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13639号原告：钟华盛，男，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辉华，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雯，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谭玉明，男，1964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告：曾年妹，女，196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承雍，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绍浬，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东莞市大朗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美景大道一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63837319L。法定代表人：叶灼华。第三人：东莞市大朗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美景中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66465867M。法定代表人：叶灼华。原告钟华盛诉被告谭玉明、曾年妹及第三人东莞市大朗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朗公汽公司）、第三人东莞市大朗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朗公的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于2017年11月24日依原告的申请作出（2017）粤1972民初136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保全被告谭玉明、曾年妹银行存款2398224.42元或相应价值财产。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刘伍雄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刘伍雄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达良、人民陪审员李少华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华盛的委托代理人赖辉华、张嘉雯，被告谭玉明、曾年妹的委托代理人梁承雍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大朗公的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华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款项2398224.42元及利息（利息以应付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2003年3月18日，原告作为承租人与案外人东莞市大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朗镇政府）作为出租人签署《租赁经营合同》，主要约定出租人将其属下大朗公汽公司之牌照出租给原告经营；经营期限自2003年7月1日起，按每台车辆入户之日计十年；原告对大朗公汽公司的经营享有完全自主权，但须按照营业执照所核准范围及规定的规划线路进行合法经营；大朗公汽公司纳税后剩余的利润，由原告自主支配，租赁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风险责任，均由原告自行享有和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资金开展大朗公汽公司的经营运输活动，为东莞市大朗镇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而大朗镇经济飞速发展，原告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大朗公汽公司原有运力无法满足市民的公共交通需求，2008年2月28日，原告完全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大朗公汽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谭玉明作为乙方签署《挂靠经营合同》，主要约定经营期限自2008年3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如期满后大朗公汽公司与大朗镇政府合同延续的，则被告谭玉明的经营权相应延续；经营期间按政府或部门规定公交线路所享有的政府各项补贴等款项，按被告谭玉明车辆投放数量所占比例计算补贴款，所得款项由大朗公汽公司、被告谭玉明各占50%。现原告得知被告谭玉明及第三人大朗公的公司私自以其名义向政府部门领取油费补贴，且政府部门已发放油费补贴。根据《挂靠经营合同》第六条、《租赁经营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6点，第三人大朗公的公司支付给被告谭玉明的油费补贴中的50%即2398224.42元应属于原告所有，被告谭玉明恶意欺瞒的行为不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被告谭玉明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谭玉明、曾年妹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鉴于以上事实，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判如所请。被告谭玉明、曾年妹辩称：一、钟华盛没有权利起诉答辩人。1.原告钟华盛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的原告应该是大朗镇政府。首先，根据原告与大朗镇政府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原告只是租赁了大朗公汽公司的牌照，并非为大朗公汽公司的所有者，且依据合同法规定，该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钟华盛依据无效的合同提起诉讼没有事实依据。即使合同有效，该合同仅仅约束原告与大朗镇政府，钟华盛不能基于该内部协议起诉答辩人。大朗公汽公司是独立法人，大朗镇政府与钟华盛之间的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再，答辩人是与大朗公汽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并非与钟华盛签署挂靠协议，钟华盛并非合同的主体，其当然不享有合同的权利。2.《挂靠经营协议》已于2012年7月11日协商解除，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经过相关部门的多次协调，答辩人与大朗公汽公司在2012年4月6日就油价补贴和终止违法挂靠合同达成协议。由于原告没有履行该协议中约定时间内完成收购，2012年7月11日，大朗镇政府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由大朗镇政府委托大朗公的公司承接2012年4月6日的协议，对此钟华盛均到会参加并且同意。答辩人根据会议纪要以及协议向大朗公的公司交付了车辆，因此，合同已经解除，原告无权提起诉讼。3.退一步讲，即使钟华盛有权主张油价补贴亦已超过诉讼时效。自2012年7月24日之后答辩人与钟华盛再无任何法律关系，若其认为其权利受损，依法应当在2015年提起诉讼，原告现在提起诉讼很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二、答辩人有权获得油价款补贴。（一）事实依据。1.答辩人是大朗公汽公司90台车的所有者和实际经营者，车辆日常运营由答辩人负责，当然包括支付燃油费。2.根据〔2012〕3号会议纪要、〔2012〕11号会议纪要以及（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16号判决以及钟华盛提交的申辩意见、举报信，都可以证实钟华盛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会议纪要的内容。根据会议纪要，相关部门向答辩人发放了油价补贴款。（二）法律依据。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0年交通运输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东莞市财政局、东莞市交通局《关于拨付东莞市2010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文件精神，发放燃油补贴的原则是“谁支付燃油费谁受益”，钟华盛未支付过任何燃油费，因此，钟华盛没有理由获得油价补贴。被告曾年妹补充答辩称不确认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大朗公的公司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递交书面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为集体企业，登记股东为东莞市大朗镇经济联合总社、东莞市大朗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租赁经营合同》。合同显示，2003年3月18日，原告与大朗镇政府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由大朗镇政府将其属下东莞市大朗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牌照租赁给原告经营，租赁期限自2003年7月1日起按每台车辆入户计10年，并约定租赁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风险责任，均由原告自行享有和承担。原告认为可证实其权利来源。被告认为，该合同是无效合同，理由一是运输企业牌照不能租赁给他人使用，二是大朗公汽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大朗镇政府无权约定该公司的权利义务由他人享有和承担。原告补充说明称，合同并未损害其他人合法权利，应合法有效，且也只能由其他人提出而非本案被告提出合同效力问题。2.《挂靠经营合同》。该合同显示，2008年2月28日，原告以大朗公汽公司名义与被告谭玉明签订《挂靠经营合同》，约定被告的35台车辆挂靠在原告的名下营运，挂靠期从2008年3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挂靠经营合同》还约定，被告谭玉明自2008年8月1日起均按每月50000元包干向原告缴纳挂靠经营管理费，每5年递增30%。上述《挂靠经营合同》还约定，经营期间，按政府或部门规定公交线路所享有的政府各项补贴等款项，按被告谭玉明车辆投放数量所占比例计算补贴款，所得款项由原告与被告谭玉明各占50%。该合同原告签名处，有大朗公汽公司的印章。原告主张此为可证实其主张的合同依据。被告抗辩理由有三，一是合同中签约主体为大朗公汽公司，原告仅仅作为大朗公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二是合同中约定“各项补贴”没有明确何种补贴，属于约定不明，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三是该合同已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2年7月11日予以解除，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原告补充陈述所主张的权利发生于被告挂靠期间，因此合同即使解除亦不影响原告权利主张；合同关于各项补贴的约定也是明确的。3.进账单以及收据。上述凭证显示：（1）2013年6月25日，大朗公的公司支付被告谭玉明2444709.23元。（2）2013年11月21日，大朗公的公司支付被告谭玉明2351739.6元。被告认为，没有原件，难以确认，但同时也确认已完全收到油补，但因时间过长，具体数额不明。4.油补明细表、政府文件。油补明细表显示油补明细各年计算座位数量以及补贴标准。政府文件证实油补明细表的补贴标准。被告认为,确认政府文件的真实性，但对于油补明细表的具体发放数额，请法院依法查明。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5.粤财工（2012）115号《关于下达2011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12）219号《关于下达2011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中央财政补贴清算资金的通知》、东财函（2011）878号《关于拨付东莞市2010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含4个附件）、东财函（2012）938号《关于拨付东莞市2011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含4个附件）、东财函（2012）1312号《关于拨付东莞市2011年度交通运输行业油价补贴清算资金的通知》（含4个附件）。上述文件列明补贴对象为“经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港航管理局核准，按规定营运的城市公交”，发放程序为“拨付到各经营公司”，同时在监督管理部分要求“严格按照谁支付燃油费用谁收益”的原则发放补贴资金。被告认为“谁支付燃油费用谁收益”的表述可以证实被告有权获得燃油补贴。原告认为根据上述文件内容，补贴对象应当为公交企业，即原告所经营的大朗公汽公司。6.东交函（2012）578号《关于调整东莞市大朗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油价补贴资金拨付方式的复函》。上述复函显示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东莞市财政局于2012年10月11日回函至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大朗分局、东莞市财政局大朗分局，同意按照实际经营主体划分，直接由镇财政向承包者谭玉明拨付其经营的90标台车的油价补贴5588013元。原告认为没有收到该文件，且该文件损害了原告及大朗公汽公司的合法民事权利。7.东交（2011）679号《关于办理袁宝成代市长在大朗镇公交承包者反映未全额拨付公交国家油补款问题的来信上批示的情况报告》。该报告提出处理建议。被告认为可以以证实政府部门曾介入处理完毕。原告认为，原告未收过该文件，且原告、大朗公汽公司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应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8.〔2012〕3号工作会议纪要以及原告与被告谭玉明签订的《协议书》。〔2012〕3号工作会议纪要显示，2012年4月6日，大朗镇委镇政府就大朗公汽与谭玉明之间的挂靠经营问题主持召开了大朗镇公汽油价补贴款纠纷协调会，会议主要内容为：（1）大朗公汽钟华盛收购谭玉明挂靠的90台车辆，价格由大朗镇政府指定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评估，评估按车辆使用期限10年；（2）收购成功后，大朗公汽钟华盛与谭玉明终止于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3）大朗公汽钟华盛、谭玉明双方同意，2008年至2011年谭玉明90台车的交通运输业油价补贴10310592.6元由大朗镇财政分局暂为代管。其中，扣除2011年下半年大朗财政分局已经代管的油价补贴1202934元，钟华盛在2012年4月9日下午5点前向大朗财政分局汇付9107658.6元以作代管。全部代管的油价补贴汇付至大朗财政分局后，谭玉明即可领取其中的50%（应扣除2012年3月以来由大朗镇政府垫付的油款），余下的50%待收购成功后谭玉明即可领取。在收购成功并交付车辆前的油价补贴，由镇财政划付到谭玉明账户……。双方应互相配合，创造条件，确保在2012年4月20日前完成收购。《协议书》显示，原告钟华盛与被告谭玉明就会议纪要的相应内容于同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对会议纪要记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确认，并约定收购成功后，钟华盛、谭玉明双方即自动终止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被告认为，上述证据证实双方协商一致就油价补贴款已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也同意油价补贴款归被告所有,双方对于油价补贴的归属没有任何意见，收购未完成仅仅是车辆评估价格问题；同时结合判决可以证明，即使原告有权利主张油价补贴归属问题，其最迟应在2014年11月提起诉讼。原告认为，确认真实性，但认为（1）大朗公汽公司与谭玉明、东莞市财政局等相关案件中，也提出款项分配问题，因为大朗公汽公司诉讼结束后，会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原告，因此原告在当时没有提起相关主张，大朗公汽公司在2017年8月左右撤回相关案件，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应当在2017年8月起算；（2）该协议中“余下的50%待收购成功后谭玉明即可领取”，可以证实原告同意油补款归被告所有是以收购成功为前提达成的协议，因该协议达到收购成功，因此不能证明原告同意油补款归被告所有。9.〔2012〕11号工作会议纪要以及被告谭玉明与大朗公的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会议纪要显示，2012年7月11日，大朗镇委镇政府就收购谭玉明90台车主持召开协调会，会议纪要称由于钟华盛与谭玉明在评估收购价格问题上分歧较大，导致收购工作未能解决，经多方积极讨论，决定：（1）由大朗公的公司按88000元/台，对谭玉明90台车进行收购，共7920000元；（2）同意承接谭玉明与钟华盛4月6日签订的协议，包括2008年至2011年上半年谭玉明未领取的油补（共5155296.3元）一次性拨付给谭玉明，先代钟华盛退还合同押金900000元给谭玉明；另加上收购场地设施费500000元，车辆保险年检费分摊871011元、评估费分摊56250元、2008年以来特殊群体乘车一次性补贴1000000元，以及退还2008年以来谭玉明以1000000元收购钟华盛6台车的50%费用即500000元，收购谭玉明90台车需支付的总费用约为10850000元……。《协议书》显示，大朗公的公司与谭玉明就会议纪要的相应内容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对会议纪要记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确认及细化。协议签订后，谭玉明向大朗公的公司交付了90台公交车，相关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及线路牌亦一并随车交付。被告认为，上述证据可证明根据大朗镇政府的安排，原2012年4月的协议由大朗公的公司承接，被告与大朗公的公司签署了收购协议，原告到场参加了会议，其同意由大朗公的公司承接2012年4月的协议。原告认为，会议纪要的方案未经原告以及大朗公汽公司以协议方式进行约定，对原告及大朗公汽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与大朗公的公司签订的协议没有原告参与，无法以此证明免除其根据挂靠经营合同支付50%补偿款的义务。10.《关于我公司申请收回原谭玉明90台公汽经营权回复意见的申辩意见》。该书面意见显示，2012年8月10日，大朗公汽公司（实质为原告意思）致函大朗镇政府，主要内容有：（1）由于签订协议后谭玉明出尔反尔在评估后不同意按照评估价转让挂靠的90台车给大朗公汽公司，经多次磋商无效后由大朗公的公司收购。（2）2012年4月6日《协议书》约定“同意退回2008年到2012年7月50%燃料补贴1000余万元和挂靠押金900000元，另外同意退还2008年收购我司公交车的500000元和补偿停车场设施补贴500000元”是原告为大朗公汽公司收购获得90台车经营权做出的牺牲，现在原告已经完成上述条件，但却由大朗公的公司收购，要求按照大朗公的公司与谭玉明的收购条件自大朗公的公司处收回90台车的经营权。被告认为，可以证实原告是同意油价补贴款归属被告的。原告则认为，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11.一系列判决书（详见附表）。被告认为可以证明以下内容：(1)权利主体是大朗公汽公司，非原告本人；(2)证实90台车由被告谭玉明全资经营，车辆的所有燃油费全部由被告谭玉明支付；(3)大朗公汽公司曾就油价补贴问题提起系列案件诉讼；(4)（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的挂靠合同于2012年7月11日协商一致解除；(5)原告对于2012年4月6日的会议纪要及协议书是认可的，大朗公汽公司曾起诉，后以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原告认为，上述判决书证明大朗公汽公司才是油补对象而非谭玉明，上述证据亦证明挂靠经营合同非协商解除，而是被告、大朗镇政府、大朗公的公司在没有取得原告及大朗公汽公司同意情况下私自处理导致挂靠合同被终止。为查明事实，本案向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发函要求回复：1.《租赁经营合同》租赁期间大朗公汽公司的权利义务是否由钟华盛独自享有和承担，大朗公汽公司回复确认；2.《挂靠经营合同》被挂靠期间，大朗公汽公司的权利义务是否由钟华盛独自享有和承担，大朗公汽公司称该合同与大朗公汽公司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原、被告于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挂靠经营合同》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合法有效，此合同效力亦由（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双方应遵照履行。双方争议问题在于：一、原告是否为可主张案涉补贴的适格主体。二、原告主张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前述成立下，原告是否应当获得补贴分成。关于本案争议点一，被告主张依据《挂靠经营合同》，案涉权利主张应当由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提起，因此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原告与东莞市大朗镇政府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的法律效力已经（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701号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本院亦予以确认。虽然东莞市大朗镇政府非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的登记股东，但大朗公汽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大朗镇集体资产性质的股东，大朗镇政府是登记股东的出资人，亦是大朗公汽公司穿透性的实际控制人，在与原告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时以及履行“租赁合同”期间，大朗公汽公司、大朗公汽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等均没有对此租赁经营合同提出任何异议，且大朗公汽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账户、运输经营行政许可以及线路资源等由大朗公汽公司持有的彰显公司独立性的物品亦实际均交于原告钟华盛，故本院予以确认该合同效力可约束大朗公汽公司以及原告钟华盛。且需要说明的是，在诉讼期间，大朗公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未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权利归属异议，并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就此问题回复本院的函件中，对上述租赁期间权利再次作出确认归原告钟华盛的表述。故此，上述足以作为原告钟华盛依法取得自2003年7月1日起对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的经营权和享有租赁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债权以及承担租赁期间的一切债务的合同依据。又，根据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的复函，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确认《挂靠经营合同》属于租赁期间产生的合同，与其无关，即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对原告在本案的主张没有任何权利主张异议。结合前述关于《租赁经营合同》的认定以及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的确认，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在上述租赁期间内是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并依法具有依据《挂靠经营合同》向被告主张补贴的适格主体资格，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点，被告认为原告权利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为判决已认定《挂靠经营合同》自2012年7月11日双方合同解除，原告依法应当在2年内行使其权利。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依照上述规定，判定原告所提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以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依据上述规定以及本案查明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请求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为：1.自2013年12月23日以来，原告、被告、第三人大朗公汽公司以及大朗镇政府、东莞市财政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等围绕租赁经营、挂靠经营、补贴产生一系列案件，其中2013年12月23日受理的（2014）东二法行初字第3号、2013年12月23日受理的（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10号、2014年7月17日受理的（2014）东二法行初字第74号案中，均涉及到本案关于分配补贴的主张。2.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条文分析，如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该系列条文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判断标准为权利人是否已积极行为，而不是着眼于义务人是否得到通知，即权利人只需提起积极行为，义务人是否得到通知并不影响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上述规定，在一系列案中，本案被告非作为被主张主体，不作为审查原告诉讼时效已过的考虑因素，本项中，需要判断的是：本案原告是否已经提起积极行为。本院认为，该系列案中，虽然该系列案原告主体为大朗公汽公司，与本案原告钟华盛在法律上为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本院同时也注意到，当期大朗公汽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本案原告钟华盛，而根据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该系列案以基于《挂靠经营合同》的合同相对性以大朗公汽公司为原告并无不当，实际上，该系列案中，仍处于《租赁经营合同》所约定的租赁期间，原告钟华盛为实际经营者，该系列案的提起，实质基于原告钟华盛自身的利益而主张，若然该系列案诉讼成功，本案原告的主张自大朗公汽公司处亦是可以得到保护的，权利人对法律行为的不同认知不能否定原告已经积极主张权利的事实。综上所述，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主张，因一系列案诉讼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三点，首先关于补贴对象，根据双方提交的一系列政府文件，列明补贴对象为“经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港航管理局核准，按规定营运的城市公交”，发放程序为“拨付到各经营公司”，同时在监督管理部分要求“严格按照谁支付燃油费用谁收益”的原则发放补贴资金。被告认为“谁支付燃油费用谁收益”的表述可以证实被告有权获得燃油补贴。原告认为根据上述文件内容，补贴对象应当为公交企业，即原告所经营的大朗公汽公司。本院认为，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上述文件内容是关于规范政府履行行政行为的文件，约束的对象是履行行政行为的政府，即政府应当向谁发放补贴的问题。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按涉补贴的发放对象明确为“经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港航管理局核准，按规定营运的城市公交”以及“拨付到各经营公司”，发放对象显然非被告所主张的承包、挂靠的当事人。其次，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行为的效力不能替代处理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在确定发放对象时，政府行政行为效力止于向“经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港航管理局核准，按规定营运的城市公交”付款，而行政行为效力自补贴发放后即告终止。至于受款人收到款项后对于补贴如何处理的问题，则应当属于民事主体在民事法律调整范围自行约定，应当遵循自由约定原则，由各相关人自行约定，甚至于受款方将款项全数无偿给予他人，亦属于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范围，不再受行政行为效力的调整。故此，被告以上述行政规范的行政行为作为调整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关于补贴发放后是否应当分割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合同是双方依据市场状况自由意思表达的谈判结果，在确定合同条款时，当事人已经充分考虑和预见合同的未来收益以及商业风险，是市场性的商业判断。合同条款不同，对价则不同，可以想象的是，若本案合同中约定补贴全归本案被告，在挂靠费上原告可能开出比原挂靠价格为高的报价；如补贴全归本案原告，则被告所能支付的挂靠费可能就比原来价格为低，因此，本合同关于补贴各占50%的约定，合法有效，应当按照《挂靠经营合同》的约定，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外，关于被告提出双方已于2012年4月6日达成协议，原告同意全部补贴归被告所有的主张。本院认为，该协议内容约定：1.“余下的50%待收购成功后谭玉明即可领取”；2.“收购成功后，钟华盛、谭玉明双方即自动终止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显然，第2点反向意思为若收购不成功，即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不终止，双方应当按照《挂靠经营合同》履行；第1点中支付余下50%款项的前提是收购成功，收回线路的经营权，两者相互结合，可以证实50%款项的支付是附收购成功条件的支付。被告提到〔2012〕11号工作会议纪要以及被告与大朗公的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可以证实原告同意该处理方案，但该《协议书》并没有得到原告的签名，不能证实原告同意向被告支付余下的50%补贴。故此，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发放补贴情况，原告提交了进账单以及收据为证，被告确认已全部领取，但拒绝说明领取数额，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所提交证据，即被告谭玉明应当向原告支付2398224.42元以及利息（以2398224.4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曾年妹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本案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属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限被告谭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钟华盛支付已领取的补贴款2398224.42元以及利息（以2398224.4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为25986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谭玉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审 判 长  刘伍雄人民陪审员  王达良人民陪审员  李少华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陈清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