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唐侨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峰，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玲，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东源（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罗广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泳凤，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源（广州）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4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承担2015年6月8日之前的仓储费存在错误。1.《货权转移单》明确约定存储在被上诉人东莞杨屋仓的426.503立方米杂木的所有权自2015年6月8日起转移，自货权转移日起货物所有权和风险转至上诉人，相应仓储等费用亦转由货权接收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货权转移单》仅明确货权转移之日起的仓储费由上诉人承担，并未明确货权转移之前的仓储费的承担主体，实际是对《货权转移单》约定的错误解读。《货权转移单》中明确“转由货权接收人承担”，“转由”即可得出货权转移之前的仓储费不是由上诉人承担。即使上诉人和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建发公司）的《代理进口合同》约定委托方承担所委托进口货物的运输和仓储费用，但实际上，《货权转移单》已经修改了仓储费的承担方式，即仓储等费用自2015年6月8日起转移至上诉人承担。2.即使基于《货权转移单》，上诉人要承担自2015年6月8日的仓储费，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未就仓储费的标准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仓储费的标准也没有任何依据。建发公司、被上诉人也并未向上诉人告知任何仓储费的标准，也并未向上诉人提供建发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只是在本次诉讼发生时，上诉人才得到了《仓储保管合同》，在上诉人未对仓储费标准进行确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即要求上诉人支付仓储费，缺乏依据。3.一审法院以《代理进口合同》约定上诉人承担货物的运输和仓储费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货权转移之前的仓储费，实为对《代理进口合同》所认定的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代理进口合同》为上诉人与案外人建发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为被上诉人和建发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被上诉人基于《仓储保管合同》主张货权转移之前的保管费的，应当向建发公司提出，而非是向被上诉人主张。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被上诉人逾期付款利息过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及利息计算标准，被上诉人也未举证曾向上诉人主张仓储费具体时间，以上诉人收到起诉状之日为被上诉人主张付款之日。既然上诉人收到起诉状之日为被上诉人主张付款之日，那么上诉人待本案判决生效之后再支付仓储费也合情合理，不应被认定为违约，上诉人不应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即便上诉人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第三条的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在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加收30%~50%。上诉人待生效判决作出后再向被上诉人支付应付的仓储费，并无逾期故意，而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被上诉人逾期付款利息，明显过高。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第一次移库产生的运输费及装卸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被上诉人与建发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如保管方仓库地址有变动，需及时有效地书面通知存货方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通知义务。被上诉人在未通知上诉人也未取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移存货地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且被上诉人也并未提供移库的必要证据，被上诉人已构成违约，应自行承担移库的运输费及装卸费。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财产保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申请财产保全的前提是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行为，使判决难以执行或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本案中，上诉人还有426.503立方米的杂木存储在被上诉人仓库，根据上诉人和建发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该批杂木的购买价格为661079.65元，远远大于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仓储费的金额，且杂木已经由被上诉人控制，不必担心判决难以执行。因此，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没有任何必要，属于错误申请，上诉人无需承担被上诉人的保全费。五、2015年10月1日前的仓储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无需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的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故2017年10月1日以前已经满二年的债务，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2015年10月1日前产生的仓储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部分费用上诉人无需再支付。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112民初4974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东源（广州）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仓储费用（自2014年7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为319941.94元）及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以上诉人拖欠仓储费用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自仓储费用应付之日的次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为135422.2元）；2、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第一次转仓运输费及装卸费用共计49524元及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以上诉人应付转仓运输费及装卸费用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自2017年8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为10816元）；3、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第二次转仓运输费及装卸费用共计50000元及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以上诉人应付转仓运输费及装卸费用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自2017年12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为6750元）；4、判令上诉人即时提取仓储物（若上诉人在法院作出判决之日起三十天内仍不提取仓储物，被上诉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拍卖仓储物，拍卖款项用于支付被上诉人仓储费、转仓运输费及装卸费用、以及相应的逾期付款经济损失；如拍卖款支付前述款项后有剩余的，剩余款项退回给上诉人，如不足以支付的，则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继续支付未付清的款项）；5、由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上诉人储存在被上诉人处的杂木426.503立方米（共计货值773463.19元），如被上诉人不能交付的，则要求被上诉人按不能交付杂木的购买价格每立方米1813.5元（按当时购买价格250美元×当时美元汇率6.2及17%关税计算）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支付自2015年6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诉及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保管方）与建发公司（存货方）于2013年8月1日签订了一份《仓储保管合同》，约定建发公司存储货物在保管方处，存货地址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第一工业区莞长路63号，如保管方仓库地址有变动，需及时有效的书面通知存货方。合同第四条第3点约定货权转移：若存货方不办理货物出仓而直接将仓储货物货权转移给第三方的，保管方应凭盖有“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物管专用章”、存货方有权发货人签名及货权接收人有效印章或签名的《货权转移单》将货权转移给指定单位或指定人。货权转移后，相关仓储等费用由货权接受单位支付。第六条约定仓储费用为纸张0.38元/吨/天，卸车费10元/吨，装车费10元/吨（月结）；板材0.5元/立方米/天，装卸费600元/柜（40尺）。保管方每月应将费用书面告知存货方。存货方对费用清单核对无误且在收到保管方实际仓储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付款。第七条第2点约定存货方须出具《出仓通知单》、《货权转移单》，并提供提货人信息。及时支付相应的保管费及其他费用，并在提完全部货物前付清。第3点约定如一方违约，除依法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费用、差旅费、通讯费。建发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向被上诉人送杂木59.896立方米，于2013年12月4日送杂木126.615立方米，于2014年3月21日送杂木90.325立方米，于2014年3月22日送杂木72.05立方米，于2014年3月30日送杂木121.312立方米，于2014年3月31日送杂木15.242立方米，于2014年4月1日送杂木48.443立方米，存储的杂木共计533.883立方米。后建发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提货31.56立方米，于2014年7月提货6.266立方米、21.231立方米、17.911立方米，于2014年8月13日提货7.117立方米，2014年10月19日提货23.295立方米，剩余存储的杂木共计426.503立方米。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杂木费用结算表计算可得，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装卸费、仓储费为48343.56元，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为74702.6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于2014年7月12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装卸费用、仓储费用48343.56元，但上诉人认为该费用不应由其承担。上诉人还称由于双方对上诉人应否承担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和违约金存在争议，被上诉人不让提货，故上诉人之后一直未支付过仓储费用，对转仓事宜上诉人并不知情。2015年6月8日，建发公司、被上诉人、上诉人三方共同签署了一份《货权转移单》，确认建发公司将其在被上诉人仓库的426.503立方米杂木的货权转移至上诉人，备注相关物流费用由客户承担，上述货物自货权转移日起货物所有权和风险转移至货权接受人，相应仓储等费用亦转由货权接受人承担。被上诉人述称，由于其承租的杨屋仓库要拆迁，出租方在2017年6月至7月通知其尽快搬走仓储物，由于案涉杂木是板材，体积过大，无法全部转移存放到被上诉人的黄埔仓，故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将案涉杂木暂时转仓存放在乡源仓。乡源仓业务比黄埔仓多，而案涉杂木占用仓库面积导致长时间不产生经营效益，后来黄埔仓有空余，于是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将案涉杂木全部转移到黄埔仓，该两次转仓均电话通知了上诉人，但上诉人未明确回复，也未付款及提货。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与广州易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运输仓储合同》，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委托广州易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承运案涉杂木的两次转仓，第一次转仓产生运费和装卸费用为49524元，第二次转仓产生运费和装卸费用为50000元。被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1月2日、2018年4月16日支付了上述费用。被上诉人另提交了其与东莞市晨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书》，表示因杨屋仓库即将被政府征用拆迁，故约定解除双方于2013年7月18日签订的关于杨屋仓库的《租赁合同》，并于2017年12月30日前清空场地交还出租方。上诉人于2018年9月30日收到本案起诉状和证据。原审法院另查明，上诉人（委托方）与建发公司（代理方）于2013年7月8日签订了一份《代理进口合同》，约定上诉人委托建发公司代理进口杂木1000立方米，单价为250美元/立方米，总价值为250000美元。合同第三条第5点约定委托方承担所委托进口货物的运输和仓储的费用及风险。第四条第2点约定协议所涉汇率暂按1:6.2计，如实际对外付款当日银行汇率发生变化，以实际汇率为准，多退少补；第4点约定货物进出口的一切费用均由委托方承担。代理方垫付货款和税款利率为从代理方付款当日起算，90天以内，代理方按月利率8‰收息；91天-120天，按月利率10‰收息；121-150天，按月利率12‰收息；151-180天，按月利率15‰收息；180天以上，按月利率18‰收息。如委托方无法一次提走全部货物，剩余货物入代理方指定仓库。代理方根据实际入库货物数量和资金占用（委托方未付的货款和税款），收取仓储费和利息。其中货物进出库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委托方承担，由委托方直接与仓库结算。签订上述合同后，建发公司实际进口杂木数量为1000立方米，上诉人为此实际支付的款项为1440000元。上诉人于原审庭审后补充情况说明，称其向建发公司支付的1440000元不包含运输费和仓储费，其诉请的案涉杂木价值是按《代理进口合同》约定单价250美元乘以合同约定汇率6.2再乘以17%关税计算，即单价为1813.5元/立方米，426.503立方米杂木的价值为773463.19元。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双方意见，本案主要有五个争议焦点，一是货权转移之前即2013年12月3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货权转移之后即2015年6月8日之后的仓储费应如何计算；二是上诉人应否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如应承担则违约金应如何计算；三是案涉杂木两次转仓产生的运费及装卸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四是双方产生本案纠纷，案涉杂木应如何处理；五是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第一个争议焦点。《货权转移单》的备注栏写明：相关物流费用由客户承担，上述货物自货权转移日起货物所有权和风险转移至货权接受人，相应仓储等费用亦转由货权接受人承担。该约定仅明确货权转移之日起的仓储费由上诉人承担，并未明确货权转移之前的仓储费的承担主体。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上诉人与建发公司之间的《代理进口合同》，案涉杂木的所有权人实际是上诉人，合同第三条第5点约定上诉人承担货物的运输和仓储费用，第四条第4点约定代理方根据实际入库货物数量收取仓储费，从上述条款可知上诉人是案涉杂木所产生的仓储费的最终承担方。其次，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装卸及仓储费用48343.56元，而上诉人在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明确其与建发公司实际结算价格中并不包含运输费和仓储费，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以实际行为认可与被上诉人直接结算仓储费的交易方式。因此，2013年12月3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74702.6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015年6月8日三方签订《货权转移单》明确在被上诉人仓储的案涉杂木尚余426.503立方米，之后上诉人未提取过货物，按照《仓储保管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板材的仓储费为0.5元/立方米/天，则案涉杂木每日仓储费为213.25元，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自2015年6月8日起至提货之日止，按照每日213.25元计算的仓储费。对于上诉人主张2015年10月1日前的仓储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部分无需支付的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仓储合同，未明确约定仓储费的支付时间，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之日起算，故上诉人的该项抗辩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二、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称由于双方对上诉人应否承担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和违约金存在争议，被上诉人不让提货，故上诉人未支付仓储费用。原审法院认为该理由有违公平交易原则，不应成为上诉人拒不支付仓储费用的合理理由。上诉人仅支付了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仓储费用48343.56元，其拒不支付其余仓储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其损失的具体内容及数额，其损失主要体现为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双方未有明确约定付款时间及利息计算标准，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实曾向上诉人主张仓储费的具体时间，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收到本案起诉状之日即2018年9月30日视为被上诉人主张付款之日，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同时，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按照每日万分之六计算违约金的标准提出异议，该标准确属过高，原审法院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法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综上上述第一、第二争议焦点的论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仓储费及逾期付款利息应计算如下：2015年6月8日至2018年9月30日产生的仓储费为258245.75元（213.25元/天×1211天），即2018年9月30日之前产生的仓储费共计332948.35元（74702.6+258245.75），该部分仓储费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332948.3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上诉人提货之日止，仓储费按照213.25元/天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则以每日产生的仓储费为基数，以实际欠付天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如2018年10月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13.25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依此类推）。三、第三个争议焦点。《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百六十九条规定“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被上诉人主张第一次转仓是由于杨屋仓库需拆迁，出租方通知清空场地并解除租赁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次转仓行为确属为维护上诉人利益而为，该次转仓发生的费用49524元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被上诉人诉请的转仓费用逾期付款利息的处理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论述一致，故第一次转仓费用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于第二次转仓行为，被上诉人称由于乡源仓业务比较多，为避免长时间不产生经营效益而将案涉杂木再次转移至黄埔仓，即第二次转仓主要是基于被上诉人的自身利益考虑，并不属于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紧急情况或为了维护仓储方的利益而为，亦无法为上诉人所预见，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承担第二次转仓的费用50000元及利息，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四、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储存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物，保管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提取案涉杂木，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依法应给予上诉人必要的准备时间。至于被上诉人要求在上诉人逾期提取仓储物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强制拍卖仓储物用于支付仓储费、转仓费用等的请求，属于强制执行措施，在本案中不进行处理，但在上诉人未支付仓储费之前，被上诉人依法有权进行留置，故原审法院将上诉人提取案涉426.503立方米杂木的时间调整为上诉人付清仓储费之日起三十天内。五、第五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反诉被上诉人要求提取仓储物，原审法院已在本诉中对提货进行处理，不再就该反诉请求另行判决。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取货物时，若被上诉人不能交付，需赔偿相应损失。但被上诉人确认案涉426.503立方米杂木全部在库，在上诉人结清费用后就可提货，因此现无法确定被上诉人是否无法交付仓储物，上诉人是否会发生损失以及损失的数额也无法确定，上诉人应待该损失实际发生并确定后再行主张，在本案中不宜径行处理。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源（广州）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9月30日前的仓储费332948.3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32948.35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二、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源（广州）有限公司支付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提货之日止，按照213.25元/天计算的仓储费，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每日产生的仓储费为基数，以实际欠付天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如2018年10月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13.25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依此类推）；三、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源（广州）有限公司支付转仓费用4952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9524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四、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在付清上述第一、第二判项的仓储费及逾期付款利息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东源（广州）有限公司提取仓储物426.503立方米杂木；五、驳回东源（广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762.3元，由东源（广州）有限公司负担472元，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290.3元；一审本诉财产保全费2770元，由东源（广州）有限公司负担275元，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495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767元及财产保全费4387元，均由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仓储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2015年6月8日之前的仓储费的问题。建发公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方于2015年6月8日共同签署的《货权转移单》的备注栏写明：相关物流费用由客户承担，上述货物自货权转移日起货物所有权和风险转移至货权接受人，相应仓储等费用亦转由货权接受人承担。上诉人主张根据《货权转移单》的约定，仓储等费用自2015年6月8日起转移由上诉人承担，对于2015年6月8日之前的仓储费不应当由其承担。虽然《货权转移单》没有约定仓储费转移的日期，但是根据商业习惯以及上诉人与建发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第三条第5点关于上诉人承担货物的运输和仓储费用的约定和该合同第四条第4点关于代理方根据实际入库货物数量收取仓储费，其中货物进出库产生的费用均由上诉人承担，由上诉人与仓库结算的约定；再结合上诉人2014年7月12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装卸及仓储费用48343.56元，由此，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2月3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所产生的仓储费应由上诉人承担，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货权转移单》已经修改了《代理进口合同》的约定，但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仓储费的标准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并未就仓储费的标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建发公司、被上诉人也并未向上诉人告知任何仓储费的标准，但上诉人于2014年7月12日已经支付过装卸及仓储费用，而涉案的仓储物的所有权也于2015年6月8日转移至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对该期间所产生的仓储费的标准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与建发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的仓储费74702.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第一次转仓所产生的费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规定：“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上诉人的仓储物所存放的仓库面临拆迁，被上诉人为维护上诉人的利益而对仓储物进行转仓，符合法律规定。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第一次转仓所发生的费用4952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上诉人未及时支付相应的款项，客观上造成被上诉人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已经构成违约，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自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就支付仓储费的时间进行约定，故原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之日起算，有一定的依据，本院亦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2015年10月1日前的仓储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主张其想提货但是被上诉人不让提货，其不清楚货物是否存在，不同意支付仓储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条的规定：“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诉人没有及时支付仓储费，被上诉人有权对仓储物进行留置。上诉人主张其无需支付仓储费用，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若上诉人提取仓储物时，被上诉人交付不能，上诉人可另循途径主张权利。关于财产保全费的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二）申请费；”以及该办法第十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二）申请保全措施”的规定，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所缴纳的保全费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根据该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据此，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情况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保全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3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鼎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