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50435号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住所地山东省汶上县城凯旋路28号。法定代表人：袁克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伦，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桂霞，北京京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增益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1号15层1503室。法定代表人：张斌，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嘉雯，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以下简称天元印刷厂）与被告北京增益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元印刷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伦和被告增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嘉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元印刷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增益公司：1、支付货款449788元；2、支付利息损失（以449788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8日即我方第一次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天元印刷厂向增益公司供应快递袋，自2013年10月20日至2014年3月10日，共计供应快递袋7批次，总计数量6059包，金额799788元，每次均由增益公司仓储管理人员诸葛春青签收。天元印刷厂按照增益公司要求，对2013年12月23日、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0日的三批次快递袋，总计447744元的货物在2014年9月5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9张，增益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签收，货物由增益公司员工诸葛春青签收。增益公司收到发票后于2015年4月3日支付货款10万元，2015年5月28日支付10万元，2015年6月29日支付10万元，2015年11月11日支付5万元，总计35万元。现增益公司欠付货款449788元拒不支付，故诉至法院。增益公司辩称，不认可天元印刷厂诉讼请求，其没有证据证明已向增益公司交付了所有主张数量的货物。天元印刷厂仅提供了所谓的出库单以及快递的实物，但并没有证明其已向增益公司交付了所有的货物。双方之前在2014年10月进行过对账，并且开具了相应的发票，金额为447744元。因此该数额是双方之间货款的所有金额。增益公司仅在剩余货款对天元印刷厂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针对天元印刷厂所述称由诸葛春青签收，诸葛春青2013年12月1日起成为增益公司的员工，在此之前签署的单据，与增益公司无关，无需承担付款责任。增益公司认可已经支付35万元货款，而货款总共是447744元，以2014年10月10日发票签收单为准，现增益公司欠付97744元，因天元印刷厂公司一直未催收，故未支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本院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10日，天元印刷厂向增益公司出具发票签收单，载明：购货单位：增益公司为确保票据传递的时效与安全性，避免和防止因票据的遗失给双方愉快的合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误会，敬请确认签章后回传。谢谢合作！我单位于2014年9月5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9）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份。开票单位：天元印刷厂2014年9月5日发票号码：xxx（6份）xxx（20份）xxx（13份）发票金额合计：447744元。确认核对无误。天元印刷厂于2015年4月3日、2015年5月28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11月11日共计向增益公司共计支付货款35万元，根据发票签收单发票金额其欠付天元印刷厂97744元。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在本案中争议焦点如下：一、诸葛春青的身份及增益公司收货情况。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供货均以诸葛春青、诸葛春清签字为收货签收方式。天元印刷厂主张增益公司欠付货款总额为449788元，第一次庭审中提交实物出库凭单9张，显示发货时间分别为2013年8月6日，2013年8月28日，2013年10月20日，2013年11月3日，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23日，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0日，上述证据均为第三联记账联，除第一联上有诸葛春清的复写字样和签字字样外，其他出库单均仅载有诸葛春青或诸葛春清签字字样，上述出库单除2013年8月28日载明北京飞康达公司（以下简称飞康达公司）外，2013年8月6日未载明收货公司名称，之后七日的出库单均手写增益公司名称。第二次庭审中，增益公司表示只主张2013年10月20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出库单货款，在本案中不再主张2013年8月6日和2013年8月28日出库单货款。天元印刷厂主张上述货款应由增益公司支付，理由如下：1、天元印刷厂主张飞康达公司和增益公司存在合并情况，天元印刷厂和飞康达公司自2009年开始合作，飞康达公司一直由诸葛春青负责收货并签署收货单。2013年8月增益公司将飞康达公司物流业务合并，收货地点、仓库没有变化，收货人员为诸葛春青亦没有变化，所以在此合并后，诸葛春青收货行为代表增益公司。为证明合并事宜，天元印刷厂提交网页打印件，显示来源为腾讯科技，该文章题目为：联想控股低调进军快递行业：增益速递管理团队起底。其中载有增益公司控股飞康达公司字样。对此增益公司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两个公司系独立主体，从工商查询等未显示两个公司合并情况，应各自对其行为负责。2、天元印刷厂主张诸葛春青系增益公司员工，所以其签收行为视为增益公司收货行为。天元印刷厂提交诸葛春青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期间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增益公司每月固定向其支付名目为工资的款项。对此增益公司认可真实性，主张诸葛春青自2013年12月1日成为增益公司员工，并提交双方劳务合同书予以证明，显示合同期限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不认可之前系增益公司员工。天元印刷厂认可劳务合同书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坚持认为诸葛春青在2013年8月1日开始成为增益公司员工，所以其签收行为系代表增益公司收货。增益公司提交光大银行对账单、招商银行对账单显示增益公司银行账号中在2013年12月并未向诸葛春青支付过款项。对此天元印刷厂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上述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增益公司是否通过其他方式向诸葛春青支付工资。经询问，天元印刷厂是否有其他证据证明诸葛春青和增益公司关系情况，天元印刷厂表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仅基于增益公司和飞康达公司的合并控股关系，所以诸葛春青由此成为增益公司员工。天元印刷厂申请诸葛春青作为他方证人出庭作证，诸葛春青陈述其为增益公司员工，2013年8月飞康达公司将业务和员工转给增益公司，其自2013年8月成为增益公司员工，增益公司自2013年10月向其支付工资，其工作内容为货物入库和签字，其陈述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12月因为增益公司裁员所以离职。本院询问诸葛春青出库单签字情况，诸葛春青称记不清为何有的是签诸葛春青，有的是签诸葛春清，认为可能是签字连笔。关于2013年8月货物归属情况，诸葛春青认为该货物是飞康达公司所有，后来归增益公司。对于出库单上手填增益公司系谁填写等情况，诸葛春青称记不清楚了。庭审中，天元印刷厂还申请证人李某出庭，李某陈述其为增益公司员工，2013年8月后飞康达公司的货物归增益公司所有。李某于2014年10月从增益公司离职。李某还陈述他们均和增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增益公司不认可证人证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根据诸葛春青证言其并不清楚实际货物代谁收取，出库单存在若干不规范处，无法证明实际是由增益公司作为收货主体，只认可诸葛春青2013年12月入职其公司后签收货物。二、发票签收单结算范围天元印刷厂主张2014年10月10日增益公司出具的发票签收单结算系部分款项结算，包括2013年12月23日、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0日出库单。本案中涉及的存在争议的2013年8月6日，2013年8月28日，2013年10月20日，2013年11月3日，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6日出库单的款项，未包含在其中，因为当时存在争议所以没有进行结算，经询问就争议部分天元印刷厂之后是否还向增益物流公司主张过权利，天元印刷厂表示主张过，但是没有证据提交。增益公司主张2014年10月10日发票签收单是针对双方所有供货情况进行的结算，包括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23日、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0日四张出库单，对2013年12月之前的出库单不予认可，不认可存在对部分出库单结算情况。本院认为，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诸葛春青的身份及增益公司收货情况、发票签收单结算范围，本院对上述焦点认定情况评述如下：一、诸葛春青的身份及增益公司收货情况。天元印刷厂主张增益公司和飞康达公司在2013年进行合并，仅提交网页打印件予以证明，其所述合并情形在工商登记材料中亦无法体现，另虽然诸葛春青和李某均出庭作证，但诸葛春青的证人证言本身存在多处矛盾，和李某证言亦存在矛盾，双方均从增益公司离职，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现增益公司不认可双方存在业务混同和主体混同，综合上述情形本院对天元印刷厂关于增益公司和飞康达公司于2013年8月合并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诸葛春青的身份，天元印刷厂称其自2009年和飞康达公司合作，诸葛春青系收货签收人员，后因飞康达公司和增益公司合并，所以诸葛春青自动成为增益公司员工。增益公司不予认可，其提交劳务合同书、银行流水等证明自2013年12月后诸葛春青才入职其公司，其对货物签收行为才视为增益公司收货行为。虽然天元印刷厂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举有效证据证明诸葛春青在2013年12月前入职增益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结合天元印刷厂陈述其和飞康达公司合作多年，均由诸葛春青收货，收货单中有的手写增益公司字样，有的手写飞康达公司字样，诸葛春青证言也无法体现其清楚知悉代表何主体进行货物签收，本院无法认定诸葛春青全部收货行为均代表增益公司。本院对天元印刷厂关于本案中由诸葛春青签收货物均为增益公司收货的主张不予采纳，采纳增益公司关于诸葛春青自2013年12月后收货行为代表增益公司的主张。本院认定本案中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23日、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0日出库单为增益公司收取货物，应向天元印刷厂支付相应货款。二、发票签收单结算范围。增益公司主张2014年10月10日发票签收单系对双方全部供货情况进行结算，天元印刷厂不予认可，主张系部分无争议款项确认，还存在争议款项未结算，但就是否之后对无争议款项再主张权利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交易习惯，双方结算通常系对全部款项结算，本案中发票签收单作出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正常应对双方此期间前供货情况进行结算。虽然实践中也存在对部分交易款项进行结算的情况，但本案中，如果增益公司仅对天元印刷厂部分款项结算，其后按照常理应就未结算款项进行主张，但其并未提举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综合上述原因，本院不采纳天元印刷厂关于该发票签收单系部分款项结算的主张，进而采纳增益公司关于发票签收单系双方全部货款结算的主张。根据发票签收单显示货款总额为447744元，双方均认可增益公司已经向天元印刷厂支付35万元货款，增益公司尚欠付97744元，应向天元印刷厂支付相应款项。天元印刷厂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并无不当，但应以97744元为基数。另，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取代，故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故本院对天元印刷厂主张增益公司支付货款97744元及利息损失（以97744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超出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增益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支付货款97744元及利息（以97744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北京增益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54元，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已预交，由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承担6773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增益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88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4074元，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已预交，由原告山东省汶上县天元印刷厂承担3189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增益物流有限公司负担88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 竞人民陪审员  王春兰人民陪审员  李恩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李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