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105民初8421号原告：绍兴柯桥易浙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阮三村。法定代表人：于洪，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梅学兵，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宇，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法定代表人：黄新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建国，河北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男，197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代理人：杨建国，河北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绍兴柯桥易浙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浙纺织公司）与被告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产公司）、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6月5日向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受理后，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该院于2020年9月2日作出(2020)浙0603民初53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本院处理。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浙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洪及其委托代理人梅学兵、张宇，被告通产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建国，被告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浙纺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40065.13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1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通产公司于2018年开始向原告购买布料，至2019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通产公司发货总价款为1029248.76元，双方交易过程中，被告李某为通产公司实际买卖负责人。2019年11月12日经李某确认通产公司尚欠原告货款总计340065.1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通产公司至今未付。以上事实，有被告通产公司向原告付款赁证、李某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微信催款记录等予以佐证。综上，原告与被告通产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所欠货款事实清楚，通产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及逾期利息的义务，李某作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实际负责人，应与通产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通产公司答辩意见：1.原告向我公司主张340065.13元没有依据，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发生了5次交易7份购销合同，我公司欠付款项数额为120591.13元，而非原告主张的数额，原告与我公司签订合同后，我公司依约按合同支付了价款，但由于实际数额有差异，以及因原告所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不予处理导致拖欠。原告按照李某签字的对帐信息所显示的数额主张权利没有依据，该对帐信息上虽然有李某的签名，但是由于当时双方未按照所签订的合同逐一比对，导致李某认识错误，才在对帐信息上签字，但从双方实际发生的业务往来核对双方财务帐目，事后通过仔细比对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告提交的对帐信息单上出现了原告故意重复计算合同金额，以及与我公司无关的业务，强加到我公司身上，才导致了我公司欠付款项数额与实际发生的合同数额存在差异，故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实际发生数量进行结算，而不应以一个不真实的对帐信息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该对帐信息上没有我公司签章确认，对我公司不应产生法律约束力。2.在我公司向原告付款的情况下，原告理应向我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除了开具第一笔合同业务发票外，其余四次合同业务发票均未向我公司开具，我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货款金额为689183.6元，而原告仅向我公司开具了138852.3元的发票，尚欠我公司发票金额为550331.3元，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我公司作为外贸进出口企业，对我公司带来了不能及时退税的实际损失，我公司保留向原告追诉的权利。综上，应本着双方实际发生的合同业务往来进行帐目核对，而不是仅凭一个自己单方制作的不真实的对帐信息确定欠款数额，原告收取我公司款项后，不及时向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其行为违反了法定义务，而且给我公司带来了实际损失，应责令原告立即向我公司开具尚未开具的发票，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答辩意见：同意上述答辩意见，另外，我作为被告通产公司业务员，以通产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发生的业务往来系职务行为，我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更不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责任，如果存在我以自己名义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的情况，则与通产公司无关，原告既向通产公司主张权利，又向我主张权利，自相矛盾。关于我本人所签署的对帐信息单，属于认识错误，不应作为货款的结算依据，应当按照双方实际签订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予以确定欠款数额，当时我本人没有仔细核对，就在原告单方制作的对帐信息上仓促签名，事后经过仔细核对，发现原告故意将合同金额重复计算以及虚假填充，将与通产公司无关的业务金额罗列到对帐单上，并让我签字，原告的行为存在故意欺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依法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利息没有依据，不予认可。案件事实一、原告易浙纺织公司与被告通产公司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陆续发生业务往来，被告李某系被告通产公司业务员，对外以公司副总经理名义从事业务活动，双方之间交易惯例主要通过张海洋与原告易浙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洪联系，双方商定所需布料款式、品名、规格、颜色、数量、单价、交货期限后，张海洋通过微信将《购销合同》发送给原告法定代表人于洪，原告盖章后再发送给被告，被告通产公司盖章并经公司审批后，再向原告付款。二、原告为证明被告欠款事实，提交了被告李某于2019年11月12日签字的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载明了发货日期、品名、款式、颜色、匹数、发货数量、单价、金额、收款金额、应收余款等，其中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11日原告共计供货金额1029248.76元，被告已付款689183.63元，应收余款340065.13元。被告李某在对账单上签字，并注明“确认对账信息无误”、“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该对账单显示双方之间共计发生8笔业务，具体如下：款式PU7002B金额117155.50元，款式7002平纹兜布金额21696.80元，合计138852.30元；2018年12月22日发货华达呢，款式分别为PU7002B、7002平纹兜布，金额分别为123066.02元、21874.40元，合计144940.42元；2019年1月5日、1月7日发货210T棉服，款式为210T，金额分别为53022.60元、54747.90元，合计107770.50元；2019年1月21日发货款式分别为华达呢兜布（单价3.95元/米）、110D细黑兜布（单价3.7元/米）、7002B、7002N，金额分别为18015.95元、11473.70元、50963.22元、51333.48元，合计131786.35元；2019年1月30日发货款式PU7002B，金额118851.84元；2019年3月18日发货7002N、7002B、PU7002B、华达呢兜布、110D细黑兜布，金额分别为45344.64元、57781.68元、80654.24元、17415.55元、30957.90元（数量8367米，单价3.7元/米），合计232154.01元；2019年3月23日发货华达呢兜布1120米，单价3.95元/米，金额4424元；2019年3月27日发货款式210T，金额分别为39444.30元、32810.40元，合计72254.70元；2019年4月11日发货款式PU7002B，金额78214.64元。以上货款金额共计1029248.76元（138852.30元+144940.42元+107770.50元+131786.35元+118851.84元+232154.01元+4424元+72254.7元+78214.64元）。被告通产公司认可上述第2、3、4、5、6、8笔业务，但主张第5笔业务中110D细黑兜布单价应为2.7元/米，金额应为22590.90元（8367米×2.7元/米），与原告主张金额相差8367元；第1笔业务系2018年11月12日第一份购销合同项下的业务，实际发货日期是2018年12月22日，原告重复计算138852.30元；对第7笔业务（金额72254.70元）不予认可，认为系李某、张海洋与原告发生的业务往来，被告通产公司未对该合同盖章确认，与通产公司无关。据此计算，扣除219474元（8367元+138852.30元+72254.70元）后，被告通产公司认可应付原告货款809774.76元（1029248.76元—219474元）。三、被告通产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共发生5笔业务，签订7份《购销合同》，且被告系按合同金额预付的货款，具体如下：1.2018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服装款式为PU7002B，其中品名为面料斜纹布15215米，单价7.7元/米，金额117155.50元；品名为斗布（兜布）平纹5864米，单价3.7元/米，金额21696.80元，金额合计138852.30元；交货日期2018年11月16日；货款结算方式为凭16%增值税票付款，款到发货。合同签订后，2018年12月7日被告通产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138852.30元。原告收到货款后，于2018年12月25日向被告开具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138852.30元。被告主张此笔业务实际供货日期为2018年12月22日，其中PU7002B斜纹布实际供货15982米，单价7.7元/米，金额123066.02元；7002平纹兜布实际供货5912米，单价3.7元/米，金额21874.40元，合计供货金额144940.42元（与原告主张的第2笔业务一致），被告少支付货款6088.12元，原告将第1笔合同金额与第2笔实际供货金额重复计算。2.2018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两份购销合同，合同金额共计103364.10元（87623.10元+15741元），合同约定交货日期2019年1月10日，货款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凭实际发出数量开16%增值税票。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1月1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103364.10元，原告未开具发票。被告主张原告实际于2019年1月5日、1月7日供货，实际供货金额107770.50元（与原告主张的第3笔业务一致），被告少支付货款4406.40元；3.2019年1月17日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金额249984.13元，合同约定交货日期2019年1月20日，货款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凭实际发货数开16%发票。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2019年2月26日付款149984.13元，合计249984.13元，原告未开具发票。被告主张原告实际于2019年1月21日、1月30日供货，实际供货金额250638.19元（与原告主张的第4笔业务一致），被告少支付货款654.06元；4.2019年3月6日双方签订两份购销合同，合同金额共计385006.20元（344776.80元+40229.40元），合同约定交货日期2019年3月15日，货款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凭实际发出数开16%发票；其中布料款式为PU7002BE款2016+2，品名为全涤平纹87g/m2，数量8492米，单价2.7元/米。被告据此主张2019年3月18日实际发货数量8367米110D细黑兜布即为全涤平纹，单价应按2.7元/米计算，原告按3.7元/米计算，多计算8367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192503.10元（50%的货款），原告未开具发票。被告主张原告实际于2019年3月18日、4月11日供货，实际供货金额分别为223787.01元（与原告主张的第5笔相差8367元）、78214.64元（与原告主张的第8笔业务一致），合计302001.65元，被告少支付货款109498.55元。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的2019年1月17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款式PU7002BE款5162件，品名为全涤平纹87g/m2，单价为3.7元/米，被告对此笔业务结算金额无异议，被告李某签字的对账单中110D细黑兜布均是按单价3.7元/米计算，不存在多计算8367元问题。2019年3月21日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金额4480元，合同约定交货日期2019年3月23日，货款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凭出货实际数量开16%增值税票。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3月22日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4480元，原告未开具发票。被告主张原告实际于2019年3月23日供货，实际供货金额4424元（与原告主张的第6笔业务一致），被告多支付货款56元。被告主张上述5笔业务（7份合同）核算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20591.13元（6088.12元+4406.40元+654.06元+109498.55元—56元）。四、针对双方争议的第7笔业务，原告提交其与张海洋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26日张海洋将文件名为“河北通产里料合同1.xls”发送给原告，并告知原告两个发货地址，该合同载明供方绍兴柯桥易浙纺织有限公司，需方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品名里料，规格210T，数量26500米，单价2.7元/米，金额71550元，交货日期2019年3月30日，并注明14500米发往辽宁凌源，12000米发往石家庄市；货款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2019年3月27日上午11:29张海洋通过微信问原告“于哥，里子发出来了吗”，2019年3月28日下午15:30原告将分别发往辽宁及石家庄的两份码单发送给张海洋，其中发往辽宁的货物数量为14609米，货款为39444.30元；发往石家庄的货物数量为12152米，货款为32810.40元。张海洋回复“好的”“谢谢”，并要求原告将货运单发给他，2019年3月29日原告将货运单发送给张海洋。原告主张合同约定货款共计71550元，实际发货金额72254.70元（39444.30元+32810.40元），且双方业务往来均是张海洋将合同发送给原告，原告盖章后再发送给张海洋，由被告盖章，但张海洋未将被告盖章后的合同回传给原告。五、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通产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向原告付款138852.30元；2019年1月10日付款103364.10元；2019年1月29日付款10万元，2019年2月26日付款149984.13元；2019年3月13日付款192503.10元；2019年3月22日付款4480元，共计付款689183.63元。原告已向被告通产公司开具138852.3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六、原告提交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洪与被告李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被告李某负责与原告对接合同事宜，原告多次向被告李某催要货款。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确定欠款数额的依据，应按照双方实际发生的业务进行结算。七、被告通产公司提交2020年12月30日张海洋与李某签字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分别发往河北石家庄和辽宁凌源的货物是受李某委托，以李某所实际拥有的河北艾普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所采购，与通产公司无关。被告通产公司提交工商登记材料，拟证明李某系河北艾普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32%，任董事长、经理），张海洋系石家庄洁采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100%，任经理、执行董事），两人均有自己的公司，2019年3月27日的业务系原告与李某、张海洋之间发生的业务关系，与通产公司无关。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与被告通产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均由被告李某以及张海洋负责，被告通产公司在庭审时已自认被告李某、张海洋系其员工，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足以认定被告李某以及张海洋系被告通产公司员工，至于被告李某以及张海洋另系其他公司法人与本案无关；通过原告法定代表人于洪与张海洋2019年3月26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张海洋提供的购销合同载明需方为被告通产公司，原告收到该购销合同后，于2019年3月27日向合同指定地址分两批寄发了货物，原告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上述购销合同经双方微信确认，且原告履行发货义务均是按被告李某、张海洋指示操作，双方交易时，原告对于被告通产公司与被告李某、张海洋之间的其他关系并不知情，被告通产公司事后提供的情况说明，不排除被告之间合作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交李某签字的对账单及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被告通产公司应对对账单所载明金额承担付款责任。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认真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交易模式为张海洋以被告通产公司名义通过微信将《购销合同》发送给原告法定代表人于洪，原告盖章后发送给张海洋，被告审核盖章后，再依据合同约定金额向原告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根据被告提供的7份购销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可以看出，除2019年3月6日的2份购销合同被告支付50%的货款外，其他5份合同被告均按合同载明的金额付清货款。双方均认可被告通产公司已付原告货款689183.63元，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亦均认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实际供货数量存在差别，故实际供货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不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依据对账单主张实际供货金额1029248.76元，被告根据双方签订的7份合同认可实际供货金额809774.76元，两者相差219474元（138852.30元+8367元+72254.70元）。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实际供货金额，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围绕该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双方争议的货款138852.30元问题。首先，原告主张第1笔业务货款金额为138852.30元的依据为被告李某签字的对账单，但该对账单上针对此笔业务未载明发货日期，而针对其他数笔业务均明确载明了发货日期；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可以看出，该合同约定的货物款式、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与对账单载明的内容完全一致，结合对账单第2笔业务载明的货物品名、款式、颜色、单价等，可以看出，除实际发货数量、总金额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外，其他内容一致，且双方均认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实际供货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存在差异；最后，根据被告实际付款时间及金额可以看出，被告已经支付的货款均是依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载明的合同金额，而非依据实际供货金额付款，且针对2018年11月12日合同，被告付款金额138852.30元与合同金额一致，实际付款时间是2018年12月7日，原告实际供货时间是2018年12月22日，开具发票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5日。据此，应认定对账单上载明的第1笔业务是双方合同约定内容，第2笔业务（发货日期2018年12月22日）系针对第1笔业务（合同）的实际供货情况，即合同约定金额138852.30元，原告实际供货金额144940.42元，原告将两笔业务重复计算，故应从原告主张的货款中扣除138852.30元。二、关于双方争议的货款8367元问题。原告依据被告李某签字的对账单主张2019年3月18日供货110D细黑兜布，发货数量8367米，单价3.7元/米，金额30957.90元。被告主张2019年3月6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载明品名为全涤平纹87g/m2，数量8492米，单价2.7元/米；2019年3月18日原告实际发货数量8367米110D细黑兜布即为全涤平纹，单价应按2.7元/米计算，原告按3.7元/米计算，多计算8367元。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合同的实际经办人为张海洋，被告李某并非案涉合同的经办人，在双方对价款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载明的单价作为定案依据，且2019年3月6日双方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载明货款金额共计385006.20元（包含全涤平纹87g/m2，数量8492米，单价2.7元/米，金额22928.40元在内），被告实际支付合同金额的50%，即192503.10元。因此，原告要求按单价3.7元/米计算，没有合同依据，应从原告主张的货款中扣除8367元。三、关于双方争议的货款72254.70元问题。原告依据被告李某签字的对账单主张2019年3月27日向被告供货72254.70元，被告通产公司认为此笔业务与其无关。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于洪与张海洋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发往辽宁的货物数量为14609米，货款为39444.30元；发往石家庄的货物数量为12152米，货款为32810.40元，据此可以认定，原告实际供货金额为72254.70元；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7份购销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通产公司签订合同后，被告通产公司在原告供货前后，均依据合同约定金额向原告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其中5份合同已付合同金额100%的货款、2份合同已付合同金额50%的货款），而针对2019年3月27日的业务，被告通产公司分文未付；再次，原告提供的其与张海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仅显示2019年3月26日张海洋将文件名为“河北通产里料合同1.xls”发送给原告，但未显示原告盖章后回传给张海洋或被告通产公司，而被告提供的7份合同均加盖原告印章，且李某及张海洋作为业务经办人均认可此笔业务与被告通产公司无关；最后，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看出，李某系河北艾普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海洋系石家庄洁采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两人均在其他公司任职，据此可以看出，李某、张海洋具有双重身份，且李某签字的对账单上未加盖通产公司印章，不能推定李某的行为必然代表通产公司。因此，此笔货款72254.70元应由被告李某承担。原告要求被告通产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实际供货金额为882029.46元（被告通产公司809774.76元+被告李某72254.70元），减去被告通产公司已付款689183.63元，被告通产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20591.13元，被告李某尚欠原告货款72254.70元，共计192845.83元。案涉合同均约定款到发货，本案最后一次供货日期为2019年4月11日，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自2020年3月12日最后一次向被告催款之日起支付利息的请求，并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通产公司认可原告实际供货金额为809774.76元，原告已开具金额138852.30元的发票，故原告应再向被告通产公司开具金额670922.4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绍兴柯桥易浙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20591.13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同时，原告向被告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金额670922.4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绍兴柯桥易浙纺织有限公司货款72254.7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元（已减半），原告负担1041元，被告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1356元，被告李某负担803元；保全费2220元，原告负担354元，被告河北通产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1123元，被告李某负担74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四份，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自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上诉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32010905xxxx，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杨有凤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