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惠真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5300号二支弄4号。法定代表人汪志刚，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皎媚，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祥善，男，196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垛田镇王横村王横七组683号。委托代理人周建武，江苏爱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彬，江苏爱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1528弄18号。法定代表人郭嵘，镇长。原审第三人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中山路39号。法定代表人唐天华，总经理。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金永红，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敏俊，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惠真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祥善、原审第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航头镇政府）、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4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皎媚，被上诉人王祥善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建武、李彬，原审第三人航头镇政府、汇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敏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11月，原告王祥善以其承包经营被告惠真公司期间遇到动迁，按双方协议约定其应获得相应拆迁安置补偿款，但被告惠真公司拒绝履行协议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于2014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确认王祥善享有安置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5，196，839.05元；2、惠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3，076，000元。被告惠真公司在原审辩称：1、《协议书》约定将动迁补偿款直接支付王祥善，属于逃避国家税收，应属无效；即使有效，其效力仅涉及红线内部分，红线外拆迁的房屋仍应按《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约定来分配；2、王祥善与惠真公司之间系企业承包经营关系，双方之间的结算系内部结算，王祥善无权直接要求航头镇政府支付。原审第三人航头镇政府、汇集公司在原审共同述称，其认可法院判决并依照法院判决执行，涉案拆迁人是汇集公司，并非航头镇政府，但航头镇政府在动迁过程中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原审法院查明，惠真公司系成立于2007年1月16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蔡清（出资5万元）、乔钢海（出资2.50万元）、盛维（出资13万元）、汪志刚（出资24.50万元）、王丕思（出资5万元）。2009年1月6日，王祥善（乙方）与惠真公司（甲方）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约定：双方协商经营承包地点为（原）南汇区航头镇梅元村20组，承包时间为2009年3月1日起，有效期8年；如遇开发、拆迁，道路东侧归甲方，道路西侧场地房屋等由乙方建造的归乙方，由甲方向开发商结算，甲、乙双方内部再分开结算；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另签补充协议并同等有效，补签协议及支付租金承包费等时，乙方应通知甲方股东参加。此后，王祥善以惠真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经营，自负盈亏，独立经营。原审另查明，因涉及浦东航三公路建设，惠真公司厂房被纳入拆迁范围。2014年3月，惠真公司向第三人航头镇政府内设机构航头镇动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推荐汪志刚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全权负责动迁事宜；企业内部五位股东与王祥善的拆迁事宜由惠真公司自行处理解决。惠真公司五位股东在该《承诺书》中签名。2014年5、6月份，评估公司对惠真公司红线外厂房进行二次评估，红线内外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拆迁。2014年7月2日，惠真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志刚（甲方）代表惠真公司与实际经营者王祥善（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浦东航三公路建设需要，惠真公司需要动迁，甲方是经营资格取得者，乙方是实际经营者，甲、乙双方就动迁时对不动产、部分生产设备收购、部分生产设备的搬迁、经营损失、停工、停业损失等补偿的分配进行协商：一、甲、乙双方确认资产按实际投资者所有（以评估报告为准）；二、惠真公司西场地等全部归乙方所有，惠真公司东场地的经营损失补偿40%归甲方，60%归乙方，其他如搬场费、停产停业补偿全部归乙方；三、甲、乙双方确认对动迁补偿款领取，按实际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结算单分单领取；违约一方必须支付另一方违约总额10%的违约金；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存档一份。签约时，惠真公司股东汪志刚、蔡清在场。2014年7月2日，惠真公司向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出具了《委托书》，委托王祥善对惠真公司在动迁中，按约定属于王祥善个人应享受的资产、搬迁、停工停业、经营损失等补偿，由王祥善代表惠真公司与航头镇政府动迁办进行洽谈和签订动迁补偿协议。同月10日，惠真公司撤销了前述《委托书》。2014年11月18日，在惠真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志刚及其他股东到场情况下，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制作了《补偿审核表》，该《补偿审核表》中列明了停产停业损失、财物搬迁费、经营性企业一次性补偿等15类项目的补偿标准、金额。其中记载至王祥善、惠真公司名下的项目：5、不宜搬迁设备机械（按评估价金额补偿），汪570，234元、王105，718.50元；11、机械设备搬迁费（按口径），汪385，000元、王788，200元、陈107，000元；14、营业执照变更费，汪5，000元；16、装饰、附属设施以评估为准，汪1，375，750元、王569，905元；17、房屋评估总价，汪430，422元、王292，694.50元、陈20，655元。其他各项补偿均以东、西经营场地面积为标准计算补偿金额。据两第三人及王祥善、惠真公司确认，《补偿审核表》中的汪代指汪志刚（即惠真公司），王代指王祥善，陈代指案外人陈国金。同日，汇集公司与惠真公司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依照协议约定，汇集公司应当向惠真公司支付坐落于航头镇梅元村20组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共计30，760，085.05元。审理中，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向原审法院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说明：《补偿审核表》系《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内容的细化，其中《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第5项“停产、停业等补偿”具体包含《补偿审核表》中第3、7、10、15项补偿内容；《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第7项“其它补偿费总额”包含《补偿审核表》中第8、9、12项补偿内容。另，航头镇政府动迁办表示，《补偿审核表》中注明为汪、王、陈的各项补偿为资产类补偿，除此以外的各项补偿均针对经营性补偿。原审再查明，案外人陈国金到原审法院陈述，表明其名下的份额授权王祥善在本案中一并主张，其应得份额由其向王祥善主张。原审审理期间，惠真公司曾另案起诉要求确认2014年7月2日的《协议书》无效，后撤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王祥善、惠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王祥善、惠真公司于2014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3、王祥善可享有的动迁款的具体金额；4、惠真公司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第一，对于王祥善、惠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王祥善认为系租赁关系，惠真公司认为系承包经营关系。原审法院认为，王祥善、惠真公司之间签订的《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内容明确体现了王祥善、惠真公司之间的承包法律关系，且合同签订后，王祥善亦以惠真公司名义对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尽管王祥善认为其向惠真公司股东交付的款项名目显示为“租金”，显示双方系租赁关系，但推断王祥善、惠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从双方实际权利义务进行判断，“租金”的记载不能推翻王祥善、惠真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第二，关于2014年7月2日《协议书》效力认定，惠真公司认为根据《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约定，王祥善、惠真公司签署《协议书》必须通知惠真公司全体股东到场，但事实上签约当日仅王祥善及惠真公司股东汪志刚到场，故《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认为，《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约定补签协议时王祥善应通知惠真公司股东参加，但对于是否需要通知惠真公司全体股东参加，并未严格约定。庭审中，王祥善、惠真公司及第三人航头镇政府均确认签约时惠真公司股东汪志刚、蔡清在场，且协议系动迁部门的律师代为草拟，说明王祥善至少向惠真公司部分股东进行了通知。此外，从汪志刚、蔡清的持股比例看，两人合计持有惠真公司59%的股份，现该两名股东认同《协议书》效力，即便其他三位股东对《协议书》效力持异议，惠真公司最终亦能通过股东会决议形成多数决，确认《协议书》的效力。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系王祥善、惠真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合法有效。第三，对于王祥善享有的动迁款金额的认定。首先，就《协议书》约束范围的理解。惠真公司辩称《协议书》签署于2014年7月2日，而系争房屋的动迁范围在《协议书》签订后由红线内扩大至红线外，故《协议书》仅约束红线内动迁款的分配，红线外动迁款分配应依据《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第三人航头镇政府的陈述，惠真公司厂房动迁虽由红线内扩大至红线外，但该变更应发生于王祥善、惠真公司签订《协议书》之前，故原审法院对惠真公司的该抗辩难以采信。鉴于《协议书》系王祥善、惠真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动迁款应按《协议书》约定予以分配。其次，《协议书》对不动产、生产设备、经营损失等补偿分配进行了原则约定，王祥善、惠真公司具体补偿款金额的确认，还应结合《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审核表》记载的项目类别、金额予以确定。1、《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了资产补偿按照实际投资者所有（以评估报告为准）的分配原则，原审法院注意到，《补偿审核表》上部分资产项目补偿（即第5、11、14、16、17项内容）已经细化至王祥善、惠真公司名下，且王祥善、惠真公司均予以认可，故该部分补偿款分配，原审法院依据《补偿审核表》记载予以确认。2、对于《补偿审核表》中剩余的第3、4、7、8、9、10、12、15、18、20项补偿的分配，王祥善认为依据《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除了《补偿审核表》第20项即经营性企业一次性补偿中涉及东场地的40%（即3，181，840元）归惠真公司外，其余各项均为王祥善所有。惠真公司认为，其余各项补偿均属于经营损失补偿，惠真公司应获取各项相应的补偿。原审法院认为，《补偿审核表》中第3项（停产停业损失费）、第7项（消防设施费）、第10项（室外电力配套费）、第15项（基础设施配套费）均属于《补偿安置协议》中停产、停业类补偿，第4、18项属于搬迁费范畴，而第8项（用电设施费）、第9项（用水设施费）、第12项（机械设备拆装调试费）属于《补偿安置协议》中其他类补偿，但实质上亦属于经营性补偿，依据王祥善、惠真公司《协议书》约定，上述各项补偿应归王祥善所有。《补偿审核表》中的第20项系经营损失补偿，根据东场地40%归惠真公司的约定，剩余的补偿款应属于王祥善所有。3、《补偿审核表》中明确属于案外人陈国金所有的补偿款127，655元，因案外人陈国金明确要求将此款算至王祥善名下，故该部分款项亦归入王祥善份额。综上，王祥善实际享有动迁款中的补偿额计24，811，839.05元。第四，对于惠真公司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因惠真公司迄今未领取第三人航头镇政府发放的动迁款，且王祥善、惠真公司双方存在争议，故惠真公司未向王祥善支付相应的款项符合相关事实，惠真公司并未存在违约事由，故王祥善要求惠真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案外人乔钢海、王丕思、盛维申请参加本案诉讼，因其非必要诉讼参与人，故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于2015年9月2日判决：一、王祥善与惠真公司于2014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二、王祥善享有暂存于航头镇政府处关于沪浦航（2014）拆协字第36-1号《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补偿款24，811，839.05元；三、驳回王祥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164元，由王祥善负担22，422元，惠真公司负担160，742元。惠真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并改判王祥善享有惠真公司名下的动迁补偿款9，184，197.06元，驳回王祥善的其余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没有查明涉案资产由谁投资，混淆资产补偿和经营补偿，导致惠真公司没有得到资产补偿。《补偿审核表》中的第7、8、9、10、15五项补偿分别为消防设施费、用电设施费、用水设施费、室外电力配套费及基础设施配套费，该部分设施均为资产，故五项费用明显应为对资产的补偿。惠真公司系上述资产所有人，故该部分资产补偿费应由惠真公司享有。原审将上述费用认定为停产停业类补偿和经营性补偿，违背常识。即使对于经营性补偿，按照《协议书》约定并非全部由王祥善享有，东侧的补偿费用王祥善享有60%。二、涉案《协议书》签订时，双方均以为仅对航三公路建设工程规划红线范围内进行动迁，并不知道动迁范围会扩大致整个厂区，故《协议书》约定的分割标准仅针对红线内，至于红线外的补偿，应按《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执行。三、原审判决没有说明王祥善享有的补偿款系惠真公司名下，且为税前金额，一旦导致航头镇政府误认为其可以直接向王祥善支付补偿款，岂非法院在帮助逃税？被上诉人王祥善答辩称：一、原审依照《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审核表》及《协议书》作出的判决完全正确。二、评估公司于2011年12月及2014年5、6月两次对惠真公司的厂房进行评估，确认红线内外按一个标准进行补偿，且在评估时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工作人员、惠真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志刚、股东蔡清、王祥善等均在场，故惠真公司在2014年7月2日签订《协议书》时明知该协议包含红线内外全部拆迁范围，现惠真公司否认签订《协议书》时明知该协议包含红线内外拆迁范围，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王祥善应享有的补偿款是依据《补偿安置协议》及《协议书》计算所得。至于王祥善今后实际取得该补偿款时是否交纳相关税收，应由税务机关依行政行为作出，惠真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在帮助逃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航头镇政府、汇集公司共同述称，尊重一审判决，同时认为王祥善在原审诉请的是其享有多少动迁款，如果按原审判决航头镇政府直接付款给王祥善，可能会存在惠真公司要求其再全额支付动迁款的风险。二审期间，王祥善向本院提供其于2015年11月27日向航头镇政府动迁办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补偿审核表》中除了写名字以外的其余各项属于经营性补偿。惠真公司经质证认为，航头镇政府动迁办的说法有好几种，且待证内容并非新的事实。航头镇政府、汇集公司经质证认为，关于该节事实以法院调查结果为准。本院意见是，因本院也因审理需要已向航头镇政府动迁办进行了调查，故以本院调查内容为准，对该调查笔录不再采纳。惠真公司、航头镇政府、汇集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涉案《补偿审核表》中第11项是“机械设备搬迁费”，为汪385，000元、王488，200元、陈107，000元总额的35%即343，070元。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于2015年12月24日前往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就涉案《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审核表》及该动迁办之前给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进行调查。航头镇政府动迁办进一步说明如下：1、针对所有的《补偿安置协议》，航头镇政府动迁办均会出具一份相应的《补偿审核表》；2、关于涉案《补偿审核表》中第3项“停产停业损失费”、第7项“消防设施费”、第10项“室外电力配套费”、第15项“基础设施配套费”归入《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第5项“停产、停业等补偿费”中，《补偿审核表》第8项“用电设施费”、第9项“用水设施费”及第12项“机械设备拆装调试费”归入《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第7项“其他补偿费总额”中，主要原因是协议版本与具体补偿结算版本不一定匹配，故按照实际找个合适的项目进行归类；3、关于《补偿审核表》中第7项“消防设施费”、第8项“用电设施费”、第9项“用水设施费”、第10项“室外电力配套费”及第15项“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按当地政府动迁补偿政策配套所列的补偿项目，与这些设施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涉及资产的补偿应在房屋估价分户报告单中体现，在《补偿审核表》的相应栏目中也有体现。本院认为，综合惠真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王祥善的答辩意见等，并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现分述如下：一、《补偿审核表》中7、8、9、10、15共五项补偿费的性质及其归属。惠真公司上诉称，该五项补偿费分别为消防设施费、用电设施费、用水设施费、室外电力配套费及基础设施配套费，不难判断上述设施均为资产，故该五项费用明显是对资产的补偿，应由资产所有人享有，而惠真公司是上述资产的所有人，故应由惠真公司享有，原审将上述费用认定为停业、停产类及经营性补偿，明显违背常理。对此本院认为，航头镇政府动迁办针对该五项费用的补偿性质作出了具体说明，该五项费用属于当地政府根据动迁补偿政策所列的配套补偿费用，并不与资产挂钩，惠真公司以及王祥善的资产分别在他们的房屋估价分户报告单中均已评估，并按评估金额在《补偿审核表》相应栏目中已分别列明。况且从该五项补偿费用看，均按拆迁面积分别乘以每平方的单价来计算，如果上述五项费用属于对这些资产本身的补偿，则应按这些资产的重置价结合新结算的费用进行补偿，而不可能按拆迁面积来计算补偿费用。因此，上述五项补偿费不属于资产性质的补偿，应属于对被拆迁人的经营补偿。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惠真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惠真公司还上诉称，对于经营性补偿，按照《协议书》约定也并非全部归王祥善所有，惠真公司东场地的经营补偿王祥善享有60%，西场地才是全部。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惠真公司东场地的经营损失40%归惠真公司，60%归王祥善，其他如搬场费、停产停业补偿全部归王祥善。因搬场费、停产停业补偿实际亦属于经营类补偿，故该条关于惠真公司东场地经营损失补偿的40%归惠真公司的约定，实际指的是《补偿审核表》中的第20项即经营性企业一次性补偿。因此，原审对王祥善、惠真公司分别享有的动迁补偿费的认定并无不当，惠真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二、涉案《协议书》是否对整个厂房动迁的补偿均有约束力。惠真公司上诉称，2014年7月2日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均以为仅对航三公路建设工程规划红线范围内进行动迁，并不知动迁会扩大至整个厂区，故《协议书》约定的分割标准仅针对红线内，红线外补偿仍应按《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的约定来进行。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是双方对动迁各项补偿的分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并未区分红线内外，故该《协议书》对涉案动迁补偿的分配均有约束力。惠真公司关于涉案动迁补偿部分适用《协议书》，部分适用《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本案处理的是王祥善和惠真公司之间关于动迁补偿费用如何分割的纠纷，并未涉及税收问题，故本院对税收问题不作处理。惠真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有帮助王祥善逃税之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惠真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565元，由上诉人上海惠真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军欢审 判 员  韩朝炜代理审判员  胡玉凌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徐晟焱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