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02民初12141号原告（被告）：朱庆斌，男，197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辉，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原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安徽大市场名牌家电广场北D幢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4853540F。法定代表人:何国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总立，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庆斌与被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不服裁决，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19）皖0102民初12200号案件立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两案合并审理，双方互为原、被告。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陆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朱庆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朱华辉，被告（原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的法定代表人朱国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庆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双倍工资差额97648元(以月平均工资12206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计算至2019年3月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8年7月份就职于被告处,在就职时被告与原告口头约定每月工资为10000元左右(底薪加销售提成),由于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原告工资，且自原告入职至今被告都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原告在2019年3月底离职。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辩称：1、用工单位多次要求与原告朱庆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在朱庆斌授权的公司其他员工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虽然原告现在对此不予认可，但我方认为是原告个人诚信问题；2、朱庆斌在服务期间，还同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即便朱庆斌本人未能与被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其过错应当在原告方；3、被告支付给朱庆斌的报酬中包含了基本的费用及每月补助共计7000元，被告提供的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银行流水中包含大部分的报销费用，该费用不能视为原告的工资报酬。原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驳回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由此要考量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如果是用人单位的原因，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二倍工资，如果是其他原因包括劳动者的原因，用人单位不需要支付二倍工资。因此，“可归责”是判断用人单位是否承担二倍工资的基本原则。虽然法律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劳动合同本质上还是合同,是双方的合意,因此书面合同是否签订,不仅取决于用人单位，还取决于劳动者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本案中,据原告现了解，被告来原告处时就已经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缴纳社保,被告在两个单位间隔上班。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具有客观原因，该原因不可归责于原告。对于这种确系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如果让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对用人单位不公平。法律规定也是强调了用人单位主观上的原因，由于用人单位的故意或者过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才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二倍工资的立法原意是通过惩罚性的规定，提高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从而明确和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不是为了让劳动者谋求劳动报酬之外的额外权益。因此，被告要求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朱庆斌辩称：被告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期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其应该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支付双倍工资差额，该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应以实发到朱庆斌个人账户上数额为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1日，朱庆斌入职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处工作，职位为部门经理。入职后，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未与朱庆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3月17日，朱庆斌因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拖欠工资而申请离职，朱庆斌未提交书面离职申请。后朱庆斌以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为被申请人向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1、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支付朱庆斌双倍工资差额97648元；2、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为朱庆斌补缴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份社会保险。2019年10月15日，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合瑶劳仲裁字第874号仲裁裁决，裁决：1、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支付朱庆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52387.1元；2、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为朱庆斌补缴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其中属于个人缴费比例部分费用由朱庆斌承担。嗣后，朱庆斌和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均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根据朱庆斌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记载显示，在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期间，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法人转入朱庆斌账户钱款如下：2018年8月9日5031元，2018年8月26日6600元，2018年9月25日11088元，2018年11月13日5000元，2018年11月23日1647.5元，2018年12月11日18624元，2019年1月26日22390元，2019年1月28日3084元，2019年3月26日2552元，2019年3月27日23868元，2019年5月27日9970元，以上合计109854.5元。庭审中，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称该笔费用中包含报销的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向本院提交朱庆斌的社保缴费记录，证明朱庆斌在职期间与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计算双倍工资的时间应当算至2019年1月，朱庆斌辩称该社保缴费系追溯补缴，不是按月缴纳，不能证明朱庆斌在工作期间与其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上述事实，由合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合瑶劳仲裁字第874号仲裁裁决、银行流水清单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附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情况，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是否应当支付朱庆斌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朱庆斌的入职时间，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陈述是2018年8月，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从工资银行流水可以反映在2018年8月9日已经向朱庆斌发放了工资，结合工资发放的惯例，故本院采纳朱庆斌陈述即入职的时间是2018年7月1日。对于离职的时间，朱庆斌陈述是2019年3月25、26日，但从手机微信截图可以反映朱庆斌在2019年3月15日已向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提出离职，故本院采纳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的陈述即2019年3月17日离职。朱庆斌于2018年7月1日入职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理应在其入职一个月内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并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依法应当支付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17日期间朱庆斌双倍工资。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辩称朱庆斌授权公司其他人员代为签订劳动合同，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向本院提交了朱庆斌的社保记录，证明2019年2月朱庆斌已经与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计算双倍工资的时间应当算至2019年1月，本院认为，该社保缴费记录显示2019年2月份的社保系追溯补缴，不能证明朱庆斌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1月。关于朱庆斌的月平均工资的问题，根据朱庆斌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在朱庆斌工作期间共计支付其109854.5元，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辩称其中包含报销的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认定朱庆斌月平均工资为12206元（109854.5元÷9个月）。综上，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应当支付朱庆斌双倍工资差额92135.6元（12206元/月×7个月+12206元/月÷31天×17天）。关于补缴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社会保险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不足。”因此，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补缴社会保险费系行政管理范畴。徐莉应依法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申请，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庆斌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92135.6元；二、驳回朱庆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合肥佳和电子电器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军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