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8民初1719号原告：刘国营，男，1981年10月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鹃，女，1973年5月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7号院14号楼二层201（B-188）。法定代表人：刘国铭。原告刘国营与被告邓鹃、第三人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师育才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与被告邓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博师育才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国营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不得追加刘国营为执行依据为（2018)京0108民初46132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海淀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京0108执异77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刘国营为执行依据为（2018)京0108民初46132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19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刘国营认为，（2020)京0108执异779号执行裁定追加错误，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原告刘国营已足额缴纳出资，完成了股东的全部出资义务，且无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二、原告刘国营己就其实缴出资提供了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若被告邓鹃对原告刘国营出示的证据有异议，则应承担反证的举证责任。三、原告刘国营仅是第三人博师育才公司的股东，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也无法掌控公司的具体经营行为。博师育才公司对外的具体经营行为与原告刘国营是否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之间无因果联系。同时，被告邓鹃亦未能提供对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己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邓鹃应负有举证责任，其应就股东刘国营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或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提供足以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时，股东刘国营又在无法证明己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判令原告刘国营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而本案中，被告邓鹃自始至终均未能就原告刘国营未实际出资或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提供合理证据证明，故被告邓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第三人博师育才公司对外进行赔付系基于真实有效的交易行为，且与原告刘国营是否抽逃注册资本无因果联系。原告刘国营为挽救博师育才公司的经营危机被迫提前实缴注册资金，己完成股东出资义务，无论博师育才公司后续的的经营和赔付是否具有瑕疵均与原告刘国营无因果联系，更不能作为股东刘国营抽逃公司注册资金的证据。况且博师育才公司未私自转移资金，其是基于与加盟商之间的真实合同关系与解约赔偿事实才对外进行赔付的。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原告刘国营现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之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外，执行裁定书简单地以第三人通过现金收取加盟费与保证金不符合常理为由，就认定原告的转账行为不是基于真实的交易，明显违背事实并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实际经营中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的加盟费与保证金也是通过现金形式交付，被告在原一审诉讼中也是提交了收据，也不是银行转账支付的，而本案的执行异议程序却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对被告的举证责任过宽松，而对原告的举证责任又过于苛刻。同样交易习惯的情况下，不应仅认定被告系真实交易而无故否定其他加盟商的交易行为。被告邓鹃辩称：原告刘国营是博师育才公司的股东，当时我起诉博师育才公司的案子，胜诉后一直无法执行，执行阶段追加了刘国营为被执行人，理由是刘国营没有实缴出资，但博师育才公司执行异议阶段提交了验资报告，后来执行法官调取过该公司的流水，从中发现刘国营的实缴出资是将款项转进去后立即抽逃，当时执行法官认为博师育才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博师育才公司又提交了很多伪造的加盟合同，因为这些加盟合同的金额巨大，且合同中有对赌条款，均不符合常理，这些加盟商的收据备注显示收到的都是巨额现金。我认为这些加盟商都不是真实的加盟商，没有实际进行加盟经营，刘国营实际上就是抽逃出资，我认可执行裁定的结果。另外，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合同款，虽然第三人开具收据，但是收据中没有标注是现金支付，基本上是转账支付，原告就其实缴出资进行抽逃的行为应进行充分的举证，证明转账是有合理合法的依据，目前来看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采信，也不足以到让被告提供反证的情形，况且原告所收取的所谓加盟商合同款没有入账，也没有开具发票，综上，我不同意原告刘国营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博师育才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述称材料，亦未提交证据。经审查查明，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就原告邓鹃与被告博师育才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京0108民初46132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邓鹃与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博师教育（合盟）合同》；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返还邓鹃品牌合盟金4万元、保证金1.5万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邓鹃经济损失12万元；四、驳回原告邓鹃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博师育才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邓鹃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京0108执222号。执行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开展了执行工作。通过法院财产调查系统对被执行人博师育才公司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进行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京0108执222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根据博师育才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博师育才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2日，注册资本为3万元，股东为赵丹、刘前闯、樊栋梁。赵丹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5万元，刘前闯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0.7万元，樊栋梁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0.8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08年11月27日。北京中仁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08年11月27日出具中仁信验字（2008）第xxx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08年11月27日，博师育才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叁万元整。2011年6月1日，博师育才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刘国铭；决议同意刘前闯将博师育才公司实缴0.7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刘国铭。2013年5月30日，博师育才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刘国营；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100万元，其中刘国营增加实缴货币出资97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工商档案中附有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一份。变更后的股东出资情况为：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樊栋梁出资货币0.8万元，刘国铭出资货币0.7万元，刘国营出资货币97万元，赵丹出资货币1.5万元。2015年9月11日，博师育才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1.变更注册资本，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900万元，由股东刘国营增加出资1900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变更后的出资情况为：股东刘国营出资1997万元，股东赵丹出资1.5万元，股东樊栋梁出资货币0.8万元，刘国铭出资货币0.7万元。2.修改章程：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5年9月11日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章程》显示：刘国营认缴出资数额为1997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28年8月31日，出资方式为货币；章程中并无股份种类的规定，也无区分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规定；章程中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职权中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10项职权，并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北京中靖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7年12月4日出具的中靖诚验字[2017]第xxx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11月14日止，博师育才公司已经收到股东刘国营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1900万元人民币，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其中，刘国营实际缴纳出资额1900万元，分别于2017年8月14日、2017年8月17日、2017年11月3日、2017年11月13日、2017年11月14日缴存于博师育才公司在浦发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开立的人民币存款账户×××账号（以下简称3348账户）内；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100%；全体股东的累计货币出资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00%。变更注册资本后，股东仍为樊栋梁、赵丹、刘国铭、刘国营。其中，刘国营的股份占比为95%。本院在执行异议审查期间依据申请人的申请，调取了3348账户自2017年8月14日至今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8月14日，该账户收到刘国营分两笔转入的入资款，共计900万元；同日，该账户转出900万元至胡芮名下账户内。2017年8月17日，该账户收到刘国营转账汇款370万元；同日，该账户转出268万元至王雁鹏名下账户内，转出102万元至赵秀芬名下账户内。2017年11月3日，该账户收到刘国营分三笔汇入资金，共计320万元；2017年11月7日，该账户转出320万元至王亚前名下账户内。2017年11月13日，该账户收到刘国营分两笔汇入资金，共计60万元；2017年11月14日，该账户收到刘国营汇入资金270万元；当日，该账户转出310万元至曹晓达名下账户内。刘国营在执行异议期间为证明上述资金转出行为系基于真实交易，向本院提交了其本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博师育才公司与王亚前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盟合同》、和解协议及收据两张，博师育才公司与王雁鹏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盟合同》、《和解协议》及收据一张，博师育才公司与曹晓达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盟合同》、《和解协议》及收据一张，博师育才公司与赵秀芬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盟合同》、《和解协议》及收据一张，博师育才公司与胡芮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至xxx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盟合同》、《和解协议》三份及收据六张。其中，刘国营《书面说明》中表示：“……在2017年中下旬陆续来公司闹事，博师公司当时资金紧张，无法赔付，因此让我完成资本实缴，之后，为了尽快平息闹事的客户，通过艰苦谈判，没有一个客户得到了四百五十万的全额赔偿，都是打折降价了的。但是，由于要的非常着急，而且不给就不走，在完成实缴后马上把这些资金通过和解协议的方式赔付给了相关客户，这就是我完成实缴后资金转付给上述客户的原因，有当时的加盟协议、收款凭证、及和解协议为证。”本案诉讼过程中，刘国营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证明其系优先股股东并不具有公司决策经营权，博师育才公司将其实缴出资用于公司对加盟商的赔款与其个人无关，并不能证明其个人具有抽逃出资行为。该协议载明：“2015年9月5日在北京是海淀区知春路xxx召开关于刘国营增资股份的会议决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刘国营增资1900万，变更后的注册资金为2000万，刘国营占股1997万。2．会议同意刘国营是优先股股东，具有优先分配利润和剩余财产的权利，但不具有公司的管理经营权、决策权。3．会议同意刘国铭继续担任总经理，在实际运营中享有决策权、管理经营权。4．人事任免权由刘国铭负责，刘国营不得以大股东名义进行参与。”该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会签字部分有“刘国铭、刘国营、赵丹、樊栋梁”四个落款签名。被告邓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加盟费、保证金通过现金支付均不符合常理。经询，刘国营向本院提交了加盟协议、收款凭证、及和解协议佐证其实缴的出资款用于赔偿加盟商的损失，并非系抽逃出资行为，为进一步证明刘国营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向刘国营要求进一步提交前述加盟协议签订时加盟商交纳加盟款项及博师育才公司财务入账、报税等证据材料，以形成佐证前述加盟协议和解赔偿真实性的完整证据链条，但是刘国营表示无法向本院提交。庭审中，原告刘国营向本院申请调取本案原审卷宗材料和调取3348账户自2017年8月14日至今的银行流水，经本院审查，原告刘国营的调查申请与本案需要查清的要件事实没有必然联系，故没有准许调查的必要，本院对前述调查申请不予准许。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博师育才公司企业信息查询记录及股东身份信息，博师育才公司股东会决议，博师育才公司章程及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议，说明，执行异议阶段法院调取博师育才公司的银行流水，(2020)京0108执异779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范第三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该规范第三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博师育才公司股东刘国营分五笔将共计1900万元的增资转入公司账户内（实际转入金额为1920万元），但在转入之后又随即转出共计1900万元（与认缴增资额度相等），进入他人账户内。之后，刘国营凭借上述五笔缴存记录取得了关于增资的验资报告。虽然刘国营提交了《加盟合同》以及对应的《和解协议》和收据作为证据佐证其并未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并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补充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5日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证明其系优先股股东并不具有公司决策经营权，博师育才公司将其实缴出资用于公司对加盟商的赔款与其个人无关，并不能证明其个人具有抽逃出资行为，对此，被告邓鹃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通过现金收取加盟费与保证金均不符合常理。鉴于，博师育才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并无股份种类的规定，也无区分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规定，章程中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职权中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10项职权，并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在工商登记档案中公示的股东会决议中并无2015年9月5日的《北京博师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而该决议内容涉及股份种类设定与变更，涉及股东及高管权力的明确与分配，涉及该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在工商登记档案中公示的2015年9月11日博师育才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中并未提及或重申2015年9月5日的这次重要决议的内容。根据公示的公司章程和前述决议内容显示，刘国营持有对博师育才公司绝对控股的股份比例，其依照公司章程享有对公司具有股份表决控制力的决策权等重要股东权利。再则，博师育才公司向刘国营主张的几位加盟商进行了赔偿，并提供了《加盟合同》以及对应的《和解协议》和收据作为佐证，但是要证明真实的加盟关系需要具有完整的证据链，博师育才公司仅向本院提交了向几位加盟商支付了和解赔偿款的证据及双方之间的加盟协议，但是并未向本院提交加盟商真实履行加盟协议的证据，至少包括加盟商依约向博师育才公司支付加盟款项，该公司对这些款项入账并开具发票等，以及加盟商出现了加盟合同约定的应当由博师育才公司赔付相应款项的事实证据，但是刘国营在能够提交《加盟合同》以及对应的《和解协议》和收据的情况下，无法向本院进一步提交佐证前述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性的完整证据链。综上，在刘国营未能进一步提交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刘国营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博师育才公司将刘国营的出资很快转给其他人的行为系基于真实的加盟交易行为，故执行异议裁定认定刘国营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抽逃出资，其应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申请人邓鹃追加刘国营为被执行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对原告刘国营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博师育才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为其放弃应诉陈述及质证辩论的权利，依法进行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国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刘国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昶屹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万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