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83802号原告：上海吉森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戴经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龙，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懿赟，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商铭(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李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乃城，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吉森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商铭(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出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案情复杂，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龙、董懿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乃城、陈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吉森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退税款人民币4,891,704.7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案外人上海宝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森公司)与被告签订《出口承诺书》，约定原告作为出口代理公司之一，为被告办理货物出口代理业务，原告代为办理退税手续并先行垫付退税款。嗣后，原告根据被告指示，为案外人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易县凯耀纺织厂、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等被告的供应商办理货物出口事宜，原告为此垫付退税款人民币4,891,704.78元。2018年9月29日，税务机关向原告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涉案交易方式不符合国家出口退税的相关政策要求，对已退税款予以追回，未退税款不予退税。原告认为，根据《出口承诺书》约定，退税风险应由被告承担，退税款被追回的后果亦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原告垫付的退税款，故诉至法院。被告商铭(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辩称，2017年6月30日，原告关联公司业务经理陆地等人以税务稽查为由，威胁被告业务经理吴洋销毁交易资料；陆地通过微信向吴洋发送《情况说明》文本，吴洋指令被告员工伪造被告公章加盖于《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上加盖的被告公章系伪造，原告无法证明原、被告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及涉案工厂由被告指定。《税务处理决定书》仅指向特定工厂，原告无法证明其所称的17票业务包括在《税务处理决定书》指向的相关业务中。《出口承诺书》签约主体并非原告，原、被告未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原告也未与涉案工厂签订协议。《出口承诺书》约定退税风险由被告承担存在特定前提，不能扩大解释。《税务处理决定书》可能存在错误，原告将税务机关对其补征税款的损失转嫁给被告，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超范围经营导致退税违规，被告不应对此承担责任，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宝森公司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出口承诺书》(具体签订日期不详)，约定如下：国外买方及国内工厂由乙方建议和提供，乙方为国外买方履行各买卖合同提供连带保证；甲方根据乙方产品分类，由下述公司(宝森公司、上海耀和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祥森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告)完成乙方委托的出口通关、外汇结收、货款代付、外汇核销、出口退税、物流、融资等操作及财务工作(上述公司均视为甲方，其业务行为均由宝森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方在收到国外买方付款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付款，由于外管局对前TT的相关规定，甲方在收到国外预付款时，只能结汇预付款的85%，余款甲方应当在货物出口之后的2个工作日之内支付给乙方；甲方按照货物报关金额0.08%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不足人民币800元按人民币800元收取；若乙方委托甲方代理货运、报关事宜的，则在单证(外汇收齐、报关单退单、增值税发票)齐全、外汇全部到账的情况下，甲方可即时垫付税金；若乙方或者国外买方指定货运代理及报关的，则需通过甲方支付费用，报关单退到甲方后，甲方方可垫付税金；涉及到税务审查的货物或敏感产品、敏感口岸、敏感开票地的业务，甲方不予垫退税；双方约定，双方合作业务在甲方将商品出口后，乙方应按约定负责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如乙方或乙方指定工厂未能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造成甲方不能申报退税，并按税务局规定转内销的，甲方的税收等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因任何一方的过错致合同无法履行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因此产生的责任并赔偿对方遭受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因国家政策变化及汇率变动等正常的市场风险引起的汇差、造成不能退税或者发生额外费用的，由乙方承担。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丙方形成《协议说明》(具体形成日期不详)，载明内容如下：乙方为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甲方为丙方的出口代理方，乙方和丙方为实际买卖的双方；甲方对于受丙方委托与乙方签订的所有买卖合同均不需要负事实上的责任，该买卖合同条款中的义务与责任实际由乙方和丙方来承担，甲方受丙方委托代为收汇、付货款和操作其他一切代理事务；如遇到丙方国外客户未付货款，则由丙方负责对外催款，乙方可以向丙方索要货款，不得向甲方索要货款；如甲方在收到丙方国外客户货款的前提下，甲方需尽快按照合同金额付款给乙方，乙方也同样尽快开立符合要求的增值税发票给甲方，特此说明。上述《协议说明》落款处，甲方盖有原告公章，丙方处盖有“上海商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章，乙方处盖有“易县宝昌隆针织厂合同专用章”章。2016年6月24日，原告申报出口男式棉服、女式棉服、儿童棉裤(业务编号：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总价为167,580美元，出口日期为2016年6月29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294,054.3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188,025.03元。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21日向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114,877.55元、人民币179,176.75元，合计人民币1,294,054.30元。2016年7月8日，原告申报出口男式棉服(业务编号：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总价为171,672美元，出口日期为2016年7月12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325,681.04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192,620.32元。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21日、2016年7月22日向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949,504.88元、人民币192,620.29元、人民币183,555.83元，合计人民币1,325,681元。2016年6月24日，原告申报出口男式棉服(业务编号：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总价为202,754美元，出口日期为2016年6月29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565,682.78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227,492.35元。原告分别于2016年6月24日、2016年6月27日、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21日向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4,592.76元、人民币4,877.54元、人民币1,319,425.63元、人民币216,786.85元，合计人民币1,565,682.78元。2016年6月30日，原告申报出口男式棉服、女式棉服(业务编号：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总价为208,460美元，出口日期为2016年7月4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608,26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233,678.81元。2016年7月8日，原告申报出口男式棉服(业务编号：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总价为88,500美元，出口日期为2016年7月12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金额合计人民币683,397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99,297元。就上述两票出口货物，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21日、2016年7月22日向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77,376.82元、人民币412,098.98元、人民币630,388.39元、人民币854,486.46元、人民币94,624.20元、人民币222,682.15元，合计人民币2,291,657元。2015年11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1.出口货物名称为男式防寒服(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293,888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188,000.85元。2.出口货物名称为男式防寒服(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申报出口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总价为201,300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2015年10月16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482,58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215,417.64元。就上述两票出口货物，原告分别于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0月30日向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194,122.72元、人民币179,153.72元、人民币190,860.31元、人民币205,280.31元、人民币1,007,050.94元，合计人民币2,776,468元。2015年12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男式防寒服(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申报出口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总价为159,930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179,00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171,307.69元。原告分别于2015年12月24日、2015年12月25日向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015,753.85元、人民币163,246.15元，合计人民币1,179,000元。2016年7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男式防寒服、女式防寒服(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总价为294,742.30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16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金额合计人民币2,276,109.85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330,716.84元。原告分别于2016年6月16日、2016年6月16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6月22日、2016年6月22日向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5万元、人民币35万元、人民币52万元、人民币840,956.18元、人民币315,153.67元，合计人民币2,276,109.85元。2016年7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女式防寒服(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申报出口日期为2016年6月9日，总价为239,146.44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846,643.4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268,315.65元。原告分别于2016年6月22日、2016年6月24日、2016年6月24日向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626,030.12元、人民币255,689.08元、人民币964,924.20元，合计人民币1,846,643.40元。2015年10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女式防寒服(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申报出口日期为2015年9月11日，总价为661,410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于2015年9月18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3份，金额合计人民币4,956,667.3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720,199.31元。原告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2015年9月25日、2015年9月28日、2015年10月10日向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支付人民币392,052.31元、人民币3,245,066.56元、人民币633,240.65元、人民币686,307.78元，合计人民币4,956,667.30元。2015年11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女式上衣(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总价为150,100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于2015年10月20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金额合计人民币1,122,748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163,134.29元。原告分别于2015年11月3日、2015年11月3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1月9日向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支付人民币491,249.03元、人民币331,322.32元、人民币144,719.23元、人民币155,457.42元，合计人民币1,122,748元。2015年11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女式上衣(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总价为385,000美元，出口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于2015年10月20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金额合计人民币2,879,80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418,432.50元。原告分别于2015年11月16日、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1月20日、2016年1月26日向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支付人民币867,263.39元、人民币136,758.24元、人民币318,407.78元、人民币1,158,629.05元、人民币398,741.54元，合计人民币2,879,800元。2015年11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1.出口货物名称为针织上衣(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申报出口日期为2015年9月17日，总价为582,205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易县凯耀纺织厂于2015年9月25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8份，金额合计人民币4,347,14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631,635.66元。2.出口货物名称为女式上衣(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总价为325,000美元，出口日期为2015年10月14日；就上述出口货物，易县凯耀纺织厂于2015年10月21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金额合计人民币2,431,00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353,222.16元。3.出口货物名称为女式上衣(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日期为2015年10月14日，总价为335,000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易县凯耀纺织厂于2015年10月21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金额合计人民币2,505,80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364,090.53元。就上述三票出口货物，原告分别于2015年9月29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10日、2015年10月10日、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12日、2015年11月12日、2015年11月16日、2015年11月18日、2016年1月26日向易县凯耀纺织厂支付人民币2,603,623元、人民币444,102.83元、人民币697,502.47元、人民币315,988.78元、人民币78,722.37元、人民币1,093,673.74元、人民币497,477.09元、人民币558,489.60元、人民币336,600元、人民币1,269,860元、人民币1,040,826.61元、人民币56,145.81元、人民币290,811.11元，合计人民币9,283,823.41元。2015年12月，原告申报以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出口货物名称为浴巾(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报关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002)，出口日期为2015年9月13日，总价为118,424美元；就上述出口货物，案外人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金额合计人民币871,754.40元；就上述出口货物，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退税额人民币126,118.15元。原告分别于2015年11月23日、2015年12月8日、2015年12月8日、2015年11月9日向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384,910.11元、人民币209,517.67元、人民币277,326.62元，合计人民币871,754.40元。2017年7月7日，上海祥森进出口有限公司员工陆地与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吴洋通过微信聊天，吴洋将一份《情况说明》扫描件发送给陆地。该《情况说明》载明内容如下：被告从2015年与原告、上海祥森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由原告、上海祥森进出口有限公司代理被告的出口业务；以下9家工厂所涉及的出口业务：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易县凯耀纺织厂、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磐石市泰博纺织有限公司，均为被告指定供应商，并不由原告、上海祥森进出口有限公司所推荐。该《情况说明》落款处盖有“上海商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章。2018年9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向原告作出沪浦税处〔2018〕2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载明内容如下：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于2017年5月4日至2018年9月25日对原告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税收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原告2015年11月至2017年5月收受绍兴汉牛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宏寿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飞唐纺织有限公司、绍兴飞岸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雨石纺织品有限公司、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易县凯耀纺织厂、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和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等13家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出口，进项税额合计人民币15,754,662.43元，相关出口业务实现外销收入人民币89,909,154.21元，并取得出口退税款人民币15,754,662.18元(其中，已退税额人民币15,684,698.75元，未退税额人民币69,963.43元);经查实，原告以自营名义出口，未实际参与出口经营活动，不承担相应的出口货物质量、结汇以及退税风险，属于代理出口服务，并且不符合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相关政策要求，上述申报的出口退税属于违规退税；其中原告收受的绍兴汉牛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宏寿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飞唐纺织有限公司、绍兴飞岸纺织品有限公司和绍兴雨石纺织品有限公司等5家供应商的6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证实虚开，涉及进项税额人民币10,648,457.82元；二、处理决定：1.根据……对上述出口业务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免税政策，收缴违规出口退税款人民币15,754,662.18元，其中追回已退税款人民币15,684,698.15元，未退税款人民币69,963.43元通知相关出口退税部门不予退税；2.根据……对上述出口业务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外销出口金额人民币89,909,154.21元视同内销，购进货物进项税额准予抵扣，其增值税应纳税额为人民币-2,690,939.17元(89,909,154.21/1.17*0.17-15,754,662.43=-2,690,939.17)；根据……对原告取得已证实虚开的6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其应补缴增值税人民币10,648,457.82元，综上，实际补征增值税人民币7,957,518.65元……2018年12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第三十一税务所向原告作出沪浦税三十一通〔2018〕182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载明内容如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相关处理决定，应予追回原告违规退税款人民币5,736,221.36元(全部应予追回违规退税款人民币15,684,698.75元，扣减其他已办出口退税款人民币9,948,477.39元)；通知内容：原告应于2019年1月12日前，返纳已办理退税款人民币5,736,221.36元，到期未缴纳税款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另查明，被告原名称为上海商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5日变更为现名称；2017年5月14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恩广变更为吴洋；2019年4月2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由吴洋变更为李旋。审理中，原告表示，《税务处理决定书》涉及原告与案外人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易县凯耀纺织厂、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的17票业务，该17票业务原告申报的退税额合计人民币4,891,704.78元，均已实际退税；业务编号为JCXXXXXXX的出口业务，总价为175,680美元；该17票业务的外汇收入金额合计人民币29,008,724.73元，原告收取代理费标准为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17×0.008，代理费金额合计人民币230,223.63元；原告同意在被告应返还的退税款中扣除代理费及汇差结余款。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出口承诺书》；《协议说明》；报关单、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截屏；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本院(2018)沪0115民初981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9409号民事判决书；《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上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可予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且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与案外人宝森公司签订的《出口承诺书》合法有效，原、被告应予遵守。根据《出口承诺书》、《协议说明》、《情况说明》等的记载，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系代理出口合同关系。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情况说明》由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吴洋发送给原告，应当视为《情况说明》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唐县厚保服装加工有限公司、易县宝隆昌针织厂(普通合伙)、易县凯耀纺织厂、凤城市圣沣纺织品有限公司、桦甸市亚润纺织有限公司、唐县之改服装加工有限公司、凤城市三联服装有限公司、凤城市华盛服装有限公司系被告指定的供应商。被告以吴洋受到威胁、《情况说明》所加盖的被告公司公章系伪造等为由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在代理出口合同项下，出口退税的利益归属于委托人即被告，原告系代为办理退税手续并已先行垫付退税款。由于原告、被告及上述被告指定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方式违反了国家出口退税的相关规定，原告已申报并收到的退税款被税务机关追回。被告应当知道其行为违反国家出口退税的相关规定，且《出口承诺书》关于退税风险由被告承担的约定也表明被告已预见到不能退税的风险。因此，本案系争退税款被税务机关追回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替其先行垫付的退税款。在案证据显示，原告尚未向税务机关实际退还全部退税款，税务机关仍在向原告追缴剩余退税款，原告负有继续上缴剩余退税款的义务。因此，本案中，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原告替其先行垫付的全额退税款，而非原告实际上缴的部分退税款。同时，原告违规代理被告出口，亦不应当由此获得代理费及汇差结余款的利益。原告同意将其收取的代理费及汇差结余款在被告向其返还的垫付退税款中予以扣减，于法不悖，本院予以认可。关于被告应返还的退税款金额，经核算，涉案17票业务的申报退税款金额合计人民币4,891,704.78元。关于原告在涉案17票业务中的收入，本院核算情况如下：1.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167,580美元，按出口日期2016年6月29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63.24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111,457.59元；2.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171,672美元，按出口日期2016年7月12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69.50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149,344.04元；3.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202,754美元，按出口日期2016年6月29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63.24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344,745.63元；4.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208,460美元，按出口日期2016年7月4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64.72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385,675.31元；5.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总价为88,500美元，按出口日期2016年7月12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64.72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588,277.20元；6.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175,680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2015年10月15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4.02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113,846.34元；7.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201,300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初次开具日期2015年10月15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4.02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276,282.26元；8.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159,930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2015年11月16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7.50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019,553.75元；9.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294,742.30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2016年6月16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57.39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937,606.41元；10.业务编号为JCXXXXXXX，总价为239,146.44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2016年6月17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57.95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1,573,464元；11.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661,410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2015年9月18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6.07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4,207,030.59元；12.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150,100美元，因出口日期不详，按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2015年10月20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6.14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954,846.14元；13.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385,000美元，按出口日期2015年10月13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2.31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2,434,393.50元；14.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582,205美元，按申报出口日期2015年9月17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6.70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3,706,899.23元；15.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325,000美元，按出口日期2015年10月14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4.08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2,060,760元；16.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335,000美元，按出口日期2015年10月14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4.08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2,124,168元；17.业务编号为JCXXXXXXX，出口总价为118,424美元，按出口日期2015年9月13日中国银行收盘外汇折算价637.19计算，收入金额为人民币754,585.89元；上述收入金额合计人民币28,742,935.88元。鉴于本院核算的上述收入金额少于原告主张的外汇收入金额人民币29,008,724.73元，故本院以原告主张的外汇收入金额人民币29,008,724.73元作为原告在涉案17票业务中的收入金额。原告在涉案17票业务中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人民币33,670,206.07元，根据原告主张的代理费收取比例，原告收取的代理费金额为人民币230,223.63元。原告在涉案17票业务中向被告指定供应商支付的金额合计人民币33,670,089.44元，故汇差结余款为人民币29,008,724.73元(收入金额)+人民币4,891,704.78元(退税金额)-人民币33,670,089.44元(向供应商付款金额)-人民币230,223.63元(代理费金额)=人民币116.44元。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的款项金额如下：人民币4,891,704.78元(退税金额)-人民币230,223.63元(代理费金额)-人民币116.44元(汇差结余款)=人民币4,661,364.71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商铭(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吉森进出口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4,661,364.71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933元，由原告上海吉森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163元，被告商铭(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3,7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仁感人民陪审员  吴迟良人民陪审员  易丽娜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曹燕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