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0171号原告：饶丽娟，女，197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鸿烜，男，197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前明，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国杰，男，197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玫，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饶丽娟与被告董国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饶丽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鸿烜、梁前明及董国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丽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饶丽娟与董国杰于2015年6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6年4月解除；2、判决董国杰向饶丽娟退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5年6月1日起计算到2016年4月1日）；3、判决董国杰向饶丽娟支付违约金（以2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为标准，自2016年4月2日支付到实际支付之日止）；4、董国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日，饶丽娟与董国杰签订《北京中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饶丽娟以200万元的对价受让董国杰持有的北京中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2%的股权。合同另约定“如中通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未能上市（新三板）或在合同约定期前上市但饶丽娟受让股权不能即可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转让，董国杰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饶丽娟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董国杰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饶丽娟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200万元计算，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息（按复利年化15%计算），利息计算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1日，董国杰须在1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打入饶丽娟指定账户，逾期应向饶丽娟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4倍之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饶丽娟将200万元支付给董国杰，但董国杰没有为饶丽娟办理股权的变更登记，也未将饶丽娟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2016年1月14日中通公司上市（新三板），但饶丽娟并非发起股东，到合同约定的2016年3月31日届满，董国杰向饶丽娟所做的承诺和保证均未兑现。经过多次交涉，董国杰仅向饶丽娟支付利息90万元，本金200万元及剩余利息均未支付。为维护自身权益，现饶丽娟提起本案诉讼。董国杰辩称：首先，同意解除与饶丽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是饶丽娟没有证据证明曾向董国杰主张过解除合同的证据，所以认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应该以董国杰知晓饶丽娟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时，即2020年11月4日为解除时间。第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无法确定中通公司在新三板上市的时间，所以没有约定股权变更的时间。且因中通公司估值贬值，所以是饶丽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第三，董国杰已经向饶丽娟返还了90万元，款项性质就是股权转让款的本金。因中通公司的股权价值缩水，这90万元就是按照返还款项时股权的价值计算，该款项已经足以支持返还时股权的对价，所以董国杰不应该再向饶丽娟返还任何款项，也不应该支付利息。最后，是饶丽娟不同意受让股权，所以其无法成为中通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所有条款都是以中通公司上市或者饶丽娟的股权无法交易为前提，现在合同条款没有成就，所以饶丽娟无权要求违约金及利息。综上，不同意向饶丽娟支付任何款项。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2日，董国杰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饶丽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按照1亿元的估值的2%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受让甲方转让的股权后，持有中通公司40万股股权，每股为5元，总计投资本金为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本条2计算，已于2015年6月1日前由乙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签署本合同即表示确认已收到所有股权转让款。甲方同意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对转让给乙方的相应股权占比范围内的经营管理及债权职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甲方保证将乙方列入中通公司股东名册。乙方承认中通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知晓并保证遵守该项承诺，为保证实际投资人收益，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甲方以个人名下资产对乙方的股权投资做出如下保证：中通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前上市（新三版），甲方需保证乙方所持有的股份流通不受限制，可即刻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转让。如中通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未能上市（新三板）或在合同约定期前上市但乙方所持股份不能即刻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转让，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乙方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甲方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乙方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200万元计算，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息（按复利年化15%计算），利息计算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1日，甲方需在1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打入乙方指定的账户，逾期应向乙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4倍的违约金。如果届时乙方愿意持股则可以选择继续持股，并享有股东权利。如乙方在2016年3月31日前因个人原因退出所认购的中通公司股份，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乙方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甲方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乙方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人民币200万元计算。甲方承诺乙方本次投资款项成功执行，并保证本合同各项条款都会得到履行。中通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董国杰、关冀平和肖龙，其中董国杰出资24万元，关冀平出资5万元，肖龙出资1万元。2009年1月19日，肖龙将其持有的0.3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周娜，将其持有的0.7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关冀平将其持有的5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中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和周娜，其中董国杰出资29.7万元，周娜出资0.3万元。2012年12月24日，中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70万元，全部由董国杰认缴，故董国杰出资变更为499.7万元，周娜出资为0.3万元。2015年8月12日，中通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仍为董国杰和周娜。董国杰认购股份数量为5756544股，周娜认购股份数量为3456股。2015年9月16日，中通公司以每股1.1元的价格增发普通股250万股，由北京中通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周娜和北京中通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双方均认可董国杰于2017年7月19日向饶丽娟返还70万元；于2018年6月4日返还10万元；于2019年1月2日返还10万元。诉讼中，饶丽娟向本院提交与董国杰的对话录音及文字材料，在录音的文字材料中饶丽娟特别标注出3分40秒时董国杰陈述“现在就是说好了按借款来，然后我就尽快安排，6月份安排一部分。然后其他的看9月份再安排。最好是全都给你安排好，如果说我把（中通新三版）壳卖了，那百分百一次性（还清本息）。现在就是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吗？因为什么，我那边的收入那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饶丽娟答复“我看你如果不上新三版不是也过得挺好”。在文字材料中饶丽娟又标注出7分10秒时董国杰陈述“今天阿基也跟我说，你昨天也来打牌了，然后我说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既然现在就说股份没有转过去，那就按借贷来。尽快的（还款本息），我也想减少成本，这财务成本挺重的……”。饶丽娟答“对啊，我这个（你怎么不还）”。饶丽娟提供该录音以证明董国杰同意向其返还200万元，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5%的利息。董国杰对该录音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当时只是提到将款项转换成借款，但实际对款项本金及利息标准并未谈妥。经询，饶丽娟也不认可双方已将款项转换为借款，并坚持诉讼请求。另查，中通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另，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董国杰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的股权价值评估申请书，申请对中通公司2015年到2020年40万股股权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本院认为：饶丽娟与董国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饶丽娟向董国杰支付200万元，受让董国杰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的2%。董国杰在签订合同时，持有中通公司99.94%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499.7万元，故饶丽娟应当受让的股权比例为1.9988%，对应的出资额为9.994万元。现双方对饶丽娟已向董国杰付款200万元均予以确认，故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合同约定，董国杰负有通知并协助中通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但其从未履行，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致使饶丽娟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饶丽娟有权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诉讼中，饶丽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董国杰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但结合董国杰于2017年7月19日开始向饶丽娟返还款项的事实，本院可以认定自该日起双方均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已实际解除。董国杰辩称其可以继续向饶丽娟转让股份，但本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在董国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继续履行合同达成新的合意的情况，其无权再要求饶丽娟继续履行合同；其次，饶丽娟受让中通公司的股权，其合同目的系在该公司上市时可以作为发起人股东享有该公司的相关权益。中通公司虽于2015年8月12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转让标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更，饶丽娟有权拒绝以现有条件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合同解除后，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有权就已经履行的部分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饶丽娟已经向董国杰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故其有权要求董国杰予以退还。双方现在均认可董国杰已经向饶丽娟返还了90万元，但是饶丽娟主张该90万元的性质是利息，董国杰对此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确认原告饶丽娟与被告董国杰于2015年6月2日签订的《北京中通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7年7月19日解除；二、被告董国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饶丽娟返还股权转让款1497726.4元；三、被告董国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饶丽娟赔偿利息损失（以1497726.4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四、驳回原告饶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20元，由原告饶丽娟负担6200元（已交纳），被告董国杰负担992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