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民终35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号金茂大厦*座**层。法定代表人:孙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心尚,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义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二大街**号银座大厦***室。法定代表人:刘全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杰,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义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义联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南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心尚、被上诉人天津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津义联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天津义联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天津义联公司所谓“代垫”税费已与该批货物的实际所有人天津紫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紫矿公司)以借款方式结清,河南商贸公司不应承担向天津义联公司支付代垫款项的责任。(一)河南商贸公司没有垫付货物进口报关税费的合同依据。依照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约定,天津紫矿公司在货物进口报关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关税、港杂费、商检费、运费等),均由天津紫矿公司负担。河南商贸公司在代理进口货物业务中,不承担任何货物报关税费。(二)本案所涉两船镍矿的相关进口报关税费,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已通过借款形式予以结清。近日,河南商贸公司获得一份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资金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天津义联公司向天津紫矿公司借款7000000元,该款用于天津紫矿公司支付进口镍矿关税。协议同时约定,如天津紫矿公司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天津义联公司有权变卖其存放于天津津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津洋公司)仓库的镍矿(船名:浙海515、金辉)。而存放于天津津洋公司的镍矿正是河南商贸公司代天津紫矿公司购买的。也就是说,天津义联公司垫付的镍矿报关税费已通过与天津紫矿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履行完毕。(三)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所涉两船镍矿进口税费,系基于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签订的《资金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没有债务基础,河南商贸公司没有承担义务。(四)根据河南商贸公司获取的关键证据,需要追加天津紫矿公司参加诉讼,方能查实天津义联公司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天津义联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河南商贸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河南商贸公司在一审中两次开庭无正当理由均未出庭,已放弃了举证、质证的权利,且其提交的所谓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天津义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河南商贸公司向天津义联公司支付代垫税费3512485.98元;2.判令河南商贸公司偿还天津义联公司逾期利息损失(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月息1.8%计算);3.诉讼费由河南商贸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9日,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签订编号为HNSM-TJYL-HZXY-01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河南商贸公司委托天津义联公司作为“浙海515”轮、“金辉”轮镍矿的港口货运代理,天津义联公司为河南商贸公司垫付“浙海515”轮海关进口增值税3413983.01元、滞纳金5120.97元,“金辉”轮进口货物滞报金93382元,河南商贸公司应于2015年6月25日前归还前述代垫款。2014年12月4日,天津义联公司向中央金库分别以转账支票支付3413983.01元、5120.97元;2014年12月12日,天津义联公司向新港海关以转账支票支付93382元。2015年11月27日,河南商贸公司向天津义联公司出具《复函》,承诺:河南商贸公司将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天津义联公司支付共计3512485.98元;若2015年12月31日前未偿还欠款,则河南商贸公司愿意承担月息1.8%的利息,自2015年6月25日开始计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调查重点:1、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河南商贸公司欠付天津义联公司的税费金额及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和数额。一审法院围绕上述调查重点对本案法律问题分析认定如下: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HNSM-TJYL-HZXY-01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约定天津义联公司系河南商贸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因此双方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天津义联公司系受托方,河南商贸公司系委托方。依据天津义联公司的支付凭证和河南商贸公司的《复函》,天津义联公司已经依约全面履行了代理的义务,河南商贸公司应该给付天津义联公司垫付税费3512485.98元。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天津义联公司关于河南商贸公司支付其垫付税费的请求,予以确认。河南商贸公司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欠款,属于违约情形,应当支付由于违约给天津义联公司造成的损失。天津义联公司主张损失为未付款项的利息损失,且依据河南商贸公司《复函》中承诺利息的起算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计算依据为月息1.8%,属于天津义联公司的合理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天津义联公司关于河南商贸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计算标准及起算日期的请求,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河南商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天津义联公司代垫费用3512485.98元。二、河南商贸公司给付天津义联公司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息1.8%利率计算)。河南商贸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26元由河南商贸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河南商贸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天津紫矿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拟证明涉案相关税费由天津紫矿公司承担,河南商贸公司不承担任何税费。证据二、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资金合作协议》,拟证明天津紫矿公司向天津义联公司借款7000000元,用于涉案的相关货运代理报关等税费,且天津义联公司对货物的实际所有人是知道的。证据三、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津洋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该证据进一步印证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拟证明涉案相关税费天津紫矿公司已经通过借款的方式支付。天津义联公司对河南商贸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举证、质证。在保留上述意见的基础上,天津义联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核实天津紫矿公司和河南商贸公司公章的真伪,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借款并未实际发生,该笔借款指的就是本案的相关代垫税费,河南商贸公司偷换了概念;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原件,且天津津洋公司的合同章也是复印件。由于上述证据均为逾期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亦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当庭责令河南商贸公司说明理由。河南商贸公司的理由为:自己虽未参加一审庭审,但上述事实属于新情况,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才知道的,后来联系天津紫矿公司才知道相关税费已经支付。天津义联公司二审期间未补充提交证据。在二审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本院依职权对天津紫矿公司股东韩东杰(公民身份号码)进行了询问,形成一份《笔录》。根据韩东杰陈述,(一)天津紫矿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协议。(二)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资金合作协议》(即河南商贸公司二审补充提交证据二)目的系支付“浙海515”轮、“金辉”轮海关进口增值税、滞纳金等税费。《资金合作协议》实际系以天津义联公司为天津紫矿公司代垫涉案镍矿进口相关税费为借款履行方式。天津义联公司是债权人、天津紫矿公司是债务人。(三)《资金合作协议》虽约定借款7000000元,实际仅发生以“浙海515”轮海关进口增值税、滞纳金等为主的税费共计300余万元,具体数额以一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为准。韩东杰对天津义联公司提交的一审证据一表示认可亦清楚、对一审证据二表示相关单据税费实际发生。对一审证据三、证据四表示均不清楚;对河南商贸公司二审提交的三份证据表示均予认可。河南商贸公司对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笔录》在制作程序上有部分瑕疵,未载明询问人、记录人的身份与职务;未载明被询问人身份方面的基本情况;《笔录》中亦无关于询问人、记录人向被询问人说明身份的记录;没有向被询问人说明询问目的等内容。但从该《笔录》的内容上看,能够说明:(一)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是真实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应作为支持河南商贸公司主张的依据。(二)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签订的《资金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应作为支持河南商贸公司主张的依据。鉴于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签订《资金合作协议》的时间是2014年12月3日,其中涉及“浙海515”轮海关进口增值税支付时间是2014年11月14日,滞纳金支付时间是同年12月4日,“金辉”轮进口货物滞报金支付时间是同年12月2日。上述税费均属于《资金合作协议》约定代垫资金范围,已经形成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的借款。河南商贸公司主张成立。(三)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津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的。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关于代垫税费产生的利息及费用由天津紫矿公司承担的相关约定,河南商贸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可充分证明,天津义联公司对涉案镍矿实际所有权人系天津紫矿公司明知。天津义联公司自愿以借款形式为天津紫矿公司垫付涉案镍矿进口税费的行为不违反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第三方权益,合法有效。(四)该《笔录》进一步印证:涉案镍矿进港时,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货物进口代理协议,不是真正意义的货物进口代理合同主体。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2015年6月19日签订《合作协议》主要解决代垫税费的负担问题,不涉及河南商贸公司履行代理义务后所享受的任何收益或报酬。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缺乏合同主要条款,既不符合商业惯例,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天津义联公司迫使河南商贸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的真实目的是转嫁其代垫税费无法向天津紫矿公司追偿的风险。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签订《资金合作协议》实际履行后,其已丧失该笔款项的选择追偿权,天津义联公司只能向天津紫矿公司追偿该笔款项。天津义联公司对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笔录》证明力予以认可。该《笔录》中涉及天津义联公司代垫相关税费,对此表示认可,相关税费并未由天津紫矿公司实际偿还。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讼争的代垫税费、天津义联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之间《资金合作协议》涉及的借款款项实际为同一笔债务。如河南商贸公司向天津义联公司支付了本案相关款项,天津义联公司就本案讼争本金、利息对天津紫矿公司的权利自然消灭,但就讼争之外其他费用仍保留权利。本院审查了各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关于河南商贸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均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但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关联,本院在依法组织质证的同时,对河南商贸公司予以训诫。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证据一仅为2014年10月天津紫矿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就涉案镍矿进口代理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同于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2015年6月及其后就涉案镍矿进口以《合作协议》《复函》等方式缔结的新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一中关于天津紫矿公司自行承担、缴纳货物进口报关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税、费、延迟或拒绝支付费用产生的滞报金、滞纳金等费用的相关约定,仅能约束天津紫矿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对天津义联公司不发生拘束力。证据二能够证明天津义联公司曾就涉案税费向天津紫矿公司借出款项,结合本院调取证据来看,《资金合作协议》以天津义联公司代垫税费为其履行方式,实际发生税费仅为三笔,未达到该协议约定的7000000元,且依照现有证据,上述税费天津紫矿公司并未清偿,因此,河南商贸公司在其举证时关于“天津紫矿公司向天津义联公司借款7000000元”之陈述、在其上诉状中关于“天津义联公司垫付的镍矿报关税费已通过与紫矿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履行完毕”之陈述,依法均不能成立。但河南商贸公司关于“天津义联公司对货物实际所有人是知道的”之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三虽可证明天津紫矿公司委托天津津洋公司就“浙海515”轮在天津港接卸、储存、运输事宜达成协议,由天津紫矿公司向天津津洋公司支付包干费等费用,与证据一关于费用的约定相符合,但该《协议书》中“包干费”等费用并非本案所涉及的进口报关税费,亦不能证明天津紫矿公司已经通过“借款”方式支付了涉案进口报关税费,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笔录》,该证据系本院依职权调取,河南商贸公司虽认为其在制作程序上有部分瑕疵,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之规定,该《笔录》调查人与记录人系本案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亦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故符合上述规定,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经本院核实天津紫矿公司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登记信息,《笔录》中被调查人韩东杰确系天津紫矿公司股东。该《笔录》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结合,可以印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及与案外人天津紫矿公司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其证明力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10月13日,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紫矿公司就进口104000吨红土镍矿事宜签订《进口代理协议》,河南商贸公司同意受天津紫矿公司委托,以代理身份,与天津紫矿公司指定的外方签订进口合同,代理天津紫矿公司进口红土镍矿。2014年12月3日,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签订《资金合作协议》,约定天津紫矿公司向天津义联公司借款7000000元,用于支付天津紫矿公司进口镍矿关税,借款利息按本金2%支付。天津义联公司及天津紫矿公司股东韩东杰均确认,在《资金合作协议》中,天津义联公司为债权人,天津紫矿公司为债务人,该协议以天津义联公司垫付涉案进口报关税费为实际履行方式,发生额亦与本案涉案进口报关税费一致。上述事实,有《进口代理协议》《资金合作协议》、本院依职权调取《笔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材料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河南商贸公司是否应向天津义联公司支付垫付税费及其数额。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本案中,就涉案“浙海515”轮、“金辉”轮两船镍矿进口代理及相关税费代垫等事宜,先后形成三种主要法律关系:1.天津紫矿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于2014年10月形成的进口代理关系。其中,天津紫矿公司系委托人、河南商贸公司系受托人。2.天津紫矿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于2014年12月形成的涉案税费垫付关系。其中,天津紫矿公司系债务人,天津义联公司系债权人。3.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于2015年6月以来形成的港口货运代理关系。其中,河南商贸公司系委托人,天津义联公司系受托人。该港口货运代理关系以代垫涉案税费为主要内容。第二、天津义联公司虽曾与天津紫矿公司于2014年12月就涉案进口镍矿税费垫付签订《资金合作协议》,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但天津义联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半年后,又与河南商贸公司就涉案镍矿港口货运代理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资金合作协议》与《合作协议》虽在代垫款项种类及数额等方面相同,但在委托人名称、受托人承担之权利义务、清偿期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在《合作协议》约定清偿期届至时及其后三个月,经天津义联公司催款、发函,河南商贸公司又明确对计息日、利率等进行确认,与天津义联公司就《合作协议》形成了补充合意。补充合意之内容亦与《资金合作协议》相关约定存在明显不同。因此,应视为天津义联公司与河南商贸公司之间就涉案镍矿进口及垫付事宜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另外,《合作协议》虽提及涉案税费“由此产生的利息及费用由天津紫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但由于该《合作协议》并无天津紫矿公司签章,故不能认定天津紫矿公司为该协议签订方。综上,在天津义联公司以《合作协议》等而非《资金合作协议》为依据,向河南商贸公司追索涉案代垫进口报关税费的情形下,具有债权债务基础,本院予以确认。河南商贸公司关于《合作协议》无债权债务基础的主张,证据不足、关于《合作协议》系天津义联公司迫使河南商贸公司签订的主张,未予举证,本院对其上述两项主张均不予采纳。因此,河南商贸公司应依约向天津义联公司支付垫付税费及相应利息。关于其数额,由于天津义联公司垫付涉案税费均有相应单据证明,河南商贸公司亦先后通过《合作协议》《复函》等方式对税费种类、数额及计息日、月利率等予以确认,故一审判决相关内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河南商贸公司在本案二审中申请追加第三人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基于《进口代理协议》,河南商贸公司系天津紫矿公司的受托人,故而河南商贸公司应明知天津紫矿公司的存在。本案一审期间,在法院合法传唤的情况下,河南商贸公司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并未提出追加天津紫矿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其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在认定河南商贸公司与天津义联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构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天津义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与河南商贸公司间《合作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而并非基于与天津紫矿公司因《资金合作协议》及《资金合作协议》签订后支付相关税费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再次,虽《合作协议》对天津紫矿公司承担涉案税费产生的利息及费用有所约定,但天津紫矿公司并非该协议签订主体,且嗣后河南商贸公司通过出具《复函》等方式,确认对涉案税费于2015年6月25日及其后所产生之利息及费用承担付款责任,而涉案税费在该日期前所产生之利息及费用并不在天津义联公司本案诉讼请求范围内。故而,天津紫矿公司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应予追加的第三人,对河南商贸公司提出追加天津紫矿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河南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26元,由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小宁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代理审判员  张 昕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