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溪东街**旭建大厦**。法定代表人：范广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女，198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哲，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大庆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民，男，197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秀伟，黑龙江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黑龙江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智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7）黑0603民初2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黑06民终415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哲，被上诉人李智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秀伟、王伟到庭参加了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向被上诉人给付工程款1,982,875元及截止2017年7月10日的逾期利息2,379,450元的义务；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自2017年7月11日起以1,982,875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给付被上诉人至实际支付之日的逾期利息;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适格的诉讼主体，且《钢材采购销售合同》真实有效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同，亦未授权任何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为刘某，刘某签订该份合同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上诉人从未知晓，亦未对此行为进行追认，因此与上诉人无涉，上诉人根本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结欠被上诉人钢材款1,982,875元系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首先，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李智民钢材明细表》来看，该份证据显示的供货工地为“安达天佑国际”“甘南兴十四工地”“甘南王仔花苑”三个工地，而加盖的印章却为王仔花苑项目部印章，证据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且被上诉人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或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份存疑的证据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次，在一审法院对刘某的《调查笔录》中，对于结欠被上诉人的款项刘某表示记不清了，如果单子上的金额是公司认可的有其签字的，那应该是事实。而对于《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中所欠的钢材款，上诉人从未认可。《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中虽加盖所谓的王仔花苑项目部印章，但上诉人从未刻制过所谓该枚印章，更未在《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中加盖过该枚印章，被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系上诉人加盖，甚至对于印章是何人加盖表示记不清了，那又如何证明《李智民钢材明细表》系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亦不能据此认定刘某对结欠款项的认可。除此之外，在本案中，刘某系关键性人物，但其并非本案被告之一，亦非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庭后在被上诉人在场而未通知上诉人到场的情况下，给刘某做了份《调查笔录》。而刘某本人并未到庭接受法庭的调查及询问，该份《调查笔录》也无相关的证据加以证实，更未经过法庭的质证。另外，刘某曾因私刻上诉人印章受到刑事处罚，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明显利害关系，其作出的对上诉人明显不利的且毫无事实依据的陈述明显系其报复行为，所述事项是否真实无法确定。而一审采信与我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刘某的笔录，明显不符合证据规则。再次，庭审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与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案外人刘晓波的工程款存在重合之处。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钢材供货时间为2011年4月至同年12月份，刘晓波的工程款发生晚于2012年5月6日，故被上诉人主张与刘晓波工程款不发生重合。该项认定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无事实依据。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供货事实，其从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涉案钢材是哪里采购的？供货商是谁？采购的型号是什么？采购的数量是多少？是否有购销合同？有无购销发票？只有上述事实得以回复才能衡量上诉人是否具有实际供货的能力。涉案钢材是送到哪个工地的？是通过何种方式送至工地的？有无送货单？钢材签收人是谁，是否能代表我公司？以上问题不仅为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的事实，更是本案审判的重要依据。而对于上述问题，被上诉人无一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钢材供货时间为2011年4月至同年12月份以及与刘晓波的工程款不发生重合的事实缺少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以1,982,87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2年7月9日起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从现有证据来看，被上诉人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结欠其1,982,875元钢材款的事实，故上诉人无需支付上诉款项，更无需承担相应的利息。其次，退一步讲，即使上述欠款真实存在，那么亦不能以1,982,875元作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息。被上诉人提供的《钢材销售采购合同》中约定：“因甘南县项目部2011年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施工，需要钢材450吨左右(按实际生产吨位供货)……付款方式：钢材无预付款，直到主体工程结束，付清所欠钢材款，不晚于2011年12月末”，由此可知，该份合同涉及的项目应为在甘南县施工的项目，该份合同的有效期截止2011年12月末，对于送至甘南县之外的工地钢材的款项或者2011年12月末之后产生的钢材款项不受该份合同约束。而《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中涉及到三个项目，其中安达天估国际为大庆地区项目，不受该份合同相关条款的约束；甘南王仔花苑项目的供货时间不得而知，无法确认是否受该份合同条款的约束。既然钢材款不受上述《钢材销售采购合同》约束，那么又何来逾期付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之说？再次，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明显过高，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欠付货款不应高达2%利息，应当依法予以调低。四、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未予理涉属程序违法。本次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直接借助相关的检测仪器对检材上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种鉴定方式本身风险较高，无法形成鉴定结果的可能性高达80%-90%。鉴于此，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应当采用多种检测方法，而不应仅仅局限于上述高风险的鉴定方法。事实上，上诉人曾有一起案件也做过相同的鉴定。该起案件中，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对检材上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将检材上字迹物质的溶解力与出自第三方机构的样本上字迹物质的溶解力进行比对，得出检材字迹是早于或者晚于样本字迹的形成时间的结论。该种鉴定方式大大降低了无法得出鉴定结果的风险性，并且具有科学性及可靠性。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进行补充鉴定：(一)原委托鉴定事项有遗漏的；(二)委托人就原委托鉴定事项提供新的鉴定材料的；(三）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鉴于此，参照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方法，上诉人认为，本案可通过比对检材与样本上的字迹物质的溶解力做进一步的鉴定。上述鉴定结果直接关系到本案被上诉人是否涉嫌伪造证据、恶意与他人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但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未予理涉，属严重的程序违法。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与刘某签订合同是2011年4月6日，合同约定不晚于2011年12月末付清所有钢材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给付日期，那么本案从2011年12月末起算诉讼时效，被上诉人2017年起诉，早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以钢材明细表未约定付款期限，认定被上诉人未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错误、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现上诉人上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审查并作出公正裁决。李智民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钢材采购销售合同》合法有效。刘某系上诉人正式任命的齐齐哈尔分公司的负责人，不仅有任命文件，同时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刘某代表金陵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签订的《钢材采购销售合同》合法、有效，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即便上诉人不知晓，或者未对此行为进行追认，但刘某本人签字可以代表上诉人的齐齐哈尔分公司，既然刘某是上诉人正式任命的齐齐哈尔分公司的负责人，其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就应由上诉人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钢材款1,982,875元及按月利2分自2012年7月9日起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事实认定准确，证据采信正确。1.《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中约定被上诉人给甘南县项目部供货，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三个项目部送货，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事实合同。2012年7月6日，刘某在《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上签字，其签字行为不仅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完成了供货义务，而且还能够证明其认可1,982,875元钢材款未给付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对刘某作的《调查笔录》中，刘某本人也承认了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了签字为刘某本人书写，而且刘某的陈述与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相互佐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钢材款1,982,875元是正确的。2.关于利息问题，因《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中约定“如到期不结清钢材款，每月按2分利付息”，该利息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月利2%自2012年7月9日起给付被上诉人逾期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是正确的。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于本案钢材的原始买卖行为举证不符合法理。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一审的举证责任，无义务再举证与本案不相关的事实。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的审理仅限于双方之间的合同行为，与其他另案的行为无关，如果所有的买卖合同都按上诉人的要求，逐一复原，层层追溯到最原始阶段的买卖行为，会导致案件无法正常审理，上诉人的观点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实践中也无法实现。四、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条件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重新鉴定申请是正确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五、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中既约定付款“不晚于2011年12月末（最晚不超过2012年春节前）”，又约定“如到期不结清钢材款，每月按2分利付息，直到结清所欠钢材款”，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对支付期限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时起算。被上诉人在起诉前，曾多次向刘某主张权利，这一点在一审法院对刘某的调查笔录中已由刘某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可以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钢材款1,982,875元及利息损失2,800,000元（按月利2分暂计算至2017年7月10日，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6日，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负责人刘某与原告签订《钢材采购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的工程项目提供钢材约450吨，按进场批次确定价格，钢材无预付款，直到主体工程结束，付清所欠钢材款，不晚于2011年12月末（最晚不超过2012年春节前）付清所有钢材款，如到期不结清钢材款，每月按2分利付息，直到结清所欠钢材款。2012年7月9日，刘某为原告出具钢材明细表1份，确认尚欠原告钢材款1,982,875元至今未给付。2013年7月4日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被注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负责人刘某签订的《钢材采购销售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对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具有约束力。根据刘某为原告出具的钢材明细表，原告为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承包的三个工程提供共计计值1,982,875元的钢材，即原告履行了提供钢材的义务，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应履行给付原告钢材款的义务。现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已被注销，其注销前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总公司即被告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钢材款1,982,875元的诉讼请求正当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钢材采购合同中约定：“如到期不结清钢材款，每月按2分利付息”，该利息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刘某于2012年7月9日为原告出具钢材明细表，认可欠原告钢材款1,982,875元，可视为原告已向被告主张权利。故被告应按上述约定的月利率2%自2012年7月9日起向原告支付利息，计算至2017年7月10日为2,379,450元，并持续给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因该钢材明细表未约定付款期限，故本案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被告的辩解意见，首先，原告与刘某签订《钢材采购销售合同》时，刘某为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负责人，系代表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提供的钢材均用于被告齐齐哈尔分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故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该《钢材采购销售合同》真实有效。其次，原告诉请的与甘南县王仔花苑×号楼的有关的钢材款，与生效判决确定给付案外人刘晓波的工程款在时间上冲突，原告主张的钢材款供应时间发生在2011年4月至同年12月份，刘晓波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5月6日，即刘晓波工程款发生应晚于2012年5月6日，故原告的主张与另案刘晓波的工程款不发生重合，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的钢材款与案外人的工程款重合。第三，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两份证据上刘某的签字字体不一致，申请对这两份证据的签名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对此，法院认为，这两份证据上的刘某签字经刘某本人认定为真实。关于形成时间，经法院委托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该院出具鉴定结论为：无法判断检材1、检材2上需检签名的形成时间。被告不认可并要求重新鉴定，法院认为，该鉴定结论清楚明确即无法判断签名的形成时间，故不支持重新鉴定。法院对被告以上辩解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李智民钢材款1,982,875元，截止2017年7月10的逾期利息2,379,450元，共计4,362,325元；二、被告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自2017年7月11日起以1,982,875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给付原告李智民逾期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智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64元，诉讼保全费用5000元，由被告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智民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旨在证明《钢材采购销售合同》《李智民钢材明细表》的签订形成过程以及李智民一直在向刘某主张权利，要求金陵公司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刘某称“在《钢材采购销售合同》《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上的签字均是我本人签字；对钢材明细表上最终确定的欠款数额1,982,875元，这么多年有点记不清楚，但知道这个事,是我签字我就认可；自2012年到现在，李智民多次找我要求给付欠付货款。”金陵公司质证认为，刘某虽是金陵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但其也有自然人身份，刘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可能作出对金陵公司不利的证言，该证言也没有充分证实李智民实际向金陵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不排除刘某被金陵公司撤职之后其个人与李智民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其所作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智民质证认为，证人证实了本案的事实和经过，李智民完成了供货义务，金陵公司与李智民双方对于货款也没有争议，刘某作为金陵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对欠付货款书面予以确认，系履行职务行为，金陵公司应该给付货款，不能因为金陵公司与本单位员工的内部矛盾和争议推卸责任，证人刘某私刻公章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金陵公司应该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给予我方货款。李智民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旨在证明李智民是甘南兴十四村和甘南王仔花苑工地钢材的供货人。李某称“我是金陵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的材料员，主要负责甘南兴十四村和王仔花苑的购货和收货，我了解工地上需要提供什么型号钢材后，与李智民联系，让李智民供货，甘南兴十四村和王仔花苑两个工地所用的钢材，是由李智民供货，多少记不清楚了，李智民确实向王仔花苑工地供过货。”金陵公司质证认为，王仔花苑13号楼已经大包给了刘晓波和王志，该工地所使用材料并非李智民提供，此事实已经被执行完毕的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齐民初字3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证人提供虚假证言，法院不应采信。李智民质证认为，证人作为金陵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的材料接收员，向法庭证实了本案合同的履行过程，证实李智民已经将货物送到涉案工地现场，完成了供货义务，请法庭对上述证言予以采信。综合全案证据情况，本院认为证人刘某和证人李某的证言，能够证明李智民所主张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金陵公司对两位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钢材采购销售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金陵公司是否尚欠李智民钢材款1,982,875元，金陵公司按月利2分支付李智民利息损失是否成立及能否调整，本案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问题。关于《钢材采购销售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钢材采购销售合同》的甲方乙方分别为金陵公司和李智民，刘某和李智民分别在甲乙方处签字，刘某作为金陵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的负责人，其签字行为系代表金陵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行使职务的行为，故李智民与金陵公司之间的《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金陵公司应对其分公司所签订的《钢材采购销售合同》的合同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关于金陵公司是否尚欠李智民钢材款1,982,875元。本院认为，虽然《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中约定李智民给甘南县项目部供货，但根据刘某、李某当庭证言，可以证实李智民为安达天佑国际、甘南兴十四村和甘南王仔花苑工地供应钢材的事实，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智民实际上给三个工地送货，且刘某在《李智民钢材明细表》上签字认可尚欠钢材款1,982,875元，因此，可以认定金陵公司尚有1,982,875元钢材款未给付李智民。关于金陵公司按月利2分支付李智民利息损失是否成立及能否调整。《钢材采购销售合同》中约定“如到期不结清钢材款，每月按2分利付息”，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有约定，在金陵公司提出调整的情况下，是否需要调整。本院认为，李智民并未对其实际损失数额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本案金陵公司违约责任主要为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逾期付款损失主要表现为价款接受方的利息损失，即当价款支付方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价款时，价款接受方本可以获得由该金钱所产生的法定孳息，但由于价款支付方并未按期支付，由此给价款接受方造成了法定孳息的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本案可以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即最高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作为损失。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即违约金确定可在1.5倍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30%，即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违约金。本院认为，李智民请求按照月利2%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标准过高，一审法院按照月利率2%确定逾期付款利息的数额不当，应予纠正，应将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关于本案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本院认为，金陵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其重新鉴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证人刘某证言证实自2012年至起诉前，李智民曾多次向刘某主张权利，要求金陵公司给付欠付货款，可以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驳回李智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给付李智民钢材款1,982,875元,并以1,982,875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按照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给付李智民逾期利息”；三、变更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1,982,875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给付李智民逾期利息”；四、驳回李智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064元，由李智民承担11,729元，由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3,33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699元，由李智民承担8364元，由江苏省金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3,3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广彬审判员  赵 博审判员  齐少游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范继超书记员李雪冰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