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8151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负责人：毛寄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玮桐，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昱昆，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泰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吴本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佩，上海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向东，上海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被告上海泰东物流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故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2020年4月7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玮桐、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人民币575,087.4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9年2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审理中，原告撤回前述诉请中利息损失的主张。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被告与案外人上海亚卡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卡黎公司”)签订《升降机承运合同》(以下简称：“承运合同”)，约定：被告承运亚卡黎公司的一台升降车自深圳市宝安区运至上海市松江区的仓库，被告负责货物的捆扎固定，若造成货物损失，由被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后，被告安排司机李伟驾驶皖SCXX**车辆将升降车自深圳市宝安区运至松江区仓库，货物运抵后发现由于运输不当导致货物严重受损，亚卡黎公司遂将货物运至丹麦生产商处进行修理。因为亚卡黎公司为案涉货物在原告处投保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原告作为保险人委托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量公司”)对前述事故进行查勘定损，且原告于2019年2月1日向被保险人亚卡黎公司赔付了保险金人民币575,087.49元，并依法获得代位求偿权。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泰东物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与亚卡黎公司签订的承运合同约定由亚卡黎公司投保，不存在保险公司即原告承担责任后再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情形。原告主张的保险责任及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的承运司机从未确认过货损的情况，承运司机安全达到目的地，不存在任何碰擦情形，在亚卡黎公司收货时才发现货物损坏，这并非被告责任；原告作为保险公司认为设备金额为170,00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200,000元，实际上货物只损坏了一小部分，亚卡黎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000,000余元，远超过设备本身价值。事故发生后，原告作为保险公司参与了被告与亚卡黎公司间的协商，原告明确要求被告赔偿，但部分资料系英文件，部分照片等资料不清晰，且相应资料均不能证明案涉设备的最终损失金额系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确定，以及案涉设备运至国外维修是否具有合理性、维修金额是否合理及实际支付等。由于案涉设备已经修好且在国外进行的维修，导致案涉事故原因无法重新鉴定、损失金额无法重新评估，相应责任应由原告承担，且公估报告对于事故原因的结论和定损金额的认定等明显错误，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6日，亚卡黎公司在原告处投保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保险标的为升降机FS420C，数量为1台，总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运输方式为国内公路运输，启运地为深圳，目的地为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苗三路XXX号XXX号仓。因保险标的发生毁损，亚卡黎公司向原告报险并申请理赔。原告于2018年5月10日委托恒量公司对保险事故所涉标的进行查勘。恒量公司自2018年5月10日起参与案涉事故的勘察、事故原因调查分析、定损等事宜，且恒量公司的公估人员在初步勘察事故现场时发现设备存在破损，以及破损部件对应的车厢底板有残留的部件碎片等，恒量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出具公估报告，记载了案涉保险的承运人为被告，司机为李伟，承运车辆的车牌为皖SCXX**，车辆归属蒙城县远通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查勘地点为被保险人即亚卡黎公司仓库，事故原因为捆扎不当，保单责任成立，定损金额为人民币1,240,710.51元，理算金额为人民币575,087.49元，且公估报告中列明了查勘情况、事故原因分析、亚卡黎公司索赔金额及组成、定损金额及组成等。亚卡黎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确认书，认可前述理算金额即人民币575,087.49元。且亚卡黎公司向原告出具权益转让书，载明：在原告将损失金额人民币575,087.49元赔付给亚卡黎公司后，亚卡黎公司向第三人享有的相应索赔权自动转让给原告等。2019年2月1日，原告向亚卡黎公司支付理赔款人民币575,087.49元。另查明，案涉型号为FS420C的升降机一台系由亚卡黎公司从丹麦进口，并于2018年2月23日进行报关，货物金额为170,000欧元，进口关税税款金额人民币80,511.66元，进口增值税税款金额人民币241,803.35元。2018年5月6日，亚卡黎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承运合同，约定：甲方现有型号为FS420C的升降车一台(载明了长宽高及重量)，甲方委托乙方将前述货物从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XXX号海雅缤纷城运至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苗三路XXX号XXX号仓，承运货车的车牌为皖SCXX**，司机为李伟；乙方在2018年5月6日提货；在运输过程中货物造成的丢失、少货，由乙方负担经济责任，乙方应保持货物外表完整、完好如初；该升降机为裸机，乙方需固定好该机器，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不被挤压，适合长途运输，如果因乙方运输不当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货物贵重务必使用紧绳器将货物固定在车厢内，防倾斜、防震，禁止重压、禁止野蛮装卸，有如摩擦、碰撞，乙方同样负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该货物甲方已经购买保险，乙方如果发现货物受损，应及时告知甲方，并保留第一现场等待保险公司勘察，如果因乙方未能及时通知甲方而造成的保险不能及时理赔，乙方需赔偿所运货物，货物的货值均为人民币贰佰万元。合同签订后，司机李伟于2018年5月6日晚上到达合同约定的始发地，并随后进行了装车、运输，2018年5月9日早上到达目的地，司机李伟将部分捆扎货物的绳子解开，亚卡黎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卸货时发现设备损坏，遂向原告报险，司机李伟于同日联系被告，且被告的工作人员于当日到达现场进行了查看。基于原告的委托，恒量公司自2018年5月10日起参与案涉事故的勘察、事故原因调查分析、定损等事宜，并于2019年1月16日出具公估报告。2018年5月11日，亚卡黎公司向被告发送索赔函，记载“……。到达收货地址后，我司现场收货人员进行卸车时，与你司委派送货司机共同发现，我司全新设备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严重损坏，判定无法修复，现我司正式向贵司索赔货物损失，索赔金额为货物价值人民币贰百万元。”2018年5月13日，被告委托律师向亚卡黎公司发出律师函，记载“……。委托人按约安全的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贵司却以货物损坏为由拒绝收货，承运司机未确认货物损坏。贵司在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七日内收货并支付运费人民币6,800元，承担延期收货的停运损失，逾期支付上述款项，则委托人将依法提存货物，相关费用由贵司承担……。”2018年5月15日，亚卡黎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被告发送邮件，记载“请问贵司有没有跟法务协调好，明天是否会到现场对机器外观损坏情况进行检验确认。机器外观损坏情况说明可由贵司法务起草，由第三方机构鉴定。如果不认同我司请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贵司可自行寻找第三方鉴定机构，或贵司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也请告知”。同日，被告的工作人员回复邮件，记载“我司按约将装运的设备安全运抵目的地后，我司没有理由确认设备外观。对于贵司无故拒收托运设备，致使货车停运至今，并无故扣押司机行驶证，已给我司造成重大损失。我司已于2018年5月13日向贵司寄发律师函，要求收货并赔偿损失；5月15日协同律师去贵司督促收货并要求支付运费事宜，贵司仍拒绝。我司再次要求贵司务必于明天收货，否则将依法对设备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及一切损失均由贵司负责”。次日，亚卡黎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邮件，记载“贵司并未将货物‘安全’运抵目的地……。我司并未‘无故’拒收货物，而是贵司拒不配合我司办理货损确认等货物交接手续……。货运司机的行驶证已归还司机本人……。”2018年5月17日，亚卡黎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向被告发送邮件，记载“请贵司于2018年5月17日17：00之前给予明确回复及确认，若贵司一直不予回复确认，我司将自行委托第三方公证处进行货物损坏情况公证，但由此产生的费用，将由贵司承担，并通过法律途径追偿全部损失，不再通知。”同日，被告回复邮件，记载“我司已给予明确回复，我们没有理由确认货物外观。如果贵司于2018年5月17日17点之前再拒绝收货，我司将自行委托第三方公证交付，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将由贵司承担”。2018年8月18日，上海市松江公证处接受亚卡黎公司的委托就案涉牌照号为皖SCXX**的车厢内货物现状及当日卸车的整个过程进行摄像，且恒量公司亦参与了整个卸车过程。后，亚卡黎公司将案涉升降机运至丹麦生产商处进行维修，亚卡黎公司于2018年10月支付维修费149,471.64欧元(折合人民币1,108,389.34元)。审理中，被告申请案涉司机李伟出庭作证，李伟称：“从始发地到目的地没有轻微的碰擦或事故，我在始发地时对货物进行了捆扎，因为是夜里，所以没有查验货物的状况，到达目的地后，收货人提出设备有损毁，当时我看货物完全没有损毁、没有刮擦，我当时没有拍照，在收货人提出货物有问题时，我也没有拍照，我电话联系了被告，被告的人员于当天中午到达现场进行了查看，被告的人员也没有拍照。公估报告中所附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上的签字是我本人所签，部分实际捆扎情形与公估报告中记载的不一致”。审理中，经被告申请，恒量公司委派公估师曹伟钢到庭就公估报告所涉内容接受质询，曹伟钢称：“依据始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案涉设备起吊及起吊前是没有事故的，我询问过案涉驾驶员，让驾驶员示范了其捆扎的方式，并做了笔录，经分析主要是(货物)底盘受到冲击变形。(就货物损失状况)曾进行了两次查勘，一次是卸货前的查勘，一次是卸货后的查勘。设备到达目的地且卸货前在车厢底板发现了碎片，该些碎片留存有照片，设备损失最严重之处在设备底盘，在没有撞击的情况下只能是上下移动所致，且车厢底板存在与设备损失相吻合的凹坑，因为设备上撞击面积比较小，所以在设备底部没有明显痕迹，但有油漆脱落，对应的车厢底板上有凹坑，凹坑对应的是设备支腿，也有相应的照片，且撞击导致底盘弯折，然后力传递导致设备其他部分损坏。(关于损失)印象里有两次报价，但公估报告中只有一次报价，公估报告中所涉亚卡黎公司盖章的英文件原件没有核对过。因为设备维修涉及多个工种，需要多个外国技术人员到中国，设备的零部件也需要运至中国，且国内没有条件进行深度检查，修好后还需要做出厂试验等，所以没有采取在国内维修的方式，而是运至丹麦进行维修。(关于定损事项)外观受损与现场看到的项目吻合，涉及其他部分的事项是根据丹麦厂方的检验报告和意见，底盘上方的内部的回转齿轮箱和液压马达(损害)经判断是案涉事故造成的，且除了回转齿轮箱和液压马达外，不存在其他外观看不到损坏的部分。”审理中，被告申请就案涉事故造成货损的原因及货损金额进行重新鉴定，本院经审查，依法启动鉴定和评估程序。2020年6月4日，上海达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工作说明，记载“……，由于被评估标的物已被修理后处置，且事故后对标的物修理的生产厂家位于境外，另该生产厂家在境内无分支机构及维修单位。鉴于上述情况，我司无法对标的物事故发生时的状态、程度进行准确的核实确认，并就本案标的物的修理事项、修理价格进行市场了解。故我司申请退回本案的资产评估委托”。2020年6月9日，上海新蓦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函，记载“……，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涉案货物已被修复，不具备鉴定条件，故我单位作退案处理”。以上事实，由保险单、公告报告、确认书、权益转让书、付款凭证、承运合同、光盘、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缴款书、进口增值税缴款书、索赔函及邮寄凭证、律师函及邮寄凭证、邮件往来、公证书、资产评估工作说明、函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本院注意到，证人李伟的部分陈述与公估报告中的记载不一致，鉴于李伟与被告间存在利害关系，且被告未举证证明前述公估报告中的记载与事实不符，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故对于李伟所述与公估报告记载相矛盾的内容，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亚卡黎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生效，案涉升降机发生毁损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原告向亚卡黎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人民币575,087.49元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的权利。对于被告辩称承运合同约定由亚卡黎公司进行投保且原告无权向被告代位求偿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升降机事故是否系被告运输不当所致；二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价款人民币575,087.49元是否合法合理。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案涉事故发生后，亚卡黎公司于2018年5月多次要求被告至现场就货物外观损坏情况进行检验确认，但被告均予以拒绝，在该种情况下，亚卡黎公司委托第三方对货损情况等进行公证，且鉴于受损升降机当时的状况以及该升降机系整机国外进口产品等，亚卡黎公司将该升降机运至国外维修并无不当。虽然案涉升降机的毁损原因鉴定及损失金额评估等因故未能进行，但鉴于被告在事故发生后多次拒绝参与案涉事故的后续处理事宜，且现有证据材料均能证明案涉升降机在始发地吊装至运输车辆上时并无损坏，而在目的地卸货前发现损坏，且升降机损坏部位对应的运输车辆上亦有相应痕迹，故本院认定，案涉升降机事故系被告运输不当所致。对于被告辩称其不存在运输不当、其未对案涉升降机的外观损失等进行确认且升降机系“完好”等意见，因为被告在2018年5月9日(即亚卡黎公司在准备卸货时发现升降机损坏的当日)至事故现场进行过查看，且其证人李某某陈述被告参与了案涉升降机在目的地的卸货过程等，但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公证书、公估报告等证据材料中记载的货物状况、事故原因分析等与实际情况存在不一致，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故对于被告的该节辩称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材料可以表明公估报告中记载的绝大多数定损明细事项均与案涉事故存在关联性且金额并无不当，但本院亦注意到，部分损失事项缺少对应的原件，残值金额等部分结算也缺少一定的依据，故本院对于公估报告中记载的定损金额和残值金额存在一定的合理怀疑，但综合考虑案涉升降机的毁损情况，并结合现有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案涉升降机的损失金额已大于原告向亚卡黎公司支付的理赔款金额即人民币575,087.49元，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价款人民币575,087.4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愿撤回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泰东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价款人民币575,087.49元。如果被告上海泰东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51元，财产保全费3,460.20元，合计诉讼费13,011.20元，由被告上海泰东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员  刘红艳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陆 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