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35881号、35883号原告【即（2019）粤0111民初35883号案被告】：董喜芳，女，壮族，1984年10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被告【即（2019）粤0111民初35883号案被告】：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双岗岭贝路6号10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23128176X7。法定代表人：郭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卢碧仪，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包原，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董喜芳与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农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喜芳及浙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卢碧仪到庭参加了诉讼。两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喜芳诉称：2008年7月1日起，我即入职浙农公司任职质检员岗位，口头约定固定工资。2010年开始，浙农公司调整政策，我方工资由基本工资及津贴补贴构成，津贴补贴通常为年后分一次或两次发放。2019年4月28日，浙农公司口头通知我5月份开始不需要再到公司上班，并且强行要求将个人物品进行清理。浙农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8条、87条的规定，依法应双倍支付我方工龄工资。我方近12个月平均工资为5978元。另外，我于2008年7月1日入职，但浙农公司于2009年11月才开始为我购买社保，因此请求法院判令其依法为我补缴2008年8月至2009年10月共15个月社保。综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浙农公司向我支付拖欠的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3727.52元；2、浙农公司向我支付被拖欠工资总额的25%的经济补偿金931.88元；3、确认浙农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以5978元每月的标准向我支付两倍的经济补偿金共131516元；4、浙农公司补缴我方2008年8月至2009年10月间的社会保险费；5、由浙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浙农公司辩称：我方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解除事由为董喜芳自行提出离职，并非我方解除，且董喜芳在仲裁案件中亦称是公司经营困难即将解散因此通知其不需到公司上班，其仲裁请求为经济补偿金76175.66元，现又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已经违反禁反言原则，其事实理由不应采信。其次，董喜芳在为我方提供劳务期间，窃取了我方的重要文件资料以及公司的人事档案，包括董喜芳提交的离职申请书，在其归还窃取的资料前，我方暂缓支付其2019年4月的劳务报酬，不存在无故拖欠工资的情形，故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931.88元。第三、利润分红不属于工资的构成部分，不应将利润分红核算成工资。如双方对利润分红存在争议，应另行解决，而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范围。第四、我方已依法足额为董喜芳购买社保，不存在需要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且关于社会保险费用的补缴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解决的处理范围，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我方认为仲裁委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我方无需向董喜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1986.78元；2、本案受理费由董喜芳负担。经审理查明，董喜芳原为浙农公司的员工，从事质检员工作，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浙农公司自2009年11月起为董喜芳购买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费用已实际缴至2019年4月。2019年5月1日，浙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猛通过微信联系董喜芳称董喜芳涉嫌窃取其公司的重要资料并要求其交回，董喜芳予以否认并要求浙农公司给予补偿，双方因此发生纠纷。2019年6月5日，董喜芳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浙农公司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3727.52元；2、浙农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6175.6元；3、浙农公司支付2018年度未结清的利润分红8384.84元。2019年11月20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25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浙农公司支付董喜芳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3727.52元；二、浙农公司支付董喜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1986.78元；三、驳回董喜芳的其他仲裁请求。董喜芳与浙农公司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结果，遂向本院提起涉案诉讼。庭审中，董喜芳与浙农公司均表示对上述第一项仲裁裁决结果无异议，双方确认浙农公司尚欠付董喜芳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3727.52元。诉讼中，双方对董喜芳的入职时间、离职原因及时间、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均存在争议。关于入职时间，董喜芳主张为2008年7月1日，并提供了有浙农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盖章确认的《在职证明》用以证实，该《在职证明》载明董喜芳自2008年7月1日在浙农公司工作。浙农公司确认上述《在职证明》上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但称该《在职证明》未经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其亦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等其它能够证明董喜芳入职时间的相反证据。关于离职原因及时间，浙农公司称董喜芳在2019年2月28日自行申请离职，董喜芳则主张是浙农公司口头告知其自2019年5月起就不用到公司上班了，双方均未就其各自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关于董喜芳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收入情况，浙农公司提供了有董喜芳签名确认的工资清单，该清单载明自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董喜芳的每月固定工资为3000元，其中2018年7月的实发工资为2800元，2018年12月的实发工资为2707元，2019年1月的实发工资为2900元，其它月份的实发工资均为3000元，浙农公司在庭审中确认该工资数额为扣除每月应缴的社保费用后的实发工资，董喜芳对上述月份的实发工资数额无异议。清单另载明2019年3月董喜芳的工资为5000元，该月工资扣除2019年1月、2月董喜芳个人应缴的社保费用以及2019年3月份应缴的全部社保费用之后，实际发放金额为2964元，董喜芳对此亦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对于2019年3月份的工资为何调整为5000元，浙农公司称董喜芳在2019年2月已申请离职，后浙农公司以返聘形式聘用其协助相关工作，双方约定返聘工资为每月5000元，在返聘期间董喜芳要求浙农公司为其代为购买社会保险，并由其自行承担费用，对此主张浙农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董喜芳则称是浙农公司提出调整工资为每月5000元，不需要其经常到公司上班，但要求社保费用全部由董喜芳自行承担，其考虑家庭方便，并觉得该工资标准扣除社保费用之后是三千多元还算合理就同意了，对此董喜芳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董喜芳另提供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该清单载明了其离职前一年的收入情况，浙农公司对该查询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亦予以采信。双方确认该清单所涉于2018年6月16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3月16日、2019年4月16日向董喜芳转账支付的18000元、4634元、4500元、12964元款项实为案外人郭大华代浙农公司支付，确认上述金额为18000元、4500元的款项分别包含了董喜芳2018年5月、2019年2月的工资各3000元，金额为12964元的款项则包含了董喜芳2019年3月份的工资2964元。庭审中，浙农公司确认董喜芳的工资除其提交的工资清单所涉的每月3000元的固定工资外，另有部分工资是到年底时扣除为董喜芳缴纳的个人社保费用后再行发放，并称2018年度该部分工资为9000元，扣除其代董喜芳缴纳的社保费用4366元后，剩余部分就是上述于2019年3月1日转账支付给董喜芳的4634元款项；而2019年3月16日向董喜芳支付的4500元款项中除董喜芳2019年2月的工资3000元外的剩余1500元即是因董喜芳辞职而提前向其支付的该部分工资。双方另确认除了上述工资之外，浙农公司另须向董喜芳支付浙农公司每年度净利润的3%。对于该部分款项的性质，浙农公司主张为利润分红，董喜芳则主张为津贴补贴，双方确认董喜芳实际并未持有浙农公司的股份，确认上述2018年6月16日的18000元款项中除董喜芳2018年5月的工资3000元外的剩余15000元款项即为浙农公司向董喜芳支付的2017年度的利润分红或津贴补贴。对于上述2019年4月16日的12964元款项中扣除董喜芳2019年3月份的工资2964元后的剩余10000元，浙农公司称是其考虑董喜芳辞职而向其支付的补偿款，董喜芳则称该款项是浙农公司向其支付的2018年度的上述津贴补贴或股份分红，双方均未就各自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浙农公司另称其2018年度无净利润，故无需向董喜芳支付上述利润分红或津贴补贴，董喜芳对此不予认可，浙农公司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另，庭审中，董喜芳主张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浙农公司代扣代缴的董喜芳的社保个人缴费总金额为4509.26元，浙农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以上事实，有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在职证明》、个人参保证明、社保缴费明细表、仲裁裁决书、工资清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关于入职时间。浙农公司出具的《在职证明》已载明董喜芳自2008年7月1日入职浙农公司工作，浙农公司亦确认该证据上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其以该《在职证明》未经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为由不认可该证据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浙农公司亦未能提供其它证据证实董喜芳的入职时间，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确认董喜芳入职时间为2008年7月1日。二、关于董喜芳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双方对董喜芳2019年4月份的工资、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每月的实发工资以及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浙农公司代扣代缴的董喜芳的社保个人缴费数额均无异议，浙农公司亦确认2019年1月25日支付给董喜芳的4634元以及2019年4月16日支付给董喜芳的4500元中扣除3000元工资外的剩余1500元款项的性质均为工资，则董喜芳主张上述收入均应计入其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月平均工资基数合法合理，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2018年6月16日支付的18000元款项中扣除3000元工资后的剩余15000元以及2019年4月16日支付的12964元款项中扣除2964元工资后的剩余10000元款项是否属于董喜芳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收入。对于上述15000元款项，双方确认是浙农公司按照其2017年度净利润的3%支付给董喜芳的收入，虽然双方对于该款项是利润分红还是津贴补贴有争议，但双方确认董喜芳并未持有浙农公司的股份，则上述收入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份分红，而应视为带有激励性质的绩效性工资，属于工资收入，但该收入是2017年度的收入，董喜芳要求将该款项计入其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收入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上述10000元款项，浙农公司主张是支付给董喜芳的补偿款，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董喜芳主张为上述津贴补贴，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则该款项亦属于董喜芳的工资收入，该收入虽是2018年的年度收入，但鉴于浙农公司2019年度公司净利润情况尚无法确定，参照2018年度的津贴补贴数额，本院将上述款项均视为董喜芳在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津贴补贴收入。综上，董喜芳在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应为4728.48元【（3000元×6+2800元+2707元+4634元+2900元+4500元+12964元+3727.52元+4509.26元）÷12个月】。三、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浙农公司称董喜芳在2019年2月28日自行申请离职，董喜芳则主张是浙农公司口头告知其自2019年5月起就不用到公司上班了，双方均未就各自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本院视为由浙农公司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浙农公司应依法向董喜芳支付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董喜芳实际工作至2019年4月底，社保缴费记录亦载明浙农公司为董喜芳代缴社会保险费用至2019年4月，浙农公司称董喜芳于2019年2月28日已申请离职，其后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但并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董喜芳在浙农公司处的最后工作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则浙农公司应依法向董喜芳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2013.28元（4728.48元×11）。三、关于补缴社保费用及无故拖欠工作的经济补偿金。董喜芳要求浙农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处理。对于2019年4月份的工资，结合浙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猛与董喜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实因公司资料失窃以及劳动关系解除后的经济补偿产生争议，后浙农公司以此为由暂扣其工资，且董喜芳亦确认其未曾以此为由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责令浙农公司支付所欠工资，则其要求浙农公司支付该项经济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向董喜芳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工资3727.52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向董喜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2013.28元；二、驳回董喜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负担。（2019）粤0111民初35881号案财产保全费1178元，由董喜芳负担696元，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负担482元。广州浙农饲料有限公司负担的上述（2019）粤0111民初35881号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缴纳。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旭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