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静波，女，196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恩来，上海市天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枷毓，女，199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吉，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文艳，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秣陵路****。法定代表人：吴振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宏，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昌标，男，196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红全，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南兴控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梅园路****/div>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徐昌标。原审第三人：吴振宇，男，汉族，1970年5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第三人：上海元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iv>法定代表人：陈建民。原审第三人：上海月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法定代表人：王伟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梓涵，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静波、张枷毓、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不夜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昌标，原审第三人南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兴公司）、吴振宇、上海元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昌公司）、上海月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月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1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静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昌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诉讼程序错误。1.被上诉人徐昌标在一审庭前准备中明确表示变更民事诉状中韩静波的诉讼地位为第三人，而一审法院依旧将韩静波列为被告。2.韩静波的一审代理人收到法院开庭传票发现庭审时间冲突，即联系一审法院却无人接听电话。由于在准备庭上徐昌标已将韩静波列为第三人而非被告，故代理人向一审法院寄送开庭冲突的凭证后未到庭参加庭审，并非“无正当理由未到庭”。3.2020年4月20日，韩静波向法院邮寄了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股东大会的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未依法予以质证，剥夺了韩静波的合法权利。4.一审法院在变更不夜城公司为本案被告后，未给予相应的答辩权利，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06年6月至2007年11月，张某及南兴公司向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支付4,000万元，以及2006年9月4日张某与徐昌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南兴公司18.75%的股权即1,875万元，上述合计5,875万元就是对月新公司5,200万元款项的对冲结账。一审法院只认定月新公司、元昌公司汇入南兴公司5,200万元系徐昌标的投资款，对5,875万元认定为“各自往来款项一并予以考虑和结算”，系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中对于庞某代南兴公司支付产权转让款的数额认定错误，应为100万元；且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的5,200万元中实际仅2,700万元是本票。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韩静波自取得不夜城公司8,290,105股股权后，至2017年9月转让上述股权，与徐昌标提起的本案诉讼没有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是张某与徐昌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张某去世后，徐昌标仅能在张某个人遗产范围内主张权利。韩静波与张某是夫妻关系，韩静波取得不夜城公司股权是其与张某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其个人的部分。根据张某遗嘱，上诉人张枷毓继承了张某个人的不夜城公司股权，故徐昌标只能对张枷毓持有的股权提出主张。2.韩静波于2017年9月为偿还债务将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权予以转让，故徐昌标于2019年6月起诉将韩静波列为共同被告违反共同诉讼的法律规定。3.一审判决驳回徐昌标对韩静波的诉讼请求，却认定张枷毓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另行向韩静波主张相应权利，自相矛盾，于法无据。4.涉案2006年6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真实性。韩静波提供的2006年9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5月15日徐昌标、张枷毓、韩静波共同签名的《确认函》可以证明2006年6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没有履行，履行的是2006年9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徐昌标针对韩静波的上诉请求辩称：1.一审没有程序错误，韩静波本人未到庭不影响判决的有效性。本案起诉时徐昌标将韩静波作为被告，但因韩静波名下已没有股份，故一审法院要求将其变为第三人。徐昌标虽然口头答应，但在开庭时还是将韩静波列为了被告。韩静波一审未到庭导致不知道其仍是被告，系其自身原因所致。2.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涉案5,200万元的资金走向有相关证据以及月新公司的陈述为证，可以证明系徐昌标的资金。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张枷毓同意韩静波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不夜城公司同意韩静波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针对韩静波的上诉请求陈述：一审判决无误，不同意韩静波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针对韩静波的上诉请求陈述：不同意韩静波的上诉请求。月新公司确实向南兴公司打了投资款项，并备注了投资款；月新公司收到的款项是按照徐昌标的意见帮忙收下的，但具体款项是什么性质并不清楚。张枷毓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昌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是以徐昌标付款至南兴公司的方式支付股权款，一审法院无权擅自认定“以”笔误为“已”。该协议对之前发生的月新公司已付5,200万元款项根本未提及，无法证明张某确认徐昌标本人已实际支付股权款。月新公司支付的前述款项已由南兴公司代张某以借款归还，故该转让协议的股权款从未实际履行。2.徐昌标在曾经起诉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及本案中明确其系通过月新公司支付南兴公司5,200万元取得不夜城公司的股权，但在涉案《确认函》中徐昌标一再确认该款属于张某向月新公司的借款，并由南兴公司代张某予以归还，包括徐昌标在内的南兴公司全体股东以此为由要求张某的继承人予以归还，故本案所涉张某持有的不夜城公司的股权系张某以借款方式获得。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生效判决中认定徐昌标关于其通过月新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不夜城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本案一审法院在基础证据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作出与该生效判决不一致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在徐昌标实际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前，张枷毓完全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及不安抗辩权，拒绝转让股权给徐昌标。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但实际并未履行。现时隔十余年之久，在张某过世后许多事实和细节已无法核实，故徐昌标应该负有更高的举证责任。4.涉案《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确认函》均被股东资格确认案认定为有效证据，据此认定月新公司为南兴公司代张某借款。但本案一审对该两份证据进行片面陈述，相应事实认定与股东资格确认案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完全相反，违反了证据认定规则。5.关于2006年9月4日张某与徐昌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认定不清。该协议约定18.75%南兴公司股权的转让价为1,875万元，又根据《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的约定，上述股权的转让对价变更为1,500万元，虽然该协议未生效，但徐昌标在其上的签字表明当时其认可协议内容。一审法院无视签署事实，认定南兴公司18.75%股权应为对应的不夜城公司3.076875%股权的转让价940余万元，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且显失公平。6.南兴公司股东信息认定错误。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南兴公司登记的股东中并没有张枷毓。7.案外人陆某签字的《确认书》签订于2010年7月21日，系陆某本人向徐昌标的确认，并非作为张枷毓的代理人进行确认，且确认的前提是陆某受让不夜城公司股权后，与徐昌标在本案中的主张并不一致。8.张某的继承人、南兴公司及其他股东因南兴公司为徐昌标担保债务均承担了巨额保证、资金抽逃责任，在此情况下前述人员均未主张先行处理徐昌标在本案中主张的股权，可以证明徐昌标从未向任何人提出股权代持或转让事宜。徐昌标更不可能在前述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不夜城公司股东身份参加公司股东会并行使权利、获得分红。9.徐昌标举证的2009年1月13日股东会决议已在股东资格确认案中提交，该案生效判决确认其签字身份是南兴公司股东或不夜城公司董事。当时南兴公司全部四名股东均与会并以间接股东身份签字，同时徐昌标作为董事到场签字。徐昌标对该次会议的董事签字页无论在前案还是本案中均未提供。仅凭该股东会决议无法证明徐昌标是以不夜城公司股东身份参会，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且与生效判决不符。10.月新公司在一审中从未承认徐昌标是其实际控制人，对付款到南兴公司认可是徐昌标的授意，但始终不承认该款项与徐昌标有关，也确认徐昌标与月新公司没有经济往来，故该些款项是月新公司的自有资金，徐昌标无权将其作为股权转让款。11.徐昌标对月新公司与不夜城公司、南兴公司与不夜城公司间款项往来均认为属于走账或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后发生的其他款项，与股权转让款无关。这与其在股东资格确认案中主张系分红、不夜城公司贷款分配获得4,000万元不一致，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徐昌标对不夜城公司提供的款项往来拒绝质证，月新公司对有关款项往来回避回答，故徐昌标、月新公司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没有要求月新公司对款项往来真实性进行确认及说明前认定系公司间走账，缺乏依据。1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夜城公司的相应股价在2006年即达3,000余万元，若徐昌标已支付却长达12年不主张获得股东权利，明显不正常。徐昌标在外负有高额债务及利息，虽其在股东资格确认案件中称因法院未确认股东资格故没有在执行中向法院申报，但在本案一审中其表述系因负有高额债务故与张某及其继承人商量不予公开，上述表述前后不一致。13.如前所述，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徐昌标从未向任何相关人员提出股东资格确认或股权转让事宜，其始终未在不夜城公司显名，也未主张任何权利，故不存在不夜城公司侵犯徐昌标利益的问题，本案诉讼时效已终止。14.已生效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认定张某购买不夜城公司股权的款项系其个人向南兴公司的借款，不包含徐昌标支付的投资款，且徐昌标在不夜城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系基于南兴公司股东和不夜城公司董事的身份，但本案对此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完全不予采信，违反证据认定规则。15.关于诉讼时效，《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没有约定何时转让，但2011年的《确认函》已经明确张某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资金系其个人向他人的借款，故徐昌标当时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股权转让的诉讼时效应从当时起算。被上诉人徐昌标针对张枷毓的上诉请求辩称：1.《股权转让协议》上“已”和“以”没有实质差别，都表示钱已经支付。2.月新公司已经确认其向南兴公司支付的钱款是徐昌标的投资款，故没有争议。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某与月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没有借款协议、没有利息约定，钱款也不是张某支付的。4.涉案《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张某没有签字，《确认函》是韩静波与张枷毓自制的向南兴公司的确认，徐昌标没有确认过，徐昌标仅作为南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到该函。5.徐昌标通过月新公司、元昌公司支付的5,200万元中有一部分是用在南兴公司间接持有不夜城公司的股份，有证据证明南兴公司本身没有运作，主要就是用来代持股权的，相应注册资金也没有到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浦法院）已在相关执行案件中予以处理。6.陆某出具的《确认书》上有其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7.张某的继承人在外有其他债务与本案无关。8.不夜城公司2009年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分两页，都有徐昌标的签字，说明徐昌标既是公司股东也是董事。9.张某、南兴公司向月新公司归还的4,000万元借款中6月9日的1,000万元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该全部4,000万元都是不夜城公司获得贷款后分配给股东使用的，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审判决对此已经查明，与张某还款没有关系。10.关于时效问题，《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对股权进行确认的性质，确认是权利的持续，不存在时效问题。11.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是在前案的“本院认为”部分，对客观事实没有影响，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并未变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枷毓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韩静波同意张枷毓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不夜城公司同意张枷毓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针对张枷毓的上诉请求陈述：不同意张枷毓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针对张枷毓的上诉请求陈述：1.月新公司与张某之间从未签订任何借款协议。2.月新公司在5,200万元的相关转账凭证上明确写明是“徐昌标投资款”。3.涉案《确认函》中徐昌标无权代表月新公司确认与任何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夜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昌标对不夜城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根据不夜城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关于股东名册、认购股份数等系委托上海市股权托管登记中心（现名为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代为登记管理。不夜城公司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亦非有限责任公司需根据公司法置备股东名册，并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不夜城公司的股东名册由托管中心登记造册，公司无法擅自变更。股权变更也必须经过托管中心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援引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做判决，不夜城公司在事实上无法做到。2.不夜城公司与月新公司之间的资金走向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走账，是不夜城公司委托月新公司购房，向月新公司支付了3,000多万元，2007年9月后月新公司归还了3,050万元，账面显示还差17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认定错误，导致不夜城公司丧失相应的债权。3.不认可一审法院关于不夜城公司的不作为导致徐昌标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侵犯的认定。不夜城公司因股权托管的性质，不存在侵害股权受让人徐昌标的权利的问题。不夜城公司一直到2018年徐昌标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时才知道徐昌标主张其系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徐昌标针对不夜城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存在错误，不夜城公司作为公司不只能被动等待。2.即使不夜城公司与月新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也仅表面形式，需进一步实质审查。南兴公司向月新公司支付的2,500万元无论是否走账，均不影响徐昌标享有股东权益。3.关于公司股权备案问题，公司应当负责股东登记，不能因系由第三方登记而免除不夜城公司的责任。上诉人韩静波同意不夜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张枷毓同意不夜城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针对不夜城公司的上诉请求陈述：不夜城公司与月新公司之间是以合同的性质走账的，不存在购房协议。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针对不夜城公司的上诉请求陈述：月新公司与不夜城公司之间没有委托购房协议，相关资金就是走账。原审第三人吴振宇、元昌公司均未到庭对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徐昌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韩静波、张枷毓将持有的不夜城公司5,777,000股（占股比例10%）转让至徐昌标名下;2.不夜城公司将韩静波、张枷毓持有的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5,777,000股（占股比例10%）变更为徐昌标所有，并登记在股东名册中，韩静波、张枷毓对股份转移登记予以配合。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2018年1月10日,徐昌标起诉不夜城公司，同时将韩静波、张枷毓作为案件第三人,提出要求确认张枷毓的6,512,924股(占股11.2760%)为徐昌标所有等诉讼请求。该案即（2018）沪0106民初1677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以下简称1677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委托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系原件、“张某”签名与张某样本签名是否是同一人笔迹、“张某”签名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月3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出具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640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股权转让协议》上的打印体字迹为静电印刷形成；落款‘张某’和‘徐昌标’签名字迹为直接书写形成；根据现有样本材料，倾向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上需检的‘张某’签名与张某的样本签名是同一人所写；无法判断《股权转让协议》上需检的‘张某’签名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先后顺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1677号案件查明：“（1）2006年6月22日，张某作为出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徐昌标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甲方持有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14,208,700股中的5,777,000股（以联合产权交易所价格为准）转让给乙方。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与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三、乙方以（注：应为‘已’）将全部转让款通过转帐的方式付至南兴公司帐上，甲方对此予以确认并认可已收到全部转让款；甲方承诺转让的出资是真实、完整的。标的物有部分已经设定抵押、质押（详见附件），没有被法院查封或有其他影响产权真实、完全的情形。甲方承诺在转让前已向乙方如实告知公司有关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乙方承诺对南兴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已充分了解；甲方应协助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办妥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该案还查明：2005年9月29日，举牌人南兴公司、张某、吴振宇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共同出具举牌申请书对不夜城公司65.61%的股权进行举牌。同年10月19日，南兴公司、张某、吴振宇签署《联合竞买协议》，约定三方拟共同收购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的不夜城公司65.61%股权转让项目。其中，南兴公司拟收购16.41%的股权，张某拟收购24.60%的股权；吴振宇拟收购24.60%的股权。同年11月24日，上述三方签署的竞买价格确认书载明20,055万元。2006年3月17日，出让人（甲方）上海市闸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与受让人（乙方）南兴公司、张某、吴振宇签署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载明：甲方将持有的不夜城公司65.61%股权有偿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20,055万元。同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转让交割单。该交割单载明：转让产权名称为不夜城公司65.61%股权；受让方为张某（24.60%）、吴振宇（24.60%）、南兴公司（16.41%）；产权转让总价为20,055万元。该案另查明：2006年1月至3月期间，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款项5,200万元。2006年6月至2007年11月，张某及南兴公司向月新公司支付款项合计4,000万元。2009年1月13日的不夜城公司章程记载：在06020413号产权交易生效之日起的三年内除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外，不得将公司经营场地出售或分割出售以及将已受让的65.61%国有股权再转让给第三方。该条款被公司2014年6月27日章程修正案删除。（二）针对以上生效判决列明的张某、吴振宇、南兴公司分别受让不夜城公司24.60%、24.60%、16.41%股份，产权转让总价为20,055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查实如下：（1）2005年11月17日，南兴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纳“不夜城竞买保证金”3,500万元。2006年3月10日，南兴公司以两张支票形式分别支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450万元、200万元。2006年3月10日，南兴公司将月新公司支付其的银行本票2,000万元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6年3月10日，南兴公司将元昌公司支付给其的银行本票250万元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票人为上海A公司）。2006年3月13日，南兴公司以两张支票形式分别支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30,305,220元、1,400万元（对应支票用途均记载：收购不夜城股份款）。2006年3月14日，南兴公司将上海XX有限公司支付其的银行本票700万元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6年3月14日，南兴公司将月新公司支付其的银行本票200万元、250万元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2006年3月14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价款结算专用收据记载：庞某代南兴公司支付产权转让款1,000万元。章某代南兴公司支付产权转让款300万元。安徽XX有限公司代南兴公司支付产权转让款150万元（以上三笔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均存有对应的委托付款协议）。（3）2006年3月14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价款结算专用收据记载：南兴公司代张某支付产权转让款75,194,780元（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存有对应的委托付款协议）。（4）2006年3月14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价款结算专用收据记载：上海B有限公司代吴振宇支付1,890万元，吴振宇支付56,294,780元（以上两笔合计75,194,780元）。（三）针对以上生效判决列明的月新公司、元昌公司于2006年1月至3月期间向南兴公司支付款项5,2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查实如下：2006年1月12日，月新公司受徐昌标委托支付南兴公司1,500万元。月新公司对应的银行本票申请书用途一栏记载：“往来。徐昌标投资款”。该凭证加急汇款签字一栏记载：“加急”。2006年1月24日，月新公司受徐昌标委托支付南兴公司1,000万元。月新公司的对应支票存根用途一栏记载：“往来。徐昌标投资款”。2006年3月10日，月新公司受徐昌标委托支付南兴公司2,000万元。月新公司对应的银行本票申请书用途一栏记载：“往来。徐昌标投资款”（当日，南兴公司将该本票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6年3月10日，元昌公司受徐昌标委托将由上海A公司开具给其的金额为250万元的一张本票背书给南兴公司（当日，南兴公司将该本票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6年3月13日，月新公司受徐昌标委托支付南兴公司250万元。月新公司对应的银行本票申请书用途一栏记载：“往来。徐昌标投资款”（当日，南兴公司将该本票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6年3月14日，月新公司受徐昌标委托支付南兴公司200万元。月新公司对应的银行本票申请书用途一栏记载：“往来。徐昌标投资款”（当日，南兴公司将该本票背书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四）针对以上生效判决列明的张某及南兴公司于2006年6月至2007年11月期间向月新公司支付款项合计4,0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查实如下：2006年6月9日，张某支付月新公司1,000万元。2007年9月11日，南兴公司支付月新公司1,500万元。当日，月新公司将该笔款项支付至不夜城公司。2007年11月12日，南兴公司支付月新公司1,000万元。当日，月新公司将该笔款项支付至不夜城公司。2007年11月16日，南兴公司支付月新公司500万元。（五）南兴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10日，初始注册资本5,000万元，登记的股东为梁某（50%）、章某（50%）。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梁某。2005年1月10日，南兴公司股东变更为梁某（20%）、张某（40%）、吴振宇（40%）。2005年7月，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2006年9月4日，张某出让南兴公司18.75%（原出资额1,875万元）给徐昌标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变更为梁某（25%）、吴振宇（37.50%）、张某（18.75%）、徐昌标（18.75%）。2009年10月9日，南兴公司申请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梁某变更为徐昌标。同年10月20日，工商登记部门予以了变更备案登记。2012年12月18日，南兴公司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份9,478,300股（持股比例16.4101%）因债务而被司法拍卖。2013年3月4日，南兴公司将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份9,478,300股过户给自然人车方梓。2014年4月2日，（2011）黄浦执字第794-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南兴公司的初始注册资金5,000万元投入不实，增资的5,000万元注册资金亦投入不实，梁某、吴振宇、张某应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裁定追加梁某为（2011）黄浦执字第794-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4,000万元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车方梓承担责任；追加吴振宇为（2011）黄浦执字第794-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1,750万元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车方梓承担责任；追加本案张枷毓为（2011）黄浦执字第794-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1,750万元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车方梓承担责任；追加韩静波为（2011）黄浦执字第794-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1,750万元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车方梓承担责任。2019年1月，南兴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为梁某（25%）、吴振宇（37.50%）、韩静波（18.75%）、徐昌标（18.75%）。2019年2月26日，南兴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为梁某、张枷毓、韩静波、徐昌标。（六）2010年7月1日，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向徐昌标出具“确认书”确认：“不夜城公司全部股权（包括徐昌标通过持有南兴公司所持有的不夜城股权）中的50%股权为徐昌标所享有。该50%股权所代表的股东权益及应当享有或者承担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归徐昌标所有”。2010年7月28日，张某因病去世。当时在上海股权托管登记中心记载的张某名下不夜城公司股份为16,580,210股（持股比例28.7058%）。2011年5月16日，张某名下不夜城公司股份8,290,105股由张某继承人韩静波申请通过上海股权托管登记中心过户至韩静波名下。同日，张某名下不夜城公司股份8,290,105股由张某继承人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申请通过上海股权托管登记中心过户至张枷毓名下。2011年5月15日，韩静波及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共同向南兴公司出具一份“确认函”。该份“确认函”记载：“一、确认张某（已逝世）在2006年筹措的用于收购张某（已逝世）个人持有不夜城公司股权的收购款75,194,780元，以及用于收购南兴公司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权而应当由张某（已逝世）出资的收购款25,080,220元，合计100,275,000元的权利归张某（已逝世）所有。确认人在此确认，自确认人获得和继承张某（已逝世）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权后，倘若涉及到100,275,000元中相对应的支付人向南兴公司主张或者追索任何权利的，则该责任由确认人予以承担，而与南兴公司及其他股东无关。款项资金明细如下：1、收购张某（已逝世）个人持有不夜城公司部分股权的75,194,780元：（1）月新房产4,100万元……；2、收购南兴公司持有的不夜城公司部分股权的25,080,220元：……（2）月新房产1,000万元……二、确认人对于张某（已逝世）向南兴公司的个人借款款项的确认。根据南兴公司的财务账簿及相关材料，确认人确认下述款项系张某（已逝世）向南兴公司借款的个人借款款项：1、张某（已逝世）在2006年发生的向南兴公司借款43,493,870元，具体明细为：……（4）用于支付给月新房产的1,000万元。2、张某（已逝世）在2007年发生的向南兴公司借款5,371.50万元，具体明细为：……（3）用于支付给月新房产的3,000万元（注：该3,000万元中的700万元的实际发生日期在2011年）……3、张某（已逝世）在2008年发生的向南兴公司借款150万元，具体明细为：（1）用于支付给徐昌标的150万元。4、张某（已逝世）在2007年、2008年发生的向南兴公司借款12,002,723.70元用于收购其个人持有不夜城公司部分股权的具体款项明细：（1）在2007年因收购个人股权而向南兴公司发生的借款5,129,777.40元；（2）在2008年因收购个人股权而向南兴公司发生的借款6,872,946.30元。上述张某（已逝世）发生的向南兴公司的借款款项合计110,711,593.70元，确认人对其中用黑体字标注的用于支付给寿家定的本金及利息款项1,401万元（3,728.50万元-21,694,780元-1,580,220元=1,401万元）、用于支付给金顶的款项500万元以及个人借款140万元存有异议，扣除上述款项，确认人确认的张某（已逝世）发生的向南兴公司的个人借款款项金额合计90,301,593.70元。该确认款项（90,301,593.70元），确认人确认自确认人获得和继承张某（已逝世）所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权后，由确认人向南兴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徐昌标作为南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确认函上签名。（七）张枷毓提供的由徐昌标单方签名的“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记载：甲方张某、乙方徐昌标、丙方月新公司；甲乙双方现为南兴公司股东，甲方持有南兴公司56.25%股权，乙方持有南兴公司18.75%股权；丙方为甲方债权人，于2007年12月前累计向南兴公司支付5,500万元，用于甲方以其个人名义收购上海不夜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乙方为丙方的债权人，丙方同意由乙方继受丙方对于甲方所享有的上述债权，对此甲方同意。甲、乙双方另协议以甲方持有南兴公司股权向乙方出让的方式，来抵偿上述债权债务……一、债权确认。甲方确认在2007年前收到丙方向南兴公司累计支付的，用于甲方以其个人名义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金额总计5,500万元。甲方确认丙方对甲方享有该笔债权；二、债权转移。丙方愿意将该笔对甲方享有的债权转移给乙方享有，甲方对此表示同意；三、股权抵销债权。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由甲方将持有的南兴公司56.25%股权作价4,000万元，转让予乙方；另重新约定：甲、乙双方在2008年所签订的关于甲方将持有的南兴公司18.75%股权转让予乙方的对价为1,500万元。据此，待上述股权转让经变更登记生效后，甲方向乙方转让的南兴公司全部股权与乙方对甲方享有的上述债权相互抵销；本协议经三方签署后发生法律效力。本协议涉及股权变更内容的，可由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工商变更登记。（八）不夜城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17日。2007年6月8日，不夜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1、同意选举徐仁羽、梁某、张某、吴振宇、徐昌标、田某、程某等七人为公司董事，选举钱海敏、梁仁义、陆某、陈某等四人为公司监事。2、公司注册地址：由XX路X、公司注册地址：由XX路**变更为XX路****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4、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徐昌标作为公司股东在该决议上签名。同年6月28日，不夜城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徐昌标作为公司董事在该决议上签名。2009年1月13日，不夜城公司召开第十一次股东会，形成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免去徐仁羽先生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罗岚女士为公司董事；公司其余董事成员不变。二、调整公司监事会人数，由原4人调减至3人，免去陆某女士监事职务，其余监事成员不变；三、通过公司新的章程。该份决议上的“与会股东签章”一栏由南兴公司盖章、南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某签名，徐昌标签名，吴振宇签名，张某签名，上海市闸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盖章。不夜城公司现公司总股本为57,758,999股（每股面值1元）。现上海股权托管登记中心的不夜城公司的股东名册记载的法人股东中没有南兴公司；自然人股东中，没有韩静波的持股记录。吴振宇持股29,667,236股（占总股本比例51.3638%）、张枷毓持股6,512,924股（占总股本比例11.2760%）。诉讼中，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及内容已经被产生法律效力的167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韩静波、张枷毓再次司法鉴定的申请未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的争议和是否生效的争议。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167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06年6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的争议。一审法院以为，对合同当事人而言，合同上签名或者加盖印章，表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要约、承诺阶段的完成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最终确认，从而标志着合同经双方协商而成立，并对当事人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没有附约定生效条件或者需法定生效条件），当事人应当基于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此合同法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由缔约各方签订，依法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2009年1月13日的不夜城公司章程确实存在受让的65.61%国有股权三年内不准转让他人的规定，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在上述限制转让时段内，但一审法院强调，《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行为应该予以区分。该协议中并没有所附协议的生效条件，故章程的上述规定并不是使协议不生效，而是产生在三年内转让行为受到限制的法律效力。在三年期满后，缔约双方可以继续实施转让行为。二、对于徐昌标有无支付对价取得不夜城公司股份的争议。（1）在2006年6月22日张某作为出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徐昌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并且生效的前提下，本案所要解决的是徐昌标是否已经完成了对价款的支付。首先，徐昌标通过月新公司、元昌公司于2006年1月12日至同年3月14日支付至南兴公司合计5,200万元的事实，由付款凭证及作为付款人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及徐昌标的陈述得到证实。其次，上述5,200万元中的4,200万元均是本票，由南兴公司背书后支付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用于受让股权。5,200万元的支付时间在2006年3月17日，系在不夜城公司65.61%股份竞买交割的时间节点之前。再次，不夜城公司65.61%股份竞买总价为20,055万元,张某受让24.60%，需支付的股份对价为75,194,787.38元。依据现有证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经确认南兴公司代张某支付股份受让款75,194,787.38元。意味着张某支付的75,194,787.38元中有5,200万元来源于徐昌标。最后，徐昌标与张某之间没有书面的以张某名义竞买部分股份的协议。现张某也已经去世，一审法院无法核实该节事实。在竞买完成之后，张某与徐昌标之间就徐昌标出资的对价签订一份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双方之间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顺理成章。一审法院注意到，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张某已经确认徐昌标的“全部转让款通过转帐的方式付至南兴公司帐上”，并且张某“对此予以确认并认可已收到全部转让款”。徐昌标受让5,777,000股（以联合产权交易所价格为准）需支付的对价为30,572,838.24元，远远小于5,200万元。所以，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有出处，存在徐昌标真实付款并且双方对款项性质予以确认的事实。当时张某对5,777,000股的对价已经支付完毕的事实已经予以确认。（2）对于张某及南兴公司于2006年6月至2007年11月期间向月新公司支付款项合计4,000万元是否是归还借款的争议。从资金流向看，2007年9月11日的1,500万元，2007年11月12日的1,000万元均于当日转至不夜城公司。月新公司实际没有取得款项，走账迹象明显。剩余1,500万元（2006年6月9日，张某支付月新公司1,000万元；2007年11月16日，南兴公司支付月新公司500万元）存在付款原因的分歧。一审法院认为，2006年6月22日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日，该日确定了张某转让徐昌标5,777,000股，以联合产权交易所价格为准的对价为30,572,838.24元，并且确认股份转让款已经完成支付。相应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已经固定。该时间节点之后的南兴公司与月新公司之间500万元的款项往来，应系存在另外的法律关系。张某于2006年6月9日支付月新公司1,000万元，系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之前，对于该笔巨额款项，一审法院相信作为商主体的张某，应该在形成书面协议之时对各自往来款项一并予以了考虑和结算。（3）韩静波、张枷毓认为徐昌标受让张某的南兴公司18.75%股权还存在转让价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事实系在二人之间的不夜城公司股份转让之后的两个半月发生，与徐昌标受让不夜城公司股份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按照通盘考虑，徐昌标受让了张某原持有的南兴公司18.75%股权，而南兴公司通过有偿受让持有不夜城公司16.41%股份。即徐昌标通过南兴公司间接持有不夜城公司3.076875%股份。按照涉案产权交割单，65.61%股份产权转让总价为20,055万元，3.076875%股份的对价是9,405,079.73元(一般不能划等号)。加上徐昌标支付的股份受让款30,572,838.24元，两者合计39,977,917.97元。由此，即使南兴公司还存在其他资产的情况（徐昌标已举证南兴公司无可供执行之财产的事实），徐昌标受让张某的不夜城公司股份及南兴公司股权不会超过徐昌标支付的5,200万元。（4）韩静波、张枷毓主张张某向南兴公司借款用于收购不夜城公司的股份，举证了2011年5月15日的《确认函》以及2011年7月5日至7月18日期间，二人分别支付南兴公司4,820万元，合计9,640万元，用于归还张某的股份收购款及所欠南兴公司债务的付款单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月新公司、元昌公司与南兴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实。月新公司的原始支付凭证均记载了是徐昌标的投资款（即使支付凭证上对支付原因没有载明，亦不影响月新公司作为款项实际支付人对款项性质的确认）。所以，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元昌公司在1677号案中确认系代徐昌标付款）与南兴公司的借款关系不成立。其次，《确认函》的性质不是协议，陈述内容的确认主体是韩静波及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不是南兴公司，更不是徐昌标个人。虽然徐昌标作为当时的南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确认函”末尾签名，但正如徐昌标在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一样：“签名仅表示收到”。一审法院无法得出徐昌标或者月新公司及元昌公司认可与南兴公司的对应款项往来系借款关系。2011年7月5日至7月18日期间，韩静波、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分别支付南兴公司4,820万元（合计9,640万元），每笔款项均于当日转至不夜城公司。依据经验法则，该节事实的发生的背景或许是南兴公司在外负有大量债务，而其对张某享有债权。为避免张某继承人由此而承担债务，调集资金进行平账。为保证资金安全，款项采取当日即时进即时出。所以，该9,640万元与本案徐昌标与张某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南兴公司与张某之间的债权债务与徐昌标无涉。另外，对于涉案的《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中记载的张某持有南兴公司56.25%股权，与工商登记的份额不符。且协议书载明：“本协议仅三方签署后发生法律效力”。现仅有徐昌标单方签名，该协议书不成立也不生效。韩静波、张枷毓亦没有证据佐证协议内容有履行的痕迹。所以，《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虽然形成于《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但没有推翻前合意的效力。综合上述，韩静波、张枷毓认为徐昌标没有支付对价取得不夜城公司股份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07年6月8日的不夜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以及2009年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徐昌标均作为公司股东参加了股东会并在形成的公司决议上签名，该节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以上时间节点，徐昌标实际已经取得张某出让的股权，在不夜城公司以股东身份行使了股东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张枷毓在庭审中抗辩徐昌标在第十一次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身份代表南兴公司，系作为南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因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当时南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梁某。故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徐昌标与张某就不夜城公司的股份转让数量、价格、款项已经支付的事实等达成书面合意，已在徐昌标与张某之间构成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法律关系。之后徐昌标的股东身份得到公司认可，在公司行使了股东权利。由此，退一步来说，即使徐昌标未支付或付清股权转让款，鉴于徐昌标已经实际取得股东身份，徐昌标与张某之间，也只存在股权转让款的债务纠纷。三、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张枷毓认为，本案自2006年始，中间经历了月新公司收回所谓款项、张某死亡、二被告继承张某名下的股权等各个时间节点，但是徐昌标始终没有向二被告主张股份上的任何权利。2011年张某的股份过户至二被告，当时徐昌标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徐昌标认为，其早已取得股份，一直以张某名义代持。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已经确认徐昌标享有股份份额，当得知韩静波欲出售股份、其权益受到侵害时才提起诉讼，完全在诉讼时效期限之内。一审法院以为，不夜城公司系股份公司，亦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等方面的限制，股份是可以自由转让的。在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之后，徐昌标的股东身份已经得到公司认可。徐昌标在公司参加了股东会，行使了股东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因此，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范围之内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未完成的程序是不夜城公司至今未将徐昌标记入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机关仅对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予以登记，而之后股份公司的股东变动均记入公司股东名册中）。因此，徐昌标对公司没有隐名的事实，张某也没有代徐昌标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徐昌标与韩静波、张枷毓、不夜城公司产生纠纷的实质原因是不夜城公司在徐昌标、张某股份份额出现让与变动的情况下未作公司股东名册的相应变更登记，致使张某的继承人与徐昌标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法律后果发生分歧所致。进行股权内部登记属于公司法明确规定由公司履行的法定义务，在公司应进行变更登记而未采取行动时，其不作为行为侵害了股权受让人的股东权利（无论是否如徐昌标陈述的基于躲避外债而客观上不作为）。因此，该不作为行为的性质属于侵权行为，一直持续中。在法律责任方面，公司负有停止该侵害行为并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故徐昌标对不夜城公司要求对股东名册的记载予以变更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张某的继承人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向徐昌标出具《确认书》以及徐昌标不积极主张股份份额的记载变动的事实，充分说明当时对于记载的变动维持原来状态的合意。该合意维持至徐昌标当得知不作股东名册的变更记载，其权益将受到侵害时。现徐昌标要求张某的继承人将其所有的股份份额变动记载至徐昌标名下，并要求公司将变动事实予以记载，仅是要求相应责任人履行变动记载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规定的规制。一审法院对张枷毓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四、关于韩静波是否是适格被告主体的争议。工商登记资料是判断名义股东的主要依据，确认股东属于实质股东还是名义股东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对此应当从股东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角度进行判断。不夜城公司原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为张某。韩静波作为张某的配偶即不是名义股东也不是实质股东，不能成为相应股权的共有人。因此，韩静波取得不夜城公司的股份系通过继受。韩静波虽然在本案中抗辩其名下已经没有不夜城公司的股权（其继受部分出让给他），但鉴于继承时徐昌标的股份在张某名下，并没有予以区分，其与张枷毓共同继承了张某股份（其中包含了徐昌标的股份）。本案主要因股权转让的基础事实发生争议，系股权转让纠纷（徐昌标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案由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所以，韩静波是本案适格被告。另外，由于韩静波、张枷毓共同继受了张某名下所有的不夜城公司股份。现二人合计持有的不夜城公司的股份合计为6,512,924股（占总股本比例11.2760%）并且在张枷毓名下。二人之间对于继受股份的多少是其内部分割或者依法继承，不影响徐昌标对其中一名继承人的请求权。由此，张枷毓可以在本判决生效之后另行向韩静波主张相应权利。至于南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争议属于公司内部纠纷，因本案诉讼活动纳入南兴公司的一般经营行为中，一审法院以工商登记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志的外观表达主体，并无不妥。且南兴公司陈述的款项性质仍需要事实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并没有以南兴公司的陈述作为裁判依据，故徐昌标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韩静波、不夜城公司以及数位原审第三人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放弃质证和陈述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韩静波、不夜城公司以及未到庭的第三人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一、张枷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名下的不夜城公司的5,777,000股（占股比例10%）变更至徐昌标名下；二、不夜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张枷毓名下的5,777,000股（占股比例10%）变更记载于徐昌标名下（记入公司股东名册），张枷毓予以配合；三、驳回徐昌标对韩静波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枷毓提交如下证据：1.1677号案件判决书、（2019）沪02民终2758号（以下简称2758号案件）判决书、《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确认函》、收据两张，证明徐昌标主张的投资款在生效判决中已认定系张某为个人购买不夜城公司股权向南兴公司的借款，且韩静波、张枷毓已经归还。2.2009年1月13日不夜城公司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第一页系与会股东签章，第二页系与会董事签字页，证明徐昌标以董事身份参与股东会决议，南兴公司是不夜城公司的股东，股东签章中的所有人都是南兴公司的股东，故徐昌标是以间接股东的身份在与会股东签章处签字。3.（2010）黄民一（民）初字第896号民事判决书、（2015）黄浦民四（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判决书、（2016）沪02民终2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黄浦法院案件的答辩意见中，徐昌标主张《债务确认及履行协议》中很多内容是无效的，事实上也不能履行。徐昌标的陈述在生效判决和本案中不一致。4.2006年6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双方确认转让张某持有的南兴公司18.75%股权的价格为1,875万元；该1,875万元已划到南兴公司的账户；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与徐昌标提供的同一天签订的关于不夜城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比较相仿，故徐昌标提供的该《股权转让协议》是模仿此协议签字的；协议第一条第三项确认已付到南兴公司账上的1,875万元实际上没有支付，是以股抵债。5.上海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南兴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南兴公司涉案资金流向出具的鉴证报告，证明一审法院对本案资金流向认定错误。月新公司与南兴公司的款项是往来款，5,200万元中已经归还了4,000万元。被上诉人徐昌标对张枷毓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1.证据1系一审证据，非二审新证据。2.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徐昌标签字就是股东，其他几个人也都是当时的股东，梁某是法定代表人，股东与董事签字不矛盾。3.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徐昌标持有10%股份是虚假的。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与一审提供的9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9月4日的协议是去工商备案的，6月22日协议原来准备备案但后来没有备案。5.证据五不属于新证据，审计鉴定应当由法院主持且该鉴定报告的结论错误。上诉人韩静波对张枷毓提供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均确认。上诉人不夜城公司对张枷毓提供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均确认。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对张枷毓提供给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徐昌标的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对张枷毓提供的证据中证据5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徐昌标的意见一致。其余证据因与月新公司无关，故不予以质证。上诉人不夜城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不夜城公司章程，证明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公司股东由上海市股权托管中心托管登记，从2006年开始施行至今。2.托管公司股东名册，证明股东名册由托管公司代为登记造册的，所有股东名册上列举的均为公司认可的股东。3.《委托购房协议》，证明不夜城公司与月新公司在2007年5月签订委托协购房议。4.情况说明及往来银行凭证，证明不夜城公司与月新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是走账。被上诉人徐昌标对不夜城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1.证据1系一审证据，质证意见与一审一致。2.证据2的真实性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3.证据3、4与徐昌标无关，不能否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韩静波对不夜城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2.证据3、4中2007年5月8日的股东签字没有被上诉人徐昌标，证明徐昌标不是不夜城公司的股东。关于资金的往来性质认可不夜城公司的意见。上诉人张枷毓对不夜城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对不夜城公司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2的质证意见同意徐昌标的意见；对证据3、4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夜城公司与月新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系走账。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对不夜城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与月新公司无关，故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4的质证意见与徐昌标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上诉人张枷毓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系一审证据，非二审新证据；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系上诉人韩静波单方委托的鉴定，被上诉人徐昌标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该单方委托的鉴定不予确认；对上诉人不夜城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系一审证据，非二审证据；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上述本院确认的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本院另作评述。本案其余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6年6月22日，张某与徐昌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转让协议约定，张某将其持有的18.75%的南兴公司股权出让给徐昌标，转让价格为1,875万元，该款由徐昌标已通过转账的方式划付到南兴公司账上，双方对此予以确认。同日，张某与徐昌标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张某将其持有不夜城公司14,208,700股中5,777,000股（以联合产权交易所价格为准）转让给徐昌标，徐昌标以将全部转让款通过转账的方式付至南兴公司账上，张某对此予以确认并认可已收到全部转让款。一审法院关于“徐昌标以（应为‘已’）将全部转让款通过转账的方式付至南兴公司账上”的记载有误，本院予以纠正。2006年3月10日，南兴公司以两张支票形式分别支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455万元、200万元。2006年3月14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价款结算专用收据记载：庞某代南兴公司支付产权转让款100万元。2010年7月1日，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向徐昌标出具“确认书”确认：“本人在受让获得张某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权后，本人受让获得的不夜城公司全部股权（包括徐昌标通过持有南兴公司所持有的不夜城股权）中的50%股权为徐昌标所享有。该50%股权所代表的股东权益及应当享有或者承担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归徐昌标所有”。2011年5月15日，韩静波及张枷毓的法定代理人陆某共同向南兴公司出具一份《确认函》。徐昌标在该《确认函》最后一页上签名。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1.被上诉人徐昌标关于已支付不夜城公司5,777,000股股权转让对价的主张是否有事实依据。2.徐昌标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3.上诉人韩静波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以及一审程序是否违法。4.在已生效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就相关证据予以认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相反认定是否正确。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徐昌标主张，其与张某协商各出资一半以张某的名义收购不夜城公司的股权，故其通过原审第三人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了5,200万元，由南兴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付款。后因张某实际收购的不夜城公司股权数量与前期预计存在差异，故双方于2006年6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某将其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权中5,777,000股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收购的价格（即30,572,838.24元）转让给徐昌标，并在该协议中明确张某已收到全部转让款。前述5,200万元扣除30,572,838.24元后的余款，包括徐、张二人关于收购南兴公司18.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徐昌标应当支付的转让款9,405,079.73元（即徐昌标通过南兴公司间接持有不夜城公司3.076875%股份，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收购价格，计9,405,079.73元），以及将来陆续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款项。因此，2006年1至3月期间，徐昌标通过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的5,200万元，系其以张某个人名义参与联合竞买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在2006年6月2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已实际支付。上诉人韩静波、张枷毓则主张，根据在案由徐昌标签字的2011年5月15日《确认函》的记载，张某个人购买不夜城公司股权的全部75,194,780元资金均系张某个人以南兴公司名义向他人借款，故并非徐昌标投入资金。同时，前述2006年6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昌标应将5,777,000股不夜城公司股权的全部转让款以付至南兴公司账上的方式支付，现徐昌标提供的支付证据系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而非其本人支付。此外，韩静波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关于2006年6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问题，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观点，不再赘述。关于被上诉人徐昌标是否已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5,777,000股股权转让对价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徐昌标以将全部5,777,000股股权转让款通过转账的方式付至原审第三人南兴公司账上的方式受让，张某对此予以确认并认可已收到全部转让款。但本院注意到，该记载内容与2011年5月15日上诉人韩静波、陆某向南兴公司出具的《确认函》（该《确认函》上有韩静波、陆某、徐昌标的签名）中确认张某个人持有不夜城公司股权75,194,780元系其个人以南兴公司名义向月新公司等的借款，并不一致。尽管徐昌标称其系以南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该《确认函》上签名表示收到函件，但本院认为《确认函》系韩、陆二人向南兴公司确认张某获得不夜城公司股权的款项系其个人债务，并明确该债务系张某个人以南兴公司名义的对外借款，若相应的支付人（公司）向南兴公司主张，均由二确认人承担。因此，徐昌标作为南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确认函》上签名具有确认韩、陆二人所述内容的意思表示，并非仅仅代表公司确认收到函件。同时，若如徐昌标所述张某取得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中有其投资的部分，则徐昌标应在收到《确认函》时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异议。现无证据表明徐昌标曾提出异议。因此，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与《确认函》所述内容存在明显矛盾，且《股权转让协议》相对方张某已于2010年7月去世，无法就相关事实予以核实的情况下，应当对现有证据予以综合考量。1.本案中，张某、吴振宇、南兴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受让获得相应比例的不夜城公司股权中，张某应就其获得24.6%的股权支付75,194,780元；南兴公司应就其获得16.41%的股权支付50,160,440元。现有证据中虽然南兴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的金额确系张某及南兴公司的应付款总和，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结算专用收据中明确记载“代南兴公司支付产权转让款”的金额仅55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150万元），故南兴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的款项具体哪些对应其公司受让股权应付的转让款，哪些对应张某受让股权应付转让款并未明确区分。在此情况下，月新公司载明“徐昌标投资款”并由南兴公司背书给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三张本票（2,000万元、250万元、200万元），虽属于本次不夜城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款，但究竟是徐昌标投资给南兴公司，作为南兴公司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还是徐昌标为支付张某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而通过月新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的款项，亦不明确。2.本案中另有月新公司支付给南兴公司的2,500万元（1,500万元+1,000万元），虽记载“徐昌标投资款”，但与南兴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的款项无法一一对应，且亦无法证明系徐昌标投资给南兴公司，作为南兴公司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还是徐昌标为了支付张某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而通过月新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3.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徐昌标应将转让款通过转账的方式付至南兴公司账上，现有证据显示系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5,200万元，该些款项是否来源于徐昌标个人，月新公司、元昌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佐证。二审庭审后徐昌标提供了其关联公司入账月新公司的相关进账单等，但关联公司支付的钱款亦非徐昌标个人钱款。4.即便如徐昌标所述，其已为支付张某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价款，通过月新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了5,200万元，其中包含5,777,000股股权的转让对价30,572,838.24元、徐、张二人关于收购南兴公司18.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徐昌标应当支付的转让款9,405,079.73元，以及将来陆续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的款项。但本院注意到，关于收购南兴公司18.75%股权的对价，在本案一、二审中出现了张某、徐昌标分别签订于2006年6月22日、9月4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徐昌标对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根据上述两份协议的约定，南兴公司18.75%的股权转让价为1,875万元，与徐昌标在本案中主张的9,405,079.73元并不一致。此外，本案中另有一份《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虽然因仅有徐昌标的签名而未生效，但徐昌标的签名表明其在缔约时曾认可该协议书的内容。该协议书关于南兴公司18.75%的股权转让价为1,500万元，亦与徐昌标主张的金额不一致。5.前述《债权确认及转股协议书》载明，因月新公司系张某的债权人，对张某以个人名义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向南兴公司支付了5,500万元，而徐昌标又系月新公司的债权人，故月新公司同意由徐昌标继受月新公司对张某所享有的5,500万元债权。如前所述，虽然该协议因仅有徐昌标的签名而未生效，但徐昌标在其上签名表示其在缔约时曾认可协议书的内容，即对月新公司系张某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支付款项的债权人不持异议，这与徐昌标在本案中关于张某购买不夜城公司的股权系其个人投资的主张存在矛盾。关于被上诉人徐昌标在2007年6月8日的不夜城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2009年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问题。本院认为，2007年6月8日股东会决议上，徐昌标系在“与会股东、董事签章”处签名；2009年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上，徐昌标在“与会股东签章”及“与会董事签字页”上均有签名。鉴于徐昌标既曾是不夜城公司的董事，又是南兴公司的股东，后又成为南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南兴公司还曾是不夜城公司的股东，故徐昌标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不能当然认为是直接以不夜城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徐昌标关于其在张某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收购不夜城公司股权之时，通过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的5,200万元中包括2006年6月22日其与张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不夜城公司5,777,000股股权转让价款的主张，与在案证据存在多处矛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徐昌标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诉人韩静波、张枷毓将部分不夜城公司的股权转让至其名下并要求上诉人不夜城公司予以变更登记，其实质系是徐昌标认为其享有的不夜城公司的股东权利受到侵害。鉴于徐昌标主张的股东权利受到侵害系一种持续状态，故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徐昌标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有权确定其他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徐昌标在庭前会议中表示将上诉人韩静波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后，又在庭审中变更韩静波为被告，不能成为韩静波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合理理由，亦非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韩静波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寄送相关证据未能在法院审理中举证、质证，系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而产生的后果，亦非一审法院剥夺其合法权利。因此，韩静波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徐昌标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以上诉人不夜城公司为被告、上诉人韩静波、张枷毓为第三人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徐昌标在该案中诉请要求确认韩静波、张枷毓持有的不夜城公司股份中的部分为其所有，不夜城公司应将上述股份登记在徐昌标名下。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后驳回了徐昌标的全部诉讼请求。虽然上述生效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与本案基本相同的证据，但徐昌标系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故并不能仅因两案证据基本相同，即认为一审法院作出与生效判决不同的认定系不当。对于三名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本案证据的认定，本院在前述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已进行了相应的评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韩静波、张枷毓、不夜城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徐昌标关于其通过月新公司、元昌公司向南兴公司支付的5,200万元中包括2006年6月22日其与张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不夜城公司5,777,000股股权转让价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相应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17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徐昌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徐昌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桂佳审判员  王峥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肖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