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104民初16878号原告：刘大钊，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大鹏，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法定代表人：哈育兵，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铁帅，宁夏永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法定代表人：王其良，该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铁帅，宁夏永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大钊与被告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以下简称宁通驾校）、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宝马驾校）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8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大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大鹏、被告宁通驾校、宝马驾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铁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大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宁通驾校自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原告与宝马驾校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以及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9700元（3300元×4.5个月×2）；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850元（3300元×4.5个月）；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3300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年休假工资6828元（3300元÷21.75天×5×2×4.5）；6.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双休日加班工资71007元（3300元÷21.75天×52×2×4.5）；7.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2531元（3300元÷21.75天×11×3×4.5）；8.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失业保险损失14940元（1245元×12）；9.判令宝马驾校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6300元（3300元×11）；10.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社会保险补偿47519.31元；1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3月至5月扣发的工资1800元；12.被告向原告返还罚款200元；13.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60652元；14.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6月工资3300元；15.判令宁通驾校为原告补缴2015年5月至9月期间的医疗保险。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宁通驾校，担任安全管理人员。2016年1月1日，宁通驾校与原告签订聘用合同，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后因宁通驾校与宝马驾校合作，原告的隶属关系转移至宝马驾校，自2016年7月起接受宝马驾校管理，工资由宝马驾校支付。2018年1月1日，原告与宝马驾校签订一份半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直至2019年3月12日，宝马驾校与原告又签订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宝马驾校于2019年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6月4日，宝马驾校通知原告调整工作岗位，调岗期一个月，如不服从即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6月21日，宝马驾校与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宁通驾校、宝马驾校辩称，一、自2016年8月开始，宝马驾校以承包方式接管了宁通驾校的经营场所并接收安置了部分宁通驾校的职工，继续从事汽车驾驶员培训业务，但双方之间无隶属关系。原告与宝马驾校在2016年9月7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6年9月7日至2017年9月7日，合同约定原告自劳动合同签订后与宁通驾校不再有任何劳动关系，因此，原告请求确认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无实际意义，且原告基于2016年9月7日之前的劳动关系向宁通驾校主张权利已过仲裁时效。二、宝马驾校于2019年6月4日通知原告不服从岗位调整一个月后辞退，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向原告承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或补偿金。三、原告应就加班事实举证，且宝马驾校除支付基本工资外，已按照原告实际工作状况以绩效工资形式给其足额发放，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通知金、休假工资、加班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自愿放弃让宝马驾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宝马驾校将保险费计入工资发放给原告。原、被告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不应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五、原告主张的2019年3至5月扣发的工资1800元，该款项不是工资，而是给原告发放的社保补助，因宝马驾校给原告缴纳了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因此该款项不再支付给原告。六、原告隐瞒训练事故未上报，宝马驾校依照规定对其罚款200元，合理合法。七、对原告主张的延时加班费，宝马驾校已将应付的加班费以各类考核的形式列入工资向原告发放，原告再次主张于法无据。八、原告于2019年6月25日离岗，当月未达到全勤，不应计发全额工资，该月实发工资待核算后予以发放。九、原告主张补缴2015年5月至9月期间的医疗保险费已过仲裁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仲裁裁决书、送达回执各二份，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原告是被告的员工，宁通驾校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宝马驾校仅给原告缴纳了2019年3月至5月社会保险费。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自愿放弃要求企业缴纳社会保险，并要求宝马驾校将社会保险费用计入工资发放。2.原告提交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一份、《宝马驾校关于近期员工违规的处罚通告》、仲裁庭审笔录、《自愿主动放弃企业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的说明》各一份、考勤记录表六十六页、工资表三十三页，证明宝马驾校明知宁通驾校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其给原告发放的社保补贴是工资的组成部分。考勤记录显示原告在2017年8月、9月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但未提供2017年10月之后的考勤记录。被告提供的工资表的有关考核是针对教练员的，而原告属于安全管理人员，对原告不适用，且被告未提供加班费的计算方式，因此被告未给原告发放过加班工资。宝马驾校以劳务费的形式给原告发放了部分月份的工资，未发放2017年8月、2018年2月、6月、11月、2019年2月、5月、6月的工资。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工资流水与被告提供的不符，原告作为安全管理员隐瞒训练场事故未上报罚款200元，符合企业管理需要，合理合法。3.原告提供《机动车定点维修/保养/质量保证协议书》二份、《关于开展我校“五个一”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驾校“五个一”活动实施方案》《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星级服务窗口》《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安全生产管理》《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挂牌评星活动》各一份，证明被告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情况，宁通驾校对原告也有管理权，依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与宝马驾校建立劳动关系，与宁通驾校无关。4.原告提供《关于刘大钊岗位调整的通知》一份、《公证书》二份、《交接清单》《辞退证明》《宝马驾校员工离职登记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各一份，宝马驾校单方调整原告工作岗位并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宝马驾校依法辞退原告。5.原告提交税收缴款书六份，证明宁通驾校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宝马驾校自2019年3月之前也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均由原告自行缴纳。被告认为原告与宁通驾校的劳动争议已过仲裁时效，原告自愿放弃要求宝马驾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宝马驾校已将社保费用以工资形式发放给原告。6.宝马驾校提交《劳动合同》三份、《劳动合同续订协议》一份，证明原告与宝马驾校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宝马驾校有权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原告对2016年9月7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续订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中约定的调整岗位的内容以及原告与宁通驾校不再有劳动关系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对2018年8月31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2019年3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宝马驾校对原告采取不定时工作制未得到批复，应属无效。7.宝马驾校提交《自愿主动放弃企业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的说明》一份，证明原告自愿放弃宝马驾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对该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说明系格式文本，宁通驾校从未给原告缴纳社保险，且该证据系原告入职后第二个月补签。8.宝马驾校提交工资表三十三页，证明宝马驾校自2016年8月起及时足额给原告发放工资，其中2016年12月之前的社保费用以每月400元补贴的形式发放给原告，2017年、2018年度的社保费用以每月600元补助的形式发放给原告。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每月工作均在27天左右，但宝马驾校未支付加班工资。9.宝马驾校提交考勤记录表六十六页，证明原告在工作期间得到了必要的休息。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考勤记录与工资表中确定的休息天数不一致。10.宝马驾校提交《辞退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不服从岗位调整，宝马驾校将原告辞退。原告对该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明中记载的日期与实际不一致，且解除劳动合同违法。11.宝马驾校提交《关于职工社会保险缴纳的通知》《社保金现金发放人员名单》各一份，证明宝马驾校于2019年2月16日通知全体职工按要求缴纳社保保险并向原告发放了2019年1月、2月的社保金。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宝马驾校多年不为职工缴纳社保违法。12.宝马驾校提交《员工处罚通知单》一份，证明原告隐瞒训练场事故未上报，宝马驾校对其罚款200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宝马驾校依据教练员的行为处罚原告不正确。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证据1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可以证明宝马驾校给原告发放工资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仲裁庭审笔录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宝马驾校关于近期员工违规的处罚通告》及证据12可以证明宝马驾校对原告罚款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考勤记录表、工资表及证据8、9可以证明原告在宝马驾校的考勤及工资发放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自愿主动放弃企业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的说明》及证据7可以证明原告要求宝马驾校将社保费用以现金方式并入工资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3虽然可以证明宁通驾校存在使用原告的情形，但原告自2016年8月开始，其工资由宝马驾校发放，且与宝马驾校签订了劳动合同，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宁通驾校与宝马驾校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10可以证明宝马驾校因原告不接受岗位调整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对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据进行公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可以证明原告自行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可以证明宝马驾校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1可以证明宝马驾校通知全体职工缴纳社保并向原告发放了2019年1月、2月的社保金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20日，原告入职宁通驾校。后原告与宁通驾校签订一份《宁通驾校业务员聘用合同》，约定宁通驾校聘用原告为业务员，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8月，原告入职宝马驾校。2016年9月7日，原告与宝马驾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宝马驾校聘用原告为业务员，根据工作需要和原告的能力，宝马驾校有权对原告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合同期限自2016年9月7日至2017年9月7日；工资标准按照岗位级别确定。同时，原告给宝马驾校出具一份《自愿主动放弃企业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的说明》，记载原告自愿放弃宝马驾校为其缴纳社保保险，要求宝马驾校将社保费用以现金方式并入工资发放给原告。合同到期后，原告继续在宝马驾校处工作。2017年12月27日，原告与宝马驾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续订协议》，约定双方续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限届满后，原告继续在宝马驾校工作。2018年8月31日，原告与宝马驾校又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宝马驾校聘用原告为办公室主管，根据工作需要和原告的能力，宝马驾校有权对原告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8月31日；原告可以放弃休息赚取绩效工资，宝马驾校每月给予原告不少于3天的休息，宝马驾校发放原告绩效工资，不再额外支付加班费。2019年3月12日，原告与宝马驾校又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宝马驾校担任业务员，办理驾驶员培训业务；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工作时间为不定时工作制，工资为基本工资加招生提成确定。2019年4月19日，宝马驾校因原告未上报训练场发生的培训事故，对原告罚款200元。2019年6月4日，宝马驾校给原告送达一份《关于刘大钊岗位调整的通知》，称宝马驾校因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整改进行业务整合，对原告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安排原告负责学员站岗执勤、体验教学工作，于2019年6月10前到岗，如不接受调整，一个月后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因原告未接受工作岗位调整，宝马驾校于2019年6月21日给原告送达《辞退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于2019年6月24日到宝马驾校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并于2019年6月25日到银川市国立公证处对《辞退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进行了公证。原告自2016年8月入职宝马驾校后，其2016年度的月工资为3000元，其中包括每月由宝马驾校发放的社会保险费补贴400元。2017年度、2018年度的月工资为3300元，其中包括绩效工资800元，社会保险费补贴600元。自2019年开始，原告的月工资为2700元，其中包括绩效工资800元，宝马驾校在原告的工资中每月扣发原告应缴的相应社会保险费382.08元，原告实领工资2317.92元（其中2019年3月份工资因扣罚款200元，实领2117.92元）。同时，宝马驾校分别给原告发放了2019年1月和2月的社会保险补贴各982元。2019年5月、6月的工资未给原告发放。根据原告的《考勤记录表》，原告在2016年9月至12月分别有10天、7天、4天、7天未考勤（法定节假日未考勤）；2017年1月至9月分别有16天、7天、6天、4天、7天、6天、4天、4天、9天未考勤（其中清明节和端午节到岗）；自2017年10月开始，《考勤记录表》中再无原告的考勤记录。根据原告的《工资表》，原告在2017年10月至12月分别休息7天、4天、4天；2018年1月至12月分别休息4天、10天、4天、4天、5天、4天、4天、5天、5天、6天、4天、5天；2019年1月至4月分别休息5天、12天、4天、3天。2015年10月21日，原告自行缴纳了2015年10月至12月和2016年度的医疗保险费782.79元和3409.20元。2015年12月24日，原告自行缴纳了2015年度的养老保险费7308元。2017年12月25日，原告自行缴纳了2017年度的养老保险费10852.80元和2018年度的医疗保险费4069.80元。2018年12月14日，原告自行缴纳了2018年度的养老保险费11644.80元。2019年6月26日，刘大钊向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银川市仲裁委）提出申请，请求裁决：1.确认刘大钊与宁通驾校自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刘大钊与宝马驾校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以及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9700元；3.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850元；4.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3300元；5.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年休假工资6828元；6.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双休日加班工资71007元；7.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2531元；8.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延时加班工资60652元；9.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赔偿失业保险损失14940元；10.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6300元；11.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社会保险补偿47519.31元；12.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2019年3月至5月扣发的工资1800元；13.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返还罚款200元；14.宁通驾校、宝马驾校向刘大钊支付2019年6月工资3300元；15.宁通驾校为刘大钊补缴2015年5月至9月期间的医疗保险费。银川市仲裁委审理后作出银劳人仲裁字[2019]381-1号、381-2号裁决书，其中381-1号裁决书认定刘大钊与宁通驾校于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9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刘大钊与宝马驾校于2016年9月7日至2019年7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81-2号裁决书裁决宝马驾校支付刘大钊经济补偿金11502元、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175.20元、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608.50元、2019年6月工资3300元、退还罚款200元，驳回刘大钊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宁通驾校，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8月，原告入职宝马驾校，宝马驾校开始给原告发放工资，双方于2016年9月7日签订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与宁通驾校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8月已实际解除。虽然宁通驾校在劳动关系解除后存在断断续续使用原告的行为，但原告的工资由宝马驾校发放，不足以证明2016年8月之后双方仍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原告与宁通驾校自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宝马驾校自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于2016年7月31日与宁通驾校解除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26日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故对原告要求宁通驾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需双方协商一致。虽然原告与宝马驾校于2016年9月7日和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宝马驾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原告的能力，有权对原告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但双方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无类似约定，且宝马驾校称其接受上级部门的整改要求进行业务整合而对原告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但未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并对岗位调整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说明，故宝马驾校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告自述宝马驾校以承包方式接管了宁通驾校的经营场所并接收安置了部分宁通驾校的职工，且宁通驾校当时未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应认定原告系非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告在宁通驾校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宝马驾校的工作年限，故宝马驾校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的年限应合并计算为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因宝马驾校未向本院提交其给原告发放2019年5月、6月工资的证据，其于2019年6月21日辞退原告，原告当月工作15天，本院参照原告2019年1月至4月期间的应得工资数额，确定原告的2019年5月的工资为2700元，2019年6月的工资为1862.07元（2700元÷21.75天×15天）。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即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2930.17元[（3300×6个月）+（2700元×5个月+1862.07元）÷12]，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6371.53元（2930.17元×4.5个月×2）。因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再要求宝马驾校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代通知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于2019年6月26日提起仲裁申请，其2018年以前的年休假工资已过一年仲裁时效，故本院仅支持其2018年、2019年应休而未休的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原告的工作年限已满一年不满十年，年休假为5天，故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275.86元（3300元÷21.75天×5天×300%），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872.37元[2700元÷21.75天×（171天÷365天）×5天×300%]，共计3148.23元。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确定原告存在延时加班的情形，故对原告主张的延时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的工资表和考勤表，原告在2016年9月至12月休息了28天，其中包括法定节假日4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3天），上述期间原告应当休息47天（包括法定节假日4天），故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该年度19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5241.38元（3000元÷21.75天×19天×200%）。自2017年10月开始，考勤表中无原告的到岗记录，本院结合原告2017年1月至9月的考勤记录和2017年10月至12月的工资表，原告在2017年1月至12月休息了78天，其中包括法定节假日9天（清明节和端午节未休），该年度原告应当休息115天（包括法定节假日11天），故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该年度35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0620.69元（3300元÷21.75天×35天×200%）和2天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910.34元（3300元÷21.75天×2天×300%）。原告自2018年1月至8月期间休息了40天，该期间原告应当休息75天（包括法定节假日7天），因该期间原告无相应的考勤记录，本院不能确定原告在该期间是否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形，故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该期间35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0620.69元（3300元÷21.75天×35天×200%）。自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原告与宝马驾校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可以放弃休息赚取绩效工资，宝马驾校不再额外支付加班费。而在该期间，宝马驾校每月给原告发放绩效工资800元，原告在该期间休息37天，扣除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8天，原告月平均休息4天以上，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且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上班，故原告主张该期间的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3月，原告与宝马驾校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未约定原告可以放弃休息赚取绩效工资等类似内容，且宝马驾校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不定时工作制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因此，双方关于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应属无效，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原告自2019年3月至4月期间休息了7天，而原告在该期间应当休息19天（包括法定节假日1天），因原告在此期间未进行考勤，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上班，故原告主张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宝马驾校应向原告支付该期间12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2979.31元（2700元÷21.75天×12天×200%）。因原告和宝马驾校均未向本院提供2019年5月、6月的工资表，且原告自2017年10月开始无考勤记录，本院不能确定原告在2019年5月、6月的上班出勤情况，故原告主张的该期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宝马驾校签订了劳动合同，故原告要求宝马驾校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宝马驾校扣发其2019年3月至5月的工资1800元，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对财产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宝马驾校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非行政执法主体，亦无法律授权，不具备行政处罚权，也无权在规章制度中设定罚款条款，其对原告罚款200元的处罚无法律依据，应当向原告返还。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其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不予缴纳，即使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补偿，也不能改变这一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现实。原告自愿放弃宝马驾校为其缴纳社保险，要求宝马驾校将社保费用以现金方式并入工资发放给原告，且宝马驾校亦给原告每月发放社会保险补贴，宝马驾校以发放社会保险补贴的形式免除自己法定责任的约定应属无效。对原告主张的失业保险金损失14940元诉讼请求，因宝马驾校未给原告办理失业保险手续，导致原告不能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并领取失业保险金，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赔偿的金额，本院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原告在宝马驾校的工作年限，支持原告主张的失业保险金损失7470元[（银川市2019年度最低工资标准1660元/月×75%（2018年1月1日起，宁夏失业保险金标准由65%提高到75%）×6个月]。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的社会保险补偿47519.31元，实质是原告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本案中，原告自行缴纳了工作期间的相关社会保险费，不存在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但宝马驾校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自行出资缴纳，其目前实际产生的损失为其自行缴纳的部分，宝马驾校也因此获益，故本院按照原告自行缴纳的数额确认宝马驾校应向原告赔偿社会保险损失。原告自行缴纳2016年8月至12月的医疗保险费1420.50元（3409.20元÷12个月×5个月），2017年度的养老保险费10852.80元，2018年度的养老保险费11644.80元、医疗保险费4069.80元，共计27987.90元，考虑到宝马驾校自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共计给原告发放社保补贴款16400元，本院确定扣除该补贴款后，剩余11587.90元由宝马驾校赔偿给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刘大钊与被告宁夏宁通汽车驾驶学校自2015年5月20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自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刘大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6371.53元、带薪年休假工资3148.23元、休息日加班工资29462.07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910.34元、2019年6月份工资1862.16元；三、被告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刘大钊返还罚款200元；四、被告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刘大钊赔偿失业保险金损失7470元、社会保险损失11587.90元；五、驳回原告刘大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银川市宝马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何小军人民陪审员 熊黎玫人民陪审员 李永杰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陆钰莹书记员 马艳霞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四十条、用人单位在下列节日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一）元旦；（二）春节；（三）国际劳动节；（四）国庆节；（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第四十五条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１２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１２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履行告知书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每一位当事人应尽的法律责任。如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将依法采取以下强制措施：1.扣押、冻结、划拨、拍卖被执行的财产；2.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3.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4.采取罚款、搜查、拘留等强制措施。5.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以上强制措施，可以同时采取，希望当事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觉履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