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69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联杰，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辉勇，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福平，男。上诉人焦联杰、焦辉勇因与被上诉人李福平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5)津法民初字第07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焦联杰和焦辉勇、被上诉人李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联杰、焦辉勇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租协议》和《土地流转合同》，退回土地并恢复原状，李福平支付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租金及利息，诉讼费由李福平承担。事实及理由：李福平存在未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交付租金的违约行为，并且李福平将承包的水田改造成公路用于非农业建设，改变了土地农业用途，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焦联杰、焦辉勇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另外，一审法院对于双方在2016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理解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该协议仅能说明要求修复的人员为焦辉祥，而不是李福平，且协议上没有焦辉勇的签字，该协议严重侵犯了焦辉勇和焦辉祥的合法权益，为无效协议，不能作为判定焦联杰、焦辉勇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的租金应该按照谷子每公斤138元计算，2016年的租金也应该得到支持。李福平答辩称，焦联杰、焦辉勇阻止李福平修建堡坎，影响渔业生产，现在未恢复生产，是焦联杰、焦辉勇违约，李福平不应该支付租金；双方之间因为土地纠纷双方都向法院提起诉讼，有10多件案子，焦联杰、焦辉勇撤诉好几次，要求法官回避几次，拖延时间，给李福平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租金应当在法院判决之后按照法院的判决执行，因而李福平并未拖欠租金；焦联杰、焦辉勇在2016年3月26日跟李福平签订的恢复鱼塘的协议，同意李福平恢复鱼塘生产，所以焦联杰、焦辉勇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关于价格问题，稻谷有三种价格，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按照中晚稻价格不现实，重庆地区是没有中晚稻，并且在2012年和2013年都是按照早稻的价格支付租金，焦联杰、焦辉勇也没有提出异议。焦联杰、焦辉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焦联杰、焦辉勇与李福平于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土地承租协议》和2011年12月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退还土地并恢复原状；2、判决李福平立即支付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的租金共计13950元以及利息（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3、判决李福平支付误工损失2900元、违约金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焦联杰系焦辉勇之父。2011年10月30日，焦联杰、焦辉勇与李福平签订《土地承租协议》，焦联杰、焦辉勇将位于柏林镇灵仙河电站旁（小地名沙坵田）的承包水田4.9亩出租给李福平开挖改造鱼塘养鱼，双方对租赁期限、租金的支付标准、违约责任、保证金等进行了约定。2011年12月5日，焦联杰、李福平签订补充协议即《土地流转合同》，双方就4.9亩水田的租赁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流转期限17年（2011年12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止）；李福平每年9月30日前向焦联杰、焦辉勇支付租金3000斤谷子（按当年国家收购价折现）；李福平向焦联杰、焦辉勇交保证金5000元，如李福平迟付或少付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李福平无要求返还保证金，并且焦联杰、焦辉勇有权收回承包地；流转期满，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恢复土地，李福平应恢复，保证焦联杰、焦辉勇能正常种稻田；违约方赔偿对方经济损失。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签订合同后，焦联杰、焦辉勇将承包地交付李福平使用。李福平将承包地开挖修建鱼塘养鱼，并在开挖的鱼塘旁修建一间砖混结构房屋作为临时生产设施。李福平向焦联杰、焦辉勇交付了保证金5000元。2013年12月22日，李福平向焦联杰、焦辉勇支付了2013年度的租金3900元。2014年6月23日，李福平欲加固鱼塘堡坎，与案外人焦辉祥共同出资修建鱼塘旁的乡村道路（鱼塘与笋溪河之间的小路，鱼塘堡坎在部分路段之下）。因修路是否占用了焦联杰、焦辉勇出租给李福平的承包地，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产生纠纷后未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在李福平修护鱼塘堡坎过程中，焦联杰、焦辉勇及其家属进行了阻工，导致鱼塘堡坎至今未及时修缮而垮塌造成经济损失，从而引发侵权诉讼，经一、二审认定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均存在过错行为，其在过错程度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另认定：在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侵权案件诉讼期间，2015年7月2日，焦联杰、焦辉勇向李福平邮件了解除合同通知，2015年7月4日李福平收到上述通知。与此同时，2015年8月4日，焦联杰、焦辉勇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此期间，李福平未按双方约定支付土地租金。李福平抗辩因焦联杰、焦辉勇阻工导致李福平无法修护鱼塘堡坎，进而无法正常进行渔业养殖，且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之间的侵权诉讼尚未审结，所以李福平暂时未支付焦联杰、焦辉勇土地使用租金，是否支付和怎样支付租金由法院依法裁决。2016年3月26日焦联杰、李福平签订协议，协议约定焦联杰、焦辉勇同意李福平修护鱼塘堡坎。一审再认定，国家公布的2013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32元、135元、150元；国家公布的2014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35元、138元、155元；2015年稻谷最低收购价保持2014年水平不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权成立的条件，焦联杰、焦辉勇以约定条件成就为由，在向李福平发出解除通知后，又以诉讼形式行使解除权，在诉讼中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再次达成协议，由李福平继续修缮鱼塘堡坎，其实质为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通过合同行为，变更双方之前所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权利义务，使其合同继续履行。那么，即使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之前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成立或者李福平之前存有法定解除权的违约行为，焦联杰、焦辉勇也通过双方的合同行为使其解除权消灭，焦联杰、焦辉勇再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福平租用焦联杰、焦辉勇土地开挖鱼塘进行渔业养殖，在其鱼塘旁修建一间砖混结构房屋作为临时生产设施，并非永久性建筑，李福平不存在违约行为。2014年6月，在鱼塘堡坎出现安全隐患后，李福平为加固鱼塘堡坎与案外人焦辉祥合资修建乡道（包括鱼塘与笋溪河之间的狭窄小路，鱼塘堡坎在部分路段之下），系李福平行使自主经营权，其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在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未解除土地租用合同前，且李福平加固鱼塘堡坎是否占用了焦联杰、焦辉勇的土地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焦联杰、焦辉勇加以阻止从而造成鱼塘堡坎安全隐患未及时得到处理。焦联杰、焦辉勇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违约，而行为结果造成了对李福平财产权利的侵害，李福平选择提起侵权之诉，经一、二审审结后，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均存在过错行为，在其过错程度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焦联杰、焦辉勇就其行为已经承担了相应的侵权责任，且在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通过合同确认继续履行之前土地租用合同的情况下，李福平应当支付合同履行期间内约定的租金以及给焦联杰、焦辉勇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因此，李福平应当按约定支付焦联杰、焦辉勇2014年、2015年期间的租金，而2016年的租金尚未到支付期限，双方合同约定租金按国家稻谷收购价每年3000斤折算，经查证2014年、2015年国家稻谷收购价相同，但存在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价格区别，而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对此并未进行详尽的约定。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就本案争议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参照2013年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认可的租金总额3900元，根据合同约定的稻谷重量，反折算出单价标准更接近早籼稻的收购单价。故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交易习惯，李福平应分别于2014年9月30日前、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焦联杰、焦辉勇土地租金4050元（135元/100斤×3000斤），共计8100元。故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李福平支付2014年、2015年、2016年租金共计13950元，其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李福平逾期支付租金，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属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应从逾期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合同中对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约定不明，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李福平支付违约金4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李福平赔偿经济损失29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限被告李福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焦联杰、焦辉勇2014年的土地租金共计4050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从2014年10月1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限被告李福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焦联杰、焦辉勇2015年的土地租金共计4050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从2015年10月1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焦联杰、焦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元，减半收取94.5元，由被告李福平负担。”二审庭审中，焦联杰、焦辉勇向法庭提交三张照片和一份焦辉祥、李福平和唐天模签订的修公路的合同、三份证人证言，该三组证据综合起来拟证明李福平利用租赁的土地修建马路，不是修建鱼塘堡坎，与2016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同意李福平维护鱼塘堡坎的内容不一致。李福平质证称，合同是真实的，修建马路是真的，李福平修堡坎，焦辉祥修建马路，但是并没有占焦联杰、焦辉勇土地，修建的马路是在鱼塘堡坎之外的地上修建的，村里面也清楚，一审法官也去现场看过的。二审审理中经查明认定：国家公布的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分别为每50公斤133元、138元、155元，早籼稻比2015年下调2元。本院二审审理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于各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评述如下：关于焦联杰、焦辉勇与李福平签订《土地承租协议》及《土地流转合同》是否应解除的问题。焦联杰、焦辉勇认为焦联杰在2016年3月26日与李福平签订的协议，协议内容李福平并未告知焦联杰并欺骗了焦联杰，故该协议并非焦联杰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下方系焦联杰亲笔签名，焦联杰除了自述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签订该协议系被李福平欺诈所致，故本院对焦联杰的该辩称不予采信。至于焦联杰称该协议上没有焦辉勇的签名的问题，《土地承租协议》上有焦联杰、焦辉勇的签名，但《土地流转合同》上并无焦辉勇签名，对此焦辉勇当庭陈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其在外打工，就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字，但是知道并认可合同的内容，是父亲焦联杰签的。另依据农村的现状和习俗来看，青壮年在外打工由家中老人代为处理事宜系常态，故2016年3月26日的协议上虽然并没有焦辉勇的签名，根据之前双方之间的协商习惯可推知焦辉勇应知情并认可，故焦联杰、焦辉勇以该协议上无焦辉勇签名为由否认该协议效力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该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就协议内容来看，由李福平继续修缮鱼塘堡坎，其实质为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通过合同行为，变更双方之前所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权利义务，使其合同继续履行。那么，即使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之前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成立或者李福平之前存有法定解除权的违约行为，焦联杰、焦辉勇也通过双方的合同行为使其解除权消灭，焦联杰、焦辉勇再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租金应如何主张的问题。一审判决主张了2014年、2015年的租金，因一审审理时2016年的租金尚未到支付期限，故未主张2016年的租金。现二审审理中，已超过了原合同中约定的每年9月30日前支付租金的期限，李福平在二审审理中亦当庭表示如已过2016年支付租金的期限，其愿意支付。故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支付2014年到2016年租金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租金计算标准的问题，国家稻谷收购价相同，但存在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价格区别，而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对此并未进行详尽的约定。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就本案争议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参照2013年焦联杰、焦辉勇、李福平认可的租金总额3900元，根据合同约定的稻谷重量，反折算出单价标准更接近早籼稻的收购单价。故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交易习惯，李福平应分别于2014年9月30日前、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焦联杰、焦辉勇土地租金4050元（135元/100斤×3000斤），并于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焦联杰、焦辉勇土地租金3990元（133元/100斤×3000斤），共计12090元。故焦联杰、焦辉勇要求李福平支付2014年、2015年、2016年租金共计13950元，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因李福平逾期支付租金，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属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应从逾期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基于二审出现的新事实，焦联杰、焦辉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5)津法民初字第07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5)津法民初字第0725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限李福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焦联杰、焦辉勇2016年的土地租金共计3990元及其资金占用损失（从2016年10月1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驳回焦联杰、焦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9元，减半收取94.5元，由李福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9元，由李福平负担100元，焦联杰、焦辉勇负担89元（此款焦联杰、焦辉勇已预交，李福平应负担部分直付焦联杰、焦辉勇）。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倪洪杰审 判 员  秦 敏代理审判员  宋 扬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吴晓亮-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