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津01刑终332号原公诉机关天津市蓟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玉强,男,1966年10月15日出生于,汉族,高中文化,农民。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2年8月2日被刑事拘留,2012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3月24日被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辩护人陈宝堂,天津陈宝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张树松,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于,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天津市蓟县,户籍地为天津市宝坻区。2005年10月31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管制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3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1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3月24日在天津市蓟县人民检察院被取保候审。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原审被告人张树松、胡玉强犯滥伐林木罪一案,于2016年3月19日作出(2015)蓟刑初字第0108号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胡玉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红霞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张树松、上诉人胡玉强及其辩护人陈宝堂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胡玉强系蓟县下仓镇前小胡村村民。2004年11月29日,胡玉强从同村村民处转包了位于该村水厂外养鱼池及所栽树木,35KV仓胡线69#-70#从该鱼池上方穿过。王某1系蓟县供电分公司输变电管理所(现称蓟县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员工,负责高压电线路安全巡视、检修、维护工作。2012年,王某1在工作中发现该鱼池周边的树木影响到35KV仓胡线69#-70#的安全运行,遂要求胡玉强将高压线两侧的树木砍伐,胡玉强表示树木高大,因安全问题,不敢砍伐。王某1向胡玉强介绍了有经验的伐树人员即被告人张树松,并于2012年4月19日向胡玉强下发了编号为2012-04-01加盖蓟县供电局输变电管理所公章的隐患通知书:在蓟县供电局管辖35KV仓胡线69#-70#有高大树木若干,严重影响输电线路安全运行,要求限期砍伐,如拒不执行,蓟县供电局有权强制砍伐。该通知书未写明采伐树木的起止点及采伐株数。2012年4月24日,张树松与胡玉强就树木变卖、砍伐问题达成协议,约定胡玉强将鱼池周围150棵杨树卖给张树松,如伐树因手续不全出现问题由张树松负责。同年5月15日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张树松联系好买树人后对胡玉强的树木进行砍伐。期间,王某1向胡玉强越权补发编号为2012-04-01加盖蓟县供电局输变电管理所公章的隐患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在蓟县供电局管辖35KV仓胡线69#-70#,宝水线31700155#-终端杆,鱼塘西边低压线在防护区内有高大树木若干,严重影响线路安全运行,要求限期砍伐,如拒不执行,供电局有权强制砍伐。该通知书亦未写明砍伐树木的起止点及采伐株数。同年5月17日,蓟县林业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胡玉强滥伐林木,蓟县林业局执法人员到砍树现场进行制止,执法人员调查完毕离开现场后,张树松又砍伐杨树10棵。2012年5月18日经蓟县林业局鉴定,被告人张树松、胡玉强共砍伐杨树129棵,立木材积64.147立方米。2013年10月14日经蓟县林业局鉴定,胡玉强砍伐35千伏线下25米内树木21棵,立木材积为12.975立方米。2015年2月4日经蓟县林业局鉴定,胡玉强在滥伐现场靠近西侧低压线两侧15米砍伐杨树45棵,立木材积为21.705立方米。被告人胡玉强被传唤到案,被告人张树松被抓获到案。另查,事发时蓟县供电分公司输变电管理所主要负责35KV以上输电线路的管理工作,35KV以下的线路归属地供电所管理,蓟县供电分公司下发隐患通知书的标准是高压线下向两侧水平延伸10米。后经蓟县供电分公司与蓟县林业局协商,蓟县供电分公司于2012年7月2日《关于明确供电线路周围树木防护距离的函》明确:1、1-10千伏电压等级供电线路的防护距离:导线边线向两侧水平延伸15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2、35-110千伏电压等级供电线路的防护距离:导线边线向两侧水平延伸25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的区域。蓟县林业局2012年9月4日《关于规范因电力排险行为采伐林木的紧急通知》,电力排险采伐林木,要凭电力部门出具的电力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作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详细写清排险的具体地点、线路名称、采伐树木的起止点及采伐株数等,采伐完成后,镇(乡)政府将相关材料报林业局备案。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常住人口信息表、情况说明等,证实本案的案发、被告人的到案、当事人身份信息及其他情况。2、养鱼池合同转租协议书,证实胡玉强与胡玉保之间转租养鱼池的情况。3、协议,证实胡玉强与张树松之间买卖杨树的情况,约定在放树期间,有捣乱闹事者由胡玉强负责,因手续不全放树出现问题,由张树松承担。4、拘留证、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释放通知书、释放证明书,证实被告人胡玉强因涉嫌滥伐林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5、判决书,证实被告人张树松的前科情况。6、关于胡玉强砍树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8月30日,蓟县供电分公司对胡玉强砍树作出说明的情况。7、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县供电分公司文件,证实2012年7月2日,蓟县供电分公司下发《关于明确供电线路周围树木防护距离的函》规定:1~10千伏电压等级供电线路的防护距离:导线边线向两侧水平延伸15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35~110千伏电压等级供电线路的防护距离:导线边线向两侧水平延伸25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8、蓟县林业局文件,证实2012年8月4日,蓟县林业局下发《关于防洪抢险等紧急情况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的通知》规定:因防洪抢险等紧急情况需办理采伐林木的,组织抢险的单位或者部门应在林木采伐后48小时之内,将被采伐林木的具体地点,树种、株数、林木权属、时间及相关说明等情况报县林业局备案;因电力排险需采伐林木的,在提供上述文件的同时还需有当地电力主管部门出具的电力排除安全隐患通知书。2012年9月4日,蓟县林业局下发的《关于规范因电力排险行为采伐林木的紧急通知》,证实蓟县林业局为了配合电力排除安全整治工作,规范电力排险采伐林木行为,向各镇(乡)人民政府下发通知的情况。9、隐患通知书两份,证实蓟县供电局输变电管理所向胡玉强下发了同一编号、同一落款时间,但内容不一致的两份隐患通知书。10、现场示意图、现场照片,证实案发现场情况。11、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证实2012年5月17日,蓟县林业局在下仓镇前小胡村鱼池周边砍伐现场共查得杨树伐根119个;2012年5月18日,蓟县林业局在下仓镇小胡村鱼池周边砍伐现场共查得杨树伐根10个;2013年10月14日,蓟县林业局在下仓镇前小胡村胡玉强滥伐林木现场35KV电线25米范围以内的树木进行测量的情况。12、蓟县林业局出具的调查报告,证实蓟县林业局5月17日对张树松、胡玉强伐树现场进行勘查,查得树根119个,立木材积为60.397立方米;蓟县林业局2012年5月18日对张树松、胡玉强砍树现场再次进行勘查,查得树根10个,立木材积为3.75立方米,张树松、胡玉强的行为已超出林业行政处罚范围,应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3、鉴定结论、树木材积的计算说明、林木材积计算表、情况说明,证实张树松、胡玉强砍伐的129棵杨树立木材积为64.147立方米,35千伏线下25米内树木材积为12.975立方米;经胡玉强自述,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胡玉强在滥伐现场西侧低压线附近砍伐杨树45棵,经对勘验、检查笔录中的前45棵树木地经进行测算,立木材积为21.705立方米。14、证人林某证言:我单位原来叫蓟县供电分公司输变电管理所,现在名称叫蓟县分公司运维检修部。我以前是输变电管理所的主任,主要负责35KV以上输电线路的管理工作,35KV以下的线路归属地供电所管理。当时下仓镇的高压线路是输电运行班负责运行管理,运行班带班长是王某2,运行班平时工作就是去检查线下及设备的隐患,如果发现树下有隐患就向树的所有者下达隐患通知书。只要是威胁到人身安全及线路的正常运行,均应下发隐患通知书,当时掌握的标准是线下向两侧水平延伸10米,2012年5月左右的时候,下发隐患通知书按的就是这个标准,但后来我们单位和林业局达成了一个函,根据树木情况可以向外最远水平延伸25米,但是这个函是在下仓镇这事之后协调的。15、证人王某1证言:我是蓟县供电局的职工,从1980年上班至今一直负责高压电线路安全巡视、检修、维护工作。2012年下仓镇前小胡村胡玉强的成材杨树影响了高压线路安全运行,为了高压电线路安全工作,我找到胡玉强,要求胡玉强将电力防护区内的杨树砍伐,当时胡玉强同意放树,但是说他没找到杨树的买主,我就帮着联系的张树松买树。我和张树松是钓鱼时认识的,和张树松没有其他关系。虽然张树松之前也帮供电局放过树,但是没有指定必须是张树松放树,只有在树主没有找到买树的,我才帮树主联系买树的,买树的和树主双方都是自己商量。影响高压线路安全运行的电力防护区内的杨树范围是按照高压电线垂直于两边线10米范围确定的,供电局要求树主将电力防护区内的树木砍伐,需要出示电力隐患通知书。我发现下仓镇前小胡村胡玉强的成材杨树影响了高压线路安全运行后,就向班长王某2汇报了,王某2开具了隐患通知书,后来我将这份电力隐患通知书交给了张树松,后来张树松跟我说第一份电力隐患通知书丢了,让我再给他补一份电力隐患通知书,我就又帮着填写了一份电力隐患通知书给了张树松。第一份隐患通知书是由班长王某2填写的,第二份隐患通知书是我填写的,两份隐患通知书内容不完全一样,第一份隐患通知书写的不够细致,我在填写第二份隐患通知书的时候特意写的细化了,第二份还把低压电线写上了,第二份隐患通知书的落款忘记盖章,两份隐患通知书的文书编号都是一致的,因为当时张树松找到我说第一份隐患通知书丢了,就按照第一份的文书编号又给张树松补了一份隐患通知书。隐患通知书如果没有盖章就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了,是无效的。低压电线路不由我负责,我只负责高压电线路安全运行,但是高压线和低压线的线路安全运行都是由县供电局负责,我在发现低压线路两侧的树木也影响了低压线路安全运行,有义务通知树主将有隐患的树木砍伐。单位对隐患通知书的存档就一年,当时开具的那份隐患通知书的存档已经没有了。我给张树松开具第二份隐患通知书王某2知道,开具隐患通知书不需要供电局领导进行审批,出现电力隐患问题都是各部门自己执行。我跟胡玉强说他在前小胡村村西南铁路北侧的杨树影响电力线路安全运行,让胡玉强将高压电线垂直于两边线10米范围内的杨树都放了,10米范围外的高大树木,树倒能砸到电线的也都放了,当时就是口头传达给胡玉强的,而且还特意告诉胡玉强要是多放其他的树木,我不负责任。如果是影响电力线路安全运行的防护区的树木,林业局追究树主责任供电局负责,防护区外的树木如果树主砍伐了,林业局追究起来供电局不负责。我听张树松说过他和胡玉强签过协议,但是张树松和胡玉强签协议的时候我没在场,协议的内容也不知道,放树时我没有在场。我不知道张树松和胡玉强一共砍伐了多少棵树,后来听张树松说他给胡玉强放树的时候树放多了,出事了,林业局追究他们法律责任了。张树松和胡玉强都知道我姓王,平时称呼我四哥。16、证人王某2证言:2012年是王某1巡视发现胡玉强家树影响高压线路安全的,之后向我汇报的这一情况,我就填写了一份隐患通知书交给了王某1。我没有去放树现场,在放树出事后才知道王某1当时联系的张树松给胡玉强放树。我记得王某1说第一份隐患通知书丢了树主怕林业局找,怕出事得补一份,当时我也同意补了,具体是由王某1操持的。胡玉强砍树说明是他们放树出事后,运维检修部和局里协商,以蓟县供电分公司的名义出了这个说明,一是说明张树松放树是我单位的工作人员顺便牵个线,不存在雇佣关系,二是说明隐患通知书准许放树的距离。在隐患通知书规定的范围内放树不需要办理采伐证,那时候和林业局有口头协议,高压线下两侧10米范围内放了没事,后来和林业局又出了一个函件。因为王某1是我班组成员,这些都是工作行为,我也了解一些情况能代表,就没有向公安机关反映王某1的情况。送达隐患通知书时应该告知当事人放树的距离,但是给胡玉强的隐患通知书上没有标明高压线下应伐树多少米。2012年7月2日前,因电力排险需采伐林木不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17、证人王某3证言:我是蓟县供电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信访工作。我对胡玉强砍树情况说明有印象,落款的公章是办公室的,这个情况说明应该是为了处理胡玉强等人信访案件拿出的方案。18、证人胡某1证言:我是胡玉强的二哥,胡玉强家卖树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证,因为当时胡玉强卖树的时候和供电局说采伐证这事,供电局姓王的工作人员说有供电局下发的隐患通知书没事。放树之前大概一个月,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找到胡玉强,说树碍着高压线了,给下发了隐患通知书让把树放了。过了半个月胡玉强没放树,当时商量的是树离高压线太近,怕出事就没放,供电局在下发隐患通知书之后半个月再次找到胡玉强让把树放掉,我们怕出事,供电局姓王的说找常年给供电局放树的人把树放了,当时我们就同意了。都是张树松给操持放的树,胡玉强啥也没管,就最后收了28000元,当时的价格是650元一方。放树开始时张树松等人把高压线的树放了之后,又想放低压线那块的树,这时候胡玉强提出这个隐患通知书只是说的高压线,并没有包括低压线,这样放不行,张树松就联系的这个姓王的,供电局姓王的过来给胡玉强开了个低压线的隐患通知书,后来把低压线的树也放了。第一份隐患通知书指的是高压线的树,第二次是指放低压线的树。而且供电局的这姓王的也告诉我们放高压线的树是线下两边各50米,低压线两边各25米。这两份隐患通知书都没有标明应放树的距离。19、证人巴某证言:胡玉强是我丈夫,我家共有两份隐患通知书。20、证人胡某2证言:我是下仓镇前小胡村大队书记。2012年5月份,胡玉强家放树前,村里没有广播过村民的树碍着高压线而放树的情况。胡玉强家放树没有办林木采伐许可证,他们家放完树之后我在林业派出所看见过供电局给他们家下发的隐患通知书,上面盖着供电局的章,但是里面的内容没细看。这隐患通知书是买树人给办的,但是怎么办的不清楚。胡玉强家放树时,我打电话报林业局了,当时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来了,也制止了他人放树的行为,但是林业局的人走了之后,他们继续放树卖树。林业局制止他家的时候,他们家还有10多棵树没有放,这10多棵树在低压线附近。他家离高压线最近的树也得20米左右才有杨树,低压线底下的树离低压线最近的也得有10多米,放树的时候我也测量过了。21、被告人张树松供述:2012年4月份,蓟县供电局老王找到我,让我把蓟县下仓镇胡玉强家高压线底下的树放了。后来找到胡玉强,看完树后,老王给下了隐患通知书。我和胡玉强商量以每方650元买下这些树,并写了协议,协议规定手续不全,放树出现问题,由我负责,当时是胡玉强要求写的,协议的内容都是胡玉强提出来的。2012年5月份,我到胡玉强家鱼池放树,共放了三天。在第三天下午,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来了,说我们没有采伐证,就不让我们放了。等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走了以后,我看到一辆车还没有装满树,又放了几棵树。我放树之前,因为有供电局的隐患通知书,就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也没有和胡玉强商量办理采伐证的事。我没有细看隐患通知书的范围,老王就让我把高压线两边的树放了,我们放的树在鱼池周围,没有人给划印,放的都是杨树。放树过程中,胡玉强一直在场,他没有阻止我们放树。我联系把树卖给外地人了,那些外地人把树拉走,剩下的树枝子给我,放树的工人是我找来的,外地买树的人给工钱。22、被告人胡玉强供述:我在村东承包了一个养鱼池,鱼池的周围种植的树,树的上方是高压线。2012年4月19日,蓟县供电局的王科长给下了隐患通知书,责令在5月30日前将高压线周围的杨树放了,要是不放,他们就找人给放了。过了几天,王科长领着张树松来了,让张树松把树给放了,我就同意了。我和张树松看完树,商量好每方650元,就写了协议,约定放树期间有人捣乱由我负责,因手续不全出现问题由张树松负责,当时我怕放树光有供电局的隐患通知书不行,写协议就是让张树松给我下个保证,一旦手续不全,出现问题,我不负任何责任。电力局的老王给我发了一张隐患通知书,我没有细看隐患通知书的内容,老王就让我把高压线两边的树放了。我和张树松都没有提到采伐证的事,按协议上写的,如果需要办采伐证应由张树松办理。到了5月中旬,张树松领着六七个人就开始放树。放到第三天下午时,还有30多棵树没有放,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不让他们放了。等林业局的人走了后,张树松又放了十几棵树,装上车后,张树松给了我28000元的树钱,他们就走了。放树时,我一直在场,我没有参与放树,我也没有阻止他们放树,张树松一共放了120多棵树。2012年4月19日,蓟县供电局的王科长给我下发的第一份隐患通知书,这份隐患通知书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树碍着高压线了,让我把高压线边上的树给放了,但是通知书上面没写多少距离,当时这个王科长告诉我把高压线下50米距离的树放了,但是这50米距离是怎么回事我就不清楚了,而且当时放哪的树都是王科长给定的。当时我也和王科长说放树是不是要办采伐证的事着,他说他们跟林业局有协议,把树放了没事,但是这协议到现在我也没看见过。这些树是王科长找的张树松,张树松又联系的别人,都是张树松操持办的。第二份隐患通知书是在5月中旬放树的时候,供电局让我把低压线附近的树也给放了,放之前我觉得这么办不行,就跟张树松说不行,因为放之前只给我一个高压线的隐患通知书,张树松就跟王科长说了这个事,放树当天又给我下发了第二份低压线的隐患通知书,这份隐患通知书的内容就是让我把低压线附近的树放了,后来我们就继续放树了。这两份隐患通知书上面盖的都是蓟县供电局输变电管理所公章。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树松、胡玉强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在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采伐树木,数量较大,其行为侵犯了国家保护林业资源的管理制度,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应予惩处。被告人张树松有前科,酌情予以从重处罚。被告人张树松当庭表示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胡玉强因排除电力隐患而滥伐林木,情节轻微,依法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条之规定,被告人张树松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胡玉强犯滥伐林木罪,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胡玉强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上诉人不具有滥伐林木的主观故意,没有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本案的刑事责任应由供电公司承担,上诉人胡玉强不构成犯罪。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意见,一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张树松、胡玉强犯滥伐林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胡玉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法院判决相一致。关于上诉人胡玉强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胡玉强不构成滥伐林木最问题。经查,蓟县供电分公司虽给张树松、胡玉强出具了电力隐患通知书,但电力隐患通知书并非林业主管部门的采伐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砍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上诉人胡玉强、原审被告人张树松所采伐的树木并非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因此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砍伐。上诉人胡玉强明知采伐林木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而轻信他人保证而不申请,当林业局工作人员制止砍伐树木后,上诉人胡玉强此时应明知张树松等人砍伐林木违法,但仍在砍伐现场,虽未参与砍伐亦不加制止,任由张树松等人继续砍伐树木十余颗,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原审法院判决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对上诉人胡玉强免予刑事处罚,量刑适当。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胡玉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建军审判员  周 萍审判员  张玉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康 朝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