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4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大厦1幢901室。诉讼代表人：张国华，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清算小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悦红，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笳，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48号。法定代表人：李继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琦，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顺发，男，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现暂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北门三岔路口。法定代表人：张顺发，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徐岩，男，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原审第三人：徐根生，男，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上诉人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昆山国信公司）、贵州市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仁泰公司）、原审第三人徐岩、徐根生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6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张顺发在申请免交、缓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未获批准的情形下逾期未交纳，本院于2021年3月20日作出（2020）苏05民终6400号裁定，本案按上诉人张顺发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上诉人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昆山市国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张顺发、贵州市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徐岩、徐根生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州仁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确认昆山国信公司对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73266200元。事实和理由：一、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对案涉四方协议内容均有重大误解，该协议应予以撤销。一审查明2013年7月19日，张顺发以自己和苏州仁泰公司与徐根省、徐岩、贵州福泉大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大昌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中称：乙方（徐根生）为开发（2011）13号和18号地块，在2011年收购了大昌化工的全部权属，共计支付3000万元。因此甲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同意补偿乙方3650万元。但原审对该3650万元补偿款形成原因的相关事实并未查清，徐根生、徐岩和昆山国信公司乘张顺发急于开发土地之际，故意隐瞒相关事实，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张顺发对大昌化工资产状态及价值存在重大误解，以高于大昌化工实际价值近4倍的对价前述了案涉四方协议。庭审中苏州仁泰公司询问徐根生相关问题其未正面回答，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协议中提及收购大昌公司只交付了1900万元而非3000万元，此外昆山国信公司庭审中称其没有为收购大昌化工支付过任何款项，徐岩在庭审中称昆山国信公司拿钱把化工厂转让下来。故各方陈述不一，一审认为不存在疑点和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另，张顺发前述四方协议目的为顺利拆迁大昌公司工厂而非获得单一竞拍主体资格。政府拆迁时对大昌公司地张建筑物、构筑物进行评估仅7848045元、土地收购补偿款2719794元，系大昌公司真实价值。二、案涉四方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苏州仁泰公司不应向昆山国信公司支付款项。协议中约定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支付补偿款同时，约定徐根生、徐岩、大昌化工必须履行一定义务（第2.3款、2.7款、5.3款、5.4款）均约定徐岩和大昌化工要解决对苏州仁泰公司造成的拆迁障碍、保证顺利拆迁、提供关于收购大昌化工拆迁补偿的所有资料和支付凭证。徐根生庭审中多次陈述将相关资料交给昆山国信公司而非张顺发或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也否认收到徐根生、昆山国信公司交付的资料或凭证，一审仅以昆山国信公司提交的收条认定资料已经交付确认事实依据。另，经管理人向福泉市自然资源局了解以及张顺发的陈述，大昌公司或四方协议其他各方也没有配合张顺发处理拆迁工作，拆迁最终由政府主导，拆迁补偿也由政府部门支付给大昌化工。三、本案债务应当由贵州仁泰公司承担并支付。贵州仁泰公司于203年5月9日成立，设立时股东为苏州仁泰公司。2012年5月贵州仁泰公司尚未设立，张顺发以苏州仁泰公司名义竞拍案涉地块。后2013年经整改，张顺发以苏州仁泰福泉公司名义再次竞得，2017年最终仍以贵州仁泰公司名义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8年，贵州仁泰公司办理不动产权证。张顺发以苏州仁泰公司名义与徐岩等前述协议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设立贵州仁泰公司，并使其顺利推进项目拆迁和开发工作，协议书所涉标的物土地使用权已经归贵州仁泰公司所有，故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和相关责任应由贵州仁泰公司承担。四、本案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30%确定。本案中虽四方协议及相关证据中使用了利息二字，但其本职系违约金而非借款合同利息，故应当按照合同法规定予以调整。非借款形成的金钱债务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损失的，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应认定为逾期给付价款所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被上诉人昆山国信公司答辩称：一，苏州仁泰公司对四方协议的内容不存在重大误解，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出撤销四方协议的请求。一是苏州仁泰公司聘请了专业律师参与了四方协议的草拟及签订全过程。苏州仁泰公司也确认徐根生为收购大昌公司支出人民币3000万元。徐根生也确实向大昌公司原股东支付了3300万元完成了大昌化工的收购并配合苏州仁泰公司取得了单一竞拍主体资格，同时退出了项目开发。因此苏州仁泰公司对四方协议的内容不存在重大误解。另外2013年9月18日福泉市国土局作出出让协议后，苏州仁泰公司和张顺发在2013年9月29日的备忘录、2015年5月25日的结算确认书以及2016年3月16日的承诺书中，均多次确认了债权的数额，没有提出异议。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通过实际行动也认可四方协议的内容，不存在重大误解。二是福泉市国土局的土地出让方案形成于四方协议签订之后，其中关于大昌公司的土地收购价以及地上附着物的评估价，只是政府对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价值的一个判断。拆迁补偿事宜并非是由政府与大昌公司协商并支付补偿费，而是由土地竞得人，也就是苏州仁泰公司与大昌公司协商并支付补偿费。因此土地收购价以及地上附着物的评估价，并不是苏州仁泰公司应付徐根生补偿款的价值依据。第三，苏州仁泰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出撤销四方协议的请求，即已丧失请求撤销四方协议的权利。二、四方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大昌公司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均已移交苏州仁泰公司并拆除，且四方协议并未将此作为付款的前提条件，所以苏州仁泰公司关于尚未达到付款条件的主张不能成立。三、选择承担合同主体是昆山国信公司的权利而非苏州仁泰公司的权利，昆山国信公司根据与苏州仁泰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要求苏州仁泰公司承担责任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四、苏州仁泰公司主张利息过高，应举证证明昆山国信公司的损失范围。判断违约金过高的标准，不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应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逾期利益等因素综合考量，违约金可以高于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被上诉人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答辩称：涉案协议是苏州仁泰公司与徐根生、徐岩的三方协议，张顺发当时是代表苏州仁泰公司签字。苏州仁泰公司已通过一审法院重组结束，不应由张顺发个人承担责任。张顺发签名系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个人不是担保人。昆山国信公司也不是合同当事人。当时签协议时徐根生没有钱合作，虚构了这么一个事情，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原审第三人徐岩、徐根生未发表意见。昆山国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昆山国信公司对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103671698.63元（含本金4850万元、截至2016年2月29日的利息2241万元、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月7日的利息33261689.63元、违约金50万元，再扣除苏州仁泰公司已支付的100万元利息）；2.请求判令张顺发与贵州仁泰公司共同向昆山国信公司清偿上述第一项债务。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各方之间签订的协议相关事实。（一）张顺发与第三人徐根生之间的投资协议有关事实。2013年3月8日，张顺发与第三人徐根生签订一份《解除合同》，约定：鉴于，1.张顺发于2012年4月18日通过竞拍取得福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竞拍编号分别为（2011）13号和18号地块，面积为131785.1平方米；2.张顺发与徐根生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开发张顺发以苏州仁泰公司竞拍取得的土地，张顺发占51%，徐根生占49%，双方按照比例出资并享有税后利润收益；3.截至目前，徐根生未按照合同约定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拆迁保证金、运营费用等）。根据以上事实，双方经过在协商，对《投资合作协议》的解除事宜一致达成如下约定：一、双方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即解除原《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徐根生的一切权利均取消。（二）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徐根生、徐岩、大昌公司之间协议书。2013年7月19日，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甲方）、徐根生（乙方）、徐岩（丙方）、大昌公司（丁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以下均简称四方协议），约定：鉴于：1.福泉市人民政府（2011）172号会议纪要，将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挂牌出让，其中13号地块中有大昌公司的三宗工业用地，需对大昌公司进行拆迁安置，拆迁安置补偿费由土地竞得人承担。2.苏州仁泰公司的张顺发与徐根生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发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商业服务及住宅项目，其中张顺发占51%，徐根生占49%，且以苏州仁泰公司在福泉设立分公司作为项目开发主体，独立核算，徐根生分别于2012年3月12日及4月12日共计向苏州仁泰公司汇入1200万元作为投资款。3.徐根生通过收购的形式在2011年取得大昌公司的全部权属，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公司名下的土地、厂房、矿产资源、地上附着物、设备设施等，合计支出3000万元。4.徐根生确认结欠徐岩款项本息合计6450万元整。根据以上四点，四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合同目的。1.1原徐根生收购大昌公司的目的是配合取得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单一竞拍主体资格，现徐根生不再参与该项目的投资开发，由苏州仁泰公司作为开发主体，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同意对徐根生进行补偿，补偿总金额为3650万元，徐根生需向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提供有关收购大昌公司拆迁补偿的所有资料及全部合法的支付凭证。1.2由于徐根生无资金投入，造成对《投资合作协议》的严重违约，张顺发考虑到徐根生的实际困难，放弃追究徐根生的违约责任。现张顺发与徐根生均同意解除双方于2012年6月5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原徐根生汇入仁泰公司的1200万元投资款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不计息退还徐根生，今后涉及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的开发权利归仁泰公司唯一享有，徐根生无权再参与或享有权利。1.3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对徐根生的补偿金及退回的投资款合计4850万元，该权利徐根生同意转让给徐岩，在任何条件下该款项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直接支付给徐岩，冲抵徐根生结欠徐岩的款项。1.4本协议书签订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有权立即拆除大昌公司的所有土地、厂房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利，原属于大昌公司的现有一切物品属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第二条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2.1苏州仁泰公司享有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的开发权，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建设、销售、享有利润等。2.2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确认在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后逐步向徐岩支付本协议1.3条规定的4850万元款项，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直接支付汇入徐岩或徐岩指定账户。2.3徐根生需完成解决大昌公司原股东唐大昌用机动车堵住大昌公司大门事宜，且指示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合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拆迁工作。2.4原徐根生收购大昌公司结欠的收购款由徐根生负责，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无关，原徐根生在该项目前期开发实施中以自己名义或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和其他人的名义对外发生的债务由徐根生处理即承担民事责任，造成苏州仁泰公司损失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有权在补偿款中扣除。2.5上述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应付款项4850万元的权利归徐岩享有，徐根生不得再向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主张。2.6徐岩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须确保不再以大昌公司股东身份阻碍苏州仁泰公司拆迁工作及开发建设工作。2.7大昌公司作为徐根生收购企业，且属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竞拍地块范围，同意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以1.1条约定的金额3650万元补偿款对其拆迁。第三条徐根生、徐岩方债权债务的处理。3.1徐根生以应收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款项转让给徐岩，冲抵4850万元，还余1600万元未归还。3.2徐根生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分期将剩余1600万元归还给徐岩。第四条徐岩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之间的款项结算。4.1苏州仁泰公司承担支付徐岩4850万元的责任，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按照本协议2.2条约定支付，徐岩户名：徐岩。4.2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第61天开始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利息每满三个月结付至4.1条账户，直至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付清为止。第五条其他约定。5.5如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徐岩支付款项，徐岩有权一并要求支付全部款项，且除应承担本协议约定利率的利息外，还应承担支付50万元违约金。（三）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与第三人之间的其他书面材料。2013年9月28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作为甲方与徐岩（乙方）签订一份《备忘录》，载明：鉴于双方与徐根生、大昌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备忘如下：1.原协议书4.2条约定的利息起算点调整为2013年10月30日起。2.2013年10月30日至2013年12月29日的利息按照每个月结付一次，自2013年12月30日后继续按照原《协议书》4.2条约定的每满三个月结付。3.徐岩筹款代贵州沪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泉分公司支付其结欠唐大昌、王泽菊的收购款170万元，如徐岩无法完成支付，则同意向张顺发账户存入340万元用于等待支付给唐大昌、王泽菊，如果最终确定支付给唐大昌、王泽菊的款项超过340万元，在徐岩认可后补足支付，如果最终支付给唐大昌、王泽菊的款项在340万元以内，则多余部分张顺发退还给徐岩。2015年5月25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作为甲方与徐岩（乙方）签订一份《结算确认书》，载明：鉴于双方与徐根生、大昌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3年9月29日签订的《备忘录》，双方确认如下：1.截止2015年5月30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计向徐岩支付过利息475万元，经过结算确认结欠利息1368万元。2.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确认在其或其下属的福泉公司经营开发的福泉金山锦绣家园项目、位于江苏省太仓市××大厦项目及荆溪别院项目中任一项目对外销售产生销售回笼资金的，争取在2015年10月开始向徐岩归还本金。3.徐岩同意如果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能够在第2条归还部分本金（不低于200万元）之日起，将协议书约定的利息调整为月息1.2%计算直至甲方全额归还本金，在甲方归还本金后三个月内还清上述结欠之利息。2016年3月16日，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向徐岩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徐岩，鉴于承诺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及你方与徐根生、大昌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2013年9月29日甲乙双方签订的《备忘录》、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结算确认书》，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系苏州仁泰公司及张顺发控制公司认可之前签署的全部文件，再次承诺作为对你方债务承担主体，共同承诺如下：1.你方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承诺方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你方利息475万元，截至2016年2月29日，承诺方共同确认结欠你方利息2241万元，承诺方主体共同承诺按照协议书约定计算利息并共同履行偿还义务。2.承诺方共同承诺：仁泰福泉公司开发的福泉市房地产项目于201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销售所得扣除工程款后优先偿还你方款项，承诺方苏州仁泰及其分公司开发的位于太仓市××大厦项目及荆溪别院项目中任一项目对外销售产生回笼资金也用于偿还你方款项。该承诺书下方加盖了苏州仁泰公司公章，张顺发在代表人处签字，张顺发在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代表人处签字。二、有关大昌公司的拆迁情况及涉案土地的出让与登记情况。庭审中，昆山国信公司、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第三人均确认大昌公司已完成拆迁。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拆迁现场移交凭据》显示：2013年8月8日，大昌公司根据苏州仁泰公司与其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双方代表对大昌公司现有的物品进行清点，本次向苏州仁泰公司移交的范围为现有大昌公司所有的土地共27亩及土地上的厂房和办公房等所有附着物，清单如下，办公楼一栋，食堂用房一间，会议室一间。交割后，苏州仁泰公司有权立即对大昌公司现有建筑物进行拆除，如现有大昌公司法人沈春生与原法人唐大昌之间因为债权债务引起的纠纷导致不能拆除的情况，不能作为本次交割的凭据，交割有效凭据以无异议拆除上述建筑物为依据。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2013年9月29日由徐根生、沈春生、唐大昌、王泽菊签字的《收条》显示：收款人唐大昌、王泽菊收到贵州沪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泉分公司支付贵州福泉大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福泉市南松砂石厂原权利人唐大昌及王泽菊的收购尾款200万元，加上之前已支付的2830万元，确认收款3030万元，所有款项现已结清。收款人无权干涉仁泰公司对大昌公司地上建筑的拆迁及土地开发利用，特此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全部清结！原告同时提交了2013年9月29日由沈春生支付王泽菊200万元的转账凭证。2013年9月18日，福泉市国土资源局向福泉市人民政府请示开展福泉市（2013）33、3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并附出让方案，方案中包括本案所涉大昌公司已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工业用地，方案中明确建议由福泉市土地储备中心按147元/平方米（福府专议[2011]122号纪要）进行收购，收购补偿款总计2719794元，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和建筑物不收购不进行补偿，由竞得人支付经评估公司评估的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7848045元。2013年10月16日，福泉市人民政府同意上述请示。2013年9月29日，大昌公司向福泉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载明：针对大昌公司的3宗工业用地确认由市土地储备中心以147元/平方米收购，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按7848045元确认由土地竞得人苏州仁泰公司承担支付，上述款项已与苏州仁泰公司结算清楚，大昌公司不会向福泉市国土资源局主张任何权利和款项，也保证其他债权债务与福泉市国土资源局无关。2017年12月5日，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与福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522702-2013-CR-0076、522702-2013-CR-0077），约定由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受让（2013）33、（2013）34号宗地。本案所涉大昌公司工业用地即包含在上述合同宗地中，贵州仁泰公司在上述合同受让人处加盖公章，张顺发签字确认。2018年贵州仁泰公司就上述合同指向的土地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三、有关昆山国信公司与第三人徐岩之间的委托关系的事实。为证明徐岩与昆山国信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昆山国信公司提供一份《委托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为昆山国信公司，乙方为昆山市创业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丙方为徐岩，三方约定，鉴于1.徐根生结欠昆山国信公司贷款本金1000万元，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鹰公司）结欠昆山国信公司贷款本金3550万元，及龙鹰公司结欠乙方贷款本金700万元；2.徐根生与张顺发于2012年6月5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以苏州仁泰公司的名义共同合作竞拍及开发福泉市（2011）13号及18号商住地块（合计131785.1㎡），徐根生对该项目享有占49%的权利，徐根生以龙鹰公司投入资金1200万元，后续未再投入资金；3.徐根生间接持有大昌公司100%股权，并对其享有控制权，国信典当公司2011年7月收购大昌公司价款3000万元，已付1900万元。各方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两方委托徐岩代为处理与徐根生、龙鹰公司之间的债务追讨事宜，徐岩同意接受委托。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接受徐根生及龙鹰公司以贵州福泉开发项目中的投资款1200万元及大昌公司价值抵债给徐岩，或以徐岩名义收受仁泰公司支付款项，或以徐岩名义收取大昌公司的补偿款。三、徐岩仅为甲乙的代理人，因本委托协议而收取的一切款项均归甲乙，系用于归还徐根生、龙鹰公司结欠的贷款本金，如徐岩收回款项超过5250万元，则作为甲乙方支付给徐岩的委托费用，否则，甲乙方无需向徐岩支付委托费用。四、各方知悉徐根生还欠原大昌公司股东唐大昌、王泽菊款项未结清，如徐岩在主张权利时需支付的上述结清款同意在收回款项中扣除。五、因本委托协议生效后徐岩方向徐根生、龙鹰公司主张债权所发生的一切非法行为均非甲乙方委托，由徐岩自行承担。因本委托协议履行发生的纠纷均应向甲乙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昆山国信公司还提供一份委托书，委托人为昆山国信公司与案外人昆山市创业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受托人为徐岩，委托书载明：现就委托人二公司与徐根生、龙鹰公司5250万元借款及追讨借款本息一事中委托徐岩作为代理人，委托事项有：代为处理与徐根生、龙鹰公司之间的债务追讨并严格履行徐根生、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等签订的《协议书》，代为抵债、收受或收取相关方一切款项等全权处理本事项有关事宜。代理期限为自委托之日起至结清借款本息之日止。该委托书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23日。2019年9月21日，徐岩向一审法院出具一份《债权确认书》，载明：本人接受昆山国信公司的委托作为其代理人，负责向徐根生、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讨4550万元本金及利息事宜。2013年7月19日，本人作为昆山国信公司的代理人以自身名义与徐根生、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等签订了《协议书》，代其受让了徐根生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享有的到期债权（应付补偿款及应退投资款）4850万元。《协议书》同时明确了4850万元的支付方式及逾期付款利息。之后本人代昆山国信公司多次追讨债权，取得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等签署的付款承诺文件。本人在此确认，本人根据《协议书》以及相关付款承诺文件，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苏州仁泰公司福泉分公司享有的债权及附属的全部权益依法归昆山国信公司所有。四、有关第三人徐根生及其公司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龙鹰公司）与昆山国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关事实。昆山国信公司提供了8份股权质押典当及续当合同，当金合计4550万元。典当人均为龙鹰公司。昆山国信公司提供一份《债务确认函》，显示，2013年2月7日，案外人昆山市德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准公司）向龙鹰公司确认：1.2012年8月，德准公司因经营需要，委托龙鹰公司以龙鹰公司名义向昆山国信公司以典当方式借款650万元，再由龙鹰公司转借给德准公司；2.2012年8月30日，龙鹰公司与昆山国信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典当合同，国信公司向龙鹰公司出借650万元，典当综合费91000元，国信实际金额为6409000元，典当期限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2年9月12日，月费率为2.4%，月利率为0.6%，同日国信公司出具当票；因龙鹰公司2012年8月30日向德准公司出借650万元，德准公司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第三人徐根生对该《债务确认函》予以确认。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一份《昆山龙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徐根生冲抵债务来源情况说明》，显示，2014年1月1日，第三人徐根生代表龙鹰公司向国信典当公司、昆山市创业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确认：根据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四方协议书有关约定及龙鹰公司2012年2月7日出具《债务确认函》的相关内容，截至2013年9月19日，龙鹰公司及本人共结欠昆山国信公司典当本金5200万元，息费（按2%/月计）933.5万元，结欠创业科贷公司借款本金700万元，同时2013年9月19日为4850万元抵债金额确定日，所以龙鹰公司及本人实际结欠国信公司、科贷公司借款本金为5200+700+933.5-4850=1983.5万元及2013年9月19日开始计算的相关息费，由于公司及本人目前资不抵债，已丧失偿债能力，1983.5万元借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息费将由我的担保人唐明友在履行完自己的付款义务后代为偿还。该情况说明还载明附：（1）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四方协议书;（2）2012昆国信2012股续字2-1、2-2、2-3号；（3）2013年11月23日与徐岩签订的委托书;（4）2013年2月7日《债务确认函》。第三人徐根生认可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五、贵州仁泰公司、大昌公司及龙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有关事实。贵州仁泰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9日，成立时的名称为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福泉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分别为被告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占股80%）、被告张顺发（占股20%），2015年1月15日将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2015年11月4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省仁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将股东变更为案外人张宏伟（占股80%）、被告张顺发（占股20%）。大昌公司于2003年4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73万元。2010年5月19日该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王泽菊、唐大昌、刘学飞、程颢各持有25%股权，2010年8月5日股权结构变更为唐大昌、王泽菊各持有50%股权，同时法定代表人由刘学飞变更为王泽菊，2011年11月3日，股权结构变更为沈春生持有95%股权，施东生持有5%股权，法定代表人同时变更为沈春生。2013年3月14日，股权结构变更为徐岩持有95%股权，武建斌持有5%股权，法定代表人未作变更。龙鹰公司于2003年5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根生，持股比例80%，另一股东为张小林，持股比例为20%。另查明，2019年1月7日，一审法院根据苏州仁泰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苏州仁泰公司的重整申请。上述事实，有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承诺书、债权确认书、工商登记信息、股权质押典当合同、债务确认函、情况说明、委托协议、委托书、移交凭据、收条、转账凭证，被告苏州仁泰公司提供的民事裁定书、企业信息查询单、《解除合同》、《关于“锦绣家园”土地出让价款交纳的情况说明》、《福泉市人民政府关于锦绣家园开发项目调整用地的批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福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开展福泉市（2013）33号和（2013）3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请示》、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不动产证、情况说明、一般缴款书，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现昆山国信公司主张要求确认其对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原、被告的争议一是昆山国信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昆山国信公司能否以与徐岩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为由，以其为四方协议的实际权利人身份向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主张权利；二是如果昆山国信公司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苏州仁泰公司能否以徐根生、徐岩隐瞒重要事实、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四方协议；三是如果昆山国信公司可以以自己名义主张四方协议中徐岩享有的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是谁，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贵州仁泰公司是否均应承担清偿义务；四是本案所涉的债务范围如何确定。针对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1.根据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委托协议与委托书、昆山国信公司与第三人徐岩、徐根生的陈述，可以确认昆山国信公司与徐岩之间就签订四方协议及处理相关事宜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虽昆山国信公司未能提供委托协议原件，但昆山国信公司与徐岩作为委托协议的双方，均确认了协议真实性，也对协议来源进行了解释，第三人徐岩与徐根生均确认双方不存在个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合同关系双方均无异议、原审被告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合同关系真实性的情况下，对昆山国信公司与徐岩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应予以确认。2.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受托人必须以委托人名义订立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可以以自己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可以以委托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订立合同。因此，徐岩以自己名义与原审被告、案外人徐根生签订四方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本案不属于适用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但书部分的情况。原审被告主张其如果知晓徐岩系作为受托人代昆山国信公司签署协议、受让徐根生在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就不会签订四方协议，因为只有徐岩才能完成大昌化工的拆迁工作，但原审被告未能提供该证据证实四方协议中徐岩应当履行的部分具有人身属性，而各方均确认大昌公司的拆迁工作已经完成，昆山国信公司提供的现场交接凭证及付款凭证也印证了昆山国信公司与徐岩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未影响到拆迁工作，因此，原审被告主张本案应适用但书规定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昆山国信公司的主张、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昆山国信公司作为委托人可以行使徐岩关于四方协议中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的权利，昆山国信公司属于适格诉讼主体。针对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在签订四方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主张其重大误解的事实为对大昌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金额，签订协议时根据协议“鉴于”部分的第3条、协议正文第1条，徐根生因收购大昌公司的全部权属，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厂房、矿产资源、地上附着物、设备设施等合计支出3000万元，基于该认识，协议第1条才约定了对徐根生补偿3650万元，但根据原审被告在本案诉讼中了解，没有证据显示徐根生取得了大昌公司的股权等资产，而管理人从福泉市国土局调取的证据显示大昌公司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经评估作价经7848045元，土地收购补偿款仅为2719794元，远低于四方协议中确定的金额。针对原审被告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从四方协议约定的内容看，“鉴于”部分第3条载明的款项指的是徐根生为收购大昌公司支出的款项，四方协议第1条明确了签订合同的目的，其中明确徐根生收购大昌公司是为配合取得福泉市（2011）13号、18号地块单一竞拍主体资格，而原审被告指出的其了解到的评估作价金额是2013年9月18日福泉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土地出让方案中记载的金额，与原审被告陈述的重大误解针对的款项实为不同性质的款项，也并无证据显示原审被告在四方协议时确定的补偿金额是基于土地的实际价值，在双方于四方协议“鉴于”部分对徐根生在2011年为收购大昌公司支付金额作出确认、昆山国信公司也提供了收条佐证第三人徐根生完成了收购大昌公司、大昌公司原股东唐大昌与王泽菊向签订协议时的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春生及第三人徐根生出具了收到收购款的收条、苏州仁泰公司也确实获得了单一竞拍主体资格实现了合同目的的情况下，原审被告主张其对四方协议中的补偿款金额3650万元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文所述，现原审被告无权要求撤销四方协议，亦无证据显示该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根据协议履行义务。现昆山国信公司主张根据该协议、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承诺书、债权确认书由三原审被告履行义务，而三原审被告均主张应当贵州仁泰公司履行义务，理由为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应由法人承担民事法律后果。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由此可知，原审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与上述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四方协议、2013年9月28日备忘录、2015年9月28日的结算确认书，付款义务人均为甲方，甲方则指的是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协议书与结算确认书中有苏州仁泰公司盖章与张顺发签字，备忘录有张顺发的签字，故上述协议书、备忘录、结算确认书均应对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有法律约束力，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应当为债务人，昆山国信公司有权要求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履行义务。关于贵州仁泰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昆山国信公司确认的2013年7月19日协议书的主体为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并非贵州仁泰公司，现昆山国信公司主张贵州仁泰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系2016年3月18日张顺发代表贵州仁泰公司作出的共同还款承诺，因昆山国信公司、张顺发均确认贵州仁泰公司没有就该承诺事项召开股东会、经股东会确认，也没有证据显示2016年3月18日贵州仁泰公司的另一股东亦认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情况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属无效，故昆山国信公司无权要求贵州仁泰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四。2013年7月19日协议书中明确苏州仁泰公司与张顺发应当支付的款项包括1200万元投资款、3650万元拆迁补偿款，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后续出具的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承诺书也均明确按照2013年7月19日协议书项下的义务履行，现昆山国信公司要求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根据协议书约定支付485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关于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不予认可365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意见，结合前文关于委托代理关系效力部分的认定，协议书中确认的拆迁补偿款与原审被告主张的福泉市政府确定的评估价款并非同一概念，其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审被告主张尚未达到付款期限与付款条件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第2.2条确认了支付条件即“在项目开发建设销售后逐步向丙方支付。”，该约定内容并不明确，同时两原审被告还在结算确认书中确认争取在2015年10月开始归还本金，也结算了利息，在承诺书中确认201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福泉市房地产项目，销售所得扣除工程款后有限偿还协议书所确认的债务，由此可知，债权人与两原审被告两次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结算利息，可以认定债权人进行了催要，债务人应当履行，而苏州仁泰公司亦申请进行重整，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8日进行受理，亦应当履行债务，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关于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未达到付款条件的主张。关于利息与违约金部分，一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抗辩1200万元投资款部分，根据协议书第1.2条约定，不应当计算利息，但一审法院注意到，协议书第4.2条确认的债务范围为4850万元，约定了从协议书签订之日自第61天开始计算利息，根据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结算确认书，双方结算的利息计算基数远大于3650万元，应当认定为该1200万元部分在签订协议书之日起第61天开始计算利息。故计算利息的基数应当为4850万元。关于原审被告要求调整利息计算标准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虽协议书、结算确认书、承诺书中明确了利息计算标准为月息2%，也明确了具体金额，但因昆山国信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范围，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及2019年1月7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苏州仁泰公司重整申请的事实，酌情认定利息为30516200元（自2013年9月19日起按照年息11.7%计算至2019年1月7日）。根据2016年3月16日的承诺书及昆山国信公司的陈述，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已实际支付昆山国信公司利息575万元，双方计算利息时应当扣除该部分金额，扣除后利息为24766200元。在昆山国信公司已经主张了利息损失的情况下，其还主张违约金5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昆山国信公司要求确认其对苏州仁泰公司享有债权符合法律规定，但金额不当，一审法院确认其对苏州仁泰公司享有的债权合计73266200元（48500000+24766200=73266200）。昆山国信公司要求张顺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昆山国信公司对仁泰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73266200元。二、张顺发对上述第一项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三、驳回昆山国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张顺发应当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565238元，由昆山国信公司负担169593元，由仁泰公司、张顺发共同负担39564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原审判决第15页第10至20行存在笔误，应为：“昆山国信公司提供一份《债务确认函》，显示，2013年2月7日，龙鹰公司向案外人昆山市德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准公司）确认：1.2012年8月，龙鹰公司因经营需要，委托德准公司以德准公司名义向昆山国信公司以典当方式借款650万元，再由德准公司转借给龙鹰公司；2.2012年8月30日，德准公司与昆山国信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典当合同，国信公司向德准公司出借650万元，典当综合费91000元，国信实际金额为6409000元，典当期限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2年9月12日，月费率为2.4%，月利率为0.6%，同日国信公司出具当票；因德准公司2012年8月30日向龙鹰公司出借650万元，龙鹰公司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第三人徐根生对该《债务确认函》予以确认”。原审判决第15页最后一行“及龙鹰公司2012年2月7日”系笔误，应为“及龙鹰公司2013年2月7日”。前述笔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二审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得否以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撤销涉案2013年7月19日的四方协议；2.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是否应依照四方协议向昆山国信公司付款；3.一审判定的利息是否恰当。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涉案四方协议系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未举证表明其在协议签订后五年内行使撤销权，且事实上，二者在2013年9月28日、2015年5月25日、2016年3月16日多次出具备忘录、结算确认书或承诺书，确认涉案四方协议项下其所负债务，并实际归还了部分利息、履行了协议项下部分义务，故其在本案中再行主张撤销涉案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四方协议项下确定的补偿总金额为4850万元，其中1200万元系因张顺发同意与徐根生解除双方《投资合作协议》而应向其返还的投资款，3650万元系补偿徐根生对于处置大昌公司拆迁安置事项支出的款项，协议确定的补充款项系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与徐根生就后者退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时进行的结算，而一审中双方对于徐根生1200万元的投资款并无争议，对于3650万元一审中昆山国信公司也提供了2013年9月29日大昌公司沈春生、唐大昌、王泽菊签字确认收到3030万元款项的收条，结合本案中大昌已拆迁完成以及苏州仁泰公司、张顺发在四方协议签订后又多次确认结欠款项、并实际履行了部分利息的事实，本院认为苏州仁泰公司关于涉案协议项下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在无直接证据证实昆山国信公司实际损失情况下，结合四方协议中关于利息的约定、酌情考量昆山国信公司典当合同中相关息费的约定等事实，一审法院将利息调整为年利率11.7%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苏州仁泰公司上诉主张的涉案付款义务承担主体应为贵州仁泰公司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选择向发起人或者设立的法人主张合同责任，故即便贵州仁泰公司承担相应合同责任亦不影响苏州仁泰公司在涉案合同项下应承担的义务，而针对一审法院关于贵州仁泰公司合同责任的认定，昆山国信公司未提出上诉，故就该实体问题二审不予理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结果正确。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8131元，由上诉人苏州市仁泰商品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蔚珏审判员  韩 军审判员  水天庆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龚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