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D某（中文名董某2），男，1964年4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男，1967年3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女，1965年8月13日出生。上诉人D某因与被上诉人董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8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D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832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董某承担。D某的主要上诉理由：一审判决有违“房地一体”的基本原则，将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割裂对待，D某基于继承和家庭内部协议对涉案被拆迁房屋中的一半房屋享有合法的所有权，且案涉协议对房屋所有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也是对房屋所属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了约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应是D某是否对涉案被拆迁房屋享有拆迁补偿利益及应取得多少拆迁补偿利益，而非是对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认定，董某1与董某签署“证明”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拆迁协议的签订，而非是为了变更宅基地使用权人，董某也并非是变更后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仅作为代表签署了拆迁协议，拆迁利益应由二兄弟各自取得一半；董某并非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不具有成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资格，董某取得宅基地区位补偿也缺乏依据；一审判决对拆迁政策、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的补偿依据理解有误，D某作为部分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不因其国籍、户口的变化而受影响。针对D某的上诉，董某辩称，我在一审判决后曾提起上诉，但现我申请撤回我的上诉，我同意一审判决。我不同意D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房屋的补偿价值同意依照一审判项金额给付D某，其他的拆迁补偿款项，属于我依法享有，不同意分割给D某。D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7号院的拆迁补偿50%归D某所有，具体包括腾退补偿2895701.5元、奖励费355000元、补助费210000元，董某向D某返还拆迁补偿款共计346070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某1与武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分别为D某及董某。武某于1984年死亡，后董某1与彭某再婚。武某的父亲为武某1，母亲为王某，武某1早于武某死亡，王某于2007年12月1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除武某外，武某1、王某二人亦育有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武某7。2000年2月武某7死亡，其与马某原系夫妻关系，后二人离婚，马某1为二人之子。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询问，武某6、武某4、武某3、武某5、马某1均表示认可1992年4月19日的协议，放弃相关份额或利益。北京市丰台区×××14号宅基地使用权人原为董某1，1992年4月19日，董某1、彭某、D某、董某签订《协议》，载明：“董某1两个儿子均已成家，原来房子住不开，为解决住房矛盾，两个儿子各出叁仟元，原×××十四号房产权转到两个儿子名下。由董某1、彭某自筹资金号（此处应为‘好’，系错别字）建新房一处。所以两个儿子没有继承新房房产的权力。两个儿子有抚养父亲的义务，为免以后发生争议，特此立约为证。”。后南苑村棚户区改造，上述×××14号（后改为×××7号）在被腾退范围之列。2017年11月15日，董某1、董某出具证明，内容为：“本村村民董某1宅基地一处位于×××7号，经全家商意将×××7号宅基地产权人更改为董某所有。拆迁时如遇任何问题，后果自负……”同月，董某（被腾退人、乙方）与腾退人北京市中恒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村民委员会（甲方）就新华里007号签订《南苑村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认定宅基地面积140㎡，宅基地范围内的认定房屋建筑面积139.97㎡，安置人口为4人，享受政策性安置房指标，分别为产权人董某、之妻黄某、之女董某3、之女婿侯某。关于腾退补偿款，乙方自愿选择房屋安置的补偿方式，应得腾退补偿款=被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设备、装修、附属物补偿款+宅基地区位补偿款+各项补助费和奖励费，实得腾退补偿款为3134283元，其中被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设备、装修、附属物补偿款221083元、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19万元，各项奖励费及补助费共计1723200元（奖励费和补助费明细：提前搬家奖10000元、工程配合奖10000元、期限内交房一次性奖励200000元、分阶段提前签约奖400000元、环境整治补助费210000元、综合补助费210000元、期房补助费215000元、搬家补助费5600元、空调移机费4000元、电热水器移机费600元、残疾补助费30000元、独生子女补助费50000元、周转补助费共计288000元）。一审庭审中，D某主张其享有前述拆迁利益50%的份额，并提交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货币补偿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格，主张按照39788元/平方米计算其应得的区位补偿价。董某不予认可，认为其只享有继承母亲武某被腾退房屋补偿款四分之一的份额，其余的腾退权益属于董某及其他实际居住人。经询问，关于涉案宅基地的房屋建设及出资，双方均认可在1992年协议签订前房屋由父母出资建设，D某主张2010年用房屋租金作为资金盖有在东侧及西侧房屋，西侧房屋归D某所有。董某主张其于1995年就将房屋盖满，但并未提交证据。D某提交2012年租房协议，该租房协议注明：甲方为董某2（屋主），乙方董某（代租）……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出租×××七号西房……董某认可该租房协议的真实性。董某主张原新华里7号房屋为董某1、武某夫妻共同财产，1992年4月19日《协议》签订时武某虽已去世，但除董某1、董某及D某外武某的继承人王某仍在世，三人签署的协议处分了王某的利益，为无效约定。D某不予认可，主张该协议有效。D某申请董某1出庭作证。董某1陈述：“宅基地原来都是我的名字，当时如果不转到董某名下，没法签字，所以就跟董某两口子说好了，拆迁款兄弟二人平分……”问及1992年协议有无涉及宅基地的情况，董某1答“当时写的是房子的事”。一审法院认为，新华里7号（原×××14号）的财产权益，在D某、董某及董某11992年签订协议前，系董某1、武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武某在前述三人签订协议时已死亡，武某父亲武某1先于其死亡，武某未留有遗嘱，其法定继承人为D某、董某、董某1及武某的母亲王某。D某、董某、董某1在1992年签订协议时虽未得到权利人王某生前书面同意，但现王某的法定继承人武某6、武某4、武某3、武某5、马某1均对该协议不持异议，亦表示放弃其应有的份额，系相关权利人对D某、董某及董某1三人签署协议处分相关财产内容的追认，该协议真实有效。需要说明的是，协议中明确写明了处分的为×××7号的原房屋产权，明确约定当时坐落在该处的房屋归D某及董某一人一半，但对宅基地使用权并未作出处分。涉案宅基地使用作为不动产物权的一种形态，其权利义务并未发生转移，宅基地使用权人仍为董某1。武某已去世，不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村民在依法取得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及附属设施，并对宅基地进行占有、使用和有限制处分的权利，该权利具有严格的身份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新华里7号拆迁时，董某1已有另外的宅基地，董某1、董某作出证明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由董某1变更为董某，董某一家户口在此，南苑村拆迁腾退部门将董某认定为新华里7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和被腾退人并无不妥。D某早已加入加拿大籍，亦不在此居住，其当然不享有宅基地区位补偿、各项奖励和补助涉及的利益。董某1虽出庭为D某作证证明当时约定其享有拆迁利益50%的份额，但并无其他有力证据佐证，且董某并不认可。故仅凭董某1的证言，无法能证明三方当事人对拆迁利益达成过一致的分配意见。但根据三方分家协议，D某享有原房屋一半的权益，亦根据租房协议能证明其对于后加盖的西房享有权益，故法院经综合衡量，认定D某对被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设备、装修、附属物补偿款享有一半的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判决：一、董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D某拆迁腾退补偿款110541.5元；二、驳回D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中，D某称1992年的协议是董某1及其再婚妻子与D某、董某共同签订的，约定涉案房屋归兄弟二人所有。且董某对宅基地的取得并非原始取得，仅是作为名义宅基地使用人为完成腾退手续而作的代表行为。另，董某于2021年1月25日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对此予以准许。本案在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确认D某仅对被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设备、装修、附属物补偿款享有一半的权益是否适当。本案中，经相关权利人就D某、董某、董某1于1992年签订处分×××7号（原×××14号）财产内容的协议予以追认，已能够认定该协议真实有效。基于上述协议约定内容，一审法院认定D某享有×××7号原房屋一半产权，并无不当。因上述协议未就宅基地使用权作出处分，故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不动产物权的一种形态，协议后宅基地使用权之主体未发生变化。即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仍为董某1；武某已去世，不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宅基地使用权指农村村民在依法取得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及附属设施，并对宅基地进行占有、使用和有限处分的权利，该权利具有严格的身份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前述×××7号拆迁时，董某1已有另外的宅基地，且董某1、董某作出证明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由董某1变更为董某，董某一家户口在涉案宅基地院落内，后南苑村拆迁腾退部门已将董某认定为新华里**的被腾退人。本案中，D某早已加入加拿大籍，亦不在涉案宅院居住，其在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当然不应享有宅基地区位补偿、各项奖励和补助涉及的利益。另，董某1虽一审中出庭为D某作证，但董某1的陈述与在案协议内容不符；在协议一方主体董某不予认可的情形下，D某未能就其主张应享有全部拆迁腾退利益50%的份额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基于D某享有×××7号原房屋一半以及对后加盖的西房享有的权益，综合衡量认定D某仅对被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设备、装修、附属物补偿款享有一半的权益，并无不当。D某上诉所持依据协议其对房屋所涉宅院享有权利，进而主张全部拆迁腾退利益一半份额之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D某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0元，由D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张 鹏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