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9049号原告：成都速达航空票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法定代表人：李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鹏飞，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依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发智游（北京）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常利。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欲晓，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慧，女，中发智游（北京）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法务。原告成都速达航空票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速达公司）与被告中发智游（北京）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智游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速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鹏飞、张依伦，被告中发智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欲晓、王林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速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中发智游公司支付利润1401349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要求中发智游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成都速达公司与中发智游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航班利润分配协议》，约定成都速达公司负责协调中发智游公司签订了圣彼得堡至武汉包机和莫斯科至长沙包机的航空销售合同，并约定了每条航线的利润值，合同期限为自2017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2日，利润按照双方各50%进行分配，以月为结算周期。合同签订后，中发智游公司开始按月向成都速达公司支付利润，自2018年1月起共拖欠应付利润1401349元未付。现合同早已到期，中发智游公司一直未支付该笔款项，故提起诉讼。中发智游公司辩称，成都速达公司计算错误，依据其核算，应当支付的利润尾款为1317940.56元。中发智游公司在2018年7月整顿公司期间，经多方查证发现成都速达公司实际上并未参与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签署圣彼得堡包机、莫斯科包机两条线的包机销售合同事宜。经外航中心负责人介绍，上述两份合同均由中发智游公司关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获知其提供的航线信息后主动提出与外航中心进行合作并最终签署了协议。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早在2017年2月15日即已就两条航线的结算价格达成一致并签订《合作意向书》，双方同意据此签署正式合作协议。2017年2月21日，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正式签订《航班包机销售合同》两份，分别以包机的形式采购外航中心提供的圣彼得堡-武汉-圣彼得堡的航班全部机位以及莫斯科-长沙-莫斯科的航班全部机位。而成都速达公司与中发智游公司签订《航班利润分配协议》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是在中发智游公司正式签订包机合同后才与中发智游公司签订，其根本未向中发智游公司提供任何中介及协助签约的服务。成都速达公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以虚构事实骗取中发智游公司的信任，以致中发智游公司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与其签订《航班利润分配协议》，成都速达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双方所签订的《航班利润分配协议》属于可撤销协议。成都速达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中发智游公司对《航班利润分配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效力存疑；对2018年12月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其中《2018年1-3月利润分配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成都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机票行程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陆颖和李伟的微信聊天记录、王晓庆和李伟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中发智游公司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成都速达公司对《合作意向书》、《航班包机销售合同》和利润分配计算明细表无异议；对2018年7月20日谈话录音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对话人是否为徐宁本人，且徐宁也认可了正是因为李伟提供了相关信息，中发智游公司才得以签订相关协议；对劳务协议和2018年7月20日谈话录音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利润分配计算明细表中1317940.56元的数字认可；因褚振明未出庭，对其证人证言不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成都速达公司获悉外航中心有意就俄罗斯航线包机业务寻求合作，其负责人李伟找到时任中发智游公司航空业务部经理姚平商讨合作事宜。在得到中发智游公司同意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姚平开始代表中发智游公司同外航中心进行接触。在此过程中，姚平同李伟订立口头协议，约定成都速达公司作为居间人，帮助中发智游公司促成该项交易。2017年2月15日，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签订《合作意向书》，同年2月21日，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正式签订两份《航班包机销售合同》，分别就莫斯科-长沙-莫斯科航线和圣彼得堡-武汉-圣彼得堡航线包机合作事宜达成协议，飞行日期分别自2017年4月5日和2017年4月3日开始，为期一年。在中发智游公司同外航中心签订正式合同并同下游旅行社签订相关协议后，2017年3月6日，中发智游公司同成都速达公司签订《航班利润分配协议》，协议约定：成都速达公司负责中介及协助中发智游公司完成了与外航中心签订圣彼得堡包机和莫斯科包机两条航线的包机销售合同，为方便中发智游公司的销售工作，成都速达公司授权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直接联系并自主经营、自行维护处理航线运营过程中所有事宜，航班运行及后续销售工作等均由中发智游公司自行解决。按照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所签署的合同约定，莫斯科包机价格为194000美金/每班往返，圣彼得堡包机价格为211250美金/每班往返，中发智游公司莫斯科包机的销售价格为215000美金/每班往返，圣彼得堡包机的销售价格为235000美金/每班往返。根据中发智游公司与成都速达公司事前约定的利润分成方式，中发智游公司将利润的50%作为中介费支付给成都速达公司。中发智游公司需按月为结算周期将实际的航班利润的50%汇给成都速达公司。双方一致约定此两条航线的前期运作费为30万元/每条航线，结算期的第一个月中发智游公司将每条航线当月成都速达公司应分得的中介费（利润的50%）扣除15万元，作为成都速达公司应承担的前期费用。中发智游公司共向成都速达公司支付利润5858303.96元。自2018年1月起，中发智游公司拖延支付的剩余利润共计1317940.56元。2018年7月20日，中发智游公司上级公司中发智讯代表靳志正、邵青等同外航中心法定代表人徐宁在北京会面，谈话过程中徐宁表示该笔业务由姚平促成，其并不了解成都速达公司。诉讼中，靳志正、邵青作为中发智游公司方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与徐宁谈话的真实性。成都速达公司认为靳志正、邵青的书面证言打印版内容重合，二人不是合同经办人，都是听说事项，不具有客观性，故不予认可。姚平作为成都速达公司方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成都速达公司李伟向其介绍了两条航线信息，并提供了上游合作信息以及下游合作的旅行社，姚平出面与外航中心以及下游旅行社达成了协议。中发智游公司认为姚平与中发智游公司存在劳动争议，其证言避开了成都速达公司是否提供了中介服务的内容。诉讼中，成都速达公司将利润请求由1401349元减少为1317940.56元。以上事实还有本院的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航班利润分配协议》约定的内容，成都速达公司与中发智游公司签订该协议是基于成都速达公司向中发智游公司提供了中介服务并协助中发智游公司完成了与外航中心签订圣彼得堡包机和莫斯科包机两条航线的包机销售合同，成都速达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中发智游公司的合同经办人姚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明中发智游公司与外航中心的合作系基于成都速达公司提供的信息，成都速达公司为该项目的实施做了一些工作，故不存在成都速达公司对中发智游公司构成欺诈的事实。《航班利润分配协议》是成都速达公司与中发智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发智游公司已履行了支付部分利润分成款的义务，其拖欠成都速达公司剩余利润款1317940.56元未付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成都速达公司要求中发智游公司支付利润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成都速达公司要求利息自2018年4月1日起起算，缺乏事实依据，利息起算的日期本院予以酌定。中发智游公司提交的与外航中心徐宁的对话录音证据，因徐宁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不能确认徐宁的真实意思，故本院不予采信。中发智游公司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发智游（北京）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成都速达航空票务有限公司1317940.56元及利息损失（以1317940.56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成都速达航空票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发智游（北京）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61元、保全费5000元（成都速达航空票务有限公司均已预交），由中发智游（北京）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凤新人民陪审员  马仲兰人民陪审员  肖淑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刘丝雨书 记 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