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503民初4440号 原告：凌玲，女，汉族，1985年5月生，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安徽江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凌烈红，男，汉族，1987年8月生，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被告：曹珺，女，汉族，1987年9月生，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产兵华，安徽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安徽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凌玲与被告凌烈红、曹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杨祖怀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9月1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原告凌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被告凌烈红、被告曹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产兵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凌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由被告凌烈红、曹珺返还其借款650000元；二、由被告凌烈红、曹珺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凌玲与被告凌烈红系姐弟关系，被告凌烈红、曹珺于2017年12月向原告凌玲借款450000元用于购车，该款项于2017年12月21日由原告凌玲之夫周守志直接转入卖家银行账户。2018年9月，两被告又向原告凌烈红借款1000000元用于购房，并承诺将之前房屋卖出后偿还借款，原告凌玲便于2018年9月18日将1000000元款项汇至汇到被告凌烈红账户。而时至今日，两被告仅偿还了800000元，剩余650000元仍未归还。 被告凌烈红承认原告凌玲所诉的事实。 被告曹珺辩称，第一，原告凌玲诉称被告曹珺借款的事实并不存在。曹珺未向原告凌玲借过款，其与凌烈红虽是夫妻关系，但二人的离婚纠纷正在法院审理中，两人对离婚财产分割本就存在争议，而在离婚处理中，原告凌烈红向法院起诉，这是本次诉讼发生的背景。第二，被告凌烈红自认，其同原告凌玲及配偶周守志之间存在长期、频繁的经济往来，也有大量代收、代付款的情况等，原告凌玲截取一段银行流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第三，原告凌玲所出具的《借条》，并不是被告凌烈红当时出具的，而是在2020年4、5月份形成的，系是由被告凌烈红配合提供的。凌烈红为在离婚中多占多分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凌玲与凌烈红以至亲的身份关系，配合转账记录，采取后补借条，捏造共同债务的方式，提起的本案诉讼。第四，同一法院同时受理的凌烈红母亲陈韦珠以同样形式的借条起诉二被告的（2020皖05**民初4441号）案件中，凌烈红在信息中说明是赠与的款项，也由凌烈红向其母亲出具了相同内容的借条，由其母提起了诉讼。第五，本案中，被告曹珺是受到侵害的一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和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中，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正是虚假诉讼典型的形式。如果原告凌玲这样的诉请都能够得到支持，势必将对正常的家庭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也与公序良俗的社会价值导向相悖。第六，本案中，原告凌玲起诉主张夫妻共同债务，仅凭银行流水、借条（夫妻一方在离婚诉讼后配合原告后补的借条）提起诉讼，不能证明性质是借款，更不能证明存在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的发生，纯粹是因为二被告离婚发生矛盾，为多分多占夫妻共同财产，一方虚构债务，以达到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故原告凌玲对被告曹珺的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同时，也请求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本案中发现的相关刑事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围绕本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告之并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证据交换和质证等。原告凌玲为支持其诉请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原告凌玲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借条》、《支付宝转账记录》等各一份，证明欠款事实；三、尾号3025徽行转账记录，证明转款事实；四、尾号8888民生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已还款800000元的事实；五、原告凌玲之夫周守志名下农业银行储蓄转账记录，证明转款事实；六、凌玲名下尾号30253025徽行、尾号8888民生银行转账记录，证明银行账号及归属；七、周守志名下尾号4079农业银行储蓄转账记录，证明银行账号及归属；八、凌玲与周守志的《结婚证》，证明凌玲与周守志之间的夫妇关系。 被告凌烈红对原告凌玲所提交的该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同时，亦未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曹珺对原告凌玲所提交的该八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说明的是二被告的离婚诉讼正在进行诉讼中；对第三、四组证据中《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借条从内容和形式上与另一起诉讼案件的形式完全一样，而且原告凌玲与被告凌烈红承认是后补的，后补的时间是在二被告离婚诉讼期间。另外，第三、四组证据中的所有银行流水都是本案被告凌烈红提交给原告凌玲的。故，被告曹珺有理由相信原告凌玲与被告凌烈红串通；对其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交易截图是部分，不能证明二被告借款用于共同生活的事实。涉案借条系原告凌玲与被告凌烈红串通后补的，为了在离婚诉讼中虚构共同债务，多分割共同财产。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同时，被告曹珺为支持其抗辩和质证意见，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被告凌烈红的农行、工行的银行卡近一年来的流水情况，系离婚案件中被告凌烈红提交的，证明被告凌烈红与原告凌玲及原告凌玲丈夫周守志之间频繁发生的资金往来；二、《借条》系在另一案件中提交的，其形式和内容除了金额外完全一样。在另一个案件中原告凌玲和被告凌烈红承认系后补的。 原告凌玲对被告曹珺所提交的该二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凌玲向被告凌烈红出借款1000000元购房，借还款都是用民生银行。而被告曹珺提交的银行流水系别的银行的，与还款银行卡不符。2019年的转账与还最后一笔款的时间间隔很长，且原告凌玲与被告凌烈红之间存在支付宝的借还款使用。另外，周守志的交易记录达1300000元，超过欠款事实，达不到证明目的，这两份交易记录是被告曹珺在离婚诉讼中证明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这与本案相互矛盾；对第二组证据《借条》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借款事实不能通过借条形式推断。 被告凌烈红对被告曹珺所提交的该二组证据经质证认为，农行银行卡的流水大部分是周守志转进来，我帮他转出去的。几笔金额与周守志转入金额是一致的，与本案借款无关；对第二组证据《借条》无意见。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情况，独任庭亦进行了必要的询问等。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凌烈红与曹珺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12月27日登记结婚。凌玲与周守志系夫妻关系。凌玲系凌烈红之姐。2017年12月21日，周守志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其账户向刘宇晗转账450000元款项，购买王庆名下（苏Ａ×××××）小型汽车一辆，并登记在曹珺名下（皖Ｅ×××××）。2018年9月8日，凌玲通过徽商银行马鞍山江东支行其账户转账1000000元款项汇至凌烈红个人银行账户。2018年9月10日，案外人陶乃凤与凌烈红、曹珺签订《马鞍山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由出卖人陶乃凤将其所有的“朝辉东方城”二区10栋304号房屋不动产以49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买受人凌烈红、曹珺。2018年9月19日，凌烈红、曹珺与案外人武云燕签订《马鞍山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约定，由出卖人凌烈红、曹珺将其所有的“朝辉东方城”小区22栋1802号房屋不动产以51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买受人武云燕。2020年4、5月，凌烈红向凌玲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本人凌烈红（身份证号：3408221987××××××××）今借到凌玲（身份证号：340822195××××××××）款项共计20万元（贰拾万元整）用于购房，凌玲因追偿借款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误工费）由本人承担。借款人：凌烈红，2018年11月30日。”2020年4、5月，凌烈红向凌玲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本人凌烈红（身份证号：3408221987××××××××）今借到凌玲（身份证号：340822195××××××××）款项共计45万元（肆拾伍万元整）用于购车，凌玲因追偿借款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误工费）由本人承担。借款人：凌烈红，2017年12月30日。”。 以上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情况及自认事实，并有《不动产权证登记信息表》、《结婚证》、《马鞍山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借条》、相关银行卡《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等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必须同时具备二个构成要件方能成立。本案中，凌玲以凌烈红出具的《借条》为依据，认为系凌烈红与曹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曹珺虽未在涉案《借条》上签字，但事前知晓并事后追认了借款的事实，故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二，《借条》虽只有凌烈红一人的签字，但周守志和凌玲所提供的借款实际用于曹珺、凌烈红购车、购屋，即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曹珺、凌烈红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第一，并无证据证明在涉案1450000元款项给付时，凌烈红与曹珺存在共同的向凌玲借贷合意，亦无证据证明事后已获曹珺追认。故难以认定曹珺与凌烈红具有向凌玲借贷的共同意思表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适用问题，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债权人凌玲与债务人凌烈红与曹珺夫妻一方系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涉案《借条》均系由作为弟弟的凌烈红向其姐姐凌玲所出具的，该笔债务是否可纳入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凌玲应负有更严格的举证责任。否则，难以排除姐弟合意虚构借贷事实的可能性。尤其是，凌玲所提交的涉案《借条》原件，均系凌烈红在2017年和2018年后的长达二、三年多之久所补写的。按一般常理和要求，若是凌烈红与曹珺确系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产生的借款，应由借款人凌烈红与曹珺及时或适当时间向凌玲出具，而非要待到凌烈红与曹珺双方产生离婚纠纷时才予以补写并倒签时间。导致本院无法确认该涉案《借条》证据的真实性。对此，凌玲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二，关于诉争出借款项的给付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诉争所借购车款，凌玲主张是由其夫周守志通过银行账号户转账的，而凌烈红又恰在此期间与周守志所经营的公司及周守志个人之间的银行账户上进行着频繁的资金往来。若只截取该涉案450000元款项以作为曹珺所借款项，显系孤立地审核该笔款项的来源和出借情况。即本院无法确认该笔款项与本案诉争标的额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凌玲所主张的诉争所借购房款问题，从涉案两份购房合同来看，凌烈红和曹珺所出售房屋所得价款高于所购置房屋价款，似无借款之必要。同时，凌烈红亦与凌玲之间存在着资金往来的频繁现象。故本院无法依据凌玲所提供的现有证据证明其已出借涉案款项给付了借款人凌烈红用于进行涉案购房。故本院对原告凌玲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和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等规定，被告曹珺所提交的证据、抗辩和质证意见，其证明力明显优势于原告凌玲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故原告凌玲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凌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凌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祖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蒋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