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80990号原告：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董靖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勇，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婧，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上海信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边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自祥，男。原告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信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勇、乔婧，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自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14J-02D-1265QT、14J-02D-1267QT号4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项下所涉货物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货物跌价损失、清关、商检、港杂、仓储、银行费用、政府规费、代理费等损失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合计39,996,704.75元；2、判令被告支付以诉讼请求1为基数，自2014年10月9日起算，计算至起诉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4日、5月29日、6月9日、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14J-02D-1262QT、14J-02D-1263QT、14J-02D-1265QT、14J-02D-1267QT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约定：由原告代理被告与外方签订进口合同，从国外进口混合芳烃3000吨(+/-5%)、15000吨(+/-5%)、5000吨(+/-5%)、12000吨(+/-10%)至中国东莞；被告应在收到海关税单或相应关税、增值税缴款通知书后，将关税、增值税支付给原告；被告应按货物清关后的货物成本和费用在信用证条款所规定的付汇日期前三个工作日按当日汇率计算向原告付清全部货款。若被告未能按期支付的，则应自违约之日起向原告支付年息10%的资金占用费，逾期一个月后，原告有权自行处理货物，所取得收入用于偿付被告欠付的货款和各项费用；如发生外方或货运方或第三人违约或行为不当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原告只负责统一组织索赔，不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被告亦不能以此或其他任何理由拒付原告包括但不限于代理费、货款、关税、增值税、清关储运费、银行费用等其他全部费用。上述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先后从国外进口混合芳烃共计33680.131吨至中国东莞，存入约定的仓储公司东莞市金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明公司”)油罐内。原告先后向国外卖方支付货款共计33,998,026.73美元，并已缴清所有关税、增值税等税费。后因金明公司违约，导致货物无法全部从金明公司油罐处提取。经多方协调和努力，原告进口的上述混合芳烃货物已先后移出提取19576.813吨，仍有13925.305吨无法提取。原告依据《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第2条约定，对金明公司提起仓储合同之诉。2014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委托销售》函，委托原告代为寻找买家购买上述四份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货物，并承诺承担货物截止发函之日已实际发生及待结算的所有费用。受被告委托，原告已就提取的货物全部转售给其他买家。但由于市场价格下跌，转售货物的货款并不足以偿付原告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原告因此遭受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价格下跌损失人民币52,496,704.75元以及清关、商检、港杂、仓储、银行费用、政府规费、代理费等损失及其资金占用利息等。经统计，扣除被告来款及保证金后，被告仍欠付原告遭受的货物跌价损失共计人民币11,735,550.59元以及清关、商检、港杂、仓储、银行费用、政府规费、代理费等损失及其资金占用利息等。对于仍留在金明公司油罐内无法提取的货物，原告已向金明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交付货物并赔偿该损失，该案经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并经广州海事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后。目前，原告申请执行的金额为人民币113,636,442.13元，在扣除实际得到执行的金额及申请执行费后，尚有人民币79,789,903.96元没有履行完毕。2016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对上述所有损失承担责任，但被告没有作出赔付。故原告起诉来院。审理中，原告明确，虽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从金明公司移出的货物为19581.083吨，但实际其提取的货物为19576.813吨(实际存在损耗)。被告上海信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签订过《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双方存在代理关系。二、原告依据仓储合同已经主张权利。2015年2月，原告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一审、二审法院已经查明原告提起了19581.083吨货物，同时认定案件发生的责任均属仓储方金明公司的责任。法院在查明前述事实后判决金明公司承担交付尚余全部货物及赔偿原告损失的义务，原告的利益已经得到维护，原告不应再向被告主张。三、退一步讲，被告就涉案货物也不应向原告再承担任何责任。1、原告就上述判决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了执行，依据广州海事法院(2018)粤72执127、209号之一、(2018)粤72执208号之二、(2018)粤72执398号《执行裁定书》，原告从债务人金明公司、东莞市永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莞市金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就案涉货物收取了人民币1,000万元债权款，但原告对被执行人仍可供执行的人民币1.4亿元执行款放弃了执行，这是原告放弃自身权利的行为，原告放弃执行款范围内的责任应由原告自己承担。从原告的诉讼请求看，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其放弃执行的金额，原告再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2、从原告提供的《告知函》内容看，原告的销售价格超过法院判决的赔偿价格，原告应将全部销售款项计入其收益。原告如没有如实计算的，其请求更不能得到支持。四、被告就涉案合同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40,761,154.16元的款项，原告已没有货物可交付被告，被告保留要求原告返还已付货款的权利。五、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的款项中除1,250万元之外的款项，不应当在广州海事法院的执行案件中抵扣，而是应当在本案中直接扣除。六、原告既然已经放弃了未移出金明公司油库货物可能存在的损失主张，原告在损失是否存在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就要求被告已付款抵算所谓产生的损失，原告的主张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的主张如得到支持，将出现被告已付款被原告占用但没有任何利息、被告如承担责任将自原告付出款项开始再承担利息的责任后果，这显然直接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4日，5月29日、6月9日、6月30日，原告作为代理方与作为委托方的被告签订编号分别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14J-02D-1265QT、14J-02D-1267QT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其中“一般条款”约定：1、本协议所签订的代理进口货物内容和进口合同条款及信用证内容和条款，均由委托方自行与外方充分洽谈确认后，委托代理方对外签约和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代理方与外方签订的进口合同和对外开立的信用证内容及条款委托方完全知会并确认，委托方不得以合同条款和信用证条款本身的缺陷引起的损失向代理方要求赔偿。如在信用证开证前委托方认为需修改进口合同，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代理方，待委托方与外商协商同意后重新委托代理方与外方签订合同。在未经得外商同意的情况下委托方不可以任何理由单方面要求代理方毁约，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委托方承担。如发生外方或货运方或第三人违约或行为不当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代理方只负责统一组织对外索赔的义务，不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委托方亦不能以此或其它任何理由拒付代理方包括但不限于代理费、货款、关税、增值税和清关储运费用、银行费用等其他全部费用。3、保证金。代理方对外签约前2个工作日内委托方须向代理方支付合同金额的2%(汇率按6.3元/美元计算)的签约保证金；在开证前2个工作日，委托方需向代理方支付合同金额的8%作为开证保证金。在委托方对代理方及相关第三方未发生违约行为的情况下，该保证金在委托方分批提货时冲抵相应货款。货物提清前应留存合同金额3%的保证金在代理方。若代理之货物市场跌幅过大，代理方有权要求委托方及时追加相应金额的保证金，跌幅每超过5%追加一次。在代理方发出书面追加保证金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委托方不予以追加的，代理方有权自行处理货物，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委托方承担。上述四份协议书中约定的进口商品均为混合芳烃，数量分别为3000吨(+/-5%)、15000吨(+/-5%)、5000吨(+/-5%)、12000吨(+/-10%)；开证单价分别为300万美元(+/-5%)、1,587万美元(+/-5%)、468万美元(+/-5%)、1,400万美元(+/-10%)。此后，原告按照上述协议分别与外商签订了4份编号分别为2014PC013、2014/35884A、14SUMCRXXXXXXX、XXXXXXX/1719进口混合芳烃的买卖合同。2014年5月15日、2014年8月5日、2014年6月25日、2014年8月5日，外商分别向原告开具了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商业发票，金额分别为：300万美元、15,109,270.20美元、4,606,441.63美元、11,282,314.90美元。在上述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保证金及其他款项为36,418,130.23元。2014年5月26日、2014年6月2日、2014年6月25日、2014年7月12日，广州市海迅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上述合同项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载明了货物数量、完税价格等。另外，原告还缴纳了上述合同项下的进口增值税和关税：编号为2014PC013项下缴纳的增值税为人民币3,239,991.04元、关税为人民币555,109.83元；编号为2014/35884A项下免征关税、增值税为人民币15,842,685.90元；编号为14SUMCRXXXXXXX项下的增值税为人民币4,989,230.76元、关税为人民币854,808.24元；编号为XXXXXXX/1719项下的增值税为人民币12,166,557.17元、关税为人民币2,084,504.37元。2014年5月12日、2014年5月30日、2014年6月10日、2014年7月3日，原告与金明公司分别签订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14J-02D-1265QT、14J-02D-1267QT的四份《仓储合同》，金明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19日出具两张《收货证明》，载明提单重量为3000吨、14689.029吨。2014年7月3日出具《收货证明》，载明提单重量为4921.412吨。2014年9月1日出具《收货证明》，载明提单重量为11069.69吨。2014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委托销售》书，载明：贵我双方签订的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项下货物，由于业务需要，现委托贵司代理我司另寻买家。我司承担该票货物截至目前已实际发生及待结算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清关、商检、港杂、储运、银行费用、政府规费以及资金占用利息等)和再次销售产生的货物价格损失和资金占用利息成本等相关费用。2015年2月10日，本案原告以港口货物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被告金明公司、被告启东丰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广东丰睿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韩月明、**娇，认为原告将进口的混合芳烃货物33680.131吨存放于金明公司。2014年8月，原告按照仓储合同的约定凭出库单向被告金明公司提货不着。随后，被告启东丰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广东丰睿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韩月明、**娇为被告金明公司提供担保，承诺对被告金明公司应承担的仓储合同赔偿责任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经多方协调，原告移出了部分货物，仍有13925.305吨未交付。故原告要求被告金明公司交付上述货物，若不能交付，则进行赔偿。2016年3月31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的(2015)广海法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已从金明公司的仓储罐实际移出货物19581.083吨，并判决：被告金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交付储存于金明仓储罐共计2654.919吨以及从金明仓储罐移出的且尚未交付给原告的共计11245.259吨混合芳烃货物，并赔偿上述货物的差价损失人民币43,165,396.02元；被告金明公司不能交付或不能全部交付上述货物的，应向原告赔偿不能交付部分的货物价值损失(按货物总价值人民币102,936,161.42元扣除实际交付部分货物价值计算，实际交付部分货物价值按人民币4,300元/吨计算)以及利息等。金明公司等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的(2016)粤民终11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了关于被告金明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述判决主文内容。因金明公司等因到期未能履行判决义务，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广州海事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的(2018)粤72执398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即本案原告申请执行人民币113,636,442.13元，支付申请执行费后，仍有人民币79,789,903.96元尚未履行完毕，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5年1月至4月期间，原告向被告发出了《告知函》53份，载明了合同编号、销售单价、销售金额，并载明了被告需承担函件列明所涉货物实际已发生及代结算的所有费用，包括了合同成本单价(上述成本单价仅包含关税、增值税，不含其他任何费用)、销售单价、实际销售数量和市场跌价损失。并称，请被告及时将上述损失补付原告，若拖延不付，原告将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来款及保证金中扣除，如上述方式无法补足原告损失，原告有权向被告进一步索偿。被告在上述《告知函》的回执上均盖章确认，并载明：“我司将依据双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履行相应义务，并将在合理期间内就贵司实际所受损失补付贵司。若拖延补付的，我司同意贵司从贵我两方自2014年1月1日起所签订的系列《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之来款及保证金中扣除，并对依此仍不能清偿部分继续向贵司承担相关责任”。以上《告知函》中载明的货物跌价损失为人民币48,174,488.75元。2016年10月24日，原告委托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赔偿包括货物跌价损失共计人民币11,735,550.59元(即63份《告知函》项下的52,496,704.75元-40,761,154.16元)以及清关、商检、港杂、仓储、银行费用、政府规费、代理费等损失以及资金占用利息等；倘若金明公司无法交付剩余货物、原告客户的损失也无法得到足额赔偿的话，被告负有向原告客户赔偿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义务，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价款、跌价损失、年利率10%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税款损失等。原、被告确认，本案系争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被告向原告支付了36,418,130.23元，该款为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合同项下的全部关税和增值税、余下款项为四份合同项下的保证金。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进口买卖合同及翻译、商业发票及翻译、货物进口报关单、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仓储合同、提单及收货证明、委托销售函、(2015)广海法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终1153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72执398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告知函、律师函及公证文书、付款凭证和广东银行电子回单。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5月8日至6月3日10份《告知函》，以证明针对14J-02D-1265QT合同项下的实际销售数量为2668.84吨，市场跌价损失共计4,322,216元，因被告无法确认，且上述《告知函》中并无被告签章，故本院对其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难以采信。审理中：一、原告进一步明确，原告主张的第1项诉讼请求为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在本案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原告实际存有两部分损失：第一部分为，针对已经提取的货物，因被告委托原告销售所产生的市场跌价损失，即62份《告知函》(其中53份有被告盖章确认，10份被告并未盖章)所记载的损失；第二部分为原告未能从仓储公司提取到的货物损失，也就是广州海事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涉案件中因未能提取货物所遭受的损失。由于上述第二部分损失中仍存在79,789,903.96元未能执行到位，且目前执行案件被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程序，执行不到位的风险很大，故原告将被告已经支付的除1,250万元之外的其余款项，认为应当在上述未执行到位的款项中抵扣。二、被告庭审中确认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合同项下的关税和增值税共计1,250万元(货物在海关时对外需要垫付关税和增值税，但此时货物最终核价尚未出来，故海关按照1,250万元做的关税和增值税的预先征收，最终应当以海关出具的实际关税和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载明的金额为准。由于原告在计算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合同项下的损失时已经将这两份合同项下的关税和增值税的损失计算在内，故被告已经支付的该两份合同项下的关税和增值税1,250万元应当予以扣除)。被告同时明确，当时在付款时财务未区分已付款项的性质，但确认已付款项中1,250万元确系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合同项下的关税和增值税。三、原告与被告确认，除本案所涉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之外，就双方此前合作关系中被告尚有结余款4,343,023.93元在原告处，同意作为本案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的保证金。同时，原、被告确认，被告已付款36,418,130.23元中除1,250万元系编号为14J-02D-1262QT、14J-02D-1263QT合同项下的关税和增值税外，其余款项为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的保证金。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后，原告按照上述协议书的约定代理进口了相应货物，此后，在货物进口之后，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向原告出具了《委托销售》书，被告委托原告将上述《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进口的货物代理被告另寻买家进行销售，并承诺承担对于再次销售产生的货物价格损失和资金占用利息成本等相关费用。现原告审理中也确认本案所主张的系基于代理被告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损失，故本案纠纷系双方基于《委托销售》书项下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即双方系在该委托关系项下，原告基于被告委托销售的授权而对外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损失而主张的权利。现原告在审理中明确从金明公司实际提取的货物为19576.813吨，并已经将这些货物全部对外销售，由此产生了货物跌价损失，且货物跌价损失的金额也已经得到了被告的确认。但从原告目前提交的63份《告知函》可以看出，其中仅有53份《告知函》的内容得到了被告的盖章确认，即被告对该53份《告知函》所载明的货物跌价损失的金额无异议，上述损失共计48,174,488.75元。其中应当扣除双方确认的1,250万元。对于被告支付的其余款项28,261,154.16元，双方确认系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保证金，原告认为保证金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抵扣，被告认为应当直接在上述损失中予以抵扣。对此，法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种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现从原告给被告的《告知函》中可以看出，原告在该函件中已经明确对于被告补付的损失将在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来款及保证金中扣除，且被告在回执上亦同意抵扣，故双方的上述抵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确认28,261,154.16元已经在上述损失中予以抵扣。加之，原、被告在审理中也确认就结余款4,343,023.93元作为四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的保证金，故该保证金也应在本案中抵扣。由此可见，就原告因受被告委托销售货物所产生的市场跌价损失，被告尚欠48,174,488.75元-1,250万元-28,261,154.16元-4,343,023.93元=3,070,310.66元应当支付原告。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原告在向被告发送《告知函》明确跌价损失的同时，要求被告及时将损失补付原告，被告在回执中也承诺在合理期间内补付损失，但并未约定赔偿损失的具体时间，故本院认为应当在原告向被告明确损失金额后，被告及时予以支付，本院认定应当在2015年4月底前支付，故相应利息损失应当从2015年5月1日起算。至于原告所主张的未有被告盖章确认的《告知函》项下的损失4,322,216元，因被告对告知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损失的确实存在，故本院难以支持。原告还认为由于其未能从仓储公司提取到的货物损失，因法院尚有7,000余万元未执行到位，故被告所支付的28,261,154.16元不应当在本案中抵扣。对此，如上所述，上述款项已经发生抵扣效力，故本院对于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信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损失3,070,310.66元；二、被告上海信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3,070,310.66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3,070,310.6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68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96,684元，原告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54,684元，被告上海信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2,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铁红审 判 员  杨立转人民陪审员  吴慈新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 助理  陆 琳书 记 员  陈燕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