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2403民初4288号 原告：刘佩英，女，197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锋，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世勇，男，196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敦化市薪越木业有限公司经理，住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佩英与被告马世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佩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锋，被告马世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佩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马世勇偿还刘佩英6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刘佩英与马世勇原系朋友关系。2015年7月10日早，刘佩英在自己家里交付给马世勇现金60000元作为投资，当时在场人只有这俩人。并约定如果盈利给刘佩英5000元/月，一月一结，所有开销与刘佩英没有关系，2015年末所有欠款一次性还清。马世勇接受款后并没有向刘佩英支付盈利及偿还本金，经多次索要未果。故诉讼至人民法院，现本案中只主张本金60000元，请求依法裁判。 马世勇辩称，2015年7月10日，马世勇没有向刘佩英借款60000元的事实。双方发生经济往来，是源于2015年5月28日，刘佩英打算和马世勇合伙经营木板买卖生意，刘佩英实际投入为50822元，该案件已经经过（2017）吉2403民初3013号案件审理并且查明：刘佩英除了和马世勇有该笔木材投资生意外，马世勇没有向刘佩英借款，所谓的60000元和2015年5月28日70000元是同一笔款项，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签了《投资合同》，但马世勇本人当天并没有实际收到过刘佩英支付的现金借款60000元。刘佩英所述不属实，在（2016）吉2403民初908号案件的2016年5月18日庭审笔录中第五页记载，刘佩英自称“60000元是我给马世勇的现金，当时是我和我老公（董立本）一起给的”。不同意刘佩英的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综合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与马世勇曾签订过《投资合同》一份，约定：“刘佩英给马世勇木材投资60000元，如果盈利给刘佩英5000元/月，一月一结，所有开销与刘佩英没有关系，2015年末所有欠款全部还清”。但刘佩英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2015年7月10日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的事实。 另查明：原告刘佩英与被告马世勇、敦化市薪越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薪越木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刘佩英向本院主张由马世勇、薪越木业公司连带给付14972元。本院作出（2017）吉2403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所认定事实：2015年5月28日，马世勇与刘佩英达成了《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由刘佩英投资7万元购买木材，制作成板材后出售所得利润平分。2015年6月6日，经马世勇多次联系客户未成后，与蛟河市的宋玉娟达成了木材买卖事宜，后由刘佩英到蛟河市的宋玉娟处采购了杨木板材45.82303立方米，每立方米价格为900元，共支付杨木板材款41240元。2015年6月8日，马世勇、刘佩英派车将杨木板材运到山东省新泰市，由刘佩英支付运费7700元。后马世勇、刘佩英将上述板材销售给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经该厂检尺验收后确定板材数量为44.19立方米，支付给马世勇板材款1.5万元，剩余板材款49075.5元通过银行转账给由马世勇经营的薪越木业公司。2015年6月9日，薪越木业公司就该笔生意向新泰市金属制品总厂出具价税额为64075.5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税额为9310.12元，经核实该税款已由薪越木业公司缴纳完毕。因本次木材生意发生的其他费用，双方认可为1882元，由刘佩英支付。就本次生意，刘佩英主张所产生的木材成本、运费以及其他费用按照5万元计算。另查明：2015年5月29日，马世勇为刘佩英联系购买木材事宜，由刘佩英支付定金2万元，但该笔业务未能谈成。现刘佩英自认马世勇已陆续返还其5.7万元，双方均认可该5.7万元中包括刘佩英支付的定金2万元。本院认为，刘佩英与马世勇约定，由刘佩英出资，由马世勇联系业务，共同经营木材生意，得利后平分。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次生意刘佩英投入资金实际为50822元（包括板材款41240元、运费7700元、其他费用1882元），由马世勇支付税款9310.12元，以上合计60132.12元，出售板材所得毛收入为64075.50元。就本次板材买卖生意，扣除双方的实际投入后，所得利润为3943.38元，每人应分得1971.69元。因本次生意马世勇收取了全部款项，其应当返还刘佩英投入的成本及所得利润，现刘佩英对于实际投入成本仅按照5万元主张，故马世勇应返还刘佩英51971.69元，扣除马世勇就本次生意已经返还的3.7万元（扣除双方认可的定金2万元），马世勇尚欠14971.69元未给付。现刘佩英主张马世勇返还14972元，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刘佩英主张薪越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马世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刘佩英14972元；二、驳回刘佩英其他诉讼请求。马世勇不服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24民终2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刘佩英提交的证据1即自己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马世勇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综合认定如下： 对于刘佩英提交证据2即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与马世勇签订的《投资合同》一份，因马世勇质证“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内容是刘佩英书写，落款处马世勇签字属实”，但对欲证明“由马世勇作为用款人，实为借款确认书；自己投资总共60000元”有异议；因刘佩英所提供证据只能证明：刘佩英与马世勇曾签订过《投资合同》一份，但该合同不足以证明其在2015年7月10日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的事实成立，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与马世勇签订过《投资合同》一份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当天刘佩英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事实则不予认定。证据3即敦化市顺发工程机械施工队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刘佩英向马世勇出借60000元款项的资金来源；因马世勇否认：2015年7月10日当天曾收到了刘佩英交付的现金60000元作为投资；况且资金来源只是一方面，而刘佩英是否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则是另一方面；资金来源本身并不等同于款项确实已经实际交付；且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但未出庭，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即（2017）吉2403民初3013号、（2018）吉24民终241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因马世勇质证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欲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证据5即（2016）吉2403民初908号起诉状、庭审笔录各一份，因马世勇质证对该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欲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对于马世勇提交证据1即收条一份、2016年4月14日收条复印件一份，刘佩英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虽对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综合本案案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但对欲证明的问题予以参考。证据2即录音光盘一份、录音光盘整理资料一份，刘佩英质证有异议，综合本案案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及欲证明的问题均予以参考。证据3即（2016）吉2403民初908号、2017-3013号庭审笔录各一份，刘佩英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虽对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因在（2016）吉2403民初908号案件的2016年5月18日第三次庭审笔录中第五页记载，刘佩英自述“60000元是我给马世勇的现金，当时是我和我老公（董立本）一起给的”；本院对该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在（2016）吉2403民初908号案件的2016年5月18日第三次庭审笔录中第五页记载，刘佩英曾经自述“60000元是我给马世勇的现金，当时是我和我老公（董立本）一起给的”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对欲证明的问题予以参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2、刘佩英的诉讼请求，本院应否支持；3、马世勇的抗辩是否成立。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一方面，虽然在形式上，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与马世勇曾签订过《投资合同》一份；但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即刘佩英是否当时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则是另一方面；而本案中，刘佩英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理由是： 1、刘佩英主张自己“2015年7月10日曾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而马世勇则抗辩本人当天并没有实际收到过刘佩英支付的现金借款60000元。因此究竟刘佩英是否当时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所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刘佩英对于自己当时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这一事实，应当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 2、刘佩英的自述自相矛盾，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在本案庭审中，刘佩英自述“2015年7月10日早，地点在我家，是现金支付给马世勇60000元，在场人只有我俩”；但在（2016）吉2403民初908号案件的2016年5月18日第三次庭审笔录中第五页记载，刘佩英自述“60000元是我给马世勇的现金，当时是我和我老公（董立本）一起给的”。而在本案庭审中，董立本到庭证明：“当初是否刘佩英曾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现金，记不清了”。 3、刘佩英所提交的书面证据:2015年7月10日刘佩英与马世勇曾签订的《投资合同》一份，欲证明：“由马世勇作为用款人，实为借款确认书；自己投资总共60000元”。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在形式上，刘佩英与马世勇曾签订过《投资合同》一份，但马世勇否认：2015年7月10日当天曾收到了刘佩英交付的现金60000元作为投资。而该合同本身，并不等同于“收据”，也代替不了“收据”，并不是刘佩英当天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的充分条件，不足以证明其在2015年7月10日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马世勇60000元作为投资的事实成立。 综上所述，刘佩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马世勇的相关抗辩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佩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刘佩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姜华伟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金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