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1民初175号原告：戴俊，男，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文友，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和义，男，197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被告：毛斅，女，198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赖筝，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颜国才，男，197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樟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祥洲，江西帝经(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高晓燕，女，197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原告戴俊与被告吕和义、毛斅，（追加）第三人高晓燕、颜国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2018年9月25日本案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戴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文友，被告吕和义、毛斅及两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赖筝到庭参加诉讼。此后，本院依据被告吕和义、毛斅的申请，依法于2019年1月4日追加高晓燕、颜国才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019年6月17日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戴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文友，被告吕和义、毛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赖筝，第三人颜国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祥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高晓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350万元，及自2014年5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4月1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296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至2014年间，被告陆续向原告借款1350万元，并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4年4月止。自2014年5月开始即未再支付利息，至今亦未向原告偿还本金。毛斅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及法律关系，原告所诉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仅提供转账凭证，不能提供借条或借款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原告多次向毛斅转款，金额高达1150万元，如果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不可能没有借条或借款合同，这不符合常理和民间借贷的规律，更不符合原告长期放高利贷的经验和做法。本案的真实情况是戴俊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在向该夫妻二人多年追偿无果的情况下，故意隐瞒该夫妻二人出具的借条，向被告进行追偿。原告直接收取了颜国才、高晓燕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实际为高利贷的发放者。2.原告向毛斅银行账户转款是借款双方（原告和颜国才、高晓燕）商定后委托毛斅收款。毛斅收款后立即将全部款项转给颜国才、高晓燕及二人指定的账户，未获取任何利益，毛斅系公职人员、吕和义也是企业职工，没有任何经营项目，无需借入如此巨额款项。毛斅收取款项是基于其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的亲戚关系和该夫妇二人的特殊身份，是原告与颜国才、高晓燕商定履行借款关系的一个环节，毛斅并未承诺承担任何责任。戴俊在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发生借贷关系期间及追讨过程中，从未要求被告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被告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吕和义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存在借贷关系的是原告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吕和义的妻子毛斅收取原告款项的原因是颜国才、高晓燕夫妇与原告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毛斅基于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的亲戚关系和身份才同意受托代为收转款项，所收款项当即全部转给了借款人颜国才、高晓燕夫妇或二人指定账户，两被告未获得任何利益。原告直接收取了颜国才、高晓燕夫妇的借款利息，进一步证明了借贷关系的真实主体。颜国才、高晓燕夫妇从己方账户或控制的账户向原告及其弟弟戴平银行账户持续支付了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原告是在向颜国才、高晓燕夫妇多年追偿无果后，隐瞒该夫妻二人向其出具的借条，混淆借款主体，转而向两被告进行追偿。原告虽有将款项转入了被告毛斅的银行账户的行为，但不能提交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借条或借款合同，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之规定，原告起诉主张归还借款本息，在仅有转款凭证的情况下，两被告已经举证证明转款的真实原因，原告负有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后果；2.吕和义对毛斅受托收转原告向他人出借的款项行为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吕和义的妻子毛斅受托收取款项并全部转给了借款人，两被告未获得任何利益，吕和义对妻子毛斅受托收转原告向他人出借的款项一事不甚了解，该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因此，本案原告所诉债务既不属于毛斅的债务，也不属于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吕和义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被告吕和义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能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颜国才述称，案涉135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是颜国才和高晓燕，借款的使用人、部分本金的还款人都是该二人。高晓燕未作陈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原告戴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被告吕和义身份证复印件、毛斅户籍信息、结婚信息，证明目的：被告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三：2013年2月5日300万元借款转款凭证，证明目的：2013年2月5日，原告向被告毛斅账户转账支付借款300万元。证据四：2013年7月25日600万元借款转款凭证，证明目的：2013年7月25日，原告向被告毛斅账户转账支付借款600万元。证据五：2013年10月12日100万元借款转账凭证，证明目的：2013年10月12日，原告向被告毛斅账户转账支付借款100万元。证据六：2014年1月28日150万元借款支付凭证，证明目的：2013年10月12日，原告向被告毛斅账户转账支付借款150万元。证据七：2014年4月23日毛斅向原告发送的指定收款账户的微信记录、100万元借款凭证，戴平、何金凤证明、视频，证明目的：2014年4月23日，原告通过戴平、何金凤向被告指定的樊运账户支付借款100万元。证据八：2013年3月5日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毛斆向原告支付案涉借款利息的银行凭证，证明目的：被告毛斆、吕和义向原告借取案涉借款，并由毛斆向原告支付利息，其中2013年3月5日、4月7日毛斅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分别支付12万元、12万元；2013年5月6日、7月5日、8月5日毛斆、吕和义通过指令第三人代付。证据九：被告吕和义、毛斅与原告的短信记录，证明目的：1.就案涉的2014年1月28日原告出借的借款150万，直接由被告吕和义与原告联系并告知毛斅的收款账户，案涉借款由被告毛斅、吕和义共同向原告借取，两人应承担还款责任；2.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还款，被告称原告未向其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3.毛斆、吕和义对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并承诺将想办法偿还。证据十：毛斅父亲与原告的短信记录，证明目的：就案涉借款，被告毛斅父亲毛忠标亦知情并认可，在2015年2月8日，毛忠标向原告称两被告要有负债的心，会催促两被告还钱，但两被告实际未偿还。证据十一：戴平出具的证明、250万元转账凭证、刘常枝20万转账凭证，证明目的：1.2014年8月，原告向颜国才出借人民币270万元，其中250万元通过戴平支付给了颜国才，另外20万元由原告委托刘常枝支付给了颜国才，该270万元借款与本案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无关；2.原告出借给颜国才的借款，是直接支付到颜国才账户，不会也不需要支付到被告毛斅账户，且本案借款发生的2012年至2014年4月期间，原告与颜国才并不认识，是本案借款发生后经被告毛斅介绍，原告才认识颜国才，被告毛斅、吕和义辩称案涉借款是原告出借给颜国才的与事实不符。证据十二：被告毛斆与原告短信记录、原告转账凭证、原告委托的第三人转账凭证，证明目的：2014年2月26日，原告临时向被告毛斆借400万元周转，于2014年2月28日归还了440万元至毛斆指定的颜云凤账户。2014年3月，毛斆因临时周转向原告借取210余万元。2014年4月15日，毛斆通过樊运账户支付给戴平账户216万元、2014年6月23日向戴平账户支付20万元，前述临时周转的款项双方已结清，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无关，更不是原告出借给颜国才的借款。另外，原告申请证人章某出庭作证，欲证明被告证据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中的供应商是证人章某，2014年12月9日毛斅与原告的聊天记录反映的是证人与吕和义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主张案涉借款是颜国才所借，与事实不符。被告吕和义、毛斅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根据被告身份证明被告吕和义、毛斅是本案借款的主体。对证据三至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转款用途写的是“货款”不是借款，均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款项转给了樊运，未转给被告，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对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戴平、何金凤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该证据。对证据八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24万元利息是被告受颜国才的委托转给原告的，有转账记录证明颜国才夫妇将24万元转给了被告，不能证明是受毛斅指定转款，2013年3月5日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之间只有24万是利息，当时颜国才的钱不够付利息，被告就代为支付，后来颜国才又将24万元转给了被告，吕和义、戴俊2014年4月28日之后有近两年半未联系。对证据九短信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短信由原告自行截取，不是从电信运营商直接获取的，截屏短信与提取的短信可以篡改，即使该短信真实也不能证实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短信内容也是表达颜国才夫妇向原告的借款，被告只是作为朋友催促，内容被篡改，因为在2014年4月至2016年12月之间双方没有短信来往。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短信证实颜国才夫妇与原告存在借贷关系，短信反映不出本案的客观真实情况，反映颜国才夫妇是真实借款人。对证据十一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此后颜国才夫妇是与原告的借贷，不能证明此前的借款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不能证明原告在2013年之前是不认识的。戴平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是受毛斅的委托转款。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不能证明是毛斅通过樊运的账户转给戴平的款项，也不能证明毛斅向原告借款，因为没有一份证明是受毛斅委托向原告转款。被告对证人章某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证明其与被告吕和义之间的借款，实际是原告与颜国才夫妇之间的借贷。第三人颜国才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四、五、六、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四笔款项是通过毛斅收转给第三人的。对证据七的关联性有异议，樊运账户是第三人告知毛斅的，证明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在借款后前两个月的支付给原告的利息是通过毛斅支付的，实际上是第三人支付的，此后的所有的利息都是通过第三人的驾驶员樊运支付的。对证据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十一戴平的证明，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十二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短信记录我方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除了证据一、二外，对其他所有证据关联性的异议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为第三人。对证人章某的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颜国才与章某之间没有发生过借贷关系，是戴俊借款给颜国才通过章某账号转给樊运账户。被告吕和义、毛斅为支持其答辩，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毛斅银行账户的转账凭证，证明目的：毛斅收到原告的款项仅有1150万元，且毛斅收到原告的转款后立即将全部款项转给了颜国才及其指定的银行账户，未使用该笔款项，也未从中获利。证据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目的：原告从未向被告追讨过债务，原告悉知本案中的债务人是颜国才与高晓燕。证据三：颜国才与毛斅的电话录音及录音书面文字，证明目的：颜国才向原告出具过借条，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原告与颜国才、高晓燕之间。证据四：颜国才将自己与戴俊的短信记录转发给毛斅的截图，证明目的：证明颜国才是借款人，与被告证据三相印证。证据五：原告将自已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的短信记录转发给毛斅的截图，证明目的：证明颜国才、高晓燕夫妇是借款人，与被告证据三相印证。证据六：诉讼代理人与颜国才的谈话笔录，证明目的：毛斅受颜国才委托收取原告的款项，与被告证据三相印证。证据七：诉讼代理人与樊运的谈话笔录，证明目的：樊运银行卡由颜国才掌握，银行卡中收付款项均由颜国才操作，樊运对该银行账户发生的交易并不知情。证据八：诉讼代理人与周象振的谈话笔录，证明目的：高晓燕让周象振开银行卡供高晓燕使用，周象振银行卡收付款项均由高晓燕操作，其对该银行账户发生的交易并不知情。证据九：高晓燕、颜国才于2017年1月12日向戴俊出具声明，证明目的：高晓燕、颜国才与戴俊之间有借条，并且他们之间的借条继续有效，与被告证据三、四、五相印证。证据十：2013年至2014年原告在颜国才所在单位喝酒的照片，证明目的：原告与颜国才相识并有往来，对借贷用途、利息、偿还及项目进行过商谈。证据十一：原告派人强迫吕和义签的格式借条；吕和义与原告派来的人员的录音及录音书面文字、照片，证明目的：原告派来讨债的人知晓借款人颜国才、高晓燕夫妇出具了借条给原告，但因原告向颜国才、高晓燕追债未果，于是转而向吕和义、毛斅追讨。2017年1月21日凌晨，原告便派人通过限制被告吕和义的人身自由方式，欲强迫其签订借条，但吕和义不惧威胁，没有出具借条给原告，充分反证出吕和义、毛斅不是借款人的客观事实，与被告证据三相印证。证据十二（补充证据一）：樊运个人陈述的视频，证明目的：樊运之前是颜国才的专职司机，樊运开的银行卡由颜国才掌控，银行卡中首付款项均由颜国才操作，樊运对该银行账户发生的交易并不知情。证据十三（补充证据二）：被告吕和义与原告戴俊的短信记录，证明目的：被告对本案中涉及的、存在于原告与颜国才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清楚，且提醒原告“把握风险，谨慎行事”，故被告不可能成为本案中的借款人。诉讼过程中，被告方申请本院调取戴俊、樊运、颜国才、黄丽香等人的银行交易流水，用以证明原告与颜国才夫妇存在借贷关系，樊运的银行卡在颜国才处，樊运的转款实际是颜国才转款，原告与颜国才夫妇的借贷存在高利贷的情况。原告戴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毛斅支付给颜国才及颜国才指定账户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借款的使用，毛斅称没有使用借款与事实不符；原告证据七已证实2014年4月23日的借款100万元，是由被告指令原告支付至樊运账户，该100万元被告已收到，被告称仅收到1150万元与事实不符；不能证明被告没有获益，毛斅对收到借款后的借款使用流向及被告是否从颜国才处获益与被告借款无关，更不能否定原告已向被告支付出借款项、被告已收到借款的事实。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仅是原被告双方短信记录的一部分，原告证据七、九证明双方还有其他短信往来，原告证据九更是证实原告向被告追讨过借款，被告称原告没有向其追讨借款与事实不符；从被告提交的短信内容可知，短信中原告谈的是供应商的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被告据此主张原告认可案涉借款的债务人是颜国才、高晓燕与事实不符；被告提交的短信与证人证言相互映证，能够证实供应商章某应吕和义要求出借给吕和义400万元，在吕和义没有归还章某后，原告才知晓该400万元亦由吕和义给颜国才、高晓燕使用；吕和义向章某借款后给颜国才、高晓燕使用，并不能否定被告向章某借款的事实；原告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催促高晓燕、颜国才还款，与案涉借款无关，更不能认为原告认可债务人是颜国才、高晓燕，何况该4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章某，原告无权代表债权人章某认可债务人是颜国才。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毛斅与颜国才为亲属关系，亲属之间的电话通话不应录音；通话时间分别是2017年1月2日、2017年4月17日，距最后一笔借款发生的2014年4月23日已有3年，毛斅此时已经拖欠了原告借款，通话录音是颜国才与毛斅事先商量好的，其目的是试图将毛斅、吕和义的借款转移给颜国才、高晓燕；2017年1月2日的通话中，毛斅说：“你（颜国才）说你也确实没写”，可知毛斅也知道颜国才根本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借条，被告试图以此证明颜国才向原告出具过欠条与事实不符；2017年4月17日的通话中，毛斅与颜国才极力想将债务从毛斅转到颜国才，但原告对毛斅、颜国才的前述做法不予认可，案涉借款原告从来没有找过颜国才、高晓燕，颜国才从未向原告出具过欠条，原告也没有收到过颜国才的欠条。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短信并非被告所称的颜国才与原告之间的短信，短信内容是毛斅要求颜国才向原告发送的，原告从未收到上述短信；短信内容是颜国才单方意思表示，没有原告认可，被告据此主张原告认可债务人是颜国才、高晓燕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截图不能说明是原告所发，短信中的1250万元也不属实，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是1350万元；短信的时间在案涉最后一笔2014年4月23日借款结束之后四个月的2014年8月30日，此时被告已经拖欠了原告4个月的利息，被告在无法向原告付息的情况下告知借款给了颜国才、高晓燕使用，被告为安抚原告于2014年8月份介绍原告与颜国才认识，原告在信任被告的情况下，更是于2014年8月11日借给颜国才270万元；从短信内容“除1250万外，其他借款本息必须还我”可知，原告要颜国才归还除案涉借款之外借给颜国才的270万元借款；如原告认可颜国才是案涉借款的债务人，从逻辑和情理上，原告都没有理由不要颜国才归还出借时间在前的案涉借款，而要求先行归还270万元借款；而“至于1250万元何时归还我，我会让和义转告你们”更是可以证实，对于案涉借款，原告主张债务人是毛斅、吕和义，只是基于被告告知借取的原告款项实际给了颜国才、高晓燕使用，原告才称会告知债务人吕和义，再由吕和义告知颜国才、高晓燕。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笔录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代理人对颜国才所做，笔录的目的是试图将被告应承担的债务变成是颜国才的债务；颜国才关于其于2012年底即与原告认识、通过毛斅向原告借款、向原告出具过借条的陈述无证据证实，更与事实不符；但颜国才作为案涉借款的最终使用人，证实了毛斅向原告借取的本金金额是1350万元，于2014年4月份开始没有支付利息；颜国才应出庭接受法庭、原被告的质询，其所称的不方便出庭不是正当理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仅凭樊运的陈述不能证实其银行卡由颜国才掌握，银行卡中收付款均由颜国才操作，银行卡交易短信等提醒证明樊运对银行账户交易知情；关联性方面，樊运的卡是否由颜国才掌握使用与案涉的借贷主体认定、还款责任承担无关。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从未见过、未收到过颜国才出具的前述声明和借条，颜国才作为被告向原告借取款项的最终用款人，证实了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本金为1350万元、借款自2014年5月开始没有支付利息。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不能提供原件与证据来源；如果如被告所述照片是由颜国才发送给被告的，则从发送的时间、手机存储的照片原件上均可证明照片拍摄的时间，但被告却称前述发送短信、存储手机均不能提供，显然是前述短信记录、照片存储时间证实的照片实际拍摄时间不是被告所称的2013年至2014年。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从未委派过王姓人员向被告追讨债务，原告只委托过表弟陈康向被告进行过催讨，这在被告证据三中可以证实。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樊运个人陈述与本案无关，且证人应出庭作证。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是原告出借给颜国才的270万元，不是涉案借款。原告对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013年5月份到2014年2月份的收取利息情况，原告已向法院提交证据和明细，应以原告提交证据为准，原告与颜国才的借款只有270万元，被告所称的原告与颜国才有其他借款没有证据证明，交易流水也没有显示。第三人颜国才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短信往来我方不清楚。证据三的录音是真实的。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六是第三人的陈述。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十一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他们之间是有短信的交往。第三人颜国才对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的意见为，转账记录中的款项为颜国才支付给戴俊的借款利息及颜国才归还贷款的部分借款。第三人高晓燕未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未提交证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应当认定本案款项的借款人系两被告，具体原因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对证据三、四、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可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戴平与何金凤出具的证明及视频可以证实二人受原告委托向樊运转款100万元，原告与毛斅的微信记录不仅能显示樊运的账户账号系由毛斅发送，而且还能显示毛斅承认收到了该100万元，并作出“千二”这种民间借贷中利息约定的表述。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部分认定，两被告是否直接指示樊运转款无从查实，银行流水显示原告收到的转款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发生、时间间隔基本固定且金额随本金变化浮动，在认定本案借款人为两被告的前提下，应当认定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能够反映被告归还利息的情况。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短信记录可显示吕和义于2014年1月28日直接与原告沟通借取150万元，其还曾经向原告发送颜云凤、毛斅、樊运的账户信息用以收款，并明确写明收款金额，还能反映原告向吕和义催款，其在短信中多有压力很大、希望推迟还款等表述。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毛忠标在短信中提到：“自出事以来，我一直交代两个孩子积极自谋广开财路，那（哪）怕数字不足以还债万一，但要有一份负债的心”、“我家为他负债千万，虽有一份薪水养家，实没能力还债”，毛忠标虽非本案当事人，但其作为毛斅的父亲有案涉借款系两被告借取的表述，两被告应就毛忠标的上述表述作出说明。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部分认定，第三人颜国才承认转款属实，虽质证否认戴平出具证明的关联性，但又不主张或者提交证据证明该270万元转款与本案所涉款项有关。转款凭证可以反映颜国才亦能直接收取大额款项，无法反映2012年至2014年4月期间原告与颜国才是否相识。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部分认定，这组证据涉及被告出借给原告的400万元借款，银行流水仅可显示原告归还被告350万元，但是原告与被告毛斅之间的短信记录可证实该借款结清。原告主张的“毛斅因临时周转向原告借取210余万元”，仅有案外人欧阳刚共计50万元的转款凭证证明，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毛斅通过樊运账户支付给戴平的两笔共计236万元系为归还该210余万元。综合全案证据，证人的证言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除了通过银行转账，还可能有现金及其他方式，被告方不可能穷举二人与颜国才的经济往来情况，事实上不能自证其二人是否从案涉款项中获取利益。况且，吕和义在其与原告2015年4月20日的短信中说道：“做这个事的初衷不是为挣钱，只为还债（心里的和实际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追讨债务的方式不仅仅可通过短信，况且该短信记录非原告与被告方的全部信息往来，原告在短信中未有借款人系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的直接表述，所谓“供应商的钱”已由证人章某证明非本案借款。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方与第三人颜国才的通话录音不能对原告的权利产生影响，所谓借条也无证据证明。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该短信仅系文字转发，颜国才也未提交其与原告的该条短信以印证证据截图的内容，该短信是否发送以及发送后原告如何表示均不得而知。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该短信仅系文字转发，在原告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且第三人颜国才未提交其与原告的该条短信往来以印证截图内容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核实。对证据六、七、八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樊运、周象振对案涉款项是否知情，其二人的银行卡被谁控制，与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性，颜国才的自认不能影响原告权利，也未有所谓借条印证其陈述。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第三人的单方承诺在原告未明示接受的情况下，不能发生债权债务变动的法律效果。对证据十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既无法反映照片拍摄地点、时间以及所谓商谈是否真实存在，又无法反映原告与颜国才相识的时间，且是否相识与是否借款无必然的联系。对证据十一中所谓“格式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不能确认系由原告提供，对“录音及录音书面文字、照片”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照片、录音中的人员是否系由原告派出不得而知，所谓催讨人员是否知晓案情无从查证，即使其为原告所派，其陈述也不能直接对原告的债权产生影响。因现有证据不能反映原告采用非法手段催讨债务，如被告方认为原告催讨债务的行为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可以向有关机关报案。对证据十二关联性不予认定，樊运的银行卡被谁控制，其对卡内交易是否知情，与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性。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短信记录无前后语境对比，不能证明所谈及的系本案款项。对被告方申请本院调取戴俊、樊运、颜国才、黄丽香等人的银行交易流水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不能证明本案借款人是第三人，樊运的银行卡是否为颜国才实际使用，从银行交易流水不得而知。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5日，原告戴俊通过其账号为62×××36（以下简称8536账户）的九江银行账户向被告毛斅账号为62×××48（以下简称6148账户）的工商银行账户转款300万元；2013年7月25日，原告再次通过其8536账户向毛斅6148账户转款300万元，上述两笔款项的用途均备注为“货款”。2013年7月25日，原告通过其卡号为62×××40（以下简称1640卡）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向毛斅6148账户转款300万元。2013年10月12日，原告通过其1640卡向毛斅6148账户转款100万元。2014年1月28日，原告通过其1640卡分别向毛斅6148账户转款72万元、40万元、38万元。2014年4月23日，戴平通过其卡号为62×××19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向案外人樊运账号为62×××86（以下简称1386账户）的工商银行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同日，何金凤通过其卡号为62×××21的中国银行银行账户向案外人樊运1386账户转款50万元。原告戴俊与毛斅当天的短信记录显示毛斅向原告发送了樊运的开户行及账号，之后向原告表示收到款项的同时写到：“千二”。原告主张的被告偿还款项的时间及金额为：2013年3月6日、2013年4月7日，毛斅通过其6148账户向戴俊8536账户分别转账12万元。2013年5月6日、6月3日、7月5日、8月5日，樊运分别向戴俊转款12万元。2013年8月28日，樊运通过其1386账户向戴俊8536账户转款35万元。2013年9月28日，樊运通过其1386账户向戴俊8536账户转款11万元。2013年11月25日，第三人颜国才通过其卡号为45×××36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向原告转款38.5万元。2013年12月25日，案外人黄丽香通过其卡号为62×××49的招商银行银行卡向原告1640卡转款38.5万元。2014年1月28日，案外人颜云凤向原告转款38.5万元。2014年2月26日，案外人颜云凤向原告转款43.75万元。此外，在原告戴俊银行交易流水不能反映交易对手的情况下，其主张2013年9月29日转入其账户的20万元、10月30日转入其账户的37万元，2014年3月26日转入其账户的43.75万元、4月28日转入其账户的43.75万元款项是被告支付的利息。上述转款发生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吕和义多有信息往来，其中，2014年1月28日，吕和义说：“已联系，这两天就有单子。越快越好，多多益善!”，原告回：“下午转150万元”，吕和义回：“好de（的）”、“已收到”。2014年3月13日，原告说：“发账号来最好工行”，吕和义发送颜云凤银行账号，并说道“此号打100”，“62×××48，南昌市工行大院支行，毛斅。此号打100”，“斅字已发图片到你微信”。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主张本案的借款人是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颜国才自认其与高晓燕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并主张曾经向原告出具借条。现有短信记录显示，从2015年4月20日开始，吕和义在与原告戴俊的短信中提到希望与原告见面，并表示“我会想好实施方案，规避好风险”，之后短信多有吕和义向原告陈述压力大的表述，如：“一夜没睡”、“咬牙强撑”、“希望做点事找条出路，但至今无实效”，还有推迟还款等表述，如：“请给我时间”、“我一定会尽全力争取这个事的解决”、“眼下周转困难”。另查明，2014年2月26日，毛斅在其与原告的短信中陈述：“因为那个400是28号跟别人要还银行贷款的”，原告回复了户名为周水军的银行账户名称及开户行，并以括号注明“越快越好”。次日，原告承认收到400万元。2014年2月28日，毛斅询问：“今天400大概什么时候来？我这边好跟别人回话”，原告回：“基本落实，放心”，后原告问：“400齐了吧”，毛斅未在短信中回复，亦未在诉讼过程中主张该款项未结清。依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该400万元款项已经结清，不属于本案借款范畴。2014年3月13日，案外人欧阳刚分十笔，每笔5万元向毛斅转款共计50万元。2014年4月15日、6月23日，樊运分别转账给戴平216万元、20万元。原告主张毛斅为临时周转于2014年3月份向原告借款210余万元，并认为樊运上述236万元转款与本案无关，系被告为清偿原告210余万元的借款，被告方则主张款项系第三人归还的本案借款项下的款项。因樊运转出236万元的收款人非本案当事人，在款项数额与本案还款时间、金额规律性的特征有明显区别，且原告否认并提交案外人欧阳刚银行流水证明该笔转款可能涉及其他借款的情况下，在本案中宜认定案外人欧阳刚的50万元转款及樊运的236万元转款不属于本案借款范畴。2014年12月9日，原告在发给毛斅的短信中询问了毛斅舅舅舅妈（颜国才、高晓燕）的情况，并陈述供应商催款紧。原告在2014年12月31日的短信中说道：“小高一直不接我电话也不回短信”。被告主张上述短信内容可以显示原告认可借款人为第三人。证人章某证实，2014年8月12日，其妻子宋天云转给樊运的400万元系受吕和义委托，证人系上述短信中原告所称的供应商。还查明，被告吕和义与毛斅，第三人颜国才与高晓燕均为夫妻关系。颜国才系毛斅的舅舅。吕和义曾与原告共事。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调取2014年8月8日至8月10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武功山大道92号安福宾馆的入住记录及监控录像,欲证明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多次前往安福县找原告,并于2014年8月8日至8月10日在安福宾馆的大厅内向原告手写了借条。但是，入住记录不能反映第三人前往安福县系为与原告沟通偿还本案款项，与被告申请调查取证的理由以及欲达到的证明目的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监控录像仅能记录视频图像，监控探头的位置、清晰度能否反映被告所谓“第三人手写出具借条”时的情形不得而知。况且，被告主张第三人在安福宾馆手写出具借条的时间距原告起诉已近四年，本院电话询问了安福宾馆前台工作人员，其表示2014年的监控录像不可能保存，故被告调取安福宾馆监控录像申请，本院亦不予以准许。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被告毛斅、吕和义还是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之规定，原告在提交多份金融机构转款凭证证明其就案涉款项对被告方享有债权的同时，还提交了其与被告方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不乏有被告方指示原告转款、约定利率以及原告催讨借款，被告方表示压力很大、希望宽限等内容。被告方在质证阶段对部分款项转款备注为“货款”的表述提出了异议，但未提出款项非民间借贷的抗辩，仅抗辩款项系由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借取。针对此项抗辩，被告方应当承担反证义务，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需动摇审判人员的内心确信，在审查其证据后认为原告主张的借贷合意真伪不明即可。但是，被告方的陈述及证据并不能达到上述证明力。首先，毛斅通过提供己方银行流水，证明收到原告转款后立即将款项转给第三人颜国才，其没有在借款中获利。款项的用途、借款人是否获取了利益，与借贷主体间是否达成借贷合意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否定被告指示原告将款项转至他人以及直接从原告处收取了大部分款项等显示原、被告双方就案涉款项达成借贷合意的外在表现。然后，被告主张第三人颜国才、高晓燕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颜国才亦予以自认。但综合被告方与第三人的实际情况与偿债能力，颜国才的自认会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应当就其自认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虽主张曾经向原告出具借款凭证，但未能提交该所谓借款凭证的副本或实际存在的证据。最后，毛斅主张颜国才不直接接受款项的原因系其为部队干部。一方面，毛斅曾将大额款项转入颜国才账户，案外人亦向颜国才大额转款,颜国才本人银行账户存在大量钱款往来，该事实与毛斅的主张相悖;另一方面，毛斅本人亦为公职人员，被告方的主张从逻辑上不能成立，法院也不能对此种涉及规避法律法规、纪律监管的主张作出肯定性评价。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吕和义主张其对其妻子毛斅收取款项一事毫不知情，款项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其不应对毛斅收取戴俊款项的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纵观全案证据，在整个款项出借及原告催讨还款期间，吕和义多有参与，如直接指示原告转款、承认收到原告转款、在原告催讨时许诺尽快解决等。吕和义作为原告曾经的同事，就案涉借款与原告多有沟通联系，款项不能清偿后又作出了希望延迟还款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其与毛斅具有共同的借款意思表示，应与其妻子毛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本案借款的本金数额、尚欠付的本金数额，是否有利息约定及尚欠的利息数额的问题。原告提交的2014年4月23日短信中，先显示被告方指示原告将100万元款项付至案外人樊运账户，后显示被告方承认收到该100万元，被告方对于直接收到原告1150万元转款不持异议。原告主张案涉借款本金为1350万元，但未能提交剩余100万元款项实际交付的证据，故本院认定原告累计出借的本金总额为1250万元。根据还款银行流水显示，随着本金的增长，还款数额也有相应提升，12万元、38.5万元、43.75万元依次、连续出现，在一定期间内呈现规律性的特征，可以推断出原、被告对于案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经核算，该利息明显高于法律规定的上限，应当进行调减，截至2014年4月29日，被告尚欠原告本金11415663.63元（具体计算详见附表）。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和义、毛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俊偿还借款本金11415663.63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4%，从2014年5月1日起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为止）；二、驳回原告戴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9100元，由原告戴俊负担13580.47元，由被告毛斅、吕和义负担165519.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罗 辉审判员 刘玉秋审判员 李 扬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韩文书记员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