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3民初3039号原告：巫凌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衡，上海鼎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海弘，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建竹，上海市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巫凌俐诉被告刘海弘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巫凌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衡、被告刘海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建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巫凌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转让金300,000元。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请：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于2018年3月7日解除。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双方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上海某某某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某祥)300,000元的出资份额以3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于同日向被告的浦发银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支付了300,000元转让款。在协议书中，被告声称自己是某某某祥的有限合伙人并出资300,000元投资所谓的出资总额为五亿八千万元的上海某某某祥某某某某投资基金，实际上某某某祥合伙人信息中并无被告记录，被告与所谓的投资基金关系不能确定。被告不具有某某某祥的出资人身份，不具备转让合伙出资的条件。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原告受让的所谓劣后级优先股须在六个月内征得合某某某祥同意，事实上，原告受让的所谓出资份额或优先股并未在六个月内获得合伙企业同意，根据协议书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告受让的出资无效，协议书的目的未能实现。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在基金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变更登记后，原告才能成为所谓的合法出资者，但原告支付了转让款300,000元后，并未办理任何基金变更手续。原告因相信朋友，轻信投资收益宣传，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并支付了300,000元转让款。投资基金的行为属于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名目，原、被告不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原告的转让款支付给了被告，原告目前也不是出资人的身份，故原告签订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无法实现，2016年以来，原告多次催讨无着故诉至本院。被告刘海弘辩称，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曾经购买过某某某祥公司发行的某某某某的基金6,000,000元，由于原告也有意购买，经协商被告同意转让其中的300,000元份额给原告，双方签订了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表述转让的是基金。协议书签订后，原、被告双方到某某某祥公司备案登记，因此被告转让的义务已经完成，300,000元也已经收到，后面的投资风险由原告承担。不管原被告之间的转让投资是否得到过基金公司盖章确认，也不管基金公司名册上是否变更更名，对原被告来说登记的效力已经发生，作为投资发生风险应当由出资人自行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出资转让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某某某祥企业信息、(XX)沪0XXX刑初9X号案件(以下简称9X号案件)中的投资人清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提交了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原告对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不申请鉴定。本院认为原告对签名的真实性不认可，则负有举证责任，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本院根据证据规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被告提交了收款确认函、转账凭证、被告签署的有关文件，原告对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根据已生效的判决书确认被告已经购买了系争基金并支付了对价6,000,000元，故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被告提交了会员资料登记表，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其上没有填写时间、地点、事由，也没有落款，原告不记得是否填过该表。本院认为该登记表落款处既无人签名，也未注明日期，且该登记表与被告所填写的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也不同，故不能证明原告所购基金已经完成了登记备案。4.被告申请证人杜某、李某某出庭，原告对证人的身份有异议，对证人陈述原告与被告签订过协议这一事实无异议，两位证人对协议签订后办理变更登记一事都不清楚，并非经办人，未亲眼所见，只是推测，协议书上盖章也无法证明备案变更登记；证人陈述被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可以转让基金，与系争基金的规定不符。本院认为，两位证人陈述了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的经过，但两位证人均未看见系争基金变更备案或者提交备案资料。故本院仅对两位证人陈述的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的过程予以认可。5.原告提交的活期账户历史明细系原、被告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确认。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原、被告上述诉、辩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一、2014年12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某某某祥出资五亿八千万元，分为普通合伙人、劣后合伙人和优先级合伙人，投资于江西余干县四某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某公司)，依据《上海某某某某投资基金》确定劣后级合伙人按照投资额在固定期限固定利率提取红利和额外收益；被告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300,000元，固定红利为每年10%；被告愿意将其占合伙企业的出资额及2014年12月15日后的收益转让给原告，原告愿意受让；被告已实际出资300,000元，现以300,000元转让给原告；被告保证对转让给原告的出资额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及收益权，原告出资所获得的劣后级优先股的转让须征得合伙企业的同意，期限为6个月；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企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在基金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变更登记后，原告成为上述受让财产的合法出资者，协议生效后，原告按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和合伙人之间的约定分享合伙企业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因被告的原因致使原告不能如期办理变更基金登记，或者严重影响原告实现订立该协议书的目的，被告应当按照原告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当日，原告还签署了委托书一份，表示原告于2014年12月15日向被告转账300,000元，委托被告购买或转让某某某祥公司的基金产品。同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了300,000元。二、某某某祥系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2013年7月3日，合伙期限自2013年7月3日至2023年7月2日，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合伙人包括上海某某某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某隆)、上海某某某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某荣)、余干县四某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某公司)、上海某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基金)。在《上海某某某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某某某投资基金上海某某某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客户签署文件》中载明：某某某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由某某基金和四某公司担任，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基金管理人由某某基金担任；某某某祥四某某某投资基金为定向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制，投资人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出资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人需转让基金受益权的，应提前十五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普通合伙人，经普通合伙人同意后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且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基金受益权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不得分割转让基金受益权；某某基金发起设立了某某某隆，某某某隆为基金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某某某隆的有限合伙人享有与基金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相同的权益，按出资比例间接持有基金的劣后级合伙份额。2014年4月1日，原告与某某基金签订了《上海某某某祥四某某投资基金之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上海某某某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约定：由某某基金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被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协议各方共同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企业名为某某某隆；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认缴出资6,000,000元，出资款汇入某某某隆的账户，存续期为2年；除非该协议约定，在合伙期限内，有限合伙人不应以任何方式转让其持有的财产份额。同时，某某基金出具《承诺书》，承诺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按照实际出资所获的净收益为有限合伙人税后收益，到期退出时返还本金及约定收益。被告另签订了《入伙风险声明书》、《认购意见书》、《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等文件。2014年6月3日，被告向某某某隆转账支付了6,000,000元，备注为“刘海弘投资款”。某某某祥、某某基金向被告出具《收款确认函》，确认被告购买了某某基金发起的某某某祥四某某投资基金，并确认被告汇入某某某隆6,000,000元作为某某某祥的优先合伙人之一的投资款。该函还对投资回报的利息进行了约定。三、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某某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某、褚某、杜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6年6月14日向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某某法院)提起公诉，某某法院立案为9X号案件，某某法院审理后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3月起，被告人胡某某、褚某、杜某等人为投资外地房地产项目并获取利润，经合谋先后成立上海某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某某基金，并由胡某某担任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褚某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产品销售、资金募集；杜某担任财务负责人，主要负责资金使用、划拨等。后胡某某等人成立上海某某投资管理中心、某某某祥等数十家有限合伙企业，通过渠道分销、电话推销、现场宣传等方式，以招募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并对外投资的形式，公开招揽本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东莞市等多地不特定人员签订“某某中央商务区投资基金”、“余干四某某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入伙协议，并承诺按季度或年度给付固定回报。2013年5月至2015年2月间，胡某某等人共计向280余名投资人(已剔除重复投资情况)非法吸收资金6.3亿余元，所募款项大部分被胡某某等人转至江西某某市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四某公司账户用于开发“某某中央商务区”、“余干四某某”相关房地产项目，部分用于兑付投资人已到期本息。某某法院认为被告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依法判决。胡某某、褚某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9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确认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且诉讼程序合法，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刑事案件中，某某检察院向某某法院递交了刑事案件所涉的四某某项目名单，其中列明本案被告于2014年6月3日汇入6,000,000元，佣金金额为420,000元；在法院对投资人签订协议核实表中确认本案被告签订协议的金额为6,000,000元，转出了200,000元给费某某，介绍人为本案被告自己，获取佣金420,000元。四、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转让款，双方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月2日立案为(2017)沪0113民初421号案件。经审理，本院认为该案涉嫌犯罪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不服裁定书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了原裁定。本院遂于2017年12月27日出具案件移送函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该支队经审查认为系争转让合同行为属于民事行为，与某某某祥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未发现经济犯罪线索，故将案卷退回本院。原告因此再次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受让被告持有的6,000,000元基金份额中的300,000元，该合同的实质为被告将与某某某祥、某某基金签署的文件中的部分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原告，该行为应当得到某某某祥、某某基金的认可，但仅从原、被告协议上某某某祥的印章难以证明被告的辩称；两证人出庭说明原、被告签订协议的经过，但两位证人均未证实某某某祥或某某基金已进行了备案登记。而从刑事案件的名单中看，被告名下出资仍为6,000,000元，且未注明其中部分已经转移给了原告。此外，被告提交了某某某祥、某某基金共同向其出具的收款确认函，但未证明原告曾收到某某某祥或某某基金出具的此类收款确认函，也未证明原告曾收到该基金的分红。故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已经成为系争基金登记在册的投资人。因系争基金变更登记备案并未完成，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而系争基金已被认定为非法，原告以后也不可能实现其合同目的。退一步说，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被告应保证合同可完全履行，在本案中即使因案外人的原因未变更登记、导致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依然可以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另一方面，9X号案件已经确认了被告的受害人身份，被告可以主张包括本案系争300,000元在内的款项的退赔。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巫凌俐与被告刘海弘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于2018年3月7日解除。二、被告刘海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巫凌俐转让款3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费2,070元(原告均已预缴)均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映红审 判 员  王经珍人民陪审员  张莉丽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张霜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