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5民初8632号原告：上海迪仙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任协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铮佳，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金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迪仙酒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铮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迪仙酒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90,688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190,688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20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长期向被告提供酒水货品，根据被告要求送货上门，每次由被告签收确认。据统计，自2018年4月24日至2019年5月25日，原告向被告供货19次，金额共计209,414元。2019年5月25日之后双方再无交易往来。原、被告双方未进行书面对账，但进行了口头结算，结算时扣除了被告现金(硬币)支付的14,785元、退货3,941元，故被告尚欠货款190,688元，原告据此开具了总金额为190,688元的发票，并派人面交被告的工作人员朱浩。嗣后，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因内部结构调整，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货款。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诉请如前。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货款和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购销合同及送货单，其上加盖的显示被告名称的印章并非被告真实有效的印章，被告被收购后，公司没有“合同专用章”字样印章，对外签署合同用的都是公司公章。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显示的购买单位富龙(上海富龙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龙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98年11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顾金芳的公司，该公司的住所地即为送货地址，也是《购销合同》第7条的仓库地址，2020年6月15日，该公司原投资人马国良、顾建英退出，变更为现在的唯一投资人顾金芳，被告与富龙公司相互独立。原告系与富龙公司之间发生业务，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8年4月开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并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即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意在酒老板渠道内销售甲方即原告上海迪仙酒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合同第五条约定：货到之日起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于_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第七条约定：1.甲方配送产品至乙方仓库，运输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有权选择采用何种方式运输；2.甲方应将货物送至乙方指定地点并交由乙方仓库管理人员签字确认收货，甲方交由任何未经乙方授权的人员而遭受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3.乙方仓库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六公路XXX号XXX号仓库，收货人：严伟，电话号码：XXXXXXXXXXX；4.甲方将货物送至乙方仓库后，乙方应尽快对货物的数量、包装等外部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数量短缺，包装破损等情况应在10日内通知甲方退、换货或对短缺的货物进行增补，甲方应当积极配合。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原告公章并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任协来签字，乙方处加盖被告的合同专用章并由被告的工作人员马某某签字。2018年4月24日至2019年5月25日，原告共计向被告供货19次，供货金额合计209,414元，送货单上载明了商品条形码、全名、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由被告的工作人员严伟、陈丽、何波、程俊进行了签收，并加盖“酒老板收货章”。其中2018年6月20日送货单记载“硬币共计8,700元”、2018年10月9日送货单记载“付硬币1,950元”、2019年1月17日送货单记载“付硬币1,835元”、2019年3月14日送货单记载“付硬币2,300元”，上述硬币支付金额共计14,785元。另外，2018年7月27日、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7日、2019年3月14日、2019年4月15日、2019年5月25日送货单均对退货、退破损的情况进行了相关记载。2020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8张，金额共计190,688元，被告确认上述发票已经抵扣。审理期间，原告称，送货单上的抬头“上海市海糖酒类经营部”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开设的个体工商户，原告公司于2017年成立之后，送货单沿用了之前的名字；送货单上“购买单位：富龙”，系因被告在被收购之前系富龙公司关联企业，富龙公司是被告的股东之一，原告工作人员因疏忽将送货单的购买单位登记为富龙，后未修正。被告称，认可“上海飞天酒业贸易发展中心”为被告的供应商，被告曾于2019年2月向“上海飞天酒业贸易发展中心”预付货款553,416.23元，该笔款项为被告员工马国民通过私人账户转账支付给任协来，任协来也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证人马某某到庭作证称，其是1998年到富龙公司工作的，后成立了“上海歌德公司”，2015年“上海歌德公司”变更为被告，将富龙公司名下的门店都转到了被告，员工也都转到了被告名下，其也是2015年的时候转入被告处，于2019年年底离开；涉案合同是其于2018年年头与原告签订的，并加盖被告的合同专用章；2019年其离职后告诉任协来快去对账，并将被告的采购朱浩的联系方式给了任协来；被告所述的553,416.23元是被告支付2017年欠付原告的货款。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购销合同》、送货单、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网络截图、证人证言等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以上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可予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反映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90,688元的事实，被告应当予以支付，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90,68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至今未支付欠付的货款，属违约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以190,68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本案立案之日(即2021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亦予以支持。被告主张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无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被告提出曾向案外人“上海飞天酒业贸易发展中心”预付货款事宜，与本案无关，被告可另行解决，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迪仙酒业有限公司货款190,688元；二、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迪仙酒业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90,68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1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13元，减半收取计2,056.50元，财产保全费1,473元，合计3,529.50元，由被告酒老板(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方方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沙芝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