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88447号原告：河南中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市。法定代表人：史洪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上海沪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音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银冬路**盛银大厦******。法定代表人：郭林(LINGUO)，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莹，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萍，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河南中金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音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莹、吴建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河南中金建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意向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90.5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以190.50万元为基数，按照2020年4月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化率3.85%的标准自2020年4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被告通过居间人向原告表示可以向原告出售用于加工制造N95口罩的口罩机，但需要原告先行支付190.50万元作为意向金。时值新冠疫情防治紧张期间，国内外口罩需求量巨大，口罩机成为紧俏商品，原告作为当地积极抗疫企业对口罩机有现实需求，因此按照居间人的指示，在尚未与被告接洽的情况下，即于2020年4月15日向被告支付了意向金190.50万元。但截止至目前，双方尚未对购买口罩机的数量、质量、价款、型号、产地、生产效率进一步磋商，也未对合同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地点和方式解决争议方法进行约定。原告自始至终未直接或书面授权任何工作人员与被告就买卖口罩机进行磋商、洽谈，也未书面签署任何关于买卖口罩机的书面合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成立并生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已付款项。被告音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通过原告的代理人史宇康已经达成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请应予以驳回。根据原、被告的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3台口罩机，每台1**万元，共计381万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90.50万元是按照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支付的50%合同款，被告也已根据双方的约定生产完毕机器，货物型号、单价、数量、金额均是明确约定的。原告支付款项时也注明为货款，不是意向金。史宇康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在买卖合同上签字，系原告事后反悔不再购买口罩机。双方约定的价格比当时的市场价格低，不存在畸高，被告当时生产成本非常高，合同约定的价款是合理的。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5日，原告代理人史宇康与被告签订编号为YSKJXXXXXXXXXXX的《销售合同》1份。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3台型号为YSKJ-N01的KN95口罩机，单价127万元，总价款381万元；原告支付合同总价的50%作为预付款后，被告安排生产，原告在提货时支付剩余50%，交货出厂；被告收到预付款及双方确认所有调试样品和技术细节后，于2020年4月29日至4月30日在被告工厂交付3台，被告每延迟1天交付机器，合同总额减少1万元；合同产品于被告工厂内交货，合同设备生产完毕后，原告应当在5天内提货；如原告逾期提货，则视为原告已完成验收并同意将合同产品寄存在被告处，原告应当在上述提货期限届满后5天内支付剩余应付货款；原告到被告工厂验货后，安排货物自行提取，费用自理；合同产品的验收标准以制造商的技术及质量标准或按双方签订的《技术要求补充协议》为准，如有冲突，以后者为准；被告提供随机上门安装调试服务，保证设备在客户现场连续稳定运转，被告设备调试人员的差旅和设机调试费用由原告负责，除差旅费用外，原告需另行支付被告调机费用3万元/台；原告应负责将合同产品移至安装位置并提供安装调试的必要场地、设施耗材条件；(第8.1条)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经双方签字确认的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与本合同不符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在该合同末尾处，由被告签字、盖章，原告处仅手写原告名称及电话，但该合同所附《技术要求补充协议》的末尾有原告代理人史宇康的签名及署期，并由被告签字、盖章。2020年4月15日，原告分4次向被告转账110万元，其中80万元的转账用途均为“KN95口罩机货款”，另30万元的转账用途为“转姚翠红”。2020年4月16日，原告分3次向被告转账80.50万元，转账用途均为“设备款”。在《销售合同》签订前后，史宇康与被告人员陈少婷一直有微信来往。2020年4月15日晚上20时01分，史宇康向陈少婷发送了原告于当日分4次向被告转账110万元的转账凭证，陈少婷表示收到。次日上午10时40分，史宇康又向陈少婷发送了原告于当日分2次向被告转账60万元的转账凭证，并表示“尾款转出”。陈少婷表示“合同金额381，预付应该是190.5，实收110+30+30=170，还差10.5”。史宇康回复称“应该还有一笔”，并将另一笔10.50万元的转账凭证发送给陈少婷。陈少婷表示“190.5万定金收齐，我开收据给你”，并将相应收款收据通过微信发送给史宇康。2020年4月29日上午10时51分，陈少婷向史宇康发微信称“请抓紧时间准备试机料过来，我这里好尽快安排试机”。中午12时35分，史宇康向陈少婷发微信称“刚才我叔叔的朋友来看了感觉还得两天调试，还是想退货”，“不行你先把我叔叔这两台退了吧”，“我这里也不想等了……”。陈少婷回复称“我先安排调试再说”。2020年4月30日上午10时27分，史宇康向陈少婷发微信称“陈总，今天我家里人沟通了一下还是想都退了……。”当日晚上18时23分，史宇康又发微信表示“陈总你给我退两台吧，把后边那一台给惠州那个人呗”。陈少婷回复称“等等看这两天能否转让出去，你我都找找看”。2020年5月2日上午9时54分，陈少婷向史宇康发微信表示“你可以随时安排过来验机，找得到买现机的人就可以随时过来。”另查明，本案系由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移送本院审理，该院案号为(2020)豫0728民初2309号。原告在2020年5月21日向该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口罩机预付款190.50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576元。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告与被告经史宇康介绍，于2020年4月15日达成口罩机买卖口头协议：原告购买被告三台KN**口罩机。原告于2020年4月15日向被告公司账户汇入预付款190.5万元。此后双方约定三台口罩机分两批次交付，分别于4月29日交付两台，4月30日交付1台。由于被告原因，在5月7日被告才调试出一台口罩机。史宇康去被告厂子提货，被告以史宇康不能代表原告公司，拒绝史宇康提货。原告于5月9日委派工作人员杨建峰到被告厂子洽谈，无果。由于被告延期交货，并且调试的口罩机与约定严重不符，且生产效率低下。被告已构成严重违约。因此原告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并要求被告返还预付款。”原告在本院立案后，于2020年12月17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审理中，原告陈述，史宇康并非原告的工作人员，其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远房亲戚，因疫情期间口罩机非常紧俏，史宇康对广东的情况比较熟悉，原告就委托史宇康帮忙寻找口罩机的货源。被告陈述，被告的生产厂在广东，本案买卖合同系基于国内当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对于口罩的需求量激增而签订，故涉案设备的价格较高，自2020年5月起，该类设备的需求量下降，价格下跌幅度很大。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电子回执，被告提供的《销售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为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原告在质证时对《销售合同》上史宇康签字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史宇康系受原告委托与被告接洽业务的人员，原告并未提供证据反驳史宇康签字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原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与史宇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和原告的付款凭证、《销售合同》相印证，原告也未对此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原告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设备采购合同等，旨在证明同类口罩机的报价为每台几万元到三十多万元，被告主张的售价畸高，且被告在通话中承认之前的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设备不稳定。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佐证微信聊天及通话人员身份，且上述证据形成于2020年下半年，涉案口罩机系用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生产口罩，随着口罩在市场中供应量的增加，设备的价格与口罩的价格必将下跌，设备的价格与时间节点的关系极大，不同品牌、产地和质量的口罩机价格差异也会较大，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口罩机的价格在签订合同当时畸高，另外通话录音中并无被告确认供应给原告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内容，故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原告还提供《〈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1份，旨在证明被告曾同意将3台货物变更为2台，该协议未经原告确认及盖章，协议系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因被告提交给法院的证据目录中并不包括该份证据，故本院对原告陈述该证据来源于被告，不予采信。且该份补充协议未经原告盖章，未发生法律效力，即使被告曾同意退1台设备，原告也应支付被告2台设备的货款计254万元，原告现诉请退还意向金显然与补充协议不符，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主张返还已付款有无相应依据。关于焦点一，原告在2020年5月向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其与被告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的事实，原告虽在2020年12月提出变更起诉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其之前的自认，故本院对原告现主张与被告之间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微信往来记录与原告于2020年5月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史宇康系受原告委托与被告洽谈业务，史宇康与被告商定价格、数量、型号、付款方式、交货期限后，原告按照史宇康与被告约定的价格及付款方式向被告支付了50%的合同款，被告有理由相信史宇康能够代表原告。故史宇康在《销售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虽然《销售合同》第8.1条中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原告未在该合同上盖章，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即“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原告已经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金额履行主要付款义务，而被告也已接受该款项并进行生产，故《销售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该合同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关于焦点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被告在《销售合同》中约定交货日期为2020年4月29日至4月30日，原告因自身原因在2020年4月29日向被告提出退货要求，系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在起诉时主张被告延期交货且调试的口罩机与约定严重不符，生产效率低下，因无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已支付的190.50万元，系按照《销售合同》支付的预付款，并非原告诉称的意向金性质，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意向金并偿付利息损失，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河南中金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003元，减半收取计11,001.50元，由原告河南中金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婷婷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 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