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知民终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雷志良，男，197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月，河南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靖，河南聚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18号6幢1层4126室。法定代表人：张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润泽，男，该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黄河路117号。法定代表人：宗树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献忠，男，该公司员工，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雷志良与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豫0104知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2021）豫0104知民初11号民事裁定书，上诉人雷志良对（2021）豫0104知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采取独任审理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雷志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月、张靖，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润泽、被上诉人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献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雷志良的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2021)豫0104知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依法判决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证据,即：证据一2014年2月18日中国廉政法治研究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证据二2015年4月1日《〈反腐大案要按警示录〉系列电视剧制片人审核确认书》不属于一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即使上述两份证据属于新的证据且符合提交的时间，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一,该授权委托书只有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一方盖章,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的授权,不能证明赵润泽为《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系列电视剧专题片的总出品人、总制片人、总导演、著作权和版权所有人,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首先,该制片人审核确认书仅载明制片人对该片中的内容、字幕、音乐以及所署名人员名单做最终审核和确认,并没有显示具体的署名结果。其次,正气之歌公司把制片人审核确认书拿给雷志良签字时是附有样片的,在样片上,联合拍摄和制片一栏均有雷志良的名字。正气之歌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完整,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2021)豫0104知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法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从实质上看,原告系作品投资方在作品形成过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仅是出资,对作品的形成并无实质性贡献,双方在合同中关于原告署名的约定并非具有著作权意义的作品署名权。”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联合拍摄电视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的合作协议：一、合作内容2，乙方全部参与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部拍摄过程和各项重大活动；三、乙方权利及回报4，乙方派专人协助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拍片,并对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资金专教专用给予监管可知,上诉人雷志良对作品的形成并非没有实质性贡献,而是参与了实质拍摄,即参与了实质创作。三、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关于原告署名的约定,并非具有著作权意义的作品署名权。也不能成为原告藉以主张署名权的权利基础。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方式为原告署名,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属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故上诉人获得在联合拍摄一栏署名的权利所依据的联合拍摄电视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合作协议,可以成为上诉人主张署名权的权利基础。上诉人享有作为联合拍摄在涉案电视片上署名的权利,其就是著作权中署名权的权利人,因此,正气之歌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为上诉人署名,构成对上诉人署名权的侵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提出上诉,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答辩称：其提交的证据在一审时当庭质证，不存在延迟提交问题，只是庭审后盖章又快递寄了一份；上诉人并未按双方合同约定参与现场监督和实质性工作，只是投资；且在制作样片后已交由上诉人审片，并签订了审片确认书，一审判决正确。被上诉人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答辩称：其与上诉人雷志良及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素不相识，且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授权黄河音像出版社出版《惨案密码》，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核通过的正规出版物，本案与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上诉人雷志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影视《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之《警示·提醒》系列电视片《蜕变的大树》、《有毒的爱》、《金手铐》、《等待》、《代价》、《惨案密码》的发行和销售，已经销售的产品立即回收销毁；2.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影视《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之《警示·提醒》系列电视片《惨案密码》的发行和销售，已经销售的产品立即回收销毁；3.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在《法制日报》、《中国法院报》、《中国检察报》、《中国电视报》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4.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在影视《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之《警示·提醒》系列电视片片头及音像制品封面增加“联合拍摄雷志良”字样；5.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损失及为诉讼合理开支5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2014年11月4日，雷志良（作为乙方）与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就联合拍摄电视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1.双方共同投资拍摄电视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乙方全部参与甲方全部拍摄过程和各项重大活动。2.甲方权利及义务甲方作为拍摄执行方，全权负责电视片的演员招募、拍摄、制作、发行等工作；负责协调中央和省市各相关单位的关系，确保电视片的顺利出版发行；确保乙方所投资金全部用于该电视片的拍摄和制作，专款专用不得有任何挪作它用行为。3.乙方权利及回报作为联合拍摄方，为影片提供现金投资200万元人民币，确保开始拍摄时资金到位并确保拍摄进度不受影响，按时完成拍摄工作；乙方负责人作为电视片制片人并在片头署名，雷志良作为联合拍摄方在片头署名；该片进入发行后，甲方以自己的电视片版权提供担保，确保首先返还乙方投资款200万元，并确保乙方50%的利润；乙方派专人协助甲方拍片，并对甲方资金专款专用给予监管。4、该片版权、著作权全部归甲方所有。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为本片共投资200万元，第一笔资金200万元于合同签订起3日内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第二笔资金100万元根据拍摄情况而定”。两份合同尾部落款处，甲方处加盖有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赵润泽作为甲方负责人签名，乙方处有雷志良签名。雷志良先后于2014年11月7日、12月2日向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分别转款100万元。2015年4月25日，赵润泽以《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摄制组名义向雷志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雷志良投资该电视剧款项10万元。一审另查明，2020年3月20日，雷志良向六安大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购买《警示·提醒》反腐倡廉教育系列电视剧光盘一套，该剧包含《等待》、《蜕变的大树》、《金手铐》、《有毒的爱》、《代价》、《惨案密码》六部，每部分为上、下集，共12张光盘。其中《等待》、《蜕变的大树》、《金手铐》、《有毒的爱》、《代价》由中国检察出版社音像中心出版，《惨案密码》由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上述六部作品在出版物封面均标注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联合摄制”字样，封底标注有“制片：雷志良王宏博宋宏伟”、“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发行”字样，在作品片头标注有“制片：雷志良王泓博宋宏伟”，片尾标注有“联合出品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许昌市纪委监察局”字样。一审还查明，2014年2月18日，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出具《委托授权书》，载明“由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主办，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三家联合拍摄的《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系列电视剧专题片，现委托赵润泽同志为该电视剧专题片的总出品人、总制片人和总导演，并为《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系列电视剧专题片的著作权和版权所有权人”。2015年4月1日，《系列电视剧制片人审核确认书》记载，“由中国廉政法治研究会、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法治中国传媒，联合制片人雷志良先生共同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已于2014年8月份在许昌开机拍摄。目前，该系列剧中的六个剧本：《等待》《代价》《金手铐》《惨案密码》《有毒的爱》《蜕变的大树》共12集，拍摄已顺利杀青并进入最后的编辑合成阶段。拟定该片将于2015年5月面向全国出版发行。在此，根据制片人相关权力和义务，制片人对该片中的内容、字幕、音乐以及所署名人员名单做最终审核和确认。”雷志良在确认书尾部“审核意见”处签署“同意”字样，在“制片人签名”“联系电话”处签署“雷志良”“135××××4448”字样。2015年11月2日，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出具授权书，载明“由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组织拍摄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惨案密码已编辑完成。现授权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为唯一合法音像制品出版单位”。雷志良自认，其知晓2014年2月18日《委托授权书》以及2015年4月1日《系列电视剧制片人审核确认书》内容，但未对样片进行实际审核。一审法院认为，雷志良与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联合拍摄涉案电视片所签《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作品著作权归甲方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雷志良非涉案作品著作权人。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方式为雷志良署名，不构成对雷志良著作权的侵权。雷志良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消除影响等各项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四十七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雷志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雷志良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关于拍摄反腐创廉警示教育专题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的通知；2.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同意出版函；3.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同意出版函。以证明涉案作品没有违背法律之处；已按影视行业惯用规则，已将上诉人排列在制片人首位。经庭审质证，上诉人雷志良的质证意见是：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也不是上诉人审片确认的证据，一审也未质证，且与本案无关，不能否认上诉人根据协议作为本片最大的投资人的署名权利。被上诉人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未发表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是否侵害了上诉人雷志良对涉案作品的署名权。根据雷志良与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签订的联合拍摄电视片《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合作协议，双方约定雷志良作为电视片制片人并在片头署名，雷志良作为联合拍摄方在片头署名；同时约定该片版权、著作权全部归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后在该警示片拍摄杀青并进入最后的编辑合成阶段，雷志良于2015年4月1日在《系列电视剧制片人审核确认书》上签字确认，说明雷志良对该片内容、字幕、音乐以及署名情况予以认可，且《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系列电视剧专题片中片头、封底均标注“制片：雷志良王宏博宋宏伟”。另，2015年11月2日，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经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授权为《反腐大案要案警示录》-《惨案密码》的唯一合法音像制品出版单位。本案雷志良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黄河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侵犯了雷志良在涉案作品上的署名权。雷志良上诉称被上诉人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的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出具的《委托授权书》及《系列电视剧制片人审核确认书》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程序违法；且《委托授权书》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的授权，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确认书》没有显示具体的署名结果，且其签署时附有样片而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未附样片，提交证据不完整，不能作案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对该二份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雷志良所提《委托授权书》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的授权，就此并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所提其签署《确认书》时附有样片而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时未附样片，提交证据不完整，但雷志良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至于北京正气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二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亦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雷志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雷志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健良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高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