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305民初24号原告：梁飞，男，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碧霞，福建莆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贤，福建莆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代理。被告：福建省百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潘渡乡人民政府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2705210040W。法定代表人：陈浩，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美钦，福建云格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燕平，福建云格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代理。原告梁飞与被告福建省百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碧霞，被告百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美钦、姚燕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百盛公司立即支付给梁飞被拖欠的劳务工资189812元；2.本案诉讼费由百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莆田市秀屿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将“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发包给被告百盛公司施工，后百盛公司又将上述工程发包给案外人尤某。2017年8月5日，案外人尤某代表百盛公司以百盛公司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梁飞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22日至2020年8月21日止，每月基本工资为7000元，每月15日为发薪日，其他事项详见合同书。合同签订后，梁飞按照合同约定及被告安排履行工作职责，但百盛公司一直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期间百盛公司仅支付工资59387元，尚欠梁飞工资189812元。2020年8月，梁飞向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闽莆秀劳人仲案［2020］9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梁飞与百盛公司之间存在的并非劳动合同，并以此驳回梁飞的仲裁请求。但百盛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案外自然人，根据法律规定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据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具状诉至贵院，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百盛公司答辩：一、百盛公司从未聘请过梁飞，与梁飞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百盛公司不是梁飞主张的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梁飞要求百盛公司向其支付劳务报酬缺乏依据。百盛公司将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分包给尤某施工，由尤某及林敦宏负责现场施工，并承担按月向其聘用的工人足额支付工资的合同义务。2015年10月，莆田市秀屿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将“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发包给答辩人，后百盛公司因施工需要于2015年11月左右将上述工程发包给尤某，双方签订《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约定由尤某作为乙方负责开展相应的施工工作。而且，双方在《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约定“三、工程现场项目部：1、现场项目部由乙方组建并负责现场施工管理工作……八、用工管理：……2、乙方使用劳务队伍由乙方聘请……双方确认乙方所使用的劳务队伍不是甲方的员工，与甲方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此外，在该协议的第四点第2项乙方权利和责任的第（8）款中约定“乙方必须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和克扣工资”。因此，在《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中，百盛公司与尤某以及林敦宏均已就案涉工程所需劳务用工的方式、实际施工方的责任和义务等内容均进行了明确约定。2、梁飞系受尤某、林敦宏所雇请，与该两人之间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尤某、林敦宏才是该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依约负有向梁飞支付劳务报酬的责任。首先，梁飞曾于2020年8月9日向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经过法庭询问，梁飞对于尤某系案涉工程的分包人，且其系受尤某及林敦宏所雇请等事实予以确认，并陈述其日常的工作安排、汇报以及工资发放等均是由尤某、林敦宏安排，由此可以表明梁飞系与尤某、林敦宏之间建立起劳务合同关系。其次，本案的案由是劳务合同纠纷。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当梁飞依约向该两人提供劳务时，尤某及林敦宏则依法负有向梁飞支付对应劳务报酬的义务，且其双方之间关于劳务报酬等约定，与百盛公司无关，仅对该两方产生约束力。而百盛公司与其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是其所主张的劳务合同的相对人，并不负有向梁飞支付劳务报酬的责任，梁飞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甚至是直接越过与其建立劳务关系的合同相对人，直接要求百盛公司支付劳务报酬，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再次，百盛公司与梁飞并未形成任何合同关系，而梁飞只是提供劳务者，并非实际施工人，其追索劳务报酬不同于人身损害等侵权行为，百盛公司作为尤某、林敦宏的上家并不需要对向尤某、林敦宏提供劳务的工人承担清偿责任。二、即使要求百盛公司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那么所承担的也是与尤某、林敦宏的共同连带清偿责任，如若支付，则依法享有对尤某、林敦宏的追偿权，而非仅由百盛公司来承担全部责任。三、百盛公司已依约向尤某、林敦宏支付了工程款（包括农民工工资），不存在应付而未付工程款的情况。案涉工程的总标的约为人民币4500万元，工程目前仍尚未竣工验收，百盛公司根据施工进度向业主单位申请工程进度款后均已依双方约定向尤某、林敦宏支付了相应比例的工程进度款，累计至今，百盛公司向尤某、林敦宏支付的工程款、农民工工资、代为支付的供应商材料款、机械台班费等款项已近4000万元，远远超过了百盛公司所应支付的款项，尤某、林敦宏将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占为己有，据不向为其提供劳务的人员发放劳务报酬，其行为本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如果再行要求百盛公司承担，不仅仅是加重百盛公司负担，对百盛公司而言，也是违反了公平原则。当然，对于超出应付部分的工程款，百盛公司亦保留追回的权利。此外，若梁飞主张被欠薪属实，而尤某作为分项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故意将百盛公司依法支付的涉案工程应发放的全部工程款占为己有，拒不向其所雇佣的人员发放工资，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四、梁飞主张每月7000元工资标准以及主张欠付期间、欠付金额均无事实依据。1、梁飞所任岗位与其主张报酬标准相矛盾。按梁飞自己主张的工作岗位系保安，仅从保安一职而言，每月7000元人民币的工资标准，远超该行业的正常薪资水平，根本是有悖常理。2、梁飞在本案自述的工作起始时间与其申请劳动仲裁时自述的入职时间相矛盾。梁飞在本案诉状中自述“2017年8月5日入职”，而其在提起劳动仲裁的申请书中亦自认其系于“2017年8月22日正式进入……百盛建设工地工作”，前后不一的陈述，究竟哪一天是其入职时间？请求法庭依法查明。3、梁飞自述工作期间与其主张报酬标准计算总额不相符，与其在劳动仲裁中所主张的也是相矛盾的。梁飞自述曾于2017年8月5日开始提供劳务，至其主张的2020年7月31日，共计是35个月零27天，按7000元/月的标准，总额应当是251300元，扣减其自认的59387元，尚欠的金额应当为191913元，也并非其主张的189812元。而且，其在劳动仲裁期间主张的金额为人民币201713元。若未作出合理解释，应驳回梁飞的起诉。4、梁飞主张其提供劳务至2020年7月31日不仅毫无事实依据，也是与实际相矛盾的。首先，梁飞承认系受尤某、林敦宏所雇请，而作为包工头的尤某、林敦宏在2019年底即已退出了案涉工程现场，而受尤某、林敦宏聘请的梁飞却还停留在工程现场，也明显是不符合实际和常理的。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梁飞确有在案涉工程，那也根本不能视为尤某、林敦宏提供劳务，即使构成，而此时尤某与林敦宏已退场，百盛公司也不是梁飞的用工主体，也无须承担其所主张的相应责任。如若是其自行强行留在案涉工程现场的，那也根本不存在所谓提供劳务的事实，更无权主张劳务报酬。此外，根据其自行提供的证明也仅能证明其工作的时间至2019年12月23日，也非其主张的时间。同时，梁飞也并未提供证据以证明其系工作到2020年7月31日，而其对此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否则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5、梁飞自认的59387元无法证明其劳务报酬标准系7000元／月。首先，梁飞其提供的流水并不完整，无法证明其全部已发放的报酬金额是多少。其次，其流水中的摘要和附言，均只是备注“预支”，并未注明是哪个月份，哪个区间的劳务报酬，无法证明其实际劳务报酬的真实水平，也不具规律性。反而根据尤某、林敦宏出具的2018年2月份的《借款》条中明确载明“5、姓名：梁飞账号……￥18397元……结清”并结合梁飞主张的开始提供劳务的时间，至该结清之日近7个月，已支付部分为35397元，摊算到每个月，其工资水平也就只有5000余元，也非梁飞所主张的7000元，因此其主张劳务报酬标准为每月7000元根本不具有客观性。6、梁飞在劳动仲裁期间当庭自认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有向尤某每月以现金方式进行预支以维持生活。对于该事实，其在诉状中却只字不提，显然是有意为之，对于其实际借支的金额，无论是现金，还是微信转账等，均应当予以抵减。请求法庭予以查实。7、梁飞在劳动仲裁期间亦当庭自认其与尤某达成约定由其收集钢筋等建材边料进行变卖以充抵劳务报酬，该费用亦应当予以抵减，否则其行为则构成盗窃。梁飞在劳动庭审过程中确认其日常有通过变卖钢筋等材料用于充抵工钱以维持生活，且在仲裁庭审中也明确其所主张的金额已经抵扣了该些金额，那么在本案中所主张的金额却未将该款项予以抵扣，由此也可以说明梁飞主张的金额明显存在太多的水份。8、劳务报酬不比工程款，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未发放劳务报酬还仍然效力于岗位之上也是极其违反常理的。若真如梁飞所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高达近20万元的劳务报酬未得到及时发放，梁飞却仍能安心的在岗位上为尤某、林敦宏费尽心力的工作，这若不是有与尤某、林敦宏合伙，还是说将尤某、林敦宏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否则，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工，自身糊口尚成问题，又何以养家赡幼？梁飞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更加说明了其所主张存有不实，也论证了其与尤某、林敦宏恶意串通以损害梁飞权利的真实意图，这种行径更本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恶意串通，那么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梁飞日常扑在岗位上，又以何维生？如此说来，也就更印证了在此期间，尤某、林敦宏有向其发放劳务报酬以及其有向尤某、林敦宏进行劳务报酬预支的事实。综上，梁飞系尤某及林敦宏自行聘请的人员，与百盛公司没有建立任何的劳动或劳务关系，且梁飞并未将与其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尤某、林敦宏列为共同被告以主张权利，属于遗漏必要的共同被告，违反常理，故请求依法驳回梁飞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梁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梁飞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企业基本信息网上截图一张，证明百盛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3.《劳动聘用合同》原件一份，证明2017年8月5日，案外人尤某代表百盛公司以百盛公司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梁飞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22日至2020年8月21日止，每月基本工资为7000元，每月15日为发薪日的事实。4.《证明》原件一份，证明梁飞在百盛公司承包的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项目部上任现场收料、门卫安保工作的事实。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一组（共七页），证明梁飞收到尤某、百盛公司转账的工资59387元，并于2017年9月21日向尤某报销2300元的事实。6.《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百盛公司确认其通过案外人陈锦绣账户转账给梁飞的款项系用于发放给梁飞在涉案建设工程项目上班工资的事实。7.借款单复印件三张、电子转账凭证复印件三张，证明被告百盛公司通过陈锦绣账户向梁飞发放涉案项目工资的事实。闽莆秀劳人仲案［2020］91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梁飞于2020年8月13日向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闽莆秀劳人仲案［2020］9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梁飞系尤某聘用的，与百盛公司之间存在的并非劳动合同的事实。百盛公司质证意见：1.对身份证的三性没有异议。2.对企业基本信息的三性没有异议。3.对《劳动聘用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份合同是虚假的。从该份证据的骑缝章前后页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该组证据系尤某及梁飞恶意拼凑而成，并非是原始形成的，不排除梁飞以及尤某利用加盖有项目部公章的空白页后期串通再行制作的；其次，即使该证据为真，合同上的印章不是公章。印章也只是项目内页资料章，仅用作内页资料制作所用，且该印章中已就用途已作明确释明，而梁飞具备一定的文化，能够看懂和理解章面文字，却仍然与尤某签订该合同，也可表明其与尤某存在串通的可能，由此可推定合同不是真实的；再次，从该证据的内容中看，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17年8月22日，而梁飞却主张系自2017年8月5日到岗，在时间上存在矛盾；合同约定的岗位是项目管理，而根据梁飞在提起劳动仲裁期间多次确认其岗位为“保安”，也非该合同中所谓的“项目管理”，而且工资标准与其实际发放亦不相符，因此，从前述种种矛盾之处均可表明该合同系虚假的，与梁飞本人先前的自我陈述和自认事实均是存有出入的；第四，该据证据也无法证明梁飞具体的入职时间，即使为真，也只能证明签合同以及所约定的时间，根本无法证明其实际到岗开始为尤某提供劳务的起止时间。4.对《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代理人说明一下该组证据的背景，梁飞曾于2020年8月向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出于该申请的需要，找尤某等出具的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在被告处工作，但经仲裁委庭审后事实并非如此；其次，这个《证明》可以证实原告确认系受尤某雇请并接受其管理、发放劳务报酬，实际欠薪的人系尤某，但其却不找尤某讨要，却是让尤某出面为其作证，这根本就不合常理，也更加充分说明原告与尤某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再次，该组证据系以证明的方式提供的，即证明人尤某、姚长见实际上系以证人的方式提供证明的，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而原告并未申请证人出庭，证人也未出庭接受询问和质证，故根据证据规则等相关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姚长见等并未出庭核实该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特别是姚长见的签字盖章其真实性本身就存疑；第四，退一步说，若该证据为真，也仅能证明梁飞受尤某雇请曾在案涉项目上为其提供劳务，无法证明其实际工作期间，即使能证明，也只能证明至2019年12月23日，原告案涉项目上提供劳务，但也无法证明其是从何时开始，后续还有无继续提供劳务。事实上，尤某在2019年12月底即已违约自行退场，其所雇请的工人梁飞也不可能继续在案涉工程上提供劳务的可能，由此可以反证梁飞的陈述存在矛盾。5.对于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完整，流水不仅没有连贯，流水明细中也未显示至今的。该流水明细中系尤某及林敦宏向其支付的劳务报酬款项，部分款项系尤某及林敦宏以借款方式向被告借支工程款以支付其雇请工人劳务报酬的，该发放金额既无固定标准也无规律性，也仅是至2019年1月14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劳务报酬，无法排除前述时间之后是否还有转账，也无法排除除银行转账之外是否还有通过现金、微信等方式支付的，尤其在建筑行业通过现金发放也是常态。6.对《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由尤某及林敦宏自行聘请劳务队伍，并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和克扣工资，而原告系由尤某及林敦宏自行聘请的，与该两人之间建立起劳务合同关系，原告应当向尤某及林敦宏主张权利，而不应当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依据。7.对借款单、电子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所涉款项系案涉工程的分包人尤某、林敦宏以借款单的方式向被告借款用于向其所雇请的劳务人员发放工资，由此可以表明，尤某及林敦宏共同合作，负责案涉工程，并雇请原告对其管理并发放工资。而且，这仅仅只是尤某、林敦宏向原告发放工资的方式之一，不排除还存在以其他的款项支付方式向其支付劳务报酬，由此可见该两人对于本案事实的查明至关重要，如若不追加尤某、林敦宏，本案所涉基本事实根本无法查明。此外，从2018年2月12日的借条中备注的第5项内容可以看到，至2018年2月12日已对原告的劳务报酬已经结清，原告后续是否有再继续受聘，具体的工作期间，出勤天数等均无法证实；而且即使按照原告所主张的时间点，根据其收款金额进行推算，其每月工资标准也仅为5000余元，并非其所主张的7000元。8.对仲裁裁决书的三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恰能反证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以及所作的陈述反无论是在入职时间上还是在金额上，以及具体的细节上，与其在劳动仲裁期间相互矛盾，前后不一的自认内容，也足以证明原告在本案中存有虚假的陈述，其所作陈述根本不具有信服力和客观性。在举证期限内，百盛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5年11月左右，百盛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尤某，尤某及林敦宏共同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后便开始相应的施工活动；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案涉工程所使用劳务队伍由施工人聘请，与百盛公司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务关系，亦约定应当由尤某等按时按月足额向劳务人员发放工资。2.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闽莆秀劳人仲案［2020］91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梁飞确认其系受尤某、林敦宏所聘请；梁飞在劳动仲裁申请书中自认其系于2017年8月22日在案涉工地上工作，与诉状中所指的时间相矛盾，且在具体内容以及所涉金额上均存在不一致，前后不一的说话足以表明梁飞存在虚假的陈述，其所主张并无事实依据。3.《借条》原件一张（原件经核对后返还给百盛公司委托代理人姚美钦），证明案涉工程系尤某、林敦宏共同合作负责施工，且至2018年2月12日已对梁飞的工资全部结清，并不存在拖欠的情况，且结清的金额即使按照梁飞所主张的时间来计算，其月劳务报酬标准也仅为5000元左右。梁飞方质证意见：1.对《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对合法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协议书无落款时间，不具有形式合法性，且合同工期520天是从何时开始起算并未明确约定，无法证实尤某转包涉案项目建设工程的具体时间。同时该协议书也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的。根据合同约定内容，拖欠农民工工资，被告百盛公司有权代发。2.对《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裁决内容和被告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的陈述并无矛盾。3.对《借条》的形式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查，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借款人林敦宏并未出庭，借款上签字是林敦宏本人签字无法确认，借条系打印件，借条主文和备注内容是否是同一时间打印无法确认，备注结清是结清什么时候的工资无法确认，且是单方备注。原告有收到被告于2018年8月18日通过陈锦绣的账户转账的工资18387元，但工资并未结清，客观上被告单位于2019年1月14日仍通过员工林光锋的账户向原告转账20000元工资。该证据反而可以证实原告确实在涉案项目建设工程上提供劳务，且被告对于原告在涉案项目上提供劳务是知情并认可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方提供的证据1、2、8，客观真实，被告方没有异议，予以认定。原告方提供的证据5、6、7，被告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真实性可以认定。原告方提供的证据3，梁飞与尤某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加盖项目部公章，不是被告方公章，该劳动聘用合同实际上也是劳务合同，其真实性可以认定。原告方提供的证据4，被告方有异议并主张梁飞系受尤某雇请并接受其管理、发放劳务报酬，该证明梁飞在涉案项目部担任现场收料、门卫安保工作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方提供的证据1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证实涉案建设工程项目转包给尤某，尤某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的。被告方提供的证据2、3，仲裁裁决书及工资预支的借条，真实性可以认定。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10月，莆田市秀屿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将“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发包给百盛公司施工。2015年11月，百盛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尤某，尤某及林敦宏共同在该工程施工管理责任制协议书上签字，后便开始相应的施工活动；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案涉工程所使用劳务队伍由施工人聘请，与百盛公司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务关系，亦约定应当由尤某等按时按月足额向劳务人员发放工资。2017年8月5日，案外人尤某以百盛公司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梁飞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22日至2020年8月21日止，每月基本工资为7000元，每月15日为发薪日，其他事项详见合同书。2020年8月13日，梁飞向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百盛公司支付自2017年8月22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所拖欠工资共计201713元。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闽莆秀劳人仲案[2020]9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梁飞与百盛公司之间存在的并非劳动关系，并以此驳回梁飞的仲裁请求。该份劳动仲裁裁决书作出后，梁飞没有申请复议，也没有提起撤销之诉，该份劳动仲裁裁决书已经生效,双方没有异议。梁飞方在庭审上陈述：其已经领了工资款59387元，不包含变卖钢筋抵扣工资款，抵扣工资款多少陈述不清。百盛公司在庭审上陈述：梁飞不是其公司雇请，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其公司无法核实梁飞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数额情况。百盛公司提供证据主张林敦宏于2018年2月12日写给百盛公司的借条一张，证明案涉工程系尤某、林敦宏共同合作负责施工，借款金额144993元其中用于支付给梁飞18387元。对借款单、电子转账凭证及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证据所涉款项系案涉工程的转包人尤某、林敦宏以借款单的方式向百盛公司借款，用于向其所雇请的劳务人员发放工资，不排除还存在以通过现金、微信等方式向其支付劳务报酬。关于百盛公司申请追加尤某、林敦宏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经审查后依法追加尤某、林敦宏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林敦宏未出庭应诉；尤某出庭应诉，其在庭审上陈述：梁飞在工地上不仅是保安，还是材料配合验收员、现场配合验收工作等，梁飞到百盛公司的工地上，就是为百盛公司做事情，是为百盛公司服务，不是为我个人打工，梁飞也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关于工资问题，工资理应向百盛公司要。建设工程发包方已经将劳务费等发给百盛公司，百盛公司挪用工程款没有支付工资涉嫌违法。百盛公司管理混乱，百盛公司说梁飞在仲裁时的问题，转包合同是无效的，仲裁委依据无效合同做出裁定，性质存疑，裁定里面是写的是分包合同，实际上是转包合同。梁飞在工地上收集零碎的钢筋，并将其出售，其有告知我和工地管理人员，我知情，不存在盗窃。我与百盛公司的转包合同签订时只有我和百盛公司。当时林敦宏没有签，与林敦宏无关。林敦宏跟我也没有合伙。林敦宏在之前有协助我做事情，后面中途退出，退出后百盛公司主动邀请林敦宏在现场。三期工程拆迁安置区的安置房已经建好，还未交付，工程未验收结算。百盛公司陈述已经支付给尤某的工程款已经超过了应付款。尤某在庭审上陈述涉案工程前面是我管理，后面百盛公司一起进场管理。其己交了工程保证金460多万元，还有垫付工程款几百万元，百盛公司欠其工程款不肯支付。其认可梁飞主张的工资金额18982元，工资7000元／月没错，已经领了59387元没错。庭审过程中，梁飞方不同意追加尤某、林敦宏为本案共同被告，经本院释明后，梁飞还是决定对尤某、林敦宏没有诉求，本院通知尤某、林敦宏退出本案诉讼。案经审理，因梁飞坚持只向百盛公司主张权利，百盛公司不同意调解，致本案无法调解。本院认为,莆田市秀屿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将“莆田市城港大道笏石支线三期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发包给百盛公司施工，后百盛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尤某，梁飞受雇于尤某,为尤某提供劳务,百盛公司无法核实梁飞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数额情况，百盛公司对梁飞的劳务情况没有直接管理，百盛公司与梁飞之间无法进行工资结算，尚欠梁飞工资款，不应由百盛公司支付。梁飞主张的工资系因履行劳务合同产生的债务,属合同之债,梁飞以百盛公司将涉案工程违法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案外自然人，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与法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是指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梁飞明确其系受尤某雇请提供劳务担任项目施工现场收料、门卫安保工作,尤某是实际施工人,故梁飞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对方,不属于实际施工人,其以百盛公司为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提起诉讼,并主张偿还尚欠梁飞工资款责任，与法不符。莆田市秀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闽莆秀劳人仲案［2020］9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梁飞与百盛公司之间存在的并非劳动关系，驳回梁飞的仲裁请求。该份劳动仲裁裁决书已经生效。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飞对百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96元,由梁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明福人民陪审员  陈国焰人民陪审员  吴少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燕娟注:网上搜索参考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3日（2019）闽06民终2886号案劳务合同判例。附相关法律条文及法官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