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6民初3030号原告：宋某1，男，194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退休干部，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为，天津慧萃嘉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某2，女，1946年2月22日，汉族，河南省新乡市第755厂退休职工，住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胜（母子关系），1971年10月1日出生，江阴市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军，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女，1950年9月30日，汉族，红桥区咸阳北路街生产服务管理处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军，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某3，女，1976年6月1日，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军，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某4，男，1952年11月7日，汉族，红桥区副食品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圆（父子关系），198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宋某5，女，195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七一二厂退休职工，租住于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炎（夫妻关系），1952年9月2日出生，汉族，天津市通讯广播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宋某6，女，1958年7月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北制药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忠胜（夫妻关系），195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中新药业乐仁堂制药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李某1，女，1955年7月5日出生，汉族，大港区石化退休六站工人，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洪伟，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威，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2，男，1958年9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万全社会安装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洪伟，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威，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3，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职工，住天津市大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洪伟，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威，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4，女，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大港区石化退休三站工人，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洪伟，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威，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建设里4号楼底商。法定代表人：白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靓，天津睿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某1与被告宋某2、刘某、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6、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第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告继承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舟帆胡同36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2164500元的30%，即6493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宋世铭和程桂英为本案被继承人，宋世铭于1978年1月20日死亡，其配偶程桂英于1996年死亡，二人婚后共育有六名子女，其中宋新年于2007年3月3日死亡，被告刘某系宋新年之妻，被告宋某3系宋新年之女，其余被告宋某2、宋某5、宋某6系被继承人之女，宋某1、宋新年系被继承人之子。父母结婚前父亲与他人曾生育一女宋某7，当年母亲与父亲结婚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结婚不能带孩子，于是父亲结婚前便把宋某7送到李树和家做了童养媳，后来宋某7与李树和结婚并生儿育女。宋某7与母亲及原被告几个子女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宋某7与程桂英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母亲去世后留有遗产为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舟帆胡同36号房屋，登记权利人为被继承人程桂英，建筑面积为58.5平方米，后该房屋被纳入拆迁安置范围，原告为响应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积极配合办理相关的拆迁手续，腾交了居住几十年的房屋，至今仍在外租房居住。被继承人程桂英在世时尤其是生病后的生活是由原告进行照顾，原告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在分割拆迁利益时依法应当多分。现该房屋已被征收，地上物并不存在，其中房屋拆迁补偿款为2164500元，原告依法享有继承权，其他款项包括装修补偿费、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自行购房补助、自行购房奖励、搬迁奖励等均为现住人配合拆迁征收所获得的补偿奖励，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与其他继承人无关。故原告依据相关规定，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宋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对尚未取得且金额尚未最终确定的拆迁补偿款不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中，原告请求继承红桥区丁字沽舟帆胡同36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2164500元的30%，而涉诉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未最终签署，补偿款未最终确定，上述2164500元并未实际取得，并且本案原告与各被告并未确定选择货币补偿还是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在此情形下，原告无权就补偿款提起诉讼，而仅能就全部房屋提起关于继承份额的诉讼，待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继承份额的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后，本案全部当事人均可依据生效裁判文书与拆迁人签署补偿安置协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为本案涉及的被继承人的财产还有两间无权属登记证的房屋，对于该两间房屋最终能否取得补偿尚不确定，故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应予以驳回。二、假设本案原告具有就拆迁安置补偿款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遗产的范围应为拆迁安置补偿的各项费用之和，并且被继承人程桂英的子女应平均分配遗产。被继承人程桂英所有的房屋为法定的遗产，现该房屋因拆迁的事实而转化成为财产性权利，基于该房屋所转化的全部财产性权利必然属于被继承财产的范围。涉诉房屋因拆迁所得的安置补偿款为“各项费用”之和，共计5044700元，该费用全部是对房屋的所有权人即被征收人程桂英所进行的补偿。原告所述原告尽到较多赡养义务不属于事实，本人自毕业分配到新乡市工作开始，无论自己生活多困难，每月都按时向家中汇款，且金额逐年增加，直至1996年母亲程桂英去世，当年家里盖房本人还另外出钱和全国粮票进行补贴。本人虽在外地工作，但无论父母生病住院或者卧病在床，都请事假从千里之外赶回天津床前伺侯。本案所有被告在父母养老生病、病重期间都尽到赡养义务，每家都出人出力，轮流伺侯，后期为了照顾被继承人方便，还雇佣了保姆，原告并没有比任何人多支出。关于大姐宋某7，父母结婚时确实曾将宋某7送给他人当童养媳，但在1949年底的时候就将宋某7接到东北共同生活，母亲从未说过不要大姐。综上，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起诉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确认选择货币补偿后平均分配本案的全部拆迁安置补偿款5044700元。刘某辩称，宋新年和刘某在被继承人在世时均尽到赡养和照顾的责任，具有同等继承权，程桂英的照顾由宋新年安排，六个子女共同承担，均尽到了赡养义务，六个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利。其他意见与宋某2一致。宋某3辩称，与刘某意见一致。宋某4辩称，本人同意原告宋某1的起诉内容，完全支持原告宋某1按照继承法享有拆迁补偿标准第一条私产房补偿费的30%权益，本人与宋某5、宋某6也应比宋某2、刘某、宋某3多分。宋某1因患严重的皮肤病终身未娶，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于1978年1月去世后，他也一直伴随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自1987年秋摔坏了大腿胯骨后同时经院方检查患有脑积水、重度脑萎缩、脑梗、重度脑痴呆、××、肺癌等多种疾病，后于1996年12月去世。在母亲患重病的十余年里以宋某1为主，本人、宋某5、宋某6为辅，先后到总医院脑系科西青区分院，三房院、解放军干休所、河北区私家诊所等医院治疗。特别是在母亲患上严重脑萎缩、重度脑痴呆并逐渐失去记忆之后，以宋某1为主，以本人和宋某5、宋某6为辅，一直精心护理在身边，伺候母亲都由宋某1亲自干，如：衣、食、住、行、护理、换洗衣服、换洗尿布、洗澡、洗头等，把母亲打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仅身上无异味，就连屋里也是干净整齐，邻居们来串门都说不知道的看不出老人是病人，因此宋某1也是邻居街坊眼中当之无愧的孝子。刘某和宋某2所说的给母亲赡养费，还来伺候母亲、给母亲洗澡等纯属谎言，在母亲病重的十余年里，大哥宋新年和刘某不仅很少来看望母亲，也从不过问病情，更没有伺候过一个小时。宋某2在母亲生病的十年里，总共来过三次：第一次是母亲××，第二次是母亲脑积水做手术，第三次是母亲去世，她从来也没给母亲洗过澡，更没伺候过一天。在母亲病重的十年里，刘某、宋某2从来没给过赡养费和医药费，二人应当少分或不分。关于宋某7，母亲曾说过在与父亲结婚前就表明结婚不能带孩子，不能抚养宋某7，所以父亲在与母亲结婚前就将宋某7送给了李树和家做了童养媳。父母结婚后也没有抚养过宋某7，而后宋某7与父母及其他子女在这几十年里没有共同生活过。母亲没有抚养过宋某7，宋某7更对母亲没有赡养和照顾。自从宋某7送给李树和家做童养媳，宋某7及其子女从未看望过宋世铭和程桂英。在父母病重的那些年里，宋某7在经济上没有给予过任何帮扶，在精神上没有给予过任何关怀，连一句问候都没有。父亲宋世铭去世时，宋某7来过一次，而后母亲去世时，宋某7连来都没来。宋某7和程桂英并未形成赡养和抚养的关系，故宋某7及其子女没有继承权。本人相信法庭一定会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来维护原被告的合法权益。宋某5辩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与宋某4意见一致。宋某6辩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与宋某4意见一致。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母亲宋某7于××××年××月××日出生，听姥爷讲述，母亲2岁时生母去世，3岁时姥爷带着母亲与现在的姥姥程桂英结婚。听母亲讲，当时家中生活非常艰辛困苦，身为长女，背负了很多家庭负担，她把弟弟妹妹陆续背大抱大，为减轻家中负担，才18岁就与父亲结婚。姥爷晚年长期与被告一家生活。母亲时时感念父母对她18年的养育之恩，年节时还常常看望姥姥。1996年姥姥病故，母亲因刚做完大手术不能前往，让子女代其给姥姥吊丧。2009年父亲过80大寿、2014年母亲过世，原被告亲属之间往来正常。宋某7年幼时与程桂英共同生活，程桂英晚年尽到了赡养义务，双方形成了抚养关系。关于本案的遗产范围，宋世铭去世时留有平房两间（31.24平方米），该两间房屋应由程桂英及七个子女共同继承，应由八人共有，而宋新年、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等五个子女放弃了对两间房屋的继承，故该两间房应为程桂英、宋某2、宋某7三人共同共有，属于程桂英的三分之一为10.413平方米，加上程桂英后期建设的两间平房（27.26平方米），合计37.673平方米应作为程桂英的遗产范围，上述房屋因拆迁所获得的全部补偿款、补助和奖励款都是产权人程桂英的遗产，程桂英生前没有遗嘱且七个子女对父母都尽到了赡养义务，故应由七名子女平均分配。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述称，其公司是涉诉房屋的拆迁单位，根据丁字沽片区棚户区改造拆迁指挥部的会议纪要，涉诉房屋的安置补偿利益只针对房屋权利人，没有给付实际居住人的补偿，根据房屋所有权利人的一致意见，协商搬迁期内主动交房可以选择相应的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至于继承人内部如何分配和第三人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无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宋世铭和程桂英系夫妻关系，宋世铭系再婚，程桂英系初婚。二人共生育子女六人，即宋新年、宋某2、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宋世铭于1978年死亡，程桂英于1996年死亡。宋新年于2007年死亡，其配偶为刘某，二人生育一女宋某3。宋世铭再婚之前与他人于1936年育有一女宋某7，宋某7与其配偶李树和生育子女四人，即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树和于2009年死亡，宋某7于2014年死亡。程桂英名下遗有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舟帆胡同36号房屋四间，其中第1间号15.51平方米，第2间号15.73平方米，第3间号11.26平方米，第1-1间号16平方米，共计58.50平方米。上述第1、2间号房屋于1974年拆建，建成初始未办理产权登记，建筑工程施工执照建筑单位一栏载明“宋世铭”；第3、1-1间号房屋在宋世铭去世之后新建，于1990年登记在程桂英名下。后经程桂英申请，上述四间房屋于1992年合并登记在程桂英名下。宋世铭、程桂英相继去世后，上述房屋由宋某1居住使用。因涉诉房屋所在的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涉诉房屋已上交并被拆除。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平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出具的《丁字沽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协商搬迁货币安置补偿明细表》载明，涉诉房屋（建筑面积58.50平方米）按政策给予的补偿如下：房屋价值补偿费2164500元、室内装饰、装修费补偿费11700元、搬迁补偿费2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468000元，在协商搬迁期内给予的补助及奖励费如下：自行购房补助费157950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46800元、搬迁奖励费351000元，以上共计5044700元。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争议事实一：宋某7与程桂英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对此争议事实，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向法庭提交照片一组，内容为××××年宋某7一家从东北回天津之后四姐妹的合影、李树和过生日时原被告到场的照片、宋某5子女结婚时的照片，证明宋某7一家与其他兄弟姐妹家庭关系融洽，并非与其他原被告没有联系。宋某2、宋某5、宋某4、宋某6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宋某7与被继承人形成了抚养关系。宋某2向法庭提交了其本人填写的职工档案，其在当时的家庭关系中列明宋某7是其姐姐。经询问，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表示宋某7未参加过工作，因该项争议事实涉及当事人身份关系的确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依职权至宋某7配偶李树和生前所在单位调取了李树和的职工管理档案，李树和于××××年填写的家庭状况一栏中显示其与宋某7已结婚；李树和于1970年填写的档案中社会关系一栏显示岳父宋世明，岳母宋王氏。经询问李某2等人“宋王氏”系何人，其表示宋王氏应为程桂英。鉴于原被告之间对该项争议事实各执己见，故主张上述事实存在的当事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经审查，上述证据均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宋某2、李某1等人所举证据以及本院调取证据仅能证实宋某7与宋某2等人系同父异母之兄弟姐妹，不能充分证实宋某7与程桂英系形成抚养关系，故本院对该项争议事实不予确认。争议事实二：原被告对被继承人程桂英所尽赡养义务情况？对此争议事实，宋某1申请邻居高三福、郭家梅、王翠玲出庭陈述证人证言，宋某2向法庭提交了汇款单，刘某、宋某3向法庭提交了1989年建房账本和1995-1996年照顾程桂英的账簿，并申请刘某同事胡亚萍出庭陈述证人证言。上述各方当事人对于对方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各子女囿于自身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赡养能力和赡养形式存在差别情有可原，现各方均不能证明对方对父母未尽赡养义务，故程桂英子女均尽了赡养义务。关于各子女所尽赡养义务之大小，结合当事人陈述，能够确认宋某1长期与程桂英共同生活，而宋某2在河南居住，从客观上来讲，在津子女相较其他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必然多于不在津子女，而与程桂英共同生活的宋某1所尽赡养义务亦应大于其他在津子女。争议事实三：涉诉第1、2间号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程桂英个人所有？对此争议事实，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涉诉房屋底档材料，认为程桂英于1991年申请将涉诉第1、2间号房屋登记在其名下时，宋新年、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等五个子女均放弃对上述房屋的继承，故该两间房应为程桂英、宋某2、宋某7三人共同共有。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应该保护。本案对于宋世铭遗产即涉诉第1、2间号房屋继承开始的时间应当为1978年，而下发房本的时间为1992年，如果宋某7认为侵害了其权益，应当在两年内提出，最迟不能超过二十年，而宋某7及其子女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不主张任何权利，应当属于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因此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经审查本院调取的该组证据，涉诉第1、2间号房屋虽在宋世铭去世之后进行产权登记，但系宋世铭在世时建造，应为宋世铭与程桂英夫妻共同财产，宋世铭死亡后，属于宋世铭的50%应发生继承，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即配偶程桂英以及子女七人宋某7、宋新年、宋某2、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平均继承，各继承第1、2间号房屋的十六分之一份额。程桂英于1991申请涉诉第1、2间号房屋登记时，曾向房管局书写《申请》一份，内容为“我叫程桂英，住舟帆胡同36号，有私产房二间，其产业是我丈夫宋世铭的，他在一九七七年因病故去，这次换契到我的名下，如有纠纷愿承担一切责任，与该局无关。我的五个子女全部同意我的意见，特向贵局申请，由贵局审查核准，给予准发契证。申请人程桂英；子女宋新年、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的印章。1991.10月29日。”根据该《申请》内容，宋新年、宋某1、宋某4、宋某5、宋某6系将个人自宋世铭处继承的份额赠与程桂英，而非放弃继承，但子女签字中并无宋某7和宋某2，现二人均表示当时并未放弃继承，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的意见，涉诉第1、2间号房屋现虽登记在程桂英名下，但实际应为程桂英与宋某7、宋某2共有。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宋世铭与程桂英生前均未订立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故涉诉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在上文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本案还存在以下法律争点：一、对于被继承人程桂英的遗产，宋某7是否享有继承权；二、本案是否存在多分遗产的情形以及继承份额如何划分；三、本案涉诉房屋被征收后的遗产范围应如何确定。对于争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的遗产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继承，现程桂英的配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而上述规定中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现宋某7的子女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宋某7与程桂英形成抚养关系，故宋某7不属于程桂英的法定继承人，其不享有对程桂英遗产的继承权。对于争点二，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宋世铭与程桂英生前均未订立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故涉诉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对于法定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对于宋世铭与程桂英夫妻共有的涉诉第1、2间号房屋，宋某7与宋某2各占十六分之一份额，该份额在涉诉四间房屋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为3.34%［计算方式如下：（15.51＋15.73）×1／16÷58.50］。综合考量上文所认定的程桂英之子女所尽赡养义务大小，本院确认涉诉房屋由宋某1继承21.66%份额，宋新年、宋某2、宋某4、宋某5、宋某6各继承15%份额，宋某7继承3.34%份额。宋某7在宋世铭之后死亡、宋新年在程桂英之后死亡，二人生前未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宋某7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李某4，宋新年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刘某、宋某3。对于争点三，涉诉房屋系被继承人宋世铭与程桂英之遗产，现因征收改造被拆除，遗产应转化为与房屋相对应的安置补偿利益。因原、被告均未与征收部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涉诉房屋相对应的安置补偿利益具体数额尚未确定，而且第三人表示涉诉房屋现仍可选择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金额与货币补偿并不一致，刘某、宋某3当庭表示尚未考虑好选择何种安置方式，鉴于此，为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益，本案将遗产范围只确认为与涉诉房屋相对应的安置补偿利益。至于双方争议的安置补偿利益中是否包括给付实际居住人的费用问题，应以房屋征收部门确定为准，本案不予辨析，当事人在针对涉诉房屋的安置补偿利益确定后可按本院划分的上述继承份额比例予以分割。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程桂英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舟帆胡同36号第1、2、3、1-1间号房屋对应的安置补偿利益由原告宋某1继承21.66%份额，由被告宋某2、被告宋某4、被告宋某5、被告宋某6各继承15%份额，由被告刘某与被告宋某3共同继承15%份额，由被告李某1、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共同继承3.34%份额；二、驳回原告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16元，原告宋某1负担5223元，被告宋某2、宋某4、被告宋某5、被告宋某6各负担3617元，被告刘某与被告宋某3共同负担3617元，被告李某1、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共同负担808元。（各被告担负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宋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彦海人民陪审员  于 虹人民陪审员  赵自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谢飞书记员马彤彤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52、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