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湘0581行初161号 原告戴恩明，男，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 原告唐秀娥，女，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彭丽琴，湖南鎏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隆回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隆回县桃洪镇桃洪西路141号。 法定代表人范志海，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娟，系该局政策法规股股长。 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隆回县桃洪镇荷叶塘社区白竹路8号。 法定代表人丁正华，系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李德，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双云，湖南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戴恩林，男，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华瑭，隆回县横板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戴升飞，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儿子。 第三人戴升前，男，198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儿子。 第三人戴艳，女，198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系第三人戴恩林的女儿。 原告戴恩明、唐秀娥诉被告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隆回县农业农村局，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本院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恩明、唐秀娥起诉称：原告戴恩明与第三人戴恩林系亲兄弟，80年代初首届责任田到户时，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的责任田均分在父母（父亲戴某生，母亲卜某莲）的户头里。第三人戴恩林及原告成家后，父母将责任田进行分配，父母分得了现在争议的坝上厚海田0.632亩，其余的责任田按人口分配给了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1992年，父母将承包的坝上厚海田一分为二分给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从1993年起原告和第三人戴恩林每人每年负担父母400斤稻谷。1997年父亲去世，2013年母亲也去世。父母去世后，父母责任田的承包权由原告与第三人继承。1997年父亲去世后，原告夫妇一直在外打工，责任田全部由第三人戴恩林代为耕种。1999年至2000年全县土地调整，两原告未在家，第三人戴恩林对原告隐瞒承包责任田土调整的事情，趁机将父母承包的坝上厚海田申报登记到自己名下。被告未经核实，更未经原告确认，将本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平分的原由父母承包的坝上厚海田登记在第三人戴恩林的名下，并给第三人戴恩林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组里上报的2000年人口数分田底册，第三人戴恩林应分4.5个人口的责任田计1.676亩，自行填报的数据为2.0718亩，扣除修路应扣的责任田0.08亩外，多0.3158亩，应抽出多填报的责任田0.3158亩；原告应分3.5个人口的责任田计1.323亩，填报的数据为0.748亩，扣除修路应扣的责任田0.06亩，少0.635亩，应补进少分的责任田0.635亩。被告理应按组里分配的面积对各承包户的田土进行登记，但被告2009年给第三人戴恩林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的给第三人戴恩林登记了1.758亩的责任田，将坝上厚海田0.632亩全部登记给了第三人戴恩林。而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只给原告登记了1.124亩，并且将原告于1991年就兑换给同村戴某桂的垅里通干田0.445亩登记在原告名下。本应发给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发给了第三人戴恩林，第三人戴恩林一直未将承包证给原告，2018年双方发生纠纷时第三人戴恩林才将原告的土地承包证交给原告。因原告主张父母的责任田应由两兄弟均分，并将坝上厚海田的田埂分成两半，第三人戴恩林于2019年5月恶人先告状，起诉原告恢复原状，在诉讼过程过程中，原告才看到第三人戴恩林的土地承包证，才知道被告于2009年6月30日将本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均分的坝上厚海田登记在了第三人戴恩林的土地承包证上。2018年11月，全县土地确权，因坝上厚海田系争议责任田，被告给原告及第三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未将坝上厚海田确权给任何一方，坝上厚海田0.32亩至今未确权。2009年颁发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的事实错误，与第三人戴恩林应分的责任田面积不符，将父母生前承包的责任田登记到第三人戴恩林名下，侵害了原告的继承权。何况，被告2018年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已否认了其2009年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2009年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应予撤销，父母生前承包的坝上后海田应由原告与第三人戴恩林共同承包，享有均等的承包经营权。综上，原告特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你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2009年6月30日颁发给第三人戴恩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责令被告将坝上厚海田确定给原告和第三人戴恩林各承包0.316亩。 被告隆回县自然资源局辩称：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裁定驳回起诉。虽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答辩人登记，但是《不动产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不动产统一登记过渡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本案诉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隆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隆回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7日发布的《关于城乡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第三条明确指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暂由原发证机关办理，5年过渡期后纳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目前，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发证工作仍处于过渡期内，仍由原发证机关办理，该职能一直没有移交给答辩人。基于答辩人目前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尚无登记颁证职能，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隆回县农业农村局辩称：答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根据第三人所在组承包给第三人的土地，依法对第三人承包地块情况等一一进行登记，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之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承包经营合同的审查是形式上审查，无需继续实体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等法条规定，承包经营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对政府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说，依法签订的承包合同一经成立，立即产生法律效力，承包方随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要办理其他批准、登记手续而生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不是取决于政府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登记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应主动履行的职责，是政府依据土地承包合同进行颁发的，承包人无须提出申请，只要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即取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虽然组里与组民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经营合同，但是村民按照组民的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经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该条规定再次说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承包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应属于备案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不难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法成立而产生的，其属于国家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事后确认，而不是直接赋予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许可证书，其颁发、变更、作废是完全依附于土地承包合同的，通俗地说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随着土地承包合同的变动而变动的，不是土地承包合同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动而变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为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对抗主义登记的性质。对抗主义登记可产生“公信力”，这种“公信力”：即可对抗他方因而被认定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这种效力只是法律上的推定，并非绝对的真正不可推翻。事实上，在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时，是可以推翻这种推定的，从而维护事实上的客观性，故对抗主义的登记行为的“公信力”是可以通过“证据证明”推翻的。也就是说对于对抗主义下的物权登记，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举证推翻，法院也可依证据认定物权的真正权属，登记机关最终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更正登记，这不涉及司法权侵犯行政权的问题。综上所述，政府代表国家向承包方颁发证书是确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户对其承包的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仅起到证明的作用，增加诉讼对抗力而已。该证的颁发旨在真正使广大农民放心，是公权自我限制的体现，是信赖保护原则在土地承包领域的延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立是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只要承包合同生效，承包人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论政府事后是否颁证确认，所以该证对当事人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对政府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当受理，已经受理应当依法驳回。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案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2009年6月30日颁布，被答辩人直至2019年9月27日起诉，明显超过法定六个月的法定期限的规定。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被答辩人主张侵害了他的继承权，与法不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二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从以上法条可以得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林地承包权可以继承。所以，被答辩人主张第三人将其父母生前承包的责任田登记到第三人名下，显然与法律之规定不相符。综上所述，答辩人依法办证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此，被答辩人的起诉于法不符，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戴恩林述称：原告起诉陈述的内容违背了客观事实，2000年的土地承包不是土地调整，而是将之前所发包的土地由组里收回后再重新发包，原告及第三人戴恩林的父亲于1997年过世，2000年重新发包已将土地重新收回了，其母亲承包的经营权只有0.378亩，坝上厚海田是经过组里、村民会议同意承包给了第三人戴恩林，原告不存在对坝上厚海田的继承。被告将坝上厚海田颁证登记给第三人戴恩林是正确的，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30日隆回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戴恩林颁发隆回县农地承包权（2009）第1003×××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戴恩林对坝上厚海田0.632亩享有承包经营权，并将戴深（升）飞、戴深（升）前、戴艳登记为共有权人。隆回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7日发布隆政函[2016]123号《隆回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城乡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该通告称，自2016年6月30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该通告第一条规定，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由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实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具体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有关业务工作；第三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暂由原发证机关办理，5年过渡期后纳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本院认为：隆政函[2016]123号《隆回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城乡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第三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暂由原发证机关办理，5年过渡期后纳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因此，隆回县自然资源局还未行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职权，隆回县自然资源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对隆回县自然资源局的起诉应予以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戴恩明、唐秀娥对被告隆回县自然资源局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建黔 人民陪审员  袁尧毅 人民陪审员  杨琴香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代理书记员  李雄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