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714号原告：刘春伶，女，196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xxx。被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行，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8024919808。法定代表人：王海林，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男，1981年7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如影，女，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刘春伶与被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伶、被告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段如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春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4400元及利息（以44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从2019年1月3日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2．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费1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为被告的储户。2019年1月2日下午，原告拿存折到被告处进行取款。原告本想和以前一样到柜台取款，但大厅刘经理指挥并一心要帮助原告到机器上操作取款并能查取款数额。刘经理告知原告能取4400元之后刘经理离开机器。原告第一次使用机器，输入第一笔3000元并输入密码，听到机器嘎嘎地响3-4声时，原告以为有响声没出钱，急忙按了一个机器上按钮。还没出钱，原告又想可能4400一起出来。又继续输1400元及密码。输入后机器有响声但是还不见钱出来。原告急忙拔出存折，存折已经被扣2笔钱。原告急忙奔大厅东边窗口对柜台里小女孩说：“你赶紧去看看我机器上取钱，机器嘎嘎响，钱没出来。机器是不是有毛病了？”小女孩愣了会，女孩身边站了一个梳马尾辫的老员工说：“你是不是有纠纷？”原告回答：“是。”。因为2016年法院已经冻结了原告邮政银行的存款，原告以为法院又冻结了原告的农商行账号。2019年12月28日原告到北京法院上访，要求法院将冻结的邮政银行和农商行的账户解除冻结。直至2020年2月10日，邮政银行通知原告养老金到账，原告才发现其农商行账号并未被法院冻结。原告于2020年2月18日找到被告要2019年1月2日ATM机器上2笔钱。被告不承认当年事实。原告于2020年2月29日第一次报警，警察告知原告继续找银行。原告又与被告沟通无效。第二次2020年3月8日报警，3030年3月8日被告段行长为原告调取取款机当年的流水单，5分钟后以流水单中有其他客户信息为由要回流水单。2020年8月，原告与被告沟通，被告段行长称银行录像只保存1年。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农商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刘春伶取款交易正常，其主张无事实依据。经农商行查实，2019年1月2日，刘春伶在农商行港馨分理处网点ATM机（机器编号为94708）办理的2笔支取现金业务正常，ATM机清机记录显示此机具账实相符，无卡钞或未出钞的情况。1．ATM机具交易流水日志正常。案涉ATM机器（机器编号为94708）交易流水日志清单明确记录了刘春伶2笔连续取款业务的具体时间和金额，第一笔时间为13:43:03，金额为3000元，第二笔时间为13:44:09，金额为1400元。刘春伶两次取款均为有效操作。按照机具系统记账时间，两笔取款操作时间间隔1分6秒，属于取款行为的正常操作时间。2．两次取款间隔1分6秒，无吞钞可能。ATM自助取款机具有风险防控及保护功能，如有吞钞，上一笔现钞在一定时限内（30秒）未取走，则会形成吞钞进入另一钞箱（回收钞箱）形成可疑交易，系统会认定此笔交易结束。下一笔交易则需重新进行操作。连续两笔业务熟练操作，间隔也应在2分钟左右。而本案涉及的两笔业务操作时间间隔仅1分6秒，且据原告自己描述其是第一次用机器操作，故此间隔时间无吞钞可能。3．ATM机具清机记录正常，无长短款。案涉ATM机具2019年1月4日的清机记录显示，该机具钞箱现钞初始放置金额、被取走金额、以及剩余金额均正常无误，账实相符并无长短款。证明刘春伶取钞操作当天该机具全部取款业务并未出现任何异常，即无吞钞、未取钞和未出钞等情况。二、刘春伶所提主张于理不合。刘春伶第一次向农商行提出上述两笔取款业务查询要求的时间为2020年2月18日。此前刘春伶从未向农商行主张该两笔取款存在问题。2020年2月18日，刘春伶来到农商行，首次要求查询2019年1月2日其用存折在网点ATM机办理的现金支取业务。正常情况下，客户在办理业务中出现卡钞、未出钞的情况都会及时向工作人员反馈，并持续关注本人账户调账动态。刘春伶在业务发生一年以后才向农商行主张返还其一年多以前在ATM机卡钞未出钞款项，于情理不合且毫无事实依据。三、刘春伶所提精神赔偿无法律依据。双方纠纷属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农商行无违约情形，亦未侵害刘春伶其他权利，更不会对刘春伶造成精神损害，刘春伶主张精神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诉讼中刘春伶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刘春伶提交（2016）京0113执3987号执行通知书，显示刘春伶系该案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额为5．9577万元（含执行费782元）。刘春伶主张：2019年1月2日，其在农商行的ATM机上没有取出钱的时候，农商行的工作人员问刘春伶是不是有纠纷，刘春伶以为其农商行账户也被法院冻结，故当时转头就离开了农商行；刘春伶当时并没有去找执行法官核实是否冻结了其农商行账户，在没有核实清楚的情况下其自认为农商行账户被冻结，故当时就拨打12345反映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一事，还通过涉诉信访途径反映上述执行案件，其认为法院判决不公，不应该执行刘春伶的财产；2019年1月2日至2020年2月10日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刘春伶未向农商行主张其未取款成功一事，亦未通过投诉、报警、上门沟通等途径反映该事件，直到2020年2月10日，刘春伶得知其农商行账号从未被法院冻结。农商行认可该执行通知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农商行确认刘春伶的农商行账户未被司法冻结过。2．刘春伶提交其尾号为×××的邮政储蓄银行存折，显示2017年1月16日该账户被冻结，2019年11月14日该账户被扣划59577元存款，该金额与（2016）京0113执3987号执行通知书载明的执行标的额59577元一致。3．刘春伶提交其拨打12345电话的详情单，显示其从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10月16日期间多次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刘春伶称其拨打该电话反映的是（2016）京0113执3987号执行一案的情况。农商行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4．刘春伶提交其本人账号尾号为×××、凭证号尾号为×××的农商行存折流水，显示2019年1月2日在ATM机上取现3000元、1400元，柜员编号均为94708。刘春伶主张其并没有实际取到钱，从当日直至到2020年2月18日，刘春伶从未进入过农商行。农商行认可该存折流水的真实性，并认可该证据恰恰能证明刘春伶在当日已经取款成功，存折上有明确的取款记录，存折余额已经发生变动。5．刘春伶提交其分别于2020年3月8日、2020年7月2日、2020年7月23日向手机号×××发送的短信，其主张该手机号为办案民警的手机号，证明其就取款未成功一事报过警。农商行则认为该手机号持有人的身份无法核实，且该短信记录仅是刘春伶发出的信息，并无对方回复的信息。农商行辩称，派出所或办案民警并未找过农商行，农商行也不知道原告报警的事情。诉讼中，农商行提交以下证据佐证其主张：1．农商行提交分别从银行后台系统、ATM机后台调取的编号为94708自动柜员交易流水清单。银行后台系统调取的自动柜员交易流水清单显示，凭证号尾号为×××（与刘春伶存折凭证号一致）的账号2019年1月2日13：43：03成功取出3000元，2019年1月2日13：44：09成功取出1400元。从94708号ATM机后台调取的流水日志显示，2019年1月2日13：18：28该机器上还有2438张币，凭证号尾号为×××的账户在2019年1月2日13：42：44发出取钱3000元的指令，机器随即输出30张币，机器显示剩余2408张币，紧接着凭证号尾号为×××的账户于13:43:44发出取钱1400元的指令，机器于13：43：54输出14张币，机器钱箱显示剩余2394张币。农商行据此主张，从机器钱箱的操作记录情况来看，刘春伶当日取现的30张币和14张币均从ATM机的钱箱内成功取出，不存在卡钞或者未出钞的情况。2．农商行提交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4日自动柜员交易流水清单（数据系统清机记录）和金库清机记录。主张，农商行不是每天对ATM机清机，在2019年1月2日当天没有进行清机，最近的一次清机是2019年1月4日，上一次清机时间是2018年12月28日。在2018年12月28日清机金额和实际清点金额均为9800，账实相符。2019年1月4日清机金额和实际清点金额均是155900，账实相符，说明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1月4日期间编号为94708的ATM机始终运行正常，没有长短款，没有卡钞或者未出钞的情况。3．农商行提交银行营业场所安全规范要求，该文件第4．1．6条载明：“报警系统的设防、撤防、报警及视频监控图像、声音复核等信息的存储时间应不小于30天，出入口控制信息存储时间应不小于180天。”农商行主张该条载明的不少于30天和不少于180天的最短时间即为农商行应尽安全防范义务的时限，2019年1月2日ATM机的录像以及港馨分理处营业厅里的录像已经无法调取，存储内容已经被自动覆盖。农商行据此认为，刘春伶主张的没有成功取出4400元钱这一事件并不客观存在。4．农商行提交《ATM运维管理办法》，主张根据该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ATM设备现金必须坚持“双人分管、双人操作、交叉核对、相互制约”的管理原则。5．农商行提交《顺义支行关于部分管理人员聘任和解聘的通知》，载明：“2019年12月19日，聘任段如影为港馨网点支行行长，解聘其机场南路支行行长职务。”农商行主张，针对刘春伶此前称其2019年1月2日未取出钱之后，曾向窗口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身后站了一位像段如影的工作人员，但段如影当时并未在港馨分理处工作。庭审中，本院询问农商行，2019年1月2日刘春伶当天取钱时有无向工作人员主张未成功取钱一事。农商行表示没有此事发生。农商行称其港馨分理处确实有一位刘姓经理，叫刘立兵，刘立兵现在仍然是其工作人员，农商行向刘立兵核实过，刘立兵称没有此事发生。对此，刘春伶称，其当日去ATM机上取钱，当其发现没有取出来钱时，在机器前站了不到一分钟就赶紧去找银行工作人员了，其并没去找刘立兵，而是向银行大厅最东边窗口的一个女性工作人员求救。女性工作人员身后还站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当时他们问刘春伶是不是有纠纷，刘春伶知道自己有纠纷随即离开银行，其当时并未再回到ATM机检查，就直接离开了。上述事实，有原告刘春伶提交的执行通知书、存折、通话记录、短信记录，被告农商行提交的自动柜员交易流水清单、金库清机记录、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等文件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春伶在农商行开设储蓄存款账户，其与农商行之间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在该合同关系项下，储户的主要权利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存款信息获得保密和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因此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及时支付、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是银行的重要义务。银行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应当以社会发展的程度为基础，既要保护储户的权利，又要维护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该合同关系项下，储户自身亦负有谨慎的义务。存款人主张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其未取款成功、存款丢失，进而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存款人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未取款成功、存款丢失”这一事实客观存在，也即应当提交其损失客观存在的初步证据，本院才能进一步审查该损失的发生是否与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因果联系，进而认定银行的责任。本案中，刘春伶于2019年1月2日前往农商行ATM机取款，在其存折流水、农商行提交的自动柜员交易流水清单、金库清机记录等证据反映当日2笔取款操作成功的情况下，刘春伶时隔一年之久方才主张其2019年1月2日未实际取到现金，且其自认2019年1月2日至2020年2月10日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其从未农商行主张过未取款成功一事，亦未通过投诉、报警、上门沟通等途径反映该事件。因此，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难以认定刘春伶所主张的其未实际取到4400元存款一事存在。故刘春伶要求农商行给付该4400元及利息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春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春伶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思思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