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申8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爱玲，女，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多，上海华勤基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菊敏，女，196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利敏，北京市惠诚（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亚静，女，199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1，女，201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系赵某1之母。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2，男，201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系赵某2之母。再审申请人孙爱玲因与被申请人李菊敏、赵亚静、赵某1、赵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1民终4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爱玲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8998号民事判决书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462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孙爱玲与赵东升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交易行为真实存在。1．案涉货款是孙爱玲从刘某所在公司购买酒后转售给赵东升，赵东升并未偿还上述货款。孙爱玲经营有商贸公司，作为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茅台酒销售人员刘某认识，并达成代理协议。因此，孙爱玲代理销售刘某所在公司的酒，是该公司的经销商。孙爱玲从2016年8月份开始跟随赵东升公司，作为公司的兼职财务人员，因赵东升需要一批酒水，孙爱玲通过自己商贸公司的销售关系，经刘某购买两批茅台酒，后经孙爱玲与赵东升确认后，再由孙爱玲销售给赵东升使用。结合本案证据：2016年11月19日贵州芳台酒厂（集团）保健酒有限公司销售订货单、2016年11月17日和2016年11月19日孙爱玲分两次向刘某账户转款89900元的银行明细及孙爱玲和刘某（巍）微信记录，上述证据结合本案中的《承诺书》，刘某和赵东升公司员工徐光宗、张素芳、孙传书的证言，以上证据均证明赵东升欠孙爱玲酒款135万元的事实。一审中，刘某及徐光宗的证言证实赵东升拖欠酒款的事实。茅台酒厂的订货单，孙爱玲的银行明细及孙爱玲与刘某的聊天记录也证明该酒从订货到送货及付款的相关细节，综合上述所有证据，足以证实本案酒款的相关事宜。2．赵东升在《承诺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能推翻该签名的真实性。虽然该承诺书内容系孙爱玲书写，但是在赵东升知晓并同意该承诺书内容的前提下落款签名。也正是基于孙爱玲与赵东升之间的公司隶属关系，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该承诺书是真实的，赵东升确实将奔驰Ｓ350抵押给孙爱玲，后来由于吕忠术的介入，将车强制开走。赵东升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随意在空白信纸上仅落款自己的姓名。一审庭审中法官向李菊敏释明是否申请鉴定，李菊敏并未提出。同时，本案证人刘某在出庭作证中陈述，两次酒品均是直接送到赵东升指定的巩义仓库。也正是经由赵东升的同意，才会出现收货地点为巩义（赵东升指定的仓库）。所以孙爱玲与赵东升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交易行为真实存在，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一、二审法院认定“考虑到原告孙爱玲曾担任过赵东升的财务人员，有可能拿到赵东升签名的信纸”为由不认可孙爱玲与赵东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任何事实依据。赵东升作为成年人，即便是财务人员，其也不可能随便将自己签名的信纸交给他人。并且该承诺书是涉及135万元的酒款，并不是小事，随便就伪造，那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且孙爱玲已经提供证据，赵东升确实用孙爱玲的酒去抵账了。一、二审法院仅仅用了一个“有可能”就断定孙爱玲所举的证据不真实，否认本案的事实，明显是认定错误。二、本案中《承诺书》及刘某的证言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承诺书》明确载明有付款时间，并承诺用奔驰车作抵押，赵东升在承诺人处签字和按指印，这些与事实明确相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承诺书陈述的事实与现实不符。该《承诺书》形式合法，一、二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断可能存在先签名后写内容的情况，完全是主观臆断。2．刘某的证言应予以采信。刘某的证言在（2018）豫0105民初8025号案件中已经庭审质证，所以刘某不出庭也可以采用（2018）豫0105民初8025号经过庭审质证的证言。对此，孙爱玲已经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但一、二审法院却以证人证言和（2018）豫0105民初8025号案件中当庭陈述并不完全相符是完全错误的。三、一二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并改判。本案因一二审法院仅仅是一句“有可能”，就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做出完全不同的认定。同时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8025号案件的认定事实和本案完全相反，正是由于本案法官的主观臆断，才导致最终判决结果错误。赵东升签名按指印的承诺书和本案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赵东升拖欠孙爱玲酒款的事实。案外人游义锦的收条的酒款也印证本案的相关情况。因此，对孙爱玲主张的酒款依法应予以支持。综上，孙爱玲提交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1534000元的酒品货物已经由赵东升认可价格并实际收货，孙爱玲与赵东升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交易行为真实存在。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并对本案进行再审。李菊敏辩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孙爱玲与赵东升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1．孙爱玲称案涉货款是从刘某处购买酒后转售给赵东升所述并不真实。孙爱玲二审中仅提供了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因徐光宗证人证言不真实，其他三位证人也未出庭作证证明自己的主张，不应予以采纳。相对于证人证言，孙爱玲如与赵东升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刘某所述两次买卖酒都签订有书面合同，且在一审中，孙爱玲还提供了茅台酒销售订货单复印件，订货单显示为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有限公司，代理人未能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上查询到，且数额也与刘某、孙爱玲陈述不一致。类似于买卖合同的还有，销货单、发货单、验收单、送货单等客观证据都能说明以上问题，但孙爱玲至今多次庭审也未提供。二、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承诺书不具有真实性。仅凭借一张真实性存疑的承诺书，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实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发生。李菊敏在一审中提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孙爱玲多次在病历上以妻子身份签字确认，结合我方提供证人证言，孙爱玲在救护车中拿着赵东升手指在空白信纸上按指印，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孙爱玲与赵东升对外是以夫妻相称的，二人系情人关系，加上是赵东升财务管理人员，二人财产早已混同，买卖合同关系并不存在，承诺书是虚假的。且孙爱玲自认承诺书系其书写，名字是否由赵东升签字李菊敏不清楚，签名和内容形成的先后顺序也无从得知。在孙爱玲起诉李菊敏时，李菊敏知道本案债权时，后经比对之前赵东升在与李菊敏一起生活时的笔迹、签名，完全不是一个人书写。三、孙爱玲称一二审法院仅用有可能，就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作出事实认定在混淆视听，鉴于民事案件只需要达到特定程度上的高度盖然性即可，不需要和刑事案件一样要求必然性。本案中，孙爱玲仅提供了真实性存疑的承诺书拟主张证明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如果存在真实有效的交易，那么孙爱玲作为交易主体，其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发生。四、孙爱玲再审申请已经超期，应不予受理。综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承诺书不具有真实性，且孙爱玲作为原告亦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并不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正当，请求依法驳回孙爱玲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孙爱玲虽提交了有赵东升签名的承诺书，但该承诺书的内容系孙爱玲自行书写，仅有签名可能是赵东升本人所签，但无法确定内容与签名形成的先后顺序，因孙爱玲自认曾担任过赵东升的财务人员，基于孙爱玲的特殊身份，其应当进一步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是其现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孙爱玲与赵东升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申请人孙爱玲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成立，对其再审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爱玲的再审申请。如不服本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芦 祎审判员  赵志远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