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7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华，男，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申柱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华曼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燕，女，197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民强，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国华因与被上诉人陈红燕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2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国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柱石、华曼琳，被上诉人陈红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民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国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270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陈红燕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无理由拒绝受理邓国华当庭提出的变更案由及诉讼请求的申请，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上诉人有权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在原审庭审过程中，邓国华当庭申请将本案的案由“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相应的诉讼请求也变更为“请求确认《还款协议》无效”以及“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等，但原审法院无理由拒绝上诉人的变更请求，继续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以及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驳回邓国华诉请。(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告知邓国华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并未告知，且在邓国华提出变更的情况下仍不予变更。2、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还款协议》系邓国华与陈红燕签订，系双方恶意串通，如该协议目的实现，将有利于邓国华与陈红燕双方而损害第三人（即金昇小贷公司的其他破产债权人）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应当归于无效。根据邓国华与陈红燕在《还款协议》中载明的时间显示，该协议系邓国华与陈红燕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签署，此时距离下城区人民法院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已经过了21个月的时间，下城区法院的该次执行程序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于2015年8月1日裁定执行终结；而《还款协议》签订时，距离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为由向上诉人及其他债务人提起诉讼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且在签订《还款协议》时，邓国华与陈红燕均己明确知晓金昇小贷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的时间为2015年11月8日)。邓国华与陈红燕在这个时间节点签署《还款协议》，其目的系为将还款时间提前至金昇小贷公司破产前六个月，以避免该清偿行为因系个别清偿而被认定为无效清偿。邓国华与陈红燕明知该协议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故多次隐瞒该协议及其真实履行情况。(2)从陈红燕收到邓国华案涉款项的时间上可以推断，陈红燕收到邓国华款项是基于双方共同签署的《还款协议》，而并非下城区法院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陈红燕因邓国华与其双方履行无效合同而获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根据《还款协议》第三条约定，邓国华应于2017年1月26日前向陈红燕支付案涉款项，而支付凭证载明的履行日期系2017年1月25日，时间上吻合。因此，邓国华与陈红燕为了自身利益，恶意串通签订《还款协议》，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还款协议》应当归于无效。 被上诉人陈红燕辩称，首先，一审程序正确。在一审过程中，邓国华并未明确提出过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虽然在一审庭审辩论过程中邓国华的一些观点已经超越了其原来的诉讼请求，但这并非代表邓国华明确提出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其次，邓国华认为其双重履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无论其是否双重履行，陈红燕方并没有双重收益，甚至连单重收益都没有。根据杭州中院以及省高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邓国华双重履行的问题并不存在。另外，邓国华方在上诉状中强调了还款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我们认为，一审中邓国华并未明确提出该问题，一审的审理焦点并未涉及。即便陈红燕确实收到了案涉款项，亦不是依据《还款协议》，而是依据杭州中院以及省高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以及下城区法院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最后，对方起诉程序存在问题，若对前述生效判决或下城法院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有异议，应申请再审或申请执行异议。 邓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红燕返还邓国华已支付的款项本金148万元；2、陈红燕承担邓国华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51253元（自邓国华向陈红燕支付款项之日起，按照月息1%计算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之日即2018年11月12日；此后上述款项，按照月息0.5%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3月11日，实际应付利息以陈红燕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为准）；3.陈红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国华于2014年5月与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昇小贷公司）签署《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向金昇小贷公司借款200万元，月利率为2%。陈红燕因与季晓明、金昇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做出（2014）杭下商初字第02684号民事调解书，向下城区法院申请执行。下城区法院于2015年4月21日，根据陈红燕的申请，向邓国华发出（2015）杭下执民字第359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责令邓国华向陈红燕履行债务，不得向金昇小贷公司清偿。邓国华于2017年1月25日在中信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用现金存款方式分别存入70万元和125万元，合计195万元。同时邓国华与陈红燕双方签订一份“还款协议”，协议第一条写明：邓国华根据2015年4月21日发出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向陈红燕履行200万元债务；第二条写明：邓国华与陈红燕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约定，邓国华向陈红燕支付200万元债务，用于履行邓国华债务。但陈红燕出具“收条”则写明日期为2015年5月6日，收条写明：今收到邓国华代被执行人季晓明、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案号2015杭下执民字第359支付的执行款200万元整）。因金昇小贷公司进入破产程序，2015年12月17日，陈红燕向金昇小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列明邓国华支付的“200万元”，2017年12月3日，陈红燕重新申报债权，扣减邓国华“还款的200万元”。金昇小贷公司破产管理人起诉邓国华，要求邓国华承担原欠金昇小贷公司200万元本息的还款义务。经一、二审判决，支持金昇小贷公司破产管理人诉请，该案也已执行完毕。为此，邓国华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邓国华坚持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起诉，所谓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显然本案并不存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情形。从邓国华、陈红燕双方签订的有关“收条”“还款协议”和邓国华给陈红燕的支付凭证都存在故意造假，隐瞒实情。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债务人怠于行使的权利，也没有所谓债务人对被告享有到期债权。邓国华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国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64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641元，由邓国华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邓国华要求确认其与陈红燕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无效，并要求陈红燕返还邓国华基于《还款协议》向其支付的相应款项，邓国华主张该法律关系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经审查，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代位求偿关系，故本案邓国华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错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邓国华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邓国华可以另案起诉。综上，邓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82元，由上诉人邓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言伊 书记员胡灵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