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4民终4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汤菊珍，女，1970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兴，江苏金伙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强，男，1965年1月2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霞，江苏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菊珍因与被上诉人周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7）苏0411民初6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菊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周国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汤菊珍与周国强之间一开始就存在30万元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借条上的30万元系周国强与常州特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铄公司）间的往来转化而来。庭审中双方对此并无异议，只是周国强主张是保底款转化而来，汤菊珍主张是保证金转化而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一开始即为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另外，周国强在2016年8月曾以相同案由和事实起诉过汤菊珍一次，后撤诉。在该案庭审时，周国强本人亲口承认本案所涉借款就是由保证金转化而来。2.周国强主张的30万元保底款根本不存在。尽管周国强与特铄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70万元保底款的约定，但是周国强并未实际支付。3.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汤菊珍已实际向周国强付清30万元的事实。汤菊珍在另案庭审中明确支付的29万元及在法院调解中抵扣的1万元就是支付的诉争借条上的款项。4.一审判决存在诸多错误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形。例如，“2014年5月21日，汤菊珍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取周国强壹拾万元保证金”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汤菊珍仅是作为出纳在收条上签字且由公司盖章。二、周国强前后陈述和观点互相矛盾且不符合常理。1.前后两次诉状上内容不一致。在撤诉案件中，起诉状事实部分为“被告因资金周转，分别在2014年4月和2014年5月向原告借款共计30万元，被告在2016年2月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具状日期是2016年8月2日。从该诉状上可知，周国强认为是汤菊珍直接向其借款，而非由特铄公司间的往来转化而来，显然这与事实及周国强在两次庭审中自认的事实不一致。本案起诉状事实部分为“2016年2月4日由被告亲笔书写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起诉时间为2017年10月29日，故意回避了借款的形成原因、交付等因素，显然与第一次的起诉书内容不一致。2.前后两次庭审意见不一致。在撤诉案件的第一次庭审中，周国强陈述“这个30万本身是保底货款”，第二次庭审一开始又陈述“2014年4、5月份给了两笔15万是借的”，后来又陈述60万元都属于保证金。在本案庭审时周国强又陈述“16.2.4被告出具的借条中提到的14.5.借条中提到的30万元是被告个人在特铄公司向原告收取30万元保底货款”。前后陈述的收款主体有矛盾，一会儿是公司、一会儿是汤菊珍个人；前后陈述的性质有矛盾，一会儿是保底货款，一会儿是保证金，一会儿又是借款。据此，汤菊珍认为，本案应当以撤诉案件中第二次庭审时周国强本人亲口陈述为准，也即借条款项由保证金转化而来。3.周国强陈述的款项交付时间前后不一致。撤诉案件起诉状中周国强陈述所谓的两笔款项的交付时间为“2014年4月和5月”，撤诉案件第一次庭审陈述“我4.1给被告20万元，5月份我给她两个15万，一个10万”。第二次庭审陈述“后来付了20万、10万、15万、15万”、“两个15万元现金给付，2014年4、5月份给了两笔15万是借的。”本案一审庭审时陈述“原告于合同签订后，分两个15万元向被告交付的。”据此，两个15万元究竟是4月、5月付的还是仅5月付的前后矛盾。此外，两个15万元与10万元的付款先后又有矛盾。4.本案中周国强存在诸多不符常理之处。首先，既然周国强认为实际支付了60万元，为何另案在查明了部分相关事实后以“需继续补正”为由撤诉，但在本案中却未补充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其次，既然支付60万元，为何在要求出具借条时仅要求30万元而非6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30万元保证金是可以没收的）。再次，为何保证金由公司出具收据，而其所谓的两笔15万元保底货款公司却不出具收据。最后，为何合同约定的保底款是70万元，周国强却认为仅支付30万元，且该金额恰好与保证金相同。周国强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予以维持。周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汤菊珍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汤菊珍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2月4日，汤菊珍向周国强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汤菊珍2014.5月4日借周国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到20163月20日还款”。另查明，2014年5月21日，特铄公司（甲方）与周国强（乙方）签订《经销商合同》一份，该合同第22条约定“本合同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且乙方交纳30万元保证金及70万元保底订货款之后生效”。2014年4月1日，特铄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取“贰拾万元风险金”。2014年5月21日，汤菊珍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取周国强“壹拾万元保证金”。庭审中，汤菊珍自认其为特铄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再查明，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特铄公司诉周国强买卖合同纠纷中，于2017年9月2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一致确认特铄公司已归还周国强保证金29万元、尚有1万元保证金在该案中予以抵扣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周国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汤菊珍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汤菊珍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周国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汤菊珍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当事人一致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支付保证金且保证金已归还这一事实，但对于周国强提交的借条，周国强认为系属于除保证金之外的另一笔借款，汤菊珍认为就是由保证金转化而来，该院认为，周国强支付保证金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1日和5月21日，而借条上明确的借款时间为2014年5月4日，若如汤菊珍所述借条系对两笔保证金转化而来，但其时间并不一致，因为2014年5月4日时第二笔保证金尚未发生；同时，结合双方签订的《经销商合同》中明确约定周国强需交纳30万元保证金及70万元保底订货款这一事实，周国强关于在保证金30万之外还有另外30万元借款的陈述，应具有合理性，对汤菊珍关于借款即保证金且已全部归还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之规定，该院遂判决：汤菊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周国强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41元，由汤菊珍负担（该款周国强已预交，汤菊珍应承担的诉讼费用由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国强直接支付，法院不再退还）。二审中，汤菊珍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2016）苏0411民初4272号一案的民事诉状，证明周国强在第一次起诉时在诉状列明的相关陈述与本案一审提交的诉状，以及两次诉讼的庭审陈述均存在相互矛盾之处，30万元借款事实不存在。周国强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与第一次起诉时原周国强的代理人的诉讼思路有关，他认为之前的保证金已经转化为借款，但在庭审笔录中已经明确周国强向汤菊珍支付四笔款项的过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本院另查明，周国强与特铄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签订《经销商合同》，其中第6条约定“乙方（周国强）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特铄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第7条约定“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日内向甲方支付保底订货款人民币70万元。保底订货款用于维持乙方经销过程中必要的库存量……”。周国强曾在本案诉讼前以汤菊珍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与本案一致。民事诉状列明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内容如下“被告因资金周转，分别在2014年4月和2014年5月向原告借款共计30万元……”。周国强提交的30万元的证据包括汤菊珍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借条一张、2014年4月1日、2014年5月21日的收据各一张。在该案2016年9月20日的庭审中，周国强陈述：“我是在2014年和被告签订代理合同，我4.1给被告20万，5月份我给她两个15万，一个10万，整个过程一直没有供货给我，到16年才给我出具借条。这个30万本身是保底货款，但是要70万，一直没给全，拖了两年，到16年才打借条，是现金付的，在被告公司的办公室里付的。两次15万元我拿塑料袋包去付的。”2017年7月31日的庭审中，周国强陈述：“我们签订合同要交付100万元保证金，后来付了20万、10万、15万、15万。其中的20万、10万是保证金（风险金），两个15万是借给她的。我起诉的就是两个15万。两个15万元现金给付，2014年4月和5月各给了两笔。一开始60万都是保证金，后来没有合作的希望，30万元就转变为借款，在2016年2月补了借条。汤菊珍是特铄公司的老板，公司、个人性质是一样的。”汤菊珍陈述：“2016年4月11日还款10万元，2016年4月29日还款10万元，2016年6月6日还款3万元，2016年6月23日还款4万元，2016年7月5日还款2万元，共计29万元。”还查明，特铄公司曾以周国强为被告诉至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周国强立即支付货款27000元。在2017年9月28日的调解笔录中载明，周国强陈述：“原告还要退我10000元保证金，保证金是2014年原告收的，总共收了30万元，后来原告还了我29万元，还欠我10000元。”特铄公司陈述：“同意抵扣该10000元，其实这30万元后来都是汤菊珍归还的，确实还还了被告29万元，还差1万元，归还后原告不得再向汤菊珍主张。”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一、周国强结欠特铄公司货款22500元，特铄公司应归还周国强保证金10000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30万元款项与特铄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取的30万元保证金是否属同一款项。本院认为，周国强主张的案涉30万元与特铄公司收取的30万元系同一款项，理由如下：1.从款项的性质来看，周国强主张案涉30万元原属保底订货款，后转化为汤菊珍个人借款。但纵观《经销商合同》的约定，双方虽就保底订货款约定70万元，但并未约定交付日期，且30万元与70万元在数额上并不能重合。更何况，根据之前的操作方式，周国强向特铄公司交付保证金时，特铄公司向其出具收据。如周国强交付30万元保底订货款时，自应仍由特铄公司出具相应凭证而非个人借条。2.从款项交付的时间来看，周国强的陈述前后存在矛盾之处。时而陈述是在2014年4月和2014年5月，时而陈述是2014年5月，在借条上明确载明2014年5月4日出借，周国强为何会在第一次起诉时写明出借时间是在两个时间段，且这两个时间段恰与30万元保证金支付时间相吻合，不免令人生疑。3.从借条出具的金额来看，30万元的数额与保证金数额一致。其次，根据周国强的主张，案涉30万元系公司收取的保底订货款，汤菊珍是特铄公司的老板，公司与个人性质一致，故在汤菊珍出具借条时，为何仅出具30万元而非60万元的借条，不符合常理。4.从另案调解笔录所载内容来看，特铄公司要求周国强支付余欠货款，周国强则提出29万元的保证金即使是从汤菊珍个人账户转款（均是在借条载明的还款日期之后转款），亦等同于特铄公司归还的保证金，故在调解过程中才会提出余欠货款抵扣1万元保证金的事由，也基于此，特铄公司同意抵扣，并强调在汤菊珍归还了该29万元之后，周国强不得再向汤菊珍主张。在此前提下，双方才达成了相应的调解协议。据此，基于案涉款项即为周国强向特铄公司交付的保证金，且其已在另案中予以抵扣，故其无权另行主张。综上，汤菊珍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7）苏0411民初65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周国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41元，由周国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41元（已由汤菊珍预交），由周国强负担，周国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41元迳付汤菊珍。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旭阳审判员  王 星审判员  郑 仪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曾璜书记员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