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民终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军，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旗，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琦(HUANGQI)，女，1970年6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旗，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卢湾天益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高幸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群，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家，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元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陈晓，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上海宏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青婷，上海宏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贺贤可，男，198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原审第三人：上海爱使商厦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贺贤可。上诉人徐军、黄琦与被上诉人上海卢湾天益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益公司)、原审被告上海元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和公司)、贺贤可、原审第三人上海爱使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使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军、黄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旗，被上诉人天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群、陈立家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元和公司、贺贤可、原审第三人爱使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事实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浦法院)尚在审理中的案件事实有关，本案的审理有待该案件的审理结果，故本院于2018年8月6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2019年1月17日，原审被告元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倪青婷到庭对本案发表意见并提交证据。2019年2月15日，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维持黄浦法院审理的案件。2019年3月4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元和公司诉徐军、黄琦、贺贤可、贺宝良、爱使公司确认合同(即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等)无效之诉；2020年4月27日，该院裁定准许元和公司撤回上述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军、黄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关于爱使公司分三次转款给案外人杭州星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岛公司)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959万元，系向星岛公司支付的款项。徐军、黄琦拍卖受让爱使公司100%股权的7,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在之前足额支付完毕。本案起诉的基础债务均发生在徐军、黄琦与元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之后，故徐军、黄琦不可能和元和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天益公司利益，以逃避发生在后的债务。星岛公司收到的3,959万元实际系元和公司等支付给徐军、黄琦的部分股权转让款，爱使公司后续已通过浙江中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公司)等过桥资金清偿完毕上述贷款，故不存在新贷还旧贷的情况。关于爱使公司分三次转付徐军、浙江米兰洲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兰酒店)的3,500万元也系元和公司依约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徐军、黄琦取得上述款项具有合同依据，收取的款项也没有超出协议约定金额。徐军、黄琦作为股权出让方，没有义务审查股权转让款的来源。在徐军、黄琦经营爱使公司期间以及转让股权后，不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更何况，贺贤可接手爱使公司后，在2011年9月19日之前已转入爱使公司3,700余万元，足以偿还上述3,500万元款项。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徐军、黄琦不存在滥用爱使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天益公司要求徐军、黄琦承担股权转让后的公司债务没有法律依据。徐军、黄琦已足额支付7,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履行全部出资义务。爱使公司应以自身财产独立对外承担责任，徐军、黄琦与爱使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天益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明知贺贤可等人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等行为仍与其进行交易，也不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此外，爱使公司的年检报告等显示其资产充足。在爱使公司有足额偿债能力情况下，天益公司未获清偿的原因在于没有让爱使公司提供必要抵押，其未获清偿所致损失与徐军、黄琦等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3.天益公司起诉本案的基础不存在，天益公司违规、恶意发放贷款给贺贤可等人，违反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借款合同应无效。主合同无效，则爱使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亦无效，爱使公司不需承担担保责任。此外，爱使公司提供的担保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且彼时持有30%股权的股东徐军不知情，公司未形成任何股东会决议，故该担保依法对爱使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法院判决爱使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天益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徐军、黄琦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天益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的爱使公司资金3,959万元、3,500万元已被徐军、黄琦侵占。徐军、黄琦对已经取得上述款项的事实也是认可的。故一审法院认定徐军、黄琦构成滥用股东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是正确的。2.本案起诉的基础是黄浦法院出具的四份调解书，爱使公司为贺贤可等人的借款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天益公司要求徐军、黄琦承担责任是因为其侵占了爱使公司的财产和利益，不存在不公平或不合理的情况。3.正因徐军、黄琦滥用股东权利导致爱使公司偿债能力缺失，进而导致天益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故一审法院认定徐军、黄琦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元和公司提交意见称，元和公司股东陈晓、郑斯信从未在本案所涉的任何一份协议上盖章，故所有协议上元和公司的公章均不真实。元和公司与贺贤可、贺宝良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爱使公司股权的实际受让方系贺贤可和贺宝良，元和公司从未成为爱使公司股东，不应承担对外的义务，更不具备损害天益公司债权的条件，故本案纠纷与元和公司无涉。天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元和公司、徐军、黄琦在7,500万元的范围内对爱使公司在黄浦法院以(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3、5195、5196、5197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天益公司所负的债务20,987,020.97元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20,987,020.97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16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以20,987,020.97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判令贺贤可在2,500万元的范围内对爱使公司在黄浦法院以(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3号、5195号、5196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天益公司所负的债务15,151,972.76元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15,151,972.76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16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以15,151,972.76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一、2012年9月11日，黄浦法院以(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爱使公司对贺宝良于2012年9月15日前支付天益公司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借款利息562,499元、律师代理费241,749.96元以及诉讼费用30,799.25元(包括案件受理费25,799.25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债务合计5,835,048.21元。同日，黄浦法院以(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爱使公司对汪克磊应于2012年9月15日前支付天益公司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借款利息306,250元、律师代理费153,400元以及诉讼费用21,953.6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16,953.6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债务合计3,481,603.60元。同日，黄浦法院以(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爱使公司对白燕应于2012年9月15日前支付天益公司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借款利息562,499元、律师代理费241,999.96元以及诉讼费用30,821.99元(包括案件受理费25,821.99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债务合计5,835,320.95元。同日，黄浦法院以(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爱使公司对贺贤可应于2012年9月15日前支付天益公司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借款利息562,499元、律师代理费241,749.96元以及诉讼费用30,799.25元(包括案件受理费25,799.25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债务合计5,835,048.21元。2012年9月，天益公司就上述四个案件向黄浦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天益公司经由黄浦法院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申请参与执行分配。2015年2月13日，宝山法院出具《涉上海爱使商厦有限公司执行案件的财产分配方案》显示：天益公司就上述四个案件可参与分配的金额为零。至本案判决前，天益公司就上述四个案件所享有的债权20,987,020.97元未得到清偿。二、徐军与黄琦系夫妻关系。2007年8月17日，徐军、黄琦与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使股份)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爱使股份将其持有的爱使公司100%股权以7,000万元转让给徐军和黄琦，其中徐军3,570万元，黄琦3,430万元。2007年12月17日，爱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徐军。2008年1月4日，爱使公司股东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徐军(持股比例51%)、黄琦(持股比例49%)。2008年10月10日，徐军和黄琦以爱使公司名义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贷款4,000万元。2008年10月22日、同年10月29日、同年11月3日，爱使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星岛公司先后支付1,979万元、1,700万元、280万元，上述三笔款项合计3,959万元，款项性质备注为借款。三、2009年4月25日，徐军、黄琦与元和公司、保证人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爱使商厦股份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1.爱使公司现有新沪路XXX号大厦一幢(以下简称爱使商厦)面积11,948.53平方米；2.爱使公司现有债务计本金四千万元系杭州民生银行贷款(以爱使商厦抵押)，另为米兰酒店一千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3.元和公司同意收购徐军和黄琦所持爱使公司的全部股份。考虑到爱使公司在大厦改建、扩建、销售方面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双方同意收购价格由固定价及浮动收益三方面构成。其中固定价为4,500万元；如将爱使商厦推倒重建则在原建筑面积基础上每增加一平方米，则徐军和黄琦分得3,000元，例如重建面积20,000平方米，则等于增加8,051.47平方米乘以3,000元/平方米，甲方浮动收益为24,154,410元，二项合计收购价为69,154,410元；如爱使商厦进行翻扩建则除固定价4,500万元外，徐军和黄琦另得收益1,500万元，再得因改建而增加面积每平方米3,000元和超出销售均价12,500元/平方米部分税后的40%。该转让合同还对款项支付方式与期限、经营权交接及工商变更登记、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日，徐军、黄琦与元和公司、爱使公司签订《备忘录》一份，主要内容为：1.元和公司确认徐军和黄琦收购爱使公司的股份实际成本(包括已支付的转让费、拍卖佣金、管理费、利息及前期各项费用等)为8,500万元；2.爱使公司于2008年10月10日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贷款4,000万元已由徐军和黄琦支付给爱使股份，作为徐军和黄琦向其受让爱使公司股份的款项，对此元和公司予以确认；3.双方所约定的爱使公司股份转让价格(包括4,500万元固定价及浮动收益)的前提是：爱使公司的银行贷款4,000万元由元和公司负责处理并归还，与徐军和黄琦无关；4.爱使公司同意上述条款意见。四、2009年6月15日，爱使公司通过银行汇票的方式向徐军支付1,000万元，用途备注为借款。2010年8月4日、同年9月30日，爱使公司通过银行汇票的方式先后向米兰酒店支付1,000万元、1,500万元。五、2009年6月16日，黄琦与贺贤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琦将其所持爱使公司49%股权作价882万元，其中360万元转让给贺贤可；贺贤可应于协议签定之日起15日内，向黄琦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009年6月25日，黄琦持有的爱使公司20%股权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至贺贤可名下。变更后，徐军持股51%，黄琦持股29%，贺贤可持股20%。同日，爱使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军变更为贺贤可。六、2010年7月26日，徐军、黄琦与贺贤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琦将其所持有的爱使公司29%股权作价522万元转让给贺贤可，徐军将其所持有的爱使公司21%股权作价378万元转让给贺贤可；贺贤可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向黄琦、徐军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2010年10月13日，黄琦持有的爱使公司29%股权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至贺贤可名下，徐军持有的爱使公司21%股权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至贺贤可名下。变更后，贺贤可持股70%、徐军持股30%。七、2010年10月12日，甲方(徐军、黄琦)与乙方(元和公司)签订《补充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双方就2009年4月25日签订的《爱使商厦股份转让合同》的相关条款作出变更。1.原合同鉴于二“甲方同意承担加固房屋所需的实际费用一半……”变更为“房屋加固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2.原合同第四条第三款变更为“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收购甲方股份的对价，除约定的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固定价4,500万元外，乙方应支付甲方的浮动收益由三部分组成：(1)1,500万元；(2)爱使商厦翻建后增加的建筑面积，每增加一平方米乙方应支付甲方3,000元；(3)爱使商厦由乙方承包销售，均价为18,000元/平方米……所涉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3.原合同第五条第三款变更为“第四条第三款约定的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全部浮动收益，乙方保证于2011年5月31日前支付其中的50%，2011年6月30日前支付其余的50%”。《补充合同》落款处，甲方处由徐军和黄琦签字，乙方处加盖了元和公司公章并由贺贤可签字。八、2012年2月19日，甲方(徐军、黄琦)、乙方(元和公司)、丙方(贺贤可、贺宝良)签订《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根据甲乙双方于2009年4月25日签订的《爱使商厦股份转让合同》及2010年10月12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三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1.三方确认自2012年2月19日起，乙方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由丙方享受和承担，甲、丙双方确认和乙方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甲、丙双方确认，至2012年2月19日止，丙方在上海爱使商厦项目上共结欠甲方本金和利息合计3,050万元整。3.自2012年2月19日起，丙方同意以位于上海新沪路XXX号爱使商厦抵押给甲方作为丙方的还款保证并负责为甲方办理他项权证。4.如丙方不履行上述第四条规定之义务，甲方有权按《爱使商厦股份转让合同》第十一条之约定追究丙方的违约责任。5.本协议签订后原《爱使商厦股份转让合同》和《补充合同》对甲方和丙方仍然有效，但涉及到乙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均由丙方享受和承担，甲、丙双方均不得因此向乙方主张权利。2012年2月28日，徐军将其持有的爱使公司30%股权过户至贺贤可指定的白燕名下。变更后，贺贤可持股70%，白燕持股30%。九、天益公司代理人于2014年3月21日与贺宝良所作的《会见当事人谈话记录》上记载，贺宝良表示，徐军受让爱使公司股权后，以爱使公司的名义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借了4,000万元，到元和公司受让爱使公司股权时，这笔借款还尚未归还。之后系以爱使公司的名义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借款5,000万元，用于归还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4,000万元借款。贺宝良在该份谈话记录上签字。十、爱使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8日，注册资本1,800万元。米兰酒店成立于2006年7月1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军，股东为徐军(持股比例70%)、黄琦(持股比例30%)。星岛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13日，注册资本100万元。原法定代表人为黄玮，股东为徐鹏飞(持股比例40%)、黄玮(持股比例60%)；2011年11月2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鹏飞，股东为徐鹏飞(持股比例70%)、冯校国(持股比例3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方当事人黄琦为加拿大籍公民，本案系涉外商事纠纷。关于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系以徐军等作为爱使公司的新旧股东，利用股东身份及控制爱使公司的便利侵占爱使公司财产，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要求其对爱使公司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应适用爱使公司登记地法律。因爱使公司注册登记在中国上海，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徐军、黄琦、元和公司、贺贤可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否应对爱使公司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徐军和黄琦确认爱使公司向星岛公司汇付的共计3,959万元的三笔钱款，其均已收到，但认为根据当事人签订的《备忘录》约定，元和公司承诺其受让爱使公司股权后，徐军和黄琦于2008年10月以爱使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的4,000万元由元和公司负责归还，且事后爱使公司亦向银行清偿了该笔贷款，故徐军和黄琦在经营管理爱使公司期间从爱使公司处划出的3,959万元实则系元和公司应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至于元和公司系以谁的钱款或以何种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与徐军和黄琦无关，徐军和黄琦并不存在损害爱使公司的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其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应当依法行使权利，不得对公司财产进行不正当支配和控制，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徐军和黄琦以7,000万元的价格从爱使股份处受让了爱使公司的股权，之后，元和公司又从徐军和黄琦处受让了爱使公司的股权。作为股权受让人，徐军、黄琦以及元和公司理应以其自有资金向各自的股权出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爱使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所涉的标的公司，并无义务以公司财产为其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然，根据查明的事实，徐军和黄琦在经营管理爱使公司期间，以爱使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并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该款，显无合法依据，其将此款用于支付其应向爱使股份给付的股权转让款，更属不当。元和公司对此亦系明知，双方在签订《备忘录》时就此作了书面确认，并合意约定元和公司受让股权的实际成本为8,500万元，除4,500万元固定价外，元和公司还需负责偿还上述4,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关于4,000万元是否归还一节，徐军、黄琦主张该笔贷款已由爱使公司全部偿还，天益公司则认为即使该笔贷款已归还，也系元和公司和贺贤可以爱使公司名义向银行新贷款5,000万元用以归还先前的4,000万元银行贷款，故爱使公司资产仍被恶意侵占、转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备忘录》中关于4,000万元贷款由元和公司负责偿还系爱使公司新老股东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根据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元和公司系以自有资金归还了系争4,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即真正减少了爱使公司的该4,000万元负债，或爱使公司有义务代元和公司向徐军和黄琦支付该笔款项，故徐军和黄琦关于其从爱使公司账户中划出的3,959万元系其应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徐军、黄琦和元和公司共同实施的上述行为，应认定为对爱使公司的公司资产进行了不当支配和控制，致使爱使公司资金3,959万元被非法转移，公司财产受到严重侵害，徐军、黄琦和元和公司依法应对公司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关于元和公司受让爱使公司股权后，从爱使公司账户中分三次汇出的合计3,500万元款项一节。徐军和黄琦确认上述3,500万元其已收到，认为此款系元和公司应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称上述三笔款项划付时，爱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继受股东元和公司，故元和公司通过爱使公司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否属于不当行为，与徐军和黄琦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同前述分析，元和公司从徐军和黄琦处受让爱使公司股权，其理应以自有资金向出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现无证据证明系争3,500万元系元和公司用自有资金支付或爱使公司有义务为其代付，故元和公司的上述行为亦属于不当支配公司资产，非法转移爱使公司资金3,500万元，元和公司依法应对爱使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上述3,500万元款项分三次划付的过程中，徐军和黄琦仍是爱使公司的公司股东，其理应知晓股权转让款实际应由股权受让人向其支付，现徐军、黄琦无证据证实元和公司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爱使公司，爱使公司仅为转付，或爱使公司有义务为元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徐军、黄琦接受爱使公司公司资产3,500万元作为元和公司应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徐军和黄琦的上述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其亦应在3,500万元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未获清偿的债权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分析，徐军、黄琦和元和公司作为爱使公司的旧股东及股权受让人，对爱使公司资产进行了不当支配和控制，导致爱使公司资金总计7,459万元被不当转出，损害了公司权益，也实际导致爱使公司无法清偿公司对外的到期债务，从而严重侵害了爱使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徐军、黄琦和元和公司的上述行为，显然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依法应对公司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鉴此，徐军、黄琦和元和公司应在7,459万元的范围内对天益公司未获清偿的债权损失20,987,020.97元承担连带责任。天益公司关于要求赔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贺贤可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鉴于元和公司从徐军和黄琦处受让爱使公司股权的过程中，贺贤可系元和公司的实际经办人，其直接参与了相关合同的签订、爱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变更以及转移资金等，又系股权的实际受让人，故贺贤可亦应对爱使公司资金被不当转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天益公司因贺贤可系于2009年6月25日成为爱使公司的公司股东，故仅要求其在2,500万元范围内对天益公司未获清偿的债权损失承担责任，天益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元和公司、贺贤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负。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元和公司、徐军、黄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在7,459万元的范围内对爱使公司在黄浦法院(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3、5195、5196、5197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天益公司所负的债务20,987,020.97元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20,987,020.97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16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自2014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贺贤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2,500万元的范围内对爱使公司在黄浦法院(2012)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93、5195、5196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天益公司所负的债务15,151,972.76元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15,151,972.76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16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自2014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天益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提交了证据。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部分，分述如下。徐军、黄琦提交以下证据：1.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徐军、黄琦受让爱使公司股权时，爱使公司总资产为7,001.5万元，全部资产为名下建筑物，账上仅有5,000元流动资金，在2007年底未办理税务登记，爱使公司无法从事正常业务，也不可能有收入来源；2.徐军、黄琦股权款支付汇总表及凭证，证明徐军、黄琦已支付7,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徐军、黄琦利用4,000万元贷款支付股权转让款错误；3.(2012)宝民三(民)初字第1228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爱使公司的房屋客观上需装修，故向案外人星岛公司付款有依据；4.徐军招商银行流水，证明贺贤可在2009年11月4日通过个人账户打给徐军1,000万元，作为其中部分的股权转让款；5.爱使公司固定资产调拨单、审计报告，证明爱使公司在被出售前全部资产仅为一幢楼，流动资金仅5,000元，且爱使商厦在出售前，未设立银行账户，未办理税务登记，未正式营业；6.爱使股份说明和更名材料，证明徐军、黄琦在2007年12月已支付完毕7,000万元股权转让款；7.两次股权质押材料和质押合同，证明在贺贤可履行股权质押手续后，民生银行分别在2010年9月30日和10月14日发放委托贷款1,600万元和3,400万元，另一笔5,000万元贷款是2010年8月6日爱使公司另贷入，故贺贤可接手爱使公司后一共贷款1亿元；8.爱使公司民生银行静安支行对账单及部分交易信息汇总表，证明贺贤可通过个人账户向爱使公司提供资产6,170万元，故涉案3,500万元系贺贤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情况；9.爱使公司民生银行杭州天目山支行对账单，证明爱使公司向星岛公司转付的3,959万元，已经贺贤可安排资金汇入予以抵销；10.(2013)沪静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证明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集团)通过民生银行向爱使公司发放的5,000万元委托贷款，仅剩8,987,533.74元未归还；11.(2012)沪杨证执字第91号执行证书，证明爱使公司的资产可承担大部分对外债务，天益公司应自行承担因怠于保护债权导致的履行不能；12.爱使公司工商年检报告，证明2011年10月爱使公司向天益公司提供担保时，其净资产超过被担保债权的5倍，有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13.致委托方函，证明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做出评估，2012年4月16日，爱使公司名下房产总价为2.42亿元；14.天益公司章程，证明天益公司系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故相关借款合同无效；15.爱使公司开户许可证，证明2009年6月爱使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贺贤可，且由贺贤可向建设银行申请开户；16.同意债务转移函，证明爱使公司确认民生银行的4,000万元贷款的归还义务已经转移至元和公司；17.爱使公司股东协议，证明贺贤可确认元和公司承诺偿还民生银行的4,000万元贷款，爱使公司2009年6月15日支付徐军的1,000万元系贺贤可安排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8.说明，证明爱使公司确认本案股权转让事宜，徐军、黄琦未侵占公司资产等情况，徐军、黄琦收到的7,459万元系股权转让款，已由贺贤可负责归还，爱使公司未对外提供担保；19.协议，证明徐军、黄琦未侵占爱使公司资产等情况，徐军、黄琦收到的7,459万元系股权转让款；20.建设银行部分流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取)，证明徐军、黄琦未侵占爱使公司资产等情况。天益公司对徐军、黄琦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没有原件不认可真实性，即使真实，徐军、黄琦的证明目的也不成立；证据3仅能证明装修方是上海宏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而不是星岛公司，故涉案3,959万元不是装修款；证据4真实性认可，即使这1,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但另3,500万元也仍是通过爱使公司支付的；证据5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内容；证据6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内容，7,000万元形式上是从其他处借来支付给爱使股份，之后再用爱使公司贷款4,000万元归还；证据7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内容，贷款人还是爱使公司；证据8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内容，银行流水是片面的，款项名目都显示“借款”“还款”，看不出相关款项有代收代付性质；证据9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内容，无法证明2010年8月4日的过桥资金不是来源于爱使公司的其它银行账户，也不能证明过桥资金与爱使公司无关，且本质上爱使公司的负债没有减少；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无法证明是贺贤可支付的还贷资金；证据11、12、13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爱使公司已资不抵债；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章程约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证据15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6、18真实性不认可，明显系二审期间补做证据，且2009年4月26日爱使公司仍受徐军、黄琦控制，爱使公司没有独立意志，故证据16、18属于无效文件；证据17、19真实性不认可，明显系二审期间补做证据，即使真实也是徐军、黄琦与贺贤可之间的协议，对爱使公司没有约束力，也不改变实际上以新贷还旧贷的事实；证据20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真实，也不同意徐军、黄琦的证明目的。元和公司对徐军、黄琦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5、6、9、10、11与元和公司无关；证据3、7、8认可真实性，证明爱使公司控制人和股东是贺贤可、贺宝良，非元和公司；证据4认可真实性，股权转让款由受让人贺贤可而非元和公司支付；证据12、13认可真实性，但元和公司非股东，对相关内容不知情；证据15不清楚，徐军系向贺贤可交接印章等；证据16、17、18不认可，股权受让人系贺贤可，非元和公司。元和公司未在本院指定质证期间对证据14、19、20发表意见。本院对徐军、黄琦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天益公司又不认可真实性，且与本案争议缺乏直接关联，本院均不予以采信；证据3、14认可真实性，但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本院不予以采信；证据4、7天益公司认可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6、10、11、12、13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争议缺乏直接关联，本院均不予以采信；证据8、9仅为部分爱使公司的银行流水，且无法证明爱使公司的负债减少，本院均不予以采信；证据15、16、17、18、19、20均为徐军、黄琦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且无法证明徐军、黄琦未收取从爱使公司支付的7,459万元款项或者收取后又补回爱使公司，故本院均不予以采信。在此，本院特别指出，徐军、黄琦在一审审理期间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且二审审理期间多次严重逾期提交的证据也非一审判决后形成的新证据，徐军、黄琦未在合理期限内积极、诚实地完成举证，逾期提供证据无正当理由，妨碍民事诉讼正当秩序，增加当事人诉累，有违诉讼诚信原则。天益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天益公司与贺贤可、贺宝良、白燕、汪克磊之间的借款合同及爱使公司为该四人提供担保的《借款保证合同》，证明涉案四个案件的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涉案债权真实，爱使公司作为担保人向天益公司履行部分还本付息义务符合法律规定；2.2010年6月1日《股东会决议》，证明徐军、黄琦于2010年6月1日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授权贺贤可代表全体股东全权办理爱使公司银行贷款等事项；3.建设银行回单及5份电汇凭证，证明中财公司于2010年8月4日向爱使公司汇入4,500万元，爱使公司之后陆续归还共4,100万元，该4,500万元是过桥资金且事后已经归还；4.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汇(本)票申请书，证明中财公司的4,500万元过桥资金当日就分为两笔被转走，证据上有徐军印鉴，可以证明徐军当时实际控制着爱使公司。徐军、黄琦对天益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天益公司系违法违规发放贷款，因此借款合同无效；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天益公司明知公司对外担保需股东会决议，却未进行审查，故涉案担保无效；证据3银行回单真实性无异议，过桥资金来源于中财公司而不是爱使公司自有资金，对5份电汇凭证均不认可；证据4不认可真实性，徐军印鉴不真实，不构成新贷还旧贷。元和公司对天益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元和公司无关；证据2真实性等均无异议，贺贤可在2010年6月即为爱使公司股东，元和公司从未成为爱使公司股东；证据3、4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元和公司无关。本院对天益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2已经生效调解书确认，予以采信；证据3、4显示的尾号为4307账户为爱使公司其中一个银行账户，且与徐军、黄琦二审提出的新事实相关，本院均予以采信。元和公司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以下证据：审计报告(两份)，证明涉案期间元和公司从未向爱使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不是爱使公司股东。徐军、黄琦对元和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审计报告是元和公司自行申报的材料，无法排除存在未申报的其它对外投资；贺宝良携带元和公司公章和授权委托书，将徐军、黄琦带到元和公司办公地，签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故涉案相关协议均真实有效。天益公司对元和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二审庭审已经结束，元和公司已放弃举证、质证权利，天益公司无需质证，况且审计机构审计的所有依据是元和公司单方提供的，不能真实反映股权投资的情况，元和公司完全有可能隐瞒向爱使公司投资的事实。本院对元和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争议缺乏直接关联，也不能证明元和公司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2009年11月4日，贺贤可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徐军1,000万元。2010年8月5日，案外人中财公司向爱使公司汇入4,500万元款项，爱使公司之后陆续汇回总计4,100万元的款项。2010年8月6日，爱使公司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贷款5,000万元。2010年9月26日，贺贤可将其持有的爱使公司20%股权质押给卧龙集团；同年10月12日，贺贤可又将其持有的爱使公司50%股权质押给卧龙集团。卧龙集团委托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分别于2010年9月30日发放贷款1,600万元，同年10月14日又发放贷款3,400万元，总计发放委托贷款5,000万元给爱使公司。2018年6月6日，黄浦法院立案受理徐军诉天益公司、贺宝良、爱使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号分别是(2018)沪0101民撤2号、(2018)沪0101民撤3号、(2018)沪0101民撤4号、(2018)沪0101民撤5号。黄浦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徐军的诉讼请求。徐军不服，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该院于2019年2月15日驳回徐军的上诉请求，维持黄浦法院的一审判决。2018年12月10日，元和公司股东郑斯信到庭要求复印本案一、二审材料，表示元和公司于近日才知悉本案诉讼情况。2019年1月17日，元和公司委托上海宏瀚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怡、倪青婷到庭发表意见并提交证据，徐军、黄琦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旗、天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群、陈立家到庭交换证据并发表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因上诉人黄琦为外籍人士，属于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责任纠纷，应适用爱使公司登记地法律，故本案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徐军、黄琦是否存在滥用爱使公司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天益公司利益的行为，并就此应对爱使公司的债务向天益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军、黄琦认为，徐军、黄琦拍卖受让爱使公司100%股权的7,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足额支付完毕。星岛公司收到的3,959万元实际上系元和公司等支付给徐军、黄琦的部分股权转让款，爱使公司后续已清偿上述贷款，故不存在新贷还旧贷的情况。关于爱使公司分三次转付徐军、米兰酒店的3,500万元也系元和公司依约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徐军、黄琦取得上述款项具有合同依据。徐军、黄琦作为股权出让人无义务审查股权转让款的来源，况且后续贺贤可已用自己安排的资金归还了上述款项。因此，徐军、黄琦在经营爱使公司期间以及转让股权后，不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在爱使公司有足额偿债能力情况下，天益公司未获清偿的原因在于未让爱使公司提供必要抵押，其损失与徐军、黄琦等无关。天益公司则认为，天益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的属于爱使公司的3,959万元和3,500万元资金已被徐军、黄琦无理由侵占。徐军、黄琦滥用股东权利导致爱使公司偿债能力缺失，进而导致天益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其应依法对爱使公司的债务向天益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其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股东应当依法行使权利，不得对公司财产进行不正当支配和控制，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星岛公司收到的3,959万元徐军、黄琦已确认收到。尽管徐军、黄琦对于收取上述款项原因在一、二审时的陈述几经变化，但最后确认上述款项系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等协议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然，爱使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所涉的标的公司，并无义务以公司财产为其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受让人的元和公司、贺贤可应以其自有资金向股权出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徐军、黄琦在经营管理爱使公司期间，以爱使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后将此款用于元和公司、贺贤可支付给其的股权转让款，显属不当侵占公司资产。《备忘录》中关于4,000万元贷款由元和公司负责偿还系爱使公司新老股东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徐军、黄琦又认为，案外人中财公司提供的过桥资金已偿还了上述4,000万元贷款，然根据天益公司提供的爱使公司银行流水显示，后续爱使公司又至少转出4,000余万元款项给中财公司，由此可知，即使中财公司提供过桥资金，而资金也确用于上述4,000万元贷款的偿还，但实质上并未减少爱使公司的负债总额。爱使公司无义务代元和公司向徐军、黄琦支付该笔款项，故徐军、黄琦关于其从爱使公司账户中划出的3,959万元系其应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关于爱使公司转付徐军、米兰酒店的3,500万元。上述款项三次划付的过程中，徐军、黄琦仍是爱使公司的股东，其同样理应知晓股权转让款应由股权受让人向其支付。徐军、黄琦在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爱使公司有义务为元和公司或贺贤可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其收取上述3,500万元亦属不当侵占公司资产。二审审理期间，徐军、黄琦提供大量爱使公司的银行流水，以证明贺贤可本人或其安排的相关方汇入爱使公司的资金足以覆盖前述3,500万元款项，然上述银行流水仅为其截取的一段时间内爱使公司的汇入金额，且汇入资金来源和原因不一，尚不足以证明贺贤可已将上述3,500万元归还爱使公司，故徐军、黄琦主张其接受的3,500万元为元和公司或贺贤可应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同样缺乏依据，本院亦难以采信。徐军、黄琦又认为，天益公司起诉本案的基础不存在。天益公司违规、恶意发放贷款给贺贤可等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相应借款合同应无效，爱使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亦无效，爱使公司不需承担担保责任。然天益公司起诉基础系黄浦法院作出的四份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一经作出即对各方当事人产生法定拘束力，各方均应依调解书确定内容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二审期间，徐军起诉天益公司、贺宝良、爱使公司要求撤销上述四份调解书，其诉请已被依法驳回，故天益公司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徐军、黄琦在担任爱使公司股东期间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了不当支配和控制，导致爱使公司资金7,459万元被不当转出，损害了公司权益，也实际导致爱使公司无法清偿公司对外的到期债务，从而严重侵害了爱使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依法应对公司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元和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从涉案协议的形成、履行等情况来看，元和公司显然知悉股权转让及相应款项安排事宜。元和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审计报告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元和公司在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等上的印章不真实，故其主张元和公司非爱使公司的股权受让人进而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辩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元和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一、二审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质证等的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负。元和公司在二审庭审结束后到庭要求对涉案协议上印章等进行鉴定，显然已经超过法定举证期间，且未就该等申请的依据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贺贤可、爱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负。综上，徐军、黄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6,735.10元，由上诉人徐军、黄琦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壮春晖审 判 员 马清华审 判 员 傅伟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胡晓萌书 记 员 管 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