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新23民终1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涛伟，男，1969年6月16日出生，现住昌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兴，新疆金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住所地：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组。负责人：张希成，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燕，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法定代表人：汤进武，该村村委会主任。上诉人邹涛伟因与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市人民法院(2016)新2301民初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涛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兴、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的负责人张希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燕、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汤进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涛伟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撤销原审判决第三、四、五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利息44280元、财产损失41516元、赔偿违约金150000元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判明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的性质，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即违约金条款也有效。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及违约金诉请有失公正。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辩称，一、合同法中规定违约金具有补偿性质，一审判决我方承担59800元违约金已经超过上诉人主张的勘界费及其他损失。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上诉人与村五组组长张忠文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应当属于无效合同，法院不应当支持违约金，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要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邹涛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二、被告返还租金150000元、勘界费5000元及利息44280元（2011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8日，月利率6.15‰）；三、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围栏和整地费合计36516元、勘测费5000元）41516元；四、被告支付违约金25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日，原告邹涛伟与被告村五组、被告村委会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合同上村委会加盖公章并由村委会主任汤进武签字，村五组由组长张忠文签字。合同约定被告将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集体荒地10亩承包给原告搞养殖。承包期30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41年9月1日止。承包费为每年每亩500元，原告一次性付清30年承包费15万元。如一方违约应赔偿由于违约方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违约金3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1年9月28日通过村委会向村五组交纳承包费15万元。同年9月20日，原告为勘界承包的上述土地，支出5000元勘界费。为了在承包土地上搞养殖，原告向三工镇政府递交申请报告，申请批准在承包的10亩土地上建设6000平方米左右的圈舍。村五组组长张忠文在该申请报告上签名并备注：“情况属实，同意办理”。村委会亦在该申请报告上盖章。昌吉市三工镇政府在该申请报告上盖章，并备注：“须土管审核，按畜牧业用地办理相关手续”。昌吉市三工镇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亦为原告出具规划图。2012年8月12日，村五组与案外人刘大辉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由村五组组长张希成在合同上签字,承包费30万元。合同约定村五组将本村10亩集体土地租赁给刘大辉，用于生产厂房建设。租赁期限30年，自2012年8月12日起至2042年8月12日。租金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签订后，刘大辉向村五组交纳承包费30万元，并在该地上修建厂房6栋。另查明；1.张忠文于2008年至2011年年底期间任村五组组长；2.刘大辉承包的10亩土地与邹涛伟承包的10亩土地系同一土地，该土地是属于村五组的集体土地，系村民搬迁后房屋拆除所留；3.邹涛伟非村五组村民；4.邹涛伟在承包地上所建围栏被村五组拆除；5.村五组、村委会均认可村委会在邹涛伟签订的合同上的盖章行为系监管性质；6.村五组并未召开专门村民会议决议将土地发包给邹涛伟、刘大辉。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2006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答复：“遵化市小厂乡头道城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以第三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以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综上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本案村五组发包自己的土地，收取并独立支配承包费，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原告与被告村五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2011年4月3日的会议记录载明，村五组的党员及村民代表就本村的老宅基地的承包、养殖进行了商议，并对不同区域的地块向本组农户及外单位承包价格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结合村委会主任汤进武的陈述及证人李维则的证言，足以形成有效证据链，证实村五组就本组土地的发包事宜召开了村民会议，后村五组依据该村民会议决议与原告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且原告为在承包土地上进行建设到政府部门办理了审批手续，规划办亦出具了规划图纸。故被告村五组认为合同无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本案村五组将10亩土地承包给原告，后又承包给案外人刘大辉，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案外人已在地上修建厂房，原告继续履行《土地租赁合同》已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原告主张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村五组一地二租，构成根本违约，在合同解除后，村五组理应返还土地承包费及赔偿损失。村五组亦同意退还承包费15万元，对此予以支持。关于违约损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原告主张勘界费5000元、围栏、整地费等损失。勘界费是原告为了履行合同在准备期间支出的合理的费用。村五组认可拆除了邹涛伟建设的围栏，另村五组发包的土地系村民搬迁拆除房屋后所留，结合证人杨志忠的证言“这块土地上原来是一个涝巴一个菜地”，足以确认原告承包的土地需要平整，故对原告平整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因原告不能举证证实，且现场已不存在，无法进行鉴定，该部分损失理应用违约金损失进行弥补。另外，原告在承包土地上计划进行养殖，前期亦进行了包括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等准备工作，现合同不能履行，亦造成了损失，该损失理应用违约金损失进行弥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违约金采取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立法原则，违约金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守约方的损失。本案中，在原告无法举证证实围栏、整地费、履行合同准备期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原告按合同约定主张违约金25.5万元明显过高，被告亦要求降低。诸如本案村民小组负责人换任，后任负责人对前任负责人的决定不认可，出尔反尔，导致当事人受损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村五组原约定将土地承包给原告，后又承包给案外人刘大辉，两次给付的对价之差达15万元。鉴于上述因素，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在不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范围内予以调整，顶格认定为损失的1.3倍，故被告村五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6.4%的1.3倍向原告支付57.5个月（2011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12日）的利息作为违约金，即59800元{150000元×（6.4%÷12）×57.5个月×1.3倍}。原告主张的勘界费5000元，围栏、整地费损失36516元，以违约金损失已进行弥补，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利息44280元，现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已通知被告村五组、村委会解除合同，故应以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即2016年1月13日为通知到达之日，即原、被告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于2016年1月13日起解除，被告应自合同解除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则原告主张自2011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8日利息损失4428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本案中，村五组发包自己的土地，承包费亦入到村五组财务上，村五组保护了村民利益，亦应承受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综上规定，并结合村五组、村委会均认可村委会在邹涛伟签订的合同上的盖章行为系监管性质，本案村委会并非土地所有人，也不是承包利益享有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等价有偿原则，被告村委会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判决：一、解除原告邹涛伟与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9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二、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向原告邹涛伟退还承包费150000元；三、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向原告邹涛伟赔偿违约金59800元；四、被告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五、驳回原告邹涛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邹涛伟、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五组、被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下营盘村村民委员会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邹涛伟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围栏、整地费、履行合同准备期实际损失，且现场已不存在，无法进行鉴定。上诉人邹涛伟在无法举证证实其上述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主张违约金15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审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在不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范围内予以调整，对上诉人邹涛伟的实际损失已用违约金损失进行弥补。综上所述，上诉人邹涛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0元，由上诉人邹涛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静蓉代理审判员  李 平代理审判员  赵 瑞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书 记 员  武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