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6)川0114执异18号异议人（被执行人）周利华，男，汉族，1964年9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异议人（被执行人）吴春燕，女，汉族，1967年4月23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以上二异议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谭小乐，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57号，组织机构代码：70922045-7。法定代表人宋蓉。负责人周萍，该银行行长。委托代理人莫晓平，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执行人成都红河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小天西街69号5栋1单元2楼4号，组织机构代码：7348143-5。法定代表人唐爱泉。被执行人刘泽勇，男，汉族，1963年5月7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委托代理人谭小乐，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执行人唐爱泉，男，汉族，1977年6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被执行人吴红艳，女，汉族，1981年12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被执行人张健，男，汉族，1967年9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被执行人李健敏，男，汉族，1962年3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本院依据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立案受理（2016）川0114执16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东大支行）申请执行成都红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化工公司）、周丽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一案。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周利华、吴春燕以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执行证书出具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对（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解除对周利华、吴春燕财产的强制执行措施，并撤销将周利华、吴春燕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被执行人周利华、吴春燕异议称，首先，作为执行依据的执行证书内容确有错误，周利华、吴春燕与工行东大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作为抵押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有限责任），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限责任），公证处不分主债务人、抵押担保人与保证人、不分责任类型、承担方式、顺序及具体约定而概括地予以公证并出具执行证书明显不当，申请人要求一并执行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作为执行依据的执行证书出具违反法律规定，周利华、吴春燕在与工行东大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中未就送达方式、送达地址、送达期限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公证处签发执行证书前未尽审查义务、未向周利华、吴春燕征询意见、核实二人对履行义务是否有疑义，公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为此，周利华、吴春燕认为法院执行所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请求法院裁定对该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解除对周利华、吴春燕财产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并撤销将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周利华、吴春燕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公证《小企业借款合同》、公证《最高额抵押合同》、公证《保证合同》及相应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公证合同当事人、内容、担保类型与担保责任均不同，且《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未对送达方式、送达地址、送达期限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2.（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作为执行依据的执行证书中未对主债务人与抵押担保人、责任承担方式、顺序及具体内容作出明确区分。3.债务核查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印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公证处以仅以邮寄方式寄送债务核查通知、所寄送地址未事先明确约定、周利华与吴春燕亦未收到相关文书的事实。申请执行人工行东大支行对周利华、吴春燕所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工行东大支行答辩称，首先，因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均已经过公证并具备执行条件，工行东大支行可以同时对包括周利华、吴春燕在内的相关主体申请执行；其次，因公证合同中已对各主体的责任承担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周利华、吴春燕作为抵押人以其抵押财产对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作为保证人对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中不存在主债务人、抵押人、保证人混同问题，法律也不禁止抵押担保人可以同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第三，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向各被执行人在公证机构处预留的地址寄送征询函，均已妥投并收到回执，因此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尽到审查义务。综上，工行东大支行认为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内容与作出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周利华、吴春燕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工行东大支行向本院提交了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公证机构出具债权文书公证书前包括周利华、吴春燕在内的八名被执行人已经作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并确定公证处可以将债务核查文书向借款人、担保人身份证住址邮寄送达，规定期限内未获回复或函件被退回都视为受送达人已收悉的情况。周利华、吴春燕对工行东大支行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谈话笔录中约定的送达地址并不具体、明确，且为事先印制好的格式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公证机构的解释，故不足以支持工行东大支行主张。此外该笔录中载明公证书由工行东大支行领取，但其领取后未将合同文本及相关材料送交周利华、吴春燕，违反公证法关于公证合同应各方各持一份的规定。经审查本院认为周利华、吴春燕与工行东大支行提交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经审查查明，2014年1月13日，工行东大支行与红河化工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工行东大支行向红河化工公司提供贷款人民币70000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保证担保，担保人为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该借款合同第15.1条、第15.2条约定了合同项下有关通知的作出方式，但未载明周利华、吴春燕的住所地或其他通讯及联系地址。同日，工行东大支行与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作为抵押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在人民币1004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东大支行依据与红河化工公司签订的主合同而享有的对该公司的债权，作为合同附件的《抵押物清单》中列明了周利华、吴春燕所作为抵押物的四处房产，该抵押合同中及其附件中对合同相关事项的通知或确认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同日工行东大支行另与唐爱泉、吴红艳签订编号为44024426-2013年（东大）字第0253-1号的《保证合同》，与周利华、吴春燕签订编号为44024426-2013年（东大）字第0253-1号的《保证合同》，分别约定唐爱泉与吴红艳、周利华与吴春燕为工行东大支行依据其与红河化工公司签订的前述《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而对红河化工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当日，工行东大支行与红河化工公司、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另就债权债务催收、核查相关文书送达方式进行约定并载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在借款人、担保人答复部分载明：“债权人及公证处可将债权债务催收、核查的相关文书向借款人/担保人的通讯地址（合同载明地址、身份证住址或户籍住址）邮寄送达，从邮件投递之日起，届满五日如我方未给予书面回复或因邮局无法通知我导致函件退回，都视为我方已收悉邮件内容并无异议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周利华、吴春燕在该谈话笔录上予以签名确认。2014年1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分别出具（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569号、第7572号、第7570号、第757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前述《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保证合同》以强制执行效力。2015年4月29日，工行东大支行向蜀都公证处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蜀都公证处于2015年5月4日出具《债务核查通知书》并以邮政特快专递形式向红河化工公司、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分别寄送。其中向周利华、吴春燕寄送的地址为“成都市高新区玉虹巷1号2栋2单元8号”（周利华身份证记载地址）、“新都区木兰镇木兰街299号5栋4楼”，邮政物流信息显示前者于2015年5月5日投递并签收，后者于2015年5月8日投递并签收。5月12日，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书，载明周利华、吴春燕等与工行东大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作为抵押人以房产为主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作为保证人为主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截止执行证书出具前周利华、吴春燕未向蜀都公证处回复的情况。该执行证书确定申请执行人为工行东大支行，被执行人为红河化工公司、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执行标的为：1.本金人民币6116761.34元；2.至2015年4月29日的未还利息227902.48元、后续所产生的利息和罚息；3.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执行公证费、执行费等，以实际支出为准）。2016年1月20日，工行东大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所确定内容。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周利华、吴春燕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再查明，周利华与吴春燕系夫妻关系。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16）川0114执165号民事裁定书，对连带保证人周利华、吴春燕名下的车辆予以查封；作出（2016）川0114执165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对周利华、吴春燕用以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房产予以查封。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本院经审查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将唐爱泉、吴红艳、周利华、吴春燕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上事实，有公证《小企业借款合同》、公证《最高额抵押合同》、公证《保证合同》、（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569号至第757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债务核查通知书》及其邮寄印证、（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被执行人周利华、吴春燕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确有错误”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确定的五种情形之一。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存在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二是蜀都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是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本案中所涉公证债权文书在内容方面，（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569号、第7570号、第7571号、第757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所公证内容即《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保证合同》均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订立合同及公证、接受强制执行承诺情况均予确认，合同义务履行情况、抵押财产范围有相应证据证明，且法律并无禁止抵押担保人同时作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人的强制性规定，故公证债权文书不存在与事实不符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作为执行依据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在查明事实部分分别列明了周利华、吴春燕作为保证人的担保形式和保证担保范围，以及周利华、吴春燕作为抵押人用于提供抵押担保的财产范围及抵押担保的最高限额，载明了作为执行标的的借款本金及未付利息金额，被执行人和执行标的明确且与前述债权文书公证书所公证内容相符，故执行中书不存在与事实不符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关于执行标的中“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一项，因在执行证书中未明确具体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执行条件，应不予执行。公证程序方面，参照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债务核实方式有约定的，按其约定方式核实；没有约定的，公证机构可以自行决定采取“公证处信函核实”或者“公证处电话（传真）核实”等核实方式，无法与债务人、担保人取得联系或债务人、担保人未按约定方式回复，不影响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本案中，工行东大支行与周利华、吴春燕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中虽未明确债务核实方式，但包括周利华、吴春燕在内八名被执行人于公正债权文书出具前已就“公证处信函核实”这一核实方式予以确认并载入公证处谈话笔录，此情况下蜀都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采取向周利华身份证记载地址邮寄送达《债务核实函》的核实方式不违反公证程序规定，未与周利华及吴春燕取得联系、未获其回复亦不影响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为此，本院认为本案中蜀都公证处在签发（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时已尽到审查核实义务并能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周利华、吴春燕关于公证机构未向其核实债务及对履行义务是否有疑义、执行证书出具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本院认为被执行人周利华、吴春燕请求对公证债权文书整体不予执行并解除相应强制执行措施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对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载明的“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不予执行。二、驳回被执行人周利华、吴春燕的其他不予执行申请。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 判 长  王议伟审 判 员  高崇富代理审判员  余 晨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许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