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9民初1338号原告：王某1，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国，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女，1967年4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泰高岩，北京嘉维泰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女，1960年2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告：王某4，女，1964年9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某5，女，1969年1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王某6，女，1972年10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王某1起诉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王丽娟独任审判，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国，被告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泰高岩，被告王某3、王某5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4、王某6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除王某4之外的其他四被告给付王某1垫付王某某的医疗费214741．46元（自2009年4月至2020年6月）。事实和理由：我与五被告为亲兄弟姐妹关系，我们的母亲王某某自2007年一直与我共同生活。王某某因年迈等原因多次肾脏、心血管感染，在此期间，医疗费用都由我一人垫付。至王某某去世，我一共支付了几十万元医疗费，五原告未支付医疗费。子女对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我认为五被告应当与我共同分担母亲的医疗费。因王某4患有癌症，我不要求其给付我其应当负担的部分。请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王某2辩称，认可原告关于家庭成员身份关系的陈述，但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3月13日，原被告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母亲的医疗费先由其本人工资支付，不足部分由王某1负担。该协议虽然有部分条款未履行，但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原告起诉违背了调解协议约定，应予驳回。王某某的医疗费问题早于2014年3月13日由各方协商一致，原告就多年前的医疗费再次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驳回。母亲有工资收入、征收补偿款、周转费和租房收入，五被告也经常去看望照顾母亲，给钱、给物，负担了部分医疗费，原告不能证实王某某的全部医疗费均由其负担，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王某3辩称，我的意见与王某2一致，我给母亲掏过2000元的住院费，还有一些零碎的医疗费，给母亲购买了制氧机、氧气罐、血压仪，平时去看望母亲、给母亲生活费，母亲住院时主要是我和王某2陪护。被告王某5辩称，我的意见与王某2一致。被告王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陈述了答辩意见。王某4辩称，签调解协议我没有参与，我患有癌症，身体不好，而且早年母亲与我共同生活8年，由我负担她的一切支出，我从未向老人要过一分钱。原告不要求我负担医疗费，我不再发表其他意见。被告王某6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陈述了答辩意见。王某6辩称，我的意见与王某2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王某某与王庆祥系夫妻，二人育有六名子女，分别为长子王某1、长女王某3、次女王某4、三女王某2、四女王某5、五女王某6。王庆祥于1991年8月5日死亡，王某某于2020年6月30日死亡。王某某有退休工资，根据王某某的工资存折，其在2018年的退休工资为2844．55元/月，2019年的退休工资为3052．55元/月，2020年的退休工资为3275．55元/月。自2009年4月至去世，王某某一直与王某1共同生活。双方当事人认可，自2009年至2018年9月，王某某的工资折由王秀芝管理，之后由王某1管理。2014年3月13日，王某某与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王某1经北京市门头沟区xxx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以下简称调解协议）：“1、在王某某名下的第二套拆迁安置房具备入住条件之前，租赁一套一居室供王某某居住，费用由王某1承担；2、王某某的生活费由王某3、王某2、王某6、王某5均摊，预计每月500元，多退少补；生活费由王某3进行管理，每月给付，须每月月底前交付至王某3处；3、王某某的工资平时不作为生活费使用，仅王某某本人就医住院时使用；若此款项不足以支付王某某就医住院费用时，其余医疗费用由王某1承担；4、王某某平时（除去生病住院期间）的看护、照顾由王某3、王某2承担，其余子女应经常前来看望；王某某生病住院期间由王某3、王某1、王某2、王某6、王某5轮流看护、照顾；5、王某3、王某2、王某6、王某5四人明确表示，本人对王某某财产的继承份额由王某1一人继承。”当事人均认可，以上协议内容未实际履行，王某1未给王某某另外租房居住，王某3、王某2、王某6、王某5亦未足额给付王某某生活费。王某1主张，自2009年4月至王某某去世，王某某的医疗费均由其负担，共计214741．46元，除使用社保卡结算的医疗费外，王某某曾于2019年1月在xxx总医院就医，未使用社保卡，自费金额为2575元，还有送医院的救护车等支出，要求除王某4以外的其他四被告负担各自应负担的数额，并表示王某4身患癌症，其应当少负担医疗费。王某1提交王某某的部分医疗费票据及其在医院刷卡支付医疗费的12张交易单据予以证明。根据王某1提交的银行刷卡交易记录核算，王某1的该部分支出金额为67014．81元，其中2016年支付305．55元，2017年支付60709．26元，2019年支付6000元。王某1向本院申请调取王某某自2009年至去世的医疗支出情况。根据本院向社保单位调取的结果，王某某自2009年至2020年去世的医疗支出共计208553．75元，其中2009年至2013年的支出为43280．67元；2014年支出25560．22元，2015年支出20689．19元；2016年支出23318．24元，报销4497元，实付18821．24元；2017年支出医疗费77513．16元，报销32927．02元，实付44586．14元；2018年支付医疗费2971．34元，2019年支付医疗费14841．34元，2020年支付医疗费1380．48元。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均表示，根据2014年3月13日的调解协议，母亲王某某的医疗费先由其本人工资支付，不足部分由王某1负担，该协议虽然有部分条款未履行，但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原告起诉违背了调解协议约定，应予驳回。王某某的医疗费问题已于2014年3月13日由各方协商一致，原告就多年前的医疗费再次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王某某有工资收入、征收补偿款、周转费和房租收入，这些都由王某1管理，已经用于支付医疗费，五被告经常看望照顾母亲，给钱、给物，负担了部分医疗费，王某某2019年1月住院时，王某3交纳了2000元，王某2交纳了3000元；此外，王某某的部分医疗费经过二次报销后，实付医疗费金额没有那么多，王某1不能证实王某某的全部医疗费均由其负担，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王某1主张王某某的工资存折在自2009年至2018年长期由王某3持有，其无法支取王某某的工资，2018年10月后其管理王某某的工资，主要用于王某某的生活支出和给老人开药，不够的部分由王某1负担；因王某某住院，其曾于2017年2月9日、2019年4月8日分别向赵某、高某借款5万元、2万元，后分别于2017年8月15日、2019年11月偿还；王某某的一居室安置房屋并没有出租，周转费和征收补偿款都是王某某赠与自己的，且后续还用于交纳了差额安置面积房款和房屋装修、入住费用；王某3、王某2确实为王某某交纳了2019年1月的住院费，该部分款项同意自王某1主张的医疗费中扣除；王某某医疗费的报销部分都是打入了王某某的账户，没有给王某1，王某1实际支付的医疗费并没有因为报销而减少，被告应按照王某1实际负担的医疗费补偿王某1。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3主张，王某3管理存折期间，都是将款项支取后交给王某某，由王某某自己保管，王某某的生活费则是由几个女儿负担，老人的钱都给了王某1；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赵某是王某1的妻弟，存在利害关系，而且两次借钱的时间与王某某住院的时间对不上；平时王某某住院一般是王某1先掏钱，但几个女儿也负担过王某某的医疗费，只不过因为需要报销，交完钱后大家都把交费凭证给王某1了；王某某住院时主要由王某3和王某2陪护，王某1陪床较少；王某某的所有手续都在王某1手里，医疗费报销后钱也都是王某1拿着。另，王某某基于房屋被征收取得征收补偿款150843元及一套一居室、一套二居室安置房屋。取得上述利益后，王某某给了王某24万元，将其余征收补偿款赠与儿子王某1，安置房屋后续补交了差额安置面积房款49692．51元。后王某某分别于2016年4月18日、2017年9月1日设立遗嘱。第一份遗嘱表明要将两套安置房屋在去世后留给王某1，第二份遗嘱表明要将基于房屋被征收“政府拆迁多补面积”留给王某1和王某2各一半。王某某去世后，王某2以继承纠纷为由将其他继承人诉至法院，本院审理中认定调解协议不能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认为“该协议是在王某某去世前达成，继承尚未发生，被继承人死亡前，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只存在身份关系，尚未取得继承权，且其是否能继承财产，均系未知，因此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处分的是一种尚不存在的权利，对所继承财产处分意思表示有效的起点时间应为继承开始之日。”遂于2021年2月10日作出（2020）京0109民初3736号民事判决，确定两套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归王某1享有，由王某1给付王某2相应折价款，并处理了王某某名下的三辆车。王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2021）京01民终428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王某4、王某6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负担医疗费是履行赡养义务的一种方式，因此王某某的医疗费用其子女均有负担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1与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虽就王某某的赡养及医疗费负担问题签订调解协议进行约定，但双方亦认可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未依据协议足额给付王某某生活费，王某1亦未为母亲另行租住房屋，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据此认为王某1应负担王某某无力自行负担的全部医疗费显然是不公平的。自2009年4月起，王某某一直与王某1共同生活，在其生病住院时由王某1送医治疗并先行负担费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亦认可王某某住院时的医疗费用由王某1先行负担。根据王某某的医疗费单据可见，王某某于2014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分别有两次住院记录，于2016年有3次住院记录，这部分大额医疗费用在扣除报销费用、王某2与王某3交纳的5000元后的金额为9万余元，亦远超过王某某同时期的工资收入水平。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虽提出王某某有周转费、征收补偿款及几个女儿的孝敬，但根据调查，王某某的征收补偿款除给了王某24万元外，余款均赠与王某1，且后续两套安置房屋还需要补交近5万元的差额安置面积房款，再加上房屋入住装修的相关支出，该部分款项并不足以涵盖王某某的大额医疗支出。从以上金额核算角度考虑，本院倾向于认定王某1仍负担了王某某的大部分医疗支出。王某1基于对其与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所签调解协议及王某某明确表示安置房屋由王某1继承的信赖，负担王某某的大部分医疗费，但从子女依法履行赡养义务的角度来看，其所承担的医疗费高于王某某其他子女负担的金额；此外，从继承案件审理情况来看，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并未如所签调解协议约定一样放弃继承权，从公平合理角度而言，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应对王某1已垫付医疗费给付适当补偿。王某1虽要求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负担其自2009年4月至王某某去世垫付的医疗费，但自2009年至2014年签署调解协议前，王某某的子女并未就医疗费的负担有所约定，亦无证据显示费用均由王某1负担，故对王某1主张该段时间医疗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自2014年调解协议签署之日至王某某去世，王某某的退休工资基本可以满足其日常医疗支出，该部分支出不应再由王某某的子女分担；王某1曾提到其有时需要借款为王某某支付医疗费，侧面证明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在其长期与王某某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其宁愿借钱也未领取报销的医疗费，这显然与生活实际不符，故本院对其未领取王某某报销医疗费的意见不予采信，对其要求被告按照其实际支付医疗费承担相应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应负担的王某某的医疗费金额问题，本院结合调解协议的签署时间，王某某的大额医疗支出、医疗费报销、子女负担医疗费及遗产继承情况判定，由除王某4外的其他四被告就王某1已垫付的医疗费给付相应补偿，具体金额由本院酌情确定。关于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王某1坚持为王某某支付医疗费一方面是出于赡养义务，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调解协议的信赖，在遗产继承结果尚未实现前，其已提起诉讼要求其他姐妹共同承担其垫付的医疗费，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王某2给付王某1已垫付医疗费10000元，王某3、王某5、王某6每人给付王某1已垫付医疗费2000元；二、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1元，由王某1负担4421元，已交纳；由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6各负担25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丽娟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杜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