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0393号原告：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张文秀，总经理。原告：张文秀，男，195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子虔，上海市劲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卫民，男，196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告：唐瑛，女，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怡默，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森公司”)、张文秀与被告沈卫民、唐瑛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豫森公司、张文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子虔，被告沈卫民、唐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袁怡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豫森公司、张文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的《关于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予沈卫民管理经营的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豫森公司的公章2枚(1枚为备案用，1枚为实际经营用)、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所有财务账册、银行账户U盾。事实理由：两被告是夫妻关系。2005年11月25日，原告张文秀与被告沈卫民共同出资设立原告豫森公司。2018年10月24日，原告张文秀与被告沈卫民签订了《关于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予沈卫民管理经营的协议》(以下简称《管理经营协议》)，约定：原告张文秀于2018年8月1日正式退出原告豫森公司的一切事宜，原告豫森公司所有事宜由被告沈卫民全权负责，且所有的印鉴、证件、银行账户U盾均已交给被告沈卫民保管，被告沈卫民承诺回国后尽快办理工商、税务变更手续。被告唐瑛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原告豫森公司的印鉴、证件、银行账户U盾亦均由被告唐瑛实际保管。两原告认为，鉴于被告沈卫民一直身处国外，没有回国的打算，故《管理经营协议》原告张文秀有权解除。原告豫森公司作为公司主体，原告张文秀作为原告豫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要求被告沈卫民、唐瑛返还公司所有的印鉴、证件、银行账户U盾。沈卫民、唐瑛辩称，不同意解除《管理经营协议》，该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管理经营协议》签订时，被告沈卫民已经不在国内，协议是原告张文秀起草的，其对协议的相关背景清楚明确。当时原告张文秀明知被告沈卫民是为了办理外国永久居住权才出国，也明知被告沈卫民回国的时间无法确定，故原告张文秀承诺待被告沈卫民回国后办理原告豫森公司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由于被告沈卫民在国外，《管理经营协议》约定的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先决条件尚未成就，故暂未办理相应手续，但该合同仍在履行中。目前由于疫情原因，被告沈卫民无法确定回国时间。被告处确有2枚豫森公司的公章，公章也备过案，营业执照的正副本、银行账户U盾、财务专用章都在被告处。因为会计是外包的，且豫森公司将近2年未经营，所以财务账册是否存在被告不清楚，原告可以到外包公司的会计处查询。被告唐瑛在协议上的签字，并非是提供担保，也没有约定被告唐瑛有敦促被告沈卫民履行协议的义务，且被告唐瑛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该协议上签名。被告唐瑛认为其只是作为被告沈卫民的代理人签字，因为被告沈卫民在国外。《管理经营协议》中加盖的“沈卫民”印章是原告张文秀私刻的，也是原告张文秀加盖的。《管理经营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完成实际交接，企业法人章没有交给两被告，所以自该协议签订后豫森公司至今没有对外经营，也没有任何收入，原告张文秀在协议签订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实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沈卫民、唐瑛系夫妻关系。豫森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原告张文秀。该公司核准成立于2005年11月25日，股东为原告张文秀、被告沈卫民，其中原告张文秀出资25万元，被告沈卫民出资25万元。原告张文秀担任执行董事职务，被告沈卫民担任监事职务。2018年10月24日，原告张文秀为甲方，被告沈卫民为乙方，担保人为唐瑛，签订《管理经营协议》，约定：甲方自2018年8月1日正式退出豫森公司的一切事宜，该公司的所有事宜由乙方全权负责，与甲方没有任何关系；甲、乙双方的公司交接事项于2018年8月1日将公司银行账户U盾交予乙方后即为完成并生效；所有印鉴与证件之前都已在乙方处保存；公司名下车辆一辆产权属于原告张文秀个人所有；豫森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后的经营以及其他事宜与甲方无关，均由乙方负责；乙方将于2018年8月20日出国，承诺回国后尽快到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将公司法人转到自己名下，并同时负责安排办理受让甲方在公司持有的股权。原告张文秀在甲方处签名。乙方处仅盖有沈卫民的印章。被告唐瑛在担保人处签名。协议上另盖有豫森公司的公章。又查明：被告沈卫民于2018年8月20日出境前往美国后未再入境。审理中，原告陈述，2019年5月9日，原告张文秀在被告沈卫民、唐瑛的居住处张贴《通知》，该《通知》未向沈卫民、唐瑛邮寄。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沈卫民先生、唐瑛女士：你们好，2018年10月24日，我与沈卫民签订《关于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予沈卫民管理经营的协议》，唐瑛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签字确认，协议约定2018年8月1日，我退出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事务，公司所有事物由沈卫民全权负责。当日，我将公司银行U盾交付给沈卫民。根据协议约定，沈卫民应配合将由我本人购买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轿车……过户给我，并且受让我持有的公司股份，同时配合到工商机关将沈卫民变更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目前该公司由你们控制，经多次催告后，你们一直不配合履行协议上约定的义务。现通知你们在收到该通知后一个月内配合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否则，我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被告沈卫民、唐瑛称未见到也未收到上述《通知》。审理中，原告提供原告张文秀与被告沈卫民的微信、短信往来信息。其中，2019年3月25日的短信记载：“沈卫民，豫森公司你不要，我来处理豫森公司的问题，希望你配合！！”沈卫民、唐瑛称，张文秀的微信不完整，可能断章取义，对其真实性不能判断。审理中,原告张文秀表示物品交接无清单。审理中，原告张文秀表示，被告沈卫民不能回国的原因是因为被限高，一旦回国就受限制。被告沈卫民、唐瑛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虽然签订《管理经营协议》时，被告沈卫民不在国内，但被告沈卫民对协议无异议，故应确认该协议的签订是被告沈卫民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该协议的内容和形式于法无悖，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根据协议的约定，被告沈卫民将于2018年8月20日出国，其承诺回国后尽快到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将公司法定代表人转到被告沈卫民名下，并同时负责安排办理受让原告张文秀在公司持有的股权。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沈卫民并未如约回国，也未委托其他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致原告张文秀至今在工商信息中仍登记为原告股东、法定代表人身份，被告沈卫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并导致原告张文秀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两原告要求解除《管理经营协议》之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沈卫民、唐瑛认可收到公章2枚、营业执照正副本、银行账户U盾、财务专用章，且协议中也有明确记载，故上述物品应返还两原告。对其余物品，张文秀未提供相关证据，沈卫民、唐瑛也不予认可，对其余物品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唐瑛的担保责任，协议中虽然记载被告唐瑛为担保人，但协议未明确被告唐瑛的担保责任，故两原告的该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张文秀与沈卫民、唐瑛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的《关于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交予沈卫民管理经营的协议》；二、沈卫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文秀返还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2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银行账户U盾、财务专用章；三、驳回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文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海豫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文秀负担40元，沈卫民负担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兆根人民陪审员  华建玮人民陪审员  石顺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周隽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