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2080号原告：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XXX号3B-249。法定代表人：孙学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兵，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丽萍，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崴航(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XXX号XXX号楼XXX层XXX室。法定代表人：金增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高云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丁学浚，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崴航(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1年1月6日，本院于开庭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2021年3月17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赵兵律师、黄丽萍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高云雷、丁学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自2019年9月份开始，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为其提供进出口货物的仓储、装箱、打托等服务，双方每月就货运代理费用进行对账。截至2020年1月份，被告尚欠原告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币种下同)XXXXXXX元，但至今被告仍未履行支付义务。为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用XXXXXXX元及利息损失(以XXXXXXX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被告负担。被告辩称，虽然涉案货物存储于原告仓库，但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系与案外人上海宁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泽公司)、上海亿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沪公司)签订协议并委托此两家公司提供仓储、装箱等货运代理服务，相应货运代理费用也已与此两家公司结算完毕。原、被告之间未曾签署合同，也未发生过开具发票和费用支付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货运代理费用，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所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双方每月均对账的事实；2、费用汇总单及每月对账单，用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办理仓储业务，被告已确认应付的货运代理费用金额。原告称，对账单中的费用具体名目并不能反映实际费用性质，其诉请主张的费用系装箱、打托等仓储操作费，与原告在货物进仓时向送货车队收取的进仓费并不重复；3、《催告函》、短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要货运代理费用；4、原告制作的费用确认单及收/发货凭证等，被告客户出具的配舱通知书，用以证明涉案货物仓储、装箱、打托等都是由原告操作，相关单证的客户名称都记载为被告。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聊天记录并不完整，被告对账的目的是为履行向宁泽公司、亿沪公司的费用支付义务，对被告而言，原告是作为宁泽公司、亿沪公司所使用的仓库参与对账，被告确认费用金额代表被告同意按对账金额向宁泽公司、亿沪公司支付费用，并不代表被告确认应向原告支付费用；且从该聊天记录和被告提供的对账邮件均可以看出，对账使用的表述都是“崴航应付/应收宁泽×××元”或“崴航应付/应收亿沪×××元”，足以反映出崴航的合同相对方是宁泽公司和亿沪公司，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费用；对证据2中2019年9-11月的费用金额无异议，2019年12月份费用金额应为280139元，1月份费用金额应为181220元，且被告已按前述金额与亿沪公司结算完毕，并不负有向原告的费用支付义务；对证据3中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收到过《催告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配舱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是被告的客户出具给被告的文件，但认为该组其他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对此不予确认。本院认证认为：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至于该组证据能否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尚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证；对证据2，双方均已认可就涉案业务确实存在原、被告对费用进行对账的情况，至于该组证据能否证明系被告委托原告处理仓储业务，尚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及事实予以综合认证；证据3中，被告确认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该聊天记录中，原告工作人员在2020年2月11日向被告发送的图片可以辨识出为《催告函》的电子版本，能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发函索赔，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4中，被告认可配舱通知书系在其收到客户发来的通知书后转发给原告，本院对配舱通知书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其他单证，均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该部分单证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所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被告与宁泽公司签署的《仓库合作协议书》及《合作解除意见书》，被告与亿沪公司签署的《内装箱合作协议书》，亿沪公司与原告盖章的费率表，用以证明被告在2019年先与宁泽公司合作开展仓储业务，其后被告结束与宁泽公司的合作，转而与亿沪公司合作，亿沪公司与原告就货物进仓、装箱等各项费用收取标准签署协议，原、被告间并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宁泽公司内部微信群聊天记录，宁泽公司员工与被告员工对账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在被告与宁泽公司合作期间，证人姚某曾在宁泽公司工作并负责与被告对接合作，被告与宁泽公司就费用进行对账；3、微信群“崴航—亿沪业务交流群”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告与亿沪公司就签署协议与开展业务进行沟通的情况；4、亿沪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学召、原告莱阳路仓库经理张毛毛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亿沪公司与原告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沟通；5、原告财务吴洁与亿沪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三份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与亿沪公司曾就退费标准进行沟通，原告拒绝接受并退回亿沪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6、亿沪公司向原告发送的停止合作告知书，用以证明亿沪公司于2020年2月份终止与原告的合作；7、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学召发送给被告总经理孙德伟的短信，用以证明原告与亿沪公司磋商合同；8、原、被告的对账邮件，被告与宁泽公司、亿沪公司的对账邮件及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在对账时明确采用了“崴航应收亿沪”、“崴航应付亿沪”的措辞，表明核对的是与宁泽公司、亿沪公司的账目；9、被告的内部请款单、应收款清单，被告与宁泽公司、亿沪公司相互开具的发票及银行付款回单，用以证明被告业务相对方为宁泽公司和亿沪公司，被告依约与此两个公司发生费用结算关系。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中，对亿沪公司与原告盖章的费率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费率标准上加盖的章为合同专用章，而原告公司没有合同专用章；对该组其他证据以原告并非合同当事方为由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认可在2019年9月份之前原告与宁泽公司合作开展仓储业务，对于被告存储于原告仓库的货物，被告与宁泽公司结算费用，宁泽公司与原告结算费用；同时认为，被告自2019年10月份才与亿沪公司签署协议，故就2019年9月份的被告业务受托方并不是亿沪公司，而是原告直接为被告提供服务。对证据2、3，以原告未参与微信聊天为由不认可真实性；证据4中，对姚某与孙学召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姚某与张毛毛的聊天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该聊天背景是刚开始合作时，被告收到过亿沪公司提供的退费标准，但与原告要求的150元一个标箱的标准不一致，所以退回了亿沪公司向原告开具的发票；证据6的告知书原告未收到过，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8中，对原、被告之间往来邮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原告与案外人的往来邮件以原告未参与为由不予认可；对证据9中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内部请款单、应收款清单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认可其真实性，对被告已与亿沪公司就涉案费用进行结算和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中，关于被告与宁泽公司的关系，因宁泽公司系案外人，宁泽公司作为当事人所签署协议的内容未经该公司的当庭确认，本院对协议的真实性暂不予认定；但原告认可在2019年5月份至8月份，存在原告与宁泽公司、宁泽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和费用结算，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关于被告与亿沪公司签署的协议，因亿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某作为证人出庭确认了协议的真实性，且该协议与被告和亿沪公司之间进行业务联络、确认并结算费用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该协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关于亿沪公司与原告盖章的费率表，证人姚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原告仓库经理张毛毛在费率表上盖章并通过快递寄给姚某，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证；证据2中涉及的均为被告与宁泽公司之间的业务沟通，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且原告业已确认此前原、被告和宁泽公司的合作模式是原、被告分别与宁泽公司合作并对账，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再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亿沪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作为微信群内人员确认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对于证据4，虽然原告否认姚某与张毛毛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该聊天记录已经由姚某予以当庭演示，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证据5、7的真实性已经得到原告的确认，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对于证据6，因原告否认曾收到告知书，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于证据8，原告对于其与被告的往来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部分邮件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虽然原告对于被告与宁泽公司、亿沪公司的对账邮件及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原告认可被告与宁泽公司对账的事实，且被告与亿沪公司的对账往来与两公司相互开具发票、支付费用等情况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与亿沪公司对账的事实；对于证据9，原告确认被告与亿沪公司已就涉案货运代理费用进行结算和支付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姚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涉案仓储业务系由被告委托亿沪公司办理，相关费用已由被告和亿沪公司结算完毕；亿沪公司多次要求与原告签署合作协议，原告一直拖延未签，仅与被告签署了一份费率表。姚某称，其现任亿沪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是在宁泽公司负责与被告开展业务的人员。后来因宁泽公司未经被告同意使用原告仓库操作被告的业务，且因仓库操作不当致被告遭受经济损失，被告终止了与宁泽公司的合作。其后姚某从宁泽公司离职，担任亿沪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展与被告的业务合作。亿沪公司原想换个仓库开展被告业务，但因原告强行把之前被告尚留存于原告仓库内的货物扣货，亿沪公司迫于无奈只好把被告的业务放在原告仓库操作，并派遣员工侯勤兵驻原告仓库，负责代表亿沪公司与被告接洽业务，同时代表亿沪公司与原告进行沟通。亿沪公司多次要求与原告签署协议，并把协议文本发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学召，但原告一直拖延不肯签署，原告仓库经理张毛毛在将姚某发送的费率表内容进行删改后盖章寄送给姚某。其后，因原告操作不当导致发生很多货损，原告也不同意赔付，影响了亿沪公司的经营，亿沪公司遂发函告知原告终止合作。关于涉案业务的合作模式，是原告与亿沪公司、被告与亿沪公司分别开展合作。关于对账模式，对于被告和亿沪公司的费用结算，因货物在原告仓库，实际采取原、被告和亿沪公司三方共同对账的模式。关于费用支付，被告和亿沪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互相开具发票并支付费用，被告已将涉案业务所涉全部费用如数支付给亿沪公司；同时亿沪公司也就原告应退费用向原告开具发票，但原告认为退费标准过高将亿沪公司开具的发票退回。原告与亿沪公司未进行过对账和费用支付，原告也未向亿沪公司开具过发票。根据亿沪公司此前与原告的沟通，原告向送货车队收取的进仓费中有一部分应当退还给亿沪公司，亿沪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包干费中也有一部分应当退还给亿沪公司。证人姚某提供了一份与原告仓库经理张毛毛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张毛毛在费率表上盖章后邮寄给姚某；还提供了侯勤兵的社保缴纳记录，用以证明侯勤兵的社保是由亿沪公司缴纳，作为亿沪公司的外派人员在原告仓库工作并负责与被告的业务对接以及和原告的业务沟通。原告质证认为，对姚某所称亿沪公司和原告之间未签署书面协议、未发生过对账和费用支付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姚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社保缴纳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原告一直以为侯勤兵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质证认为，对姚某的证人证言和所提供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姚某所提供的证言，部分陈述可由在案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比如亿沪公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学召、仓库主管孙毛毛就签署协议进行沟通的情况，被告与亿沪公司进行对账和费用结算的情况，亿沪公司派遣员工驻原告仓库处理业务的情况，亿沪公司向原告开具发票并被退回的情况等，对该部分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部分陈述内容得到原告的确认，如原告与亿沪公司未签署合同、未进行对账或费用支付的情况，对该部分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亦予认定；对于证言的其他内容，将结合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证。本院查明：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企业为其客户的进出口货物提供拼箱、仓储、物流等服务。2019年5月份至8月份，被告与宁泽公司就被告进出口货物的仓储作业开展合作。宁泽公司使用原告仓库为被告所提供货物开展仓储作业。合作和费用结算模式是被告与宁泽公司开展合作并进行结算，宁泽公司与原告开展合作并进行结算。2019年8月底，原、被告均终止与宁泽公司的合作。被告转而与亿沪公司开展合作，并与亿沪公司在微信上建立“崴航—亿沪业务交流群”，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沟通。被告总经理孙德伟在微信群中称“现在仓库谈好了，就由亿沪跟海润签协议”，并表示之前跟宁泽公司合作时开给客户的进仓费发票抬头是原告，后续做法还依照以前，对外通知客户时就“把宁泽仓库改为亿沪仓库”。2019年10月1日，被告与亿沪公司签订《内装箱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委托亿沪公司办理上海港进出口货物的仓储、装箱、拆箱、运输等业务，双方每月进行对账，并在附件《内装箱费率表》中就收费及退费标准加以约定。亿沪公司联系了多个对接仓库处理被告的委托事务。被告与亿沪公司按月对亿沪公司各仓库所产生的费用进行对账，原告仓库被命名为莱阳库，作为亿沪公司仓库之一，也由被告与亿沪公司就费用进行结算。自2019年9月份至2020年1月份，在被告将其客户的配舱资料和需求转发给原告后，原告为送至其仓库的被告客户的货物提供仓储、装箱、打托等服务，并在货物进仓时向送货车队收取进仓费。侯勤兵作为亿沪公司派驻原告仓库现场的工作人员，负责与原、被告接洽沟通业务。侯勤兵的社保是由亿沪公司缴纳。2019年9月3日，亿沪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通过微信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学召就双方签署合同事宜进行沟通。姚某表示待合同整理好后会发送给孙学召，并询问何时与宁泽公司三方把莱阳路(指代原告仓库)弃权的协议也签一下。孙学召回复表示等姚某近两天有空再深入沟通。同年9月6日，姚某发送信息称“莱阳路的合同，还是要签一下的。我跟毛毛(原告仓库经理张毛毛)也说过了”。同日，孙学召回复表示“好的，你合同发过来啊！我看看。”随后姚某将《亿沪拼箱内装协议》发送给孙学召。同年9月12日，孙学召询问姚某“你隋唐路(实际为随塘路)还在进崴航的货吗”，姚某回复称没有。同年9月16日，姚某发送《外港费率表》给孙学召。同日，姚某就漏装货物情况的处理与孙学召进行沟通。同年10月份，姚某催促孙学召就后续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孙学召以身体情况为由表示下周找时间沟通。2019年9月6日，姚某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莱阳路仓库经理张毛毛对账抬头为亿沪公司。同年9月17日，姚某询问张毛毛费率表是否盖好章，要求盖章后用快递寄至姚某处。张毛毛回复称费率表已经盖好章并通过申通快递寄出。在张毛毛寄给姚某的费率表上，盖有原告的合同专用章。同年11月21日，姚某发送《外港费率表》给张毛毛，询问“这个格式的费率表什么时候盖章发给我？一直拖到现在了。”张毛毛回复称“我上次还问过我们孙总说是你们会坐下来谈好签个正式的合同的。”同年12月2日，姚某要求与张毛毛核对9月份箱量。张毛毛表示与原告财务吴洁核对。2019年12月5日，亿沪公司向原告开具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三份发票，要求原告支付9月份退费111300元、10月份退费82600元。2020年1月15日，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工作人员发送微信称，“我刚刚问过领导了，收到的通知是150一个标箱的费用，跟之前宁泽这边的退费标准一样，所以跟你这边的金额有出入，建议让姚总跟我们领导再谈一下……我这边目前无法接受你即将开过来的发票。”亿沪公司向原告开具的前述三份发票因后者拒绝接受而最终作废。2020年1月底，被告不再指示其客户将货物送往原告仓库。2020年1月3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学召向被告总经理孙德伟发送短信表示不满，称“你看这半年以来我们这边在操作上有什么问题吗？你看看姚某给我们的合同有多过分”。2020年2月份，原告工作人员通过短信向被告总经理孙德伟发送《律师函》，称原告曾与被告公司领导沟通暂定合作五年，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且自2019年9月1日合作以来被告从未向原告支付仓储操作费及运费，要求被告在收函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仓储操作费及运费。原告工作人员在短信中还称，因姚某偷着将原告仓库货物拉出，该工作人员已被原告停职。原、被告在涉案业务开展过程中会按月进行对账。因2019年9月份涉及宁泽公司和亿沪公司的业务交接，故原、被告在核对当月账目时也就宁泽公司费用部分进行对账。2019年9月27日，被告工作人员丁学浚通过QQ向原告工作人员吴洁发送了两份邮件截图，截图显示，丁学浚以“201909崴航应收宁泽”，“201909崴航应收亿沪”为邮件主题向吴洁发送了两份邮件，邮件内容是要求原告确认2019年9月份被告应向宁泽公司、亿沪公司收取的费用。吴洁回复表示好的。从吴洁(邮箱KATHY_WU0401@163.COM)与丁学浚(LINDA-DING@SHA.KFKINGFREIGHT.COM)的往来对账邮件中也可以看出，被告工作人员在对账邮件主题和内容中明确采用“崴航应付亿沪”、“崴航应收亿沪”的措辞。吴洁在2019年11月26日回复丁学浚的邮件中称“确认201909崴航应付亿沪(莱阳)252650元”，并在同年11月27日的邮件中回复，亿沪公司2019年9月份应付被告金额为183244.72元加上宁泽公司抬头的5660元，合计确认188904.72元。同年11月27日，丁学浚向吴洁发送主题为“10月应收崴航对账单(崴航应付莱阳)190439元”的邮件，要求确认2019年10月被告应付亿沪公司190439元。吴洁次日回复表示确认。2019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还就2019年8月份“崴航应收宁泽公司”的费用进行对账确认。同期，亿沪公司工作人员也在与被告工作人员进行对账，对账范围包括被告应收亿沪的费用和被告应付亿沪的费用，费用涵盖莱阳(即原告仓库)、洋山、华讯等多个仓库中所发生的费用。被告确认，其应就涉案2019年9月份至2020年1月份在原告仓库发生的业务向亿沪公司支付共计XXXXXXX元(不包括被告应向亿沪公司收取的费用)。原、被告及亿沪公司均确认，就涉案业务所发生费用，被告已经与亿沪公司结算完毕。原告与被告、原告与亿沪公司均未签署书面合作协议，也未发生过费用支付关系。原告称，其曾要求与被告签署合同但遭被告拒绝，被告要求原告与亿沪公司联系；但因亿沪公司主张的退费标准过高，原告也未与亿沪公司签署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被告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双方是否就涉案业务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2019年5月份至8月份，原告与宁泽公司合作承接被告的仓储业务，自2019年9月份起，宁泽公司退出合作，由原告单独与被告开展仓储合作；二是涉案货物系被告客户送至原告仓库，被告就仓储、装箱、打托、出库等操作直接向原告发送指令，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前述业务，且双方按月就货运代理费用进行对账。虽然双方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原告已经完成委托事务，被告也接受原告的履行，双方通过实际行为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协议，故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应当结合双方联络沟通的情况判断双方是否具备缔约的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首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在案证据，原、被告在开展涉案业务之前，分别与案外人宁泽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三方在2019年5月份至8月份的合作所采取的模式是原告与宁泽公司合作并结算费用，被告与宁泽公司合作并结算费用。原告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与宁泽公司曾协商一致将宁泽公司在与被告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原告，因此，宁泽公司退出合作并不必然发生原告与被告成立合同关系的法律效果。原告虽主张其曾多次要求与被告订立合同，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曾向被告发出过订立合同的要约或者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被告曾与原告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其次，结合被告与亿沪公司的合作和联络过程可知，被告在2019年8月底即开始与亿沪公司就后续合作进行磋商，在2019年8月底被告总经理孙德伟在微信群中提出由亿沪公司与原告签署协议，并要求对外通知客户将宁泽公司仓库改为亿沪公司仓库，可以看出被告仍欲沿袭此前与宁泽公司的合作模式，采取被告与亿沪公司、亿沪公司与原告分别开展合作的模式。自2019年9月份起，亿沪公司即介入到被告货物在原告仓库的仓储业务中，并派遣工作人员常驻原告仓库现场负责与原、被告的业务联络。2019年10月1日，被告与亿沪公司签署正式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实际业务操作中，亿沪公司使用多个仓库为被告办理仓储业务，原告仓库被称为亿沪(莱阳库)，被告与亿沪公司按月就各仓库的费用(包括原告仓库费用)进行结算。从前述磋商合同、签署协议、联络业务及支付费用的过程，可以认定被告委托亿沪公司处理涉案仓储业务，双方就此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被告与亿沪公司的约定，原告仓库是亿沪公司用于处理被告委托事务的仓库之一，被告指示其客户将货物送往原告仓库并向原告发出指令的行为，都是被告履行与亿沪公司所订立合同的具体行为。基于商业交易的高效需求，被告直接与操作仓储业务的原告开展联络或发出指令，与货运代理行业的操作实践并不相悖，也不能基于此直接得出被告与原告成立合同关系的结论。再次，从在案证据可以判断出，原告明确知晓被告与亿沪公司的合作关系。在原告与被告就涉案业务费用按月进行对账时，被告使用的措辞非常明确统一，均为“崴航应收亿沪”、“崴航应付亿沪”，原告对此明知却从未提出异议，反而在邮件回复内容中也使用“崴航应付亿沪”的措辞，说明原告清楚对账目的是为方便被告与亿沪公司之间的账目结算；而且，原、被告对账的内容不仅包括被告应支付的费用，还包括被告应从亿沪公司处收取的费用，说明原告不仅知悉被告与亿沪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还知晓被告与亿沪公司之间约定的收费和退费的具体标准。如果按原告所言，原告与被告单独成立合同关系，则双方并无必要对亿沪公司就涉案业务应付被告的费用进行对账。与此同时，原、被告还就2019年8、9月份被告应收及应付宁泽公司的费用进行对账。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原告作为仓储操作方，凭借其对具体业务情况的了解，协助亿沪公司、宁泽公司与被告进行对账。因此，原、被告的对账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负有向原告的付款义务。况且，虽然存在对账行为，但原告一直未向被告提出过付款请求，直至被告的货物不再储存在原告仓库之后，原告才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催款。这也能印证原、被告对账目的是协助核对被告与亿沪公司之间的账目。最后，从原告与亿沪公司的沟通情况可以看出，双方自2019年9月份开始一直就签约事宜进行磋商，原告也在庭审中表示，其未与亿沪公司签署合同的原因是双方并未就费用标准达成合意。姚某曾多次向原告提出签署合同的请求。对于2019年9月6日姚某提出签署合同的请求，孙学召回复表示好的，并要求姚某向其发送合同文本。原告仓库经理张毛毛在2019年9月17日将其盖章的费率表寄送给姚某，并在同年11月21日称“上次还问过孙总说是你们会坐下来谈好签个正式的合同的”。在2020年1月15日，原告工作人员告知被告原告只同意按一个标箱150元标准退费，并以亿沪公司索要的退费标准过高为由拒绝接受亿沪公司向原告开具的发票。在2020年1月31日，孙学召通过短信告知被告“姚某给原告的合同很过分”。至于本案情况是否适用原告所主张的“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本院认为，该条文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已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只是未通过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现被告并未与原告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对被告而言原告系代亿沪公司操作仓储事务，故而，对原告主张适用该条规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所举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将涉案业务委托案外人亿沪公司处理并已与亿沪公司就费用结算完毕，原告明知被告与亿沪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一直在与亿沪公司磋商签约事宜，原告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曾与被告达成订约合意。因此，原、被告之间就涉案业务并不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货运代理费用，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201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30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崴航(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帆审 判 员  王金凤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法官 助理  孙亚楠书 记 员  孙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三、201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