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8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青龙路**（回龙商务大厦**整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3XJN97。法定代表人：廖国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华华，重庆信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贺青青，重庆信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梅，女，1961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委托代理人：戢毅，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国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10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春梅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李春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李春梅向国兆公司转账的50万元系股权投资款，而非借款，双方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6年6月29日，以江仁富、江侠、李春梅为委托人，廖国兵为受托人，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江仁富、江侠、李春梅持有国兆公司1%股权，对应出资50万元，该股权由廖国兵代为持股。国兆公司盖章确认该协议，该协议尾部有江仁富、江侠、李春梅的签名，其中李春梅的签名由配偶江仁富代为签署，江仁富的签名是本人签署。2016年7月4日，李春梅通过招商银行向国兆公司转账50万元，李春梅的转账行为应认定为李春梅以夫妻共同财产履行代持股协议中的出资义务。2.江仁富代签“李春梅”名字，属于家事代理行为，且李春梅以支付协议款项的方式表示了追认。即使一审中李春梅否认对代签行为知情，夫妻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结合李春梅配偶江仁富代签协议第5天即支付对应款项的情况，有理由相信江仁富本人签字、江仁富代李春梅签字，以及李春梅支付出资款等行为均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3.李春梅在转账凭证中备注“借款”，系李春梅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与事实不符，且无借条等其他证据相作证。二、国兆公司依法申请追加江仁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江仁富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代持股协议书》是否有效对于认定国兆公司与李春梅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至关重要。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春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国兆公司主张5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并举示了《代持股协议书》、收据、工商档案等证据予以证明。李春梅转款金额与《代持股协议书》完全对应，时间为签订协议后第5天，已使案涉5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此情形下，国兆公司的举证责任已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李春梅仍应就其与国兆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李春梅并未对其主张进一步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李春梅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国兆公司辩解50万元是投资款的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李春梅未在代持股协议上签字，也未授权江仁富代签，国兆公司一审中也未申请鉴定系江仁富所签，国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案涉款项金额巨大，已远超出家事代理的范畴，国兆公司认为是家事代理的主张不成立。3.国兆公司在一审中要求追加江仁富作为第三人的理由不成立，江仁富与廖国兵之间如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也与李春梅无关。李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国兆公司偿还李春梅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1日（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国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国兆公司因经营需要，约定向李春梅借款50万元。2016年7月4日，李春梅通过招商银行向国兆公司转款50万元履行借款义务，国兆公司不但不支付利息并拒绝偿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代持股协议书》上委托人显示为：江仁富、李春梅，受托人显示为：廖国兵。国兆公司在代持股协议书上盖章。收据由国兆公司提交，出具单位为国兆公司，交款单位李春梅，收款事由：投资款，出具时间2016年7月8日。工商内档记载廖国兵为国兆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李春梅否认《代持股协议书》上的“李春梅”为其本人所签，系国兆公司伪造。国兆公司陈述为李春梅丈夫江仁富代签，辩解江仁富代签系家事代理。一审法院认为，李春梅未在《代持股协议书》签名，国兆公司予以认可。国兆公司陈述为李春梅丈夫江仁富代签，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国兆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春梅委托江仁富代签的事实。即使江仁富代签属实，因该笔金额达50万元，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数额巨大，且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必须，对是借款还是投资应当让夫妻双方知晓。因此在国兆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李春梅有投资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应当以李春梅在银行转款时的备注款项用途即借款作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国兆公司提出系投资的抗辩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春梅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期限和利息，李春梅主张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国兆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李春梅借款50万元；二、驳回李春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国兆公司承担（此款已由李春梅垫付，国兆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并付给李春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国兆公司举示了以下证据：1.《追加第三人申请书》、EMS快递单、查询记录，拟证明：国兆公司于2020年9月8日以邮寄申请的方式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江仁富参加诉讼，国兆公司准备在追加第三人之后申请鉴定。2.江仁富与李春梅的《结婚申请书》、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档案，拟证明：李春梅与江仁富系夫妻关系，江仁富代签“李春梅”名字属于家事代理行为，李春梅通过个人账户向国兆公司转账50万元是履行《代持股协议书》的出资义务。3.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账户信息，拟证明：李春梅、江仁富系国兆公司股东，江仁富代表李春梅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李春梅与国兆公司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李春梅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国兆公司邮寄的内容为《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不同意其证明目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3.对证据3是否是江仁富本人的微信需要庭后核实，微信名的备注需要进一步核实；“渝车联盟群”不能证明是国兆公司；如果能证明该群中江仁富聊天的文字信息属实，仅仅从文字信息看，也不能确认江仁富系国兆公司股东；根据国兆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代持股协议书》和工商登记资料，国兆公司股东从未向江仁富转让过股权，也没有发生增资扩股的事实，江仁富不是国兆公司股东，廖国兵也不是国兆公司股东，不存在代持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国兆公司举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结合对事实的认定综合判定。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春梅与江仁富系夫妻关系，于1981年5月20日登记结婚。2016年6月29日，江仁富、李春梅（委托人、甲方）与廖国兵（受托人、乙方）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甲方在国兆公司占公司总股份1%的股份，对应出资人民币50万元，该股份由乙方代为持股。该协议书尾部“委托方（甲方）”处有“江仁富”、“李春梅”、“江侠”的签名字样，“受托方（乙方）”处有“廖国兵”的签名字样，并加盖国兆公司公章。2016年7月4日，李春梅通过招商银行向国兆公司转账支付50万元。国兆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名为“渝车联盟群（5）”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发信人发送“@江七哥江总开股东会你有时间没有”，微信名为“江仁富/渝车联盟股东”回复：“你们看哪天有时间”。微信名为“李正刚”发送：“明天晚上”，微信名为“江仁富/渝车联盟股东”回复：“可以”。2019年6月18日上午11:25发信人发送名为“国兆科技2017年度财务分析报告”的文档。李春梅否认该微信群中微信名为“江仁富/渝车联盟股东”是江仁富的微信，本院要求李春梅核实微信名为“江仁富/渝车联盟股东”是否为江仁富的微信，李春梅书面回复：江仁富与廖国兵以及微信群中的成员系麻友，江仁富在该群中说的“可以”，是表示可以约时间打麻将，并非同意参加股东会。李春梅在一审中陈述，国兆公司举示的《代持股协议书》尾部“李春梅”的签名不是李春梅所签，是国兆公司伪造的。国兆公司在一审中陈述，该签字是江仁富代李春梅所签，李春梅对此知情。本院在二审中要求李春梅核实《代持股协议书》中江仁富的签名是否系江仁富本人所签，李春梅书面回复：《代持股协议书》上的签字系江仁富本案所签，但江仁富否认代李春梅签过字。李春梅在二审中陈述，其向国兆公司出借50万元款项，国兆公司没有出具借条，李春梅口头向国兆公司催收过借款，但没有书面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国兆公司与李春梅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国兆公司上诉称，李春梅向国兆公司转账的50万元系股权投资款，而非借款，双方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国兆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春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国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国兆公司抗辩称李春梅转账支付给国兆公司的款项系李春梅、江仁富向国兆公司支付的股权投资款，而非借款。国兆公司为证实其抗辩主张的成立，在一、二审中举示了《代持股协议书》、李春梅与江仁富的夫妻关系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代持股协议书》中约定，李春梅、江仁富在国兆公司占公司总股份1%的股份，对应出资人民币50万元，该股份由廖国兵代为持股。该协议书尾部“委托方（甲方）”处有“江仁富”、“李春梅”、“江侠”的签名字样，“受托方（乙方）”处有“廖国兵”的签名字样，并加盖国兆公司公章。李春梅虽然对《代持股协议书》中李春梅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李春梅核实江仁富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国兆公司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江仁富加入了国兆公司的工作群，微信内容涉及股东会开会时间的商讨等，同时还有微信群成员发送了“国兆科技2017年度财务分析报告”的文档。李春梅称微信内容是江仁富与廖国兵邀约打麻将，并非同意股东会，其陈述与微信内容明显不符。结合《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李春梅与江仁富之间的关系，以及李春梅向国兆公司转账的时间及金额，本院认为，国兆公司在一、二审中举示的证据足以使李春梅主张的其与国兆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前述规定，李春梅仍应就其与国兆公司存在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春梅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国兆公司之间存在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应由李春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春梅要求国兆公司偿还50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国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107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春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李春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李春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成 瑛审 判 员  沈 娟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