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81民初5539号原告：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107号万达财富大楼000901。诉讼代表人：戴立中，系诸暨天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娜，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祥，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望云路88号。法定代表人：舒英钢，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欢，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北路10号世纪花城公寓1幢106号营业房。法定代表人：朱百超，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洪，系公司员工。原告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德祥，被告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东、王和欢，第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洪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5年12月22日被告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签订的关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将位于诸暨市间商铺向被告提供反担保的《反担保协议》，并责令被告协助办理预抵押注销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22日，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第三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一份，约定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从第三人处购买的位于诸暨市间、面积4804.42平方米，向被告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2016年1月7日，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办理了预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4月29日，诸暨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诸暨天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案中，2015年12月22日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反担保，并于2016年1月7日办理了预抵押登记手续，其行为依法应予撤销。被告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本案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第一，本案中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并没有为已确定的无担保债务提供担保，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是为无担保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浙江神�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反担保的行为，是被告继续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银行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前提，并且新旧贷款并非基于同一贷款保证合同发生，因此不属于企业破产法三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之情形。第二，根据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涉及到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使债务人受益的个别清偿，如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请求撤销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在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反担保的前提下，被告继续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是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受益的行为也是对相关债权人有益的行为，所以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答辩称，本案中的担保和反担保事实存在，反担保符合法理和情理，且被告已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司归还了贷款。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浙0681民破第9号民事裁定书、（2016）浙0681民破第9号决定书各一份，以证明2016年4月29日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及指定管理人的事实。2、反担保协议一份，系本案要求撤销的反担保协议，以证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将其18间商铺抵押给被告作为反担保的事实。3、（2017）绍仲（诸）字第012号裁决书一份，以证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就被告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所对应的银行借款，包括借款的金额和归还的数额、订立反担保协议的内容和时间以及绍兴仲裁委员会认为被告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事实。4、2015年11月26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一份，以证明订立反担保协议的背景系在�暨市人民政府牵头下，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提供反担保，担保额度不变，本案担保的债务系银行转贷债务的事实。5、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杭州西湖支行告知书一份，以证明被告在2016年3月31日提供担保的3000万元款项系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归还逾期贷款的事实。6、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以证明在2014年12月18日被告已经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7、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债权申报表和授信协议各一份，以证明本案提供反担保的贷款在2014年时就已经发放，被告继续提供担保系转贷而不是新的贷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认为反担保协议是一份三方协议，丙方�第三人，也系所有权人，在该份协议第三项中丙方同意以前述商铺提供反担保，可以看出反担保要成立有效必须由第三人同意；对于证据3，原告的证明目的系本案的基本事实，被告无异议，但要说明的是在裁决书第9页第3段中明确载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反担保是被告继续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前提，并不是属于为没有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对于证据4，被告对原告的证明目的系提供反担保的背景没有异议，在会议纪要第一条也明确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反担保是被告继续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前提；对于证据5，需要说明的是转贷资金是由诸暨市人民政府通过财政资金予以支出，而且该份证据是被告在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况下提供，至于款项是归还逾期贷款还是其他用途，并不影响被告的保证责任，故该份证据与本案的撤销权诉讼没有关系；对于证据6，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不是新增贷款，但是前后两笔借款都有对应的借款合同，也有相应的保证合同，所以前后两份借款和保证合同在法律上没有必然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7，与证据6的质证意见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授信协议所说的贷款已经由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完毕，被告提供的担保系在该份合同之后的债务。第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认为，证据2反担保协议中其作为丙方同意反担保是为了解决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困难，证据4诸暨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也说明没有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反担保就没有被告的担保，在没有反担保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原告的后续贷款，被告为原告偿还贷款，使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权益增值，原告要求撤销其所取得的权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围绕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8、2015年11月26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一份，以证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提供反担保系被告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该会议纪要的反担保也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即诸暨市人民政府要求被告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走出困境化解风险提供担保，如果被告在当时不同意担保，那么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在2015年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因为被告系上市公司而且有国有资本成分，所以在协调会上确定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是被告继续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前提，该事实也被生效法律文书（2017）绍仲（诸）字第012号裁决书所确认。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证据的解读应根据字面含义解读�在会议纪要上没有说反担保系担保的前提，只是一个先后关系；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证据1-4，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证据5，结合证据3中关于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向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发放3000万元贷款的事实认定，可依法予以确认；证据6、7，所反映的是由被告提供担保形成的贷款，与证据3中所认定的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发放的贷款3000万元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发放的贷款2000万元，均系根据各自独立的借款及担保合同所形成，前后贷款之间缺乏关联性，亦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依法不予认定；证据8，与证据4系同一份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25日，被告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在最高额3000万元范围内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该行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后该行依据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发放了贷款3000万元。2015年9月21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依据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将上述3000万元贷款展期至2016年3月21日。2016年3月25日，被告与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在该行的3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2016年3月31日，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并据此取得贷款30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10月28日。2016年3月31日，被告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签订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由被告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在该行的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同日，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并据此取得贷款20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2016年10月28日。上述贷款到期后，因借款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被告依据相关保证合同约定，于2016年6月30日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代偿款项2000万元，于2016年7月28日向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代偿贷款本息30941302.35元，于2017年2月13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代偿贷款本息20027187.50元。2015年11月6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就被告在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前提下继续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进行了协调，并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了会议纪要。2015年12月22日，被告为甲方、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为乙方、第三人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为丙方签订反担保协议一份，约定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从第三人处购买的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小陈家自然村鼎盛苑面积4804.42平方米的商铺18间，向被告提供反担保，并依法办理了预抵押登记手续，预抵押登记证载明的担保债权金额为6900万元。2016年4月29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7年2月24日，被告为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向绍兴仲裁委员会诸暨分会申请仲裁。经审理，2017年4月7日绍兴仲裁委员会诸暨分会作出（2017）绍仲（诸）字第012号裁决书，裁决确认被告对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债权70968489.80元；若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债务，则被告对第三人�告抵押登记的坐落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小陈家自然村鼎盛苑的18间商铺，依法定程序处置所得价款在69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行为，是否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可撤销情形。原告主张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的行为涉及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故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则辩称，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是被告继续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银行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前提，并且新旧贷款并非基于同一贷款保证合同而发生，因此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行为亦属于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使债务人受益的个别清偿，故�不属于可撤销情形。第三人则认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行为符合法理和情理。本院认为，企业破产法中对撤销权设置的目的是为纠正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恢复其责任财产，防止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因在破产申请裁定受理前一年内即可撤销期间内，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本案中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行为发生在可撤销期间内，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是被告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前提，且被告分别在2016年3月25日、2016年3月31日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的贷款提供了担保，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据此分别取得银行贷款3000万元和2000万元，获得了相应的合同对价利益，该反担保行为并未减少债务人被假�已丧失清偿能力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从时间上看，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并不是对原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提供担保，其提供反担保的对象是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形成的新债务，故该反担保行为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不属于可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另对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贷款3000万元，系2014年9月25日由被告提供担保后所取得，虽于2015年9月21日进行了展期，但并非该日期新发放的贷款，仅是对还款期限作了顺延，相应的贷款债务属性并未发生变化，故被告对该笔贷款提供的担保与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没有关联性，因此也不属于本案破产撤销权纠纷的审理范围。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荣文华审 判 员  王 玲人民陪审员  吕汉成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刘鸿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