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新民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健（曾用名何心龙），男，197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国兴，男，195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心春，男，196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芝兰，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男，196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福建海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麦盖提县长盛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希依提墩乡二大队巴莎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薛克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福建海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立，男，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 上诉人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与上诉人薛克龙及被上诉人麦盖提县长盛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公司）、原审第三人何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4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夏建华及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芝兰，上诉人薛克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被上诉人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克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何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6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请求改判（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95万元；3．请求撤销（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4．请求改判（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保险担保费16,9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应该依据协议给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上诉人与薛克龙之间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将长盛加油站所有股份一次性以650万元转让给薛克龙，按照股权占比上诉人股份价值是552.5万元，但该协议并未有薛克龙的股份，可以看出薛克龙并未出资。因此薛克龙才答应以650万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股权转让款应为650万元。其次，何心春、何健、何国兴的出资达到了500多万元，另外还在入股后投入了1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但实际经营以来并未给上诉人进行过分红，因此我方要求薛克龙一次性支付650万元的转让款，虽超出实际股份价值，但对于上诉人投入的资金总价是不足以弥补的。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82.875万元违约金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不存在不给薛克龙办理手续及移交公章的行为，而是基于薛克龙的不履行行为而行使的抗辩权。三、一审法院认定薛克龙给何国兴支付的8,180元为股权转让款认定事实错误。该笔款项为薛克龙向何国兴支付的工资款，并非股权转让款。四、一审法院认定何心春、何健、何国兴给薛克龙支付420万元投资款与事实不符。何国兴以油款折抵投资款是有证据证实的，我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凭证可以证明给薛克龙支付的投资款已经达到500多万元。五、本案中长盛公司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薛克龙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在明知公司股权是上诉人各方共有的情况下还将公司登记为自然人独资所有，薛克龙占股100%，这完全是公司行为，因此我方认为长盛公司应在本案中承担支付义务。 薛克龙辩称，1．根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内容约定加油站的所有股份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说明加油站的所有股份股价总额为650万元。协议的第二页内容，夏建华等四人已经对出让的股份比例以及股权折价做了明确约定，夏建华等四人在股权比例和股权折价金额处均为夏建华等人手写，且各自在上面盖了手印，不但有签名手写部分还有盖手印，夏建华等4人股份转让款总共就是552.5万元，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协议书中写650万元是包含薛克龙的15%股份在内。在协议书第二页的第七条第五项薛克龙之所以没有填写和签名，是因为余下的股份就是薛克龙一个人的，无需填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建华等四人出让的股权转让款总共为552.5万元，认定事实正确。2．夏建华等四人在与薛克龙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未与薛克龙办理股权交接手续，夏建华还一直住在加油站，至今未退。协议第一段内容约定，夏建华等四人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立即交付加油站的所有资质手续，包括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等，但夏建华等人至今为止还没有交付，一直违约至今。3．何国兴在做股东的时候，就同时担任加油站的出纳及站长职位，协议签订后，何国兴也并未离开加油站，而是继续担任出纳和站长。夏建华在协议签订后，还继续以老板的身份在加油站加油，还对薛克龙出租加油站的事情进行大力的阻挠，造成薛克龙出租加油站没有成功，给薛克龙造成巨大的一个损失，本案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薛书泰的证人证言上也有何学群和他父亲何朝兵的电话，法庭可以核实。2017年5月18日，薛克龙签订《加油站转让合同》的时候，当时公章等所有资质材料就是被夏建华一直掌控，且至今为止这些东西还在他手上，也没有还给薛克龙或者公司。所以说夏建华以及何心春、何国兴、何健他们的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影响。4．加油站的油款长期被夏建华掌控，油款几十万单据被夏建华掌控。直到起诉夏建华后才迫不得已将油款和油款单据交还给公司，这些都可以证明夏建华等四人拒不退出公司股份，根本没有履行股东内部转让协议的约定。因此，薛克龙没有违约，是夏建华等四人违约在先。一审判决薛克龙承担违约金，不符合事实与法律，反而是夏建华等四人应当承担违约金。 长盛公司辩称，《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中，长盛石油公司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长盛石油公司不应当是本案的被告，长盛石油公司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在2017年5月16日的时候，长盛石油公司本来就是登记薛克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不存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加油站将股权变更到薛克龙名下的事实。加油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何立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薛克龙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双方《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给收购方。但事实上夏建华等四人并未按照约定履行交付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30%，即195万元。二、夏建华等四人并未退出公司经营。至今四人生活用品都在公司，一直都没有退出公司，也没有办理股权交接手续。三、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且违约状态一直持续，未履行转让协议的约定，没有理由要求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且转让协议也未约定上诉人的付款期限。四、何心春、何国兴、何健入股时一直拖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应当将拖欠的部分支付给上诉人。五、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构成违约，但计算违约金的数额却相差十分巨大，明显不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支持我方的反诉请求。 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辩称，答辩内容以我方上诉状称述为主，另补充：1．双方的股权转让款在《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6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分两次支付，并且对于支付时间是有明确的约定。2．对于夏建华等四人是否欠薛克龙投资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已查清楚，无须赘述。 长盛公司述称，长盛公司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 何立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薛克龙、长盛公司支付欠款650万元，并由薛克龙（一审庭审笔录有核实，夏建华等人陈述违约金由薛克龙承担）支付违约金195万元，共计845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薛克龙、长盛公司承担。 薛克龙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206万元。其中，何健80万元，何国兴106万元，何心春20万元；2．判令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共同支付违约金195万元；3．本案本诉、反诉费用由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9月2日，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转让方）与薛克龙（收购方）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将长盛公司所有股权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包括加油站的所有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给收购方，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转让方保证所有转让给收购方的股权，是转让方拥有的股权，转让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造事方承担；长盛加油站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转让方承担；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先付转让款500万元，等加油站全部手续变更到收购方名下时，将剩余150万元在10天之内全部付清，变更加油站所有手续时产生的费用均由转让方承担（包括各项税收）；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应当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违约方应负法律责任并支付因违约而产生的所有费用；该协议第七条分别载明转让方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及金额，并签字按手印，分别是夏建华股权25%、162.5万元，何心春股权25%、162.5万元，何健（何心龙）股权10%、65万元，何国兴股权25%、162.5万元；第八条收购方处由薛克龙签字按手印。该协议签订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将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付给薛克龙，薛克龙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11月3日、11月8日、11月14日在喀什日报登报声明作废长盛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开户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税控IC卡，并重新更换。2018年11月6日对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何立变更为薛克龙，同时变更登记公司经营范围。2019年1月2日薛克龙向何国兴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8,180元。另查明，2017年4月薛克龙与隐名股东夏建华（当时持有58%股权）协商转让长盛公司股权事宜，于4月9日薛克龙向夏建华支付定金40万元。2017年5月18日薛克龙与长盛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福康及股东陈宇（工商登记100%股权）、吴云亮（隐名股东）、陈启祥（隐名股东）、薛小明（隐名股东）等五人签订《加油站转让合同》，约定将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的全部资产及该加油站的各项经营资质与权利转让给薛克龙，转让费为500万元。何心春通过其儿子何文强银行账户向薛克龙分别于2017年4月8日转账50万元、4月15日转账30万元、5月18日分两次转账70万元、9月11日转账30万元，何心春通过其女婿薛圣风于2017年7月28日向薛克龙转账50万元，何国兴于2017年5月22日向薛克龙转账94万元，何心春、何国兴于2017年4月15日在长盛加油站二楼给薛克龙100万元现金。还查明，长盛公司2014年3月28日登记成立，公司登记信息显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为薛克龙。再查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为申请财产保全，向一审法院缴纳保全费5,000元，支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69万元。夏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因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夏建华对此也无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为：1.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要求薛克龙及长盛公司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650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薛克龙要求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206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违约责任应当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前长盛公司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夏建华25%、何健10%、何国兴25%、何心春25%、薛克龙15%，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的所有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收购方薛克龙，即由薛克龙收购前述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等四名股东持有的长盛公司85%股权。关于转让对价的问题，协议中约定长盛公司所有股权转让款为650万元，但该协议第7条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签字确认转让款金额合计为552.5万元，以此可以认定长盛公司所有股权转让款650万元是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所转让的85%的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与薛克龙自己持有的15%股权价值97.5万元之和。因此，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获得的对价为552.5万元。虽然薛克龙主张《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后通过何文强（何心春之子）向何心春支付356,358元转让款，但根据薛克龙及其妻子与何文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356,358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薛克龙在经营长盛公司支付给何文强的油款，与本案无关，对此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薛克龙于2019年1月2日向何国兴转账支付8,180元，对此何国兴也未否认，应当认定为薛克龙向何国兴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中应扣减该8,180元。薛克龙应当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在长盛公司的全体股东之间签订，长盛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订或者履行主体，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关于长盛公司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薛克龙主张其于2017年受让长盛公司75%股权后，将60%股权转让给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并要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其支付剩余转让款206万元。对此薛克龙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薛克龙始称长盛公司折价800万元，后又称长盛公司的75%股权按800万元计算，前后陈述并不一致。薛克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同时，对薛克龙的反诉请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三人抗辩称，其为2017年长盛公司股权转让的实际出资人。薛克龙、何国兴、何心春三人提交的银行卡流水显示，2017年薛克龙向长盛公司原股东支付的股权受让款先由何国兴、何心春转账给薛克龙，后由薛克龙向原股东夏建华、吴章兴、陈宇、吴云亮、薛小明支付，资金流向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抗辩主张一致；退一步讲，薛克龙与何立于2017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薛克龙从何立处受让长盛公司10%的股权，转让费用为原股金70万元，另补贴5万元，共计75万元，即股金单价为7万元。根据该约定，即使薛克龙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持有的长盛公司60%股权总股金是420万元。而何国兴、何心春以现金、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薛克龙支付的款项已超过420万元，无法认定其欠薛克龙股权转让款。且2018年9月2日签订涉案《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时薛克龙并未主张2017年股权转让款，本案中以反诉请求提出，不符合常理。故，薛克龙反诉请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6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股权具有财产权和社员权的双重属性，其核心权利是公司的财产权、经营决策权等。股权转让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其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有偿转让给其他股东或第三者的法律行为。转让方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让股权的义务，受让方则享有取得股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根据涉案《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按约定于《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时向薛克龙交付长盛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实属违约，依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薛克龙2018年10月、11月对长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开户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税控IC卡等登报声明作废，并进行了更换，合同得以继续履行，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亦已成就，但其至今未支付转让款551.682万元，亦属违约。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均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根据合同义务分配情况、合同履行程度以及各方违约大小综合考虑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相比较而言，薛克龙已对相关证照、印章等进行了更换，表明薛克龙已实际经营管理长盛公司并控制该公司相关财产，其主要合同目的已实现，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按约定交付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对薛克龙接管长盛公司以后的经营活动的影响有限，其违约不能认定为重大违约。而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是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但其至今未支付，数额较大，时间已超过两年，已构成重大违约。《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30%，案涉协议总价款为552.5万元，各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对方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因此各违约方承担的违约金应当不能超过165.75万元（552.5万元＊30%）。经释明，薛克龙对违约金数额、计算依据未提出异议，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对薛克龙主张的违约金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结合涉案协议约定、履行情况、违约情况及责任大小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划分各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薛克龙应当承担违约金165.75万元（552.5万元＊30%），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承担违约金82.875万元（552.5万元＊30%＊50%）。另，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主张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薛克龙承担。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该办法第十条规定保全费属于申请费，故保全费在诉讼费范围，保全费5,000元应当由败诉方承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提交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凭证，且双方对此并无明确约定。诉讼保全保险费是申请保全人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购买，但保全措施的担保存在多种方式，诉讼保全保险费并不属于必然支出的费用。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关于由薛克龙负担25万元律师代理费及诉讼保全保险费1.69万元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遂判决：一、薛克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二、薛克龙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违约金165.75万元；三、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薛克龙支付违约金82.875万元；四、驳回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薛克龙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院认为，关于薛克龙要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206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是基于本案本诉提起的反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的实质条件是指反诉与本诉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它是构成反诉的核心要件。其中牵连关系包括反诉的诉讼请求和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由于这种牵连，反诉与本诉就可以相互排斥、抵消、吞并。具体来讲，本诉与反诉的牵连关系主要表现为：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请求建立在相同事实基础上。具体到本案，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四人诉讼请求系基于四人与薛克龙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薛克龙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而主张的债权。而薛克龙的反诉请求则为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达成的入股合意，由薛克龙代何心春、何健、何国兴三人购买长盛公司股权，因三人未足额支付购买款所主张的债权。薛克龙提起的反诉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夏建华等四人提起本诉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并非同一事实，也非同一法律关系。且本案本诉发生在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长盛公司之间，该项反诉请求发生在薛克龙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之间，该项反诉请求与本诉的当事人不尽相同，而对于夏建华等四人要求薛克龙、长盛公司支付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本诉诉求并不能与薛克龙要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206万元的反诉请求相排斥、抵消或者吞并。故薛克龙提起的该项反诉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及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该项反诉请求，薛克龙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二、驳回薛克龙主张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206万元的反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      睿 审 判 员 赵      钊 审 判 员 周   亚   卉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      钰 书 记 员 艾力努尔·马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