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初187号公益诉讼起诉人:九江市人民检察院。被告：刘龙献，男，汉族，1986年11月12日出生，住江西省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霈，河南锟之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华，河南锟之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被告：程鹏，男，汉族，1987年8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庐山市被告：刘少莹，男，汉族，1987年4月27日出生，住江西省庐山市。被告：邹理林，男，汉族，1987年10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庐山市。公益诉讼起诉人九江市人民检察院诉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九江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10日依法公告了案件情况。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吴谋勇、李平洋、检察官助理骆兆昆，被告刘龙献委托代理人刘霈、刘德华到庭参加庭审，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通过远程网络视频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三人共同支付所销售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口罩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共计5208033元,被告邹理林在2639969元赔偿金范围内与刘龙献、程鹏、刘少莹连带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四被告在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会计审计费29999.97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下旬,全国暴发新冠××疫情,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出台诸多举措全民防控,要求民众在外出时佩戴口罩以阻隔病毒传播。因社会公众对口罩的需求量暴增,为谋取非法利益,2020年1月26日,刘龙献、程鹏、刘少莹三人前往湖北省仙桃市寻找口罩货源并结识了案外人赵某,赵某告知口罩品质并答应帮助组织货源。随后,案外人赵某帮刘龙献、程鹏、刘少莹三人从湖北省仙桃市小作坊购进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者名称（以下简称“三无”）的普通防尘口罩约50万个,三被告通过网络售至广东省。之后,刘龙献、程鹏、刘少莹三人拉邹理林入伙,再次通过案外人赵某从湖北省仙桃市小作坊购进“三无”普通防尘口罩约21万个,通过网络对外销售。四被告商定了利润分配比例和合伙分工,其中刘龙献占股40%,负责出资并管理资金、联系上家进货、联系下家出货;程鹏占股30%,负责联系上家进货、口罩销售、管理帐目;刘少莹占股20%,负责运货、口罩销售、发货;邹理林占股10%,负责发货。2020年2月1日至2月2日,四被告通过案外人杨智等人又先后从湖北省仙桃市小作坊购进“三无”普通防尘口罩约20万个、10.4万个,通过网络售至贵州省、广东省、浙江省等21个省市。上述口罩销售完毕后,2020年2月4日,刘龙献等人再次从湖北省仙桃市小作坊购进“三无”普通防尘口罩31.7万个,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经德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现场扣押的31.7万个口罩不符合医疗器械相关要求,不属于医疗器械,为普通口罩,不具有防病毒的功能。经公安机关委托江西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检测,四被告已经销售的部分口罩细菌过滤效率不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行业标准（ＹＹ／Ｔ0969-2013）的要求。经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南昌鼎金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审计意见为刘龙献等人销售口罩金额为1736011元,公益诉讼起诉人已支付会计审计费29999.97元。2020年10月10日,德安县人民检察院已对刘龙献等人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四被告销售伪劣口罩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20年4月8日立案,2020年4月10日履行公告程序。经依法审查查明:四被告在上述口罩销售过程中,明知购进的口罩是“三无”普通防尘口罩,不具备防病毒功能,却宣称所销售的是具有防病毒功能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并采用隐瞒真相、误导消费者等欺诈方式通过网络对外销售。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20年4月10日依法在《正义网》刊登公告,至今,没有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机关和组织就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在新冠××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四被告明知购进的口罩是不具有防病毒功能的“三无”普通防尘口罩,却谎称为具有防病毒功能的一次性医用口罩进行销售,并通过隐瞒真相、提供虚假的资质证明和生产合格证照片等方式误导、欺骗消费者,销售至全国21个省市的口罩数量达一百余万个,销售金额达1736011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四被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四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了众多消费者及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惩罚性赔偿,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应承担已销售口罩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即承担人民币5208033元的惩罚性赔偿金,被告邹理林在2639969元赔偿金范围内与刘龙献、程鹏、刘少莹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四被告还应通过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共同承担本案的会计审计费29999.97元。本案经过诉前程序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状态。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被告刘龙献答辩称：一、答辩人在向消费者宣传时并未宣传售卖的口罩是医用口罩；二、答辩人联系的口罩货源不是来自小作坊，他们是有口罩生产资质的；三、公益诉讼起诉人审计的销售金额不完全正确。被告刘龙献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意见：一、公益诉讼起诉人据以请求赔偿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购买者的证言不能证明被告刘龙献在销售时对购买者谎称是一次性医用口罩，检验检测报告所依据检测标准不当，不能证明被告刘龙献所销售口罩属于一次性医用口罩标准；二、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赔偿的金额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不清，本案第四批次口罩即2020年2月4日查货的31.7万个口罩并没有实际销售，其对应的数量与金额应当予以排除，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据的《审计报告》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无法作为涉案数额的依据；三、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赔偿所依据的“损害事实”证据不足，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造成消费者因使用答辩人销售的口罩而感染新冠病毒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已销售出去的口罩购买者并没有要求更换或退货，因此不能要求答辩人退赔；四、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的依据不足，答辩人销售的口罩未造成任何损害结果，不应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五、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包括《检测检验报告》、《审计报告》在内均来自于与本案关联的刑事部分证据材料，并没有进行独立的检验检测与司法鉴定审计，故要求答辩人承担会计审计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答辩人仅参与了部分口罩销售，不应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全部诉请金额承担责任；七、答辩人不是所销售口罩的生产者，产品质量问题的直接责任人是口罩生产者，生产者是否被追究责任对本案成立具有直接意义，公益诉讼起诉人未能提交生产者被追究责任的证据。被告程鹏答辩称：一、答辩人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宣传销售的口罩是医用口罩；二、《审计报告》认定的销售金额与我实际销售的金额有异议。被告刘少莹答辩称：与被告程鹏答辩意见一致。被告邹理林答辩称：与被告程鹏答辩意见一致。公益诉讼起诉人为支持其诉请，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德安县人民检察院案件线索移送函；2.江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及九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批复、立案决定书；3.正义网诉前公告；4.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起诉批复。证明目的：检察机关依法履行了诉前程序，本案起诉符合法定程序。第二组证据：1.刘龙献常住人口信息；2.程鹏常住人口信息；3.刘少莹常住人口信息；4.邹理林常住人口信息。证明目的：四被告主体身份。第三组证据：1.九江市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决定书;2.刘龙献讯问笔录（7次）；3.程鹏讯问笔录（7次）；4.刘少莹讯问笔录（8次）；5.邹理林讯问笔录（5次）；6.陈彬讯问笔录（3次）；7.刘龙献询问笔录；8.程鹏询问笔录；9.刘少莹询问笔录；10.邹理林询问笔录；11.搜查证、搜查笔录；1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13.扣押物品照片；14.证人赵某询问笔录；15.刘龙献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6.快递发货记录；17.起诉书（德检一部刑诉［2020］150号）。证明目的：四被告实施了销售伪劣口罩的行为。第四组证据：1.证人鲍某询问笔录；2.证人闻某、陈某1询问笔录;3.证人戴某1询问笔录;4.证人戴某2询问笔录；5.证人郑某、刘某1、陈某2询问笔录；6.证人张某询问笔录；7.证人杨某询问笔录；8.证人何某询问笔录；9.关于陈彬等五人销售的口罩是否为医疗器械的认定、医疗器械标准目录（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10.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行业标准（ＹＹ／Ｔ0969-2013）；11.检验检测报告（2份，编号为ＹＱＷＴ20201714、ＹＱＷＴ20201715）；12.证人刘某2询问笔录；13.刘龙献手机聊天记录截图；14.证人刘某3询问笔录；15.顺丰快递单存根联；16.《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口罩使用指南》、《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与使用技术指引》、《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17.委托函；18.审计报告；19.刘龙献、程鹏记事本复印件；20.刘龙献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21.发票3张；证明目的：四被告销售伪劣口罩的行为侵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危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被告刘龙献及代理人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刘龙献以普通口罩作为医用口罩销售，刘龙献作为销售者本身也是从生产者那里购买，生产者本身对刘龙献实施了欺骗行为，只有赵某向刘龙献提供了产品合格证明，刘龙献对自己所售卖的口罩是否合格并不知情。对第四组证据中的2份检验检测报告证明目的有异议，2份检验检测报告对应的口罩来源无法确定。其他质证意见详见答辩状。被告程鹏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程鹏在销售过程中未向消费者宣称所售卖的口罩是一次性医用口罩，且只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口罩的销售，证据中认定的销售金额与事实不符。被告刘少莹质证意见为：同被告程鹏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邹理林质证意见为：同被告程鹏质证意见一致。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双方均无异议第一组、第二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20年1月下旬，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出台诸多举措全民防疫，要求民众在外出时要佩戴口罩以阻隔病毒传播。因社会公众对防病毒口罩的需求量激增，国内防病毒口罩严重短缺。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于2020年1月26日前往湖北省仙桃市寻找口罩货源时结识了赵某，通过赵某分两批次从湖北省仙桃市小作坊购买到71万只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者名称的“三无”产品口罩，第一批50万只，第二批21万只。被告刘龙献、程鹏联系到广东省的大买主后，先后雇用两辆货车将71万只口罩直接销售至广东省深圳市、揭阳市两地。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在销售出第一批50万只口罩之后，刘龙献邀请被告邹理林合伙销售口罩，四被告商定了利润分配比例和分工。被告刘龙献占股40%，负责出资并管理资金、进货、销售；被告程鹏占股30%，负责进货、销售、管理账目；被告刘少莹占股20%，负责发货；被告邹理林占股10%，协助刘少莹发货。2020年2月1日至2月2日，被告刘龙献、程鹏通过杨智等人又先后两次从湖北省仙桃市小作坊购进“三无”产品口罩约20万只、10.4万只，通过网络对外销售，并宣称所销售的是具有防病毒功能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被告刘少莹、邹理林等人分别在共青城市、德安县通过顺丰快递向贵州省、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刘某3、刘某2、戴某2等人发货。期间，刘龙献邀请案外人陈彬前来帮忙，承诺向陈彬支付一定的工资作为报酬，并按成本价向陈彬提供口罩。陈彬随即到德安县协助被告刘少莹、邹理林通过顺丰快递向全国多个省份邮寄口罩10万余只。刘某3、刘某2购买的部分口罩由当地公安机关寄回德安县公安局，德安县公安局委托江西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对口罩细菌过滤效率进行检测，结论为被检样品细菌过滤效率检验项目不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ＹＹ／Ｔ0969-2013的技术要求。经南昌鼎金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被告刘龙献、程鹏等人销售口罩金额为人民币1736011元。另查明，德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赣0426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书，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刘龙献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程鹏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刘少莹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邹理林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本院认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提出，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应该不断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行为。诚信作为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生活实践的基本准则而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十八大报告中，诚信被归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价值原则。价值观决定着我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实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它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着其他价值观的树立，价值选择逐渐背离诚信原则，必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推行，因此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要以诚信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合到本案当中，四被告明知所销售口罩为“三无”普通防尘口罩，仍通过隐瞒真相、提供虚假的资质证明和生产合格证照片等方式误导、欺骗消费者，假冒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进行销售以获取利益，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原则。根据双方的起诉与答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四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实施了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二、若存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四被告应分别承担何种民事侵权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一、关于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本案中是否实施了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1.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是否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本院认为，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做虚假宣传、销售伪劣口罩，明知所销售的口罩属于“三无”普通防尘口罩，不具有防病毒功能，却对外宣称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并进行销售，其行为不仅误导、欺骗消费者，更足以危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销售伪劣口罩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对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受到侵害的消费者人数众多，且难以或无法特定化。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销售的“三无”普通防尘口罩数量达一百余万个,销售金额达1736011元，销售范围遍布全国21个省市，其销售途径主要是通过网络，客观上难以确定具体到个人的销售对象及使用者，对此种难以特定化或特定化将付出极大成本之权利救济，已经超出了对某个具体的个人利益保护，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反之，对此种权益若不予救济，则必然导致对公正的消费品交易秩序的公共物品的损害；其次，在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除对特定消费者个人造成私益权利的侵害，也会造成不特定消费者群体公共利益及消费市场公共秩序的损害。在新冠××疫情期间，口罩属于重要的防疫物资，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且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将“三无”普通防尘口罩作为防病毒口罩销售，将影响整个口罩市场价格，扰乱口罩的市场经营管理秩序，造成消费者难以分辨，错失购买口罩的时机，缩小消费选择的范围，致使全社会的整体消费成本增加。第三，对于经营者造成的消费类小额分散性侵害，因被侵害数额很小，特定受害者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缺乏提起私益诉讼的动力，由此会造成经营者的民事侵权责任落空，长此以往经营者违法成本外部化，并转由全社会进行分担，实际上侵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综上，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已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对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2.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是否侵害了其他社会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用于××防治的消毒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否则致××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技术，这些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包括改善环境卫生，控制××、教育每个人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医护人员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性治疗提供服务，建立社会机构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到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有的健康和长寿权利。公共卫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是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一项人人均可享有的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覆盖面最大、公益性最强的公共产品，其核心是公共健康、公共卫生秩序。公共卫生安全则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内创造一种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工作环境，使得社会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只有保证公众健康，才能实现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健康；只有维护公共卫生秩序，才能保障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健康。因此，对公共卫生安全的侵害绝非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侵害，而是对社会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公共卫生需要的抽象、整体利益的损害。具体就本案而言，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将“三无”普通防尘口罩冒充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销售的行为足以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从《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可知，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等途径进行传播；人群普遍易感，而过滤效率达到国家标准的防护口罩可以防止感染者喷射飞沫，降低飞沫量和喷射速度，还可以阻挡含病毒的飞沫核，防止佩戴者吸入，是预防新冠××毒的重要防线。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明知所销售的口罩不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却对外宣称口罩为能防病毒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所销售的口罩流入市场或被使用超过100余万个，遍及全国21个省市。显然，众多消费者购买口罩的目的是为了在疫情期间防范病毒传播，而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所销售的“三无”普通防尘口罩根本无法达到防止飞沫、病毒传播的目的，被告销售的“三无”普通防尘口罩被不知情的佩戴者在户外出行、公共场所停留、防疫关卡执勤、医院诊疗等各种日常生活、工作场景中使用，不仅可能会令使用者本人存在被病毒传染的极大风险，更无法阻隔病毒通过飞沫等途径在人群间传播，此时佩戴口罩形同虚设更极具欺骗性，可能造成病毒的大肆传播，给社会公众健康造成极大的风险，对疫情防控产生不良后果。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社会、企业乃至社会每个个体都被极大的动员起来，为疫情防控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形成一个严密、有效防范疫情蔓延的公共卫生应急秩序体系，而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所在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对公共卫生应急秩序体系危害巨大。综上，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危害公众健康、侵害公共卫生秩序，构成对社会公众公共卫生安全利益的侵害。二、关于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应承担何种民事侵权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1.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四被告就其侵害行为，在已流向市场的伪劣口罩数额范围内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私法机制实现本应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目的的特殊惩罚制度，惩罚的目的并非为了救济私人权益而是为维护公共利益，立法之所以将惩罚性赔偿金赋予受害者个体所有，是为激励受害人积极执行法律，从而使惩罚性赔偿制度真正发挥功效，因此，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消费领域为保护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符合该条规范要件的前提下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其次，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符合当前司法政策精神。既然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补偿，而是惩罚与威慑，则应适用于严重违法行为，即惩罚性赔偿以恶意侵害或有意无视他人权益的严重不法行为为适用条件，本案四被告明知所销售的是“三无”普通防尘口罩，对疫情防护没有作用，且存在危害一线防疫人员身体健康的危险，仍继续进行销售，主观上明显具有有意无视他人权益的恶性，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倍惩罚性赔偿。第三，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公益诉讼，赔偿请求所涉及的损失是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集合性、公益性的利益损失，是整个社会公共卫生领域公共利益的抽象性损失，具有不可分性，该公共利益损失与特定个人或群体的个体利益损失无涉，是对危害公众健康、侵害公共卫生秩序等公共卫生安全造成的损害，并非以个体消费者或特定消费者群体遭受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计算损害，而是以整个公共利益的抽象损失为基础衡量，无法通过特定消费者提起的私益诉讼予以弥补。第四，公共卫生安全作为一种公益性最强的公共产品，直接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权益与健康公平，提供、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具有正外部性，而侵害公共卫生安全则具有负外部性，一正一负间更加剧了市场机制的失灵，确有必要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得侵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人给予经济上的惩罚、威慑。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明知其销售的口罩不符合疫情防护标准，仍以隐瞒真相、提供虚假的资质证明和生产合格证照片等方式对外宣传其口罩为具有病毒防护功能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应就其已销售且流入市场的产品销售金额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经审计，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销售伪劣口罩金额总计1736011元，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按前述销售金额三倍即5208033元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另被告邹理林参与上述伪劣口罩的销售，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邹理林在2639969元赔偿金范围内与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2.关于公开赔礼道歉的问题。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以隐瞒真相、误导消费者等欺诈方式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三无”普通防尘口罩，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行为是对全社会每一个个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漠视和亵渎，已构成对社会消费者整体共同的安全权、健康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权益的侵害，依法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因本案涉及到的购买者涉及多个省市，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四被告就其侵权行为在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条、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十九、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惩罚性赔偿金5208033元。二、被告邹理林在2639969元赔偿金范围内与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道歉声明的内容须经本院审定），相关费用由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负担。四、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邹理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支付会计审计费29999.9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466.23元，由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负担，被告邹理林在24567.53元范围与被告刘龙献、程鹏、刘少莹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双武审 判 员 ： 朱 力审 判 员 ：施龙西人民陪审员 ：钱振华人民陪审员 ： 沈 爱人民陪审员 ： 周 卉人民陪审员 ： 徐 军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何其明书 记 员 ： 王 晖书 记 员 ：戴坤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