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1）辽1422行赔初1号原告：方某昌。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某琴。被告：绥中县宽邦满族镇人民政府。负责人：周某山。行政负责人：刘某君。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红。原告方某昌诉被告绥中县宽邦满族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方某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某琴，被告绥中县宽邦满族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负责刘某1君、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某昌诉称：依国家赔偿法第十一条，94年镇政府扒掉方某昌家三间房子，抓走一头猪，支付赔偿金，返还财产；生命健康权和精神受到损害，支付赔偿金，人身自由权支付赔偿金，原告方某昌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清单四千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安排三个子女国家公务员工作。一、宽邦镇政府强制扒掉方某昌家三间房子，抓走一头猪，是实施侵权行为机关，就是赔偿义务机关，葫芦岛市法院2015年2月13日做出(2015)葫行初字第00001号判决书，依法撤销绥中县人民政府2014年12月4日做出的绥府复不受字（2014)1号决定书，依00001号判决书是依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撤销县政府(2014)1号决定书，没有判决绥中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判决绥中县政府限制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以绥中县人民政府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绥中县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赔偿复议申请决定书，绥政复不受（2021)3号决定书，是2021年1月28日寄出，1月29日方某昌收到的这个(2021)3号决定书。是与（2014)1号决定书完全相同的决定书，也就是市法院的00001号判决书存在着严重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应依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撤销县政府决定的同时，判决绥中县政府重新做出，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做出，那么政府不也就履行法定职责了吗，所以撤销的判决存在着严重的执行错误。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常的受到侵害，所以市法院依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五款就是赔偿义务机关，所以，宽邦镇政府和葫芦岛市法院是两个共同的赔偿义务机关。二、宽邦镇政府对方某昌因计划生育超生的违法行为的程序与违法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方某昌因违法超生三胎，91年8月27日宽邦镇政府的计生助理，执法人王政权向方某昌夫妇送达计生罚字(91.11)号决定书，决定罚款5000元，因家庭条件问题，推走一台自行车，告诉处理完毕，执法人出具送达证，执法人王政权、刘某2、佟亚琴，双方当事人在送达证上签名，盖政府公章，按手印，王政权、刘某2、佟亚琴都出具证明，94年齐某任宽邦镇政府计生助理，是执法人，94年6月20日向方某昌家送去一个违反计划生育收缴通知单，罚款收缴3000元，在十日内不送到宽邦镇政府3000元，将强制执行扒掉房子，没收生产资料，没有交待诉权和时效，7月16日宽邦镇强制的扒掉方某昌家合法的唯一居住的80平方米的三间房子，并以房木做价2，350元，同时抓走一头猪200斤X3元=600元，96年4月23日才给实物罚没收据，4月26日齐某起草收缴决定，没有复议和向法院起诉的权益和时效，4月30日镇政府盖公章，5月2日向绥中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收200元诉讼费用，5月25日宽邦镇政府计生助理，执法人员齐国安向绥中县法院提供虚假的计生罚字（19-)号决定书，时间写到91年8月27日，有齐某、侯某、罗某三人书面证明材料，共同认为该决定书是虚假决定书，且94年的处罚是二次处罚，违反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98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1998)辽行监字第18号文书，判决宽邦镇严重违法。2010年12月13日辽宁省法院做出信访案件终结确认函（2010)辽信终字第670号，明确确认（1996)葫行终字第9号裁定书，（1998)辽行监字18号判决并无不当，市法院也做出（2010)葫中信终字第16号确认书。都确认宽邦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生效的判决宽邦镇政府严重违法的裁决文书存在着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违法行为，使生效的裁决文书法院无法执行，政府不履行，当事人的合法得不到生效的裁决，裁定的维护，省法院2020年12月13日做出信访案件终结确认函（2010)辽信终字第670号，告知葫芦岛市法辽15日内作出终结决定书移交党委政府确认责任单位，将终结结论告知方某昌并公布，市法院14年4月17日才给方某昌（2010)葫中信终字16号确认书，依国家赔偿法38条，生效判决执行错误。所以存在着生效的裁判文书，执行错误。本案中的方某昌超过诉讼时有市法院作出的（2015)葫行初字00001号判决书撤销绥中县政府做出绥府复不受字（2014)1号决定书，明确确认91年的处罚决定书是计生罚字（91.11)号决定书，是经济罚款5000元，而不是3000元，下欠2950元是假证，所以方某昌不过诉讼时效，又确认宽邦镇政府严重违法，所以原有告行政赔偿请求人依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一款五款第九条、第十条、第11条和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绥中县政府的绥政复不受（2021)3号决定是1月18日方某昌向绥中县海法制办递交的复议申请，绥中县政府是1月29日方某昌收到该决定的明显违反复议法法定时效，是故意失职，老戏重演，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所以缓中县政府故意违反行政诉讼法和复议法。故对该复议机关的决定不服起诉到葫芦岛市法院，在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可以在复议的同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并不违法，本案中原告是依法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在诉讼过程中一并提出行政赔。原告方某昌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1996）绥行告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1996）葫行终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2、（1998）辽行监字第18号函；3、（2010）辽信终字第670号信访案件终结确认函；4、（2010）葫中信终字第16号信访案件终结确认书；5、（1999）绥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1999）葫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6、（2002）辽行监字第39号通知；7、（2008）行监字第61号告知书；8、绥府复不受字（2014）1号不予受理决定书；9、（2015）葫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2015）辽行终字第00122号行政判决书；10、绥府复不受字（2015）4号、5号、6号三份不予受理决定书；11、（2015）葫行初字第00081号、00082号、00083号三份行政判决书；12、（2015）辽行终字第00332号、00333号、00334号三份行政判决书；13、（2016）辽14行初字第47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68号、（2018）最高法行申1497号行政裁定书；14、（2018）辽14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15、（2018）辽14法赔4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2019）辽委赔6号决定书、（2019）最高法委赔监123号决定书、高检赔监申通（2019）286号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16、绥政复不受（2021）3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原告用以上证据，拟证明1991年8月27日宽邦政府已经针对我超生问题处理完了，推走一台自行车，但是宽邦政府于1994年扒掉了我的房子，我不超过诉讼时效，1994年应该给我的决定书但是没有给我。被告绥中县宽邦满族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9条：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算。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原告在起诉书第三页后三行中称“98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1998）辽行监字第18号文书，判决宽邦镇严重违法”，原告应当在其知道宽邦镇政府行为违法后两年内要求行政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时隔20多年原告才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早已过时效。原告于1996年5月25日已向绥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绥中县宽邦镇人民政府1991年8月27日作出的处罚决定和赔偿经济损失。绥中县人民法院认定宽邦镇人民政府于1994年7月16日对方某昌的物资进行了执行，方某昌于1996年5月25日到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绥中县人民法院作出（1996）绥行告字第9号裁定：方某昌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对其起诉不予受理。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葫行终字第9号维持了绥中县人民法院（1996）绥行告字第9号裁定。所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原告提出的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的其它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1、本案原告请求被告安排三个子女国家公务员工作，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调整。《公务员》法第二十一条，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被告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给原告子女安排工作。故该项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以公民的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本案被告没有侵害原告人身权利，原告没有理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四、原告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15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根据。综上，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绥中县宽邦满族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1996）绥行告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1996）葫行终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物资执行是在1994年7月16日，原告于1996年5月25日起诉到法院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受理，方某昌2021年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已过诉讼时效；2、2020年5月11日的绥信告字1号“撤销原《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告知书”。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方某昌提交的证据1-16，无法证明其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定的应对其进行行政赔偿的要件事实，就行政赔偿诉讼原告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而言，本院无法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属于生效裁判文书及有权主体出具的法律文书，能证明原告起诉属于重复起诉，本院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方某昌因超生行为，被告于1991年8月27日作出计生罚字〔1991〕11号处罚决定书，1994年重新作出计生罚字（19）处罚决定书。后原告方某昌诉至绥中县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撤销绥中县宽邦镇人民政府于1991年8月27日所作的处罚决定并赔偿经济损失。绥中县人民法院作出（1996）绥行告字第9号行政裁定，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方某昌的起诉。方某昌不服该裁定，上诉至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2014年12月3日，方某昌因不服被告作出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条例行为的计生罚字〔1991〕11号处罚决定，向绥中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绥中县人民政府作出绥府复不受字〔2014〕1号不予受理决定，认为方某昌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出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决定不予受理。方某昌对上述不予受理决定不服，诉至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葫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认为绥中县人民政府向方某昌送达超过法定期限，对被复议的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认定证据不足，方某昌被处罚的过程认定不明确，故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此后，原告方某昌又于2015年6月16日向绥中县人民政府重新提出三份行政复议申请，分别请求复议机关审查被告于1991年8月27日作出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条例行为的处罚决定、1994年6月20日作出的违反计划生育罚款收缴通知单和1994年6月20日作出的违反计划生育罚款收缴决定。绥中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19日分别作出了绥府复不受字〔2015〕4号、5号、6号不予受理决定，均认为方某昌的申请超过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决定不予受理。后方某昌诉至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请求撤销绥中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三份不予受理决定，责令绥中县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赔偿损失。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2015）葫行初字第00081、00082、00083号行政判决，分别判决驳回方某昌的诉讼请求。方某昌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方某昌于2018年8月27日向绥中县人民政府提出赔偿申请，绥中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方某昌的赔偿申请作出答复，遂原告方某昌已于2018年9月6日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其请求涉及三间房屋、猪一头等损失，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辽14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以原告未受到损失为由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其诉求与本案诉求基本相同，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辽14法赔4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原告不服上诉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辽委赔6号决定书，驳回原告方某昌国家赔偿申请。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最高法委赔监123号决定书，驳回原告方某昌的申诉。原告方方某昌不服（2019）辽委赔6号决定，提起赔偿监督至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办公室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高检赔监申通（2019）286号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本院认为：原告方某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因1994年扒掉原告家三间房屋、抓走一头猪，生命健康权和精神受到损害，而赔偿其各项损失4，150万元，并安排三子女国家公务员工作。如前述查明，原告方某昌已经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之诉，诉讼请求基本一致，故原告方某昌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属重复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方某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方某昌。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恩来人民陪审员  曹继忠人民陪审员  姚凤贤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穆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