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26058号原告：北京京宁国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楼**。法定代表人：寇国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帆，男，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春雨，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div>法定代表人：万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京，男，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国晖，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世纪金源商务中心****iv>法定代表人：郝朝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平，北京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峰，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楼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王恒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园园，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创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龙园路****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戴志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宇，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茂华，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京宁国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宁投资公司）与被告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第三人北京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宁科技公司）、北京创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致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京宁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寇国兵、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春雨，被告国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京、侯国晖，第三人顺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平、满峰，第三人京宁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园园，第三人创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宇、潘茂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京宁投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国安公司持有的顺通公司40%的股权所有权归京宁投资公司；2、本案保全费用和诉讼费用均由国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京宁投资公司与国安公司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安公司向京宁投资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转让价格为8500万元。至2014年1月2日，京宁投资公司已足额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除国安公司确认有500万元已于订约前支付完毕外，其他8000万元转让款有国安公司开具的发票为证。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国安公司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后，应当向京宁投资公司出具顺通公司40%股权变更所需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并配合京宁投资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直至国安公司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变更至京宁投资公司合法持有。然而，国安公司至今迟迟未履行约定义务，未将其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为京宁投资公司持有。故依据合同法第60条、公司法第32条的规定诉至法院。被告国安公司辩称，不同意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在司法实践中，股权转让合同必然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公司变更登记等具有一定的公法性质的商事行为联系在一起。在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合同发生争议时，如何探求纠纷当事人在订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中判断出哪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应单纯地拘泥于股权转让合同及其文字表述，而忽视其实质的商事行为内容,应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订约安排、履行行为以及公法因素所带来的诸多影响等，甄别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要理清本案国安公司所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转让行为，就不得不综合考虑京宁科技公司、北京环三环至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顺通公司以及国安公司就顺通公司的经营目标、京宁国大大厦的建设、资金的筹集使用等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各种特殊权利的制度安排。股权转让之争议离不开上述一系列合同以及各种特殊权利的制度安排，没有查明上述一系列合同以及各种特殊权利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将无法探求纠纷当事人在订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上述一系列合同以及各种特殊权利的制度安排中，几乎见不到京宁投资公司的身影，即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一个独立的合同，是与上述一系列合同以及各种特殊权利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的。上述一系列合同以及各种特殊权利的制度安排均由京宁科技公司主导，并与相关主体产生实质交易，包括顺通公司的股权转让安排。基于上述原因，国安公司作如下申请和答辩：一、申请继续中止本案审理。（2018）京民初71号案件（以下简称71号案件）正处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一审审理中，目前尚未审结，且71号案件涉及的京宁科技公司与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签署的2011年9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涵盖顺通公司100%股权的转让，即71号案件涉及的股权涵盖本案40%股权。二、2011年9月10日，京宁科技公司与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已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2016）京01民初282号（以下简称282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有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最终将目标公司（即顺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京宁科技公司名下。表明：环三环公司作为顺通公司的另一股东，已经同意将顺通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京宁科技公司，并放弃优先购买权。2012年12月28日，京宁科技公司与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顺通公司、国安公司就各自持有的顺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五方协议），该协议的效力已被282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有效。该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在创致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向国安公司支付了上述股权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后，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同意国安公司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0%股权直接变更给京宁科技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可见，本案国安公司所持有的顺通公司的40%股权只能变更给京宁科技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三、京宁投资公司虽然提交了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发票，但是根据282号案件的证据，实际上该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京宁科技公司所支付，并非京宁投资公司支付。京宁投资公司并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说明已履行的实际内容与诉争的2013年12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不符，京宁投资公司不具备取得案涉股权所有权和股权变更请求权的合同基础。综上，恳请依法驳回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顺通公司述称，第一，所有权属于物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现在并未规定该40%股权的所有权问题，京宁投资公司不能创设物权，应当驳回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请。第二，京宁投资公司请求确认40%股权的股东身份的主要事实理由为2013年12月25日京宁投资公司和国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顺通公司认为无论是2005年6月22日的民事调解书还是后续2012年的五方协议，国安公司均认为顺通公司40%股权的真正股东是创致公司，顺通公司认为国安公司于2013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恶意并且属于对40%股权的无权处分。根据民法相关规定，京宁投资公司诉状所依据的2013年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损害创致公司和目标公司顺通公司的利益，属于无效合同。40%股权的对价款依然在一中院的强制执行过程中。因此，京宁投资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第三人京宁科技公司述称，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最初国安公司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将100%股权转让给了京宁科技公司。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第二轮要求解除合同，就是北京高院71号案件，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审结。本案的协议是基于京宁科技公司和环三环公司的股转交易，京宁科技公司曾经指定京宁投资公司作为该股转交易40%股权的登记方，本案的协议属于为了办理40%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性文件。本案实际上是关于京宁科技公司和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的股权转让后续是否要继续履行的问题，71号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况下，本案不能进入实体审理。此前本案也是基于该理由中止审理了本案。当初京宁科技公司会指定京宁投资公司签订该手续文件，是因为京宁科技公司在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买了股权，又与北京康联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联公司）有合作，所以指定了京宁投资公司作为该40%股权的登记方。但是当时另有协议约定京宁投资公司是由京宁科技公司和康联公司共管的。现康联公司实际控制了京宁投资公司，违反了共管的约定，故其提起了本案诉讼，但该诉讼并不是京宁科技公司的意思表示。京宁科技公司针对康联公司违反共管的约定，也在朝阳法院提起了诉讼，双方就京宁投资公司的控制权之争案件仍在审理中，故由此本案应当继续中止审理。针对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请，如果京宁投资公司认为其与国安公司之间是一个股权转让协议，其基于该协议能够主张的也是基于协议要求继续履行的诉讼，而无权要求确认该40%的股权是属于京宁投资公司的。本案自始审理的也是40%股权过户的手续性文件问题，京宁投资公司第一项诉请没有任何依据。京宁投资公司实质的诉讼请求是一个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如果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上应当以目标公司为被告，与诉争股权有争议的是第三人，京宁投资公司列的主体存在问题。股权转让纠纷与京宁投资公司第一项诉请存在矛盾。京宁投资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参与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与京宁科技公司之间的股转交易。京宁科技公司是40%股权的合法权利人，最初的交易文件就是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与京宁科技公司签署的，并且该股权转让交易的合法性也在北京高院的（2017）京民终551号（以下简称551号）案件中得到了认定。虽然京宁科技公司曾经指定京宁投资公司作为40%股权的登记方，但是现京宁科技公司已经取消了该指定，故本案涉及的40%股权的所有权人是京宁科技公司。根据京宁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四方协议显示支付的8000万元的实际支付方是京宁科技公司，该协议对于付款关系予以了说明。由此也能说明交易是发生在京宁科技公司和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之间。第三人创致公司述称，同意顺通公司的意见，不同意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国安公司作为（2005）一中民初字第574号（以下简称574号）调解书的主体和2012年12月28日五方协议的主体，其明知自己没有股权还签订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权处分。第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京宁投资公司一方的签约代表是王恒玉，其同时也是京宁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可以说京宁投资公司在明知国安公司没有股权的情况下还签署了案涉的协议，京宁投资公司与国安公司之间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所涉协议属于无效合同。第三，本案的审理结果并不需要以北京高院71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前提，无论该案的审理结果如何，本案均应当驳回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国安公司原名称为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变更为现名称。一、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取得股权的情况顺通公司原股东为国安公司（持股比例80%）及北京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20%）。2003年1月29日，环三环公司向国安公司购买顺通公司40%股权，向北京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顺通公司20%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现环三环公司名下持有顺通公司60%股权。同日，创致公司以4600万元的价格向国安公司购买顺通公司40%股权。因创致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国安公司将其诉至一中院。2005年6月22日，一中院作出574号调解书，调解内容如下：一、创致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前向国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及违约金1200万元；二、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至创致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期间，创致公司应以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向国安公司支付利息；三、如创致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前将全部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利息以及上述第一项违约金中的1000万元支付给国安公司，则国安公司同意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总额为1000万元；四、如创致公司未能按本协议所确定的期限向国安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则环三环公司无条件按照2003年1月29日其与国安公司之间签订的《质押合同》的约定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因创致公司、环三环公司未如约履行上述调解书，国安公司向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一中院于2007年11月9日作出（2007）一中执字第999-1号民事裁定书，其中包括冻结、划拨创致公司银行存款5200万元及利息（以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基数，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至全部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支付完毕止，按年利率8％计算）；查封、扣押、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环三环公司所持有的顺通公司60％的股权，其价款国安公司在上述条款范围内优先受偿。上述顺通公司40%股权现仍登记在国安公司名下。二、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向京宁科技公司出售股权的情况2011年9月10日，环三环公司（甲方、转让方）、创致公司（乙方、转让方）与京宁科技公司(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1年三方协议），约定主要内容是：甲、乙双方为顺通公司的股东，享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甲、乙双方就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丙方达成合意。甲方持有目标公司60％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40％股权，目标公司现状具体见《遗留问题清单》及《公司债务清单》。甲方持有的60％股权，现全部质押给国安公司；乙方持有的40％股权，现与国安公司的股权纠纷在一中院达成调解协议并处在强制执行阶段（纠纷一）。甲、乙双方与北京现代家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家园公司）、北京嘉世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世宝公司）的股权纠纷在一中院审理中（纠纷二）；甲、乙双方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旗下的北京东方兆瑞达公司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事件三）。甲、乙双方保证最终将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丙方名下（丙方获得目标公司100％股权的期限不迟于2012年1月8日，60％股价款支付后甲乙双方应当立即将对应的60％股权转让给丙方）；甲、乙双方在2011年10月28日之前完成丙方获得目标公司40％的股权（乙方全部股权）的全部事宜并将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丙方指定人员。甲、乙、丙三方同意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2．85亿元，上述金额包括目标公司100％股权及甲乙方为实现上述股权转让解除法律诉讼案件及其它与股权转让相关和项目相关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本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定金1000万元。甲、乙双方对丙方支付1000万元定金提供甲方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作为担保，甲、乙、丙三方同意按照股权转让步骤约定将股权转让价款（不包括1000万元定金）转入三方共同开立的银行共管账户即视为丙方完整履行付款义务。第六条、股权价款支付及股权交割步骤：1、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应当配合丙方完成各项文件、资料的审查工作，并配合丙方完成与本协议内容相关的各方调查协调工作。2、定金支付后甲乙双方立即开展股权转让事宜，甲、乙、丙三方共同成立联合工作组开展项目后续开工建设等相关事宜。3、丙方按照约定向甲、丙双方指定的在银行开立的共管账户分期分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75亿元（另行协商达成资金共管协议），支付原则：本协议签署后丙方根据第二条约定的股权相应份额变更的日期前5个工作日内将对应的股权转让对价汇入上述共管账户，丙方同意在2011年10月15日前提前将5000万元支付到甲、丙双方的共管账户，甲、乙、丙三方履行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相关的所有手续并到工商部门办理完毕变更手续。4、三方全部履行完毕目标公司及项目的交接手续。5、甲、乙双方履行完毕约定的项目相关土地等后续工作。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一为顺通公司《遗留问题清单》，其中披露了以下内容：目前目标公司尚有40％股权仍在国安公司名下，乙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在一中院的调解下向国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费用后将目标公司40％股权由国安公司名下转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5、甲、乙两方因与国安公司存在上述法律纠纷，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60％股权质押给国安公司，国安公司承诺签订履行付款义务后解除股权质押。2011年9月23日，京宁科技公司支付定金1000万元，环三环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2011年10月24日，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向京宁科技公司发出一份《关于同意变更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付款约定的意见》，其中载明：“我方与贵司于2011年9月10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第六条第三款中约定‘丙方同意在2011年10月15日前提前将5000万元支付到甲乙双方的共管账户’，由于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条件尚未成熟，我方同意贵司不予履行该项约定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待具备股权变更条件时以我方书面通知为准”。2012年12月28日，环三环公司（甲方、转让方）、创致公司（乙方、转让方）、国安公司（丙方、转让方）、京宁科技公司（丁方、受让方）与顺通公司（戊方、目标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是：第二条、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背景情况：根据工商登记显示：目前，甲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60％股权，丙方持有目标公司40％股权，现各方确认以下事实：1、574号案件现处于执行阶段（以下简称股权执行案件），各方确认国安公司根据所有相关法律文书对创致公司享有股权对价的债权，创致公司是目标公司40％股权的持有人，只待完成股权对价给付后，国安公司即履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各方同意相关方应以本协议为最终解决方案，股权执行案件的最终支付金额为本协议附件所列金额（以下简称执行款），各方同意就上述股权执行案件按照本协议达成执行和解并完成对丁方的全部股权转让事宜；2、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已于2011年9月10日与京宁科技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京宁科技公司，在创致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向国安公司支付了上述股权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后，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同意国安公司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0％股权直接变更给京宁科技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同时国安公司解除环三环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60％股权的质押，国安公司同意前述安排。3、甲、乙、丙、戊四方与现代家园公司、嘉世宝公司的股权纠纷现在北京高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以下简称股权诉讼案件），顺通公司股权处于查封状态导致顺通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目前无法办理。第三条、执行款的支付：1、如果股权诉讼案件二审在2013年4月底前作出判决，则丁方同意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30日，代乙方向执行法院支付执行款；如果股权诉讼案件二审在2013年6月20日前仍然未判决，则丁方同意在2013年6月20日前，代乙方向执行法院支付执行款，丁方在付款同时应向执行法院提交需要国安公司出具并盖章的全部文件：顺通公司40％股权、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等变更到丁方或其指定方名下的相关文件，顺通公司变更章程等所需手续的相关文件，国安公司在上述文件上签字并盖章。丙方应当在向丁方变更股权登记时解除顺通公司60％股权质押并出具解除质押所需的全部相关文件，办理变更股权登记到丁方名下的工作之前，不解除顺通公司60％股权质押。2、国安公司完成本条第1款义务后，执行法院将执行款划转至国安公司指定的账户。3、甲、乙双方认可上述金额是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丁方向甲方、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总价款2．85亿元中的一部分，京宁科技公司向甲方、乙方支付的股权对价金额中应当扣除代创致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的上述执行款。第四条、其他约定：在完成本协议第三条各项工作以及完成将顺通公司60％股权对价款付至甲、丁双方确认的账户后，甲方、乙方、丙方和戊方应全力配合丁方办理目标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等的工商变更登记，包括为办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提交的各项材料和办理中需要的其他补充材料上盖章（如有），解除对目标公司60％股权的质押，解除目标公司印鉴、证照等材料的共管并交给京宁科技公司，各方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应当配合向丁方进行股权变更事项中的所有工作，各方对其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的行为承担责任。乙方对目标公司享有的各项权利依据本补充协议均转让给丁方享有，协议各方对此均知晓并认可，同时各方均应当在解除目标公司股权工商登记查封时将甲方名下60％的股权和丙方名下40％的股权直接变更到丁方名下。本补充协议的签署并不影响丁方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约定享有的所有权益。第五条、本协议效力：本协议自签署之日生效，本协议签署前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如在本协议约定的最后付款日丁方未能将执行款支付给执行法院，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乙方同意执行法院依照574号调解书内容，对案件恢复强制执行。该协议附件创致公司欠款明细中列明，创致公司欠付国安公司执行款项合计7790．98万元，其中利息部分仅计算了2005年6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未计算至实际支付时止。2013年2月5日，京宁科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013年5月31日，京宁科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3007965元，环三环公司向京宁科技公司出具了收据。2013年12月13日，国安公司开具收据，载明收到京宁投资公司交来顺通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2013年12月16日，国安公司账户收到康联公司账户汇款3000万元。2013年12月25日，京宁科技公司（甲方）、京宁投资公司（乙方）、国安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三方就甲方指定乙方向丙方收购顺通公司40%股权达成本协议。甲方、丙方、顺通公司与创致公司签署《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向丙方支付国安公司股权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在甲方或其指定的主体向丙方支付了上述执行款后，由丙方将其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直接变更给甲方或其指定的主体。甲方、乙方向丙方承诺负责安排创致公司尽快签署上述《协议书》。三方一致认可上述股权执行案件执行款为8000万元，甲方指定乙方向丙方支付该执行款，并指定乙方受让丙方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同日，国安公司与京宁投资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即案涉两方协议），其上记载：国安公司向京宁投资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转让价格为8500万元。国安公司确认转让价款中500万元已由原受让方支付，3000万元京宁投资公司已向国安公司支付完毕。京宁投资公司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向国安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同日，国安公司账户收到康联公司账户汇款2000万元及3000万元。国安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25日开具收据，载明收到京宁投资公司交来顺通公司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及30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月2日，国安公司分别为京宁投资公司开具两张金额为4000万元的发票，载明为顺通公司股权转让费。2013年12月27日，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共同向京宁科技公司发出一份《催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函》，称京宁科技公司已付股权转让款58007965元，尚欠226992035元，要求其于2013年12月30日前支付至共管账户。2013年12月31日，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共同向京宁科技公司发出一份《解除协议的告知函》，以京宁科技公司未按照2011年三方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通知解除2011年三方协议和2012年12月28日五方协议。2014年1月2日，京宁科技公司回函称：其已向环三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815．7965万元，又按环三环公司要求分别于2013年11月26号1000万元、2013年12月5号1000万元、2013年12月16号3000万元分三笔，将共计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到户名为京宁投资公司的共管账户。此外，其按《协议书》的约定，已于2013年12月13日向国安公司支付顺通公司40％股权的转让款。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继续履行协议。2014年1月12日，京宁科技公司与国安公司共同向一中院提交了《关于撤销574号调解书强制执行的申请》，其上记载根据五方协议，京宁科技公司委托京宁投资公司代创致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了款项，故申请撤销该案强制执行并解除对环三环公司持有的顺通公司60%股权的查封、冻结。2014年7月14日，京宁科技公司、京宁投资公司、康联公司、国安公司出具一份《京宁科技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相关说明》，其上载明：根据《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京宁科技公司已于2013年12月13日、12月24日、12月25日分三次向国安公司支付了《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即顺通公司40%股权的转让款及相关款项8000万元。京宁科技公司、京宁投资公司、康联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京宁科技公司和康联公司是京宁投资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其中，京宁科技公司持有京宁投资公司20%的股份，康联公司持有京宁投资公司80%的股份。京宁科技公司委托京宁投资公司代为付款，京宁投资公司又指定其股东康联公司代为付款。国安公司收到实际为康联公司代京宁科技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后，按京宁科技公司的要求，向京宁投资公司开具了发票。京宁科技公司、京宁投资公司、康联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委托付款情况予以确认。国安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委托付款情况予以认可。2016年，京宁科技公司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将被告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第三人国安公司、顺通公司诉至一中院，要求确认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京宁科技公司发出《解除协议的告知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五方协议的行为无效。该案诉讼中，京宁科技公司称，根据五方协议的约定，在京宁科技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国安公司应将其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过户至京宁科技公司或京宁科技公司指定的其他公司名下，京宁科技公司当时是京宁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故安排京宁投资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京宁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康联公司，京宁投资公司起诉国安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即本案）系康联公司以京宁投资公司名义提出，京宁科技公司对京宁投资公司的诉讼主张不予认可。该案诉讼中，国安公司认可京宁科技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五方协议项下支付8000万元执行款的合同义务，其在收到款项后于2014年1月12日与京宁科技公司共同向一中院提交了解封申请，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对收到京宁科技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定金及48007965元股权转让款不持异议，对京宁科技公司关于向国安公司支付的8000万元及代付的15万元律师费冲抵《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予认可。2017年6月15日，一中院作出282号民事判决，确认环三环公司和创致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该判决认定，五方协议有效。五方协议主要针对574号案件中关于创致公司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的付款及过户等事宜，其中约定京宁科技公司代创致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虽然京宁科技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方式先将款项付至执行法院，而是直接将款项付至国安公司，但国安公司作为五方协议项下的权利人一方对京宁科技公司变更付款方式予以认可，即认可京宁科技公司完成了五方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从而免除了创致公司对国安公司的付款义务。后环三环公司及创致公司上诉，2017年12月29日，北京高院作出551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一审法院对五方协议效力认定正确。“一审判决认为国安公司作为五方协议项下的权利人一方对京宁科技公司变更付款方式予以认可，即认可京宁科技公司完成了五方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从而免除了创致公司对国安公司的付款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京宁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康联公司于2013年12月先后向国安公司付款共计8000万元，显然与五方协议中应由京宁科技公司向一中院交付执行款的约定不符。虽然京宁科技公司称其委托京宁投资公司代为付款，京宁投资公司又指定康联公司付款，但受委托方京宁投资公司及实际付款人康联公司均未到庭，再结合京宁投资公司已另案起诉主张案涉40%股权权益的事实，京宁科技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五方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尚不能确定。”2018年3月27日，京宁科技公司向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发函，称其已累计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5439．5765万元，要求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5月，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将被告京宁科技公司、第三人国安公司、顺通公司诉至北京高院，即71号案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就解除的后果一并处理。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审理中，国安公司主张，根据工商登记情况，案涉40%股权仍属于其所有。京宁投资公司对此予以认可。顺通公司、创致公司、京宁科技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国安公司主张，基于五方协议约定，由京宁科技公司指定40%股权受让主体，故其与京宁投资公司签订案涉两方协议；签订案涉两方协议是按照京宁科技公司指令履行五方协议中的一步；认可京宁科技公司代创致公司履行了574号调解书的义务。京宁投资公司主张签订案涉两方协议系为了履行包含五方协议、框架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议，向国安公司支付的8000万元亦是基于履行五方协议等一系列协议支付。三、其他情况京宁投资公司原股东为王恒玉（出资额45万元）与周东芹（出资额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恒玉。该公司股东于2012年6月28日变更为京宁科技公司（出资额50万元），于2013年10月12日变更为京宁科技公司（出资额10万元）与康联公司（出资额40万元），于2016年3月3日变更为京宁科技公司（出资额10万元）与北京珺邦友成经贸有限公司（出资额40万元）。2013年10月9日，康联公司（甲方）与京宁科技公司（乙方）、王恒玉（丙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乙方拟受让顺通公司100%股权，继续开发顺通公司名下的京宁国大大厦。甲方拟通过受让京宁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并通过平台公司持有顺通公司100%股权，在约定的条件成就时，由乙方和丙方回购平台公司80%股权。第二条、双方合作方式为：以京宁投资公司作为本次合作的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进行资金的调度、划拨和监管。乙、丙方作为平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负责首先将平台公司80%的股权无偿转移至甲方名下，使甲方持有平台公司80%股权，丙方持有平台公司20%股权。甲方负责筹措7亿元资金，分批划至平台公司在监管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用于在监管银行开立保函及对外支付。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动用该资金。由平台公司和顺通公司的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原股东提供监管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在平台公司取得顺通公司100%股权后，由监管银行直接划款给顺通公司的原股东。乙、丙方负责协调顺通公司的原股东，将顺通公司100%的股权过户至平台公司名下。为达此目的，乙、丙方应和相关法院协调，解除第三人对顺通公司股权及资产的查封。在甲方将上述资金划入平台公司账户之日起2年期满，乙、丙方应连带承担向甲方回购甲方所持有的80%平台公司的股权，收购价格以附件《远期收购协议》的约定为准。乙、丙方有权在满一年后行使上述回购的权利。第三条、前期交易流程及顺序。3．在前述事项完成之日起且至少1．7亿元到达平台公司账户之后，京宁科技公司、京宁投资公司应和顺通公司的现股东国安公司及环三环公司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要点包括但不限于：国安公司和环三环公司同意其持有的全部顺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予平台公司。国安公司同意接受平台公司在监管银行开具的、总额不超过8500万元的银行保函。环三环公司同意接受平台公司在监管银行开具的，总额不超过1．5亿元的银行保函。2013年11月1日，康联公司与京宁科技公司签订《共管协议》，约定：自康联公司通过无偿转让的方式获得京宁投资公司80%股权之日起为共同经营期。共同经营期内双方共同对京宁投资公司及顺通公司进行管理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该协议对京宁投资公司管理机构设置、印鉴证照管理、财务管理、项目工程管理、文件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23日，京宁科技公司向康联公司发出履约催促函，其中提及康联公司未按《合作框架协议》履行支付7亿元资金的义务，且违反《共管协议》私自取出双方共管的京宁投资公司公章印鉴，对外用印发函。因收到京宁投资公司与康联公司致函，2015年9月23日国安公司向京宁科技公司发出《关于京宁投资公司、康联公司向我公司反映有关问题的质询函》，询问京宁投资公司要求收回监管账户中的5000万元执行款的情况。2015年12月8日，京宁科技公司向国安公司回函，称康联公司违反其与京宁科技公司《共管协议》约定，私自取得京宁投资公司公章，擅自对外用印发函，其所发函无效。京宁科技公司取消京宁投资公司接收股权的指定。2019年10月21日，京宁科技公司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为由将康联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康联公司返还京宁投资公司公章证照、合同等。以上事实，有原告京宁投资公司提交的574号民事调解书、2011年三方协议、五方协议、《合作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发票、股东会决议、《关于撤销574号民事调解书强制执行的申请》、282号民事判决、551号民事判决、函及公证件，被告国安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名称变更通知，第三人京宁科技公司提交的意见、函及邮寄凭证、《京宁科技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相关说明》、付款凭证、共管协议、履约催促函、质询函、质询复函、民事起诉状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京宁投资公司依据其与国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顺通公司40%股权归其所有，但就双方之间真实法律关系，不能仅以协议形式及内容作为判断，还应考虑缔约的背景、当事人就股权交易的意思表示等相关内容考虑。结合本案证据，本院认为该协议双方不具有真实交易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首先，案涉40%股权转让时已不属于国安公司，国安公司与京宁投资公司双方对此是明知的。虽案涉股权登记在国安公司名下，但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的登记，而不是设权性登记。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股东之间、股东关于公司之间因为股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时，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主张股权的归属。本案中，2003年，国安公司已将持有的顺通公司40%股权转让给创致公司，双方股权转让纠纷的处理结果已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根据574号调解书，创致公司支付国安公司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因此案涉40%股权不再属于国安公司所有。同时，五方协议记载，各方确认国安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对创致公司享有股权对价的债权，创致公司是顺通公司40%股权的持有人。国安公司亦在五方协议上签字，表明其对该记载内容的认可。该五方协议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故案涉40%股权虽登记在国安公司名下，但国安公司并非该股权的所有人，其无权出售顺通公司40%股权。其次，关于双方签订案涉协议的原因。五方协议的主旨是就京宁科技公司购买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持有的顺通公司股权一事，安排各方权利义务。五方协议约定，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同意国安公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案涉股权直接变更给京宁科技公司或其指定的主体，国安公司同意前述安排。结合京宁科技公司、京宁投资公司、国安公司三方《协议书》记载，京宁科技公司指定京宁投资公司支付执行款8000万元，并指定京宁投资公司受让案涉40%股权。同日，国安公司与京宁投资公司即签订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以认定，国安公司与京宁投资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系为了履行五方协议，案涉股权的真正交易主体为环三环公司、创致公司和京宁科技公司，案涉协议是为办理股权过户形成的过程性文件。最后，根据京宁投资公司、京宁科技公司、国安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京宁投资公司、京宁科技公司、国安公司、康联公司就8000万元共同出具的说明，国安公司与京宁投资公司均认可8000万元系代为支付的574号案件执行款，故该款并非京宁投资公司与国安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款。京宁投资公司并未支付案涉协议中记载的股权转让款。综上，国安公司与京宁投资公司之间并不具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国安公司在该次股权转让中，是接受案涉股权真正持有人指定，向股权受让方履行股权过户登记协助义务的主体。京宁投资公司亦不是案涉股权真实的交易主体，是股权受让方指定接收案涉股权更名后股东身份的主体，亦无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因股权转让任一方违约产生纠纷时，应由真实股权交易双方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国安公司和京宁投资公司是作为代为履行过户义务和代为接受履行的双方。同理，京宁投资公司仅系京宁科技公司与康联公司的框架协议、共管协议设定的平台公司，并非框架协议、共管协议的一方主体，框架协议、共管协议履行产生的纠纷，应由其协议双方京宁科技公司、康联公司主张权利，且上述协议与本案亦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不能依据上述协议在本案中向国安公司主张合同权利。故京宁投资公司依据其与国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顺通公司40%股权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京宁国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680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北京京宁国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盈盈人民陪审员  陈萍芳人民陪审员  胡宝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黄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