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72民初11164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刘佳兴，男，198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汝坤，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陈朝恩，男，198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佳兴诉被告陈朝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燕玲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作出（2016）粤1972民初1116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一审裁决结果，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查后作出（2017）粤19民辖终15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提出的上诉请求。被告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将本诉及反诉合并进行审理。后因本案出现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遂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燕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少芳、人民陪审员欧一璐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佳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汝坤以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旻到庭参加诉讼。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及庭外调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3285000元；3.判令被告返还定金1000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因京Ａ×××××号车损坏，将车辆交原告进行维修。2014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原告是乙方，被告是甲方），合同约定“双方同意认定修复的价格为80万元且无异议。现乙方主动提出收购甲方的法拉利F12，并同意以380万的价格回收，该车辆的完整度由乙方负责修复至法拉利原厂标准并符合国家道路安全行使的要求。”合同约定：“在2014年12月31日前扣除甲方需支付的维修款八十万元整，乙方分三期付清尾款”。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将案涉车辆修复，且除合同约定的扣减的80万元外，原告已支付共计被告248.5万元。2016年2月期间，被告以借口强行取回在原告处的案涉车辆。据了解，被告现已将该车辆另行转让并过户。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合同的约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答辩称：一、案涉车辆原告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车辆修复至法拉利原厂标准，并符合国家道路安全行使的要求。案涉车辆在2014年2月上旬左右到2016年2月期间，开始由原告承诺将车辆完全修复，但是由于原告的原因2016年2月被告取回车辆的时候，车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车辆点火后故障灯大部分是亮的，且如果是下雨天，雨水会顺着缝隙渗进车内，车辆并没有按照原告的承诺修复至原厂标准，因此，原告要求支付800000元修理费没有事实依据。二、按照双方车辆买卖合同的约定，车辆的购车款是3800000元，原告要分三期付清尾款，其中第一笔定金1000000元应当在2014年9月4日支付，第一期500000元在2014年10月份支付，第二期500000元于2014年11月支付，第三期1000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但是，原告并没有按照约定来履行付款的义务。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果原告逾期支付，被告有权将车辆另行出售，并不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定金是不予退还的。根据双方的约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支付的购车款及定金。三、由于原告一再拖延车辆修复完整以及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相应款项，为此导致被告的车辆严重贬值，被告也提出反诉。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向本院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赔偿被告损失人民币2682000元；2.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18日，被告名下的号牌为京Ａ×××××号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原告主动找到被告，要求将损坏的车辆交由他修理，2013年春节刚过，原告将案涉车辆运至东莞，并承诺在两个月内完全修理好并交付被告。但是，原告修理，交付车辆的时间一再拖延。后双方签订了《汽车维修协议》，约定维修费为800000元，竣工交付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前。后原告认为不能按期交付车辆，遂提出购买该车辆，双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由原告以3800000元的价格购买，付款方式为：定金1000000元，签订合同三日内支付；扣除维修费800000元后，余款2000000元第一期于2014年10月支付500000元；第二期于2014年11月支付500000元；第三期于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000元。如原告逾期支付，被告有权将车辆另行出售并不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定金不予退还。合同签订后，原告并未按照约定的时间付款，其承诺未付款按照月息四分计算利息，经多次催促至今仍未付清款项。被告于2016年将车辆取回，2016年5月24日以2750000元的金额卖给第三方。根据保险公司的定损，被告的车辆价值5432000元，但是由于原告一再拖延交付维修车辆，被告的车辆严重贬值，损失巨大，故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原告赔偿。原告针对反诉答辩称：1.关于合同中对于逾期甲方有权将车辆另行出售且对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问题，我方认为该约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167条关于分期付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8条的规定，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扣除维修费后分三期支付，即共计分四期支付，属分期付款，根据上述规定，合同总价款3800000元，则合同约定的支付超过760000元后被告享有的合同解除权的情形应属无效约定。明显维修费800000元，占总价款的21.05%，该价款直接从总价款中扣除，即支付的价款已经超过了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依然约定被告有权解除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该约定是无效的约定。2.即使退一步说，该约定有效，在本案中该条款违反法律规定，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6条的规定，在本案合同工总价款3800000元，原告支付已经支付了2485000元及800000元的维修费，合计3285000元，则原告支付的合同款已达86.45%。因此，被告依法并不能取回车辆。3.被告没有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上述约定，只不过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当条件成就时，应依约定及法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截至2016年5月28日，被告依然没有明确表示解除合同，实际上，被告已于2016年5月24日将案涉车辆卖给第三人所以说，被告并没有依法行使合同解除的情况下，被告无权将案涉车辆卖给第三人。因此，被告并不能依据合同的约定取回车辆，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1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签订一份《车辆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一、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由乙方向甲方购买一台车牌为“京Ａ×××××”（车架号码为ZFF74UHE1D0194099）的黑色法拉利F2车辆，该车辆为受损事故车，且已运输至乙方所从事的维修厂进行维修，经双方同意认定修复的价格为800000元且无异议，现乙方主动提出收购甲方的法拉利F12，并同意以3800000元的价格回收，该车辆的完整度由乙方负责修复至法拉利原厂标准并符合国家道路安全行驶的要求。二、付款方式为：车辆总价为3800000元，其中包括定金1000000元；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扣除甲方需支付的维修款1800000元，乙方分三期付清尾款；其中，10月份付清第一期余款500000元，11月付清第二期余款500000元，12月付清第三期余款1000000元。三、乙方在签署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定金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逾期未支付定金，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同时乙方需按照本合同要求在2014年12月31日前将最后一期余款支付给甲方，逾期甲方有权将车辆另行出售并且对此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已支付的定金作为违约金赔偿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将完整合格的车辆运回自行处理，若乙方不履行交车将以原车价补偿甲方。四、甲方在乙方付清全部款项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等相关材料交由乙方，同时根据甲乙双方约定并同意，为甲方保留该车辆的原有车牌号京Ａ×××××至2016年6月方进行过户手续，乙方于2016年6月配合甲方将车辆运输至北京进行车牌过户，由此产生的二手车交易税、过户费、上牌费以及运输费等由乙方承担；未经乙方同意，甲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后不得以任何形式重新补办证件和交易车辆，由此引起的责任由甲方负完全责任。五、除非有甲方的书面指示，乙方应将前述3.1款项支付至下述账户：开户名为陈朝恩、开户行为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账号为62×××99。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签订上述《车辆买卖合同》之后，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多次共向被告支付了2480000元（含定金1000000元）；原告称另有5000元系通过微信方式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否认收到该5000元。2014年12月18日，原告在被告持有的《车辆买卖合同》上手写内容“乙方要求提前将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交付乙方，甲方现场与乙方交付行驶证、车辆登记证……确认无误，以此证明已交付，剩余款项壹佰伍拾万下礼拜付清”，原告在手写内容下签名确认。2016年5月28日，原、被告发生通话往来。在电话录音中，被告多次向原告表示，原告拖延处理此事太久，导致车辆严重贬值；最后被告要求原告在5月30日下午六点前先转账支付1000000元给被告，被告收到款项后双方才能继续协商，否则免谈；原告表示知悉。另查明：被告表示，由于原告未能按照承诺支付价款，故被告于2016年2月份将涉案车辆从深圳取回，由原告将车辆开到深圳后再由被告取回；原告确认被告于2016年2月份取回了涉案车辆，但表示取回的方式并非如被告所言，真实情况系被告通过第三人以租车为借口将车辆开走，然后找人将车钥匙抢走后将车辆强行取走，原告称其就此事报了警，但没有报警回执。被告称，被告取回车之后还多次通知原告过去处理问题，但原告一直不到被告处处理，后被告已于2016年5月24日以275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案外人；被告还称，2016年5月24日被告只是与案外人签订了买卖协议，原、被告于2016年5月28日时曾通话协商如何处理车辆的事情，如果原告愿意继续付钱的话，被告是愿意与案外人解除协议并向案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已支付给被告的2480000元中包含了合同中所约定的1000000元定金，该定金数额已经超过了合同总额的20%，原告主张超过20%的其余240000元性质应认定为预付款，并明确，即使法庭仅认定定金为760000元，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亦不作变更；被告则表示定金1000000元的约定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超出部分由法院认定。至于《车辆买卖合同》中约定的800000元，双方均确认系维修费，原告认为这800000元应与3800000元中的800000元直接予以冲抵；被告则认为，双方确实存在冲抵的意思表示，但前提是原告应当将车辆修复至原厂标准且符合道路安全行驶的标准。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完全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支付欠款，且在被告的多次催促下才支付，原告在录音中也表示同意向被告支付利息，利息加上未付款有一百多万元，在被告多次向原告催讨剩余款项及原告承诺的利息但被原告拖延及拒绝后，被告将涉案车辆取回是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的。再查明：被告主张根据保险公司的定损，涉案车辆价值为5432000元，由于原告一再拖延交付维修车辆，导致被告的车辆严重损失，被告最终仅以27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第三人，故被告遭受直接损失2682000元，该损失应由原告予以赔偿。为此，被告提交了定损协议、京Ａ×××××号牌车辆定损理赔情况、车辆收购协议、转账记录等为据。其中，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支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出具的《京Ａ×××××号牌车辆定损理赔情况》记载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5月，京Ａ×××××号牌车辆在我司投保了商业险，2013年11月18日，该法拉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损失严重，我司对该车残值进行市场询价后，与车辆被保险人陈朝恩先生友好协商，确定了对该车辆保险理赔的两个方案，一是我司按照5432000元的价格对陈朝恩先生进行全额理赔，车辆残骸及产权交由我司处理，二是车辆定损价格为3295000元，车辆残骸交由陈朝恩先生自行维修处理，最终陈朝恩先生选择了理赔方案中的方案二。上述《京Ａ×××××号牌车辆定损理赔情况》加盖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支公司理赔专用章”字样印章。原告对上述理赔情况表不予确认，且认为，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涉案车辆在被告获赔后的残值为3295000元，根据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以27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第三方，被告因本次事故获益，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本案在本院的主持下多次进行调解，但双方协商不成。以上事实，有车辆买卖合同、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定损协议、京Ａ×××××号牌车辆定损理赔情况、车辆收购协议、以及本院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一、原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将车辆取回是否合法有据；二、被告是否影响原告返还3285000元及定金1000000元；三、被告主张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682000元是否依据充足。关于焦点一。一、关于车辆是否维修达到了合同约定标准的问题：涉案《车辆买卖合同》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车辆买卖合同》的内容可见，车辆买卖的前提是，原告曾经为被告维修过涉案车辆，当中约定了修理费为800000元、买卖总价为3800000元，前提是该车辆的完整度由原告负责修复至法拉利原厂标准并符合国家道路安全行驶的要求。虽然原、被告对于修理费目前是否能够直接从买卖总价3800000元中予以冲抵存在争议，但根据《车辆买卖合同》中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可见，双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协议时维修费并未直接进行冲抵，而是约定“在2014年12月31日前扣除甲方需支付的维修款八十万元整”，由此足以推定，在双方签订该协议时，涉案车辆的维修费尚不能直接从购买总价中扣除，即车辆尚未维修达到“该车辆的完整度由原告负责修复至法拉利原厂标准并符合国家道路安全行驶的要求”这一标准。虽然原告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维修已经达到了合同约定的标准，但是被告已于2016年2月份将车辆取回，客观上原告现在也难以举证证明车辆经维修后完整度是否达到了合同所约定的标准；根据被告的主张，该车辆已经出售给了案外的第三方，结合被告将车辆出售给第三方、被告又未举证证明其取回时车辆的损耗情况远远不符合国家道路安全行驶的要求等情形，本院推定最迟在被告取回车辆时，涉案车辆的维修情况已经达到了合同所约定的维修标准。二、关于原告是否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原告主张除了双方确认的2480000元之外还支付了5000元，但未举证予以证明，且被告不确认收到，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本院仅确认被告共收到原告所支付的2480000元。关于原告是否违约的问题，首先，从上一点论述可知，原告并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即2014年12月31日前将车辆维修好并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其次，根据《车辆买卖合同》的约定，原告应于2014年12月付清尾款，但是直至2015年4月27日，除了维修费800000元之外，原告尚欠被告转让款520000元未付。由此可见，原告确实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且逾期的时间较为久远。虽然原告主张其已经支付了大部分价款、被告无权取回车辆，但原告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与涉案合同并不相符，且双方在《车辆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乙方需按照本合同要求在2014年12月31日前将最后一期余款支付给甲方，逾期甲方有权将车辆另行出售并且对此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已支付的定金作为违约金赔偿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将完整合格的车辆运回自行处理，若乙方不履行交车将以原车价补偿甲方”，因此，在被告多次催促付款但原告仍未支付的情况下，被告取回车辆的行为符合双方的约定。关于焦点二。一、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根据焦点一的论述可知，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违约行为。虽然原告主张被告强行抢走了车辆，但在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在取走车辆的过程中采取了违法措施的情形下，被告取回车辆的行为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进一步分析，在原告违约的情况下、被告取回车辆的行为实质是要解除与原告所订立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一致确认，被告已于2016年2月份将涉案车辆取回，之后双方又于2016年5月28日进行协商，被告明确告知原告如其想要涉案车辆则需要支付欠款，否则双方无须继续协商，实质这是被告在具备了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与原告进行协商，但原告并未按照双方协商的方案支付欠款，故被告将车辆最终售予他人，实质就是解除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在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原告再起诉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定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合同的标的为3800000元，故定金最高不得超过760000元。针对原、被告约定的定金1000000元，本院仅确认其中760000元为定金，其余240000元应为转让款。三、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转让款及定金的问题：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2480000元，加上本院在焦点一中论述的维修费800000元，实质原告共交付给被告的款项为3280000元，当中包含了定金760000元、转让款2520000元。根据《车辆买卖合同》关于“乙方需按照本合同要求在2014年12月31日前将最后一期余款支付给甲方，逾期甲方有权将车辆另行出售并且对此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已支付的定金作为违约金赔偿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将完整合格的车辆运回自行处理，若乙方不履行交车将以原车价补偿甲方”的约定，在原告逾期付款的情况下，作为“违约赔偿金”被没收的仅仅为定金，并非全部转让款，且这样的约定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关于没收定金的罚则的，故被告有权没收定金760000元。至于其他转让款2520000元是否应予退还的问题，应结合被告的反诉进行进一步分析。关于焦点三。一、关于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被告主张原告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根据保险公司作出的理赔方案，两种方案之间的差距是2137000元（计算方式：5432000元-3295000元），即保险公司认为涉案车辆的残骸价值约为2137000元。残骸的价值加上维修费用800000元，约为2937000元，假如原告未迟延付款，在不考虑车辆因期限而贬值这一问题的情况下，经维修合格后涉案车辆的价值约为2937000元。被告称其以2750000元的价格将取回后的车辆出售给了第三人，当中的差价约为187000元；由于涉案车辆是事故车，即便维修好之后出售给第三人，亦可能存在降价出售的可能性，故这一差价187000元并不能直观地反应因原告迟延付款的行为就直接导致涉案车辆的价值遭受了巨大的贬损。另一方面，被告没收原告所支付的定金达760000元，远远超过了上述粗略统计的差价，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定金760000元已不足以弥补其所可能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在没收了定金760000元之后，被告再要求原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证据不充足；且根据《车辆买卖合同》的约定，在扣除维修费之后，被告因出售车辆给原告所能得到的直接收益是3000000元，现根据被告所陈述的车辆实际出售价（给案外第三人）2750000元，再加上被告从原告处所没收的定金760000元，亦已经超过了被告签订涉案《车辆买卖合同》所能获得的直接收益。因此，本院仅支持被告没收定金760000元，对被告的反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二、鉴于被告已经没收了原告所支付的定金，故在被告以其实际行为选择了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焦点二所论述的其他转让款2520000元。对于原告所诉求的超出上述数额的转让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陈朝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佳兴返还252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佳兴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陈朝恩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被告陈朝恩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本诉受理费41080元，由原告刘佳兴负担16921元，被告陈朝恩负担24159元；减半收取反诉受理费为14128元，由被告陈朝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燕玲人民陪审员  陈少芳人民陪审员  欧一璐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刘艳琴周蔼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