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311民初1092号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素祥。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英，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悦，北京市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驳回管辖异议裁定，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向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英、吴凯、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购销合同项下尚欠的运费款1397030.62元及自2016年12月23日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利息（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阳泉-铁-末煤-20160910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作为出卖人向被告出售末煤（二矿），收货人为被告，其中通过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专用线（发站阳泉，到站渤海新区）需购煤10000吨、通过河北地方煤工业公司井陉发煤站专用线（发站阳泉，到站井陉）需购煤20000吨；交货方式为出卖人矿场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出卖人发货后，开票结算，质数量问题推月处理；铁路运输发票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同时约定双方若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履行了义务，并垫付了本合同项下的煤款和运费款。本合同项下的煤款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但尚欠1397030.62元运费款未支付。故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购销合同项下尚欠的运费款1397030.62元及自2016年12月23日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利息。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其已妥善完成两份购销合同项下的支付义务，包括铁路运输费用、煤炭费用和附加费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阳泉-铁-末煤-20160910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两份。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出卖人矿场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铁路运输发票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上游公司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原北京京铁经贸发展中心）购买煤炭，交由铁路部门分两条线路实际向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运输煤炭分别为10382吨和10359吨共计20741吨。合同约定的煤炭单价为355元/吨，根据原告为被告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显示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分别为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增值税发票煤款总额为10014065.42元。根据运输费用增值税发票显示，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实际产生运费款1397030.62元，前述煤款发票及运费发票被告均已收到。另查明，经双方核对往来业务的账目，截止到2017年6月，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煤款872155.42元，该笔煤款数额在庭审中双方予以确认。上述事实，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证据原、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原、被告出庭资格合法，是明确的主体。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运输关系，原告亦未基于其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支付关系向阳泉铁路公司和石家庄货运中心支付运输费用，因此原告无法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为履行与被告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向上游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垫付了煤款和运费款，双方合同约定运费款由买受人即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原告有权向被告索要运费款。故原告的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定。2.原告提交证据原、被告于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阳泉-铁-末煤-20160910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两份，上有双方公章确认，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原告作为出卖人向被告出售末煤（二矿），收货人为被告；交货方式为出卖人矿场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以后随行就市，双方协商；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出卖人发货后，开票结算，质数量问题推月处理；铁路运输发票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根据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第四条约定：（引原文）“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355元/吨（含税车板价包括含税水资源费、煤炭资源税，如果国家调整以上费用的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相应调整车板价）…以后随行就市，双方协商”，证明355元/吨是固定价格，如只是基于市场价格变化导致煤炭价格需要变化，则前述变化应当经过原告与被告协商确认之后才可变化，否则不得变化。仅仅在煤炭相关税费变化的前提下，原告才可单方对于煤炭价格做出变更，并且前述变更无需被告同意，但原告未提供关于前述税费变更的任何证据。本院认为，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355元/吨；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证据北京××路货运中心、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开具的受票方为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铁路运输发票共6张，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4日、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1日（2张），2016年12月22日，证明诉争合同实际承运吨数为20741吨，产生运费款1397030.62元。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运输费用，并且前述一并支付的行为是被告根据之前交易习惯，委托原告向阳泉铁路中心及石家庄货运中心代理支付运输费用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被告对运费数额1397030.62元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其已付清运费款，故本院对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数额予以确认。4.原告提交证据2016年9月9月（付款2000000元）、2016年9月18日（付款3000000元）、2016年9月23日（付款1500000元）、2016年10月28日（付款6000000元）分四次向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垫付煤款及运费款的记账凭证、银行通知单及收据共11页、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的煤款发票2张、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签认记录函1份。证明原告为履行其与被告的合同向上游公司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垫付煤款运费款12500000元，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为原告开具煤款发票的金额为9910360.42元，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向原告退款1192608.96元，故原告为被告实际垫付的运费款为1397030.62元（计算方式为12500000元-9910360.42元-1192608.96元=1397030.62元）。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前述证据证明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该买卖关系与原告、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故与本案无关，且认为该签认记录函上的数额与被告在2016年12月31日收到的《企业往来询证函》上的数额不符，被告当庭提交了《企业往来询证函》原件。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企业往来询证函》并非是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对退款数额的最终确认，本院对该询证函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前述证据可以与铁路运输发票相互印证，故本院对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数额予以确认。5.原告提交证据阳泉煤炭业务结算单2份、合作协议1份、原告与被告业务往来辅助明细账63页,第一份结算单（盖有被告业务专用章）、第二份结算单证明原告就煤炭单价变更告知被告。原、被告的合作协议是为了确定被告应保证本案原告每吨煤有5元的利润以及双方的合作模式。辅助明细账证明从2016年9月27日--2016年12月30日，原告共向被告出具12张煤款发票，发票金额共计13024065.42元；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2017年6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方式分7次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12151910元；截止2019年6月4日，被告尚欠原告煤款872155.42元、运费款1397030.62元。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对双方的阳泉煤炭业务结算单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被告没有收到前述阳泉煤炭业务结算单；被告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合作协议订立日期不明，无法确认在案涉煤炭买卖时是否已经订立并生效，合作协议由原告与被告订立，尽管具有关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的表述，但是由于京铁经贸公司不是合作协议一方主体，因此与本案无关；辅助明细账只能作为原告提供的说明参考，且原告明确表示5000吨煤炭不在案涉煤炭买卖（购销）合同范围内，因此前述5000吨煤炭对应价款应当扣除，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的价款已经覆盖原告与被告之间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全部煤炭费用、运输费用及附加费用。本院认为，经双方核对往来业务账目明细，被告认可其账面尚欠原告煤款872155.42元，且被告针对诉争的两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按增值税发票上的煤炭结算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支付款项的，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6.经原告的申请，本院向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调取了原告向其垫付煤款、运费款的相关记账凭证及专用发票共26页，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同时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原告向其垫付12500000元，其中煤款9910360.42元，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退款1192608.96元，剩余1397030.62元为运费款。针对该证据，原告认为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恰好可以佐证其主张。被告经质证后辩称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或其他任何关系均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运输费用发票及原告与北京京铁经贸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明细账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款1397030.62元予以确认。7.被告提交证据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收据、银行承兑汇票共16页，证明被告自2016年9月26日--2017年5月24日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12151910元，被告针对诉争的两份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已付清全部款项。原告经质证认为上述款项与原告实际收到的款项数额相符，但只包括所有业务往来中的煤款，不包括诉争合同项下的运费款。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实际向其支付的款项数额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8.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通知证人严汝梁出庭作证。证人严汝梁在庭审中陈述，合同约定单价355元/吨不包括运费，认为原告出具了格式合同，签订该合同时并未注意到关于运费的约定。本院认为，该证人陈述的事实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及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实际履行的的煤炭单价中（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是否包含运输费用。《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时约定煤炭装车矿场含税车板价为355元/吨，同时约定如果国家调整含税水资源费、煤炭资源税的标准，则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相应调整车板价，且随行就市，双方协商；买受人另行承担含税矿铁专线费、取送车费及其他铁路运杂费；煤价、附加费用、运输费用分别开具票据结算。原告以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开具了煤炭增值税发票并交于被告，被告按票付款，表明其已认可煤炭的最终结算单价为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结合被告认可其账面尚欠原告煤款872155.42元的事实及双方往来账目明细也可认定被告针对诉争合同向原告付款时是按结算单价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支付的。此外，被告在收到煤炭增值税发票和运输费用增值税发票后应当知晓其按煤炭增值税发票金额支付的总价款中不包括运输费用，但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被告辩解的认为实际履行的煤炭单价即435.584817元/吨和530.15元/吨中包含运输费用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款1397030.6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自2016年12月23日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未明确约定给付运费的期限，故原告诉求的利息应当自其向本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9月5日起计算。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胜达煤炭有限公司支付运费款1397030.62元及自2019年9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74元，减半收取868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志荣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雅楠书 记 员 尹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