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7878号原告：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651号10幢B0102号。法定代表人：徐潇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柯于河，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文龙，男，195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江西诚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青岛两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富春江路1142号一层B区。法定代表人：马海潇，执行董事。第三人：杨某，男，199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原告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时代公司）与被告朱文龙、第三人青岛两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两公司）、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升时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柯于河，被告朱文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两两公司、杨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升时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下列款项共计274714.34元（货款266670元，图书下架费7204.2元，运费84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素有业务往来，一向合作尚可。被告加盟青岛尚美生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美公司）旗下两两书店项目，被告所需图书由尚美公司联系采购。2019年6月17日，就被告所需图书进行磋商达成以下协议：图书6.2折，即按码洋的62%结算货款，预付总货款的50%；退货率不超过订单总码洋的10%，退书上架费为图书码洋的5%，已配无故取消订单下架费为图书码洋的5%。2019年6月19日，尚美公司项目负责人通过微信及QQ邮箱确认被告所需图书及折扣、指定的收货人地址及电话等。订单总册数为23314册，总码洋为1148306元，折后价为711949.72元，被告支付了预付款355947元，此后双方直到7月29日还在沟通，7月30日突然接到尚美公司的微信说尚美公司要终止书店项目，他本人及项目负责人也很快会离开。因为尚美公司突然变故，被告与尚美公司就加盟费事宜发生争议，导致被告不愿意支付原告余下货款。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以工商注册还没下来为由，未返回原告已签字盖章的合同，此后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推诿。导致原告部分图书（2900册）退回，退回图书码洋为144085.18元，折后价为89332.81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朱文龙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两两公司才是向原告购书的合同主体，被告不是本案购书合同的主体，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两两公司是尚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底，被告与两两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加盟两两公司旗下“两两”品牌书店后，由两两公司将书店纳入“两两”管理系统，并由两两公司作为被委托管理方负责集中采购图书再交付给被告，被告不得向两两公司的合作供应商采购图书，不得向两两品牌的其他门店采购或调配物资。因此，两两公司作为“两两”品牌门店的管理方，各门店物资及图书都是由其集中采购再进行调配，被告仅仅是按照两两公司的指示代为支付购书款。二、杨某是两两公司员工，被派驻到被告处负责门店运营管理，并非被告公司的员工，杨某签收只能代表两两公司签收了图书，并不代表被告签收，被告从未签收过原告主张的任何图书。三、原告是两两公司选择的交易对象，两两公司和尚美公司及原告之间具体达成何种交易被告并不知情。但两两公司交付给被告的图书总量只有订单数量的一半，根据没有达到原告主张的数量。被告店内书架是按照两两公司的要求和规格设计的，书架总容量为23000册至25000册书，被告于2019年6月18日向两两公司下订单要求订购23314册书刚好满足书架容量。然而，直到2019年7月16日被告书店试营业当天书架上的书只摆满了一半，也就是11000册左右，根本没有原告所说的到货量达到20414册近总量的90%。四、由于两两公司即将取消书店业务，杨某等人在2019年7月就已经无心经营书店及运行书店管理系统（包括图书入库系统），直到杨某在2019年7月底离职前仍未对上架书籍办理入库，因此被告无法确定两两公司交付到书店的图书的准确数量和金额。五、在书店2019年7月16日试营业前后至7月底杨某离职并告知两两公司取得书店项目前，被告一直在催促两两公司杨某尽快把书发过来，杨某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被告根本不知道书到了哪里。因此原告所说的被告拒收导致退回2900册是不可能的，如果被告知道有书到货了，在书店开业书架还是空着的情况下，一定会立刻接收并上架的。而被告则是直到2019年7月底被告知两两公司取消书店项目，发现催促两两公司交付图书无望，为了书店运营，只得自行联系其他图书供应商购买图书。第三人两两公司、杨某既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参加庭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东升时代公司主张与学达中心存在采购合同关系，并向法庭提交空白《采购协议》一份，主张该协议东升时代公司签署后交给学达中心，学达中心推脱手续未办成，所以未返回合同。学达中心对《采购协议》真实性及上述说法均不予认可，主张东升时代公司确实交来了自己签署的一份协议，但学达中心未签署，双方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编号为0017030、0082790、0004158、0004164、0004171的物流托运单五份，主张其于2019年6月26日、7月2日、7月10日曾委托案外人分别向学达中心发送图书44件、22件、118件、243件、87件，共计514件。对于上述五份托运单的签收情况，东升时代公司主张，小托运公司提供不了签收情况，不知道签收人。对于118件、243件图书的运输情况，东升时代公司当庭提交的托运单原件与立案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不相符合，原件与复印件载明的托运公司名称、编号均不相同，该情况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是由于当时物流单丢了，后来让物流公司后补的。对于“一件”图书是多少本，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一件系60到80本，不一定。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员工肖峰与两两公司员工杨某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信息显示，杨某陈述“肖老师，22件的图书已经收到，118+44件的预计明天送到，剩下的发货物流信息您帮忙看下后发我哈。”后肖峰向杨某发了物流单据，杨某陈述：“ok，好哒”，肖峰回复：“还有个118件，118+44+22件”。另，杨某陈述：“我现在在总部这边，没在店里，LIPPO公社石油大学店。”“之前西安店首批的都发完哈。”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员工肖峰与学达中心工作人员骆剑明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信息显示，肖峰陈述：“要不我们一起在景德镇起诉两两”，“你起诉他诈骗，我起诉他拖欠尾款。”肖峰陈述：“对，而且两两是有要求的，不许跟客户接触。”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员工肖峰与学达中心工作人员盛旺兴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信息显示，肖峰陈述：“盛总，请你帮个忙可以吗？出个证明，大体意思是，你受两两安排，把书款打到东升账户，图书选品及其他相关事宜皆是受两两指派，这么个证明。”在庭审过程中，东升时代公司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发货清单明细，主张共计发货514件，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每件的册数由其自主统计，单价是按照每本书价格码洋的62%计算，具体册数的清单由其自主统计。学达中心对上述发货清单不予认可。对于东升时代公司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图书货款、图书下架费、运费的依据，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图书费是基于其制作的明细，下架费是依据合同约定，运费是实际支出的费用。当时两两公司通知其项目取消，后来联系不上，28件的货就退回了，就是这个运费，但运费单没有了。在庭审过程中，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图书签收入库情况。学达中心对该证明不予认可，主张，证人杨某应出庭说明，且杨某负责石油大学店、西安店以及江西多家加盟店的管理，即使杨某收到书不能证明向被告给付，且其与东升时代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另查一，两两公司（甲方，受委托方）与学达中心经营者朱文龙（乙方，投资方）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载明：乙方将投资的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丁西路门店委托甲方进行日常运营管理。甲方接受乙方委托并将乙方投资经营的书店纳入甲方“两两”管理系统，按照甲方统一的管理和技术规范组织经营、培训、考核……乙方按合同约定数额和时间交纳项目咨询和商标许可费等所有费用……同意并保证营业中部分必需的设备、设施、原材料、器具、用品、包装等物品由甲方集中代购，以便降低成本，维护品牌，提高收益……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从甲方合作供应商及其加工厂（或代加工厂）、委托甲方管理的各门店采购物品或调配物资。原合同生效时，乙方应按原合同约定交纳款项共计290000元，费用明细包括项目咨询费、工程指导费、履约保证金、商标许可使用费……甲方承诺乙方门店为景德镇市内独家甲方委托管理门店。另查二，2019年6月19日，学达中心盛旺兴向东升时代公司给付款项355947元。东升时代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学达中心给付的部分货款。学达中心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主张该款项系学达中心根据杨某的指示付款，其履行的是与两两公司的合同义务。另查三，学达中心于2020年11月13日在诉讼过程中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其经营者朱文龙承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东升时代公司与学达中心是否签订了《采购协议》、达成了采购图书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东升时代公司将签署完毕的《采购协议》交由学达中心，该行为系要约行为，学达中心并未将《采购协议》签署完毕后返回，故东升时代公司的发出的要约已经失效，合同并未成立，其依据《采购协议》要求学达中心承担图书下架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且东升时代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学达中心所需图书由尚美公司联系采购”，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其工作人员肖峰与学达中心工作人员骆剑明、盛旺兴的聊天记录中，肖峰明确陈述“两两是有要求的，不许跟客户接触”，并要求学达中心员工出具“你受两两安排，把书款打到东升账户”的证明，故东升时代公司主观明知其系与两两公司或案外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学达中心是否收到东升时代公司的运输的图书。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物流托运单五份，主张其曾委托案外人向学达中心发送图书514件，但在庭审过程中，东升时代公司未向法庭提交物流单的签收情况，且其提交的证据原件与复印件载明的托运公司名称、编号均不相同，证据本身具有任意性和随意性，本院对此难以认定。另，虽2019年6月19日学达中心盛旺兴向东升时代公司给付款项355947元，但该款项的给付时间早于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供物流托运单上载明的图书运输时间，故不能认定该款项系学达中心对收货事实的自认。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杨某与其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主张，基于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的委托关系、学达中心作为委托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杨某的签收就是代表学达中心签收。对于上述主张，本院认为，虽然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经营者朱文龙签订了《委托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但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的委托合同关系系委托两两公司运营管理其投资经营的门店，且明确约定营业中部分物品由两两公司集中代购，未经其书面同意，学达中心不得从其合作供应商采购物品或调配物资。故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委托的事项并非委托其向案外人采购图书，两两公司也非按照学达中心的指示购买图书，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亦证明杨某本身也负责多家门店的管理及收货，故不应产生杨某购买图书行为由学达中心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在庭审过程中，经法庭释明后，东升时代公司对其主张已发货的、与其诉讼请求密切相关的每件图书的本数，双方一致认可的图书的价格明细，以及退回图书的本数、价格明细、支出运费情况等均由其单方陈述，而无法举证证明，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00元，公告费560元，由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倪燕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赵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