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内04行终2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44年9月10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代理人崔某1，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系胡某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1，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某1(原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政府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刘某，主任。委托代理人高某。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赤峰市红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赤西路199号。法定代表人计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赤某2。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法定代表人闫某，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某2，男，1970年6月20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诉人胡某、崔某1因与被上诉人赤某1(原红山区桥北组团开发建设指挥部)行政撤销一案，不服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402行初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崔某1，上诉人崔某1，被上诉人赤某1的委托代理人高某、被上诉人赤峰市红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赤某2、崔某2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崔某1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批准将红山区桥北钓鱼台B区14号楼1单元9楼西号分配给崔某2的具体行政行为。经查，该审批表回迁申请人姓名为崔某2，房屋所有权证号：015D01714，有证房屋面积：187.48平方米。回迁安置地点：钓鱼台B区14号楼1单元9楼西号。该表记载内容有：“1、回迁安置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申请表；2、审批表签订后,回迁安置申请人不能退房或换房;3、回迁人凭审批表领取回迁安置楼房钥匙和房屋产权所有证；4、此审批表一式三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开发办签字盖章、回迁人签字按手印、监审组签字、拆迁公司签字。被告提交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一份，被拆迁人为崔佩山、崔某2，该协议约定了房屋补偿价格、安置补助费支付期限、回迁安置房等情况，落款处有被拆迁人崔佩山、崔某2签字按手印，拆迁人、开发办盖章、监审组、桥北办事处现场负责人签字。被告认可该协议是2010年10月1日开始签订。原告认可,上述两份协议的签订顺序是先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后签订《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庭审中还查明，拆迁房屋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证使用权人为崔佩山，庭审中被告说明，需要对该审批表进行审核、批准。另查明，胡某与崔佩山于1961年2月25日结婚,婚后生育长子崔某1,次子崔某2。1974年,胡某与崔佩山共同建成红山区钓鱼台街一段6号院落和房屋。胡某不认可崔佩山指定给了崔某2一处回迁房屋。原告不要求确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认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棚户区改造项目是2009年启动的，由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未写明签订时间，庭审中，当事人认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2010年10月1日左右签订的。桥北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到的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应当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本案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有崔佩山、崔某2签名及捺手印。安置地点为三处：钓鱼台B区14号楼1单元9楼西号、钓鱼台B区14号楼1单元7楼西号、25#小区7号楼1单元3楼C1。该拆迁补偿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行政合同，协议内容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崔佩山、崔某2依据该协议填写了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其中二处回迁人为崔佩山，另一处涉案的××区西号回迁安置人为崔某2。该审批表中的内容是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约定内容由申请人自行填写形成的，是对行政合同的履行行为，它产生的前提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续的结果是房屋确权登记行为。经庭审查明，该审批表需要经过被告的审核和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庭审中，原告未对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提起诉求，故其单独要求撤销审批表中的批准行为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崔某1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胡某、崔某1不服，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案房屋，原是六号楼一单元三楼中户，房主是崔佩山。后来置换至现争议房屋，置换过程中，被上诉人通过非法手段，将置换的房屋偷换成崔某2的房产证。庭审当中，我们反复强调这一事实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一审认为“其单独要求撤销审批表中的批准行为依据不足”，上诉人在一审的诉状中写明要求撤销安置审批表分配给崔某2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求撤销审批表只是其中一项，而真实意思是撤销它的具体违法行政行为。在诉状、裁定、判决，一审二审的其他材料中，都能体现出上诉人要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判决书称单独撤销审批表依据不足错误。上诉人要求原审被告出示阳光三期七号楼1072户和六号楼一楼中户和三楼中户原始拆迁补偿协议和回迁安置审批表。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也没支持上诉人的要求。判决书认定“该审批表中的内容是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约定内容由申请人自行填写形成的，是对行政合同的履行行为”是错误的，审批表只看到崔某2签名，其他字体都是工作人员篡改的。其中一份证明，明显是把打字形成的崔佩山的名字划掉，改成崔某2的名字，并盖上公章。审批表多处涂改，原审被告也拿不出证据证明崔佩山把房子送给了崔某2。原审法院遗漏上诉人的陈述，实际胡某只知道崔某2在那住，根本不知道崔某2办证。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崔佩山与赤峰市万嘉物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物业合同。以证明用于置换的房屋是崔佩山名下，崔佩山没有把房子给崔某2。证据2、2015年1月4日说明。以证明签字是崔某2伪造的。证据3、崔佩山2014年4月20日入院的住院病历首页。证明崔佩山当时已经住院，拆迁办提交的证据都是伪造的。被上诉人赤某1当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协议）》及桥北棚户区（危旧房区）拆迁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合法有效，将钓鱼台B区14号楼1单元9楼西户变更至崔某2名下是被拆迁人崔佩山自愿的行为。被上诉人赤峰市红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当庭答辩称，本案的上诉人崔某1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赤某2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被上诉人崔某2未到庭，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所称崔佩山在重病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将争议房屋置换并变更登记到崔某2名下与事实不符，崔佩山住院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是在上述行为已经完成之后。被诉行为不存在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撤销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庭审举证、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赤某1发表如下综合质证意见：1、对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2、对合法性有异议，均不属于法律规定二审新证据的要求，不应被作为证据使用。3、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中物业管理合约签定的楼号为阳光希望家园6号楼，不是案涉回迁安置房屋。被上诉人赤峰市红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期间的新证据，物业管理合约签定的房屋与涉案房屋不是同一处房产，而且是2013年8月签定，不具备证据效力。对证据2、3，均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确认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对三处安置地点有明确约定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有崔佩山、崔某2签名及捺手印，崔佩山、崔某2依据该协议填写了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其中二处房屋的回迁人为崔佩山，另一处涉案的××区西侧房屋的回迁安置人为崔某2，二人分别在审批表上签名及捺手印。之后崔佩山在其生前对补偿协议及选择回迁安置房审批表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出异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诉行为存在可撤销情形，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某、崔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海 梅审判员 刘淑波审判员 姜 静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