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2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智锋，男，1975年6月21日生，汉族，住如东县掘港镇日辉西路**。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鹏，如皋市丁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濠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跃龙路****。法定代表人：孙长根，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飙，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第十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城北街道东风社区居委会**东风社区居委会内）。诉讼代表人：黄亚周，该企业破产管理人南通皋方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昕怡，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乐，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智锋因与被上诉人南通濠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濠邦公司）、南通市第十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十八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02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智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本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人自2013年起承包经营南通市跃龙庭时尚酒店（以下简称跃龙庭酒店），2018年法院裁定以物抵债，将包含跃龙庭酒店的资产裁定给濠邦公司以抵偿债务。因本人经营期限尚未届满，时任濠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燕的父亲王竹青出面与本人达成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本人65万元，本人应于2018年9月1日前交还跃龙庭酒店给濠邦公司。协议达成后，本人于2018年8月18日撤场，濠邦公司实际接管了酒店。2018年9月1日，本人向濠邦公司经办人王竹青索要补偿款，王竹青承诺由其实际控制的第十八公司加入濠邦公司的债务，为此第十八公司向本人出具了建筑红条，约定2019年3月30日前给付本人补偿款，后本人多次催要，第十八公司在2019年度分次给付19万余元，余款未能给付。二、王竹青的行为在表象判定、合同目的等方面均达到高度盖然性，能够证明其构成对濠邦公司的隐名代理，加上濠邦公司已实际接管酒店，一审认定王竹青不能代表濠邦公司完全不符合事实。1.形式上王竹青系以自己名义与本人签订协议。2.王竹青与本人签订协议是在濠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实施的隐名代理行为。①案涉协议第六条载明“甲方于2018年5月13日成功竞拍南通市跃龙庭时尚酒店的产品”，根据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执字第0194号之五执行裁定，成功竞拍跃龙庭酒店产权的单位正是濠邦公司。王竹青与濠邦公司的权利主体地位出现重合，通常只会在职务行为或代理行为的情况下出现。②濠邦公司在取得产权时，本人经营期限尚未届满，濠邦公司给本人发送函件的目的在于催促本人重新办理租赁或退租手续，而王竹青与本人达成协议的目的也是要求本人交还酒店，两者完全一致。③王竹青与本人签订协议后第三天，本人即从跃龙庭酒店撤场，由濠邦公司接管该酒店，其利益得到实现。关于该事实一审也明确进行了询问，濠邦公司答复庭后出具书面核实意见，但一审未就此再组织开庭，导致事实未能查清。④王竹青当时为濠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女儿王海燕担任濠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人对此明知。3.本人与王竹青订立协议时，王竹青在酒店经营期间已经经常在濠邦公司以实际购买人的身份办公，该事实周边的经营户包括本人都是知晓的。加上濠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燕又是王竹青的女儿，本人没有理由不确信王竹青的代理行为。4.濠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王竹青的行为只约束王竹青与本人，故王竹青的隐名代理行为应当依法得到确认。从实际履行角度看，在补偿协议中还约定了酒店原有职员由濠邦公司接受安置，事实上濠邦公司确实接受了部分原有职员，这些均是案涉协议约束濠邦公司的具体表现。濠邦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吴智锋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十八公司辩称：1.王竹青无权代表濠邦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虽然吴智锋主张王竹青属于隐名代理，但吴智锋没有举证证明濠邦公司授权王竹青与其达成补偿协议，从王竹青与濠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燕的父女关系不能当然推出王竹青不需要濠邦公司这一独立法人的授权即可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的结论，王竹青自认取得跃龙庭酒店的产权也不能使得吴智锋产生合理信赖而不审查濠邦公司是否对王竹青存在授权。商事活动具有风险性，吴智锋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应当自担风险。2.本公司不构成对濠邦公司债务的加入。首先，濠邦公司对吴智锋没有债务，故也不存在本公司加入濠邦公司债务的基础。其次，第十八公司也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相对于担保责任而言，债务加入属于法律后果更为严重的责任承担形式，举轻以明重，债务加入也需要以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吴智锋没有尽到审查股东会决议等谨慎义务，对本公司不产生债务加入的约束力。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智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濠邦公司、第十八公司立即支付补偿款46万元；2.判令濠邦公司、第十八公司赔偿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竹青是否有权代表濠邦公司签订案涉的协议书。吴智锋主张，王竹青本人与案涉的房产以及跃龙庭酒店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因其女王海燕当时担任濠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竹青与吴智锋协商的目的，与濠邦公司发送给吴智锋的函所体现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收回吴智锋租赁的酒店。虽然王竹青没有向吴智锋出具委托书，但从案涉合同的内容来看，在第6条的部分表明甲方也就是王竹青于2018年5月31日成功取得了跃龙庭酒店的产权，且协议的履行最终的受益人是濠邦公司，基于上述情况，吴智锋有理由认为王竹青是取得了濠邦公司的授权来签署本协议，王竹青与濠邦公司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其签订协议时表明了身份，与房产实际权利人身份一致，吴智锋对代理关系认可，基于此产生显名代理的效果，相应的责任由濠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吴智锋以合同中王竹青自认取得案涉酒店房屋所有权等理由而认为其有权代表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的独立法人，缺乏依据。濠邦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他人对外代表公司应取得公司授权或有法定授权。在案涉协议签订时即2018年8月15日，王海燕虽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意味着其父亲在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代表公司。即便王海燕与王竹青系父女关系，案涉协议是一份商事合同，吴智锋在签订合同时有义务对合同相对方的身份及代理人的权限进行审核，仅以王海燕与王竹青的父女关系和王竹青自认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等理由认为王竹青有权代表其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显然未尽基本的审查义务。吴智锋主张王竹青有权代表濠邦公司，明显依据不足。基于以上理由，吴智锋申请调查王海燕与王竹青间的关系，并无必要，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吴智锋主张其与濠邦公司达成案涉协议的依据并不充分，其对濠邦公司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吴智锋主张第十八公司自愿加入濠邦公司的债务，亦缺乏基础关系，不能成立，对其基于该理由向第十八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亦难以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吴智锋的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1日，本院作出（2015）通中执字第0194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认为濠邦公司以物抵债请求可以支持，同时无证房屋、建筑按现状交付，拍卖物所涉已知及未知的权利风险，包含并不限于现状中的房屋“租赁”及有关装饰装潢等问题，均由申请抵债人自行承担或依法解决。裁定：将原南通汇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南通市跃龙路29、31号、木排巷27号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71047271、71002890；土地使用权证：苏通国用（2009）第0103002号】及无证建筑物、构筑物（按现状交付），交付申请执行人濠邦公司抵偿债务3888万元等。2018年8月15日，王竹青作为甲方，吴智锋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本协议签订的背景如下：一、陈晓顺、李洋、李国兵与何春兰于2013年12月11日签有《资产转让协议》（详见附件一）；二、何春兰与吴智锋于2015年10月16日签有《承包经营合同书》（详见附件二）；三、何春兰与吴智锋于2016年6月29日签有《承包经营补充协议书》（详见附件三）；四、何春兰与李国兵、吴智锋三方于2017年12月18日签有《合同解除协议书》（详见附件四）；五、李国兵和吴智锋之间一直未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吴智锋已向李国兵发放律师函要求其履行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收回酒店，并向吴智锋支付100万元的补偿金，但李国兵一直未给付补偿金。六、王竹青于2018年5月31日成功竞拍跃龙庭酒店的产权，详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执字第0194号之五《执行裁定书》。基于以上背景，双方经过平等、友好协商，就上述协议以及吴智锋将酒店交付王竹青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意见：（一）吴智锋于2018年8月31日前将前述签订背景中所涉及的合同中所有权利转让给王竹青，王竹青可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上述合同的义务仍然由吴智锋承担。如果上述合同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则吴智锋愿意进行诉讼。生效法律文书中，如合同相对方需要向吴智锋履行资金给付义务的，吴智锋应当将所获得的资金交付王竹青。（二）王竹青向吴智锋一次性补偿65万元，对35万元差价的部分，吴智锋依然有权依据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向李国兵主张权利。（三）吴智锋在承包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清收和承担，与王竹青无关。（四）吴智锋全额收到补偿金后，最迟于2018年9月1日将酒店的房屋以及所有配套设施及工作人员移交给王竹青，王竹青必须负责接受目前在酒店工作的前台员工3名，客房员工3名，并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上述员工建立劳动关系。（五）本协议签订后，若李国兵再向吴智锋索要酒店经营权，或者为此起诉吴智锋，如果在生效法律文书中吴智锋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法律责任由王竹青代为承担，吴智锋不予承担。（六）本协议生效并且吴智锋撤场后，双方之间的一切债权债务视为已经结清，双方今后再无争议，王竹青拖欠吴智锋的房费与吴智锋经营期间的客户储值卡余额相抵。（七）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且王竹青向吴智锋支付补偿款到账后生效。……。该协议落款甲方处由王竹青签名，乙方处由吴智锋签名。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王竹青了解有关情况。王竹青陈述：1.其与濠邦公司原股东王海燕系父女关系，王海燕是挂名的，实际不管事，相应的权利实际由其享有。2.吴智锋酒店所租房屋的原所有人为南通汇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南通汇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李国兵欠其钱，就将跃龙大厦的房屋交给其管理，在此期间包括吴智锋在内的租赁户与李国兵等之间存在矛盾，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后来南通汇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房子要被拍卖，当时准备成立濠邦公司去买下来，在濠邦公司成立之前其与濠邦公司的股东存在约定，之前房屋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由其个人进行处理。3.其与吴智锋签订补偿协议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与濠邦公司无关，其也不代表濠邦公司。其将酒店收回后就交给了濠邦公司，之后酒店不再经营，濠邦公司重新进行了出租。4.其系第十八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股东。当时没有钱给吴智锋，就由第十八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相当于第十八公司向吴智锋借了这么多钱，然后再还给吴智锋，对于出具收据是否召开过股东会记不清了。案涉补偿协议项下的债务不应由濠邦公司偿还，而应由第十八公司偿还，因第十八公司已经破产，吴智锋应当去申报债权。针对王竹青的陈述，吴智锋质证认为：1.王竹青称其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没有讲其系代表濠邦公司不是事实。2.王竹青陈述签订补偿协议的利益是成立濠邦公司参与拍卖案涉房产，其本质是要李国兵履行与其约定的以房抵债。王竹青以濠邦公司名义实际参与拍卖并最终取得产权，该情形与协议中王竹青自称拍卖取得房产相互印证，其与濠邦公司在本案中的身份重合。3.王竹青陈述签订协议无须濠邦公司授权，而是基于与其他股东的事先约定去处理遗留问题。有无这样的约定吴智锋并不清楚，如果有，股东内部的约定也不能对外生效。反而证明王竹青对遗留问题的处理系基于濠邦公司股东对工作的分配，对外代表的就是濠邦公司。4.王竹青陈述其只代表在濠邦公司对应的股份，本身就证明其代表濠邦公司。5.王竹青关于协议签订后将酒店交给濠邦公司的陈述属实。综上，王竹青签订补偿协议的行为构成对濠邦公司的隐名代理。针对王竹青的陈述，濠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认可。该证据表明王竹青没有代表濠邦公司与吴智锋签订相关协议，濠邦公司也没有授权王竹青与吴智锋签订相关协议。这与吴智锋系向王竹青要钱，而不是向濠邦公司要钱的情形吻合，也与吴智锋协调第十八公司给吴智锋款项，而未要求濠邦公司给吴智锋款项相吻合。但王竹青关于濠邦公司接收酒店而未支付对价的陈述与濠邦公司的账册记载不符，事实上濠邦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在王海燕的往来账中已经计入应付王海燕65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双方之间往来账显示王海燕尚欠濠邦公司54万余元，表明前述65万元已支付完毕。针对王竹青的陈述，第十八公司质证认为：对谈话笔录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王竹青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仅凭案涉的收款收据无法证明第十八公司欠付吴智锋款项，不排除王竹青存在将其个人债务转为公司承担的可能性。第十八公司正处于破产阶段，希望法庭从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从严认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王竹青与吴智锋订立案涉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濠邦公司的间接代理，濠邦公司应否承担该协议项下的给付义务。2.如濠邦公司结欠吴智锋补偿款，第十八公司是否加入濠邦公司的该债务。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相对人的确定关乎合同的后续履行以及责任的承担问题，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均具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吴智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在明知王竹青以个人名义与之订立协议的情况下，对于王竹青是否得到濠邦公司的授权未能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主张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由濠邦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濠邦公司、第十八公司本案不应向吴智锋承担给付责任。法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据此，间接代理所形成的合同要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须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受托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就是没有超出“委托人的授权范围”；二是第三人“知道”，且知道的时间是“在订立合同时”，还“知道”受托人是委托人的代理人，即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如果是订立合同的当时不知道，而是事后知道，则不适用本条的规定。本案中，尽管吴智锋称其在订立合同时知道王竹青系受濠邦公司的委托，但濠邦公司并不认可曾授权王竹青签订案涉协议，吴智锋对濠邦公司有无授权王竹青以及授权的具体范围等方面均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加以佐证。王竹青与濠邦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海燕虽为父女关系，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主体，仅凭该关系尚不足以说明王竹青个人的行为均当然得到濠邦公司的授权。况且，从王竹青本人的陈述来看，其也不认为自己系受濠邦公司的委托与吴智锋进行协商，而是基于与濠邦公司股东的约定，由其个人出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吴智锋主张王竹青构成间接代理，案涉协议直接约束濠邦公司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吴智锋关于第十八公司对濠邦公司构成债务加入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作为一般的民事代理行为而言，均以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为特征。本案中，案涉协议书抬头处甲方载明为王竹青，并注明了王竹青的身份证号码，协议书落款处甲方亦由王竹青个人签名，故王竹青系以其个人名义与吴智锋订立合同，并未以濠邦公司的名义订立，本案亦不存在适用职务代理、表见代理等制度而由濠邦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综上，吴智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上诉人吴智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戴志霞审 判 员 沙 楠审 判 员 陈燮峰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顾 星书 记 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