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5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志良，男，197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和利，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雨露，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冠兴，男，197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嘉耀，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志良因与被上诉人梁冠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8日和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志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雨露、被上诉人梁冠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嘉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志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冠兴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多处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间，朱志良因资金周转向梁冠兴多次借款，梁冠兴均以现金方式向朱志良交付借款”的事实错误。（1）根据双方的银行账户交易来往，双方在2011年开始就相互知道对方的银行账户信息，根本没有必要以现金形式提供借款。（2）按照梁冠兴一审当庭提交的补充证据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梁冠兴分别在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23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7月24日共提取现金8万元。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朱志良在2015年向梁冠兴借款，然后梁冠兴在2017年6、7月份才提取现金的事实。梁冠兴账户内明明有足额资金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多次小额提取现金以向朱志良提供借款。同时该证据显示，梁冠兴自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期间提取现金次数高达32次，金额共169000元，所取现金明显不是用于向朱志良提供借款。（3）梁冠兴对提供借款的事实陈述混乱至极，先是在书面起诉状中称是2016年12月份开始，然后称是2015年开始多次借款，但是举证的时候却又称是集中在2017年6月至7月期间共取款8万元后交付给朱志良，梁冠兴明显是在虚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12月8日，朱志良再次向梁冠兴借款2万元，梁冠兴向朱志良交付现金1600元，并通过其妻子陈美珍以转账方式向朱志良交付18400元”系第二处事实错误。（1）梁冠兴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之所以其妻子向朱志良转账18400元，而不是2万元，是因为其妻子账户内资金不足，但是其一审开庭前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户名：陈美珍）显示，梁冠兴的妻子陈美珍于2017年12月6日至7日期间向朱志良转账18400元后余额为46785元，根本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朱志良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提出了梁冠兴作了虚假陈述，但是一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朱志良向梁冠兴借款2万元，梁冠兴转账提供借款18400元，另根据朱志良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7年12月7日之后，朱志良多次向梁冠兴付款，均为1600元的整数倍，明显就是按照8%的月利率在向梁冠兴支付利息。二、一审判决的观点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因为《借据》记载了“所借的现金”就可认定为梁冠兴以现金形式向朱志良提供借款，但是实际情况是，两张《借据》均记载了“所借的现金”，而梁冠兴却主张一张就是全部以现金形式提供，另外一张就是以转账加现金形式提供。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其认定事实的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三、一审法院对朱志良的陈述断章取义，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空臆想。朱志良在2020年3月19日的庭审中陈述“双方合作的项目一直没有投产及销售，不存在我支付合作款的情形……双方均有投入，未进行结算”。一审判决仅仅据此就认定“朱志良与梁冠兴的交易明细及其双方之间的微信、支付宝转账涉及的是双方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的事项”，完全就是断章取义。四、一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不公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梁冠兴主张朱志良向其转账的款项都是其他事项的款项。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梁冠兴承诺于2020年3月27日前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朱志良也当庭表示同意。但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至一审判决书送达给朱志良之日，朱志良均未收到一审法院的质证通知，也就是说梁冠兴根本没有就上述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根据我国现行证据规则，梁冠兴就应该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属于分配举证责任不公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梁冠兴辩称，涉案两张《借据》形成时间分别是2017年9月22日、2017年12月8日，是对借款的汇总确认，朱志良企图用双方之前合作的流水及作出假设性的利息计算冲抵本案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志良在一审中已明确《借据》为事后补签汇总确认，是对事实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确认。梁冠兴也提供了取现流水，证明了支付事实及支付能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志良的全部上诉请求。梁冠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志良向梁冠兴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2日计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朱志良向梁冠兴支付律师服务费1万元；3.朱志良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冠兴与朱志良因合作做生意而成为朋友。2015年间，朱志良因资金周转向梁冠兴多次借款，梁冠兴均以现金方式向朱志良交付借款，双方无约定借款利息。2017年9月22日，双方对上述借款进行汇总后，由朱志良向梁冠兴出具《借据》确认，借据其中载明“朱志良因资金周转需要，现向梁冠兴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捌万元，所借的现金，定于2018年12月22日前全部还清”。2017年12月8日，朱志良再次向梁冠兴借款2万元，梁冠兴向朱志良交付现金1600元，并通过其妻子陈美珍以转账方式向朱志良交付18400元，朱志良于当日向梁冠兴出具《借据》，借据其中载明“朱志良因资金周转需要，现向梁冠兴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所借的现金，定于2018年12月10日前，全部还清”。因朱志良未依约归还借款，梁冠兴委托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因此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万元。一审庭审中，朱志良述称，其自2011年开始就向梁冠兴借款，当时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8%，向梁冠兴出具的8万元《借据》是在梁冠兴语言威胁下立下的，属于以前的借款，包含按月利率8%计算的利息，借款已全部结清，且超额偿还；2万元的《借据》实际收到本金18400元，梁冠兴按月利率8%预先扣除1600元利息。为此，朱志良提供了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自2010年1月9日以来与梁冠兴的交易明细及其双方之间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梁冠兴对此述称，双方2010年1月9日以来的交易明细是双方在2007年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后的流水，与本案无关，且该交易明细也无法证明本案借款10万元已结清。本案8万元和2万元的借款由朱志良分别于2017年9月22日和2017年12月8日立下借据进行确认，现朱志良通过汇总双方之前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的银行流水并作出假设性的利息计算，用以冲抵本案的借款不合法不合理。对于双方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的事项，朱志良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均有投资，但未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梁冠兴主张朱志良向其借款10万元，提供了朱志良分别于2017年9月22日和2017年12月8日立下交其收执的《借据》予以佐证，结合梁冠兴提供的两份《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其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再联系朱志良出具的《借据》内容，其中对借款均明确记载为“所借的现金”，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梁冠兴的主张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朱志良提供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自2010年1月9日以来与梁冠兴的交易明细及其双方之间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抗辩称其自2011年开始就向梁冠兴借款，当时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8%，向梁冠兴出具的8万元《借据》是在梁冠兴语言威胁下立下的，属于以前的借款，包含按月利率8%计算的利息，借款已全部结清，且超额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朱志良提供的上述证据，首先，其与梁冠兴的交易明细及其双方之间的微信、支付宝转账不足以证明是属于其向梁冠兴借款和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8%及借款已全部结清的事实，其次，也不能证明其向梁冠兴出具的8万元《借据》是在梁冠兴语言威胁下所为。况且，一审庭审中，梁冠兴述称，双方2010年1月9日以来的交易明细是双方在2007年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后的流水，朱志良也承认，双方均有投资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的事项，该合作经营尚未进行结算。由此可见，朱志良与梁冠兴的交易明细及其双方之间的微信、支付宝转账涉及的是双方合作经营汽车冷气管配件的事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因此，朱志良的抗辩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朱志良未依约于2018年12月22日归还借款，梁冠兴诉请朱志良偿还借款10万元及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2日计付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梁冠兴因本案委托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因此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万元，梁冠兴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梁冠兴为此诉请朱志良向其偿付律师代理费1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朱志良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梁冠兴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朱志良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梁冠兴偿付律师代理费1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朱志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2日朱志良向梁冠兴出具《借据》，载明：“本人朱志良因资金周转需要，现向梁冠兴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捌万元正。经双方协定，所借的现金，定于2018年12月22日前，全部还清。如果逾期未能还清，朱志良必须把本人名下与借款等价或等价以上的物业无条件转让给梁冠兴所有。否则，梁冠兴有权向朱志良追究其法律责任，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朱志良全部负责。”2017年12月6日案外人陈美珍向朱志良转账1万元。2017年12月7日案外人陈美珍向朱志良转账8400元。2017年12月8日，朱志良向梁冠兴出具《借据》，载明：“本人朱志良因资金周转需要，现向梁冠兴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正。经双方协定，所借的现金，定于2018年12月10日前，全部还清。如果逾期未能还清，朱志良必须把本人名下与借款等价或等价以上的物业无条件转让给梁冠兴所有。否则，梁冠兴有权向朱志良追究其法律责任，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朱志良全部负责。”另查明，梁冠兴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载明：梁冠兴名下账户于2017年6月2日“现支”4万元、2017年6月23日“现支”5000元、2017年6月23日“现支”5000元、2017年7月20日“现支”5000元、2017年7月20日“现支”5000元、2017年7月24日“现支”5000元、2017年7月24日“现支”5000元、2017年7月24日“现支”5000元、2017年7月24日“现支”5000元。再查明，二审庭审时，朱志良称，其在2017年12月6日收到案外人陈美珍转账的1万元、2017年12月7日收到案外人陈美珍转账的8400元，是其向梁冠兴的借款，是2017年12月8日《借据》项下的借款；其在出具2017年9月22日《借据》和2017年12月8日《借据》后，向梁冠兴还款9笔合计31600元，均是偿还本金，具体如下：1.2017年10月10日1600元，2.2017年10月27日4800元，3.2017年11月6日1600元，4.2017年11月30日4800元，5.2017年12月30日4800元，6.2018年1月9日3200元，7.2018年1月30日4800元，8.2019年7月8日3000元，9.2019年8月7日3000元；其确认2018年2月12日向梁冠兴借款6800元，该6800元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其也未出具借条。二审庭审时，梁冠兴称，其已收到上述9笔款项合计31600元，但前7笔是双方合作汽车配件、其前期垫付后、朱志良返还的款项，后2笔是朱志良用于偿还2018年2月12日的借款6800元；2018年2月12日朱志良向梁冠兴借款6800元，该6800元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朱志良也未出具借条；2017年9月22日《借据》项下的借款8万元，是通过取现后现金支付，分别是2017年6月2日4万元、2017年6月23日两笔各5000元、2017年7月20日两笔各5000元、2017年7月24日四笔各5000元；2017年12月8日《借据》项下的借款2万元，是转账18400元，剩余1600元是2017年12月7日交付现金。又查明，梁冠兴委托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作为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梁冠兴为此支付了律师费1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朱志良是否应向梁冠兴偿还2017年9月22日《借据》项下的借款8万元；二、朱志良是否应向梁冠兴偿还2017年12月8日《借据》项下的借款2万元；三、如果是，朱志良是否已还清上述借款。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朱志良于2017年9月22日向梁冠兴出具《借据》确认向梁冠兴借款8万元，并定于2018年12月22日前全部还清。朱志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8万元《借据》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上述8万元《借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朱志良主张上述8万元《借据》是梁冠兴逼其写的，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次，梁冠兴还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作为证据，显示梁冠兴于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23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7月24日确有8万元现金取款记录。再次，朱志良主张上述8万元《借据》是双方之前的借款包括月利率8%的利息统计的，但朱志良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也不能明确说明该8万元数额是如何计算得出。最后，朱志良主张未实际收到上述8万元《借据》项下的借款，但其不向梁冠兴要求收回或更改上述8万元《借据》，却于之后的2017年12月8日再次向梁冠兴出具2万元《借据》，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梁冠兴主张的朱志良向其借款8万元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依优势证据规则，本院认定朱志良应向梁冠兴偿还2017年9月22日《借据》项下的借款8万元，对朱志良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朱志良于2017年12月8日向梁冠兴出具《借据》确认向梁冠兴借款2万元，并定于2018年12月10日前全部还清。其次，朱志良确认其收到案外人陈美珍的18400元转账款是上述2万元《借据》项下的借款。最后，朱志良主张其未收到现金16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出具的上述2万元《借据》。综上，依优势证据规则，本院认定朱志良应向梁冠兴偿还2017年12月8日《借据》项下的借款2万元，对朱志良的上述主张亦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对朱志良提交的出具上述8万元《借据》之前其向梁冠兴的转账款，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是对涉案借款的还款，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朱志良主张其出具上述8万元和2万元《借据》之后向梁冠兴偿还9笔款项共计31600元；梁冠兴则主张其中前7笔合计25600元是朱志良返还梁冠兴垫付的合作汽车配件款项，后2笔是用于偿还朱志良在2018年2月12日的借款6800元。但梁冠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垫付合作款项25600元，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朱志良主张前7笔合计25600元即2017年10月10日1600元、2017年10月27日4800元、2017年11月6日1600元、2017年11月30日4800元、2017年12月30日4800元、2018年1月9日3200元、2018年1月30日4800元是对涉案借款的还款，予以支持。又因双方确认朱志良于2018年2月12日向梁冠兴借款6800元未约定还款时间，而上述8万元和2万元《借据》项下借款均已于2018年12月到期，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本院对朱志良主张后2笔即2019年7月8日3000元、2019年8月7日3000元是对涉案借款的还款，亦予以支持。最后，因梁冠兴确认涉案借款未约定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梁冠兴本案诉请要求朱志良从2018年12月22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朱志良的前7笔还款应用于抵充借款本金，后2笔还款应优先抵充按年利率6%计算的到期利息，再抵充借款本金，本院认定截至2019年8月7日朱志良尚欠借款本金71185.62元。综上，朱志良应当向梁冠兴清偿借款本金71185.62元并从2019年8月8日起支付以71185.62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对梁冠兴诉讼请求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中超出上述数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律师费问题，因朱志良未按上述8万元和2万元《借据》的约定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而梁冠兴已实际支付律师费1万元，且上述8万元和2万元《借据》均约定“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朱志良全部负责”，故一审判决朱志良向梁冠兴偿付律师费1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志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一审判决对朱志良的还款认定错误，并导致错误认定朱志良尚欠的本金和利息数额，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朱志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梁冠兴清偿借款本金71185.62元及利息（利息以71185.62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梁冠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梁冠兴负担377元，朱志良负担9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元，由梁冠兴负担754元，朱志良负担18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