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1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纯，男，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利，甘肃王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市恒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与长庆路交叉口东北角万利财富广场1906室。法定代表人：徐勇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纯因与被上诉人濮阳市恒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投资公司）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902民初4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利、被上诉人恒润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润投资公司向魏纯返还减资退股款65.36万元，并以年利率6%赔偿自2015年6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给魏纯造成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一、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已经认定“截止2008年7月30日，魏纯认缴出资98万元，实缴出资98万元”，又以“魏纯作为公司登记股东，自身并未进行货币出资”为由而否定魏纯的股东身份，依据不足。1.恒润投资公司陈述魏纯的股权系濮阳市恒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石化公司)转化而来，魏纯予以认可。先抛开魏纯技术入股是否符合我国公司法规定不说，既然恒润投资公司及其他股东均愿意让魏纯的技术折价为股权，说明魏纯的技术可以用货币估价，具有价值。在恒润投资公司与魏纯均认可该价值的情况下，本着私权自治的原则，司法不应以此为由否定魏纯的股东身份。2.一审查明魏纯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供职于恒润石化公司，且魏纯因作出技术贡献而被恒润石化公司奖励过，但因恒润石化公司在2009年末原料供应不足导致停产，魏纯没有施展技术的空间，不得已离开恒润石化公司。就其经历和贡献而论，魏纯的技术折价98万元股权是“货真价实”的，被市场所认可的，不存在虚假出资等情形。3.恒润投资公司在将魏纯股权登记在工商档案中意味着魏纯具备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若恒润投资公司不认可魏纯的股东身份，为何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不将魏纯股东身份进行除名。4.退一步讲，魏纯的货币出资即或由他人代为缴纳，也构成魏纯与其他人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在名义上魏纯仍然享有股东权利，恒润投资公司只能向魏纯履行义务，而不能脱离魏纯向其他人履行义务。至于魏纯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为另一个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在股权明晰，且恒润投资公司并没有将魏纯股东资格除名或证明魏纯出资虚假等的情况下，否认魏纯的股东资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关于魏纯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以魏纯作为登记股东长期怠于行使权利，自减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至魏纯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结论认定错误。理由：1.魏纯系恒润投资公司股东,虽然魏纯也是公司员工,但非单纯的员工。股东依据股权享有投资收益权和公司减资或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公司法或其他法律没有规定股东没有联系公司时就会丧失该权利。故魏纯2009年离开公司后再未与公司联系也没有说过股权的事情,并不代表魏纯“长期怠于行使权利”。当股东认为公司可能没有盈利时就不会主张股东的收益权，相反,公司盈利或亏损或作出重大决策事项时有义务通知股东。2.恒润投资公司一审中抗辩称2015年6月26日公司完成减资后，减资情况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有公示,但恒润投资公司并没有提交公示信息的证据证明魏纯可以查询到具体的减资情况,包括魏纯的股权减少信息。而魏纯在近期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恒润投资公司公示信息时发现股东及出资信息栏只显示股东名称魏纯,变更信息栏显示注册资本在2015年6月26日由3600万元变更为1200万元,并没有显示魏纯的股权金额由98万元减至32.64万元,故即魏纯及时查询也无法得知其股权金额减少的情况。进一步查询,打开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魏纯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32.64万元,此时魏纯确实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此后2017年3月1日恒润投资公司公示的2016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魏纯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98万元。魏纯不能确定2015年度和2016年度中公示报告中的信息哪个正确,魏纯本着有利于自身权利和时间在后的公示信息更具有可信性的判断,认为其出资额应当还是2016年度公示报告中的98万元,此时魏纯认为自己的权利并没有被侵害。2018年3月30日恒润投资公司公示信息2017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魏纯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32.64万元,此后的2018年度、2019年度报告中的信息才同2017年度信息一致。故魏纯即使应当知道其股权由98万元变更为32.64万元,减少了65.36万元这个事实,也应当为2017年度报告公示的时间,即2018年3月30日,此日才能视为魏纯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故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8年3月31日开始,而非2015年6月26日,所以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魏纯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即诉讼时效届满日应当为2021年3月30日。当庭另补充：1.恒润石化公司利用魏纯的技术建设了一套5万t/aC5馏分全分离流程的工业装置,技术是魏纯多年的积累,是个人拥有的。2.2006年时,拥有碳五分离技术的还有上海石化和山东玉皇石化，技术是保密的,拥有此技术是有条件的。3.魏纯和恒润石化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已经体现了,在魏纯的技术支持下建设了一套5万t/aC5馏分全分离流程的工业装置,且成功运行了二年多的时间。4.碳五资源无法保证的条件下,魏纯离开了恒润石化公司,但不会因为魏纯的离开,生产装置不能运行,魏纯已经为恒润石化公司培养了很多技术人员,且运行了两年多时间,所以魏纯的离开是带不走技术的,碳五分离技术已经在恒润石化公司扎根。恒润投资公司辩称，一、魏纯持有的恒润投资公司股份系技术性劳务干股,并未实际货币出资。魏纯的股份是公司大股东为激励魏纯发挥技术才能,促进恒润石化公司尽早生产盈利而设置,魏纯在所主持的化工项目刚投产20多天的情况下不辞而别,导致整个项目最终停产，使恒润投资公司、恒润石化公司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在魏纯未持续提供技术劳务的情况下,公司损失惨重。现魏纯却要求返还并未实际出资的股权减资款没有事实依据。二、魏纯自认在2009年离开恒润石化公司后,再未与两公司有任何联系。如果魏纯自认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怎么可能十几年不问公司的发展、盈亏。公司是否有盈利亏损也需要在其了解后再做判断,不可能出现十几年无联系的情况。魏纯的行为表明了其自知对于公司并未实际出资,对于公司的贡献也远达不到其名下股份应有的对价。恒润投资公司成立十余年来,经历多次重大挫折投资失败,从未进行过盈利分配。在公司每一个股东都没有获得投资回报的情况,魏纯以未实际出资的股权要求返还现金减资款,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三、2015年6月26日完成减资登记就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公示效应。魏纯应当知道,且根据魏纯主张,在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中已看到魏纯出资额减少，魏纯就应当主张权利或者与公司或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确认。即使自2016年6月6日的公示起算诉讼时效,魏纯的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恒润投资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是在充分认定各项事实的情况下，对于魏纯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减资款作出了恰当的认定。至于魏纯的股东资格及未来股东之间的纠纷是另一个问题。恒润投资公司之所以没有对魏纯除名,既是因为自顾不暇,也是因为多少年来难以联系,而公司不可能擅自对魏纯登记股东除名。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魏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恒润投资公司向魏纯返还减资退股款65.36万元；二、恒润投资公司以年利率6%赔偿自2015年6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给魏纯造成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20年6月25日为19.608万元）；三、本案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费用由恒润投资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润投资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30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实缴出资1200万元，原始登记股东为尚某甲、尚某乙、刘某甲、杨某甲、陆某甲、高某甲、魏纯，其中魏纯认缴出资98万元、实缴出资20万元，截至2008年7月30日，恒润投资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实缴资本6000万元，其中魏纯认缴出资98万元、实缴出资98万元。2009年6月10日，注册资本减为3600万元，实缴出资3600万元。2015年4月8日恒润投资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恒润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减资至1200万元，股东的出资比例不调整，各股东等比例减资，其中魏纯出资额由98万元减至32.64万元。2015年6月26日，公司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登记。一审另查明,2006年至2009年魏纯作为技术人员在恒润投资公司持股的恒润石化公司任职，其中2006年、2007年任总工程师，2008年、2009年任总经理。2009年魏纯离职，未与恒润投资公司及恒润石化公司联系沟通股权事宜。在庭审中，魏纯认可恒润投资公司抗辩其系技术性劳务入股，其并未实际货币出资。恒润投资公司认可魏纯名下减资款65.36万元并未支付魏纯。在2019年10月26日恒润投资公司股东会议录音中，魏纯认可自身离职未办理手续及主管化工项目运行时间不长最终停产亏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减资纠纷。关于魏纯是否有权获得减资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但是，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魏纯作为恒润投资公司登记股东，自身并未进行货币出资，其自认实际系技术出资，魏纯的技术并非发明专利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知识产权，魏纯提供的技术实际系技术性劳务，而劳务出资属法律法规所禁止的出资方式，结合魏纯自2009年离开恒润石化公司未再提供技术性劳务，魏纯要求恒润投资公司返还他人代缴的货币出资减资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魏纯主张本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魏纯名下股权的减资于2015年6月2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魏纯自认自2009年离职后就再未向公司沟通股权问题，魏纯作为登记股东长期怠于行使权利，自减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至魏纯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魏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魏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97元，由魏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魏纯提交第一组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恒润投资公司》公示信息9页，证明下列事实：1.公示信息第1页“股东及出资信息”栏只显示“股东名称魏纯”，第2页“变更信息”栏显示注册资本在2015年6月26日由3600万元变更为1200万元，并没有显示魏纯的股权金额由98万元减至32.64万元。2.进一步查询，打开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魏纯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32.64万元”，此时魏纯确实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3.2017年3月1日公示的恒润投资公司“2016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魏纯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98万元”。此时魏纯不能确定2015年度和2016年度中公示报告中的信息哪个正确，魏纯本着有利于自身权利和时间在后的公示信息更具有可信性的判断，认为其出资额应当还是2016年度公示报告中的98万元，此时其认为权利并没有被侵害。4.2018年3月30日公示的恒润投资公司信息“2017年度报告”“股权及出资信息”栏显示“魏纯认缴、实缴出资额均为32.64万元”。魏纯从此时才应当知道其股权由98万元变更为32.64万元，减少了65.36万元这个事实，这个时间点也应当为2017年度报告公示的时间，即2018年3月30日，此日才能视为魏纯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故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8年3月31日开始，而非2015年6月26日，所以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魏纯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第二组证据，2021年恒润投资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召开会议通知两份,及通知方式的微信截图一页。证明目的:2020年12月27日和2021年1月9日恒润投资公司向魏纯通过微信发送了召开股东会通知。证明恒润投资公司当前二审期间仍然认可魏纯的股东身份,并按法律规定依然要求魏纯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故魏纯的股东身份是明确的、合法的。恒润投资公司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组证据显示2015年6月26日恒润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3600万减至1200万,注册资本的减少必然是各股东出资金额的减少。魏纯应当知道此时股权出资金额已经减少的问题。2016年6月6日,公示的2015年度报告,也显示了魏纯的出资金额减少。因公示报告系企业自主提交,2017年公示的2016年年度报告出现了错误,未显示减资情况。但是根据魏纯提交的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显示在2015年6月26日显示注册资本减少至1200万元后,从未有过变更或增资情况。而2016年度报告中,显示魏纯出资为98万元,加上其他所有股东的出资仍为3600万元。明显可以看出存在与减资情况不符的问题。魏纯现在解释不能确定哪一年的信息正确,恒润投资公司认为魏纯本可以通过积极的查询信息主张权利,或者直接联系公司,都可以再次确认减资事实。因此,魏纯主张从2018年起计算诉讼时效没有依据。第二组证据2020年12月27日的股东会通知,正是鉴于一审判决已经做出,恒润投资公司希望召开股东会的形式,解决魏纯以及另案陆某甲的股东身份问题。并不代表公司对两人股东资格及出资形式毫无异议。通知第二条研究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要处理案涉争议。2021年1月9日延期召开通知,也只是对上一通知的延续。魏纯以此主张股东权利，尤其是主张返还减资款,依据明显不足。本院认证意见为：恒润投资公司对魏纯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综合认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恒润投资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魏纯投资款65.36万元及利息损失；二、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魏纯主张其系恒润投资公司股东，认可其认缴的98万元系以自己的技术出资估价而来，未再实际缴纳98万元出资款。恒润投资公司对魏纯为登记股东及未再实际缴纳98万元的事实无异议，认可魏纯是技术劳务出资。双方对恒润投资公司应否向魏纯返还减资退股款65.36万元持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公司减资即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是指公司依法对已经注册的资本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削减的法律行为，由此形成的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受公司法规范的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公司股东会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对减少资本的处置作出决议系其法定职权。由此可知，减资行为是公司对自由资产的处置，减少的注册资本仍系公司的自由资产。就本案而言，在恒润投资公司的减资决议中，仅明确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金额和股东减少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股东的出资比例。对减少的注册资本如何处置并未形成决议内容，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也未对此作出规定，因此减少的注册资本并非当然要退还给股东个人。其次，注册资本减少并非减少公司的资产，在全体股东按持有的股份同比例减资的情况下，股东享有的股权权益并未受到损害。恒润投资公司是按照同比例进行减资的，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不变，并未损害魏纯的股权权益。魏纯要求恒润投资公司按其原出资额等值返还减资退股款，割裂了注册资本与股权价值的对应关系，变相的不再承担公司经营亏损的损失，显然与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东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不符。综上，魏纯要求恒润投资公司支付减资退股款65.36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由此可知，法律并未规定所有的诉讼请求均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如上述法条明确规定的物权请求权，特殊的债权请求权等即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在2009年之后，魏纯未行使股东权利是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当然丧失股东资格及应享有的权利。本案中，魏纯主张的减资退股款系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所享有的权利，具有明显的身份属性，原则上只要股东身份存续，该股东权利并不因此归于消灭或罹于时效，一审关于魏纯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魏纯的上诉请求中关于诉讼时效的部分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余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予以驳回。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97元,由上诉人魏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  李彦敏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吴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