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581行初161号原告戴恩明，男，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原告唐秀娥，女，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彭丽琴，湖南鎏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隆回县桃洪镇荷叶塘社区白竹路8号。法定代表人丁正华，系该局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李德，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范双云，湖南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戴恩林，男，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刘华瑭，隆回县横板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戴升飞，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儿子。第三人戴升前，男，198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儿子。第三人戴艳，女，198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女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戴恩林，男，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原告戴恩明、唐秀娥诉被告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隆回县农业农村局，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恩明、唐秀娥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彭丽琴及原告唐秀娥，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李德及委托代理人范双云，第三人戴恩林及委托代理人刘华瑭到庭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本院追加第三人戴升飞、戴升前、戴艳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12日再次开庭，原告戴恩明、唐秀娥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彭丽琴及原告唐秀娥，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李德及委托代理人范双云，第三人戴恩林及委托代理人刘华瑭，第三人戴升飞、戴升前、戴艳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戴恩林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本案裁定驳回原告对隆回县自然资源局的起诉，继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隆回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30日向戴恩林颁发隆回县农地承包权（2009）第1003×××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戴恩林对坝上厚海田0.632亩享有承包经营权，并将戴深（升）飞、戴深（升）前、戴艳登记为共有权人。原告戴恩明、唐秀娥起诉称：原告戴恩明与第三人戴恩林系亲兄弟，80年代初首届责任田到户时，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的责任田均分在父母（父亲戴某生，母亲卜某莲）的户头里。第三人戴恩林及原告成家后，父母将责任田进行分配，父母分得了现在争议的坝上厚海田0.632亩，其余的责任田按人口分配给了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1992年，父母将承包的坝上厚海田一分为二分给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从1993年起原告和第三人戴恩林每人每年负担父母400斤稻谷。1997年父亲去世，2013年母亲也去世。父母去世后，父母责任田的承包权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继承。1997年父亲去世后，原告夫妇一直在外打工，责任田全部由第三人戴恩林代为耕种。1999年至2000年全县土地调整，两原告未在家，第三人戴恩林对原告隐瞒承包责任田土调整的事情，趁机将父母承包的坝上厚海田申报登记到自己名下。被告未经核实，更未经原告确认，将本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平分的原由父母承包的坝上厚海田登记在第三人戴恩林的名下，并给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组里上报的2000年人口数分田底册，第三人戴恩林应分4.5个人口的责任田计1.676亩，自行填报的数据为2.0718亩，扣除修路应扣的责任田0.08亩外，多0.3158亩，应抽出多填报的责任田0.3158亩；原告应分3.5个人口的责任田计1.323亩，填报的数据为0.748亩，扣除修路应扣的责任田0.06亩，少0.635亩，应补进少分的责任田0.635亩。被告理应按组里分配的面积对各承包户的田土进行登记，但被告2009年给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地给第三人戴恩林登记了1.758亩的责任田，将坝上厚海田0.632亩全部登记给了第三人。而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只给原告登记了1.124亩，并且将原告于1991年就兑换给同村戴某桂的垅里通干田0.445亩登记在原告名下。本应发给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发给了第三人，第三人一直未将承包证给原告，2018年双方发生纠纷时第三人才将原告的土地承包证交给原告。因原告主张父母的责任田应由两兄弟均分，并将坝上厚海田的田埂分成两半，第三人戴恩林于2019年5月恶人先告状，起诉原告恢复原状，在诉讼过程过程中，原告才看到第三人戴恩林的土地承包证，才知道被告于2009年6月30日将本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均分的坝上厚海田登记在了第三人的土地承包证上。2018年11月，全县土地确权，因坝上厚海田系争议责任田，被告给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未将坝上厚海田确权给任何一方，坝上厚海田0.32亩至今未确权。2009年颁发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的事实错误，与第三人戴恩林应分的责任田面积不符，将父母生前承包的责任田登记到第三人名下，侵害了原告的继承权。何况，被告2018年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已否认了其2009年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2009年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应予撤销，父母生前承包的坝上后海田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共同承包，享有均等的承包经营权。综上，原告特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2009年6月30日颁发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责令被告将坝上厚海田确定给原告和第三人戴恩林各承包0.316亩。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辩称：答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根据第三人所在组承包给第三人的土地，依法对第三人承包地块情况等一一进行登记，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之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承包经营合同的审查是形式上审查，无需继续实体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等法条规定，承包经营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对政府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说，依法签订的承包合同一经成立，立即产生法律效力，承包方随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要办理其他批准、登记手续而生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不是取决于政府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登记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应主动履行的职责，是政府依据土地承包合同进行颁发的，承包人无须提出申请，只要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即取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虽然组里与组民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经营合同，但是村民按照组民的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经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该条规定再次说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承包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应属于备案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不难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法成立而产生的，其属于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事后确认，而不是直接赋予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许可证书，其颁发、变更、作废是完全依附于土地承包合同的，通俗地说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随着土地承包合同的变动而变动的，不是土地承包合同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动而变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为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对抗主义登记的性质。对抗主义登记可产生“公信力”，这种“公信力”：即可对抗他方因而被认定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这种效力只是法律上的推定，并非绝对的真正不可推翻。事实上，在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时，是可以推翻这种推定的，从而维护事实上的客观性，故对抗主义的登记行为的“公信力”是可以通过“证据证明”推翻的。也就是说对于对抗主义下的物权登记，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举证推翻，法院也可依证据认定物权的真正权属，登记机关最终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更正登记，这不涉及司法权侵犯行政权的问题。综上所述，政府代表国家向承包方颁发证书是确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户对其承包的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仅起到证明的作用，增加诉讼对抗力而已。该证的颁发旨在真正使广大农民放心，是公权自我限制的体现，是信赖保护原则在土地承包领域的延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立是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只要承包合同生效，承包人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论政府事后是否颁证确认，所以该证对当事人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对政府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当受理，已经受理应当依法驳回。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案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2009年6月30日颁布，被答辩人直至2019年9月27日起诉，明显超过法定六个月的法定期限的规定。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被答辩人主张侵害了他的继承权，与法不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二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从以上法条可以得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林地承包权可以继承。所以，被答辩人主张第三人将其父母生前承包的责任田登记到第三人名下，显然与法律之规定不相符。综上所述，答辩人依法办证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此，被答辩人的起诉于法不符，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戴恩林述称：原告起诉陈述的内容违背了客观事实，2000年的土地承包不是土地调整，而是将之前所发包的土地由组里收回后再重新发包，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的父亲于1997年过世，2000年重新发包已将土地重新收回了，其母亲承包的经营权只有0.378亩，坝上厚海田是经过组里、村民会议同意承包给了第三人戴恩林，原告不存在对坝上厚海田的继承。被告将坝上厚海田颁证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是正确的，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未能就颁证的行为提供相关证据。第三人戴恩林在第一次庭审中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在第二次庭审中，第三人提供了2000年三次承包责任田的底稿（复印件）、(2019)湘0524民初301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上述材料没有异议。原告认为：底稿不是组长最原始的记录，戴某青已经去世了，其来源不合法、不真实，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底稿只有第三人跟原告两家，明显是第三人伪造的证据；对这份判决书没有异议，就因为这个判决书我们才提起的行政诉讼，中院目前对民事诉讼还在审理。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身份资料，拟证明原告、第三人的基本情况；证据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原告诉请要求撤销的2009年6月30日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该证将父母生前承包并由父母分配给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各承包一半的坝上厚海责任田0.632亩登记在第三人戴恩林名下；证据3、湘（2018）隆回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8××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2018年11月被告对全县承包土地确权发证时，未将2009年6月30日登记在第三人戴恩林名下的坝上厚海田确权给第三人戴恩林，被告2018年11月的土地确权行政登记行为已否认了2009年6月30日的土地确权行政登记行为，坝上厚海田至今未确权登记；证据4、湘（2018）隆回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8××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2018年11月被告对全县承包土地确权发证时，未将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争议的坝上厚海田确权登记给原告，坝上厚海田至今未确权登记；证据5、2000年全组责任田人口数底册，证明1999年至2000年全组土地调整时，第三人应分田人口数为4.5个，原告应分田人口数3.5个，第三人多填报0.3158亩，应出田0.3158亩，原告少分田0.635亩，应进田0.635亩；证明第三人戴恩林将父母的责任田坝上厚海田申报在其名下的事实；证据6、对戴某明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争议的，被告2009年错误登记在第三人戴恩林名下的坝上厚海责任田是父母生前的责任田,因原告夫妇一直未在家,责任田全部交给第三人戴恩林代为耕种;1999年至2000年土地调整时原告夫妇未在家,父母的坝上厚海责任田被第三人戴恩林申报登记在了第三人戴恩林名下。2017年全县土地确权时双方发生纠纷,村委会及派出所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解,作出原由父母生前承包的坝上厚海田由双方各承包一半的调解方案,在调解过程中第三人戴恩林同意将争议的坝上厚海田各分一半,后因第三人戴恩林反悔只同意将母亲的责任田平分而调解未果。2017年土地确权,2018年颁发土地承包证时,因为坝上厚海田双方有争议,未确权给任何一方,至今未确权登记；证据7、对戴某田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告于2009年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坝上厚海田是原告、第三人戴恩林父母生前的责任田,1992年父母将该责任田分给原告和第三人戴恩林各分一半,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每人每年负担父母400斤稻谷。1997年原告父亲去世后，原告夫妇一直在外打工,责任田交给第三人戴恩林代为耕种。1999年土地调整时,组里的责任田是承包户上报给组里,组里再上报登记,第三人戴恩林趁原告夫妇未在家将父母已分给原告、第三人戴恩林各一半的父母生前的坝上厚海田登记在自己名下。2017年土地确权时双方发生纠纷,村委会及派出所调解时作出父母的坝上厚海田各分一半,因第三人戴恩林只肯将母亲的责任田分一半给原告致调解未成。第三人戴恩林应分田人口为4.5个,原告就分田人口为3.5个。按当地习惯,父母去世后责任田由儿子各分一半；证据8、对尹某娥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告于2009年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坝上厚海田是原告、第三人父母生前的责任田。1999年土地调整时，责任田由承包户自己填报给组里,组里再上报登记,因原告夫妇不在家,原告父母生前的责任田坝上厚海田被第三人戴恩林登记到自己名下。在承包期限内承包户死亡的,组集体未抽回死者责任田,死者责任田由死者儿子平分。证据9、对肖某志的调查笔录，证人系老村干部,包括原告组里的分田底册原件在证人手里保存。1999年土地调整时原告应分3.5个人的责任田，第三人应分4.5个人口的责任田,之前多占的责任田要抽出来,少分的要补责任田,第三人要出0.3158亩,原告应进0.635亩。土地承包证原则上应按组里的底册颁发,但政府部门在颁证时搞错了很多,被告于2009年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坝上厚海田是原告、第三人戴恩林父母生前的责任田,不是第三人戴恩林的责任田。1999年责任田调整时是承包户自己上给组里,组里再上报,证明被告在颁发土地承包证时并未对承包户自已上报的责任田进行核实,父母去世前的责任田在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名下,父母去世后组里并没有抽回父母生前的责任田；10、对肖某成的调查笔录,证明六组与九组是同一个组,证人系九组的组长,被告于2009年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坝上厚海田是原告、第三人戴恩林父母生前的责任田,不是第三人戴恩林的责任田。父母去世后，责任田由儿子继续承包。1999年土地调整时,责任田由承包户自己申报给组里,组里根据承包户的自行申报造册,因原告夫妇未在家,第三人戴恩林将父母的责任田申报登记在自己名下,原告应分3.5个人口的责任田，第三人戴恩林应分4.5个人口的责任田。1997年原告父亲去世后，原告夫妇一直未在家,父母的责任回及原告的责任田均交给第三人代为耕种,承包期内承包户死亡的,组集体未抽回死者责任田,由死者继承人平分。证据11、对肖某清的调查笔录，被告于2009年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坝上厚海田是原告、第三人戴恩林父母生前的责任田,不是第三人戴恩林的责任田,1999年土地调整时,责任田由承包户自已申报给组里,组里根据承包户的申报造册,因原告未在家,第三人戴恩林将父母的责任田坝上厚海田申报到自己名下,组里各户应分多少责任田要看组里的底册；证据12、对戴某桂的调查笔录，被告于2009年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坝上厚海田是原告、第三人戴恩林父母生前的责任田,不是第三人戴恩林的责任田。1991年证人与原告兑换了责任田,原告的垅里通干田兑换证人的松生老秧田,2009年的土地承包证仍然把垅里通干田登记在原告名下,证明2009年的土地承包证登记错误。被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看不出来原告父母当时登记时是户主还是土地的户主；证据3、4中原告陈述至今还未确权，但不能代表09年颁发的证是错的；对证据5登记底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组里、村里的确认，也没有区别到每一块土地的地名及面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调查笔录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被调查人陈述99年进行了土地清查，原告夫妇没有在家；时间是错误的，99年当时土地没有进行清查，是2009年进行了清查；原告方陈述2017年才发现被侵权了不客观；如没有超出承包经营权限，由其家庭自行协调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可继承的；对证据7、8、9、10、11提到的是原告方与第三人戴恩林家庭内部的事情与本案的确权没有关系，对该材料我方不予认可；证据9、10证人所述不客观，原告父亲去世后的组上抽回了死者责任田并重新发包了；对证据12我方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原告所证明的是2000年以前的内容，2000年是重新发包，不是调整，2009年才补发的证，2000年田已经抽回了，2017年镇政府发包重新确权时，全镇的证都是错误的，就全部收回去了，通过核实后再重新颁发。本院审查认为：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审查的是被告将坝上厚海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是否证据充分。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情况，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没有关联，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第三人提供的2000年三次承包责任田的底稿（复印件）来源不清楚，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第三人提供的(2019)湘0524民初30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了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间的纠纷，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形式合法，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戴恩明与原告唐秀娥系夫妻，原告戴恩明与第三人戴恩林系兄弟关系，第三人戴升前、戴升飞、戴艳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儿女。原告戴恩明、第三人戴恩林的父亲戴某生于1997年7月去世，两人的母亲卜某莲于2013年5月去世。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坝上厚海田原系戴某生、卜某莲的承包地。原告方称，从1992年开始，坝上厚海田就分给了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但双方没有写协议。第三人戴恩林称：坝上厚海田没有分，在2000年前是父母的承包地；2000年父亲戴某生的土地被抽回，然后发包给第三人。隆回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30日向戴恩林颁发隆回县农地承包权（2009）第1003×××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戴恩林对坝上厚海田0.632亩享有承包经营权，并将第三人戴升（深）前、戴升（深）飞、戴艳登记为共有权人。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未提供颁发该证的相关依据材料，第三人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因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就坝上厚海田的承包经营发生纠纷，2018年被告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对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争执的坝上厚海田的承包经营权未予以确认。2019年7月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因坝上厚海田发生纠纷在隆回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现未能与组上签订坝上厚海田的土地承包合同。本院认为：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未能提供颁发隆回县农地承包权（2009）第1003×××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依据材料，视为被告颁发该证没有相关依据材料；同时，第三人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因此，隆回县农地承包权（2009）第1003×××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关于坝上厚海田的承包经营权的记载应予以撤销。被告称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该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现未能与组上签订坝上厚海田的土地承包合同，原告要求责令被告将坝上厚海田确定给原告和第三人各承包0.316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隆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隆回县农地承包权（2009）第1003×××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关于坝上厚海田的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二、驳回原告戴恩明、唐秀娥要求责令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将坝上厚海田确定给原告和第三人戴恩林各承包0.316亩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戴恩明、唐秀娥负担25元，由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建黔人民陪审员  袁尧毅人民陪审员  杨琴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李雄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