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112民初1939号原告：吴文俊，男，1970年7月13日生，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捷，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恒宇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东方村丁子岗。法定代表人：潘绍标，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袁文龙，男，1960年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宋晨飞，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启伟，男，1970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苍山县。原告吴文俊与被告江苏恒宇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袁文龙，第三人徐启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苏1112民初2569号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28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11民终939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本院(2018)苏1112民初2569号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8月15日、12月2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文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捷、被告恒宇公司、袁文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及被告袁文龙、第三人徐启伟（第二次未到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文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恒宇公司给付苗木款152100元及违约金30420元；2、被告袁文龙对被告恒宇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1日，原告吴文俊与被告恒宇公司签订《苗木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恒宇公司向原告购买红豆杉和石榴树等三种苗木，总计价款152100元，支付方式为收到树苗验收后七日内支付总价款的30%，半年内付清全部价款，如有违约，则违约方需支付给对方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合同订立后，原告按约定供应了苗木，被告恒宇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验收，但一直未支付价款。2018年春节前后，原告吴文俊向被告恒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袁文龙催要欠款，但是被告袁文龙拒不支付。由于被告袁文龙系恒宇公司唯一股东，且根据袁文龙与第三人徐启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袁文龙对恒宇公司基建款负责支付，故被告袁文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恒宇公司、袁文龙共同辩称：1、《苗木购销合同》是第三人徐启伟与原告签订的，两被告并没有签字盖章，故该合同无法约束两被告；2、第三人徐启伟虽然曾经是被告恒宇公司的股东，但其同时也是江苏其一花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一公司）等多家同类型公司的法人、股东或执行董事，所以第三人签字无法推定其唯一代表被告恒宇公司，原告主张代理权应提供相关证据；3、自2016年起，第三人徐启伟与被告袁文龙之间产生矛盾，被告袁文龙向其发出了律师函并收回了公司公章，且恒宇公司自2016年底就进入半歇业状态，没有经营行为，故本案系2017年的交易行为应视为第三人的个人行为；4、本案交易本身也存在疑点，合同价款偏离市场价格，部分条款异常、送货单编号跳单，原告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经现场勘查调查，亦无案涉苗木；5、被告袁文龙与第三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即使依据和解协议，苗木款也应该是由第三人付款，而不是被告袁文龙付款；6、自2018年3月，袁文龙与第三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陆续有四起案件起诉被告，合同签订人均为第三人、货物签收人为第三人下属刘某某，原告代理人均是同一代理人，而原告当事人分处各地，合同签订时间在2017年，诉讼中，原告均不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涉嫌虚假诉讼；7、因该笔债务不属于被告恒宇公司的债务，被告恒宇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故被告袁文龙亦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述称：原告诉请属实，涉案苗木基本上都种植在被告恒宇公司园区内，有苗木区负责人刘某某签收，是第三人同意购买的，2013年5月至2018年3月，第三人是被告恒宇公司的总经理及股东，是公司实际负责人和管理人，虽然公司自2016年处于停业状态，但公司是存续的，当时购买苗木是为了改善公司环境，不是为了经营出售；2018年3月前，苗木都是存活的，之后是因公司管理不善造成苗木死亡。综上，原告诉请苗木款应由两被告给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1日，第三人以被告恒宇公司名义与原告吴文俊签订《苗木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恒宇公司供应红豆杉786棵（规格5公分，单价150元/棵）、红豆杉500盆（规格1米以上，单价30元/盆）、石榴160棵（规格5公分，单价120元/棵），共计价款152100元；付款方式为收到树苗验收后七日内支付30%的苗木款，半年内付清剩余所有苗木款；如拖延支付苗木款15天的，应承担苗木款总金额20%的违约金；合同还对运输方式、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处有第三人徐启伟签字确认，但未加盖被告恒宇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销货清单显示原告分别于2017年4月16日、19日、5月4日、5月6日分四次将合同所涉苗木送至被告恒宇公司，由被告恒宇公司员工刘某某签收。另查明，被告恒宇公司于2013年5月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袁文龙，投资人袁文龙、徐启伟。被告恒宇公司成立后，由第三人徐启伟实际负责经营管理，后因袁文龙与徐启伟双方产生矛盾，被告袁文龙于2016年4月18日收回公司印章（由恒宇公司会计张月香移交，现张月香在其一公司任会计工作），并于2016年7月14日以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身份委托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致函第三人徐启伟，提出自2016年4月13日开始公司所有销售收入必须汇入公司基本帐户、公司所有支出必须经袁文龙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等要求，以规范公司经营管理。2016年7月7日，被告袁文龙曾起诉被告恒宇公司，要求归还借款548万元等，诉讼过程中（2016年10月13日），恒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袁文妹。2016年11月14日，本院作出（2016）苏111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被告袁文龙于2017年1月7日申请执行，徐启伟作为第三人（乙方）于2017年12月12日与被告袁文龙（甲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恒宇公司的债务问题，拖欠的基建方面的债务由甲方（袁文龙）负担，涉及花卉、2018年3月5日前的工人工资、化肥农药方面的债务由乙方（徐启伟）负担”，乙方于2018年3月5日前搬离恒宇公司。2018年3月8日，恒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袁文龙，公司股东由袁文龙、徐启伟变更为袁文龙，2018年11月2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紹标。还查明：第三人徐启伟自2015年起任其一公司等多家同类型公司（经营范围与恒宇公司相同或类似）、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投资人等职务。原告称与第三人徐启伟在苗木市场相识。本案系原告第一次与被告恒宇公司签订苗木销售合同。2017年6月22日，第三人徐启伟在本院执行谈话笔录中称，恒宇公司自2016年底至2017年停止经营，在（2018）苏1112民初2569号案件庭审中，徐启伟称不经营是仅指恒宇公司不出售苗木，不表示不购买苗木，在本案庭审中，徐启伟称恒宇公司购买案涉苗木不是为了经营，而是为了改善公司环境。诉讼中，本院依法向刘某某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刘某某称其2015年1月起在被告恒宇公司工作，2018年3月8日徐启伟和袁文龙分家后就在其一公司工作了，原告提供的四张销货清单中的签字是其所签，本案所涉的苗木基本在恒宇公司，红豆杉基本都死了，盆栽的红豆杉好像是死了。本院组织原、被告在刘某某引导下到被告恒宇公司现场了解本案苗木栽种情况，经一直在该公司工作的刁某某、任某某及刘某甲称，2016年、2017年公司都种了红豆杉，其他树包括石榴树有无种不清楚，也没见盆栽的树。经现场查看未发现案涉苗木种植于恒宇公司区域内。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在本案中不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苗木购销合同》、销货清单、执行和解协议书、（2016）苏111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收条、律师函、谈话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徐启伟与原告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的行为能否代表被告恒宇公司。第一，在2016年4月及2016年7月即本案合同签订之前，恒宇公司股东暨本案被告袁文龙曾以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身份收回公司印章并致函第三人，提出自2016年4月13日开始公司所有销售收入必须汇入公司基本帐户、公司所有支出必须经袁文龙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等以规范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同时，根据袁文龙与徐启伟的陈述，恒宇公司自2016年底已停止经营，并无购买苗木的需求，第三人称虽然公司不经营，但公司还存续，只购买苗木不销售苗木，又称购买苗木是为了改善公司环境，但袁文龙不知情也不认可，显然第三人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因此，徐启伟在2017年4月11日无权代表恒宇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第二，原告称与第三人徐启伟在苗木市场相识多年，第三人不仅是恒宇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其一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等职务，原告应该是明知的，原告作为苗木出售者，第一次与恒宇公司签订苗木购销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于第三人的身份以及是否代表恒宇等行为应审查而未审查，也未要求恒宇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要求恒宇公司予以确认或追认，具有明显过错；第三，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上虽有恒宇公司职工刘某某的签字，但刘某某一直是跟随第三人徐启伟，在第三人离开恒宇公司后，刘某某也随徐启伟到其一公司工作，双方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刘某某的证词及在销售清单上的签字不能充分证明涉案苗木由恒宇公司签收，且经现场察看，未发现案涉苗木均种植于恒宇公司区域范围。综上，徐启伟在2017年4月11日与原告签订合同行为不能代表恒宇公司，应属无权代理，且事后也未取得被告恒宇公司认可，故其与原告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对被告恒宇公司不发生效力，原告要求恒宇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恒宇公司不承担责任，则原告要求被告袁文龙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文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50元、保全费1470元，合计5420元，由原告吴文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建华人民陪审员  凌志仁人民陪审员  李白良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菊琴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