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4民初850号原告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39号。法定代表人张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宋亮,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富民经济区B区。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四平西道*号***室。法定代表人沈在林,主任。委托代理人冯世凯,男,1979年11月24日生,汉族,该清算所职员,住天津市津南区。原告与被告取回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云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宋亮、被告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冯世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4月7日,原告将5459.8吨玉米存储至被告2号仓库内,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相应的存货承诺证明及2号库玉米数据表。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告向武清区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由武清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5日裁定受理被告破产清算一案。在被告破产清算案件处理过程中,因进入雨季,上述玉米需及时变现,故在武清法院主持下,原告同意被告将上述玉米变卖,出库数量为4775.88吨,单价2180元/吨,并由被告将变现价款10411418.4元进行了提存。另外,2014年4月9日,原、被告及监管单位在办理2号库玉米的入库手续时,各方一致确认存储的玉米数量共计5459.8吨,而玉米出库时数量仅为4775.88吨,短少683.92吨。原告与被告建立了合法的仓储合同关系,被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处置了原告存储于被告2号仓库的玉米,原告为该玉米的所有权人,故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存储在被告2号仓库的玉米处置变价款10411418.4元,并按变价所得价款支付自2014年8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欠付款利息,被告赔偿原告因玉米短少而遭受的损失(以2180/吨,短少683.92吨计算损失数额),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我方认为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在被告和良运公司取回权纠纷诉讼中,原告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该诉讼,并申请取回权,最终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采购合同,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农联公司合法的玉米采购关系,是原告向农联公司购买玉米;2、承兑汇票、收款收据,证明原告已向农联公司支付全部采购款,农联公司确认收到全部采购款;3、增值税专用发票86张,证明农联公司开具了全部增值税发票;4、西大库平面图,证明农联公司与本案被告双方共同确认了原告玉米的存储位置;5、被告与农联公司出具承诺证明,证明双方共同确认存储在2号库内玉米就是原告采购的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6、2号库玉米数据表,证明由仓库及监管单位及原告共同确认盘库记录;证据4-6共同证明农联公司将原告所购玉米交付给原告并存储在被告2号仓库内;7、人民法院报公告,证明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8、被告破产管理人2014年8月6日出具的玉米出库情况汇总,证明2014年6月26日在法院主持下已对存储在2号仓库内原告玉米进行变价处置,处置数量为4775.88吨。经被告质证,对原告证据1、2、7、8没有异议;对原告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实际出库玉米数量与发票记载所购数量不符;对原告证据4、5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原告所购玉米存放在被告2号仓库,原告参与被告公司和良运公司诉讼中向法院提供一份租赁协议,该租赁协议与原告证据4、5有矛盾;对原告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与被告实际出库数量差距很大。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法庭提交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参与被告公司与良运公司诉讼并且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提出取回权请求,但是因其证据不足没有得到法院支持;2号库实际出库数量为4775.88吨,与原告签订采购合同时玉米数量差距很大,并不是原告取回的标的物。经原告质证,对被告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身高院的判决确认主要查明案件事实,诉请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判决本身没有明确确认,关于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可以另案解决;关于出库数量确实与我方入库玉米统计表数量不一致,恰恰说明被告作为仓储单位在履行保管职责时疏忽大意造成我方损失,也是我方要求赔偿的原因所在。经审理查明:(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显示,案外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下称良运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与案外人天津市农联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下称农联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良运公司向农联公司购买玉米5030.8吨,每吨2240元,合同总价款11268992元。合同第三条结算方式约定:“付款方式,卖方(农联公司)仓库内验收质量合格后付款。”第五条交货及验收方式约定:“本合同货物以仓内方式交货,卖方交货地点为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2号仓。”2013年5月7日,良运公司向农联公司付款11268992元,从吉亚公司(本案被告)出具的称重计量单及入库单显示,自2013年3月13日至2013年4月21日共计入库玉米数量为5030.8吨。2013年5月23日,良运公司与被告签订《玉米暂存协议》,约定:“1、甲方(良运公司)将5030.8吨玉米储存在乙方(本案被告)仓库2号库,时限为6个月,乙方无偿负责对粮食数量、质量负责,并保证出库时按账面数量提供货物。2、乙方收到甲方开具的出库通知单后方可出库。”2014年2月19日,本案被告为良运公司出具《库存确认单》,该确认单载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玉米存放在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2号仓玉米5030.8吨,7号仓玉米5989.1吨,特此证明。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并加盖公章。本案被告并于当日向良运公司出具《商品粮油盘点表》,该盘点表列明数量与《库存确认单》数量一致。2014年4月3日,良运公司与本案被告签订《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良运公司将其储存在本案被告2号库内5030.8吨玉米,以每吨233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总价款11721764元,在付款方式中约定,先款后货分期分批的付款提货方式执行此合同及付款期限,但被告未付款。2014年5月12日,良运公司向被告发出关于解除《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的函,载明:2014年4月3日,良运公司与被告签订《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但吉亚公司多次逾期未付款,良运公司视为被告不再购买此批玉米,根据双方约定良运公司通知被告解除上述《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并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2014年4月7日,原告与案外人农联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B[GY-SXLY-001]《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农联公司采购玉米10000吨,每吨2000元,货款共计2000万元,交货期限为2014年4月7日前交付全部货物,货物数量以卖方过磅数量为准,交货地点为卖方仓库。同日,原告与农联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协议》,约定:农联公司将其位于武清区河北屯镇崔霍公路北侧的仓库出租给原告使用,租赁仓库的用途是用于存放原告与农联公司《采购合同》项下的玉米,租期一年,租金共1元/年。2014年4月27日,被告与案外人农联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承诺证明称:“我司承诺在我司厂院内#2、#6仓库的10000吨玉米,为贵司与天津农联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B[GY-SXLY-001]项下的货物。特此证明。”被告及农联公司盖章及肖春签字。原告于2014年4月14日向农联公司交付了远期银行承兑汇票4张,合计2000万元,农联公司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5月7日,案外人天津铭信嘉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铭信公司)与另4案外人汉雅公司、康是源合作社、聚达合作社、牧桐合作社分别签订借款合同,4借款人从铭信公司处各借款500万元。2013年5月7日,被告与铭信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合同》,被告以其2、3号库内各8000吨的玉米,共计16000吨为上述共计200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且于2013年5月8日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证》。2013年5月13日,铭信公司与被告及监管人厦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铭信公司将质押玉米交由监管人监管,玉米存放在被告2、3号仓库内。铭信公司认为,其对存放在2号库内8000吨玉米享有合法抵押权。本院于2014年5月15日受理被告破产清算一案,至2014年8月6日,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对储存于被告公司2号、3号、5号、6号、7号仓库内的玉米进行了出库变现,其中2号仓库玉米出库数量为4775.88吨,3号库出库玉米805.92吨,5号库出库玉米1324.86吨,6号库出库玉米5140.30吨,7号库出库玉米7.06吨。(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认为,原告在该案中主张其于2014年4月7日向农联公司购买10000吨玉米,同时称该玉米系良运公司卖给被告的涉诉玉米,上述主张自相矛盾,另外原告与农联公司的仓库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的仓库并非被告2号和6号仓库,虽然原告持被告和农联公司出具的承诺证明主张2号和6号库玉米为其合同项下的玉米,但该证明与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地点相矛盾。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采购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增值税发票、承诺证明、(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民事判决书、人民法院报公告及玉米出库情况汇总单证明属实。本院认为,被告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告欲对被告公司2号仓库出库的玉米变价款行使取回权,首先应证明出库的玉米归其所有,玉米本身为种类物,只有将其特定化为特定物后,才可谈及所有权问题。从原告所列举证据来看,其与农联公司的买卖合同、交付货款的汇票和农联公司开具的发票均是证明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证据,对债权行为具有证明力;而其列举的承诺证明、2号库玉米数据表、西大库平面图是欲证实其对出库玉米享有物权的证据,但根据(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认定的内容来看,原告与案外人农联公司有仓库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的仓库并非被告公司2号和6号仓库,其持有的承诺证明与租赁合同约定地点相矛盾,原告在本案庭审中表示不向本院提供其与农联公司的仓库租赁合同,但并不能对抗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而且2号库出库玉米数量与原告主张所有权的玉米数量不相吻合,原告欲以主张短缺玉米的损失来补足玉米数量上的差距,从而掩盖此矛盾之处,本院不予认可。相较(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案件,原告在本案中未能提供新的、更确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对被告2号库出库玉米享有所有权,故原告取回权不能成立,本院对原告返还玉米变价款的请求及其他请求均不能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13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刘云鹏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郭淑华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