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40号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三组。 代表人甘绍欣，组长。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四组。 代表人黄桂昌，组长。 原告刘有学，男，1944年10月22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桂珍，男，1955年3月8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刘有雄，男，1955年4月2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桂知，男，1947年8月4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桂碧，男，1950年4月12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桂昌，男，1953年8月1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黄桂杨，男，1961年5月6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黎建璜，男，1964年10月13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韦耀珠，男，1948年5月3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英山，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中心区市政大厅。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马力，镇长。 委托代理人方志超，上思县思阳镇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王粒冲，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一组。 代表人甘湖，组长。 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二组。 代表人钟强文，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华，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干部。 原告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三组（以下简称“六甘三组”）、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四组（以下简称“六甘四组”）、刘有学、黄桂珍、刘有雄、黄桂知、黄桂碧、黄桂昌、黄桂杨、黎建璜、韦耀珠不服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六甘四组的代表人黄桂昌、原告六甘三组、六甘四组、刘有学、黄桂珍、刘有雄、黄桂知、黄桂碧、黄桂昌、黄桂杨、黎建璜、韦耀珠的委托代理人黄英山，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卢振佳，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思阳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方志超、王粒冲，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一组（以下简称“六甘一组”）代表人甘湖、第三人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二组（以下简称“六甘二组”）的委托代理人陆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3月30日，被告市政府作出了防政复决[2016]5号复议决定，该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上政裁[20l5]l4号处理决定查明以下事实：1.各方争议的“板铺山”土地位于易和村六甘屯附近鸡斗一带山场中的板铺山，面积为58.248亩。2.争议地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争议各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3．1975年11月，思阳公社(现思阳镇政府)在玉学大队、易和大队交界的鸡斗山建立社办农场(即俗称鸡斗农场)，当时思阳公社革委会、思阳公社农场与那立生产队、那豆生产队、六甘一队、六甘二队、玉学大队革委会、易和大队革委会签订《思阳公社农场同有关大队、生产队地界划分的协议书》，由那立生产队、那豆生产队、六甘一队、六甘二队等生产队划出一定土地给鸡斗农场使用。争议地位于鸡斗农场范围内。农场开办不久即因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而解体、倒闭，争议地曾荒废、闭置多年。4.1984年1月，思阳乡政府口头将包含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的“鸡斗农场”200亩土地发包给方奇珍经营种植甘蔗。1992年l2月，方奇珍因其他原因对该承包地疏于管理，该蔗地被周边村屯的群众放牛践踏。l994年，六甘屯刘有学等人对方奇珍种植的蔗根进行翻犁并重新种植甘蔗，引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l997年，方奇珍以刘有学等人毁坏其宿根蔗造成损失为由民事诉讼至人民法院，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l998年6月18日作出（1998）防中法民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方奇珍与思阳乡人民政府协商后承包鸡斗农场的土地垦荒种蔗，其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刘有学等12人在方奇珍与思阳乡人民政府未解除承包关系的情况下，明知方奇珍承包的土地仍有甘蔗宿根而犁耕种蔗，确实造成方奇珍的损失，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判决刘有学等12人赔偿方奇珍经济损失3080元。5．1975年，六甘屯分为六甘一队和六甘二队两个生产队。1979年，六甘一队分为六甘第一生产队(现六甘一组)和第二生产队(现六甘二组)；六甘二队分为六甘第三生产队(现六甘三组)和六甘第四生产队(现六甘四组)。6.思阳乡党委于1992年6月18日作出思党发[1992]15号文件，决定从1992年7月1日起，原思阳公社农场由思阳乡人民政府接管，原农场的一切事务由思阳乡人民政府负责。2007年6月12目印发思政发[2007]2号《关于成立上思县鸡斗甘蔗良种繁育中心的通知》成立上思县鸡斗甘蔗良种繁育中心，撤销原思阳公社鸡斗农场，原鸡斗农场的资产归上思县鸡斗甘蔗良种繁育中心管理。7.1980年1月，思阳公社划出思阳大队和县城居民委员会成立思阳镇。1984年，思阳公社改为思阳乡人民政府。2002年，原思阳乡人民政府和思阳镇人民政府合并为思阳镇人民政府。8.2009年5月，争议地因钦崇高速公路征用而引起权属纠纷。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1日24日、2011年9月7日分别怍出上政裁[2009]43号、上政裁[20l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地均明确为思阳镇农民集体所有。申请人六甘一至四组及第三人刘有学等9人不服上述两次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苦干规定》二十三条三款“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采取协议方式或占用集体土地，但目前土地利用不合理；如荒废、闲置，应将全部或部分土地退还原村或乡农民集体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的规定，县人民政府两次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依据不足，从而被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处理决定没有查明本案争议地在成立鸡斗农场时，具体由哪个生产队无偿划给和四至界址、面积；鸡斗农场倒闭的时间，倒闭后农场人员去向及对农场土地经营管理或不合理利用的情况。 被告市政府依据上述事实认为：上政裁[20l5]14号处理决定查明：“l975年l1月，思阳公社在玉学大队、易和大队交界的鸡斗山建立社办农场即俗称‘鸡斗农场’，当时思阳公社革委会、思阳公社农场与那立生产队、那豆生产队、六甘一队、六甘二队、玉学大队革委会、易和大队革委会签订《思阳公社农场同有关大队、生产队地界划分的协议书》，由那立生产队、那豆生产队、六甘一队、六甘二队等生产队划出一定土地给鸡斗农场使用。本案争议地位于鸡斗农场范围内。农场开办不久即因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而解体、倒闭，争议地曾荒废、闲置多年。”但处理决定没有查清在鸡斗农场成立前，本案争议地属于哪个生产队和四至界址、面积。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l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二十三条三款“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采取协议方式或占用集体土地，但目前土地利用不合理，如荒废、闲置等，应将全部或部分土地退还原村或乡农民集体，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的规定，上思县人民政府应查明争议地属于哪个村或乡农民集体，该土地利用不合理，才能退还给该农民集本。申请人六甘二组与第三人六甘三、四组分别属于原六甘一队和六甘二队，为不同生产队，六甘一、二组认为争议地原属该组原六甘一队集体所有，不属于原六甘二队，争议地应退还给原六甘一队（即现六甘一、二组)，不应退还给原六甘一队和六甘二队”共有。处理决定没有查明争议地原属于哪个生产队，就直接确权属六甘一、二、三组集体所有属认定事实不清。处理决定查明鸡斗农场开办不久即因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而解体、倒闭，争议地曾荒废、闲置多年。后又查明1984年1月，思阳乡政府口头将包含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的“鸡斗农场”土地200亩发包给方奇珍经营种植甘蔗至l992年12月。1994年，申六甘屯刘有学等人对方奇珍种植的蔗极进行翻犁并重新种植了甘蔗。以上事实都证明争议地处于长期经营状态，处理决定没有查明争议地不合理利用的事实，处理决定以争议地不合理利用为由，将争议地退还给原集体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1994年，申请人六甘屯刘有学等人对方奇珍种植的蔗根进行翻犁并重新种植了甘蔗，1997年，方奇珍以刘有学等人毁坏其宿根蔗造成损失为由民事诉讼至人民法院，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8日作出（1998）防中法民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方奇珍与思阳乡人民政府协商后承包鸡斗农场的土地垦荒科蔗，其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判决刘有学等12人赔偿方奇珍经济损失。因此，六甘屯刘有学等人1994年至1997年在争议地的经营行为不是合法经营行为，不能作为该时期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认定。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自1994年以来已被六甘屯村民开垦种蔗至今属认定事实部分错误。综上所述，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板铺山”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5]14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撤销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思县人民政府妥于“板铺山”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5]14号)。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自接到本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六甘一、二组），证明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行政复议申请（思阳镇政府），证明第三人思阳镇政府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3.上政裁[2014]14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当事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4.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市政府依法分别予以受理，并合并审理；5.答复书，上思县政府的答复；6.上思县政府提交的复议材料，证明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14]14号依据的证据材料；6-1，申请报告；6-2，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6-3，思阳公社农场同有关大队、生产队地界划分的协议书；6-4，现场勘查笔录及勘查图；6-5，调解笔录；6-6上政裁[2009]43号；6-7，（2010）上行初字第29号；6-8，（2010）防市行终中字第50号；6-9，上政裁[2011]25号处理决定；6-10，（2013）防市行终字第17号；6-11，地图，证据6均证明上思县政府的调处过程及事实依据；7.调解笔录、签到表，证明市政府受理后，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经调解不成；8.行政复议决定书（防政复决[2015]9号），证明市政府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原告诉称，市政府复议决定认为：上思县政府上政裁(2015)14号《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复议决定的错误在于：一、被告复议决定出尔反尔，并不惜违反“禁止反言”法律原则，是对本案采取两重标准的行政复议行为，依事实应予撤销。本土地确权纠纷案自2009年7月7日六甘一、二、三、四组共同提出调处申请，上思县人民政府于同年10月10日立案，至今已六年零八个月，期间，历经上思县人民政府三次处理决定，即上政裁（2009）43号、[2011]25号、[2015]14号处理决定和市政府防政复决[2O09]59号、[2011]64号、[2016]5号复议决定，还经过了两级法院的四次判决，而本案处理决定的证据，还是原来第一、二次处理决定的证据，但被告在对上思县人民政府43号、25号的复议中，因这两次处理决定均将争议的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思阳镇政府所有的原因，所以，被告在这两次《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均认为，上思县人民政府43号、25号两次“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而均予以维持；然而，当上思县人民政府的上述两次处理决定以及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的上述两次复议决定被两级法院撤销并判令重作，特别是当上思县人民政府在这一次重作的14号处理决定中，将争议的土地确权退还原告及第三人六甘一、二组所有时，被告的复议决定书则一反常态，认定上思县人民政府14号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进而撤销之。被告对同一案件，同一证据事实，因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不同处理结果便采用不同的认定，而且是完全相反的复议结果，这是相互矛盾的，是出尔反尔的行为，是违反“禁止反言”法律原则，是对原告六甘三、四组农民集体与思阳镇政府采取的双重标准，是错误的复议决定，依事实应予撤销。二、争议土地属六甘屯所有，是当年六甘屯和那立队、那豆队协议给“鸡斗农场”经营使用的土地之一，而“鸡斗农场”早已倒闭，协议中的土地依法应退回各农民集体所有。1.1975年《协议书》中原告与那立队、那豆队无偿划拨的土地是划给“鸡斗农场”专属使用的。两年后“鸡斗农场”倒闭，而农场原抽调各队的“职工”早已回归各生产队，并参加各自生产队的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除现争议地外，原无偿划拨的土地已先后回归那立队，那豆队和六甘队，并由这些社队群众经营至今，思阳镇政府至今也无任何异议。2.现争议土地有部分于1984年由思阳(乡)镇政府发包给方奇珍承包种蔗，这是事实，但方奇珍后来因诈骗罪劳改四年，所承包的土地被牛、马践踏和放荒。对此周边的农民重新耕种农作物和种植经济林，其中也就包括原告之一的刘有学、黄桂昌、黄桂珍、刘有雄、黄桂杨、黄桂知、黄桂碧、黎建璜、韦耀珠等人。方奇珍劳改释放后，以侵权为由，对周边农民进行起诉，继而，由上思县法院作出判决，赔偿方奇珍部分损失并按“谁种谁收”的事实，“三年后把土地归还思阳乡政府”，这也是事实。但是，后来的问题是，自1998年6月18日判决生效后，特别是判决生效后的第三年，第三人思阳镇政府并没有申请法院执行，把“被侵权的土地”收回自己所有和使用，相反，默认周边的农民继续耕种原有的农作物和后来又改种的经济林木；作为六甘生产队亦把自己群众的耕作行为视为原无偿划拨的土地已回归六甘队集体所有，并允许自己的农民使用，直到2009年，上思县林业局对各家各户在现争议土地上的农作物及经济林木进行了确认，并经原告之一的黄桂昌、黄桂扬、刘有雄、黄桂珍等数十人发放“退耕还林补助费；2009年钦崇高速公路途经现争议地，因征地需要，高速公路指挥部与原告协议征用现争议土地，经双方测绘成图并向社会公示，被征用的土地属原告所有和使用，并应得到的各种补偿费共计110多万元。在公示期间，现第三人等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在原告行将签领补偿金之际，这时的思阳镇政府才向高速公路指挥部提出“暂时不发放征地补偿费”的意见。更为严重的是，在本案行政调处和诉讼期间，第三人思阳镇政府竟然利用职权与高速公路指挥部恶意串通，将现争议土地、公示属于原告所有的补偿金占为已有，即领取完毕。被告防港市人民政府的5号复议决定书实在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了第三人思阳镇政府的不法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三、第三人六甘一、二组的行政复议申请不成立，被告支持其要求把现争议土地划分各“归哪个生产队所有”是支持无诚信，不守信用的。1.原六甘一、二队是同属一个屯农民，后来因方便生产才分为一、二队，再后来就分成一、二、三、四个生产组，但对现争议地之一的“板铺山”，从来就没有划分过，即仍属原六甘一、二队所有，亦即属现六甘一、二、三、四组共有，这就历史事实，也是现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原已自认的事实。证据是：①本土地纠纷案于2009年7月7日六甘屯以屯的名义提出调处申请，即《强烈要求思阳镇政府将“板铺山”的权属归我六甘屯集体所有的报告》，所署名的申请人就是“易和村六甘屯”并包括现一、二、三、四组；所诉求的就是把争议山归还六甘屯共同共有。②高速公路指挥部对“板铺山”的公示：土地属六甘屯所有，由现原告等经营，补偿分别归六甘屯和原告所有等等。公示期间，现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并无异。这些都是自认行为之一。③当上思县人民政府第一次和第二次作出处理决定，将六甘屯的“板铺山”之一的争议地裁给思阳镇人民政府所有时，现第三人六甘一、二组不仅不与现原告一起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相反，给被诉的第三人思阳镇政府出具《声明》四份，一反常态把争议地拱手送给思阳镇政府，而当上思县政府重新作出[2015]14号处理决定书，把争议的土地裁归六甘屯一、二、三、四组共有时，现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却又提出复议申请，要求把争议地裁给其独有，于法无据。特诉请：1.撤销市政府防政复决[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维持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板铺山”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关于板铺山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5]14号，证明上思县政府重做处理决定，土地归六甘屯所有的事实；2.《行政复议决定书》防政复决[2016]5号，证明被告复议决定撤销上思县政府14号文的事实；3.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及甘湖、钟文强《声明》，第一次和第二次诉讼期第三人《声明》争议地归思阳镇政府所有的事实；4.甘春仕的《证明》，证板铺山属陆甘一、二队所有的事实；5.《强烈委托要求思阳镇政府将板铺山的权属归我六甘集体所有的报告》，证明第三人六甘一、二组与三、四组共同诉求现争议山裁归六甘共有的事实。当庭补充一份证据，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永久征地补偿费用明细表，证明现在的争议地也有原告的经营才有补偿，补偿标准出来后也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并没有单位及个人提出争议，到领取费用的时候其与思阳镇政府串通把款拿去了。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正确；三、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思阳镇政府陈述称其意见与市政府一致。 第三人思阳镇政府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第三人六甘一组、六甘二组陈述称，一、市政府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依法维持。1、复议决定将上思县处理决定书中所认定事实不清的部份予以撤销，并说明了认定事实不清的地方，造成错误的地方。非常细致明了地阐述。既认定事实清楚又阐述了理由，又合理合法地作出撤销的决定。可是原告在起诉状中却说该复议决定出尔反尔。原告也承认：本案争议地业经几次作出决定都被法院撤销。这就说明事前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然而被撤销。如今更正以前认定不清的地方。将事实认定更清楚。符合行政处理的法律宗旨。为此，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二、复议机关在本案中对事实的查明非常透彻。看历史的证据：几十年前思阳公社与当地征用现争议地成立“鸡斗农场”时，在征用的图纸上现争议地就明确标明六甘一队。为此充分地证实：现争议地历史以来的所有权属××（现××、××）所有。而不是六甘一、二、三、四组集体所有。这与事前共同申请、共同诉讼没有任何的矛盾。六甘一队(现六甘一、二组)的山地所有权属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三、六甘一、二组的权属主张不容篡改。原告在起诉状的上文既承认：六甘一、二、三、四组共同向政府提出申请，共同诉讼，下文又说六甘一、二组恶意串通。这不是相互矛盾吗？第三人一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现争议的山地一贯提出权属主张。不容原告恶意篡改。综上所述，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得当。恳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防政复决(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决定，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六甘一、二组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的申请是事实，但是申请的内容不成立；证据2是事实，但是申请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3-4无异议；证据5是事实，但是答复的第六条不能苟同，没有依据；证据6-1的申请报告是由六甘生产队1-4组共同签署的，很明确请求事项中是把争议地退回给四个组共有；证据6-2无异议；证据6-3就是产生纠纷的原因之一，当时地是给了鸡斗农场而不是其他单位，同时给地的还有那豆等，农场倒闭后就已经把地返还了，并且一直没有争议，直到现在征地得钱了思阳镇政府才有异议；证据6-4无异议；证据6-5调解笔录第二页的第六行，第三人明确讲到现在的争议地应该归还给我们六甘屯所有；第三页倒数第八第九行也是同样的表态；证据6-6该决定书已经被撤销；证据6-7，该份判决书维持了上政裁[2009]43号处理决定，但是被中级法院撤销了；证据6-8无异议；证据6-9，该份决定也被撤销了；证据6-10，市中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证据6-11无异议；证据7无异议；证据8，有这个事实但是我方不服该决定所以提起诉讼。 第三人思阳镇政府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5、7、8，认为以上证据是是真实有效的；证据6中，6-7、6-8、6-9，因认定事实不清被撤销了，但是现在认定事实清楚，所以应该作为本案证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这几份声明从文字上没有看出甘湖或者钟强文放弃权属的表述，只是说用其名字制造不法行为的与本人无关，都没有原告所说的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这些声明不管当时怎么说，都是代表当时的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一二组的组长与其组村民要主张权利的话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最后一、二、三、四组是不同的组，如果一、二组要放弃权利的话与三、四组也没有关系，并且三、四组也没有法律依据说一、二组放弃的权利就是给自己，如果放弃了也是归国有或者归所在的集体或者上级集体所有；证据4，原告想证明争议地是属于其所有，但是上思县政府没有采纳，并且在处理决定上没有查明这个事实，其次从该份证据的内容看，个人不能够证明土地所有权，而且这个证明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进行佐证，里面的内容也没有土地来源的依据，所以不能作为土地来源的证据，该份证据也证明了1984年政府承包给方奇珍的，并不是一、二组给方奇珍使用的，与复议决定中说的上思县政府认为从1964年开始由六甘经营的不相吻合，所以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5，该份报告首先是09年的，当时的主张对六甘一、二组来说不代表现在的主张，其在复议的时候主张已经变更，所以以前的主张不影响现在的主张；对于当庭提交的证据，这应该是一个调查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在征地过程中有很多，不一定是准确的，可能是一个初步的结果，最终的结果可能有变化，所以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明权属的依据只能是县管的情况，一个征地情况不是权属的凭证。 第三人思阳镇政府对原告举证的质证意见。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在证据清单的证明事实与其口头说明的事实不一致，这几份声明中也没有放弃权属的意思表示，只是说划给谁使用无异议而已；证据4同意市政府意见，甘春仕证明板铺山是一、二队的，如果原告用这个主张是一、二队的土地的话与本案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并且是2012年12月10日出示的证明，那个时候已经分为四个队了；证据5，原告主张是第三人与原告共同要求争议山裁给六甘屯的事实，思阳镇政府认为争议之初是这么要求，但是在处理过程中六甘一、二组的集体已经变更了要求，并且在复议过程中也变更了，所以报告是合法的，原来的要求是不生效的；对于当庭提交的证据认为，不是权属的证据也与本案没有关联。 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2是真实的无异议；证据3、4声明的内容是放弃权属，第一个证明说的是没有推选代表，第二个声明是六甘一组的没有推选黎进璜，对于钟强文和甘湖的声明是不能给不法人员利用我们的名义做不法行为，再说证明的地是荒地，后面承包作农场的问题；证据5，集体所有的报告××××内容也就是说给思阳乡搞农场是无偿征用并非将土地权属给公社，只是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对于当庭提交的证据是高速公路征地费用分配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 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被告的举证，各方当事人对其来源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均作为本案参考依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上思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细化部分查明事实，即： 本案于2009年因钦崇高速公路拟征用现争议地时，引起权属纠纷，一审被告作出上政裁[2009]43号行政处理决定，经上思县法院一审判决，后经本院二审作出（2010）防市行终字第50号终审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2011年9月7日，上思县政府重新作出上政裁[201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将涉案争议地确权归思阳镇农民集体所有，由上思县鸡斗甘蔗良种繁育中心使用。该处理决定经复议维持后，六甘一至四组再次诉至法院，最终本院作出（2013）防市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再次撤销了上政裁[2011]25号行政处理决定和相关复议决定。 2015年10月16日，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l5]l4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为，双方争议的58.248亩土地位于思阳镇易和村六甘屯附近鸡斗山一带山场的板铺山。虽然六甘一、二队即现六甘一至四组已于1975年11月将包含争议地在内的部分集体土地无偿划给思阳公社兴办集体农场(俗称“鸡斗农场")使用，双方签订有《协议书》，但该鸡斗农场开办不久，因经营不善而解体、倒闭，争议地曾荒废、闭置多年。双方发生权属争议后，县人民政府曾两次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定为思阳镇农民集体所有，但因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而被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思阳镇政府当年兴办的鸡斗农场早已倒闭，后来思阳镇政府成立的上思县鸡斗甘蔗良种繁育中心接管鸡斗农场资产作为主体仍不予认定。因此，思阳镇政府主张争议地权属，县人民政府不予支持。争议地自l994年以来已被六甘屯村民开垦种蔗至今，县人民政府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出发，对六甘一至四组要求将争议地确权归其集体所有的主张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讼争的焦点在于复议决定撤销上政裁[2015]14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复议决定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主要是：其一，“上思县人民政府应查明争议地属于哪个村或乡农民集体”，“处理决定没有查明争议地原属于哪个生产队，就直接确权属六甘一、二、三、四组集体所有属认定事实不清”；其二，“处理决定以争议地不合理利用为由，将争议地退还给原集体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理由一。根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原告六甘三、四组与第三人六甘一、二组分别属于原六甘二队和六甘一队，为不同生产队。1975年11月，思阳公社(现思阳镇政府)在玉学大队、易和大队交界的鸡斗山建立社办农场，当时思阳公社革委会、思阳公社农场与那立生产队、那豆生产队、六甘一队、六甘二队、玉学大队革委会、易和大队革委会签订《思阳公社农场同有关大队、生产队地界划分的协议书》，由上述生产队划出一定土地给鸡斗农场使用，该协议是导致了后续争议山地权属争议的缘起，该协议中六甘一队、二队是分开列明的，故二者应当作为不同出让主体而非同一出让主体看待。其次，是否如原告所述，存在分队不分山的情况，这也是上思县政府在权属纠纷调处过程中应当查明的内容。综上，理由一于法有据。 关于理由二。本案讼争山地先后历经两轮诉讼，均以“未对农场是否作为主体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进行调查，属证据不足”，“对农场是否作为主体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仍未能调查清楚”，因而不符合国家土地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作为撤销之前两次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主要理由。在撤销该两次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后，上思县政府方才作出了上政裁[2011]25号行政处理决定，则对该上政裁[2011]2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中，争议地上经营主体问题，以及争议地利用是否合理利用等问题是必须查清的事实。 对上述事实上政裁[2011]25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否查清的问题。首先，该行政处理决定的查明事实部分并未核实耕作主体的问题，而“争议地曾荒废、闭置多年”这一新的事实认定也缺乏相关佐证及说明，无法得知该地块从何时开始荒废、闲置，在“1984年1月，思阳乡政府口头将包含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的‘鸡斗农场’200亩土地发包给方奇珍经营种植甘蔗。”及其后1998年方奇珍承包经营权损害引发的纠纷后，又由哪方在争议地上经营至今，也即该行政处理决定对争议地上闲置与经营的交替时间段，以及经营主体等问题仍未查清。在未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其便作出“争议地自l994年以来已被六甘屯村民开垦种蔗至今”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且也不明确是六甘一至四组的哪些组、哪些人在开垦钟蔗至今。 如该事实所指的“六甘屯村民”是“l994年，六甘屯刘有学等人对方奇珍种植的蔗根进行翻犁并重新种植甘蔗，引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所述中的刘有学等人，那么该耕作行为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系违法、侵权行为，仅以该违法种植行为，不能作为长期合法耕作的认定依据，被告以此作为撤销上政裁[2014]14号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之一是充分的，而原告在诉讼理由中说到的1998年诉讼后的后续土地流转情况、耕作情况，以及被告在复议决定中所述的“本案争议地在成立鸡斗农场时，具体由哪个生产队无偿划给和四至界址、面积；鸡斗农场倒闭的时间，倒闭后农场人员去向及对农场土地经营管理或不合理利用的情况”等事实，均是上政裁[2014]14号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加以调查的事实，但该行政处理决定对上述事实均未调查，故该行政处理决定缺乏事实依据。 其次，本案讼争地块曾引发的两次诉讼争议中，本院均以“对农场是否作为主体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未能调查清楚”为主要理由，对相关处理决定予以撤销。但并不代表本院已直接认定或否认了争议地的经营主体。鸡斗农场是否争议地的长期经营主体、思阳镇政府是否尽到合理经营的义务等问题，应当由作为行政裁决机关的上思县政府在查清上述事实，且有确凿证据之后予以认定，司法部门并不具有直接认定山林土地权属情况的职权。故上政裁[2014]14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双方发生权属争议后，县人民政府曾两次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定为思阳镇农民集体所有，但因认定事买不清，依据不足而被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思阳镇政府当年兴办的鸡斗农场早已倒闭，后来思阳镇政府成立的上思县鸡斗甘蔗良种繁育中心接管鸡斗农场资产作为主体仍不予认定。”等理由来代替对争议地长期经营主体等事实的调查并作为主要依据，作出“因此，思阳镇人民政府主张争议地权属，县人民政府不予支持。”的认定，于法无据。被告也即复议机关的市政府作出其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的判断，于法有据。 此外，由本案涉及的争议地引发的之前两次权属纠纷，其处理决定、复议决定均为生效判决所撤销，撤销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则本案中被告认真履行了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职权，避免出现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决，是其依法行使复议权的表现，不存在“出尔反尔”的情况。 综上，市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6]5号复议决定于法有据，原告方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三组、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四组、刘有学、黄桂珍、刘有雄、黄桂知、黄桂碧、黄桂昌、黄桂杨、黎建璜、韦耀珠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思阳镇易和村六甘三组、四组、刘有学、黄桂珍、刘有雄、黄桂知、黄桂碧、黄桂昌、黄桂杨、黎建璜、韦耀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谭 源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