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菊芬，曾用名杨祥月，女，1963年5月17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锋，云南聚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祥，男，1953年2月8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成，大理市大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菊芬因与被上诉人杨志祥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8）云2901民初2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13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菊芬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锋、被上诉人杨志祥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菊芬上诉请求：撤销大理市人民法院（2018）云2901民初2703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明且错误。本案诉争的“园地”及184号院房是否原本属于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原、被告分锅生活后是否析过产，以及父母亲去世等事实一审判决均没有作出明确认定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当。1、上诉人所举证据《分家立约书》、户口本以及“园地”的宅基地使用证存根，足以证明该使用证发放是在原、被告分户前。一审认为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不当。2、一审判决虽然认定“关于祥月的房地基房屋的出售协议”形式要件合法，但却忽略了由于《协议》本身对标的物表述含混不清，代书人实际不知晓，且其陈述与被告的答辩陈述也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标的物约定不明确，合同（协议）不能成立，不能作为认定财产权利变更的法律事实。三、位于大理东侧的“园地”，上诉人拥有的财产权益不容否定。该园地面积0.3亩，1987年12月15日政府发放的NO.0077547号《云南省大理市宅基地使用证》核裁面积为201.5平米，与之相符。该地历史以来属于大家庭用地（政府审查登记时父亲也还在世）。至1988年才请人立《分家立约书》（未签名），这些都说明没有分过家。被上诉人一审答辩说园地是村民小组分配给他一家5口的。不知他的小家5口人从何而来。发证后，因上诉人没有经济能力建盖，但进行过耕种。1994年上诉人去了昆明丈夫处，被上诉人先自营木材加工、石材加工，后又出租营利，经上诉人追索，被上诉人才分过给上诉人占用费（租金收益费）3万元。上诉人从未将此转让或放弃给被上诉人或其他人。2009年被上诉人虽然个人出资将其建盖，但结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共用地基上建房，可以视为共同投资建房（或者合伙建房）。故上诉人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四、位于东门9社**瓦顶石木结构住房楼上下6间及宅院，上诉人拥有的财产权益也不容否定，并能主张析产。该房屋是大家庭时，以父母为主建盖的大家庭共有财产。1987年9月10日政府同园地一并颁发了《大理市宅基地使用证》（NO.0006165）。该处宅基地使用面积219平米，房屋占地96.9平米，上诉人自身拥有产权，以及因继受得来的相应产权。“关于祥月的房地基房屋的出售协议”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且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付款等义务，《协议》等于白签，上诉人也没有将房子移交给被上诉人。一审判决忽略了合同法的规定，忽略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付款等义务，忽略了被上诉人既不承认分家立约，又说已分过家的自相矛盾主张的错误性，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五、敬请上级法院正确处理本案。上诉人居住困难，且田产还在东门。而被上诉人在有他产的情况下，既占用园地营利，又要想独占184号，将上诉人置于扫地出门的状态，这不仅违反“建新让旧”的基本原则和亲友长辈的意愿，也已引起乡邻共愤。六、一审判决忽略了大哥杨延祥放弃财产权利的法律后果。杨延祥放弃的财产权利应属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上诉人杨菊芬对此财产就有权利，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错误。七、根据法律规定，共有产权人之一擅自处理共有财产无效，2002年的地基房屋出售协议，产权共有人上诉人丈夫段瑞华没有签字确认，该协议不成立，是无效的。八、一审判决未认定清楚本案是否有产可析，本案是有产可析的。九、现在地基的价值超过房屋的价值，上诉请求是分割地基及地基上的房屋。杨志祥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要求分割答辩人家房屋的依据是其请人书写的《分家立约书》。但其当庭陈述，立约书上全部人的名字都是请代书人书写，当事人并未签名、按手印确认；且杨延祥也明确向法庭表示上诉人请人写分家契约的事他不知道，契约上的名字不是他本人所签。故上诉人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上诉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明且错误”纯属无理纠缠。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虚构事实，曲解法律。㈠1985年答辩人与父母共同建盖的位于大理石木结构瓦楼房楼上下6间一方。父母在世时，曾分给上诉人北耳房楼上下两间，因其长期到安宁与丈夫及子女共同生活，房屋闲置。房屋及宅基地转让给答辩人所有，答辩人补偿给上诉人人民币28000元，实际给付30000元。(2000元赠与上诉人的儿女)订立协议时，请双方的舅舅、舅妈到场，由舅舅张仁代书“关于祥月的房地基房屋的出售协议”，上诉人及答辩人在协议土签字。协议虽然简单，但约定明确。双方己实际履行16年。不存在标的物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上诉人称答辩人支付其的房屋买卖款3万元，是出租土地的租金收益纯属虚构事实。㈡NO.0006165的宅基地是村民小组分配给答辩人一家5口人的农村建设用地。1987年12月15日答辩人依法领取《云南省大理市宅基地使用证)，证号:NO.0006165，登记在杨志祥名下，宅基地使用面积219.5平方米，房屋占地96.9平方米。2004集体把宅基地旁的边角地0.04亩有偿转让给答辩人，经与邻居张志义协商，张志义把其名下自留地0.06亩转让给答辩人形成现状。从1987年至今，答辩人与村民小组、他人协商转让归并宅基地，建设房屋等，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2009年以前，该宗土地一直闲置，从未出租给他人使用。三、上诉人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标的物约定不明确，合同无效，结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共同地基上建房，可以视为共同投资建房(或者合伙建房)纯属曲解法律。四、上诉人不存在住房困难。为解决上诉人的住房问题，避免双方因使用房屋发生矛盾，2016年答辩人把祖遗房屋一间无偿让给上诉人，并帮助其建设四层的一幢房屋，杨菊芬现在有房屋一幢，宅基地一宗，只是租给他人使用。五、杨延祥放弃参与宅基地的处理，按照当地白族习俗，杨延祥是出去上门，其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也不享受分割财产的权利。六、双方签订协议至今已经十六年多，上诉人丈夫并未提出异议，且已按协议约定接受杨志祥补偿的28000元钱，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不成立。七、上诉人要求分割现有的地基，需要证明其对该宅基地享有权利或者是共有权人，宅基地证上载明的五人是被上诉人杨志祥夫妻、杨志祥父母以及杨志祥的孩子，并不包含杨菊芬，按照宅基地载明的使用面积是3分，杨志祥归并了边角地，现在实际面积是4分多。八、上诉人认为地基超过房屋价值，但是农村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宅基地不使用需要交还集体，是房随地走，上诉人要求分割宅基地有悖国家法律规定。九、上诉人未对父母尽过任何赡养义务和生养死葬义务，都是由被上诉人尽的义务，现在上诉人连父母的墓地在哪里都不知道。杨菊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将位于东门9社184号的瓦顶土木结构西方住房一方楼上下各3间住房判归原告所有；因被告占用原析产协议约定原告建房使用及原告有土地使用权的园地而分割坐东向西砖混结构三层房屋中北起第一、二间楼上下总计6间，并以此向西分割天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秉坤、杨桂仙生育了子女杨延祥、杨志祥、杨菊芬三人，1987年杨秉坤去世。1998年杨桂仙去世。杨延祥在本村上门。1985年建盖了东门9社184号房屋。1987年以杨志祥的名义分别领取了该房屋及园地的宅基地使用证。2002年原被告签订了关于祥月的房地基房屋的出售协议，约定杨志祥以28000元购买杨菊芬的房地基和房产。2009年被告在园地上建盖了房屋。审理中本院依法征询杨延祥的意见，其表示放弃主张权利亦不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杨菊芬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菊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杨菊芬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菊芬提交证据1.更正后的户主为杨菊芬的《农业户口本》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杨菊芬仍是东门九社村民，农业户口；2.大理镇东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东门大队九生产队户口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1987年政府核发园地及184号宅基地使用证是杨菊芬、杨志祥为一户，园地不可能核批给杨志祥小家庭，而是批给包括父母、杨志祥夫妇、杨祥月在内的大家庭；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杨菊芬为农村居民，仍需在本地生产生活；4.《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股权证》复印件三本（证号为村A09-089-1、持股人杨菊芬，村C09-006-2、持股人杨灿辉，村C09-006-1、持股人段景汇），欲证明杨菊芬及子女二人仍然是村集体经济单位成员，转户口只是为了读书方便，不影响其在农村的权益；5.上诉人自行拍摄的现场照片打印件八张，欲证明本案争议184号房屋处于闲置状态，被上诉人并未居住使用，上诉人新建房是一间四层，只是一间并不是宅院，祖遗圈房基本处于废弃状态。经质证，杨志祥对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实上诉人主张；认为证据2真实合法，但不能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3真实合法，当时上诉人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正常，户口虽已转出去，但是还在土地承包期限内；证据4.5已经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证据3、4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5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均不予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还有共有财产祖遗圈房一间、住房一间（占地面积32㎡，使用面积20多㎡），住房一间已经由上诉人重新建盖一间**房屋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2年3月13日杨菊芬与杨志祥签订协议，约定“1.祥月的房地基、房产归志祥所有，志祥给祥月人民币贰万捌仟元（28000元）。2.祥月以后如果因为小孩读书等遇到困难，志祥根据本人的情况，随心帮助。3.祥月以后如果回大理，志祥让出一间房子给祥月住，但房屋所有权仍归志祥所有。”从以上协议可知，杨菊芬于2002年3月13日对自己的房地基、房产份额作出了处理，其对自己的房地基、房产不再拥有物权，杨志祥是否支付了28000元，其与杨志祥均只存在28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况且其自认已收到杨志祥30000元，虽其诉称30000元为占用费（租金收益费），但其就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杨志祥欠其占用费30000元的事实客观存在，且其既已对房地基、房产作出了处理，就无再支付占用费的理由，故其诉称并不成立。杨菊芬主张其对东门九社184号房屋享有财产权利的来源为家庭分家析产所得，虽不能明确分家析产的具体情况，但无论其对184号房屋享有多少份额，其均已作价28000元归并给了杨志祥；东门九社184号房屋于1985年建盖，杨菊芬也未举证证明其在当中的份额属于其与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处分行为应征得其丈夫同意，故其关于“关于祥月的房地基房屋的出售协议”无效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证号为0077547号的园地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杨志祥，宅基地上房屋为杨志祥建盖，杨菊芬主张其对该宅基地享有一半使用权无证据证明，况且如前所述，即使其享有权利其也已在2002年3月13日进行了处分，其无权再对证号为0077547号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分割。杨延祥是否对双方争议的房产享有权利，杨菊芬均已对其享有的份额进行了处分，杨延祥放弃权利不必然导致杨菊芬再取得财产权利。故上诉人关于其对位于东门9社184号房屋和证号为0077547号的宅基地上房屋享有物权，应进行分割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一审认定证据不当，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综上所述，杨菊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杨菊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月秀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左丽梅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穆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