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成富，男，194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弋小平，女，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龙，男，199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刚，男，199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瑾玮，广东铭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庆生，男，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桂强，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三乡镇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7T。法定代表人：欧阳柱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丽群，广东官丽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以下简称夏成富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黄庆生、中山市三乡镇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肉联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4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成富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黄庆生、肉联公司向其赔偿各项损失995532.2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诗清与黄庆生及肉联公司之间属于劳务关系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李诗清与黄庆生和肉联公司之间应属雇佣关系。本案中李诗清是在肉联公司的经营场所、经营时间、工作期间受到伤害致死，肉联公司的经营时间从凌晨1时开始工作，若李诗清的工作是运输生猪，李诗清无需按照肉联公司的上班时间凌晨1时进行赶猪的工作也无需进入肉联公司的工作区域内，因此，李诗清是受雇于两被上诉人，受两被上诉人的管理及遵守肉联公司的规章制度，服从两被上诉人所安排的工作及工作时间，李诗清按两被上诉人的指示从事赶猪与运输生猪的工作，每月由黄庆生向李诗清发放工资，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屠宰生猪是特殊行业，需要国家特别批准许可的行业，不是一般自然人能单独从事；2.赶猪是屠宰生猪的必要条件，是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后李诗清按照黄庆生的指示将屠宰好的生猪运输至肉贩子，因此，李诗清是在肉联公司和黄庆生的指示范围内从事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李诗清所从事的赶猪与运输生猪并不属于肉联公司的营业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肉联公司与黄庆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不影响李诗清受雇于两被上诉人；4.根据钟选元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其是车间主任，日常是安排工人工作，其称与李诗清是工友，称黄庆生为员工，恰恰能证明李诗清与黄庆生均在肉联公司内工作，二人是肉联公司的员工，钟选元与本案无任何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内容真实可靠，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但一审法院认为不能单凭“工友”、“员工”的称呼来认定是否是肉联公司的员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5.死者的工作场所在肉联公司处，死者的工作时间由黄庆生和肉联公司支配，并接受黄庆生、肉联公司的管理；6.死者的所有工作受制于黄庆生、肉联公司；7.涉案赶的猪属于黄庆生购买；8.死者的报酬由黄庆生按月支付死者李诗清；三、肉联公司未能在其经营的区域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亦未能妥善管制刀具，导致李诗清死亡的结果存在严重的过错。1.第三人钟兴华是肉联公司员工，其在醉酒状态下进入肉联公司，使用肉联公司的屠宰刀具致李诗清死亡，肉联公司未能有效阻止钟兴华在醉酒状态下进入经营场所，其未尽到安保义务，存在重大过错；2.肉联公司未能按照规定妥善保管屠宰刀具，亦存在重大过错。黄庆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法院没有认定黄庆生与李诗清存在劳务关系，一审只是根据夏成富等四人提供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否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2.李诗清与黄庆生间不存在直接关系，双方出现在肉联公司处是因为属于同行，且是双方恰当的工作时间；李诗清的出现不是因为黄庆生指示，李诗清不接受黄庆生管理；3.黄庆生与李诗清认识时间长，事发前黄庆生没有向李诗清支付过工资，而是黄庆生将合作款项受市场摊主委托转交给李小刚；4.事发时，李诗清在从事谁委托的业务，夏成富等四人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肉联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该公司没有安排和指示李诗清工作，从未支付款项给李诗清；2.与李诗清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李诗清运输的生猪是受了肉贩子的委托运输到该公司进行屠宰，那些猪都是卖肉的人订的，运输的费用都是卖肉的人支付，与该公司无关，事发时李诗清不是在赶猪，也不是因为赶猪与钟兴华发生争议，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个人原因发生争议而产生斗殴，事件发生与该公司无关；3.关于该公司与黄庆生的关系。黄庆生运输生猪到肉联公司，该公司帮其加工屠宰，并从黄庆生处收加工费，因此该公司与黄庆生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至于黄庆生与李诗清是什么关系，该公司不清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从肉联公司收取过任何的劳务费，按常理，夏成富等四人称李诗清在肉联公司工作10多年，不可能肉联公司不支付一分钱，该公司员工都是按月付工资。李诗清根本无需接受该公司管理，无需打卡，无需受上班时间限制，从来不需要接受该公司管理。夏成富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庆生、肉联公司向其赔偿各项损失995532.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成富是李诗清的继父、弋小平是李诗清的妻子、李小龙、李小刚是李诗清的儿子。2018年3月4日凌晨2时许，钟兴华饮酒后回到其务工的中山市三乡镇肉类联合加工厂，并持石块无故打到该厂运送猪肉的李小刚头部，经该厂员工劝解后，李小刚遂先行离开加工厂，钟兴华被送回该厂二楼宿舍。之后，钟兴华离开宿舍进入该厂屠宰车间取出其工作所用的一把尖刀，持刀先后追砍在加工厂内赶猪的李小刚哥哥李小龙及父亲李诗清，并连续砍击李诗清，致使李诗清受伤倒地，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夏成富等四人主张，黄庆生、肉联公司是李诗清的雇主，李诗清作为雇员在肉联公司猪栏赶猪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黄庆生、肉联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肉联公司应当对屠宰工具进行严格管制，在管理员方面也未监管到位，安保工作存在重大的过失，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对李诗清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黄庆生、肉联公司均否认与李诗清存在雇佣关系。夏成富等四人称李诗清是从事赶猪和运送猪肉工作，李诗清2003年开始运送猪肉的车辆是黄庆生的，后李诗清买了车辆了，就用自己车辆运送猪肉，车辆大概有使用7、8年。李小龙述称，其与父亲李诗清、弟弟李小刚一起工作，于2018年开始跟着李诗清一起做事，每天凌晨一点开始去屠宰厂运输屠宰好的猪肉到肉贩子那里。其先到肉联厂，将猪赶到屠宰间，等肉联公司的工人屠宰好，其再把屠宰好的猪肉运到肉贩子那里。上班不需要打卡，不需要登记，也不用向谁报到，但是按时上班，将屠宰好的猪肉运输完就下班。多的时候，一个人运输要运输三四趟。按照肉联公司的经营时间上班，没有人要求这个时间上班，但是拉猪是为黄庆生拉猪，之前黄庆生告诉其要这个点上班，要运猪、赶猪。工资是按头结算，刚开始是10块钱一头，黄庆生拿3块/头，其拿7元/头，后来变成15块钱一头猪，仍然是三七分成，是月结，每个月31日黄庆生算好账，每月一二号就现金或微信支付，月工资大概一万多元。李诗清从零几年开始一直跟着黄庆生工作，后来其没有读书之后也跟着父亲李诗清一起做事。到后来有本钱了，出钱买了三轮车，然后就开始与黄庆生分成，黄庆生拿3块，我们拿7块。夏成富等四人提交微信截图一张拟证明黄庆生向李诗清发放工资的事实。黄庆生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肉联公司称该证据与其无关，肉联公司从未委托黄庆生向任何人支付款项。经查，夏成富等四人提交的微信截图为微信转账截图，显示于2018年2月15日收到“肥佬”的转账4305元，未注明有转账性质内容。在（2018）粤2071民初17490号案开庭笔录中，在问及“原告和黄庆生的业务维持到什么时候？”夏成富等四人答称：“至今能有业务往来。原告自己也有从市场找业务，自己收15元一头猪，黄庆生的业务收7.5元。”根据夏成富等四人提交的询问笔录显示，钟选元在接受中山市公安局三乡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询问时述称“我在厂里是车间主任，日常是安排工人工作，有时也需要自己上岗实际操作。我与李小刚、李小龙、李诗清都是工友并且都是同镇老乡”。钟选元还称“员工黄庆生拦着钟兴发（应为钟兴华）抢走了钟兴发的刀，黄庆生就喊叫其他员工把刀收起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20刑初1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有如下内容：“证人陈某忠证言：李诗清及其两个儿子李小龙、李小刚三人是受雇于肉贩子，不是肉联厂的员工，他们三人主要负责将肉贩子在我厂屠宰好的生猪送到指定的地点，负责生猪肉的运送，他们三人的工资都是肉贩子直接支付。”肉联公司提交的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工资表显示没有李诗清名单。肉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显示内容为：肉联公司的出纳与黄庆生夫妻的转账记录，黄庆生夫妻向肉联公司的出纳转账数额从1000多元至2000多元不等，转账名目为屠宰费。肉联公司称，该公司业务为加工屠宰生猪，生猪的购买、运输不是其公司业务，肉联公司为黄庆生提供的生猪进行加工屠宰，收到加工费，不存在聘请和雇佣黄庆生的事实。黄庆生称该些款项是黄庆生受肉贩子的委托转交给肉联公司的，黄庆生只是肉联公司与肉贩子之间搭线牵桥的关系。夏成富等四人质证称该微信转账记录恰恰证明黄庆生、肉联公司存在合作或其他业务往来关系，否则黄庆生与肉联公司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金额往来，证明黄庆生与肉联公司的内部关系。肉联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向夏成富等四人支付了丧葬费5万元。肉联公司辩称是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5万元，而不是赔偿5万元给夏成富等四人。诉讼过程中，夏成富等四人明确是基于李诗清受雇于黄庆生、肉联公司的事实要求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黄庆生、肉联公司是否与李诗清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雇员从事雇佣活动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李诗清在肉联公司经营场所、经营时间受到伤害致死是不争事实，但不能以此推断李诗清为肉联公司的雇员。结合各方陈述意见及本案现有证据，夏成富等四人主张李诗清与肉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不足，其主张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当事人陈述，肉联公司经营业务为加工屠宰生猪；李诗清工作内容是赶猪及运送猪肉。按李小龙陈述，所谓的赶猪及运送猪肉，就是“先到肉联厂，将猪赶到屠宰间，等肉联公司的工人屠宰好，其再把屠宰好的猪肉运到肉贩子那里。”李诗清所从事工作并不属于肉联公司经营业务。第二，根据李小龙陈述，李诗清上班不需要打卡，不需要登记，也不用向谁报到，按照肉联公司的经营时间上班，没有人要求这个时间上班，将屠宰好的猪肉运输完就下班。此外，夏成富等四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是按肉联公司指示运输猪肉。因此，李诗清未受肉联公司管理安排，也并非在肉联公司的授权或指示范围内从事工作。第三，夏成富等四人未能举据证实肉联公司向李诗清发放过劳务报酬。夏成富等四人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未反映有肉联公司任何信息，也未注明有转账性质。按夏成富等四人陈述，李诗清从2003年开始就为肉联公司提供劳务，但现有证据却未有反映肉联公司直接向李诗清支付过任何劳务报酬。第四，肉联公司的员工钟选元虽在询问笔录中称与李诗清是工友，但亦称黄庆生是员工。而黄庆生、肉联公司均否认黄庆生是肉联公司员工，肉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显示黄庆生向肉联公司支付屠宰费。因此，钟选元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应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工友”、“员工”声呼，不能仅凭此认定李诗清就是肉联公司的员工。而另案证人陈某忠陈述：李诗清及其两个儿子李小龙、李小刚三人是受雇于肉贩子，不是肉联厂的员工，他们三人主要负责将肉贩子在我厂屠宰好的生猪送到指定的地点，负责生猪肉的运送，他们三人的工资都是肉贩子直接支付。关于李诗清与黄庆生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问题。黄庆生否认与李诗清存在雇佣关系。李小龙陈述，李诗清2003年开始运送猪肉的车辆是黄庆生的，后李诗清买了车辆了，就用自己车辆运送猪肉。工资是按头结算，刚开始是10块钱一头，黄庆生拿3块/头，其拿7元/头，是月结，每个月31日黄庆生算好账，每月一二号就现金或微信支付，月工资大概一万多元。到后来有本钱了，出钱买了三轮车，然后就开始与黄庆生分成，黄庆生拿3块，其拿7块。夏成富等四人提交的微信截图拟证实黄庆生于2018年2月15日向李诗清发放工资4305元的事实。然而，该微信转账截图并未反映转账性质内容，且微信转账时间、数额也与李小龙的陈述不一致。夏成富等四人亦称自己也有从市场找业务的情况，自己收15元一头猪，黄庆生的业务收7.5元。据此，夏成富等四人主张李诗清与黄庆生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夏成富等四人是基于李诗清与黄庆生、肉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从而主张赔偿义务人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李诗清系被案外人钟兴华使用其工作的刀具所杀害，夏成富等四人主张的肉联公司对屠宰工具未严格管制、安保工作存在重大的过失等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夏成富等四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夏成富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56元,减半收取为6878元（夏成富等四人已预交），由夏成富等四人负担。二审中，夏成富等四人申请证人刘齐文出庭作证，刘齐文提供证言如下：我与李诗清是老乡，于2008年至2010年间给黄庆生打过工，是李诗清叫我一起去打工的，当时我还问李诗清是帮他做还是帮黄庆生做，李诗清说是帮黄庆生做，我们的工作内容是骑车送肉，老板是黄庆生，工资是现金支付，按月结算。2010年后我就离开了，2010年之后李诗清与黄庆生的关系我不清楚，2015年我又回到肉联公司工作，但不是肉联公司员工，而是和黄庆生一样送肉，我本人直接送肉给肉贩子，肉贩子给我运费。对于证人证言，黄庆生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同时，证人认为李诗清与黄庆生在2008年至2010年存在雇佣关系是基于双方有共事经历的推断，与李诗清受害的时间久远，没有关联性。肉联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人证言不应采信，证言与案发时李诗清和黄庆生的法律关系状态无关。二审中，1.在法庭询问是否有直接证据证明李诗清是给黄庆生打工的事实时，李小刚陈述称：因为是现金发工资，所以没有发放工资记录，也没有劳动合同，之前我父亲是给黄庆生打工的，后来我们长大了，运送猪肉的任务就分配给我们，我父亲叫我们来帮忙，后来我们自己买了车，用自己的车送肉有7-8年了；2.一审中，夏成富等四人提供微信截图一份拟证明黄庆生向李诗清发放工资的事实，对该微信截图黄庆生质证表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黄庆生与李诗清是同行，且存在十多年交情，双方在猪肉配送业务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双方不存在工资往来，而且单笔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长期的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夏成富等四人的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认定李诗清与黄庆生、肉联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否正确；二、肉联公司是否应存在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本院现分析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李诗清与黄庆生、肉联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否正确。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雇佣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佣人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夏成富等四人主张死者李诗清与黄庆生、肉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黄庆生、肉联公司对此主张均予以否认，按照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夏成富等四人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夏成富等四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李诗清事发前是受黄庆生、肉联公司的指示或管理提供劳务，而黄庆生、肉联公司均否认与李诗清之间系雇佣关系，夏成富等四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诗清从肉联公司处收取劳务报酬的事实，一审中夏成富等四人虽然提交了2018年2月15日黄庆生向李诗清转账4305元的微信截图，但该笔转账未注明用途，且根据夏成富等四人的陈述，李诗清系长期受雇于黄庆生，但其不能提交证据证明黄庆生向李诗清定期发放工资的事实，因此上述单笔转账不能证明存在黄庆生定期向李诗清发放工资的事实，且证人刘齐文的证言也仅能证明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其与李诗清是给黄庆生打工的，不能证明事发时李诗清与黄庆生、肉联公司的法律关系，一审中查明的其他事实亦不能直接证明李诗清事发时与黄庆生、肉联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故夏成富等四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以夏成富等四人的相关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李诗清与黄庆生和肉联公司为劳务关系，夏成富等四人所提一审认定李诗清与黄庆生、肉联公司为劳务关系错误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二、关于肉联公司是否应存在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判断肉联公司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应当依据肉联公司对屠宰刀具的管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特定的操作规程的要求及对钟兴华犯罪行为的预见可能性方面，而本案中李诗清系被案外人钟兴华使用其工作的刀具所杀害，钟兴华在其工作地点使用其平时使用的工作用屠宰刀具，其并非将屠宰刀具携带到工作地点以外的其他地方，因此本案现无证据显示肉联公司在屠宰刀具管理方面存在漏洞，而且钟兴华的犯罪行为属于突发犯罪，作为肉联公司对此犯罪行为发生的预见可能性极小，故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肉联公司存在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夏成富等四人所提肉联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夏成富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6元（夏成富已预交），由上诉人夏成富、弋小平、李小龙、李小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朝晖审判员  林天华审判员  管晓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高晓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