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9刑终435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某，女。因本案于2019年1月8日被拘留，同年1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钟某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粤0981刑初20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钟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查阅案卷，讯问上诉人钟某，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8年2月至同年10月间，被告人钟某利用担任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城北办证大厅负责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业务之便，约为苏某（另案处理）违规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486张，共非法收受苏某送的好处费共93300元，具体情况如下：1．2018年2月至10月，钟某非法收受苏某通过微信转账的好处费34笔共32700元。2．2018年5月的一天，钟某在信宜市非法收受苏某送的好处费5000元。3．2018年5月10日至8月23日，钟某非法收受苏某通过支付宝、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好处费10笔共45600元。4．2018年9月23日，钟某非法收受苏某委托徐某微信转账的好处费10000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针对原公诉机关提出的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原判综合评判如下：第一、关于被告人钟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13号（以下简称“意见”），中的第一点，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的意见，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2.根据信宜市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情况及信宜市纪委监委出具的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实本案的线索源自于苏某、叶某春、钟某、张某梅等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公安机关调查，于2018年11月7日被立案，2019年1月29日被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1月8日，钟某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信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5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3月11日，由信宜市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成立核查组，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核实。核查组询问了钟某、苏某、朱某云等人，发现钟某在信宜市公安局车管所任辅助人员期间，负责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时，利用工作的便利，多次违规为社会人员苏某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为苏某谋取利益，并收受苏某的好处费合计人民币93300元。2019年3月20日，信宜市纪委监委对钟某涉嫌受贿罪立案调查。2019年3月22日，调查组对钟某进行讯问，钟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由此可见，当时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钟某收受贿赂的犯罪线索，鉴于公安机关并没有受贿罪的侦查权，公安机关把相关犯罪线索移交纪委监委进一步深入调查。随后，信宜市纪委监委于2019年3月11日进行初步的核实线索，掌握了其犯罪事实，并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侦查。纵观整个犯罪事实，钟某在公安机关调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期间并未有主动交代自己犯受贿罪事实的意识，只是认为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对自己涉嫌的犯罪行为进行整体性的陈述。故，钟某一方面缺乏投案自首的主动性；另一方面纪委监委在得到相关线索后，于2019年3月13日等对证人林某峰等人进行了询问，掌握了钟某的犯罪事实。3.因此，被告人钟某不属于上述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并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情形，故其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其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第二、关于被告人钟某犯罪数额及量刑问题。被告人钟某实施贪污犯罪总数额为人民币933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法释（2016）9号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所以，被告人钟某的量刑幅度应当为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被告人钟某犯受贿罪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原判认为，被告人钟某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罪总数额为人民币93300元，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处予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钟某的罪名属实，应予认定。被告人钟某犯罪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钟某收受的赃款人民币93300元，依法应当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被告人钟某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的予以采纳，经查不属实的，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钟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经过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钟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对于被告人钟某收受的赃款人民币93300元，依法应当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钟某不服，提出上诉称：原判量刑过重，其认罪认罚，具有坦白情节，且系自首。请求本院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至同年10月间，上诉人钟某利用担任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城北办证大厅负责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业务之便，约为苏某（另案处理）违规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486张，共非法收受苏某送的好处费共93300元，具体情况如下：1．2018年2月至10月，钟某非法收受苏某通过微信转账的好处费34笔共32700元。2．2018年5月的一天，钟某在信宜市非法收受苏某送的好处费5000元。3．2018年5月10日至8月23日，钟某非法收受苏某通过支付宝、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好处费10笔共45600元。4．2018年9月23日，钟某非法收受苏某委托徐某微信转账的好处费100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物证、书证1．苏某、叶某春、钟某、张某梅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证实苏某、叶某春、钟某、张某梅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于2018年11月7日被立案，2019年1月29日被移送审查起诉。2．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实2019年1月8日，钟某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信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25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3月11日，由信宜市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成立核查组，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核实。核查组询问了钟某、苏某、朱某云等人，发现钟某在信宜市公安局车管所任辅助人员期间，负责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时，利用工作的便利，多次违规为社会人员苏某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为苏某谋取利益，并收受苏某的好处费合计人民币93300元。2019年3月20日，信宜市纪委监委对钟某涉嫌受贿罪立案调查。2019年3月22日，调查组对钟某进行讯问，钟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3．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出具《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工作流程说明》，证实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日常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工作流程。4．信宜市公安局证明、警务辅助人员政审表、信宜市公安局临工工资发放表，证实被告人钟某于2008年8月至2019年1月在信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管所从事警务辅助工作，工资由信宜市公安局经费统发。5．户籍资料，证实被告人钟某于1978年3月12日出生。二、证人证言1．证人朱某云（车管所所长）证言：信宜市车管所主要负责车辆的登记（包括机动车辆上牌和办理临时车牌）和驾驶人考试等工作。车管所办理临时车牌实际操作流程：提供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保险单原件和车辆合格证等材料到车管所大厅临时号牌2号窗（登记核实窗）进行核实，录入信息；后到3号窗（也是登记核实窗）选车牌号，打印临时号牌；其他5号、6号窗口负责办理邮寄手续、登记证书和完善手续归档。如果2号窗忙，3号窗也可以负责核实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等材料并选车牌号。办理临时号牌的资料是由我所的档案室保存，时间为2年。茂名市内购买的车辆如果需要开出茂名市外，经本人申请，手续齐全的话，也需要我同意才办理，但这种情况很少。钟某是2014年年初到临时车牌3号窗工作的，负责车牌选号、打印临时车牌。2号窗忙，钟某也可以负责核实车主身份证原件、车辆购置发票等材料并选车牌号。2018年10月钟某调到资料室工作。2018年9月时，茂名市车管所领导发信息给我，说茂名市车管所有人倒卖临时车牌，我收到信息后找张某梅了解，发现她帮人办理大量的外地车辆临时车牌。局纪检经过调查，发现钟某办理了大量的外地车辆临时车牌，我便将钟某调到资料室工作。钟某办理外地车辆临时车牌时，没有找过我，也没经我批准。2．证人林某峰（车管所副所长）的证言：林某峰的证言与朱某云证言基本一致，证实：根据所的规定，为外地车辆办理临时号牌需经所长同意，不需向他请示。3．证人苏某的证言：2015年时我办理汽车牌照业务时认识钟某，他是信宜市车管所的警务辅助人员。2018年3月，我以前的同事叶某春打电话问我，是否认识车管所的人帮办理外地（茂名地区以外）车辆的临时车牌。我打电话给钟某，钟某说可以，但办理一张外地机动车的临时号牌要给她200元的好处费，我答应。后我答复叶某春说信宜市车管所可以帮他办理外地车辆的临时车牌，不过每张300元，叶某春同意。实际上办理一张临时号牌需要支付钟某200元好处费，10元工本费，4元打印费，每张临时号牌我获利86元。每次叶某春需要办理机动车临时车牌时，他通过微信发送机动车车主的身份证、车辆合格证、车辆强险、车辆购置发票的照片给我，我就将四样材料的照片打印出来拿到信宜市公安局办证大厅的3号窗口交给钟某录入信息，后我就去窗口交每张临时号牌10元的工本费，后拿10元工本费的单据给3号窗口的钟某，钟某就帮我打印临时号牌给我。叶某春收到机动车临时号牌后就按照300元每张的价格通过手机微信将钱转账给我。刚开始我每次按每张200元的价格结算好处费给钟某，后我就每隔大半个月或一个月结算给钱钟某。我有叫钟某办理本地机动车临时号牌，按每张本地临时号牌100元支付好处费给她。钟某是2018年3月前帮我办理本地车辆临时号牌的，是从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帮我办理外地机动车临时号牌。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间，钟某一共帮我办理500张左右临时号牌，具体数目记不得了。经过我对我个人微信号的转账记录进行辨认，共34笔，金额共计32700元，是钟某帮我办理临时号牌时我给她的好处费。大概在2018年5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钟某，问她在哪里，我将办理临时车牌的钱给她。我与她约定在路口见面。我到约定的地点等她，钟某开着一辆红色威驰汽车到，待她摇下车窗，我将5000元现金通过车窗递给她。经过我对工商银行卡号后四位数为“7882”的账单辨认，打勾的10笔银行汇款和支付宝转账共45600元，是钟某帮我办理临时号牌时我给她的好处费。我还通过我的朋友徐某（信宜广本汽车4S店的同事）微信转账过一笔10000元给钟某，这笔10000元我已还给徐某。大概在2018年9月，钟某说不再帮我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她叫张某梅帮我办理，每张临时号牌要给张某梅100元好处费，同时也要给她100元的好处费。张某梅一共帮我办理89张机动车临时号牌，这笔8900元的好处费我还没支付给钟某。上述一共支付钟某93300元好处费。4．证人徐某的证言：2018年9月23日下午，苏某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微信转账10000元给一个在信宜市公安局办证大厅窗口工作的女工作人员，后苏某推荐一张微信名片（忘记微信号，微信图案是蓝色花朵）给我，我用我的微信号在微信上转10000元给她，我见她收了钱后我就删了她的微信号和微信记录，不过现在我的手机里还保存有当天我转10000元给她的转账记录。三、上诉人的供述与辩解上诉人钟某的供述：2008年8月至2019年1月，我在信宜市车管所工作，任警务辅助人员，属合同制职工。2008年8月至2014年2月在车管所证件制作室工作，2014年2月至2018年10月在信宜市公安局办证大厅机动车选号、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窗口工作；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在信宜市公安局办证大厅二楼资料室工作。办理临时车牌程序：车主需要递交车主身份证、车辆合格证、车辆购置发票和保险单等材料到我所在窗口，我核实无误后录入车主、车辆信息，便直接打印临时车牌给车主，车主再到缴费窗口缴交工本费或直接扫二维码支付工本费。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车主是茂名市本地户籍，我可以直接审核为他办理临时车牌，如果车主是茂名市外户籍，还需要口头请示所长，经过所长同意才能为车主办理临时车牌。苏某30多岁，据我所知他在信宜市区某车行上班，经常到车管所办理业务，我和他就是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认识的。2018年2月左右，苏某找我让我帮助办理临时车牌，说他需要办理的临时车牌数量比较多，且车主大多数是外地人，按规定很难办理到，因而希望我可以帮忙。我说如果是违规的我不会帮忙，但苏某仍反复央求我，并承诺可以按办理临时车牌的张数送钱给我，车主是茂名市本地户籍的临时车牌每张100元，车主是茂名市外户籍的临时车牌每张200元。我不同意。但从2018年2月开始，苏某每次到窗口办理临时车牌，都会按照上述的标准通过微信转账给我，刚开始我心里害怕，但后来见没人发现，便逐渐接受这种做法，只要是苏某拿资料来，我都会帮忙办理临时车牌。由于收了苏某的钱，即使车主是茂名市外地人，我也没有向所长汇报，在没有征得所长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为他办理了车主是茂名市外地人的临时车牌。苏某当时提供办理临时车牌的资料都是复印件，不是原件。由于临时车牌的试用期限最长只有1个月，没有人要求我要将办理临时车牌的资料整理归档保存。因此，我在办理临时车牌窗口工作期间，一直都没有对申请办理临时车牌的资料进行归档，都是积攒一段时间后当作废品清理了，苏某办理临时车牌的资料自然也没有归档保存。具体情况如下：（1）自2018年2月以来，苏某办理的临时车牌数量比较多，而且车主大多数都是茂名市外户籍，车辆也是外地购置，按照正常程序，需要经过所长同意，但我没有向所长汇报，征求所长意见，直接私下帮他办理了。苏某为了感谢我的帮助，才送钱给我。从2018年2月开始，苏某每次到我这办理完临时车牌，都会转账到我微信，我想到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工资收入比较低，一时贪心，希望通过这样拿点钱帮补家庭，便把钱收下了。我刚开始还是害怕的，在他送了几次钱给我后，我见没有人发现，胆子越来越大，帮助苏某办理的临时车牌便越来越多，收的钱也越来越多。苏某主要是通过转账到我微信、转账到我银行账户和直接送现金三种方式送钱给我的。经我辨认，我的微信号是qwxxxxx，苏某的微信号是Suxxxxx，该资料反映我与苏某之间的微信转账情况属实。其中，自2018年2月8日起，为感谢我帮忙办理临时车牌，苏某通过微信转账送款给我共34笔，合计32700元。（2）2018年5、6月的某一天中午，苏某打电话说他手上有点现金，要结算一下办理临时车牌的钱给我，我们约好下午去上班的时间在信宜市见面。当天下午，我驾驶小车（红色丰田威驰，粤Kxxxxx）在信宜市和苏某碰面，他在车外拿出一叠现金递进车里给我。事后，我清点发现这笔现金5000元。（3）到了2018年5、6月，经过一段时间合作，为方便使用苏某送给我的钱，我提供个人的农业银行账户给苏某。因帮忙办理临时车牌，苏某前后10次共转账45600元到我农业银行账户。（4）2018年9月下旬（中秋节前后）的一天，苏某说很久没结算办理临时车牌的钱给我了，但他的微信里现在没有这么多钱，会叫他的朋友转钱给我，让我加一下他推荐的微信名片的好友（具体微信号我记不清了），我加了后，和苏某的朋友没有交流，他马上转了10000元给我，我收到钱后也删除了他的好友。为感谢我帮忙办理临时车牌，苏某一共送给我93300元，全部用做我的个人生活开支。自2018年2月至10月，据我回忆，我个人直接帮助苏某办理的临时车牌应该在500张左右。绝大部分都是茂名市外户籍的车主，也有小部分是茂名市本地户籍的车主，但两者各办理了多少张我也说不清楚了。我曾听苏某说过，珠三角地区那里很多车主买了车，但由于还没排队摇号拿到正式车牌，便会大量需要这种临时车牌供车辆上路，但具体苏某提供给谁我就不清楚了。我自己从来没有主动和苏某结算我帮他办理临时车牌的钱，都是苏某送多少我就收多少。但在2018年10月，苏某和我说过一次，他还需要再给我一笔钱，大约在10000元左右。我没找苏某要过这笔钱，这笔钱直到现在苏某也没给我。四、鉴定意见现场检验报告书，证实上诉人钟某的现场尿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阴性。五、辨认笔录1．钟某工作中经手办理的临时车牌情况表：证实经钟某指认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钟某经手办理的临时车牌中约有500张是帮苏某办理的。2．苏某辨认材料：证实经苏某指认，2018年2月至2018年10月，苏某委托钟某办理的临时车牌中有486张。3．钟某微信部分交易明细：证实经钟某、苏某指认，2018年2月8日至10月8日，苏某通过微信转账送款给钟某共34笔，合计32700元。4．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证实经钟某、苏某指认，苏某共10次通过银行转存和支付宝转账，共转账45600元到钟某个人农业银行账户。5．徐某辨认材料：证实经钟某、徐某指认，2018年9月23日，苏某通过徐某微信账户送了10000元给钟某。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钟某上诉所提意见，经查：1.关于上诉人钟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原判已作详尽评析，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2.上诉人钟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情节，原判已予认定并据以量刑，本院不再重复评介。3.综合考评上诉人钟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原审判决对其处刑并无不当。上诉人钟某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罪总数额为人民币93300元，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钟某犯罪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钟某上诉所提理据不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亚车审 判 员  李 楠审 判 员  周经辉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梁倍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