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工业园区北区。法定代表人：徐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成，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天锐，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张江路8号。法定代表人：陆健，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梓程，男，党委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丘，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芝山政府）因房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2民初5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永盛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永盛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永盛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涉税证明》合法有效。《企业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款26988161元是在扣减了本应计入补偿款内的相关税费后得到的数额，并非应付全部的补偿款。所以双方达成了《补充协议涉税证明》补足了税款，体现了合法、公平的原则。《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非向永盛公司一家出具，用章程序经过了当时镇长的批准。该证明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未违背公序良俗。据永盛公司了解，张芝山政府向上级申请的补偿费远高于永盛公司实际取得的金额。张芝山政府向永盛公司追加补偿税款，无须另行申请财政拨款，不会增加政府负担。二、一审判决的理由部分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搬迁和拆迁相混淆，永盛公司被拆迁而非搬迁。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纳税主体是被拆迁企业，又认为《张芝山企业拆迁补偿暂行办法》中未涉及拆迁所得税。如果拆迁补偿中未含拆迁所得税，表明该办法违反国家的税法而无效。张芝山政府除向永盛公司出具证明外，还向江苏泰源钢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源公司）出具了内容类似的证明。一审法院称向永盛公司出具证明系特例，有悖事实。张芝山政府配合其他拆迁单位逃避税收征管，造成迄今为止仅有永盛公司一家依法缴纳拆迁所得税。一审法院却认为张芝山政府补偿永盛公司税款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明显有违事实。张芝山政府制作的《张芝山拆迁补偿暂行办法》应属无效，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无效的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是通过贿赂的方式取得，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将永盛公司的拆迁行为理解为搬迁，并适用《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企业所得税由企业缴纳，但双方当事人可对此约定。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永盛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相关证据，关系到永盛公司的主张是否损害国家利益。一审法院未同意申请，造成判决结果错误。张芝山政府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企业所得税不属于拆迁补偿项目。《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是永盛公司贿赂取得，不具有正当性，明显不公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企业，是永盛公司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无效，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永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芝山政府立即向永盛公司追加拆迁补偿款2617325.38元及25%的所得税654331.34元，共计3271656.72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5月3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张芝山政府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因307省道建设需要，永盛公司与张芝山政府于2013年9月28日签订了《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张芝山政府补偿永盛公司拆迁款共计26988161元；协议签订后支付10%，其余待厂区交付拆房公司后凭交接手续一次性付清；永盛公司必须确保在2013年10月30日交付厂房；其他事项合同亦作了规定。该协议上，有双方的公章，同时，俞永高作为永盛公司的代表、倪梓程作张芝山政府的代表均在该协议上签字。2013年10月25日、11月5日，张芝山政府分别向俞永高个人账户转账2698816元和89344元。2013年12月13日，张芝山政府向永盛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系307省道拆迁企业，该企业补偿款中不包含企业个人所得税，所涉及税收问题由政府部门和税务部门进行协调。同月24日，张芝山政府又向永盛公司出具《补充协议涉税证明》一份，内容为：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系307省拆迁企业，该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书所涉补偿款均为不含拆迁所得税，如涉及税收问题由政府部门与税务部门协调，如协调需缴纳，所涉税额由政府追加补偿款。2019年，永盛公司单方委托立信税务师事务所（南通）有限公司对永盛公司的政策性搬迁所得纳税和2018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进行了鉴证。2019年3月20日，立信税务师事务所（南通）有限公司出具了立信通税审[2019]第4号政策性搬迁所得纳税的专项审核报告，鉴证结论为：搬迁补偿收入26988161元、资产处置收入0元、搬迁补偿支出0元、资产处置支出5995479.03元、搬迁费用支出2502560元、搬迁所得18490121.97元，应计所得税额为4622530.49元。2019年4月23日，立信税务师事务所（南通）有限公司出具立信通税审[2019]第298号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审核报告，鉴证结论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应补所得税额为2617325.38元(10469301.51元*25%)（其中，S307省道政策性搬迁项目形成搬迁所得累计金额18490121.97元列入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019年3月26日、2019年5月11日，永盛公司就案涉拆迁款所得税的补偿款向张芝山政府发律师函，并告知其案涉政策性搬迁所得纳税为4622530.49元，请其按2013年12月24日出具的《补充协议涉税证明》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张芝山政府未能履行，后永盛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按立信通税审[2019]第298号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审核报告向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支付税款2617325.38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张芝山政府于2011年12月31日党政联席会议记载，丁如俊为企业拆迁的总负责人，其他拆迁人员为倪梓程、袁斌、杨建标。2016年7月18日，丁如俊因涉嫌受贿罪被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通中刑二初字第00018号刑事判书]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七十万元。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丁如俊利用担任通州区张芝山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永盛公司在公司拆迁即案涉拆迁、协调矛盾等方面谋取利益，于2011年底至2013年9、10月份，先后三次收受公司董事长俞永高所送人民币20万元。同时该判决书认定，丁如俊为泰源公司在企业拆迁、及时支付拆迁款等方面，于2012年年底及2014年3月二次收取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平所送的人民币14万元…..。一审再查明，张芝山政府除向永盛公司出具的案涉证明外，亦向泰源公司和南通三盛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公司）出具了有关拆迁所得税款的证明。张芝山政府于2014年1月20日向泰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江苏泰源钢缆有限公司因锡通科技产业园建设及张江公路拓宽积极配合政府而拆迁，本次拆迁补偿款不含拆迁所得税，如涉及税收由镇人民政府和税务机关协调，倘若须交纳所涉税款，则由政府部门追加补偿款。证明上盖有张芝山政府公章。张芝山政府于2013年12月13日向三盛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南通三盛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系307省道拆迁企业，该企业补偿款中不包含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屋增值税等一切各类税种，所涉及税收问题由政府部门和税务部门进行协调解决。证明上盖有张芝山政府公章及倪梓程所写的“情况属实”和“倪梓程”签名。一审法院又查明：永盛公司所涉的拆迁补偿款，张芝山政府均已支付。另案涉地块的拆迁政策适用的是张芝山政府于2012年1月10日实施的《张芝山企业拆迁补偿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无拆迁款所得税负担的规定。庭审中，永盛公司为证明张芝山政府出具的案涉证明有效，其申请证人俞永高（原永盛公司的负责人）、倪梓程（原张芝山政府负责拆迁的副镇长）到庭作证。证人俞永高陈述，其系永盛公司的总经理，现永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其儿子。307省道拆迁，其作为永盛公司代表与张芝山政府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张芝山政府支付给永盛公司的第一笔拆迁补偿款汇入其个人账户后，其考虑纳税问题找到拆迁组，后来负责拆迁的组长倪梓程向其出具了两份案涉证明。证人倪梓程陈述，其于2013年任张芝山政府的副镇长，具体负责拆迁。根据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丁如俊系拆迁的总负责人，其系非居拆迁工作组的负责人。永盛公司的拆迁系按现行价进行评估，不进行重新安置。在拆迁过程中，有些企业提出要政府补偿拆迁款税款问题，后其就这个问题向丁如俊、瞿勇进行了汇报，当时丁如俊表示如涉及拆迁补偿款纳税问题，由丁如俊与纳税部门进行协商。张芝山政府出具给三盛公司的证明是丁如俊叫其到他办公室，当时三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场，其到丁如俊办公室后，丁如俊又将瞿勇叫上来，后来两位领导看了这个证明，说这个证明没有问题，让其签字。证明上的公章是丁如俊打电话给文书让其去盖的。其除了向三盛公司出具案涉证明外，其不知晓其他证明。2012年至现在，张芝山辖区内涉及非居拆迁的，近一百家，其中涉及307省道拆迁的，有十多家企业。法院为核实案涉证明的出具情况，依职权向丁如俊（原张芝山镇的书记）、瞿勇（原张芝山镇政府的镇长）进行调查。1.丁如俊陈述，其对张芝山政府于2013年12月24日向永盛公司出具的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没有印象，但当时的拆迁文件精神是按现行价进行评估，没有考虑拆迁补偿款纳税问题。在永盛公司拆迁前，所有的企业拆迁补偿款均无要求纳税。永盛公司拆迁时正处于纳税与不纳税的过渡期。因听说南通开发区考虑将拆迁补偿款税款纳入拆迁办法，后我们拆迁组的几个人就进行了合意，决定：企业如果提出需要政府补偿拆迁款税款的问题由政府出面与地税部门进行协议。当时合议的人有倪梓程、袁斌、杨建标、瞿勇和其，倪梓程是负责拆迁的组长。张芝山镇的公章由文书进行保管，如果需要使用公章由镇长签字同意。2.瞿勇陈述，根据张芝山镇的党政联席会议分工，307省道的拆迁人员有倪梓程、其和丁如俊、还有其他两三个人，其与丁如俊担任拆迁总指挥，倪梓程是拆迁负责人。丁如俊曾在拆迁小组会上提出永盛公司要求补偿拆迁款税款问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只是说其与税务部门协商。丁如俊曾拿着打印好政府同意补偿永盛公司补税证明让其盖单，其除了向永盛公司出具过补税证明外，未向其他拆迁企业出具过类似证明。单位盖章一般需其签字盖章，但丁如俊打电话也能盖到章。一审法院认为，永盛公司取得涉税证明的手段违反公序良俗，且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涉证明应无效。理由：1.《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2.针对本案而言，首先，按照《张芝山企业拆迁补偿暂行办法》的规定，案涉的政策性搬迁所得税并不在补偿的拆迁项目内，故案涉证明与《张芝山企业拆迁补偿暂行办法》相违背；其次，案涉证明的本质是税款负担，不属于追加补偿款，且根据《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规定，纳税应是政策性搬迁人纳税的法定义务，故案涉证明亦违反了《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规定的政策性搬迁所得税应由企业交纳的法律规定；第三，丁如俊与俞永高存有利益关系，且根据瞿勇的陈述，案涉证明是丁如俊拿给其盖章，故案涉证明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第四，张芝山政府虽向泰源公司和三盛公司出具了相关证明，但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泰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平为企业拆迁向丁如俊行贿，故永盛公司提供的泰源公司证明不能证明其主张。而张芝山政府向三盛公司的证明中并没有“如协调需缴纳，所涉税额由政府追加补偿款”的内容，且根据张芝山镇负责拆迁的倪梓程陈述，307省道涉及被拆迁的企业有十几家，现查明持有案涉证明仅有永盛公司一家，表明案涉证明应是俞永高对丁如俊行贿后出现的特例，由此可以认定，永盛公司取得案涉证明的手段违反了公序良俗。如认定案涉证明有效，则对其他拆迁人明显不公。关于案涉鉴定意见书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认为，永盛公司交纳案涉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系其法定义务，故案涉鉴定意见书是否合理，法院不作理涉。综上，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永盛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其主张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永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974元，由永盛公司负担。二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永盛公司于2013年被拆迁，取得拆迁补偿收入26988161元。2018年永盛公司将拆迁收入扣减支出后作为该年度的收入计算缴纳了企业所得税。该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为永盛公司。张芝山政府只是其拆迁收入的来源单位，不负有为其缴纳所得税的义务。平等主体之间协商税费的负担问题并无不可，但张芝山政府与永盛公司已达成《企业拆迁补偿协议书》后，再向永盛公司出具《补充协议涉税证明》，承诺负担拆迁补偿款的所得税，因其使用财政资金负担本非政府负担的税费义务，该证明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至于永盛公司上诉所称其余搬迁单位在张芝山政府配合下未缴纳所得税的问题，应由相关职能部门处理，非本案审查的范围。永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一审法院未予调取或者出具调查令，未违反法定程序。据此，永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974元，由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季建波审判员  吕 敏审判员  胡 皓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汤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