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49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形而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谢丽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正，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星玖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高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备军，上海德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形而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形而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星玖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玖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9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形而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星玖公司支付形而上公司服务费42万元。事实和理由：1．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具体明确的，并非约定不明。根据该协议约定，形而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丽君为星玖公司举办的2019年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决赛的新闻发布会及总决赛颁奖礼提供邀请主持、嘉宾、明星及赞助商等协助服务，提供服务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0日总决赛颁奖礼结束之日，为此，星玖公司应向形而上公司支付服务费49万元。随后，谢丽君成功邀请了跨界艺术家王小慧出席新闻发布会，邀请了何秀琼、巫启贤、劳伦斯许担任总决赛评委嘉宾，邀请了杨澜担任总决赛颁奖嘉宾，邀请了吴莫愁为总决赛进行艺术表演。谢丽君还就总决赛事宜与吴大维、李晨、程雷、罗志祥等多位明星进行了沟通，谢丽君本人也实际担任了总决赛评委。此后，总决赛圆满举行，形而上公司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星玖公司仅支付了服务费7万元。2．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期限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系服务费支付周期的约定，星玖公司应支付的49万元服务费应在14个月内支付，每月支付35，000元。3．涉案《合约协议书》签订前，星玖公司曾向形而上公司发送过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的服务事项与涉案《合约协议书》一致，但明确了服务费金额为20万元。形而上公司收到该协议书后认为服务费过低，经与星玖公司协商，星玖公司同意将服务费提高至49万元，每月分期支付。4．涉案总决赛顺利结束，形而上公司完成合同义务后，星玖公司一直拖欠服务费，星玖公司的负责人秦东于2019年12月3日回复“关于你的工资和报销，股东们在商议是否继续关于我们之间的固定合作，这个是从这次赛事的工作来综合评定的，所以请您再等一等，也谢谢你对赛事及公司的大力帮助和辛苦工作”，该回复并未明确解除涉案《合约协议书》，只是拒付剩余服务费的说辞。即使涉案《合约协议书》予以解除，鉴于形而上公司已按约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星玖公司也应全额支付服务费。5.2020年5月22日，形而上公司向星玖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强再次催款，高强表示预算资金已交给秦东，要求形而上公司找秦东，并未提及形而上公司的违约行为，也未提及解约事宜，且高强对形而上公司提出的服务费金额未持异议。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星玖公司辩称：1．涉案《合约协议书》中关于服务期限及服务费的约定并不明确，星玖公司与形而上公司均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星玖公司再向形而上公司支付一个月服务费，星玖公司予以接受。2．涉案《合约协议书》未约定服务费的总额，只是约定了每月支付35，000元，应当支付到涉案总决赛结束之日。3．形而上公司为涉案赛事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未达到星玖公司的要求，形而上公司并未按约履行全部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秦东于2019年12月3日的回复内容存在解除涉案协议的意思，符合客观情况。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形而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星玖公司向形而上公司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薪资共计420，000元；2．判令星玖公司向形而上公司支付因拖欠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薪资而产生的逾期利息，即星玖公司应该以每月3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全部薪资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星玖公司向形而上公司支付费用合计7，803元；4．判令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星玖公司承担。星玖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形而上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薪资7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9日，形而上公司与星玖公司签订《合约协议书》，星玖公司聘请形而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丽君女士担任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组委会执行主席一职，委托谢丽君女士负责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组委会落地(中国区)比赛前的招商及运营。聘用期限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环球国际小姐总决赛为止，每月薪资35，000元，于每月工资日发放。在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条款中，形而上公司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1．在9月16日前协助完成新闻发布会，参与并协助邀请嘉宾及赛事招商的工作；2．在10月20日总决赛前，协助完成明星的邀请工作、赛事的招商工作；3．保密义务；4．保证工作的进度及质量，不得对活动作任何更改；5．对紧急情况保持沟通与协调；6．维护赛事品牌调性，推进工作。星玖公司的权利义务主要是：形而上公司若未按照协议约定完成工作，星玖公司有权取消与其合作的协议。该份协议签订后，形而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丽君女士于2019年9月16日之前协助完成新闻发布会，参与并协助邀请嘉宾等工作。在2019年10月20日总决赛之前，协助完成明星邀请工作等工作。2019年9月16日，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决赛的新闻发布会圆满举行。2019年10月20日，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决赛暨颁奖礼顺利落幕。但星玖公司仅在《合约协议书》签订后一次性支付形而上公司前2个月薪资70，000元。从第三个开始，星玖公司未按约支付形而上公司薪资，也未满足形而上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的报销请求。故形而上公司提出前述诉请。一审审理中，星玖公司提出，形而上公司在担任环球国际小姐组委会主席职务期间，并没有实际完成星玖公司所要求的工作，因此在双方合作两个月后，星玖公司已经明确告知形而上公司终止协议。可对此主张，星玖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形而上公司提供的2019年12月3日星玖公司股东秦东在给形而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丽君的微信回复记录中，有着以下内容：“关于你的工资和报销，股东们在商议是否继续关于我们之间的固定合作，这个是从这次赛事的工作来综合评定的，所以请您再等一等，也谢谢你对赛事及公司的大力帮助和辛苦工作”。另外，未见形而上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12月3日之后，继续为星玖公司提供过服务。一审法院认为，《合约协议书》虽然由形而上公司与星玖公司两个公司签约，是公司行为，但实际上是形而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丽君女士个人受聘为星玖公司提供服务，担任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组委会执行主席一职。其中“执行主席”的权利与义务，《合约协议书》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委托谢丽君女士负责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组委会落地(中国区)比赛前的招商及运营。可是在其后的权利与义务条款中，又成了“协助”。即“在9月16日前协助完成新闻发布会，参与并协助邀请嘉宾及赛事招商的工作；在10月20日总决赛前，协助完成明星的邀请工作、赛事的招商工作”。那么谢丽君女士的工作，究竟是负责，还是协助，《合约协议书》上的表述是存在矛盾的。所以这一份《合约协议书》，从签约主体到协作内容，都存在着问题。凭此《合约协议书》，谢丽君女士是很难工作的，也难于判定谢丽君女士的工作有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对于《合约协议书》出现的约定不明，签约当事人均有责任。而作为服务合同，提供服务、给付报酬是其基本特征。但由于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合约协议书》无明确约定，星玖公司指责形而上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职缺乏依据。故星玖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能支持。至于形而上公司的本诉请求，自2019年9月3日至2019年12月2日这3个月的劳务报酬，由于形而上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了一定劳务，加上星玖公司没有及时解聘，故这一时间段的服务工资，星玖公司应该支付。而2019年12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的报酬。由于星玖公司股东秦东在给形而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丽君的微信回复中，有过相当明确的解聘暗示，再加上星玖公司已不支付工资，也不可能再安排形而上公司从事工作且形而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未曾提供其在此种情况下还在为星玖公司工作的相关证据，故形而上公司为其法定代表人主张这一时间段其相关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形而上公司的其余部分诉请，因为双方在《合约协议书》中对此无明确约定，故这部分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星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再支付形而上公司1个月薪资35，000元；二、对形而上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驳回星玖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7，835.67元，减半收取计3，917.83元，保全费2，698.56元，由形而上公司与星玖公司各半负担；反诉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计775元，由星玖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形而上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9月3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证明星玖公司曾向形而上公司发送过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双方在缔约之初即商量由星玖公司向形而上公司支付服务费20万元，分三期支付，在总决赛结束时至少支付14万元。2.2019年9月5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协商将服务费提高至49万元，支付方式变更为每月支付35，000元，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分14个月付清。3．付款凭证，证明星玖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向形而上公司预付了7万元服务费。4.2019年9月2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谢丽君与吴大维姐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谢丽君根据秦东的指示与吴大维经纪人沟通，协助邀请吴大维担任涉案总决赛的主持人。5.2019年9月9日、9月22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谢丽君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证明谢丽君根据秦东的指示成功联系多位明星为涉案总决赛录制祝福VCR短片。6.2019年9月15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谢丽君向秦东推荐并邀请跨界艺术家王小慧出席涉案总决赛新闻发布会。7.2019年9月22日、9月25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谢丽君根据秦东的指示向程雷、马未都、罗志祥等嘉宾询问出席费用，并协助邀请了歌手吴莫愁出席涉案总决赛。8.2019年10月16日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谢丽君与劳伦斯许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谢丽君成功邀请了何秀琼、巫启贤、劳伦斯许担任涉案总决赛的评委嘉宾。9.2020年5月22日谢丽君与高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形而上公司向星玖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强催讨服务费，高强表示总预算资金已交给秦东，高强未对形而上公司主张的服务费提出异议，也未提到形而上公司存在违约情形。星玖公司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只是草稿；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是表明赛事期间给予形而上公司每月35，000元的服务费；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中谢丽君与秦东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谢丽君与其他人的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对证据5中谢丽君与秦东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谢丽君的朋友圈截图无法确认；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中谢丽君与秦东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谢丽君与其他人的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没有实质内容。本院经审理查明，鉴于形而上公司与星玖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事实如下：1.2019年9月2日，秦东与谢丽君进行微信沟通。秦东称“君君老师，如果您对于我今天说的没有异议的话，我就起草协议和授权书了，另外吴大维您可以帮我问一下价格，其他的如唐季礼、李宗盛这个级别的，您也帮我找找，如果有其他好的建议和推荐也可以，谢谢”。2.2019年9月3日，秦东将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发送给了谢丽君，同时称“大概内容您看一下，您那边的内容可以补充一下”。该协议书载明的甲方为星玖公司，乙方为空白，主要内容为：现甲方聘请乙方担任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组委会执行主席一职，委托乙方负责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组委会负责落地比赛的招商及运营；聘用期限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止，劳务费用共计20万元，合同即时生效；甲乙双方在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薪资的首笔款项6万元，在2019中国区总决赛结束之后的五个工作日之内支付第二笔款项8万元，在2020年10月31日支付第三笔款项6万元；甲方有权利对乙方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质量进行监督及推进，甲方应按时支付劳务费用，乙方应按甲方需求完成赛事的招商、运营工作。3.2019年9月6日，秦东与谢丽君进行微信沟通。秦东称“君君老师，我昨天和高总及股东们争取了您的要求，股东们的回复是月薪3.5万是可以的，支付方式为月付，因为不管是我还是高总，都是月付，这样正规化和规范化一些，提成比例按流水的30提取，如果君君老师没问题的话下午合同就可以调整好，这也是我能争取的最大限度了，谢谢”，谢丽君回复“秦老师，我在演讲上，待会儿十二点半结束，我们通电话好吗”。4.2019年9月9日，星玖公司与形而上公司签订了涉案《合约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除一审法院查明中载明的内容外，还包括：在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星玖公司预付形而上公司两个月薪资即7万元，随后，按照公司每个月工资日向形而上公司发放单月薪资即35，000元。5.2019年9月11日，星玖公司向形而上公司转账支付了7万元，用途为聘请费用。6.2019年9月至10月，秦东与谢丽君进行多次微信沟通，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让谢丽君的明星朋友录制祝福视频；带艺人试礼服；沟通总决赛流程及发言稿；询问程雷、马未都、罗志祥、李晨的报价，邀请吴莫愁、劳伦斯许等明星。二审审理中，形而上公司称其提供了如下服务：邀请了何秀琼、巫启贤、劳伦斯许担任涉案总决赛的总评委和嘉宾，谢丽君本人也系涉案总决赛的评委；邀请了跨界艺术家王小慧女士出席新闻发布会；邀请了杨澜担任总决赛的颁奖嘉宾；邀请了歌手吴莫愁为涉案总决赛提供艺术表演；与佟大为、李晨、程雷、马未都、罗志祥等多位明星进行沟通参加涉案总决赛，但因未与星玖公司签约而未能出席；根据星玖公司的要求录制关于涉案总决赛的祝福VCR短片；根据星玖公司的要求为艺人安排相应的造型。星玖公司则表示有些服务提供了，有些服务未提供，实际担任总决赛的评委为何秀琼、巫启贤和劳伦斯许。星玖公司还称原计划邀请杨澜担任评委，但实际上杨澜只担任了颁奖嘉宾，未达到星玖公司的要求。7.2020年5月22日，谢丽君与高强进行了微信沟通。谢丽君向高强发送了一段语音，在语音中，谢丽君称从2019年11月开始星玖公司一直未付款，到聊天之日已经结欠了175，000元左右，希望星玖公司尽快付款。高强回复“秦秘书长没有给你钱？为什么？”、“我按秦总预算资金给秦总了，其他事情你要和他说，我会去问他怎么回事”。8．二审审理中，形而上公司与星玖公司确认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薪资即为服务费，形而上公司提供的服务截止2019年10月20日涉案总决赛举办之日，涉案总决赛之后形而上公司无需再提供服务。本院认为，星玖公司与形而上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形而上公司按约提供服务后，星玖公司应及时支付相应服务费。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形而上公司提供服务的对价如何确定；二、形而上公司是否按约履行了服务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合约协议书》明确约定聘用期限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环球国际小姐总决赛前，每月支付35，000元，但环球国际小姐总决赛的举办日期为2019年10月20日，与2020年10月31日相差一年之久，明显自相矛盾。对此，形而上公司认为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服务费总额为49万元，每月支付35，000元，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分14个月付清；而星玖公司则认为涉案《合约协议书》未约定服务费的总额，只是约定了每月支付35，000元，应当支付到涉案总决赛结束之日，即2019年10月20日。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形而上公司对服务费的主张符合涉案《合约协议书》的真意，形而上公司提供服务的对价应为49万元。具体理由在于：其一，如按照星玖公司的辩称，每月支付35，000元至涉案总决赛结束之日，则星玖公司总共只需支付最多两个月的服务费即7万元。但涉案《合约协议书》在付款方式上又约定星玖公司先预付两个月的费用7万元，之后按照每月35，000元的标准支付，明显与星玖公司的辩称相悖。其二，从涉案《合约协议书》签署前的磋商过程来看，星玖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向形而上公司发送了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该《合约协议书》明确载明了服务费总额为20万元，随后，星玖公司又于9月6日向形而上公司发出消息，称考虑了形而上公司的要求后同意按照每月35，000元的标准支付，并称该标准系能争取的最大限度了。由此可见，形而上公司对星玖公司于9月2日在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中同意支付的20万元并不满意，希望能够增加服务费，在此情况下，星玖公司经过内部沟通考虑后同意按照每月35，000元的标准支付服务费，那么，正式签订的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服务费总额理应高于第一版的《合约协议书》中的20万元。其三，从秦东于2019年12月3日发给谢丽君的微信内容来看，秦东称星玖公司的股东会考虑形而上公司提出的工资和报销，希望形而上公司再等等。此时已经距离涉案总决赛结束将近两个月，且星玖公司已于2019年9月11日向形而上公司支付了两个月的费用7万元，如果真如星玖公司所称的只需支付服务费至涉案总决赛结束，则星玖公司已履行完毕支付义务，秦东在与谢丽君聊天时根本无需考虑形而上公司提出的各项费用。秦东在12月3日的微信回复恰恰表明星玖公司尚有服务费未支付给形而上公司，而不是双方之间的服务费已结清。其四，从谢丽君与高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谢丽君在涉案总决赛结束后的次年5月向高强催款，并明确截止催款日星玖公司已结欠175，000元左右。对此，高强并未对服务费金额提出异议，只是表示预算总资金已交于秦东，并对秦东为何未与形而上公司结算感到诧异。从中可以看出，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服务费并不是按照每月35，000元的标准计算至涉案总决赛结束之日，而是应计算至协议明确约定的2020年10月31日。其五，星玖公司与形而上公司签订涉案《合约协议书》的目的在于举办涉案总决赛，且双方对涉案总决赛的举办时间是明知的，双方也确认形而上公司提供的服务截止涉案总决赛举办之日，之后形而上公司无需再提供服务。因此，再结合前述分析，本院认为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的“聘用期限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环球国际小姐总决赛前”中的“环球国际小姐总决赛前”实际系形而上公司提供服务的截止时间，而“自2019年9月3日至2020年10月31日”系服务费的付款期限。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形而上公司已按约履行了服务义务。首先，涉案《合约协议书》约定形而上公司在9月16日前协助完成新闻发布会，参与并协助邀请嘉宾及赛事招商的工作，在10月20日总决赛前协助完成明星的邀请工作、赛事的招商工作。实际上，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形而上公司确实在9月16日前协助完成新闻发布会从而使得新闻发布会圆满举行，在10月20日总决赛前协助完成明星邀请工作从而使得总决赛暨颁奖礼顺利落幕。其次，形而上公司称邀请了众多明星担任总决赛评委及颁奖嘉宾、提供艺术表演、录制祝福短片等，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星玖公司认为有部分服务未提供，但未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此外，星玖公司一直称原本计划邀请杨澜担任评委，杨澜实际只担任了颁奖嘉宾，但涉案《合约协议书》并无明确约定，且谢丽君与秦东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并未提及邀请杨澜担任评委。再次，从秦东于2019年12月3日的微信回复内容来看，秦东只是表示星玖公司对形而上公司提出的费用进行考虑，让形而上公司再等等，并未提出形而上公司未按约履行服务义务，也未提交形而上公司在履行服务义务过程中存在不当或未满足星玖公司要求的情形。最后，再从谢丽君与高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谢丽君向高强催款时，高强也丝毫未提及形而上公司存在履约不当或形而上公司不应收取服务费的情况，以上事实均可以印证形而上公司已按约履行了服务义务。关于形而上公司在一审中主张的利息损失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形而上公司也未就此提出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形而上公司提供服务的对价为49万元，且形而上已按约履行了服务义务，则星玖公司应向形而上公司支付服务费49万元，扣除星玖公司已支付的7万元，星玖公司还应支付42万元。因此，形而上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9726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二、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972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三、被上诉人星玖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上海形而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服务费42万元；四、驳回上诉人上海形而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其余一审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835.67元，减半收取3，917.83元，财产保全费2，698.56元，合计6，616.39元，由被上诉人星玖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负担6，420元，由上诉人上海形而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担196.39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为775元，由被上诉人星玖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被上诉人星玖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云审判员 朱志磊审判员 王逸民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段 夏书记员 慎哲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