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82民初587号原告：葛红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仁勇，江苏苏州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侯革健。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关中，张家港市锦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惠丹。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耀祥，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葛红存与被告侯革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红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仁勇、被告侯革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关中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根据原告葛红存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惠丹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同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红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仁勇、被告侯革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关中、第三人惠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耀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葛红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8.20万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75730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原告从被告处采购口罩无纺布5.60吨共计36.40万元，并由原告至指定地点自提了无纺布。但原告在收到货物后发现其中2.80吨的蓝色无纺布并非口罩无纺布而是鞋套布，故原告和被告协商退货，原告在同年4月19日将上述2.80吨的蓝色无纺布退还给被告，被告在收货后不予返还相应货款。原告为此起诉。被告侯革健辩称，1、我方不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相对方，无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法定义务，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请求驳回原告起诉；2、原告的诉请不明，即使本案买卖和我方有关，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收条可以看出退货72件，但原告无法证明该72件无纺布重量是2.80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诉讼请求不明应予以驳回。第三人惠丹陈述：第三人与本案无关，买卖合同业务是在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初，侯革健在微信朋友圈发无纺布的销售信息。同年4月9日，黄某受葛红存委托，与侯革健联系，通过电话、微信与葛红存达成了无纺布的口头买卖合同，约定购买白色和蓝色、双S无纺布5.60吨，单价为每吨6.50万元，货款为36.40万元。同日，葛红存委托钱祖平通过农业银行汇款给侯革健36.40万元。当天下午，黄某联系了汽车至张家港市富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来汽车维修公司）仓库，自提了5.60吨无纺布，其中蓝色无纺布2.7723吨。同年4月17日起，黄某就退货、退款等事宜与侯革健进行沟通，双方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如下:侯总，上次那个无纺布，蓝色的是鞋套布，你那个朋友在忽悠你啊……侯总，如果你隔壁工厂在用，我们反正还是按照你那个原价啊？侯革健：我来问他；我只能和他商量；黄经理，我跟我那个朋友说了，他说退到这里可以，但是他要看到货，退货到这里他付款。黄某：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反正那边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他也不会做这种换包装的事情，反正到时候货过来以后，你看一下，是你们发出去的货你就收下来，然后再打钱，这个没问题啊；侯革健：我和隔壁的说好了（4月17日）黄某：他是今天下午发，我把电话给朋友了，他会联系你，你把地址也发给他。侯革健：OK（4月18日）。侯革健：退四五天都没退回来，这个东西人家不高兴接收了。黄某：是什么情况啊？我来打我朋友电话，他说按理应该今天到的。侯革健：这两天因为市场在跌，本来讲好的那个星期六要退的，结果至今未退。黄某：他货今天到，我刚才和我朋友确认了（4月21日）黄某：侯总，你跟费总也说一下吧，这货如果是他的，是他卖出来的，反正人家还是按照这个退，你要协商协商的；这东西也没多少，因为是从东莞拉过来的，本来就说好的，估计也就晚了一天时间。侯革健：我跟他说过了；我和你都是中间介绍，你那个只能和他协商，那个我都跟他说了，反正是尽量帮你想办法。黄某：好的（4月22日）。黄某：侯总，你跟他说一下，把这货收下来，这个就是你们的货，你们能用掉，用用掉，然后把钱给我就可以了（4月23日）。侯革健：我也是，中间传传话对不对，跟你一样（4月27日）。此前的同年4月23日，上述货物卸在了富来汽车维修公司仓库内，并由惠正贤出具一份《收条》，认可收到物流72件布。之后，因为案涉货款未能返还，双方多次沟通未果，赵晓琳代表葛红存向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9月1日至富来汽车维修公司仓库，制作了现场笔录，主要内容：经与侯革健、惠丹了解，其在2020年4月9日将821+1997.90公斤白色无纺布、蓝色无纺布745+750.50+752+524.80公斤的原料售卖给盛泽黄总，并由侯革健收取上述货款共364000元。上述共5591.20公斤的无纺布由侯革健与盛虹黄经理联系后，销售给赵某，并由赵某将上述货款36.40万元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侯革健。同年4月21日，赵某将上述无纺布中的72卷蓝色无纺布退回到富来汽修公司北侧仓库内，并由惠丹的父亲惠正贤签收72件蓝色无纺布。侯革健现场口述，上述无纺布是从陆思宏手中采购，采购价格在5.70万元每吨。侯革健、惠丹在上述现场笔录上签字。之后，因葛红存未能收回退还无纺布的货款，为此来院涉讼。另查明，2020年4月6日、7日，惠丹分别付款给侯革健5万元、5万元，合计10万元。同年4月9日，侯革健付款给惠丹24.20万元。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账户交易流水、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黄某与侯革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葛红存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黄某陈述了以下内容：大约2020年4月6、7号左右，我朋友即葛红存和我提起有人需要做口罩的无纺布，我看到我朋友侯革健在朋友圈发了卖无纺布的，我就和葛红存说张家港我朋友有一批货，价格是6.50万元每吨左右，我和侯革健是通过微信、电话联系的，和葛红存是经常在一起的，联系好以后侯革健提供了银行卡号给我，我就发给了葛红存，葛红存让他老婆打款的，一共打了36万多，过了两天去提了货。侯革健知道不是我买的，款也不是我打的，侯革健当时没有说是别人的货，提了货后直接送到葛红存的客户那边。4月9日左右，有一批货客户检测了说是鞋套布要求退，我就微信、电话和侯革健联系了，侯革健说可以，但要求快一点，因为当时价格每天在变，在17、18日左右货退了回来，微信上后来侯革健说到姓惠的老总……（查看微信记录后）聊天记录中反映，货到这边，侯革健发了惠总的电话给我，电话我打过，对方说可以的，后面驾驶员和他联系卸货的……侯革健应该有可能打电话给我的，告诉我这个货不是他的，是别人的货；我开始肯定不知道，后来侯革健打电话和我说了，微信里也有这个内容，是因为这个事情搞不定了；双方都是中间人的事情我后来应该也和葛红存说过，但葛红存认为钱是打给侯革健的，所以认定侯革健。葛红存还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其陈述了以下内容：葛红存是我表姐夫，我在2020年8月向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一事，是受葛红存的委托，案涉无纺布是卖给葛红存的，最早的情况我不清楚，后来货退过来了但他们不退钱，我才参与举报的。为查明案情，本院通知第三人惠丹来庭，惠丹陈述了以下内容：侯革健和我说有5吨无纺布要卖给我，问我要不要，我说要的，他就卖给我了，在4月3日侯革健要求我打款10万元，我委托我丈人顾建飞在4月5日转账给侯革健的。4月5日确认下来侯革健供货4970.5公斤，按照25元每公斤计算，金额为124262.5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0万元，侯革健在微信中要求我再打24200元，扣除我之前已付的5500元，我就在微信中直接转给侯革健18700元，上述货物是我自己用的，货物物流直接发过来放在富来汽车维修公司的仓库。到了4月6日下午，侯革健又问我，有6吨左右无纺布还要不要了，他说3.6万元每吨，我说刚买了5吨用不掉，我问问朋友要不要，我就微信联系的，一个常熟的朋友钱润说要的，我就每吨加了1000元准备卖给他，钱润在4月6日通过微信支付给我5万元，4月7日又转账，一共支付了22.20万元。4月6日货还在四川，当天我就卖给了钱润，4月7日钱润所有款项已经付清了，但货还没有看到。4月9日，侯革健电话和我讲，现在可以卖到5、6万元每吨，卖给我朋友亏了，当时货还没有交付，侯革健让我不要卖给我朋友了，后来我就加了36000元，再加上原来的22.20万元，一共25.80万元退给了钱润。4月8日侯革健和我讲货明天上午到，他说他联系好了卖给黄某的，4月9日早上货到了，当天中午我到富来汽车维修公司发现货已经没有了，我听侯革健讲货已经卖掉了……侯革健问我买回去支付了货款，是按照3.60万元每吨向我买回去的，另外还需要补给我和钱润的利润和违约金。侯革健向我购买上述无纺布，我没有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或书面记录予以证明……（出示惠正贤签字的一份收条）货物退货到原发货地址（富来汽车维修公司），侯革健说他不在张家港，当时他已经搬走了，我当时也不在厂里，我父亲惠正贤在厂里，他确认了物流发来的数量，写了这张收条。经质证，原告葛红存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惠丹和侯革健及其他案外人的交易情况，我方并不知情，但其内容能反映侯革健以自己的名义与我方发生交易并且收取货款以及接收了我方退回相关货物的事实。被告侯革健则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部分内容有异议。惠丹陈述其卖给钱润，我是不知情的，我只知道是卖给惠丹的；其次，惠丹说我按照3.60万元每吨买回去是不存在的，我是帮惠丹去卖的；再次，关于补偿惠丹和钱润的利润和违约金，我也是不知晓的。并陈述了案涉事实如下：惠丹提到的第一笔4970.5公斤无纺布，按每公斤25元计算，总货款124262.50元，是按照12.42万元结算的，顾建飞付了10万元，其余是惠丹付的。第二笔是6吨左右无纺布（蓝色的约4吨、白色的约2吨），我找到货源问惠丹要不要，惠丹说要的，我就按照3.60万元每吨卖给了惠丹，总货款是21.60万元，惠丹在4月6日、7日各支付给我5万元，剩余11.60万元未付。后来惠丹说多了用不掉，让我发朋友圈，如果有人要就帮他出掉点，到了4月9日黄某问我购买，当时黄某也没说是他朋友要，打款以后黄某才告诉我是他朋友要，他朋友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和黄某讲好单价是6.50万元每吨，一共5.60吨，总价款为36.40万元。考虑到黄某和我比较熟悉，如果打给惠丹他可能不信任，所以打款给了我。因为我供给惠丹的6吨无纺布中蓝色的偏多（最好是3吨蓝、3吨白），我想办法帮他调换白色的，产生了一定的费用，所以我就扣除了上述费用及运输费等6000元，实际付给惠丹24.20万元（总货款36.40万元-惠丹欠我货款11.60万元-6000元）。到了4月17日，黄某提出来说蓝色无纺布是鞋套布并要求退货，我说我要问惠丹，惠丹是同意退货的，货实际退回是23日，那几天市场价格一直在跌，惠丹同意退货时市场价格和退回来时的价格已跌了很多，所以惠丹不肯退款了。审理中，原告葛红存明确：被告侯革健并未在交易协商达成以及履行过程中向我方提及，从被告侯革健与惠丹在案涉买卖关系中的身份来看，可能类似于委托法律关系。在此过程中作为受委托人的被告侯革健并未向我方披露作为委托人的第三人，根据法律规定，受委托人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即本案原告有权选择受委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现我方要求受委托人即被告侯革健承担法律责任。关于诉讼标的组成，案涉蓝色无纺布一共是74件，每件均有详细的重量，其总重量是2772.30公斤，后实际退回了72件，有2件没有退回，按该2件的最大可能重量46公斤和49.50公斤扣减。本院认为，综合黄某和被告侯革健的微信聊天记录、黄某、赵某的证人证言及庭审陈述，可以认定黄某受原告葛红存的委托和被告侯革健发生无纺布买卖关系，双方在2020年4月9日通过电话、微信达成了口头买卖5.60吨蓝色、白色、双S无纺布的合同关系，并约定每吨无纺布单价为6.50万元，总货款为36.40万元。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同日，原告葛红存支付了货款36.40万元，并于当天至富来汽车维修公司的仓库自提了相应的无纺布。之后，在同年4月17日，黄某在微信中向被告侯革健提出，已交付的无纺布中，其中交付的蓝色无纺布是鞋套布，并提出退货事宜，被告侯革健提出要与他人商量，后又称他人同意退货，但要看到退货才付款，并将退货地址（与提货地址一致）在微信上告知了黄某。同年4月22日左右，被告侯革健明确向黄某批露了其和黄某均是委托人的身份，黄某在审理中也认可被告侯革健向其批露过委托人的身份且也已告知了原告葛红存。关于案涉5.60吨无纺布的所有人，被告侯革健和惠丹的陈述不一，本院结合双方的举证材料等予以认定。首先，双方对于被告侯革健联系到货源并卖给惠丹、约定单价为每吨3.60万元、销售价格为21.60万元均没有异议，本院也予以确认。被告侯革健和惠丹间买卖无纺布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惠丹支付了货款10万元，余款11.60万元未付。之后，因无纺布市场价格大幅提升，上述案涉无纺布由被告侯革健销售给了黄某的朋友即原告葛红存，原告葛红存于2020年4月9日支付了货款36.40万元，侯革健在同日扣除了调货费用、运输费等6000元、惠丹结欠的上述货款11.60万元后，将其余货款24.20万元支付给了惠丹。其次，案涉蓝色无纺布退回至富来汽车维修公司的仓库，并由惠丹的父亲惠正贤签收，且至今一直在该仓库内，表明惠丹认可收到了上述退货。再次，惠丹陈述其在向被告侯革健购买后，又销售给了其朋友钱润，并收取了钱润支付的货款22.20万元，表明其已取得了上述无纺布的所有权，之后惠丹将上述货款加上3.60万元后退还给了钱润，说明双方的买卖业务终止。惠丹并陈述，被告侯革健又将上述5.60吨无纺布以每吨3.60万元购回，但被告侯革健明确予以否认，惠丹未能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且该陈述与其实际收到的货款（24.20万元）相矛盾。再者，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9月1日至富来汽车维修公司仓库制作现场笔录时，被告侯革健和惠丹共同在该现场笔录上签字，惠丹并未提出异议。综上，可以认定案涉5.60吨无纺布的所有人是惠丹，而被告侯革健是作为惠丹的受托人为其销售无纺布给原告葛红存。第三人惠丹的部分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有违诚信，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上述规定是对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规定，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第三，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第四，受托人向第三人披露了委托人。本案中，被告侯革健作为惠丹的受托人与原告葛红存发生了案涉无纺布的口头买卖合同，而原告葛红存并不知道被告侯革健和惠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无纺布交付以后，原告葛红存认为蓝色无纺布系鞋套布，由其委托人黄某向被告侯革健提出了退货请求，并且将72件货物于2020年4月23日退回至富来汽车维修公司的仓库，并由惠丹的父亲惠正贤签收了退回的无纺布。其后，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同年9月1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中，惠丹和被告侯革健并未对退回的无纺布提出异议，表明其认可收到了上述退货。期间，被告侯革健将其受托人的身份向原告葛红存的委托人黄某批露，黄某在审理中也认可知悉并已告知了原告葛红存。现被告侯革健未能返还上述退回的蓝色无纺布的货款，原告葛红存为此来院起诉，明确要求被告侯革健返还无纺布的货款，表明原告葛红存已行使了选择权，其要求被告侯革健履行义务。至于原告葛红存在审理中申请追加惠丹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但同时表示不要求惠丹履行义务，惠丹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了诉讼，则本案合同将直接约束第三人即原告葛红存和其选择的受托人即被告侯革健，故被告侯革健应返还原告葛红存退还的72件蓝色无纺布的货款。关于应返还的货款金额，由于被告侯革健实际供货74件，供货数量为2772.30公斤（2.7723吨），实际退回无纺布72件，未退回的2件没有具体数量，现原告葛红存自愿扣除双方确认的供货单中的两个最大可能重量即46公斤和49.50公斤，明显对被告侯革健有利，本院予以确认，则本院认定退回的72件货物为2676.80公斤（2.6768吨），按6.50万元每吨计算，退货总货款为173992元。综上所述，原告葛红存的大部分诉讼请求合理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侯革健的部分抗辩成立，本院部分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侯革健应返还原告葛红存货款173992元。限被告侯革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葛红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14元，减半收取计1907元，财产保全费1430元，合计3337元，由原告葛红存自行负担17元，由被告侯革健负担3320元。被告侯革健负担部分限其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交纳本院（汇入本院诉讼费账户，账户详情见本判决所附《当事人须知》中诉讼费用之账户）。逾期不交，本院将移交执行部门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李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罗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