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26民初2881号原告：陈兴旺，男，195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淑芬，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彬，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杰，男，198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被告：杜向英，女，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原告陈兴旺与被告王彬、杜向英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兴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淑芬，被告王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杰，被告杜向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兴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不得阻挠原告种地；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440元（含六袋肥料损失840元及2021年麦季损失66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约在六年前，原告与王彬协商，原告将位于村南地的自家责任田与预制厂的属于原告家的一块土地与王彬家的稻地（即涉案土地）进行置换，双方各自耕种所置换来的土地均为6.5亩，置换协议已实际履行，无任何争议。目前王彬将置换来的预制厂的这块土地对外租赁。2017年3月12日，延津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置换来的土地确权给原告。2020年10月21日原告在涉案土地上播撒了六袋肥料准备播种小麦时，二被告却阻挠不让耕种。原告拨打110报警，经民警劝阻无效，导致原告无法播种小麦，土地荒芜，造成原告损失了六袋肥料（每袋肥料140元，共计840元）和2021年麦季收入（每亩收入1200元，共计6600元）共计7440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侵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王彬、杜向英辩称，要求原告停止侵权，归还答辩人耕地；赔偿答辩人2021年麦季损失6600元，新107国道占地费用6.5万元，金银花育苗费7500元及2021年金银花收益2-3万元，共计13万元。事实及理由：1.答辩人的稻地。2015年万全庄村响应国家土地流转，改变农业种植结构的政策号召，经榆林乡人民政府及榆林乡国土资源所同意，在万全庄村发展成立了提子种植园，流转万全庄村东南耕地141亩，流转期限为30年，其中含有原告耕地4.8亩。原告因想种地不想流转土地，就与答辩人商量此事。答辩人时任村干部，榆林乡人民政府有土地流转的要求，经协商，答辩人同意原告提出的在提子园流转期间与答辩人换地耕种的方案。随即双方签署了耕地置换协议，以答辩人的6.7亩稻地与原告东南地的4.8亩耕地进行置换，来支持乡村农业经济发展。当时村内承包费最高每亩300元，而提子园土地租金较高，每亩800元，且每三年上调一次，以大块地置换小块地并不吃亏。与原告签订协议只证明土地位置，置换时间与提子园土地流转期间一致，并未同意永久置换。2020年秋收后提子园撤园，141亩土地流转协议无效。2020年10月11日，村党支部书记王广玉、村委会主任陈坤通知土地流转的141亩耕地原承包户到场，根据土地流转户主名单丈量划分耕地，原告同在。根据土地流转户主名单可知，东南地4.8亩耕地为原告所有，并非答辩人的耕地。无人会用自家的6.7亩耕地永久置换别人的4.8亩耕地。原告提供的土地确权证书，系伪造。当时村内大部分农户耕地确权亩数与实际不符，并且部分未确权或无确权证书。2017年经榆林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村干部在村委会公开宣布土地确权证书无效，并全部收回。故原告手中持有的土地确权证书可能系原告伪造。答辩人与原告置换的稻地，在确权时，无人曾找到答辩人进行地籍调查，审核权属。另原告因有亲属在村委会工作，将答辩人的耕地确权给原告，但原告家的耕地一直属于原告，答辩人未曾耕种过一次，并且原告东南地也未确权给答辩人，足以证明原告侵占损害答辩人土地权益。2020年10月20日，原告手持管制刀具欲以恶势力强行霸占答辩人耕地，原告此举已不利于答辩人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所幸及时报警，才避免了一场劫难发生。2.预制厂土地。原告所称预制厂耕地系2013年秋收后，卖与被告，与原告东南地提子园流转的土地和答辩人的稻地置换无任何关系。2012年春节前，原告向答辩人借款5万元，承诺2013年秋收后还清，当时写有借款凭证。2013年秋收后，原告以家中无偿还能力，耕地离家较远为由与答辩人协商用预制厂耕地1.7亩抵还5万元欠款。地价按当年通郭村土地开发征收标准每亩3万元计算，当时由答辩人补予原告现金1000元，原始借据还与原告。并且答辩人的稻地与原告东南地土地流转置换时间为2015年，卖给答辩人预制厂耕地的时间为2013年，两块地并非同一年的事情，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上也未提及预制厂耕地，故预制厂耕地与原告争议耕地之间并无关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存卷）1份，证明原告已于2017年3月12日拥有涉案土地的经营权。2.协议书（复印件存卷）1份，证明原、被告置换涉案土地的事实。3.视频光盘1张，证明原告因被告阻止耕种涉案土地报警后民警处置情况。4.单据1张，证明原告购买六袋肥料已施入田中，由于被告阻止原告播种，造成的原告肥料损失的价值。王彬提交的证据有：1.协议书复印件1份。2.采购协议、收到条各1份。3.王广玉证明1份。4.土地流转合同1份，土地流转名单复印件1份。5.土地租赁协议复印件1份。杜向英未提交证据。经质证，王彬、杜向英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不认可，称万全庄村已通知所有确权证书均予上交，原告持有的该证书应予撤销；对证据2无异议，称已明确是被告的稻地与原告的东南地进行置换；对证据3称，当时王彬不在场，阻止原告种地是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涉案土地是被告的耕地；对证据4不予认可。原告对王彬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称，不清楚，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不认可，称王广玉未到庭，不能证明系其本人所写；证据4无异议，称土地流转合同可以说明国家同意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名单证实原告的土地已流转给被告，可以证明王彬已将款项领走；对证据5，称对被告将预制厂的土地对外出租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地块本身属于原告的土地，在2014年10月之前已置换给被告，被告再对外出租。杜向英均对王彬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1，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对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认定；证据3，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非正规票据，不予认定。王彬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予以认定；证据2，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不予认定；证据3，证人未到庭，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定；证据4，客观真实，予以认定；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原、被告均属万全庄村第二村民小组成员。2014年秋，原、被告所在村内发展高科技农业生态园建设，需要用地。原告所分位于东南地的承包地4.8亩在此用地范围内，被告所分稻地不在此范围内。原告还欲种地，后经原告与王彬协商达成承包地置换协议，由双方将前述承包地进行互换，并签订了协议书1份，协议书载明：“协议书我东南地那块地经协商我同意于王彬稻地那块地只换。同意只换人签字按指印王彬陈兴旺”。之后，被告将稻地交换给原告，由原告耕种。原告将其东南地交换给被告，由被告流转给提子园用于经营。2020年秋，提子园撤园，退回所流转耕地。秋后，原告仍欲耕种交换被告的稻地，被告不同意，双方由此发生纠纷，自此至今原告未耕种交换被告的稻地。另，2017年3月12日延津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豫（2017）延津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2757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载明：发包方为延津县榆林乡万全村二组，承包方代表为陈兴旺，承包期限自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承包地确权面积共计16.41亩，地块3块，其中原告自被告处置换的稻地6.51亩确权在原告名下（四至：东至田埂，西至王广玉，南至王开英，北至段培德）。审理中，原告称，五六年前，双方村里准备在村东南地发展提子园项目，原告的耕地在此范围内，被告的耕地不在。原告还想种地，王彬作为村干部想向提子园流转土地，后来双方就协商置换耕地。被告的耕地是稻地，当时说的是永久互换，并签订有协议，但协议上未写明置换时间，置换后双方已按协议实际履行。2017年3月12日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被告置换给原告的耕地确权在原告名下。2020年10月21日，原告在置换来的耕地上撒化肥准备播种小麦时，二被告进行阻扰不让原告种地。原告当时就拨打110报警，经民警劝阻无效，导致原告至今未能耕种，土地荒芜，造成原告损失6袋化肥，每袋140元，共计840元。由于播种小麦过季，导致2021年麦季无收入，根据往年小麦收入情况，每亩小麦收入平均1200元。另并无王彬所说的用预制厂的土地抵账的事实。土地置换协议是被告找人写好后双方签字的，王彬和村会计段培明找原告签字，只写明了地块，但未写地数。2015年麦收前，王彬与段培明丈量双方土地时，发现原告东南地为4.8亩，被告的耕地则为6.5亩，被告认为吃亏，就要求原告补地。原告就将预制厂的1.7亩土地补给了被告。因此预制厂的土地未写入置换协议内。置换给被告的耕地，原告未耕种，被告置换给原告的耕地，原告也未耕种。原告置换给被告的耕地确权给谁了不清楚。王彬称，东南地共4.8亩，具体四邻不清楚，未实际耕种过，置换过以后就流转给提子园了。置换土地是因为当时王彬是村干部，也想给政府做好工作，乡政府要求提子园流转土地300亩，与村民协商无果，就说不愿流转土地的可以置换。当时土地的租金为每亩每年300元，提子园的租金是每亩每年800元，就想着将土地置换。同时期也有其他人置换土地了，但提子园撤园后就都又换了回来。提子园土地流转期限为30年。2015年秋收后开始将土地流转给提子园，当时每亩每年800元，三年调整一次。2018年秋后调整为每亩每年1000元。王彬领款到2020年求收前，2020年秋收后，提子园不再经营。当时村两委通过广播通知村民分提子园的土地，但分地时王彬不在家，原告去认领的土地。因为非王彬的耕地，就未通知王彬去分地。置换的4.8亩东南地，王彬未耕种过，也未确权给王彬，王彬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证书。2020年秋收后，准备将之前置换给原告的稻地对外承包，一开始原告也同意，但后来反悔，原告仍去稻地撒肥料，杜向英就去阻止，因此发生了第一次纠纷。打架后，王彬才去了现场。之后，原告又去撒肥料，杜向英就又去阻止，就又发生了第二次打架，这次王彬外出打工不在家，无阻止行为。关于预制厂的1.7亩土地。是当时原告的孩子生病，向王彬借款5万元，后无钱偿还，就与原告协商，将该1.7亩土地抵账给王彬，但双方无手续。王彬、杜向英称，稻地被告未耕种，原告的耕地，被告也未耕种。原告置换给被告的耕地未确权给被告，被告未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被告的耕地确权给原告了，被告尚未向有关部门反映。另查明，2014年9月30日，延津县榆林乡万全庄村民委员会（下称万全庄村委会）作为转包委托方（亦系甲方）与作为接包方（亦系乙方）的耿三彩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书》。双方约定：第一条：甲方受该村相关承包人的委托，将委托人分别承包经营的万全庄村141亩土地一并转包给乙方从事高科技农业生态园建设。第二：转包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44年9月30日止，共30年。第三条：承包方标准：前三年为每年每亩800元。第四年至第六年以第四年当年400公斤小麦的市场价值确定该三年的承包费。此后依此类推。第四条：租赁期间，乙方不享受国家发放的种粮补贴，也不承担国家涉农费、税及其他义务，由甲方依与委托人的约定或法律政策规定确定权利义务归属。第五条：租金支付方式：现金支付，乙方应在2014年9月20日-30日期间支付2014年10月-2017年10月三年的土地承包费，以后每三年度的承包费支付时间依此类推。……上述土地流转合同由万全庄村委会及耿三彩分别签章，延津县榆林乡人民政府作为鉴证方签章。审理中，王彬提交的《榆林乡万全庄村土地流转名单2018年-2020年》显示有陈兴旺作为户主流转土地4.8亩，金额每亩每年1000元，共计14400元，由王彬于2017年9月28日领取。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下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依据前述规定，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为了方便耕种或各自的需要，可以互换其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于本案，需要首先说明的问题是，在原告与王彬所签订的协议书及庭审中，双方均使用了“置换”说法。结合本案实际，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双方之间存在的实际属于互换土地的范畴，而非土地置换，本院对此予以明确。现在双方有争议的是，双方互换土地属于暂时性互换还是永久性互换的问题。这也是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成立的关键问题。因原告与王彬所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较为简单，仅载明了地块的位置，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记载。故在对上述问题的判断就需要结合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书的背景进行考虑。结合审理中双方发表的意见及在案证据可知，原告与王彬签订协议书的背景是，双方所在村准备发展提子园项目，而该项目需要用地，原告的东南地即在该土地范围内，被告的稻地则不在此范围内，原告不想流转土地，还想种地，之后经协商，就与王彬达成了互换土地的协议。而之后双方也是如此履行的。其时，原告继续耕种土地的目的也得以实现，被告也得通过流转土地实现收益。由此可知，双方并非为耕种方便而互换土地，而是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互换土地的协议完全是基于提子园流转土地这一基本前提。这一项目存在双方就有继续互换土地的基础。现在提子园已经撤园，已无需继续流转土地。原、被告互换土地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于此场合，双方还应否继续履行互换协议实质上是本案解决的重点。结合目前审理的情况，在对此作出处理前，首先需要对双方互换土地的亩数作出认定。对此本院认为，审理中，原告称其是将其东南地及预制厂的土地一起交换给了被告；而王彬则称其仅交换了原告的东南地，预制厂的土地与本案无关。对此本院认为，审理中，原告与王彬均向本院提交了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我东南地那块地经协商我同意于王彬稻地那块地只换”，该部分内容为双方的书面约定，且内容具体明确。即在该协议书中，与双方约定有关的仅涉两块土地，一块是原告的东南地，一块是被告的稻地。除此之外，并不能作出扩大解释。原告称其用其预制厂的土地一并与被告置换，但从上述协议书中并无与此有关的内容。同时，原告也未能再提供其他更加充分的证据证实其系以东南地与预制厂的两块土地与被告交换土地，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原告的该项意见。另外，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原告的东南地的面积为4.8亩，被告稻地的确权面积是6.51亩，但结合实际情况可知，提子园流转的土地租金较高，前三年每亩每年为800元，之后还会继续调整，而且流转期限30年较长。从长远来看，被告以6.51亩稻地互换原告东南地的4.8亩，虽然互换的面积不对等，但收益并无显著差别，甚至从长远上看，被告的收益并不一定会少。但若原告再将预制厂的1.7亩土地加之东南地的4.8亩土地一并与被告进行互换，对原告而言，其会利益受损。在原告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从此方面来看，原告以两块土地与被告互换也不太合常理。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双方极有可能是基于提子园流转土地30年的这一背景下签订互换协议的。其时，双方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提子园仅仅发展了6年的时间便告结束。这也应当是双方发生纠纷的缘起。现在是否还应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换地协议就应当立足于这一实际进行考虑。结合前述可知，王彬之所以同意将其较多的地块与原告较少的地块进行互换，是基于提子园流转土地所带来的收益并不少于其在稻地上所可能获取的收益。但现在提子园不再流转土地，原告的东南地少于被告的稻地1.7亩余，现在距第二轮承包地到期还有近7年之久，而根据国家政策及法律规定，第二轮承包期到期后还要再延长30年。可以预见的期限就有37年，若令双方继续履行换地协议，则会导致双方在长达37年的期间内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对被告而言显失公平。而且，双方在2014年达成换地协议，系双方自愿，且于双方而言互惠互利。双方当时的目的和追求在此协议中均得实现，不存在权利义务失衡或胁迫违背意愿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就应立足客观实际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换地协议时的背景也发生显著变化，继续履行换地协议，于被告而言有失公允。在被告拒绝履行的情况下，本院不宜确定双方继续履行。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不得阻扰原告种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结合目前查明的情况可知，原告在涉案稻地上播撒肥料系客观事实。结合涉案稻地的面积及用肥情况，原告主张共在涉案稻地上播撒6袋肥料符合客观实际。原告主张每袋140元，亦与实际相符，本院予以确认。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在涉案稻地上播撒肥料且未能耕种涉案稻地，客观上会促使被告受益，同时也造成原告损失，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此肥料款84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麦季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稻地双方均未进行耕种，原告用于交换的东南地亦均未耕种，双方均为此受有损失。结合前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麦季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问题。经查可知，被告用于交换的承包地即涉案稻地现确权在原告名下，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尚不足以作为确认原告对涉案稻地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理由如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规定可知，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时间节点为承包合同生效时，而非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时。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权行为。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非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件。故原告尚不能以其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抗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彬、杜向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兴旺肥料损失840元；二、驳回原告陈兴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长龙人民陪审员  张明亮人民陪审员  卢家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朱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