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初1581号 原告：宋某，女，201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系宋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荣，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毅阳，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福建阳光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钖熹，福建阳光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通达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湾宏光道1号意京中心A座10楼D室。 代表人：宋毅阳，该公司董事。 被告：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安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宋毅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福建阳光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钖熹，福建阳光宏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某与被告宋毅阳、通达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理公司）、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通达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某的法定代理人张某及其时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被告宋毅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陈钖熹（同时作为沈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通达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院于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后，原告宋某于2020年4月17日解除与张军、卢江雄的委托诉讼代理关系，又于2020年4月20日委托廖任兰、陈章荣继续代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向原告宋某支付《赠与合同》项下的拆迁征用补偿款项31081661.5元（人民币，币种下同）。2、本案的受理费及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宋毅阳系通达理公司、沈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达理公司系沈通达公司的唯一港资股东。张某与宋毅阳相识后于2014年双方因相恋而同居生活，此后于2016年10月5日生育非婚生女儿宋某。2014年起至今，因被告宋毅阳、通达理公司、沈通达公司以及宋毅阳负责的厦门通达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亏空和债务危机。在此期间，被告又与案外人辛凤琴因损害股东权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需在辽宁法院诉讼。被告因资金问题，无法承担日常个人生活以及企业维持、清偿债务。被告多次请求张某给予大量资金周转帮助，并承诺从将来被告获得的拆迁征用款中给予投入与合作的回报。在被告经济困难、前途不明且可能一无所有时，原告义无反顾地信任和付出，将自己在厦门房产变卖，加上自己多年积蓄，总计将数百万元全部投入给被告宋毅阳、通达理有限公司、沈通达公司以及厦门通达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维持开支及偿债，并负担被告起诉案外人辛凤琴的多次巨额诉讼成本，以及宋毅阳交通肇事的巨额赔偿等。2017年4月11日，基于张某多年为被告的资金和工作投入，也为弥补非婚生女宋某的亏欠和将来生活保障，被告书面立下《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第一条：被告通达理公司及被告沈通达公司的房产涉及拆迁、即将获得补偿或赔偿。第二条：被告通达理公司及被告沈通达公司的房产因拆迁获得补偿或赔偿的50%，赠与给受赠人。落款处由被告明确了受赠人为本案原告宋某。目前，被告宋毅阳、通达理公司及沈阳沈通达公司起诉案外人辛凤琴股东权益纠纷业经沈阳中院、辽宁省高院一、二审，判决案外人辛琴与被告沈通达公司签订的《转让土地租赁承包协议》无效。涉案“轩荣山庄”最终归属于被告通达理公司及被告沈通达公司，被征用拆迁的补偿款权益终归被告。被告的“轩荣山庄”已被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征收，该土地的地上物征收补偿款和依据土地租赁协议返还剩余年限租金总计为62163323元，款项已在沈阳市浑南区桃仙街道办事处开设的盛京银行沈阳市浑南支行账户。然而，赠与合同项下拆迁征用款项已确定后，被告至今没有将拆迁款项的一半赠与原告。原告遂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宋毅阳辩称，一、涉案的《赠与合同》为答辩人与原告私下签订，为答辩人的个人意思，通达理公司及沈通达公司并不知情，答辩人事先也没有征求两公司的意见，两公司也未表示同意答辩人以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该涉案合同。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向答辩人给予的周转资金及相关的诉讼成本开支都是答辩人自有资金。原告在诉状中提出的数百万资金援助其实是答辩人给予给张某的，张某只是将答辩人给予的资金投入给通达理公司与沈通达公司进行资金周转及解决诉讼纠纷。三、答辩人已经将位于轴）1446.57ｍ2的房屋赠与原告，并于同日将2套不动产过户到原告名下，张某现将2套房产对外出租并获得租金收入，同时还为她在厦门购置了房产温莎公馆。四、答辩人现向法院要求撤销该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答辩人至今还未将案涉的《赠与合同》约定的50%拆迁征用补偿款支付给原告，现向法院申请要求撤销该赠与。 被告沈通达公司辩称：一、宋毅阳与原告签订的涉案《赠与合同》，答辩人对此事不知情，且该涉案合同未经过公司的审批程序，该《赠与合同》上也没有答辩人公司的公章。答辩人为有限公司并非自然人，答辩人内部有公司的审批程序，被告宋毅阳并未在与被答辩人签订涉案的《赠与合同》前将该涉案《赠与合同》的情况告知答辩人，没有向答辩人提供该合同也未经答辩人公司审批程序，答辩人在接到起诉书之前从未知晓该合同的存在，公司内部也没有任何记录，且该份合同仅有被告宋毅阳的签名，并无答辩人的合同章。二、被告宋毅阳虽然为法定代表人，但其私自以答辩人的名义与被答辩人签订《赠与合同》，将公司财产赠与被答辩人，损害公司利益，答辩人要求撤销该赠与。涉案的《赠与合同》约定答辩人与被告通达理有限公司将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50%赠与原告，但是原告为被告的子女，该合同的约定损害了答辩人自身的合法利益，答辩人要求撤销该赠与。 被告通达理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 2017年4月11日，通达理公司、沈通达公司作为合同首部列明的赠与人，张某作为合同首部列明的受赠人，各方签订一份《赠与合同》，载明：“第一条通达理公司、沈通达公司的房产涉及拆迁，即将获得补偿或赔偿。第二条通达理公司、沈通达公司的房产因拆迁获得补偿或赔偿的50%，赠予给受赠人。第三条赠与人与受赠人办理赠与公证，所有公证费及此后的税费由赠与人承担。”该合同尾部“赠与人”处有“宋毅阳”字样签名，下方加盖通达理公司的条形章，但该条形章“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处系空白，并无任何签名。“受赠人”处签有“宋某”二字。张某当庭确认该份《赠与合同》的受赠人系原告宋某，其不主张合同项下权益。 2014年12月，通达理公司作为原告，以辛凤琴、沈通达公司为被告，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沈通达公司与辛凤琴签订《转让土地租赁承包协议书》，将沈通达公司承包经营的“轩荣山庄”转让给辛凤琴继续承包经营，侵害了其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辛凤琴与沈通达公司签订的《转让土地租赁承包协议》无效；辛凤琴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作出(2015)沈中民四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被告辛凤琴与被告沈通达公司签订的《转让土地租赁承包协议》无效；二、被告辛凤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辛凤琴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5月23日，案外人张滨与宋毅阳、沈通达公司、通达理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辽宁省高院作出（2018）辽民初4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17日向本院提出，“轩荣山庄”占用的耕地被国务院批复征收用作沈阳综合保税区新Ｂ区项目。在对沈通达公司所建的“轩荣山庄”实施征收的过程中，已经完成“轩荣山庄”的地上物征收补偿评估，评估价值为5900余万元，根据土地租赁协议返还剩余年限租金203余万元，且浑南区征收部门已与沈通达公司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因沈通达公司涉诉，其地上建筑物、种植物等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同时，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基于张滨与沈通达公司之间诉讼案件的存在，也不会将“轩荣山庄”的地上物征收补偿款发放至诉争的任何一方。因此，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解除对“轩荣山庄”地上物的查封，变更冻结沈通达公司“轩荣山庄”地上物征收补偿款59132426元和依据土地租赁协议返还剩余年限租金2030897元，共计61163323元。以保障沈阳综保区新Ｂ区项目用地征收的顺利推进。……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已查封的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地上涉及到国家征收，拆迁具有时限性要求，且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已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款作为现有的“轩荣山庄”内基础设施建设、珍稀养植物等地上物的替换，故本院认为本案可变更保全标的物，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冻结沈阳市浑南区桃仙街道办事处于盛京银行沈阳市浑南支行开立账户03×××60中的存款62163323元；二、解除对“轩荣山庄”内基础设施建设、珍稀养植物等地上物的查封。”沈通达公司和宋毅阳均确认该笔征收补偿款为沈通达公司所有。 沈通达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18日，企业性质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股东为通达理公司。2000年6月10日，通达理公司任命宋毅忠、宋毅阳、宋毅德担任沈通达公司董事。2009年1月7日，沈通达公司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通过取消公司董事会，增设执行董事一名即法定代表人，增设监事一名。同日，通达理公司委派周学礼担任沈通达公司监事，宋毅阳担任沈通达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任期均为三年；免去宋玉器原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免去辛凤琴副董事长职务，免去宋毅阳、宋毅忠、宋毅德董事职务。2009年1月14日，沈阳市和平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下发《关于对外资企业“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机构变更的批复》，同意沈通达公司取消董事会，增设由投资者委派的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1名，增设由投资者委派的监事1名。2009年1月19日，沈通达公司的董事由辛凤琴、宋玉器、宋毅阳、宋毅忠、宋毅德变更登记为宋毅阳、周学礼（监事）。 沈通达公司的公司章程历经多次修订，2009年1月7日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载明如下内容：第八条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行使职权时，应当采用书面行使，并由股东签名盖章后置备于公司。第十三条公司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行使下列职权：1、向股东报告工作；2、执行股东的决议；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7、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9、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11、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宋毅阳主张通达理公司现有三名董事，分别为宋毅阳、宋毅忠和宋毅德。宋毅阳和张某均确认张某曾负责通达理公司和沈通达公司的财务工作。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通达理公司、沈通达公司名下价值31081661.5元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为此支出保全费5000元。 另查明，原告系宋毅阳与张某于2016年10月5日所育的非婚生女。 上述事实有原告宋某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赠与合同、裁定书、沈通达公司1992年、2003年、2009年公司章程、《关于中外合资企业“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章程批复》、《关于中外合资企业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通达理公司2002-2003年商业登记证、资信证明函、任职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沈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资料、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关于对外企业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机构变更的批复》、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委派书、免职书、执行董事监事名单等各1组，被告宋毅阳、沈通达公司提供的沈通达公司章程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微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机票、酒店记录各1组，拟证明因三被告在与案外人辛凤琴诉讼时，因财政问题无法负担诉讼费及律师费，张某将其厦门房产出售款及自己多年积蓄共计200多万元用以支付各类诉讼费用及宋毅阳的开支。且张某为帮助处理涉诉案件，一直往返于厦门及沈阳。被告宋毅阳、沈通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部分转款记录没有显示收款人，不能证明是张某转的，且张某转给宋毅阳的款项实际上来自于宋毅阳。机票及酒店记录不能证明张某来往沈阳及厦门的目的。对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体现张某与宋毅阳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及张某的行程情况，与本案赠与合同纠纷无直接关联，不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宋毅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通达理公司是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本案系涉港赠与合同纠纷，因合同载明的受赠人及赠与人沈通达公司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宋毅阳能否代表通达理公司及沈通达公司签订赠与合同以及赠与人能否行使撤销权。 原告主张，宋毅阳作为沈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通达理公司的负责人，有权代替两家公司签署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对宋毅阳及两家公司均有效。 被告宋毅阳及沈通达公司抗辩主张，宋毅阳在赠与合同上的签名仅代表其个人，沈通达公司对此不知情，也未经公司审批程序，更未加盖公司公章。该赠与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要求撤销赠与。 本院认为，根据沈通达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行使包括执行股东决议、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11项职权；股东行使职权时，应采用书面形式，由股东签名盖章后置备于公司。宋毅阳作为沈通达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其以法人名义对外活动时仅能够行使公司章程赋予的除股东权力以外的常规经营决策权，而赠与财产亦不属于公司经营活动中常规事项，应当属于公司股东决议的范畴。本案中，未有证据表明宋毅阳签署赠与合同的行为已经过股东通达理公司的决议且以书面形式备案于沈通达公司。尤其是沈通达公司否认对赠与事项知情且未在赠与合同上盖章确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赠与行为系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宋毅阳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赠与行为将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更违反了公司法有关资本维持原则的强制性规定，有损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为法律所支持。因此，宋毅阳无权代表沈通达公司签署赠与合同。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张某在沈通达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理应知晓宋毅阳系超越权限处分公司资产，故该赠与合同对沈通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退一步讲，即便沈通达公司自愿接受赠与合同的约束，但该赠与合同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也未经过公证，沈通达公司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仍可撤销赠与。现沈通达公司当庭要求行使撤销权，则原告要求沈通达公司支付50%拆迁补偿款的诉求亦不应予以支持。 同理，案涉赠与合同上虽加盖了通达理公司的条形章，但该条形章中授权代表处并无签名,不能据此认定系通达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宋毅阳在条形章上方的签名可代表通达理公司，但鉴于香港公司无法定代表人制度，宋毅阳虽然是通达理公司的董事之一，其本人已确认该签字仅是个人行为，在无证据表明通达理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授权宋毅阳签订赠与合同及处置沈通达公司获得的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宋毅阳迳行处分公司资产的权利资格应予否定。即便宋毅阳擅自以通达理公司名义赠与原告财产，亦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因此，该赠与合同对通达理公司不发生效力。此外，根据（2018）辽民初4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拆迁征收补偿款归属于沈通达公司，而非通达理公司。案涉赠与合同的效力认定亦不影响原告诉求中关于通达理公司是否负有拆迁征收补偿款支付义务的判定。综上，被告宋毅阳无权代表被告沈通达公司和通达理公司签订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中将案涉拆迁补偿款赠与原告并非被告沈通达公司和通达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不受该赠与合同的约束。原告关于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诉求，不具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97208元，由原告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宋某、被告沈阳沈通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宋毅阳、通达理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林 审判员 洪培花 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黄 琳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