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09民初1978号 原告：坑铁柱，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信都区。 原告：坑明柱，男，197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信都区。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春敏，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瑞鹏，男，197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被告：坑玉贤，女，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莲池区。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坑明柱、坑铁柱与被告坑玉贤、李瑞鹏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19日、2021年4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坑明柱、坑铁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春敏，被告坑玉贤、李瑞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坑明柱、坑铁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2、责令被告恢复老宅原状，并返还原告。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并表示可以现状返还。事实和理由：原告祖籍保定市徐水区，原告及父母在有老宅一处，宅基地证登记在原告母亲名下。1987年前原告兄弟姐妹随母亲夏金茹（原名夏如尔）一直在该老宅居住生活。1987年原告全家随父亲迁入山西省孝义市，1995年全家到邢台市工作生活至今，原告及家人多年未回过老家。2016年11月28日原告母亲去世，2018年1月17日原告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后，原告回老家时发现自家老宅被他人占用，后经了解是被告坑玉贤与被告李瑞鹏签订了协议，坑玉贤将该老宅卖给了被告李瑞鹏，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敬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求。 坑玉贤、李瑞鹏辩称，一、本案合同是否有效与原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原告不符合民事诉讼起诉的条件，本案应驳回起诉。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是无权提起的，因为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合同效力只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所以第三人不能“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被告（合同双方当事人）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即合同的效力确认，因为合同效力只涉及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第三人，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不存在合同上的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法院受理本案，可能会出现非常“诡异”的现象：如果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两被告可以重新签订合同,法院和原告都不能禁止两被告重新签订合同，那么再次签订的合同是否当然无效？原告需要再起诉一次吗？如此循环下去岂不是永无终结。所以第三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无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故法院应依法驳回起诉。二、原告要求恢复老宅原状，并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无证据证明拥有老宅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即使提交的宅基地使用证，宅基地使用权人是包括夏如尔在内的户内5人共有，并非夏如尔个人使用。再者宅基地是村民按户申请使用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该户内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而非个人财产。原告虽然具有法定继承人身份，但在没有权属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直接以继承人身份主张财产权利，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原告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驳回起诉。原告申请撤销诉请属于原告的权利，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通过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请，更证明被告出具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对涉诉房屋拥有合法使用权，原告提出的撤回第一项诉请涉及的就是合同，除了该合同，原告并没有提供其他物权凭证证明自己享有合法物权，所以原告诉请没有其他证据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如下： 坑运江与夏金茹系夫妻关系，育有四个子女，长子坑铁柱，次子坑钢柱，三子坑明柱，女儿坑海英。坑运江、夏金茹均已去世。 坑明柱、坑铁柱持有徐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证1本，颁发时间为1987年5月10日，载明户主为夏如尔，住址荆塘铺，家庭人口5人，使用时间为旧，东至坑克敏，西至道，南至坑振芳，北至坑树田。该宅基上建有房屋七间。坑明柱、坑铁柱主张夏如尔与夏金茹为同一人，系其母亲。 2019年4月6日，坑玉贤（甲方）与李瑞鹏（乙方）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将自有的宅基地0.93亩，旧房七间，转让给乙方，归乙方长期使用，权属归乙方。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人民币120000元，作为补偿。此后确权、建筑、买卖、国家征用、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与甲方无关，甲方不得干涉。（如已确权，坑玉贤确权证明归李瑞鹏，如土地部门原登记坑玉贤名字无效，权属归李瑞鹏，并立字据），此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有其它事项，附属合同同样生效”。附宅基地平面图。坑玉贤、李瑞鹏签字，中证人签字显示有坑银环、坑士杰、坑进军、坑国红签字。 2019年9月6日，坑明柱、坑铁柱曾以坑立荣（系李瑞鹏妻子）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腾退登记在原告母亲名下的老宅，返还原告。后坑明柱、坑铁柱撤诉。 坑玉贤、李瑞鹏认可双方转让的房产及宅基地与坑铁柱、坑明柱主张的案涉房屋、宅基地相同。 坑玉贤的父亲与坑运江系亲兄弟，坑玉贤认可坑运江与夏金茹系原配夫妻关系，亲友中不知道其他人姓夏。 坑玉贤称李瑞鹏支付的款项120000元，由其姑姑坑银环保管，后给其大伯、叔叔、姑姑的子女都分了钱，包括原告的兄弟姐妹，坑玉贤分了30000元。原告否认收到上述款项。 李瑞鹏称在交付房产后，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其中四间房更换了塑钢门窗，平整了院子，修建了围墙、大门。 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坑明柱、坑铁柱主张享有对涉案宅基地和房屋的共有权，农村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发放的，发放宅基地时的家庭成员为共有权人，登记户主死亡后，该宅基地应由该户内其他成员享有，因此原告是案涉宅基地的共有权人，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即使二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也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要求被告恢复老宅原状，并返还原告。提供：1、宅基地证，1987年5月10日由徐水县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宅基地登记在原告母亲夏如尔名下，宅基地证登记人口为5人，该5人分别是原告母亲及原告兄弟姐妹4人，证明案涉宅基地和房屋属于原告母亲及原告所有；2、二被告的协议及收条复印件，来源于（2019）冀0609民初1985号案件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2019年4月6日二被告签订了协议，坑玉贤将属于原告的宅基地和房屋卖给了李瑞鹏，坑玉贤收取了李瑞鹏12万元，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3、村委会以及坑金明、张桂芬、坑宝起、秦克龙出具的证明，证明1987年以前原告母亲在居住时叫夏如尔，夏金茹与夏如尔是同一人，是原告母亲；4、家庭情况证明，证明原告父母系原配夫妻，均无再婚史，共有4个子女，现二人均已去世；5、坑运江户口本复印件，张宽派出所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骨灰寄存证，证明原告父母均已去世；6、坑运江病历1份及邢台市桥西区天慈老年公寓证明1份，病历记载坑运江脑梗死后遗症并且其右侧、大腿外侧有压疮，证明坑运江入院前右侧肢体没有活动能力已经很长时间了，结合老年公寓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坑运江脑梗死后遗症神志不清、不能书写、不能走路；7、（2019）冀0609民初1985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1、12页，坑银环的证言证明：首先被告向村委会提交的申请书上坑运江的签名是坑银环代签的，不是坑运江本人所签；其次1987年以前坑运江的媳妇和孩子一起在村里居住生活，1987年夏如尔办理宅基地证时坑银环45岁在山西居住，未在案涉宅基地及房屋居住，从而证明宅基地证上登记的5人是原告兄弟姐妹及母亲，不包括坑银环。庭审笔录第14页坑玉贤的证言证明其知道原告母亲姓夏，1987年以前原告母亲带着原告在老家居住，当时坑玉贤和其父亲在山西居住，从而证明宅基地上登记的5人是原告及其母亲，而不包括坑玉贤和其父亲。庭审笔录第15、16页坑国红的证言证明申请书是二被告双方共同交给村委会的，证明李瑞鹏对申请书的内容也是知情的；坑国红的证言还证明原告小时候在老家居住；其证言还证明村里有叫坑金明、坑宝起、秦克龙的老人，从而证明该几位老人证明原告母亲原来叫夏如尔是真实的；8、坑玉贤等人提交村委会的申请书复印件，来源于（2019）冀0609民初1985号案件被告提交的证据，该申请书上明确注明以前房证作废，证明无论是坑玉贤等申请人还是村委会以及李瑞鹏均知道案涉宅基地是有证的，因此李瑞鹏不能构成善意取得；9、坑钢柱、坑海英证明，证明不参与诉讼；10、小西张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姥爷夏老银有三个子女，原告母亲夏如尔是夏老银的长女，证明原告母亲原来叫夏如尔。 综上，作为一个民事案件，在案证据对原告母亲早年叫夏如尔，后来改名叫夏金茹已经达到了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方认可原告小时候在老家居住，原告在老家没有其他的住所，原告就是在案涉宅基地及房屋中生活，现该宅基地证原件在原告手中足以证明夏如尔就是原告的母亲。申请宅基地证时原告也在该处生活，原告是案涉宅基地房屋的共有权人。 李瑞鹏、坑玉贤质证称，对于宅基地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在宅基地中使用时间一栏注明旧，宅基地上实际使用时间应是1987年之前，从而证实是一块祖宅，虽然宅基地中注明了家庭人口5人，但并没有写明5人的具体范围，所以原告直接陈述5人为夏金茹及4子女是不能成立的，按照老宅及坑银环的证人证言能证明宅基地为祖宅，应是坑洛鸿的5个子女，最主要的是宅基地上注明的户主是夏如尔，而坑运江的妻子叫夏金茹，夏如尔和夏金茹同属一人应由户口管理部门出具相关材料予以证实，其他单位均无权证明，所以该宅基地证与原告的关联性上也不存在；二被告的协议及收条三性无异议，李瑞鹏在购买房屋及附属宅基地时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而且坑玉贤、坑银环在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向李瑞鹏提交了2017年3月30日由委会见证的申请书，正是有村委会的见证及坑洛鸿5个子女（已故的由其子女代签）的签字，李瑞鹏才按市场价格依法取得房屋及宅基地的使用权、所有权，所以即使坑洛鸿5子女之间存在纠纷，李瑞鹏也已经构成善意取得，协议明确双方当事人为坑玉贤和李瑞鹏，并没有本案原告，从而也证明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原告作为第三人无权提出确认他人协议的效力；对于村委会证明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坑国红在（2019）冀0609民初1985号案件出庭作证已证实其并不认识夏如尔，而且稍后被告举证时就此问题村委会做了更详尽的说明，坑金明、张桂芬、坑宝起等人出具的证明三性均不认可，公民个人无权证明他人的身份信息，且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关于证据形式的相关要求，且仅凭证明无法证实证明上写明的相关人员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或是其本人签字，所以对于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对于家庭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记载的是坑铁柱、坑钢柱的母亲应为夏金茹，而非夏如尔；死亡注销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记载的姓名是夏金茹，曾用名一栏是空白，也进一步证实夏金茹并没有曾用名夏如尔；坑运江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在登记卡中记载1987年2月27日就由徐水迁往了山西，也就说明在1987年5月10日给夏如尔颁发宅基地使用证时如果夏如尔是坑运江的妻子的话，那么夏如尔也早不在登记宅基地生活；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病历中记载并不能证明2018年1月6日至2018年1月9日坑运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更不能证明坑运江在2017年3月30日由坑银环代签，亲自用左手按手印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如欲证明在2017年3月30日时坑运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提供相关司法鉴定证实自己的主张，当然对于坑运江按手印的真实性也应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总之原告提交的病历不能证明坑运江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能力人；对于老年公寓的证明其真实性不能认可，对于公民的神智问题应由医疗机构或专业司法机构予以确认，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证明；对2017年3月30日的申请真实有效，有村委会见证，有坑洛鸿5个子女及后人的签字，李瑞鹏在购买房屋时以此构成善意取得；对于小西张村委会证明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内容体现夏如尔身份证号码18位，而身份证号码变更18位是在2000年之后才变更的，夏如尔1949年生人，相关户口档案在2000年之前肯定是转移出了小西张村，所以对于夏如尔已经不是小西张村村民的情况下，该村委会开出该证据没有其他相关证据支持，所以对证明的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对于父母子女关系应以户籍登记为准，也应由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村委会无权出具，所以对该证明不应采信；对于坑钢柱、坑海英的证明三性均不认可，在前几组证据中，原告陈述二原告和坑钢柱、坑海英为宅基地共有人，作为实体权利人在未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出具的证明不具有真实性，二人在证明中也清楚表明是继承的宅基地，也就是原告的主张与二人出具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对于两份证明因不符合证据形式且无法考查真实性，不应采信；对于两份骨灰寄存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于开庭笔录三性认可，但是对于原告代理人对开庭笔录片面的认知有意见，在开庭笔录中坑银环已经表明涉案房屋为坑洛鸿生前所建，而且在2017年3月30日签订申请时坑运江是亲自用左手按的手印，所以请法庭综合认定开庭笔录。 坑玉贤、李瑞鹏提供村委会的两份证明，一份证明证实夏如尔和夏金茹是否为同一人已经无法考证，另一份证明证实二被告交易宅基地在2017年登记到坑玉贤名下，并且已经在村内公示；夏金茹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实夏金茹的户口1987年2月27日迁入山西省孝义县，结合原告诉状第一页最后一行和第二页第一行可以证实1987年夏金茹户下应为6人，而不是5人，而且夏金茹常住人口登记卡户主关系一栏中与户主关系是“妻”，即当时的户主应为坑运江，所以原告陈述宅基地使用证5人为夏如尔及其子女也是不正确的。 坑明柱、坑铁柱质证称，对于涉及夏金茹身份的证明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坑铁柱生于1968年，1987年的时候坑铁柱19岁，也就是他母亲嫁到应该有20年了，所以对原告母亲的名字村里人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坑国红也证明原告母子之前是在村里居住生活，因此坑国红作为村主任，其在给原告出具证明时是认可原告母亲叫夏如尔的，本次其出具的证明没有证据证实其之前出具的证明是错误的，如有错误其可以更正，而不应当声明作废，由此也可以看出坑国红作为村主任对其村民是有所偏袒的，其出具的该份证明不具有公正性，因李瑞鹏现在是的村民，而原告一家离开已经30多年，基本等同于陌生人，所以坑国红出具的这份证明不应予以认可；对权属登记的证明因公章模糊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内容不真实，原告在起诉前曾专门到徐水区土地局查询过，目前案涉宅基地仍然登记在原告母亲夏如尔名下，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案涉宅基及房屋应属于原告母子，登记在夏如尔名下的宅基地证目前没有被任何部门认定为无效或撤销，所以徐水区土地局不可能在该宅基地上再为他人确权，至于村里的公示不具有确定物权的效力，因此该份证明不应予以认可；夏金茹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与户主关系一栏中与户主关系是“妻”是因为坑运江的户口先迁往山西，夏金茹后迁往山西投靠坑运江；实际在老家的户口登记中夏如尔是户主，而且1987年只是农转非迁户口，实际上夏如尔母子还在老家种地直到1995年。 本院认为，关于夏金茹与夏如尔是否为同一人，原告提交了宅基地证、委会证明、村民坑宝起、秦克龙、坑金明等人的证人证言、小西张村委会证明，被告虽不认可，并提供了委会证明抗辩，庭审中，坑玉贤认可原告的母亲姓夏，原告父母系原配夫妻，均无再婚史，在坑玉贤的亲属中无其他姓夏之人，且认可在1987年之前原告一家在居住。据以上证据分析，夏金茹与夏如尔为同一人具有真实性。因此确定，原告提交的宅基地证载明的户主夏如尔系二原告之母。关于宅基地载明的家庭人口5人，原告主张包含夏如尔及四个子女，被告主张宅基地中注明的家庭人口5人，并没有写明5人的具体范围，按照老宅及坑银环的证人证言能证明宅基地为祖宅，是指坑洛鸿的5个子女。对家庭成员的理解，首先确定的应是父母、配偶、子女作为家庭成员，而非兄弟姐妹，本案中，夏如尔与其子女共同生活，坑运江在外地工作，家庭人口确定为夏如尔以及原告兄弟姐妹四人。被告主张案涉宅基地系坑洛鸿的5个子女的，在夏如尔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登记在夏如尔名下，载明家庭人口为坑洛鸿的5个子女，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确认。关于案涉宅基地所建房产，原告主张系其父亲所建，被告坑玉贤主张三间为祖宅，四间为其父亲所建。案涉宅基地登记在夏如尔名下，根据农村房地一体，房随地走的原则，推定案涉房产为原告父亲坑运江夫妻所有，原告作为继承人有权继承父母的财产。关于申请办理登记的证据，被告主张坑运江的名字系坑银环代签，手印系坑运江所按，原告否认，坑银环在转让案涉宅基地及房产中起主导作用，且进行了钱款分配，显然，坑银环系利害关系人，该证据载明，以前房证作废，由此可见，在申请登记时，申请人对之前存在宅基地证是明知的，目前，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对该证据中涉及坑运江签字本院不予采信。坑钢柱、坑海英出具证明，表示不参与诉讼，系其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坑玉贤未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让他人财产，系无权处分。即使其与李瑞鹏签订的合同有效，也不必然导致物权的变动。李瑞鹏在与坑玉贤签订转让协议时，李瑞鹏在未确定案涉土地系坑玉贤使用及房产归坑玉贤所有的情况下受让财产,至今，案涉宅基地及房产未变更登记，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原告作为案涉宅基地的共同使用人，以及案涉房产的继承人，有权向被告主张物权。原告撤回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原告主张二被告返还案涉土地及房产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按照现状返还财产，不再主张恢复原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规定，出卖人无权处分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法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坑玉贤、李瑞鹏返还原告坑铁柱、坑明柱坐落于保定市徐水区地上房产七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坑玉贤、李瑞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臧丙辰 审 判 员  齐成柱 人民陪审员  商志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冯 淼 书 记 员  商 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