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初886号原告：陈为俊，男，1979年6月2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原告：郑红梅，女，1966年7月1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告：王溪，女，1964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原告：王利国，男，1957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告：朱松英，男，1968年9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原告：王磊，男，1978年4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原告：姚梦迪，女，1988年5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周德海，男，1975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大丰市。原告：罗博，男，1982年1月14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原告：王鑫炜，男，1972年1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原告：方永红，男，1968年2月14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骏，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宏，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14幢22301-130座。法定代表人：汪勤。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原告陈为俊、郑红梅、王溪、王利国、朱松英、王磊、姚梦迪、周德海、罗博、王鑫炜、方永红诉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各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宏与被告大智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为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陈为俊损失人民币（币种下同）416,431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415,60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郑红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郑红梅损失51,883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73,97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王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王溪损失49,883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71,12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王利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王利国损失101,352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144,50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朱松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朱松英损失41,803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59,60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王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王磊损失9,018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9,00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姚梦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姚梦迪损失49,869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71,099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周德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周德海损失41,089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58,581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罗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罗博损失11,629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70%，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16,58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王鑫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王鑫炜损失9,018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9,000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原告方永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方永红损失144,204元（赔偿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为143,916元，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均按照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事实和理由：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以各种违法行为虚增收入，影响商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因此对大智慧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各原告基于对大智慧公司的合理信赖购买并持有大智慧股票，因而遭受损失，故大智慧公司应赔偿各原告的损失。2015年11月7日，大智慧公司公开披露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故应以该日作为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据此计算各原告的损失金额。被告大智慧公司辩称：1、针对各原告所指控的大智慧公司披露2013年年报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早在2015年1月就作出了《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认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公告的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以下简称整改报告）中全面披露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问题。故整改报告公告后，理性投资者都知道或应当知道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已获得充分的警示和提醒，完全可以预见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应当将大智慧公司公告整改报告的日期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而非原告所主张的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的日期。2、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大智慧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实质是公司的收入、利润及成本费用在2013年至2014年两个会计年度分配的会计处理问题，不涉及虚构交易或伪造财务凭证等财务造假行为，不影响大智慧公司两年综合财务数据、公司总体价值及其股票价格，对原告投资行为没有影响。3、2015年上半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大幅上涨局面，原告在立案公告日前买入股票，完全是由于证券市场暴涨所致，而非由于大智慧公司披露了2013年年报。4、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我国证券市场及大智慧公司所处行业指数受到“股灾”等历史性事件的影响大幅下跌，故原告的投资损失一部分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应予扣除。5、原告因为大智慧公司自身经营风险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予扣除。6、原告在揭露日后仍买入大智慧公司股票，表明该等交易是原告自主选择、判断的结果，其交易受损与大智慧公司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与原告交易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各原告还提交了证券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对账单，被告大智慧公司经核对认为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由于部分原告提交的交易记录不完整，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核查各原告的对账单，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已确认以大智慧公司至中国XX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的证券交易记录为据计算损失，部分原告提交的对账单原件虽有不完整之处，但其所摘交易记录与中国XX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交易记录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大智慧公司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大智慧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公告（临2017-021），以证明该公司对2013年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2、2014年2月28日至同年3月14日大智慧股票收盘价图表，以证明2013年年报发布后大智慧股票价格走势平稳；3、上证综指走势图（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4月30日），以证明该段期间上证综指大幅上涨；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以证明大智慧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亏损，以证明本案存在系统风险等市场因素。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无关联性，故均不予采纳。在上述认定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679号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大智慧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1519。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5年1月20日，上海证监局作出沪证监决[2015]4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大智慧公司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收入”中披露“公司收取的证券信息初始化费用，在客户获得软件授权时确认收入”，但公司2013年12月部分软件收入以“活动权限开通时间”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公司2013年年报中未充分、完整地披露公司软件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2、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临2013-064号）中披露的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利润的影响金额，与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五）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中披露的相应影响金额前后不一致，且差异较大；3、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之“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中披露的“客户一”和“客户二”系同一客户，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4、公司未披露2013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大智慧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要求其就上述问题予以整改。2015年1月23日，大智慧公司发布整改报告。整改报告中称，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收到上海证监局下发《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15]4号），针对该关注函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形成本整改报告。该公告载明了上海证监局指出的上述四方面问题，并逐一进行情况说明，注明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其中，整改时间为“已完成”。2015年1月23日（周五），大智慧股票收盘价为6.58元/股。同年1月26日（周一），该股票开盘价为7.24元/股，收盘价为7.24元/股，涨幅10.03%。同年1月27日，该股票开盘价为7.96元/股，收盘价为7.96元/股，涨幅9.94%。2015年5月1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该公告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4日）。公告中称，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5月4日（周一），大智慧股票开盘价为30.13元/股，收盘价为30.13元/股，跌幅10.01%。同年5月5日，该股票开盘价为27.12元/股，收盘价为27.12元/股，跌幅9.99%。2015年11月7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中称，2015年1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5]147号）。主要内容包括：大智慧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1、2013年涉嫌提前确认有承诺政策的收入87,446,901.48元；2、2013年以“打新”等为名营销，涉嫌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3、涉嫌利用与广告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93.34万元；4、延后确认2013年年终奖减少应计成本费用24,954,316.65元；5、涉嫌虚构业务合同虚增2013年收入1,567.74万元；6、子公司涉嫌提前合并天津XX，影响合并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影响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60万元罚款，并处罚直接负责人员。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11月9日（周一），大智慧股票开盘价为15.42元/股，收盘价为15.42元/股，涨幅9.99%。同年11月10日，该股票开盘价为16.00元/股，收盘价为16.11元/股，涨幅4.47%。2016年7月2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大智慧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大智慧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894,262,281.52元，利润总额42,921,174.52元。经查，大智慧公司通过承诺“可全额退款”的销售方式提前确认收入，以“打新股”等为名进行营销、延后确认年终奖少计当期成本费用等方式，共计虚增2013年度利润120,666,086.37元，占当年对外披露的合并利润总额的281%。具体包括：1、2013年营销部分软件产品时向客户承诺如在指定时间内不满意可全额退款，在无法预计客户退款可能性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87,446,901.48元，虚增利润68,269,813.05元；2、2013年将客户打新股、购买理财产品等收款以软件产品销售款为名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虚增利润2,780,279.86元；3、利用与北京A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和利润943,396.23元；4、将2013年年终奖于2014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4年成本费用，将2012年年终奖于2013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3年成本费用，由此减少2013年应计成本费用，虚增利润24,954,316.65元；5、在与天津XX股份有限公司合同尚未履行完成的情况下，请该公司配合提供项目合作验收确认书，并将验收日期倒签为2013年12月31日，由此虚增收入15,677,377.40元，虚增利润15,468,181.70元；6、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提前确认其收购Z公司的购买日，将该公司财务报表纳入子公司合并范围，虚增2013年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虚增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认定，大智慧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大智慧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2016年7月27日，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披露了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2015年11月7日前述公告发布后，自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月12日，大智慧股票换手率达到100%。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3.37元/股。另查明，2016年1月4日至同年1月12日期间，上证综合指数发生大幅度波动，其中：2016年1月4日，沪深300指数于13时12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5%，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13时33分较前一交易日收盘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7%，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当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6.86%，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9.98%；2016年1月5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0.26%，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4.68%；2016年1月6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2.25%，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3.36%；2016年1月7日，沪深300指数于9时42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5%，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9时58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7%，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当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7.04%，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10.03%；2016年1月8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1.97%，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1.96%；2016年1月11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5.33%，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3.93%；2016年1月12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0.20%，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2.59%。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大智慧股票股价的涨跌幅度与其所属软件服务板块指数涨跌幅度大致相当。该段期间该板块指数有3天发生大幅度波动，分别为：2016年1月4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8.35%，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9.98%；2016年1月7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8.50%，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10.03%；2016年1月11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7.52%，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3.93%。再查明，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陈为俊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210,000股，买入总价为3,381,334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170,000股，卖出总价为2,391,03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陈为俊持有大智慧股票40,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陈为俊在其账户中累计已卖出大智慧股票40,000股，卖出总价为584,900元。另，根据陈为俊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佣金比例为万分之六。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郑红梅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21,400股，买入总价为446,898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11,400股，卖出总价为219,72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郑红梅持有大智慧股票10,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郑红梅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7,000股，卖出总价为113,120元。截至2016年1月12日收市时，郑红梅尚持有3,000股大智慧股票。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王溪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9,800股，买入总价为233,007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1,800股，卖出总价为54,936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王溪持有大智慧股票8,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王溪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截至2016年1月12日，王溪尚持有8,000股大智慧股票。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王利国在其信用证券账户最初于2015年4月2日买入大智慧股票5,000股，2015年5月12日，王利国卖出5,000股大智慧股票后，该账户中大智慧股票持有量为0股。自该笔交易后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王利国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朱松英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12,000股，买入总价为299,300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7,000股，卖出总价为172,85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朱松英持有大智慧股票5,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朱松英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截至2016年1月12日，朱松英尚持有5,000股大智慧股票。另，根据朱松英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佣金比例为万分之五。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王磊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54,400股，买入总价为1,017,276元，其中单股最高买入价格为33.62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54,300股，卖出总价为896,601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王磊持有大智慧股票1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王磊未卖出大智慧股票。另，根据王磊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手续费比例为万分之三。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姚梦迪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4,900股，买入总价为136,62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姚梦迪持有大智慧股票4,9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姚梦迪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截至2016年1月12日，姚梦迪尚持有4,900股大智慧股票。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周德海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5,000股，买入总价为119,785元，其中单股最高买入价格为31.70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2,000股，卖出总价为20,48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周德海持有大智慧股票3,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周德海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2,900股，卖出总价为39,382元。截至2016年1月12日收市时，周德海尚持有100股大智慧股票。另，根据周德海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佣金比例为千分之三。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罗博在其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1,000股，买入总价为29,95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罗博持有大智慧股票1,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罗博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截至2016年1月12日，罗博尚持有1,000股大智慧股票。另，根据罗博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手续费比例为万分之八。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王鑫炜在其信用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173,200股，买入总价为4,682,371元，其中单股最高买入价格为28.35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173,100股，卖出总价为4,461,654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王鑫炜持有大智慧股票1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王鑫炜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截至2016年1月12日，王鑫炜尚持有100股大智慧股票。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方永红在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14,300股，买入总价为219,415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6,400股，卖出总价为88,692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方永红在该账户中持有大智慧股票7,9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5年12月16日期间，方永红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7,900股，卖出总价为102,609元。除此之外，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方永红在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中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14,300股，买入总价为362,558元，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4,300股，卖出总价为109,312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方永红在该账户中持有大智慧股票10,000股。2015年12月23日，方永红以每股13.74元的价格将上述10,000股大智慧股票全部卖出。本院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现中国证监会业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大智慧公司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并对大智慧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4年2月28日，即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的日期。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确定，以及在此前提下，虚假陈述行为与各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大智慧公司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故在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时，应综合考虑揭示内容、揭示方式以及揭示后股票价格的波动等多项因素予以判断，并着重考察系争揭示行为是否与虚假陈述行为人此前做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对应，能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进而对投资人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5月1日公告其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该公告内容仅提及“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并未指出信息披露涉嫌违法的具体表现，而依照证券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应披露的信息范围较为广泛，不同内容的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亦各不相同。现该公告仅提示市场大智慧公司有违规嫌疑，并未明确相关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故对于普通市场投资者而言，仅阅看该公告并不必然将其与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建立联系，亦无从知晓大智慧公司可能存在的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属于诱多行为还是诱空行为，更无法据此合理判断该公司股票价格之后的走向，客观上不具备收到足够警示的条件。此外，虽然大智慧公司2015年5月1日发布公告后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跌停，但是证券价格的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下跌并非必然因市场收到警示信息所致，故该公告日之后，系争股票价格发生下跌，亦非判断揭露日的充分条件。据此，应认定上述大智慧公司关于其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并未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尚不具备足够的警示强度，该公告日不应作为涉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大智慧公司主张以2015年1月23日、即其公告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的日期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本院认为，就该公告内容看，虽然亦指向2013年年度报告，但主要系针对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所作的整改，涉及的具体财务问题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内容并不一致，且该公告在每一项存在问题后均附上整改措施，注明已完成整改，故该公告对市场并未起到相应警示作用，亦不足以揭示风险，引起投资者充分注意。因此，对大智慧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就各原告主张的2015年11月7日，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已完整披露了涉案虚假陈述的事实以及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内容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具有高度对应性，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因此，应当以该公告日作为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应以自揭露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作为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经查，自2015年11月7日揭露日后，大智慧股票至2016年1月12日换手率达到100%。故本院认定2016年1月12日作为本案原告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自2015年11月7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3.37元/股，故本案所涉基准价为13.37元/股。“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现经查明，原告王利国已于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即2015年11月7日之前卖出全部大智慧股票，其相应交易行为并非发生在虚假陈述对市场发生影响的阶段内，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王利国买卖股票的损失与涉案虚假陈述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大智慧公司无需因系争虚假陈述行为对王利国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该条文系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旨在减轻普通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这种推定建立在以下逻辑基础之上：在一个公开有效的证券市场中，公司股票价格是由与该公司有关的所有可获知的重大信息决定的。虚假陈述作为一种公开信息必然会在相关的股票价格中得到反映。投资者信赖市场价格的趋势进行投资，而其所信赖的市场价格反映了虚假陈述的信息。所以，投资者即使不是直接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策，也是受反映了虚假陈述的价格的影响而为投资。换言之，投资者系基于对股票市场价格的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而非基于对特定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分析，即使投资者不知晓虚假信息的存在，只要该虚假信息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影响，使其发生扭曲，即可认定相应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大智慧公司的相关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依照“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时，投资者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亦有可能与虚假陈述行为间没有因果关系。换言之，在前述逻辑推理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会受到虚假陈述的影响。如果有确证的事实可以证明证券市场价格的某种波动系因虚假陈述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引起，则上述推定的合理信赖和推定的因果关系都将无法成立，该种价格波动所引起的投资者损失也将不属于虚假陈述主体的赔偿范围。2016年1月4日和1月7日，上证综合指数和软件服务板块指数均发生异常于同一时期其他交易日的大幅下跌，该两日大智慧股票股价亦发生异常于同一时期其他交易日的大幅下跌现象，而且该两日A股市场交易时间比其他交易日有所减少，故本院认为该两日大智慧股票股价大幅下跌实质系因上证综合指数和软件服务板块指数大跌所引起，投资者相应的损失系由市场风险导致，与大智慧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缺乏关联，该部分损失不应属于大智慧公司的赔偿范围。至于该种市场风险所致投资者权益减少部分在投资者投资差额损失中所占的比例，本院酌情认定为30%，也即，若投资者买卖大智慧股票的时间段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且在2016年1月1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的，则应当在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计算得出投资差额损失后，以该金额的70%作为大智慧公司应赔偿的投资差额损失。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原告陈为俊、郑红梅、王溪、朱松英、王磊、姚梦迪、周德海、罗博、王鑫炜、方永红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故对其投资大智慧股票所受的损失，大智慧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对于具体赔偿金额，本院依法计算如下：原告陈为俊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4.76元/股[（3,381,334元-2,391,030元）÷40,000股]。自揭露日至2015年11月19日，陈为俊卖出大智慧股票40,00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4.62元/股（584,900元÷40,000股）。故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陈为俊的投资差额损失为405,600元[（24.76元/股-14.62元/股）×40,000股]。关于佣金损失，各原告均主张按惯例以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故本院对各原告主张的惯例不予支持，在本案中按照各原告在证券投资交易中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计算。其中，原告陈为俊、王磊、罗博提交的证券公司股票明细对账单中除手续费、印花税等收费项目外，并未显示“佣金”项，经计算，该手续费伴随每笔交易且依附股票价值而发生，属于其因投资大智慧股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且发生数额尚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大智慧公司应按此赔偿佣金损失。原告郑红梅、王溪、姚梦迪、王鑫炜、方永红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本院认为，考虑到证券公司所收取的劳务报酬和手续费用是伴随着交易而真实发生并体现在交易的金额变动中，对于上述原告佣金损失的计算方式，酌定为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万分之三。按照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计算，陈为俊的佣金损失为405,600元的万分之六计243.36元。关于印花税损失，鉴于2008年9月18日公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9月19日起，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收，即仅在投资者卖出股票时予以征收，投资者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买入大智慧股票时并未受有印花税损失，故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原告郑红梅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2.72元/股[（446,898元-219,720元）÷10,00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6.16元/股（113,120元÷7,000股），尚余3,000股留存至基准日。因此，郑红梅的投资差额损失为73,970元[（22.72元/股-16.16元/股）×7,000股+（22.72元/股-13.37元/股）×3,000股]。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郑红梅的投资差额损失为51,779元（73,970元×70%）。郑红梅的佣金损失为51,779元的万分之三计15.53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原告王溪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2.26元/股[（233,007元-54,936元）÷8,0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王溪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王溪尚持有8,0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71,120元[（22.26元/股-13.37元/股）×8,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王溪的投资差额损失为49,784元（71,120元×70%）。王溪的佣金损失为49,784元的万分之三计14.94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原告朱松英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5.29元/股[（299,300元-172,850元）÷5,0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朱松英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朱松英尚持有5,0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59,600元[（25.29元/股-13.37元/股）×5,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朱松英的投资差额损失为41,720元（59,600元×70%）。关于佣金损失，按照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计算，朱松英的佣金损失为41,720元的万分之五计20.86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若以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总价与卖出总价之差计算原告王磊的买入成本,其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1,206.75元/股[（1,017,276元-896,601元）÷100股]。该计算结果高于王磊的单股最高买入价格，显然有所失当，故本院酌情依照其单股最高买入价格33.62元作为其买入成本价。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王磊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王磊尚持有1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2,025元[（33.62元/股-13.37元/股）×1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王磊的投资差额损失为1,417.50元（2,025元×70%）。关于佣金损失，按照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计算，王磊的佣金损失为1,417.50元的万分之三计0.43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原告姚梦迪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7.88元/股（136,620元÷4,9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姚梦迪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姚梦迪尚持有4,9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71,099元[（27.88元/股-13.37元/股）×4,9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姚梦迪的投资差额损失为49,769.30元（71,099元×70%）。姚梦迪的佣金损失为49,769.30元的万分之三计14.93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若以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总价与卖出总价之差计算原告周德海的买入成本,其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33.10元/股[（119,785元-20,480元）÷3,000股]。该计算结果高于周德海的单股最高买入价格，显然有所失当，故本院酌情依照其单股最高买入价格31.70元作为其买入成本价。周德海的卖出平均价格为13.58元/股（39,382元÷2,900股），尚余100股留存至基准日。因此，周德海的投资差额损失为54,381元[（31.70元/股-13.58元/股）×2,900股+（31.70元/股-13.37元/股）×1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周德海的投资差额损失为38,066.70元（54,381元×70%）。关于佣金损失，周德海证券投资交易中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为千分之三，现其按千分之一的比例主张，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据此，周德海的佣金损失为38,066.70元的千分之一计38.07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原告罗博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9.95元/股（29,950元÷1,0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罗博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罗博尚持有1,0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16,580元[（29.95元/股-13.37元/股）×1,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罗博的投资差额损失为11,606元（16,580元×70%）。关于佣金损失，按照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计算，罗博的佣金损失为11,606元的万分之八计9.28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若以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总价与卖出总价之差计算原告王鑫炜的买入成本,其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207.17元/股[（4,682,371元-4,461,654元）÷100股]。该计算结果高于王鑫炜单股最高买入价格，显然有所失当，故本院酌情依照其单股最高买入价格28.35元作为其买入成本价。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王鑫炜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王鑫炜尚持有1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1,498元[（28.35元/股-13.37元/股）×1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王鑫炜的投资差额损失为1,048.60元（1,498元×70%）。王鑫炜的佣金损失为1,048.60元的万分之三计0.31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原告方永红在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16.55元/股[（219,415元-88,692元）÷7,90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2.99元/股（102,609元÷7,900股）。因此，方永红在该账户中的投资差额损失为28,124元[（16.55元/股-12.99元/股）×7,900股]。方永红在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5.32元/股[（362,558元-109,312元）÷10,00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3.74元/股（137,370元÷10,000股）。因此，方永红在该账户中的投资差额损失为115,800元[（25.32元/股-13.74元/股）×10,000股]。综上，方永红所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共计为143,924元（28,124元+115,800元），现其按照143,916元主张，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方永红投资差额损失143,916元。方永红的佣金损失为143,916元的万分之三计43.17元。关于印花税损失，如前所述，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利国的诉讼请求；二、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为俊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405,600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243.36元；三、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郑红梅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51,779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15.53元；四、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溪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49,784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14.94元；五、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松英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41,720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20.86元；六、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磊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1,417.50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0.43元；七、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姚梦迪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49,769.30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14.93元；八、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德海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38,066.70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38.07元；九、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罗博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11,606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9.28元；十、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鑫炜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1,048.60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0.31元；十一、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方永红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143,916元和佣金损失人民币43.17元；十二、驳回原告陈为俊、郑红梅、王溪、朱松英、王磊、姚梦迪、周德海、罗博、王鑫炜、方永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与原告王利国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27.04元，由原告王利国负担人民币2,327.04元；与原告陈为俊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46.47元，与原告郑红梅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7.08元，与原告王溪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7.08元，与原告朱松英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5.08元，与原告姚梦迪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6.73元，与原告罗博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73元，与原告方永红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84.08元，均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与原告王磊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王磊负担人民币42.14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86元；与原告周德海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7.23元，由原告周德海负担人民币60.08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67.15元；与原告王鑫炜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王鑫炜负担人民币44.18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8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静远人民陪审员  陈炳良审 判 员  孙 倩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导致投资人损失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按本规定第三十条赔偿损失；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所缴股款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１００％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３０个交易日为基准日；（三）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四）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一）项规定确定基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