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1民初10950号原告：魏某，女，2009年1月11日生，满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法定代理人：魏学巍，系原告父亲，1977年3月17日生，满族，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梅，系辽宁研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雨璇，系辽宁研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花锦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311561622L。法定代表人：彭江，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波，系辽宁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女，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被告：彭江，男，1974年10月12日生，汉族，系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波，系辽宁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某与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被告彭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梅、孙雨璇，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波、张岩，被告彭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支付的全部款项265,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原告经其声乐老师介绍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相识。被告法定代表人自称可以让原告成为“2021年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以下简称“快乐阳光”）全国及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并以此为由，向原告收取了共计265,000元费用，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专用收款收据，并承诺尽快与原告就相关事项签订书面协议。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协议。受疫情影响，2020年快乐阳光活动并没有如期举办，而且经原告多方求证，并未收集到2021年快乐阳光活动举办的任何报名信息或招商信息。原告有理由相信2021年“快乐阳光”活动同样无法正常、顺利举办。因此原告向被告提出退费的请求，但被告拒绝退款。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要求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原告的诉状及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但均未明确是何种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合同纠纷是二级案由，其包括48个三级案由、77个四级案由。被告要求原告予以明确，以便被告进行针对性的答辩。二、既然是合同纠纷，不论双方是否存在书面合同还是口头合同，被告要求原告明确其对于合同效力的观点，是要求解除、撤销还是确认无效。因为只有合同的效力确定之后，才能解决合同项下价款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三、被告认为原告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1、魏某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2019年原告只有10周岁，截至今日也只有11周岁，依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之规定，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签订或形成合同的智力能力。事实上，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签订并形成合同关系的是原告的监护人即原告父亲魏学巍，只是合同的内容指向魏某。故魏某不具有提起本案合同纠纷的主体资格，而应由其父作为原告。既然原告当庭主张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而26.5万元的价款是原告父亲魏学巍支付的，所有权也归其父，所以原告如对案由定性准确的话，原告更没有诉讼主体资格。2、魏学巍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并无任何违约行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存在丧失商业信誉等情况，故合同不存在应当解除、撤销或无效的情形。原告或其父亲要求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返还合同项下价款没有依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针对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28日，原告父亲魏学巍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签订了《形象代言人协议》，约定：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批准原告被选为“快乐阳光”第十六届中国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对于原告给予必要宣传、体现其形象等。该协议签订后，原告之父支付了3万元的形象代言费，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按约履行了相关义务，原告本人作为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参加了相应活动。此后，原告之父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协商，让原告参加2021年度的该活动，故原告之父支付了26.5万元的款项，其中包括全国形象代言人费用6万元、2021年活动出国保证金2万元、2021年原创歌曲费用6万元、MV拍摄费5万元、2021年大连赛区形象代言费3.5万元、追加原创歌曲费用2万元、女团费用2万元。上述26.5万元均是针对2021年活动的，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已实际向案外人支付了歌曲创作费用、全国形象代言人费用及女团费用等，并将原创歌曲交付给原告方。2020年9月，原告家长提出该歌曲不适合原告的风格，进而要求退出活动、返还款项，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原告本人自此就不再按照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通知参加有关活动和培训。事实上，2020年的活动已实际举办完毕，2021年的活动也在筹划、准备之中，并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上述活动已无法正常举办的情况。综上，原告系以虚构的理由掩盖其违约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五、被告彭江收取款项是其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且相应款项也由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予以确认。被告彭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之父是与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形成了合同关系，原告诉请的款项也是基于该合同关系所发生的，被告彭江是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协商签订合同、收取款项及支付款项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彭江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依据。本案中，原告之父支付的款项已有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原告在本案立案时也是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主张权利，且相应款项支付到彭江个人的账户原告是明知的。其支付的相应款项并不是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营业收入，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还需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另行支付，最典型的如8万元歌曲创作费，因为不是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营业收入，所以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对公账户收取和支付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上的障碍，所以从被告彭江个人的账户收取并支付，因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曾主张本案的案由是基于货币所有权的返还原物纠纷，而非合同纠纷，因此原告诉称的款项不是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财产，也不是该公司的债务，所以也不存在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情形，更何况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该法条规定的情形。针对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答辩意见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答辩意见相同。另外，虽然存在被告彭江通过个人账户收取、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形，但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因所收取款项的性质、收款人情况等因素，而由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或经办人个人账户进行收支也是常见现象，不能以此作为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也无相应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记载，其成立于2014年9月4日，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彭江，营业期限至2024年9月3日，经营范围：广告业务、文艺演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摄影服务、摄像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国内一般贸易。2019年8月28日，甲方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组委会（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与乙方（原告魏某）签订《形象代言人协议》，约定：一、经甲方批准，魏某同学形象靓丽，有一定演唱基础，被选为“快乐阳光”第十六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代言期限：协议签字生效日起至2020年8月15日止）。二、甲方权利和义务。1、甲方在大连赛区宣传海报、报名手册等比赛宣传物料中体现乙方形象和个人资料；大连晚报、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少儿频道等媒体新闻宣传报道中体现乙方形象。2、甲方负责为乙方拍摄10秒的自我介绍视频用于大连赛区选拔赛现场宣传。3、甲方组织本届所有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拍摄快乐阳光本届的主题曲MV用于大连赛区比赛现场宣传，并在大连赛区颁奖晚会（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录播）中作为开场节目。4、甲方为乙方棚拍独唱歌曲MV一个（限“快乐阳光”歌曲，并提前录音）。5、甲方同意乙方在大连赛区颁奖晚会中独唱一首歌曲（需提前录音，由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录制，播出时长以电视台最终剪辑播出为准）或中国教育电视台《最强小孩》训练营参训资格，甲方将根据当年实际情况进行调节。6、甲方同意乙方免费参加快乐阳光大连赛区选拔赛，甲方确保乙方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复赛（全国总决赛参赛费自理），但不确保任何奖项。三、乙方权利和义务。1、乙方监护人一次性出资人民币叁万元（30000元）作为“快乐阳光”第十六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形象代言费，甲方收到乙方款项后开具给乙方收款收据（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代言费一律不退）。2、乙方在代言期间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参加快乐阳光大连赛区的各项宣传活动。3、乙方在代言期间参加的所有快乐阳光比赛，乙方家长不能因比赛成绩不满意而制造纠纷。四、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条款，出现意见分歧，双方应协商解决，如有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应按照代言费的10%—30%赔偿相应损失。五、不可抗力因素。甲、乙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解决，确实无法调解，由仲裁机关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办理。甲、乙双方均在合同落款处盖章或签名予以确认，乙方处为原告魏某及其监护人魏学巍的签名。亲魏学巍已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了代言费30,000元，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上述合同已履行完毕。2019年8月28日，原告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了2021年快乐阳光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费35,000元、2021年快乐阳光全国形象代言人费60,000元、2021年快乐阳光出国保证金20,000元、2021年快乐阳光原创歌曲MV拍摄费50,000元。2019年8月29日原告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2021年快乐阳光原创歌曲费6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225,000元，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原、被告均认可上述费用均由原告父亲魏学巍向被告支付。2019年9月27日，原告父亲魏学巍通过微信方式向被告彭江微信转账2020年女团费用20,000元，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认可收到此笔费用，但未向原告出具收据。2019年10月14日，原告父亲魏学巍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被告彭江尾号为7590的工商银行个人账户转账20,000元，附言：2020大连女孩报名费，此20,000元费用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认可已收到，且未向原告出具收据，但辩称此20,000元系追加收取的2021年快乐阳光原创歌曲费。就上述款项所涉及的2021年快乐阳光全国及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活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进行约定。2019年9月2日，被告彭江以其尾号为7590的工商银行个人账户向收款户名为“左干”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80,000元。二被告均辩称，此80,000元中包含原告参加2021年快乐阳光全国形象代言人活动费60,000元（有收据）及出国保证金20,000元（有收据）；向原告收取的款项中60,000元（有收据）原创歌曲和追加收取的20,000元（无收据）已支付给《北京北京》歌曲的作者；女团的排练费用20,000元已经支付给了老师；MV拍摄费50,000元、2021年快乐阳光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费35,000元还没有实际发生。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工作人员收到歌曲《北京北京》词曲小样，由原告的声乐老师宋某将歌曲小样发送给了原告父亲魏学巍，原告父亲魏学巍与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魏学巍：刚才听了一下，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和我们的预期差的比较远……我记得咱俩说的一个就是家国情怀，第二就是这个青春元素啊，动感的。再说，魏某的风格，你觉得适合唱这个清源，我说我的真实感受啊，我听完之后感觉他这个是轻摇滚风也好，还是整体的这个曲风，就是七八十年代那个流行曲风。你再看看啊，方便的话斟酌一下，能不能再给协调一下，是不是可以改呀？可以调呀？而且魏某听完之后反应最强烈，非常不习惯。宋某：编曲这个只是小样，应该不会是这个，要后期再做，我沟通下您的想法。魏学巍：说实话还是觉得这首歌不太适合，因为我觉得当初定的还是这个校园风，像这个流转时光，这个歌啊，还是两个风格。……魏某11岁，我觉得她还是驾驭不了这么大气的歌。换位思考，老师咱都是做家长的，当时满心期待希望有一首适合魏某的歌，打造一个原创，但拖了这么久，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个8万块钱写了一首这样的歌，说实话真不是我想要的，歌和孩子没太大关系，希望你理解。”原告父亲魏学巍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魏学巍：你好张老师辛苦了，我刚刚看到你这个信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说加课的时间问题，现在是能不能唱的问题了？现在蔚蓝的状态。说实话非常抵触，也不想唱这个歌。这首歌当时拿小样的时候我也是很抵触，因为我觉得当时咱定制的时候是想要青春气息的校园风，队长也反复跟我讲，知道吧，这个歌我当时想要的是流转时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唱不了。……你说这8万块钱也不是小数，搁咱也不能将就。也不能说将就着唱，我之所以当时没有马上拒绝，说白了，当时彭总也说是后期宋老师指导，然后再加上配乐可能就不错，所以我就等，我和她妈两个人反复看了咱们上次讲课的视频。但不是您的问题，您指导的非常好，感觉非常好，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歌魏某的确驾驭不了，因为她现在很排斥。张某：首先这个歌现在我们才开始练，不能因为第一次课就觉得不好听，爱不爱唱，就去给它下定论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歌配乐人家还没做，蔚蓝的老师给我发的，说卞老师这边就是这么个流程，咱也知道人家是大家对不对？所以说不是咱说干啥就干啥的。人家是录完了之后再去给你配乐，再去编曲，他们是这么做的，现在肯定不能改了。我无能为力，也不在我范围之内。而且我个人也真的觉得这个歌非常好……。而且当时也是按照您的要求，多大年龄都可以唱，还有家国情怀在里面，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大气的歌。这个歌魏某能驾驭，根本都不是她驾驭不了的问题。”原告母亲与宋某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原告母亲：刚才魏某爸爸把北京小样发给我了。我跟魏某听了一遍，我就觉得挺失望的，……我一直坚持希望她唱的是那种流转时光的歌，结果魏某老师又发了一个破茧成蝶，当时咱听着感觉都特别好，你还说挺适合魏某的，当时就定这种风格了。后来作曲发过来，听了后魏某第一个就反对，她不唱，因为不好听。但是我听上去感觉也挺失望的，觉得好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挺老的这个曲子。”原告母亲与张某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原告母亲：刚才给你打电话，你可能忙没接，我想告诉你一声，魏某这个录音录不了了。最近歌够呛，也可能唱不了了。她嗓子坏了，长息肉准备做手术，所以她唱不了了。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张某：你晚会怎么办？上课怎么办？还能上不？原告母亲：现在不确定，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提供收条两份，证实收款人刘文峰、陈晓宇均系舞蹈老师，于2019年12月17日分别收取了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的男团女团舞蹈排练费人民币10,000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提供其母与被告彭江及老师宋某的对话录音，证实被告彭江称“2021年快乐阳光全国形象代言人的钱已经交给了全国组委会，歌曲作品的钱已经给了作者，如果有人要，交了钱，被告同意退给原告。收取的女团的费用因活动向后推迟了，原告无法参加，被告亦同意退还。”后因双方就退款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原告于2020年9月17日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发送《律师函》，称因未收集到关于2021年快乐阳光活动举办的任何报名信息及招商信息，认为该活动无法正常、顺利举办，故要求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于收到此函后3日内积极沟通退款事宜并履行退款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原、被告发生争议的时间为2021年1月1日之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第一，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第二，本案纠纷的性质问题；第三，案涉费用应否返还的问题。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案原告系于2020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当时原告年满11周岁，应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所实施的诉讼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即其父亲魏学巍代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应认定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及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原告主张案涉纠纷为返还原物纠纷，而返还原物纠纷是指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返还该物的纠纷。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曾于2019年8月28日就原告参加2020年“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形象代言人活动签订过书面协议，约定由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为原告参与活动提供各种方式的宣传、作品制作及录播等相应的服务，原告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交纳了相应的费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符合中国家长的教育心理，故在上述协议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原告的父亲魏学巍基于对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信任，又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了合计265,000元的费用，要求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为原告能够参加2021年“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及全国形象代言人活动提供平台及相应服务。虽然，原告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就原告参加2021年的形象代言人活动未签订过书面合同，但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原告已经支付了各种费用，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也已按照原告方的要求请专业人员为原告参与上述形象代言人活动谱写原创歌曲《北京北京》，并由老师对原告参与活动进行相应指导，培训等。原告及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上述一系列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要件及特征。故本院认定，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合同依法成立。原告关于本案系原物返还纠纷的主张，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费用应否退还的问题。本院认为，如上所述本案属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及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已就原告参加2021年“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及全国形象代言人活动初步达成协议，且原告已履行了支付相关费用的义务，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亦履行了为原告谱写原创歌曲、安排通知原告进行培训等义务，但从被告提供的原告父母与指导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原告及其父母是因对原创歌曲曲风不满意，就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进而中止合同履行，不再参加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通知的排练、培训等活动。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存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故原告无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但原告已实际自行中止履行合同。庭审中，原告主张系基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协议及未就2021年活动开展相关工作而要求被告退还案涉款项，但又明确表示即使现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及对原创歌曲进行修改，其仍然坚持要求被告退款，上述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情形，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就原告参加2021年“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大连赛区及全国形象代言人活动形成的合同关系因原告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义务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为原告参加2021年“快乐阳光”形象代言人活动而谱写原创歌曲的费用为80,000元，歌曲已发送给原告的父亲魏学巍，故本院认定，此笔80,000元原创歌曲费用已实际发生，该部分合同义务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已履行完毕，上述合同解除后，此80,000元费用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无需退还给原告。关于原告已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的2021年快乐阳光全国形象代言人活动费60,000元、出国保证金20,000元及女团的排练费20,000元，被告提供的向案外人转账记录、收条等证据无法直接有效证明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且无法证明与原告欲参加的2021年活动相关；关于原告已向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支付的MV拍摄费50,000元、2021年快乐阳光大连赛区形象代言人费35,000元，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自认尚未实际发生。故上述费用合计185,000元在案涉合同解除后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应予退还。原告此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于法有据，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超额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彭江应否承担连带退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被告彭江系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原告父亲将案涉相关费用支付至被告彭江个人账户，但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对收取的费用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予以确认，对未出具收款收据的费用亦予以认可，故本院认定，被告彭江以其个人账户收受原告交纳案涉款项的行为系正常履行其作为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易和文化传媒公司承担。原告主张二被告财产发生混同，进而要求被告彭江承担连带退款责任的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关于此节的辩称意见，于法有据，理由正当，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告魏某退还人民币185,000元。二、驳回原告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8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1,845元，合计人民币4,48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魏某负担1,353元、由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3,130元；被告大连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魏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富国周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宋雅楠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