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17民初16805号 原告：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杨晓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勇，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张晋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华春玲，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心远，男。 原告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期间，本院追加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鉴于案情复杂，双方证据较多，在庭审前本院曾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心远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3,429,886元(人民币，下同)，并承担相应的银行利息(以3,429,88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3日计算至工程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就涉案防水工程签订了施工协议书，约定了工程价款及付款方式。但因被告分包了相关工程，原、被告遂于2013年12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原告的施工范围。现原告已按约施工，完成了3,679,886元的工程量。且涉案工程已于2016年12月通过验收，被告已通过诉讼取得95%的工程款，但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25万元，余款至今未付。遂涉讼。 被告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成为责任承担方。原告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方，实际施工方为东亚联合控股集团上海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东亚公司”)，该公司已于2017年5月3日注销。原告系以该公司权利义务承受主体之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但在原东亚公司的注销清算资料中，一无该公司对被告或者第三人尚有未结债权债务的相关材料，二无原告依法承受该债权债务(若有)的相关材料，故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中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主体适格。第二，原告主张第三人向其垫付了280万元的系争工程款不属实。在(2018)沪民终522号案件审理中，本案第三人明确陈述涉案防水施工是由其与原东亚公司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该案中，住安公司还提供了其与原东亚公司之间签订的防水分包补充合同及支付防水工程款的相应凭证，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住安公司向原东亚公司付款并非垫付。据此，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直接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已由第三人支付。第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有虚假诉讼并恶意保全被告另案执行款项的嫌疑。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第三人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述称，其同意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涉案工程合同的签订情况 (一)与本案密切相关的合同 2012年，第三人作为发包方(甲方)、原东亚公司作为承包方(乙方)，双方就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签订了《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建筑面积141,448平方米的该项目中由施工图表明的所有防水工程交由乙方施工，包工包料、包安全、包质量验收、包工期完成。工期：2012年12月7日开工至2015年10月12日竣工。工程价款及付款方式：1)以实际验收面积计算，不包括附加层，材料复试检测费用由乙方支付；2)每实做1平方米面积，施工一道1.5mm厚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单价为39元/㎡(暂估施工面积为27,468平方米，暂定价款1,071,252元)；3)每实做一平方米面积，施工一道0.8mm(500g/㎡)厚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单价为32元/㎡(暂估施工面积为27,468平方米，暂定价款878,976元)。以上暂定合计总价1,950,228元，按实调整等。该合同另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2013年至2014年，第三人作为发包方(甲方)、被告作为分包方(乙方)，双方就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签订了三份《建筑工程分包合同》，承包范围及内容分别为地上三层、局部四层的屋面找平、防水及瓦片工程、外墙保温工程、外墙文化砖湿贴工程、石材及石材线条干挂工程、涂料及铝板工程、外墙天沟及雨水管工程、雨棚铝板工程、露台石材栏杆工程、外立面铁艺工程；面积为3,208.32平方米的会所室内墙体砌筑、一层中庭弧形楼梯钢结构(包括设计、施工)精装修及水电、电梯精装修、空调、弱电、泳池设备、厨房设备、桑拿房等；面积为2,560平方米A型上叠，A型下叠，B型，C型ARTBECO，C型古典，C型中式，D型中式工程。合同还均对工程价款等其他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本案诉讼中，被告指出，上述三份分包合同中，仅第一份涉及防水施工，另外两份均与防水施工无关。此外，原告本案中主张的防水工程款之“大头”集中在车库和绿化带部分，明显超出了被告分包范围。 3、2013年12月6日，原东亚公司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1)该协议作为《千新公路1#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补充；2)该协议内容：包括佘山千新公路1#地块商品住宅项目中的13#-32#及37#、38#、43#、44#共计24栋住宅的全部防水工程项目，和1#-12#及33#-36#及39#-42#及45#-48#共计24栋住宅除地库以外全部防水工程项目；3)该协议双方遵守《千新公路1#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全部内容；4)该协议只涉及该《补充协议》第2条中全部内容的防水工程款支付由甲方支付。该协议甲方落款处有袁辉签名，并盖有“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盈公司”)印章，乙方落款处盖有原东亚公司公章和“桂昕”私章。诉讼中，被告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一则被告与第三人所签分包合同中，涉及防水的仅限于屋面防水，而地库等防水则属土建施工内容，被告不可能把自己都未承接的工程分包给原东亚公司；二则，甲方落款处所盖被告的印章与被告公章明显不一致，且肉眼可辨。被告也愿意就此申请公章鉴定以辨真伪。三则，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原件显示该《补充协议》及分包合同放在一起加盖了骑缝章，而骑缝章单位一个是原东亚公司，一个是顶盈公司，并无被告的骑缝章，再次佐证被告并未参与该《补充协议》之签署。对甲方盖章问题，原告解释称，当时原东亚公司施工负责人王建堂发现甲方落款处所盖公章为顶盈公司印章时，当即提出了异议，在此情况下，袁辉才又加盖了被告公司印章。但本案诉讼中，袁辉到庭称，由于其当时挂靠被告承接外墙装饰工程，所以才会以大华公司名义签订该《补充协议》，但该协议主要是为了解决跟一标段王建飞承包区域进行分割之用，不代表其他方面。此外，关于上述甲方落款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两个印章，袁辉均否认系其所盖。同时，第三人在本案诉讼中表示，其对原被告之间的该份《补充协议》并不清楚。 4、2014年11月20日，第三人作为发包方(甲方)、原东亚公司作为承包方(乙方)，双方就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签订了《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补充合同》。该合同与上述《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相比，不同之处仅在于“工程价款及付款方式”，新合同对此约定：1)以实际验收面积计算，不包括附加层，材料复试检测费用由乙方支付；2)每实做1平方米面积，施工一道1.5mm厚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单价为39元/㎡(暂估施工面积为32,000平方米，暂定价款1,248,000元)；3)每实做一平方米面积，施工一道0.8mm(500g/㎡)厚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单价为32元/㎡(暂估施工面积为75,000平方米，暂定价款2,4000,000元)。以上暂定合计总价3,648,000元，按实调整等。本案诉讼中，对于该份补充合同的签订原因，第三人解释称，因2012年合同中约定价格明显偏低，实际施工中的2014年，原东亚公司提出其实际施工价款远高于约定价款，第三人认为该意见合理，遂与原东亚公司更订了合同，签订该补充协议纯粹是为了合理调整价款，对其他事宜并无影响。本案中，被告以该补充合同并结合(2018)沪民终522号案件2018年11月27日之庭审笔录以及该案中住安公司举证的发票台账、付款凭证等，综合证明：1)补充合同系第三人与原东亚公司就涉案工程晚近形成的合意，一则无被告的参与，二则也说明原东亚公司及第三人没有与被告发生合同关系之意愿；2)第三人在该案庭审中已自认，其向原东亚公司支付工程款，系履行其与原东亚公司分包合同之行为，并非本案原告所谓的垫付；3)原东亚公司已向第三人开具500万元之发票，第三人向原东亚公司已至少支付了460万元，而原告所谓由第三人应急垫付的280万元即包含其中。原告对被告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明内容均不认可。 (二)其他涉案合同 1、2012年9月，上海新佘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佘山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及发包人、第三人作为承包人，双方就上海市松江区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内容：该工程总用地面积82,795.2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41,448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84,156.3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7,291.70平方米，建筑层数：地上4层，地下2层。主要由叠加别墅和联排别墅、会所、整体地下车库及附属设施组成，依照施工图纸所表明的桩基、土建、安装、室外总体等所有内容；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全部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等红线范围内的施工图纸所示的所有内容，但不限于以上内容并对承包范围可能出现的专业工程实行施工总包管理。开工日期：2012年9月10日(具体以建设单位书面开工令为准)，竣工日期：2015年10月12日(以质监站备案验收通过之日起计)，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1,128天。该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2013年9月6日，第三人作为甲方(总承包公司)、顶盈公司作为乙方(劳务公司)，双方签订了《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名称：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13-26号房，工程内容中载明40,657平方米，工期：自2013年9月10日开工，至2015年10月12日竣工。工程承包方式及取费标准：劳务分包(砖瓦工、混凝土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白铁工、防水工等)。该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3、2013年11月18日，王建飞作为一期(甲方)、袁辉作为二期(乙方)签订《建筑工程(二期)协作协议》，双方约定工程名称：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佘山一品)，工程面积为141,448平方米，其中一期面积84,248.54平方米，楼号为1-12,33-36、39-42、45-48号。二期面积567,199.46平方米，楼号为13-30、31、32、37、38、43、44号。承包范围：施工图所包含的土建、安装等工程。工期：2012年9月10日至2015年10月28日，该协议还对承包方式、价款等进行了约定。在(2015)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1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事实查明部分载有，王建飞在2015年12月14日接受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询问时称，为了区分一期和二期施工情况和办理相关移交手续，王建飞和袁辉签订了该协议，以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等。 4、2014年3月10日，第三人与上海顶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豪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分包合同》一份，将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第31号、32号、37号、38号、43号、44号的安装工程分包给顶豪公司施工，面积为12,501.90平方米，工期自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5月30日。该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5、2014年4月30日，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二份，载明委托袁辉、黄德之为其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被告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佘山一品装饰工程(项目名称)施工、经济往来及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被告承担。2015年4月8日，被告向第三人出具《关于撤销及调整授权委托人的告知书》一份，载明委托袁辉、黄德之为其代理人，全权代表被告处理关于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中外墙及部分室内装修装饰工程的一切相关事宜，如因该两位同志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法律责任，被告将承担所有责任。本案诉讼中，被告认为，就前两份委托书，一则，委托书中注明被告系投标人，加之落款时期为2014年4月30日，该时点正好是袁辉挂靠被告与第三人磋商样板房的投标事宜，故该委托书的签署目的及用途均为样板房合同的签订及投标之用，效力也仅限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且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具过该文件。二则，委托书明确无转委托权限，且委托期限仅为两年。三则，袁辉挂靠被告在案涉工程中承接了前述三份分包合同项下的施工内容，且二者之间的挂靠关系已由生效判决认定，三份分包合同也均被确认无效。总之，被告认为原告所谓袁辉系被告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的意见难予认可，袁辉在案涉工程中有独立于被告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其签名行为不能被轻易认定为代表被告。 6、2014年8月1日，第三人与上海弘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安公司”)签订《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一份，将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房住宅工程项目室外道路及室外景观工程分包给弘安公司，工程内容包括：室外所有道路、路面铺贴、室外雨污水、小区的景观(不含苗木、绿化)、小区外及住宅院落围墙、小区景观灯等的土建及安装工程等；承包方式：劳务分包(砖瓦工、混凝土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白铁工、防水工等)，该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 二、当事人就有关缔约背景及相互关系的陈述 首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原东亚公司系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所有防水工程的实际施工方。 其次，审理中，原告称，就涉案工程，原东亚公司是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第三人先与原东亚公司签订了上述2012年的分包合同，就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的整体防水工程进行了分包。但后来建设单位新佘山公司与第三人商量，要求将外墙装饰工程分包给被告，在此情况下，第三人和被告签订了相应的分包合同，而该分包合同也涉及防水施工，故当时确定由被告协调防水工程的施工及配合。鉴于此，原东亚公司与被告又签订了前述《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被告和原东亚公司之间就防水施工的分包范围。至于其他未纳入该《补充协议》的防水施工，则是第三人与原东亚公司直接分包的范围，与本案无关。简言之，就是在第三人与原东亚公司就涉案工程整个防水施工签订分包合同后，由于前述因素，其中一块防水施工范围被抠出来，并由原东亚公司和被告之间就此建立了分包关系，并以《补充协议》加以明确。原告认为，本案其所主张的就是《补充协议》项下的防水工程款，虽然该补充协议约定的范围可能超出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分包合同所约定的防水施工范围，但既然被告签署了该《补充协议》，就应受此约束，故原告的诉请合法有据。此外，第三人垫付了280万元是客观事实，该款项不能视为被告的已付款，一则，在被告与第三人所生另案诉讼中，被告始终否认其曾委托第三人向原东亚公司支付工程款；二则，第三人垫付行为系形势所迫，且当时与原东亚公司言明，该款项在解决完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后应予返还。第三人称，其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被告是分包方，分包范围对应前述三份分包合同。在刚开始做地基之时，第三人与原东亚公司签订过全部防水施工协议，但此后业主方新佘山公司和第三人商量，要把部分工程分包给被告。在此情况下，一部分防水施工(主要是立面部分)就从原东亚公司分包范围中拿出来给了被告。此外，结合后续具体分包情况，园建部分的防水施工，对应弘安公司所签分包合同；土建中卫生间、厨房之类的防水施工，则相应给了顶盈公司。被告则称，一则，原东亚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就防水施工签订直接有分包合同，且实际履行。二则，被告和第三人所签分包合同中所涉仅屋面防水，该分包合同系由袁辉挂靠被告所签，实际也是被告交袁辉施工，被告在收到相关工程款后已支付给袁辉，袁辉也付给了原东亚公司。本案中，原告起诉被告实属不当，且涉嫌虚假诉讼。 此外，本案诉讼中，袁辉到庭称，其系通过王建堂与原东亚公司建立起联系，整个涉案工程的防水都是王建堂挂靠原东亚公司施工的。防水中与袁辉相关的有：1)48栋房屋的屋顶防水；2)土建部分：基坑防水、正负零以下防水、卫生间防水、露台防水、厨房间的防水、内天井防水；3)园建部分的整个防水及地下车库顶棚的防水。其中，第三块占大头。袁辉还称，与被告相关的其实就是48栋房屋的屋顶防水，而该部分工程款预估也就七八十万元，其早已向王建堂支付。 三、工程竣工及结算 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于2016年8月30日取得《建设单位工程质量竣工报告(合格证明书)》，并于2016年12月8日经竣工验收备案。本案诉讼中，原告称，涉案工程于2016年11月2日通过验收。 另本案诉讼中，原告称，其仅收到被告支付的25万元工程款。为此，原告提交出票人为被告、金额为25万元支票一张。被告对支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指出，该支票的收款人处为空白，故通过支票本身看不出是被告开具给原东亚公司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袁辉挂靠被告承接工程，故被告向袁辉开具该支票用于支付工程款，将收款人处空着主要是便于袁辉向其他施工班组付款。原告不能单凭该支票就证明原东亚公司或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及实际付款情况。何况，该支票最终进账单位是否为原东亚公司，也无相关材料佐证，被告对此不清楚，也无法确定。此外，被告坚称，其从未向原东亚公司或者原告确认或支付过任何款项。 审理中，原告称，就第三人垫付的280万元需要返还之问题，其与第三人之间达成了口头约定。为证明真实性，原告提交了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称原东亚公司从被告处承接了涉案防水工程，后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导致民工工资无法发放。在此情况下，第三人先行垫付了280万元工程款给原东亚公司，并约定待其与被告之间的工程款纠纷解决后，须及时返还该280万元。第三人对此予以确认。但被告对此不认可，其坚持认为280万元并非垫付。 此外，本案审理中，原告为解释诉请金额之来源，提供其所作防水工程量清单一份，并指出，鉴于原东亚公司与第三人已就单价作出了明确约定，故原告所制工程量清单上的单价即照此执行，若本案需要就工程价款进行审价鉴定的话，也仅需审定工程量即可。被告不认可该清单，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不属于证据；且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当时原东亚公司尚存续，不存在也没有必要由原告出具该材料。对此，原告回应称，该清单真实形成时间就是2016年10月10日，只不过存在电脑中未及时书面固定，本次诉前，原告在准备起诉材料时才加盖了原告印章。 审理中，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还提交了2015年4月27日袁辉代表被告向第三人发出的《申请借款报告》，载明：为进一步推进佘山千新公路项目的施工进度，应工程需要，大华公司作为贵司佘山千新公路一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的装饰专业分包单位，特申请借款738万元。由本项目的后续分包工程款作为资金担保，并在后续装饰分包工程款到贵司账后，即到即扣，予以抵还。所附四笔借款数中含有原东亚公司的50万元和被告的578万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一则，从形式上看，这是袁辉向总包方申请借款的报告，与本案无关；二则，报告中原东亚公司和被告系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原东亚公司是被告下属施工单位的情况；三则，该证据也看不出原告多次找被告结算工程款。 审理中，关于防水工程款的结算及付款。原告称，就整个项目的防水工程款，其收款情况为：被告支付的25万元、第三人支付的460万元、王建飞支付的20万元，后两笔均与本案无关。被告则称，其从未向原告或者原东亚公司直接支付过工程款。原东亚公司与第三人就防水工程签订过专业分包合同且备案过，但第三人此后又将防水工程作了分割，分别分包给顶盈公司、顶豪公司、大华公司和弘安公司。大体情况是，大华公司是屋面防水、顶盈、顶豪公司是土建防水、弘安公司是园建防水。正常的结算流程则是原东亚公司找第三人要钱，由第三人支付防水工程款后，再从各个分包区块中结算扣除。袁辉则称，因为《补充协议》签署时，还只有外墙装饰的问题，后面才发生了土建和园建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工程实际上还牵涉到其以顶盈公司、顶豪公司、弘安公司名义承包的问题，而签署《补充协议》时，只有被告在，还没发生后续其他公司的挂靠问题。所以仅仅因为《补充协议》，就将原告主张的涉案工程款全算到被告头上的话，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不公平。此外，袁辉还谈到，顶盈公司、顶豪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已提起(2019)沪01民初192号诉讼，向住安公司主张工程款，而该工程款中也包含有防水内容。 审理中，原告称，本案诉请的防水工程款包含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分包合同项下的防水工程款，而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工程款结算纠纷已经通过(2016)沪0117民初7391号及对应的(2018)沪01民终4058号案件解决，至于该案工程款中到底包含多少防水工程款，原告不清楚。而审理中，被告则称，在其与第三人上述案件中，具体的防水工程款金额无法析出。此外，(2015)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10号案件系争工程款中也包含有防水内容，金额同样无法析出。 四、关联案件及诉讼情况 2015年10月，袁辉以住安公司、王建飞、新佘山公司及上海景文同安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文同安公司”)为被告提起(2015)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10号案件之诉讼，诉请：1、依法确认袁辉和王建飞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二期)协作协议》无效；2、判令王建飞按照袁辉已实际完成工程量向袁辉支付工程款8,216万元(暂定，待司法鉴定后确认)；3、判令转包人景文同安公司、住安公司对王建飞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新佘山公司在欠付住安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向袁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审理中，袁辉先后撤回了对景文同安公司及新佘山公司的起诉，同时撤回了上述诉请1，并明确其诉请2为王建飞向袁辉支付工程款95,743,594.66元。该案一审认定袁辉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提起诉讼，但因其诉请理由尚缺乏事实基础、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于2018年8月判决驳回了袁辉的诉请。嗣后，住安公司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袁辉并非实际施工人为由提起上诉，对应案件即为(2018)沪民终522号。上海高院于2019年1月作出终审判决，虽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袁辉为实际施工人不妥，但认为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遂判决维持。在该案中，住安公司作为证据提交了前述2014年11月20日其与原东亚公司签订的《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补充合同》及相关发票台账、付款凭证，其中，发票台账显示，截至2017年1月，原东亚公司开票金额合计500万元，相应收款合计460万元。本案诉讼中，第三人明确，该280万元包含在该460万元中。 2016年4月20日，大华公司以住安公司、新佘山公司为被告提起(2016)沪0117民初7391号案件之诉讼，诉请主张住安公司支付前述三份《建筑工程分包合同》之欠付工程款及利息，并由新佘山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于2017年12月作出判决：一、住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华公司工程款18,225,098.83元；二、住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华公司交付76,976,623.57元工程款的代扣代缴免税证明；三、驳回大华公司其余诉请。嗣后，大华公司及住安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述，对应二审案件为(2018)沪01民终4058号。住安公司在上诉事由中称，其代大华公司向原东亚公司垫付的280万元工程款，应由大华公司承担。为此，住安公司还在二审中提交了前述2013年12月6日《补充协议》及支票存根，以证明大华公司将分包合同中的防水项目交给他人施工，住安公司代付280万元。二审中，大华公司质证称，一则该组材料与该案无关，二则其从未委托住安公司代付工程款，故住安公司的付款行为与大华公司无关。该案二审法院于2018年9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住安公司上诉主张的垫付原东亚公司工程款应当抵扣之争议，二审法院认为，住安公司并非《补充协议》的相对方，该协议系由原东亚公司与大华公司所签，住安公司未能证明其曾受大华公司委托垫付工程款，无法证明其支付给原东亚公司的款项与《补充协议》具有关联性，故对住安公司的该项抵扣主张，不予支持。 五、案涉其他问题 原东亚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注销。诉讼中，为证明其主体适格，原告提交《关于东亚联合控股集团上海建筑有限公司后续注销清算问题决议》一份，该决议虽有四方签署主体，但未载明签署日期。对此，被告质证认为，一则，在被告调取的原东亚公司相关工商档案中并无此材料；二则，该材料疑似新近生成，肉眼可辨；三则，签署方“上海润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盖章处所留之“倪方军”签名，与被告所调工商资料中该人的签名明显不一致；四则，该材料无落款时间，综上，被告有理由怀疑该材料系原告为提起本案诉讼之需而新作的。 审理中，原告还提交新佘山公司于2017年9月出具的《关于佘山逸品苑商品住宅项目的施工情况说明》一份，上载“……。2013年7月，在部分号房施工进行到上部结构时，建设方和监理就发现施工质量出现问题，因此召开会议要求住安公司更换施工队伍以使质量达标。2013年9月，住安公司的张美康、王建飞与我司商量，拟安排袁辉组织人员、材料等进场施工。为此，住安公司将整体工程分为二期：王建飞本来就负责一期的土建、安装施工，那袁辉就安排负责二期的土建、安装施工。我司对住安公司的安排提醒并强调：一期王建飞如何承包的，那二期袁辉就如何承包，是对等的，也是代表住安公司的。我司所能确认的是一期、二期施工的范围。其中，一期包含24幢房屋，楼号：1#~12#、33#~36#、39#~42#、45#~48#；二期包含24幢房屋，楼号：13#~32#、37#、38#、43#、44#。总共48幢。需要说明的是袁辉于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组织人员、设备、材料，在工程现场基本完成了二期范围内的全部土建、安装工程(含相应范围内的车库、变电所、消防、土石方等工作)，他是佘山逸品苑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5年9、10月份，就在整个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时，发生了因袁辉所属施工班组、材料商的工程款支付问题，部分人员向政府信访，经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人民政府组织我司、住安公司、袁辉及施工班组、材料商代表进行协商，最终达成：由我司向住安公司支付工程款，住安公司根据袁辉确认的清单，向袁辉所属的施工班组、材料商支付工程款的共识。尤其是临近年底，急需解决农民工工资事宜。达成公示后，我司从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先后向住安公司支付了7290余万元的工程款，由住安公司用于支付袁辉所属施工班组、材料商的工程款。2016年11月2日，住安公司、我司组织竣工验收，最终竣工验收合格。……”，原告欲以此证明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时间。被告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 诉讼中，被告为证明原告主体不适格，提供了如下证据：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注销清算报告及附件，被告指出，一则，根据清算报告，2017年5月3日原东亚公司注销时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二则，原东亚公司是否有遗漏债权债务，可结合全部的注销清算资料一看便知，但本案中，原告经被告多次要求，仍未能提供原东亚公司清算时的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应就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三则，若真如原告所说，第三人为救急而垫付280万元并待原、被告之间纠纷解决后还需返还的话，则原东亚公司清算报告中至少应该有该笔债务之记载，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 诉讼中，被告为证明原告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提供了如下证据：1、林文教、柯美才、住安公司及本案原告起诉状；2、执行结案告知书、执行谈话笔录、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综合证明：1、被告另案执行款被法院冻结；2、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诉讼几乎同时被提起，目的就是冻结被告另案执行款，显属恶意诉讼。对此，原告质证认为，起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执行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称，即使该材料都是真实的，依法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也是原告方的正当诉权，并无不妥。 上述事实，有《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建筑工程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分包补充合同》、(2015)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10号、(2018)沪民终522号、(2016)沪0117民初7391号、(2018)沪01民终4058号民事判决书、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首先，就被告所提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难以成立。理由：权利的放弃应予明示。本案中，虽然原东亚公司的相关注销材料上显示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但该材料多为工商登记注销之时的格式文本，并不能据此认定原东亚公司已无权就遗漏债权债务(若有)时进行处理。公司解散后，股东应当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并办理注销登记后，公司归于消灭，对于经合法清算后的公司剩余财产，由股东依法进行分配后归股东所有。据此，原告应当享有诉权，但实体权利应否获得支持，还要结合具体案情加以判断。 其次，通过在案证据来看，原告的诉请尚依据不足，亦不合理，本院难以支持。理由有三：一则，从原告的关键证据《补充协议》来看，该协议形成时间较早，已为后续的实际签约或履行情况所改变。若不考虑客观情况就单以此来主张大华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显与事实不符。二则，原告毕竟与第三人直接签订有分包合同及补充合同，且通过二者之间的付款情况及关联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找第三人结算似乎更为妥当。三则，退一步讲，若真如原告所述，其在涉案工程中实际完成的与被告相关之工程价款为300余万元的话，则从其进场施工到施工完成仅收到了被告所付之25万元工程款，在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进行过及时催讨或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其愿意自冒风险继续施工至完工之行为，也确有不合常理之处。综上，本院遂作出前述之判断。但必须指出的是，原告意欲找被告讨要涉案工程款主要系基于《补充协议》，鉴于已查明事实中袁辉之特殊身份，原告产生这样的理解并提起本案诉讼尚无不妥，故被告主张原告系恶意或虚假诉讼尚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23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9,239元，由原告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庄 倩 审 判 员  姚洪涛 人民陪审员  黄坤生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梅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