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1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木楠佳亭家居红木坊，住所地海安市。 经营者：陈瑞军，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玲玲，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洪，男，196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东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东华，上海雄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黎明，上海雄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安木楠佳亭家居红木坊（以下简称海安木楠红木坊）因与被上诉人刘志洪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5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刘志洪在一审中提交的四份送货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刘志洪利用陈瑞军的特殊身份让其在送货单上签字，但陈瑞军并不完全清楚运来红木的数量、品种。该证据系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提供，与刘志洪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没有书面记录的内容相矛盾，因此该四份货物清单是虚假的。而且一审对于刘志洪拉来的和运走的红木产品均未能查清，直接依据不知情的陈瑞军签字的送货单作出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认定刘志洪与陈瑞军约定由陈瑞军注册登记、刘志洪负责投入生产不是事实，的实际所有权人是瑞峰，瑞峰借用陈瑞军海安市户口登记注册，是为了便于其另外在上海经营的红木坊的生产。一审中未追加瑞峰参加本案诉讼程序错误。 被上诉人刘志洪辩称，双方的合作关系有书面材料予以证明，且陈瑞军已经陈述过关于红木家具的缘由以及性质。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具体查明和认定。刘志洪以前的红木家具是其本人的，所以陈瑞军出具了关于借用的材料。一审程序合法。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不服。 刘志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返还价值105.5万元的红木展品；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志洪系上海木楠佳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木楠公司）职工（厂长或技术指导），负责生产红木家具。2017年5月，上海木楠公司与黄海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由黄海将位于的生产车间（面积约3000平方米）、办公楼、门卫传达室等租赁给上海木楠公司作为红木家具加工生产基地，生产经营红木家具等。 2017年6月，刘志洪从上海木楠公司离职。此后，刘志洪与陈瑞军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上海木楠公司租用的厂区内合作，由陈瑞军在该厂区内注册成立海安木楠佳亭家居红木坊，由刘志洪投入生产设备并负责红木家具的生产加工。 2017年8月1日，上海木楠公司与刘志洪就上海木楠佳亭红木坊（厂址海安县）合作共赢、生产分开等事项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对协议时间、生产责任、资金支付等做了明确约定。上海木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瑞峰、刘志洪分别在协议书中签字。2017年11月10日，陈瑞军注册成立，经营场所为原海安县南莫镇人民西路21号，即上海木楠公司租用黄海位于海安县的厂房。经营范围为家具加工、销售。 刘志洪与陈瑞军合作期间，刘志洪将其存放在海安廉丰家具经营部的红木家具搬运至进行展示。展示期间，刘志洪将部分红木家具展品陆续运走。2018年4月19日，报警称有人将厂内的一些家具（床、柜子、书柜等）等搬走，经民警联系对厂内工人了解得知，家具是被前厂长刘志洪拉走，经民警联系刘志洪，刘志洪到现场称自己拉走的是原本就是自己在上海做的家具。2018年5月29日，刘志洪报警称自己为木楠佳亭红木厂的负责人，现要回厂内拿自己的东西，厂门卫阻止进入。2018年7月25日，刘志洪报警称要求将厂内家具拖走。 现刘志洪持陈瑞军签字的送货单和证明具状诉讼，要求返还价值105.5万元的红木展品。庭审中，双方均承认送货单及证明是在2018年4月19日报警后，由陈瑞军在刘志洪制作的送货单中签字，并向刘志洪出具证明。同时，陈述对刘志洪诉求返还的红木家具及资产总清单中仅1、2、3、4、5、6、8项（明式罗汉床1顶、西式穿衣镜1只、中式写字台及椅子各1只、明式画案1张、高四出头官帽椅2张、关公神像1张、明式三栏杆书橱1对2只）尚存在其处。 本案审理中，刘志洪申请一审法院对财产进行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并实施保全。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举证、质证，双方对于刘志洪与存在合作经营以及合作期间刘志洪曾经将一些红木家具存放在展示不持异议。同时，双方均认可在2018年4月19日及以前刘志洪曾将在展示的红木家具运走的事实。刘志洪提起诉讼主张尚有部分红木家具、木料、机械设备尚在，而辩称除关公神像外刘志洪均已将其存放的红木家具全部运走。故，本案一审争议焦点在于刘志洪从运走了哪些红木家具？除关公神像外，是否尚有刘志洪的红木家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但适用返还原物的前提必须是原物仍然存在。本案中，刘志洪作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人，应当证明其诉争的红木家具、木料及机械设备尚在。双方在合作期间，刘志洪确曾将一些红木家具等存放至展示。同时，双方发生纠纷后尤其是在2018年4月19日报警后，陈瑞军在刘志洪出具的送货单中签字证明，并出具说明。陈瑞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刘志洪制作的送货单中签字并出具证明书，足以证明刘志洪与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在此期间刘志洪将送货单上的红木家具存放在展示。但在红木展示期间以及2018年4月19日，刘志洪在未告知的前提下私自将展示的红木家具运离，由此导致尚存的红木家具等无法查清。经核查，刘志洪诉争返还红木家具的清单中尚有1、2、3、4、5、6、8项红木家具（明式罗汉床1顶、西式穿衣镜1只、中式写字台及椅子各1只、明式画案1张、高四出头官帽椅2张、关公神像1张、明式三栏杆书橱1对2只）在。一审法院认为，刘志洪作为一方合作者同时负责红木家具生产的管理者，其具有从运离红木家具的便利性，且确实存在运离红木家具前未告知相对方以及运离红木家具品名、数量未经登记确认的事实。有鉴于此，刘志洪私下运离红木家具品名和数量不清且无法证明是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的根本所在，故刘志洪应当承担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故除核查尚在的部分外，刘志洪诉争返还的其他红木家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辩称该尚存的七项红木产品中除初关公神像外均属于瑞峰所有，未能举证证明该红木产品系其所有或非刘志洪所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刘志洪要求返还木料的诉讼请求，刘志洪搬运红木家具至展示时，双方未形成有效证明，无法确定刘志洪运至的木料数量。同时刘志洪诉争木料与陈瑞军事后签字的送货单中记载的木料并不相符，刘志洪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再者，木料属于消耗性原料，双方合作期间亦需要加工生产，对于诉争木料是否尚存，尚存数量等，刘志洪未能证明，故对刘志洪此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志洪主张返还机器设备的诉讼请求，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机械设备的名称、数量，也没有证明双方经营合作时的设备投入情况，更没有证明其对诉争设备享有所有权等，一审法院碍难支持。综上，对于刘志洪主张的诉讼请求，除自认尚存的红木家具（明式罗汉床1顶、西式穿衣镜1只、中式写字台及椅子各1只、明式画案1张、高四出头官帽椅2张、关公神像1张、明式三栏杆书橱1对2只）应当返还外，刘志洪均未能有效举证予以证明，故对刘志洪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海安木楠佳亭家居红木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刘志洪明式罗汉床1顶、西式穿衣镜1只、中式写字台及椅子各1只、明式画案1张、高四出头官帽椅2张、关公神像1张、明式三栏杆书橱1对2只。二、驳回刘志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9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95元，由刘志洪负担12345元，海安木楠佳亭家居红木坊负担695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从立法体系上看，个体工商户属于公民（自然人）的范畴，是公民（自然人）的这种民事主体的特殊形式，经依法登记后享有生产经营权。因此经营者与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合为一体的。本案中，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陈瑞军作为经营者，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外从事的民事活动，对依法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陈瑞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在刘志洪出具的送货单中签字对前期送货清单予以确认，出具相关说明，并且一审中亦认可刘志洪曾经将一些红木家具存放在其处用于展示，一审据此认定刘志洪曾将送货单上的红木家具存放在展示，并判令将其自认尚存的红木家具予以返还，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主张其实际经营者为瑞峰、部分红木家具属瑞峰所有，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程序并无明显不当。刘志洪在提交上诉状后未依法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本院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对其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49元，由上诉人海安木楠佳亭家居红木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 敏 审判员 杨 谦 审判员 卢 丽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何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