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10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子勤，男，197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旻，女，197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朝，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玲，女，195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燕，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伟佳，男，198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沈子勤、郝旻因与上诉人朱玉玲、原审被告王伟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5民初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子勤、郝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并依法改判朱玉玲支付案涉借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诉讼费用由朱玉玲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朱玉玲支付给沈子勤、郝旻的利息并未超过年利率36%。沈子勤、郝旻在2015年8月10日向朱玉玲出借700000元，同时在2015年9月28日又向朱玉玲转账200000元。该200000元系案外人杨乐汉通过沈子勤、郝旻出借给朱玉玲，约定利息为年利率30%，期限为2015年9月29日至2016年7月11日，按约定朱玉玲共支付利息47000元。而沈子勤、郝旻的700000元借款借期自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2月21日，利息为291083元。总计收取利息共计338083元。而朱玉玲、王伟佳母子共支付利息337970元，符合双方约定。故朱玉玲支付给沈子勤、郝旻的利息并未超过年利率36%，多出部分系朱玉玲代为支付给沈子勤、郝旻转交案外人杨乐汉的利息款。故本案中沈子勤、郝旻所主张的借款利息应自为2017年1月1日起算。 朱玉玲针对沈子勤、郝旻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沈子勤、郝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案诉争标的为700000元，沈子勤、郝旻提及的杨乐汉出借的200000元已经归还完毕，与本案无关。且沈子勤、郝旻亦未证明杨乐汉所出借的200000元有无约定利息。 朱玉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子勤、郝旻的诉讼请求，并由沈子勤、郝旻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借款纠纷有误，本案应为投资纠纷。案涉《欠条》证实沈子勤、郝旻的700000元是投资，系投资给案外人俞生年，而不是出借给朱玉玲。投资有风险，虽然约定了可以支取本金，但并未约定保本。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借款纠纷系定性错误；2.双方约定“预计年收益率30%，每季度分红利一次”表明30%是投资分红，收益的预计有不确定性。一审判决认定为固定利息，判决按照年利率24%向沈子勤、郝旻支付利息，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3.朱玉玲作为沈子勤、郝旻和俞生年之间的中间人，出于对沈子勤的感恩才出具的借条，实则是为双方传递款。此事实有微信和电话录音作为证据，朱玉玲也申请俞生年出庭作证，但被一审法院拒绝。综上，沈子勤、郝旻应当与俞生年进行诉讼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子勤、郝旻的诉讼请求。 沈子勤、郝旻针对朱玉玲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沈子勤、郝旻与朱玉玲之间仅仅是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从一审提交的短信、微信、通话记录来看，沈子勤与俞生年之间的联系都是发生在2017年之后，沈子勤不可能向没有交集的俞生年借款、投资；2.既然双方是借贷关系，不存在投资理财关系，所以就不存在利润风险的说法。双方在借贷关系到停止支付利息期间，朱玉玲一直按年化30%支付利息；3.民间借贷出具欠条样式是多样的，利息用语不固定；4.朱玉玲对其主张的沈子勤与案外人俞生年直接发生的合同关系，均是其口述，没有证据加以证明；5.个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如果承诺保本保息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作为民间借贷处理。 原审被告王伟佳未发表意见。 沈子勤、郝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玉玲、王伟佳立即向沈子勤、郝旻偿还人民币7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3月7日的利息为248500元，自2018年3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30%继续计算）；2.由朱玉玲、王伟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子勤、郝旻系夫妻关系2015年8月10日，沈子勤通过银行向王伟佳转款200000元；同日，郝旻通过银行向王伟佳转款500000元；同日，王伟佳通过银行向案外人俞生年转账700000元。次日，朱玉玲向沈子勤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到沈子勤人民币70万元整，用于经营所用，预计年收益率百分之三十，每季度分红利一次。如需提前支取本金，提前两个月通知。”2015年10月2日，沈子勤向王伟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王伟佳29970元整”；2015年12月31日，沈子勤向王伟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王伟佳现金人民币67500元整”；2016年4月14日，沈子勤向王伟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王伟佳现金（利润）67500元整”；2016年9月14日，沈子勤向朱玉玲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朱玉玲人民币68000元整”；2017年1月25日，沈子勤向朱玉玲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朱玉玲2016年7月份到12月份现金（利息）105000元”。 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沈子勤、郝旻汇入王伟佳账户的700000元与朱玉玲向沈子勤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700000元系同一笔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纠纷的定性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来确定。朱玉玲向沈子勤出具的欠条，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虽然约定预计年收益率30%，每季度分红利一次，但根据约定的内容，可以确认朱玉玲事后需要归还沈子勤本金，并以相对固定的分红作为回报。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沈子勤与朱玉玲成立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同时，根据欠条可确定借贷合意发生于沈子勤与朱玉玲之间。因郝旻与沈子勤系夫妻，该债权为两人的共同债权，故郝旻作为本案原告并无不当。王伟佳根据朱玉玲的意思代为转款，与借款一事并无关联，因此，其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因沈子勤已给付700000元，故朱玉玲负有偿还责任。关于借款利率，不宜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故应以年利率24%为宜。根据双方约定，利息按季度支付。朱玉玲自借款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的利息已支付，但自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部分支付的利息超过了年利率36%，其中，2015年第四季度超出4500元，2016年第一季度超出4500元，2016年第二季度超出5000元，合计14000元，该部分超出的利息应冲抵之后未付的利息，即可冲抵2017年1月的利息，未付利息从2017年2月1日开始计算。关于逾期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沈子勤、郝旻提起诉讼的行为，应视为其向朱玉玲作出催告，但朱玉玲并未还款，故一审法院对沈子勤、郝旻要求朱玉玲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朱玉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沈子勤、郝旻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以7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7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沈子勤、郝旻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48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480元，由沈子勤、郝旻负担880元，被告朱玉玲负担166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朱玉玲于2019年2月1日向本院递交申请案外人俞生年出庭作证的申请书，并提交俞生年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主要内容为：沈子勤与俞生年于2015年初认识。沈子勤于2015年8月投资俞生年公司700000元。至2017年，俞生年共向沈子勤支付348970元。后由于俞生年公司经营不善，亏损本金，未能向沈子勤分红，沈子勤与俞生年沟通还款，并请朱玉玲帮助催收。俞生年愿意承担对沈子勤的还款责任。 沈子勤、郝旻经质证认为，俞生年所出具的证言系其单方陈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王伟佳未发表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王伟佳在收到沈子勤、郝旻的转账后，虽将案涉700000元款项转入俞生年名下银行账户，但在沈子勤、郝旻并不认可与俞生年之间形成借贷或投资等法律关系，且缺乏其他相应直接证据加以证明的前提下，俞生年所出具的证人证言仅系单方陈述，并不能证明案涉700000元款项系沈子勤、郝旻向其出借或投资的款项。故本院对俞生年出具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基于前述理由，本院对朱玉玲申请俞生年出庭作证的申请亦不予以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一审2018年5月8日庭审中，朱玉玲、王伟佳申请案外人俞生年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当庭认为是否允许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根据法庭审理安排，并休庭。后未准许朱玉玲、王伟佳申请案外人俞生年出庭作证的申请。 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 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2.案涉700000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3.一审法院对利息数额计算是否正确。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本案中朱玉玲、王伟佳为了说明和印证己方主张申请案外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并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批准，或在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查明案情的情况下，由法院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2015年8月10日，王伟佳在收到沈子勤、郝旻转款700000元后，虽然将该款转账至案外人俞生年名下银行账户，但在沈子勤、郝旻已经提供欠条、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俞生年的单方陈述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或沈子勤、郝旻与俞生年之间就案涉款项成立借贷、委托理财等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不准予朱玉玲、王伟佳当庭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亦无不当。 关于案涉700000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本案中，认定案涉款项性质，应当从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款项是否达成借贷合意以及款项流转交付的实际情况两方面综合判定。借条、欠条等书面凭据是认定双方当事人就诉争款项成立何种法律关系达成一致的重要合意凭证。朱玉玲于2015年8月11日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朱玉玲欠沈子勤人民币700000元，并约定了款项用途为经营。其后沈子勤在收到朱玉玲一方所支付的相对固定回报后，也出具数张收条。上述款项凭据足以证明沈子勤与朱玉玲之间就案涉700000元达成借贷合意。其次，从全案款项流转情况来看，无论是款项的出借，抑或利息的支付，均直接发生于沈子勤、郝旻与朱玉玲、王伟佳双方之间。朱玉玲虽主张双方就案涉款项形成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案外人俞生年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综合案涉款项流转事实、欠条内容以及其后还款的履行情况，认定借贷合意产生于沈子勤与朱玉玲之间、双方就案涉700000元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案涉利息数额计算是否准确的问题，沈子勤、郝旻对利息计算数额、起算时间提出异议，其实质是认为朱玉玲在本案中向沈子勤支付的利息所对应的本金由本案700000元及案外人杨乐汉200000元借款两部分组成，一审法院误将沈子勤作为名义借款人代为收取的200000元本金所对应的利息一并作为本案700000元本金的利息加以计算，致使利息数额超出法定上限。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沈子勤、郝旻既抗辩本案中朱玉玲支付的利息包含其支付给案外人杨乐汉200000元借款的利息，但未能就杨乐汉与朱玉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约定利息提供相应证据。在并无证据证明双方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朱玉玲、王伟佳在2015年10月2日至2017年1月25日期间向沈子勤的五次还款系支付本案700000元借款的利息，确有事实依据。对于其中朱玉玲还款超过民间借贷法定上限的部分冲抵之后未支付利息进行计算，符合案件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亦予维持。 综上所述，沈子勤、郝旻与朱玉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0元，由朱玉玲负担12330。由沈子勤、郝旻负担1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黄德清 审判员  毕宣红 审判员  罗正华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周宇浩 书记员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