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2357号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塘沽路XXX号XXX室2676。法定代表人：郑依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淑军，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冰雪，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淞滨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苏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陈玲，上海警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杰，男，195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委托代理人：陈玲，上海警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旭公司)、被告苏杰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11日召开庭前准备会议并组织证据交换，于同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淑军、沈冰雪律师，两被告委托代理人陈玲律师到庭参与诉讼。原告于起诉前向本院提出冻结被告鸿旭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XXXXXXX元(以下如未说明，币种均为人民币)或查封，冻结、扣押其他等值财产的保全申请，本院以(2020)沪72财保23号裁定准许并移交执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鸿旭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署了编号为2018DSDL001的进口货运代理协议书，约定鸿旭公司委托原告办理进口货物的货运代理业务，每项业务按价格表或经鸿旭公司确认的费用确认表进行收费，其他费用以实际发生或费用确认单记载为准，鸿旭公司应在费用确认单确认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应付款项，否则将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欠款违约金。2018年至2019年，原告接受鸿旭公司委托，为其进口的58票货物完成了进口清关、运输等代理事务，产生费用XXXXXXX.90元，鸿旭公司拒不支付。鸿旭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苏杰系其唯一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一、被告鸿旭公司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XXXXXXX.90元及该款项自2020年6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下简称为LPR)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二、被告苏杰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案件受理费、(2020)沪72财报23号保全申请费由两被告连带承担。2021年3月31日庭审中，原告变更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鸿旭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868919.37元,具体包括费用确认表中确认的648038.37元、38票提单的单证处理费198485元和遗漏的港杂费、超期费22396元。被告鸿旭公司辩称：双方之间2018年的费用已经结清，无争议。原告对账单记载2019年应收账款合计XXXXXXX.90元，其中鸿旭公司已支付269201.53元，鸿旭公司不认可其中的单证处理费148235元；剩余应付648038.37元中，查验费16418元属原告重复计算，鸿旭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和5月18日先后支付5万元，该三笔款项均应予扣除；故2019年58票业务的欠款总额应为531630.37元。鸿旭公司确认原告主张的堆存费、超期费22396元，但原告未提供发票，起诉前亦未向鸿旭公司主张，故不应对该款项计算利息；原告主张按四倍LPR计算利息，标准过高，对鸿旭公司确认的58票业务的欠款531630.37元，愿按LPR利率支付其利息。被告苏杰同意鸿旭公司的答辩意见，并对其与鸿旭公司连带承担两被告确认欠款及其利息的支付义务无异议。原告起诉时举证：1、进口货运代理协议书，以证明原告与鸿旭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57票进口货物的提单、提单号为XXXXXXXXX货物的信息单、38票货物的进口查验通知书、原告制作的应收款凭证(原告对编号为EMIXXXXXXXF、EMIXXXXXXXL两票提单项下费用的自行记录)、原告分别于2019年5月17日和30日向上海明阳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明阳公司)支付150000元和159858元的银行回单、明阳公司于次月3日向原告开具的总额为309858元的四张发票、上海华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港公司)向郑阳/上海港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的EMIXXXXXXXF和EMIXXXXXXXL提单项下滞箱费8132元和532元的收费单证、原告制作的包含提单号为XXXXXXXXX货物相关费用的对账单、上海胜水报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水公司)2020年4月7日向原告开具的金额为11418元的代理费发票、原告2019年12月20日向上海重鑫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鑫公司)支付75000元的银行回单，以证明原告受托办理清关的货物接受海关查验，原告先后垫付单证处理费148235元和50250元，两项合计198485元，另垫付超期费、堆存费22396元；3、费用确认单(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以证明鸿旭公司确认欠原告单证处理费、清关费、堆存费、超期费等共计648038.37元；4、费用明细表(单证处理费、遗漏超期费、堆存费)，以证明原告垫付的费用明细；5、通讯记录，以证明鸿旭公司向原告确认单证处理费。原告庭审中举证：6、用款申请单、银行回单，以证明原告已向胜水公司法定代表人金磊倩支付了38票涉案货物的单证处理费198485元；原告庭审后举证：7、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向鸿旭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杰支付22万元的银行回单，以证明两人之间存在个人款项的往来，与公司业务及款项无关；8、通讯记录(证据5部分内容的视频拍摄画面及补充说明)，其中通讯日期为2019年8月22日至30日，9月16、23和24日，10月8日至17日以及12月25日的部分通讯记录用以证明鸿旭公司确认了原告主张的单证处理费，或者在原告发送费用明细后三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两被告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系2020年5月28日补签的，其中亦约定费用应经鸿旭公司确认；对证据2中原告自行制作的账单、表格、华港公司两张滞箱费单据、胜水公司金额11418元的发票以及原告向重鑫公司支付75000元的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或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的提单、查验通知书等其余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查验通知书未涉及单证处理费，亦不能证明原告垫付了单证处理费，如系海关收取费用应有正规单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该费用确认单未计入鸿旭公司已付的两笔款项，应予扣除，双方从未确认单证处理费，应予扣除；对证据4不予认可，认为其未经鸿旭公司签署确认，不是有效的通知；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鸿旭公司未确认单证处理费，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支付；经核对证据6的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反映的是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并非原告向胜水公司支付的款项，且原告费用明细均表明海关系“正常查验”，应只发生查验服务费约三百元，每票正常查验的货物却发生数千元的所谓“单证处理费”不合理；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退款系原告将鸿旭公司的客户多支付给杭州同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善公司)的款项退回鸿旭公司，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通讯记录恰恰显示鸿旭公司从未同意支付所谓单证处理费，原告在通讯中只是发送了查验费明细，并非双方货运代理协议书约定的《费用确认单》，且该费用明细需要加盖原告的有效印章或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方能生效，故实际未发生协议约定的效果。两被告答辩时举证：1、2020年3月12日对账单，以证明双方已于当日确认相关款项，鸿旭公司已确认的查验费用为16418元，未确认148235元，双方未约定单证处理费；2、鸿旭公司向原告支付269201.53元的银行回单，以证明鸿旭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9月17日和2020年3月4日向原告支付代理费169201.53元和100000元；3、2020年4月2日、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和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通讯记录及汇款银行回单，以证明原告与鸿旭公司在2020年4月2日前并未签订协议，原告证据1系该日后补签，鸿旭公司员工于2020年4月3日应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将代理费50000元支付至其个人账户，原告法定代表人经常要求鸿旭公司向其个人账户支付费用，且不仅代表原告，亦代表同善公司与鸿旭公司发生业务；4、2020年1月、5月原告工作人员周琛与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通讯记录、汇款银行回单及案外人天津中创恒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鸿旭公司应原告员工周琛要求，于2020年1月20日委托恒通公司向原告支付代理费230000元至同善公司账户，周琛确认原告已收到该款项，同年5月18日，鸿旭公司再次应周琛要求向原告付款50000元至同善公司账户，周琛既作为原告员工，亦作为同善公司员工与鸿旭公司沟通业务，鸿旭公司经常应原告要求将代理费用支付至其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或其关联公司同善公司的账户；5、2020年6月16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与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通讯记录，以证明双方已将2018年的费用结清；两被告庭审后举证：6、胜水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原告系胜水公司大股东，原告关于不清楚胜水公司收费依据的陈述不合常理；7、同善公司对鸿旭公司应收款对账单，以证明截至2020年3月12日，鸿旭公司向同善公司已多支付了247176.91元，鸿旭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故不可能继续向同善公司付款，鸿旭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根据原告经办人周琛的要求向同善公司账户支付的50000元实为向原告支付的代理费；8、原告工作人员周琛与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通讯记录(即原告证据5通讯记录第587页原始音频记录)，以证明鸿旭公司明确不同意支付所谓“搞定费”，且原告提交的通讯记录由语音转化的文字不完整，未显示对其不利的部分。原告对两被告部分通讯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是否曾发生过这些通讯表示已记不清了，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实质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两被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2020年3月12日对账单所记“查验费”为笔误，同年5月28日对账单已记明系“单证处理费”，鸿旭公司在与原告周琛的通讯中已明确确认了该费用；两被告或何宗林支付至郑依楷个人或同善公司账户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周琛仅系业务经办人，非原告员工，原告仅系胜水公司投资人，胜水公司由金磊倩实际经营，原告不参与其经营。经对证据进行审核，并听取各方举证、质证意见，各方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实质性争议或虽有异议但举证方已提交证据原件或手机终端上的通讯记录以供核实，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所能证明的案涉事实，将在证据本身客观、完整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相互之间的印证关系，在判决后文综合认定。本院查明：鸿旭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之间订有进口货运代理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进口货物的代理业务，包括货物的进口、换单、报关、报检、陆上运输、进口付汇等；双方确认具体每项业务的收费标准详见《价格表》，经甲方及其授权人确认或认可的《费用确认表》是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价格表》仅包含合同约定的清关费部分，其他费用以实际发生或《费用确认表》记载为准；清关费包括进口代理费、THC费、船公司(或船代、外代)换单费、报关费、检验费、查验服务费、掏箱费、熏蒸费、放还箱费、坏污箱及其搬移费、理货费、动检场地费、集卡运输费等(如因节假日、海关查验、熏蒸、商检鉴定引起的堆存费、滞箱费等全部由甲方承担，如甲方需要，乙方须配合提供相关说明)；清关费不包含货代换单费、港杂费、海运费、低硫附加费、过磅费以及非乙方原因(如单证晚到、提供单证及货物不符通关要求，未按约支付海运费、税费等)使通关、纳税、提货延误的，由此产生的超期费、堆存费、滞箱费、滞报金、过磅费、过夜费、港区更改计划费、放空费等其他额外费用全部由甲方承担，如甲方需要，乙方须配合提供相关说明；因海关检验及其他原因查验而产生的费用，如单证处理费等由甲方承担；对上述需由甲方承担的额外费用，在实际费用产生之后，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发送《费用确认单》，甲方承诺在收到《费用确认单》后三个工作日内核对完毕并回复乙方，如甲方在收到乙方《费用确认单》后三个工作日内不向乙方书面回复确认或提出异议，则视为甲方对该《费用确认单》的确认，应在确认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应付的款项；甲方应提供海关及国检局所需的一切正确、有效、真实的单证，且保证单单一致，单货一致，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资料后，按海关与国检局的规定进行报关与报检，在此过程中发生问题应及时与甲方联系，并尽力配合甲方解决问题；遇有海关查验或法检商品，国检局需要查验放行的，乙方应派员或与甲方一同到场配合查验，如有入库后取样查验的，应及时将查验情况告知甲方，甲方需及时确认；如因海关、国检等相关查验或其他不可抗力等非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一切费用、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保证：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申报的进口货物，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业主管部门、商品检验检疫等相关部门对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如实申报，如发生甲方提供的文件、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申报的税金、货物的品种、数量)等内容不实或甲方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及海关有关条例相抵触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及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如因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还需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共受托代理了58票涉案进口货物的货运代理事务，货物为原产于非洲塞拉利昂、马里等国的木料，起运港为弗里敦、达喀尔等港口，目的港为上海港。其中38票货物发生了查验，据原告提交的通关无纸化进口查验通知书的记载，经办的报关企业均为胜水公司，查验发生的日期自2019年3月18日至同年12月17日。原告向鸿旭公司发出了《应收票对账单》，列出了58票货物的费用明细表，并称鸿旭公司委托原告进口货物代理清关，因清关、换单原因，产生上述费用；根据双方《进口货运代理协议书》第七条约定，上述费用除了清关费外，其他费用不包括；请鸿旭公司收到费用确认单后及时核对并确认；查验费未确认148235元，已确认查验费用16418元，剩余应收款648038.37元。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在该费用确认表下方签字，签署日期显示为2020年3月12日。嗣后，原告再次向鸿旭公司发送《费用确认单》，载明账单日期为2019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其记载的58票货物的发生的费用与前述《应收票对账单》无异，唯其最后部分的措辞为“本账单仅包含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贵方与达善公司业务往来所发生的费用，其中应收账款合计XXXXXXX.9元，已收款合计269201.53元(支付2019年当年费用)，剩余应付648038.37元(剩余应付款项中，包含其中所有已发生单证处理费金额的16418元，未包含已发生未确认单证处理费148235元)”。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在该费用确认表下方签字，签署日期显示为2020年5月28日。对于将《应收票对账单》中的“查验费”修改为《费用确认单》中的“单证处理费”，原告当庭表示系原告在制作《应收票对账单》时的笔误，故在《费用确认单》中更正。2019年9月17日和2020年3月4日，鸿旭公司相继向原告支付169201.53元和100000元。2020年1月16日，原告经办人周琛与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就双方账务进行即时通讯，前者表示可以汇入同善公司账户；同月20日，周琛表示已收到一笔23万元款项。据两被告提交的银行回单显示，当日确有一笔23万元款项由恒通公司向同善公司支付。同年5月18日，何宗林通过即时通讯询问周琛，款项汇入原告还是同善公司账户，后者提供了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的个人账户。何宗林表示，款项应汇入公司账户，周琛回复，款项汇入同善公司账户。据两被告提交的银行回单显示，当日确有一笔5万元款项由鸿旭公司向同善公司支付。2020年1月1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向被告鸿旭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苏杰退款22万元。2020年4月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与鸿旭公司工作人员何宗林进行即时通讯，次日，后者表示愿意先汇5万元给前者，前者提供了其个人账户信息，后者即通过电子银行汇出5万元至该账户。根据原告提交的用款申请单、相应的银行回单以及其制作的统计表格，2019年3月26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个人账户向案外人金磊倩个人账户累计汇出共581558元，其中用款申请单记为“单证处理费”的款项总额为178500元，单票金额从1500元至35000元不等，大部分单票金额为3000元至6000元的整数，原告据此向两被告主张单证处理费198485元，单票差额(即原告主张的部分单票金额与原告用款单记载的单票金额之差)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对郑依楷向金磊倩支付上述178500元“单证处理费”后，这些款项的去向、金磊倩或胜水公司向何方支付、收费方收费的相关凭证或发票，原告均未予陈述或提供，仅确认系胜水公司向其收取用于应对货物查验过程中对货方不利的情况，以便货物能快速通关。庭审中，原告曾称该部分费用为“搞定费”，并称系由查验的人即海关人员收取，后又转而陈述是付给报关行的，系“非正常查验”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但表示原告无法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说法。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报告，胜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金磊倩，原告系其股东之一，占股比例为51%。被告苏杰系被告鸿旭公司的唯一股东。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对进口货物代理报关过程中的费用产生争议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各方的诉辩和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费用金额。在2020年3月12日应收票对账单和同年5月28日费用确认单中(两份单据记载的内容和金额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原告将前者记载的“查验费”在后者中改称为“单证处理费”)，鸿旭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其2019年应付费用为648038.37元，该费用包含金额为16418元的一笔费用，不确认的费用为148235元。据此，鸿旭公司即应按其已确认过两次的金额向原告支付费用。鸿旭公司虽抗辩其中的16418元系原告重复计算，但该抗辩与鸿旭公司的两次书面确认不符，不予采纳。鸿旭公司另辩称其相继于2020年4月3日和5月18日向郑依楷个人和同善公司账户付款共计10万元。综合双方的举证和在案事实，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个人以及相关的公司的账户之间均有难以辨明其性质、用途的款项往来，该10万元系用于支付涉案费用的指向性尚不明确，故对该抗辩亦不予采纳。鸿旭公司和相关个人可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与该10万元款项有关的权利。对于原告主张的超出鸿旭公司确认金额的额外费用，即38票经海关查验货物的“单证处理费”198485元(包括费用确认单中鸿旭公司明确不予确认的148235元以及原告主张其在费用确认单中遗漏的50250元)，首先，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一条亦有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亦规定，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原告请求鸿旭公司支付的费用，应当是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合理费用。本案中，原告用以主张其已实际支付费用的用款申请单、银行回单等证据虽可以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郑依楷已向原告就案涉进口货物报关等事务转委托的胜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磊倩个人账户实际支付了相关款项，但除了在用款申请单、银行回单上自行记载的费用项目和金额外，并无证据佐证郑依楷向金磊倩的个人转账系原告为处理委托事务所垫付的必要合理费用。原告并未提交反映费用关联性、必要性、合理性的任何单据、收费依据，甚至未提交其主张的收费单位开具的费用发票，亦未能证明货物被查验的具体事实，哪些货物被“非正常查验”、为何会发生“非正常查验”、“非正常查验”又为何会发生“单证处理费”、具体处理了哪些单证、哪个主体收取了“单证处理费”。庭审过程中，原告有关“单证处理费”的陈述前后不一，甚至还称该费用实质为“搞定费”。原告向鸿旭公司主张该费用，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应支持。其次，根据原告与鸿旭公司订立的进口货运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因海关检验及其他原因查验而产生的费用，如单证处理费等额外费用，原告应在实际费用产生之后，及时向鸿旭公司发送《费用确认单》。在案的《费用确认单》系由鸿旭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签署确认，其中明确了鸿旭公司认可的费用金额为648038.37元。原告虽另行提交了其与鸿旭公司之间大量的通讯往来记录，并指出了其中据称可证明后者确认“单证处理费”的具体内容，但通览这些通讯记录，并结合其上下文及在案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鸿旭公司确认了“单证处理费”。相反，鸿旭公司在与原告的通讯中未予确认“单证处理费”却可与其在《应收票对账单》和《费用确认单》中两次未予确认该项费用形成相互印证关系。鉴于原告并未举证推翻《费用确认单》的证明内容，故原告主张费用应以鸿旭公司在《费用确认单》中签署确认的金额为限。对原告主张的港杂费、超期费22396元，鸿旭公司当庭表示确认，可予支持。因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协议明确约定鸿旭公司应在费用确认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应付的款项，而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向鸿旭公司发送该费用通知或鸿旭公司确认该费用的日期，故鸿旭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确认但未支付的648038.37元费用应自2020年6月3日起计息，鸿旭公司当庭确认应付的港杂费、超期费22396元，应自2021年3月11日本案庭前准备时原告明确其主张费用的构成，鸿旭公司确认该费用后的三个工作日之后开始计息。原告主张以LPR的四倍计算利息，但未证明鸿旭公司未付费用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并考虑到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方之间经济往来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以LPR计息较为合理。被告苏杰系被告鸿旭公司唯一股东，且对承担鸿旭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无异议，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648038.37元以及该款项自2020年6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22396元以及该款项自2021年3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苏杰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对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苏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489元，由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853元，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苏杰共同负担人民币9636元；诉前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上海达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435元，被告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苏杰共同负担人民币25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婵审 判 员  林 焱人民陪审员  王荣富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蔡 戬书 记 员  蔡 戬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三、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五、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