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23民初2566号原告：山东孚得源生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庆云县西环路**。法定代表人：孙朋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福平，山东华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丁传平，男，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胶南市，现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立华，山东海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王菊，女，1977年5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柳河县，现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光，山东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山东孚得源生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浮得源公司”）与被告丁传平、王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东孚得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福平、被告丁传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立华、被告王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孚得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货款1055056.5元，并责成二被告分别自2016年3月28日和2019年6月17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2.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25日，原告与第二被告持股的青岛盛青纺联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盛青纺联“）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该公司提供棉纱。在原告与该公司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该公司一直指派其采购人员丁传平与原告从事业务往来。《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该公司供货标的为8115747.5元，后经与该公司结算，截止2016年10月16日该公司尚欠原告2106352.5元，被告丁传平为原告出具了欠据一张。其后经原告多次追要，该公司又陆续偿还原告货款1051296元，至今仍欠原告1055056.5元。经查，青岛盛青纺联由第二被告投资持股，第二被告也是该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在原告与青岛盛青纺联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根据双方约定该公司应向原告交付定金20万元，2016年4月22日被告丁传平向原告提供了两张各1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作为定金交付原告，并承诺该20万元定金可由原告随时折抵货款。在该公司拖欠原告货款后，原告为实现自己的债权，到庆云县工商银行兑现汇票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无法兑付。后原告报警，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丁传平向原告出提供的商业承兑汇票是伪造的。在第二被告得知警方介入后，为逃避债务及其他法律责任，2020年8月17日恶意将青岛盛青纺联注销。据上所述，被告丁传平用伪造的虚假商业承兑汇票作为定金担保，并为原告出具欠据，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被告王菊作为青岛盛青纺联的投资人和实际经营人，在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恶意注销公司，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丁传平辩称，1.欠款数额不是1055056.5元，该款项未扣除朱传才到浙江绍兴向被告丁传平要的10万元承兑，另外王**从仓库提货9000元也未冲减。减去109000元，欠付货款数额应为946056.5元。2.因原告违约不按时开具发票，导致被告无法付款，并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剩余款项应当按照不含税价格结算。3.原告违约不开具发票，导致被告无法付款，因此不应当支持其利息诉求。4.被告丁传平系青岛盛青纺联的采购员，系职务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原告诉求事实不清，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王菊辩称，王菊不是青岛盛青纺联的股东，其对青岛盛青纺联纺的设立、经营、注销及与原告的业务往来均不知情，被告王菊不应当承担该债务的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5日，原告与青岛盛青纺联在原告住所地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青岛盛青纺联供应棉纱，同时约定了供应棉纱的规格、单价，但对供应的数量、金额没有约定，双方约定按实际数量结算。青岛盛青纺联经办人被告丁传平负责与原告方进行业务联系，原告按照被告丁传平指定的地点发货，货款主要经青岛盛青纺联账户经银行转账汇入原告方账户（其中一小部分经由王兴秋、钱丽红等支付）。截止2016年10月16日，经原告与被告丁传平结算青岛盛青纺联共拖欠原告货款2106352.5元。2020年7月28，被告王菊在青岛盛青纺联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签字，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毕，不存在其他未了结事务。其对该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责任。2020年8月17日，青岛盛青纺联注销。上述事实，由原告出具的《产品购销合同》、青岛盛青纺联绍兴办事处库存明细、欠款条、青岛盛纺联全体投资人承诺书、青岛盛纺联企业公告信息等予以证实，当事人各方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一、青岛盛青纺联是否拖欠原告货款1055056.5元。原告主张青岛盛青纺联拖欠原告货款1055056.5元向法庭提供证据1.《产品购销合同》；2.青岛盛青纺联绍兴办事处库存明细；3.欠款条；4.商业承兑汇票(两张）；5.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结算全部（部分）拒绝付款理由书；6.原告发货明细；7.青岛盛青纺联汇款明细。8.青岛盛纺联全体投资人承诺书；9.青岛盛纺联企业公告信息；被告丁传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2中明确标注了原告应扣减9000元欠款，但实际没有扣减。对证据4、5，因被告丁传平涉嫌刑事犯罪，不应当在本案中审理。对证据6，认为系原告单方打印的发货证明，不能证明丁传平收到了该货物。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明细中没有记载扣除的9000元和一个银行承兑10万元，缺少以上两个汇款记录。对证据8、9，被告丁传平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丁传平提供证据：1.原告为青岛盛青纺联出具的增值税发票9张，用以说明原告违约不开具发票，导致被告无法付款，因此剩余款项应当按照不含税价结算。经被告丁传平扣除增值税后结算，被告实际欠付原告593670.55元。2.青纺联绍兴办事处库存明细，用以证明原告方工作人员按排王**到被告仓库提货价值9000元，并标注从欠款中扣除。3.朱传才从绍兴丁传平手中取走银行承兑10万元面额一张，用以证明原告诉求不实，应当予以扣除该10万元。被告王菊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7，被告王菊不知情，根据证据的“三性”，请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认定。对证据8、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青岛盛青纺联注销的相关情况王菊是不知情的，因此，被告王菊不承担债务责任。被告王菊向法庭提供青岛盛青纺联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查询一份，用以证明青岛盛纺联的设立、变更、注销所署王菊的签名都不是王菊本人所签，被告王菊不是青岛盛青纺联的股东。原告对被告丁传平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对其对证据的说明有异议，对王**提货9000元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丁传平在2016年10月16日核对账目时已经扣除。在2016年10月16日之后，青岛盛青纺联向原告提供一张面值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原告在汇款明细中有祥细记载。原告如果在2016年10月16日之前收到被告方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双方在2016年10月16日核对账目时应当已经扣减。原告是否开具发票，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关于被告王菊辩称其对青岛盛青纺联的设立、注销均不知情，原告认为这种陈述是虚假的，因为国家工商管理部门负责企业的登记、注销，其登记、注销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公正性，其登记的内容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综上，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能够证实原告与青岛盛青纺联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丁传平系青岛盛青纺联与原告业务往来的主要经办人，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对原告出具的欠据对青岛盛青纺联具有法律约束力。经过庭审，被告丁传平对原告主张的青岛盛青纺联拖欠原告货款1055056.5元是认可的，仅是认为原告没有扣除王**仓库提货9000元和朱传才在绍兴收到丁传平承兑10万元（注：王**、朱传才系原告方工作人员）。对于原告是否已扣除王**提货9000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青纺联绍兴办事处库存明细中载明的内容，其中含有王**提货0.5吨，在欠款中减去9000元，该明细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13日。被告丁传平于2016年10月16日向原告出具欠款条，内容载明原告自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10月16日发给丁传平纱线，合计人民币7136377.5元，丁传平已付纱线款5030025元，经丁传平核对后，丁传平欠原告纱线款2106352.5元。因此，根据该欠款条的内容及出具时间，应当认定王**提货款9000元已经在该欠款条中扣除。对于被告丁传平称在绍兴交给原告方职工朱传才承兑10万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而被告丁传平亦没有提供原告方职工朱传才收到该10万元承兑的证据，故本院对此意见不予认定。对于被告丁传平抗辩因原告没有向被告方出具足额税票，应当扣减352383.55元货款。收受货款开具发票是卖方（即原告）应尽的义务，但对于买卖合同来说，买方（即青岛盛青纺联）负有给付货款的主给付义务，卖方负有交付货物的主给付义务，而原告开具发票属于附随义务，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不具有对价性，故未开具发票不能成为减付货款履行主给付义务的抗辩理由。二、二被告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货款的责任。原告称被告丁传平代表青岛盛青纺联与原告签订合同后，没有如实向原告提供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商业承兑汇票是丁传平的个人行为，但导致了原告误认为青岛盛青纺联具有相应的履行能力，因此应与被告王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丁传平质证意见为，丁传平系青岛盛青纺联公司的业务员，其履行的一切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其涉嫌的20万元票据犯罪仍在侦办中，且未经法院判决丁传平构成犯罪。因此，丁传平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菊质证意见为，青岛盛青纺联的设立、变更、注销所署王菊的签名，均不是王菊本人所签，王菊也不是青岛盛青纺联的股东，被告王菊不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责任。综合全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丁传平系青岛盛青纺联的业务员，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因此，被告丁传平与原告因发生业务往来而产生的债务，青岛盛青纺联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而青岛盛青纺联于2020年8月17日已经被注销，被告王菊于2020年7月28日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郑重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等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部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全体投资人签字：王菊，2020年7月28日，青岛盛纺联签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青岛盛青纺联并未依法清算即办理了注销登记，被告王菊作为股东在承诺书上签字，其应对青岛盛青纺联拖欠原告的债务依法承担还款责任。被告王菊从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调取了青岛盛青纺联的相关档案材料，其中涉及王菊个人身份信息及多项文书的签字，被告王菊称对其均不知情，其答辩意见不足以对抗行政机关出具相关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被告方自2016年3月28日和2019年6月17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二被告均不同意支付利息。结合原、被告的主张及答辩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根据原告提供的青岛盛青纺联还款明细，本院酌定青岛盛青纺联自2017年2月10日起最后一次付款的截止时间按照上述司法解释计算逾期损失。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青岛盛青纺联签订的合同，是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成立并有效，依法受到法律保护。青岛盛青纺联拖欠原告货款1055056.5元的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被告丁传平的陈述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丁传平系青岛盛青纺联的业务员，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对青岛盛青纺联的债务不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丁传平涉嫌犯罪的情况，已由公安机关侦办处理，不影响民事方面的认定，对其相关涉嫌的犯罪情况本院不予置评。青岛盛青纺联注销时未依法办理清算，被告王菊作为一人股东并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签字，应依法承担青岛盛青纺联拖欠原告货款的还款责任。原告主张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将依照相关司法解释及青岛盛青纺联最后一次还款的时间予以确定其利息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山东孚得源生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055056.5元，并自2017年2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05505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5505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4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96元，减半收取计7148元，由被告王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苗耿升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马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