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1民终54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街172号。负责人：刘剑英，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磊，男，该支行客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坡，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文亭，男，196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维涛，河北卓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何文亭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4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代理人舒磊和李书坡、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冯维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还重审。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事实没有查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与魏彦军通过中间人经过事前借款合意，将款项存入上诉人的目的具有特定的指向，即为他人融资借款使用，并由此获得高额的利息。因原告将款项转入在被告行开立的结算账户的目的是借款给魏彦军，而款项实际也通过网银转到了魏彦军的账户，经过当事人对事实陈述以及调查笔录可以看出，魏彦军与何文亭在签订《托管证明》以前就通过中间人达成借款合意，并约定了利息，为了保障资金安全二人决定拉郎向阳作为中间人，2013午9月27日，郎向阳在中间人提供的《托管证明》上签字，且盖有所谓的“银行章”，魏彦军收到原告的网银U盾和密码后，通过一系列转账最终将资金转入�彦军账户，这足以表明该行为的直接目的是进行民间借贷，在借款人无力偿还借款资金时，意图依据《托管证明》将责任任转嫁给银行，以此来保障资金安全，规避借款风险。（二）朗向阳在被上诉人与魏彦军之间借款关系中系受委托转交被上诉人的网银密码和U盾，系中间人，其行为为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被告，且银行在操作中没有任何的违规程序和过失。首先，原审法院对本案核心证据《托管证明》的认定过于草率，原审法院认为该托管证明是银行行长签订的就能代表该银行的意志，根据原平安支行行长郎向阳证言，其在签订这份托管证明时对该托管证明的内容并没有细看，而是出于对闫新河的信任作为中间人签字。1、这个签字行为是郎向阳的个人行为，郎向阳出庭证明并不能代表银行；2、该托管证明并不是郎向阳的真实意思表示，郎向阳之后在托管证明的�面写还款承诺时已经不再是平安支行的行长，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该证明是银行与何文亭签署的，那么郎向阳已不再是平安支行的行长，为何要在上面签署自己的姓名，还要自己还款（还款119万元），且上述行为未在银行办公场所，足以说明郎向阳已不是行长，不能代表银行；3、该托管证明存在多处涂改，如果是银行系统做出的托管证明，且数额如此巨大必定会经过多次审核，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不严谨的文件。一审法院脱离这些常识问题，想当然的认定行长个人签字行为就代表银行整体意志的认定明显错。其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还款的依据为郎向阳在《托管证明》中承诺的事项，且不说郎向阳的个人作为中间人的行为不能代表银行意志，仅针对该托管证明的合法性一审法院的认定就存在错误，该托管证明的印章明显属于伪造，且并不是郎向阳本人加盖�该托管证明不具有合法性。而一审法院依据一份不具有合法性的托管证明作出判决，其判决结果必然错误。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一再强调对托管证明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多次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却以印章是否真实不影响案件事实为由拒绝进行鉴定，案件核心问题尚未处理完毕便做出判决，明显太过轻率。第三，被上诉人何文亭对印章是何等的重视，发现印章的日期有误都要重新加盖，试想，如果《托管证明》上没有银行印章，被上诉人是否会接受？整个借款过程是否会达成？所以，《托管证明》上的银行印章是借款成功的关键环节，一审法院对这一关键环节判决有失公允。（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与实际用款人魏彦军不符。被上诉人称在托管期限届满以前根本不知道魏彦军与闫银河的存在，也不认识魏、闫。而在银行纪检监察部门对魏调查笔录中，称其在2013年9月就通过朋友认识了何文亭，之后才拉郎向阳做中间人签订了《托管证明》。二人的陈述明显存在冲突，如果是何在说谎，何可能就涉嫌恶意诉讼与欺诈犯罪，一审法院也未对此做出详细调查。（四）本案银行业务章来源不明，一审法院未予重视。原告提交的《托管证明》上有平安支行2号业务章。经查，该时间2号业务章处于停用状态（上诉人已向法院提交印章使用登记本），2号业务章不可能是上诉人加盖，是何人加盖？是否与本案当事人有关？其目的是什么？一审法院对印章的来源及对本案影响不予以重视。（五）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因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60条、107条规定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与裁决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一）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向原审法院书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但是原审法院未予理睬。（二）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21条第三款之规定：符合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包括“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其利益的”，本案中上诉人一方为国有银行，涉及国家财产，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针对印章鉴定的问题不仅没有依职权主动委托鉴定，在上诉人多次申请鉴定后一审法院还不予准许。（三）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求依法追加郎向阳、魏彦军为原审第三人，但原审法院未予理睬。（四）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2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本案中上诉人曾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法院提交一份与本案有关的录音，一审法院因原告拒绝质证而未进行法定程序。综上可见，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何文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案件事实非常清楚，只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纠纷。2013年9月27日，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处开立卡号为62×××99的理财金账户，并由答辩人卡号为62×××40的账户转入该卡资金1300万元，同时办理上述尾号5299工行卡网上银行注册户业务，办理了该卡的U盾，与此同时，被答辩人的业务工作人员为答辩人出具《托管证明》。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系实践合同的规定，即�存款人（答辩人）将货币交付于金融机构（被答辩人）之时起，储蓄存款合同成立。故，自2013年9月27日起，答辩人对其在被答辩人处的存款享有债权的权利。2、本案答辩人只与被答辩人存在权利叉务关系，与案外人无关。答辩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储户，当2013年9月27日这一天将1300万元存入被答辩人处时即与被答辩人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只能向被答辩人主张债权，而被答辩人理应向答辩人履行义务。被答辩人称案外人魏彦军系1300万元的实际用款人，而郎向阳系中间人，但答辩人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实际用款的魏彦军还是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郎向阳均与答辩人无关。因为答辩人并没有将1300万元的存款打入魏彦军或郎向阳的账户，也没有在魏彦军或郎向阳的工作场所或居住地点完成交易行为，被答辩人作为经国家批准依法成立的经营信贷业务的合法金融机构，理应对储户负责，如其在收到储户存款再支配后，要求储户向实际用款人主张权利，这才真的是不合情理，有失公允呢。二、《托管证明》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证明，被答辩人应对该证明上的内容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具体到本案来讲，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处存款，并在被答辩人处收到由被答辩人工作人员提供的写有“在我行开立账户”、“交我行托管”等内容的《托管证明》，答辩人完全有理由依照该凭证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至于被答辩人称，工作人员郎向阳并没有仔细看该份托管证明即签字，只是�于信任在该托管证明上签字，答辩人认为，该理由不成立，更无法否认郎向阳的职务行为，郎向阳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被答辩人任命的行长，签署文件无数，如果每一份文件在签字后都以没仔细看为由拒绝承担责任，那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是否只能是一纸空文了？另，被答辩人以《托管证明》上加盖公章系伪造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答辩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即《托管证明》的生效不必同时满足由负责人签字和单位加盖公章两个条件。答辩人作为普通的储户，在答辩人看来，《托管证明》上�确“我行开设”、“我行托管”、“我行将无条件的支付”、“本行和存款人各执一份”等文字内容，而上述内容均是以被答辩人口吻作出而非郎向阳个人承诺，由此可见该证明是郎向阳代表被答辩人作出的承诺。且不说该《托管证明》上加盖了公章，就算是没有公章，郎向阳行长负责人的身份足以让《托管证明》生效，答辩人以该凭证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有理有据。三、一审法院在审理与裁判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存在程序违法。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合同约束的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与案外人无关，一审法院未通知郎向阳、魏彦军参加诉讼合理合法；另，本案系围绕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合同纠纷进行审理的，而被答辩人未向答辩人履行义务损害的是答辩人的权益，非国家利益，一审法院以《托管证明》上印章真实与否不影响案件处�结果为由未对印章进行鉴定并无不妥。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认定被答辩人应当向答辩人履行返还存款本息，定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正确。故，被答辩人提出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7日，原告在平安支行开立卡号为62×××99的理财金账户，并由其卡号为62×××40的账户转入该卡资金1300万元，同时办理上述尾号5299工行卡网上银行注册户业务，办理了该卡的U盾。同日，郎向阳（2012年6月10日至2014年3月14日任平安支行行长）经手向原告出具托管证明一份，载明：贵客户在我行开设个人活期账户(卡号62×××40/62×××99,开户行工行平安支行确认存款资金存入当日的对账簿，记载显示余额为1300万元，约定存期为一年，自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27日止。该项下存款资金账户已经由存款人于2013年9月27日交存我行托管，U盾及密码已交给我行行长；本行确认收到相应的密码及U盾，本行将按照单证托管方式负责承担其保管责任，在存款人约定存款到期时，存款人可持本证明手续换取U盾，我行将无条件支付存款人的全部本金。本保管证明具有法律效力；本保管证明一式两份，分别由本行和存款人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证明尾部银行名称处加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支行核算专用章（02）”两枚，其中一枚为“2013.08.27”，日期处有涂改，另一枚为“2013.09.27”，郎向阳在行长处签字。原告主张存款协议系在平安支行VIP室签订，印章为郎向阳加盖，其中显示时间为“2013.08.27”的印章时间有误，当时未留意，事后发现找回，郎向阳加盖了显示时间为存款当日的印章。被告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该印章印模与平安�行使用的印章印模不一致，且上述期间其印章封库停用，并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要求对托管证明上加盖印章与其备案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郎向阳出庭作证，对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其本意是作为保证人在托管证明上签字，未细看托管证明内容。否认其及平安支行其他工作人员在托管证明上加盖印章。托管证明背面，有“确认2014.10.8后，归还本息时间。（本息合计）郎向阳2014.9.29.”、“确认2014.10.24前部分还款。2014.10.31前给付清本息合计。郎向阳2014.9.17”字样。原告主张系借款到期后，平安支行未如期还款，原告电话联系郎向阳，郎约其在茶馆见面时书写。被告主张郎向阳自2014年3月15日已不再担任平安支行行长，承诺还款系其个人行为。原告称，其是在2014年12月15日到工商银行调取平安支行的工商登记资料，才知道郎向阳于2014年3月15日不再担任平安支行�长。原审庭审中，被告提交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在承诺书中原告确认上述存款账户、金额及期限，并承诺在该银行存款后，一年内不查询，不提前支取。承诺书另有“魏彦军收到何文亭网银、U盾、密码、到期偿付本金。”字样。被告主张上述文字为案外人，亦即实际用款人魏彦军所写，认可系原告将网银U盾、密码交郎向阳后，郎向阳交魏彦军。另在何文亭签字后有“阎新河”字样。经被告申请，阎新河到庭作证称，河北泰宝贸易有限公司在平安支行开户，其给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中会帮忙，该公司通过郎向阳向魏彦军借款200万元。2013年10月7日，其按郎向阳的要求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当时郎向阳用手遮住其他内容。高中会还款后，郎向阳把承诺书原件给了高中会，高中会给了阎新河，阎新河把原件销毁。魏彦军未出庭作证，被告提交署名为魏彦军的情况说明，称，其通过朋友认识原告，原告感觉向其提供资金没有保障，要求拉一个担保。阎新河找到工行平安支行的郎向阳，与原告沟通后，原告认可。其与原告口头约定利率和还款日期。2013年9月27日，原告到工行平安支行将U盾及密码交给郎向阳，并和他签订了托管协议。后，其和阎新河与郎向阳签字接收，支配资金使用，先后拨付原告利息260万元。从2014年9月27日至2016年5月10日累计还款319万元，其中包括郎向阳代偿119万元。原告认可2013年9月28日至2015年6月12日间收到转款530万元，郎向阳支付现金9万元，共收到539万元。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托管证明、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单、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工银石中华党总支[2012]2号文件、工银石中华发[2013]26号文件；被告提交的承诺书复印件、魏彦军和何文亭银行账户明细清单、郎向阳、阎新河、高中会证人证言、印章登记本等证据能够证实，足以认定。被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原审提交录音证据一份，主张为郎向阳与阎新河的通话录音。原告以超过举证期限，拒绝质证，该证据亦与本案处理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开立账户，存入1300万元，双方无争议。原告存款后，郎向阳向原告出具托管证明，确认收到存款密码及U盾，并承诺存款到期时，无条件支付全部本金。在该证明中，多次提到“在我行开立账户”、“交我行托管”、“交给我行行长”、“本行确认”、“我行将无条件支付全部本金”等，显系以平安支行名义，而非郎向阳个人名义出具。该托管证明系在工作时间、在郎向阳办公场所由郎向阳本人出具，而郎向阳系平安支行行长，故应认定郎向阳向原告出具托管证明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告向郎向阳转交账户密码、U盾后，即将卡内资金的支配权让渡给平安支行。平安支行将密码、U盾交予魏彦军，魏彦军在原告出具的一年内不查询、不提前支取的承诺书上签署到期偿付本金。何文亭未参与上述过程，上述承诺显系向郎向阳出具。至此，在原告与平安支行、平安支行与魏彦军之间形成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存款到期后，魏彦军应向平安支行、平安支行应向原告返还本金。平安支行应承担魏彦军到期不能偿还本金的风险。现被告称，应由魏彦军偿还原告借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与魏彦军事先达成用款协议，仅提供了魏彦军的证人证言。原审两次开庭，魏彦军均未到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确认原告与魏彦军事先达成用款的合意。原告在庭审中称，经案外人介绍与郎向阳认识，得知郎向阳所在的银行可以办理资金托管业务，资金收益率达到年息20%，所以将资金存入被告处。说明原告确是受到高息诱惑，但具体是魏彦军、郎向阳抑或他人承诺，因资金未能按期偿还，形成风险，相关人员趋利避害，不宜依任何一方当事人陈述或任一证人证言认定上述事实。即使如被告所言原告与魏彦军之间存在“用款协议”，也仅限于利息的支付，否则就没有必要由被告向原告出具资金托管证明。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赖将涉案资金交由被告保管，被告就应依照其在托管证明中的承诺返还原告全部本金。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或平安支行约定存款期限内的利息，故原告收到的539万元应作为本金从存款中扣除，扣除后剩余本金761万元。原告主张存款期限届满后存款本金1300万元的同期贷款利息，首先，已还款折抵本金部分的利息不应支持；其次，原告主张同期贷款利率无合同依据，以按同期存款利率支付为宜。被告认可平安支行为其下级行，非独立核算，故相应法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对托管证明上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但基于上述分析，即使托管证明无印章，仅有郎向阳签字，亦应认定郎向阳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平安支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该印章真实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对被告对托管证明上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未予准许。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何文亭存款761万元，并自2014年9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何文亭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305元，原告何文亭负担44076元，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负担62229元。本院二审期间，查明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本院查明，关于涉案《托管证明》中加盖的印章使用情况，经本院询问上诉人，其称使用过。但又称没有使用，该证明的印章系假章，当时上诉人单位有该2号业务印章，在该托管证明形成之时处于停用阶段。对此，被上诉人仍称《托管证明》中加盖的印章系上诉人的，上诉人有该印章。另外，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已查清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储蓄合同是指存款人将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储蓄机构开具的存单、存折其他储蓄凭证均为储蓄合同的表现形式，证�存款人与储蓄机构之间存在着储蓄合同关系。本案中，2013年9月27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开立账户，当天存入1300万元，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当时任上诉人单位银行行长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托管证明》，该证明尾部银行名称处加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支行核算专用章（02）”，并由郎向阳在行长处签字。《托管证明》中记载有：存款人为被上诉人，存期为活期壹年，自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27日。对于郎向阳系上诉人银长，双方没有争议。对于上述加盖的印章双方有争议。但是，本院已查明，上诉人一方面认可使用过上述《托管证明》中的印章，另一方面又称当时这枚印章正处于停止使用阶段，上诉人还称，托管证明中加盖的印章系伪造。上诉人使用过上述印章，说明对外已公示加盖此印章足以代表上诉人单位；上诉人内部停止使用此枚印章，属于内容管理问题，但不能对外对抗曾使用该印章的效力；上诉人虽然称托管证明中加盖的印章系伪造，但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分析《托管证明》其它内容还记载：郎向阳确认收到存款密码及U盾，并承诺存款到期时，无条件支付全部本金。在该证明中，多次提到“在我行开立账户”、“交我行托管”、“交给我行行长”、“本行确认”、“我行将无条件支付全部本金”等，显系以平安支行名义，而非郎向阳个人名义出具。该托管证明系在工作时间、在郎向阳办公场所由郎向阳本人出具，而郎向阳系平安支行行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章同等的法律效力。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托管证明》的生效不必同时满足由负责人签字和单位加盖公章两个条件。郎向阳系平安支行行长，根据上述签字环境及郎向阳身份，即使没有加盖单位印章，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郎向阳能够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而出具的《托管证明》。故原审认定郎向阳向被上的人出具《托管证明》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从而，双方不仅形成了活期存款一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且，该法律关系形成后上诉人又为被上诉人作出了《托管证明》内容中的承诺。被上诉人接受了托管证明内容，并依约定向上诉人交付转交账户密码、U盾，将卡内资金的支配权让予以让渡。据此，就该证明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托管期满，上诉人应当履行托管约定中的义务，向被上诉人偿还相应存款，并按约定支付相应�息。上诉人主张郎向阳向被上的人出具《托管证明》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并非是职务行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关于上诉人与郎向阳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上诉人银行内部管理及涉及其业务操作规范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同时，被上诉人与郎向阳、魏彦军三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上诉人银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也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中上诉人提出涉及追加郎向阳、魏彦军参加诉讼，其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因本案涉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存款托管经营问题，上诉人认为涉及国家利益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审未准充上诉人调取证据申请，程序并无不当。涉及托管协议中加盖印章鉴定问题。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根据此规定，原审综合案情未对托管协议中加盖印章鉴定，程序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问题，目前上诉人未提交公安机关相关刑事立案法律文书。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此，上诉人可依法通过其它合法途径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另行解决。原审根据查明事实，综合案情并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的上诉理据不足，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62229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立红审判员  郭学彦审判员  陈 路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毕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