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MERGEFORMAT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9民终173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应秋，男，196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春，福建鼎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高宗，男，196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屏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珍，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诉人黄应秋因与被上诉人陈高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1140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应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春，被上诉人林春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应秋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陈高宗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高宗负担。事实与理由：1、2014年12月13日，在虎贝乡旧厝村委会主任黄某的调解下，黄应秋向陈高宗支付了6万元后，双方即解除合法关系，酒厂剩余的酒坛等设备归黄应秋所有，不存在再行分割财产的问题。上述事实从虎贝乡旧厝村民居委会出具的《调解过程说明》可以证实。黄某在法庭上的证言只是解释其参与调解的原因。因为公园建设需要必须拆除虎贝老酒厂，作为村民主任的黄某只好催促双方尽快处理合伙关系。最终商定黄应秋支付6万元给陈高宗，双方合伙关系终止。但一审法院认为，黄某介入调解的目的“并非对双方之间的合伙进行清算，而是解决酒厂的拆迁问题。由于虎贝老酒厂租赁的场地位于虎贝乡人民会场，人民会场要拆掉建设公园，乡政府和村民主任黄某才介入调解。因而对旧厝村民居委会出具的《调解过程说明》不予采信。黄某支付6万元给陈高宗解决的是虎贝乡人民会场厂房拆迁和设备分配的问题。一审判决完全曲解了黄某的证言，完全是主观臆断。双方因经营过程中发生纠纷，在虎贝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时，对成品酒、设备等尚未作出处理，双方对财产分割提出各自的意见。之后，陈高宗取走了超过其应得的原浆酒，不可能存在再次支付120万元。因此，双方的合伙关系于2014年12月13日已经解除，不存在再次解除合伙关系进行合伙结算问题。2、虎贝老酒厂在陈高宗入伙之前是由黄应秋经营，陈高宗是在酒厂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要求入伙的。黄应秋的出资除了厂房、原浆酒、成品酒、酿酒设备容器以及酿酒工艺外，还有酿酒技术和生产管理等。《虎贝老酒厂盘点存货及资产评估》等证据材料足以证实黄应秋投资价值达到300多万元。另，从《出库凭证》、《销货清单》等也可以证实双方分别取走的酒价值按1：9分配。会计张某是陈高宗一方委派，所有凭据均掌握其手中。一审开庭时，其将已篡改后的会计凭证提交给法庭。原始凭证里本该有《目录》、编号为1-15页“原浆酒入库和出库记录”，但会计凭证中缺乏原浆酒库存一栏中1-15页的相关凭据。双方原始签字确认的出入库清单被陈高宗有意毁灭，伪造成未签字确认的凭据，“原浆酒”被换成“半成品”。黄应秋向一审法院提供王超书写的2011年所作的《商品明细分类账》原始手稿，该份证据是能够体现10年以上原浆酒出入库有1-15页。上述账本已不是原始、真实的凭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陈高宗一审提供的《清单》上双方各占50%的份额内容是张某添加的。该份《清单》是陈高宗单方制作，其内容不客观、不真实，不应采信。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陈高宗拉走的酒的价值为289024元，黄应秋拉走酒的价值为2622709元，合计2911733元。若投资是只有18万元的半成品，不可能生产300多万元的酒。原浆酒是生产流程的核心材料，陈高宗明白其价值所在，因而有意销毁会计凭证，篡改成只有“半成品”，造成双方投资比例各占50%的假象。因此，一审认定双方各投资30万元，各占比例为50%，与事实有重大出入。3、在成品酒出厂后，双方已各占按约定比例取走了自己的份额，不存在再次分割财产的问题，更不可能存在现金收益尚未分配的事实。黄应秋提供的《库存情况表》是王超与陈东伟对库存酒进行盘点时所制作的，该份证据足以证实陈高宗搬走酒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实际所占份额。王超与陈高宗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但一审却采信其证言，而对陈东伟的证言不予认可，明显不合理。按出库单所记载，年份五年的成品酒每斤12元，年份八年的成品酒每斤39元，还有大量年份十几年一审的原浆酒每斤高达80元。陈高宗取走的160坛原浆酒年份均在十几年以上的。按一审判决认定大、小坛酒每斤12元计算，52075斤半成品酒价格也为624900元，一审认定仅为18万元，前后矛盾。4、本案双方对投资比例、投入财产状况以及会计账本造假等存在分歧，且一审又未对本案账目进行审计，导致本案账目至今不清、盈亏不明。一审在双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未清算、财产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作为分割财产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陈高宗辩称，一、黄应秋主张诉争双方合伙关系已于2014年12月13日解除没有任何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是正确的。1、黄应秋所谓《调解过程说明》可以证明双方合伙关系已于2014年12月13日已解除。但该份《调解过程说明》中所谓的“双方解除合伙关系”的主观判断，已经由出庭证人的证言及大量的客观事实所否定。出庭证人证实：由于双方合伙经营租赁的场地位于虎贝乡人民会场，要拆掉建公园，乡政府和村民主任黄某才介入，黄应秋拉走剩余的酒坛等设备，遂补偿陈高宗6万元，解决了厂房内设备归属和厂房的拆除的问题，但双方合伙经营的除了厂房内的设备还有现金、存货等其他财产权益，双方之间的合伙并未解除。同时本案众多客观证据也都可以印证《调解过程说明》签字人黄某的出庭证词，充分证实调解并非针对合伙关系，而是因为要搬走人民会场酒厂厂房内双方存放的酒坛等设备，解决设备分配和酒厂厂房的拆迁问题。2、《调解过程说明》不是调解笔录，不能对抗出庭证人的证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主持并制作相应的调解笔录、协议书或调解书。黄应秋提供的《调解过程说明》没有组织双方调解的任何证据为基础，不具有合法性，不能对抗该说明签字人的出庭证词。3、黄应秋上诉认为一审对低值易耗品价值的判决凭空想象，将派出所询问笔录乱章取义、混淆案件事实没有任何依据，相反是黄应秋在诉讼中混淆事实、处处反言。至少存在以下几点证据可以证实：⑴双方合伙时曾经将酒厂的实物估价12万元，体现在2011年12月31日制单编号为5的《记账凭证》，记载着低值易耗品为12万元，并附“详见清单”，“清单”上为一些酒坛等设备和共计52075斤酒，可见低值易耗品为这些酒坛等设备。后在解决该问题时，黄应秋将这些设备实物拉走，补偿陈高宗6万元。黄应秋认为一审对低值易耗品价值的判决凭空想象是没有依旧的。且由此也可以证明，双方在腾出租赁场所时，对于场所内实物价值的分割，是按5：5比例进行的。⑵关于虎贝乡派出所于2014年2月28日的询问笔录（第4末尾至5页），黄应秋陈述“后经多次商量，我答应给陈高宗120万元，把原先剩下的酒厂、酒及商标等都给我，后陈高宗反悔，我们就一直没有谈下去”、“陈高宗提出酒厂和白水洋商标都给我，我给他175万，每月10万，分期付款，我提出考虑下，也没有答应他，陈高宗就反悔了”由此可见，2014年12月13日，黄应秋仅支付陈高宗6万元就解除合伙关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一审认定不合常理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事实可见根本就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经调解合伙关系已解除的事实。二、双方合伙经营各占50%的份额，黄应秋主张双方合伙比例为1:9，其占9，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一）对合伙双方各占50%份额的事实从陈高宗一审提供的多项证据可以充分证实。1、从财务会计记账的规则看，会计记账资料虽然由财务工作人员收集制作，但主要记账资料都呈黄应秋审阅确认。一审法院应黄应秋的申请封存的讼争企业财会账册中，众多凭证可以证明上诉人黄应秋是讼争企业的出纳，也是负责人，所以其是财会账册中大部分凭证的经手人。据此，黄应秋对于该企业合伙后的记账，一直是以企业实收资本60万元为记账基数进行，以及对2011年度的记账中，多处体现的合伙投资各为30万元。2、陈高宗一审提供给法庭的第二组证据，包括：财会账册中双方各投资30万元的会计《记账凭证》（2011年9月5日制单编号1）、《记账凭证》（2011年12月31日制单编号5）及“详见清单”、2011年9月5日-12月31日《总分类账》“实收资本”科目（体现合伙体收资本60万元，这时此后合伙账簿记账的基本依据）、2011年1-8月31日《科目汇总表》、2010年8月5日-2011年8月30日的《现金结算单》，结合张某、王超出庭证言，足以直接证实合伙双方出资比例为各占50%，且黄应秋是知情并认可的。黄应秋在2010年8月5日-2011年8月30日的《现金结算单》上签字认可，是黄应秋对确定合伙投资比例的记账知情的最强有力的证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估价清单早已是同期账册的附件，清单上黄应秋虽未签字，但该阶段账册经过黄应秋审查核实，并在账册确认页上签字认可，所以估价清单是依法有效的。3、陈高宗一审提供给法庭的第一组证据中，讼争企业工商登记资料2003年度《年检报告书》，记载讼争企业开办之初的股本只有6万元，且之后连年亏损，到了2011年6月3日提交的2010年度《年检报告书》“资金数额”栏记载“现状”是“0.00”，这表明讼争企业直到合伙之时，并没有任何的资本扩张，所以合伙时黄应秋以实物估价30万元入伙，各占50%合伙比例。（二）陈高宗一审提供的《出库凭证》（9张）、《销货清单》和其单方制作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库存清单》、《虎贝老酒厂盘点存货及资产评估》均不能证明合伙比例为1:9。1、出库凭证和销货清单体现的只是在2013年5月5日《现金结算单》前，双方合伙期间酒厂的正常销售行为，以此说明合伙比例，是根本不沾边的，且这些酒款的收款人是出纳，黄应秋在这些凭证上签名，有的甚至写“黄应秋收”，不仅与其出纳的身份相印证，也证实这些款均已收回，并由出纳黄应秋掌管。2、黄应秋单方制作补充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与本案无关，《库存清单》、《虎贝老酒厂盘点存货及资产评估》，陈高宗已经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无任何客观凭证为据，以单方随心所欲书写出的所谓“清单”、“评估”明显不能作证据使用。（三）黄应秋认为一审法院封存账册的会计凭据被篡改，重要的凭据均被毁灭、伪造，是缺乏事实依据。黄应秋上诉状中称原始凭证里本该有《目录》编号为1-15页“原浆酒入库和出库凭证”、原浆酒被更换成半成品酒及其在重审一审的法庭陈述中说：“合作前（酒）库存产值有三百多万，而入库单的原浆酒单据被销毁（会计用“半成品”来替代伪造，实际并没有半成品一说），但是208张的出库单能够说明我的原浆酒价值三百万”等不但毫无依据，反而是与其自己在诉讼中的其他陈述互相矛盾，不仅不能自圆其说，且处处反言。1、黄应秋在重审中用“原浆酒”这一原来诉讼中没有的概念来否定合伙时的半成品酒，与以往诉讼中的主张相反，在以往诉讼中其是承认以“半成品酒”折价入伙的，且“半成品酒”这个词也是出自上诉方的，最早在黄应秋的答辩状中就提到“半成品酒”，此后在开庭中也多次主张“半成品酒”，其中，原审一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13页第7行，回答法官关于黄应秋以什么出资的问话时，回答：“出具（资）老酒厂设备以及半成品老家（酒）”，这一回答，与会计记账记载的半成品酒折价180000元，酒厂设备（低值易耗品）折价12万元的项目是一致的。2、现黄应秋称，原浆酒是生产流程的核心材料，原浆酒与成品酒的灌装勾兑比例有国家标准，都仅是黄应秋自己所言，并无任何依据可以证实，这不仅与本案的多份证据及黄应秋自己的自认相矛盾，且与酒产品的生产常识相悖。“原浆酒”是指粮食通过曲发酵(?http:?/??/?baike.so.com?/?doc?/?3770660-3960969.html”t”_blank?)成酒，完全是不勾不兑的原始酒液，白酒才存在原浆酒的概念。黄酒的生产过程不存在勾兑“原浆酒”一说，从黄应秋原一审提供的其单方制作的一份《可行性研究研究》中记载的黄酒生产工艺流程也可见，黄酒的生产是通过发酵、压榨、澄清、煎酒、装坛即可成为成品酒，整个生产过程根本没有体现“原浆酒”及“勾兑原浆酒”，由此可见显然也不是黄应秋对酒产品不了解，是故意混淆事实的表现。3、黄应秋现主张说原浆酒在“合作前库存产值有三百多万（元）”，为证明该主张，一会儿说是208张的出库单能够证明，一会儿又说原浆酒的记录都被销毁了，找不到了。不但说法本身矛盾重重，而且与以往诉讼中的同类主张构成反言。原审一审开庭时，黄应秋尽其所能列举的项目，主张估价为270万元，可见其主张的所谓多项折价投资，估价也不过270万元，而现主张仅“原浆酒”一项就达高达300多万元，显然是反言。此外，黄应秋在原审一审第二次开庭笔录第2页自认其搬去67坛酒是酿造一、两年的酒。而陈高宗搬走的也是同类酒。可见合伙体停止经营时，库存的酒均是合伙经营后酿造的。这是在本案唯一记载库存酒年份的记录，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存在所谓价值300多万元的“原浆酒”。4、黄应秋没有证据证明其混乱的主张，只好推说会计张某“伪造”、“销毁”账册，账目不实等，然张某记账的特点，是每一阶段性账簿的开头都以由黄应秋签字确认的《现金结算单》，作为黄应秋对与《现金结算单》数据一致的记账认可的依据。事实上《现金结算单》的计算依据，即记账凭证都是交给黄应秋审阅，由黄应秋审核无误后在《现金结算单》上签字的。三、黄应秋多占合伙财产现金和实物价值共计2549540.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对合伙剩余财产权益的认定是正确的。该2549540.8元款由三个部分构成：1、酒厂合伙经营至2013年6月30日时，经结算现金余额为1671782.80元，由黄应秋占有。有黄应秋签字认可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现金结算单》及该账册所附2013年5月5日《收款收据》为据，《收款收据》记载黄应秋收取262270元货款的事实，该款扣除付出934018.91元和上期亏损16907.29元，黄应秋占有1671782.80元未交出。该两份证据与同本账册中的多份会计记账凭证互相印证，证据充分确实，不容否认。2、结算后三个月，即2013年的4月-6月，收入414058元扣除“其他收入1300元”，合计销售现金收入412758元，有相关记账凭证及黄应秋多次开庭时的自认等为据，不再赘述。3、合伙体终止记账之后，黄应秋擅自拉走的酒多占价值465000元，有公安机关询问黄应秋时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原一审两次开庭时黄应秋的自认等为据，对此部分只是分割比例上的争议，其余无争议。综上黄应秋共计占有合伙收入2549540.8元，按5：5比例分成，陈高宗应得1274770.4元。四、黄应秋关于合伙的债权债务未进行清算，账目不清晰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黄应秋关于合伙的债权债务未进行清算，账目不清晰的意见，不符合本案的实际，至少有以下理由依据：1、本案不论是黄应秋的主张，还是大量的事实证据看，主要争议在于分割比例，而非财产数量。本案争执的合伙财产，已经经过结算，双方确认。故本案争执的是已确认的财产的分割问题，不存在财产状况不清，需要清算的问题。2、本案经过多次庭审，从查明的事实看，合伙体并无对外债务，不存在需要清算还债的问题，且个人合伙经营者对外负的是连带责任，假设有对外债务，分割后亦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3、合伙体的性质是个人合伙，其组织形式是挂靠在春河公司以分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非据合伙企业法登记合伙企业，故也不适用合伙企业法关于清算的规定。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恳请驳回黄应秋的上诉主张，维持原判。陈高宗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2、黄应秋返还陈高宗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累积资产按50%比例分割后应得的资产127477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2月4日，黄应秋个人投资成立宁德市春河综合农业有限公司虎贝老酒厂，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黄应秋，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黄酒、果酒，2013年6月21日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黄应秋因虎贝老酒厂资金困难，向陈高宗借款，2011年1月4日，陈高宗通过转账汇款将30万元借给黄应秋。后双方协商合作虎贝老酒厂，陈高宗将30万元借款转为投资款，黄应秋将52075斤半成品酒估价18万元，其他设备作为低值易耗品估价12万元，共计30万元合伙经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虎贝老酒厂经营地点分别为虎贝乡人民会场和供销社仓库，黄应秋为酒厂负责人、出纳，陈高宗负责酒厂财务，张某为会计，王超为仓库管理员。截止2013年3月31日，合伙现金结存为1671782.8元，2013年4月至6月，合伙销售酒现金收入为412758元，截止2013年6月30日合伙现金余额共计2084540.8元。现金收入并未入酒厂账户，由黄应秋个人保管。双方经营酒厂过程中产生纠纷，2013年6月后，酒厂停止生产、销售。2014年1月17日，黄应秋搬走大坛酒67坛（每坛800斤）。2014年3月12日至15日期间，陈高宗搬走大坛酒9坛（每坛800斤）、小坛酒153坛（每坛50斤）。双方先后向宁德市公安局虎贝派出所报案。黄应秋搬走的酒比陈高宗搬走的酒多38750斤，按出库凭证体现的最低售价每斤12元计算，折合人民币465000元。虎贝老酒厂租赁的场地虎贝乡人民会场要拆掉建设公园，2014年12月，在虎贝乡旧厝村委会的协调下，原、被告对虎贝乡人民会场内剩余的酒坛等设备进行分配，黄应秋拉走剩余的设备，并支付陈高宗6万元，该款先由证人黄某垫付。双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陈高宗与黄应秋以口头方式订立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高宗提供会计账册及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双方合伙份额各为50%，黄应秋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合伙份额，陈高宗主张予以支持，认定双方合伙份额各占50%。现双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予以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剩余现金2084540.8元、存货465000元，合计2549540.8元，双方按各占50%的出资比例分割各得1274770.4元。酒厂的现金收入由黄应秋掌握，黄应秋应向陈高宗支付现金1274770.4元，对陈高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陈高宗与黄应秋之间的合伙关系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黄应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高宗现金人民币1274770.4元。案件受理费16273元，由黄应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1999年2月4日，黄应秋个人投资成立宁德市春河综合农业有限公司虎贝老酒厂，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黄应秋，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黄酒、果酒，2013年6月21日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黄应秋因虎贝老酒厂资金困难，向陈高宗借款，2011年1月4日，陈高宗通过转账汇款将30万元借给黄应秋。后双方协商合作虎贝老酒厂，陈高宗将30万元借款转为投资款。虎贝老酒厂经营地点分别为虎贝乡人民会场和供销社仓库，黄应秋为酒厂负责人、出纳，陈高宗负责酒厂财务，王超为仓库管理员。2013年6月后，酒厂停止生产、销售。2014年1月17日，黄应秋搬走大坛酒67坛（每坛800斤）。2014年3月12日至15日期间，陈高宗自认搬走大坛酒9坛（每坛800斤）、小坛酒153坛（每坛50斤）。双方先后向宁德市公安局虎贝派出所报案。2014年12月15日，在虎贝乡旧厝村委会出具一份《调解过程说明》。该《调解过程说明》载明，“2014年12月13日，位于我区的虎贝老酒厂（租赁场地位于虎贝乡人民会场）的两个股东陈高宗和黄应秋之间因合伙产生纠纷后，经我村干部黄某和乡干部共同协调清算，由黄应秋支付陈高宗6万元后拉走剩余的酒坛等设备，双方解除合伙关系…….”。黄应秋按约向陈高宗支付了6万元。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二审庭审中，陈高宗对其于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所拉走酒的价值为289024元没有异议，并认为其系按正常销售货物。对此，其提供《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三份和《建行存款凭单》一份用于证明将购货方向黄应秋支付货款。但上述凭证未能显示购货方，且汇款的金额也与上述金额不符，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由于陈高宗未能提供上述货物的最终去向，故应认定陈高宗在上述期间已分割财产为289024元。陈高宗自认2014年3月12日至15日期间搬走大坛酒9坛（每坛800斤）、小坛酒153坛（每坛50斤）。即使按陈高宗自行确认大、小坛酒每斤按12元计算，上述酒的价值至少在17万元以上。依据上述陈高宗搬走酒的价值，加上之后双方调解时黄应秋已支付的6万元，可以确认陈高宗已分割合伙财产至少在51万元以上。本院认为，本案虎贝乡旧厝村委会出具的《调解过程说明》载明，“黄应秋支付陈高宗6万元后拉走剩余的酒坛等设备，双方解除合伙关系”。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双方意思表示应为解除合伙关系的前提是黄应秋应向陈高宗支付6万元。该份证据是书证，其证明力高于张某、黄某等人证人证言。因此，双方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应以该《调解过程说明》载明的内容为准。现黄应秋已支付上述6万元，故可依据上述《调解过程说明》，认定双方的合伙关系于2014年12月13日已解除。陈高宗主张双方合伙投资比例各50%及分配120多万元合伙财产，主要依据是《会计账簿》、张某书写的《清单》载明双方股份各占50%以及张某、王超的证人证言。从《会计账簿》的内容看，双方在合伙时初始投资的总金额为60万元，但2013年3月31日《现金结算单》上显示盈余为1671782.8元，《明细分类账》、《出库凭证》上显示2013年4月25日至2013年6月17日期间售货收入412758元，合计2084540.8元。酿酒非暴利行业，双方仅在1年多的合伙期间，不可能产生如此高的利润。因此，上述《会计账簿》极为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惯例，无法如实反映双方合伙期间真实的财务状况，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陈高宗与证人张某系同乡关系，与王超系亲戚关系。上述二位证人与陈高宗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具有倾向性，且张某关于合伙期间账目情况的陈述与上述《会计账簿》记载内容是一致的，不具有合理性，故对上述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张某书写的《清单》未经合伙双方签字确认，其真实性亦无法确定，亦不予采信。另，从双方已分割财产的情况看，陈高宗在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31日和2014年3月12日至15日期间共搬走酒的价值至少在45万元以上，及之后黄应秋支付的6万元，总价值达51多万元，上述财产价值完全可以抵扣其在合伙期间正常经营情况下30万元投资成本和利润。双方在此基础上同意解除合伙关系，其实质是双方默认了之前的财产分割行为，即应认定合伙财产已清算。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陈高宗关于分配合伙财产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处理结果不当，应予改判。上诉人黄应秋上诉有理，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1140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陈高宗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6273元，由被上诉人陈高宗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二审调整的标准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庆兴审 判 员  关 萍代理审判员  刘为河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林美娟附注：义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履行义务，如未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本判决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