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481民初819号 原告：耒阳市景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卫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劲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爱宏。 被告：耒阳华星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洋生。 被告：雷洋生。 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成。 原告耒阳市景乐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耒阳华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雷洋生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18年1月15日，经耒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耒阳市景乐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耒阳市景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东天公司）。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龙柁雅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李永康、周路容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8月23日、11月2日、2018年5月24日三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邓良担任记录。原告景乐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劲松、毛爱宏，被告华星公司、雷洋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两被告赔偿因被告华星公司未履行土地整理、水、电、道路建设的义务而给原告造成的50万元损失；2、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被告华星公司未履行配置变压器的义务而给原告造成的425653元损失；3、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被告华星公司未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义务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6938980元；4、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辩论终结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5、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应付而未付的土地转让款以及在拆迁过程中增加的费用共400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华星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就被告华星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耒阳市五里牌办事处五里牌居委会陈家塘地块（以下简称标的土地）转让给原告的事宜，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下称标的合同），该合同中约定：标的土地位于耒阳市五里牌办事处五里牌居委会陈家塘地块，东临红十字会医院用地，南接金桥房地产公司和耒阳市质监站用地红线，北至高速公路联络线，西靠荷塘路，该宗土地使用面积为328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价款为每亩40万元，共计宗地转让价款为1768万元。甲方（被告）的职责包括：1、将该宗地的土地整理，水、电、道路按照规划完成，即：水、电到荷塘路口，完成荷塘路的硬化，荷塘路和联络的下水道建设和绿化，并配置普通变压器一台（用于小区施工使用）。2、宗地区域内的拆迁。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应尽快做好宗地范围内拆迁户李康成、李康礼、李康树、李佐杯的拆迁安置工作。原告已如约向被告支付了土地转让款1768万元，履行了支付土地转让款的义务。而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却始终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标的土地的土地整理、配备变压器、拆迁安置的义务，导致原告始终无法将标的土地投入使用。为能正常使用土地，原告只得自行进行标的土地的土地整理、配备变压器、拆迁安置的工作。因被告未履行土地整理、水、电、道路建设工作，必将造成原告损失至少50万元；因被告未履行新建变压器工程的义务，根据与湖南雁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阳分公司所签订的《电器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新建变压器工程必将造成原告损失至少425653元；因被告未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义务，根据第三方摸底、调查、评估以及政府部门公布的拆迁安置相关规定，拆迁安置工作必将造成原告损失至少6938980元，以上三项合计7864633元以上。为能尽快正常利用土地，以上款项需立即由原告向第三方支付后方能完成标的土地的土地整理、配备变压器、拆迁安置的工作，上述必将支付的款项已经形成原告代被告履行义务的实际损失，被告理应向原告赔偿。另，2011年12月31日，被告华星公司与被告雷洋生曾签订《承包经营责任书》，承包书约定，被告华星公司聘任被告雷洋生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对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方式为责任承包，税后利润分成，即以2011年12月31日会计报表为依据，公司的人、财、物以当期报表数全部移交给被告雷洋生管理，被告雷洋生在承包经营期内实现的税后利润上交公司30%，被告雷洋生分70%；承包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被告华星公司结业清算日止。在承包书所述的承包期间，被告华星公司实际由被告雷洋生经营，并且被告雷洋生分走被告华星公司70%的税后利润。因此，被告雷洋生作为被告华星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应当与被告华星公司共同对原告支出的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为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堤起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了下列证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1、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用以证实原告的主体资格。 2、耒阳华星置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实被告华星公司的主体资格。 3、雷洋生的公民信息检索单，用以证实被告雷洋生的主体资格。 4、《土地转让合同书》，用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土地转让合同关系以及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的内容。 5、税收通用完税证、收据5张，用以证实原告已履行土地转让款的支付义务。 6、《电气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用以证实新建变压器工程必将造成原告损失至少425653元。 7、房屋征收摸底调查表； 8、《耒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9、房地产评估报告。 上述三份证据用以证实拆迁安置工作必将造成原告损失至少6938980元。 10、《承包经营责任书》，用以证实被告雷洋生为被告华星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并分走被告华星公司80%的税后利润。 1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607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华星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耒阳市华星置业有限公司土地转让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合同，被告华星公司未按此合同约定履行拆迁安置、土地整理、水、电、道路建设等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向原告赔偿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12、李康柳《耒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进账单，用以证实原告为代被告履行拆迁义务，向被拆迁户支付费用2507836元，原告已遭受实际损失2507836元。 13、常住人口登记卡、说明，用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华星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被拆迁户李康柳的曾用名是李康礼，李康柳与李康礼系同一个人。 1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以证实合同中第五条第三小点约定的是现状土地条件，该土地没有完成拆迁就转让了，那么就是说以后拆迁义务由被告华星公司来承担、拆迁的费用也由被告华星公司承担。 15、耒阳市人民政府文件，用以证实原告参考耒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并以该文件为基础，赔偿被拆迁户李康柳的损失，并与李康柳达成了拆迁协议。 16、营业执照，用以证实原告的名称由原来的耒阳市景乐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耒阳市景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李康成耒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份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转账凭证两份，用以证实原告代为被告支付了李康成的房屋拆迁款总计2169680元。 18、李康树耒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份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转账凭证两份，用以证实原告代为被告支付了李康树的房屋拆迁款总计1870000元。 19、李佐槐耒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份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转账凭证两份、常住人口登记卡，用以证实原告代为被告支付了李佐槐的房屋拆迁款总计2156999元；证实李佐槐曾用名是李佐杯。 20、李徐辉耒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份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转账凭证两份，用以证实原告代为被告支付了李徐辉的房屋拆迁款总计1460008元。 21、李徐付耒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份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转账凭证两份，用以证实原告代为被告支付了李徐付的房屋拆迁款总计1938088元。 22、李康柳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份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转账凭证两份，用以证实原告代为被告支付了李康柳的房屋拆迁款总计1092164元。 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只是用来过户的合同，不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收据恰恰证明合同是张武英等个人的行为，价款支付的时候，原告还没有成立。对证据6、7、8、9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变压器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安装，与本案有什么关联性，依据标的合同约定，被告华星公司只需提供变压器一个，不是要安装；对于房屋征收摸底调查表、房地产评估报告，从报告里所能看到的也就是李康成、李康树，其他人是否拆迁，与本案争议没有任何关系，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实际发生了损失。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承包书也早已终止，2014年9月15日，被告华星公司的原股东已将所有股权转给雷洋生、罗帮华了。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该合同就是合法有效，更不能证明被告华星公司存在违约。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办法核实，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没有任何关联性；对第一次开庭中对证据12补充质证，证据12的二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该证据不合法，征收拆迁的工作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拆迁的程序要依据法律规定，签订合同及拆迁补偿就本案来说，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故程序是不合法的；从真实性来看，合同的内容不真实，征收拆迁房屋，首先要确认被拆迁的房屋的权属、合法性。就本案的情况来看，该合同看不出被拆迁的房屋说是李康柳的，有任何依据，李康柳被拆迁的房屋，既然没有任何权属、合法性资料，那么根据耒阳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28条规定，应对被拆迁人房屋的合法性由国土局做出认定，若认定不合法就不应当拆迁补偿。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双方恶意串通造假；我们认为该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征收拆迁是按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实施的，即使被告华星公司要承担拆迁费用，那么也要合法的拆迁，完成拆迁所发生的费用。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来说，只是对合同的两个主体之间有约束力，与其他主体的没有任何关系，该合同主体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故不能够认定为存在征收拆迁费用，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对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没有说要由受让人承担拆迁费用。证据15是耒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耒阳市金阳东路畅通工程暨曹家坪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但是原告现在所拆迁李康柳的房屋，是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应按耒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标准补偿，所以两者差距巨大，不能按这个标准补偿。对证据16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名称是否变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7的“三性”均有异议，1.该两份协议只是李康成与原告私人之间私下的协议，它不是征收协议；2.该合同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李康成与原告共同认定合法面积为377.76平方米没有任何依据，其认定是不合法的，本次开庭之前，被告方申请法院向原告调取相关房屋产权证，但原告没有提交并明确表示其不能提交合法的产权证明，被拆迁的房屋没有经过有法律职权机关认定建筑的合法性；3.按合同的支付只是原告自己向李康成支付，不能证明其是代被告华星公司支付，且其也没有代过被告华星公司支付；4.该合同补偿标准完全不符合耒阳市相关拆迁规范性文件规定。该证据不能支持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8、19、2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7一致。对证据20同证据17质证意见一致，补充：该房子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与涉案土地没有关联性，合同上面也没有体现。对证据21同证据20的质证意见一致。 两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属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重复起诉，应驳回其起诉。原告就本案相同的诉讼标的，于2013年10月29日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案经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生效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没有发生新的事实的情况下，于2017年4月5日向耒阳市人民法院起诉，完全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二、雷洋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案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只是对合同的当事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雷洋生不是合同当事方，合同对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被告华星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雷洋生与被告华星公司之间无论是承包关系，还是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均与本案争议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告将雷洋生列为被告并诉请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原告滥用诉讼权利。三、被告华星公司与原告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与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人于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的关系是阴阳合同关系，2012年11月26日《土地转让合同书》只是用于过户的阳合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应依据2009年1月11日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的约定。1、被告华星公司与原告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是原告私下串通梁福成（原告股东、被告华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章书位（原与原告股东张武英、黄利兰、梁福成合伙购买涉案宗地的土地共有人、原被告华星公司的公章管理人），利用该两人在被告华星公司担任重要职位的职务便利，在没有与被告华星公司协商的情况下，通过对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五人于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合同进行删减、篡改条款并仿冒被告华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名，盗盖被告华星公司的公章而形成的合同，该份合同的条款没有经过双方协商，从合同成立的过程来看，没有被告华星公司的承诺。依据该份合同第五条第3项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自乙方第一次付款后生效”，原告从未向被告华星公司支付过任何价款，因此，该份合同未生效。2、该份合同极不严谨，矛盾重重。该份合同约定单价为40万元每亩，面积为32885平方米，按单价和面积计算总价款应该是1975.08万元，但约定的总价款却是1768万元，单价和总价的约定明显不一致，相差207万元，显然价款约定不明确。因该合同没有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只是用于土地过户，且合同的价款是张武英等人依据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支付，前后合同约定的单价均是40万元每亩，依据合同的条款和交易的习惯，合同的总价款应是2068万元。3、在涉案宗地过户给原告后，张武英、黄利兰于2013年3月24日致函被告华星公司，是要求被告华星公司按双方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至于原告，在本案诉讼前，从来没有要求过被告华星公司履行合同。因张武英等人与被告华星公司于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没有解除，仍然有效，而实际向被告华星公司支付部分价款的是张武英等人。被告华星公司向原告交付土地，并不是基于与原告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而是基于与张武英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应当按照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确定。4、依据答辩人与张武英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如甲方不能拆迁，则扣除此项价款，进行土地价款结算，但不影响合同的执行”的约定，被告华星公司不能完成拆迁，未付的300万元就不再支付。本案实际的履行情况就是被告华星公司不能完成拆迁，张武英等人未支付剩余的300万元。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约定了被告华星公司不能完成拆迁安置工作的处理方法是恰当的，而后来的合同删去了该部分，使得该条约定违背了生活常识和民法的公平原则而无效。从两份合同文本的签署过程和实际的履行情况来看，被告华星公司与原告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只是完成了土地的过户，双方实际认可并履行的是2009年1月11日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这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典型的阴阳合同，即报送登记备案的合同与实际履行的是两份不同的合同。对于阴阳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从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来判断，只能以代表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阴合同即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来确定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四、被告华星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原告诉请被告华星公司赔偿土地平整、水、电、道路建设损失500000元；配置变压器损失425653元；未履行拆迁安置义务损失6938980元，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宗地是被告华星公司通过摘牌方式从耒阳市国土资源局取得的出让土地，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土地的征收、拆迁只能由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完成。本案中，将没有完成拆迁补偿的土地出让，过错在于行政部门，相关行政部门有义务继续完成拆迁安置工作。被告华星公司只是一个民营企业，并不具备拆迁安置的职能，合同约定由被告华星公司完成拆迁安置工作，是被告华星公司在法律和事实上均不可能完成的，明显违背生活的常识和民法的公平原则而无效。由于政府未能完成拆迁安置，荷塘路部分路段的建设工作和土地平整工作也无法完成。至于变压器，因被告华星公司早在2009年合同签订前就剩有一台变压器未用，张武英等人当时提出需要一台变压器，故合同中约定被告华星公司将该台变压器赠与提供给她们。因她们一直未启动土地开发的相关工作，该台变压器一直闲置在被告华星公司处。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华星公司只负责提供一台变压器，至于安装，那是由买受人负责。依据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被告华星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拆迁安置工作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是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责，就本案而言，政府没有完成已出让土地的拆迁安置工作，其当然有义务继续履行拆迁安置工作，但政府履行涉案宗地的拆迁安置工作是否会必然造成原告的损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告以“第三方摸底、调查、评估”主张拆迁安置工作必然造成其损失6938980元，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综上，被告华星公司没有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对于增加的诉讼请求，也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两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以支持其反驳主张： 1、张武英等5人与华星公司于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项目合作协议书》、收据5张，用以证实：张武英等5人合伙受让被告华星公司的土地，双方于2009年1月11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约定，受让土地面积为34602平方米，单价为40万元每亩，总价款为2068万元。合同签订后先付1768万元，余下300万元在拆迁后支付，未拆迁四户的土地面积为1600平方米，如被告华星公司不能拆迁，扣除未付价款，进行土地价款结算，但不影响合同的执行；张武英等人自2009年1月11日至同年9月8日，分5次向被告华星公司支付了价款1768万元。 2、告知函、回复函，用以证实：2013年3月24日，张武英、黄利兰等书面函告被告华星公司，要求被告华星公司履行双方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约定的部分义务。被告华星公司于同年同月27日复函，对未履行部分因不能履行，同意扣减未支付的300万元价款。双方在此时均认可并承认双方存在的合同关系，是双方于2009年1月1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该份合同双方从未解除、终止，对双方具有确定的约束力。 3、梁福成、章书位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实：景乐天公司与华星公司2012年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没有经过双方协商一致，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只是用于完成土地过户的阳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权利、义务的约定。 4、景乐天公司2013年10月8日的《民事起诉状》、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衡中法民一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原告就与本案相同的诉讼标的，于2013年10月29日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案经一、二审，于2017年3月17日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在没有新的事实发生，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于2017年4月5日向耒阳市人民法院起诉，属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7条规定的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起诉。 5、户籍证明，用以证实李康柳与李康礼是同一个人。 原告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对证据1认为2009年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后来被告华星公司与原告2012年签订的合同，已经取代了之前的合同，并且已经履行，属合法有效合同，2009年的合同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项目合作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对土地转让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张武英向被告华星公司支付了1768万元，说明物权已经转让给原告了。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张武英和黄丽兰书面回复函，与被告华星置业、原告两公司合同没有任何关联，不能因一个错误的回复函否定一个已经发生法律关系并且已经履行的合同，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华星公司把土地过户给原告的事实。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梁福成、章书位都是被告华星公司的员工，并且有利害关系，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两人也没有出庭作证。证据4中民事起诉状和判决书不是配套的，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诉讼主体的被告不是一致的，诉讼标的也发生了变化，这不属于重复起诉，且与高院的判决是一致的，故不能达到两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无异议。 经过双方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因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13、14、1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已经省高院判决，认定为有效的证据，故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认定本案事实相关联，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0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1，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2、17、18、19、20、21、2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补偿金额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补偿标准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3，证人未到庭作证，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合法，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5，是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1日，被告华星公司与张武英等五人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原合同），将其取得使用权的位于耒阳市五里牌办事处五里牌居委会陈家塘地块转让给张英武等五人。2012年11月26日，原告（为乙方）与被告华星公司（为甲方）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该合同中主要约定：标的土地位于耒阳市五里牌办事处五里牌居委会陈家塘地块，东临红十字会医院用地，南接金桥房地产公司和耒阳市质监站用地红线，北至高速公路联络线，西靠荷塘路；标的土地使用面积为328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每亩40万元，共计宗地转让价款为1768万元。甲方的职责包括：1、将该宗地的土地整理，水、电、道路按照规划完成，即：水、电到荷塘路口，完成荷塘路的硬化，荷塘路和联络线的下水道建设和绿化，并配置普通变压器一台（用于小区施工使用）。2、宗地区域内的拆迁，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应尽快做好宗地范围内拆迁户李康成、李康礼（即李康柳）、李康树、李佐杯的拆迁安置工作。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华星公司支付了土地转让款1768万元，履行了支付土地转让款的义务。2013年1月5日，被告华星公司将标的土地变更登记原告名下。此后，被告华星公司却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标的土地的土地整理、配备变压器、拆迁安置的义务。 2013年10月29日，景乐天公司以华星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标的土地的土地整理、配备变压器、拆迁安置的义务造成其损失要求赔偿650万元为由，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4日作出（2013）衡中法民一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景乐天公司的诉讼请求。景乐天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6）湘民终字562号民事判决，以景乐天公司与华星公司实际履行的是双方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应以该合同作为认定事实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在华星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景乐天公司并未代替华星公司履行拆迁安置、土地整理等义务，其并没有举证证明相关费用及损失已实际发生，景乐天公司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行主张权利为由，驳回了景乐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3月3日，华星公司以2012年11月26日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系梁福成冒用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名义与景乐天公司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显失公平为由，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合同。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衡中法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景乐天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4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6年2月3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衡中法民一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以华星公司要求撤销该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华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华星公司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湘民终字607号民事判决，以从该合同的签订情况看，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且该合同上加盖了华星公司的公章，应视为华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驳回了华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3月30日，原告通过湖南湘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拆迁户李康柳、李康成、李康树、李小飞、李小中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其中李康柳的房屋市场价值评估总价为122.77万元，李康成的房屋市场价值评估总价为94.77万元，李康树的房屋市场价值评估总价为90.23万元，李小飞、李小中（二人系李佐槐儿子）的房屋市场价值评估总价为59.87万元。2017年8月18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康柳（曾用名李康礼）达成了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康柳人民币2507836元。2017年8月18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康柳又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康柳房屋拆迁补偿款1092164元。2018年1月4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康成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康成房屋拆迁补偿款2169680元。2017年12月24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康树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康树房屋拆迁补偿款1870000元。2017年12月22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佐槐（曾用名李佐杯）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佐槐房屋拆迁补偿款2156999元。2018年3月31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徐辉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徐辉房屋拆迁补偿1460008元。2018年1月26日，原告与被拆迁户李徐付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通过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支付给李徐付房屋拆迁补偿1092164元。2018年1月30日，被告申请对被拆迁户李康成、李康柳（曾用名李康礼）、李康树、李佐槐（曾用名李佐杯）合法房屋的造价进行鉴定，因李康成、李康柳、李康树的房屋已拆除，专业鉴定机构认为此案现场不全，无法进行全面鉴定，退回了鉴定委托。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对李小飞、李小中与李佐槐的关系进行了核实，经耒阳市五里牌居委会和耒阳市五里牌派出所证实，李小飞、李小中系李佐槐之儿子。 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华星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认定为合法有效，故对原告与被告华星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应以该合同作为认定事实以及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被告华星公司未按约定履行拆迁安置、土地整理、水、电、道路建设等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应该向原告赔偿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应当就其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已提供证据证实与合同中约定的被拆迁户李康礼、李康成、李康树、李佐杯达成了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并支付了补偿费。但相关协议是原告与李康礼、李康成、李康树、李佐杯达成的，政府相关部门只是见证人，参照的是耒阳金阳路地段的补偿方案而不是耒阳市五里牌地段的补偿方案，金阳路是老城区，其补偿标准高于五里牌新开发地段的标准，对于原告为尽快达成协议，未按地段标准补偿而增大的损失，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华星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原告通过湖南湘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合同约定的被拆迁户李康礼、李康成、李康树、李佐杯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因本案现场已被拆除，双方未提供被拆迁户房屋或者土地的有效权属证明，无法有效鉴定，原告与被拆迁户达成的补充协议补偿标准明显过高，故本院参照该评估结论确定被告华星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拆迁补偿费为李康礼1227700元、李康成947700元、李康树902300元、李佐杯598700元，合计3676400元。原告虽与李徐辉、李徐付达成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分别支付给李徐辉房屋拆迁补偿1460008元、李徐付房屋拆迁补偿1092164元，但该二户并不是合同约定的被拆迁户，该损失不应由被告华星公司承担。原告请求雷洋生作为共同被告承担相关责任，因标的合同是被告华星公司与原告签订的，雷洋生作为被告华星公司的股东和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代表被告华星公司履行权利义务，相关的权利义务均应由被告华星公司承担，即不是标的合同的当事人，不具备主体资格，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华星公司赔偿因未履行土地整理、水、电、道路建设的义务而给原告造成的50万元损失；未履行配置变压器的义务而给原告造成的425653元损失；未履行其他被拆迁户的拆迁安置补偿的义务而给原告造成的其他损失3262580元；向原告支付应付而未付的土地转让款以及在拆迁过程中增加的费用共400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告因未提供损失已实际发生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的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两被告关于雷洋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两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属重复起诉，应予驳回的主张，因原告在辩论前已提交了向被拆迁户支付拆迁费用的证据，证实了在前案结束之后，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况，故原告的本案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与前诉不一致，不属重复起诉，故对两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被告华星公司关于应按原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被告华星公司没有违约的主张，因被告华星公司违约的事实已经被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故对被告华星公司的该二项主张也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耒阳华星置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耒阳市景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损失36764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耒阳市景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觉履行的，可将标的款汇至耒阳市人民法院标的款帐户，户名：耒阳市人民法院，执行案款专户帐号83350311000001366；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耒阳支行。付款时需注明案号) 本案案件受理费66852元，由被告华星公司负担31251元，原告负担35601元。原告已垫付35601元，被告华星公司应在执行中清偿。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龙柁雅 人民陪审员  李永康 人民陪审员  周路容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邓 良                            校对责任人：龙柁雅 打印责任人：邓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