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118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新高路**楼****。法定代表人：钱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仁明，男，1962年5月27日生，汉族，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骏，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亭，男，197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上诉人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世亭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7民初9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仁明、耿骏，被上诉人王世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源公司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上源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业务于2015年12月2日已结束，上源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自2016年1月20日才开始合作，故不存在由B公司承接A公司业务后委托上源公司生产的事实。上源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涉。上源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多份关键证据均未被查证认定，包括王世亭在公安机关的笔录、A公司总经理在公安机关的笔录、A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记录以及上源公司送货单等，该等证据均可证明本案货款应归上源公司所有，而王世亭隐瞒离职事实，私自向A公司收取该等货款，A公司确认与王世亭并无任何经济往来。2015年9月30日仅是王世亭离职时间，但上源公司与A公司的业务有连续性，9月30日之后的送货单是上源公司完成之前的订单，届时B公司尚未成立，故一审法院判令上源公司应向B公司主张权利有误。被上诉人王世亭答辩称，王世亭离开上源公司时明确王世亭开发的业务归其所有，上源公司不得参与经营。A公司的货款9月30日之前归上源公司，之后则归王世亭，后王世亭设立B公司，并与上源公司合作。A公司在同一时段分别向上源公司及B公司付款，显然知晓其支付对象。上源公司明知B公司在收款，故意混淆王世亭作为法人的概念。现不同意上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上源公司向原审法院的起诉请求：判令王世亭返还上源公司货款45,747.5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世亭原系上源公司员工，从事销售工作，A公司系王世亭在职期间经办的业务单位。2015年12月3日，上源公司与王世亭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自2015年10月1日起，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王世亭工资结算至离职之日（2015年9月30日）；王世亭协助上源公司完成已交货订单的核帐工作（附：截止2015年9月30日客户的对帐函）；王世亭在上源公司工作期间所拥有的客户资源归王世亭所有，未经王世亭许可，上源公司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与其开展及发生业务往来；附件，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2015年9月30日应收款情况表，载明：王世亭负责对帐催款的客户，其中A公司158,138.20元。王世亭从上源公司离职后，设立了B公司，B公司将从A公司承揽的复合卷膜、包装袋的工作委托给上源公司生产，双方为此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承揽加工生产合作协议》。A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1日汇入上源公司指定账户5月份货款55,680.80元、2015年12月25日汇入上源公司指定账户7月份货款31,586.80元、2016年2月2日汇入上源公司指定账户8月份货款30,892.94元、2016年5月4日汇入上源公司指定账户9月份货款39,793.80元。A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5日汇入王世亭账户10月份货款30,829.90元、2016年5月21日汇入王世亭账户12月份货款14,907.60元。另查明，上源公司销售发货对帐单显示，2015年8月份退货A公司183.86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以2015年9月30日为分界线，9月30日之前系上源公司与A公司之间发生承揽业务，9月30日之后系王世亭以B公司名义从A公司承揽业务后再委托上源公司生产。截至2015年9月30日，上源公司在A公司的应收款为158,138.20元。之后,A公司陆续汇入上源公司指定账户157,954.34元，加之上源公司退回A公司的183.86元，共计158,138.20元，也就是说2015年9月30日之前上源公司在A公司的应收款已全部支付完毕。至于A公司汇入王世亭账户的30,829.90元、14,907.60元，王世亭认为该两笔货款系B公司从A公司承接业务后委托给上源公司生产而发生的货款，上源公司应当向B公司主张。根据上源公司提供的汇款明细显示，上述两笔货款系A公司支付的10月份、12月份的货款，该两笔货款的业务指向均发生于2015年9月30日之后，故应当认定为B公司从A公司承接业务后委托给上源公司生产而发生的货款。A公司将货款汇入王世亭账户，符合上述交易流程。B公司未将收到的货款支付王世亭，上源公司应当向B公司主张。故采纳王世亭的意见，对上源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判决：驳回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4元，减半收取472元，由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付）。本案二审中，上源公司提供证据材料1、客户订单，旨在证明本案所涉货物是王世亭离职前的订单；2、B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旨在证明B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21日，股东为王世亭夫妇，法人代表是王世亭，后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变更法人代表为王世亭妻子；3、松江法院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上源公司与B公司有过合作，但后因B公司没有支付能力涉诉。当时B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世亭，B公司至今未付拖欠的货款；4、执行申请书，旨在证明B公司不履行相关生效判决，上源公司遂申请执行；5、松江法院失信决定书及6、松江法院限制消费令，旨在证明B公司系“空壳老赖”公司。王世亭质证认为，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核认为，上源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虽然均真实，但与其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无法达到上源公司的证明目的，故对该等证据，本院均不做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B公司将从A公司承揽的复合卷膜、包装袋的工作委托给上源公司生产……”有误，应为“B公司将从客户处承揽的复合卷膜、包装袋的工作委托给上源公司生产”。原审法院认定其余事实无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的两笔货款应归谁所有？该货款实际收款人为谁？首先，关于货款的归属问题，上源公司虽诉称其与A公司业务结束于2015年12月2日，而与B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始合作。然从上源公司与王世亭在2015年12月3日订立的书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可知，双方明确了截止2015年9月30日，针对A公司的业务，上源公司应收款为158,138.20元，而当时本案涉案的两笔货款早已形成，但按照上源公司讲法，该两笔款项未计算在应收款内，实有悖常理。A公司自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4日总共向上源公司指定账户汇款157,954.34元，针对的货款至2015年9月，上源公司对账单同时显示2015年8月的退货款为183.86元，这与上源公司与王世亭在解除劳动协议书中的应收货款金额相符。可见王世亭在离职前为上源公司承揽的A公司业务已结算完毕。上源公司认为涉案两笔货款亦属上源公司，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本院对该诉称意见难以支持。相较一审法院认定的上源公司与王世亭签订的协议书、上源公司与B公司的合作协议及A公司的汇款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王世亭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相关笔录等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故上源公司主张涉案货款应归其所有，理由与依据均不充分，本院实难支持。其次，关于涉案货款的实际收款人，从A公司在2016年5月4日向上源公司指定账户汇入9月份货款，而在前一个月的4月5日汇入王世亭指定账户10月份货款的情况看，A公司在付款时应是知晓其支付的10月份货款的支付对象并非上源公司；再结合2016年1月20日上源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王世亭出具的盖有B公司印章的付款说明，一审法院认定B公司从A公司承接业务后委托给上源公司生产而发生货款，且收取涉案货款的主体实为B公司具有一定依据，故现B公司未将收到的货款支付给上源公司，上源公司应向B公司主张。上源公司以B公司目前无偿付能力等为由，要求王世亭承担相关货款的偿还责任，本院缺乏支持的理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可予维持。上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4元，由上海上源印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 珏审判员 潘春霞审判员 岑佳欣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郭 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