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石民二终字第00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平均。委托代理人刘占峰，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永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欣。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雷。四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志伟，河北百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平均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4）深民一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1、原、被告所争议地块位于深泽县故城村北，东邻为王会远的耕地，南邻曹四保（已去世）的耕地，西邻和北邻均为道路。2.原、被告于1993年3月7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故城大队化工厂与第11队曹平均协商占用土地贰亩捌分整，每亩每年300元。一次交清当年土地补偿费。到大队调地款项终止。地皮归属大队所有。如两年后不调地，每年上打租结清当年土地补偿费。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该协议书有原告和四被告签名并加盖有深泽县故城村委会公章。3、四被告占用土地后，即在该地块建设了四人合伙的深泽县瑞鹤化工厂一处，并按协议向原告缴纳了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租金，以后租金未向原告缴纳。原、被告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争议地块是否在1995年后仍归原告所有及被告是否应向原告缴纳租金。根据该焦点问题，原告称村委会调地后，并未将原告的出租土地收归村委会，该地块仍属原告的承包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提交1995年6月3日故城村9-12队土地明细表一份及未载明时间的故城村11队土地明细表一份，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其中9-12队土地明细表载明曹平均家6人，基本田9亩，承包地1.4亩。11队明细表载明曹平均家3人，口粮地4.5亩，承包地0.7亩；同时载明曹占亚家人口3人，口粮地4.5亩，承包地0.7亩。经核实曹占亚系原告之子。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土地明细表不准确，调整土地后，村里的地亩册已将原告的土地数目降下来了，应以村委会的地亩册上的数据为准。2、证人曹小榜、曹彦彬、张小峰的证人证言。其中曹小榜的爷爷与原告的父亲是亲兄弟，曹小榜自1997年担任原告所在的三片（包括11队在内的4个队为一片）会计。曹小榜证实：不清楚村委会是否调整过土地，原告的口粮田为9亩，承包地为1.4亩。原告提交的两份土地明细表系曹小榜签字并为原告出具的，村里以前收取三提五统也是按该表收取，该土地表为每年做一次，1995年的明细表是以前会计交给证人的。证人曹彦彬证实：证人与原告系一个队，深泽县故城村的土地分为责任田、承包地和口粮田，原告有多少责任田和口粮田证人不知道，只知道原告在村北有块地是被告占着，村委会调整土地时没有调整原告的这块土地。证人张小峰证实：村委会调整土地时，要收回原告村北的土地，组里其他人均不同意，因为如果村里收回那块地，原告再分地时就会分组里其他人的地，至于原告的地是否被村委会收回，证人不清楚，组里的人仍承认那是原告的土地。被告对三个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三个证人证言自相矛盾，证人曹小榜与原告系亲属关系，证人曹彦彬与原告是一家大院的，其证言不足采信。被告的意见为自1994年开始调整土地后，被告工厂所占土地已收归村委会所有，被告也向村委会缴纳了两、三年租金，原告肯定也知道这种情况。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1998年6月24日深泽县故城村第三片98年公粮底账原件，该公粮底账加盖有村委会公章，显示了第三片四个队（9、10、11、12）的每户人口、基本地（责任田）、承包地的土地等情况。其中在第11队底账中记载：曹平均人口为3人，基本地为4.3亩，没有承包地。从整个底账显示承包地并非每户都有。原告证人曹小榜当庭认可该底账系自己所制并交给村委会。对底账中曹平均仅有基本田没有承包地这一情况，表示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原告对该底账的质证意见为：这份底账只能说明1998年的情况，是计划将原告承包地收回，不能说明收回了原告的承包地。2、深泽县故城村委会2014年3月12日证明�该证明加盖有深泽县故城村委会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国辉签名，证明主要内容：为深泽县故城村在1994年调地后，原告曹平均的承包地已收归村集体，被告在村里调地后向村委会缴纳了两年租金，因村委会房屋倒塌，已找不到收取租金的账目，原告在调地后未向村委会和被告主张过租金，且调地后村委会的地亩帐中已没有原告对争议地的地数。原告质证意见为，该证明属于逾期举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按国家的规定，农民的承包地不允许收回。为查明本案事实，法院工作人员对深泽县故城村村长张国辉、村书记王占根及村会计曹彦辉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张国辉证明：自己自1990年开始在村里担任村长至今。原、被告签订的租地协议与村里无关，之所以在协议上加盖公章，只是让村里证明一下。争议地块是原告的承包地，并非责任田和口粮�，1994年开始调地直至1995年春村里调地全部结束，村委会将各户除责任田外的承包地全部收归村集体，当时村里按地亩数每人平均1.8亩地，村委会规定村民每人1亩责任田、0.5亩口粮田共1.5亩，其余多出的承包地由村委会统一发包，收取承包费，有的小队责任田和口粮田可能不到1.5亩，被告占用的原告的地属于原告多出来的承包地，因此，该承包地在调地后早已收归村集体。该地块收归村集体后，四被告曾向村委会缴纳了一、两年租金，对于原告提交的1995年土地明细表和11队明细表，村委会不认可。王占根证明：自己在1989年至1995年5月6日曾担任村书记，2003年后再次担任村书记至今。对原、被告争议地块比较清楚，当时被告租占原告的承包地，并立有协议，协议规定如果村委会调整土地，此地就不属于曹平均，此地归村集体所有。1994年8月22日村里将责任田和口粮田�人共1.5亩调整终止，分给村民；1995年3月村委会将除1.5亩以外的地重新承包出去，被告厂子所占的原告的土地属于承包地范围，调整土地后，被告向村集体缴纳了一、两年租金，后来就不交了，该地块不属于曹平均的责任田和口粮田。这一类的承包地当时村里有1160亩，统一收回后，又统一发包出去，曹平均家现在只有9亩的责任田，或许不到9亩，可能是8.6亩，具体以账册为准，重新发包出去的承包地并非按人口分配，有的农户有几十亩，有的农户则没有，曹平均家调地后没有其余的承包地。村委会收取被告的租金，曹平均也未提出过异议，村委会不仅向被告收过承包费，也向村里其余的承包户收过承包费。对于原告提交的1995年土地明细表和11队明细表，王占根认为两个表是假的，是自己做的，村里95年的账目均在各片拿着。曹彦辉证明：自己从1986年开始担任村会计，村里1994年调整土地时仍在村里担任会计，1994年调地后，将村里的承包地均收归村委会，由村委会另行发包，没有签订承包合同，被告租占的土地也收归了村里，四被告在调整土地后向村里缴纳租金，大约交了2、3年，租金是自己收的，后来就没收过，村里大队房屋塌了，收承包费的单据也找不到了，1998年6月24日的第三片的明细表是村委会从片里收上来的信息，是三片会计曹小榜制作，村委会现在已没有1995年的信息，不知道为什么1998年的明细表与曹平均提交的1995年的明细表不一致。原告对三人的询问笔录质证意见为：三人的陈述均证明原被告租赁土地协议的合法有效，能证明1994年调整过土地，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地已收归村委会，应当以1995年的土地明细表为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不允许收回，1994年的调地不符合党的政策，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曾向四被告�过租金，但被告1996年就不给了，过了两年工厂就倒闭了，1996年和1997年工厂仍在运转，不知道村委会向被告收租金的事情。四被告对三人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原审认为，四被告在1993年租占原告承包地属实，原被告均予认可，并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为证。对该事实应予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载明：“……到大队调地款项终止，地皮收归大队所有……”原告主张村委会调地后并未收回其承包地，该承包地仍归原告所有，因此四被告应给付原告租金。原告对该土地并未提交土地承包合同，其提交的1995年6月3日故城村9-12队土地明细表一份及未载明时间的故城村11对土地明细表一份，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与被告提交的1998年加盖有深泽县故城村委会公章的第三片底账相矛盾，被告及故城村村长、村书记均否认其真实性。原告的证人曹小榜与�告系亲属关系，作为故城村第三片会计，其对村委会是否调整土地表示不清楚，显然有作伪证嫌疑，其证言不应采信。证人曹彦彬和张小峰系故城村民，其证言不足以完全证实村委会是否收回原告的该承包地，只是个人认为村委会未收回。且张小峰陈述村里确实要收回原告的承包地，只是组里其他人不同意，如原告的承包地被收回，则再分地时就会占组里其他人的土地，至于村委会是否收回原告的该块承包地，证人也表示不清楚。被告提交的1998年6月24第三片的明细表已清楚的载明原告除基本责任田外，没有其他承包地，村委会主要成员村长张国辉、村书记王占根及村会计曹彦辉均作为当时村委会调整土地时的主要负责人均证实，原告在村北被告租占的土地在调整后已收归村集体，且村委会也向被告收取了1996年后的土地租金。2014年3月12日深泽县故城村委会的证明虽属于逾期证据，但该证据对判断案件主要事实有直接关系，该证据也证实了原告承包地在1994年调地被村委会收回及村委会向被告收取租金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被告支付1996年至2013年的租金及终止协议、恢复原状的主张，因原告未提交土地承包证书，且土地承包权归属无法查清，不应支持。原告称故城村委会调整土地违反党的政策，无法律依据，因故城村土地的调整至今已达20年之久，涉及全村所有农户，且并无明显违反当时法律的情况，因此对原告的意见不应采纳。判决，驳回原告曹平均的诉讼请求。判后，曹平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本案性质认定错误。混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否定了村民小组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否认了村民小组具有发包属于自己所有土地的主体资格。无视土地租赁协议中对时间节点的约定。一审判决对证据认定错误，黑白颠倒；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上诉人请求：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相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3年3月7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约定“故城大队化工厂与第11队曹平均协商占用土地贰亩捌分整，每亩每年300元。一次交清当年土地补偿费。到大队调地款项终止。……”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向上诉人交纳了1993年、1994年及1995年的租金，自此后被上诉人便未向上诉人交纳。上诉人没有争议地的使用权证书，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实其对争议地仍有承包权，相反村干部和村委会均证实村里调整土地后，将上诉人的土地收归村里所有，被上诉人�即向村委会交纳该土地租金。符合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约定的协议履行至大队调地款项终止的内容。且自1996年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交纳租金，事过多年，上诉人亦未通过任何途径主张过权利，上诉人的行为视为对以上事实的默认。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元，由上诉人曹平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玉华审判员  高瑞江审判员  李 伟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