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1303行初207号 原告蒲吉祥，男，生于1963年4月15日，汉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住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代理人陈刚，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充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地南充市顺庆区柳林路200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钧，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辉，男，汉族，生于1980年9月5日，住南充市顺庆区，法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王波，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上汪家拐街39号。 法定代表人何延政，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翻蓉，女，汉族，生于1975年10月24日，住成都市青羊区政法体改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李晓蓉，四川思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蒲吉祥与被告南充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委）、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健委）卫生行政管理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蒲吉祥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刚，被告市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王辉、王波，被告省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张翻蓉、李晓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蒲吉祥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市卫健委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关于蒲吉祥投诉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有关情况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及川卫复决[2019]29号《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二、判令被告对原告的投诉重新作出处理及回复；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原告之女蒲娟于2016年1月29日因足月孕到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分娩，于同年2月1日9时行剖宫产，分娩一女婴。术中血压升高，心率增快。9时60分，产妇呼之不应。10时20分，心率117次/分，产妇于此时出现四肢痉挛，口吐少许白沫。在患方多次强烈要求下，直到15时32分医院才同意转入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该院初步诊断：抽搐原因待查产后子痫？脑血管意外？呼吸循环衰竭、代谢性酸中毒，高氯、高钠血症等。病人于2月5日凌晨宣布死亡。2016年2月6日委托南充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进行尸检，鉴定意见为死者蒲娟系因产后子痫急性发作致急性脑出血死亡。 蒲娟的经治医生毛静当时未取得执业医师证，也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违反《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规定，应当受到相应行政、刑事处罚。由于产科病情变化快，而毛静对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毫无经验，这直接导致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在产妇病情变化的整个过程中基本没有任何诊断、没有任何有效处置。 原告于2017年4月分别向南充市高坪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高坪区卫计局）、南充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计委）提出对毛静、高坪区妇幼保健院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罚的申请。2017年5月，高坪区卫计局在回复中明确:你投诉的毛静非法行医问题以《卫生部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界定。市卫计委的回复中则明确:“2016年1月29日16时50分长期医瞩、临时医嘱单系毛静(包括地塞米松)下达而执业医师证的签发日期为2016年4月28日”。原告对上述回复的事实部分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是否系非卫生人员行医的界定不服，分别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西充县人民法院判决高坪区卫计局重新作出回复，市卫计委则在顺庆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下，重新作出了南卫办函〔2017〕87号回复，认为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四川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计委）则认定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不 足，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川卫复决[2018]2号），责令重新调查原告投诉事项。三个月后，在原告多次请求并向省卫计委相关部门反应情况后市卫健委才作出与之前回复基本一致的回复。原告再次提起行政复议，省卫健委再次以市卫健委认定毛静未单独行医证据不足，责令其作出回复。市卫健委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答复》与前两次的回复结论依然完全一次，原告再次向省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省卫健委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川卫复决[2019]29号《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市卫健委的答复予了维持。 二、原告认为二被告的回复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一)被告对本案调查处理的程序违法。市卫健委在省卫健委撤销其行政回复后，第二次、第三次回复依然作出与第一次的回复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回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市卫健委的作法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市卫健委第二次作出行政回复的期限接近4个月，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期限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为60日”，此处被告违法行为也极其明显。 (二)被告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首先，没有调查陪护蒲娟治疗的邓小龙及其他亲友，没有调查其他同期住院病人反映真实情况的记录，没有调查监控视频记录等。是否单独行医应当以医院提交的病历资料及完整的监控视频资料作为直接的证据，唯有病历才是关键证据。而对医院相关医务人员的调查，由于系案件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其次，回复中提到的所谓处方及其他文件材料，在之前的调查及法庭审理中均未提及，也并非系封存的病历资料。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医院可以事后添补各种资料，但真实性无从考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三、在对事实的认定及对相关医务人员的调查上，应当以其最先陈述，最初的调查资料为准，才会更接近事实。而不是案件经过民事、行政多次审理之后的辩解作为依据。第四，邓小龙从没有说过毛静未单独对蒲娟进行诊治，所谓的录音也并非是对邓小龙的录音，南充卫健委也从没有向邓小龙进行过调查和核对相关录音情况。第五、签到册可以事后补签名，即便是真实的签名，也不能证明蒲娟是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出具医嘱。有《医院工作制度与岗位职责》并不能证明医院完全遵守并执行。当班护士当时即便在没有医生签字的处方下拿了药，她也不会承认。因为她本身也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如果承认，当班护士就是存在严重医疗过错。故其说辞不能作为依据。第六，病程记录仅仅是两三天写一次，并且是打印件，完全可能是蒲娟写好后，其他人签个字而已。如果其他人根据病情下了医瞩，写了病程记录，医嘱是对病人的客观处置，不可能只签病程记录的字，而不签医嘱的字。第七，对蒲娟治疗的所有的长期医嘱均系毛静下达，结束医嘱也是毛静，没有其他任何医生在上面签字。特别是2月1日15时的病危也是毛静下达，此时患者病情危重，除了毛静，依然没有谁亲自下一个病危的医嘱，在三天的长期医嘱中有药品输注、护理级别、吸氧措施、保留导尿、禁食、心电监抑、病危等25项医嘱均是毛静下达，这是对患者治疗及造成死亡的主要治疗(延误)部分。毛静在三、四天的时间里，在病人病情极其危重的时候，在停医嘱的时候都不知道请求其他医师帮助，都不知道提示其他医师签名？其次，无论是张庆梅还是郑溶，其本职工作就是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最核心、最关键的工作之一也是开具医嘱。患者刚入院时就是书写病历资料的时间，同时也是开具医嘱的时间。郑溶可以对入院记录签字，难道就不看一看长期医嘱，难道就没有时间对连续几天的长期医嘱签字？同时，查房记录、手术记录、术后记录均有医师签名，证明他们之后到过医院，查阅过病历资料，证明其并非是没有时间，也并不是一个名字都没有签。《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八条规定，“一般情况下，医师不得下达口头医嘱。因抢救急危患者需要下达口头医嘱时，护士应当复诵一遍。抢救结束后，医师应当即刻据实补记医嘱”。长期医嘱不存在口头医嘱之说，而临时医嘱只有紧急情况下才能下口头医嘱，而对于口头医嘱，明确规定系由下达者事后补记。1月29日毛静所下医嘱并非紧急情况，也非郑溶在现场抢救。第八、2016年2月1日，护理记录四次提到报告值班医生郑溶，可见郑溶并不是蒲娟的主管医生。而出院记录中上级医生为张庆梅，住院医生为毛静而非郑溶。加之郑溶是副主任医师，能充分证明郑溶非主管医生，也并非住院医生。第九、2016年2月1日9时50分郑溶对新生儿下达临时和长期医嘱。在同一份病历中，也是2月1日9时50分毛静对产妇蒲娟下达术后长期医嘱。证明毛静并非是在郑溶的指导下下达医瞩，也证明郑溶并非太忙没有时间看病历，在9时50分之后，郑溶在护士的汇报下以值班医生的身份还陆续对蒲娟下达了几次医嘱，如果郑溶是主管医生，她没有理由不审核长期医嘱，更没有理由不对长期医嘱签字。 综上所述，毛静在对蒲娟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多次独自下达医嘱，并对其实施单独治疗的情形。被告的回复显然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不相同的回复。现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卫健委辩称，一、市卫健委的调查处理程序合法。2019年1月3日，省卫健委川卫复决[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市卫健委重新调査蒲吉祥投诉事项，市卫健委就蒲吉祥投诉事项于2019年1月21日受理并立案调查。2019年1月23日至2月28日，市卫健委多次组织南充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南充市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涉嫌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就相关事项作进一步调查核实，调取了高坪区妇幼保健院与蒲娟亲属进行调解的录音证明，对副院长周颢、监控管理员刘建、当班护理人员杨丹和梁风、处方管理员向鸿翔等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根据本次补充调查证据和前期调查证据，2019年3月13日进行了合议，2019年3月15日按程序进行审批，2019年3月18日结案，市卫健委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答复并送达蒲吉祥。市卫健委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依法调取、收集补充了诸多证据，程序合法。 市卫健委作出《答复》有下列证据证明(相关证据依法向法院予以提供)1.《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行政复议决定书》(川卫复决[2018]6号)，2.案件受理记录，3.立案报告，4.蒲娟住院病历复印件，5.毛静、郑溶、张庆梅询问笔录、蒲娟取药处方复印件5份及现场笔录、同期患者处方4份、同期住院产妇医嘱，6.丢失排班表说明、签到册及现场笔录，7杨丹、梁风询问笔录，8.刘建询问笔录，9.谯瑶询问笔录及医院药品调剂管理制度复印件、医院处方授权文件，10.蒲娟医疗纠纷调解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周颢询问笔录，11医院工作制度与岗位职责等。 蒲吉祥诉称第二次、第三次回复与第一次回复内容一致或基本一致违背行政复议法第28条不能成立。其理由是该条适用的前提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但市卫健委第二、三次回复均是在重新调查，并补充了证据后才进行的回复，且市卫健委经多次调查而回复的内容基本一致，更加说明了市卫健委的回复是有事实根据的。市卫健委认为，市卫健委根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川卫复决[2018]16号)要求，依法受理并立案调查，收集补充了相关证据，依据补充的相关证据，对蒲吉祥投诉的事项作出了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涉嫌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的违法行为证据不足，对患者蒲娟病历中长期医嘱指导老师未及时签字等行为，责令高坪区妇幼保健院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市卫健委依法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 二、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蒲吉祥投诉事项包括三项:一是医院使用非卫人员，二是毛静非法行医，三是对医院和毛静依法进行处罚。尽管投诉包括三项，但该焦点是在蒲娟住院期间，毛静是否单独执业。蒲吉祥认为毛静构成非法行医的理由是2016年1月29日16:50、1月30日8:30、2月1日9:50长期医嘱单(2页)2016年1月29日16:50临时医嘱单(1页)上仅仅只有毛静的签字，而此时毛静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证。市卫健委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毛静在蒲娟住院期间没有单独执业。具体表现在：1、就病历而言，从形式上看在毛静签名前预留有相当的空格;实质上医嘱、病程记录、处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毛静没有单独执业。2、录音中邓小龙(蒲娟的配偶)关于蒲娟诊疗经过的陈述证明了毛静没有单独执业。3、医院提供的诸多档案资料包括药品调剂管理制度、签到册、处方授权文件、工作制度与岗位职责等证据证明毛静没有单独执业。4、对医院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及调取的以往的、同期的及事后的其他患者的相关材料证实了毛静没有单独执业。 综上，市卫健委2019年4月10日对蒲吉祥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有据可依，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蒲吉祥诉求理由不能成立，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蒲吉祥的诉讼请求，支持市卫健委的依法行政行为。 被告省卫健委辩称，省卫健委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作出的川卫复决[2019]29号《复议决定书》合法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一、省卫健委依法受理并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蒲吉祥因不服市卫健委作出的《答复》，向省卫健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省卫健委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复议材料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向被申请人市卫健委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市卫健委收到该通知书后依法向省卫健委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此后，在行政复议规定时效内，省卫健委依法审查，于2019年7月4日作出川卫复决[2019]29号《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省卫健委已经履行了行政复议机关职责 二、省卫健委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针对蒲吉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所作出的川卫复决[2019]29号《复议决定书》，不仅程序合法，内容也合法有据，应当得到法律支持。省卫健委受理蒲吉祥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查明：2019年1月3日，省卫健委对蒲吉祥不服南充卫生健康委2018年9月21日作出的《关于蒲古祥投诉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有关情况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该决定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回复》，并责令被申请人市卫健委重新调查蒲古祥投诉事项。市卫健委根据该复议决定，于2019年1月21日决定对蒲吉祥投诉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涉嫌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于同年1月23日至2月28日期间，组织执法人员对投诉事项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核实，调取了高坪区妇幼保健院与蒲娟亲属进行调解的录音证明，对副院长周颢、监控管理员刘建、当班护理人员杨丹和梁风、处方管理员向鸿翔等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根据本次补充调查证据和前期调查证据，市卫健委合议认为蒲娟住院期间，毛静没有单独执业的事实存在，对毛静按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行为、非妇幼保健人员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的认定事实依据不足，不予行政处罚。结案后，市卫健委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答复》并送达蒲吉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行政复议决定书》(川卫复决[2018]6号)，案件受理记录，立案报告，蒲娟住院病历复印件，毛静、郑溶、张庆梅询问笔录、蒲娟取药处方复印件5份及现场笔录、同期患者处方4份、同期住院产妇医嘱，丢失排班表说明、签到册及现场笔录，杨丹、梁风询问笔录，刘建询问笔录，谯瑶询问笔录及医院药品调剂管理制度复印件、医院处方授权文件，蒲娟医疗纠纷调解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周颗询问笔录，医院工作制度与岗位职责等。 省卫健委认为:关于本案行政处罚程序问题，被申请人市卫健委根据川卫复决[2018]6号《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决定，受理了申请人蒲吉祥的投诉事项，并于立案后进行了补充调查，认定蒲娟住院期间，毛静不存在单独执业的事实，对毛静按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行为、非妇幼保健人员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的认定事实依据不足，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并将该决定书面回复申请人蒲吉祥。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市卫健委调査处理的程序合法。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问题。市卫健委2019年1月23日至28日进行了补充调查，通过调取2016年1月25日至2月7日的高坪区妇幼保健院《2016年妇产科签到册》、蒲娟病历同期病人病历，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询问表明，2016年1月29日、1月30日、2月1日郑溶、张庆梅、毛静均上班在岗。调取蒲娟5张处方，系从医院已装订存档的大量处方原件中取出，且均有指导老师签名，未发现事后补充造假。调取的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医师处方授权通知、药品调剂管理制度、医院工作制度与岗位职责，并对经治医师和药剂科工作人员、处方管理人员进行的询问，亦能够证明处方的真实性。经比对，在缺少指导老师签名的1页临时医嘱单和2页长期医嘱单中，1月29日16:50分下达的vitk1、5％GS、COA、ATP、10％G、腺苷蛋氨酸、地塞米松、熊去氧胆酸等医嘱，与29日张庆梅开具的3张处方能够对应;1月30日8:30下达的地塞米松、腺苷蛋氨酸等医嘱，与30日张庆梅开具的1张处方对应;1月30日8:30下达的vitk1、5％GS、COA、ATP、10％GS等医嘱与30日张庆梅开具的另1张处方对应，此外，蒲娟病历中的有关病程记录，也能与医嘱、处方等证明材料相互印证。以上证据结合前期调查证据均能证明，蒲娟病历中缺少指导老师签名的医嘱均系毛静在指导老师的监督指导下开具，南充市高坪区妇幼保健院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事实依据不足，市卫健委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据此，省卫健委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南充卫生健康委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答复》之川卫复决[2019]29号《复议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7月8日，省卫健委以邮政快件方式将此《复议决定书》送达蒲吉祥。至此，省卫健委完全依法适当地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 综上所述，省卫健委对市卫健委曾经的确存在不足的行政行为是予以了纠正的，对其已经充分履行了行政职责后的行政行为也应当依法予以支持。省卫健委在查明事实，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复议审查后，履职作出的川卫复决「2019]29号《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适当，程序合法，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蒲吉祥诉求理由不能成立，恳请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驳回蒲吉祥的不当诉请，以支持省卫健委的依法行政行为。 经审理查明，原告之女蒲娟于2016年1月29日因足月孕到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分娩，于同年2月1日9时行剖宫产，2016年2月5日凌晨被宣布死亡。原告认为死者蒲娟的经治医生毛静当时未取得《医生执业证书》，毛静属于非法行医、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存在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违法行为，于2017年4月12日向高坪区卫计局、市卫计委递交了书面申请书，投诉毛静非法行医，并申请对毛静和高坪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调查、处罚。2017年5月2日，高坪区卫计局作出《关于投诉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毛静非法行医事件的回复》。市卫计委也进行了回复，回复内容为:“2016年1月29日16时50分长期医瞩、临时医嘱单系毛静(包括地塞米松)下达而执业医师证的签发日期为2016年4月28日”。原告对回复中是否系非卫生人员行医的界定不服，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西充县人民法院判决高坪区卫计局重新作出回复，市卫计委在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下，作出了南卫办函〔2017〕87号《回复》，认为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原告对该回复不服，向省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省卫计委认为南卫办函〔2017〕87号回复中关于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不足，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川卫复决[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不足决定撤销市卫计委的南卫办函〔2017〕87号回复并责令市卫计委重新调查蒲吉祥投诉事项。市卫计委根据省卫计委的要求，对蒲吉祥投诉的有关事项重新进行了调查核实，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了《回复》，认定高坪区妇幼保健院不存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的事实、毛静不构成非法行医。原告再次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1月3日，省卫健委作出川卫复决[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市卫计委认定毛静未单独行医证据不足，决定撤销市卫计委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的《回复》，责令重新调查蒲吉祥投诉事项。市卫健委按省卫健委的要求，于2019年1月21日对蒲吉祥投诉事项立案调查，2019年4月10日，市卫健委作出《答复》，主要内容为：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涉嫌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违法行为证据不足、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毛静单独执业，处理情况为：（一）该院涉嫌使用非技术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违法行为证据不足，不予行政处罚；（二）患者蒲娟病历中长期医嘱、临时医嘱指导老师未及时签字，我委已按《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规定进行了处罚；（三）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对张庆梅、郑溶、毛静违规情况进行了处罚通报。蒲吉祥向省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省卫健委受理后于2019年5月23日向市卫健委发出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市卫健委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19年6月3日，市卫健委向省卫健委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2019年7月17日，省卫健委作出川卫复决[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市卫健委的答复予以了维持。 另查明，蒲娟在高坪区妇幼保健院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是副主任医师郑溶，手术医生是张庆梅，参与蒲娟治疗的医生还有该院副院长周颢等。蒲娟住院期间，毛静作为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录用的医学专业毕业生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证，在带教老师郑溶、张庆梅的指导下从事诊疗工作。毛静参与了蒲娟的接诊和诊治。在蒲娟的住院病历首页、首次病程记录、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上均有毛静的签名，其中住院病历首页、首次病程记录在毛静的签名前有带教老师郑溶的签字，查房记录、手术记录、术后记录是郑溶及其他医师签名，病历中的部分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上没有郑溶及张庆梅的签名，但医嘱系郑溶及张庆梅下达，医嘱单处方者一栏留有指导老师签名空格，蒲娟的处方单均有代教老师的签名。 还查明，因机构调整，原市卫计委更名为市卫健委，原省卫计委更名为省卫健委。 以上事实，有南卫办函〔2017〕87号《回复》，川卫复决[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8年9月21日的《回复》，川卫复决[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4月10日《答复》，川卫复决[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记录，立案报告，合议记录，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结案报告，现场笔录，现场照片，医院病历，处方，询问刘建笔录，询问向鸿翔笔录、询问毛静、郑溶、张庆梅、陈洪、周颢笔录，签到册，询问杨丹、梁凤、谯瑶笔录，郑溶、张庆梅、陈洪、周颢、杨丹、梁凤、谯瑶质证证书，毛静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聘用证明，鉴定意见书，询问蒲吉祥笔录，卫生监督意见书，处罚通报，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邮政快递单，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政快递单，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和原、被告当庭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的规定，市卫健委作为南充市行政区域内的卫生行政部门，具有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省卫健委作为市卫健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对蒲吉祥不服市卫健委作出的行政答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具有管辖权。 本案争议焦点为市卫健委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答复》及省卫健委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川卫复决(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蒲吉祥认为市卫健局在对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一、针对市卫健局在调查中的程序问题，蒲吉祥认为市卫健委对其三次回复内容一致，违背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该条规定中的“同一事实和理由”，是指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本案中，省卫健委是基于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不足两次撤销市卫计委的《回复》，市卫健委依据省卫健委的要求进行调查，调取了新的证据，补充询问了部分当班医生和护士的询问笔录，市卫健委依据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完善决定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回复》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答复》，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形。二、蒲吉祥认为市卫健委第二次作出行政回复的期限接近4个月，违背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为60日”的规定。本院认为，省卫健委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川卫复决〔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毛静未独立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不足决定撤销市卫计委的南卫办函〔2017〕87号回复并责令市卫计委重新调查蒲吉祥投诉事项。市卫健委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回复》，该行为超过了法定期限，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市卫健委针对蒲吉祥的投诉，作出了两次《回复》一次《答复》，省卫健委为此做出了三次行政复议，而本案中蒲吉祥的诉讼请求是撤销2019年4月10日市卫健委作出的《答复》和省卫健委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川卫复决[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与市卫健委2018年9月21日作出《回复》没有关联性。且市卫健委超过法定期限对蒲吉祥作出《回复》，没有对蒲吉祥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不需要撤销。 关于事实部分，毛静是否属于非法行医以及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是否存在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是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一、毛静是否属于非法行医。从证据显示，毛静对蒲娟的诊疗行为，均是在代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蒲娟的住院病历首页、首次病程记录在毛静的签名前均有带教老师郑溶的签字，病历中的部分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上虽然没有郑溶及张庆梅的签名，但医嘱系该二位医师下达，蒲娟的处方签也有代教老师的签名，没有证据显示毛静对蒲娟单独实施了诊疗行为。根据《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毛静并没有非法行医的行为。二、高坪区妇幼保健院是否存在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问题。《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试用期医学毕业生是指被相关医疗机构录用并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医学毕业生。试用期医学毕业生的临床实践活动在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在指导医师指导下从事临床诊疗活动，在实践中提高临床服务能力”，第十七条规定，“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临床带教教师和指导医师指导下参与医学教育临床实践活动，不承担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责任”。毛静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但其对蒲娟的诊疗行为是在带教老师郑溶、张庆梅的指导下完成，高坪区妇幼保健院并不存在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情形。 关于程序的问题，省卫健委2019年1月3日作出川卫复决[201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市卫健委重新调查蒲吉祥投诉事项。市卫健委受理后，指派了两名执法人员前往调查取证，制作了现场笔录，调取了蒲娟的病历资料、处方签、高坪区妇幼保健院的值班签到册，向郑溶、张庆梅、周颢等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对蒲吉祥进行了询问。2019年3月13日对案件进行了合议，作出了被诉《答复》，市卫健委的上述行为，符合《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 省卫健委在立案受理蒲吉祥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向市卫健委发出相关的法律文书，市卫健委在法定期间向省卫健委提交了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省卫健委在审查后作出了川卫复决[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综上，蒲吉祥主张毛静非法行医以及高坪区妇幼保健院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缺乏事实依据，市卫健委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答复》及省卫健委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川卫复决[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蒲吉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蒲吉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蒲吉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晓莉 人民陪审员  刘云树 人民陪审员  田仕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