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4281号原告：吴江平，女，195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知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北京知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镜，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献民，广东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卿丽华，广东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莉捷，女，197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卿丽华，广东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江平与被告袁镜、廖莉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江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被告袁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献民、被告廖莉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江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袁镜于2018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2.判令被告袁镜、被告廖莉捷连带偿还截至2018年3月29日的欠款650万元，并连带给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以52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6%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底左右，原告通过其同学女儿的介绍认识被告袁镜。袁镜给了原告一份塞班岛的投资开发计划书，请求原告帮忙介绍客户融资，融资成功原告可以拿3%的提成。2015年6月，袁镜开始从原告处借款，原告陆续向袁镜提供了借款520多万元，当时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6%。2018年12月8日，袁镜与原告签订了《股权抵债协议》，该协议约定截至2018年3月29日，袁镜欠付原告欠款650万元。《股权抵债协议》签订后，袁镜违约并没有履行该协议。从原告调取的生元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生元公司）2019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至2020年8月1日，生元公司股东为袁镜、彭琮、罗顺民、陈恒祥、岑莲达，股东中并没有原告。且抵债涉及到外国公司股权及恒产，对于袁镜是否持有生元公司的股权、生元公司是否有土地及其价值如何、相关股权或资产是否有权利负担或是否已被处置等方面，原告并不了解，袁镜也没有提供证据，原告根本无法主张股东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以股抵债中，可用于抵债的股权需满足以下条件：为具有交易价值及具有可转让性的股权或企业份额；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凭证或实际控制权；股东之间对股份的转让无限制性、排他性规定。本案中袁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拥有的生元公司股份具有交易价值和可转让性，并且因其违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袁镜、廖莉捷系夫妻关系，结婚登记日期为2004年5月10日，袁镜自2015年开始从原告处的借款，事实上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活动，从原告调取的生元公司2019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廖莉捷是生元公司的董事及秘书，生元公司为二被告共同经营的公司，袁镜从原告处的借款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活动，案涉债务是二被告的共同意思表示，其性质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袁镜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吴江平与袁镜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应系投资关系，吴江平无论是请求撤销还是解除《股权抵债协议》，均是基于对出资款转股权法律关系的认可，两种法律关系无法共存于本案中，吴江平的转款时间长达近三年，其手中持有大量案涉投资项目的资料，其也多次前往项目所在地考察，充分反映双方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的真实背景和吴江平的投资意图，从来没有任何书面、微信聊天等任何证据来表明吴江平出资与借贷有关；二、依据袁镜提交的与吴江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吴江平所转款项一开始就目的明确，系用于投资生元公司位于塞班岛国际机场旁边的城堡酒店项目（以下简称塞班岛项目），吴江平自2015年起也积极参与该项目规划、建设，其所转款项系投资款，并非借款；三、塞班岛项目确实存在，吴江平转给袁镜的款项均已按照《股权抵债协议》的约定用于该项目。吴江平自2015年参与进来充分知悉案涉项目情况与进展，也为项目出谋划策，不存在欺诈，也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四、吴江平将“撤销《股权抵债协议》第二条、第三条”变更为“解除《股权抵债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中投资款与股权转换未完成，是因吴江平承诺出资640万元（10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1：6.5计算），但实际仅出资约520万元，吴江平从未合理通知或者催告过袁镜，不符合法定解除的程序和条件，且案涉项目正在积极筹办转让变现事宜，以解决包括吴江平在内的出资方的各种要求，故不存在袁镜不能完成在吴江平全部出资后转股的质疑，吴江平主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协议没有依据。廖莉捷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股权抵债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吴江平的转款用于投资生元公司位于塞班岛国际机场旁边的城堡酒店项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案涉款项与家庭无关，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廖莉捷对此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其他答辩意见与袁镜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取了相关证据，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包括吴江平提交的第一组证据520万元转账记录、第二组证据《股权抵债协议》、第三组证据塞班岛投资开发计划、第四组证据中的土地文件、第五组证据婚姻登记证明及生元公司2019年度报告，以及袁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对上述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认定。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24日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吴江平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及其女儿段魏魏的银行账户、微信等方式向袁镜转账19笔，共计5200088元。吴江平主张上述款项是借款，且双方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6%。袁镜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不认可是借款，主张其中2017年7月1日转账1888元系庆祝袁镜生日的红包，2018年2月7日转账2000元系春节红包，2018年3月3日转账3000元系元宵节红包，其他款项均为吴江平对塞班岛项目的投资款。袁镜提交了与吴江平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2018年1月1日，吴江平转账888元，并祝“元旦快乐”；2018年2月15日，吴江平发送“过年好”的祝福图片，并转账888元；2019年2月4日，吴江平转账1688元，并祝“猪年吉祥，万事如意”，用以证明案涉部分款项系红包。吴江平对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袁镜提交了与吴江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吴江平发送以下微信内容：2018年1月14日，“塞班是个长期稳定的赚钱项目”“塞班土地不可再生，建酒店即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产业，更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留下的足迹”；2018年4月8日，“塞班的投资，是我们全部的希望”；2018年5月10日，“三年多了，咬牙坚持下来度过种种艰难，几年间我们的生命在煎熬中度过，视你为我今生的亲人和生意上的贵人，在你的带领下，把我们塞班的事业发展好，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用以证明吴江平所转款项系用于投资塞班岛项目。吴江平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因其借给袁镜大笔款项，故在微信中对项目有所关注。2018年12月8日，吴江平（甲方）与袁镜（乙方）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约定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就乙方用其在美国塞班岛生元公司的股权抵债问题，通过友好协商，订立本协议：一、经甲、乙双方确认截止至2018年3月29日乙方欠付甲方欠款数额合计为6500000元。乙方欠款用于塞班岛项目。二、乙方持有生元公司股权，乙方承诺截止至2018年12月8日，同意以生元公司股份份额的10%抵偿给甲方。甲方的资金已经全部实缴且不存在抽逃行为，股权明晰不存在权属争议。三、塞班岛项目无论是土地出售，还是出让部分股份，吴江平都将获得此项目百分之十的土地出售金，并且持有部分股权出让后所余下股份的百分之十的股份。庭审中，吴江平主张650万元是分别以上述19笔借款为本金，并按照年利率16%的标准计算至2018年3月29日的本息总额，其中本金取整数为520万元，利息1302317.43元取整数为130万元；袁镜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按照约定吴江平应支付650万元的投资款，但其仅支付了520万元，故无法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吴江平提交了生元公司2019年度报告，显示袁镜是公司股东，但公司股东名单中未见吴江平；显示廖莉捷担任公司董事、秘书。袁镜称股东中没有吴江平的名字是因为吴江平尚未出资完毕，廖莉捷只是挂名秘书，不领取薪水，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对案涉项目不知情。廖莉捷称其并不知情，案涉款项未用于夫妻家庭生活，非夫妻共同债务。另，吴江平提交的生元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未见廖莉捷担任公司职务。袁镜提交了塞班岛项目相关图片、银行流水、微信朋友圈截图及公众号文章，用以证明该项目真实存在，生元公司正常经营。吴江平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另查，袁镜与廖莉捷于2004年5月10日在重庆市涉外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本院认为，吴江平与袁镜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吴江平是否已经履行了《股权抵债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二是案涉《股权抵债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三是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焦点一。袁镜主张吴江平仅支付了520万元出资款，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全部出资，故其无法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对此本院认为，双方《股权抵债协议》第一条即约定，经吴江平、袁镜确认截止至2018年3月29日袁镜欠付吴江平欠款数额为650万元。该条约定的意思表示明确为袁镜对吴江平负有650万元债务，而非吴江平负有向袁镜支付650万元的履行义务。且吴江平提供了520万元本金的转账记录及本息650万元的计算明细，对双方在协议中确认的债务金额作出了合理解释，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袁镜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袁镜主张2017年7月1日转账1888元、2018年2月7日转账2000元及2018年3月3日转账3000元均系红包，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按照协议第二条约定，袁镜承诺截止至2018年12月8日，以生元公司股份份额的10%抵偿给吴江平。但吴江平提交的生元公司2019年度的报告股东名单中并没有吴江平，袁镜在当庭陈述中也认可其并未与吴江平办理10%股权的转让手续，理由是吴江平仅出资520万元。袁镜实质上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故吴江平有权要求解除合同。现吴江平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本质上是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吴江平未向袁镜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其于2020年12月16日庭审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即视为向袁镜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据此本院确认吴江平解除合同行为有效，案涉《股权抵债协议》于2020年12月16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约定袁镜用其在生元公司占有的10%股权抵偿其对吴江平的650万元债务，现合同解除后，合同终止履行，吴江平有权要求袁镜偿还该650万元债务并赔偿损失。关于利息，吴江平主张以5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16%的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因双方协议对此并无明确约定，故本院仅对合同解除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吴江平与袁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2015年6月24日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双方协议也明确欠款用于塞班岛项目。现吴江平提交的生元公司2019年度报告虽然显示廖莉捷担任生元公司董事、秘书，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廖莉捷在欠款期间曾参与塞班岛项目的经营，故本院对其要求廖莉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吴江平与袁镜2018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于2020年12月16日解除；二、袁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吴江平欠款6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2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吴江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袁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静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碧玉书 记 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