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4民初21688号原告：上海百秋新中间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百秋鞋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金沙江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XXX号长宁来福士T1办公楼1801室【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刘志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佩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时沃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陈炽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凌，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轩，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百秋新中间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时沃商贸有限公司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杨佩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凌、张宇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的仓储租金656,48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56,48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3、被告向原告赔偿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的其他损失1,275,000元。上述合计2,431,481元。事实及理由：2017年11月17日，原、被告签订《ColeHaan项目运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将ColeHaan天猫旗舰店店铺托管给原告运营，由原告提供开店服务、店铺形象管理、产品销售等电子商务运营服务。被告向原告支付佣金和返利，并由被告承担仓储租金等费用。另外协议约定在2020年，该店铺服务外包政策上，原告享有同等条件下合作签约的优先权。如被告单方无故解除合同，应向原告支付不少于50万元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原告损失的，还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为被告提供了电子商务运营服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仓储租金，但至今被告未支付过该费用。2020年，原告与被告协商续约事宜。2020年1月至4月期间，原告仍继续为被告提供电子商务运营服务，被告亦予以接受，并向原告支付了相应服务费。2020年4月24日，被告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原告提出于2020年4月底终止双方的合同关系，并随即收回了ColeHaan天猫旗舰店店铺的运营账号和密码，并将该店铺交由第三方运营。原告认为，在双方《合作协议》到期后，2020年1月至4月期间，原告仍继续为被告提供服务，被告也予以接受，双方以事实行为继续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无权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更无权将店铺交由第三方运营。被告擅自解除合同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继续履行双方于2020年3月18日签订的《ColeHaan项目运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即被告将ColeHaan天猫旗舰店店铺的账号、密码交付给原告由原告对店铺进行运营；2、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30日的仓储租金606,460.90元(含2018年3月至12月的仓储租金134,335.70元、2019年1月至12月仓储租金345,460.80元、2020年1月至4月仓储租金126,664.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06,460.90元为基数、自本案立案之日2020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3、被告向原告赔偿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的其他损失250.5万元。上述合计3,611,460.90元。原告另补充事实如下：2020年初，原、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洽谈2020年至2021年的续约事宜，并于2020年3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对相关合同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原、被告已于2020年3月18日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事实上，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在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到期后，原告仍为被告运营ColeHaan天猫旗舰店，被告予以接受服务，且也按照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服务费。故2020年1月至4月期间原、被告履行的是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由于被告单方解除双方新签订的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并将ColeHaan天猫旗舰店交给第三方运营，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应违约金及原告因被告单方解约无法运营店铺期间的可得利益损失。原告主张的仓储租金是自2018年3月起至2020年4月期间，被告存放在原告仓库内的库存量超过发货量四倍部分之外的仓储租金。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仓储租金按月计算，计算公式为：(每月库存量-当月发货量*4)*0.1元/件/天*当月天数。每月库存量是当月末日的库存量，当月发货量是当月销售量(不含赠品，但含退换货部分)。2020年1月至4月仓储租金按季度计算，计算公式为：(每季度库存量-当季度发货量*4)*0.1元/件/天*当季天数。每季度库存量是按照每月最后一天库存量相加的总数除以三得出的每季度平均库存量计算。当季度发货量按照三个月销售量相加再除以三得出该季度平均发货量。目前被告尚有5332件良品、414件次品存放在原告仓库内。租金仍然在产生，本案中原告仅主张到2020年4月30日。原告主张的逾期支付仓储租金的违约金，依据是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第4.10条以及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第8.1.4条关于被告逾期支付服务费的违约金的约定。原告主张的违约金50万元是根据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第8.1.4条的约定。2020年4月底被告突然终止与原告的合作，将店铺交由第三方运营，故被告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损失250.5万元，是因被告擅自将店铺交由第三方运营，使原告无法继续运营获得服务费而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即自2020年5月起至2020年12月期间原告可能获得的服务费。根据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运营店铺所获得的服务费包括每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再加上每月销售额15%的浮动服务费。双方一般会在当年度就预测下一年度每月的销售额。具体如下：1、2020年5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10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15万元，2020年5月服务费为18万元；2、2020年6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32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48万元，2020年6月服务费为51万元；3、2020年7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8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12万元，2020年7月服务费为15万元；4、2020年8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12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18万元，2020年8月服务费为21万元；5、2020年9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13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19.5万元，2020年9月服务费为22.5万元；6、2020年10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3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4.5万元，2020年10月服务费为7.5万元；7、2020年11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51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76.5万元，2020年11月服务费为79.5万元；8、2020年12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当月预测销售额为220万元，当月浮动服务费33万元，2020年5月服务费为36万元。综上，如果正常履行协议的话，原告本应获得的服务费为250.5万元，故要求将原主张的赔偿金额由127.5万元变更为250.5万元。原告基于被告擅自将店铺交给第三方运营的违约行为既主张违约金50万元同时又主张赔偿损失，原告认为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故坚持一并主张。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诉请的仓储租金中有部分系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根据双方签订的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在每月20日前核对清楚被告存放于原告仓库的货品进销存，并通过邮件发给被告确认。但此前原告从未就该数据提交给被告进行过确认，也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仓储租金。2019年1月1日，原、被告又签订了《ColeHaan项目运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9年1月1日补充协议)，变更了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中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即每月固定服务费3万元，再加上每月销售额15%的浮动服务费。该服务费已经包括了原《合作协议》约定的超额仓储租金，故原告无权主张2019年期间的仓储租金。至于2020年1月至9月期间的仓储租金，其中2020年1月至4月双方并未签订新的协议，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未就超额仓储租金作出约定。2020年1月，原来的《合作协议》到期后，被告就向原告提出返还存放在原告处的库存货品，但原告予以拒绝，并非法留置被告的货品。2020年4月24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提出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此后，原告曾将库存货品清单发送给被告。2020年6月10日，被告自原告处提取了3086件货品，目前还有5332件良品、414件次品在原告处。被告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价款300万余元。故2020年1月至9月的仓储租金并无事实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即便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仓储租金的，原告也应就此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事实上发生了如上所述的仓储租金。但原告提交的货品库存量、发货量数据与此前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被告的完全不一致，发货量也与此前原、被告在结算服务费时原告提交的数据不一致。故原告所述的自其订单管理系统(OMS)内调取的数据是可以后期修改的，不具有真实性。对于原告主张的仓储租金计算方式，被告确认2017年11月17日的《合作协议》约定的月库存量指的是每月末日的库存数量。但不认可原告主张的2020年1月至9月期间仓储租金的计算方式，双方并未就此进行约定。至于逾期支付仓储租金的违约金，因被告并不拖欠原告仓储租金，且双方也并未就逾期支付仓储租金约定违约金，故被告不同意支付。如法院最终支持原告该项诉请的，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综上，被告不应承担仓储租金及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原、被告间签订的2017年11月17《合作协议》已于2019年12月31日自动终止。此后，双方并未续签合同。根据该份《合作协议》约定，期满后需要续签新协议，如未能达成新协议，原协议到期自动终止。故被告并不存在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无需向原告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如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违法解除合同的，则原告主张的该项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三、原告诉请的损失指向的是其在2020年5月至12月期间的服务费损失，该部分应属于原告的预期利益，并未实际发生。鉴于原、被告间并未续签合同，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故无需向原告承担赔偿预期利益损失的责任。另外，原告已经主张违约金，足以弥补损失，不应再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补充说明如下：1、原告提供库存量和发货量数据系来源于原告在物流管理中使用的订单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对客户下达的订单进行管理及跟踪，动态掌握订单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原告确认以最后一次庭审时提供的订单管理系统中的库存量及发货量数据为准。该系统的发货量未排除退换货的部分，故发货量数据确实可能与被告所述的双方在结算服务费时原告提供的发货量有出入。因为结算服务费所依据的发货量是要根据实际发生的销售额进行计算的，所以原告在与被告结算服务费时提供的发货量少于系统显示的数据。2、2020年4月29日，原、被告曾就被告存放于原告仓库内的货品进行盘点，双方确认良品9005件、次品413件、赠品1957件。2020年5月29日，原告将被告存放在原告仓库内的货品进行打包，并将库存货品情况邮件发送给被告，当时库存良品8418件、次品414件。2020年6月10日，在被告结清拖欠的2020年2月至4月的服务费后，被告至原告仓库内提走了良品3086件以及客户退货的23件。目前仍有5332件良品、414件次品存放在原告仓库内。原、被告曾就货品问题在2020年6月的邮件中有过沟通，被告同意原告留置该部分货品，待双方解决仓储租金后再由原告予以返还。但2020年8月，被告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返还库存货品。随后，原告就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对被告财产进行查封。在此情况下，原告于2020年10月27日、10月31日、11月5日多次通知被告取回货品，并提供货品的现场照片等。但被告一直未取回，并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诉请为要求原告支付货品的货款300余万元等。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协议，约定被告将ColeHaan天猫旗舰店委托原告进行运营，并约定了服务费、仓储租金、原告享有优先续约权、违约金等；2、2020年1月至4月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的银行回单及对应记账凭证各四份、发票十四份、2020年原、被告协商2020年1月至4月服务费的电子邮件往来，证明2020年1月至4月，原告按照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约定继续为被告提供服务，被告于2020年3月13日支付2020年1月的服务费158,779.89元，于2020年6月10日支付2020年2月至4月的服务费457,968.10元，表明双方事实上形成了合同关系；3、2020年4月至8月期间原、被告往来邮件一组，证明被告认可2018年至2019年期间存在超额仓储租金，同时被告提出2019年仓储租金给予五折优惠。2020年4月24日被告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中，被告通知原告双方合作到2020年4月底，擅自解除双方签订的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4、2020年4月至8期间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提供仓储租金的结算明细的邮件往来，证明原告将双方合作期间2018年及2019年超额仓储租金的计算明细发送给被告，合计仓储租金460,082元；5、2018年及2019年超额仓储租金的发票及记账凭证一组，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460,082元的仓储租金发票，被告已收到上述发票且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该部分仓储租金的确认；6、2020年1月至9月期间的超额仓储租金的计算明细一组，证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至9月期间的超额仓储租金196,399元；7、2020年5月至9月期间原告可得利益损失明细一组，证明原、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确认2020年的销售目标。因被告擅自解除与原告间签订的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使得原告在2020年5月至9月期间服务费损失127.5万元；8、2020年2月至5月期间原、被告结算2020年服务费的邮件往来一组，证明2020年1月至4月，原告继续为被告提供运营店铺的服务，被告予以接受并与原告结算相应服务费；9、2020年1月至3月期间原、被告磋商签订新协议的往来电子邮件一组，证明2020年1月至3月期间，原、被告协商续签协议，并于2020年3月18日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根据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约定，超额仓储费按季度结算。另外如被告单方面无故解除协议的，需向原告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等；10、2018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每月仓储对账单，来源于原告的OMS订单管理系统，证明根据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每月库存量及发货量，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超额仓储租金460,082元，2020年1月至4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超额仓储租金196,399元；11、2020年2月原、被告确认2020年销售目标的往来电子邮件一组，证明2020年2月，原、被告协商确认2020年销售目标。鉴于被告单方解约，给原告造成了原本应得的服务费损失；12、2020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主体为“2019CH库存超出部分费用核算明细”的电子邮件及附件、2020年1月至2月期间原、被告结算超额仓储租金的往来电子邮件，证明2020年初，原告与被告结算超额仓储租金时向被告提供了2019年仓储租金计算明细表等，被告收到后并未提出异议；13、2018年4月主题为“物流服务月报-(CH)3月”的电子邮件及2018年4月至6月期间的每月仓储对账单首页一组、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每月仓储对账单的光盘一张，证明原告已提供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每月库存量和发货量，并据此计算相应的超额仓储租金，合计656,481元；14、2020年3月至5月期间原、被告结算2020年2月和3月服务费的电子邮件往来一组，证明2020年3月至5月期间，原、被告结算2020年2月和3月的服务费，原告将对账单发送给被告，被告均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份《合作协议》已于2019年12月31日自然终止。协议第4.11条约定双方应当每月20前核对被告存放于原告仓库的货品进销存；协议第5.2条约定超额仓储租金。但超额仓储租金必须以前述货品的进销存数据为依据。但原告在协议履行期间从未向被告发送过相关进销存数据，故被告无法核实是否存在超额仓储租金及租金的数额；对证据2银行回单及发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记账凭证系原告自行制作，真实性不予确认。在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到期后，2020年1月至4月期间，原、被告事实上形成了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委托合同关系，故被告可随时提出解除；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已于2019年12月31日自然终止，此后双方并未签订新的协议。被告不存在违反约定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被告在回复原告的电子邮件时，只是表示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超额仓储费，而不是对仓储费实际发生或仓储费金额予以确认。原告并未按照协议约定每月提交相关的进销存数据。故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仓储租金及租金的数据都有待核实数据后再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按照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于每月20日前向被告提供相应的进销存数据，但原告并未按约提供数据，导致被告现在无法对原告提供的数据进行核对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超额仓储租金的计算方式，按照协议约定，月库存数量超过当月销售发货数量四倍的部分按照0.1元/件/天计算仓储租金。月库存数量指的是当月最后一天的库存数量。至于2020年的仓储租金，双方并无合同约定，被告无需支付；对证据5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到原告开具的发票，但已退还给原告。另外，发票上记载的是服务费，而不是租金。记账凭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租金明细系原告自行制作，且未提供相应数据的来源；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已于2019年12月31日终止。双方对于2020年的销售额并未达成过协议。原告所主张的服务费损失并未实际发生；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2020年1月至4月双方形成的是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委托关系。被告确实已向原告支付了该期间发生的服务费，但并不能以此倒推证明双方签订了新的协议。2020年1月至4月期间服务费比例是经双方磋商确定的，并非履行原告所述的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被告在邮件中提到原告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并邮寄给被告，是被告向原告发出要约邀请，而不是对合同的承诺。被告也并未收到原告加盖公章的合同文本。双方在准备续签合同期间，原告提出要解决2018年、2019年超额仓储租金的问题。但嗣后双方对这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况且被告的邮件联系人员并不能直接代表被告进行合同的确认，需要将合同交由公司负责人确认后再盖章；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系原告自行制作，原告也未提供数据来源。另外在该组证据中提到原告发给被告的合同，在邮件中注明是修改版，说明合同还需要经双方确认；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仅能证明双方仍在磋商合同的条款，并未签订新的合同。被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被告收到原告关于超额仓储租金的邮件后，就马上回复不认可存在超额仓储租金。原、被告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每月3万元固定服务费中就包含了超额仓储租金。这是双方口头达成的一致意见。另外，自双方开始合作到2019年底，原告从未向被告发送过货品的进销存数据，被告现在也无从核实真实情况；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来源于原告内部邮件，相关的对账单也是原告单方制作，不能真实反映每月库存量及销售量。光盘所反映的数据也存在错误。原告提供的来源于其订单管理系统的数据前后不一致，明显可以嗣后修改，不应作为计算仓储租金的依据。被告认为根据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约定计算超额仓储租金的库存量，应以上月库存量加上当月发货量，再减去当月的销售量为准，且不包含销售过程中的退换货情况；对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关联性。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至4月期间的服务费时参照2019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进行结算的。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20年3月16日至17日原、被告间往来邮件及相应附件，证明原、被告在磋商签订新的合同时，原告所能给被告的最优条款就是邮件附件的合同内容；2、被告与第三方签订的电子商务服务合同，证明被告与原告终止合作后，另行委托第三方运营ColeHaan天猫旗舰店，第三方给予被告的条件明显优于原告所给出的条件；3、原、被告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证明2020年1月至4月期间的服务费，原、被告系按照2019年1月1日补充协议第2.1条约定的标准结算并支付的。自2019年1月1日起，原、被告结算方式为每月固定佣金3万元再加上每月15%的浮动佣金。固定佣金3万元已包含了每月可能产生的超额仓储租金部分；4、2020年3月5日原告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一份，证明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表明要谈清楚双方的仓储费用，作为双方后续合作的条件。由于后续双方并未就此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故并未签订新的协议；5、2020年4月27日原告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一份，证明原告同意与被告办理店铺的交接，并进行仓库盘点等。2020年4月30日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确认过库存情况。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在原、被告已达成新的协议的情况下，被告仍然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是对双方新协议的恶意违约。被告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不仅限于天猫平台店铺的运营，还包括其他平台的店铺运营，故无法相提并论；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证明目的。该份协议已随着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到期而到期。原、被告结算2020年1月至4月的服务费依据的是2020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另外，2020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5.2条也约定了超额仓储租金，故原告有权据此向被告主张2020年1月起的超额仓储租金；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被告仅截取了双方在磋商新的协议中的一部分内容。双方已在2020年3月18日就新的《合作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并实际履行；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该份邮件中还提到，针对被告单方提出终止合作协议，原告另行起草了一份终止合作协议书。邮件中提到的交接、盘点等系建立在双方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的基础上。但嗣后双方并未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由于被告拖欠原告2020年1月至4月的服务费，故原告系合法留置被告的库存货品。嗣后经多轮沟通，双方于2020年6月至原告仓库进行盘点，原告交还了一部分货品，被告也付清了2020年1月至4月的服务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7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原、被告根据各自优势，愿意共同合作，共同拓展网络市场，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经友好协商，双方就被告将ColeHaan天猫旗舰店店铺托管原告运营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条款如下：……3.1、合作内容：双方结成战略伙伴，被告将店铺托管交由原告运营，原告为店铺做好形象管理和销售被告产品等工作。授权平台：www.tmall.com。店铺名称：ColeHaan旗舰店(待定)。网站地址：colehaan.Tmall.com；3.2、销售金额、提成及费用约定。双方约定各合作年度条款3.1条所述天猫店铺销售额目标如下：目标销售额，第一年度(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为600万元；第二年度(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为1200万元。双方就店铺运营产生的销售费用按以下方式分摊：平台推广费用、订单运杂费、包装费用、仓库打包、拍摄费用、运营工具由被告承担；商品企划、视觉设计、营销推广、无线运营、客户服务、数据分析、ERP系统、CRM系统、账单核对由原告承担。3.6、合作期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期满后需要续签新协议，如果原告没有达成新协议，本协议到期将自动终止。如被告原因导致本协议未按照双方约定开展运营工作的，则原告有权一并停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运营工作。3.10、优先权条款：在2020年，被告天猫店铺服务外包政策上，原告拥有同等条件下合作签约优先权。4.1、原告为被告提供开店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店铺开店、商品上架、首页设计、商品详情页设计、项目沟通等。原告向被告收取店铺开店筹备金75,000元，被告应于店铺开始运营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原告，该笔开店储备金在本合同第一年度合作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原告向被告返还50%，本合同第二年度合作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原告向被告返还剩余50%。本合同提前终止的，除原告已返还的部分外，原告将不再返还剩余开店筹备金，将作为原告开店服务收入。4.2、店铺托管运营期间，所有产生的销售收入，均进入被告账户，由被告收款。店铺实际销售总额计算如下，消费者支付的运费归被告所有：天猫店铺每月商品销售总额=当月支付宝的订单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买家支付的现金及使用的红包、购物券或其他补贴收入等)金额-当月支付宝商品退款金额-消费者支付的运费。4.3、原告有权按合作店铺的销售收入向被告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作为原告运营的费用。销售收入是指未扣除天猫佣金的商品含税销售收入。4.4、在本合同合作期间，原告每月按店铺销售收入向被告收取一定比例的运营服务费(备注：如支付宝收账订单为上年度支付订单，则佣金收入比例按上年度约定收取)，具体对应的运营服务费比例如下：天猫店铺累计年度商品销售总额小于等于2000万元，运营服务费比例为17%；大于2000万元，且小于等于3000万元，运营服务费比例为16%；大于3000万元，且小于等于4000万元，运营服务费比例15%；大于4000万元，且小于等于5000万元，运营服务费比例为14%；大于5000万元，运营服务费比例为13%。双方同意，先以17%作为每月结算运营服务费比例，若店铺当年度累计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下月起服务费按累计销售总额区间对应的运营服务费比例结算运营服务费并同时对以前月份运营服务费一并调整，多退少补。若店铺当年度累计销售额超过其他更高销售区间，下月起服务费按累计销售总额区间对应的运营服务费比例结算运营服务费并同时对以前月份运营服务费一并调整，多退少补。4.10、被告若未按照协议约定期限向原告支付应得佣金，则被告按应付佣金每日千分之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连续三个月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应得佣金的，原告有权终止店铺的一切运营活动并主张本条之违约金。4.11、原、被告双方在每月20日前核对清楚被告存放于原告仓库的货品进销存，由原告通过邮件发送给被告确认，若在10个工作日内被告未确认，则视为认可原告所提供的进销存数据。5.2、被告存放于原告仓库商品的月库存数量不得超过店铺商品当月销售发货数量的四倍，超出月销售发货数量四倍的部分商品，原告将按0.1元/件/天收取仓储租金。8.2、被告违约，被告有如下情形之一的，原告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追究被告违约责任：被告合作品牌版权、商标权来源出现瑕疵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被告的商品因质量瑕疵，消费者要求赔偿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被告单方面无故解除本协议。因上述原因造成本协议终止，被告须向原告支付不少于50万元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原告损失的，被告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19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鉴于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就销售目标及服务费等内容进行调整，补充约定如下：……2、双方约定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应付原告每月运营服务费方式需要进行变更，即合作协议第4.4条款内容修订如下：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每自然月按照以下标准向原告支付佣金：(1)每月固定佣金3万元；(2)每月浮动佣金，每月累计商品销售收入的15%……2017年1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原、被告均按上述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及2019年1月1日的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后至2020年3月期间，原、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磋商签订新的协议。2020年3月17日，原告将经双方磋商修订好的《合作协议》文本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被告。2020年3月18日，被告回复原告电子邮件，称：“5.2条修改收悉……合同烦请安排一式二份盖章后正本寄至我司”。嗣后，双方未就此前业务所发生的仓储租金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也未将上述加盖公章的《合作协议》文本邮寄给被告。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原告仍为被告的ColeHaan天猫旗舰店提供运营服务，被告于2020年6月10日已结清了该段期间内的服务费。2020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一份，载明：“……2、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还是同会议沟通，合作至本月底结束，26日开始新系统的test，5月1日开始新的合作商接手店铺运营的所有工作；……5、至于2019年仓储费，是不是可以同与Franky(原告人员)沟通过的给到我们五折的优惠，也请麻烦确认一下。”2020年4月27日，原告回复被告电子邮件，称：“关于贵司单方面提出的终止协议意见，我方法务起草了一份双方终止合作协议书，如没有问题请盖章回传我司，以便顺利交接。具体交接相关安排如下：……”。2020年4月28日，被告回复原告电子邮件，称：“附件已收到，对于贵司意见我们与法务部门沟通后作如下回复：1、从2019年12月31日合约到期后，我们双方没有新的合约签订，所以不存在我司单方面终止协议的行为；……5、2018年-2019年仓储部分的费用，烦请贵司给到我司具体的计算方式和依据。”2020年4月28日，原告回复被告电子邮件，称：“以下是针对贵司观点的回复：1、双方原合约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后，贵司已明确表示续约，并且双方已经通过邮件确认了合同条款，且我公司在双方邮件确认的新合同的合同期内按约定提供服务，且贵司也接受了服务及服务费。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已经成立，且事实明确。现在贵司提出终止应视为贵司的单方面终止行为，给我司造成了相关的损失，理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5、以下为计算依据，我司尚未计算2020年的超额仓储费，且保留收取的权利。2018年(仓储费)计算依据……。2019年(仓储费)计算依据……。”2020年5月8日，被告回复原告电子邮件，称：“一、我司认为新合同未成立，故我司不存在单方面终止合同的违约行为，因此我司无需支付贵司违约金……二、2018年、2019年仓储费用我司认为不合理，2020年1月下旬和2020年4月底我司收到贵司要求支付2018年及2019年超额仓储费用，贵司并未就该月发生超额的具体情况于当月或次月进行过书面确认，我司需要根据贵司提供的超额仓储费用进行核实……”。因被告拖欠原告超额仓储租金未付，且原、被告就是否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发生争议，故涉讼。另查明，被告已于2020年4月30日收回ColeHaan天猫旗舰店经营权，并将该店铺交由第三方运营。另查明，2020年6月10，被告自原告处取回了部分货品。被告尚有部分货品存放在原告处。被告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上述货品的价款，案号为(2020)沪0115民初61822号。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另查明，原告原企业名称为百秋鞋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2020年5月9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原告企业名称变更为上海百秋新中间科技有限公司。审理中，原告重新自其订单管理系统中调取了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每月末日库存量及每月销售量的数据，并提供了计算超额仓储租金的计算明细表，记载如下：1、2018年3月月末库存量3228双、发货量373双；2、2018年4月月末库存量3057双、发货量457双；3、2018年5月月末库存量5526双、发货量318双；4、2018年6月月末库存量6445双、发货量1566双；5、2018年7月月末库存量4797双、发货量602双；6、2018年8月月末库存量5645双、发货量272双；7、2018年9月月末库存量9795双、发货量455双；8、2018年10月月末库存量13336双、发货量254双；9、2018年11月月末库存量11256双、发货量2712双；10、2018年12月月末库存量10425双、发货量456双；11、2019年1月月末库存量9555双、发货量539双；12、2019年2月月末库存量10064双、发货量239双；13、2019年3月月末库存量13627双、发货量784双；14、2019年4月月末库存量14814双、发货量925双；15、2019年5月月末库存量15221双、发货量879双；16、2019年6月月末库存量14240双、发货量2681双；17、2019年7月月末库存量14004双、发货量459双；18、2019年8月月末库存量12328双、发货量594双；19、2019年9月月末库存量15038双、发货量631双；20、2019年10月月末库存量17376双、发货量206双；21、2019年11月月末库存量14041双、发货量3741双；22、2019年12月月末库存量15081双、发货量1601双；23、2020年1月月末库存量19169双、发货量1108双；24、2020年2月月末库存量18756双、发货量586双；25、2020年3月月末库存量13162双、发货量2270双；26、2020年4月月末库存量9422双、发货量706双。原告根据上述每月月末库存量减去当月四倍的发货量部分之差，再乘以0.1元，再乘以当月天数，得出当月超额仓储租金。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合计超额仓储租金为479,796.50元。原告另主张的2020年1月至4月期间的超额仓储租金，其中2020年1月至3月超额仓储租金按照第一季度月平均库存量减去第一季度月平均销售量，再乘以0.1元，再乘以第一季度总计天数，得出2020年第一季度超额仓储租金为106,870.40元。2020年4月的超额仓储租金，因未满一个季度，则按月结算，金额为19,794元。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超额仓储租金合计606,460.90元。本院要求原告将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关于计算超额仓储租金相关的货品库存量、销售量数据来源当庭演示。原告自带笔记本电脑，登录其订单管理系统后，当场演示，根据发生时间段进行查询相应的月末库存量及销售量。经核对，被告确认原告现场演示查询到的数据与其提交的上述计算明细表上数据一致。被告对原告的订单管理系统本身无异议，但认为该订单管理系统为原告掌握并控制，系统内的数据可以经后台修改，故不能作为认定库存量、销售量的依据。原告在本案诉讼前发送给原告的超额仓储租金的数据以及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的超额仓储租金的数据，均与其于2021年4月6日提供的数据不一致。被告确认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约定的超额仓储租金计算方式中，库存量指的是每月末日的库存量。每月销售量应以原、被告此前在结算服务费时确认每月销售量为准，自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每月销售量分别为354双、434双、302双、1473双、549双、304双、400双、253双、1436双、417双、508双、265双、730双、827双、706双、2708双、429双、585双、584双、200双、3506双、1468双、1038双、766双、2146双、1018双。针对原、被告结算服务时的销售量与原告现提供的订单管理系统内显示的每月销售量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原告解释为，订单管理系统显示的每月销售量包括了部分退换货的货品。而原告与被告结算服务费时是剔除了退换货部分的货款，故二者数据存在差异。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所述2020年3月18日《合作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本院认为，原告所述2020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未成立并生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认为已与被告签订2020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的，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不能提供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原、被告间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该协议期满需要续签新协议，如届时没有达成新协议，该协议到期将自动终止。可见，在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到期后，原、被告应重新签订新的书面协议。2020年初，原、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磋商新协议文本，但最终在签署阶段，原、被告均未签字盖章。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磋商合同文本的过程并不能视为已完成了订立合同所必须的要约、承诺阶段。故2020年3月18日原、被告并未签订的新的《合作协议》。原告所述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到期后，双方虽未在新的协议文本上签字盖章但以事实履行行为表明已签订新协议的意见，本院认为，在2020年1月至4月期间，原告继续为被告提供店铺运营服务，被告予以接受并向原告支付相应服务费的行为本身仅能证明双方以事实履行行为建立了合同关系，而不能证明双方已签订了原告所述的2020年3月18日的《合作协议》。在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到期后，双方又以事实履行继续合同关系，但并未明确约定合作期限，故被告有权随时提出解除合同，并不存在违约情形。综上，鉴于原、被告并未签订新的《合作协议》，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50万元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50.5万元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超额仓储租金？如应支付的，超额仓储租金如何计算？被告逾期支付仓储租金的，是否应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本院认为，原、被告间于2017年11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份协议约定，被告存放于原告仓库内的货品的月库存数量不得超过店铺货品当月销售发货数量的四倍，超出月销售发货数量四倍的部分货品，原告将按0.1元/件/天收取仓储租金。为此，原告已提供了其订单管理系统中相关的库存量及销售量数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每月库存量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被告的反驳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用于计算仓储租金的销售量数据，鉴于原告主张的订单管理系统内的发货量明显略高于被告所述的双方结算服务费时的销售量，而根据仓储租金的计算公式，销售量与仓储租金金额成反比，以原告主张之销售量计算仓储租金反而低于以被告确认的销售量所计算的仓储租金，故本院确认以原告提供的订单管理系统内销售量为准。综上，自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超额仓储租金，本院确认为479,796.50元。至于被告所述的2019年1月至12月期间的仓储租金已经包含在2019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服务费中的意见，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仅就服务费的计算方式作出变更约定，并未明确包含了仓储租金。故2019年的仓储租金仍应按2017年11月17日的《合作协议》约定执行。至于2020年1月至4月的超额仓储租金，虽然原、被告并未就该段期间的业务签订新的书面合同，也未约定超额仓储租金，但在此期间双方已在洽谈签约事宜，且双方均按照此前的业务模式履行各自义务，结合原、被告此前的业务模式及交易习惯，本院认定该段期间的仓储租金可比照此前2017年11月17日的《合作协议》处理。鉴于原告主张的2020年1月至3月按季度计算所得仓储租金的金额低于按月计算的金额，故本院确定该段期间的仓储租金为106,870.40元。至于2020年4月的超额仓储租金，原告主张按月计算得出19,794元，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应给付原告自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发生的超额仓储租金606,460.90元。至于原告主张的按照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约定的逾期支付服务费的违约金来主张仓储租金的违约金，本院认为，2017年11月17日《合作协议》第4.10条款明确约定系针对被告逾期支付服务费的违约金，而非针对被告逾期支付仓储租金的违约金。原告该项诉请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时沃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百秋新中间科技有限公司仓储租金606,460.90元；二、驳回原告上海百秋新中间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69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0,691元，由原告上海百秋新中间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3,858元，被告上海时沃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833元(被告负担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培华书记员  汪燕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实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