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4民初12314号原告：王世磊，男，1988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亮，男，196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156号。法定代表人：陈叙，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晋，男，该院医政科副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华，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世磊与被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世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亮，被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晋、陈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世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原告女儿王某某的医学出生证明；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逝者曲某某及王某某之夫之父。曲某某生前于2015年6月始为被告医院建档立卡的孕妇，即其系被告的待产产妇。2016年3月22日凌晨2时30分许，曲某某因在家中出现强烈的生产反应后被“120”救护人员送至被告医院急于分娩，但被告以曲某某生产的强烈反应现象为“精神不正常”为由，拒绝患者入院，并强迫患者家属将患者转送其他医院，后在多位患者家属解释产妇和产妇家属均无精神病史并央求下，被告方允许将产妇曲某某送入急诊观察室。当日2时40分许至6时46分期间，在产妇多次出现强烈的生产反应且大量出血、昏迷等危机病状和产妇家属多次叩求剖宫产时，医院非但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仍以产妇“精神不正常”为由，又先后两次逼迫患者家属将产妇转离医院，不予救治，故导致产妇曲某某娩出一女婴后，母女两亡。在产妇及婴儿双亡后得知：被告之所以拒诊和强迫产妇转院，是因为当时产科手术医生脱岗在家。事发后，被告为规避责任，即伪造、篡改和隐藏病历等。历时2年9个月又6天，经两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责任，并法律确认婴儿王某某为自然人，即出生后死亡。综上，原告认为，经两审法院判决确认了王某某为出生后死亡且两审判决业已生效，故被告应为王某某出具医学出生证明，但被告拒绝出具此证明。为此原告诉至法院。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出生医学证明》的出具对象是活产婴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对所接生的新生儿,出具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出生医学证明。据此可以得知,出生医学证明的开具对象是“新生儿”。所谓新生儿,系指从出生到满28天的个体。出生是胎儿脱离母体并生存的法律事实,须具备两项要件：一是胎儿与母体分离,此为“出”。与母体分离之前为胎儿,分离之后即成为法律上的人。二是与母体分离之际保有生命,此为“生”。两者均满足者,即是“出生”。关于“出生”的判断,学说上有全部露出说、断脐带说、初暗说、独立呼吸说等。为此,《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使用、和加强死因统计工作的通知》规定,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生的活产婴儿。活产,是指出生时有呼吸、心跳、脐带搏动及随意肌收缩四项生命体征之一的婴儿。因此,《出生医学证明》的出具对象是活产婴儿。二、本案所涉胎儿离开母体时非活产婴儿。本案中,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胎儿离开母体时系死婴,而非活婴:1.另案中法院认可的第一次封存病历第17页:2016年3月22日6时46分病程记录中记载“意识不清,考虑羊水栓塞,胎心近无”,有原告签字,此处说明曲某某所孕胎儿胎心近无;2.另案中法院认可的第一次封存病历第18页:记载“患者孕1产0孕38+4周,胎膜早破,临产,死胎,羊水栓塞?急诊行剖宫取胎术”,有原告签字,表明曲某某所孕胎儿在出生前即死亡;3.另案中法院认可的第一次封存病历第31页的“死婴登记表”,表明当时娩出的是“死婴”,且有原告签字认可;4.另案中法院认可的第二次封存病历中的“手术记录”:“手术名称”是“剖宫取胎术”而非通常的“剖宫产术”，“手术过程”第一段倒数第二行记载“以枕左横位娩出1女死婴”,表明曲某某所孕胎儿在出生前即死亡;5.另案中法院认可的第二次封存病历中的“分娩记录”:在“出生情况”栏中,生后一分钟的呼吸、心率、肌张力、反射、肤色五项指标的评分均为0分,即娩出的婴儿不存在任何生命体征,为死婴。三、法律推定不能成为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依据。另案判决“推定婴儿于娩出后死亡,具有自然人权利能力,被告亦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从维护受害人利益的角度,用法律推定给予的人文关怀和补偿,最终目的是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是,该推定不能成为原告要求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依据。一是此处的推定是针对加害人需要承担责任做出的,是法律推定,而非胎儿娩出时的客观事实。二是该种法律推定涵盖的客观事实包括了娩出胎儿是活体或者是死体两种状态,而原审判决仅仅是选择其中对受害人更有利的状态。三是该推定的实质是责任认定,是为了让受害人最大限度地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因此,另案判决“推定婴儿于娩出后死亡”的效力仅限于侵权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而不能及于《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不能成为原告要求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依据。四、《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意义重大,不得任意而为之。《出生医学证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由医疗保健机构依法出具的新生儿出生医学信息证明,主要用于证明新生儿出生时的健康及自然状况、血亲关系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生医学证明》已逐渐成为重要的法律证件,并承载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成为户籍登记机关进行出生人口登记、接受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学依据和凭证。同时,人口出生、死亡登记工作是研究人口出生、死亡水平、死亡原因及变化规律和进行人口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和科学价值。它是制定社会经济以及卫生事业发展规划、评价人口健康水平及社会卫生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医学、人口学等科学研究的基础资料。正因为此,我国对《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设定了严格的程序,不得任意而为之。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王世磊系曲某某（已死亡）之夫。曲某某于2015年6月7日怀孕。2016年3月22日约3时许，曲某某因出现阵痛，由家属及120救护人员送至被告医院，因被告对曲某某临床诊断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故建议转院治疗，在原告方拒绝转院后，被告又建议转院治疗。同日6至7时许，曲某某进被告手术室，8时左右，曲某某死亡。曲某某分娩的婴儿亦死亡。2016年7月6日，原告王世磊及案外人曲树林、王立华与被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在本院立案。双方在该案中就原告王世磊与死者曲某某之女（即原告所称“王某某”）死亡时间存在争议，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6）津0104民初7673号民事判决书，对于该争议焦点，该判决认定：“被告主张婴儿娩出前死亡，依据的是病历记载的6：40分曲某某被推到手术室时无胎心。原告方主张婴儿是娩出后死亡。因被告所依据的病历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婴儿于娩出前死亡。”并认为：“曲某某在被告医院就诊，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因曲某某及婴儿死亡，原告方作为曲某某的法定继承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任。现原告方诉请被告对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符合此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本院准予。关于被告对曲某某的死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问题。因曲某某于2016年3月22日约3时许在被告医院就医后，被告对曲某某病情诊断有误，并依其误诊先后告知原告方转院治疗，未及时对曲某某给予相应的治疗，且因其病历书写不规范，病程记录等病历材料不具有病历的客观、全面、真实、准确等属性，致使鉴定部门不能作出鉴定结论，故被告应对曲某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关于曲某某所孕的婴儿是否具有自然人权利能力及被告对其死亡的结果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问题。因被告所提交的涉案病历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被告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婴儿于娩出前死亡，且因其病历书写不规范，病程记录等病历材料不具有病历的客观、全面、真实、准确等属性，致使鉴定部门不能作出鉴定结论，故本院推定婴儿于娩出后死亡，具有自然人权利能力，被告亦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1民终85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王世磊、曲树林、王立华的亲属曲某某在上诉人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处就医，过程中死亡，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对曲某某及其婴儿死亡后果所引发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析和认定无误。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认为本案应以涉案病历作为医疗损害赔偿鉴定依据，鉴于病历形式及内容的不规范、不严谨，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否定是正确的。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不能完成提供病历的法定责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令该医院承担曲某某死亡后果的全部赔偿责任，并同理推定曲某某的胎儿娩出后死亡，适用法律均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医学证明》作为医学文书的一种，其目的与功能在于证明新生儿的出生事实，只有在出生医学证明上记载真实的客观情况才能够达到该文书的功能和目的。而民事诉讼证据的事实认定标准应为“高度可能性”，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2016）津0104民初7673号民事判决书是依据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因被告原因导致病历材料不具有客观、全面、真实、准确性，致使不能作出鉴定结论，即无法通过鉴定以确定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在该案诉讼中依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依法推定被告所主张的婴儿于娩出前死亡的事实不存在。因此（2016）津0104民初7673号民事判决书仅是依据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对于法律事实和责任主体的推定，而原告所主张被告开具的出生证明应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应当准确记录婴儿实际出生的时间等具体信息，现因被告病历书写不规范，导致无客观、全面、真实、准确的病历足以认定原告之女的出生时间，被告亦因其过错被依法判决承担了相应责任，现原告主张被告依据民事判决推定的法律事实出具记载客观事实的出生证明，缺乏事实依据。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据此，出生证明用以记载自然人的出生时间，但并非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的唯一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开具出生医学证明，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世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王世磊担负。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娜人民陪审员 张 梅人民陪审员 刘文凤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书 记 员 范 蕊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宣判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上诉权的行使。当事人不服我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权在判决、裁定书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逾期不上诉，我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上诉期内，将上诉状正、副本递交本院，并按照相关规定预交上诉费用。未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经对方当事人申请，该案件即有可能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二、申请再审权的行使。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我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三、主动履行。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也可与主审法官联系主动履行事宜。四、申请执行权的行使。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人逾期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