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20民初16216号原告：上海保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宋鲁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中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法定代表人：张岩，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西，上海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丝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张焘，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珉，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保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中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职权追加上海丝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又于2021年2月8日、3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西三次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珉到庭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人民币2,911,888.55元(以下币种同)，并支付自2019年12月12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2,911,888.5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3月1日签订《煤炭贸易协议》(编号：BY-zl-XXXXXXXX)，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采购焦炭。合同签订后，双方在部分履约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解除协议》，解除了签署《煤炭贸易协议》，并于同日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解除协议》，解除了签署《煤炭贸易协议》，并于同日签订了编号为：BY-zl-XXXXXXXX-0920的《煤炭贸易协议》，对价格等做了更细致的约定。合同履约过程中，被告向原告交付了货物，原告向被告共计支付了13,085,930元货款，而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5月19日确认的最终结算金额为9,174,041.98元。基于此，原告在《煤炭贸易协议》项下向被告多支付了3,911,888.55元货款。鉴于被告于2019年1月24日曾向原告支付风险履约金保证金1,000,000元，在扣除该等保证金后，被告应向原告退还货款2,911,888.55元。故原告诉讼来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被告给付950,355.41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12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950,355.4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辩称，原、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退款，经被告核算，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合作收益款项，即使被告应当支付相关款项，因双方尚未结算完毕，该款项也不应计算逾期利息损失。第三人述称，第三人在交易中的付款均来自于原告，本案项下的权益均由原告享有，第三人对此不持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CG-SLT-XXXXXXXX)、《二级焦炭买卖合同》、《焦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JMJ-JT-T)、《焦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SJGF-JT-T)、《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zl-XXXXXXXX)、《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SLT-CG-WHZL-XXXXXXXX)、《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CG-SLT-XXXXXXXX)、《喷吹无烟煤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YPG-JG-CG-201906-020)、《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zl-XXXXXXXX-0920)、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上海银行业务回单、《焦炭货运联运服务协议》、运输费发票、代收代付协议、通话录音等均予以认可。对于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汇票明细，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做确认。对于第三人提供的网上银行付款回单、收款回单、兴业银行回款回单(往账)、兴业银行汇入回单(来账)等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所涉合同情况：2019年1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CG-SLT-XXXXXXXX)，约定原告向第三人购买焦煤，合同中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同日，原告与案外人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萍钢公司”)签订《二级焦炭买卖合同》，约定由案外人九江萍钢公司向原告购买二级焦炭，合同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1月16日，案外人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焦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JMJ-JT-T)，约定由第三人向山西焦煤公司购买冶金焦炭，合同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2月15日，案外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化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焦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SJGF-JT-T)，约定由第三人向山西焦化公司购买准一级冶金焦，合同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2月1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zl-XXXXXXXX)，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焦炭，合同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第五条结算价格约定：“1.双方约定，出卖人承诺保证买受人实际投入贸易的资金月固定收益率为2.3%(根据双方当月的具体约定数为准)。当九江萍钢公司针对每次供货的货款全部结清后，根据实际资金占用情况由双方核算确认。”2019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zl-XXXXXXXX)(后该合同于2019年9月20日解除)。该合同第五条结算价格约定：“1.双方约定，出卖人承诺保证买受人实际投入贸易的资金月固定收益率为2.3%(根据双方当月的具体约定数为准)。当九江萍钢公司针对每次供货的货款全部结清后，根据实际资金占用情况由双方核算确认。”2019年5月14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SLT-CG-WHZL-XXXXXXXX)，约定由第三人向被告购买无烟喷吹煤。实际数量以买受人指定的原告与九江萍钢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约定数量为准，具体发运量视买受人需求情况予以调整。第五条结算价格约定：“1.双方约定，出卖人承诺保证买受人实际投入贸易的资金月固定收益率为2.3%(根据买受人实际支付货款时间按日计算，每日0.076%)。当九江萍钢公司针对每次供货的货款全部结清后，根据实际资金占用情况由双方核算确认。”2019年5月14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CG-SLT-XXXXXXXX)，约定原告向第三人购买喷吹无烟煤，合同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6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沈阳萍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萍钢公司”)签订《喷吹无烟煤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YPG-JG-CG-201906-020)，约定由沈阳萍钢公司向原告购买喷吹无烟煤，合同对其他交易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9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zl-XXXXXXXX-0920)，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二级煤炭，对于价格双方约定为“甲方(即被告)承诺保证乙方(即原告)在该合同项下业务的毛利不低于采购总额的2.3%(不足月的，可酌情根据乙方实际支付货款时间按日计算，每日0.0077%)。当九江萍钢公司针对每次供货的货款全部结清后，由双方核算确认。乙方未收到九江萍钢公司全部货款的，对甲方不承担付款责任。”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解除协议》(编号：BY-zl-XXXXXXXX-JC),内容为：“甲乙双方(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于2019年3月1日签订了《煤炭贸易协议》(合同编号：BY-zl-XXXXXXXX)，约定由甲方向乙方供应焦炭。乙方依照该合同约定于2019年3月15日向甲方支付货款6,500,000元，现甲方已将该批货物共计2918.8吨运送至九江萍钢公司(尚未进行数量和质量验收)。鉴于双方均认为原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不够明确，现经双方协商同意：决定于2019年9月20日解除原合同，并于2019年9月20日订立新的《煤炭贸易协议》(编号：BY-zl-XXXXXXXX-0920)，双方未履行事宜遵照新订立的合同履行。”合作交易模式：由第三人向上游煤炭企业(山西焦煤公司、山西焦化公司)付款，采购煤炭、焦煤后转卖给下游企业(九江萍钢公司、沈阳萍钢公司)获得利润。第三人及原告为上述交易提供资金融通，获取固定收益。付款情况：2019年1月24日，第三人向山西焦煤公司付款6,500,000元(上述款项中，山西焦煤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向第三人退款158572.83元)。2019年2月22日及2019年3月15日，第三人向山西焦化公司付款6,900,000元+6,500,000元(上述款项中，山西焦化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向第三人退款1,382,050.59元)。收款款情况：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28日、2019年4月8日、2019年5月5日、2019年5月8日、2019年9月19日，九江萍钢公司分六次向原告付款(4,320,000元+5,500,000元+2,000,000元+1,000,000元+5,000,000元+1,000,000元)，合计18,820,000元。2019年9月19日、2019年12月10日、2020年3月6日，沈阳萍钢公司分三次向原告付款(3,038,801.85元+2,181,000元+250,000元)，合计5,469,801.85元。原告向被告付款情况：原告将2019年3月1日的4,320,000元及2020年3月6日的250,000元款项留在原告的账户中。其余19,719,801.85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原告均已背书转让给被告。被告向第三人付款情况：自2019年4月3日起至2019年12月12日止，被告累积向第三人转账19,216,700元(2019年4月3日转账5,391,700元、2019年4月8日转账1,962,500元、2019年5月5日转账980,500元、2019年5月8日转账4,900,000元、2019年9月20日转账982,000元、2019年12月9日转账2,993,219.82元、2019年12月12日转账2,006,780.18元)。运费情况：第三人与案外人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签订三份《焦炭货物联运服务协议》，协议号分别为：“PEG-SLT-19A003”、“PEG-SLT-19A004”、“PEG-SLT-19A008”、运输区段均为汉阳站-九江萍钢公司自备码头。2019年2月22日、2019年2月27日、2019年3月25日、2019年3月27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26日，第三人分六次向案外人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支付运费(170,736.50元+159,500元+150,000元+21,241元+155,808元+175,428.96元)，合计832,714.46元。又查明，山西焦煤公司系案外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山西焦化公司51.14%股份。九江萍钢公司、沈阳萍钢公司均系案外人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另查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岩在与原告方人员通话过程中，认可欠钱的事实，另张岩陈述“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的话我采购，然后的话他(合作伙伴)负责销售和回款……”。本院认为，本院争议焦点较多，依次阐释如下：一、法律关系问题。原告起诉时主张系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则认为是合作关系，原告及第三人均是资金融通方。本院认为，将交易过程以及双方合同约定综合起来判断，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实为合作关系，原告或第三人为项目提供资金融通。原告在经本院释明后，亦认可按照合作关系作为本案的法律关系。二、原告的收益问题。原告的收益方式是固定收益，当无异议。尚须讨论两个小点：(1)计算方式，原告认为应按照资金占用时间按照月2.3%的标准计算，而被告则认为应按照总金额2.3%。本院认为，从双方的约定来看，应按月2.3%的标准计算。首先，根据2月15日、3月1日、5月14日的合同，均明确月固定收益2.3%，而9月20日的合同，虽表述为“采购总额的2.3%”，但后续括号内写明“不足月的，可酌情根据乙方实际支付货款时间按日计算，每日0.0077%”，因此，无论从上下文的文意抑或三方的交易习惯，均是月2.3%的计算方式。其次，原告与第三人负责提供资金，资金占用时间是原告与第三人收益的最重要因素。按被告意见，无论资金占用多长时间，都按照2.3%计算收益，在资金融通领域，极不正常。最后，被告为了解释固定收益率2.3%与月固定收益率2.3%并不矛盾，在书面质证意见中称“因双方每次业务周期原本预计为一个月左右，……因此，2月15日的合同约定的‘月固定收益率为2.3%’的本意实际上是‘固定收益率为2.3%’……”，本院认为，按此观点，当资金占用时间超过一个月时，自然应按照实际占用的期间来计算收益率，而非统一按2.3%计算。对于月标准2.3%，本院认为，从合作的法律关系角度，采用月息2.3%的标准无需讨论高低问题，因为合作与借贷的资金风险是不同的，另合作关系中的获利多少是依据各方的投入与产出在比较中衡量的。但此种合作带有一定的借贷属性，故本院酌情将2.3%月利率标准调整为2%月利率。对于资金占用期间，原告认为应自第三人付款之日起计算至第三人收到回款之日。本院认为，该见解在逻辑上更符合三方之间的合作模式以及交易目的。详言之，终端客户的汇票进入原告账户后，原告背书给被告，再由被告向第三人支付。如果原告收到汇票即为终结，则后续两步毫无意义。其次，货款当中包含利润，由被告收到后统一分配更显合理。再次，汇票存在付款期限，一般情况下，垫资方不愿意承担变现的时间成本及风险。因此，本院赞同原告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该观点与原告提出被告对汇票贴现观点吻合，因为资金占用成本大于贴现成本，被告存在自行将汇票贴现的经济驱动。本院从衡平角度考虑，本案中仅计算自第三人付款之日起至原告收款之日止的收益。(2)纳入计算的资金。被告认为其未参与原告主张的第一笔交易(2019年1月24日，第三人向山西焦煤公司付款，收获人为九江萍钢公司)，相关金额为6,500,000元。本院认为，本院有充分理由相信，6,500,000元应纳入计算收益的范围。理由有三：首先，第三人向山西焦煤公司付款6,500,000元的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被告虽未与原告或第三人就该笔交易签订书面合同，但当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保证金1,000,000元，时间节点较为巧合。其次，该笔交易的上下游企业(上游企业为山西焦煤公司，下游企业为九江萍钢公司)均系被告所掌握的上下游的渠道。被告否认与山西焦煤公司有关系，但山西焦煤公司与山西焦化公司均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含相对控股)的公司。试问，被告手握上下游资源，会允许原告与第三人绕过被告而自行完成交易？又试问，倘若原告与第三人可绕过被告而自行完成该笔交易，后续交易又何须被告参与？再次，原告向被告背书转让的汇票金额已经超出被告自认的采购总额，按被告观点，则经济合理性无法解释。综上，本院有充分理由相信，2019年1月24日的6,500,000元应纳入原告收益的计算范围。另关于涉案运费832,714.46元是否纳入收益计算范围问题。被告否认运费真实性，亦不同意将运费纳入收益计算范围。本院认为，上述运费应纳入收益计算范围，首先，对于运费真实性问题，涉案煤炭的运输自然产生相关运费，而被告对该部分未支付过；原告已提交运输协议及付款凭证，运输终点显示为九江萍钢公司自备码头。被告未举出反证，本院对运费金额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次，对于是否纳入计算范围问题，本院认为，作为资金融通方，其提供资金后即可计算收益，而不问资金的具体用途。因此，除非三方对运费承担有明确约定，否则将统一纳入收益计算范围。再次，被告提出应由被告负担运费问题，与原告在合作中的角色不相符，且与基本的交易逻辑相悖，本院不予采纳。经计算，在全部的交易完成后，原告的收益总额为1,317,411.55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贴现费用89,080元，因原告未能有效举证该贴现费用系征得被告同意后而产生，且4,320,000元仍保留在原告的银行账户中，故本院对该笔费用，不予认可。四、被告于审理中提出原告在合作期间控制被告的银行账户，产生了36万余元的贴现费用。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在该问题上的举证是严重不足的，导致相关事实均处于模糊状态。例如：涉案银行账户有无被原告控制？是否存在贴现情况？如果存在，是谁的行为？如果是原告的行为，有无合理理由？被告请求本院调查银行账户开设时，原告有无提供工商资料以及网上银行操作时的IP地址，与被告所要证明内容相差甚远，本院不予采纳。另被告请求调查涉案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该银行账户为被告名下，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其次，在计算原告合作收益时，被告称应计算自第三人付出起至原告进账止。现被告所提出的贴现费用均是产生于原告收到汇票后将汇票背书转让至被告名下后发生，与原告的收益并无关联。再次，倘若被告有证据证明其陈述内容属实，则可能是被告财产权的损害问题(侵权法律关系)，被告可另行主张。五，对于被告给付的保证金1,000,000元，原告同意在本案中退还，本院予以认可，在总额中进行扣除。经计算，被告应给付原告588,931.27元，计算方式为：原告及第三人垫付款项25,732,714.46元(6,500,000元+6,900,000元+6,500,000元+50,00,000元+运费832,714.46元)-原告及第三人收到的回款及退款25,461,194.74元(19,216,700元+4,320,000元+250,000元+158,572.83元+1,382,050.59元+133,871.32元)+原告应得收益1,317,411.55元-保证金1,00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利息起算时间，本院酌情调整为本案立案之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中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保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款588,931.2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588,931.2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8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上海保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22元，减半收取计15,36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361元，由原告上海保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052元，由被告武汉中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负担7,3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  方晨晨书 记 员  周宇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