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16民初6210号原告：陆锦，男，198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胡鑫，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伏怡，女，198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锦与被告伏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因本案标的额金额较大，事实不宜查明，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裁定将本案转为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胡鑫，被告伏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伏怡返还陆锦支付的255737.82元。事实与理由：陆锦与伏怡原系恋人关系，双方曾合伙经营成都弘盛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盛公司”）。2018年至2019年6月，陆锦对伏怡进行过34次的微信及转账，2019年1月1日之前共计转账92623.82元，2019年1月1日之后共计转账163114元，上述合计255737.82元。合伙经营结束后，双方就合伙投入及损失承担发生纠纷，伏怡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陆锦支付伏怡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但伏怡在仲裁案件中未提及陆锦的转款行为，其隐瞒了足以影响公证裁决的重大证据。且结合陆锦向伏怡的转账，可以充分认定陆锦在仲裁时的陈述是事实，双方并没有实质上的借贷关系，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投资关系。即使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但并未履行。后陆锦因仲裁程序违法，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但上述仲裁裁决被维持。伏怡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陆锦变卖唯一住所，已经支付伏怡150000元。同时，伏怡于2018年5月14日在投资股份时向陆锦转账50000元，但是在2019年1月1日伏怡实际能举示转给陆锦的资金仅为64570元，还不足以抵扣2019年1月1日前陆锦转给伏怡的92623.82元，足见伏怡在仲裁的陈述隐瞒了事实，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但是仲裁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那么，陆锦向伏怡支付的款项应属于伏怡的不当得利，伏怡应当予以返还。陆锦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伏怡辩称，1.陆锦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已经在成都仲裁委员会（2020）成仲案字第1207号案件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特645号案件中提出，被不予采纳。其以该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是变相否定和试图推翻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该行为构成重复起诉，对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2.陆锦在（2020）成仲案字第1207号案件中自认与伏怡合伙经营公司，双方之间的转账是合伙经营期间的往来款项。但在本案中陆锦又称其转账的款项为伏怡的不当得利款，其前后主张相互矛盾。陆锦自认与伏怡之间具有合伙投资经营关系，故其向伏怡转账是有法律依据的，双方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也不存在返还事实。3.陆锦在2019年1月1日与伏怡签订《借款协议》和借条，确认向伏怡借款200000元，并在2019年9月和10月期间再次向伏怡确认欠付事实。因此，在2019年10月时，陆锦尚欠伏怡债务，印证在此之前的转账不具有不当得利返还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陆锦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陆锦与伏怡原系恋人关系，恋爱期间，双方存在合伙经营行为。2019年1月1日，陆锦与伏怡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伏怡将自有资金200000元出借给陆锦，借款期限为6个月，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并约定了逾期还款责任、送达地址、争议管辖（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等内容。当日，陆锦向伏怡出具《借条》，载明：“本人陆锦，身份证号码……，因（借款用途）资金周转特向伏怡借款小写￥200000.00，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双方约定利息按每月支付。发生的纠纷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借条》中利息部分本为打印好的“每月3%”，但签署借条时将3%划去，即双方未约定利息。陆锦在《借条》尾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并注明借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2020年7月16日，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请人伏怡与被申请人陆锦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伏怡的仲裁请求为裁决陆锦向伏怡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向伏怡支付违约金至付清时止，违约金暂计16000元。陆锦在该案中未举证，但辩称与伏怡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因合伙经营产生，属于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不是陆锦向伏怡的借款。该案审理中，陆锦和伏怡一致确认陆锦曾独资经营弘盛公司，与伏怡口头达成过合伙经营公司意向并收取过伏怡50000元入股款，但双方未签订任何协议。因弘盛公司经营不善，陆锦已将公司转让。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2020）成仲案字第1207号裁决，裁决陆锦于该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伏怡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标准向伏怡支付违约金至借款付清时止，等。陆锦不服上述裁决，以成都仲裁委员会程序严重违法导致陆锦无法举示相应的证据、伏怡在仲裁案件中隐瞒了足以影响公证裁决的证据为由，于2020年10月9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该院经审理认为，成都仲裁委员会向陆锦邮寄开庭通知书被拒绝签收、退回妥投，后以短信方式向陆锦送达开庭通知，虽载明的仲裁秘书联系电话存在错误，但并不影响陆锦知晓开庭时间和组织证据，陆锦参加了仲裁庭审，但并未提出伏怡主张的金额存在错误的抗辩，也未陈述自己有未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因此，其认为仲裁秘书电话存在错误导致仲裁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陆锦在撤销仲裁期间向该院提交了其与伏怡之间的转款记录，以证明该证据被伏怡隐瞒，但上述证据陆锦亦持有，其未将自己持有的证据向仲裁庭出示，不能证明伏怡隐瞒了仲裁案件的重要证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川01民特64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陆锦的申请。后伏怡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仲裁裁决，在执行程序中，陆锦已履行15万余元债务。2021年6月1日，陆锦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案中，陆锦主张其与伏怡之间仅存在合伙经营关系，无借贷关系；伏怡主张其与陆锦之间除合伙经营外，还有借贷关系，并称其向陆锦所转的34笔款项中有基于合伙经营所转的款项，也有向陆锦支付的借款，二者无法区分开来。陆锦、伏怡确认双方系2018年5月开始合伙经营，陆锦称双方自2019年1月1日结束合伙关系，并以签订《借款协议》和《借条》的方式对合伙期间的债务进行结算，因此2019年1月1日之后陆锦向伏怡所转账支付的款项均是归还《借款协议》和《借条》所载明的款项，且《借款协议》和《借条》不代表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对公司经营的结算。伏怡称弘盛公司于2019年7月才被卖出，在此之前均在合伙经营，还发过员工工资。陆锦提交的转账凭据显示，2019年1月1日之后，其向伏怡转账支付下列款项：2019年1月11日50000元、13432元、11082元；2019年1月15日50000元、5000元、1066元；2019年1月19日1202元；2019年1月28日3000元；2019年2月2日540元；2019年2月13日600元；2019年3月5日3300元；2019年3月31日5000元；2019年4月15日500元；2019年4月18日3700元；2019年4月28日400元；2019年5月20日1600元；2019年5月31日1000元；2019年6月6日1900元、15000元。伏怡提交的转账凭据显示，2019年1月1日之后，伏怡向陆锦转账如下：2019年1月11日2153元；2019年3月19日10000元、10000元、10000元；2019年5月14日25000元；2019年5月18日1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陆锦和伏怡之间的借贷关系相关事实已由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生效仲裁裁决予以确认，陆锦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撤销该仲裁裁决的申请亦被驳回，且陆锦在本案中不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生效裁决确认的事实，故本院对陆锦提出的与伏怡之间只有合伙经营关系、没有借贷关系等主张不予采纳。在陆锦和伏怡存在合伙经营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在2019年1月1日前后均有大量账务往来。陆锦主张，虽其认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但因仲裁机构已作出生效裁决，即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已成既定事实，那么其2019年1月1日前后向伏怡支付的款项应视为对借款的归还；但仲裁委并未查明该事实，确认借款本金为200000元，陆锦在执行程序中已履行大部分债务，故陆锦向伏怡支付的前述转账款项应系伏怡的不当得利款。本院认为，陆锦作为从事商事经营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解散合伙与借贷系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陆锦称其以签订《借款协议》和向对方出具《借条》的方式作为双方散伙的结算依据明显有违常理，且《借款协议》及《借条》中对双方合伙经营事项全无表述，无法推知该两份书证系陆锦与伏怡之间散伙的结算依据。因此，陆锦无证据证明合伙关系于2019年1月1日即终结，其与伏怡又系恋爱关系，在伏怡主张2019年1月1日之后双方仍存在共同经营的合伙关系前提下，陆锦在2019年1月1日后向伏怡支付的款项性质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推定该款是为偿还《借款协议》及《借条》所载借款所支出的款项。且本院注意到，陆锦在2019年1月1日之后向伏怡转账的部分款项金额并非整数，数笔款项精确到个位数，也存在同一日转账支付多笔款项的情形，与实践中偿还借款的行为相悖。在成都仲裁委员会的庭审中，陆锦已到庭应诉，但又未予举证反驳伏怡的证据和主张，在伏怡已出示《借款协议》和《借条》的情况下，陆锦也未举证证明其归还了借款，对于相关法律后果，陆锦应当自行承担。因此，本案中陆锦的主张本质上是推翻成都仲裁委员会的生效裁决，但其确无证据证明其向伏怡支付的款项系偿还借款，双方关于账目往来及结算仍应在合伙关系中予以处理，伏怡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陆锦的主张不符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陆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伏怡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68元，由陆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艳飞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王 茜书 记 员 王 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16民初6210号原告：陆锦，男，198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胡鑫，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伏怡，女，198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锦与被告伏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因本案标的额金额较大，事实不宜查明，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裁定将本案转为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胡鑫，被告伏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伏怡返还陆锦支付的255737.82元。事实与理由：陆锦与伏怡原系恋人关系，双方曾合伙经营成都弘盛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盛公司”）。2018年至2019年6月，陆锦对伏怡进行过34次的微信及转账，2019年1月1日之前共计转账92623.82元，2019年1月1日之后共计转账163114元，上述合计255737.82元。合伙经营结束后，双方就合伙投入及损失承担发生纠纷，伏怡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陆锦支付伏怡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但伏怡在仲裁案件中未提及陆锦的转款行为，其隐瞒了足以影响公证裁决的重大证据。且结合陆锦向伏怡的转账，可以充分认定陆锦在仲裁时的陈述是事实，双方并没有实质上的借贷关系，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投资关系。即使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但并未履行。后陆锦因仲裁程序违法，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但上述仲裁裁决被维持。伏怡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陆锦变卖唯一住所，已经支付伏怡150000元。同时，伏怡于2018年5月14日在投资股份时向陆锦转账50000元，但是在2019年1月1日伏怡实际能举示转给陆锦的资金仅为64570元，还不足以抵扣2019年1月1日前陆锦转给伏怡的92623.82元，足见伏怡在仲裁的陈述隐瞒了事实，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但是仲裁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那么，陆锦向伏怡支付的款项应属于伏怡的不当得利，伏怡应当予以返还。陆锦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伏怡辩称，1.陆锦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已经在成都仲裁委员会（2020）成仲案字第1207号案件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特645号案件中提出，被不予采纳。其以该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是变相否定和试图推翻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该行为构成重复起诉，对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2.陆锦在（2020）成仲案字第1207号案件中自认与伏怡合伙经营公司，双方之间的转账是合伙经营期间的往来款项。但在本案中陆锦又称其转账的款项为伏怡的不当得利款，其前后主张相互矛盾。陆锦自认与伏怡之间具有合伙投资经营关系，故其向伏怡转账是有法律依据的，双方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也不存在返还事实。3.陆锦在2019年1月1日与伏怡签订《借款协议》和借条，确认向伏怡借款200000元，并在2019年9月和10月期间再次向伏怡确认欠付事实。因此，在2019年10月时，陆锦尚欠伏怡债务，印证在此之前的转账不具有不当得利返还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陆锦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陆锦与伏怡原系恋人关系，恋爱期间，双方存在合伙经营行为。2019年1月1日，陆锦与伏怡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伏怡将自有资金200000元出借给陆锦，借款期限为6个月，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并约定了逾期还款责任、送达地址、争议管辖（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等内容。当日，陆锦向伏怡出具《借条》，载明：“本人陆锦，身份证号码……，因（借款用途）资金周转特向伏怡借款小写￥200000.00，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双方约定利息按每月支付。发生的纠纷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借条》中利息部分本为打印好的“每月3%”，但签署借条时将3%划去，即双方未约定利息。陆锦在《借条》尾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并注明借款时间为2019年1月1日。2020年7月16日，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请人伏怡与被申请人陆锦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伏怡的仲裁请求为裁决陆锦向伏怡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向伏怡支付违约金至付清时止，违约金暂计16000元。陆锦在该案中未举证，但辩称与伏怡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因合伙经营产生，属于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不是陆锦向伏怡的借款。该案审理中，陆锦和伏怡一致确认陆锦曾独资经营弘盛公司，与伏怡口头达成过合伙经营公司意向并收取过伏怡50000元入股款，但双方未签订任何协议。因弘盛公司经营不善，陆锦已将公司转让。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2020）成仲案字第1207号裁决，裁决陆锦于该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伏怡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标准向伏怡支付违约金至借款付清时止，等。陆锦不服上述裁决，以成都仲裁委员会程序严重违法导致陆锦无法举示相应的证据、伏怡在仲裁案件中隐瞒了足以影响公证裁决的证据为由，于2020年10月9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该院经审理认为，成都仲裁委员会向陆锦邮寄开庭通知书被拒绝签收、退回妥投，后以短信方式向陆锦送达开庭通知，虽载明的仲裁秘书联系电话存在错误，但并不影响陆锦知晓开庭时间和组织证据，陆锦参加了仲裁庭审，但并未提出伏怡主张的金额存在错误的抗辩，也未陈述自己有未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因此，其认为仲裁秘书电话存在错误导致仲裁程序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陆锦在撤销仲裁期间向该院提交了其与伏怡之间的转款记录，以证明该证据被伏怡隐瞒，但上述证据陆锦亦持有，其未将自己持有的证据向仲裁庭出示，不能证明伏怡隐瞒了仲裁案件的重要证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川01民特64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陆锦的申请。后伏怡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仲裁裁决，在执行程序中，陆锦已履行15万余元债务。2021年6月1日，陆锦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案中，陆锦主张其与伏怡之间仅存在合伙经营关系，无借贷关系；伏怡主张其与陆锦之间除合伙经营外，还有借贷关系，并称其向陆锦所转的34笔款项中有基于合伙经营所转的款项，也有向陆锦支付的借款，二者无法区分开来。陆锦、伏怡确认双方系2018年5月开始合伙经营，陆锦称双方自2019年1月1日结束合伙关系，并以签订《借款协议》和《借条》的方式对合伙期间的债务进行结算，因此2019年1月1日之后陆锦向伏怡所转账支付的款项均是归还《借款协议》和《借条》所载明的款项，且《借款协议》和《借条》不代表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对公司经营的结算。伏怡称弘盛公司于2019年7月才被卖出，在此之前均在合伙经营，还发过员工工资。陆锦提交的转账凭据显示，2019年1月1日之后，其向伏怡转账支付下列款项：2019年1月11日50000元、13432元、11082元；2019年1月15日50000元、5000元、1066元；2019年1月19日1202元；2019年1月28日3000元；2019年2月2日540元；2019年2月13日600元；2019年3月5日3300元；2019年3月31日5000元；2019年4月15日500元；2019年4月18日3700元；2019年4月28日400元；2019年5月20日1600元；2019年5月31日1000元；2019年6月6日1900元、15000元。伏怡提交的转账凭据显示，2019年1月1日之后，伏怡向陆锦转账如下：2019年1月11日2153元；2019年3月19日10000元、10000元、10000元；2019年5月14日25000元；2019年5月18日1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陆锦和伏怡之间的借贷关系相关事实已由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生效仲裁裁决予以确认，陆锦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撤销该仲裁裁决的申请亦被驳回，且陆锦在本案中不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生效裁决确认的事实，故本院对陆锦提出的与伏怡之间只有合伙经营关系、没有借贷关系等主张不予采纳。在陆锦和伏怡存在合伙经营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在2019年1月1日前后均有大量账务往来。陆锦主张，虽其认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但因仲裁机构已作出生效裁决，即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已成既定事实，那么其2019年1月1日前后向伏怡支付的款项应视为对借款的归还；但仲裁委并未查明该事实，确认借款本金为200000元，陆锦在执行程序中已履行大部分债务，故陆锦向伏怡支付的前述转账款项应系伏怡的不当得利款。本院认为，陆锦作为从事商事经营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解散合伙与借贷系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陆锦称其以签订《借款协议》和向对方出具《借条》的方式作为双方散伙的结算依据明显有违常理，且《借款协议》及《借条》中对双方合伙经营事项全无表述，无法推知该两份书证系陆锦与伏怡之间散伙的结算依据。因此，陆锦无证据证明合伙关系于2019年1月1日即终结，其与伏怡又系恋爱关系，在伏怡主张2019年1月1日之后双方仍存在共同经营的合伙关系前提下，陆锦在2019年1月1日后向伏怡支付的款项性质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推定该款是为偿还《借款协议》及《借条》所载借款所支出的款项。且本院注意到，陆锦在2019年1月1日之后向伏怡转账的部分款项金额并非整数，数笔款项精确到个位数，也存在同一日转账支付多笔款项的情形，与实践中偿还借款的行为相悖。在成都仲裁委员会的庭审中，陆锦已到庭应诉，但又未予举证反驳伏怡的证据和主张，在伏怡已出示《借款协议》和《借条》的情况下，陆锦也未举证证明其归还了借款，对于相关法律后果，陆锦应当自行承担。因此，本案中陆锦的主张本质上是推翻成都仲裁委员会的生效裁决，但其确无证据证明其向伏怡支付的款项系偿还借款，双方关于账目往来及结算仍应在合伙关系中予以处理，伏怡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陆锦的主张不符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陆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伏怡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68元，由陆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艳飞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王 茜书 记 员 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