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7民初2956号原告：陶际虎，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郎大发，男，195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原告：苏忠联，男，194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原告：郭国义，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原告：甘新发，男，195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戴汉华，男，196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原告：陈建国，男，195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原告：胡体福，男，195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原告：刘胜谷，男，195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原告：刘德生，男，194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原告：蔡春娥，女，195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上述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述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翱男，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武汉市春笋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丝茅墩。法定代表人：王爱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全，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汉云，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陶际虎、郎大发、苏忠联、郭国义、甘新发、戴汉华、陈建国、胡体福、刘胜谷、刘德生、蔡春娥与被告武汉市春笋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笋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陶际虎等11名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峰、李翱男及陶际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春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全、陈汉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际虎等11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2019年6月24日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不成立；2、判令被告履行申请撤销2019年6月27日营业期限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春笋公司系由50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原告均是公司股东，被告的营业期限为1999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6日。近期原告在查询工商档案时，发现被告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股东会变更决议》，载明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四次股东会议，应到股东50人，实到股东50人，全体代表100%表决通过，将公司营业期限变更为长期，据此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办理了营业期限工商变更登记。但上述原告均未收到公司召集股东会会议通知，也未亲自参加或委托他人代为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的股东签名均非原告签名。综上，被告未依法召集公司股东会会议，伪造股东签名制作虚假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营业期限，修改公司章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上述原告享有的股东表决权等合法权益，故该决议不成立。为维护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春笋公司辩称：春笋公司系因配合原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改制，于1999年7月6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为779000元。2001年4月12日，原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改制时将861名职工补偿金及相关资产作为股本注入春笋公司，春笋公司注册资本由779000元扩充至9975000元，公司实际股东达861人。由于有限责任公司人数的限制，春笋公司申报了50名股东（代表861名股东）进行股东登记并分配了各自所代表的股权比例，但公司实有股东861人，股东以现金认缴出资2221880元，出资折股2926280元，经济补偿金转股合计8996910元。股权总计11923190股。公司861名实际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严格按照各自实际出资额享受权益。目前公司实际股东740名，在职职工305人。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代表45人，由各组股东选举产生。股东组分别由公司二级单位按股东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相对均分数，自愿协商组合形成。股东代表征求本股东组全体股东的意见，并以本组统一意见参与会议表决。春笋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特殊的股东构成和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上并无股东代表大会这一概念），以致于公司不得不采用特殊的治理方式。春笋公司自成立以来进行过多次变更登记，都是先通过召开公司管理部门联席会议的方式形成决定，再由具体部门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完成变更登记的。这些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情况基本相同，有的是本人签名，有的是代签。20年来，公司无论盈亏，每年均对实际股东按其出资额的6%进行年度分红，每年利润分配并未由公司股东代表大会作出相关决议。春笋公司对类似事务的治理已形成这样的惯例并得到有效执行，包括股东代表在内的各股东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关于2019年6月24日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的形成，春笋公司通过召开管理部门联席会议的方式提出延长公司营业期限的议案，并于2019年6月24日按照以往方式和惯例形成股东代表大会决议。该决议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项，并不涉及股东权益。2020年7月，在公司营业期限变更一年多的时间，春笋公司向公司所有实际股东支付了2019年全年度的分红款。原告当庭明确确认各自均系以个人股东身份提起本诉讼，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陶际虎等人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陶际虎等人是公司登记股东代表，也是实际股东，但其股东代表仅为虚拟身份。原告并未以自然人股东身份进行登记，仅为隐名股东身份，无权行使股东权利，更无权参与案涉决议的表决；2、公司法并未对公司决议不成立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明确了这一概念，且随决议无效一起出现。由此可见，决议不成立的法律来源仍然是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依据该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所诉理由仅限于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范围，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案涉决议依照春笋公司近20年来一直得到有效执行方式和惯例而形成，该方式和惯例及决议的有效性一直为各股东代表所认可；4、案涉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即使存在瑕疵，亦不存在认定案涉决议不成立的情形。根据陶际虎等人的实际持股比例或以股东代表身份登记的股权比例，原告等人的表决权远未达到三分之一，不足以否定春笋公司根据惯例形成的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的有效成立和动摇该决议的有效性。即使案涉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完全属于轻微范畴，并不对案涉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综上，春笋公司请求依法调解解决，如调解不成，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春笋公司是1999年7月6日由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职工募集股金779000元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7月26日，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制定了改制方案。经评估后，拟采取整体出售方式将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出售给春笋公司。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债权、债务全部由春笋公司承担，职工改变国有职工身份，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出售方式为：1、除用改变身份补偿身份金额自愿折算入股春笋公司股本外，冲抵出售底价不足部分，职工还可自愿购买折股；2、不愿入股职工，一次性或分期以现金支付；3、春笋公司整体购买武汉市硅酸盐制品厂后股本结构，总股本金扩至9975000元。其中，职工补偿金入股8996000元。春笋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人数为861人，工商登记的股份数为企业改制应支付给861名职工的经济补偿金及部分现金股。由于公司法规定股东不能超过50人，春笋公司从861名职工中随机选取了50人进行了工商登记，春笋公司861名职工的股份也随机分配至工商登记的50人名下。2001年4月12日，春笋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9775000元。2009年6月10日，春笋公司的经营期限变更登记为1999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6日。2019年6月27日，春笋公司的经营期限变更登记为长期。原告陶际虎等11人在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均记载为股东。原告戴汉华与春笋公司章程中记载的“代汉华”为同一人。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甘新发为231000元，2.4%；陶际虎为218000元，2.2%；陈建国为212000元，2.1%；郭国义为173000元,2%；刘德生为229000元，2.3%；戴汉华为200000元，2.0%；郎大发为220000元，2.3%；蔡春娥为159000元，1.6%；胡体福为162000元，1.7%；苏忠联为238000元，2.4%；刘胜谷为230000元，2.4%。春笋公司股东名册中记载原告的实际出资额分别是：甘新发为17160元；陶际虎为11620元；陈建国为24750元；郭国义为15750元；刘德生为19880元；戴汉华为17980元；郎大发为15750元；蔡春娥为16340元；胡体福为15160元；苏忠联为18700元；刘胜谷为18110元。被告春笋公司章程中规定：本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代表45人，由各组股东选举产生。股东组分别由公司二级单位按股东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相对均分数，自愿协商组合形成；股东代表大会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代表大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代表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代表通过。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载明：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四次股东会议，应到股东50人，实到股东50人，为全体代表100%表决权，符合法定要求。会议由王爱国主持，股东依照章程通过有效决议，即变更营业期限，变更后为长期。决议立即生效。并委托（指定）给吴建华，办理本公司变更登记事宜。自然人股东签名处有包括原告陶际虎等11人在内的公司章程记载的50名股东的签名，但原告陶际虎等11人的签名非其本人签字，也非授权他人代签。本案审理中，被告自认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以上事实由企业信息咨询报告、公司章程、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股东会变更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2019）鄂0107民初3198号民事判决书、（2020）鄂01民终359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二、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是否成立。一、关于原告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11名原告均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具有股东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故11名原告作为春笋公司的股东，属于适格的诉讼主体。春笋公司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人数为861人，但因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数限制，工商登记的股东仅有50人，春笋公司861名职工的股份随机分配至工商登记的50人名下。11名原告除持有其本人实际出资的股权外，还代持其他职工的股份，但不能以此否认原告作为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被告春笋公司辩称股东代表仅为虚拟身份，原告并未以自然人股东身份进行登记，仅为隐名股东身份，无权行使股东权利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公司的经营期限属于公司章程中记载的重大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应当经股东会作出决议，如股东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根据春笋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代表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春笋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人数为50人，权力机构名称为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人数为45人，而并非全部股东，公司章程必须依法制定，春笋公司的上述规定违反了公司法。本案中春笋公司认可其并未召开股东会，则春笋公司需提交由全部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才能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经营期限。原告陶际虎等11人对春笋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形成的《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的签名不予认可，春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陶际虎等11人在《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或者授权他人签署。由于春笋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故不适用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即使只有一名股东未在《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签字，也不能视为全体股东对变更公司经营期限这一事项进行表决并形成一致意见，不属于召集程序、方式轻微瑕疵的情形。被告辩称原告等人的表决权远未达到三分之一等辩称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2019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应认定为不成立。春笋公司作为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应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公司治理。春笋公司辩称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特殊的股东构成，公司采用特殊的治理方式来管理公司重大事务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起的诉讼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并非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不适用六十日除斥期间的规定，故被告辩称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不予支持。春笋公司根据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已经办理了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经营期限的登记手续，但因该决议并未依法成立，故春笋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故原告对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武汉市春笋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不成立；二、被告武汉市春笋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办理申请撤销2019年6月27日营业期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武汉市春笋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明华审 判 员  林 艳人民陪审员  余 强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汤西倩书记员汪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