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初675号原告：胡振菊，女，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农，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旋，上海金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14幢22301-130座。法定代表人：徐可。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王日红，男，1968年10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洪榕，男，1968年4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郭仁莉，女，197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胡振菊诉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王日红、洪榕、郭仁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振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农（张凯旋彼时作为实习律师协助出庭），被告大智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立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杨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日红、洪榕、郭仁莉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振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过户费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71,516.6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11月7日计算至2016年1月12日；2、判令其余被告对被告大智慧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大智慧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公布了2013年年报，其中以各种违法行为虚增收入，构成虚假陈述，上述日期即为其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2015年11月7日，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该日即为其虚假行为的揭露日，自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月12日，大智慧股票换手率达到100%，因此2016年1月12日即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基准日。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3.37元/股，该价格即为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基准价。原告基于对大智慧公司的合理信赖，于其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购买大智慧股票，并于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或持续持有大智慧股票，因而遭受损失，与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应由大智慧公司赔偿其损失。被告立信所在为大智慧公司开展2013年年报审计业务中未勤勉尽责，未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亦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依法应与大智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王日红、洪榕、郭仁莉作为大智慧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与大智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大智慧公司辩称，其披露年报行为与原告交易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理由如下：1、针对原告所指控的大智慧公司披露2013年年报的行为，上海证监局早在2015年1月就作出了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认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公告的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以下简称整改报告）中全面披露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问题。故整改报告公告后，理性投资者都知道或应当知道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已获得充分的警示和提醒，完全可以预见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应当将大智慧公司公告整改报告的日期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2、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大智慧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实质是公司的收入、利润及成本费用在2013年至2014年两个会计年度分配的会计处理问题，不涉及虚构交易或伪造财务凭证等财务造假行为，不影响大智慧公司两年综合财务数据、公司总体价值及其股票价格，对原告投资行为没有影响。3、2015年上半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大幅上涨局面，原告在此时买入股票，完全是由于证券市场暴涨所致，而非由于大智慧公司披露了2013年年报。4、即使将虚假陈述揭露日认定为2015年11月7日，在揭露日至基准日（2016年1月12日）期间，受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投资者对A股市场信心不断减弱，导致大盘指数大幅下跌，因此投资者的损失与大智慧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5、原告按照实际成本法来计算买入均价，但计算结果不应当高于其买入交易的最高单价。被告立信所辩称，1、涉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应为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的日期，即2015年11月7日。2015年5月1日立案调查公告披露的信息不够完整、准确。2、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仅影响2013年、2014年财务数据，并不影响之后的股票价格。原告是看中大智慧公司重组概念才购买股票，其购买行为存在投机性，应对自己的投机行为负责，其损失与立信所无关。3、大智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与大盘波动是一致的，原告损失是由于市场系统性风险造成的，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投资大智慧公司股票系基于立信所发布的审计报告，故原告不具备向立信所索赔的法定要件。4、中国证监会认为系争审计报告多记了大智慧公司2013年利润，但立信所在2014年审计报告中扣除了这部分利润，所以争议的是该利润应计入哪一年度，而不是审计错误。立信所是根据审计准则出具审计报告，不存在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行为，中国证监会亦未认定立信所与大智慧公司存在合谋或故意。本案所涉立信所责任确定问题，应当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计侵权若干规定》），而非优先适用最高院关于虚假陈述责任认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审计侵权若干规定》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程度区分了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分别规定了连带赔偿责任和按份赔偿责任。本案中，即便认定立信所应负赔偿责任，也应只是过失责任，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国证监会认定立信所审计报告中一、二、四、六项存在过失，故仅应承担部分补充赔偿责任。被告王日红、洪榕、郭仁莉未发表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原告的证券账户卡及开户资料、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原告提交的交易对账单（流水明细），以及大智慧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至中国XX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的原告2014年2月27日对大智慧股票的持有情况，以及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止对大智慧股票的交易情况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大智慧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公告（临2017-021）、2014年2月28日至同年3月14日大智慧股票收盘价图表、上证综指走势图（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4年3月14日）、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有关大盘的新闻报道、同时期有关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新闻报道、同时期有关金融软件行业的新闻报道、同时期的上证综指走势图、同时期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00家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走势图、同时期东方财富股票价格图表和同花顺股票价格图表、同时期大智慧股票价格图表、大智慧《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大智慧股票涨跌幅情况的查证意见书》（编号沪司会普鉴字[2017]第12号），均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故均不予采纳；2、立信所提交的《深交所2013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深交所2014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深交所2015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大智慧与同行业内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比较、上交所第二十三期联合研究课题《股票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信息（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10日）、证券时报报道《外资做空是谎言股灾真相在这里！》、《年内第16次千股跌停证监会连夜回应》、《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流动性导致股灾3.0版》、2017年2月26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大智慧公司K线图和上证指数K线图、大智慧公司公告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及2014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更正前）与更正后的报表，均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故均不予采纳；3、关于揭露日的确定，原告和被告立信所提交了被告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主张以该公告发布之日为揭露日，大智慧公司提交了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主张以该报告发布之日作为揭露日。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故在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时，应综合考虑揭示内容、揭示方式以及揭示后股票价格的波动等多项因素予以判断，并着重考察系争揭示行为是否与虚假陈述行为人此前做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对应，能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进而对投资人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公告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就该公告内容看，虽然指向2013年年度报告，但主要系针对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所作的整改，涉及的具体财务问题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内容并不一致，且该公告在每一项存在问题后均附上整改措施，注明已完成整改，故该公告对市场并未起到相应警示作用，亦不足以揭示风险，引起投资者充分注意。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对大智慧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015年11月7日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已完整披露了涉案虚假陈述的事实以及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内容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具有高度对应性，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应当以该公告日作为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大智慧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1519。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5年11月7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中称，2015年1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5]147号）。主要内容包括：大智慧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1、2013年涉嫌提前确认有承诺政策的收入87,446,901.48元；2、2013年以“打新”等为名营销，涉嫌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3、涉嫌利用与广告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93.34万元；4、延后确认2013年年终奖减少应计成本费用24,954,316.65元；5、涉嫌虚构业务合同虚增2013年收入1,567.74万元；6、子公司涉嫌提前合并天津民泰，影响合并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影响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60万元罚款，并处罚直接负责人员。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6年7月2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大智慧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大智慧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894,262,281.52元，利润总额42,921,174.52元。经查，大智慧公司通过承诺“可全额退款”的销售方式提前确认收入，以“打新股”等为名进行营销、延后确认年终奖少计当期成本费用等方式，共计虚增2013年度利润120,666,086.37元，占当年对外披露的合并利润总额的281%。具体包括：1、2013年营销部分软件产品时向客户承诺如在指定时间内不满意可全额退款，在无法预计客户退款可能性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87,446,901.48元，虚增利润68,269,813.05元；2、2013年将客户打新股、购买理财产品等收款以软件产品销售款为名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虚增利润2,780,279.86元；3、利用与北京A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和利润943,396.23元；4、将2013年年终奖于2014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4年成本费用，将2012年年终奖于2013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3年成本费用，由此减少2013年应计成本费用，虚增利润24,954,316.65元；5、在与天津XX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未履行完成的情况下，请该公司配合提供项目合作验收确认书，并将验收日期倒签为2013年12月31日，由此虚增收入15,677,377.40元，虚增利润15,468,181.70元；6、子公司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前确认其收购XX经营有限公司的购买日，将该公司财务报表纳入子公司合并范围，虚增2013年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虚增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认定，大智慧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大智慧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中国证监会认为，大智慧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王日红，大智慧公司分管营销工作的副总经理洪榕，大智慧公司财务部经理郭仁莉是大智慧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王日红予以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对洪榕予以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对郭仁莉予以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立信所作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审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未对销售与收款业务中已关注到的异常事项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2、未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非标准价格销售情况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3、未对抽样获取的异常电子银行回单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4、对于大智慧公司2014年跨期计发2013年年终奖的情况，立信所未根据重要性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予以调整；5、未对大智慧全资子公司股权收购购买日的确定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中国证监会认定，立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关于“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责令立信所改正违法行为，没收业务收入70万元，并处以21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立信所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同年11月7日，中国证监会以[2016]1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7月27日，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披露了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另查明，2015年11月7日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后，自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月12日，大智慧股票换手率达到100%。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3.37元/股。综上，本院认定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大智慧公司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之日，即2014年2月28日；揭露日为其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之日，即2015年11月7日，基准日为大智慧股票自揭露日后换手率达到100%之日，即2016年1月12日，基准价为揭露日至基准日每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即13.37元/股。又查明，2016年1月4日至同年1月12日期间，上证综合指数发生大幅度波动，其中：2016年1月4日，沪深300指数于13时12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5%，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13时33分较前一交易日收盘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7%，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当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6.86%，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9.98%；2016年1月5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0.26%，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4.68%；2016年1月6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2.25%，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3.36%；2016年1月7日，沪深300指数于9时42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5%，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9时58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7%，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当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7.04%，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10.03%；2016年1月8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1.97%，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1.96%；2016年1月11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5.33%，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3.93%；2016年1月12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0.20%，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2.59%。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大智慧股票股价的涨跌幅度与其所属软件服务板块指数涨跌幅度大致相当，该期间内该板块指数仅有3天发生大幅度波动，分别为：2016年1月4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8.35%，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9.98%；2016年1月7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8.5%，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10.03%；2016年1月11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7.52%，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3.93%。再查明，原告用账号为XXXX的证券信用账户，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净买入大智慧股票69,000股，净买入成本为3,284,108.92元，买入最高价为31.52元/股，于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大智慧股票41,000股，卖出均价为13.91元/股，其余28,000股持续持有至基准日之后。本案中，原告明确按照万分之三主张佣金损失，被告大智慧公司、立信所对此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现中国证监会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大智慧公司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并对大智慧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各方关于揭露日的争议本院已经在事实认定部分明确，此处不再赘述，各方其他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若存在因果关系，各被告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的投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首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现已有证据证明原告均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大智慧股票，并于揭露日后卖出或持续持有至基准日后，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其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买入大智慧股票系由于证券市场大幅暴涨，并未受到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的诱导，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系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旨在减轻普通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这种推定建立在以下逻辑基础之上：在一个公开有效的证券市场中，公司股票价格是由与该公司有关的所有可获知的重大信息决定的。虚假陈述作为一种公开信息必然会在相关的股票价格中得到反映。投资者信赖市场价格的趋势进行投资，而其所信赖的市场价格反映了虚假陈述的信息。所以，投资者即使不是直接信赖虚假陈述而做出投资决策，也是受反映了虚假陈述的价格的影响而为投资。换言之，投资者系基于对股票市场价格的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而非基于对特定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分析，即使投资者不知晓虚假信息的存在，只要该虚假信息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影响，使其发生扭曲，即可认定相应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间具有因果关系。其次，依照上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时，投资者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亦有可能与虚假陈述行为间没有因果关系，换言之，在前述逻辑推理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会受到虚假陈述的影响。如果事实证明证券市场价格的某种波动系因虚假陈述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引起，则上述推定的合理信赖和推定的因果关系都将无法成立，该种价格波动所引起的投资者损失也将不属于虚假陈述主体的赔偿范围。现经查明，2016年1月4日至基准日，上证综合指数和软件服务板块指数均发生异常的大幅下跌，该期间大智慧股票股价的涨跌幅部分系受到证券市场风险影响，故投资者相应的损失与大智慧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缺乏关联，该部分损失不应属于大智慧公司的赔偿范围。至于该种市场风险所致投资者权益减少部分在投资者投资差额损失中所占的比例，本院酌情认定为30%。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各被告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鉴于2008年9月18日公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9月19日起，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收，即仅在投资者卖出股票时予以征收，投资者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买入大智慧股票时并未受有印花税损失。因此本案原告可以主张的损失包括：1、投资差额损失；2、佣金；3、利息。本案原告主张过户费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投资差额损失，《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上述两个规定应当作为计算原告投资差额损失的基本依据。原告主张采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大智慧股票的总金额减去卖出大智慧股票的总金额，除以净买入股数，来确定买入平均价，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以上述方法确定的买入平均价不应超过该原告单笔买入大智慧股票的最高价。此外，由于原告在2016年1月4日后仍持有大智慧股票，因此其投资差额损失的70%是大智慧公司应赔偿的部分；关于佣金，原被告均同意按照万分之三计算，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原告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利息自2015年11月7日计算至2016年1月12日，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以上确定的计算方式，本院对原告具体损失金额依法计算如下：原告按净买入总成本除以净买入股数计算的买入平均价为47.60元/股，超过其同期单笔买入的最高价，因此本院以其单笔买入最高价31.52元/股确定其买入平均价，其投资差额损失为（买入均价-卖出均价）×卖出股数+（买入均价-基准价）×持有股数，即（31.52元/股-13.91元/股）×41,000股+（31.52元/股-13.37元/股）×28,000股=1,230,210元，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其的投资差额损失应为：1,230,210元×70%=861,147元。佣金损失为258.34元。利息以上述两项金额之和为基数，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关于立信所应当对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承担何种责任。立信所主张根据《审计侵权若干规定》，其对于不实审计报告系出于过失，仅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可见，《证券法》和《若干规定》作为规范证券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针对会计师事务所未尽勤勉义务，为上市公司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行为，明确规定了连带赔偿责任此种责任形式。《审计侵权若干规定》虽然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侵权责任区分了连带赔偿责任和部分赔偿责任，但涉及为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提供中介服务的，仍应当适用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与《证券法》和《若干规定》的规定不应二致。理由如下：《审计侵权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认定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明知被审计单位对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三）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直接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作不实报告；（四）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致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指明；（五）明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明……该条第二款规定，对被审计单位有前款第（二）至（五）项所列行为，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其明知。本案中，大智慧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年报内容对于其股价以及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具有重大影响，而立信所是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的审计机构，其对于上市公司年报的审计工作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指出立信所在审计过程中对多个事项未执行必要的、进一步或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存在多项违法事实，对其处以没收业务收入并三倍罚款。综合立信所所负注意义务以及受到行政处罚的力度，本院认为立信所的侵权行为符合《审计侵权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虚假陈述事实，却仍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应当就投资者的损失与大智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上市公司……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参与虚假陈述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的；（三）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王日红、洪榕、郭仁莉作为大智慧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对大智慧公司涉案虚假陈述行为应负直接责任。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王日红、洪榕、郭仁莉应当就投资者的损失与大智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振菊投资差额损失861,147元、佣金损失258.34元，以及以上述两项金额之和为基数，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判决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王日红、被告洪榕、被告郭仁莉对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判决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胡振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15.17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被告王日红、被告洪榕、被告郭仁莉共同负担11,983.37元，由原告胡振菊负担1,531.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竹莺人民陪审员  陈炳良审 判 员  朱 瑞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荣琬斐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虚假陈述，分别与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参与虚假陈述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而未明确表示反对的；（三）其他应当负有责任的情形。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导致投资人损失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按本规定第三十条赔偿损失；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所缴股款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１００％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３０个交易日为基准日；（三）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四）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一）项规定确定基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