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4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国英，女，汉族，1925年11月23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法定代理人：余某，男，汉族，1956年3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陈清华，四川拱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水春，男，汉族，1964年3月8日出生，住成都高新区。委托代理人：李彤，四川高新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国英与被上诉人余水春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7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国英的委托代理人陈清华，被上诉人余水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2年6月28日，冯国英及其配偶余青云与余水春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约定冯国英夫妻自愿将其所有的成都××新区××新区拆迁安置房××单元××（现××为××都××新区××单元××）房屋一套赠与给余水春所有；合同生效后，冯国英夫妻可以在该房屋中与余水春一起居住，直到去世等。成都高新区公证处对该《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并于当天出具了（2002）成高证字第1080号《公证书》。2002年7月2日，冯国英及余青云将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至余水春名下，余水春取得了房产证（权0768468）。原审另查明，2004年1月，余青云去世。余水春自2004年6月开始，向案外人高万英租赁了成都高新区紫竹北街65号6-4-3号房屋供冯国英独自居住。该房屋由余水春向房东高万英支付租金，冯国英后来将其中一间转租给案外人居住并自行收取租金。后因冯国英生病入院，余水春在2015年8月30日与房东高万英终止了租赁关系。原审再查明，2015年2月，冯国英摔伤后入院治疗，后因脑出血、高血压等多种病症，长期在医院治疗，现已卧床不起、神志不清。其中，2015年2月5日至2月16日，冯国英在成都高新普康医院住院治疗，共支出医疗费4843.15元，其中自付231.56元，其余费用由医保支出。2015年2月16日至2015年2月27日，冯国英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4737.99元，其中自付2000元，其余费用由医保支出。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25日，冯国英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9458.70元，其中自付1600元，其余费用由医保支出。2015年5月25日，冯国英入住成都高新普康医院，由该院对其进行医疗及看护，每月收取3500元陪护费。余某向成都普康医院支付了冯国英自2015年5月25日至10月22日期间的陪护费，还支付了冯国英在2015年5月11日、8月31日发生的门诊费用五百余元；余水春则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该院支付了冯国英自2016年4月22日至5月22日的陪护费。就前述冯国英自费部分的医疗费，冯国英的法定代理人余某主张系由余某支付并举出了《住院费用结算票据》“第三联记账联”；余水春主张系由余水春支付并举出了《住院费用结算票据》“第二联病人留存联”；余某称余水春持有的票据系冯国英在2015年3月出院后找到余水春支付医疗费才交给余水春的。在原审诉讼中，余水春向原审法院申请宣告冯国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并在审理后依据川求实鉴【2015】精鉴282号《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材料，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5）高新民特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冯国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余某作为冯国英的监护人。原审还查明，2015年11月4日，成都高新区芳草辖区紫竹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了一份《关于协调冯国英与余水春赡养义务的说明》，载明：冯国英于2015年3月到紫竹社区反映余水春不履行对自己的赡养义务，希望社区出面帮助协调。随后社区工作人员汪强联系余水春，其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后来汪强通过紫竹北街65号院院委会工作人员李世玉联系到余水春爱人肖英菊到社区进行协调，整个协调以余水春爱人表态同意履行对冯国英的赡养义务结束。汪强在该书面说明书上签了字。冯国英申请的证人张某陈述，其与冯国英、余水春及余某系邻居，经常在冯国英住处附近喝茶聊天，冯国英住院后其也到医院去探望过冯国英；其经常看到余某夫妻去看望冯国英，没有看到余水春去看望冯国英，冯国英在2015年2月突发疾病是余某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其曾经听到过社区工作人员说冯国英去社区反映赡养问题等。余水春为证明其在冯国英生病住院后履行了对冯国英的赡养义务，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证人周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书面证言，其载明周某在2015年1月在成都高新普康医院住院期间，与冯国英在同一个病房，并亲眼见到余水春夫妻及余某的妻子到医院看望、照顾冯国英；虽然冯国英的记忆力减退，但余水春的妻子对其仍照顾入微等。原审还查明，冯国英每月可领取固定的养老金，目前每月的收入约有1700余元；冯国英入院后，其身份证、社保卡等证件及收入均由余某保管。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冯国英、余水春的当庭陈述，《公证书》、房屋信息摘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危（重）通知单》及《住院费用结算票据》“第三联记账联”2张、门诊费票据一组、成都高新普康医院陪护费《收据》12张、《关于协调冯国英与余水春赡养义务的说明》、（2015）高新民特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证人张某的证言，余青云《病历记录单》、余青云的火化费清单、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病情证明书》、成都高新普康医院《入院记录》及《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成都高新普康医院及成都市第一医院的《住院费用结算票据》“第二联病人留存联”2张、高万英2015年10月20日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赠与合同系冯国英及其已故配偶余青云与余水春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照该合同，余水春已经取得了赠与财产即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本案原审诉讼过程中，冯国英经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余某作为其监护人，有权在冯国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代理其进行诉讼，包括为维护冯国英的合法权益以冯国英名义提起并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余水春是否对冯国英履行了赡养义务，冯国英是否有权撤销案涉《赠与合同》。冯国英的监护人余某主张余水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的主要依据是余水春在冯国英2015年2月生病住院以后既没有支付医疗费用、也没有探视照料冯国英，且余水春在平时也对冯国英缺少照顾；其提出的主要证据是余某支付相关医疗、陪护费用的凭据以及证人张某的证言及社区出具的证明等。原审法院考虑到：首先，余水春及余某均是冯国英的儿子，无论冯国英夫妻将其房屋赠与何人，均不能免除其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也即是说，即便冯国英夫妻将其房屋赠与给了余水春，余某也有义务赡养冯国英；同时，余水春或余某任一人履行了一定赡养义务的事实，也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另一人未履行赡养义务。其次，冯国英虽然没有与余水春一起生活，但余水春在2015年8月31日以前都为冯国英租赁了同一个社区内的低层房屋供其居住。冯国英每个月有固定养老金，还转租了一间房屋收取租金，生活开支已有基本保障，其并未证明在生病前需要余水春履行赡养义务而余水春拒不履行，也未证明余某在其生病前对其有经济帮助。冯国英入院后，其身份证、社保卡及养老费用等均由余某保管，余某交付相关费用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其未能证明存在冯国英或余某要求余水春承担或分担相关费用而余水春予以拒绝的事实，且余水春在诉讼中也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冯国英以后的相关费用并实际缴纳了一个月的陪护费，因此，虽然冯国英、余水春就自费部分医疗费用由谁支付这一事实仍有争议，但据此并不能得出余水春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这一结论。第三，冯国英举出的社区出具的书面说明，仅表明冯国英在2015年3月找到社区反映赡养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到余水春妻子后其表态同意履行赡养义务；证人张某虽与冯国英、余水春及余某是邻居，但其并不知晓冯国英及其儿子之间的日常生活细节及就赡养问题的具体情况，其所见所闻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故上述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余水春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第四，原审法院更多地考虑到，冯国英夫妻将其房屋赠与给余水春已长达十三年多，其所赠与的房屋是冯国英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行为也是其共同的意思表示；冯国英本人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即使与余水春就赡养问题发生过纠纷，但也并未提出过撤销赠与合同；冯国英现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监护人不仅应维护冯国英的合法权益，也应更多地考虑到冯国英本人在意识清楚时的真实意愿；况且，冯国英的赡养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余水春与其监护人余某均负有赡养义务，余水春在冯国英生病住院前为其租赁房屋、履行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在本案中也明确表示如果余某不愿意再支出费用，其愿意承担冯国英今后包括陪护费在内的全部赡养费用，但如果由其全部承担，需要余某将冯国英的养老金等收入交以分担，并就其持有的冯国英身份证等证件予以必要配合。原审法院认为如此要求亦属合理，冯国英的赡养问题，应由余水春及余某协商妥善处理，而并非必须撤销案涉赠与合同。此外，如前所述，案涉房屋系冯国英夫妻共同所有，而冯国英的配偶余青云已经去世，冯国英即便撤销赠与，也仅有权撤销该房屋中自己所有的份额，无权要求余水春将整套房屋返还给冯国英。鉴于前文已经论述案涉赠与合同不应予以撤销，故对该问题也不在具体审查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冯国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保全费1520元，共计1570元，由冯国英负担。宣判后，上诉人冯国英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冯国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余水春履行了赡养义务属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证据已证明余水春不履行对冯国英的赡养义务后，却驳回了冯国英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不调取重要证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冯国英合法权利；三、原审法院认为冯国英只能处分自己赠与的财产份额，不能处分配偶的份额，但不能剥夺冯国英要求撤销自己赠与份额的权利。被上诉人余水春答辩称：冯国英赠与房子13年中余水春一直履行赡养义务，2015年赡养有一定瑕疵是因为余水春拿不到冯国英的身份证、医疗卡。冯国英住院期间，余水春到医院看望。本案起因系余水春与冯国英法定代理人余某之间的矛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冯国英能否撤销其与余水春签订的《赠与合同》。首先，庭审中冯国英陈述其撤销《赠与合同》的理由为余水春未尽到赡养义务，依据为：1.2015年3月冯国英就余水春不履行赡养义务请求社区协调；2.2015年2月冯国英住院后余水春没有代其缴纳住院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规定，在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的情况下，受赠人不履行抚养义务，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本案中冯国英与余水春于2002年6月签订《赠与合同》，2002年7月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余水春从2004年6月起为冯国英租赁同一社区低层房屋供其居住直至2015年8月，履行了赡养义务。社区出具的书面说明表明冯国英曾到社区反映赡养问题，在其反映后，余水春妻子已到社区作出了愿意履行赡养义务的表示，故该社区说明不能证明余水春具有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关于冯国英住院期间余水春是否履行赡养义务。本院认为，余某、余水春均为冯国英的儿子，均对冯国英有赡养义务。不能因其中一子女支付了住院相关费用即认定另一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冯国英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余水春在冯国英住院后作出了拒绝赡养或支付医疗费用的相关证据。综上，冯国英关于余水春未履行赡养义务撤销赠与合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其次，从2002年冯国英与余水春签订《赠与合同》至冯国英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近13年，在期间余水春履行了赡养义务，冯国英除向社区反映过赡养问题外也未提出过撤销合同的表示，且在本案审理中余水春也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赡养义务并在诉讼中支付了部分陪护费用，冯国英的赡养问题应能通过扶养义务人协商妥善处理，而并非必须以撤销《赠与合同》来解决。最后，关于冯国英申请调取公证《赠与合同》的谈话记录。本院认为，冯国英申请调取该证据的目的系为证明赠与时附加了赠与条件。本院认为，除受赠人应当履行赡养义务外，冯国英未明确公证笔录中附加的其他条件内容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而履行赡养义务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理由。故原审未调取该证据并不影响本案的查明事实及法律适用。故冯国英关于原审未调取重要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冯国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田源代理审判员  刘冠男代理审判员  谈光丽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彭奕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