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3民初8596号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519号明泽丽湾1栋C座21层1-6室法定代表人：杨登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涛、江炜珍，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武汉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715号。法定代表人：张家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琳、武磊，公司职工。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鑫洪珞公司）与被告武汉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农业担保公司）财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鑫洪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涛、江炜珍、农业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琳、武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洪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农业担保公司向鑫洪珞公司支付咨询费2593513.72元；2.判令农业担保公司自2016年11月2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直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时止（截止至起诉之日为246383.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农业担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湖北大信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信公司）与农业担保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签订《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就农业担保公司收到的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武地税稽罚告10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中的处罚事项委托大信公司提供咨询业务，委托时间自2016年10月20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双方还约定大信公司完成委托业务费用按照被告节省金额的20%收取，并应在取得税务机关的最终文书后三日内支付完毕。大信公司接受农业担保公司的委托后，积极协调沟通。经过不懈的努力，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武地税稽处。(2016）19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最终决定被告补缴印花税507.3元、滞纳金及个人所得税651632.64元，免予交纳企业所得税8761168.18元及行政罚款4706400.42元。依据双方协议约定，农业担保公司在收到税务机关最终决定书后三日内应将咨询费支付完毕。农业担保公司实际节省金额为13467568.6元，应支付给大信公司的咨询费为2693513.72元。但截止至起诉之日，农业担保公司仅向大信公司支付10万元咨询费，大信公司多次与农业担保公司沟通均无果。大信公司于2017年5月4日更名为鑫洪珞公司，即本案原告。为维护鑫洪珞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及《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规定，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农业担保公司辩称，鑫洪珞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鑫洪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有关《营业执照》《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武地税稽罚告（2016）10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有关电脑记录“市农业担保公司”《文件截图》及谈话录音、有关100000元《银行回单》、武地税稽处（2016）19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原、被告的陈述等，本院组织了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有关证据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20日，大信公司与农业担保公司签订《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该约定书载明，农业担保公司是委托方，大信公司是受托方，委托内容为“企业所得税咨询业务”，具体由大信公司向农业担保公司提供“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武地税稽罚告[2016]10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涉税事项业务咨询。委托时间，2016年10月20日同年12月31日。农业担保公司负责向大信公司提供现行会计、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提供会计资料、纳税资料并保证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等。大信公司负责委派专业服务人员为农业担保公司提供约定服务，大信公司依法履行服务程序，保持其意见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有向农业担保公司解释的责任；费用及支付，按注册税务师行业收费有关规定，以大信公司各级别工作人员在本次工作中所耗用的时间为基础计算的，大信公司完成本次委托业务费用按农业担保公司节省金额的20%收取；在税务机关暂停执行对农业担保公司的税务处罚时，农业担保公司向大信公司预付100000元，在税务机关拟定初步结论后三天内，农业担保公司向大信公司预付应支付金额的60%，在农业担保公司取得税务机关的最终文书后三天内，农业担保公司向大信公司支付全部尾款；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导致大信公司从事本委托事项完成任务的实际时间较本约定书签订时预计的时间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时，双方应协商调整上述业务费用总额。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若最终税务机关未撤销对农业担保公司的处罚，大信公司没有为农业担保公司节省税费及罚款的，大信公司应当一次性全额退还农业担保公司已预付的全部费用，该费用应当自税务机关签发最终文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退还；在终止约定的情况下，大信公司有权就本约定终止之日前对约定事项所做的工作收取合理费用。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庭审中，鑫洪珞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武地税稽罚告[2016]10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上述税务稽查局告知农业担保公司，对农业担保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已经调查终结，即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处罚法》规定，告知如下：1.农业担保公司2012年至2014年度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761168.18元、印花税507.3元，合计8761675.48元。拟对农业担保公司少申报缴纳税款分别处以50%的罚款4380584.09元、253.7元；2.农业担保公司2012年至2014年度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651632.64元，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拟对农业担保公司处以50%的罚款325816.33元。农业担保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到稽查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视为放弃。罚款10000元以上有要求听证的权利，3日内提出听证申请。还提交了大信公司在电脑中工作的劳动成果记录，该记录载明内容有：2012年12月报表（资产报损）、2012-2015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自查）2013年12月报表（资产损失）、有关图片、报地税局稽查局诉求D、免予个税处罚报告、报市政府缓交税款报告、听证申请(有盖章)、自查整改报告、2011-2014缴税情况、资产损失申报合同、税务检查结论、撤销听证请求等。其中撤销听证请求载明，造成2012至2014年度补交税款的原因是会计核算时没有正确掌握和理解执行行政政策“担保赔偿准备金实行差额提取”所造成，未将2012-2014年度计提担保赔偿准备3503万元按转为当期收入进行纳税申报。2012年度农业担保公司支付代偿款5798万元已经无法收回（进入司法程序），属实际资产损失，2016年1月7日已取得当地税务所税务事项通知，后期能收回严格按规定转为当期收入申报所得税。按上述事项，农业担保公司对2012-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结果是：2012年度2014年度原申报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6544.28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4782.53万元、调减6481.62万元，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为4845.19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1211.3万元，已交1725.39万元，可留抵企业所得税514.09万元。2016年10月24日曾提出听证要求，现申请撤销听证，恳请重新进行审核，时间2016年11月2日，署名农业担保公司。还提交了录音一份，该录音载明，鑫洪珞公司龚某与农业担保公司财务人员朱某对话记录，双方对本案纠纷进行了一定的陈述，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还提交了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武地税稽处[2016]19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2012年、2013年、2014年农业担保公司少缴纳购销合同印花税合计507.30元；2012年、2013年、2014年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合计651632.64元，决定：农业担保公司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武汉市江汉区地方税务局补缴印花税507.3元、补扣、补缴个人所得税651632.64元。时间2016年11月17日，税务局盖章。农业担保公司对上述证据认为，《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真实性无法核实，是告知书不是最后处罚书，依照告知书主张权利是不正确的；对鑫洪珞公司的电脑文件夹截图及谈话录音均不予认可，没有农业担保公司的盖章，且不能证明鑫洪珞公司为减少罚款做了工作，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实；对银行回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仅是预付服务费，不认可证明目的；对《税务处罚决定书》，农业担保公司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且从告知书、决定书看出决定书中没有提到企业所得税及其罚款是否免除。直至今天，税务机关仍有权利向农业担保公司征缴税款，该证据不能证明大信公司为农业担保公司免除了缴纳企业所得税及罚款。对鑫洪珞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不认可。鑫洪珞公司陈述，告知书、决定书的原件均在农业担保公司。2016年10月28日，农业担保公司通过银行向大信公司转款100000元。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税务机关调取了有关农业担保公司税收缴纳处罚的档案材料，并将调查笔录对鑫洪珞公司、农业担保公司进行质证。鑫洪珞公司认为档案材料中显示的工资发放、奖金分配、稽查工作底稿均是鑫洪珞公司指导农业担保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交的。农业担保公司认为，笔录中记录的材料盖章有农业担保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大信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有关工作底稿中的财务报告等数据只能证明双方有税务咨询的事实，且按合同约定支付了100000元款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证后，本院予以采信。工商资料显示，2017年5月4日，大信公司更名为鑫洪珞公司。本院认为，鑫洪珞公司与农业担保公司之间是财会服务合同纠纷。2016年10月18日，武汉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农业担保公司下发“武地税稽发告[2016]10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农业担保公司，因2012年至2014年农业担保公司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761168.18元、印花税507.3元，拟对农业担保公司处以50%的罚款4380584.09元、253.70元，合计4380837.79元；个人所得税应扣未扣651632.64元，拟对农业担保公司上述所得税处以50%的罚款325816.33元。为解决上述问题，同年10月20日，鑫洪珞公司的前身大信公司与农业担保公司签订《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该约定书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约定书载明，鑫洪珞公司向农业担保公司提供企业所得税咨询，委托的项目和范围是对上述《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所涉税事项业务进行咨询，时间2016年10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完成本次委托业务费用按农业担保公司节省金额的20%收取。支付方式为，在暂停执行税务处罚时，农业担保公司向鑫洪珞公司预付100000元，在税务机关拟定初步结论后三天内，农业担保公司向鑫洪珞公司预付应付金额的60%，在农业担保公司取得税务机关的最终文书后三天内，支付全部尾款。双方对履行合同的时间增加或减少而所需费用总额约定通过协商调整；如未撤销处罚、没有为农业担保公司节省税费及罚款的，鑫洪珞公司退还全部费用。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出，2016年10月21日，在规定的时间内，农业担保公司向税务机关申请了听证，同年10月28日，农业担保公司向大信公司转款100000元。上述事实证明，农业担保公司与大信公司签订合同后，双方均在履行合同。虽没有证据证明听证过程和听证结果如何，但是，从“武地税稽处[2016]19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看出，该处理决定仅对农业担保公司2012年至2014年少缴纳印花税507.3元、个人所得税651632.64元进行了确认，并要求其依法补缴。由此，对照“武地税稽罚告[2016]106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中指出的“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761168.18元，并未在该处罚决定中。结合鑫洪珞公司提交的证据综合印证，因政策理解原因，未将2012年至2014年公司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金3503万元按转为当期收入进行纳税申报、2012年度代客户支付的代偿款5798万元已经无法收回未能税前扣除，之后取得了相应税务事项通知书。但是，上述代偿款不能排除该款今后收回的可能性，并转为当期收入。综合上述事实与合同约定条款认定，双方履行合同仅为“税务机关拟定初步结论”并不是“税务机关的最终文书”。因此，农业担保公司依约定应向鑫洪珞公司支付预付应付金额60%，其他尾款结算须以税务机关最后结论为准。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761168.18元、罚款4380584.09元，20%份额分别是1752233.6元、、876116.8元，其中60%分别是1051340.18元、525670元。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鑫洪珞公司请求判决农业担保公司支付咨询费1051340.18元、525670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法律规定，该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鑫洪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与事实法律相悖，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鑫洪珞公司与农业担保公司间的纠纷是财会服务合同纠纷，鑫洪珞公司的主要诉讼请求符合事实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咨询款1577010.18元及利息损失（以1577010.18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从2016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二、驳回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60元，由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760元，被告武汉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负担12000元（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付，被告武汉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应付部分与上述应付款一并支付原告湖北鑫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少柏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付涵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