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云民申15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夏某2（曾用名徐某），女，1998年9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1（夏某2之母），女，1971年8月2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夏某1，女，1971年8月2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某，女，1932年6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未然（陈某之女），女，1962年2月2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菲，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一审原告：杨某，女，1933年8月2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一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西山支行。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643号。负责人：肖某，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书荣、黄琴，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夏某2、夏某1因与被申请人陈某、一审原告杨某、一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西山支行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夏某2、夏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夏某2“随母夏某1与张浩然共同生活，持续时间不满一年，……张浩然对夏某2在生活、学习、身体、精神等方面进行照料有限”错误，夏某1离婚后，夏某2由夏某1抚养，自××××年××夏某1与张浩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夏某2即与夏某1、张浩然共同居住在一起，因夏某2到呈贡上中学，三人搬到呈贡白龙潭俊园浣园居住，一审中陈某申请出庭的证人张某也在法庭上证实，三人共同生活居住在呈贡，直到张浩然去世，夏某2与张浩然一起以父女名义共同生活了三年多。期间夏某1、张浩然共同照顾、教育夏某2，共同负担夏某2的生活教育费用，并非原判决所认定的“持续时间不满一年”。原审判决仅以夏某1和张浩然领取结婚证的时间界定三人共同生活的时间错误。二、原审判决“确认夏某2继承张浩然遗产10%的份额，夏某1、陈某（张浩然之母）分别继承张浩然45%的遗产份额”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夏某2与被继承人张浩然之间已经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张浩然的遗产，与张浩然之妻夏某1、张浩然之母陈某享有同等权利。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不存在《继承法》第十三条列举的不均等继承的情形，原审判决对夏某2可以继承遗产的份额大幅降低，严重损害了夏某2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67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依法改判昆明市世纪城望春苑13幢2单元1C房屋由陈某所有，陈某补偿夏某1254853.64元，夏某1补偿夏某2895146.36元。陈某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当事人诉讼地位列明错误，夏某2的再审申请请求为“与夏某1、陈某平均分配张浩然的遗产”，夏某1与陈某均应列为被申请人。二、夏某2与张浩然之间未形成法律上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夏某2不是适格的遗产继承人，其不享有继承权，不应参与遗产分配。三、夏某1与张浩然婚姻存续时间不到一年，共同生活时间短，对张浩然的生活起居尽到的照顾义务不够，不应当与陈某平分张浩然遗产。四、原审认定案外人夏信东的借款590000元为张浩然个人债务错误。五、二审认定张某的房款440000元已经支付错误。六、2014年6月11日，张浩然借贷产生的本息共计21万元应为张浩然个人财产，应由继承人进行分割，二审遗漏处理。七、陈某向云南云岭高速天炬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安宁市太平盛世佳园小区房屋价款257931元为张浩然的个人债务，应由各继承人承担，夏某1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向陈某支付相应的款项。综上，夏某2、夏某1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并请求再审查明张浩然的债权债务，调整各方继承份额。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夏某2作为继女对张浩然遗产的继承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父、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后，仍有继承生父母遗产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继父母子女间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资格，以是否存在扶养关系为判断标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存在三种形态：即继父母抚养继子女、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继父母抚养了继子女且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第三种形态形成了双向的权利义务上的相互性质，完全适用我国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即产生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相互继承的权利。但在属于单向性的前两种形态下，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单方享受权利而未尽继父母和继子女相互间义务的一方并不必然享有继承对方遗产的权利。判断继父母对继子女是否有抚养教育的事实以及继父母子女间是否已经形成了法律所认同的扶养关系，是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的前提条件。在判断是否存在扶养关系时，应依扶养时间的长期性，经济与精神扶养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的融合性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继承权问题，更符合继承法本意和社会公序良俗，也更符合老百姓的通常认知和理解能力。继父母子女关系是法律拟制的亲属关系，其人伦基础为少有所养，老有所依，体现中华民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本案夏某1携其女夏某2与张浩然结婚，对于张浩然与夏某2，其处于法律拟制的继子女关系形成期，相互接纳的摸索期，新的家庭关系的融合期。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对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扶养关系”如何认定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但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关系的形成系因生父母与继父母再婚而形成，双方本没有自然血缘关系，本是陌生的双方要建立起抚养教育关系，感情基础的培养是关键。而感情基础的培养，从彼此熟悉到建立亲情，就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同时，抚养教育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与否也需要时间来验证。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感情需要时间慢慢培养。相较于经济上的给付，非物质的抚养行为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增进更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双方的接触、交谈，更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尽快熟悉彼此，建立起信任，快速培养感情。而且因再婚家庭中的未成年继子女经历过家庭情况的变化，更加需要家长的关怀与爱护，更需要继父母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思想上的引导以及心灵上的慰藉。本案中，被继承人张浩然与夏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此时夏雨璐尚未成年，随母夏某1与张浩然共同生活，2014年8月2日张浩然去世。申请人认为三人自××××年××月即共同居住生活，然继父母子女关系是由婚姻关系派生出来的姻亲关系，姻亲关系的形成始于结婚行为。原审自张浩然与夏某1进行结婚登记时起算抚养事实持续的时间并无不当。本案张浩然自身健康状况较为特殊，对夏某2生活上、精神上给予的照料、教育、管护有限，二审充分考虑本案客观因素及各方当事人实际情况，并结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及相互扶养情况，确认夏雨璐继承张浩然遗产10%的份额，夏某1、陈某分别继承张浩然45%的遗产份额，符合本案实际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妥。另，张浩然在母亲陈某年迈需其赡养，妻子夏某1需其呵护，继女夏某2尚未成年需其抚养的情形下去世，对亲人均造成伤痛。逝者已矣，生者尚存，当事人之间理应相互安慰，而非锱铢必较，心生隔阂芥蒂，为经济利益获得的多少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执着于诉讼。望双方重以感情，淡化利益之争，放平心态，相互理解包容，互谅互让，寻求和睦，合情合理合法解决纷争。综上，夏某2、夏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夏某2、夏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薛 丽审判员 郭雅欣审判员 李玲燕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