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115民初11886号 原告（反诉被告）：张旭鹏，男，197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旭，贵州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洋，男，197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勇，贵州众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祥，贵州众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张旭鹏诉被告（反诉原告）刘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8）黔0115民初2033号民事判决书，张旭鹏不服该判决，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黔01民终605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刘洋在法定期限内对张旭鹏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查后予以受理，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张旭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旭、刘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勇、唐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旭鹏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张旭鹏于2018年2月9日向刘洋写下的两份承诺书（该两份承诺书由刘洋单方保存，由刘洋向法院提供）；2.撤销张旭鹏、刘洋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的《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3.本案诉讼费由刘洋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7年12月23日，张旭鹏、刘洋签订了《合同》，约定刘洋向张旭鹏订购10件贵州茅台“狗年”53°飞天茅台酒，单价1800元每瓶，总价118800元。收到刘洋的款项后，没过多久，“狗年”53°飞天茅台酒大幅涨价，又没有其他渠道可寻，于是张旭鹏要求退款，但刘洋不同意退款，坚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强烈要求张旭鹏按每天1000元的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张旭鹏无奈，在刘洋的指示下，只能高价购买了2件“狗年”53°飞天茅台酒交付给刘洋妻子，购买了一件“15年茅台”交给了刘洋的妹妹刘媛，但均拒绝出具收条。更要命的是，刘洋又继续往张旭鹏的账户转款，告知需增加“狗年”53°飞天茅台酒的订购数量。2018年2月9日，刘洋胁迫张旭鹏写下两份承诺书。第一份承诺书写明，在2018年3月15日之前向其交付20件酒，否则每天赔偿1万元。第二份承诺书写明，若3月15日之前不能交货，则无条件赠送被告两件茅台酒（一件飞天茅台，一件15年茅台，两件酒价值4万多元），否则按每天1000元计算违约金。2018年4月23日，张旭鹏正在学校上课，突然接到刘洋打来电话，称有事找，出来一下。张旭鹏走出校门，看到刘洋在校门口停车等候，上车后发现他们一共有三个人，随即将张旭鹏拉到一个叫马场的地方，逼迫张旭鹏签下了他们提前准备好的协议--《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第1条要求张旭鹏无条件退还21.6万元的货款；第2条是惩罚性条款，要求张旭鹏在2018年6月28日前免费向刘洋提供贵州茅台酒厂的“狗年”53°飞天茅台酒20件（6瓶每件）；第3条写明，如果张旭鹏没有按照前述条款履行，则刘洋保留按照之前签订的合同及承诺书及本协议约定事项的追诉权，而且视为商业诈骗行为，并以此追究张旭鹏的各种责任；第4条写明，如果没有履行约定事项，双方均有权向法院起诉。据此，张旭鹏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无法履行。张旭鹏被迫在刘洋准备好的协议上签字后，刘洋威胁张旭鹏，声称其在公安有关系，如果不履行义务，就以诈骗为由报警解决。张旭鹏法律知识欠缺，每天都心惊胆战。综上，为了维护张旭鹏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如前诉请。补充：双方签订合同后，张旭鹏高价购买了三件茅台酒交付被告，其中两件狗年53°酒交给了刘洋的妻子，另外一件15年的茅台酒交给了刘洋的妹妹；2018年2月9日，刘洋的代理人与张旭鹏见面，逼迫张旭鹏在承诺书上签字，承诺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张旭鹏共计收到刘洋支付的21.6万元货款，没有收到其他款项。 被告刘洋辩称，从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23日二人微信聊天记录可知：1.张旭鹏不履行合同交付狗年茅台酒的原因系其认为购进价格3800元/瓶相对合同价1800元/瓶高，因此其明确表示“我犯了一个错误，这次要亏30多万，以后再也不敢先收货款了”。另外，结合案涉补充协议，证实张旭鹏收到价款后并未用于采购标的物。2.张旭鹏在承诺的时间2018年3月15日失信后，经与刘洋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交货时间变更为2018年3月24日。然而其再次失信，为此双方又约定2018年3月28日由张旭鹏带货至刘洋经常居住地贵州省兴义市交易，但是当2018年3月27日刘洋问“张老师，明天（28日）什么时候来兴义？”，张旭鹏当日答“不知道”，后在2018年4月14日向刘洋发送信息“我晚一点或者明早给你送过去”。然而至2018年4月23日张旭鹏仍未交货。3.2018年4月23日张旭鹏发送其位置给刘洋，这足以证实案涉补充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其主张的存在胁迫。张旭鹏主张案涉补充协议系受刘洋威胁所签订，且显失公平。但就威胁而言，张旭鹏并未举证证明，实际上刘洋也并未威胁张旭鹏，之所以签订案涉补充协议，系因为张旭鹏以采购价过高为由，未依约交付货物，甚至将所收价款另作它用，多次失信后基于教师的良知感到有愧于之前曾经多次合作过的刘洋，其在案涉补充协议签订的当天通过发送其所在位置给刘洋，邀约刘洋到达其指定的地点签订该协议；就显失公平而言，本案不具备显失公平的主观以及客观要件，退还价款后免费供酒，其性质系承担违约责任，茅台酒涨价纯属正常的商业风险。补充：1.2019年的承诺书与本案没有关系，3月19日的聊天记录也可以证实。羊年的酒也与本案无关。张旭鹏说：“我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再也不敢收货款了，要亏30万。”可知张旭鹏不履行合同的原因是购进的酒比合同约定价高，结合补充协议，张旭鹏收到货款后并没有采购标的物，涉嫌诈骗。2.张旭鹏在合同之外承诺了多个交货时间，但是还是没有达成交货。3.张旭鹏主张受胁迫，刘洋是按张旭鹏发送的位置到其指定的位置去，不符合常理，张旭鹏的诉称与案件事实不符，合同是25日签订的而不是23日签订的，从刘洋提交的银行流水看，也是25日签订后转账的。微信记录显示是3800元一瓶酒，刘洋是在涨价之前就把货款打给张旭鹏的，案涉货物的生产企业是2018年1月29日首发，首发价格是1699元一瓶，刘洋转款是在酒厂发布之前，所以张旭鹏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本案并不存在张旭鹏主张的撤销事由，就威胁而言，并没有举证来说明，之所以签订合同是因为采购价格过高，才在补充协议签订的当天发位置给刘洋签补充协议，是填补性原则，张旭鹏完全没有必要提起本案的本诉。 反诉原告刘洋向本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解除2017年12月25日刘洋与张旭鹏签订的《合同》及2018年4月23日签订的《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2.由张旭鹏及时返还刘洋货款216000元；3.由张旭鹏赔偿刘洋因张旭鹏违约造成的损失48万元；4.由张旭鹏支付刘洋违约金108000元；5.由张旭鹏及时向刘洋交付贵州茅台“狗年”53°飞天茅台酒20件（共计120瓶）；6.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张旭鹏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25日刘洋与张旭鹏签订《合同》，约定张旭鹏将11件（每件6瓶）“狗年”53度飞天茅台酒以每瓶单价1800元卖予刘洋，交货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等。嗣后经协商将所购茅台酒再增加9件，其余事项与前述《合同》约定一致，即货物数量共计20件。刘洋依约将20件茅台酒的价款共计216000元交付给张旭鹏，但是在约定的交货时间即2018年1月26日张旭鹏并未将20件茅台酒交付给刘洋，张旭鹏第一次失约。2018年2月9日张旭鹏向刘洋出具《承诺书》表明将交货时间推迟到2018年3月15日前，届时不交货，则每天承担1万元赔偿金，然而张旭鹏第二次失约。前次失信后，经与刘洋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交货时间变更为2018年3月24日，然而张旭鹏第三次失信。嗣后双方又约定2018年3月28日由张旭鹏带货至刘洋经常居住地贵州省兴义市交易，但是当2018年3月27日刘洋问“张老师，明天（28日）什么时候来兴义？”，张旭鹏当日答“不知道”，后在2018年4月14日向刘洋发送信息“我晚一点或者明早给你送过去”。然而张旭鹏第四次失约。2018年4月23日张旭鹏发送其所位置（地图显示贵安实验中学）给刘洋，邀约刘洋到此处商议，双方当日达成《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确定张旭鹏收到货款后未用于采购货物，同时约定张旭鹏2018年4月26日前退还货款216000元，退款后在当年6月28日前免费交付案涉货物作为对甲方造成损失的补偿等。然而张旭鹏第五次失约。刘洋认为，其与张旭鹏之间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刘洋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张旭鹏本应按约交货，但是其多次违约，有悖法律规定，有违诚实信用民事原则，有损教师形象，导致刘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法案涉合同应予解除，并且2018年4月23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也有解除案涉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解除后张旭鹏应当返还已收取的货款、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关于损失系30万元及预期利益18万元，违约金为货款108000元。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反诉，望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惩戒失信，纠正师风，依法公正判如所请为盼。补充：30万元的价差，并主张货款的一半为违约金，即108000元。 反诉被告张旭鹏辩称，一、案涉补充协议及承诺书（因存在胁迫情形及条款内容显失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应当被依法撤销，刘洋以此作为基础的反诉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依据为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二、刘洋请求解除补充协议，同时又按照该补充协议请求张旭鹏赠送其20件茅台酒，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三、刘洋的损失相当于货款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本案的违约金应该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利率6%)的1.3倍作为标准计算。因此，刘洋主张的违约金10.8万元过高，就同一违约事实同时主张48万元的损失于法无据。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责任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作为原则。约定违约金高于造成的损失时，此种情况分两种不同的情况：1.约定的违约金稍微高于造成的损失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可主张违约金，但不能同时主张违约金和损失赔偿。2.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关于此款所述之“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作了解释，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同时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推断,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可主张违约金，但不能同时主张违约金和损失赔偿。因此，对同一违约事实不能同时主张约定违约金和损失赔偿。四、张旭鹏已向刘洋交付三件茅台酒，价值84000元。刘洋反诉解除《合同》，退还货款21.6万元，但须扣除84000元。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25日，刘洋（甲方）与张旭鹏（乙方）签订《合同》一份，主要载明：一、甲方向乙方订购贵州茅台“狗年”53°飞天茅台酒共计11件（6瓶/件），单价1800元/瓶，总价共计118,800元；二、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2天内，甲方支付全款给乙方，乙方交货时，应提供签字盖章的收据；三、交货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如有拖延，按每日1000元支付违约金给甲方，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合同经刘洋与张旭鹏签字确认。当日，刘洋通过账户名称为刘媛（刘洋之妹）的银行账号向张旭鹏转账129,600元；同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旭鹏表明“收到12件”、“是的，129,600元”、“已经全部收齐”。同月27日，刘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号向张旭鹏转账86,400元，两次共计转账216,000元。2018年，张旭鹏向刘洋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刘洋人民币216,000元。用于订购茅台狗年纪年（原文如此）酒20件。” 2018年2月8日，刘洋通过微信向张旭鹏发送一份名为《承诺书》的文件，张旭鹏回复“好的”。次日，张旭鹏签署两份《承诺书》，其中一份载明：“本人张旭鹏于2017年12月收到刘洋现金人民币216,000元，订购狗年茅台20件（6瓶/件，1800元/瓶）。本人承诺于2018年3月15日前把此批酒交付给刘洋，如有延误，按每天10,000元赔偿给刘洋，并承担一切责任。”另一份载明：“本人张旭鹏今欠刘洋一件15年茅台（6瓶每件），一件茅台小白或小金（12条每件），一件茅台飞天（6瓶一件）。本人承诺于2018年2月15日前把三件酒交付于刘洋，如有延误，按每天1000元赔偿给刘洋，并承担一切责任。” 2018年3月18日，张旭鹏、刘洋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对话，刘洋：“我下周几来贵阳拿狗年茅台？”张旭鹏：“最好周六周日，我还在办。”刘洋：“周六我让办公室两个伙计开车来贵阳，他们联系你。一定拿到哈，谢谢你！”张旭鹏：“好的。”刘洋：“20件。”张旭鹏：“是的。”同月19日，刘洋：“张老师，周末我来拿酒哈，这次不会有什么闪失了吧！”张旭鹏：“我在办的。”同月21日，张旭鹏：“在等，下周给你。”同月22日，刘洋：“张老师，今天周四了，后天我让人去拿狗年茅台，请准备好。谢谢！”张旭鹏：“我在准备的。”……刘洋：“不再和我谈价格，价格我们17年12月就定了，款也打了，现在是你周六给我20件的问题，OK？”张旭鹏：“是的。”同月26日，张旭鹏：“我犯了一个错误，这次要亏30多万，以后再也不敢先收货款了。”同年4月23日，张旭鹏向刘洋发送定位信息，显示其所在位置为安顺市贵安实验中学。 2018年4月23日，刘洋（甲方）与张旭鹏（乙方）签订《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乙方无条件退还甲方提前支付的购“狗年53度”飞天茅台酒全部价款人民币216,000元，乙方承诺退还时间是2018年4月26日；2.作为乙方没有履行合同及承诺书约定的惩罚，在退还甲方提前支付的购“狗年53度”飞天茅台酒全部价款216,000元后，在2018年6月28日前免费向甲方提供贵州茅台酒厂的“狗年53度”飞天茅台酒20件（6瓶每件），作为对甲方造成损失的补偿……。该协议经刘洋及张旭鹏签字及捺印确认，签字地点为贵阳马场（贵安新区）。 重审中，刘洋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或扣押张旭鹏价值人民币80.4万元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张旭鹏银行存款人民币80.4万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合同》、《承诺书》、《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收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承诺书、补充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否予以解除；2.涉案合同、补充协议解除后，本案已付货款、违约造成的损失、违约金、货物交付等应作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是张旭鹏于2018年2月9日签署的两份承诺书以及双方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张旭鹏主张其系受胁迫签署，且承诺书及补充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但张旭鹏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系受胁迫或系在紧迫、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作出承诺书及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通过双方聊天记录，可以认定张旭鹏在签订承诺书及补充协议前对其内容有一定认知，系双方平等协商，承诺书明确了已收款金额、交易货品种类及数量、单价、交货时间、逾期交货赔偿责任等内容，补充协议对已付货款的退还以及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承诺书及补充协议均经张旭鹏签字确认，其内容并不导致张旭鹏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未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刘洋亦未占据优势或主导地位，不构成显失公平。据此，本案并无证据显示承诺书及补充协议违背张旭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承诺书及补充协议不具有可撤销情形，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意思表示。张旭鹏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是双方于2017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同》，该合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张旭鹏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收到刘洋向其支付的21.6万元货款后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货，亦未按其后签署的两份承诺书内容继续履行交货义务，致使刘洋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现刘洋提起反诉请求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因补充协议签订后，张旭鹏至今未按协议约定退还货款以及交付相应价值的货物以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之规定，补充协议可以解除，本院对刘洋的该反诉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后，刘洋主张返还其21.6万元货款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刘洋主张的48万元（30万元差价损失+18万元预期利益损失）损失赔偿问题。本案中，刘洋主张其于2018年4月17日另行购买的与涉案《合同》约定的品类相同的茅台酒单价为4450元/瓶，按照其主张的实际购买单价，张旭鹏因未按期交货对刘洋造成的货物差价损失为（4450-1800）*20件*6瓶=318000元。张旭鹏亦在2018年3月26日与刘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述“我犯了一个错误，这次要亏30多万”，根据该陈述可以看出，张旭鹏认可若按《合同》约定单价履行合同其将亏损30余万元，意即张旭鹏认可当时涉案货物市场价与合同约定的总价相差30余万元。因张旭鹏与刘洋之间长期订立茅台酒买卖合同，且与刘洋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也能够体现出张旭鹏对茅台酒市场具有充分的了解，其对茅台酒基于市场的价格变动等商业风险应当是可预见的。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结合刘洋关于其实际购买单价为4450元/瓶的陈述，以及张旭鹏在刘洋另行购买茅台酒前对差价损失30余万元的认可，应认定刘洋主张的货物差价损失30万元与其实际损失相符，亦未超过张旭鹏可预见的范围，故本院对其主张30万元货物差价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刘洋主张的18万元预期利益损失，其称系卖出涉案茅台酒后可赚取的利润，但因刘洋认可其已于2018年4月17日另行购买与涉案《合同》约定的品类相同的茅台酒，其可在卖出后赚取相应利润，故刘洋并未产生预期利益损失，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刘洋主张的违约金10.8万元，其称系按货款的一半予以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违约金的约定虽意在对合同违约方作出相应惩罚，但亦需以另一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本案中，因张旭鹏违约对刘洋造成的实际损失主要是茅台酒的差价损失，本院已经支持赔偿，故对刘洋主张的违约金10.8万元，本院不再支持。 关于刘洋主张的向其交付贵州茅台“狗年”53°飞天茅台酒20件的请求。本案中，因张旭鹏未在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刘洋返还货款和交付20件茅台酒，故刘洋提起反诉请求解除该补充协议。根据前文所述，补充协议应予解除，不宜再认定张旭鹏仍负有依照补充协议之约定交付茅台酒的义务，加之补充协议中约定交付茅台酒本身即是对刘洋的损失赔偿进行的约定，且本院已对30万元货物差价损失予以支持，故不再支持由张旭鹏继续向刘洋交付20件茅台酒。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张旭鹏的诉讼请求； 二、解除反诉原告刘洋与反诉被告张旭鹏于2017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同》以及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的《关于订购贵州狗年茅台酒合同的补充协议》； 三、反诉被告张旭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反诉原告刘洋返还货款人民币216,000.00元； 四、反诉被告张旭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反诉原告刘洋赔偿货物差价损失人民币300,000.00元； 五、驳回反诉原告刘洋的其他反诉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920.00元，保全费4,540.00元，共计10,660.00元，由张旭鹏负担8,539.00元，刘洋负担2,12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苏 飞 人民陪审员  何忠能 人民陪审员  黎小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