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02行初24号原告：大连亿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毛茔子村。法定代表人：郑秀芬，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洪岩，系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381号。法定代表人：曲寿巍，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宏亮，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朴正哲，系辽宁恒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55号。法定代表人：史凤友，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拓宇，该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成方兴，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亿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海公司）不服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大连市监局）及被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市监局）价格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2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大连事监局、被告省事监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亿海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洪岩，被告大连事监局委托代理人王宏亮、朴正哲，被告省事监局委托代理人李拓宇、成方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事监局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大市监价处[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1、没收大连事监局未退还违法所得1143778元；2、对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价格违法行为，处793879.6元罚款。3、对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违法所得无法计算价格违法行为，罚款1,000,000元。共计没收未退还违法所得1143778元，处罚款合计1793897.6元。罚没款合计2937657.6元。限你单位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后附的大连市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书，将罚没款2937657.6元在你单位开户行或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缴款业务。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缴纳违法所得的，每日按违法所得数额的2%加处罚款。省事监局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辽市监复字[2019]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二十八条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大连市监局2019年9月12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大市监价处字[2019]4号)。原告亿海公司诉称，原告认为处罚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认定原告收取服务费,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内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6年12月21日原告调整检车费用后,对车主开具的发票上注明的收费内容均为检测服务费(详见原告提供证据增值税发票),原告在收费公示中也列明了服务费。这是在物价局在对原告调价后进行价格检查时,在物价局的指导和要求下将检车费用分为检测费和服务费。主要是因为机动车检测服务项目在2004年制定收费标准时和现在相比增加了许多内容,如果比较检车服务内容是否增加,应比照2004年的检测标准而不是2014年标准。事实上原告也提供了相应检测服务,不存在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内容的问题。况且,当时原告虽然调价,但亦有未调价的检车单位,故车主完全可以自行选择检车单位。原告对检车价格进行了公示,车主选择到原告处检车,即表明其认可原告检车价格,故不存在收取服务费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内容的问题。2、认定原告超标准收费3969398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及2017年7月1日至7月5日期间,超标准收费金额为390余万元,该数额系执法人员根据原告进行安检和环检机动车数量,按照原告公示的检车价格推算出来的,并不是根据每台车实际支付的检车费核算出来的。但检车数量不等于收费数量,事实上,几乎每天都存在复检以及不收费检车等情况,故按照检车数量推算出来的收费金额,并不等于原告实际的收费金额。所以,依据检车数量推算检车收费金额势和超收金额是不准确的。所以,处罚决定书认定超收费金额为390余万元以及对2017年6月1日至6月30日处罚1,000,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认定。3、认定原告违法收费不成立,更不存在情节严重的情形。首先,主观上原告没有违法超标准收费的主观故意。在调价前,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余家机动车检测企业先后两次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行业现状以及希望调价的诉求;2015年中央定价目录中未将机动车安检和环检列入收费定价目录,亦未授权辽宁省政府定价;辽价发(2016)7号文确定的收费文件已失效;北京、上海等地的定价目录也未将机动车安检和环检列入目录,表明从全国来看价格也是放开的;2015年原告收费许可证期满后不再审验和换证,表明机动车检测不再凭证收费,价格放开;为保证在法律框架内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还聘请律师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这些都表明原告主观上没有违法超标准收费的主管故意。客观上,每次调价,原告均按要求进行了价格公示,在原告调价期间,亦有未调价的检车单位,车主选择到原告处检车,应视为其认可原告检车价格及服务,是其自行选择的结果。且调价期间检车秩序良好,社会稳定,无不良后果。其次,2017年7月4日,原告为配合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主动将检车价格恢复至调价前的价格,并且主动退款。再次,2017年8月21日,省物价局发文,放开检车收费。该举措是在国家发改委2017年4月发出《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后清理规范我省收费项目而做出的,这可以证明之前的收费依据是不规范的,属于被清理整顿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对原告进行处罚。二、处罚决定书、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检测费依据不足。处罚决定书没有列明认定机动车安全检测及环保检测应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检测费的依据,以及应按什么规定和标准收取检测费,故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检测费依据不足。复议决定书中列明的政府定价依据一是《辽宁省定价目录》(2015版),但2015年定价目录与2003年定价目录比较,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从目录中取消;二是《关于调整辽宁省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辽价发【2016】71号),但该文中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政府定价的收费依据已失效。三、程序违法1、对原告一个连续收费行为分别处以793879.6元以及1,000,000元两个罚款处罚,系重复处罚,程序违法。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涉嫌超标准收费,对原告的一个持续的收费行为,在处理时却分别给予了两个罚款处罚,程序违法。在一个案件中,对一个持续收费行为,有无违法所得是对期间涉嫌超标准收费总额而言,并不是分段计算分别处罚。所以,对原告一个连续收费行为分别处以793879.6元以及1,000,000元两个罚款处罚,系重复处罚,程序违法。处罚决定书做出的时间是2019年9月,而处罚决定书处罚的行为发生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而在2017年8月份辽宁省物价局发文放开机动车安检和环检的收费,即在处罚时,机动车检测收费已经放开,故该处罚内容不适当,缺乏公平性、公正性和合理性,应予以纠正。六、《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相比较,超出了价格法的规定,且加重了被处罚方的责任,故依法申请对该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综上,原告认为,原告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2条之规定,不存在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检车费的价格违法行为,更谈不上“情节严重”。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依据不足,程序违法,缺乏公平性、公正性和合理性。复议机关作为处罚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在处罚机关查除时即已介入本案,进而形成自己对自己进行复议,无法保全客观公正,因此,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上述处罚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大市监价处字【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撤销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辽市监复字【2019】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请求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亿海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申请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明申请人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民营企业，不应执行政府定价；证据2、大连市机动车检测中心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2016），证明该检测中心系事业单位，其收费系行政事业性收费，应执行政府定价；证据3、大连市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有效期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收费项目是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收费许可证是收费单位合法收费的凭证，颁发对象主要是实施收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非企业组织（详见《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实施收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非企业组织）。大连市物价局给申请人核发收费许可证，表明是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是错误的。而2015年该收费许可证到期后，物价局取消对该证的审验且不再换发新证，表明申请人不再需要凭证收费，证明价格放开。李**总理2014年2月24日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对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证据4、大连增值税普通发票（原告开具），与证据1相互印证，证明申请人系有限责任公司，对外经营开具的是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据5、辽宁省非税收入统一收据（辽财政监大字第002号，2013年、2014年），与证据2相互印证，证明在发改价格【2004】2831号文中的价格，是针对事业单位的行政性收费，费用均进入财政缴款专户。而原告系民营企业，不应执行该价格。证据1-5与发改价格【2004】2831号文相互印证，即该文中规定的价格是针对事业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社会化检车费应按照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不执行政府定价。证据6、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14）、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0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2004年7月12日发布，2004年10月1日实施)；证明从2004年至2014年机动车检测服务项目不断在增加，而收费标准却十几年不调整，已不适应检测服务行业的发展，应予以调整。（该证据主要是针对物价局证据六《机动车检验工作规程》（GA801-2014））。证据7、致机动车检测机构主管部门的公开信、关于申请调整机动车安全检测和环保检测收费标准的报告，这两封信函，如实反映了大连市检车行业的现状：（1）自2014年建站许可政策放开后，大连市检测机构由过去的8家增加到23家，检测线25条增加到55条。（2）物价及员工工资水平相比于十年前涨幅很大，2005年大连全市在岗员工的全年工资为21859元，而2015年大连市在岗职工全年工资为63611元，仅人工费一项比2005年上涨了191%，近2倍。工资大幅上涨、养老保险、公积金上缴比率的大幅上涨给机动车检测企业的经营增加了很大的负担。（3）国家相继出台6年免检、黄标车辆的提前报废政策给机动车参检数量也带来了较大的影响，2014年参检车辆62万；2015年参检车辆60万辆，形成了车辆总数增加的情况下，参检车辆反而减少的局面。（4）GB21861-2014标准修改颁布实施后，按照GB21861标准要求，需要改造、增加检测设备，检测机构需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完成软、硬件的采购和革新，设备成本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的增加。（5）由于检测项目增加，对机动车检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各检验工位应保证足够的检验时间，导致机动车检测时间延长3-5倍，同等时间内检车数量下降一半还多。（六）政府已经放开机动车检测收费，北京、上海、陕西等其他省市陆续上调检测费。尽管整个行业经营面临重重困境，收费放开，但考虑到毕竟涉及众多车主，为使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仍希望价格主管部门能给予重视和指导。但信函发出后，无结果。证据8、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2016年12月1日原告与辽宁晟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原告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维护甲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建合同第四条）。证明原告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合法的解决自己的诉求。证据9、大连市物价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两份（大价检告【2017】25号、大价检告【2018】4号），在该两份告知认定大连夏家河子陆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大连亿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在2017年2月8日至7月5日收取服务费，与原告收取服务费的时间大致一致，可以佐证各检车站均是按价格主管部门的指导将检车费公示为检车费和服务费，已按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整改。证据10、大连市物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大价检处【2018】13号），大连市物价局于2018年7月5日对申请人的涨价行为已经给予了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不应再对申请人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证据11、大连市物价局询问笔录三份，（1）证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参与本案的调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无法保证可以客观公正的处理本案。（2）证明2017年8月29日并不是再次涨价，只是恢复到之前的价格。大连事监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原告收取服务费的性质认定。机动车检测属于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强制性检测项目,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开始超出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收取检车费,从2017年2月8日开始将检车费与服务费强制捆绑收费且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内容,其本质上属于检车费的变相涨价。由于变相涨价后的收费标准已超出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故其性质属于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关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原告共计进行机动车安检27,108台次,环检24,244台次,共计收费7,745,918元,期间违反规定超标准收费共计3,969,398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记账凭证》和《内部交款单》、《关于机动车检测费及调修服务费的情况说明》及《大连增值税普通发票》30张、《亿海公司检测表》等材料为证。同时,答辩人对原告总经理陈卫红、大连亿海集团总经理王炜亮进行了询问,大连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12月11日协助答辩人统计了包括原告在内的若干家机动车检测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检测数量和相关数据资料。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本案原告违法所得的数额。关于原告存在从重处罚情节的认定。本案中,原告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发生于2016年12月21日,而大连市价格主管部门于2016年12月22日,即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车检企业召开提醒告诫会,提醒告诫原告等车检企业应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收取检车费。而原告在告诫会后,仍继续从事案涉违法行为,直至2017年7月6日才正式恢复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原告的上述违法行为,已符合《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八)项所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应予从重处罚。综上,原告将服务费与机动车检测费强制捆绑收费、变相涨价事实成立,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社会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的收费标准,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中规定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在对机动车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时,收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的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汽车每车次不超过100元,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摩托车、拖拉机每车次不超过60元的标准核定”和《关于调整辽宁省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辽价发【2016】71号)有关规定执行。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环保检测费的收费标准,应按照《关于调整辽宁省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辽价发【2016】71号)中有关“实施简易瞬态工况法或加载减速工况法检测的,收费标准每辆次60元;实施双怠速法或自由加速不透光烟度法检测的,收费标准每辆次20元;实施自由加速滤纸烟度法检测的,收费标准每辆次10元”的规定执行。根据《关于取消和放开我省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意见的通知》(辽价发【2017】67)规定,从2017年8月28日起,放开上述两项收费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原告在尚未实行市场调节价之前,擅自变相涨价,属于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对申请人进行查处,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原告多次违反规定超标准收取检车费,应认定为存在多个违法行为。答辩人对于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等两个期间原告实施的能够确定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以及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实施的无法确定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分别予以处罚,不属于对同一违法行为的重复处罚。同时,2018年7月5日,原大连市物价局针对原告与其他机动车检测企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4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与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以及违法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等方面均不相同,亦不属于对同一违法行为的重复处罚,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四、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适当。原告经大连市价格主管部门提醒告诫后继续涨价收费的行为,以及执法人员在退款核查中发现当事人有主动退款的行为,分别符合《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第(八)款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或者责令停止、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后,继续实施价格违法行为的”和第六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款主动消除或者减轻价格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依据《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的,应当综合考虑,根据主要情节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经答辩人研究决定,对于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等两个期间原告事实的能够确定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予以从轻处理，罚款793879.6元；对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原告事实的无法确定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罚款1,000,000元。罚款合计1793879.6元，处罚并无不当。送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大市监价处字[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大连事监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证据2、安全检测费和环保检测费收费票据(发票)复印件(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7月12日,8份)。证明原告在2016年12月21日前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2月7日期间高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检测费,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7月5日对参检车辆在检测费用之外收取服务费,在2017年7月5日后恢复按照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证据3、原告在办理检测业务的大厅公布的价格公示。证明原告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2月7日执行的收费标准,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7月5日执行的收费标准以及检测服务(即综合服务费)服务内容。证据4、价格投诉录音(光盘)，多位车主证明原告在检车中强制收取服务费,变相提高检车收费标准。证据5、2016年12月24日《大连晚报》报道。证明原大连市物价局于2016年12月22日召开提醒告诫会,提醒告诫原告应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证据6、《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801-2014)。证明原告所称的部分服务属于消费者缴纳的检车费中应含有的服务内容,不应再额外收取服务费。证据7、原告内部交款单复印件(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30张(2017年11月28日开具)、原告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收费金额。证据8、大连市环保局提供的《关于协助调查部分检车企业检测数量的复函》,以及载有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原告环保检测明细电子数据的光盘一张。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进行环检的车辆数量、车牌号码、检测日期、检测方法、检测次数。证据9、原告检测表、检测站检测收费基础台账。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进行安检的车辆数量、车牌号码、检测日期。证据10、大连市国税局提供的“亿海公司申报数据”。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期间向税务部门申报的营业收入。证据11、原告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2017年6月调修服务费的收费主体和金额。证据12、《关于机动车检测退款的情况汇报》与《退款明细。证明原告退款情况。证据13、原告前期退款行为对应的凭证。证明原告在《前期退款情况核实说明》之中提及的自2017年11月即开始退款和抵扣情况属实。证据14、对个别拨打随机抽取电话无法核实的退款,进一步核实对应的凭证。证明原告退款行为属实。证据15、原告现场的退款公告与照片。证明原告积极配合退款行为。证据16、原告提供的退款情况。证明原告退款情况。证据17、随机抽取过程录像与抽取结果(光盘2个)。证明原大连市物价局检查人员为了核实退款情况,于2018年12月6日,14日,2019年1月2日、23日采取了随机的方法进行抽取。证据18、部分核实退款录音(光盘1个)。证明原大连市物价局检查人员核实情况,对应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的随机抽取。证据19、执法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现场笔录》《检查登记表》等证据。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原告具有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变相涨价收取机动车安全检测和环保检测费的违法事实。省事监局辩称，一、答辩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事实与理由。答辩人作出的《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有职权依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具有作出《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市监复字[2019174号)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原告不服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大市监价处【2019】4号),于2019年11月14日向答辩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答辩人作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法定职权。(二)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9年11月14日,答辩人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019年11月19日,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要求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提交行政复议答复。2019年12月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答复书》。2020年1月10日,答辩人作出《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告知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并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送达原告和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1月21日,答辩人作出《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并通过邮政快递方式送达原告和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经审理查明,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2月23日立案,并开始对原告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收费情况进行检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取了原告提供的《记账凭证》《内部交款单》《关于机动车检测费及调修服务费的情况说明》《大连增值税普通发票》30张、《亿海公司检测表》等材料为证。对原告总经理陈卫红、大连亿海集团负责管理原告的总经理王炜亮进行了询问。大连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12月11日协助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了包括原告在内的若干家机动车检车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月5日期间的检测数量和相关数据资料。2017年12月20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价检告[2017]26号)并于26日送达。2017年12月27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月8日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大价检听[2018]1号)。2018年1月16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听证。2018年3月5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听证会复核结果告知书并于当日送达。2018年3月15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退款通知书》(大价检退[2018]3号)并于当日送达。2018年3月30日、2018年7月16日,原告两次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延期退费,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均书面函复批准原告的延期退费申请。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减轻处罚申请。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原告的减轻处罚情节,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大市监价告[201911号)并于25日送达。2019年7月26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大市监听通[2019]001号)并于31日送达。2019年8月8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听证。2019年9月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大市监价处字[2019]4号)并于2019年9月16日送达。本案系基于原告不履行政府定价行为被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行政复议案件,故答辩人在审理该案过程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辽宁省定价目录》(2015)、《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关于调整辽宁省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辽辽价发【2017】67号),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被告省事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材料及邮件查询记录，证明2019年11月14日,答辩人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答辩议申请书。证据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及邮件查询记录，2019年11月19日,答辩人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依法提交行政复议答复。证据3、《大连市市场监管理局行政复议答复书)》(2019年12月2日)、证据目录督及邮件查询记录，证明2019年12月5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邮寄方式向答辩人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4、《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延期审理通知》(辽市监复字[2019]74号)及送达回证、邮件查询记录，证明2020年1月10日,因情况复杂,答辩人经依法延期并通过邮寄方式告知原告和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据5、《辽宁省市场监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辽市监复字【2019】74号)送达回证及邮件查询记录，证明2020年1月21日,答辩人将复议决定邮寄给原告和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庭审质证，亿海公司对大连事监局提供证据1-3,5-1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此部分证据仅能证明原告调价的时间，进行环检的车辆数量、收取调修服务的金额，不能证明原告是否收费、是否高于政府定价收取费用，以及检测费和调修费的各自金额，同时也证实原告是在大连事监局的指导下将收费标准分为检测费和检测服务费；不能因个别业主没有接电话就此认定该车主没有退费以及退费的情况。媒体报告属于传来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之前该证据不应被法庭采信；原告是按照2000年标准检验，而被告提供的是2014年的检验工作规程，时间相差14年之久，期间的检测项目有大幅度增加，所以被告依据2014年制定的标准来检验原告按照2000年的标准收费显然是不匹配的；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该人的身份及其在谈话录音中所谈的事实和本案的关联性；亿海公司对省事监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目的均无异议。大连事监局对亿海公司提供证据的1-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5原告所要证明的其非事业单位可以不执行政府定价，大连事监局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即便是非事业单位根据政府的相关规定向消费者收取了相关费用，而这些费用又有相关的政府所出具的收费标准的相关文件，就应当遵守上述文件，与其单位的性质没有关系；对证据6、7的质证意见：我单位认为适用哪一个标准来认定服务费的收取是否合理应当以收取服务费当时的有效的政府标准予以确认，大连事监局恰恰也是依据原告从事非法行为之时的行为标准来认定原告收取服务费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实质性的服务费内容，于法有据；证据8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可以表达原告的合理诉求，但不能作为其违法收费的正当理由；对证据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8；对证据10我单位认为本案不存在一事再罚的情况，本案的违法行为是发生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2月5日，原告出具的证据10所处罚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7年7月28日即价格放开之后，二者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处罚的依据也不同，本案是涉及原告不执行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的违法行为，而证据10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是涉嫌与其他的车检企业进行价格串通的违法行为，因此二者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对证据11我方认为不具备关联性。省事监局对亿海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同被告大连事监局意见。补充意见如下：证据1因涉及公共利益均应执行价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法律有相关授权，到期未发放收费许可证并不代表原告可以肆意涨价，依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15]36号文件，从2015年1月1日起已经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原告应当执行价格法及相关规定；证据6该规范仍为现行有效法规；对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证据8合同签订的内容与律师实际工作提供的服务不相符；证据9即原告已经整改及证明认可大连事监局的行政行为；证据10只给予一次行政处罚，只是在计算处罚数额上是一次行政处罚；证据11作出复议决定的是本单位的法制工作人员，参与调查的只是当时工作人员的工作调动，并不是代表省市监局的机关行为，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大连事监局、省事监局对相互提供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大连市监局、省市监局对亿海公司提供证据1-1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大连市监局提供证据的1-3,5-19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系仅用于证明存在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而非认定本案违法事实的主要和直接证据，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仍需主管部门通过调查予以核实、认定。故大连市监局提供的证据4具有真实性，且与大连市监局是否启动调查程序适度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予以采信。亿海公司对省、市监局提供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亿海公司作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持有大连市物价主管部门的收费许可，取得了按照政府定价进行检测收费的资格。2016年12月21日起，亿海公司未经许可自行调整机动车检测收费标准，针对安全检测费和环保检测费按照车型区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上调。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2月7日期间的收费标准为：小型车辆安检190元/辆。环检100元/辆；中型车辆安检260元/辆、环检100元/辆；大型车辆安检290元/辆、环检100元/辆；出租车安检100元/辆、环检60元/辆；电动车、新车办证、挂车、混合动力车、二手车变更不做环检，安检费用与相对应类型车辆收费标准一致，分别为小型车190元/辆、中型车辆260元/辆、大型车290元/辆。2016年12月23日，原大连市物价局针对亿海公司未按照政府定价进行收费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17年2月8日，亿海公司再次调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其中安检和环检收费标准恢复到国家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收费标准；但增加了“综合服务”的收费项目，“综合服务”收费标准则按照不同车型予以确定，该收费标准与亿海公司此前自行涨价的幅度一致。亿海公司并进行了收费公示，其公示的“综合服务”项目包括“人工查验、照相、视频、复检、复印、存档、数据上传、技术咨询服务与指导、手续导办、人员保健、设备维护保养、设备检定、网络租赁、软件升级改造及不可预见的事故率1%。”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收费标准为：安检每车100元/次，环检每车最高60元/次。同时加收服务费，小型车的安检和环检服务费根据环检方式不同收取130元/车次或170元/车次（环检20元/车次的车辆收取案件服务费170元/车次，环检60元/车次的车辆收取服务费130元车次）、中型车安检和环检服务费240元/车次，大型车案件和环检服务费为270元/车次；电动车、新车办证、挂车、混合动力车、二手车变更等项目的检测服务费为小型车130元/车次、中型车240元/车次、大型车270元/车次，出租车按普通小型车辆标准收费、免收服务费。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当事人共进行安检27108台次，进行环检24244台次，共计收费7745918元。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2月7日擅自上调检车费，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7月5日将检测费、服务费一并捆绑列为“合计收费”，违规超标收费3969398元。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亿海公司以“调修服务费”为收费项目名称开具发票共计8张，金额为859462元，致使调修费和检车服务费无法分开统计，导致违法所得无法计算。2017年12月26日，原大连市物价局向亿海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价检告[2017]26号），告知了行政处罚内容既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举行了听证会。2018年3月5日，向亿海公司出具了书面的《复核结果告知书》，告知其申辩事项不予采纳。2018年3月15日，原大连市物价局向亿海公司送达《责令退款通知书》（大价检退[2018]3号），责令30日内退还多收的价款。2018年4月13日、2018年8月13日，原大连市物价局先后核准亿海公司延期退款申请。期满后，经原大连市物价局核实，亿海公司退款金额2825620元，未退还的违法所得1143778元。2019年1月根据大连市委《转发的通知>的通知》（大委发[2019]2号），价格监督检查执法职责划入大连市监局，此案由大连市监局继续查办。大连事监局认为“人工查验、照相、视频、存档、数据上传”等服务属于《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801-2014）、《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管理规定》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14）相关条款规定的服务内容，并非额外服务；复印、存档、设备维护、保养、设备检定、网络租赁、软件升级改造及不可预见的事故率1%等属于企业正常运营管理实务，并非是为车主提供的实质性服务内容：“附件、复印、技术咨询服务与指导、手续导办、人员保健”等内容并非检车必备，也非每台参检车辆都办理的实质性服务；在亿海公司参检的车辆除出租车、免费车辆外均缴纳了服务费；亿海公司是根据参检的车型收取费用、（企业将检测车辆分为六大类，小车车、中型车、大型车、出租车、新车上牌、挂车），而不是根据具体提供的服务内容收取；首次复检不属于收费服务项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定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规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对第一次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进行复检时不得收费”，而且，并非每台机动车都要复检；亿海公司收取的服务费体现不出车主自愿缴纳。大量消费者通过12345举报平台等途径反映亿海公司检车的服务费为强制收取，亿海公司在收费公式中将检测费、综合服务费一并捆绑列为“合计收费”，车主没有选择权，不符合《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一项服务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经营者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有和标准，禁止混合标价或捆绑销售的”规定。大连市监局认为亿海公司将服务费与机动车检测费强制捆绑收费、变相涨价事实成立，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违法事实成立。针对亿海公司在原大连市物价局提醒告诫后继续涨价收费的行为，以及执法人员在退款核查中发现亿海公司有主动退款的行为，依据《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的”规定，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大市监价处字【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1.对亿海公司没收未退还违法所得1143778元；2.对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5月31日，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价格违法行为，处793879.6元罚款；3.对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违法所得无法计算价格违法行为，罚款1,000,000元；亿海公司不服，于2019年11月14日向省市监局提出复议，2019年11月19日，省市监局向大连市市监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9年12月2日，大连事监局向省市监局出具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供证据。2020年1月11日，省市监局向亿海公司、大连市监局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因情况复杂，决定延期至2020年2月12日前做出行政复议决定。2020年1月21日，省市监局做出辽事监复字[2019]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大连事监局2019年9月12日作出的大市监价处字[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1月21日向亿海公司、大连事监局送达。亿海公司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大连市监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具体包括是否具有职权依据、认定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属于明显不当、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问题。（一）、关于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决定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依照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大委发[2019]2号文件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的通知精神，组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原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大连市物价局）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价格垄断执法职责。据此，大连市监局具有价格执法的法定职责，有权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关于事实认定本案中，大连市监局认定亿海公司的违法事实有三个，1、“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高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机动车安全检测费和环保检测费。”2、“对检测车辆在正常检测费用之外收取服务费，且提供服务没有实质性内容，相当于变相涨价，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高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对参加检测的车主收取机动车检测服务费。3、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是否存在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情形”上述事实是否成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第一，亿海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前是否对机动车检测实行政府定价收费。根据大连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省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收费许可证申请表等证据，能够证明亿海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前按照政府定价标准收取机动车安全检测费和环保检测费。大连市监局对该节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第二，亿海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起是否提高收费标准进行收费，至2017年7月5日止认定的收费情况是否属实（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除外）。根据大连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在此期间的收费发票、亿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亿海公司发布的机动车检测收费公示等证据，能够证明亿海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2月7日期间开始上调收费标准，其中安全检测费和环保检测费均有不同程度上调，高于政府定价标准。2017年2月8日开始恢复针对机动车安全检测和环保检测按照政府定价标准收费，并同时按照不同类型车辆收取不等的“综合服务费”。此外，结合大连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检测收费统计资料，能够证明亿海公司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及至2017年7月1日起至2017年7月5日期间，进行安检27108台次，进行环检24244台次，共计违规超标收费3969398元，大连市监局对该节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第三，亿海公司是否存在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情形，根据大连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在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8张发票、亿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亿海公司在此期间交由其他公司代收的费用对车辆调修费与检车服务费无法分开统计，导致违法所得无法计算。大连市监局对该节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第四，亿海公司退费情况是否属实，以及最终确定的未退价款数额是否准确。根据大连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退款数量统计表、大连市监局检查组出具的退款核实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明亿海公司共计退款2825620元，据此，大连市监局认定亿海公司应退价款3969398元，未退价款1143778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五，亿海公司自2017年2月8日公示的综合服务项目是否与法定服务项目有明显区分或作出特殊标注，“综合服务”收费是否按照车型收费并与车辆安全检测费及环保检测费一并收取，是否另行签订服务协议。根据大连市监局提供的亿海公司在此期间的收费发票、亿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亿海公司发布的机动车检测收费公示等证据，能够证明亿海公司自2017年2月8日调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其中安检和环检项目恢复按政府定价标准收费；另行增加收费项目为综合服务，并公示具体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其中服务内容公示为：“人工查验、照相、视频、复检、复印、存档、数据上传、技术咨询服务与指导、手续导办、人员保健、设备维护保养、设备检定、网络租赁、软件升级改造及不可预见的事故率1%。”调整后的收费标准综合与此前涨价幅度一致，并按照车型与安检费和环检费一并收取，不再另行签订服务协议。大连市监局对该节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亿海公司对大连市监局确定的检车数据没有异议，但认为存在复检车辆及未收费情况，对大连市市监局按照检车数量及公示的检车价格推算超标准收费有异议，但对陈述事实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确认。亿海公司关于定性错误的观点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本院在以下法律适用阶段一并予以阐述。（三）、关于适用法律鉴于本案亿海公司两个阶段收费行为的形式有所不同，本院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述：1、第一收费阶段的行为性质及被诉处罚决定对应的法律适用问题。首先，关于机动车检测收费是否执行政府定价及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十八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四）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的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中央定价目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修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地方定价目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地方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在本地区执行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授权，按照地方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在本地区执行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据此规定，对于重要的公共事业价格或者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并实行政府定价项目目录清单制度。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各自权限制定本辖区内执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目录清单和具体适用范围。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在省级人民政府授权后，在地方定价目录范围内确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和标准。《辽宁省物价局关于印发（2015年版）的通知》辽价发[2015]59号文件之附件《辽宁省定价目录》载明，“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环保检测费”属于省价格主管部门定价项目。该目录说明部分第五项载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价格和收费暂按现行办法管理，待法律、法规修改后或国家改革方案出台后按规定执行。”《辽宁省物价局关于调整辽宁省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辽价发[2016]71号文件之附件《辽宁省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载明，“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环保检测费”及“社会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均属省价格主管部门定价项目。据此，机动车安全监测和环保检测收费属于辽宁省政府定价项目应属确定无疑。本案中，亿海公司对于机动车环保检测项目属于政府定价项目及其收费标准并无异议。其主要针对机动车安全检测费收费标准提出质疑，即辽价发[2016]71号文件中记载的“安全检测费”收费标准按照辽价发[2008]119号文件执行，而彼时[2008]119号文件已超过有效期限，亿海公司认为不能以此作为安全检测费的收费依据。经审查，辽价发[2008]119号文件的制定依据是发改价格[2004]2831号文件，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在对机动车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时，收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的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汽车每车次不超过100元，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摩托车、拖拉机每车次不超过60元的标准核定。辽价发[2008]119号文件确定的收费标准即来源于此，该文件有效期虽然在2010年年底到期，但辽宁省依照上位法确定的机动车安全检验费收费标准并未改变，且被《辽宁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予以延续和重新确认，该目录规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价格和收费仍按现行办法执行，并普遍适用于辽宁省辖区内机动车检验机构。亿海公司也一直按照该收费标准予以执行。故亿海公司主张因辽价发[2008]119号文件超过有效期限，机动车安全检验不应执行政府定价且没有收费标准可依循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亿海公司第一收费阶段的行为性质及大连市监局对应处罚的法律适用问题。《价格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根据以上规定，亿海公司第一收费阶段不执行政府定价，并高于政府定价收取机动车安全检测费和环保检测费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大连市监局据此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2、第二收费阶段的行为性质及被诉处罚决定对应的法律适用问题。《价格法》第三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的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据此，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含义一半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收费项目法定，二是收费标准法定。经营者不得超出法定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否则即构成违法。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针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情形进行了划分，除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情形外，经营者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情形也属于不执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本案中，亿海公司在第一收费阶段违法收费行为被价格主管部门告诫、制止后，又自行增加收费服务项目并自定收费标准，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政府定价的法定标准。且亿海公司所称另行提供的服务项目与法定服务项目大部分重合，亿海公司亦未对其所提供的“综合服务”项目与法定服务项目作出明确区分或者作出特殊说明。亿海公司既未与消费者签订服务协议，又未按照具体的服务内容进行额外收费，而是统一按照被检车型进行收费。致使消费者很难区分法定服务项目和特殊服务项目的区别，亦无法对增加的收费与具体服务项目一一对应。大连市监局据此认定亿海公司将所有服务打包收费、消费者没有选择权，认定亿海公司属于变相涨价并无不当。综合全案证据，亿海公司第一收费阶段和第二收费阶段收费行为应属一个连续的、变相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违法行为。大连市监局依据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3、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时的行为性质及被诉处罚决定对应的法律适用问题。《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指定价格的；（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指定价格的；……”第十八条规定，“本规定中以违法所得计算罚款数额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时，按照没有违法所得的规定处罚。”本案中，亿海公司将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检车费用交由其他公司代为收取，致使调修费与检车服务费无法分开统计，导致违法所得无法计算，情节较重，且亿海公司违法收取的费用针对的对象是群体性消费者，大连事监局是对多个违法行为合并进行处理，在存在双重情节的情况下，分别进行处罚并无不当。4、本案是否涉及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此即法律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具体规定。本案中，亿海公司主张大连市物价局对亿海公司作出的大价检处[2018]13号行政处罚决定与本案构成“一事不再罚”，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2018]1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亿海公司违法行为是“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与本案认定亿海公司不执行政府定价行为并非同一个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的时间不同，[2018]6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也与本案不同，故不能认定大连市监局于本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四）、关于法定程序大连市监局适用听证程序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其执法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关于亿海公司主张大连市监局严重超过法定办案期限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观点。大连市监局的辩解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本案涉及亿海公司退款挽回影响的因素，亿海公司亦曾两次申请延长退款期限，加之大连市委市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造成本案超过正当的办案期限。但该程序瑕疵不能影响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本院对此予以指正，大连市监局应在以后执法活动中予以注意。关于原告请求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的合法性进行申请的问题，因该规定属行政法规并非规范性文件，故不属行政诉讼依据的审查范围。（五）、本案处罚的适当性问题。按照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应当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即所谓“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本案中，亿海公司的违法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大连市监局对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大连市监局对亿海公司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行政处罚并无不当；省市监局受理、审查了亿海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连亿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大连亿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婷人民陪审员  董革阳人民陪审员  潘 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异印）书记员任天一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