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721民初54号原告：湖南菊荘斋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乡市新湘路办事处城西村四组。法定代表人：周大鹏，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平，湘乡市环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谭建军，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祖明，湖南中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菊荘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菊荘斋公司）与被告谭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菊荘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大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平、被告谭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祖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菊荘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438055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从2017年8月24日至9月24日止，在原告处购买的月饼总共数量为30742盒，每盒8个，合计245936个，每个单价5元，总计货款金额为1229680元。另外被告还在原告处借支运费2875元。被告已实际支付货款794500元。因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为438055元（1229680元＋2875元-794500元），双方于2019年9月17日进行结算，原告出具了欠条。之后，被告拖欠至今，已构成违约，原告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原告提供的出库单、收款收据、银行交易记录及结算单、欠条等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发生买卖交易，符合交易习惯。关于欠条落款处是“欠货款人”还是“催货款人”，被告若是催贷款人，只是请求第三人向债权人付款，催款人无直接付款的义务。但被告却从来没有向原告提及过此事，也不知被催款人是谁。从已付的79万余元的货款和借支的运费以及最后的结算等证据分析，都是被告直接支付和签字认可的，充分体现了被告是买受人身份。被告称自己仅是介绍人，即中介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规定，“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中介合同的法律特征是委托人是否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与中介人无关系。中介人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没有介入权。中介人只负责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约居中斡旋，传达双方意思，起牵线搭桥的作用，对合同没有实质的介入权。原告并不认识被告所称的案外人王标陆，所以谈不上原被告间存在中介关系，更谈不上原告与王标陆订立买卖合同。从购买、结算至付款的全过程，都是被告实施的，王标陆从未与原告见过面，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中介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谭建军辩称，1、其在深圳做食品生意，和周大鹏是多年的朋友，由于周大鹏的公司生意没有起色，要求其给公司介绍生意，于是其介绍了王标陆到原告处购买月饼。原告的食品厂不会做月饼，其在原告厂里做技术指导。其未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仅是作为中间人为王标陆购买月饼牵线搭桥，并且多次为原告向王标陆催收所欠货款；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原告虽然提供了出库单、收据、结算单等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的出库单、收据上均没有谭建军本人签名确认。结算单虽然有谭建军的签字，但上面还有其他人签字不能就此认为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其在欠条上签字实际上是表示负责催收货款的意思，并不是作为欠款人在欠条上签字。而且其在该欠条上签字后将该欠条作废丢进了垃圾桶，只是没有撕毁。其与被告另行就该笔货款的催收签订了协议，协议上有原告公司股东及被告的签字认可；3、从转账记录来看，王标陆汇款给谭建军后，谭建军都及时转入了原告员工周冬梅的账户，能够证明谭建军仅是中间介绍人，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提供证据欠条，拟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438055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欠条的签字是本人所签，但是谭建军签名前面写的应该是“负责催货款人”，而不是“负责欠货款人”，根据欠条的书写习惯，不存在还在欠货款人前面加“负责”两字，原告的该份欠条不能证明被告是该笔货款的欠款人并向被告主张权利。本院认为，该证据涉及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认定。该欠条由被告签名确认，形式合法，故对其合法性予以认定。由于欠条上的部分字迹有涂改痕迹，双方产生争议，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该部分事实进行综合认定。2、原告提供证据结算单，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至9月24日从原告处购买中秋月饼30742盒，总计245936个，结算时间是2019年9月17日。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结算单并不是被告购买月饼之后的结算单，实际是对被告介绍的案外人王标陆购买月饼数量的确认。本院认为，该结算单上有日期、数量、金额，并没有注明系王标陆购买等字样，且有被告本人及原告股东签名，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被告没有提供足以推翻原告证明目的的证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3、原告提供证据出库通知单18张，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至9月24日向原告购买月饼30766.5盒，每盒8个，每个5元的明细情况。被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出库通知单上没有被告签名，收货单位是原告自己填写，不能认为收货人即为本案被告，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出库通知单上收货单位处标注有“谭建军老板”“谭建军老总”“谭建军”等字样，且有原告员工周冬梅、周小红签名，出库单记载日期、金额、数量能与原告提供的结算单上的数量、金额相互印证，双方结算时，被告未对收货单位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4、原告提供证据收据11张以及被告交原告银行卡1张、银行交易明细11张拟证明原告收到被告共计794500元（其中货款791625元、被告借支运费2875元）及被告转账支付的明细情况。被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收据都是原告自己填写的，未经谭建军签字，银行交易明细也只能证明资金流动情况不能就此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事实。本院认为，收据是原告开具给谭建军的，有原告公司的员工签名，且能够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5、原告提供证据应收货款明细账，拟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月饼30766.5盒，实际退回24盒，实际购买30742.5盒，共计货款1229700元以及被告共支付794500元，扣减被告借支运费2875元，实付货款791625元，余欠原告货款438075元的情况。被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这是原告自己的记账明细且与原告提供的欠货款数额是不一致的，欠条上是438055元，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认为是由于结算的时候省去了0.5盒共计4个月饼的价款，导致欠条上比记账明细上少20元。本院认为该明细账能够与原告提供的收据、结算单相互印证，且原告就欠条上的金额不一致的事实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6、原告提供证据公司工商股东信息及结婚证、残疾人证、食品行业培结业证书，拟证明周冬梅和周小红是公司股东。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予以认定。7、原告提供证据劳动用工合同书、身份证、残疾人证，拟证明原告公司聘用员工情况。被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定。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提供证据谭建军的名片，拟证明谭建军是原告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存在购买月饼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名片不是原告印制，且未经原告许可，上面的电话号码、QQ号码等均不是原告公司的，被告也不是原告的管理人员或员工，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形式也不合法。本院认为，该证据的来源不明，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定。2、被告提供证据发货单，拟证明2017年原告公司出纳周冬梅提供给谭建军的月饼发货数量、货款、运费、已收到货款的情况，与原告提供的货款明细账、结算单不一致。原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原告出具的，上面列明的月饼数量是真实的，其他部分不真实，上面没有公司印章，也没有公司负责人签名，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没有原被告双方的任何签名或盖章，来源不明，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定。3、被告提供证据中国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通过谭建军账户汇入周冬梅账户584500元，而王标陆汇给谭建军共800000元。谭建军收到的王标陆转账的800000元已经基本支付给原告，汇款日期前后仅仅相差一天时间，谭建军只是本案的中间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没有其他证据的佐证，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4、被告提供的杨华军、陈宏武证人证言，拟证明被告并非是作为欠款人出具这份欠条，被告事后与原告股东达成协议，被告作为催收人与原告股东共同向王标陆催收这笔货款。杨华军主要证实，其是谭建军的朋友，其和陈宏武、谭建军一起去湘乡见了周大鹏，欠条上除了“谭建军”几个字以外都是其书写的，欠条上写的是“负责催货款人”。但是当时写了几份协议，这份是作废了的，最后一份协议上面有五个人签字，并且都同意以那份协议为准。陈宏武主要证实，其和谭建军是同学关系，当时和杨华军、谭建军一起去了湘乡，其没有见过原告出示的这份欠条。一开始原告所打欠条，当时谭建军不同意，后来就让谭建军写了一个协议，四个人签字按手印说好让谭建军协助原告追回欠款。原告对该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和被告是朋友，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证明力。本院认为，两位证人分别与被告是朋友、同学关系，其证言均不能单独作为确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杨华军证实谭建军在欠条上签字的事实能与谭建军本人的陈述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两位证人均证实谭建军与原告公司股东另外签有一份协议的事实，由于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4日至9月24日期间，谭建军分多次在菊荘斋公司采购月饼共计30766.5盒，退货24盒之后，实际采购的月饼总数为30742.5盒，每盒8个，合计245940个，每个月饼的单价为5元，货款金额总计1229700元(245940个×5元/个)。谭建军实际已支付货款合计791625元（170000元＋621625元），具体由两部分组成：1、谭建军于2017年7月3日通过将本人的一张中国银行的银行卡及密码交给菊荘斋公司取款的形式向菊荘斋公司支付预付货款170000元。菊荘斋公司出具了一张载明“今收到谭建军老板预订月饼货款＜中秋月饼＞壹拾柒万元”的收据。2、谭建军分多次通过向菊荘斋公司财务人员周冬梅的建设银行个人账户转账的形式向菊荘斋公司支付货款共计621625元及偿还借支运费2875元。明细如下：2017年8月8日转账40000元；2017年8月15日转账70000元；2017年8月26日转账90000元；2017年8月30日转账34500元；2017年9月5日转账80000元；2017年9月7日转账100000元；2017年9月12日转账80000元；2017年9月16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19日转账50000元；以上货款，菊荘斋公司均于当日出具收据。2017年9月22日转账30000元。菊荘斋公司于当日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谭建军老板货款共计叁万元正，谭建军借支2875元现金支付运费，实收27125元”。2019年9月17日，双方就采购月饼的数量进行了总结算并出具了结算单。结算单载明合计采购月饼的数量为30766.5盒，退24盒，实计30742盒，计245936个。菊荘斋公司的员工周冬梅、郑志伟、周小红在结算单签字、谭建军亦在结算单上签字。结算过程中，双方省略了尾数0.5盒。同日，由谭建军的朋友杨华军执笔书写《欠款条》一张，上面载明的“今欠湖南菊荘斋食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38055元，肆拾叁万捌仟零伍拾伍元。负责欠（催）货款人：”等内容是杨华军书写，签名处的“谭建军，2019.9.17”是谭建军本人书写。欠款条上的手印是谭建军本人捺印。身份证号码也是谭建军的。由于“负责”与“货款人”之间一字有涂改痕迹，被告及杨华军均认为是个“催”字，原告认为是个“欠”字。为此原被告产生了争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原被告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若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关于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为了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菊荘斋公司提供了收据、发货单、结算单、银行流水，欠款条等证据。谭建军向菊荘斋公司转账形成的银行流水与菊荘斋公司出具的收据、菊荘斋公司的发货单与双方形成的结算单数量、日期均能一一对应，各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谭建军辩称买受人并非其本人而是案外人王标陆，且欠款条落款处是“负责催货款人：谭建军”而不是“负责欠货款人：谭建军”，其仅承担催款义务。关于欠款条落款处是“负责催货款人：谭建军”还是“负责欠货款人：谭建军”的问题。一方面，欠款条上有涂改的痕迹，直接观察确实无法确认是“欠”字还是“催”字，但根据结算单、收据及银行流水进行计算后，谭建军所欠货款金额与欠款条上载明的金额一致；另一方面，欠款条上并没有注明向案外人王标陆催款的事实。同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谭建军与菊荘斋公司之间发生买卖关系并未直接指向王标陆，因此应认定谭建军是买受人即欠货款人为宜。从被告目前提供的证据来看，案外人王标陆向谭建军虽有打款记录的事实，但没有发现王标陆直接向菊荘斋公司有打款记录的事实，这仅能证明王标陆与谭建军之间建立了某种法律关系，并不能证明王标陆与菊荘斋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再说，谭建军现无法与王标陆取得联系，提供不出王标陆的准确地址，同时菊荘斋公司也否认与王标陆发生买卖关系。故应认定谭建军关于“案外人王标陆是真实买受人，其仅是催货款人”这一辩论观点不能成立，对此谭建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焦点2。根据焦点1，谭建军与菊荘斋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菊荘斋公司已按约发货，谭建军亦应按约支付货款。谭建军在菊荘斋公司实际采购月饼数量为30742.5盒，每盒8个，省略0.5盒后合计245936个，每个月饼的单价为5元，故货款总金额为1229680元（245936个×5元/个）。谭建军实际已支付货款791625元（170000元＋621625元），故谭建军还应向菊荘斋公司支付货款438055元。因此，本院对于菊荘斋公司要求谭建军支付货款43805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第六百二十六条、第六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谭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湖南菊荘斋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3805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70元，保全申请费2670元，合计10540元，由谭建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松人民陪审员  唐凤姣人民陪审员  黄加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熊斌书记员陈爽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六百二十六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支付方式支付价款。对价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二项和第五项的规定。第六百二十八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