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72民初1284号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二农场十一队。法定代表人：李克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平，天津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省大福通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21号左海名苑综合楼2层7-C。法定代表人：高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歌，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与被告福建省大福通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福通公司）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顺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平、大福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赵文歌以及证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大福通公司给付燃油款595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大福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顺通公司于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先后三次为大福通公司名下的“方盛达”轮供应燃料油116吨和轻油3吨，大福通公司加盖了“方盛达”轮船章予以确认，但燃油款595800元至今未付。大福通公司辩称，1、涉案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的当事人应为李某和案外人魏文荣，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2、大福通公司与魏文荣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且已就燃油款事宜与魏文荣结算完毕。3、顺通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顺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明顺通公司原名称为唐海顺通石油有限公司。2、《租船协议书》、案外人唐山海港鑫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鑫海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顺通公司租用鑫海公司所属的“鑫海油8号”轮为大福通公司所属的“方盛达”轮提供燃油。3、顺通公司出具的《身份证明》和顺通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李某为顺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港区船舶供油业务。4、天津海事法院在另案中对魏文荣进行询问后制作的两份笔录，证明：（1）魏文荣在曹妃甸港区为过往船舶提供配货、供油的中介服务，其中包括与李某联系船舶供油事宜；（2）魏文荣曾联系李某为包括“方盛达”轮在内的五条船舶供油；（3）顺通公司为“方盛达”轮供油所产生的燃油款并未结算。5、三份《供油凭证》，证明顺通公司于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先后三次为“方盛达”轮供应燃料油和轻油。6、《“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证明燃料油与轻油的单价以及595800元燃油款的计算依据。7、李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顺通公司为“方盛达”轮供油的过程及油款尚未支付的事实。大福通公司对顺通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租船合同中仅有鑫海公司的船章，未加盖公章，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顺通公司为实际供油方。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在涉案供油事实发生期间，证人李某是案外人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小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飞商贸公司）的负责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李某以顺通公司员工身份与魏文荣订立供油合同的事实，进而不能证明顺通公司为实际供油方。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鉴于魏文荣在笔录中承认其与大福通公司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而非大福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所以该证据恰能证明涉案供油合同在李某和魏文荣之间成立，不能约束大福通公司。5、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供油凭证上加盖船章并非对供油合同关系的确认。6、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上加盖的印章为伪造，大福通公司从未签署过加油款欠款明细表。7、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大福通公司未支付燃油款。本院对顺通公司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大福通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2、《租船协议书》中加盖的是“鑫海油8”轮的船章而非该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该租船合同在顺通公司与鑫海公司之间成立并生效；虽然顺通公司提供了鑫海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但该证据上仅加盖了鑫海公司的印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宝海的印章，张宝海或其他制作该证据人员没有签字，而上述人员无正当理由又拒绝出庭作证，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对证据2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3、顺通公司仅提供了其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但未提交在其主张的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为李某发放劳动报酬以及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用的凭证，而大福通公司提供的小飞商贸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李某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为小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合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李某曾为顺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本院对证据3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4、结合李某的证人证言（证据7）和某、被告的当庭陈述能够证明魏文荣曾在曹妃甸港区为包括“方盛达”轮在内的多艘船舶联系介绍货运和供油业务，并赚取差价，在需要供油时魏文荣均与李某联系，由李某派船加油，燃油款均在两人之间进行结算，但不能证明涉案燃油款是否已结算。5、大福通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鑫海油8”轮曾为“方盛达”轮供油的事实，但不能据此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6、鉴于该证据上的印章印文与“方盛达”轮船章印文不一致，不能证明大福通公司已确认拖欠燃油款的事实和金额，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7、与证据4的认定意见相同，李某的证言能够证明供油的经过，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涉案燃油款是否已结算。大福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情况说明》、2、《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1和2共同证明：（1）大福通公司从未在《“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上加盖船章，也未授权任何人加盖船章，该明细表上的船章并非大福通公司制作和持有，是伪造的，对大福通公司没有约束力；（2）大福通公司从未与顺通公司发生加油业务往来，也未对欠款进行确认，顺通公司无权据此主张欠款。3、欠条，证明大福通公司与魏文荣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和供油合同关系，而非代理关系，具体结算方式为大福通公司以魏文荣应付运费冲抵燃油款，且双方已就涉案燃油款结算完毕，截至2014年2月5日魏文荣仍有40万运费未付。4、小飞商贸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1）自2009年2月3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间，李某一直是小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公司具有船舶燃油供应资质；（2）结合对魏文荣询问笔录的内容（魏文荣仅与李某发生业务往来，且没听说过顺通公司），可以证明涉案供油合同是在魏文荣与李某或小飞商贸公司之间成立的，顺通公司并非实际供油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供油合同关系。顺通公司对大福通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虽然确认该鉴定书的结论，即《“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上加盖的印章可能是伪造的，但不能据此否定供油凭证上“方盛达”轮船章的真实性。3、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大福通公司已支付涉案燃油款。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李某具有多重身份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否定原、被告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本院对大福通公司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证据1和2相结合能够共同证明《“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上的印章印文与“方盛达”轮的船章印文不一致的事实，顺通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2、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据3不能单独证明涉案燃油款是否已结算完毕，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4、证据4能够证明李某于2009年至2016年期间为小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小飞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船舶物料供应等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前后，魏文荣在河北省曹妃甸港区为包括“方盛达”轮在内的多艘船舶联系介绍货运业务、提供加油服务，赚取差价。在供油方面魏文荣曾与李某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在需要为相关船舶供油时魏文荣均与李某联系，由李某派船加油，加油款均在两人之间进行结算。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鑫海油8”轮先后三次在河北省曹妃甸港海域为大福通公司所属的“方盛达”轮提供船用燃油。供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仅形成了三份供油凭证，该凭证抬头均为唐海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供油方均由李某签字并加盖鑫海公司“鑫海油8”轮的船章，受油方均加盖大福通公司“方盛达”轮的船章，供油总量为120＃燃料油116吨，轻柴油3吨，均未记载油品价格和付款期限。2016年4月11日顺通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大福通公司给付加油款595800元及利息，本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6）津72民初396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顺通公司提供的证据——《“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该证据的内容为确认“方盛达”轮于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受油并欠加油款共计595800元未付，落款处的签名为魏文荣，同时加盖了与“方盛达”轮船章相似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上所盖印章印文（以下简称检材印文）与大福通公司提供的船章样本印文（以下简称样本印文）的一致性进行鉴定，得出结论为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此后，顺通公司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津72民初39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顺通公司撤诉。2016年12月8日该案诉讼程序终结。另查明，顺通公司原名称为唐海顺通石油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变更为现名称。另查明，小飞商贸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3日，目前处于存续状态，李某于该公司成立之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小飞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始终包括船舶物料供应。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2、顺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大福通公司是否欠付顺通公司加油款及具体数额。就争议焦点，本院论述如下：一、顺通公司与大福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本案为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供油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仅有供油凭证。根据凭证记载，抬头虽为顺通公司，但供油方处加盖的是鑫海公司“鑫海油8”轮的船章而非顺通公司的有效印章，签字人为李某。顺通公司主张其租用了鑫海公司经营管理的“鑫海油8”轮来提供涉案加油服务，而李某是作为其工作人员联系供油并签字确认的。对此本院认为，关于船章问题，顺通公司提交了其与鑫海公司签订的租船协议和鑫海公司出具的营业执照和证明，但正如本院在证据认定意见中所述，租船协议上仅加盖了“鑫海油8”轮的船章而非鑫海公司公章，不能证明顺通公司与鑫海公司之间存在租船合同关系。而鑫海公司出具的《证明》上仅加盖了鑫海公司的印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宝海的印章，张宝海或其他制作该证据人员没有签字，上述人员无正当理由又拒绝出庭作证，顺通公司也未提供诸如租金支付凭证等其他证据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该份证明也不能作为认定顺通公司曾租用“鑫海油8”轮供油的依据。关于李某的身份，顺通公司出具了身份证明和劳动合同，证明李某曾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然而，李某自2009年2月3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一直担任小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始终包括船舶物料供应，且2012年前后李某曾与魏文荣就多艘船舶的供油业务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加油款均在他们之间进行结算。诚然，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不禁止公民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时在其他公司兼职，但顺通公司未能提供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向李某支付劳动报酬以及为李某缴纳相关社保费用的凭证，因而不能证明李某曾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鉴于李某与魏文荣在供油业务方面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且加油款均在他们之间进行结算，而顺通公司既不能证明“鑫海油8”轮是由其租赁而供油，也不能证明李某的签字是作为顺通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仅凭供油凭证的抬头不足以证明该公司为实际供油方。本院认为顺通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作为实际供油方与大福通公司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因而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顺通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顺通公司主张涉案合同不能确定付款期限，大福通公司又不能举证证明顺通公司首次向其主张权利及其拒绝履行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顺通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而该次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构成时效中断，且从该次诉讼程序终结之日（即2016年12月8日）重新起算，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顺通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根据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合同中未约定支付加油款的期限，也未形成任何补充协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对于付款期限存在任何交易习惯，在此情况下应依据合同性质及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涉案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的性质为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根据上述规定，在未能举证证明买卖双方曾就赊销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供油凭证的法律性质应为收货单而非欠条），受油方应于供油完成后立即付款。因此，涉案合同属于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供油完成之日起计算，本院对顺通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鉴于涉案供油时间为2012年7月23日、8月18日和9月14日，诉讼时效最迟应自2012年9月14日起算。其次，关于诉讼时效是否中断的问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权利人直接向对方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在文书上签字、盖章的，应当认定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存在两个可能引起中断的事由，即顺通公司持有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的《“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以及于2016年4月11日向本院对大福通公司提起诉讼。关于《“方盛达”轮加油欠款明细表》，在该明细表上所盖印章印文与大福通公司船章印文不一致的情况下，顺通公司既不能证明该明细表是魏文荣所签署（魏文荣在询问笔录中不能确定），也不能证明魏文荣是经过大福通公司授权的签收主体，因此不能证明该明细表的出具属于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不引起时效中断。至于顺通公司2016年的起诉，根据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由于顺通公司的诉讼时效自2012年9月14日起算，且不存在中断事由，至2014年9月14日已满二年，顺通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也不能引起时效中断。综上，本院认为，顺通公司的诉讼时效最迟应自2012年9月14日起算，至2019年11月19日起诉时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且无中止或中断事由，因此已超过诉讼时效。鉴于顺通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大福通公司之间存在船舶物料供应合同关系，且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本院对本案其余争议焦点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58元，由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顺通石油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 建 鹏审判员 曹  克审判员 欧阳宏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梦 雪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