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8民终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玉仙，女，194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正寿，男，196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萍，女，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照萍，女，197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现住址景洪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涛，云南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洪市金鹿街服务中心，住所地景洪市景洪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8012185905172。法定代表人：李云川，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忠，云南博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岩永罕，云南博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因与上诉人景洪市金鹿街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金鹿街服务中心）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16）云2801民初4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丽萍、张照萍及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涛，被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李云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忠、岩永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6）云2801民初4231号民事判决；2.改判金鹿街服务中心按退休职工标准向上诉人支付399128.69元改制补偿费；3.金鹿街服务中心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每名职工补偿数额为40万元”，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改制补偿费用的具体核算是由金鹿街服务中心在核算，而且一审也明确要求金鹿街服务中心按照退休职工标准，核算张顺发的改制补偿费的具体数额。金鹿街服务中心有“核算张顺发的改制补偿费的具体数额”的统一标准，有条件与能力核算出“张顺发的改制补偿费的具体数额”，其故意不提交证据。依法应当由金鹿街服务中心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在起诉时，上诉人只是知道退休人员大概是人均安置费7万多元，工龄补偿8万多元，人均资源补偿25万元，总数字是40多万元。事实上金鹿街服务中心在一审之后补交的证据证实2017年1月11日金鹿街服务中心兑付发放改制费第一笔费用，按该证据标准张顺发的人均安置费72865.75元，工龄补偿31年×12月/年×200元/月=74400元。加上改制第二笔要发放的人均资源补偿25万元，张顺发的改制补偿费是397265.76元。3.本案是改制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就要求上诉人就“具体数额”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是不合法、不合情理的。4.金鹿街服务中心是改制主体，是改制方案与文件的制定者与原件持有者，上诉人只能提供复印件与口头复述。一审时金鹿街服务中心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自2015年8月7日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全员改制大会表决并签名同意改制之日起，到2017年1月11日金鹿街服务中心兑付发放第一笔改制费用之日止，企业资产评估价6636.5万元，成交价4798万元；应当享有改制补偿的人数一直是116人，一直包括张顺发在内；改制的第一笔费用是退休人员按基数加工龄，未达到退休人员按基数加工龄、加再就业金核算，总金额为18763899.47元，116人中却没有张顺发，但有周志荣。然而周志荣没有工龄、没有厂龄，没有参加2015年8月7日和9月29日的改制大会表决与签名；改制的第二笔费用是按（4798万元—18763899.47元）÷116人=251862.9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应当认定张顺发应得399128.69元改制补偿费。综上，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2015年8月7日就已经确定了改制方案，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职工大会》名单，以此认为，上诉人参加签名大会并同意改制。但名单的签名都是同一人的笔记，该名单没有附属参加会议内容的条件，更未体现会议是否涉及到改制与否的内容，名单所载的名字上有的打勾，有的名字没有打勾，只能证明是会议笔记，不能证明上诉人参加了企业改制分配方案的会议。金鹿街服务中心决定改制准确时间是2016年1月19日才通过集体决策的形式作出了改制及对职工补偿决定。本案涉及的是集体企业性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于张顺发是否能够享有集体企业在改制以后及集体企业的资产进行分配享有权利，职工表决大会中是不被认可，是集体依法作出的表决。一审判决违背事实及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张顺发在集体企业作出决定之前病故，就代表不能取得分配。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6）云2801民初4231号判决书第一项判决；2.改判驳回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诉讼请求；3.上诉费由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职工大会”的名单所记载的所有名字明显系同一人所写,未记载会议内容，亦未记载是否同意改制的内容,所载名字之前都编有序号，且有的名字上打了勾，有的名字未打勾。可以推定，该名单仅仅是上诉人工作人员为记载、统计上诉人于2015年8月7日下午召开职工大会并进行表决。2.名单仅仅是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职工大会的职工签到表。第六组证据不能证明该次职工大会就是否改制作出决议，更不能证明张顺发于2015年9月29日“参加改制会议并签名同意改制”。3.张顺发分别于2015年8月7日和2015年10月29日参加的职工大会并不是上诉人就是否决定改制作出决议的会议，名单上记载的名字亦不是是否同意改制的签名。二、上诉人在2016年1月19日时才做出改制以及对其职工的补偿决定，而此时张顺发已逝世。2016年10月14日，上诉人召集全体职工就改制基准日前死亡职工是否参与资产处置分配的问题进行表决，参与决定的106名职工均不同意参与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以及《企业章程》第十六条，只有上诉人的职工大会才有权对企业是否改制及企业的财产处分等问题做出决定，并且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出席并经职工大会三分之二以上职工表决同意才能决定对企业进行改制。三、对职工的补偿应当按照相关职工大会决定执行。上诉人于2016年1月19日决定予以补偿、安置的对象是其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张顺发在2015年12月份就已经死亡，丧失了职工身份，无权作出决议，亦无法依职工身份而获取补偿；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诉人决定改制并对其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进行安置、补偿时，张顺发不再是上诉人的“主人”之一，不可能参与到改制及分配的决定当中，且上诉人召开的股东大会也明确了其改制“基准日”为2016年1月19日（也就是张顺发去世之后），故上诉人所依法决定的补偿、安置对象并不包括张顺发、即张顺发不享有得到补偿、安置的权利，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对其予以补偿。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答辩称，金鹿街服务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张顺发生前是退休职工，没有权利决定企业的改制决策及方案。2014年决定改制，2015年7月23日委托鉴定机构对公司财产进行评估，2015年8月7日下午召开职工大会时张顺发只是基本的成员行使表决权。有些职工在两次会议都有不同意改制，但是他们都分到安置补偿费，所以上诉人认为改制的事实不需张顺发本人签名，那是单位行为。改制时间是在2015年7月23日，因资产价值是在2015年7月23日评估，对外公开是2015年8月18日，2015年8月21日在版纳报社登报。2016年1月19日职工补偿会议或者所谓的改制会议决定张顺发不享有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张顺发应得费用为449665元，一审法院只认定72865.76元，没有认定125865.75元、250933.48元不当。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张顺发享有金鹿街服务中心企业改制受益权，判决金鹿街服务中心按退休职工补偿标准向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支付张顺发的改制补偿款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鹿街服务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张顺发（已于2015年12月13日死亡）原系金鹿街服务中心退休职工，期间，金鹿街服务中心因进行集体企业改制，成立了集体企业改制小组和聘有关机构对金鹿街服务中心资产进行评估鉴定；2015年8月4日下午，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改制小组第一次会议。2015年8月7日下午，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包括改制小组、在职的、退休的全体员工大会议，张顺发参加改制会议并签名同意改制。2015年8月18日下午，金鹿街服务中心改制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并在西双版纳报上发布《企业改制公告》，并拟定《企业改制公告》内容；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西双版纳报总第7177期第4版上原文刊发了金鹿街服务中心2015年8月18日下午的改制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的《企业改制公告》。2015年9月29日下午，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包括改制小组、在职的、退休的全体员工大会议，张顺发参加改制会议并签名同意改制。2015年12月13日，张顺发因病猝死。2016年1月14日下午，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改制小组工作会议确定:“2016年1月19日上午8:30，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当天签字有效”此后，由于金鹿街服务中心认张顺发已死亡，不应享有企业改制受益权利、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作为张顺发的近亲属则认为金鹿街服务中心决定改制时间是2014年，资产评估时间是2015年7月23日，登报公告时间是2015年8月21日，张顺发参加改制会议并签名同意改制的时间是2015年8月7日。张顺发应当与其他参与签名改制会议的退休职工享有同等权利与利益，因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金鹿街服务中心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遂提起诉讼。另查明，2017年1月11日，金鹿街服务中心又召开了“费用兑付职工大会决议”确定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费用人均基数为72865.76元，代玉仙则因本身亦属金鹿街服务中心的职工，领取了125865.76元的安置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金鹿街服务中心作为集体企业，应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已故退休职工张顺发在其生存期间，参与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包括改制小组、在职的、退休的全体员工大会议并同意了改制方案，意味金鹿街服务中心对张顺发生存期间享有的退休职工权利的认可。而涉及本案的受益权利，显然属于法规所明确的“集体企业的公共积累，归本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范围，张顺发作为这一受益权利曾经的合法享有者，完全可以依照“职工股金和集体企业吸收的各种投资，投资者可以依法转让或者继承”的规定，由其近亲属继承，金鹿街服务中心剥夺其近亲属继承权利的抗辩理由，与现行法规的基立法本意冲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要求一审法院确认已故的“张顺发”金鹿街服务中心企业改制受益权，该主体已不存在，不具有任何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故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要求金鹿街服务中心按退休职工补偿标准向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支付已故张顺发的改制补偿款40万元的主张。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每名职工补偿数额为40万元，而金鹿街服务中心此后所举的证据，则能说明平均每名职工的基数为72865.76元，但金鹿街服务中心作为主持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费用的一方，亦没有提供证据说明依已故的张顺发生前所具备的条件，应当享有多少安置费用，在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金鹿街服务中心双方均没有尽到自己的举证义务，一审法院根据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方有权享有张顺发安置补偿费用和该笔费用必然存在的现实，结合各方当事人举证不能所负有责任，酌情确定金鹿街服务中国心应支付的金额不少于72865.76元，对于目前无证据证明有待确定的部分，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可在将来自行与金鹿街服务中心协商或是待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另行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金鹿街服务中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人民币72865.76元。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负担3650元，金鹿街服务中心负担3650元。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预交的诉讼费由金鹿街服务中心迳付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一审法院不再清退。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提交新证据,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证据交换及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提交的《工资花名册》、《职工工龄名单》，因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实张顺发的权利被周志荣所顶替，对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纳。《黑板公示照片》、《刘晓耕存款单》、《代玉仙存款单》，均不能证实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异议，认为2015年8月7日张顺发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只是会议记录员签的，该次大会的签名也没有对改制作出决议。对一审认定“2015年9月29日，被告召开包括改制小组、在职的、退休的全体员工大会议，张顺发参加改制会议并签订同意”提出异议，认为改制小组向职工通告，没有涉及大会表决，张顺发的签名只是签到。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金鹿街服务中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金鹿街服务中心属于集体企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的规定，职工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金鹿街服务中心企业章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亦载明职工大会是该中心的权力机构，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企业的职工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出席方为有效，职工大会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大会职工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2016年1月19日，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过表决方式确定该企业进行改制，而张顺发已病故。2016年10月13日金鹿街服务中心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亦通过表决方式确定在2016年1月19日召开职工大会前病故的职工不参与分配。上述两次职工大会的召开方式、参会人数、表决方式均符合金鹿街服务中心企业章程的规定，故该金鹿街服务中心职工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张顺发在2016年1月19日企业确定改制前已病故，其对集体企业财产不再享有民事权利，其继承人对集体企业的财产亦不再享有继承权，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要求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支付张顺发的企业改制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金鹿街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6）云2801民初42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代玉仙、张正寿、张丽萍、张照萍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照二审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江舟审判员  蒋荣春审判员  玉的勒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马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