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3民终19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青凤，女，196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巧红，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永强，男，196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寒，女，199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刘青凤因与被上诉人梁永强、张小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271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刘青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刘青凤与梁永强于2016年7月21日签署《借条》，借条注明梁永强借刘青凤提供转账方式转入梁永强账户310万元，并借现金110万元，并承诺两年内还清，一审庭审中梁永强已经当庭承认收到上述款项。虽然梁永强辩称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不是借贷关系，但梁永强在庭审中认可借条为其亲笔签署，且在庭审中也认可在签署借条时刘青凤要求解除合作关系，从项目中撤出，由梁永强向刘青凤还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所体现的内容，根据原告的解释应为双方就原告退伙所形成的解决方案”。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该借款是刘青凤退伙所形成的解决方案，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在借条形成时由合作关系转变为借贷关系，新的法律关系已经形成，出具借条一方未能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其在合伙清算时出具借条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裁定驳回刘青凤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梁永强、张小寒未提出上诉。刘青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永强、张小寒共同偿还刘青凤借款420万元；2.梁永强、张小寒向刘青凤支付自2016年7月21日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年利率6.8%计算的债务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梁永强、张小寒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永强与张小寒系夫妻关系。现刘青凤持梁永强书写的借条一张，要求梁永强与张小寒偿还其借款。该借条载：“今借刘青凤转账叁佰壹拾万元整，2016年8月。现金壹佰壹拾万元整。共计肆佰贰拾万元整。欠款两年之内付清”，该借条落款时间2016年7月21日。一审庭审中，经向双方询问，双方均表示该借条实际书写时间为2017年，借条上落款的时间为倒签的时间。对于借条形成的原因，刘青凤表示系其与梁永强曾于2016年就顺义区李遂镇一项目准备进行合作投资，在刘青凤向梁永强转款时，双方未就合作方式等进行细化，在后续沟通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刘青凤不再进行投资，不再参与该项目，双方间的合作关系终止，刘青凤先期投入的款项作为梁永强向刘青凤的借款，由此形成了本案的借条，借条中的“现金”部分，系双方在终止合作关系时，对刘青凤之前陆续投入的现金资金的总计金额，“转账”部分系实际发生的一笔转账。梁永强、张小寒则持答辩意见表示双方间系合作投资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双方间存在一种基于合作投资而产生的合伙关系，而借条所体现的内容，根据刘青凤的解释应为双方就刘青凤退伙所形成的解决方案。本案中，刘青凤不存在出借行为，梁永强亦不存在借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刘青凤不具有债权人资格，双方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刘青凤的起诉。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8月5日，北京京上上电缆销售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洋支行签订《循环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为310万元。同日，抵押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洋支行与债务人北京京上上电缆销售有限公司、抵押人刘青凤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刘青凤以其位于朝阳区甘露园南里的房产一套作为抵押物，为北京京上上电缆销售有限公司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洋支行的457万元债务提供担保。2016年9月1日，北京京上上电缆销售有限公司以电子汇票方式向“北京中天博艺商贸有限公司”付款310万元。一审中，梁永强称与刘青凤系合作关系，并提交《发起人/股东协议》复印件。根据上述协议复印件内容显示：2016年8月31日，梁永强与刘青凤签订《发起人/股东协议》，约定：鉴于刘青凤有资金无项目，梁永强有项目无资金，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共同投资设立北京鑫泰佳休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开发项目名称为“李遂鑫泰佳源旅游度假村养老公寓”，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李遂村（原李遂童装厂）……。梁永强同时提交了《厂房、场地转让合同》复印件，合同内容显示王财、张彦之作为甲方与刘青凤、张小寒作为乙方签订《厂房、场地转让合同》，约定：“甲方有厂房一处，原李遂童装厂，2003年5月12日，李遂镇人民政府与甲方签订了李遂童装厂厂房出让及土地租赁合同。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合同期限……转让费数额850万元……签订合同时，乙方付给甲方200万元（包括定金10万元），2016年12月30日前付200万元，2017年9月30日前付清450万元余款……”。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根据刘庆利提供的梁永强电话号码，当庭拨打电话询问涉案借条的情况，一审法院询问：“你说双方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是合作关系，为什么给刘青凤出具欠条？”梁永强答复称：“她（刘青凤）一开始说不干这个，后来我们商量，她说要是赔了咱俩怎么算？我说赔了没事，我可以给你先写欠条，没问题的。”梁永强同时表示：本案借条是其本人签署的，现金刘青凤就没有给，只是拿刘青凤的投资合到一起算了这些钱；借条是2017年倒签的，310万是通过北京京上上电缆销售有限公司转到张小寒账户，扣了一个手续费还是劳务费，转了3053500元，该部分款项曾给刘青凤及其爱人偿还了部分民间借贷的款项和其他支出，剩下的是工地花的款项和地款；合作款项刘青凤是抽出来了，但是没跟梁永强写解除协议，也没说投资合作涉及的地也不要了，要是刘青凤同意地不要了，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也可以，等地出去了，可以拿钱还给刘青凤；刘青凤现在虽然提到把投资抽出来，但是一直没有跟梁永强这么说过。刘青凤在一审中认可，在欠条形成时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已经终止了，之后刘青凤就从合作关系中退出了。二审中，刘庆利曾到庭参加诉讼，并称其为梁永强、张小寒的委托代理人，但并未提交委托手续及相关推荐函件。经本院核实，刘庆利在一审中亦未提交推荐函件，并称法官曾告知但其忘了。本院告知其庭后提交全部委托手续并要求其通知梁永强、张小寒本人到庭，同时确定了庭审时间。刘庆利经与梁永强、张小寒核实后表示同意。刘青凤则表示，如果能补相关手续，则认可刘庆利作为梁永强、张小寒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内容。后梁永强、张小寒于本院确定的庭审时间并未到庭，亦无合理事由；刘庆利仅提交梁永强、张小寒的授权委托书。此次庭审后，本院收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焦各庄村民委员会推荐刘庆利作为梁永强、张小寒诉讼代理人的推荐函。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刘青凤与梁永强之间曾存在投资合作关系，由刘青凤投入资金与梁永强就“李遂鑫泰佳源旅游度假村养老公寓”项目进行合作。在一审庭审中，梁永强在一审法院与其进行的通话中认可涉案借条是其本人出具，关于涉案借条记载的款项梁永强作出了相关表述，并明确表示借条系倒签。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梁永强对借条记载的事项系双方之间就投资合作事宜进行协商后所确定有所表示。此外，梁永强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刘青凤曾向其表示要求抽出投资款项。梁永强虽称刘青凤尚未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但该陈述意见与其出具欠条的行为不符，且刘青凤在一审中亦认可在欠条形成时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已经终止，刘青凤从合作关系中退出。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刘青凤具备债权人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全部内容为：“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该款适用的前提为存在“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的情况，而本案借条中明确记载了债权人姓名，本案不适用该条款规定。一审法院在未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审查并作出认定的情况下，依据上述规定以“刘青凤不具有债权人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刘青凤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27115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尚晓茜审判员  程 磊审判员  胡新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汤和云书记员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