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11689号原告(反诉被告)：郭庆贵，男，195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昕雯，上海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星浪宾馆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奚嘉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雅，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燕，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磊，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第三人：上海恒升半岛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XXX号。法定代表人：张建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突，男，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顺兴，上海一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庆贵与被告上海星浪宾馆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被告反诉原告其他合同纠纷,依法通知徐磊、上海恒升半岛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半岛酒店)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昕雯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雅律师、胡燕律师、第三人徐磊、恒升半岛酒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突、许顺兴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押金3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30万元为基数，自本案立案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17年原告与被告签订《饭店合作经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系争协议)，约定被告将位于虹口区吴淞路XXX号4楼(恒升半岛酒店场地)的餐厅转租原告经营，原告支付被告40万元押金，并约定合作期满后40万元押金予以退还。2017年3月8日，原告支付被告委托的收款人即徐磊40万元押金，后又支付被告首次三个月(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租金375,000元，实际经营中每月租金变更为由原告直接向恒升半岛支付，即从原告的营收款中扣除。原告自2017年5月1日正式开始经营。2018年5月31日，因恒升半岛酒店要收回场地与被告解除了合同，而原被告间的系争协议也到期终止，系争协议项下原告实际经营至2018年6月30日。故被告应按约退还押金。原告多次催讨，被告通过第三人于2019年10月25日和11月26日各退还5万元，尚余30万元至今未退。审理中，根据被告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原告认为被告实际仅支付恒升半岛酒店第一个月(2017年5月)的费用96,846.67元及之后补足的费用71,751.33元，其余费用均从原告经营期间的营收款中扣除，因此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租金121,942.01元(2017年6月和7月恒升半岛酒店按每月96,846.67元扣款计为193,693.34元-被告实际支付的71,751.33元)。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双方确实签订过系争协议，收取了原告40万元押金，现在还欠10万元左右，之所以没有全部返还是因为原告违法经营，未能为员工按时缴纳社保，其陆续收到劳动裁决书和民事判决书，因员工是原告聘请的，相应费用应由原告承担。之后庭审中被告明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经营期间无其他未结清账目，但原告尚有租金未付。之所以退还原告10万元押金，是因为当时原告称自己资金紧张，被告以为有盈余，另外因被告财务离职，所以一直没有核对过账目，加上原告一直在催款，被告误以为仍欠原告款项，所以退还部分押金，但不代表双方已经结清账目，期间被告因原告未足额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费用曾多次补足差额，该款原告也未与被告结算，因此账目未结清。根据系争协议，原告应每月支付被告125,000元，实际经营自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共计14个月，总额计为175万元，而被告应每月支付恒升半岛酒店96,846.67元，按14个月计算总额为1,355,853.38元，被告实际支承担金额为432,660元，差额923,193.38元从原告经营期间的营收中扣除，则原告尚欠被告费用的计算方式为175万元-923,193.38元-375,000元(已经支付的第一季度费用)。故反诉要求判令原告支付被告租金451,806.62元。针对被告的反诉诉请，原告辩称，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原告与被告并非转租关系，最初是原告想要经营恒升半岛酒店的餐厅，所以让被告找对方协商。其与被告签订了系争协议，其中明确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其须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的租金，系争协议约定金额为138,333元，但徐磊在庭审中也明确应为125,000元，说明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后是要转交恒升半岛酒店的，所以中间不应该存在租金差额或转租利益，因此被告的反诉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系争协议也没有注明合作费的支付金额，说明被告基于该协议不应向原告收取额外的费用。之所以第一次按照375,000元支付合作经营费，是因为当初和徐磊洽谈的时候，徐磊报价每月14万元，并称自己也是每月付14万元给恒升半岛酒店，原告表示价格太高无法经营，随后2017年3月21日徐磊就通过微信提供了被告和恒升半岛酒店之间的协议，表示被告从恒升半岛酒店处接手案涉餐厅的成本就是每月125,000元，在此情况下原告同意经营，故于3月24日按该标准付款给被告。从2017年5月1日开始经营，到6月份的时候，恒升半岛酒店找到自己要求支付租金，此时原告得知自己付给被告的首次三个月的款项，被告并未按约按期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仅支付了一个月的费用，且知晓了实际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之间约定的费用为每月96,846.67元，后来三方协商按该标准从原告的营收中直接扣除。对于实际发生的房租金额，如果与被告告知的不符，则被告存在欺诈，原告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系争协议中关于每月支付恒升半岛酒店138,333元的条款应予撤销。另外，原告当庭变更之前关于系争协议实际履行了14个月的陈述，恒升半岛酒店解除与被告的协议后，原告找到其协商能否继续经营两个月，当时恒升半岛酒店表示同意，因此2018年5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属于原告与恒升半岛酒店间的合同关系，与被告无关。第三人徐磊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的辩称意见和反诉诉讼请求。就系争协议当时收取了原告40万元押金，协议期满后从其个人账户中退还原告共计10万元，其已于2019年12月31日离职。系争协议是自己经办的，当初找恒升半岛酒店谈合作，就是帮原告找餐厅，因之前原告曾找自己表示要在平凉路的园区开餐厅，但自己当时认为不合适就拒绝了。后来得知恒升半岛酒店的餐厅空置，就找到王总(即王突)协商，并带了原告去现场看场地，原告看过之后很满意，因为该餐厅设备齐全，王突一开始报价每月125,000元，随后自己代表被告与原告谈好了每月125,000元的价格，并于2017年3月8日签订了系争协议，协议上的138,333元包括了物业费，该金额是预估的而非实际发生的。后来自己与恒升半岛酒店协商到按每天每平方米3.98元计费，而原被告间应按每月125,000元结算。对于原告陈述的2018年5月1日之后与恒升半岛酒店建立合同关系，自己不认可。第三人恒升半岛酒店述称，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不清楚。最初报给徐磊即被告的价格就是按每天每平方米3.98元计，另加每月2万元的物业费、空调费等，没有报过每月125,000元的价格。自己与被告之间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已经结算完毕，该协议书履行四、五个月后发现现场负责人是原告，才知晓被告将餐厅交给原告经营，经营期间使用了恒升半岛酒店开立在建设银行虹口支行的XXXXXXXXXXXXXXXXXXX1账户(以下简称571账户)，期间费用未按期支付，因此被告、原告与自己协商，为了付款方便由原告直接向自己支付费用，当时未提及差价问题，因为自己完全不知道原被告间有差价。2018年3月底自己提前三个月通知被告要收回餐厅，之后被告认可，并提供两份书面材料，分别有徐磊和原告的签字，承诺到期腾空场地，因此合同关系还是与被告建立的，而非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实际履行到2018年6月30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系争协议，约定被告提供位于本市吴淞路XXX号4楼的餐厅及经营所需设施、设备、用具作为合作标的物，被告将该餐厅经营权与原告合作经营，餐厅承包经营合同由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签订，合作经营期限为一年，起止日期处为空白。原告向被告支付押金40万元，被告每月支付恒升半岛酒店房租138,333元。协议还约定合作经营期间，原告应向被告交纳合作费，金额处为空白。被告的权利义务为：确保原告独立自主经营餐厅，为原告提供现有的经营场所及餐饮设施、设备、用具等，保证原告经营所需的水电正常供应，协调餐厅合作期间与上家的关系，负责协调交警停车事宜。合同终止后原被告结清相关账务，被告退还原告押金。当日，原告支付被告40万元押金。同年3月21日，时任被告总经理的徐磊通过微信发给原告一份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等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未加盖公章印文)，内容为恒升半岛酒店将位于本市吴淞路XXX号4层中餐厅南部800平方米包括设备、设施、厨房厨具、大堂桌椅等全部委托被告进行经营、使用、管理。承包押金为40万元，承包经营费每月125,0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物业管理费用每月2万元，全年24万元。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2017年4月1日起计为五年。为确保合作成功，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约定采用押三付三方式，以后在每季度的5日前支付当季费用，如被告发生违纪罚款，优先在其中扣除，不足部分在营收中补足，逾期按每天千分之一赔偿违约金。2017年3月24日，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5月1日至7月30日的合作经营费375,000元，次日被告开具了相应收据。原告实际于2017年5月1日开始经营，至2018年6月30日止，共计14个月。2019年10月25日和11月26日，徐磊代表被告退还原告押金共计10万元。自2019年11月起，原告通过微信、电话多次向第三人催讨剩余押金，未果。故原被告讼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7年3月27日，被告、恒升半岛酒店、担保方案外人上海玖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已加盖公章印文)，约定被告每月支付税后利润96,846.67元，支付方式为押三付一，即押金为290,540.01元……其他内容与前述未加盖公章印文的协议一致。被告为证明其反诉请求提供下列证据：1、2017年3月13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当日被告委托工作人员吕艳支付上海恒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楼承包定金”10万元。2、2017年3月31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当日吕艳支付恒升半岛酒店“房租(含押金)”287,386.68元。上述两份证据支付总额为387,386.68元，即每月金额96,846.67元*4个月(押三付一)。3、2017年6月15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当日吕艳支付原告“恒升半岛房租暂支款”6万元。用以证明因原告资金困难，被告将租金转给原告，由原告支付给恒升半岛酒店。4、2017年8月9日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当日吕艳支付恒升半岛酒店“房租”11,751.33元。用以证明因原告资金不足，被告将租金差额向恒升半岛酒店补足。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从证据可以看出，扣除押金外，被告实际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的费用为一个月的费用96,846.67元及另外支付的71,751.33元，合计168,598元。恒升半岛酒店提供了下列证据：1、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签订的《终止委托经营协议》，内容为2017年3月双方签订的协议终止，餐厅于2018年6月30日前停业并清场，移交场地钥匙等有关设备设施……鉴于餐厅提前歇业，恒升半岛酒店同意一次性补偿35万元……餐厅撤场后，就确认无误一周内，被告支付的押金290,540.01元退回原账号。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2、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终止协议》，内容为双方的承包合同到期不再继续，原合同自然终止，请原告于2018年6月30日前停止营业并清场，相应费用按实际交接日结清等。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恒升半岛酒店与原告并无合同关系，就案涉餐厅的承包已与被告签订了终止协议，原告作为实际经营方与被告签订了终止协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清楚，未参与该协议签订。对证据2无异议，但具体签订过程不记得了，因原被告间协议到2018年4月30日即到期终止，到期前恒升半岛酒店的王总告诉自己最多再继续经营两个月到6月30日。被告对两份协议真实性均无异议，当时恒升半岛酒店告知自己经营到2018年6月30日，因此与原告签订终止协议即证据2，将复印件交给恒升半岛酒店。对于证据1，自己5月15日盖章、签字后交给恒升半岛酒店，其盖好章再给到自己时已经是当年七八月份。审理中，本院调取了571账户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对账单，其中显示2017年8月9日吕艳支付11,751.33元房租、8月31日被告支付65,633元服务费、11月14日被告支付99,064元8月份房租、12月25日被告支付43,335元房租、2018年3月8日被告支付3万元房租、3月15日被告支付26,030元房租。原告对2017年8月9日的11751.33元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还有其他业务往来，故其余五笔共计264,062元与本案无关。被告则表示该五笔是因原告未能足额承担费用，故其直接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的费用，因为出纳离职所以当初只提供了吕艳的转账记录而疏忽了被告直接转账的记录，自己与恒升半岛酒店之间无其他业务往来，该费用应于本案中结算。恒升半岛酒店对此并无异议，并提供了六份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对应对账单中的六笔转账记录，其与被告之间无其他业务往来，收到的款项即《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项下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8年5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原告经营恒升半岛酒店餐厅是基于系争协议还是与恒升半岛酒店建立新的合同关系；2、系争协议项下被告是否有权向原告主张费用差价及双方应如何结算。首先，系争协议约定合作经营期限为一年，原告实际自2017年5月1日起经营，按约至2018年4月30日止为期满，原告实际经营至2018年6月30日止。其主张协议期满后的两个月系与恒升半岛酒店建立合同关系，然该说法恒升半岛酒店并不认可，且根据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期限自2017年4月1日起计为五年，前述两个月尚在该协议书期间，原告的说法显与约定不符。另根据两份终止协议可以看出，对于2018年6月30日结束经营清场一节，分别由原告与被告确认、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确认来实现，而非原告直接与恒升半岛酒店达成一致，虽原告称恒升半岛酒店工作人员告知其可以经营到2018年6月30日，即使属实，该说法也不足以认定原告与恒升半岛酒店就经营餐厅达成口头合同关系，故应认定基于系争协议，原告实际经营期间为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其次，对于差价问题，系双方在反诉中的主要争议，本院析之如下：第一，从系争协议的内容来看，明确了由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被告将案涉餐厅的经营权与原告合作经营，在涉及经营期限具体时间、原告应付合作费金额上均为空白，仅载明被告每月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138,333元房租，然此时被告尚未与恒升半岛酒店签订合同，结合徐磊的陈述，该金额确系预估。另，系争协议未明确原告在合同项下的具体支付义务，与原告关于签约之初认为每月14万元的金额过高、无法经营的说法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由此可见，系争协议并未约定原告每月应按何标准以及是否按实际发生金额向被告支付费用。第二，从125,000元金额的支付情况来看，徐磊3月21日向原告提供一份约定被告每月支付恒升半岛酒店125,000元承包经营费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未加盖公章印文)，随即原告于3月24日向被告支付了首次三个月的费用共计375,000元，表明原告同意按每月125,000元承担案涉餐厅的经营成本，与原告庭审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原告据此认为其在收到《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后才向被告支付费用足以证明双方是按实结算的，该说法本院难以认同，盖因原告收到的协议书并未加盖被告、恒升半岛酒店的公章印文，故该协议书并非当事双方的最终意思表示，同时原告在付款时既未向被告求证其实际支付情况，也未要求被告提供签字盖章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更进一步可以印证原告接受被告提出的每月125,000元的报价，与该金额是否属于实际发生金额无必然关联。因此原告此时的付款行为应视为双方就原告在系争协议项下的支付金额达成一致。又因并无证据证明原被告曾约定按实结算，因此原告辩称被告存在欺诈、相应合同条款应予撤销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原告开始经营案涉餐厅后，因被告未能按时足额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费用，三方达成一致由原告直接向恒升半岛酒店承担该费用，该约定实为被告委托原告代为履行付款义务，对此恒升半岛酒店亦称当时的协商仅提及由原告直接向自己承担费用，未涉及差价事宜，因此，原告关于三方协商过程中变更了原被告间的结算标准或确认按实结算的说法，因被告不予认可，恒升半岛酒店的陈述也无法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另外，假使原告所述属实，在原告知晓被告和恒升半岛酒店之间的结算金额后、三方协商前及协商过程中，原告也均未就之前已经支付的三个月费用向被告提出过异议，更未表达过自己受到欺诈的意思，可见三方协商后，原告是知晓并接受差价之存在的。第四，系争协议未填写合作费的金额，但不足以认定被告放弃收取差价的权利。系争协议履行的前提是被告与恒升半岛酒店达成承包经营合意，被告承担承包费用支付义务，对此系争协议也约定了被告的相应义务。如依原告所述双方如实结算并无差价，则显然导致被告权利义务失衡，亦与市场主体的盈利性特征不符。从合同关系和实际履行来看，即使2017年6月三方协商达成由原告代付费用的约定，但因原告的营收款不足以支付被告应付的承包费，被告于2017年6月向原告暂支房租款，还分别于2017年8月、11月、12月、2018年3月多次向恒升半岛酒店补付承包费，足以印证被告履行了系争协议项下确保原告独立自主经营餐厅的合同义务，也正是因为系争协议名为合作经营，但实际被告并不参与经营，也不享有利润分配，因此被告收取租金差价符合合同本意。至于合同到期后，被告先行退还10万元押金的行为，不足以表明双方账目已经结清，双方应就押金及差额进行结算。综上，如前所述，原被告间的费用结算应按每月125,000元计14个月，总额为175万元，原告已经支付375,000元，差额为1,375,000元。另根据三方协商之内容，原告承担了部分被告应向恒升半岛酒店支付的承包费。被告应付总费用为1,355,853.38元(96,846.67元/月*14个月)，实际支付432,660元，则原告承担的金额为923,193.38元，亦应于结算中扣除，余额为451,806.62元，该款即为原告应支付被告的差额费用。根据系争协议约定，结清账务后，被告退还押金，鉴于被告已退还10万元，余额30万元在原告结清前述费用后，被告应予退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押金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郭庆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告上海星浪宾馆管理有限公司费用451,806.62元；二、被告于原告履行完毕第一项支付义务后10日内退还原告押金30万元；三、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8,538.84元，由原告负担2,738.84元，由被告负担5,800元；反诉受理费4,038.5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王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