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2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桂玲，男，1981年7月2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巧，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顺利，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通泰大厦**法定代表人：孙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女，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令，男，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曾桂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原审第三人北京金融街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维斯物业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4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桂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曾桂玲一审诉讼请求；2.证监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签收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邮寄给曾桂玲的挂号信（以下称涉案挂号信），但将涉案挂号信丢失。2.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受证监会委托接收挂号信，证监会与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收涉案挂号信的关系。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三条及其释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等规定，居民身份证上载明的住址，即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籍登记的住所，不区分集体户籍和家庭户籍，属于法定的收邮地址之一；且只要按照自然人有效期内身份证上的住址进行邮寄，该地址之上的单位收发室签收即视为其本人领取，其无权以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原单位未转交等原因否认上述送达行为的合法性。故曾桂玲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单位内附设的个人”。4.证监会除了接收涉案挂号信外，还接收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邮政局寄给曾桂玲的挂号信、EMS，证监会一贯对邮寄到单位地址的曾桂玲个人邮件予以接收、分发处理，即通知曾桂玲本人取件或者交邮政企业改投曾桂玲家庭住址，完全就是将曾桂玲视为证监会“单位内附设的个人”，并进行规范化的收发邮件工作。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等规定，只要收件人姓名、地址、地址和邮政编码无误位收发室签收邮寄到该地址之上的邮件，则不论收件人是否仍在单位工作，单位都应对所领取的邮件负有保管及返还的义务。6.即便曾桂玲不属于证监会“单位内附设的个人”，证监会应对涉案挂号信予以接收并让邮政企业为曾桂玲改投新址的行为，就是在对非“单位内附设的个人”进行助人为乐式的无因管理，这种明显增加自己工作量和工作责任的收发邮件行为，既不符合经验法则又违反正常的收发邮件工作规范。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第八十八条等规定确立的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足以推定：证监会接收涉案挂号信的行为，是将曾桂玲视为证监会“单位内附设的个人”并进行收发邮件工作，而不是在对非“单位内附设的个人”进行助人为乐式的无因管理或者是对不当得利取得的挂号信进行助人为乐式的管理。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不论本案案由是保管合同纠纷，还是返还原物纠纷，甚至是无因管理纠纷或者不当得利纠纷，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并作出裁判，而不是限于保管合同纠纷案由进行裁判。9.涉案挂号信之得失事小，但背后的法律关系之明确事大。证监会辩称，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曾桂玲上诉请求。戴维斯物业公司述称，一审诉讼中，曾桂玲、证监会及戴维斯物业公司已就保管合同纠纷陈述了意见，曾桂玲起诉的案由是保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也围绕保管合同进行了审查，请求驳回曾桂玲上诉请求。曾桂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证监会就弄丢曾桂玲挂号信XC09553862811的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如向国资委发函说明《告知书》已被其弄丢，请求国资委重新为曾桂玲提供《告知书》），并向曾桂玲书面赔礼道歉。2.证监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桂玲原系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工作人员，2019年9月2日，曾桂玲从该单位辞职。2019年9月14日，曾桂玲的户籍从证监会的集体户口迁出。证监会机关办公楼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A座，其与北京房修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2019年11月24日，曾桂玲向国资委邮寄申请《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书上写明的住址是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某号。2019年12月16日，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电话告知曾桂玲其有挂号信。因曾桂玲不在富凯大厦工作，无法进入收发室取件，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将曾桂玲的挂号信退回邮寄。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属于戴维斯物业公司的下属部门。现曾桂玲以挂号信丢失为由，以证监会为被告、戴维斯物业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保管合同纠纷之诉。一审法院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中，曾桂玲并非证监会单位职工，也不在戴维斯物业公司所管理的办公大楼工作。曾桂玲以证监会单位所在地地址作为住址向其他国家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其他国家机关以该地址邮寄挂号信。曾桂玲、证监会之间并不因此挂号信的存在而形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曾桂玲现以挂号信丢失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保管合同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桂玲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曾桂玲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北京法院电子诉讼平台截图1页，以证明曾桂玲曾就本案提起返还原物纠纷诉讼，但未能审核通过。证监会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戴维斯物业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曾桂玲提交的该证据与本案二审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二审庭审中，曾桂玲、证监会、戴维斯物业公司均陈述称：富凯大厦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除证监会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的富凯大厦内办公外，还有其他业户也在其中办公。曾桂玲陈述称，涉案挂号信所载明的收件人信息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曾桂玲（收）。本院认为，本案中，曾桂玲提起诉讼主张其与证监会之间存在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证监会将涉案挂号信丢失，证监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采取补救措施，向曾桂玲书面赔礼道歉。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挂号信所载明的收件人信息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曾桂玲（收），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对应富凯大厦，证监会只是在富凯大厦内办公的业户之一，还有其他业户同样也在富凯大厦内办公，涉案挂号信的收件人信息并未明确提及证监会。虽然曾桂玲主张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受证监会委托接收挂号信，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富凯大厦B座收发室受证监会委托接收了涉案挂号信。也就是说，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证监会或者其委托的受托人接收了涉案挂号信，在此情况下，曾桂玲要求证监会基于涉案挂号信丢失的事实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曾桂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曾桂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洋审判员 韩耀斌审判员 杨琳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