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3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省付通网络增值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80弄4号楼1层101室。法定代表人袁益仁，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席春明、邓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鹏，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明塘路21号。委托代理人蒋霞，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晶晶，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钱平，男，197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开城镇羊山街道226号。原审第三人林甬梁，男，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王隘二村33号109室。上诉人省付通网络增值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付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鹏、原审第三人钱平、林甬梁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省付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席春明，被上诉人金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霞、郭晶晶，原审第三人钱平、林甬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省付通公司系设立于2012年8月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初始股东为金鹏与案外人张蕾蕾，认缴出资额分别为4，500万元、500万元。2012年8月30日，金鹏与张蕾蕾及钱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张蕾蕾将其在省付通公司所持有的10％股权、金鹏将其在省付通公司持有的35％股权转让给钱平，转让完成后，省付通公司的股东登记为金鹏（55％）、钱平（45％），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为钱平，如果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必须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一致表决通过，方可变更。同日，省付通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选举钱平为公司执行董事。该协议签订后，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金鹏及钱平，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750万元、2，250万元。同年12月18日，金鹏与钱平、林甬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钱平将其在省付通公司持有的35％的股权、金鹏将其在钱平处持有的10％的股权转让给林甬梁，转让完成后，省付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为林甬梁，如果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必须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一致表决通过，方可变更。同日，上述三方形成股东会决议，免去钱平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林甬梁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同日，金鹏与林甬梁、钱平还对省付通公司的公司章程作出修改，修改后的章程载明的股东情况与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内容一致。该章程载明：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其职权包括任命和更换执行董事；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3个月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任期三年，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该章程经金鹏及钱平、林甬梁签字确认。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金鹏及林甬梁、钱平，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250万元、2，250万元、500万元。2015年3月10日，林甬梁与钱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林甬梁所持省付通公司45％股权作价2，250万元转让给钱平，转让后钱平占省付通公司总股数为55％。于同日形成的省付通公司章程修正案对章程的序言、股东情况作出了修改，其余部分未作变更。该章程修正案未经金鹏签名。此后，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金鹏及钱平，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250万元、2，750万元。同年3月18日，省付通公司向金鹏发出《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该通知列明会议议题为选举执行董事、确认公司对外债务。该通知以省付通公司名义发出，经当时的执行董事林甬梁签名。原审庭审中，金鹏称其于2015年3月20日收到上述通知。此外，金鹏曾于2013年9月30日向省付通公司及其股东等出具《关于确定联系方式的函》，该函件载明，自本函签发之日起，金鹏与省付通公司之间任何联系均以特快专递寄送书面文件的形式进行，通信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32号国资大厦20楼，收件人为李依敏。2015年3月18日，林甬梁向金鹏确认的上述地址以EMS特快专递方式发出《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书》。该通知于2015年3月19日妥投。同年3月20日，金鹏向林甬梁发出《关于2015年3月18日函件的回复》，该回复载明，金鹏重申鉴于省付通公司存在重大问题，且公司股东会合法地位存疑，故在诸多问题未查清和解决之前，任何人召开任何形式的股东会或相关会议，与会人员均应考虑其议案的合法性，对任何人以省付通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名义实施的侵害金鹏利益的任何行为，或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实施的侵害金鹏利益的任何行为，金鹏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林甬梁在函件中声称的已将持有的省付通公司45％股权转让给钱平，并且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以及所谓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选举新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确认对外债务，既违法也违反了省付通公司章程，同时与金鹏声明事项抵触，金鹏概不认可；林甬梁、钱平须对自己实施的包括上述做法在内的任何行为和所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法律责任。2015年4月3日，由钱平形成《省付通网络增值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本次股东会由钱平提议召开，执行董事林甬梁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以EMS邮寄方式通知全体股东，应到股东2人，未到股东1人；出席会议股东占公司股权数55％，会议由林甬梁主持，形成决议如下：免去林甬梁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袁益仁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金鹏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撤销2015年4月3日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由省付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金鹏主张撤销系争决议的主要理由在于，认为该决议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而表决方式存在瑕疵。对此，该院认为：首先，经过三次股权转让，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金鹏与钱平。金鹏对前两次股权转让事宜不持异议，关于第三次股权转让，即钱平、林甬梁之间的股权转让，金鹏虽以“未通知金鹏”为由提出异议，但因该次股权转让发生在股东之间，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故该次股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规定。经过该次转让，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金鹏与钱平，持股比例分别为45％、55％。其次，除《公司法》列举的相关事项外，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应依据公司章程确定。金鹏主张在签订于2012年8月30日、2012年12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全体股东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已作出“必须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一致表决通过”的特别约定。从2份《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均作出了上述约定，在同日形成的公司章程中，虽未涉及相关内容，但鉴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由省付通公司的全体股东达成，对股东之间来说，公司章程系股东之间的契约，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合意且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甚至否定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在股东之间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合意为准。因此，上述约定对股东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表决方式，应依据“必须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一致表决通过”的特别约定，该院对金鹏的该项诉讼主张予以确认。最后，系争股东会决议形成时，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金鹏与钱平，鉴于第三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所形成的《章程修正案》未经金鹏签名，因此，应视为股东之间即金鹏与钱平之间并未就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表决方式方面达成新的合意，此时，就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表决方式，仍应适用此前的约定。形成于2012年12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金鹏与钱平明确约定：“变更法定代表人，必须有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因此，由出资比例为55％的钱平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系争股东会决议，在表决方式上违反了股东之间的约定。此外，从系争股东会的召集时间来看，《公司法》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从省付通公司的公司章程来看，其关于通知时间的约定与《公司法》上述规定并无二致。系争股东会定于2015年4月3日召开，省付通公司虽于2015年3月18日向金鹏发出通知，告知会议的议题，但即便依据省付通公司的举证，金鹏于2015年3月19日收到会议通知，自2015年3月20日起算，至2015年4月3日召开系争股东会，就通知时间而言，未满足上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该院注意到金鹏曾于2015年3月20日致函省付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林甬梁，对系争股东会的召开提出异议，但省付通公司未予回复，仍坚持于2015年4月3日召开系争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且决议的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东之间的约定，损害了金鹏的股权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东间的约定，进而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且通知时间违反了《公司法》及省付通公司的公司章程，金鹏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形成于2015年4月3日的《省付通网络增值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省付通公司负担。省付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金鹏提出原审诉讼时，已经超过了系争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除斥期间，应裁定驳回金鹏的起诉，因为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受理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金鹏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二、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撤销股东会决议的依据，因为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金鹏、钱平与案外人张蕾蕾，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为金鹏、钱平、林甬梁。由于最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故前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已终止，故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已不再具有约束力。三、金鹏在原审审理期间已并非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因此金鹏公司不再具有本案股东资格，故应驳回金鹏的起诉，因为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金鹏通过仲裁方式将系争股权过户给案外人周志强，因此金鹏已并非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四、系争股东会召集程序瑕疵并不必须导致该决议被撤销，因为金鹏于2015年3月19日收到系争股东会召开通知，通知时间仅比法律规定的时间少了一天，且金鹏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省付通公司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金鹏的原审诉讼请求。金鹏不同意上诉人省付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并辩称：一、金鹏系于2015年5月27日向原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的，原审法院亦出具了相应通知。二、两份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中，全体股东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作出了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股权股东作出一致表决的特别约定；虽然省付通公司章程中虽未涉及该些内容，但是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全体股东一致意思表示，对于具有人合性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全体股东的约定具有最高的效力。股东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约定的情况下，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全体股东均应遵守此类特别约定。但是在第三次股权转让时，股东之间所形成的章程修正案未经被上诉人金鹏签字，股东之间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事宜并未达成新的合意。三、关于金鹏是否具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如果单纯讲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的主体资格限定在初始股东，则对于其后通过股权变更方式进入公司的股东是不公平的，该限制会对后加入股东的权利造成实质性影响，阻碍他们行使诉权。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钱平、林甬梁同意省付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主张。上诉人省付通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材料：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信封复印件、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武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案号为（2015）武仲裁字第400号。该组证据证明本案原审期间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已经发生了变更，被上诉人金鹏已经不再是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在2015年6月15日金鹏就已经把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周志强，因此金鹏不再享有股东会决议撤销权及撤销诉讼的主体资格。金鹏针对省付通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意见：对于前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但该些证据材料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本案审理不会有实质性影响。钱平、林甬梁对于省付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予以认可。金鹏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如下新的证据材料：2015年5月27日浦东法院的通知，证明金鹏在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期间内提起了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浦东法院收材料的日期是2015年5月27日。省付通公司、钱平、林甬梁对于金鹏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审第三人钱平、林甬梁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对于省付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当事人对于该些证据材料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院对该些证据予以采信；对于金鹏提交的证据材料，鉴于各方当事人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武汉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编号为（2015）武仲裁字第0000400号裁决书，作出如下裁决：一、确认金鹏与案外人周志强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二、金鹏应于该裁决书送达次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其持有的省付通公司的45%股权转让给周志强并协助办理省付通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及《修正案》的备案手续；周志强于本裁决书送达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金鹏支付股权转让金100万元。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向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确认已于2015年8月17日在工商行政管理业务系统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于2015年8月14日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示。本院还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5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案号为（2015）浦诉前调字第21964号通知，内容为：金鹏：现收到你（单位）起诉省付通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的起诉材料，原审法院将对诉状材料进行审查。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周志强出具书面陈述意见：（一）基于股权转让行为，周志强确认将承担金鹏之本案诉讼行为的所有后果；（二）对于本案诉讼，金鹏在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时以及提起诉讼时均系省付通公司股东，依法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该资格不因股权转让与否受到影响。本院认为，省付通公司主张金鹏的诉讼已经超过了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除斥期间，但本院查明的事实表明，金鹏在2015年5月27日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对此事实，省付通公司及两位原审第三人均不存异议，因此本院认定金鹏系在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六十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基于上诉人省付通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金鹏在本案中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二、金鹏是否能依据两份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系争股东会决议？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在原审审理过程中，金鹏所持有的省付通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周志强，但在案事实表明，金鹏在提起原审诉讼时，金鹏仍系省付通公司的股东，因此金鹏在提起原审诉讼时具有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其次，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周志强受让了金鹏所转让的省付通公司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的新股东。周志强对于金鹏提起本次诉讼并无异议，亦明确表示对于本次诉讼的结果予以继受；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金鹏已并非省付通公司的股东，但鉴于金鹏在省付通公司内股权的受让方周志强对其诉讼行为不存异议，且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存在法律所规定的除斥期间，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保障继受股东的合法权利，本院认定金鹏在本案中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对该两份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主体进行分析，在案事实表明，该两份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主体包括了省付通公司的全体股东，系省付通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于法无悖，省付通公司的全体股东对该两份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均应恪守。因此虽然省付通公司章程并未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基于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省付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次，对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进行分析，省付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人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特殊约定均与相关股权转让事宜并列一条，由此可以推断出相关股东在进行股权变更的同时，对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程序性事宜亦予以了足够重视；省付通公司的部分股东显然不能通过另立合同的方式对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程序事宜予以变更。鉴于此，本院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了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该决议应予撤销。与此同时，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系争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的合法性阐述于法无悖，合乎情理，较为详尽，本院在此不再赘述，对原审法院所作认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省付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省付通网络增值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克强审判员  孙 歆审判员  王 敬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 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