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17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坚，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柏成，江苏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睿嫣，女，198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一，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念念，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童坚因与被上诉人姚睿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6民初7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童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姚睿嫣的全部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姚睿嫣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合同签订后剩余款项的给付，应当是附条件的给付，在2019年1月15日变更时才发现无法履行变更，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导致变化，一审法院以相关法律规定于2018年8月31日发布认定童坚应当有预见性，但合同签订是在2018年8月16日，童坚在此后并未知晓此事项，故无法办理变更登记的原因应当认定为是政策的变更。二、双方在2019年发现无法当场变更，提出先审税付掉50%，工商变更付50%，此后也案该方案进行了履行，且童坚与谭立伟应当是属于共同的受让方，谭立伟对外付款行为应该是代表童坚和谭立伟，一审法院予以区分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中谭立伟与姚睿嫣存在串通情形，其并未参与交易过程，实际都是中介方在办理。四、谭立伟提供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五、一审法院在利息计算中存在错误，实际天数及金额并非一审判决的金额，应当是76458元。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当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超过30%为标准，一审以1.95倍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姚睿嫣答辩称：第一，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责任在于童坚，为拖延未及时完成审计缴纳税费，其理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个人所得税法的出台并不是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也不能当然导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发生延迟，童坚主张个人所得税法的出台，造成政策发生变化，无法履行变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姚睿嫣从来没有与童坚达成过任何变更股权转让价款，付款期限的合意，现童坚主张双方达成变更付款期限的合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三，关于谭立伟出具的情况说明，谭立伟作为此次交易中的股权受让方之一，全程参与了案涉股权转让的过程，对于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因此谭立伟出具的情况说明，对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十分重要。第四，一审法院在计算违约金天数的方法也是计算准确的，并不存在任何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准确，请求法院驳回童坚的上诉请求。姚睿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童坚给付其逾期付款违约金100380元。2.诉讼费用由童坚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16日，姚睿嫣（转让方、甲方）与童坚、谭立伟（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内容为：甲方系苏州成虹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33.33%股权。甲方向乙方出售该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740万元，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完成对苏州成虹公司财务审计，尽职调查后2018年9月15日前，乙方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190万元。正式办理苏州成虹公司甲方名下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当日（甲乙双方约定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不超过2019年1月15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款550万元。公司财务账簿等相关财务资料和文件不齐备，乙方同意甲方仅就由其保管的公司现有资料（即申报用CA）和文件（2017年公司外账财务报表）向乙方移交。因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时间向税务等相关部门缴纳。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可选择本合同继续履行，甲方选择继续履行合同的，甲方有权按照乙方拖欠金额的万分之三每天向乙方收取延误付款的违约金。同日，针对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姚睿嫣（转让方、甲方）与童坚、谭立伟（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双方同意在上述合同约定的740万元股权转让价格基础上增加50万元，即股权转让价格变更为790万元。双方同意增加的50万元价款在原合同签署当天由乙方支付至甲方账户作为定金，定金在甲乙双方办理股权变更过户手续时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其余740万元仍按原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谭立伟分别于2018年9月14日、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1日向姚睿嫣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49万元、226万元，共计395万元。童坚分别于2018年9月14日、2019年3月30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6月12日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20万元、80万元、175万元，共计395万元。一审审理中，姚睿嫣主张其将持有的苏州成虹公司33.33%的股权分别各转让一半给谭立伟、童坚；谭立伟的逾期付款责任双方已达成庭外和解，现其追究的是童坚的逾期付款责任。童坚予以否认，认为其与谭立伟是共同受让上述33.33%的股权。一审审理中，姚睿嫣与童坚一致确认：案涉股权双方于2019年6月12日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6月13日完成变更登记。另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于2018年8月31日被修订，新修订的该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新修订的该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迟延的原因？二、姚睿嫣与童坚有无合意变更案涉交易付款期限？姚睿嫣认为，第一，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迟延的原因在于童坚一直拖延未及时完成审计、交纳税费；苏州成虹公司于2018年年底就已完成交割，公司所有账册和凭证也交给了童坚委托的中介人员，其也多次配合童坚提供公司相关财务资料；童坚以《个人所得税法》修改构成重大政策变化从而导致案涉股权变更迟延的意见不能成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直需要先完税，且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于2018年8月31日就已颁布，童坚对此应该有所预见。第二，其未与童坚就变更付款期限达成过合意。从其母亲与童坚委托的中介人员林某、童坚的聊天记录内容可看出，其从未同意童坚提出的付款期限，且童坚之后实际的付款时间及付款比例也与童坚所称的“审税付50%、工商变更付50%”不相符；另，谭立伟亦陈述林某代表童坚，谭立伟对童坚所称的达成变更付款期限的合意完全不知情，且谭立伟亦一再强调其付款系在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不存在代童坚支付转让款的情形。关于童坚应给付的违约金，其按照合同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2019年1月15日）与童坚之后实际付款日期按日利率万分之三分段计算得出应为100380元。童坚认为，第一，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迟延的原因一则是因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导致股权变更登记政策发生变更，即需先审税再变更，此系双方当事人均无法预见的重大政策变化，其无责任；二则是因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姚睿嫣未能及时配合提供苏州成虹公司齐全的财务资料，故变更登记延迟的责任在姚睿嫣方。第二，在出现上述政策变化后，原童坚双方已就付款期限变更达成合意，即变更为“审税时付50%，变更登记时付50%”，后，谭立伟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1日支付的275万元即是履行该变更后付款方案的前50%付款义务。即便若是其违约，姚睿嫣主张的违约金标准也偏高，希望法院调整。一审审理中，经童坚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林某到庭陈述：其在案涉交易中充当中间人，非受童坚委托；案涉股权交易因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政策变化导致付款时间需要延迟，故童坚与姚睿嫣就付款时间进行协调，达成审税时付一半、工商变更登记付一半的付款方案，后期也是按该方案继续履行合同；因延迟付款系因政策变化，而非一方耽误，故姚睿嫣也未提及违约金。对林某上述陈述，姚睿嫣认为与双方之间的聊天内容不相符，不应作为证据采纳。童坚则认为与双方之间的聊天内容相符，且能够相互印证。一审审理中，谭立伟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其在履行案涉协议过程中确存在延迟付款违约行为，但无恶意违约的故意，且于2019年2月1日也履行完毕其付款义务。童坚违约事实确实存在，关于童坚所称系因工商变更登记出现新政策（先审税再变更）才导致案涉交易延迟的意见，不能成立，因在2018年10月22日苏州成虹公司就发生过一次股权变更登记，其与童坚作为新增股东，当时也是要求先审税再变更，童坚对此应当知晓。其自愿承担自己应付款部分逾期付款所发生的违约责任，关于其与童坚作为一个整体付款，其无法认同。童坚所提已与姚睿嫣达成新的付款方案及姚睿嫣不配合提供财务账册事实上不存在。姚睿嫣经质证，对上述情况说明无异议。童坚经质证，对上述情况说明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谭立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直未参与，完全是由中介人员具体办理，该份情况说明内容与中介人员陈述内容完全相左；且案涉合同的乙方系其与谭立伟，并未约定双方比例，应作为整体。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关于案涉股权迟延变更登记的原因，童坚认为系工商变更登记政策变化及姚睿嫣不配合提供账册所致，然，一则《个人所得税法》于2018年8月31日就已作出修订，规定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童坚对此应有预见，且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签订于2018年8月16日，但约定的最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童坚以上述作为无法预见的重大政策变化无事实依据。二则根据双方提供的“成虹机电财务对接群”聊天内容，姚睿嫣于2018年9月3日就将苏州成虹公司相关财务资料交给了案涉交易的中介人员，就财务资料的技术问题也一直与中介人员保持沟通，在对方提出补充相关材料时，姚睿嫣亦都予以配合；姚睿嫣也多次询问公司审计进展情况，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童坚同意姚睿嫣仅就由其保管的公司现有资料向童坚移交，在之后童坚再向其索要财务资料时，姚睿嫣也明确表示其能够提供的均已提供，故童坚主张因姚睿嫣不配合提供账册导致迟延变更无事实依据。综上，关于童坚认为案涉交易迟延变更的原因系政策变化和姚睿嫣不配合提供账册所致的意见，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关于姚睿嫣与童坚有无合意变更案涉交易付款期限，童坚主张双方已就“审税时付50%，变更登记时付50%”的付款方案达成合意，然，一则从双方提供的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姚睿嫣未有明确同意上述方案的意思表示，且无论系姚睿嫣与中介人员的聊天记录，还是姚睿嫣与童坚的短信聊天记录，姚睿嫣在其中多次催促童坚方付款且多次强调最后付款期限应是2019年1月15日。二则从童坚后期付款看，童坚主张谭立伟于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1日支付的合计275万元即是在履行变更后的付款方案中的前半部分付款义务，但谭立伟明确表示予以否认，并陈述上述付款系谭立伟在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童坚又未举出其他证据证明上述陈述，故对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童坚之后的付款时间、金额也与其所称的变更后的付款方案不相吻合。综上，童坚所称双方就付款期限变更已达合意的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童坚未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最后期限（2019年1月15日）前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并支付转让款，构成违约，姚睿嫣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要求童坚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金额，姚睿嫣主张按合同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2019年1月15日），结合童坚之后实际付款日期，按日利率万分之三分段计算得出应为100380元。该计算标准在姚睿嫣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明显偏高，故一审法院酌情调整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经核算，金额应为77760元。综上，童坚应给付姚睿嫣违约金7776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童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姚睿嫣违约金7776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293元、财产保全费1110元，合计2403元，由姚睿嫣负担733元，由童坚负担167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姚睿嫣与童坚及谭立伟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受让方应于2019年1月15日前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童坚上诉主张因2019年1月15日未完成变更登记，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了付款期限。但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姚睿嫣就案涉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变更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故童坚认为双方已变更付款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五条规定，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童坚上诉主张未完成变更登记系不知晓上述规定导致，属于不可预知的政策变化，但上述法律规定在2018年8月31日已公布，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谭立伟作为案涉股权受让方之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谭立伟与姚睿嫣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对谭立伟的陈述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童坚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计算逾期利息存在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童坚于2019年3月30日支付20万元，逾期74天，于2019年4月1日支付80万元，逾期76天，于2019年6月12日支付175万元，逾期148天，一审法院据此核算认定童坚需向姚睿嫣支付逾期付款利息77760元并无不当。综上，童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6元，由上诉人童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冯月青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泽玮书 记 员 唐 恬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