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6民初200号原告：孙桂林，男，1977年2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明，天津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有泉，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原告孙桂林与被告高有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桂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明、被告高有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桂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31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损失6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原告孙桂林与被告高有泉签订购房协议，双方约定由原告出资购买被告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号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6.13平方米）房屋价款为31万元。双方同时约定，该房产暂时不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待遇政府征收时，高有泉无条件配合孙桂林办理征收安置相关手续。后因原告孙桂林与被告高有泉购房时间久远，且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该房屋又面临拆迁。为避免纠纷，2016年1月26日双方在律师的见证下重新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确认购房人及实际出资人为原告孙桂林。同时申明2010年签订的购房协议作废。该涉案房屋于2018年被政府拆迁，原告欲办理拆迁补偿事宜时才得知，被告高有泉已将涉案房屋再次出卖给案外人晏国华，并在2018年6月4日通过法院诉讼，将该房屋确权至案外人晏国华名下。被告高有泉利用未与原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之便，将原本出卖给原告的房屋再次出卖给他人，致使原告无法享有本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一房二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返还原告购房款、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望贵院判如所请。孙桂林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律师见证书，证明原被告双方房屋买卖合法有效；证据二、房屋拆迁登记图，证明涉案房屋拆迁时已经登记在原告孙桂林名下；证据三、（2019）津0106民初7544号庭审笔录，证明涉案房屋拆迁时拆迁补偿80多万及被告高有泉和案外人晏国华陈述自相矛盾；证据四、双环邨派出所的调解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5日知晓涉案房屋已经确权在案外人晏国华的事实；证据五、涉案房屋登报挂失证明，证明涉案房屋原房本交给原告后来丢失的事实；证据六、（2018）津0106民初3368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3368号案件庭审过程和被告和案外人就涉案房屋交涉全过程。高有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确实有房屋买卖的事实，是2010年左右卖的，卖了31万。当时卖房是跟孙桂林提的，他回去问他媳妇，商量后告诉我可以买房，在晏国华处签的买卖协议，因为是晏国华出资，所以协议写的晏国华的名字。现在协议已经找不到了。买卖房屋的时候涉诉房屋属于拆迁片不能办理过户，高有泉交付房屋后就搬家了。后来孙桂林打电话找高有泉，说当时买卖协议和房本找不到了，让我跟他补房本去，我觉得我帮助他解决一下，买卖的时候也说好了，我就好心去了，中午他非让我跟他喝酒，喊了他舅爷一起，孙桂林灌醉了我，他的购房款说好了给我钱我把房子卖给他，他和媳妇离婚了，他们的事应该他们商量。后来他媳妇拿出协议，就是原始记录，是我签字的，我也承认。我不同意原告诉请。因为他诉请与事实不符。我认为31万不应该还给他，房屋已经成交十多年了，现在事情已经完成了，不应该再找我了。我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高有泉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孙桂林对高有泉提交的证据五、证据六无异议，对证据一认为是在酒后作出的，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律师见证光盘内容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表示不清楚居住使用情况，对证据三、证据四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只能证明拆迁时调查的居住情况，无法证明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桂林与案外人晏露珊原系夫妻关系，于2016年9月7日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前，孙桂林、高有泉及其子女曾居住在天津市红桥区××号房屋至2016年。该房屋原系高有泉所有，后高有泉将该房屋出售。2016年1月26日，孙桂林与高有泉在天津津鼎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律师见证，双方达成房产买卖协议，内容为：一、孙桂林出资人民币310000元购买高有泉名下所有的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村××号房产一处（建筑面积26.13平方米，不动产单元号120113003004ＧＢ00096Ｆ00010011），高有泉同意以310000元将上述房产卖与孙桂林所有；二、孙桂林、高有泉均认可双方已于2010年左右，孙桂林已将购房款人民币310000元整通过银行转账汇入高有泉在银行开户账号内；三、现孙桂林已实际入住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村××号内，双方不存在纠纷；四、孙桂林、高有泉双方约定孙桂林购买上述房产暂时不予办理变更产权登记手续，待上述房产遇政府征收时，高有泉无条件配合孙桂林办理上述房产征收安置相关手续，不论是货币安置或产权调换，被安置人为孙桂林；五、高有泉认可在2010年左右曾手写签订过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村××号房产买卖协议一份，但因疏忽该协议中买方一栏空白未填，未注明何人购买，现高有泉认可购买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村××号房产购买人及出资人为孙桂林，2010年左右手写的房产买卖协议作废，以本协议为准。六、本协议一式三份，一经立协议人签字立即生效。2018年5月21日，晏国华诉至本院，请求确认天津市红桥区××村××号房屋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高有泉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本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津0106民初3368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如下调解协议：一、坐落天津市红桥区××村××号房屋归原告晏国华所有；二、其他无争议；三、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晏国华自愿承担。后涉诉房屋拆迁，孙桂林未能取得拆迁利益。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高有泉是否一房二卖，是否应当依据律师见证的内容，赔偿孙桂林的相关损失。孙桂林与晏露珊原系夫妻关系，且长期以家庭为单位在涉诉房屋居住生活。孙桂林向高有泉支付两份购房款显然不符合常理，需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晏国华购买涉诉房屋的事实已经本院（2018）津0106民初3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孙桂林应当对其购买涉诉房屋并实际支付房款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孙桂林主张其购房款310,000元在工商银行通过案外人兰惠芳转至高有泉配偶账户，经原告多次申请律师调查令调查，高有泉配偶张学芹并无310,000元入账记录，且兰惠芳及其配偶的银行流水中均无310,000元转账记录，与孙桂林陈述的付款方式不一致。孙桂林虽再庭后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380,000元的存取款记录，但无法证明该存取款系孙桂林支出的购房款，且与孙桂林自述的付款方式、付款数额均不一致。孙桂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无法证明高有泉存在一房二卖的事实。高有泉出卖房屋，并履行了交付义务，孙桂林实际在涉诉房屋中居住，故其无权要求高有泉返还其购房款。高有泉为孙桂林、晏国华分别出具律师见证书，虽未充分尽到审查义务，但孙桂林、晏露珊、晏国华本存在亲属关系，庭审中，孙桂林亦表示其与晏露珊离婚的事实并未告知高有泉，从外观上看，晏露珊、孙桂林、晏国华依然存在亲属关系，仅依据律师见证要求高有泉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允。关于拆迁补偿款，本院生效调解书已认定涉诉房屋产权人为晏国华，孙桂林无权要求高有泉向其支付购房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孙桂林未能就其主张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桂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原告孙桂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妍审 判 员  孙永念人民陪审员  陈文英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 垚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