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4民再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一涵，女，198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涛，山东中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荻，女，199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红霞，女，196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柱，山东益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婧，女，197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原审被告：刘延昌，男，196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原审被告：史桂华，女，196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再审申请人王一涵与被申请人刘荻、董红霞、黄婧及原审被告刘延昌、史桂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8）鲁14民终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鲁14民申7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再审申请人王一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涛，被申请人刘荻、董红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柱，原审被告刘延昌、史桂华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黄婧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一涵再审请求：1.撤销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14民终1766号民事判决；2.对本案依法维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402民初310号民事判决；3.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的（2018）鲁14民终1766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402民初30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是错误的。本案当中有两个客观事实，二审法院没有审理查明也没有进行说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了错误的判决。首先再审申请人汇入董红霞账户7万元，汇入刘荻账户28万元，汇入黄婧账户23万元，对于汇入上述三被申请人账户资金这个客观事实，一审、二审人民法院都予以确认。但是二审法院认为这是董红霞、刘荻、黄婧三人出借账户给刘延昌，所以刘延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不应当由这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法院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首先确定是否是出借账户，必须要确定这账户的上述三笔资金的去向，然后才能确定是否是出借账户，可是法院并没有审理查明这些内容就主观的认为是出借账户显然是错误的。出借账户最明显的法律特征是出借人不掌握这个账户，账户内的资金必须是刘延昌掌握和控制。上述三个账户的户主是董红霞、刘荻、黄婧，账户的法定使用权是她们三个，这笔资金到底是刘延昌控制使用还是她们三个使用或者是还在这个账户上，二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清这三个账户内资金的去向。在没有证据证实这些资金确实在刘延昌控制之下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的这种判决显然是错误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次，一审时王一涵提交了大量董红霞、刘荻、黄婧包括史桂华等四人以个人名义对外主张民间借贷权利的诉讼案件，数额巨大，数量较多。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认定董红霞、刘荻、黄婧对外诉讼主张权利系黄婧等履行职务行为，董红霞、刘荻和黄婧对外主张债权系受刘延昌指使，所以她们三个不需向申请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判决认定三被申请人董红霞、刘荻、黄婧从事的民间借贷纠纷业务其实就是刘延昌的民间借贷业务，特别是董红霞、刘荻系刘延昌的弟媳妇和侄女，史桂华系刘延昌的妻子，黄婧系刘延昌的会计，她们对外经营民间借贷的业务是混同的。二审法院这样的认定可以合理解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这么多民间借贷诉讼业务竟然没有一个是刘延昌作为原告或者债权人主张权利的。王一涵不反对二审法院对这些事实的认定，但是这个判决的结果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通过三被申请人诉讼主张民间借贷权利之后的利益归属主体究竟是谁，是否真正的落实到刘延昌的身上还是故意在逃避债务，二审法院却没有提及，以偏概全，偷换概念，二审法院明知道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这么多诉讼包括很多已经执行到位的利益却没有一个明确载明是落在刘延昌名下，所以在没有这些利益（对外主张民间借贷权利的获利）最终归属到刘延昌身上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个人主观臆断作出如此判决实属错误。刘荻、董红霞答辩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再审应依法维持二审判决，以维护刘荻、董红霞的合法权益。刘荻、董红霞的确与王一涵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不存在相对性，王一涵与刘延昌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刘延昌在二审庭审中已经说明，即刘延昌在向王一涵借款时（即本案所涉及到的王一涵向刘延昌支付的全部款项），刘延昌虽然使用了董红霞、刘荻、黄婧的个人账户，但这些款项并不由董红霞、刘荻和黄婧使用，而是都归刘延昌使用和支配。面对如此清楚的事实，由于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402民初306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并判决董红霞、刘荻和黄婧分别在刘延昌借款时使用的三人账户中的相应汇款范围内与借款人刘延昌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这显然损害了董红霞、刘荻和黄婧的权益，因为她们既不是与刘延昌共同向王一涵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为刘延昌向王一涵借款提供连带保证的保证人，因此，董红霞、刘荻和黄婧三人因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对本案进行了认真的审理，并且在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都到庭的情况下，对该案作出了公正判决，即借款人刘延昌对王一涵的全部出借款项及其利息承担清偿责任，史桂华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董红霞、刘荻和黄婧三人虽然出借了账户，但这三人只是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应当承担的是相应的行政责任。而连带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仅规定了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的相应民事责任，并未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刘荻、董红霞和黄婧三人对刘延昌向王一涵的借款不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王一涵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对于王一涵与借款人刘延昌的借款事实认定清楚，王一涵也无任何证据证实该借款与刘荻、董红霞、黄婧之间明确约定了这三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王一涵主张刘荻、董红霞、黄婧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是在借款人刘延昌、被申请人刘荻、董红霞均没有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认定，该错误认定与借款合同相对性相悖，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综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公断，驳回王一涵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黄婧未出庭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终审判决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黄婧收款的银行卡不是黄婧个人使用。刘延昌陈述称，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及运用法律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理程序合法，请求再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原二审判决。一、刘延昌与王一涵之间的借贷手续、证据及责任简单明了，不涉及其他任何人责任，这是双方之前的操作约定，借条由刘延昌出具，出借方从没有说过要别人担责。二、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判决，证据确凿，纠错得当。三、在区法院刘延昌因借款而借用别人账户的诉讼多起，但是除此之外的判决都是借款人刘延昌自己的责任，不涉及借用账户责任问题。四、黄婧在王一涵案件提供的书面及录音证据已充分说明了是刘延昌借款，其他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史桂华陈述称，维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王一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刘延昌、史桂华、刘荻、董红霞、黄婧共同连带偿还王一涵70万元及利息26975元（按照月息1.3%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延昌、史桂华夫妇在经营德州市德城区天成运通信息服务部期间，向王一涵借款。该天成运通信息服务部工商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姓名为史桂华，于2016年12月5日注销工商登记。刘延昌与史桂华原为夫妻关系，2017年1月9日在德州市德城区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该天成运通信息服务部经营期间，董红霞、刘荻、黄婧皆为其工作人员。2014年6月8日转到董红霞卡上4万元，2014年6月20日转到黄婧卡上3万元，2014年11月17日转到董红霞卡上3万元，2015年4月l5日转到刘荻卡上24万元,2015年7月14日转到刘荻卡上4万元，2016年8月12日转到黄婧卡上4万元，2016年8月13日分两次转到黄婧卡上一笔5万元、一笔3万元,2016年9月16日转到黄婧卡上2万元，2016年9月30日转到黄婧卡上6万元。2016年12月16日，经双方当事人对账，刘延昌向王一涵出具借条，承认刘延昌欠款70万元的客观事实，这70万元分别计息：23万元自2016年8月18日计息；6万元自2016年9月30日计息；14万元自2016年11月13日计息；17万元自2016年12月8日计息；10万元自2016年12月14日计息。王一涵提交的另案判决书显示，黄婧、刘荻、董红霞和史桂华曾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主张巨额债权。一审判决：一、刘延昌偿还王一涵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3%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史桂华对以上判决第一项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三、黄婧对70万元借款中的23万元本金承担连带责任；刘荻对其中28万元本金承担连带责任；董红霞对其中7万元本金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35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共计9805元，由被告刘延昌、史桂华承担。刘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要求刘荻对刘延昌借款70万元中的28万元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错误判决，依法驳回王一涵对刘荻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王一涵承担。董红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要求董红霞对刘延昌借款70万元中的7万元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错误判决，依法驳回王一涵对董红霞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全部诉讼费由王一涵承担。黄婧上诉请求：撤销德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402民初306号关于黄婧承担23万元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民事判决，驳回王一涵对黄婧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费由王一涵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刘荻、董红霞提交提交民事判决书5份，分别为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402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1402民初926号民事判决书，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491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德中民终字第951号民事判决书，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7民终422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黄婧、董红霞、祝石健、宋翔出借个人银行账户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质证，王一涵对（2017）鲁1402民初272号、（2017）鲁1402民初926号、（2017）鲁1491民初417号三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2013）德中民终字第951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以上四份判决书中的原告没有提交黄婧、董红霞、刘荻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关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2016）鲁07民终4225号民事判决书只是对出借账户的判例，与本案案观情况并不相符，上述5份判决书不能支持上诉人的意见。原审被告刘延昌认为五份判决书都是真实性，出借账户不承担责任，证据合法。原审被告史桂华认为5份证据都是真实的，出借账户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黄婧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证据合法真实有效。经审查，对刘荻、董红霞提交的（2017）鲁1402民初272号、（2017）鲁1402民初926号两份民事判决书，因系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黄婧、董红霞、被上诉人刘延昌、史桂华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在天成运通服务部经营模式下发生的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依法作出的判决，且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均对其真实性认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佐证黄婧、董红霞在其他类似案件中未因出借个人银行账户承担民事责任，本院予以采纳。对（2017）鲁1491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其原告没有提交黄婧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2013）德中民终字第951号和（2016）鲁07民终4225号两份民事判决书，与本案当事人无关，被上诉人王一涵有异议，不具有关联性，且我国不属判例法国家，判例并非合法的法源，本院不予采纳，仅作判例参考。二、上诉人黄婧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王若华、刘光玉诉史桂华、黄婧、刘荻一案（2017）鲁14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认为该案原告诉请被告黄婧、刘荻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证据二、王一涵打款、收款、收息明细表及对应日记账页复印件一宗，用以证明王一涵的借款均是天成运通服务部的业务，黄婧在该服务部打工，负责出纳工作；王一涵所有资金往来全部入账，其2015至2016年所有的资金往来均在日记账中记载，王一涵收入本息通过刘荻工行6222081612001478591、董红霞建行6236682270000012821、黄婧建行6236682270000059772、刘某建行6236682270000300515；黄婧与王一涵的所有业务联系都是刘延昌安排，都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与黄婧个人无关。证据三、刘某出庭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黄婧是打工者、任出纳工作，负责平时记日记账，刘某按刘延昌安排给付过王一涵所有本金的利息，日记账是真实的，本案所涉借款与黄婧无关。证据四、胡春红诉刘延昌、史桂华、黄婧、董红霞一案（2017）鲁1402民初92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刘延昌以天成运通服务部的名义进行资金经营，并招聘黄婧等工作人员按其指示收放资金，是职务行为，与黄婧本人无关。证据五、黄婧诉刘延昌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刘延昌欠黄婧168万元，理应用其债权偿还。经质证，董红霞、刘荻对黄婧提交的五份证据真实性均表示无异议，其中（2017）鲁1402民初337号和（2017）鲁1402民初926号两份民事判决均与董红霞、刘荻提交的民事判决一样，均证明董红霞、刘荻、黄婧都不承担责任。刘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说明刘荻、董红霞只是刘延昌的家人，都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其二人的账户也都是由刘延昌使用和操控，董红霞、刘荻既没有向王一涵借钱，也没有向王一涵借钱，对刘延昌向王一涵的借款不应承担清偿责任。王一涵对黄婧提交的证据一即（2017）鲁14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书载明刘某的陈述为一般款项进入谁的卡就以谁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由谁的卡借出去的钱就以谁的名议起诉；对黄婧提交的证据二，认为这是其单方提供的新证据，鉴于该证据内容较多，且不能详细说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可；对黄婧提交的证明三即刘某的证人证言清晰可信，其讲明天成运通服务部的运营模式，即用三上诉人以及刘某包括史桂华的账户借入资金，出借资金也是从上述卡上运营，对外主张债权以出借卡的户主名义予以主张，由此认为这四个卡与天成运通经营导致个人与服务部资金及债权混同，该四人应对天成运通服务部对外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对黄婧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的两份判决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支持黄婧的主张，且黄婧不仅是刘延昌的雇员而且其与刘延昌等人也有巨额债权债务关系。原审被告刘延昌对黄婧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黄婧提交的证据二银行流水没有问题，对其日记账真实性及其内容都不清楚；对证据三刘某的证人证言，认为不全面，部分正确，刘某不了解实际情况，证人所说的谁的卡谁主张是不正确的，应该是谁的钱谁主张，没有代替；对证据四、证据五认为是真实合法、无异议。原审被告史桂华对黄婧提交的证据一、四、五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二银行流水无异议，日记账不清楚；对证据三证人证言不认可，史桂华并不是天成运通服务部的实际负责人，没有参与经营。经审查，对黄婧提交的证据一、证据四、证据五，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具有真实性，且与刘荻、董红霞提交的（2017）鲁1402民初272号、（2017）鲁1402民初926号两份民事判决书具有相同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证据二系黄婧通过其尾号为9772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给王一涵资金明细、王一涵转天成运通信息服务部用黄婧银行卡23万元等往来明细，以及对应银行日记账、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该证据的资金明细与对应银行日记账、银行交易明细之间高度关联、相互印证，且银行交易明细加盖银行公章予以确认，能够佐证黄婧在天成运通服务部打工，负责出纳工作、记日记账。但因日记账系王一涵2015年至2016年资金往来，银行日记账页码不连续、不完整，且刘延昌、史桂华仅对银行流水明细认可，对银行日记账内容均表示不清楚，王一涵对证据二的所有证据不认可，故对该证据二关于其他事实的证明力待定；对于证据三刘某的证人证言，结合本案当事人的法庭陈述和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天成运通服务部的经营模式，黄婧系该服务部的员工，该服务部用刘荻、董红霞的银行卡走过账，并佐证二人不参与服务部的业务，且王一涵认为证人证言清晰可信，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三、原审被告刘延昌二审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收款人为王一涵的工商银行存款凭证一份及相关情况说明，证明王一涵所主张的2014年11月7日入10万元到刘延昌指定的董红霞账户内，此笔转款刘延昌安排工作人员于2015年4月29日存入王一涵工商银行卡内，卡号后四位为5799，已经结清。证据二、刘荻中国建设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两张、董红霞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三张、董红霞转给陆敏的建设银行39万元转账凭证一张及相关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王一涵所主张的转入刘延昌指定刘荻账户两笔合计28万元，刘延昌已安排人员已于2015年12月17日转入王一涵指定的陆敏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后四位5803内39万元（其中包括2015年4月15日时王一涵让陆红转回18万元中的11万元）一并结清。证据三、董红霞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一张、董红霞转给陆敏的转账凭证一张及相关情况说明，证明王一涵所列转入刘延昌指定的董红霞账户两笔合计7万元，已于2015年4月10日还清，全部业务办理都是王一涵的母亲陆平负责办理。经质证，刘荻、董红霞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王一涵已经收到了一审判决要求董红霞承担连带责任的22万元中的10万元，王一涵收到了一审判决要求刘荻承担赔偿28万元和董红霞承担赔偿的7万元，但一审庭审时刘延昌没有提供上述证据导致原审作出一审判决，另相关账户都掌握在刘延昌手中，刘荻和董红霞均不知情。黄婧同意刘荻和董红霞的质证意见。王一涵对上述证据不予质证、不予确认，对刘延昌的情况说明不认可，因情况说明与其给王一涵、王一涵出具的欠据内容矛盾，请求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史桂华质证认为三份证据是银行的，真实有效。经审查，对刘延昌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刘延昌所提交证据一、证据二，虽主张其对王一涵两笔借款合计35万元结清，但王一涵不予质证，亦不予认可，且结清时间均在刘延昌为王一涵出具欠据的2016年12月16日时间之前，且刘延昌对一审判决并没有提出上诉，关于该部分借款是否结清的事实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采纳。四、原审被告史桂华二审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史桂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用以证明其收入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涉案信息服务部的借款与其无关；证据二、案外人刘延昌和史翔出具的涉案德州市德城区天成运通信息服务部办理手续的说明，用以证明史桂华对该信息服务部办理这个事不知情；证据三、史桂华个人家庭情况收入支出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本案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经质证，刘荻、董红霞、黄婧均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王一涵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对刘延昌和史翔出具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个人收入支出情况说明，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质证。经审查，对史桂华提交的证据一工商银行流水，具有真实性，但不足以证明涉案信息服务部的借款与史桂华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证据二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刘某的证人证言内容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三其个人家庭收支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荻、董红霞、黄婧在各自出借账户接收借款金额的范围内对王一涵借款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民事责任有无事实和依据。经审查，原审被告刘延昌于2016年12月16日向王一涵出具70万元借条一张，并承诺其中的23万元自2016年8月18日计息，6万元自2016年9月30日计息，14万元自2016年11月13日计息，17万元自2016年12月8日计息，10万元自2016年12月14日计息。且借条中有“计息”字样，王一涵主张借款利息按约定1.3%月息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刘延昌在一审和二审中均对此未提出反驳主张。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刘延昌本应按借条约定的计息方式向王一涵偿还借款的利息，但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原审被告刘延昌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偿1.3%计算”，被上诉人王一涵和原审被告刘延昌均未提出上诉。且对一审判决第二项“被告史桂华对以上判决第一项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史桂华亦未提出上诉。此属于王一涵和刘延昌、史桂华分别对自己民事权利作出的处分，依法不应予理涉。故对一审判决刘延昌偿还王一涵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3%计算）以及原审被告史桂华对该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维持。对刘延昌在天成运通信息服务部经营期间借款时，王一涵按照其约定将其出借的部分款项分别汇入刘延昌指定的刘荻、董红霞、黄婧的个人账户，其中汇入刘荻的个人账户28万元，汇入董红霞的个人账户7万元，汇入黄婧个人账户23万元。一审认定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刘荻、董红霞、黄婧亦予以自认，王一涵和刘延昌、史桂华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根据债的相对性，因王一涵与刘延昌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约定，与刘荻、董红霞、黄婧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约定，应认定刘荻、董红霞、黄婧系出借银行账户给刘延昌使用，刘荻、董红霞、黄婧并非借款人。刘荻、董红霞、黄婧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虽然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只是违反了行政管理规范，其应承担的是相应的行政责任，对王一涵主张刘荻、董红霞、黄婧应承担连带清偿民事责任的请求，因连带责任属于是严格责任，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仅规定了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的相应民事责任，并未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王一涵也无证据证实与刘荻、董红霞、黄婧明确约定须承担连带责任。且刘荻、董红霞、黄婧单独作为债权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债权，据黄婧的陈述和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系刘延昌指使，王一涵亦予以认可，应认定系刘延昌作为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使用行为，即其在经营资金中控制、防范和化解债权人权益风险的行为，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理应仍由刘延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婧等只是履行职务行为。王一涵据此主张应由刘荻、董红霞、黄婧承担连带责任，与借款合同相对性相悖，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故一审法院依据以上规定和三上诉人作为债权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债权判决刘荻、董红霞、黄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刘荻、董红霞、黄婧因其出借银行账户和作为债权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债权的行为无须向王一涵承担责任。另对刘延昌举证并主张王一涵汇入刘延昌指定的刘荻、董红霞个人账户两笔合计35万元，已经分别于2015年12月17日、2015年4月10日安排工作人员已办理偿还手续的主张，因王一涵有异议，刘延昌没有提出上诉，且上述借款偿还时间在刘延昌给王一涵出具70万元借条之前，依法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二审不予审理。二审判决：一、维持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402民初30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被告刘延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3%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史桂华对以上判决第一项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二、撤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402民初30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被上诉人王一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69.75元，减半收取为5534.88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共计9804.88元，由原审被告刘延昌、史桂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25元，由被上诉人王一涵负担。再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一涵提交本院（2015）德中民初字第3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调查笔录及相关证据。用以证实刘荻、董红霞向朱鸿出具借款的账户，就是王一涵转款的账户，证实董红霞、刘荻并不是简单的出借账户；刘荻、董红霞用账户出借资金并主张民事权利，这个利益并没有落到刘延昌名下，这些情况与董红霞、刘荻的当庭陈述也是不一致的。刘荻、董红霞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刘延昌向王一涵借款，并指示王一涵将款项转到指定收款人账户中，这种操作王一涵是明知的。黄婧、刘延昌、史桂华均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对当事人再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12月16日，刘延昌为王一涵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70万元，该借条系对以往借款款项的结算，借款交付情况为：2014年6月8日于金岭（王一涵的姨夫）账户转入董红霞账户4万元，2014年11月17日于金岭（王一涵的姨夫）账户转入董红霞账户3万元，以上共计7万元；2015年4月15日陆敏（王一涵的姨）账户转入刘荻账户24万元，2015年7月14日陆敏（王一涵的姨）账户转入刘荻账户4万元，以上共计28万元；2014年6月20日于金岭（王一涵的姨夫）账户转入黄婧账户3万元，2016年8月12日于金岭（王一涵的姨夫）转入黄婧账户4万元，2016年8月13日于金岭（王一涵的姨夫）转入黄婧账户3万元，2016年8月13日盖飞飞（王一涵的妹妹）转入黄婧账户5万元，2016年9月16日于金岭（王一涵的姨夫）转入黄婧账户2万元，2016年9月30日李德全（王一涵母亲的朋友）转入黄婧账户6万元。王一涵再审提交本院（2015）德中民初字第30号案件中，董红霞、刘荻出借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10月，而本案王一涵向刘延昌出借款项的时间大多数是在2014年10月之后，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董红霞、刘荻对外主张债权与本案有关联性，也无法证实董红霞、刘荻与刘延昌存在共同经营的行为，对王一涵提交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荻、董红霞、黄婧应否在其账户接收再审申请人王一涵款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再审申请人王一涵再审主张刘荻、董红霞、黄婧应当在其账户接收款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理由是刘荻、董红霞、黄婧与刘延昌是共同经营行为，而刘荻、董红霞、黄婧主张其仅是出具银行账户的行为。关于再审申请人王一涵主张刘荻、董红霞、黄婧与刘延昌系共同经营行为，但是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对于王一涵转入刘荻、董红霞名下的资金，刘荻、董红霞一、二审时已提交银行流水证实了资金的去向，对于以上资金并未用于刘荻、董红霞向外放贷，而王一涵提交的刘荻、董红霞对外主张债权的判决中载明，刘荻、董红霞向他人出借的款项绝大多数是在王一涵向刘荻、董红霞名下转入款项之前，故对于王一涵主张的刘荻、董红霞与刘延昌系共同经营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黄婧，在其提交的多份生效判决中认定黄婧是刘延昌的工作人员，故应认定黄婧接收款项为职务行为。本院二审认定刘荻、董红霞、黄婧涉案接收款项，均系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并无不当，王一涵要求刘荻、董红霞、黄婧对涉案借款在该三人接收款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王一涵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14民终176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仕东审判员  叶卫国审判员  赵瑞玲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