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洪迪，男，195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委托代理人：郑跃、赵劼，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余，男，197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委托代理人：潘银伟、戴程远，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洪迪与被上诉人高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民初8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洪迪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高余的起诉。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为陈洪迪在结算时向高余出具欠款凭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交易双方为陈洪迪与高余。然而原审期间，陈洪迪已经提交证据证实买受人并非陈洪迪而是瑞安市东洲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公司），陈洪迪提交的历年来高余向东洲公司领取加工款的凭证与高余原审诉称的双方发生业务往来20余年相吻合，且其中由两张领款凭证分别是2018年7月20日领取5万，2019年4月21日领取5万元，与高余提交的欠款凭证背面载明的“7月30日收5万”，“4月21日收5万”相吻合，并且领款凭证载明领款部门“东洲”且系高余自己书写足以推定从高余认定合同的相对人系东洲公司，此外高余自认的另外收到的12万元的货款系东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浩支付，更加可以证明合同双方当事人系东洲公司与高余。而高余原审诉称双方发生业务往来20余年，但是期间陈洪迪没有向高余支付过任何货款，且这期间的货款都是向东洲公司领取，也足以证明陈洪迪与高余不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陈洪迪原系东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于2009年6月份已经将股权出让给陈浩，并且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浩，由陈浩负责东洲公司的经营管理，陈洪迪偶尔会过去帮忙厂里的财务工作。2018年7月2日，高余找到陈洪迪，要求对之前的货款进行结算，由于之前东洲公司的辊筒生意一直是陈洪迪对接，对财务状况会比较清楚，并且双方也约定出具条子后，因为之前有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等将这些货物处理掉双方再重新结算，基于这样的情况下，陈洪迪才代东洲公司出具欠款凭证，且原审提交的东洲公司证明也证实高余确系与东洲公司有业务往来，其签字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高余辩称：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存在于高余和陈洪迪之间。1、本案的债权凭证欠条系陈洪迪本人出具给高余的，债权凭证上并未记载本案的债权债务是属于东洲公司，也未记载债权凭证上的双方是东洲公司的代表。因此，本案高余和陈洪迪首先应当被推定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2、陈洪迪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高余是和东洲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首先，高余签字的领款凭证只能证明付款方可能是东洲公司或陈洪迪的儿子陈浩，但法律并没有规定付款方就一定是合同的相对方，陈洪迪让东洲公司代为付款也是有可能的。其次，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中显示，2018年11月12日陈洪迪向高余临时借款15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后，当日通过陈浩的银行帐户向高余偿还15万元的借款，说明陈浩的银行帐户是陈洪迪在使用的，因此本案中，可以认定，陈洪迪在出具欠条后，通过陈浩的帐户向高余偿还了部分款项。同时，这也说明了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在高余和陈洪迪之间。3、本案中高余陈述一直是和陈洪迪对接生意，相关款项也是高余和陈洪迪结算，即使高余和陈洪迪名下都有成立公司，也并不妨碍高余和陈洪迪以个人的名义和对方发生生意往来，成立合同。二、陈洪迪没有证据证明陈洪迪是代表东洲公司出具欠条，也没有证据证明是陈洪迪是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东洲公司在原审提交的证据《证明》中称：“2018年7月2日，陈洪迪在高余“结欠”1033800元《领款凭证》签字，名义上是履行本公司的职务行为，实际上系超越代理权无效民事行为。”从中可以看出，东洲公司认为陈洪迪的行为对于东洲公司来说，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即东洲公司并不认可陈洪迪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陈洪迪上诉称其在履行职务行为是没有证据支持的。三、即使本案的交易发生在高余和东洲公司之间，而陈洪迪以个人名义向高余出具欠条的行为，也不妨碍高余向陈洪迪主张债权。陈洪迪以自己的名义向高余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根据《九民会议纪要》中第23条规定的精神，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根据现行的《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高余也可以要求陈洪迪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从多个角度来说，陈洪迪均应当要承担支付款项的义务。高余起诉请求：陈洪迪偿还货款813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原审判决认定，陈洪迪于2018年7月2出具领款凭证一份交原告收执，领款凭证载明欠高余1033800元。嗣后，陈洪迪支付货款220000元。原审判决认为：高余、陈洪迪双方在达成买卖合意时，陈洪迪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是其作为自然人属性个体自身的意思也可以是其所代表公司的意思。若陈洪迪系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必须在意思表示到达高余的同时提供相应材料披露其行为是代表公司或者有足够证据证明高余知晓或应该知晓其代表公司。本案中，陈洪迪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同高余发生业务时，其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相反，陈洪迪在双方结算时向高余出具的欠款凭证非常明确载明所欠货款是属于个人欠款，该份欠款凭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交易双方为高余、陈洪迪。陈洪迪提供的领款凭证及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向高余支付的部分货款系东洲公司或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浩支付。但货款支付可以是因买卖关系而支付，也可以是因为其他关系而支付，例如代付。陈洪迪提供的东洲公司出具的证明属于事后追认，是否追认选择权在于高余。本案中高余自始至终仅表示只愿意同陈洪迪发生业务往来。故此，交易双方主体为高余、陈洪迪。陈洪迪辩称高余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供证据，故不予采信。陈洪迪辩称高余未开具发票，故此拒付货款。其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买卖合同双方交付货物、支付货款是主合同义务，开具发票属于附随义务，不能以附随义务对抗主合同义务的履行。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高余有权随时主张权利，陈洪迪在高余主张权利时，未及时支付货款，造成高余损失，应予赔偿，高余请求自起诉之日起要求陈洪迪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陈洪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余货款813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8月4日起以8138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6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陈洪迪负担，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各方当事人二审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高余主张的本案交易过程中，从协商、交货以及领款，高余都是与陈洪迪接触的事实，陈洪迪亦予以确认，结合高余原审中提交的由陈洪迪出具的确认结欠欠货款1033800元的领款凭证原件，原审认定双方在买卖辊筒过程中，陈洪迪于2018年7月2出具领款凭证，确认结欠高余货款1033800元的事实，依据充分，故予以确认。鉴于本案陈洪迪以个人名义在领款凭证上签名并对欠款数额予以确认，结合高余坚持认定与其交易的对象与欠款对象均为陈洪迪的事实，原审认定陈洪迪应当对本案欠条项下所欠货款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虽然，陈洪迪曾系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但由于陈洪迪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领款凭证上签名时已经披露其代表东洲公司签字的事实，结合本案辊筒买卖均由陈洪迪直接经办，直接与高余进行交易等具体情况，足以认定高余有理由相信陈洪迪以个人名义与高余进行交易，并在出具领款凭证时将此前交易所形成的货款作为其个人债务予以确认，因此，本案陈洪迪以其作为东洲公司前股东，偶然协助管理东洲公司的财务工作，并代表东洲公司结算本案货款，本案10万元还款亦由其作为东洲公司财务管理在高余签名的领款凭证背后签名审批为由，主张出具本案领款凭证并非陈洪迪个人行为，其无需对本案货款承担偿还责任的上诉观点，尚不足以有效反驳高余依据本案领款凭证所主张的陈洪迪结欠货款的事实，故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938元，由上诉人陈洪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代书记员 朱双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