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02民初1511号 原告：重庆腾越汽车半轴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茅山峡村大田口社。 法定代表人：潘国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邹东桥，重庆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宋家林村******。 负责人：龙思源。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肖登国，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琦滢，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滨河东路**> 法定代表人：龙思源。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廖彪，男，公司员工。 原告重庆腾越汽车半轴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越公司）与被告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依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申请通知第三人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建安公司）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腾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东桥，被告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登国、冯琦滢，第三人四川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腾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给付腾越公司货款541,062.87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541,062.8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返还半轴成品4198件，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已经使用不能返还，应当依照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之前开具的发票载明的单价折价支付货款；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腾越公司为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企业，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向腾越公司采购汽车半轴成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本公司按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的要求交付了产品，但该公司却不按时支付货款。2016年7月6日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5月25日，本公司向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供货43275件，其中，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通知开票数量39077件，尚有4198件没有通知本公司开票。2016年9月30日双方就已开票部分进行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9月30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拖欠货款541,062.87元。此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既不对未通知开票的4198件产品进行结算，亦不支付已结算的货款541,062.87元，虽经多次催讨，但仍不履行结算及付款义务，故提起诉讼。 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辩称，一、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没有与腾越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接收的货物是第三人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第三人要求腾越公司运输到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处的。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代第三人与腾越公司进行对账。腾越公司无权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与腾越公司于2012年8月18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8月16日、2014年10月30日签订了《汽车后桥零部件/材料订单》，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1月6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整合进本案第三人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注销（见证据四川省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文件关于中国长安所属7家分子公司与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整合方案的批复》《准许注销登记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第三人承继了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其与本案腾越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由第三人承继。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成立，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无关（见证据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营业执照）。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后，第三人基于与腾越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腾越公司运送货物到本案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处，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接收的货物，由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代第三人与腾越公司进行对账。腾越公司提交的证据《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账的期限是2015年1月到2016年5月25日，且序号1和序号2的备注为：“2012年-2014年供郫县”，而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成立，该对账表包含了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之前的债权债务，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无关。腾越公司提交的证据2016年9月30日的《对账函》，形成的时间在后，包含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中货物对应的货款。腾越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都包含了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之前的债权债务。二、腾越公司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退回半轴成品4198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6月22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替第三人与腾越公司对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账目进行对账，腾越公司应收货款为265,306.78元。2016年7月6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替第三人与腾越公司对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腾越公司供应的零部件实物部分进行对账，对账表显示有4198件产品已供未开票。2016年7月13日、2016年7月18日腾越公司向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5张，该发票包含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中已供未开票的零部件。2016年10月9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替第三人与腾越公司对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账目进行对账，腾越公司应收货款为541,062.87元，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包含了5张发票的金额（即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包含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腾越公司供应的所有产品都已经计算进最后一次对账函中，腾越公司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退回半轴成品4198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腾越公司多开了234件产品的发票，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多计算了234件产品的金额，应该予以扣除。腾越公司多开2403201P2型号半轴222件11,890.32元，多开40752403055P9G1型号半轴6件431.76元，多开40752403056P9G1型号半轴6件431.76元金额合计12,753.84元，应该在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应收款金额541,062.87元中扣减，应付款金额应该为528,309.03元。综上所述，本案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没有与腾越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没有与腾越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且腾越公司起诉的部分货款系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之前产生的，腾越公司无权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与腾越公司建立合同买卖关系的是第三人。腾越公司重复主张货款，4198件货物款项已经包含在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且腾越公司多开票金额为12753.84元，应予以扣除。请求驳回腾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川建安公司述称，一、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该分公司没有与腾越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与腾越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第三人四川建安公司，腾越公司无权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与腾越公司于2012年8月18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8月16日、2014年10月30日签订了《汽车后桥零部件/材料订单》，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1月6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整合进本案第三人四川建安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注销（见证据四川省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四川建安公司董事会决议，四川建安公司章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文件关于中国长安所属7家分子公司与四川建安公司整合方案的批复》；《准许注销登记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本案第三人承继了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其与腾越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由第三人承继。第三人于2015年6月2日成立成都分公司即本案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无关。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后，第三人基于与腾越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腾越公司运送货物到本案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处，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接收的货物，由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代第三人与腾越公司进行对账。腾越公司提交的证据《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账的期限是2015年1月到2016年5月25日，且序号1和序号2的备注为：“2012年-2014年供郫县”，而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成立，该对账表包含了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之前的债权债务，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无关。腾越公司提交的证据2016年9月30日的《对账函》，形成的时间在后，包含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中货物对应的货款。腾越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都包含了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之前的债权债务。二、腾越公司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退回半轴成品4198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6月22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代第三人与腾越公司对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账目进行对账，腾越公司应收货款为265,306.78元。2016年7月6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代第三人与腾越公司对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腾越公司供应的零部件实物部分进行对账，对账表显示有4198件产品已供未开票。2016年7月13日、2016年7月18日腾越公司向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5张，通过对比对账表列明的零部件以及数量和5张发票的明细可知，上述5张发票包含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中已供未开票的零部件。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收到腾越公司开具的发票后，双方将发票款项计入应付款中。2016年10月9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替第三人与腾越公司对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账目进行对账，腾越公司应收货款为541,062.87元，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包含了5张发票的金额（即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包含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腾越公司供应的所有产品都已经计算进最后一次对账函中，腾越公司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退回半轴成品4198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腾越公司多开了234件产品的发票，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多计算了234件产品的金额，应该予以扣除。腾越公司多开2403201P2型号半轴222件11,890.32元，多开40752403055P9G1型号半轴6件431.76元，多开40752403056P9G1型号半轴6件431.76元金额合计12,753.84元，应该在2016年9月30日《对账函》应收款金额541,062.87元中扣减，扣除后应付款金额应该为528,309.03元。四、本案应付货款的主体是第三人，第三人举证的2013年12月31日《对账余额调节表》和截止2015年3月31日《对账函》与本案货款是分开的，没有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本案涉及的货款，是腾越公司送货到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和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处的；第三人举证的《对账余额调节表》《对账函》对应的货款是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送货到第三人处的。第三人的举证2016年4月30日《对账函》虽是第三人与重庆腾名公司进行的对账，但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2018）川1803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认定腾越公司和重庆腾名公司对第三人的预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该《对账函》适用于本案。通过第三人的举证，可知腾越公司收取了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预付款，第三人对腾越公司具有债权。腾越公司主张的货款应该与第三人向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支付的预付款进行抵扣，第三人无需另行向腾越公司支付货款。综上，请求驳回腾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腾越公司提交的证据有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账调节表》。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有营业执照、《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零部件及材料采购主合同（2013年度）》《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汽车后桥零部件/材料订单》《四川建安公司董事会决议》《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文件关于中国长安所属7家分子公司与四川建安公司整合方案的批复》《通知函》《对账函》《对账调节表》、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对账函》、增值税发票。四川建安公司提价的证据有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通知函》、雅安市工商局备案表、对账表、财务对账、更名函。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故不予采用；四川建安公司提交的对账表、财务对账、更名函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用；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提交的《对账函》《对账调节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用；其余证据能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用，证明内容综合全案认定。 根据采用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2月18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腾越公司签订有《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零部件及材料采购主合同（2013年度）》。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与腾越公司分别于2013年2月22日、2013年8月16日、2014年10月30日签订《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汽车后桥零部件/材料订单》三份，订单中载明：合同编号分别是NQJA供2013、NQJA供2013、CDJA供2014-04-002，所定购半轴成品的规格型号、单位、单价，订货数量标注为“按需”，并分别备注本订单作为双方签订的《2013年度零部件及材料采购基本合同》《2014年度零部件及材料采购基本合同》的附件，单独使用没有法律效力，必须与对应的2013、2014年度零部件及材料采购基本合同及技术协议、质保协议一并执行；本订单有效期为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前述订单中分别加盖有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腾越公司合同专用章或腾越公司印章。 2014年5月13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出具的文件载明该公司同意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等以增资方式注入四川建安公司。 2015年4月16日，四川建安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向其客户出具的函件文本主要内容：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业务由更名后的四川建安公司继续经营。业务主体和法律关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桥分公司签订合同和服务承诺由四川建安公司继续履行。2015年5月1日起，所有对内对外文件、资料、开户行、银行账号、税号、开具发票等全部使用四川建安公司名称。 2015年6月2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其是四川建安公司的分公司。 形成于2016年6月22日的《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对账函》中记载：对账截止日期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账面余额应付账款余额为265,306.78元，应收账款余额265,306.78元。该对账函中加盖有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腾越公司财务专用章。 形成于2016年10月9日的《对账调节表》中记载：对账截止2016年9月30日，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应付账款541,062.87元，腾越公司应收账款541,062.87元，并注明“本对账函一式两份，加盖财务专用章有效！”。该对账表中加盖印章分别是：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腾越公司财务专用章。 形成于2016年7月6日的《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中载明：12种半轴成品供货数43275件，已开票数39077件，已供未开票数为4198件[其中，2403201NH(598件)、2403301NG/左（1639件）、2403201NG/右（1639件）、2403201P2（180件）、40752403055P9G1（5件），40752403056P9G1（5件），2403200PK（66件）、2403201PK（66件）]；序号1、2备注栏注明“2012-2014年供郫县”，序号3至12备注栏注明“供万州”。该表中加盖有“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综合管理处”印章。 腾越公司出具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张（开票日期为2016年7月13日有四张，开票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有一张），票据合计含税金额为298,822.93元，其中载明：型号2403201P2开票数量为402件（单价45.77元），型号40752403055P9G1开票数量为11件（单价51.5元），型号40752403056P9G1开票数量11件（单价51.5元）。《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供应商对账表》中记载前述发票中相同型号的产品及数量：型号2403201P2有180件，型号40752403055P9G1有5件，型号40752403056P9G1有5件。 审理中，腾越公司坚持要求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承担责任，而不要求四川建安公司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腾越公司主张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是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而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否认与腾越公司建立有合同关系；四川建安公司则认为是其公司与腾越公司建立有合同关系，对账金额541,062.87元已包含了4198件已供未开票半轴成品，且应扣除多开票半轴成品的金额。故，腾越公司主张的货款等应由谁承担给付责任以及其所主张金额的确定构成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对此，析判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腾越公司主张与其建立有合同关系的是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但列举的证据仅有《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账调节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建立有口头或书面的供销合同。《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的文本内容可见供货期间为“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在备注栏记载的内容“2012-2014年供郫县”，显然有发生在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成立（成立于2015年6月2日）之前的供货。腾越公司以此主张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承担给付责任依据不充分。 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提出抗辩并主张与腾越公司有业务关系的是四川建安公司，其主张前述腾越公司的举证《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记载的时间上看，包含了原属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的业务，也包含了腾越公司按四川建安公司的要求供货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所有的业务对账由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与腾越公司进行，付款及付款方式由四川建安公司统一决定。本院认为，结合其他在案证据能间接证明《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账调节表》所反映的对账，是腾越公司分别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建立的供销合同对应，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在上述证据的兼章行为是代四川建安公司履行送货给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部分的对账，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的该代理行为由四川建安公司承担责任，在案证据能印证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抗辩存有合理性。庭审还查明，四川建安公司承接了原属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建安车桥分公司的权利义务，故对本案争议应承担责任的是四川建安公司。四川建安公司表示对本案纠纷承担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腾越公司主张半轴成品4198件的退还以及该半轴成品是否包含在541,062.87元中的问题。本院经审核认为，对账确定的541,062.87元是否包含了4198件半轴成品，各方当事人均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对此，腾越公司仅提供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账函》；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提供了2016年6月22日的《对账函》以及增值税发票，结合《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以说明541,062.87元的构成。本院认为，2016年6月22日双方发生对账金额为265,306.78元；2016年7月6日的《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对4198件半轴成品表述为“已供未开票”，证明腾越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只是暂未开票；2016年10月9日又进行对账金额为541,062.87元，确认欠腾越公司541,062.87元。从上述对账过程可见最后的对账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该对账发生在2016年7月6日之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主张的最终金额541,062.87元是2016年6月22日对账金额265,306.78元加上《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中已供未开票4198件半轴成品的金额，金额之和有一定差距，但其举证能印证符合交易后形成最终对账的客观事实，故对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的抗辩予以采纳。 关于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主张发票中多开半轴成品的金额是否应当从541,062.87元中扣除的问题。2016年7月13日、18日腾越公司向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已经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五张（含税金额298,822.93元），发票记载的已供半轴成品种类及数量超过了《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25日供应商对账表》的记载，该发票及对账表中的种类、数量不能一一对应，有一定矛盾之处，但双方于2016年10月9日形成了最终对账并签订了《对账函》确定了应付账款，应理解为541,062.87元包含了4198件半轴成品的应付款，因此对四川建安成都车桥分公司、四川建安公司主张的扣除超过数量的产品对应的金额不予支持，对腾越公司主张的退还该半轴成品或半轴成品的价款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重庆腾越汽车半轴制造有限公司货款541,062.87元。 二、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重庆腾越汽车半轴制造有限公司资金占用利息，即自2019年7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541,062.8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清日止以541,062.8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 三、驳回重庆腾越汽车半轴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210元，由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垚 人民陪审员 胡 伟 人民陪审员 张天君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法官 助理 王燕梅 书 记 员 陈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