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24392号原告：屈军鹏，男，199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诉讼代理人：徐斯思（原告之妻），1994年5月10日，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22室。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男，该公司员工。原告屈军鹏与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封瑜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7日及2021年4月20日在本院电子诉讼平台庭审端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斯思，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屈军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要求被告退回原告支付的1720元机票款；2.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误工费用200元；3.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告开发所有的京东APP手机客户端（网址：www.jd.com）上注册成功，时间已达2229天，累计消费4万多元，是被告的常购消费者。2020年4月29日，原告在京东APP平台上购买了机票，因为北京突然在当日四点多发布取消隔离政策，所以价格不停变动处于抢票阶段，原告在下午5点15购买了往返票，总计2360元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到京东商城平台账户，原告从2月份一直在北京上班，购买了两张票但是买错了，买成从成都起飞往返北京的票实在没办法用、没办法回家，在购买后3分钟内联系京东商城客服要求取消，被告知只能退回640元，损失达1720元，原告认为收费奇高存在极其不合理之处，首先原告还没有消费就要收取购票费用73%的手续费过高，其次，正处于五一时节，这个票原告还没开始使用就要原告支付如此高昂的错票费理由何在！原告退了票这个票还能以更高价格卖给别人，航空公司不存在有什么损失，有什么理由这样欺压一个消费者。根据中国民航处于生效中的【2018】1952号文件第五条的规定，航空公司要为旅客错购机票（例如姓名书写错误、重复购票等）提供免费补救措施。在界定旅客错购情形时，应当把握合理且包容原则，对于航空公司无法证明旅客非错购情形的，均应视为错购，并提供免费退票等服务。被告作为平台方，应努力维持一个公正的消费市场，不应该只站在商家角度，为消费者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漠视、甚至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无果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还原告一个公道，返还原告多支付的票款及损失1920元。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发表答辩意见：原告所购机票分别来自于京东自营和四川航空，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机票服务提供者。其中，成都-北京机票为四川航空旗舰店（经营主体为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北京-成都为京东自营。涉诉机票航空运输服务提供者为航空公司（即川航和国航），退改签的规则及费用应以航司政策为准，下单时对此有充分提示。本案航空运输服务合同系由航空公司提供，能否改签和退票，改签、退票费等问题和规则均由航空公司确定。无论原告下单时的订单提示，还是众所周知的交易规则，航班是否能退改、退改费用，均由航空公司的政策以及改签机票的市场价格确定。航空公司根据用户退改签时间的不同，对退改签设置阶梯费率，系正常的市场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中，京东也并未收取任何退改签费用。如用户在下单前对退改签费率不满意，完全可以在考虑自身行程取消风险的基础上，做出其他合理选择。我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无任何过错。综上，被答辩人对我司的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驳回。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20年4月29日在“京东APP”平台上支付2360元购买了机票两张，其一订单编号为113468411162的机票信息为：成都飞往北京，票面金额1220元，乘机时间2020年5月1日，承运航空公司为四川航空3U8881，乘机人屈军鹏及徐斯思，联系人为徐斯思；其二订单编号为113468369466的机票信息为：北京飞往成都，票面金额1140元，乘机时间2020年5月5日，承运航空公司为中国国航CA4116，乘机人屈军鹏及徐斯思，联系人徐斯思。当日下单后不久，原告联系被告平台客服人员要求退票，并分别针对两笔订单于4月30日及5月3日在线提交了退票申请，退票原因分别为“自愿退票”（临时有事，我不想飞了）及“自愿退票”（填错名字，选错航班，选错时间），该两笔退票申请已被处理并分别退还给原告436元及204元。被告京东公司针对上述两笔订单分别提交的证据显示，订单编号为113468411162的机票系由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四川航空旗舰店出具，退票政策为起飞前336小时至4小时收取90%退票费；订单编号为113468369466的机票系由被告经营的京东自营bsp出具，退票政策为起飞前48小时至4小时收取70%的退票费。上述退改签规则标准均已由各承运航空公司公布于各自官网。被告对于其平台就航空机票退改签政策所作提示的情况显示为：电脑端登录平台进入购票页面时，鼠标移动至退改签规定处会变色并显示规则内容，购票信息与退改签信息字体一致，颜色有明显区分；手机端登录平台进入购票页面时，点击某一机票信息页面后，手机显示有“产品说明”“行李规定”“退改签规则”三项内容，其中在“退改签规则”项下，有明确的随时间表不同而显示不同的退费标准。上述事实，有订单详情截图、短信通知截图、通信大数据截图、退票政策截图、运价规则政策截图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诉由系信息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涉争事实发生在2020年4月份，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此处“当事人”即为特定合同的相对方。经审理查明，本案中原告在京东APP平台上下单购买两张机票，分别涉及不同的当事人，原告与不同当事人之间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就编号为113468411162的订单，机票出具方的经营主体为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航公司），该店铺实际为案外人川航公司的自营商铺，原告通过被告京东公司经营的京东APP平台在该商铺内的下单行为，与其直接通过川航公司官方网站或线下购买机票并无二致，原告下单后，即与川航公司订立航空运输服务合同，同时原告与被告京东公司之间因其平台注册和使用行为，而存在平台用户与平台之间的网络服务法律关系；现原告就该笔订单的退票费用问题产生争议，系对航空运输服务合同订立后履行时产生的纠纷，其诉争纠纷相对方应为四川航空公司而非本案被告，京东公司仅对该笔订单承担电商平台通常应承担的技术支持、信息披露、资金划转等职责，并非原告因机票退费事宜产生的合同纠纷的相对方，亦即非适格主体，故本院对原告就该笔订单相应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就编号为113468369466的订单，机票出具方的经营主体为本案被告，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除存在平台用户与平台之间的网络服务法律关系外，还因机票代理出票业务而存在有网络服务合同，此网络服务合同旨在由被告为原告的线下出行提供线上机票代理预定和出票服务。根据在案证据，原告确认购票之前，订单界面已显示产品说明、退改签规则提示等内容，且原告亦当庭自认其下单前注意到存在有前述相关内容，虽其辩称未仔细阅读，但因被告已就相关信息尽到了披露义务，原告作为合同缔结方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根据日常经验，需充分注意并确认合同内与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的相关信息。其确认购票的行为，应视为原告认可被告在其平台上公示的相关规则，并应依据合同规定内容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现原告购买机票后，因自身原因申请退票，且并非航空主管部门允许的因乘客姓名书写错误、重复购票等可享受航空公司提供免费补救措施的情况，故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屈军鹏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屈军鹏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封 瑜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曹 爽书 记 员  王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