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14民初2163号原告：李勃，男，汉族，1955年2月28日出生，住址：昆明市官渡区。原告：王中，男，汉族，1963年6月29日出生，住址：昆明市西山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春，云南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官斌，男，汉族，1964年10月30日出生，住址：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函，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思嘉，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福，男，汉族，1963年6月24日出生，住址：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国亮，云南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郭加利，男，汉族，1964年4月4日出生，住昆明市五华区。被告：吴之南，男，汉族，1963年2月12月出生，住昆明市五华区。被告：杨胜，男，汉族，1962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昆明市五华区。被告：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呈贡县大渔乡政府办公楼**。法定代表人：陶锋，董事长。被告：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石公路14公里处。法定代表人：官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函，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思嘉，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勃、王中与被告官斌、张福、郭加利、吴之南、杨胜、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星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高尔夫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5）呈民初字第2495号民事判决。李勃、王中不服该判决，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7）云01民终1379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勃、王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建春，被告官斌、乡村高尔夫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雁函、钱思嘉，被告张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冯国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加利、吴之南、杨胜、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勃、王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认定昆明名都高尔夫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告所有的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14%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的行为无效。2.判令云南培星投资有限公司、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行政审批和工商登记手续，将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14%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3.由七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1994年10月14日我们为昆明金滇物产公司（2004年已注销，以下简称金滇公司）在昆明地区引进一个高尔夫项目，金滇公司与我们签订《协议书》将其投资该项目所取得的70%股权分给我们14%，并约定我们作为金滇公司指派的董事会成员参加即将成立的乡村高尔夫公司的董事会。1994年12月28日金滇公司与我们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待金滇公司借给乡村高尔夫公司款项收回后，我们所有金滇公司的14%股权从金滇公司名下独立出来。1995年2月18日，乡村高尔夫公司注册成立，金滇公司登记为乡村高尔夫公司的股东，占股70%（含原告的14%股权），后金滇公司将其名下乡村高尔夫公司70%的股权（含已分给原告的14%）转让给昆明名都高尔夫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已注销，以下简称名都公司，股东为官斌、张福、郭加利、吴之南）。1996年3月16日，名都公司与我们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名都公司确认金滇公司已分给我们的股权，认可金滇公司与我们签订的《协议》，保证股权转让不影响原我们在乡村高尔夫公司中享有的股权。2015年9月，我们查询工商企业信息发现名都公司已将其名下的乡村高尔夫公司的70%（含原告14%）股权转让给培星公司，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对于该股权变更行为，我们毫不知情。我们认为涉及原告所有的14%的股权部分未经原告同意，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被告官斌辩称：因为本案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那么股权转让纠纷的话都是在法律主体之间完成的。所以官斌作为自然人在名都公司作为股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所以官斌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张福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本案张福等作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金滇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名都公司，名都公司又将其股权转让给培星公司，该行为是公司行为，并非股东张福等股东的个人行为。2、原告的实体权利已经消灭，原告不管是要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合同无效还是行为本身无效，实质上都是第三人行使撤销权的范畴，那么无论是适用合同法还是公司法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均属于除斥期间，原告主张权利的期限均已经超过导致其实体权利也已经消灭；3、原告诉请的真正目的并非只是请求法院对当事人争议的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肯定的确认。实质是希望法院将已经登记于原告名下的这个部分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其所罗列的原告的第一项诉请只是给付的前提，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因此，原告诉请本质属于给付之诉，不是确认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自1996年名都公司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到2007年名都公司清算后解散，其间经过了11年，自2007年到2015年原告起诉，又经过8年，在此期间原告并未主张其权利，原告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被告乡村高尔夫公司辩称：1、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即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因为违反公司法中中外合资企业合作法实施条例及乡村高尔夫的章程自始就是一个无效协议；协议书签订之时，乡村高尔夫是一个中外合作企业，依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那么它是必须由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审批，股权转让行为因为不符合相应的中外合作企业的相关规定，没有办理审批也是自始无效。2、根据目前乡村高尔夫公司的股东构成，必须现行股东过半数以上的同意才能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任的股东张福和培星公司也是不同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3、李勃王中成为显明股东的条件系金滇公司收回投资，但是金滇公司转股权给名都公司，名都公司转给培星公司都是在亏损的前提下转的，故显明的条件不成就；4、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应该是一个给付之诉，而不是确认之诉，所以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有关规定。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丧失了胜诉权。综上所述，请求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郭加利、吴之南、杨胜、培星公司经过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和书面证据。归纳原、被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官斌、张福等自然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如适用，本案原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当庭提交的加盖“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印章（1994年10月14日金滇公司与李勃、王中签订）的《协议书》，因该协议书的“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签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加之本案原告之一李勃于200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与该枚印章同一名称的公司，再者在本案原审一审时并未提交加盖该枚印章的此份协议书，故无法确认该份协议书加盖印章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被告张福、乡村高尔夫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在后予以评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10月14日金滇公司（甲方，2004年已注销）与李勃、王中签订《协议书》，在协议书中明确因李勃、王中于1994年9月为金滇在昆明地区引进一个高尔夫项目，并介绍香港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与之合作并促使该项目合作意向的成功，乙方为甲方在呈贡洛羊镇寻找了适合高尔夫项目的用地并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做了大量工作，为明确各种法律关系，起草各种法律文件。并为合作公司的设立及将来参与合作公司的各种经营管理工作。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自愿将其投资该项目所取得的70%股权分给李勃及王中14%（即金滇公司56%，李勃及王中14%），乙方不需支付资金。……五、乙方作为金滇公司指派的董事会成员参加董事会工作。……”；1994年12月28日金滇公司与李勃、王中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待金滇公司借给合作公司的款项收回后，李勃、王中的金滇公司14%股份即作为合作公司的单独一份，从甲方的股份中独立出来……”；1996年3月15日金滇公司与名都公司（1998年已注销）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滇公司将其7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名都公司”；同年3月16日名都公司与李勃、王中签订《协议书》，约定“名都公司确认金滇公司已经分给李勃、王中的股份并认可金滇公司与李勃、王中签订的《协议书》”。2007年2月8日，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全部出资18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培星公司”，并于2007年2月8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另查明，乡村高尔夫公司于1995年2月18日成立），原始股东为金滇公司（占股比例70%）和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占股比例30%）；1996年9月25日股东变更登记为名都公司（占股比例70%）和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占股比例30%）；2007年6月19日股东变更登记为培星公司（占股比例70%）和标准高尔夫实业（昆明）公司（占股比例30%）；2016年6月25日外资变更为内资，现股东为培星公司（占股比例70%）、张福（占股比例30%）。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金滇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陶锋）。李勃自1997年-2005年3月期间一直担任乡村高尔夫公司董事长职务，2005年3月26日，乡村高尔夫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解除了其董事长职务。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做如下评判：一、本案官斌、张福等自然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从名都公司的工商登记卡片记载其已经于1998年11月28日被注销，注销原因系被吊销，注销说明备注系96、97两年未年检，故其是因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被注销，但其清算及转让标的公司的股权均是在被登记注销后，故其并不是法律上规定的“依法清算”后注销，而是未经依法清算就被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因名都公司注销前的股东为官斌、张福、郭加利、吴之南、杨胜，故五人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主体适格。二、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如适用，本案原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其系原告请求法院对其认为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肯定的确认要求，诉讼时效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三、关于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对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股权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李勃、王中与金滇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滇公司自愿将投资该项目取得的70%股权分给李勃、王中14%”；后金滇公司与名都公司又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滇公司将70%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名都公司，名都公司确认金滇公司已经分给李勃、王中的股份。在上述两次确认过程中，原告均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案标的公司乡村高尔夫公司的另一股东标准高尔夫实业有限公司作出了同意转让股份及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其次，因本案标的公司乡村高尔夫公司在成立时是中外合作企业，该转让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第十条关于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规定；第三，对两原告主张被告金滇公司与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陶锋），其同时作为金滇和培星的法定代表人，是在明知名都公司名下持有标的公司的70%股份中包含有李勃王中的14%股份的，而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恶意的观点，本院认为，首先，虽然陶锋在不同时期担任金滇及培星的法定代表人，但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法定的议事机构和议事程序，转让股权系两个公司法人主体之间的转让行为，金滇公司和名都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发生在1996年，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发生在2007年，时隔11年之久，在该70%股份在名都公司名下持有并存续的11年时间里陶锋确实无法知晓该14%的股权在名都公司名下的具体情况及去向；其次，恶意串通是指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做出意思表示，恶意串通的双方在主观上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勾结、串通的行为，本案中，虽然陶锋在不同时期担任了金滇公司及培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培星公司与名都公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恶意串通，故对原告认为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恶意串通的观点，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主张要求确认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培星公司、乡村高尔夫公司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行政审批和工商登记手续，将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14%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以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成立为基础和前提的，因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名都公司和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而名都公司与培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法律程序且经过了审批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勃、王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莉审 判 员  普熙人民陪审员  尹绍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何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