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87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正平，男，197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梁、杨舸帆，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科技馆街1600银泰国际39楼。 负责人马康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宇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康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朱正平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民初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朱正平与案外人张可辰系夫妻关系。2015年5月2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恒丰银行杭州分行与杭州宏果能源有限公司、龙夫乐园控股有限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东田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张可辰、朱正平、钱益升、张芳、胡月珍、胡定超、杭州怡丰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杭州宏果能源有限公司与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而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夏伟系东田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故夏伟作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张可辰、朱正平等参加诉讼。办理委托材料时，夏伟将材料统一发给东田公司的员工，完成签字盖章等之后统一再将材料移交给夏伟。2015年11月1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可辰、朱正平在最高本金限额6000万元及其利息范围内对杭州宏果能源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该案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该项判决结果。2018年1月24日，朱正平认为上述案件中所依据的关键证据《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字一栏第十页“共有权声明条款”中共有人签字处“朱正平”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而是案外人张可辰所签，夏伟在庭审中承认该签字为朱正平本人所签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朱正平在上述案件中败诉，故夏伟需为其无权代理产生的侵权承担赔偿责任，故向原审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发生金额为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朱正平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签字一栏第十页“共有权声明条款”中共有人签字处“朱正平”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但除其陈述外，并无证据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共有权声明条款”中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即便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朱正平”的字样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签字字样存在不同，但也无法证明朱正平主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非本人所签的基本事实。且即便该事实成立，朱正平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的夏伟对在其代理的上述案件（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中存在过错，故原审法院对朱正平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正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朱正平负担。 宣判后。朱正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即便被告提供的委托书中‘朱正平’字样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签字字样存在不同，但也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并非本人所签的基本事实。且即便该事实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告律所的夏伟对其代理的上述案件(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中存在过错”系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对案涉借款及保证并不知情，亦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故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编号为(WJSWZHZ2014)(委债保)字第015号一2《最高额保证合同》“共有人声明条款”页的签字并非朱正平本人所签，而是张可辰代签。从两个签字的笔记能明显看出，“张可辰”与“朱正平”系同一人所签，且“朱正平”的笔迹与上诉人本人字迹完全不相同。其次张可辰代签在编号为(WJSWZHZ2014)(委债保)字第015号一2《最高额保证合同》代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保证系为宏果能源公司融资借款所做，用于该公司经营，与夫妻共同生活与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该保证设定，并非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也非夫妻共同举债。虽然张可辰与上诉人是夫妻，但基于涉案保证性质和目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没有理由相信张可辰有代理权。且根据银行审贷规则，保证人及其配偶均需要面签，然上诉人既不知晓该保证事项亦未见过恒丰银行工作人员，因此该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关于表见代理规定。最后《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上诉人未签署情况下并未生效。根据合同第12.4条约定，“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1)保证人为自然人的，保证人签字”。同时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另有“共有人声明条款”一栏，该共有人声明显然系合同第12.4条之补充，两者结合共同构成保证人及保证人财产共有人对保证之债的书面确认。因此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诉人未签字的情况下，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生效。而保证合同约定之生效条件未成就，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此前对涉案借款及保证毫不知情，所有签字均非本人所签，该笔保证并非出于夫妻合意，上诉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2、上诉人从未委托律师参与案件(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诉讼，委托代理手续亦非上诉人本人签订，上诉人不但对案涉借款及保证毫不知情，且在案件(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诉讼中，上诉人亦不知晓相关情况。事实上，上诉人从未委托过律师代理(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案件，所涉委托代理文件，均非上诉人所签。3、上诉人未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情况下，被上诉人律所夏伟对其代理的上述案件(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中存在过错。授权委托书中己载明，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即被上诉人夏伟律师有权代上诉人承认案件事实，并对案件证据材料进行质证，且法院将以代理人承认的“事实”作为案件裁判依据。在(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案件中，被上诉人夏伟律师承认编号为(WJSWZHZ2014)(委债保)字第015号—2《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其行为已构成上诉人自认。在上诉人未委托被上诉人夏伟律师委托代理情况下，被上诉人夏伟律师违背案件事实，代上诉人承认编号为(WJSWZUZ2014)(委债保)字第015号-2《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代上诉人承认其确知晓案涉借款及保证，对借款愿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导致法院判决上诉人对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夏伟律师在无权代理情况下，擅自代上诉人承认《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其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即便如被上诉人所述，夏伟律师系通过合法、合理、正当途径获得授权，基于信赖利益进行诉讼代理。被上诉人在代理过程中，应当向上诉人了解、确认案件事实，进一步确认上诉人是否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承担担保责任主体。然在(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未向上诉人确认过案件事实，其行为存在严重过错。综上所述，在上诉人未签署编号为(WJSWZHZ2014)(委债保)字第015号一2《最高额保证合同》，且未委托被上诉人参加(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情况下，被上诉人夏伟律师无权代理行为已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侵权行为，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民初361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依法改判；3、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声称“其对案涉借款及保证并不知情；张可辰代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上诉人未签字情况下并未生效”之意见，先不管是否正确或者站得住脚，均是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生效判决的个人意见，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关联，也无法支撑其上诉请求。二、上诉人又声称“其未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在其未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情况下，被上诉人律所夏伟律师对其代理的案件存在过错”，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证据及法律支撑，不能成立。事实上，被上诉人的律师夏伟系通过合法、合理、正当途径获得授权，并基于信赖利益进行了诉讼代理。夏伟律师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上诉人声称的这一节事实，即夏伟律师一直都在认真履行代理职责，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事实上，上诉人对其声称的事实至今仍然没有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其上述理由显然缺乏证据支持。如果上诉人所言属实，则上诉人的妻子张可辰故意瞒着上诉人与恒丰银行工作人员串通违规代签在先，瞒着上诉人在律师事务所的委托手续上冒签在后，又故意不将上述事实如实向律师陈述，那么，张可辰才是真正的侵权人、始作俑者、罪魁祸首。被上诉人律所律师如何对被隐瞒、受蒙骗后作出的代理行为负责？三、在案涉借款合同纠纷生效判决被依法推翻前，上诉人履行裁判义务是当然之意，并不存在任何损失。无损失何来赔偿？该“损失”系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更与被上诉人律所律师被隐瞒、受蒙骗后作出的代理行为没有关联。综上。恳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朱正平等曾于2016年就本院所作的(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4月13日裁定驳回朱正平等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本案中，朱正平提出《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案件中的授权委托书、本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案件中的授权委托书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在一审和二审中并没有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196号民事判及本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民事判决目前仍然生效，朱正平是该案适格的债务人，其履行债务系法定的义务，并不存在损失。因此，原审法院对朱正平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正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