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7民初20369号原告：葛厚贤，男，195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原告：邓波，男，198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两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民，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泽华，女，197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告：刘泽彬，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两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杰，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艳，女，198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南门街20之1227号。第三人：上海源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水电路XXX号-2。法定代表人：朱美建，总经理。两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杰，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葛厚贤、原告邓波与被告刘泽华、被告刘泽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名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本院裁定予以驳回。两名被告不服，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后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审理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案外人王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1月21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厚贤、两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民、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杰、第三人王艳到庭参加诉讼。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追加案外人上海源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锋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10月10日，本院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厚贤、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民，两被告及两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杰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案当事人均申请庭外和解期间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葛厚贤、原告邓波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30万元(以下币种同)；2.两被告共同支付违约金11万元；3.两被告共同支付律师费33,700元；4.两被告共同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至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5.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20日,因原、被告各自经营发展需要,原、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两原告将持有的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波阳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两位被告,股权作价55万元,两被告分两次付款。该协议约定第一次支付25万元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1日之前,剩余款项待原告方将目标公司股权全部过户给被告方名下后再行支付,最迟不超过2018年6月30日前。2017年12月21日,被告方依约向原告葛厚贤的银行账户汇款25万元,原告也依照约定办理股权转让事宜。根据证据显示,两原告已于2017年12月28日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两被告,实际登记股东为刘泽彬、王艳(系刘泽彬妻子)。2018年2月1日,原告葛厚贤将目标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原法人章、开户许可证原件等全部移交给了王艳。之后，两被告未支付股权款30万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遂诉至法院。被告刘泽华辩称，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被告刘泽华也并未获得贤波阳公司的股权，因此不应作为被告。另外，原告方既主张违约金又主张逾期利息，属于重复主张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依法调整。被告刘泽彬辩称，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两原告与被告刘泽彬、第三人王艳已经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了两份转让股权协议。因此，原、被告再于2017年12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两原告已经将股权转让，两原告已经没有股东资格。根据工商备案的2017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原告的股权系无偿转让给被告刘泽彬和第三人王艳，故不存在被告方还需向原告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情况。另外，原告方既主张违约金又主张逾期利息，属于重复主张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依法调整。第三人王艳陈述称，2017年12月，原告葛厚贤和被告刘泽彬让其去普陀区市场监管局当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当时现场有两原告、被告刘泽彬，没有被告刘泽华。其不清楚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事情，对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知情。另外，王艳与被告刘泽彬已在2018年下半年经法院调解离婚。第三人源锋公司陈述称，本案与源锋公司无关联。贤波阳公司与源锋公司之间曾签署一份上海江裕大厦的承包合同，承包期间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28年11月29日。2017年12月21日,源锋公司转账给原告葛厚贤的25万元是用于承包合同的了结，并非本案系争股权转让款。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0日，原告葛厚贤、原告邓波(出让方、甲方)与被告刘泽彬、被告刘泽华(受让方、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所持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之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使各方遵照执行。一、转让标的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二、各方的陈述与保证1、甲方的陈述与保证……(2)甲方承诺本次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未向任何第三人设理(立)担保、亦未受到来自司法部门的任何限制；包括债务(上海江裕大厦B1万嘉食代美广除外)……三、转让价款及支付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5万元人民币……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应于2017年12月21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25万元,甲方于收到该款项与乙方共同至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配合乙方将目标公司100%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剩余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30万元,乙方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在收款之同时,向乙方开具收据。指定收款账号：葛厚贤XXXXXXXXXXXXXXXXXXX工行南汇支行3、上海源锋实业有限公司自愿作为债务人,与乙方一并承担本合同项下对甲方的所有付款义务。四、合同生效条件当下述的两项条件全部成就时,本合同始能生效。该条件为：1、本合同已由甲、乙双方正式签署；2、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在2017年12月21日前到帐,逾期失效……六、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的约定或其附属、补充条款的约定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该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损失。2、本合同的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损失仅指一方的直接的、实际的损失,不包括其他……。”上述协议由两原告及两被告签名。2017年12月21日，第三人源锋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葛厚贤个人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支付25万元，转账回单“摘要”显示为“贤波阳及江波裕企业股权转让”。2017年12月22日，王艳与葛厚贤、刘泽彬与邓波各签订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葛厚贤持有的贤波阳公司60%的股权无偿转让王艳，将邓波持有的贤波阳公司40%的股权无偿转让刘泽彬。同时，葛厚贤、邓波达成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12月1日在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公司原股东葛厚贤将持有的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新股东王艳。2.同意公司原股东邓波将持有的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新股东刘泽彬。3、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王艳，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出资比例60%，出资期限2034年之前；刘泽彬，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比例40%，出资期限2034年之前……”；王艳、刘泽彬达成落款日期同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各一份，其中《股东会决议》载明：“……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12月1日在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形成如下决议：1.成立新一届股东会。2.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3.免去葛厚贤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王艳为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4.免去邓波公司监事职务，选举刘泽彬为公司监事……”；《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根据《公司法》及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改如下……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如下……王艳600(万元)货币2034年之前刘泽彬400(万元)货币2034年之前……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同日，第三人王艳作为贤波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普陀市场监管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变更将公司股东由葛厚贤、邓波变更为王艳、刘泽彬；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葛厚贤变更为王艳；监事由邓波变更为刘泽彬。2017年12月28日，普陀市场监管局向贤波阳公司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就贤波阳公司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出资情况变更，主要成员、章程备案登记申请，准予变更登记。2018年2月1日，第三人王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原法人章(葛厚贤)各一枚。另收到开户许可证(上海贤波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件一份、硬签卡片(银行)一张、机构信用代码证一张”。2018年8月27日，两名原告(甲方)与案外人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载明：“葛厚贤、邓波……因与刘泽彬、刘泽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陈健民、章海为甲方的一审代理人……八、依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甲乙双方综合考虑了律师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素,约定采取以标的额(计件、按标的额、计时、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支付律师费,具体数额为33700元;支付时间及方式：本合同签订七日内……”。同年8月29日、9月7日，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分别向原告葛厚贤开具金额为5,000元、28,700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另查明，贤波阳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14日，股东为邓波、葛厚贤，股权比例为40%、60%，法定代表人为葛厚贤。2015年4月23日，公司注册资本金从5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2017年12月2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艳、刘泽彬，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艳。2018年3月20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艳、曹艳。第三人源锋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16日，股东为刘泽彬、刘泽华，法定代表人为刘泽华。2016年9月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泽华、杨增磊。2018年1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泽彬、唐雅清；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雅清。2018年4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唐雅清、刘泽宏。2018年10月1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朱美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美建。审理中，第三人源锋公司表示2017年12月21日向原告葛厚贤个人账户转账的25万元是代其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刘泽华支付给两名原告房屋装修的补偿款。两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认为不存在需要支付房屋装修补偿款的情况，贤波阳公司并未投资，场地里均由被告方投资和购买设备的。原告表示之所以会将贤波阳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两被告，是因为贤波阳公司和案外人上海江裕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裕公司”)签订一份《上海江裕大厦租赁合同》，租赁江裕大厦B1层，约定每月租金125,294元。而贤波阳公司再与第三人源锋公司签订一份《上海江裕大厦承包合同》，约定B1层每月承包费170,400元，两份合同的合同期限一致(均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28年11月29日)，贤波阳公司用以每月赚取差价。由于第三人源锋公司总是拖延支付款项，故两原告与两被告协商，两原告退出该项目，两被告直接接手两原告的公司，由此被告方可以减少每月5万元的支出成本，被告方则以股权转让款的形式给予原告方补偿。因此，双方签订了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2月21日，第三人源锋公司按上述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转账给葛厚贤25万元股权转让款。至于第三人源锋公司的银行转账回单“摘要”中显示的“贤波阳及江波裕企业股权转让”，其中的“江波裕”是指案外人上海江波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波裕公司”)。江波裕公司系两原告于2017年5月31日设立，是为了江裕大厦的餐饮项目而设立，系用于申请卫生服务许可证，是业主方认可代表贤波阳公司进行餐饮运营的主体。原告方如果将江波裕公司转让而不把贤波阳公司一并转让，被告方就没办法以江波裕公司的名义履行合同，所以原告方将两家公司一并转让给了被告方，其中江波裕公司是无偿转让的。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提供了《上海江裕大厦租赁合同》、《上海江裕大厦承包合同》作为证据。两名被告、两名第三人共同表示两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合同的相对方不是两名被告。另外，两被告认为第三人源锋公司在2017年12月21日银行转账回单上摘要信息为“贤波阳及江波裕企业股权转让”系一个失误。关于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原告方表示该协议是在上海江裕大厦对面的上岛咖啡馆内与两名被告协商签订的。协议签订后，被告刘泽华提出由于她已经是第三人源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可能不能再做贤波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要让第三人王艳来担任，原告方当时表示同意。2017年12月22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时，两原告、两被告及第三人王艳都去了工商部门现场，但被告刘泽华中途离开了。被告刘泽彬找了中介公司来办理手续，原告方只管在材料上签字并没有仔细阅读内容。为了工商变更的方便，当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都将落款时间签署在2017年12月1日，与双方真正的协议差了20天。至于无偿转让也是为方便变更，如果是有偿转让还需要审计，所以为了快速转让用了无偿，这也是行业内的常态。另外，被告刘泽华是刘泽彬的姐姐，第三人王艳又是被告刘泽彬的配偶，有这些特殊的关系在，被告刘泽华不会不知情，股权转让给被告刘泽彬和第三人王艳是形式上的，与真实的转让没有关系。对此，被告刘泽彬与第三人王艳均确认是在2017年12月22日当日签署了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同时，被告刘泽彬与第三人王艳也确认同日无偿受让了两原告所有的江波裕公司的股权。审理中，由于原、被告双方对于被告刘泽华是否要求变更王艳为工商登记股东等事实的陈述存在差异，故原告申请对原、被告双方进行测谎，但两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接受测谎。以上事实，有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委托代理协议》、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海江裕大厦承包合同》、《上海江裕大厦租赁合同》、贤波阳公司的工商内档备案资料、银行转账回单等及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方提出了2017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被告刘泽华并未实际受让到股权、工商备案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无偿转让、原告葛厚贤收到的25万元转账与本案无关联等抗辩。原告方则对上述抗辩不予认可，并就此详细陈述了股权转让的前因后果，主张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被告方已按约支付了25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告方也根据被告方的要求配合完成了股权转让手续。对此，本院在综合各方的陈述和举证质证意见之后，对于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分述如下：一、第三人源锋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向原告葛厚贤个人账户转账25万元并在银行转账单中备注股权转让的相关信息，上述转账的时间、金额、转账对象及账号、转账回单备注内容等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2017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均吻合，且此时源锋公司法定代表人正是被告刘泽华。虽然被告方和第三人源锋公司仍坚持认为该笔25万元是代被告刘泽华向原告支付的房屋装修补偿款，但却未能对此予以证明。因此，系争25万元转账应为被告方履行了其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二、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刘泽彬最终确认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系2017年12月22日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当场所签，并非其之前所称是在2017年12月1日签订。第三人王艳也确认上述材料均为2017年12月22日当日在工商部门当场所签。由此，按时间顺序而言，原、被告双方于12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葛厚贤于12月21日收到25万元转账，12月22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时倒签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因此，原告关于为了便于快速办理工商过户而形式上签署上述无偿转让协议的主张相比被告刘泽彬坚持的无偿转让股权更符合常理。三、被告刘泽华明知其签订了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第三人源锋公司亦于次日代其向原告葛厚贤账户转账了25万元。若在被告刘泽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方将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王艳和被告刘泽彬，被告刘泽华理应提出异议。但被告刘泽华仅表示其没有实际受让相关股权，所签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其不具有付款义务。对此，原告方主张系被告刘泽华指定让第三人王艳登记为股东，原告同意并予以实施。为证明其陈述真实，原告方表示愿意在本案中就其所有陈述事实接受测谎，然两被告均明确向本院表示不愿接受测谎。因此，本院对于被告方的该节抗辩无法采纳。综上，本院认定2017年12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两原告已按上述协议约定及被告方的指示完成了股权转让义务，两被告未按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显属违约，两被告理由支付剩余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故本院对于两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逾期利息损失一节，《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违约金为股权转让总价款55万元的20%即11万元，本案中两被告提出违约金过高，要求予以调整，本院在综合考量了两原告的实际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后，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酌定两被告应向两原告支付违约金65,000元。鉴于上述违约金数额中已经包含两原告的实际损失，故本院对于两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不再予以支持。至于两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支出损失一节，鉴于两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泽华、被告刘泽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葛厚贤、原告邓波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0,000元；二、被告刘泽华、被告刘泽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葛厚贤、原告邓波违约金人民币65,000元；三、对原告葛厚贤、原告邓波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55元，由两名原告共同负担人民币605元，两名被告共同负担人民币7,3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一人民陪审员  蒋建萍人民陪审员  张建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王昊艳书 记 员  张意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