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4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国际机场大道100号。法定代表人吴永良，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雨佳，女，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委托代理人吴克晓，男，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伟，男，196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2929弄24号302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瑛，女，196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建东村8组2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燕，女，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环龙路181弄25号401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觉非，男，197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环龙路181弄25号401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鉴开，女，200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环龙路181弄25号401室。法定代理人龚觉非（系龚鉴开父亲），身份情况见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鉴书，女，200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环龙路181弄25号401室。法定代理人龚觉非（系饶鉴书父亲），身份情况见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培杰，196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宾川路200弄35号103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颖，198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136弄69号503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博文，200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宾川路200弄35号103室。法定代理人蒋培杰（系蒋博文父亲），身份情况见前。上述九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沈轩羽，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航国旅公司）因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重字第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航国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雨佳和吴克晓、九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轩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4年1月15日，甲方：洪伟、王瑛、饶燕、龚觉非、龚鉴开、饶鉴书、蒋培杰、吴颖、蒋博文等九人（以下简称：洪伟一行九人）以蒋培杰为代表与乙方：上航国旅公司签订《单项委托代理合同》1份，约定由上航国旅公司为洪伟一行九人代订2014年1月30日23时20分从上海至越南岘港的VN9529航班和2014年2月2日18时10分从越南岘港至上海的VN9528航班往返机票，代订住宿2014年1月30日至2月2日Sunrise？Hoi？An酒店3晚4间房间（2间双标＋2间大床），代办目的地为越南的签证，并代订机场接送服务2次，上述代订服务相加，洪伟一行九人支付上航国旅公司费用总计人民币58，591元（以下币种相同）。合同同时对洪伟一行九人、上航国旅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八条其他违约责任第2款约定“因乙方过错造成甲方旅游者误机（车、船），乙方应赔偿甲方直接经济损失，并赔偿经济损失1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洪伟一行九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上航国旅公司费用58，591元，上航国旅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洪伟一行九人订购了机票、酒店和接送机服务，并为洪伟一行九人办理了旅游签证。后上航国旅公司向洪伟一行九人出具了岘港自由行出团通知。2014年1月30日，洪伟一行九人到达上海市浦东国际机场办理了登机牌等待登机。后涉案的越南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发生延误。2014年1月31日6时许，洪伟一行九人及其他乘客被安排至机场南方航空的贵宾厅休息。期间，越南国家航空上海浦东机场办事处出具延误证明给洪伟一行九人，明确VN9529航班“预计将会延误至次日下午3点起飞”。1月31日8时许，部分乘客被安排至宾馆休息，洪伟一行九人则自行离开机场。后VN9529航班实际于1月31日17时40分重新起飞，洪伟一行九人未返回机场乘机。经交涉，航空公司方面因飞机延误经济补助乘客每人800元，洪伟一行九人未接受。后因洪伟一行九人投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旅游专业办公室于2014年2月12日组织洪伟一行九人与上航国旅公司进行调解，未果，洪伟一行九人遂于2014年7月29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返还全额旅游费58，591元；2、支付食宿和交通费损失18，000元；3、支付违约金5，859.10元。原审另查明，上海中心气象台于2014年1月30日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大雾持续至次日。原审审理中，洪伟一行九人表示其主张的要求上航国旅公司支付违约金5，859.10元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单项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其他违约责任第2款约定“因乙方过错造成甲方旅游者误机（车、船），乙方应赔偿甲方直接经济损失，并赔偿经济损失10%的违约金”。原审认为，洪伟一行九人与上航国旅公司签订《单项委托代理合同》，虽名为委托代理合同，但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洪伟一行九人支付的是包括机票、酒店、代办签证、接送服务在内的旅游费，而上航国旅公司并未就收取的旅游费进行单项明细计费，且向洪伟一行九人出具了自由行出团通知，故洪伟一行九人与上航国旅公司签订《单项委托代理合同》符合包价旅游合同的特征，洪伟一行九人主张双方系包价旅游合同关系的意见，予以采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洪伟一行九人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了旅游费，而上航国旅公司承诺的涉案的2014年1月30日23时20分从上海至越南岘港的VN9529航班实际延误至次日17时40分起飞，因合同约定的是4天3晚的旅游行程，因此涉案航班延误的时间已足以影响洪伟一行九人的整个行程，在此情况下，应当认为洪伟一行九人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洪伟一行九人有权解除合同，而洪伟一行九人拒绝登机的行为，可视为洪伟一行九人解除了与上航国旅公司之间的合同。依照法律的规定，因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延误，导致合同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因涉案航班的延误，造成洪伟一行九人最终未能出行，现洪伟一行九人要求上航国旅公司全额退还旅游费58，591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洪伟一行九人要求上航国旅公司支付食宿和交通费损失18，000元，因洪伟一行九人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洪伟一行九人要求上航国旅公司支付违约金5，859.10元，其依据是合同第八条其他违约责任第2款约定“因乙方过错造成甲方旅游者误机（车、船），乙方应赔偿甲方直接经济损失，并赔偿经济损失10%的违约金”。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上航国旅公司对涉案航班的延误并不存在过错，因此洪伟一行九人的该项诉求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于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判决：一、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洪伟、王瑛、饶燕、龚觉非、龚鉴开、饶鉴书、蒋培杰、吴颖、蒋博文旅游费58，591元；二、驳回洪伟、王瑛、饶燕、龚觉非、龚鉴开、饶鉴书、蒋培杰、吴颖、蒋博文要求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食宿费、交通费18，00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洪伟、王瑛、饶燕、龚觉非、龚鉴开、饶鉴书、蒋培杰、吴颖、蒋博文要求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5，859.10元的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61元，由洪伟、王瑛、饶燕、龚觉非、龚鉴开、饶鉴书、蒋培杰、吴颖、蒋博文负担539元，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22元。上航国旅公司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洪伟一行九人的起诉请求。上航国旅公司上诉称，双方实系委托合同关系，原审认定双方的合同符合“包价旅游特征”、“没有明细计费”既无法律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单项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写明“签证费用3780元、机票酒店费用54811元”，可见有明细账。作为委托合同，相关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上航国旅公司完成了受托事项，不应当对不可抗力的事件承担责任。况且事发时正值春节期间，上航国旅公司收到的钱款均属实际发生无法得到退还的费用。另外，在合同中上航国旅公司从未约定承诺过是“4天3晚的旅游行程”，出团通知不是合同。现尽管航班延误了17个小时，但相对整个往返计划的67个小时来讲，并非属于“足以影响整个行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对于洪伟一行九人肆意解除合同扩大损失，应由洪伟一行九人自行承担责任。还有，作为旅行社对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损失的，根据“旅游法”相关规定，承担的仅是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的职责。原审在重审中无新的证据之情况下，所作的判决失当，应当改判。被上诉人洪伟、王瑛、饶燕、龚觉非、龚鉴开、饶鉴书、蒋培杰、吴颖、蒋博文共同辩称，双方签订的《单项委托代理合同》符合“旅游法”规定的小包价旅游合同特征，属于旅游合同而非委托合同。飞机延误并非法定的免责事由，不构成不可抗力，事实上航空公司可以根据预先得知的天气情况、机场管制情况提前做妥安排。根据“合同法”及“旅游法”相关规定，应当由旅行社即本案中的上航国旅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上航国旅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履行辅助人航空公司进行追偿。在飞机延误后，上航国旅公司未尽到妥善安排、及时通知等应尽义务。洪伟一行九人一直在候机室内饥寒交迫等到凌晨6点，才得以在南方航空的贵宾室休息，可此时因同行的三位孩子等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洪伟一行九人才告知领队离开了机场，之后未接到上航国旅公司的电话、短信通知。洪伟一行九人原本“3晚4日”的行程因飞机延误十八小时，已缩水大半，除夕已在机场渡过，如洪伟一行九人履行合同仍出行的话，将会在1月31日晚到达越南岘港，剩下的只有2月1日的行程，2月2日就需要回国，因此洪伟一行九人出境过年的旅游目的严重受影响，洪伟一行九人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洪伟一行九人不存在过错，上航国旅公司应当返还全部合同价款。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洪伟一行九人与上航国旅公司签订的合同虽冠名《单项委托代理合同》，但究其内容：上航国旅公司以确定的总价向洪伟一行九人提供住宿、机票、接送等多项服务，由洪伟一行九人自行安排游览行程来看，双方实系形成了自由行的旅游合同关系，从上航国旅公司出具的“旅游费”发票及“自由行出团通知”亦进一步印证了双方的合同性质。现上航国旅公司主张双方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所涉的越南国家航空公司航班为旅行社的包机，与固定班次的公共交通工具有别，其实质上是交通工具的经营者作为旅游经营者的履行辅助人参与旅游合同的履行。作为旅游合同中的履行辅助人，同样受合同条款制约。因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由组团社上航国旅公司承担责任；上航国旅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履行辅助人追偿。洪伟一行九人原定除夕夜飞至越南，正月初一开始有三个白天的旅游，现因航班严重延误，不仅使洪伟一行九人在寝食均难以得到保障的机场度过除夕夜，更因此而使原定行程缩短至二个白天的旅游，且其中第二个白天因要返程而实不可能尽兴旅游。故洪伟一行九人基于履行辅助人的严重违约而要求解除旅游合同，并由上航国旅公司返还实际未发生的费用，有一定的依据与理由。上航国旅公司上诉称航班延误属不可抗力事件。虽然2014年1月30日当天气象预报确有大雾黄色预警，但航空公司应有相应预案，且现航班延误据上航国旅公司自称是该航班延误到达机场三个多小时、机长飞行时数超时所致，显然作为包机的航班不顾天气状况，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安排飞行，由此引发的商业风险不能作为不可抗力的因素给予相关主体免责。上航国旅公司上诉又称时值春节，相应的酒店等费用已实际发生且不可能退还。且不论春节时段交通住宿的紧俏热门；亦不究上航国旅公司在诉讼中就费用全部实际支出之主张是否举证充分；单论本起纠纷违约方是上航国旅公司一方、上航国旅公司对洪伟一行九人未登机意味着解除合同之举属明知、相关酒店和航空公司是上航国旅公司的履行辅助人，故为避免损失扩大，理应由上航国旅公司及时与有关酒店、航空公司联系，取消保留房间、取消返程机票。现无理由与依据认定相关包括住宿、机票等在内的旅游费是洪伟一行九人故意扩大的损失，上航国旅公司不同意退还洪伟一行九人旅游费，本院难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航国旅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与依据均欠充分，本院难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64元，由上诉人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 珏审判员 岑佳欣审判员 刘 江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