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津01刑终468号原公诉机关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亚军,男,198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系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供应科负责人,住天津市河西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3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辩护人王庆连,天津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亚军犯诈骗罪一案,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5)青重字第004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亚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和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认定,2010年至2012年期间,张学忠(另案处理)在为天津市西青区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负责运输货物过程中,采取向该公司虚报运输吨位数的方式,从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骗取运费,被告人何亚军作为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供应科负责人,在对张学忠的运费发票进行审核过程中,明知张学忠虚报吨位数骗取运费仍为其提供帮助,对其虚报的运费发票进行签字核准。经查,被告人何亚军共帮助张学忠从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骗取运费164237.1元。案发后,被告人何亚军于2013年11月12日被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人刘某、张某、杨某、戈某、郑某、孙某、高某、邢某等人证言,运费发票、付款凭证、多开运费汇总表等书证,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材料,关于何亚军身份及职务情况的相关书证,张学忠供述,被告人何亚军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何亚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骗取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何亚军主观上明知张学忠运费发票上数量多开,客观上仍予以签字确认,其为张学忠的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何亚军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何亚军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0元;继续追缴赃款人民币164237.1元,发还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亚军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具体理由是:1、本案证据中的运费发票是违法、虚开的发票,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2、最高人民法院对帮助诈骗的解释中没有签字一项,其在运费发票上签字只是履行工作行为,不能算是帮助行为。3、其并不知道张学忠多开运输吨位数是为了诈骗运费,而且张学忠说过以后少开或者不开发票,直到把货物运齐。综上,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上诉人何亚军的辩护人认为:本案发票是虚开的无效的发票,不能作为被害人报销付款的凭证,签字报销付款行为是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何亚军等人在发票上签字是职务行为,不是帮助诈骗的行为。何亚军没有任何犯罪事实,重审判决故意隐瞒证明何亚军无罪的事实,故意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擅自扩大犯罪构成要件,废除《发票管理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是典型的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撤销重审判决,判决上诉人何亚军无罪。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何亚军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上诉人何亚军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判决一致。另查,另案处理的张学忠诈骗一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张学忠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100000元。判决已生效。针对上诉人何亚军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评析如下:1、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的运费发票是违法、虚开的发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本案中,张学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天津大桥金属焊丝有限公司的运输费用,相关发票只是张学忠用以骗取运费的工具和手段。至于该发票在开具、使用过程中是否违反国家的发票管理规定,与张学忠及何亚军的定罪均无关。因此,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最高人民法院对帮助诈骗的解释中没有签字一项,原判故意违反司法解释规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公布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该条规定并不包括“签字”的情形,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法院无权扩大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经查,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系主要针对电信诈骗犯罪所作的规定,与本案的法律适用无关。因此,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何亚军在发票上签字是履职行为,不是帮助行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该公司出具的证明、相关证人证言及何亚军本人供述,可以认定何亚军作为供应科负责人,具有对运输发票进行审核的职责。何亚军明知张学忠的运费发票开具数额系虚报,仍予以签字确认,其即与张学忠构成诈骗犯罪的共同犯罪。因此,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上诉人所提其不知道张学忠多开运输吨位数是为了诈骗运费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认定何亚军与张学忠有意思联络,何亚军系明知张学忠骗取运费。具体分析如下:(1)张学忠供述称,其曾请何亚军吃饭,请求何亚军在多报运费上给予照顾,何亚军说没问题。其在何亚军的关照下多报得运费后,为表示感谢,第一次在公司传达室的里屋给过何亚军2000元,但第二天何亚军就给其退了回来。之后其多次在公司附近自己的车里给何亚军送钱。何亚军供述2010年张学忠曾在传达室的里屋给过其2000元,其第二天就退了回去。上述张学忠及何亚军的供述虽不能证明何亚军答应了张学忠的请托,亦不能证明何亚军收受了张学忠的贿赂,但退钱一节可以证明张学忠曾对何亚军进行过拉拢。根据张学忠从事的职业和何亚军的职责综合判断,何亚军应当知道张学忠拉拢他的目的就是要多报运费。(2)第一张发票签字时间为2011年1月19日,多报钢材4375.98吨,多报运费65639.70元。何亚军辩解称,自己发现张学忠开来的运费发票和他实际运货不符,多开了4000多吨,张学忠说以后多运货,把这张票平了,他让我签字,我怕得罪他就签字了。该辩解反映出何亚军签字时即已明知张学忠多报运费。事后,作为供应科负责人的何亚军既未向公司报告,亦未继续跟踪此事,而是未采取任何措施。第二张发票签字时间为2012年11月20日,这张发票载明的运输钢材6573.16吨,运费98597.40元纯属虚构。此时距何亚军签上一张发票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其未再签过发票,张学忠在此期间的十余张运费发票均由何亚军下属杨某签字。何亚军对此辩解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学忠一直在运钢材,其认为张学忠在此期间运的钢材要远远超过6000吨,所以就在这张发票上签了字。何亚军称对于下属杨某在发票上签字的事不知情,但辩解称其未让杨某在运费发票上签字。按照何亚军的辩解,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其作为供应科负责人,认为张学忠一直在运钢材却没来报过运费发票,也不知道杨某在给张学忠签发票。何亚军的辩解明显与在案证据及常理相悖。张学忠供述称,何亚军曾向其说过签字的事会交给下属杨某,让其直接找杨某。杨某的证言证明,其2011年2月到供应科工作,其部门领导何亚军未告知其如何核对运输情况,只是让其在张学忠拿来的发票上签字。张学忠的相关供述与杨某的证言、运输发票等在案书证相互印证,能够认定何亚军在签字时即已明知张学忠多报运费。综上,何亚军虽不承认其主观上明知,但结合同案犯张学忠指证和本案其他证据,依据其行为本身和认知程度,足以认定其为明知。上诉人何亚军所提其不知道张学忠多开运输吨位数是为了诈骗运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何亚军明知张学忠以虚报发票金额的手段骗取公司运费,仍予以审核确认,其为张学忠的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何亚军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何亚军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涛审判员 刘建军审判员 邓俊岭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康 朝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