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8388号原告：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北栅西沙二路5号一楼、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718973375。法定代表人：吴建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选兵，广东众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玲，广东众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达福，男，197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告:深圳市冠德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银田工业区西发C区7栋厂房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4337X。法定代表人：黄达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广东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利贝公司）诉被告黄达福、深圳市冠德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德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燕玲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2018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依法转换成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燕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蔡狄浩、人民陪审员何淑贞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玲分别到庭参加第一次、第三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选兵分别到庭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庭审，被告黄达福代表其本人及被告冠德佳公司到庭参加三次庭审，被告冠德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冠德佳公司支付原告货款32979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6月19日分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4732.84元）；2.判令被告黄达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冠德佳公司自2014年4月起向原告购买PVC胶粒，双方每次交易均有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合同签订，验货合格后凭17%的增值税发票付款。原告均依约向被告冠德佳公司交付了涉案产品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截止至今，双方交易共产生货款517644元，其中：2014年4月货款为50000元、2014年6月货款为97244元、2015年1月货款为116900元、2015年9月货款为50000元、2015年11月货款为50000元、2015年12月货款为53500元、2016年1月货款为100000元，被告冠德佳公司自2014年9月30日至2016年8月4日期间分9次向原告支付货款（付款金额分别为27000元、30000元、50000元、9352元、4000元、4000元、7500元、54609元、1391元），累计支付187852元，剩余货款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被告冠德佳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被告黄达福，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被告黄达福应对被告冠德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两被告答辩称：一、两被告对原告开具发票的真实性及发票面值金额认可；二、两被告对原告的实际支付金额不认可；三、两被告对原告要求支付的329792元及利息34732.84元不认可及不负任何责任；四、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及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五、被告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具体事实依据为：原告的股东冉旭东开具发票给冠德佳公司，但冉旭东不是冠德佳公司的供应商，冉旭东是冠德佳公司供应商的供应商，因为冠德佳公司的供应商联创欣公司不能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所以联创欣的负责人陈大勇叫冉旭东以瑞利贝公司的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冠德佳公司，实际货款是联创欣公司收取的，但是发票的抬头写的是瑞利贝公司的名字。后来陈大勇经营的公司卖给了杨四海，然后杨四海经营的时候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在杨四海经营的公司税额不够开具发票的时候，就叫原告代为开具发票，被告要补8%的税点给原告，这是冠德佳公司为何要向原告付款的原因。在实际的冠德佳公司与联创欣公司陈大勇的交易中，陈大勇从冠德佳公司手中收到的货款支票包括冉旭东也从冠德佳公司收到的支票，由于支票背书后可以转让，所以瑞利贝公司所收到的也不是冠德佳公司所付给陈大勇的货款全部金额。在冠德佳公司与瑞利贝与联创欣公司杨四海的交易中，杨四海只是在发票不够用的时候才会找瑞利贝公司冉旭东帮忙开发票给冠德佳公司，由冠德佳公司补给瑞利贝公司8%的税点，税点则由冠德佳公司直接付款给瑞利贝公司，杨四海的货款则由他自己收。由此可见，冠德佳公司只跟几经转手的联创欣公司有生意往来，瑞利贝公司与冠德佳公司的发票也只是代开和帮开而已，公司基本上没有生意往来，至于实际产生的金钱往来也不是由于货物来往的交易形成，大额金额都是冠德佳公司付给联创欣的货款，小额应付部分是给瑞利贝公司的发票税点金额。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冠德佳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冠德佳公司之间尚欠其货款329792元未付，提交了以下证据为凭：一、七份《购销合同》，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以下简称图一）：            标题              日期              供方              需方              所购货物名称              总金额（元）                  购销合同              2014.4.10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50000                  购销合同              2014.6.5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97244                  购销合同              2015.1.15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116900                  购销合同              2015.9.21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50000                  购销合同              2015.11.15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50000                  购销合同              2015.12.13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53500                  购销合同              2016.1.5              瑞利贝公司              冠德佳公司              PVC胶粒              100000      上述《购销合同》所记载的结算方式及期限均为“合同签定，验货合格后凭17%的增值税发票付款”。二、七份《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主要内容如下图所示（以下简称图二）：            标题              日期              编号              所购货物名称              总金额（元）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4.4.22              0134578              PVC胶粒45P              50000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4.6.12              0134579              PVC胶粒45P              97244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5.1.25              0134682              PVC胶粒45P              116900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5.9.27              0134685              PVC胶粒45P              50000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5.11.22              0132713              PVC胶粒45P              50000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5.12.22              0132714              PVC胶粒45P              53500                  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              2016.1.9              0134893              PVC胶粒45P              100000      三、七份《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要内容如下图所示（以下简称图三）：            标题              开票日期              编号              所购货物名称              总金额（元）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4.4.24              25013187              PVC胶粒              50000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4.6.18              19548766              PVC胶粒              97244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1.27              03497796              聚氯乙烯胶粒              116900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9              15309537              聚氯乙烯胶粒              50000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11              11003112              聚氯乙烯胶粒              50000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12.24              11003124              聚氯乙烯胶粒              53500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6.1.11              11003132              聚氯乙烯胶粒              100000      庭审中，原告主张涉案交易发生于2014年至2016年，原告已将货物送给被告，但被告至今仅支付了货款187852元，余款至今未付，遂成此诉。上述《购销合同》的“供方”及《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的“甲方（盖章）”处均加盖了“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字样印章，“需方”、“乙方（盖章）”处则加盖了“深圳市冠德佳电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且有“黄达福”字样签名。《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上“甲方（盖章）”处均签署了日期，“乙方（盖章）”处的落款日期则均为空白。另查明，被告为证明涉案交易不属实，实质系冠德佳公司向原告购买发票并为应对税务机关的稽查而制造的一套交易材料，向本院申请对上述《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上加盖了的“深圳市冠德佳电子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及“黄达福”签名的同一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又称由于费用过高，变更为仅申请对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2015年12月22日的《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上“深圳市冠德佳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的印章及“黄达福”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经摇珠选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为第三方机构负责上述鉴定事项。鉴定中心经鉴定后，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2015年12月22日的两份《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上“甲方（盖章）”处加盖的“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印章及“乙方（盖章）”处“深圳市冠德佳电子有限公司”印章的盖印时间均为2017年1月之后；其“购货方代表”处“黄达福”字样签名的书写时间为2017年1月之后。在2018年3月14日的庭审中，在本院向双方送达鉴定报告之前，原告在本院的询问下明确表示：涉案的《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都是在黄达福的办公室签订的，冉旭东、黄达福都在场，由黄达福本人签订，冠德佳公司的印章也是冉旭东亲眼看着黄达福加盖的，签名和盖章的时间就是《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上所显示的日期。本院进一步追问原告代理人是否需跟当事人再次核实印章及签名的盖印时间时，其明确表示，代理人有跟当事人做笔录确认该事实。本院当庭将鉴定报告送达双方后再次询问双方，此时原告代理人表示，经休庭时与冉旭东电话沟通，冉旭东说以前的单据丢失，在2017年重新开具了《送货单》、《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发票则是以前开具的，故发票的开具日期与发票所记载的日期一致。在2017年12月11日被告冠德佳公司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补充答辩意见中，冠德佳公司提及：瑞利贝公司之所以起诉冠德佳公司和黄达福，是由于联创欣公司两任负责人都尚欠瑞利贝公司货款至今尚未归还，且联创欣公司已经不开业了，但冠德佳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中，故冉旭东就利用联创欣公司两任负责人都找他给冠德佳公司代开或帮开了发票的空子，想要逼使黄达福去替他找陈大勇、杨四海还钱，自己坐享其成；冠德佳公司还提及，2017年3月份的时候，瑞利贝公司的股东冉旭东曾经找黄达福一起去公司旁边的饭店吃饭，酒后冉旭东说现在他公司被税务局函调，要做一套完整的税务资料来应付税务局稽查，黄达福怀疑这些合同和送货单就是2017年3月份的时候造就的。再查明，瑞利贝公司系依法登记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建国，股东为吴建国、冉旭东。冠德佳公司系依法登记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均为黄达福。被告冠德佳公司及黄达福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黄达福与冉旭东的短信来往记录为据。其中，2016年7月23日，冉旭东发信息给黄达福称“尚欠1391元，谢谢黄总”。之后黄达福多次发信息给冉旭东，表示涉案纠纷与其并无关联，冠德佳公司并未拖欠其货款；冉旭东一开始并未直接回复其疑问，而是告知黄达福联系其律师。在后续聊天过程中，黄达福提到“这些都是税点给你的”，还多次要求冉旭东直接找欠款人杨四海要钱，冉旭东则回复称“你自己考虑吧，等我起诉了杨四海，打钱全部追回来，也许我会良心发现的，黄总，谢谢”。两被告当场出示上述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即手机。庭审中，原告确认上述聊天记录的手机号码是冉旭东的，但表示其手机上的短信只有2017年的记录，没有2016年的，所以无法核实2016年手机短信的真实性。从原告提交的支票及记账凭证来看，在2014年至2018年8月4日期间，冠德佳公司确实通过支票及转账的方式多次向瑞利贝公司付款，付款金额从一千多元至上万元不等。2016年8月4日，冠德佳公司最后一次向瑞利贝公司付款，转账金额为1391元。冠德佳公司主张，其于2016年8月4日付给原告瑞利贝公司的1391元就是2016年7月23日冉旭东发给黄达福的信息中所提及的1391元，该款是冠德佳公司向瑞利贝公司买发票所付给瑞利贝公司的税点，而非货款。另，被告黄达福垫付了本案鉴定费35840元。原告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未予准许。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支票、收款通知书、进账单、账户明细、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情况说明、退票理由书、说明、出库单，两被告提交的预留印鉴卡、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报纸、刻章许可证、印章启用申报书、报警回执、商事登记簿查询、明细、增值税专用发票、支票存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收款收据、银行电子回单、短信记录、冠德佳公司网上银行截图、采购单，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鉴定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原告与被告瑞利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瑞利贝公司是否尚欠原告涉案货款未付，两被告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对于该焦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在原告没有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本院对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鉴定报告的结论，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2015年12月22日的《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所载的盖印和签名均于2017年1月份之后形成。原告在未收到鉴定结论之前明确表示涉案送货凭证即《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的形成时间与其上所载日期相同，在本院的再三询问之下，其代理人明确表示之前已跟当事人做了笔录核实该情况；在收到鉴定报告之后，原告随即更改了说法，表示上述凭证系丢失之后在2017年后补的。原告的说法存在前后明显矛盾之处，且两种说法差距甚远。进一步分析而言，在被告已经明确申请形成时间鉴定的情况下，如《购销合同及销售凭证》的盖印和签名均系后补，在制作鉴定笔录时原告理应对于这一事实进行补充，但原告并未就这一重要问题作出任何陈述，而是直到收到鉴定报告时才骤然更改其说法，其无法对前后矛盾的说法作出合理解释。鉴定报告显示销售凭证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1月份之后，该日期与冠德佳公司在2017年12月11日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补充答辩意见中所陈述的形成时间显然更为接近。其次，被告出示了短信原始载体、且原告确认了该短信的手机号码系冉旭东所使用，在原告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提交的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倘若原告所言属实，直到2016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冠德佳公司送货累积的货款共计517644元，但直至2016年7月15日止冠德佳公司仅支付了货款186461元，尚欠三十多万元未付，为何冉旭东会在2016年7月23日发短信给黄达福称“尚欠1391元，谢谢黄总”？原告无法解释这一重大疑点。而冠德佳公司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的日期为2016年8月4日，付款金额恰好为139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关于“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在综合审查本案的证据后，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未如实陈述交易的关键内容，其对于送货单据的形成时间、未付款项的金额的陈述与证据存在多处明显的疑点。在原告无法合理解释上述疑点，也无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涉案证据并不足以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关于被告冠德佳公司至今尚欠其货款329792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329792元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因鉴定结论与原告主张的不一致，与两被告所主张的形成时间更为接近，故因本案支出的鉴定费35840元应由原告负担。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受理费为6768元，由原告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35840元，由原告东莞市瑞利贝塑胶电子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燕玲人民陪审员  蔡浩狄人民陪审员  何淑贞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刘艳琴吴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