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黔02行终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德英，女，196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水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水城县双水新区。法定代表人王尔彬，系该县县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水城县公安局，住所地贵州省水城县双水新区。法定代表人何方，系该局局长。原审第三人李余红，男，198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上诉人罗德英与被上诉人水城县人民政府、水城县公安局及原审第三人李余红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6）黔0201行初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3月20日9时许，水城县阿戛镇新寨村村民罗德英因其女儿王春娥与女婿李静的婚姻矛盾问题，到阿戛镇××大桥组找李静。到了李静家后没有看见李静，于是就到李静的哥哥李余红家，把李余红家的一盆面粉和一包大米倒在地上，并且把橱柜里的碗拿出来砸碎，之后就睡在地上，说是被李余红殴打，被李余红母亲杨朝凤用敌敌畏灌。经费某、罗德英报警后，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对知情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收集了在场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告知了当事人相关的办理案件程序规定，及时提取相关物证对事情予以处理。经罗德英本人陈述、李余红本人陈述，杨朝凤本人陈述、费某、李某、云万梅、贺建文、谭春祥、李文明、刘德勇、张某、辛某等证人证言证实，罗德英在李余红家中睡在地上时，李余红已离开家中，且杨朝凤在该时段并未在家。故罗德英控告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被告水城县公安局作出的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第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9月25日向水城县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水城县人民法院于申请当日予以受理并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了水行复决字[2015]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一、《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6号）事实清楚。水城县公安局在本案调查取证过程中，对当时在场的罗德英、费某等人以及与案件相关联的李余红、贺建文、谭春详、刘德勇、张某、王明伟、林洪波、杨朝凤、辛某、王明举、王春雨、王道泽等人进行询问并有相关人的询问笔录为证，证实李余红、杨朝凤在本案发生时未在现场；敌敌畏瓶子上指纹，因敌敌畏瓶子上的指纹残缺并无提取价值，故无法认定敌敌畏瓶子上的指纹；因该案案情复杂，暂时无法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于2014年4月1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二、《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6号）适用法律正确。水城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李余红、杨朝凤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综上，水城县公安局作出的《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6号）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水城县公安局作出的《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6号）。原告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水行复决字[2015]26号）、《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5号）关于李余红及其母杨朝凤不在现场的事实认定，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水行复决字[2015]26号）、《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6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被告在认定第三人李余红是否对原告进行殴打的事实方面，被告水城县公安局根据第三人李余红不在案发现场的陈述以及结合原告质证时无异议的被告水城县公安局对贺建文、谭春详、刘德勇、张某、王明伟、林洪波、杨朝凤、辛某等作出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第三人李余红没有在案发现场的事实。因此，被告认定第三人李余红没有在案发现场，没有对原告罗德英进行殴打的事实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在程序方面，被告出警赶到现场后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对知情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收集了在场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告知了当事人相关的办理案件程序规定，及时提取相关物证（敌敌畏瓶）对事情予以处理。对相关文书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委托对敌敌畏瓶进行鉴定的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均有相关的鉴定资质，故对敌敌畏瓶子的鉴定符合法定程序。在适用法律方面，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水城县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对原告的复议请求及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及认定，原告在庭审中对被告水城县人民政府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而被告水城县人民政府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水城县公安局作出的《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水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罗德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德英负担。上诉人罗德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上诉人有合理理由怀疑一审认定的部分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伪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水城县公安局作出的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第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第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上诉入水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水行复决字[2015]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主要依据是李余红陈述、杨朝凤陈述、证人费某、张某、辛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但是这些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的取得存在重大瑕疵。第一，从证据卷的第92页可以看出，2014年3月20日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的民警对证人辛某进行询问，询问的时间是2014年3月20日13时56分至2014年3月20日14时48分，询问人为张中学、记录人为陈东。但是从证据卷的39页却清楚看出在2014年3月20日14时35分至2014年3月20日15时17分这个时间段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的民警对第三人李余红进行询问，询问人为张中学、记录人为陈东，即在同一时间段两位民警对不同的人进行了询问。第二，在卷宗的第96页，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的民警对证人辛某进行了询问，询问的时间是2014年3月28日17时46分至2014年3月28日18时27分，询问人为耿春明，记录人为陈东，但是在证据卷的67页，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的民警对证人费某进行了询问，询问的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16时52分至2014年3月28日18时58分，询问人为陈东、记录人为张中学。阿戛派出所的民警陈东在同一时间段对不同的证人进行询问。第三，在卷宗的第89页，水城县公安局阿戛派出所的民警对证人张某进行了询问，询问的时间是2014年3月28日15时56分至2014年3月28日16时23分，但是却没有询问人和记录人的签名，该份笔录的被询问人名叫张某，但是在该二页的询问笔录中却没有被询问人张某的签名，只有一个记录员代签的内容，可是该份笔录是谁记录的都不知道。其次，被上诉人水城县公安局作出的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第5号、水公法不罚决字[2015]第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上诉人水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水行复决字[2015]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在卷宗的第92页至第98页为证人辛某的证人证言，其主要证明了本案的上诉人在杨朝凤家发生事情时杨朝凤不在家。从证人辛某的笔录内容来看，在办案民警第一次问辛某杨朝凤是什么时候到她家的，她的回答是2014年3月20日早上8时左右。但是在办案民警第二次询问其杨朝凤是什么时候到她家的，她的回答却是早上九点左右。证人辛某对于同一问题的两次回答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很明显辛某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一审法院不但没有对此作出分析与解答，更是以此来证明杨朝凤没有在案发现场真是无法说服上诉人。结合这两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就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在程序上违法，超出法定的审理期限。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立案的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在该案中并不存在延长的情况，然而原审人民法院在2016年8月26日才通知上诉人来领取判决书，根据上诉人的理解范围，原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审理期限，显然程序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水城县人民政府、水城县公安局及原审第三人李余红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状。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通过被上诉人水城县公安局对相关证人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证人证言并未反映出原审第三人李余红对上诉人罗德英实施了加害行为，反而证实原审第三人李余红未在现场。上诉人之子王春雨将现场的敌敌畏瓶子送到派出所后，经有资质的鉴定单位对该瓶子进行鉴定，该物证也不能证实原审第三人存在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形。尽管公安机关对证人询问时，存在询问时间冲突的问题，但笔录上均有证人对笔录签字确认，故不影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被上诉人通过对大量的证人进行调查后，认定原审第三人不存在实施加害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未造成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德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与芹审判员张嘉审判员 宋   景   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罗   云   云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