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05民初5243号原告:李春霞,女,196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xxx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伶,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4号300室。法定代表人:燕少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宽,该公司返聘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天津天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达,男,1995年8月7日出生,汉族,xxx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原告李春霞与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李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春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伶、梁波,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宽、刘畅,第三人李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春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订报款7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25日,我通过被告公司员工刘宝庆,向被告支付了订报款90000元,用于订购每日新报。但是被告收取订报款后,并未给本人订购报纸,为此我曾找被告要求退还订报款,可是被告仅陆续退还了我订报款14000元,至今尚有76000元未予退还。另外,针对本案我曾于2014年8月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经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立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驳回了我的起诉。现本案中刘宝庆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已经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并作出(2016)津0105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宝庆犯职务侵占罪,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并发还被害单位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因此,本人与被告之间因订报产生的纠纷仍应属于民事纠纷,现该纠纷尚未解决,我的损失尚未得到补偿。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公司从未收取过原告李春霞交纳的90000元订报款,原告将该款项交给了我单位原投递员刘宝庆,刘宝庆违反公司规定,利用单位订报票据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其向原告开具的票据不能作为我们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刘宝庆将原告的订报款据为己有,目前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其违法所得并未退还给我公司,故我单位不应承担退还原告订报款的义务。再有,原告在诉状中称,其曾于2014年8月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案移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但事实上却是,当时是以李达的名义向我公司提起的诉讼,而且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李达表示李春霞没有参与订报,实际是李达给了刘宝庆90000元,李春霞只是替李达垫付了90000元订报款,并且该笔订报款李达已于2013年12月还给了李春霞。综上,我公司认为,原告李春霞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没有诉权,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李达述称,原告李春霞是我老姑,我们是亲戚关系,因为订报款是以我的名义交纳的,所以上次是以我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由于此事只是以我的名义订报和返款,我始终就未参与,所以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0月至2014年1月间,案外人刘宝庆系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下属河北区北安道报站的投递员,负责投递《每日新报》并向客户征订该报纸等工作。原告李春霞与第三人李达系姑侄关系。2013年10月,原告李春霞从其同事刘宝琴处得知刘宝琴的弟弟刘宝庆可以办理订报纸返款的业务,经与刘宝庆洽谈后,原告李春霞决定订500份每日新报,并于2013年10月25日将其名下账户中的90000元汇至刘宝庆在建设银行(账号为43×××13)的账户中,同时刘宝庆给原告开具了订户名称为“李达”的,每日新报报刊费专用收据一份,上载明:“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每日新报报刊费专用收据,X0171587,订户名称:李达,报刊名称:每日新报,起止日期:2013年12月1日-2015年4月底,份数:500份,金额:90000元(大写:玖万元)(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案外人刘宝庆收到原告的订报款后,并未向原告李春霞或第三人李达派送报纸,亦未将全部订报款上交到被告处。2013年12月23日刘宝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李达建设银行(账号为00×××42)的账户中汇款8400元,于2014年1月28日向第三人李达同一账户汇款7000元。此后因案外人刘宝庆未再继续返款,原告侄子李达遂于2014年8月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返还订报款,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查后将案件移送至本院审理,因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并已被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立案侦查,故本院于2015年7月27日以(2014)北民初字第62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李达的起诉。2016年5月13日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刘宝庆涉嫌职务侵占罪向本院提起公诉,2016年6月28日,本院以(2016)津0105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宝庆利用代表公司收取订报客户订报款的职务便利,以订报返款的名义,收取韩广勤、刘秀荣、张树香、吕以秀、王向昆、王桂香、李春霞七人订报款共计人民币1143000元,采取将给订报客户的收据联按实际订报款数额填写,将上交给公司的订报收据改为小额订报款的手段,将其中2685元上交北安道报站财务部门,其余订报款进行截留。刘宝庆将截留款中的516400元用于向订报人返款,剩余订报款623915元据为己有。本院据此判决:“一、被告人刘宝庆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18日起至2020年9月17日止。)二、依法追缴被告人刘宝庆的违法所得62.3915万元,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现该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此外,原告李春霞陈述的已支付订报款、已返款、未返款数额与刘宝庆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及(2016)津0105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刘宝庆共收取订报款1143000元、上交2685元、用于返款516400元、据为己有623915元(韩广勤38000元+刘秀荣58000元+张树香62000元+吕以秀20400元+王向昆72250元+王桂香299950元+李春霞76000元-已上交2685元=623915元)的数额一致。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原告侄子李达为第三人,庭审中,第三人李达表示,原告李春霞是以其名义订的报纸,并借用其建设银行的账户收取返款,往来款项均系原告李春霞的钱款与其无关。被告则以抗辩理由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和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案外人刘宝庆作为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负责向客户征订、投递报纸等工作,其在工作期间与原告进行订报业务的洽谈,收取原告支付的订报款并开具了盖有被告收款专用章的订报专用收据的行为均系其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此外,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津0105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亦认定刘宝庆因将被告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侵害了被告的财产权,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并追缴刘宝庆违法所得后发还被告。再有,刘宝庆开具的订报专用收据的订户名称虽为李达,但实际交款人是原告李春霞,且第三人李达亦当庭认可是李春霞以其名义进行订报和返款,其并未参与此事。因此,应认定是原告李春霞与被告建立了报刊征订的合同关系。此外,虽然刘宝庆向第三人李达银行账户中两次汇款的金额共计为15400元,但依据刘宝庆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及(2016)津0105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数额,除该90000元的报刊征订合同应予以认定外,还应确认刘宝庆给原告订报返款的金额为14000元。由于刘宝庆并未将全部订报款实际上交给被告,导致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报刊征订合同未能实际履行,现原告主张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报刊征订合同,属合理要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原告支付的订报款应由被告承担返还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订报款76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双方并无合同关系,亦未收取原告的订报款以及刘宝庆的违法所得也未追缴至被告处的抗辩意见,不能作为被告拒绝履行返还订报款义务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依法应予以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春霞以第三人李达名义与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订立的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底500份《每日新报》的报刊征订合同;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一次性返还原告李春霞订报款7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0元,减半收取为850元,由被告天津报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淼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王婉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