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丘行初字第6号 原告徐开发，男，汉族，1968年3月6日出生，住丘北县，农村居民。 原告高建华，男，汉族，1965年12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高建兴，男，汉族，1968年11月10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刘文学，男，汉族，1967年8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李自云，男，汉族，1963年11月24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黄荣和，男，汉族，1953年5月22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贺啟亮，男，汉族，1976年6月2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郑泽永，男，汉族，1984年4月4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郑仕祥，男，汉族，1967年2月10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委托代理人唐华娇，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云峰，男，汉族，1945年12月28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潘文祥，男，汉族，1968年3月12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徐开龙，男，汉族，1984年11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徐开德，男，汉族，1971年5月25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朱云成，男，汉族，1968年10月1日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原告诉讼代表人徐开发、郑仕祥、朱云成。 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住所：丘北县天星二街道，机构代码：77550511-9。 法定代表人赵承生，该乡乡长。 委托代理人肖克宏,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丁永文，男，汉族，1975年4月25日出生，住丘北县，农村居民。 委托代理人聂正永，云南力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第三人李孝金，男，汉族，1968年12月12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委托代理人陈加文，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陈开和，男，汉族，1962年5月16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丁华文，男，汉族，1971年7月13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陈开华，男，汉族，1970年12月18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杨昌顺，男，汉族，1962年5月1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杨昌维，男，汉族，1957年5月6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陈开祥（又名陈开强），男，汉族，1964年6月13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王克龙，男，汉族，1950年3月31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丁华周，男，汉族，1975年6月10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徐文斌（又名席文兵），男，汉族，1964年8月29日出生，住址同上，农村居民。 第三人诉讼代表人丁永文、李孝金。 原告徐开发等十四人不服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2012年8月15日作出的天政处（2012）1号关于打鱼塘争议地块处理决定一案，于2013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4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李生亮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审判员马建民，人民陪审员郭文芳参加评议，于2013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开发等十四人和原告郑仕祥的委托代理人唐华娇、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肖克宏、第三人丁永文等十一人和第三人李孝金的委托代理人陈加文以及丁永文的委托代理人聂正永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15日对原告及第三人作出天政处（2012）1号关于打鱼塘争议地块的处理决定。认定：1982年，原老九队分配打鱼塘土地给徐开发等29户，面积共86.8亩，因该争议地自分配以来一直被水淹没，大部分人家开始放荒，只有丁华文、丁华周等部分农户一直栽种，其余放荒的土地被丁永文、李孝金、丁华文、丁华周、陈开华、杨昌维、杨昌顺、陈开和、陈开祥、王克龙、席文兵分别取得。其取得情况是：1、丁永文、丁华周、丁华文、王克龙四家是原老九队分配取得，其中丁永文家（面积6.8亩）已取得土地承包证（承包证名字为王廷佐）；2、李孝金家的两片，一片是其岳父丁华忠（原老九队）赠与，面积5.1亩，已取得土地承包证，另一片是开荒取得；3、陈开和家为分配取得，面积4.9亩，已取得土地承包证；4、杨昌维、杨昌顺、陈开祥、陈开华是开荒取得；5、席文兵家是2009年与王贤华家对调取得。根据争议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土地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年5月1日）有关条款的规定处理如下： 一、在打鱼塘争议地块里，李孝金、丁永文、陈开和三农户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受法律保护，继续耕种土地承包合同书确定的地块； 二、在打鱼塘争议地块里王克龙、丁华文、丁华周三农户的土地是原老九队分配取得，其取得程序合法，应继续耕种； 三、在打鱼塘争议地块里无《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取得程序不合法的当事人：李孝金（开荒取得）、陈开祥、陈开华、杨昌维、杨昌顺、席文兵应放弃争议地块的管理使用权，由老九队收回其管理使用权，按村集体一事一议处理。 当事人双方对本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于2013年5月14日在本院主持证据交换时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为：第一组1号机构代码证、2号法人证明书和3号法律依据，以证明1、被告是乡级人民政府，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合法主体；2、被告依据《土地管理法》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工作。第二组4号天星乡司法所请示汇报、5号法律意见书、6号授权委托书、7号调解笔录和8号矛调小组请示汇报，以证明1、案件来源是天星乡司法所接到丁永文等7农户反映所耕种的地块被徐开发等人翻犁发生纠纷，于2011年1月20日司法所组织调解未果，请求政府予以处理；2、李孝金、陈开和等人委托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为其办理土地确权纠纷，并向被告递交法律意见书，要求作出处理决定；3、矛盾调处小组于2011年10月12日组织双方调解，未达成协议，请示政府处理；4、被告对打鱼塘争议地块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第三组9号至15号调查笔录和16号现场图，以证明1、陈开和、李孝金、陈开华、陈开祥、杨昌顺、杨昌维已栽种20多年的事实，王正宽已栽种13年的事实；2、徐开发雇佣李恩顺将第三人打鱼塘约12亩玉麦拔掉的事实；3、证明打鱼塘地块的情况和面积。第四组17号至19号土地承包合同书和20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证明：李孝金、丁永文、陈开和三户有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被告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五组21号至38号行政复议书送达回证和39号应诉通知书，以证明：原告徐开发等18人是2012年12月29日、30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却于2013年2月4日提起诉讼经法院受理，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无异议，第二组4—8号证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证明观点，1、天星乡司法所仅有调解权并不具有土地争议处理建议权；2、云南圆和圆律师事务所更不是法律规定的土地争议处理机构，仅仅是服务于其委托人的社会中介组织；3、调解笔录因争议各方未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参与调解人并不是全部争议人；4、矛调小组不是法定的处理土地争议机构。由于被告不按法定程序处理争议，没有经过有权部门调查，仅凭非法定机构意见，所以得出错误的处理决定。第三组9—16号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调查笔录是天星司法所作出，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争议的调查应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部门负责，并不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并且证明观点与事实不符。第四组17—20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证明观点，故不能证明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认为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颁发有误，只能另行解决，本案不能一并解决。同时，第三人认为原告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宜由被告作出处理决定，只能另行通过侵权诉讼解决。第五组21—39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同意被告提出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因原告1月7日就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 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不完全认可，陈开和、李孝金、陈开华、陈开祥、杨昌顺、杨昌维已经栽种20多年的事实，其他农户也基本上连续栽种20多年。 原告徐开发等14人诉称，打鱼塘争议地自生产队时一直是原告所在的老九队耕种，所有权属于老九队。因为是水淹地，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和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没有写入土地承包合同书。后因李孝金等人无故侵占耕种引发纠纷，于2011年1月26日参与划分该地的老八队队长、老二队队长和老九队队长亲自到现场，对老九队的地块四至界限进行确认。2011年11月2日被告依据李孝金等人的土地确权申请，作出天政处（2011）1号处理决定，因该决定程序和内容违法，原告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2012年7月15日被告自己撤销了该处理决定书，并于同年8月15日重新作出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丘北县人民政府经复议作出丘政行复决字（2012）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原告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公正客观，侵犯原告的合法利益，理由为：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律程序；二、被告未尽调查之职责，处理决定书确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三、无视法律规定，侵犯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利益；四、实体处理欠妥，不客观真实。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天政处（2012）1号关于打鱼塘争议地块的处理决定书，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于2013年5月14日在本院主持证据交换时提供了下列证据以支持其主张：第一组证据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书，以证明1、该处理决定书第一项错误，体现在丁永文未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而该地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是王廷左，王廷左与丁永文没有相关土地转让手续，李孝金、王廷佐、陈开和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丘北县人民政府1999年颁发，无论来源是否合法，被告对上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权作出处分或者确认，该三人可以以侵权提起诉讼；2、该处理意见第二项认定王克龙、丁华文、丁华周三农户的土地取得程序合法违背法律规定，对土地的取得应以人民政府颁发确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凭证，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无权对该地的来源进行确认，构成越权。第二组证据王廷左、陈开祥、李孝金、丁华忠、陈开和土地承包合同书，以证明：在该争议地块，只有该五人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而丁永文、王克龙、丁华文、丁华周没取得土地承包合同书，被告认定其取得程序合法是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在处理意见第三项将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陈开祥（陈开强）按无证处理是错误的。第三组天星乡人民政府文件、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调解笔录，以证明：调解笔录只能证明被告作出的第一次处理决定经过调解程序，但该处理决定已被撤销，调解笔录也应失去法律效力，并且调解笔录上争议双方当事人未完全签名，不应作为被告作出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的依据。第四组情况说明，以证明：在生产队时期，老八队、老二队、老九队已经对打鱼塘争议地块作出原始处分，四至界限明确，但被告未尽调查职责，导致将土地确认给第三人耕种。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一、对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书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首先，对于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被告只能予以确认并且在职权范围内确保土地承包合同的履行。其次，原告提供该证据欲证明被告无权对该地的来源进行确认，构成越权，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原告与第三人的争议属于土地使用权的争议，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由乡级人民政府处理，被告不存在越权。原告认为王克龙、丁华文、丁华周三农户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与之相对应的原告也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被告依据“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确定一直在该土地进行耕种管理的农户继续耕种管理，并没有违法和不妥之处。二、对土地承包合同书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正是由于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应当得到确认和维护，所以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正是围绕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并无不妥。三、对天星乡人民政府文件、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调解笔录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首先，天星乡人民政府文件因为程序错误被撤销，但并不意味着调解笔录就丧失其法律效力。其次，虽然调解笔录只有25人签名，但并不因此导致其无效，并不影响其应有的证明作用和效力。四、对情况说明有异议，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该情况说明上有老九队全体群众，但没有全体群众的签名，不具备真实性。其次，该情况说明只是对四至界限的指证，原告却说是老八队、老二队、老九队对争议地块作出原始处分，显然不具备合法性和关联性。再次，原告提供该情况说明以指责被告未尽调查职责，导致申请人土地确认给第三人耕种，这种观点不能成立。 经质证，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处理决定的第三项不具有合法性，同时，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个人与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镇政府处理，被告并未越权。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 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应当驳回。本案经被告作出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2年12月6日作出丘政行复决字（2012）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于2012年12月29日、30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在法定期限内（15日）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在超过期限后2013年2月4日起诉经丘北县人民法院受理。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原告的起诉期限仅为15日。故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驳回其起诉。二、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作出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这观点是错误的。原告所依据的是《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四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但该《办法》只是部门规章，它不能违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同时《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所以答辩人对双方之间的争议作出处理并无不当，原告故意引用该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而已。三、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未尽调查职责，处理决定书确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被告在处理决定书中第二部分基本情况、第三部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就是被告的调查。其次，被告处理的是第三人提出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并不是原告提出的申请被告（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纠纷，故此，原告称被告未尽调查职责并不是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四、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无视法律规定，侵犯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这种观点更是荒唐的，不能成立。首先，原告是个人，不能也不可能代表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法律常识。其次，被告是否侵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属于民事侵权的责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不是行政诉讼的理由。五、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实体处理欠妥，不客观真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意见第一项有错误，这是不能成立的。李孝金、丁永文、陈开和三人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合同，那么在三人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保护，被告在职责范围必须予以维护。故此，被告的处理意见在实际处理和表述上均没有违法或者不妥之处。其次，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意见第二项有错误，其理由是原告作为老发包方，从来未将该争议地分配承包给丁华文、丁华周，这种理由是荒唐和可笑的，原告是个人，如何来作为土地的发包方，如何来分配承包土地给别人。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应当予以驳回，其起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当获得支持。 第三人丁永文等11人述称，一、原告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1、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2年12月29日、30日分别收到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书，而在2013年2月4日才向法院起诉，详见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已超过法定期限15日的规定，不应再受法律保护。2、争议地虽然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发包给原告方，但连年被水淹没，原告已弃耕抛荒，后来第三人重新开荒耕种至今已有二十年有余。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村集体已将部分争议地重新发包给第三人李孝金、丁永文、陈开和、陈开祥农户使用，未填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的部分争议地也是多年来一直由其他第三人管理，按照延包时会议精神“谁开垦、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应处理归第三人所有，原告起诉于法无据。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维持该处理决定第一、二项，但是第三项的处理结果违反了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关于《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因此是错误的，应当撤销。第三人于2013年5月14日在本院主持证据交换时提供下列证据以支持其主张：第一组证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及经营权证4份，以证明1、村集体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已经将争议地发包给第三人李孝金、丁永文、陈开和、陈开祥四户，第三人已取得土地经营权；2、被告确定陈开祥的土地是开荒取得是错误的，并处理归老九队所有不正确。第二组证据天星乡司法所对袁国喜、陈开兵、贺富春、冯有仙、陈久英、徐彪、李恩顺的调查笔录7份，以证明1、第三人大部分农户已经连续耕管争议地二十多年的事实；2、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第三项错误；3、现在争议地应归第三人经营使用。 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及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三人观点。第二组七份调查笔录不予认可，因该笔录并不是依据法定程序调查取得，同时，内容也与事实不符。 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一、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第（2）项证明观点。二、对第二组证据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第（3）项证明观点。 经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出如下确认：被告列举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客观真实，具备证据的三性，并且能够证明被告的观点，本院予以采纳。第四组证据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提供的无第三人丁永文，而分别是李孝金、陈开和、王廷左，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行政复议文书的送达回证和应诉通知书，法院应诉通知书上的日期不能证明是原告提起诉讼的日期，被告以此来证明原告已超过起诉法定期限，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列举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来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所认定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当事人错误，即持有合同书的陈开祥未认定其持有，而未持有合同书的丁永文又认定其持有，导致处理结果错误的观点，是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第三组、第四组证据证明被告处理程序违法等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列举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除了用来证明丁永文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持有土地承包合同的观点不予采信以外，用来证明陈开祥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但被告在处理决定书认定其无土地承包合同而是以开荒取得来处理与本案事实不符，并且导致处理结果部分错误的观点，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2日，天星乡司法所接到第三人丁永文等人反映其在打鱼塘的耕地因权属问题与原告徐开发等人发生纠纷，2011年1月20日，天星乡司法所协同天星村民委、天星乡国土资源管理所对该纠纷进行调解未果，2011年3月16日，天星乡司法所书面向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请示汇报要求处理。2011年7月5日，第三人丁永文等人的委托单位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提出法律建议书要求处理。2011年10月12日，天星乡矛盾调处小组组织双方调解未果，2011年10月18日书面向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请示汇报要求处理。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2日以文件形式作出天政处（2011）1号处理决定，2012年7月15日，被告以所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不合法为由，作出天政撤处字（2012）第1号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对该处理决定予以撤销，同年8月15日又重新作出天政处（2012）1号关于打鱼塘争议地块的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书送达后，原告徐开发等人不服，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6日作出丘政行复决字（2012）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2年12月29日、30日分别送达原告。原告于2013年1月7日以不服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天政处（2012）1号关于打鱼塘争议地块的处理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提起诉讼的原告张保恩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于2013年3月29日裁定驳回原告徐开发等17人的起诉。原告徐开发等14人对提起诉讼原告人的人数作出变更后于2013年4月18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经本院庭审查实，被告天星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书认定在打鱼塘争议地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有李孝金、丁永文、陈开和三户，而事实上在该争议地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农户有李孝金、陈开和、陈开祥和王廷左四户。被告在处理决定的第一项将未持有土地承包合同的丁永文认定其持有来处理，在第三项又将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陈开祥认定其未持有来处理。在处理决定的法律适用部分，只写明“根据争议双方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结合《土地管理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年5月1日）有关条款的规定处理如下：”。这种表述不正确、不具体，显然适用法律不当。 本院认为，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对打鱼塘争议地作出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是符合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是属于法律授权，并未存在越权处理。该处理决定的行政程序是被告接到天星乡司法所、天星乡矛盾调处小组的书面请示汇报和第三人的委托单位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建议书请求其对争议地作出处理，被告又经过天星乡司法所、天星乡矛盾调处小组调解无果后才作出该处理决定，是遵循“先调解，后处理”的原则，是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本案原告于2012年12月29日、30日分别收到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3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15日的规定。被告及第三人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天政处（2012）1号处理决定，因对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户未调查清楚，导致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结果错误，并且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不正确，已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该处理决定应予撤销。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2012年8月15日作出的天政处（2012）1号关于打鱼塘争议地块的处理决定； 二、由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生亮 审 判 员  马建民 人民陪审员  郭文芳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