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系上海A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号XX广场XX号。诉讼代表人李凯，破产管理人负责人李凯，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李凯，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冠兵，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钱勤新，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龙之梦支行，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江星，行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殷晓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工作人员。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天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工作人员。上诉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方达所）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虹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龙之梦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龙之梦支行）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4000号民事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2月15日及2015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达所的委托代理人李凯、陈冠兵、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殷晓明、郑天添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系上下级关系。2011年3月11日，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工行虹口支行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以下简称保理合同）约定：A公司将其对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的2010年12月应收账款人民币9,843,211.75元转让给工行虹口支行，工行虹口支行向A公司提供总额为2,800,000元的保理融资，到期日为2011年7月24日。应收账款转让明细为A公司开具给B2010年12月的运费发票，金额为9,843,211.75元。该合同约定，所谓“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指“A公司将其因向购货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为A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若购货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银行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向A公司追偿未偿融资款”。A公司保证转让给银行的应收账款赖以产生的购销合同或服务合同及所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没有争议。合同第6条约定了应收账款回购条件、方式及程序。第6.1条约定：由于A公司的虚假陈述或保证，对本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A公司应按照银行通知事项进行回购。第6.2条约定，除第6.1规定外，对符合下列条件的有追索权保理业务，A公司也应按照银行通知进行回购：(1)因货物损失或其他任何原因致使购货方对本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偿还提出异议，进而拒付或少付的应收账款；（2）保理融资到期日，银行未收到购货方付款，或购货方付款金额不足以偿付融资本金、融资利息，罚息及有关费用；（3）构成本合同第9条约定的违约行为，被银行宣布到期的应收账款融资。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应收账款债权转移至银行，银行享有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所有权利。合同第9条约定了违约及违约责任。其中第9.1条约定一般原则：合同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应当依法或依本合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9.2条约定：下述任一事项均构成A公司违约：（1）A公司未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陈述、保证、或承诺……（3）预期违约事件：A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或在本合同项下履约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合同还规定了保理融资的利息、结算以及保理帐户管理等。银行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扣除融资本金、利息、罚息及有关费用后的剩余资金应及时归还A公司。之后，工行龙之梦支行根据工行虹口支行的指示向A公司发放上述融资款。2010年10月14日，案外人汤某甲、汤某乙以XX路XXXX弄X号XXX、XXX室为抵押物，为A公司作金额为280万元的最高额担保。2011年5月13日，工行虹口支行以A公司的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向A公司发送《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要求A公司履行回购义务。2011年5月17日，A公司向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偿还保理融资本息2,811,890.67元。另查明，A公司系2007年8月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肖某系A公司股东，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3月31日，肖某去世。2011年5月底起，A公司被多家公司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给付费用。2011年6月28日，A公司员工姜某某等因未领取5、6月份工资提起劳动仲裁，要求A公司支付工资。同年11月，原审法院受理了A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1年11月1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浦民二（商）破字第8-3号《民事决定书》，指定方达所为A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破产管理人。遂方达所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A公司向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偿还贷款本息的行为，并要求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返还2,811,890.67元；2、本案诉讼费由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承担。本案审理中，方达所申请对A公司自2011年3月始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司法审计。后法院委托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A公司2011年4月13日、2011年5月17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论为：截至2011年4月13日，A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8,154,811.49元，账面负债23,729,069.99元，账面净资产4,425,741.50元，账面净利润4,192,582.75元。截至2011年5月17日，A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0,640,542.68元，账面负债总额10,026,789.60元，账面净资产10,613,753.08元，账面净利润6,188,011.58元。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A公司归还贷款的行为是否属于提前清偿，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予以撤销；二、A公司归还贷款的行为，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予以撤销。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工行虹口支行与A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工行虹口支行与A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A公司将其对B的债权转让给工行虹口支行，以此获得工行虹口支行的融资，当A公司虚假陈述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工行虹口支行有权要求A公司回购债权并收回相应的贷款。现工行虹口支行以A公司唯一的股东过世导致A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变化为由，向A公司发送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要求A公司回购并清偿贷款，该行为系工行虹口支行根据合同行使相应的权利。此外，方达所认为A公司向B的9,843,221.75元应收账款不真实，A公司回购后并未使其受益，但若B的应收款不实，表明A公司向工行虹口支行作了不实陈述，工行虹口支行亦可以根据保理合同约定要求A公司进行回购。自工行虹口支行2011年5月13日宣布要求回购起，A公司向工行虹口支行的融资款便到期，故A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的还款行为，系对到期债务的归还，不属于提前还款，方达所无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进行撤销。对于争议焦点二，A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的还款发生于A公司申请破产六个月之内，对此，若方达所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予以撤销，则方达所需证明A公司在还款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且A公司的这种清偿不能使其受益。首先，根据方达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A公司于2011年5月份开始拖欠员工工资，且其他债权人自2011年5月底开始起诉要求A公司归还债务，但根据审理中原审法院委托的审计报告，截至2011年5月17日，A公司账面净资产为10,613,753.08元，因此2011年5月17日A公司并非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方达所认为，尽管A公司账面净资产达10,613,753.08元，但账面金额记载不准确，应扣除以下几笔款项：1、扣除A公司对案外人C（上海）国际货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应收款9,271,653.20元，但C公司已经停止营业多年，实际为肖某以A公司资金偿还其个人欠C公司的债务，并虚开相应发票，发票未开全部分即记载为应收款，实际该应收款并不存在。2、扣除A公司向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应收款100万元，方达所曾就D公司债务向法院起诉，但D公司出示的证据显示已经归还债务。3、扣除A公司2011年4、5月的经营成本10,883,421元，审计报告显示A公司2011年4月至5月的成本收入比率大幅低于历年来的比率，说明A公司存在未列或者少列成本的现象。4、扣除对肖某的预付款和应收款分别为125万元、50万元，因肖某系A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且肖某已经过世，遗产价值有限，无法收回。原审法院认为，方达所认为A公司对C公司的应收款实际不存在，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A公司4至5月份的成本收入比虽然较低，可能存在部分支付尚未在月底前列支的情况，但具体未列支数额并无法证明，更无法证明扣除可能存在的开支后A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状态；肖某对A公司的债务，方达所可向其遗产继承人追索，不能成为扣除的理由；D公司的应收款100万元即便不属实，但扣除该金额，A公司仍未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此外，截至2011年5月A公司尚未进入破产程序，尽管A公司因肖某过世业务存在一定的混乱，但公司总体处于运营状态，故方达所陈述的各种扣除理由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方达所认为，A公司自2011年5月起拖欠员工工资、合同款，遭到债权人纷纷起诉，故其向银行还款时已经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状态。原审法院注意到，从方达所提供的证据显示，A公司员工催讨工资发生于2011年6月，其他债务人催讨货款主要发生于2011年6月份以后，所主张的债权主要针对2011年4、5月份形成的债务，由此可见，A公司的债务到期主要集中于5月下旬或6月，难以推断A公司在2011年5月17日已经处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此外，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1年5月17日A公司账面仍有10,613,753.08元净资产，归还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2,811,890.67元后，A公司账面净值仍为正数，由此亦印证A公司在该日未“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综上，方达所认为A公司在归还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贷款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的主张，原审法院难以采信。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方达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295元，减半收取计14,647.50元，由方达所负担。原审判决后，方达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从保理合同的履行来看，本案所涉的保理融资实为以“保理”为名的金融借贷，并不涉及到应收账款的转让，故A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的还款属于破产法下对债权的清偿。二、原审审理过程中，工行虹口支行与工行龙之梦支行虽提供《回执》原件，但该《回执》所对应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是否系本案融资款项以及提前到期原因均不清楚。工行虹口支行与工行龙之梦支行既未提供证据表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向A公司宣布合同提前到期，亦未提供证据表明涉案合同符合加速到期的条件。三、司法审计机构已经确认其系账面审计，并不对账面资产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根据方达所在司法审计中向原审法院及司法审计机构提交的意见及证据，司法审计确认的A公司的账面资产与事实不符。1、对C公司的账面应收款，系虚开发票形成的，实际并不存在，故应予扣除。2、对肖某的应收款，生效判决后，法院至今未能执行到肖某的相关遗产，故对肖某的应收款根本无法收回，故不应确认为A公司的实际资产。3、2011年4月、5月明显存在未列或少列成本的情形。在扣除以上三项和A公司对D公司应收款100万元后，A公司在2011年5月17日的净资产为-12,291,321.12元，明显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四、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A公司的资金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事实上，本案正是因为A公司对银行贷款的清偿，才导致A公司的流动资金枯竭，进而使得A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利益受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公司作为肖某的一人公司，其本身的运营和业务完全依靠肖某的个人能力和客户关系，肖某的突然去世事实上导致A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审法院未将此事实作为认定A公司是否缺乏明显偿债能力的依据，属于遗漏重大事实。五、原审判决在认定A公司是否存在明显缺乏偿债能力时未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的规定对A公司在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的状态予以审查，存在未能正确适用法律的情形。综上，方达所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司法审计费。被上诉人工行虹口支行与被上诉人工行龙之梦支行共同答辩称，一、根据保理合同约定，A公司在保理合同项下承担的是回购责任，而不是一般融资业务项下的清偿责任。A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的行为不应简单机械地认定为债务清偿，其行为并未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该交易并未使A公司的资产实质减少，故不构成偏颇性受偿，涉案清偿行为不属于可撤销的范围。二、A公司在其唯一股东肖某死亡后，势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故该情形符合保理合同9.2（3）条款约定的预期违约事件，该事件构成根本违约，两被上诉人为维护金融资产的安全，据此宣布保理合同提前到期合法有据。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履行了保理合同提前到期通知义务，且从现有证据证明《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原件理应在A公司处，该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故涉案保理合同已于2011年5月13日到期，上诉人无权请求撤销涉案清偿行为。即使涉案保理合同未被提前到期，但保理合同约定的到期日为2011年7月24日，远早于法院裁定受理A公司破产申请日，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的规定，法院亦不应撤销涉案清偿行为。三、审计报告对C公司的应收款说明A公司代肖某向C公司代偿债务超过2,000多万元，方达所在二审的证据中亦表明其认可A公司有权向肖某主张权利的标的为2,490万元，最后仅因肖某遗产有限，才在诉讼中将诉讼标的减少。不论A公司是对肖某享有相应债权还是对C公司享有债权，该应收账款是存在的，不应予以扣除。而对肖某的应收款，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支的应收账款是收款权利的表现，与能不能收回、能收回多少属于两个概念，不能因其可能不能收回而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支，且事实上肖某名下尚有房产、车辆等资产尚未变现，故肖某的遗产部分应加入A公司资产。至于A公司4月至5月成本收入是否存在未列、少列情形，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四、在肖某去世后，A公司事实上仍在继续经营，且从审计报告显示在2011年4月至5月A公司是盈利经营的，故A公司在涉案清偿行为时并不符合《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五、在A公司的清偿过程来看，A公司先从工行国际机场支行帐户转入被上诉人账户277万元，后被上诉人从A公司的账户中扣收该融资本金及利息。故被上诉人的扣收行为属于行使抵销权，故不应认定为偏颇性受偿。综上，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期间，方达所提交如下证据：一、C公司的付款凭证、《关于对合肥办事处有关事项清算的处理决定》、《关于被告拖欠原告欠款的有关情况说明》、庭审笔录、房屋租赁合同、C公司机读档案信息、天健沪审[2011]157《审计报告》、还款协议书、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及空白发票，用以证明C公司在2008年初就已停止所有空运进出口货运代理业务并撤销相关业务部门，故A公司对C公司不存在账面所列的应收账款；二、肖某案件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及申请执行受理单，用以证明A公司对肖某的应收款根本无法收回，故不应确认为A公司的实际资产。工行虹口支行与工行龙之梦支行质证认为，该些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对方达所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在审计过程中，方达所均已向审计部门提供，方达所对此的相关观点审计部门已在审计报告中均有反映，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对此予以综合评判。工行虹口支行、工行龙之梦支行未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2011年9月21日，原审法院裁定对A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贷款的发放单位为工行龙之梦支行，但涉案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均是由工行虹口支行与A公司签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借贷双方亦从未就合同主体的变更进一步予以明确，且考虑到工行虹口支行与工行龙之梦支行的隶属关系，可以认定工行龙之梦支行仅是根据工行虹口支行指令发放贷款及接受还款，相应的责任仍应由工行虹口支行负担，故本院仅确认工行虹口支行为涉案借款的贷款方。关于涉案付款行为的性质问题。方达所认为，保理合同项下所涉的应收账款并不存在，涉案的保理融资实为金融借款，故保理合同项下的“回购行为”属于破产法下对债权的清偿，而两被上诉人则认为，A公司承担的是保理合同项下的回购责任，A公司的付款行为并未使A公司的资产实质减少。对此，本院认为，A公司与工行虹口支行签订的保理合同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属于保理融资的法律性质，即使存在如方达所陈述的该合同项下所涉应收账款实际不存在，也属于工行虹口支行审查不严或A公司出具虚假材料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否定该合同的性质。但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及第三十二条对于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提前清偿或个别清偿所对应的债权并未进行明确限制，故本案所涉付款行为亦应属于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仍属于可否撤销的审查范围。关于工行虹口支行是否向A公司发送过《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的问题，方达所主张工行虹口支行仅提供《回执》原件，无法证明《回执》所对应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是否系本案融资款项以及提前到期原因。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工行虹口支行未提供《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的原件，但从A公司确认的《回执》来看，A公司已收到《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故A公司有义务提交此通知函供法院及对方当事人核查。方达所虽未提交该通知函，但从A公司的还款行为来推断，A公司必然收到过该通知函，故原审以此为据作为工行虹口支行向A公司宣布保理合同提前到期的证据，并无不当。关于工行虹口支行是否有权宣布保理合同提前到期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保理合同第9.2条就预期违约事件有明确约定，在A公司的唯一股东肖某死亡，工行虹口支行以A公司的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而宣布保理合同立即到期有合同依据，原审法院据此确认A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的付款行为是对到期债务的归还，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进行撤销，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A公司的涉案清偿行为是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问题。原审过程中，审计机构已对A公司2011年5月17日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过审计，从账面情况反映，A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大于负债，本案二审的争议在于，账面净资产中是否应扣除方达所持有异议的几笔款项，从而认定A公司在还款时是否处于资不抵债。一、对于C公司的应收款9,271,653.20元，方达所认为该应收款并不存在。本院经审查方达所的举证及相关说明来看，方达所认为在A公司成立之初，C公司已停止空运进出口货运代理业务，故A公司与C公司间不可能有业务往来，但自A公司成立后累计向C公司支付款项多达2,400余万元的行为及A公司、肖某与C公司间诉讼来看，A公司向C公司的付款是基于肖某对C公司的欠款，照此分析，即使A公司确实对C公司不存在应收款，但可以确认A公司对肖某享有至少2,400余万元的应收款，故该笔应收款实际是存在的，仅是对象不同而已，故方达所主张扣除该笔应收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对肖某应收款的认定，方达所主张对肖某的应收款无法收回，故应予扣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肖某去世后，其尚有遗产可供执行，至于执行到位率，在还款当时并不能作为扣除的依据。三、是否存在未列及少列经营成本的问题，本院认为，还款时A公司尚在经营过程中，对于期间某个时点的审计中对成本记录有所出入，属正常的范畴，不应作为扣除的依据。因此，本院认同原审对此的认定。最后，关于A公司在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是否存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的“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问题。方达所主张由于肖某去世，无人负责管理财产且资金严重不足。对此，本院认为，A公司在肖某病重和去世后是由姜某某实际管理，并非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在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并不符合《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综上，本院认为，方达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295元，司法审计费人民币250,000元，由上诉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清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审 判 员  陆文芳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书 记 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