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赣03行初7号原告彭罗明，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原告彭全良，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原告彭友良，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原告彭冬良，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渌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萍乡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萍乡市安源区正大街迎宾路18号，组织机构代码01456303-1。法定代表人李江河，市长。委托代理人廖景春，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罗明等四原告诉萍乡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调职责一案，本院2016年3月17日受理后，于同年3月23日向被告萍乡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文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全良、彭冬良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渌湫，被告萍乡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廖景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9年，被告因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需征收原告所在村组的集体土地，拟征收原告承包经营的10.7亩水田、5.889亩旱地和41.932亩山地，并拆除了原告家房屋。原告对其明显低于江西省人民政府赣府字〔2010〕126号文件及其分区域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征地补偿标准一直不服，并对被告将原告家房屋当做危房处理更是不满，原告自2013年起多次上访，问题未得到解决。2015年12月23日原告正式按法律程序向被告萍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协调，但被告没有任何反应。原告2016年1月21日再次以被告为收件人寄送了第二次《行政协调申请书》，但被告仍然没有下达行政协调立案通知，或者协调听证通知，或者作出相应的协调决定，自始至终不予理睬。原告认为，对于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标准事项，被征收人提请县市级政府的上一级政府进行协调，是解决征收征地补偿安置的重要程序，行政协调是被告的法定职责。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土资源部2006年6月21日发布的国土资发〔2006〕133号《关于加快推进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必须规范协调和裁决的程序。在程序设定上，首先必须贯彻协调前置、重在协调的原则，即当事人应当先向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市、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协调。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所以，被告对原告的合法请求不履行法定职责，不但没有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而且阻遏了原告下一步申请行政裁决的进程。为此，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对其安源区政府征地补偿安置的标准履行行政协调职责。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律师函》及其编号为1024777587418的EMS回单，拟证明2015年11月20日委托律师向安源区白源街道办事处发送律师函，请求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土地实际情况予以补偿安置；2、《征地协调申请书》（第一次）及其编号为1055728389017的EMS回单，拟证明原告按照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国土资源部的有关规定，于2015年12月23日请求被告履行行政协调的职责；3、《征地协调申请书》（第二次）及其编号为1055728575417的EMS回单，拟证明2016年1月21日催促被告履行行政协调职责。被告辩称，一、原告已过申请协调的时效。《江西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八条规定：“对下列事项之一有异议的，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地农民（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协调申请”。安源区政府2009年就实施了征地工作，说明原告在2009年就已经知道补偿安置方案，并且距今已有五年以上时间，远远超过了自补偿公告之日起30日内申请协调的时效。二、原告未依法投递申请。《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是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的协调机关，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是办理征地安置补偿标准争议协调的具体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协调工作机构）”。《办法》第八条规定，申请协调应当“向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协调申请并将申请材料直接递交协调工作机构”。原告未按上述规定提交申请，不是直接递送协调工作机构，而是将申请书递送给市政府，原告的错误递送应视为未递送。三、原告未按规定提供申请材料。《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协调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被征土地所有权征或者其他权属证明；（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申请人第一次提交的仅仅是一个申请书，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申请书还没有签名。申请人第二次提交的也只有一个申请书，仅仅面对一个没有签名或不是本人签名的申请书，市政府也无法从事协调工作。鉴于以上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第1组证据，赣府发[2007]23号《江西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拟证明原告没有依照该《裁决办法》的时效要求申请协调；第2组证据，原告领取征地补偿款的证据，其中含有12个凭证，拟证明彭全良2009年9月第一次领取征地补偿款，彭罗明、彭全良、彭友良有互相代签名行为；第3组证据，拆除原告危房证据即2013年6月20日萍乡市房产管理局安全鉴定办公室《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拟证明经鉴定彭罗明住宅安全等级为D级，鉴定建议拆除改建。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当事人质证和本院认证情况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对第1份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律师函应该要有回单，仅投递单不够，且其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第2、3份证据，被告认为仅有邮寄单没有回单，第2份证据没有签名，第3份证据仅是代理人签名，作为代理人签名也应将代理人姓名写明。另外征地协议申请书并未投递给萍乡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书中未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也无相关需要的材料。故原告提交的3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经审查，原告提交的3份证据本身均具真实性。因第1份证据即律师函被寄送的对象是安源区白源街道办事处，且其内容未涉及申请被告协调，故与本案无关联。第2、3份证据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原告委托的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渌湫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萍乡市人民政府寄送了征地协调申请书。（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对第1组证据，原告认为赣府发[2007]23号《江西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是地方规章，不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对第2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这些领款表中的款项我方确实领了，但不代表原告认可补偿标准，且有些表中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总计付款的具体数额与本案无关，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方签收了青苗补偿费，但青苗补偿费与江西省人民政府2010年126号文件所规定的标准不一致。原告方签收的金额与省政府标准相差巨大，对方提交的证据恰好说明对方下属机构的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省政府标准。对第3组证据《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同时该报告是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道办和村委会骗取彭罗名明签字后所作出的鉴定，另该报告是复印件，被告未提供原件。经审查，被告提交的三组均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可以实现被告证明目的。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原告彭罗明与原告彭全良、彭友良、彭冬良系父子关系。2009年，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因产业转型基地建设，需要征收原告所在村组的集体土地，该府对征收土地的范围、面积及补偿标准等在白源镇长溪村及原告所在的长溪村上龙形组进行了公告。在此期间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征收了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部分水田、旱地和林地，并于2013年拆除了彭罗明所拥有的一处房屋（该房屋1979年建造，2013年6月20日被萍乡市房产管理局安全鉴定办公室鉴定为D级危房，同时建议拆除改建），在拆除前于2009年委托萍乡市恒泰行评估公司对该房屋价值进行了评估。原告分多次领取各项补偿款共计15万余元，第一次领款时间是2009年9月，最后一次领款时间为2013年5月。补偿费发放表中均载明了面积数量、类别、单价及补偿金额，其中水田18600元/亩，旱地5500元/亩，山岭3500元/亩。2015年12月23日，由原告委托的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渌湫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萍乡市人民政府寄送征地协调申请书，申请书中提出了征地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并请求萍乡市人民政府对征地补偿标准问题进行协调。2016年1月21日，刘渌湫再次以萍乡市人民政府为收件人寄送了征地协调申请书，请求萍乡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江西省人民政府赣府字〔2010〕126号文件及其分区域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补偿标准，处理好申请人（即本案四原告）土地补偿款、宅基地房、社保和留用地等各事项，在申请书的“申请人签名”处刘渌湫代签了四原告的名字。两次寄送均只送协调申请书，未寄送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及与征地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被告收到协调申请书后未对所反映的补偿标准问题进行协调，原告遂诉至本院处理。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对其具有“就征地补偿标准争议进行行政协调”这一法定职责并无异议，而且履行该项职责的主体问题也有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土资源部2006年6月21日发布的国土资发〔2006〕133号《关于加快推进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通知》规定：“必须规范协调和裁决的程序。在程序设定上，首先必须贯彻协调前置、重在协调的原则，即当事人应当先向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市、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协调。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根据以上规定，本案被告是就涉案土地征收标准争议进行行政协调的合法主体。本案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存在“不依法履行土地征收行政协调职责”的事实，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江西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八条规定，对安置补偿标准有异议的，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地农民（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协调申请。本案中，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2009年就实施了征地工作并发布补偿方案公告，原告在2009年就已经知道安置补偿方案，在领款时也进一步知道了征地补偿的标准，其第一次提出协调申请的时间是2015年10月，远远超过了自补偿公告之日起30日内申请协调的时效。另外，该《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协调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被征土地所有权证或者其他权属证明；（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本案中，申请人即本案四原告提交的仅仅是一份申请书，无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他证明材料。即原告既未在法定时间内向被告提出协调申请，也未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在原告自身并未依《江西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规定的时效及其他条件进行申请的情况下，被告无从协调，故被告不存在不依法履行行政协调职责的问题。综上所述，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对安源区政府征地补偿安置的标准履行行政协调职责”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罗明、彭全良、彭友良、彭冬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罗明、彭全良、彭友良、彭冬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易玉奇审 判 员  李修贵代理审判员  张豫鹏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陈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