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青0105民初2525号原告：马某1，女，1990年7月7日出生，回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峻晖，青海夏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系马某1配偶。        被告：马某2，女，1973年9月2日出生，回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冶万军，青海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马某3，女，1977年12月13日出生，回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        第三人：马某4，女，1969年7月1日出生，回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        原告马某1与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3、马某4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峻晖、汪旭，被告马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冶万军、第三人马某3、马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土地征用补偿款217660元；2．判令被告返还村民补助（人头费）79439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自幼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于2006年去世后我便与二姑姑生活，2010年出嫁。这期间，原告从未回过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城北区花园台村。2020年9月，因孩子入托需要本人户口所在地的花园台村开具相关证明，于是前往该村委办理。但村领导见到我后却让原告退还之前所发放的村民补助，对此，原告感觉莫名其妙，后经询问得知，因本人一直不在该村居住，所以被告就骗村委说我本人是个残疾人，并且一直未结婚。所以村里每年都会给我发放补助。但我本人对此却一点都不知情，更未见到过什么补助。并且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村里还于2014年给我本人发放了一笔245160元的征地补偿款，但记得当时被告却对我说村里发放了一笔征地补偿款，因为土地证上有我、被告及其他两个姑姑的名字，所以每人一份，也没告诉我具体补偿了多少。在我印象中，被告前前后后的总共给了我27500元左右。我将以上情况向村领导说明后，村领导明确告知我这笔补偿款是我个人的，与我的几个姑姑没有关系，她们是村里的空挂户，不存在征收土地的问题。并且村领导也说这些事都是被告代原告具体办理的。后原告找到被告核实，被告也认可，但坚持认为所征收的土地证上有她们三个姑姑的名字，所以就应该平均分配。后虽经过多次协商，但均无果。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3、马某4辩称，一、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土地征用补偿款217660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一）本案案涉的土地征用补偿款是家庭承包经营权项下的收益，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收益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二）本案被告具有家庭成员身份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1．城北区人民政府对于被告的集体经组织成员身份进行了行政确认，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人不得肆意剥夺被告的集体经组织成员身份；2．本案中2018年10月19日新颁发的（2018）城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839号，以被告方户口登记本登记信息为准，将其家庭成员全部纳入承包方家庭成员中。也就说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为了让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权利得到有效的、充分的保护，权利登记证书的内容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而2018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最好的诠释了被告所有家庭成员的承包经营权利；3．我国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在家庭承包的期限内，家庭成员对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平均享有份额，家庭成员因新生、娶妻等原因而增加的，并不增加承包地，家庭成员因死亡、外嫁等原因而减少的，亦不减少承包地。外嫁的女儿户口未迁出原家庭，亦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的，其仍属于原家庭成员并平均享有原家庭的土地份额，原家庭的新生人口并不会将外嫁女儿的土地份额抵顶，而是会稀释家庭成员平均享有的土地份额。本案中的被告方与原告方均为农户内的家庭成员，均可以享有土地承包的经营收益。综上，本案中家庭承包经营的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这是解决本案争议的根本所在。原告主张土地征收补偿款为其个人所有的理由与法律规定和事实相悖。二、被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项下的收益分配，且原告领取的土地征用款在家庭成员内部进行了协商分配。（一）被告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项下的收益的资格。本案中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享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二）本案案涉的土地不存在被收回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修订）》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本案案涉的土地从未被当地村民委员会收回，村民委员会对于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认可。（三）案涉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已经由家庭成员进行了分配。根据花园台村村委会留存征地补偿确认签名册及西宁农商银行二十里铺支行2014年4月14日代办业务流水账，2014年4月14日，属于原、被告所属农户被征收土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助等245610元款项已经全部发放至原告马某1拥有的尾号5006的银行账户；在对花园台村委会及原村民领导问询调查后得知，每户补偿款都是按照农户内部推选出一名代表提供银行账号，村委会将征地补偿款发放至此账号的发放形式，由此可知案涉征地补偿款虽全部发放至原告账户，但其实质属于农户内全部家庭成员，并不属于原告一人所有。根据被告陈述及证人提供的证言可以证明，上述补偿款是原告和马某3从银行取出现金，除去青苗补助和给马文兰等三人的钱共28800元，剩余216360元是原、被告、马某3、马某4四人平分，每人分得54090元。原告委托马某3代为保管40000元，余下14090当场由原告带走。根据马某3记录账本，原告自2014年7月26日至2015年5月6日分数次从马某3处支取41840元，远超当初保管金额。由此可以看出原告参与了取款和分配的全过程，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说明取钱和分配款项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三、原告所称村民补助涉及村集体公共利益分配，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享有79439元收益。（一）本案原告主张的村民补助是指对村集体公共用地，如田间公共道路、水渠、田埂等土地被国家征收后给予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村集体拿出一部分分发给村民的款项，此款项本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都有权获得。（二）原告认为其所主张的村民补助费是花园台村对其个人的特殊照顾，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亦无法证明村名补助费被被告所获取。四、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被告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项下的收益的资格，享有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项下收益的权利，且对于马某1已经领取的土地征用款在家庭成员内部进行了分配，本案被告所获取的利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纠纷请求权基础不存在。        原告马某1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青海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拟证明1．案涉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土地承包的共有人为马文林、苏玉梅、马付德3人；3．本案被告在案涉土地承包时即1998年12月31日前已经出嫁，且在此之前被告在花园台村并没有承包经营的土地故被告在本案土地征用补偿款案涉土地中不具有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身份；4．本案原告作为继承人取得其父亲、爷爷奶奶所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期内的承包经营权，原告系该地合法且唯一的承包经营权人，对此花园台村委也认可；证据二、2014年4月14日附存明细表，拟证明1．基于原告承包经营权人身份，故在2014年征用案涉部分土地时，花园台村在发放土地征用补偿款的人为原告，并将补偿款转至原告名下账户，2．被告不具有承包经营权人身份；证据三、青海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张，原告对于上述款项的发放不知情，是被告作为户主领取的，被告应当将所得钱款返还原告，此外，花园台村曾于2015年、2018年、2019年向原告发放人头费分别为53600元、1350元、1000元；证据四，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告认可拿了人头费的事实。        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3、马某4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原告陈述被告在承包经营权取得前已经出嫁不认可，法律并未规定出嫁女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西宁市政府新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是具有承包经营权身份的，原告陈述其是以继承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收益权，若据此陈述，原告也不是唯一的继承人；对证据二，原告陈述其是基于承包经营权人取得的钱款，按照旧的承包经营权证，马某1也不具有承包经营权身份，故原告基于承包经营权人身份取得土地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以此证明被告无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无法得出该结论；对证据三不认可，该钱款不属于人头费，原告陈述该笔钱是村上给予原告的特殊照顾，被告应当返还无事实依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电话录音中表示对方为原告律师的身份不认可。        被告马某2围绕反驳意见依法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1统一征收合同，拟证明1．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与花园台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统一征收合同》，合同确定征收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花园台村集体土地共1769.25亩，综合地价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共计164009475元；2．合同约定花园台村交付全部征收土地后于30日内城北区建设局一次性付清上述补偿款；3．花园台村委会负责将上述地价补偿费及青苗补助费分配给被征收土地的村民。1-2苗木移植费合同，拟证明1．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与花园台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苗木移植费合同》，对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属于花园台村集体共1769.25亩耕地移植苗木进行补偿，每亩补偿15300元，共计补偿移植费27069525元；2．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应于花园台村委会交付全部征收土地后30日内一次性付清苗木移植费；3．花园台村村委会根据村民具体情况将苗木移植费分配给村民；证据二2-1所征土地确认名册，拟证明1．花园台村被征收土地村民在花园台村委会制作的确认名册上签字，其中包括原告马某1的签名；2．案涉被征收土地为2.27亩，共计补偿费用245160元；2-2代办业务流水账，拟证明2014年4月14日花园台村委会委托银行发放上述补偿款至各户代表所属的银行账户，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245160元实际发放至原告马某1尾号5006的银行账户；证据三3-1户口本，拟证明被告马某2从未作出过户口迁出的行为；3-2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证明，拟证明马某2是花园台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身份得到政府认可；3-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青2018城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839），拟证明马某2、马某4、马某3、马某1、金穆德均是家庭承包的家庭成员，承包期限为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0日，土地确权面积为5.05亩，该证中显示马某2是户主，同时该承包地块示意图显示马某2是承包方的，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均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身份；证据四、马生云证人证言，拟证明征收费用中包括青苗补助费，该费用应当属于证人马某3所有，案涉土地补偿款已由原、被告共同进行第二次分配。        原告马某1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中2-1真实性无异议，但马某1的签字并非马某1本人签名；对证据2-2无异议；对证据三中3-1、3-2真实性无异议，对3-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是2018年颁发的，我方提交的1998年记载的承包经营权人不是马某2，马某1在原承包经营权人去世后自然取得承包经营权人身份，且被告已经在1998年出嫁，被告在该村中属于空挂户，该确权证的登记颁发时间是2018年，本案诉争的补偿款的发放时间为2014年，在当时能够反映和明确承包方家庭成员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信息的凭证也仅有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且村委也是基于此原因将补偿款发放至原告账户中而非户主或其他人名下，所以本案被告以2018年的确权证来主张2014年的补偿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1998年登记的承包地总面积为5.1亩，承包地块总数为4块，而在被告提交法庭的2018年确权证上登记的承包地总面积为5.05亩，地块总数为5块，此时无论承包地总面积和地块总数较2014年征收了2.27亩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根据国家土地承包的基本原则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综上，原告对该确权证的真实性，应当以1998年国家登记权属时的登记情况确定2014年土地征收补偿的土地经营权人，不能以此权证书作为被告享有补偿款的依据；对证据四，对于证人陈述取钱及去马某3家中分钱的事实认可，案外人马文兰、马文花、马文秀以及证人均从案涉征地补偿款中分的钱，原告是不知情的，且24万余元也没有平均分配，原告也未在当时就拿到钱，是由马某3保管了分给马某1的钱，在原告结婚时马某3给了原告一万余元现金，其后至2016年间陆陆续续以500或1000的金额向原告给付了27500元左右，此后再未向原告给付过任何钱款。第三人马某3、马某4质证称认可上述证据。        诉讼过程中，原告马某1申请法院对花园台村委会人头费发放情况及经办人等情况进行调查，本院于2021年7月12日向花园台村民委员会作出《调查笔录》，并调取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人头费发放流水账5份。原告马某1质证称，对流水账的真实性认可，对调查笔录中的部分陈述认可，但对于人头费，原告了解是基于原告是孤儿，所以由村委会发放的特殊照顾，且能证明人头费确实是打给了原告，但原告至今未见到上述款项，从我方调取的银行取款及销户凭证中可以证明。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3、马某4质证称，对流水账的真实性认可，对调查笔录，2016年3月26日向马某1发放的19440元的征地款，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得知马某1有0.18亩的土地，也没有单独发生过征收的事实，而征地款245160元是一次性发放的，针对19440元的性质请法院调查核实；笔录中显示2015年、2018年、2019年分别发放人头费，关于人头费的问题，被调查人并未清楚描述是什么样的费用，按照原告陈述是基于原告孤儿身份的特殊照顾，但被告调查人并未作此陈述，对于人头费是否属于原告个人，法庭应当调查；根据流水账及笔录中显示人头费为39832元，该数额与原告诉求不一致。        经审查，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方向结合当事人陈述作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马付德、苏玉梅系被告马某2及第三人马某4、马某3父母，曾生育子女六人，分别为案外人马文花、马文兰、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4、马某3及马文林，马某1与马文林系父女关系。据被告及第三人陈述，马付德于1984年去世，苏玉梅于1997年去世，马文林于2012年7月19日去世。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马某1在其4岁时跟随其父亲马文林至格尔木市生活，2011年外嫁，期间一直未在花园台村居住生活，第三人马某4自1988年结婚后离开花园台村居住生活、被告马某2自1995年结婚后离开花园台村居住生活、第三人马某3自1997年结婚后离开花园台村居住生活。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3、马某4自出生户籍落户在西宁市城北区花园台村216号，原告马某1于1993年4月29日迁入花园台村216号，马某2之子金穆德于2007年8月23日出生后落后在花园台村216号。        马文林、苏玉梅及马付德曾获得《青海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11020101038），该证记载发包方为西宁市城北区廿里铺镇花园台村民委员会，承包方代表为马文林，承包方住址为花园台村一社，承包地面积为5.1亩，承包期限为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马文林、苏玉梅、马付德。2013年12月9日，西宁市廿里铺镇花园台村民委员会与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西宁市城北区土地统征和储备服务中心就征收土地、补偿有关事宜签订《统一征收合同》及《苗木移植费合同》。2014年4月14日，西宁市城北区花园台村委会向马某1账户为×××的存折中转入2.27亩土地的征地款、青苗费及苗木移植费合计245160元。后原告马某1与被告马某2、第三人马某4、马某3及证人马生云共同前往银行取出上述征地款，并前往马某3家中就上述款项进行分配。2018年10月19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颁发青（2018）城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83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发包方为城北区二十里铺镇花园台村一社，承包方代表为马某2，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为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承包方家庭成员为马某2（户主）、金穆德（子）、马某4（姐姐）、马某3（妹妹）、马某1（侄女），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5.05亩。        另查，2016年3月31日，花园台村委会向马某1发放征地款19440元，并向马某1名下账户陆续发放人头费4046.74元、37482元、1000元、1350元。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所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认定；二、被告马某2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一、所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认定。        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本案中，首先原告马某1主张其自父亲马文林2012年7月19日去世后因继承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承包方的继承人有权在承包期限内继续承包。而原告马某1因并非是马文林、苏玉梅、马付德的唯一继承人，故其主张一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见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其次，根据《青海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11020101038）的记载，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马文林、苏玉梅、马付德，但根据已查明事实，土地承包期限自1998年开始，而此时苏玉梅、马付德已经去世，故以此登记信息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不能完整反映客观事实。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承包农户内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共有；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的规定，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应为农户内所有的家庭成员。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认定，则应结合户籍、生产、生活等因素共同确认。庭审中，各方均确认，2014年案涉土地被征收时，其家庭中所有成员均未在花园台村居住生活，故本案中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认定，应以户籍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予以认定。根据户口本记载，2014年时该户籍上的人员有马某3、马某4、马某2、马某1、金穆德（系马某2长子），故上述五人应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被告马某2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关于2014年土地征收款，首先基于以上论述，被告马某2作为农户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各方确认其在2014年土地征收后前往银行取款并重新分配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马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张虽去银行取款并分配，但并不知道款项性质、具体金额，也实际未拿到分配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过程中其他可能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故原告马某1实施的法律行为合法有效，各方重新分配取得土地征收款具有法律依据，亦与其主张由被告马某2返还土地征收款的事实相矛盾，故原告马某1的该项诉求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马某1主张被告马某2返还人头费的诉讼请求，根据查明事实，上述费用均发放至户名为马某1的个人账户，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款由马某2领取，故原告马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756元，由原告马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晶人民陪审员    罗西琴人民陪审员    张静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启芸书记员    肖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