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民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健（曾用名何心龙），男，197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国兴，男，195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心春，男，196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芝兰，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男，196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福建海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麦盖提县长盛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希依提墩乡二大队巴莎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薛克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福建海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立，男，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 上诉人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与上诉人薛克龙及被上诉人麦盖提县长盛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公司）、原审第三人何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4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夏建华及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芝兰，上诉人薛克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被上诉人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克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何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6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请求改判（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95万元；3．请求撤销（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4．请求改判（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保险担保费16,9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应该依据协议给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上诉人与薛克龙之间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将长盛加油站所有股份一次性以650万元转让给薛克龙，按照股权占比上诉人股份价值是552.5万元，但该协议并未有薛克龙的股份，可以看出薛克龙并未出资。因此薛克龙才答应以650万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股权转让款应为650万元。其次，何心春、何健、何国兴的出资达到了500多万元，另外还在入股后投入了1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但实际经营以来并未给上诉人进行过分红，因此我方要求薛克龙一次性支付650万元的转让款，虽超出实际股份价值，但对于上诉人投入的资金总价是不足以弥补的。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82.875万元违约金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不存在不给薛克龙办理手续及移交公章的行为，而是基于薛克龙的不履行行为而行使的抗辩权。三、一审法院认定薛克龙给何国兴支付的8,180元为股权转让款认定事实错误。该笔款项为薛克龙向何国兴支付的工资款，并非股权转让款。四、一审法院认定何心春、何健、何国兴给薛克龙支付420万元投资款与事实不符。何国兴以油款折抵投资款是有证据证实的，我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凭证可以证明给薛克龙支付的投资款已经达到500多万元。五、本案中长盛公司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薛克龙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在明知公司股权是上诉人各方共有的情况下还将公司登记为自然人独资所有，薛克龙占股100%，这完全是公司行为，因此我方认为长盛公司应在本案中承担支付义务。 薛克龙辩称，1．根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内容约定加油站的所有股份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说明加油站的所有股份股价总额为650万元。协议的第二页内容，夏建华等四人已经对出让的股份比例以及股权折价做了明确约定，夏建华等四人在股权比例和股权折价金额处均为夏建华等人手写，且各自在上面盖了手印，不但有签名手写部分还有盖手印，夏建华等4人股份转让款总共就是552.5万元，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协议书中写650万元是包含薛克龙的15%股份在内。在协议书第二页的第七条第五项薛克龙之所以没有填写和签名，是因为余下的股份就是薛克龙一个人的，无需填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建华等四人出让的股权转让款总共为552.5万元，认定事实正确。2．夏建华等四人在与薛克龙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未与薛克龙办理股权交接手续，夏建华还一直住在加油站，至今未退。协议第一段内容约定，夏建华等四人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立即交付加油站的所有资质手续，包括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等，但夏建华等人至今为止还没有交付，一直违约至今。3．何国兴在做股东的时候，就同时担任加油站的出纳及站长职位，协议签订后，何国兴也并未离开加油站，而是继续担任出纳和站长。夏建华在协议签订后，还继续以老板的身份在加油站加油，还对薛克龙出租加油站的事情进行大力的阻挠，造成薛克龙出租加油站没有成功，给薛克龙造成巨大的一个损失，本案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薛书泰的证人证言上也有何学群和他父亲何朝兵的电话，法庭可以核实。2017年5月18日，薛克龙签订《加油站转让合同》的时候，当时公章等所有资质材料就是被夏建华一直掌控，且至今为止这些东西还在他手上，也没有还给薛克龙或者公司。所以说夏建华以及何心春、何国兴、何健他们的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影响。4．加油站的油款长期被夏建华掌控，油款几十万单据被夏建华掌控。直到起诉夏建华后才迫不得已将油款和油款单据交还给公司，这些都可以证明夏建华等四人拒不退出公司股份，根本没有履行股东内部转让协议的约定。因此，薛克龙没有违约，是夏建华等四人违约在先。一审判决薛克龙承担违约金，不符合事实与法律，反而是夏建华等四人应当承担违约金。 长盛公司辩称，《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中，长盛石油公司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长盛石油公司不应当是本案的被告，长盛石油公司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在2017年5月16日的时候，长盛石油公司本来就是登记薛克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不存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加油站将股权变更到薛克龙名下的事实。加油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何立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薛克龙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双方《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给收购方。但事实上夏建华等四人并未按照约定履行交付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30%，即195万元。二、夏建华等四人并未退出公司经营。至今四人生活用品都在公司，一直都没有退出公司，也没有办理股权交接手续。三、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且违约状态一直持续，未履行转让协议的约定，没有理由要求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且转让协议也未约定上诉人的付款期限。四、何心春、何国兴、何健入股时一直拖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应当将拖欠的部分支付给上诉人。五、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构成违约，但计算违约金的数额却相差十分巨大，明显不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支持我方的反诉请求。 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辩称，答辩内容以我方上诉状称述为主，另补充：1．双方的股权转让款在《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6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分两次支付，并且对于支付时间是有明确的约定。2．对于夏建华等四人是否欠薛克龙投资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已查清楚，无须赘述。 长盛公司述称，长盛公司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 何立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薛克龙、长盛公司支付欠款650万元，并由薛克龙（一审庭审笔录有核实，夏建华等人陈述违约金由薛克龙承担）支付违约金195万元，共计845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薛克龙、长盛公司承担。 薛克龙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206万元。其中，何健80万元，何国兴106万元，何心春20万元；2．判令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共同支付违约金195万元；3．本案本诉、反诉费用由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9月2日，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转让方）与薛克龙（收购方）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将长盛公司所有股权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包括加油站的所有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给收购方，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转让方保证所有转让给收购方的股权，是转让方拥有的股权，转让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造事方承担；长盛加油站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转让方承担；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先付转让款500万元，等加油站全部手续变更到收购方名下时，将剩余150万元在10天之内全部付清，变更加油站所有手续时产生的费用均由转让方承担（包括各项税收）；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应当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违约方应负法律责任并支付因违约而产生的所有费用；该协议第七条分别载明转让方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及金额，并签字按手印，分别是夏建华股权25%、162.5万元，何心春股权25%、162.5万元，何健（何心龙）股权10%、65万元，何国兴股权25%、162.5万元；第八条收购方处由薛克龙签字按手印。该协议签订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将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付给薛克龙，薛克龙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11月3日、11月8日、11月14日在喀什日报登报声明作废长盛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开户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税控IC卡，并重新更换。2018年11月6日对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何立变更为薛克龙，同时变更登记公司经营范围。2019年1月2日薛克龙向何国兴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8,180元。另查明，2017年4月薛克龙与隐名股东夏建华（当时持有58%股权）协商转让长盛公司股权事宜，于4月9日薛克龙向夏建华支付定金40万元。2017年5月18日薛克龙与长盛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福康及股东陈宇（工商登记100%股权）、吴云亮（隐名股东）、陈启祥（隐名股东）、薛小明（隐名股东）等五人签订《加油站转让合同》，约定将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的全部资产及该加油站的各项经营资质与权利转让给薛克龙，转让费为500万元。何心春通过其儿子何文强银行账户向薛克龙分别于2017年4月8日转账50万元、4月15日转账30万元、5月18日分两次转账70万元、9月11日转账30万元，何心春通过其女婿薛圣风于2017年7月28日向薛克龙转账50万元，何国兴于2017年5月22日向薛克龙转账94万元，何心春、何国兴于2017年4月15日在长盛加油站二楼给薛克龙100万元现金。还查明，长盛公司2014年3月28日登记成立，公司登记信息显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为薛克龙。再查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为申请财产保全，向一审法院缴纳保全费5,000元，支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69万元。夏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因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夏建华对此也无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为：1．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要求薛克龙及长盛公司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650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薛克龙要求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206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违约责任应当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前长盛公司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夏建华25%、何健10%、何国兴25%、何心春25%、薛克龙15%，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的所有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收购方薛克龙，即由薛克龙收购前述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等四名股东持有的长盛公司85%股权。关于转让对价的问题，协议中约定长盛公司所有股权转让款为650万元，但该协议第7条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签字确认转让款金额合计为552.5万元，以此可以认定长盛公司所有股权转让款650万元是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所转让的85%的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与薛克龙自己持有的15%股权价值97.5万元之和。因此，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获得的对价为552.5万元。虽然薛克龙主张《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后通过何文强（何心春之子）向何心春支付356,358元转让款，但根据薛克龙及其妻子与何文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356,358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薛克龙在经营长盛公司支付给何文强的油款，与本案无关，对此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薛克龙于2019年1月2日向何国兴转账支付8,180元，对此何国兴也未否认，应当认定为薛克龙向何国兴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中应扣减该8,180元。薛克龙应当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在长盛公司的全体股东之间签订，长盛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订或者履行主体，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关于长盛公司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薛克龙主张其于2017年受让长盛公司75%股权后，将60%股权转让给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并要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其支付剩余转让款206万元。对此薛克龙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薛克龙始称长盛公司折价800万元，后又称长盛公司的75%股权按800万元计算，前后陈述并不一致。薛克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同时，对薛克龙的反诉请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三人抗辩称，其为2017年长盛公司股权转让的实际出资人。薛克龙、何国兴、何心春三人提交的银行卡流水显示，2017年薛克龙向长盛公司原股东支付的股权受让款先由何国兴、何心春转账给薛克龙，后由薛克龙向原股东夏建华、吴章兴、陈宇、吴云亮、薛小明支付，资金流向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抗辩主张一致；退一步讲，薛克龙与何立于2017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薛克龙从何立处受让长盛公司10%的股权，转让费用为原股金70万元，另补贴5万元，共计75万元，即股金单价为7万元。根据该约定，即使薛克龙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持有的长盛公司60%股权总股金是420万元。而何国兴、何心春以现金、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薛克龙支付的款项已超过420万元，无法认定其欠薛克龙股权转让款。且2018年9月2日签订涉案《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时薛克龙并未主张2017年股权转让款，本案中以反诉请求提出，不符合常理。故，薛克龙反诉请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6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股权具有财产权和社员权的双重属性，其核心权利是公司的财产权、经营决策权等。股权转让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其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有偿转让给其他股东或第三者的法律行为。转让方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让股权的义务，受让方则享有取得股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根据涉案《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按约定于《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时向薛克龙交付长盛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实属违约，依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薛克龙2018年10月、11月对长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开户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税控IC卡等登报声明作废，并进行了更换，合同得以继续履行，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亦已成就，但其至今未支付转让款551.682万元，亦属违约。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均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根据合同义务分配情况、合同履行程度以及各方违约大小综合考虑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相比较而言，薛克龙已对相关证照、印章等进行了更换，表明薛克龙已实际经营管理长盛公司并控制该公司相关财产，其主要合同目的已实现，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按约定交付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对薛克龙接管长盛公司以后的经营活动的影响有限，其违约不能认定为重大违约。而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是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但其至今未支付，数额较大，时间已超过两年，已构成重大违约。《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30%，案涉协议总价款为552.5万元，各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对方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因此各违约方承担的违约金应当不能超过165.75万元（552.5万元＊30%）。经释明，薛克龙对违约金数额、计算依据未提出异议，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对薛克龙主张的违约金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结合涉案协议约定、履行情况、违约情况及责任大小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划分各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薛克龙应当承担违约金165.75万元（552.5万元＊30%），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承担违约金82.875万元（552.5万元＊30%＊50%）。另，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主张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薛克龙承担。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该办法第十条规定保全费属于申请费，故保全费在诉讼费范围，保全费5,000元应当由败诉方承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提交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凭证，且双方对此并无明确约定。诉讼保全保险费是申请保全人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购买，但保全措施的担保存在多种方式，诉讼保全保险费并不属于必然支出的费用。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关于由薛克龙负担25万元律师代理费及诉讼保全保险费1.69万元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遂判决：一、薛克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二、薛克龙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违约金165.75万元；三、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薛克龙支付违约金82.875万元；四、驳回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薛克龙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薛克龙为证明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一，夏建华签名的长盛公司被欠油款的单据；证据二，证明一份；证据三，薛克龙与何文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四，清单一份；证据五，开户许可证；证据六，转账支票一份；证据七，收据。证明长盛公司向客户中德加油站转的289,708元直接抵何健、何心春的分红350,000元，也可以证明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夏建华等四人并没有退出公司。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直接证明四人未退股的事实，反而可以证明长盛公司是薛克龙独立经营的，与我方无关；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是薛克龙及长盛公司自己出具的，且也不能直接证明四人未退股的事实；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夏建华与何文强的结算属于货物买卖结算，与本案无关；对清单、开户许可证、支票和票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因薛克龙均未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清单、开户许可证、转账支票、收据的证据原件，故本院对上述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单据虽未提供原件，但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该单据产生在各方当事人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之前，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薛克龙想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认可。证明系薛克龙方提供的原件，但该证明系其单方制作，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可。 第二组证据：证据一，公示栏打印件一份；证据二，长盛公司工资单一份；证据三，油罐车买卖合同、油罐车外观及车牌号、油罐车挂靠公司-荣盛运输公司的营业执照、油罐车行驶证、油罐车应缴纳费用清单、薛克龙向荣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宝石支付油罐车保险费的截图、收款收据；证据四，薛芳微信转给何国兴报销费用截图。证明何国兴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和之前一样继续在公司工作并领取工资，从而证明夏建华等四人并没有退出公司以及油罐车是公司的车。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因薛克龙未提供上述证据原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第三组证据：证据一，入库单一张；证据二，欠条若干份；证据三，出库单一张；证据四，薛芳给赵江辉转账7,000元的微信截图。拟证明《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后夏建华等四人并没有退出公司。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属于2017年的业务，是原来加油站的业务，与本案无关。因薛克龙未提供上述证据原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第四组证据：薛克龙的妻子与何健的电话录音。证明《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后夏建华等四人并没有退出公司。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电话录音证明力不予认可，涉案加油站一直在经营，并未停止经营，不能证明夏建华等四人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未退出公司。因从内容来看，不能证实薛克龙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对该录音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第五组证据：（2019）新3127民初967号案件庭审笔录、（2019）新3127民初965号案件庭审笔录及（2021）新31民终9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夏建华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并没有退出公司，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是了解的，且油罐车也是公司购买的。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结合整个笔录来看，不能证明四人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并没有退出公司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薛克龙申请证人薛芳、蔡兰和薛书泰出庭作证，拟证明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并没有退出公司。证人薛芳述称，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公司公账和股权都没有交给薛克龙，四人也没有实际退出公司，现在公司的公章都是我们补办的，原件还在夏建华那里。汇到中德加油站对公账户的油款应当是客户给我们的款项，此外夏建华还有阻挠薛克龙出租加油站的情形。证人蔡兰述称，夏建华等四人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并未实际退出公司，夏建华还以股东的身份阻挠薛克龙出租加油站，并以股东的身份通过赵江辉站长报销个人油款。何国兴将公司的油罐车卖掉且没有将车款还给公司。关于客户打给中德加油站的289,708元，这个钱应该是客户打给公司的，但由于当时公司公账在夏建华手上，公司当时发不出工资，夏建华、何心春几个人就商量让客户将油款打入何心春的中德加油站，并当成分红的钱。证人薛书泰述称，其在2019年9月14日去过长盛加油站，当时夏建华等四人还在加油站生活，其想同何学群租加油站遭到了夏建华的电话阻挠。上诉人薛克龙、被上诉人长盛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上诉人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三位证人分别是薛克龙的妻子、女儿及同村，与薛克龙都有一定的关系；关于油罐车的事情，油罐车本来就是何国兴自己买的并挂到公司名下；关于夏建华阻挠出租的事情，夏建华作为一个股东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妥，且与本案也无关联性；关于夏建华在赵江辉处报销的事情，报销都发生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之前，签订之后赵江辉就已经不再对该站进行管理了。经法庭询问，薛芳为薛克龙的女儿也是长盛公司的管理人员。蔡兰为薛克龙的妻子，在公司从事做饭、给培训中心送油的工作。薛书泰与薛克龙是老乡，早就相识，与何心春相识，但不认识夏建华、何国兴。本院认为，上述三位证人与薛克龙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蔡兰在公司从事的业务内容与其想要证明问题的内容不相吻合。薛书泰当庭陈述夏建华阻挠其与何学群租赁加油站的时间有所出入，且即使有阻挠行为也无法直接证实夏建华等四人是否依然具备公司股东身份。本院对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依法对一审查明事实中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部分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等四人要求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650万元及保险担保费1.69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本案违约责任及违约金应当如何认定；三、薛克龙要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206万元的反诉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长盛公司是否应就夏建华等四人与薛克龙之间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对于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于2018年9月2日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中《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将麦盖提县长盛加油站所有股份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同时约定付款方式为先行支付转让方人民币500万元，等加油站全部手续变更到收购方名下时，把剩余人民币150万元在10天之内全部付清。结合各股东的股份占比及数额可以看出，虽然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约定将长盛涉案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650万元，在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之间进行转让，并在合同中注明了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股份占比及数额。但从上下文来看合同中的转让方为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四人，收购方为薛克龙。收购方薛克龙第一次要向转让方支付500万元，等加油站全部手续变更到收购方名下时，10天内付清剩余150万元。即作为收购方的薛克龙要分两次向转让方支付合计650万元的款项。故，由此可知协议中约定的由薛克龙支付的650万元应为对夏建华等四人股权价值的股权转让款，而非对应的股权价值。即本案实际为薛克龙以650万元的价格购买夏建华等四人享有的公司85%的股权价值，因此，本院认定本案股权转让款为6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款数额为552.5万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薛克龙支付给何国兴的8,18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证据，应当达到证明待证事实存在且真实的程度，如果不能使事实得到证明，则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薛克龙称2019年1月2日向何国兴支付的8,180元为股权转让款。结合薛克龙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欲证明何国兴在签订转让协议后继续在长盛公司上班，公司向何国兴发放的工资单等凭证来看，2019年4月、5月、7月、8月、9月薛芳通过微信向何国兴支付560元至10,000元不等的10笔款项，其中4笔分别备注为工资、机票、乌消费、检测费，6笔无任何备注，说明公司与何国兴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名目多样。在8,180元转账备注不明，何国兴不认可该笔款项为股权转让款，薛克龙应向何国兴支付一百余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将8,180元认定为股权转让款与常理及双方交易习惯不符。在薛克龙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用以佐证8,180元为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本院认为8,180元不宜认定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对此部分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本院认定薛克龙应当支付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四人股权转让款为650万元。另，对于诉讼保全保险费，在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中，采取保险公司保函提供担保所发生的费用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属于必然发生的费用而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费用由夏建华等四人自行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所谓双方违约，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都违反了合同，都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双方违约责任的承担，本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约定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夏建华称未立即交付加油站所有资质手续，是基于薛克龙不履行付款义务而行使的抗辩权。但合同约定于签订协议起立即向薛克龙交付公章、财务章等手续，故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其行为构成违约。夏建华等四人与薛克龙在《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支付方式和时间，特别是在薛克龙已对相关证照、印章等进行了更换，表明薛克龙已实际经营管理长盛公司并控制该公司相关财产下，仍然未按照上述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其行为亦已构成违约。薛克龙虽在二审期间提供大量证据及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夏建华等四人在签订《内部股权转让协议》后并未实际退出公司，甚至存在影响公司经营的情形，但在薛克龙已实际经营管理长盛公司并控制该公司相关财产，至今仍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这些事实并不能影响对其违约责任的认定。《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直至近期夏建华的物品才搬离公司、夏建华阻挠长盛公司出租等事实亦不能证明夏建华等人还未退出公司，仍然具备公司股东身份。且从夏建华等四人在《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行为也能印证薛克龙确实存在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使得夏建华等四人采取上述手段。在双方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因对方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情况下，可以按照本案中双方的约定认定违约金。本院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应当信守承诺，诚信履约。本案中夏建华等四人未能按照约定立即交付加油站相关手续，违约在先。而薛克龙更换长盛公司相关证照，支付股权转让款条件成就至今已二年有余，一直未向夏建华等四人支付款项，该违约行为使得夏建华等四人相较薛克龙的损失更大。无论违约在先，还是损失更大，各方当事人均已因自己不诚信行为遭受损失，各方当事人亦需因自己不诚信行为承担违约责任，一审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违约，并无不当，但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承担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结合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划分各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薛克龙应当承担违约金数额为195万元（650万元×30%），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承担违约金195万元（650万元×30%）。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已在（2021）新民终119号民事裁定书中予以表述，故此处不予赘述。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没有约定第三方履行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合同的签订方就是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即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在此原则下，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合同当事人一方只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主张权利。本案中，双方产生争议及提出诉讼均是基于夏建华等四人与薛克龙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即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就股权的转让与收购所产生的纠纷，长盛公司并未作为特定主体签订或履行。现夏建华等四人主张由长盛公司就股权转让与薛克龙一起承担主体责任，既超出了股东身份的范围，也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故夏建华等四人对于长盛公司应对股权转让款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夏建华、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及上诉人薛克龙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31民初53号民事判决； 二、薛克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650万元； 三、薛克龙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违约金195万元； 四、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薛克龙支付违约金195万元； 上述三、四项相互抵消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之间不用互付违约金。 五、驳回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本诉部分受理费70,9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5,950元，由薛克龙承担，一审案件反诉部分受理费19,440元，由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承担9406.44元，剩余10,033.56元予以退还；二审案件本诉部分受理费36,150.72元，由薛克龙承担，二审案件反诉部分受理费32,250元，由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承担44,432.88元，剩余10,033.56元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睿 审 判 员 赵      钊 审 判 员 周   亚   卉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      钰 书 记 员 艾力努尔·马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