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3313号原告：薛晓润，男，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被告：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张杨路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施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灵芝，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晓润与被告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张杨路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薛晓润,被告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张杨路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灵芝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晓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因合同欺诈导致原告收入损失和信用损失计人民币23,496元(按照上海市平均工资7,832元/月计算3个月)、精神损失10,000元，共计33,496元；2.被告向原告当面道歉及书面道歉。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30日,平安普惠负责人杨净婷让原告到被告办公地找被告部门经理胡琼乐签订个人债务减免协议，原告到场后发现其让本人实际签订的是《债务减免申请书》，完全是被告以原告的名义向其申请债务减免，原告不同意，后来胡琼乐又向其总部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客诉部领导反馈，称无法修改，只能这么签，原告为了尽快了结纠纷，就答应了其做法。《债务减免申请书》并没有被告及其总部的盖章，原告要求盖公章，但胡琼乐称让原告放心，平安普惠是大公司,对原告的承诺肯定作数，出了问题原告可以随时过来。《债务减免申请书》约定，原告只需归还本金16,115元，从2018年9月22日起分8期还清。由于当时杨净婷告诉原告，平安普惠修改了原告的还款系统，每次还款前需要联系她后再还，随后原告每次都是与杨净婷联系后再还款。2019年4月22日，归还最后一期时,原告发现收到来自平安普惠的还款提醒短信为1,261.68元,与之前《债务减免申请书》上的最后一期金额4,955.50元不一致，原告立即向杨净婷反应，但是微信被其拉黑,打电话不通，发短信不回。后平安普惠催收人员打电话询问原告未归还的原因，原告告知其短信通知的还款金额和《债务减免申请书》不一致，催收人员表示原告待还款金额还有7,955元，其不知晓《债务减免申请书》，称会将此事反馈给其公司总部，让原告等待其通知正确的还款金额。结果一等就是三个月，直至2019年7月，被告才委托第三方光大银行告诉原告仍按照之前《债务减免申请书》上的金额来还，也就是归还4,955.50元，随后原告当天就把资金存入账户用于扣款。因为被告欺诈原告，在最后一期还款时突然变卦，不承认之前约定的《债务减免申请书》，导致原告征信存在逾期记录，申请信用卡被拒，无法办理交通银行资产管理岗位入职。2019年7月，原告体检发现肝脏严重受损，再经上海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检查，专家诊断结果为肝脏受损。原告身心和精神再次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压力，工作和生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至今，被告的关联公司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仍然未把原告征信逾期消除。综上，被告、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平安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为同一集团内的关联公司，被告先是以利诱为手段,让原告签订《债务减免申请书》，又虚假承诺，让原告误以为已经达成个人债务减免协议，随后却又不盖公章，未按《债务减免申请书》的金额、期限履行，从而逃避其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导致原告利益严重受损。被告联合其关联公司对原告进行欺诈，故意隐瞒事实，虚增原告债务，违背诚实守信原则。故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张杨路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杨净婷、胡琼乐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非代表被告履行职务行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从未让原告签订过《债务减免申请书》，不存在所谓合同欺诈行为。原告以同样事实更换不同被告主体反复起诉，经过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均未支持，原告滥用诉权，造成诉累。原告主张收入损失、精神损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并就其损失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予以举证，但原告对诉请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故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8年2月22日注册了平安普惠APP，通过该APP先后向案外人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借款。2019年4月22日，原告收到还款提示短信，提示原告2019年4月应归还的款项为1,261.68元。原告向平安普惠客服人员提出异议，客服人员经询问后告知原告当时剩余未还金额共计7,955元，原告表示曾签订过债务减免协议，按照协议约定的剩余未还款项应为4,955元，客服人员表示将向公司反映情况。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原告未还款，直至2019年7月，经过沟通，原告向案外人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还款4,955.50元，案外人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于上述还款后终结。审理中，原告提供一份未载明日期且无签名页的《债务减免申请书》复印件、其与杨女士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转账记录、其与平安集团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其与支付宝客服的电话录音、其与光大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其与众势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人员的电话录音、通话记录详情、胡琼乐的工位照片、被告公司铭牌照片等证据。该《债务减免申请书》中载明：原告于2018年2月22日注册平安普惠APP，通过平安普惠APP累计借款21,200元，由于原告发生工伤事故，无法全部结清欠款，故申请费用减免，仅针对剩余本金16,115元做分期结清，原告按照该减免方案还清16,115元，且还款情况良好无逾期，则视为原告对第三人的欠款已全部结清。在该份《债务减免申请书》中，原还款计划列明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至2019年4月22日，其中2018年8月22日需还款1,512.10元、2018年9月22日需还款1,478.59元、2019年4月22日需还款1,261.68元；新还款计划列明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9月22日至2019年4月22日，其中2018年8月22日无需还款、2018年9月22日需还款2,990.69元、2019年4月22日需还款4,955.50元；其余的还款时间和金额，在原还款计划和新还款计划中完全相同。原告主张，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委托被告与其签订个人债务减免协议，故2018年8月30日下午，原告在被告办公室签订《债务减免申请书》，但原件由被告收走，被告虚假承诺、不盖公章，构成欺诈，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债务减免申请书》知情并认可。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债务减免申请书》既无完整版本也无原件，未曾让原告签订过《债务减免申请书》，亦不认可杨净婷和胡琼乐系被告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被告以虚假承诺的方式诱使原告签订《债务减免申请书》，随后又以不盖公章的方式逃避责任，欺诈原告，但原告提供的《债务减免申请书》并非原件，其上没有载明日期亦无签名页，不能证明其真实性，抬头也并非被告，不能证明与被告的关联性。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无法核实聊天、通话对方身份，且即使原告所述的身份为真，亦无法确认该聊天、通话人员有代表被告或者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行使相关职权的权利。经核实，杨净婷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并非代表被告行使职务行为。即使有人员在聊天、通话中提及债务减免申请书，但亦称并无原件，并未确认该债务减免申请书的具体内容和效力。且依照常理，既然为申请书，则是申请人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被申请人可以审核是否同意，上面亦无盖章，无证据证明被告或者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曾向原告进行过允诺。综上，被告并不存在故意虚假承诺，诱使原告陷入错误判断而签订《债务减免申请书》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对其欺诈并要求赔偿损失，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晓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薛晓润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 阳审判员 储刘明审判员 周一江书记员 朱菊超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