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22857号原告：王锐，男，1947年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燕，北京市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北京市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楼毅东，男，196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v>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毅威，男，系被告之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平，上海九州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锐诉被告楼毅东股票权利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金练红独任审理。被告在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月1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同年3月20日、4月9日，本院组织了两次庭前会议。同年5月7日，由审判员金练红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原告代理人徐振东、被告代理人楼毅威及周平到庭参加应诉。后因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金练红、陈宇琦、人民陪审员叶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同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毅威、周平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鉴于双方有调解意向，法庭给予双方当事人两个月进行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原就职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2000年,上海银行出于筹集资金、增资扩股的考虑,向内部员工提出配股方案,员工每人可认购上海银行15,000股股份,每股作价2.12元,股份分红以股票和现金的方式按年支付。同年2月,被告以经济拮据为由向负责配股事宜的同事童伟娟表示放弃本次配股,并表示愿将此次配股权益转让给他人。后童伟娟向原告转达此事,原告对此表示同意,遂原、被告达成合意：由原告受让被告所拥有的上海银行15,000股配股认购份额，股份认购款由原告支付，该15,000股由被告代持,相关的送股、配股、分红等权利均归属于原告;被告于每年股份分红后按时将现金分红款支付至原告处,分红所送股份由被告继续一并代持。协议达成后,原告即支付该15,000股股份认购款31,800元至上海银行处。2002年至今,原告15,000股股份以及相应送股股份共计51,815股,均由被告代持。200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依照约定将相应现金分红款支付至原告处,但从2016年开始,被告以各种借口拖延支付原告股份分红款,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及其配偶催要股份分红款未果。故原告特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名下上海银行51,815股股权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1,815股股权转让登记手续；3.被告支付原告股份分红款43,269.20元及其利息(自起诉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LPR标准计算利息)；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被告撤回了第3项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1.确认书(2018年8月)；2.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股权情况说明；3.证明(韩玉妹、童伟娟)；4.证明(童伟娟)；共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5.原告借记卡历史明细账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股权代持，被告于2013年5月5日支付原告股份分红款3,328.80元的事实；6.被告2018年8月11日回复；7.原告2019年4月17日致被告函件；8.原告2019年4月22日致被告函件；共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被告拖延支付原告股份分红款，经原告催告仍不支付的事实。9.被告2019年9月18日回复，证明被告拒不承认股权代持、拒不支付股份分红款的事实；10.律师函；11.快递单据；共同证明被告违反双方股权代持约定，拒不履行股份分红款支付义务，经原告催告仍不履行的事实。补充证据1.601229：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第四项第(一)条第1款(节录)，证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1999年下发《关于同意上海银行增资扩股的批复》，本次增资扩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9,437.3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2.12元/股。2000年，根据增资扩股方案的要求，上海银行向内部员工提出配股方案，方案确定员工每人可认购上海银行15,000股股份，每股作价2.12元；补充证据2.601229：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第四项第(一)条第5款(节录)，证明2010年4月16日，上海银行2009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增比例为每1股转增0.46股。2010年涉案股份数已增至21900股；补充证据3.601229：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五节第二项(节录)，证明上海银行2014年、2015年、2016年股利分配情况；补充证据4.上海银行601229分红方案公告信息(东方财富网)，证明上海银行2017年、2018年、2019年股利分配情况；补充证据5.601229：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证明2019年11月18日起涉案股份可上市流通；补充证据6.转送股和分红计算表，证明转送股和分红计算方式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分红款金额构成；补充证据7.原告、上海银行原工作人员与被告的谈话录音文字内容(附光盘)，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股份代持事实；补充证据8.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令回复函，证明被告在增资扩股认购名单中，代原告持股份数15,000股。1996年至2015年度上海银行股票历年分红方案；补充证据9.原告工商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2009.9-2012.12)，证明被告历年来转账给原告的红利与上海银行历年分红方案相吻合；补充证据10.童伟娟情况说明，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股权代持事实，以及原告实际出资的事实；补充证据1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沪市)，证明被告目前所持有的股权数额和变动情况，与之前调取的其持有的上海银行股份数额吻合。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1.原、被告间不是股权代持的关系，是借款关系，被告于2000年所购的系争股权对价31,800元系向原告借款所购，并非代持，原告没有出资凭证，不能证明其股东身份，被告每年支付给原告的所谓红利实质是利息；2.2000年上海银行内部配股时曾明文规定禁止对外及对内转让配股权，且上海银行系上市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禁止股权代持，故代持行为应属无效；3.上海银行已于2008年8月18日出具《关于股份托管及登记事项的公告》，要求各股东进行股权登记，但原告并未在当时主张其实际持有被告股份，故应视为其放弃权利，本案诉讼已过了诉讼时效。4.被告于2016年因脑梗入院治疗，本案中被告书写的书面字据系受原告胁迫，且被告脑子不清也不想让老婆知道。但不申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1.上海银行股权管理办法，证明第九条明确规定，股东不得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本行股权。原告所称的“代持”既违法更非事实；2.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托管及登记事项的公告及其附件(2008年8月18日)，证明如原告当年对该股权归属存有纠纷，其作为所谓“代持人”，早应于该项登记时解决。银行上市IPO时，必须对所谓“代持”进行清理，且上市公司的股权是不允许代持的。该托管登记完成已时隔11年，原告即使要主张权利，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改委等《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的意见》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关于转发体改委《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股转让问题的复函》的通知、国家体改委《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证明该三文件均禁止职工所持股份的转让，证明内部职工持股是依附于人身的一项特殊财产性权利，不能违规随意转让，更不能如原告所称“代持”；4.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自1997年5月起，数年被上海银行扣减工资，申请劳动仲裁未果；一审法院也没有公正判决，后终于经上级法院纠错，才予以补偿；5.上海银行北新泾支行工资支付明细表(2000年2月)，证明被告基本工资670元，原告基本工资1,940.40元，“证人”童伟娟基本工资1,341.20元，“证人”韩玉妹基本工资1,313.20元；6.调查令回复函，证明当次认股时，原告本人则有3.5万股的份额，何须“代持”被告股权。该虽为回复函，但只是向职工增资扩股实施方案的节选，不符合证据完整性原则，上海银行关于该实施方案的全文中有禁止委托他人持有本行股权的具体规定，将证明所谓“代持”只是原告托词，且为监管部门所明令禁止；7.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证明2011年9月26日，上海市政府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对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增资、股份变更等事宜予以确认的函》(沪府函[2011]118号)，对该行设立情况、历次增资扩股情况、股份变更和股份托管情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以及内部职工股等情况作出了说明，认为：“上海银行的设立、增资在程序上合法、合规，股份变更和股份托管，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内部职工股有人认购和受让股份真实、合法、合规，目前不存在权属纠纷或者潜在纠纷。如今后发生纠纷或者其他问题，由我市有关部门负责解决”；8.股权证，证明2001年7月23日，上海银行依法向被告颁发个人股东股权证，被告始终应享有该股权证项下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且不容他人侵犯或剥夺；9.被告已患XXX疾病历，证明被告已多次患XXX疾病，其部分表述均受特殊场合的恐惧、抑郁、无奈所致。2019年9月18日由其独立书写完成的表述是未受外界压力与干扰的情况下形成的，更反映被告对事实原本真相的认知与立场；补充证据1.2001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楼毅东借款利息支付情况表，证明双方口头约定利息回报，参照借款所认购的份额对应获得的获利税后金额作为支付利息；补充证据2.两证人证言，证明股权只限于本人认购，不得转让他人；补充证据3.吴敢想上海银行现金解款单，证明当时出资时银行会出具现金解款单，上面会载明出资人的名字；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确认书上没有日期，全文是原告打印好的，数字不是被告填写的，签名是被告本人签的，但故意写错最后一个东字，是表态不确认打印件的事实,是原告逼着被告签字的，内容也违反银行规定；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稿子是原告所写，不是被告真实意思，但是确认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被告签名是本人签名；对证据3、4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童伟娟与原告是异性上下属关系，积极参与催讨说明有利益捆绑，明知不能转让股票还证明，属于道德不端。关于韩玉妹的证词，也是道听途说，积极参与说明有利益捆绑；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借款；对证据6三性均认可，是楼毅东自写的，明确表示是利息；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但只是反映了原告与被告联系，被告并未签字确认；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反而证明原告确认是夫妻共同财产；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证据10、11真实性认可；对补充证据1-5三性认可，以上市公告为准；对补充证据6认为支付的数字被告参照了红利但付的是借款利息；对补充证据7对录音中楼毅东本人陈述无异议；对补充证据8三性均无异议，股权并不是初始发行，而是好多年基础上给被告增资扩股权利，15,000股是连贯性的，依附于人身，不是代持；对补充证据9认为被告给付的是借款利息；对补充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补充证据11认可，本案系借款关系，原告统计的超过15,000股的增股、派股与原告无关。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办法属金融机构部门内部的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被告关于股权代持违法的述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即使真实，被告在办理股权托管及登记时未提交经公证的股份代持协议及委托方的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材料，不影响双方之间股份代持关系的认定，且2018年8月至9月，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履行请求，被告书面确认双方股权代持关系并同意履行，因此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届满问题；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文件仅制止内部职工股向公司以外的个人发行和转让，未禁止公司内部职工之间进行转让和代持行为；对证据4、5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反而证明被告因经济拮据未能认购职工股，才发生代持股份的事实；对证据6、7、8三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曾患有脑梗并不会导致被告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影响被告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对补充证据1金额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2013年之前的股利已全额支付，2014年和2015年只收到3,600元；对补充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证人未到庭作证；对补充证据3认为以被告名义购买股票，现金解款单上的名字是被告的。庭前会议中，原告申请童伟娟、韩玉妹出庭作证。童伟娟作证表示：2000年2月，被告找到她，表示放弃配股，她便告知原告，原告表示由原告来配股。次日，原告将31,800元给了她，她将钱给了被告，被告自己去财务处交了钱。她当时负责统计大家的配股情况。2016年股票上市后，因被告迟迟没有向原告支付此前每年按期支付的分红，故她便参与催讨。韩玉妹作证表示：2000年时，其担任上海银行威宁路支行行长，其是通过同事聚会时知道原被告间有纠纷，因与原被告均关系不错，故促使双方进行调解。2018年其随原告到被告家商谈系争纠纷，当时被告认可其是为原告代持股。被告申请时任上海银行北新泾支行的员工秦菊英、贺月琴、谈僖雷、吴敢想、黄继根、邬丽琴出庭作证。上述六名证人统一表示：2000年配股当天，原告作为行长统一开会传达了“配股股票不能代持、不得转让”。配股后，银行会出具一张现金解款单作为收据。秦菊英、贺月琴还作证表示：当时配股时，被告曾向其借过钱，但其没有借。被告对童伟娟、韩玉妹出庭作证内容不予认可，认为两人为时任行长的原告作证，其双方有不言而喻的利益关联关系，童伟娟随意将原被告之间的借款行为理解为股权代持关系，韩玉妹根本不知道当年的情况只是听别人聊天时传来的杂言碎语。原告对被告方六位证人出庭作证内容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原告从未就配股事宜召开过全行大会，当时确实有文件规定，该规定是办公室主任在部门经理会议上传达，再由部门经理传达到各相关部门。经审理查明：2000年，上海银行决定增资扩股，以每股2.12元的价格向企业法人和员工等定向发行股份，本行员工可以认购的标准为：支行行长35,000股，员工15,000股。原告时任上海银行北新泾支行的行长，被告为上海银行北新泾支行员工，均以自己名义认购了股份，上海银行增资扩股认购清单上记载：原告认购35,000股，被告认购15,000股。2001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每年以税后股利标准向原告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不同金额的款项：2001年支付1,440元，2002-2004每年支付1,200元，2005-2007每年支付1,440元，2008-2010年每年支付1,800元，2011年支付2,102.40元，2012年支付2,277.60元，2013年支付3,328.80元，2014年支付3,854.40元，2015年支付4,204.80元。2016年11月，上海银行股票(601229)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后，被告向原告出具《确认书》，内容为：经楼毅栋和王锐共同确认，楼毅栋所持有的上海银行(601229)未解禁股中，39,858股归王锐所有，解禁后由王锐自行处理，王锐所属有的解禁股若有分红、送股、配股等，楼毅栋将给与划转配合，特立本字据说明。在该《确认书》中有被告本人签字，但签署姓名为楼毅栋。2018年8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说明，载明：王老师，我等小张回来商量好，争取在月底前后，把原来的利息22,666元划给您，另外，商量办法解决后面的股权事宜，到时候回复。工商银行账号已收到。2018年9月14日，原告与案外人童伟娟、韩玉妹至被告家中商谈本案系争争议，原告就商谈内容进行了录音，其中内容包括“王：股票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当时15,000股，现在变成了3万多股，以后再日长夜大，逐步增加心态不平有人有想法了，如果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谈……你老婆不想承认股票的事情。楼：我老婆也没说不承认，她主要想搞清楚……”。同日由案外人童伟娟执笔书写，原、被告签字确认的一份股权事项说明载明：“关于我挂名在楼毅东名下的上海银行股票到2018年9月14日止股权是39,858股。我提出解决的方案：做到股价按现在二级市场的市价适当打折，转让给楼毅东，一次性解决挂名在楼毅东名下的上海银行股票。楼毅东承诺：和家属张春艳商量后在本月给我答复。”2019年4月17日，原告向被告致函表示：上次见面你承诺办好手里的事情后会尽快将我在你账户里的上海银行股票的股息22,666元转给我，同时解决我在你账户里的上海银行股票(2018年9月14日止股数为39,858股)的股权问题……如果从2017年发放红利算起股息22,666元在你账户里足足呆了两年……2019年4月23日，原告委托案外人韩玉妹转交写给被告及其妻子张春艳的信：自2018年8月份在你家几次洽谈以来，距今又过了半年多，楼毅东在股息划转的承诺书和上海银行股票股权确认书中都提到要和张春艳商量后再定……2019年4月17日，我给楼毅东发了微信，韩玉妹也打电话，但楼毅东没给回应，不得已只能到单位来找你张春艳……2018年在你家的几次沟通中你们都信誓旦旦的表示会尽快将股息转给我，但结果是一拖再拖至今未能转给我……但我可以承诺，我挂在楼毅东名下的上海银行股票股权转让和股息划转都顺利进行的话，在最后阶段，我一定考虑给予一定的回报。2019年9月18日，被告向原告书面表示：关于与王老师股权纠纷一事，到上海银行股权科去了解后，因当时是非法取得，所以不存在后面股息之事，到时谈资金多少来解决。2019年9月26日，原告委托北京市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向被告寄送律师函。另查明，2001年7月23日，上海银行向被告核发股权证，股权证记载被告持股数为72,700股。其中15,000股在上市流通之前于2010年4月16日经每股10股送4.60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21,900股，上市流通之后，2017年7月12日经每股10股送3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28,470股；2018年7月9日经每股10股送4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39,858股；2019年6月25日经每股10股送3股的方式送、配股增至51,815股。2016年10月，上海银行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了历次增资扩股情况，在第一次增资扩股情况中写明“本行4,410名员工以货币形式合计认购9,237.30万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1.认购15,000股的对价31,800元，系由原告向被告现金交付，无转账凭证或借条。2.案外人童伟娟时任上海银行北新泾支行的办公室主任。3.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股票代持协议或借款协议，为口头约定。4.15,000股经多次送、配股，至起诉时已为51,815股，目前均登记在被告名下。5.认购股份时上海银行出具的现金解款单收据应由被告保管，现金解款单上的名字是被告。但被告陈述该现金解款单已遗失。6.目前系争股票2019年11月18日起部分解禁，每年解禁15%，故目前系争股票无法全部交易流通。7.被告于2020年4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原告31,800元，主张归还的是借款本金。8.2017年以后被告未再按股利标准向原告支付钱款。2020年7月20日，原告致函本院表示：鉴于被告当初将认股配额给了原告并为原告代持股份,现原告不再主张诉请3关于股份分红款及利息,并一次性支付给被告7万元人民币作为其代持期间的相应报酬。为避免讼累，被告于2020年4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划给原告的人民币31,800元，原告自愿在之后划还给被告。上述事实，有确认书、证人证言、借记卡历史明细账单、原被告往来函件、律师函、上海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谈话录音、调查令回复函、股权证，以及庭前会议、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本院审核，予以采信。因原、被告双方各执己见，致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还是借款关系，若构成股权代持关系，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认定及相关法律后果。本院逐一阐述如下：一、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主张当时被告因经济拮据，无力付款，故自愿放弃自行认购股份，并将认购份额让与原告，原告以31,800元现金方式为被告交纳了认购款，股权名义上是被告的，但实际权利归属于原告，故双方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被告则主张当时31,800元是其问原告所借，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股权实际所有人是被告。本院认为，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约定从约定，在没有书面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应根据现有证据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进行综合判断，就本案情况来分析，应认定双方系股权代持关系。理由如下：一是原被告在交涉过程中，被告认可系争股权归属于原告，从未主张双方系借款关系；二是自2001年起至股票上市前，被告每年给付原告钱款的标准与当年股票分红利润标准完全吻合，符合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法律特征；三是被告主张双方是借款关系，但又陈述对借款具体事宜记不清了，关于借款利率、借款期限、未及时归还本金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四是童伟娟是当时办理股权认购的经办人，韩玉妹亦参与双方发生争议后的协调交涉，两人证人证言也证实双方关于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二、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认定及相关法律后果被告主张2000年认购股份时公司明确规定只允许自己购买，不允许转让他人，相关部、委及上海银行管理规定也明确禁止股权代持，如果是股权代持，说明原告作为时任行长带头违反规定，且上海银行股票已上市，最高院曾有判例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所以即便是代持关系，也是无效的。原告认为合同无效的认定，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且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被告提供的依据属于部门规章或内部管理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无效。本院认为原告关于合同效力认定的意见符合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解释精神，予以采纳。原告作为时任行长，在内部明确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况下，将被告的认购份额转让给自己，以代持方式规避管理，此行为确有不当，也为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但由于代持法律关系建立发生在股票上市前，且因为同属内部员工身份，在股票上市公告披露的信息中予以概括表述，不涉及损害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故本案股权代持行为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关于代持的法律后果处理。原告主张确认股权归属并办理变更登记。被告认为原告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股权的归属应根据双方法律关系确定，鉴于双方系股权代持关系，故实际权利人有权要求将挂名在名义权利人名下的股票确认权利归属并划归本人名下，以结束代持关系，股权孳息(包括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应随之一并划转至实际权利人名下。2000年被告代原告持有的15,000股，经过多次送、配股，目前已增加至51,815股，故确权和划转的股权数额应为51,815股。现原告要求确认上述股票归原告所有，并要求被告配合将上述股票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抗辩的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2016年前双方并无争议，股票上市以后，原告持续与被告沟通，通过微信、电话、律师函等多种方式向被告提出履行请求，而且确权之诉不适用时效制度，故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审理中，原告表示不再主张股权红利，同时考虑到被告将认购股票权利让渡给自己，且代持多年，愿意给予一定的回报，在放弃原有红利诉请的基础上，另外自愿补偿原告70,000元，这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至于被告以还借款为由转账给原告的31,800元，原告明确表示愿意返还被告，为避免讼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楼毅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王锐将股东姓名为楼毅东、证券子帐号为AX********、证券代码为601229的上海银行证券股票中的51,815股划转归原告王锐所有；二、原告王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被告楼毅东70,000元；三、原告王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楼毅东31,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楼毅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练红审 判 员  陈宇琦人民陪审员  叶 菁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华 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