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47号原告：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陈屋村将军路。组织机构代码为78204798-8。法定代表人：苏海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芳，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营，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建荣，男，汉族，1965年6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函秋，广东法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已撤销）。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自芬，广东法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已撤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炯，广东金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宇，广东金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鸿公司”）诉被告王建荣、第三人麦应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案件进行中止，恢复后于2017年12月27日、2018年2月6日进行质证。原告祥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营、王芝芳到庭参加了庭审，谢营到庭参加了质证，被告王建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函秋、邓自芬到庭参加了庭审，被告王建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炯到庭参加了质证，第三人麦应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婷到庭参加了庭审。第一次庭审后，原告撤回了对第三人麦应昌的起诉并撤回了对逾期利息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祥鸿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应向麦应昌退还的东莞市祥鸿博览国际农批城A10区9号物业占有使用费505895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处理与麦应昌租赁合同纠纷支出的诉讼费用8859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处理与麦应昌租赁合同纠纷支出的律师费30000元；4.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的逾期利息至被告将上述款项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四倍利率计算，暂从原告与麦应昌纠纷立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为2000元）；以上合计576754元。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后原告撤回了对第五项逾期利息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一、2009年12月31日，麦应昌与原告签订《东莞市祥鸿博览国际农批城物业使用权租赁合同》，依据该合同，麦应昌承租东莞市祥鸿博览国际农批城A10区9号铺位，麦应昌支付了铺位租金505895元。二、涉案《东莞市祥鸿博览国际农批城物业使用权租赁合同》系被告委托原告与麦应昌签订，前述涉案租金已由被告收取，该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85号]予以确认。三、由于涉案商铺至今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正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涉案物业使用权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被告作为委托人，应当将已收取的该物业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租赁款项应予退还麦应昌。四、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向麦应昌退还相关款项，就合同无效之事宜予以处理，但被告一直拒绝支付及处理相关问题，原告迫于无奈，只得向麦应昌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前述租赁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无效处理的原则，原告作为与麦应昌签订租赁合同的主体，需向麦应昌返还占有使用费505895元，该费用依法应当由被告承担。同时，被告拒绝处理相关事宜亦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407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被告王建荣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实际涉及三方两个法律关系，即原告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及原告主张的原告与王建荣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原告在本案要求同时处理两个法律关系的要求不符合一案仅能处理一个法律关系的法理和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先处理完毕其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才能要求处理委托合同关系。因此，王建荣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己经向麦应昌提起诉讼并确认租赁合同无效，但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即原告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未处理，原告与麦应昌之前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还未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二、原告所有的诉求均未实际发生，所有的诉求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现原告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未经过司法处理甚至还未立案，即原告还未对麦应昌负任何返还义务，在此情况下，原告无权提起本案，更不能要求王建荣向其退还不存在的“应向麦应昌退还占有使用费”。2.即使原告己经与麦应昌就租赁合同关系产生诉讼，目前为止还未有任何生效裁决认定原告是否应当向麦应昌返还租金及应返还的租金数额。因此，原告所称的全部损失均未实际产生，原告要求王建荣承担返还租金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三、抛开原告与麦应昌租赁关系未处理不论，即使认定原告或王建荣应当退还占有使用费，根据原告与其他承租人已生效的判决书（例举：（2016)东二法厚民一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所主张的租金也不应当全部退还，应当扣减麦应昌五年委托经营期限的占有使用费。四、原告所称与小业主租赁合同诉讼纠纷的诉讼费和律师费、经济损失也并未产生，原告不能基于未产生的损失要求王建荣承担责任。五、王建荣享有案涉铺位租金权益（只是部分权益）的原因是原告将案涉铺位的权益冲抵王建荣对原告公司的投资款，即王建荣只享有收益不承担义务；且王建荣获得权益时己经向原告支付了对价，亦即原告即使产生了“损失”，王建荣己经支付的对价(4000元每平方)之本金利息足以弥补和抵销该等“损失”。六、即使因为租赁合同无效导致应当退还租金，无效的原因也是原告自身的过错导致，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根据己生效判例，原告在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原告未取得违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证，导致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而原告在己经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是可以且很容易取得正本的，但其故意不申领正本而导致租赁合同无效，该原因和过错是原告自身行为造成的，不是因为王建荣的原因和过错。庭后代理词内容为：一、在程序上，本案起诉在先，并且己经开庭却要等待后起诉的案件审结再对本案进行处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及规定。1、本系列案件是法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2017年2月15日开庭审理，但是直到2017年8月15日王建荣才收到落款日为2017年2月20日的中止裁定书。此时，距离立案己经7个多月，距离开庭也有6个月之久，本系列案件在当时是适用简易程序，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应在三个月内审结，但是实际上己远远超过审理期限，严重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2、本案中止诉讼的理由是祥鸿公司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效力纠纷案件仍在审理，需要等待租赁合同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才对本案进行审理。但是，本案起诉在先，租赁合同效力纠纷案件起诉在后，为了等待后起诉案件的审理结果而中止起诉在先的案件诉讼，不仅侵犯王建荣程序上的权利，而且使得王建荣被查封的巨额现金长期无法投入使用，陷入资金周转困难。二、祥鸿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未实际发生，所有诉求均无任何依据，所谓的损失所依据的判决仍未生效。法院不应考虑未生效判决的结果，而是对祥鸿公司所有未实际产生的损失赔偿请求直接予以驳回。1、祥鸿公司在本系列案中是以祥鸿公司与麦应昌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无效为由而提起的诉讼，但在起诉时祥鸿公司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尚未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更没有判决要求祥鸿公司向麦应昌承担返还义务，直到现在祥鸿公司都没有向麦应昌实际退还款项。也就是说，祥鸿公司的诉讼请求在起诉时根本尚未实际发生，对于以尚未实际发生的损失起诉要求赔偿明显是滥用诉权的行为，法院应予立即驳回。2、即使祥鸿公司与麦应昌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法院已作出判决，但是直至今日，该判决也尚未生效，王建荣己经递交上诉状。既然不是生效判决，本案以该案为由中止诉讼实际上是错误的行为，王建荣之前也对中止诉讼提出过异议并且要求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现在，本案的审理自然更不应当考虑未生效判决的判项，该案的判决结果也不应当影响本案的审理。退一步讲，即使该判决已经生效，也尚未申请执行，祥鸿公司仍未实际向麦应昌退还租金款项，何来的损失可言？三、直至今日，王建荣也没有收到过祥鸿公司交付的案涉商铺的租金，何来的返还之说？而王建荣是否己经收到祥鸿公司交付的租金款项这一问题是委托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法院必须根据实际的证据（如收据）查明认定。如果祥鸿公司认为己向王建荣交付了租金款项，自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1、祥鸿公司提交的109号案件审查的只是案涉商铺前五年返租期内的权益归属问题，并没有对案涉商铺返租期外的权益归属以及租金收取情况进行审理查明，而本案祥鸿公司诉请退还的正是返租期外的租金款项，本案自然不可以109号判决为依据得出王建荣有权或者己经收取案涉商铺返租期外的租金款项。2、109号案件中王建荣只是主张案涉商铺租金应当由其收取，但其实际上并未收到，所以才在109号案件中起诉要求祥鸿公司向其交付租金。法院不能把王建荣在109号案件中的主张就作为本案的事实予以认定，如果当事人在另案中的主张可以在本案作为事实予以认定，那么祥鸿公司在109号案件中主张案涉商铺权益的归属是祥鸿公司也应当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本案的委托合同纠纷也就无从谈起。3、直至今时今日，王建荣不仅没有收到祥鸿公司交付的返租期外的租金款项，即使是109号案判决祥鸿公司应当向王建荣交付的租金款项王建荣也没有收到。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祥鸿公司既然诉请退还租金款项，那么委托事项中最重要的问题祥鸿公司是否己经交付租金款项给王建荣，法院必须先予审查认定，才可以谈及返还的问题。如果祥鸿公司认为租金款项己经交付给王建荣，就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四、不仅祥鸿公司与麦应昌签订租赁合同是其个人行为（并非是王建荣委托签订），而且祥鸿公司起诉麦应昌也是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对于祥鸿公司这些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自行承担。1、祥鸿公司与麦应昌之间租赁合同的签订是在王建荣取得案涉商铺权利（《股东会决议》仅仅确定商铺以4000元/平方米抵债给王建荣，但是并未明确具体是哪些商铺，直到《董事会决议》才具体确定，因此王建荣获得案涉商铺权益是从2010年8月18日董事会决议开始）之前，也是在王建荣与祥鸿公司产生委托关系之前。因此，祥鸿公司与麦应昌签订租赁合同时根本就不在委托期限内，祥鸿公司与麦应昌签订租赁合同是其公司行为，并非是处理王建荣委托事项的行为，其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然应由其自行承担。并且，在王建荣取得案涉租赁物权利时，祥鸿公司也没有告知王建荣租赁合同的存在，祥鸿公司收取的租金也没有交付给王建荣。2、即使王建荣与祥鸿公司存在委托关系，委托事项也仅限于委托祥鸿公司代为租赁涉案商铺，祥鸿公司根本无权对租赁后续的相关事宜代表麦应昌行使任何权利或作出任何行为，祥鸿公司在另案中起诉麦应昌的行为完全是故意损害被告与麦应昌的合法权益，其行为超出了委托权限，不应当由被告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属于无法对委托人产生法律效力的越权行为。五、祥鸿公司不仅是王建荣的受委托人，也是案涉商铺的开发商，其怠于办理证件的行为导致的他人的损失其应当自行承担后果。作为案涉商铺的开发商以及所有权人（以兴建行为获得权利），祥鸿公司有保证涉案商铺证件合法有效、手续完备的义务。本案中祥鸿公司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正证的原因，完全是祥鸿公司自身故意拖延不办的后果，而该项手续只能由祥鸿公司办理，无论是王建荣还是麦应昌均无法做到，由此祥鸿公司的行为导致的王建荣与麦应昌的一切损失均应由祥鸿公司自行承担。六、原告祥鸿公司严重违反了民法中的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所主张的一切诉讼请求均不应予支持。祥鸿公司先以尚未实际发生的损失为由起诉被告王建荣与其产生委托合同纠纷，为了使其恶意起诉行为合法化，又在另案中起诉本案的麦应昌，仅诉请认定其与麦应昌的租赁合同无效，对于退还租金款项、返还涉案商铺的问题只字不提，迫使麦应昌反诉或另行起诉祥鸿公司，目的达到以后再对麦应昌另行起诉的案件申请撤诉。不仅如此，祥鸿公司还申请查封了王建荣的巨额财产，使得王建荣在其长时间恶意拖延本案审理的情况下损失不断扩大，深受讼累。事实上，法院对于本案一开始就应该以损失尚未实际发生、祥鸿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由判决驳回祥鸿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本就不应该中止诉讼，等待祥鸿公司完成一系列恶意诉讼后再对本案进行审理！七、祥鸿公司与麦应昌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当是有效合同，案涉商铺实际系位于祥鸿农批城，该农批城是经政府部门批准后所建，已取得建设许可和建成验收合格手续，具备经营前提条件，案涉租赁物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证，依照法律规定案涉租赁物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应是有效合同。1、案涉商铺与经过广东省高级法院、东莞中级法院、东莞第二法院认定的农批城A20栋房屋租赁合同情况一致（以下简称张娜案），A20栋房屋租赁合同也是祥鸿农批城的项目，且也是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证，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证，东莞第二法院和东莞中院、广东高院一致认为己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该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2、换个角度看，东莞中院在租赁合同纠纷效力认定的案件中对于没有办理规划许可证的案件，认为只要“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即可认定租赁合同有效。如张永喜与黄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685号]中，出租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证或副证，仅有一份东莞市篁村区办事处城镇建设规划办公室出具的《东莞市篁村城建办建筑许可证》，用于证明相关建筑己办理报建手续，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建设。此种情况，东莞中院就认为不是违法建筑，就应该认定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显然，案涉商铺不仅领取了建筑规划许可证的副证且经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完全达到了使用、经营的各项条件，租赁合同当然应有效。八、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为基于委托关系王建荣应向祥鸿公司退还根本没有收到的租金款项，那么法院对于要求祥鸿公司退还商铺的事项应在本案一并处理，祥鸿公司应当先向王建荣退还现在仍在祥鸿公司控制之下的案涉商铺，否则仅要求一方退还款项而不要求相对方退还案涉商铺，法律的公平正义也无从谈起！综上所述，王建荣无需向祥鸿公司或任何人承担返还租金款项的责任，请法院依法驳回祥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麦应昌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涉案租赁合同属于无效租赁合同，且麦应昌的租金已经实际支付，故原告应退还给麦应昌，麦应昌已经另案起诉退还租金并详细陈述了理由，在麦应昌取得受理通知书后会向法院提交申请并中止审理。原告祥鸿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租赁合同、（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判决书、（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85号判决书等证据原件为证，被告王建荣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判决书、（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85号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麦应昌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原告证据的真实性。被告王建荣提交了（2015）东二法厚民一初字第330号判决书为证，原告和麦应昌在第一次庭审中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原告和被告确认该判决书已经生效。本院调取了（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粤1972民初113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并安排了质证，原告、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建荣与祥鸿公司曾因东莞市祥鸿国际农批城A8栋24、25、27、35、36、37号；A10栋2、3、4、5、6、7、8、9、11、13、15、16、17、18、19、33、34号；A11栋1、2、3、8、9、10、11、12号；A13栋5、6号；A18栋1、2、3、4、5、6、7、8、9、10、11、12、24、25、26、27、28、29、30、31、32、33、34号；A19栋1、2、3、4、5、6、7、8、9、10、11、12号共68间商铺租金收益归属发生纠纷，双方并就此诉至法院，双方之间的该纠纷现已经法院审理完毕，一二审案号分别为：（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及（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85号，前述判决均已生效。已生效的前述判决查明：“东莞市祥鸿国际农批城A8栋24、25、27、35、36、37号；A10栋2、3、4、5、6、7、8、9、11、13、15、16、17、18、19、33、34号；A11栋1、2、3、8、9、10、11、12号；A13栋5、6号；A18栋1、2、3、4、5、6、7、8、9、10、11、12、24、25、26、27、28、29、30、31、32、33、34号；A19栋1、2、3、4、5、6、7、8、9、10、11、12号共68间商铺（以下简称为涉案祥鸿68间商铺），系由祥鸿公司原股东会决议分给王建荣，用以冲抵王建荣对于祥鸿公司的投资款。2011年3月15日，王建荣曾向祥鸿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祥鸿公司办理涉案祥鸿68间商铺的长租和短租事宜。王建荣确认涉案祥鸿68间商铺出售的款项由自己收取，但王建荣实际上没有拿到出售的款项，该些出售的款项全部作为王建荣的垫资款由祥鸿公司在使用。已生效的前述判决认定：祥鸿公司与王建荣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祥鸿公司是受王建荣的委托，代为办理涉案祥鸿68间商铺租赁事宜，代收商铺租金，并将租金交付给王建荣。涉案祥鸿68间商铺是由王建荣以祥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涉案祥鸿68间商铺相应的权益应归属王建荣所有，祥鸿公司在长租客户返租5年的经营期限的收益权应归王建荣所有。王建荣在（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案中主张涉案祥鸿68间商铺系由其个人自行对外出售，相关的出售款项由个人收取，这些款项全部作为王建荣的垫资款由祥鸿公司使用”。另，王建荣在（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案主张的涉案祥鸿68间商铺的委托租赁期限应从实际开业之日2010年7月1日开始计算。麦应昌曾因其与祥鸿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签订的东莞市祥鸿国际农批城A10区9号铺（以下称涉案祥鸿A10区9号铺位）的使用权租赁合同发生纠纷，祥鸿公司起诉要求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并要求麦应昌退场，麦应昌反诉至法院请求祥鸿公司退还其就涉案祥鸿A10区9号铺位所缴纳的租金及利息，该案已经法院一审判决，案号为（2017）粤1972民初1133号。在（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经法院释明，麦应昌明确选定涉案祥鸿A10区9号铺位物业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为祥鸿公司，并要求祥鸿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及（2017）粤1972民初1133号之二民事裁定认定：“麦应昌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选定合同的相对人。麦应昌已经明确选定案涉合同的相对人为祥鸿公司，而非王建荣，涉案祥鸿A10区9号铺位物业使用权租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由麦应昌和祥鸿公司承受，麦应昌和祥鸿公司应将各自因案涉合同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案认定，祥鸿公司应向麦应昌返还已经收取的租赁物的使用费421579元。（2017）粤1972民初1133号的本诉受理费8858元，反诉受理费5481元，共计14339元，麦应昌负担2390元，祥鸿公司负担11949元”。王建荣主张其依据董事会决议享有涉案祥鸿68间商铺权益的时间晚于祥鸿公司将涉案祥鸿A10区9号铺位出租给麦应昌的时间，即祥鸿公司与麦应昌发生租赁合同关系的时间发生在王建荣拥有涉案祥鸿68间商铺权益之前，因此，王建荣不可能委托祥鸿公司与麦应昌签订该租赁合同，故王建荣与涉案祥鸿A10区9号铺位租赁合同没有关系，无需对该租赁合同承担责任，该租赁合同产生的责任应由祥鸿公司自行承担。另外，王建荣还主张，王建荣取得涉案商铺的权益为涉案商铺使用权转让款及返租期租金收益权，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且王建荣取得涉案商铺使用权转让款及返租期租金收益权付出了每平方4000元投资款的对价，而另案生效判决已认定祥鸿公司对外出租涉案商铺的行为无效，故祥鸿公司应向王建荣返还每平方4000元投资款，因此，如果王建荣需要承担债务，也应用每平方4000元投资款进行抵扣。经查，已生效的（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查明如下事实：“股东会会议记录载明为2009年第8次，时间为2009年10月16日，载明参加人员为：王建荣、方茂华、陈发枝、陈妙嫦、方国阳。该股东会会议召开当时，祥鸿公司的全部股东为王建荣、方茂华、陈发枝及方国阳等四人。该股东会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为：“……2、以建筑抵扣投资款部分，按4000元/平方计面积分给王建荣；3、将军路面正门东面街铺共14个铺位按王建荣6个、陈发枝4个、方茂华2个、陈妙嫦1个、方国阳1个；……。”该股东会会议记录上有王建荣、方茂华、陈发枝、陈妙嫦、方国阳的签名”。（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8月18日，王建荣、许壮彪、陈松有、方茂华召开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并根据祥鸿公司在2009年3月3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内容，于2010年8月18日经董事会决定以包括案涉商铺在内的部分商铺抵消王建荣和陈松有两人1.4亿的投资款”。关于（2017）粤1972民初1133号处理的律师费30000元，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关于经济损失30000元，原告主张为本案律师费，没有举证证明。最后，祥鸿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王建荣价值505895元的财产，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实施财产保全。本院认为：本案系祥鸿公司主张基于与王建荣之间就涉案商铺对外租赁存在委托关系向王建荣主张权利，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与另案租赁合同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王建荣主张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祥鸿公司与王建荣就涉案商铺的租赁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二、祥鸿公司诉求王建荣承担使用费、（2017）粤1972民初1133号诉讼费、（2017）粤1972民初1133号律师费、本案经济损失应否支持；三、王建荣抗辩以投资款抵扣本案债务的主张是否成立。焦点一、首先，生效的（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及（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85号判决已认定系由祥鸿公司原股东会决议分给王建荣涉案祥鸿68间商铺，用以冲抵王建荣对于祥鸿公司的投资款。祥鸿公司与王建荣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祥鸿公司是受王建荣的委托，代为办理涉案祥鸿68间商铺租赁事宜，代收商铺租金，并将租金交付给王建荣。涉案祥鸿68间商铺是由王建荣以祥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涉案祥鸿68间商铺相应的权益应归属王建荣所有。其次，虽然王建荣主张，其是因2010年8月18日的董事会决议才取得涉案商铺的相关权益，该时间晚于祥鸿公司与麦应昌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但第一，该董事会决议载明是根据2009年3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形成，而另案生效判决也认定王建荣系根据2009年10月16日股东会决议即已取得涉案商铺相关权益；第二，王建荣在（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主张涉案商铺是自己自行对外出售，且王建荣确认涉案祥鸿68间商铺出售的款项由自己收取，也就是说，王建荣在另案中也确认自己是涉案商铺的出租人身份；第三，（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案件中已查明，涉案商铺原定的开业时间为2010年1月1日，后改为2010年7月1日，王建荣在（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案件主张的涉案商铺的委托租赁的期限也是从2010年7月1日起计，因此，2010年8月18日董事会决议的时间显然不能作为认定王建荣取得涉案商铺权益的时间。综上，一方面，生效判决已认定涉案商铺系王建荣委托祥鸿公司对外出租，另一方面，王建荣在生效的（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09号案件中也主张涉案商铺是王建荣以祥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且相关使用权的款项由王建荣收取。在该种情况下，王建荣否认其与祥鸿公司就涉案商铺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推翻自己在另案中的陈述，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王建荣仅凭一份董事会决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涉案商铺系王建荣委托祥鸿公司对外出租，王建荣系委托人，祥鸿公司系受托人。焦点二、如前所述，涉案商铺系王建荣委托祥鸿公司对外出租，王建荣系委托人，祥鸿公司系受托人，因此，祥鸿公司对外出租涉案商铺系处理王建荣委托的事务，故祥鸿公司处理王建荣委托事务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归属于王建荣。据此，本院对祥鸿公司主张的使用费、（2017）粤1972民初1133号诉讼费、（2017）粤1972民初1133号律师费30000元、本案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元(即本案的律师费)，分析如下：使用费。该使用费系另案租赁合同纠纷判决确定的祥鸿公司应向麦应昌退还的由其向麦应昌收取的涉案商铺的使用费，即为祥鸿公司受王建荣委托对外向麦应昌签订涉案商铺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收取的涉案商铺使用权转让款，王建荣在另案中确认了该款项系由自己收取。因此，祥鸿公司应向麦应昌退还的使用费，应由王建荣承担。虽然，祥鸿公司现尚未向麦应昌退还该使用费，但属于祥鸿公司明确需要承担的义务，王建荣作为（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案当事人也清晰明确该案情况。另外，麦应昌作为另案判决的反诉原告，在本案起诉时被列为第三人，原告诉请王建荣向祥鸿公司支付使用费，麦应昌同样对此知晓，也并不会损害麦应昌的权利，因此王建荣应支付祥鸿公司该使用费421579元。费。（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案租赁合同纠纷诉讼，系祥鸿公司履行受托人行使诉讼权利产生的纠纷，而委托关系最终法律后果归于委托人王建荣，并非祥鸿公司，祥鸿公司也无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祥鸿公司在该案承担的诉讼费11949元，应由王建荣承担，原告仅诉请8859元，故王建荣应立即向祥鸿公司支付诉讼费8859元。（（2017）粤1972民初1133号律师费。祥鸿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为另案支出了律师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是必要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祥鸿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即本案的律师费，祥鸿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为本案支出了律师费，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是必要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祥鸿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焦点三、王建荣要求祥鸿公司抵扣每平方4000元的投资款及祥鸿公司退还商铺，本院认为，投资款是否可以抵扣，商铺是否应退还给王建荣，属于与公司有关的股东出资纠纷之诉，与本案不同的法律关系，王建荣就此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对于王建荣直接要求以每平方4000元的投资款抵扣其所负的本案债务，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建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使用费421579元；二、被告王建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7）粤1972民初1133号案件诉讼费8859元；三、驳回原告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王建荣未按本判决的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4784元、保全费3049元，合计783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祥鸿农副产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833元，被告王建荣负担6000元。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超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陈雯榆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