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5民终1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新余市顺安吊装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通济桥桥下停车场。法定代表人：裴菊军，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裴菊军。以上两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七芽，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西省四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来东大道347号。法定代表人：马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华，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余市顺安吊装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公司）、裴菊军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四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4）渝民初字第0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还于2016年6月14日、6月15日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顺安公司和裴菊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七芽，四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6日，四通公司与渝水区姚圩镇人民政府签订了中元大桥新建工程《合同协议书》。之后，四通公司成立了江西省四通路桥中元大桥项目经理部，并口头协议，将大桥桥梁吊装工程交由顺安公司施工。2011年7月29日，顺安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坠梁事故，导致架桥机损坏，3片50米T梁坠入河中，在场施工人员陈豪、赵本发死亡。四通公司垫付了死亡施工人员赔偿款939730元，并于2013年3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向顺安公司、裴菊军追偿上述赔偿款，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2013）渝民初字第00729号民事判决。判决书认定，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是工程分包关系；顺安公司是死亡施工人员的雇主，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对死亡施工人员承担70%的赔偿责任，四通公司亦存在一定过错，对死亡施工人员承担30%的赔偿责任；顺安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裴菊军系顺安公司的唯一股东，裴菊军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并判令顺安公司向四通公司支付垫付的赔偿款657811元，裴菊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书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截至7·29坠梁事故发生前，顺安公司已完成51片桥梁的吊装。坠梁事故发生后，坠入河中的3片T梁已经损坏，至今仍在河道中未打捞上来。由于顺安公司停止施工，四通公司为完成中元大桥剩余18片桥梁的架设工程，2012年3月27日与顺安公司签订架桥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四通公司租赁顺安公司一台50米160吨架桥机，租期一个月，租金10万元。并与喻利为签订劳务合同，将剩余18片桥梁的吊装工程劳务发包给喻利为，劳务费包干价85000元。截至本案诉讼时，四通公司分三次向顺安公司、裴菊军支付工程款750000元。经新余金山会计司法鉴定所评估，掉入河道中的三片桥梁的造价为625641.24元，预计打捞费用为387232.53元。在全部桥梁吊装完成后，顺安公司、裴菊军因工程费用问题与四通公司发生争议，未及时拆除架桥设备。姚圩镇代为垫付80000元拆除架桥设备，并出具证明，证明该费用将在四通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另查明，顺安公司是从事起重设备租赁、设备吊装服务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取得建筑施工资质，裴菊军系顺安公司的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四通公司、顺安公司双方因违法分包建设工程引发的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还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2、顺安公司、裴菊军是否应当赔偿四通公司因坠梁事故造成的损失；3、四通公司是否应当赔偿顺安公司的损失。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江西省四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7·29坠梁事故调查报告》、《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江西省四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7·29坠梁事故结案的批复》两个文件及一审法院（2013）渝民初字第00729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系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上述批复和判决系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顺安公司、裴菊军虽提出相反的意见，但没有举证予以证明。对上述文书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顺安公司、裴菊军关于其与四通公司之间系建筑设备租赁关系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坠梁事故发生后，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签订过架桥机租赁合同，该合同只能证明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在坠梁事故发生后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此推断出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裴菊军之前也是建筑机械租赁合同关系，故本案应认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四通公司将桥梁吊装分项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顺安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的分包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遭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顺安公司无桥梁吊装资质，从事桥梁吊装的经营活动，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为70%。四通公司作为从事路桥建设的专业公司，将桥梁吊装业务发包给不具备工程资质的顺安公司，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为30%。根据鉴定意见，3片50米T梁造价损失625641.24元，四通公司自己承担30%，顺安公司承担70%，计437948.86元。关于桥梁打捞费用，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费用必然由其支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通公司可待实际发生之后，另行主张。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的桥梁吊装分项工程施工合同因违法分包被确认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四通公司是按工程进度向顺安公司、裴菊军支付工程款，后续尚未吊装完成的桥梁四通公司尚未支付工程款，双方亦不存在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对四通公司未支付工程款的部分工程，顺安公司、裴菊军没有义务继续施工。四通公司主张的为完成顺安公司、裴菊军未吊装完毕的18片桥梁花费的人工费85000元，龙门吊租赁费140000元及架桥机租赁费100000元，系四通公司为履行其与姚圩镇政府的中元大桥新建工程协议而发生的必要费用，向顺安公司、裴菊军主张上述费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顺安公司作为桥梁吊装工程的实际施工方，在完成吊装作业后应当将机器设备拆除，其以四通公司未支付租金为由拒绝拆除机器设备，导致大桥无法正常通车，影响周边群众出行。在此情况下，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80000元用于拆除架桥机，该费用应由顺安公司承担。新余市人民政府因7·29坠梁事故对四通公司罚款190000元，对四通公司工作人员袁会军、葛明兵各罚款5000元，共计200000元。根据新余市人民政府对坠梁事故结案批复，对四通公司罚款的原因是四通公司将桥梁吊装分项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桥梁工程专业资质的单位承建，不按图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袁会军处罚的原因是，袁会军全面负责该项目质量安全，违反有关规定将桥梁吊装分项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承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严，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对葛明兵处罚的原因是，葛明兵负责项目施工管理，未按照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对桥梁制作和吊装作业进行施工技术交底，没有审查架桥机的适用型号，对本起事故负直接管理责任。根据上述处罚决定，新余市人民政府对四通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的处罚系其未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查施工方的资质、未按照建筑行业施工安全要求规范施工，对四通公司的处罚系四通公司自身的违法行为造成。且行政主管部门对四通公司处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四通公司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督促其改正违法行为，从而规范建筑行业从业者的经营行为，如果将上述违法成本转嫁给顺安公司、裴菊军，有悖于处罚的目的，故上述罚款应由四通公司自己承担。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顺安公司反诉主张四通公司支付超期租金，该反诉请求的基础是四通公司、顺安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经审理查明，本案四通公司、顺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建筑工程合同关系，并非顺安公司所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其次，建筑工程合同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承揽关系。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完成承揽工作，并向定做人交付工作成果，以完成的工作成果领取报酬。承揽报酬与工作成果的数量相关，与承揽期限没有必然联系。本案中，因工期超期，导致架桥设备使用期限超期，该超期损失属于承揽人在从事承揽活动中发生的风险，应由承揽人自行承担。故对顺安公司要求四通公司支付其租金2316666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顺安公司、裴菊军主张的架桥机打捞费用、维修费用等损失137500元系顺安公司无资质从事桥梁吊装业务，在施工过程中选用架桥机不合理、安排无资质的施工人员施工等自身过错造成，该损失应由顺安公司自己承担。综上，顺安公司应当赔偿四通公司坠落的3片T梁损失437948.86元及拆除架桥机的费用80000元，共计517948.86元。因裴菊军系顺安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没有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顺安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裴菊军应当对顺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顺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四通公司损失共计517948.86元；裴菊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四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顺安公司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0145元，反诉受理费13220元，四通公司承担12306元，顺安公司、裴菊军共同承担21059元。宣判后，顺安公司、裴菊军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三项，依法改判驳回四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支持顺安公司一审全部反诉请求。其理由主要有：一、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顺安公司与四通公司之间系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并非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明显错误。1、顺安公司是一家吊装服务公司，并非建筑工程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为：吊车、起重机设备租赁、设备吊装服务，本案所涉纠纷即是顺安公司在为四通公司从事桥梁吊装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2、租赁关系是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关系，出租人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使用状态，对于某些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出租物，出租人提供技术人员对租赁物实际操作。承租人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租金。出租人除承担租赁物维修义务之外，不承担租赁物使用过程中的费用。而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独立完成工作任务，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关系。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监督和检验，但承揽工作由承揽人独立完成，并对工作成果的完成承担风除。3、本案四通公司在承担大岗亭大桥和姚圩镇中元大桥施工工程时，顺安公司提供了1台架桥机、两台龙门吊在工地现场，并安排技术人员操作架桥机、龙门吊。以上设备进入工地现场起，直到发生7·29坠梁事故时止，都在四通公司管理之下。技术人员如何架桥、何时架桥均要根据四通公司的安排进行，顺安公司除承担设备维修义务以外，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燃料等费用均由四通公司承担。况且，龙门吊到达工地现场后，必须现场固定，所有吊装进度均需根据四通公司的桥梁制作、养护、工程施工进度进行，顺安公司不能决定何时架桥、如何架桥。一切桥梁架设活动，均由四通公司管理、控制。4、从国家现行规定上看，全国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等相关建筑工程定额中，均没有吊装分项工程的取费规定，而有关吊装工程取费规定都体现在全国统一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当中。而施工机械台班费用体现的就是按工时取费，不是按工程量取费。再者，民事诉讼案由规定当中，也没有吊装分项分包纠纷的规定。至于一审判决认为，新余市人民政府余府字[2011]35号《关于对江西省四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7·29坠梁事故结案的批复》及一审法院（2013）渝民初字第00729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系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明显错误。首先，上述批复是事故经过、原因、性质和责任的认定及对今后的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作出的批复，该批复作为一项行政行为，不能对法律关系作出判决和认定；其次，上述判决是以追偿权纠纷为由作出的判决，该判决中并未对双方的法律关系作出认定。二、一审判决认为顺安公司应承担3片50米T梁造价损失的70%计437948.86元，明显错误。新余市金山会计司法鉴定所3片50米T梁造价损失的鉴定结论明显过高。并且，发生坠梁事故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顺安公司、四通公司外，交通监理所、姚圩镇政府、渝水区交通局等多部门均需对坠梁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忽视上述责任主体，仅在顺安公司与四通公司之间划分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符。况且，造成坠梁事故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四通公司承担。三、一审判决认定顺安公司应承担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的拆除架桥机费用80000元，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架桥机费用80000元的证据不是原件，也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上述80000元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即便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该费用是7·29坠梁事故产生的直接费用，应当认定为7·29坠梁事故造成的损失，并由各相关责任人承担。同时，该笔费用是姚圩镇政府支付的款项，不是四通公司支付的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姚圩镇政府已经从四通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了该笔费用，四通公司对该笔款项不享有诉权。四、一审判决裴菊军应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顺安公司为独立企业法人单位，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根据公司法第3条的规定，裴菊军作为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以裴菊军没有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顺安公司，从而否认独立法人人格，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判决驳回四通公司应支付顺安公司租赁费用2316666元及架桥机打捞、维修等费用137500元，合计2454166元的反诉请求，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无论本案是租赁关系还是建设工程关系，在顺安公司为四通公司从事了吊装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四通公司都负为支付相应报酬的义务。2、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并且对报酬的支付金额及方式各执一词，但双方均肯定了1150000元报酬约定的存在，一审判决对该笔费用不予提及，明显认定事实错误。3、顺安公司自2010年10月1日开始进场工作，至2011年7月29日发生坠梁事故，期间有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在四通公司的安排和管理下从事吊装工作，四通公司理应对上述工作给予相应报酬。其中，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4月1日6个月租金1150000元，2011年4月1日至事故之日2011年7月29日计算超期租金，租金金额为1150000元÷6个月×4个月=766666元。2011年7月29日发生坠梁事故造成架桥机受损后，至2012年3月27日双方签订《架桥机租赁合同》时，该期间的租金损失为100000元/月×8个月=800000元（比照2012年3月27日租赁合同约定的100000元/月的租金标准计算），以上合计2716666元。减去四通公司已支付的400000元，还应支付租金2316666元。4、关于架桥机打捞、修理等损失。顺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架桥机维修安装合同、维修清单、收款收据及新余市新成吊装服务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等证据可以证实，由于坠梁事故造成架桥机落入水中，产生了架桥机打捞费用75300元，维修费400200元，因工程停工支付两台龙门吊2011年8、9、10月份工资12000元，合计487500元。以上损失四通公司理应承担。扣除四通公司已支付的350000元维修费，还应支付137500元。坠梁事故发生后，时任渝水区政府郭文林副区长牵头，组织姚圩镇政府、区交通局、四通公司、顺安公司进行协调处理，确定由四通公司先支付350000元维修费，架桥机维修后，按实际发生的维修费用再予以赔偿。然而，一审判决对实际存在的维修事实完全置之不理，以顺安公司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失为由，认为该损失应由顺安公司自行承担，明显与事实不符。六、一审判决终结本案鉴定程序，明显程序违法，本案必须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对顺安公司主张的费用进行司法评估。本案无论是租赁关系或者建设工程关系，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且各方对价款各执一词的前提下，必须通过司法鉴定程序对顺安公司主张的费用进行司法鉴定。一审过程中，顺安公司也一直在和鉴定机构沟通鉴定方式，并且四通公司申请的鉴定事项作出鉴定结论后，顺安公司又多次向一审法院及鉴定机构提出从事鉴定活动的要求，从未放弃鉴定申请，而一审法院未听取顺安公司的意见，终结鉴定程序，明显程序违法，并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实，顺安公司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四通公司辩称，顺安公司、裴菊军的诉请以及理由，与本案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不符，应驳回其上诉。1、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是工程分包关系，对此，事故调查报告和新余市政府对事故结案的批复以及一审已生效的判决有明确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不需举证，可以直接认定。2、关于顺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T梁损失的问题，双方之间是工程分包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承揽人在承揽过程中的风险由承揽人承担，材料损失也是承揽人承担，坠梁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顺安公司吊装作业中使用的设备质量不合格，吊装人员无相关资质，导致事故发生，造成的损失应由顺安公司承担。3、关于拆除架桥机费用80000元的问题，姚圩镇政府已垫付该费用，且要从四通公司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该80000元费用是顺安公司违约导致，应由其承担。4、顺安公司的唯一股东是裴菊军，一人公司如果存在财产混同，裴菊军也就承担顺安公司债务。5、关于顺安公司要求四通公司承担租赁费用和打捞架桥机费用的问题，双方是工程分包关系，承揽人作业中的风险都是承揽人承担，坠梁事故是顺安公司的过错所致，故打捞架桥机的费用应由顺安公司承担。至于租赁费用的问题，因双方是承揽关系，不存在租赁费的问题。二审期间，四通公司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姚圩镇政府于2013年4月5日出具的证明和发票各一份。拟证明：姚圩镇政府代顺安公司支付了80000元拆除架桥机的费用，该费用将在四通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顺安公司、裴菊军质证称，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姚圩镇政府于2016年6月1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的80000元拆除架桥机及附属设备费用已在四通公司的工程款扣除了，该费用的追偿权由四通公司享有。顺安公司、裴菊军质证称，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应予结算凭证为准。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顺安公司、裴菊军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坠梁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顺安公司无桥梁安装资质且其施工人员无证作业，架桥机2﹟天车钢丝绳存在严重缺陷，造成该钢丝绳承载能力下降，当落梁时出现异动而断裂，导致中梁后端坠落并撞击边梁致其先后坠落。顺安公司对姚圩镇政府支付了中元大桥拆除架桥机及附属设备工程费用8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的80000元拆除架桥机及附属设备费用已在四通公司的工程款扣除了，姚圩镇政府将该费用的追偿权转由四通公司享有。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执焦点为：一、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在坠梁事故发生之前是何种法律关系？二、3片50米T梁损失是多少，该费用应如何处理？三、顺安公司是否应承担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的拆除架桥机费用80000元？四、裴菊军是否应当对顺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顺安公司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法院终结顺安公司的司法鉴定程序是否违反审判程序？即是否应重新启动鉴定程序，对顺安公司施工的桥梁吊装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就上述争执焦点，本院评述如下：一、关于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在坠梁事故发生之前是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新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架桥坠梁事故报告和新余市人民政府对该架桥坠梁事故报告结案的批复均认定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是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且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3）渝民初字第00792号民事判决，也确认了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是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况且，顺安公司在其提供的施工日记所要证明的目的时也陈述四通公司将涉案吊装工程交其施工。顺安公司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四通公司之间在坠梁事故发生之前，不是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而是建筑设备租赁关系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在坠梁事故发生之前，四通公司与顺安公司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关系。故顺安公司所提其与四通公司之间系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并非吊装分项工程分包关系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二、关于3片50米T梁损失是多少，该费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顺安公司虽对3片50米T梁造价损失评估为625641.24元有异议，认为明显过高，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确定3片50米T梁损失为625641.24元，因此，顺安公司所提3片50米T梁造价损失的鉴定结论明显过高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经查，涉案坠梁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顺安公司无桥梁安装资质且其施工人员无证作业，架桥机2﹟天车钢丝绳存在严重缺陷，造成该钢丝绳承载能力下降，当落梁时出现异动而断裂，导致中梁后端坠落并撞击边梁致其先后坠落。因此，造成3片50米T梁损失的责任在于顺安公司，顺安公司对该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通公司选任没有桥梁安装资质的顺安公司为其桥梁安装进行施工，虽存在选任过错，但该过错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四通公司对涉案事故的损失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虽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酌定顺安公司承担3片50米T梁损失70%的责任，四通公司承担30%的责任的认定不妥，但因四通公司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对其申请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应视为四通公司对一审判决予以服从，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该认定不作变更。关于顺安公司主张除其与四通公司外，还有多个责任主体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于法无据，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顺安公司所提一审判决其承担3片50米T梁造价损失的70%，计437948.86元明显错误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三、关于顺安公司是否应承担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的拆除架桥机费用80000元的问题。经查，顺安公司对姚圩镇政府支付了中元大桥拆除架桥机及附属设备工程费用8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顺安公司所提该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顺安公司作为桥梁吊装工程的施工方，在完成吊装工程后应当将机器设备拆除，顺安公司是拆除机器设备的义务人，由此所产生的费用也应由顺安公司承担，因顺安公司拒不拆除机器设备，导致大桥无法通车，姚圩镇政府代为垫付80000元用于拆除架桥机，该费用应由顺安公司承担，因此，顺安公司所提该费用应认定为坠梁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各相关责任人分担的上诉理由，因于法无据而不能成立。姚圩镇政府于2016年6月14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其代为垫付的80000元拆除架桥机费用已从四通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了，该费用的追偿权由四通公司享有，因此，四通公司依法享有对该费用的诉权。故顺安公司所提四通公司对该费用不享有诉权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四、关于裴菊军是否应对顺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裴菊军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顺安公司的股东，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顺安公司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裴菊军应当对顺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裴菊军所提其不应对顺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五、关于顺安公司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坠梁事故发生之前，顺安公司与四通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关系，四通公司不存在支付租金给顺安公司的问题，四通公司已支付工程款750000元给顺安公司，顺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四通公司尚欠其工程款未付清的事实，故顺安公司所提四通公司应支付其租金费用2316666元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至于顺安公司所提四通公司应支付其架桥机打捞、维修等费用137500元的上诉理由，因该费用是其自身过错导致的，应由其自担，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六、关于一审法院终结顺安公司的司法鉴定程序是否违反审判程序，即是否应重新启动鉴定程序，对顺安公司施工的桥梁吊装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经查，一审中，顺安公司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其施工的吊装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新余金山会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顺安公司既未与该鉴定所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也未交纳鉴定费用，顺安公司虽主张其未放弃鉴定申请，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应视为顺安公司放弃了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据此终结鉴定程序并无不当，没有违反审判程序。二审中，顺安公司向本院提起申请，要求对其施工的吊装工程进行司法鉴定，因顺安公司在一审中已放弃鉴定申请，故对该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故顺安公司所提一审法院终结顺安公司的司法鉴定程序违反了审判程序，应重新启动鉴定程序，对顺安公司施工的桥梁吊装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综上，顺安公司、裴菊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33元，由上诉人新余市顺安吊装服务有限公司、裴菊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艾力钊审 判 员  赵素萍代理审判员  袁 文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