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111民初21490号 原告：关某1，女，198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原告：詹剑锋，男，200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原告：詹剑侨，男，201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上述两原告詹剑锋、詹剑桥的法定代理人：关某1，身份情况同上，系詹剑锋、詹剑桥的母亲。 原告：李丽明，女，194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上述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景泽，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国生，男，199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强，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关某1、詹剑锋、詹剑桥、李丽明与被告吴国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某1，原告关某1、詹剑锋、詹剑桥、李丽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景泽，被告吴国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关某1、詹剑锋、詹剑桥、李丽明的诉讼请求：一、判令吴国生赔偿四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以上共计519142.25元（丧葬费46784.5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9405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项目总额的50%，即519142.2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吴国生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起，詹日权受吴国生开办的麦妃鞋厂网店（未办工商登记）雇佣，詹日权每天听从吴国生安排为完成吴国生网店的鞋类销售任务提供劳务，吴国生按约定每月5000元向詹日权支付劳务报酬至事发当月。2019年4月18日早上11时詹日权在为吴国生送样板鞋到达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芝园直街22号501加工场时，突然慢慢跌倒在地，120急救到达现场已丧失意识，急救病历的诊断为“猝死”，事发后家属到街道司法所协调处理赔偿事宜，但雇主吴国生拒绝参与司法所主持的调解。詹日权生前长期居住在广州市白云区，詹日权与原告关某1是夫妻关系，生育了两儿子詹剑锋和詹剑侨，李丽明是詹日权的母亲，父亲詹就昌于1999年9月2日己故。吴国生开办麦妃鞋厂网店属于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而从事经营活动，故受其雇佣的詹日权未能依法得到工伤保险的保障（詹日权符合工伤认定标准），吴国生因詹日权生前提供劳务从而获益。综上，吴国生不为詹日权购买工伤保险而存在过错，且是网店销售的受益人，应对为其提供劳务的詹日权死亡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被告吴国生的答辩意见：麦妃鞋店是我在微信上买鞋子的，没有具体经营一个店铺。詹日权与我是合作关系。确实有把一些鞋子交给詹日权加工，但是送货这些工作内同是不属实的，偶尔的情况下要求他代发一下快递，没有原告所说的送货送样板的这种事实。詹日权工作的场所不是我租用的。詹日权也不是在工作场所猝死的，原告陈述是在为我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猝死没有依据。根据我与白云区环滘村芝园直街22号501加工厂老板事后的沟通，双方之前跟加工厂老板就是不认识的，也没有业务往来，所以原告陈述其到该加工场所是为我提供劳务是不属实的。我是从事微信上卖鞋子的，鞋子经过詹日权加工成鞋后，由我自己取货或者由詹日权代为发货，直接通过快递的方式发到客户手中，不可能存在需要达到其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去进行提供劳务。原告的亲戚关某2在微信聊天时，一直在做诱导性的发问，我三次都强调了这些钱是货款，所以关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无法认定我给詹日权的付款是属于工资或劳动报酬。詹日权是猝死，猝死是由于自身疾病或者生理原因导致的死亡，并非由于提供劳务导致死亡，因此其主张赔偿没有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詹日权，男，1981年2月4日出生，2019年4月18日在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芝园直街22号501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李明丽为詹日权的母亲，其父亲于1999年9月2日已故，关某1为詹日权的妻子，二人共育有詹剑锋、詹剑侨两个儿子。 关于詹日权死亡的相关情况，本院向广州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白云湖派出所调取了相关询问笔录及照片等案件材料。关某1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对詹日权的死因没有异议。欧永斌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4月18日上午11时许，我和朋友“超哥”一起回到工厂，他一进入工厂门口就出现呕吐的症状，然后他就进入了洗手间，这时我就去做其他事情，过了大约两分钟我回到办公室发现“超哥”坐在地上，出了一身汗，也没有力气，他让我扶他起来，我就叫来另一名男员工过来帮忙，我们一起把“超哥”扶到办公室坐，我拿了一条毛巾和热水帮他擦汗，还拿出一张被子给他垫着睡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超哥”无法说话，我觉得不妥，然后拨打120救护车，打完电话后我马上到治保会反映情况，随后救护人员到场对“超哥”进行检查，发现“超哥”没有心跳和呼吸，已经死亡。《询问笔录》显示欧永斌电话为186××××7299。本院工作人员拨打上述电话号码，接听人表示其是欧永斌，詹日权死亡当天去找他是因为做鞋子的事情，鞋子上有“LV”的字样，其不清楚詹日权是为谁工作及亲属的情况。公安机关卷宗材料的照片显示，詹日权随身的遗物有一个包，一双鞋子，鞋子上有“LV”字样，一部手机及身份证、居住证、银行卡等，上述遗物由关某1领取。 庭审中，双方就詹日权与吴国生之间的关系及吴国生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产生了较大分歧。原告主张詹日权与吴国生系雇佣关系，每天听从吴国生的安排提供劳务，吴国生经营的麦妃鞋厂网店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而从事经营活动，受吴国生雇佣的詹日权未能依法得到工伤保险的保障，吴国生因詹日权生前提供劳务从而获益，故吴国生应承担赔偿责任。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劳资纠纷登记表，该证据显示关某1于2019年4月24日向白云湖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反映与吴国生的劳动纠纷，但该证据上没有相关部门的签章；2.詹日权与吴国生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显示自2019年2月以来詹日权与吴国生的聊天记录，语音的内容无法播放，2019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四）吴国生询问詹日权“你明天还是后天上广州”，并在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催促“你度安排好泥水佬做屋未，D客人催出货咯”，2019年22日詹日权发送信息给吴国生“我到广州了，中午拿锁匙过工厂我”，吴国生表示“好”，至2019年4月18日（詹日权去世当天）双方就制鞋工作及发货基本每天都有交流，2019年4月18日下午至晚上吴国生一直有联系詹日权，晚上22点52分询问“今晚仲过工厂无”；3.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吴国生向詹日权转账的情况。经质证，吴国生对劳资纠纷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是原告方单方制作的，与本案待证的事实不存在任何关联；詹日权与吴国生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予以证明的事实及内容不予认可，而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出这些经济往来，与原告主张的每月5000元的固定劳务报酬无法相印证，也没有任何一笔转款可以相互对应，更符合吴国生所述的属于加工费、定做费以及材料款的事实，聊天记录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吴国生向詹日权安排工作，约定詹日权相关工作操作规程，以及工作制度的，聊天记录3月4日所反映的一同去贴招工的事实，是因为吴国生当时定制的鞋子时间紧迫要赶工期，而詹日权并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完成该批鞋子，因此协商决定由吴国生另外支付费用聘请其他师傅，所以4月1日支付工资的字样也是指支付给聘请的工作人员的而非支付给詹日权的；对支付宝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支付宝转账的金额与原告所述的每月5000元的工资无法相印证。 原告申请了证人关某2出庭作证，关某2是原告关某1的弟弟，关某2陈述：詹日权出事当天我去白云区榕溪那边的工厂去找吴国生，但是当时没有找到，后通过朋友就找到了吴国生，吴国生进厂里谈了詹日权出事赔偿的问题，当天没有谈好，詹日权是做鞋子的工厂也是做鞋子的，工厂的老板是吴国生，詹日权在吴国生的厂里是做管理的，工厂的场地是租的，具体是属于谁不清楚，我之前没有去过，系我听我姐说的，詹日权生前也和我说他在广州打工，吴国生给我611元、697元，这些是买材料的钱，出事后，这些钱也还没支付，那些人过来催促，我就联系了吴国生，说有人来催钱，吴国生就把钱给了我，让我把钱给结了。关某2出示了其与吴国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詹日权死后就材料款及詹日权的应得款项联系，吴国生表述“4月货款我已经结算好了，我现在转给你，4月做了75对鞋，共计：75*10+5000元=5750”，关某2则回复“5000块保底工资加75双鞋提成75*10=750元，总计5750元？”，吴国生则表示“不是工资，是我们合作分成”。 关于詹日权工作工厂的情况。2019年11月21日，本院工作人员至广州市白云区大岗榕溪南街二巷一号进行调查，陈仲开陈述：我是该房屋的房东，该栋房屋的三楼是经过二手转租的，一手租客很久前有租赁合同，但后来遗失了，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二手租客的身份信息也不掌握，只知道叫“小白”，是小白通过微信支付给我媳妇的，微信名“白道”，微信号“Adpzx188”，我不认识詹日权，租客已半年没交租金，人也不在，电话也停机，我们也找不他。2019年12月4日，关某1在本院询问时陈述：工厂是吴国生开的，房租是“小白”租赁的，就是上一次这个工厂的人租的，后又转给了吴国生，“小白”是潮汕人，他也是从别人那里接手的，不是第一任房东，后来将房子和设备都租给了吴国生，“小白”的具体名字不知道，有他的微信，微信名叫“白道”，微信号码是“Adpzx188”，但没有电话号码，他不愿意出庭作证。 关某1等四原告为证实詹日权在城镇居住生活提交了居住证明，该证据显示2019年5月17日李启中出具证明表示“詹日权440804198102041311于2017年10月9号开始租住白云区××楼的房间101房居住，每月租金330元。” 以上事实，有急救病历、死亡证明书、劳资纠纷登记表、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居住证明、支付宝转账记录、询问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詹日权与吴国生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二、詹日权是否在雇佣过程中死亡。三、吴国生应否对詹日权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四、詹日权的各项损失计算问题。 关于詹日权与吴国生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詹日权本人已死亡，无法履行举证的义务，将其与吴国生关系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长期不在身边的近亲属即四原告，显然举证比较困难。现有的证据，从工厂房东的陈述看，房东表示不认识詹日权，可见工厂并非詹日权租赁；从微信聊天记录看，詹日权做鞋的材料款是吴国生支付，请帮忙工人的工资也是吴国生支付，生产资料的提供方是吴国生；詹日权的工作内容并非仅做鞋交付，还包括进料、发货等；从身份关系的从属程度看，吴国生安排工作的指令是随时发出，詹日权需随时完成的；从款项结算的方式看，吴国生不是按次分批购买每双鞋明码标价并直接支付货款，而是按月结算，詹日权2019年4月的收入“75*10+5000元=5750”，双方就每做一双鞋10元无异议，吴国生就支付詹日权的5000元并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关某1等四原告主张应理解为底薪+提成更符合常理。相对于已经死亡的詹日权及长期不在詹日权身边的四原告来说，明显吴国生具有较强的举证能力。吴国权主张其与詹日权为合作关系但并未能提交确实可信的证据证实。综上，詹日权与吴国生之间的关系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就关某1等四原告主张的詹日权与吴国生之间为雇佣关系，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詹日权是否在雇佣过程中死亡的问题。詹日权死亡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上午11时许，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在场人员欧永斌也表示詹日权当天去找他是因为做鞋子的事情，鞋子上有“LV”的字样；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显示，詹日权死亡当日的随身遗物里有一双带有“LV”的字样鞋子，而该鞋子在詹日权与吴国生的聊天记录中也有显示；2019年4月18日下午至晚上被告吴国生多次有通过微信向詹日权发起语音通话，晚上22点52分还询问“今晚仲过工厂无”；综合以上证据，足以令人产生内心确信，詹日权是在雇佣过程中死亡。 关于吴国生应否对詹日权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上述条文中所规定的，雇员在提供劳务或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系指雇员受到事故、职业病或者第三人伤害。本案中，从因果关系看，詹日权的工作内容及工作强度，是在日常理解的一般范围之内，未有证据显示詹日权存在超负荷劳动或者在有毒有害场所工作的情况，詹日权在与他人沟通制鞋的过程中猝死，与其所从事的雇佣工作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有无过错看，也未有证据表明詹日权的死亡系吴国生的过错导致；詹日权的死亡确系不幸，关某1等四原告失去至亲确实令人同情，但是死亡结果的发生属詹日权自身突发疾病所致，依法不属于上述规定所适用情形，故关某1等四原告请求吴国生对于詹日权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吴国生对于詹日权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但是鉴于詹日权系在为吴国生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之规定，本院依照公平原则酌定由吴国生对詹日权的死亡承担20%的补偿责任。 关于詹日权的各项损失计算问题。本院根据关某1等四原告的请求，逐项分析如下：1.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詹日权死亡时不足六十岁，死亡赔偿金应按二十年计算，詹日权与吴国生的微信转账自2018年7月就开始发生，詹日权租住房屋的房东也表示2017年10月詹日权就开始在租住在广州市白云区，故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关某1等四原告主张詹日权的死亡赔偿金为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未超出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又根据该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李丽明还需扶养10年，詹剑锋还需扶养6年1个月，詹剑侨还需扶养9年6个月，鉴于关某1等四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李丽明的扶养义务人的人数，故对李丽明的扶养费本院不予支持，詹剑锋、詹剑侨的扶养费为235292.75元[30198元/年×（6年1个月+9年6个月）÷2人]。关某1等四原告共主张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940500元，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关某1等四原告主张詹日权的丧葬费为46784.5元（93569元/年÷12个月×6个月），本院予以支持。3.交通费。鉴于詹日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确实会产生交通费，根据詹日权亲属的居住地与詹日权死亡地点的距离及交通成本，本院酌定为2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吴国生对詹日权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故关某1等四原告主张精神损失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合计989284.5元，吴国生对该损失承担20%补偿责任，即吴国生应补偿关某1等四原告197856.9元（989284.5元×20%）。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吴国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补偿关某1、詹剑锋、詹剑侨、李丽明197856.9元。 二、驳回关某1、詹剑锋、詹剑侨、李丽明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095.7元，由关某1、詹剑锋、詹剑侨、李丽明负担1915.7元，吴国生负担1180元。（关某1、詹剑锋、詹剑侨、李丽明已交纳受理费4496元，吴国生将其应承担部分1180元在履行本判决时直接支付给关某1、詹剑锋、詹剑侨、李丽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卜曼曼 人民陪审员  邓玉兴 人民陪审员  尤敏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柯芷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