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18301号原告：左步阳，男，194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上海锦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贤婷，上海锦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启新，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左步阳与被告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万邦中心)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后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裁定本案移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处理，后原告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撤销该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的裁定。2020年3月10日本案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步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及被告万邦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丁启新均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3月30日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5月1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步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及被告万邦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丁启新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共同申请庭外和解二个月，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步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原告1%的持股比例向原告支付1995年度至2007年度的职工积累基金(具体金额以司法审计金额为准)：2.判令被告按原告1%的持股比例向原告支付1995年度至2007年的分红款(具体金额以司法审计金额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万邦中心系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与包括原告在内的60名职工共同设立的股份合作制公司，被告万邦中心设立时登记的股份为6000股，原告持有60股股份。1998年被告万邦中心增资至180万元，合计股份18000股，原告持有的股数也增至180股。被告万邦中心的章程中规定了公司提取税后利润的20%作为职工积累基金，提取税后利润的40%作为分红基金，其中职工积累基金在职工退休时可全额提取，分红基金按企业股份构成比例进行分配，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原告左步阳作为被告万邦中心的股东从未参加过股东会，被告万邦中心亦从未向股东公布过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原告至今未提取过职工积累基金，也未分配到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款。现原告获悉被告万邦中心以公司资金购买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蒲汇塘路的一处房产，而该部分资产从未在被告资产负债表或利润表中体现或注明，另外有证据证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于1997年3月就已退股并获取高额分利款。被告故意隐瞒公司的资产和利润，原告作为股东未取得分红款，退股时也系等额收回了投资款，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资金收益权，原告的诉请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故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万邦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股东系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和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职工股会，相应权利义务应由职工股会行使，原告并非适格主体，且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被告的所有出资均来源于国有资本，故原告实质上自始不享有股东身份及权益；2.本案应自2007年5月原告退股时起算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未提交载明具体分红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也未举证证明某一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并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故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均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被告提交了(2014)青民二(商)初字第513号判决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526号判决书，原告对此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判决书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了《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上海申港船务公司集股原则和名单》及《上海申港船务公司投资者清册》复印件，旨在证明：第一、原告在被告设立之初即是公司股东，持有股数60股；第二、章程就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有明确规定，其中职工积累基金可以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全额或部分提取，职工的分红基金应按照职工持股比例进行分配。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无法证明原告的持股比例，投资者清册仅体现60人，但实际参股员工人数不止60人，另外章程中的相关约定均是形式上的，被告所有的资金均来源自国有资金，其次目前相关监察委等职能部门就被告的股权结构及属性正在调查。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被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原告所持股数以本院认定为准。2.原告提交了《上海申港船务公司内部集股办法》复印件，该证据系被告在(2014)青民二(商)初字第513号股东知情权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旨在证明股息与红利分配办法，股息与红利按会计年度计算，于年终结算后，次年支付；被告对该证据中的文字内容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在工商内档中的该材料中并无被告加盖的印章，故对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中的被告印章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在前案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已由被告提交，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以本院认定为准。3.原告提交了《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的经营及资金使用的情况》(沪司浦会鉴字[2013]第57号)复印件，该份证据系被告在(2019)沪0118民初13113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旨在证明：第一、该证据第1页记载“1997年3月，根据股东会决议，归还上海港引航管理站股本金450,000元”，可见1997年3月之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不再是被告的股东；第二、该证据第8页记载“关于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的资金往来情况：1994年12月至2011年12月，万邦船务中心归还上海港引航管理站投资款450,000元，分利9,522,225元”，可见被告已支付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分利9,522,225元，但原告却未取得相应红利；第三、该证据第3-4页记载“在1994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被告盈利为171,513,792.86元，被告已分配积累基金(任意公积金)6,910,457.18元，被告已分配分红基金93,113,812.66元，尚有36,071,801.46元未分配”，可见被告存在大额利润未分配，另外积累基金(任意公积金)即是指诉请中的职工积累基金。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另外经被告核实，被告归还股东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分利的9,522,225元并非被告正常业务盈利，而是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与其他公司共同购买港申轮后产生的利润，该分红与被告的注册资金和积累的利润无关，其次被告不认可该积累基金(任意公积金)即是指职工积累基金。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的第一点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涉，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第三点证明目的涉及1994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而本案诉请所涉期间为1995年度至2007年度，本院亦不予采信；就第二点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了1998年2月22日的《局长办公会议纪要》(1998)第4号复印件、1998年5月18日的《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关于我站青浦引航员培训基地及“万邦船务发展中心”有关问题处理情况的报告》及1999年2月1日的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职工劳动关系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剥离座谈会纪要》的复印件，并当庭出示1998年5月18日《报告》及1999年2月1日《座谈会纪要》的原件，并说明该组证据均来源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某领导，旨在证明：第一、根据1998年2月22日《局长办公会议纪要》，上海港引航管理站退出被告系经过上级部门确认的，当时的上海港务局要求上海港引航管理站退股后要如数收回所有者权益；第二、根据1998年5月18日《报告》，可见经上海港务局调查组检查，确认被告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剥离时应归还上海港引航管理站权益部分467万元；第三、1999年2月1日《座谈会纪要》明确了被告的资产属于上海港引航管理站职工集体所有，该《座谈会纪要》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的经营集资金使用的情况》(沪司浦会鉴字[2013]第57号)可相互印证1997年3月上海港引航管理站已从被告处退股，被告资产属上海港引航管理站职工集体所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不应在原告处，且被告在档案材料中未发现上述文件，无法核实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另外被告主张目前监察委等职能部门正在对相关人员及被告的股权结构及属性进行调查。对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指向上海港引航管理站的退股事宜，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涉，本院均不予采信。5.原告提交了被告2000年至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复印件，该组证据来源于工商内档，旨在证明被告的营业情况及利润情况，其中利润包含了应当分配给原告的分红及职工积累基金；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份证据记载的数字是否真实无法确认，另外即使被告有经营利润也与原告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以本院认定为准。6.原告提交了《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自然人股东出资等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沪司浦会鉴字[2014]第20号)，旨在证明：第一、原告自被告成立之初即是公司股东，持有1%的股权，合计60股；第二、1997年2月被告以企业积累基金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金由60万增加到180万，原告持股比例不变，持有的股数变为180股；第三、被告于1996年1月、1997年2月进行了红利形式的送股，原告得到股份的对应金额为2,200元和3,300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确认工商内档确有送股记载，但该证据中就职工出资情况的记载与《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的经营及资金使用的情况》(沪司浦会鉴字[2013]第57号)中的记载不一致，另外有关机构已重新委托司法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最终很可能得出推翻之前鉴定报告的结论。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送股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的持股股数以本院认定为准。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4)青民二(商)初字第513号原告左步阳、案外人高某某诉被告万邦中心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的庭审笔录，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当事人陈述及已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994年9月，被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企业性质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登记股东为发起单位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以及包括原告在内的60名职工。被告登记股份为6000股，计60万元。根据被告万邦中心的工商登记材料载明，被告万邦中心原申请的企业名称为上海申港船务公司。被告万邦中心设立后沿用1994年7月的《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该章程中规定：第三条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本企业是劳动群众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并以股份形式投入，在财产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基础上，集体占有生产资料、联合劳动、民主管理，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和入股分红相结合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第七条企业主管部门为上海港引航管理站；第八条本企业初始股金总额金以60万，每100元为一股，计6000股。法人股1500股，计15万元，占25%；职工个人股4000股，计40万元，占75%；第九条职工个人可拥有股份最低为8股，最高为30股，其中企业主要经营者为30股；第十条职工个人股股金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不能提取，但遇职工死亡、调离、辞职或被企业辞退、在家待工、留职停薪、除名或开除等情况，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全额或等量股金退还给股份持有者，或其合法继承人；第十三条本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暂定为：公积金20%、职工积累基金20%、福利基金20%、分红基金40%，以当时国家规定为准；第十四条职工积累基金按职工个人股股份分配，且记入股份持有者名下，转为职工个人股，并可参与分红；第十五条由职工积累基金转换的职工个人股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任何个人无权提取，下列情况之一的(1.退休；2.死亡；3.特殊原因经股东代表大会同意)，可以根据企业经营情况，由股份持有者或合法继承人全额或部分提取；第十六条分红基金按企业股份构成比例进行分配，股权平等，同股同利。1994年7月《上海申港船务公司集股原则和名单》中第三条规定“集股办法按上海申港船务公司内部集股办法执行”。后1994年8月18日《上海申港船务公司内部集股办法》中规定：第一条集股单位为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由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代办)；第五条股息与红利分配办法：股息和红利按会计年度计算，于年终决算后，经银行审核，在次年支付。1998年5月，被告万邦中心的资金数额增加至180万元，被告的企业类型登记为股份合作企业(法人)。2003年9月，原告左步阳在上海港引航管理站退休。2007年5月，原告左步阳在被告的退股凭证中签名，其中载明股数为66股，金额为6,600元。另查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目前被告万邦中心的股东为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职工股会(持股比例为75%)和上海港引航管理站(持股比例为25%)。再查明，2014年4月8日本院受理原告左步阳、案外人高某某诉被告万邦中心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2014年11月4日本院作出(2014)青民二(商)初字第513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左步阳及案外人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及案外人高某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526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及案外人高某某不服该1526号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裁定，驳回左步阳、高某某的再审申请。审理中，原、被告确认：1.被告于1996年、1997年根据股东会决议进行了红利形式的送股，其中1996年每股送二股，1997年每股送一股；2.《上海申港船务公司投资者清册》中所列投资者人数60人并不完整，实际上被告职工的持股人数大于60人。就原告左步阳的持股数额及出资方式，原、被告在本案与前案股东知情权案件中的陈述均存在不一致之情形，具体如下：原告在前案股东知情权案件中陈述，“被告万邦中心设立时的股本金是被告直接扣划的，原告不清楚自己的出资金额，也不清楚两次增股后自己的股本金额和数量，故应以登记的180股为准”；而原告在本案中陈述，“被告成立之初原告的实缴金额为1,100元，原告以现金方式缴纳，对应股数为11股，后经被告两次送股，确认原告实缴股数为66股；而工商登记的60股是原告应缴的股数，后经被告资金数额由60万增资至180万，原告工商登记的股数也由60股变更至180股，故原告目前仍持有被告股数180股，占被告1%的股份”。被告在前案股东知情权案件中陈述，“被告设立时原告投资1,100元，对应11股，后被告于1996年决议每股送二股、1997年决议每股送一股，故原告实际投资的11股变为66股，对应股本金额为6,600元，即原告退休后领取的退股款金额。被告完成增资12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注册资本从设立时的60万元增至180万元，被告登记在60名自然人职工股东名下的持股数相应增加，故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持股数为180股，对应金额为18,000元，以上内容在《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自然人股东出资等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沪司浦会鉴字[2014]第20号)均有记载，原告退休后按照入股面额退股的依据就是上海申港船务公司1994年7月制定的章程”；而被告在本案中陈述，“被告所有的出资均来源于国有资本，未让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实际出资，故原告实质上不应享有股东权益及相应股数；虽原告未出资，但原告退休时被告还是按照被告章程规定退还了原告的股本金6,600元，故自原告退股后就不再是被告的名义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益”。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公有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属于合伙企业，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故本院将依据被告的章程，并参照相关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就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定的相关规定，同时考虑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商事组织性质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故本案亦参考适用《公司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1.原告股东身份存续期间的持股股数如何确定。首先，关于原告股东身份的存续期间如何确定。对此原、被告主张不一：原告主张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原告目前仍系被告股东，且占有1%股份；而被告主张未让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实际出资，所有出资均来源于国有资本，故原告实质上自始不享有股东身份及权益。对此本院认为，鉴于：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被告沿用的《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了职工个人股4000股，计40万，占75%，同时原告也记载于《上海申港船务公司投资者清册》之中，故本院认定自被告1994年9月设立之时，原告就具有股东身份；第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职工既是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股东，具有双重身份，故原告本应自2003年9月退休时即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的身份，相应也不再享有企业股东的资格，但原告退休后又返聘，虽被告在本案中主张未在档案记录中查找到原告的返聘记录，但鉴于被告在前案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对于原告返聘的事实已予以了确认，故本院认定自2007年5月原告退股时即丧失股东身份。综上本院认为，股东身份的确定不能单纯取决于工商登记信息中的公示外观，应注重股东身份的实质归属，故本院认定原告股东身份的存续期间为1994年9月至2007年5月。被告关于原告自始不享有股东身份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目前仍系被告股东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原告持股股数如何确定。对此原、被告主张不一：原告主张被告刚设立时其股数为60股，后经被告增资，其股数变更至180股；而被告主张未让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实际出资，所有出资均来源于国有资本，故原告实质上自始不享有股东身份及权益。对此本院认为，鉴于：第一、被告设立后所沿用的《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职工个人可拥有股份最低为8股、最高为30股，故原告主张其设立时股数为60股的意见，明显与章程不符；第二、案涉《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自然人股东出资等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沪司浦会鉴字[2014]第20号)能够体现在被告设立之初原告持股11股；且原、被告确认被告根据股东会决议于1996年及1997年进行了红利形式的送股，其中1996年每股送二股(即11股，送22股，后变为33股)，1997年每股送一股(即33股，送33股，后变为66股)；最后2007年5月原告在被告的退股凭证中签名，其中载明股数也系66股。故综上本院认为，上述章程、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送股决议及退股凭证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原告自被告设立之时的股数为11股，后经2次送股变更至66股，最后被告根据章程中每100元一股的规定以6,600元的价格将66股退股。被告关于原告自始不享有股东权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股数由60股后变更至180股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原告股东身份的存续期间为1994年9月至2007年5月，在此期间原告的股数由11股后经2次送股变更至66股，后该66股于2007年5月全部退股。2.职工积累基金是否已转化为职工个人股。本院认为，鉴于：第一、被告沿用的《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暂定为：公积金20%、职工积累基金20%、福利基金20%、分红基金40%，以当时国家规定为准”，可见职工积累基金的分配也仅系“暂定”；原告主张案涉《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的经营及资金使用的情况》(沪司浦会鉴字[2013]第57号)中所涉的“积累基金(任意公积金)”即是“职工积累基金”，但被告对此也不认可，本院认为该“积累基金(任意公积金)”与“职工积累基金”确有差别，本院无法采纳原告的意见；第二、《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积累基金按职工个人股股份分配，且记入股份持有者名下，转为职工个人股，并可参与分红”，本院认为若被告确有职工积累基金并转为职工个人股，原告在2007年退股时就应就此提出异议，主张其股数不仅仅为66股，还应包括职工积累基金转化的股数，但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就此提出过异议。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未对被告确有职工积累基金且该职工积累基金已转化为职工个人股进行相应举证，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995年度至2007年度的职工积累基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原告对于利润分配的期待权是否已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原告作为被告设立之时至2007年5月期间持有相应股数的股东，享有利润分配的期待权。鉴于：第一、虽然原告提交的资产负债表、《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上海万邦船务发展中心的经营及资金使用的情况》(沪司浦会鉴字[2013]第57号)均能体现被告确有利润，但被告沿用的《上海申港船务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仅系“暂定”，另外原告提交的《上海申港船务公司内部集股办法》也仅规定“股息与红利按会计年度计算”，故上述章程和内部集股办法均未对企业红利是否分配、如何分配作出明确约定，另外原告亦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综上本院认为，就分红款分配与否、分配之多寡，均属被告自治范畴，原告对于利润分配的期待权还未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995年至2007年的分红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被告就利润分配请求权所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股权虽属民事财产权利，但股权的内涵与外延与物权有一定的区别，故原告关于本案盈余分配请求权系物权请求权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原、被告尚未就公司利润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本案无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之余地，故被告关于本案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4.本案是否存在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并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的行为。鉴于本案亦参考适用《公司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故本案是否存在该规定中的“但书”情形，也系本案审查范围。就此本院认为，被告对上海港引航管理站进行分利的事实以及被告1999年购置上海市徐汇区蒲汇塘路XXX号XXX室房产用于办公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并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的行为。事实上被告于1996年及1997年已对原告进行了红利形式的送股，从11股送股至66股。另外，鉴于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被告股东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何时退股及被告的股权结构，与本案争议焦点无涉，非本案审查范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左步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左步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 燕人民陪审员  葛玉芹人民陪审员  蒋 勇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钱立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