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7810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工业开发区顺康路6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567285873。法定代表人：韩秀菊，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哈尔滨国瑞龙宝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木研街10号南郡凤凰湾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0094803807T。法定代表人：杨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柏章，黑龙江抚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来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哈尔滨国瑞龙宝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朋来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昆、李琦，被告（反诉原告）龙宝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杨锐、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柏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朋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龙宝公司向朋来公司支付货款89923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86113.5736元（以89923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每期货款到期日暂计算至起诉日，最终数额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合计金额9378473.6元[庭审中，朋来公司将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龙宝公司向朋来公司支付货款888436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72555.78元（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每期发货之日暂计算至起诉日），合计金额9256915.8元]；2.请求判令龙宝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朋来公司与龙宝公司开展药品销售合作，龙宝公司多次向朋来公司采购药品“劲博”。合作过程中，双方的部分订单采用先发货后付款的交易模式。龙宝公司承诺在朋来公司发货后的约定期限内足额支付相应货款。朋来公司已经按照订单约定的数量及规格及时向龙宝公司交付了订单药品，但龙宝公司自2019年4月起共13笔订单均未能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拖欠货款总额高达8992360元，经朋来公司多次催告，龙宝公司始终未向朋来公司支付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朋来公司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裁决，判如所请，维护朋来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反诉原告）龙宝公司辩称，朋来公司变更的数额不对，实际差54000元。1.龙宝公司并没有向朋来公司采购任何药品，反而是朋来公司工作人员到龙宝公司联系代销合作，并不是像朋来公司在事实理由中说的合同关系，我方没有向朋来公司采购的任何药品，是朋来公司工作人员刘某到我单位请求协助朋来公司销售药品，我公司销售的药品都是朋来公司积压的近效期药品，其他卖家返还的、批号不好的药品，退货库存的药品，这些药品如果短时间不能卖出去就失效了。都是这种商品。当时双方约定卖出多少给多少钱，卖不出去的返还朋来公司。每次往朋来公司返钱的时候，都是需要刘某通知我们，我方已经向法院提交清单，足以证明双方是代销行为。销售多少药品就支付了多少的款项，从1万、2万到10万、20万不等，已经返还刘某2827400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没有买过朋来公司的药，是朋来公司要求我公司协助代销，是代销行为。药品到期后，我们及时告知刘某将药品拉走，刘某也告知公司了。龙宝公司不欠朋来公司任何货款，卖出的货款已经及时给付给朋来公司了，剩余的货物请朋来公司审核完拉走，并承担我方的相关费用。被告（反诉原告）龙宝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朋来公司：1.给付保管费用人民币366000元；2.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朋来公司的黑龙江省销售负责人刘某于2018年1月份找到龙宝公司商量让龙宝公司代销药品。经过双方协商，龙宝公司同意协助代销，但同时也商定代销的药品如在有效期内滞销未售出，由朋来公司将药品返回。朋来公司的黑龙江省销售负责人刘某将药品“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发送到龙宝公司。在代销的过程中，有大部分药品的期限已到，龙宝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向朋来公司发出返货函，同时也通知黑龙江省销售负责人刘某及时取走剩余货物。但至今朋来公司也没有将剩余药品返回，由此给龙宝公司造成保管此货物发生的费用人民币366000元，此笔费用应由朋来公司承担给付龙宝公司。原告（反诉被告）朋来公司辩称，1.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从双方既往的交易惯例可以看出不存在代销行为。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间，共发生5笔交易，都是采用先款后货的形式交易，这种交易模式与龙宝公司主张的代销完全不同。从双方的交易模式可看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十分清晰。2.龙宝公司声称的代销关系与其接受并已经抵扣的全部发票行为相抵触，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药品的所有权归龙宝公司所有，其未能销售出去，产品的行为，龙宝公司主张的我们提供的都是近效期药品，与其提交的证据第50页相矛盾。另外，龙宝公司主张的代销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买卖，权利义务较为复杂，对于龙宝公司主张的卖不出去可以退货的安排属于关键的交易约定，双方应该通过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在龙宝公司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双方的交易性质以及权利义务应当按照通常的普遍的买卖关系来认定，恰恰因为双方是单一的药品的购销关系，所以才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龙宝公司主张其向刘某支付2827400元是货款的主张，我方不予认可，双方交易过程中，始终使用公对公账户转账。龙宝公司支付的所有货款均直接支付至原告公司账户。本院经审理查明：朋来公司主张2019年4月9日至2019年12月2日期间，龙宝公司向朋来公司采购了货款总额为9185360元的药品，朋来公司已交付全部药品并已向龙宝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但龙宝公司仅支付了301000元货款，尚欠8884360元货款未支付。为证明其主张，朋来公司提交了13组销售订单、物流签收单及发票，销售订单载明的“药品出库单位”均为龙宝公司，仓库地址为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南海路7号，销售负责人为刘某；物流签收单均显示发货单位为朋来公司，收货单位为龙宝公司，收件人证件号码处均加盖有龙宝公司入库专用章；发票载明买方名称为龙宝公司，销售方名称为朋来公司。13组销售订单、物流签收单及发票具体情况分别为：序号订单时间销售订单号物流签收单号发票号规格/单价（元）数量（只）总金额（元）1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220190376602125623272427至232724300.5g/104000040000022019年5月5日220190528602140723272690至232726950.5g/106000060000032019年5月27日220190653602152500345233、003452341.0g/201000020000042019年5月29日220190677602154000345273、003452740.5g/102000020000052019年6月14日220190786602165000345463至003454740.5g/101.0g/20800002000080000040000062019年6月19日2201908056021671003455310.5g/101.0g/2060002000600004000072019年6月25日220190836602170100345569至003455760.5g/101.0g/20400002000040000040000082019年7月24日220190967602182403255560、032555610.5g/101.0g/2040004000400008000092019年8月19日22019108714620743、146207440.5g/1020000200000102019年9月16日2201912276023301146209570.5g/10400040000112019年9月27日220191299602336306383879至063839240.5g/90.5g/184356005680039204001022400122019年11月15日220191470602352206384192、063841931.0g/1810000180000132019年12月2日220191553602359006384287、063842881.0g/1612660202560龙宝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主张其公司没有向朋来公司订货，也没有要求朋来公司向龙宝公司发货，是朋来公司的代理人刘某向龙宝公司发的货，都是刘某定的货，并非其公司订单，龙宝公司系代管代销。朋来公司主张双方合作初期采用的是先付款后发货的合作方式，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特征；朋来公司直接向龙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龙宝公司经将朋来公司开具的全部发票予以认证、抵扣，也可以证明与龙宝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为此，朋来公司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查询、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金税盘版）-红字发票信息表查询导出截屏、2组银行电子回单、销售订单、物流签收单及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查询、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金税盘版）-红字发票信息表查询导出截屏显示朋来公司为龙宝公司开具的所有增值税发票均已有龙宝公司正常认证、抵扣。银行电子回单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29日及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19日，显示付款方为龙宝公司，收款方为朋来公司；销售订单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30日、2018年3月20日，显示“药品出库单位”均为龙宝公司，仓库地址为哈尔滨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南海路7号，销售负责人为刘某；物流签收单均显示发货单位为朋来公司，收货单位为龙宝公司，收件人证件号码处均加盖有龙宝公司入库专用章；发票载明购买方名称为龙宝公司，销售方名称为朋来公司。龙宝公司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主张都是按照刘某指示向朋来公司支付货款，每次支付都是根据刘某的申请；药品是特殊商品，药监局有明确规定，药品在发出时要票证货相符，票就是指发票，龙宝公司认证发票不代表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如果龙宝公司不认证，会造成大量的发票作废，如果有退货，龙宝公司可以申请反开或者申请红字发票退回。庭审中，朋来公司提交员工冷冰（刘某助理）与刘蕾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某关于药品批次不好、案涉交易系代销的主张不实。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冷冰与刘蕾就发货批次进行沟通，冷冰表示需要请示刘某，之后确定产品批次，并于2019年11月13日向刘蕾发送刘某签字后的《授信申请单》及《授信承诺书》。《授信申请单》显示客户姓名为刘颖，商业公司/配送公司为龙宝公司，申请单下半部分的“授信担保说明”部分载明“今有刘某为客户：刘颖商业公司：龙宝公司进行授信发货担保，担保额度4万担保账期：三个月”。《授信承诺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载明“兹有客户：龙宝公司因需要新批号产品向朋来公司申请底价授信发货。发货日期19年11月13日，单价18元/支，数量2000支，总金额36000元。承诺货款于2020年2月13日足额回款。如超期不能回款，将自发货日期起，按照货款总额的2%/月向朋来公司支付利息，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承诺人（客户）签章：刘颖，日期：2019.11.13”。下半部分载明“省区经理（大区总监）刘某同意为客户龙宝公司进行本次底价授信发货担保，对此次授信货款承担责任。如客户不能按时回款，担保人将自发货日期起，按照货款总额的2%/月承担利息，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同时扣除该笔业务的销售提成。担保人签章：刘某，日期：2019.11.13”。龙宝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主张朋来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是朋来公司内部的事情，至于发货批号或者近效期亦是朋来公司内部问题，对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授信申请单及承诺书等均有异议，承诺书中客户签章人处及申请单中客户姓名处均显示为刘颖，但刘颖不是龙宝公司员工，是刘某的母亲，如果单据是刘颖与刘某提供的，则是虚假的，无法代表龙宝公司。第一次庭审中，龙宝公司主张与朋来公司系代销关系，并非买卖关系；龙宝公司按照刘某指示向朋来公司共计支付了5147500元、向刘某个人支付了2827400元。为证明其主张，龙宝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付款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龙宝公司每次给朋来公司打款都有朋来公司销售负责人刘某的通知签字，龙宝公司接受刘某的指示打款。付款凭证的收款人为朋来公司、付款人为龙宝公司；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付款方为杨健、收款方为刘某。龙宝公司根据入库金额（朋来公司发给龙宝公司的货物金额）、“对公”打款金额（龙宝公司汇给朋来公司的金额）、对私打款金额（龙宝公司直接支付给刘某的金额）统计的具体情况为：时间入库金额对公打款金额对私打款金额发票金额2018.1845002018.2845002018.31640001640002018.41920002018.5192000140000164000845002018.6184400800002018.782400840002018.81431600284000530001920002018.921000040000021600010400002018.105000001000001000006670002018.11168000140000300001050002018.12840001800002600001680002019.1149000030000080000840002019.21000001700002019.344000010000010000010500002019.44000004000001500004400002019.56000004000002000002019.625000002000001300004400002019.71200001000001000004000002019.82000001000001400006000002019.94000010000004000002019.10494280020000012000002019.111800003000004600009200002019.12202560155000600002400002020.12000006134402020.2300002020.41080006937002020.921780002020.101940220总计140318605147500282740013619860朋来公司认可对公打款总额为5147500元，其公司已经收到，但朋来公司没有收到过对私打款，公司也从未授权或者委托对私打款，全部货款均应对公结算，根据龙宝公司的统计，可以看出2018年上半年是采用的先付款后发货的形式，正是建立了这样的信任之后才出现了授信的形式；对私付款的付款方是杨健，不是龙宝公司，金额与朋来公司向龙宝公司的发货记录无法对应，并且2018年1月至8月期间，龙宝公司通过对公账号支付的款项已经是全部货款，但是在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杨健又向刘某支付了30多万元，显然不是货款。龙宝公司回应杨健是龙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锐的亲哥哥，是公司财务科长，为了转账方便，杨健自己办理了账号，正因为刘某是朋来公司的代理人，龙宝公司才会向刘某转账，对于朋来公司提出多转账的问题，双方之间的账目还没有清算完毕，因为有一部分钱款是刘某汇给龙宝公司，再由龙宝公司转给朋来公司；龙宝公司自2018年5月开始给刘某汇款，转给刘某的钱有一部分是刘某自己卖货的钱款，也算是龙宝公司卖货，刘某卖了多少货物给多少钱，对公打款是为了刘某完成任务，按照刘某的指示打款。2.入库记录，证明从2019年4月开始，朋来公司发给龙宝公司的货物大部分都是朋来公司积压的和近效期药品，都是2018年生产出来的，龙宝公司接收是因为双方是代销关系，从数量来看从20盒到240盒不等，散货是朋来公司积压和其他单位退回朋来公司的药品，如果是买卖关系不会采购零散的药品。朋来公司对于部分数据不认可，主张涉诉该药品的有效期为2年，发给龙宝公司的药品有效期均在1年或1年半以上，大部分为1年半以上，并非近效期产品，如果龙宝公司对药品的有效期有异议，应该在收到后提出，但龙宝公司在收到药品1年半之后提出效期问题，明显不合理。3.龙宝公司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称2018年1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其系朋来公司黑龙江省份销售经理职位，代表公司与龙宝公司进行合作，朋来公司的各级领导告诉刘某，货物属于代销，因为2018年5月，朋来公司发生火灾，停业几个月，有很多库存和外省市退货的库存，公司领导说先把货拿走，要不然放在库房也等着过期，能卖多少卖多少，不能卖就退回来，刘某也是这样和龙宝公司说的，所以龙宝公司才同意。因为朋来公司卖货还有返利政策，刘某辅助龙宝公司进行销售。因为货物有效期不好，再加上案涉产品将被移除全国医保报销药品，所以朋来公司去年大批量的清库存。2019年10月1日之后，刘某当着龙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锐的面给朋来公司全国销售总监单东海打电话，单东海在电话中确认了代销政策，当时并没有说退货的期限。在黑龙江省，只有龙宝公司属于代销，龙宝公司是朋来公司在黑龙江的第一个客户，前期都是正常的打款发货模式，后期是代销模式，到2018年5月，朋来公司为了提高周转速度、发货速度，决定给龙宝公司先发货，款先不用支付，方便龙宝公司在黑龙江发货。是因为双方合作的比较好，2018年5月后，朋来公司领导批准转为代销模式，2019年下半年的货没有卖完所以没有结算清楚，之前的都结算清楚了。对于龙宝公司支付给刘某的款项，刘某称是其在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利润，是因为其联系客户买货，钱打到龙宝账户，龙宝公司要支付其与发票价格的差价部分，属于其个人卖货的利润，不是朋来公司的货款，与本案无关。对于龙宝公司主张向刘某购买货物，只需要向刘某打款的陈述，刘某回应称龙宝公司应该向朋来公司付款，药品不可能公对私。关于刘某向龙宝公司汇过款项的问题，刘某称其联系的客户有一部分什么票据都不要，把钱打给了刘某个人，刘某将利润部分留下，再按照朋来公司给龙宝公司的发票金额支付给龙宝公司相应款项。关于刘某自龙宝公司库存取走货物并卖出，是否需要支付龙宝公司仓储成本的问题，刘某回应称需支付仓储成本，但是其需要支付给龙宝公司的仓储费用标准还没有定。另外，刘某称朋来公司总裁、公司副总、全国销售总监、大区经理、内勤都告知其龙宝公司可以在卖出药品后付款，但都是口头告知，没有证据；其与龙宝公司的沟通，也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语音，没有书面文件。刘某称每次都是其指示龙宝公司返款，2019年5月之前朋来公司给龙宝公司3个月的账期，2019年5月之后朋来公司也没再提款期了。对于如果代销，龙宝公司为什么会愿意替朋来公司承担巨大的仓储成本，刘某称因为之前大家已经有过3年的合作，龙宝公司是出于帮帮忙。朋来公司对于刘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主张刘某对于关键事实的陈述或前后自相矛盾，或与龙宝公司的主张相矛盾，或与龙宝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相矛盾；刘某与龙宝公司有复杂的合作关系及巨额利益牵扯，具有帮助龙宝公司应诉、作伪证的动机；刘某关于朋来公司与龙宝公司系代销关系的证言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第二次庭审中，龙宝公司又称转账给朋来公司的款项均不是其公司支付，都是刘某销售药品后将回款打到龙宝公司账户，通过龙宝公司账户又还给朋来公司；刘某是朋来公司在黑龙江的销售总代理，代销货、代收款，至今刘某不承认龙宝公司有权收款、销货，龙宝公司没有在朋来公司付款进货，双方没有买卖关系，实为代销关系，且龙宝公司是朋来公司的配送公司，龙宝公司收取的配送费用作为利润来源，配送费用按照（销售金额-进货金额）*18%来计算；龙宝公司与刘某洽谈的业务，所有费用都是在销售客户回款中直接扣除。龙宝公司提交情况说明及电子汇票1份，证明哈尔滨凯悦华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悦公司）曾经替龙宝公司给朋来公司9.5万元汇票，应该从货款中扣除。情况说明载明“今有凯悦公司往朋来公司以电子承兑的方式向公司打款95000元（玖万伍仟元整）用于龙宝公司的底价货回款。”说明人处加盖有凯悦公司公章，日期为2019年12月3日。电子汇票显示背书人为凯悦公司，被背书人为朋来公司。朋来公司对于情况说明不认可，对电子汇票予以认可，认可收到该汇票，但系朋来公司与凯悦公司基于买卖合同收取的货款，与龙宝公司无关。经本院联系，龙宝公司提供的凯悦公司联系人吴耀荣，吴耀荣称情况说明系凯悦公司出具，其为凯悦公司实际经营人，其表示情况说明中的内容真实。龙宝公司主张其并未承诺给刘某任何销售提成及奖励，刘某销售的药品，有486420元未回款，大部分款项已被刘某收取；对于未回款金额，龙宝公司称系根据公司销售记录并与下游公司客户核对计算出来的，都是销售出去货物的货款。对于如果按照龙宝公司主张与朋来公司是配送加代销关系且向下游客户销售的所有事宜由刘某决定，那么龙宝公司收取下游公司货款为何会按照实际销售金额计取，龙宝公司回应称由其公司配送出去的药品原则上应由下游客户全都回款到龙宝公司，但部分款项被刘某以朋来公司名义取走了。另外，龙宝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凯悦公司诉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该案案号为（2021）黑0110民初6625号]，要求凯悦公司支付货款50余万元及利息。在该案2021年5月27日的庭审中，凯悦公司称与龙宝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凯悦公司与刘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某挂靠在龙宝公司名下，用龙宝公司名义进行销售，用龙宝公司账户收支货款，凯悦公司按照刘某的指示进行打款。凯悦公司申请刘某作为证人出庭。刘某称龙宝公司没有权利向凯悦公司催款，其系朋来公司在黑龙江的总代理商，挂靠在龙宝公司，没有书面挂靠协议，其每一次销售都会向龙宝公司交付相应的挂靠费用，其与龙宝公司自2018年开始合作，龙宝公司只有代收货、代发货、代打款、代收款的能力，刘某才是货物和钱款的结算人，龙宝公司没有权利向下游客户追偿货款。刘某称朋来公司没有向其出具允许其结算货款的授权手续，因为货物是刘某的，所以龙宝公司和朋来公司的货款也是刘某结算，因刘某挂靠在龙宝公司，药品结算只能是公对公打款，因此，朋来公司只能起诉龙宝公司，不能起诉刘某个人。对于朋来公司、龙宝公司及凯悦公司的具体交易情况，刘某称其从生产厂家朋来公司进货到龙宝公司，然后其再以龙宝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到下游公司，下游公司回款有的是公对私打到刘某个人账户，有的是公对公打到龙宝公司账户，打到龙宝公司账户的款项再通过龙宝公司的其他个人账户转到刘某账户。朋来公司主张根据刘某的证言，其承认朋来公司没给过相关授权及手续，未允许其结算货款，刘某没有结算货款的权利，刘某与龙宝公司是否有挂靠关系朋来公司不知情，如果是真实的，也是刘某与龙宝公司勾结欺骗朋来公司，二者间如何结算与朋来公司无关，朋来公司的交易方始终是龙宝公司；龙宝公司认可其与凯悦公司是买卖关系，该逻辑起点是龙宝公司已经自朋来公司处购得药品，获得药品所有权，才能对外销售，显然本案中朋来公司与龙宝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另外，2020年3月30日，朋来公司向龙宝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龙宝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5日内向朋来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利息。2020年4月25日，龙宝公司向朋来公司发送《返货函》，要求朋来公司收到返货通知立即作出回应，否则因药品时效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经济损失由朋来公司自行承担。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朋来公司与龙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根据朋来公司提交的销售订单、物流签收单及发票，收货单位显示为龙宝公司，购买方亦为龙宝公司，且货物最终由龙宝公司实际接收。龙宝公司虽然不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主张双方为代销关系，但是其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代销合意。虽然龙宝公司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但是刘某关于代销关系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其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且与龙宝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亦存在矛盾的情形；并且在刘某为凯悦公司出庭作证时，其陈述又与在本案中的陈述完全不同，因此，对于刘某的证人证言，本院实难采信。综上，在朋来公司向龙宝公司发货，为龙宝公司出具发票，龙宝公司将货物入库并向朋来公司支付货款的整个过程来看，本院认为朋来公司主张双方存在正常的买卖关系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龙宝公司欠付朋来公司的货款金额。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龙宝公司向刘某支付的款项是否应当抵扣朋来公司的货款及凯悦公司向朋来公司背书的95000元电子汇票是否应当抵扣龙宝公司应当支付的货款。关于龙宝公司向刘某支付的货款是否应当抵扣朋来公司货款的问题，龙宝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某取得朋来公司授权收取货款，且根据刘某自述，其自龙宝公司取得的款项与货款无关，系其销售货物的利润。龙宝公司在本院第一次庭审中也认可刘某销售货物后，龙宝公司会根据销售货物的数量向刘某支付款项，因此，龙宝公司并不能证明向刘某支付的款项与朋来公司的货款有关，对于其主张抵扣朋来公司货款的陈述，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凯悦公司向朋来公司背书的95000元电子汇票问题，经本院核实，凯悦公司认可说明的真实性，朋来公司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其与凯悦公司之间直接发生的货物款项，因此，本院认为上述95000元应当抵扣龙宝公司应当支付的货款。如果朋来公司与凯悦公司之间有其他纠纷，可另案解决。经本院核算，朋来公司主张的货款与龙宝公司自行统计的入库金额减去对公打款金额的数额相一致，在扣除95000元后，即为龙宝公司应当向朋来公司支付的剩余货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在于龙宝公司是否应当向朋来公司支付违约金。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数额和支付方式支付价款。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根据朋来公司提交的销售订单，显示付款方式为“授信”，但是对于授信时间并未作出明确约定。朋来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向龙宝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龙宝公司支付货款，其于2020年4月24日提交起诉材料，本院认为朋来公司应当给予龙宝公司的必要准备时间，自朋来公司发送律师函到其向本院提起诉讼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应当视为给予龙宝公司的准备时间。因此，对于朋来公司在本案中要求龙宝公司支付自每期发货之日至起诉之日违约金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四在于朋来公司是否应当向龙宝公司支付仓储费用。因为本院认定朋来公司与龙宝公司之间为正常的买卖关系，在朋来公司将药品交付至龙宝公司后，药品归属于龙宝公司，龙宝公司对于药品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因此，对于龙宝公司反诉要求朋来公司支付保管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哈尔滨国瑞龙宝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货款8789360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哈尔滨国瑞龙宝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77449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哈尔滨国瑞龙宝医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反诉受理费679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哈尔滨国瑞龙宝医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李秀文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