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9民初7460号原告：王明利，男，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蓟州区交通公路管理所，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开发区京哈公路南侧天阳路。法定代表人：张东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江，天津蓟之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贺，男，196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海，天津郭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明利与被告天津市蓟州区交通公路管理所（以下简称公路管理所）、朱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明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被告公路管理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江，被告朱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海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明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被告公路管理所的法定代表人张东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江，被告朱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明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公路管理所给付货款2894591.1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9月19日止按照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朱贺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公路管理所、朱贺负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至9月，王明利与公路管理所陆续签订4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为公路管理所供应不同规格的石料，合同约定按照实际用量结算总金额。按照交易习惯，在双方核算完合同总金额后，王明利依此金额开具发票提交给公路管理所，公路管理所收到发票后按照其财务流程向王明利付款。2020年8月和2011年1月，王明利提交给公路管理所两张发票，金额合计3594591.1元，此后公路管理所陆续向王明利结款60余万元。2014年底，王明利再次向公路管理所要求结款时，公路管理所指示王明利向朱贺索要货款，朱贺表示愿意支付，但仅零星给付王明利10万元左右，一直以资金紧张为由拖延，并要求王明利不要再向公路管理追要货款。当时王明利认为只要能拿回货款，公路管理所和朱贺任何一方给付都可以。期间，王明利一直向公路管理所、朱贺索要货款，公路管理所、朱贺相互推脱，至今未支付剩余货款。公路管理所辩称，首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自2011年起至今王明利未向公路管理所主张过任何合同权利，现王明利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民事主张，不论其债权主张是否真实，均不同意履行任何债务；其次，对王明利关于合同的订立及履行、供货数额及利息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可；第三，公路管理所不欠王明利及朱贺任何款项。朱贺辩称，同意公路管理所的答辩意见。同时，对王明利的主张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自2015年起王明利未向朱贺主张过任何权利。其次，朱贺与王明利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的关系，其与王明利系合作关系，共同向公路管理所供货，如王明利向朱贺主张权利应以合伙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第三，王明利提交的发票不能代表供货数量，本案买卖合同是朱贺联系的，在这之前朱贺已经和公路管理所进行过多笔业务，当时朱贺与公路管理所约定将多笔业务合并一起开票，结算金额应以结算单中供货数量为准，不能以发票作为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5月11日，王明利与公路管理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王明利在出卖人处签名，公路管理所在买受人处盖章并由工作人员屈连军签名。合同载明：标的名称为石料，规格型号5x8的单价为51，规格型号4x6的单价为53，交货时间及数量为“以现场验收合格为准，开税票”并注明“邦喜路工程小稳庄用”，交货地点及方式为汽车运输到需方指定地点，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为以实际用量为准。2010年5月28日王明利与公路管理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注明“冷拌厂邦喜路用”，除规格型号及单价外，其余内容与2010年5月11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相同。2010年6月16日王明利与公路管理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注明“邦喜路工程用（冷拌厂）”，除规格型号及单价外，其余内容与2010年5月11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相同。2010年9月19日王明利与公路管理所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注明“孟家楼地道工程用（冷拌厂）”，除规格型号及单价外，其余内容与2010年5月11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相同。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4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供货数量问题。王明利主张，其已履行《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供货义务，供货数额为3594591.1元，并向本院提交了2张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予以证明。公路管理所主张，因年代久远、财务账册繁多、经手人员更换等原因，公路管理所既未能在本单位查找到4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所涉及的供货资料，亦未能查找到王明利提交的发票及相应的付款手续，王明利不能证明已将发票提交公路管理所，仅凭其自身持有的2张发票，不能证明合同履行的数量。朱贺主张，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实际供货人为朱贺，货款已经结清，实际供货数额目前无法核算清楚。本院认为，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订立后，王明利与朱贺均主张已实际供货，但均未能提供证明供货总量的直接证据。公路管理所未否认供货的实际发生，但以无从查找相关资料为由，要求王明利就供货数量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责任。本院经调查，未能查清供货的实际情况，故依据相关证据规则，对供货的事实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即主张事实成立的当事人负有举证义务。本案中，王明利、朱贺应承担证明供货事实的举证责任。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公路管理所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理应建立起健全规范的财务制度和档案保管制度。经王明利申请，本院责令公路管理所提交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所涉供货、付款的相关书证，但公路管理所仍以无从查找为由拒不提交，对相关案件事实采取回避的态度。本院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不利于公路管理所的推定，认可王明利关于供货数量的事实主张。2.关于已付款的问题。王明利主张，公路管理所曾陆续向其付款60余万元，其余款项均被朱贺领走，此后朱贺陆续零星给付其10万元左右，公路管理所向朱贺付款错误，本案款项应向王明利支付。朱贺主张，王明利和朱贺均从公路管理所领取过货款，具体数额目前已记不清了，本案的货款已经结清。公路管理所主张，目前已不欠朱贺和王明利任何款项。本院认为，通过当事人的上述主张，能够认定公路管理所已就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支付相应的货款，至于支付对象是否正确，各方当事人应负何种责任将在下文评析。3.关于本案实际供货人的问题。王明利主张，其经朱贺介绍，与公路管理所订立买卖合同并向公路管理所供货。朱贺主张，其此前曾与公路管理所存在多份买卖合同，且公路管理所相关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其存在亲属关系，为避免嫌疑，借用王明利的名义与公路管理所订立买卖合同，实际供货人为朱贺。关于货物来源，王明利与朱贺均称自身没有货源，订立买卖合同后再从其他主体进货。王明利未能就货物来源提供证据，亦未能就3594591.1元货物的来源和构成作出明确统计说明。朱贺就货物来源问题仅提供了部分证人的书面证言，亦未能就3594591.1元货物的来源和构成作出明确统计说明。本院认为，本案中王明利和朱贺因客观原因，均无法就货物来源问题作出充分的举证或说明，本院依现有证据无从判断王明利和朱贺谁是实际供货人。但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系由王明利与公路管理所订立，公路管理所应依约向王明利履行付款义务。现公路管理所就其中部分款项向朱贺支付，本院将在下文对相关主体的过错及责任进行评析。4.关于公路管理所向朱贺付款，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经本院通知，公路管理所涉及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的订立、收货、付款的相关人员到庭，对相关事实作出了陈述。其中，屈连军表示王明利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屈连军”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签订合同时王明利是朱贺雇佣的司机，判断王明利是司机的依据为当时王明利开着一辆好车，朱贺在车里坐着，本案合同是朱贺带着王明利一起去签的还是朱贺拿走签的记不清了。杨志忠表示，本案王明利提交的2张发票，其中金额为1315501.5元的发票中“杨志忠”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当时朱贺找到杨志忠称不签字不能办理结账手续，杨志忠签完字后朱贺把发票拿走了。本案合同履行期间杨志忠作为冷拌厂的厂长负责收货，供货方是朱贺，王明利是朱贺的司机。判断供货方是朱贺的理由为公路管理所缺货时直接联系朱贺，提出用料的型号、时间、数量等要求后，对方就能按约供货。宋国舜表示，其在公路管理所负责财务工作。2009年至2010年期间的供货商是朱贺，大部分情况下送票据和领款是朱贺和王明利一块去，朱贺说王明利是他的司机。本案两张支票项下的款项已经付清，当时的付款流程是供货商提交请款单，公路管理所的领导审批后就付款，在付款之前供货商还需要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因为当时的财务手续不是很严格，所以本案合同项下的款项有的是朱贺领走的，有的是王明利领走的。王明利对朱贺领取款项是同意的，因为当时王明利在场没有表示反对，此后这么多年也没有找过公路管理所表示付款错误。在本院询问订立合同及领款经过时，王明利表示，其与朱贺此前因其他业务相识，发现朱贺人脉关系比较广，就对朱贺比较信任。后来朱贺说有一个买卖的项目，就是向工地供货，此前朱贺也向该工地供货，压了部分资金，问王明利是否愿意做该项目，这样朱贺的账就好结一点。王明利表示同意后，双方商定，王明利对外不能说是自己供的货，这样朱贺说是朱贺供的货，以显示朱贺非常有实力。本案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是朱贺带着王明利去签订的，第三份合同和第四份合同是王明利自己签订的。2012年或2013年，王明利得知朱贺将本案的货款领走了，向公路管理所提出质疑，朱贺打电话把王明利叫走了。王明利被朱贺叫走后，朱贺表示结账的事不用王明利管了，朱贺负责把钱给王明利结清了。2013年春节后，王明利去找公路管理所询问，公路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本案款项已被朱贺全部结清了。王明利去找朱贺，朱贺表示把部分款项用于其他经营项目了。此后，朱贺每年给王明利一点钱。为收回本案款项，王明利还与朱贺合作过其他项目，企图在合作项目盈利后将本案款项扣下来，但合作项目均未盈利，本案款项也没能收回。现朱贺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故要求公路管理所支付合同项下的款项。本院认为，通过公路管理所相关人员及王明利的陈述，结合朱贺一直坚称自己为实际供货人，本院能够认定以下事实：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朱贺以实际供货人自居，王明利对此未表示异议，公路管理所相关人员形成了王明利是朱贺雇佣司机的认识。故此，不论王明利是否为本案的实际供货人，其与朱贺共同造成了朱贺为实际供货人的外观表现，对此王明利存在过错。公路管理所作为事业单位，明知合同的签订人为王明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能严守合同相对性与财务规范，将部分货款发放给朱贺，亦存在过错。按照王明利的陈述，其于2013年得知本案合同项下的款项被朱贺领取，向公路管理所提出质疑并被朱贺叫走后，未再向公路管理所提出过付款错误的异议，反而是向朱贺主张被领取的款项，并与朱贺合作其他项目企图通过扣留盈利的方式收回本案款项。从真实意思表示来看，王明利的上述行为，表明其认可本案款项被朱贺领取，并同意与朱贺通过内部结算的方式解决款项分配的问题。现其向朱贺索要款项未果，再次向公路管理所主张货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王明利陈述，其于2013年春节后未再向公路管理所提出过支付货款的请求或其他权利主张。公路管理所提出不论是否对王明利负有付款责任或其他民事责任，王明利的本案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同意再向王明利履行任何义务。本院认为，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便于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得到及时确认和清理。本案中王明利在得知款项被朱贺领取后，已知权利受到侵害，即应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现公路管理所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主张就其向朱贺付款的行为，不再对王明利承担民事责任，本院予以支持。王明利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公路管理所告知王明利向朱贺索要款项，后朱贺未及时付款，公路管理所应对朱贺的义务负责，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上述法律规定对本案不具有溯及适用的效力。但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故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前述法律规定针对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的债务由合同外第三人履行的情形。本案中，不存在公路管理所与王明利在合同中约定，将公路管理所的合同义务由朱贺履行的情形。且前述法律规定中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应为双方合同中的违约责任。而本案争议的问题在于，公路管理所因自身过错，将本案合同项下的款项支付给朱贺，公路管理所因该过错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诉讼时效问题，不应适用上述规定。5.关于朱贺的责任问题。本案王明利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公路管理所支付尚欠货款及利息，并要求朱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明利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的本质在于清理与公路管理所的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该诉讼请求中朱贺的连带清偿责任依附于公路管理所的付款责任。依前所述，本院对王明利要求公路管理所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故本案中王明利要求朱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重点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清算朱贺与王明利的内部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未就朱贺与王明利的内部法律关系进行充分举证，依本案现有情况无法对双方内部关系进行审查判断。鉴于该内部法律关系对本案的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应以双方另行解决为宜，本案对此不作实体认定，对二人的内部清算问题亦不作实体处理。综上所述，公路管理所与王明利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理应按约支付相应货款。公路管理所在付款过程中，未能严守合同相对性及财务规则，致使部分款项被朱贺领取，对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王明利在得知款项被朱贺领取后，未及时向公路管理所主张权利，而是向朱贺索要款项。王明利在向朱贺索要款项未果的情况下，再次向公路管理所主张付款，公路管理所就此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主张免除该过错行为对王明利应负的民事责任。本院对公路管理所的免责抗辩予以认可，对王明利要求公路管理所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明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125.26元，由王明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国动审 判 员  徐宏鹏人民陪审员  张月芬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书 记 员  刘亚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