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51民初4169号原告：富比服饰(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虞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闻鸣耀。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新民围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陈美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风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富比服饰(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新民围巾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4日、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21年1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风雷三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法定代表人虞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闻鸣耀，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参加了前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707015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系合作伙伴关系，自2010年起，原告因经营需要特委托被告进行围巾生产加工工作。合作期间，原告一般先行预付货款，后每年年终根据具体下单数量据实结算货款，多退少补。自2018年起原告每年均预先多支付货款，截至2020年3月，原告共计预先支付给被告货款1,071,229元。然而在此期间仅下单364,214元。为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还相关多付货款，被告均拒不归还。故涉讼。被告辩称：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依照原、被告2010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原、被告存在厂房租赁协议，协议第3条约定原告承租被告车间，租金每年65,000元。协议4.1条约定水电通讯的费用，双方根据各自使用自行承担。依照双方合意，被告方开具发票，对方支付租金，开具发票类型以加工货款形式出具，由于货款税率与租金税率不一致，原告退还被告12个点税金款。不存在被告方要返还多付货款的情况，原告主张返还货款实际是原告应给付被告的租金和水电费用的合计。如果原告方坚持认为是货款，原告2018年至今租金及水电的负担分文未付，也没有任何支付凭证，所以被告认为这其实就是房租的争议。如果诉请金额不是房屋租金款项，依照交易及双方合作习惯，2018年原告多付了27万元，在2019年1至3月又支付27万，显然不合常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2020年原告统计的对账明细，证明原告委托给被告的承揽加工的单价数量及实际货款。2018年货款实际发生256,624元，原告向被告实际支付529,237元，多付272,613元；2019年实际发生92,120元，原告支付411,077元，多付324,957元；2020年实际发生15,470元，原告支付124,915元，多付109,445元；2、2018年-2020年原告下单明细及2015年被告出具的定价单；3、2018年-2020年原告向被告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被告出具的发票；4、被告工商信息，证明被告经营范围含有自有房屋租赁，被告可以向原告开具房租发票；5、水电费税率情况；6、原告个人账户给被告的转账统计以及水电费的协议及转账记录统计、借款协议，证明水电费及房租不包含在加工费之内，是个人间转账的，由原告公司员工闻鸣耀转给陈美华、郁风雷；7、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第一份租赁期间自2013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第二份租赁期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实际2018年的货款应为324,726.6元。2018年1月18日原告支付的242,150元包含原告应该支付被告的2017年房租及水电费211,650元、货款30,475元，对应2018年1月18日开具的相同金额的发票，2018年4月17日到12月17日原告支付的287,112元是货款，2018年不存在原告多付。2019年1月22日到3月5日支付的276,710元是原告应支付被告的2018年租金及水电费，2019年4月1日的76,640元是支付2019年上半年的租金55,000元及电费21,640元，2019年8月12日支付的是货号为fbw-1011到fbw-1015的货款43,727元。2019年9月5日支付的20,000元是2019年下半年的电费预付款。被告开具的票据中，2019年12月31日两张总额96,640的发票对应的即是2019年4月1日的和2019年9月5日的租金和电费。2020年1月14日的124,915元包括了2019年下半年租金55,000元，以及经过双方核算确认库存数69,915元。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数量是日方订单数，原告提交法庭的订单有遗漏。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用途虽然是货款，但实际还包含了租金和水电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9月13日工商登记增加了自有房屋租赁这项经营范围，但被告没有去办理税务登记，因此没有租赁的票据。原告要求被告将房租、水电费用以货款的方式开具发票，有利于原告进行出口退税。证据5原告提供的材料真实性无法核实，以国家正式发布的税率为准。证据6是原告统计的，对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主张从2018年开始，因此之前的记录与本案无关。2018年开始计算至今，个人间转账在6、7万元左右，而2018年的房租就要11万。证据7，第一份合同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第二份租赁合同承租方是富比羊毛衫厂，与原告是不同的主体，与本案无关。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0年12月31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车间租赁协议，协议约定了租金、水电费及工作人员工资的承担，并由被告开具租金发票，因被告没有房屋租赁经营范围，所以只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房租的税率是5%，所以由原告向被告返点。2、原告代理人闻鸣耀(朝闻天下)和被告代理人郁风雷(落叶知秋)微信，证明原告支付的水电费和房租都是依照原告要求开具专票。2019年4月3日闻鸣耀转给郁风雷的28,540元就是原告退给被告的税金，该税金即是2019年1月22、29日、3月5日的276,710元退还12个点的税金就是28,540元，证明房租和水电费开的都是专票，名称都是货款。3、闻鸣耀签的核账单，证明货款全部开票，房租也是开票的。房租的税金是5%，被告开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支付的税金是17%的，差额由原告返还给被告。4、2018年3月到2019年11月的对账单。证明18年3月到19年11月一共加工订单数目。5、房租和水费的结算清单及对应的发票。2017年211,661元，开具211,650元票据，2018年开具276,710元票据，2019年结算清单，2019年第一二季度房租电费。证明双方之间房租和水电的结算都是以货款的形式体现。6、闻鸣耀于2018年2月2日所写。2017年的房租水电就是2018年1月18日被告开具的211,650元的发票。原被告之间存在税金的返点。下面小字是被告代理人所写，其余均为原告代理人所写。7、2020年1月14日宦伟兴清点库存对账清单。证明被告在原告处的库存还有69,915元，对应原告方2020年1月14日支付的部分。8、原告方遗漏的9页订单。9、宦伟兴退工证明，证明宦伟兴是原告公司退工。10、闻鸣耀与郁风雷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2月2日被告代理人手写税金组成的出处(证据6的出处)。11、闻鸣耀与郁风雷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之间关于返单、订单的数量，FBW985返单。12、闻鸣耀与郁风雷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9月25日的5万元是借款，不是租金。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合作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原告除了承担厂房的租赁，其他条款都未履行，租赁部分另外协商；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微信对话中确实就房租及水电费问题进行了交流，但和本案的货款没有关系；证据3真实性认可，是原告代理人所写，但税金的差额原告实际没有给被告，只是根据被告的陈述做了一个备注；证据4对账单不予认可，送货数量未经原告法人及公章确认；证据5证明内容不认可，是被告手写；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代理人没写过这些东西；证据7真实性不认可,原告不认识宦伟兴，公司没有这个人；证据8，1003、1005、1006、18FB-ENY-1、18FB-ENY-2确实是有，金额不认可。样品每一个款式250元。FBW985没有在被告处下过单，不认可。当时是因为打样品的时候单子给到被告，被告做不出样品，975认可，984是2017年的，2018年以前的已经结清了。第八页手写的不予认可；证据9，宦伟兴确实是原告公司员工，但只是机修工，没有权利去清点库存；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提供的证据6最后一行2017年房租金额不是原告代理人所写，对计算方式代理人也不清楚；证据11真实性没有意见，985就做了一次，不存在返单；证据12，5万元借款是事实，但没有还过。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自2010年起至2020年3月止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由原告委托被告进行围巾生产加工。期间双方又存在连续租赁关系，由被告将厂房出租给原告。2018年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款项如下：2018年1月18日242,125元(备注用途货款)、2018年4月17日50,000元(备注用途预付款)、2018年6月19日37,112元(备注用途货款)、2018年12月13日100,000元(备注用途货款)、2018年12月14日50,000元(备注用途货款)、2018年12月17日50,000元(备注用途货款)，合计529,237元。就上述转账金额，被告已向原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是2018年1月18日金额为105,825元、105,825元、30,475元的发票3张，2018年6月15日金额为87,112元的发票1张，2018年9月23日金额为100,000元、100,000元的发票2张，发票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栏均为纺织产品围巾。对上述转账款项，被告认为，2018年1月18日的242,125元包含了原告支付被告的2017年的房租、水电费211,650元以及货款30,475元，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12月17日共计287,112元是原告应付被告的货款。2019年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如下：2019年1月22日100,000元(备注用途货款)、2019年1月29日100,000元(备注用途货款)、2019年3月5日76,710元(备注用途货款)、2019年4月1日76,640元(备注用途房租)、2019年8月12日43,727元(备注用途货款)、2019年9月5日20,000元(备注用途货款)，合计417,077元。就上述转账金额，被告已向原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是2019年3月4日金额为100,000元、100,000元、76,710元的发票3张，2019年8月22日金额为43,727元的发票1张以及2019年12月31日金额为26,640元、70,000元的发票2张，发票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栏均为纺织产品围巾。对上述转账款项，被告认为，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3月5日共计276,710元是原告支付的2018年租金及水电费等，2019年4月1日76,640元是原告支付的2019年上半年的租金55,000元及电费21,640元，2019年8月12日43,727元是原告支付的货款，2019年9月5日20,000元是原告支付的电费预付款。2020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24,915元，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栏均为纺织产品围巾。被告认为该笔款项包含了原告支付的2019年下半年的租金55,000元以及库存69,915元。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自2018年起至2020年3月间，原告是否存在多付被告货款707,015元。原告认为，上述款项均是其预先支付被告的货款，但期间实际产生的货款仅为364,214元，其余707,015元均为多支付的货款，故被告应于返还。被告则认为，上述款项不仅包含了原告应支付被告2018年至2020年3月的部分货款，还包含了原告支付被告的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租金、水电费及库存等。对此，本院认为，在商事交易习惯中，商事主体对外支付款项应当有相应的标准及依据，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进行围巾生产加工是为商事行为，原告认为其向被告多支付货款，但是原告既未提供送货单，也未提供结算凭证，故仅凭其提供的订单不足以证明双方最终的货物数量及支付标准，也就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的货款金额。其次，原告在诉状上称，合作期间，原告一般先行预付货款，每年年终根据具体下单数量据实结算货款，多退少补。庭上，原告陈述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同样为先预付货款，再下单，最后根据最终金额再补款，开票。若如原告所称，原告在2018年存在多支付被告加工款27万多的情形，则其不应当在2019年1月再向被告支付20万，之后如在2019年存在多支付32万多的情形下，更不应当在2020年1月14日再向被告支付124,915元，原告的行为显然既不符常理，也不符合商事交易习惯。而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及发票，自2018年至2020年被告历年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均与原告每年支付的款项金额相吻合，故在原告未提供任何结算依据的前提下，根据交易习惯，被告开具票据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对原告已付款项结算完毕。其三，原、被告之间除了承揽合同关系外，还存在长期的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就租金辩称为均是通过个人账户支付，但原告提供的汇款明细无法证实其观点，而在其提供的2019年4月1日76,640元支付凭证上的备注用途为房租，显然与原告关于支付款项均是货款的陈述相互矛盾，且通过被告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原告曾向被告出具的对账单可以确认，房租和水、电费等被告同样也是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再由原告返还被告税金差额。故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关于原告支付的款项不仅包括了货款，另外还包含了租金及水电费等的陈述较为客观且可信度较高。综上，原告认为多付被告货款，但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货款707,015元本院不予支持。另在本院受理的(2020)沪0151民初5975号新民围巾公司诉富比服饰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中，富比服饰公司认可应支付新民围巾公司2019年房租11万元、2020年1-3月的房租27,500元，并确认已支付2019年度房租96,640元。在本案的第三次庭审中，原告认可其于2019年4月1日支付被告的76,640元以及2019年9月5日支付的20,000元，合计96,640元，即是原告已支付被告的2019年租金。因2019年剩余租金、2020年1至3月的租金及2019年、2020年度的水电费在(2020)沪0151民初5975号案件中已获得法院支持，故被告表示关于2020年1月14日原告向其支付的124,915元其中包含2019年下半年的租金55,000元同意在本案中返还原告，对此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新民围巾有限公司自愿返还原告富比服饰(上海)有限公司55,000元，该款由被告上海新民围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富比服饰(上海)有限公司；二、驳回原告富比服饰(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70元，由原告富比服饰(上海)有限公司负担9,695元，由被告上海新民围巾有限公司负担1,1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 晔人民陪审员 孙 冲人民陪审员 茅菊兰书 记 员 陈 凌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