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民再3号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徽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3888号。法定代表人：胡国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正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徽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习友路枣庙村。负责人：范仁浩，该分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范红菊，女，汉族，1971年11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再审申请人安徽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青公司）、安徽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分公司（以下简称常青四分公司）与被申请人范红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皖01民再178号民事裁定。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以皖检民（行）监[2019]3400000032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皖民抗15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卫东出庭。再审申请人常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玉、戴正有、常青四分公司负责人范仁浩、被申请人范红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再178号民事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范红菊受范厚传指使，以伪造的借据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并依法予以制裁。范厚传犯虚假诉讼罪一案的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范红菊提起的原审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系虚假诉讼，对范红菊再审期间提出的撤诉申请，人民法院不应准许。原审法院作出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适用法律有明显错误，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提出抗诉。常青公司及常青四分公司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范厚传向范红菊出具《借条》，但该《借条》是范厚传伪造的。范厚传个人支付律师代理费、委托律师，为范红菊提起本案原审民事诉讼。本案历经4年，再审申请人承担不起时间成本，故同意范红菊撤诉；再审申请人因为范红菊虚假诉讼造成损失，法院对范红菊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应当予以惩戒。范红菊辩称，本案中其出借款项基本事实客观存在，其也受到损害；范厚传以做工程为由向其借款，范厚传私自加盖常青四分公司印章其不知情；原审法院审查并征求再审申请人意见，再审申请人同意其撤诉，原审法院才裁定准许其撤诉；对再审申请人损失以及相应责任，深表歉意也愿意协商解决。范红菊向一审法院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常青四分公司、常青公司支付范红菊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暂计67500元（利息自2012年4月5日开始暂计算到2015年1月5日，月利息1分，款清息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常青四分公司、常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5日，范红菊向范厚传交付现金15万元。范厚传向范红菊出具《借条》1份，内容为“今借到范红菊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月利息按壹分计算”。《借条》上有范厚传签名，常青四分公司印章和常青四分公司法定代表人范仁浩个人私章，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5日。2015年2月10日，常青公司员工胡国玉向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认为范厚传有偷盖公司章用于借贷的嫌疑。2015年6月2日，公安机关下达《不予立案通知书》。根据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范仁浩、范厚传系叔侄关系，其二人自1999年至2008年以常青公司资质和名义承揽建筑项目，从2008年12月开始，范厚传开始挂靠其他建筑公司从事项目承建，至2009年底，范厚传未再以常青公司名义承接过任何建筑工程。《经开分局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认为：“范厚传及相关债权人的以上行为，经调查认为存在债权凭证形成的不合理性，同时所借资金的去向与工程项目不一致，其性质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并未达到构成犯罪的证明标准”。2015年9月常青公司员工胡国玉再次向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报案，认为范厚传的行为同时涉及虚假诉讼。常青四分公司主办会计张应杰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4年4月至5月范厚传曾经将常青四分公司公章借出，后归还。一审法院认为，范红菊向范厚传交付现金15万元，范厚传向其出具《借条》，范红菊作为债权人已经提供完整的债权凭证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常青四分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对债务承担的确认，范红菊可以向其主张债权。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辩称其对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知情，系范厚传私自加盖公司公章，但其对印章管理不善，公章外借，不能视为债务免除的合法理由。故常青四分公司应偿还范红菊借款15万元及相关利息。在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由其法人常青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常青四分公司向范红菊支付借款15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5日起按年利率12%计至款清之日止）；二、常青四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常青公司以其它财产清偿；三、驳回范红菊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82元，由常青四分公司、常青公司共同负担。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合肥中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范红菊提供的借条上明确加盖有常青四分公司的印章和常青四分公司负责人的私人印章，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对印章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鉴于范厚传的身份以及其在债权凭证上借款人处加盖公司印章、负责人印鉴章的行为，足以使借贷关系的相对方相信常青四分公司的借款人身份。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诉称其公章保管不善，加盖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如存在范厚传恶意加盖公章的行为，应由公司向其主张权利，但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不能以此对抗合同相对方，而要求免责。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不立案理由通知书》中关于案涉性质属于民事欺诈的表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主张本起借款纠纷属于虚假诉讼，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关于常青公司属于债务承担的认定错误，但对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判决正确，予以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4元由常青公司、常青公司四分公司负担。常青公司、常青公司四分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再审审查认为，合肥高新区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皖0191刑初232号刑事判决，查明2008年12月份以后，范厚传离开常青四分公司，以个人名义借款，自己出资委托律师指使出借人提起民事诉讼等事实，并以范厚传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该刑事判决足以推翻本案原审民事判决。该刑事案件二审正在合肥中院审理，为维护裁判标准和执法尺度的统一，本院裁定：一、指令合肥中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合肥中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审理过程中，范红菊书面提出撤回一审对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的起诉。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均同意范红菊撤诉。合肥中院认为，范红菊撤回一审起诉的请求，已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依法予以准许。合肥中院再审裁定：一、准许范红菊撤回起诉；二、撤销合肥中院（2016）皖01民终5874号民事判决及合肥高新区法院（2015）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0181号民事判决。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范红菊负担。本院再审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范厚传犯虚假诉讼罪刑事案件中与本案有关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包括该案二审（2018）皖01刑终637号刑事判决，公安机关对常青公司工作人员胡国玉、常青四分公司负责人范仁浩、常青四分公司会计张应杰、范红菊本人、范红菊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楠等人的询问笔录，对范厚传的讯问笔录，范厚传以本人名义向范红菊出具的未盖章借条，公安机关委托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以前，范厚传与范仁浩曾长期以常青公司的名义合伙承接工程项目。二人之间的合伙账目没有清算，存在经济纠纷。2012年4月5日，范厚传以工程款周转为由，向范红菊借款，范红菊向范厚传交付15万元现金，范厚传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2014年7、8月间，因无力偿还借款，范厚传向范红菊出具其私自加盖常青四分公司公章及范仁浩印章的新借条，该新借条落款为“安徽常青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范厚传”，并加盖常青四分公司公章及范仁浩印章，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借款利息等其他内容与原借条保持不变；随后，范厚传提供代理律师、缴纳诉讼费用，指使范红菊起诉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本案一审庭审中，范红菊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楠向法庭提交了上述新借条，范红菊庭审陈述该新借条是范厚传在借款现场所出具，现场盖的公章，否认更换过借条。后在公安机关询问中，范红菊陈述：2012年4月5日出借款项时，范厚传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2014年，范厚传带着焦律师，向其出具了新借条，新借条上加盖了常青四分公司印章和范仁浩的章，范厚传说可以帮其请律师起诉常青公司，胜诉后就可以拿到钱了，然后其就在民事诉状签字了。范厚传犯虚假诉讼罪一案，合肥中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皖01刑终637号刑事判决，判决范厚传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元。该刑事判决中，认定范厚传犯虚假诉讼罪的犯罪行为中，包括指使范红菊持伪造的借据提起本案原审民事诉讼。本院认为，（一）范厚传指使范红菊提起的本案原审民事诉讼，构成虚假诉讼。（2018）皖01刑终637号刑事判决认定范厚传的犯罪事实，一是伪造借据，向包括范红菊在内的9名出借人出具私自加盖常青四分公司公章及范仁浩私章的新借据；二是提供代理律师、缴纳诉讼费用，指使包括范红菊在内9名出借人持盖章的新借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再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刑事判决相关事实认定及相关证据，均无异议。本案原审中，范红菊受范厚传指使，持范厚传伪造的借据，以本人名义向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提起的民事起诉，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范厚传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属于同一事实，足以认定本案原审中以范红菊名义所提起的诉讼，构成虚假诉讼。本案一审、二审民事判决作为定案依据的加盖常青四分公司公章及范仁浩印章的借条，属于范厚传伪造的证据，一审民事判决认定常青四分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对债务承担的确认，二审民事判决认定相关事实足以使范红菊相信常青四分公司的借款人身份，均被新的证据所推翻，相关事实认定确有错误。（二）范红菊受范厚传指使实施虚假诉讼，主观上存在过错。虽然综合考虑范厚传与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范仁浩之间的长期业务关系，范红菊实际出借15万元款项等事实，以及案涉新借条上所加盖的常青四分公司公章及范仁浩印章本身真实，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范红菊明知和参与范厚传伪造证据、捏造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但根据再审新查明的事实，范厚传既以常青四分公司名义出具新借条，又提供代理律师并缴纳诉讼费用，指使范红菊起诉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足以认定其行为损害常青公司、常青四分公司利益，亦足以形成对其出具案涉新借条是否具有代理或代表权限的合理怀疑，范红菊亲历范厚传相关行为，对此应当形成认识。范红菊对其起诉所主张的债权，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不具有信赖利益，其受范厚传指使起诉，对本案虚假诉讼的发生存在过错。（三）对于虚假诉讼应依法处理。本案认定范红菊起诉构成虚假诉讼，符合查明的事实，符合其行为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查明属于虚假诉讼，不应准许当事人撤诉，应当驳回诉讼请求。合肥中院再审裁定准许范红菊撤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合肥中院（2016）皖01民终5874号民事判决及合肥高新区法院（2015）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018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合肥中院（2018）皖01民再178号民事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查明的虚假诉讼行为，本院将依法另行制作决定书予以制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再178号民事裁定，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终5874号民事判决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01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范红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64元，均由范红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永会审判员  张希宇审判员  张华春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陈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