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1356号原告：北京姚永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渔儿沟村商业街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664621109J。法定代表人：姚永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会生，北京缘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廊坊市广阳道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109261087Y。法定代表人:邓池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蕊，河北瀛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姚永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与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建设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会生，被告中太建设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北京姚永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塔吊进出场费26000元，塔吊租金121333元，以上共计147333元；2、判令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47333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日3%标准，自2011年12月11日起至上述费用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投保费等（如有）由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20日，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与中太建设公司签订了《塔吊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中太建设公司租用我司C5015塔吊一台；工程名称：91746部队汽车库工程；工程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北玉河村502号91746部队院内；使用单位：中太建设公司；设备进出场费用为26000元，塔吊租金为每月26000元；中太建设公司应在设备出厂前一次性结清所有费用，否则每逾期一天支付3%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我司将塔吊运往工地并安装塔吊，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011年12月10日，中太建设公司签署《塔吊租用确认函》，确认：塔吊于2011年7月23日启用，于2011年12月10日停用，共计租用140天。经核算，中太建设公司应支付我司进出场费和塔吊租金共计147380元。后中太建设公司给我司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10万元，但该支票被退票。此后，我司多次向中太建设公司追讨租赁费，但中太建设公司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未付。我司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中太建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用已构成违约，故诉至法院。中太建设公司辩称，1、我方从未与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签订过塔吊租赁合同书，也未实际使用过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的塔吊，我方不应向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支付租赁费、进场费、违约金等诉请费用。2、戚培强不是我公司员工，其无权代表我公司签订塔吊租赁合同书，涉案合同中加盖的项目章不是我公司的合法印章，该项目部印章为戚培强私自刻制，戚培强私刻的印章不能代表我公司，戚培强存在多次私刻我公司的项目部章、公章等违法行为，我公司已经向廊坊市广阳分局报案，合同中加盖了非法刻制的项目部章不能对我公司产生法定约束力。3、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从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追要款项均是向戚培强主张，从未向我公司主张，截止至2019年9月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将我公司起诉之前，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从未向我公司主张过任何权益，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基于对戚培强个人的信任，才向其提供塔吊租赁，根据合同的的相对性，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是与戚培强形成租赁关系，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与我公司不存在塔吊租赁法律关系。4、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按照3%的标准缺乏法律依据，且该违约金明显过高，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准，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的实际损失顶多是未收取租金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损失，因此请求法院将违约金进行降低。5、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得到支持。根据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的主张可以看出涉案的合同于2011年签订，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租赁费等相关权益的期限从2011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截止至2019年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起诉，已经长达8年，期间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从未向我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向我公司主张租赁费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我司上述第4、5条的的答辩不代表我司对租赁合同及租赁事实的认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的全部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7月20日，出租方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与承租方中太建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条款》，双方约定如下：“工程名称91746部队汽车库工程；工程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北玉河村502号91746部队院内；使用单位中太建设公司；设备概况塔吊型号C5015；根据工地情况，租赁期暂定为2011年7月20日开始至2011年11月20日终止；设备进出场费26000元/台，设备租赁费26000元/月；工程完工后，机械设备出厂前，承租方要一次性结清所有租费，如不能结清，出租方有权不拆除设备，其后果由承租方一方承担，每逾期一天，出租方有权加收3%的违约金。该协议承租方单位处加盖有中太建设公司项目部印章，法定代表人处有戚志强签字。出租单位处加盖有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印章。”中太建设公司对上述合同真实性不认可，主张该合同中加盖了中太建设公司项目部印章，该印章不是中太建设公司合法使用备案的印章，该项目部印章并没有注明是哪个项目部，同时项目部印章任何人均可以随意刻制，不具有规范性及合法性，不能代表中太建设公司；戚培强不是中太建设公司的员工，无权代表中太建设公司签字，且戚培强曾私刻中太建设公司的印章，中太建设公司已经就戚培强私刻印章的行为向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报案且广阳分局已进行刑事立案，该塔吊租赁合同书中加盖的项目部印章亦为他人私刻，不能代表中太建设公司，双方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塔吊租赁合同书。庭审中，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其公司塔吊用于中太建设公司91746汽车库工程，于2011年7月23日开始启用，2011年12月10日停用，共计140天，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机械使用开工单、91746部队汽车库工程塔吊租用确认函、分包单位资质报审表、塔式起重机安拆装方案为证。中太建设公司对其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姚永乐安装公司出具的机械使用开工单、91746部队汽车库工程塔吊租用确认函两份证据均没有加盖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戚忠的签字是否为本人签字无法核实，且戚忠非我公司员工，不能代表我公司意见，不能证明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向我公司提供塔吊，尽到了出租义务。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中太建设公司曾向其公司开具10万元转账支票，但被退票，说明双方存在塔吊租赁关系，且中太建设公司认可欠付租金10万元，中太建设公司项目部系真实存在的，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建行转账支票、退票理由书、提出借方电话退票（借方传票）为证。中太建设公司不认可转账支票、退票理由的真实性，认可提出借方电话退票真实性，但主张1、该转账支票的背面是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委托收款，该支票是可背书支票，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持有该支票是经过背书及委托之后取得，该支票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2、该支票以及进账单均没有注明租金的性质，该单一的转账支票不能证明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向我司提供了租赁物，也不能证明该笔租金的性质是租赁费，我司是一个大型集团，本身财务业务比较多，而转账支票具有任意的背书性，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取得该支票是基于背书及委托，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手持支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设备租赁关系，更不证明我公司向其公司支付过租赁费，且转账支票中的张学华不是我公司员工。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其公司代理人曾于2019年3月15日前往中太建设公司联系租金支付事宜，中太建设公司财务人员认可91746部队的工程，并同意核实后支付租金，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录音光盘为证。中太建设公司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同时主张1、录音中被录音者身份无法核实，被录音者无权代表我公司对债务进行解释或者确认，2、录用中相对人并没有承认涉案债务，也没有表示对该债务进行履行，被录音者只是客观陈述进一步进行核实或确定，3、被录音者只是陈述对支票进行核实，并没有对支票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综上，该录音并不能证明我公司对涉案债务的真实性进行确认，也不能证明我公司明确继续履行，不能产生中断诉讼实效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为证明其公司自2013年至2018年一直向中太建设公司主张权利，申请证人刘某、张某出庭作证。其中，刘某到庭作证称：“我与原告公司的法人姚永乐是朋友关系，中太建设公司欠与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塔吊租赁费，我跟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的业务员张某去中太建设公司的总部要过塔吊的租赁费，因为我跟姚永乐关系比较好，姚永乐有些事情不愿出头，有些事情，让我替着跑一跑，办一办。2013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去要钱，每年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了，每年的月份不一样，2013年的时候是11月份。一开始的时候，中太建设公司对账目还是比较认可的，说需要跟一公司需要核实，就让我们回去了。同时他们回答，这个款项是一公司出具的支票，要找戚培强核实，后来就一拖再拖。第一次去要钱是2013年下旬，当时支票打回来之后，还能联系上戚培强，具体的月份记不起来了，每年都会去看看具体情况，2018年以后就没有去，后来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法人说找律师走法律程序吧。”张某到庭作证称：“我是北京姚永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在公司负责业务，我也负责要帐。2006年入职，现在该公司在职。我公司与中太建设公司合作干塔吊租赁，刚开始我去过那个项目，一开始是跟戚培强洽谈，后来2013年-2018年每年都去中太建设公司要钱。2013年9月-10月份，第一次去中太建设公司要钱，当时去了该公司工程部，好像在一楼，还去过商务部，好像二楼，就这两个部门，还去过领导办公室。最后一次去要钱是在2018年9月份左右，跟刘某一起去的。”中太建设公司对以上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首先对刘某的证言，刘某和姚永乐本身是朋友关系，与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有较强的利害关系，其个人的作证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刘某的证言和张某的证言本身存在矛盾，例如，最后一次去我公司的时间，张大鹏主张是2017年，张某是2018年。对刘某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其次，二人对去要账的采用的交通工具不一致，对要账的地点，楼层记不清，如果二人每年对被告公司要账，肯定对接待人员和部门都熟悉掌握，而二人对接待人员和部门多次表示都不清楚，而恰恰相反，二人对租赁的金额，尤其是张某对租赁金额能一口答出，该事情已经发生在2011年，二人对2017.2018年的事情记不清楚，而对2011年的事情记清楚，证明二人的作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刘某在作证中自己描述工程部确认的项目，项目是被告第一工程局，财务部核实机票，并且其陈述被告公司要求其出具书面资料需要进一步核实，与原告提交的录音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刘某在录音形成的时候一并去要账的，在此之前的要账不具有真实性，刘某主张最后一次要账是2017，2017年开始到现在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张某的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张某是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员工，与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存在较大的利害关系。张某的作证身份与证明能力有异议，张某关于要账的交通工具、时间、接待人员的陈述均与刘某相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通过张某对签订合同的过程的描述，前后矛盾，也可以看出合同的履行与签订，均是与戚培强个人进行的，张某对戚忠的身份与戚培强的身份描述不予认可，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我方公司对其的授权。综合二人的证言，二人作证内容是提前商量好的，对要账的细节，均不能答出，单纯的二人证言不能证明二人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另，中太建设公司主张戚培强存在伪造我公司印章的行为，我公司已经就戚培强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报案，该案件已经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立案侦查，本案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提交的塔吊租赁合同中加盖的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不具有真实性，为戚培强私刻，该租赁合同对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2016年1月2日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立案告知书、2018年8月28日广阳刑警大队说明为证。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经本院询问，中太建设公司提交的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立案告知书所涉及的其公司印章，非本案《塔吊租赁合同条款》加盖的中太建设公司项目部印章。庭后，中太建设公司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认可其公司于2011年5月19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91746部队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了91746部队及车库项目；其公司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是王振海；戚培强私刻了中太建设公司的公章及项目部章，戚培强以私刻的公章在建行北京房山支行私自开立了银行账户并对外出具支票，支票中的财物专用章不是中太建设公司合法印章，张学华不是我公司财务负责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其公司与中太建设公司之间签订了《塔吊租赁合同》，并且其公司塔吊于2011年7月23日开始在中太建设公司承包的91746汽车库工程中开始启用，2011年12月10日停用，共计140天，为证明其主张提交“戚忠”签字的机械使用开工单、91746部队汽车库工程塔吊租用确认函为证，但上述开工单、确认函中未加盖有中太建设公司印章，亦未有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的中太建设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戚培强的签字，且就戚忠与中太建设公司之间关系亦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故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诉讼时效，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主张其公司自2012年11月27日转账支票被退回后，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均由公司员工张某及案外人刘某代表公司前往中太建设公司主张权利，就其上述主张未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故姚永乐设备安装公司现各项诉请已经经过诉讼时效，本院对其各项诉请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姚永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千二百四十七元，由北京姚永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 倞人民陪审员 陈 雁人民陪审员 胡显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刚书 记 员 关永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