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04民初581号原告：周国忠，男，196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倍飞，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斌，男，198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乃靓，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屠思洁，曾用名屠媚洁，女，1987年9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常州市钟楼区，现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菁，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国忠与被告周斌、屠思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国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倍飞，被告周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乃靓，被告屠思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国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47113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因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等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后却未能按约还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周斌辩称，他与原告之间部分银行转账是没有借贷合意的；他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转账都没有借贷合意。综上，他部分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屠思洁辩称，她认为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首先，原告仅凭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应当对借贷合意进行举证。鉴于原、被告之间为父母子女关系，而根据我国国情，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的款项往来赠与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借贷，同时主张借贷一方相对于主张赠与其他法律关系一方更为容易，因此原告应当就借贷是否成立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一般应当认定为案涉款项系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或者说是扶养。其次，原、被告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的借款合意，在她提起离婚诉讼之前，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周斌，从未就任何款项表示过是借款。两被告结婚后一直没有和父母分开，两被告一直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都是依附于父母。最后，她并不清楚周斌从原告处到底获得了多少金钱，因为她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直接管理家庭财务，只是从周斌或原告处领取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费用，而家庭大额的支出如买房、投资等也都是由家里人决定后才去做的，大部分都是由周斌负责，相应的收益也是由周斌收取和使用的，原告也从未要求两被告归还过任何款项。原告与周斌还有虚假诉讼的嫌疑，原告在子女离婚诉讼时突然提出所谓的民间借贷诉讼，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有利于儿子（即被告周斌）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分割。在两被告离婚时，原告作为父亲突然提出其转给儿子的每一笔都是借款，这显然与事实和常理不符。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周国忠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结婚证、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承诺书、工商查询信息；两被告则当庭出示了手机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国忠与被告周斌系父子关系，被告周斌与被告屠思洁系夫妻关系，两被告于2007年9月10日登记结婚。原告自己开有公司，资金上比较宽裕。2015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间，原告通过银行向两被告转账2328200元，分别为：2015年6月10日向屠思洁转账50万元，2015年11月2日向周斌转账10万元，2015年11月25日向周斌转账3万元，2017年1月12日向周斌转账51万元，2017年1月24日向周斌转账15万元，2017年4月28日向周斌转账5万元，2017年9月30日向周斌转账10万元，2018年1月8日向周斌转账3万元，2018年3月12日向周斌主张10万元，2018年5月31日向屠思洁转账2万元，2019年2月25日向周斌转账36万元，2019年9月9日向周斌转账43000元，2019年9月29日向周斌转账335200元。对于上述转账，被告周斌认为2015年11月25日和2018年1月8日的两笔各3万元是原告给两被告的生活补贴，不是借款，而2019年9月9日的43000元是原告给被告用于交汽车保险的，之前每年的保险也是原告给的，原告也未提出该费用是借款。被告屠思洁对上述转账均不认可是借款。两被告认可2015年原告转账给屠思洁的50万元系用于两被告开饭店；对于原告称2017年1月22日转账给周斌的51万元系用于周斌所开的经营俱乐部，周斌对此予以认可，并称屠思洁未参与经营，但经营的收益用于家庭生活所需，屠思洁则称对该笔转账不清楚；对于原告称2019年2月25日转账给周斌的36万元系用于归还西太湖房屋的贷款，周斌对此认可，屠思洁认可收到周斌转给她的25万元，但称她不知道原告和周斌转款的情况。对于原告称2019年9月29日转账给周斌的335200元系用于两被告归还银行贷款，周斌对此予以认可，并称该贷款是以其个人名义贷款，屠思洁则称其并未用到该贷款，周斌如何使用她也不清楚。原告还通过微信在2019年3月至10月期间多次向周斌转账共88050元，其中3月11日周斌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学校的费用，原告说“一共900”，周斌说“嗯”，原告转账1000元；5月20日原告发微信语音问学校交什么钱，还发短信“洲洲回家了吗”，后于5月21日向周斌转账5000元；7月6日周斌向原告发微信“爸，能不能转点钱给我，老妈上次给我的我交了电费、电话费，零食店的钱我还没去结呢”，当天原告转账给周斌5000元。被告周斌对原告微信转账的上述款项均认为是原告对两被告的贴补，不是借款，因为两被告长期没有工作，无稳定收入来维持日常开销，且多次创业都亏损。原告通过微信在2019年3月至7月期间多次向屠思洁转账共34888元，其中3月8日原告向屠思洁转账1888元，屠思洁回微信“谢谢老爸”；4月4日屠思洁发微信给原告“老爸，能不能转点钱给我们，两个月没有生活费了，最近家里开销也大……”，原告后转账10000元；4月16日屠思洁发微信给原告“老爸，可不可以转6000元，我帮洲洲买了块黄龙玉”，后原告转账10000元。庭审中，原告提交周斌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的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两被告的婚姻问题给父母（原告夫妻）添麻烦了，虽然周斌也向父母借款创业，结果可能不好；近期原告一直向周斌催要之前两被告因为共同经营、共同生活向父母借的钱，周斌请原告把账目理一理，给两被告一段时间，他们会慢慢还。被告周斌对上述承诺书予以认可，被告屠思洁则对上述承诺书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从未有过借款合意。屠思洁曾于2019年7月及2020年4月两次起诉与周斌离婚，后均被本院判决驳回了诉请。本院认为，由于父母与子女不和、子女离婚时父母为保全自己的出资等原因经常会出现父母请求返还出资的情形。父母请求返还出资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往往为借贷而非赠与。基于父母子女之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出资时很少留下证据证明自己出资的性质。在出资行为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将出资为借贷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父母一方比将出资为赠与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子女一方更符合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相对于证明借贷关系，赠与关系更难以被证明，且主张借贷关系的父母应比主张赠与关系的子女更接近证据并更容易保留证据，同时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综上，在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形下，一般都应认定该出资为对子女的赠与。本案中，原告经济条件较为优越，从原告与两被告的微信聊天中便可以看出原告平时给两被告的生活费或其他开支有时一次就有1万元，而在两被告离婚诉讼前原告也从未提出要求两被告还款，同时原告主张转账给两被告的几十笔款项均为借款也不符合常理，另考虑到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及其儿子周斌的承诺书（该承诺书系事后出具，且两被告正处于离婚诉讼过程中）亦不足以证明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屠思洁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周斌自认为借款的部分款项（合计2225200元），由其自行向原告偿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周国忠2225200元；二、驳回原告周国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5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570元（原告周国忠已预交），由原告周国忠负担3570元，由被告周斌负担28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张 锋人民陪审员 何 旭人民陪审员 陈惠萍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包凌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