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30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卜宏斌，男，农民，住陕西省榆林市。诉讼委托代理人：陈剑，西部法制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喜丰，男，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一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刘林先，女，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法定代表人：徐晓文,该公司总经理。诉讼委托代理人：霍雪峰，男，该公司员工。诉讼委托代理人：王海清，内蒙古蒙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卜宏斌、祝喜丰因与被上诉人刘林先、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8）内0121民初1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立案，2019年11月30日变更审判组织成员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院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因内蒙古凯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经注销，2019年12月27日本院裁定准许该公司唯一股东刘林先替代内蒙古凯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作为本案被上诉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卜宏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判决第一项，由祝喜丰赔偿卜宏斌各项损失634396元,凯发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阳光财险在商业三者险范围承担理赔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祝喜丰、凯发公司、阳光财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凯发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祝喜丰驾驶的×××车登记车主为凯发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车主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认为卜宏斌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有过错,故不予承担赔偿责任明显系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涉案车辆行驶证明确可以证明车主为凯发公司,凯发公司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法定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故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二、阳光财险应当在商业险三者范围承担理赔责任。本案中阳光财险主张司机肇事后逃逸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应免除其赔偿责任。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法律规定保险人负有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保险车辆肇事逃逸”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承扣赔偿责任。若以肇事逃逸行为等作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公司应在保险合同中等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说明,并要有投保人的签名等方式确认。在本案中,保险公司所出具的有提示的证明材料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受提示人既不是本案车主、驾驶员,也未注明投保车辆信息。无法证明阳光财险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足以说明阳光财险对免责条款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该条款应当认定无效。退一步讲,本案是属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纠纷,不是保险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约定在本案中不适用。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中,作为肇事车辆承保人的保险公司在履行其赔偿义务时,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定的赔偿义务而进行的赔偿,其属于一种法定义务,意在弥补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不足、拒绝赔偿、肇事后逃逸、赔偿时效滞后等原因可能出现的受害人求偿不能或不能充分求偿的客观风险而作出的一种法定救济。因此,免责事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事由对受害人不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即使与肇事车辆投保人所签订的合同,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双方。保险人不能依据其与被保险人约定的免责事由对抗受害人，其条款对祝喜丰不具有约束性。故阳光财险除在交强险范围承担理赔责任外还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承担理赔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只由祝喜丰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由凯发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由阳光财险在商业第三者范围也承担理赔责任,故卜宏斌提出上述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祝喜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由阳光财险赔偿卜宏斌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全部损失;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卜宏斌、凯发公司、阳光财险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本案事实,祝喜丰驾驶的涉案×××车辆所有人系凯发公司,车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案外人郝某。阳光财险在庭审举证时证明其向本案案外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但并未向本案驾驶人或车辆所有人告知其免责条款。案外人郝某既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亦非车辆驾驶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保险条款不能当然对本案实际驾驶人发生效力。此外,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是保险合同纠纷;案外人郝某与阳光财险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针对被保险机动车即涉案×××车辆而确立被保险人为案外人郝某,机动车商业保险针对投保人郝某而确立被保险人为郝某。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针对投保车辆及被保险人而涉及的侵权损害由交强险及商业险首先赔付,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承担。本案中在商业险保险条款对祝喜丰不发生任何效力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决免除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明显违背上述法律之规定,阳光财险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导致本案错判,祝喜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请求。刘林先辩称，首先，主体不适格，刘林先不是侵权人，所以不应该承担责任；其次，该车系驾车人祝喜丰买的轿车，刘林先没有过错，所以应该由驾驶人承担过错责任。阳光财险辩称，阳光财险在保险合同及条款当中免责提示义务已经尽到。肇事逃逸是商业险的免责条款，肇事逃逸也是法律所禁止的情形，所以阳光财险在商业险的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作为阳光财险是无法控制的，如要求对驾驶员履行免责说明义务，无形中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范围，故该上诉理由不应当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卜宏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祝喜丰赔偿死亡补偿金713400元、丧葬费30996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合计844396元,凯发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阳光财险在保险理赔范围承担理赔责任,诉讼费由祝喜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日23时30分许,祝喜丰驾驶×××号小型客车沿110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520KM+670米处,与前方由此向南徒步横过马路的卜艳妮发生碰撞,造成卜艳妮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祝喜丰弃车逃逸,卜艳妮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6月14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土默特左旗大队作出公交认字【2018】第0006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祝喜丰过错严重承担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卜艳妮无过错无责任。×××号小型客车是祝喜丰夫妇2016年11月向凯发公司分期三年贷款购买,现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凯发公司。投保人郝某为×××号小型客车在阳光财险投保交强险、1000000元商业三者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等,保险期间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3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卜艳妮1996年10月25日出生,未婚,父亲卜宏斌、母亲赵彩芬;赵彩芬于2018年6月19日书面声明放弃对卜艳妮死亡一事民事赔偿的权利,经当庭电话核实放弃声明属实。另查明,2018年12月27日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121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祝喜丰犯交通肇事罪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故是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双方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都没有异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土默特左旗大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8】第0006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以作为认定本次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的依据,祝喜丰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凯发公司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卜宏斌判令凯发公司与祝喜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投保人郝某2017年11月13日为×××号小型客车投保商业险时,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最后一页投保人声明页自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阳光财险在保险合同组成部分的保险条款中就免除责任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阳光财险应当承担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理赔责任;卜宏斌以没有证据证明阳光财险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以及本案是交通事故侵权纠纷不是保险合同纠纷、合同条款对卜宏斌不具有约束力的辩论意见不予采信;对卜宏斌判令祝喜丰赔偿卜宏斌死亡补偿金713400元、丧葬费30996元及阳光财险在保险理赔范围承担理赔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阳光财险赔偿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祝喜丰赔偿卜宏斌因事故造成卜艳妮死亡的死亡补偿金、丧葬费713400元+30996元-110000元=634396元;对卜宏斌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祝喜丰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祝喜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卜宏斌因事故造成卜艳妮死亡的死亡补偿金、丧葬费634396元；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赔偿卜宏斌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三、驳回卜宏斌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林先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阳光财险是否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刘林先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卜宏斌主张刘林先承担过错责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刘林先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过错。现卜宏斌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刘林先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阳光财险是否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第三者责任属于投保人自愿购买的责任保险,其目的是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负担，而非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应尊重当事人合法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务由双方协商确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形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述条款属于免责条款，阳光财险提交的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均有投保人确认收到条款及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签名，故对上述免责条款具有约束力，虽案涉车辆并非投保人驾驶，但免责条款已产生法律效力，故免责条款对驾驶员同样具有约束力。祝喜丰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属于保险公司免赔情形；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止的违法行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将肇事后逃逸约定为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为生效；再次，保险公司并非实际侵权人，保险公司承担替代赔偿义务是基于与投保人的约定，故保险公司是否承担替代赔偿的义务应按照约定确定。综上，卜宏斌、祝喜丰主张阳光财险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卜宏斌、祝喜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88元，由卜宏斌、祝喜丰各负担122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达林太审 判 员 王 晶审 判 员 杨利民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秦俐娟书 记 员 施亚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