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13359号原告：蔡华林，男，197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红，男，198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被告：徐积新，男，197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鸿，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华林与被告张红、徐积新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燕玲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华林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鸿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后因本案出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遂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燕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卢耀芳、人民陪审员万学锋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鸿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红向原告返还多支付的运费10600元；2.判令被告张红向原告支付装卸款4500元；3.判令被告张红向原告支付东莞厚街至东莞虎门的运费3600元；4.判令被告张红向原告支付上述19700元的相应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9月18日起计至全部款项偿还之日止）；5.判令被告张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6.判令被告徐积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7日，原告授权其他工作人员与被告张红沟通设备运输事宜。原告与张红达成运输合同，双方约定由张红为原告运送设备，从连平运送至东莞××镇××新村工地，货到付款，运输费合计12400元。2017年9月18日，张红通过电话告知原告，称将设备运输到了东莞厚街，处于赵某控制之下。张红要求原告与张红指定的人员赵某协商沟通付款以及取货事宜。赵某要求原告必须支付23000元（包括给张红的运费在内）才能取货。原告迫于无奈，只能向赵某支付23000元，原告比约定多支付了费用10600元。随后原告另行安排车队、吊车，将设备从东莞厚街转运至东莞××镇××新村工地，额外产生转运费3600元、吊装设备费4500元，合计9100元。原告认为，被告张红未按照约定将设备运送至东莞××镇××新村工地，向原告交付设备，反而将设备运送至东莞厚街，交由第三人赵某控制，被告张红的行为构成违约。由于张红的违约行为，原告额外支付费用10600元，又额外支付转运费和吊装费用9100元，共计额外支出19700元。上述19700元是由于被告张红的违约行为所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张红应当就此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张红组织被告徐积新共同实施了运输行为，两被告共同构成违约行为，故被告徐积新也应对张红的全部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特提起此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两被告均不是适格的主体。两被告是从事运输行业，曾经与他人订立了运输合同，但两被告在2017年9月17日出具的协议书是给连平工地一家公司的管事的，该管事人员姓樊，具体姓名不清楚。涉案两被告的协议书是与公司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而非个人，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涉案法律关系。两被告不认识原告，不曾与原告签署任何协议，原告并未向两被告支付任何款项，双方不存在经济往来，两被告均不是适格的被告。二、被告不清楚原告与赵某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不清楚原告付款给赵某是否真实，不清楚此次付款与被告履行的运输行为是否存在关联性，亦不清楚该款项是否全部为运输款（即使原告主张清晰备注款项用途，在转账真实的情况下，也只有赵某清楚款项实际用途是否与备注一致），被告不清楚该款项是否包含案涉运输费，也不清楚额外的费用具体是什么费用、原告与赵某是否存在其他合同关系或经济往来。三、原告要求被告对全部运输合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运输协议一共三份，其中两个被告分别出具了一份，是分开的、独立的运输协议，构成独立的法律关系，原告在一个案件中起诉两个被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独立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具有独立性，原告要求张红对徐积新、卢正文的运输合同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理，原告要求徐积新对张红、卢正文的运输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如果原告坚持起诉被告，请法院依法审查原告是否具有诉权，是否适格的主体。原告起诉状内称“原告授权其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具体是谁？原告的工作人员代表的是公司还是个人？原告不是公司主体而是个人，原告与工作人员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原告依据什么法律规定代为行使起诉的权利？上述及相关联的问题应由原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7日，被告张红出具一份手写《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本人从连平运设备至虎门××怀德村工地，货物到付款，运费4500元”。同日，徐积新亦出具一份手写《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本人从连平运设备至虎门××××村工地，货物到付款，运费4500元”。被告张红、徐积新分别在两份《协议书》上签名确认。两被告均表示，上述《协议书》系其在连平装车后、发货前应樊某的要求出具给樊某的，但樊某自称是代公司办理运输事宜，并非代原告办理，且两被告此前并未见过原告，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不存在涉案的运输合同关系。另，原告还提交另一份由案外人“卢良文”出具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本人卢良文从事物流运输，从连平运输设备到东莞××镇××新村，乙方本公司承诺货到付款，运输费3400元”，右下方“甲方”处有“卢良文”字样签名，“乙方”处有“樊某”字样签名；两被告对该《协议书》均不予确认，认为卢良文出具的《协议书》与其无关。樊某作为证人出庭，主要陈述称：一、涉案两份《协议书》分别由张红、徐积新交给樊某的，但被告张红、徐积新都见过原告，且二人均知道其是帮原告拉货，证人告知了两被告这是原告的货；二、两批货本身应从连平运至虎门，但中途被运到了厚街的木材厂，那天晚上张红发信息给证人说货被老板扣了，并将地址发给证人，说要找说事的人，但张红没有告诉证人为什么货物被扣；三、在连平的时候，两被告曾经闹事，说要补1500元运费，否则不肯运货；四、证人是在开吊车时认识两被告的，他们经常开吊车，这是双方第一次合作；五、樊某是原告的员工，车辆被扣在厚街之后，后续事情是原告自己处理的，证人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证人知道原告为了将货物从厚街运回虎门，请了一辆吊车、三辆货车，吊车费是3000元，但不清楚货车费花了多少钱。原告对证人樊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两被告则予以否认，并认为樊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且与原告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不可作实。另查明：被告张红、徐积新将货物运到厚街镇将军路路口兴裕木材市场附近一个停车场，并称货物被“赵老板”扣住了。樊某发送短信给张红，称“老板，你几天中午不开走也就堵了我们一天半的时间了，这样堵下去对谁都不好，之前我们也误了你一天半给你们补每台车一千元，望尽快协商”。张红则回复表示“老板货扣了，赵老板电话139××××0013”、“找他说事”、“厚街兴裕木材市场停车厂”。樊某称，樊某随后将张红提供的赵姓人员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原告，后续事宜系由原告自行联系处理。原告曾致电被告张红，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中显示原告询问张红“那个货是不是已经全部被你们卸下来了”，张红表示“货已经全部卸下来了，你们现在，我跟你讲，是你们交我的，你现在先去报警，然后呢再去上法院起诉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就自己操作了，我也管不了，我也说不了的事”；原告问“那个运费给谁呢”，张红表示“我现在这个中间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中间人了，我做的头都痛了……”，原告表示要问清楚，张红随即又说“老板，我们见过面的，是不是，也聊过天，做人我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我没有对不起他，也没有对不起你”，原告表示都懂；在这段对话中，张红一直要求原告自行找“他”解决。庭审中，原告及被告张红均表示，这段对话中的“他”指的是赵某。原告为证明其向案外人赵某支付了更多的费用，提交了以下证据为凭：一、微信记录截图，显示原告与案外人在交涉，对方曾提到“现在把那个卡号发给你，你先把钱给我转过来之后，然后我帮你发给你，就你就让驾驶员过去装就好了”，原告问“那好的，我过去，我要叫车装，他们不会阻拦吧，应该不会阻拦吧”，对方表示“你放心吧，只要钱转过来，我刚刚都给你下的那个保证，谁要敢阻拦，你就说我就OK了，好吧，那边我会帮你安排好的，不用管他们”。之后，对方给原告发了一个账号，户名为赵保伟，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东莞河田支行，卡号为62×××70。原告收到账号后，告知对方“等一下我就过去吊了，然后你也跟他们说一下，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车，我来回倒一下就算了，仅正吊一车多少钱，我就吊一车给他，如果有车你帮我一起安排过来，我现在给你转钱”，对方随即表示“那好的，你钱转过来之后，我就把那个XX（注：此处为脏话）的钱付他，付完钱之后我就让他立马滚，他如果再敢找你事的话我就直接搞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随后，原告分三次向对方微信转账支付了23000元；微信支付凭证显示对方户名为“赵宁”。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表示赵某与两被告是串通的，目的是为了向原告勒索更多钱，但原告明确表示其未报警处理。庭审后，原告提交书面意见表示本案应按照民事纠纷处理，两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另，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第二项诉求的装卸款4500元以及第三项诉求的运费3600元，都是包含了卢良文的那一批货物，卢良文以及两被告所运输的货物，运费是1200元/车、装卸费是1500元/车。两被告确认分别收到了运费4500元。至于从厚街到虎门的运费、吊装费，两被告主张运费为700元/车较为合理，在厚街的吊装费为500元/车、在虎门的吊装费为500元/车较为合理，但两被告同时认为，在虎门的吊车费用是本来就会发生且应由托运方承担的费用，并不是因为货物中转至厚街而额外产生的费用。原告为证明其额外支出了从厚街到虎门的运费、吊装费，提交了数份收据为凭：其中，2017年9月18日的《安顺装卸服务公司收款收据》显示主要内容为“租50吨吊车装卸设备”，费用为3000元；2017年9月18日的《东莞市振通起重搬运有限公司收款收据》显示客户为蔡华林、主要内容为“吊装13米车3车，设备款”、金额为1500元；2017年9月18日的《收据》显示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厚街——虎门，皖Ｋ×××××，皖Ｋ×××××，皖Ｋ×××××，1200×3车=3600”。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在本院的主持下多次进行协商，未果。以上事实，有协议书、照片、微信截图、短信截图、收款收据、收据、录音及文字资料、微信付款截图、证人证言以及本院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一、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是否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涉案纠纷是否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二、原告主张两被告连带返还涉案运费、装卸款以及相应利息是否依据充足。关于焦点一。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运输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两被告称，其出具的《协议书》系出具给樊某，而非原告，但是樊某出庭作证称《协议书》实质系出具给原告，樊某只是代原告找人运输。其次，张红辩称从未见过原告蔡华林，但在双方的通话录音中，张红明确提到“我们见过面的，也聊过天”。再次，原告持有涉案《协议书》的原件并据此主张权利。虽然两被告均声称涉案货物是代公司运输，但两被告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具体为哪个公司运输涉案货物，未提交证据证明权利人系另有其人。综上，本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系涉案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两被告与原告共同订立合同，且两被告予以否认，故根据两份《协议书》的内容，本院认定原告在2017年9月17日分别与被告张红、徐积新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两被告应分别就其与原告所订立的运输合同承担各自的义务。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问题：首先，虽然原告声称两被告伙同案外人对其进行勒索，但原告并未就此进行报警处理；其次，从通话内容可见，在货物被扣在厚街之后，原告找张红协商，也从未向张红提出对其个人的异议；再次，从本案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推定两被告与案外人存在涉嫌串谋敲诈勒索的行为。综上，原告最后明确要求以合同纠纷处理本案并要求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该合同纠纷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本院对此进行审理。关于焦点二。一、关于原告主张的多支付的运费10600元的问题：首先，虽然赵某的联系方式系由张红提供，但在原告与张红进行通话协商时，张红明确表示其只是作为中间人，管不了原告与赵某之间的事情，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与赵某/赵宁之间具体存在何种关联；其次，原告通过微信方式支付给赵宁的23000元并非由两被告收取，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两被告从原告处取得了超出4500元/车这一数额的运费。因此，原告主张两被告多收取了运费106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关于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运费106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装卸费4500元的问题：首先，从《协议书》可见，原告与两被告分别约定涉案货物系送至虎门，但两被告无任何正当理由将货物运到了厚街，未将货物运到双方约定的地址，两被告确实存在违约行为。其次，从原告与张红的通话录音可见，货物已被卸载。原告另外派人从厚街将货物重新装车、并运回至虎门，确实会产生新的吊车费、运费。但是，即便两被告按照约定将货物送至虎门，卸货时同样会产生吊车费，在双方并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两被告主张正常情况下卸货时所产生的吊车费由原告自行负担，本院予以采信。因此，两被告因其违约行为应向原告承担的两笔费用分别是从厚街吊装货物到车上的费用、将货物从厚街运至虎门的费用。根据原告的陈述，其主张的额外支出的吊装车费用4500元系包含了卢良文所负责运输的那一车货物，但是，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两被告系“卢良文”所运送的那一车货物的负责人，且两被告予以否认，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卢良文”所运送的那一车货物的违约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根据原告的主张，吊装车费用4500元实质上是1500元/车，且包含了从厚街装车、到虎门后卸货等两次吊装费；根据原告的主张，实质每次吊装一车货物所产生的吊装费平均为750元/车。原告为其主张提交了收款收据、收据等予以证明。虽然被告主张吊装费为500元/车，但被告未举证予以证明，本院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各自的主张的合理性，酌定两被告需分别向原告支付额外支出的装卸费750元。三、关于从厚街至虎门的运费3600元的问题：如上一点论述可知，从厚街至虎门额外的运费应由两被告各自承担。原告主张的运费3600元实质是包含了“卢良文”所负责运输的那一车货物，如上一点论述，本院仅处理两被告负责运送的这两批货物的违约责任问题。原告主张从厚街至虎门的运费共3600元，实质就是1200元/车；两被告则主张从厚街至虎门的运费应为700元/车较为合理。虽然原告仅提交了收据，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但本院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各自的主张的合理性，酌定两被告需分别向原告支付额外支出的从厚街至虎门的运费1000元/车。对于符合上述计算方式的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上述数额的费用，本院予以驳回。至于利息问题：如上所述，两被告应分别向原告支付因其违约行为所额外支出的装卸费750元、运输费1000元，但这两项费用的性质均属于损失。原告要求针对损失再计付利息，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需强调的是，经本案调查核实，两被告分别与原告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均应分别向原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张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华林支付装卸款750元；二、限被告张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华林支付从东莞市厚街镇至虎门镇的运费1000元；三、限被告徐积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华林支付装卸款750元；四、限被告徐积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华林支付从东莞市厚街镇至虎门镇的运费1000元；五、驳回原告蔡华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受理费为292元，由原告蔡华林负担240元，被告张红、徐积新分别负担2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燕玲人民陪审员  卢耀芳人民陪审员  万学锋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周蔼麟吴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