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9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澴川路特********。法定代表人：刘广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向前，湖北马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立志，湖北马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驰骋建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合力村黄金工业园/div>法定代表人：罗雄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坤，男，198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原审被告：王长法，男，195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原审第三人：武汉浩瀚博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劳四村****/div>法定代表人：吴有聪，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驰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骋公司）、原审被告王坤、王长法，原审第三人武汉浩瀚博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5民初8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期限依法扣除防疫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5民初825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驰骋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驰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未查清事实，导致判决错误。1、王坤伪造“湖北恒丰建设有限公司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部”印章（下称“62193项目部印章”）的事实，对本案审理结果具有重大影响。在公安机关已就王坤涉嫌伪造印章一案立案侦查且尚未审结的情况下，原审未采纳恒丰公司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致使案件事实不清而错误判决。2、恒丰公司从未授权他人私刻“62193项目部印章”，亦从未委托王坤签订案涉《武汉市建设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混凝土买卖合同》），且该合同及结算单上的“62193项目部印章”也不是恒丰公司合法有效的印章，其中“李某”的签名更不是其本人书写。因王坤以出具2017年11月16日《承诺函》的方式就其伪造印章签订合同的事实予以承认，在孝感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证实2017年11月16日《承诺函》系王坤所写之下，可证明王坤伪造印章及仿冒签名的事实客观存在。3、武汉赛世伟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世公司）2017年5月3日《钢材买卖合同》发生于本案2017年3月3日《混凝土买卖合同》之后，不能以恒丰公司未就赛世公司2017年5月3日《钢材买卖合同》中印章真伪提出异议，而推断恒丰公司认可王坤的身份及“62193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二、王坤的行为非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王坤不是恒丰公司的员工，不具有恒丰公司的股东资格，更不是涉案部队库房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在其未有恒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与恒丰公司毫无关联。故，王坤所签署的《混凝土买卖合同》，未经恒丰公司追认，对恒丰公司不发生任何效力。且实际施工人借用挂靠企业资质与发包方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才产生代理的法律后果，但在买卖关系中，实际施工人并不需要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恒丰公司的名义从事买卖活动。2、王坤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为李某，驰骋公司在签署合同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致使王坤假冒李某身份而使用虚假印章签订合同，不符合表见代理需善意且无过失的法律构成要件。三、原审程序违法。本案系经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该院在裁定书中明确指出“项目章是否为王坤伪造……系对判决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事实”。因此，基于公安机关未对王坤涉嫌伪造印章刑事案件审理终结之情形，原审程序违法。驰骋公司辩称：一、“62193项目部印章”确系恒丰公司所有。在赛世公司诉恒丰公司钢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恒丰公司对该枚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及王坤的身份均未提出异议，且该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裁定驳回了恒丰公司的再审申请。据此，恒丰公司在经营期间使用案涉项目部印章的事实依法可以确认，并依生效的法律文书，即可证实“62193项目部印章”系恒丰公司所有，且王坤的行为属职务行为。现恒丰公司在另案中认可该枚印章，现又于本案中主张该枚印章系他人私刻的行为，不仅自相矛盾，且其目的是为逃避民事责任的承担。二、王坤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涉案工程由恒丰公司承建。虽然该公司主张已将工程转包给博盛公司，并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但依现有的证据及王坤、博盛公司的陈述，该份《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未能实际履行。且王坤与其嫂嫂吴有聪均是项目投资人，恒丰公司向吴有聪支付的款项系其内部行为，与本案无关。因此，结合恒丰公司在上诉状中否认王坤系实际施工人的内容，案涉工程应为恒丰公司自建。王坤签订及履行合同的行为代表恒丰公司，属职务行为。况且，即使本案工程存在实际施工人，王坤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驰骋公司在签订合同前已实际考察了项目的承包方为恒丰公司后，由建设方选定作为该项目商品混凝土的供应商。合同签订后，驰骋公司依约将混凝土直接送至恒丰公司项目部，以确保货物的安全使用。在恒丰公司违法转包工程给王坤的行为已超出驰骋公司善意审查义务之范围的情形下，驰骋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坤代表恒丰公司。据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坤、王长法未答辩。博盛公司未陈述意见。驰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丰公司支付混凝土货款1824650元。2、判令恒丰公司支付截止2017年12月6日的违约金306500元，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王坤、王长法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恒丰公司、王坤、王长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事实和理由：恒丰公司因承建中国人民解放军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于2017年3月3日与驰骋公司签订并履行《混凝土买卖合同》。截至2017年12月6日，恒丰公司欠驰骋公司货款1824650元。王坤、王长法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所欠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丰公司与博盛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证实双方系挂靠关系。王坤将盖有项目部印章并有恒丰公司项目经理李某签名的《混凝土买卖合同》给驰骋公司签署，驰骋公司没有义务审核项目印章的真伪及授权代理人的身份，且施工现场有恒丰公司承建中国人民解放军62193部队库房工程的门牌，驰骋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坤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恒丰公司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5日，恒丰公司承建中国人民解放军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同年3月3日，恒丰公司（甲方）与驰骋公司（乙方）签订《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预订商品混凝土总数量约6800立方米，预计总金额约人民币240万元。合同第五条约定支付方式：“1.每月需支付所供砼款的60%；2.余款在乙方商砼供应完毕后一个月内付清（最迟在2017年8月1日前付清）”。第六条违约责任第6项约定：“甲方未按合同的规定向乙方足额支付购货款，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每延迟一天支付总货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甲方签章处加盖有“62193项目部印章”，委托代表人:李某，王坤签名，（电话）17771419777。合同签订后，驰骋公司按约供应了商品混凝土。后王坤、吴有聪、张亚平等分别支付货款共计637200元。2017年9月13日，恒丰公司（甲方）与驰骋公司（乙方）、王长法（丙方）、王坤（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确认截至2017年9月12日，甲方尚欠乙方到期货款1735375元。第一条“甲方承诺于2017年9月28日前支付完所剩余款项（含2017年9月12日以后所发生的货款）”；第二条“如甲方未及时足额履行上述给付义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支付上述全部款项，同时甲方同意按照双方之间《混凝土买卖合同》中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第三条“若因甲方未依约付款等原因导致诉讼，甲方除按上述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外，还同意承担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中的141200元”；第四条“丙方自愿对甲方应付给乙方的上述所有款项（含货款及可能产生的第二、三项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所有货款到期两年内”。协议甲方落款处加盖了“62193项目部印章”，代表人处由王坤签名。2017年10月6日，驰骋公司向案涉工程项目运送商品混凝土953.5立方米，金额为339275元。2017年10月8日，李某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结算单落款处盖有“62193项目部印章”，并由王坤签名。2017年11月6日，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接受驰骋公司委托向恒丰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截止发函之日，我委托人共向贵公司该项目供应混凝土总货款为2461850元，贵公司仅支付637200元，尚欠我委托人货款1824650元。请贵公司在收到本律师函后五日之内与本律师或我委托人联系，将拖欠的货款付清。一审另查明，2017年4月5日，恒丰公司（甲方）与博盛公司（乙方）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工程名称为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工程承包范围及内容：施工图纸和投标清单的所有内容。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约定工程承包方式：“本项目对工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成本、利润等全过程实行自负盈亏的风险包干承包方式，乙方按竣工结算总价款的1.5%承担管理费”。恒丰公司认可在施工现场挂有恒丰公司承建该工程的门牌，且施工现场由其公司项目经理李某负责，工程款由恒丰公司与62193部队结算，再由恒丰公司向博盛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庭审中，恒丰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其系案涉工程项目的乙方负责人，从未见过案涉混凝土买卖合同，亦无人告知其签约与结算事宜，合同及结算单上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其未见过或刻过项目部印章。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是现场实际负责人王坤，因工程是以恒丰公司名义承接，故作为恒丰公司项目经理在工程开工、检查和有安全问题的关键节点去过工地现场。诉讼中，恒丰公司提交2017年11月16日出具的《承诺函》一份，内容为“鉴于王坤伪造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部公章事实，王坤就该伪造公章及签约事件后续处理承诺如下：1.王坤于2017年伪造了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部公章，并以此公章于2017年3月3日与驰骋公司签订了《混凝土买卖合同》，2017年5月3日与赛世公司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2.王坤和吴有聪对第1条全部债务和按第4条、第6条约定产生的补偿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王坤和吴有聪同意因使用伪造公章及擅自对外签署合同的事宜，向恒丰公司支付补偿金_万元，造成恒丰公司账户查封的，按照查封金额1‰/日向恒丰公司支付违约金”。……承诺人落款处有“王坤”的签名捺印。恒丰公司另提交孝感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I2月26日出具的（孝）公（司）鉴（文）字【2018】41号《鉴定文书》：证明2017年11月16日出具的《承诺函》中王坤的签名与孝感市公安局孝南分局提供的《传唤证》、《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保证书》中王坤的签名系同一人所书写。恒丰公司拟以该《承诺函》和《鉴定文书》共同证明王坤承认伪造与驰骋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及结算单上使用的项目部印章并假冒恒丰公司项目经理李某签名，驰骋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合理注意义务。驰骋公司对该承诺函不予认可，认为王坤系博盛公司监事，其自认行为没有效力，承诺函所载内容反倒证明恒丰公司用同一枚印章与驰骋公司及赛世公司均签订了合同。恒丰公司在与赛世公司钢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对王坤多次签字和项目印章真伪均未提出异议，说明其认可王坤为公司代表的身份和印章真实性。诉讼中，经驰骋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调取了（2017）鄂0111民初8296号赛世公司诉恒丰公司钢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材料，该案所涉《钢材买卖合同》中抬头、手写内容、落款处均盖有“62193项目部印章”，吴有聪在落款乙方代表签字处签名，王坤在丙方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并在送货单的购货单位代表签字处签名。恒丰公司在该案庭审质证时对《钢材买卖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未对印章的真伪和王坤的身份提出异议。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11民初8296号民事判决，判决由恒丰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拖欠货款及违约金。恒丰公司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2018）鄂01民终41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恒丰公司仍不服判决，并提出申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鄂民申604号民事裁定驳回恒丰公司再审申请，原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12月16日，驰骋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一审法院作出（2017）鄂0115财保167号民事裁定，冻结恒丰公司银行存款213万元，于2017年12月21日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槐荫支行冻结了恒丰公司银行存款1659121.43元。2018年11月21日，驰骋公司申请延长财产保全期限。一审法院于2018年I2月15日作出（2018）鄂0115民初8252号民事裁定，续行上述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62193项目部印章”是否系王坤伪造、王坤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而对恒丰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问题。恒丰公司辩称项目部印章系王坤伪造，恒丰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但其提出的证据仅证明王坤于2017年11月16日出具的《承诺函》中王坤的签名与孝感市公安局孝南分局提供的《传唤证》、《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保证书》中王坤的签名系同一人所书写，不足以证明其辩称项目部印章系王坤伪造的事实，王坤亦否认印章系其伪造。同时，恒丰公司也无证据证明驰骋公司知晓王坤伪造项目部印章而仍与其签订合同的事实。关于王坤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而对恒丰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问题。双方签订的《混凝土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上均有王坤予以签名，且有恒丰公司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部经理的签名，亦加盖该项目部印章。王坤虽然未有恒丰公司的委托，但其在签订并履行上述买卖合同中的行为使相对人驰骋公司相信其具有代理权，形成合理的信赖。同时，王坤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其有恒丰公司委托代为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等事实。驰骋公司也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并不知道王坤在本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没有代理权，驰骋公司具有善意且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王坤以“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部”名义与驰骋公司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关合同义务应由恒丰公司承担。恒丰公司与博盛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属另一法律关系。对恒丰公司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合同及结算单、付款情况，恒丰公司尚欠驰骋公司货款1824650元，应予清偿。关于逾期付款责任，驰骋公司主张恒丰公司支付截止2017年12月6日违约金306500元,并按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因《补充协议》约定付款期限为2017年9月28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之规定，违约金应自2017年9月28日起算，故对驰骋公司主张自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之日起算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王坤、王长法自愿签订《补充协议》为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王坤、王长法应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驰骋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恒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驰骋公司清偿货款1824650元。二、恒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驰骋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上述第一项确定的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7年9月28日起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三、王坤、王长法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驰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698元，减半收取23849元，保全费5000元，由恒丰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恒丰公司向本院提交合计八份吴有聪与苏丕华、舒胜红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并在申请对案涉2017年3月3日《混凝土买卖合同》及（2017）鄂0111民初8296号案件中2017年5月3日《钢材买卖合同书》上所加盖“62193项目部印章”的同一性及本案所涉结算单中“李某”签名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后，提供用于鉴定的比对样本包括：1、《开工报告》；2、《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3、李某的《情况说明》及《证明》；4、《股东会决议》三份；5、两份2017年5月30日《钢材买卖合同书》。驰骋公司提交的鉴定资料为2017年4月27、30日《吊车租赁合同》。经质证，恒丰公司认可驰骋公司所提交2017年4月27、30日《吊车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并同意以该两份合同中存有的“62193项目部印章”作为印章比对的鉴定样本。驰骋公司除认可恒丰公司将两份2017年5月30日《钢材买卖合同书》中的“62193项目部印章”作为印章比对样本外，对恒丰公司用于鉴定的其他资料均不予认可，认为《开工报告》《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所涉工程不是案涉工程，亦未存有“62193项目部印章”盖印的事实，无法作为印章比对的样本，且该部分资料中也无法印证李某签名的真伪，更不能以李某的单方自述将该部分资料作为鉴定比对的样本。据此，本院要求恒丰公司提交其在案涉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中使用项目印章的资料作为鉴定材料，然恒丰公司以其没有雕刻过该枚工程项目印章为由，至今未予提交。同时，驰骋公司认为八份银行凭证系恒丰公司与他方间的交易情况，与本案无关。依当事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为，1、对于恒丰公司所提交的八份银行凭证，因已在一审审理中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且与双方二审争议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审查。2、对于恒丰公司所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因结合其于（2017）鄂0111民初8296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认可2017年5月3日《钢材买卖合同书》中所加盖“62193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且于本案审理期间同意驰骋公司以2017年4月27、30日《吊车租赁合同》中所存有的“62193项目部印章”作为鉴定样本，并认可该枚印章真实性的情形，实质表明恒丰公司在其经营期间存在使用“62193项目部印章”与他方签署合同的事实。同时，依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鄂0103民初5210号民事判决和（2019）鄂01民终9198号民事判决中，就武汉市江汉区朋顺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鹏顺经营部）与恒丰公司、王坤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事实的认定，可知恒丰公司不仅以“62193项目部印章”与鹏顺经营部签订了《购销合同》，更以出具工程施工文件及工程款支付申报文件的方式，将该枚印章大量用于其承接的案涉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中，该事实也足以表明恒丰公司明知或应当知晓该枚印章的存在和使用情况，并实际以使用该枚印章的行为从其承接的工程中获利。因此，恒丰公司放任印章管理且默视印章使用的情形，不能以他人篆刻项目部印章之行为表象来否定。由于案涉结算单中除存有“李某”的签名外，均加盖了“62193项目部印章”，故，“李某”签名的真伪对恒丰公司行为的认定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据此，就恒丰公司申请印章的鉴定及“李某”签名真伪的鉴定，本院均不予支持。二审审理查明，驰骋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恒丰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的异议内容为，1、2017年3月3日《混凝土买卖合同》及同年9月13日《补充协议》中所加盖的“62193项目部印章”虚假。2、2017年10月8日结算单中“李某”的签名不真实。据此，经审核证据后，因一审法院依客观证据呈现内容所表述的事实部分，未有失真。恒丰公司对该部分内容的质疑，实质旨在表明对事件性质的自我评判，该评论性意见不符合法律事实描述的行文规则。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恒丰公司因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就鹏顺经营部诉其与王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所作出的（2018）鄂0103民初5210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后，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以（2019）鄂01民终9198号民事判决载明：为证实案件事实，鹏顺经营部提交的证据表明，2017年7月16日《购销合同》上加盖了恒丰公司项目部的印章，且恒丰公司项目部向建设单位62193部队提交的《地基验槽记录》《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工作联系单》《工程款支付报审表》等材料中，均盖有恒丰公司项目部印章。在62193部队新建库房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恒丰公司以加盖公司印章的方式出具《收据》，表明收到62193部队工程进度款80395.87元，并作为施工单位出具《监理例会签到表》《专家论证会议签到表》载明，参会人员熊俊、林翔是恒丰公司员工等。依恒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如何认定恒丰公司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中，王坤虽以《承诺函》承认其伪造了恒丰公司项目部印章，但其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与本案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各不相同，其归责原则也不可等同视之，两种不同法律事实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分别予以处理，并不能一概以“先刑后民”的司法理念而中止本案诉讼。故，恒丰公司要求中止本案审理及原审程序违法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恒丰公司系案涉中国人民解放军62193部队新建库房项目的承建方，其在实施工程建设中，大量使用“62193项目部印章”向案涉工程的发包单位、监理单位出具施工文件，并为购买建筑材料或租用建筑设备多次以“62193项目部印章”与他方签署买卖合同或设备租赁合同，且从其承接的工程中获利。因而，该枚印章应可代表恒丰公司的真实意愿，否则，其无法解释趋势认知与自我行为间悖于常理的矛盾，更不能以自利性观点就合同印章的真实进行选择性确认。据此，纵观案涉《混凝土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恒丰公司均以在合同、结算单中加盖“62193项目部印章”的行为，足以使得驰骋公司有理由相信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其与恒丰公司之间。因而，无论是李某在结算单中的签名是否真实，又或是恒丰公司是否向王坤、林翔等人出具过书面委托，依据“62193项目部印章”所代表恒丰公司权利的外观表征，驰骋公司基于合理的信赖程度，亦有充分地理由相信该等合同或资料的签名者具有恒丰公司的代理权。由于合同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规则和债法制度的基石。在当事双方无特别约定或无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任何一方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强制要求缔约相对方履行非合同义务，并擅自为相对方设定合同之外的权利义务。因此，就恒丰公司与博盛公司间通过签署2017年4月5日《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转包案涉工程的行为而言，因该行为发生于恒丰公司与博盛公司之间，系他方合同权利义务的审查范围，不属于驰骋公司应当审慎本案当事双方之间交易的合理注意事项，在案涉《混凝土买卖合同》的签约时间2017年3月3日早于恒丰公司转包工程时间2017年4月5日之情形下，恒丰公司更不能以事件发展中的部分表象来否认其先前对事物性质的既定认知，从而达到逃避合同义务承担之目的。故，恒丰公司上诉观点，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49元，由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林宏文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