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81民初1789号原告：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应店街镇幸福村倪家坎。法定代表人：孟仕康，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楼林招，男，196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被告：金柳燕，女，197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作华，诸暨市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楼林招、被告金柳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恒丰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孟仕康、两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作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楼林招、金柳燕支付光伏发电材料款22368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协商安装屋顶光伏电站，双方于2017年8月11日签订了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产品订单一份，该订单明确了两被告要求安装组件规格为315瓦的组件76张，安装容量为23940瓦，单价为每瓦7.20元，总计金额为172368元，该订单还对其他事项作了明确约定。两被告在安装好光伏发电系统后支付了15万元，并立下承诺书，对逾期付款的后果作了约定。此后，两被告迟迟不肯支付余款22368元。款经催讨，均被无理拒付。楼林招、金柳燕答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系被告与原告业务员黄某商谈签订，安装由黄某负责，后来重新移位安装也由黄某负责实施。所安装光伏至今仍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一事实原告是明知的。两被告早已将诉争款项交付给黄某，并由黄某出具收条一份，这一事实原告也是知晓的。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就光伏质量问题两被告将保留日后追究的权利。原被告为证实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如下：1.原告提供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8月11日的承诺书、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产品订购单各1份，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产品订购单后来部分内容有变更，且所欠货款变更为22000元。2.两被告提供标示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的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产品订购单1份，以证明双方对质量保修等事项作了进一步约定，且在当天付了10万元后还欠22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3.两被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8日、收款人为黄某、金额为20000元的收条1份，以证明被告方已经将诉争款项支付给原告的业务员黄某。经质证，原告认为不接受，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4.两被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孟仕康出具给黄某的清单1份，以证明黄某是原告的业务员，原告欠了黄某业务费，该清单上明确载明尚应付给黄某的业务费8278元在楼林招处收来付。经质证，原告认为，该清单是原告和黄某2017年合作的时候出具给黄某的，应由原告款项收进来之后再支付给黄某，该笔业务费与本案无关。5.两被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4日、金额为50000元，收款人为孟仕康的收条1份，以证明被告方支付款项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6.审理中，两被告申请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以证明黄某系原告公司业务员，且两被告已经将诉争款项支付给黄某的事实。经本院询问黄某联系地址，两被告陈述称，黄某家中无人，夫妇均在杭州务工，具体地址不清楚；基于上述情况，因无法向黄某书面送达证人出庭通知书，本院要求两被告通知，庭审中，两被告表示，已经通知过黄某，但黄某表示没有时间到庭。对于两被告的上述证明目的，经本院询问，原告陈述称，2017年下半年黄某在原告处做了两三个月的业务员，但2017年年底之后就不做了，也没有联系过，原告想联系黄某也联系不上；两被告说款项已经付给黄某，原告方不清楚黄某以什么名义收的钱，原告方所做的业务，都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直接收款，不通过别人经手的。7.庭审中，本院询问两被告为何在2018年4月把钱付给黄某，两被告回答称，两被告认为黄某是原告公司业务员，因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存在问题，需要返工，两被告联系过原告，原告表示让两被告和黄某联系，两被告就和黄某联系并让黄某负责返工，黄某做好后，两被告就把所欠的款项支付给了黄某；因为拖了六七个月才来返工，两被告要求扣一点损失，所以只付了20000元；支付款项之前，被告方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打过电话，告诉他黄某已经返工做好了，被告方要把钱支付给黄某，2000元作为损失被告方要扣掉的；2018年4月28日这天原告法定代表人孟仕康还来的，到黄某家里，在孟仕康到后，被告方才把钱付给黄某，当时孟仕康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对此陈述，原告陈述称，2017年的时候，因为光照原因，被告方要求将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换一下地方，才提出返工的要求，并不是质量问题才要求返工，当时原告要求被告方承诺返工后把欠款付清；2018年之后，原告方与黄某联系不上了，原告不知道黄某与被告方是怎么样弄的，黄某给被告方返工属于私自拆装，由此导致产生质量问题，原告方不承诺保修；2018年4月2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孟仕康去了黄某家，当时黄某不在，黄某妻子和楼林招在场，孟仕康当场表示返工后才通知原告，不同意按被告方的要求处理，当时孟仕康也没有看到被告方支付款项；黄某没有将款项上缴给公司。结合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和相应庭审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两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其证明力依法可予认定，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买卖关系的依据。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其证明力依法可予认定，因在该证据上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孟仕康写明“还欠光伏款22000元”，并签字予以确认，故该节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原告表示不接受并不知情，该证据可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4，原告无异议，故其证明力依法可予认定。证据5，原告无异议，故其证明力依法可予认定。证据6、7，系原被告各自庭审陈述，可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被告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黄某系原告公司业务员等事实，因被告方未能提供证人黄某的联系地址，且庭审中原告认可黄某曾在2017年做过原告公司的业务员，故待证事实部分可以认定；至于2018年4月28日黄某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否对原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系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本院将在下文展开分析论述。被告方主张已将款项支付给黄某，而黄某系原告公司业务员，故被告方已经履行清了付款义务，从该主张可以归纳出本案诉争焦点为原告所主张的2018年4月28日黄某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否对原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在本案中，据被告方陈述，2018年4月28日楼林招支付款项给黄某时孟仕康也在场的，孟仕康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而据孟仕康陈述，其当场表示不同意的；且从另一方面分析，当天债权人即原告法定代表人孟仕康在场的情况下，被告方不向债权人支付款项，却向案外人支付款项，明显可见被告方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被告方主观上不能认定为善意且无过失，则被告方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不能成立。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两被告系夫妻。经黄某介绍，被告与原告协商安装屋顶光伏电站，双方于2017年8月11日签订了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产品订购单一份，该订单明确了两被告要求安装组件规格为315瓦的组件76张，安装容量为23940瓦，单价为每瓦7.20元，总计金额为172368元，该订单还对其他事项作了明确约定。当天，两被告还立下承诺书一份，对逾期付款的后果作了约定。两被告在安装好光伏发电系统后于2017年9月4日支付给孟仕康50000元。2017年9月1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了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产品订购单一份，对保修等事项作出了补充约定；当天，被告方向孟仕康支付款项100000元，孟仕康在该订购单下方载明收10万元，还欠光伏款22000元。后被告方未向原告支付该款。原告遂诉讼来院。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买卖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楼林招、金柳燕理应承担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现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于法有据，本院就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两被告辩称款已支付给原告公司业务员黄某，款已付清，因被告方所主张的黄某收款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表见代理，故对被告上述辩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楼林招、金柳燕应支付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货款计22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诸暨市康盛铭业纺织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元，依法减半收取179.50元，由楼林招、金柳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恒丰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郦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