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1649号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男，1981年7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男，196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被告(反诉原告)：徐沉鱼，女，195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第三人：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汇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闸航路XXX号。法定代表人：王强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宾龚，男。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与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6)沪0112民初12714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与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无效；二、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购房款1,340万元；三、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已拆厂房补偿款8,226,887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的全部反诉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不服本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2017)沪01民终1229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127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二、变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127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袁礼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姚云飞、徐沉鱼支付人民币9,666,187元。”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8)沪民申990号民事裁定，指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认为，原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并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沪01民再27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7)沪01民终12293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1271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诉讼中，为查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依法追加案外人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汇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汇北村委会)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第三人汇北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宾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礼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姚云飞、徐沉鱼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姚云飞、徐沉鱼返还原告已付的购房款人民币(币种下同)13,400,000元，原告同意返还两被告由政府部门对系争厂房及附属物支付的相应补偿款8,226,887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合同无效产生的经济损失2,878,600元(具体包括：厂房内各项设备的搬迁费660,600元，停产停业损失2,218,000元)；4、被告赔偿原告以上述应付款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10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厂房买卖协议》，就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丰南路XXX号17.6亩土地上建造的厂房和附属物(以下简称系争厂房)所有权的买卖事项达成一致。合同约定厂房总价款14,000,000元，后原告依约支付了购房款13,400,000元。原告取得系争厂房后进行了修缮，共花费385,000元，并将系争厂房出租给第三方经营使用。两被告在签订系争《厂房买卖协议》前后均未明确告知原告系争厂房为违法建筑，仅告知会尽快补办相关审批手续。2015年，系争厂房所在的第三人汇北村委会明确告知该厂房系违法建筑将予以拆除，原告才得知系争厂房根本无法补办出相关手续。后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对系争厂房进行了估价，第三人根据政府有关拆违和环境整治的要求，与原告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系争厂房的拆除补偿事项。原告认为，首先，原告虽已取得系争厂房的房屋及装潢的补偿款8,226,887元、搬迁损失660,600元、停产停业损失2,218,000元，其中搬迁费和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款已全部支付给承租的小业主，原告另赔偿了承租户因拆违造成的相关损失。原告认为，系争《厂房买卖协议》指向违法建筑的买卖，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签订协议时原告因对系争厂房的性质不知晓，系争厂房进行扩建、装修，招租不久后即被拆除，原告对此并无过错，两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购房款13,400,000元，原告亦同意将政府有关部门就系争厂房的补偿款返还两被告。其次，系争厂房原告是用于生产经营，政府部门补偿的搬迁费和停业损失补偿款均已全部赔偿给承租系争厂房的小业主，此次拆违亦造成原告支出了搬迁费用660,600元、停产停业损失2,218,000元，该损失应由两被告赔偿。对装修装潢的损失部分，原告不再主张。最后，原告投入巨大购房资金，纠纷历时较久，对上述应付款项，两被告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撤回其第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庭审中，原告进一步明确第四项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以13,40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被告姚云飞、徐沉鱼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原被告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合法有效。首先，涉案厂房系由案外人上海友兴海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兴公司)于2004年通过第三人汇北村委会招商引资项目承租集体土地建造形成，后发生多次转让。2014年11月，原告与两被告签署了《厂房买卖协议》，由原告受让，且第三人对此知情并同意。该协议系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自愿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等情形。这类协议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产物，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要区别对待。如果协议无效，则不存在之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拆迁补偿的可能，因为补偿的前提是认可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其次，该协议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厂房买卖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原告至今未能提出该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对于违章建筑的买卖也并非一定无效，完全可以通过补办相关手续来弥补，涉案厂房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已经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完毕，原告也取得了相应的补偿款，无需再追究涉案厂房是否属于违建及否认《厂房买卖协议》的法律效力。再次，本案涉及是拆迁补偿，而非拆违补偿。原告误将民事纠纷当行政纠纷，第三人受相关部门委托处理系争厂房的拆迁补偿事宜，第三人进而与原告就系争厂房签订具体补偿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非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政决定。原告亦未举证证明系争厂房系因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而被依法拆除。最后，系争《厂房买卖协议》目前已基本履行完毕，从社会效益和交易稳定角度考虑，亦不宜再以系争厂房未取得规划许可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故系争厂房买卖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第二，系争《厂房买卖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首先，签订《厂房买卖协议》之前，被告已将系争厂房相关材料交予原告，原告对系争厂房未取得规划许可等事实是明知的，故双方在协议中未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据此，足以说明原告知晓系争厂房是违法建筑并自愿接受合同条款的约束。故因系争厂房买卖协议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其次，从双方过错看，协议无效的责任也应该由原告承担。原告在系争厂房发生拆迁及后续补偿事宜时，并未通知被告方参与处理，被告系事后由原告告知，因为此时原告对于拆迁补偿标准很有信心，认为会高出其支付的成本，但被告并未实际参与原告与第三人协商的过程，至于原告所称的受到政府压力，被告更是不清楚。第三，就原告诉请中提到的具体赔偿款项问题。首先，按照《厂房买卖协议》的约定，原告需支付两被告厂房出让款1,400万元，但两被告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购房款是1,040万元，被告收购案外人厂房及装修支出合计300万元并未纳入其中，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尚有尾款60万元保证金未支付给被告。其次，原告取得系争厂房后，用于出租给案外人，每年收益在240万元左右，原告需要退还给两被告。最后，在系争厂房内，两被告曾经安装水表、变压器、绿化及支付相应土地租金，合计约310万元。原告基于涉案厂房实际取得的补偿款及其他收入将近1,660万元，现原告主张收入只有拆迁补偿，系恶意混淆事实。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系弄虚作假、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姚云飞、徐沉鱼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有效；2、判令原告袁礼强支付被告姚云飞、徐沉鱼剩余购房款600,000元，并支付以该6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5月2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利息计52,343.75元；3、判令原告支付两被告关于第三人汇北村委会给案外人友兴公司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246,400元；4、判令原告支付两被告关于第三人汇北村委会为案外人友兴公司垫付的行政罚款249,000元。反诉的事实和理由：第一，系争《厂房买卖协议》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有关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袁礼强对系争厂房的状态应属明知，故应当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原告袁礼强拖欠600,000元尾款至今不付，理应付清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第二，系争厂房系被告姚云飞、徐沉鱼于2014年向案外人友兴公司购买后转售原告袁礼强。2011年，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曾开展拆除违法建筑行动，并与第三人共同要求案外人友兴公司停业，后第三人同意暂停对系争厂房的拆违，并愿意补偿案外人友兴公司停业租金损失246,400元。被告姚云飞、徐沉鱼购得系争厂房时，与该厂房有关的债权债务一并承继，但第三人直到拆除系争厂房时才支付该笔补偿款给原告。另外，友兴公司于2007年因系争厂房违章被处于罚款249,000元，第三人也同意在该厂房拆除时对友兴公司予以补偿，后该补偿款由原告取得。上述两项补偿款，在被告将系争厂房转让原告时第三人尚未支付，原告也明确同意实际取得后转付给被告，但原告至今未支付。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庭审中，被告姚云飞、徐沉鱼撤回其第三项、第四项反诉请求，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原告袁礼强针对被告姚云飞、徐沉鱼的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姚云飞、徐沉鱼的反诉请求。系争厂房是违章建筑，没有审批手续，故系争《厂房买卖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应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尚未履行的尾款不必继续履行。综上，被告姚云飞、徐沉鱼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两被告的反诉请求。第三人汇北村委会述称：首先，2014年11月，原告与两被告就系争厂房签订《厂房买卖协议》，第三人确实收到过变更告知书，对此是知情的。其次，系争厂房确实未取得规划许可，系违法建筑，占用的土地是违法用地。第三人与被告姚云飞在2013年7月13日签订过补充协议，该协议中明确载明，系争厂房所在地块在2011年已被列入拆违整治对象。该补充协议签订时，与三方主体有关，其中一个是被告姚云飞。再次，系争厂房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是在2011年，但当时未启动拆除，直到2015年10月起开始启动，前期由第三人同原告方进行协商，当时未通知被告。2015年11月14日，原告于第三人签订补偿协议。其中补偿金额经评估计价得出，有计算公式，若评估有遗漏则再进行补充，均有相应的根据和标准。同厂房有关的建筑物补偿，是直接针对建筑物确定的补偿价值。停产停业损失是结合建筑物的面积计算，但不考虑实际经营情况。搬迁损失，是结合现场设施设备，按照搬迁量、车次等计算得出的，是估算的。最后，补偿协商由原告负责人与第三人负责人直接对接进行，原告当时未提出要被告或上家参与，但提出过差价问题，即补偿款低于其支付的成本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0日,被告姚云飞、徐沉鱼(作为甲方)与原告袁礼强(作为乙方)与签订《厂房买卖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就甲方将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汇北村丰南路XXX号厂房及附属设施所有权全部出卖给乙方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1、甲方必须与汇北村委会确认将丰南路XXX号17.6亩土地上建造的厂房和附属设施由乙方收购的事宜。2、乙方收购甲方建筑物、构筑物后，甲方协助乙方做好各租户的合同变更等善后事宜。3、乙方收购甲方位于丰南路XXX号汇北村17.6亩土地上的甲方的建筑物、构筑物等附属设施，乙方支付总金额14,000,000元，付款方式和期限为：签订协议之日应支付500,000元，2014年10月31日之前应支付550万元，2014年11月15日之前应支付3,000,000元，2014年11月30日之前应支付4,400,000元，余款600,000元作为押金，在2015年3月31日前如姚云飞、徐沉鱼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等纠纷乙方将全部付清。4、甲方应协助乙方与现有租赁户办理租赁变更等事宜，2014年11月30日起所有厂房租金应由乙方收取。5、甲方在付2014年11月30日这笔款之日起应付清所有水电及缴纳汇北村委会土地租赁费等相关费用，甲方遗留的一切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6、本协议生效后，该厂房如遇国家征用拆迁等，则所有的动迁利益或补偿均归乙方享有，与甲方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厂房交接书》并交接系争厂房，后袁礼强依约支付购房款13,400,000元，尚欠600,000元尾款未付。2015年11月12日，因拆违项目需要，上海德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受浦江镇鲁汇社区综合治理中心委托就浦江镇丰南路XXX号非居住房屋(即系争厂房)建安重置价值等出具《估价报告》一份，估价结果为：1、建筑物评估总价6,443,190元；2、装饰装修评估总价1,047,618元；3、附属物评估总价736,079元；4、设备和库存物资搬运费评估总价660,600元，以上各项合计8,887,487元。2015年11月14日，汇北村委会作为甲方(土地出租方)与袁礼强作为乙方(土地承租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丰南路北侧、老闸港河南侧(丰南路XXX号)的17.6亩土地出租于乙方(原友兴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04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上述土地搭建有11,090平方米的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若干(即系争厂房)，且已经大部分予以出租，因上述土地系农业用地，该搭建行为未履行行政报批手续，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现甲乙双方为配合违法用地整治，决定终止租赁关系并拆除地上违法建筑。乙方委托甲方拆除上述租赁土地上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附属设施，乙方应于2015年11月25日前完成清腾撤离义务。甲方同意对乙方在租赁土地上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简称违法建筑)及装修给予一次性补偿8,226,887元。租赁土地及全部违法建筑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土地次承租人、违法建筑的承租人或实际使用人)所涉及的搬迁损失共计660,600元、停产停业损失共计2,218,000元；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以上两项补偿款。乙方确认，乙方基于上述条款所取得的补偿款共计11,105,487元，该款已包括乙方的全部财产折价补偿(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在租赁土地上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等的折价补偿)及其他可能的损失补偿。上述《协议书》签订后，系争厂房被拆除，第三人汇北村委会先后共向原告袁礼强支付补偿款11,105,487元。系争厂房所在位于浦江镇丰南路XXX号的17.6亩土地由案外人友兴公司于2004年2月24日向第三人汇北村委会租赁，租赁期限为二十年，从2004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租金为第1-5年每亩每年为人民币6,000元，第6-10年每亩每年为6,500元，第11-15年每亩每年为人民币7,000元，第16-20年每亩每年为人民币7,500元。后案外人友兴公司在上述农用土地上搭建了系争厂房。2007年12月，因系争厂房属非法占地，被相关部门处以罚款。系争厂房及附属设施于2013年3月由案外人友兴公司转让于被告姚云飞、案外人余飞、案外人余某某三人。2013年7月，被告姚云飞、案外人余飞、案外人余某某与第三人汇北村委会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系争厂房于2011年列入拆违范围而造成损失，原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延长二年至2026年3月31日止等内容。从2014年7月31日起，系争厂房权利人又变更为被告姚云飞、徐沉鱼。系争厂房权利人的变更，均告知了第三人汇北村委会,并由变更后的权利人向第三人汇北村委会支付土地租金。原、被告取得系争厂房及附属设施后，均出租于他人。诉讼中，原告表示拆违协商及签订补偿协议时曾电话通知被告，但无法联系。因整个拆违过程时间紧迫，为防止损失扩大，原告只能同第三人协商并签订协议。被告则称在系争厂房拆除协商及签订协议时，原告及第三人均未通知被告。后在2015年10月左右，经原告通知才知晓原告在处理系争厂房拆除协议事宜，但当时仅知道要拆迁，具体如何补偿不清楚。之后，原告又谈到补偿金额仅10,000,000余元，不如预期，并拒付余款600,000元。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2014年11月10日所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房款收据、付款凭证、2015年11月14日汇北村委会与袁礼强所签《协议书》、银行卡交易清单、《厂房交接书》、《变更告知书》、《补偿协议》、上海德大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系争厂房所作评估报告(沪德房地估2015第051号)等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属无效合同。针对系争《厂房买卖协议》的效力争议，本院认为，本案中案外人友兴公司与第三人汇北村委会之间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第三人汇北村委会将涉案土地出租给案外人友兴公司，并由案外人友兴公司在上述农用土地上搭建了系争厂房，但系争厂房建造时并未取得房地产权证或建房用地相应批准手续。后被告姚云飞、徐沉鱼购得系争厂房，但至其出售系争厂房给原告袁礼强时，并未取得合法的权利证明。原告袁礼强购得系争厂房后至系争厂房被拆除，仍未办出合法建造的权利证明，相关部门亦认定系争厂房属于被责令拆除的房屋，故系争厂房定性上当属违法建筑。因此，原、被告之间就该系争厂房签订之《厂房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即便原告在签约时知晓系争厂房无产权证，且该厂房的建造也得到第三人汇北村委会的同意，但因土地为农业用地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在房屋产权证始终无法取得的情况下，业已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争厂房买卖协议仍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基于以上论述，本院对被告姚云飞、徐沉鱼所主张的《厂房买卖协议》合法有效的相关意见不予采信，其提出的确认合同有效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因系争厂房的买卖协议无效，被告姚云飞、徐沉鱼基于合同有效而提出的继续履行该协议并由原告袁礼强支付购房尾款和延期付款利息之反诉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对被告姚云飞、徐沉鱼提出的全部反诉诉请，均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依补充协议约定的因拆违造成损失而延长租赁期限两年等内容可知，被告姚云飞对涉案厂房系违章建筑是明知的，而从系争《厂房买卖协议》未约定过户手续、双方履约情况、系争厂房的用途等方面考察，原告亦应知涉案厂房系违章建筑。故可认定，原、被告在协商及签订《厂房买卖协议》时对涉案厂房系违章建筑均明知或应知。原、被告双方理应对转让违章建筑可能造成合同无效及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亦是明确的，故本案原、被告双方就《厂房买卖协议》无效均负有过错责任。因《厂房买卖协议》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原、被告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被告姚云飞、徐沉鱼于《厂房买卖协议》签订后收取了原告袁礼强购房款13,400,000元。鉴于系争《厂房买卖协议》为无效合同，被告姚云飞、徐沉鱼收取的购房款13,400,000元应当返还原告袁礼强。原告袁礼强在被告姚云飞、徐沉鱼返还购房款的同时也负有返还系争厂房的义务。现因系争厂房被拆除，客观上已不能返还，故原告袁礼强应予折价补偿。被拆除的厂房、附属物以及装饰装修部分的补偿款8,226,887元，由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确定，原告袁礼强应当返还被告姚云飞、徐沉鱼，现原告袁礼强同意予以返还，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袁礼强与第三人汇北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中确定的搬迁损失660,600元、停产停业损失2,218,000元，合计补偿款2,878,600元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从名义上来看，上述款项虽以租赁土地及全部违法建筑内的各类经营主体的损失补偿之名义进行的评估及发放，名义上为各类经营主体的搬迁损失及停产停业损失，并非被拆除厂房、附属物以及装饰装修部分的补偿款组成部分，上述款项亦直接实际发放至原告袁礼强的银行账户，故应由原告袁礼强就款项的实际受偿情况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但本案中，原告袁礼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实际已用于补偿各类租赁房屋的经营主体；另一方面，从上述款项的计算方式及构成角度来看，即便原告未能合理举证证明相关情况，但据此将此款直接等同于厂房被拆除相关联的补偿费用并判令原告袁礼强予以返还亦不合理。因此，上述款项的处理，需综合考虑补偿费用的名义、构成及关于费用的相关贡献因素大小等予以确定。因此，综合予以考虑，本院依法确定原告袁礼强应向被告姚云飞、徐沉鱼支付搬迁及费用停产停业费损失合计2,878,600元中的60%。对于原告袁礼强主张其投入的购房款所产生的相应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袁礼强租金收益的返还问题。本院认为，基于原告袁礼强购买厂房至厂房被拆除间隔时间仅为一年，原告袁礼强在此期间还有招租及组织租户及时搬离等情况，均有一定的成本付出，原告袁礼强诉讼中表述其实际收到租金为500,000元。考虑到被告姚云飞、徐沉鱼在占用原告袁礼强购房款期间同样有利息收益，将双方以上费用相互折抵是一种较妥善的解决方法，故原告袁礼强不必再向被告姚云飞、徐沉鱼返还租金收益。综上所述，被告姚云飞、徐沉鱼应返还原告袁礼强的款项为购房款13,400,000元，原告袁礼强返还被告姚云飞、徐沉鱼的费用为被拆除的厂房、附属物以及装饰装修部分的补偿款8,226,887元、搬迁及停产停业损失1,727,160元，合计9,954,04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与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无效；二、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购房款13,400,000元；三、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款项9,954,047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8,161.9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3,161.9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袁礼强负担24,368.8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负担43,793.1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564.8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姚云飞、徐沉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万宏审 判 员 丁文伟审 判 员 金卫东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 震书 记 员 李 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