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15871号原告：贺军，男，汉族，1957年8月4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通，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雅琼，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滨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恂园西里15-2。法定代表人：贺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君，女，该公司员工。第三人：天津盛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新开中路86号。法定代表人：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梦楠，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欣，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148号。法定代表人：肖广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宏伟，天津唯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贵龙，天津唯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军与被告天津市滨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电基础）、第三人天津盛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电力）、第三人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源电力）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通，被告滨电基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君，第三人盛邦电力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梦楠、郑欣，第三人三源电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贵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拥有滨电基础的100%股份，系滨电基础的唯一股东；2.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第三人盛邦电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9年11月19日，天津市昌顺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顺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贺军，股东分别为贺军、曹金奎、刘娟、高润芝、韩桂生，各出资100万元，均持股20%。2000年10月6日，原天津市塘沽电力公司下属集体企业天津市津滨电业有限公司（已注销，以下简称津滨电业）出资300万受让了曹金奎、刘娟、高润芝持有的昌顺公司共计60%股权，贺军出资100万元受让了韩桂生的20%股权，昌顺公司更名为天津市滨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电基础），津滨电业占股60%，贺军占股40%。津滨电业指派员工刘建中出任滨电基础总经理，指派员工徐家模担任法定代表人。2001年5月8日，津滨电业提出按照市电力局的要求，减少对外投资的比例、控制风险，减少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滨电基础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1000万元，津滨电业拟增资100万元，拟占股40%（此比例系津滨电业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且经审批的额度），贺军拟增资400万元，拟占股60%。后津滨电业因受上级业务政策调控的要求即减少占股份额不能新追加投资，造成既要占股40%又不能另行增资100万元，故此100万元增资款是贺军应津滨电业的请求代为出资，后期全部退出企业时再综合计算，故当时工商变更登记显示为津滨电业占股40%，贺军占股60%。截止此时，贺军实际对滨电基础投资700万元，津滨电业实际出资300万元。2002年10月，经原告多方协调，与时任津滨电业管理层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即由贺军出资收购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投资的300万元，并按照年10%收益率支付津滨电业投资收益，即以390万元价格收购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的投资份额，同时扣除2002年春节由贺军为津滨电业垫付的海鲜年货费用30万元，即贺军再向津滨电业支付360万元，即完成全部投资收购事宜。但因总经理徐家模、刘建中相继调离、病故，又值塘沽、汉沽和大港统一调整为滨海局，尤其是供电方投资宏茂公司的500万元投资亏损，会因滨电基础转让而亟需解决。所以滨海局认同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的股份已转让给贺军，但不配合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直接导致贺军无法有效支付360万元收购款。滨电基础成立后，实际对外投资经营的项目仅有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百公司）一个项目。但国家电网指示收紧对民营投资，未完成的投资有条件撤回的一定撤回，新百项目正在建设期，未投入使用，供电方统一要求撤资。城西广源（徐某）、三源电力（徐家模）、津滨电业（刘建中）就新百项目的投资与新百公司洽谈撤资事宜。新百公司同意供电方全部撤出，其中城西广源股权由付玉成收购；三源电力股权由贺军收购；滨电基础作为新百公司的投资方不变，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的投资撤出由贺军与津滨电业协商解决。后，贺军与三源电力达成协议，贺军出资1200万元收购了三源电力对新百公司的1000万元投资形成的股权。彼时，津滨电业按照与贺军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按照原有滨电基础的股权持有比例出资参与收购三源电力在新百公司的股权。此后，津滨电业不参与管理、不要求企业分红，贺军也没有再向津滨电业主张100万元增资款返还，双方事实上在履行360万元股权转让的协议，滨电基础实际上由贺军个人完全持有股份并独立运营，故上述1200万元资金全部由贺军个人筹措并通过滨电基础渠道汇至三源电力。时隔十余年后，2014年，因津滨电业注销解散清算过程中查明有300万元投资款尚未收回。滨海局现在人员方知滨电基础还存在未了事宜。盛邦电力时任李建庆总经理又找到贺军，承认100万元未实际出资而是由贺军出资、360万元股权投资转让款、贺军出资1200万元收购天津三源电力公司的投资款等一系列事实，但提出两点，一是必须由盛邦电力接替津滨电业进入滨电基础，方具备滨电基础的股权变更问题；二是不排除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其他合作。原告迫于无奈和信任，同意盛邦公司进入滨电基础董事会，并继续商谈解决方案，因李建庆经理调离且合作事宜与国家电网清理与供电无关企业合作的要求不符，告之终止，其他事宜也未果。2019年，盛邦电力对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参与滨电基础利润分配，后被法院驳回。鉴于当前滨电基础已经超过公司章程登记的经营期限，为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国有企业的有序经营同时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原告于2020年7月6日向被告一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360万元，后期仅涉及相关工商登记的变更事宜。故原告提出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滨电基础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盛邦电力述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法院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请，第一，根据滨电基础的工商档案，第三人盛邦电力持有滨电基础40%的股权；第二，第三人盛邦电力、天津津滨电业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从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股权转让合意，未形成股权转让合意，原告主张没有合同依据；第三，原告主张津滨电业于2001年5月8日向滨电基础新增出资100万，是原告的投资没有事实依据。第三人三源电力述称，原告的诉请与我方无关联性，关于其在事实理由中阐述的新百公司的项目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的诉请应以原告与被告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具有关联性，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贺军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天津津滨电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一份，证明该企业系归国家电网滨海供电局管理的集体企业。证据2.天津市滨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盛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信用报告两份，证明二企业合法注册并存在；证据3.天津市宏茂食品有限公司，证明企业合法注册已吊销,系滨电基础投资设立的、供电局直接管理企业法人；证据4.便条及《滨电基础和津滨电业往来款对账情况》，许某书写的便条、滨电基础人员与津滨电业人员对投资款对账结果，证明津滨电业公司受政策影响，不方便支出100万元增资款，实际由贺军支付；证据5.（2018）津0116民初84780号民事判决书、（2018）津0116民初8508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盛邦电力以诉讼手段解决了历史问题，宏茂公司亏损的事实存在，成为未登记股权转让的核心历史原因；证据6.新百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新百公司股权结构来由，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城西电力公司投入和撤出民营投资的过程，其中三源电力作为津滨电业的主管单位，其1000万元投资被贺军吸收；证据7.新百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证明三源电力从新百公司撤股，被贺军收购；证据8.徐家模出具的《对滨电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收购三源电力1000万股权的情况说明》，证明徐家模是塘沽供电局的副局长，津滨电业公司总经理，三源电力对新百置业的1000万元投资转由贺军收购；证据9.徐家模出具的说明、徐某出具的说明、许某的谈话笔录、王某的谈话笔录，证明供电方撤出民营投资的背景，津滨电业以390万元撤出对新百投资的事实；证据10.转账凭证，贺军向盛邦电力的汇款凭证，证明贺军已履行完360万元的付款义务；证据11.股东会决议，内容：2003年6月23日下午，天津三源电力集团公司代表徐家模参加新百公司股东会并签字确认相关决议内容，证明滨电基础所称三源电力投资新百项目的真实性；证据12.告知函，内容：滨电基础通知三源电力因公司股权已全部转让贺军名下，故滨电基础支付原应由贺军出资的三源电力股权转让款。证明津滨电业与贺军已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滨电基础确认公司股权已为贺军全部拥有，津滨电业已完全退出滨电基础；证据13.新百公司存档文件董事会决议，内容：塘沽新百董事会同意将三源电力的投资转给滨电基础，证明此时滨电基础的股东仅剩余贺军一人，故由贺军出资收购的权利直接登记在滨电基础名下；证据14.董事会决议，内容：新百公司董事会同意三源电力入股，证明三源电力于2002年初投资1000万元入股塘沽新百；证据15.持股（出资）证明书，内容：三源电力投资后股份占比情况，证明三源电力入股新百公司的事实；证据16.投资情况表，内容：新百公司各股东于2002年12月的出资情况说明，证明三源电力、城西广源电力先后入股塘沽新百公司的事实；证据17.票据凭证，内容：三源电力投资新百公司的1000万元进账款，证明三源电力入股塘沽新百公司的事实；证据18.收据，内容：贺军通过滨电基础支付三源电力1200万元收购款，证明三源电力作为电力系统单位，在当时政策要求下不得已撤出对外投资的事实及津滨电业从滨电基础撤出后，将所持滨电基础股份转让给贺军，贺军为滨电基础的唯一股东，其个人收购三源电力投资款从滨电基础账务支出合法合规；证据19.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来源及2002年以后津滨电业就不再有工作人员参与新百项目的经营；证据20.证人汪某的证人证言，证明贺军已经部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证据21.《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2003年8月25日发布的发改能源[2003]1025号《关于请地方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做好电力体制改革工作中有关工作的通知》、新浪网发布的新闻稿，证明贺军强调的两个第三人退出辅业的背景是客观真实的和之前四位证人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据22.新百公司经营、财务、分红的情况说明证明：在2003年后，滨电基础日常的运营工作全部由贺军本人管理，贺军2014年领取分红的情况；两位第三人对新百公司在2003年后的经营状况是完全不知情的，新百公司没有留下任何与两位第三人的痕迹，可以证明两位第三人早已退出滨电基础和新百公司。被告滨电基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滨电基础自2000年至2003年的损益表，证明2000年至2003年股东投入的钱和公司的收益，这期间基本没有收益。第三人盛邦电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滨电基础户卡，证明第三人是被告的股东，持有被告40%的股权，本事实已经工商登记公示；证据2.滨电基础全套工商档案（附公司历史沿革说明），证明第三人为被告股东，出资额为400万元，持有被告40%的股权。本事实有本案全部当事人形成股权投资合意，且第三人向被告有实际出资行为；证据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991民事判决书，证明本判决书为生效判决，本判决确认第三人为被告股东，出资比例为40%这一事实；证据4.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三份，证明已将原告汇入的360万分别两次退给原告的情况，第三次退款因原告注销银行卡，未退还成功的情况；证据5.（2019）津0116民初3991号开庭笔录，证明贺军明确向法庭陈述确认第三人盛邦电力具有股东资格，只是对股权比例为70%和30%有争议，另案提起了（2019）津0116民初5657号案件确定股东资格后撤诉，贺军陈述的事实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6.津滨电业章程及董事会名单，证明津滨电业的董事会成员共七名，股东三名，涉及公司投资计划经营方针的系公司重大事项处置滨电公司股权为重大资产处置项目，如果没有内部决策，是绝对不可能与原告达成任何书面协议的，完成转让股权。第三人三源电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财务凭证，证明滨电基础向三源集团支付的1200万元投资款，并非贺军个人，且贺军于2019年9月16日在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以（2019）津0116民初6149号案件起诉过该1200万元系贺军个人出资的诉讼，贺军撤回起诉，其无证据证明1200万元系贺军出资；证据2.徐家模在三源电力的任职证明，证明徐家模于2002年以免除在三源电力的职务，关于2003年原告证明的股权转让，徐家模代表三源电力的行为，三源电力不予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贺军提交的证据，滨电基础均无异议，盛邦电力对证据1-3、证据4中的便条、6、7、9-1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的对账单、5、8、10、17-2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源电力对证据1-4、7-10、17、1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6、11-16、19-2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滨电基础提交的证据，贺军均无异议，盛邦电力不认可真实性，三源电力不认可真实性；对于盛邦电力提交的证据，贺军对证据1-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滨电基础均不予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三源电力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对于三源电力提交的证据，贺军对证据1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2不认可真实性，滨电基础均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盛邦电力均无异议。对于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滨电基础的工商档案显示：滨电基础于1999年11月19日注册成立，设立时名称为天津市昌顺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股东贺军、曹金奎、韩桂生、高润芝、刘娟各占20%股份。2000年10月18日，该公司变更为现名称天津市滨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津滨电业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为60%，贺军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2001年5月8日，滨电基础增加注册资本至1000万元，津滨电业增加投资100万元、贺军增加投资400万元。津滨电业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贺军出资600万元，持股比例为60%。2015年4月23日，津滨电业被盛邦电力吸收合并，津滨电业被注销，滨电基础股东变更为盛邦电力和贺军，盛邦电力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贺军出资600万元，持股比例为60%。根据津滨电业的工商档案显示：津滨电业自1993年4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为天津塘沽供电局、天津三源电力集团公司、天津塘沽供电局金汇实业公司三方。天津塘沽供电局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为6.67%，徐某为法定代表人；天津三源电力集团公司出资600万元，持股比例为20%，刘玉泉为法定代表人；天津塘沽供电局金汇实业公司出资2200万元，持股比例为73.33%，徐家模为法定代表人。津滨电业1998年的公司章程中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第二十七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1998年的董事会成员为徐某、王宜恒、李路、徐家模、刘建中、田家昌、张素英；监事会成员为张万军、许某、王扶升。2000年9月29日，津滨电业形成2000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决议一致同意接收原天津市昌顺基础设施有限公司60%的股份，投资300万元。建议重组后的公司更名为天津市滨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签名：徐某、许某、刘建中、刘庆和、徐家模。2001年5月8日，津滨电业形成董事会决议，津滨电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将对滨电基础公司投资300万元增加到400万元。董事会人员签字：徐某、许某、刘建中、刘庆和、徐家模。2006年5月18日，董事会会议决议，决议事项：1、免去徐某董事长职务。2、免去徐家模经理职务。董事签字：徐某、徐家模、李路、王宜恒、田家昌、张素英。滨电基础自成立以来唯一投资经营项目为新百公司项目，据新百置业[2002]025号文件显示:新百公司自2000年4月成立至2002年12月，其实际收到投资情况如下：滨电基础设施、付玉成、贺军、张树森、城西广源电力公司、三源电力公司，投资比例分别为33%、22.7%、5.99%、2.39%、17.96%、17.96%，发文时间2002年12月。新百公司出具关于经营、财务、分红情况的说明，新百公司只有在公司运营初期亏损，自2003年起至今均为盈利状态，公司由于经营原因只在2014年8月向各股东分配过一次利润。又查，原津滨电业总经理、董事徐家模出具证言：我于2001年底由滨海局调至三源电力，但暂时还兼任滨电基础的董事长，但实际工作已按要求全部交接给津滨电业总经理刘建中同志。2002年上半年，市局要求与主业无关的对外投资能撤出的一定撤出。按此精神，供电三方（三源电力、城西、滨海局）决定，撤出塘沽新百项目的投资。经与新百和股东协商，新百股东会决定由付玉成收购城西局投资，由贺军收购三源电力投资，滨海局将其在滨电基础的股权转让给合作方贺军，据此意见，城西、三源电力都按期收回了在新百的投资。滨海津滨电业刘建中就股权转让也与贺军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贺军以360万元将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的股权全部收购（注：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中实投300万元），我记忆中表达了如下意见：1、同意建中与贺军达成的协议。并支持津滨电业从滨电基础中全部撤出。2、妥善处理其他遗留问题。3、尽快完善各项手续……证人徐某，系原津滨电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出具证言：按照市公司的文件精神，各有关投资单位都做了研究部署，城西、三源电力、滨海局均撤出新百投资。回忆约在2002年底，去新百楼上贺军办公室，正遇贺军与刘建中等人研究滨海撤资及滨电股权转让。因在一个办公室，我也顺便参加了旁听。商诶事宜主要是转让价格商定，约在300-400万左右……，当时许某也在场，其他人记不清了……证人许某，系原津滨电业副总经理、董事，现滨海供电局在职员工出具证言：津滨基础我们增资部分，公司领导认为与市局前些日子下令精神不符，让我先转告你，津滨100万元增资资金先由你垫付，得市局以后情况再定，我与财务人员讲了，抓紧时间办理。市局决定供电各方要全部撤出对新百的投资。三源电力和城西供电是直接投资新百项目，但（塘沽局）津滨电业要从新百项目撤出，需要把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的股权撤出（转让给贺总）即可。这是上级领导早就定的事儿了。大约在2002年10月份，具体哪一天记不清楚了，刘总（指刘建中）叫着我到新百四楼找到了贺总，那天谈的就是转让价格问题，当时双方同意将津滨电业在滨电的全部股权以390万元的价格转给贺军。扣除贺总已经为供电垫付的30万元年货钱，贺军再支付津滨电业360万元后，贺军拥有滨电基础的100%的股权……证人王某，系原津滨电业职工，现滨海供电局在职职工出具证言：我在2001年的时候，在津滨电业工作。是津滨电业派到滨电基础协助刘建中总经理日常工作的津滨电业从滨电基础撤资，把对新百股权转出，供电局都知道的事儿，因为在津滨电业例会上，刘建中总经理宣布过……，对于撤出的条件，我听刘建中总经理说定的390万元，扣掉年货30万，贺总再支付360万，并且年货30万元，我是经办人……证人刘某出具证言，证明我是2000年入职新百，2004年接手管理档案，我拿来的资料是我从新百档案库里拿出的。证人汪某出具证言，证明我是干水产买卖的，2002年底王某找到我，让我卖水产品给他，他买了30万元的水产品，王某让我找贺军要钱，是王某派人取货，之后才领我找贺军要的30万元钱，贺军从抽屉里拿了张支票就给了王某，王某就给我了，之后我就取出来30万元。又查，2019年5月22日，盛邦电力在本院提起与被告滨电基础请求收购公司股份纠纷，后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019年8月15日，贺军在本院提起与被告滨电基础、第三人盛邦电力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案件，请求确认在滨电基础出资比例为70%，后撤诉。2019年9月16日，贺军在本院提起与被告滨电基础、盛邦电力、第三人三源电力与公司有关的诉讼案件，请求确认其于2002年出资1200万收购了三源电力在新百公司的股权，后撤诉。再查，2020年7月30日，贺军向盛邦电力转账360万元，盛邦电力拒收，现将该360万元在公证处提存。另查，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发[2002]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该通知称，对现国家电力公司系统所拥有的辅助性业务单位和“三产”、多种经营企业进行调整重组。电网企业可以拥有必要的电力科研机构。经营主业以外的业务要按照规定程序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与电网业务分开核算。有关电力设计、修造、施工等辅助性业务单位，要与电网企业脱钩，进行公司化改造，进入市场。医疗和教育单位按国家规定实行属地化管理。“三产”和多种经营企业参加发电企业的重组，也可以交由地方政府管理。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股东取得公司股权的方式分为原始取得、转让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以出资为必要条件，出资包含公司发起设立时和公司成立后增资扩股时的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转让取得和继受取得是指通过实际受让、赠与、继承、公司合并等其他形式取得公司股权。本案中，贺军主张为滨电基础的唯一股东，现根据滨电基础的工商登记显示，贺军持股比例60%，盛邦电力持股比例40%，贺军主张除60%股权外，还持有另外40%部分，其中40%的比例含津滨电业增资时其出资100万元，占股权比例10%及津滨电业与贺军达成的股权转让，占股权比例30%，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军是否是滨电基础的唯一股东，其中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2001年津滨电业对滨电基础增资100万是否系贺军出资；第二、2002年贺军与津滨电业就滨电基础的30%股权是否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及是否已经履行。关于津滨电业增加出资100万元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贺军主张2001年滨电基础增资时，其代津滨电业出资100万元，但相应的10%的股权份额登记在津滨电业名下，并提供了滨电基础和津滨电业往来款对账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加以证明。盛邦电力对此辩称，在工商档案涉及的增资时的验资报告、银行进账单以及银行的询证函，可以证明津滨电业履行了100万元的出资义务。本院认为，考虑到该对账单未附有津滨电业公司印章、证人证言未能明确贺军已实际出资100万、津滨电业未形成相应的董事会决议、贺军未能提供银行转款凭证、在此后长时间内未积极主张该部分出资、亦未对股权份额要求变更登记等因素，根据现有本案证据，尚不足以推翻该验资报告载明的事项，尚不足认定津滨电业未实际出资增资部分的100万元，另，即便津滨电业未对该增资款实际出资，但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贺军实际支付了该增资款，因此，贺军主张其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享有该10%股权份额，难以认定，不予支持。关于贺军与津滨电业就滨电基础股权进行转让的问题。《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根据证人证言显示，2002年，津滨电业与贺军的股权转让问题是由时任津滨电业的总经理刘建中与贺军商讨的，刘建中同许某与贺军达成了口头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转让价格，由此贺军持有滨电基础的全部股权，徐家模就该问题表达了同意的意见。刘建中时任津滨电业的总经理、董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就津滨电业在滨电基础的股权转让问题与贺军口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确定了股权转让价款，鉴于刘建中津滨电业负责人的身份，使相对人贺军有理由信赖该股权转让法律行为的效力，可以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属于津滨电业的有效意思表示。另外还应考虑到，即便津滨电业就案涉退股事宜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按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相应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其原因在于，2002年，津滨电业的股东天津塘沽供电局金汇实业公司持股比例占73.33%，持股比例超过半数以上，徐家模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刘建中、徐家模、许某均在津滨电业任董事，在董事会中亦占半数以上。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虽未留有书面文件，但考虑到证人多数均系当时津滨电业董事会成员或津滨电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其出具证言证实当时虽未达成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已经形成口头协议，并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口头协议与书面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内容不违法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滨电基础公司的归属问题。本案案涉的股权转让系内部股东之间的转让，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变动，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以股权的交付作为股权变动的认定标准，而非以股权转让款是否全部支付来认定。股权交付应包括股权权属变更和股权权能转移两方面的内容。权属的变更包括股东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能够表明自身权属证的变更；股权权能的转移是股东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参与公司管理的共益权和分配公司盈利的自益权等权益的转移。具体到本案，在滨电基础没有置备股东名册、没有股东出资证明且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下，应结合贺军是否实际享有全部的股东权益及津滨电业是否已经清退自身股东权益来认定。津滨电业与贺军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并未约定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贺军主张虽未履行价款，但双方事实上已经按此协议履行，但贺军并未提供足以证实其自2002年后，按照100%的比例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据，且据滨电基础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2000年至2015年，徐家模仍是滨电基础的董事长，许某至今仍是滨电基础的监事，亦不能证实津滨电业完全退出了滨电基础的经营，故不能证实贺军已经行使了滨电基础全部股东权利或者已经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完成相应股份转让程序,对津滨电业的出资和权利进行了清退；另一方面，在双方达成口头转让协议后，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均未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作出意思表示，亦未有形成相应书面材料。2015年4月23日，滨电基础在工商部门申请变更工商登记，由原登记股东贺军、津滨电业变更为贺军、盛邦电力，法定代表人也由徐家模变更为贺军，贺军此时同意对滨电基础的股权结构进行工商变更，与其主张系滨电基础唯一股东的意思相悖，该行为已经表明不再继续履行之前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贺军于2020年7月30日向盛邦电力转账360万元的行为，并不能达到履行此前协议的效果，且滨电基础的营业期限至2018年11月17日已经届满，滨电基础未能召开股东会修改章程使公司继续存续，因此，目前对于转让价款的履行已经失去股权转让的基础，无法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诉争的30%的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对贺军请求确认其享有该30%股权的主张，本院难以认定。综合上述事实，原告主张系滨电基础的唯一股东，拥有100%股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贺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贺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石鑫润审判员  杨西虎审判员  施 丹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范伟平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