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3111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浦东源浦游泳馆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朱仁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亮，上海紫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华，男。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文选才，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桂华，上海宸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浦东源浦游泳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浦公司)与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祝桥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祝桥镇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2月1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亮、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桂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源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祝桥镇政府向原告源浦公司支付2010年至2016年安全奖励费(每年人民币7万元)和开办费(每年3万元)合计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祝桥镇政府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告源浦公司与被告祝桥镇政府下设机构浦东新区祝桥镇施湾社区委员会于2010年9月签订《合作协议》，就位于浦东新区施湾路原思凡游泳馆(以下简称思凡游泳馆)的托管事务进行了约定如下：被告祝桥镇政府委托原告源浦公司经营和管理思凡游泳馆，托管期限从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被告祝桥镇政府在2010年9月1日前，将思凡游泳馆交付原告源浦公司使用；为确保思凡游泳馆每年夏季正常开放，被告祝桥镇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提供开办费3-5万元，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年按原告源浦公司接待、培训的人次给予5元/人的补贴；如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每年夏季开放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奖励原告源浦公司7万元；另合同中还就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了约定。2、现原告源浦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托管服务，在协议经营期内无重大安全事故，但被告祝桥镇政府并未依据协议约定支付合同期间的开办费和安全奖励费共计60万元。3、2017年7月18日，原告源浦公司通过快递的方式向被告祝桥镇政府下辖浦东新区祝桥镇施湾社区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支付协议期安全奖励费及开办费的函》，未收到答复。被告祝桥镇政府作为涉案合同主体浦东新区祝桥镇施湾社区委员会的上级机关，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被告祝桥镇政府拖欠上述费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对原告源浦公司造成了损失，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本诉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辩称：不同意原告源浦公司诉讼请求。1、双方确于2010年9月1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合作协议的内容是政府购买服务，因原告源浦公司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未进行公益化经营，而是进行了市场化经营，且未在对外经营前，将经营游泳馆的开放、开放方式以及收费标准报被告祝桥镇政府进行备案，原告源浦公司违约在先。2、被告祝桥镇政府每年支付给原告源浦公司的18-20万元的总金额中，已经包含了开办费及安全奖励费，不应当再行支付。3、原告源浦公司所主张的对于2010年至2014年期间安全奖励费及开办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仅能主张2015年至2016年的费用。4、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思凡游泳馆对外经营的一切收入用于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消耗品的支出。由此可见，该等支出均应该由原告源浦公司支出，但是所有的经营成本都是被告祝桥镇政府负担的。5、原告源浦公司已收取所有的经营收入，且没有交给被告祝桥镇政府，因此被告祝桥镇政府在每年支付18-20万元之间的费用之后，基于不安抗辩权，未支付合同期间每年7万元的奖励费。被告祝桥镇政府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1、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将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经营思凡游泳馆的经营收入共计70万元(具体以反诉原告提供的财务账册为准)归还给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2、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涉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体现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性质，如关于工人工资、水电费、设施设备维修费等成本的支出、门票补贴等。政府购买服务的性质决定了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是提供服务，其报酬请求权的依据是提供服务的对价，对于经营收益应属于服务购买方，服务提供者无权获得该项收益，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2、根据相关证据，反诉被告源浦公司经营思凡游泳馆第一年的收入每年在70-80万元，第二年收入60万元左右，第三至五年在40-50万元，第六年的经营收入在40万元左右。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应当返还相应的经营收入，具体以法院查明为准。3、关于经营收入，思凡游泳馆的经营收入属于收益权，收益权是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在合同未对收益权归属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参照适用《物权法》的规定。思凡游泳馆的所有权归属于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下辖祝桥镇施湾社区，对于在合同中未作明确约定的收益权，应由所有权人享有。4、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作为服务提供方，在不享有收益权的情况下，未将经营收入交给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有权主张归还。此外，根据公平原则，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对思凡游泳馆进行市场化运行，取得了经营收入，如不将经营收入交给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并主张开办费和奖励金60万元，有违公平原则。5、本诉原告源浦公司所主张开办费及安全奖励费，2010年至2014期间的费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诉原告源浦公司无权主张，仅能主张2015年至2016年的费用，但因双方对于经营收入的支付时间并无约定，在反诉被告源浦公司违约行为持续的情况下，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主张经营收入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本诉原告源浦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对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反诉辩称：1、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系购买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提供的思凡游泳馆托管服务。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思凡游泳馆对外经营的一切收入用于管理。这表示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就对外经营等事项协商一致，即思凡游泳馆可以进行对外经营，可收入相关费用，该等费用用于反诉被告源浦公司聘请相关人员、相应耗材以及税务的支出，合同履行期间祝桥镇政府也从未主张过经营收入应当上交。2、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在合同期间内，并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根据约定，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应当按年度支付开办费和安全奖励费。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称其所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括了开办费和安全奖励费，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3、关于收入标准和培训方式，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已经提供备案，相关材料由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保管，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况。故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反诉请求。为证明本诉主张，原告源浦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双方的合作关系，及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2、《关于支付协议期安全奖励费及开办费的函》及EMS收发单据凭证，证明原告源浦公司向被告祝桥镇政府下辖的单位寄送函件，要求支付相应的费用。经当庭质证，被告祝桥镇政府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没有收到，且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被告祝桥镇政府已经额外支出了费用，已经包含了开办费、安全奖励金。经本院审查，被告祝桥镇政府对原告源浦公司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其证明内容能够反映涉案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采信其证明力。对于证据2，被告祝桥镇政府表示没有收到，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根据EMS快递查询，该函件已经由被告祝桥镇政府下辖浦东新区祝桥镇施湾社区委员会签收。故，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为证明其本诉及反诉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6年思凡游泳馆开放时间及价目表、夏季开放时间及价目表、泳池照片、网络截图，证明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在经营游泳馆；2、律师调查笔录，调查对象黄德清，负责思凡游泳馆经营期间的水费、电费、门卫人员工资等。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在开设期间历年的门票价格，以及所有的日常经营维护及水电费支出均是由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负责；3、证人张益梅的证人证言。证明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的票价为成人18元、儿童12元，2015年-2016年票价是成人20元，儿童15元。2010年，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的收入在70-80万元左右，2016年大概是40万元左右，期间基本都在40-50万元之间，在每年游泳馆闭馆期间共10个月的工资系由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负担；4、证人唐金德的证人证言，证明在2015年及2016年期间，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的收入每年40多万元，两年收入80万元以上，在每年游泳馆闭馆期间共10个月的工资系由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负担；5、2010年-2016年思凡游泳馆政府支出费用明细，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安全奖励费和开办费；6、《浦东新区祝桥镇游泳馆租赁合同》，系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出租人)与案外人上海惠游体育场馆有限公司(承租人)签订。证明自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不需向承租人支付补贴，承租人也免交租金，收入由承租人所有，同时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对思凡游泳馆享有所有权，收益权属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应当将经营收入上交。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对证据1中的游泳馆开放时间及价目表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夏季开放时间及价目表真实性有异议；对泳池照片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网络截图，因未经过公证或者提供原始载体进行展示，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黄德清闭馆期间负责安全保卫，游泳馆开放期间，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会向黄德清支付补贴，闭馆期间的劳动报酬，由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负责，与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无关。对证据3、4，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没有提供原件，均为复印件，对该组证据不认可，且该组证据中门卫工资、电话费支出、电缆抢修、电费支出等，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均不知情，该组证据中也没有包含开办费及安全奖励费。对证据6，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对于证据1中的2016年思凡游泳馆开放时间及价目表、泳池照片，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且与待证事实相关，本院采信其证明力；对于夏季开放时间及价目表、网络截图，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价目表系思凡游泳馆收费，亦未提供网络截图的来源，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其证明力。对于证据2、3、4，其证明内容与本案相关，本院采信其证明力。对于证据5，虽然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但系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财务支出，能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为思凡游泳馆所产生的支出，与本案事实相关，且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反证否认其证据效力，故本院采信该组证据的证明力。对于证据6，因该合同系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与案外人所某，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其证明力。根据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以及当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0年9月，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所辖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施湾社区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经营和管理上海浦东思凡游泳馆，托管期限从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第一条)。如遇设备、设施更新或维修由乙方负责更新或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第二条)。第三条关于甲方的责任，约定：1、甲方在游泳馆开放期间提供医护人员；2、协助乙方做好游泳培训班招生和思凡游泳馆开放前的筹备、宣传等工作；3、经营所需的证照由甲方提供或者协助乙方办理；4、为确保思凡游泳馆每年夏季正常开放，甲方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提供开办费三至五万元；5、甲方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年按乙方接待、培训的人次给予5元/人的补贴；6、甲方每年实际承担思凡游泳馆非开放期间管理、维修、清理等费用。7、如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每年夏季开放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奖励乙方7万元。第四条关于乙方责任，约定：1、乙方负责配备管理人员、救生员、服务员、收银员、设备管理及操作人员、更衣室保洁工并承担其用工费用；2、乙方负责在施湾社区开展游泳普及培训活动和开放期间的安全、卫生工作；3、乙方在思凡游泳馆对外经营前，将对外开放及游泳培训的时间、方式及收费标准报甲方备案；4、思凡游泳馆对外经营的一切收入用于管理、服务等人员的工资、水处理药物等易耗品支出，所需缴纳的相关税费亦由乙方承担。《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对思凡游泳馆开展经营。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提供的2010年至2016年思凡游泳馆支出明细，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就思凡游泳馆支付门卫工资、水费、电费、修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98,167.95元。思凡游泳馆门卫、票务人员在开馆期间即每年7月、8月的工资由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负担，剩余十个月闭馆期间的工资由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支付。关于经营收入和支出，根据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陈述，2010年至2016年，思凡游泳馆每年经营收入大概在20万元左右。关于支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思凡游泳馆对外经营的一切收入用于管理、服务等人员的工资、水处理药物等易耗品支出，所需缴纳的相关税费亦由原告承担。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其曾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主张过经营收入。至于未主张过经营收入的原因，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在2018年2月1日庭审中表述为“被告(祝桥镇政府)在每年支付18-20万元之间的费用后，因原告(源浦公司)没有拿出经营收入用于经营管理，所以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我们支付的18-20万元的总金额中已经包含了开办费、补贴费和安全奖励金了”。2018年4月10日庭审中表述为“被：我们在原告(源浦公司)来拿补贴的时候，都要求原告上交。审：既然原告未上交(经营收入)，为何还发放补贴？被：本案被告严格执行合同”。2018年7月17日庭审表述为“审：被告(祝桥镇政府)反诉主张的经营收入，在过去的六年里，有无主张过？被：有。每年7万元不给他(源浦公司)，就是以不安抗辩权的方式向原告(源浦公司)主张经营收入上缴。”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提供的2010年至2016年思凡游泳馆政府支出明细，每年的支出项目主要为门卫工资、水费、电费、电话费、维修(含护理、材料费)、开放补贴、以及其他费用等。在2018年7月17日庭审中，对于上述已支付费用中哪些包括了原告源浦公司主张的开办费和安全奖励金，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并未明确指出，并陈述为“每年支付的门卫工资、电话费、水费、电费总计14,400元加38,379.60元，这些都是用于游泳馆的开办经营，根据合同约定，这些本身都是原告(源浦公司)来进行支付的，但是实际中都是被告(祝桥镇政府)支付的。这些支出都是作为开办费进行支付的。而且我们支付的金额已经覆盖了每年诉请的3万元。”但是，综观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提供的2010年至2016年的支出明细，并无“开办费”、“奖励费”支出。2017年7月18日，原告源浦公司向被告祝桥镇政府发送《关于支付协议期安全奖励费及开办费的函》，要求被告祝桥镇政府支付2010年至2016年的安全奖励费及开办费共计60万元。除此之外，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7月18日之前向被告催收过该等款项。关于游泳馆的开放时间，庭审中，原告称开放时间是每年夏季的6月25日至8月25日，前后会浮动几天。被告认为开放时间是每年的6月至9月。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2010年至2016年期间，思凡游泳馆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当庭陈述为证。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争议焦点如下：关于本诉，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已支付的费用中是否包含了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主张的2010年至2016年期间的开办费和奖励费60万元？二是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所主张的上述费用中，2010年至2014年的费用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反诉，争议焦点为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是否有权主张经营收入，如有权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双方合同约定还是基于《物权法》中收益权的规定。关于本诉争议焦点一，即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支付的费用中是否包含了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主张的2010年至2016年期间的开办费和奖励费60万元？首先，关于2010年至2016年期间每年的开办费3万元。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辩称已经支付该等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已支付的费用中包含了2010年至2016年每年的开办费3万元。反观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提供的支出凭证中，已经详细到涉案年度每个月的费用，比如电费、水费、门卫工资甚至包括电话费及餐费等小额支出，但没有任何关于每年“开办费3万元”的支出凭证。对于其他大额支出中，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也没有明确哪笔支出中包含了每年的开办费3万元。故，对于被告祝桥镇政府关于其已经支付了2010年至2016年期间每年开办费3万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为确保思凡游泳馆每年夏季正常开放，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提供开办费3-5万元。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未能举证其已经支付了开办费，原告源浦公司有权按照约定标准向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主张2010年至2016年期间每年的开办费3万元，对此，本院应予支持。关于2010年-2016年期间每年的安全奖励费7万元，对此，被告祝桥镇政府在三次庭审中关于未支付该等费用的原因的陈述均不相同，于2018年2月1日庭审中认为已经支付了安全奖励费，于2018年4月10日庭审中认为已经超额支付安全奖励费。在2018年7月17日庭审中认为之所以没有支付安全奖励费是以不安抗辩权的方式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主张经营收入。同时认为，如果法院判决应当支付上述年度内的奖励费，则应当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反诉主张的经营收入抵消。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一方面认为已经支付了安全奖励费，并且系超额支付，另一方面又认为之所以不支付安全奖励费，系针对原告源浦公司未上交经营收入行使不安抗辩权。该两种表述，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如按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已经(超额)支付了安全奖励费的抗辩意见，被告祝桥镇政府所举证据中没有关于每年7万元安全奖励费的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其已经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支付了2010年至2016年的安全奖励费。在双方均确认思凡游泳馆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况下，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有权依据协议约定要求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支付2010年至2016年的安全奖励费。如按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关于之所以不支付安全奖励费，系针对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未上交经营收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抗辩意见，表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已经认可其未支付涉案年度内每年7万元的安全奖励费，在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况下，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亦有权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要求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支付2010年至2016年期间的安全奖励费。至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关于未支付安全奖励费系因原告源浦公司未上交营业收入而行使的不安抗辩权，以及主张与经营收入相互抵消的抗辩意见，本院将在反诉争议焦点时予以详述。关于本诉争议焦点二，即原告主张2010年至2016年期间的开办费及安全奖励费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认为，原告源浦公司仅能主张2015年至2016年的开办费及安全奖励费，2010年至2014年的该等费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对于此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关于安全奖励费，尽管《合作协议》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但是安全奖励费的支付条件为“如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每年夏季开放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奖励乙方人民币柒万元”。该奖励费的支付条件系“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支付周期为按年计算、支付期限为“夏季开放结束后一个月内”，上述约定系独立于《合作协议》，在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况下，所涉年度安全奖励费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每年夏季开放结束一个月后开始计算。原告(反诉被告)源浦游泳馆认为每年的开放时间为6月25日至8月25日，前后略有浮动。故在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时，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应当在每年的9月25日之前支付，该期限届满未支付的，应当推定原告已知或应知权利受到损害，故其诉讼时效应自被告支付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2010年至2014年的奖励费系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以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2014年的安全奖励费，被告应当在2016年9月25日之前支付，其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实施以前已经届满。即便按照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观点，每年夏季开放时间为6月至9月，则被告应在每年10月底之前支付，2014年的安全奖励费需在2016年10月底之前支付，其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实施以前也已经届满。因此，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关于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主张2010年至2014年期间的安全奖励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开办费，根据约定，为保证涉案游泳馆正常开放，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均应每年支付，该笔款项并未约定支付条件及支付期限，涉案协议的期限至2016年8月31日止，至本案起诉时，原告关于开办费的诉讼请求显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应当向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支付2010年至2016年的开办费18万元以及2015年、2016年安全奖励费14万元，共计32万元。关于反诉争议焦点，即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是否有权主张经营收入？如有权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双方合同约定还是基于物权法中收益权的规定？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辩称其主张经营收入系基于物权中的收益权。对此，结合《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系基于《合作协议》对思凡游泳馆有权占有，思凡游泳馆的收益应当依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处理。根据《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应当上交经营收入，且根据第四条第4项，思凡游泳馆对外经营的一切收入用于管理、服务等人员的工资、水处理药物等易耗品的支出，所需缴纳的相关税费亦由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承担。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相关法律规定，产生税费的前提系产生相关收入，根据约定，相关税费由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实际负担。由此表明思凡游泳馆的经营收入在扣除相应支出、需要缴纳相关税费后，如果有剩余收入应由反诉被告源浦公司享有，而非由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享有。否则，诚如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所言，经营收入应当由其享有，而税费及相关支出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不仅有违《合作协议》约定，也与公平与诚信原则相悖。因此，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应当上交经营收入的反诉请求，缺乏合同基础及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祝桥镇政府主张其应当支付的安全奖励费应与原告(反诉被告)源浦公司应上交的经营收入互相抵消的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浦东源浦游泳馆管理有限公司320,000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的反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800元(原告上海浦东源浦游泳馆管理有限公司已预缴)，由原告上海浦东源浦游泳馆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500元,由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负担5,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400元(反诉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已预缴)，由反诉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宏毅审 判 员  李丽丽人民陪审员  朱玲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二百四十一条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