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2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卫红，女，1966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陈家小园70幢105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江苏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剑，男，1981年4月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中南世纪花城7幢2404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志和，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卫红因与被上诉人杨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02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卫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剑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没有约定注册资本出资问题和付款时间、支付对象，但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有，股权转让协议是工商部门的格式文本，应结合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进行综合认定。本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真实意思是受让杨剑的认缴出资额，无须实际支付对价给杨剑，本人只负有在2028年4月30日前向公司的出资义务。杨剑辩称，罗卫红一直混淆其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和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其称新获得的9%股份股权，没有出资时间系错误陈述，相关的出资形式、出资金额、出资时间在工商备案的江苏中杨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杨公司）的工商内档当中有明确的记载，且罗卫红新获得的股权出资变更是由罗卫红本人完成。罗卫红称当时的真实意思是受让杨剑的认缴出资额，其无需支付对价给杨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罗卫红的上诉请求。杨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卫红向本人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45万元及上述欠款至判决生效之日产生的利息；2.判令罗卫红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剑与罗卫红均系中杨公司股东，2018年3月5日，杨剑（出让方）与罗卫红（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中杨公司股权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转让部分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同日，中杨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杨剑的股权占比由60%变更为51%，认缴出资额为255万元，出资时间2028年4月30日；罗卫红的股权占比由40%变更为49%，认缴出资额为245万元，其中案涉的45万元出资时间为2028年4月30日，另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2018年3月31日，上述有关股权变更的章程修正案经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2020年3月20日，杨剑在中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期间，要求罗卫红支付案涉的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诉讼中，杨剑对其利息主张的计算时间及标准进行了明确，要求从2018年3月5日开始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属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罗卫红应当按照约定价格支付股权转让款。案涉协议中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未作约定，双方对此亦未达成补充协议，故罗卫红应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即2018年3月31日支付相应款项。杨剑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8年4月1日起开始计算，其中2019年8月20日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罗卫红辩称协议约定的转让价45万元实为认缴出资，而非支付给杨剑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杨剑以45万元的价格将案涉股权转让给罗卫红，协议并未提及注册资本的出资问题。同时，罗卫红作为中杨公司的股东，对案涉股权相关的出资情况完全清楚，并不存在误解的情形。罗卫红的上述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判决：一、罗卫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杨剑股权转让款45万元。二、罗卫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剑上述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杨剑其他诉讼请求等。二审中，罗卫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1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股东会决议一份、合作协议一份、书信一份，上述证据证明2018年1月20日前杨剑同意将其工商备案的60%的股份划转9%给罗卫红，即当时杨剑股份实际已变更为51%，罗卫红股份实际已变更为49%；第二组证据，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一份，以证明杨剑9%的股权作价45万元由罗卫红以认缴的方式在2028年4月30日前向中杨公司交付，亦证明中杨公司的内部分工为罗卫红分管财务及市场销售，杨剑分管技术；第三组证据，2017年12月、2018年1季度、2018年、2019年公司损益表四份，以证明杨剑在减少认缴45万元股权款的情况下再索要45万元股权转让款不符合事实；第四组证据，股东会通知及2020年3月20日中杨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两个版本，以证明杨剑利用工商流程环节的股权转让协议向罗卫红索要45万元不符合事实；第五组证据，记账凭证的背面纸张，上述记账凭证的背面部分系已作废的股权变更协议，该股权变更协议内容明确了根据2018年3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杨剑将注册资本45万元9%的股份转让给罗卫红，因该协议不符合工商部门要求所以作废。杨剑质证意见，对罗卫红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不能达到罗卫红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中杨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该损益表系罗卫红非法控制中杨公司财务期间虚增公司成本而制作形成，该组证据与杨剑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之处。对第四组证据的第一份股东会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该会议纪要系罗卫红自行制作打印，并无杨剑签名确认，对第二份股东会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该份股东会会议纪要签字处注明要求罗卫红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对第五组证据，该证据系罗卫红非法控制中杨公司财务管理期间打印电子发票的废旧纸张，且经过裁剪并不能形成一份完整的涉及本案的股权变更协议，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杨剑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8）最高法民再197号再审判决书。2.（2019）黔01民终714号案件民事判决书。3.（2021）皖02民终61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以上三份判决书证明股权转让款与股东出资款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不应混淆。股东出资款不属于股权转让纠纷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审理范围。4.（2021）苏0602民初2416号案件中罗卫红提交的证据目录。5.2017年12月21日罗卫红向杨剑发送的QQ聊天记录。上述两份证据证明罗卫红为达到其所谓股权转让款为零对价的诉讼主张，在本案二审听证程序中就股权转让的交易背景即股权转让时中杨公司的经营盈利、发展前景及股东实际分红状况作出重大虚假陈述。6.（2020）苏06民初23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2020年9月10日），证明罗卫红在关联诉讼中多次故意虚假陈述。7.2019年12月29日罗卫红向杨剑发送的QQ聊天记录，证明罗卫红受让案涉股权后，在实际控制中杨公司财务期间通过增加税前成本摊销报销，获得实际股东分红比例相应由40%提高至49%。现罗卫红主张该部分股权其应零对价取得，缺乏法律依据。8.2018年3月30日罗卫红与杨剑的QQ聊天记录一页，证明罗卫红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备案流程做虚假陈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3月5日，并非罗卫红陈述的2018年3月30日双方在工商登记大厅临时现场签订。9.案涉股权转让公司备案工商部门归档记录表及中杨公司授权委托书，证明罗卫红作为中杨公司委托代理人单独前往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备案登记的时间为2018年3月30日，晚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即2018年3月5日。10.2018年1月至3月期间中杨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一份，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时，中杨公司现金流充足。11.2017年12月25日的QQ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12月25日，罗卫红通过QQ要求以增列公积金走账模式进行分红。12.公积金职工流水单，证明自2017年底罗卫红使用中杨公司账户为其配偶王金华支出缴纳公积金，该费用作为罗卫红的实际股东分红。13.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表，证明自2018年起罗卫红使用中杨公司账户为其配偶王金华支出缴纳社保养老金，该费用作为罗卫红的实际股东分红。14.2020年1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杨剑作为中杨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在2020年1月要求罗卫红对中杨公司既往账目虚增成本税务问题自查自纠，但遭到其拒绝和人身威胁。15.2017年12月21日、12月25日、12月28日的QQ聊天记录，证明中杨公司2017年度扣除应收账款30万元后，全年真实销售收入约155万元，真实税前利润约60万元。根本不存在罗卫红虚假陈述的“当时公司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公司损益表统计数据是由罗卫红非法控制中杨公司财务管理期间通过多种途径虚增经营管理成本而制作得出。16.2019年1月5日、1月13日的QQ聊天记录，证明中杨公司2018年全年累计销售额达257万元，罗卫红计算得出2018年度两股东实际可分红金额分别为372059元、242250元。然而罗卫红在本案二审中谎称中杨公司2018年度亏损为35000元，其本人从来没有领取过分红系虚假陈述。17.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流水明细一页，证明截止2018年12月中杨公司现金流充足。罗卫红经质证认为，证据1、2、3系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杨剑的证明目的；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隐瞒财务状况以及存在虚假陈述的问题；证据5-9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杨剑的证明目的；证据1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现金流是否充足涉及多维度，比如公司的经营目标、经营计划及经营开支等；证据11系不完整的聊天记录，对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12-13，公积金的缴纳是公司社会义务，与本案并无关联；对于证据14，该微信记录是2020年1月，系虚假材料，仅就时间而言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15-17，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对于罗卫红提供的证据，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杨剑于2018年1月20日已认可并非按照各自股权比例进行分红。第二组证据中的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股东会决议一审已提供，二审不作为新证据。第三组证据系中杨公司财务账册中的损益表，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中杨公司的2017、2018、2019年度的经营情况。第四组证据系罗卫红、杨剑各自签名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有列席律师签名，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五组证据系财务凭证中记账凭证的背面部分载明的股权变更协议，该协议虽已作废，但该作废的协议上有杨剑签名，至少证明杨剑在签署股权变更协议时并不要求罗卫红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于杨剑提供的证据，证据1-3因其未提供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9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0、12、13、17因其未提供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1、14、15、16因其未提供原始载体，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上述证据10-17并不能达到杨剑的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3月5日，中杨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通过以下事项：1.根据杨剑、罗卫红的实际情况，同意杨剑将公司9%的股份转让给罗卫红，注册资本45万由罗卫红以货币形式认缴。2.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时间变动。杨剑、罗卫红签字确认，中杨公司于落款处加盖公章。还查明，2018年1月20日，杨剑与罗卫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以下内容，罗卫红于16:05时发送“分红20万，马%*20=1万，杨48.45%*20=9.69，罗46.55*20=9.31”、“我直接将股份按照5%、48.45%、46.55%计算的”、“有异议请指出”、“空闲时工商章程修改备案”、“马老师的5%暂时不在章程中体现”，杨剑于18:19时发送“OK手势”。另查明，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罗卫红与中杨公司及杨剑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苏06民初233号。二审争议焦点：罗卫红获取中杨公司的案涉9%股权是否需向杨剑支付45万元对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杨剑依从工商登记部门复印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与罗卫红所举证据相比，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明优势，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理由概述如下：首先，杨剑与罗卫红虽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杨剑作为出让人并不持有该债权凭证原件，其起诉证据从工商登记机关复印取得不符合商事主体间转让股权的交易习惯，杨剑称系因罗卫红要求只签一份协议的理由甚为勉强。其次，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为杨剑直接持有与仅仅出现在工商登记机关相比，对杨剑享有债权的证明力应大不相同。在前者，应当认定其享有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权利，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后者，股权转让协议的外在作用表现的是公司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必须提供的文件，以对外宣示股权之变动及股东之变更。实践中，当事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掩盖真实意图的情形并不鲜见，因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订立，抑或股权转让之内容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须结合其它证据，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判断，以探求双方当事人之真实意思。再次，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罗卫红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的约定与罗卫红提交的证据明显相左。罗卫红所举的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并无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内容；罗卫红所举的同日形成的股权变更协议虽已作废，其内容对双方没有约束力，但该作废的协议上有杨剑签名，至少证明杨剑在签署股权变更协议时并不要求罗卫红支付股权转让款；罗卫红所举的2018年1月20日与杨剑的聊天记录，证明其时双方股权尚未转让，但又按转让后相近的持股比例进行分红，并且商定空闲时工商章程修改备案，从而也间接证明罗卫红受让股权无须支付对价。最后，双方转让之股权系认缴出资部分，该出资期限为2028年4月30日，将尚未出资的股权以足额的价格转让并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义务，与常理不符。当然，也不绝对排除当事人在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看好公司发展前景的情况下，经过充分协商签订有前述内容的协议，但杨剑并未提供双方就此进行充分协商的证据。此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直至2020年3月20日杨剑在股东会会议纪要上签署意见要求罗卫红支付股权转让款，除此之外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杨剑并无证据证明其向罗卫红主张过股权转让款亦有违常理。在该股东会议上，杨剑与罗卫红就8个表决事项均持相反意见。此后不久罗卫红即于2020年4月1日提出解散公司之诉，证明杨剑系在股东之间产生分歧之后方主张股权转让款。以上表明，从聊天记录中股权转让前的分红比例及修改章程备案的商定、到转让时股东会决议内容乃至转让后在双方未约定给付期限的情况下杨剑长时间未向罗卫红主张权利，罗卫红所举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致的、连贯的，进而对其上诉主张形成较强的证明力，杨剑的证据与之相比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明优势。综上，罗卫红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02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保全费3270元，合计11320元，由杨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杨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建兵审判员  沙 楠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单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