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23民初3271号原告：许玮宁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其泉，广东粤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仁珍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石光，惠州市惠东县第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陈登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邓锁霞，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邓锁霞，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玮宁与被告杨仁珍、第三人陈登明、陈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玮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其泉、被告杨仁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石光、第三人陈登明、陈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邓锁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杨仁珍辩称，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一，关于案涉的“惠东吉隆宝林鞋厂”已于2012年6月11日注销，而原告提交的委托代购单均为2014年出具的，此时答辩人经营的惠东吉隆宝林鞋厂已经注销，且委托代购单上没有答辩人的签名，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二、被答辩人在起诉状已经明确阐明是本案第三人陈登明按有关提供的鞋跟、鞋底样本直接向其订货，后由被答辩人直接将第三人陈登明所订的鞋材送货给陈登明指定的答辩人鞋厂，答辩人只是代替第三人陈登明出具结欠单，然后第三人陈登明直接按照该结欠单和被答辩人结清货款。由此可知，被答辩人实际上是将货物出卖给第三人陈登明，答辩人仅仅是替第三人向被答辩人出具结欠单，买卖关系的双方实际为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陈登明。另，被答辩人已经就第三人陈登明拖欠该货款的事实向广州法院提起诉讼，后因证据不足才被广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且被答辩人也很清楚拖欠其货款的是本案的第三人陈登明，实际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不存在买卖关系的，答辩人只是作为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交易的材料代收货方，并非该买卖关系的相对方，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第三人陈登明、陈向共同述称：第三人不同意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同意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告的其他的诉讼请求由法院依法认定。因为第二、第三项的诉讼请求和第三人无关。因此第三人仅就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进行答辩。第三人认为根据2017粤01民终17626号判决。该判决是广州中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原告和第三人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原告在广州提起的上诉的诉讼即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都可以证实案涉的欠款相关的这些单证是由被告出具的，且根据双方在诉讼中确认的交易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证实是由被告和原告之间存在一个买卖合同的关系。因此实际的欠款人应该是被告，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第三人连带承担责任，事实上是和17626号案的判决相冲突的，因此第三人不同意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认为由于被告出具了相应的欠款凭证，该欠款凭证是由被告单方出具给原告的，因此该凭证应该对原被告发生效力。如果再确认这个案涉欠款是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应该判决由被告承担。原告对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通知书，用于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身份信息，用于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4.委托代扣单，用于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的事实；5.情况说明，用于证明被告不承认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要求原告向第三人索要货款；6.广州二级法院判例材料，用于证明原告已经穷尽办法向第三人索要货款，被广州市二级法院认为是被告与第三人付款关系，第三人有权不接受委托。被告对上述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系有异议，被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证据3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只是第三人向原告送货的代收方，实际拖欠原告货款的是第三人陈登明；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此证据是原告在其向第三人陈登明起诉时要求原告出具的，恰恰证明原告实际是清楚拖欠其货款的并非被告；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拖欠原告货款的是本案的第三人陈登明，且原告是清楚该情况的。第三人陈登明、陈向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2、3没有异议；证据4是被告出具的，没有经过第三人确认，因此在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第三人不予质证。从关联性来说，该证据可以证实是被告结欠了原告的货款，而且他们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证据5情况说明是由被告单方出具的，仅对被告发生效力。在此第三人不确认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如果法院认定该情况说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话，由于它是被告自己单方出具的，仅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对证据的6的三性没有异议。被告对其辩称，提交了如下证据：添麟鞋厂对账单，证明吉隆的添麟鞋厂在发货给第三人的时候，结算当中已扣除了原告的鞋料款。证据2是订货单，是第三人向添麟所定的订货单以及订货的合同。上述证据证明对象是在该案当中第三人以及被告是相同的交易以及付款，证明被告在该案当中已经没有义务向原告付款。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方和第三人之间的对账原告当时不清楚。第三人代扣的鞋材款，没有付到原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在对账单中体现的付宏瑞鞋材的几笔款是已经付给他们的。因为支付了，所以就从给被告的款中扣除了。这个正好证明了曾经第三人有代被告去支付过原告的货款，这个事实在广州的诉讼中也得到确认了。但是广州中院认为说我们第三人是随时有权不代付他们的，所以说我们后面不代付，原告要求我们支付的话就没有法律依据，我们是有权不代付的，但是对账单上面那个是付了，那么就扣除了。对被告提交的这些订单，订单的形式有陈登明签字确认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上我们有异议，订单可以看得到，第三人和被告之间签的合同是成品鞋的价，没有区分说有材料或者说有加工费的区分，而是一个整体的成品鞋的单价。也就是说我们只跟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从这个订单上是看不出来我们和原告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相反可以印证第三人的主张，也就是第三人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及经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许玮宁系原惠东黄埠宏瑞鞋材店（个体工商户，已于2017年1月5日注销）经营者，从事鞋材销售行业。被告系原惠东吉隆宝林鞋厂（个体工商户，已于2012年6月11日注销），从事制鞋行业。被告在惠东吉隆宝林鞋厂注销后，继续以宝林鞋厂名义对外从事经营。第三人陈向系原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个体工商户，已注销）登记经营者，第三人陈登明系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实际经营者。原告曾向被告供应鞋材。被告负责人谭长安签名盖章共向原告出具了五张《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五张《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日期分别为2014年1月5日、1月16日、4月2日、5月5日、8月5日，格式一致，均一刷为“兹有我宝林结欠宏瑞鞋材店X月份货款X万X仟X佰X元整（￥元）。现委托广州卡贝尔公司代扣以上货款。”金额合计137860元。2016年8月，原告持上述《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第三人陈登明、陈向系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的经营者，向原告购买鞋跟、鞋底，原告将鞋材发给第三人指定的厂家（即本案被告），第三人未支付上述欠款为由，诉请第三人陈登明、陈向支付上述欠款。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加工厂（即本案被告）与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第三人加工厂（即本案被告）作为委托方委托受托方即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在应付给第三方加工厂的货款中扣除相应的鞋材款支付给本案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第三方加工厂（即本案被告）与原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州荔湾区卡贝尔鞋业商行作为受托方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陈登明、陈向明确不同意代第三方加工厂（即本案被告）支付剩余货款，并无不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作出（2016）粤0103民初489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确定的欠款关系，作出（2017）粤01民终176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对欠款追讨未果，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称中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被告陈述对第三人应支付给被告的货款，经双方协议，只拿到三成，不包括第三人应代付给原告的货款。第三人则陈述，原告的货款在与被告的对账结算中已经扣除。第三人庭审中认可收到被告出具的两张《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但被上门讨债的人员打砸已丢失，《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的载明的款项没有支付给原告，被告亦认可第三人未代付上述欠款给原告。另，被告在本院询问中认可在惠东吉隆宝林鞋厂注销后，继续以宝林鞋厂名义对外经营，《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出具人谭长安是被告丈夫，两人共同经营宝林鞋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案涉欠款由谁承担清偿责任？3、原告诉请被告、第三人承担诉讼损失4780元是否合法合理？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向被告供应鞋材，鞋材已由被告签收，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五张《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内容载明结欠原告货款合计137860元，该《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具有债权债务性质，属于债权凭证，原告持该债权凭证可依法主张己有权利。即使案涉鞋材系受第三人指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但被告已实际签收并利用了鞋材生产成品，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付关系，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本院对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采信。关于货款清偿责任问题。如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已出具《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确认结欠原告货款137860元，现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理由充分，予以支持。虽然《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上载明货款委托广州卡贝尔公司代扣，但《黄埠宏瑞鞋材委托代购单》无广州卡贝尔公司的盖章确认，也无第三人签名，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原告之间产生的货款已由三方约定由第三人承担清偿责任。原告起诉第三人陈登明、陈向的诉讼案件，已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在本案中诉请第三人陈登明、陈向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不足，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可另寻途径解决。原、被告双方未对货款约定付款期限及违约金，原告诉请从2016年8月16日起暂计至2019年4月16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二倍支付利息，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其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结合原告诉请，被告应支付原告从立案受理之日（即2019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的欠款利息。关于原告诉请被告及第三人承担（2016）粤0103民初4892号及（2017）粤01民终17626号案件诉讼损失4780元的问题。原告在上述案件诉讼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系因原告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支出的费用，本案被告并非上述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原告在该诉讼中败诉，并被判决自行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故原告在本案中诉请被告、第三人承担损失4780元，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仁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支付货款137860元，并从2019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的欠款利给原告许玮宁。二、驳回原告许玮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7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许玮宁负担482元，被告杨仁珍负担33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振波审判员  张鉴洋审判员  练新贵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钟伟东书记员彭丽君第1页，共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