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晋民初29号   原告：珠海晋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殿生，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计静怡，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文禄，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黄文禄，男，1970年10月7日出生，住山西省大同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伟岳，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珠海晋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晋鲁公司）与被告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昌泰公司）、被告黄文禄公司增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2018年5月16日中止诉讼，2019年10月23日恢复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5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珠海晋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殿生、计静怡，被告华盛昌泰公司及被告黄文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伟岳、王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珠海晋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黄文禄、华盛昌泰公司将其持有的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泰公司）的1.39999亿股股份（价值1.0010亿元）按合同约定转让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140万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11日，原告与其他投资人一起与黄文禄、华盛昌泰公司、科泰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珠海晋鲁公司投资8000万元取得科泰公司9.01%的股权。2015年3月，原告与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等签订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了经营业绩保证及业绩补偿。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华盛昌泰公司及黄文禄应及时提供2015年度经有资质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给原告，但一直未提供，经多次催促与索要，黄文禄于2016年9月承认2015年度科泰公司净利润为负。依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计算，黄文禄、华盛昌泰公司应将其持有的科泰公司的1.39999亿股份份额转让给珠海晋鲁公司。   华盛昌泰公司与黄文禄共同答辩称：原告错误适用股份补偿条款，要求答辩人将所持科泰公司1.39999亿股股份向其转让，不符合合同约定，计算方式及结果也均不合理，同时其试图通过诉讼取代答辩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仅违背了科泰公司引进财务投资人的初衷，更导致军工事项审查形同虚设，其后果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军工企业稳定和军品科研、生产任务造成巨大影响，于理于法均不应当得到支持。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原告与其他投资人以及黄文禄、华盛昌泰公司、科泰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证明目的：①原告投资8000万元取得科泰公司9.01%股权。②本次投资总额1.6亿元。   2.原告与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等于2015年3月签订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证明目的：①原告与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约定了经营业绩保证以及业绩补偿的条件及补偿的计算方法。②因未约定现金补偿和股权补偿的比例，故原告选择100%股权补偿。   3.原告及其全体股东与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于2017年5月签订的《协议书》。证明目的：①约定黄文禄未按时支付首批股权转让款及首批现金补偿的，则原告按2015年3月签订的《补充协议》主张权利。②二被告在该份协议中没有提及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等事由。③2017年5月双方已经明确知晓2015年科泰公司的净利润为负，但仍约定适用《补充协议》进行业绩补偿。   4.投资凭证。证明目的：2015年3月原告向科泰公司投资8000万元。   5.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书和我院（2019）晋民终6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①2015年3月9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②被告提出的回购请求被法院判决驳回。   二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4认可。证据2、3、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二被告提供以下证据：   1.华盛昌泰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黄文禄的身份证。证明目的：主体资格。   2.2015年2月11日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证明目的：①原告以8000万元增资款，认购科泰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333.33万元。②该《投资协议》附件资产负债表显示，至原告介入时科泰公司净资产为184284026.83元。   3.2015年3月各方签订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证明目的：①本案不符合“公司2015年净利润高于4000万元”前提，故原告诉请单独使用股权份额补偿，要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部承担责任没有合同依据。②补充协议约定业绩补偿的基础是适用12倍市盈率重新调整估值，但市盈率公式在公司亏损情况下已失效，无法计算得出合理估值，原告假定估值按零计算没有依据，得出的结论更有悖常理，进一步证明本案不适用业绩补偿条款。③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公司发生了严重亏损，也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实现上市，完全符合补充协议回购条款所约定的出现“重大事项”情形，应当适用回购条款解决。④合同对于“净利润低于4000万元以下”时的业绩补偿方案，有明显法律缺陷，从事实及法律上均无法适用和执行。   4.2015年12月31日科泰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证明目的：《补充协议》签订后，科泰公司受军改影响，2015年出现严重亏损情况，当年累计新增亏损金额达到4761万余元，超过了原告介入时科泰公司净资产的20%，符合合同约定的股份回购条款，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可以要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而不是无理要求业绩补偿。   科泰公司营业执照及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有关资质证书。证明目的：科泰公司具备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资格，属于涉军企业，国家二级保密资格单位。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证明目的：科泰公司属涉军企事业单位，为了保证军工能力安全、完整、有效和国家秘密安全，对于导致涉军企事业单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的改制、重组（包括增资扩股、股权处置）等行为，须先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未经军工事项审查，不得先行实施；原告直接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将所持1.39999亿股（约占38.8%）股份转让，将导致科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符合军工事项审查要求，不但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且根本不可能履行。   2019年8月31日科泰公司资产负债表。证明目的：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价格确认方法，按年复合投资回报率10%计算投资本金和收益之和高于投资方股份对应的公司评估净资产值，应以前者确定股份回购价格；被告同意按合同约定条件回购股份，但是原告为博取不合理的利益，不愿意接受合同约定解决方式，坚持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且不可能执行的业绩补偿条款。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依被告方申请，本院向山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发函，就本案可能涉及的军工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行为，是否需要事先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及审查要求等事项征求其意见。山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2019年9月8日给我院的回函。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2认可，证据3、4、5、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7不认可。证据8真实性认可，但对回函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提供的证据7，因二被告系科泰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4，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2，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及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双方均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只是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或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系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该系列证据的证明目的以及合法性、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判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11日，珠海晋鲁公司与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科泰公司前身）以及另外三位投资者（案外人）签订《投资协议》，投资协议载明：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5月8日，本协议签署之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壹亿贰仟壹佰贰拾陆万元人民币。华盛昌泰公司为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黄文禄为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者拟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对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认购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陆佰陆拾陆万陆仟陆佰元，由投资者以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认购，其中人民币贰仟陆佰陆拾陆万陆仟陆佰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珠海晋鲁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捌仟万元人民币认购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叁佰叁拾叁万叁仟叁佰元，剩余人民币陆仟陆佰陆拾陆万陆仟柒佰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珠海晋鲁公司总计持有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后9.01%的股权。2015年3月9日，珠海晋鲁公司（投资方）与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以及另一位投资者（案外人）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了经营业绩保证及业绩补偿。在该《补充协议》第二条业绩补偿项下约定：1.如果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低于6063万元，则视为未完成经营指标，应以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为基础，按照12倍市盈率重新调整本次投资的估值（调整后的估值称“新估值”。）2.估值调整后，投资方有权选择现金补偿方式（公司返还各本次出资人多付的增资款）或股权份额补偿方式，甲方（华盛昌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文禄）（依本次增资前各自持股比例）须按照投资方多付的增资款在新估值中所占的股权比例分别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投资方转让相对应的该比例股权（无论股权转让涉及的监管机关如何要求，投资方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格皆为1元人民币）。[应分别给予本次投资方补偿的股权份额=[该投资人本次投资额/（新估值＋本次投资合计总额）－该投资人本次投资额/（初始估值＋本次投资合计总额）]*公司补偿时的股本总额]；（1）若公司2015年未能完成经营指标，但净利润高于4000万元，则投资方选择接受股权份额补偿；（2）若公司2015年未能完成经营指标，但净利润低于4000万元，则投资方选择现金补偿和股权份额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补充协议第三条为回购条款，具体规定是：当出现下列重大事项时，投资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华盛昌泰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文禄连带性地提前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股份：（1）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前没有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2）公司累计新增亏损达到投资方介入时科泰公司净资产的20%；（3）2015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低于4000万元；（4）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或其实际控制人发生重大违法行为，现有股东出现重大个人诚信问题，尤其是公司出现投资方不知情的账外现金销售收入时。股份回购价格按以下两者较高者确定：（1）投资方按年复合投资回报率（10%）计算的投资本金和收益之和（包括支付给投资方税后股利）；（2）回购时投资方股份对应的公司评估净资产值。甲方及实际控制人黄文禄在收到股份回购的书面通知当日起两个月内完成回购并付清全部金额，逾期支付的，其须每天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三向投资方支付违约金。如甲方（华盛昌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文禄未按照前述约定的价格、期限履行回购义务的，投资方有权通过公开或非公开方式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如转让金额低于回购价格的，甲方（华盛昌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文禄应当就差额部分向投资方进行补偿。   2015年3月12日，原告将8000万元汇入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珠海晋鲁公司2015年2月11日介入时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净资产为184284026.83元。2015年10月15日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泰公司2015年公司亏损47611543.36元。科泰公司未在2017年12月31日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7年5月11日，珠海晋鲁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与华盛昌泰公司及黄文禄达成新的协议并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第八条规定，若黄文禄2017年7月9日前未支付本协议第二条股权转让和第五条现金补偿约定的首批股权转让款及首批现金补偿款的，则珠海晋鲁公司按照三方于2015年3月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主张权利。因黄文禄未按时支付首批股权转让款及首批现金补偿，故原告提起该诉讼。   2017年7月25日，华盛昌泰公司与黄文禄以珠海晋鲁公司及其股东为被告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是：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3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涉及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内容；2.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3.判令由原告参照双方2015年3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价格，回购珠海晋鲁公司持有的科泰公司股份。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太原中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7）晋0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华盛昌泰公司与黄文禄的诉讼请求。判决理由是：由于2015年3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均未对合同的解除条件进行约定，因此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以珠海晋鲁公司未告知其股东构成为由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3月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理由不足，不予采信。2015年3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投资方有权利要求华盛昌泰公司及黄文禄连带性地提前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而不是华盛昌泰公司及黄文禄。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请求回购珠海晋鲁公司持有的科泰公司的股份，理由不足，不予采信。判后，华盛昌泰公司和黄文禄提起上诉，我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晋民终6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参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价格，回购被上诉人珠海晋鲁公司持有科泰公司股份的问题。我院的主要判决理由是：“《补充协议》第三部分对回购条款做了约定。《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基于各自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契约性文件，协议中的回购条款是在发生约定事项时，投资方有权利享有的选择性条款。至于双方最终采取回购条款或现金补偿或股权份额补偿何种方式，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现上诉人请求用公权力对协议约定的选择性事项做出判定不妥，本院无法支持。”   另查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2016年3月2日出台科工计【2016】209号文件《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涉军企事业单位实施以下重组行为，须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二）导致涉军企业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的增资扩股、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处置等行为；（四）其他重大涉军重组行为”。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涉军企事业单位在履行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法定程序之前，须通过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并接受相关指导、管理、核查”。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通过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涉军企事业单位不得自行实施重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依被告方申请，本院向山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发函，就本案可能涉及的军工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行为，是否需要事先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及审查要求等事项征求其意见。山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2019年9月8日回函我院。主要内容为：1.科泰公司系涉军企业。2.对于导致涉军企事业单位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的行为，在履行法定程序之前，须先通过国家国防科工局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未经军工事项审查，不应先行实施变更。3.华盛昌泰公司、黄文禄为涉军企业科泰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珠海晋鲁公司主张“黄文禄、华盛昌泰公司将其持有的科泰公司的1.39999亿股股份按双方合同约定转让”，珠海晋鲁公司主张的股权受让行为将导致军工企业实际控制人变更，应依法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但目前该案诉请事项及所涉协议未通过我局向国家国防科工局上报军工事项审查，没有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不符合国家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程序要求。   又查明：原告所主张的1.39999亿股股份的计算方法是将公司新估值调整为零。即以2015年的净利润乘以12，由于2015年度净利润为负，按照交易习惯，用于交易的公司股票的最低交易价为零，估值为负时估值应为零。在此基础上，套用《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补偿计算公式，得出应补偿股权数额。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诉请主张1.39999亿股股权补偿是否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二、原告诉请主张1.39999亿股股权补偿是否存在“未经军工事项审查”的问题。   一、关于原告诉请主张1.39999亿股股权补偿是否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的问题。   本案原被告2015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从法律性质上看属于“对赌协议”或“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融资协议时，对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的一种约定，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投资交易的合理与公平。本案双方在《补充协议》中依次约定了业绩保证、业绩补偿以及出现重大事项时的回购条款等，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双方当事人对于科泰公司2015年度业绩出现亏损，净利润为-47611543.36元，以及科泰公司未能在2017年12月31日前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主要争议是原告诉请“被告将所持有的科泰公司1.39999亿股股份（价值1.001亿元）按合同约定转让给原告”，是否符合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2015年3月29日《补充协议》的业绩补偿条款明确：未完成经营目标时，应以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为基础，按照12倍市盈率重新调整本次投资的估值。由于市盈率=股价/净利润，故采用市盈率估值方法，至少应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才能有效适用并计算得出合理的估值结果；在公司亏损情况下，适用市盈率公式，无法得出合理的估值。在该《补充协议》业绩补偿条款未明确公司亏损时的估值方法和业绩补偿计算问题，也没有明确约定公司出现亏损，净利润为负数时，应当一律假定为零计算的情况下，原告将公司实际净利润-47611543.36元假定为零，进而计算出公司估值为零，没有依据。同时假定公司估值为零也与原告诉请主张股份价值1.001亿元相矛盾。   第二，双方《补充协议》第二条第1项约定：净利润高于4000万元，投资方选择股权份额补偿。本案原告诉请为“被告将所持有的科泰公司1.39999亿股股份（价值1.001亿元）按合同约定转让给原告”，即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股权补偿义务。由于合同分别约定股权份额补偿和现金补偿方式，并且补偿主体也不相同。根据前述协议条款约定，投资方单独选择股权份额补偿的前提是公司净利润高于4000万元时，而实际情况是公司出现亏损，净利润为负数，故原告主张由被告全部承担股份补偿，不符合协议约定的适用范围。双方《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净利润低于4000万元时，投资方选择现金补偿和股权份额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此原告认为因《补充协议》第二条前半部分约定其“有权选择现金补偿方式或股权份额补偿方式”，故结合《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原告可以全部选择由被告承担股权份额补偿，该主张不符合同约定，不能成立。首先，如前所述，公司亏损情况下，业绩补偿条款约定的估值方法和计算公式已无法适用；其次，《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在约定了两种补偿方式后，又分①和②分别约定了选择两种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原告忽略了协议专门区别两种补偿方式适用范围的约定，仅凭第二条第2款前半部分内容理解为可以自主选择，存在断章取义；再次，协议明确约定“投资方选择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协议约定是“和”及“相结合”，只能理解为相加，而不是任选其一；还有，协议区分净利润4000万上下，又分别约定现金补偿和股权份额补偿方式，并且约定公司和股东分别作为补偿主体，均表明协议条款对原告的选择存在限制，对被告承担的责任范围也存在限定，并非原告自由选择现金或股份补偿之义。例如公司净利润高于4000万元时，原告选择现金补偿显然有违合同，反之亦然。原告的主张单方扩大了被告的合同义务，没有依据。   第三，本案已符合合同回购条款约定的“重大事项”，应当适用回购条款。首先，双方《补充协议》依次约定了业绩补偿和回购条款，并且根据相应的适用范围，赋予投资人不同的选择权利；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回购条款约定，当出现下列重大事项时，投资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文禄连带性地提前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股份：①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前没有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②公司累计新增亏损达到投资方介入时科泰公司净资产的20%；③2015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低于4000万元……；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双方均认可科泰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为负，同时科泰公司也没有在2017年12月31日前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合同回购条款约定的出现重大事项情形，而且合同约定的回购方式及回购价格明确可行，不存在无法适用问题。现原告依据双方《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主张权利，但诉讼请求本身与该条约定权利不符，而且该条约定的“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本身存在公司作为补偿主体但未签署《补充协议》，相结合方式约定不明，且双方无法协商补充完善，无法适用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应当适用协议明确的回购条款约定。   综上，本案原告诉请主张股权补偿本身没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   二、关于原告诉请主张1.39999亿股股权补偿，是否存在“未经军工事项审查”的问题。   本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3月，当时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尚未出台，故对非上市涉军企业的改制、重组等尚无军工事项审查的要求。2016年2月，《暂行办法》出台后，为了保证军工能力完全、完整、有效和国家秘密安全，对于所有涉军企事业单位发生实际控制人变化的重组等行为，均须先履行军工事项审查。本案科泰公司属于涉军企业，原告于2018年4月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将所持有的科泰公司1.39999亿股股份（价值1.001亿元）按合同约定转让给原告”，由于《暂行办法》已经出台，故本案应当适用《暂行办法》关于军工事项审查的规定。根据《暂行办法》及山西省科学技术工业局给我院的复函，可明确原告诉请的股权转让，属于涉军企业股权重组行为，并且将导致涉军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根据《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涉军企事业单位实施以下重组行为，须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二）导致涉军企业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的增资扩股、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处置等行为；（四）其他重大涉军重组行为”；第七条规定：“涉军企事业单位在履行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法定程序之前，须通过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并接受相关指导、管理、核查”。第十八条规定：“未通过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涉军企事业单位不得自行实施重组”。基于前述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的相关规定及山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局给我院的复函要求，本院认为原告直接诉请被告将股权转让，存在“未经军工事项审查”的障碍。   综上所述，本案中出现了双方约定的重大事项，明确符合《补充协议》回购条款的约定，且回购条款明确可行；而原告主张股权补偿，存在与合同约定不符，单方扩大合同义务的问题，且诉请事项还存在未经军工事项审查的障碍。经本院多次释明后，原告坚持不予变更诉讼请求，故本院对原告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珠海晋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93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珠海晋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东   审判员 段晓斌   审判员 李学明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