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502民初733号原告：张松林，男，196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系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员工，住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胜，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山南现代综合产业园办公楼2层2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22003214032731。法定代表人：李锋，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锋，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系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王钢，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系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立峰，西藏雅砻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罗菊芳，女，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浙江省台州市。第三人：徐阿堂，男，194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浙江省台州市。第三人：罗菊芳及第三人徐阿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烨，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罗菊芳及第三人徐阿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湖北今天（山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松林与被告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被告李锋、被告王钢、第三人罗菊芳、第三人徐阿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受理后，被告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12日以本案因涉及商业秘密为由向本院提交不公开审理申请书。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松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胜及被告华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被告李锋、被告王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及第三人罗菊芳、第三人徐阿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松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确认原告张松林持有被告华泰公司2.2091%的股权；3.判令被告华泰公司将被告李锋、被告王钢所持被告华泰公司2.2091%股权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原告张松林名下，被告李锋、被告王钢予以配合协助；4.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分别于2008年9月22日出资105万元，于2013年12月16日出资78万元持有杭州兴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公司）165万股(股权比例2.138％)。因兴海公司股东人数过多、股权分散，不利于兴海公司控股的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实公司）成功上市，2015年7月20日兴海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解散。2015年12月22日，兴海公司将其持有的天广实公司的78.39％股权(3772.4524万股)转让给被告华泰公司。2016年5月24日，兴海公司清算后将原告的投资及收益共计1,900,458.91元汇入原告账户，2016年5月26日，原告将从兴海公司的投资及收益共计1,900,458.91元汇入第三人罗菊芳账户，委托罗菊芳以代持方式持有天广实公司的控股股东华泰公司的股权。根据罗菊芳提供《2020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兴海公司注销资金共计89,156,477.06元，由兴海公司原股东通过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四人账户转入华泰公司，由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代持其余兴海公司原股东相应股权。2018年7月19日，华泰公司实名股东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在明知罗菊芳系代持原告等人股权的情况下，未通知原告，未征得原告同意，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公司，并同意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减少股东罗菊芳持有公司认缴出资71.35万元(占出资比例14.27％)，公司注册资金从500万元变更为428.65万元，通过公司新章程。2018年7月20日，相应股权变更、注册资金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原告认为，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原告的利益，其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原告委托罗菊芳以代持方式持有华泰公司的股权，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原告与系争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有权提起本案之诉。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制止被告华泰公司、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对原告权益的恶劣侵害，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1.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明确为确认被告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股东并同意减资的内容无效；2.原告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原告持有被告华泰公司2.2081%的股权；3.原告将第三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即要求被告华泰公司将被告李锋、被告王钢持有的被告华泰公司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对此经庭审释明后原告对原诉讼请求未进行变更；4.原告将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被告华泰公司辩称，1.2018年的减资决议系被告华泰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出，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任何无效事由。2018年7月19日，被告华泰公司依法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参与表决并形成2018年减资决议，一致同意罗菊芳退出公司，被告华泰公司以减资方式，减少股东罗菊芳持有公司的认缴出资额71.35万元。前述决议内容包括罗菊芳在内的全体股东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表决通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张松林主张该减资决议无效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2.即便罗菊芳存在受托投资行为，但罗菊芳与原告之间形成的约定对被告华泰公司并无约束力，原告无权以此为由否定2018年减资决议效力，更无权要求被告华泰公司将股东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等规定，因被告华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据权力机构即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会所作决议行事。2018年的减资决议，包括罗菊芳在内登记于股东名册且已办理工商登记的被告华泰公司全体股东，依其各自自由意志表决通过。原告以罗菊芳未尽受托义务为由，要求确认2018年减资决议无效，实质上是要求被告华泰公司这一非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项下责任，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不应得到支持。3.原告以股东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同意进行股权转让为前提，要求被告华泰公司将股东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4.罗菊芳所持股权已被合法注销，无论原告与罗菊芳如何约定，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在客观上均已无法履行。如原告认为罗菊芳同意减资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自行向罗菊芳主张违约责任。在2018年减资决议作出后，被告华泰公司依法办理了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罗菊芳持有的被告华泰公司股权在减资后已被注销。在此情况下，无论原告是否有权基于其与罗菊芳之间的委托投资约定要求成为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随着注销罗菊芳股权，其确认股东资格的事实基础亦已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此时在未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况下，被告华泰公司亦无权协助办理将原告登记为股东的变更手续。综上所述，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锋辩称，1.2018年减资决议系被告华泰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表决作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任何无效事由。罗菊芳所持股权已被合法注销，原告要求确认其持有股权不应得到支持。2018年7月19日，被告华泰公司依法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并形成2018年减资决议，同意罗菊芳退出公司，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减少股东罗菊芳持有公司的认缴出资额71.35万元。此后，被告华泰公司依法办理了此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罗菊芳持有的被告华泰公司股权在减资后已被注销。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已然不存在，其要求确认持有被告华泰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客观上亦无法履行，且前述决议内容系由包括罗菊芳在内的全体股东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表决通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2.即便罗菊芳与原告之间存在受托投资行为，但罗菊芳与原告之间的约定对李锋并无约束力，原告无权据此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更无权要求被告华泰公司将自有股权转让至其名下。罗菊芳与被告李锋之间同属记载于股东名册且办理工商登记的被告华泰公司合法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等规定，股东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法定权利。罗菊芳作为被告华泰公司的合法股东，有权基于其自由意志对包括退股、公司减资在内的事项行使股东权利，被告李锋无权干涉，更无意干涉。即便被告李锋知道原告与罗菊芳之间存在受托投资行为，但该委托投资关系成立于原告与罗菊芳之间，与被告李锋无关，更无约束力。原告以罗菊芳未尽受托义务为由，要求确认2018年减资决议无效，实质上是要求被告华泰公司及被告李锋等非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项下责任，显然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不应得到支持。3.如原告确实认为罗菊芳同意减资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也应向罗菊芳主张违约责任。其滥用诉权，妄图借本案阻碍被告李锋的正常资本运作、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事实上，被告华泰公司系被告李锋实际控制的天广实公司的主要持股平台。被告李锋自2011年回国加入天广实公司后，利用自己掌握的专利及先进技术，一步步引领天广实公司成为在抗体药物研发领域技术领先的国内医药企业。2018年罗菊芳减资退股时，天广实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被告李锋的资本运作频频遇阻，前景并不乐观。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被告李锋在内的各股东出于对过往合作关系的考虑，仍同意向罗菊芳支付了远远高于其出资金额的减资款，原告从罗菊芳处所能获得的投资收益达到其投资本金的六倍有余。因在2018年减资决议作出一年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设科创板，明确重点支持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并不再对拟上市公司提出连续盈利要求。故此，被告李锋重新获得了华泰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推进天广实公司上市的可能性。然而，原告在华泰公司依据2018年减资决议完成变更登记之后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未曾向被告华泰公司或者被告李锋提出任何异议，却在今年获悉被告李锋实际控制被告华泰公司作为主要股东的天广实公司重启上市计划后，才基于数年前的委托投资行为提起本案诉讼，试图成为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并以本案作为筹码，妄图向被告李锋牟取不当利益，并侵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应当依法驳回。被告王钢的答辩意见与被告李锋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罗菊芳辩称，1.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而不是为了成为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签署《委托投资协议书》的背景如下：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均曾在案外人海正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任职，并因此有机会成为了兴海公司的股东。2008年，兴海公司以1600万元的对价从案外人西藏天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处受让了天广实公司100%的股权。2011年，被告李锋作为对外引进的技术核心加入天广实公司，并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利用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对天广实公司既有的业务方向进行了调整，并逐步取得了天广实公司的决策管理权。2015年，被告李锋牵头设立被告华泰公司，并由被告华泰公司以约678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兴海公司持有的天广实公司全部78.39%的股权。2016年5月，兴海公司解散并完成了剩余财产分配。因被告李锋牵头设立被告华泰公司之前，就已经明确强调，对于原属于海正集团员工的兴海公司股东，除了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之外，不再接受其他人成为股东，亦不允许进行股权代持。故此，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委托投资人对这一要求均明知，并清楚知悉自己不会成为被告华泰公司股东的前提下，才基于多年来与第三人罗菊芳共事所产生的信任关系，找到第三人罗菊芳进行协商，希望委托第三人罗菊芳投资以获取收益，并签署了《委托投资协议书》。因此，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出于能够获得投资收益的目的，而并非是委托第三人罗菊芳代持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份。双方签订协议时，在委托投资的范畴内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2.第三人罗菊芳有权不受限制地行使股东权利，其同意减资退出山南华泰公司的决议合法有效。第三人罗菊芳在2018年减资前，已实缴了71.35万元的出资额，并持有被告华泰公司14.27%的股权，系被告华泰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登记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信息上的合法股东，有权行使作为股东的一切权利。同时，根据《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双方在委托投资过程中除转委托之外的所有事项，均全权交由被委托人即第三人罗菊芳实施，投资风险由委托投资人原告承担。因此，无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还是第三人罗菊芳与原告的协议约定，第三人罗菊芳均有权决定从被告华泰公司减资退股，案涉减资决议合法有效。3.第三人罗菊芳在2018年退出被告华泰公司时，基于《委托投资协议书》为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委托投资人都带来了高额的投资回报，原告的合法权益未受到任何损害。事实上，在被告华泰公司设立经营期间到第三人罗菊芳减资退出之前，第三人向被告华泰公司投资了约398万元的资金，该资金与第三人罗菊芳基于《委托投资协议书》从委托投资人处取得的投资款一起，除了实缴对被告华泰公司71.35万元的出资额之外，第三人罗菊芳亦先后以股东借款等方式对被告华泰公司进行了投资。2016年9月，第三人罗菊芳收到被告华泰公司的还款后，已经向原告支付了绝大部分投资本金。4.2018年第三人罗菊芳退出被告华泰公司时，天广实公司处于连续亏损状态，且不符合当时的境内上市条件，如继续持有股权而天广实公司上市失败，委托投资人的剩余本金有全部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天广实公司当时在融资时获得的估值仍较高，第三人罗菊芳选择退出，可以确定地获得第三人出资额十倍左右的减资利润，进而保证了委托投资人本金不受损失。在此之外，第三人便与其他股东协商达成了依据徐阿堂退出时被告华泰公司情况获得相应补偿的约定，如果满足补偿条件，所获收益还可以让委托投资人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而在2020年徐阿堂减资完成后，第三人罗菊芳亦督促各股东履行了该约定，并与徐阿堂共同向华泰公司出具了《指令支付函》，向原告在内的其他委托投资人分配了数百万元的剩余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综上所述，第三人罗菊芳与原告系委托投资关系，且第三人罗菊芳优质地实现了原告的委托目的，现其与原告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不是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更不能要求成为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原告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第三人徐阿堂辩称，除第三人罗菊芳发表的上述答辩意见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第三人徐阿堂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2.第三人徐阿堂系被告华泰公司的合法股东，持有被告华泰公司的股权，记载于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名册，系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信息上的合法股东，因此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第三人徐阿堂属于合法行使股东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三被告及第三人罗菊芳、第三人徐阿堂对原告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1份、中国工商银行回单原件1张、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出资确认书、笔迹效力确认书、营业执照、变更公告、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西藏增值税普通发票、收据、记账凭证、银行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复印件各1份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原告张松林、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第三人罗菊芳、第三人徐阿堂对被告华泰公司提交的山南市华泰公司股东会决议（2020年2月12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减资手续工商档案、山南华泰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复印件各1份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张松林提交浙江省统一收款收据联及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原件各1张、现金存款凭证、杭州海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注销登记审核表复印件各1张，用以证明原告于2008年9月22日出资105万元，2013年12月16日出资78万元其持有兴海公司165万股，2015年7月20日兴海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解散，并于2016年5月27日兴海公司注销登记的事实。被告华泰公司以该组证据系原告与案外人兴海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被告华泰公司无关联为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予确认，对关联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对浙江省统一收款收据联及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因现金存款凭证、杭州海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注销登记审核表均系复印件，故真实性与合法性请求法院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中原告系兴海公司股东及原告持有兴海公司165万股及该公司经全体股东决议解散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对浙江省统一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原件与该凭证复印件不一致，且该证据中原告在兴海公司出资额为183万元，但兴海公司解散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签字表中原告实际出资额为177万元。因现金存款凭证、杭州海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注销登记审核表均系复印件为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存在质疑。因浙江省统一收款收据及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系原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采纳，但仅凭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现金存款凭证、杭州海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注销登记审核表虽系复印件，但本院对该组证据中原告向兴海公司转账支付投资款78万元，兴海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召开会议议题为会议解散事宜的股东大会及该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注销的事实予以采纳；2.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及整改结果的公告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5年7月包含海正药业时任董事、监事高管在内的部分杭州兴海股东及实际投资人委托罗菊芳、徐阿堂作为其代持人，与李锋、王钢一起共同设立华泰公司的事实。被告华泰公司以①该公告系案外人浙江海正药业公司对其内部违规行为的单方认定和说明，不能以此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②罗菊芳、徐阿堂系自有资金出资，并合法登记为华泰公司股东，不存在代持的行为，即使罗菊芳、徐阿堂存在受托投资的情况，对华泰公司而言其受托投资行为并不能影响罗菊芳、徐阿堂是华泰公司股东的身份，也不能改变华泰公司在设立时仅有四位股东的事实。③该公告的第二页亦明确表述在罗菊芳、徐阿堂退出之后，相关时任或现任海正药业董事、监事、高管均不再享有天广实公司任何权益为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锋及被告王钢以①李锋之所以设立华泰公司，是因为在当时天广实公司系李锋主导经营管理，但因为其母公司兴海公司股权分散，且兴海公司的股东多为海正药业或其子公司员工，为了将天广实公司和海正药业彻底切割，保证天广实公司股权清晰，保持李锋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力以及便于后续融资和上市，所以李锋才选择了与海正药业及其子公司没有关联的罗菊芳、徐阿堂、王钢三人作为合作伙伴。②李锋和王钢在2019年协助配合海正药业自查之前并不知悉，也无义务了解罗菊芳、徐阿堂对华泰公司的出资以及借款资金的具体来源，直到2019年配合海正药业自查及审计局审计之后，李锋和王钢才在这一自查过程中，从椒江区审计局了解到罗菊芳、徐阿堂对华泰公司的借款及出资金额有可能来源于兴海公司的部分原股东及其他投资人。③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系海正药业在违规自查之后所公示出来的自查结果为由，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以该公告系案外人海正药业的公告，其对于相关内容的说明完全无法体现第三人罗菊芳与原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第二行虽明确载明实际投资人委托罗菊芳、徐阿堂作为其代持人，但事实上徐阿堂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不能证实原告与罗菊芳之间是所谓的代持关系，而只是单纯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虽该证据系复印件，但三被告对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采纳，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与本案之间存在关联及原告主张的事实，故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采纳；3.杭州兴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解散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签字表及收款收据原件各1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工行内转账汇款打印件2份，用以证明2016年5月24日，兴海公司清算后将原告的投资及收益共计1,900,458.91元汇入原告账户，同年5月26日，原告将从兴海公司的投资及收益共计1,900,458.91元汇入第三人罗菊芳账户，委托罗菊芳以代持天广实公司的控股股东华泰公司的股权的事实。三被告以从该证据显示的是原告与案外人兴海公司、罗菊芳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华泰公司及本案的争议无关。且罗菊芳已明确载明收到的是原告的委托投资款，与罗菊芳所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所确定的法律关系相符，而非原告所主张的代持法律关系为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第三人徐阿堂以对该组证据中杭州兴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解散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签字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工行内转账汇款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但以该组证据仅能证实原告依照《委托投资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履行了将投资款交付给被委托人第三人罗菊芳，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构成所谓的股权代持关系，且相关内容徐阿堂完全不知情为由，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2016年5月24日，兴海公司清算后将原告的投资及收益共计1,900,458.91元汇入原告账户及同年5月26日原告将从兴海公司的投资及收益共计1,900,458.91元汇入第三人罗菊芳账户的事实予以采纳，但仅凭该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系代持华泰公司股权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纳；4.山南华泰君实投资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临时股东会决议--补充决议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8年7月19日，华泰公司实名股东被告李锋及王钢、第三人徐阿堂及罗菊芳在明知罗菊芳系代持原告等人股权的情况下，未通知、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下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公司，同意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减少股东罗菊芳持有公司认缴出资71.35万元（占出资比例14.27%），公司注册资金从500万元变更为428.65万元，通过公司新章程的事实。三被告以该证据未在山南市监察管理局备案，原告无权获取和持有该证据，因原告陈述证据来源时存在向法庭做虚假陈述的情况为由，对原告取得该证据的合法性，应以非法证据排除，且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以第三人作为华泰公司的合法股东在股东大会中进行表决发表自己的意见，属于合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同时，罗菊芳作为合法股东，以减资的方式要求退出华泰公司亦属于合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罗菊芳与原告之间仅为委托投资关系，所行使股东权利的内容方式均无需向原告汇报或报备为由对原告取得该证据的合法性，应以非法证据排除，且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无法证实原告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5.审计取证单、关于兴海注销后股东留存收益分配及退股建议的汇报（修订方案）、2016年9月实施0.85元/股分红表、山南华泰君实股本情况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①2016年9月，华泰公司向实际投资人分红1000万元。②兴海公司于2016年6月注销，其全部资产转入华泰公司（部分通过投资，部分通过债权形式）及华泰公司分红比例为0.85元/股，总股本为7718万元，总额6560万元，其中5650万元通过往来款处理，约1000万元通过利润分配方式处理。③华泰公司实际出资人委托罗菊芳、徐阿堂代持华泰公司股份的情况。华泰公司于2016年9月按照实际投资人持有的股份共计7718万股份分红及李锋实际出资占比0.9199%，王钢实际出资占比16.4939%、徐阿堂实际（含受托）出资占比24.9417%、罗菊芳实际（含受托）出资占比57.6445%的事实。被告华泰公司以①2016年9月，华泰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仅向四位股东进行了分红，与原告主张的所谓实际投资人无关，不存在向所谓实际投资人分红的事实。因原告提交的审计取证单能够证明被告华泰公司仅有四位股东及均完成了实缴出资。罗菊芳已经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华泰公司，且减资时获取了公允的减资收益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且原告在无法说明其证据来源的情况下其不应持有该证据为由对审计取证单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②关于兴海注销后股东留存收益分配、退股建议的汇报及2016年9月实施0.85元/股分红表系复印件，且该证据并非华泰公司出具，也没有任何的主体签字或盖章，不排除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可能性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③因原告无法说明山南华泰君实股本情况的证据来源，该证据是原告自制的表格，并非华泰公司所出具，也无任何主体的签字或盖章，且该证据也与原告自己提交的审计取证单所反映的华泰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不符，华泰公司四名股东已分别按照工商登记、股权比例实缴出资。华泰公司的分红，亦按照该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该表格内容显然与事实不符为由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李锋及王钢以①关于兴海注销后股东留存收益分配及退股建议的汇报、2016年9月实施0.85元/股分红表及山南华泰君实股本情况的内容及目的已经明确，其认可委托罗菊芳进行投资的事实。②在2016年8月至9月期间，之所以会进行1000万元的分红，是因为华泰公司在2016年对外数次转让了天广实公司的股份，取得了数千万元的收入，而四位股东在华泰公司设立至今还尚未进行过分红，因此才一致决定在2016年9月进行了华泰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次分红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以第三人作为华泰公司当时的股东，对于当时1000万元的分红了解到的情况是1000万元是注册在股东名册上的四位股东进行分红的资金，且关于兴海注销后股东留存收益分配退股建议的汇报、2016年9月实施0.85元/股份红表及山南华泰君实股本情况是原告自行打印不具备证据的任何特性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且经庭审核实原告无法说明来源，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6.访谈记录复印件13份，用以证明天广实公司向华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杨亦琪、罗幸福、俞丽萍、朱康勤、李丽、崔兴虎、王海彬、柴群英、牟中欧、缪赤民、谷建斌、唐才林、马利标确认①实际出资人将从兴海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委托罗菊芳、徐阿堂出借华泰公司及履行对华泰公司实缴出资。②实际出资人委托罗菊芳和徐阿堂于2015年7月至2020年2月代持华泰公司股权，由罗菊芳和徐阿堂作为华泰公司的显名股东，实际投资人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华泰公司股权。③兴海公司将持有的天广实公司股权转让给华泰公司的原因系天广实长远及战略发展考虑，重新调整天广实的股权结构，激励管理层团队。④2016年9月各投资人按照0.85元/股标准收回部分资金，各投资人的最终数以按照华泰公司和扣除相应款项之后平均分配的事实。三被告以①该访谈内容只能代表被访谈人的意见和观点，不代表访谈人的意见，更不代表本案被告与第三人的观点和意见。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该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②华泰公司的出资人只有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不存在所谓的实际出资人。且该访谈记录中，被访谈对象并非本案当事人，所涉内容也与本案争议无关。③实际出资人与罗菊芳之间并非股权代持关系，而是将款项交由罗菊芳进行包括债权、股权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投资。罗菊芳向其支付款项并非是因为华泰公司向实际出资人的分红，而是基于罗菊芳债权还款以及股东分红等原因实际由罗菊芳向实际投资人分配的投资收益。该收益分配依据何种标准，内部之间如何约定都是罗菊芳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更与华泰公司无关为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以根据访谈记录第九页Q3的内容事实上罗菊芳一直是委托投资协议的意思表示为由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虽该证据系复印件，但三被告对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采纳。但该证据中的被访谈人均系案外人，且无法证实其与本案之间存在关联性及原告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采纳；7.协助调取证据材料说明、个人网银页面明细查询单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罗菊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配0.85元/股的分红款与2016年9月实施0.85元/股份红表一致及华泰公司实际的股权结构应该是按照原告提交的2016年9月实施0.85元/股份红表来予以认定的事实。三被告以原告主张2016年9月华泰公司向委托投资人分红并非事实，罗菊芳持有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在收到该款项当日提供的收款收据系罗菊芳依据《委托投资协议书》向委托投资人支付的投资收益及罗菊芳与委托投资人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至于罗菊芳是按照什么标准进行的投资收益的分配，是罗菊芳与原告基于合同关系自行处理，与被告华泰公司无关，更不能证明系原告基于股权代持关系所获得股份分红。且协助调取证据材料说明已明确罗菊芳未曾向徐阿堂、王钢或李锋支付过任何款项，原告主张罗菊芳和徐阿堂跟王钢之间应当按照分红表调整股权比例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以该组证据能证明罗菊芳依照双方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对委托人依约进行了阶段性投资回报的发放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虽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但三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采纳，但仅凭该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被告华泰公司提交：1.2018年7月19日山南华泰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减资手续工商档案、台州银行付款回单原件4张、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及税收完税证明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①2018年7月19日，华泰公司在全体股东参与表决的情况下依法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罗菊芳退出公司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减少股东罗菊芳持有的公司认缴出资额71.35万元。②华泰公司已依据减资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罗菊芳所持股权已经被合法注销。③罗菊芳在2018年减资后，实际收取了797.76万元的减资款。华泰公司亦已经代扣代缴罗菊芳所获收益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的事实。原告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所持股份已被合法注销，原告认为华泰公司以及王钢、罗菊芳和徐阿堂明知存在代持的情况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锋及王钢以罗菊芳与李锋、王钢系华泰公司章程载明并完成工商登记的股东，罗菊芳有权行使同意减资的股东权利。2018年做出该减资决议，李锋和王钢是到2019年6月才知道罗菊芳和徐阿堂之间的相关情况。李锋和王钢对于罗菊芳行使股东权利，是否受到其与原告或其他主体之间的协议约束并不知情，无义务询问原告对该减资决议的意见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该组证据均系原件且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2.支付指令函原件1份、台州银行付款回单原件5张，用以证明2020年9月华泰公司依据罗菊芳、徐阿堂的书面指令，曾将减资款中的6,166,762.52万元支付给原告，附言是投资收益及本金的事实。原告以支付指令函属于被告单方制作，不能反映客观真实的情况为由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台州银行付款回单实际上原告于2020年9月份通过银行汇款收到的投资收益及本金远远超过罗菊芳在2018年减资后实际收取的797.76万元的减资款，台州银行付款回单只能证明曾经汇过这笔款项的事实为由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锋及王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因该组证据与原件核对一致，且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3.华泰公司于2015年至2018年该公司减资前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原件22份、华泰公司及股东所签《借款合同》原件4份、华泰公司及股东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原件3份，用以证明华泰公司自成立以来至2018年减资期间始终是以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四位自然人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协助公司进行融资及原告从未要求参与，更未实际参与过华泰公司任何经营活动的事实。原告对华泰公司及股东所签《借款合同》原件4份及华泰公司及股东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原件3份的内容以无法核实为由，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华泰公司于2015年至2018年减资前召开的股东会决议的三性及华泰公司自成立以来至2018年减资期间始终是以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四位自然人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协助公司进行融资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原告从未要求实际参与过华泰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锋及王钢以华泰公司成立到罗菊芳减资退出期间，原告从未向华泰公司，包括李锋和王钢二人表现出任何要行使股东权利的意思，且从未实际参与过华泰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该组证据系原件，且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被告李锋提交：1.华泰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华泰公司基础版企业信用报告（节选）打印件各1份、天广实公司营业执照及股东名录、委托行使投票表决权的协议、确认函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华泰公司系天广实公司的持股平台，其对外仅投资天广实公司一家企业，目前华泰公司的股东为李锋和王钢，王钢系李锋的一致行动人，李锋为华泰公司及天广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原告以该组证据与本案确认其在华泰公司的股份比例无直接关联为由，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华泰公司及王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被告李锋提交的华泰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华泰公司基础版企业信用报告（节选）虽系打印件，但来源合法，且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2.天广实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天广实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原件各1册、关于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相关情况答记者问、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开板打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①天广实公司在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净亏损高达千万元，不符合当时有效上市规则规定的连续盈利的基本条件。罗菊芳在2018年减资时以接近800万元的金额退出持股平台，华泰公司价格公允合理，其权利并未受到任何侵害。②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开板，首次允许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包括监管局、公司所属生物医药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至此，李锋才重新获得了对华泰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推进天广实公司上市的可能性。③原告在减资决议做出两年之久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却在获悉天广实公司重启上市计划之后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滥用诉权谋取不当利益的恶意明显不应得到支持的事实。原告以其提交的访谈记录附件部分有2015年12月22日至2020年2月20日期间相应的华泰公司受让或者转让天广实股份的情况，根据这个转让的单价以及相应的折算比例，可以估算出华泰公司的股份并非以其实际的亏损作为定价依据。故对被告李锋认为价格公允合理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原告在2020年9月份收到相应的投资款退回之后才知道相应的权益受到侵害，因此提起诉讼，不存在滥用诉权谋取不当利益的恶意。故对原告在减资决议作出两年之久未提出任何异议，却在获悉天广实重启上市计划后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滥用诉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恶意明显不应当得到支持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综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华泰公司及王钢以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能够足以证明原告从未视自己为公司股东，否则在公司减资如此重大事项发生两年之后才关注，这显然可以证明原告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的意思表示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该组证据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广实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2017年至2018年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的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事实予以采纳。第三人罗菊芳提交1.《委托投资协议书》原件35份，用以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均是委托投资关系，原告系委托人，第三人罗菊芳系被委托人及双方之间并非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原告以形成《委托投资协议书》的背景是当初决定注销兴海公司重新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来减少股东分散的情况，便于上市当时兴海公司以及白骅通知原告等人事后补签该《委托投资协议书》，该协议并非当时交付款项时签署，故对该证据的内容真实性有疑义，且无法反映双方是委托投资关系为由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被告以①台州市椒江区审计局对白骅进行离任审计时，华泰公司知晓原告委托罗菊芳投资并签署《委托投资协议书》的事实。且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均在华泰公司成立之后，即在2016年4月份至5月份期间签署，但协议中没有明确载明需要投资的目标公司名称，不符合股权代持安排的基本特征。②该协议书明确全权委托罗菊芳行使一切权利，并明确载明了罗菊芳行使权利产生的经营风险、股权损失和其他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③原告无权依据该协议约定向华泰公司的李锋、王钢等非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如果原告认为权益受损，应当依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通过仲裁解决纠纷，而非在本案中增加无关主体的诉讼为由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第三人徐阿堂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因该证据系原件，且能证明案件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支付指令函打印件1份、兴海公司--公司解散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签字表与终止协议原件1份；原告向第三人罗菊芳的付款明细及被告华泰公司向原告付款的付款回单打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已经指令被告华泰公司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及第三人已履行《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事实。原告以根据公司解散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签字表以及相应的原告将款项打给罗菊芳的银行转账记录都是在兴海公司解散时产生的相应凭证，无法证明第三人已履行《委托投资协议书》义务的事实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被告以华泰公司将本应支付给罗菊芳和徐阿堂的收益款按照其指示支付给了其委托投资人，原告也已经收到了相应款项。原告与罗菊芳之间的协议安排是否妥当履行，依法应由二人在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认定，贵院对该纠纷没有管辖权，相关内容也与本案争议无关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徐阿堂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因该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有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3.《关于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打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①天广实公司于2008年和2015年存在两次股权变动的情况。②证明兴海公司在2008年以1600万元的对价受让了天广实公司100%股份。被告李锋于2011年加入天广实公司并负责经营决策后发展迅速，净资产大幅增长。③2015年被告华泰公司以6780万元这一超过天广实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的公允价格受让了兴海公司持有的全部天广实公司78.39%的股权的事实。原告以天广实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及兴海公司将天广实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华泰公司的情况与本案无关为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人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对甲方西藏天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与乙方兴海公司于2008年8月8日签署《关于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于2015年12月22日出让人兴海公司与受让人华泰公司以6780万元的价格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予以采纳；4.第三人罗菊芳与华泰公司之间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收付款明细查询打印件共11份、付款明细查询单复印件1份、收款收据原件1份，用以证明①罗菊芳的自有资金与基于《委托投资协议书》从原告及其他委托投资人处取得的投资款，除了用于缴纳对华泰公司出资之外，亦以股东借款等方式进行了投资。②2016年9月，第三人罗菊芳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委托人进行了投资款的阶段性分配及第三人罗菊芳积极履行了与原告的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帮助委托人获得了经济利益的事实。原告以①原告将相应的资金委托罗菊芳就是持有新设立公司的股权，并且由新设立公司持有天广实公司相应的股权，除原告主张的用于缴纳对华泰公司出资之外，原告当时并未授权罗菊芳以股东借款的方式进行投资。②原告投资的时间虽是2008年，但不能仅仅以2016年9月份收回了相应的投资款证明原告获取了相应的投资收益及最开始原告作为兴海公司的股东持有天广实的股份，显然原告的收益是被侵犯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三被告以在还借款的原因是华泰公司为了公司经营需要陆续偿还了借款。现罗菊芳实际上是通过债权投资的方式代委托投资人向华泰公司实施了借款合同，罗菊芳通过委托投资获得收益及时向原告分配了投资收益，该收益来自于2016年9月华泰公司偿还罗菊芳的借款，罗菊芳是为了原告进行债权投资而获得的收益为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徐阿堂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原告收到委托投资收益款1,453,500元的事实予以采纳。被告王钢及第三人徐阿堂未提交证据。根据原告张松林与被告华泰公司、被告李锋、被告王钢及第三人罗菊芳、第三人徐阿堂的庭审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8月5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时任董事长白骅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员工及其亲属与其他社会投资人自筹资金共同设立了兴海公司，原告张松林、被告王钢、第三人罗菊芳及徐阿堂均原系该公司的股东，徐阿堂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年8月8日该公司以1600万元的对价从案外人西藏天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处受让了2003年2月成立的天广实公司100%的股权。2011年，李锋作为对外引进的技术核心加入天广实公司，并担任总经理。2015年7月23日成立了华泰公司，认缴注册资金为500万元，股东为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四人。其中，李锋持股比例为38.13%、王钢持股比例为17.51%、罗菊芳持股比例为14.27%、徐阿堂持股比例为30.09%。2016年8月31日，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分别按各自持股比例实际缴纳了合计200万元的注册资金。李锋、王钢、罗菊芳及徐阿堂系该公司的股东，李锋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22日出让人兴海公司（甲方）与受让人华泰公司（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即100%股权以67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兴海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登记注销。2016年5月24日甲方（委托方）张松林与乙方（受托方）罗菊芳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委托事项为：“甲方自愿以自有合法资金1,900,458.91元委托乙方进行合法投资，甲方已充分了解投资的风险，愿意完全承担或获得由此带来的损失或收益”。第二条投资权益为：“甲方委托乙方管理投资后，甲方享有投资的收益权”，该协议书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6年5月26日原告将协议书约定的委托投资款1,900,458.91元支付与罗菊芳。罗菊芳将该笔委托投资款用于对华泰公司的借款和实缴出资，罗菊芳除与张松林签署协议书外还与其他自然人签署了约定内容基本一致的《委托投资协议书》。2016年9月12日，华泰公司的全体股东李锋、王钢、罗菊芳及徐阿堂作出《二〇一六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利润分配总额为1000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2016年9月22日至26日，华泰公司依据该利润分配决议，向李锋、王钢、罗菊芳及徐阿堂分配了税后利润。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罗菊芳出具了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委托方罗菊芳支付的双方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投资款1,900,458.91元相对应的委托投资收益款1,453,500元。收款银行为工行，银行账号为×××”的收款收据。另查明，2018年4月25日至同年4月27日，李锋、王钢、罗菊芳及徐阿堂分别按各自持股比例实际缴纳了合计300万元的注册资金，至此华泰公司股东认缴的注册资金全部实缴完毕。2018年7月19日华泰公司的全体股东即李锋、王钢、罗菊芳及徐阿堂召开《股东会决议》和《二〇一八年临时股东会决议-补充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为：“股东罗菊芳退出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减少，修改公司章程”，形成的决议内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公司，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减少股东罗菊芳持有公司认缴出资额71.35万元，占出资比例14.27%，公司注册资金从500万元变更为428.65万元”，李锋持股比例为44.4768%、王钢持股比例为20.4246%、徐阿堂持股比例为35.0986%，并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2018年8月7日华泰公司向征收机关山南市国家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代扣代缴了罗菊芳所获收益对应的个人所得税1,452,812.24元。2018年10月29日华泰公司经台州银行向罗菊芳支付了股本71.35万元；2018年11月14日向第三人罗菊芳支付了利润264,061.19元；同年11月26日向罗菊芳支付了利润130万元；2018年12月14日向罗菊芳支付了利润4,247,187.76元。2020年2月12日华泰公司的全体股东即李锋、王钢、徐阿堂召开《股东会决议》，会议内容为：“股东徐阿堂退出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减少，公司监事变更，公司住所变更，公司章程修改”，形成的决议内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徐阿堂退出公司，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减少股东徐阿堂持有公司认缴出资额150.45万元，占出资比例35.0986%，公司注册资金从428.65万元变更为278.2万元”，并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现华泰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上的股东为李锋与王钢，注册资本为278.2万元。再查明，华泰公司依据2020年7月2日确认人罗菊芳与徐阿堂的支付指令函，经台州银行向张松林转账支付了附言内容为投资收益及本金6,166,762.52元，张松林于2020年9月30日以中国工商银行附言内容为股权有纠纷拒绝收款为由将此款汇入至华泰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还是股权代持关系；2.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关于罗菊芳减资退出的内容是否有效；3.原告是否有权确认其享有华泰公司股东资格并持有该公司2.2081％的股权；4.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华泰公司将李锋、王钢持有的华泰公司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是否具有合理性。一、关于原告张松林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还是股权代持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为证实其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及第三人罗菊芳与徐阿堂为华泰公司的显名股东及原告曾经系兴海公司的登记股东，其与罗菊芳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股权代持关系，并非委托投资关系，第三人罗菊芳提交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系事后补签的事实提交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及整改结果的公告、杭州兴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签字表、《支付指令函》、访谈笔录，但依据2016年5月24日张松林与罗菊芳签订的内容为：“甲方自愿以自有合法资金1,900,458.91元委托乙方进行合法投资，甲方已充分了解投资的风险，愿意完全承担或获得由此带来的损失或收益。甲方委托乙方管理投资后，甲方享有投资的收益权”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当日由第三人罗菊芳向原告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张松林委托投资款1,900,458.91元”的收款收据及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第三人罗菊芳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委托方罗菊芳支付的双方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投资款1,900,458.91元相对应的委托投资收益款1,453,500元”的收款收据，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的股权代持的关系，故本院认定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并非股权代持关系，且双方于2016年5月24日形成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股东并同意减资的内容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及整改结果的公告为据证明2015年7月原告在内的实际出资人委托第三人罗菊芳与徐阿堂作为其代持人与被告李锋、王钢共同设立了华泰公司。以访谈记录、协助调取证据材料说明、个人网银页面明细查询单等证据证明华泰公司的股东李锋、王钢、徐阿堂于2016年9月分红时已明确知晓原告委托罗菊芳代持华泰公司的股权，在华泰公司的全体股东明知原告股权代持事宜的前提下，为确保华泰公司的股权清晰，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滥用股东权利，擅自作出减资决议，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仅是与第三人罗菊芳签署《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委托方，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系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或其他内部人员，且原告在庭审上对自成立华泰公司至2018年减资期间始终是以李锋、王钢、罗菊芳、徐阿堂四位自然人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协助公司进行融资的事实予以自认，同时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数、表决结果等方面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有关决议不成立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股东并同意减资的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是否有权确认其享有被告华泰公司股东资格并持有该公司2.2081％的股权及要求华泰公司将李锋、王钢持有的华泰公司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本案中本院根据现有的证据已认定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仅对原告与第三人罗菊芳具有法律约束力，与非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且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确认原告系被告华泰公司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即便第三人罗菊芳是实际出资人，现原告主张成为被告华泰公司股东的必须经过被告华泰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张松林提出的：1.确认被告华泰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同意股东罗菊芳退出股东并同意减资的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确认原告张松林持有被告华泰君公司2.2081％的股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判令被告华泰公司将被告李锋、被告王钢所持被告华泰公司2.2081％股权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原告蔡卫民名下，被告李锋、被告王钢予以配合协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4.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松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及诉讼保全费1,134.57元，由原告张松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巴桑卓嘎审 判 员 拉 珍审 判 员 候 夕 富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德吉卓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