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11670号原告：兴化市亿超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法定代表人：王日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壁，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江苏沃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毛锦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良，江苏立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明，江苏立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唐文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雨，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傲索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原告兴化市亿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化亿超公司)与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倍公司)、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鸶公司)、第三人上海傲索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索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傲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组成了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傲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化亿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科倍公司、翱鸶公司对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债务(拖欠原告的加工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人民币120万元，并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2018年4月1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请为：被告科倍公司、翱鸶公司对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债务(拖欠原告的加工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人民币115万元，并以1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事实与理由：2017年至12月11日至2018年9月，原告兴化亿超公司与第三人傲索公司共签订了六十几份服装加工合同,由原告为第三人加工各类服装，因第三人拖欠原告加工费引发诉讼。2018年10月15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山法院)作出(2018)沪0116民初9915号(以下简称9915号)民事调解书，第三人未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第三人无财产，金山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调解书中确定第三人应当向原告支付120万元加工费，鉴于被告翱鸶公司已经履行部分义务，故变更诉请金额。因两被告与第三人表面上看是彼此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实际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资产混同、财务混同从而构成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关联公司人格的“横向混同”，这些公司实质上为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根据上述规定，两被告应当对第三人与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自身诉讼权利，原告特诉至法院，望能判如所请。被告科倍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被告科倍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被告科倍公司财产及账户均独立与第三人，且与第三人的股东、董事等无关联性，与第三人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诉请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对原告诉状中陈述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服装加工及诉讼事实无异议，对人格混同事实不确认。被告翱鸶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被告翱鸶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任何的合同往来，没有业务关系，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有业务关系，相关钱款已付清。原告要求被告翱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在人员、财务、股权结构及企业的经营范围方面均不同，无证据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人格混同，故不同意原告诉请。对原告诉状中陈述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服装加工及诉讼事实无异议，对人格混同事实不确认。第三人傲索公司未做陈述，亦未对本案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审理中，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兴化亿超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加工合同、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委外采购合同等一组，证明原告虽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但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与原告商谈业务的均为被告科倍公司或者翱鸶公司员工，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的抬头都是被告翱鸶公司。证据2，快递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名片等一组，证明在加工合同中与原告联系的人员，均为被告科倍公司或翱鸶公司人员，两被告与第三人人员、业务、财务混同。快递单是原告发货的快递单，收货地址都是被告科倍公司的地址，该发货地址是两被告指定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原告股东(周玉壁)与被告科倍公司的女装部经理(傅丹丹)的记录，说明原告向被告科倍公司催要货款，傅丹丹称老王(王显丽：名片显示是被告翱鸶公司副总裁)说“每天出5w，每月给20w，问原告能否撤诉”，指的就是金山法院9915号案件；催款电子邮件，是原告公司股东周玉壁以扬州亿超公司的名义，给傅丹丹(被告科倍公司员工)和龚异优(被告科倍公司员工)发的催款函件；原告业务员(李艳)与傅丹丹、龚异优、李勇、朱峰善、李娅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两被告员工对接业务以及催款的事实。以上人员身份详见之后的邮件证据。原告股东(周玉壁)与被告科倍公司的Jenny(中文名：陈一娜)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被告科倍公司发生业务之前的联络经过。被告科倍公司员工龚异优要求原告排订单进去，唐志刚是被告科倍公司的仓库负责人，具体是谁的员工原告不清楚，但货都是他收的。邮件是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洽谈业务的过程；原告股东(周玉壁)与被告翱鸶公司的王显丽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电子邮件，证明催款经过。随后的几份电子邮件，可证明虽然服装加工合同是第三人盖的章，但业务经过中所有联系人都是被告科倍公司或被告翱鸶公司的员工；名片，证明王显丽是被告翱鸶公司的员工。证据3，银行支付凭证，在金山法院9915号案件诉讼中，被告翱鸶公司向原告支付5万元，备注为货款，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存在财务混同。证据4，工商登记材料、年度报告一组，证明两被告与第三人为关联公司，第三人为空壳公司，无人、财、物，两被告与第三人人格混同。被告翱鸶公司2017年度报告显示出资人有毛锦泉，被告科倍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主要人员是毛锦泉，所以证明两被告具有相同人员。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唯一股东是上海爱索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索公司)。证据5，民事判决书两份，即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0381民初2090号(以下简称新沂法院2090号)及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522民初7084号(以下简称长兴法院7084号)，证明两被告与第三人为关联公司，且人格混同。新沂法院2090号判决显示，该案中两被告与爱索公司均委托被告科倍公司的员工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且该案中被告科倍公司自认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唯一股东即爱索公司与科倍公司系关联公司。此外，该案中，除科倍公司外，包含翱鸶公司、爱索公司在内的其余被告作出的“被告科倍上海公司无抽逃出资的行为，所以我们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辩称，意味着如果科倍公司有抽逃出资的行为，那么其他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就要承担连带责任。长兴法院7084号判决显示，被告翱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毛锦泉，代理人是张丽萍，而张丽萍也是金山法院9915号案件中第三人傲索公司的代理人，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人员混同。此外，该判决书辩称部分和判决主文都能反映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是关联公司。证据6，金山法院9915号案件庭审笔录、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2018)沪0118执3622号执行裁定书各1份，证明本案中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本案中证据1在金山法院9915号案件中已提交，同时证明两被告人员混同以及第三人拖欠加工费的事实。执行裁定书还可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调解书经执行未果。证据7，面料放行单，面料检验报告、检验单、快递单、发货单一组，证明在加工合同履行中，被告科倍公司检验面料合格后发送原告加工，被告翱鸶公司出具的中期验货报告，且加工合同项下有关的合同、发票、样衣都是寄送给被告科倍公司。发货单打印件是被告翱鸶公司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的，还要求原告垫付花边费和染色费，一并计入加工费用中。证据8，扬州亿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亿超公司)工商查询信息、刘玉芳与周玉壁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共同证明扬州亿超公司和原告兴化亿超公司是关联公司。审理中，原被告一致同意从上述原告与第三人交易中随机抽样14份合同，按照合同号重新编排合同项下的邮件、装箱单、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工艺单、发票等材料，并同意以抽取的14份合同项下材料为准判断两被告是否参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加工合同经过。被告科倍公司对原告提出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加工合同系原告与第三人形成，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若为真实，则能证明与原告签订合同、支付款项的均为第三人。科倍公司与第三人之间财务独立，不存在财务、业务上的混同；装箱单、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装箱单为原告单方制作的格式文本，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被告科倍公司未签字确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关于快递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科倍公司未收到过该快递，原告应提供快递单原件和签收记录，方能证明快递行为的发生。即使提供快递单的签收凭证，也无法证明其邮寄内容，同时快递单显示的收件人并非被告科倍公司员工。对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电子邮件证据不符合提交电子证据的提交规则，且邮件内容无法证明邮件的收、发方的真实身份，从邮件内容及人员上看无法体现与被告科倍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邮件显示发件人是扬州亿超公司人员，与原告应属于不同主体，不认可关联性。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能反映本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科倍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因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名片，王显丽并非被告科倍公司员工，故不认可真实性。证据3，该支付行为发生在被告翱鸶公司与原告之间，与被告科倍公司无关。证据4-6，真实性认可，仅能证明毛锦泉对被告翱鸶公司有过出资行为，两被告均是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两公司的财产及账户均相互独立，不能证明两被告人员混同。从判决书中委托人员为同一人员推断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关联公司，没有依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6中，若金山法院的证据目录已经涵盖了本案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执行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7，面料放行单、面料检验报告均无被告科倍公司员工签字或盖章，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南通德胜纺织品有限公司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是第三人，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业务往来，与被告科倍公司无关。对检验单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没有被告科倍公司人员的签字确认。对快递单，不确认原告所述其将合同、样衣、发票邮寄给被告科倍公司的事实，且快递单并无相应签收记录，无法证明其是否有过邮寄行为、邮寄内容为何物，因此不确认原告的证明目的。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翱鸶公司之间存在钱款往来。对发货单，真实性无法确认，业务是否发生无法确认。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不同意原告证明目的。仅能证明周玉壁与刘玉芳存在婚姻关系，刘玉芳是扬州亿超公司的监事，无法证明扬州亿超公司和原告兴化亿超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被告翱鸶公司对原告提出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加工合同，系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与被告翱鸶公司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系委托加工或委托采购货物的关系，无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人员、业务的混同。证据2，对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符合电子证据规则的法定形式要件，即使电子邮件是真实的，与本案无关，根据原告提供的电子邮件显示，收件人落款处均为“扬州亿超服饰有限公司”，与本案原告非同一公司。对快递单、名片，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快递单真实合法，由于相关货物系被告翱鸶公司委托第三人加工或采购的，所以第三人指定原告将货物直接发送至仓库，符合服装业的交易规则，并不能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混同。对证据1，2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仅能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代第三人支付过相应款项，无法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混同的事实。证据4-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两被告与第三人各自依法成立，股东投资人不同，各自经营范围不同，对外应依法以各自财产对各自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证据6中，若金山法院的证据目录已经涵盖了本案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执行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可能存在库存、债权等，不能因无房产车辆来认定第三人无财产。证据7，对快递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相关货物系被告翱鸶公司向第三人委托加工或委托采购的，故第三人指定原告将货物直接发送至仓库，符合服装业的交易规则，并不能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混同。证据8，意见同被告科倍公司。为证明其意见，被告翱鸶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档案机读材料一组，证明被告翱鸶公司股东系上海英莱服饰有限公司和唐文忠，被告科倍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为COBESTHONGKONGCO.LTD，第三人傲索公司股东系爱索公司。两被告与第三人股东及股权结构完全不同，不存在混同。证据2，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傲索公司签订的委外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发票一组，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被告翱鸶公司已全额付款，傲索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发票。证据3，被告翱鸶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委外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发票一组，证明被告翱鸶公司与其他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证据4，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周明华、唐志刚为被告上海翱鸶公司外聘仓管与质检人员。原告对被告翱鸶公司提出的上述证据认为：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4，无异议。被告科倍公司对被告翱鸶公司提出的上述证据认为：证据1、4，无异议；证据2、3，真实性不确认，不清楚。本院出示两组证据：1.毛锦泉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1份、两被告与第三人的企业报告各1份；2.涉及两被告及第三人的民事判决书及相关委托手续、证据等材料一组。原告对法院依法调取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被告科倍公司、翱鸶公司均对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予以认可，但认为裁判文书中涉及的员工代理人不是加工业务经办人，是诉讼业务的人员，无法证明公司之间的混同。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两被告均以其非合同及业务相对人，无法确认真实性，又表明若与金山法院案件中证据一致，予以认可。因第三人作为涉案加工合同的相对方在本案中未发表质证意见，但其在金山法院案件审理中对上述证据并无异议，且被告科倍公司的员工张丽萍代表第三人应诉时亦已收到上述材料，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短信，未经公证，且未能当庭演示，且两被告不予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快递单，因其显示收件人为唐志刚，被告翱鸶公司确认其为公司员工，收件地址均为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快递单、电子邮件，与证据1中加工业务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名片，因科倍公司认可季权、翱鸶公司认可王显丽为各自公司员工，对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据4,5,6,8，被告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据7，面料放行单，面料检验报告、检验单、发货单、与证据1中原告与第三人加工业务相印证，且被告翱鸶公司认可快递单真实性，本院认可其真实性。对被告翱鸶公司提供的证据1，原告与被告科倍公司均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被告翱鸶公司与傲索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经过，第三人未到庭陈述意见，视为放弃其质证权利，原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亦认可其真实性。证据3，被告翱鸶公司与案外人之间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可。证据4，原告及被告科倍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出示的两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上述的举证、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情况，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一、与当事人身份信息有关的事实扬州亿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杰，股东为刘杰(持股比例43.65%)、刘玉芳(持股比例56.35%)。兴化市亿超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日进，股东为王日进(持股比例50%)、周玉壁(持股比例50%)。刘玉芳与周玉壁为夫妻关系。截止2020年1月16日，案外人毛锦泉共对外投资16家企业、担任52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中名称大多含有“科倍”、“翱鸶”等内容。被告科倍公司于2003年6月3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毛锦泉，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服装、服饰制品及其原辅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毛锦泉另担任被告科倍公司浦东第一分店、宁波万达店、沈阳分公司等诸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扬子江国际企业广场**楼。企业的电子邮箱后缀为@co-best.com。网站域名查询信息显示，www.asobio.com以及www.co-best.com均为被告科倍公司官方网站。另网络查询“ASOBIO”品牌信息可知，该品牌的所属企业为被告科倍公司。被告科倍公司的股东为港资企业COBESTHONGKONGCO.LTD，出资比例100%。被告翱鸶公司于2009年11月19日设立，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唐文忠，毛锦泉曾任翱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截止2020年3月21日，其尚任翱鸶公司天津分公司、翱鸶公司苏州港龙城分公司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王显丽现任翱鸶公司无锡第二分公司、常州分公司、金华分公司等多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翱鸶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服装服饰及辅料、针织纺品、伞具、金属制品、金银饰品、工艺品、钟表、文教用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妆品、洗涤用品、日用百货、园林绿化、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并持有“傲鸶”、“ASOBIO”等商标。企业对外联系的电子邮箱为hyqi@co-best.com。被告翱鸶公司的股东现为：上海英莱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莱公司，出资比例99%)、唐文忠(出资比例1%)。而毛锦泉曾为被告翱鸶公司股东并出资50万元，后转让出资，最终由唐文忠担任被告翱鸶公司个人股东。英莱公司的绝对控股权未变动，其股东为毛锦泉(出资比例80%)、朱伟琴(出资比例20%)。经计算，毛锦泉通过英莱公司间接持有被告翱鸶公司79.20%的股权。被告翱鸶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为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XXX号扬子江国际企业广场8号楼，与被告科倍公司一致。第三人傲索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舒明达，经营范围为服装服饰及面辅料、针织纺品、鞋帽、皮革制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五金交电、化妆品、建筑装潢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厨房用品、卫生洁具批发、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其股东为爱索公司(出资比例100%)。而爱索公司的全资股东为港资企业ASOBIOINTERNATIONALCOMPANYLINITED，中文名：翱鸶国际有限公司。2020年1月10日，即本案审理期间，该公司在香港解散。二、与原告和第三人业务、诉讼经过有关的事实2017年12月至2018年9月期间，原告(承揽方)与第三人(定作方)签订多份加工合同和委外采购合同，由原告为第三人傲索公司加工各类服装。内容包括合同标的、原材料提供办法、规格、质量及数量、承揽方式、技术资料、图纸提供办法及保密条款、产品验收方法及异议处理、包装要求、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结算方式、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以及纠纷解决等。其中，合同标的一栏对物料号、款式、款号、色号、总数、单价、总金额等作出了约定；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一栏，载明原告应按照第三人的指示将产品包装、封箱，后运送至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镇北青公路XXX号，联系人为唐志刚；原告凭装箱单、末期报告及结算清单交付第三人作为付款依据，第三人在收到上述资料和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60日内付款。原告提供的涉案外发加工货物放行单载明，该放行单为被告翱鸶公司的格式文本。抬头印刷有“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ASOBIO”等字样，放行单中部载明了客户、货期、加工单位、货品描述、物料号、款号、数量、箱号等空白内容，以待填写。落款上方记载：“请加工单位核对上述数量正确后送至我司，等翱鸶指定仓库核对数量签字后，凭此单到我司结算”。该内容下方仓检处有“翱鸶QA签字日期”等内容。纵观原告诸多放行单，可发现，客户一栏均人工填写为“ASOBIO”、加工单位均填写为“兴化亿超”，仓检签字均为“周明华”。其他内容则根据不同的合同填写。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履行了加工义务，并交付了定做产品。原告提供的百世快运快递单显示，寄件公司为“亿超”或“扬州亿超”，寄件人：“李艳”，收件公司“科倍”或“科倍物流”，收件人“唐志刚”，地，地址“上海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丰生工贸园区**仓”>就上述业务，原告员工周玉壁和原告的关联公司扬州亿超公司员工李艳等人曾分别与两被告的工作人员沟通报价、加工工艺、发货、数量清点、催款等问题。如：2017年10月27日，陈一娜(邮箱地址yinachen@asobio.com)与原告员工周玉壁(邮箱地址yichao4880@126.com)沟通报价事宜；2018年1月9日，陈一娜与原告员工李艳(邮箱地址liyan_yichao@126.com)沟通加工皮裤的修改意见；2018年3月27日，朱峰善(邮箱地址xfzhu@co_best.com)与李艳沟通入库数量问题；2018年3月29日，傅丹丹(邮箱地址fudna@asobio.com)与李艳、朱峰善等人沟通尾期验货问题；2018年4月2日，李艳与赵文静(邮件地址jane.zhao@co_best.com)沟通裁剪数溢装的问题；2018年4月17日、5月23日，龚异优(邮箱地址susiegong@co-best.com)与李艳沟通加工工艺问题；2018年4月26日，龚异优向潘美丽(邮箱地址mlpan@co_best.com)发送发料通知的邮件，该邮件抄送李艳等人；2018年5月14日，李娅(邮箱地址liya@asobio.com)与傅丹丹沟通产品质量问题，邮件同时抄送李艳等人；2018年5月23日，龚异优向周玉壁和李艳发送邮件，要求其对附件的合同进行盖章并退回，并沟通了其他款式的服装事宜；2018年7月26日，周玉壁向傅丹丹、龚异优发送催款邮件，要求其二人商量一下出具拖欠的加工费的还款计划；2018年7月27日，朱峰善发送电子邮件给周玉碧、李艳，要求二人就已出货的货物尽快开票；2018年8月7日，周玉壁向王显丽(邮箱地址xlwang@co_best.com)发送电子邮件沟通拖欠加工费一事，并称对方的法务收到律师函后已主动与原告的周斌律师取得了联系，要求其关心一下付款事宜。上述电子邮件的落款签名显示：傅丹丹、赵文静为被告翱鸶公司的女装产品部工作人员，公司地址上海市，公司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扬子江国际企业广场**楼w.co-best.com，品牌网站www.asobio.com；龚异优、朱峰善则为被告科倍公司员工，地址亦为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扬子江国际企业广场**楼，公司官网：www.co-best.com，品牌网站www.asobio.com。原告提供的名片显示，王显丽为被告翱鸶公司副总裁，公司网址是www.asobio.com。季权为被告科倍公司生管部经理，公司网址www.co-best.com。审理中，被告科倍公司确认，在涉案加工业务中与原告有过业务接触的龚异优、傅丹丹、季权为其公司员工。被告翱鸶公司则确认王显丽、周明华、唐志刚为其员工，周明华为质检员，唐志刚为收货人员。上述加工业务，实际产生加工费1,626,330.82元，第三人支付323,854.27元后剩余款项迟迟未付，原告遂起诉至金山法院。金山法院于2018年9月3日以9915号案件立案，2018年9月25日的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表示，第三人在立案后支付了5万元，拖欠的加工费金额为1,252,413.05元。为此，原告出示了已付款明细、发票明细、电子邮件、律师函、发票、合同、放行单等证据，第三人未到庭参加该次庭审。2018年10月8日，第三人委托被告科倍公司员工张丽萍到庭参加诉讼，并称张丽萍系第三人员工。该案审理中，张丽萍代表第三人和原告达成调解协议，确认第三人尚欠原告加工费1,252,413.05元，该款第三人应分批支付给原告，其中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52,413.05元、10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11月30日前支付15万元、12月30日前支付15万元、2019年1月至5月底前，每月分别支付20万元、15万元、15万元、15万元、15万元。若第三人未按期支付任意一期款项的，未支付款项立即到期，原告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一并申请执行，且第三人需支付自2018年4月1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261元，由第三人负担，并于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给原告。金山法院据此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调解书，确认上述调解协议。在双方调解之前的2018年9月29日，被告翱鸶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3万元、22,413.05元。2018年10月31日，被告翱鸶公司再向原告支付5万元，并备注为货款。因第三人傲索公司未支付剩余的款项，原告于2018年11月2日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3月11日，金山法院作出(2018)沪0116执3622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三、与被告翱鸶公司和第三人业务有关的事实本案中，被告翱鸶公司提供的委外采购合同等证据显示，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着服装加工和订购事宜，双方之间存在钱款和票据往来。委外采购合同的内容与第三人和原告签订的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被告翱鸶公司提供的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委外采购订单中，本院随机选取的几批订单，均可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加工合同中检索出来。二者在物料号、产品款式、色号、总数、单价、总金额等信息完全一致。特别是，被告翱鸶公司向第三人加工、采购的服装价格与第三人向原告加工、采购的价格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差别。2018年12月12日，长兴法院7084号判决确认事实如下：“被告上海傲索服饰有限公司、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告湖州三金特种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服装辅料买卖合同关系……经原被告结算，两被告的财务在原告出具的结算单上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嗣后，经原告催讨，被告上海傲索服饰有限公司支付了20,000元货款，被告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分8次支付了185,610元……”。2019年1月11日，本院作出的(2018)沪0118民初19152号民事判决书中，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翱鸶公司与傲索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企业对账付款函一份……该对账函下分别落款翱鸶公司、傲索公司，并在落款处各自加盖了财务专用章”。2019年11月1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603民初3440号民事判决显示，该案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并于2019年9月24日，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时间跨度与本案存在重叠。该案中傲索公司委托了本案被告翱鸶公司的代理人陈伟峰律师参加诉讼。该案庭审中，陈伟峰称：“原、被告确有业务往来，但因被告经办人员已离职，根据被告财务账册显示，双方之间货款已经结清”。本案审理中，在本院问及陈伟峰该案中如何接受傲索公司的委托、是否掌握傲索公司的财务账册、本案能否提供该财务账册时，其书面回复称，该案是傲索公司的张姓经理来所办理的委托手续，该案答辩中其声称的“根据被告财务账册显示”内容，是傲索公司向其陈述事实的时候称通过财务账册查询显示货款已经结清，实际上傲索公司未提供财务账册给代理人。四、与两被告及第三人有关的诸多诉讼案件出庭人员身份交叉、重叠的事实2014年11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683号民事调解书显示，齐红英同时以科倍公司、翱鸶公司员工身份，代理两公司参加诉讼。2016年1月8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徐商初字第648号民事裁定书显示，齐红英为被告科倍公司法务，同时作为该案中被告科倍公司、翱鸶公司、第三人徐州科倍置业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参加诉讼。2017年8月14日，新沂法院2090号判决显示，齐红英为被告科倍公司工作人员，同时作为该案中被告科倍公司、翱鸶公司、毛锦泉、爱索公司代理人参加诉讼。该案原告主张上述公司均为关联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无论是毛锦泉、被告科倍公司、被告翱鸶公司还是第三人傲索公司的母公司爱索公司对此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仅表示，该案中被告科倍公司无责，故其他主体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分别于2019年1月11日、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2018)沪0118民初20509号、19152号民事判决书均显示，陈思思以科倍公司员工身份，代理被告翱鸶公司参加诉讼。2019年3月25日，本院作出的(2019)沪0118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陈思思此时自称自己为翱鸶公司员工，作为其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金山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12月21日、2019年1月3日、3月22日分别作出的(2018)沪0116民初13743号、14273号、14889号、16046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8日作出的(2018)浙0109民初22598号民事判决书均显示，陈思思作为傲索公司的员工，代表其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被告科倍公司确认，自2018年10月开始，其为张丽萍缴纳社保。而2018年12月29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971民初19796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5月28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9民终5038号民事裁定书、2019年3月7日本院作出的(2019)沪0118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显示，张丽萍以被告翱鸶公司员工的身份代理案件。除此之外，金山法院2018年10月15日作出的9915号民事调解书显示，张丽萍以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员工身份，代理参加诉讼。长兴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7084号判决显示，该案中陈思思作为傲索公司员工、张丽萍作为翱鸶公司员工参加诉讼。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被告科倍公司、翱鸶公司与第三人傲索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是否应对第三人拖欠原告的加工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分述如下。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民事案件的重复起诉问题，我国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明确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构成重复起诉，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对照该规定，比较本案与原告向金山法院提起的9915号案件，二者虽然都反映为原告追讨加工款，但本质上二者主要有以下不同：1.当事人不同，本案被告为科倍公司、翱鸶公司、第三人为傲索公司，而9915号案件的被告为傲索公司；2.诉讼标的不同，本案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公司法上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否认制度，而9915号案件的权利义务则源于合同法上的加工承揽关系；3.诉讼类型和诉讼请求不同，本案为确认之诉加给付之诉，主要是确认两被告与第三人傲索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而9915号案件则单纯为给付之诉。因此，原告提出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诉讼，被告科倍公司抗辩原告提出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两被告与第三人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是否应对第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人格否认的制度价值和法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上的人格混同制度，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否定和完善，用以规制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主体滥用公司人格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原则侵犯债权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因此，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鉴于上述法律条文主要规定的是纵向否认，即否定公司人格，否定股东以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对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即所谓的横向否认问题作出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就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问题作了明确规定，1.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指导案例，判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标准，应为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具体表现为控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这其中，财产混同应作为主要的表现，另结合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等要件事实进行补强。(二)关联公司的法律渊源和事实认定具体到本案中，鉴于两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存在股权交叉关系和股东重叠，因此，认定两被告与第三人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应首先确定三者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而判断其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而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1.毛锦泉作为被告科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曾任被告翱鸶公司的出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目前仍担任被告翱鸶公司的诸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还通过其他公司间接持有被告翱鸶公司的绝对控股权，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科倍公司和翱鸶公司均系毛锦泉实际控制下的关联公司。2.虽然目前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和第三人傲索公司之间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但三者在“ASOBIO”、“asobio”以及“翱鸶”这几个关键词上存在的紧密联系，足以使人对其之间的关联关系产生合理怀疑。具体表现在：被告科倍公司的官网之一是www.asobio.com，同时其也是“ASOBIO”品牌所属企业。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全资母公司爱索公司的全资母公司翱鸶国际，英文名称中包含“ASOBIO”字样，中文名称包含“翱鸶”字样，而被告翱鸶公司中文名称中恰好也包含“翱鸶”字样，且“ASOBIO”、“翱鸶”的商标品牌归属被告翱鸶公司，也由其在销售产品中实际使用。考虑到无论是“ASOBIO”、“asobio”还是“翱鸶”，三个单词既不是英语中的常见词，也不是中文中的常见词，而都是拟制词，三家公司在非常见的拟制词延伸使用上存在着高度重叠与混用，显非正常。3.结合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均包括服装服饰、两被告实际经营地址相同、两被告的工作人员实际参与了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加工关系、两被告的工作人员对外共同使用被告科倍公司所有的网站www.asobio.com、共同使用被告科倍公司的邮箱地址@co-best.com以及三家公司在新沂法院2090号案件中，并未明确否认其为关联公司等事实，本院有足够理由相信三家公司均为毛锦泉实际控制下的关联公司。(三)本案三家公司人格混同的具体认定在认定两被告和第三人属于关联公司的基础上，就三家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本院进一步认定如下：首先，就人员是否混同的问题，涉案加工合同盖章主体虽为第三人傲索公司，但一方面，所有的采购合同上都没有第三人经办人员的签名，本院难以确认盖章行为系第三人基于独立地位做出的意思表示行为；另一方面，在案证据显示，在涉案服装加工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与原告邮件沟通加工工艺、交货、验收等问题的均系两被告员工，从未出现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员工。甚至在发生欠款纠纷后，实际参与法院诉讼的，也是被告科倍公司的法务张丽萍，而非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员工。再结合其他诉讼案件中，陈思思、张丽萍等人时而以两被告员工身份代理案件、时而以第三人员工的身份参加诉讼，并根据案件需要，制作不同雇主的劳动合同，本院有理由相信两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在人员上存在混同情况。其次，就业务是否混同的问题，一方面，如上所述，两被告和第三人在经营范围上存在重叠之处，均包含服装服饰和面辅料，两被告的实际经营地址也相同；另一方面，第三人虽然是涉案合同的盖章主体，但涉案加工业务主要在原告和两被告之间发生，被告科倍公司的工作人员实际参与加工业务，加工货物出货单的抬头均标明为被告翱鸶公司、送货地点也均为翱鸶公司收货地，并由被告翱鸶公司的工作人员质检和签收，原告并不能明确认定其到底与何主体发生业务关系。两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着业务主体不清的情形。对于被告翱鸶公司提出的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独立业务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一方面，被告翱鸶公司作为交易相对方，以具体经办人已离职为由，拒不陈述其与第三人的具体交易经过，本院难以判断其陈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从被告翱鸶公司提交的证据看，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傲索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不仅在形式上与第三人和原告签署的合同完全一致，就连具体的订单信息如数量、单价、交货日期、签收人等也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差别。如第三人真如被告翱鸶公司所述，与其毫无关系，那么第三人在承接被告翱鸶公司业务后，不仅不赚取任何利润就转单给原告，相反还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上下家的业务沟通和维护，显然有违常理。根据本案业务经过，更合理的解释是，本案中第三人傲索公司仅是被告翱鸶公司对外下单的平台和外壳，其本身并未实际经营业务。因此，对于被告翱鸶公司提出第三人与其和原告分别独立开展业务的抗辩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认定，再结合在其他案件中所反映出的被告翱鸶公司和第三人傲索公司共同对外采购服装辅料、共同确认欠款金额的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两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着业务混同的情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两被告和第三人是否存在财务混同的问题。其一、就被告翱鸶公司和第三人而言，本院认为，在涉案加工业务中，虽然第三人支付过部分款项，但在涉诉后的金山法院9915号案件审理中，支付款项的却是被告翱鸶公司，在其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拖欠其款项未付的情况下，其主动支付第三人的对外债务，不仅与其所述的二者相互独立的事实相悖，也容易使人作出二者财务关系混乱的判断。并且，被告翱鸶公司在转账记录备注中明确载明款项性质为“货款”，足以令人相信被告翱鸶公司在支付款项时已将相关债务认定为自身债务。此外，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浙0603民初3440号案件，与本案审理时间存在重叠之处。第三人傲索公司作为该案被告，同样委托了本案被告翱鸶公司的代理人陈伟峰律师作为其该案代理人参加诉讼。而本案中，第三人傲索公司却始终不委托任何代理人参与诉讼。同时，陈伟峰律师在该案中所代表傲索公司做出的“根据被告傲索公司财务账册显示”等陈述，可说明陈伟峰律师在本案审理时间段内，已实际掌握了傲索公司的具体财务信息。在本院要求陈伟峰律师提供傲索公司财务账册，用以判断傲索公司和翱鸶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混同时，陈伟峰称其无法提供。考虑到第三人和被告翱鸶公司存在同一实际控制人的事实，本案中本院不能获取傲索公司财务账册，无法具体认定其财务状况的不利后果，应归咎于第三人和被告翱鸶公司。综合上述种种事实，本院认定两公司存在财务混同。其二，关于被告科倍公司和被告翱鸶公司、第三人傲索公司之间财务混同的问题，本案中，无论是原告提供的证据，还是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无法反应被告科倍公司与被告翱鸶公司、第三人傲索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同时，亦不能仅凭三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就反推被告科倍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相关财务混同的事实仍需由主张方即原告举证证明。在其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节事实的情形下，相关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综合上述三方面的认定，本院认为，被告翱鸶公司与第三人傲索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作为毛锦泉控制下的关联公司，二者相互之间界线模糊，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参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第15号指导性案例的规定，被告翱鸶公司应当对傲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科倍公司是否与被告翱鸶公司、第三人傲索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鉴于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科倍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之间存在财务上的混淆不清，而如上所述人格混同主要表现为财务混同，因此，即使可认定三家公司之间存在人员和业务的混同，亦不能认定其构成人格混同。原告要求被告科倍公司对第三人傲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傲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法律后果自负。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兴化市亿超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费115万元，并支付以11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驳回原告兴化市亿超服饰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被告上海翱鸶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强人民陪审员  徐振康人民陪审员  王碧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罗林梅书 记 员  魏玉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