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津0106行初23号原告郭永堃,男,1940年1月18日出生,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代理人王秀芳(系原告妻子),1951年3月29日出生,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张云亭(系原告居委会推荐的公民),男,1947年12月12日出生,住天津市北辰区。被告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植物园东里。法定代表人张东明,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昕,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成民,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原告郭永堃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以下简称“红桥教育局”)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5月10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永堃的委托代理人王秀芳、张云亭,被告红桥教育局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昕、王成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红桥教育局于2016年1月8日作出《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内容为“本单位于2015年12月21日收到您提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经核查,您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郭永堃诉称,原告于2015年12月20日给被告寄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已于2015年12月21日收到。被告于2016年1月8日将信息不存在答复告知原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无编号的《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违法。2、判令被告依原告申请重新作出答复。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供并经当庭质证的证据材料如下:1、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证明原告曾经被劳动教养的事实,原告没有错误,劳动教养是冤案。2、红桥教育局信访办作出的《关于居民郭永堃要求平反问题的答复》。证明红桥教育局诬陷原告。3、红桥教育局作出的[2016]2号《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红桥教育局不去调查,就认为原告有错误。被告红桥教育局辩称,被告非该信息法定公开行政主体,且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事实,被告确不存在原告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该信息不属于被告的公开范围,原告起诉被告明显错误。原告于2015年12月20日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被告公开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以下简称“红桥分局”)于2012年3月2日作出的津红公行赔字[2012]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中所引用关于原告于1964年劳动教养三年所涉及的“红桥区北竹林村小学证明”及猥亵幼女的相关证据。由该申请可看出,原告自己已确认上述信息由红桥分局存档,并非由被告保存。而且根据当时相关规定,公安部门系决定、执行劳动教养的有权部门,相关档案信息均应由红桥分局保存。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回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鉴于此,被告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红桥教育局向本院提供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并当庭列举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证明被告具有受理原告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并依法作出答复的法定职权。2、郭永堃邮寄的信封、《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郭永堃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在2015年12月21日收到原告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文件。3、津红公行赔字[2012]001号《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明知其向被告申请公开的信息载体文件保存在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4、天津市红桥区西站小学作出的《关于郭永堃申请公开信息的答复》。证明原北竹林村小学经过历史变迁,已归入西站小学,该校不掌握原告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5、红桥教育局作出的《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及国内挂号信收据(邮件编号:XA12138456412)。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信息公开答复并邮寄送达给原告。6、《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红桥教育局所举证据1-3、5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依据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证据4,原告原系北竹林村小学教师,现在为什么西站小学进行答复。(二)证据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被告所作的答复没有明确告知原告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理由以及公开义务机关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条第一款第一项与被告无关,不适用于本案。(三)原告申请的信息应当存在于原告的人事档案中,被告没有在原告的人事档案中查到,说明有人在诬告原告。通过西站小学的答复,也证明了原告没有猥亵幼女的事实。被诉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没有编号,不规范,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以及辩论意见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答复内容的第一项是不存在对原告的劳动教养平反决定,所以至今原告劳动教养还是法律认定的事实。第二项没有1964年劳动教养决定书,但是公安机关向原告公开了劳动教养通知书,这与原告自己的证明目的是完全相反的。(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中原告被劳教三年的事实,以公安机关的认定为准,教育局信访办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这份答复是教育局信访办向红桥区信访办的回复,并不是直接向原告所作的答复,所以这个答复与本案无关。(三)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被告所举依据1,证明其具有信息公开的法定职权,且原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被告所举证据2-5,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符合定案证据必备条件,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三)被告所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条款与被诉行政行为权限、程序及处理结果相关,能够适用于本案。(四)原告所举证据,其证明目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1日,原告郭永堃向被告红桥教育局提出“津红公行赔字[2012]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中,本人1964年被公安红桥分局劳动教养三年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中‘红桥区北竹林村小学证明’及猥亵幼女的事实依据”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红桥教育局于2016年1月8日作出《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答复原告其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并邮寄送达原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红桥教育局具有依当事人申请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权。《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是否由行政机关制作并保存,是申请人能否获取的前提条件。就本案而言,原告申请公开的是“津红公行赔字[2012]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中,本人1964年被公安红桥分局劳动教养三年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中‘红桥区北竹林村小学证明’及猥亵幼女的事实依据。”显然,原告申请的事项是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不属于《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被告红桥教育局受理原告申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作出了被诉《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其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履行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关于原告于1964年被劳动教养以及后续问题,均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本院不予评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永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永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此页为正文)审 判 长  齐欣代理审判员  郎蕊人民陪审员  薛蔚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书 记 员  王辰附:本裁判文书所引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