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6518号原告：朱红艳，女，197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凤凰县，现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杰，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夏邑县建设路中段路西。法定代表人：孙又军，经理。被告：孙又军，男，196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被告：金秀，女，197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被告：赵凤琴，女，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亚军，河南公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幸福，河南公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永凤（曾用名赵永峰），男，197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第三人（追加）：孙强，198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五神村黄花冲片黄浦组119-1号。原告朱红艳与被告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烟花公司）、孙又军、金秀、赵凤琴、赵永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2020）湘0181民初6518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20年8月26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该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杰，被告金秀、赵永凤，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孙又军、金秀、赵凤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亚军、李幸福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根据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申请追加孙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11月23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该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杰、何涛，被告金秀，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孙又军、金秀、赵凤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亚军、李幸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永凤，第三人孙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红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39938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以239938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基础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担保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朱某某在2015年11月5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累计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销售烟花17车，共计价值2399381元。期间，原告父亲曾多次要求被告支付货款，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未付。2020年2月4日，原告父亲朱某某因病去世。自原告父亲去世至今，原告曾多次催问被告要求支付所欠货款，但被告均未支付，双方多次协商未果。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辩称：1.朱红艳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与原告朱红艳父亲朱某某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未直接从朱某某处购买过烟花，原告朱红艳亦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朱某某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销售过烟花产品，故原告朱红艳基于继承关系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朱某某从未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过去权利，朱某某去世后，原告朱红艳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权利的催收函出具时间为2020年6月，故原告朱红艳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共同辩称：1.朱红艳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及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与原告朱红艳父亲朱某某之间并无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朱红艳基于继承关系起诉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使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对外负有债务，亦应以公司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作为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原告朱红艳无权直接起诉要求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3.原告朱红艳从未向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主张过权利，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朱红艳的起诉。被告赵永凤辩称：1.被告赵永凤曾在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上班，负责库房看管工作，从未向原告朱红艳的父亲朱某某购买过任何烟花，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朱红艳不应向其主张债权；2.原告朱红艳在起诉之前从未向被告赵永凤主张过债权，其父亲朱某某亦未主张过债权；3.原告朱红艳主张的债权发生在2015年11月5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原告朱红艳无任何证据证明在此后的三年时间内向被告赵永凤主张过债权，故原告朱红艳现起诉主张债权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朱红艳的起诉。第三人孙强未作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博瑞烟花公司经工商核准注册成立于2012年3月23日，法定代表人为孙又军，注册资本为500000元，经营范围为烟花爆竹批发，股东分别为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博瑞烟花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孙又军认缴出资额300000元，于2012年3月14日实缴出资300000元，金秀认缴出资额100000元，于2013年6月20日实缴出资100000元，赵凤琴认缴出资额100000元，于2013年6月20日实缴出资100000元。孙又军在博瑞烟花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伟涛担任监事。赵永凤自2004年至2018年在博瑞烟花公司工作，具体职务为仓库保管员。朱某某因病于3时25分0秒死亡，其常住户口于2020年2月25日被注销。朱某某生前在凤凰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工作，凤凰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于2020年5月24日出具《亲属关系证明》，证明朱某某父亲朱国璋、母亲张怡命均已去世，朱某某配偶为周光明，朱某某与其配偶共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为朱红韬，女儿为原告朱红艳。周光明及朱红韬分别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表示放弃对朱某某全部遗产（包括且不限于博瑞烟花公司货款）的继承。朱红艳向本院提交了成品出货单17张及采购进货单17张，拟证明朱某某与博瑞烟花公司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成品出货单上的发货人均载明为朱某某，并加盖了朱某某业务专用章浏阳市花炮市场，客户名称处载明为博瑞烟花公司，发往地址为河南省夏邑县。17张成品出货单上载明的发货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5年11月2日187794.20元（生产厂家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149400.64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浦口民主花炮厂）、125407.24元（生产厂家载明为临澧县吉星花炮厂）；2015年11月4日172710.92元、118321.20元（生产厂家均载明为浏阳冯家花炮厂）；2015年11月8日83148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中意花炮厂）；2015年12月17日22225.20元（生产厂家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2015年12月29日89442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银盛烟花厂）；2015年12月31日187191元（生产厂家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2016年1月3日179656元（生产厂家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122854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中意花炮厂）；2016年1月9日122627.72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2016年1月11日117209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2016年1月15日218798元（生产厂家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2016年1月25日157173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2016年2月1日168545元（生产厂家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2016年2月2日177710.86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上述成品出货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共计为2400213.98元。17张采购进货单上载明的开单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5年11月4日187794.20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朱某某）、149400.64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浦口民主花炮厂朱某某）、125407.24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临澧县吉星花炮厂朱某某）；2015年11月5日172710.92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冯家花炮厂朱某某）、118321.20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朱某某）；2015年11月11日83148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中意花炮厂朱某某）；2015年12月19日22225.20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朱某某）；2015年12月31日187191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1月2日89442元（该张采购进货单未显示供货商名称的内容）；2016年1月5日179656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朱某某）、122854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中意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1月12日122627.72元（生产厂家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1月14日117209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1月18日218798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1月27日157173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2月3日168545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醴陵四强花炮厂朱某某）；2016年2月5日177710.86元（供货商名称载明为浏阳市银盛花炮厂朱某某）。17张采购进货单上的商品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数量、金额与17张成品出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数量、金额均一致。17张采购进货单上的接收单位名称均载明为博瑞烟花公司。2016年1月5日金额为179656元的采购进货单上右上角签署有“王伟涛”，但无赵永凤的签名，其余16张采购进货单上的保管处均有赵永凤的签名，另有部分采购进货单上载明了代付运费的内容。经过对《成品出货单》和《采购进货单》上内容的核对，博瑞烟花公司采购货物明细如下：            序号              时间              货款              货物来源厂家                  1              2015.11.5              172710.92              浏阳市冯家花炮厂                  2              2015.11.5              118321.20              浏阳市银盛花炮厂                  3              2015.11.4              187794.20              醴陵四强花炮厂                  4              2015.11.4              149400.64              浦口民主花炮厂                  5              2015.11.4              125407.24              临澧县吉星花炮厂                  6              2015.11.11              83148.00              浏阳市中意花炮厂                  7              2015.12.19              22225.20              醴陵四强花炮厂                  8              2015.12.31              187191.00              醴陵四强花炮厂                  9              2016.1.2              89442.00              浏阳市银盛花炮厂                  10              2016.1.5              179656.00              醴陵四强花炮厂                  11              2016.1.5              122854.00              浏阳市中意花炮厂                  12              2016.1.12              122627.72              浏阳市银盛花炮厂                  13              2016.1.14              117209.00              浏阳市银盛花炮厂                  14              2016.1.18              218798.00              醴陵四强花炮厂                  15              2016.1.27              157173.00              浏阳市银盛花炮厂                  16              2016.2.3              168545.00              醴陵四强花炮厂                  17              2016.2.5              177710.86              浏阳市银盛花炮厂                  合计                            2400213.98                    朱红艳另向本院提交了其在2020年5月29日向博瑞烟花公司发出的《催收信》以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单、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拟证明朱红艳向博瑞烟花公司催讨货款以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财产保全保险费4920元。《催收信》的内容为：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领导：您好！我是朱某某女儿朱红艳，我父亲朱某某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间，累计向贵公司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销售烟花17车。我父亲曾多次要求贵公司支付货款，但贵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未付。2020年2月4日，我父亲朱某某因病去世，上述货款由我继承，敬请贵司收到本信函之日起叁日内将货款支付给我。感谢贵司一直以来对我父亲的关照与支持，不胜感激，顺祝商祺！该《催收信》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送达给博瑞烟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又军。博瑞烟花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孙强签订的《烟花鞭炮产品合作销售协议》。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1日，甲方为博瑞烟花公司，乙方为孙强。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合伙经营烟花鞭炮销售业务，合作经营期限为5年。甲乙双方合作期间甲方所销售的产品必须全部由乙方提供。乙方提供的产品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价格后，由乙方计价提供给甲方。货到甲方仓库后，由乙方自行保管，根据《仓储的管理条例要求堆放》的规定，认真落实。货到甲方仓库，甲方不得收取任何仓储费、管理费等各项费用。货到仓库后，由甲方代付运费，其装卸费由甲方承担。乙方人员到甲方公司后，甲方应无偿提供生活住宿，水电费应由甲方负担。仓库产品必须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出库。甲方不可擅自作主进行货物发放。销售的产品必须由甲方配送到各专卖店（即合法定点户），甲方必须及时给乙方提供所配送到各专卖店的产品规格及价格和数量，并出具清单（所经手人签字交付乙方）。甲方在配送中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产品损失由甲方自己负责。当天销售的产品必须由乙方负责收取现金。乙方有权每天跟随甲方销售人员到专卖店（即合法定点户）收取当天的销售款项，其交通费用由甲方承担。对于当天已售产品甲方必须全额结算给乙方，否则乙方有权终止供货，并且对已配送到各专卖店（即合法定点户）未销售的产品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十五日之内全部下架收回，如未收回，甲方必须在三天之内以现金形式全额付清给乙方。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附加条款约定：如乙方有外县业务需到甲方仓库提货，其销售利润甲乙双方各占50%。协议尾部乙方签字处由孙强签名，甲方老板签字处由王伟涛签名并加盖博瑞烟花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博瑞烟花公司另向本院提交了其财务账本中与孙强业务往来的明细分类账、孙强出具的领款凭证、收条以及退货条，拟证明朱某某是受孙强指示将货物存放在博瑞烟花公司仓库，货物销售后款项已由孙强领取1901486.54元，博瑞烟花公司与朱某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博瑞烟花公司与孙强的明细分类账的右上方子目户名或编号载明为湖南浏阳联合厂孙强，摘要载明为：2015年10月31日领款13000元、8000元、13000元、23000元，共计57000元；2015年11月30日发货125407.24元、83148元、149400.64元、172710.92元、118321.20元、187794.20元，共计836782.20元；领款120元、54元、580元、1000元、2000元、606元、10000元，共计14360元；2015年12月31日发来烟花交王伟涛157836元，发货187191元、22225.20元，领款210490元；2016年1月31日发货122854元、89442元、122627.72元、117209元、218798元、157173元，共计828103.72元；运费5000元、10000元、17000元、17000元、17000元，领款50000元、35000元、100元、15000元、30000元、50000元、5200元、50000元，共计301300元，发货179656元；2016年2月29日退货94640元，发货168545元、177710.86元，领款共计116800元；2016年3月31日领款共计128000元；2016年4月30日领款共计50000元；2016年5月31日炸管4749.6元，领款共计50000元；2016年6月30日领款共计4000元；2016年7月31日领款746200元；2016年8月31日收回烟花207236.54元；2016年9月30日领款200元；2016年12月31日领款5350元；2017年1月31日领款2472元；2017年3月31日领款共计1388元；2017年5月1日领款共计601元；2017年7月31日领款共计393元。明细分类账体现的借方项款项共计为1901486.54元，贷方项款项共计为2558049.98元，余额为656563.44元。领款凭证上载明经领人为孙强，部分领款凭证上载明领款单位为醴陵市四强鞭炮厂、浦口民主鞭炮烟花厂、临澧吉星花炮厂、中意烟花厂、银盛烟花厂，部分领款凭证上未载明领款单位，还有部分领款凭证上载明领款单位为“博瑞烟花公司”、“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夏邑县博瑞烟花有限公司”，金额从几百元、几千元到几万元、几十万元不等，部分领款凭证上载明领取的款项是运费或电费等，还有一部分是由孙强向王伟涛出具的收条，领款时间发生于2015年11月3日至2017年7月14日期间。退货条上载明的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单位处载明为退给浏阳联合厂，商品名称处载明为吉泰厂：……中意厂：……港龙厂：……冯家：……老肖：……吉星：……。孙强在该条据的客户签名处签名。朱红艳陈述：其父亲自1996年开始从事烟花生意，于2005年投资成立了凤凰县乐福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终止经营该公司，并获得了一笔政府的补偿款。之后朱某某来到浏阳经营烟花生意，并因此认识了博瑞烟花公司的王伟涛。2015年农历年底，王伟涛以博瑞烟花公司需要烟花爆竹产品为由向朱某某提出购买烟花产品，朱某某遂向博瑞烟花公司发送了17车货物，博瑞烟花公司收到货物后由其公司的保管员向朱某某开具了采购进货单，就上述往来，朱某某与博瑞烟花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协议，未约定付款期限。朱某某在获得补偿款后出借了部分款项给原来与凤凰县乐福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浏阳烟花生产厂家以收取一定的利息，后来这些烟花生产厂家因无能力偿还借款，遂以烟花产品向朱某某抵偿所欠的借款，上述由朱某某发送给博瑞烟花公司的17车货物均来源于与朱某某存在借贷往来的烟花生产厂家，货物是直接从烟花生产厂家发送给博瑞烟花公司的，朱某某未直接参与发货经过，但发货单是经过朱某某确认的。为区分和确认货物的生产厂家，遂要求博瑞烟花公司在开具采购进货单时在供货商名称处“朱某某”名字前加上了花炮厂的名称。发送17车货后，因博瑞烟花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朱某某未继续供货。后朱某某多次到博瑞烟花公司催问货款，2017年和2018年，朱某某还带着亲戚前往博瑞烟花公司催问货款，但博瑞烟花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对于朱某某与博瑞烟花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在2018年时即已知晓，但对于朱某某对博瑞烟花公司享有的本案债权是在2020年1月才知晓的。朱某某在病逝前多次向朱红艳提起本案往来及所享有的债权，由于疫情，朱红艳一直未直接去博瑞烟花公司催问货款。朱某某与博瑞烟花公司之间的往来未进行其他结算，采购进货单即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朱某某与孙强认识，但双方之间无往来，朱某某未向孙强提供过烟花产品，孙强亦未向朱某某支付过货款，至于孙强与博瑞烟花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清楚。17张采购进货单均是由博瑞烟花公司的保管员开具给朱某某的。博瑞烟花公司陈述：2015年8月，孙强找到博瑞烟花公司商谈合作事宜，双方签订了《烟花鞭炮产品合作销售协议》，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名为合作，实为买卖。合作期间，博瑞烟花公司及其专卖店销售的烟花产品均由孙强提供，博瑞烟花公司并不认识朱某某，与朱某某之间并无直接的买卖关系。孙强将货物存放在博瑞烟花公司的仓库后，博瑞烟花公司将货物分发到下级销售点，销售价格由博瑞烟花公司自主决定，并按照进货单上载明的价格与孙强进行货款结算。运费是货到仓库后由孙强直接支付，博瑞烟花公司不予承担，仅向孙强支付货款。朱红艳主张的17笔货物往来都是由孙强与博瑞烟花公司联系的，也是孙强与朱某某直接联系，博瑞烟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不认识朱某某。对于孙强提供给博瑞烟花公司的货物来源以及孙强与朱某某之间是否存在往来不清楚，即使是朱某某向博瑞烟花公司的仓库发货也是受孙强指示，是朱某某与孙强之间的买卖关系。博瑞烟花公司从未向朱某某支付过货款，如果博瑞烟花公司是与朱某某之间发生买卖往来，博瑞烟花公司不向朱某某而向孙强支付货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只能说明博瑞烟花公司与朱某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采购进货单上的供货商名称是根据孙强提供的名称填写的。王伟涛是博瑞烟花公司的监事，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具体负责与生产厂家对接。至于朱某某是否到过博瑞烟花公司进行过催问不清楚，只是听公司里的人说孙强领着一个厂家的人去过公司，但不确定是否为朱某某。博瑞烟花公司为孙强提供了住宿，约定电费由孙强自行承担，故在博瑞烟花公司垫付电费后抵作了向孙强支付的货款。博瑞烟花公司与孙强之间的往来通过财务明细账反映已付款项为1901486.54元，尚欠款项为656563.44元，但因孙强提供的烟花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他人房屋损坏，目前纠纷尚未处理完毕，故双方未进行最终结算。赵永凤陈述：其系博瑞烟花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其在收到案涉烟花产品后开具了采购进货单，每次收货时，孙强都在场，赵永凤每次均将开具的采购进货单交给了孙强，并未交给其他人。赵永凤向本院提交了博瑞烟花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以及博瑞烟花公司工资发放名单，拟证明其系博瑞烟花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其在采购进货单上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博瑞烟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亚军在第二次庭审后以微信照片的形式向承办法官发送了朱某某与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于2019年7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朱某某与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7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朱某某与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于2019年7月5日签订的《债券（笔误，应为权）转让协议》。2019年7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甲方为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乙方为朱某某，协议内容为：甲方曾于2015年起聘请乙方作为烟花销售业务员，并于2015年11月5日销售给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烟花壹车，共计货款为：壹拾柒万贰仟柒佰叁拾元玖角贰分（￥：172730.92元），因乙方未收回此货款。后于2016年2月由乙方自行垫付了给甲方货款，现甲方同意将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向债务人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追偿。协议尾部甲方盖章处加盖了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的公章，并由相关负责人签名，乙方盖章处由朱某某签名。2019年7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甲方为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为朱某某，协议内容为：甲方曾于2015年至2017年聘请乙方作为烟花销售业务员，并于2015年11月4日销售给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笛音雷壹车，共计货款为壹拾贰万伍仟肆佰零柒元贰角肆分，因乙方未收回此货款，后于2016年3月由乙方自行垫付了甲方货款，现甲方同意将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向债务人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追偿。协议尾部甲方盖章处加盖了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并由其负责人王海军签名，乙方处由朱某某签名。2019年7月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甲方为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乙方为朱某某，协议内容为：甲方曾于2015年起至今聘请乙方作为烟花销售业务员，并于2015年11月4日销售给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鞭炮壹车，共计货款为壹拾壹万玖仟肆佰零陆角肆分元整，因乙方未收回货款，后于2016年5月由乙方自行垫付了甲方货款，现甲方同意将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向债务人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追偿。协议尾部甲方盖章处加盖了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的公章，并由其负责人签名，乙方盖章处由朱某某签名。在承办法官向博瑞烟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上述3份《债权转让协议》的证明目的时，其称因上述3份《债权转让协议》上的生产厂家的名称与朱红艳提交的成品出货单上的花炮生产厂家不一致，故所涉债权转让与本案无关。针对博瑞烟花公司补充提交的上述证据，朱红艳质证称：对上述3份《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刚好证明朱某某、朱红艳享有对博瑞烟花公司的债权。按常理，朱某某应该是与案涉17车货所涉的烟花生产厂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且发送给了博瑞烟花公司，亦通知了博瑞烟花公司，只是因朱某某去世了无法核对，也有可能是博瑞烟花公司收到了所有厂家的债权转让协议，但仅向法院提交了这3份。经过与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核实，案涉的由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生产、出卖给博瑞烟花公司的货物的货款均已由朱某某支付，相应的货款债权由朱某某所有，朱红艳因此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于2021年1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的主要内容为：浏阳市人民法院：我公司业务员朱某某销售给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烟花爆竹货款，已经由朱某某全部支付，我公司不再享有对河南省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货款的债权，该债权全部由朱某某所享有。特此说明。经手出具该《情况说明》的人在说明人处签名，并加盖了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的公章。朱红艳另陈述醴陵市四强鞭炮厂（普通合伙）已经于2017年1月23日将名称变更为醴陵市晶晖烟花鞭炮厂（普通合伙），因无法找到该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故无法向法院出具相关的债权情况说明。承办法官亦将朱红艳向本院补充提交的《情况说明》以微信照片的形式发送给博瑞烟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亚军，其称博瑞烟花公司未收到该《情况说明》，对其中的内容不予认可。诉讼中，朱红艳以博瑞烟花公司存在公私财务混同情形为由向本院申请调取博瑞烟花公司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公司账户交易记录。博瑞烟花公司另向本院申请调取朱某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与孙强的相关银行交易情况。本院认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买受人应当及时向出卖人支付货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本案是原告朱红艳基于对其父亲朱某某所享有债权的继承向各被告主张权利，原告朱红艳并非往来的经手人和见证人，而第三人孙强未到庭参加诉讼就案件的相关事实作出陈述和说明，故本院只能根据原告朱红艳及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证据，综合考虑交易惯例、生活常理和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事实进行认定和处理。关于本案相关证据的认定。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成品出货单、采购进货单是双方争议货款的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与案涉往来有关的事实。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其与第三人孙强签订的《烟花鞭炮产品合作销售协议》，与第三人孙强业务往来的明细分类账，第三人孙强出具的领款凭证、收条、退货条，在一定程度上亦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关联性。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朱某某与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于2019年7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朱某某与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7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朱某某与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于2019年7月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上述3份《债权转让协议》上的生产厂家名称与成品出货单上的生产厂家名称是存在高度一致性的，所涉厂家名称中的主要内容是相同的，且成品出货单上载明的厂家名称在工商系统中是无法查询到对应企业的，只是对工商登记名称的一种简写；《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的交易日期、交易金额与采购进货单上的交易日期、交易金额虽有细微差别，但亦呈现出高度的对应性，尤其是在小数点后的数字上更是一致的。因此，虽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称3份《债权转让协议》上的生产厂家的名称与原告朱红艳提交的成品出货单上的花炮生产厂家不一致，所涉债权转让与本案无关，但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除采购进货单上所涉的与朱某某间的往来外，还通过朱某某向该3家烟花生产厂家购买了烟花产品，而通过对《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的内容与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成品出货单、采购进货单上载明的内容的关联与比对，可以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的货款对应的即为采购进货单中所涉的交易日期、烟花生产厂家相同的货款，上述3份《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相关事实。关于本案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原告朱红艳认为是朱某某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之间就案涉17车货物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了17张采购进货单予以证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雇请的库房看管人员被告赵永凤在其中的16张采购进货单上签名，另1张由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监事王伟涛签名，且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其公司与第三人孙强明细分类账中对17张采购进货单中所涉的货物均记载有发货及相应的货款内容，故可以认定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采购进货单中的货物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其公司与第三人孙强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发货内容一致的货物实际为同一货物，亦可以认定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采购进货单中所涉的货物均已由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接收。根据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与第三人孙强之间的付款凭证等证据以及朱某某与其他烟花厂家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可知，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均认可该公司为案涉货物的买受人，负有支付货款的义务，故本院认定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为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虽然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采购进货单上的供货商名称处均有“朱某某”，但在“朱某某”的内容前还有其他烟花生产厂家的名称，且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成品出货单上亦载明了每车货物的生产厂家。因本案所涉标的物烟花鞭炮为限制流通物，国家对其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故朱某某个人并无生产销售烟花的资质。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的主体双方及所涉内容可知，朱某某亦认可所涉货物的出卖人并非其个人，而是相应的生产厂家，而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作为买受人亦不认可是与朱某某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不能认定朱某某为本案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只能认定采购进货单上载明的烟花生产企业为出卖人。虽然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称案涉17车货物是其向第三人孙强购买，朱某某或者其他烟花生产厂家是根据第三人孙强的指示将货物送至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但其提交的与第三人孙强签订的《烟花鞭炮产品合作销售协议》以及第三人孙强向其出具的的领款凭证等证据的证明力低于原告朱红艳提交的17张采购进货单的证明力，且第三人孙强作为自然人并不具有烟花生产销售的资质，其亦未认可案涉往来系其个人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之间的买卖往来，故本院对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上述抗辩观点不予采纳，不能认定第三人孙强为本案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通过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与第三人孙强业务往来的明细分类账中所涉内容及退货条中所涉内容可知，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与第三人孙强之间存在很多往来，第三人孙强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之间的往来并不能代表朱某某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之间的往来。关于朱某某是否有权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债权及可主张的债权金额。虽然本院未认定朱某某为本案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但根据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可知，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将本案中所涉的相关货款债权转让给了朱某某，且朱某某已经通知了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故上述债权转让成立并生效，朱某某有权主张《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的相关债权。朱某某与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所涉的货款数额与采购进货单中的货款数额存在些许不一致，但因《债权转让协议》是在2019年7月签订，应认定其中载明的货款数额是当时真实的欠款数额，故本院以《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货款数额确定朱某某有权主张的债权数额。经核算，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还应向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货款分别为172730.92元、119400.64元、125407.24元，合计为417538.8元。关于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发送货物的货款，虽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陈述未收到朱某某与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但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明确通过朱某某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发送的货物的货款债权属于朱某某所有，故亦可以认定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已将相应债权转让给朱某某。虽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称其未收到该《情况说明》，对相应内容不予认可，但承办法官已将该《情况说明》通过微信照片的方式送达给了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亚军，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客观上已经知晓了《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认定原告朱红艳已通过法律允许的方式履行通知义务，故该债权转让亦成立并生效，朱某某对上述债权亦有权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经审核，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通过朱某某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共计发送了2车货，分别是2015年11月11日和2016年1月5日，货款分别为83148元和122854元，合计为206002元。对于从醴陵市四强鞭炮厂、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发送的货物，因无相关证据证明相应的债权已经转让给朱某某，亦无法确定货款是否结清，故对上述货物的货款，朱某某无权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因此，朱某某有权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的货款债权为623540.8元（417538.8＋206002）。关于原告朱红艳的主体资格。原告朱红艳作为朱某某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其父亲所享有的债权。朱某某所在单位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明朱某某的继承人为原告朱红艳与朱红韬、周光明，现朱红韬与周光明均向本院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朱某某的全部遗产（包括且不限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货款），故原告朱红艳有权主张本案中朱某某可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的货款债权，其主体适格。关于原告朱红艳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的朱某某向其送达的2019年7月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可知，朱某某在2019年7月都在采取积极作为的方式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权利，并未放弃自身的权利。因无证据证明浏阳市太平桥冯家花炮厂、醴陵市浦口民主出口花炮厂、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大瑶中意花炮厂（普通合伙）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就货款的支付期限作出了约定，不能因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于2016年2月最后一次收到货物至朱某某于2019年7月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送达《债权转让协议》超过了3年即认定所涉货款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自朱某某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送达《债权转让协议》之日起，其所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3年。朱某某去世后，原告朱红艳又于2020年5月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发送了《催收信》，催收本案所涉的货款，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再次发生中断。自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自2020年5月至原告朱红艳于2020年6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均未超过3年，故本院认定原告朱红艳主张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关于原告朱红艳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朱红艳主张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虽向本院提交了其公司与第三人孙强明细分类账以及第三人孙强向其公司出具的领款凭证，拟证明就案涉货物尚欠的货款为656563.14元，但本院现认定朱某某有权向被告博瑞烟花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未超出上述货款余额，且无法区分尚欠的货款656563.14元具体是指从哪些烟花生产厂家发送的货物货款，故对原告朱红艳要求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支付货款623540.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超出部分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后及时支付相应的货款，逾期未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原告朱红艳主张要求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赵永凤的责任承担。案涉货物的买受人为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而非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个人；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系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股东，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原告朱红艳虽称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未足额出资，且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财务混乱，并要求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责任，但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财产与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的个人财产存在混同，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滥用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了原告朱红艳的利益；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均已足额实际缴纳了其认缴的出资额；故原告朱红艳要求被告孙又军、金秀、赵凤琴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赵永凤辩称其系被告博瑞烟花公司雇请的库房看管工作人员，并提交了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工资发放名单予以证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被告赵永凤亦是在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采购进货单上的保管处签名，故被告赵永凤在采购进货单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系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承担，而非其个人承担，故被告赵永凤不应就本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关于原告朱红艳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提出的调取证据的申请。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但民事主体亦不能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原告朱红艳申请调取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公司账户交易记录，拟证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财务与个人财务混同，但公司账户交易记录属于一个公司的重要财务信息，一定程度上属于商业秘密，一般情形下不应轻易向当事人公开披露。且公司财务与股东个人财务混同并不一定单独体现在公司的账户交易记录方面，还可能体现在以个人账户支付公司往来账款等其他方面，在原告朱红艳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博瑞烟花公司财务与其股东个人财务存在混同的情形下，不宜对其该项调取证据的申请予以准许，故对原告朱红艳的上述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朱某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与第三人孙强的相关银行交易情况，因仅凭第三人孙强与朱某某之间的银行交易往来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所涉往来有关，亦无法达到被告博瑞烟花公司关于是与第三人孙强之间发生买卖往来并已支付案涉货款的证明目的，双方之间的银行交易往来有可能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发生，故对被告博瑞烟花公司的上述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因诉讼财产保全担保费并不属于原告朱红艳实现债权必然支出的费用，故原告朱红艳主张由被告博瑞烟花公司承担该笔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法（民）发〔1985〕22号]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朱红艳货款623540.8元及自2020年6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朱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9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0995元，由朱红艳负担22940.15元，夏邑县博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担8054.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银辉人民陪审员  田弄渠人民陪审员  黄思红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谢君影书记员谢君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法（民）发〔1985〕22号]第3条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