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8244号原告：赵常良，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男，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馨，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田静，男，1970年4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宇，北京赵建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北京赵建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蒋全成，男，1957年9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赵常良与被告田静、蒋全成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被告田静的申请，依法追加蒋全成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常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男，被告田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宇、周梅，被告蒋全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常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田静立即向赵常良支付工程款1492841.5元；2.判令田静立即向赵常良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利息151608.42元（暂计算至2020年11月3日，实际计算至所有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具体计算方式为：以1492841.5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进行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11月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共计利息151608.42元）；3.判令田静承担本案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0日，我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田静签订《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地点为北京市延庆区××镇××村（以下简称××村），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承包单方造价为1250元/平米。2018年7月20日，双方指定发包方代表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并于同日签订《2017年度结算表》，双方在以上文件中确定田静尚欠我案涉工程价款1492841.5元。现案涉工程已经实际投入使用，虽然我多次向田静索要案涉工程价款，但均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田静辩称，案涉工程是我和赵常良、蒋全成共同协商，赵常良、蒋全成共同承揽的工程，签订书面协议时，蒋全成未到场，只有赵常良签字了，当时赵常良承诺，回去后，他手中的协议会找蒋全成签字，我们手中的协议自行找蒋全成签字。案涉工程也是赵常良和蒋全成共同完成的。2018年7月20日，工程款结算时，赵常良和蒋全成在结算表中共同签字确认，结算后，田静分两笔分别于2018年10月31日支付100万元，于2020年1月21日支付492800元，其中41.5元零头抹去了。当时给付款项时，赵常良在场而且知情，据我方所知，蒋全成领取款项后，还与赵常良进行了分配，作为我方来说，合同付款义务已经全部履行，赵常良和蒋全成之间因为合伙关系有纠纷，应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请求法院驳回赵常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我方保留追究赵常良错误保全给我造成损失的追偿权。蒋全成辩称，赵常良陈述的工程名称、时间、地点都对，这个工程是我和赵常良一起承包的，谈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谈的，但是签订合同的时候我没去，赵常良还给我打电话，说他先签了，之后让我去找他补签一下，但是我没当回事，就一直没去签字。田静这边找到我让我补签，我就给补签了。施工当中，田静拨款100万元是转账支票，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这100万元打入了施工队的账户中。这个账户是我找的施工队的人员提供的。施工队存留85万元算作工人工资，返还给我的卡中，我给赵常良的妻子卡中打入7.5万元，这15万元算作购买材料的款项。田静于2017年8月31日拨款30万元，直接给赵常良了，也是支票。田静于2016年9月5日、2016年9月19日、2016年10月31日分三次共支付给赵常良15万元，赵常良说要买砖。2018年2月9日，田静支付给赵常良50万元，是转账支票。除了上述款项，双方进行了结算，就是本案赵常良诉称的款项1492841.5元，是给我了，第一次给了100万元的支票，当时也给赵常良打电话了，赵常良没去，就给我了。因为工人开支均是我去发放的，赵常良还给提供了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料。剩余的492800元，我和赵常良、甲方管工地的人以及中间介绍工程的人，我们四个人一起去领取的，是现金，在××我的家中，我给了赵常良286800元现金。田静陈述的抹零的情况属实，的确抹了41.5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赵常良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施工合同》，证明2016年8月10日，赵常良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田静签订的施工合同条款，将位于××村的案涉工程发包给赵常良；2.《2017年度结算表》，证明双方于2018年7月20日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双方共同确认田静尚欠赵常良工程款1492841.5元，案涉工程已由田静方验收；3.（2020）京0119民初635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第9页可以看出蒋全成在另案庭审中自认《施工合同》系赵常良个人与田静签署，蒋全成未在合同中签字，田静提供上述合同中蒋全成签字部分为后补签字；4.《土建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5.《承包协议》，6.收条，证据4-6证明《施工合同》项下其他合同、费用、人员工资及建设材料均由赵常良负责，与蒋全成无关。对赵常良提交的上述证据，田静发表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发包方田静的签字真实性认可，但是案涉工程当时洽商是田静、蒋全成、赵常良一同协商，工程由蒋全成与赵常良共同施工，之后签订合同时蒋全成未到场，赵常良也未按约定让蒋全成补签合同，对赵常良证明涉案工程由其个人承包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施工项目写着蒋、赵，代表蒋全成和赵常良，下面签字时赵常良和蒋全成共同签字，可以认证案涉工程是赵常良和蒋全成共同承包的事实；3.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在其他判决中，蒋全成如何答辩是他的权利，并不能否认案涉工程由赵常良和蒋全成共同承包，田静提供的合同中和结算表中均有二人共同签字，田静给付的大部分款项也是二人共同签字；4.对证据4-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是赵常良和蒋全成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外签订的合同，田静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赵常良提交的上述证据，蒋全成发表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当时谈工程的时候是蒋全成与赵常良共同谈的，工程也是二人共同承包的，案涉工程大部分都是蒋全成操心的，赵常良没怎么去过施工现场，就买过一些垫料；2.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3.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蒋全成的确没有在赵常良的那份合同中签字，仅在田静的合同中签字，也的确是后补签的；4.对证据4-6的真实性不认可，从收条可以看出均是赵常良自己书写的。田静为证明其反驳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案涉工程是发包给赵常良和蒋全成的，有二人的签字；2.《2017年度结算表》，证明案涉工程是发包给赵常良和蒋全成的，也是和二人进行结算的；3.工程款支付凭证8份（结算前6份、结算后2份），证明田静给付款项均是赵常良和蒋全成签字的，可以证明案涉工程是发包给赵常良和蒋全成的，结算后，款项已经支付给蒋全成了，蒋全成签字了，款项已经给付完毕。对田静提交的上述证据，赵常良发表质证意见：1.对证据1中合同条款的真实性认可，对蒋全成签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签订合同时，是赵常良承包案涉工程，蒋全成在另案庭审诉讼过程中自认，其没有签订任何施工合同。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3.对证据3中砖款的3张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后续蒋全成的签字均不认可；2018年2月9日的凭证中蒋全成签字签到了付款人，不符合常理；2018年10月31日、2020年1月21日的凭证中仅有蒋全成签字，与以往将支票支付给赵常良的行为习惯完全不符；在最后一张现金支付的支付凭证中，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将原本的另一个工程划掉，改成本案工程。对田静提交的上述证据，蒋全成发表质证意见：对田静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蒋全成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对赵常良、蒋全成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证。根据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0日，发包方田静与承包方赵常良、蒋全成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田静将位于××村的案涉工程发包给赵常良、蒋全成，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发包方代表为韩某，承包方代表为赵常良。2018年7月20日，双方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并于同日签订了《2017年度结算表》，在作业班组处有赵常良、蒋全成的签字，在现场确认处有田静的工人国艳峰、韩某的签字，双方经过确认，应付工程款为5063912.5元，已付工程款为3071071元，第三笔预付款为500000元，田静尚欠赵常良、蒋全成工程款为1492841.5元。审理中，赵常良与田静分别提交了案涉工程的施工合同，合同条款内容一致，但赵常良提交的施工合同中承包方处仅有赵常良签字，田静提交的施工合同中承包方处有赵常良和蒋全成的签字。另外，赵常良与田静分别提交了案涉工程结算表。其中，田静提交的结算表中对于2018年10月31日与2020年1月21日两笔付款情况进行了记载，并载明已结算完毕，其他内容与赵常良提交的结算表内容一致。此外，田静还提交了8份工程款支付凭证，证明其已经将剩余的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对于最后的41.5元零头抹去了，蒋全成对此予以认可。在2016年9月5日、9月19日、10月31日支付的三笔款项凭证中，收款方均为赵常良签字；在2016年12月5日、2017年8月31日、2018年2月9日支付的三笔款项凭证中，收款方均为赵常良、蒋全成共同签字；以上六笔款项在赵常良与田静提交的结算表中均有体现。在2018年10月31日和2020年1月21日支付的两笔款项凭证中，收款方均为蒋全成签字，两笔款项共计1492800元。庭审中，田静申请证人国艳峰、韩某出庭作证。国艳峰称，赵常良和蒋全成共同承包了田静的工程，田静已经将剩余款项给了蒋全成。韩某称，赵常良和蒋全成是合作关系，田静已经款项支付完毕。诉讼中，赵常良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田静价值1644449.92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提交其公司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投保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予以担保。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京0119民初8244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冻结田静的银行存款1644449.92元或查封、扣押、冻结田静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冻结银行存款期限为1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2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3年。为此，赵常良交纳保全费（案件申请费）5000元。本院作出（2020）京0119执保167号之一执行裁定，冻结田静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存款1644449.92元，冻结期限自2020年12月16日至2021年12月16日。以上事实，还有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工程应为赵常良与蒋全成共同承包。对于剩余工程款1492841.5元，田静已经支付给了蒋全成，且从前期工程款支付情况看，将剩余工程款直接支付给蒋全成亦无不妥。对于田静所称，41.5元零头抹去了，蒋全成对此认可，也符合自然人之间工程价款的支付习惯。因此，对于田静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赵常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全费（案件申请费），应由赵常良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常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00元，由赵常良负担（已交纳）。保全费（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赵常良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立亭人民陪审员  赵慧清人民陪审员  宋 卿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法官 助理  施振伟书 记 员  沙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