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72民初1788号原告(反诉被告)：丁清，女，汉族，1983年2月2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代理人：尹德信，江苏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丁兆宽，系丁清之父。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男，汉族，1970年1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代理人：时晶，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蒙丹梅，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清为与闫广礼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闫广礼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后，将本、反诉合并，并于同年8月10日首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丁清及其委托代理人尹德信律师、丁兆宽，闫广礼及其委托代理人时晶律师、蒙丹梅律师到庭参加诉讼。丁清当庭对审理本案的审判员提出回避申请。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7)沪72民初1788号民事决定，认为其回避申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遂驳回其申请。本院于同年9月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到庭人员与首次开庭相同。因丁清增加本诉诉请，闫广礼要求重新指定答辩期限，本院予以准许并择日另行安排开庭。因案情复杂，本院于同年9月13日依法作出(2017)沪72民初1788号民事裁定，转而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因涉及依丁清申请委托鉴定本诉损失，待江苏徽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公估)作出公估报告后，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到庭人员与首次开庭相同。庭后，徽商公估又针对涉案“赣榆渔12246”渔船船长与证书记载不符、休渔期时间界定等双方争议问题进行了补充调查核实。同年8月27日，在查实涉案渔船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本院依法作出(2017)沪72民初1788号之一民事裁定，先予执行涉案渔船并要求闫广礼向丁清交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清诉称：2016年9月7日，其将所有的“赣榆渔12246”渔船停靠在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港码头，当其准备将渔船驶离时，却不见渔船踪迹，后经寻找才发现闫广礼将该渔船拖至其船厂，丁清虽多次索要，但闫广礼至今未返还。为此，丁清请求判令闫广礼返还“赣榆渔12246”渔船及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甚高频)等随船设备物品，并赔偿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xxx元、渔船营运损失人民币xxx元(2016年9月14日起算至2017年9月20日止)及鉴定费人民币xxx元。本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后，丁清遂主张将上述损失计算至裁定指定应交付渔船的最后期限即2018年9月6日止，其中扩大直接经济损失参照船舶年度维修保养费用主张人民币xxx元，扩大渔船营运损失参照公估报告结论主张人民币xxx元。闫广礼辩称：涉诉前其与丁清素不相识、从无恩怨，其从未见过涉案渔船的船舶证书，亦无义务去核实船证是否一致，且涉案渔船名称涂刷左右不同，很不规范；涉案渔船一直由案外人朱某某经营，并向其购买物料备品及燃油，朱某某出海几次后，就一直将涉案渔船停靠在其码头，后为了码头管理及安全原因，其才将渔船拖至自己开设的连云港市赣榆区东源船舶修造厂(以下简称东源船厂)船台停放并进行看管。闫广礼认为，其所服务的对象系朱某某，须由朱某某出面指示后才能放船，丁清起诉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此，闫广礼请求驳回丁清的诉讼请求。闫广礼反诉称：其谨慎看管涉案渔船行为属无因管理，并为此支出费用人民币xxx元。其多次要求丁清支付看管渔船费用，但均遭拒绝。为此，闫广礼请求判令丁清支付看船费用人民币xxx元(按照人民币200元/天标准，自2016年5月起计算14个月)及上坞费用人民币xxx元。本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后，闫广礼亦主张将上述看船费用计算至裁定指定应交付渔船的最后期限即2018年9月6日止。丁清辩称：闫广礼行为不属于无因管理，其反诉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此，丁清请求驳回闫广礼的反诉请求。丁清为支持其本、反诉诉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证书、检验证书及捕捞许可证，用以证明丁清系“赣榆渔12246”渔船所有权人。闫广礼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涉案渔船主机型号、船长等信息均与船舶证书记载不符，故不认可涉案渔船即丁清所有的“赣榆渔12246”。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闫广礼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2．海头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用以证明闫广礼扣留丁清渔船的事实。闫广礼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闫广礼认可而应予认定。3．下口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用以证明丁清渔船被扣后家庭生活困难，且其与丁兆宽系父女关系。闫广礼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闫广礼认可而应予认定。4．照片两张(后又补充七张)，用以证明丁清的渔船被闫广礼扣留后的情况。闫广礼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但确认该渔船停放在其船厂船台上，目前在其掌控之下。本院认为，经本院多次赴东源船厂进行实地查勘，对闫广礼自认的渔船停放情况亦予确认，故对上述照片已无需再行认定证据效力。5．渔船出租合同，用以证明丁清曾与朱某某签订合同，将“赣榆渔12246”渔船出租给后者使用，后朱某某未再支付租金并于2016年9月解除合同，提前还船时，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等设备物品均在船上。闫广礼对该证据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闫广礼认为，朱某某将涉案渔船停靠在其码头的时间约为2016年5月，且朱某某从未告知其涉案渔船系丁清所有，亦未指示其将渔船交付丁清或其他人；丁清要求闫广礼返还渔船时，亦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渔船实际所有人，故闫广礼不存在侵权行为；朱某某将涉案渔船停靠闫广礼码头后，船舶无人管理，闫广礼基于善意看管涉案船舶构成无因管理，丁清应对由此产生的费用承担支付义务。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闫广礼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闫广礼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6．下口村委会出具的三份证明，用以证明丁清同村的渔船船主同时期年收入情况。闫广礼对上述证据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闫广礼认为，渔业捕捞收益有不确定性，且在丁清将涉案渔船出租给朱某某期间，其已收取租金，故该时间段不存在营运损失。本院认为，村委会出具的上述证明并无相应渔船船主签字认可，亦未明确上述“收入”是否系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且针对渔业捕捞收益不确定特点，所取样本亦相对较少，对涉案渔船营运损失证明力较弱，在涉案相关损失已委托徽商公估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已无需再作认定。7．证人杨秀秀、韦明方当庭陈述的证言，用以证明2016年9月上旬涉案渔船的停靠位置。闫广礼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两名证人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结合法院向附近码头经营人孙运海所某调查及闫广礼提供的三名证人所某证言，表明涉案渔船确实停靠在闫广礼码头。本院认为，上述证人与丁清及其委托代理人丁兆宽均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相对较弱，关于涉案渔船停靠位置，仍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认定。丁清为证明本诉所涉损失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经丁清、闫广礼选择，本院依法委托徽商公估对涉案渔船的直接损失及营运收入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丁清支付了相应鉴定费用。徽商公估经派员现场查勘后，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了公估报告，并随后派公估师张绪尚出庭接受询问。丁清对公估报告证据效力无异议，并认为若涉案船舶实际长度与证书记载间存有误差，可向船检部门核实；2017年连云港地区实际休渔期为该年6月1日至8月1日，与公估报告结论相同；另船艏左侧“苏赣渔”系2016年春时误写，后来未再改动。闫广礼对公估报告表面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内容不予认可：一是认为出具公估报告的两名公估师之一戚桓龙并无资质；二是认为涉案渔船船长、发动机功率等信息与丁清提供的“赣榆渔12246”渔船证书记载不一致，说明涉案渔船并非“赣榆渔12246”；三是公估报告内容存在瑕疵，如对船用电瓶数量前后表述不一致，不应以相关造船标准或正常适航船舶配备标准为基础进行评估等；四是2017年连云港地区休渔期应为该年5月1日至9月1日，公估报告参考的修船价格指引所涉吨位标准与涉案渔船相差很大，参照的“苏赣渔”渔船航行区域与涉案“赣榆渔”渔船也有很大差别；丁清无法证明涉案渔船由朱某某停靠在码头时的原始状况，不能证明渔船现状系闫广礼行为所致，且渔船营收因人而异具有不确定性，故公估报告结论不具有证明作用。对此，徽商公估提供了补充说明，对闫广礼质疑内容予以回应。本院认为，在闫广礼未举证证明徽商公估及公估师资质不适格、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对公估报告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直接损失及营运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另针对诉讼期间原本在船的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甚高频)等助航设备已未见在船，本院又委托徽商公估对上述助航设备价值进行补充评估。徽商公估反馈评估意见后，本院又征询了双方的意见。丁清认为上述设备估价过低。闫广礼则认为不能证明系因其过错导致上述设备遗失，且上述设备至船舶交接清点时，按照正常损耗本已无使用价值。本院认为，在丁清、闫广礼均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补充评估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涉案渔船相关损失及其责任负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闫广礼为支持其本、反诉诉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关于修建海头镇渔港北岸码头、护岸的协议及营业执照，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停靠的码头系闫广礼修建并有权使用，其还在码头边投资设立了东源船厂。丁清对协议证据效力有异议，对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认为涉案渔船被扣留时，并未停靠在闫广礼所属码头；即便停靠在其码头，在丁清已报警的情况下，闫广礼明知渔船所有权属于丁清，其行为构成侵权。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丁清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对涉案渔船被拖上船台前的停靠位置，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2．东源船厂员工、小口村渔民等出具的三份证明，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停靠位置及东源船厂员工看管渔船的事实。丁清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出具证明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无法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明系证人证言，其中闫广怀、尹相兵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朱宁波经本院调查询问，对该三人出具的证明证据效力可予认定，相关事实应结合书面证明及当庭/当面陈述加以综合认定；闫忠奇未出庭作证，且无法核实其身份及签字真实性，故对其出具的证明证据效力不予认定。3．案外人朱某某出具的欠条及其在闫广礼码头停靠渔船的随笔记录，用以证明朱某某曾因经营渔船，就购买物料备品及加油等原因，欠付闫广礼人民币xxx元。丁清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欠条、记录系朱某某所写；即便朱某某欠付闫广礼款项，亦与丁清无关。诉讼中，闫广礼解释称，该欠条出具对象虽是其子闫忠奇，但款项系朱某某欠付其的；同时闫广礼自认该欠条系朱某某在经营其他渔船时负债所出具，并非在经营涉案渔船期间产生，另朱某某已偿还部分欠款，尚欠人民币xxx余元未还。本院认为，欠条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丁清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随笔记录无法证实制作者及与本案关联性，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但结合朱某某欠付闫广礼款项及赣榆当地渔船经营实际状况，可推定朱某某曾因经营渔船购买物料备品而欠付闫广礼款项的基本事实成立；同时，对于闫广礼自认的相关事实，本院亦予确认。4．照片七张，用以证明停放在闫广礼所属东源船厂的涉案渔船船长、主机型号等均与“赣榆渔12246”渔船证书记载不同，且涉案渔船船艏还标注了“苏赣渔”的船名，故涉案渔船并非丁清所称“赣榆渔12246”；另涉案渔船在无人在船期间停靠位置位于闫广礼码头。丁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仅认可涉案渔船目前仍停放在东源船厂船台上的事实。本院认为，经本院多次赴东源船厂进行实地查勘，已对渔船现状、停放情况予以查明；且仅凭上述照片无法证实涉案渔船被拖上船台前的停靠位置，故对上述照片无需再行认定证据效力。关于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5-6．连云港渔业船舶修造协会出具的船舶维修统一价格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用以证明闫广礼为妥善管理涉案渔船，将其拖至东源船厂船台看管，由此产生上坞费用人民币xxx元；另2016年度赣榆区最低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2元/小时，看船需24小时进行，闫广礼指派工人看管了14个月，结合东源船厂实际支付人工费情况，截止起诉实际发生看船费人民币xxx元。丁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闫广礼并未对涉案渔船进行维修及维护。本院认为，并无证据显示“连云港渔业船舶修造协会”曾依法成立且真实存在，故船舶维修统一价格表仅系闫广礼及东源船厂单方对外公布的修船价格清单，无法仅凭该价格清单证明上坞费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经查虽属实，但与闫广礼反诉主张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7．码头图纸及录音三份(含文字稿)，用以证明2016年5月朱某某将涉案渔船停靠在闫广礼码头，之后渔船无人看管，闫广礼出于善意看管渔船，并不存在侵权。丁清对上述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图纸并无合法来源，且被录音人身份不明，亦不能证实渔船停靠位置。本院认为，经本院多次赴东源船厂实地查勘，现场情况与码头图纸所绘大致相同，故对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三份录音中的被录音人身份不明，且从文字稿中所载“王斌”陈述来看，其并不了解涉案船舶停靠情况，“孙运海”陈述称愿为闫广礼作证，但本院于2018年6月3日赴码头调查时曾当面询问孙运海，其表示对涉案渔船停靠情况并不清楚，故在无其他证据可与上述录音相印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8-10．《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相关新闻报道网页打印件、东源船厂结账清单及《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用以证明2017年休渔期为5月1日至9月1日，渔船整修费用金额及沿海航区与近海航区的范围差别，用以证明公估报告结论存在问题。丁清对东源船厂结账清单真实性有异议，且对上述证据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通告涉及休渔期及相关营运损失认定，与涉案纠纷有关，故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相关新闻报道仅提及休渔期的大致调整情况，并未涉及详细内容，在已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无需对其证据效力再作认定；结账清单仅为闫广礼单方记录，无法证实确系真实交易价格，即便交易价格真实，东源船厂的报价亦无法等同于市场价格，不足以反驳公估报告结论，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所载渔船航区划分与涉案纠纷损失认定并无必然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11．《航行国内航线船舶港口收费基准费率》，用以证明闫广礼对涉案渔船进行无因管理，丁清应向闫广礼支付相应费用的依据。丁清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所载费率并不适用于涉案渔船尤其是停放船台状态下的看管费用标准计算，并无相应证明力，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12．证人闫广怀、尹相兵、闫忠锋当庭陈述的证言，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停靠位置及其看管船舶的情况。丁清对上述证人证言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闫广怀系闫广礼之兄，其证言有偏向，另两名证人也都是船厂员工，与闫广礼有利害关系，且三名证人陈述拿到的加班工资金额也不一致，并认为渔船长期停靠在码头未动亦不合常理。本院认为，上述证人与闫广礼均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相对较弱，关于涉案渔船停靠位置及期间，仍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认定。为核实涉案渔船的可能停靠位置，本院向临近闫广礼码头的码头经营人孙运海进行了调查，丁清委托代理人、闫广礼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在调查现场。对于本院询问孙运海后所某调查笔录，丁清、闫广礼双方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调查笔录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为核实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本院向赣榆区青口镇渔政监督中队(以下简称渔政中队)进行调查并委托其予以核实。经现场查勘并核对原始检验留存档案，渔政中队就此出具了确认函。丁清对此无异议。闫广礼认为，渔政中队仅解释了船长的问题，公估师实测的船深与船舶证书所载不符并未得到解释，且公估师实测的主机功率虽与渔政原始检验留存档案相符，但仍与船舶证书记载不符。本院认为，在闫广礼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渔政中队作为实际管理涉案渔船的职能部门，其出具的确认函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为核实涉案渔船在涉案争议发生前的相关情况，本院向海头当地渔民朱宁波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丁清认为渔船停靠位置应以其父丁兆宽所述为准，且渔船停靠位置并不影响闫广礼承担侵权责任；关于朱某某还船之前的情况其并不清楚。闫广礼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调查笔录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查明：一、关于涉案渔船停靠码头及被拖至船台的相关事实。2016年3月26日，丁清与案外人朱某某签订渔船出租合同，约定丁清将其所有的“赣榆渔12246”渔船出租给朱某某使用，租期自签约当日起至2017年3月26日，租金共人民币xxx元(分4次支付，每次支付人民币xxx元)；渔船交付时随船设备包括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甚高频)等，如有损坏由朱某某照价赔偿；还船时，朱某某应按交付时船况返还渔船。韦明方作为见证人亦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双方签约后，丁清即将“赣榆渔12246”渔船交付朱某某使用。诉讼中，丁清确认，朱某某按季度向其支付租金；至朱某某提前还船前，共向其支付租金人民币xxx元。朱某某曾因经营渔船购买物料备品而欠付闫广礼人民币xxx元，并曾于2016年3月23日出具欠条予以确认。诉讼中，闫广礼自认该欠条系朱某某在经营其他渔船时负债所出具，与其经营涉案渔船无关；另朱某某已偿还部分欠款，尚欠人民币xxx余元未还。2016年9月7日，朱某某致电丁清之父丁兆宽要求提前还船。此后朱某某便下落不明，无法联系。根据海头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载明，同年10月24日9时许，该所接丁兆宽报警称，其渔船被海头镇小口村东源船厂扣留。民警赶赴现场后，丁兆宽称“赣榆渔12246”渔船此前租赁给朱某某，后渔船被东源船厂负责人闫广礼扣押。闫广礼则称其与朱某某间存在经济纠纷尚未解决。民警遂告知双方起诉处理。涉案纠纷成讼前，丁清之父丁兆宽曾与闫广礼和解协商，闫广礼要求其支付看管船舶费用人民币15000元，但随后丁兆宽报警称闫广礼敲诈。对此，丁兆宽称，系当地派出所民警告知其不要给钱，其遂未向闫广礼支付费用。闫广礼则称，由于无法联系到朱某某，遂找到朱某某的弟弟并由后者出具证明，同意将涉案渔船交付给丁兆宽，由此闫广礼才同意与丁兆宽开展协商；后该证明原件已遗失。同时，丁清及其父丁兆宽始终拒绝向闫广礼出示船舶证书，直至2017年7月19日本案诉讼中庭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时，丁清才向对方展示了船舶证书原件。闫广礼亦反复强调其无义务核实渔船所有人，并希望能找到朱某某出面说清楚，以避免将来朱某某回来找其麻烦。关于涉案渔船停靠地点及相关码头权属。2009年，海头镇朱蓬渔港开发有限公司与闫广礼签订关于修建海头镇渔港北岸码头、护岸的协议，约定由闫广礼全额出资负责修建海头镇渔港北岸码头27米、护岸83米，修建的码头和护岸归闫广礼使用，使用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70年12月31日。海头镇人民政府作为鉴证方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确认。另东源船厂系闫广礼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船舶修造及销售。根据现场核实，东源船厂位置在闫广礼所属码头的北侧；而在闫广礼所属码头东侧，是案外人孙运海所属码头。关于2016年9月上旬涉案渔船的停靠位置，证人杨秀秀当庭陈述证言称：其系丁兆宽之妻、丁清之母；同年9月8日早上，丁兆宽让其买三把锁送去海头镇小口村码头，其沿着南北向的水泥路来到码头，当时涉案渔船停靠在路东侧的码头，闫广礼的码头及东源船厂在路西侧，停船地点距东源船厂约200米，其到码头将锁交给韦明方后就回家了；但同年9月14日发现渔船不见了。证人韦明方当庭陈述证言称：其与丁兆宽系同一生产队的熟人；涉案渔船出租合同签订时，其系见证人；同年9月8日，丁兆宽要其帮忙一同去小口村放船，当时船停靠在码头加油站门口(即水泥路东侧的码头)，船上无人也没有锁；因当天没有潮水船开不走，丁兆宽就让其妻杨秀秀买锁锁上(驾驶室的)门，等有潮水了再放船。关于涉案渔船停靠位置及东源船厂员工看管渔船的情况，证人闫广怀当庭陈述证言称：其系闫广礼之兄，在东源船厂工作；据其所知涉案渔船系朱某某的，该渔船自2016年4-5月起就一直停靠在东源船厂码头，因船上无人，其按照闫广礼要求与其他员工(尹相兵、闫忠锋)一起，在距码头约10米远的小屋里轮流加班看管涉案渔船，加班费人民币200元/天(以24小时计，三人轮流，谁看管即支付给谁)；因船上驾驶室有锁，看船员工未曾进过驾驶室，也未发动过渔船主机；到同年9月听说有人要偷船，厂里就将渔船拖上船台，此后未再支付加班费，其共拿到约人民币5-6000元加班费。证人尹相兵当庭陈述证言称：其系东源船厂员工；涉案渔船停靠在东源船厂码头(即通向码头的水泥路的西侧)无人看管，同年4-5月闫广礼要求其加班看船，其只知涉案渔船并非闫广礼所有，但不知船主是谁；看船期间大约自同年5月至9月，在此期间渔船位置未曾动过，附近若有船停靠驶离，需照看避免发生碰撞，来潮水的时候也要上船看一下，但因船上有锁故未进驾驶室；因看船是额外工作，故厂里支付人民币200元/天工资，每月底由看船的三人分一下；至9月听说是有人砸船上的锁，因为害怕有人偷船，故该渔船被拖到厂里船台上。证人闫忠锋当庭陈述证言称：其系东源船厂员工；据其所知涉案渔船好像是朱某某的，自同年5月起一直停靠在东源船厂码头(即通向码头的水泥路的西侧)未动，闫广礼要求其看管该船，其遂和另两名证人在码头边的房子里轮流看管，主要是看潮水及防火防盗；看船属于加班工作，厂里支付人民币200元/天的额外工资(现金支付)，由看船三人分，其拿到约人民币xxx元；到9月其听闫广礼说有人砸船锁，随后该船就被拖到厂里船台上。而闫广怀、尹相兵在此前出具的书面证明中称，2016年8月左右，闫广礼安排他们晚上轮流到码头值班看船，他们一直看管至涉案渔船被拖上船台交给东源船厂门卫看管为止。2018年6月3日，本院赴码头调查时曾当面询问孙运海，孙运海表示其码头靠近闫广礼的码头，一般渔船临时停靠(两三天)没问题(即不会去关心)，如长期停靠影响码头生产，其就会去找船主(交涉)；关于2016年9月上旬，涉案渔船是否停靠在其码头，孙运海表示并无印象，但若该渔船系长期停靠在其码头，他肯定知道。2018年11月12日，本院向海头当地渔民朱宁波进行调查，朱宁波称其系“赣榆渔13110”渔船船主，2016年至2017年期间曾在闫广礼码头停靠并购买燃油；其表示朱某某系其远房亲戚(但目前无法联系到朱某某)，故知晓朱某某曾在2016年租用过一条铁壳渔船的情况；由于其驾驶的系吨位较小的木质渔船，只能在近海捕捞，作业周期为每日早上驶出下午返回，故经常能看到朱某某当时使用的渔船；其注意到2016年8月之后的约一个半月期间，朱某某使用的渔船一直停靠在闫广礼码头(即通向码头的水泥路的西侧)，未见其出海作业；后其听说该渔船被拖至东源船厂船台上停放，其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闫广礼码头往来靠泊船舶较多，而该渔船上无人将导致他船靠泊不便，二是其曾见过朱某某出具给闫广礼的欠条，故认为可能与此有关；但其并不清楚丁清与闫广礼之间发生的后续纠纷情况。2018年8月27日，本院依法作出(2017)沪72民初1788号之一民事裁定，要求闫广礼于裁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向丁清交付涉案渔船。丁清表示因涉案渔船被闫广礼长期扣押，船舶下水前需经必要修理及设备保养，其无钱修船，故在判决作出前或闫广礼作出赔偿前，其无法接受船舶。闫广礼表示愿意依生效裁定按现状交付涉案渔船，但认为有必要对涉案渔船上非属于丁清的设备物品进行清点认定。同年9月4日，经双方赴现场再次清点确认，涉案渔船应交接时，船上有氧气舱、充氧设备及一些皮管，丁清确认上述设备物品系朱某某所有。另2017年11月16日公估师现场查勘时还在船的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甚高频)等助航设备已未见在船。二、关于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的相关事实。根据丁清所持系列渔业船舶证书记载，“赣榆渔12246”系一艘钢制刺网捕捞渔船，2010年2月15日建成，船舶价值人民币xxx元；船长26.77米，船宽6米，船深2.60米；主机总功率370千瓦，108总吨，37净吨；船舶所有人为丁清。关于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渔政中队于2018年8月24日向本院出具确认函称：经验船人员现场查勘涉案渔船，并与“赣榆渔12246”渔船原始检验留存档案比对，1、确认外观一致；2、因“赣榆渔12246”渔船入籍检验时并无船舶设计图纸资料，无法精确计算船长，故实践中船舶登记时按惯例采用“实测船长×0.83”的经验公式计算船长，并由此登记为26.77米，由此确认船舶主尺寸(船长26.77米，船宽6米，船深2.60米)一致；3、确认主机信息基本一致。综上，渔政中队确认涉案渔船与“赣榆渔12246”渔船原始检验留存档案信息一致。另据现场查勘，涉案渔船船艏右侧涂刷“赣榆渔12246”字样，左侧涂刷“苏赣渔”字样。对此，丁清解释称，船艏左侧“苏赣渔”字样系2016年春时其误涂刷，后来未再改动。三、关于涉案双方损失及费用主张的相关事实。徽商公估接受本院委托，于2017年11月16日派遣公估师及涉案双方代表，对停放在东源船厂船台上的涉案渔船进行了联合现场查勘，并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公估报告。公估报告载明，直接损失方面：涉案渔船结构相对完整，未发现结构性损伤，局部有碰撞造成的凹陷及破洞，整体焊接工艺粗糙，船舶油漆大面积脱落，由于长期停放造成局部锈蚀严重，需上坞保养修整；渔船舯前部绞纲机、带缆桩、吊货杆、桅、起重柱结构基本完好，但局部锈蚀严重；船舶主机/辅机由于长期停放造成局部锈蚀严重并有大量污油，营运前需彻底维护保养；船用主电源(电瓶)因长期停放而损坏，需购置换新。据此，涉案渔船整修费用包括：上坞费用人民币xxx元、除锈/喷砂费用人民币xxx元、涂漆费用人民币xxx元、船用电瓶(4块)购置费用人民币xxx元、小型柴油机(2台，分别用于绞纲机、充氧设备提供动力)购置费用人民币xxx元，对讲机(手持)购置费用xxx元、主机/辅机等维护保养费用人民币12000元、其他费用(包括水电、检测、消防、防尘、安保、设备租赁等费用)人民币xxx元。上述渔船直接损失共计人民币xxx元。营运损失方面：计算期间为2016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20日(休渔期为2017年6月1日至8月1日)，参考正常营运行情、当地类似(刺网)渔船营运收入以及“赣榆渔”类渔船相关政策，按照“年营运平均毛收入-年营运平均成本”方式，计算上述期间营运损失为人民币xxx元。另丁清已向徽商公估支付鉴定费人民币xxx元。2018年8月28日，徽商公估就闫广礼针对公估报告提出的若干异议，出具补充说明称：参与涉案公估的公估师之一戚桓龙执业证曾到期换证，其执业证一直处于有效状态；因涉案渔船无船舶设计图纸资料，无法精确计算船长，后向至现场查勘的渔政中队人员询问，得知“赣榆渔”类渔船采用的经验公式，据此计算“实测船长×0.83”与船舶证书记载相符；船舶证书所载主机型号为T3138CZU(370千瓦)，现场勘查主机型号为NT8138CZU(198.50千瓦，1500转/分)，现场勘查结果与渔政中队调取的原始检验留存档案信息一致；关于休渔期，其经调查走访并询问赣榆当地渔民，了解到的普通流刺网渔船2017年实际休渔期为6月1日至8月1日。2018年11月22日，徽商公估就双方争议的2017年休渔期情况再次出具补充说明称：公估报告认定的渔船营运损失人民币266600元所依据的是其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的实际休渔期，即同年6月1日至8月1日；若依据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连政办发[2017]73号规定，2017年连云港赣榆地区普通流刺网渔船休渔期为5月1日至8月1日，据此按照公估报告中相同方式计算的渔船营运损失为人民币234500元，并请法院酌情采纳。关于休渔期问题，农业部于2017年1月20日发布《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农业部通告[2017]3号)载明，休渔时间：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为5月1日至9月1日，北纬35度至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为5月1日至9月16日；在上述海域范围内，刺网(渔船)为5月1日至8月1日。该通告还强调，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在国家规定基础上制定更加严格的资源保护措施。同年5月初，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亦发布了《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7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的通知》(连政办发[2017]73号)，载明根据《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2017年海洋伏季休渔的通告》要求，对做好全市2017年伏季休渔管理工作进行部署，并明确2017年江苏省休渔时间为5月1日至9月16日，其中刺网(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日至8月1日。2018年针对刺网渔船的休渔期规定与2017年相同。另，有鉴于2018年9月4日双方赴现场清点时，发现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甚高频)已未见在船，本院又委托徽商公估对上述助航设备价值进行补充评估。徽商公估经比对2017年11月16日现场查勘时所拍摄的上述助航设备照片，于2018年11月22日反馈上述设备评估金额为人民币9189元。本案首次开庭前，丁清的委托代理人由江苏四季青律师事务所王海涛律师变更为江苏永信律师事务所尹德信律师。诉讼中，闫广礼委托代理人时晶律师、蒙丹梅律师，由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转至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任职。本院认为：涉案双方所主张的不同法律观点，需以认定相关事实为前提及基础。故非常有必要对系争相关事实问题率先予以厘清。一、关于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问题。在案证据显示，丁清所持系列渔业船舶证书记载，其系“赣榆渔12246”渔船登记所有人。有鉴于“赣榆渔”类渔船系清理原涉渔“三无”船舶的产物，对其纳入乡镇船舶序列进行较为特殊的管理，且不得更新改造、转让过户、改变作业类型，故在无相反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理应认定丁清对“赣榆渔12246”渔船具有所有权。丁清与闫广礼双方主要争议系于：被闫广礼拖至东源船厂船台停放的涉案渔船，是否即“赣榆渔12246”。对此，负有对“赣榆渔”类渔船管理职责的渔政中队已出具确认函，并解释了运用相关经验公式计算船长的缘由及具体做法，另调取该渔船原始检验留存档案信息，以核实其主机信息，最终确认了涉案渔船与“赣榆渔12246”渔船原始检验留存档案信息一致的结论。但闫广礼仍对船名标识、船深数据，以及“现场勘查主机型号虽与原始检验留存档案信息一致，但与船舶证书记载不符”等疑点无法释怀。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不符疑点显示了“赣榆渔”类渔船自“三无”船舶纳入乡镇船舶序列进行管理后，仍然现实存在的诸多不规范问题，并可能在行政管理层面引发相应责任承担，但均不足以动摇“涉案渔船即‘赣榆渔12246’”这一结论的高度盖然性。故就在案现有证据而言，应认定涉案渔船即“赣榆渔12246”。二、关于涉案渔船被拖上船台前的停靠位置问题。对此，丁清方证人杨秀秀、韦明方均称2016年9月8日见到涉案渔船停靠在通向码头的水泥路西侧(即孙运海码头)，而闫广礼方证人闫广怀、尹相兵、闫忠锋则称涉案渔船停靠在水泥路东侧(即闫广礼码头)。双方证人各自与丁清(及其委托代理人丁兆宽)或闫广礼存在一定利害关系，针对渔船停靠位置这一事实，其证言证明力均相对较弱，无法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相对而言，本院调查对象孙运海、朱宁波均与涉案双方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其证言对待证事实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孙运海的陈述排除了涉案渔船曾长期停靠其码头的情况，仅存在临时停靠(两三天)的可能。而按照丁清方两证人的陈述，至少自2016年9月7日朱某某致电丁兆宽要求还船起，涉案渔船即应处于无人在船、固定地点停靠的状况，该状况一直持续至同年9月14日船被拖至东源船厂船台为止。如果在此期间涉案渔船一直停靠在孙运海码头，孙运海对此不应没有任何印象。而朱宁波的陈述又进一步直接证实，自同年8月之后的约一个半月期间，涉案渔船一直停靠在闫广礼码头，未见其出海作业。结合朱某某曾因经营渔船购买物料备品而欠付闫广礼款项的事实，其停靠闫广礼码头亦符合赣榆当地渔船经营实际状况。综上，应认定在涉案渔船被拖上船台前，其停靠位置位于闫广礼码头。三、关于闫广礼看管并控制涉案渔船的相关事实问题。闫广礼方证人闫广怀、尹相兵、闫忠锋在当庭陈述的证言中称，涉案渔船自2016年4-5月期间即无人在船，闫广礼亦要求他们自4-5月起即轮流加班看船，直至9月渔船被拖至东源船厂船台止。上述证言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矛盾之处：一是闫广怀、尹相兵在此前出具的书面证明中称，闫广礼于同年8月左右才安排他们晚上轮流到码头值班看船，他们一直看管至涉案渔船被拖上船台交给东源船厂门卫看管为止，两人陈述前后矛盾。二是朱宁波的陈述证实，其发现涉案渔船长期停靠闫广礼码头未出海作业，始于同年8月之后，即此前该渔船虽然亦停靠闫广礼码头，但并非一直固定位置，显示仍在正常使用之中。三是朱某某向丁清租用涉案渔船并按季度支付租金，双方约定年租金共人民币xxx元，自同年3月26日签约至9月7日朱某某要求还船，朱某某共向丁清支付租金人民币xxx元，与其实际使用期间(至8月初)大致相符。但如闫广礼方证人所称，同年4-5月(朱某某租用渔船后不久)渔船即已无人在船需要派人看管，意味着朱某某实际使用渔船仅一个月后即弃之不用，且并未向丁清提出返还渔船，相反仍继续支付租金，该情形明显违背常理。综上，应认定朱某某在租用涉案渔船并正常使用期间，虽停靠闫广礼码头，但并不需要东源船厂派人看管。同年8月初开始，朱某某即不再使用该渔船，并将其固定停靠于闫广礼码头。同年9月8日丁清之父丁兆宽至码头欲将渔船驶离，闫广礼发觉后遂于同年9月14日将渔船拖至东源船厂船台实施控制。理论上而言，自2016年8月初闫广礼发现涉案渔船处于无人在船状况起，至同年9月14日被拖至东源船厂船台停放止，在此期间闫广礼派员实施看管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但前述对渔船看管起始时间的论证显示，闫广礼方证人对此节事实的陈述不符合逻辑且自相矛盾，则与该节事实紧密相关的看管渔船及支付加班费事实是否存在，实在殊值怀疑。在闫广礼未进一步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确曾于上述期间派员实施看管，并实际额外支出相应费用的情形下，本院无法认定此节事实成立。同年9月14日涉案渔船被拖进东源船厂厂区并在船台上停放后，即应处于东源船厂门卫的正常管理职责范围内。在闫广礼未进一步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曾另行派员对船台上停放的涉案渔船实施专门看管的情况下，本院亦无法认定后续看管事实成立。而涉案渔船停放船台期间在船助航设备遗失的事实，亦可从反面印证此节事实。前述关键系争事实问题确认如上后，进而可对双方间法律争议焦点作出认定：四、关于闫广礼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问题。所谓无因管理，即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的法律事实。其中，管理他人事务的人为管理人，被他人管理事务的人为本人。无因管理之债发生后，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债权，本人则负有偿还该项费用的债务。如是，本案中闫广礼控制涉案渔船的行为应符合上述全部构成要件，方能被认定为无因管理。闫广礼所实施的控制渔船行为系管理他人事务，清楚无误，无需赘言。需要审慎判定的是如下两方面的要件：(一)闫广礼行为主观上是否出于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考量。闫广礼派人将涉案渔船拖至东源船厂船台进行控制，源于丁清之父丁兆宽至码头欲将渔船驶离的情形。尽管存在朱某某欠付其款项的前提，派出所接处警证明亦证实其当时声称与朱某某间存在未结经济纠纷，表明其控制涉案渔船的部分主观动机系为己私利；但不可否认，在其未经朱某某指示、未知涉案渔船所有人的情形下拒绝交付渔船，亦存在避免对渔船承租人/所有人利益受损的主观考量。此种兼具私利及他利的主观状态，符合无因管理构成要件。(二)闫广礼行为客观上是否具有法定或约定义务。在案证据显示，闫广礼与朱某某间曾存在与经营渔船相关的经济往来，包括朱某某经营其他渔船及涉案渔船期间，朱某某亦曾因经营渔船购买物料备品而欠付闫广礼相关款项。限于在案现有证据，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闫广礼与朱某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究竟是物料备品供应合同关系，还是船舶营运借款合同关系，抑或两者兼具。但赣榆当地渔船经营者与码头经营者间，确实普遍存在此种经营状况或合作模式，即渔船经营者在一定期间相对固定停靠某一码头，向码头经营者购买物料备品、加注燃油，或为此向后者借款以用于渔船营运，出海作业后再以渔获冲抵债务或以销售所得偿还借款。本案中，闫广礼与朱某某事实上就涉案渔船经营亦存在上述内容的合同关系。在双方正常合作期间，闫广礼同意朱某某将涉案渔船停靠在其码头的同时，其作为码头经营者即负有对涉案渔船进行一定程度安全管理的默示担保义务。故尽管闫广礼与丁清间对此并无直接书面约定，但基于其与朱某某之间的在先合作关系，其对涉案渔船亦具有一定程度的管理义务，并非处于完全无义务的状态。事实上，闫广礼在诉讼中所一直强调的“顾虑将来朱某某回来找麻烦”，亦是其主观上对于此种在先义务有所认识的结果。故此种具有在先义务的客观状态，不符合无因管理构成要件。综上，闫广礼控制涉案渔船的行为并不满足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故其行为不应被认定为无因管理。五、闫广礼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如前所示，闫广礼控制涉案渔船的行为并非无因管理。基于闫广礼自认，为涉案欠条所证明的债务系朱某某在经营其他渔船而非涉案渔船期间产生，因无法适用商事留置规则，闫广礼无权就上述债务对涉案渔船行使留置权。则闫广礼对涉案渔船的控制，应被认定为占有的事实状态。其中，朱某某于2016年8月初离开，渔船处于无人在船状态后，基于闫广礼与朱某某间的合作关系及渔船的停靠位置，该渔船实际为闫广礼有权占有。但当同年9月7日朱某某致电丁清之父丁兆宽告知其还船时，闫广礼对该渔船的占有状态已转化为无权占有；因无证据显示朱某某曾指示闫广礼对外交付渔船，当时闫广礼对涉案渔船所有人亦非明知，故此时闫广礼主观状态为善意，即善意地无权占有该渔船。换言之，若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朱某某给予闫广礼明确交付渔船指示，或闫广礼知道/应知渔船所有人时，只要两要件满足其一，即应认定闫广礼主观状态从善意转化成恶意。在案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2016年9月8日丁兆宽新购锁具锁上渔船驾驶室，欲在潮水适宜时将渔船驶离；闫广礼发觉此情形后于同年9月14日将渔船拖至东源船厂船台实施控制；后丁兆宽于同年10月24日报警。丁清关于其父丁兆宽报警的行为已足以让闫广礼认识到其系涉案渔船所有人的主张，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在上述期间，判断闫广礼主观状态的两要件并无任何变化，故其行为仍属于善意地无权占有。涉案纠纷成讼前，丁清之父丁兆宽曾与闫广礼和解协商。闫广礼自认当时曾找到朱某某的弟弟并由后者出具证明，同意将涉案渔船交付给丁兆宽，由此闫广礼才同意与丁兆宽开展协商，后因丁兆宽拒绝支付费用而协商未果。对此，本院认为，在朱某某始终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找到其亲属试图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符合常理。但严格来讲，并无证据显示朱某某的弟弟在出具该具有放船指示性质的证明前，曾联系到朱某某本人并得到其授权，故即使确实存在该证明，亦无法确认系代表了朱某某的真实意思。尤其在双方最终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闫广礼已接到了朱某某给予的交付渔船的明确指示。综合考虑上述不确定的放船指示，以及丁清及丁兆宽始终拒绝出示船舶证书行为存在的过错，应认定此时闫广礼主观状态仍未变化，故其行为依然属于善意地无权占有。2017年7月19日，本案诉讼中庭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时，丁清首次向闫广礼出示了涉案渔船船舶证书原件。尽管闫广礼当庭表示不需要核对原件，但此时闫广礼即应被认定为应当知道丁清系涉案渔船所有人，其主观状态至此转变为恶意，其恶意无权占有涉案渔船的后续行为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而此后在丁清申请的司法鉴定过程中，因实测船长等信息与船舶证书记载不符所引发的闫广礼对涉案渔船是否系“赣榆渔12246”的后续质疑及抗辩，已不再影响前述闫广礼主观状态为恶意的认定。六、关于涉案相关损失、费用的认定问题。(一)本诉部分。关于直接经济损失，2016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20日的损失，公估结论确定为人民币xxx元。但其中应换新购置的两台小型柴油机中的一台系船载充氧设备的组成部分，据丁清自认充氧设备系朱某某所添设，故该项购置价格人民币xxx元应从涉案损失中剔除。则上述期间渔船直接损失应认定为人民币xxx元。而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6日的损失，丁清按照船舶年度维修保养费用主张人民币xxx元。参照公估报告中与船舶维修保养相关的项目，包括上坞、除锈/喷砂、涂漆、主机/辅机维护保养及其他费用，并综合考虑该报告所涉维护保养所针对的船况与正常年度维修保养之间的差别，以人民币xxx元作为年度正常维修保养费用加以认定是合理的。由此，应认定自2016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6日期间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xxx元。关于渔船营运损失，2016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20日的损失，公估结论确定为人民币xxx元。尽管渔业捕捞营运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对照涉案渔船出租的年租金标准，可认定该公估结论符合实情。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公估结论所依据的样本渔船生产作业期以扣除2个月休渔期(6月1日至8月1日)为基础，事实上根据农业部、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及连云港市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2017年起针对当地的刺网渔船休渔期已调整为3个月(5月1日至8月1日)，故应在原公估结论基础上作相应调整，为人民币234500元。而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6日的损失，丁清参照公估报告结论(即上一年度的营运损失)主张系为合理，唯因计算期间相比公估报告略少，应作相应调整并认定为人民币xxx元。由此，应认定自2016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6日期间的渔船营运损失为人民币xxx元。丁清主张应随涉案渔船一并返还的在船助航设备，包括雷达、卫导、避碰仪、对讲机(甚高频)现已遗失，应以公估结论确定损失为人民币xxx元。丁清为申请司法鉴定已实际支付的鉴定费人民币xxx元，亦应列入损失范围。(二)反诉部分。闫广礼主张的看船费用，因无证据证实其曾实际派员看护并支付费用，本院无法予以认定。而涉案渔船被拖至东源船厂船台后，已在厂区门卫正常看管职责范围内，且无证据证实在此期间闫广礼曾额外派员加班看管，故渔船停放船台期间的看船费用，本院亦无法认定。涉案渔船占用船台可能涉及的合理费用，闫广礼在本案中并未予以主张，对此本院不作审理。关于上坞费用，系丁清之父丁兆宽在未出示渔船船舶证书情况下欲将渔船驶离，此时闫广礼在未知对方身份情况下避免渔船失控，采取合理举措所产生，应被认定为闫广礼维护涉案渔船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比对公估报告结论中所含同样性质费用，闫广礼主张金额相对较低，故上坞费用金额人民币xxx元应被认定为合理。七、关于涉案双方责任认定问题。如前所述，因2017年7月19日前，闫广礼控制涉案渔船的行为被认定为有权占有或善意地无权占有；与此同时，在此之前丁清未能向闫广礼出示其作为涉案渔船所有人的凭证，其行为亦有相应过错。因此，在此期间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及渔船营运损失应由丁清自行负担，同时丁清应当支付闫广礼为维护涉案渔船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而自2017年7月19日起至2018年9月6日期间，闫广礼继续控制涉案渔船的行为被认定为恶意地无权占有，其存在侵权行为，故在此期间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及渔船营运损失应由闫广礼负赔偿责任。如是，就本诉部分丁清主张，因丁清系涉案渔船所有人，故闫广礼应按照(2017)沪72民初1788号之一民事裁定指定期限向丁清返还渔船，且该渔船自2018年9月6日之后的风险应由丁清承担。关于丁清主张的各项损失，直接经济损失部分，闫广礼需承担2017年7月19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损失人民币xxx元，及同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6日的损失人民币xxx元。渔船营运损失部分，因2017年7月19日至8月1日系休渔期内，故其应承担自同年8月2日至同年9月20日期间的损失人民币xxx元，及同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6日的损失人民币xxx元。在船助航设备系涉案渔船停放在东源船厂期间所遗失，对此闫广礼亦应赔偿损失人民币xxx元。丁清因负担鉴定费所致损失，闫广礼亦应按比例赔偿其中的人民币xxx元。综上，闫广礼共计应赔偿丁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xxx元、渔船营运损失人民币xxx元、助航设备损失人民币xxx元及鉴定费损失人民币xxx元。就反诉部分闫广礼为维护涉案渔船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人民币xxx元，丁清依法应予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应于(2017)沪72民初1788号之一民事裁定所指定期限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丁清返还“赣榆渔12246”渔船；二、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丁清赔偿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xxx元、渔船营运损失人民币xxx元、助航设备损失人民币xxx元及鉴定费损失人民币xxx元；三、原告(反诉被告)丁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支付上坞费用人民币xxx元；四、前述第二、第三项指定的给付金钱义务相抵后，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丁清赔偿人民币xxx元；五、对原告(反诉被告)丁清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对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的其他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因丁清提出免交申请并提供了相应生活困难证明，本院依法准予免交；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7.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丁清负担人民币8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负担人民币957.5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丁清、被告(反诉原告)闫广礼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 洋人民陪审员  杨玉泉人民陪审员  李玉春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仲海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百四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