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6民初577号原告：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法定代表人：王芙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伟利，男，该公司员工。被告：何长儒（赵素梅之夫，兼赵素梅委托诉讼代理人），1969年1月12日出生。被告：赵素梅，女，1969年5月12日出生。原告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公司）与被告何长儒、赵素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联重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伟利与被告（兼被告赵素梅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长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联重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解除中联重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的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附件；2.要求确认型号为QY20H431.5的汽车起重机所有权归中联重科公司；3.要求何长儒向中联重科公司赔偿损失65595.16元、违约金45360元，合计110955.16元；4.要求赵素梅对何长儒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何长儒、赵素梅承担案件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20日，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了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一份以及相关附件。合同约定，我公司向何长儒出租设备型号为QY20H431.5的汽车起重机一台，合同项下共有一个租赁支付表，租赁期限为2012年7月5日至2015年6月5日，共计36期。何长儒应于每月5日按照租赁支付表支付约定的租金，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同时约定何长儒未能按照该合同约定时间及金额支付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的，我公司有权向何长儒收取所有到期租金和未到期租金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并向何长儒收取违约金，同时可以向何长儒追索出租人为促使承租人履行合同条款、条件或规定而发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我公司按照约定向何长儒交付了租赁设备，但何长儒并未按照租赁支付表的要求按期足额支付租金，由于何长儒恶意拖欠租金，我公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5.2.2条之约定于2014年3月自行取回租赁物。截止到2020年3月10日，何长儒已拖欠到期未付租金538095.16元，由此产生违约金45360元，全部租金均已到期。赵素梅与何长儒系夫妻关系，对何长儒与我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完全知悉和认同，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经我公司派人多次催收，何长儒拒不按约定支付租金，何长儒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我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何长儒、赵素梅辩称，不同意中联重科公司的诉讼请求。2012年，何长儒与案涉车辆销售商签订合同租赁中联重科公司设备，首付6万元，我方一共交纳租金十余万元，由于时间太久，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之后，由于没有业务，租金不能按时上交，2014年3月，有人找我方协商，要求把租赁的车辆收回。一开始我方不同意，后来先后有沈阳、大连、长沙的6个业务员找我方协商，我方最终出于无奈和案涉销售商达成和解协议，租赁车辆收回，我方不再向中联重科公司交纳任何费用。收回车辆时双方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已经找不到，中联重科公司的业务员应该知道。对于中联重科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意其主张的合同解除时间是2014年3月，但现在中联重科公司已经将车辆转卖，因此不同意将其确认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从案涉车辆收回到中联重科公司起诉，时间已经过去将近10年，在此期间中联重科公司并未向我方主张过任何费用，仅在车辆收回五年后由车辆销售方的业务员向我方提起过，但我方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因此，中联重科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不同意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20日，中联重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了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关附件，出租人为中联重科公司，承租人为何长儒。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选定出卖人以及租赁物件，出租人为承租人提供融资支持，起租后任何情况下承租人都应该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在承租人支付完所有的租金和应付款项前，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该所有权不因发票、上牌、登记在承租人或第三人名下而改变，租赁物件的发票、登记证书、保单以及其他重要权证属于出租人所有，并由出租人保管。本合同的起租日为出租人在租赁支付表上确定的日期，出租人单方签章的租赁支付表对承租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承租人应当按时以银行代扣等方式支付租金，否则将支付罚息为每日万分之七，自租赁支付表中确定的应付款日起至承租人实际付款日止逐日按照复利计算。本合同项下租金利率为浮动利率，随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进行同等幅度调整。融资租赁合同还约定，出卖人按照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向承租人或承租人指定的接收人交付约定的租赁物件，承租人应当接收租赁物件，并签署接收文件。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约定，承租人在签订本合同时签署的租赁物件签收单和承租人接收租赁物件时签署的租赁物件签收单或承租人签署给出卖人的交验单、交接单或承租人在其他与接收相关的单据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出租人已经向承租人履行交付约定租赁物件义务的凭证。首期款包括首期租金、履约保证管理费、保险费、续保保证金、抵押费手续费和其他应收费用，具体金额由首期款明细表确定，承租人应在本融资租赁合同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将首期款明细表所确定的首期款项总和支付给出租人，合同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依照约定支付。承租人应按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在承租人完全履行本合同后，履约保证金在租赁期间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承租人或者出租人按照承租人的指示一次性冲抵剩余应付款项，剩余部分由出租人于5个工作日返还给承租人。因承租人违约导致本合同终止，出租人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不退还。出租人占有履约保证金期间，履约保证金不计息。融资利率采用浮动利率，在租赁期内，如果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出租人有权对融资利率进行同等幅度调整。出租人和承租人对租赁期限、起租时间、每期还租时间、利率、每期租金额等进行了充分协商，承租人无条件同意由出租人基于共同协商的条件制作生成的租赁支付表。出租人和承租人只签订一个融资租赁合同，当租金及其他款项迟延支付时，承租人同意所归还的款项按如下顺序清偿：到期尚未支付的补交保费、续保保费、为促使承租人履行本合同产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欠租罚息、欠租利息、欠租本金、本期利息、本期本金、履约保证金。如承租人不能在本期租金付款日按上述顺序清偿全部款项，则视为当期租金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对承租人的违约救济措施部分，双方约定了包括出租人可以不经司法程序自行取回租赁物件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强制措施取回租赁物件；提前收回全部租金，承租人立即支付合同项下所有租金（含已经到期但未支付的租金和未到期租金）；单方解除本合同，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按租赁支付表中的全部租金本金总和的8%向承租人计收违约金等违约责任。2012年5月15日，何长儒配偶赵素梅向中联重科公司出具配偶承诺书，承诺与何长儒共同承担该笔融资租赁款项的偿还义务。2012年5月25日，中联重科公司与大连永联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购买案涉租赁设备。在《融资租赁合同》后附的《租赁物件签收单》中载明，何长儒在2012年5月26日在长沙收到CNPK-RZ/PY2012LN12202196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中联牌汽车起重机一台，型号为QY20H431.5，何长儒在《租赁物件签收单》上签字确认。附件《首期款明细表》中载明，涉案设备单价为630000元，租赁期限36月，日罚息率0.07%（复利）。首期款金额共计73000元，包括首期租金63000元、续保保证金1万元。在附件《租赁支付表》中载明，租赁期数36期，支付方式为期末等额本息支付，起租日为2012年6月5日，何长儒需自2012年7月5日起每月向中联重科公司支付租金16363.01元，直至租赁到期日2015年6月5日，租金合计589068.4元，其中包括本金567000元，利息22068.4元。《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何长儒共计向中联重科公司支付款项125042.66元，截至2020年3月10日，何长儒共欠付款项538095.16元。2014年3月3日，中联重科公司委托其代理商将案涉车辆收回。2018年5月22日，中联重科公司将案涉车辆转卖予本溪市宏伟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转卖价格为34.92万元。2021年1月13日，中联重科公司将何长儒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于2014年3月3日解除，确认案涉设备所有权人为中联重科公司，并要求何长儒赔偿损失65595.16元、违约金45360元。何长儒、赵素梅主张案涉车辆在收回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双方互不相欠，但由于时间久远，和解协议已经无法找到。中联重科公司不认可双方达成和解的事实。另，何长儒、赵素梅在案件审理表示中联重科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针对何长儒、赵素梅的时效抗辩，中联重科公司表示一直派业务员向二被告催收，并提供2020年5月20日向二被告催收的照片，证明催收的事实，并主张在2018、2019年亦向二被告进行过催收。二被告对照片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何长儒、赵素梅认可在车辆收回五年后，曾有销售人员找到二被告，要求其赔偿损失，但二被告认为双方已经和解，互不相欠，故予以拒绝。中联重科公司提供何长儒书写的一段文字，内容为：本人何长儒于14年将设备送回，当时协议和解，又于2020年6月2日厂家沟通欠款及车辆确权事宜，本人家庭困难，望体谅，特此申请和解。何长儒认可此段文字由其书写，但主张该文字是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让其书写，目的是给公司个交代。上述事实，有《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件签收单》、《首期款明细表》、《租赁支付表》、《欠款明细表》、《产品买卖合同》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联重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联重科公司根据何长儒的选择购买了涉案设备出租给何长儒使用，作为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其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相应义务。何长儒作为承租人应当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按时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由于何长儒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履行支付租金义务，中联重科公司于2014年3月3日收回案涉租赁车辆，现中联重科公司要求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于租赁物收回当日解除，何长儒、赵素梅表示同意，本院予以支持。中联重科公司要求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确认归其所有，考虑到案涉车辆已经转卖，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何长儒、赵素梅表示在2014年3月3日车辆收回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互不相欠，其无需向中联重科公司再支付任何费用。对此，中联重科公司不予认可，何长儒、赵素梅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对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何长儒、赵素梅主张的中联重科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问题，虽然二人未明确表示为时效抗辩，但结合庭审中二人的陈述内容，考虑二人的知识水平和对法律专业术语的掌握能力，本院认定何长儒、赵素梅在本案中提出时效抗辩。中联重科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将案涉租赁物收回，其亦要求法院确认合同于当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中联重科公司有权要求何长儒、赵素梅赔偿损失，但其基于合同解除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本院认为，中联重科公司在2014年3月3日将案涉车辆收回，导致合同已经处于事实上的解除状态，何长儒、赵素梅对此亦无异议，由此产生的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亦应自车辆收回之次日开始起算，至2016年3月3日期间届满。中联重科公司向本院提举照片在2020年5月拍摄，属于在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张权利，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至于何长儒书写的文字内容，亦没有同意给付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何长儒同意继续履行给付义务。故，中联重科公司要求何长儒、赵素梅承担赔偿责任及给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于2014年3月3日解除；二、驳回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霞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翟 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