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4刑初371号公诉机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武建刚，男，1961年4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回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原武汉广播电视台规划发展部（产业办）副主任，住武汉市江岸区。因涉嫌行贿于2018年4月13日被留置，同年10月12日以贪污罪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硚口区看守所。辩护人宋晓春，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以硚检公诉刑诉[2019]2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武建刚犯贪污罪，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武建刚、辩护人宋晓春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经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武汉广播电视台（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武汉市广播影视局）系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事业单位。2004年底，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卫星节目落地管理办公室（下简称落地办），作为该局采编中心的下属部门，负责全国各地卫星频道在武汉入网、落地的收费及服务工作。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按照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每年从落地收入中返还一定比例作为落地办经费。2007年底，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另案处理）在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期间，为从落地办经费中多领取奖励，经共谋，二人隐瞒已按照年初商定的奖励标准实名领取了相应奖金的事实，明知时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吕值友等人不属于发放卫星落地奖励的人员范围，经向吕值友汇报后，决定以发放“落地年终奖”的名义，向吕值友、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等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4年初，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指使落地办工作人员陈某采取以稿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伪造领款单的方式，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人民币359万元，用于发放“落地年终奖”。期间，吕值友明知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采取上述方式套取资金，仍同意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继续采取同样方式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套取的人民币359万元中吕值友分得人民币167万元，被告人李某3成、武建刚各分得人民币96万元。被告人将上述款项用于房屋、商业保险等。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与时任武汉市广播影视局采编中心财务科科长的胡某1共同商议后，决定采取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的方式，用落地办经费为三人各购买一台相机。其后，被告人武建刚与胡某1在武汉市江汉区新世界百货（国贸店）索尼专卖店购买了索尼相机3台、镜头6台、闪光灯2台、竖拍手柄兼电池盒2台，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各分得索尼相机1台、镜头2台、闪光灯1台、竖拍手柄兼电池盒1台，胡某1分得索尼相机1台、镜头2台。事后，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胡某1以“推广宣传劳务费”、“卫视台人员奖励”等名义将购物款项在落地办经费中报销。经鉴定，上述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共计13件物品，价格为人民币90552元。2018年4月13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被告人武建刚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日，武汉广播电视台审计监察处电话通知被告人武建刚到办公室，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案发后，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及胡某1退出上述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等物品。公诉机关就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广电机构情况说明、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职务任免文件及职责说明、2006年至2013年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预算报告书、2007年至2013年武汉市财政局批复武汉广播电视台预算的函、入网合作协议、落地协议、武汉市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落地收支”预决算的有关说明、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关于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有关情况的说明、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2006年至2014年落地经费支出账目、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被调查人接受调查期间有关情况说明》、扣押财物清单、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陈某、胡某2、毛某、钟某、王某、胡某1、郭某、高某、杨某、黄某、李某1、顾某、赵某、张某、蔡某、李某2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武建刚和另案被告人吕值友、李某3成的供述等证据材料。据此认为，被告人武建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经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且系共同犯罪，提请依法判处。被告人武建刚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辩称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告人武建刚的辩护人认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观故意不是单纯为个人私利，而是在单位全体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的许可或要求的背景下，更多体现单位的整体犯意的利益归属的团体性。本案被告人武建刚作为采编中心下属落地办主任，在得到台长吕值友的指示，并向其直接领导采编中心主任李某3成汇报后，可以认定是集体的意志，作出的决定可以认定为单位的名义，后将资金私分电视台多数人，而领取资金的人员都认为是单位发放的奖励。故被告人武建刚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告人武建刚具有自首情节，并当庭认罪，建议法庭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对被告人武建刚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武汉广播电视台（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武汉市广播影视局）系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事业单位。2004年底，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落地管理办公室（下简称落地办）。作为该局采编中心的下属部门，负责全国各地卫星频道在武汉入网、落地的收费及服务工作。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制定了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规定，每年从落地收入中返还一定比例作为落地办经费。落地办完成一定的目标后按一定比例奖励落地业务人员。落地业务经费及奖励经费，由落地办负责使用、分配，若业务、奖励经费有结余，结余部分落地办可根据对落地工作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李某3成（另案判处）与被告人武建刚在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期间，为从落地办经费中多领取奖励，经共谋，二人隐瞒已按照年初商定的奖励标准实名领取了相应奖金的事实，明知时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吕值友等人不属于发放卫星落地奖励的人员范围，经向吕值友汇报后，决定向被告人武建刚及吕值友、李某3成等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4年初，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指使落地办工作人员陈某采取以稿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伪造领款单的方式，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人民币400余万元，给被告人武建刚及吕值友、武建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1年初，吕值友明知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套取资金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仍从上述款项中分得人民币67万元。2011年10月，吕值友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底至2014年初，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仍按照吕值友调职前的做法，继续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套取的人民币400余万元中，除吕值友分得167万元外，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各分得人民币96万元，其余款项奖励了胡某2等其他人员。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与时任武汉市广播影视局采编中心财务科科长的胡某1共同商议后，决定采取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的方式，用落地办经费为三人各购买一台相机。其后，被告人武建刚与胡某1在武汉市江汉区新世界百货（国贸店）索尼专卖店购买了索尼相机3台、镜头6台、闪光灯2台、竖拍手柄兼电池盒2台，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各分得索尼相机1台、镜头2台、闪光灯1台、竖拍手柄兼电池盒1台，胡某1分得索尼相机1台、镜头2台。事后，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胡某1以“推广宣传劳务费”、“卫视台人员奖励”等名义将购物款项在落地办经费中报销。经鉴定，上述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共计13件物品，价格为人民币90552元。2018年4月13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被告人武建刚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日，武汉广播电视台审计监察处电话通知被告人武建刚到办公室，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案发后，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及胡某1退出上述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等物品。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武建刚的家属退出赃款人民币96万元。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胡某1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90552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审核认定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广电机构情况说明、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文件、干部履历表、任职文件等有关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吕值友主体身份的相关书证，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武汉市广播影视局）系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事业单位。吕值友于2003年2月至2011年10月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局）台（局）长。2007年底，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2009年，被告人武建刚任落地办主任，2011年10月，吕值友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吕值友主体身份均系国家工作人员。2、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关于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调整落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及证人杨某、伍某、周某、鞠某、赵某、张某的证言，证实，2004年12月，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吕值友，领导小组下设落地管理办公室，是个临时性的协调机构，在局采编中心办公，落地管理办公室由郭某兼任主任。2006年12月，被告人武建刚任落地办副主任，张某等6人为办公室成员，但张某等6人既没有在落地办工作，也没有召开过落地的相关会议，实际上落地办工作主要是郭某、武建刚先后负责。3、入网合作协议、落地协议等相关书证、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落地收支预决算的有关说明，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卫视等四十余家频道的落地协议，证明落地收入的来源。落地收入均由武汉广播电视总台收取，收支均由广电台财务部统一管理。4、采编中心“媒资办”、“落地办”2005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证实采编中心作为武汉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部门，属非独立法人单位，无经营权，财务独立核算，其内部按工作性质分为综合科、落地办等部门。采编中心报账操作流程为：1、经办人填写原始报销单据，2、经办人将报销单据给分管部门签字，3、中心负责人签字，4、财务负责人复核签字，5、出纳人员处报账。证明落地办经费支出流程。5、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关于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有关情况说明。证实2007年至2013年，经主要领导批准，武汉市广播电视台财务部每年均制定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根据上年度卫星落地收入分配政策对返还比例进行适度微调，主要规定落地收入使用范围、分配比例等。2007年政策规定：第一，落地收入达目标6000万，力争目标7000万，第二，落地返还比例2.5%。经费使用范围为开展落地业务发生的宣传、差旅、会议、接待、调查、相关人员的奖励等。第三，6000-7000万元以上部分按2%奖励业务人员，7000万元以上部分按5%奖励落地业务人员。第四，落地业务经费与奖励经费，由落地办负责使用、分配。为调动相关人员积极性，做大落地收入，若业务、奖励经费有结余，结余部分落地办可根据对落地工作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6、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2006年至2014年落地经费收入账目、支出账目以及虚列项目的记账凭证、收据、支出证明单、银行支票存根、虚假的签名单、陈某的证言及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的供述，证实，2006年至2014年期间，落地办返款支出情况，从2008年1月25日至2014年1月31日，落地办以稿费奖励、推广费、宣传费、劳务费等支出的金额为790余万元。经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等人供述，套取的资金共计680万元。其中，以外台奖励名义支出的是237.8万元，以节目推广费、稿费、宣传费、劳务费等名义支出的是442万元。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供述在套取的资金680万元中，有的用于落地办的公务开支，也有部分发给外台人员奖励，用于发放奖励的有490余万元。7、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陈某等落地办工作人员的正常工资收入统计表、在落地办实名领取奖励的统计表、领取落地目标超额完成奖励的收款签名单等相关书证，证实，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以及陈某已经按照落地奖励的政策分配到了相应的正常奖励。8、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落地办公资金使用有会议、差旅、劳务费、落地奖励、礼品、接待餐饮等用途。发放劳务费、奖励的流程是武建刚告诉其要用钱了，其就按照武建刚的要求制作稿费单，附有人员名单和金额，报分管领导武建刚、中心领导李某3成签字批准后，再把审批手续交到财务科长胡某1手中，由他审核后，就到财务找出纳钟某开现金支票，他就让其把这些人员都代签了；有时候武建刚不拿人员名单，直接让其把人员名单后面的字都签了，有时他也让其找综合科的其他人员帮忙代签字，然后再把签字的明细清单交给财务出纳做账。发放劳务费、落地奖励之前，武建刚有时候手写一个名目、名单、金额交给其，再找财务或者综合科毛某帮忙打印；有时候武建刚告诉其发一个具体的劳务费、奖励名目，具体金额和名单，其找其他人帮忙打印发放名单；有时候武建刚只告诉其一个总金额，说要发放劳务费和奖励，其就按照他的要求，想办法列出发放人员名单，还是让财务或者毛某帮忙把人员名单打印出来。有时候台领导参加一些落地活动，武建刚跟其说要给台领导发钱，他说就不写台领导的名字，按照当时台领导参加的项目，以外面人员的名单制作一个假的发放表，然后按照武建刚的要求，由其或者财务毛某帮忙代签。关于2005年左右到2013年左右每年过年前后的落地奖励，武建刚在年终之前，都跟其说要发一笔外台的落地奖励，总金额是多少，要其把发放名单列出来，其就找财务问清楚哪些外地卫视台的钱已经到账了，按照以前武建刚给的外地卫视台总人员名单，将钱到账的外地卫视台列出来，找出一些领导和业务往来比较多的人，列出发放名单，按照武建刚要求的总金额，一般是平均分到每个人身上。列好表格后，再找钟某把表格打出来，其在经手人签字后，交给武建刚、李某3成签字，最后交给胡某1签字，领取现金支票，将钱取出来交给武建刚。每年的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但是肯定有大几十万，有的时候会超过一百万。外台人员发放名单上的签名，武建刚直接要其把名单代签了，于是按照武建刚的要求，由其代签或者找财务、毛某等人帮忙代签。除了上面说的外台的落地奖励，我们内部人员也有落地奖励，一般在年底，武建刚告诉其发放人员的名单和金额，其打出发放表格，把钱取出来交给武建刚。发放名单那有李某3成、武建刚、杨某等人，都是据实发放的名单，武建刚给其发钱的时候，其也在表格上签字。9、证人胡某2、毛某、钟某、王某、胡某1、郭某等人的证言，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为了激励落地办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财务部起草了落地分配及管理政策，按照政策规定，可以发放奖励的人员为相关人员（包括武建刚、李某3成、陈某和外地卫视台的工作人员）、落地业务人员（包括李某3成、武建刚、陈某）。但是，李某3成、武建刚等人采取虚构的名字制表的方式，采用稿费、劳务费的名义把落地办经费支取出来，给不属于发放范围的胡某2等人发放奖励。10、证人高某、杨某、黄某、李某1、顾某、熊某等人的证言，均证实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以落地办的名义给其发过奖励，但是均没有实名领取，也不知道款项的来源。11、证人宋某、顾某、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湖北省对全省网络进行整合，按照要求，武汉广电网络也要合并至湖北省。为了维护武汉广播电视台的利益，顾某等人和时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武汉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吕值友等人商议，决定武汉广播电视台继续保留落地收费权。2012年5月份，吕值友受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之邀参加武汉广播电视台在云南省香格里拉举行的全国落地工作会议，会上吕值友以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兼武汉广电网络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对前来参会的外省卫视领导做了承诺和说明，该次会议后，2013年武汉广播电视台的落地收入达到1.5亿元。12、另案判处的被告人李某3成的供述、证人胡某1的证言、2012年落地办经费明细、记账凭证等相关书证，证实2011年前后，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找其商议，决定从落地办经费中为三人每人购买一台相机，后和被告人武建刚在建设大道国贸店买了三台索尼相机及镜头。2012年4月，三人通过虚列节目宣传费和部分外地卫视台的到账经费的开支，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94000元用于报销购买相机的费用。13、鉴定意见书，证实，经鉴定，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共计13件物品，价格为人民币90552元。14、监察委员会出具破案经过、扣押物品清单及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2018年4月13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被告人武建刚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日，武汉广播电视台审计监察处电话通知被告人武建刚到办公室，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案发后，被告人武建刚、李某3成及胡某1退出上述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等物品。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武建刚的家属退出赃款人民币96万元。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某3成、胡某1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90552元。15、另案判处的被告人吕值友、李某3成的供述。证实2007年至2014年，李某3成、武建刚在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期间，为从落地办经费中多领取奖励，经共谋，二人隐瞒已按照年初商定的奖励标准实名领取了相应奖金的事实，明知吕值友等人不属于发放卫星落地奖励的人员范围，经向吕值友汇报后，决定以发放“落地年终奖”的名义，向吕值友及李某3成、武建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3成、武建刚指使落地办工作人员陈某采取以稿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伪造领款单的方式，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人民币400余万元，给吕值友及李某3成、武建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1年初，吕值友从上述款项中分得人民币67万元。2011年10月，被告人吕值友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3成、武建刚仍按照吕值友调职前的做法，继续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套取的人民币400余万元中，除吕值友分得167万元外，李某3成、武建刚各分得人民币96万元，其余款项奖励了胡某2等其他人员。16、被告人武建刚在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供述及当庭供述。被告人武建刚的供述与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武建刚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武建刚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本案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及另案判处的被告人吕值友、李某3成的供述，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制定的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关于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有关情况说明，该政策对于“根据对落地工作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中“相关人员”是模糊的，哪些人员属于对落地有贡献的“相关人员”，该单位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作出具体的解释。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及相关证人证言证实，“相关人员”应该是指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及陈某这样的落地业务人员以及外省卫视台、星级酒店等对落地业务有帮助、有贡献的相关人员，吕值友和台里其他人员都不属于政策中的“相关人员”的范围。吕值友在供述中，对相关人员的范围比李某3成、被告人武建刚的范围还要广，除了落地业务人员以外，还包括网络、传输、采编这些对落地工作有着直接联系的非台领导人员。总之，该政策规定中可以领取奖励的相关人员不应当有吕值友。同时，吕值友作为武汉广播电视局（台）局（台）长，对其分管的部门和不直接分管的部门的工作，作为单位一把手领导，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管理，对部门的工作进行一定的帮助也是其职责范围内的，而且作为一把手领导也有相应的职级和待遇，不能因为对部门的工作有帮助而在该部门中再次领取奖励。因此，吕值友不属于该政策中应当领取奖励的相关人员。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其特征在于参与私分的是单位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或者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人员或者大多数，体现的是单位意志，本案参与商议的只有李某3成及被告人武建刚、吕值友三个人，没有单位的其他人员，领取奖励的人员的范围并不是单位的大多数人，虽然包括了落地办的工作人员，但只有台领导、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采编中心的部分财务人员共计只有15人，其发放奖励的范围不是部门全体人员或者大多数人员。李某3成及被告人武建刚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用于发放落地奖励的数额共计490余万元，共计给15人发放奖励，但其中李某3成、吕值友及被告人武建刚三人实得359万元，占总数的73%，其他12人的数额远远低于三人发放的数额，可见，李某3成及吕值友、被告人武建刚主观上具有明确的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个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明显。另李某3成及吕值友、被告人武建刚三人采取虚列支出的方式套取资金，账目上无法发现，手段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且仅有三人参与共谋，其他领取奖金人员对套取资金的事情并不知情，也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中行为具有公开性的特征。故李某3成及吕值友、被告人武建刚共谋，在吕值友不属于发放奖励的人员、李某3成及被告人武建刚已按照商定标准领取奖金的情况下，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套取资金，为自己发放奖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侵吞公款的行为，其行为特征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人武建刚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武建刚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武建刚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武建刚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监察委员会出具破案经过，证实，2018年4月13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被告人武建刚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日，武汉广播电视台审计监察处电话通知被告人武建刚到办公室，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故不能认定被告人武建刚系自首。被告人武建刚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武建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数额达368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武建刚在与吕值友、李某3成共同贪污167万元的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武建刚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武建刚已退出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武建刚犯贪污罪的指控成立。根据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武建刚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23年4月12日止。罚金已缴纳）。二、赃款人民币1050552元（现暂扣于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发还武汉广播电视台。三、扣押的相机、镜头、闪光灯、竖拍手柄兼电池盒等物品发还被告人武建刚及李景成、胡奇。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龚文莉审 判 员  贾炳武人民陪审员  刘昌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方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