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37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亚芳，女，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横村镇西环路二桥头。法定代表人桑向群，院长。委托代理人张加富，浙江合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亚芳因与被上诉人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桐庐县人民法院（2015）杭桐民初字第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钟亚芳、被上诉人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委托代理人张加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桐庐县公安局为明确钟亚芳有无精神疾病、有无受处罚能力及是否需要强制性医疗监护，委托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钟亚芳进行××鉴定。2009年12月2日，该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诊断钟亚芳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无受处罚能力，并建议给予医疗监护。2009年12月7日17点20分，桐庐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与桐庐县卫生局工作人员陪同钟亚芳前往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处就诊。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在询问钟亚芳病史、结合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对钟亚芳进行精神检查，作出钟亚芳患“偏执性精神障碍”的诊断，并让钟亚芳留院治疗。同年12月8日，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以医护人员缺乏、技术力量不够充足、设施不够完善、监护存在困难为由，向桐庐县公安局、桐庐县卫生局提交书面报告，建议将钟亚芳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同年12月9日，钟亚芳被送往杭州市安康医院接受治疗。2015年5月7日，钟亚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立即停止侵权(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立即撤销其作出并交给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诊断钟亚芳患“偏执性精神障碍”的病历以及给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内容为“鉴于以上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特向两局报告，建议该患者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报告)，为钟亚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公开赔礼道歉；2、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赔偿钟亚芳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诬告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对来医院就诊的钟亚芳进行诊疗系其职业职责所在，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在询问钟亚芳病史并参考前期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进行必要的精神检查，诊断钟亚芳患偏执性精神障碍，也系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正常合理的诊疗判断。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根据自身的医疗条件和钟亚芳的精神状况向陪同钟亚芳来院治疗的相关单位告知病情并建议钟亚芳去相关医院作进一步治疗，属合理告知范围。现钟亚芳没有证据证明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用侮辱、诽谤、诬告等方式损害其名誉，不构成对钟亚芳名誉权的侵害，故对钟亚芳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钟亚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钟亚芳承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钟亚芳上诉称：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严重违法、实体内容虚假、鉴定结论缺乏事实基础，显然违法无效，钟亚芳没有犯“偏执性精神障碍”，一审判决以“来源合法、具有关联性”而认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为有效证据，且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显然违法错误。1、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桐庐县公安局不具备申请委托资格，无权委托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钟亚芳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鉴定违法无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2009年10月25日桐庐县公安局是以《关于对重点信访对象钟亚芳有无精神疾病进行鉴定的报告》为由，申请对钟亚芳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由此可证明桐庐县公安局自认钟亚芳是合法公民。2、编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鉴定事由。桐庐县公安局是以《关于对重点信访对象钟亚芳有无精神疾病进行鉴定的报告》委托鉴定，并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的表述，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却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为由作出虚假鉴定，编造鉴定事由。3、伪造“钟亚芳家属反映钟亚芳存在偏执人格”。《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据被鉴定人家属及同事等反映：……被鉴定人存在偏执人格”，但是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却根本没有钟亚芳家属的反映，纯属伪造。4、伪造“无受处罚能力”的虚假错误鉴定结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被鉴定人在服刑、劳动教养或者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其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为无服刑、受劳动教养能力或者无受处罚能力。”而钟亚芳没有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但是该《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却荒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得出“无受处罚能力”的错误结论，纯属伪造。二、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没有对钟亚芳询问病史及进行精神检查，一审判决认定“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在询问钟亚芳病史及对钟亚芳进行精神检查”纯属造假。1、在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给非法押送钟亚芳的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人员的病历上载明“病史由陪同人员提供”，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自认没有对钟亚芳询问病史。2、一审判决书中载明“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答辩称：……2009年12月7日，钟亚芳在他人陪护下到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处就诊，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根据陪同人员陈述的钟亚芳病情、表现以及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给予钟亚芳偏执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自认没有对钟亚芳询问病史及进行精神检查。3.在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给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人员的病历上载明“钟亚芳于2009年12月7日17点20分由公安、卫生局人员陪同来院，而病历记录时间是2009年12月7日17时20分”，从钟亚芳被非法押送到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到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记录病历诊断钟亚芳患“偏执性精神障碍”，前后相隔时间不到1分钟，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绝无时间对钟亚芳询问病史及进行精神检查，且事实上钟亚芳根本没有见到过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三、一审判决以“不具有关联性”而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已确认钟亚芳没有患“偏执性精神障碍”、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不予认定，显然违法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另外，一审法院审判庭大门口竖着的牌子上写着“××不得进入审判场所”，浙江省的各级法院也都准许钟亚芳独自到法院开庭，这说明法院默认钟亚芳没有××的事实。四、一审判决认定：“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对来医院就诊的钟亚芳进行诊疗系其职业职责所在，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在询问钟亚芳病史并参考前期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进行必要的精神检查，诊断钟亚芳患偏执性精神障碍，也系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正常合理的诊疗判断。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根据自身的医疗条件和钟亚芳的精神状况向陪同钟亚芳来院治疗的相关单位告知病情并建议钟亚芳去相关医院作进一步治疗，属合理告知范围。”纯属故意造假、枉法判决。2009年12月7日17点20分，在钟亚芳被桐庐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警察与桐庐县卫生局工作人员10余人非法押送至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在没有钟亚芳亲属陪同、同意及钟亚芳本人同意，也未对钟亚芳进行询问病史及精神检查的情况下，甚至在钟亚芳没有见到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的情况下，竟荒唐违法违规根据无关人员提供的虚假病史与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伪造的精神检查，将没有××的钟亚芳伪造诊断患“偏执性精神障碍”，并将该诊断病历交于上述无关人员，且将钟亚芳关进该院××房1天2晚，且将“建议该患者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申请报告给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等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诊断与收治等规定，甚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关于“医师做诊断必须亲自诊查患者”的规定。五、一审判决故意断章取义弄虚作假，歪曲钟亚芳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错误认定证据，篡改起诉状内容，从而歪曲事实。如故意将起诉状上的“竟荒唐违法违规根据无关人员（非法押送钟亚芳的桐庐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警察与桐庐县卫生局工作人员）提供的虚假‘病史’”篡改成判决书上的“竟荒唐违法违规根据陪同人员提供的虚假‘病史’”，将起诉状上的“并将该诊断病历交于上述无关人员”篡改成判决书上的“将该诊断病历交于上述陪同人员”。六、一审法院案由确定不完整，故意曲解适用法律。本案“名誉权纠纷”的案由是一审法院立案时所确定，并不是钟亚芳确定，一审法院故意曲解钟亚芳的诉讼请求与起诉的事实理由，将典型的“一般人格权纠纷与人身自由权纠纷”案由故意定成“名誉权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解释很明确，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明明是以非法强制治疗的方法，限制受害人钟亚芳的身体自由，而一审法院却故意包庇。本案为典型的侵犯人身自由权、一般人格权，应参照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对人身自由权和一般人格权概念的解释。另外，本案中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确实也侵犯了钟亚芳的名誉权，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故意捏造钟亚芳有××，且将捏造钟亚芳有××的病历交给非法押送的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的无关人员，到处散播钟亚芳有××。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答辩称：一、上诉人整份上诉状中均未提及被上诉人侵犯其名誉，而是大篇幅的陈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报告存在问题，实际上被上诉人确实没有侵犯上诉人名誉的行为。首先，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系被上诉人的上级医院，同时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系浙江省法院对外委托鉴定机构中具有法医类鉴定（法医××）资质的机构，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外委托鉴定机构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也是有资质接受委托的。而上诉人被送往被上诉人处治疗的时间仅仅是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后的第5天，时间间隔很短。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鉴定意见的准确性、真实性。其次，从上诉人被送往被上诉人处后整个治疗过程来看，被上诉人仅仅是根据《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陪同人员陈述的上诉人的病情、上诉人的客观表现，诊断上诉人患有偏执精神障碍并为上诉人开具了相应药物（上诉人未服用）。被上诉人不存在捏造虚假事实、侮辱、诽谤等降低上诉人社会评价的行为。二、上诉人对其门诊病历记载的时间理解上存在错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均提及被上诉人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将门诊病历记录完成，没有时间对上诉人进行精神检查。而上诉人的门诊病历上记载的“钟亚芳于2009年12月7日17时20分由公安、卫生人员陪同来院”与“病历记录时间2009年12月7日17时20分”是一致的。上诉人将记录的时间理解为整份病历就是在17时20分就记录完毕了。因为，门诊病历书写的规范就是根据患者就诊的时间记录的，也就是说，门诊病历上记录的时间“2009年12月7日17时20分”就是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就诊的时间。三、（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没有认定上诉人没有患偏执性精神障碍，也没有能力认定上诉人没有患偏执性精神障碍，再审法院只是认为原二审法院因钟亚芳存在偏执性精神障碍就认定钟亚芳无民事行为能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患有精神障碍并不代表无民事行为能力，只有精神障碍经鉴定处于发病状态才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不存在侵犯上诉人名誉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二审提供照片一张，欲证明一、二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没有精神疾病，因一审法院大门前竖立的牌子上提示××人不得进入法庭，而一、二审法院均通知上诉人独自到法院参加开庭审理。被上诉人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该证据是一审法院安检规则，不能直接反映当事人是否有精神疾病，安检时是不会对当事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确认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钟亚芳一审主张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的行为造成其人格尊严受侮辱、名誉被毁、人身自由被限制等，进而要求判令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立即停止侵权，为钟亚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公开赔礼道歉，故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名誉权纠纷，并无不当。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对来医院就诊的钟亚芳进行诊疗系其职业职责所在，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在询问病史并参考前期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进行必要的精神检查后，诊断钟亚芳患偏执性精神障碍，并未超出正常的诊疗判断范围，不存在用侮辱、诽谤、诬告等方式损害钟亚芳名誉的行为，故钟亚芳关于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构成名誉侵权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钟亚芳以法院认定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诊断其患偏执性精神障碍错误，因二者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故钟亚芳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钟亚芳关于一审证据及事实认定错误的主张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钟亚芳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钟亚芳负担，本院准予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审 判 员  余江中代理审判员  王 超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