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8民初110号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男，1982年5月5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天津树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超，男，1988年12月5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洁、李树欣，天津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与被告（反诉原告）王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被告（反诉原告）王超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洁、李树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王超向原告偿还由原告为其垫付的购车款人民币253547.5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列款项拖欠期的利息（以253547.5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计算到2020年1月7日为121702.8元）；以上合计375250.3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等四人订立《四方协议书》一份，合作经营天津市融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2018年1月8日，购买教练车一批，其中有被告份额30辆。被告应支付2043547.5元，但被告实际付款1790000元，余款253547.5元由原告垫付。经原告追要未果，不得已，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准予原告的上述请求。庭审中，刘家龙变更了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购车款人民币37028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列款项拖欠利息（以370285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算，自2018年1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计算到2020年5月28日为214765.3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反诉原告）王超辩称，不认可，已经支付了合伙期间共同购买车辆的购车款，车辆附加费，交强险和车船税以及二保的费用，高拍仪不属于被告使用范围，一直未使用过，不应该支付，投资欠款和上牌费用均不认可。刘家龙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8月1日的四方合作协议。证明原、被告为合伙关系并证明各承担的投资比例及其他协议约定内容。证据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手动挡汽车每辆价税合计64000元，实际价格为62000元，自动挡汽车价税合计74000元，实际为72000元。证据三，完税证明及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每辆汽车的购置税为4425元，自动挡汽车购置税为6150元，证明原告亦实际支付60辆汽车的购置税。证据四，天津市融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支出费用。证明每辆车辆上牌费、车险二保、车船税保险的价格，证明高拍仪及投资欠款数额，证明原告已实际支付上述款项。证据五，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及证明。证明原告实际支出了2429100元，证明天津市九州紫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到原告2018年1月8日支付的购车款1200000元。证据六，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打款记录。证明除原、被告外的其余合伙人及教练的购车款及购车定金，共计399000元。证据七，往来收据两张。证明原、被告双方应承担吊车厂车间及道路租赁费共计310000元，即原、被告每人承担155000元。证据八，收据一份。证明驾校场地2018年承包费130000元，被告应承担32500元。证据九，向车管所交付的费用的保险单和发票6组，用于证实刘家龙向车管所交纳了38元的费用。王超对刘家龙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被告与案外人系合作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三购置税4425元认可。对证据四车辆上牌费130元一辆认可，二保不认可，是车管所免费赠送，车船税每台748元认可，高拍仪和投资欠款费不认可，高拍仪被告并不知道购买仪器也并未使用过，投资款在签订协议时也支付了165000元。对证据五证明支付1200000元购车款，对1200000元购车款交易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1200000元是原告自己购买的购车款，与被告无关。对证据六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七收据两张，当时场地费交了2年的，50000元不知道，260000元是四人合作每人65000元，被告已经交纳了前期投资费用165000元。证据八2018年7月9日的票据不认可，当时如按证据七来说已经交纳了租赁费，故不存在证据八的费用，而且在2018年4月，原告擅自更改口令密码导致被告无法正常行使自己的权益，已经要求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因原、被告及案外人刘健和武玉斌各自经营自负盈亏，被告保留要求返还投资款的权利。证据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个费用应该是刘家龙自行承担。王超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之父王金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二张，证实2017年12月26日通过王金权邮政储蓄银行卡用POS机给东瑞伟刷卡200000元并转到原告指定的账户内，给付原告200000元购车款；2018年1月8日在王金权农业银行银行卡转款给4S店刷卡500000元；2018年1月8日通过王金权邮政储蓄银行卡给4S店刷卡300000元。证据二，李亚南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张，证实2018年1月12日被告通过其朋友李亚南给4S店转款1026000元，其中替原告转款56000元，被告自己970000元。证据三，（2019）津0118民初2132号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名下的30辆车在被告处停放，并非停放在原告租赁的场地上，被告购买30辆车实际购车款是1980000元。刘家龙对王超的质证意见为：对于2017年12月26日的200000元原告没有收到；2018年1月8日的300000元因无法确认收款方为4S店，故被告应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真实性，故原告不予认可；2018年1月8日的500000元和2018年1月12日的1026000元减除56000元，被告剩余所转的970000元，原告对真实性不认可；2017年12月25日被告给原告现金10000元原告不认可，且没有实际收到过；（2019）津0118民初2132号判决书并没有明确写明被告车辆何时迁往被告处，且当时双方在2019年7月4日前原、被告还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承包费用。反诉原告（本诉被告）王超向本院提出如下请求：1、依法判令被反诉人给付反诉人学员绑号占用费404200元；2、依法判令被反诉人给付反诉人由于被反诉人擅自修改了密码口令，导致反诉人招收学员无法进行绑号培训，支出的绑号费用共计189200元；3、反诉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及案外人刘健、武玉斌于2017年8月1日签订《四方合作协议》，共同投资组建天津市融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后于2018年3月11日开始，被反诉人在未取得反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反诉人30辆教练车学员绑号业务，由于被反诉人于2018年4月中旬擅自修改了密码口令，导致反诉人至今才知晓学员绑号名额被被反诉人占用。其中反诉人名下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7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7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1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3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24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5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4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2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21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24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5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9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21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4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4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19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33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20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9个，津Ｃ××××号被被反诉人使用名额5个，以上共计被被反诉人占用名额348个，合计学员绑号占用费404200元。由于被反诉人于2018年4月中旬擅自修改了密码口令，导致反诉人招收的学员无法进行绑号进行培训，反诉人自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8月20日只能将陆续招收的44名学员以每个学员绑号费1300元绑号天津市天体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在天津市津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每个学员绑号费1300元绑定学员5名，在天津市××队每个学员绑号费1300元绑定学员17名，共计66名学员；另2018年10月份在天津市××队每个学员绑号费1000元绑定学员29名，以上共计95名学员，绑号费共计114800元。2019年3月份在天津市弘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每位学员800元绑定学员93名，绑号费74400元，绑号费共计189200元。现依法提起反诉，望依法裁决并支持反诉人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刘家龙辩称，反诉原告的第一项反诉请求数额太高，不认可，其他反诉请求与反诉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均不认可。反诉原告所称占有名额348个与反诉被告调取的实际名额相差21个，反诉被告调取的名额为327个，请法院按照实际情况计算占用数额的占用费，驳回反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从每个学员占用费中扣除38元，交到车管所，应扣除12426元。王超向本院提交了从车管所调取的反诉被告占用的348个名额查询清单等证据。在庭审中，刘家龙到庭表示以王超主张的348个名额为准。刘家龙向本院提交了转账记录，用于证实刘家龙向他人支付绑号占用费的金额。王超在诉讼中认可以刘家龙提交转账记录来计算绑号占用费。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8月1日，原、被告及案外人刘健、武玉斌签订《四方合作协议》，共同投资组建天津市融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投资比例各占25%，每人投资了165000元，2017年7月13日，向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西双塘村村民委员会交纳了2017年7月12日至2019年7月12日吊车厂车间及道路租赁费共计260000元。2018年1月8日，该公司购买了一批教练车，原、被告共购买了60辆，原、被告各30辆。刘家龙的30辆教练车中有1辆自动挡教练车，价格为72000元，其余29辆为手动挡教练车，价格为每辆62000元，购车款项共计1870000元。王超的30辆均为手动挡教练车，价格为每辆62000元，购车款项共计1860000元。另原、被告购买的60辆教练车中59辆手动挡每辆车的附加费为4425元，1辆自动挡的附加费为6150元，共计花费267225元；每辆车的上牌费为130元，共计花费7800元；每辆车的二保费为170元，共计花费10200元；每辆车的车船税为748元，共计花费44880元；高拍仪花费4250元，但高拍仪均在刘家龙处。王超在与刘家龙共购买60辆教练车中，其共计支付购车款1970000元，原、被告在诉讼中共同确认。王超的购车款1970000元减去王超向刘家龙的借款80000元，王超实际支付购车款为1890000元，60辆教练车的其余购车款均为刘家龙支付。2018年3月11日，刘家龙在未取得反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王超30辆教练车学员绑号业务，并于2018年4月中旬擅自修改了密码口令，刘家龙共占用王超348个名额，其中2018年3月占用19个，2018年4月占用54个，2018年5月占用6个，2018年6月占用35个，2018年7月占用20个，2018年8月占用14个，2018年10月占用34个，2018年11月占用43个，2018年12月占用27个（2018年共计252个），2019年1月占用7个，2019年2月占用1个，2019年3月占用44个，2019年4月占用1个，2019年6月占用25个，2019年7月占用8个，2019年8月占用5个（2019年共计91个），2020年4月占用5个。对于占号费用原、被告均认可以刘家龙向他人支付的占号费用计算，没有提供占号费用的月份按邻近月份计算。刘家龙提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6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900元；2018年10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800元；2018年11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800元；2018年12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800元；2019年1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600元；2019年3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700元；2019年4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700元；2019年7月的占号费用为每个800元。刘家龙占用王超的每个学员名额需向车管所交纳38元费用。诉讼中，刘家龙主张2018年和2019年向车管所交纳38元费用，2020年不再交纳；而王超认可2018年的向车管所交纳38元费用，主张2019年就不再交纳。2020年6月9日，王超将刘家龙修改的密码修改了过来。王超涉案的30辆教练车挂在原、被告及案外人刘健、武玉斌租用的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西双塘村村民委员会的吊车厂车间场地上，2019年3月15日，王超在（2019）津0118民初2132号案件中起诉案外人刘健和刘家龙及天津市融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要求解除与案外人刘健和刘家龙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判令案外人刘健和刘家龙协助王超办理涉案30辆教练车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2019年7月4日，（2019）津0118民初2132号判决解除了王超与案外人刘健和刘家龙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判令案外人刘健和刘家龙协助王超办理涉案30辆教练车的转移登记手续。后刘家龙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0日的（2019）津02民终63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了天津市融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配合王超办理涉案30辆教练车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7月9日，刘家龙向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西双塘村村民委员会交纳了2018年承包费13000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1、原、被告合作共同购买了60辆教练车，原、被告各30辆教练车，王超30辆教练车的购车款为1860000元，另王超30辆教练车的每辆车的附加费为4425元，共计132750元；上牌费为每辆车130元，共计3900元；二保费每辆车170元，共计5100元；车船税每辆车748元（在庭审中，刘家龙开始主张车船税每辆748元，经质证王超亦予以认可，后刘家龙又主张车船税每辆1297.92元，其虽提交了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单和微信转账记录和银行卡交易清单，但未向本院提交该保险公司出具的正式票据，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仍以748元计算），共计22440元，以上费用共计2024190元。王超共计支付购车款1970000元，减去其向刘家龙的借款80000元，王超实际支付购车款1890000元，故刘家龙为王超涉案30辆教练车垫付的购车费用为134190元，该款王超依法应予返还给刘家龙；而王超主张的2017年12月5日给付刘家龙的现金10000元，因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加以证实，且刘家龙予以否认，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刘家龙在庭审中主张的高拍仪的费用，因刘家龙未向王超交付使用，故该项费用由刘家龙承担。另刘家龙诉请要求王超支付垫付款利息的问题。刘家龙在与王超合作期间共同购买了教练车，并为王超垫付了购买30辆教练车的部分款项和费用，从双方签订的四方合作协议可以反映出，该30辆教练车归王超所有，且王超亦未向本院举证证实其与刘家龙系达成合意后为其垫付，故该垫付款项应视为王超委托刘家龙向第三方交付的该款项，王超应在实现了涉案30辆教练车归其所有目的后及时返回该垫付款项。王超至今未向刘家龙支付垫付款项，期间所产生的占用费用，即刘家龙要求的利息王超亦应予以支付，因双方未约定利率，故刘家龙要求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参照上述规定，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自2018年1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应分段计算。2018年1月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2020年8月20日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2、（1）刘家龙擅自修改密码并占用王超涉案30辆教练车学员的名额，侵犯了王超的民事权益，应向王超支付占用学员名额的费用。原、被告在庭审中共同确认刘家龙占用王超348个名额，依据刘家龙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共同确认的计算方法，刘家龙应向王超支付占用费284600元；（2）王超在反诉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与第一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诉讼，故本院对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刘家龙要求王超支付其替王超向车管所交付348个名额的费用13224元（每个38元）的问题，在庭审中，刘家龙主张向车管所交纳38元费用包括在向王超返还的占用费中，而王超认可2018年向车管所交纳38元费用，主张2019年就不再交纳，但该38元是否包括在刘家龙向王超返还的占用费中，双方就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因涉及双方的民事权益，故本案对此不予处理，可另案解决；3、关于刘家龙在庭审中要求王超承担场地租赁费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刘家龙诉请的是要求王超支付为王超垫付的购车款项，场地租赁费与购车款项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涉及，另案处理为宜。案经调解未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由被告（反诉原告）王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购车垫付款134190元并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以13419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及以134190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20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由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给付被告（反诉原告）王超348个学员绑号占用费2846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家龙和被告（反诉原告）王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刘家龙预交的案件受理费6930元及保全费2520元，由王超承担案件受理费2511元和保全费2520元，刘家龙承担4419元；王超预交的反诉费9734元，由刘家龙承担4669元，王超承担50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明涛人民陪审员  朱凤武人民陪审员  王益增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