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初1147号原告：钱梁，男，1983年6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友维，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14幢22301-130座。法定代表人：张志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钱梁诉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被告大智慧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依法裁定予以驳回。大智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7日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钱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友维与被告大智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敏和张会会、被告立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钱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被告立信所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币种下同）128,637元；2、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被告立信所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5月4日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大智慧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发布的2013年年报虚假披露信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陈述。原告于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即2014年2月28日）后买入该公司股票，后因虚假陈述行为于2015年5月4日被揭露而遭受损失128,637元，其损失与大智慧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因果关系。被告立信所在为大智慧公司开展2013年年报审计业务中未勤勉尽责，未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亦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依法应与大智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大智慧公司辩称：1、针对原告所指控的大智慧公司披露2013年年报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早在2015年1月就作出了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认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公告的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以下简称整改报告）中全面披露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问题。故整改报告公告后，理性投资者都知道或应当知道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已获得充分的警示和提醒，完全可以预见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应当将大智慧公司公告整改报告的日期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而非原告所主张的发布关于立案调查公告的日期。2、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大智慧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实质是公司的收入、利润及成本费用在2013年至2014年两个会计年度分配的会计处理问题，不涉及虚构交易或伪造财务凭证等财务造假行为，不影响大智慧公司两年综合财务数据、公司总体价值及其股票价格，对原告投资行为没有影响。3、2015年上半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大幅上涨局面，原告在立案公告日前买入股票，完全是由于证券市场暴涨所致，而非由于大智慧公司披露了2013年年报。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679号生效判决已认定2015年11月7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2016年1月12日为基准日，在此期间，原告大部分投资损失是由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与大智慧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该部分损失依法不应获得赔偿。且原告因大智慧公司自身经营风险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予以扣除。综上，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与原告交易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被告立信所辩称：1、涉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应为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的日期，即2015年11月7日。2015年5月1日立案调查公告披露的信息不够完整、准确。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因合理信赖或者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或者从事与被审计单位的股票、债券等有关的交易活动而遭受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认定为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使用或信赖立信所出具的报告，故不属于利害关系人，不具备索赔的法定要件。3、中国证监会未认定立信所与大智慧公司存在合谋或故意的情形，即便认定立信所存在责任也应是过失责任，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还应区分责任大小，中国证监会认定立信所审计报告中一、二、四、六项存在过失，故仅需就前述事项承担部分赔偿责任。4、原告损失与立信所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已在揭露日前卖出所有股票，其交易行为并非发生在虚假陈述对市场影响的阶段内。大智慧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仅影响2013年、2014年财务数据，并不影响截至2014年年终财务状况。原告是看中大智慧公司重组概念才购买股票，其购买行为存在投机性，应对自己的投机行为负责，其损失与立信所无关。大智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与大盘波动是一致的，其股票价格下跌属于系统风险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号及89号，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沪证监决[2015]4号），大智慧公司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临2015-005）、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临2015-041）、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临2015-085）及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临2016-050），原告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证券交易记录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在上述认定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679号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事实。被告大智慧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1519。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5年1月20日，上海证监局作出沪证监决[2015]4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大智慧公司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收入”中披露“公司收取的证券信息初始化费用，在客户获取得软件授权时确认收入”，但公司2013年12月部分软件收入以“活动权限开通时间”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公司2013年年报中未充分、完整地披露公司软件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2、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临2013-064号）中披露的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利润的影响金额，与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五）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中披露的相应影响金额前后不一致，且差异较大；3、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之“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中披露的“客户一”和“客户二”系同一客户，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4、公司未披露2013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大智慧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要求其就上述问题予以整改。2015年1月23日，大智慧公司发布整改报告。整改报告中称，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收到上海证监局下发《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15]4号），针对该关注函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形成本整改报告。该公告载明了上海证监局指出的上述四方面问题，并逐一进行情况说明，注明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其中，整改时间为“已完成”。2015年1月23日（周五），601519股票收盘价为6.58元/股。同年1月26日（周一），该股票开盘价为7.24元/股，收盘价为7.24元/股，涨幅10.03%。同年1月27日，该股票开盘价为7.96元/股，收盘价为7.96元/股，涨幅9.94%。2015年5月1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中称，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告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4日（周一），601519股票开盘价为30.13元/股，收盘价为30.13元/股，跌幅10.01%。同年5月5日，该股票开盘价为27.12元/股，收盘价为27.12元/股，跌幅9.99%。2015年11月7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中称，2015年1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5]147号）。主要内容包括：大智慧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1、2013年涉嫌提前确认有承诺政策的收入87,446,901.48元；2、2013年以“打新”等为名营销，涉嫌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3、涉嫌利用与广告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93.34万元；4、延后确认2013年年终奖减少应计成本费用24,954,316.65元；5、涉嫌虚构业务合同虚增2013年收入1,567.74万元；6、子公司涉嫌提前合并天津民泰，影响合并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影响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60万元罚款，并处罚直接负责人员。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11月9日（周一），601519股票开盘价为15.42元/股，收盘价为15.42元/股，涨幅9.99%。同年11月10日，该股票开盘价为16.00元/股，收盘价为16.11元/股，涨幅4.47%。2016年7月2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大智慧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大智慧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894,262,281.52元，利润总额42,921,174.52元。经查，大智慧公司通过承诺“可全额退款”的销售方式提前确认收入，以“打新股”等为名进行营销、延后确认年终奖少计当期成本费用等方式，共计虚增2013年度利润120,666,086.37元，占当年对外披露的合并利润总额的281%。具体包括：1、2013年营销部分软件产品时向客户承诺如在指定时间内不满意可全额退款，在无法预计客户退款可能性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87,446,901.48元，虚增利润68,269,813.05元；2、2013年将客户打新股、购买理财产品等收款以软件产品销售款为名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虚增利润2,780,279.86元；3、利用与北京A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和利润943,396.23元；4、将2013年年终奖于2014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4年成本费用，将2012年年终奖于2013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3年成本费用，由此减少2013年应计成本费用，虚增利润24,954,316.65元；5、在与天津XX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未履行完成的情况下，请该公司配合提供项目合作验收确认书，并将验收日期倒签为2013年12月31日，由此虚增收入15,677,377.40元，虚增利润15,468,181.70元；6、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提前确认其收购C公司的购买日，将该公司财务报表纳入子公司合并范围，虚增2013年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虚增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认定，大智慧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大智慧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同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立信所作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审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未对销售与收款业务中已关注到的异常事项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2、未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非标准价格销售情况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3、未对抽样获取的异常电子银行回单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4、对于大智慧公司2014年跨期计发2013年年终奖的情况，立信所未根据重要性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予以调整；5、未对大智慧全资子公司股权收购购买日的确定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中国证监会认定，立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关于“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责令立信所改正违法行为，没收业务收入70万元，并处以21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立信所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同年11月7日，中国证监会以[2016]1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7月27日，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披露了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另查明，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5月20日期间，原告多次买入、卖出601519股票。原告就601519股票进行的最后一笔交易为2015年5月20日卖出11,600股，之后原告账户内601519股票库存数为0。2015年11月7日前述公告发布后，自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月12日，601519股票换手率达到100%。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601519股票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3.37元。此外，被告大智慧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大智慧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公告（临2017-021），以证明该公司对2013年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2、2014年2月28日至同年3月14日601519股票收盘价图表，以证明2013年年报发布后601519股票价格走势平稳；3、上证综指走势图（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4月30日），以证明原告买入股票完全是由于证券市场大幅暴涨等多种市场因素所致；4、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有关大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软件行业的新闻报道与该段期间上证综指走势图、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00家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走势图、东方财富股票价格图表和同花顺股票价格图表、大智慧股票价格图表，以及大智慧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以证明原告因系统风险因素及大智慧公司自身经营情况等非系统风险因素而遭受交易损失，与披露2013年年报行为无因果关系。被告立信所提交了如下证据：1、《深交所2013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深交所2014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深交所2015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以证明原告非常可能未阅读大智慧公司的财务报告，不属于利害关系人，不具备适格原告的主体资格；2、大智慧公司与同行业内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比较、上交所第二十三期联合研究课题《股票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以证明原告损失与立信所无关；3、中国证监会官网内容《2015年6月26日新闻发布会》、《2015年7月10日新闻发布会》、《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答记者问》、《中国证监会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和新闻报道《外资做空是谎言股灾真相在这里》、《年内第16次千股跌停证监会连夜回应》、《流动性导致股灾“3.0版”》以及上证综指K线图、大智慧公司K线图，以证明原告的损失是系统风险导致；4、大智慧公司公告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及2014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更正前）与更正后的报表，以证明涉案虚假陈述对原告于2015年购买股票没有重大影响。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本案要件事实已得以查明，上述证据与争议事实并无关联性，故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现中国证监会业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大智慧公司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并对大智慧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4年2月28日，即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的日期。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确定，以及在此前提下，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钱梁的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两被告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出了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故在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时，应综合考虑揭示时间、揭示内容、揭示方式以及揭示后股票价格的波动等多项因素予以判断，并着重考察系争揭示行为是否与虚假陈述行为人此前做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对应，能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进而对投资人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原告钱梁主张以2015年5月4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因该日系被告大智慧公司公告其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日期。本院认为，该公告内容仅提及“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并未指出信息披露涉嫌违法的具体表现，而依照证券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就多种内容的信息均具有披露义务，不同内容的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亦各不相同。现该公告仅提示市场大智慧公司有违规嫌疑，并未明确相关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故对于普通市场投资者而言，仅阅看该公告并不必然将其与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建立联系，亦无从知晓大智慧公司可能存在的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属于诱多行为还是诱空行为，更无法据此合理判断该公司股票价格之后的走向，客观上不具备收到足够警示的条件。另外，证券价格的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下跌并非必然因市场收到警示信息所致，故该公告日之后，系争股票价格发生下跌，亦非判断揭露日的充分条件。据此，应认定上述大智慧公司关于其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并未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尚不具备足够的警示强度，该公告日不应作为涉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被告大智慧公司主张以2015年1月23日、即其公告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的日期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本院认为，就该公告内容看，虽然亦指向2013年年度报告，但主要系针对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所作的整改，涉及的具体财务问题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内容并不一致，且该公告在每一项存在问题后均附上整改措施，注明已完成整改，故该公告对市场并未起到相应警示作用，亦不足以揭示风险，引起投资者充分注意。因此，对大智慧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就被告立信所主张的2015年11月7日，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已完整披露了涉案虚假陈述的事实以及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内容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具有高度对应性，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因此，应当以该公告日作为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现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卖出其持有的全部601519股票，之后亦未再买入或持有该股票，也即，原告在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前已卖出全部601519股票，其相应交易行为并非发生在虚假陈述对市场发生影响的阶段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原告买卖股票的损失与涉案虚假陈述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被告大智慧公司和立信所无需因系争虚假陈述行为对原告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钱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钱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72.74元，由原告钱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成代理审判员 孙 倩人民陪审员 陈荣祥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