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2000号原告（被告）：李雷，男，198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被告（原告）：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312室（天津信至尚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54号）。法定代表人：杜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雁，女，该公司人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意君，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李雷与被告（原告）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波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李雷，被告（原告）卡波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被告）李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被告：1.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500元（被告欠工资,2020年9月2日李雷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仲裁单位不认可，认为李雷没邮寄，认为还在职，李雷11月4日邮寄解除通知，11月9日单位收到；2018年8月16日至2020年11月9日在职，9000元×2.5年）；2.支付2019年至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7448.28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未休共9天，9000元除以21.75×9×2，2019年未休5天，我入职被告单位前有连续满12个月工作经历就可以休5天，别的单位工作了大概6、7年，2018年8月前社保没有断交，交的社保连续满12个月，从2012年11月至2018年7月社保是延续的，2020年未休4天）；3.支付2019年年终奖27000元（参照去年的优秀员工发放标准即三个月基本工资得出；绩效奖金，职能部门平时月工资没有绩效，年度绩效，半年做一次考核，一年2次，2次成绩做年度绩效，我提交的考核办法规定了如何考核，没规定年终奖数额。评选通知是评选年度优秀员工的，年度绩效A才会评选为年度优秀员工，优秀绩效会多发，2019年我是优秀员工）。另外仲裁支持了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工资差额36854.89元，我没有意见，没有列在诉求中，但是要求被告支付。事实和理由：本人于2018年8月16日入职卡波里公司，担任薪酬绩效主管岗位，双方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8月16日至2021年8月15日，约定工资为9000元，每月15日发放上个自然月工资。因公司于2020年7月1日起停发工资，不予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二项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第三项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我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我于2020年11月4日向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公司已于2020年11月5日签收。被告（原告）卡波里公司辩称并诉称：不同意支付李雷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500元，仲裁时原告主张2020年9月2日解除仲裁没有支持，我公司2020年11月9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解除通知。公司没有要求与原告解除，跟原告说过疫情运营困难，工资有差额，但是承诺以后给原告补发工资。现在公司正在售卖不动产，资金未到账，还没有恢复运营，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李雷从2020年2月居家办公，2020年4月开始待岗，年休假在居家办公时已经安排，不同意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劳动合同没有约定支付年终奖金，年终奖与公司运营挂钩，2018年完成了指标，2019年没有完成指标，全员没有年终奖，优秀员工在年会进行了实物奖励，奖励已经发放，2020年3月工资有体现，我公司不同意支付李雷年终奖。我公司作为体育文化旅游服务企业，正常经营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疫情造成高尔夫会籍销售、打球服务以及旅行产品收入几乎为零，各项工作处于停滞状态。从2020年2月起由于经营受阻，无具体工作安排，故公司安排员工居家等候公司复工通知，但疫情持续不仅造成公司经营无法恢复且造成资金非常紧张。迫于无奈，公司通知全体员工自2020年4月起停工待岗，4月、5月公司向员工支付了待岗工资并交纳社保公积金。由于资金枯竭，账面资金不足，无力继续支付员工6月的待岗工资及社保公积金。故2020年6月16日向各部门领导解释了公司目前的现状，并安排各部门领导向下属员工解释，同时承诺无力支付的待岗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款项，待公司资金缓解后一定及时予以补发补缴。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公司并未安排李雷正常工作，2020年4月起，公司安排包括李雷在内的全体员工停工待岗。依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在2020年2月、3月、4月支付李雷5205.9元，系基于实际情况，且李雷并未提出异议，故可认为是双方达成新的约定标准支付工资，5月起支付停工待岗工资，6月之后由于公司无力支付停工待岗工资，且是全员施行，李雷作为公司薪酬绩效主管亦知悉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并非故意停发工资，同时李雷提起劳动仲裁主动要求9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故5月至9月期间为停工待岗期间，应按照停工待岗标准支付生活费。我方请求：1.无需支付李雷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工资差额30560.98元（仲裁裁决2020年2月1日至9月2日工资差额36854.89元，原告4月开始待岗，仲裁按照全额工资计算，我方认为不应支付那么多）；2.李雷承担诉讼费用。原告（被告）李雷辩称，坚持起诉意见及仲裁意见。2020年2、3、4月每月实发5205.9元，这三个月每月差2231.1元（9000元是税前工资，扣减社保公积金1563元，税前补差2231.1元就是每月差的金额），5月实发2540元，6月实发1000元；7月没发，每月税前工资900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16日，甲方卡波里公司与乙方李雷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期限为2018年8月16日起至2021年8月15日，李雷担任员工关系主管，执行标准工时，休假制度按《员工手册》执行，甲方每月10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月工资按约定执行。甲方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乙方待工的，甲方支付乙方的月生活费按北京市相关规定执行。甲方为乙方提供五险一金。本合同附件为《员工手册》《聘用通知书》。经询问，双方认可实际执行中李雷月工资为9000元（税前），卡波里公司每月15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的形式支付其上一个自然月工资，卡波里公司已支付李雷2020年2月、3月、4月每月工资5205.9元、2020年5月工资2540元、2020年6月工资1000元，未支付李雷2020年7月之后的工资。2020年7月后公司将李雷社保减员。2020年4月30日，卡波里公司通过邮件向李雷发送待岗通知函，该函件主要内容为：“2020年1月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公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公司经营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各项工作处于停滞、暂缓状态。受此影响，您的工作岗位暂无工作安排，经公司讨论决定，对您执行停工待岗措施。具体通知如下:1.自2020年5月起发放待岗待遇，待岗至2020年6月30日止。根据疫情及公司经营状况，有可能提前返岗或延长停工待岗时间，届时公司将提前通知您。2.停工待岗期间待遇：社保公积金正常缴纳，工资按照劳动关系所在地工资支付规定执行，北京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其余福利、待遇等停止发放。”原告李雷提供与卡波里公司人事总监李将2020年5、6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子邮箱发送工作文件记录，欲证明其2月开始居家办公，卡波里公司安排其工作到6月底。2020年7月后单位领导也不工作了，2020年7、8月卡波里公司没有安排其工作，也没有安排待岗。原告李雷提供2020年2月至5月工资条，显示“基本工资为9000元，2020年2月至4月实发均为5205.9元，税前补差2231.1元；5月税前补差4897元，实发工资2540元；李雷的职位为薪酬福利主管。”李雷提交社保缴费记录，证明其入职前已经连续工作满12个月，入职后可以休年假。原、被告认可的员工手册载明：员工入职满一年，整年按照5天计算，司龄每增加一年，年休假增加一天，最多不超过15天。李雷认可2020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休了两天年假，但认为休的是2018年的年假，卡波里公司认为这两天休的是2019年的。李雷提交2019年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评选通知，李雷认可上述文件没有载明绩效怎么发放、具体多少钱，且绩效奖金每年要经过领导审批。卡波里公司主张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年终奖，上述文件不能作为年终奖发放的依据。卡波里公司主张李雷2020年4月开始按公司要求在家待岗，但2020年5、6月李雷确实做了工作，所以在待岗工资的基础上额外补贴了1000元。卡波里公司主张李雷自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故公司未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向其支付工资；李雷居家办公期间已视为其休完年休假。李雷主张其自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因受到疫情影响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未到公司正常出勤，但其居家办公的工作强度不比正常坐班的工作强度低，卡波里公司应足额发放其上述期间的工资。2020年9月2日，李雷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提起本案前置仲裁申请，请求卡波里公司支付：1.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工资差额36854.89元；2.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未休年休假工资7448.28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2500元；4.2019年年终奖2.7万元。2020年10月30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5009号裁决书，裁决：一、卡波里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李雷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工资差额36854.89元；二、驳回李雷的其他仲裁请求。李雷、卡波里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李雷出具的2020年4月的工资条、微信聊天记录、邮箱发送文件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证实李雷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为卡波里公司提供了劳动，卡波里公司出具待岗通知函不足以证明李雷2020年4月之后处于待岗未工作状态，故对李雷主张其于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居家办公，本院予以采信。卡波里公司应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李雷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的工资。鉴于卡波里公司因疫情停工停业，2020年4月已经通知员工停工待岗，2020年7月停工待岗依旧持续，7月后李雷也未提供劳动，故2020年7月后卡波里公司应支付李雷待岗生活费，结合李雷的主张及诉讼请求，经核算卡波里公司应支付李雷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工资差额21248.9元。2020年9月2日，李雷以卡波里公司拖欠工资为由主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但卡波里公司主张未收到解除通知，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处于仲裁争议阶段。卡波里公司拖欠李雷工资且2020年7月之后未为李雷交纳社保，李雷有权解除劳动关系，卡波里公司认可2020年11月9日收到了李雷发出的解除通知书，双方的劳动关系自该日解除，此种情况下，卡波里公司应支付李雷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综合案情，本院核算数额为15671.17元。因卡波里公司未举证李雷居家办公期间已休完年休假，李雷对此不予认可，对卡波里公司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李雷的工龄及2020年已休2019年年假2天以及相关规定，经核算卡波里公司应支付李雷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034.87元。因奖金系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及劳动者的工作表现给予劳动者的奖励，系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故奖金是否发放，应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故对李雷主张卡波里公司支付其2019年年终奖2.7万元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雷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671.17元；二、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雷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工资差额21248.9元；三、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雷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未休年休假工资4034.87元；四、驳回李雷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袁艳玲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戴雅竞书 记 员 高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