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81民初3463号 原告：柴舰，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全椒县人，高中文化，汽车驾驶员，住全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菊（系柴舰家属），女，1996年9月9日出生，汉族，全椒县人，高中文化，个体户，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保平，安徽儒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交运集团巢湖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巢湖市太湖山路汽车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15358123XA。 法定代表人：赵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成，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荣，安徽韶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柴舰诉被告安徽交运集团巢湖汽运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菊、杜保平和被告法定代表人赵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5月8日原、被告签订《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2013年12月1日和2015年3月3日原、被告签订《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由原告经营巢湖到义乌跨省客车班线运输。合同订立后，原告购买车辆，按合同约定向被告缴纳承包金和租金。原告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被告发包和出租巢湖到义乌跨省客运班线没有到义乌站登记、没有停靠进站意见书和许可，造成原告的客车不能停靠义乌客运站，且多次被罚款，造成原告的客源减少，不能正常经营。原告多次向被告反映，要求办理停靠义乌站的手续，被告不但不积极办理进站许可手续，反而以要租金为由，两次强行扣留原告的班线客车达11月之久，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300万多元。原告认为，被告发包、出租给原告的巢湖至义乌省际客运班线，没有终点站义乌客运站的进站许可，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且两次扣押涉案客运班车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讼法院要求：一、确认2013年5月8日原、被告签订的《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无效,确认2013年12月1日和2015年3月3日原、被告于签订的《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无效；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134437.30元[其中：1、原告缴纳的承包金735450.22元；2、原告购车款350000元；3、2013年5月8日至2014年9月28日原告因非法经营无法进站，导致旅客减少损失720000元；4、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9月30日原告因非法经营无法进站，导致旅客减少损失310500元；5、第一次扣车损失735400元(495000+240400)；6、第二次扣车损失270000元；7、被告收取含山站运费13087.08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讼的事实不客观。1、原告是承包或租赁经营被告的车辆，该车辆拥有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核发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是合法经营巢湖至义乌的客运班次。原告在经营期间自己承诺不要求办理进站手续并承担一切后果，同时也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办理进站许可。2、原告车辆正常停靠在义乌大市场，需要进站的，由被告安排人员与车站方洽谈，被告只是配合义务，不是合同主义务。原告没有要求，更没有多次反映要求办理进站手续，且不进站也不妨碍原告的正常经营。原告的罚款是否存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使存在与车辆进站也没有关联，原告不存在违规经营的问题。3、被告从来没有扣原告租赁使用的车辆。二、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且与被告没有关联，依法不能成立。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 二、被告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明被告是适格主体。 三、合同三份[2013年5月8日《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2013年12月1日和2015年3月3日《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复印件]，证明原、被告是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和客运班次租赁关系，是原告的诉请依据之一。 四、2018年3月22日杨吉松情况说明，证明原、被告订立合同后，原告按被告要求购买杨吉松车辆，车价350000元，用于巢湖至义乌的客运经营。 五、被告单位出具的欠款明细表，证明运费13087.08元是柴舰个人所有，被被告扣留，现被告应归还原告。 六、浙江省义乌市道路运输管理局2018年3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对涉案客运班次早在1999年已停运。 针对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原告所举证据一、二无异议。 对原告所举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原、被告存在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和客运班次租赁关系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合同无效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对原告所举证据四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明内容也不客观；杨吉松承包班线到期后，原告想要承包巢湖至义乌班线，原告与杨吉松协商好后，被告才将该班线发包给原告的。 对原告所举证据五明细表，是被告起诉原告时向法院提交的，为证明原告仍差欠被告50000余元相关费用。 对原告所举证据六内容不客观，被告至今仍有省公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巢湖至义乌的客运班线许可证，至于是否要到义乌管理局办理手续，法律无明确规定。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营业执照，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 二、车辆登记证，证明原告租赁的车辆登记权利人是被告。 三、合同三份，证明：1、2013年5月8日双方签订了《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的巢湖至义乌客运班次，期限从2013年5月8日至2013年11月30日，班次承包金4800元/月，管理费200元/月；2、2013年12月1日双方签订了《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的巢湖至义乌客运班次，期限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班次承包金5500元/月，管理费200元/月；3、2015年3月3日双方签订了《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和《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的巢湖至义乌客运班次，期限从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班次承包金5500元/月，管理费200元/月；4、《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第十六条第六项（1）、（2）项规定，乙方（即原告）违反公司管理规定的，拖欠租赁费、管理费等费用超过2个月的，甲方（即被告）要求解除合同。 四、省际道路旅客运输线路审批表3组（1993年、2009年、2014年）、班线经营许可证明4份（自2012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其中2013年5月9日至2013年11月6日为临时许可证明），证明被告营运的班线是经过合法审批的，有合法的经营许可。 五、承包申请、承诺书，证明：1、原告承包巢湖至义乌的班线是原告申请要求的，并承诺在承包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责任与费用由其承担。2、2013年6月6日原告承诺对车辆的处罚后果自负。 六、通知两份，证明：1、2014年11月20日被告通知原告结清所欠款项，否则终止合同；2、2015年1月20日被告通知原告合同到期，终止合同，结清账务。 七、承诺、保证书，证明：1、2015年1月21日原告承诺在2015年7月底缴清车辆租赁金，班线使用费按月缴清（如果不能兑现，无条件同意处置）；2、2015年3月3日原告保证费用每月交清，差欠款项在2015年8月还清，不还清由被告处置。 证据六、七能够反映原告在营运过程中，拖欠相关费用的事实。 八、关于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通知、GPS监控情况通报，证明对运输车辆加强监管，运输企业是监管主体。原告的车辆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超速、超载、偏离现象,也能反映原告所讲的乘客减少的理由不能成立。 九、律师函、民事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2015年11月5日被告发函要求原告尽快付清差欠款项，其后诉讼，能够说明是原告拖欠被告的款项。 十、1993年7月4日省际公路旅客运输线路审批表，证明：1993年巢湖到义乌班线经过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和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审批，同意运营。 十一、2009年9月8日省际运输旅客运输线路审批表，证明巢湖到义乌班线经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许可，期限自2009年至2014年。 十二、2014年5月9日省际运输旅客运输线路审批表，证明巢湖到义乌班线经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许可，期限自2014年至2019年。 十三、安徽省公路管理局文件[公运客（2004）8号]、[公运客（2004）19号]，证明客运班线届满，只需向省运输管理机构提出延期申请即可。 针对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被告所举证据证据一无异议。 对被告所举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 对被告所举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违背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了2014年国务院406号令第10条第3项和2015年颁发、2016年修正《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12条第1款第3项、14条第2款第三项以及30条的规定，应属无效。 对被告所举证据四要求提供原件，且表格中没有义乌市运管部门或浙江省运管部门的审核意见。1993年至1999年省际道路班线旅客运输审批表符合法律规定，存在巢湖至义乌班线；1999年于2009年9月8日巢湖至义乌没有合法客运班线，2009年9月8日和2014年5月9日由于浙江省运输管理部门没有在原告省际道路旅客审批表上同意，故该2009年后巢湖至义乌班线不合法。 对被告所举证据五与本案无关。 对被告所举证据六，由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违法，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 对被告所举证据七承诺书的真实性不认可，承诺书的笔迹司法鉴定结论为疑似柴舰所写；对被告所举证据七保证书是撕毁后又被告拼凑粘贴的，保证书签名事后核实。 对被告所举证据八应当庭播放。 对被告所举证据九与本案无关。 对被告所举证据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巢湖到义乌班线是1993年经过安徽省和浙江省运输管理部门同意运营，系合法运营，但不代表2013年该班线营运合法。 对被告所举证据十一真实性有异议，此审批表没有终点站浙江省运管部门的意见，且要求审批部门出庭作证，该证据不能证明2013年巢湖到义乌班线合法营运，也不符合单方延期的法律规定。 对被告所举证据十二不认可，质证意见同被告所举证据十一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所举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文件是复印件，没有相关部门的印章，且19号文件是要求重新履行审批手续。而不是单方延长。 根据原、被告举证意见和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进行如下认定：对原告所举证据一、二、三、四、五的三性予以认定；对原告所举证据六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告所举证据一、二、三、四、五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所举证据六、七、八、九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被告所举证据十、十一、十二、十三的三性予以认定。 结合原、被告举证意见和质证意见以及本院认证意见，法院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5月7日原告向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有限公司（系被告的前身）申请承包经营被告所属皖Ｑ×××××号客车，经营巢湖至义乌客运班线。2013年5月8日原告（乙方）与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甲方）签订《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2012版）》，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甲方巢湖至义乌（往返）客运班次，承包期限自2013年5月8日至2013年11月30日；承包期内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班次承包金4800元／月，管理费200元／月；乙方承包甲方牌照皖Ｑ×××××号大型42座（卧）客车上线运行；承包期间，乙方所用车辆的产权属于甲方，承包期满或中途解约，车辆产权归乙方，…等。2013年6月6日原告出具承诺书给原告，载明“我是巢湖至义乌新的承包人，由于该班线在安徽省内有效。实际经营过程中，浙江义乌主管部门对该车处罚一切手续由该人承担，（由此产生处罚的一切后果自负）”。2013年12月1日原告（乙方）与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甲方）签订《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2013版）》，约定乙方租赁甲方巢湖至义乌（往返）客运班次，租赁班次期限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乙方租赁甲方牌照号为皖Ａ×××××号大型55座（卧）客车，甲方提供道路运输证号341401182012；租赁期内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班次租赁金5500元／月，管理费200元／月等。同日原告（乙方）与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甲方）签订《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2013版）》，约定以交纳车辆租赁保证金和车辆租赁金方式取得甲方客运车辆合同期内的使用权，车辆租赁使用的期限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车辆的处置权属于甲方。2015年3月3日原告（乙方）与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甲方）签订《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2014版》，约定乙方租赁经营甲方巢湖至义乌（往返）客运班次，租赁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乙方租赁甲方牌照号皖Ａ×××××号大型55座（卧）客车等；租赁期内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班次租赁金5500元／月，管理费200元／月等。同日原告（乙方）与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甲方）签订《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2014版）》，约定乙方以交纳车辆租赁保证金和车辆租赁金方式取得甲方客运车辆合同期内的使用权，车辆租赁使用的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车辆的处置权属于甲方。原告在经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缴纳承包金300609.60元（25909.60＋11500＋11700＋11500＋180000＋60000），保证金263777.60元（10000＋5000＋248777.60），风险金5000元，计569387.20元，被告向原告代收保险41855.62元（12865＋26715.88＋2274.74），被告收取班线评标费3000元，参评押金1000元，ＧＰＳ费1850元，购车款80000元，租赁金38357.38元，合计被告向原告缴纳735450.20元，由被告出具收据给原告。被告从含山汽车站收取原告车辆营运票款13087.08元。2016年3月24日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诉讼柴舰要求解除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与柴舰签订的《客运车辆定期租赁经营合同》及《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并要求柴舰支付欠款52531.51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柴舰对2013年6月6日承诺书的签名提出异议，并申请笔迹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2016年7月6日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宁金司（2016）文鉴字第23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时间为“2013年6月6日”的承诺书上“承诺人”落款处“柴舰”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018年6月27日原告柴舰诉讼来院要求确认2013年5月8日原、被告签订的《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以及2013年12月1日和2015年3月3日原、被告于签订的《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无效，并由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134437.3元等。 另查：1992年4月安徽省巢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和义乌市客运汽车出租公司签订《客运班车协议》，约定共营巢湖至义乌班线。1993年7月安徽省巢湖地区汽车运输总公司和义乌市客运汽车出租公司签订《客运补充纪要》，约定纪要执行期壹年，如无异议继续有效，经营中若遇问题，再行商定。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安徽省巢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和义乌市客运汽车出租公司经所在地的县、市和省级运管部门批准共营巢湖至义乌客运班线，每日壹班。2009年5月25日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有限公司向县、市、省级运管部门申请巢湖至义乌线路，经层报审批，2009年9月8日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延续经营，有效期至2014年8月31日”。2014年1月25日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有限公司向合肥市、安徽省运管部门申请巢湖至义乌线路，2014年5月9日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延续经营，有效期至2019年5月31日”。2012年5月31日被告的皖Ｑ×××××号车辆取得了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皖客运班许字第1010629号），有效期自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2013年5月9日皖Ｑ×××××号车辆的经营权延续至2013年11月6日；2013年11月6日被告的皖Ａ×××××号车辆取得了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皖客运班许字第1016622号），起点巢湖汽车站、讫点义乌汽车站，有效期自2013年11月6日至2014年5月31日；2014年5月29日被告的皖Ａ×××××号车辆取得了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皖客运班许字第1030626号），起点巢湖汽车站、讫点义乌汽车站，有效期自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2015年5月29日被告的皖Ａ×××××号车辆取得了安徽省公路运输管理局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皖客运班字第1032528号），起点巢湖汽车站、讫点义乌汽车站，有效期自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 再查，安徽省巢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现变更为安徽省交通集团巢湖汽运公司。 本院认为，关于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被告自愿于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以及2013年12月1日和2015年3月3日签订的《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有效。原告诉称该合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确认该三份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虽然国务院的《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对从事客运经营的经营者提出申请、条件及进站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该规定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适用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原告依上述相关规定，要求确认原、被告间于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客运班次与车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以及2013年12月1日和2015年3月3日签订的《客运班次租赁经营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2、原告在承包、租赁被告车辆（皖Ｑ×××××号和皖Ａ×××××号）和经营巢湖至义乌班线期间，被告一直持有安徽省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明，被告是合法的巢湖至义乌班线的营运人，且原告诉称因不能停靠义乌客运站多次被罚款，不能正常经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的损失。原告的损失中，既有原告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款项（承包金735450.22元、购车款350000元，含山站运费13087.08元），也有原告自行测算的损失（旅客减少的损失1030500元，也有两次扣车损失1005400元）。由于原告主张的损失3134437.30元，是基于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予以赔偿，由于本院对原告诉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基于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且原告自行测算的损失并无相关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880元，由原告负担。 若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江锋 审 判 员  刘卫权 人民陪审员  尹宗立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司 璐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