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25720号原告：薛强，男，196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环球贸发展中心副总经理，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彭红梅，女，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原告薛强与被告彭红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强、彭红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决被告赔偿修车费3431元、误工费5000元、交通费1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9年1月27日，原告驾驶车牌照为×××丰田汉兰达汽车在丰台区南五环主路42.7公里处，因前方出现情况故缓慢行驶，适有被告彭红梅驾驶车牌照为×××轿车同方向行驶在南五环主路上，被告驾驶的车辆撞到原告驾驶的车辆尾部，造成原告车辆严重受损，经交管部门认足被告为全部责任，原告修车花去了3431元，并产生了误工和交通费等损失，事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遭到拒绝，另查被告车辆登记在张凤林名下并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为此原告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超出部分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彭红梅辩称，一、我已与原告薛强就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达成一致意见，即各修各车，我不负有为其修车的义务。财产损失事故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但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自行协商处理完毕财产损失事故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我认为薛强主张所依据的由卢沟桥队制作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L1008号）（以下简称《事故认定书》）存在违法事由，请求法院排除该非法证据。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我有证据表明《事故认定书》所述事实不清。当晚交通事故明显是3辆车事故（见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而卢沟桥队出具的《认定书》中却只字未提事故现场违停的车牌号为×××的事故卡车；显是三辆车事故，却说成是两辆车事故，所以《事故认定书》所述事实不清。2．卢沟桥队制作《事故认定书》程序违法。因薛强欺诈，卢沟桥队受理此案后，并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五十八条之规定，对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工作、勘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对涉嫌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驾驶车辆的人员，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及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等检材，送交有检验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等一系列收集交通事故证据、查清事实、检验鉴定的工作。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3．卢沟桥队扣押双方车辆、行驶证、驾驶证30天，却并没有对我车辆进行检验鉴定（见空白《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及空白《车辆技术检验鉴定委托书》），证明卢沟桥队并非为了收集证据的需要，而仅是胁迫我赔偿原告薛强，迫使我与原告薛强和解结案，亦属于程序违法。4．卢沟桥队制作《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证据并非确实充分。《事故认定书》仅在“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一栏称“彭红梅驾驶小型轿车未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事人笔录为证”的说法得不出让我负全责结论。我提交的视频资料也仅是我所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也仅是片段，并且模糊不清，属于间接证据，是反证。当事人笔录属于当事人陈述，根据《证据规定》第7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陈述的证明作用需要借助其他证据，因此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很弱。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可以用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卢沟桥队仅仅根据“视频”和“当事人笔录”作责任划分显然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卢沟桥队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出具交通事故证明，而不是违法地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了薛强所驾车辆“因有情况在其前方停住”的事实。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薛强在高速路最快车道行驶中突然“停住”，并且有“倒车”的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二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所以，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薛强在高速路最快行车道内突然停车，才导致追尾事故。所以，薛强作为停车一方，应该负全责。三、《交通事故和解书》系薛强每字每句在卢沟桥队授意下完成的，我被协迫签字，因为具有非法事由，也请求法院将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卢沟桥队当时扣押着我的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已达30天，这期间我曾经七八次被要求与对方和解、赔偿对方。所以我只能在《交通事故和解书》上签字。签字后，卢沟桥队将和解书归档，并没有给双方原件。所以名“和解书”实为“调解书”，但又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四条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应当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综上所述，该《交通事故和解书》制作程序违法，也并非我本人的真买意思表示，故赔偿协议因胁迫、制作程序违法，属于无效、可撤销情形。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或当事人自行协商，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赔偿协议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起诉的，人民旨被法院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受理。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审查上述赔偿协议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情形的，人民法院才可以依法认定有效并据此作出判决。综合以上全部事实、证据及分析，我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薛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我认为，原告薛强基于《事故认定书》以及《交通事故和解书》为前提提出的主张“车辆修理费3431元、误工费5000元、交通费1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证据、没有法律依据。详见我在前次答辩意见中的答辩。我请求法院驳回薛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2日22时00分许，彭红梅驾驶×××号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南五环外环主路42.7公里处，适有薛强驾驶×××小型普通客车在其前方因有情况停住，彭红梅车前部撞薛强车尾部，两车损坏。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彭红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薛强无责任。薛强将车辆送至北京嘉程添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支付修车费3431元。另查，×××号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上述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修车费发票、修车明细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9年1月22日22时00分许，彭红梅驾驶×××号车辆与薛强驾×××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彭红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薛强无责任。彭红梅所驾车辆×××号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对薛强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超出保险的部分由彭红梅承担。关于维修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薛强主张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彭红梅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程序违法,不认可事故事实、责任认定及原告修车费、误工费、交通费的答辩意见，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赔偿薛强车辆修理费3431元；二、驳回薛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彭红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