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91民初1899号原告：李艳，女，1973年1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挺，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涛，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谕，男，汉族，1970年6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元，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信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受理原告李艳与被告李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挺、李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艳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币种下同）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27日起算，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进行计算，暂计至2018年5月26日，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以及原告为主张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系多年朋友关系，李谕因资金周转需要，提出向李艳借款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李艳出于信任，在2015年5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谕账户转账500万元，向李谕指定账户（案外人陈金金账户）转账500万元，两次转账共计1000万元。借款到期后，李艳多次催促李谕还款，但李谕均置之不理。李谕答辩认为：第一，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李艳举证的两笔转账记录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货款，李艳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二，根据李谕统计，双方存在着货物买卖法律关系，李艳尚欠李谕货款15130758元，李谕保留对此部分货款另行追诉的权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结合本案的案情予以分析认定。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涉案1000万元款项支付事实2015年5月27日，李艳向李谕的账户支付500万元、向案外人陈金金的账户支付500万元。在该转账银行凭证的“交易摘要”中，注明为“货款”。李谕认可陈金金所收取的500万元系代其收取。二、双方通话聊天记录的相关事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都提供了2016年6月20日双方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该通话录音内容较长，基本反映了以下两个内容。第一部分为：李谕认为因为李艳的原因，导致其被羁押了37天（原文为“关了37天”），造成巨额损失，双方就此原因、经过进行沟通，内容未涉及到本案款项。第二部分为：双方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进行沟通，本院将其内容简要摘录如下：李艳称：借给李谕2500万元。李谕称：该2500万元系货款。李艳称：双方之间货款是货款，但该2500万元系借款。李谕称：在这个项目上亏了四五个亿，都还没有跟李艳算。李艳称：亏损四五个亿是李谕自己的事，借款2500万是真金白银借给李谕的。李谕称：该亏损是由于李艳的事引起的。李艳称：借钱的时候在五月份，当时借款到账时，损失都还没有发生。李谕称：让李艳过来算账。李艳称：“我在你困难的时候借钱给你，难道你不承认吗？”李谕称：“那我的损失怎么算。”李艳称：借钱跟损失是两回事，我借钱是帮助你。李谕称：“是不是由于你的事把我弄进去，造成了我几千万的损失。”李艳称：“然后我借给你的钱，你不想还了?”李谕称：“我损失的钱，找谁去要？”李艳称：“你损失的钱，你可以把损失摊出来，大家共同去承担。可是现在我说的是我借的钱。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李谕称：“这是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咱们把货款结清，该是你的是你的，该是我的是我的，我从来没有欠过任何人一分钱。”李艳称：“我的货款，你有数的，我没差过你的货款，我借这2500万给你的时候，这可不是货款。”李谕称：“由于你的事情，把我弄进去了，造成我公司包括我广州地产项目的摘牌，造成的损失不是因为你的事吗？”李艳称：“那跟借钱没有关系，跟这2500万没有关系。你在困难的时候，我伸手援助你，那是另外一件事。出了这个事谁也不想，受到了牵连是一回事，可是不能把我借给你的钱算到这个损失上。”李谕称：“我要不进去37天，能有这个损失吗？”李艳称：“你没进去37天前，你也没有还给我钱呀。”李谕称：“我没有这损失，我没进去，我肯定还给你呀。”李艳称：“你意思是你进去了就不还给我了？”李谕称：“我进去了造成这几千万的损失，你是不是要还给我呀？”在此后，双方继续沟通，基本的内容就是李谕认为李艳造成了其损失五六千万，因此，李艳还倒欠李谕三四千万，要求李艳算账。而李艳则认为借款是借款，不认可李谕所说的损失。三、西那公司统计的李艳出货及付款的事实根据李谕提供的西那公司“李艳出货统计”表（以下简称统计表1）的内容，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李艳出货共计28406175元，其中已收款3275417元，未收款25130758元。该统计表上没有李艳的签名。根据李谕提供的另一份“李艳订单出货明细表”（以下简称统计表2）的内容，自2015年9月30日至2015年4月7日止，李艳累计出货金额为28298310元。该明细表为复印件，在上面有“李艳”的签名字样以及“只确认出货”的字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艳未能提供表的原件。其提供的装订成册的会计账册中亦只有该复印件。在李谕向本院出具的有关上述两份表格的情况说明称：统计表1是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李艳完整的出货及货款统计情况，基本包括了统计表2的内容。统计表2是李艳对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4月7日期间部分订货出货明细的确认。四、相关证人证言的事实1.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刑初2136号刑事判决书中，相关证人对于李艳与西那公司之间的交易提供了相关证言如下：第一、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凌某的证言。凌某是西那公司的会计，李谕是西那公司的老板，李艳是公司客户，在2014年8月左右，李艳多次下首饰、金币、围巾等订单，支付的货款收款方是西那公司、李谕、凌某本人及公司其他人的账号。第二、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范某的证言。范某在西那公司主要从事饰品的管理、李艳在西那公司订购了货物，货款约在2000万-3000万。第三、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阎某的证言。阎某从2011年开始在西那公司担任财务主管，其陈述李艳平时没有用自己的账户转过货款，都是通过他人个人的账户和一个叫易智付的公司向西那公司转资金，西那公司主要通过李谕个人在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的账户以及阎某本人在民生银行、工商银行的账户收取货款，员工凌某、陈金金的个人账户也收取过货款。第四、该判决书第18页证人丛某的证言。丛某主要负责西那公司人员招聘，工商年检并担任李谕的秘书，其个人账户曾在2015年2月、3月提供给公司使用，同年5月、6月李谕让其开两张银行卡交给李艳走账使用。2.李艳聘请的财务任某出庭作证称：其在2014年上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受李艳聘请担任财务，负责收付款事项。2014年7月左右，李艳通知其来到李谕位于罗湖水贝的公司（西那公司），将房雪、范某、丛某等人几张银行卡及密码交由其保管，其按照李艳的指示将卡中的款项付出。其对于向陈金金的付款记得很清楚，由于笔数多，数量大，对于向李谕的付款姓名记得不是很清楚。五、李艳主张的其通过他人向李谕付款的相关事实在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房雪、丛某、范某向李谕及陈金金共支付了31245291元。根据西那公司2015年1月-12月的社保记录，房雪、陈金金、丛某、范某、凌某、阎某在上述期间均系西那公司的员工。六、其他查明的事实2014年12月17日、23日，李谕向何秀珍分别转款50万元、395万元，在西那公司的会计账册的记账凭证中的摘要一栏中，均登记为“付李艳往来款（何秀珍）”、2014年12月30日，李谕向范长盛转款70万元，在西那公司的会计账册的记账凭证中的摘要一栏中，登记为“付李艳往来款（范长盛）”。2015年2月-8月期间，西那公司在易智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智付）平台上有多笔、大量的资金交易。以上事实有李艳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通话录音、被告提供的原告出货及付款统计表、通话录音、银行转账记录、本院调取的西那公司的社保记录、易智付的与西那公司相关的交易记录、房雪、丛某、范某向李谕及陈金金转账的银行记录、易智付的有关西那公司的交易记录等证据证实，足以采信。本院认为：李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相关各方当事人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选择，本案相应款项的支付地、李谕所在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本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本案双方对于李艳向李谕于2014年5月27日支付1000万元事实不持异议，双方对于该1000万元的性质发生争议，李艳认为该款项系借款，李谕认为该款项系双方之间往来的货款。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之中，李艳通过银行转账1000万元并主张借款，李谕应对该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其它款项承担举证责任。李谕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且李艳支付1000万元时的附言系“货款”。此时，举证责任回到李艳一方，李艳应继续举证，证明该1000万元不是货款。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根据李艳继续提供的证据，包括罗湖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中的证人证言、相应员工向李谕的银行转账记录、易智付上有关西那公司的交易记录、相应员工的社保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与原告之前提供的通话录音的内容相结合，可以证明有以下几个事实与李谕的主张明显矛盾。第一、双方之间的通话记录的内容与被告的陈述相矛盾。2018年6月20日的通话记录中，双方之间进行了时间较长的交流。在整个交流过程中，虽然李谕曾提及该2500万元是货款，但从整个通话过程的内容来分析，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李谕对于李艳主张的2500万元系借款并未否认，只是反复强调，由于李艳的原因，导致其被羁押了37天，产生了几千万元的损失，因此，李艳应赔偿其损失。其还曾明确表示：如果没有进去（意即被羁押），肯定会还李艳钱。第二、李谕提供的其自行统计的李艳在西那公司出货统计记录与其主张的事实相矛盾。根据该统计记录，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7月11日期间，李艳出货共计28406175元，其中已收款3275417元，未收款25130758元。值得注意的是，该统计表保存于西那公司装订成册的账册中，至少可以反映出李谕一方对于双方之间情况的统计情况。如果本案所涉的1000万元系货款，那么单凭这一笔付款，李艳就已经支付了1000万元，这与统计表中显示的李艳只支付了货款3275417元的记载自相矛盾。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该1000万元并非货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第三、根据罗湖区人民法院的相关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李艳与西那公司之间确实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货物金额在2000万-3000元之间（再次与双方的陈述大致吻合），同时，李艳从未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支付过货款，都是通过他人的银行账户和易智付公司向李谕或者李谕指定的账户支付款项，而李谕有将西那公司员工的银行卡交给李艳使用的先例。第四，根据李艳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西那公司的员工房雪、丛某、范某在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曾向李谕以及陈金金支付高达3000余万元的巨额款项。从常理上来讲，上述人员均系西那公司的员工，没有理由向李谕付款，结合证人任某的证人证言以及阎某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李艳的陈述更为可信。综合分析双方的证据和陈述，除了李艳转账的摘要备注这一点与李艳的主张不相吻合之外，其余的证据都明显与李谕主张的事实不符。综合判断本案所有的证据，根据优势证据的原理，本院认为李艳的主张明显更为可信，且符合李谕在通话录音中的意思表示。本院对于李艳主张该1000万元系借款的说法予以确认。对于李谕认为该款项系货款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李谕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收到该款项之后曾经向李艳偿还款项，故李艳要求李谕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在借款中未约定利息，应视为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内无须支付利息，在逾期还款期间应支付利息。由于上述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间，李艳可随时要求李谕返还，本案的通话录音显示，最迟不晚于2016年6月20日，李艳即已经要求还款，故本院认为利息应自2016年6月20日开始计算。原告主张的按年利率6%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应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李谕认为李艳的过错造成其被羁押并导致损失，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如果李谕有相应的证据，可另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谕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李艳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二、被告李谕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李艳借款利息，利息以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6月20日起计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时止；三、驳回原告李艳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600元，由李艳负担3600元，李李谕负担890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李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李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李谕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长勇人民陪审员  夏 颖人民陪审员  何春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孙广一书记员丘丽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