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刑初903号公诉机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琳，女，1987年4月16日出生于北京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20年5月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11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辩护人吴若虹，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以京顺检一部刑诉〔2020〕965号起诉书于2020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刘琳犯诈骗罪。本院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程方园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琳及其辩护人吴若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5月，被告人刘琳隐瞒自己女性身份，谎称名为程国锋的男子及军人身份在微信上与被害人王某1认识，后双方确立“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刘琳以腿部受伤、丢失文件要赔偿、身边人就医治疗、为转业疏通关系等理由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王某1借款，先后共骗取人民币45万余元。2019年9月，被告人通过网络联系他人，向对方提供自己、李某1身份信息及照片后，由对方制作假结婚证两本及自己的假居民身份证一张。2020年5月4日，刘琳被查获。公诉机关对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刘琳犯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判处。庭审中，被告人刘琳对起诉书指控其犯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提出异议，对起诉书指控其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辩解称：1.其并非出于骗取钱款目的谎称其为男性及军人与被害人王某1交往。2.其仅向王某1借款十几万元用于给张某1及其家属治病，并非诈骗王某1钱款。3.指控的其他诈骗犯罪金额系张某1使用其手机向王某1骗取，其当时并不知情，事后才知晓。刘琳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刘琳并未出于诈骗钱款的目的谎称其为男性及军人与王某1交往，其仅是向王某1借款给张某1及其家属使用，具备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不构成诈骗罪。2.指控的钱款数额大部分系张某1使用刘琳的手机向王某1索要，刘琳不知情，不应对此承担责任。3.即使认定刘琳向王某1借款构成犯罪，应认定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而非诈骗罪，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4.刘琳从他人处购买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和身份证件，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身份证件罪，而非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经审理查明：一、诈骗罪的事实2017年5月，被告人刘琳谎称名为“程国锋”的男子及军人身份在微信上与被害人王某1认识，后双方确立“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刘琳以腿部受伤、丢失文件要赔偿、身边人就医治疗、为转业疏通关系等理由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王某1借款，先后共骗取人民币50万余元，期间退还王某1人民币4万余元，至案发，尚有人民币454188.76元未退还。2020年5月4日，刘琳被查获。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本院对于其中能够相互印证部分予以确认：1.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证明：我的微信昵称叫“王某1”。2017年6月份，我手机收到一条来自附近的人的打招呼，我就通过了。对方当时的昵称叫“法允-常惭愧”，现在叫“山里人”。对方称自己叫程国锋，是军人，男性，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部队，后我俩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我2017年6月见过程国锋本人几次，之后没有见过，通过微信聊天，偶尔打电话，每次很短，对方总以要集合等理由挂断，每次打电话就是同一个人，声音和我见到的程国锋一样，2018年下半年跟程国锋最后一次通话。程国锋第一次跟我借钱是在2017年6月份，理由是借战友钱，自己不方便出去取。之后她一直陆陆续续跟我借钱，借了大概几十次，都是以战友孩子看病、部队派她去送档案被她弄丢了要赔钱、转业疏通关系送礼、她爸爸肺栓塞、姐姐难产，还有一些琐碎的理由来跟我要钱，我因为想好好跟她交男女朋友，而且她说是军人，我就借给她了，我没钱她就让我通过网贷借钱给她。最后一次是在2018年12月份，这期间我一直通过微信转账借给她钱。一共借给她50余万，在我催要下还了4万余元。最后在2019年5、6月份她就不联系我了。2019年7月份，一个自称是她战友的人用她的微信回复我，称程国锋犯事了正在接受调查，暂时保管她的手机，说让我等着。直到2020年1月份，这个微信回复我说手机已经移交，不能再回复我了。之后一直就联系不上了。2.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1）2020年5月6日：2017年左右，我通过微信认识了刘琳，当时刘琳说她在总装下属的一个位于张家口市的单位任团长，还跟我说她得了胃癌，后来我们就同居了，刘琳说她叫程国锋，小名刘琳，我不知道刘琳是女性。后我儿子住院，一共花大概六万多，钱是刘琳交的，刘琳说找战友借的，我还了部分。2017年8月份左右，刘琳让我儿子到北京上学，刘琳交了差不多五万块钱学费。2017年9月份，我父亲得了癌症到北京看病，但看病的钱是我们自己的出的。我和刘琳一起生活，刘琳一直给我转每个月五六千左右的生活费，给我孩子生活费。2017年我发现刘琳和一个叫王某1的人有暖昧关系，刘琳说我们花的钱都是王某1出的。2017到2018年之间我使用过刘琳的微信和王某1聊天。因为刘琳对我说王某1一直追着让她和王某1结婚，要不就去报警，因为已经给了好多钱。刘琳让我用她“法允-常惭愧”的微信和王某1聊天，稳住王某1，不让她报警，但我没和王某1聊借钱的事。我和刘琳同居几年一共花30万元左右。2019年9月我跟刘琳分手。刘琳一直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手机号绑定的微信昵称：法允-常惭愧，微信号绑定的是我工商银行的银行卡。（2）2020年5月18日：我没跟王某1聊过天。我发现刘琳和王某1的关系时候，我发了个“在吗”，之后手机被刘琳抢了。3.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张某1的姐姐。据我所知刘琳在部队工作，是她跟张某1谈对象时自己说的。我一直认为刘琳是男孩。2019年夏天张某1和刘琳分手。没听过程国锋这个名字。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张某1的姐夫。刘琳是张某1的对象，男性，刘琳说是当兵的。我没去过刘琳工作的部队。没听说程国锋这个名字。5.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刘琳的母亲。刘琳从4周岁的时候就不穿女孩的衣服了，一直也是男孩子的打扮。我就知道前几年她跟张某1一起生活过。刘琳一直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工资卡在她那，后来就是我爱人的工资卡在她的手里，刘琳生活来源主要是用我和她父亲的工资卡，有时候倒腾点小东西，菩提串、鸟相关的东西。6.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刘琳的父亲。我的工资卡给刘琳用，刘琳平时养鸟，偶尔也会卖一些鸟笼子、鸟、鸟食，还有紫砂壶一类的。7.被告人刘琳的供述：大概2017年夏天，我通过微信附近的人添加王某1为好友。我当时用的是程国锋这个名字，跟王某1成为了男女朋友，后来我们见了两三次面，之后就没见过面了，只是在微信上聊天，我跟王某1说我在张家口一个民兵训练营当教员。2017年年底张某1的孩子受伤了没钱医治。我家人拿出约3万元给张某1，但是不够。不知什么时候张某1知道了我和王某1的关系，张某1就让我从王某1那借钱，我就从王某1那借了大概五六万块钱给了张某1。后张某1就用我的手机以我生病了为理由从王某1那借了大概两三万块钱。后因张某1的孩子要到北京上学，张某1又让我从王某1那借钱，我没张嘴，应该是张某1用我的手机跟王某1借的，什么借口我不清楚，每次她都把聊天记录删除了。最后我看手机记录应该是从王某1那一共拿了十六七万块钱。我跟王某1交朋友用的手机号是张某1的，微信昵称是“法允-常惭愧”，2019年7月后不再使用。微信绑定的银行卡是张某1的银行卡，张某1的微信也绑定的是这张银行卡。我微信支付不会用绑定的这张银行卡里的钱。这个微信张某1也能登陆。张某1能用我的手机是因为我很依赖她、信任她，跟她的关系远比普通朋友近。王某1不知道我是女性，我跟她交往就是以正常的男女朋友交往的。我用程国锋这个身份与王某1交友的目的就是想和她成为男女朋友。我知道张某1在用程国锋的身份跟王某1聊天和借钱。开始不知道，等我发现的时候，我想让她自己把这个事处理了。我有还给王某1钱的打算，但当时手里没钱，我换手机号和微信号没有告诉王某1因为觉得无法面对她。我和张某1是介于夫妻和好朋友之间的一种关系。我只有一部手机，平时自己使用，但张某1可以随时用。我之所以同意张某1用我的手机和王某1聊天，是因为张某1威胁我，而且说我不听她的就不让我们家好过。基于这个原因，我才同意的。我跟王某1借了两次钱，一共借了十七万块钱。第一次是以我摔伤腿为理由借的钱，这次借了五六万，这些钱张某1用于给她儿子看病了。第二次是我以一个大姐的父亲生病为由向王某1借的钱，借了十一万，这些钱张某1一部分给其父亲看病，大部分钱用于张某1孩子上学。8.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证明：对刘琳持有的一部黑色华为手机、对张某1持有的一部白色苹果手机予以扣押的情况。9.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1）对刘琳持有的华为手机一部进行数据提取、恢复，显示该手机微信软件曾登陆四个微信号，包括“×××”，且该微信号至2020年4月仍在使用，与微信名“王某1”的微信号聊天记录已删除，与微信名为“爱你媳妇（李某）”的微信号自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存在28415条聊天记录。（2）对张某1持有的苹果手机一部进行数据提取、恢复，显示微信号“×××”并未在该手机微信软件登陆。（3）对王某1持有的苹果手机一部进行数据提取、恢复，提取王某1与刘琳手机登陆微信号×××（程国锋）于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聊天记录，记录显示，王某1多次向“程国锋”催还借款，“程国锋”以没有钱等各种理由推脱，“程国锋”还称其事情未解决，无法转业，要与王某1结婚，生儿子叫程功，女儿叫程橙，并让王某1继续借钱给其，让王某1继续去贷款凑钱。2019年7月，“程国锋”微信称其本人在接受组织调查，无法回信息，2020年1月，称程国锋涉枪涉弹，可能要判，已移交到大区。10.腾讯公司提供的微信交易明细证明：（1）刘琳持有的手机登陆的微信号×××在2017年6月13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收到王某1微信号×××转账84次，金额共计人民币501785.64元，转回给王某1人民币47596.88元。（2）微信号×××存在大量且频繁的资金往来，收到王某1转来钱款后，通过微信消费（点外卖、打车等）、发红包（给张某1、刘琳之母等）、转账给他人（包括刘琳微信好友）等方式进行支出，并大量提现至微信绑定张某1名下工商银行卡。其中2018年2月14日19时，收到王某1转来钱款1600元后，同时转给刘琳之母、王某1、张某1各521元。11.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与刘琳的微信绑定的张某1名下的工商银行卡（尾号0251）的交易明细情况，显示收到微信号×××提现钱款后，通过财付通快捷支付、POS机消费、ATM取款等方式消费。12.病例材料证明：张某1及其父张某3、其子李某2的就诊情况。13.受案登记表证明：2020年3月31日，王某1报案称被骗，本案案发。14.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刘琳被查获的情况。15.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刘琳的身份情况。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事实2019年9月，被告人通过网络联系他人，向对方提供自己及李某1身份信息及照片后，由对方制作结婚证两本及自己的居民身份证一张。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本院对于其中能够相互印证部分予以确认：1.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9年8月份我和刘琳确定的男女朋友关系，刘琳主动告白。2019年9月25日结婚。我们有结婚证，结婚证是刘琳一个人办的。我没亲自去过民政部门登领结婚证。2.被告人刘琳的供述证明：我跟李某1认识十三年，中间没有联系，到2019年的8月份，我们才正式接触，过了二十多天我们就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之后我通过网络办了一个我的假身份证和两本我跟她的假结婚证，是我通过搜索网页办的，我提供证件的信息，对方把证件邮寄给我。3.石景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两份、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石景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自2019年1月1日至今未丢失，未更换。结婚证字号J110107-2019-001852的结婚证，申请人非刘琳、李某1。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证明：对李某1持有的一张姓名为刘琳的身份证、二本结婚证予以扣押的情况。5.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出具的居民身份证检验报告证明：送检居民身份证制证材料系伪造。6.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证明：持证人为“刘琳”、“李某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结婚证字号J110107-2019-001852）各1本中的“北京市石景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另，庭审时，辩护人提交刘琳照片19张，证明刘琳从小穿着打扮似男孩，曾穿军装照相。关于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结合本案有关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被告人刘琳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部分钱款系张某1使用刘琳手机向王某1要钱，刘琳当时并不知情也未参与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提取手机电子数据证明与被害人王某1聊天及索要钱款的微信号仅在刘琳手机上登陆，并未在张某1手机上登陆。该微信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的钱款使用频率、使用方式、钱款去向，以及该微信账户中提取的聊天记录，与被害人王某1、证人张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至案发前刘琳系该手机及该微信账号的实际使用人，刘琳辩称其对该微信账户中王某1多次转入的大量钱款情况不知情，系张某1与王某1聊天，其并未参与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证人张某1对于其是否知晓并参与骗取王某1钱款的证言虽存在反复，但并不影响本案中刘琳犯罪事实的认定及刑事责任的承担，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琳及其辩护人所提刘琳确系出于与王某1交往的目的而非骗取钱款的目的与王某1接触，刘琳向王某1要钱系借款，刘琳具备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明刘琳在与张某1共同生活期间，明知自己并非男性亦并非军人，以男性身份与王某1交往，并谎称自己为军人获取王某1信任，以各种理由从王某1处索要钱款，供自己和张某1使用、花销，虽名为借款，但除在王某1催促下以借多还少方式归还少部分钱款外，对其余钱款以要与王某1结婚等理由拖延不还，其后谎称被单位调查与王某1断绝联系。刘琳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他人索要钱款的行为，且不具备还款意愿，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刘琳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庭审中提交的照片，仅证明刘琳的个人偏好，不能证明其没有诈骗犯罪故意，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琳的辩护人所提即使刘琳构成犯罪，仅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而非诈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王某1钱款，虽有冒充军人骗取王某1信任的行为，但刘琳诈骗数额巨大，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应当直接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琳的辩护人所提刘琳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买卖身份证件罪而非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明刘琳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及身份证件的目的，提供信息让他人为其伪造证件，虽支付一定费用，但其行为系伪造证件行为，而非买卖证件行为，故刘琳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刘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刘琳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伪造身份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刘琳犯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刘琳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鉴于被告人刘琳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伪造身份证件的事实，故本院依法对其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从轻处罚。综合考虑被告人刘琳的犯罪数额，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不应适用缓刑，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据此，对被告人刘琳犯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刘琳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四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11月12日起至2029年10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刘琳退赔被害人王某1经济损失人民币四十五万四千一百八十八元七角六分。三、扣押在案的结婚证两本，身份证一个，依法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张 伊人民陪审员  王海荣人民陪审员  李海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赵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