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吉0102行初67号 原告:崔庆芷，女，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代理人：王子豪（系原告儿子），男，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住所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梁文成，局长。 委托代理人：裴豪，该单位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李梓超，该单位南岭派出所民警。 第三人：饶从满，男，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原告崔庆芷诉被告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以下简称南关分局）第三人饶从满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8）吉0102行初20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崔庆芷不服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吉01行终79号行政裁定：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2行初203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依法通知饶从满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庆芷的委托代理人王子豪、被告南关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裴豪、李梓超，第三人饶从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关分局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南公（岭）行罚决字[2018]6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崔庆芷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崔庆芷诉称，崔庆芷长期患有精神疾病，因精神疾病复发，于2018年9月11日和2018年9月21日两次就医。2018年9月25日，在受到饶从满的言语刺激后，崔庆芷与饶从满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对方脸部轻微擦伤，但未达到轻伤标准，随后饶从满报警。南关区公安局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南公（岭）行罚决字[2018]6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崔庆芷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在第一次传唤前，崔庆芷的亲友于2018年9月27日向南关区公安局南岭派出所提交了崔庆芷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历及相关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崔庆芷有重症抑郁和重度焦虑症状，这种精神疾病可以导致患者无自我意识和自控能力。崔庆芷向南关区公安局南岭派出所申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但办案民警仅凭个人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认识，就拒绝了崔庆芷的申请。案发后，崔庆芷于2018年9月27日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入院治疗，于2018年10月4日在吉林省人民医院入院治疗，均诊断为重症抑郁发作。在情绪神志稍有恢复的情况下，崔庆芷于2018年10月16日自行前往吉林省人民政府指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医院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就医。在情绪平复、恢复部分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崔庆芷仍被诊断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症抑郁发作”。崔庆芷于2018年10月23日将该诊断书复印件交给南关区公安分局南岭派出所，但办案民警称只认“大照”，且未能提供只有“大照”才能启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程序的法律依据。南关区公安局在明知崔庆芷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未依法启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程序，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属于执法程序错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七条第四项规定“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下列人员应当进行鉴定：……（四）违反治安管理应当受拘留处罚的人员……”，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安监程序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需要聘请本公安机关以外的人进行鉴定的，应当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制作鉴定聘请书”，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安监程序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精神病的鉴定，由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从2018年9月25日事发至今，已经过去数月，由于精神症状的突发性、可变性，崔庆芷的精神状况已经与案发当时不同。由于南关区公安局未依法启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程序，现已无法对案发时崔庆芷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作出客观判断。结合案发前后崔庆芷的医院诊断证明和案发前精神状态异常的事实，可以综合推断出案发时崔庆芷处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的状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南关区公安局对崔庆芷应依法不予处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南公（岭）行罚决字[2018]6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赔偿崔庆芷缴纳的行政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元及同期银行利息，以及因处理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而发生的交通费、案件资料打印费、误工费，合计人民币壹仟元；2.南关区公安局向崔庆芷赔礼道歉，并赔偿崔庆芷精神损失费人民币壹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南关区公安局承担。 被告南关区公安局辩称，原告崔庆芷不服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于2018年10月24日做出的南公（岭）决字(2018)第6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并请求撤销南关区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你院提出行政诉讼一案，现答辩如下：案情简要：2018年9月25日日11时40分许，在长春市南关区东北师范大学一食堂内，崔庆芷先在东北师大食堂找到被害人饶从满老师对王奇支教一事进行理论，而后崔庆芷认为对方眼神态度轻蔑，进而气愤拿起饶从满的餐盘击打饶从满头部导致饶从满头部外伤、饭菜洒在饶从满上身和面部、用双手抓挠饶从满面部，导致饶从满面部被大面积抓伤，在被打过程中，饶从满的眼镜（购买价人民币三千元）也被违法行为人崔庆芷抓坏，其爱人王奇拉架，饶从满全程未还手。以上违法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崔庆芷的供述、被害人饶从满的供述和医疗诊断及受伤照片、违法现场监控录像、公安机关询问录像等证据证实。南关区公安分局南岭街派出所办案民警自2018年9月27日受理该案后，积极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办案民警在近一个月的期限内经过调查取证并数次口头对双方治安调解无果后，决定于2018年10月2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作出治安拘留6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由于崔庆芷血压偏高，长春市公安局苇子沟拘留所认为该人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建议停止执行拘留，经南关分局批准，停止对崔庆芷的行政拘留，此案终结。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无法确定违法行为人崔庆芷是否为精神病人且在案发当时处于精神病发病状态。根据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和双方询问笔录材料，崔庆芷在案发当时看见被害人饶从满后，想和对方聊王奇区云南支教的事，而后认为对方眼神和态度轻蔑，殴打了被害人饶从满。因此可以认定，崔庆芷在案发时具有辨认能力、与意志能力同义的控制能力。南岭街派出所在办理此案过程中，对违法嫌疑人崔庆芷及其爱人王奇进行了询问，崔庆芷在询问笔录中能如实供述其违法行为，自称精神状态不实很好，看了案发录像之后也非常后悔，希望和饶从满当面解释，好好道个歉。同时接连两次在被询问时并在书面笔录材料中只表明其有抑郁症，未表明其患有精神病（后对民警口头称其有精神病，办案民警也数次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崔庆芷和其爱人王奇进行精神病鉴定）。在对其爱人王奇进行询问中，办案民警问：崔庆芷是否有精神病？王奇称崔庆芷患有抑郁症，在吃中药控制，也没有表明崔庆芷患有精神病。根据规定，如其在案发当时是精神病发病状态必须经过鉴定具有资质的医院开具司法精神病鉴定正式文书。崔庆芷口头表示其儿子还没有结婚，怕耽误孩子找对象，自己不能做精神病鉴定。后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崔庆芷能如实供述其违法行为，无异常情况。办案过程中，违法行为人崔庆芷只能提供其患有精神抑郁状态的诊断史，一直未同意配合公安机关同到医院开具司法精神病鉴定证明。在近一个月的行政案件办案期限内，南岭街派出所民警数次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崔庆芷和其爱人王奇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局作出处罚的依据：1、崔庆芷在被询问时，能如实准确供述其违法行为，并有自责心理。2、崔庆芷后口头自述有精神病，询问笔录中并未自述患有精神病，无书面申请，以孩子没对象为由，口头拒绝公安机关同去具有鉴定资质的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3、崔庆芷和其爱人王奇只出示崔庆芷患有抑郁状态、高血压、脑梗死等病状的诊断书，结果为精神状态正常。并未提供有精神病患病诊断书。4、在崔庆芷不同意作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对崔庆芷做精神病鉴定。无论其处在精神抑郁状态还是其自述有精神病，其自身的行为已经放弃了做精神病鉴定的合法权利，那么对其就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对其不予行政处罚。5、《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实践》（附件2）有关于精神病人责任能力及行为能力的标准和评定，6、根据公安机关调取崔庆芷的3次住院病案，其中，2018年3月25日的入院检查结果为：神志清楚、语言流利。2018年9月27日的入院检查结果为：神智清楚，意识内容无异常，记忆力正常，定向力正常，语言功能无异常，无失认及体象障碍。以上3次住院病案均为提出崔庆芷患有精神病。2018年10月3日的入院专科检查结果为：神智清楚，语言流利。7、在作出处罚前，办案单位对崔庆芷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违法事实及违反的法律条款，崔庆芷并未书面提出其他陈述、申辩，无异议后签字按捺手印。公安机关在办理该案件中认为，不能仅凭其提供的精神抑郁状态的诊断史作为案发时其精神病发病鉴定的法律证据来使用，因没有崔庆芷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证明其有精神病且案发时为精神病发病状态）作为本案必要证据，切案发当时崔庆芷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故不能依法认定案发当时违法行为人崔庆芷正处在出于精神病发病状态。公安机关认为：1、有精神抑郁状态；2、患有精神病；3、患有精神病的人在案发当时确实处于精神病发病状态。这三种情形需要有法律认定的证据来支撑，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在该案中，崔庆芷只有符合第三种情况，我局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其不予处罚。综上所述，南关公安分局在办理崔庆芷一案中，正是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开展调查取证，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对崔庆芷的行政处罚决定，而且程序合法、量裁适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南关区人民法院维持南关区公安分局作出的南公（岭）决字(2018)第68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法律的正义和尊严。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南关区公安局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南公（岭）行罚决字[2018]6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被告南关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受案登记表，证明饶从满报警后进行立案。原告质证：被告举证的《受案登记表》中，报警人绕从满不是第三人，绕从满在全部行政案件中没有出现，同时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证明绕从满身份的合法信息。违法嫌疑人是报警人同事王琦的爱人，原告并不是受案登记表内记载的“王琦的爱人”。受案登记表当中一共就出现了两个人名，“绕从满”和“王琦”，但这两个名字均查无此人。《受案登记表》内接报时间出现了13时许和12时46分，有两种说法，接报时间相互矛盾，缺少真实性。案情简要说明写到：南岭街接到报警，南岭街是长春市街路名称，不会打电话。说明没有依法清晰准确填写受案登记表。《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受案、立案要认真、清楚、实事求是填写《受案登记表》。应当填写报案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和现住址。被告的受案、立案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对此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受案登记是行政行为的起点，受案、立案关键信息错误，后续行政行为缺少法律依据。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名称的瑕疵不能改变报警的事实，我和保卫处的人一起去报的警。二、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在对原告处罚前进行了告知，原告没有申诉并签字按捺了指印。原告质证：对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笔录没有逐页签字，原告不知晓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内容，程序违法，剥夺原告陈述申辩权。笔录应当逐页核对、逐页签字，这是执法的基本规范。在被告提交的两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当中的第一页，均没有原告签字，证明原告根本不知道告知书第一页陈述的内容。出现两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程序违法。行政案件，法无授权即禁止。行政法规中，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可以多次进行处罚前告知。在提交法庭的卷宗中，却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被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如此操作，炮制非法证据，会不会有第三份、第四份？而且两份处罚告知笔录的告知内容页均无原告签字，此份证据不能作为告知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先处罚告知，后调查取证，程序违法。告知程序应当在调查结束后进行，原告签字时间是2018年10月24日7时49分，却在当日9:30-10:23又进行了询问调查并录了笔录。被告都没有结束调查，又如何处罚前告知的。先行政处罚告知，后做案件调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告知拟处罚内容，程序违法，剥夺原告陈述申辩权。被告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没有告知拟处罚内容，上诉人陈述申辩权无法得到保障。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规章，吉府法〔2007〕6号《吉林省行政处罚案卷标准》第二十四条第四款陈述、申辩（听证）告知书应当具备下列内容：依据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条、款、项、目，拟作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作为吉林省内的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规章。没有告知案件相关内容，程序违法。原告明确表示自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情况下，告知书内没有告知原告案发时精神状态等重要事实，没有告知精神状态的调查结论，造成事实不清，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原告精神疾病并发期间的签字无效，程序违法。原告签署《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时，仅看到“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一句话。有证据证实原告当时处于精神疾病发作期间，对于其签名，并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程序违法。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非在公安机关办案区签署。2018年10月24日《崔庆芷询问笔录》记载，原告到达派出所时间为8:00，签署告知笔录时间为7:49，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四条要求，程序违法。综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履行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整个过程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三、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明公安机关调查完毕。原告质证：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此证据只能证明履行呈请程序，但内容不真实，不合法。办案民警在《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中，向上级刻意隐瞒了原告是精神病人的事实和证据。办案民警在《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中，向上级刻意隐瞒了未履行精神司法鉴定程序，导致行政处罚缺少事实依据，误导上级判断。原告患精神疾病事实，足以改变行政处罚决定的最终结果。被告办案民警应当据实向上级汇报全面情况，办案民警刻意向上级隐瞒了与案情相关重大事实，对于证据《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的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整个过程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四、2018年9月25日对饶从满询问笔录，证明饶从满被殴打的事实；2018年10月23日、24日对崔庆芷询问笔录各1份，2018年9月29日对王奇询问笔录1份，证明原告未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只是说自己精神状态不好，王奇询问笔录中证明崔庆芷只是有抑郁症没有精神病。原告质证：对于《饶从满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询问笔录是在受案前制作，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受案登记表》记载被告受案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饶从满询问笔录》生成时间为2018年9月25日，此时被告尚未受案。《治安管理处罚法》七十八条，《吉林省行政处罚案卷标准》第八条“先受案，后调查取证”的程序规定。受案是行政行为起始点，受案前的调查行为没有合法性。被告尚未受案就进行案件调查，对其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询问笔录没有证明效力。饶从满是行政案件的当事人，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询问笔录有明显的倾向性，询问笔录内容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第三人与原告是对立关系，其询问笔录证明力远低于现场围观群众的证词证明力。第三人刻意隐瞒了原告丈夫事发前告知原告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事实上是，案发前原告丈夫在劝告原告离开时，向第三人说：“饶老师，我爱人现在更年期加抑郁症，请别介意。”所以说第三人证词缺少证明效力。被告在第三人明确提出还有多名目击意外事件发生的证人（常青、董长盛、姓薛的经理、还有一些服务员）的情况下，仍未调查取证。笔录关键信息多处错误。笔录中办案民警工作单位为南岭大街派出所。经查询，无此单位。笔录中饶从满出生日期为1976年1月21日，不是本案第三人饶从满。办案民警工作单位填写错误，被询问人出生日期错误，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如实、清晰记录询问笔录。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证实，先调查后受案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详见（2016）甘08行终12号判决书。对于受案前的调查行为、且仅以第三人的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提交，笔录关键信息又存在多处错误。原告对于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力均不认可。被告对于2018年9月29日王奇询问笔录内容的合法性、内容真实性、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王奇与原告为夫妻关系，没有证明效力。对于被告提交的原告近亲属做的《王奇询问笔录》，证明力不予认可。笔录中，在王奇回答原告为什么与第三人发生冲突问题上，均为其主观臆断，事实上仅为原告精神疾病发作引起的突发事件。王奇，作为正常人当然无法了解原告精神疾病发作期间的思维状态。故其证言证明效力不予认可。询问笔录办案民警，即询问人付智超，在2018年9月29日15:30至15：45期间，没有出现在询问室，此询问笔录真实性不予确认。询问笔录记载起止时间为2018年9月29日15:30至15：45。监控录像显示15:57:02询问结束，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20条规定，对此笔录合法性不予认可，笔录第一页第3行、第4行，询问人工作单位不存在。被告办案民警付智超不在办案现场的证明材料（视听资料）、询问笔录起止时间造假、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附后；此份视听资料的制作人、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及证明事项附后。对于2018年9月29日《王奇询问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被告对于2018年10月23日崔庆芷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有证据证明，原告在2018年10月23日录取询问笔录期间系精神疾病发作时间，对于签名，监控录像显示，原告在录笔录期间，精神状态极差，精神病人病发期间签字并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对笔录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72条要求，询问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经调取南关区人民法院卷宗内容，2018年10月23日询问原告期间，被告对违法嫌疑人和证人询问同时进行，并非个别进行，违反法定程序，同时进行询问无法保证违法嫌疑人供述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视听资料显示：2018年10月23日12时04分23秒办案民警与原告一起离开办案区，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2018年10月23日12时16分20秒第二位办案民警才进入询问室，之前询问为一位民警单独办案，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同时询问违法嫌疑人和证人、单人执法、非办案区办案的证明材料（视听资料）附后；此份视听资料的制作人、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及证明事项附后。对于2018年10月23日《崔庆芷询问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针对2018年10月24日《崔庆芷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有证据证明，原告在2018年10月24日录取询问笔录期间系精神疾病发作时间，虽然有其签名，但签名为精神疾病发病期间签署。监控录像显示，原告在录笔录期间，精神状态极差，精神病人病发期间签字并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对笔录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询问视频资料显示，原告在询问过程中，总计发言时间长度为97秒。不可能在不到100秒回答四页纸的询问内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72条要求，询问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经调取南关区人民法院卷宗内容，2018年10月24日询问原告期间，被告对违法嫌疑人和证人询问同时进行，并非个别进行，违反法定程序，同时进行询问无法保证违法嫌疑人供述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视频资料显示，被告在询问原告时，证人不停回答问题，炮制出一份询问笔录。同时询问违法嫌疑人和证人的证明材料（视听资料）附后；此份视听资料的制作人、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及证明事项附后。此份笔录第一页第10行、第19行，第二页第2行，记载“口头传唤”“传唤需要通知家属”“传唤延长至24小时”，证明被告在此份笔录记载的传唤行为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规定，为非法传唤，程序违法。口头传唤时间造假，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7:49在南岭街派出所签署法律文件，但被告记载，原告到达派出所时间为10月24日8:00，时间倒置。询问开始时间为2018年10月24日10时09分57秒，询问笔录时间造假。该询问笔录第一页第13行记载“依法对你进行讯问。”讯问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原告仅为违法嫌疑人，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7:49在南岭街派出所签署行政处罚告知书、2018年10月24日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时间倒置，缺少合法性。综上，原告对于2018年10月24日的《崔庆芷询问笔录》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第三人质证：对我的询问笔录生日记错的事我不清楚是瑕疵，事实部分我没有异议，对其他三份笔录我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五、安康医院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只有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中认定的精神病人我们才认定为精神病人。原告质证：起诉书副本于2018年11月22送达至被告，根据法律规定提交证据时限为2018年12月7日，已经过了证据的提交时限了；在办理行政案件期间，原告并没有见到这份文件，对其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均不予确认；被告举证的这份文件不能作为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六、2018年3月25日、2018年9月27日、2018年10月3日原告住院病案3份，证明原告意识清楚、语言流利。原告质证：起诉书副本于2018年11月22送达至被告，根据法律规定提交证据时限为2018年12月7日，已经过了证据的提交时限了。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我们有9月27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病情介绍单，入院后心理科会诊评分，重度焦虑重度抑郁，一会我在举证环节会把所有的病历材料提交法庭。第三既然公安机关可以调取证据，为什么在行政案件办理期间不去调取，而是在刑事案件终结后调取，补充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这个是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要求的。行政行为终结证明公安机关已经认为证据充足了，为什么你后边又要调证据。最后办理整个行政案件期间，这份证据没有向原告出示，剥夺了原告申诉和申辩的权利。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七、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原告质证：对法律本身无异议，但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 原告崔庆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原告病历及诊断明细。1.2017年9月11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病案；2.2018年9月11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门诊病历；3.2018年9月21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门诊病历；4.2018年9月27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病案；5.2018年9月27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处方费用清单；6.2018年10月11日吉林省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7.2018年9月27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院病情介绍单；8.2018年10月3日吉林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9.2018年10月11日吉林省人民医院出院诊断指导书；10.2018年10月16日吉林省脑科医院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四平）出院诊断书；11.2018年10月23日吉林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12.2019年5月6日长春市第六医院门诊手册；13.2019年5月6日长春市第六医院全部心理检查报告；14.2019年5月6日长春市第六医院症状量表；第一组证据证实：1.原告长期患有重症抑郁症，案发时及行政案件办理期间是原告所患精神疾病的发病期间。2.抑郁症属于精神障碍，能导致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能力丧失，发病期在4周以上。3.在被告作出南公（岭）行罚字[2018]684号行政处罚决定前，原告已经将全部病历及患病情况告知被告。本组证据由原告长期、案发时、行政案件办理时病历，专家证人证言以及二审庭审笔录组成，2016浙06行终00447号判决书组成。病历证据：（1）2018年9月11日的吉林省中医院就医门诊病历、住院病历、诊断书。诊断为抑郁症、焦虑症发作。（2）2018年9月21日吉林省中医院就医门诊病历、诊断书。诊断为抑郁症严重发作，情绪容易失控。（3）2018年9月27日吉林省中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书。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医嘱24小时看护，防止意外及自残。（4）2018年10月3日吉林省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住院病例记录。诊断为重度焦虑、抑郁状态，医嘱24小时陪护。（5）2018年10月16日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住院，出院诊断书诊断：重度抑郁症发作。（6）2018年10月23日吉林省人民医院门诊病历，诊断为高血压3级高危险组，焦虑、抑郁状态，肾上腺腺瘤、心功能II级，T波倒置、不稳定型心绞痛等。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告长期患有抑郁症。原一审和二审均有抑郁症领域科研工作者专家证人尚超博士证言：抑郁症属于精神障碍，能导致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能力丧失，发病期在2-4周以上。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全国各地生效判决书，（2016）浙06行终00447号判决书中第4页、第9页中记载“抑郁症是精神障碍的一种、”“精神障碍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精神病目前医学界已用‘精神障碍’一词来代替原来常用的‘精神病’，精神障碍可分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等。抑郁症是一种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以明显而持久的心境高涨或低落为主的一组精神障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专家证人和生效判决书充分证实了，抑郁症属于《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精神障碍。二审庭审笔录明确记载：审判长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上诉人提交了五次就诊的诊断和病历？”被告回答：“是处罚前收到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二审庭审笔录中，被告承认了，在其办理行政案件期间，原告早已向被告提交了所患精神障碍的证明材料。综上所述，第一组证据，首先证明了原告长期患有抑郁症，原告案发时及案发前后属于此种精神障碍的发作期。其次证明了抑郁症属于法律规定的精神障碍，发病时间长，可能导致自我认知、自我控制能力丧失。最后，证明了原告并非是在行政案件终结后才告知被告所患疾病，被告承认在处罚前原告已经主动告知。被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效力存在异议。二、（证据来源原审卷宗）1.视听资料：办理行政案件期间民警单独一人执法的视频2.视听资料：同时询问违法嫌疑人及证人的视频3.视听资料：被告2018年10月24询问原告视频。证明事项：单独一人执法，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同时询问询问违法嫌疑人及证人，且询问原告期间证人不停插话，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2018年10月24询问原告视频中原告仅仅发言97秒，却有四页询问笔录，证实被告询问笔录造假。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被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询问时嫌疑人说心脏不舒服需要家属陪同，证人是家属。以光盘内容为准，请法庭核实。第三人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三、2018年10月24日原告询问笔录，二审被告答辩状以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一审被告情况说明四部分组成。证明事项：付智超、李松奎两位办案民警签字的2018年10月24日原告询问笔录中写到“口头传唤的被询问人10月24日8：00到达，10月24日12:00离开”“对你的传唤需要通知家属”“经请示所长对你的传唤延长至24小时”以上笔录均可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实施了具有行政强制力的行政传唤行为。被告又在二审答辩状中，明确写道“不存在公安机关需要开具传唤证传唤崔庆芷的情况。”被告进行传唤时没有制作、送达法律规定的传唤文书，说不清谁呈请的传唤，什么时候批准的传唤，违反法定程序，执法违法。另外，口头传唤时间造假。笔录中记载，口头传唤的被询问人10月24日8：00到达，10月24日12:00离开。在卷宗中，另外一份法律文书中，却又出现了原告10月24日7:49的签字。7:49已经签署法律文书，如何在8:00才到达办案机关？两份都是被告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第三组证据，首先证明被告未依法使用传唤证的违法事实。其次证明了要么是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伪造传唤时间，要么是违反法律规定，不在办案区内办案。被告质证：10月23日是王奇带原告来的，晚上他说心脏不舒服，要去医院就得我们说你可以上医院就诊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来派出所，他是第二天12月24日是主动来的，所以不需要传唤手续。第三人质证：具体情况不清楚。四、1.2018年9月29日、10月23日、10月24日原告接受被告询问视听资料；2.被告原一审答辩书；3.被告原一审“情况说明”；4.原一审庭审笔录第五页；5.二审庭审笔录。证明事项：1.2018年9月29日，被告非法传唤原告至公安机关询问室。于2018年9月29日14:52开始询问，2018年9月29日15:24结束。由于原告处于精神疾病发作期间，思维混乱，无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能力，在长达32分钟的询问期间内，被告无法取询问笔录。2.被告在一审答辩书第三页第14行声称原告“本人能够正常回答民警提问，无不良情况”“公安机关认定其不属于精神病人”3.被告在原一审“情况说明”中，第二页第1行声称“民警对崔庆芷进行询问，期间崔庆芷能够正常回答民警提问，无不良情况。”4.原一审法庭笔录第五页第27行，被告说：“对崔庆芷询问过程中，崔庆芷可以对答如流。”5.被告称原告去了派出所两次，视听资料显示为三次，被告刻意向法庭隐瞒事实，虚假陈述。综上，原告行政案件案发前后一直处在精神疾病发作状态，治安案件卷宗里没有2018年9月29日的询问原告笔录及过程记载。被告在明知原告精神疾病发作的情况下，却在治安案件卷宗、原一审答辩材料、原一审情况说明中均故意隐瞒2018年9月29日的询问原告的事实，并且向原一审法庭进行虚假陈述，说其精神正常对答如流，目的是被告欲否认原告患有精神疾病，想要达到推脱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被告质证：当时崔庆芷就说心脏不舒服，要去医院。第三人质证：具体情况不清楚。五、两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二审被告答辩状、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来源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5691期《人民法院报》组成。证实内容：1.原告在治安卷宗中调取了两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前告知两次，并无法律授权，告知两次是违法行为。2.原告在治安卷宗中调取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第一页均没有原告签字，原告在行政案件办理期间没有见过此文书。3.被告在行政案件期间，没有告知案件调查的基本事实（原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是否影响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能力）。4.被告在行政案件办理期间，没有告知拟处罚的内容。且向法庭在答辩材料中陈述，公安机关告知笔录内从不写明具体拘留天数以及具体罚款数目。（详见二审答辩状第四页4-5行）首先，拟将作出的处罚决定是行政告知程序的法定内容。其次，告知拟将处罚的具体内容是履行法定程序的必备要素。最后，告知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如果不明确告知拟将处罚的具体内容，就会使原告无法准确把握行政处罚对自身权利限缩的程度，也无法正确判断有无陈述和申辩的必要，这必然影响相对人对行政处罚的风险评估，甚至造成相对人因误判而放弃陈述、申辩。将这种风险强加于相对人，明显不符合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被告质证：笔录因为有一个当时他被害人眼镜损坏，当时我们没查实，只是因为是他给挠坏了，还是说这个过程中坏的，所以是两个，而且他说告知笔录他没有看过，他两份的第一页都按有手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面写的很清楚，现在将拟作出行政处罚，这是公安机关一套制式文书，现在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上面不会写，我要拘留你七天或者是八天，这只是说我根据我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哪条哪款哪项你是违反哪项了，我接下来我对你进行处罚，这个是上面写的很清楚，事实理由和依据。没写具体的执行方式，那个东西在拘留拘留证上有体现。拘留证上写的很清楚，有哪的民警只要你送到哪去执行行政拘留执行几天，执行方式什么样，那点和写得很清楚。公安局的文书都是制式文书。第三人质证：具体情况不清楚。六、二审庭审笔录、原一审庭审录像视频、原一审被告答辩书、一审被告情况说明、二审被告答辩状五部分组成。证明事项：1.（1）一审庭审录像，视听资料：被告说：“患有抑郁症和精神病是有区别的,且有本质不同。”证明了被告认为抑郁症不属于精神病。（2）一审庭审录像，视听资料：被告说：“我国是法制社会，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患有精神抑郁为由谎称自身患有精神病。”证明了被告认为抑郁症不属于精神病。（3）一审庭审录像，视听资料：被告说：“抑郁症多由心理社会因素导致，因此抑郁症被称为现代人的心理感冒，精神病主要是由于大脑器官、感觉器官的实质性的病变。”证明了：被告违反科学和医学常识，靠其主观臆测，给精神疾病乱下定义，违反《精神卫生法》有关规定。2.（1）在被告提交的原一审《答辩状》第二页第19-20行写到：“公安机关无依据认定原告为精神病人，故无法依法认定其在案发当时正处在出于精神类疾病发病状态”;证明被告不承认原告患有精神疾病。（2）在被告提交的原一审《答辩状》第三页第15页记载：“公安机关认为原告不属于精神病人”。证明，公安机关越权执法，公安机关无权认定原告是否属于精神病人，判断是否属于精神病人是医院职责。（3）在被告提交的原一审《答辩状》第四页16至17行写到：“我局认为，南岭派出所办理此案期间并没有得到证据证实崔庆芷为精神病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要求，此证据由行政机关收集。没有得到证据证实原告为精神病人，是由于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导致。（4）在被告提交的原一审《答辩状》第五页第3行写到：“任何人都不能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以患有精神抑郁为由谎称自身有精神病”。精神抑郁就是精神病，此证据证明，被告不能正确认识抑郁症与精神病的关系。被告不承认抑郁症是精神病，当然就不会组织进行精神司法鉴定。（5）被告原一审的《情况说明》第三页第8-11行写到：“原告未向提供相关鉴定材料，故无法确定原告在案发期间处于精神疾病状态”。证明：被告没有依法调查取证，造成原告案发时精神状态事实不清晰，并把责任推脱给原告。（6）被告二审庭审笔录第八页第16行至26行，二审庭审记录中，审判长问被告：何时收到诊断和病历，被告回答处罚前收到。审判长问被告：是否有当事人不配和鉴定的证据，被告回答，没有。此证据证实：①被告在行政案件办理期间明知原告患有精神疾病②为推脱责任，被告先称抑郁症不属于精神疾病，后又改称组织了原告进行司法鉴定，是原告不配合，但没有证据证实。③被告在本案的核心焦点问题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导致案件处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质证：原告应该是9月29日的第一次来的，因为当时案发是9月25日，饶老师把王奇因为他不知道崔庆芷的电话，王奇电话告诉我了，我给王奇打过电话，我说你让你爱人来配合调查一下，9月29日来的时候，我们对他进行调查了解的期间，崔庆芷说自己心脏难受、血压高，需要上医院就医，我们就让他走了。再有就是再有就是公安机关对崔庆芷进行询问的时候，他的爱人王奇全没有在笔录中说他有精神病，谁都没说，我觉得咱们争论的焦点现在有两个，第一个是她是一种精神抑郁状态，我们都承认，我们也跟精神病院的大夫也进行了交流，但是说精神病就是抑郁症是否严重，这种是否严重的已经达到可以转换成精神病，第二个焦点是，崔庆芷性质是不是有真的有精神病，而且在案发当时她处于精神病发病状态，这样可以免除行政处罚。这是我认为争议焦点是，我们明知他有精神病，可不是说明知明明只咱们在这个笔录上有书面的体现。刚才说的在笔录上没有任何体现他的精神病，第二个我已经质证过了，必须得有这个叫司法精神鉴定文书，才可以在法律上认定他是精神病，不承担责任，是认为是他当时是不是有这个行为能力、能不能被行政处罚。第三人质证：一定是一个法定的机关的鉴定为依据，我对精神状态有异议。七、《建议停止拘留通知书》正文第4行写到：原告“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此证明，原告的病情严重，是由于被告违法的行政行为造成的。原一审被告《答辩书》第四页第11-13行记载：“对原告作出治安拘留6日处罚款500元的处罚。而后崔庆芷血压偏高，长春市拘留所认为该人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建议停止执行拘留”。此证明，原告的病情严重和危及生命安全，是由于被告违法行政行为对原告作出错误处罚决定造成的事实。3.原告的吉林省人民医院10月23日诊断病历。被告在10月23日上午非法传唤并非法询问原告后，原告心脏病发作，当即前往吉林省人民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不稳定型心绞痛，T波倒置，窦性心律不齐，心功能II级。原告在此行政案件办理前，没有上述心脏疾病。导致上述心脏功能损害疾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在被告违法办案的刺激下，本就患有精神疾病的原告心脏病发作。被告违法办案对于原告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巨大的情绪刺激导致了心脏病发作，这二者是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以上证据证实，由于被告违法行政，造成了原告身心伤害。原告有权依法向行政机关要求赔偿。被告质证：我们认为原告诉讼代理人在偷换概念与抑郁状态，是不是等于精神病，应该是达到一个严重的标准，产生幻听或者产生一些幻觉之后没有控制能力了，这就大应该是这么个流程，它可以转换成精神病这个事，也是说的我们咨询过相关的医疗人员给他打给的答复，当时说的所有他出示的所有的诊断上没有任何东西说可以转化为精神病。结合当时询问笔录所以说我们当时说的按照正常的询问流程询问的，通过口头提出的他有精神病，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力，上约束工具给他拉到医院去做，因为他本人不同意。所以说案件马上要是调查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必须得作出行政处罚结果了所以说我们就依法作出这个结果。不能因为没有司法鉴定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不能参照任何抑郁状态的诊断。对他进行不予处罚或者是从轻减轻处罚。身体原因并不能确定由公安机关造成的。第三人质证：行政执法没有过错。 第三人未向本庭提供证据。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五、及原告提供的证据五中的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庭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申请证人出庭证明专业事项，因该证人不具有相应的资质，本庭不予准予。对于原、被告提供的其它证据，均能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庭审举证、质证，合议庭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9月25日11时许，在长春市南关区东北师范大学餐厅内，崔庆芷因其丈夫王奇2016年被学校派去云南支教，对时任教务处长的饶从满有意见，见到饶从满后，二人言语不和，崔庆芷用手将饶从满面部挠伤。饶从满随即报警。南关分局接警后，对崔庆芷及涉案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9月27日南关分局立案。经调查、传唤、事先告知等程序，于2015年12月19日，对崔庆芷作出南公（岭）行罚决字[2018]第684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崔庆芷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崔庆芷不服，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崔庆芷已缴纳罚款伍佰元。2018年10月24日，长春市拘留所因发现原告崔庆芷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作出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 本院认为，被告南关分局有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的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原告崔庆芷将第三人饶从满挠伤，有原告崔庆芷陈述、第三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为凭。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及原告在案发时的精神状态情况。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于2018年10月24日7点49分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于2018年10月24日9:30分-10：24分向原告做询问笔录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调查，于同日10点54分再次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且两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均未对原告的处罚结果进行告知，违反了法定程序。关于原告所述其有精神疾病，对违法行为发生时的精神状态存疑一节，双方在庭审中均表示提出鉴定申请，但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未启动鉴定程序，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庭对上述事实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案件资料打印费、误工费因在本案中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庭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赔礼道歉及精神损失费一节，于法无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南公（岭）行罚决字[2018]6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曲 刚 审 判 员  李牧哲 人民陪审员  姚 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常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