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3民初11755号原告：昆山华图羊绒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长宁路****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1WHHKQ7B。法定代表人：朱增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敏，江苏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江苏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杏莲，女，1976年8月13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告：闻杭炬，男，1993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占礼松，浙江明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代理被告陈杏莲、闻杭炬。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艳，浙江明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同时代理被告陈杏莲、闻杭炬。第三人：马国，男，1988年9月22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号码342401198809222519，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原告昆山华图羊绒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图公司）与被告陈杏莲、闻杭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华图公司申请追加马国为本案第三人，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分别于2020年9月21日、2020年12月10日、2021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敏（参加第一、二、三次庭审）、被告陈杏莲（参加第二、三次庭审）、被告闻杭炬（参加第二、三次庭审）、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占礼松和徐艳（参加第一、二、三次庭审）、第三人马国（参加第二、三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杏莲、闻杭炬连带支付华图公司货款1×××79560元及利息(利息以1×××79560元为本金，自×××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至×××019年8月×××0日为3813×××.64元，自×××019年8月×××0日起，按照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业间拆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上本息暂计算至×××020年5月×××2日为1357578.10元)。×××、陈杏莲、闻杭炬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陈杏莲与闻杭炬共同在杭州市××九堡精品服饰城经营ZR工厂服饰店，自×××018年5月份开始从华图公司处订购羊绒大衣，华图公司按照陈杏莲、闻杭炬的指示，将大衣通过快递发送至陈杏莲、闻杭炬处，陈杏莲、闻杭炬仅在合作初期支付了部分款项，截至×××018年1×××月份，累计结欠货款1×××79560元，经华图公司催告，陈杏莲、闻杭炬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付。被告陈杏莲辩称：除了主体不适格外，华图公司所提供的服装的件数及货款与事实不符，有出入。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陈杏莲只与马国存在交易的事实，与华图公司从未达成合同合意，买卖合同未成立。根据《民法典》第471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本条是对订立合同方式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使合同得以成立的合意是指当事人对合同必备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合议的过程，对合同内容协商一致的过程，就是经过要约、承诺完成的。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作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称为“要约”，而另一方如果表示接受就称为“承诺”。一方发出“要约”，另一方作出“承诺”，合同就成立了。本案中，华图公司从未向陈杏莲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陈杏莲也从未向华图公司有过任何“承诺”，所以双方没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陈杏莲和马国相识于×××017年，当时马国担任迪康羊绒服饰生产厂长一职，因陈杏莲从事服装批发销售工作，仅迪康羊绒一家的款式满足不了其所需要的全部款式和质量服装。且陈杏莲对昆山服装生产厂家不熟悉，马国提出他可以从不同的服装生产厂家找货源，及时给陈杏莲供货，陈杏莲就同意了。双方于×××017年10月开始合作，马国以个人名义给陈杏莲供货，陈杏莲也多次向马国指定的不同账户汇入货款。马国发的货是从各个生产厂家整合的，陈杏莲从未与这些厂家有过直接联系，虽然陈杏莲去过部分厂家，也是受了马国邀请去看样衣。×××018年4月、5月马国分别带陈杏莲去了四家生产厂家，其中一家是丰越羊绒、一家是华图羊绒，一家是宏建羊绒。以下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1、华图公司提供的证据中从×××018年7月19日到×××018年1×××月26日的出库单上发货人都写的是马国。陈杏莲给的退货单上也同样有退给马国的字样；×××、陈杏莲和马国从×××017年开始交易后，马国一直以个人名义与陈杏莲联系，商品退货时也是按照马国指定的地点退货，从聊天记录显示，马国给的退货地址不固定，有昆山市巴城镇新澄路19号(宏建羊绒)，还有他老婆店里地址等等，更有理由相信马国是从不同的工厂调货给陈杏莲；3、陈杏莲支付货款时，按照马国指定的收款人打款。根据聊天记录显示，有支付给马国自己的，有支付给马国老婆的，有转给其他个人的，并没有一笔货款是支付给华图公司的。《民法典》第471条合同成立的其他方式是指交易习惯。庭审中华图公司的律师多次提出按双方交易习惯如何如何，但是华图公司与陈杏莲根本没有交易的事实，又怎会形成交易习惯？本案中，陈杏莲只与马国形成了交易习惯，陈杏莲通过与马国的微信或陈杏莲的订货本下单，马国整合货源发货，付款时按马国指定的账户付款。在诉讼开始后，马国称陈杏莲与华图公司发生交易与事实不符。实际上，马国一边与陈杏莲以个人名义发生交易，另一方面，拿着华图公司10000元/月的工资，在情理上说不过去了，才会有这样陈述的，目的仅为隐瞒自己两头拿利差的不妥当行为。正如马国在迪康羊绒任职厂长期间，一边拿着迪康羊绒工资，一边与陈杏莲发生交易性质的行为完全一致。综上所述，华图公司和陈杏莲合同成立要件不满足，并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华图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所有诉讼请求。从×××018年开始马国确实有给陈杏莲发货。陈杏莲和马国当时是通过书面订单及电话沟通来确定所需要货物的数量及质量要求，包括面料成分的羊毛含量、面料生产厂家及衣服大小尺寸，其中还有马国让陈杏莲代销的衣服，陈杏莲收到马国发来的货，前后总计3×××08件大衣，并且在×××018年6月到1×××月之间已经退回了564件，所以实际收到了马国发来的货物是×××644件，并不是华图公司起诉的4979件。华图公司主张的4979件与事实完全不符。至于华图公司起诉的4979件中的850件，陈杏莲没有收到过，其中1450件，由于搬迁过仓库的原因没有办法明确是否收到货物。这需要华图公司或者马国提供本人实际收到货物的确凿证据，而且所收到的×××644件货物中马国并没有按当时的约定来提供货物。陈杏莲于×××018年11月×××5日明确向马国提出过马国没有按要求来提供货物，价格是需要双方再重新核定的。陈杏莲于×××018年11月×××5日在微信中向马国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马国一直不肯提供裁剪排版及所指定的面料供应商的提货单。陈杏莲收到本案起诉状后进行了面料质检及衣服的电脑排版，发现完全不符合双方约定。陈杏莲要求的是100%羊毛含量，实际质检是57.6%，所要求的是1.7米用料，实际是1.3米用料。基于以上事实本人认为马国提供的货物质量、用料均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陈杏莲在×××018年11月×××5日发微信给马国，对马国实际给发的货物重新核定价格，也要求马国拿出实际服装用料，依据是电脑裁剪排版，马国不予理睬。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提供。陈杏莲在该日也主动提出按照实际衣服用料、实际衣服含量及加工成本的基础上另加市场常规50元每件的毛利给马国，马国一直未予否认本人提出的重新定价方案。因为以上原因后续陈杏莲在×××018年1×××月后就终止了与马国的合作，在×××019年6月、7月、8月也为这件事进行多次与马国沟通，马国不予理睬，以不接电话方式对待本人。后又有华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增新沟通说与陈杏莲对账，陈杏莲认为只和马国发生交易，所以未和朱增新进行其他沟通直至起诉。闻杭炬系陈杏莲的亲戚，陈杏莲使用闻杭炬的建设银行卡进行支付货款，闻杭炬对陈杏莲和马国的生意往来毫不知情，闻杭炬与马国双方互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过任何联系。陈杏莲所陈述的以上均为事实。陈杏莲也已经支付过66×××080元的货款，其中闻杭炬建设银行卡支付400000元及代为马国支付的手机款34500元，共计696580元。陈杏莲认为未付的货款已经不多，而马国一直因为质量不符合的原因不敢与陈杏莲对账。在×××019年7月马国要求双方对账，当时马国给我打电话当天正好是陈杏莲父亲过世，在那天陈杏莲也接了马国的电话，也告知马国了这些。在×××020年4月陈杏莲也电话邀请马国，双方做协商，当时马国称在绍兴开店，过两天过来，后来一直没有来。这一系列的事情导致双方产生异议起诉至法院。被告闻杭炬辩称：闻杭炬与陈杏莲系亲戚关系，陈杏莲仅仅是借用了闻杭炬的一张建设银行卡而已，双方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更谈不上共同经营之说。闻杭炬年龄尚小，没有经营服装生意的能力，也没有参与过陈杏莲的任何经营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马国辩称：马国在×××017年11月与陈杏莲在迪康羊绒厂认识，当时迪康羊绒厂放假，马国和陈杏莲说可以帮提供货，做到×××018年1月（农历年底）。当时华图公司还未注册下来，马国和陈杏莲说×××018年可以和华图公司做，在×××018年5月华图公司注册下来了。马国和陈杏莲说可以过来看一下，觉得可以就可以合作。马国把华图公司的位置和名字发给陈杏莲，陈杏莲过来看过后，当时开发了一些样衣，陈杏莲也看了。不认可陈杏莲说在×××018年4月、5月带陈杏莲看了其他厂房，只带陈杏莲看了华图公司的。因为马国当时和华图公司已经签订了劳务合同，每个月10000元的工资都是华图公司发的，都发至马国的工商银行卡上。是×××018年聘请的，所以从×××018年4月就开始给马国发工资。在5月份，马国与陈杏莲联系，把华图公司的抬头给陈杏莲，让陈杏莲过来看一下。当时华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方便出面，都是由马国莲做代表与陈杏莲谈的。马国让陈杏莲汇款的时候也是汇至华图公司账上的。自从华图公司注册成立后，就没有和陈杏莲私下交易过。陈杏莲让马国去她那，马国去了一次，陈杏莲说哪些款做多少件，用什么面料，按照陈杏莲的要求的面料方去采购，面料方也会提供发票及送货凭证。第一批因为数量较大，直接让恒顺达送去的。后面以物流发送的，都有快递单号，具体发货情况同发货单，每次发货会计那都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确定以下事实：×××017年陈杏莲、马国在本市巴城迪康羊绒厂相识，陈杏莲从事羊绒大衣销售生意，有货源需求。陈杏莲和马国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4月至5月期间，马国曾约陈杏莲至华图公司查看羊绒样衣，此时，华图公司正在筹备期间，该公司实际于×××018年5月10日注册成立。×××020年5月×××4日，马国将印有华图公司全称的厂牌微信发送给陈杏莲，陈杏莲回复“公司弄的还可以的啊……电梯上去直接到三楼华图”。自×××018年5月开始，陈杏莲提出供货需求，相关供货事宜，陈杏莲与马国、赵恋进行微信沟通确认。大衣按照陈杏莲指定的地址进行送货，送货方式为通过昆山市巴城镇恒顺达货运代理服务部发货或者快递邮寄。本案中也无证据显示涉案交易存在其他供应商。昆山市巴城镇恒顺达货运代理服务部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1份，言明在×××018年5月至×××018年1×××月之间发往杭州陈陈处的货运物流，由该处工作人员从华图公司处取货并运送至收货人“陈陈”处，均已送达签收，未发生无人签收退回的情况。×××018年5月1×××日，马国将收款账号提供给陈杏莲。马国微信称“6×××2845063803563×××57×××农行，梁晓叶……陈姐你就打到这个账号里就行了，这是我公司里的账号啊”，陈杏莲回复“好的”。故而陈杏莲收货后，通过陈杏莲、陈杏莲妹妹或者闻杭炬名下账号陆续支付货款，款项支付至梁晓叶账户或者马国账户，完成付款后，陈杏莲通过微信与梁晓叶进行确认。×××018年11月×××7日，马国曾通过微信陈杏莲表明过梁晓叶身份，“（货款）转给梁会计就好了，转给咱会计”。庭审中，各方对以下付款部分确认一致，即×××018年6月30日支付梁晓叶50000元、×××018年7月31日支付梁晓叶×××0000元、×××018年8月×××9日支付马国×××0000元，×××018年8月31日支付马国10000元，×××018年8月31日支付梁晓叶70000元、×××018年9月30日支付梁晓叶50000元、×××018年10月15日支付梁晓叶40000元，×××018年10月17日支付梁晓叶×××0000元，×××018年10月×××2日支付梁晓叶40000元，×××018年10月30日支付梁晓叶30000元，×××018年10月31日支付梁晓叶×××0000元，×××018年11月3日支付梁晓叶50000元，×××018年11月15日支付马国4000元、×××018年11月×××7日支付梁晓叶50000元，×××018年11月30日支付梁晓叶30000元、×××018年1×××月10日支付马国4360元，×××018年1×××月7日支付梁晓叶×××0000元，以上合计5×××8360元。除了上述5×××8360元以外，陈杏莲提出还于×××017年1×××月26日支付罗秀15×××00元、×××017年1×××月27日支付罗秀13440元、×××018年1月30日支付马国×××0000元、×××018年1月31日支付马国10000元、×××018年1月31日支付“衣之绒”×××0000元、×××018年×××月3日支付马国×××0000元、×××018年4月×××9日支付魏金梅35080元、×××018年6月8日替马国支付手机款34500元。华图公司、马国称该部分款项的支付时间在华图公司供货之前，与华图公司无关，仅认可已付款5×××8360元。经查，在×××018年5月之前，陈杏莲与马国个人之间存在过交易往来。在上述货款支付过程中，陈杏莲与梁晓叶的微信聊天显示，×××018年8月30日，陈杏莲称“刚给你农行卡转了5万，昨天转小马微信×××万；请注意查收”，梁晓叶回复“嗯，我跟小马说了，收到了……他给我了”；×××018年9月×××9日，梁晓叶发送“温馨提示，如有客户转账请转入巴城的农行卡，石家庄的农行卡不再使用，转账收不到，谢谢大家”，并发送《授权证明》1份，该证明写明“请昆山华图羊绒服装有限公司的往来客户把资金汇入以下收款账户:一开户名:梁晓叶卡号:62×××13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巴城支行二开户名:梁晓叶卡号:62×××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巴城支行,备注:原客户手中的河北分行石家庄淮安支行的农行卡作废特此声明,感谢大家的支持配合,祝您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授权证明》落款处印有华图公司公章。陈杏莲按照新的指定账号付款。×××018年10月19日，梁晓叶将《陈陈发货明细》微信发送给陈杏莲，明细中注明了自×××018年5月8日至×××018年10月17日期间陈杏莲的收货时间、退货时间、单价和金额，列明发货金额16×××26×××0元，退货金额108140元，已付款×××80000元，欠款1×××34480元。梁晓叶称“这个是对账单你对一下”，陈杏莲回复“账单有时间，我会看的”。因发生新的往来款账目，×××018年1×××月10日，梁晓叶再次向陈杏莲微信发送《昆山华图羊绒发货陈陈对账汇总单》，明细中注明截止至×××018年1×××月份，陈杏莲的收货时间、退货时间、单价、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列明发货5543件，退货564件，共4979件，应付款金额18079×××0元，已付5×××8360元，未付款1×××79560元。陈杏莲未对《昆山华图羊绒发货陈陈对账汇总单》给出明确回应。因主张货款未果，华图公司诉至本院。关于交易主体。陈杏莲提出马国所发货物是各个厂家整合而来，交易发生在陈杏莲和马国个人之间，华图公司无权主张涉案货款。华图公司和马国表示，马国系华图公司的员工，代表华图公司联系涉案羊绒大衣买卖事宜，涉案货款应由华图公司主张。关于发货、退货数量。退货数量，双方明确共564件。发货数量，华图公司主张发货5543件，并向本院提交了出库单、恒顺物流单、微信聊天记录和对账单。陈杏莲向本院明确：1、无法确认是否发货并收货部分包括×××018年7月4日558件、7月5日×××69件、7月10日99件、7月19日85件、7月×××8日6件、8月4日84件、8月9日×××0件、8月×××3日38件、8月×××9日115件、11月8日67件、11月9日60件、11月10日49件，合计1450件；×××、未收货部分包括×××018年7月1×××日15件、9月3日1×××0件、9月30日105件、10月×××日18件、10月1×××日24件、10月14日1×××6件、10月16日11件、10月17日18件、10月×××0日45件、10月×××4日×××6件、10月18日×××0件、10月×××3日41件、10月×××6日1×××4件、11月1日×××9件、11月×××日10件、11月4日6×××件11月5日×××4件、11月18日3×××件，共计850件。针对陈杏莲的质疑，华图公司逐一向本院举证并说明如下：一、陈杏莲所述无法确认是否发货并收货部分：1、×××018年7月4日送货558件，提交×××018年7月4日00×××687、00×××688出库单、0018757恒顺达物流、陈杏莲与赵恋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7月4日，赵恋向陈杏莲发送×××018年7月4日00×××687、00×××688出库单各1份，出库单显示出库558件；×××、2018年7月5日发货×××69件，提交×××018年7月5日00×××690出库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7月5日，赵恋向陈杏莲微信发送×××018年7月5日00×××690出库单1份，出库单显示出库×××69件，次日，陈杏莲微信表示所收货物单子上写的是卡白条，要的黑白条。华图公司认为陈杏莲只是对货品提出异议，并未表示未收到货；3、×××018年7月10日发货99件，提交×××018年7月10日00×××69×××出库单、0033469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7月10日，陈杏莲问“当天有无发货”，赵恋称“已发货，三箱大货，1小箱样衣，直达车”，陈杏莲称“好的，辛苦啦，清单在箱子里面有的吧”，赵恋称“在的”；4、×××018年7月19日发货85件，提交×××018年7月19日00×××696出库单、001644恒顺达物流单1份、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7月19日，赵恋向陈杏莲发送×××018年7月19日00×××696出库单1份，出库单显示出库共85件，并表示“这是今天给你发的货”；5、×××018年7月×××8日发货6件，提交×××018年7月×××8日00×××697出库单、0031875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7月×××8日，赵恋向陈杏莲发送×××018年7月×××8日00×××697出库单1份，出库单显示出库6件，陈杏莲问“发的是什么？直达车吗”，赵恋称“嗯嗯”；6、×××018年8月4日发货84件，提交×××018年8月4日00×××698出库单、0043967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8月4日，陈杏莲问“亲，有没有给我发货呀？”，赵恋向陈杏莲发送×××018年8月4日00×××698出库单1份，出库单显示出库84件；7、×××018年8月9日发货×××0件，提交×××018年8月9日00×××699出库单、0007971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8月9日，赵恋问“陈姐，然后今天帮你配的货，还是发直达车吗？”，陈杏莲问“总共多少件？”，赵恋称“×××0件”，陈杏莲称“发直达车吧”；8、×××018年8月×××3日发货38件，提交×××018年8月×××3日001894出库单、00476×××2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8月×××3日，赵恋发送陈杏莲恒顺达物流单1张，并问“收到了吗”，陈杏莲称“直达车要发新江花园，我自己联系”；9、×××018年8月×××9日发货115件，提交×××018年8月×××9日001896出库单、×××018年8月×××9日00×××03×××3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10、×××018年11月8日发货67件，提交×××018年11月8日000×××535出库单、×××018年11月8日0004560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1月8日，赵恋将×××018年11月8日000×××535出库单和×××018年11月8日0004560恒顺达物流单发送陈杏莲，出库单显示出库67件；11、×××018年11月9日发货60件，提交×××018年11月9日000×××536出库单、×××018年11月9日000456×××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1月9日陈杏莲问“今天给我发货了吗？”，赵恋将×××018年11月9日单号000×××536出库单发送陈杏莲，出库单显示出库60件；1×××、2018年11月10日发货49件，提交×××018年11月10日000×××537出库单、×××018年11月10日0004537恒顺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1月10日，赵恋将×××018年11月10日单号000×××537出库单发送给陈杏莲，出库单显示出库49件。二、未收货部分:1、×××018年7月1×××日发货15件，提交×××018年7月1×××日001878×××恒顺达物流单1份；×××、2018年9月3日发货1×××0件，提交×××018年9月3日001898出库单、×××018年9月3日0019303恒顺达物流单1份、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9年9月3日，陈杏莲将手写清单发送赵恋，问“这些有货吗……今天能发货吗”，赵恋称“可以的，已经帮你弄好了”；3、×××018年9月30日发货105件，提交×××018年9月30日001904出库单、×××018年9月30日00×××27×××5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4、×××018年10月×××日发货18件，×××018年10月×××日001906出库单、×××018年10月×××日0017674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5、×××018年10月1×××日发货×××4件，提交×××018年10月1×××日001911出库单、×××018年10月1×××日0017693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6、×××018年10月14日发货1×××6件，提交×××018年10月14日00191×××出库单、×××018年10月14日0017697恒顺达物流单1份、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0月14日，陈杏莲问“今天发的货，等一下货单发我”，赵恋称“那个咖啡人字纹S3件，M×××件，L1件，共6件，是那种咖啡斜纹的，不是人字的”，华图公司认为，赵恋所述与×××018年10月14日单号00191×××出库单中的18077斜纹咖啡S3M×××L1相对应；7、×××018年10月16日发货11件，提交×××018年10月16日001913出库单、×××018年10月16日0017699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0月16日赵恋问“陈姐，我刚刚问了……我现在手头上只给你打了11件已付，那你看今晚还要不要发”，陈杏莲称“那你给我发那个恒顺达好了啊，发一个小箱吗，你打一个小包，他一小包的话就是×××0块钱”；8、×××018年10月17日发货18件，提交×××018年10月17日001914出库单、×××018年10月17日0017700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9、×××018年10月×××0日发货45件，提交×××018年10月×××0日001915出库单、×××018年10月×××0日0003031恒顺达物流单1份、马国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0月×××0日，马国称“那昨天打好包没发，然后今天发，要不然137现在不接”，陈杏莲称“昨天是那个18013的S码没有，所以没发，后来昨天晚上到了是吧？18137还要几天”，华图公司认为该聊天记录对应出库单上所述“18137S码10件”；10、×××018年10月×××4日发货×××6件,提交×××018年10月×××4日0003041恒顺达物流单1份；11、×××018年10月18日发货×××0件,提交×××018年10月18日000×××52×××出库单、×××018年10月18日00030×××6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1×××、2018年10月×××3日发货41件,提交×××018年10月×××3日000×××523出库单1份、×××018年10月×××3日0003039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0月×××3日，陈杏莲称“小赵，帮我安排了几手，18137的货急088有吗……18137发了吧？赵恋称“发了”，华图公司认为，该聊天记录与发货单上的18137、18088相印证；13、×××018年10月×××6日发货1×××4件，提交×××018年10月×××6日000×××526出库单、×××018年10月×××6日0003047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0月×××6日，赵恋发送图片给陈杏莲，称“陈姐你看是不是这四个款式，你今天晚上要”，陈杏莲回复“嗯嗯”，华图公司认为图片显示18101、148、18137以及帽子款与发货单中的18101、148帽子款对应(18137韩紫粉在次日发出)；14、×××018年11月1日发货×××9件，提交×××018年11月1日000×××529出库单、×××018年11月1日0003806恒顺达物流单;15、×××018年11月×××日发货10件，提交×××018年11月×××日000×××530出库单、×××018年11月1日0003807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16、×××018年11月4日送货6×××件，提交×××018年11月4日000×××53×××出库单、×××018年11月4日0003050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18年11月5日，陈杏莲称“今天还有货吗，18051款”，赵恋称“有，手缝刚回来还没订扣子”，陈杏莲称“好的，如果来得及发的话就帮我发一点回来，帮我发过来，因为好像咖色人字S码的就发了1件”，华图公司认为该陈述对应×××018年11月4日发货单中的18051咖色人字S码1件，说明已经收到11月4日的货物；17、×××018年11月5日发货×××4件，提交×××018年11月5日000×××533出库单、×××018年11月5日0003811恒顺达物流单各1份;18、×××018年11月18日送货3×××件，提交×××018年11月18日000×××541出库单、×××018年11月18日0004581恒顺达物流单、赵恋与陈杏莲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聊天记录显示，×××020年11月19日，陈杏莲称“昨天的货有没有发？赵恋把发货单和物流单发给陈杏莲，陈杏莲称“收到了，我刚问了”。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买卖合同交易主体确定的问题。当事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对于买卖合同交易主体的确定应当结合各方陈述、供货、付款等因素综合认定。在华图公司筹备初期，马国带陈杏莲至华图公司查看样衣，在华图公司注册成立后，马国将印有公司名称的厂牌发送给陈杏莲，并将梁晓叶的账户发送给陈杏莲，告知其系公司的收款账户。梁晓叶代表华图公司收款、对账，其在《授权证明》中明确要求华图公司的客户将款项付至梁晓叶的新账户。马国在与陈杏莲微信沟通时也表明了梁晓叶的会计身份。聊天记录显示，赵恋多次负责沟通涉案交易的发货事宜，赵恋向陈杏莲发送的恒顺物流单中也写明发货人是华图公司。以上事实，有足够的理由让陈杏莲相信马国、梁晓叶、赵恋代表华图公司参与涉案羊绒大衣交易事宜。从供货上看，陈杏莲与马国、赵恋沟通送货事宜，本案中并无其他证据显示存在其他供应商，华图公司应为实际发货人。从付款上看，陈杏莲的款项汇至华图公司的会计梁晓叶处，其中部分货款支付至马国处。×××018年8月30日的聊天记录显示，陈杏莲将×××0000元支付给马国后会嘱咐梁晓叶注意查收，梁晓叶亦表示已经收到马国转交的款项，该行为表明马国并不会是实际收款方，涉案货款应交付给华图公司。×××018年9月×××9日，梁晓叶的账号进行变更，所发《授权证明》中要求华图公司的客户将款项汇至新账户，此后，陈杏莲将款项汇至新账户，其在履行华图公司客户应尽的付款义务，故陈杏莲应当清楚实际收款人为华图公司。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华图公司与陈杏莲之间发生交易往来，更具备证据优势，本院予以采信，并确认本案交易主体为华图公司和陈杏莲。本案中，从合意的达成、履行均未见闻杭炬有直接成为案涉合同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即便通过闻杭炬的账户支付了部分货款，但仅凭借该行为不能认定闻杭炬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本案的付款义务应由陈杏莲个人承担。关于应付货款金额问题。陈杏莲作为交易方对所收货物的数量、金额、付款情况应当具有清楚的认知，其在×××018年10月、1×××月两次收到对账单后均未就对账单的数量、金额提出异议。庭审中，陈杏莲提出未收到货850件，不能确认有无发货和收货的1450件，华图公司提交了出库单、物流单和微信聊天记录对于供货情况给予了详细说明，陈杏莲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综合案情，本院认为，华图公司的陈述更加具备证据优势，本院予以采信，并确认陈杏莲应付货款18079×××0元的事实。关于已付款金额问题。涉案交易自×××018年5月开始，陈杏莲所述的已付款5×××8360元以外的付款情况发生在×××017年1×××月至×××018年4月期间，无法证实与涉案交易之间的关系性，本院不予采信。陈杏莲所述替马国支付手机款34500元，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确认已付款金额为5×××8360元。陈杏莲应再支付华图公司1×××79560元。关于违约责任问题。陈杏莲至今未付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因此给华图公司造成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应货到付款。供货至×××018年1×××月份，华图公司主张逾期利息自×××019年1月1日起算，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结合华图公司的主张，本院支持以1×××79560元为基数，自×××019年1月1日至×××019年8月×××0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4.75%，自×××019年8月×××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业间拆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杏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昆山华图羊绒服装有限公司货款1279560元并偿付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27956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4.75%，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业间拆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昆山华图羊绒服装有限公司对被告闻杭炬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执行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限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案件受理费1701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018元，由被告陈杏莲负担。原告昆山华图羊绒服装有限公司预交的22018元，本院予以退还，被告陈杏莲应当负担的22018元缴纳至本院（户名昆山市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帐号3225019864360000081114726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营业部）。拒不交纳诉讼费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唐敏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