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7795号原告：黄吉艳，女，1983年11月30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博娟，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云大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大雄，男，1985年9月25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怡，女，1985年7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超群，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龙，北京盈科（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吉艳与被告云大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吉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国，被告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被告张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超群、向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吉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返还黄吉艳借款本金100,000元，并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0.5%的标准支付2018年6月20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承担。事实和理由：巴迪艾斯公司因企业经营周转需要，自2017年2月起，陆续向黄吉艳借款。2018年6月20日，巴迪艾斯公司与黄吉艳签署《借条》，确认双方借款金额为100,000元，月利率为0.5%。巴迪艾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云大雄对上述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后，黄吉艳多次催促还款，但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以各种理由拖延。故黄吉艳诉至法院。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共同答辩称：不同意黄吉艳的诉讼请求。1.本案实为黄吉艳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因为投资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云大雄为缓解巴迪艾斯公司困难，主动提供了担保。因此本案实为合同纠纷。2.黄吉艳提交的借条记载的签署时间是2018年6月，但实际上该借条的时间是倒签的，因此巴迪艾斯公司与黄吉艳之间是合同关系，不是借贷关系。3.云大雄与张怡于2019年3月离婚，该案件与张怡无关。4.黄吉艳实际投入的款项为124,399元，其已经提取了28,000元，故余额仅为96,399元。综上，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黄吉艳诉讼请求。张怡答辩称：不同意黄吉艳的诉讼请求。第一，张怡并非涉案民间借贷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黄吉艳所提交的借条显示，借款人系巴迪艾斯公司、担保人系云大雄，而张怡既非借款人亦非担保人，故黄吉艳无法依据该借条将张怡列为本案被告。黄吉艳错将张怡列为本案的被告，法院应当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黄吉艳对张怡的起诉，或者驳回黄吉艳对张怡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二，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怡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云大雄与张怡于2019年3月11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解除了婚姻关系。涉案债务并非在张怡与云大雄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而是在二人离婚后设立的。据张怡掌握的证据显示，涉案借条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9年6月，而借条显示的签署时间却为2018年6月20日，二者不符，借贷关系成立的时间应以借条实际签署时间为准。且黄吉艳提供的证据存在伪造、虚假的情形，企图损害张怡的合法权益，应当被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2.退一步讲，即便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张怡与云大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云大雄负担的债务系担保之债，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张怡并非涉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借贷关系发生在张怡与云大雄解除婚姻关系之后，且云大雄所负系担保之债，故张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黄吉艳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借条；2.微信转账凭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3.巴迪艾斯公司工商查询报告；4.巴迪家族办公室微信聊天记录；5.张怡与李法昌微信聊天记录；6.巴迪艾斯公司员工交流邮件；7.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巴迪艾斯公司与云大雄共同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云大雄与李法昌之妻崔兴萍的微信聊天记录；2.黄吉艳向巴迪艾斯公司投资明细；3.黄吉艳从巴迪艾斯公司提取收益交易凭证。张怡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崔兴萍微信账户信息、云大雄与崔兴萍微信聊天记录；2.张怡与云大雄离婚证；3.张怡与云大雄微信聊天记录、张怡与云大雄沟通离婚事宜微信聊天记录、预约办理离婚登记记录；4.张怡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张怡纳税记录；4.张怡与刘瑞微信聊天记录、张怡与许琼来微信聊天记录；5.张怡飞行记录、云大雄控制的三家关联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关于巴迪艾斯公司的新闻。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巴迪艾斯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云大雄、张怡；2019年1月4日，公司股东变更为云大雄、陈桂花。云大雄与张怡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11月16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存在婚姻关系。黄吉艳于2017年1月7日至2018年6月19日期间多次给巴迪艾斯公司转账，详情如下：2017年1月7日转账100元、5000元，两笔转账均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零钱宝”；2017年1月19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24日转账9000元，2017年2月11日转账3000元，以上三笔转账均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家庭理财”；2017年2月23日转账10,000元，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零钱计划”；2017年4月15日转账14,000元，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家庭理财”；2017年9月29日转账500元、1000元，2017年11月16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16日转账15,000元，2018年2月13日转账7500元，2018年4月24日转账4000元，2018年5月21日转账10,000元、1000元，2018年6月14日转账10,000元，2018年6月19日转账14,299元，以上转账均显示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零钱计划”。前述转账金额共计124,399元。黄吉艳曾从巴迪艾斯公司“家庭理财”项目提取两笔现金，金额分别为13,000元、15,000元。黄吉艳提交的借条显示：“现收到出借人黄吉艳借出人民币100,000元，月利率5‰。借款公司归还借款时需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借款用途为企业经营，以下担保人对借款的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立此为据。借款公司：巴迪艾斯公司；借款公司法人：云大雄；担保人：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在借条上加盖了印章，云大雄在借条上签署了姓名，借条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庭审中，黄吉艳陈述，巴迪艾斯公司名下曾有一个类似于余额宝的投资理财产品，但其后来无法兑现，故巴迪艾斯公司与云大雄就称将黄吉艳投入的款项当成公司对黄吉艳的借款；巴迪艾斯公司返还部分款项后与黄吉艳达成一致意见，将款项定性为借贷。巴迪艾斯公司陈述，其名下曾有两个理财项目，一个叫家庭理财，一个叫零钱计划，黄吉艳就是一个投资行为；云大雄为缓解公司困难主动提供了担保，但公司与黄吉艳之间的法律关系实为合同纠纷，并非借贷纠纷。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及张怡均主张黄吉艳所提交的借条的实际签署时间并非落款显示的2018年6月20日，而是2019年6月21日左右。其提交的云大雄与案外人崔兴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21日，崔兴萍通过微信给云大雄发送三份Word文档，名称分别为“借条-黄吉艳、借条-崔兴萍、借条-李法昌”，并发送微信信息：“大雄哥，打印这三份合同签字就可以，借款公司法人、身份证号，担保人姓名、身份证号都写你的，然后按手印。按照这个里面写的金额，……日期都写20180620，也就是去年的昨天。”2019年6月22日，崔兴萍给云大雄发送微信信息：“大雄哥，麻烦尽快给我寄一下快递吧……我在合同中写的金额也做了很大的让步，利息也写的比原来低得多，我们诚意很大。”云大雄回复：“嗯，今天已经在弄了，章现在不在身边，晚上回家盖，明天可以寄。”上述事实，亦有本院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依据黄吉艳所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其于2017年1月7日至2018年6月19日期间通过微信向巴迪艾斯公司的账户转账共计124,399元。就该款项的性质，各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黄吉艳主张系借款，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主张系投资款。而依据黄吉艳的陈述，其开始向巴迪艾斯公司转账时，是因为该公司有一个“类似于余额宝的理财产品”，且其转账时显示的转账原因分别为“商品巴迪家族办公室-零钱计划、零钱包、家庭理财”，故黄吉艳最初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并非借贷关系，其投入该款项，系从巴迪艾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此后黄吉艳不能回赎理财产品，巴迪艾斯公司出具借条，应视为双方就理财产品进行清算后所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故现黄吉艳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就本案法律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巴迪艾斯公司及云大雄主张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左右，依据其所提交的云大雄与崔兴萍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巴迪艾斯公司及云大雄抗辩称黄吉艳所投入资金的余额仅96,399元，并非100,000元。本院认为，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100,000元虽然超出了黄吉艳所投入资金的“净余额”，但黄吉艳投入资金的时间与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之间相差一年，且其最初投入款项的目的是理财获益，而双方之间之所以会由投资理财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系因巴迪艾斯公司无法兑现投资者的理财权益。在巴迪艾斯公司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其与投资者进行结算时向投资者承诺给付部分利益（差额3601元及5‰的月利率）符合常理，且其承诺的利益部分的利率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巴迪艾斯公司签署借条确认结算金额后现又反悔，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则黄吉艳作为债权人有权在给予合理催告期的情形下随时要求巴迪艾斯公司返还款项。黄吉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视为催告起始之日，本院确定的开庭之日视为催告期限届满之日，故本院对黄吉艳要求巴迪艾斯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云大雄作为巴迪艾斯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就巴迪艾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云大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巴迪艾斯公司追偿。关于黄吉艳要求张怡承担还款责任一节，本院认为，黄吉艳将款项投入到巴迪艾斯公司时，系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形成合同关系，此时，云大雄、张怡均非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至2019年6月，因巴迪艾斯公司无法兑现投资者的理财权益，云大雄参与到巴迪艾斯公司与投资者的结算关系中，成为巴迪艾斯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即，虽然黄吉艳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早已成立生效，但云大雄与黄吉艳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实际成立、生效的时间为2019年6月签署借条之时。自保证合同成立生效后云大雄才开始负有保证责任之债，而此时张怡与云大雄早已解除婚姻关系，云大雄所负债务与张怡无关。故就黄吉艳要求张怡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返还黄吉艳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6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云大雄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所负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云大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黄吉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云大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黄吉艳已预交），由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云大雄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