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重字第1号 原告：陈爱芳，女，1972年9月1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文，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倪日涛，男，1962年8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灿，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武中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邵武市下王塘。 法定代表人：倪日涛。 原告陈爱芳与被告倪日涛、邵武中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竹纸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判决。倪日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15年11月30日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爱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被告倪日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竹纸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案件审理需要，经本院院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爱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倪日涛立即偿付陈爱芳欠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3,667.2201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7年10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13年3月20日约为10,000万元，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2、中竹纸业对倪日涛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陈爱芳曾于2006年6月14日、7月21日、8月23日、9月28日、10月28日、2007年2月20日、4月21日及6月21日共计出借23,667.2201万元给被告倪日涛，且均签署了借款协议。2007年8月7日，被告倪日涛作为被告中竹纸业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为上述借款逐笔提供担保，并分别签订担保书。被告倪日涛至今未归还上述欠款，陈爱芳于2008年、2010年、2011年发函催讨上述借款，但两被告均未予以理睬，故原告陈爱芳诉来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倪日涛辩称，本案8份借款协议没有任何对应的支付事实，借款时间也明显不合理，协议是在双方大量过桥资金无法结算清楚的情况下，陈爱芳多次要求倪日涛出具的，没有实际对应的资金往来。协议所载借款数额是陈爱芳基于超高的利息计算后得出的，倪日涛迫于资金的需求直接在相关借款协议上签字，具体数额并未核对。在过桥资金借款实际发生后倪日涛均及时做了偿还，陈爱芳主张相关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经核算倪日涛在归还陈爱芳全部欠款的基础上还多还了7,786.33万元。对应的担保书是倪日涛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于同一天出具的，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在陈爱芳提起诉讼前已经上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进行了查询、确认，倪日涛目前没有尚欠未还款项，故请求驳回陈爱芳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竹纸业未作答辩。 原告陈爱芳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被告倪日涛于2006年6月14日、7月21日、8月23日、9月28日、10月28日、2007年2月20日、4月21日及6月21日向原告陈爱芳出具的8份《借款协议》，证明被告倪日涛分8次向原告陈爱芳借款共计23,667.2201万元。证据2，被告倪日涛于2007年8月7日签署的，以被告中竹纸业为保证人的《担保书》八份，证明被告中竹纸业对证据1中列明的8份《借款协议》项下借款逐笔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证据3，催款函及送达凭证，证明陈爱芳曾于2008年、2010年及2011年三次发函催讨上述欠款，被告倪日涛及中竹纸业均未回应或还款。 对第一组证据，倪日涛确认是其本人所签，但认为该8份借款协议均没有对应的资金支付事实，在第4份和第5份借款都没还清的情况下，陈爱芳又在第6份借款协议中借款给倪日涛，第6份和第7份借款都没还清的情况下，陈爱芳又在第8份借款协议中借款给倪日涛，不符合常理。担保书不止8份,都是2007年8月在倪日涛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其中包括已经归还的3份借款协议。该些担保书原件全部由陈爱芳提供给了公安机关，按照正常情况，如果钱已经还清，担保书原件应该还给债务人，故本案担保书的形成与一般民间借贷完全不一致。 第二组：证据4，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原告陈爱芳与被告倪日涛的借款过程，款项的交付方式，倪日涛借款的原因及倪日涛承诺以股权转让还款等。证据5，证人王某询问笔录，证明陈爱芳曾向王某借款，用于借款给倪日涛，温州民间借贷存在银行承兑汇票的借款方式。证据6，证人李某1询问笔录，证明陈爱芳曾向李某1借款，用于借款给倪日涛，温州民间借贷存在银行承兑汇票的借款方式。证据7，公证书及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倪日涛曾拿9,000多万元的债权抵充欠陈爱芳的三笔借款。证据8，上述已归还的借款协议3份，与本案借款方式一样，只是时间和金额不一样。证据9，与证据8对应的担保书，证明同样类型和模式的借款，倪日涛都是偿还的，印证双方的借款都是真实发生的。证据10，（2007）河市执字第75-1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陈爱芳确认获得了受偿，案件执行终结。证据11，执行和解协议书，证明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了债权转让的执行款，债权转让得到了实际履行。证据12、13，公安部的两份文件，证明2007年，温州曾发生一起因倒卖票据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公安部出具了意见，认为倒卖票据的行为可能会构成犯罪。证据14，新闻报导网络截图，证明证据12、13中案件的当事人因倒卖票据构成犯罪。当时陈爱芳知道了倒卖票据构成犯罪的事情后，因担心，就将与票据有关的资料都销毁了，造成陈爱芳现无法提供相关证据。 对第二组证据，倪日涛认为胡某曾是双方借款的担保人，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其多次陈述内容出入较大且自相矛盾，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对证据5、6，倪日涛认为王某与李某1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且证人未到庭向法庭作证。3份证人证言均言及了票据的支付方式，但全案并无相关票据支付的任何证据。对证据7，倪日涛认为公证书形成的地点不是在公证处，是陈爱芳、胡某伙同一帮人把倪日涛带至别处签字的。对证据9，倪日涛认为都是在2007年8月7日统一签署的。担保书结合公证书来看，公证书是用于确定倪日涛在其他地方的债权冲抵3份借款协议，照一般民间借贷理解，既然债权转让已经完成，在2007年8月就不应该再签署担保书。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2、13、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汇票承兑是有记录的，现在陈爱芳未能提供一张承兑汇票承兑后交付钱款的证据，无法证明借款的存在。 第三组：证据15、16，倪日涛提供给陈爱芳的中竹纸业未签字的股东会决议，证明倪日涛承诺要将股权转让给陈爱芳用以还款。证据17，中竹纸业项目资料，证明倪日涛借款时称其资金实力雄厚，陈爱芳基于信任提供借款。证据18，倪日涛的百度百科网络截图，证明倪日涛是非常有实力的商人，其所称的收购事实都是实际发生的，倪日涛与当时的高官有密切往来，这都是陈爱芳相信倪日涛并向其提供借款的原因，倪日涛称被胁迫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第三组证据，倪日涛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与本案无关，空白的股东会决议不能证明原告陈爱芳主张的借款事项。倪日涛之所以会不断的签字来确认高额的借款，正是因为倪日涛本人不希望在生意上留有不好的信誉，其本人也不想将事情宣扬太多。该组证据无法达到原告陈爱芳的证明目的。 第四组：证据19，转账凭证，证明原告陈爱芳或原告陈爱芳委托温州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向被告倪日涛指定的公司浙江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及个人张某汇款。证据20，A公司付款凭证，证明A公司所付款项，系代原告陈爱芳向倪日涛支付。证据21，A公司基本情况，证明原告陈爱芳系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22、23，银行业务交易记录清单、转账支票、进账单，证明陈爱芳于2006年2月9日向倪日涛提供借款1,000万元，于2006年2月16日向倪日涛提供借款1,000万元，上述借款已有2,000万元，倪日涛曾称2006年3月30日前仅有1,500万元借款且是胡某提供，与事实明显不符。证据24，2006年9月28日至2007年6月20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取款凭证6份，证明原告陈爱芳及其财务李某2曾取现3,536.8万元作为借款交付倪日涛。 对第四组证据，倪日涛表示：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倪日涛已经全部归还。第一笔款项倪日涛已经全部归还，即2006年3月31日从B公司归还1,500万元，2006年4月3日从B公司归还500万元。第二笔款项也已经全部偿还，即2006年4月20日B公司转入A公司494万元，2006年4月25日B公司转入A公司500万元。第三笔款项也已全部偿还，即2006年4月26日，B公司转入A公司506万元。取款凭证中的3,000多万元是当日倪日涛汇给了陈爱芳，陈爱芳取款的。如果陈爱芳要汇给倪日涛，没必要再取钱。对证据23、24不予认可，认为最初借款时陈爱芳根本没有出现，后来胡某说陈爱芳是其表妹，钱是从表妹处得来的。 第五组：证据25，倪日涛出具的收条，证明除本案借款外，陈爱芳与倪日涛还有其他交易往来，倪日涛提供的付款凭证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关系。证据26，倪日涛承诺书，证明倪日涛存在其他承诺还款的事实。 对第五组证据,倪日涛认为签字应该是其所签，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款项无关。 第六组：证据27，陈爱芳及其关联人的取款凭证，证明陈爱芳在相关的期间内曾有巨额的资金取现大约1.3亿元，这也是陈爱芳向倪日涛提供借款方式的一种。 对第六组证据，倪日涛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该组证据未显示陈爱芳在2007年有取款，就取款时间来看与本案8张借据毫无关联性。 倪日涛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倪日涛的4,000万元支付凭证6份，证明原告陈爱芳向法院举证的6份转账凭证，在转账后均由倪日涛按双方关于过桥资金的约定及时偿还结清。 针对证据1陈爱芳认为，对具有盖章的单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陈爱芳拿出来的付款凭证不是全部的付款凭证，倪日涛仅凭上述凭证说已经还清与事实不符。双方在借条签署之前会发生多笔往来，故该举证与本案没有关联。 证据2，银行往来凭证、进账单、银行回单、公证书，以及双方往来款统计表，统计结果为2006年2月-2006年10月之间，双方一直有资金往来，2007年陈爱芳没有借款给倪日涛，只有债权转让公证书。经统计，原告陈爱芳向倪日涛实际出借款项总计为13,170万元，而倪日涛向原告陈爱芳的所有还款总计20,956.33万元，除归还本金外，倪日涛还额外支付了超高利息与复利，超出部分共计至少7,786.33万元。上述证据是双方所有往来的真实凭证，均有银行凭证予以印证。 针对证据2陈爱芳认为，对银行盖章单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本案借款不是全部以银行走账的，故不能真实反映本案借款的情况，双方所发生的借款不仅限于这样一些走账，还有陈爱芳从外面拿到钱然后借给倪日涛。因为双方借款太多，不可能仅以转账的形式予以还原。 证据3，担保书3份、结合证据2形成的公证书，证明即便该3笔所谓的借款成立（实际上不真实），该3笔借款也已于2007年4月2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予以全额偿还，无需2007年8月再行书写担保书，以此证明担保书非真实意思表示。 陈爱芳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之所以仍要求中竹纸业出具担保是因为该三笔债权能否最终通过执行实现当时还处于不确定状态。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倪日涛的证明目的。 证据4，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侦查资料刑事诈骗报案书、情况说明、关于倪日涛涉诈骗罪的补充材料、原始借款协议清单及16份借款协议、陈爱芳笔录2份，上述证据材料系倪日涛基于法院调查令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调取。证明陈爱芳向公安机关报案倪日涛诈骗，主张的被骗数额多次变动，而陈爱芳出借款项审慎，在催要还款未果的情况下再行多次向倪日涛出借款项于常理不符。陈爱芳曾向公安机关陈述“2006年12月16日以后，再没有和倪日涛见过面，2007年年底还打通过倪日涛电话，倪让我不要再找他”，此情形与本案的3份形成于2007年的计1.6亿元的借款协议相互矛盾。借款的具体交付方式与其在法院的陈述亦存在多处不一致。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本案系争借款凭证属于没有交付事实的虚构协议。请求法院调阅经侦总队相关卷宗以查明事实。 针对证据4陈爱芳认为，如果该组证据是从经侦总队调取的，则倪日涛已经行使了举证权利，不应再准许其取证。经侦总队只是确认倪日涛是否属于诈骗，对债权债务并未做出认定。陈爱芳敢去经侦报案说明借款是真实发生的。第一次报案报4,000万元是因为倪日涛拿了一份有瑕疵的房产证明向陈爱芳担保4,000万元债务，之后陈爱芳的陈述更加符合客观事实，7张借条加起来就是5个多亿。倪日涛骗取的金额差不多在4个亿，陈爱芳确认倪日涛已经以抵债的方式还掉了1个亿，细节的出入不能否定欠款4个亿的事实。询问笔录中“2006年12月之后没有见过倪”是笔误，应是2007年12月以后才没有见过。关于陈爱芳为何陈述是以现金方式借款，是因为陈爱芳担心买卖票据行为违法故刻意回避了上述事实，该证据并不能反映本案的客观情况。 证据5，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第一次）、胡某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倪日涛向陈爱芳借款担保的说明。胡某作为证人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庭中陈述“借款的过程我不在，支付的过程我没有参与……”。说明中陈述“总计13,980万元整，我亲自在陈爱芳的借款协议上担保，并看到两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也看到陈爱芳将上述借款交给倪日涛”。从胡某的上述两次陈述可以看出，胡某根本就不是合格的证人，故其是实际出借人之一，只不过用陈爱芳的名义进行借款。 针对证据5陈爱芳认为，对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笔录中倪日涛称“公证书的真实性我方确认，7,100万元中，5,100万元是本金，2,000万元是利息”。说明倪日涛是确认借款事实的。胡某原案中出过两次庭，两次出庭的陈述基本没有差别。关于胡某出具的说明，该证据陈爱芳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庭审中提供过，对方也没有原件，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要件，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当以当庭陈述为准。 被告中竹纸业未提交证据。 依据上述经质证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2006年6月14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18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6月14日至2006年7月13日，胡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2006年7月21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2,095.75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7月21日至2006年10月20日。2006年8月23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1,585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8月23日至2006年10月22日。2006年9月28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2,051.8301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9月28日至2006年12月27日。2006年10月28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276.99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10月28日至2006年12月27日。2007年2月20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5,201.9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7年2月20日至2007年5月20日。2007年4月21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5,515.75万元,借款期限自2007年4月21日至2007年5月20日。2007年6月21日，倪日涛与陈爱芳订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6,7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7年6月21日至2007年8月20日。以上借款协议中载明出借款项金额共计23,667.2201万元。 2007年8月7日，倪日涛交付陈爱芳8份《担保书》，上述《担保书》均载明担保人为中竹纸业，被担保人为倪日涛。8份《担保书》所担保的倪日涛向陈爱芳的借款金额分别与上述8份《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出借款项金额一一对应。倪日涛以中竹纸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上述担保书上签名，但未加盖公司公章。 2008年10月23日，陈爱芳以债权人身份向中竹纸业寄送《关于的声明》，该《声明》提及倪日涛向陈爱芳借款金额达4个多亿元，并表示如中竹纸业和倪日涛继续无视法律，陈爱芳将主张权利。该《声明》于2008年10月24日由中竹纸业正门保安签收。2010年3月16日，陈爱芳向中竹纸业寄送《律师函》一份，要求中竹纸业归还欠款4.16亿元。2011年8月19日，陈爱芳发函至中竹纸业及倪日涛，表示不同意中竹纸业减资，并要求中竹纸业承担还款责任。庭审中，倪日涛表示未收到上述文件。 2006年5月21日、10月22日、12月20日，倪日涛与陈爱芳签订《借款协议》3份，分别约定借款金额7,100万元、1,037.17万元、3,484.16万元。2007年8月7日，倪日涛交付陈爱芳3份《担保书》，上述《担保书》均载明担保人为中竹纸业，被担保人为倪日涛。3份《担保书》所担保的倪日涛向陈爱芳的借款金额分别与上述3份《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出借款项金额一一对应。倪日涛以中竹纸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上述担保书上签名，但未加盖公司公章。陈爱芳及倪日涛均陈述，上述债务已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履行完毕。 本院审理中，倪日涛与陈爱芳均确认，自2006年2月至2006年9月，陈爱芳通过其及其关联账户分16笔向倪日涛关联账户转账13,160万元，倪日涛自2006年3月至2006年11月通过其关联账户分19笔向陈爱芳关联账户转账9,349万元。2007年4月倪日涛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偿还陈爱芳11,617.33万元。陈爱芳表示双方借款除转账交付外还存在大量现金及票据贴现的交付方式，但对于现金及票据贴现方式分别支付的金额及各自大致所占总金额的比例无法说清，目前亦无法提供该两种方式的交付凭证。陈爱芳同时表示双方的借款协议是针对结算的结果确认，借款协议中所载金额均是陈爱芳向倪日涛交付的借款本金，不包含利息。倪日涛表示本案系争8张借款协议是对之前高额利息的结算。 针对本案系争8张借款协议是否包含利息，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委托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心理测试鉴定。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于2017年11月13日出具《鉴定文书》载明：“测试结果：倪日涛通过本次心理测试；陈爱芳不通过本次心理测试。分析意见：在该起民间借贷纠纷中，倪日涛关于倪日涛写给陈爱芳的八张借条上的金额是否包含利息该节的陈述可信度高于陈爱芳。”另，陈爱芳表示倪日涛共向其出具了17张借款协议，金额累计51,146.5501万元，本案系争8张借款协议是从中抽取，先行诉讼。 案外人胡某到庭陈述，表示其见证了倪日涛与陈爱芳每次的对账，并在对账后签署的借款协议，但其未看到具体款项的交付。至于其出具的担保说明中的表述，胡某表示：针对胡某提供担保的款项，胡某看到陈爱芳将上述款项交给了倪日涛，未提供担保的款项，胡某均在场且看到陈爱芳用支票或现金的方式如数交给了倪日涛。该说法与庭审表述不一的原因是温州话表述不同。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当事人之间除应当达成借款合意外，还应当实际交付相关借款。本案中陈爱芳主张债权所依据的8份借款协议及担保书，均有倪日涛的签名，在倪日涛未能提供确切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借款协议及担保书的真实性，即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成立。在此情况下陈爱芳若依据该协议所载金额主张债权，则应就其如数交付了相关借款承担举证责任。现根据双方往来账户能够查明的陈爱芳累计向倪日涛交付的款项为1.3亿余元，而倪日涛对陈爱芳交付的各笔款项逐笔提供了还款凭证。陈爱芳认为倪日涛的转账还款与本案系争借款没有关联性，但陈爱芳未能就倪日涛归还的款项系其他债权债务进行举证。陈爱芳主张其向倪日涛提供借款的形式除银行转账外还存在大量的现金及票据支付，然陈爱芳就该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陈爱芳主张相关借款协议是双方对账结算所形成的，然陈爱芳也未能就结算所依据的具体基础事实进行举证。陈爱芳所提供的转款记录与在案的系争8份借款协议也无任何对应之处，本院无法认定陈爱芳的转款记录与本案系争的8张借款协议之间的关联性。在陈爱芳提供的借款交付凭证均被倪日涛提供的还款凭证予以抵消的情况下，陈爱芳要求本院仅依据其单方陈述、证人证言和取款凭证通过推理认定2.3亿余元的债权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另，根据陈爱芳的陈述，双方之间共存在17张借款协议，累计金额高达5.1亿余元。现陈爱芳依据17张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转款凭证仅主张其中8张借款协议的权利，在证据与主张的事实之间亦缺乏对应性。因此，陈爱芳要求倪日涛及中竹纸业按照8张借款协议及担保书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有欠充分。 综上所述，陈爱芳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陈爱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25,16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5,000元，均由陈爱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 慧 人民陪审员  耿晓光 审 判 员  许鹏飞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文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