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114行初104号原告祁志伟，男，汉族，1971年4月1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代理人杨华玲，云南金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民政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市级行政中心1号楼21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015113382F。法定代表人李忠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余巍，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秋，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祁维平，女，汉族，1962年6月4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第三人祁玉婷，女，汉族，1992年8月9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代理人马文青，中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周国静，中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祁志伟不服被告昆明市民政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的《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对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字艳秋、司马衍，人民陪审员肖丽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祁志伟委托代理人杨华玲，被告昆明市民政局副局长马承斌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被告昆明市民政局委托代理人余巍、李秋，第三人祁维平、祁玉婷委托代理人马文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祁志伟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昆明市民政局于2019年4月23日所作出的《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对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诉称：原告姐姐自出生因视网膜原因致残，一直靠父母照顾，系没有生活能力的盲人，原告母亲自作主张，为其女祁维平收养子女。因办理收养关系，是原告母亲一手操办，原告对其中的细节毫不知情，直到其母亲快离世时，才讲出当年其为祁维平办理收养事宜的具体情况。原告母亲于1997年8月14日拿着弄虚作假得来的申请材料到被告处申请办理收养手续。被告未认真核实清楚收养人祁维平是否具有收养能力等收养条件，也未核实材料的真实性，便径直为其办理了祁维平与祁玉婷的收养关系登记。根据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年满二十五周岁”的规定，收养人祁维平完全没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不符合收养他人的条件。原告已多次向被告反映该情况，并两次向被告递交《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但每次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作出不予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决定。当庭补充事实理由：一、所有的收养登记手续都是我母亲一手操办，祁维平仅仅只是按了两个手印，此收养登记手续不合法。二、“昆明理工大学家属委员会”盖章的行为不具有领养法规定的证明效力，且祁维平不在此委员会工作，更无年收入5000元的事实。三、登记资料中，没有祁维平的照片，没有她的身份证复印件，没有她残疾眼盲的事实，属刻意隐瞒，欺骗民政局。四、登记资料显示，1992年，一名以骑三轮车为业的贵州人以800元的价格将祁玉婷卖给我母亲。当时我一名中专教师月收入也只有壹佰元零几毛钱，800元已属巨款，民政局不但不予以报案，反而予以登记，让非法行为合法化。五、祁玉婷已结婚嫁人，2018年6月，她趁我母亲生病住院，强行换锁入住，使我母亲无法入住，并控制我父母住房和财物、证件，后又隐匿遗嘱拒不交出。六、祁玉婷不工作，无收入，忙于生养孩子，她没有赡养祁维平的能力。七、祁玉婷拿着祁维平的养老金卡和约20万元资金（系我父母死亡抚恤金12万多元、养老金积蓄约8万元，合计约20万元），控制着我父母的住房和祁维平位于北市区的廉租房，她不但赡养不了祁维平，反而她和她的孩子都靠我和我父母居住和生活。祁维平每月约2000元养老金，一直由祁玉婷领取、保管和使用，该养老金是我和父母帮祁维平购买养老保险才获得的。八、祁维平从1986年离婚回家至2018年7月我母亲去世，我和父母养她32年。九、从1992年至2014年结婚嫁人，我和我父母抚养、照顾祁玉婷24年。十、祁维平与祁玉婷之间没有实际领养关系，没有抚养和被抚养关系。现在，祁玉婷利用这两个大拇指手印的关系到其它法院告我，并隐匿遗嘱拒不交出，达到侵吞我父母遗产，侵吞我个人财产的目的。因此，被告的错误登记已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物质损失，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十一、我母亲临终交代：分给祁维平的钱由五舅王振南保管，祁维平由我父、母两家的人，即祁、王两家亲人监护，所以，根本不存在我独占我父母遗产的可能，我更无此念头和想法。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原告祁志伟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查档证明，《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对祁志伟申请撤销登记的答复意见》（2018年12月12日作出），云南省民政厅《行政复议决定书》，《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对祁志伟申请撤销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2019年4月23日作出），祁维平户口簿，祁维平银行流水，证人证言，收条。被告昆明市民政局答辩称：一、原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诉争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其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依据收养关系所建立的系父母子女关系，基于父母子女关系所产生的是抚养与被抚养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专属于本人所有的身份权。本案的原告既不是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父母或子女，也不是抚养及被抚养关系的权利人或义务人。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之规定，收养关系的解除权，法律只赋予了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并未赋予其他第三人该项权利。因此，祁志伟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原告申请撤销的《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对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被撤销的情形。（一）被告的答复程序合法。被告2018年12月12日的答复意见，原告不服，向云南省民政厅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过程中，复议机关认为原告填写的《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格式错误，以答复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2018年12月12日被告的答复意见，并责令被告在60日内重新作出答复意见。复议结束后，被告已告知原告，并由原告按规定重新填写申请书，之后在行政复议决定书规定的60日内，于2019年4月23日再次向原告进行了答复。被告的答复程序合法。（二）被告的答复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被告作出并发放的收养证合法有效。收养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昆明市民政局在1997年办理祁维平与祁玉婷的收养登记时，按照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进行办理，办理收养登记的手续和材料完备，程序合法。被告对祁维平发放收养证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收养关系已经建立21年有余，被收养人在收养人的抚育下已经成年并已结婚生子，现在收养关系双方当事人感情深厚，均不愿意解除收养关系，被收养人已经在赡养收养人，并且愿意一直赡养收养人，收养人愿意也需要被收养人对其进行赡养。昆明市民政局作出的《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对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程序合法，事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不存在被撤销的事由。三、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除不动产提起的诉讼外，其余案件的最长诉讼时效是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5年。本案的收养关系是于1997年9月3日作出，至原告起诉已21年有余，已经明显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针对原告补充的事实及理由，补充以下答辩意见：1、原告当庭增加的事实和理由超出了本案诉争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对收养证有异议的话，应该另案起诉；2、收养关系已经确立20余年，现在已经是被收养人赡养收养人的时候，撤销收养关系的基础不存在；3、原告及第三人庭审中争议的是财产问题、家庭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综上，原告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且其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答复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护被告及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被告昆明市民政局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第二组：《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2018年11月13日填写）、《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2018年12月12日作出）、云南省民政厅《行政复议决定书》（云民行复决字〔2019〕1号）、《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2019年4月15日填写）、《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2019年4月23日作出）；第三组：收养登记申请书、收养协议、申请弃婴落户报告、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证明书、祁维平户口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证人证言。第三人祁维平、祁玉婷陈述称：两个第三人之间不愿意解除收养关系，祁玉婷愿意赡养祁维平。第三人祁维平、祁玉婷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户口簿》《残疾人证》；第二组：《视频》；第三组：《民事判决书》《房权证》；第四组：《民事上诉状》、（2018）云0103民初9710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第五组：《情况说明》。经本院对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查，本院认为，原告祁志伟与第三人祁维平系姐弟。第三人祁维平与祁玉婷于1997年9月3日办理收养登记。原告祁志伟于2018年11月13日向被告昆明市民政局递交《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申请撤销第三人祁维平与祁玉婷之间的收养关系。被告昆明市民政局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原告不服向云南省民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云南省民政厅于2019年2月25日以收养登记员未在《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见证人一栏签名为由，作出云民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昆明市民政局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上述答复意见。2019年4月15日原告祁志伟重新填写了《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被告昆明市民政局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昆明市民政局关于祁志伟申请撤销祁维平与祁玉婷收养登记的答复意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虽然是原告祁志伟向被告昆明市民政局提出撤销第三人之间的收养关系，被告向原告作出了答复，但本案的诉讼是基于原告向被告提出撤销第三人之间的收养关系而产生。本院认为，原告在收养关系中不是收养人、被收养人、送养人，即原告不是收养关系的相对人，本案收养关系的相对人是第三人祁维平与祁玉婷。在诉讼中，第三人祁维平与祁玉婷表示愿意维持收养关系，不愿解除。原告提出依据《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十二条及《收养登记工作规范》第三十条规定，自己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撤销收养登记。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中的“利害关系人”应当指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也就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第三人祁维平与祁玉婷于1997年9月3日办理收养登记，自此双方的养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成立，身份关系具有特殊的属性，具有专属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原告与第三人祁玉婷的关系适用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原告与第三人在家庭关系中因抚养、赡养及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的纠纷不能对抗第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双方应当按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解决。综上，原告祁志伟属于民事家庭纠纷中的利害关系人，但对于第三人之间收养关系的民政登记行为并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等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祁志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祁志伟。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字艳秋审 判 员  司马衍人民陪审员  肖丽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