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6民初6241号原告冯东洋，男，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代理人刘红宝，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萌，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石仲华，男，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代理人赵海健，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金华，男，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原告冯东洋与被告石仲华、被告范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立案受理，适用简易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王百勤独任审判，于2016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冯东洋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红宝、被告石仲华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海健、被告范金华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延长30日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东洋诉称，原告于2015年4月开始和两被告从事手机买卖业务，采用先付款后打货的方式交易，被告正常供货至2015年6月29日。原告于2015年7月6日打款1,000,000元、7月7日打款1,861,400元、7月8日打款1,438,500元，共计4,299,900元.截止2015年7月9日，被告欠原告1,640,450元的货物未发送。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原告现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解除原告和被告石仲华、范金华之间的买卖合同；2、要求两被告共同退还货款1,640,450元。被告石仲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公安机关查明被告范金华采取高价进低价出的方式套取资金用于其周转，原告也明知买卖合同是与被告范金华建立。被告石仲华与原告的业务往来属于为被告范金华工作期间的职务行为，原告与被告范金华的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合同当事人承担，被告石仲华不需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范金华辩称，2015年3月27日至4月14日期间，与原告有正常的手机业务往来，双方约定的付款账户为被告范金华之妻的账户。原告打款至被告石仲华的账户，此后的业务均为原告与被告石仲华的个人往来，与被告范金华无关，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4年3月起从被告石仲华处批发进货手机，根据被告石仲华提供的货品订货，并向被告石仲华提供的账户付款，再由被告石仲华发货。被告范金华在手机市场租赁商铺从事批发销售，被告石仲华于2014年4月起受雇为被告范金华工作。原告曾于2014年4月来上海与两被告商谈批发手机的业务，知晓被告石仲华受雇为被告范金华工作之事，之后原告仍通过被告石仲华具体联系手机批发业务，并向被告范金华之妻范成娟的银行账户支付货款。自2015年4月14日起，原告根据被告石仲华的要求，不再向范成娟的账户汇款，而是向被告石仲华之妻工作的手机店的员工陈洪兵的账户汇款，2015年4月22日起，原告根据被告石仲华的要求直接将货款汇至被告石仲华的账户内。原告汇款后，由被告石仲华去进货并向原告发货。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原告分别向被告石仲华的银行账户汇款1,000,000元、1,861,400元、1,438,500元，共计4,299,900元，用于购买手机。被告石仲华收款后，向原告发送了部分货品，尚有价值1,640,450元的货品未发货。原告因多次催货未成，于2015年7月20日向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报案，该局于同日决定对原告被诈骗案立案侦查，并传唤两被告进行讯问，还于当日对两被告取保候审。2016年3月30日，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决定对原告被诈骗案予以撤销。审理中，原告提供了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案卷三本，用以证明两被告是雇佣关系，自2015年4月起，被告范金华安排被告石仲华利用三天打款的时间差，将货款用于其新公司运作，导致无法向原告提供手机的事实。被告范金华在2015年7月20日的第一次《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4月起，我由于在联通国际大厦22楼开了一家新的手机公司在资金上有缺口，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在大奥手机市场通过先从下家收订手机的钱款然后再从上家这里拿手机，但上家的钱款我们可以有三天内时间再打款的预留时间，之后，我就想用这个办法可以有获取一部分货款的机会，用作到新开手机公司资金缺口的弥补，当时我就把这想法告诉了小工石仲华，具体让他去操作，……从2015年4月开始，小工石仲华就以这种方式在外订手机收货款。……我不清楚他到底做了多少笔生意，因为具体我都是让他去负责操作的…….我们从下家这里拿货是以市场价拿货的，发货给上家是以低于市场价10-20元不等的价格卖出的，卖出的差价是由我来承担。……2015年4月石仲华按照这种方式买卖手机分别通过转账到我妻子范成娟的账户上和现金给我的，共计有人民币100万元左右。石仲华在2015年6月21日左右的时候和我说过用这种方式买卖手机总共亏损和被我花掉的本金共计为人民币128万元，7月4日他又对我说多了10余万元人民币的开销，当时我对这些金额表示认可的。但到今年7月9日、7月12日我的上家冯东洋和下家曹善忠总共有四家人家来找我要钱，我算了共计欠款多达358万余元人民币，当时我觉得不能认可，……我就觉得是石仲华从中做了其他生意将我们公司的欠款提高了。……”被告石仲华在2015年7月20日的第一次《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的老板范金华对我讲要我用我自己的账号买卖手机，并且讲明是高价进低价出套取现金给他应急用，当时也没有讲明要欠去套现多少钱就是叫我去操作这个事情，买卖双方也是要求我自己去联系解释，范金华对我讲至2015年6月份他会来把账平掉的，我当时就同意了。具体的操作手法是向我要货的客户先将低价要货的货款打到我的账户，然后我到市场里去找商家高价进货，我和市场的商家是隔天结账，所以我可以用到账两天的低价货款去结市场内高价进货的一天的货款，不但可以平账还可以有盈余给范金华使用。……2015年5月底的一天……我对范金华讲现在已经欠款100多万了，什么时候可以平账。范金华就讲暂时还没有钱，并且叫我想办法拖到2015年7月1日。……到了2015年7月7日这一天上家的低价货款到我账户，我第二天已经无法去平前一天高价进货的货款了，事情就爆发出来了。……从2015年4月至今，我一共转到范金华妻子范成娟的账户1,154,500元，帮范金华垫资取货、还他人账户、代付管理费及现金一共还给了范金华197,052元。……”被告石仲华在2015年9月19日的第四次《询问/讯问笔录》中陈述：“……范金华是在幕后操作的，我主要就是帮他实施的，联系客户、拿货、发货、付钱、转账什么的都是我自己操作的。……现在还欠冯东洋164万元左右的货款。……从2015年4月9日开始，范金华就让我和以前的老客户冯东洋联系，用低于市场价30-50元的价格卖手机给冯，冯一口答应并说有多少要多少机器，开始冯是直接将钱打给范成娟的，由我去市场里拿货，发给冯，范成娟第二天再打款给供货商，到了4月14日开始我就和冯东洋说‘我老婆店里也有手机可以供货’并把价格报给他，他同意了，就这样冯东洋就把钱打到我老婆店里收款人(陈洪兵)的账户里，拿货、发货还是我自己操作，后来老婆店里的人知道我在帮范金华做事，就不愿帮我忙了，我就让冯东洋直接打钱给我，我让老婆去市场拿手机，就这样时间越长，欠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最后实在供不出货了欠了这么多钱。……从2015年4月9日至今冯东洋一共打给我大概有一亿多吧，除了进货，有的是帮范金华付快递费、店铺租金、还款、置换手机等费用，其他剩余的都转给范金华了，收款人是他老婆范成娟，一共打给她132万余元。……冯东洋一共给我打了人民币113,507,320元，……我发给冯东洋的货一共是20,659台，……还欠冯东洋361台手机没有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64万元左右。”被告石仲华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能证明其受被告范金华指使进行高价进低价出套取现金的行为，本身并未拿到分文，买卖合同的双方是原告和被告范金华，被告石仲华只是履行职务行为。被告范金华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的货款未打入被告范金华指定的账户，故与其无关。因双方当事人坚持各自诉辩意见，调解不成。上述事实，除原、被告的陈述外，还有原告提供的原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案卷三本、起诉意见书、工商银行理财金客户历史明细清单和被告石仲华提供的工商银行牡丹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收款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要求解除和被告石仲华、范金华之间的买卖合同，首先要确定原告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两被告系雇佣关系，被告石仲华是雇员，被告范金华是雇主，三方曾当面达成口头协议，由被告石仲华代表被告范金华与原告进行手机批发业务，具体的交易均由被告石仲华全权操作，原告根据被告石仲华的要求向其指定的账户支付货款。由于双方从未订立过书面协议，原告均是与被告石仲华具体进行交易，亦知晓被告石仲华与被告范金华的雇佣关系，被告范金华亦自认其授权让被告石仲华具体操作手机的批发业务，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石仲华是有代理权的。被告范金华以原告自2015年4月14日后未向其妻子的银行账户付款为由否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但从被告石仲华提供的其银行账户清单中可以反映，被告石仲华在2015年4月27日至2015年7月4日期间陆续向被告范金华之妻范成娟的银行账户汇款114万余元，足以印证被告范金华对于原告与被告石仲华的交易行为是知晓且无异议。本院确认原告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被告范金华。由于被告范金华未履行完毕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尚有价值1,640,450元的手机未向原告交付，且以其行为表明无法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原告要求解除和被告范金华之间的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可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范金华退还货款1,640,45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以两被告共同实施欺骗行为为由，要求被告石仲华承担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的责任，但经公安机关审查，两被告不存在诈骗犯罪的事实，而被告范金华采取亏本经营的方式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石仲华作为被告范金华的雇员，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对外应由被告范金华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石仲华承担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冯东洋与被告范金华之间的买卖合同；二、被告范金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冯东洋货款1,640,450元；三、原告冯东洋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782元，由被告范金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百勤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程 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