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2号原告：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4－10。法定代表人：李文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昭乐，广东法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玲，广东法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深圳五岳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菩提路68号金桂大厦A座三楼316。法定代表人：韩辉军。被告二：李涛，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云飞，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拓洋）因与被告一深圳五岳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岳公司）、被告二李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长李震东、审判员张磊（女）、代理审判员郑兆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因工作变动合议庭成员变更为审判长林修凯、审判员黄湘燕、陈颖组成，书记员由龚鸿珊担任。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拓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玲，被告二李涛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云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一深圳五岳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拓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一五岳公司将其所持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华新）3963万股股票于2015年6月10日质押给被告二李涛的质押合同无效。截至起诉日，3963万股股票收盘价为每股8.21元，市值总共325362300元。2.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两被告上述质押登记。3.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件事实，2013年7月10日，原告、被告一五岳公司、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亚银行）三方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原告委托韩亚银行向被告一五岳公司提供贷款5.568亿元，合同期限为2年。该贷款已于2013年7月12日由韩亚银行向五岳公司全额发放。为担保上述债权被告一五岳公司与原告签订《股份质押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一五岳公司将其持有深华新5800万股股票质押给原告，并在《股份质押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股权质押手续。但时至今日，被告一五岳公司仍未办理上述股票质押手续。根据深华新《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3月31日，被告一五岳公司持有深华新共计17636万股股票，其中已质押11735万股，被司法冻结1938万股，仅剩余3963万股没有权利拘束。由于被告一五岳公司对《股份质押借款合同》严重违约，构成《委托贷款合同》的预期违约。根据前期商谈，被告一五岳公司没有还款意向，并且不愿将仅余的3963万股办理质押给原告的手续。原告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一五岳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清偿5.568亿委托贷款，并办理股票质押登记。2015年6月15日，原告从深华新发布的《关于深圳五岳公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获知，被告一五岳公司已于2015年6月10日将其所持深华新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被告李涛，并于同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被告一五岳公司以此逃避对原告的债务清偿责任以及《股份质押借款合同》的履行责任。二、被告一五岳公司将其持有的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李涛涉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一五岳公司本应将剩余无权利拘束的3963万股深华新股票办理质押给原告的手续，但五岳公司不仅没有履行，反将上述股票质押给被告李涛。经查，李涛为深圳市盛世泰富园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泰富）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而盛世泰富已于2013年7月与被告一五岳公司的股东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文化公司）、中建投（北京）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公司）签署《深圳五岳公司投资公司转让协议》，约定盛世泰富收购被告一五岳公司50.98%股权，以达到控股五岳公司目的。目前五岳公司公章、财务、高级管理人员、业务经营等，全由盛世泰富实际控制，李涛为五岳公司实际控制人，二者紧密相关，实为一体。被告二李涛身为自然人，而3963万股办理质押给李涛的时间是2015年6月10日，该日深华新股价为每股16.09元，3963万股市值约为6.3764亿元，即使按照质押担保率5折的方式计算，该笔质押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不会低于3.18亿元。正常情况下，自然人李涛不可能持有对被告一五岳公司3.18亿元以上的巨额债权，该质押登记担保的主合同关系债权债务显系虚构，双方恶意串通，侵犯第三人（本案原告）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质押合同应属无效。三、本案涉案标的额超过3亿，应由广东高级法院管辖。本案标的为3963万股深华新股票质押登记，截止起诉前2015年8月4日，每股收盘价为8.21元，3963万股票市值为3253623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和级别管理的相关规定，本案一审应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原告特起诉至法院。被告一五岳公司未作答辩，亦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二李涛答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李涛与案外人盛世泰富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五岳公司与李涛之间的质押担保关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不是虚假民事法律关系。李涛与盛世泰富的每笔借款均有银行转款业务凭据，而且《借款合同》就约定了由五岳公司向李涛提供担保，担保物为五岳公司持有的3963万股深华新股票。二、重庆拓洋主张的股份质押没有相对应的主债权，依法不能成立。质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不是重庆拓洋据以主张的委托贷款合同。三、五岳公司与李涛及盛世泰富三者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事实。重庆拓洋与五岳公司和韩亚银行之间的质押关系发生在2013年，但至2015年6月涉案股票仍未办理质押登记，该股票上并未设定他项权利和限制权，此间重庆拓洋也未提出权利主张，依担保法的规定，该质押权尚未成立，五岳公司将尚未发生限制权利的股票用于担保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一五岳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对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重庆拓洋提交其与被告一五岳公司、韩亚银行三方于2013年7月10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原告以委托贷款的方式通过贷款人韩亚银行向借款人被告一五岳公司提供贷款5.568亿元，合同期限为2年，从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第7条的“委托贷款的担保”一栏记载“无”。韩亚银行2013年7月12日的进账单显示，该贷款已于2013年7月12日由韩亚银行向五岳公司全额发放。重庆拓洋还提交一份与五岳公司签订的《股份质押借款合同》，没有落款日期，首部记载：“协议由以下各方于年月日签订于北京市。借款人（出质人）为五岳公司（甲方），贷款人（质权人）为重庆拓洋（乙方）。”首段记载：“就五岳公司向重庆拓洋借款事宜，五岳公司愿意以其拥有并有权处分的股份质押给重庆拓洋，为其对重庆拓洋的债务提供担保。”第一条约定：“五岳公司愿以其合法拥有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5800万股股票作为质押物出质给重庆拓洋，由五岳公司向重庆拓洋借得本金55680万元。”第四条约定：“本金大写陆亿玖仟陆佰万元整（￥55680万元）。借款方式为：由重庆拓洋委托其指定的银行向五岳公司提供借款55680万元。五岳公司与上述银行另行签订一份编号为的《借款协议》（见本合同附件一）。”上述编号处为空白。第五条约定：“借款期限3年。”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五岳公司应与重庆拓洋指定的银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出质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第十四条约定：“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解决。”该合同加盖的是原告重庆拓洋与被告一五岳公司的公司公章以及被告一五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宽、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天宇的私章。重庆拓洋依据上述《委托贷款合同》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五岳公司，要求五岳公司偿还《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55680万元，以及从2015年7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依据《股份质押借款合同》的约定向重庆拓洋支付违约金5568万元，支付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2000025.6元以及案件律师费和诉讼费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9日立案，案号为（2015）高民（商）初字第3146号。该院于2015年8月7日作出（2015）高民（商）初字第31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五岳公司银行存款55680万元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价值的财产。该院于2015年8月31日冻结了五岳公司持有的深华新股票12254万股，轮候冻结5382万股，冻结期限自2015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出具轮候冻结生效通知：轮候冻结部分生效3444万股，冻结期限自2015年9月2日至2018年9月1日。该案尚未审结。2016年7月5日，重庆拓洋依据其与五岳公司签订的《股份质押借款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五岳公司向重庆拓洋支付违约金5568万元。2016年11月9日，重庆拓洋撤回该仲裁申请，2016年11月10日，仲裁庭决定撤销该案。2013年7月，盛世泰富与被告一五岳公司的股东中泰文化公司、中建投公司签署《深圳五岳公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盛世泰富收购中泰文化公司和中建投公司持有的被告一五岳公司共50.98%股权。2013年7月15日，盛世泰富支付了股权转让款6.615亿元。因中泰文化公司、中建投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后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盛世泰富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6月30日受理了该仲裁案，编号为（2015）京仲案字第1391号。该案仲裁庭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7）京仲裁字第0729号裁决书：确认盛世泰富为五岳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50.98%的股权，但该确认效力仅限于盛世泰富和中泰文化公司、中建投公司之间；中泰文化公司、中建投公司协助盛世泰富将股权变更至盛世泰富名下。仲裁庭意见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3款约定，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盛世泰富即成为五岳公司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中泰文化公司、中建投公司不再是公司股东。在《股权转让协议》范围内，由于盛世泰富已经按照该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交割，盛世泰富已经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东的基本条件，可以认定盛世泰富已是拥有五岳公司50.98%的股权的股东。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手续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得到了实质性履行的事实。2013年7月，重庆拓洋与五岳公司签订《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五岳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华新股票5800万股转让给重庆拓洋，转让价款69600万元。协议签订后，重庆拓洋支付了首期款13920万元，但因五岳公司存在根本性违约，导致丧失履约能力，合同无法实现，故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18日受理了该仲裁案，编号为（2015）京仲案字第1539号。该案仲裁庭认为五岳公司已丧失履约能力，重庆拓洋有权解除协议。仲裁庭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京仲裁字第1087号裁决书：《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9月8日解除，五岳公司返还重庆拓洋13920万元即资金占用费。在该仲裁案中，仲裁庭还认定事实如下：五岳公司共持有深华新限售流通股17636万股，分别于2013年9月10日、11月5日将7935万股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014年9月2日将3800万股质押给东方证券有限公司，2015年6月10日将3963万股质押给李涛，以上共质押了15693万股，未设定的质押股份为1938万股。2015年6月9日，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因盛世泰富于2015年6月与李涛签订《借款合同》，向李涛借款8亿元，五岳公司自愿为盛世泰富的上述借款提供担保。质押物为五岳公司持有的深华新3963万股股票。李涛为证明该质押权对应的主债权真实存在，提交了其与盛世泰富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日，出借人为李涛，借款人为盛世泰富，第一条：“李涛同意向盛世泰富提供8亿元流动资金，根据盛世泰富的生产经营需要分批交付与盛世泰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第三条：“借款期限为2年，从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第八条：“盛世泰富同意由五岳公司以其持有的深华新3963万股股份向李涛提供担保。”合同上有李涛的签名，加盖了盛世泰富公司印章。李涛还提交了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8月17日期间的九张客户回单或转账凭证、代付款说明、代收款说明，拟证明李涛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实际向盛世泰富或其指定收款方提供了248602000元，双方具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客户回单或转账凭证分别为深圳市嘉骏鸿翔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盛世泰富1500万元，李涛转账给盛世泰富1000万元，深圳市嘉骏鸿翔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盛世泰富300万元，深圳市嘉骏鸿翔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盛世泰富2995万元，深圳市凯瑞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深圳市康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2536000元，深圳市凯瑞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深圳市恒盛华投资有限公司32536000元，深圳市广恒汇通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盛世泰富2558万元，深圳汇智瑞通投资有限公司转账给盛世泰富500万元、9500万元。上述汇款人或收款人均出具了代付款说明、代收款说明。重庆拓洋对《借款合同》和上述客户回单或转账凭证以及代付款说明、代收款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借款关系存疑，不排除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目的，第三方与李涛有关联关系，不排除事后补制。根据深华新《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3月31日，被告一五岳公司持有深华新共计17636万股股票，其中已质押11735万股，被司法冻结1938万股，仅剩余3963万股没有权利拘束。2015年6月15日深华新发布《关于深圳五岳公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五岳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17636万股中的3963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李涛并办理了登记。截至本公告日，五岳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17636万股，累计已质押15698万股。五岳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7日，注册资本20400万元，股东为：深圳市天一景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9.86%）、中泰文化公司（持股比例27.86%）、中建投公司（持股比例23.12%）、海南万泉热带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海南金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16%））。盛世泰富为2013年6月1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6月23日，法定代表人由李涛变更为蒋文，股东由李涛（持股比例51%）、马瑶宁变更为蒋文（持股比例51%）、马瑶宁。深圳市嘉骏鸿翔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涛，出资比例为99%，另一股东容诚出资比例为1%。深圳市广恒汇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马瑶宁，出资比例为90%，另一股东马传坤出资比例为10%。本院审理期间，五岳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向本院寄来《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认为本案是没有财产给付内容的确认合同效力案件，应由异议人住所地的基层法院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管辖，请求移送该院审理。2017年9月21日，五岳公司又向本院寄来《撤回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自愿撤回管辖权异议申请，同意由本院进行审理。本院认为，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一五岳公司与被告二李涛的质押合同无效，并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两被告上述质押登记，故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的《质押合同》的效力。重庆拓洋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的《质押合同》无效，其理由是五岳公司和李涛恶意串通，将五岳公司持有的深华新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李涛并办理质押登记，损害了重庆拓洋的利益。重庆拓洋认为其被损害的债权利益来源于其与五岳公司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即2013年7月10日重庆拓洋与五岳公司和韩亚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产生的借款关系，由重庆拓洋以委托贷款的方式通过贷款人韩亚银行向借款人五岳公司提供贷款5.568亿元，签订该《委托贷款合同》时，并没有约定担保。重庆拓洋主张在《委托贷款合同》签订后，重庆拓洋又与五岳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第一条载明“五岳公司愿以其合法拥有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5800万股股票作为质押物出质给重庆拓洋，由五岳公司向重庆拓洋借得本金55680万元”。但该质押没有办理质押登记，重庆拓洋也没有提供其催促办理质押登记的证据，该质押不产生质权效力。《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存在诸多瑕疵：《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没有落款日期，第四条约定的借款本金大写为陆亿玖仟陆佰万元整，与阿拉伯数字记载的借款金额￥55680万元不一致。借款方式一栏记载的“五岳公司与银行另行签订一份编号为的《借款协议》”，当中的编号处为空白。第五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3年，并非《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2年借款期限。因此，重庆拓洋不仅不享有质权，质押合同亦存疑。重庆拓洋请求认定无效的合同是2015年6月9日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的《质押合同》，质押物为五岳公司持有的深华新3963万股股票。重庆拓洋认为该3963万股股票是五岳公司持有深华新股票当中仅剩没有权利约束的部分，五岳公司将其质押给李涛，影响了重庆拓洋对五岳公司享有的5.568亿元贷款债权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因此，本案能否认定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的《质押合同》无效，首先应满足的条件是五岳公司与李涛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本院分析如下：李涛为证明其与五岳公司的质押关系具有对应的主合同，提交了其与盛世泰富于2015年6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盛世泰富向其法定代表人借款8亿元。李涛提交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8月17日期间的九张客户回单或转账凭证，证明已实际发放借款24860.2万元。合同约定“根据盛世泰富生产经营需要分批交付与盛世泰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因此，借款分批发放，并且通过第三方代收，是有合同依据的。根据李涛提交的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8月17日期间的九张客户回单或转账凭证反映，已发生汇款金额24860.2万元，有一笔1000万元是李涛直接汇款给盛世泰富，另外八笔是其他公司代付或者其他公司代收。其中，属关联公司支付的是李涛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嘉骏鸿翔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4795万元，马瑶宁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广恒汇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2558万元。另外，深圳市凯瑞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代付了两笔各32536000元，一笔由深圳市康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代收，一笔由深圳市恒盛华投资有限公司代收，深圳汇智瑞通投资有限公司代付了1亿元给盛世泰富。这四家代付方、代收方无证据显示与李涛或者盛世泰富存在关联关系。代付方、代收方均向法院出具了代付款说明和代收款说明，并明确：代付的权利归于李涛，代收的权利归于盛世泰富。本院认为虽有两家与李涛或者盛世泰富存在关联关系，但借款由关联公司代收、代付，属正常商业行为。代收方和代付方在诉讼当中向法院出具说明并承诺代付数千万元甚至1亿元的权利归于李涛，代收数千万元的权利归于盛世泰富，是代付方和代收方自愿对自身权利作出的处分，必将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重庆拓洋对上述借款关系、代付、代收行为提出质疑，本院认为尚不足以认定李涛和盛世泰富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恶意串通等事实的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高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一般证明标准。重庆拓洋对五岳公司和李涛的质押合同的质疑，尚未达到该证明标准。而在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质押合同，将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李涛时，并无证据显示该3963万股股票为五岳公司唯一财产，不能推定五岳公司将该部分股票质押给李涛必然导致五岳公司无法清偿重庆拓洋的贷款。因此，五岳公司与李涛签订《质押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重庆拓洋主张以李涛、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认定《质押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无法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本院对重庆拓洋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重庆拓洋在本案还请求撤销李涛与五岳公司的质押登记，由于质押登记行为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本案对该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本案仅审理五岳公司与李涛之间的《质押合同》的效力问题。综上所述，重庆拓洋主张认定李涛、五岳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主张撤销质押登记，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59892.00元，由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林修凯审判员  黄湘燕审判员  陈 颖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龚鸿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