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4民初1994号原告：姚传波，男，197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静，湖北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撤诉、执行和解等。被告：武汉联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沌口小区锦绣豪园锦涛路3号。法定代表人：方翔，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娟，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等。原告姚传波与被告武汉联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立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30日、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传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静、被告联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传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建立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延时加班工资93879元（5500元/21.75/8小时*1980小时*150%）；3、被告支付原告休息日加班工资52597元（5500元/21.75*104天*200%）；4、被告支付原告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16689元（5500元/21.75*22天*300%）；6、被告支付原告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7586元（5500元/21.75*15天*200%）；6、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2000元（5500元*4年）；7、被告支付原告失业保险7588元（1084*7个月）。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9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至2018年3月31日。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且经常无故罚款；工作24小时，休息24小时，全年无周末、无法定假日、无年休假。被告联润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劳动报酬；2、原告应该对其主张的加班费承担举证责任；3、原告主张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原告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下列证据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意见如下：（1）原告姚传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为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提交了在联润公司拍照打印出的2015年1月份的工资表，载明姚传波当月实发工资3080元，且载明“同意支付”，落款为“方翔、2015.2.13”。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交原件，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述证据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二，为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张贴在被告公司的车队通讯录，载明薛某（外围交警）、修理工、车队司机等的联系方式。被告联润公司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述证据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三，为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原告的工作时间、工资情况，提交了姚传波62×××52建设银行账户，2015年9月12日至2018年1月2日的交易明细，其中刘某第一次、最后一次付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9月12日、2017年12月29日。被告联润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某系薛某雇佣，证实原告与薛某建立了雇佣关系，原告的平均工资并未达到5500元，刘某第一次、最后一次给原告发放工资时间与原告诉称的入职、离职时间不符。原告自2017年11月就从薛某处离职。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在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时，缺乏关联性，在证明原告月平均工资和入职、离职时间时，具备证据的关联性。证据四，为证明刘某系被告的员工，提交了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汉阳社会保险管理处出具的社保缴费明细查询单，载明联润公司为刘某2019年3月和4月申报社会保险费的项目及金额，缴费标识均为欠缴。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被告为刘某代缴社保前从薛某处离职。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在证明刘某2019年3月前为被告员工时，缺乏关联性。证据五，为证明刘某系被告的物流部会计，提交了张贴在被告公司的通讯录，载明物流部会计刘某的电话号码。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交原件，通讯录上没有被告的任何签章，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述证据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六，为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提交了武汉市蔡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蔡劳人仲裁字[2019]第77号仲裁裁决书和送达回证，载明2019年3月22日，姚传波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确认与联润公司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建立劳动关系；2、联润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93879元；3、被告支付原告休息日加班工资52597元（5500元/21.75*104天*200%）；4、被告支付原告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16689元（5500元/21.75*22天*300%）；5、被告支付原告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7586元（5500元/21.75*15天*200%）；6、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2000元（5500元*4年）；7、被告支付原告失业保险7588元，该委于5月24日作出驳回姚传波的全部仲裁请求的仲裁裁决，并于6月13日送达姚传波的代理人。证明目的为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被告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证据七，为证明薛某是被告员工，提交了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汉阳社会保险管理处2019年9月6日出具的武汉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个人专用），载明薛某当前所在单位为联润公司，本地参保缴费情况均为未参保。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薛某是被告职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在证明薛某2019年9月前为被告员工时，缺乏关联性。（二）被告联润公司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为证明包含原告在内的搅拌车驾驶员均为薛某的员工，薛某将混凝土搅拌车挂靠于武汉市银联盛世物流有限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提交了：1、联润公司与薛某2016年4月24日签订的《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合同》，载明薛某使用混凝土搅拌车，为联润公司运输商品混凝土，从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月26日为对账截止日，次月15日支付70%的款项，余款年底支付90%，10%春节后三个月内付清。联润公司为薛某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及食宿便利，对薛某的驾驶员有生产调配和监察权，薛某聘请的驾驶员应服从联润公司的管理，遵守联润公司的规章制度；2、薛某与武汉市银联盛世物流有限公司2016年6月1日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载明薛某将车辆挂靠在武汉市银联盛世物流有限公司，从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挂靠费每年24000元；3、武汉市银联盛世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和2017年4月12日开具的收据两张，分别载明收到薛某2018年度、2017年度搅拌车挂靠费24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有单方制作该三份证据的便利性，原告持有的车队通讯录上显示薛某是被告的员工，《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合同》是2016年4月24日签订的，但是有的员工在此之前已经入职。《车辆挂靠协议书》是2016年6月1日签订的，按照被告提交的收据显示，每年挂靠的车辆数量是一致的，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不否认上述证据的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不否认上述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性，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即上述证据应予采信。证据二，为证明原告驾驶的混凝土搅拌车均为薛某购置或租赁，提交了：1、薛某2016年10月15日与湖北聚瑞集成装备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2、薛某与肖定文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合同》，载明薛某租赁肖定文所有的混凝土搅拌车，从2016年4月26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从事运输活动。原告认为，买卖合同无薛某的银行流水相佐证，签订时间在运输合同和挂靠协议之后，出租方肖定文是武汉鑫湘君合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明薛某、肖定文和被告的关联关系；薛某承租肖定文的车辆，应由车辆出租人而不是承租人缴纳挂靠费；2016年10月15日签订买卖合同，在此之前无需缴纳挂靠费，这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中的挂靠费收据相矛盾，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不否认上述证据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不否认上述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性，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即上述证据应予采信。证据三，为证明薛某与被告是合作关系，提交了：1、2016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薛某与联润公司每月物流对账单，载明每月运输商品混凝土的体积、距离等，扣除报送量与购买方实际收货量的差额、司机的食宿、电费、办公室租金、代缴社保（2018年6月开始）等结算依据；2、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施瑶向刘某网银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载明转款的时间、金额、备注是车队运输费。原告认为，不否认对账单的原件和复印件的一致性，但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这些对账单纸张新旧程度一致，原告合理怀疑被告为本案而单方面制作该证据。2、对账单上显示的合计金额有80多万、70多万的，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3、薛某是2016年10月买车，但是对账单上营业额在2016年10月前后没有差别，甚至减少。4、伙食费、春节值班费、中秋福利费、卫生费、社保费、办公费等费用，均由被告支付，反而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对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转账费用与物流对账单上的合计金额相差甚大，该费用仅是施瑶转给刘某的被告公司物流部员工的工资，所有的电子回单不能体现被告与薛某之间的银行往来，说明物流对账单是虚假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不否认对账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性，虽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交反驳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即对账单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影响薛某每月运费不仅与车辆的数量、车况、在岗司机的人数等运力相关，还与联润公司当月销售量、购买方与联润公司的距离等运量相关，此外还要考虑薛某与联润公司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油款等扣款因素，故原告仅以车辆数量有变化（还未考虑车辆更新的情况）而运费金额变化不大为由，否定对账单的真实性的意见不能成立；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具备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与施瑶、刘某的劳动合同、工资表等书证相互印证，且根据联润公司与薛某2016年4月24日签订的《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合同》的约定，联润公司向薛某支付运输费用具有滞后性，故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具备证据关联性，应予采信。证据四，为证明原告与薛某的劳务关系存续时间，提交了经薛某签名捺印的《司机入职、离职时间明细》，载明姚传波2017年11月1日离职。原告不否认该份证据的原件和复印件的一致性，但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入职时间是2014年9月1日，离职时间是2018年3月31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不否认上述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性，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即上述证据应予采信。证据五、为证明姚传波不是被告员工，且原告提供的2015.01月工资表系伪造，提交了：（2016）鄂0114民初1201民事判决书，载明与原告同在2015年1月工资表上的刘汉文在2014年4月8日至2016年2月23日期间与武汉银联物流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结合武汉银联物流有限公司搅拌车驾驶员聘用合同书可以确定，原告至少在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2月期间是与武汉银联物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非被告。原告认为，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未证明该证据是否是最终的生效判决书，其次刘汉文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案中原告将被告和银联物流一同起诉，说明被告与银联物流之间有共同用工的关联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在证明原告与被告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2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时，缺乏关联性。证据六，联润公司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营业时间为2009年9月10日至2029年9月9日，经营范围为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建筑材料批发、零售；预拌砂浆生产、销售。原告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三）本院调查的证据：1、本院法官在办理原告杨业伟与被告联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调查证人的证言。证人薛某证实，2015年左右，与联润公司签订合同之前，我成立了泵车公司和搅拌车队，进行混凝土的运输业务，跟中建六局运输过混凝土，（所以）司机入职、离职时间明细中载明余敦威的入职时间、聘用刘某任会计的时间，都早于与联润公司签订合同。联润那边如果生产量比较大，我的车辆不够，我就会在外面租赁车辆运输。如果联润的生产量小，我就会为其他的公司运输混凝土，但是我以联润的运输为主。（所以）与肖定文签订合同约定的租车时间，与联润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约定的运输时间，与武汉市银联盛世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挂靠协议约定的挂靠时间不一致。与联润公司运输业务结束后，账还没有结清，会计还有事要做，（所以）聘用刘某结束的时间在承接联润公司的商品混凝土（运输）合同之后。肖定文是专门做混凝土车辆租赁的，后来我做不下去了，就将我的混凝土车辆卖给他了。我与肖定文所签订的租车合同与乘客叫出租车一样，与一般的租车合同不同，我不管理他的车和司机，我根据联润公司提前报给我的运输量，如果我的车不够用，就调肖定文的车，我只给运费，司机的工资、油钱等一切费用与我无关，由肖定文负责。车队由我任命的车队长管理，车辆的维修、司机人员的调配、一般交通事故的处理等，招录司机以及与司机谈报酬，都是我制定一个大的框架，由车队长去谈具体细节。大交通事故以及与交警的联络，是由我负责。司机的报酬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底薪包括话费、车辆清洗费、社保补贴和行车安全奖等，提成是根据路程的远近、在工地上耗费的时间、车辆的装载方量大小等，我定一个大概的标准，由队长具体算，报给会计。因为搅拌车是施工车辆，更新快，不可能批量淘汰。如果搅拌车坏了，我就低价卖给别人，买车的人有的变更挂靠公司，有的不变更挂靠公司。（所以，从搅拌车的台数来看）与联润公司的运输合同、与武汉市银联盛世物流有限公司的挂靠协议、与湖北聚瑞集成装备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不一致。虽然购买了车辆，但是有的车报废了，车辆的总数没有增加。运输混凝土体量和营业额是根据联润公司给我们的工作量确定的，如果联润的需求量不大，运输混凝土体量和营业额也不会有明显增加，（所以）2016年10月买车，对账单上显示营业额没有变化。联润公司还没有与我全部结清，联润还欠我的钱，（所以）对账单上金额总数大于转账汇款电子回单金额总数。联润公司员工有福利费，我们车队的司机没有，为了司机平衡心理，我就跟联润公司说好，他们公司发放福利的时候，也跟我们车队司机发放相关福利，费用从应付给我的运费中扣除，包括伙食费、值班费、卫生费、社保费、办公费等都是这样，对账单上载明扣除伙食费、春节值班费、中秋福利费、卫生费、社保费、办公费等费用就是这个意思。联润公司销售的混凝土全部都是送货到工地，这是行业惯例。2、本院法官在办理原告张意忠与被告联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调查证人的证言。（1）证人薛某证实，我与联润公司是合作关系。我的车队为联润公司服务，我的车队一开始有十台车，后来联润公司需要的量大了我就在外面调车。车队所有的车都是我购买的，登记在武汉银联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因为车辆有损耗，所以车队中的车都在循环换车，每年车的数量不是固定的。我与联润公司签订的《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合同》、与银联盛世物流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与湖北聚瑞集成装备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与张意忠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刘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司机入职、离职时间明细》、与金湘君合公司签订的《劳务关系接受协议》上的落款均系本人签名。刘某以前是我的员工，从事会计和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底，由我招用，工资由我发放，2018年12月份，因为车辆的损耗率太高，利润很小，我就把车队卖了，她跟着过去了，现在不是我的员工。我承接联润混凝土的运输业务，根据联润公司报的量来调度车辆，刘某在联润公司吃中餐，司机的食宿也在联润公司，费用都是由我来承担，联润公司把款项打到刘某账上，刘某向司机发放工资，自己的工资也从她的账户里发，还有其他业务支出由她负责，多余的资金就作为备用金放在她的账户里。我只看大的账目是对的就行了。联润公司与我的业务往来没有结清，还差我的钱。张意忠是我的员工，是我手下的车队长招用的，具体是哪个队长我不清楚，什么时候来的我也不清楚，司机这个行业流动性比较大，我不具体管理司机招用，而是有一个车队长来负责。我只负责与联润公司的工作对接，联润公司告知我工作量，我调度车辆，还有车辆违章的处理等等。我没有为刘某买社保，司机人数众多，有的买了，有的挂在别的公司买了，没有买的发了社保补贴。（2）证人刘某证实，我与联润公司没有关系。薛某招用我，大概从2015年7月份左右，到2018年12月26日，我是他的会计和统计，因为我的妈妈与他妻子认识，所以我就过去上班了。我现在在武汉鑫湘君合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做会计。与薛某、武汉鑫湘君合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上的落款均系本人签名。联润公司把运输费打到我的卡上，我每月出工资表给薛某审核后，我就把司机和我自己的工资从我自己的卡上发出去。司机的工资有银行转账的，也有发现金的。张意忠是车队的司机，他是车队队长招用的，具体哪个队长我不清楚，队长由薛某任命，我与队长对接。司机的工资表是我做的，人员名单和工资数额都由队长报给我。我与薛某之间资金往来的时间不固定，薛某有资金的需要就会告诉我，我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取现的方式给他。薛某没有为我缴纳社保，鑫湘君合为我交社保。我毕业后在思八达公司上班，该公司为我缴纳了社保，离职后在北京恒瑞林公司上班，该公司没有为我缴纳社保，离职后我在薛某处工作，他也没有为我缴纳社保，这段时间是我妈妈为我缴纳的医保，2018年开始，我妈妈就委托我在北京恒瑞林公司上班的姐姐为我缴纳社保，大概交了一年左右，2018年年底薛某把车队卖给鑫湘君合，鑫湘君合聘用我，并承诺为我缴纳社保，因为鑫湘君合营业执照还没有办下来，交不了，就委托联润公司为我缴纳社保，钱是鑫湘君合出的。原告认为，薛某证实其不清楚财务状况和司机招聘，只负责车辆调度、处理车辆违章，与其陈述与被告是合作关系不符，说明薛某在为联润公司服务。刘某陈述2019年4月鑫湘君合公司为她缴纳社保，但刘某进入鑫湘君合时，鑫湘君合公司具有购买社保的资格，与被告陈述不能购买而让联润公司替代购买的陈述不相符；刘某应当是在薛某与联润公司签订运输协议时为薛某做会计的，但是刘某陈述张意忠是在她之前进入薛某处工作的，是不是可以说明原告是被告的员工；刘某关于薛某资金需要的陈述很随意的，与情理不符，在刘某银行转账中只看到一笔转账，联润公司的资金只通过刘某不通过薛某转账不符合常理，转账的金额只够工资与联润公司其他关联人员及股东的资金往来，看不到收益；被告是如何支付给薛某的运输费用，薛某的陈述不能体现，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不能体现，说明双方的运输合同并不是真实的。被告认为，薛某和刘某的调查笔录完全可以确定原告系薛某的雇佣司机，双方是劳务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证人薛某与刘某的证言具备真实性、合法性，相互印证，且与《混凝土搅拌车运输合同》、《车辆挂靠协议书》、《汽车买卖合同》、《司机入职、离职时间明细》、物流对账单、银行汇款电子回单等书证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具备证据的关联性，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联润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从事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与销售等业务的企业。根据商品混凝土、预拌砂浆的买卖实行送货制的行业惯例，联润公司负有将混凝土、预拌砂浆运送至工地之义务。2015年，薛某使用泵车和搅拌车等专用车辆，开始涉足混凝土的运输及泵送业务，并聘请刘某为会计。2016年4月24日，薛某与联润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从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薛某承接联润公司商品混凝土运输业务，联润公司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及食宿便利，薛某聘请的驾驶员应服从联润公司的管理，遵守联润公司的规章制度。薛某承接上述业务后，每月与联润公司核对运费账目，联润公司分别通过公司账户及会计施瑶个人账户，向刘某个人账户支付运输费用。2015年9月份，薛某聘请姚传波担任搅拌车驾驶员，于2015年9月12日第一次向其支付报酬。2016年，薛某聘请姚传波担任搅拌车驾驶员，为联润公司运输商品混凝土，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上一天班休息一天，由联润公司提供食宿，食宿费用由薛某负担。刘某从上述个人账户向姚传波支付报酬。2017年11月1日，姚传波从薛某处离职。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和管理,用人单位给付劳动报酬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意或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有符合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定要件。首先，本案原告与被告均未向对方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要约，即双方无达成签订劳动合同之合意。其次，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有符合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定要件，应当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原告系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并具有与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相适应能力的自然人，被告系符合法定用人条件而依法成立的公司，双方均具有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被告的业务范围包括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生产与销售，根据本地区销售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实行送货制的行业惯例，用搅拌车将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运送到工地应衍生视为被告的业务范围，原告从事搅拌车的驾驶工作，故原告提供的劳动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人身依附性以及劳动报酬的约定性。在劳动关系中，人身依附性的表现特征为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受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约束，用人单位决定其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约定性表现为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确定一固定金额,或协商确定以一定的工作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作为计算报酬金额的标准,或二者兼而有之，并由用人单位在约定时间足额予以发放。薛某承接被告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运输业务之后，聘请原告担任搅拌车驾驶员，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到被告的劳动管理，原告获取工作收入是由薛某从被告处获得的运费中支付，即向原告支付报酬的主体并非被告，被告支付运费的依据为运输合同，并非原告付出的劳动，运费的支付方式也是按一定比例延期分次，并非按月足额，故原告、被告之间的间接资金往来不符合劳动报酬支付的特征。因此,双方之间无人身依附性以及劳动报酬的约定性,不具备事实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故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传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姚传波负担，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兰望宏人民陪审员  刘建军人民陪审员  杨 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李娟书记员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