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626民初1459号 原告：黄显红，女，汉族，1956年9月8日生，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委托代理人：全鹏真，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唐玉林，四川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6MA6K88JK6C。 住所地：丘北县双龙营镇普者黑景区大门。 法定代表人：李红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邬亚玲，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张绍文，云南临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王贵林，男，彝族，1965年7月17日生，住丘北县。 第三人：钱进福，男，彝族，1987年5月29日生，住丘北县。 原告黄显红与被告云南普者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者黑旅游公司”）及第三人王贵林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应原告申请变更被告为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者黑文旅公司”），并追加钱进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显红的委托代理人全鹏真、唐玉林，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邬亚玲、张绍文，第三人王贵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钱进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显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在普者黑景区游玩时发生事故受伤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18,399.19元（包括医疗费111,275.9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0元、护理费9,408元、营养费1,260元、后续治疗费18,000元、误工费45,220元、残疾赔偿金180,835.20元、鉴定费1,800元、交通费6,000元、泡沫床400元,合计人民币378,399.19元，扣减第三人已支付的60,000元后为318,399.19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8年8月2日下午，原告黄显红和朋友一起到普者黑景区仙人洞旅游，并按照规定购买了门票。原告等人进入仙人洞后，原告乘坐被告公司管理并由第三人王贵林驾驭的马车，由丘北县普者黑景区溶洞出口方向驶往普者黑景区大门方向过程中逆向驶往花海基地方向，16时许行驶至事故路段，遇路旁行人钱进福抬手吆喝，致使第三人王贵林驾驭的马匹受惊后向前奔跑，马车翻于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仙人洞停车场东北路坎下的凹坑内，造成原告黄显红受伤。原告受伤后立即被送往丘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胫骨内侧骨折、右腓骨上段骨折等多处受伤。后因伤情严重，且丘北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原告转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前后住院42天，现已医疗终结，后经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右下肢损伤的致残程度为八级，且需后续治疗费18,000元。赔偿事宜，除第三人王贵林与钱进福共同赔偿原告60,000元后，剩余部分原、被告一直协商未果。 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普者黑景区旅游开发公司，对景区内提供的旅游服务项目负有严格的监督管理以及安全保障义务，并应当对相关从业者进行严格的安全培训。原告购买了门票在景区旅游，并在接受被告公司提供的游览服务时造成受伤，事故发生后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救助，被告在此事故中完全没有尽到监督管理、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黄显红受伤的全部损失。为此，原告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第一，原告起诉的主体错误，原告受伤是第三人王贵林和钱进福的侵权行为所致，他们二人均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公司与他们也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公司对原告受伤的后果并无过错，也不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第二，原告与被告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属于被告公司旅游服务合同的主体。原告是自行雇乘王贵林驾驭的马车，与王贵林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其人身安全保障应由王贵林负责，被告公司对其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第三，原告受伤的事发地点是在仙人洞停车场外的道路上，不在被告公司的管控范围内，也不属于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范围。第四，本案已经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本次事故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王贵林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钱进福承担次要责任。因此，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王贵林和钱进福承担责任。而在事故发生后，原告已与王贵林、钱进福达成《人身损害赔偿和解协议》，约定由王贵林赔偿原告45,000元，钱进福赔偿原告18,000元，并实际履行完毕，原告已经没有起诉的基础。最后，原告自身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其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乘坐马车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仍然乘坐王贵林驾驭的马车以致发生交通事故，自身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起诉被告公司属于起诉主体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体现法律的公正。 第三人王贵林述称，2018年8月2日，我驾驶马车在拉着原告等游客，一开始她们说是要去普者黑景区大门方向，上车之后又问我仙人洞附近是否还有景点，我就告诉她们说还有一个花海基地，她们说要去看一看，我就调头往花海基地方向去。在去的路上遇到钱进福抬手吆喝，马受惊后狂奔，导致马车侧翻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在马车协会的范忠文等人协助下立即把原告救起来，送到丘北县人民医院救治，马车协会安排我和钱进福负责在医院照顾原告。随后，钱进福的父母来了之后，就把他叫走了，再也没有来过医院。原告就报了警，八道哨交警中队前来调查后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告在丘北县医院人民住院期间，我垫付了3千多元的费用。住院期间，我问过县医院的医生，医生说在这里医治的话，两三万元就可以医好，但原告坚持要回泸州治疗，我就告诉她，如果半路发生意外，或者在泸州住院超出正常费用，我就不承担责任，原告说多余的不要我承担。最后，原告和我、钱进福三人达成了赔偿协议，由我和钱进福赔偿原告6万元，原告承诺以后如果起诉与我们两人无关。现在她来起诉旅游公司，我作为第三人可以证实事情发生的经过。 第三人钱进福未作陈述。 原告黄显红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原告乘坐马车受伤且受伤地点是在普者黑景区的事实；第二组，现场照片，证明事故发生时，景区道路有施工活动，且施工现场没有相应的安全警示牌，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记载的“道路和交通环境的基本情况”相互吻合；第三组，丘北县人民医院病情证明、医疗发票、费用清单，证明原告受伤后到丘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天，花费医疗费用2,947.29元的事实；第四组，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出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医疗发票、费用清单等，证明原告从丘北县医院转到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住院治疗33天，花费医疗费共计111,275.99元的事实；第五组，收据，证明原告因治疗需要购买泡沫床等物品400元，以及接受四川瑞泉护理服务公司9天护理支出的费用1,080元的事实；第六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用发票，证明原告伤残程度构成八级伤残，需后续治疗费用18,000元，已经进行伤残鉴定支出鉴定1,800元的事实；第七组，黄显春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在黄显春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从事销售工作，月工资4,000元；第八组，门票两张，证明原告到普者黑景区游玩，具有旅游法规定的游客身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经质证，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对原告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受伤的地点在景区内，而是发生在景区以外，此次事故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原告受伤是由两个第三人所致，由此产生的损失应该由他们两个负担，公司不承担责任；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反映出当时的道路状况以及没有设置道路警示牌，并且该道路的施工及是否设置安全警示牌也与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六组证据不予认可，这是原告单方面委托的鉴定，而且评定的伤残等级过高，后期治疗费尚未实际产生，鉴定费也不应当得到支持；对第七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从证明人的名字（黄显春）和原告的名字来看，他们之间应该是亲属关系，该证明的证明内容不应该得到采信，也不能证明原告与黄显春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对第八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单从门票看不出购买者是黄显红，也不是本公司销售的正规门票，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并且不属于本公司经营范围内的景点，与本公司无关。 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明文件，证实公司的基本情况；第二组，《人身损害赔偿和解协议》复印件，证明原告受伤是由王贵林、钱进福二人造成的，应由他们承担赔偿责任，两人也已经进行了赔偿，同时原告受伤的地点是在仙人洞停车场旁边的道路上，不属于本公司经营管理范围，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组证据为照片4张，证明景区内的客栈、马车等自费项目不属于公司经营范围，公司已经在景区大门售票窗口等场所进行了公示，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财产损失均与公司无关。 经质证，原告黄显红对被告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观点，本案是道路交通事故与旅游服务合同两种法律关系的竞合，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而旅游公司作为景区唯一的经营管理者，应该对游客在旅游期间所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组证据看不到具体的发布时间和投放地点，也不够醒目，起不到提示的作用。 庭审中，本院从被告处提取了一份关于丘北县人民政府与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就普者黑景区经营开发达成的合作协议书，原告申请作为证据提交，证明被告公司是普者黑景区唯一合法的经营主体，被告关于事发地点仙人洞不属于该公司的经营场所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被告质证认为该协议书并不能证实事发地点属于本公司经营管理的范围。 本院应原告黄显红申请，向丘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八道哨中队调取了本案所涉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鉴定文书等证据材料。原告据以证明:一、事故发生地点是在景区的公共道路上，而公共道路也属于景区不可分离的部分；二、被告作为普者黑景区唯一的合法经营者，对马车没有尽到相应的规范和监督义务；三、从交警部门对上述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都是关于“普者黑景区仙人洞”的表述，这也反映出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部分政府部门都分不清景区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模式，大部分人的认知都是属于普者黑景区范围，而被告对此没有尽到充分的说明、公示以及提醒的义务，误导了消费者特别是作为外省游客的原告。因此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被告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是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而受伤，应由事故责任人即王贵林和钱进福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公司对事故发生无责任，事故发生地点也不在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范围内，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本院依职权分别向丘北县民政局、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仙人洞马车协会”或者类似名称的注册登记信息，丘北县民政局回复称“仙人洞马车协会”或者类似名称无社团法人登记信息，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称“仙人洞马车协会”或者类似名称无企业法人登记信息。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 第三人王贵林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也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钱进福未到庭质证，也未提交证据。 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对待证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庭审情况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其受伤的时间、地点及事发经过，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事发地点有施工活动，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因治疗需要支出护理费1,080元及医疗器械费4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申请伤残等级鉴定为八级伤残，后续治疗费用评估为18,000元或按实支付，并支出鉴定1,8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提出质疑，但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不予采纳；第七组证据无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等加以佐证，不予采信；第八组证据不是被告公司销售的正规门票，无法直接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不予采信。被告的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王贵林、钱进福之间达成赔偿协议的事实，予以采信，但被告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告继续提出主张的权利；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原普者黑旅游公司曾就小马车、农家乐以及到仙人洞游玩等活动不属于本公司经营项目进行过公告，现普者黑文旅公司在景区大门售票处对马车、自行车、客栈等不属于本公司经营项目进行了公告，予以采信。本院从被告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是丘北县人民政府与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就合作经营开发普者黑景区而成立的项目公司，接替原普者黑旅游公司对普者黑景区进行旅游经营管理，并取得创建国家5A级景区封闭范围整体开发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予以采信；本院向交警部门调取的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原告受伤的时间、地点和事发经过，予以采信；向丘北县民政局、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回复的结果能够证明第三人王贵林加入的“仙人洞马车协会”及类似组织不具备法人地位，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8年8月2日，原告黄显红与朋友到丘北县普者黑国家4A级风景区（简称普者黑景区）游玩。当天下午，原告一行从景区正大门进入，到购买印有“仙人洞景点”字样的门票游览仙人洞溶洞，出洞后乘坐第三人王贵林驾驶的马车前往“花海基地”观赏，途中遇到第三人钱进福抬手大声吆喝，马受惊后向前狂奔，王贵林驾驭不住，导致马车侧翻在仙人洞停车场东北侧路坎下一处正在施工的凹坑内，造成黄显红等人不同程度受伤。黄显红被送往丘北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胫骨内侧骨折、右腓骨上段骨折等多处受伤，在丘北县医院住院治疗9天，共花费医疗费2,947.29元（由王贵林垫付），住院期间由王贵林夫妻负责护理。8月11日，黄显红与王贵林、钱进福达成和解协议，由王贵林赔偿黄显红42,000元（不含已垫付的费用），钱进福赔偿黄显红18,000元。和解协议签订后，黄显红包车从云南回四川，8月12日转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位于四川省泸州市）住院治疗，共住院33天，支出医疗费104,174.12元，购买医疗器械（泡沫床等）支出400元，雇请护工支出护理费用1,080元（9天）。8月14日，丘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后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贵林负事故主要责任，钱进福负次要责任，黄显红等人不负事故责任。2019年6月26日，黄显红向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定，支出鉴定费1,800元。鉴定机构于2019年7月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黄显红右下肢损伤的致残程度评定为八级伤残，需后期医疗费用18,000元或按实支付。 另查明，普者黑景区为开放式景区，原由云南普者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普者黑旅游公司）经营管理。2016年8月18日，丘北县人民政府与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就普者黑景区经营开发签订合作协议书，决定成立云南普者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普者黑文旅公司），接替原普者黑旅游公司对普者黑景区进行经营，并取得创建国家5A级景区封闭范围整体开发的经营权和收益权。2016年11月16日，普者黑文旅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营业期限为成立之日起至长期，公司住所地为普者黑景区大门，经营范围包括旅游及相关配套产业投资开发与经营管理、景区投资开发与经营管理、旅游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等。接替经营后，该公司于2017年1月1日发布公告：“马车、自行车、客栈等不属于本公司经营，游客可自行选择消费，如发生安全事故和财产损失与本公司无关”。 再查明，由于历史遗留原因，位于普者黑核心景区范围内的及周边少数景点未纳入普者黑文旅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仍由部分农户以个体模式进行自主经营。王贵林于2018年6月3日加入“仙人洞马车协会”，驾驶马车在仙人洞片区拉客，未取得合法经营许可，马车也未购买保险。“仙人洞马车协会”未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或者社团法人，其经营模式为协会向马车驾驶人收取“卫生管理费”，游客乘坐马车的费用也统一由协会管理人员收取，再向马车驾驶人分配。 本院认为，旅游者在旅游观光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有权向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请求赔偿。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原告黄显红在普者黑景区旅游观光过程中，接受王贵林提供的小马车载客服务时造成人身损害，虽经交警部门作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但该事故是在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的过程中所发生，原告以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原告以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作为旅游经营者主张权利，被告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但其是否应承担责任有待于实体审理而查明，应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普者黑景区是开放式景区，游客无需购票即可进入，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作为普者黑景区整体开发和经营管理的旅游经营者，应就其经营范围、服务项目等向社会公众进行告知说明，特别是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应当履行安全保障和告知警示义务。鉴于其已就“马车、自行车、客栈等不属于本公司经营”进行了公告，视为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告知警示义务。原告黄显红进入景区后，没有购买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发售的正规门船票，也未接受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提供的旅游服务，与被告公司之间并未直接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其遭受的人身损害是第三人王贵林提供畜力车载客服务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第三人钱进福实施的危险行为相结合所导致，应由两个第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原告作为成年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乘坐畜力车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而选择接受该项服务，也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因此，被告普者黑文旅公司与原告黄显红之间既没有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并在合理限度内尽到了告知和警示义务，对原告的人身损害结果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与两个第三人达成赔偿和解协议，庭审中经本院征求意见，其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对两个第三人提出主张，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确认。故对于原告黄显红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钱进福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显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76元，减半收取计3,038元，由原告黄显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饶海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王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