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云法少民初字第25号原告郭朝明，男，1980年7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告林丽君，女，198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原告郭朝明、林丽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芳、曾芳芳，广东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838号。法定代表人李文源，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符忠，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朝明、林丽君与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以下简称南方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朝明、林丽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芳，被告南方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朝明、林丽君诉称，林丽君怀孕40＋3周，于2013年7月16日入南方医院待产，产前体格检查各项指标优良，次日剖宫产下一足月男婴，出生后男婴胎心、呼吸、体表状况等各项体征正常，Apgar评分1分钟、5分钟、10分钟均为10分，仅诊断为“新生儿ABO溶血症”。同年7月18日11时，南方医院要求将患儿转入新生儿科对“新生儿ABO溶血症”进行治疗。同年7月19日13:00左右，南方医院告知我们患儿病情危重，要求做各项检查，我们按要求缴纳各项费用。当日17时左右，南方医院对患儿进行剖腹探查术，诊断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南方医院建议进行肠切除，做造瘘术。考虑造瘘术对患儿日后生存质量产生严重后遗症，我们要求保守治疗，并在南方医院的要求下签字同意出院，患儿并未实际离院。南方医院于2013年7月20日15时擅自停止所有治疗措施和护理措施，患儿最终于2013年7月21日在南方医院死亡，当时我们未在场，是由南方医院告知我们并要求我们与其太平间管理人员一同将小孩送往殡仪馆。我们认为南方医院在对患儿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未尽诊疗义务，擅自停止所有治疗措施的行为与患儿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对于新生儿用药应尤为谨慎，没有遵守用药规范而错误使用新生儿禁用药品（丙球和美罗培南），对患儿病情加重并最终死亡负有责任。3、在救治过程中出现手术台不足，呼吸机短缺等现象，急诊不及时，手术准备不完善，造成手术延误，与患儿感染加重最终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未按病历书写规范填写病历资料，存在伪造病历的行为。5、在救治过程中低估患儿病情，造成对患儿救治不力，应对后期患儿病情恶化，发展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所述，南方医院在对患儿的诊疗过程中违反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违背其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放任患儿死亡，直接导致患儿未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而最终死亡的结果。南方医院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与患儿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主要责任。一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是我们夫妇家庭的希望所在，却由于南方医院的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最终死亡，给我们夫妇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为维护我们的合法利益，现向法院提起诉讼，特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医院向我们赔偿住院医疗费29066元、丧葬费32395元、伙食费200元、营养费3000元，共计64661元，要求南方医院承担20%即12932.2元。2、判令南方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695140元的20%即139028元。3、判令南方医院赔偿鉴定费13600元。4、判令南方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南方医院辩称，一、我院对于患儿的治疗，遵循临床医学思维，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常规。患儿于2013年7月18日11：34因“确诊新生儿ABO溶血半天”，入我院新生儿科治疗。2013年7月19日因出现新生儿坏死性结肠炎、严重感染（简称NEC），需外科手术治疗。手术中，家长两次签字要求放弃手术救治，患儿转回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简称NICU）保守治疗。2014年7月20日，家长主动要求停止治疗、坚持签字办理出院手续，并拒绝带患儿出院。患儿在我科门诊留观治疗，2013年7月21日，家长签字放弃抢救死亡。患儿死亡后，我院向患方说明尸检对明确死因的重要性，但家长签字拒绝尸检。在医学界，对于NEC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足月儿NEC的发病机制中，基因、免疫、感染、缺氧等因素交互作用，至今仍未完全明了。约有20－40%NEC需要外科手术治疗，足月儿NEC死亡率约为5%。患儿病程进展迅速，对于积极的内科治疗反应欠佳，需要外科手术干预和强有力的术后支持治疗。此种急骤起病、迅速恶化的NEC，病因往往更为复杂特殊，在各医院新生儿科时有发生，甚至部分患儿通过手术亦不能挽救生命。本案因家长签字拒绝尸检，无法进一步探究患儿发病的原因。二、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我院对患儿的救治是积极的、坚持的、无过错的，符合国家、医院医疗管理相关规定，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学伦理学，在家长签字出院遗弃患儿的情况下，也未停止对患儿治疗的行为。患儿死亡与我院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在手术中、术后、出院留观过程中，本例患儿尚未完全丧失救治条件，我院多学科医生积极抢救，同家长多次谈话交代病情，并告知家长如停止救治的不利后果。患儿家长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有较之普通人群更广的知识面和更强的理解能力，在了解终止手术、停止治疗出院会错失挽救患儿生命仅有机会的情况下，多次签字放弃抢救、办理出院，对患儿的死亡难辞其咎。（1）术中外科医生两次与家长谈话，家长均签字要求“拒绝手术、放弃治疗”。尤其是第二次探查，患儿“部分乙状结肠、腹腔内直肠色泽转红，弹性可，判断有生机”，肠管情况好转，手术医生拟更改手术方案，保留升结肠和乙状结肠，但家长仍签字要求“拒绝手术、放弃治疗”。(2)是否救治决定权在家属，对患儿放弃救治、办理出院是家长的明确意思表示。放弃手术后，我院给予患儿积极的保守治疗。2013年7月20日，家长主动要求放弃对患儿的治疗，坚持办理签字出院。主管医生多次请家长考虑，带领家长探视患儿，详述对患儿当时病情的综合评估，随时有病情变化、危及生命，并告知家长如放弃治疗，患儿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家长仍坚持放弃治疗，办理签字出院。(3)家长坚持办理出院，但医院未停止对患儿的治疗，抢救时家长再次要求放弃治疗。家长办理出院后将患儿扔在医院，诊疗科室电话请求我院医务管理部门，并向110报警。我院医务管理部门意见：虽家长放弃患儿，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指示患儿按门诊留观，继续治疗维持患儿生命。值班医生按门诊留观流程，开具门诊处方让家长为患儿购药，但家长未购药，也未再到医院探视。值班医生请示后，按本院规定，对患儿进行生命体征监护、呼吸机辅助呼吸、静脉补液等基础生命支持，并记载于门诊病历中。2013年7月21日，患儿病情恶化，值班医生给予抢救，并通知家长。家长再次要求放弃一切治疗，并在门诊病历上签字为证。三、我院不存在急诊不及时、手术准备不完善或延误手术的行为，与患儿感染加重最终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患儿的手术为新生儿的急诊大手术，对手术条件的要求远高于成人。手术室紧急准备，室内消毒、升温、麻醉准备、备血、呼吸机换手术间等大量的准备工作，均在最短时间完成。我院积极创造条件、完善术前准备，尽全力使患儿尽快得到手术机会。约16点，患儿送至手术室，准备就绪的医疗团队迅速为患儿实施麻醉、开始手术。开腹后，家长拒绝继续手术，放弃治疗。手术中，手术医生本着既要抢救生命、更要尽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原则，多次评估患儿病情，并根据在开腹减压后患儿肠管活力明显改善这一情况，提出了损伤更小的新手术治疗方案，再次与家长沟通，家长仍签字坚持放弃治疗，只能终止手术。手术时，患儿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能耐受手术，且肠管部分恢复生机、有条件保留部分结肠；同时，切除坏死组织、阻止毒素吸收，是首选的救命措施。然而家长在经多次医生谈话、充分了解患儿病情后，放弃这一救命的治疗机会，是最终导致患儿死亡的原因。四、患儿在我院治疗期间，对患儿疾病的诊断、治疗、护理均严格遵守医疗常规及国家、医院相关规定，无违规操作；对病情变化判断准确、处理迅速，无低估病情、延误处理及错误处理；及时向家长通报病情变化，并按规定在特定医疗操作前征求家长意见、签署知情同意书；患儿办理出院后，仍给予维持生命的治疗。（1）患儿“新生儿ABO溶血”诊断明确，治疗得当。经解释病情后经家长签字同意，按“新生儿ABO溶血”诊疗常规给予蓝光照射、静脉人免疫球蛋白、复查胆红素等常规治疗。（2）针对患儿病情变化迅速处理，按重症感染、NEC早期给予积极治疗。7月19日约8点10分，患儿明显腹胀，转NICU紧急处理。按重症感染、NEC早期给予积极治疗。予通知家长、告病重、继续禁食、胃肠减压、通便、生命体征监护、急性床边立位腹平片检查、抽血化验、大便常规等，并经验性应用抗生素、静脉补液支持等。经上述处理后，患儿腹胀明显缓解，腹壁软，肠鸣音弱，监护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正常，病情一度好转。当时在X线机上见立位腹平片显示肠胀气，未见肠梗阻、腹腔内游离气体、腹水表现。通便见大便为棕黄色，未见血性物。后立位腹平片报：肠胀气，大便常规正常，CRP与PCT显著增高提示严重感染，与上述观察结果一致，说明病情变化后的诊断、治疗正确、及时。值得注意的是，患儿8点10分病情变化当时情况尚未达到“疑似NEC”的诊断标准，而我科已预见性给予NEC早期处理。（3）准确判断手术指征。10点30分左右，患儿出现进行性腹膜炎倾向。考虑患儿病情进展迅速，立即请求普外科小儿外科急会诊，申请急诊腹部B超，并告知家长病情变化。经家长签字同意腹穿后，小儿外科主治医师在B超定位下行腹腔穿刺诊断，12点20分穿刺完毕，发现浑浊血性腹水，立即送检。我科医疗团队、小儿外科主治医师、麻醉科主治医师立即共同会诊，并告知家属病情进展、以及可能需要手术的思想准备。为迅速取得化验结果，由本科医生专人送标本至检验科急查并原地等候结果，证实为渗出性腹水后立即电话通知主管医生。我科医疗团队、小儿外科主治医师、麻醉科主治医师和三线教授立即再次评估患儿病情，认为患儿病情符合手术指征，并于13点正式与家长进行术前谈话。家长直至13点50左右方签字同意手术。（4）术中外科医生拟积极手术治疗。术中及术后救治情况同前所述。五、在患儿住院期间，我院用药完全符合药物使用规范。丙球和美罗培南分别应用于“新生儿ABO溶血病”和“新生儿重症感染”的治疗，用药指征、剂量全部遵守《实用新生儿》第四版、《新生儿药物手册》第二版，用药指征明确，药物剂量正确，无使用新生儿禁用药品行为。综上所述，我院在对患儿的整个救治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与患儿死亡无任何直接关系。在患儿住院期间，所有诊断及治疗均符合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对患儿病情的判断和处理是正确的、及时的、积极的。即使家长放弃治疗，弃患儿于医院后，我院仍未停止对患儿的救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学伦理学。但患儿家长在术中、术后多次主动放弃治疗、办理出院、放弃抢救，剥夺了患儿应有的生存机会，转而向全力救治的医院索要巨额赔偿，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鉴此，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8日，林丽君之子出生第二天被送入南方医院治疗。林丽君产前胎心监测提示胎心正常，无胎膜早破，无胎盘钙化，无脐带绕颈，无脐带扭转，出生时羊水清，生后Apgar评分：1分钟10分，清理呼吸道后，5分钟10分，10分钟10分，生后查新生儿ABO溶血试验阳性：A型直抗+，放散4+，游离2+。患儿大小便正常，无陶土样大便及酱油样尿。入院查体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前囱平软，全身皮肤粘膜欠红润，心肺未见明显异常，腹软，无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肠鸣音正常，肌张力正常，四胀胀端暖，余未见明显异常。入院诊断：新生儿ABO溶血症，新生儿贫血？入院后经皮测胆红素34umol/L；查ABO血型为“A”型，Rh血型鉴定阳性(+)；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19.93g/L，中性粒细胞总数13.4g／L，中性粒细胞百分数67.2%，红细胞计数4.10T/L，血红蛋白测定113g/L，血小板计数271g/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5.48%；血生化示钾4.41mmol/L，谷草转氨酶57.6U/L，总胆红素65.3umol/L，间接胆红素58.10umol/L;感染二项示降钙素原2.27ng/ml，C反应蛋白5.2mg/L，入院后予人免疫球蛋白封闭抗体，7-18下午经皮测黄疸62umol/L，予积极光疗退黄治疗,光疗6小时后复查肝功能，示谷草转氨酶47.7U/L，总旦红素68.9umol/L，提示光疗有效，予以继续治疗。7-19晨发现患儿腹部稍膨隆，后逐渐出现肤色苍白，反应欠佳，呼吸浅促，心率偏快，吃奶差，腹胀加重，肠鸣音微弱，立即予以转NICU病房，并通知家属告病重。患儿精神渐差，伴呼吸暂停，查血气：PH7.241，P02129.8mmHg,PC0218.7/mmHg,BE-16.8mmol/L，予n-cPAP辅助通气，禁食、肠胃减压、镇静剂抗感染治疗。患儿出现发热、血压下降，复查结果回报：降钙素原＞100.Ong/ml，血红蛋白测定129g／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6.51%，白蛋白31.8g/L，总胆红素91.7umol/L,C反应蛋白35.3mg/L，电解质基本正常，予改用美平、万古霉素联合抗感染，升压、扩容、纠酸、抗炎、护胃处理。后患儿腹胀进一步加重，腹肌紧张，腹壁出现红斑，考虑腹膜炎改变。查胸腹片提示：两肺纹理略增粗、增多；肠管积气、扩张。行B超检查示腹腔积液，请普外科会诊，超声定位下行腹腔穿刺术，穿出血性液体3ml，送检常规提示白细胞计数3498/uL。会诊考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告知家属建议患儿急诊剖腹探查，并予告病危。家属签字同意手术。术中探查见部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部分乙状结肠坏死，考虑行盲肠或升结肠单腔造口术＋近全大肠切除术，与患儿家长详细交代病情，家属表示拒绝手术，放弃治疗。再次探查肠管，见部分乙状结肠和腹腔内直肠色泽转红，弹性可，判断有生机，再次与患儿家长交代病情，拟行升结肠和乙状结肠双腔造口术，家属再次拒绝手术，放弃治疗。患儿关腹后转NICU继续积极治疗。目前继续呼吸机辅助通气、胃肠减压、静脉补液及血管活性药物等积极治疗。7月20日，患儿家属考虑不能排除出现严重后遗症的可能性，再次要求放弃一切抢救治疗，要求办理出院，家属在出院告知书中签字确认了解病情后仍坚持放弃治疗办理出院。出院诊断：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部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部分乙状结肠坏死）；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多器官功能损伤；感染性休克；酸中毒；新生儿ABO溶血；溶血性贫血；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出院情况：目前在呼吸机辅助通气、静脉补液、血管活性药物等维持血压、维持内环境等积极治疗下，患儿目前血氧饱和度97-100%，外周血压66／44mmHg，心率168／分，有自主呼吸，无抽搐。前囟较饱满，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2.5mm，对光反射灵敏；皮肤轻度黄染，肩背部、阴囊水肿，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细啰音，心音有力，腹部皮肤颜色略青灰，腹胀、腹肌紧张，但较术前有所减轻，肝脾未能触诊，四肢肌张力偏高，触动患儿，双下肢有轻微肢体反应，肢端暖。目前患儿仍病情危重，随时可能有病情变化、危及生命。2013年7月21日11:40分，患儿出现心率下降，86次／分，外周血氧饱和度测不出，血压59／34mmHg。查体：反应差，全身发绀、肿胀，双瞳孔等圆等大。直径约1.5mm，对光反射迟钝，偶有抽泣样呼吸，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啰音，心音低钝，86次／分，未闻及杂音、腹胀、肠鸣音消失，四肢肌张力升高。RX:l、1：10000肾上腺素静注；2、30ml生理盐水泵注；3、呼吸机模式改为HFo，持续胸外心脏按压。2016年7月21日13时，患儿心电监护示一直线，心脏听诊未闻及心音，无自主呼吸，双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宣告临床死亡。死亡诊断：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2015年2月12日，本院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该中心综合分析如下：（一）林丽君之子死因分析患者林丽君怀孕40＋5周于2013年7月17日剖腹产产下一足月男婴，生后男婴各项体征正常，Apgar评分1分钟、5分钟、10分钟均为10分。7月18日因脐血ABO溶血试验阳性，会诊后拟“新生儿溶血”收入新生儿科，7月19日晨发现腹部稍膨隆，渐渐反应差，呼吸浅促、心律偏快，肠鸣音减弱，立即转NICU病房，7月19日15时30分送手术室，17时手术见：腹腔内有多处脓苔，横结肠多处穿孔、破裂，与家属详细交代病情，家属拒绝手术，送回新生儿ICU病房，采取保守治疗。7月20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1、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2、急性弥漫性腹膜炎；3、多器官功能损伤；4、感染性休克；5、酸中毒；6、新生儿ABO溶血；7、溶血性贫血；8、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由于患儿仍留在医院，医方继续按门诊留观，继续维持患儿生命，对患儿进行生命体征监护、呼吸机辅助呼吸、静脉补液等基础生命支持。7月21日12时门诊记录记载：11时40分心律下降，外周血氧饱和度测不出。查体：反应差，全身发绀，肿胀，偶有抽泣样呼吸，肌张力升高，13时心电监护示一直线，双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宣告死亡。死亡诊断，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由于患儿死后未做尸体解剖，死因难以确定。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初步分析患儿死于：感染性休克；酸中毒；新生儿出血坏死性结肠炎（小肠并未坏死）；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多器官功能衰竭。（二）关于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是由围生期多种致病因素导致的以腹胀、呕吐、便血为主要症状的急性坏死性肠道疾病，病死率非常高（约20－30%），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至今尚未完全清楚。多数人认为感染和肠道炎症是NEC的最主要原因。NEC典型症状为腹胀、呕吐和便血，随后出现大便性状改变、血便。查体可见肠型、腹壁发红，部分患儿右下腹肌紧张、压痛、肠鸣音减弱或消失。典型的NEC病例，如腹胀、呕吐和便血、腹部X线平片改变等不难诊断，对于不典型的病例，临床多采用修正Bell-NEC分级标准（IA、IB、ⅡA、ⅡB、ⅢA、ⅢB）。治疗上以禁食、抗感染、支持治疗和手术治疗。（三）对医方医疗行为评价1、诊疗行为符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由于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早期诊断非常困难，医方虽然未能在发病早期确诊为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与疾病本身病变特点有关。医方在患儿的发病初期，临床观察比较仔细，从7月19日早6时-15时30分的NICU监护单中明确记载患儿整个病情变化，也重点对患儿腹部情况、一般状态等方面予以重点关注。病程记录中也比较详细的记载了患儿不同时间病情变化特点，并在病情加重时请专科专家会诊。诊断明确，实施剖腹探查符合患儿病情，术前及术后的治疗符合诊疗常规。但是在辅助检查中腹部拍片不够及时，2013年7月19日9时01分病程记录中记载，教授查房考虑有NEC可能，密切腹部及呼吸体征变化。医方怀疑有NEC的可能，医方应该及早做腹部平片检查(NEC辅助检查主要项目之一)，事实上，临时医嘱中9时已开出腹部平片，直到12时38分病程记录中记载“腹部平片结果尚未回报”，从放射检查报告单报告的日期是7月19日15时39分，医方存在轻微过错。2、实施告知义务和高度谨慎注意义务。7月19日上午8时左右，患儿病情有变化，医方立即转NICU紧急处理，予告知家属，积极采取告病重、禁食、胃肠减压、生命体征监护、常规辅助检查、抗生素治疗、静脉补液等。10时30分左右，患儿出现进行性腹膜炎征象，并呈进行性加重趋势，积极请外科会诊。12时20分左右发现腹水混浊呈血性后组织会诊并向家属告知病情。13时30分与家属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后，医方开始做术前准备。15时30分进入手术室，17时实施手术。术中根据患儿病情，再次向家属说明患儿病情并尊重家属放弃手术治疗的意见。从患儿病情变化之后到手术结束，医方虽然早期未做出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诊断，但整个过程，医方对病情一直给予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并向家属实施了知情告知，签署多份知情告知书。3、关于新生儿用药问题。美罗培南是β－内酰胺类抗菌约，临床应用于呼吸系统和腹内感染等其他严重感染。患儿有腹膜炎的临床表现，中国医师、药师临床用药指南第二版在该药禁忌症与慎用中记载“3个月以下婴幼儿使用本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尚未确定，故不推荐使用”。儿科学关于新生儿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抗感染治疗中记载“一般选用氨苄西林、哌拉西林、或第三代头孢菌素”。医方不应该把美罗培南作为首选。综上所述，南方医院在对林丽君之子的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相关规定，医方实施明确的告知义务和高度谨慎注意义务，林丽君之子的死亡是由于患儿自身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家属放弃治疗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医方医疗上虽然存在轻微医疗过错，但与患儿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四、鉴定意见南方医院在对林丽君之子的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相关规定，医方实施明确的的告知义务和高度谨慎注意义务，林丽君之子的死亡是由于患儿自身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家属放弃治疗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医方医疗上虽然存在轻微医疗过错，但与患儿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南方医院对上述鉴定结论没有异议，郭朝明、林丽君对上述鉴定结论表示异议，认为：鉴定书所认定的医方过错与患儿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相当因果关系，鉴定意见认定“医方存在的轻微医疗过错与患儿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完全没有依据。本案中，如果不是医方的过错，能有效控制感染进展，能更早的安排手术，在患儿肠坏死面积较小的时候能剖腹确诊，相信没有家属会拒绝积极的治疗手段，医方的上述过错，虽然未直接导致患儿死亡，但延误了患儿的治疗，使患儿在肠坏死发展到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才通过剖腹探查的方式确诊，显然对家属的治疗选择有重大影响，与患儿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相当因果关系。该鉴定书的分析意见没有充分依据，申请重新鉴定。以上事实，有户籍材料、病历资料、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纠纷，郭朝明、林丽君的儿子到南方医院就诊，认为南方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要求南方医院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按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与判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损害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患者的损害，三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医务人员的过错。本案经鉴定，郭朝明、林丽君儿子的死亡结果是由于自身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家属放弃治疗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与南方医院的轻微医疗过错不存在因果关系。郭朝明、林丽君没有证据证实其子的死亡是南方医院的医疗过错造成，请求南方医院赔损失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医疗事业是具有科学性、探索性不断发展的行业，医疗行为是具有高风险的专业行为，在医疗实践中尚有许多未知领域，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学积累和探索的领域，由此造成在医疗行为过程中会经常出现各种事前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领域等医疗风险，在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从其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出发，必然是运用专业的、科学的技能及专业设备进行诊疗，诊疗的过程不但是治疗病患以降低病患致死残风险或减轻其生活质量降低程度的过程，也是向未知医疗领域探索、挑战的过程，如果将所有医疗风险完全让医疗机构承担，势必违背了法的基本价值，得不到社会的公认，从而使社会价值观失衡，违背科学认识世界的观念。南方医院虽然未及时为郭朝明、林丽君的儿子进行腹部平片检查，但在诊疗过程中一直履行了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并向郭朝明、林丽君履行告知义务，签署多份知情告知书，诊疗行为符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相关规定，故郭朝明、林丽君要求重新鉴定的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朝明、林丽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03元，由郭朝明、林丽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昕人民陪审员  蔡玉林人民陪审员  徐韶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柯乐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