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6206、6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佛山市简戴制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X。法定代表人：杨坚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娜，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李旭英，女，汉族，1983年2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渠县×××××××××××，公民身份号码513××××××××××××44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眉月，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简戴制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戴制帽公司）因与上诉人李旭英劳动合同纠纷两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1）粤0605民初276、1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于2021年2月24日判决：“一、佛山市简戴制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7403元予李旭英；二、驳回佛山市简戴制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李旭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免收受理费。”上诉人简戴制帽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简戴制帽公司曾多次要求李旭英签订劳动合同，但李旭英因其个人原因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未签劳动合同的责任应当由李旭英承担，原审法院判决由简戴制帽公司向李旭英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没有法律依据。李旭英自2019年10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在简戴制帽公司任指导工一职，简戴制帽公司在李旭英入职时，就签订劳动合同一事与李旭英进行协商，但李旭英以工作不稳定为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是针对用人单位故意未在法定时间内及时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规避用工义务的一种惩罚。若用人单位已尽到诚实磋商的义务，因劳动者个人原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造成书面劳动合同未订立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而导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李旭英因个人原因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相应的责任应当由李旭英自行承担。原审法院无视该重要事实，判决简戴制帽公司向李旭英支付二倍工资差额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双方已就李旭英离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缴纳社会保险）达成了和解，确认以8000元款项一揽子解决李旭英离职时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双方已达成和解且简戴制帽公司已经支付完和解款项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判决由简戴制帽公司向李旭英支付二倍工资差额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属于劳动者的权利，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李旭英自愿与简戴制帽公司协商并接受8000元和解款项，是李旭英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旭英应知晓接受简戴制帽公司支付和解款项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无视该事实判决简戴制帽公司向李旭英支付二倍工资差额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李旭英要求简戴制帽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故简戴制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简戴制帽公司无需向李旭英支付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67403元；2.李旭英承担本案各项（包括但不限于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针对简戴制帽公司的上诉，李旭英答辩称以上诉意见作为其答辩意见。上诉人李旭英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一、简戴制帽公司应当向李旭英支付经济补偿金8210.86元。李旭英提交给简戴制帽公司的《辞职申请书》中已明确列明辞职理由为“未购买社保”，法院可以依法要求简戴制帽公司出示该证据。退一步讲，李旭英手中自留的《辞职申请书》虽系空白的，但有简戴制帽公司主管签字确认，说明简戴制帽公司对李旭英的辞职理由系认可的，否则不可能将空白的辞职申请书交给李旭英。根据简戴制帽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系简戴制帽公司主动要求李旭英离职，李旭英迫于无奈才答应离职。该情形属于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故简戴制帽公司亦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向李旭英支付经济补偿金8210.86元。二、简戴制帽公司应当向李旭英支付二倍工资差额76426元。原审法院对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认定有误。根据法律规定该基数应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依据，按对应月份的应得工资计算，如果无法核实工资标准，才按双方认可的实发工资数额作为依据。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为底薪8000元+绩效+奖金，故原审法院依据李旭英的实发工资判令简戴制帽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67403元系适用法律错误。简戴制帽公司应向李旭英支付二倍工资差额76426元。综上，李旭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简戴制帽公司向李旭英支付经济补偿金8210.86元、二倍工资差额7642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简戴制帽公司承担。针对李旭英的上诉，简戴制帽公司答辩称以上诉意见作为其答辩意见。简戴制帽公司、李旭英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应适用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处理。结合双方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及已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问题评析如下。一、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本案中，简戴制帽公司主张李旭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其无需承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上述规定强调的是客观上的结果，即只要用人单位在客观上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就应当支付二倍工资。因此，即使是李旭英拒绝与简戴制帽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简戴制帽公司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书面通知李旭英终止劳动关系。简戴制帽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终止劳动关系，而是继续用工，在此情况下，应视为其放弃了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其仍应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即支付李旭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李旭英于2019年10月6日入职简戴制帽公司，2020年9月2日离职，简戴制帽公司应支付李旭英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简戴制帽公司主张双方已协商同意按照8000元解决全部劳动关系纠纷，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又根据李旭英提交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的工资表显示的工资数额，经核算，简戴制帽公司应向李旭英支付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为67403元（8100元÷30天×25天＋8166元＋4129元＋3448元＋8100元＋8100元＋8100元＋5900元＋6400元＋8310元），李旭英关于2020年1月及2月应以8000元的标准计算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确认简戴制帽公司应向李旭英支付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67403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本案中李旭英主张其于2020年9月2日以简戴制帽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为由解除与简戴制帽公司的劳动合同，故简戴制帽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简戴制帽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其主张李旭英离职时并未明确说明离职原因。经查，李旭英提交的《辞职申请书》中辞职原因一栏系空白，李旭英主张简戴制帽公司处有一份《辞职申请书》中已明确辞职理由为“未购买社保”，但李旭英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亦未举证证明其于2020年9月2日以口头形式向简戴制帽公司以用人单位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为由离职，而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在离职时明确提出，劳动者在离职时未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其之后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旭英于2020年9月2日离职时未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其于2020年10月12日提起仲裁时再以前述理由要求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简戴制帽公司、李旭英的上诉请求均缺乏理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两案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简戴制帽有限公司负担10元，由上诉人李旭英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黄健晖审 判 员 黄春英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 郅 红书 记 员 禤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