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民终5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名利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迎里小区4号楼2门604号。法定代表人:皇甫超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军,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彭元,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近营,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宝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士合,男,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宝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敬,女,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勤,男,196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波,天津百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名利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利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下称“四被上诉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3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名利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军和关彭元、被上诉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名利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双方协议》的合同性质和效力认定错误。1、名利全公司与四被上诉人之间实际上是二次工程转包关系,双方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双方协议》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应当认定无效。涉案工程(即:宝坻新城天锦园五标段工程)在诉讼双方签订《双方协议》前已由天津市泓泰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泰成公司”)整体转包给四被上诉人,形成未签订书面合同的事实转包关系,后四被上诉人将承包的工程再次转包给名利全公司。2、诉讼双方在协商并签订《双方协议》过程中,四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了工程项目的后期用料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这一重要商业事实,致使名利全公司进行大量施工后造成资金周转严重困难、无以为继的情形,在与泓泰成公司达成《结算协议》后,于2014年12月19日中途退场,四被上诉人应赔偿因欺诈给名利全公司造成的损失。二、一审判决对名利全公司已向四被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30万元款项的认定存在错误。上述款项均是名利全公司开始投入资金入场施工期间向四被上诉人支付的,是包含在《双方协议》内的对价,《双方协议》是为补全手续才补充签订的,该40万元应当从未支付款项中扣除,一审判决中没有扣除,是对名利全公司已支付价款金额认定的错误。被上诉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辩称,不同意名利全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理由:一、名利全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诉讼双方签订的《双方协议》真实有效,名利全公司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全面履行付款义务。三、通过四被上诉人的介绍,名利全公司成功与泓泰成公司签订了施工《协议书》,并结算完毕,四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双方协议》。四、诉讼双方对涉案的工程办理了交接手续,四被上诉人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形。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名利全公司给付居间报酬166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3月23日至全部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名利全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系个人合伙关系,合伙从泓泰成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交纳了250万元保证金,并进行了部分挖槽、搭建彩钢房等基础性施工。2013年10月13日,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与名利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皇甫超振签订《双方协议》约定,鉴于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四人把泓泰成公司所承包“宝坻新城农民安置住宅建设一期工程项目还迁楼天锦园五标段”工程介绍与皇甫超振承包施工,经刘近营与皇甫超振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皇甫超振共计支付刘近营费用466万元(其中包含刘近营所交各种保证金),1、先期支付200万元;2、剩余266万元在本工程春节前开发商支付工程款后支付。如果开发商支付工程款后七个工作日内不能按时支付,皇甫超振自动放弃此项工程,并承担一切损失。此协议签订后,刘近营等人不能再参与此工程有关的一切事项。一审庭审中,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表示,《双方协议》上有刘近营签字、郭士合签章、李春敬与王勤按手印,并于庭下提交了四人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可四人的个人合伙关系及共同作为该协议的一方主体。名利全公司庭审中表示,其法定代表人皇甫超振在协议上签字,系职务行为,名利全公司作为协议的一方主体。另查,2013年8月15日,泓泰成公司(××)与名利全公司(××)签订《协议书》,由名利全公司承建涉案工程。2014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结算协议》,结算的工程款现已全部给付。再查,关于名利全公司主张的付款情况:一、名利全公司分别于2013年10月13日付款150万元、2013年10月14付款50万元、2014年3月22日付款100万元,合计300万元,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对此认可。二、2013年11月6日,刘近营向皇甫超振出具2万元的欠条;2013年12月19日,皇甫超振向刘近营通过网银汇款5万元。名利全公司认为该两笔款项应在应付款项中抵消,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同意。三、1、2013年10月6日,刘近营向皇甫超振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皇甫超振交来天锦园工程款十万元,如三天后不能进场原数退回”,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主张已经代替名利全公司向其他施工队支付了该10万元,并申请证人王某证明收到的10万元挖槽费用系刘近营代皇甫超振支付;2、2013年10月3日,郭士合向名利全公司出具收条,记明“工程费用30万元”;3、2014年10月31日,皇甫超振向刘近营通过网银汇款10万元,对此刘近营主张系皇甫超振个人还款,与2014年10月24日向皇甫超振汇款10万元相对应,名利全公司对此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未发表意见;4、降水队(总款)表格中体现了共向降水工程施工队负责人许盼盼、刘进成支付255929元,刘进成系刘近营弟弟,系代刘进成收款,与名利全公司证据七中2013年11月9日及2013年11月21日通过银行汇款给许盼盼共计255900元相对应。四、1、2014年1月1日,案外人王丽新向皇甫超振出具欠条,记明“今借皇甫超振现金2万元整”。对于该笔款项,王丽新主张系报酬,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亦不同意充抵工程款;2、2014年1月1日,郭士合向皇甫超振出具欠条,记明“今支到皇甫现金1万元整”。对于该笔款项,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表示系郭士合个人行为,不同意充抵工程款;3、2014年1月27日,郭士合向皇甫超振出具欠条,记明“今借到皇甫超振现金15万元整”,名利全公司提交了两张在天津海联力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刷卡消费的购物凭条,数额分别为86000元和5万元,并附有手写“此款是给郭士合买车时的刷卡凭证,数额为13.6万,差1.4万交的现金,计15万元”字样,对于该笔款项,郭士合主张系报酬,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亦不同意充抵工程款。五、名利全公司主张代原告付款,应抵扣工程款的情况:1、2013年11月12日,支付彩钢房款项351142元;2、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费用16500元;3、支付20000元工程资料外包费;4、针对名利全公司证据十三:在2013年11月7日支付树苗款7000元;2013年11月10日支付拉土款项2000元,2013年11月11日支付综合执法关于外运土方的罚款2550元;2013年11月12日支付渣土款38640元、公路补款10000元;5、混凝土发货单12张,主张支付货款34140元,未提交付款的相关证据;6、2013年11月20日支付工资3500元;2014年1月24日支付工资340元;7、2013年9月28日支付开槽喜钱200元。又查,一审庭审中诉讼双方认可签订《双方协议》时对涉案工程进行了验收交接,466万元组成中有250万元系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支出的保证金,剩余款项系考虑四人的投入和报酬。双方签订协议时,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将已施工的账册转交名利全公司,名利全公司主张替四人付款的工程,在账册中均有体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协议》的主体、性质、效力;二、被告已付款具体数额。一、《双方协议》的主体、性质、效力。首先,关于合同主体。《双方协议》载明了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的身份,结合四人的合伙关系,合同一方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名利全公司抗辩合同中李春敬、王勤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不予支持。名利全公司认可皇甫超振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名利全公司应系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其次,关于合同性质。一、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前期进行了部分基础性施工,并缴纳了250万元的保证金,该部分投入已经包含在《双方协议》约定的466万元中。二、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促成名利全公司与泓泰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具有居间性质,且该466万元费用中也有居间报酬。名利全公司抗辩与泓泰成公司系非法转包关系,未施工完毕,经查,泓泰成公司与名利全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书》,已实际施工且结算履行完毕,名利全公司获得了相应对价,在本案中对该《协议书》提出效力抗辩,不予支持。本案合同属于混合合同,兼具工程转包与居间的性质。最后,关于合同效力。《双方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依约履行义务。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已经依约促成名利全公司与泓泰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协议书》,且已结算了工程款,名利全公司给付全部款项的条件已经成就,其拖欠付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本案全部的民事责任。二、名利全公司已付款具体数额。(一)、双方均认可该300万元付款,予以认定。(二)、该组共7万元款项,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同意抵扣工程款,予以认定。(三)、2013年10月6日,刘近营出具的10万元收条写明款项为工程款,2013年10月3日,郭士合向名利全公司出具收条,记明“工程费用30万元”。该两份收条的收款时间在2013年10月13日《双方协议》签订之前,故不在本案协议的合同标的466万之内,不予处理;2014年10月31日皇甫超振通过网银向刘近营汇款10万元,对此刘近营提交转账凭条及证人刘某1出庭作证,证实该10万元系皇甫超振向刘近营个人还款,与工程款无关,名利全公司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未发表质证意见,故对名利全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降水队付款发生在双方协议签订之后,且实际收款人是案外人徐盼盼,故对该笔付款不予认定。(四)、王丽新系案外人且出具的是2万元借款条,名利全公司主张系支付工程款,不予认定,名利全公司可另行主张;郭士合两份欠条共计16万元,均以个人借款形式,结合2014年1月27日消费凭条为购车开具,且名利全公司标记为借给郭士合买车,故该两份款项为郭士合个人借款,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不同意抵扣工程款,名利全公司主张系工程款付款不予认定,名利全公司可另行主张。(五)、名利全公司主张替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付款的1-6种情况均在《双方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已对涉案工程结算、交接,且这些工程均在交接的账册中有记载,故该付款行为系名利全公司应履行的付款义务,其抗辩替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付款的主张不成立。2013年9月28日支付开槽喜钱200元,时间在《双方协议》之前,不在《双方协议》结算后的合同标的466万之内,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名利全公司已付款为307万,未付款为159万元,对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主张名利全公司给付款项166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以实际欠款数额为准。关于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一节。诉讼双方对此并未约定,但名利全公司未给付约定款项,给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造成利息损失属于客观事实,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利息,符合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诉讼双方在《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先期支付200万元,剩余266万元在开发商支付工程款后七日内支付,泓泰成公司与名利全公司的《结算协议》约定到2015年2月5日支付全部工程款。名利全公司庭上亦表示确已收到泓泰成公司工程款790万元,故应自2015年2月13日起算利息为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名利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四原告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款项159万元;二、被告天津市名利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四原告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逾期付款损失(以159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2月13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38元,由名利全公司负担(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上诉人名利全公司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资产负债表、天锦园五段财务情况说明书、移交清册。证明:名利全公司自四被上诉人处承接涉案工程,双方存在建设工程转包关系。四被上诉人于工程转包前对工程实际投入为3762625.40元,并已实际对工程进行了施工。证据2、刘某2、黄瑞义证人证言。刘某2证明:对于涉案工程诉讼双方存在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四被上诉人在工程转包过程中虚假陈述了工程中甲方供料的金额,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曾协商同意名利全公司再向四被上诉人支付约60万元款项后,双方之间的转包合同关系终止。黄瑞义证明:名利全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绑架受伤住院后,双方曾协商四被上诉人同意名利全公司支付26万元款项后,双方转包合同关系终止,《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剩余款项不再支付。被上诉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三份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有一些交接的程序,与本案四被上诉人主张的介绍费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2中证人刘某2在一审中参加过庭审旁听,不符合证人资质,不能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而且刘某2在双方商量时不在现场,不清楚具体情况,不认可其证言真实性。对证据2中黄瑞义证言,其对具体情况都不清楚,陈述时语言逻辑也有问题,不认可其证言。被上诉人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名利全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未能改变一审查明的事实,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案经本院调解未果,诉讼当事人各持己见。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双方协议》的效力及责任,名利全公司主张的40万元款项是否应从其未付款中扣除。关于《双方协议》的效力及责任。《双方协议》是由名利全公司法定代表人皇甫超振与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四人于2013年10月13日自愿签订,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并由当事人依约履行。名利全公司主张《双方协议》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但未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刘近营等四人依约促成名利全公司与泓泰成公司签订了施工《协议书》,名利全公司实际进行施工,于2014年12月19日与泓泰成公司签订了《结算协议》,并已结算履行完毕。名利全公司获得了相应结算款项,其向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支付《双方协议》约定款项的条件已经成就。现名利全公司拖欠付款,是违约行为。应立即支付尚欠刘近营、郭士合、李春敬、王勤的款项159万元。一审法院所作名利全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名利全公司主张的40万元款项是否应从其未付款中予以扣除。经查,其中10万元是刘近营于2013年10月6日出具的收到工程款10万元的“收条”,该“收条”的收款时间早于2013年10月13日《双方协议》的签订时间,不在《双方协议》应支付费用466万元之内;其中30万元是郭士合于2013年10月3日书写的“工程费用款30万元”,郭士合否认收到该款,名利全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向郭士合支付了相应款项。故名利全公司要求从未付款中扣除上述40万元款项之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名利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1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名利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权代理审判员  魏晓川代理审判员  李兴明二○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姚 鹏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