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4民初9133号原告:何某1，男，1946年8月10日出生，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托代理人：朱进，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某2，男，1953年3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何某3，男，1981年3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邸国增，北京市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某1，男，1974年1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第三人(兼赵某1的委托代理人)：何某4，女，1974年9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何某1与被告何某2、被告何某3、第三人赵某1、何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1的委托代理人朱进，被告何某3及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邸国增、第三人何某4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某1向本院提出�讼请求：1、分割被告于2010年6月19日代被继承人签订的两份《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拆迁款共计325000元，原告继承二分之一，即162500元；2、分割被告何某3名下的位于×房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兄弟关系，原被告之父何某5早在1981年12月9日去世，之母为张某，亦于2009年1月12日去世。×房是户主张某的房产。2010年5月，北京城开集团在西城区西直门一带进行混合、邮政设施项目拆迁，上述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2010年6月19日，被告代张某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其中约定补偿款分别为23万元以及95000元。后被告代领了拆迁补偿款，原告并不知情。同时，被告将本应该是张某的一套政策房即×号房偷偷划至何某3名下。之后原告之女何某4一家与被告多次进行过拆迁补偿的有关诉讼主张�益。在之前的诉讼中，被告一直不承认诉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存在，恶意予以隐瞒。2016年初，原告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该份协议，得知上述事实。原告对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以及拆迁安置房屋享有合法权益，被告隐瞒协议以及拆迁款的行为侵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被告何某2、被告何某3共同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何某2、何某1父亲何某5于1981年2月9日去世，母亲张某于2009年1月12日去世。诉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系2010年6月19日签订。《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原告2016年5月提起本诉，已经远远超过诉讼时效，理应依法驳回。二、原告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拆迁房屋并非张某遗产。何某2自2000年5月11日起为×房屋承租人，2008年2月18日为该房屋产权人，张某系2009年去世，因此被拆迁房屋并非张某遗产。2、何某3名下×房屋亦非张某遗产。×系何某3于2011年购买并办理产权证，非张某遗产。原告诉求第一条涉及的拆迁协议下23.5万元是不属于遗产范畴，有一个领取时间是2010年，被继承人死亡时间是2009年。综上，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何某4、赵某1共同述称：因为这个项目从2007年拆迁的，所以户口冻结也是从2007年开始，那时候我奶奶是在世的，跟拆迁办谈判是断断续续，一直到我回家还是没有拆，拆迁办说跟承租人先谈，我们也没有看到拆迁协议，结果是我叔叔告诉我的，这次是我第一次调到全部拆迁协议，之前诉讼我只拿到一份小合同，后来我知道具体房号请法院调出来第二拆迁协议，那次开庭是以两份合同为基础作的宣判，我知道他们拿了一百多万，但我没有证据，所以中院也是以那两次回龙观法庭判决为基础作出的判决。这次我是找到拆迁办的人员才知道完整的合同分很多份。我同意原告的诉求。经审理查明：何某5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长子何某1、次子何某2两个儿子。何某5于1981年死亡。张某于2009年1月12日死亡。何某4系何某1之女，赵某1与何某4系夫妻关系。何某3系何某2之子。2010年6月19日，何某3、何某2代张某（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册人口为张某、何某4、何某3、赵某1，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95000元，其中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重点工程奖励费20000元、自建房补助费70000元。同日，何某3代张某（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其他补助费230000元。何某2、何某3代张某领取了上述拆迁补偿补助费。因上述房屋拆迁，何某3取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资格。2011年6月27日，何某3与北京天鸿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约定由何某3购买×的房屋一套，总价款为264342元，该房屋登记在何某3名下。2013年，何某4、赵某1、赵某2以共有纠纷为由起诉何某2、王桂兰、何某3至我院，要求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25万元，分割×和×的定向安置共计两套二分之一的份额。我院作出（2013）昌民初字第0241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现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的发放标准及计算依据，故本院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综合考虑被拆迁房屋的权属、建造情况，并结合原、被告双方的户籍登记等情况，酌情判定被告应给付原告相应的补偿款”，并判决何某2、王某、何某3给付何某4、赵某1、赵某2房屋拆迁补偿款15000元。何某4、赵某1、赵某2不服一审判决，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一中少民终字第38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房屋，在拆迁前属何某2所有。此外，根据已经生效的（2011）西民初字第2576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何某4、赵某1、赵某2不是房屋的承租人、产权人，且长期不在涉案房屋居住。……因此，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房屋在历史上曾是何某2父母作为家庭共同居住的房屋，但随着历史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变迁，何某2经国家相关机关确认，成为了房屋的所有权人。何某4、赵某1、赵某2与何某2对×房屋，不存在共有关系。”该判决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原告表示因拆迁协议均由被告签署，故其对此不知情，系通过上述诉讼调取证据才得知拆迁协议的内容，在上述诉讼终结后，提起本案诉讼，并称从未表示过放弃继承。另查，我院于2016年5月31日接到原告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上述事实，有证明信、死亡证明、公证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2013）昌民初字第02415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少民终字第3814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何某4、赵某1、赵�2于2013年起诉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该案对张某作为被拆迁人的拆迁协议的事实予以查明，并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终审判决。原告表示是从该案的诉讼中了解拆迁协议的具体内容，后原告于2016年5月31日起诉要求继承张某的遗产，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因此，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本案中，张某的法定继承人为何某1与何某2。签订拆迁协议时，虽然张某已经死亡，但被拆迁人仍为张某，拆迁协议中包含了张某的拆迁利益，张某作为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中给付拆迁补�款共计325000元，其中张某应分得拆迁款项应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何某4、赵某1、赵某2已起诉要过分割拆迁补偿款，生效判决已判定三人应分得的拆迁款为1.5万元。对于张某应分得拆迁的拆迁补偿款项，本院根据×房屋的历史沿革、权属情况、建造情况，并结合户籍登记等情况，酌情判决张某应分得拆迁补偿款130000元。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何某1与何某2各应分得65000元，因拆迁补偿款由何某2与何某3领取，故二被告应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因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张某已去世，何某3以其个人名义取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资格并购买位于×号的房屋，故原告主张该房屋为张某的遗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分割上述房屋的诉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某2、何某3给付原告何某1房屋拆迁补偿款65000元；二、驳回原告何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26元，由原告何某1负担11490元（已交纳），由被告何某2、何某3负担93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元元人民陪审员  郝成宝人民陪审员  李 强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姚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