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90148号原告：宋爱菊，女，1975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汉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XXX号。法定代表人：萨德乌斯.福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MICHAELWENCHEN(陈文峯)，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爱菊与被告上海汉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汉斯化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爱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被告汉斯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华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依原、被告的申请，对本案所涉证据中被告印章的真实性等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在鉴定结束后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8年4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爱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被告汉斯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MICHAELWENCHEN(陈文峯)、朱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爱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8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5,000元；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的工资6,805元(按照18,000元/月的工资标准计算)；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8,004元(按照终止补偿协议的约定)；4、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的延误退工损失19,760元(按1,520元/月的标准)。事实和理由：原告原为被告员工，自2009年3月9日起进入被告公司工作。双方先后签订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于2013年3月9日签订，约定原告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担任被告财务部门财务职务，每月工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4,800元、绩效工资2,900元、全勤奖300元。除上述约定的工资收入外，2015年3月起，原告另有每月2,000元的工资是被告通过其关联公司淮安凯美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凯美科公司)发放。为此被告要求原告与凯美科公司签署了“顾问聘用合同”。此外，原告还有部分工资收入系每月固定以报销方式发放。基于此，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原告的月工资收入为18,500元。由于原告作为公司财务人员，不同意公司总经理陈文峯的一些违法要求，故遭到总经理的恶意报复，并收到被告发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所载明的解除劳动合同理由纯属无中生有，黑白颠倒。为此，原告曾与被告多次交涉。后经交涉，被告与原告签署了“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根据该补偿协议的约定，1、原告的工资基数为每月18,167元；2、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各类经济补偿金共计218,004元。但该协议未得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认定，并作出了损害原告权益的裁决书。故原告对该裁决不服，乃提起上述请求。另由于被告于2017年10月27日已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故原告诉状中要求被告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的请求予以撤回。被告汉斯化工公司辩称，原告诉请1、2、4中所涉及的仲裁裁决钱款，被告已在2017年10月27日按照仲裁裁决的结果扣除原告应承担的鉴定费后支付给原告。原告诉请3所涉及的终止劳动合同补偿协议书是虚假的，是原告利用职务便利，在空白的协议上套打印上去的，该协议上没有被告公司负责人的签字，且公章和打印文字之间并没有交集，故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确认该协议的内容。被告公司负责人陈文峯于2016年9月13日乘飞机去往台湾，不可能与原告签署该协议，原告仲裁时称该协议系陈文峯当日与其签署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由于原告在职期间具有接触被告公章的便利，且原告从未要求被告按照该协议结果支付，直到仲裁期间，因被告所提供的录音资料鉴定结果对原告不利后，原告才变更请求要求被告按照该协议履行。该做法也与常理不符。实际上，原告在被告处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被告对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解除。被告曾于2016年9月13日通过EMS将解除通知寄发给原告，但遭到原告拒收。被告于2017年5月18日在网上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并于2017年10月27日将原告劳动手册和退工单交给原告，故对原告所主张的2017年5月18日至10月27日之间的延误退工损失，被告不同意支付。因原、被告之间有借贷纠纷，在原告没有偿还借款之前，被告也不应给原告办理退工。另外，原告工资为每月8,000元，另每月有5,000元的报销额度，但该报销是以实际发生的办公费用为准，且需提供发票，并非固定报销金额。而原告所称的凯美科公司并非被告的关联公司，双方仅是业务上的合作关系。被告知晓原告在职期间为凯美科公司做财务顾问的事情且未予反对，故由凯美科公司每月支付原告2,000元，该钱款并非替被告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工资。综上，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针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主张，原告确认，原告在本案仲裁裁决后确实收到了被告按照仲裁裁决内容扣除原告应承担的鉴定费后支付的钱款10,351.34元。为此，原告自愿撤回上述第1项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8月工资差额5,000元的诉讼请求，并变更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077.73元(仍按18,000元/月的标准计算)，变更上述第4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的延误退工损失差额8,135.93元(仍按1,520元/月的标准计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基于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原告宋爱菊于2009年3月9日进入被告汉斯化工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双方于2013年3月9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约定原告仍在被告财务部门从事财务工作，原告月基本工资为4,800元、绩效工资为2,900元、全勤奖为300元等。2016年9月8日，原告在被告总经理陈文峯办公室与陈文峯发生争吵，并有限制陈文峯离开办公室的言辞举动等。2016年9月12日，原告将被告以及凯美科公司相关财务资料交接给了被告人事张文华。同日，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原告存在在工作中或工作场所内有暴力、恐吓、侮辱、扰乱工作秩序的行为，工作态度不佳、言行粗暴，在同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等，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扰乱工作秩序等为由对原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并通知原告于2016年9月14日17点前完成工作交接等。2016年9月13日上午10点06分，原告向张文华发送微信，内容为：“上海汉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人事部，陈总，本人于2016年9月13日请病假去医院就左小腿扭伤复诊，医生开出病假14天。后面照片是医院证明”，并附上了医院的病情证明单。张文华在微信中对此未作出回应。2016年9月13日，被告人事张文华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原告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收件地址为盛荣路地址，并附有136*****735以及186*****696两个手机号码)，该快递后被邮政部门以“收件人拒收”“本人当面拒收、退回”为由退回被告公司。2016年12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仲裁要求被告：1、支付2016年8月工资差额5,000元；2支付2016年9月1日至9月12日工资6,805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296,000元；4、办理退工手续；5、按1,520元/月标准赔偿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延误退工损失。原告在仲裁申请书中称，其作为公司财务人员，因不同意公司总经理陈文峯的一些违法要求，遭到公司总经理的恶意报复，并于2016年9月12日收到被告公司发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仲裁审理中，被告针对原告的仲裁请求提供了2016年9月8日原告与总经理陈文峯等的录音作为证据，以证明原告该日存在无理取闹，将总经理关在会议室等违纪行为。原告以该录音经过剪辑处理等为由对该录音不予确认。后上述仲裁委员会经原、被告同意，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提供的上述录音是否为原始录音，以及是否经过剪辑处理进行鉴定，并对本案中止审理。2017年4月18日上述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表明未发现上述检材录音不是原始录音的迹象，也未发现上述检材录音经过剪辑处理。被告为此鉴定预付鉴定费11,000元。后上述仲裁委员会对原告上述仲裁申请恢复审理，并于2017年5月18日再次开庭。在该次仲裁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主张被告总经理陈文峯曾与原告于该日签订该“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8,004元等，但被告未按协议履行，据此原告当庭将其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的仲裁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8,004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被告总经理陈文峯并未与原告签署过该协议，且其对该协议上面被告公司的印章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同时，原告对上述协议的签订过程在仲裁庭审中陈述称：“2016年9月13日申请人(即原告)看好病后，由申请人老公开车送至公司，被申请人(即被告)处陈文峯与申请人在公司三楼吃饭的地方签署的，当时没有其他人。申请人当时还把陈文峯在财务上违法的资料还给了陈文峯。申请人签署该协议时公章已经加盖在上面，上面的条款是申请人与陈文峯当天进行协商的。2016年9月13日当天，申请人与陈文峯在电话中商谈了约15-20分钟，谈好后，申请人就去被申请人处签字了。”当仲裁员问及“是谁打给谁的电话”时，原告表示“记不清楚了。”为此，原告当庭申请对上述协议中的被告公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被告亦予以同意。后被告向上述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其总经理陈文峯的出入境证件复印件及行程单，表明其总经理陈文峯曾于2016年9月13日乘飞机出境，当天不可能与原告签署上述协议等。原告对此表示，“由于该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但申请人实际没有记清楚哪一天。申请人先和陈文峯当面沟通，后来才在电话里继续沟通，具体哪一天申请人记不清楚了。双方争议发生后，申请人由配偶接送上班，申请人对日期可能没有记清楚。陈文峯虽然于2016年9月13日离开，但不能排除他当天先将协议书交给申请人后才离开。对(被告提供的陈文峯的)电子行程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出入境的证件真实性有异议。”后原告要求以其与被告2013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被告公章作为上述终止协议的鉴定比对材料。被告对此不予同意，表示要以被退回且未拆封的2016年9月13日寄给原告的解除通知书中公司的公章作为比对材料。原告对此亦不予同意。仲裁员为此将被告提供的上述未拆封的邮政快递原件退还被告。因原、被告在仲裁期间对鉴定比对材料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不再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协议中的印章进行鉴定的处理，并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裁决，裁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8月工资差额5,000元、2016年9月1日至9月12日期间工资4,727.27元、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延误退工损失11,624.07元，并为原告办妥退工手续，而对原告其余仲裁请求未予支持；同时裁令原告支付被告司法鉴定费11,000元。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另查明，1、原告曾与凯美科公司签订期限为2015年3月1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的“顾问聘用合同”，约定凯美科公司聘用原告担任公司财务人员，报酬为2,000元，每月10日支付等。2、被告总经理陈文峯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10点32分在上海市浦东机场办理了乘飞机出境登记手续，并于2016年9月18日上午10点05分经上海市浦东机场入境。3、被告于2017年10月27日将原告的劳动手册和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交给了原告。审理中，1、原告自愿撤回了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077.73元的诉讼请求。2、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的社会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不满25年。3、原告仍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以证明被告曾在该协议中约定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18,004元等。该“协议”中明确，原、被告双方在2013年3月9日签署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被告准备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双方达成本补偿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劳动合同自2016年9月12日终止，原告工资结算至该日结束；被告同意按照劳动法规定按原告工作年限(N)，向原告支付(N4)经济补偿金；原告在职期间的每月工资收入为15,500元(基本工资8,500元，报销工资5,000元，凯美科工资2,000元)，2015年奖金32,000元，核定补偿工资基数每月18,167元；被告于2016年10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各类经济补偿金计218,004元，逾期不支付，作为违法解除论等；原告对本协议的内容承担保密义务，没有经被告同意不得将该协议向任何人、单位公开，否则承担违约金10万元等。该协议右下角“甲方：”空白处加盖有一枚被告公司印章，“乙方：”空白处有原告签名，下方为打印日期“2016年09月13日”。针对该“协议”的协商及签订过程，原告表示，2016年9月9日周五下午原告接完女儿后，原告丈夫将原告送到陈文峯位于浦东新区的家中与陈文峯在其家里就终止劳动关系进行了协商；当时陈文峯不在家，原告没有进门，大约半小时后陈文峯到家，原告才进门与之协商；陈文峯当时称只能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按原告的工作年限进行补偿，但因原告当时保存了陈文峯让公司转账的记录，陈文峯让原告对此保密，且原告与公司也有保密协议，应当进行保密补偿，所以陈文峯才同意补偿原告一年的工资，原告同意了上述内容；当时双方口头达成了协议，陈文峯表示下周一(2016年9月12日)原告交接完后将书面的协议给到原告；双方就此谈妥之后，原告就回家了；下周一(2016年9月12日)上午10点到11点左右，原告到公司与张文华在办公室三楼办理工作交接，当时陈文峯不在公司；交接完毕之后，陈文峯于大约10点半在三楼将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一式两份让原告签字，当时原告看到协议上已经加盖了公司公章，且内容与当时口头达成的内容一致，所以原告就在协议上签字；陈文峯当时再三表示让原告保密，(并要求原告)装作劳动合同正常解除的样子；后来原告没有接到被告公司正式的解除材料，而是张文华在2016年10月底11月初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微信，原告才知道被公司解除的事实；当时相应的转账资料原告均已移交给陈文峯；此后被告未按协议日期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原告后也没有直接向公司提出协议的事情，但打过电话给陈文峯，陈文峯表示公司已经开除了原告，不会再补偿原告；当时原告只看了协议的内容，没有注意协议打印的日期与当天签署协议的日期不一致；可能陈文峯知道自己第二天要走，所以故意将协议日期打印成了9月13日误导原告，为原告设置圈套；原告系2016年9月13日至医院看病就诊，并在就诊后回到被告公司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仲裁期间原告陈述是在看完病后到公司与陈文峯签署了上述终止劳动合同补偿协议是对日期的记忆错误，现原告坚持认为是在与被告交接完(即2016年9月12日)当天签署的该协议，但无相关依据。针对上述协议以及原告的陈述，被告表示，被告总经理陈文峯并未与原告协商和签订过上述协议，被告曾经是使用过上述协议中的公司印章，但被告于2014年、2015年左右更换过公司印章，此前的印章已作废；由于原告此前任被告财务，其有接触被告印章的机会，因此该补偿协议可能是原告利用其职务之便在盖印的空白纸张上套打印出来的；因原告女儿在陈文峯家附近上辅导班并会到陈文峯家休息，故原告确实知晓陈文峯的家庭住址；但2016年9月9日原告并未到过陈文峯家中，也未与陈文峯就补偿事宜进行过协商；2016年9月8日因陈文峯要求原告按正常时间做账，但原告未予同意，故双方在陈文峯办公室发生冲突，并发生原告将陈文峯关在办公室的过激行为；因被告公司需做账，故再三要求原告于下周一(2016年9月12日)将公司财务资料进行交接，原告当时也予以了配合；在交接前被告已经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解除通知是事后邮寄给原告，且当天原告是与公司人事张文华进行的交接，陈文峯并未与原告有过接触；2016年9月9日、9月13日陈文峯也没有与原告接触过，故不可能与原告协商并签署上述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基于上述情况，原告申请对上述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中的被告印章是否与原、被告2013年3月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被告印章，以及与被告于2015年6月10日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中的被告印章一致进行鉴定。被告确认上述2013年3月9日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对原告提供的2015年6月10日被告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中的被告印章真实性不予确认，为此被告申请对上述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中的印章与打印体文字以及“宋爱菊”签名的形成先后顺序，上述2015年6月10日的《个人收入证明》中印章与打印体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及该印章是否与原、被告2013年3月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印章为同一印章所盖印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原、被告的上述鉴定申请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中的印章与原、被告2013年3月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印章以及与2015年6月10日的《个人收入证明》中的印章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无法判断上述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中的印章与打印体文字及“宋爱菊”签名的形成先后，2015年6月10日的《个人收入证明》中的印章与相交叉打印体文字的形成先后为：先有打印体文字，后盖印印文。为此，原告预付鉴定费1,500元，被告预付鉴定费8,10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原告所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协议”是否是被告总经理陈文峯与原告协商的结果，并由陈文峯与原告签订？被告应否按该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原告所陈述的该协议的协商以及签署过程看，原告在仲裁期间以及在本案审理中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严重不符的情形。原告在仲裁期间曾明确表示该协议是在2016年9月13日其看好病后由其丈夫开车将其送至被告公司，在被告公司三楼与陈文峯签署了该协议，且该协议的条款是原告与陈文峯当天通过电话商谈了约15至20分钟协商确定。但在被告提供了陈文峯2016年9月13日出境的初步证据后，原告在仲裁期间又表示对于签署日期记不清，且不排除陈文峯2016年9月13日当天与原告协商并将协议书交给原告后再离开的情况。而在本案审理中，原告又表示，其是在2016年9月9日周五下午接完女儿后至陈文峯家中与陈文峯就离职补偿进行了协商并口头达成了补偿协议内容，并在下周一(2016年9月12日)到被告公司进行完工作交接后与陈文峯在上午10点半于公司三楼签署了该补偿协议。对此，本院认为，相比较于对具体日期易产生记忆错误的情况，当事人一般对某事件的记忆准确性更高。如原告纯粹是对于2016年9月12日还是2016年9月13日协商、签署上述补偿协议的记忆错误主张，尚可理解；但如上所述，原告仲裁期间所陈述的其是在看完病后至公司与陈文峯电话沟通协商好协议的内容后与陈文峯签署了该协议，与原告在本案中所陈述的其是某个周五下午至陈文峯家中与陈文峯协商确定好离职补偿的内容，并在交接完当天再与陈文峯签署该补偿协议的说法均系对特定事件的陈述，一般不会发生记忆偏差，原告对事件的陈述也不应发生明显的前后不一，但原告的上述陈述却完全不一致，原告对此也未有合理充分的理由，也并无证据证明来印证其陈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据此，对于原告的上述陈述内容，本院实难采信。其次，如按照原告所述，其在2016年9月12日已拿到陈文峯与其签署的终止劳动合同补偿协议，且直至2016年10月底11月初才通过张文华的微信知晓被告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且陈文峯也在电话中告知不会按该补偿协议补偿原告，原告即可在此后的仲裁申请中直接依据该补偿协议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但原告在此后的仲裁申请书中并未提及被告曾与其签订过该补偿协议，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反而确认其于2016年9月12日收到被告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主张被告系违法解除，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而在被告提供了原告的录音证据且经鉴定该录音未经剪辑的情况下，原告才在此后的仲裁庭审中提出曾与被告签署过本案系争的终止补偿协议，并变更请求要求被告依该协议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原告的上述做法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尽管原告现提供的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协议中加盖有与其劳动合同印章一致的被告印章，但鉴于原告所陈述的该协议的协商、签订过程前后矛盾，原告提出请求的不合常理性，以及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系被告总经理陈文峯与其签订的事实，本院采纳被告的抗辩意见，对该终止劳动合同协议的合法有效性不予确认。据此，原告要求被告依该协议支付其经济补偿金218,004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延迟退工损失，因被告于2017年10月27日才将原告劳动手册和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交给原告，故被告应按原告的社会保险费缴费年限、原告的年龄，并参照本市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支付原告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的延迟退工损失。鉴于被告已按仲裁裁决支付原告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的延迟退工损失11,624.07元，且原告现主张被告支付的上述期间延迟退工损失的差额8,135.93元并未高于法定标准，本院可予支持。原告自愿撤回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8月工资差额以及2016年9月1日至9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汉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爱菊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的延迟退工损失差额8,135.93元；二、驳回原告宋爱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鉴定费合计9,600元，由被告上海汉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小勇人民陪审员  陆振华人民陪审员  张蓓莉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书 记 员  孙 成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