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51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法定代表人：王林，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英，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蔚东，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超，男，198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远，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玉梅，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维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超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10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交维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于超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律师费等公交维修公司为维护权利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公交维修公司从未对外进行过招聘，也未授权本案证人张某对外招聘。公交维修公司从来没有向外发布招聘信息进行招工，根本不知晓于超。公交维修公司为全资国有企业，对招聘人员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同时公交维修公司管理规范，十分重视用工规范，严禁非法用工，严禁使用无合同人员进行作业。一审庭审中，证人张某自称其系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的负责人。公交维修公司没有签发任何文件任命或聘任过证人张某为外修部负责人，即便是外修部的负责人，也没有对外招聘员工的权限。证人张某在庭上也承认其曾经将对外招人的想法向上级领导请示过，但并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许可，即公交维修公司并没有启动对外招聘程序。一审法院支持了于超的主张，认定公交维修公司与于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认定错误。2.于超从未接受过公交维修公司的管理，公交维修公司也从未向于超支付过报酬。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共有三名工作人员，分别是张某、胡安政、陈静，张某系公交维修公司正式职工，胡安政、陈静系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公交维修公司工作。公交维修公司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考勤表、工资单，考勤表、工资单中没有于超的名字；公交维修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有工作证、用餐卡、工作服，于超也未提交应有的工作证、用餐卡、上岗证等证明员工身份的证明。证人张某在仲裁和一审阶段皆出庭作证，其证言多处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公交维修公司提交的与证人张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张某于2019年3月1日到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岗位为修理工，而非负责人（外修部负责人是王波）。尽管在2018年9月3日党政联系会曾有人提议由张某做外修部负责人，但这一提议最终并没有被采纳，公司没有下文聘用，张某也没有自2018年9月3日会议后到岗外修部，而是于2019年3月1日才到外修部工作，这与张某自称2018年8、9月期间即被聘任为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负责人之说显然不符。张某于2019年3月1日到岗，不可能在2019年2月下旬就聘用于超。张某向法庭陈述的其与于超往来情况，尤其是不需坐班、有事提前通知、完成任务就下班、向于超承诺的所谓“月工资”等，都是其本人行为，由自己从收入所得中支付。证人张某在仲裁庭审中自认其为于超发放工资，只是因未完成计划，无力承担原承诺的每月报酬，也证实了于超实际受张某个人管理这一事实。从张某所在的外修部2019年1-5月份计划完成情况表记载的数据看，其中“实际完成”一栏，1月份完成收入6765元、2月份完成收入9340元、3月份完成收入27720元、4月份完成收入33573元、5月份完成收入3790元，这其中只有4月份完成了计划，没有亏损，其他月份都是亏损。假如事实如张某所述，于超与共同起诉的其余6人自2月份起到公交维修公司工作，公交维修公司的外修部从3个人增加到了10个人，外修部不可能完成这么少的收入。“费用支出”一栏，人工费每月都是计划16000元，仅包含张某和师傅（胡安政）两人费用，张静作为内勤，费用由企业承担，没有摊给外修部，师傅胡安政每月工资9200元，张某3-5月份没有工资。若于超自2月份起加入到外修部工作，那么人工费计划一栏就应当有所变化和体现，可见张某自称其招用于超到外修部工作证言为虚假。3.于超为公交维修公司处逗留的闲杂人等，公交维修公司曾通知其撤离。2019年6月11日，公交维修公司张贴通知，通知于超等七人立即撤出现场，搬出私人物品，挪走个人车辆。于超接到通知后即自行撤离，于超为在公交维修公司工作区域附近逗留的闲杂人等，和公交维修公司并无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采信刘某证言，认定公交维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林）以及厂长（李福刚）检查工作时知晓于超在外修部工作，属认定事实错误。李福刚是青岛公交集团隧道巴士有限公司广饶路保修厂的负责人，不可能去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检查工作，且公交维修公司曾在2019年4月份，因发现工作场所有闲杂人员，张贴告示驱逐。这与证人刘某的证言完全不符。且证人刘某是青岛公交隧道巴士有限公司广饶路保修厂职工，退休前（2019年6月份）确实到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帮过几天忙，都是断断续续的，但从未正式入职公交维修公司，公交维修公司也没有给其发过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一审中公交维修公司从未承认过张某的个人招聘行为，公交维修公司对张某的个人行为并不知情。如证人张某所述属实，那也是其个人与于超之间的合作，其招用于超的说法也仅是个人行为。一审判决认为张某作为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的负责人，对于超的招聘行为为职务行为，认定于超和公交维修公司之间形成用工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仅以张某、刘某证人证言为依据认定公交维修公司与于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于超在一审过程中，未提交关于公交维修公司与于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仅有证人张某、刘某的证人证言用来证明其与公交维修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仅凭证人张某对七人工资发放的陈述，判决支持于超等七人拖欠的工资数额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明显缺乏基本事实及法律依据。证人张某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四、一审在于超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将公交维修公司应支付于超工资数额及工作期间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公交维修公司，系适用法律错误。于超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应当判决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于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于超作为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的一方，负有对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基本举证义务。 于超辩称，公交维修公司作出遣散于超等七人的书面通知，说明公交维修公司对于超等人长期在公司车间是知情的。证人张某在双方争议期间是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的负责人，有文件载明张某是公司机要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职工刘某的证人证言，公交维修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外修部负责人另有他人。证人张某证明于超等七人均为其招聘录用，证人刘某证明其与于超等七人一起共事，在外修部工作。张某也证明其招聘人员系受法定代表人的安排，并将招聘的名单信息上报公司等待办理手续。因此双方已形成劳动关系。证人张某、刘某均证实于超等七人在工作期间受公交维修公司的管理，公司各相关部门及负责人也经常去检查，见过于超等七人均在工作现场。公交维修公司通过转账给劳务公司套取现金为于超等七人发放工资，不足部分出具欠条。 于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自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公交维修公司支付于超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拖欠工资17528元。3.公交维修公司支付于超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758元。4.公交维修公司支付于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超于2019年2月22日由案外人张某招聘到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2019年6月11日，公交维修公司张贴通知，通知包括于超在内的七人（崔祖国、徐涛、李赛、于超、王飞、李家盛、付清娟）：“你们七人长期无端在本公司逗留滋事，已经严重影响到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致使本公司利益严重受损……，因本公司需要对维修部进行整合装修，需要清除现场所有人员及机器设备，以免发生安全事故。希望你们权衡利弊，见此通知后立即撤出现场，搬出私人物品，挪走个人车辆。拒不执行，后果自负。” 2019年12月，于超以公交维修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确认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公交维修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拖欠工资17528元。3.公交维修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758元。4.公交维修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元。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作出青劳人仲案字[2020]第67号裁决书，裁决：驳回于超的仲裁请求，该裁决为终局裁决。于超不服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于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2月28日张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为扩大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经营，在各领导的指示下，特外聘于超进入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外修部工作，并于2019年2月22日正式到岗，待遇为月基本工资人民币5000元整，无试用期。特此证明！证明人：张某2019年2月28日”，证明于超是由公交维修公司的外修部负责人张某招聘，谈好了工资待遇、入职时间。证据二、公交维修公司2019年6月11日通知，证明公交维修公司无故将于超辞退。证据三、（1）张某的劳动合同2份（张某与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2018年8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某与公交维修公司签订的2019年3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公交维修公司2018年8月31日会议记录复印件，其中议题为“安全、服务、人员调动”、内容部分“2、决定张某担任保修厂生产调度的事情，为了更好开展对外维修的业务，负责对外修组的管理，同时为有限公司的站点，为外修厂的外修指标负责，厂长对张某进行了专题谈话”、（3）公交维修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复印件，其中“三、安全生产部部长肖文朋同志汇报了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为对外开展业务，提出增加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业务部门的相关事宜。会议同意该事项。会议认为，车辆维修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分别有站牌业务、特约服务站业务、外修业务，在外修业务中又分为集团内部外修和社会车辆维修，其业务相对独立。会议决定成立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业务部。主要职责是对外承揽业务。……”、（4）2018年9月3日党委扩大会会议记录复印件，议题为“研究讨论有限公司业务部负责人选”，内容“根据公司2018年9月3日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的成立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业务部的决定，设业务部负责人一名，提议由张某任负责人，定岗调度岗位，负责业务部各项工作，承揽对外业务”、（5）2019年3月7日公交维修公司工作会议纪要复印件，张某在列席人员名单中。证明张某是公交维修公司的员工，担任外修部负责人。证据四、收据复写件，内容为欠员工于超2019年2月、3月、4月、5月工资，每月5000元，张某在单位名称处签字。证明公交维修公司欠工资的数额。证据五、照片、视频光盘及手机原始载体，证明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处工作的事实。证据六、2019年5月10日申请，证明外修部负责人张某以外修部名义向公交维修公司申请与于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证据七，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公司于2019年3月、4月收到了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两张支票，我公司将这两张支票提取现金总计16000元，交于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外修部负责人张某，用于给外修部社会外聘人员发放工资。特此证明！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公章）2020年11月6日”、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八、证人张某、刘某出庭作证证言，张某证言证明其任外修部负责人时招聘了于超等七人，同时证明于超等七人的工资及上班情况。证人刘某是公交维修公司职工，在2019年初至5月期间被调至外修部工作，与于超等七人一起在外修部工作，证明于超等七人在外修部工作。 证人张某证言：张某自1983年到公交集团不同的部门工作，2018年8月1日集团公司将其调入公交维修公司维修部任负责人，2018年8月，公交维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林说业务量大了让张某先招人，说先从第三方单位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发现金，后来张某得知是公交维修公司转给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再转给张某发给招聘的于超等七人。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4月各转给张某8000元现金共16000元，张某将上述现金分两个月各支付给七人中的四人，没支付给于超。于超等七人的工资数额按照王林定的数额发，于超每月5000元，不够的打欠条，王林说因为于超等七人没有签合同，不能以公交维修公司名义打欠条，由张某作为负责人给他们打欠条。张某2019年2月底至2019年5月10日书面向王林递交了3次招聘该七人和工资申请，王林都答复等等。2019年6月11日，公交维修公司贴了通知，让于超等七人离开。张某在外修部工作期间的工资由公司打到卡上每月五六千元，是固定工资，有绩效工资，但是没发过。张某在外修部工作期间公交维修公司对其按照部门负责人来考核。 证人刘某证言：刘某是2018年10月从公交维修公司维修车间调入外修部，2019年5月调回维修车间。刘某调来外修部时张某已经来了，生产上的事都是张某安排，张某负责对外维修部。于超是2019年春节假后到的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公交维修公司领导王林经常下来巡视检查工作，都能看到于超等七人在干活，厂长李福刚来检查过安全、卫生、生产方面的事项。 公交维修公司对于超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不认可，不知道是不是张某出具的，证明的也不是客观事实，公交维修公司不清楚招聘的事实。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于超所称的与其解约。对证据三劳动合同真实性无异议，第一份劳动合同是张某与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与本案无关，第二份劳动合同是张某与公交维修公司签订，证明张某2019年3月1日开始入职公交维修公司，工作岗位是工人，于超主张的张某2018年入职公交维修公司与事实不符。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都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时间是2018年8月31日一份，2018年9月3日一份，因该会议记录形成时张某并未到公交维修公司工作，也不能证明张某2019年3月1日到公交维修公司工作后成为了部门负责人，因此对证明事项不认可。2019年3月7日签发的会议纪要能够证明公交维修公司对用工有严格要求，严禁使用无合同人员作业，也反证了于超的主张不成立。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是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并非工资条，收据显示在客户名称一栏写的是于超等七人，可见于超等七人是客户，出具人是张某，并非公交维修公司，无公交维修公司盖章和财务负责人签字。证据五照片和视频，没有形成时间，被拍摄对象无法证实是于超，无法辨认拍摄地点为公交维修公司。对证据六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证据反面是一张草纸，公交维修公司没有收到过该申请。对证据七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证明，单位负责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具有证明力，发票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八证人张某和刘某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张某在劳动仲裁中表示其工资是根据公交维修公司下达的计划，每月只要完成公交维修公司的计划，公交维修公司向其发放16000元，于超等七人的工资都是从这16000元中支付。证人刘某是否在外修部工作过，何时到外修部工作需要庭后核实（公交维修公司在法庭限定时间内未提交该落实意见）。但刘某称张某是在其入职外修部前就在外修部，且张某是负责人与事实不符。从证人刘某退休证可以看出其是公交集团隧道巴士职工，非公交维修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是本案重大利害关系人，对两证人证言不认可。 公交维修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公交维修公司考勤表、工资单，证明公交维修公司的考勤簿、工资单中没有于超的名字，于超未在公交维修公司工作过，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外修部的负责人并非张某，而是另有他人即案外人王波。证据二、张某与公交维修公司的劳动合同，证明张某与公交维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3月1日，张某在公交维修公司的工种为工人，结合证据一，能够证实张某并不是外修部的部门经理，对于对外招聘及安排工作没有任何权限。证据三、2019年2月28日张某的证明复印件，该证明是于超提交的，该证明时间与于超提交的张某向其出具的证明载明的时间2019年2月20日不同，两份证明出具的时间都在张某入职公交维修公司之前，证实张某向于超出具相关证明的随意性、反复性和虚假性，其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于超对公交维修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一是公交维修公司单方制作，不认可。王波是2019年6月后外修部的负责人，与本案时间不符。证据二虽是2019年3月1日张某与公交维修公司签的，但这是公交集团内部调整，合同时间是顺接的，不影响张某2018年8月已经在公交维修公司工作且担任外修部负责人的事实。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张某在仲裁程序要证明的是和于超等七人的事实而非个人工资的事实，证据三证明不了公交维修公司的待证事实，出具时间在入职后是正常的。 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张某、刘某出庭作证证实二证人在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期间，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公交维修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厂长检查工作时知晓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事实。公交维修公司认为于超到公交维修公司处工作是张某的个人招聘行为，故一审法院对于超于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在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提供了劳动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是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期间是否与公交维修公司形成劳动关系。证人刘某证实张某在2018年10月之前已调入外修部工作，张某担任外修部的负责人。证人张某亦出庭作证，其作为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负责人，根据公交维修公司领导的指示招聘的于超。公交维修公司否认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张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交证据，且证人张某陈述其在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期间的工资由公司支付，对其按照部门负责人进行考核，公交维修公司对其主张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二证人的出庭证言予以认定。张某作为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的负责人，对于超的招聘行为为职务行为，公交维修公司主张张某没有招聘权限，属于公交维修公司内部管理问题。综上所述，于超为公交维修公司提供劳动期间，双方形成了用工关系，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形成劳动关系。 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工作期间，公交维修公司未与于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照法律规定，公交维修公司应支付于超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公交维修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于超工资数额，一审法院采纳于超提供的张某作证证言，即于超月工资为5000元。于超请求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数额12758元低于应支付数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公交维修公司拖欠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工资。公交维修公司未举证支付了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处工作期间的工资，应承担未举证的法律后果，公交维修公司应按照月工资5000元支付于超工资。于超主张的数额17528元低于应支付数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公交维修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于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于超在公交维修公司处工作时间未超过1年，双方未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于超请求公交维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自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公交维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于超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拖欠工资17528元。三、公交维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于超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758元。四、驳回于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公交维修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公交维修公司提交：证据一、青公交【2018】220号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件《青岛公交集团公司营运驾驶员招聘工作管理规定》，拟证明公交维修公司招录新员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招录程序公开、公正、规范。证据二、2019年1月至5月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计划完成情况表1份，拟证明从外修部实际完成收入情况看，1月份、2月份、5月份都未过万，3、4月份收入也不是很高，按照于超的主张，2月份的时候，已经有崔祖国、付清娟、李赛、徐涛、于超5人入职，3月份又加入了李家盛，4月份又加入了于超，七人均于2019年6月11日离职，显然与显示的计划完成情况不相符；在费用支出一栏，计划人工费支出每月16000元，其中包括师傅（胡安政）每月固定支出9200元，张某根据每月计划完成情况拿绩效，每月工资数额不同。证据三、劳务派遣合同书两份、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资费标准、2019年2月份至2019年5月份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发票及记账凭证，拟证明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除公司委派的负责人王波外，有三名职工，分别是张某、胡安政、陈静，其中张某系正式职工，岗位是修理工；胡安政、陈静系劳务派遣形式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公交维修公司工作，胡安政是修理工，陈静是内勤，胡安政每月工资是9200元，陈静每月工资是3220元。工资支付流程：张某由公司向其直接支付，劳务派遣人员（胡安政、陈静）由公交维修公司将工资打入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向其支付。于超与外修部没有任何关系，公交维修公司从未向于超支付任何费用。于超质证称，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是对于营运驾驶员招聘工作的规定，不适用于于超。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上面的业务收入是外修部的收入，当时外修部一个内勤、一个负责人张某及工作人员胡安政是不可能运转起来的，而且胡安政仅工作了15天，受伤后再未上班，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公交维修公司的证明事项。根据业绩收入来看，外修部还有其他人员参与工作经营。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书中并没有载明派遣人员的名称，不能证明是公交维修公司所说的陈静和胡安政。本院认为，公交维修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系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招聘营运驾驶员的规定，而于超系从事修理工作，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公交维修公司提交的证据二系其单方制作，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公交维修公司提交的证据三系关于其劳务派遣用工的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二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公交维修公司是青岛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审中，公交维修公司称其2019年6月份发现于超等七人在其经营场所。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2.公交维修公司应否支付于超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于超主张其被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负责人张某招聘至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工作，其对于该主张提交了张某出具的证明、公交维修公司的会议记录，张某出具的工资欠条、青岛企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工作照片、视频、张某向公交维修公司所作申请为据，并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张某、刘某出庭作证。公交维修公司不认可张某系其外修部负责人，其主张张某系其外修部修理工，外修部负责人为王波。本院认为，公交维修公司在上诉状中称2018年9月3日的党政联席会曾有人提议由张某担任外修部负责人，即其认可了于超所提交的党政联席会议纪要的真实性，而党政联席会议纪要的内容与于超提交的2018年9月3日公交维修公司的党委扩大会的会议记录载明的内容可以互相印证，故本院对于超提交的党委扩大会的会议记录予以采信。根据该会议记录载明的内容，与会人员均同意由张某担任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负责人，负责外修部各项工作，承揽对外业务。公交维修公司上诉称王波系其外修部负责人，但其对于该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于超所提交的证据与张某、刘某的证人证言相一致，可以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张某作为公交维修公司外修部的负责人招用于超至外修部工作。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于超与公交维修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公交维修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向于超支付劳动报酬，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向于超足额支付工资，一审法院判令其支付于超欠付的工资，处理正确，本院不予变更。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公交维修公司未在于超入职后一个月内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其应依法支付于超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综上，公交维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青岛公交集团车辆维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刘昭阳 审判员  李 蕾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 恬 书记员  韩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