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02民初1503号原告：某商行，住所地。经营者：周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淮，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肖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鹏，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莹，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某，男，196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被告：杨某，男，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原告某商行（以下简称某商行）与被告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郭某、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淮、陈璐，被告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鹏、刘敏莹，被告郭某、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某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材料款及人工安装费用46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46万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从2019年7月31日支付至被告实际偿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截至2021年1月15日，逾期付款损失共计48040.07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8年10月30日开始向原告采购阻龙骨石膏板、阻燃板等材料，用于被告承建的长堪设计院的办公大楼项目工程。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1月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合同由被告方持有。协议达成后，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供货。2019年2月28日，原告供货结束。2019年5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结算确认书》，双方确认材料款及人工安装费用总结算金额为610000元，被告还应于2019年7月30日之前支付460000元。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剩余款项，但被告仍未支付。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又提出本案的事实应为：某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材料款总额为441861元，人工安装费应为168225元。被告的行为已然构成违约，原告遂诉至法院。某公司辩称：1、本案涉案项目的实际情况是郭某借用某公司的资质承包了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院工程，而后郭某又将工程转包给了杨某。某公司与杨某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2、杨某以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署合同、进行结算等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杨某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3、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与杨某的结算、供货、聊天记录等均指向的对象是杨某、郭某而非某公司。杨某与郭某间的聊天记录也明确指出，双方之间的结算的金额是与杨某、郭某达成的。并且在确认之后，再明确指出由郭某提请某公司来进行支付或进行确认，因此与某公司无关，相应的责任应当由郭某与杨某承担；4、原告与杨某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某公司利益的嫌疑。根据某公司与甲方建设单位的结算报告来看，涉案项目的材料款共计也就7万多元。该审计报告实际上已经取得了郭某与杨某的同意。原告所主张的共计有76万元的材料款，与审计报告间存在60-70万元之多的明显差距，显然是恶意串通行为。我们认为原告应当对实际供货的清单，实际供货的路径，包括涉案项目的款项、材料款明细等进行举证证明；5、某公司与某商行签订的合同仅仅是作为付款凭证。某公司付款也是按照郭某的指示所为。郭某辩称：1、某院装修项目工程是杨某承包。2、某院项目杨某委托郭某代其办理工程有关与某公司财务、资金、付款、税务等手续，以及工程款支付情况。3、杨某与某商行购货材料情况说明。4、杨某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和状况。杨某辩称：杨某是某公司指定的项目负责人，而且涉案的款项已经进行了结算且已经到了某公司的账上，所以不是杨某的责任，应当是某公司的责任。款项应当由某公司支付。杨某认为材料款总额应为441861元。杨某认为某公司应依照自身代表该公司的结算情况支付给某商行168225元工人工资以及291861元材料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庭审调查以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2018年9月30日，某公司中标了某装修项目（二期）项目（以下简称某院项目）。同日，某公司与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院）就某院项目签订了《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二标段）》。2018年11月19日，某公司与郭某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某公司将某院项目交给郭某进行全面的施工承包管理，任命郭某为某院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由郭某以某公司的名义对项目进行施工并对施工进度、安全质量以及与工程有关的各项工作负责。同时，合同还约定郭某应向某公司支付合同最终结算价的2%作为管理费。同日，郭某向某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愿意承担本工程的一切债权、债务，一切经济纠纷及赔偿，一切法律责任等。此后，郭某又将上述项目转包给了杨某。2019年1月30日，杨某签署《承诺书》，载明：“我杨某，身份证号某×，承包项目名称：某院项目办公楼装修，我为此项目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责任承包，此项目所产生的材料费、人工费等施工所产生的所有费用（以及安全事故费用）等此项目有关的费用均有我负责承担，不与某公司有任何关系。”。2、2019年1月15日，某商行向某公司开具了五张金额为8999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为某）。以上共计449955元。2019年2月28日，某商行供货结束，经杨某签收的供货单载明的货物总价值430805.08元。2019年4月16日，某院项目竣工验收。验收内容包括1栋某中心一楼装饰装修、水电安装、木工制作及安装工程；15栋中铝国际某实验中心加固工程；15栋中铝国际某实验中心、一楼、二楼装饰装修、水电安装、木工制作及安装、室外水沟工程。2019年5月16日，杨某、案外人廖某以某公司委托人的名义出具《结算确认书》，载明：“兹有刘某完成某中心项目装饰装修工程科研中心一楼材料及工资。经双方确认总结算金为陆拾壹万元整（￥610000元整），已付款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元整），欠尾款肆拾陆万元整（￥460000元整），余款在本工程下等甲方付款时，可扣除代付（截止2019年7月30日）。下次付款时刘某补增值税票壹拾陆万。”该结算书中落款处加盖了“某公司某中心项目装修工程（二标段），仅限于与甲方联系工作用”公章。2019年5月17日，某公司与某商行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某商行向某公司提供纸面石膏板。同日，某公司三次分别向某商行转账49955元、200000元、200000元，用途均为材料款。2019年5月17日某商行通过案外人周某账户向郭某转账200000元；2019年5月20日某商行通过案外人周某账户向郭某转账100000元。3、2019年6月20日,杨某以某公司某项目部的名义与某商行签订了《木工工程工资结算单》。载明含天花石膏板吊顶、轻钢龙骨隔墙等十二项共计168225元（某商行称该款包含了对其向某公司提供的建材，主要是天花石膏板吊顶以及轻钢龙骨墙进行安装的人工安装费用119325元。另一部分系对其他供应商向某公司供应的建材，主要是踢脚线、电梯大门、铝方通、岩棉板等进行人工安装费用48900元）。该结算书中落款处加盖了“某公司某中心项目装修工程（二标段），仅限于与甲方联系工作用”公章。2019年8月20日，杨某以某公司某项目部的名义与某商行签订了《材料核对后结算单》，载明：“某商行所供材料及已开税费合计肆拾肆万壹仟捌佰陆拾壹万元整（￥441861元）。某公司支付某商行材料款及税金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双方协议某商行支持某公司工程进度，退回某公司叁拾万元整（￥300000）转致项目部经理郭某账上。双方经核对实欠某商行材料款贰拾玖万壹仟捌佰陆拾壹元整（￥292861元），某公司承诺，在本工程业主方结算完毕一个月内支付所欠材料款。”该结算书中落款处加盖了“某公司某中心项目装修工程（二标段），仅限于与甲方联系工作用”公章。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的约束。郭某挂靠某公司承接了某院项目工程后又转包给了杨某。杨某以某公司的名义与某商行多次结算，其结算单尾部加盖公章为“湖南某华银工程公司某中心装饰装修项目（二标段）仅限于与甲方联系工作用”，由此可知某公司已对公章用途作出了限制。杨某既无某公司授权，又非某公司员工，其明显不具有以某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资格。杨某对外签订的合同在某公司、郭某未认可的情况下，不能约束某公司、郭某。本案中，某商行与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虽发生在某商行实际供货、工程竣工以及2019年5月16日结算之后，但此后某公司向某商行支付了部分款项。该合同应视为某公司认可杨某与某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愿意按照2019年5月16日《结算确认书》承担向某商行付款460000元责任。现某公司已于2019年5月向某商行支付了449955元。该公司还应就剩余款项10045元与杨某共同承担责任。某商行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未经某公司许可或授意转给郭某300000元的行为与某公司无关。某商行不得就此再向某公司主张权利。同时，根据2019年8月20日《材料核对后结算单》中“双方协议某商行支持某公司工程进度，退回某公司叁拾万元整（￥300000）转致项目部经理郭某账上”的记载，可推定某商行、杨某均已知晓且认可此笔款项已经用于本案所涉工程的后续施工。而本案所涉工程系由杨某承包。因此，某商行亦无权就此向郭某主张权利。杨某与某商行在2019年5月16日后的结算，某公司、郭某未予以认可。而且，2019年5月16日后的结算与2019年5月16日的结算均发生在工程竣工验收以及供货结束后，从常理来看此时的结算已无必要且结算金额之间与原结算金额之间应该不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此后结算金额每次均不同且存在较大差异。此后的结算结果如对某公司、郭某具有约束力，则显失公平。因此，某商行亦无权就此后的结算金额向某公司、郭某主张权利。杨某自认就本案涉案工程尚欠某商行168225元人工安装费用以及291861元货款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仅对其自身及某商行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某商行仅要求支付46000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因此，杨某应向某商行支付未清偿货款及人工安装费用460000元。杨某与某商行在2019年5月16日结算中约定“余款在本工程下等甲方付款时，可扣除代付（截止2019年7月30日）”，应视为双方约定付款期限为2019年7月30日。某公司、杨某未按约定逾期未支付货款及人工安装费用构成违约。故某商行有权要求某公司、杨某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某商行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某公司、杨某应以未清偿货款及人工安装费用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1年1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自2019年7月3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某商行支付货款及人工安装费460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为：以未清偿货款及人工安装费用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1年1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自2019年7月3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在货款及人工安装费1004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的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为：以未清偿货款及人工安装费用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1年1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自2019年7月3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某商行对被告郭某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某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0元，财产保全费3120元，共计12000元。由被告某公司负担300元，被告杨某负担117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强人民陪审员  刘精科人民陪审员  廖水月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  刘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