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3刑终185号原公诉机关海城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恩举，男，195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海城市广播电台退休广播员，住海城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14日被海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8日经海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海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海城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有才，男，194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海城市信访局退休干部，住海城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9日由海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12月23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海城市公安局以其患多种病、有生命危险为由未执行逮捕，2017年11月24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由海城市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辩护人马丹丹，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孟艳菊，女，195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退休职工，住海城市。1987年12月17日因犯诽谤罪被海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9日被海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8日经海城市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同日由海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12月23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次日由海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辩护人高强，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辩护人马亮，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海城市人民法院审理海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郭恩举、王有才、孟艳菊犯诈骗罪一案，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5）海刑二初字第0045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恩举、孟艳菊、王有才不服，提出上诉。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辽03刑终62号刑事裁定，撤销海城市人民法院（2015）海刑二初字第00458号刑事判决，发回海城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海城市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7）辽0381刑初76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恩举、孟艳菊、王有才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鞍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红艳、邱爽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郭恩举、上诉人王有才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孟艳菊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间，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夫妻二人在得知其亲属王某1希望为儿子孟某1安排事业编制正式工作岗位、孟某1的朋友李某希望调动自己工作岗位的情况后，询问其朋友即被告人郭恩举有无办工作的能力，在郭恩举声称其有能力通过其在北京市的朋友帮助办工作的情况下，陆续三次向王某1收取用于孟某1办工作的费用35万元、陆续二次向王某1收取李某交付王某1的用于办工作的费用30万元，并陆续将其中的48万元费用（孟某127万元、李某21万元）以现金、银行卡的形式转交被告人郭恩举用于为孟某1、李某办工作。2013年7月下旬后，在得知被告人郭恩举并无能力为孟某1、李某办工作且无力退还办工作的费用的真实情况后，在王某1要求退款的情况下，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向王某1声称尚有30万元用于办工作的费用未交给郭恩举，并承诺能够另行通过王有才的朋友继续为李某办工作岗位调动事宜。2015年4月，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在最终仍未办成李某工作岗位调动事宜后，又声称二人已经将全部办事费用转交郭恩举，拒绝将其余办事费用17万元退还被害人王某1直至王某1于2015年5月12日报案。被告人郭恩举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间，在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询问其是否有能力为孟某1安排工作、为李某调动工作岗位的能力后，声称其有能力通过其在北京市的朋友帮助二人办成，并陆续以现金、银行卡的形式收取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转交的由王某1交付的为孟某1、李某二人办工作的费用48万元（孟某127万元、李某21万元），后将该钱款挥霍。在最终未能为孟某1、李某二人办工作后，无力退款。原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本案的涉案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恩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应予支持。但指控的具体犯罪事实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完全相符，应当予以纠正。郭恩举除对指控其诈骗35万元的事实供认外，当庭供认其还收到王有才交付的13万元银行卡一张并据为己有，其诈骗金额总计为48万元。王有才、孟艳菊及其辩护人均辩解王、孟未诈骗任何钱款、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不成立，不应采信，综合审查全案证据，王有才、孟艳菊的诈骗金额为17万元。首先应当明确，王有才、孟艳菊及其辩护人关于郭恩举及证人宋某出具的收条、欠条、借条能够证明王、孟某2经将被害人王某1交付的65万元办事费用全部转交郭恩举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其一，王某1交付王有才、孟艳菊办事费用65万元，王、孟供认共借给郭恩举12万元，二者相加为77万元。而郭、宋出具的8份收条、欠条、借条总金额为147万元，远远超过办事费用和借款的总和。故该8份条不能准确反映郭收款的真实情况；其次，郭、宋出具的条中，只有2012年11月18日收到孟某1办事用款5万元的收条是其在收到办事费用同时出具的，郭在收到其余办事费用时均未出具收款凭证，是在收款较长时间后补写的收款凭证，而且每张收款凭证的金额与此前每次实际收款金额并不一一对应，存在重复、叠加收款金额的情况。对此王有才、孟艳菊亦予承认，但又并不能清楚说明重复、叠加的次数和金额。故该8份条不能证明王、孟交付郭办事费用的准确数额；再次，王有才、孟艳菊均供认借给郭1万元、1万元、10万元三笔钱款包含在郭、宋出具的8份条中，但该8份条只有郭于2013年10月9日出具的向孟借款1万元的1张借条与借款的事实和数额相对应，余者皆不能对应，故存在办事费用、借款混合记载于某张或某几张条金额中的情况，但王、孟并不能清楚地说明收条、欠条、借条中哪些为办事费用、哪些为借款，因此，该8份条不能证明王、孟交付郭办事费用的准确数额；最后，郭、宋出具的收条、欠条、借条虽多，但归纳起来分为几个时间节点：一是郭于2012年11月18日出具的收到孟某1办事用款5万元的收条。如前所述，该收条真实反映了当时郭收到办事费用的事实；二是郭于2013年7月27日在北京市出具的借孟某125万元、借李某15万元的两张借条。该两张借条在确定郭已经没有能力办成工作事宜时，在王、孟要求统计此前郭收到钱款总额的情况下由郭出具的。在此情况下，郭承认的收款总额既然为40万元，则应当认定其实际收款的数额起码不会为65万元的全部，否则王、孟不应认可。至于次日郭的朋友宋某出具金额为40万元的借条，则是在王、孟要求郭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出具的，该借条与前一日郭出具的40万元的两张借条应为对应关系，对此，孟艳菊在庭审中亦曾予以承认，故王、孟另辩解宋出具的借条中包含李某的办事费用30万元不足采信；三是郭于2013年8月30日在王有才家中出具的欠王某135万元、欠孟艳菊16万元的两张欠条。两张欠条也是在郭恩举、王有才、孟艳菊再次共同统计郭此前收到钱款总额的情况下由郭出具的，但金额为16万元的欠条是对孟艳菊出具的，而王有才、孟艳菊均供认此前向某提供过借款，故该欠条中是否包括办事费用？包括多少办事费用？又包括多少借款？并未进行区分，不应认定为办事费用的收款凭证；四是郭于2014年1月8日出具的收到办事费用10万元的收条一张，该条明确写明为办事费用，但王有才、孟艳菊庭审质证时称该收条是郭向孟艳菊借款10万元后补写的借款的凭证，故也不应认定为办事费用的收款凭证。综上，郭恩举、宋某出具的8份收条、欠条、借条总额虽超过办事费用65万元，甚至郭出具的收条、欠条、借条总额已达107万元，但却不能够证明王有才、孟艳菊在收到65万元办事费用后全部转交郭恩举。本案焦点是，王有才、孟艳菊在收到65万元办事费用后如何处置的？对此，应当综合审查三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各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和银行交易明细、郭恩举出具的收款凭证等书证，甄别各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进而认定案件事实。具体可沿循王有才、孟艳菊先后收到王某1交付的五笔办事费用的流向分析：其一，王某1陈述其2012年11月交付孟某1办事费用3万元现金。王、孟对此供认，但辩解已交给郭，郭否认，王、孟又无证据证明已转交。故应当认定王、孟未将该3万元转交给郭。其二，王某1陈述其2012年11月交付第二笔孟某1办事费用即5万元现金。王、孟供认收到该款，并辩解立即交给了郭，郭亦供认收到并当场出具收条一张，郭的供述与其2012年11月18日出具的收条相印证。故应当认定王、孟某2将该5万元办事费用转交给郭。其三，王某1陈述其2012年12月19日交付第三笔孟某1办事费用即27万元现金。王、孟供认收到该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该款分解为三部分：一是当日开设户名为王有才的62284805809----2812号农行卡并存入18万元，二是同日又从该农行卡转账到王有才3116----3944号中行卡5万元（此时农行卡余额13万元），三是当日开设户名为孟艳菊的71000005----9164号鞍山银行卡并存入9万元。此后，该三笔钱款的流向为：余额13万元的62284805809----2812号农行卡自2012年12月19日起均以每次支取一千至数千元不等至2013年3月1日止余额273.93元。其中2012年12月23日在北京宣武门外农行营业柜台由持卡人在取款凭证上签写“王有才”名后支取现金9800元，2013年2月13日在农行江西省新余市车站支行取款机两次支取现金各2000元后余额6297元。对此，王有才辩解其未在北京宣武门外农行营业柜台取款，也未到过新余市，并辩解其将该13万元的农行卡转交给了郭。郭当庭供认其确实收到了该13万元农行卡，上述支取行为系其所为。故应当认定王、孟某2将孟某1办事费用27万元中的13万元以银行卡形式转交了郭。金额为5万元的3116----3944号中行卡自2012年12月19日起多次存、取款，直到2014年10月9日余额为146元。而此时距离王、孟供述其最后一次交付郭办事费用即2013年7月20日已超过一年有余。故应当认定王、孟未将该5万元转交郭，对此，王有才辩解已用其家的现金5万元代为交给了郭，但并无证据证明，而且孟供认仅有两次使用家中钱款代为垫付办事费用，其一为2012年11月使用家里的2万元借给王某1凑成第一笔3万元办事费用，另一次是2013年7月20日使用家里的5万元为王某1垫付李某的最后一笔办事费用5万元，除此之外并无办事费用与其家中钱款混用的情况，故王有才的该辩解不予采信。金额为9万元的71000005----9164号鞍山银行卡自2012年12月19日起无交易，2013年3月19日清户，当日，孟艳菊又开设71000006----5160号鞍山银行卡并存入8.5万元，此后无交易，2013年4月8日清户，当日，王、孟的女儿王某2又开设62284805880----7372农行卡并存入10万元。而郭的住宿轨迹记录记载其2013年4月8日住宿于海城市日鑫旅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该10万元农行卡自2013年4月16日起，陆续从农行辽宁省分行运营管理部、海城西关支行两处间断性支取3000元、2500元、5000元、1500元、500不等，至2013年6月29日卡内余额为51元。王、孟均辩解该10万元银行卡于2013年4月8日交给了郭，郭当庭承认已收到，故应当认定王、孟某2将孟某1办事费用27万元中的9万元再加另外1万元（来源见下述的“需要说明”部分）合计10万元以银行卡形式转交了郭。其四，王某1陈述其2013年1月25日以转账方式交付第一笔李某办事费用25万元。王、孟供认将该款转账到女儿王某262284805808----9313号农行卡中。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该款分解为三部分：一是次日开设户名为王有才的62284805810----9818农行卡，同日从王某2的农行卡转账到该农行卡15万元，二是次日开设户名为孟艳菊的71000005----7657号鞍山银行卡，并于同日从王某2的农行卡中提取现金9万元后存入该农行卡中，三是余1万元未从王某2农行卡中取出。此后，该三笔钱款的流向为：金额为15万元的62284805810----9818农行卡自2013年1月27日起陆续从农行辽宁省分行运营管理部、海城西关支行两处ATM机间断性支取现金2500元、3000元、1000元、5000元不等，至2013年4月7日余额10313元，至4月19日卡内余额300余元。王、孟辩解将该15万元的农行卡交给了郭，郭当庭供认收到过15万元农行卡，故应认定王、孟某2将李某办事费用25万元中的15万元以银行卡形式转交了郭。金额为9万元的71000005----7657号鞍山银行卡自2013年1月26日开户起一直无交易，2013年7月31日清户。而此时距离王、孟供述其最后一次交付郭办事费用即2013年7月20日已超过10天。故应当认定王、孟未将李某办事费用中的该9万元转交郭。对此，王有才辩解已经用其家的现金9万元代为交给了郭，基于前述同样的理由，对其该辩解不予采信。25万元李某办事费用中的其余1万元自2013年1月25日起一直存于王、孟的女儿王某262284805808----9313号农行卡中未取出。需要说明的是，前述王有才、孟艳菊2012年12月19日收到第三笔孟某1办事费用27万元现金后，同日将其中的13万元银行卡交给郭，将其中5万元存入王有才中行卡后，该27万元孟某1办事费用中尚有余款9万元未转交郭。之后王有才、孟艳菊2013年1月25日收到李某的第一笔办事费用25万元后，于次日存入王有才农行卡15万元并交给郭，又提取现金9万元存入孟艳菊新开设的鞍山银行卡后，该25万元李某办事费用中尚有1万元未转交郭。之后王、孟于2013年4月8日交付郭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卡，该10万元应为上述孟某19万元办事费用和李某1万元办事费用所组成，因该10万元银行卡中的钱款均为办事费用。其五，王某1陈述其2013年7月25日收到李某转账到其62284805800----6217号农行卡的第二笔办事费用5万元，同月31日将该银行卡交付王有才、孟艳菊。王、孟承认收到该款，并陈述该款系郭于2013年7月20日前索要的李某办事费用，王、孟提前于2013年7月20日使用家里的5万元先行交付了郭。郭则在侦查机关及当庭亦承认其至少收到王有才二笔5万元现金。而如前所述，截至2013年7月20日，王、孟仍然占有王某1交付的3万元、5万元、9万元三笔办事费用未交付郭，故王、孟辩解其收到李某第二笔办事费用5万元之前已先行交付郭该款应予采信，进而应当认定王、孟某2将李某第二笔办事费用5万元以现金形式转交了郭。庭审中，郭恩举辩解已经退还王某14.1万元，应当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但王某1予以否认，公诉机关和郭恩举均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故不应予以采信。综上，被告人郭恩举收到办事费用的金额应认定为48万元（孟某1办事费用5万元、13万元、9万元；李某办事费用1万元、15万元、5万元）。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收到王某1办事费用后未交付郭恩举的金额为17万元（孟某1办事费用3万元、5万元；李某办事费用9万元）。被告人郭恩举明知其没有为孟某1安排事业编制工作和为李某调转工作岗位的能力，而谎称其有能力通过他人办成所托事项，并收取办事费用48万元，在最终未完成所托之事后，因已将办事费用挥霍而无力退还，其主观具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行为，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在收到被害人王某1交付的65万元办事费用并转交郭恩举48万元后，在得知郭恩举无力完成被害人所托之事的情况下，明知其没有为李某调转工作岗位的能力，而谎称其有能力通过他人办成所托事项，并先后去鞍山市、海城市实施所谓的办事行为，王有才还声称交给市领导30万元银行卡用于办事，在最终未完成所托之事后，二被告人又变更说辞，谎称已经将全部办事费用均转交郭恩举，拒不返还其余办事费用17万元，二人主观具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王有才、孟艳菊系共同犯罪，孟艳菊在共同犯罪中情节比王有才较轻，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郭恩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被告人王有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孟艳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郭恩举的违法所得，分别发还被害人王某127万元、被害人李某21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的共同违法所得，分别发还被害人王某18万元、被害人李某9万元。上诉人郭恩举的上诉理由是，原判决将请托行为认定为诈骗，其主动抵押了房照并已归还王某141000元，认定其犯诈骗罪证据不足且量刑重。上诉人王有才的上诉理由是，其系中间人，经手之款项已全部转交郭恩举，不构成诈骗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王有才主观上没有诈骗动机；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其诈骗主观故意必须是在最后一笔款项到达指定人前产生非法占有的意思，王某1主动找王有才帮忙作中间人，在指控罪名既遂时，王有才没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意思及意愿；王有才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犯罪行为，既遂前未承诺有能力办理工作，既遂后在随郭恩举去北京落实工作事宜中才知郭所述均系谎话并立即告知王某1，此时案涉款已交付完毕，本案既遂，后因不堪王某1骚扰，才表示看是否能通过老关系帮助李某调动工作，王某1交付款项是基于对郭恩举而非对王有才夫妻的信任，只是请其作中间人；王某1清楚只有将王有才夫妻判刑才能收回资金，才发生构陷；郭恩举曾带北京领导到海城查看李某，王有才夫妻、王某1均多次随同郭恩举到北京办理工作事宜，此点亦证明王有才夫妻也是被害人，以为郭恩举能办理工作。综上，指控王有才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孟艳菊的上诉理由是，其系中间人，经手之款项已全部转交郭恩举，不构成诈骗罪。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孟艳菊主观上没有诈骗的动机和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行为，更未非法占有财物，其并非想从中牟利，只是充当了中间人和经手人；指控孟艳菊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证据证明其虚构了什么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留下钱款更没有证据，指控孟艳菊得知郭恩举办工作不能的情况下，以继续给李某办工作为由将17万元留下没有事实根据；原判决证据认定上有严重错误。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郭恩举、王有才、孟艳菊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有被害人王某1、李某陈述、证人孟某1、王某2、柳某、宋某、张某证言、上诉人郭恩举、王有才、孟艳菊供述与辩解、银行往来明细帐、郭恩举及宋某出具的欠条、借条、收条、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通话记录及公安机关情况说明、郭恩举在外住宿轨迹记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事实、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审理过程中未发生变化，依法予以确认。同时，上诉人郭恩举、王有才、孟艳菊及辩护人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均未提出新的证据。关于上诉人郭恩举提出原判决将请托行为认定为诈骗，其主动抵押了房照并已归还王某141000元，认定其犯诈骗罪证据不足且量刑重的上诉理由，经查，郭恩举虚构能为他人办理工作、调动工作岗位的事实，骗取二被害人共计51万元（认定犯罪数额的理由下面论述），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辩解抵押了房照的事实，因该房产为他人所有且未办理有效的抵押手续，被害人没有实际得到房产，故该辩解不成立；其归还了41000元的辩解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关于其刑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在检察机关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形下，原判决加重了上诉人郭恩举的刑罚，应予纠正。关于上诉人王有才、孟艳菊提出其系中间人，经手之款项已全部转交郭恩举，不构成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及王有才辩护人提出王有才主观上没有诈骗动机；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其诈骗主观故意必须是在最后一笔款项到达指定人前产生非法占有的意思，王某1主动找王有才帮忙作中间人，在指控罪名既遂时，王有才没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意思及意愿；王有才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犯罪行为，既遂前未承诺有能力办理工作，既遂后在随郭恩举去北京落实工作事宜中才知郭所述均系谎话并立即告知王某1，此时案涉款已交付完毕，本案既遂，后因不堪王某1骚扰，才表示看是否能通过老关系帮助李某调动工作，王某1交付款项是基于对郭恩举而非对王有才夫妻的信任，只是请其作中间人；王某1清楚只有将王有才夫妻判刑才能收回资金，才发生构陷；郭恩举曾带北京领导到海城查看李某，王有才夫妻、王某1均多次随同郭恩举到北京办理工作事宜，此点亦证明王有才夫妻也是被害人，以为郭恩举能办理工作。综上，指控王有才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及孟艳菊辩护人提出孟艳菊主观上没有诈骗的动机和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行为，更未非法占有财物，其并非想从中牟利，只是充当了中间人和经手人；指控孟艳菊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证据证明其虚构了什么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留下钱款更没有证据，指控孟艳菊得知郭恩举办工作不能的情况下，以继续给李某办工作为由将17万元留下没有事实根据；原判决证据认定上有严重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郭恩举供述收到银行卡三张，金额分别为13万元、10万元、15万元，收到孟某1、李某办事费用各5万元现金，向孟艳菊借款1万元，王有才、孟艳菊供述65万元全部交付郭恩举，分三次借款给郭恩举12万元，提供了郭恩举、宋某所出具总金额为147万元的8张欠条、借条、收条，其中宋某借条金额为40万元，王有才、孟艳菊就8张条的组成进行了说明，郭恩举亦对此予以辩解。综合三名上诉人的多次供述、郭恩举、宋某出具的8张欠条、借条、收条、相关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走向，应认定王有才、孟艳菊交付给郭恩举51万元，由三张银行卡共计38万元（13万元卡、10万元卡为孟某1办事款、15万元卡为李某办事款）及现金13万元（第一次王某1交付的3万元、第二次王某1交付的5万元、李某交付款中的5万元）组成，该数额与2013年8月30日三方在孟艳菊家对账时郭恩举给王某1出具的35万元欠条、给孟艳菊出具的16万元欠条相吻合，故应认定该51万元为郭恩举的犯罪数额，余下的14万元为王有才、孟艳菊的犯罪数额，王有才、孟艳菊关于款项全部给付的多次供述不完全一致，与相关银行账户资金交易的情况不相符，二人提供的8张欠条、借条、收条与交付的65万元非一一相对应且远远超出，王有才、孟艳菊对该147万元组成的说明不充分且郭恩举亦不认同，不能因为二人提供了147万元的凭条即认定款项已经全部交付，故对二上诉人交付郭恩举65万元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王有才、孟艳菊并未将所收被害人款项即时全额交付办事人郭恩举，二人后期又继续欺骗被害人，表示继续给李某办理工作，有非法占有财物的故意和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原判决认定二人犯有诈骗罪正确，但数额有误，应予纠正。本院认为，上诉人郭恩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王有才、孟艳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王有才、孟艳菊系共同犯罪，孟艳菊在共同犯罪中情节比王有才较轻，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的规定，加重了上诉人郭恩举的刑罚，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海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0381刑初768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郭恩举定罪部分、第二项中对上诉人王有才定罪、附加刑部分、第三项中对上诉人孟艳菊定罪、附加刑部分；二、撤销海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0381刑初768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郭恩举量刑部分、第二项中对上诉人王有才主刑刑罚部分、第三项中对上诉人孟艳菊主刑刑罚部分、第四项；三、上诉人郭恩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14日起至2022年5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缴纳）四、上诉人王有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缴纳）五、被告人孟艳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2020年6月2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缴纳）六、继续追缴上诉人郭恩举的违法所得，分别发还被害人王某131万元、被害人李某2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有才、孟艳菊的共同违法所得，分别发还被害人王某14万元、被害人李某10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文伟审判员  廖晓艳审判员  王金杰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