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津02行终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强,男,1962年7月25日生,汉族,天津市建材公司下岗工人,住天津市南开区。监护人张淑兰,女,1964年12月4日生,汉族,无职业,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新兆路1号天津站北广场站内。代表人张兵,所长。委托代理人王建勇,副所长。委托代理人刘建勋,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法制监管支队民警。上诉人顾强因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2行初6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顾强及其监护人张淑兰,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委托代理人王建勇、刘建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2日20时40分许,被告处民警在天津站内巡查发现,原告为旅客搬运行李送站并收取费用,遂将其依法口头传唤至被告处值班室做进一步调查处理,调查中,原告承认其无票进站,为旅客搬运行李送站并收取费用的事实,被告于当日对原告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当场接受处罚并交纳罚款,后自行离开。翌日凌晨,原告至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CT检查,CT检查报告单(影像号:60310409)检查方法为上颌骨CT轴位+冠状位+三维重建。检查所见:“双侧上颌骨形态完整,未见确切骨折线影。右眼眶内侧壁不规整,局部内疝,眶内脂肪向邻近筛窦疝入,右内直肌较对侧略增粗,眶内脂肪密度无增高。双侧筛窦、上颌窦、蝶窦粘膜增厚。右颧部软组织略肿胀。”印象:“1.双侧上颌骨未见确切骨折;2.双侧筛窦、上颌窦、蝶窦炎;3.右颧部软组织略肿胀;4.眼眶情况请结合相关检查”。现原告以被告处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对其辱骂、殴打之行为,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处民警无故打人之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二)项、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被告作为铁路公安机关具有对本辖区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本案立案后,原告于2016年6月16日第一次向本院陈述被打过程时,其被打地点为:距离1西检票口四、五步的地方;原告针对“殴打”行为的描述为:民警与原告面对面用右手击打了原告右脸眼眶下方。同时原告向法庭提出与民警“在快到‘110’报警台处,民警用膝盖顶原告膝盖后侧导致原告摔倒”等内容,但在此次询问中,原告又自述从检票口到派出所途中确定未发生任何事情。此时原告尚未查阅被告所提供的视频资料内容。针对原告以上描述被“殴打”内容,在被告提供的证据9中已对原告提出的事件发生地监控记录了相关过程,原审法院通过审查,在该视频录像中,并未发现原告所主张的内容或原告存在异常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原告在诉讼期间,向法庭陈述的内容前后不一致,尤其在查阅视频资料前后针对被打事件发生地的陈述予以改变,即查阅视频资料前,原告向本院提出民警在位于距离检票口四、五步处对其进行殴打,而在原告查阅视频资料后,又称民警于他处对其进行殴打,且原告在第一次向法庭描述案件发生过程时,已明确表示在离开检票口至被告值班室途中未发生任何事情。本案中,原告坚持主张被告处民警执法过程中对其进行殴打,未向法庭提供证明原告被殴打的事实证据。原告针对此节虽提交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作出的CT检查报告单以及相关就医票据、乘车票据予以佐证,但该证据并未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被告处民警对原告实施了殴打行为,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关于原告主张民警诬陷其偷东西一节,原告对此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通过查阅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未发现相关内容,亦无原告针对该主张向被告陈述或申辩之内容,故本院对原告此节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对原告有“辱骂”、“侮辱”情节的主张,在被告提交的证据10、11中,民警针对原告此前多次因在天津站为旅客搬运行李并收取费用之违法行为进行释法明理后作出处罚,在该证据中发现民警与原告谈话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用语,虽此节尚不足以被评价为对原告进行辱骂、侮辱,但对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不规范用语予以纠正。另,本案原告系残疾人,对其合法权益亦应予以保护,虽原告之残疾证记载其残疾类别为“多重残疾”,残疾等级为“贰级”,但能清楚表达其意志,在本案审理中原告具有相应的诉讼能力,且明确知晓其到车站为旅客搬运行李并收取费用属违法行为。关于原告之监护人,应当认真履行其监护义务,对原告多次到天津站为旅客搬运行李并收取费用之扰乱车站秩序的行为未能及时予以监管并制止的情形提出指正。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处民警对其进行殴打一节证据不足,要求确认被告处民警无故打人之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顾强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顾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无故打人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1、上诉人是残疾人,送站也是为了生活,没有扰乱车站秩序,被上诉人不应该对上诉人进行推搡和殴打。上诉人已经报警了,而且也有伤情,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打人行为的存在;2、原审判决认定证据相互矛盾,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辩称,不存在打人的违法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顾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在原审期间提交证据为:1、证人证言,证明原告非法搬运行李送客进站的违法事实,以及民警依法传唤原告时并未使用武力和警械的事实;2、事情经过(民警王雷);3、事情经过(民警常杰);4、事情经过(民警苏津历);证据2-4证明被告处民警发现原告送客进站搬运行李收取费用的违法事实及依法口头传唤上诉人至被上诉人处之过程;5、接处警登记表(编号:津警NO.0002781),证明处置民警向指挥中心进行反映的情况;6、出警说明,证明被告向公安处指挥中心反馈经调查未发现原告声称民警对其进行殴打的事实;7、《治安管理当场处罚决定书(代收据)》(№1508428169),证明2016年5月2日被告针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作出行政处罚;8、《治安管理当场处罚决定书(代收据)》(四份),证明原告曾多次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处罚;9、天津站高架二层1西检票口视频资料,证明原告无票进入检票口为旅客搬运行李的事实;10、执法记录仪录像资料(1),证明民警对原告之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情况;11、执法记录仪录像资料(2),证明原告当场接受公安机关对其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事实;1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节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节选),系被告在处理该案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上诉人顾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为:1、天津市门诊挂号专用收据(№A07707867);2、天津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NO.0168929805);3、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CT检查报告单(影像号:60310409);4、天津市客运出租行业专用发票(号码:85301521、73330650)共两张;5、《治安管理当场处罚决定书(代收据)》(№1508428169);原告提交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于2016年5月2日对其作出处罚以及原告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就诊等事实。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审质证意见一致。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原审法院就顾强及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在原审期间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向我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的申请。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向我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第二十四条规定第一款:“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上诉人顾强在二审期间向我院提交调取证据的申请,由于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上诉人顾强起诉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打人的行为违法,但其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其提交了自己伤情的诊断证明,但其所提交的证据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并且上诉人顾强在原审审理期间对事件经过的关键细节的前后描述存在矛盾之处,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顾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打人的行为,并基于此判决驳回上诉人顾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顾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乜 红代理审判员  吕本文代理审判员  张 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秦 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