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1079号原告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贾文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曹德泽，上海汇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苏士中，上海汇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执行事务合伙人石书民。委托代理人李刚，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郁伶，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上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孙烽，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敏，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狄青，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孙烽，董事长。第三人上海上投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王卫平，董事长。原告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咏诗公司”)与被告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咏盛济”)、被告上海上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资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0日受理后，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于2015年12月21日依法通知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资产”)、上海上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控股”)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此基础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代理人曹德泽、苏士中，被告“上咏盛济”代理人李刚、被告“上投资本”代理人赵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投资产”、第三人“上投控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咏诗公司”诉称，2013年11月，原告与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公司”)签订了《“盛银大厦”购房意向书》。为实现对“盛银大厦”的收购，原告又与被告“上投资本”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上海国际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发展”)以见证方的名义也在协议上签字。双方约定：通过发行基金形式合作收购“盛银大厦”，原告将其为普通合伙人的上海博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朗管理”)转让部分份额给被告“上投资本”后，再由“博朗管理”为普通合伙人，引进信托公司为有限合伙人，发起设立另一有限合伙企业上海国际博朗商务园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际博朗”)，并以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收购“盛银大厦”(又名“盛银广场”)；待“国际博朗”与张江公司签订收购协议生效后，由“国际博朗”支付原告前期开支人民币6,0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履行该协议过程中，经双方合意作了调整，即由新设的上海上咏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咏资产”)替代“博朗管理”职能，再由其作为普通合伙人创设“上咏盛济”，替代“国际博朗”职能。2013年12月20日，被告“上咏盛济”与张江公司就“盛银大厦”签订了《房产收购框架合同》。依照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被告“上咏盛济”应当支付原告6,000,000元，但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不支付；第三人“上投控股”的原名即“上投发展”，其虽以见证方之名签署合同，但合同中也约定了其权利义务，故其应是合同当事人；被告“上咏盛济”实际为被告“上投资本”及第三人“上投资产”、“上投控股”所控制，为此，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及两第三人共同支付原告6,000,000元；2、两被告及两第三人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该6,000,000元之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对两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被告“上咏盛济”辩称，不同意原告之诉请，理由如下：1、原告诉请的依据是《合作框架协议书》，而该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本协议除第三条排他性条款和第四条保密条款外均无约束力；2、框架协议约定支付6,000,000元的主体是“国际博朗”，而“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无法律上的承继关系；3、“上咏盛济”不是合作框架协议的当事人，该合同当事人无权为其设定义务。被告“上投资本”辩称，不同意原告之诉请，理由如下：原告与本被告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明确约定关于6,000,000元条款没有约束力，有关“国际博朗”的方案也没有实施过，本被告亦未承诺过支付6,000,000元之款项。第三人“上投资产”述称，不同意原告之诉请，理由如下：1、“上投资产”不是《合作框架协议书》当事人，原告向本第三人主张6,000,000元无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2、“上咏盛济”不是“国际博朗”，无支付6,000,000元的义务，况且该协议关于6,000,000元的条款也没有生效。第三人“上投控股”述称，不同意原告之诉请，理由如下：1、“上投控股”虽系“上投发展”更名而来，但“上投发展”仅是《合作框架协议书》见证方而非合同当事人；2、该协议关于6,000,000元条款没有生效，且事后也没有就此达成过任何协议，故原告之主张没有合同依据。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2013年11月，原告与张江公司签订了《盛银大厦购房意向书》，约定原告“将通过其和‘上投资本’等基金发起人发起设立的基金/或其设立的一家或者若干家新的项目公司来签署最终的资产买卖协议”完成对盛银大厦的收购，交易总价641,385,929元，本意向书签订3个工作日内原告应向张江公司支付定金5,000,000元，双方最迟不得晚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买方在买卖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且不迟于2013年12月27日支付交易总价50%至卖方指定账户。同期，原告与被告“上投资本”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就合作发行基金形式收购“盛银大厦”达成意向，“上投发展”(嗣后更名为本案第三人“上投控股”)在“见证方”名下盖章。该框架协议共六条：第一条“基金概述”主要描述“国际博朗”基金的构架，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制，基金规模350，000，000元，由原告为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博朗管理”担任“国际博朗”普通合伙人，引进“XX信托”为有限合伙人，由“博朗管理”认购1%，“XX信托”认购99%。第二条“合作条款”约定被告“上投资本”受让或认缴“博朗管理”合伙财产份额，使其与原告分别占“博朗管理”49%和51%的份额，然后由“博朗管理”认缴“国际博朗”1%的出资；“上投发展”直接或通过信托计划认缴“国际博朗”不超过30%的份额，且愿在对“国际博朗”有效掌控的前提下为其垫付部分购房定金；原告声称其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已形成成熟的信托方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与中国银行有450，000，000元的项目融资方案，“上投发展”则表示如“国际博朗”资金不足以支付首期资产收购款项时愿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但除须收取利息、调整管理费费率外，上述流动性支持资金须于2014年4月30日前收回本息，否则“上投发展”有权更换“国际博朗”的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待“国际博朗”与张江公司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生效且原告提供有效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由“国际博朗”支付原告6,000,000元作为基金获取项目的成本开支。第三条“排他性合作”、第四条“保密”条款，主要是针对系争项目限制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与他人进行合作，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保守相关的商业秘密。第五条“效力”约定本协议除第三条排他性条款和第四条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对双方均无约束力，但应本着诚信原则在框架协议基础上对其他条款进一步协商细化并签署正式交易法律文件。第六条“其他”略提了其他项目的投资价值及回报率。在实施对盛银大厦收购过程中，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对《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方案作了变更，以新设有限合伙企业替代原收购“博朗管理”的方案：2013年11月12日，原告与被告“上投资本”签订《上海上咏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原告为该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被告“上投资本”为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5,000,000元，首期出资3,500,000元，原告认缴51%，被告“上投资本”认缴49%；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合伙企业印章由“上投发展”保管，2014年1月1日起，保管方式由合伙人另行协商。2013年12月初，鉴于“国际博朗”尚未完成注册，原告与被告“上投资本”签订《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约定共同代为垫付购房定金(原告代垫1,780,000元，“上投资本”代垫1,720,000元，“上投发展”或其关联方代垫1,500,000元)，待“国际博朗”设立后由其返回各方代垫款项。2013年12月4日，在当事人多次协商的基础上，由“上咏资产”与上海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房产”，后更名为本案第三人“上投资产”)签订《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101,050,000元(全部为货币出资)，普通合伙人“上咏资产”认缴3,500,000元，有限合伙人“通达房产”认缴97,550,000元，“上咏资产”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组建、设立、运营合伙企业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不限于尽职调查、法律顾问、审计、资产评估和税务顾问”等，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定后由合伙企业据实列支；“截止2014年4月30日，‘通达房产’或其关联方为本合伙企业提供的用于支付首期投资款的流动性支持资金本息仍未获全额偿还，则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外的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可将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该协议签订后，合伙人各自履行了认缴的出资，“上咏盛济”经工商注册宣告设立。嗣后，“上咏盛济”与张江公司就收购“盛银大厦”签订了《房产收购框架合同》，约定：总价款641,385,929元，买方须在2013年12月30日前支付首期50%房款计320,692,964.50元(含已付定金5,000,000元)。此后，“上咏盛济”仅以合伙人的出资为限履行支付部分房款义务，其余均由“通达房产”及关联方提供流动性支持资金代为垫付。后原告不断向被告催要6,000,000元，被告则予以婉拒，并提醒原告及“上咏资产”尽快履行偿还流动性支持资金的义务。嗣后，因“通达房产”及关联方提供流动性支持资金未能按期收回，“上咏资产”被从“上咏盛济”中除名，致双方纠纷加剧并引发系列诉讼。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盛银大厦购房意向书》、《合作框架协议书》、《上海上咏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房产收购框架合同》，原、被告工作人员往来电子邮件，以及法院判决书等证据佐证，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前述事实均无异议。原、被告争议的事实和诉辩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合作框架协议书》关于6,000,000元的条款，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关于6,000,000元的条款已经生效，其理由和依据如下：(一)《合作框架协议书》第2.6条认可原告在“盛银大厦”前期收购谈判中已经发生相关必要开支6,000,000元，受益人应当承担支付义务；(二)原告与被告“上投资本”共同设立“上咏资产”，再由“上投资产”与“上咏资产”设立“上咏盛济”，以及最终由“上咏盛济”与张江公司签订房产收购合同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已经履行了《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的主要义务，依照合同法规定该框架协议相关条款当然生效；(三)《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鉴于：……3、甲乙双方合作设立、管理上海国际博朗基金已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表述，系对该框架协议的正式确认；(四)“上投资本”法定代表人孙烽2013年12月19日微信记载“是我的意见，6,000,000元。其他事项，明天见面谈”、“该费用支付还要做些处理，作为基金管理费的特别奖励，给上咏中的你们团队。中介费，过审计时麻烦”，这说明被告已经承诺支付原告6,000,000元了。两被告不同意原告之主张，其理由主要有：(一)《合作框架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该协议除第三条排他性条款和第四条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对双方无约束力，但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在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对其他条款进一步协商细化并签署正式交易法律文件”，事后双方从未就6,000,000元达成任何协议；(二)按《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原告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合伙事务执行人其主要义务是引进信托资金，但原告至今仍未完成该义务，故其关于双方已经履行了该协议的主要义务之说不能成立；(三)《盛银国际广场项目意向金协议》“鉴于”部分只是对双方曾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作客观描述而已，并没有对6,000,000元事宜达成任何合意；(四)从孙烽微信的文字中得不出被告已承诺支付6,000,000元的结论，仅说明双方就此协商过而已。二、“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承继关系，合同当事人能否为合同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原告认为，尽管《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设立的是“国际博朗”，但按照工商管理部门“不能出现大基金字眼”的要求，经双方反复酝酿，最终确定的企业名称是“上咏盛济”，故原约定“国际博朗”义务当然应由“上咏盛济”承担。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了原、被告工作人员2013年11月期间相互往来的电子邮件、《上海上咏园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议》和双方最终签署的《上海上咏盛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两被告对原告出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关于“上咏盛济”就是“国际博朗”的结论，更不同意其要求“上咏盛济”支付6,000,000元的主张，理由如下：(一)“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存在根本区别，前者合伙人为“上咏资产”和“通达房产”、出资总额101,050,000元、资金来源为全体合伙人的出资，后者合伙人为“博朗管理”和“XX信托”、基金规模为350,000,000元、资金来源仅1%为合伙人出资(其余99%为向社会募集资金)，两者之间无法律上的承继关系；(二)“国际博朗”不是《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当事人，原告与被告“上投资本”无权为该协议以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三、原告在“盛银大厦”前期调查及谈判过程中，是否存在6,000,000元的实际开支？原告主张其为“盛银大厦”项目前期成本开支已达6,861,011元，其中已付1,419,388元，待付5,441,623元，并出示了原告、“博朗管理”与上海繁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告与其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签订的《管理顾问合同》等，以及差旅费、招待费发票和财务记账凭证等复印件。原告认为，倘若《合作框架协议书》关于6,000,000元之条款被认定不生效，则应追究被告之缔约过错责任，因该结果系两被告违反诚信原则故意不与原告签约所致，两被告应赔偿原告前述损失。两被告对原告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盛银大厦”项目在上海，而原告出具的差旅费单据绝大多数发生在外地；《合作框架协议书》第1.3条关于列入项目前期开支的费用有明确约定，即“在‘国际博朗’完成募集前发生的和基金募集设立相关的前期费用包括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尽职调查等费用，并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后由‘国际博朗’据实承担”，显然，原告提出的前述费用均不在双方约定的前期开支之列。原告对被告缔约过错的指责毫无依据，相反地是原告关于信托计划不实描述，骗取被告“上投资本”与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而协议签订后无任何信托资金投入，导致“国际博朗”构架无法实现，·过错显然在原告。本院认为，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当发生争议需要解释合同时，也应遵守该原则并妥善处理纠纷。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约定合同生效的条件，本案《合作框架协议书》明确约定除第三、四条外其余条款均不生效，其所附生效条件是另行签署正式法律文件，现无任何证据证明当事人就6,000,000元事宜签订过专门合同，即使“咬文嚼字”也推断不出当事人与之相关权利义务，故原告关于6,000,000元条款已生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按照《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构架，原告为“博朗管理”唯一普通合伙人及合伙事务执行人，“博朗管理”则为“国际博朗”唯一普通合伙人即当然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依该协议“XX信托”应认购“国际博朗”99%出资份额，显然引进信托投资是原告的主要义务之一，然而原告至今仍未完成引进信托资金的义务，故其“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致合同生效”的主张也不能成立。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从普遍意义上说，合同当事人不能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但是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发起人当然有权通过协议为其所设立的公司、合伙企业设定义务。就本案而言，设立“上咏盛济”的确是当事人经合意对《合作框架协议书》原构架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咏盛济”与“国际博朗”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上咏盛济”投资主体、资金来源以及出资规模完全不同于“国际博朗”，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势必也发生变化，故原告关于“上咏盛济”应当承担“国际博朗”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尽管《合作框架协议书》权利义务指向的是基金，而“上咏盛济”接收的是楼盘，但是“上咏盛济”客观上还是享用了原告前期投入所带来的利益，作为受益人应当适当补偿原告的付出。原告主张其前期投入已逾6,000,000元，然而其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与系争项目的前期支出相关，本院难以据此支持其请求；但是，原告的权利仍有救济途径，依照“上咏盛济”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该项目所作尽职调查、法律顾问、审计评估以及税务顾问等前期费用，由“上咏盛济”据实承担，故原告可在解决“上咏盛济”退伙纠纷时一并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上投资产”、“上投控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依法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900元，由原告上海咏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建民审 判 员  王冬娟人民陪审员  曹金芳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杜凡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