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峰，湖北天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日崇。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群英，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斌因与被上诉人罗日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7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峰，被上诉人罗日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群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决撤销罗日崇于2019年4月18日胁迫张斌签署的“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的协议条款。三、判决罗日崇支付其下欠的胚布款1857218.5元给张斌。四、由罗日崇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及撤销权诉讼的交通、律师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认识论规律，将法律的一般性规则与特殊性规则进行了颠倒性适用，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另一事实属于“特殊的免证规则”。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斌虽然按照罗日崇的要求在其记录本上签署了协议条款，但张斌在法定期限内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权诉讼。张斌于2019年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因法院工作安排的原因，未有给予立案。后来，由于疫情的影响，直到2020年才予以立案。张斌向法院起诉的事实，表明对有瑕疵的民事法律行为提出撤销是其基本的意愿。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案涉胚布款是张斌与罗日崇在2014年进行交易的布款，一直拖欠了多年未予结清。在万般无奈之下，张斌从2018年8月起直接到罗日崇开办的布行住所地租住旅店进行索款。其间，甚至接收了罗日崇卖不出去的过时下脚布料，并且对价格还不得提出异议。张斌提出按原价退回胚布的意见，直接被罗日崇否定。可见罗日崇已经霸道到什么程度。试想一下，张斌在与罗日崇做胚布生意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如何会自愿放弃对百万元以上货款的索要。一审判决将日常生活经验规则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界定为一种自愿行为，是一种偏离法律价值的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将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规则推定出另一事实的无需证明规则模式，推演为需要证明规则模式，颠倒了法律适用的先后顺序。显然是一种违反法律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况且，法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最为直接的证据。二、案件的基本事实不清。罗日崇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事人双方交易金额达3000多万元，未有证据证实，也不是事实。关于未付货款打五折之说，也与事实相差很远。2019年4月18日签订协议时，罗日崇支付了98万元的部分货款，还有一部分是在张斌起诉以后，直到开庭前支付的。除去该98万元，还有l857218.5元至今未付。签协议时未付的货款为2837218.5元，即使按罗日崇所说打5折，也不应是98万元。请求二审对该部分事实进行审查。张斌不可能对上百万元的货款自愿放弃。三、一审法院送达判决书不符合法律文书的形式要件。罗日崇辩称，张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张斌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张斌以受到罗日崇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其亲笔书写的“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的条款，但张斌自起诉至今没有提交任何其受到罗日崇胁迫的证据，且罗日崇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张斌从未受到胁迫。上述条款已经履行完毕，履行过程中张斌一直没有表示异议，该条款不符合受胁迫的法定可撤销的情形。1.案涉条款是张斌于2019年4月18日下午在罗日崇店铺所在的花都狮岭皮革市场的档口中签订，当时正值皮革市场业务繁忙时段，整个皮革市场都是人来人往，店铺也是客户频繁出入，不存在胁迫的客观可能。而且，该条款全部是张斌自行亲笔书写，体现了张斌的真实意志。2.张斌在书写案涉条款后第二天、第三天，主动微信联系罗日崇并称罗日崇为兄弟，说明张斌签订条款后与罗日崇关系如常。如其当天是受罗日崇胁迫而书写条款，不可能如此。张斌受胁迫之说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也完全不符合常理。3.张斌在亲笔书写了案涉条款后至今，没有采取报警等任何措施证明当时亲笔书写条款时受到罗日崇的胁迫。4.张斌亲笔书写案涉条款后，罗日崇一直在陆续向张斌还货款，且有时是主动支付，张斌所称情况与事实不符。另外，张斌称为了向罗日崇催收货款而租住旅店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张斌长期在广州生活，与其他商户也有贸易往来，其起诉状中的联系电话135××******也是广州移动的号码，该号码张斌已经使用多年。张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罗日崇于2019年4月18日在结算单上胁迫张斌签署的“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的协议条款；二、罗日崇支付购胚布所欠1857218.5元货款给张斌；三、由罗日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撤销权诉讼的交通、律师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张斌与罗日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9年1月20日，张斌与罗日崇经对账作出对账明细单，载明罗日崇支付货款情况等并确认尚欠货款3824354.05元，罗日崇签字确认：“此对账正确”。2019年4月10日，双方再次对账并作出对账明细单，主要内容有：2019年4月9日，罗日崇微信转账1万元，张斌2019年1月20日－2019年4月10日购罗日崇印花布及印花加工费共计100170元，2019年1月20日罗日崇与张斌对账，罗日崇欠张斌货款3824354.05元，3824354.05元－10000元－100170元＝3714184.05元。综上所述：罗日崇欠张斌货款3714184.05元整。罗日崇在该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此对账正确”。2019年4月18日，张斌在一张累计欠款3714185元的表格上写下如下文字：“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张斌陈述：罗日崇威胁说如果不签字以后就要不到钱，这些文字是张斌口述叫其写的。罗日崇称不给钱，这就是对其最大的威胁，其在皮具城旁边租房住了一年多，就是为了向罗日崇催款。当时是口头说的，其没有证据提交。罗日崇否认张斌的上述意见，其陈述：张斌书写上述文字后，在微信沟通中称罗日崇为兄弟，其一直有向张斌支付货款，与张斌所称不签字就不付钱不符。双方从2013年合作以来，交易金额达3000多万元，张斌说将未付货款打5折，还欠180多万元，再减去其在2019年3月11日至同年4月17日所支付和抵偿的货款，得出再支付98万元的意见。在此情况下，张斌书写了上述文字。之后其已付清98万元货款。罗日崇提交与张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斌书写上述文字后，仍与其保持联系。经一审法院核对，张斌在微信上称罗日崇为兄弟，多次告知罗日崇到达广州北的时间，罗日崇表达去接和不去接的意见，张斌每次收取货款后也告知罗日崇，双方微信聊天还涉及货款及其他方面的沟通内容。罗日崇提出其还向张斌支付或抵偿了如下货款：2019年3月11日80000元，2019年4月12日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19年4月13日50000元，2019年4月13日张斌取货抵款1150元，2019年4月16日张斌取货抵款287元，2019年4月14日50000元，2019年4月14日借款担保款抵偿货款500000元，2019年4月25日8000元，2019年5月22日2092元，2019年6月20日8722元，2019年6月23日1680元，2019年7月23日3945元，2019年9月3日200000元，2019年9月4日80000元，2019年9月10日20000元，2019年12月3日张斌取货抵款65000元，2019年12月5日张斌取货抵款500682元，2019年12月9日张斌取货抵款84500元，2019年12月13日3000元，2020年6月10日2379元。张斌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张斌与罗日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双方对账至2019年4月10日罗日崇还欠张斌货款3714184.05元，有对账单予以证实，且双方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斌主张受到罗日崇威胁写下了“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但张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了罗日崇的威胁；张斌签字前后罗日崇一直陆续向张斌支付货款，张斌所称的罗日崇不愿支付货款与事实不符；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张斌签字前后一直称罗日崇为“兄弟”，沟通内容包括货款等。综上，张斌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亦与常理不符，张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张斌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所以，张斌要求撤销上述文字的请求，没有理由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文字确认罗日崇应付货款为980000元，张斌签字后罗日崇已付清该款，所以张斌要求罗日崇支付货款的请求，没有理由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斌要求罗日崇承担交通、律师费用没有理由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7月8日作出判决：驳回张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57元，由张斌负担。二审中，张斌提交如下了证据：1.出租屋租住人员登记表，用以证明张斌要账一直持续到2019年12月10日，其租住在狮岭镇专门要账。2.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查询函，用以证明张斌曾在2020年1月19日到法院起诉。3.来穗流动人口查询打印表，用以证明张斌在狮岭镇××村居委会租住有登记，注销日期为2020年1月30日，实际租住日期以登记表为准。4.邓晏军的证言，用以证明张斌自2018年8月至2019年底租住在美丽华公寓专门找罗日崇要货款。5.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张斌是专程来向旭日升布行要欠款的。6.（2020）粤0114民初7693号判决书，用以证明一审未按法律规定送达，且判决书未盖印章。经质证，罗日崇发表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相关证据都不是新证据，且已过了举证期限；张斌没有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证人都没有相应的身份，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张斌的诉讼请求为撤销罗日崇于2019年4月18日胁迫其写下的“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的协议条款，并判令罗日崇向其支付货款1857218.5元及交通费、律师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斌请求撤销的内容是否系受胁迫作出，以及罗日崇是否需要向张斌支付上述款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关于“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关于“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的规定，认定是否构成胁迫，重点在于审查一方是否实施了要挟行为，迫使另一方不得已而作出了违背本意的意思表示。就要挟行为而言，因其本质属于侵权行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应由主张实施要挟行为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张斌主张其是受胁迫写下“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现从张斌举证情况看，并无证据证明其作出上述意思表示时受到了罗日崇的威胁、恐吓。而且，张斌在事后亦未就其所称遭受胁迫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反而主动微信联系罗日崇并称罗日崇为“兄弟”。至于张斌主张其受胁迫的事实属于“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本案中并无相关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可推定出其受到胁迫。鉴于以上情况，张斌主张其受到罗日崇胁迫才写下“罗日崇付张斌98万元后，张斌和罗日崇货款全部结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张斌请求撤销其上述行为，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因张斌向罗日崇确认尚需支付98万元后，罗日崇已付清该款，张斌请求罗日崇再向其支付货款1857218.5元，并承担其支出的交通费、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15元，由上诉人张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