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澳思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城天街**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B9NJXR。法定代表人:洪冬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柳，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云飞，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代码91310105786734742N。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震，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澳思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思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29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澳思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柳、谢云飞，被上诉人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涉案作品与被上诉人请求保护的作品为同一作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为涉案若干首音乐电视作品为包含在被上诉人请求保护的作品中的“若干首音乐作品”，这样的“查明”本身就否定了上诉人请求保护的作品与该若干首歌曲为同一部作品。同时，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光盘视频内中包含若干首音乐作品的“认定”也等同于认定该作品为汇编作品，该若干首音乐作品为被汇编的原作品。被上诉人请求保护的作品与上诉人放映的作品不仅作品名称不一致，作品的类型也不一致。2.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是涉案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因此不能以自己是该若干首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汇编作品和被汇编的原作品是不同的作品。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是被汇编的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显然不能以该若干首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3.原审判决遗漏了本案必要的当事人，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本案中，只有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系侵权作品的前提下，上诉人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方不到庭，前述事实无法查清。因此，原审遗漏了重要当事人，并在没有查清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为侵权作品的前提下就做出上诉人侵权的判决，显然属于程序上有重大瑕疵。4.上诉人缴纳版权费的行为符合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规范，上诉人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正确的法律适用应基于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本案上诉人作为使用音乐电视作品的义务主体，已经依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法律规范向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著作权使用费。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上诉人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覆盖的使用者，应该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设计所受益、所方便的使用者。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不应承担民事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对该民事责任承担的处理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没有做到法律规范与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使得司法裁判的效果起到应起的引领和教育著作权市场的作用。这样的判决会严重的危害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健康发展，最终受损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5.即使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也明显过高。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程序有重大瑕疵，法律适用存在问题，对事实的认定及对当事人民事责任承担的处理均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在程序权利及实体权利上均有错误，理应予以撤销，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灿星公司辩称：1.涉案作品不是汇编作品，而是“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涉案作品与答辩人要求保护的作品为同一作品。被上诉人请求保护的《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中国之星》等作品具有独创性，凝聚了导演、摄影、剪辑、服装、灯光、特技、合成等创造性劳动。其内容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听歌时的表现、导师与歌手见面的形式、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与音乐的配合、乐队的演奏等内容，是歌手的表演、画面、音乐等元素融合为一体形成的综合表达，从而体现出节目的独特性，完全达到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对涉案作品而言，每首歌实质上是涉案作品中的一个片段，而且是最核心的部分，但并不能因为该片段具有价值、可以单独放映就否认整个节目作为一部完整作品的法律性质，正如不能因每个词语都具有自己的含义、价值就将一部小说看成文字汇编作品一样。上诉人公开放映的歌曲(音乐作品)与被上诉人要求保护的作品为同一作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2.被上诉人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对涉案作品提起诉讼。被上诉人提交了经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公证的涉案作品的作品登记证书复印件以及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的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调取的涉案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前述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作为著作权人，被上诉人当然有权对侵犯自己作品的行为提起诉讼。3.原审判决并未遗漏必要当事人，审判过程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涉案作品为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登记确认的作者或制片人、著作权人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侵权的音乐作品或歌曲是涉案作品的片段，根本不存在另外的制片人或作者，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有其它制片人存在或对涉案作品享有放映权。所以本案未遗漏必要当事人，审判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4.上诉人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版权费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上诉人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灿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澳思卡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侵权的音乐电视作品；2.澳思卡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以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8000元；3.澳思卡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国家版权局于2016年12月28日登记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6-I-00347350）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和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作品完成日期为2016年4月7日。灿星公司提交了《中国好歌曲》第三季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办理作品登记的11张备案光盘的U盘复制件，内容为《中国好歌曲》第三季1至11期的节目内容。其中，《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6期中包含了歌曲《再见》、《我俩》、《给你所需》、《十点半的地铁》、《她他》的现场演唱片段。2.灿星公司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其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权利卫士”取证软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文件。上述照片和视频文件证明取证人员于2018年7月17日来到位于江北区北城天街35、37、39号的“奥斯卡私人定制KTV”，取证人员进入该KTV的包房点播了涉案歌曲并进行放映。最后，取证人员取得了加盖澳思卡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发票。经过比对，澳思卡公司经营场所播放的涉案5首歌曲与灿星公司提供U盘中的相应歌曲的词、曲、演唱者、画面等方面基本一致。3.本案中，灿星公司主张的合理费用包含取证人员劳务费、差旅费、时间戳的服务费、律师费、取证消费费用、光盘、U盘等办公用品购置费用。4.澳思卡公司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著作权许可合同》、付费发票、（2017）鲁0202民初5017号案件中传票、诉状、证据（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灿星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著作权许可合同》、付费发票并不能证明澳思卡公司侵犯灿星公司著作权没有过错，对于（2017）鲁0202民初5017号案件中传票、诉状、证据，即使灿星公司授权给了第三人，但灿星公司仍有权以自己名义起诉。一审法院认为：1.《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由多期节目组合而成，每一期的内容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听歌时的表现、导师与歌手见面的形式、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乐队的演奏等内容，导演将歌手的表演、画面、音乐等元素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的表达，从而体现出导演的个性化特征，达到著作权法对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要求，应认定每期节目均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登记证书，可以作为其享有著作权的证据。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交了《作品登记证书》及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办理作品登记的11张备案光盘的U盘复制件，澳思卡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推翻涉案作品登记证书记载的内容。因此，可以认定灿星公司享有《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6期的著作权，有权向未经其许可使用涉案作品的侵权使用者主张权利。3.澳思卡公司辩称灿星公司已经将涉案作品以排他许可的方式授权给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能再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澳思卡公司提交的相应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授权的内容为“被授权方有权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对授权标的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维权”，并未排除灿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维权，故对澳思卡公司的该抗辩不予采纳。4.澳思卡公司在其经营场所内通过点播系统放映设备公开播放被诉歌曲，被诉歌曲与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作品中的相应歌曲词、曲、音源、画面等内容基本一致，其行为侵犯了灿星公司对《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6期享有的著作权。澳思卡公司抗辩涉案歌曲与《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不是同一部作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5首歌曲剪辑于《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6期，澳思卡公司使用该5首歌曲的行为，事实上是使用《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6期的部分片段，该使用部分作品的行为同样侵害该作品的著作权。5.澳思卡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澳思卡公司辩称其与音集协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合同，缴纳了版权使用费，主观上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澳思卡公司为证明上述观点提供的相应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澳思卡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其经营场所播放的案涉歌曲的来源，且澳思卡公司作为KTV经营者亦应当知道音集协并非有权管理所有歌曲。本案中，音集协并未管理案涉歌曲，故澳思卡公司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就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6.关于赔偿金额，灿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或澳思卡公司的违法所得。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流行程度、澳思卡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以及灿星公司为制止侵权产生了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25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澳思卡公司立即停止侵犯灿星公司对《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第6期（含有《再见》、《我俩》、《给你所需》、《十点半的地铁》、《她他》五首歌曲）音乐电视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并从曲库中删除前述侵权歌曲；2.澳思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2500元；3.驳回灿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澳思卡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当庭提交了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出具的授权书，其内容为：“2016年9月30日，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灿星）向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宝声）出具《卡拉OK业务领域独家许可使用授权书》，将该授权书附件一《音乐类电视节目》影像的著作权授权广州宝声在卡拉OK业务领域内进行使用，广州宝声对此享有独家专有授权且可以转授权，同时，广州宝声有权在授权书授权范围内对授权标的以自己的名义维权。现为了大力打击侵权行为，广州宝声授权上海灿星对重庆地区著作权侵权案件以上海灿星名义进行维权。”经质证，上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并非新证据。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作品的类型；2.被上诉人是否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3.被上诉人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4.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当事人；5.上诉人的行为性质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现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涉案作品的类型上诉人认为，其放映的涉案歌曲均构成独立的音乐作品，前述独立的音乐作品包含在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中，因此后者属于汇编作品。上诉人放映的歌曲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二者在作品名称和类型上并不相同，因而不属于同一作品。被上诉人认为，其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不是汇编作品，而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上诉人放映的涉案作品系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的片段，因而属于同一作品。本院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属于综艺节目影像，内容包括歌手演唱、现场乐队演奏、导师听歌、导师与歌手交流互动等，其连续的画面反映出制片者的构思、表达了某种思想内容，因而应当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汇编作品是指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所谓汇编，是指汇总编辑，强调对已有作品或材料的选择和编排。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系根据内容策划、歌手表演、镜头拍摄、画面选择、后期剪辑等过程完成，是表演、音乐等多元素融合的综合表述，并非是对已有作品或材料的汇总编辑，因而不是汇编作品。3.上诉人放映的涉案歌曲属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的片段，即使其可以单独构成作品，亦不足以反推前者就当然属于汇编作品。诚如小说《红楼梦》，其内容包含诸多可单独构成作品的诗词，但不能因此而认定其属于汇编作品。4.需要指出的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与汇编作品并非同一分类标准下的不同作品类型，二者并非并列关系。与前者对应的作品类型是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等，而后者属于演绎作品的范畴，与演绎作品对应的作品类型是原作品，在演绎作品项下，与汇编作品对应的作品类型是改编作品、翻译作品等。因此，在认定作品类型时，不能以某一作品属于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就当然否认其不属于汇编作品，反之亦然。二、关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被上诉人提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且上诉人未举示反证，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一审法院的相关论述清楚、完整、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还主张，其放映的涉案歌曲均可单独构成作品，这些歌曲只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的片段，即使被上诉人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也不意味着其对该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享有著作权。本院认为，上诉人前述主张成立的前提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属于汇编作品，如前所述，涉案作品不是汇编作品，故上诉人的前述主张不能成立。事实上，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系经内容策划、表演、拍摄、剪辑而成，其内容包括上诉人放映的涉案歌曲，上诉人并不能证明其放映的涉案歌曲在前述作品完成前就已存在。三、关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其理由是：1.上诉人放映的涉案歌曲可单独构成作品，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是前述歌曲的著作权人。2.即使被上诉人是前述歌曲的著作权人，但其已将前述作品在卡拉OK业务领域的著作权独家许可给了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故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1.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不是汇编作品，无论是该作品的整体还是片段，亦不论该片段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作品，被上诉人均享有著作权。2.关于被上诉人已将涉案作品在卡拉OK业务领域的著作权独家许可给了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问题，鉴于后者已于2017年1月18日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反授权，故前述情形已不构成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障碍。四、关于追加当事人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其放映的涉案歌曲属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的片段，但该片段可单独构成作品并可单独使用，故本案应当追加该片段的制片人为当事人。本院认为，上诉人放映的涉案歌曲属于被上诉人享有著作权的涉案作品的片段，上诉人并未证明存在其他制片人，故其关于追加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五、关于上诉人的行为性质认定及责任承担上诉人未经许可放映了被上诉人享有著作权的涉案作品的片段，侵犯了被上诉人的放映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责任问题。上诉人认为，其已经向音集协缴纳了著作权使用费，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覆盖的使用者，应当是该制度设计所受益、所方便的使用者。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一项为了降低大规模著作权许可成本、提高许可效率的制度安排，方便权利人行使权利和方便使用者获得授权是该制度的两项重要立法价值。不同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并非是对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限制，其制度价值基础是私人自治。对著作权人而言，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其权利而非义务，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不会导致法律对其作品保护标准的降低。对使用者而言，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作品使用费亦不能免除或减轻其避免侵犯非会员作品著作权之义务。即便上诉人已向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著作权使用费，但其以此为由主张其未经许可使用被上诉人的作品不具有过错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应当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和上诉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无法查明，故一审法院依据前述规定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确定赔偿金额过高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重庆澳思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志强审判员谭颖审判员 张      琰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胡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