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24民初1754号原告：姚康，女，197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系原告宋五香、被告宋白梅大姐宋英歌的女儿。原告：宋五香，女，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朝阳，江西甘雨（宜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彭晓辉，江西甘雨（宜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追加）：巢国富，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系原告宋五香之夫。被告：胡乐洋，男，196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被告：宋白梅，女，196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系被告胡乐洋之妻。被告：巢孟琳，女，1989年7月6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被告：胡涛，男，198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系被告巢孟琳之夫。系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儿子。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易金财，江西百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姚康、宋五香、巢国富（追加）与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2月19日庭审中，原告姚康、宋五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朝阳、彭晓辉，被告胡乐洋、胡涛及其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易金财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月16日庭审中，原告姚康、宋五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彭晓辉，原告巢国富，被告胡乐洋、胡涛及其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易金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康、宋五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立即归还所侵占原告应得分红款152.1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中，变更分红款为151.95万元；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撤销双方签订的利润分配协议。第二次庭审中，诉讼标的变更为182.44万元〔159.94万元＋22.5万元（以利息的形式逾期交付即视为交付的分红）〕。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罗红梅、吴砚如等7人为牵头人，拟投资收购新余市中级法院拍卖的宜丰县和合路111号土地使用权。由于资金不足，罗红梅、吴砚如等与新余有关小贷公司协商，以罗红梅、吴砚如等人设立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朗坤公司），由新余方面派出人员彭小仁担任法人代表，占公司80％的股份为条件，由新余小贷公司负责贷款2000万给朗坤公司，加上罗红梅、吴砚如等人合资1100万元，凑足了土地拍卖款及土地建设开发资金。双方约定开发房地产产生的利润用于归还上述借款。本息还清后，彭小仁退出公司并退出股份，作为股东的彭小仁不参与公司分红。朗坤公司及吴砚如作为担保人在新余赣州银行的贷款协议书上签字和盖章。被告胡乐洋作为本案原告宋五香的代表人，参与了该公司的筹建，加上原在吴砚如处转过来的原告姚康的投资入股款，合计110万，取得了10％的股份。胡乐洋的10％的股份对应投入的110万中，姚康占20万，宋五香占25万。胡乐洋开出了入股收据，朗坤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2018年7月左右，朗坤公司从开发经营所得中逐步还清了2000万贷款及利息。彭小仁按约定将其股东身份及股份退出。退出方式为对应将其股份无偿转让给朗坤公司对应的投资人。作为二原告的代表人(牵头人)的胡乐洋，与被告巢孟琳恶意串通，将应该由胡乐洋履行代表人职责签订无偿受让彭小仁的股份转让协议故意放弃，安排其儿媳妇被告巢孟琳作为受让人，受让彭小仁转出的200万股份。被告胡乐洋、巢孟琳在公司取得分红款569.4万元，将这些分红款按310万入股金进行分配，侵占本应分给二原告的利润。被告巢孟琳并没有支付任何对应的转让款，不但分得了对应的这200万股权，而且将其不法获得的这200万股权转让第三人，又获得不当得利120万元。以上累计侵占本应该由二原告分得的利润152.17万元。被告胡乐洋的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54条、第164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巢孟琳的行为系不当得利，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返还其所取得的不当得利的责任。被告宋白梅作为胡乐洋的妻子、被告胡涛作为巢孟琳的丈夫系各自家庭的重要成员，对上述投资代理行为不当和不当得利取得的财产，应当承担共同责任。第一次庭审中增加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与被告胡乐洋合伙投资朗坤公司，三人共计股金110万元：其中姚康20万元，姚康占比18.2%；巢国富投资25万元，巢国富、宋五香占比22.7%；姚康与巢国富、宋五香占110万元中的40.9%。根据公司财务证明，胡乐洋、巢孟琳领取公司股本金和分红款679.4万元，转让股份得款120万元，合计799.4万元；在799.4万元中姚康按照18.2%应该分得145.49万元，胡乐洋只分给姚康75万元，少分70.49万元，被胡乐洋、巢孟琳侵占；巢国富、宋五香在799.4万元中按照22.7%分得181.46万元，胡乐洋只给付100万元，少分81.46万元，被胡乐洋、巢孟琳侵占。为了掩盖侵占的事实，胡乐洋虚构了巢孟琳担保新余公司贷款取得200万元的事实，使二原告信以为真，于2019年8月18日签订了所谓利润分配协议书，该协议书二原告是在胡乐洋欺骗下才同意胡乐洋提出的分配方案的，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48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撤销双方签订的利润分配协议；胡乐洋等所侵占二原告的股金和利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告（追加）巢国富诉称：同意其他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辩称：1、从诉讼主体资格上来分析，被告胡乐洋、巢孟琳有直接关系，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对于巢孟琳，原告方也明确知道她只是代为胡乐洋持股而已。但被告宋白梅、胡涛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管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角度，宋白梅和胡涛并未参与涉案的投资，也没有出资，与胡乐洋、巢孟琳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能也因是夫妻关系，就一概而论的拉入到诉讼主体中来，显然是错误适用法律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宋白梅、胡涛的起诉。2、从案由的角度来说，本案案由定性为不当得利是错误的。本案中，胡乐洋、巢孟琳取得相关股权分红、转让款是基于投资、股份由朗坤公司发放、支付的，是有合法依据的；胡乐洋、巢孟琳取得相关收益后并没有导致姚康、巢国富的利益受损；胡乐洋已经将相关收益分配、支付给姚康、巢国富了，而且双方还签署了朗坤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在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原告投资的股份分红已全部终止，永无纠结；现在原告无视协议书，混淆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想要被告再行支付152.17万给原告，这种给付要求，才是真正的不当得利的要求。3、从案件事实上来分析，原告所阐述的诸多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提供2000万贷款的公司是新余市必合贸易有限公司，张艳尾以75%的股权对该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彭小仁可以说是新余市必合贸易有限公司指派到朗坤公司的特殊人员；彭小仁转出股份时，考虑到后续公司可能会自行去贷款，贷款时银行会审查股东是否已有贷款、债务等因素，于是胡乐洋就以儿媳妇巢孟琳的名义代持股份，其他股东也都是这么做的；受让该股份，不管是对于胡乐洋来说，还是对于其他股东来说，内部确定的股份比例一直都没有变，巢孟琳代持胡乐洋的股份从头至尾，一直都是10%，只是之前因彭小仁对股份的占有，每个人的股份比例在工商登记注册上是调整后的对外显示的而已；受让彭小仁的股份，是无偿转让，所有受让的人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只是彭小仁退出，所有人的股份恢复到正常状态而已；在2019年7月25日巢孟琳（胡乐洋）与其他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实质性内容就是退出在公司名下的10%的股份，而且全部的转让款就是按照最原始的股本，加上公司补贴了一点经济补偿金给胡乐洋个人。这里要强调的是，本来胡乐洋总股本有110万加上受让的200万，总共有310万，可是其中的200万，只是技术操作上的股份，对胡乐洋（巢孟琳）来说，并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受让的，转出时，也就无权让公司支付该200万的对价。简而言之就是：从始至终，胡乐洋都是以10%的股份名义持有朗坤公司的股份，之前公司名下没有办理登记，因为彭小仁从资本安全角度占有公司80%的股份，导致胡乐洋等其他很多股东都没有办理股东身份的登记手续，后来公司将贷款还清，彭小仁退出，胡乐洋可以办理登记的时候，考虑到债务等因素，和其他部分股东一样，以自己亲人的名义办理了名义股东的登记手续，可就算办理了登记，股份依然是10%，并没有任何变化；胡乐洋退股，也是以转让出10%的股份为标的，全程与这200万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受让这200万，也没有任何额外的分红，因为公司分红并不是根据股本分红，而是根据股权比例分红。4、胡乐洋（巢孟琳）在2019年7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该1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退股的钱都还没全部拿到手，被告就已经与原告在2019年8月18日达成了分红分配了结协议，而且将相应的退股款提前支付给了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共同在朗坤公司投资的过程中，被告与原告在分红问题上，已经全部了结，姚康和巢国富也因投资四十五万，赚了一百七十多万，被告没有任何不当得利，原告也没有任何损失；针对原告增加的诉请撤销协议，原告对该请求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不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被告与原告在考虑各种情况之后自愿签署的，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对被告与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故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原告听信谣言，并对外制造谣言，已经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以及心理伤害，请原告及时停止损害行为，否则被告保留追究相关侵权的法律权利。经审理查明：原告宋五香、被告宋白梅与原告姚康母亲宋英歌系姐妹关系，原告巢国富与被告胡乐洋系连襟。2016年12月14日，吴砚如（甲方）与张艳尾（乙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鉴于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拍卖宜丰土地一块(土地证号:宜丰县国用(2012)第678号宗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以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的名义参与拍卖，土地款及相关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具体约定如下：现甲方支付2950万元给乙方进行合作；签订本协议后，甲方先向乙方支付200万元；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拍得土地后，甲方应在法院要求支付土地款期满前的2日内向乙方支付750万元，剩余土地款由乙方先行垫付；签订协议后，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与甲方共同注册新公司，并将土地办理至新公司名下；尚欠的2000万元，甲方按每月2.5％向乙方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当新公司取得土地所有权后，双方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等。2017年3月10日，被告胡乐洋开具收条一份，该收条内容：今收到姚康入股宜丰鑫海澜庭股金20万元整。2017年3月10日，被告胡乐洋开具收条一份，该收条内容：今收到巢国富交来投入宜丰鑫海房地产入股股金25万元整。原告提供朗坤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根据本院签发的律师调查令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如下：2017年1月，罗红梅、吴砚如等7人为牵头人投资收购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的宜丰县和合路111号土地使用权开发商品房。由于资金不足，与新余小贷公司协商，经罗红梅、吴砚如等人设立朗坤公司，以由新余方派出人员彭小仁担任法人代表、占公司股份80％为条件，由新余小贷公司负责贷款2000万元给朗坤公司。除该贷款外，罗红梅、吴砚如等人合资1100万元股金凑足了土地拍卖款及土地开发资金。双方约定以开发房地产产生的利润优先归还上述贷款及利息。本息还清后彭小仁退出公司并退出股份。彭小仁作为股东不参与分红。2018年7月，我公司用经营收入还清了新余贷款2000万元及其利息，彭小仁按约定退出了股份。彭小仁在我公司没有分红。其所持8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我公司对应股东，彭小仁没有收转让款。我公司收取各股东股金款总额1100万元，其中胡乐洋110万元、占股份10％，胡乐洋110万元股金中包含姚康20万元，巢国富25万元。彭小仁转让股份时将胡乐洋所占10％股份200万按胡乐洋的表示转让给了其儿媳巢孟琳。2019年7月为止，胡乐洋、巢孟琳在我公司已领取股本金及分红款679.4万元，其后2019年7月底胡乐洋、巢孟琳股份已转让，转让款为120万元，现已支付了70万元，还需付50万元。被告对该证明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明的三性没有异议，阐述的都是事实，而且在原告与被告合作投资之前，原告都是知情的，被告不存在任何隐瞒和虚构，在双方最后签署了结协议前，原告就已经多次到朗坤公司进行情况的核实。原告提供朗坤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如下：我公司注册资金为二千万元，实收资本是宜丰籍股东所凑1100万元。彭小仁在我公司没有注入资本股金。鉴于新余公司同意我公司欠其土地款二千万元的原因，新余公司作为条件，以我公司80％的股份做质押，将该股权登记在新余公司指派的代表彭小仁名下。双方约定，在我公司还清所欠新余公司的土地款本金和利息后，我公司用作质押的股权，由新余公司授权彭小仁无偿释放出来，回归我公司。我公司原始入股的股东的所占公司股份比例不变。我公司还清土地欠款后，新余公司如期按约释放归还了我公司的质押股份。关于公司利润分配：均按各人在公司总投入1100万元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我公司在经营中产生的利润在归还了新余公司所欠土地款本息后，彭小仁的股份回归公司，上述各股东分配比例均不变，没有增加或减少参加分配的股东。胡乐洋在我公司占10％的投资份额，投资额为110万元；巢国富在其名下投资额25万元，姚康在其名下的投资额20万元；从公司开始分红至胡乐洋退出公司股份，其所有分配利润均是按公司产生利润的10％进行分配。彭小仁在我公司没有参与过经营和管理，巢孟琳是胡乐洋的儿媳妇，她在我公司没有投资，也没有为公司担保过贷款，实际股东就是胡乐洋，参与经营和管理是胡乐洋，分在巢孟琳名下的利润均是胡乐洋应分得的利润，由胡乐洋指定造巢孟琳的分红表，款是打入胡乐洋及其儿子胡涛的账户。以上情况属实，有财物账目为凭，可以查证。被告对该证明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明的三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与前一份证明意见一致。原告提供彭小仁（身份证号码:）于2019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关于朗坤公司的股份有关事宜，说明如下：2017年3月，朗坤公司在新余中院竞拍所得宜丰县和合路111号土地使用权。当时，朗坤公司的宜丰籍股东凑了一部分土地款，尚差2000万元，通过借贷的方式解决支付。对这笔欠款，约定由我出任该公司的大股东，占80％的股份。2018年7月左右，上述本息由朗坤公司全部付清，我按照约定，将所持有的80％的股份全部转还给该公司。该公司提出相应的名单后，我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所约定的股份转让款没有发生事实支付；我在该公司从未参与分红。原告对该证明的证明要点：彭小仁股份的来源，朗坤公司在成立之前投资1100万元，向新余公司贷款2000万元，新余公司为了资金的安全派出彭小仁担任朗坤公司的法人代表，并以80%股份做质押，胡乐洋投资110万元，占10%股份，朗坤公司归还新余公司贷款2000万元，彭小仁80％的股份转让至其他股东名下，彭小仁转让给胡乐洋股金200万元，胡乐洋转至巢孟琳名下；彭小仁转让股份是无偿的，转让和受让名义上是为了变更企业的信息的需要，都是没有经济投入，巢孟琳没有在朗坤公司投资，也没有实际股份，没有为朗坤公司担保过贷款，朗坤公司利润分配是按各股东实际投资比例分配的；胡乐洋是按照10%参与分配利润；2019年7月，巢孟琳将受让的200万元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得利120万元，朗坤公司已经支付70万元，还有50万元待付；胡乐洋、巢孟琳领取的股金及分红款，朗坤公司打入了胡乐洋和胡涛的账户。被告对该证明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明的三性没有异议，在全程原告是知情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质证意见同上述证明意见一致。2018年6月22日，朗坤公司制定的章程规定：本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普通房屋租赁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木材、五金交电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即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出资时间：2017年6月30日；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比例：黄美华250万元、12.5%，李磊350万元、17.5%，巢孟琳200万元、10%，李昌敏100万元、5%，罗红梅600万元、30%，何三林200万元、10%，吴建章300万元、15%。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的营业期限为二十年，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等。2018年6月22日，彭小仁（甲方、转让方）与巢孟琳（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的在朗坤公司出资额为2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万元，乙方须在完成股权变更的法定登记手续后七日内将价款支付给甲方等。原告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质证认为：被告胡乐洋与巢孟琳恶意串通，将本应由被告胡乐洋接受彭小仁转让的200万元股权非法转让至其儿媳巢孟琳名下，并让巢孟琳代持胡乐洋在朗坤公司10%的股份(含原告的股份)，且巢孟琳的代持股行为并没有原告的授权。被告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质证认为：2018年6月22日，从注册资本2000万的角度来说，彭小仁转让出2000万股本，巢孟琳代胡乐洋持有公司10%的比例，受让彭小仁200万的股本，转让协议上是写转让价格为200万，可事实上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因为朗坤公司已经将这个钱偿还了，原告方在起诉状中也说了是无偿转让，该份协议只是在工商系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需要这么写而已。2019年7月25日，巢孟琳（转让方）与罗红梅、李磊、李昌敏、何三林、吴建章（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转让方巢孟琳决定将在朗坤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受让方罗红梅、李磊、李昌敏、何三林、吴建章5人所有；现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共同达成如下协议：转让方巢孟琳决定将自己投入公司10％股权(出资200万元)全部转让给受让方罗红梅等5个股东，各受让方同意按自己占公司的股权比例接受转让方巢孟琳在公司10％的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1300000元)；转让方从2019年8月起不参与公司各项管理工作，并移交分管保管的各种文件手续；转让方要求受让方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到宜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股权变更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受让方承担；本协议经双方签字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和承担任何股东义务，对公司转让前及转让后的公司债权、债务(包括税收和个人所得税)，转让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一切均由受让方承担(或公司承担)等。原告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质证认为：被告巢孟琳将非法所得股份200万元转让给罗红梅等五个股东，从中获利120万元，该获利款120万元，系姚康、巢国富和胡乐洋占朗坤公司10%股份取得的红利。被告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质证认为：2019年7月25日，巢孟琳与其他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130万元的价格转让出代胡乐洋持有的公司10%的股份，转让后，退出朗坤公司所有经营事项，也不参与朗坤公司任何分红，即不享有任何股东的权利，也不承担任何股东的义务，与朗坤公司无关；这里要强调的是转让的是10%的股份，股本站在注册资本的角度是200万，站在原始出资的角度是110万，站在原始出资加后来受让的200万股本的角度，是310万，可不管是哪个角度，归根结底转让的都是自始至终的10%股权。2019年8月18日，胡乐洋(分配人、下称甲方)与巢国富、姚康(被分配人、下称乙方)签订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在2019年10月1日前将乙方应得的利润和甲方延期支付的利息(即:巢国富应得的利润5.5万元，利息12.5万元+2万，共计20万元，加1.8万元）；姚康应得的利润5万元，利息10万元共计15万元；一次性打给乙方各自的账户上。二、以前分配的本金和利润已全部按分配数转入了乙方两人账户上(其中：巢国富已进账75万元，姚康已进账60万元），双方都已认可无异议。三、本公司分配到甲方投入到公司的本金和利润已全部结清，乙方与甲方及公司的利益无关。四、乙方投资的股份分红已全部终止，永无纠结。五、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每人一份。甲方签名:胡乐洋；乙方签名：宋五香、姚康。2019年8月18日。该分配协议书系胡乐洋书写；分配协议书签订前后，巢国富均在场；分配协议书签订地点在巢国富家。胡乐洋在该协议书背面上方写下具体给付款项，中方写下以上两人（即姚康、巢国富）余款已全部付清，下方写下2019年10月15日。原告对该协议书经质证认为：2019年8月16日晚上，巢国富偕同妻子宋五香和外甥女姚康及姚康丈夫周笛及姚康之母宋英歌五人来到胡乐洋家问股本金所得利润分配情况，胡乐洋拿出了其儿媳妇巢孟琳受让彭小仁200万股份的协议，说巢孟琳担保了彭小仁公司为朗坤公司贷款取得了200万元的股权，加起来是310万股份，所得利润应按310万基数进行分配，并将其写好的《鑫海澜庭分配情况》(即分配方案)拿给我们看，其分配方案内容是：1、胡乐洋、巢国富、姚康三人股本金310万元，占公司股本金10％；2、已分配利润650万元，加利息39.4万元，合计689.4万元(含股本金款110万元)；3、利润分配比例:2.22倍，即689.4万元÷310万元股本金=2.22倍；4、分配姚康股本金20万元，利润20万元×2.22倍=44.48万元，合计64.48万元，已付60万元，尚差4.48万（实按5万元给付）；5、分配巢国富股本金25万元，利润25万元×2.22倍=55.5万元，合计80.5万元，已付75万元，尚差5.5万元。在投资利润分配按投资额占投资比例分配的基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胡乐洋采用了虚添其儿媳巢孟琳得股200万应作为股本金参加分红的做法；宋五香和姚康在相信胡乐洋所称巢孟琳为公司担保贷款取得200万元股权的情况下，按胡乐洋的分配表和利息计算数，与胡乐洋于2019年8月18日下午在巢国富家签署了由胡乐洋拟写的《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当时巢国富由于存有疑问，不愿签字，结果协议乙方由其妻子宋五香和姚康签名；协议书完全是在胡乐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用欺诈手段，使原告发生重大误解，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本案投资基数不是310万，而是110万，按被告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计算即为:689.4万元÷110万元=6.267，每人应分为，投入资金×6.267才为应当的分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按照双方约定并写在分配表和协议中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比例投资比例判决被告给付少分给原告的股金及红利。被告对该协议书经质证认为：胡乐洋作为110万投资的代表，与投资人巢国富（宋五香）、姚康签署了了结协议，协议中约定了经结算后的分红支付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也明确了以前分配的本金和利润已全部按分配数转入了原告的账户，达成了一致了结协议，即原告投资的股份分红已全部终止，永无纠结，朗坤公司分配到胡乐洋投入到朗坤公司的本金和利润已全部结清，原告和被告与朗坤公司的利益无关。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本案朗坤公司收取各股东股金款总额1100万元，以胡乐洋名义在朗坤公司的投资入股股金110万元（占朗坤公司10％的股份）；股金110万元中：姚康股金20万元（占比18.2％），巢国富股金25万元（占比22.7％），胡乐洋股金65万元（占比59.1％）。胡乐洋、姚康、巢国富为此获得分红利润650万元及利息39.4万元,合计689.4万元；股本金110万元及分红利润689.4万元，共计799.4万元。原、被告均确认：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8月10日期间，姚康收到胡乐洋转来股金分红利润60万元（含股本金20万元）；2018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2日期间，巢国富收到胡乐洋转来股金分红利润75万元（含股本金25万元）。2019年8月19日至10月15日期间：胡乐洋给付姚康分红利润5万元及利息10万元，合计15万元；胡乐洋给付巢国富分红利润5.5万元及利息等19.5万元，合计25万元。在本案689.4万元分红利润中，按本案《协议书》利润比例2.22倍（即689.4万元÷310万元股本金）分配大概：胡乐洋实分得红利559.4万元（其中50万元朗坤公司尚未给付）；姚康实分得红利55万元；巢国富实分得红利75万元。因原、被告协商不成，原告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依原告申请裁定：对被申请人胡乐洋、巢孟琳名下的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款，对被申请人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名下的银行存款，对被申请人胡涛名下位于宜丰县永和大道金领国际18栋2单元301室住房一套等相应价值金额150万元予以冻结、查封。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收条、朗坤公司证明、巢孟琳与彭小仁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巢孟琳与罗红梅等5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彭小仁证明，宋正道、宋尚骚的调查笔录，被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合作框架协议、朗坤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朗坤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巢孟琳与彭小仁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巢孟琳与罗红梅等5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具体案情，本案案由由原定的不当得利纠纷变更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为宜。以胡乐洋名义投资股金110万元到朗坤公司，该投资股金110万元，通过朗坤公司提供的证明，得知本案股本金110万元及分红利润689.4万元，系朗坤公司转款给被告；本案朗坤公司收取各股东股金款总额1100万元，以胡乐洋名义在朗坤公司的投资入股股金110万元（占朗坤公司10％的股份）；股金110万元中：姚康股金20万元（占比18.2％），巢国富股金25万元（占比22.7％），胡乐洋股金65万元（占比59.1％）；对外胡乐洋是占朗坤公司10％股份的实际股东，实际参与朗坤公司筹建、经营和管理的也是胡乐洋，姚康和巢国富只是胡乐洋的内部投资股东（不参与朗坤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这有朗坤公司证明、收条等为证；虽然姚康、巢国富和胡乐洋之间未签订书面股东投资合伙协议，但事实上姚康、巢国富和胡乐洋之间已形成股东投资合伙关系。宋白梅系胡乐洋妻子，胡涛系胡乐洋、宋白梅的儿子；巢孟琳系胡涛的妻子，系胡乐洋、宋白梅的儿媳；根据朗坤公司的证明得知，胡乐洋、巢孟琳在朗坤公司已领取股本金110万元及分红款689.4万元，分在巢孟琳名下的利润均是胡乐洋应分得的利润，由胡乐洋指定造巢孟琳的分红表，款是打入胡乐洋及其儿子胡涛的账户；由此可见，胡乐洋在本案的投资入股股金65万元，系胡乐洋、宋白梅夫妇及其儿子胡涛、儿媳巢孟琳这个大家庭的共同投资入股股金，只是这个大家庭对外以胡乐洋的名义投资入股而已；本案投资赢亏，由这个大家庭享有和分摊；因此，宋白梅、胡涛、巢孟琳作为本案的被告，其诉讼主体并无不妥。原告巢国富、宋五香系夫妻，其家庭以巢国富的名义向朗坤公司投资入股，本案投资赢亏，由巢国富、宋五香夫妻共同享有和分摊。根据朗坤公司的证明、彭小仁的证明得知，朗坤公司在经营中产生的利润在归还了新余公司所欠土地款本息后，彭小仁的股份回归朗坤公司，各股东分配比例均不变，没有增加或减少参加分配的股东，彭小仁转让股份是无偿的，转让和受让名义上只是为了变更企业信息的需要，都是没有经济投入；朗坤公司利润分配是按各股东实际投资比例（胡乐洋是按照10%参与分配利润）分配的，从朗坤公司开始分红至胡乐洋退出朗坤公司股份，胡乐洋所有分配利润均是朗坤公司按其所占10％股份进行的分配；彭小仁转让股份时将胡乐洋所占10％股份200万股权按胡乐洋的表示（即授意）转至其儿媳巢孟琳名下，对外巢孟琳在朗坤公司：没有投资，没有实际股份，也没有为朗坤公司担保过贷款；对外实际股东就是胡乐洋（含姚康、巢国富在内），参与朗坤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也是胡乐洋（巢孟琳对内只是胡乐洋名下的隐形股东）；巢孟琳只是在胡乐洋的表示（即授意）下形式上将彭小仁转让给胡乐洋所占10％股份200万股权转至巢孟琳名下而已，实际上系彭小仁转让给胡乐洋（含姚康、巢国富在内）所占朗坤公司10％股份的200万股权。之后，巢孟琳又代胡乐洋将胡乐洋所占朗坤公司10％股份200万股权全部转让给受让方罗红梅等5个朗坤公司股东，各受让方按自己占朗坤公司的股权比例接受胡乐洋在朗坤公司10％的股权，为此胡乐洋得到转让款120万元；该所得转让款120万元形式上只是由巢孟琳代持，实际上系胡乐洋、姚康、巢国富所占朗坤公司10％股份的投资分红利润，实际投资分配基数就是110万元；本案胡乐洋所占朗坤公司10％股份200万元股权不能作为投资分配基数计算投资利润。胡乐洋与巢国富、姚康签订的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中，胡乐洋将所占朗坤公司10％股份200万元股权加入到实际投资分配基数110万元（合计310万元）中作为投资分配基数计算投资利润，与实际投资分配基数110万元作为投资分配基数计算投资利润相比，胡乐洋和姚康、巢国富之间的投资利润分配金额相差较大，损害了股东姚康、巢国富的利益，造成了姚康、巢国富较大损失，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这对于姚康、巢国富来讲是胡乐洋利用其自身优势，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虽然姚康、巢国富妻子在该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当时姚康、巢国富是在胡乐洋告知虚假情况之下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致使姚康、巢国富为此产生错误认识，使其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且该协议书投资分配基数与本案事实不符；故姚康、巢国富妻子签订的该协议书可视为因重大误解、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协议书，且显失公平，应依法撤销；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的主张，于法有据，且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支持。以胡乐洋名义在朗坤公司的投资入股股金110万元（占朗坤公司10％的股份），其中：姚康股金20万元，巢国富股金25万元，胡乐洋股金65万元均得到了朗坤公司的确认；现胡乐洋已将股本金20万元和25万元分别退还给了姚康和巢国富。在本案分红利润689.4万元中，应按实际投资分配基数110万元进行分配，其中：姚康分红利润为1253454.55元（6894000元×200000元÷1100000元）；巢国富分红利润为1566818.18元（6894000元×250000元÷1100000元）；胡乐洋分红利润为4073727.27元（6894000元×650000元÷1100000元）。姚康分红利润1253454.55元中，扣减胡乐洋已给付红利等款550000元，胡乐洋尚应给付姚康分红利润703454.55元；巢国富分红利润1566818.18元中,扣减胡乐洋已给付红利等款750000元，胡乐洋尚应给付巢国富分红利润816818.18元。因本案分红利润689.4万元在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处，故应由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共同向姚康，巢国富、宋五香分别给付尚应得的分红利润703454.55元和816818.18元。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辩称胡乐洋作为110万投资的代表，与投资人巢国富（宋五香）、姚康签署了了结协议，协议中约定了经结算后的分红支付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也明确了以前分配的本金和利润已全部按分配数转入了原告的账户，达成了一致了结协议，即原告投资的股份分红已全部终止，永无纠结，原告诉请撤销协议，原告对该请求没有证据支持，不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被告与原告在考虑各种情况之后自愿签署的，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对被告与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故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主张，因其主张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的主张，于法有据，且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应共同向原告姚康，原告巢国富、宋五香分别给付尚应得的分红利润703454.55元和816818.1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71条、第72条、第7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姚康、巢国富与被告胡乐洋签订的宜丰县朗坤房地产公司本金和利润分配协议书。二、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姚康尚应得的分红利润703454.55元；共同给付原告巢国富、宋五香尚应得的分红利润816818.18元。三、驳回原告姚康、宋五香、巢国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被告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9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3496元,由原告姚康、宋五香、巢国富承担3524元，由被告胡乐洋、宋白梅、巢孟琳、胡涛承担199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诉标的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帐号:14×××07。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若到期不履行，权利人可在两年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罗望明人民陪审员  廖山军人民陪审员  邹才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何畏书记员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