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内0603行初122号 行政诉讼原告李某，男，汉族，1983年6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厨师。 委托代理人杨某，内蒙古赫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布某，内蒙古赫扬（乌审）律师事务所律师。 行政诉讼被告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52725676900375Y，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布日都路北（旧政府**）。 负责人万某,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闫某，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1，该局业务室主任。 行政诉讼第三人李某2,女,汉族,1974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系王某2妻子)。 行政诉讼第三人张某,女,汉族,1954年11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系王某2母亲)。 行政诉讼第三人王某,女,汉族,1994年10月14日出生,身份证号×××(系王某2女儿)。 行政诉讼第三人王某1,男,汉族,1996年4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XXX(系王某2儿子)。 行政诉讼第三人张某、王某、王某1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某2,系张某儿媳,王某、王某1的母亲。 民事诉讼原告李某，男，汉族，1983年6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厨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内蒙古赫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布某，内蒙古赫扬（乌审）律师事务所律师。 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女,汉族,1974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 民事诉讼被告张某,女,汉族,1954年11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 民事诉讼被告王某,女,汉族,1994年10月14日出生,身份证号×××。 民事诉讼被告王某1,男,汉族,1996年4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XXX。 民事诉讼被告张某、王某、王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 民事诉讼第三人巴某,男,蒙古族,1963年6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政府宾馆对面XXX饭店。 民事诉讼第三人脑某，女,蒙古族,1962年9月10日出生,身份证号×××。 原告李某因诉被告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第三人张某、王某、王某1、李某2确认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无效一案及被告张某、王某、王某1、李某2、第三人巴某、脑某合同纠纷一案，分别于2020年4月27日、2020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及相关民事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一并审理决定。依法向行政诉讼被告及行政诉讼第三人、民事诉讼被告及民事诉讼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一并审理后第一次开庭中，行政诉讼及民事诉讼原告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某，行政诉讼被告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以下简称鄂旗房征局）出庭负责人闫某、委托代理人李某1，行政诉讼第三人及民事诉讼被告张某、王某、王某1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即行政诉讼第三人及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到庭参加诉讼，民事诉讼第三人巴某、脑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中，行政诉讼及民事诉讼原告李某委托代理人布某，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出庭负责人闫某、委托代理人李某1到庭参加诉讼，行政诉讼第三人及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民事诉讼第三人巴某、脑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于2019年3月21日与王某2、李某2签订了《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约定行政诉讼被告将位于××旗房屋予以征收。 行政诉讼原告李某诉称，请求判决确认2019年3月21日被告与王某2、李某2签订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无效；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11月22日,原告与巴某、脑某在鄂托克旗公证处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约定巴某、脑某将其所有的的位××旗房屋出售给原告(产权证号:X**),出售价格为肆万元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0年11月10号向巴某、脑某支付了肆万元购房款,并由巴某、脑某出具了收据,该房屋目前仍登记在巴某、脑某名下。2010年11月22日,以李某、巴某、脑某为申请人,向鄂托克旗公证处就上述房屋买卖事宜办理了公证手续,鄂托克旗公证处出具了(2010)鄂证字第XXX号公证书。2019年3月21日,被告作为甲方,王某2、李某2作为乙方,签订涉案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约定将涉案房屋予以征收。原告作为涉案的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被被告征收,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 行政诉讼原告李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4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1份4页（复印件）、2.《撤诉申请书》1份1页（复印件，原件核对无异后退回）、3.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19）内0624民初1987号《民事裁定书》1份2页（复印件，加盖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公章）、4.康巴什区人民法院（2020）内0603行初122号《受理案件通知》1份2页（复印件，原件核对无异后退回），证明原告在知道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后，第一时间提起了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撤诉），后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第二组证据，鄂托克旗公证处出具的（2010）鄂证字第XXX号《公证书》1份15页（复印件，加盖鄂托克旗公证处公章），证明原告系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利人，被告确认被拆迁人主体错误。第三组证据，王某2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1份2页（复印件），证明该买卖合同系王某2伪造，原告并未签署过该合同。该合同原告签字是李某3，与原告真实姓名李某不符合，说明被告没有尽到基本的调查核实义务。 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辩称，根据《鄂托克旗委办公室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乌兰镇2018年度棚户区征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旗办发﹝2018﹞72号）、《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乌兰镇2018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鄂政发﹝2018﹞148号）和《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鄂政征决﹝2018﹞第2号）文件精神，被告于2018年8月底开始组织乌兰镇各社区对乌兰镇镇区范围内严重危旧房住户自愿报名参加乌兰镇2018年棚户区改造进行登记。王某2在××旗登记报名，报名时王某2提供了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李某2身份证复印件及双方结婚证复印件；乌兰镇X居委X栋X号房屋买卖公证书复印件1份（卖方巴某、脑某，买方李某）；鄂托克旗乌兰镇X居委X栋X号房屋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各1份；李某与王某2房屋买卖协议书复印件1份。该户报名材料由乌兰镇育英社区送达被告后，被告将该户分配至征收二队实施征收。被告于2018年9月6日对王某2报名参加棚改的××镇房屋入户摸底调查，调查结束后由王某2本人在调查表产权人签字栏内签字确认。同时被告在鄂托克旗不动产登记中心对王某2提供的产权手续复印件进行核查，经查王某2提供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为有效手续，无查封、抵押、冻结等情形。根据《乌兰镇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产权认定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产权证所登记的姓名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实际所有人需要提供公证书或购买协议等材料，并填写诚信保证书就产权所属、以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经公示15日后，在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公示期满后依法对实际所有人房屋进行征收。”2018年10月22日，被告在棚改指挥部对所有报名登记住户（包括王某2）的产权及评估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自2018年10月25日至2018年11月5日，公示期10日，并告知在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的产权及评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到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和金正评估公司（乌兰镇旧镇政府）提出异议和申请复核，王某2报名参加棚改的××镇房屋产权在公示期内无任何人提出异议。2018年11月7日，被告与王某2、本案第三人李某2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2018年12月18日，被告组织签订货币补偿协议的住户统一参加网上选房，该户于2018年12月18日与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王某2置换的乌兰镇政隆家园XXX（建筑面积135.74㎡）和政隆家园XXX（建筑面积88.77㎡）2套房屋于2019年8月底交付使用，置换后剩余补偿款127570元已全部支付该户，现该户被征收房屋未交回被告。综上所述，被告作出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正当合法，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鄂政征决﹝2018﹞第2号）》1份1页（复印件）、2.《鄂托克旗委办公室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乌兰镇2018年度棚户区征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旗办发﹝2018﹞72号）》1份9页复印件、3.《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乌兰镇2018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鄂政发﹝2018﹞148号）》1份7页（复印件），证明被告按照鄂托克旗旗委、政府征收决定等政策性文件对王某2房屋依法实施征收及补偿。第二组证据，1.《乌兰镇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产权认定办法》1份3页复印件、2.《乌兰镇2018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产权及初评结果公示》1份10页（复印件）、3.王某2签订的《乌兰镇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诚信保证书》1份1页（复印件），证明当被征收房屋产权登记人与实际所有人不符时对被征收人产权进行公示并由被征收人签订《诚信保证书》，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按照公示的房屋实际所有人依法实施征收。如房屋征收后出现产权等纠纷，由保证人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第三组证据，1.《乌兰镇棚户区危旧房屋征收登记工作台账》1份1页（复印件）、2.《王某2、李某2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1份3页（复印件）、3.《巴某、李某房屋买卖公证书》1份4页（复印件）、4.《李某、王某2房屋买卖合同》1份2页（复印件）、5.《乌兰镇棚户区改造入户调查表（王某2确认签字）》1份1页（复印件）、6.《王某2房屋评估报告（乌兰镇X居委X栋X号）及送达回证》2份3页（复印件）7.《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及土地证》2份5页（复印件），证明本案涉案房屋由王某2本人在××旗自愿报名登记，由社区将登记表及王某2本人提交的报名资料送达被告后实施入户、评估等后续征收工作；本案中涉案房屋产权证明材料由王某2保管，王某2在涉案房屋居住，实际产权人为王某2。第四组证据，1.王某2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1份3页（复印件）、2.王某2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2份4页（复印件），证明该套涉案房屋已由被告按照程序依法征收，被征收人为王某2及其妻李某2，且被告已对被征收人补偿基本到位，房屋未被领取的原因是案涉房屋出现纠纷，计划等到纠纷解决后发放剩余补偿款。第五组证据，《鄂托克旗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内0624执异46号》1份5页复印件，证明王某2与被告签订的2份协议是有效的，案涉房屋属于王某2本人所有，被告的审查程序合法。 行政诉讼第三人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述称，四位第三人意见一致，第三人李某2的弟弟即原告李某给王某2打电话说房屋要拆迁，委托第三人李某2和王某2去询问办理相关手续。第三人李某2接受原告的委托，去鄂托克旗乌兰镇育英社区询问情况，确定要拆迁，登记了房屋号。2019年3月，第三人李某2代替原告办理了签字，签的是第三人李某2的名字。当时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需要原告去签字，工作人员回复说现在不需要。第三人不知道房屋签字确认到了王某2的名下，房产其实是原告的。第三人李某2和原告至今都没有领取置换的房屋，第三人李某2领取了60000多元补偿款，都转交给原告了。 行政诉讼第三人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1份1页（复印件，原件核对无异后退回），2.《亲属关系证明》1份1页（复印件），证明王某2因病于2019年5月19日因病去世，王某2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张某、李某2、王某、王某1。房屋所有权人不是王某2和李某2。 经庭审质证，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对行政诉讼原告李某提供证据质证如下：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不应当对已经置换后的房屋有执行异议，应当是对原房屋提出异议；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真正权利人是王某2，公证书只显示交易的过程；第三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是伪造的，是双方的真实签字。第三人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对原告李某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原告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认可。对第三组证据认可，属于王某2伪造的，属于假合同，李某2不知情，原告李某不知情。 行政诉讼原告李某对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第二组证据，对证据1合法性不认可，因为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是以登记的权利人为准，而该办法仅仅通过购买协议再加公示的方式就确认产权归属，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2不认可，公示期只有12天，不符合15天的公示期的规定；对证据3无异议。第三组证据，对《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为该买卖合同纯属王某2伪造，且该买卖合同抬头处的卖方为“李某”，而落款处的签字为“李某3”，而原告的真实姓名为“李某”，证明被告未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第四组证据，对《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真实性和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为两个协议的被征收主体确定错误。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对被告鄂旗房征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不认可；第三人李某2是替原告代办，对公示、诚信保证书不清楚；对第三组证据，第三人李某2没有提供相关证件，对入户调查和评估不清楚，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书，不认可在涉案房屋居住，第三人有自己的房子，第三人没有在案涉房屋居住；第四组证据，货币补偿协议有第三人李某2的签字，置换补偿协议是第三人李某2签字的，虽然签字了，但对内容不清楚；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因案涉房屋的产权是原告的，不是第三人的，第三人李某2是替原告办理的相关手续。 行政诉讼原告李某对第三人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第三人的证据均认可，无异议。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明案涉房屋不属于王某2和李某2。 民事诉讼原告李某诉称，请求判令确认2011年10月1日原告与王某2(已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未成立；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11月22日,原告与第三人巴某、脑某在鄂托克旗公证处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巴某、脑某将其所有的的位××旗房屋出售给原告(产权证号:X**),出售价格为肆万元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0年11月10号向第三人巴某、脑某支付了肆万元购房款,并由第三人巴某、脑某出具了收据,该房屋目前仍登记在第三人巴某、脑某名下。2010年11月22日,以原告李某、第三人巴某、脑某为申请人,向鄂托克旗公证处就上述房屋买卖事宜办理了公证手续,鄂托克旗公证处出具了(2010)鄂证字第XXX号公证书。2018年,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欲征收上述房屋,王某2(已故)为达到将李某的房屋占为己有的目的,向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提交了不是原告李某本人签字的签订于2011年10月1日《房屋买卖合同》。原告作为涉案的房屋的实际权利人,王某2(已故)伪造签字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民事诉讼原告李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鄂托克旗公证处出具的（2010）鄂证字第XXX号《公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民事诉讼原告系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利人。第二组证据：1.王某2与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原件在行政诉讼被告房屋征收管理局处留存，2.《李某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该买卖合同系王某2伪造，原告并未签署过该合同。第三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2份，证明案涉的署名王某2与李某3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李某3签字摁印均不是李某本人的，原告李某没有签署该合同，没有给王某2出售案涉房屋，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 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辩称，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2去世后案涉房屋被执行，直至此时被告李某2和李某才知道案涉房屋作为王某2财产被执行了，被告看到的是假合同的复印件，没有见到原件。王某2没有告诉被告李某2签订合同的事情，被告没有买过案涉房屋。估计是被告李某2丈夫王某2因为欠款太多，所以伪造购房合同，其中一个债权人史某说王某2将案涉房屋顶账给了他，所以判断是王某2伪造了李某的签名，签订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 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 民事诉讼第三人巴某、脑某未答辩，未提供证据材料。 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对民事诉讼原告李某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行政诉讼原告所举证据中，第一组证据，是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异议裁定书、撤诉申请、准许撤诉裁定书及本院出具的受案通知，真实、合法，与本案关联，能够证明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是公证文书，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涉案房屋权属现状及被征收主体正确与否。第三组证据，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该买卖合同系王某2伪造、原告并未签署过该合同，故不予采信。对行政诉讼被告鄂旗房征局所举证据，第一组证据及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是鄂托克旗党委、政府文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中，证据2由被告出具，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体现的公告期不足被告鄂旗房征局依据的《乌兰镇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产权认定办法》第五条规定的15日公告期，其辩称是笔误，但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证据3是复印件，被告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中，证据1没有被登记人的签字确认，也没有署名单位的印章，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形成时间，不予采信；证据2中，李某2身份证复印件与其在本案中提供的一致，予以采信，对于王某2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其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3是公证书，与原告李某提供的一致，予以采信；证据4的真实性被鉴定意见否定，不予采信；证据5有调查人员的签字，予以采信；证据6与《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记载的内容相印证，予以采信；证据7由国土及房管部门出具，予以采信。但该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是王某2。第四组证据，协议书的签订人李某2对2份协议书均认可是本人签写，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直接证明征收人确定的被征收人正确。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是对另案执行中的保全有异议作出的执行裁定，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行政诉讼第三人所举证据能证明王某2去世，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直接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民事诉讼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一组是公证文书，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相互印证，能证明原告没有签署买卖双方署名为王某2与李某3的《房屋买卖合同》，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2日,李某与巴某、脑某在鄂托克旗公证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巴某、脑某将其所有的的位××旗房屋出售给原告(产权证号:XX**),出售价格为肆万元整,付款方式为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给付。合同签订前,李某于2010年11月10日向巴某、脑某支付了肆万元购房款,巴某、脑某出具了收据。该房屋目前仍登记在巴某名下。2010年11月22日,李某、巴某、脑某作为申请人,向鄂托克旗公证处就上述房屋买卖事宜申请办理了公证手续,鄂托克旗公证处出具了(2010)鄂证字第XXX号公证书，证明双方签订的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同上双方的签字、捺手印属实。2019年3月21日,鄂旗房征局作为征收人甲方,王某2、李某2作为被征收人乙方,签订涉案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予以征收，乙方置换甲方位于××旗、XXX室，甲方还应付乙方差价127570元。现鄂旗房征局未收回该被征收房屋，未将乙方置换的上述房屋给乙方交付使用；鄂旗房征局给乙方支付了61299元补偿款，剩余补偿款未支付。 另查明，鄂旗房征局根据《鄂托克旗委办公室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乌兰镇2018年度棚户区征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旗办发﹝2018﹞72号）、《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乌兰镇2018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鄂政发﹝2018﹞148号）和《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鄂政征决﹝2018﹞第2号），对鄂托克旗乌兰镇镇区范围内严重危旧房住户自愿报名参加乌兰镇2018年棚户区改造进行登记，王某2登记报名。2018年10月22日，鄂旗房征局对报名登记住户（包括王某2）的产权及评估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自2018年10月25日至2018年11月5日，并告知在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的产权及评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到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和金正评估公司（乌兰镇旧镇政府）提出异议和申请复评。2018年11月7日，鄂旗房征局与王某2、李某2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2019年5月19日，王某2因病去世。经对案涉署名李某3与王某2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署名李某3的签名及摁印进行鉴定，该协议书中署名李某3的签名及摁印均不是李某签名及摁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李某与王某2是否签订了案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二是鄂旗房征局与王某2、李某2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效力如何，是否存在无效情形。 第一，关于李某与王某2是否签订了案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该合同落款甲方签字处签写的名字是李某3，与李某的名字不一致，经鉴定“李某3”三字不是李某所写，名字上的指纹也不是李某的。且本案中被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李某授权他人签名摁印的情形，李某亦否定与王某2存在案涉房屋的买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本案中，李某没有与王某2就案涉房屋的买卖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没有签署该案涉合同，李某与王某3就案涉房屋不存在买卖关系，案涉的2011年10月1日署名李某（锋）与王某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 第二，关于鄂旗房征局与王某2、李某2签订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效力如何的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鄂旗房征局具有组织实施辖区内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法定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故本案属于行政协议纠纷。关于案涉行政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鄂旗房征局认为李某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王某2，王某2、李某2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故与二人签订了《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但本案经审理查明李某与王某2不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李某并没有将案涉房屋卖给王某2。王某2、李某2作为行政协议相对方，欺诈行政机关，主张其是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而鄂旗房征局是作为行政机关为实现城区危旧房屋、棚户区改造的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标而订立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该行政协议体现的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标也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该行政协议为无效合同。 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同日废止，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引起本案民事纠纷及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纠纷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本案亦不存在需溯及适用或衔接适用的法定情形，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综上所述，对于民事争议，因民事诉讼原告李某与王某3并未建立对案涉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落款署名是李某3与王某2、日期是2011年10月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 结合前判，对被诉行政行为，因王某2、李某2以欺诈手段与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协议损害国家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行政诉讼被告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与王某2、李某2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房屋征收置换补偿协议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150元（民事、行政诉讼原告李某已预交），由行政诉讼被告鄂托克旗房屋征收管理局负担50元，由民事诉讼被告李某2、张某、王某、王某1负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邬 慧 彪 审 判 员 王  慧 人民陪审员 魏 显 迪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伊如格乐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决定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或者案件当事人一致同意相关民事争议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人民法院准许的，由受理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 行政协议无效的原因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消除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行政协议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