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民终60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3、14层。负责人:徐敏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莹,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法定代理人:侯艳平(被上诉人于某1之母),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刚,天津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增1号平安大厦。负责人:章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颖,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冬晓,女,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周玉贤,女,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县。原审第三人:于洋,男,199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县。原审第三人:于某2。法定代理人:周玉贤(原审第三人于某2之母),住天津市蓟县。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某1、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天津公司)、原审第三人周玉贤、原审第三人于洋、原审第三人于某2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2016)津0225民初1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为:一、上诉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不应再重复支付保险金。本案中,上诉人通过两个途径来确认法定继承人范围,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保险公司在此案中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责任;二、周玉贤、于洋作为已实际收到保险金的第三人,应该承担向被上诉人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上诉人于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及理由为:一、投保意外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于洪利,本案有受益人,应为法定继承人,本案保险金并非遗产,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没有约定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人才能向持有保险单的人给付保险金;二、上诉人明显存在过错,被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的近亲属,曾经多次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对方表示要经过法院生效判决才能理赔,但保险公司已经看过了一审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开庭时又表示没见过,保险公司在理赔中没过错是不可能的。原审第三人平安寿险天津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保险公司已经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原审第三人于洋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周玉贤、原审第三人于某2在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被上诉人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上诉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和原审被告平安寿险天津公司给付于某1保险金75000元及红利40.62元;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和原审被告平安寿险天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某1系于洪利与侯艳平的非婚生之女,周玉贤系于洪利之妻,于某2系于洪利与周玉贤婚生之子,于洋系于洪利与前妻所生长子。2013年11月16日,于洪利在平安寿险北京公司投保了“护身符”、“护身符意外伤害险”,约定身故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上述两种保险金均为150000元。2014年6月5日14时许,于洪利与黄立明因琐事产生纠纷,在黄立明驾车离开的过程中,将于洪利拖倒致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于洪利死亡,就民事赔偿于某1及周玉贤、于洋、于某2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蓟刑初字第00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黄立明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已对于某1及周玉贤、于洋、于某2进行了赔偿。2015年6月29日,周玉贤、于某2(未成年)、于洋三人以于洪利的法定继承人身份向平安寿险天津公司申请理赔,经周玉贤、于洋同意,平安寿险天津公司已将理赔款300162.45元转入周玉贤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卡(62×××14)上。一审法院认为,于洪利与平安寿险北京公司签订的护身符”、“护身符意外伤害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保险人于洪利意外身故,于某1系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其要求平安寿险北京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75000元及红利40.62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平安寿险天津公司辩解其已向持有保单的被保险人的其他继承人即周玉贤、于洋、于某2支付了保险金300162.4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保险金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被保险人遗产,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要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保险人以其已向持有保险单的被保险人的其他继承人给付保险金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于某1请求的保险金应由周玉贤、于洋、于某2给付。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是被保险人没有指定受益人时,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而于洪利与平安寿险北京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为法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于洪利的法定继承人均为本案的受益人,并应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周玉贤、于某2、于洋申请理赔时,平安寿险天津公司在已生效的判决确定的法定继承人未全部到场并同意的情况下将理赔款300162.45元打到周玉贤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上,造成于某1不能实现其受益权,平安寿险天津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时,不符合合同约定,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平安寿险天津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平安寿险天津公司主张由第三人给付保险金问题,可待保险公司赔付后向第三人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给付原告于某1保险理赔款75040.6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平安寿险北京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于洪利与上诉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签订的“护身符”、“护身符意外伤害险”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保险人于洪利意外身故,被上诉人于某1系合同约定的保险受益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被上诉人于某1保险金75000元及红利40.62元。关于上诉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主张其已尽到审查义务,应由三原审第三人给付被上诉人保险金和红利的问题。首先,涉案保险合同中已约定受益人,故涉案保险金和红利不属于遗产范围,应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理;其次,涉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被上诉人于某1已经生效判决确定为法定继承人,但上诉人未按照约定给付其保险金和红利,显系违约,应承担给付被上诉人保险金和红利的民事责任。据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寿险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炜审判员 王兆青审判员 王纪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王同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