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47451号原告：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金田路交汇处卓越世纪中心**楼1011-10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550309918X。负责人：刘军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该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帅，该所实习律师。被告：李顺德，男，汉族，1965年8月17日出生，住址汕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济民，广东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贝贝，广东炜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袁乐辉，男，汉族，1963年10月21日出生，住址汕头市金平区。第三人：殷国俊，男，汉族，1979年12月31日出生，住址龙川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际贵，广东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被告、第三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裁定驳回；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和7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负责人刘军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济民、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际贵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中国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与深圳市某光电仪器有限公司（简称某进公司）等存在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案件（合称金某进案）。2015年9月29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将其在金某进案中全部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简称某达公司）。2015年12月28日，某达公司与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有上述债权转让给被告，第三人袁乐辉系债权实际控制人。2016年6月6日，原被告签订广邦律代字（2016）第9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指定第三人殷国俊为联系人，收回债权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和解、调解、借款人或他人代为主动履行、以物抵债、债权人减免债务、通过我案或他案的法院执行实际回款等。案涉债权转让给被告后，被告未进行债权主体变更。代理合同签订后，根据被告提供的相关说明及要求，原告指派律师以福田支行的名义进行清收。2016年7月25日，金某进案（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539号判决生效，原告指派律师代理被告申请强制执行，直至推进到拟处置房产评估报告公告，后因某进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终本。原告还指派律师代理被告申请（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540-4543号（简称四案，与4539号案件合称五案）判决的补正裁定及参与了二审。2017年2月24日，深圳中院以（2016）粤03破申7号受理某进公司破产一案。收到某进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债权申报通知后，原告指派律师依申报要求及时提交了债权申报申请，补充提交了债权利息计算的详细说明及其他资料，依时参加了债权人会议，并积极向被告汇报案件情况、依其指示进行表决。被告申报的债权于2018年8月13日由深圳中院（2017）粤03破1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确认为156545417.39元，系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深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某航公司）成为某进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后，原告积极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多次参与被告与某航公司破产重整表决、破产债权转让事宜的谈判，并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完善。2019年2月28日，被告与某航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金某进案全部债权转让给某航公司，价格为1.715亿元。某航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28日、3月8日向被告支付5000万元、1.215亿元。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应支付律师费1758000元。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并于2019年5月5日向被告邮寄《支付律师费催促函》，被告回函拒付。据此，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律师费1758000元；二、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1104元（以1758000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逾期罚息利率，自2019年3月12日暂计至2019年7月18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补充述称：一、我方履约行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除五案一审开庭之外的其他法律服务工作，包括材料递交及签收、法律文书补正及执行程序中的服务工作，二是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报、谈判等工作；二、未能参加四案庭审的原因系该案此前已有两名代理律师，被告未于庭前向我方出具授权委托书，直至2016年9月30日才撤销此前的授权，我方已做了开庭准备，所以原件才由我方持有；三、剩余律师费=实际回款1.715亿元×1.2%-30万元；四、明确诉讼请求第三项为保全担保费1799元。被告辩称：一、确认原告从事了上述两方面委托事务，但原告履行的是《法律顾问合同》项下义务，《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6年7月20日由原告以不出庭、移交案件资料的行为实际解除；二、鉴于原告律师是中国银行聘用律师库的律师，我方才与其签订合同，故协助我方取得授权是其法律服务的应有内容，原告未能协助取得授权又未提前告知，具有重大过错，导致我方仓促应诉，担保权问题未能得到法院支持，造成巨大损失，我方考虑还有其他案件需要原告提供协助，才后续办理了程序性事项的授权，不代表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三、我方债权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实现，确认回款金额，在需要支付律师费的前提下，对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无异议。第三人述称：一、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实际控制人一说；二、第三人殷国俊系原被告有关业务的联系人。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29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甲方、转让方）与某达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转让债权包括某进公司项下债权，并于10月14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11月5日，上述两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债务人某进公司所欠甲方的协议附件中列明的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12月28日，某达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标的债权的转让事宜；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截至2015年10月31日）》显示包括某进公司债权。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于2016年4月22日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指派刘军华律师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乙方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1.协助甲方草拟、审查或修改合同、章程、规章制度等法律文件；2.提供与甲方经营活动有关的法律信息；3.接受甲方委托，签署、送达或者接收法律文件；4.应委托人要求，就委托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提出法律意见，或从法律上进行论证，提供法律依据；5.应甲方要求，就甲方面临或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进行法律论证，提出解决方案，发表律师意见；6.应甲方要求，参加经济项目磋商、谈判、审查或准备磋商、谈判所需的各类法律文件；7.代甲方发布有关的声明、公告、致函等文书。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年度常年法律顾问费用3万元，甲方就诉讼代理事务或者专项法律事务，应向乙方另行支付代理费，由双方另订委托代理合同，乙方按收费标准予以优惠。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于2016年6月6日签订广邦律代字（2016）第9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成为金某进案件中的债权人，甲方同意委托乙方为代理人，代理甲方清收金凯进五案项下的全部债权，乙方指派刘军华律师在某进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承办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勤勉尽职完成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及时告知委托人有关代理工作进展。甲方指定第三人殷国俊为与承办律师联系的联系人，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及承办律师。甲方分两次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合同签订后两日内，甲方支付律师费30万元；2.乙方协助甲方在2017年6月15日前回收全部或部分债权的，甲方在两日内按实际收到债权金额的1.8%支付后期律师费；2017年12月15日前回收全部或部分债权的，甲方在两日内支付1.5%的后期律师费；超过2017年12月15日回收的，甲方在两日内支付1.2%的后期律师费，前期支付的30万元律师费多退少补进行抵除。回收债权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和解、调解、借款人或他人代为主动履行、以物抵债、债权人减免债务、通过我案或他案的法院执行实际回款等。被告已支付律师费30万元。第三人殷国俊于2016年7月13日通过微信向原告律师发送四案开庭传票的PDF文件，后双方就案件进行了沟通，原告律师发送了申请书，移交了包括四案开庭传票、司法鉴定意见书、起诉状等在内的诉讼资料；原告律师于21日询问开庭情况，第三人殷国俊进行了回复；四案于2016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中国银行福田支行委托代理人张英到庭参加诉讼；8月1日，第三人殷国俊称“除了变更主体和恢复执行，某达都不配合”；8月8日，原告律师就4539号案件向本院申请加盖生效章并通过微信将办理情况知会第三人殷国俊，后跟进该案强制执行程序；9月30日，被告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提出用印申请，相关内容为“因中国银行福田支行诉某进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本人拟变更代理人，故需福田支行对撤销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共四个案子办理用印…恳请贵行给予办理上述材料的用印”；同日，中国银行福田支行出具《撤销授权委托书》，撤销四案对律师张某和刘某的授权；10月20日，原告律师就四案向本院提交了上述《撤销授权委托书》及授权手续（中国银行福田支行出具）；2017年1月17日，原告指派律师向本院提交四案的《补正裁定申请书》；后四案上诉，因未缴费按撤回上诉处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粤03破13号之二《通知书》，载明该院于2017年2月24日裁定受理某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应于2017年7月20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于2017年8月2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国银行福田支行于2017年7月13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方刘军华律师、马某律师作为福田支行在某进公司破产清算案中债权申报等事宜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提交债权申报文件、就债权申报事项与清算组联系、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出席债权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等。原告另提交《债权人提交材料清单》《回执》《金某进案债权计算明细》《关于金某进案利息计算的详细说明》《债权人提交材料清单（补充）》等拟证明其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开展了工作。某进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4月20日向福田支行出具了《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确认五案债权总计156545417.39元，为有财产担保债权，（2018）粤03破1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提交《询证函》《限期表决通知书》《告知函》等管理人文件和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跟进表决事宜，并与第三人殷国俊就上述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后协助修改了被告拟与某航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019年2月23日，被告（甲方、转让方）、某航公司（乙方、受让方）与第三人袁乐辉（丙方、保证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就标的债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被告于2019年3月9日出具《指示函》，主要内容为“本人已将某进公司债权转让给某航公司，某航公司要求解除黄某、李某持有的某进公司股权的查封并注销股权质押登记，本人特指示刘军华律师提交解封申请，并将注销股权质押登记的手续交予某航公司（或某进公司管理人）”，原告律师依指示办理了申请解封事宜。民生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某航公司于2019年3月8日付清转让款。2019年3月2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某进公司重整计划，某航公司拟投资现金作为重整投资资金。原告和第三人殷国俊亦通过微信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沟通；3月14日，原告律师向第三人袁乐辉催收律师费，对方复称“在安排”。后原告向被告发函催收律师费，被告于2019年5月9日复函称《委托代理合同》已解除，原告应退还前期律师费30万元，催款事实不存在。被告提交其与广东聚生缘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的《委托重组清收代理合同》，主要内容为被告拟对某进公司进行重组或债权清收，委托该所律师作为收购项目的代理人；被告另提交其于2018年5月7日向该所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主要内容为，因该所无法依合同在约定期限协助完成重组或加快清收工作，通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回前期费用。另查，原告就本案支出保全担保费1799元。以上事实，有《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合同》、公告、微信聊天记录、《委托代理合同》《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委托重组清收代理合同》《解除合同通知》、律师费发票、保函、担保费发票、另案裁判文书、诉讼材料、转账凭证、收条、《支付律师费催促函》《复函》、邮寄凭证、公证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剩余律师费，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主要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原告已以不参加庭审和退回诉讼材料的行为实际解除该合同，代理工作系履行《常年法律顾问合同》项下合同义务；二是债权的实现并非原告的工作成果。结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理由为：其一，合同解除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情形。本案中，原被告并未就合同解除协商一致，合同也未约定原告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即便被告主张原告以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应当解除合同，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已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反而在之后协调银行取得了相应的授权手续，原告律师亦继续跟进了案件的后续处理，故被告关于该合同已于2016年7月20日解除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退回诉讼材料和未参与四案庭审的原因应在于被告未向其出具福田支行的授权委托书，福田支行也未撤销对四案原律师的授权。被告作为委托方，协调银行办理授权文件应系其义务，原告作为受托人仅能按照被告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且从原告举证来看，向银行提出用印申请也确由被告实际办理，故福田支行未在开庭前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不可归责于原告。其二，《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已明确约定“被告就诉讼代理事务或者专项法律事务，应向原告另行支付代理费，由双方另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按收费标准予以优惠”，原告就五案开展的代理工作属于双方约定另行缔约的范畴，双方在五案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受《委托代理合同》的调整，且《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所约定的3万元费用与原告从事的代理工作的工作量、所需花费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明显不匹配，被告关于原告的相关工作系履行顾问合同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三，诉讼案件代理人受托后主要义务为提供法律咨询、智力支持、代书诉讼材料、参与诉讼等事务，其工作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体现为具体的物化成果，而是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即实现委托人诉讼活动的目的。原告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就五案开展了除一审开庭之外的其他代理工作，参与了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报、债权转让谈判等，协助被告实现债权，完成了相应的受托事项，而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律师有怠于从事受托工作的情形，亦当庭确认原告确实从事了上述受托工作，其应当依约支付剩余律师费1758000元。被告仅提交其与案外人的代理合同及解除函，不能证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被告关于该所共同参与债权清收过程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律师与第三人袁乐辉微信聊天提及的“补助你的费用”“重组这一块本身并不在代理合同之内”“重组方是不是大金元”等相关内容，涉及案外人参与重组的相关事务，非本案审理与认定范围。关于违约金和担保费。原告主张被告自2019年3月12日起按照人民银行罚息利率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本院对起算日期予以照准，酌定计算标准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诉讼保全并非每一诉讼案件所必需，保全申请人提供可靠担保的方式可以是申请人自己的财产，也可以是第三方提供的担保。原告为实现诉讼财产保全的目的，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购买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并支付了保险费用，该费用不属于被告违约后所必然发生的损失，《委托代理合同》对此亦未进行约定，担保费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顺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758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175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自2019年3月1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告预交案件受理费2100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008元，由原告负担187元，被告负担258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晓姝人民陪审员  戴苏林人民陪审员  胡秀传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如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