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4民初1619号原告：北京开元智信通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李继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学宇、叶丹平，上海明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赛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吉祺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雅心，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当事人间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5日、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实际损失737,100.82元(其中，元器件及相关基础物料损失656,249.74元、产品外包加工费损失51,151.08元、配套线束损失29,7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预期利益损失242,879.20元；3.判令被告赔偿担保服务费损失1,6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被告联系原告向其购买2170台荣威EI5车载终端设备，原告即开始生产备货。2018年12月29日，被告方张诗伟向原告方张立明发送主题为“关于车载终端设备需求”的电子邮件，内容为“DEAR，张车载终端设备我公司需求采购2170套，车型配置为荣威EI5，希望贵司第一批630套能在1月15日完成生产供货，第二批1540套能在2月内完成生产供货以上信息请知晓”。2019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车载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车载终端(4G内置蓝牙品牌智信通、型号Y21)2170套，单价730元/套(含税)，总价款1,584,100元，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另就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等。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照合同积极备工备料并完成生产。被告仅于2019年6月提货850台并于同年7月支付了850台设备的货款620,500元，剩余1320台设备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至今未提货亦未支付货款。原告为履行双方的采购合同，按照2200套数量进行备货，为此支出元器件及相关基础物料费用1,069,444.02元、产品外包加工费83,357.32元、配套线束费用48,400元，合计1,201,201.34元，扣除被告已提货的850台，剩余备货数量1350台对应的损失为737,100.82元；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采购数量和单价，剩余1320台的销售总价为963,600元，扣除1320台对应的成本720,720.80元(737100.82/1350*1320=720,720.80元)，原告损失了预期利益242,879.20元；另原告为本次诉讼产生了保全担保服务费1,600元，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请，辩称：双方间的采购合同仅是框架性的协议，具体的供货需要双方另行签字盖章的订单。双方签订采购合同后，被告曾于2019年6月1日向原告下达订单采购了850套系争设备，原告已全部交货，被告也已支付相应货款，被告不存在不提货或不付款的违约情形，原告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采购合同项下除了850套之外的设备，被告也不需要了；对于原告主张的各种成本费用金额均不予认可，而且原告主张的实际损失及逾期利益损失之和大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其获得的货款，并不合理。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表示：系争设备的采购总量不应仅以采购合同为准，还应参考双方往来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沟通记录；而且被告剩余设备未提的原因是其后续运营方案发生变化，需要系争设备的车型发生了改变。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双方就被告向原告采购智信通牌车载终端(4G内置蓝牙)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单价730元/套；双方就每次供货产品达成的个别交易订单均适用本合同，除本合同已规定外，将以每次供货时双方达成的个别交易订单约定为准，上述个别交易订单应当由双方共同签字盖章，被告在每次采购前向原告提交订单，原告根据订单要求及本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相应产品；原告根据订单交货日期、交货地点向被告交付产品；本合同的订单采购数量不得超过2170套等。2019年6月1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上述合同项下订单一份并经双方签章，订单载明：采购数量为850套，含税总价620,500元，交货日期2019年6月30日等。原告完成了该订单项下的全部货物的交付及安装义务，被告亦结清了对应货款及安装费用。另，2018年12月26日，原告方张立明就供货计划与被告方张诗伟曾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张诗伟发送的表格显示：1月15日供货数630、2月内供货数1540，共计2170，并回复车型为荣威EI5；张立明随后表示，马上准备并询问1月份的交付地及安装时间、2月份的准备交付时间、安装时间及安装地点；张诗伟表示还在排。2018年12月29日18：22，张诗伟向张立明发送电子邮件一封，主题为“关于车载终端设备需求”，内容如原告诉称所述。之后，原被告通过微信就发货事宜进行多次沟通，其中：2019年3月14日，张立明询被告方袁华胤“现在可以发货了吗？”；袁华胤表示，由于运营调整，车辆没有投放，所以要耽搁。4月9日，张立明再次询袁华胤“近期发货的事情有新消息吗？”；袁华胤称“问过诗伟，6月份之前”。4月28日，张诗伟称“5月有新车应该单子能下来”；张立明询“也就是说5月份可以完成全部发货？对吗？”、“这事您帮帮忙问问；已经在库房存放6月了，时间太长了”，张诗伟表示愿意帮忙沟通。10月15日，张立明询张诗伟“也就是明确，将原来采购的2170台的剩余未发货设备全部改成北汽ec180的设备。这是确认的，车型全部是2017款，数量是1320台，还是还有其他？”；张诗伟表示；“是的目前是这些”；张立明随后又问：“明白，这事确定了吗？张总，如果改完预计什么时间发货？”；张诗伟表示：“时间进度问下袁那边”。12月19日，张立明再次询发货事宜，张诗伟表示会尽力协调并称“现在是这样为了产品后续得到保障，对于我这边采购来说需要签订补充合同，对于产品的迭代及升级保障内容需要签进去后，我们才能确认后续订单的订货”；张立明表示“如果是新的合同完全可以重新拟定”、“但是我们这批2170台的尚未提货完毕啊？”；张诗伟表示“不是新合同，是基于之前的合同”。2020年5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积极与原告联系剩余设备提货事宜并及时支付合同款等。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电子邮件、采购合同、订单、物流单及销售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发票、转账记录、律师函及快递凭证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1320台系争设备的买卖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一、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虽有本合同项下订单采购数量不超过2170台的表述，但该“2170台”仅为采购数量的上限，并非明确的采购数量，而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每次供货须以双方共同签章的订单为准，并且原告应根据订单的交货时间及地点交付货物，据此本院认为，上述合同仅是双方就涉案设备采购达成的框架性意向，而涉案设备具体的买卖合意应以双方的订单为准；二、原告主张具体买卖关系还应参考双方间的邮件往来及微信聊天记录，但原告提供的张诗伟发送给张立明的电子邮件中虽提及了采购数量及计划供货时间，但该邮件发送时间早于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时间，且没有涉案设备的具体价格，缺少有效要约的构成要素，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在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方从未就原告主张的剩余1320台设备作出下达订单或要求交付的明确表示，此外，原告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间就系争的1320台设备存在买卖的合意，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开元智信通软件有限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1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8,61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红军法官助理 王奇彦书 记 员 顾 贤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