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2民终1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正堂，男，196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山，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雪莲，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维亮，男，196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往，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勇军，女，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易维亮，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李正堂因与被上诉人易维亮、姚勇军、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2015）开法民初字第05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正堂上诉请求：一、判令被上诉人易维亮赔偿上诉人股权转让款17.5万元；二、判令被上诉人姚勇军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2.5万元；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4月17日，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易维亮、姚勇军等17人发起设立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城区定线客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20万元，经营权折价出资30万元。上诉人以上诉人购买的汉丰城区定线客运有偿使用经营权剩余年限折价12万元作为在该公司的出资，享有24%的股权。被上诉人易维亮、姚勇军以及案外人张家春也分别以自己购买的定线客运有偿使用经营权剩余年限作价出资，享有定线客运公司股权。定线客运公司成立以后，上诉人以自行购买的渝F**车辆挂靠定线客运公司进行运营。2006年6月，被上诉人易维亮等在上诉人不知晓的情况下，通过伪造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擅自将上诉人名下股权分别登记到了被上诉人易维亮、姚勇军及案外人张家春的名下。上诉人得知以上情况以后，于2015年10月28日向开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易维亮、姚勇军向上诉人赔偿股权转让款。开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在2005年转让FXX车辆给张继福之时，上诉人已经将车辆的经营权转让给了张继福。尽管被上诉人向工商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文书，将李正堂的股权进行了转让，但上诉人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了实际损失。为此，开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这体现在:一、一审法院以实际出资与否作为判断他人剥夺上诉人股权是否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依据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通过伪造文书的方式窃取上诉人的股权是否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只能从上诉人股权的价值来判断。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股权便是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至于该财产是否具有价值应当以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的评估结论为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在不具备股权价值判断的专业能力的情况之下，仅仅以上诉人实际投入作为判断上诉人的股权是否具有价值的评判标准，认为上诉人没有出资行为，剥夺上诉人的股权就不会给上诉人造成损失，这无疑是一个荒唐的行为，荒谬的论断。二、上诉人己经实际出资到位，由此获得的股权应受法律保护;依照上诉人与开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于2000年6月28日签订的《汉丰城区定线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协议》的约定，在上诉人向开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支付了162000元(不含购车款和交通规费)以后，上诉人便取得了党校至新城、镇东小学至新城、草街到观音桥、迎先至氮肥厂的线路上进行运输经营的权利。运营期限为2000年7月1日到2007年5月30日。2002年，经开县交通局同意，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易维亮、案外人张家春利用己经取得的线路经营权作价会同其他14人共同投资设立了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此后，上诉人购买的车辆以及被上诉人易维亮、案外人张家春的车辆一直以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营。直到2006年2月13日，上诉人在张继福同意延续上诉人己经签订的各种规约的情况之下，上诉人才将FXX车辆转让给张继福经营。2006年11月，张继福又以45万元价格卖与毛生友运营。但该车一直是以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营。直到2007年6月，上诉人的线路运营权终止。毛生友才将车辆挂靠到刚设立的开县惠民公交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名下进行经营。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尽管上诉人并未进行资金投入，但在上诉人承诺将线路运营权入股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后，上诉人的车辆一直是以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在进行运营。无论定线客运公司在此期间是否因此获利(实际上是有的)，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能够确定无疑的保有上诉人的车辆以供运营。这也就是上诉人等以线路运营权入股定线客运公司的价值所在。正因为如此，在上诉人的车辆己经按照上诉人的出资承诺，以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运营到2007年6月的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定上诉人己经按约定实际出资到位。即是如此，上诉人的股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至于一审法院评述的，上诉人将车辆经营权转让给张继福一事，这与上诉人自己享有的股权之间根本没有关系。依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上诉人转让车辆获利，所以对于上诉人的股权就可以不予以保护。这种思考逻辑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三、即便认定上诉人未实缴出资，对于上诉人股权的剥夺也只能通过股东除名程序或者股东身份确认诉讼来进行。在被上诉人未采用合法形式消除上诉人股东身份的情况下，上诉人的股权也应受法律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条文是对于公司部分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的救济途径。即或是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当时并未生效，若被上诉人易维亮等其他股东认为上诉人未出资，其也可以通过股东资格的确认诉讼来排除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但被上诉人不是采用合法程序，而是通过伪造相关证据的方式来侵占上诉人的股权，这显然是不合法、不公正、不诚信的。既然被上诉人未剥夺上诉人的股权，上诉人的股就应当予以保护。四、本案表面上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实际上属于侵权纠纷，请二审法院依照侵权纠纷的构成要件对案件进行审理;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被上诉人名下的股权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对此，被上诉人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侵犯了上诉人的股权，并且因此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理应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至于损失的大小尽管没有通过司法鉴定程序予以确定，但在一审法院己经查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伪造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将上诉人在在定线客运公司享有的24%的股权折价12万元转让给易维亮、张家春、姚勇军。以及2007年5月31日，定线客运公司出资25万元用于设立开县惠民公交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4月28日，定线客运公司又将持有的所有股份以10.75万元的价格卖给被上诉人易维亮的情次之下，认定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股权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实在有违公平。另补充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易维亮等人是通过伪造股份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上诉人的股权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只是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对上诉人造成损失，所以对上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2、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股权本身就是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被上诉人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侵犯上诉人的股权，本就应当赔偿，至于股权是否有价值，价值多少，应当通过合理的方式确定，法院不能直接认定，因为法院本身不具有评估股权价值的职能。3、上诉人是否出资与上诉人的股权价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认为出了资，股权就有价值，也不能认为没有出资，股权就没有价值。4、从出资协议书来看，经营权出资是经过定线客运公司股东全体确认的，在本次诉讼前，其股东均没有提出异议，说明股东是认可该出资方式的，而且其他股东也有以经营权出资的，被上诉人现在否认经营权出资，有违诚信原则。5、即使上诉人没有出资，也不能采取违法方式剥夺上诉人的股权。易维亮二审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李正堂只是“形式出资”，不能享有股东的正当权利，其出资没有实际到位。根据开县法院“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及李正堂上诉状表明的事实，李正堂以其购买的经营权作为股本投资开县城区定线客运公司，按理而言，既然将经营权作为出资理应将经营权过户给公司或者将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全部交公司，但事实恰好相反，李正堂虽明义上将经营权出资，实质上经营权的使用及收益全部仍然由李正堂所有。特别是2005年李正堂将作为投资的经营权出卖给张继福并获取巨额利润，由此证明，李正堂的投资行为纯属一句空话，李正堂的经营权出资只能是“形式”上的出资，不能成为实质意义的法律事实。还需要指出的是李正堂的挂靠经营与出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性质行为，不能将挂靠行为与出资行为混为一体。二、李正堂将经营权“形式出资”，并未对其造成任何损失。本案事实反映，被答辩人李正堂利用其经营权“形式出资”方式挂靠在开县城区定线客运公司经营，用以“形式出资”的经营权取得经营权项下权利的全部收入及公司提供的各项经营便利，在经营权临近届满之日将经营权出卖给张继福获取巨额利润，整个过程，李正堂既享受公司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又使用经营权获得所有的收益。现李正堂又幻想用“形式出资”的以获取利益，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是典型的“不劳而获”，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三、李正堂“形式出资”的经营权证属于禁止流通物，其本身不具备资产价值。最高法院审理“中国金谷国际依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天津冶金供销运输总公司被宣告破产案”下达(2005)民二监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经营许可证系政府对于企业从事特定行为所发放的经营许可证书，其性质属于行政许可，该证书依法不得转让，属于禁止流通物，其本身不具备资产价值。由于李正堂以“形式出资”的经营权同属经营许可证范围，现李正堂将“形式出资”的经营权量化为股权价值20万元人民币，这一论点与最高人民法院形成的不具备资产价值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意见，理应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四、请求二审驳回李正堂的上诉请求。李正堂以经营权出资公司入股，但经营权从未交付公司且李正堂使用经营权获取名下权利的全部收入，特别是李正堂又将经营权出卖收取巨额利润，经营权成为公司的资产己丧失现实意义，李正堂已丧失成为公司实质股东的条件。现李正堂的空头出资的经营权量化为货币请求赔偿，违反了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典型的不劳而获，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为此恳请二审驳回李正堂的全部诉请，以彰正义。姚勇军、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二审未答辩。李正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易维亮赔偿原告股权转让款17.5万元，被告姚勇军赔偿原告股权转让款2.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易维亮、姚勇军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4月17日，由原告李正堂、被告易维亮、姚勇军等17人发起设立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城区定线客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20万元，经营权折价出资30万元。原告李正堂以其购买的汉丰城区定线客运有偿使用经营权剩余年限折价12万元作为在该公司的出资，享有股权24%；被告易维亮、被告姚勇军及股东张家春均以自己购买的汉丰城区定线客运有偿使用经营权剩余年限折价及货币出资各10.5万元作为在该公司的出资，各享有股权21%；其余股东亦各以货币出资0.5万元，各享有股权1%。城区定线客运公司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为易维亮。城区定线客运公司成立后，有朱宏轩、谢本国等12辆车挂靠在城区定线客运公司进行运营，其中原告李正堂以车牌号码为渝Fx车辆进行运营，除每位挂靠车主每月向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交挂靠费1500元，由公司缴纳养路费、运管费及公司办公费等外，其他的支出及收入均由车主自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05年李正堂将车牌号码为渝Fx车卖给张继福运营，2006年11月张继福又以45万元卖与毛生友运营，其运营模式与其他挂靠车辆一样。2006年5月25日，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及易维亮将李正堂在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享有的24%的股权折价12万元分别转让给易维亮17%，转让给张家春4%，转让给姚勇军3%。2006年6月1日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刘军、管小红等13人将其各在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享有的1%的股份（各0.5万元，共计6.5万元）转让给易维亮，同意股东李正堂将在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享有的24%的股权折价12万元分别转让给易维亮17%，转让给张家春4%，转让给姚勇军3%。对此，李正堂并不知晓。2006年6月5日，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及易维亮到工商行政部门申请了股东变更登记，至此，该公司股东已变更为易维亮、张家春、姚勇军三人。2007年5月31日，由重庆开州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开县锦江交通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及自然人罗绪国等8名股东出资设立开县惠民公交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惠民公交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出资25万元，持有股份比例25%。2010年4月28日，惠民公交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新增1名自然人股东易维亮；同意公司减资50万元及增加实收资本11.25万元，新增实收资本由股东重庆开州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和易维亮缴纳，增资方式为货币11.25万元，其中重庆开州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5.5万元，占新增资本48.8%，易维亮增资5.75万元，占新增资本51.2%,；同意股东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将其持有的惠民公交公司股份10.75万元向易维亮转让等。次日，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与易维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将其在惠民公交公司持有的21.5%的股份转让给易维亮，转让价款10.75万元。2013年7月1日，惠民公交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易维亮将其持有的该公司55.5%的股权转让给重庆市万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价款为130万元，截止2013年6月30日，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866240.95元，易维亮自愿放弃分配权利，重庆市万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享有按持股比例分配利润的权利。2013年11月5日，易维亮与重庆市万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与2013年7月1日惠民公交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2月24日，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文惠民公交公司经评估净资产320.53万元；同意由重庆市万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考评估备案值，出资130万元收购自然人易维亮所持惠民公交55.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惠民公交成为万运司的全资子公司。还查明原告李正堂将其入股在城区定线客运公司运营的车牌号码为渝Fx车卖与张继福后，张继福又卖与毛生友，在张继福、毛生友运营期间，该车因报废更新，新车车牌号码即变更为渝ANX**。2007年成立惠民公交公司时，毛生友将其车辆转移到惠民公交公司进行运营。2014年10月11日，毛生友与惠民公交公司签订《城区公交车经营合同终止协议书》，约定毛生友将其经营的车牌号码渝AN15**车交给惠民公交公司按相关规定统一进行报废处理，车辆报废残值费和保险费余额按实支付给毛生友，惠民公交公司一次性给予毛生友转岗补贴金20万元，按期交车奖5万元，合计25万元。当日，毛生友即领取了该笔费用。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原告李正堂用其购买的客运有偿使用经营权作为在该公司的出资，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股东，但李正堂除向公司缴纳与其他挂靠车辆一样的基本费用外，其经营车辆的运营亦与其他挂靠车辆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且李正堂于2005年将该营运车卖给张继福后，张继福又转卖给毛生友，其交易价格明显高于车辆的实际价格，因此，原告获取的转让价款中应当包含了车辆经营权的转让款。正是由于毛生友享有所购车辆的经营权，在该车报废更新后，毛友生仍然享有更新后“车牌号码渝ANX**”车辆的经营权。此后在2014年10月11日毛生友与惠民公交公司签订《城区公交车经营合同终止协议书》中约定，毛生友将其经营的车牌号码渝ANX**车交给惠民公交公司按相关规定统一进行报废处理，毛生友由此而获得了惠民公交公司给予的25万元补偿。综上，被告易维亮及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于2006年向工商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文书，将李正堂的股权进行了转让，其程序虽然存在一定瑕疵，但原告李正堂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被告易维亮、姚勇军、城区定线客运公司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判决：驳回原告李正堂要求被告易维亮赔偿原告股权转让款17.5万元，被告姚勇军赔偿原告股权转让款2.5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李正堂负担。二审中，李正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发起人名录、出资协议书、股东大会决议、首届董事会决议、全体股东选举董事、监事的证明。该组证据证明李正堂与其他16人一起发起设立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约定了李正堂以经营权出资入股。占公司股份的24%，姚勇军及易维亮也以自己的经营权出资，李正堂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并在首届董事会中履行董事职责。第二组证据：清源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证明李正堂等人的经营权出资经验资通过。第三组证据：2002年2月26日公司章程，证明李正堂的股份已经公司章程确认。第四组证据：股份转让协议三份及股东会决议，证明易维亮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侵占上诉人的股权。第五组证明，2006年6月6日公司章程，证明上诉人的股权被登记在被上诉人及张家春名下。第六组：《融资汽车转让协议》，证明1、转让时间是2006年2月13日，与一审认定的2005年有出入；2、易维亮对此知情并签字确认；3、在李正堂转让车辆后，张继福将遵守李正堂在转让前所签订的行规条约，这个在合同第五条。易维亮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前五组证据都是一审提交过的，我们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六份证据有异议，因为融资汽车转让协议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所以上诉人今天又提交出来，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其真实性。本院审查认为：李正堂提交的前五组证据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李正堂提交的《融资汽车转让协议》，易维亮没有否认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正堂于2006年2月13日与张继福签订《融资汽车转让协议》约定李正堂自愿将在开县城区定线客运公司定线客车渝F**转让给张继福，车价为234980元...。易维亮作为开县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李正堂收取全部转让费。本院认为，李正堂是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李正堂以其购买的汉丰城区定线客运有偿使用经营权剩余年限折价12万元作为在该公司的出资，享有股权24%，但是，李正堂于2006年2月13日与张继福签订《融资汽车转让协议》后，并未将转让费交给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其出资，而是自己收取了全部转让费，其行为属于抽逃全部出资。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知道李正堂将其出资的定线客车渝F**转让给张继福，并对该转让行为予以签字同意。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在李正堂抽逃全部出资之后，于2006年6月1日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将李正堂在城区定线客运公司享有的24%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易维亮、张家春和姚勇军，并于2006年6月5日到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这一行为，实质上是对抽逃全部出资股东的除名行为，即解除了李正堂的股东资格。我国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没有对股东除名制度作出规定，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其基本义务，也是其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公司股东抽逃全部出资，违反了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应当影响其股东资格，因此，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对李正堂的除名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对于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6月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李正堂在本案中主张为无效，但是，李正堂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并没有对该股东会决议提起确认之诉，李正堂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正堂已于2006年6月1日被开县城区定线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股东资格，其上诉请求易维亮、姚勇军赔偿（或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李正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学文审 判 员  何 洪代理审判员  应志敏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陈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