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11746号原告：瞿邦治，男，194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被告：重庆市公证处，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组织机构代码45039616-1。法定代表人：刘乙，该公证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祺，男，该公证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强，男，该公证处员工。原告瞿邦治与被告重庆市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瞿邦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认定（1994）渝证内字第10839号《会议纪要公证书》、（1994）渝证内字第10842号《会议纪录公证书》、（1993）渝证字第3460号《公证书》、（1993）渝证字第3461号《公证书》这4份公证书错误；二、依据被告错误行为致使原告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精神伤害和健康损害的事实，判令被告就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费人民币三十万元整[经济损失是因为四份公证书提交法院被采信，从而导致瞿邦治21年来只得到64441.62元的补偿。安置房至今没有落实。从1995年的7月至1999年9月本应得到过渡门面，却没有得到，按照当时门面出租的价格为二百多元的计算，瞿邦治的损失就是将近9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瞿邦治是在接受拆迁人重庆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台庆公司）服务的消费者，可以就此请求得到三倍的赔偿。1999年9月-2015年11月瞿邦治应该根据拆一还一，而没有得到，这一损失也是一百万元。仅请求经济损失28万元，精神抚慰金2万]；三、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瞿邦治于1994年7月及其之前拥有重庆市渝中区新衣服巷28号拥有一套非住宅房屋。1994年7月23日，原房所在较场口片区公开张贴《房屋拆迁公告》载明:拆迁人系台庆公司，拆迁实施单位系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下称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该公告还承诺：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等。瞿邦治于同年同月28日与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签订了较拆（字）非0003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新房以产权调换形式原地安置；自行过渡1年，在本片区内解决临时门点和增加购买10㎡新房产权等。协议系格式合同，由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提供且签章。事后得知，拆迁人台庆公司及其负责人蔡德仪拒绝签认协议，理由是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盖章；重房发（1993)276号、重房发（1993)294号、重建委发（1993)413号和重房发（1994)36号文件形成链条证据，共同证实：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没有法人资格、开发资质和营业执照；瞿邦治拆迁协议系拆迁人台庆公司及其负责人蔡德仪与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串通欺诈而签订。而重庆市公证处在这一欺诈行为的实施且得逞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弄虚作假且十分不光彩的推手角色。1998年6月至2015年6月，瞿邦治在海峡两岸状告台庆公司及其负责人蔡德仪。蔡德仪向法院提交（1994)渝证内字第10839号《会议纪要公证书》及其附件，用以证实“已将拆迁安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了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以下称工程建设拆迁办）”，故而不再承担对瞿邦治的补偿、安置等法律责任。由于公证文书具有很强的证据证明效力作用，在屡次经过法庭采信后，瞿邦治承受了21年来屡诉屡败的冤屈。1999年7月以来，瞿邦治发现经过重庆市公证处公证的4份公证文书歪曲事实真相，侵犯瞿邦治拆迁安置等合法权利。于是，瞿邦治求助于重庆市司法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请求维护合法权利，责令重庆市公证处纠正错误，还原事实真相，挽回瞿邦治由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市司法局还向瞿邦治提供了相关公证文书档案。瞿邦治据此了解到重庆市公证处违规违法办理公证文书的过程、证据和事实。自1999年7月以来，瞿邦治以利害关系人身份不间断地致函或走访重庆市公证处，请求撤销前述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文书，多年以来却遭到了重庆市公证处的无理拒绝。重庆市公证处在办理前述公证文书中的违规违法行为：1、未依法审査公证双方的主体资格、营业执照、开发资质、拆迁许可证和相应资金。公证员严重违规，重庆市公证处严重失职。2、认定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不确：当年蔡德仪真实身份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身份另有其人，即营业执照中载明的晏明；当年魏怡的真实身份系副主任，法定代表人身份另有其人，即市房管局副局长主任赵兴俊。3、蔡德仪在3460号、3461号《公证书》中的签名与其在10839号、10842号《公证书》中的签名差异明显，前者存疑。瞿邦治申请笔迹鉴定，以查明真相，重庆市公证处不理不睬。4、《公证书》认定工程建设拆迁办受让台庆公司拆迁安置权利义务主体资格不合法：据重编(1993)85号批复，工程建设拆迁办仅为市房管局属下的一个处级事业机构，没有法人资格、没有开发质证、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相应资金（注册资金仅为147.75万元），既不是拆迁人又不是拆迁实施单位，还没有在拆迁协议上签章。这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5】5号文件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重庆市公证处应依法纠正这些错误，且承担对利害相关人瞿邦治的赔偿法律责任。5、1998年6月29日，渝中拆【1998】5号文件证实拆迁人仍然是台庆公司，并没有变更为工程建设拆迁办，因此任何关于“拆迁安置的权利、义务已经转移”的谎言不攻自破。6、10839号公证文书及其附件中提及的变更为履约一方的重庆市市政建设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政工程拆迁办）却没有证据证实其为具有拆迁安置经营项目的法人企业，而且负责实施具体工作的单位重庆市市政建设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十八梯片区改造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政工程拆迁办十八梯办公室）也没有营业执照证明其合法存在的身份，更没有证据证实现拆迁实施单位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就是由市政工程拆迁办十八梯办公室更名而来。7、动迁已先于1994年7月23日由拆迁人台庆公司全权委托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具体实施，后于1994年8月23日由台庆公司串通工程建设拆迁办、使用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公章欺诈办理的前述公证书违背这一事实真相，不真实，不合法。8、公证员刘乾纪一人独办4份公证书违规违法；在1993年8月11日下午4:10询问“1992年9月5日张忠惠等10单位10位同志的签字及93.7.19下午《会议纪要》蒋文汉、赵兴俊、魏怡等的会议是否均属实？这些人是代表单位还是个人？”不规范，以蔡德仪等回答为认定依据错误。9、“合约书”中拾肆条【法令修改】时台商不受约束之条款不合法。10、“合约书”中贰拾壹条【仲裁单位】中约定（大意）：台商不服北京仲裁可申请国际仲裁之条款有损国威国法。11、公证涉嫌前后变更落款日期、随心所欲地更改原始文书、莫名其妙地删除原签名者等造假行为。以10842号公证书为例，会议记录原本时间系1993年10月20日，签约落款时间系1994年8月12日，公证时间系1994年8月23日。该记录签名原本拆迁办二人：赵兴俊、魏怡；台庆公司二人：晏明、蔡德仪；尔后均将前一人随意删除。原文3处“房管局”；后将第一处修改为“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却执意保留其余两处“房管局”；以达到弄虚作假、满足台商一箭三雕的奢望，三雕为：房管局、工程建设拆迁办和工程建设十八梯指挥部，一个都不放过。12、1994年8月17日，重庆市公证处收取台庆公司公证费用人民币肆仟元整。这是4份公证书费用。这表明重庆市公证处再次违规违法且弄虚作假运作。重庆市公证处成为台商呈堂供述虚假证据证言、欺压瞿邦治的幕后推手。1998年6月至2015年4月，台商向两岸法庭提交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文书，隐藏《房屋拆迁许可证》原件背面记载“负责人：蔡德仪”等关键性证据；瞿邦治经屡屡提醒重庆市公证处依法撤销上述公证文书，还原事实真相，该处却不支持瞿邦治的合法请求，进而致使瞿邦治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蒙冤受屈、屡诉屡败屡不服，且合法权利被非法侵犯得不成体统；重庆市公证处业已堕落为同流合污、侵犯瞿邦治“原地安置”权、“优先购买”权、“平街安置”权和执行“拆一还一”法规原则和通行惯例的帮凶。1995年6月7日，台商与拆迁办通过《关于较场口片区新建面积划分会议纪要》等瓜分瞿邦治拆迁收益。台商分得将瞿邦治原地所建新房“集中使用”的权利，将含瞿邦治原地所建2905.77m2新房门面全部出售他人，最终毁弃通过产权调换形式原地安置瞿邦治等承诺、约定和法定义务；拆迁办分得原本必须由台商承担的该“项目在经营建设活动中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的非法虚假转让权利，最终以非原地安置、非拆一还一、非平街安置、非优先购买等强制性地野蛮安置瞿邦治的权利，打压瞿邦治。这些都与重庆市公证处前述违规违法公证行为之间形成因果关系。21年来，瞿邦治的拆迁款仅64441.62元；安置房没依法兑现；拆迁协议条款无一履行；以平街层过渡门面安排为例，1995年7月至1999年9月，拆迁办出租收益高达250元/月/m2，而支付给瞿邦治的经济损失补偿费却低至14元/月/m2。如果没有经过公证的前述权力寻租行为，如果没有经过公证的前述串通行为，如果没有重庆市公证处为拆迁人台庆公司及其负责人蔡德仪前述违法侵权行为进行违规违法的公证，台商的“己经将拆迁安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拆迁办”的伪证谎言还有骗人的资本吗？一切依法办事，协议不折不扣地全面履行，其纠纷就不会发生。综上所述，瞿邦治提出的侵权赔偿请求理应得到法院的主张，诉讼费等相关费用也必须由重庆市公证处如数承担。重庆市公证处辩称，第一、瞿邦治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实际情况是，（1993)渝证字第3460-3461，(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办理时间分别是1993年和1994年。2001年重庆市公证处、重庆市司法局已对相关《公证书》进行了审查，确认《公证书》无过错后向瞿邦治进行了答复。瞿邦治不服向司法部申请了行政复议，亦未得到支持（司法部司复决字[2001]第3号不予受理决定书）。2006年瞿邦治就相关公证已提出过行政诉讼，渝北区人民法院亦进行过相应的处理。瞿邦治无新事由和证据再次起诉本已属重复起诉，同时出具公证书距今已超过二十年，已超诉讼时效，其诉求不应再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第二、对公证书复查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2006年颁布的《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法》颁布前司法部的《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曾规定，公证处或者它的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如发现已经发出的公证文书有不当或者错误，应当撤销。上述法律法规均确认对公证书的复查应由公证机构及其上级司法行政机构进行，瞿邦治诉请人民法院确认公证书违法已超出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第三、瞿邦治要求公证处赔偿无事实依据。瞿邦治既非（1993)渝证字第3460、3461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书》的当事人，更与公证事项无利害关系。较场口旧城改造工程是我市第一个与台商合资进行综合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具有较大影响，故有台庆公司参加的涉及较场口地区旧城改造的有关会议，都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1993)渝证字第3460、3461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书所涉的“合约书”、“会议纪要”均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市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关注下形成的，会议纪要的内容为工程建设拆迁办与台庆公司内部的权益分配问题，与瞿邦治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不影响瞿邦治的拆迁安置权益，瞿邦治与台庆公司的拆迁争议与公证无涉。第四、（1993)渝证字第3460、3461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行为均发生2006年《公证法》颁布前，理应适用当时的《公证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而当时的《公证暂行条例》并未规定公证机构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2006年《公证法》第四十三条才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纵观（1993)渝证字第3460、3461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经重庆市公证处及上级主管部门重庆市司法局的多次审查均确认公证无过错，故瞿邦治的诉求也无法律依据。第五、瞿邦治在起诉状中主张的其他事实，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7)渝高发民提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有认定，瞿邦治与工程建设拆迁办的相关争议亦已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渝高发民提字第52号终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瞿邦治应当尊重法院的判决，尊重法律。本案瞿邦治如认为（1993)渝证字第3460、3461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书》所涉的台庆公司与工程建设拆迁办的会议纪要和合约书内容违法导致其民事权益损害，理应诉台庆公司与工程建设拆迁办要求赔偿。（1993)渝证字第3460、3461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10842号《公证书》仅对申请人的签名、盖章行为的真实性进行证明，无确权的法律效力，并不导致瞿邦治的权利遭受影响。《公证书》并无导致瞿邦治经济损失的可能，相反因公证书确认了台庆公司与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工程拆迁办）在会议纪要上签名、盖章的真实性，更有利于减轻瞿邦治诉台庆公司与工程拆迁办的举证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求。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原渝中区新衣服巷XX号房屋（建筑面积60.8㎡）登记在瞿邦治名下。该房屋经原市中区拆许字（94）第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列入拆迁范围。甲方“重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房地开发公司）与乙方“台庆公司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筹备处）及晏明先生”于1993年8月7日签署《重庆市较场口片区房地产开发合约书》，该合约书“甲方”处存在房地开发公司盖章与“李智”签名，“乙方”处存在台庆公司盖章与“蔡德仪”签字。重庆市公证处于1993年出具（1993）渝证字第3460号《公证书》，证明房地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李智与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德仪于1993年8月7日签订了前面的《重庆市较场口片区房地产开发合约书》，经查，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约书上双方当事人签字、印章属实。房地开发公司与台庆公司分别在《重庆市房地综合开发公司、重庆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加快较场口片区建设会议纪要》上盖章，并同时存在“李智”与“蔡德仪”签名字样。重庆市公证处于1993年出具（1993）渝证字第3461号《公证书》，证明房地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李智与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德仪于1993年8月9日在前面的《会议纪要》上签字、盖章。工程拆迁办与台庆公司签署了《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司重庆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加快较场口片区建设第二次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约定工程拆迁办依据1993年签订的《关于变更重庆市市中区较场口片区改造工程“合约书”签订单位的报告》承诺接受……工程拆迁办取代房地开发公司在“合约书”中的法律地位作为甲方，享受和承担甲方在“合约书”及附件中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该会议纪要由工程拆迁办与台庆公司盖章，甲方代表人（或代理人）存在“魏怡”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存在“蔡德仪”签字。重庆市公证处于1994年8月23日出具（1994）渝证内字第10839号《会议纪要公证书》，证明工程拆迁办法定代表人魏怡与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德仪于1994年6月21日在工程拆迁办签订了上述会议纪要，双方当事人签字、印章属实。工程拆迁办与台庆公司于1994年8月12日签署《会议纪要》一份，该会议纪要由工程拆迁办与台庆公司盖章，工程拆迁办盖章下方存在“魏怡”签字，台庆公司盖章下方存在“蔡德仪”签字。重庆市公证处于同年8月23日出具（1994）渝证内字第10842号《会议纪要公证书》，证明工程拆迁办法定代表人魏怡与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德仪于1994年8月12日签订上述《会议纪要》，双方当事人签字、印章属实。“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于199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市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瞿邦治于1998年以拆迁安置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工程拆迁办、台庆公司，本院作出（1998）中区民二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一、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给付瞿邦治过度门面经济损失补偿费39900元，除已给付的26360元外，尚欠13540元。此款，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二、驳回瞿邦治其他诉讼请求。瞿邦治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1999）渝一中民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1998）中区民二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1998）中区民二初字第690号第一项；三、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于该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瞿邦治经济补助费15915元；从1998年8月起至安置时止，每月给付瞿邦治经济损失补助费1583.33元。瞿邦治不服该判决，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00）渝一中民监字第1667号通知驳回了申请。瞿邦治随后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该院作出（2002）渝高法民申字第51号通知驳回了申请。嗣后，瞿邦治继续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再次进行复查并作出（2006）渝高法民申字第237号民事裁定，指令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因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为一、五中级人民法院，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再审。2006年11月2日，该院作出（2006）渝五中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维持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渝一中民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瞿邦治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次提出再审申请，该院决定再审后，作出（2007）渝高法民提字第52号民事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五中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和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渝一中民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另查明，重庆市公证处于2001年8月24日对瞿邦治作出答复：一、对该处出具的（1993）渝证字第3460号公证书和（1994）渝证内字第10839号公证书无过错，不予撤销。二、上述两份公证书所涉及的内容已由当事人双方履行，至今未提出异议，故亦不存在撤销的问题。重庆市司法局于2004年12月7日对瞿邦治的申诉作出答复，认为其要求撤销（1993）渝证字第3461号《会议记录公证书》和（1994）渝证内字第10842号《会议记录公证书》的申诉与其拆迁安置利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故不予受理。瞿邦治于2006年以重庆市司法局为被告，重庆市公证处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撤销《会议记录公证书》（1994）渝证内字第10842号，该院作出（2006）渝北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瞿邦治的起诉。审理过程中，瞿邦治将诉讼请求金额减少为15万元。瞿邦志在审理中要求重庆市公证处再次复查（1994）渝证内字第10839号《会议纪要公证书》、（1994）渝证内字第10842号《会议纪录公证书》、（1993）渝证字第3460号《公证书》、（1993）渝证字第3461号《公证书》。重庆市公证处作出（2018）渝绝字第33号《不予复查决定书》决定不予复查上述公证书。瞿邦治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重庆市公证处撤销渝决字33号《不予审查决定书》，并在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公证复查决定》。瞿邦志随后向本院申请撤回该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瞿邦治于2015年向本院提起诉讼，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之规定。瞿邦治认为重庆市公证处的四份公证书侵害其权利，要求赔偿1995年的7月开始的相应损失，应当自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两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故瞿邦治本次起诉确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以及最长保护期限。其次，即使因为瞿邦治自拆迁以来一直另案起诉相关机构要求赔偿其拆迁安置权益，符合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公证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如公证机构或公证员在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且此过错给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公证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结合（1993）渝证字第3460号、3461号《公证书》，（1994）渝证内字第10839号《会议纪要公证书》、（1994）渝证内字第10842号《会议纪录公证书》的内容，上述内容系针对与该次拆迁过程相关各方签署相关协议会议纪要的过程进行公证。该公证事项并不针对上述协议、会议纪要的具体内容。瞿邦治本案所诉请之损失为其认为应当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应获得的权益，但其应获得拆迁安置赔偿权益，已由（2007）渝高法民提字第52号民事判决予以判决确认，其所述损失与上述公证事项以及公证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故对瞿邦治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瞿邦治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瞿邦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 科人民陪审员  王敬东人民陪审员  石红艺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白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