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97号原告上海展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永春东路10号10号楼1517室。执行事务合伙人陆蔚菁。委托代理人张勤、黄婧，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迎宾路11号。法定代表人高建荣，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健，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展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展顿投资）诉被告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勤、黄婧，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展顿投资诉称，2013年1月28日，为保障案外人云南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顺利借款，其与被告中茵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被告为其通过委托贷款银行向A公司分次或一次发放委托贷款而与A公司之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最高债权额限度本金为15,000万元（币种人民币，以下相同）。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其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同年1月30日，其与Z公司昆明安宁支行（以下简称安宁支行）、A公司签订《富滇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委托贷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15,000万元，用于安宁世贸广场开发建设，借款期限24个月。该合同已由云南省昆明市华信公证处进行公证。合同签订后，其根据合同约定委托安宁支行向A公司支付了全额借款。A公司至今未按期归还贷款及支付利息、罚息。其多次要求被告中茵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未果，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茵公司：1、偿还其本金15,000万元；2、支付其借款利息2,250万元（九笔贷款的第一年利息均已支付。第二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为，2014年2月6日本金2,550万元、2014年3月1日本金4,030万元、2014年3月11日本金1,100万元、2014年3月18日本金1,000万元、2014年4月3日本金400万元、2014年4月12日本金3,040万元、2014年4月19日本金980万元、2014年4月25日本金1,520万元、2014年4月27日本金380万元，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算）；3、支付其逾期付款利息（截至2015年12月9日止，逾期利息为20,019,100元；2015年1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5,000万元为基数，均为按日万分之五（即年利率18.25%）计算；4、支付复利（截至2015年12月9日，复利为3,495,000元；2015年1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为基数，均为按年利率18.25%计算）；5、承担本案财产诉讼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686,035元；6、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辩称,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被告双方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欲证明被告对于系争债务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富滇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委托贷款协议书各一份，欲证明系争债权债务的产生及借款已实际发放。3、放款通知书一份及转帐支票九份，欲证明原告已履行借款义务，实际支付了15,000万元借款本金。4、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及发票，欲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保全费用5,000元、保全担保费686,035元、律师费等。5、2013年1月28日原告业务经办人、A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建荣及法务部负责人的三方谈话录音。原告业务经办人王某1表述“今天要办（指签订保证合同），后天会去昆明签订主债务合同”，欲证明其在2013年1月28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当天已告知被告会在1月30日签订主债务合同，被告对此知情；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债权确定期间为自2013年2月1日其是笔误瑕疵。6、原告2013年1月28日下午16时给被告法务部负责人韦某的电子邮件，欲证明被告在签订保证合同当时对于主合同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7、A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原告经办人王某1于2013年1月30日在富滇银行签订主合同并办理公证的照片，与证据5结合，欲证明其业务经办人于2013年1月30日飞至昆明签订了主合同。8、被告2013年4月17日发给原告的函件，内容有被告要求原告自收到该函即日起不再向A公司放款，并要求原告提供借款的正式文件，欲证明被告知道原告与A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的事实，以及被告作为保证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9、原告对被告2013年4月17日函件的回函，表示会积极配合。被告在之后两年时间内再未向原告要求获取相关文件或正式表示其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欲证明事实同证据8。10、2015年1月16日三方谈话录音。在主合同两年到期前，因债务人A公司可能无法清偿债务，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建荣参与谈判，欲证明被告清楚涉案借款细节及案外情况，愿意承担保证责任，希望原告不要立即起诉，并非不清楚保证合同的内容。11、中茵股份（股票代码XXXXXX）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124，欲证明在签订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时，被告已与A公司及其股东签署了以其全部财产提供反担保的协议，故存在主合同。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该份反担保协议。12、湖北B公司2006年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显示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建荣2006年是被告董事长，A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韩某当时是被告的副董事长，欲证明被告关于其与A公司无任何联系的说法不成立。13、安宁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该行确认了三方协议中约定的金额，及原告已将款项全部打入该行相应账户，该行也已将款项打入借款人A公司相应账户。14、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原告出具的指示付款函各一份，欲证明原告已实际支付本案诉讼中发生的担保费。15、富滇银行借款借据九份，欲证明该行安宁支行分别于2013年2月6日至4月27日分九次向A公司发放了共计15,000万元借款。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合同第二页鉴于条款第一条说明要成立安宁世贸广场基金，基金募集资金后再发放款项，但经查询没有该基金存在。该合同约定主债权确定期间为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在此期间签署的合同才成为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现在此期间没有签订过委托贷款合同，故依据该条款被告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合同第八页第10.7条约定原告应在主合同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提供委托贷款合同副本，以便保证人及时了解借款的实际金额和还款期限，但原告从未提供过副本，也未与被告沟通过，即双方未实际履行过该合同。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合同和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不在双方约定的主债权确定期间，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放款通知书中的利率与合同约定不符。转账支票没有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转账支票的收款人是原告，表明是原告而非A公司收取了款项，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款项发放的最终去向。对证据4，真实性不能确认，担保单位之一的上海B有限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故不具备担保资格。担保费用是否真实支付不清楚。因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故无需承担该些费用。对证据5，该录音证据并非原始录音载体，不能判断录音光盘与原始录音载体是否一致，故真实性不能确认。录音内容不完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方在场不能推导出被告知道并同意2013年1月30日的委托贷款协议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这一事实。录音中原告没有告知被告将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主债务合同，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反而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有争议。原告希望借款担保期限为两年，但被告要求只能一年，且销售款项优先用于归还贷款。关于两年利息12%，被告认为盈利不高，故双方未就借款合同范本达成一致。双方在此后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未将该文本列为附件，而是留待再讨论决定。对证据7，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并非办理公证手续的当事人，故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但证明系争合同签订于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函件显示被告要求原告如与A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必须在五天内告知被告，以便其保证A公司按约履行义务，否则其不承担担保责任，表明被告并不知晓原告与A公司签订过借款合同。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表示其从未见过该回函。认为该回函没有明确原告是否与A公司签订过借款合同。并且，到目前为止，除本案诉讼材料之外，原告从未向被告提供过有关的借款合同。对证据10，该录音证据并非原始录音载体，不能判断录音光盘与原始录音载体是否一致，故真实性不能确认。录音内容不完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法定代表人并未表述同意改变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更未明确说明对超出主债权确认期间签署的主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原告一直未将委托贷款协议文本提交给被告，故被告事实上并不知道委托贷款协议是不是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签订，导致被告法定代表人误以为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故不能推定被告法定代表人同意变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应条款，其表示承担担保责任应当理解为愿意对依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签订的主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对证据1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公告明确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当天2013年1月28日签订了反担保合同，无法证明主合同客观存在以及被告知晓主合同，故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韩某自2009年开始不再担任被告副董事长且已离开被告。对证据13，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不是当事人。安宁支行作为放贷义务人自述已放款，不具备证明力。对证据14，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案外人王某2曾向担保公司支付过686,035元，不代表该款项系其代原告支付担保费用。付款指示函系原告自行打印，不能代表王某2确认上述款项系代原告支付。对于证据15，因无原件故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借款已实际发放。借据所列合同号XXXXXXXXXXX1010在本案所涉合同中均无法找到。九张借据所列贷款账号均不一致，亦与原告证据委托贷款协议书所列尾号为7584的收款账号不一致。被告为证明其辩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告回复原告及其代理人的回函、邮寄凭证及2015年7月回函的邮寄凭证，欲证明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3月9日、7月23日回函给原告及其代理人，表明被告完全不知晓在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签订过主合同。2、《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欲证明2013年1月30日A公司与安宁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债务人A公司将其位于安宁市XX办事处地块上建造的安宁乾泰世贸广场项目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份合同系原告提交的委托贷款合同的从合同。3、抵押权登记信息，欲证明上述抵押合同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4、安宁乾泰世贸广场项目现场照片，欲证明该工程已基本竣工。5、上海B有限公司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欲证明该公司不具备担保资质。原告质证认为，关于证据1，三方确实商谈过，但未果。被告试图免除自身责任向原告发函表示不承担保证责任系被告单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证据2、3、4，原告与债务人A公司有抵押担保合同不能排除被告向原告提供担保的事实，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涉案委托贷款合同的从合同，及被告可以不承担保证责任。关于证据5，经核实工商登记信息，泰和C公司并未经营异常。根据原告的要求，被告提交了其与A公司以及A公司大股东韩某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原告认为该合同证明被告在主债务合同签订后与债务人及其股东签订了反担保合同，被告在签订该反担保合同时已明知主债务合同并为其承担保证责任后追偿准备了救济措施。经本院审查，原告为向法院申请对被告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措施而提供的担保单位上海B有限公司，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故该公司承担担保义务的能力存疑。经本院释明，原告另行提供了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为担保单位。经对上述证据材料审查，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5、6、10、12均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其余证据均证明了相关的案件事实，其中证据3的转账支票和证据15借款借据虽非原件，但与证据13安宁支行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故本院均予采纳。根据采纳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1月28日，被告中茵公司（担保人，反担保受益人）与案外人A公司（反担保人1，借款人）、韩某（反担保人2，借款人大股东）签订反担保合同一份，载明，反担保人愿意以反保证的方式就担保人为反担保人1与展顿投资及关联有限合伙之间在一定期限内、最高债权限度以内所签订的一系列《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提供担保，向展顿投资提供保证事宜（双方将于今天晚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人愿意以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分区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反担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贷款人依据《借款合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具体金额以《借款合同》为准（总额不超过壹点伍亿元，年利率不超过12%）。双方一致同意，每一笔《借款合同》签订后，在贷款人放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担保人与反担保人1按放款的额度，以反担保人1所开发的安宁世贸广场项目中对应房产办理反担保人1对担保人保证的抵押登记手续，将相应的房产抵押给担保人。具体额度计算方式为：以每笔贷款放款额的双倍为基础，由担保人选择对应的房产（按每平米2,600元计算）为抵押房产。届时反担保人1不得提出任何异议或不予配合，否则担保人有权立即要求反担保人1归还贷款或立即对反担保人1的在建房产及反担保人2的房产及其它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办理程序为：在担保人与反担保人1双方确认每笔放款数额后的次日，双方派员到安宁世贸广场确认抵押的房产，后双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手续，共同到抵押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反担保人1还款后（包括提前还款）的五日内，担保人与反担保人1在次日即共同办理抵押撤销手续。第五条的6.4约定，在担保人为反担保人1提供的上述担保的一年期限内，反担保人1应每月向担保人提供财务报表，以便担保人对反担保人1有关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进行监督，若担保人须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时，反担保人1应无条件同意并予协助和配合。2013年1月28日，原告展顿投资与被告中茵公司签订编号为【DB2013001-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载明展顿投资拟成立“云南昆明安宁世贸广场基金”，募集资金用于委托债权人向A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其投资人可能作为合伙人进一步成立一个或多个关联有限合伙企业，其募集资金用于委托富滇银行安宁支行或其他商业银行向A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展顿投资及其关联有限合伙企业于该合同第2条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及最高额限度内将与委托贷款银行签订一系列《委托贷款协议书》，并与委托贷款银行和A公司签订一系列《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各份《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分别及共称为“主合同”）。在主合同项下，展顿投资及其关联有限合伙企业为实质上的债权人，并作为本合同项下的债权人。为保障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权益得以实现，保证人同意为A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约定债务人为A公司，保证人为中茵公司。主合同为在本合同第2条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及最高额债权额度内，展顿投资或关联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和A公司签订的一系列《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或其他委托贷款的合同、协议、法律文件分别及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主合同应根据本合同附件所示范本签订。除委托贷款主体、金额、贷款期限的起止日期外不做实质性的变更，且主合同利率不高于18%/年，否则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从2013年2月1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止期间（“债权确定期间”）内，债权人因通过委托贷款银行向债务人分次或一次发放委托贷款而与债务人之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债权额限度（本金）为壹亿伍仟万元整（￥150,000,000）。一旦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内签订，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费用或债权人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范围，但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之外签订的，保证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障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权利的实现，保证人同意为债务人向委托贷款银行和/或债权人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人同意接受该保证。合同第10.7还约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本合同第2条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和最高额债权限度内签订任何主合同均无须再通知保证人。但债权人应在主合同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其与委托贷款银行及债务人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的副本提供给保证人，以便保证及时了解借款的实际金额及还款的时间期限。且债权人亦应在债务人偿还债务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债务人还款的信息告知保证人。等等。2013年1月30日，原告展顿投资（甲方）与安宁支行（乙方）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委托该支行向A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甲方在乙方开立资金结算账户，将所委托的资金存入该结算账户，在乙方将甲方结算账户内的委托资金划转至乙方委托贷款资金账户后，该协议即生效。甲方指定以其在乙方开立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7584的结算账户用于收取委托贷款及利息。甲方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整，委托贷款期限为24个月。乙方代表甲方就委托贷款事项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甲方为委托贷款的债权人。甲方指定的借款人为A公司。该委托贷款的用途为安宁世贸广场开发建设。甲方指定的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为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基础上利率浮动值（加/减）8.85%，即执行利率为15%。该协议第七条贷款担保未载明担保人、担保方式。2013年1月30日，A公司（甲方）与展顿投资（乙方）、安宁支行（丙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根据甲方业务需要和借款申请，乙方同意并委托丙方向甲方发放委托贷款，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和借款期限、贷款利率均与委托贷款协议书相同。丙方将贷款划入甲方在丙方开立的A公司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3764。2013年1月30日，A公司与安宁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其位于安宁市XX办事处地块上正在建造的“安宁乾泰世贸广场”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2月6日至4月27日，安宁支行分九次不定期向A公司开具了共计九份不等额借款借据，金额合计15,000万元。其中，2013年2月6日借据所列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7208金额为2,550万元，3月1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7527金额为4,030万元，3月11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7601金额为1,100万元,3月18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7920金额为1,000万元,4月3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8349金额为400万元,4月12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8423金额为3,040万元,4月19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8594金额为980万元,4月25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8742金额为1,520万元,4月27日借据贷款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8987金额为380万元。上述九份借据借款均载明借款合同号码为XXXXXXXXXXX1010，存款户账号XXXXXXXXXXXXXX3764，利率12.55%，用途安宁世贸广场开发建设，借款种类为委托贷款。2013年4月17日，中茵公司致函展顿投资提出，展顿投资违反了双方同年1月28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在合同履行期间严守保密义务的约定，对外披露担保事宜，损害了其公司形象，要求展顿投资在函件到达之日起不得就上述合同再行向A公司放款；展顿投资与A公司在函件到达之日起签订的任何合同或向A公司借出的款项，其一律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展顿投资应在收到函件之日起三日内将收到函件前已与A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借款额度以正式文件形式（包括原始单据、凭证、合同等）告知其（不解除展顿投资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相关义务），以便于其保证A公司按约履行义务，否则其将不承担担保责任。同年4月20日，展顿投资回函表示，其严格按照双方2013年1月28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操作，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希望与中茵公司在合同存续期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于中茵公司要求的其与A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及相关凭据，其将于近期提供，其中相关凭据需要到委托贷款银行安宁支行实地调取复印。中茵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3月9日、7月23日函复展顿投资及其代理人，表明其完全不知晓展顿投资在其与安宁XX所签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的债权确定期间签订了主合同。展顿投资为本案诉讼向本院申请财产诉讼保全，申请查封、冻结中茵公司与196,010,000元等值的财产，委托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双方于2015年12月9日签订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担保费及支付方式为，在合同签订之后，上海C有限公司出具保函之前支付，担保费为保全标的金额的0.35%，共计686,035元。该合同约定，展顿投资同意在合同生效之日起3天支付担保费。该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展顿投资于2015年12月10日发出付款指示函，指令案外人王某2于次日为其代为向上海C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686,035元。王某2按展顿投资上述指示支付了款项。2015年12月21日，案外人Y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补充说明公告》，声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关条款，以及其控股股东中茵公司与展顿投资未能就“委托贷款合同”范本达成一致，故A公司与展顿投资应无法签订符合约定的“委托贷款合同”，其到目前为止未收到过委托贷款合同，其有理由认为不应承担一亿五千万元的担保责任。安宁支行于2016年3月3日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海展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我行发放1.5亿元手续委托贷款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根据其2013年1月30日与展顿投资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书以及与展顿投资、A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1010号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三方当事人文本），展顿投资须先将其委贷资金转入在该行开立的对公结算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7584），然后展顿投资再按该行结算管理要求，使用富滇银行转账支票将委贷资金转入展顿投资在该行的内部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0101），待委贷资金按前述步骤划转完毕并经该行核实后，A公司在借款借据上用印，该行随即进行委托贷款审批流程，审批完毕后将受托资金发放至A公司在该行开立的对公结算账户（账户：XXXXXXXXXXXXXX3764）。该行受展顿投资委托，分别于2013年2月6日至4月27日共计向A公司发放9笔共计委托贷款本金1.5亿元。该行完成了将展顿投资1.5亿元本金以委托贷款方式发放给A公司的全部手续与流程，A公司账户（账户：XXXXXXXXXXXXXX3764）已接收全部1.5亿元贷款本金，并且没有任何退款行为发生。本院认为，原告展顿投资主张被告中茵公司应当为案外人A公司对其所负借款债务向其承担保证责任，依据是其与中茵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2013年2月1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止的期间为债权确定期间，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之外签订的，保证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展顿投资与借款人A公司之间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不符合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债权确定期间的约定，故依照约定，中茵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展顿投资主张，包括中茵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内的三方负责人就签订合同及系争借款债务如何处理进行过会谈，表明中茵公司认可涉案委托贷款合同是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且确认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会谈内容仅显示三方商谈签订主合同事宜以及如何应对债务危机，被告法定代表人并未确认展顿投资与A公司2013年1月30日资金委托贷款合同是原、被告之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或同意对不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的债权确定期间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故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已变更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应条款的约定。对于被告中茵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仍应依照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予以认定。分析本案其余事实，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在前，人民币委托贷款协议签订在后，即原告展顿投资在2013年1月30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时明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于债权确定期间的约定，被告中茵公司对未在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不承担保证责任。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为自2013年2月1日起，展顿投资解释为笔误。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重大权利义务的约定如发现有错误，应及时、明确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并要求更正。但展顿投资目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其主张的笔误提出过异议。故其关于笔误的解释，本院难以采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债权人应在主合同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其与委托贷款银行及债务人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的副本提供给保证人，以便保证人及时了解借款的实际金额及还款的时间期限。但展顿投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过上述合同义务。被告中茵公司向原告展顿投资发函提出异议，要求展顿投资提供借款合同及相应凭据，但并未确认其对展顿投资和A公司所签2013年1月30日委托贷款协议负有保证责任，仅能视为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中茵公司在与展顿投资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前与A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亦仅能证明中茵公司就为A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达成一致，以及A公司为此提供反担保的事实，不能作为判断涉案委托贷款合同是否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合同的依据。同理，在无法认定涉案委托贷款合同是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合同的情形下，安宁支行是否根据展顿投资的委托向A公司发放了15,000万元贷款，与被告中茵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没有关联性。综上，原告展顿投资主张被告中茵公司为其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于2013年1月30日的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双方之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展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1,870.5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原告上海展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理庸审 判 员  王 敬人民陪审员  陈幸学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庆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