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8民初7657号原告：高素云，女，1981年1月17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湖南省慈利县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利梅，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鹏浩，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丽华，女，1982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丽华，女，1982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原告高素云与被告杨鹏浩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依法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本案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素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利梅，被告杨鹏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2月7日追加魏丽华为被告。本案于2018年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素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利梅，被告杨鹏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被告杨鹏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本案被告魏丽华到庭参加诉讼。经当事人合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并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素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杨鹏浩于2017年2月28日签署的《项目合作投资协议》已经于2017年5月5日解除；2、判令被告杨鹏浩返还原告出资款人民币2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5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9日计算到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杨鹏浩支付原告合作期间的利润分红2.50万元；4、判令被告魏丽华对上述2-3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杨鹏浩签署《项目合作投资协议》，约定合作经营GILDAN(吉尔丹)T恤销售项目，项目总投资为50万元，原告出资30万元，杨鹏浩出资20万元。双方约定利润分配比例为原告35%，被告65%。协议签署后，原告出资309,108.56元。合作方式为线上通过杨鹏浩名下“上海悠染服装”的淘宝店铺销售、微信销售及当面销售。从吉尔丹公司进的货放置于两被告居住地，即青浦区赵巷镇垂姚路XXX弄XXX号。后杨鹏浩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将经营款项打到原告账户，违反合同约定。财务由两被告控制，双方再无法合作，杨鹏浩主动说要求原告退出，出资款退给原告，双方于2017年5月5日签署退出协议，但杨鹏浩没有按约返还原告出资款，也没有按约让原告拿货。2017年5月27日上午，原告到两被告居住地拿货时，杨鹏浩不同意并辱骂原告，当日傍晚又进行了阻拦。签订退出协议后，杨鹏浩支付原告5万元。现双方关系极度恶化，已经丧失合作基础，协议无法履行。魏丽华系杨鹏浩之妻，杨鹏浩对原告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魏丽华应当一并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杨鹏浩辩称，同意解除双方的协议，但是具体清算方式应当以账目为准。原告主张的出资金额不予认可，其主张的利润也不认可。被告魏丽华辩称，同意被告杨鹏浩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杨鹏浩签订《项目合作投资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合作经营苏州汇东纺织品有限公司GILDANT恤销售项目，总投资为50万元，原告出资30万元，杨鹏浩出资20万元及技术和客户资源。本合作依法投资到苏州汇东纺织品有限公司，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同财产，不得随意分割，结束合作时，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各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有新合伙人加入需双方同意。按照取得的总销售额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需缴纳的税款后净利润原告35%、杨鹏浩65%的比例分配。每季度项目产品的总销售利润的70%进行固定投入，销售利润分红为3个月结算。杨鹏浩负责技术和市场开发及售后跟进，原告负责财务、货物及日常管理。备注：因目前暂时无法在吉尔丹进货，因此仍由上海悠染向代理商拿货，但款项每周三回笼原告的个人账号以便财务账单做成。如果可以从吉尔丹进货时，需完全由苏州汇东纺织品有限公司进货。原告与杨鹏浩合作之前，杨鹏浩处即有部分T恤库存。双方在合作经营期间，将货物放置于青浦区垂姚路XXX弄XXX号，对进货、存货、发货均没有明确的记录。原告与杨鹏浩共同合伙从事黑白色T恤的经营和彩色T恤的线下地摊零售业务，淘宝出售彩色T恤的业务由杨鹏浩单独经营。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对于扩展业务的思路产生分歧，原告要求保证利润，在拿到代理权之前反对引入资金，杨鹏浩要求迅速拓展合作伙伴，引入新的资金。2017年5月5日，原告与杨鹏浩签署《小高退出协议》，约定：小高已转款336,000元，小高3月至5月5日期间销售额122,484.34元。小高最初投资30万元，两个月内以现金和货款(成本价)的方式退回。小高3月至5月5日入股期间，所有成本与所得打包处理共2.50万元。小高后期从公司拿货按成本价，另外含税销售额的基础上返点2%，月结方式。小高两年之内不得联系公司原有供应商与客户。之后，杨鹏浩向原告支付5万元。2017年5月27日，原告至杨鹏浩处拿货时，双方发生纠纷报警。魏丽华向原告发送销售明细1份，内容为：小高共转336,000元(其中30万是本金，36,000元是货款)。小高3月至5月5日已收销售款122,484.34元，其中已转现金货款36,000元给魏丽华。另外，小高垫付进货款项23,526.34元。除30万本金外，小高剩余已收货款为62,958元(明细122,484.34-36,000-23,526.34=62,598)。本金30万元，减去货款62,958元，余237,042元，5月7日货款423.70元，237,042-423.70=236,618.30元。原告在5月29日发给被告的微信中附加手写的统计单据1份。内容为：至5月7日转杨33.60万元，收款122,484.34元，垫款23,526.34元。本金30万-收货款122,484.34元+转款3.60万元+垫款23,526.34=237,042元+2.50万分红=262,042元。5月7日取货423.70元，5月9日取货714.10元。本案起诉之后，双方以微信方式争吵，魏丽华在微信中提及原告转了336,000元，其中投入是30万元，3.60万元是货款，原告收了货款122,484.34元，杨鹏浩之后支付原告5万元。魏丽华要求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去拿货，原告认为两被告违约，且货物已经被法院查封，要求付款。原告认为，原告的客户是通过微信推广以及线下的地摊销售。两被告知道原告的销售所得，但原告并不知道两被告的销售所得。双方之前没有对账。就魏丽华给原告的统计表，62,958元是原告收取的没有交给被告的货款，魏丽华的算法是将62,958元抵作杨鹏浩应当还给原告的出资款。两被告认为，两被告在合作之前就有客户，两被告的客户会将钱打到两被告的支付宝账户，大约50万元，这些钱两被告没有打给原告，都用于再次采购。原、被告就销售量进行过对账，原告是清楚两被告的进货情况的。对于销售利润，原告投资30万元，杨鹏浩投资20万元，杨鹏浩销售20万元货物后，又采购价值20万元货物，库存仍然约50万元货物。后原告销售约12.40万元，杨鹏浩销售约33万元货物，库存约7.60万元货物。原告转了3.60万元货款后，被告再次采购约31万元的货物，库存约28万元货物，杨鹏浩处有5.60万元销售额。期间房租、水电、运费及包装材料方面，杨鹏浩共支出3万元。就魏丽华出具的统计表，23,526.34元和62,958元均不认可，魏丽华只是按照原告的主张记录。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经过盘点，确认双方在合作期间未销售的库存尚有8,839件，价值87,675元。在双方合伙协议解除之后，原告从杨鹏浩处继续购货，价值19,470.39元。两被告认为，若原告接受库存货物，同意解除退出协议第6条中有关原告不得联系客户的条款，但是不得联系原有供应商。原告已经联系了上海地区的供应商，但是不得联系上海地区之外的供应商。退出协议签订后，原告自杨鹏浩处拿走的货物，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表示同意，但认为若原告接受库存衣物销售，也应当按照35%的比例接纳库存，且双方的合作方式是由供应商将发票开具给杨鹏浩指定的公司，杨鹏浩已经对税款进行了抵扣，杨鹏浩应当按照原告分配货物的进货价的17%向原告赔偿税点。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的合作经营范围包括全部的黑白T恤以及线下的彩色T恤，但是双方在经营过程中没有规范的入库、出库记录，无法统计双方合作出售的衣物数量，且被告单独经营的彩色T恤没有与合作的彩色T恤分隔存放、签署退出协议之后两被告单方继续营销库存，使本案不具备通过审计方式计算双方在合作期间各自销售利润的可能。根据两被告陈述的库存和销售情况，杨鹏浩的经营所得除了支出成本之外，基本没有利润，与原告十余万元的经营收入相比较，缺乏可信度，本院对杨鹏浩主张的其收入和支出情况不予采信。在两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退出协议和统计表的情况下，退出协议和统计表中的数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退出协议以及双方的陈述，原告与杨鹏浩之间的合伙协议已经于退出协议签署时解除，原告之后向被告取货的行为并非合伙协议的履行内容，而是买卖合同关系。退出协议、魏丽华书写的统计表及原告2017年5月29日在微信中出具的统计单据对于原告的投入及其应得收益的陈述具有一致性。在退出协议中，杨鹏浩承诺两个月内以现金和货款方式退还原告30万元并分配给原告成本及利润分红2.50万元，退还30万元的方式为现金和货款(成本价)，即以现金和实物方式返还。魏丽华书写的销售明细，未提及2.50万元的分配情况，而是在30万元中扣减了62,958元，但是两被告在本案中不认可此62,958元，即否认了销售明细的结论，故该销售明细不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并非双方的分配依据。原告的统计单据中，其算法与魏丽华出具的销售明细相同，仅增加了2.50万元的分红款，即符合退出协议中的成本与利润分配约定，又完善了退出协议中未涉及的原告出售收入的分配，较为公平，应当以此为双方进行分配的依据。至于两被告拒绝向原告分配2.50万元的主张，销售明细的算法将原告全部销售收入纳入分配，却未计入被告杨鹏浩的销售收入，显然有失公平，两被告应当按照退出协议的约定分配给原告2.50万元。至于返还的方式，除分红外，双方约定杨鹏浩以现金和实物方式向原告返还出资，则此237,042元可以实物返还，虽然双方产生争议并进而诉讼，但两被告在退出协议约定的返还期限届满前通知原告取货，即以实物方式返还，而双方均未对提货时产生争议的原因提供有效证据，不能认定两被告恶意阻碍原告提货，故杨鹏浩有权按照约定以实物方式返还原告出资。双方对库存货物进行了盘点，且双方都反映对实物缺乏变现能力，故对价值87,675元的库存，按照原告和杨鹏浩之间的分配比例，原告应当接收其中35%的库存，即价值30,686.25元的库存T恤，返还衣物的价值应当以双方在本案中确认的盘点表为准。若不能返还实物，应以现金返还。其余237,042-30,686.25=206,355.75元的投资款及2.50万元的成本及利润所得，杨鹏浩应以现金返还。至于原告反映的发票和税款问题，退出协议及之后的统计文件中均未体现相应内容，并非双方约定，其主张不予支持。合伙结束之后，原告自杨鹏浩处取走了价值19,470.39元的货物，该买卖行为虽与本案无关，但双方已经进行了盘点，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本案中一并抵扣，杨鹏浩需返还的原告出资为206,355.75元-19,470.39元=186,885.36元，两被告已经返还支付5万元，尚需返还136,885.36元。对此136,885.36元及2.50万元的成本及利润分红，合计161,885.36元，杨鹏浩应当在退出协议约定的两个月内，即2017年7月5日前以现金返还原告，虽然双方已经诉讼，但杨鹏浩的逾期付款责任并不能因此而免除，杨鹏浩逾期付款，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应当向原告赔偿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本案杨鹏浩应承担的债务，发生于其与魏丽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系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高素云与被告杨鹏浩于2017年2月28日签署的《项目合作投资协议》于2017年5月5日解除；二、被告杨鹏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高素云出资款136,885.36元；三、被告杨鹏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原告高素云价值30,686.25元的T恤(在本案双方确认的价值87,675元的盘点表范围内)，若无法交付实物，应当按照盘点表以现金方式赔偿；四、被告杨鹏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素云成本及利润分红25,000元；五、被告杨鹏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高素云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61,885.36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6日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六、被告魏丽华对被告杨鹏浩的上述第二至五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425元，减半收取计2,712.50元，由原告负担636.80元，由两被告负担2,075.70元。保全费2,020元，由两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建雷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姚 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