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402民初701号原告：吴小英，女，1963年6月14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振伟，江苏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柳妹，江苏聚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玲玉，女，1945年12月18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钟楼区。被告：顾茂德，男，1942年6月27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钟楼区。被告：吴哲浚，男，1970年3月23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钟楼区。被告：肖玲，女，1983年2月22日生,汉族，重庆市人，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渝北区，现住常州市钟楼区。被告：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天安工业村B座一层东。法定代表人：吴玲玉，该公司执行董事。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小英与被告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振伟、韦柳妹，被告吴玲玉、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同利及吴玲玉、肖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顾茂德第一次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前委托了诉讼代理人方同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小英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吴玲玉、顾茂德归还借款本金2346166元，利息从借款日起暂计算450966.5元，合计2797132.5元，实际主张至还清日止。其中：（1）12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11月26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25日为336000元，扣除已付利息20万元，还应付利息136000元；（2）718047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12月26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25日为186692.22元；（3）1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9月19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28日为32000元；（4）725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7年5月4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3日为11600元；（5）1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7月1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10日为36000元；（6）100000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6年4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14日为42000元；（7）55619元本金的利息按月息2%从借款日2017年7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9日为6674.28元；2.吴哲浚、肖玲对上述诉请中（1）、（2）、（5）、（6）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吴小英在审理中申请追加贝林公司为被告对上述诉请第1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认为吴玲玉系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吴玲玉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但其所借款项用于贝林公司经营，故申请追加贝林公司为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贝林公司被追加为被告后向本院提起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裁定驳回贝林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贝林公司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吴玲玉系多年好友，吴玲玉以资金周转为由从2014年至2017年间分多次向原告共借本金2346166元，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至今已经产生利息650933.5元。2018年1月，被告支付了20万元利息，至今还应付利息450966.5元。吴玲玉与顾茂德系夫妻关系，此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吴哲浚、肖玲系案涉借款的担保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因多次催讨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吴玲玉、顾茂德、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答辩称，原告从2008年到2018年元月，一直担任被告贝林公司会计，负责被告贝林公司的资金进出和贷款收支等，被告吴玲玉基于对其高度信任，加之确有部分临时借款，所以才有了本案应原告要求所写的借条，但事实上很多借条并无资金借入。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均有银行转账流水记载，从无现金往来，所以原告要求吴玲玉出具借条时，吴玲玉也是基于将来有据可查才按原告要求写的借条。2018年春节前，原告要求按借条约定还款，吴玲玉答应先付20万元，并要求对账查清具体金额，但是原告不同意。实际上被告支付原告的款项已经超过原告提供的借款。借条所载金额并未实际出资到位，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即使存在实际出借的情形，由于每张借条都有担保期限，担保除斥期限已过六个月，担保人也无需再承担担保责任。顾茂德非本案借款参与者，也非借条出具者，事后也没有追认，事实上也未使用借款，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均予以记录并在卷佐证，对本案相应事实，本院结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吴玲玉与顾茂德系夫妻关系，吴玲玉与吴哲浚系母子关系，吴哲浚与肖玲系夫妻关系。被告吴玲玉系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玲玉与原告系多年朋友关系。原告帮助贝林公司处理部分财务事务。原告与吴玲玉、贝林公司和吴哲浚、肖玲之间多年来有多次银行账户互相转账行为。2018年1月30日，原告以被告未能归还所欠借款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为证明被告吴玲玉借款的事实向法院提交了吴玲玉出具的借条七份：2016年4月15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利息按3分计算，一月归还，借款人吴玲玉2016.4.15”该借条左下角注明“此借条延长至2016年11月14日归还。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半年，2017年5月13日止（可以提前支付）2017.1.9吴玲玉以上全结清。”在该注明内容下方另注明：“此借条从2017.4.14日开始借人民币现金壹拾叁万陆仟元整，利息按三分计算，到2017.6.13归还。借款人吴玲玉2017.4.14”该借条右下方注明“担保人：吴哲浚、肖玲”。2016年7月11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正，月息3分，到期归还，（借期二月）借款人吴玲玉2016.7.11”该借条左下角注明“此借条延长至2017年1月10日止。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半年，2017年7月9日止（可以提前支付）2017.1.9吴玲玉此借款”该借条右下方注明“担保人：吴哲浚、肖玲”。2016年9月19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利息3分，壹拾月归还，（2017.7.18日止）借款人吴玲玉2016.9.19”。2016年11月26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正，月息2分计算，借期为半年，（2017.5.25日归还），可以提前支付，按天计算。借款人吴玲玉2016.11.26”。该借条左下角注明：“以上壹佰贰拾万元，本息结转如下：1、其中柒拾万元正借期一个月，2017.9.24归还，利息3分（月息）；2、其中陆拾肆万肆仟元正借期六个月，2017.10.24归还，利息2分（月息）借款人吴玲玉2017.5.25；3、今日借到吴小英人民币现金柒拾捌万肆仟元整，月息3分计算，借期一个月，借款人吴玲玉2017.9.24”上述结转内容第1条被横线划去并注明“9.24已结清（本息均在内）”该借条右下方注明“担保人：吴哲浚、肖玲”。2016年12月25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现金柒拾壹万捌仟零肆拾柒元正，月息2分计算，借期一年（壹年）2017.12.25日止（可以提前支付，利息不变）借款人：吴玲玉2016.12.25，担保人：吴哲浚、肖玲”。2017年5月4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柒万贰仟伍佰元正，到7月4日还款，借期2个月，利息按3分计算，借款人吴玲玉2017.5.4”。2017年7月10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吴小英人民币现金55619元（伍万伍仟陆佰壹拾玖元正）利息3分计，一个月归还，借款人吴玲玉2017.7.10”。原告为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清单如下：1、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2016年4月15日，吴小英尾号4181的建行卡转账10万元至吴玲玉尾号为3466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玲玉壹拾万元”，该转账对应第一张借条。2、吴小英名下尾号6919的工行卡账户从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9月1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2016年7月11日取款125000元，原告当日将其中的10万元现金交付给吴玲玉，吴玲玉遂出具了上述第二张借条。3、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2016年9月19日，吴小英尾号4181的建行卡转账10万元至吴哲浚尾号为2310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哲浚壹拾万元”，该转账对应第三张借条。4、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吴小英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的招商银行卡账户15万元、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银行卡账户20万元、于2014年7月22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银行卡账户10万元，该三笔转账均备注“货款已汇入你个人账户”；吴小英于2014年11月27日转账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工商银行账户42.5万元，备注“吴小英向你公司工行账户上汇款42×××00”；吴小英于2014年12月24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19.3万元，备注“吴小英向吴玲玉工行账户上汇款19×××00”；吴小英于2016年2月18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9万元，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玲玉工行卡9万元”；吴小英于2016年11月17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1238工商银行卡账户1万元，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玲玉壹万元”；吴小英于2016年11月26日转账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工商银行卡账户1万元，备注“吴小英借款给吴哲浚壹万元”；另有2014年11月27日现金交付22000元；上述款项构成第四张120万元借款组成部分。5、吴小英名下尾号4181建行卡账户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2日转账贝林公司名下尾号0878交通银行卡账户25000元，2月11日转账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工商银行卡账户10万元，7月2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20万元，7月28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10万元，7月29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2万元，7月30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20万元，8月5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2807账户3万元，11月27日转账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3万元，2016年7月28日现金交付吴玲玉13000元，该借款有原借条的复印件可以佐证，另有47元为原告为吴玲玉平时垫付的费用。上述费用构成第五张718047元借条组成部分。6、吴小英名下尾号6117交行卡账户自2017年4月28日至2017年7月2日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于2017年4月28日向吴玲玉尾号为2760交行卡账户转账5万元，另现金交付了22500元，遂被告吴玲玉于2017年5月4日出具上述第六张借条。吴小英第一次庭审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7、2016年7月8日吴玲玉向吴小英出具的13000元借条复印件，约定月息3分，该笔借款在2016年12月26日双方结算时并入到718047元借条中，证明该款项系718047元借条的组成部分。8、吴小英工行尾号6919账户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26日交易明细单，明细中原告于2017年6月5日卡取5000元存入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证明该笔款项即原告主张的2017年7月10日55619元借条的组成部分，该借条其余部分为现金支付，还有部分为原告为吴玲玉处理财务的垫付款项，原告并非贝林公司员工，其仅仅是基于与吴玲玉关系较好，平时帮其处理财务上的事情。9、借条复印件6份，时间分别是2015年7月2日吴玲玉向原告出具的20万元借条，约定年息2分；2016年2月5日吴玲玉向原告出具的5万元借条，约定利息3分；2016年2月10日吴玲玉向原告出具的12万元借条（注明2015年2月11日到期转存），约定年息2分；2016年2月18日吴玲玉向原告出具的9万元借条，约定利息30%；2016年6月24日吴玲玉向原告出具的10万元借条（注明从曹斐账上划给吴哲浚），约定利息3分；2016年8月4日吴玲玉向原告出具的10万元借条，约定月息3分，以上6张借条复印件中，有5张借条是在2016年出具的，并且第5、6张借条时间晚于原告起诉时提供的7张借条时间最早的那一张，虽然上述借条被告已经予以归还，且原件也已经给了吴玲玉，但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原告与吴玲玉有多笔借款往来，每一笔借款只要吴玲玉归还后，均会将借条原件拿回，即双方形成了吴玲玉归还一笔借款就拿回去一张借条的交易习惯，本案原告提交的借条是吴玲玉和原告核对后出具的，故本案中所有原告提交的借条原件真实的反映了双方借款的金额，因此，被告主张本案借款在后续已经还清但却没有向原告收回起诉中的任何一笔借条原件，是与目前能够证明的双方交易习惯不相符的，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归还原告本案起诉的借款。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称上述借条复印件中的13000元、20万元、12万元和9万元的款项是包含在120万元借条内。对于被告吴玲玉举证证明其已归还全部借款的银行转账明细单，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2014年7月21日前借的钱都基本结清。其中，原告于2013年1月4日转账给吴玲玉的10万元，由吴哲浚在2015年9月30日转账42.5万元中归还。原告于2013年8月6日转账借款11万元和295000元，合计405000元加上利息共计450090元，由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归还45万元。原告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工商银行清凉支行存现吴玲玉或贝林公司20万元、2014年5月前给了吴玲玉现金3万元，上述20万元是吴玲玉工行卡于2014年9月11日转账归还原告，3万元是吴玲玉于2014年5月8日转账归还原告，2013年10月左右的20万元借款利息至2014年12月为40000多元，由吴玲玉转账57500元归还，该款剩余部分为支付2014年7月转账肖玲9万元借款的利息。除此之外，2014年7月21日之前的借款都在2014年7月21日前结清。为证明被告支付原告的部分款项系归还上述未统计至诉请借款中，吴小英在第二次庭审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0、吴小英名下尾号117的交行账户转账明细单，证明原告于2013年1月4日向吴玲玉转账10万元，该款由吴哲浚于2015年9月30日转账424000元予以归还。11、存现10万元的银行凭证1份，证明原告于2013年1月16日现金存款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账户10万元的事实，该款由肖玲于2014年8月29日转账归还9万元。原告第一次庭审陈述该9万元系原告于2014年7月现金存入肖玲名下尾号3514农行账户9万元借款的还款，因肖玲于第二次庭审提供了农行账户交易明细单在2014年7月并无收取9万元款项纪录，原告又辩称系因双方往来账目较多，原告经核实最终确定该9万元实际归还的是2013年1月16日出借的10万元。12、吴小英名下尾号117交行账户自2013年5月20日至9月20日的交易明细单，载明原告于2013年8月6日向吴玲玉分别转账11万元、29.5万元，证明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的45万元即为归还上述款项。13、吴小英于2014年4月28日从其名下交行账户取款4000元的凭证、原告于2014年4月28日存入贝林公司名下尾号0878银行账号3万元的存款凭证、贝林公司交行卡尾号0878自2014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于2014年4月28日从交行取现4000元，加上自有的26000元，合计3万元于当日存入贝林公司账号的事实。被告于2014年5月8日归还该笔款项。14、吴小英于2015年7月10日存现5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凭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7月10日交付吴玲玉5万元的事实，该笔款项由被告于2015年9月6日连同利息归还原告51500元。15、吴小英于2015年10月10日存现15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凭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10月10日交付吴玲玉15万元的事实，该款项是原告于2015年10月10日从建行尾号4181卡中取现15万元存入。16、曹斐名下尾号223中行账户交易明细单，该明细中显示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吴哲浚10万元，备注曹斐代吴小英转账给吴哲浚10万元，证明原告提交的2016年6月24日借条复印件中的10万元已经交付。该款系贝林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尾号为4310银行账户转账还本息144000元（具体转账金额为154350元，包括归还贝林公司2017年8月2日从原告借款15000元本息15900元）。17、吴小英名下尾号6919工行账户自2016年7月11日至9月1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4日向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账户转账10万元。该款系贝林公司于2017年8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本息136400元。18、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银行账户自2017年8月2日至8月29日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于2017年8月2日现金存入贝林公司账号15000元的事实。被告于2017年9月14日归还154350元，包含该笔15000元。19、贝林公司名下尾号0878银行账户自2013年7月11日至9月28日交易明细单，其中2013年8月6日贝林公司向原告转账29.5万元，并备注还款，该笔款项实际上是被告所欠原告之前的款项，原告告知被告归还了之前的款项才能再次出借，所以，在被告将29.5万元归还之后，原告再次出借29.5万元加上11万元，共出借40.5万元。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分别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工商银行清凉支行存入吴玲玉或贝林公司银行账户20万元，以及2014年7月存入肖玲名下尾号3514的农行账户9万元，但是未能提供借据和交付凭证，经本院调取银行转账记录和审核肖玲提供的农行交易明细单，并未有上述两笔款项交易的记录。另经本院核查，原告于2014年11月25日从其名下尾号4181的建行卡账户转账3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2015年11月12日转账15万元至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2017年6月30日转账3万元至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银行账户、2017年10月26日转账5万元至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银行账户。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借条原件2016年4月15日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该借款，但该借款本息已经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贝林公司名下尾号4310银行账户转账归还，总归还金额为154350元。2016年7月11日10万元借条不予认可，该借条没有实际履行，借条书写后并未收到该笔借款。书写的所谓的延长内容，是基于对原告财务会计身份的高度信任，是基于原告所强调的双方的银行汇款有记录可查，才按照原告的要求书写。2016年9月19日1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该借款，但该借款在2017年8月7日通过吴玲玉名下尾号3466银行账户归还金额为136400元，存在多支付的现象，是按照原告要求的金额归还。2016年11月26日120万元借条，没有实际履行，书写借条后，原告仅于2016年11月26日向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其他没有借款交付和汇款记录；两次结转说明是基于对原告会计身份的高度信任，是基于原告强调的双方往来今后有据可查，才按照原告要求书写。2016年12月25日718047元借条，该借款没有实际履行，原告告知吴玲玉该借条已经撕毁。2017年5月4日72500元借条，该借条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也告诉吴玲玉此借条未履行已经撕毁。2017年7月10日55619元借条未实际履行，没有汇款和交付记录，原告也告诉吴玲玉此借条未履行已经撕毁。二、银行存取款凭证、账户交易明细单、借条复印件对2016年1月4日至12月31日的工行交易明细清单没有异议，但原告卡取125000元并未借给吴玲玉。对于120万元借条对应的转账凭证，从组合金额上可以看到，原告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组合，而是在选项和拼凑，当选项和拼凑不够的情况下就说是现金，不符合常理。120万元组成部分中，2014年7月21日三笔汇款15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的备注中已经明确是“货款已打入你个人账户”，实际该三笔款项是被告吴玲玉儿媳肖玲同日先通过其名下尾号5347银行账户将自有资金转账贝林公司会计即本案原告账户，用于此后支付货款，不管是款项来源还是性质，都有明确的定性。2014年11月27日的22000元现金是为了拼凑，这一天已经转账了42×××00元，又给了22000元现金，那这天应该给了447000元，与常理不符，原告只有陈述22000元才能把金额凑齐。根据原告交易习惯，1000元和360元都要转账，双方之间不可能有现金交易。2016年2月18日的9万元，原告已经明确该9万元已经归还，并提供了归还后的借条复印件，不应重复计入。对于718047元借条对应的支付凭证，其组成仍然是选项和拼凑，将金额相近的进行相加，不够的说是现金，还有零头说是垫付，不符逻辑，与日常交易习惯明显不符。该借条形成晚于120万元借条形成时间一个月，原告解释的组成是2015年的款项，最后补加一张2016年的所谓的13000元现金借条，与120万元借条组成的解释综合看，明显不合常理。在原告解释的组成部分中，2015年7月2日的借款20万元和2016年7月28日的13000元借款，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均已归还，现又统计在未还部分中，自相矛盾。原告陈述的47元是其垫付的，没有任何根据。2015年至2016年间被告的支付金额远远超出其转账金额，不可能还存在70余万元的借款本金未还，这一拼凑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对卡取5000元存入吴玲玉账户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其主张该款是55690元借条的组成部分不予认可，该5000元与55690元相差太大。对原告提供的6张借条复印件均不予认可，例如2016年2月10日向被告出借12万元，原告自己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2016年1月至2月10日之间账上存款只有几百元，2016年2月10日存款是27000元，因此所谓的12万元的借款不是事实，同时这几张借条中所涉及的款项都被原告反复使用到120万元和71万多元的借条组成中。事实上，这些借条都是双方之间临时拆借，与本案原告出具的2016年之后的借条没有关联，原告是贝林公司的财务人员，吴玲玉和原告双方关系较好，临时的拆借，此后都是及时归还。对2013年1月4日交通银行交易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10万元是事实，该款在2013年已经归还。对2013年1月16日存现10万元的款项存疑。对2013年8月6日295000元转账，该款是由贝林公司先付给原告，再由原告付给吴玲玉，该款项性质只是为了做账需要，并非向原告的借款。同日的11万元转账是临时借款。该清单也证明了原告系贝林公司的财务人员，被告只有该清单的复印件。2014年4月28日取款4000元不能证明已经支付给贝林公司，对于当日3万元汇款存疑。对2015年7月10日存现5万元、2015年10月10日存现15万元、2017年8月2日现金存入1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对2016年6月27日的10万元的存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曹斐与原告主张的权利没有关联性，该款项性质不清楚。对2016年8月4日向吴哲浚的10万元转账存疑。被告吴玲玉为证明其已经归还原告大部分借款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购票凭证、银行单据、信用报告等共12页，证明原告自2008年以来担任贝林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税务机关的发票领票记录，银行部门的账户申请书等均记载原告为财务负责人，且许多银行单据都是原告书写，直到2018年春节之后，被告接到原告的诉状，原告仍然在贝林公司工作。由于原告的身份系负责贝林公司货款的收支和资金的出入，正是这一身份才获得了吴玲玉的高度信任，才出现了吴玲玉按其要求书写借条的事实。2、贝林公司在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载明原告于2014年9月11日向公司转账1000元，主要证明原告与被告的交易即使是再小的金额都是通过银行转账，从没有现金交付过。3、吴玲玉统计的还款对账清单及相应的银行转账还款对账单共17页，证明从2014年5月8日到2018年1月8日，包括肖玲汇给原告的45万元货款，累计汇款2523880元。分别是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4年5月8日转账吴小英3万元、肖玲名下农行尾号3514账户于2014年7月21日转账吴小英45万元、肖玲名下农行尾号3514账户于2014年8月29日转账吴小英9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3437账户于2014年9月11日转账吴小英2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4年9月11日转账吴小英20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4年9月19日转账吴小英2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4年12月1日转账吴小英5.75万元、吴玲玉名下工行尾号3466账户于2015年7月21日转账吴小英丈夫张博3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5年9月6日转账吴小英5.15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5年9月30日转账吴小英42.4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6年1月14日转账吴小英32.34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6年5月20日转账吴小英5万元、吴哲浚名下工行尾号2310账户于2016年5月30日转账吴小英5万元、0.127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6年7月11日转账吴小英13.11万元、2016年8月25日给吴小英姐姐现金10.4万元还曹斐代吴玲玉转账借款10万元、吴玲玉名下工行尾号3466账户于2017年8月7日转账吴小英13.64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7年9月14日转账吴小英15.435万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2266账户于2017年12月21日转账吴小英360元、贝林公司名下工行尾号4310账户于2018年1月8日转账吴小英20万元。该组证据证明原告从2014年至今累计汇款被告2488000元，被告归还原告累计2523880元，总数上被告已经超付。被告整理了原告收支分段的明细，通过双方转款的记录对比，在2016年11月之前，被告付款超出了349770元，因此，原告所谓的2016年11月26日的120万元借条的组成以及2016年12月25日71万余元借条的组成都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吴玲玉第二次庭审提供以下证据：4、被告吴玲玉统计的自2012年11月29日至2013年10月28日的双方银行转账往来清单，证明吴玲玉工行卡卡号尾号3466自2012年11月29支付给原告9万元，贝林公司账户于2013年8月6日支付29.5万元给原告，2013年8月15日贝林公司账户支付1万元给原告，2013年8月26日贝林公司账户支付313789元给原告，2013年8月30日贝林公司账户支付101666元给原告，2013年10月28日贝林公司支付23万元给原告；另提供肖玲2014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在明细单中没有发现原告陈述其在2014年7月转账的9万元。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累积支付的数额是705000元，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是1040455元，多付30多万元。吴玲玉于二次庭审后又补充提交了收款人为贝林公司的交通银行现金支票复印件四张，第一张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金额31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吴小英身份证号码，第二张日期为2012年12月24日，金额25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非涉案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第三张日期为2013年1月3日，金额20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非涉案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第四张日期为2013年10月22日，金额23万元，背面加盖贝林公司印章和吴玲玉印章并留有水笔签署的吴小英身份证号码和吴小英签名。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一直在向原告还款，且所还款项已超出应付借款本息。另经本院核实，原告于2014年7月21日、22日转账吴玲玉45万元后，吴玲玉将该款于2014年7月22日分别转账31万元、12万元至肖玲和吴哲浚账户。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除了2017年12月21日的进货单、2017年12月21日的现金交款单、2011年1月21日原告写的申请，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并非贝林公司财务负责人，仅仅是基于与吴玲玉关系较好，平日里为其代办财务业务，贝林公司也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该组证据也说明了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的借款金额为何会有零有整，就是因为原告为被告代办业务产生的垫付款；吴玲玉身为贝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社会阅历丰富，不可能因为与原告关系较好就按照原告要求随意出具借条。对于证据2，吴玲玉于2014年9月11日还了原告20万元，转账的时候账上只有199000元，原告就转账垫付了1000元。对于证据3，2014年5月8日3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原告于2014年4月28日转账贝林公司3万元的还款。2014年7月21日45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原告在2013年8月6日通过交行转给吴玲玉11万元及29.5万元借款的还款，该笔借款从出借之日按月息1分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利息总计45090元，故当时归还本息共计45万元。2014年8月29日9万元的款项，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称归还的是2014年7月底原告现金存到肖玲农行卡尾号3514账上的9万元，该笔出借款项是有据可查的，存入的时候有备注。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又称该款系归还2013年1月16日的10万元借款。2014年9月11日的2万元归还的是2013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出借的10万元本金产生的利息，按年息2分计算至2014年1月4日为2万元。2014年9月11日的20万元的款项归还的是2013年10月原告现金存入吴玲玉或贝林公司账户上的20万元借款，当时也是备注了吴小英。2014年12月1日57500元的款项归还的部分是2014年7月底现金存到肖玲账户上9万元的本金利息1800元，还有是2013年10月左右现金存到吴玲玉或贝林公司20万元的本金利息4万元，利息合计41800元，另外15700元是2014年12月之前出借的现金还款。2015年9月6日的51500元归还的是原告于2015年7月10日存入吴玲玉工行尾号3466账户的5万元，约定利息3分，一个月归还，利息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实际于2015年9月6日归还本息51500元。2015年9月30日42.4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是包括建行2014年7月21日至22日累计的转账本金45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分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127200元；2014年11月25日建行3万元本金及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6000元；2014年11月27日建行转账42.5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84433元；2014年12月24日建行转账19.3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34869元；2013年1月4日原告出借的10万元借期一年，但到期后未归还，于是双方于2014年1月4日结算10万元本金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5年9月25日为41407元，以上款项的利息总和为293909元；加上归还的上述10万元和3万元本金，合计本息为423909元，实际支付了42.4万元。2016年1月14日至5月30日归还的总金额424670元，实际上这部分还款是原告建行2015年2月2日至11月27日转账给被告的本金100.5万元产生的利息，分别是2015年2月2日2.5万元、2月11日10万元、7月2日20万元，上述本金按月息2分，分别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其余款项分别从出借之日起按月息3分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7月28日借款10万元，7月29日借款2万元，7月30日借款20万元，8月5日借款3万元，10月10日借款15万元，11月12日借款15万元，11月27日借款3万元，上述款项按月3分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利息合计124090元；另2015年10月10日和11月12日共归还了本金30万元，合计30万元，本息合计424090元，对应的是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中2016年1月14日的323400元以及5月20日、5月30日的两笔款项。2016年7月11日的13.11万元对应的是原告建行2015年2月2日至11月27日借款转账自2015年12月31日结算后仍有70万元本金未归还，该部分本金从2016年1月1日至7月6日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131130元，实际被告支付了13.11万元。2017年8月7日136400元归还的是2016年8月4日原告转账至吴哲浚工行账户的10万元，截止至2017年8月7日按3分利息计算为36400元，故被告归还的该笔借款即10万元的本息。2017年9月14日154350元，归还的是2016年6月24日曹斐中行账户转给吴哲浚10万元本金及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9月14日按月息3分计算利息44000元；2017年8月2日原告存现至贝林公司工行15000元，合计159000元，实际被告支付154350元。2017年12月21日的360元是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费用，在被告提供的2017年12月21日现金交款单显示原告为贝林公司垫付款项正好是360元。2018年1月8日贝林公司的20万元，原告起诉时明确120万元借条本金计算出来的利息是336000元，扣除20万元还应支付利息136000元，自2016年11月26日计算至2018年1月25日。2014年9月19日的2万元、2016年8月25日的104000元，原告没收到。对证据4，被告所举证只能证明原被告是在本案7张借条借款外，双方一直存在借款关系，原、被告的交易习惯是按照被告还款以后收回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最后的借款金额并不是以一张借条为准，而是以原告手中持有的借条为准，当被告还清其中借条的一笔，就收回相应的借条，这是双方真实的交易情形，也是双方交易习惯。本案所涉的借条原件或借条复印件，均可以证明双方的往来是有2分或3分不等的利息，被告支付的款项不应该不划分本金和利息直接从交付的款项中扣减。本案所涉及的借条中有120万元和71万多元的借条，是之前多份借条累积核算以后的归并的行为，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用一张总借条来归并多份借条，至于2013年之前的双方往来与本案无关。贝林公司的交通银行现金支票复印件三张，原告未收到，且该支票均系2014年7月21日之前，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顾茂德、吴玲玉、吴哲浚、肖玲名下的款项300万元或相应价值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了担保。本院依法对上述被告名下房产进行了保全。被告吴玲玉于收到保全裁定书一年后以超标的保全为由向本院提起异议，本院依法组织听证，裁定驳回了吴玲玉的异议申请。本案审理中，吴玲玉作为顾茂德的配偶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申请顾茂德无民事行为能力，该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该案。2019年7月17日，吴玲玉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裁定，中止本案审理。2019年11月19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吴玲玉的申请。该判决现已生效。另查明，吴玲玉于2019年4月9日向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派出所报案，其报案称向吴小英写了借条，但吴小英并没有交付借款，现在吴小英向法院起诉还钱，所以来报警。该派出所后多次找吴小英和吴玲玉做了询问笔录，并到本院调取了本案相关诉讼材料，但未予以立案。2019年7月，贝林公司向常州市新北区河海派出所报案，称其会计吴小英隐匿、故意销毁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该派出所于2019年11月11日对吴玲玉、吴小英进行了询问调查，但未予以立案。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条原件、借条复印件、银行转账流水清单、银行存款凭证、现金支票复印件等证据予以证实。原、被告在本院最后确定的举证期限内再无提供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吴玲玉、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主张其转账均为向吴玲玉提供借款，吴玲玉对与原告之间存在借款行为无异议，且表示被告吴玲玉、吴哲浚、肖玲、贝林公司向原告的转账都是还款，结合原告举证的多份借条都由吴玲玉出具，原、被告之间也无其他性质的经济往来，故应认定原告与吴玲玉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1、2014年7月20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原告主张2013年共计向吴玲玉、吴哲浚、贝林公司账户转账80.5万元，上述款项原告提供有银行转账凭证金额60.5万元，本院予以认可，原告主张2013年10月左右银行汇款20万元至吴玲玉或贝林公司账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前往银行调查也未发现有该笔转账记录，故本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原告主张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0日之间向被告贝林公司账户存入3万元并提供了2014年4月28日的存款凭证复印件，本院予以认可。被告主张吴玲玉、贝林公司在2013年期间共计向吴小英转账950455元，上述款项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至原告账户的共计416666元，本院予以认可。被告主张原告于2013年8月26日收到被告汇款313789元的账户未能确定为原告账户、2013年10月28日现金支票交付原告23万元未提供证据，即使该两笔款项确已交付原告，也是归还2013年8月之前的借款本息。另被告提供的收款人为贝林公司的交通银行现金支票复印件，其中2013年出具的有两张，2013年10月22日的23万元有原告签字并留有身份证号，故本院认为该笔款由原告领取，本院予以认可，上述款项共计636666元。被告主张，贝林公司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0日之间向原告转账3万元并提供了2014年5月8日的银行转账凭证，本院予以认可。此外，肖玲于2014年7月21日向原告转账45万元。通过对双方上述期间每笔款项的往来对比分析，原告转账主要发生于2013年8月6日前，被告的转账发生于2013年8月6日后，故被告的转账可视为对原告2013年8月6日之前转账借款的还款。据此计算，被告2014年7月21日之前支付原告的款项已经超出原告2013年至2014年7月20日之间所有借款总额且还有剩余。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条，原告与被告吴玲玉均约定了借款利息，故本院认定双方对2014年7月20日之前的借款也约定了利息。即使根据年利率24%计算，被告现能够举证证明支付原告的款项也超出原告借款本息总额且还有剩余，因双方之间经济往来在2013年之前已经发生，且均为原告为被告提供借款，故剩余部分应为归还2013年之前的借款本息。综上，被告在2014年7月21日前归还原告的款项超出原告支付的借款本息，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2014年7月21日前支付的款项所对应的具体应还借款，原告提出被告支付的部分2014年7月21日以后的款项系归还2014年7月20日前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2014年7月20日前提供的借款本息不应从被告2014年7月21日后支付的款项中扣除。2、2014年7月21日之后原告提供的借款。原告主张七张借条款项共计本金2346166元及相应利息均未还，原告提供了多笔银行转账记录，但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所载明的转账时间以及金额与借条出具时间与金额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原告不按转账时间顺序，任意选择多笔转账款项组合成借条借款金额，本院不予确认，实际借款金额应通过借条、银行转账凭、交易习惯以及双方庭审陈述等事实综合进行判断。被告吴玲玉于2016年4月15日出具的借条1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告也予以认可，故对该笔款项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吴玲玉于2016年7月11日出具的借条10万元，原告提供了当日取现125000元的证明，但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的前后多笔款项往来小到几百元大到几十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存现的方式进行，故原告仅提供取现记录并不足以认定原告已经将该款提供给被告，考虑到双方之间借款笔数多、时间跨度大，也不能凭借借条就证明原告完成提供借款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提供该笔借款的事实不予以确认。被告吴玲玉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借条1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告也予以认可，故对该笔款项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吴玲玉于2017年5月4日出具的借条72500元，原告提供了借条出具前几日银行转账5万元的证明，对于现金交付22500元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该笔借款金额为5万元。被告吴玲玉于2017年7月10日出具的借条55619元，仅提供5000元的存款记录，原告对于该款之外的其他现金交付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5000元借款予以确认，其他不予确认。对于吴玲玉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2月25日向吴小英出具的两张借条，借条载明金额为现金120万元、718047元，但原告又提供了多笔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25日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上述未还借款的组成，借条载明的出借方式与原告主张的支付方式不同，且原告陈述两张借条的金额的组成并未按照转账时间顺序累加，明显不合常理，由于存在实际银行转账支付的事实，故实际借款金额应以银行转账为准。经本院核实，原告向被告吴玲玉、贝林公司、吴哲浚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88.3万元，原告主张的现金支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原告于2014年7月21日、22日提供的三笔转账汇款45万元，虽然备注“货款已汇入你个人账户”，但是双方并不存在买卖关系，仅有借款往来，且吴玲玉收取上述款项后分别转给了肖玲和吴哲浚，故该款项应视为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借款。对于原告主张于2014年7月21日之后已经归还的借款，该款未计入原告主张的未还款项中，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经本院核实确认为67.5万元。对于原告提交的7张借条复印件，原告提供转账记录的款项已经计入借款总额中，未能提供借款转账记录的，本院不予认可。3、2014年7月21日之后被告的转账还款。被告主张原告付款金额共计249388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经本院核实确定实际还款金额为1919880元。肖玲于2017年7月21日的转账45万元，被告主张系贝林公司外购货物的货款，先由肖玲转给原告再由原告于当日转给被告吴玲玉，故原告于当日和次日三次转款45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肖玲通过原告转手给吴玲玉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如果是货款支付，无论是肖玲或吴玲玉都可以直接支付，肖玲也可以直接转给吴玲玉，无需通过原告转手一次，且吴玲玉收取上述款项后分别转给了肖玲和吴哲浚，被告主张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肖玲的转账在原告转账吴玲玉之前，因双方一直存有借贷往来，该款应视为2014年7月20日之前向原告借款的还款本息。被告主张于2016年8月25日向原告姐姐交付现金104000元用于归还曹斐于2016年6月27日代原告转账至吴哲浚账户10万元借款，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原告自2014年7月21日起至今共计向被告转账281.3万元，被告向原告转账1919880元，因双方未约定被告每笔款项对应的还款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因无法确定每笔转账借款的还款期限，故本院认定以被告最早一笔转账对应原告最早一笔转账借款的本息优先进行还款，并以此类推。关于上述借款本金利息的计算，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原告出具的借条，双方均约定了不低于年利率24%的利息，虽然上述转账借款与借条不具有对应性，但是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借款均约定了不低于年利率24%的利息，故对于原告转账的借款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根据上述方式计算，经本院核算，被告自2014年7月21日后转账支付原告的款项付清至原告2015年7月29日全部银行转账借款本息。2015年7月30日以后原告的转账借款本息至今未付。上述未还款项自2015年7月30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共计本金122万元。分别为2015年7月30日20万元、2015年8月5日3万元、2015年10月10日15万元、2015年11月12日15万元、2015年11月27日3万元、2016年2月18日9万元、2016年4月15日10万元、2016年6月27日10万元、2016年8月4日10万元、2016年9月19日10万元、2016年11月17日1万元、2016年11月26日1万元、2017年4月28日5万元、2017年6月5日0.5万元、2017年6月30日3万元、2017年8月2日1.5万元、2017年10月26日5万元。关于上述未还借款本金利息的计算，考虑上述未还借款笔数较多，数额不是特别巨大，为便于计算，本院酌情将借期相隔较近的几笔小额借款合并计算利息起算时间。据此，本院酌情认定2015年7月30日借款20万元自2015年7月30日起计算利息、2015年8月5日至11月27日的借款共计36万元自2015年11月12日起计算利息、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6月27日的借款共计29万元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利息、2016年8月4日至2016年11月26日的借款共计22万元自2016年9月1日起计算利息、2017年4月28日至2017年8月2日借款合计10万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利息、2017年10月26日借款5万元自当日起计算利息。二、吴玲玉、顾茂德夫妻共同借款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除外。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款项转账往来主要发生在原告与吴玲玉、肖玲、吴哲浚以及贝林公司之间，吴玲玉收到的借款大部分转给了吴哲浚和肖玲，顾茂德并未参与，原告提供的借条也未有顾茂德签字，故本院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诉请顾茂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三、肖玲、吴哲浚连带还款责任的认定。原告提供的借条原件中有四张约定了担保人，但是第一张双方均认可的借条借期自届满至起诉已经超过6个月，考虑到双方交易笔数较多，被告在此借条出具后还在在履行还款义务，应视为原告在担保期满前已经主张担保还款责任，故肖玲、吴哲浚应对该笔1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第二张借条，本院认定并未实际履行，故肖玲、吴哲浚无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20万元借条、718047元的借条金额与实际转账金额不具有一一对应性，本案也未以借条作为确认借款的依据，肖玲、吴哲浚无需对上述借条所载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贝林公司还款责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诉请主张吴玲玉借款用于贝林公司经营，故应由贝林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本院的审核，原告与吴玲玉之间自2015年7月30日之后的多笔未还借款转账，转至吴玲玉账户的款项主要转至吴哲浚名下尾号2310银行账户，其他部分款项转至肖玲账户，转至贝林公司账户款项共计6.5万元。故本院认定，贝林公司对该6.5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于其他借款，贝林公司既非借款主体也非借款使用主体，贝林公司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吴玲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吴小英借款本金122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其中20万元自2015年7月30日起计算、36万元自2015年11月12日起计算、29万元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22万元自2016年9月1日起计算、10万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5万元自2017年10月26日起计算，上述利息计算至实际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肖玲、吴哲浚对上述第一项借款中的10万元本金及自2016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常州市贝林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借款中的6.5万元本金及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其中1.5万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5万元自2017年10月26日起计算，上述利息计算至实际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吴玲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9178元，由吴玲玉负担23300元，吴小英负担1587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杨 峰人民陪审员 钱 玲人民陪审员 祝凌芸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阮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