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17568号原告：上海米荣果品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张树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翰林，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法定代表人：徐荣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东岳，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静，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卓建平，男，197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XXX号XXX室。第三人：常山越逸家庭农场，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青石镇山溪边村XXX号。经营者：卓建平。原告上海米荣果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荣公司)与被告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子公司)、第三人卓建平、常山越逸家庭农场(以下简称常山农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翰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东岳，第三人卓建平及作为常山赵逸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米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货款543,294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货款本金543,294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为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原告为上海辉展果蔬市场的果品商户。2019年6月起，被告陆续在原告处下发批量订单，购买橙类果品。被告自行提货后，经原、被告双方对账，原告向被告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后被告仅支付50,000元，尚有543,294元未付。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为维护自身权益，原告遂诉至本院。被告天子公司辩称，与原告发生交易的都是卓建平个人，他是常山农场的实际经营人，他同时还经营其他农场。在被告处，他的身份只是董事，对外作出的购销行为只能代表其个人或他经营的农场，不构成对被告的代表。鲜果交易与其他行业不同，鲜果易腐烂，买卖中会指定最终使用鲜果的单位回收货款，会省去中间商环节，本案也是如此。卓建平向原告采购鲜果，使用鲜果的是被告，被告只是作为卓建平与原告交易的指定收货人，并非双方交易的相对方。有被告代为向原告开票的行为，因为卓建平为个人，其经营的常山农场在交易发生时2019年7月还没有登记营业执照。由被告开具发票是基于协商，且卓建平在被告处是董事身份，被告为节省卓建平的成本而开具发票。就催款过程看，原告一直向卓建平催款及被告的一个员工(王生高)，该员工也是帮卓建平做事情。原告从未要求被告补签合同、付款。现在原告直接起诉被告，系对主体的认识错误。卓建平对于整个交易过程，将被告作为收货方，在采购过程中让别人知道货最终是给被告用的，卓建平与被告是合作关系。起诉金额是根据销售单、发票来确认，销售单是原告单方制作，发票是卓建平请被告代开的，结合鲜果标的物本身容易腐烂、损耗的情况看，鲜果交易，最终确认成交数量应以收货确认为主，本案被告与卓建平之间，就卓建平供货的鲜果有入库质量检验，有型号确认，间接证明原告供货存在损耗。结合被告与卓建平之间确认的损耗数量，从金额中扣减。鉴于原告一直没有和卓建平对账，原告提交的单方对账凭证，卓建平不认可，本案原告起诉的利息损失无事实依据。对于起算时间，如果卓建平未清偿，应以原告的起诉时间起算利息，利息计算标准应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而不是以该标准的两倍计算。第三人卓建平、常山农场述称，认可交付的数量、销售单、对应的单价，交易金额都认可，但是需要扣除水果的损耗(烂掉的)。第三人到原告处采购货物好几年了，2017年、2018年都是卓建平个人去采购，卓建平与原告也都很熟悉。近几年橙子都出现滞销的情况，卓建平是作为朋友帮原告解决问题。价格根据货物品种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但是不包括烂货的价格，以拉去被告处检验好的价格为准。已经好几年了，卓建平的货物不止有卖给被告，还有卖给其他客户。卓建平是被告的董事，因为这个关系，才会与被告交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的证据，因证明目的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素无关，故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供的销售单，该销售单并非由原告单方制作，部分有第三人卓建平签字，其余为卓建平指定的人员签字，卓建平亦认可销售单的真实性，且与原告诉请事实相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确认，予以采纳。2.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为原告单方制作，未经被告、第三人确认，缺乏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3.被告提供的供货协议、产品入库单、检验记录、入库详情，入库单、检验记录、委托付款书，入库详情为被告单方制作，第三人卓建平亦不认可，缺乏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供货协议由被告与第三人常山农场于2019年4月20日签订，协议落款处盖有常山农场的印章，而常山农场于2019年11月11日登记成立。产品入库单、检验记录、入库详情，入库单、检验记录日期亦均早于常山农场的成立时间。虽然被告主张自己与卓建平发生交易，但对转售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无法印证被告与卓建平之间的买卖关系，加之卓建平为被告的董事，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于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存疑，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经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被告成立于1998年6月25日，现登记的注册资本100,000,000元，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包括徐荣新、李康、徐荣功、徐琦、卓建平，其中徐荣新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生产及销售、新鲜水果销售、农产品销售等。2019年6月21日至同年8月17日的销售单，购货单位均注明浙江天子，名称包括埃及橙、澳橙等，部分有卓建平签字。2019年9月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30,000元，交易用途：收购款。2019年10月11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20,000元，交易用途：收购款。诉讼过程中，原告确认已向被告开具有效增值税发票553,524元，被告亦确认已认证抵扣增值税发票金额553,524元。原告陈述，按销售单计算，总的货款金额594,334元，原告仅以593,294元主张货款。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其是以当地市场交易惯例，以最后一笔货物由被告取走后15日作为起算时间；而对于损失，为货款占用利息损失，没有相应证据，是按照常理。第三人卓建平陈述，销售单上签字的人，有的是卓建平本人签字的，有的是卓建平找其他人帮忙的，比如王生高虽然是被告员工，但是是帮忙的。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系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关系。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关系，双方存在着争议。被告、第三人均主张原告与两第三人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未与原告直接发生交易，由两第三人向原告进行采购，转售给被告。被告的开票及付款行为，均出于第三人卓建平的委托。其一、从主体身份来看，对应售销单、增值税发票的日期，第三人常山农场尚未成立，故于其盖章签订的供货协议不予采信。其二、第三人卓建平为被告的董事，董事会属于公司的执行机构，法律上并不绝对禁止董事与公司发生交易，前提是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但是被告抗辩卓建平仅公司董事，不能代表被告，而作为董事本身依法负有对公司忠实、勤勉的义务，其正常的履职行为，应对法人发生效力。其三、判别卓建平行为的性质，具体结合双方的交易过程。销售单上的购货单位已注明浙江天子，对于货物交付对象的指向性非常明确。被告抗辩卓建平将其列为购货单位，系因其为最终使用者，亦能印证以被告为对象最终完成货物交付的事实。货物交付之后，被告亦向原告部分履行了付款义务，结合第三人卓建平的董事身份，以及被告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生产及销售、新鲜水果销售，卓建平的采购行为与其正常的履职行为从外观上表现出一致性。此外，原告已向被告开具金额为553,524元增值税发票，被告已确认作如数认证抵扣。其认证抵扣行为反映出对于双方买卖交易事实的确认，体现原、被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意志，亦能够体现出对于职务行为的确认。虽然被告与第三人卓建平一致表示，卓建平于原、被告之间属中介转售关系，被告受卓建平委托代为支付货款、开具发票，而被告与卓建平未能就转售事实进行充分的举证。而对于代开发票行为本身，且不论该行为是否符合行政监管规范，被告作为商事主体，对于认证及抵扣的行为性质应属明知。故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货款部分，第三人卓建平认可原告交付货物的数量、销售单、对应的单价，交易金额亦表示认可，结合原告已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数额553,524元，扣减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50,000元，对应原告确认的货款总额594,334元，仅有40,810元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而货物均已完成交付，即使非由卓建平签字的销售单，亦由其指定人员完成签收，鉴于卓建平的采购行为当视为职务行为，扣减被告已履行支付部分，剩余货款总额为544,334元，原告以543,294元进行主张，结合第三人卓建平的陈述，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被告抗辩应扣减烂损数额，对应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卓建平的采购职务行为，卓建平亦确认交付货物的数量和金额，由此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货物自交付之后，其灭失、毁损的风险，理应由买受人，即被告承担。故本院对其抗辩不予以采信。对于利息部分，被告接收货物，理应按约及时付款，未约定付款期限且未能证明存在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应在货物交付的同时支付。被告怠于支付货款的行为显已构成违约，原告由此主张被告偿付其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应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9年9月4日，而最后一张销售单的时间为8月17日，货物于当日完成交付，原告于17日之后主张起算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而对于计息标准，原告主张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两倍计算，超出了法定逾期罚息利率的计算标准，且与原告的实际损失不符，双方对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未作约定，原告亦未就逾期付款的损失向本院进行举证，其实际损失应为对应货款的正常计息部分。针对其利息的补偿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故计息标准应适用于通常的利率计算标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米荣果品有限公司货款543,294元；二、被告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米荣果品有限公司以货款本金543,294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616.47元、财产保全费3,236.47元，合计7,852.94元，由被告浙江天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泽卿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赵易思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