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08民初1447号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华电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85634251253。法定代表人：汪琳琍，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少勤，广东广和（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广东广和（芜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产业功能区**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091591597K。法定代表人：王旭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旭东，男，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依然，女，198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天津观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玲，天津观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鞠红良，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宁河县。被告：天津大运恒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天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永进道**（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340999383D。法定代表人：齐爽，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齐爽，女，198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铁力市。被告：天津市宝坻区远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产业功通区**东侧会信用代码911202247491183852。法定代表人：王旭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瑞公司）与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韩依然、鞠红良、天津大运恒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大运公司）、齐爽、天津市宝坻区远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远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于2019年12月24日做出（2019）皖0208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书。集瑞卡车公司提起上诉，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0）皖02民终765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9月3日、11月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庭审集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少勤、马晓,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王旭东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韩依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玲，鞠红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天津大运公司、齐爽经本院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第二次庭审集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少勤、马晓,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韩依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玲到庭参加诉讼，鞠红良、天津大运公司、齐爽经本院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集瑞卡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向原告支付到期车款10434022.94元(其中已开票金额7065822.94元,未开票金额3718200元,已冲减保证金350000元)及违约金2086804.588元(以欠付车款总额10434022.94元的20%计算);2、判令被告天津中宝公司返还原告已兑现的返利436477.76元;3、判令被告王旭东、韩依然、鞠红良、天津大运公司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齐爽对上述到期车款的7546222.94元、应返还的返利436477.76元及违约金2086804.58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被告天津远大公司对上述车款的4047800元、应返还的返利436477.76元及违约金2086804.58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上述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用191573元;7、判令上述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于2016年加入原告经销网络，成为原告一级经销商。2016年至2018年，原告与该公司签订了各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该公司经销原告的汽车产品。2018年第四季度，原告与该公司就其欠付的车款以及未兑现政策款进行对账，天津中宝有限公司对截止2018年9月30日欠付原告车款37069932.94元以及应当返还原告已兑现返利436477.76元予以确认。对账后，因天津中宝公司无法全部消耗掉对账单中载明的96台未开票车辆，经协商，原告将其中81台车辆调拔给了其他经销商，其余15台车辆仍由其对外出售。后原告对该15台中的3台车辆分别向天津中宝公司开具了发票。截止目前，天津中宝公司尚欠原告到期车款合计10434022.94元及返利款436477.76元。被告王旭东、韩依然、鞠红良、天津大运公司、齐爽、天津远大公司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出具担保函，为天津中宝公司欠付原告的债务在不同范围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故上述被告应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远大公司共同辩称，1、不同意原告诉请，对账单是原告天津地区经理孙楠为应对原告审计临时制作，双方就业务往来未进行对账，对账单不能作为结算依据；2、根据原告提交证据显示2017、2018业务往来金额为7527828元，其中被告已付765000元、保证金350000元，贵院2020皖02**民初62号判决书中确认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向原告6000000元为借款用于偿还原告车款，上述款项抵扣后，天津中宝公司只欠原告412828元；3、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之间系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天津中宝公司代原告销售车辆，完成销售任务后原告给予销售上的优惠政策，该优惠政策受益人为购车客户，且客户与原告的买卖已完成，原告要求返利不能成立；4、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约定库存车为保管关系，天津中宝公司对保管车辆无权处置，原告已对保管车辆进行了调配，天津中宝公司处无诉状所述12辆车，原告证据亦不能证实12辆车由天津中宝公司所出售；5、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即使有损失，也应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6、律师费非涉案内容，不予认可。被告王旭东辩称，王旭东是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中行使的职务行为，该责任应当由天津中宝公司承担。其他意见同天津中宝公司的答辩意见。被告韩依然辩称，韩依然仅在一份《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有韩依然与王旭东共同签名的）上签名，其他两份签名及捺印均不是韩依然所为，该事实已经在另案（2020）皖0208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认定，原告要求韩依然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韩依然本人签署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并非为本案中的经销合作协议书作担保。实质上也是为另案的保兑仓业务中《三方合作协议》提供担保，原告员工孙楠也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无证据证明该担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哪一份合同、何时形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鞠红良辩称，同意天津中宝公司以及韩依然的答辩意见；由我本人签署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函》是为在另案（2020）皖0208民初62号中提供担保，而非在本案中使用；2016年度、2017年度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18年购销合同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而我签订《不可连带责任担保函》是2018年4月27日，因此我是为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保兑仓协议出具的担保函。被告天津大运公司未到庭，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签订年度经销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全额发货，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违约造成拖欠货款，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应各自承担责任；2、《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法人担保合同中，手填内容非天津大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3、天津大运公司签订担保函的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只对2018年4月27日以后债务承担责任。被告齐爽未到庭，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的答辩状称，1、我提供保证期间为2017年1月至12月，此期间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数额无法确定；2、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签订年度经销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全额发货，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违约造成拖欠货款，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应各自承担责任；3、在（2020）皖0208民初62号案件中，原告认可收到600万元用于偿还原告车款，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2017年度业务额为6206828元，而上述600万元仅用来抵17年的债务。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均分别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经过当庭举证、质证及辩论，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归纳、分析与认定：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被告企业信息查询单及居民身份证，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各被告质证称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2017年和2018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且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全款发货，同时还约定，如天津中宝公司未按年度经销合作协议及相关附件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可要求天津中宝公司返还已兑现全部返利，并不再享受任何优惠政策，拖欠货款的应当按欠款总额的2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对该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韩依然称对该协议不清楚。鞠红良认为未对该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本院审查认为，各被告虽有异议，但经销合作协议系当事人达成的有效合意，均予以认定；证据三、《对账单》及《经销商未兑现政策核对》，证明原告和天津中宝公司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8年9月30日，天津中宝公司欠付原告车款总计为37069932.94元（其中已开票金额7024312.94元，未开票96台车辆合计金额为30045620元），天津中宝公司在原告处尚存有保证金350000元。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8年9月30日，天津中宝公司应返还原告已兑现的返利为436477.76元。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质证称，“对账单”所载非真实债务。韩依然、鞠红良分别质证称与自己无关。本院审查认为，天津中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前述对账单的效力，故对“对账单”仍予认定。对“经销商未兑现政策核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四、增值税发票，证明对账后，原告向天津中宝公司就底盘号为JD011570、JD011571、HB302099（后改码为KD020349）的车辆开具了发票，开票金额分别为192500元、192500元及286510元，合计671510元。各被告质证称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五、回款清单及记账凭证，证明对账后，天津中宝公司共计支付给原告货款76.5万元，天津中宝公司应承担13.5万元定金的违约责任，两项相抵，天津中宝公司在对账后支付的车款为630000元。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质证称，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韩依然、鞠红良分别质证称与自己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无证据证明与被告就扣款达成过合意，且系原告单方制作，故不予认定；证据六、《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证明王旭东及齐爽对2017年度经销合作协议等协议项下天津中宝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旭东、韩依然、天津远大公司对2018年度经销合作协议等协议项下天津中宝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旭东、韩依然、鞠红良、天津大运公司对各年度经销合作协议等协议项下天津中宝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保证人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违约金等相关费用。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质证称，王旭东作为天津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系履职行为，个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且保证人承担债务范围不能超出主债务。韩依然质证称，韩依然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结合韩依然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韩依然对天津中宝公司涉案债务提供担保，故不予认定；证据七、2017年6月份发车单及增值税发票、2018年度发车单及增值税发票，证明1.2017年度6月份后至该年底发车已开票的金额为6861028元,2018年1月至9月发车开票金额为666800元,合计7527828元；2018年9月30日对账单中载明的会计往来账金额7024312.94元车款均为2017年、2018年发生的车款金额；2.2017年欠付车款金额为6464712.94元；3、2018年欠付车款金额为3969310元。2018年发车清单上底盘号为HB302099实际发生时间2018年1月31日，在对账单中也载明了，该台车为2018年债务，非2017年债务。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质证称，认可天津中宝公司盖章的接收单，但原告交付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多份接收单由原告业务人员孙楠签收，不能证明交付天津中宝公司。另案600万元支票应抵扣相应车款。韩依然、鞠红良分别质证称与自己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具体两个年度发生的交易额以本院认定为准；证据八、车辆行驶里程截图，证明案涉争议的12台车已由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向终端客户销售并正常营运，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就该12台车系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保管关系。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质证称，仅有八台车路线图，原告主张12台车非天津中宝公司购买，不在天津中宝公司处。韩依然、鞠红良分别质证称与自己无关。本院审查后认为，结合原告提交的DMS订单、《驾送交接单》、《收车证明》，能够互相印证，予以认定；证据九、《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汇款凭证，证明原告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代理费191573元，原告按约已付第一期律师费114943.8元。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质证称，不属于买卖合同内容，不予认可。韩依然、鞠红良分别质证称与自己无关，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将结合案情对该笔费用予以综合认定，具体以本院最终认定为准。证据十、DMS订单、《驾送交接单》、《收车证明》，证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于DMS系统中订购了底盘号为HD002379、HD002391、HD002598、HD002604、EB214198、EB214199、JD007700、JD010930、JD011568、JD011569、JD11572、JD011573的12台车辆，且该12台车辆已经全部交付天津中宝公司。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证称，DMS订单无天津中宝公司签字，驾送交接单不能作为收车依据。被告韩依然质证称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天津大运公司质证称，同意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告天津中宝公司虽提出未收到该12台车的抗辩，但无证据佐证，不予采信，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证据十一、DMS网页截图、DMS订单，证明天津中宝公司曾于DMS系统中订购过底盘号为JD009689、JD009690、JD009691、HD002599、HD002601、HD002603、HD002597的车辆，后来取消了订单，扣除定金13.5万元的依据。天津中宝公司、天津远大公司、王旭东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韩依然质证称，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天津大运公司质证称，同意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远大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光盘（王旭东与原告在天津大区经理孙楠通话录音）、证明双方并未对账目进行真实核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仅是为了应付审计而加盖的公章。原告质证称三性均不予认可，且听不清内容。被告韩依然质证称，听不清内容。本院经审查认为，天津中宝公司虽与第一次庭审后另行补充提交了通话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稿，但仍不能证明通话人员的身份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证据二、（2020）皖0208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保兑仓案件中原告将600万元抵减了车款，本案中未体现该600万元去向，应就涉案金额将600万元从原告车款中扣除。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韩依然质证称相关情况不清楚。鞠红良质证称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三、通话录音光盘（王旭东与原告在天津大区经理孙楠通话录音）、录音文字整理稿，证明双方并未对账目进行真实核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仅是为了应付审计而加盖的公章。原告质证称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韩依然质证称，对账上的争议请求法庭核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不能证明通话人员的身份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被告韩依然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韩依然与原告员工孙楠的录音及录音整理稿、通话记录以及电话号码缴费发票、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天津市分册目录、（2020）皖0208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韩依然签署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并非为本案中的经销合作协议书提供担保，该判决书认定了带有“王旭东、韩依然、鞠红良”签名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及带有“王旭东、韩依然”签名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韩依然本人签字，前述文件对韩依然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认定原告无证据证明韩依然签署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是何时形成的哪一份“协议”，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再依据此主张韩依然承担担保责任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质证称，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确定对方是孙楠；鉴定意见书无异议；62号案件判决书无异议。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远大公司质证称无异议。被告鞠红良质证称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合审理查明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证据二、录音光盘（韩依然与孙楠的通话），证明韩依然签署的不可撤销担保函并非为本案中的经销合作协议项下中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提供的另外两份带有韩依然签字的担保函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韩依然本人所签，因此韩依然不应为本案承担担保责任。原告质证称无异议。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远大公司质证称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中能够证实对账单形成过程，对账单非真实对账结果。本院经审查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但对。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远大公司质证意见不予采信。被告鞠红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保兑方三方协议》、《2017年经销商合作协议》、《2018年经销商合作协议》，证明为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保兑仓协议提供担保，而非为本案提供担保。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远大公司质证称无异议。被告韩依然质证称请求法庭核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签订《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甲方即原告授予乙方即被告天津中宝公司联合卡车一级经销商资质，授权经营联合卡车全系列产品；授权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乙方需通过甲方网络营销管理平台（简称“DMS”系统）向甲方提出订单需求，订单中应包含产品型号配置、需求数量、需求时间等信息；甲方根据乙方订单信息进行备货生产，生产完毕后向乙方进行交付。订单生效后乙方不得取消订单，否则甲方不予退还乙方定金；产品价格以甲方DMS系统或对账单确认的价格为准，对价格、返利以及其他所有优惠促销政策均以甲方DMS系统公布内容或加盖甲方公章的书面文件为准，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形式承诺均无效；乙方应在收到货后立即在驾送交接单签字盖章确认，对产品外观、乙方应在收到货后立即在驾送交接单上盖章确认；乙方将订单通过DMS方式发送给甲方，甲方依据订单信息与乙方进行结算，货款结算方式为全款发货；为促进乙方经销，甲方可根据乙方实际运营情况给予乙方相应的授信发货额度，乙方应在每年度12月31日前向甲方付清授信额度内对应的发货款项；甲方发至乙方处的库存车所有权归甲方所有，针对库存车甲乙双方之间为保管关系；乙方拖欠货款的，应当按欠款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以及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不低于1万元的差旅费、鉴定费、公告费、公证费等）；协议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18年3月6日，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又续签订了《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协议同样约定由甲方即原告授予乙方即被告天津中宝公司联合卡车一级经销商资质,授权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其他条款均与2017年度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一致。另外，被告王旭东、齐爽共同与原告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鉴于债务人天津中宝公司为原告产品的经销商，与原告及相关方签订了一系列买卖、保兑仓和融资租赁等协议，原告应债务人的委托，在债务人开展保兑仓等业务中为债务人向他人提供保证、回购等担保责任，两被告愿意为上述业务中原告对债务人的债权及原告为债务人向他方提供的担保责任在最高额限度内向原告提供保证担保（或反担保）；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2017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债权，向原告提供最高额6500万元的保证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违约金等相关费用，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两年，即自原告与债务人、第三方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决算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债务人或未履行任何一笔已到期债务的，原告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被告王旭东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约定保证人对债务人天津中宝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额9000万元的保证责任；其他条款同上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条款。被告天津远大公司与原告同样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的内容同前份合同的约定。2018年4月27日，被告王旭东与韩依然共同向原告出具《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该函称鉴于天津中宝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本人愿意无条件为该协议中所有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代为还款责任，基于行使追偿权而产生的义务、逾期责任、违约责任等）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担保函签订之日起至主协议项下全部义务到期之日起两年。同日，王旭东、鞠红良共同向原告出具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载明：鉴于天津中宝公司于2016年-2018年与原告签订的各年度经销合作协议及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及所有附属协议，本人愿意无条件为该协议中所有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代为还款责任，基于行使追偿权而产生的义务、逾期责任、违约责任等）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担保函签订之日起至主协议项下全部义务到期之日起两年。同日，被告天津大运公司也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一份，担保函内容与前份担保函内容一致。以上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天津中宝公司在网络营销平台即DMS系统提报的订单发车，双方于2018年9月30日进行对账，由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在对账单中签章确认：欠款总额37069932.94元，其中包括会计往来账余额即天津中宝公司欠原告已交付已开票车款7024312.94元、已交付96台车未开票货款30045620元，保证金350000元未抵扣，且该对账单同时载明了已交付未开票96台车的发车日期、底盘号及对应价款。同日，天津中宝公司在《经销商未兑现政策核对（2018-9-30）》签章确认2018年9月底返利余额为-436477.76元。对账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8日期间，陆续支付给原告货款共计765000元，其中365000元在回款单上注明系2018年所发车辆的货款。另外，经原告与天津中宝公司协商，将发给天津中宝公司96辆车辆中81辆调拨给其他经销商销售，剩余的15辆车仍存放在天津中宝公司处，后对该15辆中的3辆（底盘号分别为JD011570、JD011571、HB302099后改码为KD020349的车辆）开具了发票，票面金额分别为192500元、192500元及286510元，共计671510元。其余12台未开票车辆底盘号及对应价款分别为：HD002379价款324000元、HD002391价款324000元、HD002598价款323300元、HD002604价款323300元、EB214198价款394700元、EB214199价款398200元、JD007700价款359000元、JD010930价款441700元、JD011568价款207500元、JD011569价款207500元、JD11572价款207500元、JD011573价款207500元，合计3718200元。截止目前，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共计欠原告货款10299022.94元（对账单中已交付已开票车款7024312.94元+对账后3台已开票车款671510元+12台未开票车款3718200元-已付765000元-保证金350000元）。原告为讨要货款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并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原告于2017年期间向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交付的已开票30辆车货款计6528298元(已扣除1辆不能确定发车时间、于2018年开票底盘号HD001030的车辆，价款为332730元)，2台未开票车款722200元，2017年车款合计7250498元；2018年期间向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交付已开票6台车计货款1384530元（含前述2018年开票底盘号HD001030的车辆，扣除1台不能确定发车时间、于2019年6月28日开票底盘号HB302099，价款为286510元），10台未开票车款2996000元，2018年车款合计4380530元。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于2018年支付给原告765000元货款中在回款单上注明为2018年所发车辆对应款项365000元，应视为支付2018年车款，其余未注明对应债务的400000元、以及保证金350000元均按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优先抵扣2017年形成的债务，那么被告天津中宝公司所欠原告2018年债务4015530元（4380530元-365000元），余下所欠货款5996982.94元（总欠款10299022.94元-2018年债务4015530元-2019年底盘号HB302099货款286510元），结合庭审查明认定为天津中宝公司于2017年期间形成的债务。2020年7月17日，本院做出（2020）皖0208民初6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韩依然向本院提交的《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够确认载有“王旭东、鞠红良、韩依然”签名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自然人担保）》中“韩依然”签名非韩依然笔迹，以及确认载有“王旭东、韩依然”签名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中“韩依然”签名非韩依然笔迹，因此上述《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自然人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对韩依然不发生法律效力，韩依然因此不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以上《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自然人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均为同一份担保函及合同。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之间签订的《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和《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经销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向原告提报订单后且支付车款后原告发车，授信发货额度天津中宝公司则应在12月31日前向原告付清授信额度内对应的发货款项。由此可见，被告天津中宝公司以向原告购入车辆再对外售出的方式开展经销业务，其与原告之间就涉案车辆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履行供货义务,而被告天津中宝公司收货后未足额支付相应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天津中宝公司所欠原告货款的金额,应以双方共同确认的对账单中欠款金额及原告提交的回款清单、增值税发票、记账凭证为准，认定为10299022.94元（对账单中已交付已开票车款7024312.94元+对账后3台已开票车款671510元+12台未开票车款3718200元-已付765000元-保证金350000元），并认定违约金2059804.59元（10299022.94元×20%），其中2017年度货款及违约金7196379.53元（货款5996982.94元、违约金1199396.59元），2018年度货款及违约金4818636元（货款4015530元、违约金803106元）；原告要求天津中宝公司返还已兑现的返利436477.76元，但根据其所提交的“经销商未兑现政策核对（2018-9-30）”来看，应属原告作为厂家对经销商的一项奖惩机制，并非被告天津中宝公司欠原告的货款，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向天津中宝公司支付过该笔返利款，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该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原告提出在天津中宝公司已付货款中扣除订货未提车的135000元定金，但提交的“记账凭证”、“扣款函”均系单方制作，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天津中宝公司无故取消订单或故意不履行订单义务，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191573元，考虑本案法律关系复杂程序以及诉讼代理人在本案中付出相应服务等因素，本院调整酌情认定114943.8元。原告要求各担保人分别对天津中宝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王旭东的保证责任，王旭东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分别对被告天津中宝公司在2017年度与2018年度与原告发生的债务分别在最高限额6500万元、9000万元限额内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涉案债务发生在保证期限内，且未超过约定的最高额保证限额，王旭东应对天津中宝公司债务在所提供担保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原告要求齐爽对天津中宝公司所欠车款7546222.94元、应返还的返利436477.76元及违约金2086804.58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原告与齐爽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约定，齐爽对天津中宝公司于2017年度期间产生的债务在最高额6500万限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结合本院查明事实，认定齐爽应对天津中宝公司2017年度7196379.53元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原告要求鞠红良承担保证责任，虽然鞠红良与王旭东共同向原告出具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所载为天津中宝公司2016-2018年度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应从属于相应年度的经销合作协议而存在，鞠红良于2018年4月27日提供保证担保时，2017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已于同年12月31日届满而终止。因此，鞠红良所担保债务应为天津中宝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即对天津中宝公司2018年形成的4818636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同理可得，天津大运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函的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原告要求天津大运公司对天津中宝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外，原告无证据证明天津大运公司提供担保时形成股东会决议，也无证据证明原告履行了审查义务，天津大运公司向原告出具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无效。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债权人、担保人均有过错的，保证人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债权人未对提供担保的天津大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尽到审查义务具有过错，而天津大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未召开股东会亦存在过错，故天津大运公司对应承担天津中宝公司2018年度4818636元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理，原告要求天津远大公司对天津中宝公司所欠车款4047800元、返利款436477.76元及违约金2086804.58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也因未提供天津远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不能证明原告履行审查义务而无效，故天津远大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法人担保）》亦无效，天津远大公司依法应对天津中宝公司2018年度4818636元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韩依然的保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载有“王旭东、鞠红良、韩依然”签名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自然人担保）》中“韩依然”签名，以及载有“王旭东、韩依然”签名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担保）》中“韩依然”签名均非韩依然本人笔迹，因此，以上担保函及保证合同对韩依然均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对于韩依然认可的其与王旭东于2018年4月27日共同出具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函（自然人担保）》，因该函所载“鉴于（经销商）于年月日与贵公司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不能明确所提供担保的主合同是何时形成的哪一份“协议”，且截止法庭辩论终结前原、被告对主合同为哪一份合同仍达不成合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韩依然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另外，以上保证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均有权向天津中宝公司行使追偿权。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大运公司提出对账单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抗辩，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提出（2020）皖0208民初62号判决书中确认天津中宝公司向原告600万元为借款用于偿还原告车款，上述款项应抵扣货款的抗辩，本院认为，（2020）皖0208民初62号案件中所涉及600万元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24日，系“对账单”出具之前形成的债务，因此原告提出该600万元在2018年9月30日对账时已进行了扣减的主张符合交易实际，对被告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上述被告提出天津中宝公司与原告之间系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与本审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上述被告提出12台未开票车辆与原告之间构成保管关系、天津中宝公司处无该12辆车的答辩，因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对账单中96台车约定为库存车，且根据原告提交的DMS订单、驾送交接验收单、收车证明，能够体现天津中宝公司向原告订购车辆以及车辆已交付的事实，天津中宝公司应按经销合作协议书约定在每年度12月31日前向原告付清授信额度内对应的发货款项，故该抗辩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天津中宝公司、王旭东、天津大运公司、鞠红良、齐爽、天津远大公司提出的其他答辩意见，亦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佐证，不予采信；被告韩依然提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本院予以采信。据此，对原告要求被告天津中宝公司给付货款、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金额以本院最终认定为准，原告要求被告王旭东、鞠红良、天津大运公司、齐爽、天津远大公司对天津中宝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结合审理查明予以部分支持，具体亦以本院认定为准。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货款10299022.94元及违约金2059804.59元，合计12358827.53元。二、被告王旭东对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度7196379.53元债务、2018年度4818636元债务分别在最高额6500万元限额、9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三、被告齐爽应对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度7196379.53元债务在最高额65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四、被告鞠红良应对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度4818636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被告天津市宝坻区远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大运恒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分别对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度4818636元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六、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实现债权律师费114943.8元。七、驳回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693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5693元，由原告集瑞联合卡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693元，被告天津中宝联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王旭东、鞠红良、天津大运恒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齐爽、天津市宝坻区远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玲玲人民陪审员  梅红霞人民陪审员  徐明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徐倩倩附适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