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5民初350号 原告：刘伟，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 诉讼代理人：郭佳，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易炳玉，女，1971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诉讼代理人：臧海涛，吉林卓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通化市港汇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通化市新华大街**。 法定代表人：王世伟，执行董事。 诉讼代理人：杨丽丽，女，1982年4月2日生，满族，该公司职员，住吉，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div> 原告刘伟与被告易炳玉、通化市港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汇置业）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伟的诉讼代理人郭佳、被告易炳玉的诉讼代理人臧海涛、被告港汇置业的诉讼代理人杨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8）吉05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2.判令对通化市蓝爵国际小区4号楼1-10-1号房屋继续执行；3.本案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6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5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以《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由裁定中止对通化市蓝爵国际小区4号楼1-10-1号房屋的执行，系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因为该条法律规定适用的是：“明确约定拆迁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的，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以支持。”而本案的涉案房屋在原告查封前被拆迁人在原告查封时并没有进行选房，被拆迁人的房屋并不具有特定性，而且房屋不是第二被告另行出卖给第三人，不适用该条款。另外，2016年4月8日棚改办与第二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第九条关于拨付房款的规定是每月末结算一次并拨付房款，所以棚改办并未支付全款，所以不适用该条款。(2018)吉05执异117号执行裁定书已经查明原告与第二被告的追偿权纠纷案件，通化中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吉05民初13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第二被告蓝爵国际小区所有的，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82处房屋。吉林省高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8)吉民终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7月27日，通化中院作出(2018)吉05执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涉案房屋。2017年4月1日第一被告与通化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以下简称经办中心）、第二被告签订的《货币化安置棚户区居民回购商品房屋合同书》的时间是在原告查封案涉房屋之后，也就是说第二被告明知与原告的追偿权诉讼已经查封了案涉房屋，仍然与第一被告、经办中心签订合同书属于恶意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这种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易炳玉辩称，2016年4月份，政府通过招标采购的方式，采购了包括本案房屋在内的港汇置业商品房，约定的合同效力到货币化安置结束。4月8日，通化市棚户区改造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棚改办）与港汇置业签订协议约定未经双方协商不得另行出售，本案被告的房屋属于货币化安置房屋，房屋被拆迁后与市政府征收部门于2017年3月签订了安置协议，现在已经实际装修入住，本案房屋的性质不管是查封前还是之后具体安置的，其效力高于普通债权，不同于商品房买卖，法院应当解除查封，终止执行。而且被告签订合同的主体是政府征收部门，并非港汇置业，请法院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港汇置业辩称，2016年4月8日,通化市政府采购中心、棚改办与我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书是棚改办同时与通化市十八家开发企业参与货币化安置合同中的一个，也就是说通化市金弘基也就是丽景人家等其它十七家单位和我公司一样都在这一批政府采购过程中，确定了相应的房源用于全市范围内货币化安置工作。即合同签订之日起我公司中标的1137套房屋的性质变更为回迁安置房，并且实际安置给具体哪个回迁户由政府动迁办、棚改办确定，我公司无权确定。履行该合同过程中根据政府要求，需签订货币化安置合同书，在此合同书上的盖章行为是我公司为继续履行4月8日与政府签订的协议书的后续行为。根据该合同约定，合同的有效期自货币化安置工作全部结束后失效。全部的安置过程包括政府的前期拆迁、回迁百姓的选房、实际入住等程序。综上，我公司认为该房屋是回迁房，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后，双方当事人对如下事实无争议，即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刘伟与港汇置业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吉05民初13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港汇置业所有的，位于通化市蓝爵国际小区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82处房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8)吉民终24号民事判决，判决港汇置业偿还刘伟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7月27日，本院作出(2018)吉05执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查封房屋。案外人赵红军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作出（2018）吉05执异117号民事裁定，中止对通化市蓝爵国际小区4号楼1-10-1号房屋的执行。刘伟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6年4月5日，为加快通化市棚户区改造进程，通化市政府采购中心作为主持招标单位，采用竞争性磋商招标采购方式，确定港汇置业为中标供应商，向港汇置业下发了《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在通化市政府采购中心，由棚改办（甲方）与港汇置业（乙方）签订《政府组织购买商品房用于货币化安置棚改居民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原则上中标的小区所有商品房只能销售给甲方，不得另售他人。第九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签字之日起生效，至货币化安置结束且结清全部购买房款后失效。2016年4月8日，棚改办与港汇置业签订《政府组织购买商品房用于货币化安置棚改居民协议书（补充一）》，确定港汇置业开发建设的1137套商品房屋用于安置房源，对安置房源的户型、楼号、房价进行了固定，并制作了《房源信息一览表》。2017年3月7日，易炳玉与征收部门通化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征收实施单位通化市中正城乡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供房开发单位港汇置业签订了《货币化安置棚户区居民回购商品房屋合同书》，易炳玉选择案涉住宅房屋作为安置房。随后办理了相关的入住手续，现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 对上述事实所依据的，1.《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2.《政府组织购买商品房用于货币化安置棚改居民协议书》、《政府组织购买商品房用于货币化安置棚改居民协议书（补充一）》、3.《货币化安置棚户区居民回购商品房屋合同书》、4.办理入住通知单、安置房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专用票据、水费、电费缴费凭据、物业费收据等证据，双方均没有异议，本院均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省市两级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应当作为认定的事实的依据。 本院总结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准许继续执行通化市蓝爵国际小区4号楼1-10-1号房屋？举证责任由易炳玉承担。双方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针对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均提出自己的意见。 原告刘伟认为，1.2016年4月5日政府确定的第二被告所有的一千多套房子作为拆迁安置的房源。但根据约定，该房源确定的期限为三个月，也就是到2016年7月4日就已过期，本案第一被告选房签订合同时间均在原告查封之后，所以不能认定涉案房屋为特定化的安置房屋。2.政府是在安置过程中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向第二被告购买房屋用于安置，若第一被告想排除执行，必须证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28条解释，而不能因为政府作为一方主体就将房屋作为特定化。3.涉案房屋根据安置合同的约定，政府应在第一被告签订合同后当月的月末向第二被告支付房款，而事实上第一被告的合同签订时间是在我方查封后，政府也没有在中标后向第二被告支付全部房款，其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综上，涉案房屋并没有在我方查封前进行特定化，位置也是在查封后进行选定，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同时原告也不是向第二被告购买房屋的第三人，所以，原裁定引用的法律并不适用。第一被告不能排除原告的执行。 被告赵易炳玉认为，1.本案被告房屋的取得是基于原有房屋被拆迁，其享有的是回迁安置权，已与政府签订协议并实际入住。2.2016年4月政府招标采购协议第九条明确了合同效力是到货币化安置结束，并结清全部购买房款后失效，并非原告主张的三个月，该协议签订时1137套房屋位置是具体固定的包括本案房屋。3.政府采购合同在查封之前，双方非平等民事主体，不适用最高院关于商品房买卖解释的相关规定内容。4.本案被告签订的合同的主体是政府，并非是开发商位港汇置业，在安置合同效力未被否定之前，其取得房屋具有合法基础，能够排除原告的强制执行。 被告港汇置业认为，1.市政府与参与货币化安置的十八家开发企业签订的合同具有政府强制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关于回购款的支付、房屋确定给具体回迁人的时间等各项工作，我单位和其它十七家开发企业一样只有配合的权利，没有否定权，即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就已确定我公司中标的1137套房屋性质为回迁安置房。2.该协议明确在第九条附则中约定，合同的生效日和失效日，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合同只是三个月有效期的说法。特别说明一点，我在后面将提供证据证明其它十七家参与货币化的开发企业均存在原告所谓的2016年7月4日后签订安置合同的情况，并不是只有我公司。3.该协议中约定的货币化安置工作程序大体包括拆迁、补偿、选房、申请款项、办理入住等过程，该过程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一个简短的时间，因为当时全市涉及二十几个地块同时动迁，安置过渡化选房工作，三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该协议的签订主体棚改办也不是约定合同有效期只有三个月。4.货币化安置工作是国务院确定的新时期的一项民生工程，同时指令国家开发银行参与该项目推进，即为地方政府提供相应贷款，通化市货币化安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相应工作成绩被国务院所肯定。其中，通化市货币化安置资金均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动迁办并没有按照原协议中所说的每个月给十八家开发企业结算一次款项，当然每月结算是我们所有开发商期盼的，确因开行放款等程序约定，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政府存在违约，但是开发企业无权去追究政府所谓的延迟付款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该协议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合同主体，我公司在该项政府安置异地回迁百姓的工作中，完全是自愿参与，但在签订合同后就需按照政府的指令去进行，没有私下处置该房屋的权利。5.现该回迁房业主已经实际入住，根据政府的工作流程，该房屋的款项已经拨给我公司，具体的拨款是分批、分期到帐，到帐以后业主才能办理入住手续。综上，我公司认为回迁百姓具有回迁优先权，具备阻却执行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解决本案纠纷，主要解决案外人易炳玉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及刘伟主张的“不能认定涉案房屋为特定化的安置房屋”的观点是否成立。2016年4月8日，棚改办与港汇置业签订了《政府组织购买商品房用于货币化安置棚改居民协议书（补充一）》，确定了港汇置业开发建设的蓝爵国际小区1137套商品房作为政府采购的用于货币化安置棚户区居民回迁的商品房，从而将中标商品房的位置、用途予以特定化。此时，被确定的1137套商品房，就已经通过政府采购的行政行为确定为棚户区被拆迁户的安置用房。这个合同性质不同于平等主体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不平等主体的政府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签订的行政合同。该行政合同目的是政府为了加快棚户区改造进程，解决被征收人的安置房源问题。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通化市《政府组织购买存量商品房用于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实施办法》等，经过通化市政府采购中心采用竞争性磋商招标方式进行的政府采购。对协议效力约定了，“至货币化安置结束且结清全部购买房款后失效。”政府采购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依法应得到全面保护。很显然，刘伟主张的“房源确定的期限为三个月，到2016年7月4日就已过期”、“选房签订合同时间均在原告查封之后”、“不能认定涉案房屋为特定化的安置房屋”等观点均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协议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解释的精神，易炳玉作为被拆迁人与通化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港汇置业签订了《货币化安置棚户区居民回购商品房屋合同书》，确定了本案争议房屋为回迁安置的具体房屋。至此，易炳玉对政府采购特定的回迁安置房屋享有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合法权益，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刘伟的诉讼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原告刘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 兴 彦 审判员 修  勇 审判员 马  辉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瑄子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