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2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来军，男，1973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兆华，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鹏飞，男，1978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江苏三法(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鸿旭胶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在江阴市周庄镇龙西路133号。法定代表人：陈忠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季铠，江苏三法(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夏建耀，男，1963年4月16日生，汉族，住江阴市。上诉人袁来军、夏鹏飞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鸿旭胶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旭公司）、原审第三人夏建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鹏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来军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鸿旭公司给付其借款598000元；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鸿旭公司和夏鹏飞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鸿旭公司归还其2013年6月4日借条的15万元，判决夏鹏飞归还其借款98000元，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正确。故原审第一、二项可予维持。二、一审认定两份《付款说明》不能证明双方借贷合意，系认定事实错误。既然说明上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公章与该公司对外使用的公章一致，理应认定双方形成65万元的借贷关系。两份《付款说明》系合众公司向其出具，让其交给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恒天伟公司），实际系三方结算。依据两份《付款说明》以及其举证的2013年6月4日5万元借条、2013年10月25日20万元收条，以及夏建耀2014年1月26日25万元借条，亦证明了65万元的借款构成，其中差额5万元系利息。其中2013年10月25日20万元系袁来军支付，双方结算时同意对此20万元借款转化为鸿旭公司欠袁来军个人的借款。三、依据2015年4月3日《付款说明》上载明的合众公司愿意从南京恒天伟公司工程款中拿出25万元归还借款，构成债务加入。涉40万元金额的《付款说明》系2013年10月25日20万元收条、2013年6月4日15万元借款及结算利息5万元构成。四、夏鹏飞应当与鸿旭公司共同归还借款98000元。夏鹏飞作为江阴广电工程消防项目现场负责人，向其借款99452元用于支付江苏鸿翔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电缆货款，且在（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鸿旭公司已自认电缆用于江阴广电工程消防项目，故鸿旭公司应与夏鹏飞共同偿还该99452元。鸿旭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15万元借款关系存在系认定事实有误。其公司未收到5万元借款，袁来军也未提供付款凭证，不存在鸿旭公司向袁来军借款20万元支付农民工保证金的事实。20万元保证金系鸿旭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共同支付，且已退还，没必要就此借款。借条上公章并非鸿旭公司印章，两份《付款说明》系伪造证据，其公司未出具过，上盖公章非鸿旭公司印章。65万元的具体构成与案涉金额无法对应，5万元利息约定并无证据。两份《付款说明》内容系鸿旭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结算，无法说明鸿旭公司与袁来军存在借款合意。夏鹏飞答辩称，其出具借条系因袁来军提出南京恒天伟公司准备上市为避免诉讼纠纷影响，以其名义支付诉讼调解费。袁来军与夏鹏飞并无借款合同，最终该款系由袁来军、夏鹏飞一起出面支付给鸿翔公司，款项是袁来军支付给鸿翔公司代理律师，收条所写由夏鹏飞支付实为袁来军要求所写。所涉款项与其无关，而是产生于南京恒天伟公司与鸿翔公司的经济纠纷，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的材料款与其个人无关，而是南京恒天伟公司作为工程转包方与实际施工方鸿旭公司之间的结算事宜，袁来军主张夏鹏飞与鸿旭公司共同返还98000元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夏建耀未作答辩。袁来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鸿旭公司归还借款65万元；2.判令鸿旭公司与夏鹏飞共同归还借款99452元；3.本案诉讼费由鸿旭公司、夏鹏飞承担。事实与理由：在江阴广电业务用房火灾报警系统工程施工过程中，合众公司及该工程负责人夏建耀分别向他借款，合众公司于2014年两次分别确认结欠他借款25万元、40万元，共计65万元，此后，合众公司更名为鸿旭公司，至今未向他归还借款。此外，合众公司在广电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夏鹏飞，于2017年6月23日出具借条一份给他，确认向他借款99452元，用于支付广电工程中电缆货款等。鸿旭公司及夏鹏飞至今未向他归还该借款，现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他的全部诉讼请求。鸿旭公司一审辩称：1.他公司未向袁来军借款，袁来军主张的借款不是事实；2.袁来军所举证据中出现的相关印章不是他公司的印章，系假印章，该枚印章的情况在2018-14333号案件中已经查明；3.夏鹏飞、袁来军、刘某三人于2015年初达成否认他公司为广电工程实际施工人，意图共同侵占他公司的工程款；4.袁来军所称的“2013年、2014年”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请求依法驳回袁来军的诉讼请求。夏鹏飞一审辩称：1.他未向袁来军借款99452元，更未收到过袁来军上述款项，他与袁来军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2.他与袁来军及案外人刘某意图谋取合众公司工程款，联合出具袁来军提供的借条。当时据袁来军称南京恒天伟公司准备上市，为避免诉讼纠纷，要求夏鹏飞以个人名义支付南京恒天伟公司与鸿翔公司的诉讼调解款，夏鹏飞征得刘某同意，在袁来军准备的借条上签字确认，案涉款项实际是由袁来军与其妻子一起当面交给鸿翔公司的律师的，律师也是按照袁来军的要求在收条上写由夏鹏飞代付，但均与事实不符，99452元是南京恒天伟公司向鸿翔公司支付的电缆款，与他个人无关。请求依法驳回袁来军的诉讼请求。夏建耀一审辩称：2014年1月26日他向袁来军出具借条一份，上面载明的25万元系他个人向袁来军的借款，与鸿旭公司无关。其余款项均是夏鹏飞的事情，与他和鸿旭公司无关。一审认定事实如下：鸿旭公司原名合众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更名为鸿旭公司。2015年6月10日，鸿旭公司由原股东陈忠清、邹某、夏建耀变更为陈忠清、封某。袁来军为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以下简称恒天伟江阴分公司）的负责人。2018年9月25日，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合众公司诉被告江阴广播电视集团(以下简称江阴广电集团)、南京恒天伟公司、恒天伟江阴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合众公司主张南京恒天伟公司中标了江阴广电集团的江阴市广播电视中心扩建(改造)工程(业务用房火灾报警系统)后，以恒天伟江阴分公司的名义将工程转包给合众公司，合众公司基于工程转包关系要求江阴广电集团支付剩余工程款931542元，要求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1449433.52元，恒天伟江阴分公司对南京恒天伟公司的应付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经审理后认定南京恒天伟公司与合众公司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案涉工程价款为6481849元(含管理费)，应于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结束且项目保修期满后付94%，故南京恒天伟公司应付至6092938.06元，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故尚应支付合众公司5092938.06元，扣除合众公司自认南京恒天伟公司垫付的2917881.06元(包括上海嘉诺楼宇科技有限公司设备款1271396元、上海安创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设备款1409270.70元、税金97188.36元、外派人工费128000元及江苏金诺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费12026元)，南京恒天伟公司尚应向合众公司支付2175057元，并据此作出一审判决，由江阴广电集团向合众公司支付工程款931542元，由南京恒天伟公司向合众公司支付工程款1243515元。南京恒天伟公司不服上述14333号案件判决，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审理中，袁来军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的证据、证明目的如下：第一组证据，借条、结婚证、取款凭证，证明2013年6月4日，鸿旭公司向他出具借款15万元的借条，其中的5万元是从他妻子杨某账户中取现交给夏鹏飞的，另外的10万元是他为合众公司垫付的1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袁来军人民币伍万元整，用于江阴广电消防项目临时周转，如自借款日起七日内不归还，则借款人无条件同意由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从江阴广电消防项目工程款中向袁来军代为归还，包括前期由袁来军垫付的壹拾万元农民工保证金一并归还。共计归还人民币拾伍万元整”，落款的借款人处盖有“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夏鹏飞在该借条上签字，借条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4日。2013年6月3日，袁来军的妻子杨某从南京银行账户取款50000元。鸿旭公司对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借条上所加盖的印章并非他公司的印章，他公司未向袁来军借款。对取款凭证、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案涉的广电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由他公司和工程转包方南京恒天伟公司共同出资60万元交纳于主管部门，其中他公司只需出20万元，南京恒天伟公司已退还给他公司20万元，完全没有借款的必要。夏鹏飞认为借条上“夏鹏飞”是他所签，该笔借款系先前他经手向袁来军提出过借款5万元并出具了借条，但实际并未收到借款，借条上“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不是他盖的。对结婚证、银行交易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袁来军与他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夏建耀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一共需要交纳农民工保证金60万元，其中合众公司只需出20万元，剩余的40万元由南京恒天伟公司出，2015年2月17日南京恒天伟公司已经将合众公司出的2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退还给合众公司，不存在袁来军主张的垫付10万元的情况，合众公司也未向袁来军借款5万元。第二组证据，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申请单，证明南京恒天伟公司缴纳了6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其中30万元是合众公司出的，工程经消防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合众公司申请南京恒天伟公司退还其出的30万元，进一步印证2013年6月4日借条载明的合众公司的15万元借款包含合众公司要交纳的1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关于1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交付情况，袁来军陈述他个人有押金在南京恒天伟公司处，南京恒天伟公司直接从他的押金中扣划的。为此，袁来军提供了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南京恒天伟公司于2012年11月就江阴广电消防项目向主管部门缴纳了农民工保证金60万元。此后他公司与合众公司就该工程进行合作，合众公司向他公司支付了农民工保证金30万元，其中20万元为承兑汇票，10万元为合众公司向袁来军借款，他公司直接从袁来军在他公司预留金里扣除了10万元。2015年2月15日主管部门向他公司退还了6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2月17日，他公司向合众公司退还了20万元，从袁来军预留金中扣除的10万元未返还袁来军，也未退还合众公司。鸿旭公司对申请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申请单上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公司”印章并非他公司印章，并非他公司出具。鸿旭公司对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属于证人证言，亦不是书证，依法应当予以排除。袁来军与南京恒天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恒天伟江阴分公司负责人，南京恒天伟公司与袁来军之间所谓的“预留金”他公司不知道是基于何种情况和关系。且情况说明内容上反映所谓的10万元一直在南京恒天伟公司处，至少属于袁来军和南京恒天伟公司所控制，而不是袁来军出借给他公司的款项。按照袁来军举证的逻辑，南京恒天伟公司似乎多出了欠他公司10万元的债务，南京恒天伟公司应当先行向他公司出具相关的债权债务凭据等才能证实南京恒天伟公司与他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袁来军依据该份情况说明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夏鹏飞认为该组证据所涉农民工保证金事项与他无关，未发表质证意见。夏建耀认为农民工保证金是他代表合众公司向袁来军交了20万元承兑汇票，然后袁来军交给南京恒天伟公司，由南京恒天伟公司交给住建局。不存在合众公司向袁来军借10万元保证金的事情。第三组证据，收据、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复印件，证明2013年10月25日，合众公司因广电消防项目需要向他借款20万元，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合众公司指定的夏鹏飞账户转账20万元。收据载明：“今收到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江阴广电消防项目工程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元）。代收人：夏鹏飞2013.10.25622XXXX9868”，落款处加盖“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袁来军于2013年10月25日向夏鹏飞分别转款10万元、10万元。鸿旭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收据上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并非他公司印章，该款系夏鹏飞以代收他公司工程款的名义取得的款项，并非夏鹏飞的借款，更不是他公司的借款。夏鹏飞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并非他所盖，仅能反映他代收了20万元工程款，无法体现借贷的合意。夏建耀认为夏鹏飞代收工程款的事情他与鸿旭公司并不知情，工程款应归鸿旭公司所有，没有必要以借款的方式支取，袁来军主张的上述借款是虚假的。第四组证据，借条、银行承兑汇票复印签收件，证明2014年1月26日，鸿旭公司原股东、江阴广电工程项目负责人夏建耀向他借款25万元用于工程，并承诺从广电工程款中优先扣还。借条载明：“今有夏建耀借到袁来军贰拾伍万250000。借款人：夏建耀2014元月26号本人同意从江阴广电工程款中优先扣还袁来军”。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30万元，夏建耀于2014年1月27日签收：“原件以收到”。袁来军认可当时夏建耀还返还给他5万元，夏建耀实际收到25万元。鸿旭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袁来军与他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夏鹏飞认为该证据与他无关，未发表质证意见。夏建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25万元系他个人向袁来军的借款，用于他承包的其他工程支出，并不是鸿旭公司向袁来军的借款。第五组证据，《付款说明》两份，该证据系合众公司出具，让他交给南京恒天伟公司，证明2014年4月，鸿旭公司分两次向他确认结欠他借款25万元及40万元，共计65万元，并承诺上述借款从江阴广电工程项目款中扣减归还。该证据系对前期2103年6月4日15万元借条、2013年10月25日20万元收据及2014年1月26日夏建耀出具25万元借条的汇总确认，明确了他与鸿旭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金额较上述三份凭证合计金额60万元多了5万元，系鸿旭公司答应支付的利息，没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其中一份《付款说明》载明：“本公司同意从你司账户江阴广电项目工程款之中扣减（支取）40万元整（肆拾万元整），支付至袁来军个人账户，用于归还本公司结欠袁来军的部分借款，请立即予以办理。特此说明！”该《付款说明》落款处加盖“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但未落款具体日期。另一份《付款说明》载明：“本公司同意从你司账户江阴广电项目工程款之中扣减（支取）25万元整（贰拾伍万元整），支付至袁来军个人账户，用于归还本公司结欠袁来军的部分借款，请立即予以办理。特此说明！”该《付款说明》落款处加盖“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夏鹏飞签字，落款日期“2014.4.3”。鸿旭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他公司从未向袁来军、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过上述《付款说明》，该两份《付款说明》系伪造证据，落款处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并非他公司印章。夏鹏飞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2015年袁来军与刘某提出与他谋取合众公司实际承包施工的地位，袁来军向他提出能否帮忙并允诺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其中一份《付款说明》上签字并倒签了日期，实际形成时间是在2015年，印章加盖情况他不知晓，另一份《付款说明》他未签字，对盖章情况不知情。此外，两份《付款说明》合计付款金额为65万元，而袁来军主张系对前述15万元、20万元、25万元的汇总，二者金额不一致，与事实不符。夏建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上面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如何出具的他不清楚。第六组证据，借条、收条、（2016）苏0282民初436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7）苏02民终65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明2017年6月23日，江阴广电工程现场负责人夏鹏飞向他借款99452元用于支付江阴广电工程电缆供应商鸿翔公司的电缆货款97220元及一审诉讼费2232元，二审中鸿翔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达成和解，鸿翔公司的代理律师许某收到夏鹏飞代付的电缆款及一审诉讼费98000元。上述借条载明：“今有夏鹏飞向袁来军借款人民币玖万玖仟肆佰伍拾贰元整（小写：99452.00元，借款交付形式：现金），用于偿还夏鹏飞应付鸿翔公司的电缆货款及案件一审诉讼费（其中，货款97220元，一审诉讼费2232元）。备注：相关案件一审案号为：（2016）苏0282民初4361号。特出具此借条借款人：夏鹏飞联系电话：133××××0800时间：2017年6月23日”。上述收条载明：“今收到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交来的电缆货款98000元（大写：玖万捌仟元整），该款由夏鹏飞代付。其中包括97220元货款和780元诉讼费（案号（2017）苏02民终655号案件）。本收条一式两份。收款人：许某2017.6.23”。上述（2016）苏0282民初436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为鸿翔公司，被告为南京恒天伟公司，鸿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许某，南京恒天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为袁来军。宜兴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判决南京恒天伟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鸿翔公司电缆货款97220元。南京恒天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南京恒天伟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撤回了该上诉。鸿旭公司对该组证据中的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相关电缆款应由工程承包方或实际施工方支付，不存在夏鹏飞支付的情况，他公司没有向袁来军借该笔款项，他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有关涉案广电工程的材料款纠纷已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夏鹏飞对该组证据中的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他与袁来军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借条的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借贷合意。夏建耀认为用于广电工程的电缆款都是他经手支付的，不存在由夏鹏飞进行支付，南京恒天伟公司与鸿旭公司之间关于广电工程垫付款和费用、管理费等已在另案中处理完毕，该款不是鸿旭公司欠袁来军的钱，更不是借款。第七组证据，（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2019）苏02民终444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证明合众公司施工江阴广电业务用房火灾报警系统工程，合众公司在诉讼中认可由夏鹏飞代付的鸿翔公司的电缆款及诉讼费，这些电缆也用于了江阴广电工程的事实，在诉讼中也确认夏鹏飞是合众公司在该工程的现场负责人。鸿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他公司没有陈述或承认夏鹏飞代付款的情况，他公司亦不是上述电缆买卖合同案件的当事人，相关的电缆款与袁来军也无关。夏鹏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2016）苏0282民初436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鸿翔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笔货款应由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给鸿翔公司，他并未经手该笔货款的交付，更与合众公司无关。夏建耀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第六组意见一致。第八组证据，2014年1月26日由合众公司盖章且由夏建耀、夏鹏飞签署的付款申请承诺书、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证据交换笔录复印件，证明合众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向南京恒天伟公司书面申请支付江阴广电工程2013年年终工程款55万元，申请人处加盖了合众公司的印章，并且有合众公司广电工程消防项目负责人夏建耀和现场常驻代表夏鹏飞的签名，南京恒天伟公司根据合众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1月27日向合众公司支付了上述55万元工程款。鸿旭公司对付款申请承诺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面加盖的并非他公司的印章，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他公司在2014年1月27日确实收到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的工程款55万元，就是上述55万元。夏鹏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夏建耀和夏鹏飞出具该付款申请承诺书用于申请年度工程款项，字是由夏鹏飞本人签的，但是对于盖章情况不清楚。夏建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落款处的签名是他所签，合众公司的印章也是他加盖的真实的印章。第九组证据，2013年7月31日合众公司对刘某的授权委托书、组织机构代码、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证明合众公司提交给南京恒天伟公司的委托刘某全权代理其公司处理江阴广电工程消防项目所有事宜的委托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和被告法定代表人陈忠清身份证复印件，都盖了合众公司的印章，该印章是合众公司前股东广电工程负责人夏建耀和现场常驻代表夏鹏飞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一直正常对外使用的。鸿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4份材料不是由合众公司向袁来军提供的，他公司也不可能向袁来军提供。2013年7月31日加盖了伪造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在（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中已经经过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查明，刘某当庭陈述该伪造的公章目前由其本人保管，授权委托书上的假印章是由刘某本人加盖的。其他3份材料加盖的印章目测与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即伪造的印章。夏鹏飞认为该组证据与他无关，未发表质证意见。夏建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上面加盖的印章不是合众公司的真实印章，14333号案件二审时刘某也陈述上面加盖印章是假的。第十组证据，提供2012年7月份夏建耀授权委托书打印件，该证据来源于（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合众公司提供的，证明合众公司虽然没有将该份授权委托书向南京恒天伟公司提供，但合众公司自认在2012年7月授权委托夏建耀处理广电工程消防项目所有事务，委托期限是自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该授权委托书上也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陈忠清也亲笔签名。鸿旭公司认为该份证据材料出现在2019年1月份，南京恒天伟公司起诉他公司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系由江阴市住建局调解原、被告双方及南京恒天伟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农民工劳务工资纠纷事项中由某方向建设局出具，不是他公司向法庭举证，也不是在14333号案件中举证，是在劳务案件纠纷案件中申请调查取证的材料。但鸿旭公司认可广电消防工程系他公司授权夏建耀负责处理，但夏鹏飞无权处理。夏鹏飞对该组证据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夏建耀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合众公司就是授权他负责广电消防工程的，但夏鹏飞没有这个权利。第十一组证据，（2019）苏02民终4442号案件中2019年11月19日听证笔录复印件，证明在该案件庭审中夏建耀当庭确认2013年7月31日对刘某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是为了广电项目使用方便而由夏鹏飞刻制，夏建耀是知情并且认可的。夏建耀在（2019）苏02民终4442号案件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听证笔录中，审判员问关于2013年7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是否认可，夏建耀陈述：“根据与我家盖章本案诉讼材料上的公章对比，两枚章不一致。关于授权委托书上的章，我不记得加盖过这样的章，但是夏鹏飞刻过一枚合众的公章，就是为了涉案工程怕公章拿来拿去比较麻烦，所以刻的。我认为授权委托书上的章就是夏鹏飞去刻的那枚章”，问：“夏鹏飞刻章的事情，你们股东都知道吗”，夏建耀回答：“我是知道的。当时广电的项目是夏鹏飞负责的，我说省的烦了，需要盖章的时候就拿这枚章盖一下。”鸿旭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夏建耀没有打印出具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印章，在前案庭审中的陈述也是基于刘某的转述，其陈述未必反映实际情况，另外刘某、夏鹏飞及袁来军一直存在利用伪造公章出具相关材料的情况。夏鹏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案涉印章不由他保管，加盖材料时也是由刘某决定，印章的刻制情况他不清楚。在2015年后刘某及袁来军意图侵吞整个项目的工程款，制造了很多文件，都是他、夏建耀及合众公司不知情的，也就是说印章的使用均是基于袁来军和刘某伪造合众公司的授权欲掠夺合众公司利益。夏建耀认为他没有在听证时讲那些话，所谓的假章他一直没有见过。第十二组证据，（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2019年7月5日谈话笔录打印件、2019年7月9日庭审笔录打印件，证明：（1）在（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鸿旭公司当庭自认夏鹏飞是他公司的员工，是鸿旭公司在本工程中的现场管理项目负责人。夏鹏飞实际参与和负责涉案工程项目是确认的，夏鹏飞由鸿旭公司委派，鸿旭公司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鸿旭公司在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第一次开庭中明确回复法庭夏鹏飞与他公司没有关系，是夏建耀请夏鹏飞去现场负责的。显然鸿旭公司在本案中为推卸夏鹏飞职务行为产生的债务，故意对夏鹏飞与他公司之间的关系作虚假陈述。鸿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夏鹏飞与他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夏鹏飞是受其叔叔夏建耀的委派，在夏建耀负责的他公司承建的江阴广电消防工程现场施工，夏鹏飞不是刘某的手下，夏建耀是他公司的股东，是他公司授权的广电项目现场负责人。他公司在所有相关案件中的表述均一致，即夏鹏飞基于夏建耀的亲戚关系参与夏建耀负责的他公司实际施工的广电工程的现场管理，袁来军节选笔录的片段，并自行进行歪曲意思的描述不能成立。夏鹏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袁来军属于刻意片面解读前案的表述，并进行片面的歪曲，无法反映事实。他与鸿旭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夏建耀认为夏鹏飞不是鸿旭公司的员工，是他找过来让其帮忙管理工地，报酬也是他个人支付给夏鹏飞的，每年10万元左右。第十三组证据，鸿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忠清2019年4月24日谈话笔录复印件，证明夏建耀为鸿旭公司在江阴广电工程消防项目负责人。鸿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份材料的内容进一步说明案涉的广电工程由夏建耀负责，夏鹏飞是夏建耀的侄子，由夏建耀指派负责广电工程的项目现场。夏鹏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他是基于亲属关系到夏建耀负责的广电工程现场派驻，他既没有受合众公司的委托，也没有出面借款、付款的必要。夏建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他曾经是合众公司股东并具体负责广电消防工程。第十四组证据，（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2019年7月5日谈话笔录打印件，2019年1月27日庭审笔录打印件，鸿旭公司第三组举证目录打印件，证明鸿旭公司（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中，为证明鸿旭公司为实际施工人，主张并举证证明鸿旭公司向鸿翔公司购买广电工地的电缆。鸿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他公司在广电工程中向鸿翔公司购买电缆是事实，但与本案中袁来军所涉电缆款不是同一件事，与本案无关。夏鹏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鸿旭公司采购电缆款的情况他并不知情，对此不发表质证意见，但本案借款关系中夏鹏飞在电缆款《借条》上签字系基于袁来军以南京恒天伟公司上市为由要求夏鹏飞出面处理该笔款项，他才签字的，况且款项并未由他支付。夏建耀认为该证据与他无关，是夏鹏飞与鸿翔公司之间的事情，他对此不知情。第十五组证据，（2019）苏02民终4442号案件中2019年1月19日庭审笔录，证明（1）在（2019）苏02民终4442号案件2019年1月19日庭审中针对南京恒天伟公司举证的夏鹏飞2017年6月23日出具的借条以及许某2017年6月23日出具的收条，鸿旭公司质证称电缆款项由他公司支付；（2）鸿旭公司在本案第一次开庭中陈述其没有在（2019）苏02民终4442号案件中陈述承认夏鹏飞代付款的情况，他公司也不是上述电缆买卖合同案件中的当事人，显然鸿旭公司为推卸还款责任而虚假陈述。鸿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袁来军在本案中举证说明的案涉的鸿翔公司电缆款与他公司在前案中主张的电缆款不是一个事情。即便按照袁来军所陈述，在本案中存在其所主张的代付款的情况，也应当是发生在他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之间的事情，与袁来军没有任何关系，不属于其可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借款”事实不存在。此外，在该证据的第4页提到，沙兆华提供夏鹏飞借条1份以及许某出具的收条，用以证明“98000元电缆款及相应的诉讼费系由南京恒天伟公司代夏鹏飞个人支付，夏鹏飞同时向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了借条，该电缆款项不是合众公司支付，该电缆绝大部分未用于广电工程，夏鹏飞签收后用于其他工程，所以该电缆款项由夏鹏飞个人支付，夏鹏飞不是合众公司的员工及授权代理人”，该陈述显然与袁来来军在本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夏鹏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南京恒天伟公司与合众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4442号判决书中已经释明，若南京恒天伟公司认为存在其他垫付款项可另行主张权利，也可由第三人直接向合众公司主张权利，无论案涉电缆款是否属于合众公司支付、结算，其与合众公司及南京恒天伟之间的纠纷均与夏鹏飞个人无涉，同时，夏鹏飞也未向袁来军个人借款，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夏建耀陈述其对上述情况不清楚。第十六组证据，2014年4月3日合众公司出具给恒天伟江阴分公司负责人袁来军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合众公司授权夏鹏飞在江阴广电工程项目中负责涉及该项目的所有合同签署、材料采购、安装、付款结算等一切事务，夏鹏飞是全权代理人，夏鹏飞有代被告公司对外进行结算的权利。袁来军陈述该授权委托书系2014年4月3日夏鹏飞拿到他公司办公室给他的，上面的印章拿过来的时候已经盖好了，夏鹏飞的签字也是签好了拿过来的。鸿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他公司从来没有授权夏鹏飞处理相关事宜，袁来军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不是他公司的真实印章。该证据落款时间2014年4月3日与袁来军举证的2014年4月3日的“付款说明”时间一致，因此他公司有理由相信该2份证据均是在2015年袁来军、刘某、夏鹏飞合谋以后，在同一天，因为同一个目的所制造的2份假材料。在2014年4月3日以后他公司与案涉的广电工程相关的“合同签署、材料采购、安装、付款结算”等该授权委托书上所列明的事项均与夏鹏飞无关，夏鹏飞也没有签署任何授权委托书上所列明的事情，他公司于2014年4月3日以后共收到工程款项四笔，均由南京恒天伟公司直接支付至他公司的账户，不存在也不会让夏鹏飞代为付款或者结算。他公司因广电工程的授权，以（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由陈忠清签字的“委托书”为准，工程款的支付是由南京恒天伟公司与他公司直接进行公对公转账支付的。夏鹏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时间与第一次庭审时袁来军提交的“付款说明”的落款时间一致，都是夏鹏飞应袁来军要求倒签日期，实际形成于2015年夏鹏飞与夏建耀关系闹僵后，袁来军、刘某意图拉拢夏鹏飞想要撬走夏建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并且实际占有施工款项，当时由袁来军授意让夏鹏飞签署付款说明和该份授权委托书并由刘某加盖假章，另外在事实情况部分，除了2013年的工程款是转到夏鹏飞的账户，其他的工程款项包括决算和预算，尤其是2014年3月份以后的款项夏鹏飞均没有参与，因此该份证据的内容与实际的情况不符合，请求法院查明客观事实。夏建耀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夏鹏飞没有这个权限，但是他有这些权限。第十七组证据，取款凭证，证明袁来军在2017年6月23日借款10万元给夏鹏飞用于支付鸿翔公司电缆款项，该款来源于他妻子杨某2017年6月22日取现10万元，于6月23日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着法官的面交给了夏鹏飞，由夏鹏飞支付鸿翔公司电缆货款。鸿旭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笔款项的取款用途，与袁来军主张的借款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夏鹏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存在由他代付款的合法合理事由，案涉电缆款项应由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至于其与鸿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垫付的情况，也与夏鹏飞本人无关，该电缆款未经他本人经手支付，因此他未向袁来军个人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夏建耀表示对此情况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鸿旭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2020）苏0281民初2741号案件民事诉状复印件，证明袁来军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印章为假章，在民事诉状中已说明。袁来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他不是该案件的当事人，也没有收到该份民事起诉状，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刘某没有出庭作证，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他在本案中举证的涉及合众公司的印章应当以（2019）苏02民终4442号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为准，而不是以案外人刘某在另案中未经核实的情况为准，对于这枚印章的真假直到上述案件二审庭审中他才知晓，因为夏建耀当庭对该枚印章由夏鹏飞为了江阴广电工程私刻的事实作出陈述，因此合众公司出具的系列申请、借条、收条、付款说明上面的印章都是一致的，且都是合众公司有代理权的人员向他或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的，对合众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证据2、（2020）苏0281民初2741号案件中原告刘某向法庭举证的2015年4月29日刘某与夏鹏飞达成“一致行为合意”的备忘录复印件，证明袁来军与刘某、夏鹏飞在2015年年初与夏建耀发生冲突，利用各自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参与及经手掌握相关合同和文件的便利，否认合众公司实际施工广电工程，企图侵占合众公司工程款项。袁来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他没有收到这些证据，合众公司也没有提交相应的原件，他对这些情况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2013年7月31日《关于调整确认承包模式的申请》复印件和2015年2月9日《劳务费结算申请》复印件，证明目的同证据2。袁来军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这是案外人刘某向他出具要求交给南京恒天伟公司的，刘某也在相应的复印件上签名并署明了日期，刘某在4442号案件中向二审法院当庭陈述上述两份复印件上的签名系刘某所签，不存在刘某与南京恒天伟公司伪造的情况，这两份证据本身的内容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没有关系，属于鸿旭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之间合作关系的证据。证据4、2017年3月21日澄清函复印件，证明目的同证据2。袁来军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份证据是在另案中的证据，其证明目的也是特定的，证据的内容与他也没有关系，他也不是14333号及4442号案件的当事人。夏鹏飞在另案二审中到庭后也否认了澄清函的内容，作出了相应的虚假陈述，合众公司是否是实际施工人是另案已经查明和解决的问题，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无关。夏鹏飞对鸿旭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1至4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事实情况大致相同。夏建耀对鸿旭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1至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情况他不了解，未发表质证意见。证据5、提供江阴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交纳凭证复印件、江阴市建筑工程管理处财务转账凭证复印件，证明合众公司交纳了20万元的农民工保证金，南京恒天伟公司收受了江阴市建设局退还的6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不存在合众公司需要向袁来军借款交纳剩余4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的必要和情况，袁来军主张民间借贷的事实是虚假的。袁来军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合众公司应该支付30万元的农民工保证金，其中10万元是向他本人借款，合众公司也向他出具了15万元的借条，明确载明了10万是农民工保证金，后来合众公司也向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了要求退3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的申请。夏鹏飞认为其对相关情况不清楚，对证据5未发表质证意见。夏建耀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此外，审理中，袁来军陈述其在本案中所提供的所有证据原件上所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均系夏建耀授意夏鹏飞私自刻制的，与2013年7月31日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是同一枚。鸿旭公司认可袁来军提供的证据原件（包括2013年6月4日借条、《申请单》、2013年10月25日的收据、两份《付款说明》、2014年夏建耀及夏鹏飞签字的《付款申请承诺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陈忠清身份证复印件、2014年4月3日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均为同一枚印章，与2013年7月31日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相同，但认为该枚印章并非他公司的备案印章，现保存在刘某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对于袁来军主张的65万元借款，鸿旭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2.鸿旭公司、夏鹏飞应否共同归还袁来军借款99452元。关于争议焦点1，袁来军主张的借款65万元主要包括3笔款项：2013年6月4日借条载明的借款5万元及其垫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万元、2013年10月25日收据上载明的代收工程款20万元、2014年1月26日夏建耀出具借条上载明的25万元。一审认为，借贷关系产生的基本事实包括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的实际交付两个方面。上述三笔款项中，首先，2014年夏建耀向袁来军出具的借条上载明了借款25万元，夏建耀亦签收了相应的承兑汇票，证明夏建耀与袁来军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并完成了款项的交付，但该借贷关系发生在袁来军与夏建耀个人之间，合众公司虽然委托夏建耀处理江阴广电消防工程事宜，但该委托书并非合众公司向袁来军出具，委托书中也未明确授权夏建耀具有大额借款的权利，且袁来军也未证明该笔款项系用于江阴广电消防工程项目。其次，对于2013年10月25日收条所载明款项，收据上明确载明“收到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江阴广电消防项目工程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该证据只能说明夏鹏飞代收了工程款，无法证明袁来军与合众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再次，对于2013年6月4日借条载明的借款5万元及袁来军垫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万元，该借条上加盖了“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因合众公司在2014年夏建耀签字的《付款申请承诺书》中使用了该枚印章，虽然合众公司否认他公司曾出具过该《付款申请承诺书》，但该《付款申请承诺书》的经办人夏建耀对该《付款申请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是他经手办理的，且合众公司认可他公司授权夏建耀处理江阴广电消防工程事宜，南京恒天伟公司亦按照《付款申请承诺书》的内容于2014年1月27日转给合众公司55万元工程款，在（2019）苏02民终4442号案件的听证笔录中，夏建耀陈述2013年7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是他为了涉案工程方便让夏鹏飞去刻的。审理中，袁来军及合众公司均认可上述《付款申请承诺书》及2013年6月4日借条上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与2013年7月31日的授权委托书上是同一枚印章。因此2013年6月4日借条上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即便不是合众公司的备案章，但对合众公司仍然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对合众公司申请对相关证据上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该借条可以证明袁来军与合众公司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关于款项的交付，其中的5万元袁来军提供了银行取款凭证，故依法予以认可，另外其垫付的1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南京恒天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已经明确，合众公司向他公司支付了3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其中20万元为承兑汇票，另外的10万元为合众公司向袁来军借款，他公司从袁来军在他公司的预留金中扣除10万元，可以证明袁来军完成了该10万元的交付。关于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因该借条上载明“如自借款日起七日内不归还，则借款人无条件同意由南京恒天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从江阴广电消防项目工程款中向袁来军代为归还”，因南京恒天伟公司与合众公司及江阴广电集团的工程款一直未结算，直到2020年3月6日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才终审判决，袁来军于2020年3月起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合众公司对于该15万元借款应向袁来军承担还款责任。鉴于南京恒天伟公司陈述其中的1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尚在他公司，未退还合众公司，合众公司可再向南京恒天伟公司主张权利。至于袁来军提供的2014年《情况说明》两份，虽然上面加盖的“江阴合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印章与他公司曾对外使用的印章一致，但该两份《情况说明》系合众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之间工程款结算事宜，无法说明合众公司与袁来军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上面并未对哪些借款进行明确，两份《情况说明》所载明的款项金额与袁来军主张的借款金额也不一致，故对该两份《情况说明》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袁来军主张的2013年6月4日借条所载明的15万元借款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他两份凭证上载明的款项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宜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2民初4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鸿翔公司电缆货款97220元，即该笔电缆货款应由南京恒天伟公司承担，至于夏鹏飞缘何代南京恒天伟公司支付该笔货款与本案并无关联，夏鹏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向袁来军出具借条，明确载明借款用于支付鸿翔公司电缆款99452元（包含货款97220元及诉讼费2232元）并备注了上述案号，同时袁来军提供了鸿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收到夏鹏飞代付货款98000元（包含货款97220元及诉讼费780元）的收条，袁来军也提供了相应的取款凭证，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袁来军与夏鹏飞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以及款项已经交付，夏鹏飞认为因南京恒天伟公司上市需要，故以他的名义交付涉案电缆款，但未提供相应依据予以证明，一审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夏鹏飞应承担向袁来军归还借款的责任，但应以其实际交付的金额98000元为限。因该借条无法反映鸿旭公司与袁来军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袁来军亦未举证证明该笔电缆货款与鸿旭公司有何关联，一审法院对袁来军要求鸿旭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鸿旭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袁来军借款150000元；二、夏鹏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袁来军借款98000元；三、驳回袁来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96元、保全费4765元，合计16061元，由袁来军负担10746元，由鸿旭公司负担3215元，由夏鹏飞负担2100元。二审审理中，袁来军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供三组证据：1.江阴法院（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2018年10月24日证据交换笔录，证明鸿旭公司自认收到南京恒天伟公司110万元，加上南京恒天伟公司提供的2017年9月27日的付款明细10万元，证明南京恒天伟公司共计付工程款120万元，双方对此没有异议，其中20万元是南京恒天伟公司退还给鸿旭公司的农民工保证金，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是100万元。2.南京恒天伟公司向鸿旭公司转账记录五张，系在（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提交过，证明100万元工程款的具体构成。3.鸿翔公司开具的电缆发票一份，系鸿旭公司在（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中提交过，鸿旭公司在此案件中主张其向鸿翔公司购买了电缆，鸿旭公司是实际施工人，该份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以及开具时间均与鸿翔公司在宜兴法院（2016）苏0282民初4361号案件一审判决中认定的鸿翔公司开具的5张发票之一是吻合的，以证明鸿旭公司向鸿翔公司实际购买了97720元的电缆货款，夏鹏飞作为鸿旭公司在江阴广电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具有鸿旭公司授权对外结算的委托书，故鸿旭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鸿旭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且一审已质过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借款合意。夏鹏飞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及证据2，与夏鹏飞无关，对证据3，夏鹏飞并非鸿旭公司的代理人，鸿旭公司并未授权夏鹏飞任何管理权限，夏鹏飞与袁来军之间并无任何借款合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举证、质证情况予以确认。结合一审袁来军的诉请与二审上诉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袁来军主张的65万元借款中，2013年10月25日20万元收据以及2014年1月26日夏建耀出具的25万元借条是否应由鸿旭公司承担还款责任？2.2017年6月23日夏鹏飞出具的99452元借条是否应由鸿旭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直观2013年10月25日20万元收据，该字据落款代收人夏鹏飞，上有合众公司盖章，内容为收到恒天伟江阴分公司工程款，该证据仅能体现合众公司收取款项的事实，并未能体现合众公司与袁来军存在借款合意。其次，2014年1月26日夏建耀出具的25万元借条真实性各方无异议，夏建耀亦签收承兑汇票，但该款项夏建耀抗辩系其个人借款，经审查，该借条内容表明系夏建耀借款。另从（2019）苏0281民初14333号案件事实中可知，合众公司于2012年7月起授权委托夏建耀处理广电工程消防项目所有事务，但该委托书并不包含夏建耀代表合众公司对外借款的授权范围，袁来军要求鸿旭公司承担夏建耀借款的相关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袁来军虽提供两份《付款说明》,但该盖有合众公司印章的《付款说明》内容为合众公司与南京恒天伟公司工程款结算事宜，且《付款说明》中对支付40万元、25万元对应的借款债务并未明确，《付款说明》载明金额亦与袁来军主张的借款金额不一致，仅凭袁来军认为差额5万元系借款利息的陈述，无法印证待征问题。综上，一审法院未认定鸿旭公司应承担争议的45万元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采信2013年6月4日15万元的借条，认定鸿旭公司向袁来军借款15万，其中含50000元交付给夏鹏飞的现金，另10万元为袁来军代鸿旭公司垫付的10万元农民工保证金，鸿旭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并未就此上诉，本院对此不再审查。关于争议焦点2，主要涉及夏鹏飞出具的99452元借条效力是否及于鸿旭公司的问题。袁来军虽上诉认为鸿旭公司向鸿翔公司实际购买了97720元的电缆货款，但借条系夏鹏飞出具给袁来军，结合南京恒天伟公司与鸿翔公司的电缆货款纠纷的相关庭审笔录，可以认定调解款系来源于袁来军，夏鹏飞就此虽出具借条，但借条内容体现的也是借款用于偿还夏鹏飞应付的货款，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鸿旭公司与袁来军就此款项有结算关系。袁来军主张夏鹏飞出具借条系职务代理，但夏鹏飞并非鸿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鸿旭公司授权对外借款，至于电缆是否实际用于鸿旭公司也并非借款主体的认定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以实际付款98000元为限判决夏鹏飞个人归还袁来军相应款项，并未支持袁来军要求鸿旭公司对该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袁来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70元，由袁来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陈丽芳审判员  卢文兵二〇二一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王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