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9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升，住福建省南平市。委托代理人：吴立骏，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汤薇东，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汉奇、王翠苹，均为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弟，住深圳市。委托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升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公司）、陈永弟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2）深中法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湘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晓清、代理审判员麦晓婷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书记员谢彩萍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升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彩虹公司于2008年6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证券代码002256，证券简称“彩虹精化”。余升在阅读彩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后，购买了彩虹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12）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0号《处罚决定书》）认定彩虹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规问题，构成虚假陈述行为，证监会作出的（2012）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3号《处罚决定书》）还认定沈少玲存在知悉并利用彩虹公司前述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对两者分别进行了处罚。余升在彩虹公司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购买了彩虹公司的股票，之后卖出或持有而产生亏损，导致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余升特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判令彩虹公司、陈永弟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7860元，佣金损失98元、印花税损失15元，上述所涉资金利息损失10元，公证费100元，以上损失合计8083元，并由彩虹公司、陈永弟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彩虹公司答辩称：一、余升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本案适格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须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和交易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余升提交的身份证明与证券开户资料没有关联性，无法形成证据链。余升未能在举证期间内证明主体资格，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请求驳回起诉。二、彩虹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属于《若干规定》约束及调整的范畴，余升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彩虹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是隐瞒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未予公布，属诱空虚假陈述行为。《若干规定》仅对虚构利好或者隐藏利空、从而引诱投资人作出积极投资决定的诱多虚假陈述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而未对诱空的虚假陈述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作出规定。本案中，根据20号《处罚决定书》，彩虹公司受到处罚的原因是未及时披露利好消息，而该行为显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所调整和规范虚假陈述的范围的行为，余升要求彩虹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三、即使余升主体适格、交易记录真实，其投资损失系由市场其他因素造成，与彩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综合彩虹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以及股票的走势，可以看出，余升购买彩虹精化股票，并非基于对彩虹公司行为（未及时公布利好消息）的信赖而为，而是基于余升自身对经济形势等非由彩虹公司本身影响的市场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四、本案余升在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和更正后买入的彩虹精化股票，即使有损失，也不应当赔偿。综上，彩虹公司认为余升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全部驳回。陈永弟答辩称：首先，陈永弟同意彩虹公司的答辩意见。其次，陈永弟还认为，其之所以未要求彩虹公司及时披露《合作经营协议书》等文件信息，是因为上述文件当时仅是意向书，还不是正式的合同，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陈永弟认为在披露问题上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也是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且在事件发生时，法律和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该种意向性协议是否应当披露以及如何披露，陈永弟还就此询问过相关的监管部门。由此可见，陈永弟在此事件上不具有主观故意，应当与恶意进行虚假陈述致使投资人损失的情形进行严格区分。陈永弟认为既然彩虹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陈永弟也不用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查明：彩虹精化股票于2008年6月25日在深交所上市，证券代码为002256，证券简称“彩虹精化”。2012年5月24日，证监会作出了20号《处罚决定书》，认定彩虹公司、陈永弟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主要内容有：一、未及时披露可能给其带来巨额利润的合同事项。2010年11月23日，深圳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彩虹公司签订《关于深圳市彩虹绿世界公司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之合作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经营协议书》）及相关备忘录，约定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绿世界公司。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彩虹绿世界公司还口头约定：深圳绿世界公司保证彩虹绿世界公司销售净利润不低于10%。深圳绿世界公司于2010年12月12日与嘉星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星国际公司）签订了两份《产品销售协议》，销售金额共计192000万元。彩虹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派刘科（时任彩虹公司副总经理）和王明章（时任彩虹公司监事）参加了深圳绿世界公司召开的市场与生产计划会，会上着重介绍了2010年12月12日所签订的合同。2010年12月17日，刘科将会议上提供的《绿世界目标市场与客户》幻灯片通过秘书金某某传递给陈永弟（时任彩虹公司董事长），并将会议内容介绍给郭健（时任彩虹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年12月20日或21日，刘科将幻灯片也发给郭健并向陈永弟汇报会议内容。据此，彩虹公司知悉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合同一事。根据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彩虹公司事先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以及双方口头约定的“深圳绿世界公司保证彩虹绿世界公司销售净利润率不低于10%”，前述《产品销售协议》可能给彩虹绿世界公司创造净利润13010万元，给彩虹公司间接创造净利润7155.50万元，这一金额是彩虹公司200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3891.28万元的1.84倍。上述事项可能带来彩虹公司净利润的成倍增长。彩虹公司未及时披露2010年12月12日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两份《产品销售协议》可能给彩虹绿世界公司创造巨额利润，进而给彩虹公司间接创造巨额利润这一重大事件。二、未及时披露其子公司彩虹绿世界公司与深圳绿世界公司商谈变更合同主体事项。2011年2月18日至23日，彩虹绿世界公司与深圳绿世界公司就合同销售主体变更事宜进行商谈。2011年2月18日，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彩虹绿世界公司召开会议，会上提出变更合同主体一事，陈永弟、刘科等人参会。2011年2月21日，陈永弟告诉李化春18日会议的内容，并要求李化春上报深交所并询问是否需要停牌。2011年2月18日至22日，彩虹精化股票价格发生异常波动，2011年2月23日彩虹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故未披露彩虹绿世界公司正在筹划上述重大事项。2011年2月24日，彩虹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向深交所提交了停牌申请，由深交所在其网站发布《关于彩虹精化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于该日开市起临时停牌。证监会认为，彩虹公司未及时披露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总金额共计192000万元的《产品销售协议》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彩虹公司2011年2月2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行为；彩虹公司董事长陈永弟是彩虹公司上述两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永弟通过刘科知晓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协议》并安排生产，但未督促彩虹公司公告该信息；陈永弟主导彩虹绿世界公司与深圳绿世界公司商谈合同销售主体变更事项，并审批了彩虹公司2011年2月2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但未指出该公告所称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内容与其子公司彩虹绿世界公司正在筹划对外直接签订销售合同的事实不符。综上，证监会对彩虹公司和陈永弟等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另查明：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重大意向性合同的公告》（以下简称《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将前述合作经营协议的签署情况、合同主要内容及合同主体变更为彩虹公司控股子公司彩虹绿世界公司、深圳绿世界公司仅作为合同保证人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就该合同给上市公司的影响、风险提示等问题予以说明。该公告发布之日，彩虹精化股票复牌。2011年3月8日，《上海证券报》刊登题为《采购方信息漏洞百出彩虹精化20亿元订单悬疑》的报道，对彩虹公司于2011年3月2日披露的三大订单方资料、合约如何消化、风险提示表述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质疑。其他公共传媒亦出现类似报道。因上述报道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彩虹精化于3月8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澄清公告后复牌。2011年4月21日，彩虹公司发布了《关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以下简称《被立案调查公告》），主要内容有：其于2011年4月19日收到证监会2011深稽立通字001号《立案调查通知书》，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证监会深圳稽查局决定对公司及相关人员立案调查。在公司就证监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事项进行自查和对公司2011年3月2日公告的控股子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协议进行核查工作完成之前，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1年8月4日，彩虹公司发布了《控股子公司重大意向性协议自查结果暨股票复牌公告》，针对公共传媒出现的对彩虹绿世界公司签署的意向性协议的质疑、公司股票于2011年3月8日开市起临时停牌进行了回应，并再次通报了之前已经公告过的意向性协议已经于2011年7月20日、2011年7月31日陆续解除等事项。该公告发布之日，彩虹精化股票复牌。2012年6月5日，证监会作出了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沈少玲存在知悉并利用前述彩虹公司重大事件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的违法行为，并给予沈少玲相应的处罚。2012年6月30日，彩虹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称彩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接受处罚，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并就违法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致歉。根据余升提供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山路证券营业部打印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于2011年3月7日买入彩虹精化股票1000股，并于2011年8月9日全部卖出。以上事实，有各方提交并经质证的20号《处罚决定书》、股票交易明细、各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公开信息等证据，可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余升在起诉时已经提供了身份证明、身份信息和证券交易账户信息可以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认为余升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20号《处罚决定书》认定，彩虹公司未及时披露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协议》这一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2011年2月2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构成虚假陈述行为。余升认为彩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引发彩虹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和大幅振荡，导致其产生了投资差额损失和相关衍生损失；彩虹公司则认为，其受到处罚的虚假陈述行为属诱空虚假陈述行为，余升在彩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所涉及的内容揭示后才买入彩虹精化股票，是基于余升自身对市场的主观判断以及市场其他因素所作出的交易行为，即使有损失，也不应当赔偿。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法理论，无论是诱多型还是诱空型，虚假陈述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均要求该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彩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余升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如何赔偿。对此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20号《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2010年11月23日，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彩虹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绿世界公司，深圳绿世界公司保证彩虹绿世界公司销售净利润不低于10%。2010年12月12日，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了两份《产品销售协议》，彩虹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派刘科和王明章参加了深圳绿世界召开的市场与生产计划会，会上着重介绍了该协议。在2010年12月20日或21日，刘科将幻灯片也发给郭健并向陈永弟汇报。故彩虹公司高层于2010年12月20日或21日始才应当知悉深圳绿世界与嘉星国际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合同这一可能给公司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关于及时披露信息的规定，彩虹公司应当在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即最迟于2010年12月23日披露上述信息而未披露，故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应为2010年12月23日。2011年2月24日，彩虹公司通过深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其拟披露重大事项并申请停牌，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发布《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详细披露了前述《合作经营协议书》签署情况、合同主要内容及合同主体变更的情况，并就该合同给上市公司的影响、风险提示等问题予以说明。由此可见，3月2日公告是2月24日公告的延续和具体化。从2011年2月24日公告披露预警信息至3月2日公告披露具体信息，彩虹公司已经将其控股子公司彩虹绿世界公司签订重大意向性合同这一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完全披露，是彩虹公司第一次系统、完备地向公众披露了上述重大事件的时间。不仅在时间上早于2011年4月21日《被立案调查公告》，内容上也更加具体、详细和完备。至于2011年3月8日《上海证券报》等媒体对彩虹公司于2011年3月2日披露的三大订单方资料、合约如何消化、风险提示表述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质疑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从之后的事实看，虽然彩虹公司陆续解除了前述协议，但证监会（2012）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认定彩虹公司的关联公司签订上述协议行为本身是虚假陈述行为。故原审法院认为，至少到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已经公开，上述重大事件内容已为社会公众所知，虚假陈述行为已经被揭示；其次，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揭示行为向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息，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相关股票的价值，进而指导和决定自己下一步的投资行为。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意味着隐瞒真相的欺诈特征已经不复存在，投资者已经得到警示或已经掌握事件真相。在此情况下，如何判断虚假陈述行为对股价造成的影响、股票何时回归其本来价值，已经成为投资者要面对的一个市场风险问题，投资者应当审慎判断和决策，并对这之后的投资行为承担后果。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行为已经被揭示，明知有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当前股价可能背离其原有价值的情况下，仍然投资该股票导致损失的，属于自身对证券市场风险判断和决策失误，因而无权向虚假陈述行为人主张赔偿；再次，具体到本案，从余升提供的交易记录看，其购入彩虹精化股票的时间是在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发布《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将之前未及时披露的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公开之后，在此之后彩虹公司再无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虚假陈述行为；最后，余升作为一名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应该了解上述公告的警示、提醒和揭示作用，意识到自己下一步投资行为可能存在的机遇和风险，应当针对该重大事件和虚假陈述为行为的被公开化，评估其可能给彩虹精化股价造成的影响，重新判断彩虹精化股票的价值和价格走势，审慎进行决策。但余升在此情况下仍然作出投资彩虹公司股票的决定，之后由于股价的下跌导致损失，属于自身判断和决策的失误，无权就所发生的损失向彩虹公司主张赔偿。故余升诉请彩虹公司赔偿其损失、陈永弟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余升损失与彩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升负担。余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超审限办案，原审法院用了28个月才下判决，即使扣除管辖异议期间的6个月，也用了22个月才下判决，但原审法院从未给予上诉人任何的理由或通知，明显违反审限的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本院予以监督纠正，并要求原审法院给予上诉人书面答复解释与致歉。（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本案揭露日为2011年3月2日，即彩虹精化披露《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之日，而没有认定2011年4月21日彩虹精化披露立案调查公告日为本案揭露日错误。2011年3月2日的公告中，没有任何关于彩虹精化存在信息披露违规或者虚假陈述的内容，没有任何投资者从中可以得出彩虹精化现在或者是之前或者是将来存在虚假陈述的内容或预期，也没有人可以从中判断出彩虹精化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何谈投资者可以通过警示信息重新判断相关股票的价值以及投资者明知有虚假陈述存在这一认定。2011年4月21日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则明确指向“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决定对公司及相关人员立案调查”，具有较为权威的警示性，使得投资者可以有较强的预判性与规避相应风险的谨慎注意义务，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是对2011年2月2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个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罚，而彩虹精化在2011年3月2日的公告中并未提到2011年2月23日存在信息披露违规事宜，未对该虚假陈述的行为进行过任何更正，直到2011年4月21日，投资者才有可能认识到彩虹精化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因此在上市公司没有及时披露信息从而导致引发虚假陈述行为的时候，投资者只有在得到明确的警示后，方能进行判断，否则虚假陈述的侵权行为仍旧在持续过程中。本案中，证监会从立案调查日起至作出行政处罚之日止，整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调查完毕和作出最终结论，可见，该“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这一虚假陈述行为的结论需要经过多番调查后方能得出。综上，原审法院错误地将隐瞒信息本身的披露与虚假陈述行为揭示的披露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混淆，认定2011年3月2日为本案揭露日错误。（三）本案中，原审法院遗漏了证监会行政处罚中关于彩虹精化2011年2月2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与揭露日的认定。由于证监会认定彩虹精化存在两个虚假陈述的行为，而原审法院仅对证监会认定的第一个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与揭露日进行认定，遗漏了第二个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与揭露日的认定，且两项虚假陈述行为皆不能在2011年3月2日彩虹精化披露《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中得到揭示，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2）深中法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彩虹公司、陈永弟赔偿8083元。针对余升的上诉，彩虹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彩虹公司被证监会处罚的行为不能直接适用《若干规定》，特别不能依据该规定的第18条和第19条判断因果关系。根据证监会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彩虹公司被证监会处罚的行为是未及时披露能为公司创造巨额利润的信息，触犯了信息披露及时性原则，因此彩虹公司的行为属于诱空性虚假陈述，不属于《若干规定》适用的诱多性虚假陈述范畴，不能依据该规定的第18、19条认定彩虹公司未及时披露利好消息的行为和上诉人的投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查明清楚，认定2011年3月2日为虚假行为的揭示时间正确。彩虹公司虽因未在2010年12月23日及时披露利好消息而被证监会处罚，但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已经主动在指定信息平台公告了此前未及时披露的信息，该信息是第一时间第一次披露，也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信息，因此2011年3月2日是彩虹公司第一时间披露此前未及时披露的利好消息的时间，构成彩虹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示日／更正日。上诉人主张应以彩虹公司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的2011年4月21日为揭露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日的公告内容显然没有2011年3月2日公告内容具体和有针对性，且在时间上，也显然不属于“首次公开”。（三）彩虹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上诉人的投资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已将未及时披露的利好消息公开，而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是在2011年3月7日买入、在2011年8月9日卖出彩虹精化股票造成的，可见上诉人的买入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与彩虹公司的行为不具有信赖关系，也不具有可以推定的信赖关系，因此上诉人的买入投资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与彩虹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具有交易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针对余升的上诉，陈永弟答辩称：我方同意彩虹公司的答辩意见。并补充：（一）本案不存在超审限的问题。管辖权异议及相关材料的移送期间、包括调解等期间应扣除，另本案属于诱空型新类型案件，在处理上比较慎重。同时，所谓的审限问题也不影响本案实体的判决，不构成任何发回重审或改判的程序违法。（二）本案为诱空型虚假陈述案件，《若干规定》在本案并不当然适用。原审法院根据其上位法及证券法、侵权责任法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三）原审法院有关披露日的认定正确。法律上所称的揭露日或更正日，在本案中是披露此前未揭露的利好消息的时间，而不是披露所谓虚假陈述的时间。因此原审法院的认定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余升的上诉请求及彩虹公司、陈永弟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问题以及彩虹公司应否赔偿余升投资涉案彩虹精化股票损失的问题。2012年5月24日，证监会作出20号《处罚决定书》，认为：彩虹公司未及时披露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总金额共计192000万元的《产品销售协议》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彩虹公司2011年2月23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行为；彩虹公司董事长陈永弟是彩虹公司上述两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综上，证监会对彩虹公司和陈永弟等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了相应的处罚。从上述20号《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由于彩虹公司未及时披露深圳绿世界公司与嘉星国际公司签订总金额共计192000万元《产品销售协议》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且在2011年2月23日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未披露上述事件，公告内容与事实不符，证监会因此认定彩虹公司构成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及“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行为。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发布《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详细披露了前述合同主要内容及合同主体变更的情况，并就该合同给上市公司的影响、风险提示等问题予以说明。由于上述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彩虹公司构成“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及“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事件均是指向彩虹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其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意向性合同这一可能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彩虹公司2011年3月2日的《重大意向性合同公告》已将上述事件完全披露，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至2011年3月2日，彩虹公司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已经公开，上述重大事件内容已为社会公众所知，虚假陈述行为已经被揭示，在此之后彩虹公司再无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虚假陈述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余升上诉主张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揭露日为2011年3月2日，而没有认定2011年4月21日彩虹公司披露立案调查公告日为本案揭露日错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011年3月7日，上诉人余升购入涉案彩虹精化股票，该行为发生在彩虹公司于2011年3月2日公告披露具体信息即本案揭露日之后，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原审法院认定余升有关涉案投资彩虹精化股票的行为，属于自身判断和决策的失误，其无权就所发生的损失向彩虹公司主张赔偿亦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湘燕审 判 员  胡晓清代理审判员  麦晓婷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谢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