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102民初1547号 原告：郝志云，女，197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守平，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金科，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济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76578592XL。 法定代表人：程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珍，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100MB28696235。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珍，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郝志云与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公司）、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济南市监管局）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志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守平、任金科，被告北京外企公司和被告济南市监管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郝志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6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工资差额57812.64元；2.判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工资8240.80元;3.判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8963.20元;4.判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7065.20元；5.判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未休年休假工资19974.60元;6.判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防暑降温费2240元;7.判决北京外企公司返还郝志云2019年度查体费355元；8.判决济南市监管局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与理由：郝志云原系济南市监管局下属济南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全民所有制)职工，1996年9月参加工作。2016年1月30日济南市监管局以服务中心注销为由，利用欺骗手段解除了和郝志云的劳动关系。郝志云自1996年9月参加工作至2016年的工龄是20年，而20年的工龄郝志云仅领取了5万多元的补偿金。郝志云在济南市监管局承诺只是转换用工形式的情况下，被迫解除了与济南市监管局的用工合同，与其指定的北京外企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现查询，济南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注销时间是在2017年10月，到2020年9月企业注销已经叁年，却查不到该企业的注销登记材料。济南市监管局是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是否按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七章第二十一条规定办理的注销，郝志云保留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七章第三十四条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郝志云与北京外企公司于2016年2月1日签订第一次劳动合同，期限1年。到期后，第二次与北京外企公司签订两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为2017年2月1日到2019年1月31日。到期后，第三次又签订一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所有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合同签收条均是空白，最后一次的劳动合同原件都没有给郝志云。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除了每年签订劳动合同外，从没联系过，没有任何岗位培训和考核，四年中有没休完的公休假、没发的加班费及降温费，郝志云向北京外企公司要求支付，北京外企公司告知郝志云，工资和相关福利待遇是济南市监管局拨付多少钱就发放多少钱，他们说了不算。从法律规定讲，北京外企公司没有主动组建工会的强制性义务，但是依据《工会法》相关规定，北京外企公司在工会组建中负有一定的义务，其根本没有履行相应的保障义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该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郝志云已通过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劳动监察大队对一年的劳动合同认定违法。北京外企公司在劳动仲裁中提出“为了避免劳动力过剩，该公司与郝志云的劳动合同期限，系根据与用工单位(济南市监管局)的服务协议期限确定”。郝志云认为，北京外企公司不能以和济南市监管局的服务协议期限是一年而与郝志云签订一年的劳务派遣合同，这是违法的!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劳动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第六十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郝志云至今不知道协议内容，北京外企公司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违反了此条例。北京外企公司和济南市监管局在劳动仲裁时没有出具所谓的服务协议，郝志云认为，北京外企公司系济南市监管局指定的劳务派遣公司，郝志云和其没有招工手续，并又被派遣回原工作岗位，原工作岗位并非是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工作岗位，而是应该由具有依法履行职责行为的正式在编人员来完成。北京外企公司一再强调与济南市监管局的服务协议，其就是依据服务协议与郝志云履行的劳动合同，只是收取每人50元的管理费。郝志云认为自己是被济南市监管局逆向劳务派遣的，与北京外企公司事实上没有劳动关系，与济南市监管局有劳动关系。郝志云多次找济南市监管局解决问题，济南市监管局告知郝志云是劳务派遣人员，理应由北京外企公司解决，双方互相推诿，都不承担劳动法中用工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郝志云请求法庭首先确定劳动关系:1.和济南市监管局有劳动关系，是逆向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合同无效，郝志云工龄是连续的，应该与济南市监管局签订劳动合同。2.和北京外企公司有劳动关系，按照法律规定一年合同违法，劳动合同视为两年，仍有一年的劳动合同未履行完。第二点，北京外企公司以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理由是济南市监管局要求年龄限制在20-40岁，郝志云是43岁，在济南市监管局原岗位工作24年。郝志云认为，自己没有违反过《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情形，而以年龄大为理由不续签，违反了《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严重损害了郝志云的权益。第三点，北京外企公司直到2020年4月9日才以书面形式通知不再续签，其发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没有写明郝志云的工作岗位、工作年限。郝志云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郝志云已要求与北京外企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北京外企公司和济南市监管局置之不理。第四点，郝志云在劳动监察大队查看，北京外企公司的劳动合同中不标明工资数额，而是“以乙方与用工单位约定为准”也是违法的。2020年2月，郝志云查看了济南市监管局2019年的招投标书，招投标合同里明确写着每人的工资每月3620元，济南市监管局在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招标，内容中的每一项都很明确，所申请的资金应该根据法规要求专项资金专用。另外，对于在招投标书明确的每个人月工资3620元，济南市监管局在劳动仲裁时拿不出这笔专款专用资金的财务流水帐，并一再回避3620元，郝志云认为应发的工资没发，济南市监管局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要求支付赔偿金和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差额，郝志云保留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彻查的权利。第五点，招标文件中每年都列有查体费，济南市监管局却规定郝志云两年一查体，明显与卫生监督部门要求相悖，四年就一次查体，2019年竟然仅355元的查体都不安排!济南市监管局一点不顾及郝志云的身体健康!郝志云一再要求济南市监管局对3620元/月工资和未查体做出解释，济南市监管局说未查体是北京外企公司的责任，2019年应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没查体就是没查体!因此，为维护郝志云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北京外企公司辩称，一、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1月，北京外企公司通过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投标，中标了济南市监管局的劳务派遣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自2016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结束。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协商，签订了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2017年1月，北京外企公司通过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投标，再次中标济南市监管局的劳务派遣项目，服务期2年，服务协议自2017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结束。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协商，签订了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2019年1月，北京外企公司通过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投标，最后一次中标济南市监管局的劳务派遣项目，服务期1年，服务协议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结束。北京外企公司系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因公司性质原因，北京外企公司均是根据与用工单位的派遣合同期限，来确定郝志云与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以避免北京外企公司与用工单位派遣合同到期，无法为派遣员工提供岗位浪费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情形。本案中，北京外企公司亦是根据与济南市监管局的合同期限，以确定与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郝志云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此次中标后，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协商，签订了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为期一年的书面劳动合同，有书面劳动合同和签收单可以证明，因此，本案不符合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情形。 二、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北京外企公司已足额向郝志云支付了工资。北京外企公司与济南市监管局建立派遣服务关系的同时，与郝志云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第四条第一款对于劳动报酬的约定是：以乙方（郝志云）与用工单位约定为准。北京外企公司根据济南市监管局提供的《派遣员工通知书》中写明的郝志云工资金额支付了工资。北京外企公司在与郝志云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每月通过邮箱向郝志云发送工资单。郝志云可以通过查询邮箱及自己的工资卡收款记录获知自己每月的工资金额。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郝志云从未对工资金额提出过异议，以默示的方式，对已收到的工资金额表示了认可，其已收到的工资金额即为其实际工资金额，北京外企公司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形。 三、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根据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到期日为2020年1月31日。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符合支付赔偿金的情形。 四、劳动合同到期前，北京外企公司已及时通知郝志云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20年1月31日，北京外企公司与济南市监管局的服务协议、与郝志云的劳动合同均将到期。济南市监管局将另行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提供派遣服务的单位，为避免出现无法为郝志云提供工作岗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形，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的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郝志云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因疫情影响，北京外企公司于2020年1月31日，通过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向郝志云送达合同到期不续签的通知，并提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相当于4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的方案。 五、劳动合同终止后，郝志云未再提供过劳动，不应向其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的工资。北京外企公司之所以4月9日向郝志云邮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和《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系因北京外企公司复工复产后，在3月6日、3月31日、4月7日，三次携律师和济南市监管局相关人员积极与郝志云进行经济补偿金事宜的协商，但郝志云不同意经济补偿金方案。且经北京外企公司多次催促后，郝志云也不办理离职手续。北京外企公司无奈，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向郝志云送达《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和《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 六、郝志云已休年假，且其关于未休年假费用请求已过时效，不应支持。根据济南市监管局提供的审批表及考勤表，郝志云已休年假，不符合支付未休年假费用的情形。且年假是一种福利待遇，郝志云2020年7月17日主张年假待遇，对于2019年7月17日前的年假待遇已过时效，不应支持。 七、北京外企公司向郝志云支付的工资中已含防暑降温费，不应再支付，且防暑降温费作为一种福利待遇，郝志云请求的2019年7月17日前的防暑降温费已过时效，不应得到支持。 八、郝志云要求返还体检费用的申请，无事实依据。北京外企公司已购查体卡，郝志云可领取，郝志云自己不领取，系对自身权利的放弃。 综上所述，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之间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已尽到自己义务，郝志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知工资金额。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郝志云对合同的实际履行以默示的方式表示了认可，北京外企公司不存在未足额支付郝志云工资的情形。劳动合同到期前，北京外企公司通知了郝志云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后，郝志云也未再提供过劳动，北京外企公司不应向其支付工资。因此，郝志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 济南市监管局辩称，一、济南市监管局已足额向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6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工资，郝志云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未提供劳动。 2016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济南市监管局与北京外企公司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北京外企公司为济南市监管局提供派遣员工，济南市监管局已足额向北京外企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北京外企公司已足额向郝志云支付工资，不存在欠付工资的情形，郝志云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 2020年1月31日，济南市监管局与北京外企公司因合同到期终止了服务合同关系，2020年2月1日后，郝志云亦未向济南市监管局提供过劳动，郝志云请求济南市监管局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 二、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北京外企与郝志云终止了劳动合同，济南市监管局对此并无过错。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合同到期日为2020年1月31日。合同到期后，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终止了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本案不符合支付赔偿金和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情形，济南市监管局对此也无过错，郝志云要求济南市监管局对第三、四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三、郝志云2019年7月17日前的未休年休假、防暑降温费已过时效，且郝志云已休年休假，郝志云的第五、六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对于郝志云所述的查体费，济南市监管局已向北京外企公司支付完毕，北京外企公司也已为郝志云购买查体卡，郝志云自己未领取，郝志云的第七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月，北京外企公司通过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投标，中标了济南市监管局劳务派遣项目，服务期限自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2016年2月1日,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劳动合同，期限1年，将郝志云派遣至济南市监管局工作。 2017年1月，北京外企公司通过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投标，再次中标了济南市监管局劳务派遣项目，服务期限自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2017年2月1日,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两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2月1日到2019年1月31日。 2019年1月，北京外企公司通过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投标，最后一次中标济南市监管局劳务派遣项目，服务期限自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2019年2月1日，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一年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 北京外企公司三次中标后，均与济南市监管局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最后一次政府采购合同在“详细服务内容”载明人员工资每人3620.40元/月，前两次政府采购合同对人员工资均无具体约定。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三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均约定劳动报酬“以乙方（郝志云）与用工单位约定为准”，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北京外企公司根据济南市监管局提供的《派遣员工通知书》载明的工资数额向郝志云发放工资，并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向郝志云发送工资表，工资表中详细列明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和应扣的各种保险费用。 2019年1月31日，北京外企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郝志云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并于2020年4月10日向郝志云邮寄了《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郝志云劳动合同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023元。郝志云2016年已休年假11天、2017年已休年假6天、2018年已休年假8天、2019年已休年假1天，2016年至2019年月基本工资分别为2485元、2643元、2643元、2873元。 2020年7月13日，郝志云向济南市历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了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的仲裁请求。济南市历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30日作出济历下劳人仲案（2020）12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北京外企公司支付郝志云2019年7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420元；驳回了郝志云其他仲裁请求。郝志云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20年8月13日，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郝志云作出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告知书（济人社监告字[2020]第2420-3号），该告知书载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济南有限公司与部分被派遣员工签订一年期限劳动合同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相关规定，依法对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济南有限公司作出《劳动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济人社监限改[2020]第2420号）”。 本院认为，郝志云与北京外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往济南市监管局工作，三方之间依次是劳动关系和劳务派遣关系，郝志云是劳动者，北京外企公司是用人单位，济南市监管局是用工单位。 关于2016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报酬“以乙方（郝志云）与用工单位约定为准”，北京外企公司根据济南市监管局提供的《派遣员工通知书》载明的工资数额向郝志云发放工资，并每月向郝志云通报，郝志云并未提出异议，表明北京外企公司已经按劳动合同约定向郝志云发放了工资。政府采购合同对北京外企公司与济南市监管局有约束力，因郝志云不是政府采购合同的当事人，故对郝志云没有束力。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对郝志云不产生法律效力，郝志云不能据此工资标准要求补足工资差额。因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不能作为计算郝志云工资差额的依据，故郝志云要求本院到有关部门调取工资等费用明细，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和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工资，因北京外企公司与郝志云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因此不存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并且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1月31日到期后，郝志云未再提供劳动，故郝志云的该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对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期限的最低要求，北京外企公司违反该条法律规定，与郝志云签订一年期劳动合同，实际是逃避在劳动者无工作期间应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属于变相解除劳动合同，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向郝志云支付赔偿金24184元（3023元×4个月×2倍）。 关于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未休年休假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付出劳动力的溢价，仍然属于劳动的对价，属于劳动报酬，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仲裁时效的规定。郝志云在劳动关系终止后，及时申请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经计算，郝志云2016年度至2020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8765.32元（2485元/月÷21.75天×4天×200%+2643元/月÷21.75天×9天×200%+2643元/月÷21.75天×7天×200%+2873元/月÷21.75天×14天×200%+2873元/月÷21.75天×1天×200%），郝志云要求未休年休假工资19974.60元，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关于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防暑降温费，防暑降温费属于不列入工资总额的职工福利，不属于劳动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2019年7月之前的防暑降温费已超过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9年7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420元（140元×3个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返还郝志云2019年度查体费355元，济南市监管局已经向用人单位北京外企公司支付完毕此类项目，且用工单位提供证据显示已经实际购买查体卡，郝志云届时不领取属于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其要求返还查体费用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济南市监管局的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济南市监管局向北京外企公司报送工资表，工资数额由济南市监管局确定，对于欠发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和防暑降温费，济南市监管局负有责任，给郝志云造成了损害，应当与北京外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北京外企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变相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与济南市监管局无关，因此，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济南市监管局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济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郝志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184元。 二、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济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郝志云支付未休年假工资8765.32元。 三、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济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郝志云支付防暑降温费420元。 四、被告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第二、三条款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原告郝志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济南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闫 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孙左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