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民终1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保利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西湖路3号。法定代表人：曹正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义怀，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三，北京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常建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搬经镇叶庄居十九组。法定代表人：吴初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曦，江苏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北路阳光新城1幢1-4层。负责人：朱森，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维，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苏博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怡年路88号。法定代表人：石晓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成，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宿迁市保利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常建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建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原审被告江苏博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林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初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利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义怀、夏建三，被上诉人常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曦，被上诉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维，原审被告博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利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常建公司对保利城公司的一审诉请；由常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理由为：一、本案债权转让虚假，属于虚假诉讼。2014年10月下旬，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开具的出票人为博林公司的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临近到期，博林公司无资金还款，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面临垫资问题，遂协调该笔贷款的保证人南通市常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青公司）以购买钢材为借口向该行贷款3000万元，用于常青公司代博林公司偿还汇票项下的3000万元，即“借新债还旧债”，为此，常青公司和常建公司虚构了《钢材销售合同》。该3000万元贷款在2014年10月24日汇至常建公司后被转移到博林公司账户，且于2014年10月28日被用于承兑博林公司的上述汇票，故该3000万元应由保证人常青公司向债务人博林公司追偿。但常青公司发现博林公司外债太多，遂以常建公司的名义编造债权转让的事实和证据，且以常建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购买债权的方式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保利城公司还款。1、常建公司实际是常青公司注册的空壳公司，因为常建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其注册地与常青公司均是常青镇常青南路18号，后变更为搬经镇叶庄居十九组，但常建公司2013年7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两地址实为同一地址”。2、常建公司以3000万元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购买3000万元的债权有悖常理。3、2014年10月20日常建公司就开具购买债权的3000万元转账支票，但《债权转让协议》在2014年10月24日才签订，不合常理。4、常青公司和常建公司签订的《钢材销售合同》中约定的单价背离市场规律，常建公司也无法提供履行该合同的证据。故3000万元贷款是常青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履行保证义务而为的“代偿”。5、常建公司未能提供《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提及的“具体付款手续由乙方另行出具付款委托书”中的委托书。6、3000万元的资金流向可以证明其实际是代偿行为。7、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交易凭证载明收款事项用途为“代偿”，此可证明3000万元资金的性质。8、一审法院不同意将常青公司追加为第三人，违背程序。二、即使本案不认定为虚假诉讼，一审判决常建公司就博林公司对保利城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亦错误。1、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因票据结算引起的法律关系，故本案应为票据纠纷，而非借款合同纠纷，亦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金融债权是一种特殊债权，尤其是票据结算产生的债权，只有金融机构才有权从事相关业务，在常建公司不具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格，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无法提供该债权转让经过了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该转让行为应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违反部门规章的要求，也是判断金融机构债权转让效力的依据。且2014年10月24日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尚不存在债权，也无债权可以转让。2、保利城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也不应承担应收账款质押的责任。（1）应收账款的优先权是博林公司与其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保利城公司与博林公司的债权人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博林公司的债权人如果要行使对保利城公司的应收账款，只有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进行。一审判决保利城公司承担诉讼费没有法律依据。（2）没有证据显示保利城公司拖欠博林公司3000万元应收账款，博林公司所提供的4张发票项下的款项已经付清。（3）应收账款质押属于权利质押，其前提是应收账款客观存在，如果不存在，质押合同应自始无效，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无效。从4张发票开具的时间来看，发票上并未载明应收款的到期日是2014年11月30日，其中有的发票开具时间是2012年4月6日，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该发票不可能拖至两年以后付款，此不符合博林公司与保利城公司关于工程款结算的约定。（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主债务未到期不得转让，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却在主债权未到期的情况下，违规将该债权以同等价格转让给常建公司，故该债权转让行为应为无效，常建公司也无权向保利城公司主张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常建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保利城公司称本案是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不是关联企业，两公司系独立法人，股东也无重合，注册地也不在同一场所。2、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常建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是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且常建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转让对价。3、常建公司基于和常青公司签订的《钢材销售合同》取得常青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所借的3000万元贷款，至于常青公司和常建公司之间的钢材交易价格和数量，与本案无关。保利城公司称常建公司支付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债权转让款系常青公司的代偿款没有依据。4、对于《债权转让协议》中提及的付款委托书，因常建公司已按协议如期履行了给付3000万元对价的义务，故有无出具付款委托书与本案无关。5、常建公司是根据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要求将3000万元对价支付至博林公司账户，此符合法律规定。6、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电脑系统中注明该3000万元是代偿，此系该行在用途可选项与实际用途不一的情况下，择一相近用途录入的结果，常建公司并不具有代偿的事实基础。7、一审法院未追加常青公司为本案当事人正确，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并非担保追偿纠纷。二、一审判决常建公司就博林公司对保利城公司的应收债权30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正确。1、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常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依法通知了债务人。虽然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债权未实际发生，但此后在该行实际兑付博林公司申请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时，该行即取得了债权，常建公司因受让亦取得债权。2、保利城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判决系依据《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等要求保利城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所附应收账款清单中对于保利城公司拖欠博林公司应收账款的数额已经明确载明。3、保利城公司称在签订《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前博林公司对其即不存在应收账款，保利城公司应对其签订该协议作出合理解释。4、本案不涉及抵押权，也不存在主合同债权部分转让的事实，故保利城公司以《物权法》进行抗辩是对法律的误解。综上，请求驳回保利城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辩称，1、保利城公司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列为被上诉人不合适，因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一审诉讼地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且保利城公司也未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出独立的上诉请求。2、其他答辩意见和常建公司一致。博林公司述称，1、博林公司仅与常青公司有过业务往来，在贷款快要到期时，常青公司未告诉过博林公司要将其保证的3000万元转给其关联公司常建公司购买，此不符合在主债务到期前常青公司向博林公司进行催要、谈判或者磋商的前期步骤。2、博林公司在一审期间曾申请追加常青公司为案件当事人，此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程序违法。3、博林公司所借的3000万元实际上已由保证人常青公司偿还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只能由常青公司向博林公司追偿，而不能由常青公司的关联企业常建公司以所谓的债权转让方式提起诉讼，此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常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给付其借款3000万元；2、判令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给付其借款利息（以300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0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确认其享有博林公司对保利城公司工程款债权的优先受偿权；4、由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为：（一）关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债权债务形成的相关情况。2013年10月29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1份，约定博林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敞口金额3000万元，本合同项下综合授信额度用于下列授信类别的额度分别为：贷款敞口金额3000万元整；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3000万元整；其他敞口金额3000万元整。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10月28日。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额度内，博林公司可一次或分次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书面申请使用该授信额度。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得到清偿，采取如下一种或几种担保方式：保证人石晓林、韦娜、常青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31号、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质押人博林公司与该行签订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本合同项下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含保证金或存单质押金额具体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同日，常青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鉴于博林公司和该行签订了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石晓林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3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担保的主合同、保证方式同上。韦娜作为保证人石晓林的配偶，在共有人声明条款中签名，确认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同日，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鉴于博林公司和该行签订了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博林公司自愿以其有权处分的应收账款作质押。出质标的为泗洪县半岛花园小区一期建设工程7#-10#楼、11#-41#楼（共31栋）的建设项目工程款，应收账款的详细情况以本合同所附“质押应收账款清单”为准。附件质押应收账款清单载明：应收账款付款人为保利城公司，发票编号23200112021100556605、23200122021101328646、203200122021101327723、203200120021100860664，发票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1000万元、1400万元、1000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4年11月30日。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该清单上加盖公章。同日，博林公司（出质人、甲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质权人、乙方）、保利城公司（应收账款付款人、丙方）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1份，约定：鉴于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博林公司将其与保利城公司形成的应收账款质押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出质标的为泗洪县半岛花园小区一期建设工程7#-10#楼、11#-41#楼（共31栋）的建设项目工程款，应收账款的详细情况以本协议所附“质押应收账款清单”为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手续或变更质押登记事项的，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应予以协助。该协议所附质押应收账款清单中所载内容与前述清单内容一致，博林公司、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均加盖公章。同日，博林公司（出质人）与恒丰银行（质权人）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约定：为保障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署的合同（合同号：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项下主债权的实现，双方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号：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就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事宜订立本协议。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上述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且博林公司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中的登记内容已确认无误。在主债权存续期限内，质权人有权一次或多次办理展期登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显示，登记种类为变更登记，交易类型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期限1年，登记到期日期2014年10月28日，填表人归档号：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主合同号码2013年恒银宁综字第000310250011号，主合同金额60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10月28日；质押合同号码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质押财产价值4400万元。填表人及质权人为恒丰银行南京分行，出质人为博林公司。质押财产描述中载明：质押财产是博林公司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11年10月土建、水电安装给保利城公司产生的应收货款，货款到期日为2014年11月30日，金额4400万元，发票号00860664、00556605、01327723、01328646。此后，质权人经变更登记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2013年10月29日，博林公司制作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1份，载明：“保利城公司：鉴于我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根据该合同，我公司将下列应收账款质押给债权银行，特向贵公司发出本质押通知。一、质押的应收账款以下第一款约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债权银行，详细信息中载明应收账款付款人为保利城公司，应收账款金额均为1000万元，到期日为2014年11月30日，发票号与《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附件清单所载一致。保利城公司在第二页“回执”联上加盖公章，载明：“博林公司（出质人）、恒丰银行（债权银行）：我公司已收到贵单位于2013年10月29日发出的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现同意并遵守该质押通知书的全部内容。”2013年10月29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10250011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1份，同意为博林公司开立以博林公司为出票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2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到期日为2014年4月29日。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3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11号《保证金合同》均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同日，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11号《保证金合同》，约定博林公司于签约当日向该行交付600万元保证金。当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即开具四份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博林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19日，承兑协议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10250011号，金额分别为325万元、297万元、295万元、283万元，合计1200万元。2013年10月30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10300011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1份，同意为博林公司开立以博林公司为出票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30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到期日为2014年4月30日。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30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11号《保证金合同》均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同日，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11号《保证金合同》，约定博林公司于签约当日向该行交付1500万元保证金。当日，该行即开具十份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博林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30日，承兑协议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10300011号，金额分别为284万元、371万元、325万元、376万元、259万元、295万元、378万元、377万元、127万元、208万元，合计3000万元。2013年10月31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10310011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1份，同意为博林公司开立以博林公司为出票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8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31日，到期日为2014年4月30日。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30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11号《保证金合同》均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同日，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10011号《保证金合同》，约定博林公司于签约当日向该行交付900万元保证金。当日，该行即开具四份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博林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30日，承兑协议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10310011号，金额均为900万元，合计3600万元。据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陈述，上述承兑汇票项下款项已结清。2014年4月29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2014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04250011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1份，同意为博林公司开立以博林公司为出票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58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8日。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30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均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同日，双方签订2014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04280011号《保证金合同》，约定博林公司于签约当日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交付80万元保证金。当日，该行即开具两份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博林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8日，承兑协议编号为2014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04250011号，金额分别为900万元和680万元，合计1580万元。2014年5月4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2014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05040011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1份，同意为博林公司开立以博林公司为出票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58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4日，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8日。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28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高保字第0003103000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均为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同日，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4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05040011号《保证金合同》，约定博林公司于签约当日向该行交付80万元保证金。当日，恒丰银行即开具两份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博林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博宇建材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8日，承兑协议编号为2014年恒银宁承字第000305040011号，金额分别为900万元和680万元，合计1580万元。据博林公司庭审中陈述，其未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过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则称，出现000310300021编号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的合同编号与纸质文本编号不一致，故出现了笔误。2014年10月28日，上述4份银行承兑汇票兑付。（二）款项流转情况。2014年10月24日，常青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2014年恒银宁借字第0005102000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约定借款金额3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0月23日，借款仅限用于购买黄沙、水泥、钢材管道等建筑材料。为担保上述合同的履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谢福建、缪世兰、如皋市如城新农村投资有限公司等个人和单位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常青公司为借款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供《销售合同》1份，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购买标的为各种钢材，单价分别从2800元/吨到3050元/吨不等，金额共计3646万元。银行工作人员在合同上注明“背景贸易真实”等字样。同日，常青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出具《资金贷款提款申请书》以申请提款，支付对象为常建公司，金额为3000万元，资金用途为购买建筑材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常建公司账户汇入3000万元。2014年10月20日，常建公司开具一张面值为3000万元的转账支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于同年10月24日将该笔款项从常建公司账户转入“待销帐”账户，凭证中事项用途载明“代偿”。2014年10月28日，上述款项又进入博林公司账户，用于支付承兑汇票项下的款项。2014年10月21日，博林公司泗洪分公司向保利城公司出具收据1份，载明收款金额为1200万元，收款事由为“常青公司代总公司还银行贷款抵房”。该收据上有“黄春林”、“冯继林”等人的签名。博林公司主张，常青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开具1张面值为300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交给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次日即派黄春林到博林公司泗洪分公司商讨如何偿还的问题。博林公司因暂无资金，提出以其开发的部分房屋来抵偿其中的1200万元，故形成了该份收据。后因在建工程无法办理权属变更，故未实际以房抵债，但博林公司石晓林此后曾向常青公司出具欠条。常建公司则主张，博林公司与常青公司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关系，其中有2585万元正在法院执行过程当中，而该收据系博林公司与常青公司之间的往来，也无履行所谓以房抵款手续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三）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2014年10月24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常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1份，载明：博林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借款3000万元，并提供对保利城公司应付工程款权利质押，由常青公司、石晓林、韦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双方达成协议如下：常建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前一次性给付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人民币3000万元整作为债权转让的对价；常建公司支付对价后，该行将对博林公司的3000万元债权转让给常建公司，担保主债权实现的质权、担保债权一并转让给常建公司；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常建公司付清转让款后，依法通知所有债务人、担保人、出质人。2014年11月7日，该行委托代理人顾耀矶向保利城公司、博林公司邮寄《债权转让通知》，南通市崇川公证处对其邮寄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四）其他相关事实博林公司在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时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副本）2份，其中关于半岛花园7#-10#楼的合同中，开工日期为2011年10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11月30日,总工期日历天数1141天；关于半岛花园别墅11#-41#（共31栋）开工日期为2011年10月12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11月25日，总工期日历天数1139天。而据保利城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开工日期和竣工日期均为2011年，前者总日历天数520天，后者180天，具体日期均为空白。一审争议焦点为：1、常建公司支付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款项是债权转让的对价还是代常青公司向该银行履行担保责任。2、博林公司所质押的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相应的质押权是否已设立，保利城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承担，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3、常建公司所主张的利息是否合法有据。一审法院认为：常建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的款项系债权转让的对价，案涉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博林公司作为主债务人，负有向债权受让人常建公司偿还欠款的义务，保利城公司亦应按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博林公司享有债权。关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博林公司是否享有债权的问题。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博林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及《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无悖法违规之处，应确认合法有效。依照我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按约向博林公司开具金额共计316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博林公司也应当按约将依合同开立的任一汇票项下票款于汇票到期日即2014年10月28日前足额交存承兑人即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处。在案涉汇票中，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做出承兑的意思表示，故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2014年10月24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常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虽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尚未履行付款义务，但其负有在汇票到期日见票即付的义务，且事实上其亦在2014年10月28日付款，而该笔款项并非由博林公司提交，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博林公司的债权已实际产生。二、案涉债权转让合法有效。依照法律规定，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点：（1）须有真实的债权存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常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尚未发生垫资行为，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向常建公司转让债权系属无权处分行为。但此后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款项已实际兑付，且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及常建公司对债权转让协议均不持异议，故应认定债权系真实存在。（2）债权须具有可转让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案涉债权并不属于以上情形，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有权向常建公司转让。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主张，因2014年10月24日尚未确定债权数额，故参照《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质押权不得转让。依照《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的本意在于，最高额抵押权在处分上的从属性具有特殊性，其只能随基础法律关系一同转让；其所担保的债权是连续发生的债权，在最高额抵押权没有确定时，债权总额尚未确定，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基于抵押权的不可分性，最高额抵押权不能随之转让。但在本案中，《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于担保的主债权金额明确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为实现债权和质权的费用等。如前所述，虽然当时银行的垫资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但该笔债权从常理上来说理应属于必然发生的债权，且事后亦已实际发生；《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权金额至决算期届满即2014年10月28日时已确定，债权转让协议中对出让的债权金额明确约定为3000万元，担保主债权实现的质权、担保债权一并转让给受让人。综上，本案不属于《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所规定的情形，债权具有可转让性。（3）让与人和受让人达成债权转让的合意。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常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盖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亦认可该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双方存在债权转让的真实合意。博林公司和保利城公司以支票存根中载明的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10月24日之前；以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交易凭证中载明收款事项用途为“代偿”、常建公司支付的3000万元来源于常青公司、博林公司已向常青公司出具欠条等为由，主张案涉款项实际系由常青公司提供，用于代偿博林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债务，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院认为，博林公司及保利城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案涉3000万元系常青公司为博林公司代偿债务：其一，支付款项与接受款项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偿还博林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相反，债权转让的事实有债权转让协议为证，博林公司及保利城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该协议并非于当时形成、且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常建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支票的出票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但出票时间并不等同于交付时间，即使交付支票发生在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但依照常理，在大额交易发生之前，双方一般需要一定期间的协商过程，故也不能以此认定交付支票的行为与债权转让协议无关。何况，正如博林公司与保利城公司主张的，常建公司支付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款项事实上来源于常青公司的贷款，而该笔贷款的发生时间为2014年10月24日，即常建公司于当日方才取得款项，故支票的实际交付时间也显然不可能在10月20日。其二，“代偿”之事项用途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记账所用，不能仅凭该二字就否定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且按照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主张的逻辑来说，当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尚未进行垫资，债务未实际形成，故也不应当产生所谓“代偿”的行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关于在电脑系统中的事项用途可选项与实际用途不一的情况下，择一相近用途录入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其三，载有“黄春林”签名的收据中，收款人为博林公司泗洪分公司，交款人为保利城公司，而如果确实如博林公司所述的该笔1200万元是博林公司向常青公司的还款，则交款单位应为博林公司，收款人为常青公司，而不应当将保利城公司记载为交款单位；且博林公司也未否认其与常青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该收据也无法证明常青公司与博林公司一致同意以房屋抵偿前述所谓代偿款；更何况以房抵债并未实际履行。其四，从形式上看，常建公司与常青公司股东不重合，法定代表人相异，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常建公司与常青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钢材买卖合同履行依据不充分，常建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所支付的款项也不能当然认定为是常青公司的代偿款项；常建公司以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购买债权的方式取得对博林公司的债权，也不能当然认定为实质上系常青公司为博林公司代偿借款。对于此类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银行债权，从而使债务人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债权受让人取得对主债务人的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的行为，我国法律并未作出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以常建公司、常青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钢材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为由，主张债权转让实为代偿借款的依据并不充分，故不予采信。（4）债权转让须采用一定的通知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通过快递将《债权转让通知》寄送给博林公司与保利城公司，故该转让对债务人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案涉债权转让合法有效，担保该债权的担保物权一并转让，受让人常建公司享有对博林公司应收账款的质押权。鉴于保利城公司系债务人博林公司应收账款的付款人，常建公司要求其直接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故不予支持。三、博林公司及保利城公司未能举证案涉应收账款确已清偿，故案涉质押权已设立，保利城公司应按《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条款履行其义务。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应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依照《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已依照上述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了质押登记，故质押权依法设立。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抗辩称，质押应收账款清单中所列的发票项下的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故常建公司主张行使质押权不成立。但从上述三份合同的形成情况来看，《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之后即为其附件1-1《质押应收账款清单》以及《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及其附件2-1《质押应收账款清单》，再后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页码呈连续排列，且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中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鉴章，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博林公司在其余文件上签名或盖章，故博林公司对于质押权的对象应属明知。而对于保利城公司提出的其仅看到《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第二页，而不知晓第一页中所列发票号码的主张，鉴于该通知书两页页码呈连续性，内容前后衔接，保利城公司在不知晓通知书第一页内容的情形下即在第二页回执中加盖公章显然有违常理。因此，该院认定保利城公司对应收账款质押权的范围应属明知。博林公司及保利城公司主张案涉应收账款在设立质押前已经清偿，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应收账款确已还清。退言之，即便保利城公司在设立质押前已经清偿应收账款，因保利城公司在收到博林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后，仍明确表示同意并遵守质押通知书的全部内容，故其应当按照通知书载明的条款履行相应的义务。关于案涉债权的担保物权是否包括应收账款质押权的问题。尽管《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载明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与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不一致，但博林公司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均确认其实际未签订过编号为“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300021号”的合同，且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中明确授信类别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期限为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10月28日，而汇票合同项下额度使用期限即发生在上述期限之内。故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未作明确排除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应当受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中载明的担保合同即2013年恒银宁承质字第00031028003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担保。四、关于利息的问题。常建公司自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受让取得的对博林公司的3000万元债权，而不包括向博林公司依照《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权利。但博林公司逾期付款，必然将导致常建公司资金占用期间的孳息损失，故应当自常建公司主张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此外，依照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本案事实已足以查清，故对于博林公司申请追加常青公司为第三人的主张，不予准许。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项、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博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建公司支付3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常建公司就博林公司对保利城公司的应收债权30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常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3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常建公司承担2575元，由博林公司、保利城公司承担196800元。二审庭审中，保利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博林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出具的《关于质押三方协议形成的经过及说明》，拟证明系博林公司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恶意串通骗取其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的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盖章。2、保利城公司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其他应收款明细账，拟证明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签订前，其已经将博林公司开具的并用于出质的案涉4张发票项下的工程款付清，截止2013年10月底，其已经向博林公司支付工程款9622万元。本院认为，1、博林公司和保利城公司均系本案当事人，博林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出具给保利城公司的《关于质押三方协议形成的经过及说明》并非属于证据的范畴，故本院对其作为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2、保利城公司提交的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其他应收款明细账系其单方制作，而其未能提供与博林公司开具的4张发票的时间和金额相对应的付款凭证，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付清博林公司已出质的4张发票项下的应收账款。二审庭审中，常建公司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保利城公司提出以下异议：1、认为一审判决查明的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该协议的落款时间2014年10月24日应系倒签；2、一审判决对于保利城公司提交的证明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是关联企业的相关证据未予提及；3、一审判决对于保利城公司是否已经向博林公司付清4张发票项下的应收账款的事实未能查清。博林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未查明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是关联企业的事实。本院认为，保利城公司的第1项异议，因常建公司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该协议的签订主体并不认可，且保利城公司也仅是推测，并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保利城公司的第2项异议，一审法院已经在对证据的质证、认证阶段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分析说明，故本院对亦不予采信；保利城公司的第3项异议以及博林公司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将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据此，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案涉《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第二条担保的主债权及担保范围条款中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整，其他内容按主合同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实现债权和质权的费用等。第三条账户的设立和监管条款约定：在质押期间，博林公司应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处开立账户（账号为85×××41），作为已出质应收账款的专用收款账户，该专用账户是唯一的，未经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书面同意，不得更改或另开立。第六条丙方（保利城公司）权利义务条款约定：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质押担保关系解除前，未经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书面同意，不得接受博林公司对应收账款专用账户的变更、撤销行为，不得接受或行使对博林公司的抵销权、抗辩权。第七条质权的实现条款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款本金或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垫付款项或相应利息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有权依法拍卖、变卖应收账款，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2、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常建公司是否可以依据该两份协议主张就博林公司对保利城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追加常青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是否适当。本院认为：一、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系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常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常建公司依据该协议取得对博林公司的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关于保利城公司提出的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常建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虚假的问题。一审中，保利城公司提交了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证明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实为同一场所，两公司均委托高兰花办理工商登记，常青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显示高兰花、常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初阳均是常青公司的职工，进而证明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是关联企业，常建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转账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3000万元实际是常青公司为博林公司代偿的借款，故应由保证人常青公司向主债务人博林公司追偿。本院认为，常建公司和常青公司的股东不重合，法定代表人不同，保利城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故本案尚不足以认定该两公司是关联企业。即使该两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常建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的3000万元债权转让款来源于常青公司基于和常建公司签订的《钢材销售合同》而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贷款所支付给常建公司的货款，但上述各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即在常青公司和常建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在常青公司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之间形成借款关系，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常建公司之间形成债权转让关系，也即常青公司贷款3000万元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履行担保责任，常建公司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的3000万元不能当然认定为是常青公司履行保证责任所代偿的款项。况且，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出借方，在博林公司可能无力偿还贷款时，选择用债权转让的方式收回贷款，是依法行使权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至于常青公司和常建公司之间《钢材销售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理涉。据此，本院对于保利城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保利城公司提出的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常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主债权尚未到期，故该协议应为无效的问题。《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二）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满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四）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五）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六）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是基于最高额抵押权在处分上的从属性具有特殊性，即其所担保的债权是连续发生的债权，在最高额抵押权没有确定时债权总额不确定，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故而规定最高额抵押权不随某一具体债权的转让而转让，而只能随基础法律关系一同转让。本案中，根据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博林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博林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期限至2014年10月28日，此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依据和博林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和5月4日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保证金合同》而开具的4份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和汇票到期日相吻合，即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博林公司的债权数额为3000万元，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8日。虽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于2014年10月24日和常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其对博林公司的债权尚未到期，即其在上述承兑汇票项下的垫资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系上述汇票的承兑银行，该笔债权属于必然发生的债权，既有事实证明上述汇票在2014年10月28日已被兑付，故该债权亦实际发生、真实存在，况且在债权到期日2014年10月28日之前其和博林公司之间已不可能发生新的债权，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亦是将全部债权转让给常建公司，故本案不符合《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情形。据此，保利城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保利城公司提出的常建公司不具备受让案涉债权的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9]24号）中规定：一、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没有禁止性规定，转让合同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社会投资者是指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转让具体的贷款债权，属于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经营性活动，不涉及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问题，受让主体无须具备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据此，保利城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至于保利城公司提出的本案是票据纠纷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合法有效，常建公司可依据上述协议向保利城公司主张权利。首先，博林公司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办理出质登记，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质权已经依法设立。该合同中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款本金或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垫付款项或相应利息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有权依法拍卖、变卖应收账款，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现常建公司受让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博林公司的债权以及担保权利，故其可以依据上述约定向博林公司以及应收账款的付款人保利城公司主张权利。其次，保利城公司、博林公司、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于签订《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的事实均无异议，而该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亦应有效。保利城公司主张系博林公司骗取其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的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盖章，且在签订协议前其已经付清博林公司用于质押的编号为00860664、00556605、01327723、01328646发票项下的工程款，故该协议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一则保利城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受博林公司欺诈而签订该协议，其作为商事主体，应明知其盖章行为的法律后果；二则保利城公司除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上加盖印章以外，还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回执上盖章，而该回执上方的打印内容即包括“贵公司（指保利城公司）在上述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将全部付至以下质押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由此可见，保利城公司在加盖印章时即知晓其是博林公司提供质押的应收账款的付款人，且其应将欠付的应收账款付至指定账户，保利城公司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三则保利城公司理应是在核实其是否结欠博林公司工程款及结欠数额的基础上再签订《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及加盖印章，而保利城公司提供的《其他应收账款明细账》系其单方制作，其提供的付款凭证与博林公司开具的4张发票的时间和金额也无法对应，故不能证明其在签订协议前已经付清博林公司出质的4张发票项下的工程款，况且直至常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保利城公司并未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出该抗辩。据此，本院对于保利城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中明确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款本金或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垫付款项或相应利息时，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有权依法拍卖、变卖应收账款，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故一审法院基于常建公司受让案涉债权的事实，而判决“常建公司就博林公司对保利城公司的应收债权30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三、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追加常青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保利城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追加申请，且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据现有证据足以查明案件事实，故对保利城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保利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宿迁市保利城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宿迁市保利城投资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的剩余部分2575元，由本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马 燕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