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30765号原告：张永华，女，196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复兴医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张素兰，女，1937年5月5日出生，汉族，安徽丝绸厂退休职工，住安徽省合肥市。第三人：张学军，男，196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八里庄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网格员，住北京市海淀区。第三人：张颖，男，196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张永华与被告张素兰、第三人张学军、第三人张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永华、被告张素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霞、第三人张学军、第三人张颖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张素兰向我支付律师费用5000元、诉讼费3087.5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张素兰系张永华、张学军、张颖之大姑，2010年4月5日，张素兰与张永华、张学军、张颖协商，因张素兰与其弟（原告叔叔）继承纠纷，希望张永华、张学军、张颖参与。鉴于被告张素兰长期在合肥居住，张素兰自愿委托张永华处理一切相关法律事务，并与张永华、张学军、张颖签订《协议》，约定“自2010年4月5日起，关于张绍安遗嘱继承案的所有费用均由四人均摊；若此案利益所得四人平分。”《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共同选定了代理律师，其后四年，经历了行政诉讼、民事申诉、再审、重审等繁杂的程序，（2014）二中民终字第016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被告均对张绍安所留遗产享有相应的份额。期间全部费用均由原告承担。案件取得生效判决后，原告自2015年起多次向被告要求支付《协议》中应由被告承担四分之一的费用，其中律师费5000元，诉讼费用3087.5元。但被告均未给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处理。张素兰辩称，一、2万元律师费是由张素兰和张永华二人共同支付的，并非张永华个人支付的，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给付律师费没有依据。原被告共同委托的王东辉律师系通过张素兰儿子的朋友介绍的，且张永华一直称诉讼系张素兰发起，因此由张永华垫付律师费用不符合常理；二、行政案件的50元案件受理费系张永华垫付，但该案已经判决案件受理费由北京市住建委承担，原告要求张素兰支付费用的请求不成立；三、民事案件3188号（一审继承案件）的诉讼费用6150元，由张永华、张素兰二人共同交纳，每人各出一半，并非张永华个人交纳。该案是2012年张素兰带着钱到北京，与张永华等人、律师王东辉一起到大兴法院立案，受理费用由张素兰、张永华二人共同交纳，张永华也未提供任何证明该费用由其个人交纳，并且法院判决由张素兰、张永华、张颖、张学军、于方石五人共同承担4150元，张素兰实际垫付了3075元，远远超出其应当负担部分。四、01638号案件（二审继承案件）受理费，记不清谁交的了，但是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费用由其交纳，法院判决张素兰、张永华、张颖、张学军承担6150元，鉴于张素兰在一审诉讼中已多垫付费用，故不应再负担相应的费用；五、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5日的协议是虚假的，是张永华利用其手中持有的张素兰签字的空白纸张变造而成，在2012年至2014年继承案件两审诉讼中，张永华兄妹均未拿出这份协议，亦未提出按协议分割房产，分担案件受理费，因此该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人张学军述称，张素兰原来和我们一起是原告，一直拉着我母亲打官司，开始我们兄妹三人是不参与的，张素兰开始请了个雍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个律师说赢不了。后来张素兰拉着我们兄妹打官司，这个律师是张素兰通过他儿子找的，律所离我们家很近，张素兰来北京的时候说没钱，两万是我和张颖先交的，当时说把所有的事都委托给律师，后来都是张永华和律师去交费，张素兰不在北京。第三人张颖述称，我没什么意见，我出了1万的律师费，交给律师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素兰与张永华、张学军、张颖系姑侄关系，张素兰与张绍宗、张绍武系兄弟姐妹关系。张绍宗于1992年1月21日死亡，张绍宗死亡后，张绍武以继承纠纷为由将其女儿张艳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做出（2009）大民初字第11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张绍安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的遗嘱有效”。因张绍安的遗产继承问题，2010年4月17日，甲方张素兰、张永华与乙方北京市德勤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该所的王东辉律师为甲方民事再审申请案件的代理人，代理（2009）大民初字第11236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或申请抗诉，律师费10000元，委托权限自民事再审程序终结失效。同日，甲方张素兰、张永华与乙方北京市德勤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该所的王东辉律师为甲方行政诉讼一审程序的代理人，律师费10000元，委托至行政诉讼一审终结失效。2010年4月27日，张素兰、张永华做为原告，王东辉作为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行政诉讼，即（2010）大行初字第68号，该案由原告预交案件受理费50元，法院判决该费用由北京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负担，该案后因第三人提起上诉进行二审，二审中王东辉仍为张永华、张素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010年4月28日，张素兰，张永华作为原告，王东辉作为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2009）大民初字第11236号判决书提起申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0日出具（2011）一中民提字第0656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2009）大民初字第11236号判决书并将该案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重审过程中，张素兰、张颖、张永华、张学军均为原告，王东辉为上述四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6日出具（2012）大民初字第3188号民事判决书，关于案件受理费用的负担，写明“案件受理费六千一百五十元，由原告张素兰、原告于方石、原告张颖、原告张永华、原告张学军负担四千一百元（已交纳）；由被告张绍武负担二千零五十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上述判决作出后，张素兰、张颖、张永华、张学军委托王东辉律师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2014）二中民终字第01638号民事判决书，关于该案案件受理费用的负担，写明“一审案件受理费6150元，由张素兰、于方石、张颖、张永华、张学军负担4100元（已交纳），由张绍武负担20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张素兰、张颖、张永华、张学军负担6150元（已交纳），由张绍武负担6150元（已交纳）。”张永华提供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5日的《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张素兰、张颖、张永华、张学军经友好协商，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达成以下共识：一、自2010年4月5日起关于“张绍安遗嘱继承案”的所有费用均由以上四人均摊。二、若此案利益所得四人平分（扣除雍合律师事务所支出费用）。张素兰、张颖、张永华、张学军均在该协议后签名，张素兰对该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该协议系张永华利用其提供的签字的空白纸张变造而成。张永华提供以下票据原件：1.2010年4月6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具的诉讼收费专用票据（一审结算）50元，交款人处写明张素兰、张永华；2.2013年12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具的诉讼收费专用票据（二审结算），案号2012大民初字第3188号，案件受理费壹万贰仟叁佰元整，交款人处写明为张素兰；3.2014年5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具的诉讼收费专用票据，载明预交人张学军、张颖、张素兰、张永华，退回诉讼费陆仟壹佰伍拾元整；4.2010年4月17日律师费票据一张，载明付款人张素兰、张永华，收款单位北京市德勤律师事务所，金额20000元。张永华称以上费用均由其支付，支付方式均为现金，同时提供其本人账本证明其主张。张素兰对此不予认可。张素兰提供转账凭证一张，收款人为王东辉，转账日期为2014年8月22日，金额为10000元，张素兰欲以此证明其曾为诉讼支付过律师费用，但部分系现金支付。张永华称案件所有律师费用、诉讼费用均由其支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永华主张案涉所有费用均由其支付，故要求张素兰向其支付四分之一的律师费用及四分之一的诉讼费用，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永华提供的所有票据上交费人处均包含张素兰，且张素兰亦提供了转账凭证证明其交费的情况，而张永华所依据的《协议》亦未载明案涉费用均由张永华垫付，由张素兰向张永华支付相应的费用，故张永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应就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永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张永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牛瑾婧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肖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