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华。委托代理人杨羊，上海市科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杨卿，上海市科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志萍。上列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戴晶晶，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振华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29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2004年10月22日，李振华出具委托书一份，并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李振华，受托人为厉伟，委托事项为：“特委托厉伟先生为代理人，代为以委托人本人名义购买在上海（新房及二手房）及厦门的房产事宜并办理房产的相关手续，包括签订购房合同，与房屋出售方结算房款，进行验房收房，办理及领取产权证，立契过户，缴纳相关税费等相关事宜，但出售及抵押除外。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签署的相关文件及行为，委�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据此委托书，2004年11月18日，厉伟与上海xx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代李振华购买了上海市虹盛路***弄***号及58号房屋各一套。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3,268,608元。2004年12月23日，厉伟与上海天赐实业总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代李振华购买了上海市白桦路***弄***号501室房屋，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905,762元。2005年4月7日，厉伟与案外人杨某甲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代李振华购买了上海市虹盛路***弄***号房屋，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050,000元、契税等相关费用计人民币33,718.13元。2005年5月12日，厉伟与xx（厦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代李振华购买了福建省厦门市飞龙南路***号房屋。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200,000元、印花税人民币360元。2、厉伟于2006年5月17日向上海市第�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法院）起诉李振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即（2006）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60号案件（以下称60号案件），要求判令李振华返还厉伟代付的购房款人民币6,438,44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该案中对李振华进行了公告送达，一中法院于2006年11月2日判决李振华归还厉伟人民币6,438,448元；李振华赔偿厉伟人民币6,438,448元的利息损失（自2006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该案判决生效后，厉伟于2007年3月28日向一中法院申请执行，一中法院于2007年3月28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07）沪一中执第240号】，对李振华名下的五套涉案房屋采取执行措施，2008年1月至6月期间，李振华名下的五套房屋陆续被法院拍卖并过户至第三人名下（其中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星海九路***号房屋被厉伟拍得），所得款项陆续发还厉伟，截�2008年8月，共计发还厉伟人民币7,065,898.70元。3、2008年10月14日，李振华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其已支付了厉伟夫妇购房款人民币365万余元，向厉伟指定的亲属支付人民币93万余元，向顾某甲支付人民币1,074万余元，故要求对60号案件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2日作出（2008）沪高民一（民）申字第9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振华的再审申请。李振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60号案件，2011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0）民监字第3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60号案件，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2年7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沪高民一（民）再提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60号民事判决，发回一中法院重审。2013年6月24日一中法院作出（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厉伟的诉讼请求。厉伟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沪高民一（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月27日，李振华向一中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的申请，要求被执行人返还依据被撤销判决所取得的款项。一中法院于2014年4月1日作出（2014）沪一中执字第1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厉伟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执行人李振华返还已取得的人民币7,065,898.70元。4、2004年6月7日，xxxxLTD(以下称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60,753.35元；6月22日，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29,791.60元；7月28日，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97,205.35元；9月3日，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60,753.35元；9月15日，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72,940元；？11月8日，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66,553.73元；同日，某甲公司向吕志萍支付美元54,453.05元；？12月29日，某甲公司向厉伟支付美元54,453.05元；同日，某甲公司向吕志萍支付美元54,453.05元。2004年11月3日至2005年4月5日，某甲公司分八笔共计向案外人顾某甲支付美元1,300,673.46元。2004年11月10日至2005年4月7日厉伟合计收取案外人顾某甲人民币10,748,608元。上述款项的支付均由厉伟与案外人顾某甲互写八张收条。2005年5月11日，某甲公司向厦门某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支付美元133,107.45元，同年7月13日某甲公司向某乙公司支付美元242,013.56元。某乙公司收取某甲公司的上述两笔美元均被转换成人民币支付给了厉伟和吕志萍。5、李振华于2011年12月5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厉伟、吕志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44030号】，要求解除李振华与厉伟之间的购房委托合同关系；厉伟返还购房款人民币11,966,727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吕志萍对厉伟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440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李振华与厉伟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厉伟返还李振华人民币9,088,433元；吕志萍就厉伟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厉伟、吕志萍不服，提起上诉，一中法院于2014年10月29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上海某丙冷凝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顾某甲，2006年5月10日上海某丙冷凝器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函，言明上海某丙冷凝器有限公司划入上海xx置业有限公司金枫豪园虹盛路***弄***号、58号购房款计人民币3,248,608元，系按厉伟先生的指令，此款属于厉伟先生，特此证明。该证明函在60号案件中作为厉伟的证据提供。7、2006年3月13日萨甲通过顾某甲交付厉伟美元10万元，厉伟和顾某甲互写�条。李振华与厉伟确认该款项是换汇关系。8、某甲公司于1998年8月26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成立，同日，某甲公司将100%普通股股份签发予萨甲。萨甲与李振华系夫妻关系。9、上海某丁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19日，股东为李振华与吕志萍，法定代表人为李振华。上海爱硅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硅堂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15日，股东为李振华、吕志萍，法定代表人为吕志萍。10、2009年3月16日李振华与萨甲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写信称：“2008年5月左右，因考虑到北京奥运会后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走低，我们决定出售部分房产物业获利止损时才发现，早在2006年5月17日，厉伟就背着我们编造事实，恶意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我李振华……。”2014年8月13日，李振华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厉伟赔偿李振华损失�民币17,531,399.30元，吕志萍对上述赔偿义务与厉伟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生效案件被再审改判，原生效判决被执行所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厉伟、吕志萍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案情况，法院认为，在当事人确有提起诉讼的事实基础、对于证据未有捏造或虚假提供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当事人尽到了其在诉讼中应尽的注意义务。综观本案，引发本案财产损害赔偿之诉的在先案件，即60号案件中，厉伟提供了李振华的户籍地址，因向户籍地址送达未果，法院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李振华并无证据证明厉伟存在恶意隐瞒李振华联系方式的情形。作为购房一方，李振华理应对其所支付的购房款清晰明了，但李振华却在2008年10月14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时主张支付的购房款是人民币1,532余万元，与之后主张的购房款数额不相一致，有违常理。李振华主张的购房款均是由案外人某甲公司支付，且支付的途径也不尽相同。虽然某甲公司事后表明其所有支付的款项均是替李振华支付的购房款，但由于缺乏事前约定，加之某甲公司与厉伟之间、李振华与吕志萍之间均存在较密切的经济关系，且早在李振华与厉伟签订委托合同之前某甲公司就已数次向厉伟支付款项，如此均导致对某甲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认定存在困难。在某甲公司所有支付的款项中有九笔系通过顾某甲转付，顾某甲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某丙冷凝器有限公司曾在60号案件中出具证明函，确认上述九笔款项中的两笔，即上海某丙冷凝器有限公司划�上海xx置业有限公司金枫豪苑虹盛路***弄***号、58号购房款计人民币3,248,608元系按厉伟的指令，此款属于厉伟。而且，上述九笔款项中的2006年3月13日发生的一笔10万美元确属厉伟与顾某甲之间的换汇关系。（2013）沪高民一（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综合考虑了顾某甲的证言、厉伟对于其与顾某甲之间就上述九笔款项中的八笔系换汇关系的举证不能以及某甲公司的付款行为等因素最终认定某甲公司通过顾某甲转付的八笔款项，即人民币10,748,608元是购房款。至于某甲公司支付的其余款项，厉伟称均属于某甲公司应支付给厉伟的分成款，鉴于厉伟未能充分举证，法院最终未采信厉伟的主张。综上，对于某甲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法院最终系通过举证责任分配作出认定。因此，李振华并无证据证明厉伟在60号案件中存在明显的恶意。事实上，李振华提出申诉后，上海市高�人民法院也曾驳回了李振华的申诉请求。在民事诉讼中，可能会因事实认定争议、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争议等诸多因素导致一、二审及再审作出不同的认定和处理，这也正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应承担的合理风险与成本。因此，李振华提出的厉伟在60号案件中存在恶意诉讼的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此外，李振华要求以五套房屋在2014年4月1日的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其的经济损失，然李振华曾在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信函中提到其决定于2008年5月左右出售部分房产获利。故李振华主张的损失并非直接损失，也并非必然产生。综上所述，李振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李振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6,988元，由原告李振华负担。原审判决后，李振华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遗漏关键证据，有关厉伟对李振华的诉讼行为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在同一案件的不同诉讼阶段中由不同法院作出不同的认定和处理，其原因存在诸多因素，这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合理风险与成本，以及即使60号案件不发生，李振华原本也已决定在2008年出售五套房屋，李振华主张的损失并非直接损失和必然发生等认定均属错误。一、厉伟提起60号案件的诉讼主观存在恶意。1.在60号案件的再审过程中，顾某甲曾出庭作证并明确表示，其同意帮忙换汇时就知道该款项是为了萨甲在上海投资买别墅之用。这一证言充分证明通过顾某甲换汇转手的钱款用于李振华购房，这一点自始各方都明知的，因此，厉伟否认该款项的购房用途是故意说谎，其起诉李振华显属恶意。2.2004年11月16日，厉伟曾向李振华的丈夫萨甲发出电子邮件，其中写明五套房屋中上海市虹盛路***弄57、58号房屋当时的待付尾款金额为人民币2,248,608元。次日，李振华即汇给顾某甲美元272,096.81元，依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就是2,248,608元，与两套房屋的待付尾款的金额完全一致。11月18日，顾某甲便将此款以支票方式交付厉伟，厉伟则立即以该支票直接向开发商支付两套房屋尾款。上述过程金额对应，脉络清楚，厉伟不可能不知道该款项的购房用途。3.2005年5月4日，厉伟向萨甲发出电子邮件，要求汇款人民币110万元给某乙公司，言明用于购买五套房屋中的厦门市飞龙南路***号房屋。2005年5月11日，李振华汇给某乙公司美元133,107.45元（依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即为110万元）。次日厉伟就向开发商支付了人民币110万元的房款。该笔款项的用途以及厉伟对此的明知，同样显而易见。原审遗漏以上三项重要事实，导致错误判决。二、原审肯定厉伟恶意诉讼的正当性，质疑李振华依法维权的合理性，明显不当。厉伟隐匿、捏造相关证据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尽到了其在诉讼中应尽的注意义务，而李振华关于已付的购房款前后陈述不一则属事出有因。三、原审故意弱化他案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基本上否定了他案生效裁判对于双方当事人谁是谁非的基本评判结论。四、本案应当在他案生效裁判的基础上，围绕不当诉讼引起的责任承担问题进行处理。厉伟提起的60号案件已被驳回诉请，属于存在过错的不当诉讼，应当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对方当事人损失的赔偿责任。李振华所主张的本案损失，是指因房价上涨而导致其重置五套房屋所必须付出的额外成本，并非指五套房屋的预期增值利益，属于直接损失。至于2008年打算出售之事，即便当时李振华真有此想法，也只是可能意向，并非实际行动，更非必然结果。李�华主张的损失与厉伟的不当诉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振华的诉请具有相应的依据。因此，李振华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厉伟、吕志萍承担。被上诉人厉伟、吕志萍共同辩称，不同意李振华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因厉伟提起的委托购房款给付的60号案件之诉被再审改判引发，李振华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则应当举证证明厉伟在提起60号案件诉讼时存在明显的恶意。然首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显示厉伟故意向法院隐瞒李振华的联系方式致使李振华无法到庭诉讼，法院在向李振华的户籍地送达无果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亦符合法律规定。就李振华与厉伟、吕志萍之间划转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己见。其次从款�划转的时间跨度来说，包含了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出具之前，之后以及购房后。从款项划转的途径上看，根据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有四个流向，一是划至厉伟、二是划至吕志萍、三是通过顾某甲交予厉伟、四是通过某乙公司交予吕志萍。划款的主体又并非李振华或其丈夫萨甲，而是萨甲的个人独资加拿大公司某甲公司，而某甲公司与厉伟之间、李振华与吕志萍之间又均存在较密切的经济关系。因此，结合李振华在60号案件的申诉及再审过程中对于其主张的已支付的购房款的陈述前后不一的情况，本院认为，李振华仅凭本案现有证据难以佐证其购房的委托代理人厉伟对于收取的其通过各种途径划转的款项的性质及用途在收取时有清醒的认知。故虽然60号案件已被再审改判驳回厉伟的诉请，但该案再审判决是综合考虑了顾某甲的证言、厉伟对于其与顾某甲之间就九笔款�中的八笔系换汇关系的举证不能，以及结合厉伟收取顾某甲款项的时间与某甲公司汇款给顾某甲的时间基本一致等因素，而依据裁判规则作出了“可确认厉伟收到某甲公司经顾某甲交付的李振华购房款人民币10,748,608元”的认定。李振华上诉所提的所谓遗漏的三点事实也难以认定厉伟提起60号案件之诉时主观上明知其实际收到李振华划转的款项中的购房款已超过代付的购房款，故难以认定厉伟的起诉存在明显的恶意。其次，李振华以财产损害的赔偿纠纷诉至法院，但查其因厉伟提起60号案件一案的不当诉讼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应当是强制执行中被拍卖的其名下的五套房屋当时的市场价值，也即7,065,898.7元。但该项损失已通过本院2014年4月1日作出的（2014）沪一中执字第158号执行裁定书所确定的强制执行程序予以解决。现李振华提出本案诉请，主张所谓因房价上涨而导致其重置五套房屋所必须付出的额外成本，但根据其曾在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信函中提到其决定于2008年5月左右出售部分房产获利的表述，其诉请的损失并非因厉伟不当诉讼所产生的直接损失，也并非必然产生。故李振华认为其主张的损失属于直接损失，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在上诉人李振华无法充分举证证明厉伟提起60号案件的诉讼存在明显恶意，其本案主张的损失难以认定为厉伟不当诉讼而引发的直接损失以及厉伟的诉讼行为与李振华主张的损失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审对其诉请予以驳回，当属无误。本院亦难以支持李振华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6,988元，由上诉人李振华负担。本�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懿欣代理审判员  潘俊秀审 判 员  翟从海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