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49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永庆，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建朝，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淑芳，女，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四十六所工程师，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楠，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永庆因与被上诉人张淑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5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永庆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发回或改判支持姜永庆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淑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6月15日达成的《协议书》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协议书》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一审中,姜永庆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事件单及出警记录,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张淑芳多次前来市场闹事,并扣押了姜永庆所有的车辆，致使姜永庆的意思表示不自由,故该《协议书》并不是协商的结果。张淑芳带领社会闲散人员来到姜永庆处恐吓,强迫姜永庆签署张淑芳拟好的《协议书》,已经对姜永庆构成了胁迫。此时,张淑芳又将姜永庆的自有车辆强行扣押。基于上述两点事实,足以证明张淑芳已经对姜永庆构成了胁迫,使姜永庆意思表示不自由,故而才签订《协议书》。张淑芳一审中还声称是经姜永庆同意后才将车开走,这已经严重违背实际情况。另外,张淑芳已经对扣押姜永庆车辆的事实予以自认,结合姜永庆的举证,足以证明张淑芳胁迫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6月15日达成的《协议书》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协议书》中所载事实与事实情况相去甚远,严重违背事实情况,且内容已经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协议书》中记载的出资40万元,是姜永庆抵押借款而来,与张淑芳无关。张淑芳在《协议书》中虚构事实声称:“由甲方(张淑芳)投资40万元,乙方(姜永庆)投资10万元共同承包了赛罕区富群便民市场。”根据姜永庆一审中所举证的证据来看,便民市场是姜永庆以个人名义与市场负责人兰晓霞签订的,与张淑芳无关。双方是再婚夫妻,庭审中张淑芳也承认双方性格不和,感情没有基础。另外,根据姜永庆举证《借款抵押合同》、房产证等证据,足以证明是姜永庆以自己婚前房产抵押借款40万元,而非张淑芳出资40万元。张淑芳声称是以其所有的吉美佳园房产抵押借款40万,对此其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事实上,张淑芳所称的房屋并没有任何产权手续,根本无法办理抵押。债权人是不会同意以毫无产权手续的房子做抵押的,法律上存在太大风险,届时债权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故张淑芳的抗辩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无任何证据佐证。《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纵观《协议书》的内容:“甲方有权按照股份分红。姜永庆不论市场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按时给张淑芳付款”。该条与《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经济好转情况下,姜永庆在2017年支付张淑芳2万元,从2018年经济好的情况下,每年支付3万元,直到不再经营的约定大相径庭。《协议书》中均是为姜永庆设定义务,并没有任何权利。且协议书与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相比,可能相差数十倍,明显加重了姜永庆的给付义务,故该协议书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况,应当予以撤销。综上,《协议书》是在张淑芳带领社会闲散人员恐吓并扣押姜永庆自有车辆的情况下胁迫签订,且《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与《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大相径庭,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协议书》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姜永庆的诉讼请求具有充足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不存在胁迫情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对于胁迫的事实,姜永庆在上诉理由第一、二点已经进行了论述。一审法院认为存在时间间隔而认定胁迫不存在，姜永庆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从扣押姜永庆的车辆,到签订《协议书》,再到归还车辆，整个过程是连续性的。故此时胁迫是在持续存在的,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时间间隔。正是因为张淑芳带人多次来市场闹事胁迫恐吓,并扣押姜永庆的车辆,姜永庆才会在《协议书》上签字。整个过程是连续、完整的,所以才能对姜永庆构成威胁。另外,双方已经协议离婚,且离婚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并不存在重新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基础。双方已经于2016年7月20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于当日双方前往民政局领取了离婚证协议离婚。双方已经在《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财产分配中明确约定:1、各自名下的婚前归各自所有。2、各自名下的车辆归各自所有。3、现男方经营富群便民市场,如便民市场经济好转的情况下男方在2017年支付女方贰万元,从2018年开始经济好的情况每年支付叁万元,直到男方不再经营便民市场。根据姜永庆一审中所举的银行流水及张淑芳出具的《收条》,足以证明姜永庆已经于2017年向张淑芳支付了2万元,2018年已经超额向其支付了5万元(因张淑芳多次带领社会闲散人员来市场闹事,并威胁姜永庆才向其支付了5万元,以求相安无事)。既然《离婚协议书》已经生效,且已经备案,就应当予以保护。《离婚协议书》中的第三条已经明确约定了经济好转情况下于2017年支付2万、2018年支付3万。姜永庆已经依约履行了上述给付义务,且在经济好的情况下,只需要每年向张淑芳支付叁万元直到不再经营为止而已。并不存在张淑芳所称的延续性财产分割的问题,因为双方已经对财产分割完毕,剩下的只是需要履行相应给付义务即可。综上,双方已经协议离婚,且离婚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重新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基础。补充意见：2018年6月15日签订涉案协议的当天，张淑芳带领两名男性将姜永庆堵到屋里，非法拘禁长达6小时。签订协议是在被非法拘禁以及严重胁迫的情况下。姜永庆二审申请证人出庭，签协议的屋子是证人住宿的地方，对方不仅不让姜永庆出去，还不让证人进去。协议内容全部设定姜永庆的义务，姜永庆在该协议中没有任何权利，极度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张淑芳拿走了姜永庆的车钥匙，姜永庆要车不还的情况。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不应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个是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均有涉及，完全符合合同法54条的可撤销情形。张淑芳辩称，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共同承包了赛罕区便民市场，双方出资比例为20%、80%，承包期为2014年-2020年。后双方离婚先签署离婚协议，对市场经营收益进行分配。后姜永庆不按约定履行，张淑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同姜永庆重新协商，在2018年6月15日签订案涉协议书，这是本案的基本背景。而姜永庆据以撤销该协议的事实基础是受张淑芳胁迫不得已而签字。不存在姜永庆所称的张淑芳带社会闲散人员上门胁迫的事实，当天陪同张淑芳的只不过是双方都熟悉的张淑芳的朋友，至于张淑芳将姜永庆车辆开走的行为，不过是当时姜永庆将车辆作为抵押物，交于张淑芳处分而已。此时双方也先后报警，而且是张淑芳报警在先。张淑芳之所以报警，是为了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寻求警方的认可。警方当时也认定双方仅是一般经济纠纷，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应该本着自愿解决的原则自行处理。假设6月15号那一天，按姜永庆所称的事实，为何不报警，如果涉及非法拘禁，张淑芳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哪怕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应当给予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姜永庆二审申请的证人证言，作为一个重要证据，为什么不在一审出示。综上，姜永庆所称的事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做支撑。一审法庭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姜永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双方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淑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永庆与张淑芳于2014年10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7月20日协议离婚。2016年7月20日双方达成《离婚协议书》，约定如下：1．各自名下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2．各自名下的车辆归各自所有。3．现男方经营富群便民市场，如便民市场经济好转的情况下男方在2017年支付女方2万元整，从2018年开始经济好的情况下每年支付3万元，直到男方不再经营便民市场。4．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务，如有债务个人名下债务由各自承担。之后双方办理离婚手续。2017年1月24日，姜永庆转账给张淑芳1万元。2017年8月20日，姜永庆转账支付给张淑芳1万元。另查明，2018年6月9日17时左右，张淑芳去富群便民市场找姜永庆，因索要款项而产生纠纷，张淑芳把姜永庆的蓝色别克商务车（2018年购买的二手车，8万元购买）开走。之后姜永庆报案，110指挥中心派出警员出警。因属于经济纠纷，出警人员未做出具体处理。2018年6月15日，姜永庆（乙方）、张淑芳（甲方）再次协商并达成《协议书》约定如下：甲乙双方原为再婚夫妻，因为共同生活两年之后由于性格不合而离婚。但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由甲方投资40万元，乙方投资10万元共同承包了赛罕区富群便民市场。在离婚时通过民政局协议，只要乙方姜永庆经营市场，2017年付给甲方2万元，2018年以后每年付3万元给甲方张淑芳作为市场收益分红。另外乙方2016年还欠25000元未给甲方。由于姜永庆至2018年6月15日仍然没有给张淑芳付钱，所以张淑芳把姜永庆别克车暂时扣押。今天协商如下：1．姜永庆于2018年8月底付给张淑芳3万元整；2．姜永庆于2018年12月底付给张淑芳25000元整。3．姜永庆于2019年以后每年6月份给张淑芳5万元整。以上三点乙方如果有一条不履行，甲乙双方移交经营权，也就是乙方将富群便民市场承包经营权给甲方张淑芳。如果2019年张淑芳经营给姜永庆每年五万元。之后又补充内容“姜永庆不论市场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按时给张淑芳付款。否则甲方有权彻底查账。查账之后甲方有权按照股份分红。”2018年6月30日，姜永庆向张淑芳支付分红款5万元，张淑芳给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富群便民市场承包经营分红款5万元。2018年以前已按协议支付清。”再查明，据姜永庆陈述，姜永庆所签订的富群便民市场的承包合同期限自2014年至2020年1月30日。又查明，2018年8月27日，张淑芳作为原告将姜永庆起诉至赛罕区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2018年6月15日签订《协议书》中关于合伙经营收益分配的相关条款；依法撤销《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约定。2．请求确认原、被告系经营赛罕区富群便民市场的合伙人关系；依法确认原告占合伙人投资比例为80％，被告占20％。3、依法判决按投资比例分配2015年-2021年经营富群便民市场的盈亏，分割2015年-2018年度原告应分得收益暂按净利润50万元的80％计算。（最终以法院委托鉴定结论为准，合理递减之前被告交付原告的5万元）。目前该案在审理过程中。2019年4月1日，姜永庆起诉至新城区法院，请求撤销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随后该案因管辖问题移送至赛罕区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姜永庆的诉讼请求为撤销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其撤销理由为签订协议时处于受胁迫状态，并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张淑芳虽将姜永庆的车开走（2018年6月9日），但《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综合考虑间隔时间、协议内容、协议实际履行等事实，认定不足以构成“胁迫”，姜永庆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胁迫情形，同时也未能证明其签订协议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综上，姜永庆以上述理由主张撤销协议，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姜永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00元（姜永庆已预交），由姜永庆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8年6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书》，姜永庆称系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二审中姜永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该证人与姜永庆系亲属关系，证人也未看到张淑芳对姜永庆有人身威胁或胁迫的行为，且该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并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姜永庆一审提交的事件单及出警记录的时间是2018年6月9日，无法证明2018年6月1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对姜永庆构成胁迫，故本院对姜永庆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018年6月15日《协议书》的达成时间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书》之后，两份协议书都是平等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结果，双方对前后协议书内容冲突没有特别约定，故本院根据合同签订的先后顺序，对于两份协议书冲突的内容以时间在后签订的协议书为准。姜永庆和张淑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双方达成的《协议书》上签字并按捺，视为双方均认可其签订的该份《协议书》，且姜永庆在《协议书》签订后，即2018年6月30日向张淑芳支付分红款5万元，已经实际履行了该份《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存在胁迫及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所述，姜永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姜永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静审判员 周 纬审判员 王 璐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子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