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女，1954年2月1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晓黎，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男，1952年10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丛爱国，男，1955年11月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戴×（李×2之妻），1958年7月28日出生。上诉人李×1、李×2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黎、李×2之委托代理人戴×、丛爱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1于2014年10月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李×3与白×1于1946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子李×2，一女李×1。1954年3月30日李×3与白×1离婚，1955年7月29日二人复婚。1984年9月5日白×1取得北京市西城区×××13号1、2、3幢房屋（东房两间，23.4平方米；西房两间28平方米；北房三间46.3平方米）。2000年9月6日白×1去世。白×1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父母先于白×1去世。白×1去世后未对遗产进行分割，北京市西城区×××13号1、2、3幢房屋由李×2使用至今。现白×1的继承人为李×1和李×2，依据继承法规定，李×1和李×2的继承权相等，李×2继承人白×1的遗产应当由李×1和李×2共同继承，且享有同等的份额，故李×1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13号1、2、3幢的房屋七间及院落归李×1与李×2共同继承，各享有50%份额；2、诉讼费由李×2承担。李×2辩称：认可李×1所述身份关系。李×1在起诉时没有提及李×3和白×1还有一个儿子白×2在世，属于李×1在诉讼中遗漏了当事人。据李×2了解白×2是在解放前已经送养他人，但其还在世，前几年李×2还见过白×2。诉争房屋不是原拆原建，李×2已经对其翻建扩建了，诉争房屋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原貌和特征。李×1起诉超过了继承法保护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被继承人白×1于2000年9月6日去世，至今已14年多，李×1作为女儿不可能不知道被继承人白×1去世的情况，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故已经超了诉讼时效。李×1自1956年两岁时，随母亲李×3生活至今，从未与其父白×1共同生活过，更没有尽过生养死葬的义务。李×144年对父亲白×1没尽过一天孝，父亲去世没有花过一分钱，文革期间，李×1不但在精神上嫌弃远离父亲，其行为无异于虐待，父亲住房破旧漏雨，无法居住，李×1不出钱，不出力。李×1成年工作后，有赡养能力，但44年来从未对父亲白×1进行过一天的赡养义务。李×1为侵吞遗产，竟篡改、伪造证据，李×2去派出所调查时，派出所说开具证明是根据户籍档案的底档里面夹的条子开的，派出所说事后才发现这条子是别人塞进去了。李×2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诉争房屋应由李×2和其妻子戴×两人继承。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白×1与李×3原系夫妻关系，李×1与李×2系白×1与李×3之子女。1954年3月30日，原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判决白×1与李×3离婚，判决写明白×1与李×3结婚已有八年，生有两个孩子，大的叫白×3，两周岁，二的未出满月，同时该判决书判决两个孩子暂由李×3抚养。1955年7月29日白×1与李×3复婚。1957年5月8日原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再次判决白×1与李×3离婚，双方所生男孩白×3归白×1负责抚养，女孩白×4归女方负责抚养。自判决确定起每月由男方补助小孩生活费十元，期间暂定为三年，三年后另议。该判决查明白×1与李×3有子女二人，男孩白×3五岁多，女孩白×4三岁多。审理中李×1、李×2双方均认可上述判决中提到的白×3、白×3系李×2，白×4系李×1。1983年8月1日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出具（83）西证房字第208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查明白×5于1962年10月23日在北京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西城区×××20号遗有房产一所，共七间，此房产系与赵×共有，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已经死亡，其妻赵×于1975年死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死者白×5的遗产应由其独生子女白×1继承。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户籍证明载明西城区×××20号现地址为西城区×××13号。北京市西城区×××13号房号1东房两间（建筑面积23.4平方米）、房号2西房两间（建筑面积28平方米）、房号3北房三间（建筑面积46.3平方米）现登记在被继承人白×1名下。2000年9月1日白×1去世，双方均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白×1去世前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李×2主张除李×1、李×2外白×1另有一子白×2，就此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张中华民国卅八年军官居住证的照片，该居住证持证人姓名为白×6，妻子李×3，子白×2。李×1认可白×1确实另有一子白×2，但提出白×2出生后不久夭折，白×1原配偶李×3到庭作证表示除李×1、李×2外其与白×1确实另有一子白×2，但一岁多就已经去世。1987年9月18日原北京市西四区（原西城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载明，白×1别名白×6，住址为北京市西城区×××13号，工作单位、职务为北京医大第一医院动物室临时工，儿子李×2，女儿李×1，1950年至1966年在家做买卖，1966年至1979年在北京顺义北务公社务农，1979年至1987年北医大第一医院动物室临时工。1987年9月26日白×1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7年7月18日起至1993年7月17日至。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李×1提交盖有山西省五台山法雷寺管理委员会与山西省五台山圆照寺管理委员会印章的证明，该证明载明，白×11994年在山西省五台山大圆照寺出家，1995年5月25日在大圆照寺受三坛大戒，先后于五台山大圆照寺清修，法雷寺西台挂单居住修道，2000年春离开五台山回北京，2000年9月往生在北京，2001年安葬在五台山西台山坡。李×2提交盖有山西省五台山法雷寺管理委员会印章的证明，该证明载明白×11995年6月7日在山西省五台山大圆照寺受三坛大戒，受大戒以后又去五台山西台法雷寺挂单修道，其子白×3为照顾其父亲经常在寺院居住，后因其父年老多病，回北京其儿子白×3又名李×2居住处疗养后往生家中，李×2依其父亲嘱咐把骨灰安葬在五台山西台的山坡。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李×2提交了白×1居民购货证、粮食供应证、老年优待证、选民证、统战部信访处介绍信、1994年上访材料，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材料证明白×1与李×2共同居住，李×2尽到了赡养义务，李×1对此不予认可；上述材料反映1992年白×1在北京市住址为西城区×××13号，西城区相关部门为其发放了居民购货证，粮食供应证，1982年9月白×1到统战部上访反映有关起义人员工作安置方面的问题，白×169岁时曾多次写信信访反映要求落实其起义人员待遇问题，1998年11月19日西城区选举委员会给白×1发放了选民证。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李×1申请证人李×3、范×出庭作证。李×3到庭陈述“我儿子是李×2，他不理我。我女儿李×1对父母特别尽心，特别孝顺。李×1在父亲去世后，现在对我很好，照顾我。儿子李×2都不来见我。”范×出庭作证陈述：“李×1对其父母很孝顺。我和李×3住一个大院，我自1981年结婚住在×××120号，李×1是1982年生孩子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就几个月，现在没有住在这里了。白×1没有在×××120号住。我晚上去李×3家串门，看见了白×1也在×××120号，看见李×1拿着东西去看李×3和白×1，看见他们有说有笑的。1984年以后没有怎么见着白×1了，之前我听我婆婆和我丈夫说李×1对她父母挺孝顺的。”李×1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李×2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李×2申请证人朱×、柳×到庭作证，朱×到庭陈述：“我证明李×2夫妇对白×1进行了赡养义务，我见过白×1。我经过我单位的老师介绍认识李×2的。从1989年开始我经常去李×2家串门，从2000年开始，特别是白×1卧床不起后，我见过李×2夫妇带着白×1看病，给他做饭、打扫房间、喂药、晒被子。白×1在2000年天热的时候，大概9月份去世的。2000年之前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柳×到庭陈述：“李×2的父亲白老先生在2000年7月至9月期间生病了，主要由李×2的爱人戴×照顾。我是1999年下半年经人介绍做李×2女儿的英语辅导教师，从1999年下半年到2001年我经常去李×2家给她女儿做辅导。1999年下半年我看到白老先生能外出，身体不是很硬朗，到2000年7月份时卧床。”李×1对朱×陈述的情况不认可，对柳×出庭陈述情况表示大部分认可，但对柳×所述1999年看白×1身体不太好一事不予认可，提出白×11999年没有回北京。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李×2主张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翻建扩建，诉争房屋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原貌和特征，李×1无权要求继承现房屋，但李×2未向法院提供其在白×1去世后翻建、扩建诉争房屋的具体证据材料，李×1对李×2主张的翻建、扩建不予认可，但认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修缮。审理中李×1、李×2双方均认可在李×1起诉前，李×2未明确向李×1表示过诉争房屋归李×2所有。李×2现居住在诉争房屋内，李×2主张其自出生起就一直在该处居住，李×1对此不予认可，但认可1980年起李×2主要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原审法院另查，在本案起诉阶段，李×3曾与李×1一同起诉李×2，主张李×3与白×11946年结婚，后离婚，1955年7月29日双方复婚，1984年9月5日双方取得诉争房屋产权，故诉争房屋系李×3与白×1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属于李×3所有，剩余一半应由李×3、李×1、李×2共同继承。审理中李×3以证据情况发生变化，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予以准许。原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现未有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白×1死亡前留有生效遗嘱，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白×1的父母均先于白×1死亡，白×1死亡时已经与李×3离婚，故白×1的遗产应当由其子女继承，即由李×1与李×2继承。关于李×2主张的白×1在解放前有一子名白×2一节，因1954年和1957年原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在判决白×1与李×3的离婚时，查明的案件情况中均未提及白×2，1953年后派出所户籍档案、1987年9月18日白×1庭审笔录中白×1的子女情况亦未记载白×2，故法院对李×1与李×3所陈述的白×2出生后不久夭折的情况予以采信。根据（83）西证房字第2084号公证书，诉争房屋系白×1继承其父亲白×5遗产所得，继承发生在白×1与李×3离婚后，故上述房屋系白×1个人所有，系白×1遗产。李×1主张之院落未有证据证明系白×1所有，故不属于白×1遗产范围。本案争议焦点系李×2是否对白×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是否可以多分遗产。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根据法院查明情况，李×1认可1980年起李×2主要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同时根据1987年9月18日白×1庭审笔录中载明的居住情况、个人简历情况、山西省五台山法雷寺管理委员会与山西省五台山圆照寺管理委员会证明及李×2提交的居民购货证、粮食供应证、老年优待证、选民证、统战部信访处介绍信并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认定白×1从1980年起至1987被羁押前亦居住诉争房屋内，1992年出狱后继续在诉争房屋内居住，1994出家，1995年起在五台山受戒修行，此期间李×2为照顾白×1经常在寺院居住，2000年白×1生病后回北京与李×2一起居住在诉争房屋内，生病期间李×2夫妇对白×1尽到了主要的照顾义务。故法院认为李×2对白×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李×2可以适当多分遗产。对李×2主张的诉争房屋已经翻建，李×1无权再主张继承一节，因李×2未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诉争房屋的翻建情况，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对李×2主张的李×1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一节，经法院查明，李×1未表示放弃继承，诉争房屋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白×1名下，且未有证据表明李×2在此之前明确向李×1主张过诉争房屋系李×2一人所有，故法院对李×2主张的李×1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一、现登记在白×1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13号1、2、3幢房屋七间归李×1、李×2共同所有，李×1占百分之三十五的份额，李×2占百分之六十五的份额；二、驳回李×1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李×1、李×2不服，均上诉至本院。其中，李×1上诉主要认为李×2未对被继承人白×1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并对被继承人存在遗弃之情形，且李×2自身因病应无力赡养，而己方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故其上诉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自由裁量不当。且其认为判决双方的继承份额不合理，对诉争房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双方对诉争房屋及院落共同继承，各享有50%的所有权份额。李×2上诉主要认为本案还应追加其妻戴×为第三人，主张诉争房屋建设有戴×之出资，原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程序违法，诉争房屋实为李×2与戴×的夫妻共同财产，且其对被继承人生养死葬，尽了主要义务，李×1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己方确有特殊困难，在分配财产时应当多分，李×1亦无证据证明系白×1之女，故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双方均答辩称不同意对方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在本院审理中，李×1、李×2为证明其各自的上诉主张，分别提供了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经质证，李×1、李×2对对方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死亡证明、原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1954年度刑字第95号判决书、原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1957年度民字第466号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1987年度刑字第306号判决书、开庭笔录、结婚申请书、（83）西证房字第2084号公证书、常住人口登记卡、房屋所有权证、山西省五台山法雷寺管理委员会证明、山西省五台山圆照寺管理委员会证明、派出所证明、居民购货证、粮食供应证、老年优待证、选民证、统战部信访处介绍信、上访材料、火化证明、照片、证人证言、勘验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的主要焦点即李×1、李×2就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经由继承所应分得的份额。首先，现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白×1生前留有遗嘱，故本案中诉争遗产应依法定继承规定处理。根据（83）西证房字第2084号公证书，诉争房屋系白×1继承其父亲白×5遗产所得，该继承发生于白×1与李×3离婚之后，故诉争房屋应为白×1生前个人所有，系白×1之遗产。其次，关于本案中诉讼主体之争议，本院认为，在原审中李×2对李×1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一致认可在原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判决中所写的白×3系李×2，白×4系李×1，现李×2对李×1诉讼身份之异议亦缺乏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其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另，根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李×2上诉同时认为诉争房屋有戴×之出资，故戴×亦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在本案中李×2、戴×未能提供记载戴×权属份额的财产权利登记情况，在本案之前戴×并未就诉争房屋提起诉讼以主张相应权利或确认其因出资而获得的所有权之份额，关于出资一节在本案中除证人证言外并无充分的直接证据予以佐证。而本案系继承纠纷，参与诉讼的主体系法定继承人，即使戴×与李×2共同对被继承人尽了赡养义务，其作为李×2之配偶，在无被继承人之遗嘱的情况下，从亲缘身份而言其并不在上述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且李×2亦不能证实戴×所称之出资系导致其获得物权的唯一原因，故本案诉讼主体无误。李×2上诉另称尚有其他继承人在世之主张亦缺乏证据予以佐证，故其关于本案诉讼主体不当之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双方诉争房屋继承份额一节，李×2上诉认为原遗留房产已经灭失，而现房屋均系多年前翻建而成，故认为李×1主张没有依据。但李×2未能提供关于房屋翻建审批之手续材料，亦未提供证明原址原房与现坐落房产毫无关联之直接有效证据，对翻建程度、状况未能充分证实，且在证人证言陈述中关于建房出资的直接经过和数额等亦未能详尽说明或证明，而在本案诉讼终结前其亦未提供申报或取得相关房产权利并依法登记或原登记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之情况，双方在原审法院现场勘验中均认可相对于1984年的房屋格局并无变化，因此难以直接鉴别原拆原建、翻建或是修缮的具体情况，故本案中其此项上诉理由难以成立。李×1上诉则认为己方对父母孝顺，关系融洽，而李×2未尽主要赡养义务，故李×2不应在遗产中多分。本院认为，李×1在本案中未能证明被继承人白×1在生前留有遗嘱或其他文字材料说明李×2不应享有继承之权利，亦不能证明白×1生前曾通过诉讼等合法救济途径排除李×2继承之权利或剥离存在的亲缘关系，而李×2系白×1之子，具有法定继承人之权利，在未经生效判决或其他有效认定被剥夺之情形下，不能因其抗辩或陈述而失权。且李×2夫妇确曾与被继承人白×1共同居住生活，尽赡养义务方式亦不唯一，李×1所称在父亲白×1在世时父女感情较好之情况依法并不能构成排除李×2相应权利的法定事由，故李×1上诉此项主张亦不能成立。又次，在本案目前查询到的历史档案材料中仅能够确认门牌号变迁后数间房屋的权属由来，而院落或其他后来形成的自建建筑等均不在此列。现双方均不能证实上述原审中未予处理的财产已经行政机关审批完成物权登记程序或对上述财产权益已经由行政机关或其他司法机关予以确认。故本案暂就上述诉争房屋予以处理符合实际情况，双方可就其他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另行主张。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李×1、李×2现均未能就其上诉主张提供充分有效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双方的上诉请求，均实难支持。在此，本院亦建言双方，逝者已矣，在生活中至亲之人亦常有分歧，至近之人也可见差异，而诉讼过后，作为家事纠纷的双方，亲缘亦不断，血脉仍相连。双方均已届耳顺之年，各自的人生亦已经历练，更应有广阔胸襟与高逸气度面对来自生活的各种纷争与困扰。本院希望并建议双方未来能和睦相处，协商解决争议问题，弥合亲情，珍惜并建设美好生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2386元，由李×1负担7835.1元（已交纳），李×2负担14550.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570元，由李×1负担6785元（已交纳），由李×2负担678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洋审 判 员  王云安代理审判员  李 莹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