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民终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琰，男，1966年5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玉松，辽宁星海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明，辽宁星海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昌海，男，1980年11月8日生，满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震宇，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淼，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宝琰因与被上诉人丁昌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辽0202民初字3497号民事判决，王宝琰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辽02民终6808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发回重审。2017年10月25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02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王宝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宝琰委托代理人陶玉松、徐海明，被上诉人丁昌海委托代理人毛震宇、刘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宝琰上诉请求：请求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2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混淆是非。原审法院认定：原告认为被告从2014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24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银行账户的6020000元汇款并非偿还案涉借款，而系其他借款往来，并提供双方”案涉借款之前大量银行往来款明细”加以佐证。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全部往来款进行了对账，自2013年7月11日至2014年9月24日，双方没有现金往来，均是通过银行转账交易。经庭审的对账结果是，在双方经济往来期间，被告不欠任何款项，还多支付53.9万元，并经双方在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但一审法院故意隐瞒该节事实。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偿还602万元系原被告其他往来款，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大量银行往来经双方当庭对账，上诉人并不欠其任何款项。除此之外，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往来的事实。三、原审判决认定：”被告通过银行转账还款之后再次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有悖常理并且在出具还款计划之前双方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的行为”否定该还款计划是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还款流水足以证明已还款，大量的资金往来在庭审中双方对账已查明不欠被上诉人往来款。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02民终6808号裁定要求”原审法院查明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给付602万款项时，双方之间其它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己经结清的情况下据实下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枉顾庭审中双方认可的事实，不得不让当事人怀疑一审法院存在徇私枉法及枉法裁判。原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认定不清，原审认定，”被告在出具还款计划之前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行为，故被告仅依据上述银行转账明细不能对抗原告举证的还款计划”。原告所称的”大量资金往来行为”皆在原审庭审中经过质证，被认定”该证据形式与内容合法”，但依旧使用”大量”这个模糊字眼来认定上诉人的明确合法的转账明细无法对抗还款计划，置法律尊严于不顾。被上诉人诉称，双方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借款金额为600万元。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当日12点46分，上诉人先向被上诉人汇款500万元，被上诉人于同日的13点30分向上诉人汇款600万元，之后，同日，上诉人又分别向被上诉人汇款20万和10万元合计30万，即当日双方互有资金往来，原审法院单将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600万元认定为案涉借款合同的本金，亦”有悖常理”，更没有其他客观合法的证据加以佐证。况且，即使该600万元为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根据原告父亲的证言，上诉人当日汇给被上诉人的30万为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案涉借款金额应为570万而不是600万，可见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并没有查清事实，也没有正确适用法律；原审法院没有查清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还款计划》和《补充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在案涉《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上，合同签订地为上海，而在原审法院的（2016）辽0202民初字3497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该合同在大连签订，明显互相矛盾，庭审中我们将举证证明2014年6月27日上诉人在上海并不在大连，因此可以证明原审认定的2017年6月27日在大连签订的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是不真实的。。《补充借款协议》在一审开庭中没有提交，上诉人也不认可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此前的交易习惯是不签订任何借款协议，只是在2016年3月1日这天，上诉人来到大连后在被上诉人的逼迫下，在被上诉人事先准备好的《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还款计划》和《补充借款协议》文本上签字，原判决所谓的”还款计划内容明确、条理清晰”皆是被上诉人事先拟好所为。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中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以维护公平、正义。丁昌海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转款实际是就之前的债务往来。就本次欠款尚未清偿一节，被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与本无关的其他往来，没有必要在本案中混为一谈。如上诉人对之前往来存在异议，应另行提起诉讼。2015年12月5日上诉人对欠款再次予以确认，双方再无其他账目往来，足以证明欠款事实存在。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的行为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书面合同何时补签，实际上是形式问题，并不影响借贷关系实质。丁昌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至清偿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17日，违约金为人民币3774000元，合计人民币978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7日，原告丁昌海与被告王宝琰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被告借款目的是为了餐饮场所经营、企业流动资金使用，借款金额为人民币6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4年6月27日始至同年7月26日止；合同第五条（二）约定被告自愿向原告申请借款，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是真实的；第九条约定如被告借款期限届满未按合同约定偿还本金，超出本次借款息县的利息按每日千分之五的利率收取并按复利计算，期间所产生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等由被告负担。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以汇款方式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汇入被告名下银行账户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2014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24日，被告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银行账户分八次汇款合计人民币6020000元。被告称上述汇款系偿还案涉借款，原告对被告汇款金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系其他借款往来，并提供双方案涉借款之前大量银行往来款明细加以佐证。2015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注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还款来源（1）褚亚平如有还款，将首先偿还此笔债务中的3500000元，（2）本人正常收入来源优先偿还此笔债务（预计每月5万元）自2016年1月1日起。被告对还款计划本身并无异议，但称该还款计划系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被告出具还款计划后未能偿还原告本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丁昌海与被告王宝琰签订的《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成立了借贷关系。综合原、被告诉辩，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第一，被告分八次汇入原告银行账户的人民币6020000元是否系偿还原告案涉借款；第二，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还款计划是否合法有效及其法律后果；第三，原告主张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针对上述焦点，本院认为，被告举证的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其自2014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24日分八次向原告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6020000元，该证据形式与内容合法，应认定有效。虽然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发生于原告出借款项之后，但其于2015年12月5日再次就案涉借款出具还款计划，该计划内容明确，条理清晰，故关于被告抗辩该6020000元系偿还案涉借款一节，有悖常理，且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出具还款计划之前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行为，故被告仅依据上述银行转账明细不能对抗原告举证的还款计划，故被告此节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案涉还款计划系原告胁迫下出具一节，因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亦未采取他径救济，故在未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该份还款计划真实有效，截至2015年12月5日，被告欠付原告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故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0元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被告给付按照日千分之五违约金一节，被告以该约定过高为由，要求法院予以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该项诉请依据与法相悖，本院调整为按照年息24％给付违约金。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一节，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宝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丁昌海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0元及自2014年7月28日起本院确定还款之日止，按欠款额年利率24％给付原告违约金；若逾期给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人民币80260元，由原告丁昌海负担人民币10060元，被告王宝琰负担人民币70000元。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证据1：大连市中级法院（2016）辽02民终680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审法院并没有按照该裁定书就案涉还款计划不具有证明力进行裁决，一审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被上诉人丁昌海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正是因为该裁定书本案被发回重审，在发回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对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进一步查清核实，证明本案债务没有错误。本院认定如下，因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院（2016）辽02民终680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案，该裁定书内容系上级法院对一审法院案件审理的参考意见，且并无对案涉还款计划不具有证明力予以认定的内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事实主张，同上诉人的事实主张之间亦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2：《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2014年6月27日上诉人与案外人杜荣如、丁昌海在上海签订的借款协议；证据3：案外人杜荣如收到600万元的借款收条。证据2、3拟证明被上诉人丁昌海提供的2014年6月27日王宝琰和丁昌海在大连签订的《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是虚假的，当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在上海。除2014年6月27日虚假合同，双方再无任何合同往来，丁昌海胁迫王宝琰签订还款计划。被上诉人丁昌海质证意见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都是复印件，对证据2、3真实性不予认可，杜荣如系本案案外人，其签字我们也无法核实。上诉人强调证据2、3是其受被上诉人胁迫情况下签订，但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记录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完成出借义务，至于上诉人称2014年6月27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时间、地点只是形式问题，并不影响本次债权发生。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3均系复印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证据2、3予以佐证，本院对证据2、3的证明力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2014年6月27日，当事人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当日，被上诉人丁昌海向上诉人王宝琰账户支付款项人民币600万元，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虽然上诉人主张《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的实际签字时间为2016年3月份，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即使《个人借款及担保合同》的实际签字日期为2016年3月份，该民事法律行为也是对2014年6月2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600万元的行为性质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丁昌海向上诉人王宝琰主张权利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辩称已经向被上诉人偿还完毕案涉借款，并提供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其自2014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24日分八次向原告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602万元。经审理查明，该期间上诉人向上诉人账户转款的资金为1002万元左右。虽然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发生于原告出借款项之后，但上诉人王宝琰于2015年12月5日就案涉借款出具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就前期借款合同叙事清晰，义务内容明确，本院认为，上诉人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其能够辨认出具还款计划的法律后果，且作为一名审慎的商人，其在借款合同到期后短短的2个月内即向被上诉人转款1002万元，已远远超出借款合同的本金及应承担的利息，在自认为不欠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仍就案涉借款出具还款计划，向他人出具数额高达600万元还款计划有违常理。2014年6月27日至同年9月24日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账户转款的资金为1002万元左右，即使扣除案涉借款本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诉人对其余款项的性质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其声称多付出402万元款项是双方之间的往来款，结合2014年6月27日之前当事人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事实，可以确认当事人双方除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外，仍然存在其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2015年12月5日上诉人出具的还款计划，可以确认案涉600万元未有偿还。上诉人在2014年6月27日之后所偿还的款项应当认定为之前当事人之间的业务所产生，该事实同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若存在纠纷，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关于上诉人所持其系被胁迫出具还款计划一节，上诉人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同时，按照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已经偿还的事实主张看，被上诉人也无挟故胁迫的事实根据，上诉人有充足的理由对于胁迫行为予以拒绝直至请求相关部门解决。至于上诉人所称虽然出具还款计但可基于核对双方往来账目证明案涉借款已经偿还一节，上诉人的辩解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行为的效力是以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来体现的，财务账目只能证明款项走向而不能证明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上诉人出具的还款计划确定了上诉人行为的效力，设立了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有关上诉人所称即使还款计划所确定的600万元借款成立，2014年6月27日上诉人又分别向被上诉人汇款20万和10万元合计30万，即当日双方互有资金往来，借款本金应按570万元计算一节，上诉人的主张系基于被上诉人丁昌海的父亲书面证词，被上诉人丁昌海的父亲系案外人，并非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证言被上诉人丁昌海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父亲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宝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260元，由上诉人王宝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阎 妍审判员 于长江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唐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