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23265号原告：刘芳，女，196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何愈，男，196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何俊凌，男，199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斌，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汶，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松辉，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榕，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帅华，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与被告郑松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斌、李汶，被告郑松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榕、唐帅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三原告人民币6,622,126.07元(包括：债券面值本金850,000美元，按照2020年2月24日汇率，1美元兑7.0246人民币计，为人民币5,970,910元；年7%票息，2018年12月24日至2020年2月24日期间，共计427天，日票息为69,606.85美元，按照2020年2月24日汇率，1美元兑7.0246人民币计，为人民币488,960.28元；以上述两项合计人民币6,459,870.28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暂计至2002年9月9日止，197天的利息损失为人民币162,255.79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律师费人民币17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刘芳、何愈系夫妻关系，原告何俊凌系两人之子，三原告系三口之家。2018年12月11日，三原告分别与案外人中国绿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签订《有关认购及发行总金额为370,000美元、7%年票息及于发行日期2019年12月7日到期的债券之协议》《有关认购及发行总金额为350,000美元、7%年票息及于发行日期2019年12月7日到期的债券之协议》《有关认购及发行总金额为130,000美元、7%年票息及于发行日期2019年12月7日到期的债券之协议》。以上三份协议中分别约定，三原告作为认购人向绿宝公司分别认购370,000美元及7%票息的普通债券、350,000美元及7%票息的普通债券、130,000美元及7%票息的普通债券。涉诉债券均于2019年12月7日到期。2018年12月24日，绿宝公司发行了涉诉债券，到期日顺延至2019年12月24日。同时，绿宝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4日分别确认收到三原告支付的370,000美元、350,000美元以及130,000美元,共计850，000美元认购款。截止债券到期日2019年12月24日,绿宝公司并未依约将本金及票息汇入三原告的指定账户。2019年12月29日，绿宝公司向三原告发出《债券延期通知》，告知三原告因受香港银行付款方面影响，将债券到期日延期两个月，延期至2020年2月24日兑付。2019年12月29日，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向三原告出具《担保函》。根据《担保函》中“鉴于何愈、刘芳、何俊凌于2018年12月24日获得绿宝公司面值为850,000美元及年票息7%债券，该债券起息日为2018年12月24日，到期日2020年2月24日”，因此本案债务系已合并为一起债务。同时，被告以个人财产对绿宝公司与三原告的债务总额850,000美元及年票息7%进行连带责任保证。2020年2月19日，绿宝公司向三原告出具《关于：因疫情债券延期兑付通知》，表明因疫情原因再次延期兑付，并未通知兑付日期，仅告知待疫情缓解安排兑付。可见，涉案债券到期日并非2020年2月24日，实际到期安排兑付的时间系待疫情缓解之时，同时该通知由被告签字确认，系被告主动延期。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待疫情缓解”即绿宝公司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后，原告一直关注相关疫情，并发现一则2020年5月7日香港有望全面通关的新闻，委托杨某女士于2020年5月4日及时告知贺沛(系绿宝公司董事会成员，且担任执行董事，被告将债券兑付事宜委托贺沛处理，被告的意思均由贺沛转达)，要求兑付债券并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责任。被告本为绿宝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其出具《担保函》正是基于其与绿宝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董事局主席代表绿宝公司，二是作为连带保证人代表其自身。绿宝公司出具延缓兑付的通知并由被告签字确认，于被告本人而言，若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应当明确告知原告，并明确保证期间。于原告而言，已有保证人的签字确认，系视为被告已经书面同意债务延缓兑付，即同意延长保证期间，故原告起诉时保证期间并未经过。此外，贺沛作为被告代理人，原告及原告的受托人杨某(三原告授权其处理涉案债券购买、兑付等事宜)在保证期内向贺沛主张承担连带责任。自2020年5月后，原告刘芳也一直联系被告并添加其微信，但均未取得有效联系。2020年4月，杨某至福建漳州找被告，并通过微信沟通被告要求见面沟通，但被告均未予回复。杨某至绿宝公司福建漳州办公室，门卫以被告不在为由拒绝会面。故本案中，原告已在保证期内向被告主张了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应当承担涉案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三原告的诉讼标的为850,000美元及年票息7%的债券，系同一个诉讼标的，故本诉为必要共同诉讼，三原告一同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根据《担保函》第一条，被告承诺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律师费、仲裁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用、财产保全担保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因此被告应当承担本案律师费人民币170,000元(由原告刘芳、何愈担任股东的上海雄润树脂有限公司代付)。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及管辖，被告向三原告出具的《担保函》中，被告明确同意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有纠纷或协商不成的，同意向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涉讼。被告郑松辉辩称，三原告的诉讼标的同类但并不同一，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但是为了节省审判资源，也为了节省诉讼成本，对于三原告共同提起本案诉讼不持异议。被告的主要答辩意见有三点：第一，三原告请求被告对绿宝公司总金额850,000美元的债券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已经超过了被告作为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被告依法可以免责，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三原告在2018年12月24日分别购买了绿宝公司发行的一年期到期债券，票面总额850,000美元，票息是年7%，债券的到期日是2019年的12月24日。到期后，受香港银行付款审批的影响，绿宝公司通知三原告债券的兑付期限延长至2020年2月24日。需要注意的是，延期通知是绿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被告在文件上签字是作为绿宝公司执行董事履行手续，因为香港公司对外签章均需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盖章，且文件内容也特别说明延期通知是公司行为。被告于2019年的12月29日向三原告出具了担保函，对前述到期债券提供连带担保，时间在延期通知之前，被告并未同意对绿宝公司债券延期提供担保，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改变债务内容，加重担保人责任的，对担保人显失公平，加重责任部分对担保人无效，因此债券的延期内容对被告不发送效力。《担保函》中，被告与三原告并未约定明确的担保保证期间，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三原告持有的债券的到期日是2019年的12月24日，即便延长之后，也只是到2020年的2月24日，即担保人的保证期间，应该是在2020年2月25日至2020年的8月24日。三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时间是2020年的9月23日，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原告在其诉状及最初提供证据中并未主张或反映其通过案外人杨某向绿宝公司及被告主张债权。如果原告真有委托杨某处理债权，理应在此之前即出具授权文书，而不是起诉之后单方出具的真伪不明的情况说明。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曾委托杨某向绿宝公司及被告主张债权，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已向被告主张债权，即便杨某代原告向贺沛主张兑付债券，从杨某与贺沛、被告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只能看出是要求绿宝公司兑付债券，而并未向被告主张担保责任。贺沛作为绿宝公司的现任执行董事，其与杨某的聊天记录是代表绿宝公司，并非代表被告，贺沛与被告之间并无代理关系，也无亲属关系。此外，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杨某与被告一直是微信联系方式的，但杨某从未在微信中向被告主张三原告的担保责任。需要强调的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在担保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担保责任，而全案证据反映的仅是原告向绿宝公司主张债权。法理上，主债权与担保债权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涉及不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原告主张主债权的行为，不能推定为已主张担保债权。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三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人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因此本案三原告请求被告对绿宝公司的到期债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其诉求是依法不能成立的。第二，三原告在本案当中同时主张因为委托律师所支出了人民币170,000元的律师费用，但提供的付款记录，其付款人是上海雄润树脂有限公司，并非三原告，不能证明代付款，原告刘芳、何愈作为该公司股东，即便代付款成立，也属于侵犯公司财产，扰乱市场的不合法行为。在不能证明三原告实际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该笔费用，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三原告以人民币作为本案其享有债权的计价依据，缺乏依据。双方约定的债券的计价单位是美元，并没有约定人民币，而且人民币最近期汇率变动较大，原告以较高的汇率来折算，是显示公平的，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不能得到支持的。退一步讲，即便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能成立，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也不应当把票面利息再重复计算利息，应当只能够以本金来计算利息占用费。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包括认购协议、《债券本金收讫确认书》、邓黄张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债权证书、《关于：债权延期通知》、担保函、《委托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上海雄润树脂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律师费支付凭证、《关于：因疫情债权延期兑付通知》、绿宝公司公报、杨某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贺沛与杨某及被告之间的微信群聊天记录、LB-JS专属服务群聊天记录、香港2020年5月7日全面通关新闻、刘芳与贺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贺沛与杨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某与贺沛之间的通话记录、柯葳彬名片、杨某与柯葳彬之间的通话记录、杨某与柯葳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杭州趣合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2019年12月17日绿宝公司香港办公室谈话录音、2021年1月18日绿宝公司董事名单、绿宝公司2019年中期报告、杨某与绿宝公司员工李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某机票订单信息、杨某手机相册在内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上海雄润树脂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律师费支付凭证与《委托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三原告关于律师费的支付情况，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2.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对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部分予以采纳；3.杨某与柯葳彬及贺沛之间的通话记录、杨某与柯葳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杭州趣合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绿宝公司2019年中期报告、杨某与绿宝公司员工李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某机票订单信息、杨某手机相册无法证明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1日，刘芳、何愈、何俊凌分别与绿宝公司签订《有关认购及发行总金额为370,000美元、7%年票息及于发行日期2019年12月7日到期的债券之协议》《有关认购及发行总金额为350,000美元、7%年票息及于发行日期2019年12月7日到期的债券之协议》《有关认购及发行总金额为130,000美元、7%年票息及于发行日期2019年12月7日到期的债券之协议》。以上三份协议中分别约定，刘芳、何愈、何俊凌作为认购人向绿宝公司分别认购370,000美元及7%票息的普通债券、350,000美元及7%票息的普通债券、130,000美元及7%票息的普通债券，债权到期时间均于2019年12月7日。2018年12月24日，绿宝公司发行了上述债券，到期日顺延至2019年12月24日。同日，绿宝公司出具《债券本金收讫确认书》，确认分别收到刘芳、何愈、何俊凌支付的370,000美元、350,000美元以及130,000美元,共计850，000美元认购款。上述协议、《债券本金收讫确认书》落款处均加盖绿宝公司含执行董事郑松辉签字的印章，并注明“代表绿宝公司签署”字样。协议及证书均约定受香港法律规管，并须按香港法律解释。认购协议并约定协议各方同意服从关于香港法院非专属性司法管辖。2019年12月29日，绿宝公司向刘芳、何愈、何俊凌发出《关于：债券延期通知》，告知因受香港银行付款方面影响，将债券延期两个月，延期至2020年2月24日兑付。同日，郑松辉向刘芳、何愈、何俊凌出具《担保函》，载明：鉴于刘芳、何愈、何俊凌于2018年12月24日获得绿宝公司面值为850,000美元及年票息7%债券，该债券起息日为2018年12月24日，到期日2020年2月24日。绿宝公司在债券到期日(即2020年2月24日)五个工作日内向债权持有人兑付该债券。本人郑松辉，保证绿宝公司在债券到期日(即2020年2月24日)五个工作日内向债券持有人清偿本金总额850,000美元及利息。若绿宝公司在债券持有人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未完全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的，本人承诺如下：一、本人为绿宝公司承担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本金850,000美元及年票息7%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含律师费、仲裁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二、经本人同意，债券持有人将该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后，本人仍在原保证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担保函生效后，主合同任何条款的更改或补充，包括同意债务人延期履行，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本人将继续根据本《担保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有纠纷或协商不成的，同意向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五、本《担保函》自签发之日起生效。2020年2月19日，绿宝公司向刘芳、何愈、何俊凌出具《关于：因疫情债券延期兑付通知》，表明：“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相关部分银行停止营业，我司开户银行也暂停了本司公对私业务；同时香港关闭了大陆人士过关通道(包括商务签)，导致我司工作人员无法亲临香港处理此事。故我们很遗憾的通知您，您此次到期的债券将延迟兑付，等疫情缓解，工作能正常进行，我司会第一时间安排兑付，延迟兑付期间按年票息7%正常计息”。通知下方落款处加盖绿宝公司含执行董事郑松辉签字的印章，并注明“代表绿宝公司签署”字样。2019年12月17日，杨某添加贺沛微信，贺沛将郑松辉微信推送给杨某。2019年12月29日，贺沛告知会由绿宝公司员工李静去接杨某及龚炫参观并回漳州颜厝办公室一起开会。杨某告知对方次日约了刘芳，所以需要郑松辉的身份证扫描件。贺沛将郑松辉身份证扫描件发送给杨某并要求其自行打印。2020年1月9日，杨某询问对方给刘芳及其家人的三张支票次日是否可以拿到，贺沛回复表示周五才能去领取支票，当日是周四尚未领到，即便周五领到也没办法，因为郑松辉当日已经离开了香港。后，杨某又问是否能下周一、二拿到，因为其订了下周二回上海的机票，且下周一刘芳正好在香港，如果郑松辉方面可以带刘芳一起过去，对方表示无法确定郑松辉的行程。2020年1月12日、1月13日，杨某均向对方表示刘芳想见一下郑松辉，顺便把支票取了。2020年1月20日，杨某问对方：“我们另外的三张远期支票开出来了吗？我们节前能拿到吗？”次日，贺沛告诉对方，需要提供英文抬头，且只能提供港币支票，没有美元支票，需要进行折算。杨某将刘芳、何愈、何俊凌的中英文名字发送给对方，并称：“客户回复，可以按今天的汇率换算成港币，兑付的时候再多退少补”。2020年1月22日，贺沛询问数据是否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安排开支票，郑松辉已经签字。杨某回复：“客户回复，现在开到时多退少补”。后，贺沛将三份开具给刘芳、何愈、何俊凌的工银亚洲抬头的港币支票发送给对方确认。2020年2月20日，贺沛将给杨某及刘芳、何愈、何俊凌的《关于：因疫情债券延期兑付通知》发送给对方，杨某回复：“客户问，上次出给她的支票在哪里？她不接受延期，因为已经延过一次了”。2020年2月21日，杨某将“兑付承诺函.docx”文件发送给对方，并表示：“您看看刘总要求的兑付承诺函怎么处理好”，对方回复表示已经发给投融资部门的同事看过，估计够呛。杨某表示语音中谈好是可以出具该函件的，且客户仅要求后面加三个工作日的时间限制，并不过分。贺沛回复表示站在客户角度和杨某的角度提出，都可以理解也不过分，需要走审核程序，兑付承诺函并非想出就出。杨某回复表示接到客户(注：指刘芳)来电不接受延期，因为费用是用来交保费的，不能再拖延，蒋志云的可以再沟通。2020年2月25日，杨某告知对方：“客户今天又再问，你们本周什么时候付款”，贺沛回复可以告知客户因为疫情原因资金周转不到。次日，杨某告知对方：“我按您的意思把公司目前的资金情况如实转述给刘芳了，她还是不同意延，您跟郑总沟通一下，这周内把资金还给她吧，我现在是在没有办法了，另外，蒋志云这边……”。2020年4月18日，杨某表示：“您和郑总周一是在漳州，还是在厦门，我们过来一趟”，对方表示已经回了郑州，对郑松辉的安排并不清楚。杨某表示希望对方帮忙约一下郑松辉。2020年4月23日，杨某告知对方次日去漳州，要求帮忙约一下郑松辉。贺沛回复表示本人在出差中，要求杨某联系绿宝公司的员工李静。次日，杨某告知：“我们住在漳州，等郑总回来”。2020年5月4日，杨某告知对方：“昨晚接到刘芳电话，说香港5月7号对两类人豁免通关，你们也在其中，所以让你们5月7号帮她把之前开好的三张支票存进去，存好把回单发给她，另外，我在你们这里的100万债券本息，也麻烦5月7号一起付出”。2020年6月12日，杨某表示：“刘芳总刚刚打电话来，要求直接联系郑总，您看怎么处理？她表示，她加了郑总微信多次，但郑总都未通过，您们怎么会回复/安抚刘总的？她现在给我很大压力，您们公司现在到底什么状况了？”贺沛回复：“杨总，刘总的保单在催促，所以她的状态本来就很焦虑，要求今日全部兑付债券本息，这两三天每天很多电话，也要求要郑董的电话直接沟通。但是目前公司情况确实是做不到的……另外綦廷贵总那边您有联系吗？他们有什么反馈吗？”杨某将綦廷贵的回复发送给对方，并表示：“我和蒋先生的今天是最后一天，麻烦把凭条发我一下，蒋先生已经给律师发邮件让准备明天起诉的资料了，如果我的今天下班前仍然没有收到，我也会给律师邮件”。2019年12月18日，郑松辉通过了杨某的微信朋友验证申请。2020年4月24日，杨某通过微信告知郑松辉：“我们来漳州了，您明天什么时间方便，我们见一面，有些事想跟您当面沟通”。2020年5月18日，杨某通过微信要求郑松辉语音通话，对方无应答，杨某即将与綦廷贵的对话发送给郑松辉并告知：“綦廷贵960万1年期债权已经到期，怎么处理请明示？綦廷贵的事情，相信李静总和柯总已经汇报给您了，不管公司的处理意见如何，作为您们的合作方，请明示，这样我们才好配合工作”，郑松辉回复：“杨某好，具体交代贺沛总明天联系你”。2020年5月20日，杨某告知对方：“贺总昨天的回复我很失望，我的律师函也已发出，是你们逼着我走这条路的。当然您也可以像贺总所说回复我的律师，你们给我的所有文件都是假的额，那余下的我们就证据说话，让法院定夺，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您已经考虑清楚了，那我们就法庭见。另外，綦廷贵的事情你们如果想处理，就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后，杨某将綦廷贵的文件和意见转发给对方，并告知：“蒋先生说他上周就委托律师拟诉状了，建议你们慎重对待”。2020年6月16日，刘芳添加贺沛微信。次日，刘芳告知对方：“贺小姐刚刚又收到保费催缴通知”，贺沛回复：“在赶飞机，今天还没顾上和老板，资金运营部及财务开会沟通，明天沟通后回复您”。刘芳表示：“请将郑老板手机号码发给我”。2020年6月22日，贺沛与刘芳约定2020年6月23日或次日见面。2020年6月23日，贺沛告知无法见面，刘芳询问：“我交保费的事情怎么办呢？”对方表示：“目前正在积极协调收回一些应收款，6月底前款到底能不能收到，应该能确定下来，如果能收到，看怎样和您商量解决一些，但是目前全部一次解决，恐怕很难”。2020年6月30日，刘芳表示：“我天天在焦急的等待看你们债券兑付，你要给我信息呀”。另，贺沛、柯葳彬(名片显示其身份为绿宝公司联系公司秘书/资本市场部董事)、杨某、龚炫、蒋志云建立名为“LB-JS专属服务群”的微信群。2019年12月，贺沛询问杨某及龚炫：“针对延期客户处理和业务合作这两个核心问题，杨总和龚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在群里，我们这边会及时回复”。杨某回复表示：“刘芳他们三个基本上同意延期2个月，延期通知书和郑总的电子担保文件，这两天可以发给我吗？我给他们审一下，如果没问题，我本周五过来签”。后，柯葳彬将延期通知等相关文件发布在群内。杨某回复：“刘总只接受延2个月，到2020年2月24日”。后，经过几次修改，柯葳彬将修改后的文本重新发布在群内。杨某提出担保函需要内容需要进行修改。贺沛表示，具体微小调整可以见面签的时候随时改动微调。根据2021年1月18日绿宝公司董事名单显示，执行董事为舒中文(主席)、贺沛，郑松辉不再担任执行董事。2020年9月23日，刘芳、何愈、何俊凌提起本案诉讼。为实现债权，刘芳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并由刘芳、何愈担任股东的上海雄润树脂有限公司代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70,000元。诉讼中，刘芳、何愈、何俊凌提供的2019年12月17日录制于绿宝公司香港办公室内的在场人为郑松辉、贺沛、柯葳彬、杨某、龚炫的谈话录音。其中柯葳彬介绍贺沛身份为“董事长的助理，贺总”并介绍绿宝公司情况。贺沛表示其为郑松辉助理，“帮郑总负责某些板块，但不是您刚刚说的财务负责人……主要负责公司的自建电商平台”。郑松辉在谈话中介绍了绿宝公司业务及资金回笼情况，同意出具个人担保函给杨某及刘芳等，沟通了其他客户的情况，并表示“杨总这边的事情都交给贺沛处理”。本院认为，因三原告向案外人绿宝公司购买涉案债券，被告于2019年12月29日出具《担保函》，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担保函》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三原告与被告未约定保证期间，故涉案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主合同履行期限变动，保证期限是否随之变动。涉案债券原到期日为2019年12月24日，到期后又延长至2020年2月24日。2020年2月19日，绿宝公司向三原告出具《关于：因疫情债券延期兑付通知》，表示债券因新冠疫情影响将延迟兑付，未明确具体的兑付时间，仅是称“等疫情缓解，工作能正常进行，我司会第一时间安排兑付”，目前，并无证据表明绿宝公司与三原告之间就延迟履行达成一致及达成一致的履行时间。同时，被告出具的《担保函》上明确的债券到期日为2020年2月24日，且“主合同任何条款的更改或补充，包括同意债务人延期履行，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即被告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必须以其书面同意为前提。然而，前述通知上使用的是绿宝公司一贯的对外签章格式，被告的签名明确为仅代表绿宝公司，无法得出原告主张的被告面同意延长保证期间的结论。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即便债权人绿宝公司与三原告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一致同意延长，因未经被告书面同意，保证期间不发生变动。二、被告的保证责任是否得以免除。根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目前并无证据表明三原告在保证期间内曾向被告直接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刘芳曾向案外人贺沛主张过债券兑付，贺沛的身份为绿宝公司董事，原告向贺沛的主张，仅能视为原告向绿宝公司主张债权，且三原告并未向其主张过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案外人杨某(杨某身份较为特殊，其与绿宝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其称原告及案外人綦廷贵等均为“客户”，本人也购买了绿宝公司的债券)曾向贺沛及被告主张过债券兑付，但未在与贺沛及被告等的交往过程中表示过其受三原告授权代为处理涉案保证合同，也并未向贺沛及被告有过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被告在微信及谈话中表述的“具体交代贺沛总明天联系你”及“杨总这边的事情都交给贺沛处理”等有相应语境及上下文联系，无法得出被告授权贺沛代为处理涉案保证合同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被告保证期间自2020年2月24日后第五个工作日的之后一天，即2020年3月3日开始至2020年9月2日，三原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佐证其在该期限内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的保证责任得以免除。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344.88元，由原告刘芳、何愈、何俊凌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汤晓音法官助理 周志尧书 记 员 周志尧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二、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三、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