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01民终37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费维珍，女，1967年12月24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泉，安徽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理宏，男，1955年10月10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庆芳，女，1956年11月10日生，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上诉人费维珍因与被上诉人高理宏、陈庆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5)瑶民一初字第03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费维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费维珍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款项交付应结合交易习惯、支付能力等进行综合认定，而不应拘泥于转账记录等书面证据的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依该款规定，陈庆芳在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的同时，必须作出合理解释。本案中，高理宏作为实际借款人，未作任何否认借款发生的表示，同时，陈庆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高理宏借款当时根本没有举债需要的证据。相反，陈庆芳称高理宏当时在外面赌博，这种情况下，高理宏完全有可能对费维珍谎称施工需要进行借款。陈庆芳辩称的两张借条金额重复问题更是子虚乌有，两张借条无论从金额还是日期上，均没有任何可供推敲的地方，陈庆芳的辩称内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更谈不上合理。另外，费维珍借给高理宏的借款一笔是5万元，一笔是7万元，两笔借款均不是巨额借款，在合肥现下的日常交易习惯中，这种金额款项的现金交易大量发生，采用现金交付完全符合交易习惯。同时结合费维珍与高理宏的年龄分析，二人所处年龄段的人由于生活经历、习惯、认知结构的限制与影响，更加偏向于采用现金这种方式进行交易，也更加相信借条对于借贷事实的确立作用。二、费维珍根本不知道费寒菊向高理宏借款的事实，同时两件事实也没有任何关联性。费维珍与费寒菊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对于费寒菊与高理宏之间是否存在借贷事实，当时并不知情，更不知道高理宏当时的对外负债情况。既然费维珍不知道高理宏的对外负债，那么向其提供借款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三、两次撤诉后再次起诉纯属客观原因，与当事人主观没有任何联系，一审法院未作任何调查就进行主观臆断。费维珍第一次起诉是在2014年下半年，因为法院年底结案率考核，承办法官多次要求费维珍撤诉，费维珍无奈之下才向法院申请撤诉。而第二撤诉是因为费维珍的代理人记错开庭时间，被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并不是费维珍申请撤诉。前述两次撤诉，均不存在费维珍故意撤诉后再起诉的情况。而且就算是费维珍故意撤诉后起诉，与借贷关系的成立之间又有什么可怀疑可推敲的？四、法律上对还款日期、借款利息及逾期责任均不作强制要求，应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对于还款日期、借款利息及逾期责任，原本就是当事人之间自由约定，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法院不应强加干涉。对这此内容不作约定的情况，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无论是否约定，均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高理宏与陈庆芳未陈述答辩意见。费维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理宏与陈庆芳依法偿还费维珍借款本金1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28日，高理宏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费维珍人民币（50000元）计，据”。2014年5月1日，高理宏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费维珍人民币70000万元，计，据”。高理宏与费维珍之前并不认识，系经费寒菊介绍发生关联。2013年7月23日，高理宏与陈庆芳于在合肥××综合××试验区管委会补办结婚登记。高理宏染有赌博恶习，家人及亲友屡劝不改。2014年7月14日，高理宏与陈庆芳在合肥××综合××试验区管委会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终止了夫妻关系。2014年9月25日，费维珍、费寒菊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高理宏诉至一审法院，该院立案受理为（2014）瑶民一初字第04307、04308号案。2014年12月1日，费维珍、费寒菊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2014年12月5日，费维珍、费寒菊又诉至一审法院，该院分别立案受理为（2015）瑶民一初字第00487、00489号案。2015年6月10日，费维珍诉高理宏民间借贷纠纷（2015）瑶民一初字第00487号案裁定按撤诉处理。2015年6月16日，费维珍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高理宏诉至一审法院，该院立案受理为（2015）瑶民一初字第03363号案。费寒菊诉高理宏发生于2013年7月26日，数额为1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双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自然人个人的人身信任方面看，费维珍原本不识高理宏，系经费寒菊而产生关联，双方并不存在特别的交情或人身信赖关系。费维珍庭审承认未去高理宏所谓的工地核实即出借，不符合一般人在此等情形下审慎确认的原则。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在双方达成合意的基础上，还需出借人实际将资金或支付凭证交付与借入人，借条与实际出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因果性。费维珍并没有提供证实其具备出借经济能力的凭证，也没有现金取款以便其随后向高理宏交付的客观记录。其实际是否具备大额现金即时交付能力及是否交付存疑。考虑双方并不熟识，为何不使用能够形成客观出借记录的银行等转账形式，反而求诸难以证明的现金交易？就借条本身的记载内容看，两份借条均未载明还款日期、借款利息及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在双方系经中间人介绍认识的情况下，正常的借贷对此均应有周全的约定。从借条出具的过程来看，2013年2月28日借条所载款项高理宏并未清偿。2013年7月26日，费维珍熟识之费寒菊又出借与高理宏10万元，其后费维珍又于2014年5月1日将所谓的7万元出借与高理宏。在高理宏债务急剧扩大，且未提供任何担保、未偿还任何先期所谓的借款本金、利息及未作出明确还款计划或承诺的情况下，费维珍仍然继续向其提供资金，不符常理。上述数点，令人生疑。费维珍当庭并不能做出事实及法律上合理的解释；加之该起民间借贷纠纷反复多次撤诉起诉，使一审法院对其实际出借的确信发生动摇。该院注意到本案与（2015）瑶民一初字第00489号案不同之处。在（2015）瑶民一初字第00489号案中高理宏承认确实借到费寒菊10万元，并成功地使法官确信20万元其中的10万元不存在事实基础，但其无法证明该10万元系赌场借款用于赌博，也没有证明费寒菊、费维珍协作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即其未能证实该笔债务的非法性，故法院判决其应当偿还其自认的数额。本案中，高理宏未进行自认，且陈庆芳以其系赌债为由对债务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结合上述情形，在费维珍于本案中未提供客观凭证的情况下，其主张的与高理宏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具备高度盖然性，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高理宏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费维珍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公告费800元，共计3500元，由费维珍承担。双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费维珍系通过费寒菊认识高理宏，双方之间并不熟识，费维珍在向高理宏出借款项时高理宏并未提供相应的担保，则费维珍应当通过费寒菊了解高理宏，以确信高理宏是否有还款能力，而费寒菊此后也向高理宏出借了10万元（高理宏在他案中自认），高理宏对该笔借款也分文未还，费维珍又再次向高理宏出借7万元，且高理宏染有赌博恶习，并无正当职业，费维珍对一个并不熟识且无大额收入来源的外人连续出借款项，不符合常理。同时，费寒菊在高理宏借款一年之后在未真实借款的情况下要求高理宏出具了另外一张10万元，而费维珍与费寒菊相熟，并通过费寒菊认识高理宏，因而，可以推定两关系密切的费维珍与费寒菊有在未真实借款的情况下要求高理宏出具借条的情形，由此对于高理宏出具的借条不能当然作为认定借款真实发生的依据，此时，作为出借人的费维珍应当提供款项来源及交付过程的证据，但费维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借条中所载的12万元借款交付给了高理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费维珍主张其向高理宏出借12万元，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高理宏偿还12万元借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费维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费维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本华审 判 员  王养俊代理审判员  栾 蕾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徐园园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