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67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7楼4701-4705室。负责人宋爱玲，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俊，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铭泽，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路东侧南段农信联社办公楼（友谊镇挹娄大街85号）。法定代表人王晓刚，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蒋云奎，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与被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回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俊、沈铭泽，被告委托代理人蒋云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以下简称“涉讼转贴现合同”），约定被告以转贴现方式向原告转让54份银行承兑汇票，票面总金额人民币497,740,000元，票据票面到期日自2015年3月4日起至2015年3月9日不等。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以下简称“涉讼代保管函”），确认涉案票据已全部由被告保管，并承诺于2014年年内全部购回。原告于2014年9月10日支付人民币485,723,003.96元至被告账户，同时将涉案票据交由被告保管。但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回购，亦未将涉案票据交付原告。原告致函被告要求支付涉案票据回购款或返还涉案票据，遭被告拒绝。因涉案票据已经近票面到期日，被告既未交付涉案票据，也未回购票据，已经违反转贴现合同的约定，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54份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人民币497,74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14,434,460元（497,740,000元×58天×0.05%，自2015年1月1日暂计至2015年2月28日止），及自2015年3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首先，案外人易某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也未授权易某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故易某无权代表被告接受涉案票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是买断式贴现合同，不是票据回购合同，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出具涉讼代保管函，更没有代原告保管这些汇票，故被告没有义务支付汇票款项。其次，因被告未出具过涉讼代保管函，也没有违反涉讼转贴现合同，故原告无权主张违约金；原告2014年9月10日付款时已扣除了涉案票据计算至到期日的贴息人民币12,016,996.04元，故原告在涉案票据到期前没有任何损失。现涉案汇票既未被出票行拒绝付款，也不是2015年1月1日到期，原告于该日起算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因2015年1月1日涉案汇票尚未到期，不能按到期时的票面金额作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双方也没有约定汇票到期前违约的按票面金额计算违约金。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4年7月30日《授权书》、印章样本、2014年8月1日《票据业务申办委托书》及王晓刚、张某身份证复印件、2014年8月6日《介绍信》及张某、易某、尤某身份证复印件、账户证明；2、涉讼转贴现合同、被告交票签字清单、买入审批查询结果、代保管函、凭证（资料）交接登记簿、原告买入票据支付凭证；3、2015年2月16日《关于商请返还商业汇票的函》、2015年2月16日《关于的复函》；4、2014年8月15日、9月4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合同》、被告交票签字清单、《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被告收票签收单、原告买入票据支付凭证、被告回购票据支付凭证；5、司法鉴定意见书；6、涉案票据的出票、背书、托收信息；7、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金融许可证复印件；8、2014年8月15日、9月4日买入审批查询结果；9、2014年9月2日《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被告交票签字清单、买入审批查询结果、《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被告收票签收单、原告买入票据支付凭证、被告回购票据支付凭证。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于第1组证据，《介绍信》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对《介绍信》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其余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授权范围不含介绍信。对于第2组证据，《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真实性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其余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涉案票据被易某取走了，票据应该在原告处。对于第3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被告未出具过代保管函。对于第4组证据中，2014年8月15日收票签收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其余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于2014年9月4日被告交票签字清单上的签字，是交票时签的，不是取票时签的，被告收票签收单上没有易某的签字，所以不是易某取回汇票。对于第5组证据，该鉴定系原告单方委托，被告不认可此鉴定结果。对于第6组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实际交易情况和背书情况不符，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票据上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与甘肃银行没有发生业务往来。对于第7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第8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查询结果指向的是单向买断业务，不是回购业务，被告没有签订回购业务合同。对于第9组证据，交票签字清单上易某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余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4年9月10日《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54份；2、大额来帐汇兑凭证；3、原告工作人员谈某的《询问笔录》；4、2014年9月4日《银行承兑汇款转贴现合同》及汇票清单、《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及被告收票签收单。原告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后认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其中第1组证据证明事实有异议，第3组证据涉及业务与本案无关，第4组证据上有被告资金运营部公章和易某交接签字，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经本院审查，上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原告证据1及证据2中的《介绍信》及涉讼代保管函，被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交证据5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该两份材料上被告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样本一致性进行了鉴定，该鉴定虽系原告单方委托，但鉴定机构具备合法资质，被告亦未对鉴定程序提出异议，且被告庭审中对鉴定样本的真实性明确表示不持异议，故原告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用，对被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同意，对《介绍信》及涉讼代保管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证据9交票签字清单上易某签字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被告未能提交反证证明该签字非易某本人所签，故原告证据9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4组证据中的收票签收单，被告虽不能确定真实性，但并未提供反证证明，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其余证据真实性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均予采用。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被告证据3涉及涉讼《介绍信》的真实性，而该《介绍信》真实性已由原告证据5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实，原告证据5的证明力明显高于被告证据3，且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故本院对被告证据3不予采纳。对被告其余证据，本院均予采纳。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7月30日，被告出具《授权书》，明确：“兹授权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代表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贴现凭证的签章、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的合同等相关事宜，我行将履行合同、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被授权（《授权书》误写为“全”，此处予以改正）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我行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授权有效时间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2014年8月6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介绍信，介绍信载明：“兹介绍张某、易某、尤某等叁位人员前往贵行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请予以接洽是荷（有效天数一年）”。2014年9月1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编号为201409100221的涉讼转贴现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对54份、合计票面金额人民币497,74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转贴现日为2014年9月10日，转贴现利率为年利率4.85%，按360天/年计算，实付金额＝票据总金额－票据总金额×转贴现期限×转贴现利率÷360。该合同第六条B款第一项约定：“违反第五条B款第1、2、3项的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甲方每日万分之伍的赔偿”，第五条B款第3项约定：“如发生甲方买入的本合同项下票据因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被有权机关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等原因而不能得到票据款项，乙方保证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所涉票据款项划入甲方账户，因不符合上述事项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概由乙方负责。”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涉讼代保管函，约定由被告代原告保管涉讼转贴现合同项下的54张汇票，合计金额人民币497,740,000元。涉讼代保管函落款处盖有“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章。双方并办理了交接登记手续，凭证（资料）交接登记簿中日期为9月10日、“凭证（资料）名称”为“黑龙江友谊54”一行签有“易某”字样。同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汇票贴现款人民币485,723,003.96元。2015年2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商请返还商业汇票的函》，称：“现该批业务所涉票据将于2015年3月4日到期，请贵行根据《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的相关约定，及时返还贵行代我行保管的商业汇票。如贵行不能在票据到期日前返还上述票据，应向我部支付上述票据款项。贵行在收悉本函件后，请最迟于2015年2月28日前履行商业汇票返还或支付票据款项的义务，如届时不能履行，我部将保留追究贵行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日，被告回函称：“经查，我行对该笔业务从未出具《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该笔转贴现业务结束后，也未收到该笔转贴现业务所涉及的票据及票据资料。”2015年2月26日，原告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2014年9月10日”的《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及“2014年8月6日”的《介绍信》落款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与《印章样本》、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日及2014年9月1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日的《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四份样本落款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进行鉴定。同年3月2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及《介绍信》落款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样本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庭审中，被告对上述送交鉴定的四份样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另查明：涉讼转贴现合同项下54张银行承兑汇票均已到期托收。本院再查明，除涉案票据转贴现以及回购业务外，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8月15日、9月2日及9月4日开展过于本案所涉票据业务相同程序的票据转贴现以及回购业务，并已经完成。上述三笔业务过程中，被告均向原告出具《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约定由被告代保管转贴现业务项下票据和资料，且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均有“易某”签字确认收到贴现票据。因被告未能向原告履行回购票据的合同义务，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明确系依照涉讼转贴现合同及代保管函提起本案诉讼，关于各项诉讼金额，原告称，主张按照票据票面金额支付回购款，是因为涉讼票据均已托收，故不存在贴现利息，被告应按票面金额给付。关于违约金，原告称系依据涉讼转贴现合同中相关违约责任条款进行主张。本案审理中，被告向本院申请追加永吉吉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理由为被告收到涉讼转贴现合同项下原告的付款后，就涉讼54张票据与永吉吉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转贴现合同，扣除差价后将相应转贴现款汇入了永吉吉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南市支行的账户。之后，永吉吉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在未提示实票的情况下与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汇票回购合同，将涉讼54张汇票重复卖给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称，涉讼54张汇票的背书显示，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被告的后手，但被告未与该行签订过合同，该行亦未向被告支付贴现款。针对被告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本院认为，被告在实际占有涉讼票据之后，该票据所发生的流转与原告基于其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并无直接关联，被告若被认定须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可基于其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故被告请求追加的案外人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同意。本院认为，原告依据涉讼转贴现合同及代保管函提起本案诉讼，针对被告既未回购又未返还票据的行为，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违反了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庭审中原告又明确，系基于被告未履行票据回购合同的约定而提起本案诉讼，本院据此认定如下：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票据回购合同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被告虽辩称其未授权易某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以及未向原告出具涉讼代保管函，但现已有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介绍信》及涉讼代保管函上被告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样本的一致性进行了认定，而被告在2014年7月30日已出具《授权书》，明确授权被告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代表被告全权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并声明资金运营部公章与被告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涉讼代保管函的真实性有相应证据予以确认。函中除明确涉讼转贴现合同项下的票据由被告代保管，被告另承诺于2014年对所代保管的票据进行回购。现原告显然认可该函件，故该代保管函项下当事人名称明确，标的为涉讼转贴现合同项下汇票，数量54张，已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所规定的认定合同成立的条件，即原、被告之间存在票据回购合同关系。关于回购价款，鉴于原、被告在涉讼票据回购业务发生之前，履行回购义务的方式均为签订转贴现合同，故即使认定被告需履行回购义务，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以双方交易习惯确定回购价款为转贴现合同签约当日的转贴现款。据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已建立票据回购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负有在2014年年底之前向原告支付回购款的义务，原告则负有收取回购款后向被告交付票据的义务，因票据已实际为被告占有，故原告无须再行向被告交付。关于被告是否违约以及承担何种违约责任的问题。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被告未能履行回购义务，构成违约。在此情况下，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要求履行回购义务，亦可以基于涉讼转贴现合同要求被告返还票据。原告于2015年2月16日向被告发函，明确要求返还票据，并称若被告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前归还票据，则应向原告支付票据款项。结合被告回函明确否认曾代保管票据，以及经查明该54张票据已由案外人完成托收的事实，本院认为，在被告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前归还票据以及原告现已明确系基于被告违反票据回购义务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视为原告已完成在票据回购合同项下交付票据的义务，原告据此有权向被告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因涉讼票据已经托收，且被告代保管票据之后的背书情况与原告无关，故已不存在被告继续履行票据回购合同的条件，原告有权请求被告赔偿损失。关于原告请求赔偿损失的金额，本院认为，原告在支付涉讼转贴现合同项下转贴现款时，扣除了涉讼票据计算至到期日的贴息人民币12,016,996.04元，实际支付贴现款人民币485,723,003.96元，现涉讼票据已经在到期后进行了托收，显然原告遭受的损失应当为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未能行使票据权利而形成的损失，即按照票面金额计的款项，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该款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主张违约金，本院认为，原告因被告违约而产生损失，有权以该损失金额为基数向被告收取违约金。但原告以涉讼转贴现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为据计算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的司法解释，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故本院酌定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日，被告辩称涉讼票据并非2015年1月1日到期，原告于该日起算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予以认同。计算违约金的基数为以票面金额计的原告损失，应当自该损失确定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违约金，即从票据全部到期后的2015年3月10日开始计算，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此外，鉴于被告提出涉讼转贴现合同是买断式转贴现合同的相关辩称意见，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在涉讼代保管函中对回购票据所做的明确承诺足以反映涉讼转贴现合同并非买断式贴现，应属回购式票据转贴现业务，该辩称意见不能成立。并且，即使涉讼转贴现合同为买断式转贴现合同，被告作为转贴现的申请方，亦负有将票据交付原告的主要合同义务。现已查明被告因代原告保管而实际占有票据，故即使不考虑涉讼代保管函项下被告的回购义务，被告基于涉讼转贴现合同亦应在票据到期前向原告返还汇票，以保证原告可以通过另行转贴现或提示付款获得相应款项，而被告未能返还，亦应就此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票据回购款人民币497,740,000元，并支付该款的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497,7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自2015年3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被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02,672.30元，由被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529,321.96元，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负担人民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73,350.34元（已预交）。此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冬梅代理审判员  张文婷人民陪审员  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万曙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