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津0110行初63号原告刘秀芬,女,195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现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代理人周兴贵,男,195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钢城治安分局(组织机构代码74139493-2),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负责人戴文志,分局长。委托代理人焦明月,该单位副分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开强,该单位指挥室民警。第三人沈浩伟,男,196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原告刘秀芬诉被告天津市公安局钢城治安分局(以下简称钢城分局)治安行政处罚行政撤销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6日受理后,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2015)丽行初字第127号行政判决。原告刘秀芬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津02行终231号行政裁定,以原审遗漏当事人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6月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追加沈浩伟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秀芬的委托代理人周兴贵,被告钢城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焦明月、王开强,第三人沈浩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4月1日原告在天钢中板厂三楼会议室商谈解决房屋纠纷问题,10时15分左右天钢劳资处处长沈浩伟突然闯入会议室,在钢铁集团信访办主任张国、天钢综合管理部部长贾亚洲、天钢信访办于建国科长在场的情况下,以污言秽语对原告进行侮辱,致使原告精神失控,已花费数千元治疗费用。违法嫌疑人沈浩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然侮辱他人”之规定,并属于从重处罚的情节,被告钢城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故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钢城分局作出的津公钢城(治)不罚决字[2015]3号不予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2、依法撤销被告钢城分局作出的津公钢城(治)不罚决字[2015]3号不予处罚决定书;3、诉讼费由被告钢城分局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光盘1张,拟以其中录音资料证明违法嫌疑人沈浩伟辱骂原告刘秀芬的事实。××种登记审批表一份,拟证明原告曾有抑郁症病史。3、原告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拟证明原告因第三人辱骂,精神受刺激后就医治疗。被告辩称,自2015年11月4日收到(2015)丽行初字第54号判决书后,依照自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对原告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的要求,被告对2015年4月16日受理的刘秀芬被侮辱一案继续展开调查取证工作。被告再次分别对当时在场的目击证人张某、于某、贾某、另一方当事人沈浩伟进行调查询问,得知沈浩伟与原告二者不熟识,沈浩伟没有故意去侮辱原告的原由。沈浩伟在与刘秀芬二人的言语交流中虽然使用了不文明语言,但综合现场多重因素,不能认定沈浩伟有故意对刘秀芬公然侮辱的违法行为,故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津公钢城(治)不罚决字[2015]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综上,被告对沈浩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使用法律正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5条第2项的规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情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沈浩伟述称,其在被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是真实意思表示,其与原告不认识,没有理由侮辱原告。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二)项之规定,证明被告具有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及职权范围,并提供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1、案件来源,拟证明报警及处警情况。2、受案登记表,拟证明2015年4月16日被告受理原告代理人周兴贵的报案及处警情况。3、受案回执,拟证明周兴贵报警时间、事由及被告接警、处警情况。4、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因案情复杂延长办案期限三十天,并依法履行了报批程序。5、周兴贵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2015年4月16日被告对报案人周兴贵进行了询问,听取其对沈浩伟侮辱刘秀芬基本情况的陈述。6、刘秀芬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被告于2015年4月21日、2015年5月12日两次询问原告,听取其陈述案情。7、沈浩伟询问笔录三份,拟证明2015年4月17日、2015年7月10日、2015年11月27日被告对沈浩伟进行了三次询问,两次系沈浩伟陈述案情,一次系沈浩伟听过光盘录音后复述案发过程。8、张国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2015年4月17日、2015年11月9日被告对在场人张国进行了两次调查询问。9、于建国询问笔录三份,拟证明2015年4月17日、2015年6月18日、2015年11月9日被告对在场人员于建国进行了三次调查询问。10、贾亚洲询问笔录三份,拟证明2015年4月17日、2015年6月19日、2015年11月9日被告对在场人员贾亚洲进行了三次调查询问。11、葛卫东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2015年7月22日、2015年11月10日被告对葛卫东进行了两次调查询问,葛卫东陈述了沈浩伟与原告刘秀芬和解的过程。12、光盘一张(同原告提供证据同),拟证明2015年4月1日事发当日现场的录音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光盘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不予处罚决定即是依据光盘录音所反映的事实作出。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6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地位;对证据7沈浩伟的前两次笔录不认可,在前两次笔录中沈浩伟陈述的与现场事实不一致,被告依据沈浩伟的前两次笔录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案件作出办理;对证据8-10在场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1不予认可,认为葛卫东不是在场人,且未如实陈述沈浩伟承认骂刘秀芬并赔礼道歉的事实;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根据当事人质证意见结合本案待证事实,对原告提供的光盘录音亦即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证明力予以采信,证实原告刘秀芬与第三人沈浩伟为被诉行政行为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原告证据2、3对本案所审查的被告行政行为并无证明作用,因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7-11,证实被告履行了调查职责,过程规范,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秀芬系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退休人员,第三人沈浩伟担任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副部长职务。2015年4月16日11时,原告前夫周兴贵报警称原告被第三人沈浩伟言语侮辱后因精神不适就医,支付的治疗费用无人解决。被告接到报警,履行了受理立案、调查取证职责后,因原告拒绝向被告提供案件的关键证据录音资料,被告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2015年7月28日,原告刘秀芬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违法。本院审理此起行政案件期间,原告将现场录音光盘提交本院。本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丽行初字第54号行政判决,判令被告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对原告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上述判决生效后,被告钢城分局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津公钢城(治)不罚决字[2015]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5年4月1日上午10时许,在天钢中板厂三楼会议室,渤海钢铁集团与天钢工作人员于某、张某、葛某某、贾某与原告刘秀芬商议某信访问题,沈浩伟进入会议室与张某打招呼,沈浩伟与原告刘秀芬并不熟悉,原告刘秀芬主动与沈浩伟发生言语接触,且双方情绪均较为激动,沈浩伟在此过程中使用了不文明用语,但不能认定其有侮辱原告刘秀芬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沈浩伟不予行政处罚。原告对被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具有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及职权范围。根据行政诉讼立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原告提起诉讼,登记立案时对被告的确定符合该项规定,因此其对被告诉讼主体地位的质疑不能成立。被告在接到报案人报案后,依法履行了受理、调查、告知、决定、送达等相关程序,在调查中以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作为主要证据,辅之以其他证人证言,最终认定的事实,足已基本还原待证事实之真相。被告根据查明事实,认为第三人沈浩伟虽然对原告刘秀芬使用了不文明用语,但不能认定其有侮辱原告刘秀芬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对沈浩伟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恰当。原告刘秀芬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沈浩伟虽未受到行政处罚,但其行为确有过错,致使原告情绪难平,并导致本案成讼。综合考虑目前原告生活实际及精神状况,本案诉讼费酌定由第三人沈浩伟负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秀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第三人沈浩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亚玲审 判 员  白文建人民陪审员  李俊英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王 梅速 录 员  傅 倩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