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西民一初字第1094号原告韩秋华,女,1955年9月2日出生,汉族,天津石化公司石化医院会计,住,委托代理人李启艳,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泰达时代中心4号楼9层901室,组织机构代码:67875234-5负责人林姝,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代理人吴丹红,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丹红,男,197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韩秋华起诉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吴丹红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秋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启艳、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吴丹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2月27日,原告与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该所”)签订《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原告聘请该所律师为康旭强奸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他人吸毒罪、非法拘禁罪一案担任再审阶段的辩护人。双方约定辩护费为14万元,办案经费5000元。原告于合同签订后次日,按照被告吴丹红律师的指示,将上述145000元打入吴丹红律师个人账户。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告没有完全履行且存在过错,主要表现在:1、被告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双方合同约定,原告聘请被告律师为康旭担任再审(申诉)阶段的辩护人。再审程序分为再审的立案审查和实体审理,再审立案审查通过后,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康旭再审案件的立案都没有立上,在立案审查阶段即被驳回,更没有进行实体审理,被告并没有完全履行合同。2、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被告吴丹红律师在调查时违反了调取证据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仅其一人调查取证、无明确地点名称、未向证人宣某证人权利义务、且在证人潘某1与张某的证言笔录存在一名调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取两名证人证言笔录的情况,这一情况亦被天津市二中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被告吴丹红作为专业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违反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等相关法律规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作为一位母亲,为儿子康旭的刑事案子东奔西跑,亦在被告吴丹红律师“绝对没有问题”的保证下,向各方借款好不容易才凑齐14万的律师费,14万对于原告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现原告身患××,还要通过打工等各种办法偿还这笔借款,艰难度日。另,经过原告了解,2014年6月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更名为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基于上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律师费14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再审阶段)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康旭再审一案,并约定了律师费为14万元,办案费为5000元的事实;证据2、工行个人业务凭证回单,证明原告按照被告吴丹红的指示将14万律师费及5000元办案费打入吴丹红个人账户;证据3、驳回申诉通知书,证明1、被告未完成合同义务,2、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证据4、证人调查笔录,证明被告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存在过错1、一人调查,2、证人潘某2与张某1存在同一调查人员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取两名证人证言笔录的情况;证据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14万的代理费是整个再审程序包括再审的申诉立案和再审的实体审查。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辩称,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合同相对方是第一被告而不是第二被告,不应把第二被告列为本案被告,第二被告在本所是兼职律师没有人事关系。本案的调查取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判断的依据应当是法律而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意见。从逻辑上如果天津二中院的判决或裁定都是正确的那康旭案件本身就不存在申诉的必要,因此天津中院刑监字第17号文书不意味着就是本案裁判文书,其本身不具有终局性,后面还有天津高院的最终意见,天津高院的最终意见里没有提及证据调查的形式问题,如果天津二中院合议庭认为证据形式有瑕疵,完全可以对证人进行取证核实,不会影响实体性结果。原告给本所兼职律师单方面汇款是因为当时沟通的时候账号发生了错误,本所发现之后即转到本所账户,并要求原告到北京开具发票,原告以路途遥远为由始终未到,现在我们仍然接受原告随时到北京开票。被告吴丹红辩称,一、答辩人已经完全履行协议:2014年2月27日,答辩人所在的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与被答辩人签订《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同时被答辩人韩秋华亲笔签下作为附件的“康旭非法拘禁等罪申诉案”的《收费依据书》,第三款第2项明确写明“上述费用仅包括申诉费,不包括申诉成功后法院再审或者提审费用,如需委托费用另行协商。”被答辩人有签名和“同意”。该附件为合同的一部分,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在被答辩人签字的委托书上,委托时间也是至“申请再审裁定终结日”止,裁定驳回再审申诉即为申请再审裁定终结日。接受委托后,答辩人和席美玉律师、张家忍实习律师分别于2014年4月10日、6月26日、8月6日、11月17日以及2015年4月10日五次在天津市李港监狱会见康旭,认真听取申请人康旭的意见。并且在2014年5月4日、2014年6月5日多次去天津大港,进行取证调查,制作证人刘某、张某2、张某1、潘某2、张某3等人的笔录。上述调查时间、地点、见证人、以及取证内容,被答辩人均知情并表示认可。随后,答辩人为康旭撰写了刑事申诉状。2014年6月26日和2014年11月17日,答辩人先后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由康旭签字同意的书面刑事申诉状和证据材料复印件。在此过程中,答辩人还多次赴天津,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沟通,法院依法制作了谈话笔录。为本案申诉,答辩人往返天津十余次,历时一年零三个月。2015年4月10日上午,应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答辩人参加了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关于康旭案件再审听证会,在高院第四法庭当庭详细陈述了申请再审的理由,庭后又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履行了出庭义务。2015年5月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为由,维持了原判。答辩人将该结果及时告知被答辩人,被答辩人短信同意终止委托。答辩人应被答辩人的要求,又在工作之外为其撰写了向天津市二分检请求抗诉的申请材料,供其参考。上述证据材料和工作成果的原件、复印件,应被答辩人再三要求,答辩人于2015年6月3日通过顺丰(快递单号:305596918927),寄送给被答辩人签收,被答辩人已收到。有双方的短信记录可以查证。综上所述,答辩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充分完成了委托工作,工作量远超一般刑事案件的义务。被答辩人认为履行合同应包括进行实体审理,是对原委托协议的曲解,也背离了被答辩人自己承诺的“上述费用仅包括申诉费,不包括申诉成功后法院再审或提审费用,如需委托费用另行协商。”二、答辩人在履行委托合同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违反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四十九条规定,“律师调查取证时,应持律师事务所信函和律师执业证,一般由二人进行。”第五十一条规定:“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手机与案件有关资料,应征得他们同意,并在调查笔录上记明。”第五十二条规定:“律师调查笔录应当载明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的姓名,调查时间、地点;笔录内容应当有律师身份的介绍,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律师对证人如实做证的要求,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说明,以及被调查事项的基本情况。”以上是对律师调查证人的全部法律规定。答辩人在2014年5月4日、2014年6月5日于天津市大港区育才路451号、天津市大港区永明路42号所做的证人调查笔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在调查时,答辩人持律师事务所信函和律师执业证,征得证人同意,调查笔录详细记录了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的姓名、调查的时间、地点以及律师对证人如实作证的要求,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说明,以及被调查事项的基本情况,上述内容均由证人亲笔签字按手印并附身份证复印件。至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中的“一般由二人进行”,不是“应当由二人进行”,并非强制性规范,因此不构成违法。答辩人在天津二中院另一起案件申诉中一人调查取证的证人笔录,形式完全一样,均由法院采纳。康旭案证人调查过程中,答辩人也曾要求本所席美玉律师在场,但因席美玉律师当时正值实习证换执业证过程中,暂无律师号,未能填列调查人名字。天津李港监狱康旭的会见,每次均由答辩人和另外一位实习律师两人办理。后在康旭案向天津高院申诉时,答辩人也通过补充证明材料提交了席美玉律师作为共同调查人的证言笔录。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的裁定,主要理由是认为原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并没有把证人调查形式作为主要证据依据,也没有认定调查取证违法。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的裁定更是没有提及证人调查的形式。在法律规范意义上,答辩人所做的证人调查完全合法,不存在任何过错。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答辩人在接受委托之初就明确告知被答辩人,诉讼存在风险,答辩人只能尽力而为,不可能保证成功。答辩人从未对被答辩人说过“绝对没有问题”之类的话,恰恰相反,答辩人明确告知被答辩人任何律师都不可能做出此类承诺。在申诉结果确定后被答辩人起诉之前,她还是多次对答辩人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这一点由双方共同的中间人吕同元等多人为证。综上所述,答辩人忠实履行了全部的委托义务,完成了约定的工作,在工作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被答辩人起诉的两点理由均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查明,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被告吴丹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原告韩秋华签字同意的康旭刑事案件辩护思路收费方式,证明我们在当时签合同是明确告知收费只包括申诉阶段不包括申诉成功后的再审提审阶段;证据2、天津高院驳回申诉通知书,证明被告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过错;证据3、委托书一份,证明原告当时委托的阶段也就是申诉阶段。二被告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吴丹红指示原告将款项打入银行账户,是办事律师的工作失误,费用之后又全部转回所里;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二中院的驳回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通知书也可以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是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询问证人,并不存在过错;证据5说明在当时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吕同元的辩护思路和收费标准原告是大体清楚的。在问到具体的附件收费是否包括申诉成功之后证人回答比较含糊,证明我们当时讲的是申诉过程。原告针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没有签署过这份文件,该文件是在办理委托手续时,被告以办理委托合同为由让原告在纸上签字形成的,从常理上讲原告向被告支付14万元律师费也不仅仅是申诉立案,从该份文件签署的时间来看与委托合同签署的时间一致均为2014年2月27日。当天原告刚刚委托了被告,被告并未向一、二审法院查阅相关的证据材料也未会见过康旭,不可能当天甚至之前就写出康旭刑事案件的分析,对于该份文件原告已庭前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要求对该份文件的打印时间与原告签字的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对于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在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这一点已经由二中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该份通知书也能证明被告并未完全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对于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被告提交的证据1、2、3均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申请证人出庭所作证言,并不能证实原告所陈述的证明目的,对于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采信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曾用名为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第二被告吴丹红系第一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2014年2月27日,原告韩秋华与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再审阶段),约定:甲方韩秋华、乙方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鉴于,甲方康旭强奸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他人吸毒罪、非法拘禁罪一案,已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鉴于,甲方对该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不服;鉴于,甲方愿意聘请乙方律师为康旭担任再审(申诉)阶段的辩护人。为此,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康旭提供再审刑事辩护事宜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律师担任被告人康旭再审阶段的辩护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隆昌律师担任被告人康旭的再审辩护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辩护费壹拾肆万元整和办案费伍仟元整。办案费是指乙方为办理甲方委托事项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交通、通讯、复印、打字等费用及乙方辅助人员的报酬。办案费采用包干方式,无论乙方的实际办案支出是否超过该费用,甲方均无另外给付的义务。辩护费及办案费应于本协议签定之日给付,至迟不超过本协议签定的次日。如果乙方无故终止履行本协议,辩护费全额退还甲方,如果甲方无故终止,辩护费不退还。甲、乙双方正式签署本协议且甲方已按期、足额向乙方支付了辩护费、办案费后,乙方律师应及时办理案件相关手续。本协议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本案再审审终结止(判决、裁定、发回重审)。同日,北京市隆昌律师事务所指派吴丹红作为涉嫌非法拘禁罪等案件康旭的辩护人,原告韩秋华签署委托书。同日,二被告向原告出示《康旭非法拘禁等罪申诉案》书面材料两页,该书面材料中包含各罪名分析、总体辩护思路、收费方式。其中收费方式:1、按罪名收费: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各2万元,强奸罪和强迫他人吸毒罪各5万元,共计14万元;2、上述费用仅包括申诉费,不包括申诉成功后法院再审或提审费用,如需委托费用另行协商;3、上述费用仅包括代理费,不包括办案差旅费,差旅费另行协商或实报实销。原告在此材料上签字同意。2014年2月28日,原告韩秋华通过其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吴丹红转账145000元。后被告吴丹红作为康旭的辩护人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并提交“证人调查笔录”等证据。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4日作出(2014)二中刑监字第1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内容为: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无故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后果;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采取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吸食毒品的犯罪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现场照片、法庭科学DNA鉴定书、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等证据佐证,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强奸罪和强迫他人吸毒罪,并应数罪并罚。原审法院根据你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后果定罪量刑,均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范围之内。关于你的辩护人提供的“证人调查笔录”,存在如下情况:一名调查人取证、无明确地点名称,无向证人宣某证人权利义务、且在证人潘某1与张某的证言笔录中存在一名调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取两名证人证言笔录的情况。上述“证人调查笔录”,不符合调取证据的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你的申诉理由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后被告吴丹红作为康旭的辩护人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7日作出(2015)津高审刑监字第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内容为:本院经审查,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无故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后果;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采取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强奸罪和强迫他人吸毒罪,应予以惩处,并应数罪并罚,本案不仅有多名被害者的陈述,还有证人证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DNA鉴定书、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院认为,原告韩秋华与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系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的《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及《康旭非法拘禁等罪申诉案》附件材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对于代理费金额为140000元且仅包括申诉费,不包括申诉成功后法院再审或提审费用,如需委托费用另行协商的约定亦不违反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告韩秋华与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因此原告主张因康旭再审申诉案件在立案审查阶段即被驳回,该案没有进行实体审理,被告并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因此要求退还代理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作为辩护人履行了会见申诉人、调查取证、撰写并提交申诉状、参加法院再审审查听证程序等合同义务,并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高级人民法院两次提出了申诉。虽然康旭案件的两次申诉均被驳回的原因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但因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履行代理合同时出现辩护人提供的“证人调查笔录”,存在一名调查人取证、无明确地点名称,无向证人宣某证人权利义务、且在证人潘某1与张某的证言笔录中存在一名调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取两名证人证言笔录的情况。上述“证人调查笔录”,因不符合调取证据的法律规定,法院未予采纳的情形。应当认定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诉讼代理服务存在瑕疵,本院根据瑕疵情形酌情判定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返还部分已收取的代理费。被告吴丹红并非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其仅是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与原告签订合同后指派的办案律师,因此被告吴丹红不应承担返还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韩秋华代理费6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原告承担1772元,被告承担13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审 判 长  孙 政代理审判员  李公惜人民陪审员  叶 红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曹靓怡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