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8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8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江苏圣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男，195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良川，江苏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楠，江苏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方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民初8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被上诉人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良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遗嘱为见证遗嘱，并非普通的自书遗嘱，其真实性应由律师见证行为所证实。律师见证书内容存在明显虚假，遗嘱也不应发生法律效力。（1）见证书存在严重失实，不具备必要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遗嘱的真实性。见证书载明李某琴于2002年2月2日前往律师事务所书写遗嘱，但遗嘱落款日期却为元月20日，见证律师多次陈述也自相矛盾，当庭明确陈述遗嘱并非2月2日书写，而是1月31日书写。（2）从内容上看，所谓遗嘱虽名为遗嘱，但内容却是赠与，并非遗嘱继承。李某琴生前未履行赠与行为，所以该赠与的声明已失效。案涉遗嘱是在律师见证及指导下形成，不应存在基本的法律常识性错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只能理解为涉案遗嘱并非是李某琴的真实意思表示。（3）关于遗产，遗嘱及见证书记载的房屋与遗产房号并不一致。见证律师陈述，遗嘱房号是根据房产证书写，但根据在立遗嘱之前2001年取得的房产证反映遗产房号为西大街，并非是遗嘱记载的房号，故见证律师陈述明显虚假。（5）见证律师未能提供任何录音、录像资料及谈话笔录印证遗嘱是否为李某琴书写及李某琴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李某琴2002年1月30日亲笔书写遗嘱及西大街房屋更名为西大街房屋均无任何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一审仅判决了西大街房屋，对上诉人主张的附属设施没有处理。4、本案诉讼前，被上诉人曾作为原告提起过遗嘱继承诉讼，后由于遗嘱存在明显问题，当庭表示同意调解平分遗产，但后又未经调解便突然撤诉。方某辩称，上诉人已经注意到涉案遗嘱属于自书遗嘱，根据自书遗嘱的效力来确认本案涉案房屋的归属，律师见证仅见证自书遗嘱是否是李某琴本人书写，并非代书遗嘱。上诉人质疑自书遗嘱的真实性，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举证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涉案房屋的位置是经过原清浦区法院判决予以确认，又经中院调解确认，李某琴并无其他房产，且房号的区别仅为电厂自行编号与房管部门编号出现的分歧。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为涉案房屋并无不当。关于附属设施，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举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遗产（西大街房屋及附属设施，房屋面积79.32平方米）约50万元。2、依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李某琴（已故）生有一子一女，分别为长子方某和长女方某2（已故）。原告刘某系方某2之子。方某2于1999年11月22日去世。原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1日作出（2000）淮民终字第2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淮阴市清浦区西大街房屋（即涉案房产，后更名为西大街房屋）产权归李某琴所有。2002年1月30日，李某琴亲笔立下遗嘱，内容为：“我李某琴年已76岁风烛残年的人了。晚年亏得儿子方某、媳妇徐某照料，得以耳聪目明，但人终究会死的。为便我百年之后不留悬念，我志愿将属于我个人所有的位于清浦区.32平方米的房屋一套赠予亲生儿子方某所有，在我百年之后方某可凭此遗嘱到房屋登记机关变更所有权人名称。谨此遗嘱并请江苏淮安三维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爱军、汤付民给予见证。”同年2月2日，江苏三维公达律师事务所出具见证书一份，载明：“李某琴，女，1926年8月1日生，汉族，中专文化，住淮安市电业三村，于2002年2月2日下午2时到江苏淮安三维公达律师事务所亲笔写下遗嘱壹份，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79.32平方米住宅壹套赠于长子方某所有，经查所赠房屋无他项权益，李某琴本人无债务，所立遗嘱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特此见证。”律师徐爱军、汤付民作为见证人在见证书上签字。2002年2月2日，李某琴去世。因涉案房产争议，原告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审理中，被告方某明确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涉案房产系被继承人李某琴个人合法财产，李某琴于2002年1月30日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有两名律师见证，合法有效，故遗产应按照遗嘱进行分配。遗嘱明确在李某琴去世后涉案房产由被告方某继承，故原告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该房产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涉案房产应归被告方某所有。原告辩称李某琴在遗嘱中表示其愿意将涉案房产“赠予”给方某，因此该遗嘱实际上为“赠予”。一审法院认为，李某琴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其书写中虽有“赠予”字样，但纵观整个遗嘱全文，其内心真实意思为“百年之后房产归方某所有”，故原告该抗辩观点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还抗辩遗嘱落款时间与见证书注明时间不一致，就此律师徐爱军、汤付民均到庭作证，并进行了解释，其解释合乎情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房屋归被告方某所有。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2200元，被告方某负担22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被继承人李某琴去世时间之外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被继承人李某琴去世时间为2004年1月30日，而非一审认定的2002年2月2日。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遗嘱的真实性及性质问题。经查，本案中李某琴遗嘱落款日期与两名律师出具的见证书中载明的日期存在出入及遗嘱中所涉房产坐落位置与不动产登记簿显示的房屋坐落位置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法律规定，不能据此否认李某琴遗嘱的真实性。理由分析如下：第一，无论是1985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还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中均未规定律师见证遗嘱的遗嘱形式，故在认定律师帮助当事人订立的遗嘱效力时，仍应依照法律规定的各种遗嘱形式要件进行审查。经审查，本案案涉遗嘱实质上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结合李某琴生前文化水平，其有能力亲自书写遗嘱。第二，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双方对案涉房屋的来源及以前相关诉讼经过的陈述，李某琴生前只有位于淮阴区电厂宿舍的一套房屋，取得方式是通过1996年成本价购房取得，双方争议的即是这套房屋，指向明确。在1999年李某琴以原告提起的诉讼中，相关裁判文书中对该房屋坐落位置表述与遗嘱相一致即均为淮阴市清浦区西大街房屋，2001年房产登记变更为西大街房屋，故二者对于房屋具体楼号记载虽然有所出入，但实际上所指是同一套房屋，因对该房屋之前的习惯称呼，其在遗嘱中将该房屋表述为淮阴市西大街符合情理，并不会产生歧义，故一审认定遗嘱中所指房屋就是不动产登记簿中载明的房屋并无不当。第三，对于遗嘱落款日期和见证书日期不一致的问题，两名律师出庭进行了相应解释，两名律师作为见证人，对有关日期不同的陈述符合情理。因年代久远，在出庭接受询问时回答存在出入也符合人的记忆特点。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该见证书，当事人也没有证据反证该遗嘱非李某琴所写及非李某琴真实意愿。第四，对于该遗嘱是否为“赠予”的问题，无论是从标题为“遗嘱”还是从全文内容看，李某琴书写该遗嘱的目的是生前对自己所有的房屋在其去世后的归属而进行的安排，符合遗嘱的特征，故其在遗嘱中虽然表述为愿意将涉案房产“赠予”给儿子，但并不影响遗嘱的性质认定。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虽然在一审起诉时主张分割房屋的附属设施，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房屋的附属设施具体内容及存在合法手续，在此情况下，法院也不应予以理涉，故上诉人所提一审遗漏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若以后有证据，可另行主张。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就针对本案案涉房屋提起过诉讼及是否存在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后又撤诉的行为，均属于当事人自愿处理自己权利的行为，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上诉人所提该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瑞新审判员  阮 明审判员  王琳琳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