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2781号原告（被告）:徐斌，女，197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盛春生，天津理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峒尧，天津理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法定代表人：王世琦，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韩庆崃，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旭，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斌诉被告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育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原告顶育公司诉被告徐斌劳动争议纠纷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徐斌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峒尧，顶育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庆崃、刘旭到庭参加了诉讼。双方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一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斌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恢复原告每月61599.7元的工资标准；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1995年3月进入被告处工作，2015年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主要从事管理相关工作，工作地点在上海，2018年2月15日，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后经仲裁和诉讼，生效判决认定被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诉讼期间的工资。该判决生效后，被告为报复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未经与原告协商，不但单方变更原告的工作岗位，并且大幅降低原告工资。原告认为被告单方降薪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故呈讼。顶育公司辩称，不同意对方的全部诉讼请求。该诉请经仲裁委员会查明是生效判决认定的2017年度的平均工资，非原工作岗位的工作标准。所以仲裁驳回了该项诉请是正确的，徐斌基本工资为48892.71元，其他工资包含了租房补助和调迁驻勤津贴及绩效奖金。由于徐斌户籍是本市，派往上海后工资增加了以上内容。2019年2月徐斌在天津报道后，以上津贴和补助不在包含在徐斌工资构成。公司自19年2月至今已实际发放徐斌按48892.71元，扣除五险一金后持续发放五个月余，所以就徐斌主张按照2017年年度平均工资恢复工资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未给徐斌降薪，请法庭驳回徐斌全部诉讼请求。顶育公司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顶育公司无需恢复徐斌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董事长秘书工作；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自2018年3月发生劳动争议并成讼至今，2019年2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被告于2009年2月22日至原告办公地点进行报到，并恢复其工作以继续履行双方劳动合同。被告已于2月22日进行了报道。后原告为被告安排了具体工作工位，确定了薪资，自当日至今被告一直赴原告处上班工作。原告已向被告安排了具体工作并支付了相应工资。原告对被告工作进行调岗系充分考虑了被告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并结合原岗位现情况、双方劳动合同和制度等方面做出的有利于且更适合被告的安排，且薪资标准仍按原岗位标准执行。被告以实际行为接受了原告的工作安排进行了报道，持续到岗上班，领取了工资，却又以此为由再次提出劳动仲裁，有违诚实信用。仲裁裁决错误，故呈讼。徐斌辩称，不同意顶育公司诉讼请求。徐斌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徐斌工作地点是上海，徐斌工作岗位是董事长秘书，原生效判决也认定了徐斌2017年度月平均工资为61599.7元。公司发送的通知书是单方作出，调整工作地点、岗位及薪资未与徐斌协商一致。徐斌收到该通知书后明确表示拒绝，且于2019年3月8日为此提起劳动仲裁。公司通知书中的变更决定是为了报复徐斌之前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作出的，其变更工作岗位、、地点及薪资待遇带有歧视及侮辱性原生效判决判决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就应依据生效判决全面恢复与徐斌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的工作岗位、、地点薪资。不同意公司诉讼请求，坚持要求恢复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董事长秘书工作。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就双方的劳动争议，徐斌于2018年3月16日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继续履行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按照每月69000元向徐斌支付2018年2月15日至恢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等。该会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津滨劳人仲裁字【2018】第401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用人单位继续履行与徐斌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支付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4月的工资153999.25元；用人单位支付2017年未休年假工资报酬25489.53元；驳回徐斌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不服，诉至本院。徐斌向本院起诉顶育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等，而顶育公司在该案中起诉徐斌要求无需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亦无需支付相关待遇。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2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顶育公司继续履行与徐斌的劳动合同；二、顶育公司向徐斌支付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3月16日工资63452元；三、顶育公司向徐斌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41656.59元；四、顶育公司向徐斌支付加班费差额34780元；五、顶育公司向徐斌2017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52993元；六、驳回顶育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七、驳回徐斌的其他诉讼请求。顶育公司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于2019年2月3日作出（2018）津02民终7928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改判为：一、维持（2018）津0116民初8231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六项；二、撤销（2018）津0116民初82310号民事判决第二、七项；三、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斌支付2018年2月15日至2018年3月16日的工资16821元；四、驳回徐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顶育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上述两审判决确认了如下事实：徐斌与用人单位签订了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徐斌主要从事管理相关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每月7日前用人单位向徐斌支付基本工资，实行标准工时制；在该份书面劳动合同中约定徐斌已于2013年6月1日签立（康饮投）无固定期限合同，因组织调整，与用人单位签立合同（属集团内部调动），集团年资累计连续计算。2017年7月11日用人单位就徐斌的资遣和未来聘任合同进行了签呈，该签呈上报了对徐斌降薪的建议方案和未来岗位安排规划。2017年9月15日徐斌与用人单位就董事事务助理工作进行了交接。2018年1月12日用人单位形成股东决议，决议调整用人单位董事长室的组织架构，做好相应人员分流工作。2018年2月12日用人单位与徐斌就终止双方之间劳动合同后的补偿事宜通过工会进行了协商，但未能协商一致。2018年2月15日用人单位向徐斌送达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写明：“1995年3月1日我司与您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变更，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经我司与您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故于2018年2月15日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徐斌发放工资至2018年2月15日。2018年3月7日用人单位向徐斌账户汇入866498.05元，用人单位确认上述款项包括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带薪年假工资等。庭审时，用人单位表示客观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是指用人单位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徐斌所在的事务专员岗位被撤销，相关职能由秘书和企业发展史接受。徐斌2017年度扣除加班费的月平均工资为60663元。用人单位与徐斌共同确认徐斌2017年月平均工资标准为61599.7元。上述两审判决生效后，顶育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向徐斌作出通知，内容为“因我司已收悉二中院民事判决书，现依据法院判决通知如下：一、请于2019年2月22日上午8:00至我司即顶育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126号报道，办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相关手续。二、鉴于终审法院已判决我司与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故我司于2018年已向您支付的款项，包括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等共计866498.05元的法律基础已不复存在。你已受领的上述金额应予返还。如逾期未能前来报到或逾期，我司仍未收到上述款项，导致损失，我司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并将案员工奖惩管理办法进行惩处”。此外，顶育公司还向徐斌作出通知书，内容为“依据法院判决，我司将继续履行前期与您签订之劳动合同。因您原工作早已交接完成，承受人也正常工作至今，加上考虑您家在天津前期一直天津外派至上海工作，故公司将安排您在天津返岗并担任与原岗相近工作内容之岗位，具体信息如下，返岗日期为2009年2月22日，岗位为办公室专员，薪资为本薪48892.71元每月（与之前一致），其他福利待遇与公司现有政策同我司其他员工一致享有并适用；工作地点为天津开发区洞庭路126号。徐斌收到通知后于2月22日到达上述办公地点报到，并对公司的安排不予认可，随后于3月3日向顶育公司致函“相关情况回复意见”，顶育公司于3月29日后对徐斌的书面意见通过回函的形式作出了解释和说明。庭审中，原告表示上述两审判决生效后，判决顶育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是顶育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擅自变更了劳动合同的内容，是产生了新的事实，徐斌也不再就上述两审判决中关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判项申请执行。另查，徐斌集团内履历为：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在天津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品管部电脑员；1997年4月至1998年9月，在饮品事业管理本部行政组担任行政组主管；1998年11月至1999年7月，在顶育公司总裁室经营企划部制度管理组担任经办员；1999年8月至2007年12月，在顶育公司副总裁室经营规划组担任副处长；2008年1月至2013年5月，回到饮品事业管理本部行政组担任行政组主管，2013年6月到2014年12月在康饮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媒体关系组，担任媒体关系组长；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顶育公司执行长室CIS委员会秘书处担任CIS主管，同时兼任顶育公司上海地区董事长室助理岗位，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在顶育公司康控董事长室，担任事务专员。2017年9月15日，徐斌对原董事长秘书工作进行了交接，分别将其元工作职责转交给刘媛媛和苏玖玲二人。徐斌原工作内容包括董事长日常行程规划安排和协调、公章和法人章的管理，董事长费用（包括招商银行无限卡）的申报，接待贵宾、魏宏名、魏宏丞执行董事的行程安排、会议安排及贵宾接待、依照董事长指示安排董事长及夫人出差及外出用餐和生活事宜、文件呈递、管理董事长重要文件及书信及归档，公务机准备、高尔夫球籍管理、联系并管理董事长及家族随扈、并管理用车和司机、董事长友人、家族来沪接待、服务与家族相关事项的协助、维护董事长办公环境和设备。庭审中，徐斌也表示其担任董事长秘书时其工作内容仅是服务于董事长个人，对于公司其他工作内容没有管理职权。顶育公司提交的徐斌2017年全年的工资明细表显示每月工资构成包括固定项目本薪48892.71元、调迁助勤津贴6000元以及租房补助3000元，此外还包括绩效奖金、加班费和其他津贴不等。又查，双方签订的2015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关于内容和工作地点约定：徐斌同意根据顶育工作需要，主要从事管理等相关工作，徐斌的主要工作地点为上海，徐斌的其他工作地点包括：顶育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各分支结构所在地，顶育公司关联公司所在地或顶育公司开展业务、从事活动的其他经营所在地。关于劳动报酬，合同未约定工资标准，但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徐斌的工资调整按照顶育公司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如遇工作岗位变动，工资按新岗位的薪资标准确定。再查，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该集团董事会主席魏应州辞任，由魏宏名接任，并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2019年3月14日，徐斌作为申请人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顶育公司向徐斌支付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的工资717954元；2、恢复徐斌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董事长室董事长秘书（原事务专员）工作岗位以及每月61599.7元的工资标准。该委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津滨劳人仲裁字【2019】第4017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顶育公司向徐斌支付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的工资187544.48元；2、顶育公司恢复徐斌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董事长秘书工作；3、驳回徐斌的其他仲裁请求。顶育公司和徐斌均不服，分别起诉来院。本院认为，劳动合同的核心要素为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和工作报酬，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即为上述三个方面，徐斌主张恢复其交接前的工作内容，即工作岗位为董事长秘书、工作地点在上海、工资标准为61599.7元，而顶育公司则认为其有权将徐斌工作岗位调整为办公室专员、工作地点安排回天津，工资待遇按原本薪发放。根据《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应当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符合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调整后的工作岗位的劳动待遇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调整工作岗位不具有歧视性、侮辱性；（5）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此外，用人单位有权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未经协商一致单方调整工作地点违法的，应予支持：（1）工作地点的调整具有歧视性、侮辱性；（2）明显增加劳动者工作成本，但用人单位提供了相应补偿或者替代条件可以基本弥补劳动者增加的工作成本的除外；（3）即使用人单位提供了相应补偿或者替代条件，但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仍然落空的；（4）违反劳动合同对工作地点约定的。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调整工作地点存在上述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双方合同约定岗位为管理岗，工作地点约定不仅只在上海一地，还包括顶育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各分支结构所在地，工资标准也没有具体数额，故顶育公司调整徐斌的工作岗位和地点以及工资总额并未超出劳动合同的约定范畴。其次，本院认为无论是董事长秘书，还是董事长室事务专员，结合徐斌的原岗位职责，其全部工作内容仅是服务于董事长个人，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这一岗位应具备相当的人合性，须基于董事长的信任才能形成的人岗匹配，故在顶育公司关联的康控集团在新旧董事长接任之际，对于董事长室董事长秘书岗位人选进行的调整符合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第三，结合徐斌在康控集团工作的履历，其并非一直从事董事长秘书的工作，期间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其担任董事长秘书的工作时间仅占其集团履历期间的很少一部分，其其他岗位经历也有重复部分，例如1997年4月到1998年9月期间，以及2008年1月到2013年5月期间，徐斌均在饮品事业管理本部行政组担任行政组主管。这也能说明顶育公司有权对其工作人员按照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适时地调整工作岗位。第四、原告户籍地包括直系亲属均生活在天津，原告在2013年6月之前的十余年期间一直在天津工作，顶育公司调整徐斌工作地点回天津，并非外派只是回迁，不具有歧视性和侮辱性，也没有明显增加劳动者的工作成本。第五、徐斌主张的工资待遇金额系来源于前案查明的2017年的月均工资。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上，徐斌现工资标准的本薪金额与2017年工资构成的本薪金额一致，没有降低；担任董事长秘书时的工资总额除本薪外还包括了调迁助勤津贴以及租房补助两个主要项目，此两项内容是在外派至上海期间方才发生的工资构成部分，也是顶育公司为了弥补外派劳动者增加的工作成本而提供的替代条件，当外派劳动者回迁后上述两部分工资构成不再发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顶育公司调整徐斌的岗位、办公地和薪资总额，并无不当，徐斌要求恢复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董事长室董事长秘书（原事务专员）工作岗位以及每月61599.7元的工资标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仲裁裁决顶育公司向徐斌支付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的工资187544.48元，双方均无异议亦未起诉，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无须恢复徐斌工作地点在上海的董事长秘书工作；二、天津顶育咨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完成津滨劳人仲裁字【2019】第40179号仲裁裁决书第一项内容：支付徐斌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的工资187544.48元；三、驳回徐斌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徐斌其他仲裁请求。如果顶育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徐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闫冉冉人民陪审员  李 刚人民陪审员  贾怀震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陈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