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1682号原告：朱宁玲，女，195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洪川，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顺，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国金理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纪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哲，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炳吉，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宁玲与被告上海国金理益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被告国金公司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7月13日出具民事裁定书，驳回该异议。被告国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2020年11月11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宁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洪川、欧顺，被告国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哲、任炳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宁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人民币879,699.7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利息(以879,699.7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业绩比较基准8.8%/年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6日起，被告温州办事处的基金销售人员黄某通过微信等途径不断向原告推介一款名为“国购新兴产业一号并购私募基金”的产品(以下简称国购基金产品)，宣称固定收益有8.8%/年，按季付息，期限两年，有风控措施等，并催促原告赶紧预约，原告遂于2017年5月24日以100万元认购了国购基金产品。在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原告收到国购基金产品的收益资金合计120,300.30元。此后，再没有收到收益。经原告多方了解得知，国购基金产品早在2018年9月开始就出现兑付危机并愈发恶化，到2019年春节左右产品出现暴雷事件，根本无法兑付原告的认购本金和收益。被告在向原告销售推介国购基金产品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误导、虚假记载等违规销售行为；在国购基金产品募集时，被告也没有履行特定对象确定、投资者适当性匹配、国购基金产品特定风险的揭示、合格投资者确认、回访确认等必要的基金募集程序，误导原告认购了存在中高风险的国购基金产品。因为被告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诸多行为严重背离了“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私募基金投资活动的基本原则，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为维护原告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国金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合格投资者，购买产品是真实意识表示。被告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和其他应尽义务，本案作为财产赔偿纠纷是侵权案件，不具备侵权责任认定的要件。原告陈述情况不属实，故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后认定事实如下：上海国金通用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成立，经营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其他金融产品销售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2017年8月14日，该公司更名为本案被告国金公司。国投互联(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作为甲方(产品管理人)与被告作为乙方(销售机构)签订《上海国金通用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购新兴产业一号并购私募基金】销售协议》(以下简称《销售协议》)，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销售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名称：国购基金产品。二、鉴于甲乙双方已签署《上海国金通用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投资基金销售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甲方委托乙方销售甲方管理的私募基金产品，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主协议》，就本产品的销售达成本协议。三、甲方就同意乙方销售本产品，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销售费用，具体费用按照本协议第二章、第三章约定执行。该《销售协议》另约定了销售费用支付等。原告曾在被告处填写《会员入会申请表》，并进行风险测评，结论为原告比较适合投资中风险产品，也可配置一部分低、高风险产品。原告在风险测评一栏处签字。2017年5月24日，原告作为基金委托人、国投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签订《国购新兴产业一号并购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约定原告认购国购基金产品，申购金额为100万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风险揭示书》，告知原告国购基金产品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原告在该文件上签字确认。原告签署《投资者声明与承诺》，确认其愿意承担风险引起的全部后果，知晓基金管理人等不对基金财产的收益状况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等。原告另签署《投资风险提示与确认函》，确认理财师已详细向原告解说国购基金产品的内容和投资风险，且原告已经清楚该产品的投资风险，为自愿购买产品，并自愿自行承担投资目标产品的收益和损失风险。最后，被告向原告出具国购基金产品的《销售机构募集说明》。原告签署了该说明的回执。2017年5月24日，原告自其名下兴业银行账户支付申购款100万元。2017年6月1日，国投公司向原告出具《基金认购确认书》，确认原告申购国购基金产品，认购金额为100万元，认购份额为XXXXXXX.66份。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原告累计收到收益120,300.30元。之后，原告未收到收益。审理中，原告表示被告没有告知其产品标的和具体标的的详细情况，影响投资人自主决定等。同时，被告存在欺诈、误导、虚假记载等违规销售行为。被告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履行特定对象确定、投资者适当性匹配、基金特定风险揭示、合格投资者确认，导致原告认购了存在中高风险的涉案基金。被告的行为违背了私募基金投资中的基本原则，未尽到适当性管理义务和了解产品的义务等，造成原告重大损失。被告表示对原告的上述意见均不予认可。作为销售机构，被告按照当时有效管理办法和规定，进行销售，已经完成相关规定义务和职责。对于适当性义务、告知说明义务，被告均按照当时有效规定，妥善完成。被告对基金管理人资质及当时要去申请备案的文件、事后产品完成后备案公示、产品涉及到文件信息、客户相应情况进行了解，互相匹配，并尽了告知和说明义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论述如下：第一，被告在本案所涉合同关系中的主体性质。根据国投公司与被告签订的《销售协议》之内容，本院可确认国购基金产品实际系国投公司委托被告销售的产品，属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范畴。被告的主体性质系代销方，并非基金管理方，故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应核查的事项、核查的标准等范围均应有别于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国投公司。现原告主张被告应尽的适当性义务、核查基金产品的义务、说明义务等相关义务的标准明显较高，且部分义务超出销售方应尽义务的范围，属于基金管理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及标准，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被告是否已经履行销售过程中应尽的相关合同义务？首先，本案《会员入会申请表》包含了针对原告进行的风险测评，显示其可购买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且有原告签字确认，故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对原告是否系合格投资者的确认义务。原告虽以该表中仅有原告署名为由，主张被告未尽上述义务，显然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已由原告签字的《风险揭示书》、《投资者声明与承诺》、《投资风险提示与确认函》及《销售机构募集说明》，可证明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已经履行了风险提示、产品说明等相关的告知义务，即使原告否认签署部分文件，但其在购买该基金产品时根据上述基金合同所配套的产品资料应已知晓该基金产品风险。综合上述情况，本院依法确定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已经履行了其应尽之义务。第三，原告主张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存在过错是否可成立？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之过错。现原告主张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误导、虚假记载等违规行为，但根据原告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作为涉案基金产品的代销机构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混淆涉案基金风险等级、对所购基金作虚假记载、误导陈述等违反告知说明义务的重大过错，即使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履行适当性管理义务存在瑕疵，但并未构成侵权过错，故原告的该项主张难以成立。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宁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50元，由原告朱宁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员  励希彦书记员  戈赛楠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