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8372号原告(反诉被告)：储荣高，男，1982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田勇，男，1966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林，上海市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静，女，1976年11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林，上海市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辉，女，1978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XXX号3-6-3。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林，上海市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瑜鑫，女，1984年9月1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南一经街XXX号1-10-2。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红，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储荣高与被告田勇、刘静、第三人王辉、李瑜鑫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被告田勇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于2020年8月11日进行公开开庭。后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合伙期间的财务情况委托审计。本案于2021年6月4日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原告储荣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被告刘静，第三人王辉、李瑜鑫，被告田勇、刘静、王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林，第三人李瑜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红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储荣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田勇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合同》于2020年8月11日解除；2.被告田勇、刘静共同支付原告违约金20万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0万元；3.第三人王辉、李瑜鑫对被告田勇、刘静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田勇和刘静系夫妻关系。原告与田勇于2017年6月1日签订《合作办学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办一所民办学校，原告负责办理教育资质和许可证等资料，田勇负责招生等工作，还约定了双方的股份比例、相应的权利义务等。后原告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田勇的合同义务实际由刘静履行。上海新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公司)就是合同中约定的学校，但刘静要求其不做显名股东，故只登记了储荣高为股东，但储荣高确认刘静享有49%股权。原告多次要求分红并了解学校相关运行情况、查看原始凭证，但均遭到两被告拒绝。原告又发现两被告擅自转移办学收益，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权利，原告多次找两被告协商未果。两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故要求解除《合作办学合同》，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违约金20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原告共计投入818,500元，该些投入即为原告的损失。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王辉和李瑜鑫与两被告作为一个团队在履行，因此要求王辉和李瑜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在2020年8月11日的庭审中表示同意解除《合作办学合同》，故合同于该日解除。审理中，储荣高又改称：《合作办学合同》未约定田勇要成为新奥公司股东，只是约定其在学校中占有的份额，学校不是指新奥公司，双方合作的只是一个教学点。被告田勇、刘静共同辩称：同意解除《合作办学合同》，解除后应当进行对账清算。两被告不存在违约，因此不同意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且原告实际投入只有344,000元。原告未按约委派财务，未将田勇登记为新奥公司股东，原告存在违约。被告刘静是实际运营人，如果存在违约，应由刘静承担责任，田勇不应承担责任。审理中，被告刘静又改称：刘静并非《合作办学合同》的相对方，不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第三人王辉述称：不同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辉确实与刘静是一个运营团队，担任店长，负责日常管理、招生、收取学费等。第三人李瑜鑫述称：不同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瑜鑫不是合同相对方，故对原告的诉请1和诉请2不发表意见，与李瑜鑫无关。对原告的诉请3，原告未明确要求李瑜鑫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李瑜鑫与被告存在共同违约或侵权。被告田勇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原告储荣高支付田勇违约金20万元；2.原告储荣高支付田勇股权折价款294,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和田勇签订《合作办学合同》，约定原告出资40万元，田勇出资20万元，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具有办学许可证的公司，持股比例为49%和51%，合作期间在松江区双方不得与其他人员和机构再签订涉及专业相同、相似的类似协议、合同。合同签订后，新奥公司注册设立，但原告违反约定，未将田勇登记于该公司股东。后原告又将办学许可证租借给其他机构使用，与他人开展合作。因此，原告提起反诉。关于股权折价款的计算方式为，以新奥公司资产价值60万元计算，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当支付田勇49%股权的折价款294,000元。原告储荣高针对被告田勇的反诉辩称：不同意田勇的反诉请求。新奥公司确实只有储荣高一个股东，但原、被告合作只是以新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教学点，田勇在合作中享有49%的份额。原告已经按约并超额出资，不存在违约。田勇不是股东，不享有股权折价款。被告刘静和第三人王辉同意被告田勇的反诉请求。第三人李瑜鑫述称：李瑜鑫仅为新奥公司的董事和员工，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与《合作办学合同》项下纠纷无关。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日，原告储荣高与被告田勇签订《合作办学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办学，学校名称：(空白)，开设专业：舞蹈类、表演类；股份比例为储荣高投入资金40万元，占学校股份51%，分三次投入，第一次2017年6月1日前10万元，第二次2017年7月20日前10万元，第三次2017年9月1日前20万元。田勇投入资金20万元，占学校股份49%，资金投入时间与储荣高同期，金额为5、5、10万元；储荣高享有委派财务负责做账、共同管理学校财务收支、享有从学校收益中获得分红的权利等，负有办理学校教育资质和许可证等资料等义务；田勇享有招生、自主联系业务、对外签订合同、聘用任课教师、工作人员、按国家规定决定工作人员的工资、享有从学校收益中获得分红等权利，负有组织招生、教学和日常管理、制定教学计划和大纲等义务；学校经营活动相关的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由田勇按用途确定支出，田勇每月提供运营财务情况报表，学校每学年结算一次，双方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协商继续投入或分红，分红比例为储荣高51%、田勇49%；合作期间内在松江区双方不得与其他人员与机构再签订涉及专业相同、相近的类似协议、合同；双方不得违约，在期满6年内，如一方违约应承担对方经济损失，违约者应承担违约金20万元；本协议书暂定合作期限为6年，自合同签字生效之日起算。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租赁位于松江区文诚路XXX弄XXX号的房屋，自2017年9月开始以“新奥艺术培训中心”的名义对外招生。田勇委派刘静负责学校经营，第三人王辉担任店长，第三人李瑜鑫系老师，并配合招生。双方未开立专门账户用于学校经营，而是使用刘静、王辉、李瑜鑫、储荣高的个人账户收取学费、支付费用等，也未聘请财务进行记账，而是由王辉手工记账。2018年11月，新奥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储荣高，法定代表人为储荣高，注册资本为10万元。2019年9月30日，新奥公司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新奥公司账户开立后，部分学费、物业费、房租等通过新奥公司账户收支。2019年12月，储荣高要求刘静提供运营数据，刘静表示同意并相约见面。2020年6月，李瑜鑫要求储荣高商量复课事宜，并询问储荣高“还想了解一点什么，我提前准备”。在本案2020年8月11日的庭审过程中，田勇表示同意解除《合作办学合同》。双方约定由储荣高负责处理学生退费事宜，学校的资产由储荣高接收。另查明，储荣高确认新奥公司在松江区谷阳北路开办了学科类的教学点。审理中，本院要求合作双方进行对账，但未果。故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双方合伙期间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该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储荣高投入投资款344,000元，刘静(田勇)投入投资额款86,100元。合伙期间的收支余额为2,133.39元。刘静(田勇)收支余额为141,357.64元，储荣高收支余额为-139,224.25元。审计报告“其他事项”中记载：1.新奥艺术培训中心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引流学员并代收学费，尚有余额18,232元，由王辉账户收支；2.合作办学剩余资产未确定金额。上述2项未列入合伙期间的收支。后双方确认合作办学剩余资产价值1万元。以上事实，由《合作办学合同》、新奥公司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微信聊天记录、审计报告等，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田勇提供的网页截屏、新奥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等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储荣高与被告田勇签订的《合作办学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具有相对性，上述合同仅约束储荣高和田勇，故原告要求刘静、王辉、李瑜鑫承担共同责任或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合同约定，储荣高和田勇合作开办学校，分别占学校股份51%和49%。田勇认为新奥公司就是合同约定的学校，但储荣高未将田勇登记为股东，构成违约。对此，本院认为，合同中并未约定由两人成立公司，仅约定开办学校，且田勇在得知储荣高未将其登记为新奥公司股东后未提出异议。因此，结合合同约定以及实际履行情况，本院确认，储荣高和田勇系合伙开办位于松江区文诚路XXX弄XXX号的教学点，并以新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故对于田勇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合作办学合同》暂定合作期限为6年，但储荣高要求解除合同，田勇亦表示同意，故本院确认《合作办学合同》于2020年8月11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因双方无法自行清算，故本院委托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项审计。该公司在充分听取双方关于合作模式、款项收支方式等陈述，并核对双方提供的手工账册、银行流水、支付宝、微信等收支凭证的基础上形成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审计报告中记载的“其他事项”，其中与第三方合作引流学员产生的余额18,232元应计入合伙财产，因该笔款项由王辉收取，故应计入刘静(田勇)的收入；办学剩余资产双方确认价值1万元也应计入合伙财产，因剩余资产由储荣高处置，故应计入储荣高的收入。据此，刘静(田勇)的收支余额应为159,589.64元，储荣高的收支余额应为-129,224.25元。原、被告对于审计报告提出的异议，均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因此，田勇应当先向储荣高支付其垫付的129,224.25元，剩余30,365.39元系合伙盈余，按照双方合伙份额进行分配，即储荣高应分配得15,486元(51%)，田勇应分配得14,879.39元(49%)。综上，田勇应当向储荣高支付共计144,710.25元。在储荣高和田勇的合伙期间，两人均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出资，两人违约程度相当，对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从储荣高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刘静或李瑜鑫一直配合储荣高要求了解学校运营情况、查看账目等要求，并不存在拒绝储荣高查账的情形。储荣高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合伙期间存在盈利且田勇拒绝分配，故对于储荣高以田勇存在上述违约行为为由要求田勇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合同并未约定由储荣高和田勇成立公司，故储荣高未将田勇登记为新奥公司股东不构成违约。新奥公司在松江区谷阳北路的教学点系学科类，与本案所涉教学点系不同类型，故亦不构成违约。因此，田勇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储荣高与被告(反诉原告)田勇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合同》于2020年8月11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田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储荣高144,710.25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储荣高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田勇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被告田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95元，合计诉讼费16,29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储荣高负担5,303元(已付)，被告(反诉原告)田勇负担10,992元(已付4,395元，余款6,59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审计费80,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储荣高负担40,000元(已付)，被告(反诉原告)田勇负担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慧书记员  朱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5.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