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2民初9210号 原告：章桂芳，女，1960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虞华君，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友芳，女，196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章春芳，女，196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龚昌盛，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关水，男，193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第三人：章益明，男，195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第三人：章益新，男，196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被告章关水、二位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童修江、郑月婷，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仍亮，男，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原告章桂芳诉被告章友芳、章春芳、章关水及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赵仍亮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海玉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桂芳的委托代理人虞华君，被告章友芳、章春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龚昌盛，被告章关水及其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童修江、郑月婷，第三人赵仍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章桂芳诉称，父亲章关水与母亲贾美琴夫妇共生有二儿四女，长子章益明、二女章桂芳、三女章银芳、四子章益新、五女章春芳、六女章友芳。其中母亲贾美琴已于2009年1月2日去世，贾美琴父母已早于贾美琴过世。三女章银芳于1992年去世，其生有一子赵仍亮。2005年4月8日，章关水、贾美琴、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五人签订了《生前遗嘱》协议一份，五人共同约定：“父母拆迁取得的54平方米建设用地由三个女儿继承，由三个女儿负责父母的赡养；54个平方米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友芳各3万6仟元”等相关内容。后原告在该54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造了房屋，现门牌号为××幢3号。2009年贾美琴去世后，章关水、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四人签订了《确认书》协议一份，四人共同约定：“章关水、贾美琴夫妇的54平方建设用地归章桂芳，章桂芳在该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归章桂芳所有；在政府允许土地和房屋过户时，章关水、章春芳、章友芳应协助办理5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过户登记手续；2004年章桂芳将54平方米土地房屋造好时，就居住在该房屋第一层，章桂芳承诺该第一层房屋由父亲章关水居住至百年”等相关内容。现该处房地产已经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但被告章关水、章春芳、章友芳拒绝办理该处房地产的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更不依约协助原告办理该处房地产的不动产权利转移登记手续。而由于贾美琴已经病故，基于身份关系需要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赵仍亮协助办理本案房地产的相关登记手续，各第三人也不愿协助办理。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05年4月8日章关水、贾美琴、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签订的《生前遗嘱》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2009年章关水、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签订的《确认书》合法有效。3、依法判令被告章关水、章春芳、章友芳及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赵仍亮办理位于义乌市稠江街道××幢3号房地产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并协助原告办理该处房地产的不动产权利转移登记手续。 原告章桂芳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的身份关系。 2、建设用地审批呈报表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章关水、贾美琴夫妻经审批取得54平方米建设用地的事实。 3、生前遗嘱一份，证明原告附条件、附义务取得本案所涉房产的事实。 4、确认书一份，证明原告附条件、附义务取得本案所涉房产的事实。 5、录音文字整理资料一份。 6、录音光盘一份（原始载体在姚丽霞手机188××××3508里）。 证据5、6，证明原告已经依约支付被告章春芳、章友芳每人36000元款项及房屋是由原告建造等事实。 7、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曾提起诉讼，后撤诉。 8、停水、停电申请书和拆表证明一份，证明章关水等人为了胁迫原告对涉案房屋停水、停电的事实。 9、2018年1月31日，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形成的分房契约一份，证明记载了本案讼争的房屋是由原告建造及原告不同意签字的事实。 被告章友芳、章春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 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第一被告的名字写错，是章友芳，而不是章有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3，（1）、真实性有异议，两个儿子均有照顾过父母，不闻不问是不符合事实的；母亲贾美琴生病，住院、出院均有两个儿子负责办理相应手续和接送，是否开刀动手术也是由两个儿子决定。治病产生的医药费，章益新和章益明作为儿子各承担13000元，章友芳承担13000元，原告承担了8000元。由于章春芳夫妇平时在义乌，照顾比较方便，也比较多，故章春芳承担了3000元。遗嘱上所写均由三女儿承担不属实。章友芳、章春芳被叫去签字时，是说遗嘱准备去公证用，因名字都己经被代笔，故都没有签字，只有按手印。“生前遗嘱“左下角“54平方米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有芳各3万6仟元。”“856951181”、“楼贤忠”及“2005年四月8日”等文字系事后添加形成，按手印时应该没有这些字。（2），该生前遗嘱的目的是用于办理公证，从抬头和收尾等处均有“敬请义乌市公证处给予公证”、“敬请给予公证”等字眼，但此后一直没有公证，故该生前遗嘱没有生效。（3），生前遗嘱的性质，是办理公证前所写的材料，其性质既不是遗嘱，也不是协议。（4），形式上看，从抬头和收尾处均体现章关水的意思表示，而无贾美琴的意思表示。（5），内容上看，系54平方米地基归属三个女儿继承。在百年之后，即该生前遗嘱体现是三个女儿继承，而非只有原告一人继承。并且继承要在父亲章关水百年之后，而现在章关水尚在世，对该房产有谁继承应以其现在的意思表示为准，而非2005年的意思表示为准。（6），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确认书上没有二被告签名。对于确认书上的二被告手印，在（2018）浙0782民初1812号案件中己经鉴定，确定不是二被告本人的手印。“生育二子三女”也不属实，与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一相矛盾。章益新和章益明拒绝赡养父母也不属实，具体见证据三。2009年时，章友芳和章春芳经济困难也不属实。章友芳经商多年，在义乌市塔下洲建造过房屋，也有在杭州买房；原告造房时还向章春芳借钱。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证据5、6谈话录音和光盘，真实性不清楚。该录音二被告没有参与谈话，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7，三性均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章关水及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对原告章桂芳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明将章益民的名字错写成了章益明。同时也将章友芳的名字错写成了章有芳。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证据3，（1）、真实性有异议，“生前遗嘱”存在篡改情形，左下角的“54个平方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有芳各3万6仟元。”内容不仅与生前遗嘱的内容存在冲突和矛盾，而且明显不符合书写习惯，系事后添加形成；（2）、“856951181”、“2005年四月8日”、“楼贤忠”等文字内容，均系事后添加形成，章关水在捺印时没有这些文字内容。（3）、贾美琴并未在名字上捺印。(4)、“生前遗嘱”的以下内容也不属实。首先，“两个儿子不闻不问”与事实不符。母亲贾美琴生病住院，办理入院、出院手续都是两个儿子办理的。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两个儿子也各自承担了13000元。所以说两个儿子均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其次、“老伴高血压中风瘫痪在家七年之久”也与事实不符，假设该“生前遗嘱”系2005年4月8日形成，那么时间倒推的话，贾美琴的生病住院时间应当是1998年，但现有的住院小结等依据能证明贾美琴住院时间为2000年1月24日；再者、“无名塘村”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是“王明塘”村。“章关水”写成了“章加水”等。（5）、“生前遗嘱”是大女婿（原告章桂芳的丈夫王庆生）带章关水去楼贤忠家里形成的，是楼贤忠和王庆生事先拟好的。章关水也不识字，只是按了个手印。所以这份“生前遗嘱”不是章关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楼贤忠、王庆生他们当时和章关水讲，这份材料是为办公证遗嘱所草拟的一份资料，以公证遗嘱的内容为准；（6）、“生前遗嘱”不符合自书、代书或者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根据生前遗嘱的内容，诸如“我生有两子”、“章关水立笔”、“章关水敬请义乌市公证处公证”来看，该份遗嘱系以“章关水”第一人称“我”书写的，符合自书遗嘱的人称手法，但因其不具备“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诸如“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人签名、应当注明日期”等，所以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如果“生前遗嘱”由他人代笔形成，但因其不具备“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诸如“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并注明日期”等，所以不能认定为代书遗嘱。虽然“生前遗嘱”存在“敬请给予公证”的内容，但因未办理公证手续，所以也不能认定为公证遗嘱。根据“敬请给予公证”的内容，应当认定其为一份办理公证遗嘱前的过程性资料较妥。“生前遗嘱”处分了贾美琴的共同财产，属无权处分，所以无权处分部分也不具有合法性。同时因“生前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未办理公证手续，亦非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份“生前遗嘱”不具有遗嘱的效力，不能按此执行。该“生前遗嘱”不能达到原告所欲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4《确认书》，（1）、对真实性有异议。该“确认书”业经贵院（2018）浙0782民初1812号民事案件鉴定，已确定“确认书”当中的章春芳、章友芳的捺印并非章春芳、章友芳本人所形成。（2）、对合法性有异议，该“确认书”系原告伪造，且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3）、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所欲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5、6，即录音文字整理、录音光盘，（1）、这两份证据在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依法出庭作证，方具有证据证明力。现因其未出庭，所以没有证据能力。（2）、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章关水所言，并非基于亲眼所见，而是基于原告所言。且款项的交付应当以转账凭证、收条等书面证据为准。在章春芳、章友芳对收款不予认可的前提下，该证据是不能达到原告所欲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7、8、9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章友芳、章春芳辩称，1、1983年分家时，章友芳仅14岁，章春芳才16岁，都还比较小，尚未成年，不清楚分家的事情。2、生前遗嘱里面自“八三年以来，己有20余年，两个儿子从未尽过一点赡养父母的义务”等部分内容不属实。（1）、两个儿子均有照顾过父母，不闻不问是不符合事实的；（2）、母亲贾美琴生病，住院、出院均有儿子负责办理相应手续和接送，是否开刀动手术也是由儿子决定。治病产生的医药费，两个儿子各承担13000元，章友芳承担13000元，原告承担了8000元。由于章春芳夫妇平时在义乌，照顾比较方便，也比较多，故章春芳承担了3000元，不是遗嘱上所写均由三女儿承担。3、生前遗嘱章友芳、章春芳均没有参与签订。（1）、该生前遗嘱具体何时写的不清楚。但是章友芳、章春芳按手印的实际，应该不是2005年4月8日，大概是2005年10-11月左右，那时天气比较冷了。当时，章友芳从杭州回来去章春芳家里玩，原告说父亲章关水有个遗嘱要公证，配合一下，她就拿着该生前遗嘱到章春芳家里，让章友芳、章春芳按手印，当时上面己经有章友芳、章春芳名字，是由他人代签名的，具体是谁签的、何时签的，章友芳、章春芳不清楚。故根本不是原告所说的“由五人共同约定”。章友芳、章春芳都是小学文化，都是会签名的，根本不需要他人代签的，并且章友芳的名字写错了，写成了章有芳。后来没有办理公证，故章友芳、章春芳也就没有去签字。4、按手印的时候没有提到付款的事情，当时也没有看到该生前遗嘱中有该部分内容，即生前遗嘱左下角“54个平方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有芳各3万6仟元。”。该部分内容系事后添加和伪造，并且该内容与生前遗嘱的内容，房屋由三个女儿继承也互相矛盾。5、据了解，该生前遗嘱形成时没有注明年月日，“2005年四月8日”和“楼贤忠”的笔迹系事后形成，从笔迹上看也与生前遗嘱内容的笔迹明显不同，也不是同一支笔形成。6、原告提供的《确认书》，章友芳、章春芳不知道该确认书，原告上次起诉之前也没有见过。其上面记载的内容也不属实，并且章友芳、章春芳的手印经鉴定也明确不是章友芳、章春芳本人的手印；章友芳、章春芳也没有与原告约定该54平方米建设用地归原告所有，也没有收到过该3.6万元款项；并且按照确认书四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但是章友芳、章春芳手里也根本没有该确认书。故原告所述的“四人共同约定”也是不存在的，系原告杜撰的。综上，《生前遗嘱》系用于办理公证时写的材料，既非遗嘱，也非赠与；从内容上看，有体现百年后财产继承的内容，而没有赠与的内容，故也不是赠与合同；故原告所主张的赠与合同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确认书》上面章友芳、章春芳既没有签字，名字上的手印也不是章友芳、章春芳的本人手印，该确认书系原告伪造形成，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章友芳、章春芳也从来没有与原告达成过该确认书上的内容，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该《确认书》应当确认为无效协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章友芳、章春芳向本院提供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确认书”上章友芳、章春芳的捺印不是他们本人所为。 原告章桂芳及被告章关水、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赵仍亮对被告章友芳、章春芳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章关水、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辩称，2003年11月28日，章关水、贾美琴夫妇依法获批农村私人建房建设用地使用权54平方米，并于2004年8月份开始建造房屋，至2005年7月底建成座落于义乌市半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生前遗嘱”系为办理公证遗嘱所准备的一份过程性资料文件，现因未办理公证手续，所以该“生前遗嘱”并未生效。同时该“生前遗嘱”也不符合自书、代书或者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且非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存在篡改情形，如“章加水改成章关水”、“楼贤忠8569511812005年四月8日”、左下角部分的“54个平方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有芳各3万6仟元。”内容，均系事后添加形成，所以“生前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主张“生前遗嘱”为协议，依法不能成立。首先，根据“生前遗嘱”的抬头及内容看，均出现“遗嘱”、“继承”“敬请给予公证”等内容，从文义层面解释，这是一份为办理公证遗嘱所准备的过程性资料文件。其次，“生前遗嘱”并未使用立约人、甲方乙方等字眼，不能确定合同主体，也不具备一般协议的必备条款。原告诉称“后原告在该54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造了房屋”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讼争房屋建好后，再形成“生前遗嘱”的，而非先形成“生前遗嘱”再建造讼争房屋的。讼争房屋也非原告单独建造完成的，章关水、贾美琴夫妇也支付了建造费用约80000元。讼争房屋建造完毕后，章关水、贾美琴夫妇也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内。诉状第四段与事实不符。据悉，章春芳、章友芳并未和原告签订所谓的“确认书”，且经贵院（2018）浙0782民初1812号民事案件鉴定，已确定“确认书”当中的章春芳、章友芳的捺印并非章春芳、章友芳本人所形成。所以“确认书”的捺印系原告伪造，且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2009年1月2日，在贾美琴逝世后，属于贾美琴的遗产为讼争房屋的50%份额部分。其法定继承人共7人，分别为配偶章关水、长子章益明、次子章益新、长女章桂芳、三女章春芳、四女章友芳、二女章银芳的直系血亲（因二女章银芳于1992年逝世，早于被继承人死亡，因而发生代位继承，由其直系血亲赵仍亮继承），也即每人按讼争房屋的50%份额的1/7继承。鉴于以上理由，讼争房屋中属于章关水的份额为原先共有的50%部份，再加上继承所得的50%部份的1/7部份。章关水考虑到父子、父女关系，决定等其百年后全部按法定继承处理自己所有的房屋，坚决不同意按所谓的“生前遗嘱”执行。10、关于办证事宜，被告章关水及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认为需按法定继承后依法办理讼争房屋的不动产初始登记事宜。综上，原告的三项诉请均不能成立，建议贵院依法判决驳回。 被告章关水、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向本院提供义乌市稠江街道童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讼争房屋于2004年8月开始建造，于2005年7月建成的事实。 原告章桂芳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建房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但不管房屋何时建造，涉案房屋由原告建造的事实不可否认。 被告章春芳、章友芳及第三人赵角亮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赵仍亮述称，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赵仍亮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与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即“生前遗嘱”，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生前遗嘱”反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且相互矛盾，左下角部分的“54个平方米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有芳各3万6千元。”及“楼贤忠8569511812005年四月8日”等文字内容系事后添加形成。本院认为，“生前遗嘱”中“楼贤忠8569511812005年四月8日”等文字内容系原告在本案第一次起诉之前让楼贤忠添加，因楼贤忠系当时的代书人，故对该部分添加的事实予以认定，能证明“生前遗嘱”由章关水委托楼贤忠书写。由于该份证据形成于2005年，章关水委托楼贤忠写好后，贾美琴、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各自在自己的名字上捺印。“生前遗嘱”正文反映的内容即章关水夫妇建造的54平方米房屋由三个女儿继承与左下角部分反映的54平方米房屋归章桂芳建造所有，由章桂芳找补给章春芳、章友芳每人36000元的内容明显不同，且相互矛盾。从笔迹字样来看，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不同，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章关水、章春芳、章友芳的庭审陈述及章春芳、章友芳未收到过原告章桂芳给付的36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该“生前遗嘱”的内容不真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4，被告章春芳、章友芳认为不真实，名字上的捺印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已经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认为不是他们所为，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于证据5、6，被告章春芳、章友芳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本院认为，录音系章关水与案外人进行的谈话，结合章关水对自己所有的54平方米房屋不同意处分给原告章桂芳所有，要求按法定继承的庭审陈述，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证据7、8、9，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章春芳、章友芳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各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意见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对于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各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章关水、贾美琴夫妇生育有四女二子：女儿章桂芳、章银芳、章春芳、章友芳；儿子章益明、章益新。女儿章银芳于1992年去世，生育有第三人赵仍亮。2003年7月31日，章关水、贾美琴夫妇所有的原位于义乌市的房屋被政府征收。2005年1月25日，章关水、贾美琴夫妇经相关部门审核拟获批54平方米建房宅基地。2005年4月8日，章关水委托案外人楼贤忠立下“生前遗嘱”一份，约定贾美琴、章关水由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三姐妹赡养，其与贾美琴审批取得的54平方米宅基地处分给三个女儿，由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在其百年后继承。在“生前遗嘱”的左下方，又写有“54个平方米地基给桂芳承担建筑，给父母住过老，房屋归桂芳，由桂芳付出给春芳、有芳各3万6千元。”的内容。嗣后，上述54平方米宅基地由原告章桂芳与被告章关水共同出资建成坐落于本市童店村三区15幢3号四层半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并由原告章桂芳一家与被告章关水夫妇共同居住使用。2009年1月，贾美琴去世。2018年1月19日，原告章桂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2018年1月31日，章关水立下分房合约，将涉案房屋待其百年后处分给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章益明、章益新五人所有，按法定继承处理。除原告章桂芳外，其余四人均在分房合约上签名捺印。2018年4月12日，被告章春芳、章友芳对原告章桂芳提供的“确认书”上的手指印申请鉴定。经本院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确认章春芳、章友芳名字上相对应的捺印非她们本人所为。原告章桂芳为此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8）浙0782民初字第181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章桂芳撤回起诉。2018年5月28日，被告章关水在被告章友芳、第三人章益新等陪同下前往义乌市供电有限公司稠江供电所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停电手续，后又向义乌市自来水公司申请办理停水手续。2018年5月29日，原告章桂芳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章桂芳于2018年7月10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2009年确认书中章春芳签字边上的指纹捺印是否为章友芳的指纹捺印，章友芳签字边上的指纹捺印是否为章春芳的指纹捺印”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检材不足，无法完成鉴定，被终止。 另查，被告章关水为建造涉案房屋曾出资人民币80000元。由于涉案房屋发生权属争议诉至法院，原告章桂芳一家及被告章关水已从涉案房屋撤离，各自另行居住在外。各子女对父亲章关水均履行赡养义务。 本院认为，章关水、贾美琴与章桂芳、章春芳、章友芳之间于2005年形成的“生前遗嘱”，从文本记载的内容来看，前后不同且相互矛盾，不能确认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且事后也得不到立遗嘱人的追认，应认定该“生前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原告章桂芳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原告章桂芳诉请确认落款时间为2009年的“确认书”有效，经本院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证明章春芳、章友芳名字上对应的指印不是她们二人所为。此次诉讼中，原告章桂芳再次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章春芳、章友芳有否在对方的名字上捺印”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被终止。据此，可认定原告章桂芳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确认书”具有法律效力。基于原告章桂芳诉请的基础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其要求被告章春芳、章友芳、章关水及第三人章益明、章益新、赵仍亮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初始登记及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被告章关水系涉案房屋的主要权利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绝对的权利，在其有生之年，应充分尊重其本人的意愿。本案原告章桂芳对涉案房屋虽进行了建造、居住、使用，但并不因此取得所有权。综上，原告章桂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预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章桂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50元（已减半），由原告章桂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海玉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叶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