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7行初267号原告上海莫那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李俊。委托代理人李吏民，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沈明。委托代理人顾雯碕。委托代理人许静雯，上海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莫那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那公司”)不服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九亭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莫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俊、委托代理人李吏民，被告九亭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顾雯碕、许静雯，到庭参加了诉讼。2016年10月26日，被告九亭镇政府强制拆除了原告莫那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龙高路XXX号内的建筑物(以下简称“涉案建筑物”)。原告莫那公司诉称：涉案建筑物系合法。2016年10月25日，被告作出沪松九府强拆告字2016第078536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以下简称“《强拆通告》”)，决定将于次日组织强制拆除。后涉案建筑物于2016年10月26日被强制拆除。被告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超越法定职权，没有事实根据，未履行法定程序，应当依法确认违法。故起诉要求判令：1、确认被告九亭镇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的行为(以下简称“被诉强拆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九亭镇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强拆行为系履行法定职责。涉案建筑物所在土地系集体所有土地，位于被告的行政区域内，因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依法属于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四条及《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2011年修正)(以下简称“《拆违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有权查处和拆除涉案建筑物。二、被诉强拆行为的程序合法。被告经调查认定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后，依法向原告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强拆通告》等法律文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被告九亭镇政府提供了以下证据：(一)证明有权作出被诉强拆行为的职权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3、《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经质证，原告认为涉案建筑物位于城市规划区内，被告无权作出被诉强拆行为。对此，被告质辩称：原告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位于城市规划区域内。(二)证明被诉强拆行为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1、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九亭所(以下简称“九亭所”)出某的图示，证明涉案建筑物所在土地的四至范围和权属信息，涉案土地系集体土地，目前仍属于本市松江区九亭镇朱龙村，图示也能大概标识涉案建筑物所在的位置；2、2016年6月15日《现场检查笔录》，证明当日被告在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中，发现了原告所在位置及区域内的违法建筑，并经核实发现原告无法提供有关涉案建筑物的任何合法手续，故认定涉案建筑物为违法建筑。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制作单位加盖的公章；并非规划图，无法证明涉案建筑物的建造违反了城乡或城市规划；也非权属证书，九亭所无权认定该地块的所有权归属于朱龙村，并无相应的权属证书相印证；从该图中可看出，涉案建筑物周围的厂房都是企业，涉案土地属于工业用地。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检查人员从未到涉案建筑物处进行过任何检查；当事人签名一栏空白，且未说明具体原因；检查人员沈晓峰、陆逍云的签名明显看出系一人的笔迹，且二人身份不明，未附身份情况，见证人赵青春和须卫东的身份情况亦不明，二人也系文书送达回证上的见证人，说明二人并非见证人，而系被告专门负责送达的工作人员，形式上不合法；在一系列案件中，现场检查时间均为半个小时，记录的内容也一致，充分说明被告针对上海久富经济开发区批量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并未去现场检查，也无相应的视频、影像材料相印证，故内容上不合法。对此，被告质辩称：证据1中有制作单位加盖公章，可证明九亭所经核查发现涉案土地系集体土地，用于农业建设，以及目前的权属状态，若原告有异议，可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证据2中当事人未签名系因其拒签；见证人、检查人均至现场，笔录也系在现场制作，虽未附身份证明，但上述人员在现场时均出某过证件，否则原告不可能允许他们进入现场，被告也已提交了相关人员的证明及证件供法庭参考；见证人在相关文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字，系作为见证人而非被告的工作人员；另，被告是经多次检查后，于2016年6月15日制作了该笔录，并非仅在半小时内查实。(三)证明被诉强拆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所作的是行政强制行为，应当依照《行政强制法》规定的一系列程序。(四)证明被诉强拆行为执法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文本材料证据：法律法规依据：1、《拆违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2、《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3、《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以及《城乡规划法》对违法建筑认定和拆除的相关规定。对此，被告质辩称：其举证的是被诉强拆行为程序合法的依据，故适用法律法规合法、正确。文本材料证据：1、2016年7月6日沪松九府责限拆告字2016第078536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当日向原告送达了《事先告知书》，明确告知其涉案建筑物为违法建筑，要求自行拆除，并依法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2、2016年7月14日沪松九府责限拆决字2016第078536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下简称“《限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在收到《事先告知书》后没有自行拆除，故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该《限拆决定书》，明确了责令拆除违法建筑物的时间；3、2016年7月18日沪松九府限拆催字2016第078536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以下简称“《催告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该《催告书》，并送达原告；4、2016年10月25日沪松九府强拆决字2016第078536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下简称“《强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该《强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5、执法证人员陆逍云、沈晓峰执法证复印件及2017年5月30日《证明》两份，证明陆逍云、沈晓峰持有合法有效的证件，系被告的执法工作人员，而赵青春和须卫东系九亭镇朱龙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被告送达文书时作为见证人。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系在庭审中第一次看到《事先告知书》的原件，且该告知书并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涉案建筑物位于城市规划区内，被告无权作出涉案限拆决定；对送达回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收件人彭某并非原告公司的员工，原告对其身份不清楚，无法证明被告已依法送达。对证据2中的《限拆决定书》，原告系在庭审中第一次看到，且该决定超越法定职权，未履行法定程序，无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对送达回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见证人赵青春、须卫东的身份不明，且与《现场检查笔录》中的见证人一致，说明二人是为了见证而见证的，实为被告的文书送达人，故形式上不合法，无法证明被告已依法送达。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收到该文书，见证人和送达人没有相应的身份情况予以印证，也不符合留置送达的条件。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收到该文书，送达人系一串数字，没有送达人的身份情况；该文书中称其于2016年10月18日发出过《催告书》，而《催告书》系2016年7月18日作出，送达回证的见证人签字日期也是2016年7月18日，明显相矛盾。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有执法证号，在送达时也应当签署执法人员的姓名而非数字；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原件以及赵庆春和须卫东的身份证予以印证，且称二人在拆除违法建筑查处工作中担任见证人，证明二人实为被告工作人员，不能作为见证人。对此，被告质辩称：《强拆决定书》中记载的发出《催告书》和《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的日期系工作人员的笔误，实际均是2016年7月18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由于是张贴的，故无送达回证。关于送达回证上的编号，被告提供了两位执法人员执法证件编号，以此可证明是哪一位执法人员。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6年10月25日《强拆通告》，证明被告作出了涉案限拆决定；2、2001年12月28日上海市松江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授权代表是沈鸣华)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俊签订的《出让土地使用权预约协议》，证明上海市松江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向原告出让了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约定的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用于建造标准厂房，且涉案土地属于位于城市规划区而非乡村规划区；3、原告拍摄的强拆时照片6张，证明涉案建筑物被强拆时的情况；4、2002年6月4日《关于上海习丰羽印花有限公司建造生产用房项目计划的批复》及2017年7月6日上海赵家角实业有限公司出某的《证明》，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的厂房向上海市松江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申请立项，该委向被告作出了立项批复，明确涉案土地用于生产，属于工业用地；5、2003年8月27日《关于核发松江565号地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通知》，证明原告的厂房所在地块通过了上海市松江区规划管理局的规划选址，涉案土地的性质属于工业用地，允许建造工业厂房，位于城市规划区域内，被告无权对涉案建筑物是否合法作出认定，更无权进行强制拆除；6、2015年5月12日、20日《税收缴款书》各一份、2017年7月26日《税收完税证明》3张，证明税务机关对原告的涉案房屋收取了房产税，对涉案土地收取了城镇土地使用税，故原告对涉案的房屋拥有相应的产权，对涉案土地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且涉案土地位于城市规划区域内，被告无权对涉案建筑物进行拆除。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第一段中被划掉的内容系笔误，被告曾向原告发出过催告书和公告，因本案中不涉及，故未提供。对证据2，原告未提供完整的原件，协议的甲方未加盖公章，签字人的身份不明，李俊是以上海习丰羽印花有限公司的名义签字的，与原告没有关联性，且无法证明涉案土地系工业用地，以及涉案建筑物位于城市规划区内。证据3看不出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但被告确认拆除了涉案建筑物。对证据4，认为(2017)沪0117行初266号生效判决已确认涉案建筑物系违法建筑，故原告提供该批复无法证明其目的，且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由案外人出某，内容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5意见同证据4中的批复。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仅能证明原告与税务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无关，且生效判决已认定涉案建筑物系违法建筑。对此，原告质辩称：第一，立项文件和选址意见书均由法定部门向被告出某的，客观、真实，可证明涉案土地属工业用地，经过立项和选址，允许建设厂房，不能因为一个生效判决就改变涉案土地的性质。第二，税务部门收取税费的依据来源于土地和房产部门，收取了房产税和土地税即证明区认可涉案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在作出被诉强拆行为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4-6与本案被诉强拆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事实认定、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以及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7月14日，被告向原告作出《限拆决定书》，认定原告擅自搭建涉案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并依据该法第六十五条和《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原告于同月18日16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依法强制拆除。届期，原告未自行拆除涉案建筑物。2016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催告书》，催告原告自收到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拆除涉案建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2016年10月25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强拆决定书》，认定原告擅自搭建涉案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因原告在《限拆决定书》规定期限内未拆除上述违法建筑，故依据《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将于同月26日组织强制拆除，届时请取走上述违法建筑内的财物，并于同日作出《强拆通告》。次日，被告强制拆除了涉案建筑物。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对被告所作的《限拆决定书》不服，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经本院审理，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未在《限拆决定书》的限期内自行拆除涉案建筑物，故被告有权进行强制执行。但《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作出涉案限拆决定后，原告已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故被告在此情况下仍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显然不当，属程序违法。鉴于涉案建筑物现已被强制拆除，被诉强拆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依法应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及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强制拆除原告上海莫那工贸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龙高路XXX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雅审 判 员  周 轶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韦 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