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甘行终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乐绿乡清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戴建华，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戴鑫，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乐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法定代表人雍桂英，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马作忠，临夏龙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甘肃省抗旱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防办)。法定代表人朱建海，省防办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根强，甘肃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卫传登。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甘南藏族自治州抗旱防汛指挥部(以下简称州防办)。法定代表人旦志保，州防办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徐秀红。委托代理人苏海军，甘南羚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乐绿乡清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因诉康乐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兰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绿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新，委托代理人戴建华、戴鑫；被上诉人康乐县政府副县长张丰忠，委托代理人马作忠；被上诉人甘肃省抗旱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委托代理人卫传登、王根强；被上诉人甘南藏族自治州抗旱防汛指挥部委托代理人徐秀红、苏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绿乡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11日，注册资本三百二十万元，是县政府引进的招商引资企业。2012年7月，江苏省南通市绿乡源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乡源泉公司)与县政府协商拟签订《莲麓镇戚家岛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投资合作合同书》，合同书写明绿乡源泉公司决定独资投资开发位于康乐县莲麓镇下乍村海甸峡库区上戚家岛的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主要以库区水产养殖、度假休闲、旅游、食品加工等为主的综合开发。第一期2014年底完成，主要进行库区水产养殖及岛内建设用地的整理等。之后原告开始进行库区水产养殖等相关工作。2012年5月29日，省防办以甘旱汛指发(2012)23号《甘肃省防办关于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汛期水库防洪调度运行计划的批复》，对州防办《关于上报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汛期水库防洪调度运行计划的报告》进行了批复。同年7月31日，因洮河领域降雨频次增多降雨量增加，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该批复文件精神和防汛工作的要求，下发《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梯级电站泄洪的通知》，通知临夏回族自治州抗旱防汛指挥部、县政府等相关部门，对九甸峡等水电站进行梯级电站泄洪。县政府按上级通知立即通知原告撤离戚家岛，后上游九甸峡水库及海甸峡水库实施了泄洪。同年8月17日，九甸峡水库及海甸峡水库再次实施了泄洪。原告认为两次泄洪给其水产养殖造成损失，在泄洪后多次去县政府反映要求补偿相关损失。2013年4月26日，县政府出具康政发(2013)83、84号《关于请求解决泄洪造成康乐县绿乡清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鱼苗损失的报告》，分别向甘肃省农牧厅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请求给予原告适当补贴。2013年7月12日，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洮河上游普降大雨，根据省防办等的相关要求，通知下游各抗旱防汛指挥部对九甸峡水电站于当日10时30分开启泄洪洞弧形闸门泄洪。原告接到康乐县孔令义副县长的短信通知后撤离戚家岛水产养殖场。泄洪后，原告称泄洪给其水产养殖再次造成损失，继续找县政府要求进行补偿未果，后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县政府补偿因泄洪给其造成的直接损失24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另查明，2014年11月28日，康乐县农业局将2012年甘肃省财政厅下达该县戚家岛水产养殖场灾害补助5万元拨付给原告。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系县政府引进的招商引资企业，原告所在的戚家岛水产养殖场在2012年九甸峡水库汛期泄洪中是否被冲毁，县政府康政发(2013)83、84号文件对此予以认可，并上报甘肃省农牧厅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请求给予原告适当补贴。2014年11月28日，对于泄洪给原告造成的后果，县政府将2012年甘肃省财政厅下达该县戚家岛水产养殖场灾害补助5万元拨付给原告，据此，县政府的行为事实上已对原告进行了补偿。另外，对于原告起诉县政府补偿2400万元的损失，应以康政发(2013)83、84号文件中鱼苗、蟹苗数量为依据的请求，经审查，县政府对此文件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是因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建新多次向县政府反映九甸峡水库汛期泄洪给戚家岛水产养殖场造成损失并请求县政府出具相关文件，后县政府向上级部门出具了文件，对文件中鱼苗、蟹苗的数量是根据原告所述的数字所写，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并没有进行实地核实，而且在庭审中，经法庭多次询问原告，原告自始至终提供不出其购买鱼苗、蟹苗、网箱等的合同、发票、检疫证明、运输费用票据等证明其直接损失2400万元的证据，因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交相应证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县政府补偿因泄洪造成的直接损失24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均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绿乡公司请求判令被告县政府补偿损失2400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绿乡公司负担。上诉人康乐绿乡清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以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均不足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本案上诉人损失的鱼苗、螃蟹苗数量是确定的。被上诉人康乐县政府康政发(2013)83、84号文件确认2012年7月27日、2012年8月17日两次泄洪造成上诉人鱼苗3942万尾、螃蟹苗2万尾的巨额损失的事实清楚。一审拒绝了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二审请求对损失具体金额进行鉴定，依法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兰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康乐县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公正，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上诉人康乐绿乡公司损失大，但是在法律上请求补偿站不住脚，不符合防洪法及配套办法的规定，不属于《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附录中给予损失补偿的地域范围；《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规定只有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时才给予补偿，上诉人不是当地居民，所以不给予补偿。被上诉人甘肃省抗旱防汛指挥部办公室陈述称：上诉人绿乡公司主张损失的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损失的数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绿乡公司的损失无法鉴定，原始基础性材料已经不存在。省防办不是损失补偿主体，上诉人也不是接受补偿的主体，绿乡公司的损失与省防办无关。绿乡公司的养殖行为违法，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应自行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甘南藏族自治州抗旱防汛指挥部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损失情况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损失的材料不能作为新证据。照片不能作为损失情况的证据，同意省防办的陈述意见。泄洪权不在甘南州，损失与我方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由2012年和2013年九甸峡水库泄洪引起海甸峡水库水位上升致上诉人康乐绿乡公司鱼苗被淹引起的行政补偿争议。上诉人康乐绿乡公司起诉时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七条规定，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补偿因泄洪造成的损失2400万元。经审查，1998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国务院2000年５月27日发布施行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附录所列国家蓄滞洪区。按该《办法》所列附录，上诉人康乐绿乡公司养殖水产地并不在《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附录所列国家蓄滞洪区范围内。故上诉人康乐乡公司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七条“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对上诉人补偿造成的损失2400万元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请求补偿的理由。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该主张系民事诉讼范畴，当事人认为因紧急避险对其造成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康乐绿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康乐绿乡清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毛胜利代理审判员  徐文娟代理审判员  张云霞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任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