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7民初6050号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文化活动中心首层,组织机构代码33803656-1。负责人：杨启禧。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淑媚，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壁芸，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金华，男，196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22号，现于广州花都监狱服刑，公民身份号码440************430。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颖诗(被告邓金华之女)，女，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22号。被告：黎汇丰，男，198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1*，公民身份号码440************712。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燕贞（被告黎汇丰之妻），女，户籍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雅瑶上亨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广东翔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忠平，男，197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河西生活区第九小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39。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策宇，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年青，女，197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桂阳县******3*，现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劳教所宿舍，公民身份号码432************44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策宇，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泽培，男，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18号，公民身份号码440********2131416。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国牛，广东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翠玲，女，196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18号，公民身份号码440************428。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国牛，广东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广海镇大沙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82T。法定代表人：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玲，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时间至2020年3月18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先波，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梦君，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银海大道**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21R。法定代表人：伍某1。被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62X。法定代表人：岳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业旺，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56T。法定代表人：陆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春业，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时间至2020年3月2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盈慧，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授权时间至2020年3月2日)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洁欣，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乐平镇环保局）与被告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荣公司）、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家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公司）、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由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乐平镇环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淑媚、唐壁芸，被告黎汇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被告邓忠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策宇，被告杜年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策宇，被告何泽培和何翠玲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国牛，被告昌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先波、徐梦君，被告东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业旺、郭红君，被告绿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洁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金华和被告赢家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乐平镇环保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十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因污染环境行为产生的由原告代为支付费用合计5453986.24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判令十被告连带赔偿“旗观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5842400元，“洪塘”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5651080元；3.判令十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前，原告乐平镇环保局减少诉讼请求为：1.判令十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因污染环境行为产生的由原告代为支付费用合计5453986.24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判令十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至2016年10月期间，被告邓金华在承包位于佛山市三水区***********的“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后，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许可证以及未对上述场地采取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招揽他人在上述场地倾倒垃圾并收取费用。2015至2016年期间，被告黎汇丰、邓忠平分别向“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倾倒冰箱保温层废弃泡沫、污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其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2019年5月11日，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污染“洪塘”、“旗观岗”地块环境的事实，并判决被告邓金华犯污染环境罪，被告黎汇丰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告邓忠平另案处理。因被告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的非法行为给当地水域、土壤等造成污染，原告作为基层行政机关，有义务在发现其污染环境行为后，在被告尚未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前，采取紧急措施避免污染进一步扩大。为此，原告支付了垃圾清运费3803120元，垃圾处理费1042529.24元，监理费222024元，土壤监测费135520元，固废监测费3293元，环境损害评估费126500元，围蔽费用20000元，土方填埋费用100000元，复绿费用1000元（以上合计5453986.24元）。被告杜年青为被告邓忠平的配偶，被告何泽培、何翠玲分别是“洪塘”、“旗观岗”地块的上一手承租人，被告昌荣公司、赢家公司、东江公司、绿由公司均是污染源的提供企业，十被告共同参与了“洪塘”、“旗观岗”地块的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对环境造成损害，应当对原告垫付的费用以及环境损害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黎汇丰辩称，一、黎汇丰的责任范围，应以（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酌定的50吨数量为依据，进而判定黎汇丰的责任。二、关于黎汇丰的连带责任问题。黎汇丰与其他被告之间不存在共同故意的主观态度，黎汇丰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只需对50吨垃圾产生的对应费用承担赔偿责任。黎汇丰介绍他人销售垃圾并收取费用的行为，与涉案垃圾的控制、占有、处分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不具有共同的故意，对该部分损害后果不应承担责任。三、关于损失的计算问题。清运费计算标准应以刑事判决书的计算标准80元/吨为准。本案黎汇丰承担损失的范围尚应剔除之前的已经存在的垃圾及相关费用。四、原告的证据证明其费用的支出时间顺序颠倒，有悖常理。对垃圾清运及处理费用的支出与否，及支出的合理性、必要性应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否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邓忠平、杜年青辩称，一、本案原告作为当地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对涉案土地的污染问题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涉案两地块被污染的时间长，特别是“洪塘”地块从2007年前就已被污染。上述两地块堆放的垃圾除被告邓金华在2014年成为涉案土地承包人后，为牟取非法利益，招揽他人倾倒的外，还有众多其他企业和个人偷倒的垃圾，但这些偷倒垃圾的企业和个人现在无法查实。由此可见，造成涉案土地污染的主体众多，被告邓金华主动招揽他人在涉案土地倾倒垃圾固然是造成涉案土地被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但原告作为环保主管部门，长期监管不到位，也是造成涉案土地被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邓忠平只需对其所倾倒的垃圾清理承担责任，杜年青不承担本案的责任。邓忠平向涉案土地倾倒垃圾是事实，但前述已提到涉案土地被污染是众多主体造成的，上述主体，除了本案已经查明的外，还有众多无法查明。原告将上述垃圾的清运、处置费用，全部请求由本案的十被告来承担，明显不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因此，本案除了邓金华需对其从外招揽倾倒的全部垃圾污染负责外，被告邓忠平只需对其倾倒的垃圾承担责任。本案刑事案件已清楚地查明，被告邓忠平向涉案土地倾倒污泥为370吨（按照邓忠平从厂方收取的污泥费63017元，除以双方协议的价格170元/吨得出），通过取样检测，上述污泥没有什么有害成分，对环境的危害程度不大。即便对上述污泥全部进行清运并进行处理，按照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换算标准进行计算，被告邓忠平应承担倾倒污泥的清理、处置费为60495元[（80+83.5）元/吨×370吨]。另被告杜年青与邓忠平虽是夫妻，但向涉案土地倾倒垃圾的是邓忠平，杜年青并没有参与，故被告杜年青不应承担本案环境污染的责任。三、原告诉请的各项费用支出不足采信。1.原告所要求支付的“旗观岗”地块清运支出存在费用重复情况，其在2016年12月30日已采购广东美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清运，又在2017年9月采购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进行清运，特别是第二次清运，合同与结算时间明显不一，无法认定其实际支付情况；2.原告所要求本案十被告支付的“洪塘”地块垃圾清运、处理的全部费用，因有证据显示该地块早在2007年就存在垃圾污染，而上述垃圾污染并不是被告等人造成的，因此，上述要求明显理据不足；3.原告所要求支付的监理费、土壤监测费、固废监测费、环境损害评估费、围蔽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等没有任何的相关支付凭证，没有凭证的支出这对于一个政府部门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被告何泽培、何翠玲辩称，一、何翠玲于2007年5月10日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与横岗村民小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合法承包了三水区乐平镇湖岗村委会横岗村土名为“洪塘”的鱼塘，承包期限为9年零7个月。承包前，鱼塘已存在污染。2014年1月25日，经横岗股份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同意，何翠玲退出承包，转由同村人邓金华承包，并由邓金华履行《鱼塘承包合同》的全部条款。何翠玲在承包期间，没有违约、违法行为，这一事实有《鱼塘承包合同》《鱼塘合同转让协议》和《鱼塘合同转让补充协议》及从承包鱼塘开始至今的三任村民小组组长证实。二、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查明：由邓金华及其他个人、单位造成横岗村“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即何翠玲合法地将“洪塘”鱼塘转包给邓金华一年之后，所以，污染环境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与何翠玲无关。三、何翠玲从来不是“旗观岗”的承包人，何泽培从来不是“洪塘”、“旗观岗”的承包人，二人亦没有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被告昌荣公司辩称，一、乐平派出所派出侦查员从昌荣公司排放的工业污泥中取样送检，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17年8月4日出具了“华环监测字2017第215号”监测报告，对送检的固体废物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固体废物中铜、锌、铅、镉、总铬、镍、六价铬的含量均远远低于标准含量，该监测报告能够证明昌荣公司排放的污泥不属于危废品，重金属含量非常之少，对环境危害性较小。而在2015年、2016年期间，昌荣公司将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含铬污泥委托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立雅公司）进行处理，这种污泥产生的量极少，一般一年只有几吨，一般不会超过十吨。同一时期，昌荣公司将大部分的一般污泥交给绿由公司和阳江市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源公司）进行处置。被告邓忠平声称佛山市三水区肥肥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肥肥业公司）有处理污泥的资质并需要污泥用作树肥，因此昌荣公司将少量一般污泥移交给其处理。案发后，昌荣公司才得知其没有处理一般污泥的资质及违规倾倒一般污泥的行为。昌荣公司并非直接排污的主体，其属受骗一方，主观上没有违规排污的故意和过失，客观上没有直接排污的行为。且昌荣公司交给邓忠平的涉案污泥是一般污泥，是属于无毒无害的一般固体废物，非危险废物，无法造成本案中原告所称环境污染的结果。二、昌荣公司在处置污泥过程中主观上没有过错和过失，客观上其没有实施直接排污的行为，邓忠平没有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处置污泥，其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与昌荣公司无关。昌荣公司没有与其他被告共同实施污染行为，不应对其他被告实施的污染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三、即使因昌荣公司交付邓忠平的一般污泥造成了环境损害而需要昌荣公司需承担污染环境的责任，昌荣公司也仅需按邓忠平倾倒到涉案场地的污染物种类、排放量、危害性等因素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昌荣公司不应就原告诉请的全部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从污染物的种类上看，昌荣公司交给邓忠平是一般固体废物，非危险废物，且根据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仅显示“被告人黎汇丰倾倒的废弃泡沫中含有铜、锌、铅、等重金属成分”，缺少对邓忠平倾倒污泥成分的分析，且污泥中并不含有超过限值标准的任一有害物质。从污染物的排放量上看，根据证人邓忠平的证言“从昌荣公司运输的污泥在300吨左右”，结合昌荣公司负责人员陈述，公司只支付了63017元的污泥处理费用，按照每吨170元处理价格计算得出污泥具体数量为370.69吨。根据原告起诉提供的证据，总体需清运的垃圾量为12485.38吨，即使邓忠平将从昌荣公司运走的污泥全部倾倒到涉案场地，污泥也仅占涉案总体垃圾量约3%（370吨/12485.38吨），数量极少，若因此判定昌荣公司承担12485.38吨垃圾清运费及处理费等费用的连带责任，势必对其极其不公，亦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即使昌荣公司需要承担责任，也仅应按昌荣公司交给邓忠平处理的一般污泥占涉案场地垃圾总量的比例来承担责任。四、原告声称垫付的费用有垃圾清运费、垃圾处理费、监理费、固废监测费等9项费用。其中垃圾清运费只提供了相关合同、结算书、发票拟证明该费用已发生，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汇款支付凭证证明费用已真实发生。关于垃圾处理费，原告只提供了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人民政府和成功环保工程（佛山）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垃圾处理费的发生。另外其他7项费用，原告仅提供了两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拟证明费用发生，但均没有提供相关合同、发票、银行汇款付款凭证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费用已真实发生、具体金额为多少。而根据已经生效的（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法院只认定了“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是2783593.83元（1864523.52元+919070.31元）。因“洪塘”在邓金华承包涉案场地前已经存在污染现象，法院只认定了黎汇丰向洪塘倾倒废弃泡沫数量为50吨，邓忠平向“洪塘”倾倒污泥数量为50吨，法院就此依法计得“洪塘”的垃圾清运费及处置费仅为16350元。关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的围蔽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等费用由于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法院不予认定。最终法院仅认定了邓金华的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金额为2799943.83元（2783593.83元+16350元），与原告声称其垫付的诉请的金额540多万元相差甚远。因原告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诉请的垫付费用真实发生，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东江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东江公司环境侵权无证据支持，缺乏事实依据。佛三检行公（2019）44060700072号检察建议书、（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及黎汇丰讯问笔录等相关刑事案件证据可知，黎汇丰只是将从赢家公司收购的废弃泡沫倾倒至涉案场地，而从东江公司处收购的泡棉并未倾倒入本案损害发生地。可见，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东江公司卖出的泡沫棉到达了该案损害发生地。本案涉案两场地的污染损害结果与东江公司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东江公司不是污染者，对本案环境污染不承担连带责任。东江公司曾经和绿由公司有过多次的合作，且绿由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固体废物治理的，而保温层材料（泡沫棉）属于固体废物的范围。东江公司以市场公允价格与黎汇丰签订了固体废物处置协议，已尽谨慎审查的义务。对于黎汇丰系冒充绿由公司员工来签订合同，及其之后实施的非法倾倒垃圾、污染环境的行为，东江公司根本无法预判，亦无过错。因此，东江公司不应承担第三人的过错赔偿责任。二、原告主张东江公司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原告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从东江公司处购买的泡沫棉造成环境损害，亦不能证明东江公司是本案环境侵权事件的污染者，因此，东江公司无需承担环境侵权责任。被告绿由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被告绿由公司环境侵权无事实依据。绿由公司不是污染源提供企业，亦不是污染者，更无污染行为。二、原告主张绿由公司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可知，既然绿由公司不是污染源提供企业，亦非污染者，更无污染行为，故绿由公司无需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原告乐平镇环保局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被告基本身份信息复印件各一份；2.（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3.佛三检行公[2019]44060700072号检查建议书复印件一份；4.《佛山市三水区**********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采购编号：GZQS1601FD12037S）复印件一份；5.《佛山市三水区**********垃圾清运服务项目结算书》及《采购项目结算汇总表》复印件各一份；6.乐平镇预算专项资金用款审批单、发票、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各一份；7.《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审批单、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发票1张复印件各一份；8.《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洪塘”地块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采购编号：GZQS1701FD04012S）复印件一份；9.《竣工验收报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洪塘”地块垃圾清运服务项目结算书》及《采购项目结算汇总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洪塘”地块垃圾清运服务项目工程量确认表》审批单、银行转账凭证、发票2张复印件各一份；10.《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审批单、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发票1张复印件各一份；11.《横岗垃圾清运服务合同》；12.《竣工验收报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横岗垃圾清运服务结算书》《服务项目结算汇总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横岗垃圾清运服务项目数量确认表》《关于的补充说明》复印件各一份；13.乐平镇预算专项资金用款审批单、发票、到账通知书、《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审批单、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发票2张复印件各一份；14.佛山市三水区环境保护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人民政府、成功环保工程（佛山）有限公司的证明复印件一份；15.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人民政府、成功环保工程（佛山）有限公司的证明复印件一份；16.《佛山市三水区******“旗观岗”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部分）；17.《佛山市三水区********“洪塘”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部分）、审批单2张、财政授权支付凭证2张、发票两张、《技术咨询合同》；18.《山岗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19.《鱼塘承包合同》《鱼塘合同转让协议》《鱼塘合同转让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被告黎汇丰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已经认定黎汇丰倾倒垃圾50吨，应以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为黎汇丰倾倒的垃圾数量。且“洪塘”在被告倾倒垃圾之前已经存在垃圾，黎汇丰的责任范围应以实际倾倒的垃圾数量为依据。对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横岗村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第九条约定了应付的服务费根据成交清运单价及运量结算，系在本项目完成后的10日后支付。该合同在2016年12月30日签订，却在当日付款1960000元，明显是在未施工的情况下先行付款，不但不符合合同约定和常理，且涉嫌违法。且合同第八条约定以车辆运载量为结算依据，该关键的运载结算单缺失，该组证据的证明不成立。《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在2017年1月1日签订，但该合同的开、竣工时间、监理等必要条款缺失。该合同第三十九条监理费的支付方式是首次支付后两年内付清，可是在2017年3月23日却完全支付监理费51774元。所以，监理合同的订立及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常理，且涉嫌违法。对证据8、9的关联性有异议，“洪塘”在黎汇丰倾倒垃圾之前已经存在垃圾，应急处置费用的赔偿范围应以查明的倾倒垃圾数量为损害赔偿的依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监理合同在2017年5月3日签订，付款时间却是在2017年3月23日，当时工程并未开工；该合同的开、竣工时间、监理等必要条款缺失；该合同对监理费的支付方式约定为首次支付后的两年内付清，可在2017年3月23日就已经完全支付监理费51480元。所以，监理合同的订立、履行、付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和常理，还涉嫌违法。对证据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1的《横岗垃圾清运服务合同》的第二条和第五条约定的合同标的与证据4约定的合同标的同一，属于重复施工重复计算。证据12的竣工验收报告和清运服务数量确认表均指明施工时间是2017年2月1日至2月13日，可施工合同却是在2017年9月20日签订，该证据涉嫌虚假。证据13的《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的合同标的与“旗观岗”“洪塘”项目的监理合同标的同一，是重复订约、重复计费。对证据14、15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明的形式非法，没有经手人的签名而不能采信，且没有支付凭证予以佐证；两份证明出具时间是2017年1月22日和2月15日，涉案垃圾“旗观岗”清运时间是2017年的2月1日至13日，“洪塘”清运时间是2017年的5月4日至5月8日，该二份证明内容虚假。对证据16、17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费用结论的依据不成立，应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为准；鉴定报告是2017年5月份出具，却在2017年3月就已出具补充说明，鉴定的客观公正性存疑；黎汇丰仅需对自己造成的损害部分负责，他人造成的损害应该予以扣除。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邓忠平、杜年青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内容及证明力有异议，刑事判决已清楚地查明邓忠平在涉案地块所倾倒的垃圾数量及所需要的清理费用（即造成的损失），由于邓忠平与其他垃圾倾倒者之间没有任何意思联络，故不能依据该刑事判决书要求邓忠平与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刑事判决书已查明杜年青并未向涉案地块倾倒垃圾，故不能据此要求杜年青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内容及证明力有异议，检察建议书只是检察机关建议本案原告就环境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应当进行追偿的意见，而不是邓忠平、杜年青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各被告应否承担责任应按侵权行为进行认定。对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1.作为政府的采购项目，该结算没有相关的验收证明及结算明细数，结算书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该份材料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2.本次垃圾清运采购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12月30日，而其资金审批单也为当天，意味着本次采购一签合同就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3.本次清运合同和监理合同均没有记载具体的开工时间及完工时间，而涉案刑事卷宗材料显示在2016年12月份涉案地块垃圾已被清理并进行处理，两个时间存在矛盾，其中必有一假，无从确定其真实性；4.原告对“旗观岗”地块的垃圾清理费用支出存在多个数据，存在重复冲突情况，该地块除了本次支付清理费960000元外，在证据11-13中又支付了1119440元，而根据刑事卷宗记载该区域地块垃圾清理费用为1864523.52元，如此多笔的支出令人无从采信。对证据8-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1.虽有采购合同及结算单，但没有正式的支付发票，不能证明其实际支出；2.合同时间是2017年5月3日，但涉案刑事卷宗材料显示2016年12月份涉案地块垃圾已被清理并进行处理，其时间明显不一，真实性可疑；3.即便上述证据属实，根据刑事卷宗显示，“洪塘”地块此前就存在污染没有清理，故涉案地块污染不是全部由邓忠平造成的，不能将此次清理费用全部由邓忠平来承担。对证据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1.该组证据主张的支付与证据4-7相重复，不能采信；2.本次清运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而清运实际开工、完工时间为2017年2月，二者明显存在矛盾，无法确认其真实性；3.根据涉案刑事卷宗查明，邓忠平向涉案地块倾倒垃圾的时间为2016年，此后并没有再倾倒垃圾，而上述垃圾早在2016年底已被清理，如原告在2017年对该地块的垃圾再次清理，上述垃圾只能是后来其他人所为，与邓忠平无关。对证据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1.该组证据主要是原告的主管部门或其管理单位所出具，属于自己为自己作证，同时该单位证明没有出具人的签名及联系电话，其证据形式不合法；2.该支出没有任何的发票凭证，不能证明其实际支出；3.证明上的清运时间与原告主张的清运时间明显不符，无从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16、17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1.上述鉴定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及数据不客观，其垃圾的清运处理数据不真实；2.涉案地块污染的时间较长，其评估中的公私财产损失包含其他无法查明的污染者所为，不能全部认定为本案被告的责任；3.该评估报告虚拟治理成本与本案无关，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提出异议，承包合同已明确记载“洪塘”地块早在本案被告倾倒垃圾前已存在污染，故该证据不能证实应由邓忠平、杜年青来承担该地块全部污染处理费用。被告何泽培、何翠玲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发表意见。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13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邓忠平、杜年青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14、15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证据16、17不予认可，认为该两报告是理论上的计算，相关刑事判决书没有采纳。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8与何泽培、何翠玲无关，二人从没有承包过“旗观岗”土地。认为证据19证明了三个事实，一是何翠玲在承包“洪塘”前，鱼塘已有污染现象，不是何翠玲的过错，何翠玲没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二是邓金华招人倾倒垃圾，是何翠玲转让承包鱼塘之后发生的；三是何泽培从没有承包过“洪塘”的土地，本案和何泽培无关。被告昌荣公司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原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已过有效期，对其他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刑事判决书不能得出昌荣公司与本案的环境污染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刑事判决书中证人李兴国、刘利的证言可证明昌荣公司交给邓忠平处理的是非危险废物的一般污泥，即是无害无毒的一般固体废物。邓忠平仅是邓金华招揽到涉案场地倾倒垃圾的其中一人，昌荣公司交给邓忠平的工业污泥约为300吨，不可能造成本案全部的损害结果，且昌荣公司对邓忠平交付污泥给邓金华违法处理并不知情。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只认定了“旗观岗”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是2783593.83元，“洪塘”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仅为16350元。关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的围蔽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等由于没有证据，法院不予认定。最终法院仅认定了邓金华的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金额为2799943.83元，与原告主张的540多万元相差甚远。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中仅提及已对黎汇丰倾倒的废弃泡沫进行检测，且检测结果含多种重金属污染成分，符合本案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有毒物质。但未提及对邓忠平从昌荣公司收购污泥的检测结果，也未提及邓忠平案的处理结果。该文件仅是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的检查建议，并不能作为昌荣公司应承担本案中公私财物损失连带责任的依据。该检察建议书亦认为邓金华的行为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仅为2799943.83元（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而非原告诉请的540多万元。对证据4-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上述证据中的项目合同均为政府采购行为，需按照招投标法进行招投标，原告未能提供中标通知书等招投标文件，不能确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2.“横岗”垃圾清运费结算金额与发票金额并不相符，“洪塘”的垃圾清运费包括了邓金华承包前其他人倾倒的垃圾，在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一并承担所有清运费于法于理不合；3.证据7中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中约定的监理费用51744元包括了非“洪塘”和“旗观岗”的垃圾清运监理费，非涉案场地的垃圾清运监理费与本案无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监理费并没有提供银行汇款凭证证明其诉请的监理费用真实发生。4.从涉案垃圾数量上看，证据5采购项目结算汇总表显示“旗观岗”地块垃圾清运量为12000立方米，证据9采购项目结算汇总表显示“洪塘”地块垃圾清运量为21546立方米，证据12中关于《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横岗垃圾清运服务结算书》的补充说明显示“旗观岗”清运垃圾量为13993立方米，计算得出总清运垃圾数量为47539立方米。但原告提供的证据14、15中的《证明》显示处理“旗观岗”的垃圾为11006.83吨，处理“洪塘”的垃圾为1478.55吨。前后数据不一致，且证据5、9中亦未附有垃圾清运过程中的过磅数据、过磅单据等；5.从涉案垃圾清运费用发生时间上看，原告就横岗地块垃圾清运前后委托了不同的主体于不同的时间段进行清运，无法判断两次清运的必要性。且证据15中关于处理“洪塘”垃圾证明的出示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但清运“洪塘”垃圾合同签署时间为2017年5月3日。一般工程顺序为先清运后处理，而原告提交上述证据处理在前，清运在后，于理不合，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6.从涉案垃圾计算标准上看，判决书采取80元/吨的清运费用标准计算垃圾清运费用，而原告主张垃圾清运费计算标准为80元/立方米，与法院认定标准不一致。对证据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只提供了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人民政府和成功环保工程（佛山）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垃圾处理费的发生，但未提交相关合同、发票、银行转账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原告诉请的其垫付的垃圾处理费已真实发生。且证明中处理“旗观岗”垃圾为11006.83吨，处理“洪塘”垃圾为1478.55吨，垃圾数量也与原告提交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中的清运垃圾数量不一致。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诉请的其垫付的垃圾处理费已真实发生。对证据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该组证据仅仅是通过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费用进行估算，并不能证明费用的实际发生。且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并不是完整的报告，重要的监测数据和鉴定评估结论有缺失，不能反映出昌荣公司需承担侵权责任的因果联系。2.其中“旗观岗”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记载“经过统计，该山岗区域垃圾清理费用1864523.52元”与原告主张“旗观岗”垃圾清运费2079440元不一致，且报告中指出“由于长期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使得垃圾堆填区域周边地表水中包含氨氮、化学需氧量两个指标超出限制标准；堆填区域土壤中，锌和甲苯超过限制标准”，邓忠平从昌荣公司收购的污泥系一般固体废物，不属于报告中所称的建筑垃圾或生活垃圾，且其不含有上述超标限值中的任一要素，不会对环境造成报告中所述的污染。3.其中“洪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第24页记载“最终挖掘清运垃圾的总量为9539.31吨”，与原告在证据8-10主张“洪塘”地块垃圾清运量为21546立方米的数额不一致。在后期计算鱼塘环境损害费用估算时也是依据该总量为基础计算得出的。该鱼塘在被告邓金华承包前已存在污染和少量垃圾，此部分污染及垃圾的清运和处理费用应在本案被告承担责任之外，原告要求本案所有被告承担所有污染治理费用无理无据。4.两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无法证明原告主张其垫付的土壤监测费、固废监测费、环境损害评估费、围蔽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已真实发生，在（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经明确关于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的围蔽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等费用由于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不予认定。5.技术咨询合同未提供完整的文件，不能看出原告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必要性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结果，不能反映出昌荣公司需承担侵权责任的因果联系。其次，原告未能提供与技术咨询合同相关费用实际支出的凭证，不能证明该笔费用真实发生，被告不应该对该技术咨询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九组证据恰恰证明是被告邓金华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未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其承包的旗观岗和“洪塘”，正是因为其未尽到承包方的防护义务反而恶意使用的主观意图，以牟取利益为目的，实施了大量违法排污的行为，才造成本案环境严重污染的后果。昌荣公司并不是直接排污的主体，其也是被邓忠平所蒙骗，并不知邓忠平违法排污的事实，也未共同参与违法排污的事件，不应对本案其他被告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东江公司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没有发表意见。对证据2无异议，该证据证实东江公司不应是本案环境污染纠纷的责任承担者，且各相关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仅应以刑事审判查明和认定的金额为准。对证据3无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2。对证据4-13存疑，且认为这些证据均无法证明这些清运的垃圾与东江公司有关。对证据14、15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因此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原告已支付了该项费用，也不能证明这些处理的垃圾与东江公司有关。对证据16、17不予认可，认为依据不明，不能证明垃圾污染与东江公司有关。对证据18、19无异议，但认为（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承包前已有垃圾。进一步证明本案垃圾的清运费是包括本案被告造成污染前的其他污染源费用，不应计算在本案的赔偿金额中，且不能证明东江公司有垃圾倾倒至此承包土地中。被告绿由公司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黎汇丰自认伪造公章冒充绿由公司员工伪造证件与赢家公司签订合同。绿由公司与东江公司有业务往来，但合同标的仅是废弃电路板，并不包括冰箱保温层。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也证明了黎汇丰伪造绿由公司公章冒充员工的事实。对证据4-19的质证意见如下：绿由公司不是污染行为人，对污染源的来源不知情。黎汇丰承认其伪造绿由公司公章与东江公司签订合同，绿由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被告邓金华、赢家公司对原告的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被告黎汇丰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邓金华2017年6月16日讯问笔录（第一次）；2.邓金华2017年9月18日讯问笔录（第六次）；3.（2019）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原告乐平镇环保局质证认为，对被告黎汇丰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邓金华与黎汇丰开始合作的时间是2014年，在2017年7月10日第一次笔录中黎汇丰自认其从赢家公司拉了约30车（约90吨）泡沫垃圾到邓金华承包的两个场地。其他倾倒人“老刘”是“黎生”在2016年介绍给邓金华认识的，“老刘”一共去过“旗观岗”那里倒过三次垃圾，都是生活垃圾，每次都是两台孖担过来，一台车大概载20吨左右的生活垃圾。在2017年6月16日第1次笔录中黎汇丰自认其介绍了广州的一个叫“广州垃圾”的女人，拉了40车左右的垃圾到邓金华的鱼塘里。每一车大概30来吨，都是用机器压实过的。因此，黎汇丰不但应当对自己直接招倒的来自赢家公司的垃圾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还应当对自己介绍并收取介绍费的其他人倾倒的垃圾所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较民事案件更严格，因此刑事判决认定的数量较实际数量更低。在2017年6月16日的笔录中，黎汇丰承认介绍“李达仁”倾倒垃圾约1200吨（四十车，每车约30来吨）；在2017年6月29日的笔录中黎汇丰承认倾倒来自赢家公司的垃圾约30车，每车约3吨；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23日笔录中，邓金华陈述黎汇丰介绍“老刘”共倾倒垃圾约120吨（每车20吨，收取1000元，共赚6000元）。另根据黎汇丰与东江公司的记录，其至少倾倒了来自东江公司的垃圾215.5吨。昌荣公司质证认为，对被告黎汇丰提供的证据1、2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询问笔录是黎汇丰本人自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倾倒废弃泡沫的具体数量。对证据3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判决书第12页第7行内容显示邓忠平向昌荣皮业有限公司收取污泥做原料，每吨170元，一共运了10来车，每车20多吨。判决书第17页证人刘利的证言显示邓忠平处置污泥费用是170元一吨，其拉走的污泥均是一般污泥，无毒无害。绿由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实涉案环境污染责任人就是黎汇丰，绿由公司是黎汇丰伪造印章，伪造合同的受害者，黎汇丰所作所为与绿由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被告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东江公司对黎汇丰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被告邓忠平、杜年青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杜年青与昌荣公司财务姜荷英确认的污泥处理费转账单（共两页）。原告乐平镇环保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在2017年6月29日、2017年9月8日的笔录中，邓忠平承认其倾倒的垃圾一部分来自生活污水处理厂，另一部分来自昌荣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大约有400吨，昌荣公司的污泥约370吨，邓忠平、杜年青二人倾倒的垃圾至少有770吨。邓忠平亦承认其知道皮业厂生产出来的污泥肯定含有重金属，有明显过错。邓忠平在2017年6月29日的笔录中陈述杜年青负责管账、管钱。昌荣公司的员工姜荷英在2017年7月21日的笔录中陈述杜年青每次结算时都会将银行账户和姓名写给姜荷英，因此，杜年青不仅知情，而且实际参与了转移垃圾的运输、结算等交易过程。昌荣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邓忠平、杜年青提交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邓忠平从昌荣公司收取的污泥处理费为63017元，邓忠平从昌荣公司收取污泥共370吨。绿由公司质证认为，绿由公司与邓忠平、杜年青没有联系，从未接触，对其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被告黎汇丰、何泽培、何翠玲、东江公司对邓忠平、杜年青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被告何泽培、何翠玲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鱼塘承包合同》《鱼塘合同转让协议》《鱼塘合同转让补充协议》；2.（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3.邓显七、张永财、邓仕锦三位前任、现任村小组组长的说明、证明。原告乐平镇环保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鱼塘合同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签订转让协议后租金由邓金华缴交，其余合同外的债权债务与邓金华无关。据此，何翠玲并没有完全退出鱼塘承包合同，其仍应承担原《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的遵守鱼塘用途与保护鱼塘义务，对鱼塘的环境污染负有一定责任。该约定与邓金华在2017年6月23日第三次询问笔录中供述，何泽培因得罪他人而将“洪塘”转至邓金华名下，“洪塘”每年租金七万，有两万是邓金华交的等内容一致。邓金华在2017年7月11日第四次询问笔录中供述，在其承包“洪塘”之前，何泽培就有找人进来鱼塘倒垃圾并收取费用。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何翠玲、何泽培没有污染环境。不用负刑事责任，不等同于不用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在“洪塘”地块清理的垃圾不仅包含邓金华招揽他人倾倒的垃圾，也包含此前何泽培、何翠玲在该场地上倾倒的垃圾，刑事判决书不能构成二人的免责事由。对证据3的形式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首先，三份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如证人未经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村民小组组长不必然了解鱼塘的承包经营状况，其作出的说明，尤其是对“何翠玲承包期间没有违约违法行为”的说明不具备证明力。第三，邓仕锦自2017年7月担任村民小组组长，而转让协议签订于2014年，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邓仕锦清楚了解鱼塘转让时的真实情况。而邓仕锦的说明中陈述：“何翠玲将承包合同转让给邓金华之前一直按鱼塘当时的现状正常经营，没有违反《鱼塘承包合同》的情况发生。”该表述足以推定本组证据是由当事人预先拟制的文本，由组长签名，以免除何翠玲、何泽培在本案中的责任。昌荣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何泽培、何翠玲提供的合同能够证明“洪塘”鱼塘在承包前已经存在污染现象，原告不得将承包前已经发生的污染问题导致的责任计入本案中。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绿由公司质证认为，绿由公司与何泽培、何翠玲没有联系，从未接触，对其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被告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东江公司对何泽培、何翠玲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被告昌荣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排放污染许可证；2.台山市昌荣皮业环境管理制度（含固体废物管理制度）；3.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图；4.与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废物处理合同》（合同期限：2015年4月5日至2016年4月4日）；5.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登记资料；6.2015年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废物转移记录及相对应的6份严控废物转移联单；7.江门市江海区绿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3张污泥处理费发票及相应金额的3张汇款凭证、江门市江海区绿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登记资料；8.与阳江市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的《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协议》（协议期限：2016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4日）；9.阳江市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的广东省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营业执照；10.2016年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废物转移记录及相对应的12张严控废物转移联单；11.阳江市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污泥处理费发票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12.编号为HT141008-007《废物处理处置服务合同》、编号为HT160413-011《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合同》、2张银行汇款凭证；13.江门市工业固体废物台账记录本。原告乐平镇环保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昌荣公司的排污许可证记载的污染物类别为废气、废水，不包含污泥等固体废物，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排污许可证为昌荣公司从事皮革制品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取得的行政许可，无法以此证明昌荣公司没有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无法以此证明昌荣公司没有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昌荣公司明知邓忠平不具备相应资质仍委托其处置污泥，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对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4的《废物处理合同》是昌荣公司与绿由公司签订，不能以此证明其向邓忠平转移污泥的有关情况，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该《废物处理合同》约定处理污泥的价格为800元/吨，而邓忠平收取污泥的价格为约170元/吨，价格差距极大。昌荣公司将污泥交给绿由公司处理，有签订正规合同、转移联单和发票，程序较为完备正规，而其未提供委托邓忠平处理污泥的合同、转移联单、相应发票。以上可知，昌荣公司对邓忠平没有废物处理资质是明知的，其明知邓忠平没有资质仍向其转移污泥，应承担相应责任。该《废物处理合同》约定回收污泥的数量为400吨/年，而昌荣公司在2015年近一年的时间内仅向绿由公司转移了152.8吨的污泥，与约定数量相差甚远，可佐证其存在向其他主体转移大量污泥的情形。对证据8-1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8的《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协议》，不能证明昌荣公司向邓忠平转移污泥的有关情况，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协议》约定处理污泥的价格为530元/吨，而邓忠平收取污泥的价格为约170元/吨，价格差距极大。昌荣公司将污泥交给有源公司处理，与有源公司有签订合同、审查了有源公司的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转移污泥有相应转移联单、处理费用开具了发票，程序较为完备正规，而昌荣公司未提供其向邓忠平出售污泥的合同、转移联单、相应发票。以上可知，昌荣公司对邓忠平没有废物处理资质是明知的，应承担相应责任。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废物处理处置服务合同》是昌荣公司与威立雅公司签订，不能以此证明昌荣公司向邓忠平转移污泥的有关情况，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两份合同的日期分别为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10月30日、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中间存在7个月的空档期。昌荣公司的员工姜荷英与杜年青的转账记录自2016年3月开始，不排除昌荣公司在此期间内向邓忠平转移含铬污泥。证据13的《台账记录本》记载了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含铬污泥的出库量均为0，与昌荣公司对其将含铬污泥委托威立雅公司处理的陈述不符，不能据此证实昌荣公司含铬污泥的真实产量和处理量。根据“洪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第18页，《土壤检测报告》表明重金属铬的污染指数达5.27，不排除被告昌荣公司向邓忠平交付的污泥还有铬成分。退一步说，即使向邓金华交付的是一般污泥，也属于违规行为。绿由公司质证认为，绿由公司与昌荣公司没有联系，从未接触，双方没有建立任何合同关系，对其所提及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被告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东江公司对昌荣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被告东江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8）粤0607刑初321号部分案卷材料及调取证据申请等；2.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购销合同1份及对账单；3.东江公司与豪立公司购销合同3份；4.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购销合同2份、对账单、发票；5.黎汇丰询问笔录2份（2017年7月10日及2017年9月14日及调取证据申请）、侦查情况说明（刑事诉讼证据卷二第177页）、（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书、检察建议书；6.东江公司资格证书；7.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年版）相关内容节录；8.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9.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购销合同（合同编号DJQTFS2015000000）及银行结收款记录9份；10.赵强询问笔录；11.东江公司合同审批表（后附黎汇丰提供的资质证明材料）、离职证明；12.东江公司与豪立公司购销合同3份；13.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购销合同2份及合同对应的对账单5份；14.黎汇丰结款时给的委托收款书及付款凭证5份。原告乐平镇环保局质证认为，对东江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笔录记载内容为黎汇丰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倾倒垃圾的真实情况。对证据2的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购销合同为东江公司向绿由公司出售铜粉的购销合同，非委托处理固体废弃物合同，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即使合同真实，双方签订的合同为《购销合同》，非正规的固体废物处理合同。且依据东江公司提供的豪立公司营业执照，豪立公司的经营范围未见其有处理保温层材料的相应资质，该合同不能反映处理保温层材料的正常市场价格，更进一步证实东江公司对处理保温层材料的公司未履行谨慎审查的义务。对证据4的购销合同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东江公司未能证明豪立公司具备处理保温层材料的资质，其与豪立公司签订的合同不能证明正常市场价格，无法得出“东江公司与黎汇丰之间的交易价格并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结论。黎汇丰于2017年9月14日的笔录中亦陈述：“主要因为我收费便宜，我伪造一些证件，其实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为了在清理垃圾方面少花点钱。”可证明东江公司对黎汇丰假冒绿由公司的情形是知情的。经原告查询，黎汇丰向东江公司提供的发票中，均显示“发票代码有误”，而东江公司在与黎汇丰交易的半年时间内，未发现其提供的发票虚假，证明东江公司并未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黎汇丰的单方面陈述，不能证明其倾倒垃圾的真实情况。两份监测报告在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中并没有引用，该两份监测报告应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为追究相关嫌疑人刑事责任而制作，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公安机关是否有从东江公司提出样品，也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6-1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东江公司是否具有处理废弃电冰箱的资质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证据7的指南无法证明东江公司对冰箱保温层的处理合法合规。证据8中，可见绿由公司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8年2月，发生在东江公司与黎汇丰的交易行为（即2016年）之后，本组证据无法证明东江公司交易时对绿由公司主体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若东江公司在与黎汇丰进行交易时对绿由公司的主体进行了审查，从黎汇丰提供的证件材料，结合绿由公司的交易习惯，其可轻易发现黎汇丰假冒绿由公司的事实。而东江公司仍与黎汇丰进行交易，对环境污染的损害结果具有过错。证据9的购销合同是东江公司向绿由公司出售铜粉，非委托处理固体废弃物合同，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东江公司与真正的绿由公司曾有业务往来，其作为绿由公司的合作方，对绿由公司的交易习惯尤其是对公支付业务有实践经验，可以轻易识别黎汇丰冒充绿由公司的事实。证据10中赵强的陈述与事实存在出入，其笔录不能证明本案的真实情况。证据11中由黎汇丰提供的资质证明材料可见，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有明显的PS痕迹，东江公司作为一个管理较为规范的企业法人，应当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更何况在此前已经与真正的东江公司有合作，其应已审查及存档了东江公司的真实信息。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即使合同真实，双方签订的合同为《购销合同》，不是正规的固体废物处理合同，该合同不能反映处理保温层材料的正常市场价格，更进一步证实东江公司对处理保温层材料的公司未履行谨慎审查的义务。对证据13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东江公司未能证明豪立公司具备处理保温层材料的资质，其与豪立公司签订的合同不能证明正常市场价格，无法得出“东江公司与黎汇丰之间的交易价格并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结论；黎汇丰于2017年9月14日的笔录中亦陈述：“主要因为我收费便宜，我伪造一些证件，其实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为了在清理垃圾方面少花点钱。”可证明东江公司对黎汇丰假冒绿由公司的情形是知情的。经原告查询，黎汇丰向东江公司提供的发票中，均显示“发票代码有误”，而东江公司在与黎汇丰交易的半年时间内，未发现其提供的发票虚假，证明东江公司并未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结合绿由公司副总经理何进洪2017年7月18日笔录中的陈述：“经查，我司与东江公司有业务往来，具体内容是帮一家捷普公司运输废弃电路板；我司没有处理冰箱保温层资质，有处理生活污泥、造纸印染污泥的资质；我司从成立至今处理回收废物的资质都没有发生过变更；我司没有叫许国良的员工；我司不允许私人代收款，只会公对公进行业务；公章有公章和合同专用章；有用章流程，公章一般不会拿到外面盖，除了与大客户签订合同以及财务办理税务；公司没有黎汇丰这个员工，也没有与黎汇丰有合作；公司对外合同有防伪标识，可以在公司官网查询真伪；每月结算一次，结算的时候会出具增值税发票。公司不允许员工私下外包垃圾给其他个人或单位处理”，再次印证东江公司在与黎汇丰的交易中没有履行审查注意义务。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其知悉绿由公司的业务均由对公账户进行的交易习惯，由黎汇丰提供“授权委托书”不作为其已履行谨慎审查义务的依据。昌荣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中笔录记载内容为黎汇丰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倾倒垃圾的真实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二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东江公司作为专业的环保公司，应该具有专业的环保知识，知道应将其工业固体废物的相关资料提交主管部门。但其在本案中却未能提供固体废物的具体流向，未尽到法律规定赋予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应尽的报备职责，存在过错。对证据4-14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东江公司是否具有处理废弃电冰箱的资质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其次，2015年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有代表人何进洪签字，且所有款项均支付至绿由公司公户。但本案中，东江公司于2016年与黎汇丰所代表的绿由公司签署合同时，该购销合同不仅没有代表人签字，而且约定将处理费用转到私人账户。涉及金额巨大问题，东江公司也未与绿由公司联系确认，其存在明显过失。且第二项证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第17页第5.3.3.2条a内容显示“一般拆解产物的转移应当与接收单位签订销售合同并开具正规销售发票”，东江公司应当与绿由公司签署合同并开具正规销售发票，但本案中，绿由公司开具的销售发票并非正规发票，而东江公司竟也未察觉异常，可见其并未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绿由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对关联性不确认，该组证据证明黎汇丰是伪造绿由公司的公章与东江公司接触，绿由公司对此不知情，也无法管控，东江公司与黎汇丰之间的纠纷应由他们自行解决，不应当牵扯到绿由公司。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绿由公司与东江公司没有签订过任何关于处理冰箱保温层的合同。对东江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绿由公司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对东江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被告绿由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3.营业执照（原广州绿由工业弃置废物回收处理有限公司）；4.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2015年1月30日至2018年6月30日）；5.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2015年7月29日至2016年7月29日）；6.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2016年8月12日至2017年8月11日）；7.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页查询结果；8.购销合同；9.危险废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书（2015年）；10.危险废物现场管理技术服务合同（2016年）；11.客户明细账；12.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单位存款账户交易回单；13.发票。原告乐平镇环保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绿由公司副总经理何进洪在2017年7月18日的笔录中陈述，绿由公司没有处理冰箱保温层材料的资质。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1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由此可印证东江公司自2015年3月起至2016年与绿由公司有业务往来，其与绿由公司建立业务往来在前，与黎汇丰建立业务关系在后（2018年6月）。对证据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组证据亦可证明东江公司对“绿由公司的交易均由对公账户进行，且会开具相应发票的交易习惯”是清楚的。昌荣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13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由此可印证东江公司自2015年3月起至2016年与绿由公司有业务往来，其与绿由公司建立业务往来在前，与黎汇丰建立业务关系在后（2018年6月）。亦可证明东江公司对“绿由公司的交易均由对公账户进行，且会开具相应发票的交易习惯”是清楚的。被告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东江公司对绿由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被告邓金华、赢家公司在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及发表答辩、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为双方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各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3为法院、检察院出具的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7、8－10、11－13，各组证据间均能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15为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成功环保工程（佛山）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实本案中原告的损失，虽然该组证据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但由于该笔费用在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已经予以鉴定，故两份证据能印证原告已经支出了该笔费用，且原告主张的费用未超过前述评估报告的费用，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笔垃圾处理费予以采信。证据16、17来源于刑事案，且鉴定报告提及的费用已经有相应的财政预算、支付凭证、发票等予以印证，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8、19已经被刑事案件确认，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黎汇丰的证据1-3均来源于刑事案，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邓忠平、杜年青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证实邓忠平在涉案地块倾倒垃圾数量，具体数额确定本院下文再述。被告何泽培、何翠玲的证据1在刑事案件中已经认定，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为本院刑事判决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为证人证言，但由于本人均未出庭接受质询，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被告昌荣公司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为昌荣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无法证实与其在本案中是否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故本院对该二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4－7、8－11，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2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但以上证据是昌荣公司与绿由公司等其他公司之间相关的废物处理协议及费用等，无法证实与本案污染行为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3为昌荣公司内部台账记录本，仅以此不能证实是否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被告东江公司的证据，证据1、5、10为刑事案件材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8为公开的规定以及企业报告，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12为东江公司与豪立公司的相关交易情况，无法直接证实与本案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4、6、9、11、13、14，均为东江公司与绿由公司、黎汇丰假冒的“绿由公司”的相关交易情况，原告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交易情况与本案认定东江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有关，故对于相关证据的证明内容是否采信待本院认为再详述。被告绿由公司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6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该证据是由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为其在广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查询的黎汇丰的身份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10、11－13，是绿由公司与东江公司相关的合同签订情况，原告以及东江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以邓金华涉嫌环境污染罪、黎汇丰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为由依法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5月11日做出现已生效的（2018）粤0607刑初321号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至2016年10月期间，邓金华在承包佛山市三水区***********“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后，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许可证以及未对上述场地采取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招揽他人在上述场地倾倒废弃泡沫、污泥、生活垃圾等废物，并收取费用。其中：1.2015年至2016年期间，黎汇丰冒充绿由公司工作人员，伪造该公司取得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使用上述证件与赢家公司签订冰箱保温层泡沫加工合同，从该公司收购冰箱保温层废弃泡沫后，倾倒至邓金华承包的“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并向邓金华支付处置费。经检测，黎汇丰倾倒的废弃泡沫中含铜、锌、铅、镉、钡、镍、总铬、砷成分。2.2015年至2016年期间，邓金华在“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非法处置邓忠平（另案处理）从昌荣公司收购的污泥并收取处置费。2016年10月，经群众举报后，环保部门对邓金华承包经营的“旗观岗”、“洪塘”两处场地进行查处、勘查及取样鉴定等工作。经鉴定，“旗观岗”、“洪塘”固体废弃物倾倒污染事件为非法处置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事件，其中生活垃圾及其所产生的渗滤液属于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经查，邓金华的行为造成“旗观岗”、“洪塘”两处场地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2799943.83元。另查明，“洪塘”场地在邓金华承包前已经存在污染现象。该刑事判决认定，2014年何翠玲将涉案“洪塘”转让给邓金华承包，在2007年何翠玲承包时已经存在污染现象。“旗观岗”在邓金华承包前不存在污染现象的事实。该刑事判决对于邓金华涉案金额作出如下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金华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洪塘”和“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但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两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对“公私财产损失”作了明确认定，“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用”，“洪塘”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用、围闭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属于“公私财产损失”，故应据此认定被告人邓金华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具体金额。根据在案证据，本院依法认定“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用”是2783593.83元（1864523.52元+919070.31元）。由于“洪塘”在被告人邓金华承包前已经存在污染现象，被告人邓金华及其辩护人谢凯所提“洪塘”的损失不应全部由被告人邓金华承担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洪塘”此前的污染所造成的具体损失无法查明，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考虑，根据邓金华、黎汇丰，证人邓忠平关于黎汇丰、证人邓忠平向“洪塘”倾倒废弃泡沫、污泥的供述和证言，本院就低认定黎汇丰向“洪塘”倾倒废弃泡沫的数量为50吨，证人邓忠平向“洪塘”倾倒污泥的数量为50吨。结合在案证据证实的每吨垃圾的清运费及处置费用，依法计得垃圾清运费及处置费用是16350元（80元/吨×100吨+83.5元/吨×100吨）。关于围闭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经查，因“洪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的上述费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本院依法认定邓金华的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金额是2799943.83元（2783593.83元+16350元）。另查明一，2007年5月10日，佛山市三水区*************民小组与何翠玲签订合同，将“洪塘”面积约60亩出租给何翠玲用于经营种养业，但该鱼塘有污染现象发包方不保障承包方的养殖。2014年1月25日，何翠玲与邓金华签订协议，将“洪塘”转让给邓金华承包使用。2015年4月30日，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湖岗横岗股份合作经济社与邓金华签订合同，将“旗观岗”面积约10亩的山岗地出租给邓金华作经营种养使用，承包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另查明二，2016年3月15日至12月4日期间杜年青的银行账户收到昌荣公司工作人员姜荷英的多笔转账款。2016年1月5日至5月23日期间，杜年青向邓金华的银行账户转账多笔款项。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黎汇丰的银行账户收到东江公司多笔转账款。2015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期间黎汇丰向邓金华银行账户转账多笔款项。杜年青确认与姜荷英、邓金华之间转账的款项均是污泥处理费；姜荷英确认其转账给杜年青的款项是污泥费。另查明三，被告邓忠平在刑事案中的证言为：2016年年初，我经营的肥肥肥业公司由于涉嫌违建没有继续经营，但当时手头上有400吨污泥需要找人帮忙处理。随后“阿金”找到我说其有鱼塘需要填泥，可帮我处理污泥，按每车1400元的价钱（雨天每车1500元）收费，我同意了。之后我驾驶湘L*****货车将污泥运至“阿金”的鱼塘，卸掉污泥后，“阿金”驾驶铲车将污泥填埋，过后我妻子通过转账方式将钱转给“阿金”。我前后分20次左右一共运了约400吨污泥至“阿金”的鱼塘，持续了2个多月才将污泥运完。我一般是晚上运过去，“阿金”说需要污泥我就运过去。这些污泥都是我经营肥肥肥业公司生产有机肥料所需要的原料，是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出来的污泥。2015年8月左右，我有从江门台山广海的广城皮革厂“肥肥污泥”（现已改名为昌荣公司）收工业污水污泥来做原料，每吨170元，与我联系的是一名男子，双方未见过面。我一共运了大概10来车，每车20多吨，收取了对方大约5万元。上述污泥也是运至“阿金”的鱼塘处，具体数量说不清，因为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污泥堆放在一起，一并运至“阿金”的鱼塘。扣除相关费用后，我每车可获利2500元。证人邓忠平辨认出被告人邓金华就是“阿金”、证人刘利是台山昌荣皮业厂的刘经理；还辨认出江门市广海镇昌荣皮业有限公司就是原广城皮业有限公司的储料仓库，是拉走工业污泥的地点，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湖岗的两处场地是倾倒垃圾的地点。另查明四，刑事案中证人曾焕彬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赢家公司（又名明杰资源公司）的销售业务员，职责是帮公司找客户。2016年4月开始公司与黎汇丰合作，黎汇丰从公司内运走拆解冰箱保温层的泡沫垃圾进行处理，每吨处理费是800元，每车运4吨。明杰资源公司的营业执照名字是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主要是资源回收，包括家电。公司回收的家电中包含有冰箱，冰箱的保温层是泡沫，将冰箱拆解后，会产生泡沫垃圾，公司会将产生的泡沫垃圾交给“丰哥”的广州绿由公司处理。双方有签订合同，对方也有提供相关的处理垃圾资质证明，具体签合同是由冯燕贞负责的，包括合作的细节及审核相关材料，每次都是厂方通知“丰哥”将垃圾运走。2016年下半年基本都是我经手的，一般是两个星期通知一次“丰哥”过来。每次“丰哥”都是用“前四后八”的货车，运走4吨泡沫垃圾。公司要求将垃圾填埋焚烧，但因未跟进后续，所以不清楚垃圾的处理情况。曾焕彬在刑事案中辨认出被告黎汇丰就是“丰哥”。另查明五，刑事案中证人肖永明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赢家公司的厂长，公司有与黎汇丰合作，由黎汇丰有偿处理公司的冰箱保温层泡沫材料，黎汇丰是作为绿由公司的代表，有提供绿由公司的相关资质证明，但均是复印件。公司向黎汇丰支付泡沫处理费均是通过现金支付，无相关凭证。另查明六，刑事案中证人赵强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东江公司的经理。东江公司于2007年成立，经营废旧电子设备拆解。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废旧电器的垃圾，包括一些冰箱保温层的材料（泡沫）。处置上述垃圾均是交给有资质的环保公司进行填埋或焚烧，如绿由公司。根据公司与绿由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显示，合作时间为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内容是处理保温层材料。这段时间的保温层材料处理费用，绿由公司均是委托一名叫黎汇丰的男子收取，并提供了黎汇丰的银行账号。公司每次都是通过转账方式将费用打到黎汇丰的账号里。我不清楚黎汇丰将保温层材料拉到何处，也没见过黎汇丰。另查明七，刑事案中证人何进洪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绿由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市场业务，包括对外单位的业务接洽。绿由公司于2000年11月29日成立，法人代表陆某1，总部地址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经营范围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我公司有五个业务点，分别位于广州番禺区、花都区和佛山市顺德区，这些业务点都只是进行业务的接洽，所有废弃垃圾都是在公司总部处理。绿由公司与东江公司有业务来往，但仅限于受该公司委托帮忙运输废弃电路板，与位于佛山丹灶的赢家公司、位于江门台山的广城皮业厂均无业务往来。我公司没有处理冰箱保温层材料的资质，但有资质处理生活污泥、造纸印染污泥等。我公司从成立至今处理回收废物的资质均没有发生过变更，没有名叫许国良、黎汇丰的员工，不允许个人或者其他机构去客户单位代为处理垃圾及收取款项，只能公对公进行业务，不存在员工私下外包垃圾给其他人或单位处理的情况。公司对外有两个公章，一个是合同专用章、一个是公司的公章，其使用均有严格的程序。公司的业务资金账户有两个，一个是广州农业商业银行账号：927************699；另一个是广州工商银行账号：360*************613。证人何进洪对相关书证进行了辨认，并确认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过期的复印件，有被明显修改过，与其公司的证件不相符。其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年度检验情况无盖年检章，但其公司每年都会年检盖章，而且2012年换发新证后公司已停止使用旧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盖有再复印无效的印章被人为涂改，有效期限也被改过，国家规定换证期限是五年，而复印件却是2016年至2020年，只有四年，明显不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应为2018年*月30日。另查明八，刑事案证人李兴国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的厂长。我公司于2004年成立，法人代表黎某1，当时注册名字为广城皮业有限公司，负责皮革鞣制加工。2013年9月23日更名为昌荣公司至今，经营范围没有改变。我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严控污泥、含铬污泥、工业废液（主要是一些废矿物油、有机溶剂废液和废包装桶），还有一些皮料的边角料，主要是牛皮。公司从2016年4月4日开始将生产的严控污泥交给阳江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处理，之前是广州绿由环保公司负责帮忙处理，合作时间是2011年至2016年3月底。广州绿由公司最后一次从厂内运严控污泥大约是2015年年底，2016年1月份至3月份生产的污泥都是囤积在厂内，至2016年4月份签约后再将这三个月囤积的严控污泥交给阳江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处理。厂方的垃圾废料处理由我负责，也是由我与上述环保公司接洽。每次跟对方公司负责人联系好之后，对方就直接派车过来。我公司保存有2016年、2017年的相关单据。昌荣公司的老板是姜良益，后来听说还有刘利。法人代表黎某1与姜良益、刘利合作，由黎某1提供场地，姜良益与刘利每月给黎某111万元。我负责帮他们找有资质的公司处理相关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至于他们是否有私下找其他人帮忙处理严控污泥，我不清楚。公司有一名叫姜荷英的员工，是姜良益、刘利请来的杂工，偶尔兼职他们的财务。证人李兴国辨认出证人刘利。另查明九，刑事案证人姜良益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昌荣公司的老板是黎某1，该公司以前叫广城皮业有限公司，由于该公司对外出租厂房，我得知该情况后，就与黎某1商谈接手公司。2013年8月，我和刘利、徐建敏、王彩眉与该公司签订了厂房的租赁合同后于2015年开始生产，每月交给昌荣公司场地租金13万元。我们在该厂的厂房内生产二层皮，环保及政府方面等相关对外事项由该公司的厂长李兴国负责。车间生产二层皮所产生的污泥等废物由与昌荣公司有合作关系的环保公司处理，具体细节由刘利负责。处理污水、污泥等废物的费用李兴国与环保公司结算后，由我们支付给昌荣公司，再由他们支付给环保公司。我向刘利了解情况后才知道有人找到刘利称有资质帮忙处理污泥，刘利同意了，然后叫出纳姜荷英转账给运走污泥的人。我不清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是什么成分。证人姜良益辨认出证人刘利。另查明九，刑事案证人刘利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股东之一，主要负责技术生产，偶尔监管一下污水处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只有铬污泥，属于危废物，另外还会产生一些一般污泥。污泥都是交给李兴国厂长处理的，其是黎某1请来的员工，负责管理监督生产经营活动，与政府部门接洽。2015年上半年，一名来自肥肥肥业公司的男子找到我问有无污泥需要其来处理，其一再坚称自己是正规公司，说要拿污泥做树肥。我发现该男子出价比李厂长找的其他公司要价低，李厂长找的是500多元一吨处理费，该男子出价是170元一吨处理费。我于是开始与该男子合作，之后每次都是对方打电话给我问是否有污泥需要处理，我说有，他就会过来。如果我在公司就会亲自安排员工帮对方装货，如不在就事先跟员工说好。对方将污泥拉走后会有一名女子过来找我签字，然后由财务姜荷英通过其账户付钱给对方。肥肥肥业公司拉走的污泥均是一般污泥，无毒无害，这些污泥刚生产出来是黑色的，风干以后就会变成红黄色，会有臭味。含铬污泥按照规定严格存放，设置有专门的仓库，和一般污泥是分开存放的，一般污泥的产量会比含铬污泥多。肥肥肥业公司那个男子拉走的污泥理论上是不含有铬的，但由于处理含铬污水经过的水管有一段和一般污水经过的水管是共用的，所以虽然不同污水经过该段水管的时间是错开的，但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一般污水产生的污泥会被含铬的污水污染。污泥里没有动物毛皮、毛发等，只有泥。拉走污泥的男子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只说自己是正规公司的。每次对方运走污泥只有过磅单，没有相关的单据或凭证，过磅单都已经丢失了。我方与对方合作时间从2015年年初至2016年年头，不清楚对方拉走污泥的数量，但可以根据每吨170元来计算污泥的数量。证人刘利辨认出证人邓忠平就是肥肥肥业公司拉污泥的男子，证人杜年青就是收污泥费的女子；还对昌荣公司存放一般污泥的地点、厂区内存放严控污泥的蓝色棚及墙上的严控废物的标识进行了指认。另查明九，刑事案证人邱涵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仓管。昌荣公司在生产皮革的过程中会生产废弃物含铬污泥，有人叫严控污泥，是一种红褐色的，散发着臭味的污泥。我见过有“湘”字开头的货车过来运污泥，不清楚对方什么单位。姜荷英在公司任普通出纳，负责对外单位的个人结算汇款之类。证人邱涵辨认出证人邓忠平是从昌荣公司运走红褐色带臭味的污泥的男子，还对2016年前、后存放严控污泥的地点分别进行了指认。另查明九，刑事案证人姜荷英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的财务。我曾在老板刘利的吩咐下，在2015年、2016年期间通过名下的账户将污泥的费用转到一个户名为杜年青的账户上，一共转了大概10万元。我不清楚对方运走的是什么污泥，只是按照刘利的要求在转账时备注是污泥费。我都是通过尾数3775、9678的账号转账给对方的，该两个账号已于2017年6月下旬注销。我转账给杜年青的资金都是污泥费。证人姜荷英辨认出证人杜年青、刘利。另查明十，刑事案证人杜年青（本案被告之一）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或2015年的时候，我和丈夫邓忠平在佛山市三水区************队新坑岗租了三亩地，注册了肥肥肥业公司。2016年初，邓忠平与昌荣公司定下合作关系，约定由我公司帮昌荣公司运走污泥，然后收取费用。刚开始，邓忠平告诉我说运走的污泥用于生产肥料，但其实没有用来做肥料，只是运到邓金华的场地倒掉，然后给邓金华费用，从中赚取差价。我公司从昌荣公司运走的污泥每吨170元，运到邓金华的场地倾倒，每车支付其1300元。刚开始是邓忠平自己驾车运污泥，后来雇请了司机，由司机自己去。运走的污泥达到一定数量后，我就到昌荣公司结账。费用主要通过账号尾数6174的农业银行卡收取，只有一笔是通过建设银行卡收取。根据交易记录反映，我公司从昌荣公司共运走大约370吨污泥。我不清楚从昌荣公司运走的是什么污泥，污泥是干的，有红色、黑色，有一点点臭味，具体成分不知道。另查明十一，刑事案被告人邓金华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涉案的“洪塘”和“旗观岗”两块地都是我承包的。其中“洪塘”是鱼塘，水面面积约60亩，土地权属于三水横岗村，我于2014年年头跟横岗村的村民何翠玲租的，每年租金7万元，租期自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30日，合同约定用地性质为经营种养，该处出租了约50亩土地给别人养猪。“旗观岗”属于山岗地，面积约10亩，承包期限自2015年5月至2024年12月31日，每年租金3100元，合同约定用地性质为经营种养，该块地一直丢空，未搞生产养殖类。2014年，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黎汇丰，黎汇丰问能否帮他处理废弃塑料泡沫，我同意他将废弃塑料泡沫倾倒至“洪塘”，每车收费800元。每次倾倒前，黎汇丰会事先联系我，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倾倒费。我与黎汇丰的合作持续了一年多，估计一共倾倒了20至30车废弃塑料泡沫，共重50至60吨左右，我从中赚取2万元左右。黎汇丰银行转账都是转到我的农行卡账户上。黎汇丰倾倒的是一些冰箱的保温层材料以及汽车的隔音层材料，均是一些泡沫，来自西樵，运输车辆是粤Y牌。黎汇丰在“旗观岗”也有倾倒垃圾，数量不清楚。2016年我经黎汇丰介绍认识了在广州做车队长的“老刘”，车队是运载垃圾的，“老刘”在“旗观岗”倒过三次垃圾，均是来自广州的生活垃圾，每车费用是1000元，每次都是两台孖担在晚上7、8点左右运过来，一台车运载20吨左右。2016年9月，“老刘”叫了三台车过来倒垃圾，途中被乐平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截停，之后我就没再与“老刘”做生意了。我一共从“老刘”处赚得6000元，“老刘”都是现金支付的。2015年邓忠平主动找到我问有没有地方提供给他倾倒垃圾工业泥（主要是皮革厂将猪皮、牛皮、羊皮除下来的毛），我让他倒至“洪塘”，一共倒了5、6车，每车约10吨。后来因猪场承包人投诉，我就没让邓忠平倾倒了。2016年9月，邓忠平又找到我要求倾倒垃圾，我让他倒至“旗观岗”那块地上。邓忠平倒了十几车次垃圾，每车10多吨，我收取他每车1000元的费用，邓忠平通过他老婆转账至我的农行卡账户上。邓忠平倾倒的垃圾来源是江门鹤山。2014年我经黎汇丰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李达仁”的女人，是做垃圾中转的。当时我带她看过“旗观岗”那块地，说好以每车1000元的价格让其倾倒生活垃圾。“李达仁”一共运过20车，每车10至20吨的生活垃圾过来倾倒。“李达仁”每次都是把钱转给黎汇丰，黎汇丰收取100至200元的介绍费后再将余款转给我。“李达仁”倾倒的垃圾来源是广州。2014年我与何泽培办理“洪塘”承包转让手续前，何泽培就已经有招人倾倒垃圾到“洪塘”从中获利。我承包“旗观岗”场地后，有人在上面倾倒了20车垃圾，均是生活垃圾、建筑余泥等。被告人邓金华辨认出被告人黎汇丰，证人邓忠平、何泽培；还辨认出“旗观岗”、“洪塘”就是其招倒垃圾并从中获利的地点。另查明十二，刑事案被告人黎汇丰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2015年下半年，我经做勾机的同行介绍认识了邓金华，知道邓金华可以处理填埋生活垃圾。我于2015年在58同城和百姓网上发布处理难处理垃圾的广告。2016年初，一名“广州垃圾”的女子（电话号码138*****314）找到我说有生活垃圾和布料要处理。我于是带该女子到邓金华位于榄江工业园砖厂对面的鱼塘及横岗村看场地，该名女子与邓金华约定价格是每车1100元或1200元，我从中赚取100元每车的介绍费。费用都是先转至我的账户，我从中抽取介绍费后再转给邓金华。之后该女子就安排车辆运垃圾过来，一般是21时至次日凌晨3时许。2016年3月至6月期间，该女子陆续运了40车，每车约30吨的垃圾过来倾倒至邓金华的鱼塘。这些垃圾用机械压实过的，是一些日常生活垃圾，有些还夹着布碎，很臭。我从中赚得4000元左右。2016年年初至2017年3月，我从赢家公司运泡沫垃圾至邓金华承包的“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倾倒，大约运了30车共约90吨。我与赢家公司签订的合同上所盖的“广州绿由工业弃置物回收处理有限公司”公章是我在三水西南街道西南酒店附近找一个专门伪造假公章的男子做出来的，包括提供给赢家公司的有关绿由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均是网上下载打印后再盖上伪造的公章做成的，部分证件的细节进行了修改。被告人黎汇丰辨认出被告人邓金华、证人曾焕彬；还辨认出其从互联网上下载打印并予以修改的上述证照，佛山市三水区*********处场地和乐平镇湖岗“洪塘”是其倾倒垃圾的地点；并指认出其从赢家公司运走的泡沫垃圾。另查明十三，刑事案件中，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经鉴定“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18755456.83元，其中事务性费用129463元（包括固废监测费3293元、土壤监测费6292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63250元）、确认垃圾清运数量为11006.83吨，垃圾清运费用为1864523.52元，垃圾处理费用919070.305元，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核算15842400元。“洪塘”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28709398元，其中确认垃圾清运数量为9539.31吨，垃圾清运费用为1950000元，垃圾处理费用987318元，围闭费用20000元、土方填埋费用100000元、复绿费1000元，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核算25651080元。另查明十四，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于2017年7月4日从昌荣公司取样工业污泥；于2017年8月24日从赢家公司提取固体废物，后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进行鉴定，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华环监测字2017第215号、266号监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从昌荣公司提取的工业污泥样本中含有铜、锌、铅、镉、镍、总铬、六价铬成分；从赢家公司提取固体废物样本中含有铜、锌、铅、镉、铍、镍、总铬、六价铬、汞、砷、硒成分。另查明十五，原告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支付“旗观岗”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29463元，其中固废监测费3293元、土壤监测费6292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63250元；支付“洪塘”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35850元，其中土壤监测费7260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用63250元。另查明十六，2016年12月30日，原告与广东美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佛山市三水区**********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约定对包括“旗观岗”在内的垃圾进行清运，共清运“旗观岗”垃圾12000立方米，支付垃圾清运费960000元，同时原告与佛山市顺德区顺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支付监理费用51744元。2017年5月3日，原告与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洪塘”地块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约定对“洪塘”范围内的垃圾进行清运，共清运垃圾21546立方米，垃圾清运费1723680元，同时原告与佛山市顺德区顺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支付监理费用51480元。2017年9月20日，原告与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签订《横岗垃圾清运服务合同》约定对包括“旗观岗”在内的垃圾进行清运，共清运垃圾49965立方米，支付垃圾清运费3997200元，其中“旗观岗”垃圾13993立方米，支付垃圾清运费1119440元，同时支付佛山市顺德区顺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费用118000元，原告主张其中“旗观岗”监理费51744元。原告将“旗观岗”、“洪塘”两处垃圾委托佛山市三水区白泥坑垃圾卫生填埋场处理，并支付“旗观岗”垃圾处理费919070.305元，支付“洪塘”垃圾处理费123458.925元。在上述两地块的清理中，原告表示无法具体区分工业污泥与泡沫垃圾。本院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短期发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既要关注经济利益,也要关注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无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违法排放、倾倒、堆放污染物,损害社会公众环境利益的侵权行为,在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依法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本案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确定以及各被告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问题。1.垃圾清运费3803120元，包括“旗观岗”垃圾清运费960000元和1119440元、“洪塘”垃圾清运费1723680元，该部分费用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且未超过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评估范畴，故本院对该部分费用予以确认。2.垃圾处理费1042529.24元，其中“旗观岗”919070.31元，“洪塘”123458.93元。由于该笔费用在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已经予以了鉴定，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笔垃圾处理费予以确认。3.监理费222024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旗观岗”支付监理费用51744元、“洪塘”监理费用51480元，原告针对2017年9月20日与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签订《横岗垃圾清运服务合同》支付的监理费共计118000元，根据“旗观岗”所占横岗垃圾清运的比例，本院确定，该次“旗观岗”的监理费为33040元。以上合计136264元，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4.土壤监测费135520元，固废监测费3293元，环境损害评估费126500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支付“旗观岗”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29463元，其中固废监测费3293元、土壤监测费6292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63250元；支付“洪塘”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35850元，其中土壤监测费7260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用63250元。因鉴定是确定土壤污染损害情况及相应的修复方案的必要程序,该部分费用是原告因此次污染行为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因此，本院对该部分费用予以确认。5.围蔽费用20000元，土方填埋费用100000元，复绿费用1000元，由于该笔费用在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洪塘”地块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已经予以了鉴定，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笔费用予以确认。以上合计5368226.24元，其中“旗观岗”3212757.31元，“洪塘”2155468.93元，超过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各被告的责任范围承担问题。（一）关于“洪塘”的损失，各被告应否全部承担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洪塘”地块在2016年之前即存在污染现象，但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造成2016年之前的污染程度、污染原因及相应责任人的过错表现，导致本院既无法认定本案各责任人与2016年之前污染的责任人因过错表现具有同一性而构成共同侵权，亦无法认定本案各责任人与之前污染的责任人各自的行为均足以造成“洪塘”污染现状的损害后果，故本案各责任人与2016年之前污染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形式，并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和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承担。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对于“洪塘”地块的污染现状，可认定2016年前的污染责任人与本案责任人分别对“洪塘”地块实施了侵权行为，且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2016年前的污染责任人与本案责任人平均分担“洪塘”污染现状的损失，即本案需承担责任的被告对“洪塘”损失的一半即1077734.47元承担责任。原告要求本案被告对“洪塘”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各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本院分析如下：1.邓金华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查明的事实，邓金华在承包了案涉的“旗观岗”场地后，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许可证以及未对上述场地采取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招揽他人在上述场地倾倒废弃泡沫、污泥、生活垃圾等废物，并收取费用。邓金华的行为与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被污染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黎汇丰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查明的事实，黎汇丰冒充绿由公司工作人员，伪造该公司取得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使用上述证件与赢家公司签订冰箱保温层泡沫加工合同，从该公司收购冰箱保温层废弃泡沫后，将含有铜、锌、铅、镉、钡、镍、总铬、砷成分的废弃泡沫倾倒至邓金华承包的“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因此，黎汇丰的行为与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被污染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邓忠平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查明的事实，邓忠平本人并无任何处理工业污泥的资质，却将其从昌荣公司收购的工业污泥倾倒至邓金华承包的“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并收取相应的费用。邓忠平的行为与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被污染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杜年青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中昌荣公司的员工姜荷英的证言，以及杜年青的陈述，可知杜年青与邓忠平共同承租了土地用于经营肥肥肥业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帮昌荣公司运送淤泥至邓金华承包的涉案场地，并用杜年青的账户与昌荣公司的人员姜荷英进行结算，因此，应认定杜年青的行为对邓忠平实施污染行为构成了帮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杜年青应与邓忠平共同对因污染行为造成“洪塘”、“旗观岗”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关于昌荣公司的责任。根据刑事案中昌荣公司的人员李兴国、姜良益、刘利、邱涵、姜荷英以及邓忠平、杜年青的证言可知，昌荣公司在明知邓忠平并无处理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泥的资质，仍将工业污泥交由邓忠平处理，且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监测报告显示该工业污泥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昌荣公司抗辩称经其交由邓忠平处理的工业污泥经检测其中的有害物质低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其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必要条件。即使昌荣公司交由邓忠平处理的工作污泥中有害物质低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但在已经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其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故昌荣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免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昌荣公司的行为仍与造成“洪塘”、“旗观岗”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关于赢家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赢家公司的员工曾焕彬、肖永明在刑事案中的证言显示，赢家公司将公司的泡沫垃圾交由黎汇丰处理之前，并未谨慎审查黎汇丰的证件，仅在黎汇丰提供了伪造的绿由公司相关证照复印件的情况下就将泡沫垃圾交由其处理，且未跟进泡沫垃圾的具体处理情况，在与黎汇丰结算时以现金结算，并未向真正的绿由公司予以核实，因此，其对于黎汇丰在该公司收取泡沫垃圾后送去“洪塘”、“旗观岗”倾倒，并最终造成两地块环境污染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亦应对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7.关于何泽培、何翠玲的责任。根据刑事案认定的事实，虽然何泽培、何翠玲为涉案“洪塘”地块的前一手承包人，但该地块在2007年何翠玲承包时已经存在污染现象，并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当时的污染现象为何泽培、何翠玲二人所实施，或者与二人之间有关系，故原告请求何泽培、何翠玲对“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的污染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8.关于东江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东江公司的员工赵强在刑事案中的证言，以及黎汇丰本人在刑事案以及本案中的陈述可以得知，黎汇丰虽然持有伪造的绿由公司的证据与东江公司发生了交易，收取了泡沫垃圾，但黎汇丰在刑事案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均主张其收取的东江公司的泡沫垃圾并未倾倒至“洪塘”、“旗观岗”地块，且东江公司的地址确实距离“洪塘”、“旗观岗”地块较远，在原告未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本案采信黎汇丰的主张，认定其收取的东江公司的泡沫垃圾未向“洪塘”、“旗观岗”倾倒，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东江公司对“洪塘”、“旗观岗”地块的污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9.关于绿由公司的责任。刑事案已经明确黎汇丰是通过互联网下载，私刻公章等形式伪造了绿由公司的证件从事违法行为，本案中，无证据显示绿由公司与黎汇丰之间有串通，也无证据显示绿由公司存在管理上的漏洞，因此，绿由公司在此次污染事件中并无过错，原告诉请绿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各被告抗辩原告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虽然为相关主管环境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但其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存在责任，并不是各被告减轻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因此，各被告认为原告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应承担部分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本院确认的前述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所谓共同侵权，是指两人或者两个以上的加害人实施的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主要是从过错表现的同一性和损害后果的同一性两方面予以判断。本案中，虽然黎汇丰、邓忠平以及昌荣公司均抗辩称，各自倾倒垃圾的数量应以刑事案中认定的数量为依据，并据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各被告均无法明确各自倾倒的垃圾具体范围，且难以查明每个人的侵权行为对造成环境污染，特别是涉案地块土壤污染的具体份额或比例。纵然如此，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昌荣公司、赢家公司各自的过错虽有大小，但过错表现形式均是向涉案“洪塘”、“旗观岗”地块倾倒污染物，且各自的过错相互结合后造成了同一损害，可见以上各被告的过错表现和损害后果均具有同一性，构成共同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请求前述被告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邓金华、赢家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九、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环境污染损失费用4290491.78元；二、驳回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9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4978元（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已预交），由被告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负担43433元，由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负担115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立伟审 判 员 雷智勇审 判 员 甘 露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 书 记 员 劳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