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1民初24410号原告：邹桂兰，女，196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友环，男，196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系原告的丈夫。被告：中山市三乡镇昇昌皮具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白石工业区厂房首层（白石村旧小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6512731XK。法定代表人：古文旭，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开健，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绮岚，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告邹桂兰诉被告中山市三乡镇昇昌皮具厂（以下简称昇昌皮具厂）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桂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友环、被告昇昌皮具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开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桂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被告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共人民币33497元及加付100%的赔偿金共人民币33497元，合计人民币66994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另一倍工资共人民币847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共人民币68799元；4.请求确认2009年5月6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原、被告存在双方劳动关系；5.判令被告补缴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各项应缴而未缴的社会保险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返还由原告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中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共人民币3510元；6.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以上合计共147773元。诉讼过程中，原告撤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另一倍工资共人民币8470元的诉讼请求及明确其第一项诉求为2013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工资差额。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9年5月6日入职被告，任包装工，2010年转为车位工。入职后，被告拟定、填写好劳动合同条款后给原告签上名字，但被告却未在劳动合同上签名盖章。直至双方发生争议时，原告才发现被告未签名盖章的事实。2013年5月，被告将此前的月工资（月工资=日平均工资×工作天数+小时平均工资×晚上加班时数）的计薪方式调整变更为2700元/月，满勤总工时310小时/月，超过或者因请假、旷工而不足310工时的，按月出勤工资2700元÷310小时的平均工资1:1计算。被告规定周一至周六的日间正班是8:00?12:00、13:30?17:30，晚上加班是18:30?21:30，每天工作11小时。周日正班是8:00?12:00、13:30?17:30，工作8小时。如急赶货期，还要在以上规定时间外延时工作。日间正班未请假、旷工的，发勤工奖50元。2014年9月被告调整月出勤工资为2900元，2017年4月被告再次调整月出勤工资为3200元，工作时间与制度不变，计薪方式不变。原告入职后，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原告多次要求后，被告从2011年7月才为原告开始缴纳社会保险费。2018年7月，被告因厂房租期届满，计划到月底后就终止经营、遣散员工。原告提出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要求。被告不同意，并威胁原告，称将原告驱逐出厂，即刻解除劳动关系。于是，被告于2018年7月20日以原告达到退休年龄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的上述种种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原告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裁决错误。一、关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该项请求的仲裁时效应当从2018年7月20日起一年内提出。况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时不再主动审查仲裁时效，案件受理后，当事人未就仲裁时效进行抗辩的，仲裁机构不主动审查。被告未对该项请求提出时效抗辩，仲裁委却在仲裁裁决时主动释明并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是明显偏袒被告的错误裁决。工资条上的各项数据和《昇昌厂薪金通知纸》上所反映的事实，以及被告提交的考勤表复印件上一些没有篡改的请假记录数据和一些经过篡改而致上下数据不符的记录痕迹，都证明了被告每月定额工作310小时的事实，其所核定的月出勤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工资条上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的加班费和请假迟到扣减的金额都是按2700元÷310小时=8.7元/小时的基数计算的。2.考勤表复印件的2014年1月份底部较陈旧手写字迹“2700/310×241.5=2103”的算式中的基数直接证明了前述工资条上的计算方式；3.考勤表中的请假记录与工资条上的数据核对，可以确认请假记录真实存在。晚上加班请假的，记“请假3小时”，扣减3小时的工资；周一至周六请假一天的，记“请假11小时”，扣减11小时的工资；周日请假一天的，记“请假8小时”，扣减8小时的工资。这证明了前述被告制定的工作时间制度和工资构成规则。4.《昇昌厂薪金通知纸》明确总工时310小时的月出勤工资是2900元。以上足以证明被告制定每月定额总工时310小时的事实，所核定的月出勤工资是2700元、2900元、3200元。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制定每月定额工作310小时，其中应当包含正常工作时数174小时、正常工作日加班时数66小时（3小时/天×22天）、休息日加班时数70小时（310时-174时-66时）。据此折算，根据2013年5月至2015年4月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月，定额310工时的最低工资为3109元/月（1310元+1310元÷174小时×66小时×150%+1310元÷174小时×70小时×200%）：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510元/月，定额310工时的最低工资是3584元/月（1510元+1510元÷174小时×66小时×150%+1510元÷174小时×70小时×200%）。所以，无论是2013年5月到2014年8月的2700元/月，还是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的2900元/月和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的3200元/月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在仲裁举证阶段，被告提交了一份原告在2013年5月至2018年7月的考勤表复印件，在庭审质证时，却故意隐匿、拒不出示真实原件。该复印件中的“备注”项，有关原告请假记录的手写笔迹较为陈旧，或者是涂擦不净的痕迹，结合与工资条上“请假迟到”扣减金额核对，确认该请假记录真实存在。被告是因为复印件与真实原件不符而拒绝提交原件质证或者是故意损毁原件。该复印件经过刻意篡改、伪造后复制的。该复印件表中的打印数据，上下衔接不符，错误百出。这是因为被告人为删除、篡改打卡记录，这些上下衔接的数据并没有做到全部删除、篡改彻底，以致留下了痕迹。如：2013年5月总工时是200+79小时，加班费87元；6月总工时是200+84小时，加班费17元；7月总工时是200+85.5小时，加班费135元，8月总工时是200+87.5小时，加班费0元。工时多的加班费反而少，证明打卡时间记录是经过篡改的，总工时数是篡改后写上的时数。又如：2014年5月31日（周六）、10月9日（周四）、12月13日（周六）、12月20日（周六）、12月27日（周六）、12月31日（周三）、2015年8月29日（周六）、8月31日（周一）、2017年7月1日（周五）。这些天的打卡记录是日间正班上班8小时，但其工作天数是1，工作小时是8，加班小时是3，证明晚上加班打卡记录被删除。再如：2017年9月3日、24日、11月5日、12日、12月3日，2018年1月14日、3月4日。这些天都是星期天，其打卡记录空白，但其工作天数是1，工作小时是8，缺勤天数是0，证明周日日间上班打卡记录被删除。再结合周一至周六的晚上加班请假的，记录“请假3小时”；请假一天的，记录“请假11小时”；周日请假一天的，记录“请假8小时”的规则。这证明周一至周六每天都是上班11小时，周日是上班8小时。这些真实记录，就是被告篡改不彻底的地方留下真实痕迹。从请假记录结合工资条扣减金额和勤工奖的关系上，可以看出，周一至周六请假一天的扣减11小时的工资，周日请假一天的扣减8小时的工资，晚上请假未加班且当月总工时不足310工时的扣减3小时的工资。凡日间正班请假的，扣发当月勤工奖。这些数据都可推定每月是按定额310工时核定月出勤工资的事实。退一步说，不管原告是否实际上足310小时的班，既然被告定额每月310工时而核定月出勤工资，只要原告当月没有请假、旷工，就应该按满勤310工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折算出来的工资。更为严重的是，被告竟然复制、伪造原告的签名。如：2013年5月至12月，2014年4月、5月、7月、8月、10月、12月，2015年7月、8月、12月，2016年7月、11月、12月，多达20处的签名，其字体的大小形状、笔划的长短、粗细、轻重、三个字之间的左右距离、高低落差位置、因笔误而涂改痕迹之处都一模一样，丝毫不差。除了复制技术外，谁能在长达数年的不同时间点写出如此高度相同、丝毫不差的字来？这是日常生活经验中普通人就能看出这是用同一个签名字迹复制上去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可以认定被告刻意篡改考勤记录、伪造原告签名的不法行为。因被告明知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不符，便故意隐匿、拒不出示其保存完整的真实原件，企图逃避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工资报酬。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因被告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工资共人民币33497元，并加付该差额工资总额100%的经济赔偿金33497元，合计人民币66994元。二、关于违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8年7月18、19日，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否则将向有关机构投诉反映。被告即威胁原告，称将原告驱逐出厂，即刻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7月20日，被告以原告达到退休年龄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为由，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至今也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和开具证明。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达到规定资格条件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费的正常退休年龄。即必须满足二要素：1.劳动者达到正常退休年龄；2.达到规定的资格条件享受、领取养老金。原告于2016年7月1日年满50岁后，并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因此，双方均未提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继续向被告提供劳动，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继续接受被告单位的管理，遵守其制定的规章制度，完成被告安排的工作任务。被告也继续向原告按月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均符合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双方都自觉继续保持着2010年5月6日视为己订立的无限期劳动合同关系，直到2018年7月20日，被告出具了《终止劳务关系通知书》。综上，被告以原告达退休年龄就无法继读履行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于理不合、于法无据。被告的行为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共人民币68799元（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应得工资总额是43450元，月平均工资是3621元，3621元×9.5个月×2倍=68799元）。三、关于社会保险费。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5月6日建立劳动关系，一直保持到2018年7月20日。2009年5月至2011年6月，被告未依法为原告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原告多次要求后，被告在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016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停止了缴纳社会保险费。2017年12月至今，原告自行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请求判令被告补缴2009年5月至2011年6月和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各项应缴而未缴的社会保险费，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请求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自行缴纳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费中，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共人民币3510元[(2906元×13%+2890元×2%)×7个月+（3100元×13%+2890元×2%）×1个月]。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付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邹桂兰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被告未签名的劳动合同书；2.厂牌；3.工资条；4.被告薪金通知纸；5.定时定额工资与实际折算最低工资对比明细表；6.参保证明；7.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8.通话录音U盘；9.通话记录文字整理；10.录音清单；11.被告提交的考勤表复印件；12.被告提交材料清单；13.仲裁裁决书。被告昇昌皮具厂辩称，1.2009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受劳动法律、法规保护。原告于2016年7月1日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被告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与被告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现原告基于劳动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和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2.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及加付100%赔偿金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第一、不存在工资差额。双方于2009年5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试用期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770元/月，正常工资时间工资不低于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双方未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实发工资中包含加班费，但从每月发放的工资情况来看，原告的月工资数额不一，均高于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另原告入职被告单位多年，每月确有在考勤表上签名确认且领取工资后从未提出异议，表明其是清楚知悉其工资数额及工资构成。经核算，被告已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并无欠缺。第二、诉讼时效已过。原告在2016年7月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合同应于2016年7月1日终止。因在2016年7月1日起一年内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等法定情形，在原告起诉之日，原告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3.关于原告要求补缴劳动关系期间社会保险问题。原告关于补缴劳动关系期间社会保险的诉求不属于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范围。补缴社保保险问题应由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该项诉求。被告昇昌皮具厂为其辩解和主张向本院提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9年5月6日入职被告单位，任职包装工，2010年转为车位工。原告提交一份合同期限为2009年5月6日起至2010年5月6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试用期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770元，试用期满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定为770元，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该劳动合同上没有被告的上签名和盖章。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原告以自由职业者身份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主张其周一至周六每天上班11小时，周日上班8小时，如货紧则周日晚上也要加班，被告按2700元/月支付其定额出勤310小时的工资，被告未足额支付其加班工资。原告提交的工资条载有出勤工资、加班费、勤工奖、请假迟到、应发工资、社保、实发工资等名目。原告提交的工资条显示：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原告每月出勤工资均为2700元，有的月份显示有加班费、勤工奖50元及请假迟到扣发工资；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原告每月出勤工资均为2900元，仅2016年7月显示有加班费34元，其他月份均没有显示有加班费，绝大部分月份显示有勤工奖50元，有的月份显示请假迟到扣发工资；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原告每月出勤工资均为3200元，加班费栏均显示没有加班费，绝大部分月份显示有勤工奖50元，有的月份显示请假迟到扣发工资。被告在仲裁确认原告提交的工资条，但提交考勤表主张原告出勤未达到310小时，其与原告约定月薪2700元、2900元或3200元，每月休4天，不管原告是否上满26天，被告按该工资标准发放工资。2018年7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终止劳务关系通知书，称因原告达退休年龄的原因而无法继续履行，决定从2018年7月20日起与其解除劳务关系。自劳动合同终止后双方的一切劳动关系解除，并即日起所发生经济责任与被告无关。原告称被告于2018年7月20日以其达到退休年龄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属违法解除。被告则主张原告于2016年7月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自然终止，其后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原告主张虽然其于2016年7月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被告未为其办理离职手续，亦未出具终止通知书，且原告未享有退休养老待遇，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延续至2018年7月20日。另查明：原告于2016年7月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8年8月16日，原告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以下请求：一、被告支付2013年5月至2018年6月的工资差额29708元；二、被告支付2009年5月6日至2010年5月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加付一倍工资9240元；三、被告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869元；四、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09年5月6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五、责令被告依法补偿原告自2009年5月至2011年6月共26个月应缴而未缴的社保保险费，并承担因此而产生滞纳金和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原告于2009年5月6日入职被告单位，原、被告双方对于2009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7月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7月1日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后，被告继续聘用原告，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即原告自2016年7月1日后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关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2018年7月20日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而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及2016年7月2日至2018年6月期间工资差额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7月1日终止，原告关于请求被告支付工资差额的请求应在2016年7月1日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而原告于2018年8月16日才申请劳动仲裁，且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案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事由，故原告的该请求已过仲裁时效。被告在诉讼中亦提出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5月至2016年7月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诉求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或者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劳动者应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故此，对原告要求被告补缴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各项应缴而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的诉求，本院不予处理。另，由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7月1日终止，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其自行缴纳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社会保险费中应由被告承担3510元的诉求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邹桂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邹桂兰与被告中山市三乡镇昇昌皮具厂于2009年5月6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邹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邹桂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向良平人民陪审员  郑美琪人民陪审员  张嘉慧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志伟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