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88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晓红，女，汉族，1981年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锦添，男，汉族，1987年10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拥军，广东法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青龙，男，汉族，1980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邹晓红因与被上诉人李锦添、郝青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晓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锦添立即赔偿邹晓红损失23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一部分以2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14日起暂计至2017年5月13日为26125元，后续利息计至李锦添全部清偿时止；另一部分以3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4年12月31日起暂计至2017年5月30日为3443.75元，后续利息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郝青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李锦添、郝青龙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李锦添、郝青龙采取欺诈的方式骗取了投资款。一审中邹晓红提交的2014年8月14日《股东协议》第五条约定了新设立公司的组织形式、认缴注册资本。出资各方应按协议约定各自负责完成以下各项事务：负责公司的注册登记等事宜及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合资公司使用的各项优惠政策。可见双方约定的是“新设立公司”，否则不会涉及股份认缴，对已设立公司，如他人入股，只会发生股份转让或增资，不会是股份认缴。邹晓红提交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某时尚健身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健身会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4日，早于《股东协议》前10天已设立。李锦添身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常务）董事、第一大股东，明知公司已成立，却隐瞒事实，再次与邹晓红约定重新发起设立该公司，明显是对邹晓红的欺骗。二、李锦添并未将邹晓红的投资款转入公司，而是据为己有，一审未予查明，认定事实不清。邹晓红支付给李锦添的23万元款项系投资款，李锦添的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邹晓红分别于2014年8月15日、2014年12月31日转账给李锦添，该部分款项属于拟设立公司的财产，李锦添应将该款汇入公司账户，李锦添未将款项转入公司，而是改变款项用途，构成根本违约。三、一审法院认定邹晓红的股份由李锦添“代持”是错误的。李锦添仅提交一份《证明》，《证明》的内容是“邹晓红于2015年5月10日参加过某健身会公司股东大会，其股权由股东李锦添代持，特此证明。证明人郝青龙”。但该《证明》中的证明人有7个，签字按手印的仅有4人，另3人未签署，签署处打印了“郝青龙”，但未有其本人签名，故该《证明》仅属于签字人李锦添、曾某、朱某、袁某的证人证言，该几个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也未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真伪不明，《证明》属于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但李锦添并未提交股东会的相关材料相佐证，不应予以认定。李锦添未依约及时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即使其当庭表示可以在庭审后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也不能免除其责任。四、邹晓红签订《股东协议》的目的是在其履行投资义务后即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成为公司的股东，享受股东的权利。该目的不能实现，李锦添应承担相应责任。五、关于邹晓红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享有股东权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6年9月18日涉案公司进行了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公司高管等重大事项的变更，这些重大事项的变更，李锦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邹晓红有参与过或者通知过邹晓红，也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且未依照公司章程向邹晓红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六、一审中邹晓红提交了起诉前的2016年12月16日与李锦添进行通话的录音。在该录音中，当被问及投资情况，李锦添只字未提代持邹晓红股份，也只字未提邹晓红参与过公司任何经营决策。李锦添称“大家投的时候，你（邹晓红）确实搞得不明不白”，对于邹晓红提问的“我昨天是想问你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因为刚开始我们签的那份《股东协议》，我的20万元是占15%的股份，这个占“某”15%的股份，我们是作为原始股的。……那为什么，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公司章程里面，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你和那个……”时，李锦添未作出任何否定性的回答，只是进行辩解。可见当时双方是新发起设立公司，同意将邹晓红作为原始股东进行注册登记。综上，李锦添在收取邹晓红的投资款后违背约定，未将邹晓红登记为公司股东，邹晓红也未享有股东的权益，邹晓红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李锦添构成根本违约。被上诉人李锦添答辩称，一、星某健身公司真实存在，李锦添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李锦添收取投资款后将其用于星某健身公司购置设备以及支付租金等方面，并没有非法占用邹晓红的投资款，星某健身公司于2014年8月4日成立，签订《股东协议》时，公司的公帐不可能申请下来，李锦添的个人账户收取投资款并无不当。二、邹晓红事实上已知晓星某健身公司成立的事实，并多次去星某健身公司健身，从李锦添、郝青龙《股权协议》也可以看出同为股东的郝青龙的股份也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其向案外人姚灿安转让公司股份，星某健身公司也以盖章的形式确认其股东身份。三、李锦添代持的股份，星某健身公司一直认可，李锦添随时可以配合邹晓红变更股份到其名下。《股东协议》不是星某健身公司的设立协议。因《股东协议》约定三个人共认缴注册资本65万元，而星某健身公司注册资本是200万元，《股东协议》中三个人的股份相加才56%。2014年8月4日公司已经申请设立，当时还没有核准，所以工商系统是无法查询，后工商信息显示公司核准成立时间为8月4日。故《股东协议》实际上只是入股的协议，是星某健身公司将李锦添名下15%股份转让给邹晓红。被上诉人郝青龙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邹晓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邹晓红、李锦添签订的《股东协议》；二、李锦添立即赔偿邹晓红损失23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一部分以20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14日起暂计至2017年5月13日为26125元，后续利息计至李锦添全部清偿时止；一部分以3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2月31日起暂计至2017年5月30日为3443.75元，后续利息计至李锦添全部清偿时止）；三、郝青龙对李锦添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李锦添、郝青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14日，邹晓红与李锦添、郝青龙签订一份《股东协议》，约定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三方同意出资成立公司。该《股东协议》第三章第三条约定：设立的某健身会公司，法定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某艺术大厦3层。第五章第八条约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万元整。第九条约定：认缴注册资本：李锦添对公司的资本认缴出资额为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1%，李锦添的出资形式为货币资金。郝青龙对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出资额为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郝青龙的出资形式为货币资金。邹晓红对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出资额为2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邹晓红的出资形式为货币资金。其余注册资本认缴以技术类或者零散投资为准分配，单股股份不得高于总股份的10%。上述《股东协议》签订之后，邹晓红于2014年8月15日向李锦添账户支付20万元。案外人艾朗特思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朗特思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向李锦添账户支付3万元。2017年4月10日，艾朗特思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其于2014年12月31日向李锦添支付的上述3万元是代邹晓红向李锦添支付。2017年4月1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某健身会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4日，于2016年9月18日变更名称为深圳市星某时尚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某健身公司），住所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百门前工业区5栋7楼，股东为李锦添（持有40%股份）、曾某（持有30%股份）、袁某（持有30%股份）。因无法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取得联系，星某健身公司于2017年3月2日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另查：李锦添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李锦添、曾某、朱某、袁某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主要记载如下内容：“兹证明邹晓红于2015年5月10日参加过某健身会股东大会，其股权由股东李锦添代持，特此证明。证明人：郝青龙。”2015年1月8日，姚灿安与郝青龙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郝青龙以0万元转让其持有深圳市某健身会股权27%中的5%给姚灿安。李锦添作为公证人在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深圳市某健身会在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公章。2016年8月23日，李锦添与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城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某艺术大厦1-3楼）签订一份关于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广场《商铺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书，终止了深圳市某健身会的相关租赁事宜。2016年8月23日，李锦添与深圳某盛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深圳某盛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将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百门前工业区5栋7楼A区出租给李锦添用于健身服务。此外，李锦添提交了一份《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记载了2014年8月15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李锦添相关账户的流水。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股东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星某健身公司是否于签订《股东协议》之前成立不影响《股东协议》的效力。邹晓红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李锦添、郝青龙采取欺诈的方式骗取了其投资款。庭审中，李锦添对于其代持邹晓红股份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表示同意配合邹晓红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邹晓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李锦添、郝青龙根本违约，使邹晓红遭受经济损失为由要求与之解除上述《股东协议》、李锦添、郝青龙向其赔偿23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邹晓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94元，由邹晓红承担。本院二审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股东协议》于2014年8月14日签订，系星某健身公司的股东之一李锦添与郝青龙、邹晓红签订，《股东协议》约定三人共同出资成立公司，约定了拟成立公司的名称、地点、性质、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对合作各方的投入表述为“认缴出资”，还约定了各方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但工商信息显示，星某健身公司的核准成立时间为2014年8月4日，股东及持有比例分别为李锦添40%、曾某30%、袁某30%。李锦添主张《股东协议》系股权转让，其将所持星某健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邹晓红与郝青龙，因与《股东协议》的内容不吻合，本院不予采信。李锦添主张代邹晓红持有星某健身公司的股权，但不能提交相应代持协议，邹晓红不予认可，《股东协议》中也没有关于李锦添为邹晓红代持股权的文字表述，而其提交的郝青龙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具备证据力，故李锦添关于代持股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虽然《股东协议》的内容是关于公司设立，但《股东协议》签订前，星某健身公司已经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工商信息显示星某健身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4日，故李锦添系在星某健身公司已成立的情形下再次以公司设立的事由与邹晓红、郝青龙签订《股东协议》。《股东协议》约定邹晓红出资20万元，并备注了李锦添民生银行的个人账户作为接受出资的账户，双方确认邹晓红实际向李锦添个人账户转付23万元，邹晓红上诉主张其基于成为星某健身公司的股东而履行了相应出资义务，本院予以采信。工商信息显示星某健身公司的原始股东从未发生过变更，李锦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股东协议》签订后其本人或星某健身公司的其他股东有向邹晓红提出股权转让意愿而邹晓红不予接受，或邹晓红曾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取得过分红以及有其他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李锦添在收到邹晓红的出资款后并未转给星某健身公司，其提交银行流水交易记录主张该部分款项已用于星某健身公司的经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邹晓红案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诉请解除《股东协议》、李锦添返出资款，本院予以支持。李锦添无正当理由占用该部分款项，邹晓红主张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李锦添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6日起，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邹晓红诉请郝青龙对李锦添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邹晓红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二、解除2014年8月14日上诉人邹晓红与被上诉人李锦添、郝青龙签订的《股东协议》；三、被上诉人李锦添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邹晓红返还出资款23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6日起，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均计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邹晓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上诉人李锦添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94元，均由被上诉人李锦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