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11691号原告：曲某1，男，195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峥，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某2，女，1951年2月6日出生，汉族，广内医院退休职工，住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益中（曲某2之夫），住西城区。被告：曲某3，女，1953年6月9日出生，汉族，原宣武区粮食局退休职工，住朝阳区。被告：曲某4，男，196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中纪委职工，住朝阳区。被告兼被告曲某3、曲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某5，男，195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国华照相器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丰台区。原告曲某1与被告曲某2、曲某3、曲某5、曲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峥、郭建，被告曲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益中，被告兼被告曲某3、曲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位于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7层705（以下简称705）号房屋由原告继承65%，剩余均分。事实与理由：赵素藩与曲登芹系夫妻，生有五个子女，分别为曲某2、曲某3、曲某1、曲某5、曲某4。赵素藩、曲登芹去世后，遗留705号房屋。因原告对涉案房屋贡献最大，对父母照顾最多，父母将房屋大部分份额给了原告，原告基于亲情才与被告签订了卖房收入分配协议，应当按此执行。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曲某2辩称，原告的遗嘱无效应按法定继承，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多分遗产即30%，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理由如下：1.2010年4月29日的遗嘱无效。此遗嘱处分了他人财产，违反法律规定，且该份遗嘱已被2016年6月16日父亲给我立的遗嘱否定。对母亲而言，遗嘱是父亲写的，不是母亲自书；母亲让有利害关系的配偶为自己代书，不能作为代书遗嘱，且遗嘱没有见证人。因此，遗嘱全部无效。2.2012年7月12日的遗嘱与2010年4月29日的夫妻共同遗嘱一样，亦为无效，且该遗嘱已被2016年6月16日的遗嘱否定。此外，涉案房屋为父亲名下产权房，与儿媳韩慧敏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成为原告多分遗产的理由；即使与儿媳有关，也不是本案受理的范围。3.2013年11月1日、2014年3月24日、2014年10月21日、2015年2月9日遗嘱均被2016年6月16日遗嘱否定。4.2016年6月16日遗嘱，是父亲为否定此前遗嘱给我立的，该份遗嘱是父亲真实意思，不但明确提出“原遗嘱作废，本遗嘱生效”，还明确说明作废原因，即“与儿子、儿媳同住一起，可以互相有个照应。2013年2月，老伴去世后，我的子女轮流来伺候，与原来所考虑的情况发生质的变化”，由此证明，原告未能做到父母全部由自己赡养，所以才发生质的变化。父亲立遗嘱目的是为了安享晚年，保证老年之后得到子女赡养，所以在多份遗嘱中，只有这份是真实意思，父亲将遗嘱装进一个信封保存，并在信封上写明“最后遗嘱2016”，也可证实多个遗嘱只有该遗嘱达到了父亲最终目的。遗嘱将19平米售价还给儿媳，是因为父亲不懂法造成的错误认识。5.2017年8月11日遗嘱无效。该遗嘱明确说明“处理分配指的是705号房”，这就说明本遗嘱明显是夫妻一方处分共同财产，所以无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父亲分割遗产时，没有先将共同财产的一半分给配偶所有，反而将共同财产的一半进行分割，致使法定的“其余”部分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其余一半不属于父亲，也无权分割，即使分割也属无效。所以，遗嘱中关于“下余部分50%归曲某1所有”也为无效，同时遗嘱指出的是将现居住面积50%售价归姐弟平均分配，但是没有具体指明是谁。该遗嘱与给我的遗嘱对比，就可看出，给我的遗嘱说明了为什么否定之前遗嘱，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思。父亲2017年8月17日临终前两个月立遗嘱，否定之前自己已经确定的最后遗嘱，又不说明原因，如果父亲没有受到干扰，即使没有行为能力的父亲在临终前也不会这么做，因此该遗嘱不是父亲真实意思。6.卖房收入分配协议无效。协议为无权处分，且在协议之后，原告与被告又出示了互相矛盾的遗嘱；此外，原告误导被告，伪造签字日期，内容显失公平。7.关于购房款6.4万元，利息6.4万元。依照合同法211条规定，原告连借款合同都未出示，更没有支付利息的约定，故主张不成立。而且，原告为购房向父亲借款3万元，应当先行扣除，剩下3.4万元才为原告主张，如果双方意见达不成一致，该项借款也不属于法院审理继承纠纷的范围。8.2009年开始，我与父母共同居住，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被西城区授予“孝星”，应当多分遗产。曲某3辩称，要求继承14.166%份额，理由如下：1.2010年遗嘱无效。根据继承法26条规定，本遗嘱没有将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且遗嘱书写人曲登芹是利益相关人，为其妻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无效。立遗嘱时有口头协议，希望原告承担照顾他们晚年生活、养老送终的主要赡养责任和义务；两处房换成现在大三居一同居住，也是为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居住期间，家中长期雇保姆，子女也承担了部分保姆费用。被告于2010年前后从涉案房屋搬出，没有承担照顾父母的主要义务和责任。从父亲2016年6月16日遗嘱表述“2013年老伴去世后，由我的子女们轮流来家侍候后，与原来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看出，老人对晚年生活充满了担忧，即希望依靠原告为自己养老送终的愿望难以实现，因此才重新考虑修订遗嘱。2.2017年8月11日遗嘱有效。此遗嘱为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份自书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此执行，但遗嘱只能处分其名下合法财产，即涉案房屋中58.33%份额；母亲遗产应按照法定第一顺序继承。3.原告诉请售房款中128000元归其所有，缺乏有力证据。（1）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和转账凭证。（2）购房发票、交款人是曲登芹，无法证明是原告出的钱。虽然曲登芹在多份遗嘱中提到购房款64000元的由来，但在2017年最后一份遗嘱中并未做处理，也没有关于128000元的表述，且原告为购房向父亲借了3万至今未还。在整理遗物中，也看到这样的记载，我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愿。4.涉案房屋是曲登芹于2002年以成本价加工龄优惠购买的产权房，登记在其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5.卖房收入分配协议无效。2018年6月签署的协议是原告及其妻手写文本，签署页码没有正文，整份协议也没有骑缝章，原件在手写人手中保存随意可以修改，所以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曲某4辩称，我的意见同曲某3。曲某5辩称，1、根据继承法26条规定，2010年遗嘱没有将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遗嘱书写人曲登芹是利益相关人，为其妻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原告未完成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老人不得不重新修订遗嘱。2.2017年8月11日遗嘱是父亲生前最后一份遗嘱，按继承法20条规定，立有多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一份为准。该份遗嘱存在以下瑕疵（1）原告有涂改遗嘱嫌疑，法庭转发的遗嘱，与原告原件复印遗嘱有明显不同，（2）法律规定，父亲没有权利处分母亲财产，（3）父亲遗嘱中没有阐明哪一份属于母亲的财产，哪一份是父亲财产，（4）遗嘱强调姐弟均分，按法律规定多子女情况下必须要明确继承人姓名、身份、份额。因此，2017年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遗嘱。3.原告自述售房款中128000元归其所有，缺乏证据支持。4.涉案房屋是父亲2002年以成本价加本人工龄优惠购置，且登记在父亲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5.2016年遗嘱是父亲写给所有法定继承人的，原告不应有选择地将此遗嘱写入自己的诉状中为其服务，其行为有诱导蒙骗法官的嫌疑。6.原告提交的卖房收入分配协议和录音，系其以引诱、欺骗手段而得，协议无事实依据、无证人，录音不完整，且为无权处分，不能作为有效证据。7.要求按照2016年“最后一份遗嘱”执行，遗产由曲某5继承20%。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赵素藩与曲登芹系夫妻，生有5个子女，分别为曲某2、曲某3、曲某1、曲某5、曲某4。2013年2月15日，赵素藩去世；2017年11月6日，曲登芹去世；二人之父母早于二人去世。2002年8月，曲登芹按照房改政策购买705号房屋，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曲登芹名下。2010年4月29日，曲登芹立下自书遗嘱，大意为：“你们都是爸爸妈妈身边的好孩子，你们都为咱们幸福和谐的家庭做出了最大努力和贡献。…我俩百年之后，财产作如下分配，这是爸爸妈妈共同商量决定的，必须这样做，不能有任何变更。一、我们居住的705号房产，这是声武用他买断后的收入购置的，这所房子就归声武所有。二、声武现在居住崇文区管村的两居室，那是慧敏单位分配的房屋，产权永远归慧敏。三、我手中尚有部分及储蓄…。四、我手中还有小部分金首饰…。五、对于家中剩下的东西不值钱了，由你们姐弟商量处理。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及印章并注明日期、赵素潘签字及印章”。2012年7月12日，曲登芹立下自书遗嘱，大致意见为“现住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七层5号属于自有房产，在我们老两口离世后，此房产归大儿子曲某1继承”，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及印章并注明日期、赵素潘签字及印章。2013年4月10日，曲登芹自书《关于我对最后遗嘱的售房后的收入分配方案做如下调整决定》，大意为“我现住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七层5号，是我大儿子曲某1下岗买断的活命钱购置的，到目前为止，对这个资金的增值是无法精确计算的。经反复思考决定将此房售出的分配方案作如下决定。一、我现住的洋桥北里10楼七层5号房屋来源是用我大儿媳韩慧敏宣武区益名巷的住房加上我在宣武区小寺街61号的住房，与粮管所兑换的。二是在2002年，用我大儿子曲某1下岗买断的补偿金64000元买来的。售房总收入首先支付给我大儿子声武70%，下余收入30%归他们姐弟5人平均分配”。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并注明日期。2014年3月24日，曲登芹自书《遗嘱》，大意为“我与妻子赵素藩共有坐落在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7层5号房屋。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份额由我长子曲某1继承，作为其个人财产”。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并注明日期。2014年10月21日，曲登芹自书《房屋产权遗嘱》，大意为“房屋产权坐落在705号。百年之后，此房归我大儿子曲某1继承”。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并注明日期。2015年2月9日，曲登芹自书《关于房屋产权赠与遗嘱》，大意为“将我现住在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7层5号房产赠与我大儿子曲某1”。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并注明日期。2016年6月16日，曲登芹自书《我的遗嘱》，大意为“我现住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705号三居室是1991年冬天用我原住在宣武区小寺街61号楼3单元5层3号二居室，加上我大儿媳原在宣武区益民巷一间平房和厨房换来的…2013年2月15日老伴去世后，子女轮流侍候我，与原来所考虑情况发生质的变化…售后财产收入分配意见是：一、将我原住小寺街两居室售后收入按45平米售价收入用于我5个子女平均分配，二、对售房下余19平米房价收入如数返还给我大儿媳韩慧敏。…原有遗嘱作废，以本遗嘱生效”。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并注明日期。2017年8月11日，曲登芹自书《我的遗嘱》，大意为“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705号按现居住面积的50%售价归姐弟平均分配，下余部分50%归曲某1所有”。落款有曲登芹签名并注明日期。2018年6月10日，本案当事人一起商谈后在曲某1爱人韩慧敏手写的《卖房收入分配协议》签字，协议大意为“同意将705号房屋产权过户到曲某1名下；房屋出售的房款净值扣除出售房屋产生的税费和曲某1购房时支付的购房款6.4万元及利息6.4万元，按50%归曲某1，剩余50%五个子女再按每人10%分配…”。曲某1对协商过程进行了录音，曲某2等被告认为录音不完整；经释明，各方均不申请对录音进行鉴定。庭审中，本案当事人同意705号房屋由各方按份共有并相互协助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庭审中，曲某2提交获奖证书，显示：2012年，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2012年北京市万名寿星命名活动中，曲某2被命名为孝星；2012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授予曲某2为2012年度西城区孝星。对此，曲某3、曲某5、曲某4无异议，曲某1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705号房屋系曲登芹和赵素藩婚姻期间购买，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遗嘱，从遗嘱内容和形式看，2010年4月29日、2012年7月12日遗嘱为共同遗嘱，但遗嘱仅有赵素藩签名没有标注签名日期，不符合共同遗嘱的形式要件；2013年4月10日关于我对最后遗嘱售房后的收入分配方案做如下调整决定、2014年3月24日遗嘱、2014年10月21日房屋产权遗嘱、2015年2月9日关于房屋产权赠与的遗嘱、2016年6月16日我的遗嘱、2017年8月11日我的遗嘱，均为曲登芹亲笔书写，签名、注明日期，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但2016年6月16日之前的遗嘱已被遗嘱人声明作废，此后遗嘱与2016年6月16日遗嘱内容有抵触，应以最后一份即2017年8月11日遗嘱为准。因705号房屋为曲登芹和赵素藩的共同财产，曲登芹无权处分赵素藩的遗产份额。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曲某1以其出资购房、尽义务最大要求多分遗产，其他继承人不认可。考虑到出资对房屋享有的仅为债权，对继承物权归属并无影响，现有证据又不足以印证曲某1尽义务最大，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至于购房款，其可另行处理。曲某2主张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有“孝星”证书与之印证，本院予以采纳；曲某1不认可，但未提交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2018年6月10日签署卖房收入分配协议，应为权利人对涉案房屋的分配达成了合意，合意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曲某2尽义务较多，本可多分遗产，但考虑协议已对各自份额进行约定，不宜变更。曲某2等不认可，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不予采纳。据此认定，曲某1继承涉案房屋的60%份额，曲某2、曲某3、曲某5、曲某4每人继承10%。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本案，对于705号房屋的分配，各方当事人同意按份共有并相互协助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继承份额以本院确认的为据，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丰台区洋桥北里10号楼7层705号房屋由曲某1继承60%、曲某2继承10%、曲某3继承10%、曲某5继承10%、曲某4继承10%，各继承人相互协助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曲某1、曲某2、曲某3、曲某5、曲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曲某1负担23280元（已交纳），曲某2、曲某3、曲某5、曲某4各负担388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韩文川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曾 晶书 记 员 燕冰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