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135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严某1，女，196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上诉人（一审原告）：严某2，男，199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章义，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1，男，196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2，男，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审第三人：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50号。法定代理人：向某，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明，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钒滢，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严某1、严某2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一审第三人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建筑公司）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某1、严某2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判令由严某1继承被继承人杨兆武所享有的广州市芳村××铺房屋承租权的六分之一的承租权份额，连同属于严某1所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二分之一的承租权份额，请求确认严某1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二的承租份额；3.依法判令严某2继承涉案房屋六分之一的承租权份额；4.依法判令杨某1向严某1和严某2返还自2017年4月起按照市场价值所计算的租金收益19500元；5.依法判令严某2、杨某1和杨某2、第二建筑公司协助严某1办理将涉案房屋承租人变更为严某1的相关手续；6.依法判令涉案房屋由严某1和严某2使用；7.本案一审和二审受理费全部由杨某1负担。事实及理由概述如下：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即提供给第二建筑公司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3日并盖有杨兆武私章的《报告》（详见判决书第5页第7-19行），系伪造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1.2013年10月1日杨兆武因“脑出血”跌倒开始入院治疗，在2013年12月23日期间神志不清，记忆模糊，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入院记录》可以证明，杨兆武在发病治疗期间，明显处于脑中风后的痴呆状态，又因为“脑萎缩”，故在反应智能的计算力和记忆力方面呆滞即表现为不合作，且杨兆武右侧肢体乏力，言语不清，精神状态很差，不可能表达出《报告》中所述的逻辑清晰、言语流畅的文字内容，更加不能独自完成签名或者盖章民事行为。《报告》完全是杨某1为了私吞涉案房屋承租使用权而刻意伪造的，即冒用杨兆武的名义打印出上述《报告》，之后偷盖杨兆武的私章完成，之后，持该伪造的《报告》骗取第二建筑公司的信任并与其重新签订《租用协议》。显然，伪造的《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采信该伪造的证据认定事实，是错误的认定。2.《报告》述称“贵公司将我永迁安置到芳村桥东小区即荔××××8商铺，其实，该房屋是我儿子杨某1使用的，他才是拆迁户，我是其代理人（见判决书第5页第12-14行）”，明显与事实不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的合同相对人是杨兆武和第二建筑公司，并不是杨某1，该协议充分证明拆迁户是杨兆武而不是杨某1。涉案房屋是对杨兆武居住的坐落在广州市解放中路315号房屋拆迁征用的安置，不是对杨某1居住房屋拆迁的安置。杨兆武才是被永迁安置到涉案房屋的合法承租使用权人。杨某1对涉案房屋及广州市解放中路315号房屋既没有房屋所有权，也没有承租权，怎么能成为拆迁户呢？很显然，《报告》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该报告是杨某1精心设计伪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私吞涉案房屋的承租使用权。（二）一审法院认为“在杨兆武死亡前，该址的承租人已变更为杨某1，故该址的使用权人也并非杨兆武。若两原告认为第二建筑公司与杨某1签订的《租用协议》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两原告的权利，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而不能直接要求继承杨兆武对该房屋的承租权（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9行一倒数第5行）”，认定事实错误。1.众所周知，公租房作为国家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生活的一种政策福利，一般都是一家人共同居住使用，由一个人作为户主即签约代表与房屋管理部门签订相关《租赁合同》。即便是杨某1与第二建筑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了《租用协议》，也改变不了严某1、严某2与杨某1作为一家人共同承租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同样改变不了严某1、严某2与杨某1共同承租使用涉案房屋和收益的权利。一审法院将杨某1作为涉案房屋的共同承租签约代表行为，错误理解为其一个人享有该房屋的使用权，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对严某1、严某2不公平。2.无论《报告》是否伪造，杨某1与第二建筑公司重新签订《租用协议》，仅证明杨某1作为与严某1、严某2共同承租使用涉案房屋的签约代表，重新就涉案房屋签订了租赁合同，不代表涉案房屋由杨某1一个人承租使用和收益。3.《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住宅用房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死亡的。其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家庭成员可以继续履行承租。”《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严某1与杨兆武从1988年认识，1994年开始共同生活在一起，于××××年××月××日正式登记结婚，从拆迁的广州市解放中路315号房屋到安置的涉案房屋，直到2017年杨兆武去世，严某1与杨兆武共同生活了20余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严某1作为杨兆武的配偶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完全享有优先承租和共同承租使用涉案房屋的权利。二、一审法院认为“杨兆武并非被拆迁的广州市解放中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广州市芳村桥东小区即荔××××8商铺的产权人也并非杨兆武，而是第二建筑公司，故不属于杨兆武的遗产（见判决书第6页第11-13行）”，一审法院没有适用继承法，是适用法律错误。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施行，公有住房承租权逐步允许转让、转租、上市交易，具有了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使公有住房承租权具备了独立的私有财产的性质，因此，公有住房承租权可以如普通财产一般作为遗产继承。据《人民法院报》2015年04月02日第6版报道，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南法民初字第03056号李义达诉向文娟继承纠纷案，即认定公有住房承租权可以作为遗产继承。《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有住房承租权即属于该第三条第（七）款规定的“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依法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产权人不是杨兆武，公有房屋的承租权不可以继承，而不适用继承法，是适用法律错误。杨某1辩称：我从小就在涉案地址居住和经营，没拆迁之前就在那里生活、结婚，拆迁后安置我去芳村居住，解放路和芳村的档口是我在长期交租。我同意一审判决。杨某2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第二建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相关的情况我方予以确认，我方同意一审判决。严某1、严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严某1继承被继承人杨兆武所享有的广州市芳村添祥街××铺房屋承租权的六分之一的承租权份额，连同属于严某1所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二分之一的承租权份额，请求确认严某1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二的承租份额；2.判令严某2继承涉案房屋六分之一的承租权份额；3.判令杨某1、杨某2向严某1、严某2返还自2017年4月起按照市场价值所计算的租金收益19500元；4.判令严某2、杨某1、杨某2、第二建筑公司协助严某1办理将涉案房屋承租人变更为严某1的相关手续；5.判令涉案房屋由严某1、严某2使用；6.诉讼费由杨某1、杨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兆武与严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严某1婚前已与他人生育儿子严某2。杨兆武与前妻区瑞珍在1969年离婚，双方生育儿子杨某1和杨某2。1995年1月12日，杨兆武与第二建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由第二建筑公司拆除广州市解放中路××号房屋，杨兆武是该屋使用人，第二建筑公司在芳村区桥东小区自编号第××幢首层的铺面永迁安置给杨兆武继续营业。根据《营业执照》的记载，越秀区中华电器店的地址在广州市解放中路××号地下内，负责人是杨某1，经营期限至1997年4月14日止。杨某1的户籍当时在广州市解放中路××号地下，户内实有人口1人。1995年4月29日，杨某1领取了桥东小区第16幢首层西××档的钥匙（当时未有门牌，曾自编门牌为××之8铺，现址为广州市芳村区兴东路紫香街××铺）。2006年6月22日，严某1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黄某军签订《房屋租约》，将××之8铺出租给承租人，租赁期限从2006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月租1380元。2013年7月30日，严某1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黄某勉签订《合同》，约定将××之8铺出租给承租人，租赁期限从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月租1650元。2013年12月23日，杨兆武向第二建筑公司提交《报告》，内容为：“本人杨兆武，贵公司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穗府（1994）76号文，对坐落在广州市解放中路××号房屋进行拆迁征用，由于历史原因，于1995年1月12日与贵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公证（95）穗荔证内字第1829号，同时贵公司将我永迁安置到芳村桥东小区即荔××××8商铺，其实，该房屋是我儿子杨某1使用的，他才是拆迁户，我是其代理人。现声明：上述房屋由我儿子杨某1继续向贵公司承租、交纳租金，日后上述房屋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纠纷，均与我无关，该房屋的债权债务均由杨某1一人承担和享有。”杨兆武在《报告》落款处加盖私章并纳印指纹。同日，杨某1也在《报告》下方书写：“本人杨某1，原是解放中路××号房屋的被拆迁户，理应承担。”2014年1月28日杨某1与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租用协议》，内容为：第二建筑公司因解放路扩路拆迁，永迁安置杨某1到荔××××8的房屋，作商业使用，第二建筑公司同意租用给杨某1，杨某1同意承租。2014年4月14日，杨某1与黄某勉签订《协议书》，约定：一、黄某勉自动解除之前与严某1所签的紫香街××商铺的租赁协议，二、黄某勉在2014年4月20日前将该铺交还给杨某1，……四、杨某1同意签署本协议时一次性支付黄某勉搬迁补偿款15000元，……。此后，黄某勉根据该协议收取了杨某115000元，杨某1此后收回该商铺并在该商铺从事经营。第二建筑公司于2004年8月3日取得广州市芳村区兴东路紫香街××铺产权证。杨兆武于2017年8月3日报死亡注销户口。一审法院认为：杨兆武虽然与第二建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由第二建筑公司提供广州市芳村区兴东路紫香街××铺给杨兆武永迁安置，但杨兆武并非被拆迁的广州市解放中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广州市芳村区兴东路紫香街××铺的产权人也并非杨兆武，而是第二建筑公司，故不属于杨兆武的遗产。现第二建筑公司已于2014年1月28日与杨某1签订《租用协议》，约定将广州市芳村区兴东路紫香街××铺出租给杨某1使用，杨某1也同意承租。即在杨兆武死亡前，该址的承租人已变更为杨某1，故该址的使用权人也并非杨兆武。若严某1、严某2认为第二建筑公司与杨某1签订的《租用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严某1、严某2的权利，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而不能直接要求继承杨兆武对该房屋的承租权。据此，严某1、严某2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予以驳回。杨某2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严某1、严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92元，由严某1、严某2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严某1、严某2提交了如下新证据：证据1.三份病历，拟证明首先2013年12月19日病历记载了杨兆武在2013年10月1日因脑出血跌倒开始住院治疗。12月23日期间神志不清，记忆模糊，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杨兆武在发病期间明显处于脑出血后的痴呆状态，因为脑萎缩在反应智力的计算力和记忆力方面呆滞，即表现为不合作，而且杨兆武右侧肢体乏力，言语不清，精神状态很差，不可能完成报告中所述的逻辑清晰、言语流畅的文字内容，更加不能完成签名或者盖章等民事行为能力。报告中使用的印章，是杨某1私刻了杨兆武的私章，并持有该报告骗取第二建筑公司的信任签名，因此该报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是伪造的报告。证据2.房屋租约，拟证明是2006年6月22日与租客签订的，也就是杨兆武生前，涉案房屋就是由严某1、严某2在管理使用收益。证据3.报告，拟证明涉案房屋是杨兆武一直在使用管理，与杨某1的报告所述内容完全相矛盾。从安置协议上看，合同的相对人是杨兆武，该报告的申请也是杨兆武足以证明杨某1提供的报告说“杨兆武只是代理人，涉案房屋实际使用人是杨某1”，是违背事实的。杨某1质证称：1.病历问题。杨兆武长期和我一起居住，杨兆武2013年10月中风是我带着去医院，这份病历是总院打印的，上面都没有严某1、严某2签名。杨兆武发病时，严某1、严某2根本不管杨兆武，也不来看杨兆武。杨兆武住院抢救回来后，还唱革命歌，可以自己吃饭，身体恢复的很好。2.租约问题，其实严某1、严某2没经过杨兆武的同意的，我问过这个房客，是谁租给你的。房客说，是我的亲戚租给他的。我发现后，就让租客搬走。严某1甚至没和租客说和杨兆武结婚了，只说和杨兆武是亲戚关系。3.报告。我和杨兆武相依为命，我也会让杨兆武帮我办点事，杨兆武自己有房屋居住，在我对面，也就是解放中路××号。我和杨兆武都做生意，互相照顾的。第二建筑公司质证称：1.三份病历，我方不清楚这方的情况。2.租约，也不清楚，在一审期间严某1、严某2也提交过这份证据，杨某1在2013年向我们说过诉争房屋存在不认识的第三人在使用，要求我们公司协助他做劝退手续，我们了解情况后，在现场铺位粘贴了通知，租客是没经过公司同意擅自使用了案涉商铺。后来杨某1和租户沟通好后，对原来的租户进行赔偿，变更了租户。一审期间杨某1提交了协议书内是有写明情况的。3.报告，我方予以确认，一审期间我方已经质证过的，盖章是我公司的盖章，是延续之前的安置协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涉案商铺的权属人为第二建筑公司。虽然杨兆武在1995年1月12日与第二建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广州市解放中路××号房屋拆除后，由第二建筑公司永迁安置涉案商铺由杨兆武继续营业，但杨兆武生前已向第二建筑公司提交《报告》，声明涉案商铺的实际使用人为杨某1，并经第二建筑公司确认，由杨某1与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租用协议》，确定涉案商铺由杨某1承租，即杨兆武死亡前涉案商铺的使用权人为杨某1。严某1、严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杨某1共同生活，其主张杨某1作为涉案商铺的共同承租签约代表签约缺乏事实依据。此外，严某1、严某2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杨兆武出具的《报告》是杨某1伪造的，不是杨兆武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其主张亦不予采纳。杨某2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严某1、严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92元，由严某1、严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任 慧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秦黄铁吴卉子邱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