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20299号原告：王丹，女，198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洋，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舟，男，197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东小口镇天通苑北苑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寿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海波，男，197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芊琇，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丹与被告徐舟、第三人王海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丹及第三人王海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被告徐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丹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王丹与徐舟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2、诉讼费由徐舟负担。事实与理由：王丹与徐舟系同事。2015年5月，徐舟欲购买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库公司）股份，遂与王丹沟通并商定如股份购买成功后，所有股份由王丹代为持有。2015年5月15日，双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徐舟出资25万元以王丹名义购买。协议签订后，徐舟自行与网库公司其他股东协商转让股份，但由于徐舟与网库公司股东在转让价格、期限、受让条件等多方面均未达成一致，导致徐舟与网库公司股东迟迟未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网库公司也从未向王丹转让拟代持部分的股份，未向王丹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及代持费用。王丹在2015年5月27日以自有资金150万元自行购买网库公司股份，并成为股东。由于徐舟从未将拟代持股份交付王丹或第三方股东转让给王丹，双方代持基础股份权利不存在，代持标的落空。故王丹诉至法院。被告徐舟答辩称：《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丹无权解除该协议。第三人王海波陈述称：第一，王海波为网库公司股东之一，2015年5月上旬，确与徐舟洽商过购买本人股份（5万股份）事宜，徐舟同意不作为实名股东出现，徐舟与王丹商定后，徐舟委托王丹代为持有股份。当时徐舟急于购买王海波股份，在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前，徐舟从王海波处要到账号并直接汇款25万元，汇款完成后，王海波将此事告知网库公司的其他股东，并希望获得股东会决议通过，但遭其他股东反对，其他股东认为徐舟出资过低、公众公司不得有隐名股东、此举违反证监会强制性规定。第二，王海波从未与徐舟签订过任何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就受让金额、股权交割期限、税费分担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徐舟实际上未能从王海波手中受让并获得网库公司的股份。第三，王海波从未将股份委托王丹代持，与王丹、徐舟亦未签订三方协议，王丹与徐舟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与王海波无关，王海波愿意在本案之外另行与徐舟商定退还款项事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网库公司原为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9月23日该公司的股东为王海波、黄某、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5月26日股东变更为王海波、黄某、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朱某某、徐某某、黄某、张某、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慧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云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015年7月21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4月，系网库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王丹在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时即入伙，并持有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50万元出资额，占比18.75%。2015年5月14日，王海波与徐舟进行通话，通话中王海波表示“就是代持那个协议啊…到时候肯定是跟王丹签一个东西，一定是不能跟我签的，我这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是一定要申报的，就是告诉这个法务，说有没有代持，我是要否认，就是我没有代持，所以现在我是，没法找我来签，本来是我跟你签嘛，就是你委托我来持…一个不能签的原因是，如果说王丹她私下将自己分到的20万股能转一些出来，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当然，王丹那个是很明确的，她是要进入这个网库的法人股东的，王丹是有公司的这个实名股东的，因为她会代持一些，我的也会给她代持一些…王丹刚才给了一个方案，就是你和邓某各5万股，可不可行…如果你先拿个5万股，那么走款的话直接走到王丹的卡上就行，她会跟你签一个这个委托代持的协议…；如果这样操作，王丹自己手上也只有10万股了，现在她等于总共有20万股”。2015年5月15日，徐舟作为甲方与王丹作为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网库公司委托代持股权事宜签订本协议；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现金25万元人民币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出资并持有标的公司5万股的股权，代持股权不属于乙方所有财产，不得归入乙方的财产或者为其财产的一部分；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乙方名义持有代持股权、在标的公司股权登记名册上具名；代持股权项下所有股东权益由甲方享受，乙方不享有任何的股权权益；乙方同意因代持股权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应在乙方收到标的公司转入的相关收益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按照甲方的指示对相关收益进行管理和处置。2016年5月25日，网库公司发布“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的更正公告”，载明“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21742105股为基数，以2015年年末资本公积为依据，优先以其中定向增发所形成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5.993707股，合计转增78257895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亿股”。2016年9月23日，徐舟通过微信向王丹询问原始股什么时候能卖，王丹回复只能私下让人买；2016年12月27日，徐舟通过电话询问王海波如果要转让网库公司的股份通过何种方式比较好，王海波建议找熟人买；2017年5月10日，王海波在微信群聊中向徐舟、邓某表示如果大家要退出有两个办法，第一按照原价将款项退回，但可以考虑按照银行利息不让其亏损；第二需要徐舟、邓某报价，网库公司内部挂出去转让，有些高管个人愿意买的再转让出去，徐舟通过微信向王丹及王海波表示其和邓某商量好以每股30元价格挂牌，出让全部10万网库股票；2017年12月14日，王海波、徐舟、王丹、陈某某沟通有关徐舟购买网库公司股份回购、显名、转让等事宜，徐舟表示其购买的为网库公司的原始股，应按原始股的规则走，王海波回复“你购买的是王丹的股票”，徐舟表示这是其与王海波之间的交易，其从来不与王丹谈，王海波回应“是，那是我认，我要看王丹认不认”，后徐舟提及转增事宜，陈某某表示“在2016年、2015年甚至2014年大家都是按照1亿股来作价”。2018年1月18日，王丹通过微信向徐舟发送《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载明：鉴于徐舟、邓某、高某在受让标的股份时，受让方与转让方并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标的公司股东明确拒绝放弃优先受让权、不同意该股权转让行为；由于股份转让协议未能签署，导致具体转让份额、转让期限、工商登记时间、税费分配均未能达成一致，委托持股协议事实上无法履行；此外，鉴于各方自2015年签约后就股权转让事宜一直协商未果，转让方也一致明确表示解除股权转让、返回转让款本金，对于尚未生效的股权转让行为本人无权代持，其代持基础权利并不存在；故特此函告解除股权代持协议。另查明，2017年2月8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某表示股票可以在4月至6月出手,价格不会低于15;2017年5月24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某表示很羡慕其25万两年50万;2017年7月12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某表示徐舟的价格不是其不接受,而是目前没有人会以那个价格购买,公司不会回购,若是徐舟可以找到接盘的,当然没问题;2017年8月7日，高某、邓某及王丹、王海波商谈出售5万股事宜，其中高某提出“王丹持股在智库，智库投资里面有她一部分出资，大概是占18.75个点，就是我们的股份是在王丹的代持下，然后转增后，我们的股份是不是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增”，王海波表示总股本是1亿股，王丹是按1亿股算的，是1亿股中的5万股；高某表示其购买时在新三板挂牌时为2174万股，在2016年5月定增之后才为1亿股；王海波表示高某、邓某并非购买2000多万股中的5万股，因其在出售时即按总股本1亿股计算的；高某坚持认为邓某购买的5万股享受定增，比例为4.6倍，王海波仍表示其购买的即为定增之后的5万股，不再享受定增；2017年9月13日,邓某通过微信向王丹表示想和其商量出售网库公司5万原始股的事情,并提出能否将其与王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向自己寻找的买家出示，因为买家需要确认邓某所持的是什么，王丹表示可以对买家出示；2017年9月20日，邓某表示其寻找的买家无法从《委托持股协议》中看出其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只持有王丹名下智库还是什么库的股份，怀疑邓某被人骗，王丹将其与王海波询问的微信截图向邓某发送，王海波在微信中表示“可以直接变更到公司工商注册名单中”，邓某收到后表示太过复杂，要求见面聊；2017年12月8日,邓某通过微信询问王丹其购买的是什么,王丹回复邓某其购买的即为1份投资;邓某向王丹表示在其与徐舟在打款时,王海波即准备不向其二人出售网库公司原始股,王丹和王海波早知合同存在问题,并对不能显名提出异议；2018年1月12日，王丹通过微信向邓某表示“这个给的股份就是转过的，都是这么谈的和签的”；2018年1月18日，王丹向邓某发送“关于某部队营职军官高某违反军人法律规定，意图参股企业、敲诈勒索相关事实的紧急举报函”（以下简称举报函）及《解除委托代持告知函》，在举报函中网库公司表示“高某在2015年5月15日以其爱人邓某的名义出资25万元购买网库公司的原始股份，由于其本身有军人身份背景，网库公司股东（股份转让方）王海波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均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高某；网库公司多次洽商将相关购买资金退还并给予超额补偿，同意补偿比例达3倍，但高某伙同徐舟一同恶意敲诈，对网库公司股东、高管进行骚扰、举报，并要求网库公司按照23万股予以工商实名登记”；邓某收到上述文件后回复“这些天才知道你们最终整理的焦点其实是4.6倍那个”。庭审中，王丹表示其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关合同法定解除的规定。徐舟表示其向王海波支付的25万元即为购买网库公司5万元原始股，至于该股份的实际出售方可为王海波亦可为王丹，王丹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王丹代持”的基础为王海波将相应股权转让给王丹或王海波将相应股权转让给徐舟，但因王海波并未实际转让，故王丹代持股权的基础不存在。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徐舟提供银行打款明细证明其为购买网库公司原始股向王海波账户转账25万元。银行打款明细显示2015年5月15日，徐舟向王海波转账25万元。王丹对银行打款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笔款项为徐舟欲从王海波处购买网库公司股份所支付的款项，网库公司并未同意此次股份转让。王丹提供网库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徐舟拟向王海波购买股份时，网库公司其余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行为，故委托持股标的落空，《委托持股协议》不具备履行基础。《股东会决议》载明：经王海波提议并通知各股东，就王海波拟转让部分股份至徐舟、邓某二人一事作出股东会决议，不同意王海波转让部分股权至徐舟、邓某二人；在公司正式上市股改完成前，不接受投资额低于500万元的中小股东加入公司；如王海波坚持转让本人部分股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拟转让股权份额同等条件下由其余股东优先受让。《股东会决议》上有王海波、黄某签字及北京富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众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盖章，日期为2015年5月16日。徐舟对该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黄某在2018年方知王海波转让股份事宜，上述《股东会决议》为虚假，并提供2018年3月3日，黄某、徐舟、邓某、高某、王丹的谈话录音予以证明。谈话录音中黄某表示其“这个事情呢，我也是前2个月听说的…15年初的时候，公司要登录三板，中间有很多事情是我在推动的，过程我是清楚的，包括中间有些入股…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都是朋友，期间王海波也是有些想法，因为公司缺人，希望有些人能起到些作用，既然这样，朋友之间协商解决掉”。王丹对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黄某所谓“前2个月听说“是指听说徐舟、邓某与王丹、王海波之间的纠纷，并非指王海波向徐舟、邓某转让股份事宜。王丹提供2018年3月26日黄某、徐舟、高某、邓某之间的谈话录音及2018年3月3日第三方律所访谈笔录证明徐舟与网库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未能完成，《委托持股协议》无履行基础。徐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谈话录音发生在双方产生纠纷之后，是双方协商如何解决问题；访谈笔录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王丹与徐舟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舟是否有权将《委托持股协议》中的“股份”交由王丹代持。第一，根据网库公司历来股东的变更情况可知，王海波一直持有网库公司大部分股份，王丹自2015年5月26日起亦通过北京智库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网库公司的股份，故《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股份”系实际存在。第二，根据王海波于2015年5月14日与徐舟的通话录音可知，王海波与徐舟已达成由王丹代持网库公司股份的意向，无论所持股份系来自于王丹还是王海波。第三，徐舟已向王海波支付25万元款项，与《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的购买价格、购买时间一致，且王海波、王丹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徐舟已履行支付购买“股份”价款的义务。第四，后续王丹、徐舟、王海波共同商定如何处理徐舟“所持股份”的谈话录音可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王丹、王海波对徐舟已持网库公司股份并无异议。第五，网库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对王海波向徐舟转让股权未予同意，但不影响王海波同意徐舟享有的股份由王丹代持的意思表示。故徐舟有权将上述“股份”交由王丹代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王丹主张其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依据为上述规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徐舟存在根本违约情形，故其主张解除《委托持股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丹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王丹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璟钰人民陪审员  程振华人民陪审员  郝建丰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王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