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4民初1045号原告：李某1，女，197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北京市君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2，男，194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李某3，男，1979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桦，北京市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李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黄莹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立，被告李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桦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某2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第二次庭审时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继承人耿某于2017年5月31日所立遗嘱无效并判令各方当事人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北京市昌平区XXX122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后李某1撤回要求继承北京市昌平区XXX122房屋的诉讼请求，仅要求确认遗嘱无效。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耿某是原告的母亲，耿某的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有耿某的丈夫李某2、耿某的儿子李某3。耿某与李某2生前共同所有一套住房，坐落北京市昌平区XXX122。该房屋在耿某生前登记在李某2名下。2017年6月5日耿某去世。2017年6月12日李某2即以1万元价格将上述房屋转让给李某3。原告认为涉案房屋为耿某生前与李某2夫妻共同共有，耿某去世后，涉案房屋中属于耿某的部分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法定继承，属于原被告共同共有。李某2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李某3的行为处分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原告遂将二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李某2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李某3的合同行为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权利而属无效。该案诉讼中，李某3举证耿某在生前于2017年5月31日与李某2立下共同遗嘱，遗嘱中写明：被继承人生前所有财产包括昌平区XXX202房产被继承人去世后房产由李某3个人继承。但是该份遗嘱的主要内容是打印的方式记录在A4纸上，其中手写的个人信息部分也是由被告李某3填写后，耿某和李某2再签名捺印。另外李某3也在该遗嘱上签名捺印。根据法律规定，除自书遗嘱外，其他形式的遗嘱均需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但是耿某所立遗嘱是以打印形式所立，又无二名见证人进行见证，因此耿某于2017年5月31日所立遗嘱的意思表示有瑕疵，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因此该份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李某2第一次开庭时辩称，我和老伴都在医院的时候，我老伴说把房本给李某3，我说给就给吧，就把房本给李某3了，说明这房子就归李某3了。老伴说把房子给儿子吧，担心我找后老伴。我和老伴也没有写遗嘱，就是把房本给李某3了，我老伴生前就把房本给李某3了，房子给李某3了。第二次开庭时，本院收到李某1之夫转交的有李某2签名字样的答辩状及医院的诊断证明，称“因身体长期生病原因不能到庭，对该案件提出如下意见：本人李某2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可原告所述事实。”李某3辩称，一、涉案房屋已经于2017年6月12日过户至答辩人李某3名下，此时涉案房屋已经属于李某3个人所有，答辩人李某1无权主张分割。2017年6月12日，涉案房屋已经过户至答辩人李某3名下，李某3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现涉案房屋已经属于李某3个人所有，不再属于耿某的遗产，此时被答辩人李某1无权直接要求继承分割。事实上被答辩人李某1曾在贵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李某2将涉案房屋过户给李某3的合同无效，该案案号为(2020)京0114民初8511号，后李某1撤回了该案的起诉。答辩人认为涉案房屋已经过户至李某3名下，且李某1在撤回确认合同无效案件的情况下，无权主张分割李某3个人所有的房产，其另行提起继承纠纷属于浪费司法资源，不应得到支持。二、在耿某在世时，其与本案被告李某2均表示将涉案房屋赠与答辩人李某3，李某3亦接受赠与，双方形成了口头上的赠与合同关系。双方于2017年5月开始办理过户相关手续，并已经于2017年6月12日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3名下。涉案房屋中原属于耿某的份额，不属于遗产。耿某在世时，与被告李某2曾多次表示将涉案房屋赠与答辩人李某3，为了节省税费决定采取买卖的形式完成过户手续。2017年5月11日，耿某再次表示要将涉案房屋赠与答辩人李某3，定于第二天即2017年5月12日先去建委办理购房人资格的核验手续，对于去建委通过买卖的方式实现过户的情况，耿某与被告李某2是明确知晓并且同意的。因购房人资格核验手续办理时间需要将近一个月，故2017年6月12日涉案房屋才过户至李某3名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在对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前，首先要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进行确认。在本案中，耿某生前已经表示将自已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赠与李某3，李某3亦表示接受，赠与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且涉案房屋也一直由李某3占有居住使用至今，并最终于2017年6月12日完成过户。故此涉案房屋中原属于耿某的份额，不再属于其遗留的合法财产，不应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割。三、本案中耿某及被告李某2于2017年5月31日所立遗嘱虽形式上有欠缺，但确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属于要式行为，但是法律规定遗嘱的要式性的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耿某一直和儿子李某3生活在一起，李某3照顾了母亲的日常生活起居。后耿某身患癌症，李某3更是在床前尽孝，不仅为母亲购买各种营养品、药品、日常生活用品，还聘请保姆时刻照顾母亲，直至母亲离世。因此，把个人的财产交给儿子李某3，确系耿某的真实意愿。如果仅因遗嘱形式存存在欠缺，便忽略耿某生前已经与李某3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的事实，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分割涉案房屋，实则是违背耿某真实意愿的。四、李某2与李某3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李某2及耿某并没有收取房屋价款的意愿，以买卖合同的方式节省税费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才是真实目的，且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与普通房屋买卖合同相比较，存在价款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的承担等方面内容的缺失，房屋价款也仅有一万元，如从一般合同主体考虑，这些问题与常理不符，但因为合同主体双方系父子关系，这些问题不能当然做为合同瑕疵考虑，反而可以看出上述缺失涉及的内容并非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的关注点，而以该买卖合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才是合同双方的目的。实际上，家庭成员间以买卖形式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实现赠与目的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另外，从合同签订之日至今已经近四年的时间，被告李某2从未向李某3主张过房款。由此可见，《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仅仅是为了规避税费而采取的过户方式，实际应为赠与合同，且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上次开庭法院已经总结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遗嘱效力问题，而是耿某生前是否与李某3形成赠与合同关系，以及涉案房屋中原属于耿某的部分是否属于遗产。我方已就耿某与李某3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的事实提交了证据，李某2的答辩意见也证明了该事实，所以我方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将本属于审理焦点的诉讼请求撤回，只保留要求确认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之后再另行提起诉讼，将能够一次性解决的纠纷硬行拆分成两个诉讼，属于浪费司法资源，尤其是李某2年事已高，需要长期透析，原告的做法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我们认为法庭不应准许原告随意恶意变更诉讼请求。耿某、李某2所立遗嘱即使存在效力问题，也是因为耿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已经赠与给李某3的部分而导致的，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查明本案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某2与被继承人耿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二个子女，即李某1、李某3。耿某于2017年6月5日死亡。位于北京市昌平区XXX122房屋原登记在李某2名下，为李某2和耿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6月12日李某2与李某3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3名下。2017年5月31日李某2、耿某曾立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我叫李某2我叫耿某，年龄71/66，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XXX号，身份证编号XXX，身份证编号XXX。我夫妻二人担心去世之后继承人因遗产发生争执，故夫妻二人自愿立下遗嘱，对我夫妻二人所有的财产作如下处理：一、财产情况：本人目前拥有的财产包括1．房产：位于昌平区XXX202，房产证号（XXX）房屋一处，为我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名下银行账户中国工商银行账户XXX、XXX，交通银行账户XXX。二、财产继承：1．我夫妻二人相继去世后上述财产中的银行存款、名下所有现金由继承人（李某3）个人继承。2．本人去世之后上述财产中的房产由继承人（李某3）个人继承。我夫妻二人再次明确订立书写遗嘱期间我夫妻二人神志清醒且订立遗嘱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嘱为我夫妻二人自愿作出，是我夫妻二人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我夫妻二人其他亲属或第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继承本人遗产事宜进行干涉。”落款处由李某2、耿某、李某3签名及三人分别书写的日期2017年5月31日。该份遗嘱中李某2和耿某的姓名、年龄、户籍所在地、身份证编号、房屋地址、房产证号的具体信息及括号中李某3的姓名为李某3书写，其余部分为李某3打印。李某3称因其对耿某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故耿某在生前即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他，李某3提交了耿某的病历材料及交费记录、聘请保姆合同、支付护工工资记录、打车记录、淘宝交易记录、墓穴购买协议及相关凭证及勾当资格核验信息表拟证明其主张。李某3称遗嘱形式虽有欠缺，但确系耿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了立遗嘱时的照片、录音拟证明其主张。以上事实，有亲属关系证明、死亡医学证明、遗嘱、照片、录音、视频、购房人资格核验信息表、不动产权证书、耿某病历材料、交费记录、聘期保姆合同、支付保姆工资记录、打车交费记录、淘宝交易记录、墓穴购买协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李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所涉耿某于2017年5月31日所立《遗嘱》部分内容为李某3打印，部分内容为李某3代书，无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见证，李某3作为耿某的继承人，也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故该份《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或者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李某1要求判决被继承人耿某于2017年5月31日所立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均不提出遗产继承的主张，本院不持异议。双方如因遗产继承分割及合同效力等问题产生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第一千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耿某于2017年5月31日所立遗嘱无效。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3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莹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