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3行终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英，女，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雨婷，女，199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姜伟成。委托代理人徐众。委托代理人张兆雄。原审第三人何伟，男，196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朱洪英、何雨婷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7)沪7101行初96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朱洪英与何伟系夫妻，何雨婷系两人之女。上海市静安区安庆路XXX弄XXX号XXX乙室房屋(以下简称安庆路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朱洪英、何雨婷、何伟，其中朱洪英、何伟各享有四分之一产权，何雨婷享有二分之一产权。2015年5月8日，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发布沪闸府房征[2015]001号房屋征收决定，安庆路房屋在征收范围内。此时，安庆路房屋在册户籍三人，即朱洪英及案外人朱某某、方某某。2015年7月8日，朱洪英、何伟共同向征收事务所提交全权委托书及何雨婷的身份证，委托书载明，安庆路房屋全体共有权利人共同委托受托人朱洪英、何伟作为该户征收代理人，代表该户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办理与房屋征收有关的所有事项，委托书委托人一栏有何雨婷的签字。2015年7月17日，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甲方)与朱洪英、何伟签订编号：J-13-274《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被诉征收协议)，其中协议首部乙方被征收人为朱洪英、何雨婷及何伟。该协议约定：安庆路房屋类型新工房(无电梯、成套)，房屋性质私房，房屋用途居住，认定建筑面积32.88平方米；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为评估价格、价格补贴及套型面积补贴的总和，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441,620.32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条件；装潢补偿29,592元；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合计1,033,225.92元；协议第十八条另约定了签约率递增奖、搬迁奖励、提前搬迁加奖、户口迁移奖励、临时安置费等。协议第十九条约定，在规定的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签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的90%，协议生效。2015年7月24日，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公告，称截止2015年7月19日，安康苑征收地块已签约6243证，签约率达94.61%，符合本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90%以上的生效条件，故安康苑征收地块签约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正式生效。2015年8月14日，何伟办理了安庆路房屋的退房手续，并于当月29日将房屋交付征收事务所。朱洪英领取了征收补偿款。朱洪英、何雨婷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被诉征收协议无效。原审审理中，朱洪英、何雨婷称，全权委托书中何雨婷签名非本人所签，是朱洪英的笔迹，但记不清具体是何人所签；何雨婷未委托他人办理征收事宜，对选择全货币补偿方式的被诉征收协议完全不知情。原审认为，依照《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被征收人以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为准，公有房屋承租人以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所载明的承租人为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征收协议中乙方即被征收人一方的签约主体是否适格，认定的建筑面积是否准确。关于乙方签约主体，若朱洪英、何伟在协商过程中递交的全权委托书受托人一栏是何雨婷本人所签，全权委托书当属合法有效。若非何雨婷本人所签，朱洪英、何伟应当知晓由谁代签，递交他人代签的全权委托书有违基本诚信。对静安房管局及具体参与协商的征收事务所而言，朱洪英、何伟在参与签约时，提供了何雨婷的身份证复印件，加之朱洪英与何伟系何雨婷的父母，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有理由相信朱洪英与何伟获得了何雨婷的委托授权。此外，朱洪英在庭审中亦陈述，征收期间，何雨婷学业繁忙且时常身在国外交流，由其负责何雨婷在国内除工作及学习外的所有事务，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情况。安庆路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明确记载了该房屋的建筑面积，朱洪英、何雨婷要求乘以1.98系数计算应认定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事实和补偿政策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安庆路房屋所在征收地块的补偿安置政策，选择货币补偿有相应的奖励，对比全货币安置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并无优劣之分。从被诉征收协议的内容看，协议约定的补偿及奖励补贴等符合法律法规和基地的安置政策，已是该户补偿利益的最大化，未有证据证明被告静安房管局存在胁迫签约、恶意损害朱洪英、何雨婷权益的情形。被诉征收协议在朱洪英、何伟与静安房管局签订后即成立，在生效条件成就后生效。综上，朱洪英、何雨婷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于2018年5月25日判决驳回朱洪英、何雨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洪英、何雨婷共同负担。判决后，朱洪英、何雨婷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朱洪英上诉称：协商过程中递交的全权委托书受托人一栏并非何雨婷本人所签，委托书无效，何雨婷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协议未经何雨婷签字应属无效；朱洪英、何伟是被征收事务所催逼签约的，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何雨婷的身份证复印件并非朱洪英提供，朱洪英对此有异议；部分结算单中朱洪英的签字不真实，签字凭证不允许上诉人留存，不可作为证据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上诉人何雨婷上诉称：全权委托书并非本人所签，也非本人授权，其余意见同上诉人朱洪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被上诉人静安房管局辩称：在协商过程中，工作人员多次询问何雨婷的情况，朱洪英、何伟均表示何雨婷没空参与，朱洪英代理她所有的事，并同时出具了何雨婷的全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被上诉人据此与朱洪英、何伟签订的协议主体并无不当；协议内容符合基地公示的补偿方案及相关政策，并未侵害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何伟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朱洪英、原审第三人何伟签订被诉征收协议，签约主体是否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上诉人朱洪英、何雨婷以及原审第三人何伟同为被征收房屋的按份共有产权人。朱洪英、何伟作为何雨婷的父母，持有“何雨婷”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及何雨婷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与房屋征收部门协商补偿安置事宜。基于各共有产权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当事人提交的委托书、身份证等材料，房屋征收部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朱洪英、何伟具有代理权。故朱洪英、何伟与静安房管局订立被诉征收协议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应视为有效代理行为。在本案诉讼中，上诉人主张授权委托书的签名并非何雨婷本人所签，本院认为，朱洪英、何伟向征收部门提供何雨婷的授权委托书时，理应提供签名真实的授权委托书，以确保其有权代表何雨婷签订被诉征收协议。现在签订被诉征收协议后，朱洪英反而以签名不真实为由，提起本案协议无效诉讼，实在有违订约的基本诚信。被诉征收协议系对被征收户的整体安置。经审查，被诉征收协议的内容符合征收补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征收基地政策，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亦未影响包括上诉人朱洪英、何雨婷在内的全体共有产权人的征收补偿安置利益。朱洪英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签约系受胁迫，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要求判令被诉征收协议无效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朱洪英、何雨婷各交纳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朱洪英、何雨婷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晓婕审判员  陈瑜庭审判员  徐 静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秦姝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