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02民初4428号 原告：张某1，男，1937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某1，女，1948年9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某2，女，1952年12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2，女，1970年1月18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3，男，1990年3月2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4，女，1944年2月2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5，男，1948年8月23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笑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6，男，1929年5月29日生，汉族，住沈阳市浑**。 监护人：关某，女，1932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沈阳市浑**，系张某6配偶。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焕卫，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雨冰，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7，女，1935年4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张某8，男，1946年8月23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被告：张某9，女，1951年1月6日生，汉族，住青岛市。 被告：张某10，女，1953年9月6日生，汉族，住青岛市。 被告：崔某3，女，1955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原告张某1、原告崔某1、原告崔某2、原告张某2、原告张某3、原告张某4、原告张某5与被告张某6、被告张某7、被告张某8、被告张某9、被告张某10、被告崔某3继承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2017）鲁0202民初4337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诉请作出裁判。被告张某6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4月15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2民终124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被继承人张姚氏1945年去世时其母亲仍健在，依法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诉讼，原审属于遗漏必要当事人，遂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原告张某4等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永梅、惠笑然，被告张某6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焕卫、朱雨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7、被告张某8、被告张某9、被告张某10、被告崔某3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原告崔某1、原告崔某2、原告张某2、原告张某3、原告张某4、原告张某5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产系被继承人张志远遗产；2、依法确认各原被告所占上述遗产份额；3、依法将原被告共有房产予以分割；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及其继承人。被告张某6系原被告长兄。原被告之父张志远1955年去世，遗有位于青岛市产一处，面积为435.23平方米。该房产购于1946年，当年张志远按民间风俗将该房产由长子顶名，立产权人为张某6。被告均予以认可。该房产购得后一直由父母及原被告居住至今，已逾70年。张某6年轻时即离开青岛，长期居住生活于沈阳。现因其余被告明确表示放弃上述房产继承份额，而张某6擅自将张志远全部财产据为己有，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故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张某6辩称，一、本案案由应为继承纠纷，而非共有物确认及分割纠纷。从原告诉请及事实和理由看，其要求“确认系被继承人张志远遗产，确认各原被告所占上述遗产份额，将原被告共有房产予以分割”；事实和理由认为“被告一擅自将父亲全部财产据为己有，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认为涉案房产应为张志远遗产，由全体继承人予以继承和分割，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而要求法院支持其作为继承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故本案应为遗产继承纠纷，非共有财产确认纠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124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因此法院已经确定本案案由为继承纠纷，以及确定本案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系继承法律关系。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讼争房产在建国前从“张育苍”处购买，变更登记于张某6名下，属张某6所有。建国后，青岛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后更名为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分别于1952年和2000年颁发房产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仍为张某6，故房屋产权一直属于张某6所有。涉案房产非张志远遗产，原告无权以共有物分割为由向其主张房屋所有权。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纠纷诉讼时效为二年，自继承开始之日不能超过二十年。涉案房屋由张某6占有和使用，时间跨度较长，家庭成员均知情。无论从房屋购买时间（1947年），还是从张志远去世时间（1955年）起算，均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亦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在司法实践中，不动产亦适用诉讼时效原则。三、原告诉状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应予驳回。该诉状尾部“具状人”处非所有原告本人签字确认，为代理人代签。根据法律规定，起诉状应由当事人本人签字确认，不应由他人代签。本案中原告人数众多，每人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应由全部原告在起诉状签字，故该诉状不符合诉讼程序要求，无法确认为当事人真实意愿，应当驳回起诉。四、继承人身份信息及亲属关系是继承案件首先要查明的事实，不能遗漏任何继承人，因此应严格审核。原告对当事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等身份情况，应承担举证责任，应提供职能部门证明，不能以其他无效证据代替。原告提交的相关身份情况证据资料极不完整，形式上存在瑕疵，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应驳回诉求。五、涉案房产系张某6个人财产，非张志远遗产。1、解放前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青岛工务局的建筑产权说明、解放后195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所有权证明、落实政策之后2000年1月13日青岛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书（房权证私字第××号），根据上述产权登记情况，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一直为张某6且从未改变。该事实历经解放前国民政府初始颁证、建国后确权、社会主义改造，落实政策后发还，经过长时间、多阶段相关部门调查核实确认，张某6系诉争房屋所有权人无争议。2、不管是民国期间法律，还是建国后法律，还是现行法律，对不动产均实行登记制度。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系权利证明，具有公示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未经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不发生权利变更。如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错误，完全能够通过行政诉讼方式主张撤销房产登记。本案未经此项程序，房屋始终登记于张某6名下，应为其个人合法财产并受法律保护。3、涉案房屋系张某6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未侵犯他人权益。该房屋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又被他人挤占，张某6经多年辛苦上访和维权，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最终做出青房管字【1999】67号文件并决定将房屋产权发还给张某6，张某6一直行使所有权，还为亲情考虑花钱装修房屋让兄弟姐妹居住其中，亲人们享有了利益也未做任何贡献。故张某6所有权应受保护，该房屋不是遗产，也不能认定为遗产。六、解放后青岛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依据当时法律，即1951年11月10日颁布《青岛市市区房地产登记暂行办法》，于1952年向张某6颁证，此时张志远未过世，知悉房产登记情况。如原告或张志远对产权归属有异议，可在一个月公告期内提出。该期间为除斥期间，超过一个月提出异议的权利消灭。既然青岛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实际颁发了房产所有权证明书，说明公告确实无人提异议。所涉房屋产权归属张某6已从法律上予以确认。七、原告所称“长子顶名”风俗根本不能成立。原告在诉状称系按照“长子顶名”风俗登记于张某6名下，但并未举证证明，青岛地区当时在家庭财产、子女继承方面，无该民间风俗。退一步讲，即使民间有某种风俗，也不意味着所有家庭都必然按此风俗行事。张志远去世时，根据庭审信息，本人及家人名下财产情况大致是：张志远名下有青岛安泰染厂、曾芝秀名下有天津久安染厂、张某6名下有屋、张济思名下有河南路92号房屋。该事实表明张志远未采纳所谓“长子顶名”风俗。张志远有五子但只有两子名下有房产，张某6认为房产是张志远给成年儿子的“成人礼”，而张某1、张某8、张某5在张志远过世时未成年，故无父亲赠予的“成人礼”。2、张志远对未成年儿子的生活也已做出安排。张志远去世前将天津久安染厂的股份过户给妻子曾芝秀，自己名下保有青岛安泰染厂。在张志远的安排里，成年儿子已有房产做为生活保障，而两家染厂的股份是“母鸡”，会源源不断的为妻子和幼子提供生活费用。即便1956年公私合营后，原本个人100%的股权被稀释为25%，在多数人30-40元月收入年代，两个工厂的定租仍高达75元/月（安泰染厂季息219元，久安染厂季息7元），此收入持续到1965年文革前，一直由曾芝秀领取和支配，作为家庭开支使用，受益人为当时住在的全体人员。曾芝秀于1921年12月2日出生，1955年34岁，在婚姻存续期间生育了4个孩子。因此，张志远生前对家庭成员已经考虑到曾芝秀和其他年纪小的孩子，提前将天津久安染厂赠与给妻子，在他过世后，由妻子和未得成人礼的孩子继承青岛安泰染厂。3、张志远去世时，留下的遗产还包括黄金等贵重资产，均由曾芝秀支配，除未在青岛生活的张某6以外，其他人都有实际受惠。八、关于公平原则。1、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裁判，但当法律有明确规定时，法官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审理案件。这才是对双方当事人最大的公平。2、原一审中张某6由于经济拮据只能由其子张寅作为近亲属担任诉讼代理人，张某6和张寅均非律师，无专业知识，更无诉讼经验，导致原一审中真实意思未能充分表达和如实表达。九、关于高度盖然性。张志远婚姻关系及部分子女情况，是继承案件重要待证事实，涉及继承人身份查明，应由原告证明，否则会发生遗漏继承人等程序性问题。该问题采用高度盖然性认定非常不恰当。原告证据之一所谓手抄件《自传》非张志远书写原件，是他人抄写件，不认可真实性，不符合基本的证明形式要件，毫无证明力。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定案的依据必须达到确信程度。涉案无原件的手抄件，凭着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当事人陈述，不足以使达到内心确信。综上所述，原告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亦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被告张某7未到庭，在原审期间提交自书材料，大意为：1、张志远曾自传资料，张某1、张某6皆亲眼所见，涉案房屋系以张姚氏生前继续购买；2、张某6仅系顶名购买涉案房屋；3、涉案房产应系张志远与曾秀芝夫妻共同财产，其未曾放弃继承权；4、对列为被告地位持有异议。 被告张某8、被告张某9、被告张某10、被告崔某3未到庭，未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 原审查明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张志远生前共有三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张志远与张徐氏结婚，并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张某11（曾用名张路明），张某11共生育三女：长女崔某1、次女崔某2、小女崔某3；张某11于2010年9月17日去世。第二段婚姻张志远与张姚氏结婚，共生育子女五人，分别为：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张济思生育子女二人：张晓、张某2。张晓与陈岩婚后生育一子张某3（曾用名张煦博）。张济思于2011年1月20日去世，张晓于2001年5月30日去世。第三段婚姻张志远与曾芝秀于××××年××月结婚，共生育子女四人：张某5、张某8、张某9、张某10（曾用名张茉莉）。被继承人张志远于1955年6月9日去世。曾芝秀于2012年12月4日去世。 庭审中，原告称，张某11、张济思之配偶均早于张某11、张济思去世，但各原告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涉案争议房屋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登记在被告张某6名下。各原告称涉案房屋系被继承人张志远按民间风俗将该房产由家中长子顶名，立产权人为被告张某6，但其性质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志远去世后，该房屋应系张志远遗产。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原告张某1手抄张志远《自传》一份，其称原件在文革中被毁，其中内容载明：“我是黄县黄河营村人我出生于一八九二年”、“二四岁娶徐姓女为妻”、“三十六岁时徐妻因病亡生前生有一女四岁”、“三十七岁在开元经人介绍姚姓女，当年五月二十九结婚”、“五十四岁，四月十二日姚姓妻故于青岛，生前生有四男两女（有一男年幼夭折），当年八月初十娶曾姓女为妻。这六年又生两男一女，四子在六岁时因病而夭折，长女已出阁，次女去沈阳外祖母家读书，长子张某6在山大二年级……”“一九四六年在买房一栋，立张某6之名，系他生母有点积蓄的，在过去从满清一代一代的灌些就习惯剥削工人，就知道发财为目的，买房置地。”原告张某1称，张某6在该自传上方手抄“一九四六年在买房一栋，立张某6之名，系他生母有点积蓄的”文字一遍，是为了与我父亲的二哥以及我父亲各继承人之间就房屋的分家情况予以明确，该房屋资金来源是生母张姚氏出资，而非系我父亲本人出资，以此证明涉案房屋系张志远用其妻张姚氏财产购买，且张志远无任何“赠与”意思表示，依法属于张志远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张某6对此质证称，对真实性不确定，与产权无关。 2、张某6于1990年9月20日手写《房产购置情况》一份，载明：“产系我父亲张志远（1955年6月病故），於1946年用生母生前的积蓄购置。产权人立张某6。土地1.25亩，因高差关系分前后两院，前院为空地，后院座落砖木结构三层柚房一幢，前院靠莱阳路有汽车库两间。1965年迫於当时的政治压力申请将房产上交。“文革”初市南房办将房地产证书及图纸全部收上”。被告张某6质证称，该证据应当是张某6本人书写，但与房屋产权无关。 3、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出租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及沈阳市沈河区房产管理局情况介绍各一份，证明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张某6并非涉案房屋常住人口，且沈阳市沈河区在改造时已经为张某6留房58平方米，故青岛市政府根据“一户一处留房，不能两处同时留房”、“外地房主暂不留房”的政策，张某6无留房资格；正是因为原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以及张济思的付出，诉争房屋才得以留存。被告张某6质证称，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不确定，与产权无关。 被告张某6认为涉案房屋系其所有，并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涉案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一份，张某6称，原件在政府处，该证据载明涉案房屋产权人为张某6，“权利来源”处载明“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购自张育苍”，该证据证明房屋购买及产权形成于1947年，而张志远于1955年去世，故涉案房屋并不是张志远遗产。各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房屋登记在张某6名下也只是基于当时年代长子登记制度，不能认定该房屋为张某6个人所有，应当是张志远的遗产。 2、曾芝秀手写产权明细一份，关于房屋内容载明“莱阳路九号名下张某6，每季度定息玖元玖角。河南路九十二号名下张济思，每年度定息肆拾元零捌分”。张某6称，该证据证明张志远财产不只有涉案房屋，其生前已经妥善安排了其财产，分给了不同的人。各原告质证称，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事项。经询问，各原告及被告张某6均称该手写产权明细并非是分家单。 3、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文件复印件一份，其中内容载明“原产权人张某6所有的产一处，建筑面积435.23㎡，其中自住336.41㎡、出租98.88㎡。1958年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改造时，该房出租部分连同房主之弟所有出租房产一起合并纳入社会主义改造，其自住部分作为家庭的自留房。现已查明，张某6私改前一直定居沈阳，其私改时并未与其弟的房产合并改造。产出租部分未超过私改起点，应于发还。其自住部分则应为张某6一人的自留房。另外私改后，经街道动员将自留房的地下室一部分，建筑面积51.77㎡倒出安置了住户，属挤占性质，应于腾退。根据鲁发（1983）13号文件及青发（1985）81号文件的规定决定：全部房屋，实核建筑面积435.23㎡，归产权人张某6所有，待发还产权后给予办理房产登记手续。经济互不结算。1999年8月12日。”张某6称，该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国家落实政策将房产证办理至我方名下。各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仅是因为私房落实政策发还产权时，沿袭了原有登记人姓名，不能以此证明涉案房产系张某6个人财产。 4、张济思手写材料一份，证明张济思在房改时向政府申请不再要求申请解决自留房问题。各原告质证称，该材料形成时间为1999年8月31日，客观情况证实张济思放弃该房产时才得以使家族共同共有的房产得以发还；该材料形成后，国家才于9月初为涉案房产返还办理相关手续。 被告张某7、张某8、被告张某9、被告张某10、被告崔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于法律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对上述证据的书面质证意见。 另询问，各原告称其目前在涉案房屋中居住。被告张某6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寅称，目前其住在涉案房屋地下室，车库、楼上也在使用，其父母这几年每年都来住。 本案查明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 另查明，张某6之妻关某于2019年7月4日向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张某6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申请其为监护人。该院审理后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辽0112民特1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张某6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妻关某为监护人。 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张某6提交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青岛工务局建筑产权说明、1952年-1953年青岛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所有权证明，证明涉案房屋于1947年2月15日从张育苍处购买，先后经青岛工务局、青岛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确权，结合2000年1月13日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发证，该房屋始终登记于张某6名下，从未发生变化；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鉴于新中国成立后已对国民政府相关法律及文件予以废除，合法性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诉争房屋系登记于张某6名下，根据该证据显示房屋应系1946年购买，1947年置办产证，张某6当时仅17岁，系未成年人，且房屋系别墅豪宅，非一个未成年人能够出资购买的标的物，恰证明所谓登记仅为顶名购买。本院认为，因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张某1提交沈阳市沈河区房产管理局1991年出具的《情况介绍》、沈阳市皇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124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张姚氏1945年去世时，其母刘兆芳当时健在，逝于1973年；张某6质证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载明“刘兆芬”，而《情况介绍》中为“刘兆芳”，不确定是否为同一人。张某1认为两份书证载明地址一致，应为“刘兆芳”。后张某1又向本院提交沈阳市公安局皇城派出所出具的影印件书证一份，载明姓名为“刘兆芳”，该书证地址与前述两书证地址一致，张某6认为该书证所记载的出生日期1886年10月13日与派出所之前出具的证明出生日期1886年11月8日不一致。本院认为，从诉争证据内容看，公安机关所出具的两书证均载明地址为沈河区中央路三段红袍西里18-1号，该与《情况介绍》记载地址一致，两书证出生日期虽不一致，但基于历史原因并综合案情，本院认为张姚氏之母姓名应为“刘兆芳”。 本院认为，各方争议焦点在于：1、原被告间的身份关系如何厘清；2、涉案房屋是否为张某6个人财产；3、如诉争房屋非张某6个人财产，则是否系张志远和张姚氏的共同财产或为张志远与曾秀芝的共同财产；4、如涉案房屋为遗产，如何确定继承份额；5、原告关于分割诉求应否支持。 第一，原被告间的身份关系如何厘清。原告列举了自张志远以下四代家庭关系，张某6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本院予以采纳。为更好地直观表达，示图如下： 第二，涉案房屋是否为张某6个人财产。张某6主张涉案房屋为其个人财产，并提交多份产权登记证明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某6主张诉争房产为个人财产无非有个人购买和父母赠与两种情况，从查明事实看，购置涉案房产时张某6系在校学生，并无收入来源，应无能力购买别墅豪产。延伸来看，如其主张赠与，则应提交有效证据佐证，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涉案房产确权登记情况，尚无法认定系来自于父母赠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诉争房屋为张志远和张姚氏的共同财产还是张志远与曾秀芝的共同财产。本院认为，原告主要提交了张某1对其父张志远《自传》手抄件、张某6《房产购置情况说明》，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系张志远以其第二任妻子张姚氏积蓄购买，前者证据虽有瑕疵，但鉴于历史原因，该书证基本能还原涉案房屋来历，该恰与后者相吻合，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基本已达内心确认，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再者依查明事实，涉案房产购置行为虽发生于张志远与第三任妻子曾秀芝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前述事实，该房屋应为张志远与张姚氏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为张志远与张姚氏遗产。 第四，涉案房产既为遗产，如何确定继承份额。依据继承法规定，有遗嘱从遗嘱，无遗嘱则从法定。本案中，各方均未主张被继承人立有遗嘱，则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下面分段详述： 1、张姚氏去世：涉案房屋1/2产权份额应作为遗产法定继承。张志远、刘兆芳、张某11、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8人作为第一顺序人平均继承1/16（1/28=1/16）的产权份额；张志远共享有9/16（1/2+1/16）的产权份额。 2、张志远去世：其所享有涉案房屋9/16产权份额应作为遗产法定继承。曾芝秀、张某11、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张某5、张某8、张某9、张某1011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各自继承9/176（9/1611）的产权份额。此时，张某11、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6人各继承20/176（1/16+9/176）的产权份额；张某5、张某8、张某9、张某105人各继承9/176的产权份额。 3、曾芝秀去世：其继承的涉案房屋9/176的产权份额应作为遗产法定继承。因曾芝秀与张志远结婚时，张某11已经年满18周岁，张某11各继承人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曾芝秀与张某11之间形成实际扶养关系，故张路明对曾芝秀遗产无权继承。而曾芝秀与张志远结婚时，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并未成年，当事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五位子女与曾芝秀不存在事实上的扶养关系，因此本院推定扶养关系成立，该五人可继承曾芝秀遗产。故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张某5、张某8、张某9、张某109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曾芝秀所继承的涉案房屋9/176的产权份额，即每人各自继承1/176（9/1769）的产权份额。综之，张某11应当继承20/176的产权份额，刘兆芳应当继承11/176的产权份额，张某6、张济思、张某1、张某4、张某7各自继承21/176（1/176+20/176）的产权份额；张某5、张某8、张某9、张某10各自继承10/176（1/176+9/176）的产权份额。 因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交刘兆芳及继承人身份信息，张某11、张济思配偶身份信息及死亡证明，本院无法确认刘兆芳继承人信息，张某11、张济思与其配偶死亡时间及死亡顺序，故对于刘兆芳、张某11、张济思的遗产情况，本院不再予以继承分割，其各继承人待相应证据完备后可另行主张。 第五、原告关于分割诉求应否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将涉案房屋予以分割的诉讼请求，因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部分产权份额未确定继承人，综合案情，本案仅以确定份额为宜，不应就涉案房屋进行分割。 另，张某6主张原告起诉已超时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自继承开始后始终未予继承分割，始终处于共有状态，原告提起继承诉讼实质上是对涉案房屋确认物权归属，是对遗产的物上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实质是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并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因此，本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故本院对张某6主张不予采纳。 此外，张某6申请对《房产购置情况》中的内容和签名是否为张某6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原告则拒不同意，认为原审期间张某6已经确认真实性，且该证据作出时间距今已有三十年，此时申请鉴定有拖延诉讼嫌疑，且张某6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认为，司法鉴定系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专门性问题所进行的专业甄别措施，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实。本案中，原审期间，张某6代理人已经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且该书证内容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再次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故对张某6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 张某7、张某8、张某9、张某10、崔某3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答辩权利，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 案经本院调解未果。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某6名下、位于青岛市市**房屋，由张某11继承20/176的产权份额；由刘兆芳继承11/176的产权份额；由张济思继承21/176的产权份额；原告张某1、原告张某4各自继承21/176的产权份额；原告张某5继承10/176的产权份额；被告张某6、被告张某7各自继承21/176的产权份额；被告张某8、被告张某9、被告张某10各自继承10/176的产权份额； 二、张姚氏之母刘兆芳应继承的青岛市市南区房屋11/176的产权份额，由其继承人另行主张或协商分割； 三、张某11应继承的青岛市市南区房屋20/176的产权份额，由其继承人另行主张或协商分割； 四、张济思应继承的青岛市市南区房屋21/176的产权份额，由其继承人另行主张或协商分割； 五、驳回原告张某1、原告崔某1、原告崔某2、原告张某2、原告张某3、原告张某4、原告张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05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某1、原告张某4各负担20504.4元，由原告张某3、原告张某2各负担10252.2元，由原告崔某1、原告崔某2、被告崔某3各负担5892元，被告张某6、被告张某7各负担20504.4元，由原告张某5、被告张某8、被告张某9、被告张某10各负担88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 凯 人民陪审员 钟 芳 人民陪审员 佟丽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邱 山 书 记 员 韩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