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14733号原告：中铁建(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陈海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晶，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法定代表人：李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先刚，上海市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迦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航塘公路XXX号XXX幢三层3105车间。法定代表人：李素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军，男。原告中铁建(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上海迦琨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本案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故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分别于2020年11月24日、2021年2月25日、2021年3月29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星、沈晶，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先刚，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军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铁建(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偿付原告货款4,259,848.85元；二、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4月27日签订《物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邯郸-HD-C-XXXXXXXXXXX(GM2018-G036-X)，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钢材，合同并对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交付货物，货款共计4,259,848.85元。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故原告起诉，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所涉交易并未实际发生，仅仅为了满足原告走账的目的。原、被告之间未就邯郸工地签订过合同，邯郸工地也不是被告的工程。第三人上海迦琨实业有限公司述称：原告向第三人购买过钢材，交易金额合计为1,006,272.70元，分别对应5月7日的5张发票和5月17日的5张发票，货物送到浙江港海公司承建的邯郸工地，原告向第三人交付了2张汇票，故货款已经结清。关于300万元的汇票，是因为原告的魏东和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儿子邓险峰是老乡和原同事，魏东找邓险峰帮忙做贴现，魏东将3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第三人，双方制作合同、开具发票，手续完成后，第三人将300万元扣除贴息后分两次转回原告，分别是2018年6月28日2,643,460.11元(备注木材款，也制作了相应的合同和发票)和6月29日311,240.10元(备注钢筋利息)。因此，300万元汇票对应的货物并未实际送货，合同、发票等只是为了配合做承兑汇票的贴现。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不清楚。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和第三人的述称意见，原告认为：不同意被告和第三人的意见，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所购货物系原告向第三人采购后，由第三人直接送到邯郸工地。不存在第三人所称的汇票贴现的情况，原告和第三人之间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往来款项支付的货款，有相应的合同、发票等对应。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原、被告就清河项目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模板木枋买卖合同、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因清河项目向原告购买钢材、模板，租赁钢管扣件等。钢材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落款购货方处均加盖“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沪)”印章印文，并有“邓小玲”签名字样，供货方处均加盖原告公章，并有“袁李辉”签名字样。因被告未付清货款和租金，原告于2020年10月13日就上述三份合同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20)沪0117民初14732号、14717号、14731号】，同时提起本案诉讼。本院将四案合并审理，审理中原告对于另三案的合同关系及欠款事实均无异议，但对于增值税发票的收取情况有异议。经庭后核对，被告确认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其中钢材款发票金额为20,187,842.83元(含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4,258,084.85元)，发票上均未备注工程名称。另三案本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另查明，邓小玲系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女儿，邓险峰系邓小玲的弟弟。邓小玲以被告的名义承建清河项目。2018年6月，邓小玲与魏东(系原告副总经理)通话，其中提及“还是300万的事”、由原告承担汇票贴息、被告作为主体另外签订合同、被告收取的挂靠费用由原告承担、发票处理等内容。2018年11月、2019年4月，邓小玲与袁李辉通话，其中提及走账的300万**材款、贴息等手续费的承担、300万**面转的31万多的利息等内容。又查明，2018年5月7日、5月17日、6月7日、6月20日，第三人分别向原告开具发票5份(金额500408.70元)、发票5份(金额505,864元)，发票5份(金额503,441.20元)、发票23份(金额2,600,620.30元)，合计金额4,110,334.20元。发票上均未备注工程名称。原告向第三人交付2份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500,408.70元、507,628元)和1份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300万元，收款人为原告，由原告于2018年6月27日背书转让给第三人)，合计金额4,008,036.70元。2018年6月28日、6月29日，第三人分别向原告转账支付2,643,460.11元(备注木材款)、311,240.10元(备注钢筋利息)，合计2,954,700.21元。原告认为该2笔转账系第三人向原告购买木材而支付的货款，并提供了相应的木材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第三人则认为系原告背书转让的3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扣除贴息等费用后返还给原告的款项，按照财务做账的要求，款项往来必须要有相应的合同、发票等，故原告提供的合同、发票均是为了完成走账而制作的，并非真实交易。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汇票等，被告提供的电话录音等，第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等，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关系另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8年4月27日的《物资购销合同》彩色打印件1份，合同编号为邯郸-HD-C-XXXXXXXXXXX(GM2018-G036-X)，合同记载购货方为被告、供货方为原告，约定：被告因邯郸市东部美的城工程向原告购买不同品种、规格的钢材，交货地点为河北省邯郸市东部美的城二期被告施工现场指定地点，郑其武(材料员)和李峰(仓管员)及各楼栋号工长和项目总工最少三人验收后在送货单上签字认可，对账时原告提供给被告当月各批次的钢材过磅单或送货单(送货单上必须有被告仓库主管及材料员签字)和足额货款的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需要项目部各部门签字认可。合同落款购货方处有“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沪)”印章印文，无经办人签字。2.送货单复印件4份，签收时间分别为5月4日、5月14日、5月31日、6月22日。送货单收货人处有“郑其武”、“李峰”等签名字样。3.对账单4份，时间和金额分别为5月7日、519,149.75元(针对5月4日收料)，5月18日、526,445元(针对5月14日收料)，5月31日、522,343.45元(针对5月31日收料)，6月19日、2,691,910.65元。其中6月19日的对账单系彩色打印件，其余均为原件。对账单落款需方处有“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沪)”印章印文，无经办人签字。上述4份对账单合计金额4,259,848.85元。原告为证明其销售给被告的钢材的来源另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8年4月27日的《物资购销合同》1份，合同记载购货方为原告、供货方为第三人，约定：原告因邯郸市东部美的城工程向第三人购买不同品种、规格的钢材，交货地点为河北省邯郸市东部美的城二期原告现场指定地点。合同落款加盖原告和第三人公章，无经办人签字。2.对账单4份，时间和金额分别为5月7日、500,408元(针对5月4日收料)，5月18日、507,628元(针对5月14日收料)，5月31日、503,441.20元(针对5月31日收料)，6月19日、2,600,620.30元(针对6月19日收料)。对账单落款加盖原告和第三人公章，无经办人签字。上述4份对账单合计金额4,112,098.20元。同时，原告申请的证人暨原告的经办人冯某某就上述合同、送货单、对账单等的形成过程陈述：受原告指派，冯某某与被告对接该项目的所有合同、对账单等，合同版本是原告给的，冯某某盖章后将2份合同(即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和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均快递给被告人员刘珍凤，第三人的合同盖章后刘珍凤将原件寄回给原告，被告的合同盖章后刘珍凤仅发送PDF文件，未寄回合同原件。后被告要求供货，冯某某就打电话给第三人，要求第三人直接供货至邯郸工地。被告工地人员郑其武通过PDF文件将送货单发给冯某某，冯某某与刘珍凤进行对账，与被告的对账单和与第三人的对账单原告盖章后均快递给刘珍凤，刘珍凤回寄被告和第三人盖章的对账单(与被告的对账单中有1份是通过PDF文件发送)，后原告和第三人分别向被告和原告开票。冯某某表示当时的聊天记录都无法提供。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且认为冯某某陈述的合同、对账单等的形成过程显然不符合常理。之所以收取了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是因为原、被告之间有清河项目的钢材买卖合同，而发票上又没有备注工程名称。第三人对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对于原告和第三人的合同、对账单均是为了配合3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的流转贴现而制作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邯郸工地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本院综合各方提供的证据和陈述，确认原、被告就邯郸工地不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原告提供用以证明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为原、被告之间的《物资购销合同》、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其中《物资购销合同》和部分对账单系打印件、送货单为复印件，被告均不予认可。虽然合同和对账单上有“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沪)”印章印文，但均无经办人签字，原告无法说明印文的形成过程。对账单在送货的当天或者4天内形成，与一般的钢材买卖合同的操作模式不符。更有甚者，其中1份对账单记载的日期为6月19日，而对应的送货单记载的日期为6月22日。根据原告提供的证人冯某某的陈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和对账单、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和对账单均同时发给刘珍凤，被告和第三人的联系人也都是刘珍凤，亦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告提供的《物资购销合同》、送货单、对账单无论从形式上、形成过程上、合理性上均存在瑕疵，本院均难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被告确认收到，但对收取的理由作出了解释。本院认为，被告的解释尚属合理，且在仅有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不能就此判断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提供用以证明合同关系的间接证据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物资购销合同》、对账单、增值税发票、汇票。虽然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如前所述，《物资购销合同》和对账单的形成过程不符合常理。况且，第三人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就邯郸工地的真实交易金额仅为100余万元，3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走账，相应款项已经立即转回原告，并没有实际供货。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达到原告关于向被告提供的400余万元钢材的来源为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关联性亦存在瑕疵。至于第三人确认的100余万元的真实交易，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邯郸工地系被告承建或被告向原告采购钢材用于邯郸工地，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部分钢材的购买方为被告。3.被告提供了邓小玲分别与魏东、袁李辉的电话录音，其中提及300万元的事、汇票贴息由原告承担、以被告名义另外签订合同、发票如何处理等内容，可以与各方提供的书面证据以及第三人的陈述相互印证，故对电话录音本院予以采信。无论邓小玲是代表被告还是第三人与原告方人员通话，通话内容均非正常的合同磋商的内容。且邓小玲与被告及第三人均有一定的关联性，被告完全可以直接向第三人采购钢材，无需从原告处采购、原告再向第三人采购。故原告陈述的钢材采购过程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综合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原、被告之间就邯郸工地不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偿付钢材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铁建(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92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6,927元，由原告中铁建(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慧书记员  朱丽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