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4441号原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经营者：朱介青，男，1975年4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浒墅关镇山林村(6)石羊头9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江苏绿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明举，江苏绿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单耀晓，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董育飞，女，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亮，上海市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简称“远隆苗圃”)诉被告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聚隆公司”)、被告董育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7月6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案于2020年9月7日、12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远隆苗圃的经营者朱介青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远隆苗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苗木款2,342,905元及以2,342,90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4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事实和理由：董育飞系聚隆公司青岛项目部的负责人，2013年开始，董育飞陆续向原告采购苗木，原告累计向聚隆公司青岛项目部供应价值400余万元苗木，期间两被告与原告经营者朱介青签订协议，以青岛裕龙檀顶山住宅小区4-4-803的一套工抵房冲抵两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苗木款1,678,131元，但该房由朱介青委托中介出售给案外人刘某某后，聚隆公司未将房屋出售款支付给原告。聚隆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支付了900,000元，余款未履行。董育飞系聚隆公司的代理人，聚隆公司为被代理人，两被告应对欠付原告的货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被告聚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关于对方提供的送货金额，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均不是送货当时形成的，是伪造的，不能作为统计送货金额的依据；2、关于结算主体，原告一直是和董育飞沟通开展业务，董育飞虽然是由聚隆公司为其缴纳社保，但是并非其所有的业务都是代表聚隆公司的，她不是聚隆公司青岛分公司的负责人，聚隆公司与董育飞是挂靠关系，董育飞承接的业务只有部分是聚隆公司的，还有一些是以董育飞自己名下的公司或者别的公司的名义承接的业务，并且在之前已经通过苏州吴江等地几套工抵房抵债给朱介青等方式结算完毕了，不欠原告的货款；3、原告对2013年3月起的款项要求结算，超过诉讼时效；4、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记载的项目名称来看，2013年起山东寿光等项目不是聚隆公司的，2016年-2017年的项目基本是聚隆公司的，但是2016年之后原告与被告聚隆公司均是采用书面合同方式进行采购，且双方的苗木款项已经结清，无拖欠货款的情况；5、原告作为个体工商户是2016年7月才登记成立的，本案中2016年之后的货款已经结算完成，争议的是2016年3月之前的货款，原告没有起诉资格，法院应该裁定驳回起诉；6、聚隆公司与朱介青的以房抵债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聚隆公司以通过与案外人签订抵债协议得到工抵房抵冲董育飞欠付的苗木款，聚隆公司向朱介青提供了空白的指定买受人函，按照聚隆公司与朱介青的协议，房款收取等手续均应由朱介青负责，房屋已经过户至朱介青指定的案外人刘某某名下，房屋出售后，聚隆公司也未收到房款。聚隆公司与案外人的抵债协议经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已经履行完毕，聚隆公司不再欠付该抵债协议项下的货款。后考虑与原告长期合作的关系，经董育飞向聚隆公司请款，聚隆公司以预付苗木款的形式向原告支付了900,000元。被告董育飞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经营者朱介青与董育飞确实有业务往来，但是已经结清。现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的签字均不是董育飞所签，送货单上记载了单价和金额，明显不是在送货当时形成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员，都是工地上的流动人员，很多早就离开了，签字和送货时间不能对应，送货单是原告伪造的，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2016年3月前董育飞欠朱介青的苗木款1,678,131元，已经由聚隆公司用青岛裕龙檀顶山住宅小区4-4-803商品房冲抵,该工抵房抵债事宜已经履行完毕。2016年结算余款后，因聚隆公司要求，董育飞和原告的苗木买卖全部是签订了书面合同，履行和结算时需要开具发票。2016-2017年，董育飞代表聚隆公司向原告采购苗木款共计622,175元，均由原告和聚隆公司签订了合同，聚隆公司直接支付货款580,000元，剩余的款项由董育飞及其下属徐宏伟个人账户支付。经审理查明，原告远隆苗圃为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2016年7月25日，经营者为朱介青。原告为主张本案的货款，提供2013年3月15日-2017年9月9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编号为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等等。送货单客户抬头均为聚隆公司，备注有山东寿光金典工地、上海临港皇冠假日酒店、山东寿光中南世纪星城、海尔云世界等等项目名称，送货单并记载送货苗木的品类、数量、单价、运费，总价等内容。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为朱介青签名，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部分无人签字，部分签有黄余好、小李、沈利荣、李俊等签字。送货单形式分存根联、客户联、回执联三联，大部分送货单三联均在原告处。原告经营者朱介青在本案审理中陈述，朱介青10年前开始和董育飞做业务，自始至终都是和董育飞联系的，刚开始是在嘉定做假日酒店，其问董育飞什么抬头，董育飞说是聚隆公司。后来2013年董育飞去山东做了，双方的业务中也有一些不是以聚隆公司名义做的，但是货是送到山东的，董育飞在吴江给过朱介青一套房子抵货款。其余送货单都是董育飞跟朱介青说的写聚隆公司抬头，订货送货是双方用QQ沟通，董育飞跟朱介青讲好要的树种、规格，再定价格，我们通过QQ、微信进行沟通，货物是朱介青自己的，用配载车送过去，有些有人签字的，送货单一式三联，第二联给董育飞。对账的时候通过QQ发给董育飞的财务徐明凤，对好账确认之后朱介青再发给董育飞。后面原告和聚隆公司签过合同的，是送货过去需要他们付多少钱就签多少钱的合同，不是先签合同再送货的。但是因为朱介青保管不善，朱介青和董育飞沟通的QQ记录现在都没有了。本案中提供的送货单是原告方自己留的备份送货单，为了本案的诉讼，朱介青去找了董育飞之前手下的项目工作人员补签的。原告主张的欠款金额组成，是依据原告自己制作的账本，记录截至2016年年底累计欠付苗木款2,939,500元，2017年4月17日-2017年9月9日新发生苗木款530,985元，扣除2017年已经收到的货款227,580元，以及聚隆公司2018年2月12日支付了900,000元，余款为2,342,905元。原告审理中确认，其提供的送货单中，部分备注为“山东寿光中南世纪星城”项目的，虽送货单记载的单位是聚隆公司，但是确实不是聚隆公司的项目，董育飞因其他公司的项目的货款债务用另一套位于苏州吴江的工抵房抵债给朱介青，朱介青将该房出售后，得到了房款约130万元。2016年3月31日，聚隆公司(甲方)和朱介青(乙方)签订《抵房协议书》，内容为：1、乙方为甲方青岛项目部(负责人董育飞)供应苗木，董育飞对乙方负有付款义务；2、乙方同意甲方以商品房裕龙檀顶山住宅小区4-4-803(简称“系争抵债房屋”)1套，抵徐宏伟应付乙方苗木款，房价总款1,678,131元，全额抵顶苗木款；3、董育飞配合乙方完成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所涉及到费用等一律由乙方自行负责。并附甲方与开发商工程款抵房协议。该合同签章处，聚隆公司加盖公章，董育飞并作为聚隆公司代表人签名。《抵房协议书》签订后，聚隆公司向朱介青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8日的《授让证明》，内容为对系争工抵房现由我司指定的个人名义购买，指定人员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空白。2017年7月23日，朱介青作为甲方聚隆公司的代理人，经中信家园房产经纪服务部居间介绍，与乙方案外人刘某某签订《房屋转让协议》1份，记载，经协商甲方同意将其名下系争抵债房屋，建面134.33平米(最终以网签合同面积为准)，转让给乙方刘某某，转让价格为1,800,000元。乙方于签订协议当日支付定金100,000元，余款1,700,000元于网签签订完毕当日给付甲方；签订本协议之后，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网签等相关手续，办理网签之前甲方与开发商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承担网签及网签后的相关手续费和税费。审理中，刘某某于2020年12月18日向本院作出陈述，2017年7月，其经中信家园房产中介居间介绍，购买了系争抵债房屋。房屋价格180万，不含中介费和税费。2017年7月23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当天支付100,000元定金给中介方，2017年11月其接到青岛永基地产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永基公司”)通知去办网签，2017年11月3日与朱介青、聚隆公司一个称是会计的男性以及中介方一起至青岛永基公司办理网签，当日到青岛永基公司后要求将1,678,131元房款直接在青岛永基公司刷POS机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剩余房款就直接转账给了当时的中介方高显伟，由中介方和朱介青结算。青岛永基公司向其开具金额为1,678,131元的收据。房子是在2018年才交房然后去过户的，交房的时候说房子的面积和网签的合同的面积有误差，其又另外补了房差，交房的时候青岛永基公司向其交付了金额为1,686,875.82元的发票，应该是房款加差额部分的全部。刘某某并向本院提交其光大银行对账单、2017年11月3日青岛永基公司POS机的签购单、青岛永基公司开具的收据、发票，显示刘某某在2017年11月3日通过POS机向青岛永基公司支付房款1,678,131元，青岛永基公司当日向其开具收据，内容显示入账日期2017年11月3日，交款单位刘某某，收款方式刷卡，金额1,678,131元，收款事由4-4-803房款。2018年9月4日，青岛永基公司向刘某某开具编号为XXXXXXXX的青岛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金额为1,686,875.82元。审理中，原告经营者朱介青陈述，刘某某系其委托的中介方寻找的客户，刘某某购买系争抵债房产价格为1,800,000元，其中1,678,131元交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余款121,869元支付给中介方后，中介方支付给了朱介青。经查询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材料显示，2017年11月9日，刘某某与青岛永基公司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青岛永基公司以1,678,131元向刘某某出售裕龙.檀顶山(拜泉路片区项目)4号楼4单元803室房屋，合同第六条约定，签订本合同时，该房屋建设工程建设到正负零以上，刘某某应当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如期足额将房价款解入青岛永基公司的预售款监管账户，预售款按政府规定监管使用。2018年10月19日，青岛永基公司与刘某某办理《房屋交接书》，记载房屋实测面积为135.03平方米，房价款为1,686,875.82元。后刘某某于2018年11月26日办理了系争抵债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2017年7月17日，原告向聚隆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510,317.90元的苗木款发票。2017年7月20日，原告和被告聚隆公司另签订《苗木购销合同》1份，约定聚隆公司向原告购买一批苗木，清单见附件，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的，合同金额为1,510,317.90元。该合同实际未附苗木清单。审理中，原告和聚隆公司均确认该合同项下未交付苗木。2018年2月12日，聚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该合同项下900,000元，转账凭证备注为“苗木”。关于2017年7月20日《苗木购销合同》的签订，朱介青陈述，因《抵房协议书》履行时，房屋由朱介青委托中介出售，找到买家刘某某，其与董育飞说卖房的事情，董育飞说要把房款支付给青岛永基公司，青岛永基公司再给聚隆公司，然后一周后给朱介青。原因原告也不清楚，朱介青问过董育飞，董育飞说是要走账，让原告开发票，且表示因为聚隆公司要扣董育飞的10个点的管理费，故只能跟原告签订1,510,317.90元的合同，为了拿到房款原告就签了合同，不存在双方要买卖苗木的事实。但是签订该合同不代表原告认可就该笔抵债款原告同意只按1,510,317.90元结算，原告之后一直跟董育飞发短信要全额的房款。两被告陈述，聚隆公司提供的系争抵债房产系青岛永基公司抵债给聚隆公司的，聚隆公司和青岛南村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青岛南村公司”)及青岛永基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也作为了与朱介青签订的《抵房协议书》的附件。按照《协议书》聚隆公司对抵债房屋无需支付房款，仅对面积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且青岛永基公司同意聚隆公司指定买受人。按照聚隆公司和朱介青的《抵房协议书》，朱介青受让系争抵债房产，无论是自用、还是对房屋转让，包括价款、房款收取方式等均为朱介青自由处分，聚隆公司无权参与，系争抵债房屋产权变更后，《抵房协议书》即全部履行完毕。不清楚为什么刘某某会把房款打给了青岛永基公司，是朱介青的原因导致刘某某将房款打到了青岛永基公司，应由原告向青岛永基公司追讨该房款。原告主张聚隆公司收到青岛永基公司1,678,131元款项，再支付给原告的请求，无合同依据，不符合公司财务规范。因此聚隆公司仅同意按苗木采购方式向原告转付货款，但前提是须存在青岛永基公司向聚隆公司转账的事实，该转账款项到账后即作为工程项目款，履行《苗木购销合同》向原告采购。若青岛永基公司将款项支付给聚隆公司，聚隆公司需要向青岛永基公司开具发票，有5%的税点，董育飞也需向聚隆公司支付管理费5%，工程税费、管理费共计10%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同意后于2017年7月17日开具金额为1,510,317.90元发票，2017年7月20日签订金额为1,510,317.90元的购销合同。聚隆公司已于2018年2月12日支付给原告900,000元，是因为当时年底原告资金困难，我们认为和朱介青是长期合作关系，董育飞也去了解了房款确实交到了青岛永基公司处，董育飞据此向聚隆公司申请预付给原告900,000元的款项，支付的时候备注为“苗木款”。但之后聚隆公司未收到青岛永基公司的房款，也未向青岛永基公司开具发票。董育飞事后找青岛南村公司确认此事，并要求将款项转给聚隆公司，青岛南村公司的工作人员将董育飞联系方式拉黑。董育飞也告知朱介青，先去诉讼，2018年聚隆公司起诉青岛南村公司时，诉请金额也包含了系争房屋的房款，但是诉讼中青岛南村公司否认收取了系争抵债房屋的房款，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聚隆公司和青岛南村公司、青岛永基公司的三方协议已经履行。900,000元是预付款的苗木款的性质，原告未向聚隆公司供应该合同项下的苗木，聚隆公司保留追偿该已付款900,000元的权利以及撤销2017年7月20日《苗木购销合同》的权利。朱介青曾通过短信、QQ多次向董育飞催讨苗木款，催款内容包括系争抵债房屋作价款1,678,131元与1,510,317.90元合同款的差额167,813.10元，要求差价支付给朱介青，董育飞在审理中确认收到催款信息，但是未回复。2019年9月10日，朱介青委托江苏绿象律师事务所向聚隆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2016-2017年的苗木款2,342,905元，未果。原告与被告聚隆公司于2016年另签订3份《苗木购销合同》，其约定的交货时间均为2016年11月22日起，合同总金额为622,175元。聚隆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至8月15日期间以转账的形式向原告付款580,000元。审理中，原告确认与聚隆公司签订的该三份书面买卖合同均已经结算完毕。另查明，2015年7月15日，案外人青岛南村公司(甲方)与聚隆公司(乙方)及案外人青岛永基公司(丙方)达成《协议书》1份，记载因聚隆公司为青岛南村公司“裕龙.青岛假日”项目施工单位，青岛南村公司对聚隆公司有付款义务，三方同意以青岛永基公司的系争抵债房屋一套，房价1,678,131元抵顶工程款。三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即视为甲方已向乙方支付了工程款1,678,131元，乙方不再以任何方式向甲方索要上述工程款。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对房屋进行出售或者最终交付乙方；若工程割算产值进度款达不到抵顶的商品房总价款时，差额部分乙方以现金方式补足差价给丙方；为保证各方权益，乙方施工后的产值达不到抵顶的房屋总价款的，乙方应补齐房款差价，甲方才予以办理网签。该房屋乙方指定买受人，丙方与乙方指定的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办理购房手续。丙方负责给乙方指定的买受人开具全额购房款收据，同时乙方为甲方开具相等金额的工程款发票，买受人根据丙方指定时间办理购房网签手续；该房屋暂测面积与房产最终测绘面积发生差异时，甲乙双方按成交单价做“多退少补”处理；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仍未售出的抵顶房屋，乙方应当作为买受人与甲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乙方可以指定第三人与甲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但应当向甲方提交加盖乙方公章的指示函。聚隆公司因与青岛南村公司关于工程款的争议，于2018年向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号为(2018)鲁0283民初8678号，该案审理中查明，青岛南村公司为支付聚隆公司工程款，由聚隆公司与青岛南村公司、青岛永基公司签订协议，青岛永基公司以其开发的系争抵债房屋作价1,678,131元抵顶青岛南村公司欠聚隆公司工程款；聚隆公司与青岛南村公司、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以青岛裕龙润邦住宅小区3套房屋作价1,494,735元抵顶青岛南村公司欠聚隆公司的工程款。该案审理中，聚隆公司对上述四套以房抵债的工程款部分提出，抵债协议已经履行，但青岛永基公司、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将房屋出卖后未将相应价款支付给聚隆公司，聚隆公司未收到房款。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抵顶协议已经履行，从形式上看，聚隆公司与青岛南村公司涉及抵顶协议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故确认上述协议涉及1,678,131元及1,494,735元房款为聚隆公司已经收到青岛南村公司的工程款。聚隆公司是否收到房款涉及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如聚隆公司认为案外人侵犯其权利，可以另案主张，并作出判决。该案判决后，青岛南村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鲁02民终959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后，聚隆公司尚未向青岛永基公司、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主张抵顶房款的返还。聚隆公司表示，除本案所涉青岛永基公司系争抵债房产外，其余因工抵房房款事宜在协商过程中。本案审理中，朱介青到庭说明，因与被告结算的过程中以远隆苗圃为主体开具发票等原因，朱介青同意本案中与两被告的结算事项均由远隆苗圃来主张。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抵房协议书》《协议书》《房屋转让协议》、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资料、朱介青与董育飞的短信记录，被告提供的《苗木购销合同》、付款凭证、(2018)鲁0283民初8678号及(2019)鲁02民终9591号民事判决书、《律师函》，案外人刘某某的陈述及提供的付款凭证、发票、收据等证据材料在案可稽。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欠付的苗木款金额；三、《抵房协议书》及其履行情况是否产生消灭本案系争债务的效果；四、本案货款的支付主体。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本案原告主张的结算期间自2013年起，远隆苗圃作为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为2016年7月25日，聚隆公司所辩称的应分阶段区分结算主体的意见本院予以认同。但考虑个体工商户的商事特性应为公民(自然人)范畴，其经营的风险由经营者承担，个体工商户与经营者利益一致，且本案中确实存在后续开票、付款均付至原告账户的情形。朱介青作为原告的经营者，在本案中表示同意本案全部结算事宜以原告的名义来主张，本院对原告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二、关于欠付的苗木款金额。本案中各方在2016年11月以前的苗木业务均无书面合同，原告陈述的其主张的苗木款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依据原告单方记录的金额。虽其曾向董育飞和聚隆公司通过短信和律师函方式催讨，但金额均未得到两被告确认。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送货单中虽有记载送货金额，但两被告对送货单均不认可，送货单存在明显的编号连号、部分送货单三联均在原告处、部分缺少签收、签字签收的人员身份无法核实的情况，原告方也自认其与董育飞沟通订货的原始记录无法提供，送货单系其为本案诉讼事后找人补签，并非业务发生时的原始记录。即使签收人与两被告有关，签收人作为项目中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对结算价格、运费等作出决策，送货单无法客观真实的反映原告与董育飞发生业务关系期间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但朱介青与聚隆公司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明确了董育飞对朱介青有付款义务，聚隆公司以系争抵债房屋冲抵徐宏伟应付给朱介青的的苗木款，房价总款1,678,131元，全额抵顶苗木款。董育飞在本案中也认可徐宏伟是下属人员，确认《抵房协议书》中记载的苗木款的债务人是董育飞。故本院认为，依据上述《抵房协议书》可以确认，截至2016年3月31日，董育飞欠付朱介青苗木款1,678,131元。另，聚隆公司提供了2016年11月22日与原告签订的3份《苗木购销合同》，原告确认上述3份《苗木购销合同》均已经结算完毕。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金额为1,510,317.90元《苗木购销合同》，因合同双方均确认该合同项下未实际供应苗木，而系为履行抵房款的支付而订立，不应另行作为计算原告送货金额的依据。原告虽主张1,678,131元并非为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全部欠付货款，2016年-2017年期间还有其余货款未结算，但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除上述金额外其余货款的组成，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关于《抵房协议书》及其履行情况是否产生消灭本案系争债务的效果。本案各方当事人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书》约定了以系争抵债房屋替代董育飞应支付给朱介青的货款的给付，朱介青实际受领抵债房屋后，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协议约定董育飞配合朱介青完成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所涉及到费用等一律由朱介青自行负责，两被告据此辩称因系争抵债房屋已经过户登记至朱介青指定的案外人名下，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抵房协议书》确定的债务已经消灭，至于房款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系因朱介青的原因所致，应由朱介青承担相应的后果或由朱介青向青岛永基公司追偿。本院认为，以物抵债本身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未对其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合同的解释，揭示蕴含在以物抵债协议中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房协议书》并未对系争房产在过户交易过程中的付款、交付等事宜作出约定，但无论实际如何履行，若要达到《抵房协议书》履行完毕抵销系争债务效果，均需要实际有以系争抵债房屋的给付代替原有货款给付的行为，即朱介青无需支付对价，即可获得系争抵债房屋的产权。但系争抵债房产并非聚隆公司所有，履行《抵房协议书》需所有权人青岛永基公司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而青岛永基公司并非《抵房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故《抵房协议书》未对青岛永基公司产生约束力。从聚隆公司、青岛南村公司、青岛永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约定聚隆公司可以指定买受人，但未明确指定买受人受让系争抵债房屋时的房款支付的具体操作方式，且系争抵债房屋作为商品房，其出售还需遵守对商品房销售资金监管等规则。即使该《协议书》作为了聚隆公司与朱介青的《抵房协议书》的附件，也无法得出若朱介青将系争房产出售给他人，在售房款直接由朱介青自行收取的情况下，即可以实现房屋过户登记的结论。从本案履行情况来看，聚隆公司向朱介青提供了买受人空白的指定买受人函，朱介青在2017年7月23日与案外人刘某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但原告在2017年7月17日向聚隆公司开具金额为1,510,317.90元的发票，聚隆公司在2017年7月20日即与原告签订金额为1,510,317.90元《苗木购销合同》，按照聚隆公司对该合同签订情况、金额组成的陈述，可以推定聚隆公司和董育飞在朱介青与刘某某协商转让系争抵债房屋并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已经知晓且同意系争抵债房屋的售房款将由青岛永基公司收取的事实，聚隆公司并同意由其向原告支付房款。故《抵房协议书》系因约定内容不明确，且因实现合同目的需案外人青岛永基公司配合导致无法履行，不能仅苛责于朱介青。本案中，朱介青虽指定案外人刘某某获得了系争抵债房产，但同时以其指定的购房人刘某某支付房款给青岛永基公司的方式支付了系争房产的对价，且青岛永基公司收取房款并非因朱介青支付错误所致，而系聚隆公司未能履行使朱介青同时获取房屋及房款的义务，故系争抵债房屋的给付并未替代原有苗木款债务的给付，不能产生以物抵债全额消灭1,678,131元苗木款债务的效果。四、关于本案货款的支付主体。本院认为，《抵房协议书》以及本案审理中被告董育飞的陈述均认可董育飞系1,678,131元苗木款的债务人，而聚隆公司与董育飞有挂靠关系，且董育飞与原告之间的部分苗木业务系因聚隆公司的项目所需，聚隆公司在《抵房协议书》中同意由其承担以房抵债的责任，同时在《抵房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方式无法完成时，聚隆公司又与原告于2017年7月20日重新签订金额为1,510,317.90元的《苗木购销合同》，且聚隆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了900,000元。本院认为该《苗木购销合同》应视为《抵房协议书》无法履行后，聚隆公司与原告就聚隆公司承担债务的金额及方式另行达成的合意，聚隆公司以1,510,317.90元为限额加入系争债务，对系争货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聚隆公司与原告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约定扣除抵房款金额10%的费用后将余款支付给原告，此种履行形式已经不符合以物抵债的典型特征，朱介青因出售系争抵债房产所得的房屋溢价款121,869元系基于各方“以房抵债”的合意所收取，在《抵房协议书》无法履行、且相应的追讨售房款的风险由聚隆公司承担的情形下，该房屋溢价款121,869元应返还给聚隆公司，故本院认定该121,869元应作为原告的已收款从应付苗木款中扣除。此外，聚隆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向原告支付的900,000元也应作为已付款扣除。以1,510,317.90元为责任限额，扣除房屋溢价款以及已经支付的900,000元后，聚隆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金额为488,448.90元。而董育飞作为主债务人，原告始终未放弃要求其承担聚隆公司扣除的10%的费用部分的货款，故应对1,678,131元苗木款扣除上述已付900,000元及房屋溢价款121,869元后的剩余货款656,262元承担还款责任。此外，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董育飞作为债务人未及时结算2016年3月31日之前即产生的苗木款，原告主张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聚隆公司与原告2017年7月20日的《苗木购销合同》记载的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且原告与聚隆公司均确认该合同项下无苗木交付，故该合同的签订应视为对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确认。聚隆公司应在合理期间内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聚隆公司在原告起诉前支付了部分款项，原告主张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本院亦予以支持。对聚隆公司关于原告主张自2013年开始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本院认为，2016年3月31日各方签订的《抵房协议书》对本案系争的苗木款重新进行了确认，并约定了结算方法，此后原告及其经营者朱介青并未怠于行使对系争货款追讨的权利，且货款支付因各阶段约定的履行方式不同均在进展中，对聚隆公司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纳。聚隆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承担的相应责任，可通过向青岛永基公司追偿及与董育飞结算另行主张。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董育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支付苗木款656,262元，并支付以656,26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4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被告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董育飞的付款义务在欠款本金488,448.90元以及以488,448.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4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之和的限额内，对原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543元，由原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负担18,300元，被告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被告董育飞共同负担7,243元，两被告支付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徐进峰人民陪审员  何建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罗丹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