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21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官林镇丰义南庄村。诉讼代表人：陈瑞。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圆君。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官林镇新官北路35号。法定代表人：芮顺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俊，宜兴市新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宜兴市兴达电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官林镇南庄村。法定代表人：万丽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万丽雄，男，1976年8月27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原审被告:施祖洪，男，1954年1月1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上诉人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立公司），原审被告宜兴市兴达电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万丽雄、施祖洪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6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久立公司对海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久立公司主张海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为两份书证，其中2012年的反担保协议系复印件，海达公司印章与其他合同上的印章差异明显，系属伪造；另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签署日期，载明的担保贷款金额为500万元，但对应的贷款期限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为750万元，即该合同缺乏相对应的借款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海达公司对750万元中的500万元进行担保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即使反担保协议真实存在，但该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未经过海达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同时久立公司也没有对海达公司的决议作出审查。因此海达公司主张的久立公司与海达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海达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久立公司辩称：1、反担保协议与兴达公司的承诺书形成一组证据，当时久立公司为兴达公司提供担保，兴达公司承诺请海达公司为久立公司提供反担保。后兴达公司与海达公司协商以后向久立公司提供了海达公司的反担保协议，后来发现反担保协议确实像扫描件，但海达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事实存在。2、兴达公司向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农商行)借款750万元，由海达公司单独就其中500万元提供了最高额担保，最高额担保合同由三方当面协商并且由三方加盖了公章和法人代表印鉴，因此久立公司有理由相信海达公司提供最高额反担保已经过内部决议程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兴达公司、万丽雄、施祖洪未作答辩。久立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兴达公司立即偿还代偿款776.2万元及利息(其中7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3起至2020年3月2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776.2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海达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下500万元及利息（已经支付的利息26.2万元乘以500万元与750万元的比例份额计174666.7元，500万本金加174666.7元自2019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万丽雄、施祖洪各对上述第一项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8日，宜兴农商行丰义分行与兴达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1份，约定自2018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宜兴农商行丰义分行向兴达公司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750万元的贷款。同日，久立公司、万丽雄、施祖洪作为保证人，与宜兴农商行丰义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为兴达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兴达公司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4月12日宜兴农商行向海达公司发放了750万元借款。后因上述笔贷款到期后，兴达公司逾期未能偿还，久立公司作为担保人，于2019年12月23日代偿了本金750万元，利息5万元，于2020年3月31日又代偿利息21.2万元，合计代偿本息776.2万元。另查明，2019年9月11日无锡市梁溪区人法院作出（2019）苏0213民初9389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一、宜兴市兴达电工有限公司确认结欠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1499989.96元、利息1368328.75元（截至2019年1月15日）、逾期罚息（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1499989.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再上浮30%计算）及律师代理费646700元。二、经各方协商一致，上述债务由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向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归还1800万元，了结本案纠纷。具体付款期限：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前向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于2019年10月30日前向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450万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350万元。三、如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有一期未按约履行，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就第一项债务中未履行部分及本案诉讼费用向人民法院申请全额执行。四、对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上述1800万元还款义务，宜兴市兴达电工有限公司、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无锡八方电缆有限公司、万丽雄、周亚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未按本调解协议履行，则宜兴市兴达电工有限公司、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无锡八方电缆有限公司、万丽雄、周亚芬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及本案诉讼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后，有权向宜兴市兴达电工有限公司、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无锡八方电缆有限公司、万丽雄、周亚芬追偿。六、案件受理费162905元减半收取为81452.5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86452.5元，由江苏榕悦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后久立公司按约于2019年9月11日、同年10月29日、同年12月30日分三次为兴达公司分别代偿了1000万元、450万元、350万元。审理中，久立公司为证明海达公司为其担保的银行借款提供了反担保，向法院提供：1、兴达公司给海达公司的承诺书一份、反担保协议一份，该反担保协议约定由海达公司为久立公司代兴达公司的所有银行贷款提供反担保，兴达公司称反担保人承诺后，又由海达公司与久立公司签订一份反担保协议，该份协议签订后由海达公司拿回去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吕荣芳签名后交给久立公司。2、最高额保证合同，久立公司称兴达公司向农商行借款750万元，该750万元实际是循环贷款，之前分成两笔贷款，一笔是500万元、一笔250万元，海达公司当时与久立公司、兴达公司协商，对500万元承担反担保责任，因此三方又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海达公司对久立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兴达公司向宜兴农村合作银行丰义支行所借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其公司是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来要求海达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之前的反担保协议只是辅助证明。兴达公司质证认为，兴达公司无权代表海达公司作出反担保承诺，由法院依法认定；久立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协议并非原件，反担保方处的签字、盖章均是彩打；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不认可，兴达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并且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万丽雄，在本案所涉的银行借款中，所有兴达公司加盖法人印鉴章均是万丽雄的，但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法人章变成了施祖洪，因此该份保证合同可能是久立公司利用以前手头保存的贷款手续进行变造的，保证合同担保的是本金为500万元的贷款，与本案所涉借款不配套。海达公司质证认为，承诺书是兴达公司单方出具，对海达公司没有约束；反担保协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主借款合同无关联，金额与主合同不匹配，合同中所载“江苏农村合作银行”当时已不存在，另外海达公司财务人员、法定代表人均未见过该份合同，不清楚公章如何加盖上去，合同来源不明。经法院释明，海达公司未对印章真伪提出鉴定申请，故法院对印章系海达公司所盖予以确认。为进一步说明为何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载明的金额为500万元，久立公司向法院提供了2017年4月12日兴达公司与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签订的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2017年4月12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向兴达公司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750万元的贷款。久立公司、万丽雄、施祖洪为上述借款提供了连带担保，后宜兴农商行于2017年4月12日、6月21日向兴达公司发放贷款250万元、500万元。海达公司质证后认为，在兴达公司、海达公司、久立公司签订的三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提到的贷款金额是500万元，期限是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2日所对应的贷款，但久立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均与该笔贷款不匹配。审理中，兴达公司提供2019年1月6日兴达公司与久立公司之间签订的对账单原件一份、利息清单一份、部分买卖合同，证明双方经对账确认久立公司确认结欠兴达公司货款5151755.94元，久立公司曾按照月息1分的标准付至2018年12月31日，此后久立公司未能支付，其公司要求在本案中革除相应欠款本金及利息。双方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4倍支付利息，为减轻久立公司责任，双方形成了久立公司按月息1分支付逾期利息的交易习惯。久立公司对其公司负有到期债务，民法典第560条规定，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有数项债务，债务人享有选择权，故其公司有权在本案中予以债务抵消，革除相应份额。久立公司质证认为，兴达公司只提供了部分买卖合同，双方实际往来每一次买卖均签订买卖合同。兴达公司要求按照买卖合同主张利息，其公司认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涉及合同履行违约问题，当时兴达公司在供货过程中存在逾期供货行为，因此其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审查买卖合同的违约问题，对兴达公司主张的利息不予认可。且该笔货款首先应当由其公司为兴达公司偿还的1800万元债务中予以扣除，本案中所发生的久立公司为兴达公司代偿的债务是发生在为兴达公司代偿1800万元之后，因此其公司要求先革除发生在前面的双方的债权债务。以上事实，有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收贷收息凭证、代偿证明、承诺书、反担保协议、对账单、利息清单、买卖合同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兴达公司要求在本案中对货款及利息一并抵消，是否应得到支持？2、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故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本案中兴达公司对久立公司负有多笔债务，且久立公司在另案中为兴达公司代偿了1800万元，其中代偿的1450万元发生在本案代偿行为之前，故久立公司结欠兴达公司的货款不应在本案中革除，且即使不在本案中革除上述货款，也不影响兴达公司的实体权利，因为兴达公司结欠久立公司的款项远大于结欠货款的金额。如在本案中革除，久立公司还需要另行起诉，增加了久立公司的诉累。又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久立公司作为保证人在为兴达公司代偿后，有权向兴达公司追偿，不能追偿部分应由各连带保证人按比例分担。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海达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盖章的行为，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反担保的金额为500万元，与贷款合同上的750万元不符，但是合同双方是可以选择对多少金额进行反担保的，海达公司选择对750万元贷款中的500万元进行反担保亦是可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所借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等费用，故海达公司还需负担相应利息。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兴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久立公司代偿款776.2万元及利息（以7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3起至2020年3月2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776.2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如兴达公司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对其不能清偿部分及本案诉讼费，万丽雄、施祖洪分别向江苏久立电缆有限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清偿责任。三、海达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下500万元及利息（5174666.7元自2019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73146元，其中案件受理费681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兴达公司负担。（久立公司同意其预交的本诉诉讼费73146元法院不予退还，由兴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久立公司支付）。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亦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吕荣芳，占股93%。二审另查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章一栏盖有海达公司公章以及吕荣芳个人印章。该事实由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海达公司是否存在为案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如存在，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久立公司为证明海达公司存在为久立公司担保的兴达公司一笔5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反担保，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签章一栏盖有海达公司公章以及吕荣芳个人印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达公司虽对该合同真实性存疑，但经一审法院释明，海达公司未对印章真伪提出鉴定申请，故一审法院对该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该合同载明的担保贷款金额为500万元，虽与合同约定期限贷款金额750万元不吻合，但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对担保范围作出约定，故海达公司仅对750万元中的500万元向久立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并非缺乏对应担保标的，而是缩小了担保范围，海达公司以此否认合同真实性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担保合同系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该份保证合同盖有吕荣芳个人印章，而吕荣芳系海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占股93%的大股东，因此即便久立公司未取得海达公司决议，但可以认定该保证合同符合海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综上，海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海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君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陈迪金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