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01民初4360号原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法定代表人：黄金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冬，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可岭，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被告：山东融汇管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可岭，该公司董事长。原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投资公司)与被告刘可岭、山东融汇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管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吉林投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被告山东管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刘可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吉林投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可岭向吉林投资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51,453,752.23元；2.判令刘可岭向吉林投资公司支付以51,453,752.23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0.05%/日计算的违约金；3.判令刘可岭向吉林投资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5万元、保全保险费36,400元；4.判令山东管通公司对刘可岭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7日，吉林投资公司(甲方)与刘可岭(乙方)、山东管通公司(丙方)签订《山东融汇管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甲方向丙方出资3,000万元，其中828.75万元用于认购新增注册资本828.75万元，占丙方增资后注册资本的11.11%，其余部分计入丙方的资本公积。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后，吉林投资公司依约履行出资义务。2014年7月11日，吉林投资公司(甲方)与刘可岭(乙方)、山东管通公司(丙方)签订《山东融汇管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作出业绩承诺，承诺山东管通公司2014年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3,100万元，2015年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3,600万元。2016年，吉林投资公司与刘可岭签订《协议书》，因山东管通公司2014年度税后净利润980万元低于补充协议约定的金额，约定吉林投资公司可选择由刘可岭等现金补偿或回购股权。2020年9月2日，吉林投资公司(甲方)与刘可岭(乙方)、山东管通公司(丙方)签订《山东融汇管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回购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回购甲方持有的山东管通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回购款计算方式3,000万元*(1+10%)(N/365)，N为自2014年7月21日至乙方支付股权回购款之日期间的天数；协议生效后，甲方有权随时要求乙方回购，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一次性足额支付股权回购款，逾期的视为违约；乙方按时足额支付完毕所有股权回购款后，甲方将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如乙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全部股权回购款的，则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逾期款项0.05%的违约金……如乙方逾期180日仍未足额支付全部股权回购价款的，则乙方还应当向甲方支付股权回购价款的20%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担保或保险费等)的，则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丙方承诺为乙方的股权回购等所有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20年10月15日，吉林投资公司向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发送《通知函》，要求立即回购吉林投资公司持有的山东管通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于3日内支付回购款51,453,752.23元(计算至2020年10月15日)，如逾期支付，刘可岭应依据股权回购协议支付违约金，山东管通公司对刘可岭上述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于当日签收上述《通知函》，但未依约履行，故吉林投资公司诉至法院。关于股权回购款的计算方式，吉林投资公司称，刘可岭于2017年3月14日支付股权回购款207万元，对应本金1,608,081.59元，故吉林投资公司股权回购款计算如下：根据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公式，2014年7月2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的股权回购款为38,617,443.45元，扣除207万元后应为36,547,443.45元。在此基础上，刘可岭应支付的股权回购款计算公式应为36,547,443.45元*(1+10%)(N/365)，其中N为自2017年3月14日至2020年10月15日止的天数，根据该公式计算的股权回购款即为51,453,752.23元。吉林投资公司还称，刘可岭支付完毕所有股权回购款后，吉林投资公司同意配合刘可岭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被告刘可岭辩称，不同意吉林投资公司对其的诉请。刘可岭认为，吉林投资公司向山东管通公司增资后，山东管通公司于2015年在新三板上市。山东管通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系吉林投资公司应承担的投资风险，吉林投资公司因山东管通公司收益低于约定为由与刘可岭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应属无效。被告山东管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吉林投资公司对其的诉请，股权回购协议关于由山东管通公司对刘可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约定应属无效，理由为：1.履行股权回购协议关于保证责任的约定将导致公司资产不当减少，违反公司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该行为实质属于抽逃出资。2.该约定系以股东间股权转让的合法形式掩盖了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非法目的，不符合公司法第74条的规定。3.吉林投资公司和刘可岭均为山东管通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且山东管通公司章程第40条也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山东管通公司为刘可岭提供的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吉林投资公司对此亦明知，故该约定无效。吉林投资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未提供证据。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对吉林投资公司所提供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对吉林投资公司关于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通知函》内容的陈述以及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签署《通知函》的陈述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7月21日，吉林投资公司向山东管通公司支付3,000万元。股权回购协议未载明签约时间，亦无落款日期。协议鉴于部分第四条载明，山东管通公司2014年税后净利润为980万元，2015年税后净利润为592万元。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因刘可岭已于2017年3月14日向吉林投资公司支付回购款207万元，故该等已支付回购款对应本金(1,608,081.59元)于2017年3月14日之后不再计息。协议尾部丙方(山东管通公司)处加盖山东管通公司印章。《通知函》载明，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与吉林投资公司系于2020年9月2日签署股权回购协议。2020年9月25日，吉林投资公司与国浩律所(济南)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国浩律所指定经办律师为吉林投资公司与刘可岭、山东管通公司等关于增资协议纠纷案件提供诉讼代理服务。首期律师费50,000元，该案收回投资款本息后，国浩律所另行收取回款金额1%的律师费。2020年10月9日，吉林投资公司向国浩律所支付50,000元。案件审理中，吉林投资公司向本院申请对刘可岭、吉林投资公司采取保全措施，并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担保。2019年2月9日，吉林投资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诉责险保费36,400元。另查明，2014年7月31日，山东管通公司办理公司增资的变更登记，吉林投资公司认缴增资828.75万元，变更登记后的股东为刘可岭、张传强、张晓辉、陈鹏、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上海茂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吉林投资公司。2015年8月5日，山东管通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2019年7月29日，山东管通公司终止挂牌。案件审理中，山东管通公司确认刘可岭仍持有公司25.13%的股份。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已经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应适用纠纷发生时的法律进行裁判。吉林投资公司与刘可岭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刘可岭关于吉林投资公司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故股权回购协议应属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纳。上述协议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合法有效。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吉林投资公司有权随时要求刘可岭回购，刘可岭应当在收到吉林投资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足额支付股权回购款，逾期的视为违约。吉林投资公司2020年10月15日发送的《通知函》要求刘可岭于3日内支付回购款，本案审理中，吉林投资公司亦提出同样的主张，其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难以采纳。刘可岭系于2020年10月15日收到《通知函》，故其应于2020年11月14日前支付股权回购款。刘可岭未按约履行回购义务，故应当支付股权回购款以及违约金。关于股权回购款，根据股权回购协议，股权回购款计算公式为3,000万元*(1+10%)N/365，N为自2014年7月21日起至刘可岭支付股权回购款之日期间的天数。首先，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刘可岭已于2017年3月14日向吉林投资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207万元，该款项对应本金1,608,081.59元于2017年3月14日之后不再计息。前述条款内容表明，刘可岭2017年3月14日支付的207万元对应吉林投资公司的投资本金1,608,081.59元及相应收益。故，该投资本金1,608,081.59元不应作为剩余股权回购款的计算基数。剩余股权回购款的计算基数应为28,391,918.41元(3,000万元-1,608,081.59元)。其次，吉林投资公司主张以2020年10月15日作为N的计算截止日，此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故N应为2014年7月21日至2020年10月15日期间的天数2,279天。综合上述分析，根据股权回购协议所约定之公式计算的剩余股权回购款为28,391,918.41*(1+10%)2,279/365=51,461,814.35元。吉林投资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股权回购款51,453,752.23元低于上述金额，此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根据本院上述分析，刘可岭应于2020年11月14日前支付股权回购款，故吉林投资公司关于以2020年10月19日作为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日的主张缺乏依据。根据股权回购协议，刘可岭应承担以51,453,752.23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日利率0.05%计算的违约金。关于吉林投资公司要求刘可岭赔偿律师费损失5万元、保全保险费损失36,40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违约金系用于赔偿因刘可岭违约所造成吉林投资公司损失，鉴于吉林投资公司未举证证明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律师费及保全保险费损失，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吉林投资公司要求山东管通公司对刘可岭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且该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鉴于刘可岭在签署《通知书》时未对《通知书》内容提出异议，且《通知书》载明的股权回购协议签署日期与股权回购协议相关内容不悖，本院根据《通知书》认定，股权回购协议签署日期为2020年9月2日，即山东管通公司退市之后。本案中，刘可岭否认山东管通公司其他股东知晓该保证事宜，吉林投资公司未说明股权回购协议签署过程，亦未提供相应的股东大会决议，故本院难以认定山东管通公司就公司为刘可岭提供保证事宜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明确系何人代表山东管通公司签署股权回购协议，但无论系何人签署，根据本院前述分析，该签署人无权代表山东管通公司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在吉林投资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曾对山东管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合理审查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吉林投资公司就股权回购协议中的保证条款系善意相对人。根据山东管通公司在本案中的抗辩意见，上述保证条款对山东管通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本院对吉林投资公司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可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51,453,752.23元；二、被告刘可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支付以51,453,752.23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0.05%/日计算的违约金；三、驳回原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刘可岭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78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负担432元，由被告刘可岭负担327,3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一鸣审 判 员  邵宁宁人民陪审员  孙屏霞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周念琪书 记 员  周念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