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2822民初978号原告：张义李（陆易连之女），女，1979年12月13日生，布依族，公民身份号码×××，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民，现住该址。        原告：张义东（陆易连长子），男，1982年2月28日生，布依族，公民身份号码×××，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原告：张义西（陆易连次子），男，1985年10月10日生，布依族，公民身份号码×××，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超，青海彰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安莎莎，青海彰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高产，男，197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河南省沈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尚辽，河南晟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国兰，女，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宇，贵州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焕计，男，196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河南省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尚辽，河南晟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刘强，男，198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河南省沈丘县被告：郭中海，男，1966年3月2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农场303号居民，现住都兰县诺木洪农场种籽队园区。        原告张义李、张义东、张义西与被告韦高产、吴国兰、袁焕计、韦刘强、郭中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义东、张义西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超、安莎莎，被告韦高产、袁焕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尚辽，被告吴国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宇，被告韦刘强、郭中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义李、张义东、张义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韦高产支付原告医疗费39279.7元、死亡赔偿金608940元、丧葬费45464.5元、处理后事误工费2400元、交通费8213.12元、住宿费220元、伙食生活费2473元，合计共706990.3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8月4日，陆易连（死者）与雇主韦高产签订了枸杞采摘协议书，协议书约定：陆易连（死者）在韦高产位于诺木洪枸杞科技园，为其提供枸杞采摘劳务。2020年8月14日20时许，陆易连（死者）完成枸杞采摘劳务后返回居住地的途中，在诺木洪枸杞科技园加气站附近，被一辆无牌照摩托车撞倒在地，后抢救无效死亡。被告韦高产作为陆易连的雇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事故发生后，被告韦高产未承担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韦高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本案中死者在回住所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者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内死亡，不属于雇佣活动，答辩人不应当承担本案责任。1．原告起诉状陈述与事实不符，死者与韦高产之间未签订过协议，韦高产与死者不存在雇佣关系，韦高产、袁焕计也未给死者购买意外保险，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起诉，起诉状中陈述为虚假事实，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韦高产、袁焕计等人作为发包人与吴国兰签订协议，明确约定采摘果子的价格为1.6元／每斤，吴国兰应对其雇佣的员工负安全责任；3．死者在回住所途中，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被告对死者回住所途中的任何事故都不应承担责任；4．死者发生的是交通事故，由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        被告吴国兰辩称，对陆易连的不幸去世，表示深深的遗憾和哀悼。但是回归到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部分，我们应当看到死者陆易连是在已经结束了雇佣活动，返回住所地的路途中被摩托车撞击死亡。对于一般雇佣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一条第一款，该条对雇主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且该解释的第九条对“何为从事雇佣活动”也做了界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因此，雇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履行雇佣活动而受到的损害才能由雇主承担责任。其系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害，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如果在此情况下要求雇主参照劳动关系中工伤赔偿规定来承担雇主责任的话，则扩大了雇主责任的范围，有悖于法律区分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立法意图；三位赔偿权利人张义李、张义东、张义西只能择侵权责任或雇主责任其一主张权利，而不能既起诉侵权赔偿又要求雇主承担雇主责任。三位赔偿权利人已经提起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诉讼，请法庭在实质审理之前先解决程序问题。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吴国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袁焕计答辩意见同被告韦高产的意见。        被告韦刘强辩称，与死者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不在我其发包范围之内，故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郭中海辩称，与吴国兰没有签订合同，死者还未到其地里工作就已经死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出示证据如下：        1．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三份、亲属关系证明一份，证实张义李为死者陆易连之长女，张义东、张义西均为死者陆易连之子的事实。        被告韦高产、韦刘强代理人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无意见。被告吴国兰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袁焕计的代理人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郭中海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2．事故经过及《交通事故认定书》各一份，证实2020年8月14日晚上8时许，陆易连在下班途中被撞身亡，证实是从事雇佣工作活动中受到伤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理应得到赔偿。        被告韦高产、韦刘强代理人质证意见，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死者是因交通事故死亡的，而且驾驶员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对于事故的经过真实性有异议，证明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该份证据是提前打印的复印件，证明人的签名无法核实真实性，另外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已经证实事故发生的经过及事实，无需个人再出具证明证实。被告吴国兰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袁焕计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郭中海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3.2020年8月4日枸杞采摘协议一份，证实吴国兰、陆易连等人根据被告韦高产的枸杞采摘安排，负责完成枸杞采摘，证实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9条，“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陆易连采摘结束返回住地，是工作的必要延伸，是履行职务或者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活动，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被告韦高产、韦刘强质证认为，证据中甲方的签名确实为韦高产本人所签，该份协议已被8月5日签订的协议取代，应当以最后提交法庭的为准。被告吴国兰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于证明方向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认为的上下班途中也是履行雇佣活动的延续的观点。被告袁焕计对于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应该以最后签订的日期8月5日为准。被告郭中海对于证据的三性有异议，意见与被告袁焕计一致。        4．格尔木市入院记录、住院病案首页、诊断证明、病危通知书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各一份，证实陆易连受伤在ICU住院且病危的事实，陆易连因脑挫裂伤于2020年8月20日10时22分死亡。        被告韦高产、韦刘强对于入院记录、病例无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吴国兰为死者购买了保险，与韦高产、袁焕计无关，同时也证明死者是吴国兰雇佣的。被告吴国兰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保险是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其代缴，死者已支付。被告袁焕计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郭中海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5．格尔木市人民医院住院费用清单及收费票据、误工费、交通费（包括代驾费用）、住宿费（张义东）、伙食生活费票据各一份，证实陆易连2020年8月15日至2020年8月20日共计产生医疗费用39279.7元；误工费2400元；交通费8213.12元（包括飞机票、代驾费用、车辆加油费用等）；住宿费220元；伙食生活费2473元。        被告韦高产、韦刘强对于证据的清单无异议，医疗票据有异议，属于复印件，应当提供原件；消费费用票据真实性有异议，消费单全部属于个人单方书写，无法核实消费数额，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消费数额；张义李误工收入证明，该证据不能证明张义李误工收入，应当提供所在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本人的工资清单，单位出具的停发工资证明；张义东的误工证明，该证明为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即便是真实的也应当提供所在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本人的工资清单，单位出具的停发工资证明。交通费、住宿费的票据都为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应提供正规发票，伙食费用，该证据不能完全证明入院伙食消费。        被告吴国兰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医疗费39000元中有20391元是由吴国兰垫付；韦高产从吴国兰的中介费和劳务费用中扣除了17811元支付给死者陆易连的家属，另吴国兰直接支付给死者陆易连家属1000元，支付救护车费用1580元。总计垫付20391元。而后张义东在与吴国兰协商时也认可该笔款项，称如果追回医疗费，便将垫付款20391元返还给吴国兰。对于其他诉讼请求涉及的数额，请法庭核实。被告袁焕计质证认为，需原告提供原件，以原件为准。对于消费清单有异议，应提供原件，或者提供证明人；消费单是个人书写，无法证明；误工费票据有异议，无法证实证明方向；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票据无异议。被告郭中海质证同上。        被告韦高产、袁焕计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1.2020年8月5日签订的枸杞采摘协议书一份，证实韦高产、袁焕计等人与吴国兰签订采摘协议书，该四人将枸杞采摘事宜全部承包给吴国兰，由吴国兰雇佣员工进行采摘，且员工安全事宜由吴国兰负责。该份协议是经过双方协商后签订的，同时8月4日签订的协议已经被该协议取代。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于8月5日采摘协议，协议双方与原告无关，证据只能约定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与原告的主张无关联性，各被告都应承担责任。        被告吴国兰质证认为对于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是韦高产等人在吴国兰等人到都兰后，韦高产等人以不允许工人下地干活为要挟，让吴国兰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违背了韦高产等人与吴国兰之前的约定，是吴国兰从采摘工每斤枸杞提取0.1元作为中介费用，韦高产等人，用包含霸王条款的格式合同违法转移雇主应承担的风险，不应得到法院支持。该份合同是韦高产等四个雇主与吴国兰之间的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本案的三原告无约束力，不能取代死者与四个雇主于8月4日签订的采摘协议。        被告韦刘强和被告郭中海无异议。        2．青海诺木洪农场矛盾纠纷调查登记表一份，证实死者发生交通事故后，韦高产为其垫付的医疗费用，从吴国兰采摘费中扣除，发生纠纷已经过诺木洪农场调解，调解结果为吴国兰费用应当向肇事方索赔，韦高产等人与吴国兰的采摘费已经支付完毕。        原告代理人质证认为，调解结果及事实是各被告之间的关系，与原告的主张无关联性，各被告都应承担责任。        被告吴国兰质证认为，1．该证据是对纠纷调解和排查，不能决定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2．该调解组织不合法，无调解职权，无证据显示调解人员具有调解员应有的能力；3．调解内容应当仅限于吴国兰所申请的被告韦高产等雇主所扣的吴国兰采摘费用；4．调解内容违反了法律要求雇主承担垫付责任的规定；5．调解内容与本案争议无关，调解员是采用分开调解的方式，扣除了吴国兰17811元的采摘费，调解的过程不清楚，且吴国兰是小学二、三年级文化水平，不知悉调解协议的内容。被告袁焕计质证认为对于被告吴国兰所述的霸王条款不予认可，我们是签订合同前经过协商的，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不能让工人下地干活，要先保障工人的安全，调解内容是在调解结束后当场宣读的，且不止宣读了一遍。被告郭中海质证认为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签订合同时其不在场，委托了韦高产代签，调解时在场，调解后当场宣读了调解内容，最后签的字。        被告韦刘强和郭中海无异议。        3．调解过程照片一份，证实调解过程的真实性。        原告代理人质证认为该照片与原告无关联，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吴国兰质证认为是调解员让韦高产等人出去后所拍。        被告韦刘强对于该份证据无异议。        被告郭中海对于该份证据无异议。        被告吴国兰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1．调查笔录两份，证实57位枸杞材采摘工的雇主是韦高产等种植户，吴国兰仅是提供中介服务，让57位采摘工与韦高产等种植户签订合同。        原告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来源原告予以认可。由于两份笔录不能与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调查人员不能出庭做证，故真实性无法印证，证明方向仅是证明吴国兰中介的身份，原告认为证明力不足，死者是吴国兰带来都兰的，是在吴国兰与其他四被告人签署的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吴国兰应该与其他被告一样承担雇主责任。        被告韦高产、韦刘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1．被调查人与吴国兰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有利害关系；2．被调查人未出庭作证，其调查内容不应该作为证据使用；3．仅调查笔录不能反驳8月5日与吴国兰签订的书面合同；4．该证据无法证明吴国兰只是提供中介服务，应以双方协议为准。被告袁焕计质证认为，无法证明是由其做主要决定，他们之间是否由利害关系，不知悉。被告郭中海质证认为，做笔录的人都有利害亲属关系，是与吴国兰本人有亲戚关系，故笔录真实性存疑。        被告韦刘强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8月5日签订的采摘协议一份，证实其与死者之间无劳务关系，不应由其承担责任。        原告代理人质证认为，与上述质证意见一致；1．该份协议没有提供劳务者的签字与手印，故提供劳务者很有可能对此事并不知情；2．协议的约定仅是协议相对方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对外没有对抗力，故各被告仍需承担责任。至于内部如何追偿，是否依照协议是各被告行使权力的问题，与我方无关联性。        被告韦高产、袁焕计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吴国兰质证认为与上述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郭中海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郭中海提交证据如下：        8月5日签订的采摘协议一份，证实我方与死者之间无劳务关系，不应由我承担责任。        原告代理人质证认为，鉴于被告郭中海所提交的证据与被告韦刘强提交的证据一致，故我方质证意见与上述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韦高产、袁焕计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吴国兰质证认为与上述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韦刘强质证认为无异议。        根据以上证据质证认证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4日，韦高产与吴国兰签订了《枸杞采摘协议书》；同年8月5日，袁焕计、韦高产、韦刘强、郭中海与吴国兰再次签订《枸杞采摘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吴国兰组织采摘人员57名，为甲方袁焕计、韦高产、韦刘强、郭中海采摘枸杞。甲方负责支付采摘费。乙方负责管理采摘人员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天采摘结束后，乙方负责安全将采摘人员带回住所，若发生意外事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2020年8月14日20时许，陆易连完成枸杞采摘劳务后返回居住地的途中，在诺木洪农场枸杞科技园加气站附近，被一辆无牌照摩托车撞倒在地，后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陆易连的亲属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另案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雇员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雇主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吴国兰雇佣陆易连从事枸杞采摘工作，二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陆易连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是在其完成劳务工作后返回的途中发生。原告认为上下班途中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的“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情形，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法规仅规定了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时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雇员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雇主应否承担责任，应当以与履行职务是否有内在联系作为判断标准。雇员在上下班时间内，雇主无法支配和控制，其风险无法预知，本案中陆易连是在提供劳务途中与案外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遭受的伤害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和提供场所内发生，亦非在执行授权或指示的工作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故此，陆易连在完成劳务工作后自行回到居住的地方，其行为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因此雇主不应当对雇员下班途中的安全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亦无证据证实雇主对陆易连死亡存在过错。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定陆易连因交通事故死亡的结果与其履行职务行为并无内在联系，且陆易连亲属已另案起诉侵权人第三人，雇主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袁焕计、韦高产、韦刘强、郭中海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四被告与陆易连并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亦无证据证实存在过错，故原告要求四被告承担责任于理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义李、张义东、张义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84元，减半收取209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义李、张义东、张义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乌兰齐齐格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仁民民书记员    聂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