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028民初2238号 原告：李忠勇，男，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李庆林，男，出生，汉族，隆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刚，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李忠勇与被告李庆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8年9月1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8年12月17日第二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瑞祥、被告李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刚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被告李庆林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忠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后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被告及其他案外人共九人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九人协议》）。约定由原告、被告及其他7名案外人共9人共同投资经营“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原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其中原告投资401万元、占26.66%的股权，被告投资160万元，占18.64%（含8%配股）的股权。煤矿自2017年5月勉强经营至2018年元月上旬。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18年2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被告）将其所持股份18.64%（含配股8%）全额转让给乙方（原告），甲方投入股金180万元，甲方自愿亏损50万元，以130万元转让给乙方。该《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了原告、被告及其他案外人于2017年5月签订的《九人协议》第七条第2项之约定，不能生效。2018年3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通知，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自2018年元月上旬过后，煤矿持续处于停滞状态，无法恢复经营，且状况越来越恶化，合伙处于随时解散的状态，并且投资将全部亏损，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以130万元的借款将股权转让给原告，相当于原告为其承担130万元的亏损，这明显属于显示公平，应予撤销。 该《股份转让协议》违背了《九人协议》第七条第2款“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份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之约定，应属无效，而且被告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属于《九人协议》第八条中约定的撤股的行为，应经全体股东同意，因未经全体股东同意，该协议不能成立，也无效，且被告持有的8%的配股系考虑其承担的安全管理等职责而配送的，如被告自行退伙，无权转让该配股，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该《股份转让协议》无效。 原告李忠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二、《合伙协议书》一份、《九人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与案外人共计9人共同合伙经营煤矿，原被告所占的合伙份额、被告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并与政府接洽、协议约定股东之间转让股份必须51%的股东认可并不得私自转让或处分股份及不得撤股； 三、《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所持18.64%（含配股8%）全额转让给原告，同时证明该协议只有原被告及另外一人签字； 四、解除转让协议短信通知一份，证明2018年3月5日，原告通知被告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股让协议； 五、昭通市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昭煤化解办发（2018）1号〕一份、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文件二份〔云煤技改（2018）18号、云煤技改（2018）53号〕，证明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前，政府煤矿管理部门就煤矿行业制定了相应的技改措施，技改需要投入上千万的资金，而被告因与政府接洽早就知道了该政策而隐瞒了该政策。 六、证人段佐林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原被告转让股权并没有与其他合伙人通报及征得同意，被告所举的会议记录不是真实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李庆林辩称，1、本案案由应当为合伙协议纠纷；2、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且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签订协议时，被告不存在利用自身掌握政策的优势对原告进行欺诈和胁迫，协议不存在可撤销的事宜，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时，原告系该企业的负责人,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清楚明了，因而该股份转让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之说，不存在可撤销之事由；3、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协议也不存在违反双方及其他7位合伙人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的《九人协议》的约定，在签订的协议后，原告将转让之事在股东会议上向其余合伙人进行了通报，其他合伙人也未表示异议，在《股份转让协议》上作为股东代表签字的邱鑫茂与《九人协议》上的合伙人邱兴荣系同一人，故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得到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 二、绥江县凉水沟煤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表一份，证明绥江县凉水沟煤业的股东为王恩强，故本案不是股权转让纠纷而是合伙协议纠纷； 三、《合伙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从绥江县凉水沟煤矿的实际投资人中转让的51%的份额进行技改经营； 四、《九人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及其他7人合伙参与绥江县凉水沟煤矿51%的技改，且股东之间转让股份只需征得51%的股东认可； 五、《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股东会议记录两份、说明四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在股东会时其余7名合伙人全部同意且其中4名合伙人还出具说明同意原被告之间的转让； 六、执行和解笔录及特别说明一份，证明《九人协议》中的合伙人邱兴荣与在《股份转让协议》同作为股东代表的签名的邱鑫茂系同一人。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 对《九人协议》中的两名合伙人郑川贵、段佐林的调查笔录两份；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三组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不认可，认为撤销必须经双方同意；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即使文件内容真实，煤矿如何技改也与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协议无关；对第六组证据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合程序，且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出示的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对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一是会议无合伙人的签字，不真实，二是内容只是提到将股份转让原告，其他合伙人并没有表示同意，三是8%的配股也没有说明，四是四份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不是当时出具的，其中两人（非合伙人）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有异议，认为郑川贵所作说明日期并非2月28日，是事后补的，不代表当时郑川贵同意了转让，且邱鑫茂不是合伙人，也未受任何人的委托通知郑川贵，且8%的配股是给被告的技术股，被告都中途退出了，却将配股转让，应无效；对段佐林的调查笔录无异议。 被告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 经本院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双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采信，对三性无异议，仅系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亦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即煤工局的三份文件，虽系复印件，但其客观存在，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六组证人证言，因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笔录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的会议记录，虽原告认为该记录没有合伙人的签名，不真实，但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召开过记录上的两次会议并认可与其他合伙人通报了股份转让情况，这与该会议记录上记录的情况一致，且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合伙人之一郑川贵的调查笔录郑川贵也认可当日召开过记录上的股东会，故综合全案案情，本院认可该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原告虽认为该股东会议应有专人记录并由参会股东签字确认却一直未能提供正式的会议记录否认被告的主张，本院认为记录该会议内容的范贤良作为合伙组织的会计，参与会议并记录会议相关内容也符合客观实际，故对此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因案外人（彭开志、李开烘）不是九名合伙中的合伙人，其出具的同意转让的说明与本案无关，且李泽斌所作说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证据因与其它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因被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系在举证期限结束后提交，本院不再组织质证及采信。 结合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5年12月30日，被告李庆林作为乙方与案外人饶世祥、李开烘、李宇成、段佐林、彭开志、李奇义作为的甲方签订《合伙协议书》，甲方将实际控股的绥江县凉水沟煤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由双方共同合伙经营，其中被告李庆林作为乙方所占合伙份额为51%，并负责企对业进行转型升级，将企业的产能提高到15万吨∕年，转型升级的时间以国家验收为准，最长时间不能超过两年半，在转型升级拿到证照之前，由被告全权负责该企业的经营、技改，所有费用由被告负责，全部收益归被告所有，甲方不投资、不参与经营管理、不享有任何收益。协议还对债务偿还、违约责任、协作义务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 2016年4月26日，被告李庆林与原告李忠勇及喻文华、段佐林签订了《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合伙协议》并生产经营。 2017年5月16日，被告李庆林与段佐林、李忠勇、李建、郑川贵、邱兴荣、李泽斌、古家富、兰爱玲签订《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即九人协议)，将2015年12月30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所占的51%的合伙份额划分为100%，分别上述九人共同出资1384万元合伙经营，由上述九人共同组成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全体股东一致会议决定，推选原告李忠勇任公司董事长（公司法人），被告李庆林任公司总经理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并推选李泽斌任执行监事，段佐林、邱兴荣任监事。对投资额和投资方式，该协议约定：由于该企业属高危技术型企业，董事会全体股东决定：甲方李庆林拥有该公司1384万元原始股本金的8%作为安全、技术配股……（股东的股份额）即股份额＝投资额÷1384×92%。通过折算，被告李庆林的原始股本金为160万元，股份比例为18.64%（含8%的配股），原告李忠勇所占原始股本金为401万元，股份比例为26.66%。该协议第七条：“投资的转让1、股东向董事会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全部股东同意；2、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3、股东依法转让出资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4、股东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第八条：“撤股1、本协议签定后，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任一股东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撤出投资额；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能撤股，若撤股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该协议还对出资方案、权利和义务、事务执行、其他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8年2月10日，原告李忠勇与被告李庆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2017年5月16日，由李庆林、段佐林、李忠勇、李建、郑川贵、邱兴荣、李泽斌、古家富、兰爱玲签订了《绥江县凉水沟煤矿合伙协议书》，共同投资1384万元，成立绥江县凉水沟煤矿董事会，由于各种原因，李庆林提出转股请求，经股东会同意，由甲方李庆林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乙方李忠勇，经商议达成如下协议：一、股份转让及价格1、甲方将其所持股份18.64%（含8%的配股）全额转让给乙方，甲方投入股金180万元，甲方自愿亏损50万元，以130万元转让给乙方。2、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及时办理转让款的手续。二、有关煤矿的盈亏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享有该股权所有的权益，不承担该矿的债务。三、移交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移交所有资料，办理好交接工作，同时协助乙方、帮助乙方进行一些必要的协调工作。四、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各保留两份甲方李庆林乙方李忠勇股东代表：邱鑫茂2018年2月10日。”李庆林、李忠勇、邱鑫茂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 2018年2月21日（正月初六），凉水沟煤矿股东及其他人员（李忠勇、邱鑫茂、李泽斌、雷凯、郑川贵、李建、彭开志、兰五哥、范贤良）在隆昌电信茶楼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1、通报一下李庆林已退出矿上职务和股份，他的股份以书面形式转让给李忠勇，他的股份共180万元，他的8%的干股我认为打乱到各股份中，现在的问题大家齐心、协力商量下去……，现在需要投入资金，看股东增加钱还是扩股……2、他（李庆林）跟前届股东的协议，李庆林也以书面形式转让给李忠勇……”，同时会议还对新的管理煤矿的总经理人选进行了商议，各位股东对股份的组合、人员的聘请及其他事项进行了发言。 2018年3月5日。原告李忠勇向名为“李三哥”（李庆林）的电话发出短信，双方的短信对话为：“李三哥你好，我们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了“股份转达让协议”。约定你将持有的“绥江县凉水沟煤矿”的18.64%股份以1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今因各种因素，我决定解除与你签订的该协议，该协议不能履行。特此通知你，本通知自发送给你好生效。李忠勇，2018年3月5日。”李三哥回复“二总这种命令方式你认行得勇（通）吗”、“三哥这是一种形式，不是命令，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晓得。只有大家理解！”、“话不能这样说”。 2018年3月7日下午3︰30分，凉水沟煤矿在隆昌电信茶楼三楼召开股东会，到会人员为：李忠勇、邱鑫茂、李泽斌、雷凯、李建、范贤良、彭开志、郑川贵，会议内容：“邱总：1、传达3月5日绥江县煤工局会议精神……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投入资金，其它的工作我们都做好了。”李忠勇：“产能置换有空间，一步一步来，本县的资源不够、所以不急。”…… 因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但无果，故原告起诉来院，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请求法院撤销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8年8月27日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认为根据原被告与其他合伙人签订的《九人协议》第七条第2、3款的约定：“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份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股东依法转让出资额的，在同等情况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包括原被告在内只有3人（第二次庭审中变更为2人）签字，且侵犯了其他合伙人的优先受让权，显然违反《九人协议》的约定，同时该协议第七条第4款约定：“股东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而原告与被告所签协议，属于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第八作第1款：“……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能撤股，若撤股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被告将其全部份额转让给原告就是撤股，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因而不能成立。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法院将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 另：2018年1月26日，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作出云煤技改（2018）18号《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煤炭产能置换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18年2月13日，昭通市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昭煤化解办发（2018）1号《关于规范煤矿产能置换和转型升级相关手续办理的通知》、2018年4月28日，昭通市煤炭工业局作出《昭通市煤炭工业局转发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项目转型升级手续办理工作的通知》三份文件，对属于云南省的煤炭行业作出规范管理。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告李忠勇与被告李庆林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九人协议》的约定而无效？二、被告李庆林将其所有股份转让给原告李忠勇是否属于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的撤股的情形，必须征得合体合伙人的同意，否则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三、被告李庆林的8%配股是否能转让？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本案中，原告在诉讼的前期主张该《股份转让协议》是被告利用了其主管煤矿的生产、技术的优势地位，先于原告知道了煤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改，故欺骗原告该煤矿前景尚好，将其股份转让给原告，该转让行为显失公平，存在欺诈应予撤销，且该转让协议违反《九人协议》第七条第二款“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合部或部份投资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的规定，故该股份转让协议应属无效。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应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来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对其进行了欺诈，但其仅提供的云南省内相关煤炭部门的三份管理文件用以证明，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此三份文件系公开下发的文件，任何个人通过正当渠道均可获取，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对其进行了隐瞒及欺诈显然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次，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表述“由于各种原因，李庆林提出转股请求，经股东会同意：由甲方李庆林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乙方李忠勇……”注明了经股东会同意，且原告李忠勇本人即为董事长，邱鑫茂也是作为股东（合伙人）代表在该转让协议上签字，此行为可认定为该转让行为得到了股东会（合伙组织）的同意，不存在私自转让股份的情形；第三，即便该协议在签订协议时没有经过股东会（合伙企业）的同意且达到约定的51%的合伙人认可，且在协议上签字的股东代表邱鑫茂不是合伙人，但在签订转让协议后的第11天，即2018年2月21日，原告在其召开的合伙人及其他人员参加的股东会议上明确表示：“1、通报一下李庆林已退出矿上职务和股份，他的股份以书面形式转让给李忠勇，他的股份共180万元，他的8%的干股我认为打乱到各股份中……，他（李庆林）跟前届股东的协议，李庆林也以书面形式转让给李忠勇…”，该行为表明原告李忠勇将其与被告李庆林之间的股份转让的情况对股东进行了通报，且对被告李庆林的股份及配股进行了处分，参会合伙人对此均未表示异议，故此行为应视为合伙人对原被告双方股份转让行为的事后默认，虽该会议纪要系参会人员范贤良（时任合伙组织会计）所做记录，没有到会人员的签名，但参会股东有：李忠勇、李泽斌、郑川贵、李建及其他人员，原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召开了此会议及会议内容中有通报股份转让事宜。且本院对合伙人郑川贵的调查表明，郑川贵对原被告之间转让股份不持异议，该转让行为也未侵害其个人利益。故在9名合伙人中至少有5人知晓和认可该转让协议，符合《九人协议》中“股东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份投资额时，应当征得51%股东认可。”及“股东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的约定。综上，本院认为该转让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原告的主张该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即被告李庆林全部转让股份的行为是否为合伙协议中约定的撤股的情形，必须征得合体股东的同意，否则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 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将其所有股份合部转让给原告，名为转让，实为撤股，即退出合伙组织，根据《九人协议》第八条第一款“本协议签订后，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任一股东不得从共同投资中撤出投资额，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能撤股，若撤股所投股金作为自动放弃”的规定，撤股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而本案中，被告将其所持的股份即18.64%（含配股8%）全部转让给原告，退出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董事会，该行为属于双方约定的撤股，而撤股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而原被告的转让行为仅得到了九名合伙人中的三人同意，未得到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违反协议的约定，应属无效。 本院认为：原告所称撤股，即为退出合伙组织，根据法律规定，退伙即合伙人从合伙事务中退出，合伙人将其合伙份额从合伙资产中退出，退伙结果将直接导致合伙组织资本的减少，退伙并不需要其他的合伙人购买其出资；而转让合伙股份是一个合伙人将其出资转让给其他的合伙人，该行为不会引起合伙资本的减少，只是合伙人掌握的合伙份额的变化，合伙事务并不会受其影响，本案中，被告将其合伙份额全部转让给原告只是两个合伙人之间的行为并不是退伙撤股，该行为并未使“绥江县银厂沟煤业有限公司”资本总额发生变化，其他合伙人所占的股份比例也没有发生变化，合伙经营并没有受到影响，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也没有因原被告双方的转让股份行为而受损，此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退伙的情形，也不符合《九人协议》中约定的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不能撤股的约定，故原告的此辩称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被告李庆林是否有权转让8%的配股？ 原告认为被告所持18.64%的股份中，其中8%的配股是考虑到被告分管煤矿的安全、技术而承担的管理等职责而配送的，如果被告自行退伙，显然不可能再管理煤矿的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工作，故8%的安全、技术配股应予退回股东会，其无权转让，故转让协议无效。 本院认为，根据《九人协议》，将原始股本金中的8%作为安全、技术配股作为被告的股份比例是全体合伙人的决定，现被告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原告，不再分管该煤矿的安全与技术，该配股是否应予退还，其追偿权行使的权利主体应是全体合伙人而非原告个人，故该配股的转让是否有效在本案中不宜处理，原告主张因被告无权转让8%的配股而使转让协议全部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在签订协议后反悔，属于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同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忠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76元，由原告李忠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 萍 审 判 员  李 红 人民陪审员  杨太信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罗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