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981民初2255号原告：吕程程，女，1989年7月6日出生，汉族，高州市人，住高州市。委托代理人:刘东宾，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福康，男，197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高州市人，户籍地高州市，住高州市。被告：苏艳玲，女，197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高州市人，户籍地高州市，住高州市。原告吕程程诉被告刘福康、苏艳玲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21日、同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程程的委托代理人刘东宾，被告刘福康、苏艳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程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所欠原告货款164918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日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给原告；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在佛山从事玉器加工与销售，被告系玉器经营商。被告刘福康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向原告购进各种玉石及玉器，并称其在高州××、海口市分别开有玉器店，海口店由其自己经营，高州店（宝之苑）由其老婆即苏艳玲打理。2016年1月16日，被告苏艳玲向原告订购了一只价格50000元、三只价格10000元，总价80000元的玉镯……经双方于2017年2月2日结算，被告刘福康共欠原告各种玉器款合计164918元，被告出具了一份欠款清单给原告收执。欠款经原告多次催收，但被告拒不还款，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诉至法院，望贵院判如所请。被告刘福康辩称：欠款是事实。双方于2016年曾经协商解决过债务问题，我把一个翡翠玉镯交还给原告代卖，所卖货款作为欠款扣除，该翡翠玉镯是2015年从原告处购进价为26000元，我交给她代售时和她说过，低于45000元要电话通知我，直到目前为止出售与否均没有告诉我，我要求退还翡翠玉镯给我或者按照时价68000元抵偿欠款。我与苏艳玲于2008年办理离婚，所有与原告间的债务均是我个人欠下的债务，与苏艳玲无关。被告苏艳玲辩称：答辩人与本案债务无关。理由如下：一是答辩人与原告曾因凭样品买卖而认识，但本案所涉及的货款是原告与另一被告刘福康的交易行为，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二是答辩人与被告刘福康已于2008年12月5日办理离婚，刘福康在2015年3月12日至2016年7月12日间所欠原告债务，并非答辩人与被告刘福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债务与答辩人无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福康是玉器经营商，与被告苏艳玲于1996年1月3日登记结婚。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生育了儿子刘如聪、女儿刘如琪，并于2004年购置了位于高州市××号房屋（产权证：高州××号），双方于2008年12月5日办理离婚登记，约定上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产归苏艳玲所有。两被告离婚后，又于2012年10月3日生育了儿子刘如灿。被告刘福康、苏艳玲从2004年开始在高州市教育路供电局对面开设饰品店，该饰品店一直经营至2013年，其后被告苏艳玲将该饰品店搬到高州市文明路37号进行经营，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店名为：高州市文明路宝之苑饰品店，经营范围：零售：水晶、珍珠、玛瑙、琥珀、玉器等。原告吕程程在佛山市平洲玉器城从事玉器加工与销售。被告刘福康及苏艳玲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向原告购进玉石及玉器。但在交易期间，被告刘福康不能付清货款给原告，在欠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刘福康催促还款，被告刘福康既不清偿欠款，也不对欠款进行结算，而且回避原告，致原告无法与刘福康取得联系及向其催收欠款，原告遂向被告苏艳玲催收欠款，经被告苏艳玲联系、沟通，原告吕程程与被告苏艳玲、刘福康于2017年2月2日相约到被告位于高州市××房的家里进行结算。经结算，被告刘福康共欠原告各种玉器款合计164918元，被告刘福康于当天出具了一份欠款清单给原告收执。清单内容如下：“2015年3月12日墨翠老鹰20000元、2015年4月5日平安扣2000元、2016年1月16日手镯8000元、2016年3月16日四颗介面35000元、2016年3月24日宝宝佛6件4500元、2016年3月24日珠链花件4000元、2016年3月26日摆件茶台8件8000元、2016年3月28日绿葫芦78000元、2016年4月7日镶金1418元、2016年5月4日手镯3000元、2016年7月12日杯子两只1000元，合计164918元。本人刘福康欠吕程程货款（如上详单）总共164918元。立据为证。”该欠款凭证由被告刘福康持在手上，坐在上述房屋内拍照作证。结算后，原告通过多途径向两被告催收，包括微信、电话等。其中原告吕程程的微信号为×××、苏艳玲的微信号×××。根据原告吕程程与被告苏艳玲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向苏艳玲催款后，苏艳玲向原告吕程程承诺：“程程，我愿意把房买了，还你货款，价值80万，你帮我公布下。南湖三区150号3楼，房面积139平方米，储物间15方。我是说真的”；“我觉得你夫妻俩是好人，我以心甘情愿还”；“或者你有亲戚朋友要的都可以的”。期间，原告吕程程也通过电话与向苏艳玲催收欠款，被告苏艳玲承诺，若有能力会主动偿还涉案的债务给原告。本院认为，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164918元，有被告刘福康签名确认的欠款清单为凭，欠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被告刘福康应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原告请求被告刘福康偿还欠款，合理合法，本院应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苏艳玲是否对涉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被告苏艳玲仍应对该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理由如下：首先，该债务虽然产生于两被告离婚后，但夫妻双方婚前共同经营饰品店，被告刘福康在外负责采购货物，被告苏艳玲内负责货物的销售，是个体工商户的通常经营模式，虽然两被告已办理离婚登记，但两被告离婚后于2012年生育了儿子刘如灿，也分别在高州和海口市经营玉器生意，两被告虽然没有夫妻之名，却有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事实，其经营收入用于养育及教育子女，因此在经营中被告刘福康以个人名义所欠债务，被告苏艳玲也应承担偿还责任。其次，原告在向被告苏艳玲催收欠款过程中，苏艳玲在微信中、电话中也承诺偿还涉案欠款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规定，原告提交的微信、电话录音是有证明力的，电话通话时苏艳玲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电话录音清晰，具有客观真实和连贯性，能确认通话人身份，被告也确认该通话内容属其与对的通话。再次，两被告离婚时约定位于高州市××号房屋（产权证：高州××号）归被告苏艳玲所有，但该约定仅对两被告有效，因该财产是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属夫妻共同财产，即使涉案债务属于被告刘福康个人债务，也应从上述夫妻共同财产中偿还涉案债务。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规定，被告刘福康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给原告，直到货款还清时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福康、苏艳玲应偿还欠款164918元及利息损失（以164918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计至被告还清欠款之日止）给原告，限被告刘福康、苏艳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原告吕程程。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9元，财产保全费1345元，合计3144元，由被告刘福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德强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潘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