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7行初78号原告上海奔科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黄纪略。委托代理人李吏民，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冲，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沈明。委托代理人顾雯碕。委托代理人许静雯，上海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奔科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科公司”)不服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九亭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奔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纪略、委托代理人李吏民、袁冲，被告九亭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顾雯碕、许静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9月30日，被告九亭镇政府对原告奔科公司作出沪松九府强拆决字2016第078570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强拆决定”)，认定原告在本市松江区易富路XXX弄XXX号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向原告发出沪松九府责限拆决字2016第078570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下简称“《限拆决定书》”)，后向其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以下简称“《限拆催告书》”)和《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以下简称“《限拆公告》”)，限期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经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依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2011年修正)(以下简称“《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将于同年10月8日组织强制拆除。届时，请原告取走违法建筑内的财物。原告奔科公司诉称：原告在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XXX弄XXX号有合法房屋。在原告与被告的行政强制纠纷案件中，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得知，被告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下简称“《强拆决定书》”)，称将于同年10月8日组织强制拆除，后原告房屋于当日被强制拆除。被诉强拆决定超越法定职权，无事实根据，未履行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故起诉请求判令撤销被诉强拆决定。被告九亭镇政府辩称：一、经被告调查，发现涉案建筑物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也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法属于违法建筑。二、涉案建筑物在被告的行政区域内且属乡、村庄范围内。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被告有权对违法建筑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三、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被告依法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限拆决定书》、《限拆催告书》、《强拆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以下简称“《强拆通告》”)等文书。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被告九亭镇政府提供了以下依据、证据：(一)证明有权作出被诉强拆决定的职权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3、《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经质证，原告认为涉案建筑物位于城市规划区内，被告无相应的职权依据。对此，被告质辩称：涉案建筑物位于被告行政区域内的乡、村庄规划区内，应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而非第六十四条。(二)证明被诉强拆决定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1、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九亭所(以下简称“九亭所”)出具的图示，证明涉案建筑物所在土地的位置及四至范围，属于朱泾浜村的集体土地，且位于被告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乡、村庄规划区内，而非城市规划区内；2、2016年9月23日上海久富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久富开发区”)与案外人上海岚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岚慈公司”)签订的《代为清退协议书》，证明协议书中描述了违法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即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533弄，并写明了(奔科)，故违法建筑物系原告搭建，其将部分建筑物出租给了岚慈公司使用；3、照片2张，证明岚慈公司所在的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XXX弄XXX号就是原告违法建筑物所在地址，该处只有一个门卫，即照片中所涉的小房子；4、2016年6月13日《现场检查笔录》，证明被告于当日至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XXX弄XXX号检查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确认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5、2016年6月17日上海宇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申公司”)与岚慈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开票资料，证明涉案建筑物中有岚慈公司实际租赁并使用的部分。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仅是九亭所加盖印章的图纸，系该用地的范围图，而非规划图，无法证明涉案建筑物违反规划；该图纸并非权属证明，也无相应权属证书印证，无法证明涉案地块是集体土地，且权属证书需相关政府部门登记造册颁发，而九亭所并无相应职权。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无岚慈公司加盖印章，且涉案建筑物大部分系原告自用，其他出租给上海凯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全公司”)，故岚慈公司与本案无关；协议中易富路533弄有涂改，且虽然写了(奔科)，但并无原告加盖印章，无法认定岚慈公司承租的是涉案建筑物。对证据3中有原告牌子的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被告知晓涉案建筑物属于原告；对另一张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没有原始载体供核对，未写明制作人、制作时间、制作地点，也未显示岚慈公司的相关信息，原告在厂区内从未见过易富路XXX弄XXX号的牌子，且照片中有进出门的杆子，挂牌子的痕迹只有门框的一半，但有原告牌子的照片中并无杆子，挂的牌子接近地面，故与涉案建筑物系两个地址。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告并未至现场进行检查，记载的当事人为岚慈公司而非原告，检查的地点是易富路XXX弄XXX号，并非易富路5期5号，且岚慈公司使用的面积仅为700平方米，而原告厂房面积为3,600多平方米，面积亦无法吻合；笔录中无当事人签名，也未记载未签名的原因；见证人马亮、陆益军笔迹一致，系同一人所签，且笔迹与(2017)沪0117行初36号案件中二人的笔迹不一致，二人身份亦不明确，并非见证人，已成为被告的工作人员；检查人员沈晓峰、陆逍云笔迹也一致；无相应的视频材料相印证。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并未将涉案建筑物出租给宇申公司；原告不认可岚慈公司承租涉案建筑物，仅根据《代为清退协议书》、《租赁合同》得知租赁面积为700多平方米，且租赁地址也非涉案建筑物的地址。对此，被告质辩称：关于证据1，并无法律规定被告在查处时需要提供土地权属证，图示中有九亭所盖章，代表其查实土地范围及权属后予以确认，对此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关于证据2、3和5，系证明原告与岚慈公司及涉案建筑物的关系，证据2中虽存在笔误但注明(奔科)指向的就是原告，证据3中有易富路XXX弄XXX号牌子的照片上有牌子拆掉后的印记，不能因两块牌子挂的位置高低不同而认定非同一建筑物，从广告牌及小屋的窗子可看出系同一建筑物，且因涉案建筑物被拆除，故自然没有栏杆。关于证据4，易富路XXX弄XXX号是有围墙的，门牌号对应的就是原告整个厂区的建筑物，原告自认岚慈公司使用了700多平方米，可见其认可岚慈公司使用的就是该厂区；马亮、陆益军系见证人，目前是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沈晓峰、陆逍云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时出示了工作证件。(三)证明被诉强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经质证，原告对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若认定原告厂房系违法建筑而进行强制拆除，应依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即需发布公告、限期拆除，在法定期限内不复议、不诉讼才可作出强拆决定、进行强拆，故被告适用该法第三十七条不正确。对此，被告质辩称：涉案建筑物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系违法建筑。(四)证明被诉强拆决定执法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文本材料证据：法律法规依据：1、《拆违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2、《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经质证，原告对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认为若是违法建筑，对违法建筑的拆除需按照《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而被告未按照该规定履行程序。文本材料证据：1、2016年7月8日沪松九府责限拆告字2016第078570号《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将涉案建筑物认定为违法建筑后，于2016年7月8日向原告作出并直接送达了《事先告知书》，明确告知原告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责令其限期拆除，并告知了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2、2016年7月14日《限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在向原告送达了《事先告知书》且其未拆除的情况下，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并直接送达了《限拆决定书》，再次向原告明确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应自行拆除；3、2016年9月26日沪松九府限拆催字2016第078570号《限拆催告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限拆催告书》，再次向原告明确涉案建筑物系违法建筑物，要求其限期拆除以及不拆除的法律后果，同时告知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告知了陈述申辩的时间、地点；4、2016年9月30日沪松九府强拆决字2016第078570号《强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6年9月30日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强拆决定书》，再次向原告明确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并告知由于原告未自行拆除，被告将于同年10月8日组织强制拆除。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中《事先告知书》原件与复印件的书写笔迹存在差异，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从九亭所出具的图示可见被告知晓涉案地块属于原告，但《事先告知书》却针对的是岚慈公司，而非原告，故与本案无关；对送达回证的真实性有异议，送达人为一组数字而非签名，收件人的身份情况不明，无法证明依法送达了岚慈公司。证据2中《限拆决定书》的原件与复印件虽然内容一致，但书写笔迹存在差异，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限拆决定书》针对的是岚慈公司而非原告，且从被告提交的《租赁合同》可看出，岚慈公司租赁的是宇申公司的厂房，租赁面积为700平方米，故被告称《限拆决定书》针对的是涉案建筑物并无相应依据，但因被告将该决定作为强拆涉案建筑物的依据，故对关联性予以认可；对送达回证的意见同对证据1中送达回证的意见。对证据3，原告从未收到《限拆催告书》，庭审时系第一次见到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催告书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的规定，若是违法建筑，对违法建筑的拆除需在限拆决定作出后，且不复议不诉讼才可强制拆除，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限拆决定，于9月26日作出限拆催告，显然没有超过法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6个月，另，《限拆催告书》未依法送达本案原告，剥夺了原告相应的救济权利，无法进行相应的陈述申辩；送达回证的形式不合法，收件人马亮、陆益军不是原告员工，且若留置送达需相应的见证人见证。证据4的意见同证据3，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必须按照《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期限是法定的，必须救济期满后才可作出强拆决定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限拆决定，于9月30日作出强拆决定，该时间显然在限拆决定的法定起诉期限内；对送达回证的意见同证据3中送达回证的意见。对此，被告质辩称：第一，《事先告知书》及《限拆决定书》虽未写原告名称，但系针对原告及涉案建筑物所作，且写明地址为易富路XXX弄XXX号，该门牌号内的建筑物均是违法建筑。第二，被告提供的两张照片中均可看出易富路XXX弄XXX号有门卫，负责签收，该门卫系原告的门卫，虽然其出租厂房，但作为唯一的房东，门卫的签收可代表原告的签收；另，虽然被送达人的名称有误，但可证明原告已收到，原告虽否认其与岚慈公司的关系，但又认可《租赁合同》中的实际租赁面积，前后存在矛盾。第三，关于留置送达的情况，送达人一栏中的数字编号分别代表了被告执法队员，其中的153164系沈晓峰、152106系陆逍云，另，收件人签章及收件时间一栏中，马亮、陆益军系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虽填写在收件人一栏，实际系见证人。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2017年1月26日被告提交的答辩状、证据目录、2016年9月30日沪松九府强拆决字2016第078570号《强拆决定书》，证明原告通过起诉被告强拆案件，得知被告作出了被诉强拆决定；3、1995年3月7日松九府字(95)第42号《松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建立“上海久富私营经济开发区”的批复》、1996年7月4日松九府字(96)第117号《关于变更九亭私营经济开发区名称的请示》及松江县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证明原松江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上海久富私营经济开发区，后经九亭镇政府申请变更为现在的久富开发区，久富开发区系经法定部门批准设立，原告厂房在久富开发区内，符合规划，所建厂房亦经相应的规划部门的审批，故不属于违法建筑；4.1、2005年1月26日《合股投资协议书》，证明原告股东黄纪略、张朝准、郑加森合资成立一家公司，以杭州吉利电子商行的名义购买厂房；4.2、《银行征询函》、2006年6月8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2006年6月12日《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股东黄纪略、张朝准、郑加森按照《合股投资协议书》成立了原告；4.3、2004年6月4日久富开发区与杭州吉利电子商行签订的《土地及厂房出让协议书》，证明原告股东以杭州吉利电子商行名义，通过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转让厂房及土地取得了厂房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被告保证对该厂房产权合法拥有且无任何产权纠纷，土地使用期限为50年，并负责办理产权证手续；4.4、杭州吉利电子商行购买田富五期5号厂房的《收据》4张及《电汇凭证》(回单)1张，证明原告向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相关款项；4.5、2005年8月26日久富开发区与杭州吉利电子商行签订的《上海久富经济开发区(田富五期标准厂房)交房书》，证明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对厂房已竣工验收合格，交付的为合格房屋，若该房屋存在问题，应当由被告承担；4.6、总平面图，证明由上海广厦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原告厂房，久富开发区在交房时提供了该图纸；5、2006年4月26日上海市松江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九亭所出具的《房产房权证明》，证明上海市松江区房屋土地管理局认定原告为厂房的所有权人，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未取得房产证的责任在于被告而非原告；6.1、2003年10月9日松九府字(2003)第312号《关于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建造生产用房项目的请示》，证明久富开发区系被告的下属单位，被告对涉案项目厂房建设进行立项；6.2、2003年12月1日松计字(2003)第1212号《关于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建造生产用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证明上海市松江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同意对被告所涉厂房项目进行立项；6.3、2006年9月7日松九府字(2006)第308号《关于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建造生产用房变更建设单位及结转的请示》，证明被告向区发改委申请对涉案地块立项变更为原告，且清楚涉案建筑物的建造情况，能印证原告系向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购买的厂房；6.4、2006年9月17日松发改字[2006]1055号《关于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建造生产用房项目部分变更建设单位的批复》，证明原告取得了厂房的立项审批；7.1、2003年9月30日松规局字(2003)第107号《关于要求对上海久富经济开发区用地范围调整请示的回复》，证明原告厂房位于城市规划区而非乡、村庄规划区，系工业发展用地，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进行厂房建设符合城乡规划，被告无权作出限拆决定；7.2、2003年10月14日松规建字(2003)第0529号《关于核发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通知》，证明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进行厂房建设选址符合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的相关规定；7.3、2003年10月14日松规建字(2003)第0530号《关于核发上海田富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通知》，证明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进行厂房建设选址符合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的相关规定，规划部门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7.4、2003年7月14日沪地(2003)0218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明原告厂房所在区域为城市规划区，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进行厂房建设符合城市规划，被告无权作出限拆决定；7.5、2006年12月29日松规建字(2006)第0622号《关于核发上海奔科电气有限公司建造生产用房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通知》，证明原告厂房位于城市规划区而非乡、村庄规划区内，系工业发展用地，且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告无权作出限拆决定；8、《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证明涉案土地已被征用，不属于村集体所有，村集体及村民从未主张权利，九亭所出具的图示标注土地属集体所有没有依据；9、2016年7月8日《公证书》，证明被告下属的久富开发区对外进行招商，对外用地属于工业用地，若该区域涉嫌违法用地、违反规划，则被告及相关部门涉嫌虚假宣传，且涉嫌违法犯罪；10、2013年6月10日原告与凯全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原告将涉案建筑物的一小部分出租给了凯全公司，而非岚慈公司，岚慈公司与本案无关；11、2016年6月20日九亭镇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出具的《告知书》，证明被告对于涉案建筑物属于原告所有是知情的，而原告在法院谈话笔录中认可收到的是该《告知书》。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被告已依法向原告作出并送达《强拆决定书》。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涉案建筑物系违法建筑已经由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对证据4-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久富开发区并非被告的下属单位，故被告不清楚、也无法认定该开发区盖章出具的材料或者收取的款项；第二，原告股东之前的协议及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第三，原告提供的由其他部门盖章出具的材料均记载了有效期，但现已过期，故并不合法，且从落款时间看系涉案建筑物建造完成后才办理的；第四，原告称系购买的标准厂房，但从其证据中可看出系立项批复自建，且资金自筹，故存在矛盾；第五，原告提供的由其他部门盖章出具的材料无法证明涉案地块位于城市规划区内，原告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涉案地块被征用并划入城市规划区内，被告提供的图示可证明涉案地块的性质及规划用途；第六，原告提供的证据可印证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则之前获取的其他证件均无法律效力，故无法证明涉案建筑物合法。对证据11，认为未加盖被告公章，且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此，原告质辩称：第一，对于《强拆决定书》，原告从未见过并收到，且被告提供的送达凭证亦不符合法律规定，送达回证中的送达人、见证人身份不明，签字笔迹系一人所签，故无法证明被告依法将《强拆决定书》送达原告；第二，《土地及厂房出让协议书》中甲方的签字代表系被告的工业镇长朱慰军，结合其他证据可充分证明久富开发区由被告设立，系被告的下属单位，并由被告的镇长、一级党委书记至原告所在地方招商引资；第三，《租赁合同》所涉的房屋大部分由原告自用，仅有一小部分出租给凯全公司；第四，相关部门出具材料的有效期与法律效力并非同一概念，目前并无相关部门认定相关文件作废、无效或撤销，故仍有法律效力；第五，上海市松江区规划管理局作为松江区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认定是否违反规划，且在对涉案建筑物认定合法后发放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六，原告购买的是已建成的厂房，变更规划和立项是为了办理产权证书，且系被告向相关部门提出的申请，后由相关部门批复同意；第七，原告提供的《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可证明涉案地块已被征用为工业用地，截至目前仍没有村集体及村民主张权利；第八，《告知书》加盖了九亭镇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的公章，该办由被告设立，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且《告知书》未对涉案建筑物是否违法进行认定。上述依据、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在作出被诉强拆决定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事先告知书》、《限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虽符合真实性要求，但并非向原告所作，无法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内容。原告提供的证据2、4.3，虽符合真实性要求，但与3、4.4、4.5、4.6、5-10等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依据、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6月13日，被告工作人员至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XXX弄XXX号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涉案建筑物无合法审批手续，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筑。同年7月8日，被告向案外人岚慈公司作出并送达了《事先告知书》，告知其查处的事实、理由、拟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以及陈述和申辩权，后被告于同月14日向该公司作出并送达了《限拆决定书》，认定其在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XXX弄XXX号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遂依据该法第六十五条和《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于2016年7月21日16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依法强制拆除。同年9月2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限拆催告书》，告知其在收到该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同月3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强拆决定书》，认定原告在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易富路XXX弄XXX号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于2016年7月4日向原告发出《限拆决定书》，后向其发出《限拆催告书》和《限拆公告》，限期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经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涉案建筑物，依据《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将于同年10月8日组织强制拆除。届时，请原告取走违法建筑内的财物。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于2016年10月8日对涉案建筑物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又查明：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受理了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限拆决定书》一案，案号为(2017)沪0117行初77号，该案经本院一审判决确认被告作出《限拆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8)沪01行终1234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乡、村庄规划区的违法建筑拆除，由乡、镇人民政府参照本规定执行。”《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据此，被告具有作出被诉强拆决定的法定职权。但鉴于被告作出的限拆决定已被确认违法，故其依据限拆决定所作出的被诉强拆决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应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及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沪松九府强拆决字2016第078570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轶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人民陪审员  张春龙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赵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