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04民初4278号原告赵忠信。委托代理人赵永辉。委托代理人董成山,天津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莉。委托代理人董成山,天津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冯健,天津津粤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睿法定代理人黄某。委托代理人赵永辉。委托代理人董成山。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胡建全,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红继,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电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晓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宝平,该公司职员,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负责人南兆锐,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跃军,该公司职员。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七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274978049。负责人张成波,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郭维,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忠信、何莉、黄睿与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安保公司)、被告天津电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被告电信物业)、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被告联通南开公司)、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被告联通天津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忠信的委托代理人赵永辉、董成山,原告何莉的委托代理人董成山、冯健,原告黄睿的委托代理人赵永辉、董成山,被告安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红继,被告电信物业的委托代理人陈宝平,被告联通南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跃军、被告联通天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忠信、何莉、黄睿诉称,原告赵忠信、何莉是赵某的父母,原告黄睿是赵某的儿子。赵某生前是被告安保公司的员工,双方签订有劳务合同。被告安保公司与被告电信物业之间、被告安保公司与被告联通天津公司之间分别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赵某被派到被告联通南开公司下属的灵隐道营业部从事保安工作。2014年11月1日下午2点左右,赵某在营业部厕所内,不明原因瘫倒,被发现后被120救护车送到天津市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抢救,经过诊断为脑出血、高血压、心功能衰竭、吸入性肺炎、呼吸衰竭。由于被告在赵某的治疗期间,多次拖延医疗费用,造成赵某于2014年11月8日因延误治疗而死亡。故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三原告医疗费1500元、住院伙食费800元、死亡赔偿金653160元、护理费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3268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1883元、交通费5000元及尸体存放费45000元(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11月7日),总计886025元;2、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接警单;证据二、住院病历;证据三、住院诊断证明;证据四、被告联通南开公司的员工李振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证据五、赵忠信的笔录;证据六、赵某及被告安保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证据七、《保安服务合同书》;证据八、《物业服务合同》;证据九、被告联通南开公司对于视频的说明;证据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据十一、殡仪馆催款函;证据十二、病程记录。被告安保公司辩称,死者赵某与本公司签订有《劳务协议》,被派遣至工作岗位从事保安工作,本公司为其发放劳务费。其在工作期间因病入院,公司在无法定垫付医药费义务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为其垫付急救费及住院费共计59951.29元,且不存在拖欠的问题。赵某非因工死亡,本公司同意按非因工死亡的标准给付三原告丧葬费8520元(即按上一年度社会平均月工资4260元×2个月)及被抚养人生活费25560元(即按上一年度社会平均月工资4260元×6个月),为赵某垫付的医药费应用于抵扣上述两项费用。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安保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务协议;证据二、天津市医疗机构处方;证据三、天津市医疗机构住院专用收据;证据四、天津市门诊挂号诊察专用收据;证据五、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处方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急诊医疗费用清单;证据六、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急诊医疗费用清单;证据七、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门急诊医疗费用清单;证据八、病历记录;证据九、住院预交款收据;证据十、诊断证明书;证据十一、住院病历;证据十二、天津市医疗机构住院专用收据;证据十三、赵某的死亡说明;证据十四、证明;证据十五、华泰保险雇主责任险(2009-A)保险单;证据十六、告知函;证据十七、赵某家属出具的收条。被告电信物业辩称,本公司与联通天津公司之间签订有《物业服务合同》,其物业(包括保安)均由本公司负责。本公司就所需保安人员与被告安保公司签订有《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被告安保公司委派的安保人员在岗执勤期间,如发生伤、残、亡事故时,由被告安保公司承担责任并负责处理。本公司对于原告所述事实经过并不清楚,死者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电信物业就其主张提交《保安服务合同书》为证。被告联通南开公司、被告联通天津公司辩称,死者赵某与被告联通南开公司及被告联通天津公司没有任何事实劳动关系。赵某与被告安保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故与赵某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是被告安保公司。赵某到联通公司下属灵隐道营业部从事保安工作,是基于被告联通天津公司与被告电信物业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属于被告电信物业提供的物业服务范围内。被告联通天津公司及被告联通南开公司并非赵某的用工单位,也没有为其垫付治疗费用。赵某是因自身疾病导致死亡,被告联通南开公司、被告联通天津公司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联通天津公司、被告联通南开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务协议》;证据二、《保安服务合同》及2014年保安服务合同的补充协议;证据三、《2014年8-12月份的物业服务合同》;证据四、李振的证人证言;证据五、昴阳的证人证言。经审理查明,被告联通南开公司是被告联通天津公司下属分公司。被告联通天津公司将其天津市内各营业、生产、办公楼及宿舍的物业服务管理(包括环境和秩序)统一委托给被告电信物业。2013年12月12日,被告安保公司与被告电信物业签订《保安服务合同书》。合同写明,被告电信物业为保障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通信机房、办公大楼、营业厅等部位的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根据其办公、生产、经营等各区域的治安秩序维护工作的实际需要,被告安保公司按其需求委派安保人员共95人。《保安服务合同书》中明确了各岗位所需保安员人数,其中包括“南丰桥营业厅”(即原、被告所述联通灵隐道营业部)保安员1人。2014年4月2日,赵某与被告安保公司签订《劳务协议》,约定被告安保公司将赵某安排到“联通南丰桥营业厅”从事保安工作,工作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被告保安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劳务费,原告的劳动保险自己解决,被告保安公司不承担。2014年11月1日中午13点至14点左右,赵某在被告联通南开公司灵隐道营业部突发疾病晕倒在卫生间内,后经工作人员报警,由120急救中心送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救。赵某病情经诊断为左侧基底节区出血破入脑室、神经损伤、高血压病(极高危)、脑病、心功能衰竭、吸入性肺炎、电解质代谢紊乱、呼吸衰竭。2014年11月8日赵某病故。《天津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认定其死亡原因为脑病、心功能衰竭。赵某自急救入院至死亡的医疗费59951.29元均系被告保安公司支付。另查,原告赵忠信与原告何莉为夫妻关系,系赵某的父母。原告黄睿系赵某之子。赵某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再查,赵某死亡后,被告安保公司于2014年12月给原告发函,告知其公司给赵某在保险公司投保有意外险,保险公司应赔付34万元,连同公司应给付的丧葬费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共计374080元,公司不按比例接受保险赔付全部给付原告,所垫付的医疗费也由公司全部承担,要求原告尽快妥善处理死者遗体,否则无法到保险公司理赔。家属如打算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公司也予以配合。原告不接受被告安保公司的处理方案,目前赵某的尸体仍停放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内。诉讼中,被告安保公司仍同意按上述告知函的内容处理赵某的后续问题,遭原告拒绝。庭审中,原告主张赵某在联通灵隐道营业部工作期间帮助工作人员从事保安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并收取报酬,与被告联通南开公司也存在劳务关系,且赵某正是由于过度劳累导致在营业部内突发疾病。被告联通南开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原告就此申请本院调取了本院(2015)难民初字第5062号民事案卷中被告联通南开公司提交的营业部录像为证,该录像中显示了赵某在事发当日的工作状况。原告又主张被告拖欠赵某医药费导致其死亡,其提交医院诊断证明,其中有“住院期间每日拖欠医疗费用,未能按时补充医药费,致治疗只行基本支持治疗为主,造成部分治疗延迟”的内容。被告安保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并提交死者家属收取医疗费的收条为证,提出就原告提出的医药费要求公司从未拒绝过,从不知道存在拖欠赵某医疗费的情况。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赵某与被告安保公司签有书面劳务协议,原告以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主张赵某的人身损害赔偿,对双方关系被告安保公司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侵权法理论中的损害,即损害后果是指因他人的加害行为或其他物的危险发生而对受害人产生的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通常是指来自于外界的人身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当然要根据过错责任大小相应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依据双方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供证据,可证实赵某的死亡与其所从事的劳务工作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因此并非被告过错责任,而是属于自身机能变化因疾病发作而导致人身死亡,故不属于侵权法意义上的损害后果,即不能适用该司法解释进行赔偿。现原告要求四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886025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赵某是在履行劳务雇佣活动中突发疾病经不治死亡,即使被告安保公司作为雇主对赵某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安保公司作为雇主即受益人,从公平原则出发,也应该给予死亡雇员亲属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在社会道德层面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也与我国现有国情相符合。庭审中,被告安保公司同意给付原告丧葬费8520,被扶养人生活费25560元,且考虑赵某生前因病治疗费用,被告安保公司已实际垫付59951.29元,上述费用可作为给付原告经济补偿的一部分,再结合被告安保公司受益的情况及其经济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安保公司共应给付原告经济补偿150000元为宜。诉讼中,被告安保公司曾表示已为赵某生前投保意外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可进行理赔,经法院释明,本案中原告仍放弃保险理赔,对此本案不予涉及,原被告就此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原告要求被告电信物业、被告联通南开公司、被告联通天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赵忠信、何莉、黄睿经济补偿150000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59951.29元,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还需支付90048.71元);二、驳回原告赵忠信、何莉、黄睿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6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4555元、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775元。被告天津安保护卫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静二〇一六年六月××日书记员  徐晶本案所引用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57.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