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康良。委托代理人伍锋。委托代理人公正。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涛。委托代理人吴康丽。委托代理人黄良福。第三人韩冬梅。上诉人王康良与被上诉人江涛及第三人韩冬梅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4）文民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1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康良的委托代理人公正，被上诉人江涛及其�托代理人吴康丽、黄良福，第三人韩冬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于2010年9月20日向被告支付30万元，2010年10月26日向被告分别支付25万元和13万元，2010年11月24日向被告分别支付9.5万元和9.5万元，共计87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到被告的大嫂韩冬梅的账户上，然后交给被告。被告于2010年12月1日向原告写下借据：“本人现借到王康良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承诺2011年6月30日归还”；于2012年4月5日向原告写下借据：“本人现借到王康良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本人承诺2012年6月30日前归还该笔借款”，两次的借据都是原、被告的朋友陈健经手交给原告。2012年7月15日，被告向原告还款10万元，2012年10月25日被告以被告胞弟江浩的账户向原告还款5万元，2013年2月22日被告以江浩的账户向原告还款5万元，2013年5月18日被告以朋友王吉景�名义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还款5万元，共计25万元。原告王康良于2013年6月1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7477.83元（自201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3年6月30日），并支付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原告提供的两张借据，被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4张、中国银行网上银行转账记录3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帐凭单1张、（2013）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208号民事裁定书等予以证实。本案原、被告双方对“被告江涛收到原告王康良的87万元，江涛已还给王康良25万元的事实”均没有异议，双方的分歧点在于：王康良主张的是江涛向他借款87万元，江涛则抗辩他只借王康良30�元，57万元是王康良投资经营琼海翡翠城时尚会所的款项。庭审中，原告承认：“原告于2010年9月20日向被告支付30万元，2010年10月26日向被告分别支付25万元和13万元，2010年11月24日向被告分别支付9.5万元和9.5万元，共计87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到被告手中”；并陈述：“被告补写了三张借据通过陈健交给原告，即被告于2010年12月1日向原告写的借据和2012年4月5日向原告写的借据，第三张借据在被告还25万元时，撕毁了，实际上只写85万元的借据，所以现只起诉被告还60万元”。被告陈述：他只借王康良30万元，57万元是王康良投资经营琼海翡翠城时尚会所的款项，2010年12月1日补写借据30万元，对于2012年4月5日的借据，2012年他没有钱还给原告，原告是担心两年的诉讼时效问题，所以原告要求他重新出具一张借据即2012年4月5日的欠条，实际上，2012年4�5日的欠条与2010年12月1日的欠条是同一笔款。他还25万元给原告，是通过上述的方式还的，因当时有病在身，所以没有收回借据。并提供了三位证人，证人陈健陈述：“我和原告2006年认识，我和原告一起在海口合作经营公司，王康良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原、被告间的事情都是我经手的，包括投资琼海翡翠城，还有借款、两次所书写的借据，都是我在场经手的，王康良想投资做夜总会，当时刚好重组，我就把这个信息告知给王康良，王康良当时是打算出资300万元，后只投资了57万元占股15%，但是前提的条件要借30万元给江涛，当时我在场，后来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2012年春节前王康良一直追我要求江涛还款，当时琼海翡翠城的经营不是很好，江涛说推迟到2012年底还款，王康良要求江涛重新写借据，2012年4月江涛在文昌海天酒店重新写了一张借据给我，后王康良从深圳回来，我就交给他了。我还问他原先的借据在哪，他当场撕毁一张纸，说那是原先的借据，我没细看”；证人韩锐畴陈述：“当时琼海翡翠城的收购标的是380万元，王康良的收购股份为15%，是跟江涛收，前提是王康良要借给江涛30万元，王康良收购股份后，还派了一个会计到到翡翠城上班，因为我们是股东，我和王康良、江涛还坐在一起协商重组后是否继续经营的事情”；证人李文陈述：“2010年我是琼海翡翠城现场经理，王康良是翡翠城的股东之一，王康良还派来一位亲戚当会计。”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支付87万元，最后一笔款的时间是2010年11月24日向被告分别支付9.5万元和9.5万元，2010年12月1日，被告补写了30万元的借据，2012年4月5日被告又补写了30万元的借据，也就是说2012年4月5日的借据，过了一年多才补写，都是30万元，原告说“借款87万元，分三张借据写，第三张借据25万元已撕毁”，既然借款87万元，为什么第一次只写30万元的借据？原告不能自圆其说，恰恰说明57万元为投资款。原告一开始起诉30万元，并未陈述整个借款过程，而是在被告提供证据后，才承认是转账87万元给被告，在（2013）文民初字第1067号案二审中，原告陈述是借现金85万元给被告，与现在说的是“转帐支付87万元，其中2万元没写借据”，说法不一，相互矛盾，因此原告的说法不符合常理逻辑，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也承认两张借据是证人陈健经手，证人陈健、韩锐畴、李文在庭中都证实了王康良投资经营琼海翡翠城时尚会所，陈健证实王康良投资57万元，江涛向王康良借30万元。被告主张“2010年12月1日，他向原告实际借款是30万元，对于2012年4月5日的借据，2012年他没有钱还给原告，原告是担心两年的诉讼时效问题，所以原告要求他重新出具一张借据即2012年4月5日的欠条，2012年4月5日的欠条与2010年12月1日的欠条是同一笔款，对于他还25万元时，因当时有病在身，所以没有收回借据”的解释比较合情理，与证人陈健的陈述一致，三个证人的证言与整个借款过程吻合，形成一条证据链，予以采信，因此被告的抗辩成立，予以采纳。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康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1元由原告王康良负担。上诉人王康良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严重违反证据认证规则，以证人证言否定原始书面借据显然不当，造成判决错误。一、两张借据发生及履行期限不同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债，而一审法院认定为同一债没有依据。1、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12月1日的借据，重新写为2012年4月5日的借据显然是错误的。借据是借款合同的凭证，两张借据的借款时间不同，还款的时间也不同，这两份借据所记载的债的发生时间、履行期限的主要条款是不同的，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债。2、一审法院主观推断为避免超出诉讼时效而重新写下的借据，这一认定完全没有依据。首先，从诉讼时效而言，2010年12月1日的借据的还款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诉讼时效届满为2013年6月3日，上诉人也不必要提前一年就叫被告写下借据。其次，被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完全清楚写下借据的法律后果，按照经验法则及常理不可能重复写借据而不收回原借据，如果是同一债，要重新写下新的借据肯定收回旧的借据。如果部分还款也肯定收回旧借据重新写一张金额不同的借据。显然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撕毁的是复印件而�收回原件的说法与日常经验法则及交易习惯不相符合。二、原始书证优先于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言不足以推翻上诉人提供的原始借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必要的事实根据，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由此可见，确认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是以书面借据为准，只有在没有书面借据的情况下才提供必要的事实证据。而本案上诉人已经依法提供了书面借据原件，而被上诉人也确认借据为其本人真实签名，根据上述规定应当依据借据认定借贷事实，证人证言的效力无法对抗书面借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7条规�：“在欠条或者收条有瑕疵的情况下，确认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在认定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是否存在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金额大小。本案的借据借款金额、还款期限清楚明确不存在瑕疵，即使存在瑕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汇87万元的这一基本事实，因此，被上诉人江涛收到87万元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向上诉人打下借据。从款项交付到写下借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完全可以认定本案的两张借据属于借款关系的真实有效的法律凭据。被上诉人关于投资的抗辩无法对抗其写下的借据。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言与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矛盾，一审法院仍然认定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57万元为投资款明显不当。1、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庭审证言与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第三人陈述完全不一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一，第三人韩冬梅是被上诉人的大嫂，是与被上诉人有密切利害关系，其出庭时陈述的是听被上诉人江涛说是王康良的57万元，江涛给我说是做生意的。因此，其陈述本质属于被上诉人陈述的转述而已。其二，证人陈健陈述称与上诉人在海口合办公司，王康良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开办公司的登记资料证实双方之间合作办公司的事实。而且，证人陈健称当时重组，把信息告知王康良，打算出资300万，后只投资了57万占股份15%。而根据被上诉人江涛陈述有五个股东，股份挂在江涛名下，只有一个股东知道，显然被上诉人陈述与证人陈健陈述的重组及王康良投资占琼海翡翠城15%股份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是上诉人王康良投资占了翡翠城15%股份其他几位股东不知道，完全不符合常理与经验法则。其三，证人韩锐畴陈述：当时收购标的为380万元，王康良收购股份为15%，是跟江涛收的，王康良还派一个会计上班，我们是股东，我和王康良、江涛还坐在—起协商重组后是否继续经营的事情。而被上诉人江涛陈述称王康良没有参与管理，股份挂其名下，只有一个股东知道，这明显相互矛盾不相符。其四，被上诉人陈述2012年春节前翡翠城就转让，给王康良13万元没有任何证据提供。其五，公民之间合伙成立的要件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合伙关系的成立还必须具有书面的协议。本案中没有双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同出资的证据，也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一审法院认定57万元为投资款，显然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其写下的借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原告提供的借据是原件，其证明效力具有直接证明借贷关系发生的效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与被告之间要么存在雇佣关系，要么存在亲戚关系，这些有利害关系的证言完全无法推翻原始的借据，因此被上诉人关于投资的抗辩完全不成立。3、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投资款57万元成立，但是后来打下借据的行为，也可以证实投资关系不成立后，其性质已经转化为借款法律关系。4、至于上诉人陈述现金支付87万或者是转帐支付87万借款，鉴于是87万是多次交付的，当事人记得不清楚十分正常，关键是双方当事人均已经确认上诉人汇给其87万元的基本事实，并写下了借据，这不是案件的争议问题。法院却以这一矛盾作为依据推翻借据是十分荒唐的。5、为什么借款87万元，为什么第一次只写30万元的借款问题，及其中两万元没有打借据的问题，上诉人认为由于上诉人是通过多次汇款给被上诉，被上诉人也多次部分还款，因此，分三张借据写下25万元、30万元、30万元的借据，也完全符合常理，对于其中的两万元被上诉人表示要立即归还当时没有写下借据符合常理，而且，上诉人多次汇款给被上诉人在核定借据如果遗漏了两万元的借据也是正常的。本案中当事人并没有主张这两万的债权。6、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企图证明其归还了25万，但是根据习惯，如果归还的是本案的借款显然要收回本案的借据。显然从87万元的汇款的总额，以及上诉人仅有60万元的原始借据在手，根据法律规定及交易习惯，可以推断被上诉人已经归还了25万在27万元差额中，而与本案借据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1、请求判决撤销(2014)文民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30万元人民币。3、判决被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37477.83元（自2011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3年6月30日），并支付至实际还借款本金之日止。4、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江涛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并未违反证据认证规则，而是真正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正确判决。在本案中，答辩人除了提供了相关重要的证人证言之外，还提供了相关的还款票据证明了答辩人向上诉人借款30万元，57万元属于投资款的客观事实。相反在本案中，上诉人的确提供了两份不同的借据书证，但就是这么简单的借贷事实，上诉人的事实主张却错漏百出。首先，2012年4月5日，答辩人给上诉人写下的借据不是新借贷关系的发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7条规定：“在欠条或者收条有瑕疵的情况下，确认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在认定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是否存在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金额大小”。结合本案，根据上诉人在（2014）文民初字第89号和（2013）文民初字第2047号案件的合并审理中承认支付给答辩人的最后一笔款的时间为2010年11月24日，答辩人于2010年12月1日写了一份30万元的借据。如果事实真的是借款87万元，为何上诉人直到一年后的2012年4月5日才要求答辩人再写下30万元的借据，无论从金额上或时间上来看，显然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日常的生活经验。据此，上诉人出示的2012年4月5日的借据显然存在瑕疵，需要通过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在两次书写借据的过程中，陈健是在场的证人，根据证人陈健的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了2012年4月5日的借据系当时上诉人因为担心诉讼时效的问题，其要求答辩人就2010年12月1日的借贷关系重新写下的借据，显然在2012年4月5日时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发生新的借贷债务。其次，上诉人在前后几次庭审中的陈述内容，无论是从支付方式或具体数额，还有借据到底是撕毁还是归还的陈述均相互矛盾，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上诉人在（2013）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208号案件审理的开庭笔录中陈述是以现金支付方式将85万元支付给答辩人，称其中一张25万元的借据已经还给答辩人。但上诉人又于（2014）文民初字第89号和（2013）文民初字第2047号案件的合并审理中陈述共向答辩人支付87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答辩人手中，并承认第三张借据（即25万元）已经撕毁和补写的借据都是通过陈健交给上诉人。同时，结合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第六页关于所谓“借款87万元，为什么第一次只写30万元借据”的陈述,更说明上诉人是在虚构事实。2012年7月15日还了10万元，2012年10月25日还了5万元，2013年2月22日还了5万元，2013年5月18日还了5万元。答辩人第一次写了一份30万元借据是在2010年12月1日，第二次写下一份30万元借据是在2012年4月5日。按照日常的生活经验判断，假如第一次借出30万元这么大额的款项未还，第二次还会继续出借同样大额的借款吗，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是现金支付还是转账支付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上诉人陈述的理由与事实根本就�可采信。第三，书证的证明力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均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原审判决对两个案件的事实作出的认定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纵观两个案件，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就这两份借据作为证据，属于书证，但书证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假如提供的书证与实际发生的事实明显矛盾或者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该书证则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而是需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综合认定。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即便提供了两份答辩人书写的借据，但书证表述的内容与债权人（上诉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事实明显存在众多矛盾，其提供的书证显然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即便如上诉人主张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从该条款的规定来看，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规定书证的�明力在任何情况下均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据此，就本案而言，在上诉人提供的书证同其本人的事实陈述明显存在矛盾，而答辩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又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应当客观地综合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而不是如上诉人所称的简单地以书证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作出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据此，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而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严重违反证据认证的规则，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合伙关系必须�有书面协议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报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也就是说，是否有书面的协议不是合伙关系成立的必备条件，上诉人以答辩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为由主张合伙关系不成立显然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客观地查清两个案件的客观事实，依法维持原审判决。第三人韩冬梅同意一审判决。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对一审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鉴于上诉人王康良在法院多次庭审中未到庭，其代理人代�陈述的借款过程与其本人书面陈述的借款过程存在差异，且江涛对王康良的陈述予以否认，考虑到江涛出具借条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12月1日和2012年4月5日，时间跨度大，与实际转账汇款的数额不一致，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责令双方当事人及相关证人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和互相对质。王康良二审到庭陈述：2010年我回海南做生意，经陈健介绍认识江涛，说有琼海翡翠会所项目可以投资，邀请我投资支持一下，我去实地调查过，认为做这个事情跟我身份不符，但可以借钱支持一下江涛进行收购。随后就分批一共转账87万元，当时江涛是先打了30万元的借条，55万元是考虑要不要入股投资。2012年我回来海南后，江涛再次动员我投资，我表示不同意，江涛就再给我打了一张30万元和一张25万元的借条。因25万元已还了，25万元的借条就还给江涛了。另外2万元属赠与给江涛。王康良还承认曾于2010年年底向江涛介绍一名亲戚符永拔去琼海翡翠会所工作，并认可第二张30万元的借条是委托陈健和他的司机持借条要求江涛签名的。证人陈健二审出庭作证。上诉人王康良与被上诉人江涛对陈健与双方均为朋友关系并无异议，两人对陈健曾与王康良合作做生意，陈健将王康良引荐给江涛洽谈投资琼海翡翠会所项目等事实经过亦无异议。陈健在二审庭审中证实，其在场见证了王康良和江涛的洽谈投资琼海翡翠会所的过程，当时江涛提出王康良投资的条件就是先借30万给江涛，才同意王康良投资57万元占琼海翡翠会所15%的股份。王康良同意借款30万元给江涛，并在江涛所占的琼海翡翠会所股份中投资57万元，占15%股权。还证实，由于江涛所写的第一张30万元借条快到期限，其受王康良委托，持第二张30万元的借条与王康良司机一起找江涛签名，以免超期�江涛签名后已将第二张借条交给王康良，并叮嘱王康良销毁第一张借条。在二审询问过程中，江涛提出：王康良的司机当时与陈健一起找他写借条。为了进一步核实陈健找江涛写借条的事实经过，法庭责令王康良的司机庄峻出庭作证。庄峻陈述：我是王康良的司机，与陈健、江涛均认识。因江涛欠王康良的钱，王康良要求江涛写借条，并将已打印好的借条交给我，我带借条和陈健一起去找江涛签名，江涛签名后将借条交给了我，过后王康良回来海南的时候我将借条交给了王康良。对于法庭询问找江涛出具借条的具体时间以及相关的细节经过等内容，庄峻表示因时间久远已记不太清楚。此外，二审中，被上诉人江涛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李文亦出庭作证。李文称：其为琼海翡翠会所的现场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江涛为该会所的股东，并证实一审证人韩锐畴也为�所股东。2011年下半年其曾应江涛指示，打印一份王康良占公司股份15%股权的证明，并加盖公司印章后交给了符永拔。符永拔系王康良亲戚，由王康良派到会所担任财会人员。王康良当庭抗辩没有见过该股权证明。除了上述各方陈述与证人证言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康良通过被上诉人江涛大嫂韩冬梅账户向江涛转账支付87万元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江涛向上诉人王康良还款25万元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确认。上诉人王康良主张87万元中85万元为借款，江涛出具了3张借条，其中一张25万元借条因江涛已还款25万元，该借条已还给江涛，余下62万元中的2万元系赠与江涛，现有被上诉人江涛书写的2010年12月1日30万元和2012年4月5日30万元2张借条，证明其借款60万元事实，据此要求江涛还款6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被上诉人江涛则主张�诉人王康良向其支付了87万元，其中30万元为借款，余下57万元为投资款。2012年4月5日30万元的借条和2010年12月1日30万元借条是同一笔款，为避免第一张借条超期而写了第二张条，当时要求王康良把第一张借条撕毁。所借的30万元已还款25万元，尚欠5万元借款未还。依据以上双方诉辩主张，可认定87万元中30万元为江涛向王康良的借款，该事实双方无异议，且有2010年12月1日借条为证，应予认定。扣除30万元借款后，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57万元中55万元是投资款还是借款问题。本案中，上诉人王康良向被上诉人江涛陆续转账支付合计87万元，最后一笔款项转账时间为2010年11月24日，被上诉人先后两次给上诉人王康良出具借条两张。经本院审查前后两张借条，江涛出具第一张借条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日，且金额仅为30万元，第二张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4月5日，金额也为30�元。不仅两张借条出具的时间跨度大，且即使算上王康良主张的已还的25万元，总共金额才85万元，与王康良所转的87万元账目不符，有违常理，对此，本院在庭审中要求王康良作出解释。王康良在二审庭审中承认之前曾就投资琼海翡翠会所意向与江涛接洽并进行考察。87万元款项中30万元是借款，先打了30万元的借条，55万元是考虑要不要入股投资。并称后来不同意进行投资，过后才叫被上诉人江涛分别补的30万元和25万元两张借条。王康良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与其诉状所述不一致，本院认为应以王康良本人到庭的陈述为准。依据王康良二审庭审中陈述可认定，在王康良转给江涛的87万元中，双方当时意思表示一致且明确的借款仅为30万元，其余57万元王康良自己当时也不认为是借款，所以没要求江涛出具借条。王康良的陈述证明了双方存在洽谈投资的事实经过以及一�的投资意向。对此，证人陈健的证言证实了王康良与江涛商定投资的经过。本院认为，证人陈健系双方的朋友，不仅介绍双方认识，且现场参与了双方投资、借款的协商过程，还受王康良委托向江涛索要借条，并将江涛出具的借条交给王康良。对陈健的身份以及陈健见证双方经济来往的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由此，陈健是双方经济来往中的主要知情人，也为本案的关键证人。陈健在一二审中均出庭作证，且陈健二审出庭作证时，王康良亦到庭对质，其未对陈健证言提出质问。因陈健与本案当事人双方均系朋友关系，陈健在一、二审中的证言内容稳定一致，其证言相对真实、客观、可信。况且，关于王康良投资琼海翡翠会所的事实，江涛还提供了会所经理李文、会所股东韩锐畴出庭作证，该两人证言与陈健证言互相验证，与王康良自述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据此，尽管江涛未能提供王康良投资的书面凭证，但结合王康良的自认、其转款的数额以及上述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当时王康良转给江涛的另57万元应为投资款，并非借款。至于王康良在庭审中称后来不同意投资，要转为借款，江涛同意并另写了30万元和25万借条的主张，江涛否认同意转为借款，并称第二张30万元借条与第一张30万元借条为同一笔款，不存在25万元借条。对此，王康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达成将57万元投资款再转为借款的事实，其所提供的2012年4月5日的30万元借条，经手人为陈健与其司机庄峻。证人陈健明确证实王康良委托其找江涛重写借条以避免第一张借条超期，并提醒王康良销毁第一张借条。庄峻则证实了与陈健一起持借条让江涛签名并将借条转交给王康良的事实。尽管庄峻证言的一些细节与陈健的证言细节有所出入，但均验证了上诉人王康良委托陈健和庄峻向江涛索要借条的事实。陈健作为2012年4月5日借条的受托人和经手人，其证言更客观可信，与江涛的陈述互相验证，也符合情理。据此，被上诉人江涛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即上诉人王康良向被上诉人江涛汇款87万，其中30万元为借款，另外57万元为投资款，2012年4月5日30万元借条和2010年12月1日30万元借条为同一笔款项的说法与证人陈健、李文、韩锐畴的证言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应认定2012年4月5日30万元借条与2010年12月1日30万元借条为同一笔借款。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王康良持有书面借条，但被上诉人江涛的陈述及相关证人的证言能够有效推翻上诉人王康良诉称的55万元为借款的主张，借条内容不能真实反映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王康良所述不实，本院不予采信。在本案中王康良以江涛2010年12月1日向其出具的30万元借条为依据要求江涛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因该借条与2012年4月5日30万元借条为同一笔款项，王康良在另案中也以2012年4月5日30万元借条为依据要求江涛还本付息，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王康良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康良的上诉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1元，由上诉人王康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雪茹代理审判员  林芝静代理审判员  邱 甜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周忠胜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审核：李雪茹撰稿：李雪茹校对：周忠胜印刷：李慧玲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3日印制（共印18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