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83民初5073号原告：况某，男，1983年8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明，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法定代表人：任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市支行，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瑞州中路。负责人：胡某某，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男，197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春市人，住宜春市袁州区，系该行员工。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某，男，1967年4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高安市，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况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所)、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高安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明，被告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被告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市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贾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况某在被告北京北商所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2、被告北商所和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共同向原告况某返还交易本金506963元及利息暂计121588元（最终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以506963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6日起计算至还清本息为止）。上述金额暂计628551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一名微信昵称为“柠檬只是好闻而已”（自称“张娟”电话155××******）的业务人员添加原告为好友，随后，其极力向原告推荐“易商联合”交易软件，并声称该平台是一款国家认可的正规现货交易平台，收益比股票高很多，而且他们有内部消息，投资风险小。最后，原告在其多次劝说之下，向其提供了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业务员张娟通过网络为原告开通了账号为08×××95的“易商联合”交易账户。2016年8月6日至2018年12月13日原告通过“易商联合”交易软件进行操作，其中，入金共17笔，合计734000元，出金共14笔，合计227037元，实际损失506963元。期间，交易品种主要为“陶饮坊老铁壶”、“蛇纹玉珠”、“德江天麻”、“同参带野山参1号”。买入后，原告所持商品价格持续下滑，跌幅一般都在90%以上，有的商品跌幅甚至高达99%以上，资金被迅速套牢。陶饮坊老铁壶的价格从买入价的5800元跌至130元，每日的交易量都持续下滑，原告几度想把买入的商品卖掉，结果怎么卖都卖不出去，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商品交易，买入卖出的仅仅是商品符号。北商所是通过价格操纵骗取客户的资金，原告交易则是希望通过价格涨跌获取利润，双方交易不是为了转移商品所有权。交易期间，原告从未进行实物交收，也未获得任何商品。原告应客服人员的要求绑定开户行为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筠阳支行，账号为62×××70的银行账户作为资金结算账户，并通过北商所的“易商联合”交易软件进行交易，后来通过银行查询得知，资金最终流入了被告北商所。2017年2月3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银监会办公厅发出《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商请银监会于2017年3月15日前通知并督导各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在该函件所附的违规交易场所名单中，北商所名列其中，违规事项为“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报批上线交易品种等”，地方政府督促整改或查处情况为“正在整改”。2018年12月底，“易商联合”交易软件已无法正常登录和交易。北商所在与原告的交易过程中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其以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以对冲方式了结交易，已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进行的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应该被认定为无效。2012年7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于2017年2月3日颁发的《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已认定北商所属于违规交易场所，并要求金融机构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但是，农行高安筠阳支行为了获取利润，无视有关规定，未尽审慎义务，违规为北商所提供金融服务，为北商所提供开户及资金结算等服务，共同骗取原告的资金。农行高安筠阳支行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且其行为与原告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农行高安筠阳支行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北商所和农行高安筠阳支行未经批准，擅自在网上组织期货交易，原告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交易应被认定为无效，北商所和农行高安支行应该共同向原告返还全部款项及利息。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北京大宗所辩称，一、案涉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北商所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更非合同相对方，原告要求北商所对其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三、案涉业务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且案涉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四、案涉业务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五、北商所系经政府依法审批设立的合法现货交易场所，原告自主通过易商联合交易系统开展现货商品实物的相关买卖交易合法有效，原告交易账户下仍存有大量商品，其诉称存在交易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即便存在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具体内容如下：一、案涉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北商所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更非合同相对方，原告要求北商所对其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某某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签署了《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同日，北商所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北商所【2016】40号），告知交易商、经纪机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将自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并告知若不同意上述变更的交易商，可以完成提货及账户注销等事宜。同时，大连大宗在其官方网站亦发布了《关于收购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大宗所【2016】第42号），对收购事宜进行再次确认。同时，相关收购事宜也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了公告。原告虽于2016年8月办理开户入金，但其并未提货也未完成账户注销，应当推定其知悉并且同意该项业务收购，即同意大连大宗作为平台提供方，继续提供平台服务。案涉资金虽流入北商所的银行账户，但系业务收购期间有关结算渠道的过度性安排，本质上属于大连大宗借用北商所资金通道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交易平台为确保在平台上开展交易的客户资金安全及便利交易结算，进而与银行合作，开立交易资金专户的行为，系交易所提供平台结算服务的表现，原告向北商所原交易资金专用账户汇入资金，并非原告向北商所支付交易价款，原告仍然享有资金控制权。而且，因平台服务包括组织提供开立、注销交易账户、提供品种上线及交易、结算等一系列综合性服务，不能因业务收购后前述资金通道的短暂借用事实，就否认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地位。综上可知，北商所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更非交易合同相对方。2．在案涉业务转让后，双方即进行了实际履行。2017年2月13日，大连大宗在其官方网站以及“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发布《关于变更结算银行的公告》，再次重申大连大宗收购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业务的事实且自2016年9月30日起案涉业务已正式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对于结算银行事实，该公告进一步明确，自2017年2月10日起，大连大宗已与中国光大银行正式开通结算业务，因北商所即将停止与结算银行的业务合作，其要求交易商尽快办理改签银行事宜。3．事实上，本案原告交易亏损发生在上述业务转让之后，即原告出现亏损发生在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之上，故无论案涉交易性质及效力如何，其要求北商所对交易亏损承担责任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被支持。二、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1．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从上述规定来看，期货交易的交易标的物为期货合约，并非现货商品实物。2．但是在案涉交易中，交易标的为现货商品实物而非期货合约。事实上，通过案涉业务的申购、交易、仓储、提货等规则、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及其他与案涉交易实际履行情况相关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案涉交易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比如，《大连某某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挂牌的商品须来源合法、权属清晰，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买卖的商品”。第三十四条规定：“交易商根据《新商品新货挂牌通知》可通过交易客户端对挂牌商品进行申购。”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五）款规定：“拥有挂牌商品持有量的交易商即拥有现货仓库相对应的商品现货，交易商应尽快申请通过现货仓库自提或第三方物流快递的方式进行提货”。《大连某某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则对案涉交易标的即商品现货的提货规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商品现货存放于符合商品存储同行标准的第三方现货仓库。现货仓库名录详见交易场所官方网站公告。”第五条规定：“挂牌商品的挂牌数量与现货仓库商品现货的库存总量相等”。而第十一条规定：“销售企业、现货仓库与交易所须签订三方《仓储服务合同》，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案中，北商所援引了大连某某某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大连大宗“）的相关业务规则，其原因在于案涉的交易业务已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收购，大连大宗沿袭了之前北商所的业务规则制度，故本答辩意见所援引的规则制度即为案涉交易业务的规则制度，适用于案涉交易业务。3．因此，案涉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所有挂牌交易商品均需办理实物入库等手续，案涉交易存在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即案涉交易商品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易商发起的任何一笔买入或卖出交易，均以现货商品实物为交易标的物，即案涉交易的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权益类交易品种或期货合约；交易商可根据相关规则制度随时通过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的“交收提货”栏目办理其持有的商品实物的提取或出库手续，不存在不可提货的情形，也不存在期货合约交易必须规定在未来特定的时间和特定地点才能交割特定标的物的情形。故即便仅从交易标的物的角度分析，案涉交易业务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案涉业务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不存在原告所述《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合法有效。三、案涉业务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且案涉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1．《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还明确，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以“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修订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可知，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易制度或者具备以下交易制度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20%的。可见，“保证金制度”和“无负债结算制度”系核心的期货交易制度，而现货交易中通常并不采取该等交易制度。3．在案涉交易中，并不存在保证金制度以及无负债结算制度，包括原告在内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均是全款全货进行交易。《大连某某某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第四十四条规定：“所有挂牌商品均采取全额货款交易。参与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前应存入足额的交易资金，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第四十五条“交易流程”第（二）款规定：“发出买入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全额货款及交易手续费；在发出卖出指令时，交易客户端冻结相对应交易的挂牌商品持有量”。显然，案涉业务不存在诸如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所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可见，案涉业务缺乏期货交易所具有的核心制度安排，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3．此外，根据期货交易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期货交易的核心功能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这与期货交易以远期价格作为价格锁定目标以及期货合约关于“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而在案涉业务中，商品交易的买卖价格为商品现在的价格，而非商品未来的价格，完全不具备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的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差异巨大。四、案涉业务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1．案涉交易买卖行为满足《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相关交易具备商品实物买卖的形式和实质；同时，案涉交易标的物的交付及所有权转移亦满足《物权法》关于动产指示交付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第二十六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即动产可以通过指示交付完成物权变动，在案涉交易标的物全部清点入库仓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标的物的指示交付，即原告与其他交易商在交易平台上完成买卖交易后，就已经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买方交易商的商品持仓数量将会自动增加，其对买入的商品实物即时享有所有权，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案涉交易的交易标的物始终均为现货商品实物，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合约交易存在本质区别。2．所有案涉交易商品均具有质检、仓储、保险、物流等充分的保障，涉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原告每一笔买入或卖出的均是现货商品，而非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同时结合北商所提供的关于现货实物提货流程的公证书可知，所有商品均已办理入库，“易商联合”软件中有明确的提货申请入口，原告完全可以随时申请提货，本案原告虽未申请提货，但不能据此推断案涉业务不能提货，更不应据此认定案涉业务为非法期货业务。五、北商所系经政府依法审批设立的合法现货交易场所，原告自主通过易商联合交易系统开展现货商品实物的相关买卖交易合法有效，原告交易账户下仍存有大量商品，其诉称存在交易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即便存在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1．北商所于2009年8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登记注册，系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控股的现货电子交易平台，作为北京市要素市场重点推进项目。在国家对全国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背景下，即在《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以下简称“38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施行的情形下，2013年4月23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向北商所发函称：根据38号文和37号文有关要求，北京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检查组对北商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依据现场检查情况，向北商所发出了《整改通知书》，经复查，北商所已按照通知书提出的整改事项完成了整改工作，“未发现存在违法38号文和37号文相关规定的经营行为”；此外，2013年11月，北商所还通过了以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检查验收，并已按照新设交易场所的规定程序通过审批。因此，北商所作为现货商品交易平台的主体资格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完全认可。截至目前，并未有行政机关认定案涉业务属于期货交易业务（况且相关业务在收购后已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进行），亦不存在任何行政机关取缔北商所的交易场所业务资格。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北商所之前曾运营过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但案涉的现货挂牌交易业务与之前的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无论在交易系统、交易模式、交易规则制度等方面均存在本质区别，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业务类型，故不能以之前的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来类比案涉业务，涉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的判决文书不能作为本案参考的依据。3．如前所述，案涉交易业务并不属于期货交易，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认为买卖交易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具有多年股票操作经验，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入金、出金，还是进行实物商品的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出入金差额亦系其正常的商品买卖损失，故原告应当对其自身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否则有违诚信原则。3．此外，原告主张以其入金与出金差额作为损失计算依据，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原告交易账户项下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被告也愿意协助其办理提货手续，故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实际上并不存在，其无权要求北商所承担任何损失和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农行高安支行辩称，一、从事实上看，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本案中答辩人是依据被答辩人申请开办银行卡等业务，为被答辩人提供资金结算服务。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处自助办理了账号62×××70的银行卡，并称其在答辩人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称“北京公司”）业务员的指示下，通过该银行卡向北京公司进行转账。上述业务均系原告本人在答辩人处自助办理的，原告通过发出电子指令办理的转账业务。开卡及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依法合规，并无任何过错。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答辩人为北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不符合事实，从原告的开户及开通网银等相关证据可以明确，答辩人只与原告形成了金融服务关系。2、答辩人与本案诉讼的交易争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答辩人与原告和北京公司之间的交易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可知，答辩人的结算服务对象为原告，北京公司的账户不是高安农行账户。因此，原告所谓高安农行为北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完全不符合法律和事实。原告通过在我行开立的账户进行转账，是原告自己的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和双方约定，该行为合法有效。答辩人对涉案交易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过错，不应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二、从法律上看答辩人非本案交易合同纠纷当事人，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对投资交易可能产生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被答辩人投资交易合同并不是跟答辩人签订的，答辩人自始至终并不是合同交易的相对方。原告仅与北京公司发生委托理财关系，我行未与原告达成委托理财意思表示，仅仅是结算业务关系，而且结算服务的对象也是在答辩人处开立账户的原告并不是北京公司。原告自己提交的交易明细证明了为原告自己使用网上银行发出指令进行转账，可以明确北京公司交易中的账户未在答辩人高安农行开立，答辩人仅为原告提供资金划转服务。从原告诉状也可以看出交易全程高安支行不是交易合同当事方，原告与北京公司是合同当事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被答辩人与“北京公司”合同项下可能产生的损失由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告的陈述和被告的答辩，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北商所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两被告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返还责任；3、原告与北商所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是否无效；4、若承担返还责任，是否还需承担利息。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原、被告举证、质证如下：原告为证明诉称的事实，依法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中国某某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农行处设立银行账户，在交易过程中，资金流入被告北商所公司，原告总共向被告北商所入金734000元，出金227037元，实际亏损总额为506963元。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1)认可出入金差额，但入金为724000元，出金为217037元，造成出入金差额的原因系原告自主参与现货挂牌交易产生的损失；(2)北商所仅提供专用结算账户，原告向该专用账户汇入买卖资金后，仍享有资金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其可随时操作出金、入金或使用资金进行买卖交易，该资金并非原告向北商所支付交易价款，北商所无需为原告的资金损失承担责任。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我方只是对原告的账户发生关系，与北商所没有关系，北商所的账户也不是在高安设立的。证据二、部分交易软件截图，用以证明被告在交易过程中采用集中交易、保证金交易、电子摄合等标准化合约方式进行。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1)涉案交易的交易品种为黑枸杞、德江天麻等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期货合约。(2)涉案交易只能先行买入，持有商品后，方可卖出，即不得买空卖空，这与期货交易中不持有现货即允许进行卖出的买空卖空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且案涉交易采取全款全货交易，不存在“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强行平仓”等期货交易核心的风险管理制度，无法证明涉案交易为非法期货交易。(3)原告账户下仍然持仓大量现货商品，而涉案交易制度鼓励和允许实物交割，所有商品均已办理入库，且交易软件中有明确的“交收提货”的栏目，原告随时可申请提货，且不申请提货并不影响其买卖结果会导致货物所有权已经转移的法律效果。(4)涉案交易系原告自主操作，原告的损失系正常的买卖亏损。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三、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用以证明被告北商所公司被认定为违规交易场所，交易模式违规，被告农行违反规定为被告北商所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协助被告北商所公司共同组织期货交易，应与被告北商所公司共同向原告返还交易本金及利息。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1)该证据为打印件且来源不明，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2)从内容看该文件仅仅是行政机关内部沟通意见，系清理整顿工作中的过程性和阶段性意见，并非具体行政认定，目前相关清理整顿工作尚未完成，监管部门至今并未作出行政认定否定涉案交易模式的合法性，即使存在不规范行为，也是要求进行整改，并不能作为确认交易无效的依据。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我方提交的结算服务是原告，与被告北商所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该函件也不能说明我方为被告北商所公司提交了结算服务。证据四、民事判决书六份，用以证明原告与其他案外人一样在被告北商所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均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不必进行实物交收，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均未进行实物交割，被告北商所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交易行为无效。北商所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该六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1)我国非判例法国家，四份案例并非最高院指导性案例，一般案例并非有效的证据形式，除聊城的两份判决书且四份判决书均非生效判决文书，不具有参考性；(2)仁寿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涉及的交易业务并非本案“易商联合”平台的商品现货挂牌业务，而是与本案业务模式、交易品种、交易规则完全不同的现货延期交易业务，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原告明知业务性质不同却故意误导法庭。我方提交的案例与原告提交的恰恰相反。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我方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应判决不承担责任。证据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用以证明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的具体认定标准，被告违反规定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1)从性质来看，该两文件属于清理整顿工作的相关指导文件，并非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且案涉交易也并未违反该等文件规定；(2)该文件也并非具体行政认定，目前相关清理整顿工作尚未完成，监管部门至今并未作出行政认定否定涉案交易模式的合法性。3.北商所并非案涉业务提供方，不是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六、开户行短信截图，用以证明交易结算账户在被告农行处开户，被告农行应承担连带责任。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与原告结算的是北商所公司。证据七、北商所业务报告，用以证明北商所与大连大中没有真实发生业务转移，签订的协议没有真实履行，现货挂牌业务仍由北京北商所控制，该报告的真实性已被山东省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鲁15民终268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经质证，被告北商所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北商所的相关陈述并非事实，为逃避相关责任及所作出的陈述内容，不具有客观性，不应采纳。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被告北商所为证明辩称的事实，依法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关于北商所资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北商所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清理整顿工作情况说明的函”（2013年4月23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北商所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通过清理整顿检查验收的通知”（2013年11月13日），用以证明从行政监管的角度分析，北商所系已经通过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检查验收的合法交易场所，具备商品现货交易的资质。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形成于2013年，但是案涉交易发生在2016年8月6日至2018年12月13日期间，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交易合法。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第二组证据：关于案涉业务转让及平台实际提供方：北商所与北商所所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收购协议”、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在其官网发出的“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大连北商所网站关于案涉业务转让的公告（第9450号公证书截取）、大连北商所网站关于变更结算银行的公告（第9450号公证书截取），用以证明从交易平台提供方角度分析，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正式被大连北商所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所所”）收购，已经实际履行，北商所所系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交易平台提供方，原告的交易行为发生在北商所所的交易平台上，故原告诉请要求北商所对其所有交易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缺乏依据。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原告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所有的交易资金均流入北商所银行账户，原告只与北商所之间发生交易关系。北商所声称现货挂牌业务于2016年9月30日已转移给大连北商所，但事实上，从原告的交易流水可以看出：至2018年12月13日，原告仍然与北商所发生交易关系，故北商所关于业务转移的辩解不能成立。北商所与大连北商所之间的关系属于他们的内部关系，应该由北商所对外承担责任之后再另行解决。现有证据只能反映原告的资金被北商所占有和控制，而不能反映原告的资金最终流向大连北商所。在交易无效的情况下，占有交易款的一方有义务返还交易款。《业务收购协议》中缺乏最重要的条款即“收购价格”及“付款条件”，结合大连北商所于2018年9月26日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可知，北商所与大连北商所签署协议后，双方并未按照协议进行业务移交，现货挂牌业务始终由北商所控制，因此，北商所与大连北商所之间应该还存在其他合作协议。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第三组证据：关于原告实际交易情况：原告参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买卖交易流水、原告账户持仓明细截图、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大兴安岭马鹿茸”（000010）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霍山石斛”（000015）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呼伦贝尔梅花鹿茸”（000020）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陶饮坊老铁壶）”（977001）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德江天麻”（977005）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黑枸杞（干）（977006）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碧玺手串”（977008）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翡翠手串”（977012）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紫水晶手串”（977019）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和田玉平安牌（墨）”（977023）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同参堂野山参1号”（tsrs001）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用以证明从实际交易情况角度分析，原告参与买卖的交易商品均为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原告在入金后买入了大量现货商品，目前仍有持仓，不存在原告所谓的资金损失。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由于交易次数较多，金额大，但是交易系统现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对于交易明细无法核实。通过北商所提供交易明细表反映出原告的交易次数高达600次以上，但是无一进行实物交割，进一步证实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2、原告与大连北商所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所以大连北商所网站显示的挂牌信息与本案无关。3、原告与北商所之间的交易自始无效，倘若账户上仍显示有商品，也不应该继续交易，而应该由北商所返还交易款，更何况交易系统现已经无法正常运行。4、由于双方无真实交易记录，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即使存在现货挂牌信息，也不能反映交易合法。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第四组证据：关于交易标的物：同参堂野山参1号商品“质检报告”、同参堂野山参1号商品“仓储合同”、同参堂野山参1号商品仓储照片、同参堂野山参1号商品“保险单”、同参堂野山参1号商品“物流协议”，用以证明从交易标的物角度分析，案涉挂牌商品同参堂野山参等为真实存在的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所有挂牌交易商品均为一一对应的实物商品，具备质检、仓储、物流保障。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样品只是摆设，实际上双方并无真实交易。同一件样品，可以被交易无数次，商品数量与实际交易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第五组证据：关于交易规则：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申购流程”、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交易流程”、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提货流程”、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现货仓库”名单、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检验机构”名单、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暂行）”、北商所所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的“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用以证明从交易规则制度角度分析，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业务，相关交易均为全款全货交易、无保证金杠杆、不得买空卖空，所有交易成交后即发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及资金结算，买入持有的商品可随时申请提取现货实物，与证券期货交易业务存在本质的区别。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在北商所的平台进行交易，交易资金流入北商所的银行账户，与北商所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北商所提供大连北商所的交易规则与本案无关。案涉交易模式已被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认定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品种、违规出借资金结算通道。同时，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在（2020）鲁15民终268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案涉交易属于期货交易，而非现货交易。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第六组证据：关于现货实物提取流程：易商联合软件现货实物提取流程公证书（第1778号）、朝阳区人民法院关于北商所提货及仓储勘验演示截屏，用以证明从现货实物提取的角度分析，易商联合软件中有明确的提货申请入口，原告完全可以在交易过程中随时申请提货，不存在无法提货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形成时间并非在案涉交易期间，不能反映案涉交易期间的真实情况。北商所可以自行修改系统数据，央视315晚会也曾经对类似交易平台修改系统信息的情况进行过披露。更何况，即使可以提货，并不影响对本案交易性质的认定。北商所宣称“可以提货”是为了混淆视听，用以掩盖事实真相，然而，结合所有诉讼的案件可以发现，所有的交易几乎无一进行实物交收。根据《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会办发（2013）111号）可知，允许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即符合构成期货交易的目的要件，是否可以提货并非判断期货交易的依据。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没有意见。被告农行高安支行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依法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原告办理开户的信息，用以证明农行的服务对象是况某，农行与北商所没有发生金融服务关系。经质证，原告对其实性没有异议，认为2017年2月3日银监会的函件北商所是违规场所，应禁止为其提供服务，但农行为北商所提供了服务，故农行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北商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证据二、原告的交易清单，用以证明原告发生结算的是农行，我方没有与北商所发生关系，且是原告自行自主操作的，且原告的账号并不是农行高安的账号，说明北商所和农行没有发生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农行提供了金融服务，其辩称未提供服务是不成立的。被告北商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在后于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北京大宗所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经常范围包括组织化工产品（不合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于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等，但至今未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2016年8月原告经过自称为张娟的业务员介绍，通过网络开通了账号为08×××95的“易商联合”交易账户，2016年8月6日开始，原合通过其在被告农行高安筠阳支行开立的银行账号62×××70开始入金交易，至2018年12月13日，原告况某通过上述账号向被告北京大宗所入金总额为734000元（17笔）,出金总额为227037元，并通过该交易平台持仓购入“芙蓉石手链”（交易代码000021）、“陶饮坊老铁壶”（交易代码977001）、“德江天麻”（交易代码977005）、“呼伦贝尔梅花鹿茸”（交易代码000020）、“黑枸杞（干）”（交易代码977006）、“紫水晶手串”（交易代码977019）、“同参堂野山参1号”（交易代码ｔｓｒｓ001）、“和田玉平安牌（墨）”（交易代码977023）、“蓝田玉平安牌”（交易代码977021）、“普瑞缇咖啡豆（生豆）”（交易代码000018）、“岫玉平安牌”（交易代码977020）。根据原告况某提交的交易商账户显示，原告况某实际累计亏损金额及被告北京大宗所收取的手续费合计506963元。被告北京大宗所称2016年9月30日北京大宗所被大连某某某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大连大宗所)收购，原告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还使用被告北京大宗所的账号进行交易是因为大连大宗所重新开立账户需要时间过渡，是督时借用被告北京大宗所的账户进行交易。另查明，大连大宗所于2018年9月26日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中称“合同签署后，大连大宗所按照北京大宗所的要求开立了银行监管账户并将该账户交给北商所实际控制和使用，并对外宣传已经进行了义务转移，但实际上北京大宗所没有按照收购协议约定进行业务移交，始终实际控制现货挂牌业务。”审理过程中，被告北京大宗所主张自己只是电子交易平台并且具备现货交易的能力，北京领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为原告提供经纪业务，但并没有提供在其平台交易双方的交易记录证明其主张，另查北京领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注销。被告北京大宗所未在指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被告北京大宗所与北京领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有现货交割能力的证明、原告亏损资金的流向明细记录等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从事的交易为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二、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三、被告北京大宗所是否应退还原告的交易资金；四、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是否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从事的交易为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的问题。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区别有:1.买卖的直接对象不同，现货交易买类的直接对象是商品本身有祥品、有实物看货定价。州贷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拥货合约，是买进或卖出多少或多少期货合约。2.交易的目的不同。现货交易是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马上或一定时期内获得或出让商品的所有权，是满足买卖双方需求的直接手段；期货交易的目的一般不是到期获得实物，套期保值者的目的是通过期货交易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从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中获利风险利润。3.交易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均是一对一签订合同，期货交易是以公平、公平竞争的方式进行交易。4.交易场所不同，现货交易一般不受交易时间、地点、对象的限制，交易灵活方便，随机性强，可以在任何场所与对手交易，期货铁必须在交易所内依照法规进行公平、集中交易，不能进行场外交易；S.商品范围不同，现货交易的品种是-切进入流通的商品，而期货交易品种是有限的。主要是农产品、石油、金属商品以及-些初级原材料和金融产品。6.结算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是货到款清，无论时间多长，都是一次或数次结清。期货交易实际每日负债结算制度，必须每日结算盈亏，结算价格是按照成交价加权平均来计算的。被告北京大宗所主张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平台上的交易均是现货交易，不是期货交易。但在原告的交易过程中，被告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原告的多次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被告北京大宗所亦不能提供原告与交易相对方的交易记录，也不能提供其将交易资金转入相对应的卖方账户的情况。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应属于期货交易。被告北京大宗所辩称涉案交易为现货交易而非期货交易，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现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据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贸交易场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交易。《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场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被备北京大宗所没有组织期货的交易资质，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处开户从事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上述强制性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交易平台的开户和交易行为应属无效。关于被告北京大宗所应否退还原告交易资金1413585元及支付利息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撇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子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原告在被告北京大宗所的开户及交易行为无效，被告北京大宗应将原告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原告共投入交易资金734000元。减去已收回资金227037元，被告北商所应当向原告返还交易资金506963元。城合北商所在没有组织期货交易资质的情况下组织原告进行期货交易，被告北商所对涉案交易行为无效存在过错，应当向原合支付该交易资金占用期问即自2016年8月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被告北商所辩称其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所收购，此后其不是涉案业务及相关平台的提供方，同时辩称原告的账户中至今尚有大量商品现货实物，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被告也愿意为其办理提货手续，故原告主张的损失并不存在。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及大连大宗所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中的陈述，可以证实原告实际交易方是被告北商所而非大连大宗所，且在涉案交易过程中，被告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故被告北商所的上述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农行高安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农行高安支行不是原告与被告北商所之间的合同关系当事人，农行高安支行也不是被告北商所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原告仅是通过在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开户的账户向被告北商所的账户进行转账。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农行高安支行对被合北商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审理过程中，原合申请财产保全支付保全费3663元，本院经审查后裁定准予了原告的保全申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况某在被告北京大东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及交易无效；二、被告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况某交易本金506963元；三、被告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况某利息，利息以506963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况某对被告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市支行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86元、财产保全费3633元，合计13719元，由被告北京某某某某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须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某某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剑忠人民陪审员  刘思孝人民陪审员  杨 澜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彭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