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12476号原告：黄学远，女，197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星堂,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国源，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健兴，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宋润娣，女，194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第三人：江子君，女，200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第三人：江家樑，男，200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理人：江国源，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告黄学远诉被告徐惠梅、江国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18日、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学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星堂，徐惠梅、江国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林健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徐惠梅于2020年8月30日死亡，其遗产继承人宋润娣、江子君、江家樑明确表示在该案债务金额范围内放弃对徐惠梅财产继承权，并拒绝作为该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学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徐惠梅、江国源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552050元及利息暂计10000元（其中以3987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日计至付清日止；其中以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8月5日计至付清日止；其中以20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9年3月29日起计至付清日止；其中以1033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11月20日计至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徐惠梅是小学同学关系，从2014年开始，徐惠梅以夫妻购买房屋、夫妻经营生意急需资金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出借，徐惠梅向原告出具了多张《借条》，经原告统计，徐惠梅尚欠原告本金552050元及利息。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且涉案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黄学远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徐惠梅出借款项（558033元）以及徐惠梅归还借款的情况；2.《借条》7张，证明第二笔款项借款金额为3万元，其中银行转账24150元，现金支付5850元。2018年11月4日跟2019年2月4日的借款是同一笔，后者是前者的续借。2019年1月28日的借款是2万元，被告在2019年3月28日已偿还。原告又在2019年6月7日通过转账方式又借给被告2万元，《借条》原件在原告手中，当作续借。此后三张借条是通过现金借给被告，2019年7月13日借了35310元，2019年7月18日借了2万元，2019年8月1日借了3万元。被告还了5885元。2019年7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转给徐惠梅18000元。证明徐惠梅欠原告借款的情况；3.婚姻登记情况，徐惠梅与被告江国源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徐惠梅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我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大部分是赌债，并非真实的民间借贷，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与我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2010年左右，我与朋友一起打麻将时认识原告，因我的朋友经常约上原告与我一起打麻将，我慢慢与原告熟悉。在2013年中，我知道原告从事地下六合彩下注生意后，我经常在原告处下注参与地下六合彩的赌博活动，我与原告的银行账户开始有频繁的资金往来。我在原告处下注的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因此，从2013年开始，我与被告银行账户之间开始有频繁的资金往来。从2013年至2019年之间，我与原告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多达三四百次，金额不等，且数额都不大，最大的也才两三万元，也并非固定整数，这完全不可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所能形成的银行交易往来。因我本身收入不高，与原告赌博又以输的情况居多，慢慢地我就不能偿还原告的赌债，我只能向原告表示分期偿还，并按照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出具借条。这一事实，在我提供的证据一：原告与我的微信聊天记当可以印证我的涉赌问题，原告亦明确知道我的赌博行为的。2.关于我向原告出具借条的经过：⑴我于2017年10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该借款事实根本不存在。①该《借条》其实是因我在2017年欠原告的两笔3万元的赌债未能偿还，在我向原告提出分期偿还后，我按照原告的要求而出具的。具体情况为：㈠第一笔3万元的赌债于2017年2月份形成，因我无法偿还，故向原告要求分10年偿还，月息7.5%，在出具借条前已经偿还了8个月的利息（每月2250元利息，有对应的转账凭证），剩余112个月利息未还；㈡第二笔3万元赌债于2017年5月份形成，我要求分6年偿还，在出具借条前已经偿还了6个月的利息（每月2250元利息，有对应的转账凭证），剩余66个月利息未还。原告要求我将6万元赌债加上未偿还的分期利息计算一个总金额作为借款本金，向其出具《借条》。具体计算方式如下：第一笔3万元赌债＋利息252000元（30000元×7.5%月息×112个月=252000元）+第二笔3万元赌债＋利息148500元（30000元×7.5%月息×66个月）=460500元。该借条是在原告多次逼迫我该还该6万元赌债，在我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按照原告的要求来写的，根本不存在我因买房子而向原告借款的情形。我的房子是在2007年购买的，根本没有必要在2017年向原告借钱买房子。另外，原告未能提供与该借条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通过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可知，从2013年至2019年5月，原告的银行账户余额从来没有超过10万元的银行存款，原告明显不具备将大额款项出借给我的能力。由此可见，该《借条》的借款事实并没存在。②关于我于2018年11月4日出具给原告黄学远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30000元，但我实际只收到了原告24150元的款项，且在2018年12月23日及2018年12月24日，我已经通过曾淑贤的平安银行信用卡向黄学远转账还款31000元，该笔借款已经全部还清。③关于我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给原告黄学远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2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9年3月28日，我已经按照借条的约定，于2019年3月28日当天通过工商银行向黄学远转账还款20000元，该笔借款已经全部还清。④关于我于2019年2月4日出具给原告黄学远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30000元，是赌债，我从来没有收到原告该30000元借款，原告黄学远也没法提供出具借条当天所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⑤关于被告于2019年7月13日出具给原告黄学远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35310元，是赌债，我从来没有收到原告该35310元借款，原告黄学远也没法提供出具借条当天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⑥关于我于2019年7月18日出具给原告黄学远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20000元，但原告实际只在2019年7月16日向我支付了18000元的款项，且我在2019年7月16日当天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6500元的利息，即实际借款金额只有11500元。我分别于2019年7月22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还款3500元，于2019年7月30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还款8760元，该笔借款已经还清。⑦关于我于2019年8月1日出具给原告黄学远的借条，该借条上的借款金额为30000元，是赌债，我从来没有收到原告该30000元借款，原告黄学远也没法提供出具借条当天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以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与我之间的赌债并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故我因与原告赌博欠下原告赌债后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应属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通过原告与我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存在大量可疑之处，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可以看出，从2017年开始，原告一直在向我的各个信用卡账户汇入大量的款项，在2017年10月1日我向原告出具了460500元的《借条》给原告后，原告仍然在同一个月向我的各个信用卡账户多次汇入款项。信用卡与借记卡是不同的，信用卡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消费贷款，没有一般借记卡的存款功能，即使将款项存入信用卡，要将信用卡内的款项提出来也是需要支付高额的手续费给银行的。若我与原告的460500元借款是真实的话，为何在我向原告借款后，原告还不停地向我的各个信用卡账户汇入款项？这明显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的银行交易流水表现。由此可见，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4.从我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表以及微信支付凭证可以看出，我于2017年10月-2019年8月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黄学远转账还款200620元，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转账273806元，合计向黄学远转账474426元，我已经将实际借到黄学远的款项全部还清，原告黄学远的诉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㈠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㈡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在本案中，原告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也不符合常理。由此可以推断，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大部分借条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徐惠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与徐惠梅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是涉及赌博，属于赌债，不受法律保护；2.徐惠梅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统计表，证明原、被告之间一直有频繁的资金来往，金额大小不等，也并非整数，徐惠梅从2013年7月1日间通过银行储蓄卡向原告黄学远汇款达337433元；3.徐惠梅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及统计表，证明原告与徐惠梅之间一直有频繁的资金来往，金额大小不等，也并非整数，徐惠梅从2016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黄学远汇款达351736元；4.徐惠梅的工作证明及社保记录，证明原告多次到徐惠梅工作单位催收赌债；5.徐惠梅房产证，证明徐惠梅在2007年已经购买房屋，不存在2017年向原告借款购买房屋的事实。被告江国源辩称：涉案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因为没有将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该笔债务是徐惠梅与黄学远之间的赌债；3.借条上没有我的签名确认，我对涉案借款均不知情。黄学远反驳称：徐惠梅仅归还了本案102685元，其余的资金往来均因另外借款而产生。另徐惠梅、江国源将17张信用卡交给黄学远管理，黄学远为上述信用卡还款后，徐惠梅将上述还款款项归还给黄学远。为反驳徐惠梅的辩解，黄学远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1.转账汇款回单2张，黄学远向曾淑贤的平安银行信用卡转账共31000元，并不是徐惠梅向原告的还款；2.2018年11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徐惠梅向原告借款3万元，在确认收到借款3万元后，才向原告出具借条；3.2019年7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徐惠梅确认收到原告借款35310元；4.2019年7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徐惠梅确认向原告借款2万元；5.2019年7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向徐惠梅借用6500元，原告在第二天已向徐惠梅返还该6500元；6.《借条》、银行转账回单2张、2019年5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徐惠梅在2019年7月22日微信转账的3500元，实际上是向原告归还原告为其在2019年5月5日垫付刘庆活的借款；7.2019年7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照片4张，徐惠梅为向原告证明其有还款能力，将其出售房屋的合同拍照发给原告；8.2019年7月31日微信聊天记录，徐惠梅确认向原告借款3万元；9.手机银行截图，证明由2013年7月至2019年7月，原告向徐惠梅3847储蓄卡转账超过100万元；10.借条4张，证明除了本案的借款，徐惠梅向原告的其他借款情况；11.手机银行截图、江国源信用卡、企业信息，证明被告江国源经营广州丰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因资金困难，将其信用卡交给原告代其还信用卡款，原告至今为江国源偿还信用卡款197000元，江国源对涉案的全部借款均知情；12.手机银行截图2张，证明2017年11月1日至今原告向徐惠梅信用卡还款的金额2150296元-605866元=1544430元；13.2019年1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2张，证明原告按照徐惠梅的指示，在2019年1月24日、2019年1月25日分两次帮曾淑贤还平安银行卡共3万元，该3万元并不是徐惠梅向原告的还款；14.银行转账电子回单2张，证明2018年8月7日、2018年8月16日，原告帮徐惠梅偿还其欠刘庆活的35000元借款及利息。2018年8月27日徐惠梅将原告代垫的35000元归还给原告，该35000元并不是徐惠梅向原告的还款；15.2019年7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催徐惠梅归还未写借条的18000元；16.2018年12月24日微信转账记录，原告向徐惠梅借用7000元，原告在第二天已向被告返还该7000元；17.2018年1月24日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原告向徐惠梅借用9600元，徐惠梅在第二天通过微信转账返还该9600元，与涉案借款无关；18.2018年6月1日银行转账记录，原告向徐惠梅借用6000元，徐惠梅在第二天通过微信转账返还给6000元，与涉案借款无关；19.2018年6月27日微信语音记录、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徐惠梅向原告微信转账3400元，请求原告帮忙还其欠刘庆活的借款；20.2018年10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原告通过网银向徐惠梅转账1300元，徐惠梅在通过微信转账返还该1300元，与涉案借款无关；21.2018年11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原告通过网银向徐惠梅转账2500元，徐惠梅在通过微信转账返还该2500元，与涉案借款无关；22.2018年11月28日微信转账记录，原告向徐惠梅借用2000元，原告已向被告返还该2000元；23.2019年5月5日银行转账记录，原告向徐惠梅转账3500元，而不是徐惠梅偿还3500元；24.2018年11月30日银行转账记录，原告向徐惠梅借出19569元。庭后补充：25.2017年12月30日微信转账记录，证明2017年12月30日徐惠梅向原告微信转账的4500元，是原告借用徐惠梅4500元，原告已经在当天12时38分将该4500元转回给徐惠梅，该4500元并不是归还涉案的借款；26.2018年6月25日微信还款记录，证明2018年6月25日，徐惠梅向原告微信转账的3730元，系由于徐惠梅急于刷卡消费，所以是徐惠梅要求原告帮忙还入3400元徐惠梅的浦发银行信用卡，另外330元是手续费；27-43项证据，证明黄学远为江国源招商银行信用卡还款197000元，为徐惠梅名下招商银行、农商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广州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共还信用卡款项2458780元，为徐惠梅指定的曾新彩交通银行、民生银行账户还款78300元；为徐惠梅指定的平安银行、广发银行还款886400元。4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帮被告维持信用卡额度，徐惠梅支付原告手续费，手续费=还款金额×0.018。根据原告黄学远及徐惠梅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31日至2017年10月29日期间，黄学远共向徐惠梅账户转账50笔，款项共计558033元，在此期间徐惠梅也陆续向黄学远还款并支付部分利息（根据徐惠梅统计为136813元）。2017年10月1日，徐惠梅在其身份号复印件上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为购买房屋，现收到黄学远（身份证号：）以现金借出的￥460500元（人民币肆拾陆万零伍佰元整），借期伍拾伍个月，首先按偿还伍个月每月人民币￥4500元（即2017年10月30日起至2018年2月30日，还款金额￥22500元（人民币贰万贰仟伍佰元正）；再偿还伍拾个月，每个月人民币￥8760元，即2018年3月30日至2022年4月30日止还清金额￥438000元（肆拾叁万捌仟元整）。立此为据，借款人：徐惠梅，身份证号：。借款日期：贰零壹柒年壹拾月零壹日。”立下上述《借条》后，徐惠梅基本按《借条》约定的还款金额向黄学远归还了13期共计96800元。截至2019年7月30日，徐惠梅仍欠该《借条》项下的借款本金363700元（460500元-96800元）未还。2018年11月4日，黄学远向徐惠梅出借款项3万元（转账24150元＋现金5850元）后，徐惠梅又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现借黄学远人民币叁万元正（￥30000）借期3个月，于2019年2月4日归还。借款人徐惠梅，日期2018年11月4日。”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后，因徐惠梅未按期偿还借款，徐惠梅重新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现借黄学远现金人民币叁万元正（￥30000），借期6个月，于2019年8月4日归还。借款人：徐惠梅，日期2019年2月4日。”但徐惠梅至今尚未偿还上述借款。2019年1月28日，黄学远以转账的方式向徐惠梅出借2万元，徐惠梅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现借黄学远现金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于2019年3月28日归还。借款人：徐惠梅，日期：2019年1月28日。”2019年3月28日，徐惠梅向黄学远归还上述借款。2019年6月7日，黄学远又以转账的方式向徐惠梅出借2万元，双方约定徐惠梅不取回《借条》原件，以该《借条》作为2019年6月7日出借款项的借据。徐惠梅至今尚未归还该笔款项。2019年7月13日，黄学远向徐惠梅现金出借35310元后，徐惠梅在其身份号复印件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现借到黄学远现金人民币￥35310元整（叁万伍仟叁佰壹拾元整），分6期归还，每期5885元整，于2019年8月13日开始归还，到2020年1月13日还清。借款人：徐惠梅，日期：2019年7月13日。”借款后，徐惠梅向黄学远归还了1期5885元，剩余借款本金29425元未归还。2019年7月15日，徐惠梅向黄学远提出借款，黄学远将款项交给徐惠梅后，徐惠梅于2019年7月18日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因资金急需周转，现向黄学远借到现金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元），于2019年10月18日归还。借款人：徐惠梅，日期：2019年7月18日。”上述款项徐惠梅未归还。2019年8月1日，徐惠梅在确认已收到此前黄学远出借的3万元的情况下，重新亲笔书写《借条》并按上指模确认：“现借到黄学远现金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人：徐惠梅。日期：2019年8月1日。”上述款项徐惠梅未归还。另，黄学远提供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于2019年7月16日向徐惠梅转账18000元，当天下午6:13分其对徐惠梅说：“你转回18000元比我先，我这边提不出，我公数比你的”“明天我要用来提材料的”，徐惠梅回复：“交了11700元”，黄学远拟证实该18000元为其向徐惠梅出借的款项。诉讼中，黄学远确认本案共向徐惠梅出借613810元（有借据460500元+3万元+2万元+35310元+2万元+3万元+无借据18000元），借款后徐惠梅向其还款102685元，目前尚欠借款本金511125元未归还。另查明，江国源与徐惠梅于2000年3月7日登记结婚。江国源、徐惠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二403房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一10号车位，均登记在徐惠梅名下。徐惠梅于2020年8月30日死亡，徐惠梅死亡时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丈夫江国源、母亲宋润娣、女儿江子君、儿子江家樑。宋润娣、江子君、江家樑均表示在徐惠梅本案债务范围内放弃继承，拒绝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黄学远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徐惠梅、江国源价值556050元的财产，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诉讼保全担保函》为其申请财产保全做信用担保。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14民初12476号民事裁定书，并查封了登记在徐惠梅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二403房房产。本院认为：徐惠梅向黄学远借到款项595810元（460500元+3万元+2万元+35310元+2万元+3万元），有《借条》7张及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借款后，徐惠梅向黄学远归还102685元，故本院确认黄学远享有本案债权金额为493125元（595810元-102685元）。黄学远要求超过本院核定部分，本院不予确认。徐惠梅辩称上述借款均因赌博而产生，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黄学远称其另于2019年7月16日向徐惠梅转账18000元，该款项亦为借款，因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上述转账的性质有明确的约定，仅凭黄学远要求徐惠梅转回18000元给她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实该款项的性质，故黄学远称该18000元为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徐惠梅提供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2017年10月1日后，其向黄学远以银行及微信的方式转账共计474426元，其已归还黄学远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黄学远提供徐惠梅另外书写的《借条》4张、黄学远另向徐惠梅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信用卡还款记录等，足以证实其余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足以反驳徐惠梅上述主张；其次，徐惠梅除其中还款102685元外，其余还款金额未能与本案《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及还款金额相对应，在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也很难认定为归还涉案借款；再次，若徐惠梅已归还《借条》约定款项，但其怠于履行取回《借条》原件责任，若因此而致使本案的还款事实难以查清的情况下，该不利后果亦应由其承担。综上，徐惠梅称上述转账均归还本案借款，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立案时，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尚未生效，根据原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利息的计算方式：已约定还款期限的从逾期还款之日起计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从起诉之日（2019年12月4日）起计算，以逾期借款本金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黄学远要求与本院确定部分不一致的，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均支付至徐惠梅账户或由徐惠梅收取，本案的借款已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黄学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黄学远提供本案借款以外曾向江国源名下信用卡还款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债务为江国源、徐惠梅夫妻共同债务（黄学远还应徐惠梅的要求向案外人曾新彩、曾淑贤名下的信用卡还款）。综上，黄学远要求江国源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现徐惠梅已死亡，徐惠梅的遗产有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二403房产权二分之一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一10号车位产权二分之一，徐惠梅的合法继承人明确表示在本案债权金额范围内放弃继承，故黄学远对依法处分徐惠梅上述遗产所得的价款在本案的债权范围内享有受偿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黄学远对依法处分徐惠梅遗产（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二403房产权二分之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30号之一10号车位产权二分之一）所得的价款，在借款本金493125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已约定还款期限的从逾期还款之日起计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从2019年12月4日起计算，以逾期借款本金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债权范围内享有受偿权；二、驳回原告黄学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60元，财产保全费3300.25元，共计12660.25元，由原告黄学远负担1432.69元，由徐惠梅遗产范围内清偿11227.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起七日内，按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毕杰颖人民陪审员  云南英人民陪审员  徐伟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任静欣陈玮欣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的返还期限】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