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33民终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玉全，男，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东海，男，198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波，男，198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海（系刘波胞兄），男，198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东城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牟子镇龙马路89号。法定代表人：王加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旷旭飞，成都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泽孝，男，197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上诉人余玉全因与被上诉人刘东海、刘波、乐山市东城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城公司）、侯泽孝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巴塘县人民法院（2019）川3335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余玉全、被上诉人刘东海、被上诉人刘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海、被上诉人东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旷旭飞、被上诉人侯泽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玉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巴塘县人民法院（2019）川3335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刘东海、刘波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东海、刘波承担。二审诉讼过程中，余玉全将第二项上诉请求改为刘东海、刘波的水电安装人工费103,117元由东城公司、侯泽孝和余玉全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及理由：首先，东城公司将案涉工程违法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侯泽孝，侯泽孝又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给了没有施工资质的余玉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第九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刘东海、刘波的水电安装人工费103,177元应由东城公司承担给付责任。其次，余玉全在案涉工程中的劳务费余款525,675元，东城公司至今还未给付，故在本案中，刘东海、刘波的水电安装人工费103,177元应由东城公司先行支付，再从余玉全的劳务费余款中予以扣减。被上诉人刘东海、刘波辩称，案涉项目的水电工作是由刘东海、刘波完成，其应该获得劳动报酬，不管是余玉全还是东城公司都应该支付该笔费用。被上诉人东城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东城公司与侯泽孝之间是借用资质的关系，不是违法转包的关系，东城公司与侯泽孝签订的《工程建设协调合作协议书》（分包协议），其中第五条约定：“亚日贡乡教师周转房、幼儿园项目由侯泽孝全额投资，盈亏由侯泽孝自行承担全部经济责任，该项目无论盈亏，东城公司必须扣除固定投资成本金为合同的2％，侯泽孝在投资的同时向东城公司交纳应当由公司向建设单位应交的全部履约保证金，工程保险费保额赔付不得少于600,000元/人。”东城公司并不是转包人，不应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2.刘东海、刘波的劳务费是余玉全所欠，《工程建设协调合作协议书》（分包协议）约定，侯泽孝不得以任何理由代表东城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侯泽孝以其个人名义对外签订的一切合同由其自行承担责任，与东城公司无关。刘东海、刘波与余玉全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应由余玉全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责任。被上诉人侯泽孝辩称，其与余玉全之间还未进行结算，余玉全出示的结算清单是以前的。刘东海、刘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玉全、东城公司、侯泽孝支付刘东海、刘波人工工资103,177元；2.本案诉讼费由余玉全、东城公司、侯泽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2日，东城公司出具《介绍信》推荐侯泽孝前往巴塘县教育和体育局（以下简称巴塘教体局）就亚日贡乡教师周转房、幼儿园项目签订合同。2015年3月31日东城公司与巴塘教体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巴塘教体局将巴塘县亚日贡乡中心校幼儿园、教师周转宿舍修建项目发包给东城公司，工期为270日历天，从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合同价4,003,251元，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152,919元，暂列金额340,836.67元。2015年4月东城公司与侯泽孝签订《工程建设协调合作协议书》（分包协议），其中第五条约定：“亚日贡乡教师周转房、幼儿园项目由侯泽孝全额投资，盈亏由侯泽孝自行承担全部经济责任，该项目无论盈亏，东城公司必须扣除固定投资成本金为合同的2％，侯泽孝在投资的同时向东城公司交纳应当由公司向建设单位应交的全部履约保证金，工程保险费保额赔付不得少于600,000元/人。”后侯泽孝与余玉全签订了《房屋修建协议书》，约定侯泽孝将项目劳务工程发包给余玉全施工，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所有内容，劳务费按提供施工图建筑面积计算全包干，单价为700元，开工日期为2015年3月24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0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210天，以具体开工日期为准，现涉案项目已竣工验收。2016年11月20日侯泽孝和余玉全就涉案项目签订《劳务结算清单》确认余玉全劳务工程款总计2,469,145元，余款1,889,145元。2017年1月10日，余玉全向刘波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刘波在亚日贡乡幼儿园、教师周转房做水电工人工工资共计103,177元”，并由余玉全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东海是否为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和2017年1月10日余玉全向刘波出具《欠条》内容可知，本案中刘波为涉案工程水电工人，与余玉全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刘东海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与东城公司、侯泽孝、余玉全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不应当享有案涉劳务工资权益。二、关于谁应当承担支付责任问题。根据东城公司与侯泽孝签订的《工程建设协调合作协议书》（分包协议）可知，侯泽孝借用东城公司资质承接亚日贡乡教师周转房、幼儿园项目，后侯泽孝与余玉全签订《房屋修建协议书》将该项目劳务内容转包给余玉全负责施工，之后余玉全聘用刘波负责该工程水电安装工作，并于2017年1月10日向刘波出具《欠条》，确定自己差欠刘波人工工资103,17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只有违法转包、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因此，无论《工程建设协调合作协议书》（分包协议）《房屋修建协议书》，还是余玉全与刘波之间建立的水电安装合同关系是否有效，均不影响合同相对人之间各自承担自己的合同义务，即本案中刘波作为水电工人其工资应当由实际雇佣人余玉全承担支付责任。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余玉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波支付所欠水电安装人工费103,177元。二、驳回刘东海、刘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东城公司依法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侯泽孝委托东城公司付款的付款委托书、余玉全出具的承诺书及东城公司转账侯泽孝、余玉全的转账记录，欲证明东城公司转给侯泽孝3,346,670元，转给余玉全280,000元，东城公司已经将工程款支付完毕，不应承担刘波、刘东海的人工工资的支付责任。余玉全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余玉全无关。另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东城公司已经付清工程款。刘波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侯泽孝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侯泽孝委托东城公司付款的付款委托书及东城公司转账给侯泽孝的转账记录能够证明东城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事实，但工程款是否已经结算并支付完毕东城公司未予举出证据予以证明，故该两组证据不能达到东城公司的证明目的。东城公司转账给余玉全的转账记录及余玉全出具的承诺书能够证明东城公司支付余玉全280,000元民工工资及余玉全向东城公司保证工人上访由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故该两份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1月24日，侯泽孝委托东城公司向余玉全支付劳务工资280,000元，余玉全在当日向东城公司做出承诺书，明确表示收到该款，并表示如有工人到公司上访，其承担全部责任。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波受余玉全的雇佣到案涉工程中务工，余玉全尚欠刘波水电安装人工费103,177元已由余玉全确认，刘波与余玉全之间建立的劳务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法律规定，余玉全应当承担支付责任。东城公司和侯泽孝未与刘波建立合同关系，且在2017年1月24日余玉全做出的承诺表明，在东城公司支付了其280,000元民工工资后，再出现民工向东城公司上访，由其负全部责任。故依照上述事实，刘波的水电安装人工费103,177元应由余玉全支付。东城公司、侯泽孝不再承担本案的支付责任。综上所述，余玉全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4元，由上诉人余玉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杰审判员 林 杉 杉审判员 张 莲 香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地的施姑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