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方达�师事务所（系上海A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号XX广场XX楼。诉讼代表人李凯，破产管理人负责人李凯，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李凯，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冠兵，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XX路XX号。负责人许雪兴，支行行长许雪兴，支行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提篮桥支行，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XX路XX号。负责人龚卫鹏，支行行长龚卫鹏，支行行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付润辉，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方达所）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五角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提篮桥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提篮桥支行）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3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达所的委托代理人陈冠兵、被上诉人农行五角场支行及农行提篮桥支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付润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7日，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农行五角场支行签订编号为31101201000002663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农行五角场支行以一般流动资金借款方式向A公司发放金额为人民币2,700,000元的贷款，发放日期为2010年9月7日，到期日为2011年9月5日，借款用途为支付航空运费。合同第3.8.1条约定：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本合同未记载，或者记载的借款金额、提款金额、还款金额、借款发放日期与到期日期、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借款用途与借款凭证记载不一致时，以借款凭证的记载为准。第3.10.2条约定贷款人的权利与义务：（2）有权以现场与非现场的方式监督、检查借款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物资库存和借款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并要求借款人提供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第5.2条约定：有下列情形的，贷款人可以解除本合同以及双方签订的其他合同：借款人或保证人违约；借款人或者保证人还款能力可能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抵押物、质押物可能遭受重大损害或者价值减损等。第5.3条约定：发生上述第5.2条所述情形的，贷款人可以采取以下救济措施：要求借款人、担保人限期纠正违约行为或者其他不利于借款安全的情形、落实其他债务保障措施或者提供其他有效的担保；调�、撤销借款人借款额度，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宣布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其他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到期等。上述条款均以黑体加粗字体载明。2010年9月7日，农行五角场支行与案外人肖甲、赵某、肖乙，签订编号为3190620100000055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XX路XX弄XX号XX室上述人员同意以莲花南路155弄11号1102室的房产设定抵押，为A公司自2010年9月7日起至2013年9月5日止，与农行五角场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3,240,000元。2010年9月15日，农行提篮桥支行向A公司出具了借款凭证三份，载明了上述借款合同编号及担保合同编号。其中，编号为311201000039383的借款凭证项中，列明借款日期为2010年9月15日，到期日期为2011年3月4日，金额为200,000元。编号为311201000039379的借款凭证项中，列明借款日期为2010年9月15日，到期日�为2011年6月6日，金额为500,000元。编号为311201000039376的借款凭证项中，列明借款日期为2010年9月15日，到期日期为2011年9月5日，金额为2,000,000元。2011年3月4日，A公司向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偿还贷款本金200,000元。2011年4月6日，农行五角场支行向A公司发送《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编号：（沪五）农银前通字（2011）第001号，载明因A公司违反合同第3.10.2条第（2）项，农行五角场支行宣布合同项下贷款于2011年4月6日提前到期。A公司于2011年4月13日偿还贷款本息500,000元、于2011年5月19日偿还贷款本息1,600,000元、于2011年5月24日偿还贷款本息420,200元。原审另查明，A公司系2007年8月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肖甲系A公司股东，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3月31日，肖甲去世。2011年5月底起，A公司被多家公司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给付费用。2011年6月28日，A公司�工姜某某等因未领取5、6月份工资提起劳动仲裁，要求A公司支付工资。同年11月，原审法院受理了A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1年11月1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浦民二（商）破字第8-3号《民事决定书》，指定方达所为A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破产管理人。遂方达所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A公司向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偿还贷款本息的行为，并要求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返还2,720,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承担。本案原审审理中，方达所申请对A公司自2011年3月始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司法审计。后法院委托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A公司2011年4月13日、2011年5月17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论为：截至2011年4月13日，A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8,154,811.49元，账面负债23,729,069.99元，账面净资产4,425,741.50元，账面净利润4,192,582.75元。截至2011年5月17日，A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0,640,542.68元，账面负债总额10,026,789.60元，账面净资产10,613,753.08元，账面净利润6,188,011.58元。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A公司归还贷款的行为是否属于提前清偿，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予以撤销；二、A公司归还贷款的行为，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予以撤销。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A公司于2011年3月4日归还的200,000元虽发生于原审法院受理A公司破产申请1年内，但该还款行为系按约还款，不存在撤销事由。其次，A公司与农行五角场支行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5.2条、5.3条约定了提前到期�款，现农行五角场支行以A公司违反了合同3.10.2条为由，向A公司发送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并宣布剩余贷款提前到期，该行为系农行五角场支行根据合同行使相应的权利。自农行五角场支行2011年4月6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起，A公司向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的剩余贷款加速到期，故A公司于2011年4月13日、2011年5月19日、2011年5月24日的还款行为，系对到期债务的归还，不属于提前还款，方达所无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进行撤销。对于争议焦点二，A公司于2011年5月19日、2011年5月24日的还款发生于A公司申请破产六个月之内，对此，若方达所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予以撤销，则方达所需证明A公司在还款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且A公司的这种清偿不能使其收益。首先，根据方达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A公司于2011年5月份开始拖欠员工工资，且其他债权人自2011年5月底开始起诉要求A公司归还债务，但根据审理中原审法院委托的审计报告，截至2011年5月17日，A公司账面净资产为10,613,753.08元，据此可以推断，2011年5月19日、5月24日A公司并非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方达所认为，尽管A公司账面净资产达10,613,753.08元，但账面金额记载不准确，应扣除以下几笔款项：1、扣除A公司对案外人B（上海）国际货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应收款9,271,653.20元，但B公司已经停止营业多年，实际为肖甲以A公司资金偿还其个人欠B公司的债务，并虚开相应发票，发票未开全部分即记载为应收款，实际该应收款并不存在。2、扣除A公司向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应收款100万元，方达所曾就C公司债务向法院起诉，但C公司出示的证据显示已经归还债务。3、扣除A公司2011年4、5月的经营成本10,883,421元，审计报告显示A公司2011年4月至5月的成本收入比率大幅低于历年来的比率，说明A公司存在未列或者少列成本的现象。4、扣除对肖甲的预付款和应收款分别为125万元、50万元，因肖甲系A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且肖甲已经过世，遗产价值有限，无法收回。原审法院认为，方达所认为A公司对B公司的应收款实际不存在，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A公司4至5月份的成本收入比虽然较低，可能存在部分支付尚未在月底前列支的情况，但具体未列支数额并无法证明，更无法证明扣除可能存在的开支后A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状态；肖甲对A公司的债务，方达所可向其遗产继承人追索，不能成为扣除的理由；C公司的应收款100万元即便不属实，但扣除该金额，A公司仍未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此外，截至2011年5月A公司尚未进入破产程序，尽管A公司因肖甲过世业务存在一定的混乱，但公司总体处于运营状态，故方达所陈述的各种扣除理由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方达所认为，A公司自2011年5月起拖欠员工工资、合同款，遭到债权人纷纷起诉，故其向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还款时已经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状态。原审法院注意到，从方达所提供的证据显示，A公司员工催讨工资发生于2011年6月，其他债务人催讨货款主要发生于2011年6月份以后，所主张的债权主要针对2011年4、5月份形成的债务，由此可见，A公司的债务到期主要集中于5月下旬或6月，而A公司向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归还贷款最晚一次时间为2011年5月24日，故难以推断A公司在该时间点已经处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此外，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1年5月17日A公司账面仍有10,613,753.08元净资产，归还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2,020,200元后，A公司账面净值仍为正数，由此亦印证A公司在2011年5月24日前未“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综上，方达所认为A公司在归还农行五角场支行、农行提篮桥支行贷款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的主张，原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方达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561元，减半收取计14,280.50元，由方达所负担。原审判决后，方达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审理过程中，农行五角场支行与农行提篮桥支行并未提供《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原件供其质证，但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就认定农行五角场支行向A公司送达《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据属实，农行五角场支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A公司存在《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所列明的违约行为，涉案的贷款不应提前到期，故涉案的第二笔清偿行为实际构成提前清偿。二、司法审计机构已经确认其系账面审计，并不对账面资产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根据方达所在司法审计中向原审法院及司法审计机构提交的意见及证据，司法审计确认的A公司的账面资产与事实不符。1、对B公司的账面应收款，系虚开发票形成的，实际并不存在，故应予扣除。2、对肖甲的应收款，生效判决后，法院至今未能执行到肖甲的相关遗产，故对肖甲的应收款根本无法收回，故不应确认为A公司的实际资产。3、2011年4月、5月明显存在未列或少列成本的情形。在扣除以上三项和A公司对C公司应收款100万元后，A公司在2011年5月17日的净资产为-12,291,321.12元，明显处�资不抵债状态。三、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A公司的资金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事实上，本案正是因为A公司对银行贷款的清偿，才导致A公司的流动资金枯竭，进而使得A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利益受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公司作为肖甲的一人公司，其本身的运营和业务完全依靠肖甲的个人能力和客户关系，肖甲的突然去世事实上导致A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审法院未将此事实作为认定A公司是否缺乏明显偿债能力的依据，属于遗漏重大事实。四、原审判决在认定A公司是否存在明显缺乏偿债能力时未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的规定对A公司在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的状态予以审查，存在未能正确适用法律的情形。综上，方达所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农行五角场支行与农行提篮桥支行共同答辩认为，一、其于2011年4月6日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送达给A公司，A公司按通知书内容向其归还本息，由此可以确定A公司已收到通知书。涉案债务为已经到期的债务，A公司并非提前清偿，该事实已由本院（2013）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18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认定。二、涉案债务的合同约定到期日为2011年9月5日，而法院受理A公司破产的时间为2011年11月15日，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的规定，方达所的撤销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三、司法审计程序是应方达所申请而启动的，审计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不应扣除方达所主张的相关款项。根据司法审计报告反映，A公司在2011年4月13日及5月17日应收账款大于应付账款，说明公司的资金是充裕的，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并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四、肖甲病重及去世后，公司的业务均由姜某某实际管理和正常经营，并不存在A公司无人管理的状况。引起A公司破产的原因是实际管理人姜某某与肖甲的继承人发生矛盾而引起的，故方达所以A公司存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情形，而认定A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无事实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期间，方达所提交如下证据：一、B公司的付款凭证、《关于对合肥办事处有关事项清算的处理决定》、《关于被告拖欠原告欠款的有关情况说明》、庭审笔录、房屋租赁合同、B公司机读档案信息、天健沪审[2011]157《审计报告》、还款协议书、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及空白发票，用以证明B公司在2008年初就已停止所有空运进出口货运代理业务并撤销相关业务部门，故A公司对B公司不存在账面所列的应收账款；二、肖甲案件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及申请执行受理单，用以证明A公司对肖甲的应收款根本无法收回，故不应确认为A公司的实际资产。农行五角场支行与农行提篮桥支行质证认为，该些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对方达所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农行五角场支行与农行提篮桥支行提交如下证据：一、B公司的营业经营信息，用以证明B公司在2013年9月23日注销，此前是正常经营的。二、本院（2013）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181、18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生效民事裁定书已就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到期债务作出认定。方达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证据二并非生效裁定。本院结合双方的举证及质证意见，作如下认证：一、对于方达所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事实上在审计过程中，方达所均已向审计部门提供，方达所对此的相关观点审计部门已在审计报告中均有反映，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对此予以综合评判。二、对于农行五角场支行与农行提篮桥支行提供的证据一，本院将与方达所提供的证据一并予以评判。证据二是与本案相关联案件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文书，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2011年9月21日，原审法院裁定对A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贷款的发放单位为农行提篮桥支行，但涉案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均是由农行五角场支行与A公司签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借贷双方亦从未就合同主体的变更进一步予以明确，且考虑到农行五角场支行与农行提篮桥支行的隶属关系，可以认定农行提篮桥支行仅是根据农行五角场支行指令发放贷款及接受还款，相应的责任仍应由农行五角场支行负担，故本院仅�认农行五角场支行为涉案借款的贷款方。关于A公司于2010年3月4日归还的20万元的认定。尽管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1年9月5日，但是农行五角场支行在发放贷款时在借款凭证上已列明其中20万元的到期日为2011年3月4日，且A公司亦依约将此20万元予以归还，由此说明，借贷双方已对该20万元的借款期限进行变更，并依约履行。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第二款及第十二条的规定，本笔款项的清偿行为不属于方达所可撤销的情形。关于A公司于2011年4月13日及5月19日、5月24日归还的2,520,200元的认定，本院分述如下：首先，关于农行五角场支行是否向A公司发送过《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的问题，方达所主张农行五角场支行未提供该通知书原件，故该证据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农行五角场支行未提供《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的原件，但从该通知书发出方与接受方来看，该通知书是由农行五角场支行向A公司发出的，接受方应为A公司，故A公司应持有该通知书的原件。方达所虽否认A公司曾收到过该通知书，然而，从A公司的还款行为来推断，A公司必然收到过该通知书，故原审以此为据作为农行五角场支行向A公司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证据，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农行五角场支行是否有权宣布涉案贷款提前到期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农行五角场支行以A公司违反借款合同第3.10.2条第（2）项的规定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方达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A公司曾按该合同条款约定履行，原审法院据此确认本笔款项的归还为对到期债务的归还，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进行撤销，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再次，关于A公司的涉案清偿行为是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问题。原审过程中，审计机构已对A公司2011年5月17日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过审计，从账面情况反映，A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大于负债，本案二审的争议在于，账面净资产中是否应扣除方达所持有异议的几笔款项，从而认定A公司在还款时是否处于资不抵债。一、对于B公司的应收款9,271,653.20元，方达所认为该应收款并不存在。本院经审查方达所的举证及相关说明来看，方达所认为在A公司成立之初，B公司已停止空运进出口货运代理业务，故A公司与B公司间不可能有业务往来，但自A公司成立后累计向B公司支付款项多达2,400余万元的行为及A公司、肖甲与B公司间诉讼来看，A公司向B公司的付款是基于肖甲对B公司的欠款，照此分析，即使A公司确实对B公司不存在应收款，但可以确认A公司对肖甲享有至少2,400余万元的应收款，故该笔应收款实际是存在的�仅是对象不同而已，故方达所主张扣除该笔应收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对肖甲应收款的认定，方达所主张对肖甲的应收款无法收回，故应予扣除。对此，本院认为，肖甲去世后，其尚有遗产可供执行，至于执行到位率，在还款当时并不能作为扣除的依据。三、是否存在未列及少列经营成本的问题，本院认为，还款时A公司尚在经营过程中，对于期间某个时点的审计中对成本记录有所出入，属正常的范畴，不应作为扣除的依据。因此，本院认同原审对此的认定。最后，关于A公司在涉案清偿行为发生时是否存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的“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问题。方达所主张由于肖甲去世，无人负责管理财产且资金严重不足。对此，本院认为，A公司在肖甲病重和去世后是由姜某某实际管理，并非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在涉案清偿行为发�时并不符合《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综上，本院认为，方达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561元，由上诉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清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审 判 员  陆文芳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书 记 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