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06民初2744号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孙承龙，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人行，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隽瑶，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玲，女，198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巧月，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卢玲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被告卢玲因不服同一裁决亦于2021年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30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因案件事实不易查明，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于2021年4月7日裁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采取独任制审理。2021年5月20日本院公开开庭，将双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一并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人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巧月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的工资18,000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因疫情影响，国家文旅部发文要求旅游企业暂停经营活动，导致原告经营严重亏损，不得已作出撤销入境游亚太部的决定，故被告所处岗位不存在，在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无果之后，依法解除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合同约定的工资为3,700元，平均工资为5,366.67元，原告已经足额发放工资。部门经营负责人陈翔通过其他途径向被告转账是自行分配部门盈利的行为，该部分金额是通过陈翔与原告建立的内部承包关系产生的，与原告无关。被告卢玲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陈翔是原告的部门经理，被告不清楚陈翔与原告是否存在内部承包关系。被告的月工资，一部分为合同约定的3,700元，一部分由部门经理陈翔个人账户支付每月3,000元，年终还有年终奖。被告认可裁决书认定的被告月工资标准为6,700元。被告卢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700元；2.要求原告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工资差额18,000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7月1日被告入职原告的入境游亚太部，2019年7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0年9月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违法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应该支付赔偿金。裁决书认定了原告的月工资为6,700元，被告予以认可，故员工应该支付工资差额。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被告的所有诉请。首先，受疫情影响，国家文旅部要求旅游企业暂停经营活动，且入境游至今无法恢复，导致原告相关经营活动无法开展，故原告决定撤销相关入境游部门编制，原部门岗位全部取消，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原告已充分和被告协商岗位，在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卢玲支付赔偿金。其次，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为3,700元，公司已每月足额按时向被告支付，故不存在工资差额。最后，被告所在部门经营责任人陈翔与原告之间存在两层法律关系，即劳动关系和承包经营关系，故即便陈翔通过其他途径向被告转账，也属于部门经营责任人自行分配部门盈利的行为，与原告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7月1日被告入职原告处，担任入境游亚太部计调。2019年6月18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工作岗位为入境游亚太部，每月工资为税前3,700元。2020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载明，暂停全国旅游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2020年7月13日，原告发布《关于取消、关停部门的通知》载明，入境游亚太部岗位全部取消，请部门员工收到通知10日内沟通协商劳动合同变更事宜。2020年9月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由于您所在入境游亚太部取消、关停，该部所有岗位全部取消。2020年7月21日公司在与部门员工当面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时未得到您明确回复……公司仍多方协调，先后于2020年8月5日、8月11日为您安排了其他部门岗位的面试沟通。在此过程中，您8月5日的面试未通过，又拒绝了8月11日的面试沟通。因与您在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又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公司经慎重考虑，现决定于2020年9月2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20年5月21日，被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1.自2020年9月2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按每月6,700元工资标准支付自2020年9月2日起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的工资；3.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的工资差额18,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静劳人仲(2020)办字第2288号裁决：一、原告支付被告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的工资差额18,000元；二、对被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均不服裁决，先后诉至本院。审理中，被告还提供了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载明部门负责人陈翔自2018年9月至2020年2月期间，不定时、不定额向被告持续支付款项，证明被告除原告每月转账支付工资外，另有部门负责人陈翔个人通支付的工资差额、年终奖、节日福利等，平均每月工资差额为3,000元，故被告每月工资总额应为6,700元。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陈翔转账的款项是部门经营负责人自行分配盈利的行为，不是被告的工资收入。因双方坚持各自诉辩意见，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的工资标准是原告主张的3,700元还是被告主张的6,700元。被告在原告的入境游亚太部工作，该部门的负责人陈翔与原告订立了绩效考核协议，承包了整个部门的成本及收益，包括人员工资，并负责将部门的盈利在部门内进行分配。被告按月从原告处获得工资3,700元，并从陈翔处不定时、不定额获得款项，双方有争议的正是该部分款项的性质。鉴于陈翔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是内部承包协议，被告的工作并非向陈翔提供而是向原告提供，陈翔支付的款项应为被告的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原告称陈翔个人支付的款项不属工资报酬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陈翔支付的款项中包含每月工资3,000元，尚属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因陈翔自2020年2月起未再向被告支付工资，原告应当承担向被告足额支付工资的义务，其与陈翔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与被告无涉。原告要求无需支付被告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的工资差额18,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的工资差额18,000元的诉讼请求，可予支持。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由于新冠疫情等客观原因直接导致原告无法开展入境旅游业务，故原告撤销被告所在的入境游亚太部，属于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原告曾与被告就变更劳动合同进行多次协商，并为被告提供了两次新岗位面试机会，且明确告知第一次面试优先考虑入境板块员工，原告已充分履行协商、磋商义务。而被告在第一次面试未通过的情况下，放弃了第二次面试机会，双方最终也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综上，双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经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原告据此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故对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7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可另案向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及未提前三十日通知的一个月工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卢玲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工资差额18,000元；二、被告卢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吴晓祥法官助理 葛 颖书 记 员 俞晓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