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9125号原告：刘勇，男，197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江洋海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季启秀，女，197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太平洋博业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住北京市大兴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俊康，北京友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文翠，女，197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汪国强，男，197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住北京市东城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忠，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勇、季启秀与被告杨文翠、汪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勇、季启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俊康，被告杨文翠及被告杨文翠、汪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勇、季启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二原告借款本金230万元及利息（以23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息1.5%的标准，自2019年2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二被告共同向二原告支付律师费2.5万元；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8、9月份的时候，刘勇与汪国强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约定刘勇和刘勇的爱人季启秀共同投资560万元，入股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二人共同取得该公司40%的股份，约定半年内完成股东变更登记，与二被告共同经营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0月14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国强转账70万元；2016年10月24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国强转账三笔，金额分别为100万元、50万元、40万元；2016年11月9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国强转账80万元；2016年11月9日，原告刘勇从其实际经营的北京太平洋博业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内向汪国强转账两笔，金额均为5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文翠转账133万元。以上转款金额共计573万元，足额囊括了投资款560万元。上述金额转账到位后，二原告并未参与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经营，不清楚该公司的经营情况，且该公司并未进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二原告从未成为该公司的股东。鉴于二被告以变更登记手续需要交税为由，迟迟未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故在2017年年底，刘勇明确表示要求收回560万元投入。刘勇与汪国强达成口头协议，汪国强同意将560万元返还给二原告，且双方均同意如果汪国强在2018年1月1日之前无法返还560万元入股本金，则自2018年1月1日起，按照月息1.5%计算利息。直至2018年年底，二被告未向二原告偿还任何本金和利息，故刘勇与汪国强于2018年年底达成口头协议，汪国强同意将二被告共同经营的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所有财产及经营权均移交给二原告，用以抵消二原告的560万元投入。2019年2月28日，二被告将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共计价值450万元的库存酒水、厂房、现金等转让给了二原告，原被告共同约定上述450万元折抵120万元的利息和330万元的本金。因此，至2019年2月28日，二被告尚欠二原告本金230万元。二原告因此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杨文翠、汪国强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从未达成借贷合意，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系合作经营的法律关系，经营的是酒水批发业务。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注册成立，股东为杨文翠，杨文翠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国强是杨文翠的爱人，该公司注册成立后一直是二被告在共同经营。2016年8、9月份的时候，刘勇与汪国强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约定二原告和案外人陈杉分别投资280万元，共计投资560万元，入股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二原告及陈杉共同取得该公司40%的股份，与二被告共同合作经营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展红星二锅头酒等各类酒品的销售。双方亦约定二被告投资840万元占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60%的股份，二被告也实际投入现金、库存货品、应收账款共计84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采购酒品。认可二原告所述的向二被告汇款573万元的事实，认可该573万元包含上述提及的二原告及陈杉的投资款560万元。2016年11月开始，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由案外人陈杉及二被告共同经营。后因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有银行贷款，二原告和陈杉不愿意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双方一致同意不再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以合作经营的方式继续合作，故没有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在合作经营过程中，二被告从未与二原告达成返还二原告560万元投资款并计息的口头协议，二原告亦未与二被告达成以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所有财产抵消二原告的560万元投入的口头协议。双方在共同经营过程中因经营不善而赔钱，故双方不愿意继续合作，双方同意共同进行清算，考虑到二原告及陈杉投入了56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但并未有盈利，出于对二原告及陈杉给予一定补偿的考虑，二被告同意将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所有资产移交给二原告及陈杉。2019年2月28日，二被告将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总价值450万元的库存酒水、厂房、现金等转给了陈杉。双方之间关于共同投资经营一事，系双方之间自愿的商业合作，系自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商业合作行为，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4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国强转账70万元；2016年10月24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国强转账三笔，金额分别为100万元、50万元、40万元；2016年11月9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汪国强转账80万元；2016年11月9日，北京太平洋博业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向汪国强转账两笔，金额均为5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季启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文翠转账133万元。原告刘勇称北京太平洋博业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系其实际经营，故其通过北京太平洋博业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向汪国强进行转账。为证明二原告投入了560万元占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份，二原告提交了杨文翠和刘勇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上载明，2019年12月10日，刘勇发微信称“首先搞清楚，我们投了560万占北京国翠鑫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40%股份做的事没错吧，钱你们收到了吧！”二原告为证明本案中主张的560万元款项系二原告的投资款，与案外人陈杉无关，二原告提交了刘勇（甲方）与陈杉（乙方）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盘点的资产4504102.05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分四期向甲方支付上述款项。二原告同时提交了转账记录打印件，以证明陈杉已支付给二原告转让款项260万元。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被告另提交了合作经营期间由陈杉签署的支出凭单、放假通知、招聘方案、财务管理通知等相关文件，以证明陈杉系与二原告共同投资56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二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庭审中，二被告称，在原被告双方合作过程中，刘勇、季启秀、陈杉以北京江洋海润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天晟海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天润佳利科贸有限公司参与经营，杨文翠、汪国强以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参与经营。二被告同时提交了上述几家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网页打印件。其中，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4日，注册资本50万元，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文翠。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18日，负责人为杨文翠。北京江洋海润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7日，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勇。天津天晟海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1日，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杉；天津天润佳利科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10日，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杉的爱人范兴珍。二被告称，双方合作经营的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牛栏山酒，通过北京江洋海润商贸有限公司走账。天津天晟海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在双方合作期间由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出资设立。天津天润佳利科贸有限公司是在双方合作终止之后成立的，该公司的成立是为了接管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二原告认可双方合作经营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为经营牛栏山酒，通过北京江洋海润商贸有限公司走账。为证明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系合作经营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二被告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21日，刘勇向杨文翠发送微信称“今天那个张会计来公司报道了，抓紧去那边帮忙，代表我们公司把账算一下”。2019年8月29日，刘勇向杨文翠发送微信称“我上次给汪国强说了，你痛痛快快把事情结完了算了，我也干怂了，你痛痛快快地把天津转给陈杉的公司就算了”、“赔赚我们自己认，我是彻底退出”、“我也是干得没办法，痛痛快快地把天津转给陈杉，陈杉再把欠条打给刘勇”、“什么话都不说了，让我们把天津让给陈杉，他还搭了好几百万在里边”。2019年12月10日，刘勇向杨文翠发送微信称“杨总，经你转给我的财务报表已收到，正在抓紧核算中！帐的大方向认可，只是有的费用帐等需要我们商量再确认。根据当初商量确认的我们总投资1400万作为北京国翠鑫达科贸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做这个酒水生意，我和陈杉占股40%，投资560万现金已全部打入你和汪国强卡上，我们合作是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至2019年2月28日结束，我们当初约定总盘子1400万，总资产超过1400万时超出部分公司付你利息，当总资产不够1400万时，你付公司利息，就这么个算账原则。”同日，刘勇向杨文翠发送微信称“现将天津截止2019年2月28日最终资产报表（包含国翠天津分公司、天晟海润公司）发给您，同时天津会计已将此报表发给了国翠鑫达郝会计。现简单将天津所有资产情况汇总如下：1、国翠天津分公司截止2019年2月28日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2、天津天晟海润公司从设立起所有资金都来源于国翠天津分公司，截止2019年2月28日两公司之间的应收、应付款项明细相符，天晟海润截止2019年2月28日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3、综上所述天津现有总资产为：国翠天津分公司资产……减去天津天晟海润公司的亏损额……，固天津两公司实有总资产为4504102.05元。因天津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还烦请您和汪总尽快安排财务人员进行核查，如有什么数据需求可直接联系我，谢谢！”2019年12月24日，刘勇在由刘勇、季启秀、杨文翠以及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两位会计郝伟华、田秋兰组成的微信群中发送消息称“上午好各位同仁！首先向田会计、郝会计及所有参与核算的会计问好！由于股东之间缺少沟通导致核算方向不明确，给你们增加额外负担了。本月11号在公司我们六人开会时也通报了股东之间的关系和一些费用走帐问题，我在这形成文字明确一些内容和大家探讨并希望能形成共识：1、从2016年12月1号开始合作并新建帐套，至2019年2月28日结束共合作27个月……”。2020年5月14日，刘勇在群内发送消息称“田姐、郝会计，辛苦抽点时间把我和汪总之前合作的帐算下”。2020年5月29日，刘勇在群内发送消息称“田姐，郝会计，听杨总说帐都算好了，辛苦你们了！请尽快提供一份完整的整个我们合作27个月期间所有的帐给我，是所有三个公司的，电子版的也行，我们力争在一周内把帐结算好。”2020年6月2日，刘勇向杨文翠发送微信称“杨总，根据这个帐你辛苦先算，是我还给你们钱还是你们找我们钱，总帐你先拿出来”。杨文翠回复“好”并于2020年6月5日将一手写的结算账目照片发送给刘勇。二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二被告另提交了转账记录打印件、出纳工作交接明细以证明双方就合作经营期间的各项财务及工作进行了结算。另查，二原告为本案支出律师费25000元。以上事实，有二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企业工商公示信息、转让协议、律师费发票，二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企业工商公示信息、支出凭单、放假通知、招聘方案、财务管理通知等签署文件、转账记录、出纳工作交接明细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出借人向借款人出借款项，借款人应当依约还款。本案系二原告提起的民间借贷之诉，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曾达成口头协议，共同投资经营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展酒水销售生意，且二原告自认在合作经营过程中，通过刘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江洋海润商贸有限公司走账。二原告称，在合作经营过程中，刘勇与汪国强于2017年年底达成口头协议，汪国强同意将二原告投入资金转成借款，并承诺于2018年1月1日之前偿还该借款本金。对此，二原告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1月左右开始合作，至2019年2月28日合作结束。2019年3月，刘勇在微信中表示新来了一个会计，让其代表公司把账算一下；2019年12月，刘勇在微信中表示正在抓紧核算公司的财务报表并将最终资产报表发给了杨文翠，同时向杨文翠、季启秀以及北京国翠鑫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两位会计通报合作经营期间的支出、返利以及利息等走账情况；2020年5月，刘勇在微信群内指示公司的会计核算合作的账目并要求会计向其提供一份完整的账目；2020年6月，刘勇在微信中要求杨文翠算一下总账，看是二原告需要还给二被告钱，还是二被告需要找给二原告钱。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截至2020年6月，原被告双方一直在就合作经营期间的账目进行核算，况且刘勇在2019年8月的微信中亦称“我也干怂了，你痛痛快快地把天津转给陈杉的公司就算了”、“赔赚我们自己认，我是彻底退出”。上述事实均与二原告所述双方已于2017年年底就投资转借贷一事达成合意明显不符，但符合二被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合作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二原告并未就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认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纠纷，并坚持要求二被告偿还二原告基于借贷关系所产生的借款本金以及利息，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勇、季启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00元，由原告刘勇、季启秀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虹蕴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朱 伟书 记 员 潘 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