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24民初4869号原告：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织金县双堰街道古佛路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4215570131N。法定代表人：陈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林跃文，贵州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龙群，女，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织金县。被告：张习永，女，1974年11月20日出生，穿青人，农民，住贵州省织金县。被告：刘太丽，女，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织金县。第三人：邱兰秀，女，195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员工，住贵州省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怀俊，男，1984年12月3日出生，仡佬族，农民，住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李丹，贵州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筑一公司)与被告李龙群、张习永、刘太丽及第三人邱兰秀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黔0524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建筑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黔05民终281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筑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岳及其诉讼代理人林跃文，被告李龙群、张习永，第三人邱兰秀及其诉讼代理人张怀俊、李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太丽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建筑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租金15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1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2月1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2月16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位于织金县双堰街道古佛路50号的办公场地租赁给三被告使用，租期为三年，第一年的租金为140000元，第二年、第三年的租金均为150000元；该协议左下方载明有陈岳、王利萍、赵鹏、杨友录、何某、刘正荣6个见证人的签名，除陈岳是原告法人代表外，其余见证人均是原告职工；2016年、2017年，原告将收取的租金予以发放，发放清册保留在原告处，但这两年的租金并不是发放给全体职工，而是到年底快过年的时候经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将租金发放给买断工龄、家境困难的老职工；2015年，原告将涉案场地出租给案外人陈某，但2015年的租金如何收取、如何使用、是否发放，原告需核实后再作陈述；被告在支付原告第一年、第二年的租金后将第三年的租金140000元支付给第三人邱兰秀；第三人邱兰秀虽曾经是原告职工，但其已与原告签订买断工龄协议并领取买断工龄安置补助费，其与原告已无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并未授权其管理原告办公场地、收取租金，其收取被告租金140000元的行为系个人行为，故三被告应按《租赁协议》约定支付原告第三年租金150000元。被告李龙群、张习永、刘太丽辩称，原告所述部分不属实，三被告实际是从2015年起向原告的职工代表何某等人租赁原告位于织金县的办公场地并将租金交付其职工代表，从未与原告的法人代表陈岳认识。2016年2月16日，三被告仍然是与原告的职工代表何某等人签订《租赁协议》，该协议在双方签订时并没有加盖原告公司的印章，原告的印章是何时、如何加盖上去的被告并不知情，且按照惯例，若《租赁协议》是原告与被告所签，《租赁协议》中的出租人处应签署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但该协议的出租人处却载明有原告方很多职工代表的签名，这更加说明了该协议是被告与原告职工代表所签而非与原告所签。2016年的租金，被告是直接交给原告的职工代表何某等人，2017年的租金，被告是交给原告职工代表何某、杨友录、王利萍、刘正荣。2018年2月16日，被告方与原告职工代表签订《场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方自2018年2月16日起租赁原告位于织金县的办公场地，每年租金为140000元。双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后被告方已按合同约定将2018年的租金140000元交付给原告职工代表邱兰秀、孙某。该案在开庭审理中，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即原告职工代表何某已经认可与被告签订租赁协议及被告已支付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租金的事实。关于2018年的租金，被告将该年租金140000元交给原告的职工代表后，原告的职工代表没有将该租金交给原告，那是原告方的内部管理问题，与三被告没有关系。三被告从2015年起一直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租赁使用原告位于织金县的办公场地并交付租金，被告并没有过错，原告一方面派代表与被告签订协议、收取租金，一方面又向法院起诉被告，其行为已完全违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原告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按照法律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代表企业行使经营管理权并无过错，故被告与原告职工代表签订租赁合同、交纳租金，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邱兰秀辩称，第三人对被告所述无异议，对原告所述部分有异议。原告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属于全体职工所有，职工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职工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代表原告公司与李龙群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是全体职工管理、出租自己所有财产的行为，该协议左下方处有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岳与何某等职工代表的签名，陈岳在该协议上的地位只是履行原告公司登记法人在形式上的权利。从2015年起，原告公司的职工管理、出租涉案场地，收取的租金用于发放给全体职工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陈岳等所谓的公司法人代表隐匿2016年、2017年发放租金给全体职工的清册足以说明其没有履行代表全体职工合法权益的法人职责。因原告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人代表陈岳不是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权利来源存在瑕疵，其不能代表公司，更不能代表全体职工，在其任公司登记法人期间实施的行为，全体职工不予认可，故从2015年起原告位于织金县的办公场地和现被拆迁的星光幼儿园都是由原告全体职工和职工代表进行管理、出租、收取租金并发放给全体职工。2015年，被告方租赁原告位于古佛路的场地并将租金82800元交给了原告职工代表何某，且当年收取的含出租古佛路场地在内的所有租金都已发放给了原告员工共179人，金额为136470元。因发放2016年、2017年场地租金的职工代表不是本案第三人，故第三人不清楚领取2016年、2017年租金的职工人数是多少人。第三人收取2018年租金140000元，系其依原告全体职工会议推选为职工代表后以代表身份收取并按职工会议要求发放给全体职工，且已发放152人，共计10万余元，现仍在陆续发放中，故原告全体职工从2015年起到现在都管理涉案场地并收取、发放租金，原告将邱兰秀列为第三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且据我方了解新员工均发有股权证，新老职工的问题是原告方故意混淆视听，两个公司不是一个主体，所以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对证据的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的性质属有限公司而非集体所有制，是工商管理部门将其性质错误登记为集体所有制；原告是独立法人，其经营管理职能只能由法定代表人行使或由其授权的人在盖有法人公章的书面授权书范围内行使，否则就不是原告的单位行为，对原告不产生效力。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材料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从成立至今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权力机关是职工代表大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依照法律规定，集体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关，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的管理人员，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人代表陈岳不是原告职工，也不是原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管理人员，故陈岳无权代表原告公司、管理公司事务，公司的经营管理应由职工大会推荐的代表邱兰秀、何某、杨友录等人行使。第三人的质证意见除同三被告外，另补充，原告在成××初名称为××第一建筑社，因改制不成功，其性质现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告员工未授权注册为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载明原告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原告称其性质系有限公司而非集体所有制，是工商管理部门将其性质错误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集体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关，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采纳作为证据使用，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2、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16日的《租赁协议》1份，用以证明2016年2月16日，原告将其位于织金县双堰街道古佛路50号办公场地租赁给三被告经营，租期从2016年2月16日计算至2019年2月15日为三年，租金为第一年140000元，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150000元；2017年2月，三被告以其租赁场地经营停车场出现困难，要求减让10000元的租金，原告亦同意，故在三被告支付第二年租金140000元后出具收据给被告收执，但三被告至今未支付第三年的租金150000元。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部分有异议，认为其向原告租赁办公场地以用于经营停车场，但实际是从2015年2月16日开始租赁，且2015年租赁时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协议，只口头约定第一年租金为82800元，第二年、第三年的租金均为140000元；三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支付租金82800元给原告职工代表何某等人，但未出具收据；三被告于2016年2月16日支付租金140000元给何某等人，收款人亦未出具收据；三被告于2017年2月16日支付租金140000元给原告职工代表何某、杨友录、刘正荣等人，收款人出具有收据；三被告支付完2015年、2016年、2017年的租金后，于2018年2月16日与原告方职工代表张青荣、叶章义、赵有禄、邱兰秀、陈荣芳、孙某签订《场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租期从2018年2月16日起计算，租金为每年140000元，未约定具体租赁截止期限，但租赁场地未变；被告于2017年2月16日向原告支付租金时告知原告经理陈岳因经营困难请求减让租金10000元，陈岳同意，故三被告于当日支付原告租金140000元，但未对下一年的租金是否减让作约定；三被告于2018年2月24日支付2018年2月16日至2019年2月16日的租金140000元给原告职工代表邱兰秀、孙某，且出具有收据；前述两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但两份合同对租期、租金的约定有冲突，因原告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企业性质，企业应由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行使管理职能，故当这两份合同出现冲突时，三被告与原告职工代表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较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效力更强，应按照《场地租赁合同》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部分有异议，认为《租赁协议》是原告及其职工代表共同与三被告签订，若没有职工代表同意，原告不能代表全体职工与被告签订协议；2015年至2018年出租场地的租金都是全体职工推选的代表收取，2017年收取的租金140000元和2018年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后收取的租金140000元都是全体职工在行使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自己的权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客观实际上都是全体职工的管理行为在先；2016年2月16日签订《租赁协议》时，原告在协议上盖章的行为是经过全体职工同意后所盖，2016年、2017年两年的租金也是发给了全体职工的，且发放清册保留在原告处，2015年、2018年发放租金的清册保留在第三人处，故第三人邱兰秀收取并发放2018年租金的行为是在行使全体职工的权利，也是2015年至2018年全体员工管理、出租并发放租金的一贯行为；因原告的生产资料由其职工代表管理并行使权利，原告从2004年起就没有发放职工工资，故其固定资产就由全体职工进行管理、出租，用收取的租金发放给全体职工以解决职工的生存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对《租赁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3、原告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企业改制方案（改制方案中载明的“二、改制的必要性”部分主要内容为，建筑一公司作为万千集体企业中的一员亦出现了一些弊端，从公司产权上看，公司财产不属于企业法人所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4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属于劳动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这表明，集体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不是企业本身，而是群众集体；改制方案中“七、改制中的有关问题”部分载明，参改人员共计536人，死亡职工160人，其余人员376人；改制方案第9页及下一页载明，草案筹备领导小组人员签名有30人，以上草案经2008年8月11日职工代表扩大会议审议，除2人保留意见外，其余28人全部通过）、邱兰秀与原告签订的买断工龄协议、邱兰秀买断工龄安置补助费领款单、原告公司买断工龄工人名册清单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从2008年改制至2012年止公司所有资产经评估价值共计2742900元，第三人邱兰秀于2010年4月29日与原告签订买断工龄协议并领取了买断工龄安置补助费，其已与原告解除一切关系，无权再干涉原告生产经营等事务；2008年，原告改制时有员工307人（含产生工伤的工人10人），另外已死亡的工人166人，共计473人，根据工龄计算，买断工龄安置费用2489980元，死亡职工一次性补助260500元，给予工伤人员补助34500元，改制支出的费用1497997.73元，总计改制所需费用为4282970.73元，改制的方案是根据公司资产数额将工龄折算安置费用，愿意继续留在公司的，就留在公司购买公司股份，不愿意留在公司的，就与公司签订买断工龄协议领取安置补助款与公司脱离一切关系。经质证，三被告对买断工龄工人名册清单以其不知情为由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改制未成功，故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资产评估报告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评估报告书有效期为2007年5月18日至2008年5月17日，签订买断工龄协议的时间为2010年4月29日，签订该协议时评估报告书有效期限已过；因改制方案未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对邱兰秀买断工龄协议及领取买断工龄安置补助费收据真实性均有异议，领款单上领款人处的签名“邱兰秀”及买断工龄协议落款日期处的乙方签名“邱兰秀”虽系第三人邱兰秀所签，但根据买断工龄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本协议为一式三份，乙方即邱兰秀应持有一份，但因邱兰秀不识字故不知该协议的具体内容，且没有拿到该协议，即便双方解除人事劳动关系，但原告公司资产还是属于全体职工，其在改制前和改制后的公司性质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由此说明公司要么是没有改制，要么是改制没有成功；对原告提供的买断工龄工人名册清单，因该清单所列人数为307人与改制方案中的人数376人不符，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故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对资产评估报告书无异议，予以采纳；因原告提供的企业改制方案载明该方案为草案，故不予采纳；第三人对领取买断工龄安置补助费领款单无异议，予以采纳；因原告提供的买断工龄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证后生效”，但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该协议是否已经过公证，故不予采纳；对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的异议理由成立，故不予采纳。4、原告提交的织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证明（主要内容：2014年以来，原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部分职工以公司改制不公为由多次到我局和县政府上访）、织金县顺达市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织金县建筑一公司位于清泉路××住房××我县沿河路棚户区改造范围，我公司与建筑一公司签订了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且已支付该公司拆迁补偿款，但由于该公司与其买断工龄职工存在纠纷，其与我公司签订的拆迁住房被买断工龄职工长期占用至今，导致该住房未拆除）各1份，用以证明含第三人邱兰秀在内的已买断工龄的老职工自2014年起就霸占原告位于织金县龙潭坎的资产，并不断上访，原告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根据政府要求，对于第三人等人的霸占行为只能暂时采取忍让、妥协措施，同意将收取的出租星光幼儿园及古佛路办公场地租金分发给买断工龄的老员工及现有员工即公司股东。经质证，三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正好证明了原告所有资产属于含老职工在内的全体职工集体所有，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客观真实，对该组证据材料及原告将收取的租金分发给员工的证明目的予以采纳。5、原告提交的证人陈某证言，主要内容：约2012年，我向建筑一公司租赁其位于织金县城××古佛路的办公场地以用于经营停车场，并交纳两年租期的租金140000元；因何某等人说她们是建筑一公司的老职工，我租赁的场地是她们老职工的，故不让我继续经营；我找到原告的经理陈岳给他说既然我得不了再继续租赁，要求退还我剩余租期的租金，在该公司退还我剩余租期的租金后，我实际最后交纳的租金为105000元，实际租赁期限只有1年半。经质证，三被告及第三人均以不知证人所述是否真实为由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结合证人何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对证人陈某所述的其租赁原告场地及因何某等人阻挠其未再继续租赁的证言予以采纳。6、原告提交的证人何某证言，主要内容：我与邱兰秀均系建筑一公司职工，我们均于2009年与建筑一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但我认为我还是该公司职工；约2014年12月，我和建筑一公司买断工龄的工友约有170人占据该公司位于古佛路的场地不让租赁人陈某继续租赁；2015年2月16日，我与买断工龄的老职工将该场地出租给李龙群，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协议，也没有约定租赁期限，当年租金是82800元，我收取该租金后出具了收据，该收据有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约100人的签名；我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工友杨友录、赵鹏、王志荣共4人将收取的租金82800元全部发放给所有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工人，建筑一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邱兰秀在庭审中给我看的2015年租金发放清册，就是2015年出租该场地获得的租金发放给职工的名册，该名册虽系复印件但与我保留的原件一致；2016年、2017年的租金是由我与建筑一公司的职工代表杨友录、赵鹏、刘正荣、王志荣及公司法人代表陈岳、员工王利萍共7人收取并发放给所有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老职工和现在职职工，这两年收取的租金均为140000元且已发放完毕；2015年、2016年、2017年，出租的场地除了位于古佛路的办公场地外还有位于织金县鱼山路的星光幼儿园和织金县清泉路龙潭坎38号的房屋、院子，其中，位于古佛路的办公场地和鱼山路的星光幼儿园是建筑一公司与我们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老职工配合管理，位于清泉路的房屋、院子是我们解除劳动关系的老职工和现在职职工共同管理；后来我去上访才知道需要单位的公章盖在我上访的资料上并注明单位法人代表的名字，我据此才知道需要以建筑一公司的名义出租位于古佛路的场地，故在2016年2月才以建筑一公司的名义将该场地出租给被告方；关于2018年其他老职工另行与被告方签订租赁合同的事情我未参与，但邱兰秀参与了的，我也是过后才听说他们另行签订合同的事情，后来李龙群给我说她已将2018年的租金140000元交给邱兰秀，邱兰秀将该款发放给解除劳动关系的老职工，但是具体发放的老职工有哪些人我不清楚，我去向邱兰秀领取，邱兰秀说我领取的金额很少，但未告知具体金额是多少，因职工代表之一孙忠祥未签字，我至今未领取；我知道的职工代表有7人，2018年，因无人告知我要召开职工会议，我未参与2018年的职工会议，故不知2018年的职工会议如何召开、代表如何产生、租金如何发放，但在2018年以前，我每年都是职工代表。经质证，三被告对证人所述职工代表与被告方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的证言无异议，对其余所述以其不知情，不知是否真实为由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对证人所述2015年、2016年、2017年收取、发放租金及出租场地的证言无异议，但认为其余证言不真实，证人的证言前后相互矛盾。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对证人所述原告职工代表出租场地、收取并发放租金，与被告方签订租赁合同的证言予以采纳。7、原告提交的2018年5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岳与李龙群、谌洪应的谈话录音，用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与第三人邱兰秀等买断工龄的职工背着原告另行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并将租金交付给邱兰秀，系被第三人邱兰秀及部分买断工龄职工逼迫所实施的行为，在原告起诉被告及第三人后，第三人与部分买断工龄的职工为达到其目的花钱为被告聘请代理人，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系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而非被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视听资料内容里没有第三人或谌洪应为被告请代理人的谈话内容，故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以不知视听资料的内容是否真实为由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理由成立，故不予采纳。8、原告提交的2014年1月9日织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梅崇贵等人反映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改制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4年2月21日织金县人民政府关于原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梅崇贵等人反映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改制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4年6月3日毕市府信复[2014]37号文件、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三人与原告方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将涉案产财进行处分的行为与第三人无关的事实经主管局、县人民政府、毕节市人民政府及织金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予以确认。经质证，被告认为与其无关；第三人对织金县住建局和县人民政府的信访答复意见书，因为不是原件，无原件核对，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毕节市人民政府信访答复意见书，正如上面说的，是意见，不是结论，该意见书是根据信访人提出的问题作出的答复意见，它对一公司，公司性质是集体企业，及公司改制是否成功，均没有作出意见，并且复核认定的事实、措辞不规范、不严谨，不能作为原告的证据使用，所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判决书，该份判决书正处于上诉阶段，未生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不予采纳。9、三被告提交的2018年2月16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及被告交纳2017年、2018年租金的收据各1份，用以证明三被告租赁原告场地并已支付2017年、2018年的租金，其中2017年的租金是交纳给原告职工代表何某、杨友录、王利萍、刘正荣，2018年的租金是交纳给原告职工代表邱兰秀、孙某。经质证，原告对证据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7年的租金系由原告工会主席王利萍收取，出具的收据盖有原告工会印章，其收取被告租金的行为系公司行为，而非被告所述的职工代表行为；对《场地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认为因无原告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亦无原告委托授权的其他人签名，故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应当交给原告而不能交给其他人。第三人对证据材料及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材料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及被告已支付2017、2018年租金的证明目的予以采纳。10、第三人提交的2018年1月30日重新选举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职工代表签名清单（该清单载明：职工代表有邱兰秀、王达祥、徐某、孙忠祥、张青荣、赵友禄、陈荣芳，同意该7人为职工代表的签名人员有130人），2018年2月16日《场地租赁合同》1份，合同内容为：甲方建筑一公司职工及职工代表将甲方位于织金县办公场地出租给乙方李龙群、谌洪应、谌业东经营使用，租期自2018年2月16日起，租金每年为140000元，甲方代表签名有张青荣、王达祥、叶章义、邱兰秀、赵有禄、陈荣芳、孙某，2018年发放古佛路50号场地租金花名册各1份，用以证明谌洪应系被告刘太丽之夫，谌业东系被告张习永之夫，谌洪应代表刘太丽、谌业东代表张习永与甲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第三人邱兰秀系2018年1月30日原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7个代表之一，与同为职工代表的孙某收取被告方2018年场地租金140000元后按职工会议要求将领取的140000元租金登记造册并发放了152人，发放金额为105500元；《场地租赁合同》标注为第1页、第2页的背面纸张上均有原告职工的签名，其中签名为“赵有禄、李正祥、林焕贤、程昌平、马啟国、曾祥贵”的人员均系原告公司新股东，其余签名人员均为老职工；2018年发放租金花名册除了载明有领取的金额及本人签名外，还有原告职工管理场地的考勤天数，每人按其出勤天数领取相应的租金份额。经质证，原告称该组证据材料所载明的签名人员除《场地租赁合同》乙方处签名外，剩余所载明的签名人员有部分是其公司现在职职工，其余人员系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老职工，但以不知该组证据材料上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为由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即使《场地租赁合同》乙方处的签名是真实的，被告即合同上的乙方也是被胁迫所签；即使《场地租赁合同》的甲方处签名及该合同标注为第1页、第2页的背面纸张上的签名是真实的，这些签名人员已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其无权处置原告财产，即便这些签名人员没有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其未经原告授权也不能以职工名义对外进行民事行为，故包括第三人在内的这些签名人员与被告方所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不论是否系胁迫被告所签，皆不能否定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2月16日所签订的《租赁协议》，被告方仍应按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支付原告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对第三人提供的2018年发放古佛路50号场地租金花名册、重新选举职工代表签名清单，即使该组证据材料上的签名系本人所签、证据真实，也与原告无关，与本案无关。三被告对证据及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认为，租赁合同与租金发放清册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采纳，对职工代表签名清单因未载明应到人数、实到人数等组成要件，且未能核实签名的真实性，不予采纳。11、第三人提交的2015年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全体老职工出租鱼山路星光幼儿园、古佛路场地租金发放清单1份，用以证明2015年，原告公司包括老职工在内共有职工约230人，现有职工多少人不清楚，2015年收取出租的位于古佛路50号场地租金后，收取的租金已发放给老职工和现在职职工即股东共179人，共计发放金额136470元，超过2015年出租古佛路50号场地收取的租金82800元。经质证，原告以不知该清单上所载明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为由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何某、陈某的证言证实了包括第三人在内的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部分原职工霸占了原告位于古佛路50号的场地出租给被告方，但该行为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告保留另行主张权利的权利；2015年该公司只有职工57人，在老职工未与原告签订买断工龄协议即解除劳动关系前，原告共有职工307人。三被告对证据及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不予以采纳。12、第三人提交的证人孙某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又名“孙忠祥”，我与邱兰秀均系建筑一公司职工，2018年，经召开职工大会，我当选为职工代表，我从2018年开始参与管理该公司的场地，2018年出租场地收取的租金140000元是李龙群交给邱兰秀的，当时我也在场，出具给李龙群的收据上也有我的签名；该租金收取后按照职工每天到场地去参与管理的天数计算每人应领取的租金份额予以发放，该计算发放方式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全部老职工召开职工会议研究决定，来领取租金的人有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老职工，也有现在职职工，且即便在职职工没有到场地去参与管理，每人最低也可领取200元，该租金由邱兰秀组织发放，领取人员均签名认可，至今领取租金的职工约有130人，领取租金共计10万余元，现仍在陆续发放中，邱兰秀制定有发放清册，该清册保管在邱兰秀处，还未发放的租金亦保存在邱兰秀处；我于2008年与建筑一公司签订买断工龄协议并向该公司领取买断工龄补助款8000元，另外领取奖金300元；建筑一公司位于清泉路××房屋、院子于1960年建造，当时该公司的名称为龙潭坎建筑社；该公司位于古佛路的场地于1981年、1982年购买并建造，位于鱼山路的星光幼儿园是2004年织金县城建局拨给建筑一公司的，该三处财产应属于建筑一公司所有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老职工；建筑一公司现法定代表人陈岳没有经过职工大会选举产生，我不认可。经质证，原告对证人所述签订买断工龄协议、领取买断工龄补助款的证言无异议，但认为其余证言系证人个人主观臆断，不予认可。三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内容涉及到2018年租金发放的部分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采纳，对其余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13、第三人提交的证人徐某证言，主要内容：我与邱兰秀均系建筑一公司职工，该公司于2008年欲改制至今未生产经营；建筑一公司位于古佛路的场地是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出租的，该场地属于全体职工集体财产，我是2018年经过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之一；2018年出租场地的租金140000元是邱兰秀和孙某收取的，邱兰秀、叶章义、孙某将收取的租金组织发放，现在发放的租金共计约100000元，领取租金的职工包括老职工在内约有一百二三十人；我虽曾经向建筑一公司领取5000多元的补助款，在领取时该公司告知该款是买断工龄补助款，但我与该公司没有签订买断工龄协议，我认为我现在还是该公司员工，故我不认为我已买断工龄，且不存在该公司有买断工龄职工和在职职工的说法。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与原告签订有买断工龄协议，原告在2014年前一直生产经营，证人所述原告资产的归属问题及其与原告的关系系证人主观意见，对其余证言无异议。三被告及第三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内容涉及到2018年租金发放的部分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采纳，对其余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14、第三人提交的原告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据来源一公司，证明该公司最初成立时间为1981年5月7日，法定代表人陈开永，经济性质为集体，与原告出示的营业执照形成证据链，共同证明公司改制只是一个插曲，从成立至今，公司性质均为集体企业。上一任法人陈开永出具给新公司股东的股权证，新公司的名称为贵州省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量1股，股金1万元，证明新公司并未成立，陈岳为首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的第一建筑公司及原告不是同一个主体，第三人与三被告2018年签订的租赁合同，双方已经履行完毕，与陈岳等人无关。经质证，原告对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真实性无意见，认为是原告之前办理的，后来重新办理的已经提交给法庭了。对于营业执照上的登记性质为集体与公司实际的性质是什么没有关联，仅仅表示未变更登记，即使公司现在性质还是集体，但第三人已于原告方解除劳动关系，第三人在原公司的资产已全部置换补偿给第三人等解除劳动关系的老职工，因此第三人与原告方已无关系，无论公司性质是否变更登记。对于股权证真实性无异议，股权证上所盖的章，体现的公司名称是原告方认可的，原告方拟变更的公司名称，仅仅是该公司名称未已变更登记而已，并不能说明股权证上的公司与原告方不是同一个公司，且是不是同一个公司已经与第三人无关，那仅仅是原告方与股权登记上的持股人之间的关系而已，第三人与被告方所签合同从一个角度上确实与原告方无关，原告将场地出租给被告方，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方当然只能找被告方支付租金，被告方愿意将钱支付给其他人，与其应当承担按约将租金支付给原告方，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这也是我方今天不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原因；被告无异议。本院认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纳；股权证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贵州省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依法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2004年《关于加快我省中小企业改革的意见》和织金县人民政府2004年《关于加快我县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建筑一公司于2006年12月14日成立了企业改制领导小组，2007年5月30日经贵阳天创房地产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评估资产价值274.29万元。2008年4月14日，织金县建设局同意建筑一公司进行改制。2008年8月7日建筑一公司制订了《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企业改制方案》，将一公司性质由集体所有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方案中关于职工安置采取（1）买断工龄方式：一次性买断工龄后与公司解除一切关系；（2）入股加入新公司；（3）到2009年1月30日止，不入股新公司又不买断工龄的，视为放弃改制权利，与原公司和新公司均无任何关系。在改制期间，孙忠祥、邱兰秀等与建筑一公司签订了《买卖断工龄协议》，并领取了买断工龄安置费。2015年2月16日，何某等人以其系原告职工代表、原告财产属全体职工所有为由将原告位于织金县××街道（原为××）××号办公场地租赁给被告，当年租金为82800元，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协议，何某与杨友录、赵鹏、王志荣将所收取的租金全部发放给原告职工。2016年2月16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位于织金县城××（现为××街道）古佛路办公场地租赁给被告经营，租期为三年，第一年租金为140000元，第二年、第三年租金均为150000元。该协议有原告签章，左下方载明有陈岳、王利萍、赵鹏、杨友录、何某、刘正荣的签名。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原告第一年租金140000元。2017年2月16日，被告在支付第二年租金时要求原告减让租金10000元，原告亦同意，被告遂支付原告第二年租金140000元。2016年、2017年的租金由原告法人代表陈岳、工会主席王利萍与职工代表何某、杨友录、赵鹏、刘正荣、王志荣收取并发放给原告职工。2018年2月16日张青荣、叶章义、赵友禄、邱兰秀、陈荣芳、孙某（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织金县办公场地出租给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限自2018年2月16日起，租金每年为140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2月24日向第三人邱兰秀交付租金140000元，邱兰秀将收取的租金陆续发放给原告职工，截止至本案开庭时共计发放152人，发放金额为105500元，余款仍在持续发放中。另查明，至诉讼时，原告建筑一公司的登记性质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综合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第三年（2018年2月26日起）租金15000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成立时为集体所有制企业，2008年4月14日，织金县建设局同意建筑一公司进行改制，但至法庭辩论终结，原告的登记性质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其管理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第九条规定“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集体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集体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和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均受法律保护”。根据该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但其作出的决定要厂长（经理）去执行，故本案中原告的总经理陈岳及部分职工与三被告2016年2月16日签订的《租赁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并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按约定将其所有的场地交付给被告使用，被告应按约定支付相应的租金。原被告之间的约定租期为2016至2018年共三年，租金交至2017年度，原、被告之间约定租赁期限未满，被告在未与原告解除约定的情况下，对同一租赁物又于2018年2月16日与第三人等原告的部分员工订立《场地租赁合同》，虽然在诉讼中第三人举证证明与被告所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是代表员工，但因推选员工代表未按有关程序，且未能核实签名真实性，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二十八条“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一）制定、修改集体企业章程；（二）按照国家规定选举、罢免、聘用、解聘厂长（经理）、副厂长（副经理）；（三）审议厂长（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四）审议并决定企业职工工资形式、工资调整方案、奖金调整方案、奖金和分红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五）审议并决定企业的职工奖惩办法和其他重要规章制度；（六）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的规定，对外签订租赁合同不属于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且原告与被告约定2018年的租金是150000元，第三人等与被告约定的租金是从2018年2月16日起，每年140000元，从租金金额上已损害了企业员工的利益，其《场地租赁合同》应属于无效，因此被告应按与原告的约定，将2018年的租金150000元支付给原告，但鉴于被告已向第三人等原告的员工支付了140000元，且绝大部分已发放给企业员工，故对该140000元予以扣除，即三被告应支付原告租金为1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且被告未足额支付租金是由于与原告的部分员工重新订立租赁合同，被告并无过错，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依法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龙群、张习永、刘太丽在本判决生效后一次性支付原告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租金10000元；二、驳回原告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原告织金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负担3450元，被告李龙群、张习永、刘太丽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孝兵人民陪审员  喻茂琴人民陪审员  吴洪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岳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