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苏商终字第00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银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无锡阳山桃文化博览园麒麟湾沿山路8号。法定代表人汤泉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利军，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源，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山水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100号。法定代表人孙玮，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单世文，江苏太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殷晓钢，江苏太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告无锡山水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滨湖街道漆塘北村9号。法定代表人顾敏红，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巫希福，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商福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号1102单元。法定代表人许严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无锡市银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山水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经营公司）、无锡山水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城投资公司）、中商福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润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商初字第0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银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源、被上诉人资产经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世文、殷晓钢、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巫希福到庭参加诉讼。福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资产经营公司一审诉称：其与无锡市滨湖商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旅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山水城投资公司。后山水城投资公司因融资需要，将资产经营公司所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40%的股权交由福润公司代持，故福润公司并非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而是资产经营公司在山水城投资公司处的股权代持方，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才是山水城投资公司真正的股东。银海公司要求执行福润公司在山水城投资公司的80%的股权侵害了资产经营公司的权益，故请求：1、确认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合法有效；2、确认福润公司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40%的股权为资产经营公司所有；3、停止对山水城投资公司40%股权的执行；4、诉讼费由福润公司、银海公司承担。山水城投资公司一审答辩称：1、本案所涉《代持股权协议书》是真实的，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是山水城投资公司真正股东，福润公司仅是股权代持方。2、福润公司并未参与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亦未派相关人员至山水城投资公司。3、因福润公司并非真正持有山水城投资公司股权，故不能强制执行其名下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综上，请求依法判决。福润公司代理人一审称其不了解情况，未发表其他意见。银海公司一审答辩称：1、股东身份应以股东名册的记载及工商登记为准。根据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记载，福润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在福润公司结欠银海公司款项的情况下，银海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福润公司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并无不当。2、资产经营公司提交的《代持股权协议书》无经办人员签字，亦无落款日期，是不真实的。3、上述《代持股权协议书》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资产经营公司将本案所涉股权交由福润公司代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故该代持协议应为无效。4、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对外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资产经营公司的主张不能对抗银海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涉案股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银海公司与福润公司的债权债务及银海公司申请执行情况。2013年5月22日，银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其按照与福润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之约定，向福润公司供应混凝土，但福润公司未按约付款，故要求福润公司向银海公司支付货款32323870.7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13年8月1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锡商初字第011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福润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银海公司支付货款32323870.7元；二、福润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银海公司支付自2013年4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626709.49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的违约金；三、福润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银海公司支付自2013年4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697161.21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上述判决生效后，福润公司未能按期履行，银海公司遂于2013年9月2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福润公司偿付相应款项。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向山水城投资公司发出2013年11月22日作出的（2013）锡执字第4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认为福润公司在山水城投资公司持有80%的股权，根据银海公司的申请，拟对福润公司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审计后进行评估、拍卖以变现抵债，山水城投资公司在收到上述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应向原审法院提交山水城投资公司所有的财务账册资料。资产经营公司在山水城投资公司收到上述通知书后，向原审法院书面提出执行异议，并提供了《代持股权协议书》等相应证据。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2014）锡执异字第0009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根据工商部门的企业登记资料，福润公司为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在2011年办理股东变更手续时，经过了原股东的认可，并达成了协议；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也经山水城投资公司董事会确认，故该转让行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可；资产经营公司以《代持股权协议书》主张其与福润公司系代持关系，因其提供的证据，银海公司未予认可，且其主张又与相关工商资料相悖，不能推翻工商资料确认的事实，故资产经营公司主张的代持关系，不予采信。遂裁定驳回资产经营公司的执行异议。资产经营公司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山水城投资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情况。2010年1月22日，山水城投资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1份，载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山水城投资公司新增股东商旅公司；增资后，资产经营公司向山水城投资公司出资3亿元，占注册资本的60%，商旅公司出资2亿元，占注册资本的40%。后，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在2010年3月4日前将上述出资投入山水城投资公司。2011年7月2日，山水城投资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1份，载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分别将其在山水城投资公司持有的40%的股权转让给福润公司。转让后，福润公司出资4亿元，占注册资本80%，资产经营公司出资1亿元，占注册资本的20%。该决议有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福润公司加盖公章。同日，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资产经营公司将其在山水城投资公司的40%的股权计2亿元以2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福润公司。同日，山水城投资公司通过《公司章程》1份，载明山水城投资公司股东为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福润公司实缴出资4亿元。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载明山水城投资公司由资产经营公司认缴出资1亿元，持股20%，福润公司认缴出资4亿元，持股80%。2011年8月24日，无锡市滨湖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1份，载明山水城投资公司原股东为：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依据山水城投资公司的申请，准许变更股东为：资产经营公司，认缴出资额1亿元；福润公司，认缴出资额为4亿元。2013年10月23日，有关山水城投资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载明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为资产经营公司和福润公司，其中资产经营公司认缴额1亿元，福润公司认缴额4亿元。三、本案所涉《代持股权协议书》的有关情况。诉讼中，资产经营公司提供其与商旅公司、福润公司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资产经营公司是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出资人，是真正的股东，福润公司仅是名义股东。该协议书载明：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实际出资设立了山水城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因融资需要将其分别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40%的股权通过隐名出资的方式交由福润公司代持。由福润公司代持股权的目的系为了山水城投资公司可以顺利的融资，福润公司应按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的要求配合完成融资工作，所融资金均用于山水城投资公司的今后的发展，融资的争取、安排、使用均由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确定，相关融资成本包括并不限于利息、费用及风险实际均由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或山水城投资公司承担；福润公司亦应尽谨慎义务，不得有泄漏代持关系或其他导致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或山水城投资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福润公司按照山水城投资公司《章程》应承担的义务均由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承担，所有权利均由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享有。尽管福润公司是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名义股东，但是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均应由实际出资人即资产经营公司和商旅公司承担。福润公司不参与山水城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需由作为投资者履行或行使的权利均由福润公司以授权委托或其他合理恰当的方式交由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履行或行使，需由福润公司承担的作为投资者应履行的一切义务均由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实际承担。该协议盖有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福润公司的印章，但无授权代表签字，亦无落款日期。经质证，银海公司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记载内容与工商登记相悖，且该协议书上无经办人员签字和落款时间。在原审法院审理的（2014）锡商初字第0084号案件中，商旅公司申请对《代持股权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以明确该协议形成于2011年7月前。在该案中，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本案所涉《股权代持协议》第三页上资产经营公司与商旅公司印文系2011年期间盖印形成。经质证，资产经营公司认为该鉴定意见书可证明其系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福润公司仅是代为持股。福润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代理人称对具体情况不清楚。银海公司则认为：鉴定机构在提取比对样本时未通知其参加，且按照规定，工商登记机关对工商材料只能借阅，不能外借，故鉴定程序违法，对《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即使双方存在代持股关系，也不代表代持协议得到了实际履行。另查明：2011年8月，经工商部门核准，中城福润（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城福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11月，又变更为福润公司。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代持股权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资产经营公司是否为本案所涉股权的真正持有人；二、资产经营公司如为本案所涉股权的真正持有人，其权利能否对抗银海公司就本案所涉股权的强制执行申请。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对资产经营公司提出的确认福润公司名下的山水城投资公司40%股权为其所有的请求与停止执行上述股权的请求一并进行处理。一、《代持股权协议书》合法有效，资产经营公司系本案所涉股权的真正持有人。理由如下：1、《代持股权协议书》盖有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与福润公司公章，福润公司亦未否认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应认定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国有股权应接受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和管理，此系行政管理行为，即使《代持股权协议书》未经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也不影响该协议书在民事行为中的效力。故银海公司提出《代持股权协议书》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而导致国有股权产权不明，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3、《代持股权协议书》虽未签署落款日期，但经鉴定，该协议书形成于2011年间，故该协议书并非在银海公司申请执行山水城投资公司股权之后后补而成。银海公司提出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的观点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对相关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最后，通过资产经营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出资凭证等，可证明资产经营公司履行了向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出资义务。后资产经营公司虽与福润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根据双方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之约定，股权转让仅是实现资产经营公司将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交由福润公司代持的目的，该股权转让仅是形式上的，不发生股权已转让的法律效力。故资产经营公司仍然持有山水城投资公司的涉案股权。二、资产经营公司享有的权利得以对抗银海公司提起的强制执行该股权的主张。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本案银海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福润公司名下的股权，可视作福润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被动处分，故应参照物权法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据此，如处分的标的物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实际所有人有权要求取回。本案中，福润公司名下股权尚未处分给第三人，作为真正股东的资产经营公司有权取回上述股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规定，当公司股权变更后未经变更登记时，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股东仍为登记股东，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行为，如与登记股东进行股权交易且申请冻结登记股东名下的股权并申请强制执行等。但是，本案并非上述情况，银海公司并未基于信赖福润公司系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而与之发生股权交易行为，而是在申请执行福润公司财产过程中与资产经营公司对涉案股权是否属于福润公司的财产产生争议，针对此情况，法律赋予了实际权利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法律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即在于通过诉讼对执行中存在争议的权利归属进行实质性审查，从而确定权利的实际享有者，当权利的实际享有者与被执行人不一致时，即可实现对强制执行的有效对抗，确保对权利的不恰当处分行为在权利被处分之前得以纠正。本案即为执行异议之诉，通过本案审理已知，资产经营公司在银海公司申请冻结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之前一直是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实际股东，福润公司仅是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股权的代持人。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当然享有山水城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在福润公司对山水城投资公司没有出资、不享有出资权益的情况下，银海公司作为福润公司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福润公司名义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必然侵犯实际出资人资产经营公司的投资权益。现银海公司已知晓本案所涉股权属资产经营公司所有的情况下，其应停止对该股权的执行。故对资产经营公司要求停止执行山水城投资公司股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本案诉讼费用如何承担的问题。虽然本案对资产经营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本案纠纷的引起系因其将股权交由福润公司代持引起，银海公司信赖工商登记的外观，申请强制执行福润公司名义持有的股权，主观上并无过错，故本案诉讼费用不应由银海公司来承担，而应由资产经营公司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书》合法有效。二、确认登记在福润公司名下的山水城投资公司40%的股权实际为资产经营公司所有。三、停止对登记在福润公司名下的山水城投资公司40%股权的执行。案件受理费1041800元，由资产经营公司承担。银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错误。本案争议焦点并非“本案所涉《代持股权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而应当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与《代持股权协议书》哪一份合法有效。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业经工商变更登记确认，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如欲认定《代持股权协议书》合法有效，必须先以充分证据排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根据举证规则，《股权转让协议》与《代持股权协议书》哪一份合法有效存疑，应由原审原告资产经营公司承担待证事实存疑的不利后果。其次，本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股权代持关系，资产经营公司向山水城投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对应的是山水城投资公司设立及增资时的出资，而非股权代持协议签订时隐名股东实际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如果资产经营公司原本就是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其与福润公司之间就是股权转让行为。最后，原审法院在本案裁判与（2014）锡执异字第0009号执行裁定书中才裁判思路反差巨大，完全忽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确认的事实。2、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代持股权协议书》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否认《股权转让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首先，不能依据《代持股权协议书》盖有各方当事人印章就认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与之效力相互排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仅在形式要件上无瑕疵，且为工商登记资料所确认，应当才是各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福润公司未否认《代持股权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代表其正面肯定《代持股权协议书》的真实性，其也未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福润公司的沉默应当认为福润公司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与《代持股权协议书》两份合同哪一份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作有效回答。最后，不能依据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来认定《代持股权协议书》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代持股权协议书》形成于2011年，但是《股权转让协议》亦签订于2011年且直接被工商资料所确认。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法院认定国有股应当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系行政管理行为，不影响《代持股权协议书》在民事行为中的效力是错误的。资产经营公司的行为违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有企业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国有股交由他人代持，使该国有股产权不明，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上述相关规定系效力性强制规范。2、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错误。该款适用的前提是发生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争议，而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了转让对价及所有权的转移，应当是股权转让，即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的关系，进而也不能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3、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错误，对该款的理解作了缩小解释。银海公司正是基于信赖福润公司为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东才会与其签订《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该种信赖发生的交易行为当然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4、原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错误。该条并不代表人民法院在认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民事权益的基础之上必须认定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虽然权利的实际享有者与被执行人不一致，但出于法律对善意第三人的特殊保护等原因，依然不能实现对强制执行的有效对抗。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资产经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资产经营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代持股权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工商资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在我司与福润公司签订《代持股权协议书》后完成代持行为而进行的变更，该份转让协议进一步证明了股权代持行为的真实性。在股权代持情况下，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签订代持协议并将股权登记在显名股东名下构成了完整的代持行为，正是因为有了先前的《代持股权协议书》才有工商资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如果股权转让真实，则我司与福润公司无必要签订《代持股权协议书》。二、银海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按照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善意取得必须满足善意支付对价、已经交付或者完成登记等条件，而本案中执行行为尚未终结，案涉股权并未完成变更登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外观主义原则进行了限制，银海公司并非股权交易第三方，如果还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就会损害隐名股东的权益。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我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益，系真正的股东，足以排除本次强制执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上诉人山水城投资公司二审答辩称同意资产经营公司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福润公司二审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资产经营公司依据《代持股权协议书》主张案涉股权由其实际所有能否成立；如果成立，能否阻却银海公司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本院认为，资产经营公司主张其与福润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证据不充分，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第一，资产经营公司为证明福润公司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系为其代持，向法院提交《代持股权协议书》，该协议书落款处仅有资产经营公司、商旅公司和福润公司三方盖章，无落款日期、无授权代表签字。福润公司作为银海公司的债务人和《代持股权协议书》载明的名义股东，未能对案涉股权的代持情况作出说明。故资产经营公司仅凭《代持股权协议书》并不能否认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持股状况，其要求确认《代持股权协议书》合法有效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针对银海公司申请执行福润公司持有的山水城投资公司的股权，资产经营公司主张其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福润公司仅为其代持，并非真实权利人。但如前所述，资产经营公司主张的股权代持关系因证据不充分不能成立，现山水城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福润公司持有该公司80%的股权，银海公司据此申请对案涉股权强制执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资产经营公司以《代持股权协议书》阻却执行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银海公司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资产经营公司与福润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证据不足，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商初字第00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资产经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41800元和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800元均由被上诉人资产经营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亚男代理审判员  邹 宇代理审判员  孔 萍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安晓辉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