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82民初10541号 原告：晋江市久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梅岭凯旋国际9幢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062274066Q。 法定代表人：王平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珊妹，福建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燕玲，女，199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木耀，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欣达，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普宁市珂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普宁市流沙东街道上塘西马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81MA4UPLJC4L。 法定代表人：黄燕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光，广东壮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晋江市久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久和公司）与被告黄燕玲、普宁市珂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珂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13日、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陈珊妹、戴木耀、罗欣达、陈启光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陈珊妹、戴木耀、陈启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根据久和公司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诉讼保全裁定并冻结了黄燕玲、珂瑞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久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燕玲、珂瑞公司连带支付货款370295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行拆借中心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黄燕玲自2013年起陆续向久和公司购买纺织材料，后于2016年间成立珂瑞公司并继续与久和公司交易；截至2016年12月25日，经双方对账，黄燕玲确认结欠货款3702950.34元；黄燕玲以本人及珂瑞公司名义与久和公司进行交易，应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久和公司变更事实和理由为：黄燕玲与珂瑞公司在业务、财产等方面存在混同；黄燕玲作为珂瑞公司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依照公司法的规定，黄燕玲应对珂瑞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黄燕玲辩称，久和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不完整，其于2017年4月5日发送的最后一期对账单催收的欠款余额为1695226.2元，而非3702950元。久和公司一直与黄燕玲从事业务往来，黄燕玲与珂瑞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久和公司所主张的欠款金额与事实不符，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久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珂瑞公司辩称，珂瑞公司与久和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也从未同意黄燕玲以珂瑞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珂瑞公司与黄燕玲的办公地点、业务不同，不存在人格混同，也不存在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问题，请求驳回久和公司对珂瑞公司的诉讼请求。 久和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久和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2.黄燕玲身份信息、珂瑞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明珂瑞公司于2016年成立，黄燕玲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3.久和公司业务员张哲（微信号：×××ｃｋ＿ｚｈａｎｇ1971）与黄燕玲（微信号：×××43）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2017年1月9日、1月12日通过电子邮箱往来的2016年11月份、12月份对账单，证明黄燕玲与珂瑞公司确认尚欠货款3702950元。久和公司经本院释明后补充提供如下证据：4.张哲（手机号：137××××6828）与黄燕玲（手机号：136××××8189）的手机联系人详情截图、通话录音光盘、录音文件存储详情记录截图及所整理的通话内容文字资料，证明张哲于2019年7月9日通过手机向黄燕玲催讨货款；5.张哲与黄燕玲于2017年3月29日、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黄燕玲于2017年3月29日向张哲订购ＡＢ45的材料5吨并于次日支付货款32500元，该笔交易未记入久和公司与黄燕玲的对账单中。 黄燕玲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张哲与黄燕玲于2016年12月1日、2017年1月9日、2月14日、3月7日、4月5日通过电子邮箱往来的对账单，证明久和公司最后于2017年4月5日发邮件催收未付货款1695226.2元，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张哲于2016年11月23日通过邮件发送给黄燕玲的合作协议，证明久和公司要求欠款应在6个月内付清，其于2020年8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3.黄燕玲销售货物的送货单，证明黄燕玲以自己的名义销售货物，与珂瑞公司不存在业务、财产混同。 珂瑞公司未举证。 经久和公司申请，本院向相关金融机构发出调查令，由陈珊妹律师持令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中河支行、普宁服装城支行调取了黄燕玲、珂瑞公司相关银行账户自2016年5月17日起至2020年9月7日期间的历史交易记录。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是：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合同项下的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3.尚欠的货款是多少？ 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久和公司认为，买卖双方对于货款并未约定付款期限。黄燕玲提供的合作协议只是久和公司草拟的一个合作版本，各方当事人均未签字盖章，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起算。即使如黄燕玲主张应于2017年付款，但久和公司的业务员张哲于2019年7月9日最后一次与黄燕玲通话，对货款进行了催讨，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手机储存的联系人通话记录经过一定时间会被清除，这虽导致张哲手机中与黄燕玲的通话记录栏为空白，但该次通话的录音保存在张哲的手机内存中。该录音文件的详情单显示，其文件名称为“黄燕玲珂瑞＠136××××8189＿20190709110241.ａｍｒ”、时间为2019年7月9日中午11：03，足以证明通话时间为2019年7月9日。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黄燕玲认为，久和公司于2016年11月19日通过张哲向黄燕玲发送合作协议，要求截止2016年10月31日前的货款应在6个月内分期付清。此外，久和公司最后于2017年4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以发送对账单的方式对货款进行催收。以上至久和公司起诉时，均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依法不受法律保护。久和公司提供的电话通话录音确是黄燕玲的声音，但该通电话的通话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之前，而非2019年7月9日。经法庭核对，张哲手机联系人“黄燕玲”的“通话记录”栏是空白的。该录音文件存储在手机的存储卡而非手机机身，所显示的是存储时间而非原始录音时间。久和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哲曾于2019年7月9日拨打过黄燕玲手机的事实。此外，该通话录音不完整，只是中间部分的剪辑，不能客观还原双方谈话的完整意思。久和公司整理的通话录音文字与录音内容不符，录音中并没有“怎么说，你说”的表述，也未谈及货款的事情，而是张哲先问那些东西怎么处理，在黄燕玲回答“我的客户你要做你就去做嘛”后，其就达到了打电话的目的。对于该通话，黄燕玲认为双方所谈的是久和公司抢夺客户的事，其并未领受到催讨货款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使该通话录音属实，也无法证明久和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催讨货款，不引起时效中断。 本院认为，久和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对账单主要内容由“期初余额”“本月对账”“期末余额”三部分组成。其中“期初余额”项下有“未付货款额”及“未开发票额”，“本月对账”项下则为上月“开票”“回款”“发货”项的统计报表，“期末余额”项下则有“未付货款额”“未开发票额”及当月“应付金额”项。张哲于2016年11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合作协议给黄燕玲，双方均确认该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未签字盖章。因此，应认定该协议并未成立，不能认为双方就货款的支付期限达成协议，故不依此作为认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依据。双方虽未达成协议，但久和公司实际依协议的条款内容主张权利。如协议记载“截止2016年10月31日，总计未回货款￥4193639.525元，总计未开增值税发票￥5763817.525元……以上货款乙方在6个月内分期付给甲方，单月付款额不低于50万元……甲方给予乙方本金月结60天账期和增值税额月结90天账期”。张哲于2016年12月1日发送给黄燕玲的11月份对账单记载“期初余额”的未付货款额为￥4193639.53、未开发票额为￥5763817.53，“期末余额”的“12月份应付金额”中“2016／10以前货款”为“60万以上”，“本金”及“增值额”均为“0”。2017年1月12日发送的12月份对账单记载“期末余额”的“1月份应付金额”中“2016／10以前货款”为“135万以上”，“11月本金”为“116255”及“增值额”为“0”。2017年4月5日发送的3月份对账单记载“期末余额”的“4月份应付金额”中“2016／10以前货款”为“150万以上”，“2月本金”为“3900”及“1月增值额”为“18392.605”。均与合作协议的条款相吻合。也就是说，尽管买卖双方未就货款的支付达成一致意见，但久和公司单方向买受人提出了履行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买卖合同及久和公司主张催讨的法律事实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此，在久和公司向黄燕玲提出履行要求而黄燕玲于期满后未履行时，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久和公司最后于2017年4月5日向黄燕玲发送3月份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的总欠款金额为1695226.2元，久和公司要求4月份应付2016年10月以前的货款150万元以上、2017年2月份的货款3900元。而对于2017年3月发生的货款3600元，久和公司未在3月份对账单中提出履行主张，但依此前各份对账单所形成的交易习惯，3月份的货款按60天账期应于2017年5月31日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虽不存在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但久和公司对同一债务主张分期履行，其诉讼时效期间亦应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7年6月1日起计算二年至2019年6月1日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按三年计算至2020年6月1日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久和公司主张张哲于2019于7月9日拨打黄燕玲手机催讨货款，黄燕玲对通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真实通话时间并非2019年，而是大约在2017年2月左右。经当庭核对张哲手机，其在“联系人”中存储“黄燕玲珂瑞”名下有180××××4972、136××××8189、137××××3447三个手机号码，其中136××××8189号码后有“最近”的标识，相应“通话记录”栏为空白。对此，张哲表示其手机联系人中的通话记录过一段时间后会被自动清除。经查，华为手机设定了通话记录的保存上限，当达到上限时，系统会默认自动删除旧的通话记录，而只保留上限条数内的最新记录。但同时，通话记录也可以手动选择删除。因此，张哲与黄燕玲的通话记录确有可能被系统自动删除，但也不排除被人为删除，导致无法以此判断通话时间。张哲另提供了保存于其手机中的录音音频文件，该文件的“详情”信息显示，其文件格式系后缀为“.ａｍｒ”的移动设备音频，这与张哲主张的其在拨打电话后通过手机自带的录音功能对通话进行录音的事实相符。该文件的路径显示为“内部存储／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ｌｌＲｅｃｏｒｄ／黄燕玲珂瑞﹫136××××8189＿20190709110241.ａｍｒ”。经实机操作，华为手机通话录音文件的系统默认存储目录即为本机内存中的“内部存储／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ｌｌＲｅｃｏｒｄ／”，系统默认手机通话录音文件的存储名称格式为：所拨打的手机联系人存储姓名＋“﹫”＋拨打的电话号码＋“＿”＋录音开始时的年、月、日、时、分、秒。张哲手机中的录音文件名称为“黄燕玲珂瑞﹫136××××8189＿20190709110241.ａｍｒ”，这与其手机联系人存储黄燕玲的姓名为“黄燕玲珂瑞”、黄燕玲手机号码136××××8189后标有“最近”及其主张最后于2019年7月9日拨打黄燕玲136××××8189手机等情形均相吻合。但经实机操作发现，录音文件的名称是可以手动修改的。也就是说，在排除人为手动修改的情况下，该录音文件的名称与系统默认存储的名称是一致的。但经实机操作，即使对文件名称中“＿”后表示录音年月日时分秒时间的数字进行修改，甚至故意更改手机时间，录音文件“详情”项下记录该文件存储时间的“时间：”项目也是不能被修改的，仍为实际存储的正确时间。而本案通话录音文件“详情”所显示的“时间：”项为“2019年7月9日中午11：03”，这与该文件所存储的文件名称是相吻合的。经试验，在一种条件下可以影响录音文件所记录的存储时间。即在断开移动数据及ＷＩＦＩ网络的情况下，更改手机时间，然后拨打对方电话并进行录音，此时录音文件存储所自动记录的文件“名称：”中关于录音开始时间的相关数字及“时间：”中的存储时间则记录为修改后的手机时间而非实际的准确时间。也就是说，尽管录音文件的存储时间不能被手动修改，但存在被人为干预而被篡改的可能。在被篡改的情况下，则存在真实时间在2019年7月9日之后及之前两种情况。假设真实通话时间发生于2019年7月9日之后，则也应在时效届满，即2020年6月之后才有造假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张哲手动删除了其手机联系人中黄燕玲的通话记录，黄燕玲也会有相应通话记录。但黄燕玲表示其亦无与张哲的通话记录，且主张真实通话时间是2017年2月。因此，该可能之情形可予排除。如真实通话时间发生于2019年7月9日之前，则张哲应在当时断开其手机的移动数据及ＷＩＦＩ网络，并更改手机时间为2019年7月9日然后拨打黄燕玲手机并进行录音，才可能取得其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录音文件。但无论是久和公司或张哲，在当时并不可能预见到日后存在诉讼时效的争议，没有动机和理由将时间往后调至2019年。因此，该可能之情形亦可予排除。综上分析，该录音文件所显示的信息与本案其他证据均能吻合，虽然在理论上存在被篡改的可能，但经分析并不具有实际发生的可能，故对该手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通话内容，黄燕玲主张与久和公司整理的录音文字资料不符。经核对，该通话录音的完整内容为：一开始，张哲说：“不要想啦，我们那些个东西，你现在想怎么个处理？肯定是大家坐下来谈一下怎么处理……”黄燕玲回：“处理什么事情啊？”张哲：“啊？”黄燕玲语速飞快地说：“处理什么东西啊，处理什么东西？”张哲说：“那你认为现在那些货款……”黄燕玲快速打断：“反正我”，张哲说：“你说”，黄燕玲：“反正你那些我的客户你要去做就去做啊，反正客户的东西，额，你，他们喜欢跟谁做就跟谁做，这个也无所谓啦。”张哲：“这个东西没得说的，是不是啊”，黄燕玲：“是啊，是啊，那你很厉害嘛。嗯，嗯，好好好。”张哲最后说：“呵呵呵”。至此通话结束。在通话中，张哲明确提到了货款，虽然刚说到货款即被黄燕玲打断，且谈话内容由此改为抢夺客户的事情。但张哲说“货款”是对黄燕玲所问“处理什么东西？”的回复，而黄燕玲问“处理什么东西？”则是对张哲提出的“你现在想怎么个处理？肯定是大家坐下来谈一下怎么处理”的回应。庭审中黄燕玲在解释为何此前每个月回复对账单，而在2017年2月后连续3个月未回复时称，是因为生气久和公司抢走其客户。可见，黄燕玲对尚欠久和公司货款是清楚的，但认为久和公司违反商业道德故不再跟久和公司对账也不支付余款。因此，尽管在通话过程中黄燕玲转移话题，但张哲已明确提出了对剩余货款的主张，而黄燕玲则以抢夺客户为由予以拒绝。综上，该手机通话能够证明久和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通过其业务员向黄燕玲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自2019年7月9日起重新计算。久和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关于责任主体的问题 久和公司认为，黄燕玲一开始以个人名义与久和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此后成立珂瑞公司并继续交易。交易过程中都是通过第三方客户直接回款，从未以黄燕玲或珂瑞公司的名义付过货款。黄燕玲是珂瑞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与另一股东黄少芬是母女关系。因此，黄燕玲是珂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燕玲对外所签的对账单及送货单到底是以个人名义或公司名义无法确认。因此，久和公司对后期的交易对象是黄燕玲还是珂瑞公司难以分辨，但在对账单中记载客户名称为“普宁－黄燕玲（普宁市珂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黄燕玲作为珂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此外，久和公司申请调查令所取得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黄燕玲与珂瑞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如黄燕玲银行流水所取得的收入大多来源于纺织行业，而珂瑞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亦是纺织业。珂瑞公司的对公账户很少用于收取货款，而黄燕玲个人账户存在大量收款流水，可见珂瑞公司存在使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的行为。又如珂瑞公司与普宁市成发制衣有限公司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监事叶金栋同时与黄燕玲个人也有大量的资金往来。黄燕玲的个人账户与卢智文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而卢智文为普宁市池尾芳芝蒂制衣厂的经营者。上述资金往来情况证明，珂瑞公司与黄燕玲无论在业务或财务上均存在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黄燕玲应与珂瑞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黄燕玲认为，黄燕玲在珂瑞公司成立前即以个人名义与久和公司发生交易。久和公司所发的对账单的客户名称也是列明“黄燕玲”，久和公司虽还在“黄燕玲”名字再加括号标明珂瑞公司名称，但这仅是久和公司的单方行为。黄燕玲提供的发货单显示，黄燕玲对其个人自营的业务均是以个人名义进行，与珂瑞公司并不存在业务混同。久和公司所调取的银行流水也能证明，黄燕玲与珂瑞公司的财产也是各自独立的，并不存在财务混同。 珂瑞公司认为，久和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黄燕玲自2013年起陆续向久和公司购买纺织材料。黄燕玲与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通过邮箱往来的对账单也显示，本案买卖合同是久和公司与黄燕玲个人之间的业务，与珂瑞公司无关。久和公司所发送的合作协议中明确载明的乙方也是黄燕玲，且确认黄燕玲是久和公司在粤东地区的总代理。虽然久和公司在对账单中将珂瑞公司列在黄燕玲姓名后的括号内及在合作协议中将珂瑞公司列为担保人，但均是久和公司的单方行为，未经珂瑞公司同意和确认。久和公司所调取的银行流水也显示，珂瑞公司与久和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上述证据及事实充分证明，珂瑞公司不是诉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依法不应承担相应合同义务。黄燕玲平时经营布料生意，其办公地址位于普宁市××公寓楼。而珂瑞公司主营化工产品，办公地址在普宁市××街道××村××路××号。久和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也显示，珂瑞公司的银行账户与黄燕玲的个人生意账户及个人生活账户是各自独立的。其中珂瑞公司账户与黄燕玲的资金往来情况显示，珂瑞公司只有收到黄燕玲的汇入款而没有汇款给黄燕玲，而所收的黄燕玲款项均标注为投资款，即黄燕玲履行其股东的出资义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10条规定，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本案证据及事实充分证明，珂瑞公司与黄燕玲无论在业务、人员、办公地点还是财务等方面均是严格区分的，并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久和公司在民事起诉状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对合同相对人及责任承担的主张是自相矛盾且逻辑混乱的。在本案中，由于珂瑞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因此，久和公司就不是珂瑞公司的债权人。在此情况下，也就不存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问题。久和公司对珂瑞公司的主张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认为，久和公司与黄燕玲均确认，双方自2013年开始发生交易关系。而珂瑞公司直至2016年5月才成立。可见，诉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从一开始即为黄燕玲个人。黄燕玲虽为珂瑞公司股东且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黄燕玲在珂瑞公司成立后以珂瑞公司的名义继续与久和公司进行交易。此外，久和公司在2016年11月发送的合作协议中，亦明确黄燕玲（乙方）为其粤东地区代理，而只将珂瑞公司列为黄燕玲的担保人。可见，久和公司对其交易对象是黄燕玲个人亦是明知的。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且珂瑞公司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诉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黄燕玲个人。久和公司还主张黄燕玲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应与珂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该民事责任的承担以珂瑞公司为债务人为前提。在本案债务人为黄燕玲个人的情况下，本案不存在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对黄燕玲与珂瑞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与本案审理无关，本院不再予以审查。 三、关于欠款金额的问题 久和公司认为，久和公司虽然在2017年2月、3月及4月还向黄燕玲发送过对账单，但相应对账单黄燕玲均未确认回传。上述对账单中所记载的回款客户如“华利”等，既是黄燕玲的客户同时也是久和公司的客户。在黄燕玲未对对账单进行核对确认的情况下，久和公司无法确认对账单中所记载的回款是“华利”等客户代黄燕玲支付货款或支付其与久和公司自己的货款。因此，欠款总金额应以黄燕玲于2017年1月12日最后确认的12月份对账单记载的未付货款金额3702950.34元为准。黄燕玲虽在2017年3月31日支付32500元给张哲，但该笔业务是张哲个人与黄燕玲之间的业务，且也未计入2017年3月份对账单的发货清单中，故不应在本案货款中扣除。 黄燕玲认为，久和公司自2016年12月起每月都通过电子邮件向黄燕玲发送对账单。至2017年4月5日，久和公司最后一次发送的对账单显示的未付货款金额为1695226.2元，应以此作为计算货款的依据。久和公司还漏算了60万元左右的还款以及15万元的退货和答应给黄燕玲的8%的税费返点，黄燕玲的实际欠款金额只有二三十万元。对2017年3月31日支付给张哲的32500元，经核实确非支付本案货款，同意不再扣除。 本院认为，久和公司与黄燕玲最后于2017年1月12日经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12月31日尚未支付的货款为3702950.34元。此后久和公司又于2017年2月14日、3月7日及4月5日发送2017年1月份、2月份及3月份对账单，该三份对账单显示双方在2017年1月至3月间仍有交易且有还款。对账单所载的付款方虽非黄燕玲，而是“华利”“彬盛”“富美”等厂家名称，但与此前对账单所载的付款人是一致的。且久和公司也自述交易过程是根据黄燕玲指示直接送货给黄燕玲的客户，再由黄燕玲客户直接支付货款。久和公司已在对账单中自认“华利”“彬盛”等黄燕玲客户所支付的款项为诉争合同项下的货款，事后虽又否认但经本院释明并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后未能举证证明系支付其自营业务的货款，故仍应认定为支付本案货款。2017年1月份、2月份及3月份对账单虽未经黄燕玲确认回传，但已通过电子邮箱送达黄燕玲，且其最后的未付款金额少于黄燕玲已确认的金额。因此，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交易的最后结算依据。黄燕玲主张对账单漏算部分付款、退货款及税费扣点等，但未及时回复提出且经本院释明并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后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黄燕玲尚未支付的货款应根据久和公司最后所发对账单的记载认定为1695226.2元。 经审理查明，黄燕玲自2013年起陆续向久和公司购买纺织材料，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久和公司根据黄燕玲的指示直接送货给黄燕玲的客户，再由黄燕玲的客户将货款支付给久和公司。久和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通过其业务员张哲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黄燕玲发送合作协议，提出将粤东地区的销售交由黄燕玲代理，并主张截止2016年10月31日黄燕玲尚欠货款4193639.525元，应在6个月内分期付清，从下月起对新发生的业务给予60天的账期，双方应在每月月初对账，珂瑞公司作为黄燕玲的担保人等。但黄燕玲及珂瑞公司均未在该合作协议上签字或盖章。久和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向黄燕玲发送11月份对账单，主张截止2016年11月份黄燕玲尚欠货款3916144.7元，其中应于2016年12月支付旧欠款60万元以上。黄燕玲于2016年12月31日对该对账单签字确认并回传给张哲。2017年1月9日，久和公司向黄燕玲发送12月份对账单，主张截止2016年12月份黄燕玲尚欠货款3702950.34元，其中应于2017年1月支付旧欠款135万元以上，另支付2016年11月的货款116255元。黄燕玲于2017年1月12日对该对账单签字确认并回传给张哲。此后久和公司又于2017年2月14日、3月7日及4月5日发送2017年1月份、2月份及3月份对账单，但黄燕玲均未确认回传。其中久和公司在最后一次所发送的3月份对账单中主张，截止2017年3月份黄燕玲尚欠货款1695226.2元，其中应于2017年4月支付旧欠款150万元以上，另支付2017年2月的货款3900元。张哲于2019年7月9日拨打黄燕玲手机，询问黄燕玲对所欠货款作何打算并要求协商解决，但黄燕玲以久和公司抢夺其客户为由拒绝处理。久和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另查明，珂瑞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经工商登记成立，黄燕玲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黄燕玲以个人名义与久和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珂瑞公司成立后转以珂瑞公司的名义继续进行交易。故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认定为黄燕玲，久和公司主张珂瑞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久和公司最后于2017年4月5日所发的对账单虽未经黄燕玲确认，但已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进入黄燕玲此前确认的电子邮箱，该意思表示依法已生效，久和公司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不得撤回。该对账单载明的欠款金额少于黄燕玲最后确认的金额，在黄燕玲亦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其最终欠款的依据。因此，黄燕玲尚未支付的货款金额应认定1695226.2元。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虽未明确约定货款支付期限，也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但久和公司实际依其单方提出的合作协议条款以发送电子对账单的形式向黄燕玲主张权利。久和公司最后于2017年4月5日发送对账单，要求黄燕玲于当月支付2016年10月前的旧货款150万元、2017年2月的货款3900元，对于2017年3月的货款3600元，依交易习惯所要求支付的期限为2017年5月31日。因此，对于2017年4月5日对账单所载的尚未支付的1695226.2元，应从久和公司要求支付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2017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久和公司于2019年7月9日通过业务员张哲采用手机通话的方式向黄燕玲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久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久和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可予支持。对久和公司超过法律规定范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燕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晋江市久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695226.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尚欠款项为基数自2020年8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晋江市久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42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8212元，由原告晋江市久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183.5元，被告黄燕玲负担1002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洪 涌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舒雅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 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 （一）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完整、可靠； （二）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是否有影响； （三）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止出错的监测、核查手段； （四）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 （五）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 （六）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适当； （七）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因素。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鉴定或者勘验等方法，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