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民终3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福林，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徐永生，男，1981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系被上诉人徐永生表妹），女，198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刘福林因与被上诉人徐永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2018）黑1102民初1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福林，被上诉人徐永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福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徐永生的诉讼请求;3.徐永生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徐永生承诺村里和乡里关于粮食差价补贴等问题由其解决,所以应当将粮食差价补贴和土地承包费进行冲抵。2.一审判决解除合同于法无据。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限是五年，现已履行四年，为了合同的稳定性，不应解除合同。3.一审判决认定的土地面积与实际不符，徐永生耕种的土地面积是50公顷，而不是59.81公顷。一审判决采纳证人王某、杨某的证言认定土地面积是错误的，两位证人陈述的地块是二十八地营子，而本案土地是二十一地营子。徐永生辩称，刘福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无事实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徐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福林立即支付2018年土地承包费120,000元；2.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刘福林立即返还60公顷面积的土地；3.诉讼费用由刘福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永生、刘福林均为黑河市爱辉区二站乡村民，徐永生为北师河村民，刘福林为卧冬河村民，二人原系亲属关系。2012年1月1日，徐永生通过前一手土地承包人王世成将王世成从原承包杨某义转包来的二站乡青松山村位于“21公里地营子”50公顷集体土地流转到自己名下，合同期限至2028年12月31日，经过时任青松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签字同意，徐永生具有对外转包的权利。2015年2月13日，徐永生将该50公顷土地转包给刘福林经营，二人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承包期限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9年秋，承包价格每年每垧地租金2,400元，付款方式为2015年首付60,000元，剩余60,000元秋后付清，次年以后的年承包费120,000元于当年春天给付，同时约定在耕种期间徐永生承担土地的一切费用和福利，粮食差价补贴归刘福林所有，土地保险由徐永生投保。2017年8月23日，徐永生以刘福林拖欠土地承包费为由起诉至本院，要求给付土地承包费用130,000元，并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本院判决刘福林给付徐永生土地承包费76,522.25元，驳回徐永生要求解除土地转让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该案现已执行终结。2018年3月5日，刘福林与案外人陈利海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未经徐永生和土地发包方二站乡青松山村村民委员会的许可将本案诉争土地转包给陈利海，约定承包期自2018年3月至2019年秋，承包费每年120,000元，春天种地前一次付清当年的承包费，粮食差价补归陈利海所得。刘福林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给付徐永生2018年度土地承包费120,000元。2018年度该地块的大豆种植补贴（之前粮食种植目标价格补贴款核定发放的面积为495亩暨33垧）现未予发放。2018年爱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时，本案诉争地块土地面积经实测为59.81公顷即897.22亩。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刘福林在履行合同过程中，2015、2016年度虽然通过政府发放的大豆种植目标价格补贴款折抵承包费的方式来履行合同义务，但均系违反了合同约定承包费给付的时限要求，致使徐永生在2017年因承包费给付问题起诉至本院，经本院判决并强制执行后得以实现承包费利益。刘福林屡次违反合同约定的给付时限要求，2018年仍然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限给付本年度承包费，且未经徐永生许可和土地发包方备案另行将土地转包与他人，构成履行合同中的根本性违约，故徐永生再次诉至本院要求刘福林给付拖欠的土地承包费并解除合同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刘福林提出已给付徐永生10,000元承包费及给付徐永生3,200元办驾驶证钱应折抵承包费的辩解，未有相关给付的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纳。刘福林提出粮食差价补贴上报事宜解决不了就不能给付承包费的辩解，有关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发放问题，须经市县政府组织统计部门入户调查和地块实地核实，经过申报、公示、审核等严格程序，补贴资金专户实行封闭管理，故该补贴资金的发放属于政府行政行为，从往年的大豆种植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发放备案资料看，该地块面积已经核准登记到刘福林名下，解决粮食差价补贴发放问题，徐永生作为土地转租方应有协助完成的义务，其实际已积极与村委会协商帮助刘福林解决该项事宜，但不能成为刘福林可以拒付承包费的理由，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刘福林提出其与徐永生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时候合同面积为50公顷土地，多出的面积是其近几年在耕种土地的过程中扩增出来的，不应属于合同面积的辩解，因刘福林在与徐永生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之前在该地块并没有承包和耕种土地，通过土地发包方青松山村原村党支部书记邓德权、原村委会主任王原臣证实，该地块对外发包时土地面积是按大体形状来算的，边角没有计算在内，实际面积约60公顷，故刘福林返还土地应按照现耕种土地的爱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实测后公示的897.22亩（合59.8公顷）面积予以全部返还。综上所述，刘福林自与徐永生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后屡次拖欠徐永生土地承包费，刘福林的数次拖欠行为及未经徐永生和土地发包方的许可另行将土地转包给他人的行为，构成违约，徐永生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刘福林提出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决：一、刘福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永生土地承包费120,000元；二、解除徐永生与刘福林于2015年2月13日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刘福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返还徐永生二站乡青松山村“二十一公里地营子”897.22亩（合59.8公顷）土地。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刘福林负担，与上款一并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福林提交以下证据：1.刘福林与徐永生、李某和的通话录音光盘两张。证明刘福林向村委会和乡政府申请过粮食差价补贴。徐永生认为录音内容不真实，且与此案无关。2.刘福林申请证人李某和出庭作证。证明刘福林向村委会申请过粮食差价补贴，诉争土地面积一共是50公顷。徐永生认为发放粮食差价补贴是由政策调整的，与徐永生无关。经本院认证认为，刘福林提交的录音内容未能反映其不能领取粮食补贴与徐永生存在关联，不予采信。证人李某和的证言也未能说明该问题，关于诉争土地的面积，应以土地现状为准，证人陈述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的，刘福林应按实际土地面积返还，故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刘福林在回答法庭询问时称：“（诉争土地）土地确权量地是61垧土地，多出的是我种这几年拱地头、扩地边所增加出来的土地面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徐永生、刘福林均应按约定内容履行。关于土地承包费的给付时间和给付方式，协议中约定，自2015年以后，每年的土地承包费于当年春天给付，但刘福林没有按此约定给付2018年的土地承包费，刘福林欲以粮食差价补贴冲抵该款，即补贴不发放便不给付承包费，但土地转让协议中未见有关该内容的约定。该协议中约定，承租期内因土地承包与村委会所产生的纠纷由徐永生负责处理，该条规定意在保证刘福林能够顺利耕种土地，因土地转包前，徐永生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也是自他人处承包。而案涉粮食差价补贴的发放，应由土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或具体行政机关调整，徐永生作为土地转包人，其负有的是协助义务，但无决定发放与否的权利。故刘福林不给付土地承包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违约，且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合同债务，该情形符合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正确的。关于土地面积，一审中，刘福林自认现有土地面积大于50公顷。本案诉争土地是刘福林承包地处的整体地块，其面积应当按实际计算。刘福林虽称超过50公顷的土地面积是其自己开垦的，但无证据证实，且诉争土地是青松山村的集体土地，即使其私自开垦土地属实，也不能因此取得相应土地的经营权。双方土地转让协议书解除后，该地块的经营权与刘福林无关，一审判决刘福林按照实际面积返还土地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刘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伟审判员 张可秋审判员 张 岩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