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7民初17496号原告：张国平，男，1975年1月11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先杆，上海国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核威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夏金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夏凤，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福建省核工业二九四大队，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法定代表人：王祥林，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君，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国平与被告上海核威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威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13日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8年12月2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其后，经原告张国平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福建省核工业二九四大队(以下简称“二九四大队”)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2月1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先杆、被告核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夏凤两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二九四大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君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拖欠的工资(提成款)527,625.69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13,960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4,1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7年8月进入被告核威公司工作，2017年7月3日，被告核威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但核威公司累计拖欠原告2014至2016年销售提成527,625.69元，且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3,960元。除此，被告未按规定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向原告支付二倍工资，合计34,100元。故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核威机械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确实在被告处提供相应工作，但被告是第三人的下属单位，原告经第三人派入被告处工作，其自身为第三人的事业编制人员，逐年的考核均由第三人进行，社保等也由第三人缴纳。故原告基于劳动合同关系，向被告提出的本案诉请，被告均不予认可。此外，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请金额本身，就拖欠工资527,625.69元而言，被告未拖欠原告工资，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过提成，被告仅支付原告业务招待费，支付方式为：被告提供额度，原告以实际消费的发票报销，故原告本案中主张的拖欠工资金额，被告不予认可。鉴于招待费不属于工资组成部分，故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亦不予认可。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被告是第三人的下属企业，原告是第三人的事业编制人员。2007年其将原告派入被告处工作，2017年其将原告调离了被告处，2018年4月原告办理完毕了向第三人的辞职手续。原告调入被告处后，其工资部分由第三人发放，部分工资由被告发放，但工资、补贴等均需经过其核定，唯有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提成款其未做核定，不清楚也不同意被告发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原告进入第三人处工作，编制为事业编制人员。2007年8月15日，被告成立，为第三人下属企业。同月，第三人调原告至被告处工作。2013至2016年，被告的销售管理办法中，载明原告的销售任务、任务分解和月工资分配、招待费及提成等内容，明确了提成办法和计算方式。2017年6月5日，被告出具2017年业务提成方案，明确2017年6月5日前生产销售单另含(2016年度销售单在2017年度所有开票销售单金额)，原告业务提成按2016年销售政策的8折执行，但须是货款到后的15天内兑现，且要除去2017年招待费报销后有多余的提成，其余按工资形式(含税)兑现或报帐方式，报账后在15天内兑现。被告销售业务费申请审批表载明申请开支金额、批准开支金额等内容。2017年7月1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调令，调原告至福州综合办报到。2017年7月3日，被告出具人事调动报告，被报告主体为“大队劳人科”，报告内容显示，原告的工作已经移交完毕，并请大队劳人科重新安排工作岗位。2017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索要销售业务提成款。2017年11月22日，被告向原告汇款15,098.79元，摘要为工资。2018年3月20日，原告向第三人提交《辞职申请》及《干部辞职申请表》，辞职理由为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及本人无法胜任现有工作岗位，本人选择辞职。2018年4月4日，第三人经研究，同意原告的辞职申请。2018年4月9日，第三人出具《关于同意张国平辞去现职的会议纪要》、《关于同意张国平辞去现职的函》，载明同意原告辞职。2018年4月23日，第三人向福州综合办地质医院消控室出具《关于同意原告辞职的通知》，确认原告辞去现职时间自2018年4月23日起生效。2018年7月2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拖欠的工资527,625.69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13,96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4,100元。2018年8月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松劳人仲(2018)办字第1939号裁决书：对于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处理。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发表如下意见并提供以下证据：(一)原告是否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称，其与被告及第三人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2007年时，第三人将其调入被告处工作后，视为解除事业编制，其即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2017年7月，第三人将其调回后，其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解除，并再次与第三人建立事业编制关系。被告则称，原告系第三人的事业编制人员，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原告填写的年度为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的《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绩效考评)登记表》一组、第三人在编人员花名册一组。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其2007年度至2017年度均有上述考核，但认为部分年度表格上的“直接领导评价意见”处填写人夏金辉即为被告法定代表人，故并不能以此证明其系事业编制人员，且第三人作为被告的上级单位，对被告员工考核也有其合理性。第三人述称，原告确系其事业编制员工，原告年度考核评定意见绩效考核等次均由其决定。(二)被告是否向原告发放过工资以及发放原因、发放标准为何？对此，原告称，被告向其发放的工资为每月3,100元基本工资加提成，并提供其制作的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的工资计算表一组，内容包括基本工资共计89,297.27元、销售提成225,733.10元(其中已支付部分为132,640.68元，未支付部分为93,092.42元)。被告称，原告在被告处担任销售经理，其岗位为外勤岗，不需坐班，无考勤，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后，被告向原告发放基本工资、岗位补贴、工龄补贴、保险津贴、综合纪律奖、其他补助、奖励等，均需经第三人核定，但原告主张的提成款并非报酬，而是需报销的费用，认可原告制作的工资计算表中涉及基本工资、销售提成已发放部分的金额，对于未支付部分金额不予认可，但销售提成不能作为计算平均工资基数的依据。第三人述称，被告向原告发放的工资、补贴等均需经其核定。(三)被告是否向原告支付过提成款，现是否仍有提成款未向原告支付以及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对此，原告提供销售业务费申请表四组，包括2014年度已兑现销售提成统计表、财务收据、销售业务费申请审批表一组，2015年度已兑现销售提成款统计表、财务收据、销售业务费申请审批表一组，2016年度已兑现销售提成款统计表、财务收据、销售业务费申请审批表一组以及对应其本案诉请中拖欠工资款项的销售业务申请审批表一组，并称其中已兑现的销售提成为：2014年245,996.81元、2015年244,772.28元、2016年59,906.71元，其本案中主张的款项与已兑现的款项所填表格一致，均经被告盖章确认，仅仅是少了“已兑现”的签字。提成款的发放条件为：根据被告的销售管理办法中约定的计算公式，以其促成订立的合同金额减去不含税的成本后，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再由被告和原告四六分成，具体领取过程则需原告填写申请单，经被告各部门流转审批后，方能得款。并认为即便原、被告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基于其付出的劳动，被告亦需向原告支付相应提成款。后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其系基于劳动合同关系向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对于上述证据中的销售业务审批表等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其中涉及已兑现的款项均已发放，但为业务费，系有条件发放。对于涉及原告诉请的审批表，仅能证明其给予了原告额度，原告需凭发票来报销，无发票则无费用。其支付给被告的为业务招待费，需实际发生后凭票据报销，且原告已明确其本案请求权基础为劳动合同关系，现被告与之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劳动合同关系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请均不应支持。第三人述称，被告曾发放给原告的提成款，其不知情也不同意。以上事实，有企业信息报告、交通银行补制回单申请书、银行交易清单、2013至2016销售管理办法、2017年销售提成方案、销售业务费申请审批表、销售提成申请审批表、调令、人事调动报告、律师函、催讨函、交通银行交易清单、2014至2016年销售提成款统计表、财务收据、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绩效考评)登记表、辞职报告、关于同意张国平辞去现职的会议纪要、关于同意张国平辞去现职的函，关于同意张国平辞职的通知、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具有稳定性、持续性、身份隶属性特征。确认劳动关系，除依法审核双方当事人是否系法律规定的适格主体、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外，还应着重查明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是否有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劳动关系的合意、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身份隶属关系等情况。本案中，原告系事业编制人员，其于2007年经第三人调派，方才进入第三人下属公司即本案被告处工作，此后直至原告从第三人处辞职，社会保险均由第三人缴纳，收入部分系第三人直接发放，另有部分根据被告及第三人所述，系被告经第三人同意后发放。原告虽称2007年至2017年7月间，其在解除与第三人的事业编制关系后，与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然上述说法显然与其逐年填报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以及辞职报告等相悖。而第三人既可将原告调入被告处，又可随时原告从被告处调回，且有权决定原告薪资发放标准等的行为，亦显示出第三人才是对原告进行相应的管理、约束的主体。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原告在存在事业编制人员身份的情况下，并非能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故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又称，即便其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完成销售任务后，被告亦应向其支付相应的提成款，然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原告亦明确其本案诉请系基于劳动关系而提出，故在本院认定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其以劳动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提出的本案诉请显然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国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张国平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沙 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林梅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