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29民终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莉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琪，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永科，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辉，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占勇，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剑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亮，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矿。负责人：贺中荣，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科，男，汉族。原审第三人：孙立华，男，汉族。上诉人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吕永科、张占勇、刘金科、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矿（以下简称，五号矿）、原审第三人孙立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受理后，因疫情原因，本案依法扣除审限。现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四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莉莉、委托代理人张秀琪，被上诉人张占勇，吕永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辉，被上诉人丰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晓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金科，五号矿，原审第三人孙立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四海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对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本案有关。本案与原各案（2016）内2921民初1963号、（2017）内29民终598号、（2019）内2921民初2548号、（2020）内29民终188号的证据相同，没有任何新的证据，原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四海公司与本案有任何关联，但一审法院仅凭未到庭的刘金科、孙立华的书面答辩状，并从中各摘取出一两句无任何证据证实的话，就强行推定四海公司为本案主体并应当承担责任，事实认定错误。关于刘金科答辩中提到的“神华宁夏公司土方剥离工程”的问题，该宁夏工程是否真实存在，刘金科是否真实参与，有无证据证明是四海公司授权或者委托去参与，如有委托或授权范围是什么，如有委托吕永科、张占勇是否有义务查看该真实授权书上的真实公章，是否有义务将公章进行比对，否则有何理由相信刘金科代表四海公司参与涉案工程。一审法院对于上述问题没有进行审理，仅凭刘金科的自述直接认定重庆四海公司对刘金科有授权，并进而认定吕永科、张占勇有理由相信刘金科在本案中有权代表四海公司，是没有道理和不负责任的。事实是四海公司从未委托或授权过刘金科代表四海公司去参与宁夏的工程，也不知道宁夏工程的存在。至于第三人孙立华在答辩中两次提到的刘金科曾经向其“出示过”、“出具过”加盖四海公司公章的委托书，则说明被告五号矿持有刘金科提交的文件，那么：1、对于委托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应责令五号矿提交其收取的加盖了四海公章的委托书，并进行鉴定以确定该委托书的真伪；如五号矿不能提供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涉案的工程不仅属于矿山施工范围、还包括消防安全及爆破事项，而我公司不具备这些资质，不可能介入到工程中。一审法院即不审查委托书的真伪，又不考虑五号矿及代表孙立华签约履约时的主观过错，直接认定刘金科的行为代表我公司，违背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四海公司对涉案工程未参与不知情，也不追认刘金科的代理权。二、本案数个环节涉及违法甚至犯罪。根据相关规定，规范工程的做法是：招投标-签订施工合同-公账对公账支付工程安全保证金或工程进度款-验收-结算并支付尾款-开具有效票据。在本案中，四海公司从未向五号矿或吕永科提交过指派或委刘金科的文件。各方与四海公司从未签订过任何合同。各方与四海公司从未进行过一次收、付款以及结算、验收。更不要说开具有效票据了。除了刘金科私刻的四海公司公章外，全过程没有四海公司介入过涉案工程的任一环节的痕迹和证据。因此，根据本案历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可以判断出涉案工程是五号矿、孙立华、刘金科、张占勇、吕永科私下操作的。而事发至今长达四五年，吕永科（张占勇）作为受害人一直拒不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更证明吕永科（张占勇）与刘金科有潜在的默契。而丰源五矿在应当知道刘金科无权代表四海公司、且应当并能够知道四海公司根本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然默许刘金科以四海公司的名义参与该程，也能反映出五号矿（孙立华）与刘金科之间复杂且紧密的关系。因此，本案实质是三方共同实施一个非法承包行为引起的。涉嫌违法发包、承包以及私刻印章或诈骗罪。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如果本案要适用表见代理，需要具备以下基本要件：1、刘金科无代理权；2、四海公司实施了某些行为，让吕永科、张占勇及五号矿、孙立华相信刘金科有代理权；3、相对人吕永科、张占勇、五号矿、孙立华主观上善意无过失。而在本案中，四海公司未对刘金科授权、未签订任何合同、未实施过让相对人相信刘金科有代理权行为。并且相对方并非善意，面对如此巨额交易，不做审查和判断，不符合常理，其主观具有重大过错。甚至涉嫌串通违反犯罪，因此相对人应承担法律后果和责任，而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吕永科的答辩意见：上诉人没有明确行使撤销权就是默认，就是追认，一旦承担责任就是活该，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吕永科和张秀琪的微信记录证明上诉人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一审判决四海公司承担责任是正确的。我和张占勇去左旗公安局报过案，因为侵犯的主体不是我们，所以公安局不受理，我也采取了措施，刘金科每立方出3块钱给四海公司，这是刘金科说的。四海公司对于私刻公章这个事情没有报案。被上诉人张占勇的答辩意见：我们签订协议到现场考察时，刘金科拿的资质和公章都是全套的，我们都见了，现在说这个公章是假的，但是公司以前的公章都毁了，也对不上了，我们拿着现金投资，不是串通。被上诉人丰源公司的答辩意见：对于四海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与我们公司无关。被上诉人刘金科的书面答辩意见:一审判决错误，是五号矿拖欠工程款和保证金，却判令由四海公司支付工程款和保证金。四海公司没有介入该项工程，公司不知情，当时为了施工方便我在银川刻的重庆四海公司的公章，这是我的错。吕永科共向丰源矿孙立华交了100万保证金，是分两次打入孙立华指定的账户。所完成的工程量是我与吕永科共同完成的，油料是我供应的共计150吨，价款为75万元，另外支付吕永科、张占勇1.5万元，共完成的工程量共计为5577881元，有五号矿结算清单为据，五号矿支付工程款经我手的共40余万元，至于孙立华直接付给吕永科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与五号矿签订合同时，多次与吕永科去实地考察，并与孙立华当面交流，达成共识才签订的合同。五号矿停工后，应及时返还吕永科100万元保证金及工程款，五号矿没有理由不予支付。在乌斯太法庭审理此案时，我当庭说明，四海公司的章是我私刻的，吕永科一直将四海公司作为被告，故意给本案制造混乱，导致案件迟迟未结。在本案中，我与吕永科都是受害人，油料款75万元，杂项开支20余万元，我期盼法院早日帮我追回工程款。我因患病，无法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五号矿、原审第三人孙立华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吕永科、张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第一被告四海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3419833.7元，以及工程保证金1000000元（合计4419833.7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本金全部还清为止的利息。二、第二被告丰源公司、第三被告丰源五号矿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6日丰源公司五号矿与四海公司签订了《劳务施工协议》，丰源公司五号矿将“灭火工程”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承包给四海公司，工程内容为对阿拉善盟丰源五矿灭火工程环境进行整治恢复，消除安全隐患工程。同年10月19日吕永科、张占勇与四海公司签订了《劳务施工协议》：四海公司将丰源公司五号矿“灭火工程”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承包给吕永科、张占勇；工程内容为对阿拉善盟丰源五矿灭火工程环境进行整治恢复，消除安全隐患工程。采取挖掘与回填（平整覆土等系列工作）；经双方确定本合同综合单价运距1公里内价格为14元/立方米，包括挖运、爆破。（1、此价格为不含税价，如发生税收，甲乙双方重新协商价格。2、施工过程中运距如超过1公里，每增加100米每立方米增加0.10元。3、覆土、平整、做安全台阶等附属工程费用另计。）；工期两年，若发生了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时，工期顺延；以每月甲乙双方共同测量后的工程量作为结算依据。如甲方提供的图纸和说明书与实际不符，按实际签证结算。第一次结算周期为60天（从开工之日起计算），甲方垫付炸药款、油料及生活费，油料价格按石油公司当月市价格，第三个月起当月结清，工程量价款按100%一次性拨付。中途如乙方需用资金，甲方可根据当月乙方完成的工程量，不超过60%予以预支工程款；由于非乙方原因造成乙方施工机械，运输车辆误工或停工，甲方应负责机械停置台班费及相应的实际损失（提供五天后，挖机：每台1500元/天，渣车：每台500元/天），工人工资按当时当地市场价标准计算，并相应顺延工期。如停工可能超过30天，甲方应及时与乙方商议对策，妥善安置人员及设备，避免各方不必要的损失，并对已完工程负责；乙方交纳安全保证金共150万元。管理人员进场后交50万元，机械进场后交100万元。待工程全部结束后或因停工超过3个月，甲方全额退还保证金。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劳务施工协议》落款甲方处签具了“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刘金科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四海公司质证认为刘金科并非其员工。刘金科所述该公司委托刘金科参加神华宁夏公司土方剥离工程投标活动，其为工作方便私自刻制了该公司的印章不属实，该公司并未参与神华宁夏公司土方剥离工程投标活动，故该协议与其无关。丰源公司质证认为丰源公司五号矿独立于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一矿、3号井，一直以来都是独立财务核算独立经营的，并提交了丰源公司五号矿出具的证明、2014年7月21日阿拉善左旗经济和信息化局制发的《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煤矿情况》、内蒙古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29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二原告对丰源公司的示证目的不予认可，并提交了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郑民申字第52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明丰源公司五号矿与丰源公司存在隶属关系。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所述刘金科系四海公司员工，四海公司不予认可，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依法不予确认原告的陈述；虽然刘金科自认私自刻制了四海公司的印章，但是四海公司不能证明刘金科所述代表其参与神华宁夏公司土方剥离工程投标活动不属实，且二原告、孙立华均证明刘金科在承揽该劳务工程时持有签有四海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法律文件，故对四海公司认为刘金科的承揽行为与其无关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依据丰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丰源公司与丰源公司五号矿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合同签订后，二原告于同年10月27日向丰源公司五号矿指定的账号交付了保证金50万元，刘金科出具了《收据》：收到吕永科、张占勇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其中张占勇25万元、吕永科25万元），此款由吕永科、张占勇直接打入丰源五矿指定账号。经手人：刘金科，并签具了“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同年11月20日吕永科向丰源公司五号矿指定的账号交付了保证金50万元，刘金科出具了《收据》：收到吕永科人民币伍拾万元工程保证金（此款由吕永科直接打入丰源五矿账号）。经手人：刘金科，并签具了“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同年11月3日二原告开始施工，至2016年1月21日停止施工。停工原因是该建设工程位于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于2016年初依照相关政策要求矿山企业全部停工，并且撤出人员和机械，丰源公司五号矿即要求停止了该工程的施工。二原告停止施工后没有与丰源公司五号矿、刘金科进行施工费用的结算。二原告提交了施工期间刘金科、吕永科以施工单位四海公司名义与丰源公司五号矿形成的4份《结算单》，证明其施工费用，《结算单》载明：1、11月3日至16日：卡特349挖掘机，日历470挖掘机和日历450挖掘机共同作业426.5小时，平均为142小时。加油共计19286升。运土95车，运煤41车。DYR360挖掘机带油作业10小时。油罐车去现场加油19286升，三台挖机自带油1800升，以上合计21086升。2、根据合同，卡特349、日历470挖掘机每月为11万，15天为5.5万，日历450挖掘机每月10万，15天为5万，DYR360挖掘机带油作业10小时为7000元，小计16.7万。3、油费为21086升×6元/升＝126516元。4、渣车运费：11月10日到场2辆，6天×700元/天×2＝8400元。5、铲车装煤修路：10小时×400元／小时＝4000元。6、加油车及油罐运费14天×800元/天＝11200元。7、现场人员工资4人×280元/天×14天＝15680元。8、管理费167000元＋126516元＋8400元＋4000元＋11200元＋15680元＝332796元×8%＝26623.70元。9、甲方铲车加油164升×6元/升＝984元。10、总计：332796元+26623.70元+984元＝360403.70元。大写：叁拾陆万零肆佰零叁元整。吕永科在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处签名，施工单位处签具“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1、11月17日至12月2日：拉渣2539车，拉渣煤及煤120车，合算方量55839方。根据合同单价，工程量价款为949263元。2、从11月17日至12月2日累计影响施工时间5天，根据合同约定应补偿如下：卡特3495、日历470、日历450挖机5天×1500元/天×3天＝22500元，人员6人×150元/天×5天＝4500元。渣车及装载车5天×500元/天×9台＝22500元，人员9人×150元/天×5天＝6750元。加油车及洒水车5天×400元/天×2台＝4000元，人员2人×150元/天×5天＝1500元。小计61750元。3、日历470在三、四号渣台平整边坡38小时×800元／小时＝30400元。4、现场人员工资1969元/天×5天＝9845元。5、总计：949263元+61750元+30400元+9845元＝1051258元。大写：壹佰零伍万壹仟贰佰伍拾捌元整。刘金科在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处签名，施工单位处签具“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1、12月3日至元月2日：总车数6779车，其中含渣煤1117车，煤418车，合计方量为142359方。根据合同单价计算合计2420103元。2、从坑底往煤场运输渣煤595车，距离为1.3公里，根据合同每车应补贴6.3元/车，总计3748.50元。3、矿方铲车加油3764升×6元/升＝22584元。4、日历450挖机为矿方工作90小时，卡特349工作16小时，合计工作106小时×650元＝68900元。5、总计：2420103元+3748.50元+22584元+68900元＝2515335.50元。大写：贰佰伍拾壹万伍仟叁佰叁拾伍元伍角整。刘金科在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处签名，施工单位处签具“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1、2016年1月3日至1月21日：总车数3464车，其中含渣煤422车，煤596车，土120车。合计方量为76566方。根据合同单价计算，合计1301622元。2、从坑底往煤场运输渣煤、煤850车，距离为1.3公里，根据合同每车应补贴6.3元/车，总计5355元。3、矿方铲车加油2111升×6元/升＝12666元。4、日历450挖机为矿方工作131.45小时，卡特349工作36.4小时，合计工作168.25小时×650元＝109362.50元。5、铲车为矿方工作40小时×300元＝12000元。6、因挖机为矿方工作造成我部渣车窝工补贴168.5小时÷20＝8.4天，8.4天×8台×500元＝33600元。7、德尔挖机加油1030升×6元/升＝6180元。8、总计：1301622元+5355元+12666元+109362.50元+12000元+33600元+6180元＝1480785.50元。大写：壹佰肆拾捌万零柒佰捌拾伍元伍角整。吕永科在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处签名，施工单位处签具“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被告刘金科提交的4份《结算单》中11月17日至12月2日拉渣2539车，拉渣煤及煤120车，合算方量65839方。根据合同单价，工程量价款为119263元，该《结算单》的合算方量65839方与二原告提交的《结算单》的合算方量55839方，存在差异，并由此致费用合计也产生了1221258元与1051258元的差异。依据《结算单》可以确认每车的方量为21方，故确认合算方量为55839方〔（2539车＋120车）×21方〕，费用合计1051258元（55839方×17元/方）。即依据《劳务施工协议》和刘金科的陈述，可以确认二原告施工期间共产生施工费用4583490.70元〔360403.70元＋1051258元＋2515335.50元＋1480785.50元－（55839方＋142359方＋76566方）×（17元/方－14元/方）〕。二原告提交的吕永科6228485048196795979账号的《交易明细清单》，可以证明自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11月4日，刘金科向二原告给付施工费用473230元，丰源公司五号矿向二原告支付施工费用42000元。刘金科提交的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2月5日吕永科出具及签字确认的《收据》1张、《收条》4张，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款凭条》2张，可以证明刘金科向吕永科、张占勇及他人支付施工费用、租金607200元，其中的456200元与《交易明细清单》中的456200元相互印证，属于同一支付。即刘金科与丰源公司五号矿共向二原告给付施工费用666230元；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1月27日的《收据》4张、《入库单》1张、《收条》1张、《证明》1份，可以证明刘金科向二原告供－20号柴油105.54吨，折合127157升（1000公斤÷0.83公斤/升×105.54吨），合款754771元〔（6元/升×1000公斤÷0.83公斤/升×82.16吨）＋（5.71元/升×1000公斤÷0.83公斤/升×23.38吨）〕。供－10号柴油23吨，折合27381升（1000公斤÷0.84公斤/升×23吨），合款164286元（6元/升×1000公斤÷0.84公斤/升×23吨）。其中2016年1月27日的《证明》所支付油款10000元没有二原告的签字确认，且不能证明是支付了以上向二原告移交的柴油之外的其他柴油款；2015年12月28日阿拉善盟石油分公司出具的《收据》，没有二原告的签字确认，且没有证据证明该4800升－20号柴油向二原告进行了移交，故依法不予确认系刘金科为二原告提供油料产生的费用。综上，确认二原告未得到清偿的施工费用2998203.70元（4583490.70元－666230元－754771元－164286元）。二原告以刘金科提交的《收据》、《收条》、《存款凭条》、《入库单》均为复印件，要求提交原件即认可刘金科的示证目的，但二原告对部分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可，也认可柴油的签收人系吕永科的亲戚，且刘金科提交的证据与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故对二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本案诉讼中二原告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交付申请费5000元，保险费8940元。审理中原告吕永科、张占勇申请追加第三人刘金科为本案被告，追加孙立华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丰源公司五号矿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约定不得转包，但丰源公司五号矿并未请求确认二原告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无效或解除其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协议的法律效力依法应予认定。虽然刘金科不是四海公司的员工，并私自刻制了四海公司的印章，且给付二原告施工费用等均未通过四海公司，但二原告依据签有该印章形成的丰源公司五号矿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及刘金科持有四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法律文件，足以相信刘金科系代表四海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确认四海公司为二原告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的当事人，四海公司应当承担刘金科以其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据查明事实二原告依约履行了给付保证金，环境整治工作，后因政策原因工程停止施工。二原告依据《劳务施工协议》享有请求支付下剩施工费用，返还保证金的权利。二原告没有及时收到施工费用、保证金，且被拖欠达4年多，其利益受到了损害，依法应当获得赔偿。即四海公司应按照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3-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年偿付迟延支付给二原告造成的损失。但二原告认可停止施工后没有与刘金科进行结算，故应以二原告第一次诉讼的时间作为施工费用的利息起算的时间；依照协议约定停工超过三个月的应退还保证金，即施工费用自2016年9月8日、保证金自2016年4月21日起开始计息，计算至付清施工费用、保证金之日止。其中截至2020年9月22日的利息为785648.21元（2998203.70元×4.75%÷360天×1455天＋1000000元×4.75%÷360天×1592天）。二原告要求偿付迟延付款的违约金1000000元，无合法的依据，故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刘金科、丰源公司五号矿没有提交双方间已付施工费用的证据，依据《结算单》所证明的丰源公司五号矿应付施工费用的金额为5407782.40元，故丰源公司五号矿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二原告承担给付责任。丰源公司与丰源公司五号矿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二者不存在实质的隶属关系，仅因资源整合共同使用同一采矿许可证，丰源公司五号矿并非丰源公司设立，其资产也非由丰源公司投资形成，故对二原告提出丰源公司共同承担偿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丰源公司五号矿、刘金科，第三人孙立华经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此产生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由其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吕永科、张占勇支付施工费用2998203.70元，并自2016年9月8日起至付清施工费用之日止，按年利率4.75%偿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其中截至2020年9月22日的利息为575592.65元。二、被告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吕永科、张占勇返还保证金1000000元，并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付清保证金之日止，按年利率4.75%偿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其中截至2020年9月22日的利息为210055.56元。三、被告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矿在欠付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施工费用范围内向原告吕永科、张占勇承担偿付责任。四、驳回原告吕永科、张占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三项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矿所负给付义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履行。案件受理费45070.82元（二原告已预交42158.67元），申请费5000元，保险费8940元，均由被告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判令由四海公司向吕永科、张占勇支付施工费用2998203.70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判令由四海公司向吕永科、张占勇返还保证金100万并支付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一审判令由四海公司向吕永科、张占勇支付施工费用2998203.70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该争议焦点主要包含两个问题，第一、重庆四海公司是否为本案承担工程款支付的适格主体；第二、工程款的数额及利息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自2016年在乌斯太法庭第一次立案至本案庭审结束，该案已历经五年之久，作为本案诉求的责任承担主体四海公司，在长达五年的诉讼过程中，对其权利怠于行使，在第一次开庭过程中，一审法院去重庆对该公司进行送达，但在开庭过程中，四海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后该案指令审理后，四海公司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对于涉案工程及涉案公章真实性均存在异议，但并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直至本次庭审结束，四海公司仍未就其主张的私刻公章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一审认定，虽刘金科并非四海公司的员工，并私自刻制四海公司的印章，但吕永科、张占勇依据签有该印章形成的丰源五号矿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及刘金科持有四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法律文件，足以相信刘金科系代表四海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确认四海公司为吕永科、张占勇与刘金科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的当事人，四海公司应当承担刘金科以其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通过上述认定，四海公司系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适格主体。关于一审判令支付工程款2998203.70元及利息575592.65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吕永科、张占勇共向法庭提交四份《结算单》，证明其工程款数额。该四份结算单中载明的金额分别为：1、2015年12月9日的结算单中金额为360403.7元；2、2015年12月16日的结算单有两份，一份的金额为1221258元，另一份金额为1051258元；3、2016年1月18日结算单金额为2515335.5元；4、2016年3月31日结算单金额为1480785.5元。对于第2份，该结算单对于第1项中拉渣2539车，拉渣煤及煤120车，合算方量为65839方，根据合同单价，工程量价款为1119263元。另一份结算单中载明：拉渣2539车，拉渣煤及煤120车，合算方量为55839方，根据合同单价，工程量价款为949263元。一审法院依据《结算单》确认每车的方量为21方，故应当以949263元为准。一审法院按照四海公司与吕永科、张占勇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中的价款14元/立方米进行结算后，对本案涉案工程款认定为4583490.70元。对于上述四份结算单中建设单位均为五号矿，但该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故一审法院按照证据规则以《结算单》为依据，对本案涉案工程款认定为4583490.7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已付款及油料款一审法院依据吕永科、张占勇提交6228485048196795979账号的《交易明细清单》，认定自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11月4日，刘金科向吕永科、张占勇给付施工费用473230元，丰源公司五号矿向吕永科、张占勇支付施工费用42000元。刘金科提交的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2月5日吕永科出具及签字确认的《收据》1张、《收条》4张，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款凭条》2张，可以证明刘金科向吕永科、张占勇及他人支付施工费用、租金607200元，其中的456200元与《交易明细清单》中的456200元相互印证，属于同一支付。即刘金科与丰源公司五号矿共向吕永科、张占勇给付施工费用666230元；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1月27日的《收据》4张、《入库单》1张、《收条》1张、《证明》1份，可以证明刘金科向二原告供－20号柴油105.54吨，折合127157升（1000公斤÷0.83公斤/升×105.54吨），合款754771元〔（6元/升×1000公斤÷0.83公斤/升×82.16吨）＋（5.71元/升×1000公斤÷0.83公斤/升×23.38吨）〕。供－10号柴油23吨，折合27381升（1000公斤÷0.84公斤/升×23吨），合款164286元（6元/升×1000公斤÷0.84公斤/升×23吨）。其中2016年1月27日的《证明》所支付油款10000元没有二原告的签字确认，且不能证明是支付了以上向吕永科、张占勇移交的柴油之外的其他柴油款；2015年12月28日阿拉善盟石油分公司出具的《收据》，没有吕永科、张占勇的签字确认，且没有证据证明该4800升－20号柴油向吕永科、张占勇进行了移交，故依法不予确认系刘金科为吕永科、张占勇提供油料产生的费用。综上，确认吕永科、张占勇未得到清偿的施工费用为2998203.70元[4583490.70元－666230元（已付工程款）－754771元（-20柴油）－164286元（-10号柴油）]。一审法院依据结算单、证明、收条、收据、交易明细等证据，认定四海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为2998203.7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部分，吕永科、张占勇请求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在性质上属于法定孳息，与工程款具有附随性，与是否支付工程款有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第二十七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支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吕永科、张占勇未与刘金科进行工程款结算，故以第一次起诉的时间即2016年9月8日起计算工程款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一审判令由四海公司向吕永科、张占勇返还保证金100万并支付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中，吕永科、张占勇出具收据两张、2015年10月27日收款人为孙立华、丰源五号矿加盖公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交来工程保证金伍拾万元整，此款由银行转账汇入丰源五矿指定账号，姚荣文，卡号×××，此款已收到”。该收据下方刘金科作为经手人重庆四海公司加盖公章。出具的内容为：“收到吕永科、张占勇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其中张占勇25万云，吕永科25万元）此款由吕永科、张占勇直接打入丰源五矿指定账户”。2015年11月20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与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收条内容基本相符，亦证明丰源五号矿收到50万元保证金。吕永科、张占勇向法庭提交了1、2015年11月20日“邮政储蓄逻辑集中系统”载明，转入对方账号卡号×××户名姚荣文。2、2015年11月20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汇款人为吕永科，收款人为姚荣文，汇款金额为300000元。3、201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汇款人为吕永科，收款人为姚荣文，汇款金额为250000元。4、201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汇款人为张占勇，收款人为姚荣文，汇款金额为250000元。上述四份集中系统及回单合计汇款金额为100万元。刘金科向法庭提交一份2015年10月20日的证明载明：我公司专用结算账户如下：户名：姚荣文账号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汇款人为吕永科，收款人为姚荣文，账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善左旗源盛分理处。特此证明。丰源五号矿加盖公章，签署孙立华姓名。对于上述查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对于该款项由谁承担未进行论述，在判项中直接判令由四海公司承担返还义务。本院认为，通过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该100万元的保证金已打入了五号矿指定的账户，刘金科在收条下书写的内容，可以证明刘金科属于经手人，并非代四海公司收取了该100万元的保证金。因此，一审判令由四海公司返还100万元保证金，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1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由被告阿拉善盟丰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吕永科、张占勇返还保证金1000000元，并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付清保证金之日止，按年利率4.75%偿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其中截至2020年9月22日的利息为210055.5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险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90142元，由上诉人重庆四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丽审判员 道日娜审判员 高 萱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鲍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