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2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107号4幢。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421MA28AFCH9M。法定代表人：徐黎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新铭、吴夏璟，浙江嘉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健，男，汉族，1973年2月14日生，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艺、石磊，浙江卢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曼公司）因与上诉人陆健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1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德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六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陆健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要求爱德曼公司向陆健一次性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工资差额无事实或法律依据。爱德曼公司与陆健之间未就《劳动合同》第四条第1款中不予考核内容达成合意，该条款内容系陆健以欺诈手段在违背爱德曼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自行添加；陆健与爱德曼公司已于2017年7月8日解除劳动关系，故客观上无法对陆健进行考核后发放剩余30%的薪酬；2.依据现行有效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动部发[2008]3号）第二条的规定，日工资折算时月计薪天数为21.75天，原审法院直接援引仲裁裁决的21天进行计算的方式错误，陆健2017年6月1日至7月8日的工资应为43045.98元；3.爱德曼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按照规定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陆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达成一致，故爱德曼公司系合法解除；而《劳动合同》第九条为陆健擅自添加，违背爱德曼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经济补偿金及其标准，是为了保证劳动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而非使劳动者取得高额收益，因此约定的经济补偿金超出法定标准的部分因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未对148万元款项的性质进行定性，是属于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还是其他的性质未明确，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法院变更本案经济补偿金为13882.5元；4.陆健涉嫌虚假诉讼，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以及爱德曼公司为此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上诉人陆健辩称，1.涉案劳动合同是双方通过多次协商达成一致情况下由爱德曼公司提供合同版本交由陆健签字确认，充分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以及显失公平的情形。爱德曼公司承诺给陆健的薪资就是每年60万，并没有30%绩效薪酬需要考核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需要考核，也因为爱德曼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客观上导致无法进行年终考核，该部分薪酬仍应当支付给陆健；2.爱德曼公司主张无需支付2017年1月至7月8日的工资差额无依据，该主张仍是建立在30%薪酬需要考核的基础上，故应当按照5万月薪来计算工资差额。爱德曼公司主张的日工资也并不适用本案；3.爱德曼公司签署确认的通知并不能视为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公司在后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也没有表示解除劳动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通知书也没有给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任何理由，更没有经过工会流程，显然解除行为违法。爱德曼公司对上诉所称陆健不能胜任工作的说法在仲裁和一审中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不能胜任需要培训或者调岗，仍不能胜任才可以解除；4.爱德曼公司称涉案劳动合同第9条系陆健擅自添加的说法不成立。一是爱德曼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系陆健擅自添加，二是结合合同签订背景可以证明第9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爱德曼公司是嘉善的科技初创企业，而陆健当时系嘉善科技局的副局长，爱德曼公司系认可陆健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才聘请其到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双方对于报酬有多次的沟通，主要在于年薪多少、保证工作几年以及给多少股权激励，后双方达成一致决定陆健年薪为60万，保证工作三年。如果三年中爱德曼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需按三年总报酬来支付。因此涉案劳动合同并不存在欺诈，而陆健因爱德曼公司的单方解除行为损失达400万元左右；5.本案的焦点就是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比法律规定标准更高的补偿金，法律对经济补偿金的现有规定是针对用人单位支付的标准不能低于法定标准，但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可以约定高于法定标准的经济补偿金，而劳动合同法总则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即可以适用该条规定，一审适用该条规定是正确的。综上，一审除了加班工资认定有误外，其余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正确。上诉人陆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2.改判爱德曼公司向陆健支付加班工资73563.22元；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爱德曼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陆健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有关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虽然其是年薪制人员，但是劳动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2.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因爱德曼公司是存在加班事实和考勤管理制度的，但是爱德曼公司始终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应该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爱德曼公司辩称，一审不支持陆健的加班工资正确。陆健没有提供其所谓的加班事实的证据。根据爱德曼公司的规章制度，加班是需要审批的，陆健没有举证证明其经过审批的加班事实存在，故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爱德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爱德曼公司与陆健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7月8日解除；2.请求撤销《劳动合同》中第九项即“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3.请求变更《劳动合同》中第四项“劳动报酬”第1款约定；4.请求判令陆健承担爱德曼公司支出的律师费及公证费共计111040元；5.请求判令陆健承担本案诉讼费。在第二次庭审中又增加了诉请：1.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陆健2017年6月1日至同年7月8日期间的工资报酬61904.76元；2.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陆健2017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5000元；3.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陆健加班工资73563.22元；4.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陆健解约补偿金1488095.24元。一审法院认定：陆健于1997年大学毕业后，同年11月13日经嘉善县人事局介绍到嘉善县环保局工作，后又转入嘉善县科学技术局工作，且担任副局长职务。2016年12月30日经陆健申请辞去了公职，同时被免去了所担任的嘉善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2016年11、12月，陆健曾与爱德曼公司协商陆健去爱德曼公司处工作事宜。2016年12月9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一、合同期从2016年12月起（具体以陆健办理完毕辞职手续正式入职之日为准）至2019年12月31日止；四、爱德曼公司对陆健实行基本年薪制工资（税前），陆健工资为基本年薪制+绩效薪酬构成，薪酬合计60万元/年，每月固定发放70%即35000元，剩余30%年终一次性发放；爱德曼公司安排陆健加班的，加班工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八、双方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双方就劳动合同变更、解除另有约定的，可在本合同书第九项中约定；九、经协商一致，双方约定以下内容：若爱德曼公司提前解除本劳动合同，则爱德曼公司需一次性支付陆健合同期内（2017.1.1-2019.12.31）剩余年度年薪的总额作为补偿；合同签约须知栏：三、双方需要协商约定的其它事项，在本合同书第九项中写明等”。对此合同爱德曼公司持有异议表示：合同第四项“剩余30%年终一次性发放”系陆健私自更改而成，应为“剩余30%按照考核的结果一次性发放”。合同第九项内容是没有的，系陆健伪造私自添加，并要求对合同上印章形成时间是否与签约时间一致予以鉴定确认。2017年1月1日开始，陆健进入爱德曼公司处工作，担任副总经理。2017年6月9日，爱德曼公司向陆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份，载明“公司决定于2017年7月8日解除与你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从即日起，请做好交接和相应的交接工作。按国家的劳动管理规定本公司除支付你本月应得的工资外，还将向你支付一次性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175000元。包括：按本公司的服务年限，未满半年的，发给相当于员工本人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计人民币175000元整。请即日起与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并领取本月应得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办理完离职手续或到2017年7月8日止，双方完全脱离劳动关系”。同月16日，爱德曼公司又向陆健出具《通知》一份，载明“从2017年6月9日到2017年7月8日止，期间你不用来公司上班，视为正常出勤，薪酬照常发放，特此通知”。2017年9月18日，陆健向嘉善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7年7月8日因爱德曼公司单方违法解除而解除、裁令爱德曼公司支付陆健2017年6月1日至7月8日的工资薪酬61904.76元、裁令爱德曼公司支付陆健2017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工资补差7500元、裁令爱德曼公司支付陆健加班工资96551.72元、裁令爱德曼公司支付陆健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2183.91元、裁令爱德曼公司支付陆健解约补偿金1488095.24元。爱德曼公司提出反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中第九条无效，增加确认双方劳动合同于2017年7月8日终止。仲裁期间，爱德曼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向上海市静安公证处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分别办理了“（2017）沪静证经字第3985号”和“（2017）沪静证经字第3986号”二份公证。公证书分别载明：根据爱德曼公司的申请，在公证处公证员和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爱德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黎明于该日在公证处证据保全室，使用其自行携带的手机连接至公证处无线互联网网络后进行了相应操作，操作显示相关微信联络往来内容；爱德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龚靖在场，与公证员、公证处工作人员钱扬，在证据保全室，使用公证处已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进行相应操作，操作显示爱德曼公司与陆健曾协商建立和确定劳动合同关系及相关劳动合同内容，往来的邮件其中劳动合同第四条第1点内容为“甲方对乙方实行基本年薪制工资（税前），乙方工资以：基本年薪+绩效薪酬构成，薪酬合计60万元/年。每月固定发放70%，即35000元，剩余30%按照考核的结果年终一次性发放”，第九条“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经协商一致，甲乙双方约定一下内容”后为空白，该合同上无双方签字或盖章。仲裁委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爱德曼公司向陆健支付2017年6月1日至7月8日工资61904.76元、支付2017年1月1日至5月31日工资差额75000元、支付加班工资73563.22元、支付解约补偿金1488095.24元合计1698563.22元，驳回陆健其他仲裁请求，驳回爱德曼公司的仲裁请求。爱德曼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善人劳仲案字（2017）第0245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7月8日解除、撤销《劳动合同》中第九条即“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变更《劳动合同》第四项“劳动报酬”第1款约定、判令陆健承担爱德曼公司支出的律师费及公证费111040元。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增加诉讼请求为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陆健2017年6月1日至7月8日期间工资61904.76元、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75000元、加班工资73563.22元、解约补偿金1488095.24元。诉讼中，爱德曼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陆健提供《劳动合同》签署处的公章及被告签字、日期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及要求对在陆健处曾使用的电脑进行数据恢复。经一审法院司法鉴定委托部门审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入额的鉴定机构中无相应机构能对爱德曼公司申请鉴定的内容进行司法鉴定及电脑数据恢复，故对爱德曼公司的司法鉴定及电脑数据恢复申请无法予以启动。后爱德曼公司自行委托了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要求对《劳动合同》中公章、法人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该鉴定中心以“涉及鉴材及样本较多、形成时间鉴定工作量较大”为由，于2018年8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表示“截止本说明出具之日，本次鉴定尚在鉴定过程中，未完成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爱德曼公司、陆健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爱德曼公司现认为该合同相应条款内容系被告自行更改及添加而伪造所形成，但爱德曼公司无相应充分的证据能予以证明，故爱德曼公司诉请变更及撤销相关合同条款内容无据，且该诉请也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故对此诉请不予支持。因双方均确认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7年7月8日，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符合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结合本案，爱德曼公司向陆健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相应解除事由，不符合以上法定解除情形，属爱德曼公司单方违法解除行为。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与劳动者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办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手续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结清工资”。爱德曼公司所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陆健的工资结算至2017年7月8日，爱德曼公司无证据能证明其已支付自2017年6月1日至7月8日期间的工资。爱德曼公司虽对陆健提交的《劳动合同》第四条“劳动报酬”第1项约定的内容持有异议认为是陆健签订合同事后更改或者伪造，但无证据能予以证明，又双方劳动关系均确认已于2017年7月8日解除，故爱德曼公司现理应支付陆健该期间的工资全额为50000元/月+50000元/月÷21天×5天计61904.76元。又因爱德曼公司提前解除与陆健劳动合同关系，导致陆健客观上不可能工作到年终，故爱德曼公司现应一次性支付陆健自2017年1月1日至5月31日工资差额为（50000元/月-35000元/月）×5个月计75000元。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相应的加班工资。但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陆健进入爱德曼公司处工作，担任副总经理领导职务，其如加班应当能提交相应的加班证据予以证明，如陆健存在加班行为也需要相应的审批等手续，且合同对其加班虽有相应约定，但其系实行税前年薪制的人员，故对陆健申请仲裁所提出的要求爱德曼公司支付相应加班工资之请求，无法予以支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爱德曼公司、陆健在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九条约定“若爱德曼公司提前解除本劳动合同，则爱德曼公司需一次性支付陆健合同期内（2017.1.1-2019.12.31）剩余年度年薪的总额作为补偿”，该约定的经济补偿金虽高于法定标准，但未违反该规范的立法判断和立法规划，且协商解决纠纷的实效性和营造诚实信用的商业环境的必要性也要求，双方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就合同解除或终止后作出的不同于法律规定标准的经济补偿金条款，故此约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对爱德曼公司就此提出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据此，爱德曼公司理应支付被告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金为60万元/年×3年-50000元/月×6个月-（50000元÷21天）×5天计1488095.24元。爱德曼公司所支出的公证费用系其举证所需，应由其自行承担。爱德曼公司诉请的其所支出的律师费用系其自行委托代理所需，且双方也无约定产生的费用需由陆健承担，应由爱德曼公司自行承担。故对爱德曼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述诉请，不予支持。陆健在本案庭审答辩期间提出的要求爱德曼公司支付仲裁裁决未予支持的年休假工资，陆健收到该仲裁裁决后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此项裁决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视为已过诉讼时效，故对陆健现就此提出的要求爱德曼公司支付年休假工资之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十条、《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爱德曼公司与陆健劳动合同关系于2017年7月8日解除；二、爱德曼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健2017年6月1日至同年7月8日期间的工资报酬61904.76元；三、爱德曼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健2017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5000元；四、爱德曼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健经济补偿金1488095.24元；五、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陆健加班工资73563.22元；六、驳回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七、驳回陆健当庭提出的要求爱德曼公司支付年休假工资之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爱德曼公司负担。二审中，爱德曼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写有“陆健”的U盘一个及U盘内文件照片一份、爱德曼公司的印章使用登记簿一份以及报销单两份，综合证明陆健于2017年1月3日正式入职爱德曼公司后，直接接手孙凤山的工作，作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综合部、财务部和人事部的工作，并且掌管公司公章。陆健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爱德曼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具体而言，首先对U盘的三性均有异议，U盘是否是当时陆健使用以及U盘内容是否有增加或删除均无法辨别；对印章使用登记簿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登记簿包含了公章、法人章、合同章的所有使用登记情况，而陆健仅负责公章的审批使用，且作为审批人，审批盖章的都是行政方面的事务，不包括财务方面的事务；对报销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报销单恰恰可以证明，财务部与综合部是分开的，陆健负责的是行政部。本院对爱德曼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对U盘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印章使用登记簿以及报销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从印章使用登记簿可以看出，陆健负责公章的使用审批，但无法证明陆健负责的部门。陆健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1.爱德曼公司与陆健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真实有效；2.爱德曼公司是否系单方违法解除与陆健的劳动合同；3.爱德曼公司是否应支付陆健剩余30%的绩效考核薪酬；4.双方劳动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如何定性以及是否应支付该约定的数额；5.爱德曼公司是否应支付陆健加班工资。关于争议焦点1，爱德曼公司认为陆健提供的劳动合同系其事后伪造的主要理由是，根据公证的陆健与爱德曼公司总经理龚靖于2016年12月5日、6日的邮件记录，当时龚靖将劳动合同文本发送给陆健后，陆健只对入职日期进行了修改，而龚靖发送的劳动合同版本中第四条约定的是“剩余30%按照考核的结果年终一次性发放”而非“剩余30%年终一次性发放”以及第九条约定为空白，并无提前解除需支付补偿的约定。另外，陆健提供版本的劳动合同写明的入职时间是“具体以乙方办理完辞职手续正式入职之日为准”，也即签订合同当时并不确定何时正式入职，但第九条却已经写明陆健的合同自2017年1月1日开始，两处入职时间存在矛盾之处，综合上述两点理由推定陆健提供的劳动合同版本系陆健事后伪造，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陆健对爱德曼公司提出的上述异议解释为，双方对陆健劳动合同具体条款的协商除了邮件之外，另有多次当面或电话协商，邮件版本并非最终版本。而为何合同第九条明确了陆健的合同起始日期是因为便于计算劳动报酬故写了整年度的日期，陆健正式入职日期不管是2017年1月1日或者爱德曼公司主张的1月3日都与上述约定时间几乎无差，故不能以此推定该条款系事后添加伪造。虽然双方各自提供的劳动合同版本内容有不同，但爱德曼公司未能举证说明或否认在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双方不存在除邮件之外的其他协商，爱德曼公司也未能提供其所称的劳动合同版本原件，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提到的双方劳动合同签订于2017年1月1日，与陆健提供版本的劳动合同时间一致，故本案爱德曼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劳动合同系伪造，故对陆健提供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争议焦点2，爱德曼公司虽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陆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程序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但解除通知书中并未提及任何解除事由，爱德曼公司称陆健不能胜任工作且骗取爱德曼公司招聘胡燕并给予高额薪水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解除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故爱德曼公司系违法解除与陆健的劳动合同。关于争议焦点3，既然陆健提供的劳动合同真实有效，则根据合同第四条劳动报酬的有关约定，陆健年薪为60万元，每月固定发放35000元外，剩余30%在年终一次性发放。现因爱德曼公司单方违法解除了与陆健的劳动合同，则剩余30%的薪酬应予以补足。一审对该数额计算正确，二审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4，双方劳动合同第九条关于“若爱德曼公司提前解除本劳动合同，则爱德曼公司需一次性支付陆健合同期内（2017.1.1-2019.12.31）剩余年度年薪的总额作为补偿”的约定该如何定性的问题。首先，从该条文字表述上看系爱德曼公司与陆健对爱德曼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支付的补偿的约定，其实质是违约金。其次，根据条文规定，爱德曼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陆健合同期内剩余年度年薪的总额作为补偿，经计算高达1488095.24元。虽然劳动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约定，但本案陆健在其未付出劳动的情况下即可获得剩余合同期两年半左右的劳动报酬，显然显失公平。虽然法律并未对违约金的数额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但权利也不得滥用，自由也并非不受限制和约束，在民商事活动中，当事人对违约金数额的约定也应当合理有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该规定强调了违约金的补偿性，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甚至有可能促使合同一方为获取高额违约金故意引诱对方违约，成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悖离诚实信用原则。此时，若法院简单依据合同约定判罚，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明显偏离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和朴素的社会公平正义观念，难以取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故本案中，基于公平原则有必要对双方约定的过高违约金作出适当的调整。本案陆健原系公职人员，因爱德曼公司的邀请作出辞职选择，也牺牲了诸多个人利益，包括公务员身份、稳定收入、福利待遇以及其他无形的相关利益等，因此在酌情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时也应当考量上述因素。基于此，本案酌情对双方劳动合同第九条约定的违约金调整为违约金额的45%即669642.86元。因爱德曼公司系违法解除与陆健的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爱德曼公司还应支付陆健相当于经济补偿金二倍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因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已经约定较高的补偿标准，陆健在本案中也未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爱德曼公司只需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即可。关于争议焦点5，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陆健进入爱德曼公司处工作，担任副总经理领导职务，其如加班应当能提交相应的加班证据予以证明，且陆健存在加班行为也需要相应的审批手续，但其未能提供。另外，合同对其加班虽有相应约定，但其系实行税前年薪制的人员，故对陆健要求支付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爱德曼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陆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1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七项；二、撤销嘉善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1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第四、六项；三、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健违约金669642.86元；四、驳回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与陆健各自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进良审判员  孙 浩审判员  樊钢剑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红书记员张靖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