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502民初5869号 原告：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东营市国际商务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064391557F。 法定代表人：王恒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萍，山东正义之光（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伟强，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用代码91370211MA3CAD0C1C。 法定代表人：刘旭东。 被告：刘旭东，女，198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组乐，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在航，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小。住所地：青岛市市**小港二路****楼****70203MA3CFW1J42。 法定代表人：王妮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辰，山东广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营冀中公司）与被告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裕沣公司）、刘旭东，第三人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谦润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萍、霍伟强，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旭东、被告刘旭东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组乐、姜在航，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返还原告福射松板材4567.008立方米，支付原告自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违约金（以7685658.61元为基数，按每日1%标准计算）；2.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赔偿原告损失44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共计144000元；3.被告刘旭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次庭审中，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将剩余货款价值调整为7633227.15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11日，原告东营冀中公司、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以及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共同签订《仓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木材交付给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进行仓储，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支付仓储费，被告刘旭东对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将板材入库至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仓储，合同履行中，原告向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出具放货通知，但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拒不放货，后又违背诚信通知原告提货却又在原告车辆、人员到达仓库后又恶意拒绝放货，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被告刘旭东应按约定承担连带责任。特诉至贵院，望判若所请。 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辩称，一、案涉《仓储合同》是典型的双务合同，虽约定由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支付仓储费，但基于原告始终系仓储货物的所有权人、仓储合同的法律特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告始终是支付仓储费的法定主体，在第三人未履行支付仓储费义务时，原告仍应履行支付仓储费义务，因此，在被告未实现仓储债权的情况下，被告行使合同法上的履行抗辩权和物权法上的留置权对抗原告返还仓储物的请求，不构成违约，原告请求返还仓储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仓储合同》约定仓储费由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承担，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并非债务转移或者债务承担，原告始终负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三、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拒绝原告提货并不构成违约，相反，原告不仅不支付仓储费，而且近一年来不安排提货，导致仓储费一直被恶意拖欠，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多次催要仓储费，原告置之不理，强行提货，违反诚信，由此产生的损失，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无关；四、原告认为只享有随时提货的权利，而无须承担任何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案涉《仓储合同》约定的由第三人代为支付仓储费，免除原告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既排除了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向原告主张仓储费的权利，又存在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嫌疑，属于无效条款；五、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不是《仓储合同》主体，本案不适用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而适用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六、假若认定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构成违约，原告主张违约金过高，应以拒绝放货批次的实际销售价格为基数计算，计算标准也过高，应按实际损失计算。此外，原告主张损失44000元与100000元违约金也没有事实依据；七、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青岛谦润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必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旭东答辩意见同上。 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述称，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之间的纠纷与第三人无关，案涉《仓储合同》是以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为基础。此外，原告没有仓单部分不能认定入库，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行使留置权或抗辩权均不能超过欠付仓储费的数额。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2018年1月11日，原告东营冀中公司（甲方）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乙方）、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丙方）签订《仓储合同》，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的货物提供仓储服务，储存货物的品名、品种、规格、数量、包装以甲方每批次货物的《入库通知单》为准；仓储费计算标准为出入库装卸费500元/柜，件数超过25件或者湿材另收取装卸费100元/柜，堆存费为0.25元/天/方；仓储费支付方式为甲方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由丙方承担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全部仓储费。自首批货物入仓后每个月的28日，由乙方和丙方对当月仓储费进行结算，乙方按丙方要求提供发票，丙方收到发票后15日向乙方支付当月仓储费。甲方有权随时查询乙丙双方仓储费用结算情况及资料，乙方或者丙方在收到甲方查询通知后，应向甲方提供真实的费用结算情况及数据；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送货人将货物运输到乙方仓储所在地后，乙方负责立即组织人员卸货，并按甲方指定邮箱发送给乙方指定邮箱的《入库通知单》等相关单据核对货物的品种、数量和在可视前提下的外观质量进行检验。如乙方实际收到货物与《入库通知单》等相关单据相符合，则由乙方验收人员在《入库通知单》等单据的原件或复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收货。如实际收到货物与《入库通知单》等相关单据不相符，应当场或者不迟于当日书面告知甲方，经甲方书面确认后以实际入库货物为准；甲方货物经核对入库后，乙方应于当日向甲方提供仓单；乙方应当密切联系甲方，根据甲方出具的书面《放货通知单》提取货物，与《放货通知单》中的内容核对确认，接收到甲方指定邮箱发送的放货通知后放行相应的货物；甲方货物入库后，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将甲方货物作其它使用；乙方在收到甲方放货通知后，逾期放货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赔偿该批次提货总价值金额1%的违约金。乙方未按甲方放货通知内容放货，出现错放、多放货物等情况的，应按照甲方销售价格给予等价赔偿，并向甲方支付10万元违约金。丙方应按照本协议条款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仓储费用，逾期视为丙方违约，丙方应向乙方承担逾期仓储费用1%/日的违约金；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10日。甲方如不续签协议，需在期满前，提清库存在乙方仓库内的一切货物，并由丙方付清余款。同日，被告刘旭东以保证人身份向原告出具《担保函》，内容为“贵公司与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了编号为CC-HX-DFYF-QR-20180111的《仓储合同》，保证人对上述合同内容已经全部知悉。保证人自愿对上述合同项下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向贵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上述合同项下青岛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相关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产生之日起两年”。 合同签订后，自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原告在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处仓储辐射松板材。2019年9月26日，原告提出盘库要求，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工作人员王晓丽以微信形式向原告发送《库存表》，显示截至2019年9月26日，原告在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仓储的辐射松板材存货量为4610.8849立方米。庭审中，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其中裕沣库存货数量有误，存货量总计应为4603.0709立方米。 2019年9月10日，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向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发送邮件，内容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司与贵司、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的约定，我司将货物存储于贵司仓库，由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支付仓储费。首先，对于贵司对我司货物保管过程中的付出，我司表示感谢。但部分货物在贵司仓库堆放时间已久，我司担心长时间堆放可能会给贵司仓库造成安全隐患，故我司决定于2019年9月11日安排车辆将存储于贵司的货物全部提走，我司已与运输公司联系完毕，请贵司做好我司提货准备。对于贵司应收取的仓储费等相关费用，贵司可按照上述仓储合同约定继续向青岛谦润木业有限公司主张”，同日，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以邮件形式回复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内容为“按照合同的约定，请提货人先行安排我司相关费用的支付事宜，我司收到全部费用后方能安排提货。望贵司尽快处理以上事宜并尽快安排提货，谢谢”；2019年9月11日，原告按合同约定的指定邮箱向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发送《放货通知单》，同日，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向原告回复邮件，内容为“费用结清方可提货，费用未结清之前，不能提货。对于不能提货产生的额外费用，由贵司自行承担。之前邮件已经通知贵司，望尽快处理”，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对此回复，内容为“我司安排的十辆提货车辆陆续到达贵司仓库，我司人员与贵司多次沟通，并已经与贵司刘总沟通，贵司表示拒绝放货，贵司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我司提货车辆长时间等待，给我司业已造成损失。现再次郑重通知贵司：请贵司严格履行三方签订的仓储合同，按照今日我司给贵司发送的放货通知单予以放货。因贵司的单方违约行为给我司造成的损失，我司将保留依法向贵司主张的权利”；2019年9月20日，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向原告发送邮件，内容为“请贵司在2019年9月25日之前结算相关款项，并把贵司货物提走，逾期我司将采取措施，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和法律责任由贵司自行承担”，2019年9月24日，原告再次向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发送《放货通知单》，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回复“请贵司结清费用，我司会安排装货”。 另查明，原告主张的剩余货物价值的计算方式为：原告购买案涉货物支付1081877.62美元，根据相应提单号，确定尚存货物的当初购买价值为1077424.19美元，按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拒绝提货当日2019年9月11日的汇率7.0847换算为人民币共计7633227.15元。 再查明，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与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原告用自有资金从第三人指定的外商处购买木材，再出卖给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 又查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主张每月28日结清仓储费，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自2018年6、7月份后未再支付仓储费，最后一次提货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 本院认为，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关于案涉《仓储合同》条款排除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主要权利故无效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案涉《仓储合同》并非格式合同，不具有不可协商性、预先拟定性与反复适用性的特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是针对格式条款而言，而案涉合同条款并非格式条款，故适用前提不存在；最后，案涉《仓储合同》有关仓储费支付方式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均系理性的商主体，应当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当然的注意义务和对等的交易能力，应当预见到合同履行中出现的商业风险，而不能将合同履行中的商业风险转嫁于非违约方，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还认为案涉《仓储合同》存在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嫌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被告刘旭东向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出具《担保函》，原告接受未提出异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与被告刘旭东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保证方式按承诺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案焦点问题一是案涉《仓储合同》有关仓储费支付方式的约定是否为第三人代为履行或者债务加入？原告是否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二是假若第三人尚欠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能否以享有留置权为由拒绝放货？三是假若第三人尚欠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在原告要求提货情形下，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具有合同法上的相应同时履行抗辩权？四是如何确定尚存货物数量？五是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假若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赔偿损失应如何支持？六是本院依职权追加青岛谦润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一，原告认为，根据合同约定，仓储费由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负担，原告并不承担该费用。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原告作为存货人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有关仓储费由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负担的约定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并不免除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本院认为，其一、从法条类型来看，《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属于不完全性法条、定义性法条，不能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当事人就仓储费支付主体另行作出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换言之，仓储费的支付主体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而非法定。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存货方或者货权方当然负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而排除当事人之间对此进行约定，没有法律依据；其二、案涉《仓储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签订，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当然系合同主体，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是双务合同，原告具有支付仓储合同的义务与事实不符。实质上，案涉《仓储合同》是一个集仓储合同与仓储费支付合同为一体的三方合同，原告东营冀中公司是存货人，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是保管人，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是仓储费支付方；其三、从义务的类型来看，法定义务主要指基于法律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义务，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或者其他方式自行变更或者放弃，比如赡养义务等，而约定义务是指当事人之间通过合同以及其他允许意思自治的领域内的活动产生的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属于约定合同义务而非法定义务。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确定的存货人支付仓储费义务是法定义务、进而无法排除该义务，属错误理解法律规定。尤其是，仓储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属于合同法分则篇章，而合同法是典型的私法而非公法，合同义务当然属于私法上的义务；其四、《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该法律条文规定了由第三人履行合同，也称担保第三人履行合同，该法律条文的适用前提是第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而本案中，青岛谦润公司是案涉《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其负有的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是基于三方当事人的约定，而非原告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之间的约定，因此，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其五、《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该法律条文主要指免责的债务承担，但债务承担除免责的债务承担外，还存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也就是债务加入。债务加入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不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加入人的债务与债务人的债务并存，而本案中，案涉《仓储合同》明确约定了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此，也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其六、从意思自治的角度来看，案涉《仓储合同》明确约定了原告不承担仓储费，而非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上述约定在理性人来看并无歧义，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从自己利益角度解释为在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未支付仓储费时，原告应履行支付仓储费义务，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解释规则。换言之，从建立仓储法律关系开始，从《仓储合同》成立生效时，原告东营冀中公司就不负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这是基于合同的明确约定，也是当事人对仓储费风险的一种预先分配；其七、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还认为，原告与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之间已经不再合作，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已经不再具有代为支付仓储费的义务，理应由原告负担。但综观整个《仓储合同》，并没有将原告与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之间的基础关系作为支付仓储费条件的约定，无论原告与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之间的基础关系如何，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始终具有基于《仓储合同》的约定向被告青岛裕沣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至于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履行支付仓储费义务后与原告之间的求偿关系，属两者之间纠纷，与本案无关。综上，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并不承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抗辩原告支付仓储费是法定义务、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支付仓储费是第三人代为履行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还注意到，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提供了最高人民法院或其他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某些判决作为论据，支撑其关于本案青岛谦润公司支付仓储费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观点，本院认为，其所提供的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是要么履行债务的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仅是履行主体而非债的当事人，要么三方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债务人不承担债务，而本案中，青岛谦润公司是案涉《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其支付仓储费是基于合同的明确约定，也就是说，青岛谦润公司是仓储费之债的当事人，同时合同中也约定了原告不负责支付仓储费。由此可见，论证的事实前提不同，无法参照适用。再进一步说，假若案涉合同没有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不承担仓储费之约定，即便青岛谦润公司是合同当事人，基于债务加入的法律规定，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出发，则应当认定存货方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但本案事实却并非如此。 本院还想说明的是，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只要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作为货权人和存货人的角色不变，那么说明其仍为《仓储合同》的当事人，就不存在债务转移的情形，其就应当履行支付仓储费的义务。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存货人是支付仓储费的主体，但当事人完全可以自行约定支付仓储费的主体，在有约定时应从约定，这是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应有之义；其次，债权让与与债务转移均是以单个债权、债务为标的的让与或转移，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并没有变化，除非构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所以，仅将债务约定由第三人承担并不影响当事人的合同地位，两者没有必然联系。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强行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与债务主体捆绑一起，没有法律依据；最后，案涉《仓储合同》有关原告不承担仓储费、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承担仓储费的约定也不是债务转移，理由就在于案涉合同一成立生效原告即不负担支付仓储费的义务，而不是将已经存在的债务转移给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 关于焦点二，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表示其行使的是合同履行抗辩权，但考虑到其在答辩意见中涉及到留置权问题以及享有留置权本身即可拒绝原告相应的提货请求，因此，本院也对是否享有留置权进行分析。本院认为，在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尚欠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时，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无权以享有留置权为由拒绝原告提货请求。理由如下：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该法律条文规定了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和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作为留置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中，如前述分析，原告并非支付仓储费的债务人，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系债务人，而依据《仓储合同》约定，仓储物系原告所有而非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所有，因此，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主张行使留置权，没有法律依据；其二、对于如何理解上述法条中“债务人的动产”，虽然可以解释为该动产只要是债务人合法占有即可，而不需要债务人所有，但案涉仓储费债权的发生也不是基于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合法占有仓储物而发生。换言之，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从未占有过仓储物；其三、留置权虽是法定的担保物权，但仅凭仓储债权基于仓储物发生之事实，而不管债务人与仓储动产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留置权的定义。因为留置权的目的在于对债务人起到震慑力，从而迫使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其四、《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动产，不得留置”，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留置权虽作为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其发生基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当事人仍然可以约定排除适用，且这种约定应不以当事人明示约定为限，默示约定亦可。本案中，原告根据合同约定一开始就不负有仓储之债，并非债务人，债权人青岛裕沣公司对此明知，因此，既应认定本案留置权不符合成立要件，也应认定当事人达成了排除留置权的默示约定；其五、《合同法》第二十章《仓储合同》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第十九章《保管合同》第三百八十条规定“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合同法对留置权的行使仅限于“寄存人”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而没有涉及第三人。相反，对于留置非债务人的动产，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能做扩大解释，比如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有关运输合同中行使留置权的规定；其六、从合同约定来看，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对支付仓储费的主体、仓储物的权属是明确知晓的，对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仅凭《放货通知单》即可提走货物的约定是明确知晓的，对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不支付仓储费应由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是明确知晓的，在此种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安排，否则无异于限制原告提货权，与合同缔约目的相悖。综上，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关于行使留置权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在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尚欠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仓储费时，虽然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不能行使物权法上的留置权，进而不能就相应仓储物拍卖等费用优先受偿，但是仍要判断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在此情形下，是否有权行使合同法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进而有权拒绝原告对相应货物的提货请求。两项权利一项是物权保障，一项是债权保障，宜分别讨论，而不能简单认为没有留置权就应当无条件的放货。关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是否具有履行抗辩权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该法律条文规定了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互负债务的牵连性和行使上的相应性，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诉争合同系三方合同，这就涉及到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问题，具体判断标准上，应当准用上述法律规定，即首要重点考虑债务之间的牵连性。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是双务合同的前提应是原告承担支付仓储费义务，但事实并非如此，具体理由已述，于此不赘；其二、在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的判断上，既要从履行抗辩权立法意旨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角度出发，也要避免产生一方违约导致的合同风险由另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局面。同时，在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的适用上，因各自债务各自独立，因此，牵连性不应采取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而应当以多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为依据；其三、从本案查明事实看，三方当事人约定的仓储费支付主体为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并约定了第三人不逾期支付仓储费时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以及原告凭《放货通知单》即可提货，但没有明确约定第三人支付仓储费是原告提取货物的前提，也就是说，当事人并没有将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向原告放货的义务与第三人向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支付仓储费的义务作为对待给付的明确一致意思表示，因此也就没有法律上的牵连性；其四、更为重要的是，从合同履行来看，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主张仓储费仅支付至2018年6、7月份，最后一次提货日期却为2019年2月25日，更能说明原告提货与第三人支付仓储费之间没有对待给付，不具有牵连性，否则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应在欠仓储费之日即应开始拒绝提货；其五、从公平原则来看，原告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处提取货物，并不导致第三人免除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为合同并未约定第三人仅在作为仓储物的销售单位时才具有支付仓储费的义务，因此，即便第三人出现无资力的情形，也属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缔约时应当预见的商业风险。综上，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于本案中主张行使履行抗辩权，无异于将第三人青岛谦润公司违约行为转嫁给原告承担，有违当事人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安排。 关于焦点四，原告东营冀中公司主张尚存货物数量为4567.008立方米，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发送给原告的明细中认可尚存货物数量为4610.8849立方米，庭审中，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可尚存货物数量为4603.0709立方米，但主张原告对尚存部分货物没有对应《仓单》，无法确定该部分货物的货权为原告。对此，本院认为，案涉《仓储合同》明确约定《入库通知单》是确定入库仓储物数量的依据，出具《仓单》仅是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核对入库后应当向原告履行的义务，原告提取货物也无须出具《仓单》，且，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向原告发送的《库存表》更能说明认可原告系货物所有权人，再结合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庭审中提交的部分《仓单》原告并未持有以及双方在邮件中仅对仓储费事宜沟通而从未涉及货权问题等事实，再考虑到原告主张的数额均低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可数额，本院确认尚存货物数量为4567.008立方米。同时，从剩余货物明细对比来看，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每一份提单号项下的剩余货物数量没有异议，仅是存在部分提单号对应的剩余货物数量高于原告主张的货物数量，因此，应当按照原告东营冀中公司的主张确定剩余货物对应的提单号，进而确定尚存货物的具体规格。 关于焦点五，本院认为，从查明事实看，原告已于2019年9月11日通知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提货，并发送《放货通知单》，但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以需结清仓储费为由拒绝放货，根据以上焦点分析，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拒绝放货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已经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如何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问题，首先，应准确理解当事人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本案中，案涉《仓储合同》约定“乙方在收到甲方放货通知后，逾期放货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赔偿该批次提货总价值金额1%的违约金；乙方未按甲方放货通知内容放货，出现错放、多放货物等情况的，应按照甲方销售价格给予等价赔偿，并向甲方支付10万元违约金”，原告据此既主张了迟延放货违约金，又主张了损失和100000元违约金，并认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解释，“未按甲方放货通知放货”既然包括“错放、多放”等，也当然包括拒绝放货，本院认为，原告的解释不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从文义解释来看，逾期放货的应按照相应批次提货总价值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而未按放货通知内容放货的则应按销售价格赔偿并支付违约金，由用词“该批次提货总价值”和“销售价格”的区别可知，前一种情形是针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放货导致的迟延放货违约责任，后一种情形是针对已放货但不符合放货要求而约定的违约责任，理由就在于“销售”的前提显然是已经放货。此外，从两项违约责任之间用标点符号分号隔开来看，说明是并列关系，在已经对拒绝放货导致的迟延放货约定违约责任情形下，后一种情形当然无须对此再次重复约定，这样理解，更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那么问题的关键转化为原告主张的损失和迟延放货违约金能否支持？应如何支持？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约定的违约金与该违约行为导致的赔偿损失无法并用，仅能通过调整违约金方式处理，且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支付不影响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承担，本案中，案涉《仓储合同》对迟延放货行为约定了违约金，该违约金性质应为赔偿性违约金、排他性违约金，与迟延放货行为导致的赔偿损失不能并用，而原告主张的车辆费用损失也是因迟延放货这一违约行为产生，因此，原告主张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费用已经发生且实际支付，该项主张，也缺乏事实依据。同时，在本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之规定向被告青岛裕沣公司释明是否需要调整违约金时，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明确表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需要调整违约金，主要理由一是原告主张按存货全部数量为基础计算违约金与事实不符，根据原告的《放货通知单》仅能确定提货数量为394.777立方米，有《仓单》的仅为253立方米，应以此货物数量作为基础计算；二是价值应按照提货时或销售货物时价值计算；三是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对仓储物保管良好，除了货物价值本身的自然贬损外，原告几乎没有损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查明事实看，原告要求提走全部仓储物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对此也是明知的，仅是以需结清仓储费为由拒绝放货。原告根据提货量与提货能力先期发出《放货通知单》并不能否认原告要求全部提走货物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拒绝全部放货的事实。且从常理分析，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对先期《放货通知单》都不履行，那么，原告仅为满足程序上要求继续发出《放货通知单》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据此认为仅应按《放货通知单》确定违约责任，避重就轻，与事实不符；其次，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以及违约金弥补损失的功能来看，确定拒绝提货时货物市场价值作为合同约定的“总价值”更为公平；最后，原告主张违约金并未指向货物的自然贬值损失，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原告的损失为贬值损失、进而论证己方没有过错，属偷换概念，没有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根据木材市场价格确有下跌的客观事实，考虑到原告表示其提货原因并非在于交易，本院酌情确定违约金计算基数为5000000元，计算标准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关于焦点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中，青岛谦润公司系案涉《仓储合同》签订主体，也是履行义务的主体，本院审理本案所查明的其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提货情况、仓储费支付等情况均与青岛谦润公司有关，本案的处理与青岛谦润公司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此为其一；其二、该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由此可见，若青岛谦润公司应参加诉讼而未参加可能会导致既判力的稳定，进而影响当事人权利实现，故本院依职权追加青岛谦润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更是为了确保程序的公正；其三、从被告青岛裕沣公司的答辩、质证意见来看，其始终主张欠付仓储费，进而主张享有留置权与履行抗辩权，因此，若支持上述主张，则首要查明青岛谦润公司支付仓储费情况以及是否欠付，而这些事实只有在青岛谦润公司到庭情况下才能查清，而不能由青岛裕沣公司、东营冀中公司单方或双方确定。再进一步说，假若认定被告青岛裕沣公司享有留置权与履行抗辩权，则应查清欠付仓储费的具体金额，以便在欠付金额范围内行使留置权或抗辩权。可见，本院视案情依职权追加青岛谦润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既符合法律规定、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有利于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认为没有必要追加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被告青岛裕沣公司关于其没有主张仓储费故青岛谦润公司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理由，系对法律规定的误读，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返还货物，证据充分，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在具体返还的操作上，双方当事人应当积极协商，妥善解决，给予对方必要合理的准备时间。原告要求被告青岛裕沣公司支付违约金，本院按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刘旭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青岛裕沣公司赔偿损失44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三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福射松板材4567.008立方米（货物规格见附件）； 二、被告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自2019年9月11日至实际返还货物之日的违约金（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三、被告刘旭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刘旭东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有权向被告青岛东方裕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追偿； 五、驳回原告东营冀中恒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608元，由原告负担1233元，被告负担653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德红 审 判 员  尹庆雷 人民陪审员  王 健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鲁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