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男，1975年6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彦花，女，1977年8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赞茹，云南海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有林，男，1965年11月27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生，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余文、李彦花因与被上诉人何有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文、李彦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赞茹，被上诉人何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文、李彦花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偿还贷款的金融凭据一直由上诉人收执保管并在一审提交法庭，被上诉人提交的系复印件，一审认定偿还贷款的金融凭据由被上诉人持有错误。其次，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错误。双方认识十余年，被上诉人得知上诉人与农村信用社签订过可随时提取款项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协议，便在其资金周转困难时请求上诉人从信用社贷款借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念及双方交情及被上诉人系老板会按约还款，遂同意向信用社贷款后将资金出借给被上诉人；上诉人2017年1-8月间向信用社贷款4次累计7万元及2018年11月贷款4万元，均系被上诉人以其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贷款后即将款交给被上诉人或代其支付欠款，且每次借款被上诉人均出具借条。另外，上诉人自2012年起即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直至2014年脱贫，但根据脱贫不脱政策的规定，上诉人至今仍享受银行对贫困户的贷款优惠政策，贷款利率约为4.75%，远低于上述5次贷款的贷款利率，且贫困户支付的贷款利息财政将全额返还，所以若是上诉人自身需要贷款不会放弃低利率优惠政策而选择高利率贷款，故上诉人向信用社的贷款并非因自身需求，结合被上诉人的资金需求及主动偿还上诉人名下贷款等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的上述贷款均是贷给被上诉人使用，双方之间的借贷明确、具体。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偿还贷款即对上诉人享有债权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2018年2月12日取现120140.43元，上诉人于同日偿还本人名下4笔贷款本息合计70140.43元，且4张还款凭证右下角均系由上诉人余文签名，故不存在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偿还贷款，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取现将之前借款70140.43元归还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将款项存入本人账户用于清偿贷款，双方并未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且2019年2月8日被上诉人再次通过相同方式向上诉人归还了2018年11月5日向上诉人借款的40000元。3.本案系被上诉人提起的虚假诉讼。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请求，向信用社贷款后将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在获得工程款后联系上诉人并共同前往银行取现后归还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偿还银行贷款，该系列行为及过程均系双方按约定履行借款还款义务，故被上诉人隐瞒了其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因急于赔还贷款向其借款，却未说明上诉人为何急于赔还贷款、借款理由等，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借贷关系成立，且借款金额存在零头140.43元也不符合正常的借贷习惯；因被上诉人依赖受益于上诉人为其管理工地及相关技术，在被上诉人拖欠工钱后，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的工地致其工程管理不善发生亏损，被上诉人就此归责于上诉人而虚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借款5次且均出具借条，待归还借款后上诉人便将借条交还被上诉人，客观上上诉人已将借条返还被上诉人无法出示，而被上诉人却隐匿借条致一审作出错误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何有林辩称，1.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卡交易对账单、取款凭证、还款凭证、贷款账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12日取款借给上诉人用于赔还其在银行的4笔贷款本息，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故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借款70140.43元并无不当；且一审未判决支持利息错误，但被上诉人基于种种因素考虑未提上诉。2.上诉人称2017年1-8月间被上诉人向其借款70000元不是事实，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70140.43元用于赔还贷款本息，其中本金69254元，利息886.43元。另外，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儿子的被扣押需60000元解决，被上诉人向敖师借20000元，向其借40000元不是事实，被上诉人从未向敖师也未向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微信转给上诉人李彦花的10000元系支付余文的工钱，并非赔还借款。3.被上诉人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有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140.43元；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6月12日的利息9468.95元（70140.43元×0.5%×27个月），以及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有林系长期从事村镇建筑工程的包工头，余文、李彦花系夫妻，余文长期为何有林驾驶装载机务工，李彦花也长期为何有林提供劳务或管理工地，双方关系较好。2017年，余文先后四次向云南弥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园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竹园支行）贷款7万元（1月4日贷款1万元、4月7日贷款2万元、5月27日贷款1万元、8月16日贷款3万元）。2018年2月12日，何有林与余文、李彦花共同到竹园支行，何有林代余文归还了所欠上述贷款7万元及利息140.43元。2018年11月5日，余文向农商银行竹园支行贷款4万元，2019年2月9日，余文结清了贷款本息。余文、李彦花后来未为何有林务工，双方因故产生矛盾，何有林持代偿还贷款的金融凭据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证实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持有为二被告偿还贷款的金融凭据（原件）确系债权凭证，该债权凭证仅能证实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实存在借贷关系。二被告抗辩原告代为偿还的债务（贷款）系偿还原告所欠二被告的借款，原告偿还后，二被告将出具的欠条交还原告，虽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但按民间借贷正常的交易习惯，所偿还贷款的金融凭据应交由二被告保存持有，原告仍持有偿还贷款的金融凭据，二被告的抗辩不符合民间借贷正常的交易习惯，为此，二被告对其与原告存在7万元的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证实的责任。二被告于本案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与原告存在7万元的借贷关系，二被告抗辩主张原告代为偿还的债务（贷款）系偿还原告所欠二被告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告为二被告偿还了贷款本息合计70140.43元，二被告不持异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依法应受保护，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清偿70140.43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代赔款项为借款，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余文、李彦花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还原告何有林债务70140.43元；二、驳回原告何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0元，减半收取计895元，由二被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余文、李彦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竹园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宣传材料各一份，欲证明：余文系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享受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等扶贫贷款补贴政策。2.卡交易对账单一份，欲证明：2018年2月12日，余文的银行卡余额为4454.91元，并不需要向他人借款偿还银行贷款利息。3.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2019年2月9日，何有林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给李彦花用于归还借款，后李彦花将10000元从微信转至本人银行卡内。4.李彦花的银行流水一份，欲证明：2019年2月9日余文偿还了2018年11月5日的贷款后，李彦花的银行账户内尚有余额11136.21元，所以该笔贷款并非上诉人使用。经质证，被上诉人何有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3、4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何有林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明细账及卡交易对账单各一份，欲证明：根据被上诉人的经济状况，无需向上诉人借款。2.申请证人敖某出庭作证、闫某出庭作证，欲证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向敖某借款20000元，向其借款40000元不是事实。证人敖某陈述：我与二上诉人认识，与余文系朋友，我没有借过20000元给何有林；证人闫某陈述：我给被上诉人打工到2019年5月，没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条子也没见着40000元。3.何有林的贷款账六份，欲证明：何有林在2018年4月有20万元的贷款指标，不需要上诉人贷款后出借给其。4.《零星工程量说明》一份，欲证明：弥勒锌鑫有色电冶有限公司每年支付给何有林的工程款有100多万元，其无借款需求。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从被上诉人的银行流水结合上诉人的贷款时间看，正好证明被上诉人有借款支付工资的需求；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仅是听说被上诉人向敖某借款，证人闫某的陈述不客观；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被上诉人在2017年没有贷款指标，其2018年具备贷款指标后在2019年2月9日已把指标用完，其资金需求量大；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2客观真实，但仅能证实截止2018年2月12日余文的银行卡余额为4454.91元；证据3能证实何有林微信转账10000元的资金走向，款项性质无相应证据证实；证据4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欲证明的2018年11月5日的贷款并非本案审理范围，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但银行明细账及卡交易对账单不足以证实何有林是否具有借款需求，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2欲证明问题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不予审查；证据3真实性予以采信，贷款账能证实何有林自2018年4月起有20万元循环贷款指标；证据4仅能证实何有林的工程量收入情况，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12日，余文、李彦花与何有林三人共同到农商银行竹园支行，何有林从其银行账户内取款120140.43元，其中的70140.43元当日即代余文偿还了农商银行竹园支行2017年1月4日、4月7日，5月27日及8月16日的贷款本金共69254元及利息886.43元（其中：2017年1月4日贷款本金9254元，利息154.43元；2017年4月7日贷款本金20000元，利息244元；2017年5月27日贷款本金10000元，利息122元；2017年8月16日贷款本金30000元，利息366元）。2019年6月10日，何有林持2018年2月12日的取款凭证、余文还款凭证第一联即“贷款（汇兑汇差）科目传票”及贷款账等材料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款凭证第三联即客户回单联原件系余文持有；2018年4月28日，何有林与农商银行竹园支行签订20万元的最高额循环贷款合同，合同到期日为2021年4月28日。案件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余文、李彦花是否应当偿还被上诉人何有林借款70140.43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何有林于2018年2月12日从其银行账户内取款120140.43元，其中的70140.43元当日即代上诉人余文偿还了农商银行竹园支行2017年1月4日、4月7日，5月27日及8月16日的四笔银行贷款本息，何有林据此主张上诉人余文、李彦花向其借款70140.43元用于偿还贷款并要求赔还，余文、李彦花对何有林代偿还四笔贷款本息不持异议，应认定何有林对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余文、李彦花诉称何有林代偿还的四笔贷款系以余文名义贷款后出借给何有林使用，何有林代偿还的款项系赔还之前的借款，对此何有林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余文、李彦花有责任对其主张的何有林向其借款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余文、李彦花不能提交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也不能提供款项交付依据或其他能够证明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且在诉讼中上诉人称款项交由何有林使用，部分贷款利息系其本人支付亦与常理不符，因此，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何有林支付的款项系因双方存在其他借款或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不当，但实体判决余文、李彦花赔还何有林70140.43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余文、李彦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元，由上诉人余文、李彦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宋安娥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卢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