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04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竞棠，女，1950年9月7日出生。台湾居民，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德，系叶竞棠丈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永涛，男，196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小拥，广东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谭剑峰，男，196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小拥，广东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桂芳，女，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上诉人叶竞棠、毕永涛因与原审被告谭剑峰、刘桂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8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竞棠提起上诉称，1.不服（2016）粤0104民初821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判令叶竞棠与刘桂芳的500000元债务不存在，叶竞棠没有债权凭证，无权向刘桂芳求偿；2.判令毕永涛必须偿还叶竞棠500000元以及利息；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毕永涛负担。事实与理由：叶竞棠与刘桂芳之间并无任何债权发生，没有任何500000元汇款给刘桂芳的事实。债权转移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叶竞棠从未有同意毕永涛将债权转移给刘桂芳，因此一审判决刘桂芳返还500000元及利息给叶竞棠没有依据。之后，叶竞棠当庭陈述变更一审诉讼请求为不当得利。理由如下：叶竞棠在与毕永涛、刘桂芳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毕永涛收受了叶竞棠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对叶竞棠的上诉，毕永涛辩称，叶竞棠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无法进行答辩。其请求将一审诉讼请求变更为不当得利，并不是诉讼请求的问题，而且本案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叶竞棠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谭剑峰同意毕永涛的答辩意见。上诉人毕永涛提起上诉称，1.依法撤销（2016）粤0104民初82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叶竞棠对毕永涛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且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刘桂芳是叶竞棠的委托代理人并代表叶竞棠与毕永涛签订《关于重晶石开采权股份之三方约定》（以下简称《三方约定》）没有事实依据，该合伙协议的签约、履行主体均为毕永涛、刘桂芳，其对毕永涛与刘桂芳具有约束力，叶竞棠并非签约、履行主体，无权要求毕永涛返还款项。2.原审法院判决毕永涛向叶竞棠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叶竞棠为《三方约定》的实际合伙人，在签署该约定前，叶竞棠已经前往合伙矿山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已经支付了315000元投资款，在合伙协议签订后，再支付1500000元的投资款。毕永涛也将上述款项全部用于合伙项目上。只有在合伙项目清算完毕，证明1315000元是应当返还给合伙人的剩余合伙财产，而管理合伙财产的合伙人拒绝返还，才应当计算利息。毕永涛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原审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本案应发回重审。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毕永涛返还叶竞棠1815000元及利息，谭剑峰、刘桂芳对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承担直接清偿责任与连带清偿责任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相同，在原审原告未变更诉讼请求且法院未作出释明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谭剑峰直接向原审原告清偿1315000元，刘桂芳直接清偿500000元，该判决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2.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叶竞棠与毕永波、谭剑峰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二是叶竞棠向毕永波汇入款项的性质。毕永波、谭剑峰与叶竞棠原有合伙意向，但三方最终未签订任何的协议，三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至于叶竞棠汇款的性质，根据《三方约定》，刘桂芳应向合伙项目出资，叶竞棠转账给毕永涛的款项只是其代刘桂芳支付合伙项目的投资款，刘桂芳才是该款项的所有人，叶竞棠无权请求返还。3.对于刘桂芳作为合伙人，是否可要求退还其合伙投资款问题。若合伙人决定终止合伙，应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以确定盈亏，尚余的合伙财产依法分配，但此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4.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原审认定合伙项目仅处于磋商阶段，即否认《三方约定》的合法性、有效性，却认定毕永涛、谭剑峰在负责合伙事务时存在过错，并据此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毕永涛的上诉，叶竞棠辩称，毕永涛主张其与叶竞棠没有任何的合伙关系，但其却得到了叶竞棠的1815000元汇款，因此毕永涛是不当得利。毕永涛用中介矿山土地为借口，骗得叶竞棠1815000元。刘桂芳承认毕永涛与其之间的500000元是一个对价关系，因为毕永涛答应她，一旦骗到钱便会分给刘桂芳，所以毕永涛汇了500000元给刘桂芳。债权转让必须权利人同意，一审法院判决毫无偿还能力的刘桂芳帮毕永涛还钱是错误的。叶竞棠的钱是直接汇给毕永涛，所以还钱的应该是毕永涛。谭剑峰同意毕永涛的上诉意见。刘桂芳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作出处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2015年7月7日，叶竞棠向毕永涛转账划付人民币315000元。毕永涛就该笔款项的性质所出示的《支付业务回单》中载明该款项是“办理临地开采证及矿山开采设计方案”。2015年7月22日及2015年7月23日，叶竞棠又分别向毕永涛转账划付人民币1000000元及人民币500000元。毕永涛就上述两笔款项的性质所提交的《支付业务回单》中载明上述款项是“矿山头款”。2015年7月23日，叶竞棠向刘桂芳转账划付人民币100000元。经一审法院核算，上述四笔转账汇款合计人民币1915000元。其中叶竞棠向毕永涛转账划付人民币1815000元，向刘桂芳转账划付人民币100000元。在庭审中，叶竞棠表示支付给毕永涛的款项人民币1815000元属于买地款，支付给刘桂芳的人民币100000元主要是用于支付与矿山地主方的交接运营费用。毕永涛、谭剑峰否认上述款项是买地款，而是叶竞棠出借给刘桂芳用于投资涉案矿山项目的出资款。刘桂芳否认有参与涉案矿山项目的经营事项，其仅是叶竞棠的代理人，负责监管涉案矿山项目。二、关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签订合约的基本内容。2015年7月21日，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签订《三方约定》，订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就广西桂平市重晶石开采权投资项目股份责任问题特作如下约定说明，（一）本协议以关于重晶石开采权转让协议合同为项目立项蓝本，双方在该合同复印件上签字为正本；（二）刘桂芳出资人民币2575000元，占本项目股份之35%，包括其收益及相关法律、经济责任；（三）项目所需政府费用，设计费人民币330000元，林地使用费人民币88000元由毕永涛、刘桂芳出资平摊，即各出资50%；（四）本合作项目最高投资额封顶为人民币6000000元，由毕永涛、刘桂芳各出资50%，超过该投资封顶额外所投资款须三方另行协议商定，并按所占投资比例计算；（五）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投资款，含各项杂费，均由毕永涛、刘桂芳负责出资，双方各出资50%，谭剑峰不负责出资；（六）三方该项目下的投资收益‘指股权’比例为谭剑峰占30%，毕永涛占35%，刘桂芳占35%，包括了其所须承担的法律、经济责任；……（八）本协议签订后，毕永涛、刘桂芳所须投入资金需要在2015年7月23日前归集到谭剑峰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如超期付款所引起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该合约的签订地位于广东佛山等”。在庭审中，毕永涛、谭剑峰一致认为与刘桂芳是合伙关系，三人共同出资、共同开发经营广西桂平麒麟山矿山项目，叶竞棠与刘桂芳存在借贷关系，叶竞棠借款给刘桂芳用于上述合伙项目的投资款，现因刘桂芳没有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故涉案矿山项目已经停止，刘桂芳投资的款项全部用于开矿勘探、办证、租地、买车、修路等支出费用，叶竞棠无权要求返还涉案款项。刘桂芳否认与毕永涛、谭剑峰存在合伙关系，其受叶竞棠委托负责监管涉案矿山项目的开发及土地买卖转让事项，涉案款项均属叶竞棠所有。叶竞棠则认为其与毕永涛、谭剑峰之间属于矿山土地的买卖关系，现土地买卖不成功，毕永涛、谭剑峰应将款项返还给叶竞棠。三、关于涉案矿山项目的基本情况及争议款项的支出问题。毕永涛为证实涉案矿山项目的真实存在，出示了案外人陈会农、赵尔堂与谭剑峰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转让山地开采协议书》以及案外人王荣赞、王庆锋、王荣超、王荣锦、王庆波与谭剑峰于2015年9月1日分别签订的两份《租地协议》，其中《转让山地开采协议书》订明：“陈会农、赵尔堂在紫荆镇××村下麒麟山租用农民山地作为开采重晶石使用，因没矿权开采，现陈会农、赵尔堂将与农民租用的山地转让给谭剑峰开采重晶石矿及其他使用，陈会农、赵尔堂保证租用该土地的时间与原合同不变给谭剑峰使用，并保证谭剑峰在开采期间不受山主及陈会农等原股东干扰，谭剑峰分二次支付陈会农等原租用山地款人民币1850000元，谭剑峰在签订协议当天支付租用山地款人民币1100000元，剩余款项人民币750000元自签订协议书后45天付清给陈会农及赵尔堂，如不按时付款，谭剑峰在签订协议时支付的款项归陈会农、赵尔堂所有，原山地租用权与谭剑峰无关等”。上述两份《租地协议》均订明：“王荣赞将位于紫荆镇××村烂湴角水沟边荒地一亩左右以及王荣锦、王庆锋、王荣超、王庆波将位于紫荆镇××村烂湴角水沟边荒地六亩左右出租给谭剑峰使用，租用时间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止，每亩每年租金为人民币1000元，十年期租金合计人民币70000元，谭剑峰在租赁期内可以将上述地块用作堆放余泥和矿石等”。毕永涛为证实履行了上述《转让山地开采协议书》及《租地协议》出示《收据》两份及自行制作的《投资款项支出表》，其中署名收款人为“陈会农、苏天保”的《收据》（落款时间：2015年10月15日）载明：“今收到谭剑峰转让矿山第二期款人民币700000元，余款还有人民币50000元等所有手续和纠纷解决后由谭剑峰付完等”。署名收款人为“王荣锦、王庆锋、王荣赞、王荣超、王庆波”的《收据》（落款时间：2015年9月2日）载明：“今收到谭剑峰租用土地租金共人民币115000元等”。毕永涛制作的《投资款项支出表》及毕永涛名下在中国民生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显示，（1）2015年5月20日支付了人民币300000元，收款人是黄旭佳；（2）2015年7月3日支付了人民币330000元，收款人是黄莎莎；（3）2015年7月8日支付了人民币88000元，收款人是黄莎莎；（4）2015年8月25日从毕永涛账户转账人民币1100000元给谭剑峰；（5）2015年10月15日分别支付人民币50000元，合计人民币100000元，收款人彭佳，用于购买皮卡车；（6）2015年9月1日分别支付人民币30000元，两笔合计人民币60000元，收款人是谭剑峰；（7）2015年6月17日至2015年12月期间转账人民币95000元，收款人是谭剑峰，主要支付房屋租金等开支费用；（8）2015年8月11日，毕永涛转账人民币500000元给刘桂芳，付款目的是因叶竞棠的委托人刘桂芳请求撤回部分投资款，故向刘桂芳退还投资款人民币500000元；（9）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10月5日期间，毕永涛支付彭良等人修路、请挖机等费用合计人民币82000元。据此，毕永涛认为已支出投资款人民币3500000元。经一审法院对上述《收据》及交易流水进行核算，其中《收据》金额为人民币815000元，交易流水金额为人民币2655000元（含退还给刘桂芳的人民币500000元），款项合计人民币3470000元。在庭审质证中，谭剑峰认为毕永涛在合伙体内负责财务收支工作，故对毕永涛出示的上述《转让山地开采协议书》、《租地协议》、《收据》、《投资款项支出表》以及交易流水清单和支出金额均予以确认。叶竞棠对毕永涛出示的上列证据及支出金额均不予确认，因为交易流水显示的收款人与《转让山地开采协议书》、《租地协议》及《收据》记载的收款人无法对应一致，投资款项不是转入广西桂平市澳利矿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利矿业公司”）的账户内，特别是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于2015年7月21日才到广西桂平实地考察矿山项目，且叶竞棠因毕永涛于2015年8月11日未经叶竞棠同意，擅自将争议款项人民币500000元转给刘桂芳从而引发争执，叶竞棠于2015年8月17日已要求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退还款项，但谭剑峰在讼争双方产生争议后，却与案外人于2015年8月31日及9月1日分别签订开采协议书和租地协议，特别是毕永涛在2015年8月25日后，未经叶竞棠同意的情况下，大额支出费用，但收款人的身份、款项的用途均无法确定，故毕永涛制作的《投资款项支出表》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叶竞棠的款项。刘桂芳在质证中对毕永涛出示的《转让山地开采协议书》、两份《租地协议》、《收据》、《投资款项支出表》及交易流水均不予确认，毕永涛支付上述款项没有征求刘桂芳的意见，且收到毕永涛转账划付的人民币500000元是向叶竞棠的借款，其愿意将上述款项人民币500000元清偿给叶竞棠。针对叶竞棠和刘桂芳的质证意见，毕永涛认为涉案矿山项目是其与谭剑峰先进行合作，谭剑峰后来才找到叶竞棠进行合作，因叶竞棠与其委托代理人杨威德是夫妻关系，且年纪较大，故委托刘桂芳参与合伙事务，刘桂芳听到毕永涛、谭剑峰与澳利矿业公司的人员进行谈判后才通知叶竞棠付款，故叶竞棠对付款及租地情况不清楚，2015年5月20日向黄旭佳支付的人民币300000元及2015年7月3日支付给黄莎莎的人民币330000元，是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签约前支付给矿山主的款项，两笔合计人民币630000元，叶竞棠后来才加入涉案矿山项目，故叶竞棠应承担一半的合伙费用，即人民币315000元，且原告在支付该笔款项中也订明性质为“办理临地开采证及矿山开采设计方案”，故叶竞棠代理人杨威德认为涉案款项是买地款是不属实的。至于叶竞棠律师认为支出的各笔款项没有标注性质和用途，因交易往来中不是每个人都会标注款项性质。对于毕永涛于2015年8月11日转账给刘桂芳人民币500000元是叶竞棠与刘桂芳的借贷关系，叶竞棠是知情的。由于叶竞棠与毕永涛就转账人民币500000元产生争议，要求与毕永涛进行对账，故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于2015年8月11日事实上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关系，毕永涛此后没有再将合作项目的款项开支及金额通知刘桂芳。叶竞棠不是重晶石三方约定的签约人，当然没有将涉案矿山项目的款项开支情况通知叶竞棠。四、关于叶竞棠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及侦查机关对各方人员所作询问笔录的内容部分。因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没有返还争议款项给叶竞棠。2015年10月31日，叶竞棠向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报案，并取得受案回执。2015年11月6日，东莞市公安局以叶竞棠涉嫌被诈骗为由向叶竞棠发出立案告知书。2017年11月23日，东莞市公安局以东公撤案字（2017）00819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上述刑事立案。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派员至东莞市公安局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调阅和复制叶竞棠涉嫌被诈骗一案的卷宗材料。根据调阅和复制的卷宗材料显示，案外人澳利矿业公司与出让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签订一份《探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订明：“澳利矿业公司于2013年1月17日以人民币5100000元竞得出让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挂牌出让的广西贵港市桂平市麒麟山重晶石矿普查探矿权，勘查面积为4.18平方公里，勘查主矿种为重晶石矿，出让期限为3年，竞得人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交纳探矿权挂牌出让服务费，同时与出让人签署《探矿权出让合同》，并按约定方式和时限缴纳出让价款，本成交确认书不是竞得人取得探矿权的凭证，竞得人在取得勘查许可证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探矿活动等”。澳利矿业公司的股东分别系黄旭佳和杨振超。在刑事案卷中留存一份来源于谭剑峰于2015年11月29日向公安机关提交的《重晶石矿山开采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谭剑峰于2015年7月经澳利矿业公司介绍购得广西桂平市××××村下麒麟山农民山地一片，因原山地租用方陈宗彪没有合法开采手续，经陈宗彪及股东、原山主同意由谭剑峰购得该山地使用权，澳利矿业公司指定开采标段位于桂平市紫荆镇××村××4.18平方公里范围内重晶石矿区，其中1号矿点面积约60亩，由谭剑峰承包开采，澳利矿业公司负责提供开采的相关手续及设计施工方案，负责矿山道路的通行畅通等”。但该协议书只显示有澳利矿业公司的印章及黄旭佳的署名，谭剑峰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公安机关对毕永涛所作的《讯问笔录》记载毕永涛于2015年5月、6月间在广西桂平××村××号矿，共80亩地开采重晶石。公安机关对案外人黄及锋（澳利矿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矿区工作）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广西桂平××村××号矿是澳利矿业公司竞拍所得，谭剑峰在一号矿区投资大约人民币2000000元，在2号矿区投资了有4000000元，1号矿区和2号矿区直线距离相隔约4公里，分别在麒麟上的一头一尾，1号矿区的股份分别是谭剑峰、毕永涛和一个台湾人；2号矿区是谭剑峰和毕永涛；1号矿区是2015年9月开工，开工1多月，开采了10000多吨的重晶石原材料，因缺乏资金，目前1号矿区停工，2号矿区还在开发过程中。公安机关对谭剑峰所作的《讯问笔录》中载明毕永涛负责矿山项目的财务工作，对于叶竞棠转账划进毕永涛的款项有否进入矿山项目表示不清楚。在庭审质证中，叶竞棠对一审法院从东莞市公安局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调阅和复制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毕永涛、谭剑峰就是为了骗取叶竞棠的投资款；毕永涛、谭剑峰对一审法院调阅和复制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刘桂芳对上述调阅和复制的材料没有异议，认为毕永涛、谭剑峰以现金方式支付矿山费用的各项支出是不符合常理的。另，谭剑峰认为涉案矿山的开采必须要有项目所在地的省一级国土资源部门把项目所在地的探矿权进行招拍挂程序，澳利矿业公司在2015年3月就已经取得涉案矿山的探矿权，然后将涉案矿山项目的1号矿重晶石开发项目交给谭剑峰负责招商引资，该项目仅勘探10天，预计需要到2019年5月底前才获得行政许可，目前1号矿已停工。五、其他查明事实。1.毕永涛、谭剑峰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三方约定》所记载的《关于重晶石开采权转让协议》以及叶竞棠出资后（2015年7月7日）至涉案矿山项目内1号矿停工期间的全部财务账册，也没有提交涉案矿山项目有否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及勘查许可证等文件。毕永涛也没有向一审法院出示其已足额履行支付投资款的凭证。2、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对叶竞棠代理人杨威德违背诚信以及刘桂芳在庭审中进行虚假陈述的行为均进行了当庭训诫。3、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叶竞棠是台湾居民，本案为涉台合伙协议纠纷。毕永涛的住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园新村****，该住，该住所属于一审法院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一审法院作为毕永涛住所地依法享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另，涉案矿山项目及争议款项的交付行为均发生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且讼争双方在庭审中亦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故一审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从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以及叶竞棠与刘桂芳之间的法律关系；（2）叶竞棠主张返还争议款项的诉讼请求是否获得支持。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围绕上述争议焦点作出以下评析：关于焦点一，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以及叶竞棠与刘桂芳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叶竞棠在诉状及庭审中自述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一同赴广西桂平对涉案矿山项目进行实地考察，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也承认与叶竞棠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威德一同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外，毕永涛、谭剑峰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多次陈述是与叶竞棠进行合作，特别是毕永涛、谭剑峰在2016年3月15日回答公安人员的讯问时，答复是叶竞棠及其代理人杨威德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经过多次协商后才于2015年7月21日签订《三方约定》，且签订地在广西桂平。再从叶竞棠支付第一笔款项人民币315000元标记的款项摘要“办理临地开采证及矿山开采设计方案”的文字信息来看，叶竞棠是知道支付款项给毕永涛的目的是为了开发矿山，故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在开发矿山项目上是经过磋商，并达成初步的合意。至于叶竞棠与刘桂芳之间的关系问题。毕永涛、谭剑峰认为叶竞棠与刘桂芳是借贷关系，是叶竞棠借款给刘桂芳履行出资义务。但该意见与毕永涛、谭剑峰在公安机关陈述的意见存在严重冲突。反观刘桂芳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及庭审中均稳定陈述其是叶竞棠的代理人，受叶竞棠委托负责监管涉案矿山项目的土地租赁和开发事宜。再从叶竞棠的庭审意见来看，叶竞棠多次陈述与刘桂芳之间属于委托关系，主要委托刘桂芳监督毕永涛、谭剑峰签订矿山地块的租赁及开发事宜，故刘桂芳没有出资，全部争议款项均由叶竞棠的账户转账划付至毕永涛的账户内。鉴于毕永涛、谭剑峰在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的意见与其在庭审中陈述的意见存在冲突，故本院对毕永涛、谭剑峰主张叶竞棠借款给刘桂芳用于出资的意见不予采信。叶竞棠委托刘桂芳在《三方约定》上签名以及监督涉案矿山项目上已达成合意，毕永涛、谭剑峰对此也是清楚的，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叶竞棠否认其与刘桂芳存在委托关系的意见亦不予采信。叶竞棠与刘桂芳存在委托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据此，刘桂芳与毕永涛、谭剑峰于2015年7月21日签订的《三方约定》是代表叶竞棠签订的，该《三方约定》直接对叶竞棠及毕永涛、谭剑峰产生约束力。再从上述《三方约定》的内容来看，该约定仅订明了出资人、出资金额、出资时间，并没有订明合伙经营所必备的具体合伙项目、合伙经营体、合伙期间、经营分工、合伙事务执行人以及风险承担等条款内容，特别是谭剑峰作为涉案矿山项目的推介人，没有提交《关于重晶石开采权转让协议》《探矿权出让合同》及勘查许可证等文件，即涉案矿山项目的开发、勘查尚未获得行政许可，叶竞棠对涉案矿山项目不明确的情况下，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随即就产生纠纷，特别是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尚未签订正式的合伙协议，故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仅属于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磋商阶段。关于焦点二、叶竞棠主张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返还出资款人民币1815000元及利息的请求问题。叶竞棠于2015年7月7日至7月23日期间向毕永涛转账划付出资款合计人民币1815000元，毕永涛以刘桂芳申请退回部分投资款为由，于2015年8月11日向刘桂芳转账划付了人民币500000元。双方由此产生纠纷，毕永涛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叶竞棠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8月11日终止。此外，毕永涛、谭剑峰一致确认由毕永涛负责财务收支事务，叶竞棠已于2015年8月20日向毕永涛、谭剑峰发出返还款项的意思表示，但毕永涛没有就涉案款项的详细支出情况披露给叶竞棠。再从公安机关提供的刑事卷宗材料来看，涉案矿山项目是澳利矿业公司通过竞价所得位于“广西贵港市桂平市麒麟山重晶石矿普查”探矿权，并非矿山的开采权，且澳利矿业公司在签订《探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还要与出让人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及获取勘查许可证。虽然涉案《三方约定》订明是“广西桂平重晶石开采权投资项目”，但谭剑峰并没有提交上述项目已获准开采的行政许可文件，谭剑峰在庭审中亦确认该重晶石矿的开采权尚未获得行政许可。此外，据公安机关派员赴广西桂平实地调查所作的笔录来看，毕永涛、谭剑峰在广西桂平市麒麟山重晶石矿普查项目中有两个矿区，1号矿区是由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负责勘探，2号矿区由毕永涛、谭剑峰负责开发。在两个矿区处于同一区域，且同时开发的情况下，毕永涛、谭剑峰没有向叶竞棠明确告知具体的矿区项目和勘探事项，也没有向叶竞棠披露毕永涛所承担的出资金额和划进银行账户，故毕永涛、谭剑峰在负责合伙事务时明显存在过错。再从毕永涛制作的《投资款项支出表》来看，收款人并非澳利矿业公司，转账的时间点也发生在毕永涛主张终止合作（2015年8月11日）之后，特别是谭剑峰与陈会农等人签订《租地协议》的时间是在2015年8月31日及9月1日，付款时间也是在2015年8月11日之后，在毕永涛、谭剑峰同时负责1号矿区和2号矿区探矿的情况下，没有说明叶竞棠投资款的具体支出情况，故一审法院对毕永涛制作的《投资款项支出表》不予采信，故毕永涛应将扣除已转账给刘桂芳投资款人民币500000元后的剩余投资款人民币1315000元返还给叶竞棠。谭剑峰作为涉案矿山项目的推介人以及合伙人没有向叶竞棠披露涉案矿山项目的审批信息、开发信息及资金使用情况也存在过错，故谭剑峰应对毕永涛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刘桂芳是叶竞棠的代理人，叶竞棠主张刘桂芳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叶竞棠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桂芳已收回毕永涛退还的投资款人民币500000元，且当庭同意退还给叶竞棠，故刘桂芳应将上述出资款人民币500000元返还给叶竞棠。至于叶竞棠支付给刘桂芳用于涉案矿山项目的交接运营费人民币100000的处理问题。因为刘桂芳当庭确认其没有参与矿山项目的经营和管理，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其支付应酬费用的付款凭证及结算发票，故刘桂芳也应将上述费用人民币100000元返还给叶竞棠。毕永涛、谭剑峰没有收取该笔费用，叶竞棠主张毕永涛、谭剑峰对该笔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叶竞棠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叶竞棠主张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连带返还定金人民币315000元的请求问题。因叶竞棠向毕永涛支付该笔款项时订明的性质是“办理临时开采证及矿山开采设计方案”，该款项的性质并非定金，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毕永涛有承诺双倍返还定金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叶竞棠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利息的计付问题。叶竞棠主张从毕永涛最后收取涉案款项（即2015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逾期还款利息，但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也没有约定逾期还款需计付利息，故叶竞棠主张从2015年7月23日起计算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鉴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三拖欠叶竞棠的投资款损害了叶竞棠的合法债权，故一审法院对叶竞棠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予以适当调整，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应从叶竞棠起诉主张债权之日（2016年6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贷款利率为标准计付利息给叶竞棠。综上所述，造成本案纠纷，双方均有责任，故本案诉讼费用按责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毕永涛、谭剑峰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投资款人民币1315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给叶竞棠；二、刘桂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投资款人民币5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给叶竞棠；三、刘桂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交接运营费人民币1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给叶竞棠；四、驳回叶竞棠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5534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30534元，由叶竞棠承担人民币13387元；毕永涛、谭剑峰共同承担17147元；刘桂芳对毕永涛、谭剑峰承担的诉讼费中的人民币5393元承担连带责任。本院查明，在二审中，毕永涛、谭剑峰提交如下证据：1.矿区的平面图，拟证明涉案矿区的具体为止。2.林地补偿补偿协议，拟证明涉案矿区用地范围，本案矿区（即1号矿区，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合伙项目）的用地在桂平市××××村。3号矿区（毕永涛与他人合伙项目）的用地在平桂市国营金田林场。3.山权林权登记证。拟证明1号矿区山权林权所有人××桂平市紫荆镇古滩村民委员会。上述证据没有原件，一审时没有提交，一审结案后才在第三方手上收集到，可以证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与毕永涛和其他人合伙的矿区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叶竞棠针对毕永涛、谭剑峰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毕永涛、谭剑峰与刘桂芳之间的协议是开采权，开采权是国家颁予的权利。毕永涛、谭剑峰在一审的时候也承认其没有开采权，所以其与刘桂芳之间的合作根本就是假合同，其忽悠刘桂芳，叫刘桂芳签字，然后把叶竞棠的钱说成是借给刘桂芳的钱。《三方约定》的是开采权，跟林地开矿、山地租地没有关系。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叶竞棠为台湾居民，本案属于涉台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叶竞棠与刘桂芳关系性质的问题。叶竞棠主张涉案500000元，因其与刘桂芳之间无发生债权，因此一审判决刘桂芳向叶竞棠返还该500000元没有依据。首先，刘桂芳在公安机关讯问及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其是叶竞棠的代理人，受叶竞棠委托负责监管矿山项目的土地租赁合开发事宜，该陈述与叶竞棠在庭审中陈述其委托刘桂芳监管毕永涛、谭剑峰签订矿山地块的租赁及开发事宜相吻合；其次，各方均确认包括上述500000元在内的1815000元均由叶竞棠汇进毕永涛账户，刘桂芳并无出资；再次，刘桂芳请求毕永涛支付500000元的短信内容显示为“将杨太太（叶竞棠）给你的款项里的500000元给我公司开票过账”，同时，叶竞棠确认正是因毕永涛未经其同意，擅自将上述500000元支付给刘桂芳才产生纠纷。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叶竞棠与刘桂芬是委托关系并无不当。鉴于刘桂芳在一审中当庭确认同意将上述500000元返还给叶竞棠，一审法院判决刘桂芳向叶竞棠返还该款项并无不当。至于叶竞棠在二审中主张毕永涛不当得利1815000元，并当庭陈述变更一审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叶竞棠一审起诉主张毕永涛、谭剑峰劝说其投资购买涉案矿山，三方合伙一起经营开矿，各方约定了占股比例，叶竞棠还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一同到涉案矿山实地考察，叶竞棠根据毕永涛、谭剑峰的要求向毕永涛转账投资款，其第一笔转款备注摘要为“办理临时开采证及矿山开采设计方案”，第二、第三笔备注为“矿山头款”，上述情形足见叶竞棠在一审诉讼中对与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合伙开发矿山项目并因此产生纠纷是确认的，一审认定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正确。现叶竞棠主张毕永涛不当得利，未充分举证予以证明，且叶竞棠在二审中对其在一审时已确认的法律关系反言，违反了禁反言的诉讼原则，综上，本院对叶竞棠关于不当得利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三方约定》的性质问题。《三方约定》仅订明了出资人、出资金额、出资时间，并没有订明合伙经营所必备的具体合伙项目、合伙经营体、合伙期间、经营分工、合伙事务执行人以及风险承担等条款内容，且谭剑峰作为涉案矿山项目的推介人，没有提交《关于重晶石开采权转让协议》《探矿权出让合同》及勘查许可证等文件，即涉案矿山项目的开发、勘查尚未获得行政许可，在叶竞棠对涉案矿山项目不明确的情况下，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即产生纠纷，因此，《三方约定》不属于正式的合伙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尚未签订正式的合伙协议，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就涉案项目仅处于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磋商阶段并无不当。既然正式合伙协议尚未签订，合伙项目、合伙经营体等未确定，就不存在合伙项目清算的问题，毕永涛主张因合伙项目未清算，叶竞棠无权请求返还合伙财产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各方尚未签订正式的合伙协议，合伙项目、合伙经营体亦尚未确定，不存在对合伙项目的清楚问题，毕永涛主张在合伙项目清算完毕，证明1315000元为剩余合伙财产，且管理人不予返还的情况下才应计算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叶竞棠与毕永涛、谭剑峰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及逾期还款需计付利息的情况，判令毕永涛、谭剑峰、刘桂芳从叶竞棠一审起诉主张债权之日（2016年6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个人贷款利率为标准计付利息给叶竞棠并无不当，本院予维持。叶竞棠一审请求谭剑峰、刘桂芳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一审判决毕永涛、谭剑锋连带返还款项，同时鉴于刘桂芳在一审中确认同意向叶竞棠返还500000元款项，判决刘桂芳直接向叶竞棠返还该500000元并无不当。毕永涛主张一审判决超出叶竞棠诉讼请求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5435元，由上诉人叶竞棠负担8800元，毕永涛负担166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红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蕴琦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