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20民初4655号原告：范勇，男，1972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佳，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康平，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溧阳市星龙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法定代表人：钱龙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云，江苏卢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梓钊，江苏卢天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佳创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张荣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能，男。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绍熙，男。第三人：杨建军，男，1987年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红河乡韩堡村堡子队XXX号。原告范勇与被告溧阳市星龙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龙公司”)、上海佳创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创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佳、周康平、被告星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云、郑梓钊、被告佳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能、丁绍熙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原告的伤残情况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又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将本案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8月20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康平、被告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云、被告佳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能、丁绍熙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追加杨建军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12月24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康平、被告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云、被告佳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能、丁绍熙、及第三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连带赔偿范勇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20,681元，其中医疗费74,001元及后续治疗费15,000元、伤残赔偿金147,230元(每年73,615元乘以20年再乘以0.1的系数)、精神抚慰金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450元、误工费52,770元(综合事故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及行业平均工资按照每月10,554元乘以5个月)、护理费7,200元(按照每日60元计算120日)、营养费3,600元(按照每日40元计算90日)、残疾器具费380元(腰带)、两次鉴定费3,200元及2,850元、律师费6,000元、物损费1,000元、交通费2,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签订《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合同书》，约定星龙公司为施工方对涉案场地进行施工。范勇系从事安装桥架的工作，2019年4月7日经案外人雷开程介绍至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德胜路XXX号的佳创公司处安装桥架，杨建军和范勇约定工资为每天400元，杨建军和佳创公司均称杨建军为星龙公司的施工负责人，实际工资为星龙公司支付给范勇，范勇和星龙公司形成雇佣关系。同日，杨建军召集了范勇、杨建军的妻子、吊车司机共四人前往佳创公司处施工，范勇于当日上午11点左右在施工过程中因吊车司机操作不当碰到范勇导致范勇从脚手架上坠落摔伤，后佳创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经理驱车送范勇至奉城医院，后因病情严重由奉城医院转入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腰2椎骨折并进行了手术，花费7万余元。手术前，佳创公司的王经理、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杨建军及范勇的家属两次在医院商谈手术费和赔偿事宜，但未果，后佳创公司以借款形式代垫了2万元。范勇出院后多次与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沟通，但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不予理睬，故范勇诉至法院。星龙公司辩称，星龙公司与佳创公司确实在2019年4月存在施工关系，但星龙公司与范勇间并没有雇佣关系，星龙公司组织人员到佳创公司的工地施工是从2019年4月23日开始，而范勇的受伤是在2019年4月7日，范勇其实是另有雇主，与星龙公司没有关系。星龙公司与佳创公司的母公司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由星龙公司长年承揽该母公司的立体车库工程，当时佳创公司与星龙公司联系说有一项安装电气事宜，但星龙公司并不从事电气安装工作，故星龙公司向佳创公司推荐了杨建军，事故发生后，星龙公司为了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才与佳创公司倒签了涉案工程的合同。就范勇主张的各项损失，后续治疗费尚未发生故不予认可；范勇的误工期限仅有5个月，误工标准由法院认定；第一次鉴定系范勇自行委托，该鉴定费3,200元不予认可；其他赔偿项目由法院依法审核。佳创公司辩称，首先，佳创公司将该工程发包给星龙公司是在2019年4月5日，并与星龙公司签订了相应的安全生产协议，星龙公司也具有相应的安全施工资质，具体施工是杨建军，杨建军是按照星龙公司的要求到现场进行施工，因而对于范勇事故的发生，佳创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在施工场地，因为天气较热，范勇脱了衣服、安全带及安全帽，同时在施工现场的吊车也因操作不当，导致范勇摔倒，范勇与吊车司机都存在过错。再次，范勇施工是按照杨建军的要求进行施工，范勇是与杨建军存在雇佣关系，范勇受伤应向杨建军及吊车司机进行主张。最后，佳创公司在进行工程发包时都是发包给有资质的主体，因而佳创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赔偿项目由法院依法审核。杨建军述称，杨建军是一名电工，杨建军与星龙公司是雇佣关系，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是通过58同城招聘到的杨建军做电工活，钱龙飚在找到杨建军时说是替朋友施工，但其没有强电施工人员，需要电工，所以找到杨建军，但没说有高空作业。当时进入施工场地后，因为施工人员不足，杨建军和钱龙飚说明后，钱龙飚让杨建军再找一个人来工作，所以杨建军才找来的范勇，杨建军和范勇都是替星龙公司工作，施工时都是要上传照片的。当时约定杨建军是计件工资，以安装电缆或者桥架、配电箱的数量结算工资，范勇的工资是400元每天，这与钱龙飚都说过，当时约定是作业结束统一支付工资，但至今星龙公司都没有支付工资。此外，现场的吊车是钱龙飚委托杨建军租赁的，高空作业需要的脚手架也是钱龙飚委托杨建军租赁，为此钱龙飚还支付给了杨建军1,000元。事发时杨建军和范勇都在脚手架上工作，高度约4米，因为桥架高度及长度较大，所以施工时需要吊车辅助，吊车是正常工作，但因为吊车吊的桥架有摆动幅度，当时范勇的手抓着吊车的吊绳，导致范勇摔倒，桥架也被拽倒，之后范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范勇受伤后，是钱龙飚又找了工人过来和杨建军一起把涉案工程做完的。范勇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提交了如下证据，各方举证质证意见如下：1、情况证明书4份(分别为雷开程、杨建军、彭杰、陈娅出具)，欲证明范勇在佳创公司施工时受伤的具体情况；星龙公司对范勇受伤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雷开程的情况证明书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某到庭说明情况，而且从该文件中可以看出范勇与杨建军存在雇佣关系，与星龙公司无关；杨建军的情况证明只能证明范勇在该事故中受伤且范勇存在严重过错，同时也证明杨建军当时在现场；彭杰因为不在事故现场，即使其当庭作证也是不具有证明力；陈娅与范勇系夫妻关系，因而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该四份情况证明只能说明范勇与杨建军具有雇佣关系，范勇受伤与星龙公司无关；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建军认可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但对其余情况说明不清楚。2、《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合同书》及《现场施工安全协议》，欲证明涉案项目的施工方是星龙公司，并由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全权负责现场的安全事宜，同时该合同还约定星龙公司不能再次进行转包；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两份文件实际签约时间是在2019年4月18日；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上述两份文件并非2019年4月18日签署；杨建军称不清楚上述两份合同。3、借条及银行转账记录，欲证明范勇受伤后佳创公司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同时借条还说明杨建军是星龙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借条是佳创公司打印后让范勇签字的；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借条中称范勇是星龙公司的员工，如果是那样本案范勇受伤应某是进行工伤理赔程序，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同时转账记录写明这20,000元是佳创公司预支款，表明范勇是佳创公司的员工；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杨建军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4、入院记录、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清单、医疗费票据、腰带发票，欲证明范勇受伤后进行治疗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2019年4月22日开具的医疗费总收据金额是73,368.55元，这与范勇实际支付金额不一致，此外对是否有必要买腰带持保留意见；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杨建军对范勇住院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具体票据表示不清楚。5、鉴定意见书及发票，欲证明范勇的伤情、护理休息营养时间及支付的鉴定费用；星龙公司对于范勇自行委托的鉴定不予认可，认为范勇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存在矛盾之处，对法院委托的鉴定报告没有异议，对2,850元的鉴定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佳创公司对法院委托的鉴定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其余材料由法院依法审核；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不清楚。6、焊接证、电工作业证件、收入证明、承包合同、银行流水，欲证明范勇的收入情况及工作情况，范勇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也没有单位为其缴纳社保；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均不予认可；佳创公司对焊接证、电工作业证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收入证明、承包合同、银行流水不予认可；杨建军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7、视频光盘及截图照片，欲证明事发后协商情况；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视频时间是2019年4月8日，照片中是钱龙飚，但钱龙飚是受佳创公司的母公司委托去看望的范勇，当时实际签订施工合同是在2019年4月18日，是佳创公司的母公司说后续还有更大的工程合作，让星龙公司把合同签订日期写成2019年4月5日，星龙公司签订合同时是知晓范勇受伤的事实的；2019年4月7日事故发生前，钱龙飚是不知道佳创公司关于本案的施工工程的；杨建军是钱龙飚通过同城网找来的，钱龙飚之前不认识杨建军，由于涉案项目需要资质和开票，故杨建军借用星龙公司的名义与佳创公司洽谈涉案工程项目；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视频中看出钱龙飚与杨建军到过事发现场去查看，而且在2019年4月4日钱龙飚就收到过涉案施工合同及安全协议，两份协议的主体就是星龙公司与佳创公司；杨建军称当时钱龙飚确实去看望过范勇。8、户口本，欲证明范勇的城镇户口；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不清楚。9、证人陈娅的证人证言，其陈述2019年4月7日早晨范勇先接到雷开程的电话，后又接到杨建军的电话并至涉案现场施工，当时约定是按每日400元的标准结算，后证人陈娅在当天中午接到电话得知范勇在施工过程中受伤，之后钱龙飚、王经理等人与范勇协商赔偿事宜，当时谈的是15万元，但是范勇一方没有同意；借条是王经理拿给范勇签署的；星龙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表明范勇是受雇于杨建军；佳创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表明涉案工程是由星龙公司承包，之后星龙公司再让杨建军实际施工，杨建军再找的范勇；杨建军称不认识陈娅。10、证人彭杰的证人证言，其陈述范勇在工地受伤后，电话联系彭杰，彭杰就去医院找范勇，当时范勇转至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范勇受伤后，钱龙飚曾来看望范勇并协商赔偿事宜，但并未达成一致；证人彭杰之前和范勇是同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该公司从事充电桩业务，证人彭杰和范勇之前从事过充电桩安装工作，事故发生时范勇已经从该公司离职，而杨建军当时还在该公司工作；星龙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表明杨建军承揽了涉案工程；佳创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表明杨建军具有相应的资质；杨建军称彭杰确实是其同事。11、飞机票两张，欲证明范勇的交通费支出；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交通费由法院依法处理；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佳创公司无关；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不清楚。星龙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提交了如下证据，各方举证质证意见如下：1、2019年4月22日的工程开工令，欲证明范勇受伤时间与星龙公司施工的时间不一致，该工程开工令是佳创公司的员工李志勇通过微信发给钱龙飚的；范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范勇是在2019年4月5日就进场了，并于2019年4月7日正式开工；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2019年4月22日的工程开工令实际上是事发后要求星龙公司恢复涉案工程；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当时是在2019年4月5日至6日就开工了，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曾签过一份合同，之后第一份合同作废了，双方才在2019年4月22日再签署了一份合同。2、钱龙飚与佳创公司的员工李志勇、佳创公司的母公司员工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佳创公司发送工程开工令的事实，且钱龙飚去看望范勇是受佳创公司的母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小勇的委托；2019年4月2日，佳创公司的母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找钱龙飚介绍人员去涉案场地从事安装工作，于是钱龙飚就介绍了杨建军，2019年4月3日，钱龙飚和杨建军至涉案场地查看，2019年4月4日王某将合同发给钱龙飚，但钱龙飚不愿意签署，2019年4月5日杨建军经王某同意进场施工，2019年4月15日王某又向钱龙飚发送合同，钱龙飚仍不愿签署，后王某表示还有其他工程给钱龙飚做，于是钱龙飚才签署合同，合同落款日虽为2019年4月5日，但实际是在2019年4月18日签署；范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佳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星龙公司的人员在2019年4月5日便已经进场，2019年4月22日发送开工令实际上是让星龙公司复工；合同在2019年4月4日就发给了星龙公司，当时没有实际签署合同是因为星龙公司对约定的付款方式有异议，即便是事后补签合同，那也是钱龙飚同意签署的；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不清楚，李志勇是佳创公司的负责人，王某是佳创公司的母公司的负责人。佳创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提交了如下证据，各方举证质证意见如下：1、钱龙飙与孙小勇、王某、李志勇的聊天记录以及来访登记表，欲证明在2019年4月5日施工前，钱龙飙与李志勇就到过施工现场；范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钱龙飚明确表示不愿意签署涉案合同，并要求让具体施工人员签署，且2019年4月5日钱龙飚并不在上海，不可能签署涉案合同；来访登记表显示进出涉案施工现场实际都需要进行登记，由此佳创公司应当提交证据确定吊车是谁租赁的；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不清楚。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安全教育试题、《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合同书》、《现场施工安全协议》、情况说明、录音、借条、照片、情况说明书、前案笔录、诉状材料，欲证明星龙公司及杨建军是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也告知过相应的安全作业义务，佳创公司也垫付过款项；范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星龙公司具有相应资质，且施工合同书上表明具体施工日期以开工令为准；安全教育试题上的时间不认可；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是杨建军和范勇存在雇佣关系；杨建军表示其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做的安全教育试题。3、工程竣工报告、发票，欲证明佳创公司应支付给星龙公司工程款28,590元，较合同约定增加了6,590元；范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星龙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竣工报告上载明的是预定开工日期，与实际开工日期不一致，而竣工报告显示竣工时间在6月份，这与合同约定的10天施工期是无法对应的；杨建军对该份证据表示工程是在2019年6月10日结束施工，但没看到竣工报告，对工程款也不清楚。杨建军未提交证据。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至上海市奉贤区应急管理局调取了事发后的询问笔录两份，各方当事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2日，因佳创公司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德胜路XXX号的车间需要安装桥架及电缆，佳创公司委托案外人王某与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磋商上述事宜。沟通过程中，因需要电工，钱龙飚在“58同城”上联系到杨建军，并在与王某的沟通过程中作出23,000元至25,000元的初步报价。王某告知现场施工高度为5米左右且需要架设电缆和桥架，询问钱龙飚如何将电缆架设上去，并询问报价明细和能否于次日进厂施工。钱龙飚回复每米80元，可于4月4日进厂。王某称价格太高，报价20,000元并询问能否次日就进厂，钱龙飚回复次日再当面协商。2019年4月3日，钱龙飚和杨建军两人至施工现场进行查看，之后钱龙飚将两人的电话及钱龙飚开设公司的营业执照发送给了王某。2019年4月4日，王某将拟定的两份合同文本发送给了钱龙飚要求钱龙飚加盖星龙公司的印章，该文本标题显示合同主体系星龙公司及佳创公司。钱龙飚称不愿签署该份合同，提出由实际施工的人员签署。王某于次日询问钱龙飚不愿签署的原因，钱龙飚称“事情太多了，还要质保金，还要一年，我又不得一分钱，总不能让我先垫钱吧”、“我也是看你们急了帮你们的忙，对吗”。王某提出“质保金时间可以调整的，要不就3个月吧”，钱龙飚回复“干完了，验收结束就付清”、“工程又不是大，条款又这么多，太烦了”。王某提出“这个是我们标准合同，大公司都这样”。钱龙飚回复“人家进场，也要我先付一部份款，我那(哪)里有钱啊”。王某称“预付款可以的，昨天给你说了，有预付款申请下来工程也结束了，还不如结束了一次性付款”，又称“昨天付了你2.5万安装费，收到了吧”。钱龙飚回复“是收到了，还不够我工人的生活费”。王某称“到工程节点及时申请，这边一周走一次款，错过了就要等下周了，你把握好节点”。钱龙飚回复“你先让他们看一下合同，他们同意我没意见，他们已经去了，门卫上打个招呼”。之后，杨建军根据钱龙飚的指示联系范勇到场参与施工。2019年4月7日，范勇、杨建军等人在上述场地施工。施工现场为高处施工，高度约为4米至5米，施工内容为在厂房顶部架设桥架和安装电缆。施工过程中，因范勇自行解除安全带和安全帽，导致作业过程中不慎自高处摔下。范勇于当日被佳创公司的工作人员送往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就医。当晚，王某通知钱龙飚到医院。2019年4月8日，钱龙飚至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看望范勇，并与范勇协商赔偿事宜。后双方协商未果。经治疗，范勇共住院15日，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74,001元，购买腰带花费380元。治疗中，范勇向佳创公司借款2万元，并向佳创公司出具《借条》一份，称范勇系星龙公司员工，根据星龙公司下属杨建军施工班组要求，于2019年4月7日前往佳创公司处施工，施工过程中范勇受伤，需要治疗，故向佳创公司借款2万元用于支付医疗费。2019年4月11日，佳创公司的员工李志勇接受上海市奉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其称，佳创公司需要安装车间电缆桥架，故在2019年4月3日经过招投标确认该项目由星龙公司完成，佳创公司安排王某接待了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经过协商确定了合同条款，并于4月4日将合同通过微信方式发给了钱龙飚，且约定在4月5日签署合同；4月5日，星龙公司派人至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德胜路XXX号车间进行桥架安装，4月7日上午10时9分，一名叫范勇的工人在利用移动脚手架安装电缆桥架时从3米左右高度的移动脚手架上坠落地面受伤，其未佩戴安全带；在施工前，佳创公司对外来施工人员进行过口头教育。同日，佳创公司的员工倪媛接受上海市奉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时，也作出了类似陈述。2019年4月15日，佳创公司的员工李志勇通过微信方式向钱龙飚发送两份合同文本，微信中该两份合同文本的名称与2019年4月4日王某发给钱龙飚的两份合同文本的名称一致。钱龙飚收到后回复“合同你们又没改，让我看什么”。李志勇称“你需要我们改什么，去掉质量保证金？还有什么？”钱龙飚将合同文本修改后发给了李志勇，李志勇提出不同意修改合同开工日期，其余条款按钱龙飚的要求办理。钱龙飚对此提出异议。李志勇回复表示合同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实，工人们确实是4月5日进场施工，故开工日期就是4月5日。2019年4月22日，佳创公司向星龙公司出具《工程开工令》，要求星龙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进场施工并确保进场施工人员参保人身意外保险。之后星龙公司的人员继续在上述场地进行施工。审理中，星龙公司陈述，杨建军自始至终一直在涉案现场施工，在2019年4月22日之后，涉案场地系星龙公司在施工，且杨建军也在该场地施工，施工过程中星龙公司的工人是听从杨建军指挥。2019年9月6日，范勇曾自行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范勇的伤残等级、后续医疗等情况进行鉴定。2019年9月20日，该司法鉴定所出具两份鉴定意见书，但两份意见书在误工期、护理期、受伤原因等方面的记载存在矛盾。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范勇的申请，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范勇的伤残等级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范勇施工坠落摔伤所致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经手术治疗后，构成XXX伤残；范勇伤后可予以休息120日、营养60日、护理90日；需遵医嘱择期二次手术取内固定，可另予休息30日、营养30日、护理30日。范勇为此支出鉴定费2,850元。另查明，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曾签订《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书》、《现场施工安全协议》各一份，两份文件的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4月5日，且均为手写体。《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星龙公司承包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德胜路XXX号的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承包范围系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施工及预算中所包含的人工、机械，清包工施工，合同总价为22,000元。该合同第三条约定，计划开始施工日期为2019年4月5日，具体以开工报告确定时间为准，计划完工日期为开工后10个日历日。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星龙公司委派钱龙飚协助具体施工及质量把关。该合同第六条约定，星龙公司委派钱龙飚全权负责现场安全生产工作；星龙公司进场的施工人员必须在24小时内上报进场施工人员花名册并接受佳创公司或业主单位组织进行三级教育，逾期上报每推迟一天佳创公司扣除星龙公司工程款200元作为违约金，且星龙公司必须接受现场三级教育方可施工；进入现场必须带好安全帽、正确扣紧帽带，高空作业必须系好安全带。该合同第九条付款方式约定，不设预付款、不设进度款，全部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完成并通过佳创公司及集团工程促标部验收合格后，凭星龙公司开具全额发票2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工程款。《现场施工安全协议》对安全施工事宜进行约定。审理中，星龙公司主张两份合同系2019年4月18日实际签署。2020年1月，星龙公司向佳创公司开具金额为28,59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再查明，范勇系城镇户籍居民，从事电、焊工作。审理中，杨建军称为从事涉案高处作业租赁了脚手架，为此钱龙飚曾支付给杨建军1,000元租赁费。钱龙飚称确实通过微信向杨建军支付了1,000元，但认为该款是杨建军向钱龙飚的借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星龙公司是否是范勇的雇主、以及各方当事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所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各方陈述，涉案场地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德胜路XXX号，项目定作人系佳创公司，范勇系经与杨建军联系后到上述场地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审理中，佳创公司主张佳创公司将涉案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委托给了星龙公司，并提交了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签订的落款日为2019年4月5日的《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书》、《现场施工安全协议》。星龙公司确认签署过上述两份协议，但认为上述协议的实际签署日期为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初，佳创公司联系星龙公司，沟通涉案施工事宜，但因星龙公司没有资质从事涉案工程，故在网上找到杨建军并推荐给佳创公司进行涉案项目的施工，涉案事故发生时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未签署协议，星龙公司只是向佳创公司介绍了杨建军；庭审中星龙公司又称是杨建军挂靠在星龙公司名下承接涉案业务。范勇主张其经人介绍到现场施工，当时杨建军自称系星龙公司的施工方负责人，并约定范勇的工资由星龙公司支付。杨建军主张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在58同城网上招聘到杨建军，并委托杨建军招募人员、租赁设备以完成涉案工作。对此，根据佳创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访登记表等材料，显示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在2019年4月2日便开始沟通涉案承揽事宜，并对相关合作条款及报价达成了初步意向，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也至现场进行了查看，之后佳创公司亦将合同文本发给了星龙公司并要求其签署，星龙公司对付款方式提出异议，后双方再进行磋商，从中可见星龙公司深度参与了涉案协议的磋商；之后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亦实际签署了《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书》及《现场施工安全协议》。星龙公司认为上述两份协议系2019年4月18日签署，但本院注意到，上述两份协议的落款日期均为手写体，时间均为2019年4月5日，《车间桥架及动力电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开工日也为2019年4月5日，该文件记载与星龙公司的主张不符；且即便星龙公司所述属实，涉案协议是在2019年4月16日重新磋商后签订，但结合2019年4月2日起的协议磋商过程，显示佳创公司一直都在与星龙公司洽谈项目条款，故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在涉案事故发生后补签协议的行为也表明涉案工程的施工自始至终都由星龙公司负责，星龙公司与佳创公司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综上，星龙公司称其仅向佳创公司推荐了杨建军，与涉案证据及其他当事人的陈述不符，本院难予以采信。审理中，钱龙飚和杨建军均确认钱龙飚在58同城网上找到杨建军实施涉案工程，之后杨建军一直在现场施工，2019年4月22日后星龙公司招募人员与杨建军完成了涉案工程。杨建军主张其系受雇于星龙公司，并根据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龙飚的指示找来范勇施工，且曾受钱龙飚委托租用脚手架等设备，为此钱龙飚支付给杨建军1,000元。星龙公司认为该款系向杨建军的出借款，系杨建军借用星龙公司的名义与佳创公司洽谈业务，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从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佳创公司的人员一直是和钱龙飚洽谈涉案业务，未显示存在杨建军借用星龙公司名义与佳创公司接洽业务的事实，故星龙公司主张杨建军挂靠在星龙公司名下承接涉案业务的主张，也与上述证据不符，而杨建军称其受雇于星龙公司，并根据钱龙飚的指示聘请范勇的主张更符合常理，也与范勇的陈述和涉案证据相符。综上，本院认定星龙公司与范勇存在雇佣关系。就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因涉案项目的作业高度超过3米，根据《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2008)、《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涉案工作系高处作业。根据上述规定，从事高处安装、维修、拆除作业属特种行业，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因此，高处作业具有严格的资质要求。本案中，首先，星龙公司明知其公司内部并无具有从事高处作业、强电作业的人员，却仍然承接涉案项目，且其作为雇主，却未对其雇佣的施工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导致涉案事故的发生，其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其次，本案中，范勇自知其无高处作业资质，却仍从事涉案高处作业，还任意解除安全带、安全帽等防护措施，导致其从高处摔下受伤，故范勇对自身的受伤亦存在一定的过错；范勇称当时吊车司机存在操作失误，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杨建军表示施工时未见吊车操作有不当之处，相反是范勇自己在施工时解除安全防护措施且用手抓吊车的吊绳，导致其摔倒，故本院对范勇的该项主张难予以采信。最后，佳创公司将涉案作业交由星龙公司施工，但未审查星龙公司有无相应的安全作业条件及合格的施工人员，导致涉案事故的发生，其存在选任不当的责任。综合本案情况，本院认定星龙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45%，佳创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0%，范勇应自担35%的损失。就范勇主张的各项损失：1、关于医疗费，范勇提交了相应的病例及医疗费票据，故本院认可74,001元，关于后续医疗费，因范勇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故本院在本案中无法处理；2、关于伤残赔偿金，经鉴定范勇构成XXX伤残，现范勇要求按照本市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615元乘以20年再乘以0.1的系数主张，于法有据，本院确认147,230元；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范勇伤残情况确认5,000元；4、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范勇要求按每日30元的标准计算15日，尚属合理，本院确认450元；5、关于误工费，范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伤时有固定工作单位，其提交的证据也无法显示其实际工资收入情况，本院结合范勇从事的建筑电、焊工作并有相应资质，参考建筑业平均工资标准，酌情确定范勇的误工损失为4,513.91元每月，结合鉴定意见书确定的150日休息期(含二次手术取内固定)确认22,569.55元；6、关于护理费，范勇主张按照60元每日的标准，参照鉴定意见书确定的120日护理期(含二次手术取内固定)计算7,2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7、关于营养费，范勇主张按照40元每日的标准，参照鉴定意见书确定的90日营养期(含二次手术取内固定)计算3,6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8、关于残疾器具费，范勇提交证据证明其购买腰带支出380元，该费用系范勇腰部受伤所致，本院予以确认；9、关于鉴定费，范勇起诉前曾自行委托鉴定，但该鉴定意见的部分内容存有前后矛盾，故该项费用不应由他方承担，在本案审理中经范勇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司法鉴定，范勇为此花费的鉴定费2,850元，本院予以确认；10、关于律师费，由于范勇聘请律师参加诉讼，确会产生该笔费用，本院根据本案情况酌情确认4,000元；11、关于物损(杂费)，范勇主张伤后购买住院用品、便盆等，但未提交相应明细及材料，本院根据范勇伤情，酌情确认200元；12、关于交通费，因本次伤情确实会产生相应的该项损失，再结合范勇伤情及就医等情况，本院酌情确认500元。综上，范勇的损失金额共计267,980.55元。按照星龙公司和佳创公司的责任比例，星龙公司应赔偿的金额为120,591.25元，佳创公司应赔偿的金额为53,596.11元。就佳创公司向范勇支付的20,000元，佳创公司和范勇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抵扣后，佳创公司还应向范勇支付33,596.11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溧阳市星龙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范勇损失120,591.25元；二、被告上海佳创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范勇损失33,596.1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67元，由原告范勇负担2,766元，由被告溧阳市星龙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2,281元，由上海佳创精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0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煜审 判 员  陆申甲人民陪审员  张妹红法官 助理  余 俊书 记 员  余 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