟支付137000元股权转让金，与合同中的1元转让事实不符，详见昕姝在二审提交的新证据。2017年3月10日昕姝、齐佩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仅是形式上的合同，真实情况是双方经过三个月的协商，依据筑丽公司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现金银行日记账》，筑丽公司向昕姝借款333649.60元，向齐佩东借款3993861.65元，合计4327511.25元，共同折价为4000000.00元转为出资款，并于2017年3月25日分别开具了齐佩东280万元的出资收据，昕姝120万元的出资收据，合计400万元。同时公司在账目上将对昕姝及齐佩东的应付款调整为0，公司实收资本增加400万元，详见昕姝在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二）对本案关键焦点120万元的出资收据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一审判决中称“筑丽公司章程明确约定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这对借款与货币的关系认定有误。一审判决中称“借款转出资，显然属于变更股东出资方式，需修改公司章程”，但筑丽公司章程中并未约定债转股需要进行全体股东会表决，一审法院认定有误。一审判决中称“允许股东将借款转为应缴出资，将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这属于颠倒时空的错误。2017年3月25日开具该收据时，筑丽公司没有外债，现在的债务均是2017年11月后筑丽公司被实际控制人强行解散后所造成的，不存在所谓债权人的利益受损的情形。一审判决中称“即使被告持有的收款收据属实，该借款转出资未经全体股东表决应属无效。”其作出的结论并非查明的确切事实。股东的出资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每个股东最基本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在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时，应尊重义务人的个人意志。2017年3月25日的收据清楚载明，筑丽公司之前向昕姝借款购置的固定资产折价120万元转为投资款，并在公司账目中将对昕姝的应付款归零，以上表明昕姝已出资。一审判决中称“原被告对公司财务章的持有存在较大争议”的说法有误，财务章持有人与该收据证明力无关。2017年3月10日，新旧股东即办理了公章的移交手续，同时新的法定代表人即到开户银行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印鉴变更，财务人员也作了更换，公司保管财务印鉴天经地义，非要举证也应由公司举证。《催缴费通知单》《关于合同章的来源》等证据都充分证明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车辆、营业执照、账户等公司资料及资源都被实际控制人王春梅掌控。一审判决中称昕姝与筑丽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其主张的借款转出资未经过全体股东的决议，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未经全体股东决议”的说法不成立。五个股东中有三个股东持有当天开出的收据且没有异议，剩下的两个是夫妻关系的一致关联行动人，同时在掌控公司的前提下开出的，说明这就是全体股东的共同决议。退一步讲，如果不是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怎么可能在账面上将对昕姝的应付款归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东的出资义务，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无需其他股东表决，一审法院的裁判有违法律精神和现实情况。为此，昕姝抵押房产贷款35.8万元、从昕姝大妹妹王厚红处借了50万元、从小妹妹老公徐天发处借了5万元、向平安普惠信用贷款9万元、向光大银行信用贷款6.6万元、向友金普惠信用贷款10.6万元、向信用贷款人保信用贷6.8万元，共123.8万元来履行出资义务。如果不是将借款转为出资，为何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高利贷款转借公司，又不对公司主张还款权利，这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筑丽公司对税务机关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1月31日的报税及内部账目清楚反映昕姝已经完全出资的事实，也清楚反映全体股东均知情认可的事实。三、筑丽公司所有资料可证实昕姝完全出资的事实昕姝完全出资的事实,可由筑丽公司2017年4月1日后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小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增值税纳税申报》《固定资产明细账》《实收资本明细账》《其它应收款明细账》《在建工程明细账》《应付款明细账》《本年利润明细账》《管理费用明细账》《财务费用明细账》《库存现在明细账》《银行存款明细账》共十二类账目予以证实。以上报表和账目清楚反映了筑丽公司将对昕姝应付款归零，并将实收资本增加到600万元的事实，其中昕姝120万元，齐佩东240万元，陈良伟40万元，王春梅136万元，王福友64万元。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了筑丽公司对内对外的财务事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综上所述，筑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春梅、王福友在自己出资不实的情况下，靠欺骗获得了大股东的资格，并滥用对筑丽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恶意起诉已完成出资的股东，反而不起诉未出资的股东。同时，王春梅、王福友强行解散公司，不支付公司房租导致经营场地被房东收回，造成了公司几百万元的固定资产白白丢失。王春梅、王福友不履行税务申报产生高额罚款，不按时支付员工工资产生加倍的法律处罚，不按时支付应付款项造成诉讼，给其他已完成出资的股东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却又凭空捏造事实，恶意起诉，为自己逃避责任。筑丽公司辩称：一、筑丽公司从未向昕姝出具收据，公司财务实际控制人是昕姝从昕姝一、二审提供的财务资料可知，公司财务实际控制人为昕姝本人，昕姝掌管了财务章、财务报表、财务账册等，甚至知道公司公账的账户、密码及公司在税务局的账户、密码，税务局系统记载的财务负责人亦为昕姝。其次，在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前，昕姝就已经指示财务伪造了大量借据，但实际上昕姝并未将款项打入公司公账。再者，从昕姝提交的证据《封存物品处理通知书》所附的盘点表可以看出，筑丽公司根本没有大额的资产，所记载的资产根本不值钱。昕姝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昕姝投入金钱经营公司。二、即使公司与昕姝存在借贷关系，也不能证明昕姝已经履行出资义务昕姝提供的会计账册及收据均发生在2017年3月之前，此前，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昕姝，昕姝完全可以指挥公司会计制作虚假账册及出具虚假收据。其次，借贷关系以实际交付款项为生效标准，但昕姝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经实际交付款项。因此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有待查证。公司向股东借款，但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其合法性有待论证。即使筑丽公司与昕姝存在借贷关系，筑丽公司就昕姝借款转出资款事项不予确认。同时，借款转出资款的事项也未经股东会议决议通过，昕姝应按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昕姝认缴期限已届满，应履行出资义务公司章程变更时，昕姝自愿放弃其对公司的支出，接受章程规定的以货币形式重新出资，也是昕姝基于当时情况所做出的对自身权益的处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已经由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对各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一审判决昕姝应履行出资义务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昕姝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昕姝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以维护筑丽公司的合法权益。筑丽公司补充答辩意见称：第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中，法律并未规定必须要求追加筑丽公司其他股东作为被告。其次，在其他的案件当中，筑丽公司其他股东已承认出资不实、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所以不应该在本案再查明。第二，昕姝在一审时已经认可了《筑丽公司章程》以及《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并承认《股权转让合同》是其本人签名，而该合同已经在工商局登记备案，对各方均产生法律效力，各方应该按照合同履行。昕姝提出其已将430万元投入公司的运营，纯是谎言。从昕姝提交的证据来看，昕姝仅向公司转入39300元，该款项是否为借款还有待查实，筑丽公司从未收到昕姝所说的430万元。筑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昕姝立即履行出资义务，向公司支付注册资金120万元；2.判令昕姝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筑丽公司于2016年4月8日设立登记，系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3月1日，筑丽公司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将股东齐佩东、昕姝、朱良波、杨志伟变更为齐佩东、王福友、昕姝、王春梅、陈良伟，法定代表人昕姝变更为王春梅。根据该次申请作为附表3提供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记载，股东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3月3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股东及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分别为：王春梅、410万元、41%，齐佩东、240万元、24%，昕姝、120万元、12%，王福友、190万元、19%，陈良伟、40万元、4%。筑丽公司向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备案的资料显示：2017年3月1日，齐佩东将其持有筑丽公司40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陈良伟；杨志伟将其持有筑丽公司172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春梅；杨志伟将其持有筑丽公司66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福友；昕姝将其持有筑丽公司66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福友；齐佩东将其持有筑丽公司58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福友；朱良波将其持有筑丽公司238万元的认缴出资相应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价格转让给王春梅。2017年3月1日，筑丽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出席会议股东为齐佩东、昕姝、杨志伟、朱良波，列席会议新增股东为王福友、王春梅、陈良伟，全体股东通过决议事项，包括：同意朱良波将其在公司238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春梅。同意杨志伟将其在公司172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春梅。同意杨志伟将其在公司66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福友。同意昕姝将其在公司66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福友。同意齐佩东将其在公司58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福友。同意齐佩东将其在公司40万元认缴出资相应的股权（实缴金额为0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陈良伟。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筑丽公司制定公司章程，约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具体为：齐佩东、总认缴出资24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昕姝、总认缴出资12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王春梅、总认缴出资41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王福友、总认缴出资19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陈良伟、总认缴出资40万元、货币出资、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诉讼中，昕姝提供2017年3月25日开具的收款收据一张，内容为收到股东昕姝投资款以固定资产折价120万元，并盖有筑丽公司财务专用章。诉讼中，昕姝提供2016年6月17日至2016年8月4日期间开具的收据9张，内容为确认收到王昕姝的借款，金额合计243649.6元，收据仅有出纳杜燕玲或会计张莉的签名。此外，昕姝持有筑丽公司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现金银行日记账，记载的收款记录与上述收据内容相吻合，该日记账有张莉签名及盖有筑丽公司财务专用章。昕姝还持有筑丽公司2016年11月账册，记载71项收、付款单，累计本期余额-1558958.79元，第72项为“收齐佩东借款”，金额为1570000元。诉讼中，昕姝提供昕姝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昕姝账户在2016年12月通过转支向张莉等多人支付款项，昕姝主张该部分款项为代筑丽公司发放员工工资；昕姝账户曾向筑丽公司账户多次转入款项，如2016年7月20日、7月23日、7月27日、7月30日各转入3000元，2016年8月5日转入10000元等。诉讼中，昕姝提供厂房配套设施承包合同及公司照片，显示：①昕姝作为承租方向出租方租赁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号二座首层（即筑丽公司注册登记地）的厂房；②租赁厂房后，厂房外部及内部进行大面积装修。一审另查明，2017年3月10日，昕姝与王福友办理筑丽公司公章移交手续，双方签名确认公司新、旧公章样式。一审庭审经询问：1.昕姝主张公司前期投资累计480万元，新旧股东协商三个月，最终将前期投资作价400万元。陈良伟系新股东的引荐人，本身从事会计工作，且查阅公司账册长达两个月时间，故由陈良伟负责股东变更的相关手续，陈良伟寻找中介草拟文书，昕姝则到工商局协助签订。昕姝重点关注陈良伟需支付对价40万元给原东杨志伟、朱良波，合同记载齐佩东、昕姝的占股比例与协商一致，故没有对合同条款提出异议；2.关于公司财务专用章，筑丽公司主张由昕姝持有，昕姝则主张由王春梅持有，双方均未提供确实凭证。3.昕姝陈述其向筑丽公司提供的借款，少部分转入公司账户，其余直接向债权方支付，如公司装修费、网站建设费、员工工资等。4.昕姝陈述借款转出资的过程为筑丽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梅指令会计杨明芳向其开具收据，要求将前期借款转为出资，昕姝收到收据后没有提出异议。筑丽公司认为结合银行交易明细及收据记载，昕姝向公司账户转入的款项应为借款，但不同意抵作出资款。5.筑丽公司陈述公司股东均没有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王春梅向公司账户转入136万元，王福友向公司账户转入64万元，公司没有开具出资证明，陈良伟则没有向公司账户汇入任何出资款。6.筑丽公司陈述筑丽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厂房被业主收回，存在对外债务，包括工人工资23万元、租金15万元、涉诉金额43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筑丽公司主张昕姝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根据筑丽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变更备案申请及公司章程记载，昕姝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昕姝提出借款转出资的抗辩是否成立。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根据工商部门的备案资料记载，筑丽公司在2016年4月8日成立后，至2017年3月1日变更登记时，股东均为认缴出资，尚未有实缴出资。而筑丽公司在上述期间历经设立、开业、经营及吸纳新股东等事项，理应产生相应的运营费用，如租赁费、装修费、工人工资等费用。虽然昕姝所提交的收据记载为王昕姝，但鉴于昕姝持有该收据原件且昕姝确为筑丽公司股东，同时筑丽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收据所载王昕姝与昕姝并非同一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收据所载王昕姝即为昕姝。故，昕姝关于代筑丽公司垫付运营费用的主张符合逻辑与情理，筑丽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亦确认昕姝向公司转入款项为借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昕姝为筑丽公司垫付前期运营费用，款项性质为借款。其次，昕姝虽持有的收款收据记载固定资产折价股东投资款，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但筑丽公司、昕姝对公司财务章的持有人存在较大争议。且根据双方陈述，筑丽公司没有就昕姝借款转出资事项召开股东会议及达成股东会决议，筑丽公司亦对该主张不予确认。筑丽公司章程明确约定股东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昕姝主张以借款转出资，显然属变更股东出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应当经全体股东表决。因此，即使昕姝持有的收款收据属实，该借款转出资事项未经全体股东表决，亦未修改公司章程，应属无效。第三，根据筑丽公司陈述，筑丽公司已停止经营，厂房被业主回收，且存在工人工资等对外债务。即使昕姝与筑丽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属实，该债务与公司对外债务属同一清偿顺序。在筑丽公司存在对外债务且未予履行的情况下，允许股东将借款转为应缴出资，将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有违公平原则。综上，昕姝虽与筑丽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其主张的借款转出资未经全体股东决议，且可能有损其他债权人利益，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根据筑丽公司章程约定，昕姝认缴期限已届满，理应向筑丽公司筑丽公司缴纳出资120万元，筑丽公司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昕姝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筑丽公司缴纳出资1200000元。如昕姝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00元，由昕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昕姝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王福友于2017年3月10号16:06转给朱良波22.6万元的股份转让金、王福友于2017年3月10号16:07转给杨志伟13.7万元的股份转让金，拟证明工商变更中的1元转让股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只是一个工商变更的格式合同。证据2：2017年5月31日记账凭证、2017年3月25日公司出具的确认齐佩东280万元投资款的收款收据、2017年3月25日公司出具的确认昕姝120万元投资款的收款收据、2017年3月25日公司出具的确认陈良伟40万元投资款的收款收据，拟证明筑丽公司已确认齐佩东从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25日对其先前的借款280万元转为实收资本，确认对昕姝之前的借款120万元转为实收资本，并分别出具投资收据予以确认。证据3：关于合同章的来源说明、杨明芳的身份证和职业资格复印件、催缴费通知书、告知函、通知函，拟证明王春梅、王福友从2017年3月份工商变更后就实际控制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及车辆，导致公司业务无法开展。证据4：现金银行日记账（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拟证明筑丽公司向齐佩东借款3993861.65元，向昕姝借款333649.60元，共计4327511.25元。证据5：筑丽公司配套设施承包合同、筑丽公司2016年底初具规模的照片、筑丽公司所经营的场所租赁前的实景状况、封存物品处理通知书，拟证明筑丽公司自2016年3月筹备设立到2017年3月变更股东前，公司门店已初具规模运行11个月。由于基本没有营业收入，另两名股东又早早实质退出，期间筑丽公司的所有支出均由齐佩东及昕姝投入，从另一角度也证明了昕姝对筑丽公司的资金投入，及证明公司几百万元的固定资产白白丢失。证据6：筑丽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王福友只转账200万元到公司账户，而王春梅至今分文未出。证据7：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和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日的公司报税资料，拟证明税局系统中打印筑丽公司的小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清晰地显示公司的实收资本是600万元。证据8：税务资料照片，拟证明筑丽公司税务已处于非正常户状态，已经产生高额的罚金。证据9：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固定资产明细账及无形资产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实收资本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其他应收款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在建工程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应付账款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本年利润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管理费用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财务费用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库存现金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银行存款明细账（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拟证明筑丽公司已经从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长达8个月的时间在税务部门申报账目和内部账册中明确确认公司的实收资本为600万元的公认事实情况，其中齐佩东为240万元，昕姝120万元，王春梅136万元，王福友64万元，陈良伟40万元。证据10：个人信用贷款保证保险借款合同、房屋抵押贷款、借款、平安普惠借款、友金普惠、光大银行借款，拟证明昕姝因投资公司且没有工资收入，不惜以2%的高利息贷款以清偿借款。证据11：（2018）粤0604民初1101、1102号案的庭审笔录，该案中筑丽公司的律师在庭上的陈述可以证明在股权变更之后，筑丽公司的财务控制权已在王春梅、王福友手上，而并非由昕姝、齐佩东掌握。筑丽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王福友转账流水，因未传唤证人出庭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另外，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亦不能推断出公司章程不是各方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证据2，对2017年5月31日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记账并没有公司盖章确认。其次，2017年3月25日记账并没有载明收到昕姝的120万元出资款，借款转为实收资本的事项也没有记载；再者，该记账是由会计张莉登记的，而张莉是由昕姝招聘入职的，昕姝是财务负责人，其可以要求张莉做不实记录。该会计账册由公司内部员工制作，时间是在2017年3月之前的，而这个时间段公司由昕姝掌控，其完全可以操控公司财务，要求张莉做不实记录。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收据并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公司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公司章程载明昕姝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出资，而收据载明是固定资产折价，该出资方式并未经全体股东表决；公司亦未收到昕姝的任何固定资产。截至目前，公司未收到昕姝的出资款。关于证据3，对合同章的来源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筑丽公司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私刻合同章、以公司名义擅自与他人签订合同法律责任的权利。由此，筑丽公司完全不受法定代表人王春梅的控制，所有公司事务都由昕姝和齐佩东擅自处理，员工亦听从昕姝和齐佩东的安排。对杨明芳身份证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未传唤证人出庭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事实上，公司的会计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张莉，张莉于2017年5月离职后，转为合作方式，继续代为处理公司会计事宜，直到2018年1月，双方合作关系才解除。对催缴费通知书、告知函、通知函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筑丽公司存在外债，因未及时缴纳租金经营场地被收回。但因各股东都加了锁，无人能在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场地。关于证据4，对现金银行日记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会计账册由公司内部员工制作，时间是在2017年3月之前，而这个时间段公司由昕姝掌控，其完全可以操控公司财务。所谓的借款并没有进入公司公账，昕姝也没能提供银行流水，包括一些大额的金额，与常理不符。其次，该账本并未记载2017年3月25日收到昕姝的出资款。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昕姝未能提供原件，照片的拍摄时间无法证实。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昕姝对筑丽公司的支出，更不能证明昕姝已经按公司章程规定出资。关于证据6，对筑丽公司银行账户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王福友与王春梅是夫妻关系，出资款由王福友转入公司账户，公司已经出具了加盖公司章的收据证明王春梅出资136万元，王福友出资64万元。该银行账户为公司公账，昕姝声称其不掌管财务，但却能打印公司公账的明细，并提交了大量公司的账本（包括一审、二审提交的），足以证明昕姝才是实际掌控财务、保管财务章的人，也证明其提供的收据所加盖的财务章是其本人要求的，并未经过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一致同意。关于证据7，对报税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自王春梅任职法定代表人后，公司财务一直脱离本人控制，报税材料并未征得王春梅同意。其次，该报税资料第一页右下方明确载明“财务负责人昕姝”、“代理经办人昕姝”，该材料明显是昕姝自行登记，自行修改的。该报表为“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只是在每月（季）初，先由财务对下一月（季）的可能发生的纳税款项进行预估，先行申报，并非根据真实发生的情况进行申报。其次，现在的税务系统都是由财务下载表格，填好之后再上传至税务系统，表格内容可以自行填报、修改。税务系统的数据是可以随时修改的，登记时不需要上传任何证明材料。由始至终，公司从未召开股东大会并且同意昕姝变更出资方式。而且，该材料的打印日期是2018年8月8日，在公司已经解散、没有一个员工、且未征得法定代表人同意的情况下，昕姝依然可以登录公司报税系统并下载文件，其行为已经证明昕姝掌握财务的一切资料，并能对财务的资料进行删减修改。关于证据8，对税务资料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公司的税务系统已经脱离公司的控制，税务系统的账号和密码已经丢失。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加盖公司公章确认。自王春梅任职法定代表人后，公司财务一直脱离其本人控制。事实上，公司的会计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张莉，张莉于2017年5月离职后，转为合作方式，继续代为处理公司会计事宜，一直到2018年1月，双方合作关系解除。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仅反映是昕姝个人的贷款，与公司没有任何联系，也不能够证明昕姝将借款汇入公司并用作公司的经营。对于证据11，在庭审中筑丽公司的代理人没有承认是由王福友、王春梅掌管财务。经审查，本院对于昕姝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3、5、6、10、11与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8、9为企业制作的报税资料，报税资料中记载的公司实收资本不能作为筑丽公司已收资本的依据，本院对证据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2、4，本院将在下文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昕姝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查范围为昕姝是否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筑丽公司主张昕姝应支付120万元出资款应否予以支持。筑丽公司主张昕姝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120万元的出资义务。昕姝则主张已完成了出资，出资方式以为筑丽公司垫付的前期运营费用及借款转为出资款。对此，本院认为，昕姝在本案一、二审举示的证据可证明其确为筑丽公司的运营费用垫付了款项。对于昕姝垫付款项的性质，筑丽公司在一审中确认昕姝转入公司的款项为借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昕姝为筑丽公司垫付的前期运营费用的性质为借款恰当，对此认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昕姝出借予筑丽公司的借款是否转化为出资的问题。本案中，昕姝主张已履行出资义务的关键证据为其持有的加盖筑丽公司账务章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记载：“股东昕姝投资款以固定资产折价为壹佰贰拾万元正”。经审查，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公司设立后，股东以其为公司垫付的财产转为出资。但就本案而言，筑丽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根据筑丽公司公司章程及该法律规定，昕姝以货币方式出资，应当将出资存入筑丽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昕姝并未将其出资存入筑丽公司的账户，昕姝主张已经将出资方式变更以向筑丽公司的借款转为出资，实质变更了公司章程对于出资方式的规定。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之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应当由股东会作出决定。因此，昕姝主张的出资方式变更欠缺法定形式，依法对筑丽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应地，昕姝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2、4本院不予采纳其证明力。承前所述，昕姝主张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昕姝有关向筑丽公司出借款项及垫付费用的主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昕姝可另行主张权利。根据筑丽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昕姝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缴足120万元出资款，至本案判决时昕姝仍未缴足前述出资款，故昕姝应依公司章程规定向筑丽公司缴纳出资款120万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昕姝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筑丽公司的其他股东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昕姝以筑丽公司其他股东应参加本案诉讼为由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昕姝在二审诉讼中申请调取筑丽公司上传佛山地税的财务报表材料，因公司的报税材料为自行填制，其用途仅为报税所用，其中记载的公司收取资本不能作为公司实际已收资本的依据。且本案现有证据足以作出认定，故调取相关报税资料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昕姝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昕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燕芝书记员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