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381民初335号原告：万超，男，198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俊，湖南严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王春罗，男，199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强，湘乡市月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原告万超与被告王春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王春罗返还原告万超不当得利1102145元；2、判决被告王春罗承担按照年息6%计算的从2018年9月22日至2020年8月19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73581元；以1102145元为本金按照市场利率一年期计算的从2020年8月20日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以及为实现保全而花费的担保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2017年至2018年间多次产生借贷往来，期间，被告王春罗通过本人银行账号以及石茂旭账号向原告万超转账共计2227000元，原告万超在2017年5月26日至2018年9月21日通过自己及其亲属账户向被告王春罗以及石茂旭的账户还款共计3331000元。原告万超的还款超过了被告王春罗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了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被告王春罗获取了1102145超额利息。被告王春罗答辩称，第一，从2016年6月9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被告共借款给原告总共约400余万元，并非原告所称的200余万元借款本金。现原告仍有110万元借款未偿还，不存在被告获得不当得利的情形。第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的方式都是银行转账加现金支付的方式，且原告均向被告出具了借条。被告在原告还款后均向其归还了借条。所有借款双方均没有约定利息，只有部分借款约定了违约金，且原告只向被告共支付过4-5万元违约金，不存在原告诉称的高额利息。请求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万超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万超母亲彭丽辉的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明，拟证明原告通过其母亲的银行账户向被告以及石茂旭支付了部分款项；证据二、原告与被告以及石茂旭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以及利息计算清单，拟证明被告获取了1102145元的超额利息。被告质证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本金是400余万元，而非原告所称的200多万元。被告王春罗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三、原告书写的借条7张。拟证明原告尚有110万元没有偿还，原告的借款总额并非200多万，而是400余万元。原告质证为：借条确系原告出具，但该11笔借款均已超额偿还。因被告是职业放贷人员，导致其借据无法收回。本院认证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所提交证据的本身并无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故对于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万超从他人处获知被告王春罗对外提供借款后，向王春罗陆续借款。2017年5月26日，王春罗通过石茂旭的账户向原告王超转账10,000元；于2017年6月2日转款27,000元；于2017年6月9日转账30,000元；于2017年6月9日转账4,000元；于2017年6月12日转账22,000元，于2017年6月14日转账27,000元，于2017年6月25日转账27,000元，于2017年6月29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7月6日转账27,000元，于2017年7月9日转账36,000元，于2017年7月14日转账36,000元，于2017年7月18日转账36,000元，于2017年7月21日转账36,000元，于2017年7月24日转账45,000元，于2017年7月25日转账45,000元，于2017年7月27日转账45,000元，于2017年7月31日转账110,500元，于2017年8月1日转账45,000元，于2017年8月4日转账110,000元，于2017年8月12日转账130,000元，于2017年8月27日转账30,000元，于2017年10月23日转账255,000元，2017年11月3日转账250,000元，于2018年3月3日转账160,000元，于2018年3月4日转账150,000元，于2018年3月11日转账150,000元，于2018年3月26日转账100,000元，于2018年3月27日转账120,000元，于2018年4月4日转账143,500元，以上银行流水显示被告王春罗向原告万超转款2,227,000元。原告万超于2017年5月29日向被告王春罗转款5,000元，于2017年6月4日转款1,500元，于2017年6月7日转款13,500元,于2017年6月12日转款22,000元，于2017年6月14日转款30,000元，于2017年6月16日转款30,000元，于2017年6月18日转款1,000元，于2017年6月29日转款21,500元，于2017年6月27日转款21,000元，于2017年6月29日转款10,000元，于2017年7月1日转款2,000元，于2017年7月1日转款28,000元，于2017年7月8日转款30,000元于2017年7月11日转款40,000元，于2017年7月16日转款40,000元，于2017年7月20日转款40,000元，于2017年7月23日转款40,000元，于2017年7月26日转款50,000元，于2017年7月27日转款50,000元，于2017年7月31日转款30,500元，于2017年7月31日转款62,000元，于2017年8月1日转款50,000元，于2017年8月3日转款5,000元，于2017年8月11日转款200,000元，于2017年8月19日转款70,000元，于2017年8月29日转款33,000元，2017年10月17日转款50,000元，于2017年10月17日转款45,000元，于2017年10月18日转款50,000元，于2017年10月18日转款60,000元，于2017年10月18日转款90,000元，于2017年10月27日按30,000元，于2017年10月28日转款15,000元，于2017年10月30日转款28,000元，于2017年10月30日转款2,000元，于2017年10月31日转款10,000元，于2017年11月1日转款20,000元。2017年11月3日转款15,000元，于2017年11月5日转款25,000元。2017年11月6日转款5,000元，于2017年11月6日转款30,000元，于2017年11月7日转款30,000元，于2017年11月8日转款20,000元，于2017年11月8日转款10,000元，于2017年11月9日转款30,000元，于2017年11月11日转款15,000元，于2017年11月11日转款1,000元，于2017年11月12日转款45,000元，于2017年11月21日转款300,000元，于2017年12月4日转款300,000元，2018年3月5日转款37,500元，于2018年3月11日转款140,000元，于2018年3月11日转款7,500元，于2018年3月13日转款40,000元，于2018年3月13日转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17日转款24,000元，于2018年3月18日转款24,000元，于2018年3月19日转款80,000元，于2018年3月20日转款40,000元，于2018年3月21日转款20,000万元，于2018年3月22日存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22日转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23日转款20,000元，于2018年3月25日转款40,000元，于2018年3月26日转款200,000元，于2018年3月28日转款10,000元，于2018年3月31日转款30,000元,于2018年4月1日转款12,000元，于2018年4月1日转款50,000元，于2018年4月1日转款30,000元，于2018年4月2日转款16,500元，于2018年4月3日转款16,500元，于2018年4月5日转款16,500元，于2018年4月6日转款16,500元，于2018年4月7日转款10,000元，于2018年6月16日通过母亲彭丽辉的账户转款80,000元，于2018年9月21日通过母亲彭丽辉的账户转款50,000元。以上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万超向被告王春罗还款共计3,331,000元。上述借款，均由被告王春罗出具预先打印好的统一格式借条，并由原告万超签字捺印。借条上均载明系“现金”借款，借款期限一般为数日不等，借条未约定利息，约定违约金为万分之十五每日。原告万超称，被告王春罗所出借的款项均为转账支付，并无现金借款；借条上虽然未写利息，但实际上是按每万元500元每日的标准预先扣除利息，而后以预先扣除利息之前的金额为本金，再按上述标准计算利息；还款完毕之后的所有借条王春罗均未返还。被告王春罗称，并无万超所说的支付超额利息的情形，以及未返还借条的情形，被告提供借款的方式均为转账加现金，借款金额并不止200多万元，应该为400万元左右。本院认为：关于是否存在原告万超所称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万超的陈述更为可信，理由如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以及实施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规定，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而本案被告王春罗完全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首先，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亲友关系，被告王春罗系向不特定的人员出借资金；其次，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王春罗反复出借资金10次以上，交易频密；再次，被告王春罗以收取违约金等理由，实际收取了高额利息。根据原、被告以及原告和石茂旭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被告王春罗每次转账数额与原告万超还款数额形成有规律的差额比例，一般均为每万元500元/天。被告王春罗解释称，每次出借资金都是部分转账部分现金，但是，难道每一次出借资金的转账资金与现金部分的差额都如此规律？这显然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被告王春罗的解释过于牵强。显然，被告王春罗存在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形。并且，在预先扣除利息之后，原告万超仍然需要以未预先扣除利息之前的金额为本金，再按照每万元500元/天的标准支付利息。这是非常明显的高利借贷行为；又次，即便根据被告王春罗称出借款项部分转账部分现金的陈述，那么除开转账的220万余元之外，应当还有180万元左右的现金出借，如此巨额的现金交易显然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而被告王春罗也未能对其巨额现金出借能力进行合理说明；最后，被告王春罗提供了7张借条，金额共计110余万元。除去2016年6月9日的金额为4万元的借条之外，其余6张借条所载明的出借日期当日或者延后一两日，原、被告之间均有借贷转账往来，被告王春罗认为该7笔110余万元的借款均未偿还，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该7笔110余万元的借款，与转账方式提供的借款220余万元，两者之间相互独立，而被告王春罗不但举证不能，而且不能自圆其说。并且，在同一天向同一人出借两笔资金，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在旧债未结清的情形下又出借资金，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如此巨额的借款，被告王春罗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居然不主张权利，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显然，被告王春罗的陈述破绽百出，原告万超所称的还完借款但未收回借条的陈述更为可信。综上，本院认为，被告王春罗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王春罗实际向原告万超收取了超过年利率36%的高额利息，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王春罗取得的超额利息违反法律规定，属于不当利益，依法应当返还。原告万超以被告王春罗实际转账的金额为本金，按照年利率36%的利息标准计算，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为1102145元，对于万超要求王春罗返还1102145元超额利息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不当得利返还是否应当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应当包括原物和孳息。特别是本案，被告王春罗作为职业放贷人，其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具有主观恶意，当然更应当返还孳息。原告万超系以年利率6%的标准分段计算至2018年8月19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合计173581元。以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8年8月20日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及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令被告王春罗向原告万超返还不当得利款1,102,145元；二、判令被告王春罗向原告万超支付2020年8月19日之前的资金占用利息173,581元，并自2020年8月20日起，以1,102,145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直至不当得利款返还完毕之日止；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完毕。未按照本院指定的期间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8221.3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221.38元，由被告王春罗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东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彭敏霞书记员朱如月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第九百八十七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