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04民终2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某，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郊区大辛庄镇北寨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申某，职务：村委主任。上诉人焦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治市郊区大辛庄镇北寨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8）晋0411民初136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某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411民初1361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认为被上诉人2002年系“重新调整发包土地”，该事实认定错误。2002年北寨村不是重新调整发包土地,有以下事实为证：1、上诉人在1998年前就有承包土地。申某1、张某、申某2三个出庭证人的证词证明:1999年,北寨村也有承包合同,但是没有签,在北寨村委放着,2002年村委收回部分承包地,没有召开村民大会。2002年,村委违法收回村民的承包地时村委让村民签订政府统一印发的承包合同书,时间还是30年,但报到郊区政府时,政府认为违法,不予批准,村委便私自将格式合同中的条款涂改成27年。这一事实证明,村委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是违法的。2、村委、村委当时的书记、主任出庭作证均认可,上诉人的承包土地是按村委制定的与中央政策法律相违背的土政策,将上诉人的承包地收了回去。村委收回承包地不仅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会议记录证据支持，而且现有证据证明(申某1等人证明)根本没有召开村民大会，一审裁定认定村委收回承包地的行为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4条规定是错误的。3、一审裁定认为,村委重新调整发包土地是由于土地被占用减少而产生的,该认定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村委将应当享受承包土地的村民的承包地收回,分配给了不应当享受承包地的另一部分人,与承包土地减少根本没有关系。4、几次庭审,村委出庭的主任及其代理人只敢承认是按政策规定“大稳定小调整”,不敢说是“重新调整发包土地”。二、一审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1、2002年前上诉人实际早已经取得并实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存在未取得情形,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2、一审裁定认为,争议行为是重新调整发包行为,这一说法严重背离法律和中央政策规定。按中央和长治郊区政府规定,延长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时间点,全国统一是1998年完成,而北寨村自己制定土政策按2002年起算,但实际是2003年8月才开始签定承包合同,当时土地承包法已生效，村委向郊区上报承包合同时,从2002年开始计算承包期30年至2031年，郊区政府认为不符合中央文件和法律规定,村委才把合同改成27年,违背了中央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统一规定。三、一审裁定程序错误。1、如果适用最高法院的规定，立案时就应当告知当事人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解决,审理10个月后裁定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2、因北寨村委违法承包土地,从2005年开始先后五次起诉,历时15年,从来没有一次认为是法院管辖错误。四、一审裁定是将应该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推诿出去,不利于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中央权威,维护群众利益,不符合党中央提倡的负责任的党的作风,会助长不正之风。被上诉人长治市郊区大辛庄镇北寨村村民委员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焦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青苗产量款7200元和按地分补偿款53070元，共计60270元；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收回原告的承包地或与收回原告承包地面积相同的耕地0.9亩；3、请求确认被告与原告2002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承包年限和地亩数的内容无效、重新按1999年1月1日承包地人数、亩数、法律规定的承包年限签订承包合同；4、一切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1999年1月，根据中央文件规定，被告将全村土地按政策承包给了各农户。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在村委保存，没有给村民发放。2002年，被告在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全村的承包土地打乱又重新调整，收了原告的承包地转包给第三人。这一次调整造成原告无地可种，为此，在这次调整中无地和减少地的村民曾多次找村委解决，并多次上访告状，要求其支付相应的土地收益款，村委对此事实不否认，但一直未解决。直到2009年6月18日，经大辛庄镇公安派出所6月18日出具死亡登记簿，大辛庄镇调解中心出具的调解书，经镇司法所盖章认可。原告和其他减少地的村民共计106户（128人），在镇政府的主持下，与被告达成了调解书，并于2013年由当时的村支部书记焦某1在调解书上补签日期。在该调解书中，被告同意按2002年收回原告等106户（128人）村民的地亩数X500元/亩（产量数）X27年（2002年至2028年）=收回土地的产量款补偿给106户（128人）村民的总产量款合计1703835元补偿到各农户。原告有一人减少地，从2002年至今共16年，应得土地收益款7200元。但是直至今日，被告仍未将调解书确定的款项补偿给原告。二、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期为1999年1月至2028年底，共计30年，原告母亲常某于2000年5月因病去世，被告以其死亡为由违法收其承包地0.9亩，其现有长子焦某、长女焦某2、次女焦某3、三女焦某4四位继承人，原告作为其母亲的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其承包地，被告应当返还收回原告的承包地或与收回原告承包地面积相同的耕地0.9亩。三、1999年至今，根据城市规划和政府部门批准，陆续征用我村部分土地，征地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村委支付了土地各种补偿款。但是，被告收取这些补偿款后，并没有补偿给原告，补偿款转发给第三人，2002年之前新娶媳妇和新生婴儿，以及新迁来的外来户人员，分了27年调整地，得了不应该得的按地分补偿款。征地共涉及村民**128人，按地应分得补偿款每人53070元。原告应得按地分补偿款53070元。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和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经多次协调。（一）2013年8月8日，被告的村支部书记焦某1签字确认了以下事实：1、2009年潞矿征地185亩，每亩地20万元，共计3700万元征地补偿款，收农户土地30余亩，每亩发500元产量款，剩余150亩是128人的承包地来搞企业建设用地和56户村民民房占地，没有拆迁。因为潞矿征地款先付3300多万元，剩余三四百万没到位，减少地人员没有领到产量款，剩，剩余款全村由承包地人员每人（分补偿款）16000元。2、2010年市政府征地30余亩，每亩发500元产量款，余款全村有承包地人员每人得（按地分补偿款）2000元。3、2011年，收费站东，私人征地四十余亩被征地农户应得500元产量款，剩，剩余款全村有承包地人员每人（分补偿款）3635元。4、2012年三元煤业征地232亩，补偿款39287705元（含地面附着补偿费464万元）。企业总部征地92亩，补偿款20267085元（含地面附着补偿款184万元）。按80%提取42459832元，除去补偿失地农户17年的产量款1707242元，其余按分地人口1907人平均分配，全村有承包地人员每人（按地分补偿款）21370元。（二）除上述征地及按地分补偿款外，还有以下征地和按地分补偿款事实：1、2006年体育中心征地68亩，每亩地16万元，共计1088万元，给种地村民22年产量款，村集体提留20%征地款，剩余80%由全村有调整地人员1907人平均分配，每人分得（按地分补偿款）3500元。2、2007年修公路，土地庙征地50余亩，除去种地村民产量款和村集体提留款，剩余由全村有调整地人员1907人平均分配，每人分得（按地分补偿款）1055元。3、2014年村委主任牛某一肩挑（按地分补偿款1210元）。4、2017年代理村委主任申某（按地分补偿款4300元）。综上所述，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土地收益款7200元，以上按地分补偿款53070元，共60270元计。此外被告还应当返还收回原告的承包地或与收回原告承包地面积相同的耕地0.9亩。现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对2002年被告北寨村委第二轮土地承包分配方案不服而提起。该二轮土地承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之前，北寨村地处城郊，土地征收、非农建设占用土地面积较多，地容地貌变化较大，上述情况关系到全村村民的切身利益，该集体经济组织改变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秩序，重新调整发包土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行使村民自治权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注册。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土地承包权争议，应予以确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焦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307元，退还原告焦某。本院认为：本案起因系2002年长治市郊区大辛庄镇北寨村村民委员会在开展延长土地承包工作中，将之前已去世的焦某的母亲常某生前承包的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分配引发的纠纷。综合焦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均建立在焦某母亲是否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之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之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焦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郝跃明审  判  员   程国栋审  判  员   樊红芳 二O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王亚茹书  记  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