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3民终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瞿建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泓，北京市浩天信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曹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锋平，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敏，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铁城建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法定代表人：王忠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伟，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春岩，女。上诉人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元华林公司)因与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工集团)以及原审被告中铁城建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城建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期间，因等待关联案件裁判结果曾中止本案审理，恢复审理后应当事人所请进行调解，后调解未成。2021年2月24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秋元华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泓、上诉人浙江建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锋平、金敏、原审被告中铁城建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伟、姚春岩通过网络视频连线参与了在线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秋元华林公司上诉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为浙江建工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秋元华林公司工程款人民币4,470,923.83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利息(自200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工程应以秋元华林公司与中铁城建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的固定价8,069,863.00元和签证为依据。案涉雁荡山站房内装饰工程属于法定必须招、投标的项目。秋元华林公司与中铁城建三公司签订的合同即为根据中标结论签订并实际履行的合同。之后，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为违法分包的无效合同，不应作为结算依据。二、中标价不得变更或变相变更。对与中标价不一致的另外的工程价款约定，当事人有权主张该另外约定无效，并仍以原中标价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因此，涉案工程应以中标合同固定总价8,069,863.00元加上签证增加的1,951,060.83元，扣除浙江建工集团已经支付的5,550,000元，尚余4,470,923.83元未支付。望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浙江建工集团辩称，其与秋元华林公司的结算当然应当遵循双方之间的合同与约定，不可能去执行秋元华林公司与中铁城建三公司的合同。一审法院误将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暂定总价6,199,495元”的合同认定为固定总价合同，属基本定案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根据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分别盖章并加盖有浙江建工集团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沈德法印”以及秋元华林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瞿宝林印”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甲种本)》(以下简称《甲种本合同》)第20.1条明确约定：“合同价款形式：固定单价合同”，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之间的结算应当按照“暂定总价、固定单价”原则进行。一审法院的基本定案事实与裁判原则存在重大偏差。浙江建工集团不但不欠秋元华林公司工程款，相反还存在超付，故此希望二审法院能将本案发回重审。中铁城建三公司述称，两上诉人互为被上诉人，上诉请求并不针对中铁城建三公司。根据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各方结算与付款次序，直至2021年1月19日，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的结算纠纷才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3民终118号民事判决书定分止争，中铁城建三公司刚刚按照118号案的生效判决履行了付款义务。所以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在本案中的结算纷争与中铁城建三公司无关。浙江建工集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秋元华林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请，同时改判支持浙江建工集团的全部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根据与本案相关联的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结算、付款次序，秋元华林公司、浙江建工集团、中铁城建三公司(其前身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就涉案工程的结算应依照该调解书第三、四、五条确定的原则依次结算。秋元华林公司发起本案诉讼时，明知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就涉案工程的结算纠纷正在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过程中，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就涉案工程的结算条件尚未成就，因此造成本案二审程序中不得不中止诉讼以等待关联案件的处理结果。二、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的结算应当遵循双方之间的合同与约定，不可能去执行秋元华林公司与中铁城建三公司的合同。一审法院误将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涉案合同约定的“暂定总价6,199,495元”认定为系固定总价，属于对基本定案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事实上，根据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针对同一工程的另一份《甲种本合同》第20.1条约定，双方应按照固定单价原则进行工程结算。一审法院的定案事实与工程案件裁判原则存在重大偏差。浙江建工集团不但不欠秋元华林公司工程款，相反还存在超付，故此希望二审能将本案发回重审，通过司法鉴定审定讼争工程价款。秋元华林公司辩称，其从未见过《甲种本合同》，在两上诉人一审当庭均明确表示从未见过《甲种本合同》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甲种本合同》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是完全正确的。《甲种本合同》系由非合同签订方的中铁城建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突然提交法庭，是否系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相互串通故意损害作为民营企业的秋元华林公司利益，不得而知。希望二审法院对这份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都没有、来历不明的《甲种本合同》同样不予认定，支持秋元华林公司的上诉请求，认可涉案工程系固定总价，并按招投标合同计价。中铁城建三公司述称，(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是本案三方当事人真实意志的共同反映。中铁城建三公司没有参与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工程分包合同的签订与履行。秋元华林公司力主的招投标合同本身存在问题，并无法律效力。两上诉人的诉请均与中铁城建三公司无关，中铁城建三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秋元华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浙江建工集团支付工程款2,519,863元和工程履行过程中增加工程量产生的工程款1,951,060.832元，并以上述款项共计4,470,923.83元为基数自2009年10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二、确认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无效；三、浙江建工集团向秋元华林公司支付工程款超出中铁城建三公司就案涉工程向浙江建工集团支付的部分，由浙江建工集团向中铁城建三公司另行追偿；四、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浙江建工集团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秋元华林公司返还浙江建工集团超付的工程款1,038,366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诉讼费由秋元华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沿海铁路浙江公司与中铁建设集团签订《新建铁路甬台温线奉化等八个站房及站场相关工程第Ⅱ标段施工合同》1份，约定发包人沿海铁路浙江公司接受承包人中铁建设集团对于新建铁路甬台温线奉化等八个站房及站场相关工程第Ⅱ标段的施工投标，双方共同达成协议，签约合同价为181,810,186元等内容。上述标段为中铁建设集团与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经双方共同授权，由中铁建设集团全权代表联合体全体成员与沿海铁路浙江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上述标段中的雁荡山站房工程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施工总承包合同。2009年3月4日，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约定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建工集团分包新建铁路甬台温线奉化等八个站房及站场相关工程第Ⅱ标段-雁荡山站钢结构、幕墙、内装修等工程，分包合同价款暂定58,955,043元等内容。2009年4月7日，中铁二十二局六公司(后更名为中铁城建三公司)与秋元华林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约定中铁二十二局六公司向秋元华林公司分包甬台温铁路宁波至温州段新建工程雁荡山站房内装修工程，分包合同价款暂定8,069,863元等内容。2009年(日期为签订合同二后)，秋元华林公司又与浙江建工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三)，约定浙江建工集团向秋元华林公司分包甬台温铁路宁波至温州段新建工程雁荡山站房内装修工程，分包合同价款暂定6,199,495元等内容。合同三与合同二除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不一致外，其他条款均大体一致。一审庭审中，中铁城建三公司出示一份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之间的《甲种本合同》，但作为该份合同签约方的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均明确表示从未见过该份合同，对中铁城建三公司提交法庭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合同约定的内容亦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经审查对中铁城建三公司提交法庭的该《甲种本合同》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还产生签证12份，涉及设计变更等合同外工程，共计工程款为1,951,060.83元。各方当事人对已付工程款为555万元(400万+155万元)无异议，原审依法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另查明，雁荡山铁路工程已于2009年10月1日整体交付并实际运行使用。在各方当事人的前诉中，有关法院认定：“原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根据调解协议已转化成新的权利义务对应关系，调解协议除第二条为直接付款条件外，第三、四、五条为附条件条款，约定了各方今后结算的基本原则，具有可诉性”；“秋元华林公司的结算对象应为浙江建工集团”；“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之间就案涉工程所签分包合同有效与否可另案审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沿海铁路浙江公司将新建铁路甬台温线奉化等八个站房及站场相关工程第Ⅱ标段的施工工程发包给中铁建设集团与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上述标段中的雁荡山工程由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为总承包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其中的钢结构、幕墙、内装修等工程分包给浙江建工集团。浙江建工集团又将案涉工程交由秋元华林公司实际施工，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关于“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故应认定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之间签订的合同三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秋元华林公司已对案涉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其间的投入已物化为建设工程，其价值因系建筑工程不能返还应通过折价补偿的方式进行处理，即应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计算其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进行折价补偿。具体到本案，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签订了分包合同(合同三)，过程中亦一直与浙江建工集团进行对账、结算并向其开具发票，往期付款方(包括诉讼调解款)亦均为浙江建工集团，相反地，中铁二十二局六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向秋元华林公司直接给付工程款，可见，案涉工程实际履行的是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之间签订的分包合同(合同三)，合同二虽经过合法招投标程序但实际上并未履行。另案涉工程已经业主竣工结算并实际交付运行使用，可视为工程质量合格，双方对此亦无异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应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合同三)结算建设工程价款。合同三中明确约定的工程结算方式为固定总价6,199,495元，故浙江建工集团应向秋元华林公司支付上述工程款。同时，案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等合同外工程量，共计工程款1,951,060.83元，涉及到的12份签证(设计变更联系单、图纸、会议纪要、计价单)均经总承包方、设计单位、驻地监理等签字确认，浙江建工集团亦应向秋元华林公司支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款为8,150,555.83元(6,199,495元+1,951,060.83元)，浙江建工集团已付款为555万元，故欠付秋元华林公司工程款数额为2,600,555.83元。关于工程款利息，案涉工程已实际通车(时间为2009年10月1日)，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自2009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关于秋元华林公司诉讼请求的第三项，涉及的是浙江建工集团与中铁城建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秋元华林公司向浙江建工集团主张工程款，故秋元华林公司的该诉请与本案标的无关联，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关于浙江建工集团的反诉请求，其主张工程款为5,012,784元，一方面，案涉工程已经业主竣工结算并实际交付多年，相应的发票亦已由秋元华林公司开具，现浙江建工集团又对工程款数额提出异议，明显有违本案的事实;另一方面，浙江建工集团向一审法院提供造价咨询报告，该造价咨询报告形成于2015年，案涉工程此时早已竣工并交付，且造价咨询报告属于业主单位及审计部门对工程款的审核，从性质上此系监控国家财政拨款使用行为的行政措施，其对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并不必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浙江建工集团援引该造价咨询报告，欲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浙江建工集团仍应依民事主体间签订和实际履行的合同三中的有关结算条款向秋元华林公司给付工程款。浙江建工集团还反诉主张扣除管理费、分包配合费及水电费，关于管理费、分包配合费应按合同三的约定记取557,954.55元(6,199,495元*9%)，关于水电费合同约定的是据实结算，但浙江建工集团并未向法庭充分举证证明上述费用的具体数额，如用电量、电费单价等计价依据，故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浙江建工集团的反诉请求(共计1,038,366元)中的557,954.55元部分成立，双方就案涉工程并未正式进行结算，故应当从工程款中对上述管理费、分包配合费557,954.55元予以扣除。如前所述，浙江建工集目前尚欠付秋元华林公司工程款数额为2,042,601.28元(2,600,555.83元-557,954.55元)。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无效；二、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042,601.28元及利息(自2009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2,56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建工集团负担19,447元，原告(反诉被告)秋元华林公司负担23,12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4,14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省建工集团负担6,544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秋元华林公司负担7,601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确认一审审理查明的基本定案事实。本院认为，针对秋元华林公司的上诉，各方当事人形成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工程结算纠纷应参照的合同依据究竟为中铁城建三公司与秋元华林公司签订的合同，还是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签订的合同。秋元华林公司坚持适用与中铁城建三公司合同结算的理由在于涉案工程属于法定必须经过招投标的工程，该合同为备案迎检合同，也是秋元华林公司认可的涉案工程唯一有效合同。但合同相对性系合同法之基本原理，浙江建工集团并非中铁城建三公司与秋元华林公司合同的缔约方或参与者。现秋元华林公司却要求在与浙江建工集团的工程结算中适用浙江建工集团并非缔约主体的合同为结算依据，显然既有悖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亦有悖法理人情。从原审详细描述的数份与本案工程有关的合同订立、履约顺序，直至(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案件中涉案各方当事人自愿就涉案工程结算最终达成的两两相对的结算、付款次序以及权利义务关系可见，秋元华林公司自愿认可了其涉案工程的结算对象是浙江建工集团，则当然应当适用他们两者之间的合同进行结算。现秋元华林公司枉顾自己之前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张援引与中铁城建三公司签订的合同与浙江建工集团结算，显然无法得到支持。针对浙江建工集团的上诉，各方当事人形成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的工程结算应当按照固定总价还是固定单价进行。在工程结算中，固定总价与固定单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算方式。本案中，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的合同明确约定“暂定总价6,199,495元”，一审法院将暂定总价认定为固定总价显系不当。针对同一涉案工程，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在《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之外，又签有一份《甲种本合同》。虽然一、二审中，秋元华林公司都再三否认《甲种本合同》的效力，但《甲种本合同》与秋元华林公司和浙江建工集团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工程名称、施工地点、分包工程范围等内容完全重合，《甲种本合同》不但加盖有合同签订两主体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公章，还分别加盖有浙江建工集团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沈德法印”以及秋元华林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瞿宝林印”，其形式要件合法、有效，其证据效力并非秋元华林公司的简单否认就能否定。《甲种本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显然系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针对同一工程签订的两份关联合同，两者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由于一审期间，秋元华林公司否认《甲种本合同》效力，浙江建工集团因故也没有对《甲种本合同》当庭发表实质性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因此没有认定《甲种本合同》的证据效力。但二审庭审中，浙江建工集团当庭确认了《甲种本合同》的证据效力，故《甲种本合同》可视为二审新的证据。《甲种本合同》第20.1条明确约定：“合同价款形式：固定单价合同”。该约定系对何为双方《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中约定的“固定价格”进一步的具体、明确。则综合《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与《甲种本合同》，秋元华林公司和浙江建工集团之间的涉案工程结算应依照“暂定总价、固定单价”原则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司法鉴定所需检材也是当事人有责任提供的证据之一。浙江建工集团是涉案工程价款司法鉴定的提出方，二审中，本院也拟启动司法鉴定查明争议的工程价款。但在二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浙江建工集团不但无法向本院提供《甲种本合同》第20.1条中明确约定的固定单价，反而向本院说明《甲种本合同》在签订时就没有附录固定单价。就该节与司法鉴定能否实质启动的重大事实，经本院向秋元华林公司与中铁城建三公司核实，他们也均陈述从未见过《甲种本合同》附录的固定单价。至此，由于涉案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甲种本合同》第20.1条中约定的固定单价，本案显然失去了按照固定单价进行司法鉴定的现实可能性。鉴于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中有“暂定总价6,199,495元”的约定，如涉案当事人可以提供合法、有效的工程量签认，二审同样可以依照工程惯例，套用定额，根据工程量签认来核定秋元华林公司应当取得的工程价款。但本案中，秋元华林公司与中铁城建三公司均明确向二审法院表示，其并不持有工程量签认；浙江建工集团同样无法提供秋元华林公司的工程量签认。至此，涉案工程结算根据工程量签认通过司法鉴定来核定秋元华林公司应得的工程价款也失去了可能。至于浙江建工集团建议可依照业主方案外人沿海铁路浙江公司与总包方案外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结算，从中分剥出秋元华林公司在本案工程中应得的工程价款。本院认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工程结算。总包方的工程结算，结算对象系案外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沿海铁路浙江公司，与本案中的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均无关，并不能当然套用于本案。现浙江建工集团自愿认可总包方的工程结算，但秋元华林公司明确拒绝套用总包结算，因此本院不能将总包工程的结算直接套用于本案。何况层层分包、转包后的工程价款逐层降低只是相对的，在本案所涉数份合同中，位于分包、转包上游的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反而低于下游再转包之后的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合同价款约定，说明各方的工程结算秉持的仍然是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因此，总包方的工程结算不能套用于本案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的结算。如前所述，本案中，鉴于涉案的各方当事人既无法提供《甲种本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又无法提供秋元华林公司实际施工的工程量签认，二审通过司法鉴定进行涉案工程审价查明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讼争工程价款已没有现实可能性。浙江建工集团主张对秋元华林公司存在工程款超付，现并无证据可以证实。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实际施工方与工程价款接受人的秋元华林公司又坚持认为其与浙江建工集团之间系固定总价合同，一审法院据此将秋元华林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的“暂定总价6,199,495元”视为固定总价，并综合秋元华林公司12份经总包方、设计单位、驻地监理签认的签证单，最终认定浙江建工集团尚应支付秋元华林公司的涉案工程款数额为2,042,601.28元亦无不可。关于涉案工程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本案中，对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的理解，涉案的三方当事人在(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第四、第五、第六项中曾明确约定：“……铁二十二局六公司(后更名为本案中的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在此基础上依据双方的专业分包合同进行结算；待双方结算完成后7日内，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依据双方的专业分包合同在双方的结算基础上进行最终结算。以上各方结算完成后，铁二十二局六公司在收到业主工程款后7日内向浙江建工集团支付相应比例的工程款，浙江建工集团在收到铁二十二局六公司的工程款后7日内向秋元华林公司支付相应比例的工程款。原告秋元华林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明确了各方的结算次序与付款条件，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的结算次序应在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完成结算之后。现有关中铁城建三公司与浙江建工集团工程结算纠纷的(2020)沪03民终118号案直至2021年1月19日才判决生效；至此，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在本案工程的结算条件刚刚成就。因此，秋元华林公司要求浙江建工集团自2009年10月1日起承担逾期支付涉案工程款利息明显有悖于其在(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中与其他各方的约定；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从2009年10月1日涉案工程实际通车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亦忽略了各方当事人在(2010)沪铁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调解书中的约定，二审对此予以纠正。鉴于本案中浙江建工集团与秋元华林公司即便在结算条件成就后，亦无法自行通过协商完成涉案工程结算，不得不借助司法途径解决争端，此系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原因，涉案工程款经本案判决生效才最终确定，在此之前，并不存在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秋元华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浙江建工集团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部分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同样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15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1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1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042,601.28元。如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2,567元，由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负担19,447元，上诉人秋元华林公司负担23,12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4,145元，由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负担6,544元，由上诉人秋元华林公司负担7,6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65元，由上诉人秋元华林公司与上诉人浙江省建工集团各负担25,18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鲍韵雯审 判 员 朱 瑜审 判 员 郑 卫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寒书 记 员 李 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