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21781号原告：邵燕，女，198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孟德，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都泽室内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余荣林，执行董事。被告：茅宇洁，女，1985年2月11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告：余荣林，男，197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原告邵燕与被告上海都泽室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泽公司)、被告茅宇洁、被告余荣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孟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都泽公司、茅宇洁、余荣林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邵燕与都泽公司、茅宇洁签署的《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2.判令都泽公司、茅宇洁返还邵燕已付的250,000元；3.判令都泽公司、茅宇洁向邵燕支付违约金84,000元；4.判令都泽公司、茅宇洁自行从邵燕处取回已交付的物品；5.判令余荣林对都泽公司上述第2、3项诉讼请求中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邵燕因XXXXXXX号房屋需要装修，于是与茅宇洁取得联系，由茅宇洁负责XXXXXXX号房屋的软装配饰采购。经邵燕与茅宇洁协商，将软装配饰采购价格确定为420,000元，茅宇洁在《软件报价清单》签字确认。邵燕委托杨某某在2019年8月3日向茅宇洁支付了250,000元。几日后，邵燕因不放心茅宇洁，再与都泽公司、茅宇洁签署了《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由都泽公司和茅宇洁共同承担XXXXXXX号房屋的软装配饰采购工作。但都泽公司、茅宇洁并未诚信履行约定，绝大部分产品未能交付，已交付的物品与约定的图样不一致。在邵燕委托律师向都泽公司发送律师函后，都泽公司和茅宇洁仍无法交付约定物品。依据《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约定，都泽公司、茅宇洁逾期交货的，每逾期一天需按合同总价款的0.05%向邵燕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交货时间延期20天，邵燕有权拒收并由都泽公司、茅宇洁赔偿双倍合同金额。因都泽公司、茅宇洁至今仍有大量物品未能交付，存在严重违约，故邵燕有权要求都泽公司、茅宇洁赔偿双倍合同金额。同时根据约定，都泽公司、茅宇洁交付标的物质量不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邵燕有权拒收货物并拒绝支付相关货款。此外，由于都泽公司、茅宇洁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邵燕有权书面通知解除合同，通知送达即生效，都泽公司、茅宇洁除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另须按合同总价款的5%向邵燕支付违约金，邵燕有权直接在应付未付款中扣除。合同附件报价单附件“家具明细表”对家具的样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并附有样图，但实际交付的家具与约定存在很大差异。此外，都泽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其唯一股东为余荣林。在余荣林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时，应当对都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遂酿诉。都泽公司、茅宇洁、余荣林均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邵燕系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X路XXX弄XXX号XXX-XXX层(又名XX·XXXX小区)房屋的所有权人。2019年8月2日，邵燕(委托方、甲方)与都泽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约定：施工地点为XXXXXXX号；合作名称为XXXXXXX号的软装配饰设计与安装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家居、布艺、灯具、装饰画、饰品、地毯的加工、采购、运输及安装和摆放；工期为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11月2日，如开工日期暂时未能确定的，以甲方通知乙方正式进场施工的通知单为准；交货地点为XXXXXXX号；合同总价款为420,000元，价款组成详见附件一配饰报价清单；所有产品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60%，即250,000元；发货前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20%，即84,000元；货到现场后验收合格，支付剩余款项86,000元；乙方逾期交货的，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价款的0.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5%；如交货时间延期20天，甲方有权拒收，并乙方向甲方赔偿双倍合同金额；因乙方交付的标的物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并拒绝支付相关标的物货款(相关标的物支付以合同附件配饰清单为准)；由于乙方造成违约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该通知自送达乙方时生效，乙方除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外，另须按本合同总价款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有权直接在甲方应付未付款中扣除；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一为软装配饰清单及配饰设计方案；等等。邵燕于合同尾部的甲方处签字，茅宇洁在合同尾部的乙方处签字，都泽公司在合同尾部的乙方处盖章。《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未附有《软装配饰清单及配饰设计方案》。同日，茅宇洁向邵燕出具《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载明：项目名称为XXXX；客户姓名邵总；软装报价清单包括家具、窗帘、灯具、软包等，其中家具报价为581,314元、窗帘报价为90,635.80元、灯具报价为117,380元、软包报价为4,380元，总计报价金额为793,709.80元；茅宇洁在该报价清单上签名并手书“包含书房书柜一共优惠价420,000元整”；等等。2019年8月3日，邵燕委托案外人杨某某向茅宇洁名下尾号为XXXX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250,000元，附言为“XXX号家具”。上述事实，除当事人一致陈述外，另有沪(2018)松字不动产权第008207号不动产权利证书、《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经本院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全部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邵燕另向本院提交《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家具明细表》《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窗帘明细表》《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灯具明细表》《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包明细表》各一份，家具、窗帘、灯具三表格载明的日期均为2019年6月25日；四张表格载明的联系人均为茅宇洁；项目名称均为XXXX；家具明细表载明的总价为581,314元；窗帘明细表载明的总价为90,635.80元；灯具明细表载明的总价为117,380元；软包明细表载明的造价合计为4,380元。鉴于上述四张表格所载价格与茅宇洁于2019年8月2日出具的《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所载报价金额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审理中，邵燕确认收到X楼主卧的床和床头柜、部分灯具及全部的窗帘，剩余物品均未收到，而已交付的货物均存放于XXXXXXX号房屋内，但部分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并确认已交付的物品现存放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X弄(即XXXX小区)XXX号XXX层。此外，邵燕明确表示，因案涉合同系设计、安装一体化的承揽合同，涉及个性化定制和整体房屋装修风格，故剩余未交付的货物直接影响到房屋设计装修的风格，进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请求本院确认《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于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解除。庭审中，经本院释明，邵燕表示在都泽公司和茅宇洁无法同时被认定为《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合同相对方时，确认茅宇洁系合同实际履行的相对方。另查明，余荣林系都泽公司的一人股东。再查明，本院通过公告方式向都泽公司和邵燕送达诉状副本，于2021年2月26日公告期届满。本院认为，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案涉《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依法成立，应属合法有效，故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项下义务。但本院认为，《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的乙方虽加盖了都泽公司的公章，但实际合同的履行方应为邵燕和茅宇洁，理由在于：第一，《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未实际附带《软装配饰清单及配饰设计方案》，而茅宇洁于《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签订当日向邵燕出具的《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手书优惠总价与《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约定总价一致，故本院由此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是《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另外，因《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家具明细表》《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窗帘明细表》《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灯具明细表》三张表格出具的时间早于《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的签订时间，加之邵燕自认系先与茅宇洁接触，后因不放心茅宇洁才与都泽公司签订合同，而邵燕自始至终未曾与都泽公司有过接触，故本院认定茅宇洁仅系借用都泽公司名义与邵燕订立合同；第二，邵燕委托案外人杨某某支付《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项下款项时，实际转入茅宇洁个人账户，而非都泽公司账户，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都泽公司指示邵燕向茅宇洁账户付款以及授权茅宇洁收款；第三，本院已于前述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是《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及相应明细表，但该报价清单及相应明细表均未经都泽公司盖章确认，亦无任何都泽公司名号，故本院难以认定都泽公司对《上海高萨软装潢设计有限公司软装报价清单》及相应明细表所载内容是知晓的；第四，邵燕在本案庭审中经本院释明，表示当都泽公司和茅宇洁无法同时被认定为《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合同相对方时，选择茅宇洁作为《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实际履行的相对方。综上，本院认定邵燕实际与茅宇洁产生合同关系，而非都泽公司，故邵燕对于都泽公司所提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进一步而言，对邵燕主张余荣林承担股东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亦无法支持。其次，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邵燕与茅宇洁签订合同旨在通过茅宇洁提供家装设计、家具定制等服务，进而完成案涉房屋的装饰。本案中，关于货物是否实际交付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茅宇洁，现茅宇洁未能举证证明货物已交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由此认定茅宇洁未能完成交付义务，进而导致合同整体设计装潢目的无法实现，且《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赋予了邵燕在未收到货物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邵燕主张《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于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2021年2月26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鉴于邵燕坚决不同意继续保留茅宇洁已交付的货物，本院认为，该些软装尚有一定价值，但金额并非合同价款，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案对该批物品一并予以处理。故邵燕要求茅宇洁退还已支付的250,000元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最后，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茅宇洁未按时交付货物以及交付货物不符合双方约定等行为系导致本案诉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故茅宇洁构成根本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邵燕认为，根据《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约定，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价0.05%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5%；而茅宇洁手书部分则明确延期交货时间超过20日的，则需赔偿双倍合同金额，故茅宇洁手书部分已经替代了合同总价5%上限的标准，因此，邵燕主张按照合同总价款的20%主张违约金，即84,000元。本院认为，违约金兼具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故本院在审查违约金是否适当时，应当综合考虑双方的履约情况、主观过错及产生的实际损失等多种因素。本案中，茅宇洁虽构成根本违约，但邵燕并未举证证明因此造成的损失数额，故本院认为邵燕主张按合同总金额20%标准计算违约金缺乏合理性，本院予以调整。鉴于合同约定逾期交付所造成的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价的5%，而茅宇洁手书双倍赔偿合同总价，故本院酌定茅宇洁支付邵燕违约金的标准为合同总金额的10%，即42,000元。都泽公司、茅宇洁、余荣林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邵燕与茅宇洁于2019年8月2日签订的《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甲方记载为邵燕，乙方记载为上海都泽室内设计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解除；二、茅宇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邵燕价款250,000元；三、茅宇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燕违约金42,000元；四、茅宇洁于本判决第二、三项履行完毕之日起十日内取回《室内软装配饰制作安装合同》项下存放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X弄XXX号XXX-XXX层的物品(详见本判决后附《物品清单》)；五、茅宇洁届期未履行本判决第二、三项确定的金钱给付债务的，本判决第四项项下物品的快速变现价值应抵偿本判决第二、三项确定的债务，抵偿不足部分由茅宇洁继续清偿，超出部分应返还茅宇洁，邵燕有权选择以评估或拍卖方式确定该快速变现价值，由此产生的拍卖或评估费用由茅宇洁承担；六、驳回邵燕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1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9,330元，由邵燕负担630元、茅宇洁负担8,700元；公告费600元，由邵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嘉骏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宋思杰书 记 员 宋思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就……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等，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试点期间，试点法院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本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