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11民终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甲。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乙。委托代理人王建珍。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丁(曾用明贺水斌）。原审第三人吕梁市离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下安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贺丁，主任。委托代理人贺晋辉，系该村委副主任。委托代理人贺保全，系该村会计。上诉人李甲、李乙、李丙因与被上诉人贺丁、第三人吕梁市离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下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安村委”）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法院（2015）离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乙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珍、被上诉人贺丁、原审第三人下安村委的委托代理人贺晋辉、贺保全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李甲、李丙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与被告均系第三人离石区城北街道办下安村村民，2003年5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土地协议书》，原告将自己承包的5.23亩土地租赁给被告，协议约定：租期为从2003年5月18日起至以后村委调整土地为止，租赁费每亩土地每年400元。之后被告使用、管理该土地，2004年双方又签订《解除因土地发生纠纷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在原协议基础上，被告每年再给付原告3900元租赁费，在不动地的情况下搬不动的东西不能拉走，因生意不行在不做的情况下，乙方（贺丁）给甲方恢复土地原状。2010年前的租赁费被告已全部支付。2003年7月，被告与第三人下安村委（原离石市城区街道办事处下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第三人将包括原告租赁给被告的土地在内的7.3亩土地租赁给被告，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03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20日止，租赁费每年1000元，合同第三条租赁费交付办法第二款约定：“租赁费在土地调整前，除付给当地村民补偿费用外，剩余部分一次性交给甲方（村委），土地调整后租赁费全部交付甲方”；第四条约定：“合同用地由乙方（贺丁）自行与当地村民协商调整。但补偿费用不得超过电缆厂用地每亩500元的标准。并由乙方按时交付补偿费用，剩余的租赁费交给甲方（村委）。同时甲方也负责合同用地的调整事宜”。该合同经街道办企业管理站审批。2009年7月因修建太中银铁路第三人将原告租赁给被告的土地回收，原告向第三人领取了回收款项。原告为证明下安村虽然土地回收了，但实际上土地还是村民使用，提供了代理人与村民贺金元、杨兴元的调查笔录两份。被告对调查笔录有异议，认为只要签订了回收合同的地村委都收回去了；第三人说不清楚。原审认为，争议土地为三原告承包土地，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土地协议书》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看，该合同并没有侵犯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与三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合同并不矛盾，且第三人作为土地发包方对土地流转有管理权，该合同带有管理性质。2009年第三人将原告土地回收后，原告已丧失对该土地的一切权利。原告称其他村民土地仍继续使用，该现象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该辩称不予采信；虽然两份合同同时存在，根据目前情况，解除该合同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三原告减半负担。判后，上诉人李甲、李乙、李丙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离石区人民法院（2015）离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确认被上述人贺丁与原审第三人下安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无效；三、上诉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以“原审第三人下安村委与被上诉人贺丁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并没有侵犯三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且原审第三人下安村委作为土地发包方对土地流转由管理权，该合同带有管理性质，解除该合同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为由，从而作出的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判决避重就轻，对《承包土地回收合同书》签订原因与背景闭口不谈。事实上，《承包土地回收合同书》签订的背景是太中银铁路拆迁占地，只要是下安村村民，村委按照平均原则，不论铁路是否占用村民土地，都会得到补偿，得到补偿的村民都会与村委签订回收土地合同，而回收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是铁路如果没有占用土地，该村民依然是该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在该土地上的一切权利，上诉人就属此类情况。就该事实上诉人的代理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村民贺金元、杨兴元的调查笔录，庭审阶段作为村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村委对两份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却是说不清，上述人认为村委是有意回避。而原审法院也就在没有进行详细调查之后，作出了不予采信的认定，进而牵强附会的认为既然村委已收回该土地那么就有权出租该土地。上诉人认为村委与贺丁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与回收合同书没有必然的、实质性的联系。二、原审法院只认定上诉人与贺丁签订《租赁土地协议书》之后，村委才与贺水斌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而对村委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土地回收合同书》的时间晚于村委与贺丁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的事实却只字未提。退一步讲，即使回收合同书是因村委与贺丁签订租赁协议书而产生，那么回收合同书的签订时间应先于租赁协议书而不应后于租赁协议书。事实上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这样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的时间是2003年7月3日，而《承包土地回收合同书》的时间是2009年，也就是说村委在未收回本案诉争土地时就擅自作为土地承包权利人将上诉人的土地出租给贺丁。原审法院不顾两份合同时间上的前后颠倒，作出了“2009年以后上诉人对该土地丧失了一切权利”的认定，从而默认了村委与贺丁签订《租赁土地协议书》的合法性。三、原审判决认定村委与贺丁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并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于理不通、于法无据。本案诉争土地上诉人本是合法的权利人，而下安村委与贺丁私自签订租赁协议书的行为，显然剥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上诉人在土地上享有的一切权利。更重要的是村委与贺水斌签订租赁协议后，贺丁在该土地上修厂盖房，破坏了土地原有性质。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而一审法院却以《合同法》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令人费解。被上诉人贺丁答辩称，土地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我与村委签订的协议是有效的，我当时与上诉人签订的是租地合同而不是使用合同，上诉费用由我们承担没有理由，我们的合同是有效的、合法的。原审第三人下安村委答辩称，租地合同是之前的村委主任签订的合同。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贺丁与原审第三人下安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否有效。上诉人李甲、李乙、李丙与被上诉人贺丁于2003年5月18日签订的《租赁土地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事实上上诉人李甲、李乙、李丙均领取了2010年前的土地租赁费。后被上诉人贺丁与第三人离石区下安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书》，从该合同看并未侵犯三上诉人依其与被上诉人土地租赁合同所应获得的合法权益，与三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并不矛盾。承包地被收回后，三上诉人也实际向原审第三人领取了土地回收款项，故原承包人（三上诉人）即丧失对原承包土地的权利。上诉人所主张的“铁路如果没有占用土地，该村民依然是该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在该土地上的一切权利”无法律依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甲、李乙、李丙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瑜审判员  张晓玮审判员  吕 烜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