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黄浦民一(民)初字第8668号原告：王君玉，男，1980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委托代理人杨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梅其勇，男，198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樊云，上海市淮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君玉诉被告梅其勇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君玉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斌，被告梅其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樊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君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就其侵害原告隐私权、健康权一事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在原告工作单位上海市长征医院向原告公开宣读道歉信；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13日、6月24日，原告相继被案外人汪彪及刘某以暴力相威胁进行敲诈勒索。汪彪及刘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侦二队刑事拘留后均供述，该等人员均系受案外人石某指使，原计划对原告进行殴打，但在作案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未得逞，转而以暴力相威胁对原告进行敲诈勒索。石某为实现殴打原告的目的，向该等人员提供了原告的肖像照片、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单位内部值班信息表等原告个人的隐私信息。2014年7月，石某被虹口刑侦二队刑事拘留后供述，其雇佣汪彪及刘某殴打原告系受被告的指使，上述原告的隐私信息均由被告向其提供。刘某及汪彪已分别于2014年11月12日及2015年3月10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刑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健康权，给原告及其家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精神损害，故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梅其勇辩称，原告所述完全不属实。首先，原告指控被告指使他人殴打原告，提供的证据仅仅是石某的笔录，并无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是孤证，且与被告在公案机关所作笔录的内容大相径庭，而公案机关对石某处以行政处罚，对被告却未进行任何处罚；被告在庭审中提供了被告以微信形式与石某交涉的相关内容的截图，可以证明石某是为了把责任推到被告身上才向公安机关作了不实的陈述，被告是清白的。其次，原告仅凭石某的笔录指控被告向石某提供肖像照片、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单位内部值班表等隐私信息，亦缺乏证据；石某的笔录是孤证，并无其他证据证实系被告向其提供上述信息；石某触犯法律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不排除其为了推卸责任而作出虚假的陈述；原告提供证据所称的“信息”显示在一页纸上，既无编号，也没有任何提取章，与石某所说之“信息”无法建立对应关系；石某的笔录共有四份，一份未涉及“信息”，三份涉及“信息”，其中两份笔录称是被告提供，最后一份笔录未提及“信息”从何而来，四份笔录自相矛盾，不足为凭；石某的四份笔录，第一、四份制作笔录时告知其权利，另两份未告知其权利，违反了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而没有告知权利的这两份笔录又是指证被告提供“信息”的笔录，故上述证据明显存在瑕疵，不应被采信；石某的笔录中称被告于2014年4月已将“信息”交予其，但单位的值班表不可能两个月前就已经形成，不符合一般的常理，显属虚假陈述；石某陈述2014年6月8日与刘某、汪彪碰头时已将值班表的信息给了他们，该值班表的起始日为2014年6月9日，石某既然于4月就给了刘某等值班表，那么起始日应该是整月才符合逻辑；石某2014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2014年7月22日被羁押于虹口看守所，7月19日至7月22日之间的这几天石某去向不明，也无法解释石某为何会于7月21日的笔录在本市水电路XXX号制作笔录，而上述笔录并未告知其任何的刑诉法之权利。最后，原告的肖像照片、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单位内部值班表等信息，并非只有被告能够获得，原告的肖像照片本来就挂在医院的走廊上；手机号码本就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且在医院就诊室就能看到；原告的家庭住址，被告本身就不知道；单位内部的值班表，由于被告不是值班医生，并没有这张表；值班医生之间有无换班，亦没有证据予以佐证；长征医院医疗科是内部机构，不应对外，即使对外也应由相关负责人签名；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神外一科科主任与医疗科签名之人是同一人，无法证实其是神外一科的科主任还是医疗科的科主任，因此原告提供的长征医院的该份证明存在诸多疑点，不能正确反映值班及换班之事实。被告认为，原告依据现有证据，欲证实被告指使他人殴打原告，提供原告的隐私信息，侵犯原告的健康权、隐私权缺乏事实和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证实原告于2014年6月24日18时19分，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报警(以下称虹口分局)，称原告于6月12日接陌生人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有人委托其收拾原告，并说出了原告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及原告妻子的活动规律等信息，要求原告见面并支付5,000元，承诺在原告付款之后可以告诉原告是谁要收拾他，后原告于6月13日约对方在本市凤阳路、成都北路见面，并支付了5,000元；6月18日，原告又接到此人电话，称有人出100,000元委托其找原告麻烦，在之后几天里对方多次约原告见面。6月23日，双方约定次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见面，原告因此报警。2、立案决定书，证实2014年6月24日，虹口分局决定对原告被敲诈勒索案立案侦查。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称虹口检察院)起诉书，证实2014年10月20日，虹口检察院对被告人刘某提起公诉，起诉书中“经依法审查查明”内容如下：“被告人刘某于2014年6月8日，受石某指使，伙同邵某某、汪彪，通过电话对被害人王君玉进行恐吓，后于同年6月23日再次通过电话威胁王君玉，称其受雇他人要教训王君玉，并以其家人的安全相威胁，要求王君玉拿人民币5,000元摆平此事。同年6月24中午，刘某在本市海宁路XXX号海鲜酒楼三楼包厢内收取王君玉一个装有人民币5,000元的信封后将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个人信息资料交给王君玉，随后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中第2项为：“证人石某、邵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石某指使刘某、邵某某等人恐吓王君玉”。4、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称虹口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2014年11月12日，虹口法院对被告人刘某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刘某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与虹口检察院起诉书中“经依法审查查明”内容一致，“涉案关系人”石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作为认定被告人刘某犯罪事实的证据之一。5、虹口检察院起诉书，2015年2月27日，虹口检察院对被告人汪彪提起公诉，“经依法审查查明”内容如下：被告人汪彪于2014年6月8日，受他人指使与刘某、邵某某结伙，欲将被害人王君玉约出对其进行殴打，后因被害人王君玉警觉而未得逞。被告人汪彪于2014年6月12日通过电话单独勒索被害人王君玉，称其受雇他人要教训王君玉，要求王君玉支付人民币5,000元购买委托人信息，并称付款后即不再插手此事。被害人王君玉迫于无奈，于2014年6月13日上午，至本市凤阳路、成都北路附近将人民币5,000元交给被告人汪彪。“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中第2项为：“证人石某、邵某某、刘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汪彪受他人指使恐吓王君玉”。6、虹口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2015年3月10日，虹口法院对被告人汪彪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汪彪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与虹口检察院起诉书中“经依法审查查明”内容一致；“证人石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作为认定被告人汪彪犯罪事实的证据之一。7、刘某于2014年7月28日在虹口检察院所作讯问笔录的第5页第5行－第7行：“～这个医生拿出四份王君玉的资料给了我们，这份资料上有王君玉的照片、家庭住址、手机号码，还有他的作息时间～”。8、刘某于2014年10月10日在虹口检察院所作讯问笔录的第3页倒数第10行－第12行的相关内容与7月28日的讯问笔录完全一致。9、汪彪于2014年11月18日在虹口检察院所作讯问笔录的第4页倒数第4行－第3行：“～然后，黄医生就把王君玉的照片及联系方式还有家庭住址给了我们～”。10、汪彪于2015年1月28日在虹口检察院所作讯问笔录的2页倒数第8行－第7行：“～黄医生当时把王君玉的照片和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给了我们～”。11、汪彪于2015年2月25日在虹口检察院所作讯问笔录的2页第6行－第7行：“我们有他地址、值班表等信息，可以威胁到他和他家人的安全～”。上述第1项－第11项证据证实，被告人刘某、汪彪受石某的指使要教训原告王君玉，并从石某处获得了王君玉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个人信息资料。两被告人在掌握了原告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隐私信息之后，先是打电话约王君玉见面，试图伤害王君玉，由于王君玉较警觉而未得逞。之后，刘某、汪彪又分别打电话威胁王君玉，如不出钱摆平，王君玉及其家人的安全便得不到保障。王君玉无奈之下，于6月13日支付给汪彪5,000元，于6月24日支付给刘某5,000元，并从刘某处拿到了石某交给刘某等的记载有王君玉个人信息的资料，被警方当场抓获并缴获了赃款及上述资料。王君玉及家人的人身安全是因刘某、汪彪的犯罪行为受到威胁，财产因刘某、汪彪的犯罪行为受到损失。12、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拘留证，证实该局于2014年7月16日决定对石某执行拘留，于2014年7月18日向石某宣布；2014年7月22日，石某被送至上海市虹口区看守所(以下称虹口看守所)羁押。13、石某于2014年7月21日在虹口分局刑侦二支队所作讯问笔录的第4页第9行－第11行：“～当时我还给刘某他们王君玉的照片以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单位值班表。给刘某他们这些也是希望他们做到天天去骚扰王君玉～；第13行－14行：“梅其勇是知道的，就是梅其勇托我找人教训王君玉的，王君玉的资料也都是梅其勇给我的”；第5页第4行－第5行：“～梅其勇就给了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做为请人教训王君玉的费用～”；第10行－第11行：“～我当时想一个人承担法律责任，不要牵连梅其勇。现在通过民警教育，我知道我错了我愿意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我这次交待的都是事实”。14、石某于2014年7月23日在虹口看守所所作讯问笔录的第2页倒数第11行－第9行：“～梅其勇就给了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作为找人教训王君玉的费用。之后梅其勇还给了我王君玉的家庭住址、手机号码以及值班表等资料～”。15、石某于2014年8月11日在虹口看守所所作讯问笔录的第2页倒数第7行－第4行：“～我就把长征医院王君玉医生的照片、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还有在医院的值班表都交给了刘某他们。这些资料都打印在一张纸上，我一共打印了4份，都交给他们了～”；第3页第12行：“～梅其勇当时给过我人民币15,000元，是做为找人的经费～”。16、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该局于2014年8月15日决定对石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上述第12项－第16项证据证实，石某是在被告梅其勇的授意之下，通过网络找到刘某、汪彪等人欲伤害王君玉，梅其勇为此给了石某15,000元作为教训王君玉的费用，同时将王君玉的照片、家庭住址、手机号码以及值班表等个人隐私信息提供给石某，石某将上述信息打印在一张A4纸上，共打印了4份交给了刘某等人。另外，石某在2014年7月18日的询问笔录中做了不实的陈述，并在7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如此做的原因是想为梅其勇开脱，由其个人来承担法律责任，而这么做是错误的。需要指出的是，石某在作出上述供述后，公案机关据此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而石某2014年7月21日、7月23日、8月11日的三份证言及辨认笔录被作为刘某、汪彪敲诈勒索案的证据之一被检察机关采纳而提起公诉，追究刘某、汪彪的刑事责任，进而被法院作为证据之一对刘某、汪彪定罪量刑，因而具有极强的证明效力。17、被告梅其勇于2014年9月23日在虹口分局审理办询问室所作询问笔录倒数第7行：“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给石某人民币15,000元的现金，是我还给石某的钱～”；18、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证实原告王君玉的委托代理人杨斌于2016年5月5日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虹口分局调取石某被刑事拘留后的所有供述、陈述、笔录以及石某的身份信息。19、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调查令，证实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向原告王君玉的委托代理人杨斌开具了前述申请的调查令。20、被告梅其勇于2016年10月26日提供的其与石某微信聊天记录的第1张截图中：“你怎么会看到我的笔录”，“这个你别问。合法途径看到的”；第2张截图中：“那张有王君玉头像的A4纸是你做的吗”，“是我做的”；第3、4张截图中：“你是怎么弄到王君玉的家庭地址以及他的行踪规律的”，“在你们单位11楼病房靠近卫生间的办公室墙上，有张贴值班表，表上有涂改及箭头，我就顺手用手机拍了下来。后来我跟踪过王君玉，结合两方面的信息，我做了那张他的出行规律表”，“你什么时候跟踪王君玉的”，“那段时间听你抱怨过和他的恩怨，我很气愤，想两肋插刀帮你出口气，本想跟踪他，当面警告他。因为个人势单力薄，就在网上找了几个社会青年，没料到他们竟然敲诈勒索王君玉”，“那一万五千块钱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借了我五万元么，这一万五是你那时还我的借款。因为那时紧张害怕，就都推到你身上了”；第6张截图中：“那王君玉的手机号码你从哪里搞到的”，“你们医生的手机号码还是比较容易问到的”，“那照片呢”，“你们11楼病房的走廊上有你们这些医生的大头照，包括你的也有”。上述第17项－第20项证据证实，石某的上述4份笔录系王君玉的委托代理人杨斌申请法院调查令之后至公安机关调取的，梅其勇所称合法途径看到笔录是在双方交换证据之后才看到石某的上述笔录。石某与梅其勇的同学关系，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形成时间是在梅其勇看到石某的笔录之后；石某在被拘留的当初为帮梅其勇开脱就曾编织事实，作过完全虚假的陈述；关于15,000元梅其勇是因何给石某的，梅其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石某在微信中的相关陈述出奇的一致;关于石某是如何获得王君玉的手机号码，石某只是很模糊地陈述医生的电话是很容易问到的，至于是向何人问到的并没有详加叙述；而关于石某究竟是如何获得王君玉的家庭地址的，石某先称其曾跟踪过王君玉，旋即又称本想跟踪而因个人势单力薄而找他人跟踪，在如此短的时段内所作陈述互相矛盾，窥一斑而知全身，故上述梅其勇与石某的微信聊天内容完全不具有可信度。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因为与原告之间有个人恩怨，授意案外人石某伤害原告，并将原告的个人信息透露给石某。石某通过网络招揽了刘某等被告人，将原告的个人信息整理之后交给刘某等人，后因原告警觉，刘某等未能实施对原告的伤害行为，但刘某、汪彪却根据上述信息对原告实施了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对原告造成了精神及财产上的损害，刘某、汪彪因此被判处刑罚，石某因此被处行政拘留，相关证据确实充分，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被认定为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故具有极强的证明效力。被告抗辩称，公安机关在询问过被告之后并未对其进行处罚因而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本院以为，被告未被处以行政处罚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当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故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被告所称值班表的交付时间早于值班时间两个月，但并不必然得出值班表不可信的结论，石某将值班表交给刘某等人是在2014年6月8日，值班表的时间从6月9日开始也符合逻辑，因为早于6月9日的值班信息是没用的。被告又称并非只有其本人能够获得原告的个人信息，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的内容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是石某自行取得上述信息的，故对被告的此项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另外，关于换班信息的真实性，已由长征医院医疗科主任予以证实，至于换班的审核权应由哪个科室的主任来行使，与本案无关，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被告的过错行为与原告受到侵害的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与之过错程度相适应的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梅其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原告王君玉就侵害原告民事权益的行为赔礼道歉。二、原告王君玉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由被告梅其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建波人民陪审员  张 新人民陪审员  龚振楠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海丽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