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1604号原告：沈玉坤，男，193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昌县。原告：周凤梅，女，194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同上。原告：李某，女，1981年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昌县。原告：沈某，女，201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昌县。法定代理人：李某，身份情况同上。上列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贺东杰，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四海，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昌县。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姜身明诊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汇侨路65-67单号104铺。经营者：姜身明，男，196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告：徐昀，女，197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告：叶珉珉，男，197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列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曙光，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云龙，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与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姜身明诊所（以下简称姜身明诊所）、徐昀、叶珉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贺东杰、沈四海及原告李某，被告姜身明诊所、徐昀、叶珉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曙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共同诉称：2014年3月13日晚，沈少辉感觉身体不适，于当晚20点30分左右去被告姜身明诊所医治。当晚21时至23时，该诊所一名叫“黎国荣”的医生为沈少辉输液。23时多，沈少辉回家。14日凌晨0时30分左右，沈少辉突然病情发作，原告李某打120电话请求急救。多分钟后，120急救医生赶到，经诊断：沈少辉已死亡。沈少辉死亡后，原告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广州市白云区卫监督所及白云区司法局新市司法所等单位提出申请，请求查处被告姜身明诊所。为此，上述机关对被告姜身明诊所进行了有关调查，后发现：被告徐昀与被告姜身明诊所的经营者姜身明私下有书面协议，载明该诊所的所有人为被告徐昀。同时，被告叶珉珉承认其与被告徐昀是夫妻关系，其是该诊所的实际所有人。原告李某等人在沈少辉死亡后，曾向三被告提出赔偿请求，但三被告均借故拒绝。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姜身明诊所赔偿四原告1114172.5元（其中，赔偿丧葬费2967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1599元、死亡赔偿金661801元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600元、住宿费4500元、误工损失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判决被告徐昀、叶珉珉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被告姜身明诊所、徐昀、叶珉珉共同辩称，原告起诉状陈述的理由与事实不符。被告姜身明诊所就是经营者姜身明出资成立的，是个体工商户，是医疗单位，不存在合伙经营的关系。被告徐昀、叶珉珉是被告姜身明诊所目前的管理人，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及行政管理，不负责业务及治疗方面的业务。因此，无论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作为管理者的被告徐昀、叶珉珉与本案是没有关系的，其作为被告属诉讼主体不适格。从原告起诉状陈述的理由来看，只陈述了沈少辉死亡的基本事实，无法看出其死亡与被告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不清楚原告是基于何事实及理由向被告提出诉讼请求，原告的主张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经审理查明，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是沈少辉的父母，二人生育子女二人，即沈少辉和沈四海。原告李某与沈少辉是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一人，即原告沈某。被告姜身明诊所为核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字号，登记的经营者为姜身明，核准类型为营利性医疗机构，核准的诊疗科目为“内科/儿科/口腔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自2012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15日。2014年3月13日，沈少辉因感身体不适，于当晚到被告姜身明诊所就医。被告姜身明诊所出具的《门诊病人日志》记载对沈少辉的临床诊断为“上感”（即上呼吸道感染）；门诊病历（被告姜身明诊所持有）记载“鼻塞流涕，咽喉不适伴乏力2天；无特殊病史；体温正常，咽充血，心肺无明显异常”，诊断意见“上感”。根据上述诊断意见，被告姜身明诊所对沈少辉的治疗方案为：“注射输液：三磷酸腺苷二钠注射液（处方量2支）、肌苷注射液（处方量0.5mg）、维生素c针（处方量2g）、头孢噻肟钠（处方量3g）、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处方量5mg）、利巴韦林注射液（处方量0.5g）；口服药：西替利嗪（处方用量共3片，用法每日1片）、盐酸吗啉呱片（处方用量0.2g,一日3次）、头孢拉定胶囊（处方用量0.5g,一日3次）”。诊疗后，沈少辉在被告姜身明诊所进行输液注射，后于当晚11时许返回家中。沈少辉并支付医疗费145元（医疗费单据中西药费用127元、治疗费18元）。庭审中，原告陈述沈少辉回家后服药休息。2014年3月14日凌晨，沈少辉出现神智异常。原告李某随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广州市120的院前急救病历记载来电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0时32分，出诊时间为0时36分，达到现场时间为0时45分，到达后脉搏、呼吸均无，血压测不到；主要病史一栏记载“意识不清20分钟余，到现场时病人无自主呼吸”。经现场抢救，宣布临床死亡，死亡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1时15分，死亡诊断“呼吸循环功能衰竭”。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新市派出所于3月14日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沈少辉遗体于2014年3月22日火化。事件发生后，原告向公安机关及卫生行政部门反映情况并要求处理。在广州市白云区卫生监督所（下称卫生监督所）的见证下，原告与被告姜身明诊所于2014年3月15日达成协议，约定于3月17日给沈少辉做司法鉴定，被告姜身明诊所同意先行垫付尸检费用。被告姜身明诊所并于协议签订同日向原告支付住宿费2000元。卫生监督所并复制留存了被告姜身明诊所对沈少辉诊疗中作出的处方笺、门诊病历、医疗费单据以及对沈少辉诊疗的医师黎国荣、护士田方圆的医师和护士资格证书。其中，代表被告姜身明诊所签署该协议的为被告叶珉珉；医师黎国荣、护士田方圆的资质证书均合法有效。2014年3月15日，卫生监督所对在被告姜身明诊所就诊的三位患者进行现场询问调查，患者邝某陈述诊所看病有病历；患者林某和患者周某陈述诊所看病没有病历。2014年3月19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被告姜身明诊所对沈少辉诊疗的同类注射药物、口服药物以及使用的注射医疗器械进行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抽样检验，检验结论为抽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均合格。2014年3月20日，广州市白云区司法局新市司法所在对被告姜身明诊所的设立情况进行的询问调查中，被告叶珉珉陈述诊所的经营者姜身明是其朋友，其是该诊所的投资人，其就是诊所的老板；姜身明是医生，不在诊所上班，是负责人；诊所所有发生的事情，责任都是其出面解决，被告徐昀是其太太；姜身明与被告徐昀签订了合作协议，因为诊所的物业是被告徐昀的名字进行登记的，所以协议也必须是被告徐昀本人签名。2014年3月21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受理了原告对沈少辉尸体进行检验的申请，鉴定费用9500元由被告垫支。同年4月21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就此作出《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意见为：“根据医学各科及法医学专业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对死因做出鉴定。1.根据法医系统解剖检验，沈少辉体表未见明显机械性损伤，可排除械性损伤致死。2.尸体解剖及组织学检验证实死者心包填塞，积血400ml;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并破裂；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50%）；脑、肺、肝、脾、胰腺、甲状腺、肾上腺等器官淤血。3．死者心血中IgE浓度831.3IU/mL，高于正常参考值范围，但喉头未见水肿，喉、肺等脏器内均未见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故诊断死者生前发生过敏反应的病理学证据不足”；鉴定意见为“沈少辉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50%）的基础上，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后心包填塞致死”。2014年4月15日，广州市医学会受理了广州市卫生局就本病案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受理后，被告姜身明诊所按照要求提交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方所需提交的鉴定材料。同年5月4日，广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退回了被告姜身明诊所提交的鉴定材料。其中，被告叶珉珉代表医方签署上述文件材料。庭审中，被告并陈述未签订的原因在于原告申请撤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于原告认为被告姜身明诊所在对沈少辉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及耽误抢救时间等许多明显过错，原告向本院申请就本病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8月14日进行的庭前证据交换中，告知了原、被告双方为了评定涉诉诊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是否存在诊疗过错行为以及有关诊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必要性，以及医疗过错鉴定的进程、鉴定费用的承担、配合进行鉴定的责任义务等相关要素内容，明确了医疗过错鉴定的举证责任。原告在该次庭前证据交换中明确就本病案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及承担鉴定费用的预付。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10月31日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就本病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同年11月25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复函本院，因原告对就诊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受理本院的鉴定委托。2015年3月3日，本院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本病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2015年3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复函本院，因原告对于病历材料的真实性及死定结论均不认可，无法满足本案鉴定需要，故无法对本案进行定。经本院告知及征求原、被告双方意见后，本院于2015年3月30日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就本病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在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受理本病案鉴定后，原告以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承担鉴定费（鉴定费为13600元）以及认为应由医疗结构承担举证责任为由，要求由被告承担鉴定费用；被告认为医疗过错鉴定系由原告申请，故应由原告自行承担鉴定费用的预交。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本院再次明确本病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医疗过错鉴定费用的预交承担原则。原告申请鉴定费用由被告预交10000元，原告承担3600元；被告对此表示不予接受，坚持“谁主张，谁预先缴付鉴定费”的意见。经合议庭合议后，决定本案鉴定费用由原、被告各预付一半（即各预交6800元），同时告知原告如因家庭经济困难可自行向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减交或缓交。在原告向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就鉴定费用提出经济困难申请后，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同意原告按3000元标准预交鉴定费用，但原告随后以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承担鉴定费用为由拒绝预交鉴定费用。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本院告知上述鉴定费预交情况后，原告表示没有经济能力承担鉴定费用。诉讼中，原、被告对以下争议焦点各自陈述及举证如下：一、对于被告姜身明诊所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该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姜身明诊所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大病小治，误诊误治的情况，根据医疗常识，患者不可能在发病后几个小时死亡，被告姜身明诊所存在明显的过错；被告姜身明诊所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治疗完毕后一直没有向患者提供病历，同时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时，也没有提供病历，故被告姜身明诊所有伪造病历资料的嫌疑，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由被告姜身明诊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病案中，被告姜身明诊所没有保证患者的知情权，患者无法了解其自身情况而导致死亡，被告姜身明诊所作为医疗机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抗辩认为被告姜身明诊所只能接诊小疾病，且一定是根据病人陈述的身体情况和化验结果进行病情判断，当时患者就是陈述自身基本情况，该基本情况符合上呼吸道感染疾病，诊所也是按上呼吸道感染疾病进行治疗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诊所的检验主要是查封相关药品，没有涉及病历；患者到诊所就诊时并没有进行抽血化验，诊所也没有抽血的条件，一般是根据患者自述或量血压、体温进行诊断的。其中，对于患者病历的真伪性问题。原告陈述被告姜身明诊所并没有给患者书写病历，被告姜身明诊所也没有证据证实患者就诊前有向诊所购买病历的费用支付；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随机调查也可以证实，诊所大部分时间都不写病历；因此，被告提交的患者病历是伪造的。被告对原告的上述陈述意见不予认同，认为患者的病历是真实的，之所以会持有该病历，是因为该病历是诊所对患者保留的底档。由于被告提交的患者病历中记载的对患者的诊疗方案内容与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处分笺记载的诊疗方案内容一致，对于是否清楚被告姜身明诊所对患者的具体诊疗行为的问题，原告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确认注射治疗单（处分笺）的真实性，但表示对具体注射的药物是否与注射治疗单相符不清楚，对被告提交的病历和门诊日志均不确认。诉讼中，原告明确其就本案起诉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对于患者尸检鉴定结论的意见。原告陈述其不认可患者尸检鉴定结论，认为实际解剖时间已超过死亡时间7天以上，但对此并无证据可以提交。被告认可尸检鉴定结论，认为患者死亡后一直保持在低温状态，尸体的病理变化并不因解剖时间推迟而导致错误判断死亡原因。三、三被告之间的身份关系。被告陈述被告徐昀、叶珉珉与被告姜身明诊所的经营者姜身明之间系朋友关系，被告徐昀与被告叶珉珉系夫妻关系；被告姜身明诊所的经营者就是姜身明，被告叶珉珉负责该诊所的行政事务管理，被告徐昀在诊所没有担任职务。原告确认被告徐昀、叶珉珉系夫妻关系，但认为根据司法所所作的询问调查笔录，可以认定被告姜身明诊所的实际投资人是被告叶珉珉，并不是登记的经营者姜身明。四、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和计算依据。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与患者沈少辉的户籍均为农村居民。对于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已就此办理公证。本案中，原告就沈少辉死亡的损害后果主张的相关赔偿项目和计算依据为：（1）丧葬费29672.5元，按2014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2）被扶养人生活费361599元，被扶养人的对象为原告沈玉坤、周凤梅、沈某，生活费主张按2014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3）死亡赔偿金661801元，按2014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20年，原告提交了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化妆品厂、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勇招牌制作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和出具的证明，拟证实沈少辉在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1月4日期间在招牌制作经营部工作（月工资2500元）、在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3月13日期间在化妆品厂工作（月工资2800元），以及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大埔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原告李某和沈少辉自2012年1月至2014年3月14日居住在白云区黄沙岗大街××房的证明、原告李某与余慧斯签订的租住白云区黄沙岗大街××房的房屋租赁合同；（4）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600元，原告并提交了金额为2026.5元的飞机票和火车票酌情主张该项损失；（5）住宿费4500元，原告主张住宿人员2人，住宿天数10多天，按340元/天的标准酌情主张，原告并提交了金额为1600元的住宿费发票；（6）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损失3000元，原告主张该项损失实际为原告李某的误工费，原告李某从事客服工作，实际误工天数超过1个月，由于原告李某的单位不愿出具工作证明，酌情主张；（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酌情主张。庭审中，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赔偿项目抗辩认为：1.本病案发生在2014年，应按2013年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丧葬费；2.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由于被扶养人均为农村户口，故应按2013年的农村标准计算；3.对于死亡赔偿金，原告应提交银行对账单、社保记录就沈少辉的工作情况予以证实，且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并没有在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故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同样应按2013年农村标准计算；4.不同意原告主张赔付的交通费、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原告主张的住宿费损失与被告无关，不同意支付。以上事实，有常住人口信息、信息公开复函、处分笺、门诊收费收据、120急救病历、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协议、亲属关系证明、会谈记录、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证明、营业执照、租赁合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执业证、医师资格证、护士执业证、门诊日志、病历、处方、注射单、抽样记录凭证、检验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药品说明书、处理病案报告表、鉴定受理通知书、退还签收单、询问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原告认为被告姜身明诊所的医疗行为存在诸如：对患者沈少辉的诊疗行为大病小治，误诊误治的情况；治疗完后没有向患者沈少辉提供病历，有伪造病历资料的嫌疑；没有保障患者沈少辉的知情权，患者沈少辉无法了解其自身疾病情况而导致死亡等医疗过错行为，故要求被告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根据原告的主张以及适用法律关系的明确，本案应按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此进行分析与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如行为人的行为有过错的，并给他人造成损害，且该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即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存有过错，并给患者造成损害，且该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医疗机构就应当依法向患者一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此，基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具体权利主张，其应就患者沈少辉到被告姜身明诊所就诊的事实、被告姜身明诊所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被告姜身明诊所或其医务人员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患者沈少辉受损害的事实以及被告姜身明诊所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沈少辉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姜身明诊所作为医疗机构一方则应对存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法定事由情形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举证责任的分配，为了评定涉诉诊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护理规范，是否存在诊疗过错行为以及有关诊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就被告姜身明诊所对患者沈少辉所实施的涉诉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以及有关诊疗行为与涉诉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作为医患双方的原、被告对此负有配合鉴定的义务。但在鉴定过程中，原告以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及对死因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为由不配合医疗过错鉴定的进行，导致先后两家司法鉴定机构不予受理本病案的司法鉴定委托。在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受理本病案的医疗过错鉴定后，原告以经济困难以及应由被告姜身明诊所承担鉴定费用为由拒绝预交鉴定费用。本院多次法律释明，明确告知原告（作为患方）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以及举证不能所需承担的不利后果，特别是若因鉴定不能导致有关涉讼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诊疗过错行为以及有关诊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专业性问题无法查清时，应由原告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与责任的情况下，原告仍以经济困难无力承担鉴定费为由不配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考虑到原告实际困难，在本院就鉴定费预交重新分配承担比例以及鉴定机构同意原告减免部分鉴定费金额的情况下，即鉴定机构同意原告预交鉴定费金额已低于原告能及金额后，原告仍以经济困难无力承担鉴定费为由不配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导致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至今无法就本病案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因此，原告应就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无法就本病案作出医疗过错鉴定，未能通过有关医疗过错鉴定对被告姜身明诊所在涉诉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以及有关诊疗行为与涉讼损害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诊疗过错行为在损害结果产生过程中的原因力大小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参与度大小等专门性问题进行专业评价这一状况的出现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即原告作为患方仍应就被告姜身明诊所在涉讼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及有关诊疗行为与主张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诊疗过错行为在损害结果产生过程中的原因力大小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参与度大小等事项等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患者沈少辉因身体不适于2014年3月13日晚到被告姜身明诊所治疗，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成立，作为医疗机构的被告姜身明诊所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就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以高度的责任心为病人解除病痛。虽然患者沈少辉当晚在被告姜身明诊所就诊后于次日凌晨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但纵观患者沈少辉在被告姜身明诊所的整个诊疗过程，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在患者沈少辉死亡后复制留存的患者沈少辉的病历资料、对诊疗的同类药物和注射用医疗器械进行的抽样检验（抽样检验结论均为合格）以及于2014年3月21日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患者沈少辉尸体进行的尸检以鉴定患者沈少辉的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为患者沈少辉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50%）的基础上，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后心包填塞致死，鉴定结论亦排除了患者沈少辉生前发生过敏反应的可能性），卫生行政部门并无对被告姜身明诊所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违法或违规行为作出认定。虽然原告就被告提交的病历资料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处分笺中与被告姜身明诊所提交的病历资料所记载的诊疗内容相互印证，并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被告姜身明诊所存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本病案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过错行为的依据。举证期限内，原告亦没有就其对病历资料所提异议提供相反的证据。在因原告不配合导致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无法就本病案作出医疗过错鉴定的情况下，原告也未能就被告姜身明诊所在涉诉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及有关诊疗行为与主张的损害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诊疗过错行为在损害结果产生过程中的原因力大小以及对损害后果的参与度大小等事项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故，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既不能证实被告姜身明诊所的涉诉诊疗行为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护理规范的过错，也不能证实被告姜身明诊所存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过错以及被告姜身明诊所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诚然，在涉诉诊疗过程中，被告姜身明诊所亦存在病历记录不全面（包括未能严格体现首诊负责制就病史、身体检查、化验详细记录的要求以及合理解释门诊病历的持有问题）、封存现场实物存在瑕疵之处，但从患者沈少辉死因鉴定结论指向的病患特点、救治上的难度等方面以及被告姜身明诊所与之对应的诊疗行为综合分析，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被告姜身明诊所的前述不足或瑕疵与患方的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现以被告姜身明诊所涉讼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并造成患者沈少辉死亡这一后果为由，要求被告承担医疗损害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其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医疗行为是具有高风险的专业行为，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经验性的学科，在医疗实践中尚有许多未知领域，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学积累和探索的领域。时至今天，人类对许多疾病的发生原因还不了解，已知发病原因的也有相当一部分难以治愈，对许多药品副作用的认识也非常有限，由此造成在医疗行为过程中不但会经常出现各种事前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并发症，也常会因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甚至基于人体的基因、体质、情绪、所处环境等的不同，患者在疾病表现与治疗效果上也存在差异，同时亦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等医疗风险。在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方从其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出发，运用专业的、科学的技能及专业设备进行诊治，诊治的过程不但是治疗病患以降低病患者致死致残风险或减轻其生活质量降低程度的过程，也是向未知医疗领域探索的过程、向未知病患挑战的过程。与此同时，病患一方对自己病情专业性知识了解的匮乏及渴望尽早恢复健康的心情也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将所有的医疗风险完全让医疗机构承担，势必违背了法的基本价值，得不到社会的公认，从而使社会价值观失衡，违背科学认识世界的观念。因此，如何客观平衡医疗机构或医方与病患一方在医疗行为中的治疗风险就成为解决当前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关金兴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规定，其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法律规范医疗机构或医方的医疗行为，使病患一方能在治疗过程中充分认识治疗行为的医疗风险并对医疗机构（医方）的治疗行为给予理解，以期与医疗机构（医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本案中，虽然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被告姜身明诊所在对患者沈少辉进行诊疗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护理规范的过错，也不能证实被告姜身明诊所存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过错以及被告姜身明诊所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尚无证据证实患者沈少辉的死亡与被告姜身明诊所的被诉医疗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被告姜身明诊所作为执业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中存在诸如病历记录不全面（包括未能严格体现首诊负责制就病史、身体检查、化验详细记录的要求以及合理解释门诊病历的持有问题）、封存现场实物存在瑕疵之处，而该部分不足与瑕疵在客观上也使得原告作为病患一方不能正确、充分地认识到患者沈少辉所患疾病的严重性及高风险性，理解医疗机构（医方）的治疗行为。相反，更造成原告对患者沈少辉的病患认识误区上的加大，甚至认为患者沈少辉当时仅是简单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引起的疾病，造成原告作为病患一方与被告姜身明诊所之间的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并直至产生本次诉讼。因此，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考虑到患者沈少辉的死亡在客观上确实已对原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痛苦、被告姜身明诊所诊疗行为的性质与程度等因素以及被告姜身明诊所在本病案发生后已为原告垫支住宿费2000元并垫付了尸检鉴定费9500元的情况下，故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合议庭认为，被告姜身明诊所仍应在此基础之上酌情给予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为宜。同时，根据被告叶珉珉在司法所询问调查中就被告姜身明诊所出资设立情况的自认，以及被告叶珉珉在本病案处理过程中代表诊所就协议、材料的签署以及款项的垫支，应当认定被告徐昀、叶珉珉系诊所的共同经营人，其二人应对诊所所负赔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姜身明诊所给予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0000元；二、徐昀、叶珉珉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70元，由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共同负担5961元，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姜身明诊所、徐昀、叶珉珉共同负担109元（沈玉坤、周凤梅、李某、沈某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姜身明诊所、徐昀、叶珉珉各自负担的受理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东军人民陪审员  黎美琼人民陪审员  伍碧霞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柯芷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