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15384号原告：王淑敏，女，199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辉，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赵东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叶思，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东晴，女，199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镇小郢村邪西组11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叶思，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淑敏与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20年9月21日，本院通知赵东晴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12月29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1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赵东晴(同时亦为本案第三人)、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叶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淑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被告于2018年5月27日签订的《分红股份协议》自2019年7月12日解除；2、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89,990元；3、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89,99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9,99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27日，原、被告签订《分红股份协议》，约定：原告投资89,990元用于被告旗下两家门店的运营，每季度进行利润分红。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已按约交付投资款，但被告的实际控制人赵东晴始终以亏损为由，拒不对账、拒不分红，原告的缔约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原告诉至本院，作如上诉请。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辩称，关于诉请第1项，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原告要求解除《分红股份协议》的通知。鉴于双方确无继续合作的可能，故被告同意该协议自2019年7月12日解除。但解约系双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协商一致的结果，而非基于被告根本违约，被告在履约期间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关于诉请第2项和第3项，被告不同意退还原告任何投资款，更不同意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理由包括：1、被告账目清晰。虽然被告自设立以来没有建立规范的会计制度，公司的较多营业收入实际进入了赵东晴的个人银行账户，但此事实并不代表被告账目混乱。赵东晴作为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始终勤勉履职，其个人银行账户内的全部收入、支出均能清晰区分究竟是属于被告公司交易还是其个人生活消费；2、门店经营亏损。原告作为其投资门店的店长，共同参与了被告的经营管理，故理应知晓其投资的两家门店均处于亏损状态，原告作为投资人应共担经营风险；3、被告已切实履约。双方并未按约对账的原因是原告多次拒不配合，而非被告及第三人故意隐瞒。且原告为了达到催要投资款的目的，曾采用极端手段，恶意干扰被告的正常经营。第三人赵东晴述称，其系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同意被告所述的全部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作综合评述。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公司情况2018年1月15日，被告登记设立，主营业务系少儿绘画培训。第三人赵东晴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股75%，同时亦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旗下的门店均以“青骑士”的名义对外经营。2018年1月，被告旗下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的门店(以下简称“巨鹿路店”)开始对外营业。2018年5月30日，被告旗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金融中心的门店(以下简称“金融城店”)开始对外营业。2018年7月31日，被告旗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汇广场的门店(以下简称“世纪汇店”)开始对外营业。2019年3月，巨鹿路店因经营状况不佳而关停。截至2021年3月，金融城店及世纪汇店仍在正常经营中。二、缔约情况2018年5月27日，原、被告签订《分红股份协议》，约定：1、入股原则：世纪汇店，分红股份5%，金融城店，分红股份10%；2、分红明细：一年分四季度去分红净利润；3、风险明细：双方共同承担各自分红股所产生的收益和风险；4、退出机制：合同期为1年(因被告与商场签约时间为1年，如无自然天灾因素或商场大变动调整，被告则与商场续签一年，本协议则延续1年，累计达两年)。退出分红股时，每年季末剩余5/40%的分红则作为分红补偿，不需要补缴已报名和会员卡充值等储蓄的退出5%金额款；5、营业明细对账单：原、被告每三月核对合同所属签约门店收入支出账单一次。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确认：1、赵东晴代表被告在上述《分红股份协议》上签字、捺印，故该协议的签订主体系原告和被告；2、该协议实际约定的有效期自2018年5月30日起(即金融城店开业之日)至2020年5月29日止。三、履约情况2018年4月16日、同年4月17日、同年4月20日、同年4月22日、同年6月4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分别向赵东晴交付投资款20,000元、10,000元、10,000元、25,990元、24,000元(合计89,990元)。审理中，被告及第三人一致确认：1、被告认可赵东晴为其代收原告的全部投资款；2、赵东晴收款后，并未转入被告的公司账户，而是保存于其个人银行账户内。2018年11月1日，原告至被告处工作，担任世纪汇店的店长。2019年4月5日，原告发送微信给赵东晴，称“你说的20号对账，这个账你怎么还没发我”。赵东晴回复“我要理清才能告诉你啊，画室杂事这么多，我一直忙财务，其它都不运行了吗”。2019年4月14日，原告发送微信给赵东晴，称“前面说了15号之前发我财务报表，数据呢我也是要自己看看的，你这边实在没空，那你这些零碎的统计交给我，我这边来找个会计帮你核对，17号我们可以对了，我下周回去上班，暂时还是到世纪汇店”。赵东晴于次日回复“你这周没有排班”。原告继续询问“你打算放我假到多久”。赵东晴回答“这周没有排班”。2019年4月15日，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4月16日，赵东晴发送微信给原告，约原告“明天中午12：00金融城店见”，后更改见面时间为“下午2：30”。2019年4月17日，原告与赵东晴见面协商如何解决本案纠纷，但最终协商无果，在该次见面中双方没有如期进行对账。审理中，被告及第三人还一致确认了以下事实：一、世纪汇店、金融城店在经营过程中，总计使用3个POS机进行收款，其中1个POS机绑定赵东晴设立于招商银行的尾号为6375的个人银行账户，1个POS机绑定赵东晴设立于中国建设银行的尾号为9518的个人银行账户，剩余1个POS机绑定的是被告设立于招商银行的尾号为0601的公司银行账户。关于使用这2个绑定赵东晴个人银行账户的POS机来收取被告日常的营业收入的问题，被告及赵东晴事先并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二、原告投资案涉两家门店期间，被告旗下总计三家门店，即巨鹿路店、世纪汇店及金融城店之间经常存在物资调配(包括画框、颜料、画纸等)以及人员借用(包括授课老师、活动支援)。而那些已转入赵东晴个人银行账户内的公司营业收入，只有实际控制人赵东晴能够区分哪些收入和支出属于巨鹿路店、哪些收入和支出属于原告投资的两家门店。四、诉讼情况2019年7月12日，原告诉至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该案被告为赵东晴，要求解除案涉《分红股份协议》，并主张赵东晴向其退还全部投资款，案号为(2019)皖1202民初6945号。后双方在该案审理中确认，与原告签订案涉《分红股份协议》的相对方系本案被告，而非赵东晴个人。原告随即向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获裁定准许。2019年11月1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其与本案被告签订的案涉《分红股份协议》，并主张本案被告退还全部投资款、支付相应利息，案号为(2019)沪0110民初20327号。审理中，一方面被告确认其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原告要求解约的通知，另一方面被告提交了大量账册及交易明细，欲证明原告的投资款已全部亏损。嗣后，因原告尚需时间根据账册、交易明细等梳理门店的盈亏情况，故于2019年12月9日向本院申请撤诉，并获裁定准许。2020年3月19日，原告再次诉至本院，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上述(2019)沪0110民初20327号案件中提出的一致，本院以(2020)沪0110诉前调1743号予以受理。审理中，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被告账册中涉及金融城店、世纪汇店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司法审计。后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指定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审所”)进行司法审计。被告向上审所提交账册及相关会计凭证后，上审所于2020年6月1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由于被告聘请代理记账人员进行记账，会计基础薄弱，无法形成审计基础。本院将该《情况说明》向双方当事人出示后，双方当事人申请、确认撤回本次司法审计。本院认为，商事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本着诚实守信的理念，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有权依法解除案涉《分红股份协议》。首先，关于法律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投资行为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且原告提出解约的通知于2019年7月12日达到被告的法律事实也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中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依法解约、解约时间的确认以及解约后权利义务的认定等问题均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关于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已查明事实，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综合认定：一、违约责任案涉《分红股份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应每三月核对门店的收入和支出。然而，履约过程中双方却从未切实履行这一对账义务，根本原因系被告账册不健全、公司与赵东晴个人存在财产混同。第一，由于被告的大量营业收入直接转入了赵东晴的个人账户，赵东晴也经常使用其个人微信、支付宝支付员工工资、购买营运物资，导致赵东晴个人的生活支出与代公司支付的款项以及赵东晴个人的财务收入与公司的营业收入实难区分；第二，直至2019年4月5日，在原告要求对账的情况下，赵东晴通过微信表示“我要理清才能告诉你啊”，可见赵东晴在日常管理中并未妥善处理财务记账，双方不存在有效对账的客观基础；第三，由于被告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账册中并未区分旗下三家门店各自的收入和支出，导致无法根据账册得出原告投资的两家门店在双方合作期间究竟是亏损还是盈利的准确结论。因此，双方并未按约履行对账义务的违约责任在于被告，而造成此结果的责任人是赵东晴。赵东晴作为被告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负有做好会计账务、尽职管理资产、明确资金用途等责任，但其收取原告的投资款后不仅没有及时转入公司账户，且其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明显存在混同使用的情况。因此，关于被告提出的“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的抗辩理由，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撑，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原、被告通过签订《分红股份协议》欲达到的缔约目的是：通过合作经营被告旗下的两家门店，完成共同盈利的商业目标。现由于被告的上述违约行为，原告的缔约目的确已无法实现，故原告有权依法提出解约，案涉《分红股份协议》自通知到达被告时解除(即2019年7月12日)。二、解约后的责任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已收取的投资款89,990元理应返还给原告，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约后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作为违约赔偿，亦于法有据。结合双方确认的解约时间，本院将计付利息的起始日期调整为2019年7月13日。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王淑敏、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7日签订的《分红股份协议》自2019年7月12日解除；二、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淑敏投资款89,990元；三、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淑敏自2019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89,9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9,9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被告上海轻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季宇凤人民陪审员  刘心怡书 记 员  沈佳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