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16930号原告:孙颖慧，女，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士（原告之父），男，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李楠，男，1983年5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屹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孙忠士，男，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新新时装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孙颖慧与被告李楠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京0102民初27486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3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32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民事判决，案件发回我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追加孙忠士作为本案第三人，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颖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第三人孙忠士、被告李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屹东、马立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颖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告有权在北京市西城区xxx里x号楼x门xxx号房屋居住使用；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孙颖慧原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xxx大街xx号，该房屋一直由原告、刘玉璞、孙忠士、计淑云共同居住，2002年该房危改拆迁，政府有关部门将原告孙颖慧与某、刘玉璞、孙广明共四人回迁安置于北京市西城区xxx里x号楼x门xxx号，拆迁协议中明确列明原告为回迁安置人员，因此原告主张对该房屋有权居住使用。被告李楠辩称，一、拆迁房屋是刘玉璞承租的公房，而且是门脸房，实际上投资和经营都是孙某和刘玉璞进行。本案拆迁有3种安置方式：货币补偿、异地安置和就地安置，刘玉璞有权且已经决定选择就地安置。因此，原告被告等在册安置人员与政府之间没有金钱补助关系，天桥危改办只是基于在册人口配给了原告户口安置利益。孙某在支付相应5万元对价后，李楠使用了原告的户口利益买了房，原被告就此两清。多年后再起诉讼，有违诚信原则。二、户口安置利益不等于用益物权（有权居住）。被告的确使用了原告的户口利益购买房屋，但原告并不因此对被告的房屋有权居住。本案是用益物权纠纷，按照物权法的一般原理，用益物权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为设立用益物权订了合同。然而拆迁期间，原告根本没有设立用益物权的意思表示，被告也没有口头或书面承诺原告可以居住，双方从来就没有设定居住权的合意。并且，拆迁时被告李楠已经是快满20岁的大小伙子，不可能允许已经21岁的孙颖慧在自己的房子里长期居住。退一万步说，即使原被告双方真的有设定居住权的合意，也应当是原告、孙忠士、计淑云住一套房子，被告母子一家住另一套房子，而不是离了婚的孙忠士、计淑云与孙某夫妇同住xx1，未婚的小伙子李楠与未婚的大姑娘即原告孙颖慧同住xxx，这根本违反习惯和公序良俗！三、如上所述，原告不仅没有设立居住权的意思表示，还把设立居住权的基础条件即户口安置利益让与了被告。孙忠士出让了他本人的户口安置利益同时表示不要孙某的一分钱拆迁补助款；孙中士转让处分原告与计淑云的户口安置利益的同时收取了孙某的5万元房屋补助款，孙某、李楠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当时买套房才10万元左右），善意没有过失，因此孙中士的处分行为合法有效。至于孙中士是否将收到的补助款转交原告与计淑云，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应由权利人依法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孙忠士代原告取得了房屋补偿款，原告违反基本的社会诚信，不能正确面对房价上涨的事实，反悔16年前已经了结的拆迁分配方案，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第三人孙忠士述称，同原告的陈述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认定事实如下：刘玉璞原系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xxx大街xx号房屋2间（工商业用房，建筑面积31.12平方米）的承租人，承租期间房屋曾用于经营饭馆。孙忠士、孙某系刘玉璞之子女。孙颖慧系孙忠士、计淑云之女；李楠系孙某、李忠华之子。2002年天桥地区危旧房屋改造，上述房屋在改造范围内。拆迁单位所作建设用地分户调查表中记载该户户籍人口：刘玉璞、孙忠士、计淑云、孙颖慧、孙某、李忠华、李楠、孙广明。2002年7月29日，刘玉璞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xxx大街xx号房屋的承租人，申请安置回迁两套住房，一套由女儿孙某购买，另一套由外孙李楠购买。2002年7月30日，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甲方）与某（乙方）签订《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居住本危改区内xxx大街xx号公房，乙方同意就地安置，放弃其它安置补偿方式，应安置人口为四人，分别为李楠、刘玉璞、孙广明、孙颖慧；甲方就地安置乙方贰居室壹套，地址为xx危改小区（设计号）**楼x门**，建筑面积暂定为69.4平方米。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楠购买了就地安置房屋，现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xx南里x号楼-x-xxx。2002年8月28日，孙忠士出具内容为“天桥南大街拆迁补助款我一分钱都不要”便条一张。2005年8月16日，李楠取得西城区（原宣武区）xx南里x号楼x-x-xxx房屋（建筑面积70.79平方米）的所有权证。另查，2002年10月20日，孙忠士曾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房屋补助款伍万元整”。孙忠士确认确向孙某收取5万元，但就该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孙忠士表示该款与拆迁事宜无关，而系xxx大街xx号房屋的经营收益补偿，为其一人收取，与孙颖慧无关；孙颖慧表示其对此不知情；李楠则称系对孙忠士、计淑云及孙颖慧房屋拆迁户口利益的补偿。审理中，为证明不存在让渡拆迁利益情节，孙颖慧与孙忠士提供录音证据一份，内容为2016年8月28日孙忠士与孙某的谈话录音，双方对此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孙忠士强调由其修建饭馆，但自饭馆开张至关闭十年间孙某未告知孙忠士经营利润，同时指出天桥的房屋有孙颖慧的户口，孙颖慧的回迁权利被孙某侵占了。孙某在录音中表示：饭馆是其母亲在世时开的，母亲管理经营收益这事；拆迁时母亲在世，房子是孙某购买的，当时是孙忠士给母亲写了条，母亲去世前把条给了孙某。为证明孙忠士代孙颖慧有偿让渡了拆迁利益，被告李楠提供：1、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表示其系刘玉璞的保姆，2002年7、8月份孙忠士与刘玉璞、孙某协商拆迁事宜时，其听到协商过程，并听说给计淑云和孙颖慧每人2万元。2002年国庆节吃饭时孙忠士向刘玉璞要钱，计淑云、孙颖慧在场并未反对，2002年10月底，孙某给了孙忠士5万元现金作为房屋补偿款。孙颖慧与孙忠士表示证人与被告存在亲属关系，且支付5万元钱款时无他人在场，给予的是存折而非现金，因此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李某确认其与某确存在亲属关系。2、2001年的报纸若干，其上载有涉天桥地区危房改造的相关报道，欲以此证明孙颖慧完全知道拆迁补偿事宜，也应授权且认可孙忠士有关安置利益处分情况。孙颖慧与孙忠士就报纸真实性未持异议。3、证明信一份，其上记载孙颖慧、孙忠士、计淑云的户籍于2005年3月8日由xxx大街**迁入丰台区玉林里。李楠表示三人同时将户户口迁入同一地点足以证明孙颖慧知悉孙忠士代其收取房屋补偿款事宜，确认涉案房屋与其无关。孙颖慧与孙忠士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就上述争议证据，本院认为，因证人与某、孙某存在亲属关系，且就其证言中关于孙颖慧的行为内容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关于孙颖慧的行为表述内容不予采信。就报纸真实性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报纸报道内容仅系报道地区危房改造事宜，并非针对本案涉案房屋或人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就证明信真实性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在原户户籍地址已拆迁的情况下，纯迁移户户籍的行为实无法与某所述的证明目的相关联。上，上述证据均无法体现孙颖慧存在授权或认可孙忠士收取款项让渡其拆迁安置利益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孙忠士是否代孙颖慧有偿让渡了拆迁安置利益。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拆迁时原告孙颖慧的户户籍在被拆迁房屋内，系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与被告李楠签订的《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协议》所载明的涉案房屋应安置人口，现被安置的涉案房屋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原告的拆迁安置权益应当得到保护。就孙忠士于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日所写的“今收到房屋补助款五万元整”的证据，本院认为，该收据系孙颖慧的父亲孙忠士于二〇〇二年十月所写，当时，孙颖慧已年满十八周岁，在没有任何授权材料的情况下，孙忠士收取款项不能认定为是孙颖慧收取，更不能因此推断出孙颖慧以收取款项的方式让渡了自己对涉案房屋居住使用的权利，而李楠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报纸等证据亦无法认定孙颖慧的授权或认可行为。综上，孙颖慧系涉案房屋被安置人口之一，应有权对房屋居住使用，现无充分证据显示其有偿让渡了上述权利，因此原告孙颖慧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孙颖慧对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xxx里x号楼x-x-xxx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被告李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齐 菲人民陪审员  刘序昕人民陪审员  付希萍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