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民申1160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国浩，男，汉族，1989年10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启恩，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越伟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5-189号鹏源发展大厦。法定代表人：李晋扬，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凯莱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5-189号广州鹏源发展大厦内。法定代表人：王军，总经理。上列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宇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久禄，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邓国浩因与被申请人广州越伟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伟公司）、凯莱物业管理（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莱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472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邓国浩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作出二审裁定，认为“本案是保管合同纠纷，邓国浩并没有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是涉案车辆的权利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涉案车辆的寄存人”。关于邓国浩是否涉案车辆的权利人，其在一、二审期间已提供证据说明与涉案车辆的权利关系，且邓国浩与涉案车辆的权利关系与本案保管合同纠纷没有必然的关系。关于邓国浩是否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涉案车辆的寄存人的问题，一审过程中，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均没有否认涉案车辆是邓国浩停放到越伟公司、凯莱公司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越伟公司、凯莱公司认可邓国浩将车辆交付保管的事实，因此，邓国浩就是保管合同的寄存人这一法律认定就应该成立。关于邓国浩就是寄存人这一事实，除了作为保管合同相对方承认以外，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在庭审期间提供的视频监控证据，亦能证明邓国浩将涉案车辆停放的事实。二审裁定否定该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综上，请求撤销二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受理本案。越伟公司、凯莱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二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不存在程序违法。（二）邓国浩并非涉案车辆的车主，无法举证证明其对涉案车辆享有合法权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涉案车辆的寄存人，可见，邓国浩未举证证明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驳回邓国浩的起诉、上诉，合法有据。（三）邓国浩主张与越伟公司、凯莱公司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有责任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但邓国浩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对邓国浩提出的上述主张从来没有明确表示承认，因此，不能免除其举证责任。（四）邓国浩在一审中仅提交一份显示车辆所有人为案外人的机动车行驶证及一张车钥匙照片，不能证明其对涉案车辆实际占有。邓国浩主张其任职的公司对涉案车辆享有合法权益，但其提供的《汽车质押借款合同》《二手车交易合同》《机动车抵押合同》《违约合同》均只有车主“程汉学”签名，合同另一方全部空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且合同不成立，合同中没有关于邓国浩或其任职公司作为协议主体的内容，也没有关于涉案车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内容，邓国浩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实际借出款项，未能证明其与车主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邓国浩提出其任职公司对涉案车辆享有抵押权或者质押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邓国浩的再审申请。本院经调卷审查查明：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反映，邓国浩在一审庭审时出示的证据3为现场交涉视频，拟证明车辆停放及丢失过程，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视频中根本没有提及涉案车辆以及是邓国浩停放涉案车辆的内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出示的证据11为取车人员相片监控截图及身份证照片、证据12为监控视频（附光盘），拟证明：1.停车场车管员已要求取车人出具身份证件并进行拍照登记，并要求出示车辆行驶证信息，后取车人员用手机出示车辆行驶证照片，车管员核对后才放行，已经尽到最大的审查注意义务，并无重大过失；2.从监控视频中可见，停车场车管员并没有为取车人取车或割方向盘锁提供协助，相反，停车场同时出动车管员及保安人员对取车人情况进行了解，且车管员一直在旁察看取车人的行为，并了解情况，已尽到最大的审查注意义务，并无重大过失；3.邓国浩报案后，虽然停车场并不知道邓国浩是否涉案车辆的车主，但已将取车人员的相片及身份证照片、监控视频提供给派出所，积极协助并配合派出所调查。邓国浩对越伟公司、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所强调的关联性是该车辆由非邓国浩以及非车主本人取走的事实，且取走的经过是取车人要求停车场保安提供电源联通其随身携带的砂轮机将邓国浩锁在方向盘上的锁锯开后取走的，由此说明在车辆被取走的过程中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存在严重的过错。一审裁定也已对上述举证、质证情况进行了审理查明。另查明：一审庭审笔录还载明，审判员询问“涉案车辆（是）原告将车停进被告的车场？”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回答“不确认，没有相关停车票等证明……原告主张是其本人将涉案车辆开进停车场，其有能力进行举证，因为涉案车辆并非月保车辆，停进停车场应当持有停车票……”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保管合同纠纷。邓国浩起诉主张其将车牌为浙F95***的小汽车停放在越伟公司、凯莱公司经营的停车场内，后该车辆被不明人员从停车场取走，诉请判令越伟公司、凯莱公司赔偿车辆损失。首先，从邓国浩起诉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并未提交停车票等能证明其与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就涉案车辆的停放建立保管合同关系的证据。邓国浩申请再审时称越伟公司、凯莱公司认可邓国浩作为寄存人将车辆交付保管的事实，该主张与一审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不相符；邓国浩还主张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在一审庭审期间提供的监控视频能证明其将涉案车辆停放的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及本院调卷查明的事实，越伟公司、凯莱公司提交监控视频是为了证明涉案车辆被取走时的相关情况，邓国浩质证时亦强调该证据的关联性是涉案车辆被取走的相关情况，并不能证明邓国浩与越伟公司、凯莱公司就涉案车辆的停放形成保管合同关系。其次，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为程汉学，邓国浩起诉主张其为涉案车辆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并提交汽车质押借款合同、机动车抵押合同、二手车交易合同、违约合同，主张车主向邓国浩所在的公司贷款，并将涉案车辆质押给公司，邓国浩受公司指派使用涉案车辆，但邓国浩所提交的合同均只有程汉学字样的签名，并无合同相对方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合同已经成立，更不能证明邓国浩关于其为涉案车辆实际占有使用人的主张，因此，邓国浩提起本案保管合同纠纷，属于原告主体不适格。一、二审裁定驳回邓国浩的起诉、上诉并无不当，邓国浩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国浩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邓国浩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邹 莹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邵静红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彭思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