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2号 上诉人（重审原告）：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 法定代表人：王槐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邹振旅。 委托代理人：潘兆祥，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重审被告）：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尹玉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文京，广东晨光（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丽坚，广东晨光（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重审第三人：杨帝光，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方莉，广东铭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称为“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重审第三人杨帝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珠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九江公司委托代理人邹振旅、潘兆祥，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文京，重审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方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江公司诉称：2002年3月26日，九江公司中标竟得珠海市北岭文明社区开发项目的开发资格。2002年4月16日，珠海市建设局批准九江公司成立“珠海市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对该项目进行单项开发经营房产。2002年6月10日，珠海市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04年10月9日变更名称为“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8月9日，正邦公司的全体股东（均为董事）：九江公司、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召开了董事会议，会议决定：杨帝光受让王槐月、陈光明、林春良三人所占正邦公司的全部股权，杨帝光安排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给各股东，从该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支配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财务总监。2002年8月18日，九江公司由法定代表人王槐月作为代表，与杨帝光签订了《退股协议》，约定九江公司将其占有正邦公司33％的股权转让给杨帝光，杨帝光安排在愚园旁规划的10000平方米小高层及在岭南路旁边的2000平方米商铺给九江公司自建自售，手续办好之后股本不得退回。同日，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约定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九江公司20％，并另安排《退股协议》之外20000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给九江公司。2008年11月7日，正邦公司因股权变更，在《珠海特区报》刊登《公告》，请债权人持有效债权凭证向正邦公司申报债权。九江公司因此向正邦公司申报《承诺书》上所列明的债权，并于2008年11月15日致函给正邦公司。然而，正邦公司却以杨帝光已付清转让款及其无权对正邦公司权益作出处分为由予以拒绝。九江公司认为，正邦公司于2002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盖有正邦公司公章，属其对外签署的有效法律文书，正邦公司应承担其所负义务。综上所述，九江公司请求重审法院判决：1.确认正邦公司于2002年8月18日向九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合法有效；2.确认正邦公司负有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3.判令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的利润，暂计为人民币9000万元；4.判令正邦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正邦公司答辩称： （一）九江公司对本案争议不具备原告资格。从本案的诉讼标的来看，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向其支付“北岭旧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唯一“依据”是，《承诺书》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从上述内容明显可见，杨帝光承诺的对象是“王槐月”，而不是九江公司，九江公司不是《承诺书》的当事人，无权据此提出任何主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外第三人即九江公司无权要求合同当事人向其“履行合同”，因此，对于本案争议，九江公司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二）《承诺书》不是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于2002年8月18日作出之时，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为王槐月，并非杨帝光。杨帝光无权以正邦公司名义签署该《承诺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承诺书》对正邦公司不发生效力。 （三）《承诺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应属无效。杨帝光出具《承诺书》并加盖正邦公司公章，承诺“该项目（北岭旧村改造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实质是以正邦公司财产为杨帝光个人受让九江公司持有的正邦公司股权支付对价的行为，这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规定。 （四）即使《承诺书》有效，其已被其他形式的协议所取代，九江公司无权再要求正邦公司履行该《承诺书》。2002年8月18日同时签订的《退股协议》与《承诺书》这两个文件是一个整体，二者共同构成九江公司向杨帝光进行股权转让的全部对价，这一点在重审庭审调查过程中亦已获得九江公司的确认。而无论从实质上来讲还是从形式上来讲，2003年6月12日杨帝光以正邦公司（甲方）名义和九江公司（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终止的“原协议”均包括《承诺书》在内。首先，从实质上来讲，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提到的“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结合协议第二条内容“如未履行本协议约定，则甲乙双方最终按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为准”，此处约定终止的“原协议”当然包括《退股协议》和《承诺书》（在2002年8月18日这一天，只有九江公司和杨帝光签订《退股协议》以及由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杨帝光以正邦公司名义向九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槐月出具的《承诺书》）。其次，从形式上来讲，2002年8月18日签订《退股协议》的主体为九江公司和杨帝光，而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主体为正邦公司（甲方）和九江公司（乙方），因此从形式上看《协议书》约定终止的“甲乙双方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原协议显然就不能包括不属于《协议书》“甲乙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那么如前所述，在2002年8月18日这一天，只有九江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以及由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杨帝光以正邦公司名义向九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槐月出具的《承诺书》，所以从形式上也只能将该项《承诺书》理解为“甲乙双方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原协议。可见，无论是从实质上结合《协议书》内容的理解，还是从形式上合同主体同一性的考虑，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终止的“原协议”都必然包括2002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在内。 （五）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取得目前的开发建设成果，完全是由于正邦公司当前新股东湖北能源集团清能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清能公司）投入近二十亿人民币的巨额资金解决村民安置补偿、项目建设等问题，并经过多方面努力盘活项目的结果，九江公司对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没有进行任何资金投入，从公平角度上讲，其也不应分配项目利润。 （六）现在正邦公司是由清能公司100％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房产开发利润属于国有资产。一方面，九江公司早在2002年10月28日起就已不再是正邦公司的股东，对项目开发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多年以来也没有参与正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因此，其根本无权染指项目开发的任何利益，更不要说只有具备股东资格才能分取的开发利润了；另一方面，九江公司提出的分配项目20％利润，实质上是意图攫取国有资产为己所有，如其得逞，不仅极不公平公正，而且将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损害，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七）杨帝光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正邦公司在原审中已申请追加杨帝光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且在原审中也已依法追加杨帝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等规定，本案重审诉讼活动仍应通知杨帝光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第三人杨帝光述称：九江公司、正邦公司、杨帝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结，九江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九江公司承认与杨帝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结。而九江公司与杨帝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就是基于正邦公司的股权转让而产生的九江公司应该收取的股权收益对价。即九江公司退出正邦公司，转让自己的股权给杨帝光，九江公司收取相应对价（包括投入本金和股权收益），该对价九江公司承认已经履行完毕。2.九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关键证据是《承诺书》，该承诺书就是基于九江公司退出正邦公司转让股权而产生的，且已经被九江公司之后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和协议书所取代并归于消灭。九江公司因退出正邦公司转让股权而应取得的对价（包括收益）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重审法院查明：2001年10月26日，九江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如下决议：“一、一致同意王槐月同志承包珠海北岭村旧城改造项目，同意以公司名义去进行该项目中标工作，所有投资由王槐月本人负责。二、王槐月承包的该项目所有的债权债务、经济、法律责任由王槐月承担。……” 2002年3月20日，珠海市香洲区改造城中旧村建设文明社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向九江公司发出珠海市北岭文明社区开发商招标中标通知书，同年4月16日，珠海市建设局向九江公司发出《关于单项开发经营房产的复函》，批准九江公司成立正邦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单项开发经营。 2002年5月8日，杨帝光、王槐月、陈光明、林春良签订了《投资珠海市北岭旧村改造前期投标协议书》，约定：“杨帝光出资812万元（662万及150万元垫付利息），王槐月出资676万元，陈光明出资382万元，林春良出资l36万元，作为珠海市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的投标前期费用。二、四方协商由王槐月所在公司九江公司的名义进行投标，中标后的权利义务归四方共同拥有，利益分配按各方投资金额百分比评定，并按四方的前期投资金额进行协商成立新的项目公司。三、以上各方投资由杨帝光报帐，四方认定。四、如有任何一方中途退出，另外三方负责退还退出方的投资额及共同协商后的补偿金。五、本投资协议是作为四方前期投资的原始依据。一式四份，四方签字即告生效。” 2002年6月10日，正邦公司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槐月，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九江公司、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公司董事为王槐月、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 2002年8月9日，正邦公司董事会决议记载：“一、为保障该项目（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顺畅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承担该项目的自愿经营者担当法定代表和财务总监，继续操作该项目的工作；二、鉴于公司当前运作的实际情况，同意现时部分股东退股。1.该项目如自愿经营者操作成功，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但必须给予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给退股人（杨、王、陈、林门面分别是2000m2、2000m2、2000m2、1000m2，地价是10000m2、10000m2、10000m2和5000m2），门面是在岭南路从现学校处往东抽签，地价是现愚园旁规划的商品房。……3.该项目如果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不成功，现时投资人的一切投资额没有，经营者可不予赔偿。……四、今财务和投资人核实，截止2002年8月9日止，现总投资计3300万元，分别是：杨帝光900万元，王槐月1100万元，……总投资作为以上划分门面和地价的比例依据，村委集体已经补偿现金及保证金，由开发经营者所有。现有存款余额也归经营开发商所有。2002年8月9日以前的债务由开发经营者承担。”该董事会决议上有王槐月、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四人签名及九江公司和正邦公司盖章。 2002年8月18日，王槐月（甲方）与杨帝光（乙方）签订退股协议，约定：“为保障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顺利进行，甲乙双方本着真诚友好、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今后退股操作有关事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为了该项目的操作便利，甲方同意将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指九江公司）申办的正邦公司的法人代表转给乙方，并由其承担一切责任和义务。二、经双方核实，甲方已投资900万元，占33％的股份，同意先转给王槐月30％和乙方3％。待处理好陈智仁先生投资250万元后立即将王槐月30％的股份转给乙方。三、乙方同意安排在愚园规划的10000m2小高层商品房和在岭南路旁的2000m2商铺（一至三层），由甲方自建自售，开工前的一切手续费用由乙方负责。办好之后股本不得退回，甲方可以自由出售地价及楼花，税费自行负担。四、乙方负责陈光明70万元借款收回，否则甲方也应由乙方至少退回70万元资金。五、该项目无论任何股东进入和退出都得由乙方负责完全履行本协议。六、本协议盖章签字后生效。”该退股协议上有王槐月和杨帝光的签名，并盖有九江公司和正邦公司公章。同日，杨帝光签署承诺书一份，并加盖正邦公司公章，该承诺书载明：“因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指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由本人杨帝光担任法人代表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槐月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 2002年10月10日，王槐月以九江公司名义（甲方）与杨帝光（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将所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占注册资本壹仟万元的33％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二、公司已组织专人对公司会计账目进行清查核算，并经全体股东确认。乙方愿意以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受让甲方拥有本公司资本额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即占有33％的股权，并于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完成财产交割……”。该协议由王槐月、杨帝光签名确认并加盖九江公司的公章。 2002年10月28日，正邦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帝光，公司股东变更为李文和杨帝光，其中李文出资额为100万元，所占比例为10％，杨帝光出资额为900万元，所占比例为90％。 2003年1月9日，杨帝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王槐月先生投资收益款及利息共计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本人同意将以家庭一切财产作担保”。落款处有正邦公司盖章及杨帝光签名。 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甲方）、九江公司（乙方）签署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切经营中的权利及义务，同乙方无关。二、甲方承诺在2003年7月12日以前，退还乙方股金贰佰万元整，2003年7月22日以前退还乙方股金壹佰万元整（如以上两笔退款未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则甲乙双方最终按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为准），自2003年8月份至2004年3月30日止，甲方按每月叁拾陆万元退还乙方所有投入本金，总计陆佰贰拾肆万元整。三、本合同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如甲方以上付款违约，应承担乙方的经济损失。……”。该协议有两公司盖章及王槐月、杨帝光签名。 2003年10月8日，王槐月、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四人召开正邦公司旧股东会，并通过了《正邦公司旧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一、公司原股东九江公司愿意出让其持有本公司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本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的33％股权出让给股东杨帝光，……四、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未分配利润已安排专人清查核算清楚，转让后的债权债务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均由公司以全部资产承担。转让后，原股东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该决议上有四人签名并加盖九江公司和正邦公司公章。 2004年2月，九江公司向重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投资款624万元、剩余的股权转让金220万元、利息240万元及个人欠款6万元，案由为股权转让及投资补偿合同纠纷。起诉状称：“……在双方签订上述协议（包括《董事会决议》、《退股协议》、2003年6月12日《协议书》等）后，王槐月依约办理了退股转让手续，但杨帝光至今仅支付股权转让金110万元、投资补偿款260万元，余款466万元无故拖延履行义务，而正邦公司至今未付分文，因此，正邦公司、杨帝光已构成违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九江公司又以正邦公司和杨帝光为正邦公司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补偿其2000平方米铺面和10000平方米的商品房或等值现金（2100万元），起诉状称：“……杨帝光至今仅支付股权转让金110万元。因此，正邦公司、杨帝光未依约退还九江公司投资款624万元，股权转让金220万元及投资收益款及其利息500万元，已构成违约”。2004年5月25日，甲方九江公司、乙方王槐月、丙方杨帝光、丁方正邦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1、甲乙方在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标北岭旧城改造项目中借款1100万元给丙方。2、甲、乙方已就上述债权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经四方协商，就退款及撤诉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方与丙方的1100万元债权由丙方承担偿还责任，丁方给予担保。二、丙方保证在6月20日前支付甲、乙方600万元，款项到帐后甲乙方撤掉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请求。……五、甲乙方收到丙方全部款项后，原与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若丙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款项，仍按原签订的有关协议执行。……”。九江公司以三方达成调解协议为由，向重审法院申请撤诉，重审法院以（2004）珠法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诉。 2004年7月22日，甲方九江公司、乙方正邦公司及丙方深圳市金江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岛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杨帝光曾欠甲方1100万元，甲乙方及杨帝光于2004年5月25日签订协议一份同意由杨帝光负责偿还。甲丙双方于2004年6月14日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由丙方代杨帝光偿还甲方600万元，现余500万元经甲乙丙及杨帝光同意，转由乙方于今年12月31日履行完毕，丙方对此连带清偿担保”。 2004年10月9日，珠海市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几经变更，2008年8月25日，杨帝光将其在正邦公司的全部股份转出，自2008年8月起，清能公司成为正邦公司的股东，至同年12月，持股比例达100％。 另查明，关于九江公司向正邦公司实际投资的数额，九江公司主张为1100万元，而正邦公司及杨帝光主张为624万元。九江公司认可已经收到正邦公司代杨帝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110万元，包括了2003年元月9日杨帝光出具的《欠条》中所称的投资收益款及利息500万元，也包括了九江公司在（2004）珠法民二初字第30号案中请求的款项。正邦公司亦认可杨帝光已经支付了上述1110万元给九江公司，但认为该款项是溢价的股权转让款。 2002年8月1日《退股协议》及《承诺书》签订后，九江公司认可其未再参与正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项目运作，王槐月亦没有继续为正邦公司工作。九江公司认为，《承诺书》中承诺的工资是给王槐月本人的，20％的利润是基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以及之前竞得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而应支付给九江公司的。正邦公司及杨帝光对此主张不予认可。关于诉讼请求中要求的20％利润的具体数额，九江公司主张根据房地产中介提供的正邦公司开发项目一期商品房的市场售价，按已售30％的面积估算毛利润为9亿元，扣除相关费用等，利润为9000万。九江公司表示将向法庭提起审计申请，但此后并未提交申请资料。 还查明，2012年11月21日，王槐月向重审法院递交了《关于王槐月与九江公司承包关系的说明》。该说明的主要内容是，2001年，经王槐月与九江公司管理层沟通，董事会同意九江公司投标珠海北岭旧村改建项目（以下简称北岭村项目），可由王槐月承包经营并与九江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在操作过程中，王槐月发现，北岭村项目的投入和利益极大，运营工作庞杂，个人无法承担投标、组建项目公司及运营工作。故王槐月没有承包经营北岭村项目，北岭村项目的投标、组建项目公司及运营工作，均由九江公司实际进行。王槐月仅代表九江公司做具体工作。北岭村项目由九江公司所有，投资由九江公司支付，股东注册为九江公司，股东退出后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归九江公司所有，北岭村项目2O％的利益也归九江公司所有。九江公司关于王槐月承包经营北岭村项目的董事会决议并未执行，王槐月与九江公司未签订北岭村项目承包合同，亦未实际承包经营北岭村项目，该项目的投资及利益均由九江公司承担及享有，王槐月未承担北岭村项目的投资责任亦不享有项目利益。 重审法院认为，（一）九江公司具备本案的原告资格。从九江公司所提出的诉求及理由看，九江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之诉的主要依据是，《承诺书》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判断九江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的关键是，九江公司能否以其名义主张上述条款中“王槐月”的权利。对此，重审法院认为，从重审法院查明的2001年10月26日九江公司全体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及2002年5月8日《投资珠海市北岭旧村改造前期投标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在与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合作成立正邦公司，经营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等问题上，九江公司仅是名义股东，九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王槐月。应认定，在成立正邦公司、经营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的事务上，九江公司与王槐月存在人格混同。本案所涉《承诺书》，是各方经营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问题上产生的协议。虽然从字面意思上看，《承诺书》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中有“给王槐月”字眼，没有“给九江公司”字眼，但是鉴于九江公司与王槐月在此方面事务上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应认定，九江公司可以作为原告，主张上述条款中载明的给王槐月的权利。正邦公司关于九江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重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承诺书》合法有效。重审法院认为，正邦公司2002年8月9日董事会决议第六条规定：“该项目从即日起所有工作由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承担一切工作和经济责任”，笫七条规定：“现由杨帝光自愿开发经营，承担以上一切责任和义务。自合同签订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依据上述规定，2002年8月18日，正邦公司的意思机关是杨帝光一人。正邦公司辩称，当时杨帝光无权以正邦公司的名义出具《承诺书》，不能成立。杨帝光在《承诺书》上签名确认，表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又是以正邦公司名义出具，表明其以正邦公司名义予以认可。据此，《承诺书》应认定为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发生法律效力。至于正邦公司辩称，《承诺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的问题，重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内容是，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从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在正邦公司出具《承诺书》之时，全体股东通过董事会决议所约定的内容是，“现退股人不得参与分红”、“今后自愿开发经营者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我们现时的股东无关”、“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综合以上内容分析，在当时，正邦公司所得利润，应归杨帝光一人所有。因此，杨帝光以正邦公司名义在《承诺书》中承诺将正邦公司所得利润的20％支付给王槐月或九江公司，并没有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另外，利润是清理完债权债务后的纯粹所得，处理利润亦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正邦公司的利润，依照当时各方的约定，以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在当时本应属于杨帝光的。因此，杨帝光以正邦公司名义给予他人，没有违反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等公司的资本三原则，不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综上分析，《承诺书》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正邦公司此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重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正邦公司无需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O％利润。重审法院认为，从表述上看，《承诺书》先提及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再提及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由杨帝光担任法人代表进行操作，操作期间请王槐月帮助工作，承诺的利益包括每月工资1万元、今后所得利润和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每月工资显然是针对王槐月个人帮助工作而言的对价，而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与2002年8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内容相对应，应是针对九江公司退股而言的对价。但是，今后所得利润的20％在其他协议和书面文件中并未涉及，仅从本《承诺书》的内容分析，无法确定王槐月或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究竟是基于九江公司退股还是王槐月本人帮助工作之原因，即《承诺书》对此阐述不明。基于文字表述，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是基于王槐月本人帮助工作。如果照此理解，依据各方陈述，其后王槐月和九江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正邦公司的运作和经营，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利润的前提不存在，九江公司要求正邦公司支付所得利润的20％的主张就不能成立。第二种理解，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是基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如果照此理解，那么该部分利润应纳入股权转让对价范畴，是否支持应结合各方就九江公司退股事宜的处理来综合考查。首先，从2002年8月9日九江公司要求退股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时始至2004年九江公司诉正邦公司时止，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及杨帝光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而且这一系列协议均是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股权转让；这些协议反复重申了九江公司将其所有的正邦公司33％股权转让给杨帝光，股权转让对价由最初的给予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变化为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并且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亦形成了多份协议，可见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杨帝光之间就九江公司退股事宜经历了反复而慎重的协商过程，但《承诺书》之后的协议均未再提及给予九江公司或王槐月20%利润的问题，应认定各方对于《承诺书》约定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变更。其次，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与九江公司签署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该协议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而在此之前以两公司作为主体的协议仅有《承诺书》一份；2003年10月8日《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旧股东会决议》第四条也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可见，各方在2002年8月18日之后再签订协议时对于《退股协议》和《承诺书》是否继续履行问题是有所考虑并作出了约定的。第三，九江公司在之后屡次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补偿款及给予地价指标时，均没有要求确认《承诺书》中涉及的2O％利润，亦可印证以上认定的事实。结合以上三点可以认定，如果九江公司取得今后所得利润2O％是基于其进行股权转让产生的对价，那么该部分对价已经被其后的协议取消。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理解《承诺书》之约定，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应向其支付项目开发所得20％的利润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重审法院认为九江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对其有理的部分，予以支持，对其无理的部分，予以驳回。据此，重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经重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3年7月16日作出（2012）珠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2002年8月18日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合法有效；二、驳回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1800元，由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九江公司不服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正邦公司应当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的利润，该利润暂计为9000万元。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重审判决以“无法确定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为由否定其取得该利润的权利，无法律根据。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应向其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的利润，是根据正邦公司2002年8月18日签署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正邦公司承诺“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如上所述，重审法院和正邦公司、九江公司均认同该“《承诺书》合法有效”。重审法院之所以作出正邦公司无需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判决，主要是因为：“仅从本《承诺书》的内容分析，无法确定王槐月或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究竟是基于九江公司退股还是王槐月本人帮助工作之原因”（引自重审《判决书》）。在肯定“承诺”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以作出承诺的原因“无法确定”为理由来否定应当履行承诺的义务（兑现承诺），无法律根据。只要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原因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那么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就不因权利义务发生的具体原因如何而存废。民事主体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原因是否合法、公平，只是在判定民事行为是否有效或可变更、可撤销时才有意义。如果民事法律行为已被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由其引发的民事法律关系所确定的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当然就是合法、公平的。具体到本案，既然认定涉案的《承诺书》合法有效，那么就是认定正邦公司作出“承诺”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因是合法、公平的，不存在无效或可变更、可撤销的情事；由于“承诺书”的存在，便在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九江公司享有取得项目所得利润20％的权利，正邦公司负有支付项目所得利润20％的义务。此时再以“无法确定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为理由否定该权利的存在，就如同在承认“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却以“无法确定订立合同的原因”为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一样的荒唐！ （二）关于《承诺书》的性质问题。第一，《承诺书》不是正邦公司（杨帝光）与九江公司（王槐月）之间的协议（合同），而是正邦公司实施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合同”的定义作出了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二者的具体文字表述虽有差异，但实质相同。从“合同”的定义可以得知，“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方以上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成立必须有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否则何来“之间”），这是合同区别于单方法律行为的重要标志。所以，合同若以给付义务是否由双方当事人互负为标准分类，可以分为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但不存在双方合同或单方合同之分，单务合同也必须有两方当事人。一个人自己不能与自己签订合同，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据此来看一下涉案的《承诺书》：它只有一方当事人即正邦公司（此时正邦公司已归杨帝光所有，其在承诺书上签字已不是个人行为），故它不是什么协议，其性质就是正邦公司实施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另外，从签署的时间上，也印证了《承诺书》并不是《退股协议》的一部分，该部分利润不应“纳入股权转让对价范畴”。《承诺书》与《退股协议》同一天签订，如属同一范畴，完全可以纳入同一协议中，不需要同时签订两份文件约定同一事项。 第二，单就关于“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的承诺而言，它属于附延缓条件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所谓附延缓条件，是指民事法律行为中所确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要在所附条件成就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附延缓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之前已经成立，行为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但是权利人尚不能主张权利，义务人也不须履行义务，即双方的权利义务的法律效力尚处于停止状态；当条件成就，民事法律行为就发生效力，义务人就必须履行义务。具体的涉案《承诺书》中关于“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的承诺，“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即为所附的延缓条件。正邦公司在北岭村改造项目取得利润以前，九江公司尚不能向正邦公司主张分取利益，如果今后“该项目取得利润”这一条件成就了，权利人九江公司即可提出分取20％利润的主张，义务人正邦公司必须履行给付九江公司该项利润的义务。正邦公司2010年出具的2009年度审计报告和年检报告中披露公司己开始盈利，九江公司遂提出按正邦公司承诺分取利润的20％，正邦公司本应履行承诺的义务，但它却拒绝履行付款义务。2010年6月17日九江公司无奈提起诉讼。 （三）重审判决所列举三条正邦公司无需向九江公司支付20％利润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重审判决在主观臆测了正邦公司承诺向九江公司支付20％利润的两种可能的原因后，遂提出“是否支持应结合各方就九江公司退股事宜的处理来综合考察”，然后从三个方面“考察”得出结论：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项目开发20％利润的承诺不能成立。然而，重审判决三点“考察”得出的结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第一，重审判决提出，从2002年8月9日九江公司要求退股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时始至2004年九江公司诉正邦公司时止，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及杨帝光之间围绕股权转让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但《承诺书》之后的协议均未再提及给予九江公司或王槐月20％利润的问题，并据此“认定各方对于《承诺书》约定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变更”。重审判决的这种认定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因条件而受到限制。当条件成就以后，民事法律行为当然发生效力，不需要再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其他行为。自正邦公司在《承诺书》中作出“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利润”的承诺以后至2009年以前，正邦公司未实现利润，由于分取利润的条件未成就，九江公司未提出分取利润的主张。2010年公布的正邦公司2009年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本年度已盈利，九江公司遂提出分取20％利润的主张，这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怎么能据此“认定各方对《承诺书》约定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变更”必须指出，对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对人在所附条件成就与否未确定前，享有因条件成就而取得权利或利益的可能性，即期待权。期待权虽不确定，但有实现的可能，是受法律保护的。重审法院随意“认定各方对于《承诺书》约定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变更”，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作出了明确规定。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及意思表示不自由等原因，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因而欠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民事行为。从实体上说，须是具有《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情形的民事行为和合同方可变更、可撤销。重审判决认定“《承诺书》合法有效”，是“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发生法律效力”（引自重审《判决书》），并不存在可变更、可撤销的情事；从程序上说，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可变更、可撤销情形的民事行为和合同，“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就是说，民事行为要变更、撤销，必须先有当事人明确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然后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变更、撤销的裁判才能有效，并不是他人（包括法院）通过擅自臆测、推断认定“已经进行了变更”。 第二，重审判决提出，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与九江公司签署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该协议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而此前以两公司作为主体的协议仅有《承诺书》一份；2003年10月8日《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旧股东会决议》第四条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后原股东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可见，各方在2002年8月18日之后再签订协议时对《退股协议》和《承诺书》是否继续履行是有所考虑并作出了约定。上述表述有两层意思：其一，《承诺书》是否已终止。重审判决认定《承诺书》终止的根据是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与九江公司签署《协议书》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而此前以两公司作为主体的协议仅有《承诺书》一份。这种认定明显违背事实。如前所述，《承诺书》并不是正邦公司（杨帝光）与九江公司（王槐月）之间的“协议”，而是正邦公司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它也没有“以两公司作为两个主体”，而只有正邦公司在《承诺书》上签名盖章，故只有正邦公司一个主体。如前所述，重审法院和涉讼各方均认可《承诺书》合法有效，迄今为止，正邦公司既未行使撤销权（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内），也未提出变更请求，足以说明《承诺书》效力继续，并未终止。十分明确，2003年6月12日《协议书》中关于“甲乙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指的是2002年8月18日由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当时名称为中邦公司）所签署的《退股协议》，该“协议”由两公司盖章，杨帝光与王槐月分别签名，与2003年6月12日《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完全相同（虽然该“退股协议"在“原股持有人”一栏写的是“王槐月”和“杨帝光”，但最后盖章签字的是九江公司、王槐月和中邦公司、杨帝光，正如重审判决所认定的，此时九江公司与王槐月、中邦公司与杨帝光存在人格混同）。不知何种原因，在如此明显的问题上，重审法院却硬要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其二，正邦公司己于2002年10月28日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帝光，股东变更为杨帝光和李文。2003年10月8日公司的四名原股东召开了一次所谓旧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由于他们中的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此时已不是该公司股东，所以他们的会议仅对此前已作出决定的相关退股事宜重新议定，并申明（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其实这种申明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了，当然不可能再在公司中拥有股东权利、义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的，根本不需要当事人搞什么“明确约定”。再说，九江公司之所以享有收取项目20％利润的权利，是其作为债权人所拥有的权利（正邦公司签署《承诺书》后，便与九江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九江公司为债权人，中邦公司为债务人），并非是股东“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权利。 第三，重审判决提出，九江公司在之后屡次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补偿款及给予地价指标时，均没有要求确认《承诺书》中涉及的20％利润，亦可印证以上认定的事实（意指《承诺书》已“变更”或“终止”的“事实”）。如前所述，附延缓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虽然在条件成就之前行为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但双方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法律效力尚处于停止状态。此时权利人尚不能主张权利，一旦条件成就，民事法律行为便当然发生效力，不须再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其他行为。在正邦公司所经营的北岭村改造项目实现利润以前，九江公司不能主张分取20％利润，所以在此期间虽屡次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补偿款及给予地价指标，但唯独没有要求确认《承诺书》中涉及的20％利润，因为不需要再作“确认”。这倒恰恰印证了该款项不是股权转让款或投资补偿款的一部分。而在看到正邦公司2008年11月7日发出的通知债权人于30日内申报债权的《公告》以后，九江公司于2008年11月15日向正邦公司发出《关于债权申报事项的意见函》，并于11月18日持《承诺书》向正邦公司提出债权申报。2010年，正邦公司发布了2009年度审计报告和年检报告书，披露公司2009年已实现盈利，此时条件已成就，九江公司根据诉讼期间提交的2009年至2012年度正邦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向正邦公司主张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暂计为9000万元债权。 正邦公司二审答辩称： （一）九江公司作为“权利主张”基础性依据的《承诺书》，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依法被确认为无效。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正邦公司认为有必要客观陈述如下基本事实：2002年3月20日，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和王槐月四人共同以九江公司的名义参加珠海市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并中标。为开发建设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同年6月10日，王槐月以九江公司的名义与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注册成立了单项开发公司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正邦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中邦公司）。中邦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九江公司出资330万元，持股33％，杨帝光出资270万元，持股27％，陈光明出资300万元，持股30％，林春良出资100万元，持股10％。 中邦公司成立后，因无法筹集巨额开发资金，无力推进项目开发。为此，作为股东的九江公司和陈光明、林春良随即决定退出项目公司，将各自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其中，九江公司和陈光明二人共63％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帝光，林春良1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李文。股权转让后，项目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杨帝光和李文，分别持股90％和10％，整个项目由杨帝光负责经营运作。就股权转让问题，2002年8月9日，各股东（亦是公司董事）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鉴于公司当前运作的实际情况，同意现时部分股东退股。由杨帝光自愿开发经营，承担一切责任和义务。该项目如自愿经营者操作成功，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但必须给予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给退股人（其中给王槐月2000平方米门面和10000平方米地价指标）。该项目如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不成功，现时投资人的一切投资额没有，经营者可不予赔偿”。 同年8月18日，杨帝光又与王槐月和九江公司签订《退股协议》，商定在愚园旁安排10000平方米小高层商品房、在岭南路旁安排2000平方米商铺的建设指标，由九江公司自建自售。当日，杨帝光又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因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由本人杨帝光担任法人代表进行操作。操作期间请王槐月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十天工资为一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在《退股协议》和《承诺书》上，杨帝光还加盖了中邦公司的印章。这里必须指出的是，2002年8月18日杨帝光向王槐月出具《承诺书》并加盖中邦公司印章之时，中邦公司尚未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即此时中邦公司的股东仍为九江公司、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而王槐月不仅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仍然担任中邦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并掌握中邦公司公章，杨帝光当时以股东身份担任中邦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直至2002年10月28日，中邦公司股东才变更登记为杨帝光和李文），王槐月、杨帝光二人当时掌握着中邦公司的控制权，能够以中邦公司的名义出具任何文件、签订任何合同、协议。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显然可见： 1.《承诺书》实质上是公司股东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受让公司股权支付对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2002年8月18日，九江公司董事长王槐月及杨帝光利用时任中邦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出具《承诺书》并加盖中邦公司公章，承诺“该项目（北岭旧村改造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实质是以中邦公司公司财产为杨帝光个人受让九江公司持有的中邦公司股权支付对价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禁止性规定，以及2004年8月28日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九条“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确认为无效。 2.《承诺书》违反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承诺书》于2002年8月18日作出，中邦公司当时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仍为九江公司董事长王槐月，公司公章也掌握在王槐月手中，直至2002年10月28日中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才变更登记为杨帝光。因此，《承诺书》以中邦公司名义承诺北岭旧村改造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就构成了王槐月作为中邦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中邦公司进行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这违反了2004年8月28日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关于“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禁止性规定，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依法应确认为无效。 3.九江公司董事长王槐月与杨帝光利用职务之便制作的该项《承诺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依法当属无效。九江公司董事长王槐月与杨帝光是在明知中邦公司全体股东已形成《董事会决议》，约定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如自愿经营者操作成功，则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便擅自以中邦公司名义出具《承诺书》，违背全体股东关于“现退股人（包括九江公司）不得参加分红”的决议，承诺“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这实质上是以中邦公司财产为杨帝光个人受让九江公司持有的中邦公司股权支付对价，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中邦公司及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有关规定，该《承诺书》依法当属无效。 4.由于杨帝光当时不是中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邦公司也不可能授权杨帝光签署此类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承诺，因此杨帝光以中邦公司名义签署该《承诺书》属于无权代理、无权处分，根据《合同法》关于无权代理的有关规定，该《承诺书》对中邦公司不发生效力。《承诺书》于2002年8月18日作出之时，中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为王槐月，杨帝光当时还不是中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邦公司也不可能授权杨帝光签署此类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承诺，因此杨帝光以中邦公司名义签署该《承诺书》，擅自处分公司财产，属于无权代理、无权处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而杨帝光签署《承诺书》擅自处分公司财产、严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中邦公司的追认，因此，在杨帝光无权代理中邦公司的情况下签署《承诺书》，属于杨帝光个人行为，对中邦公司不发生效力。 5.《承诺书》内容违背了中邦公司原全体股东于2002年8月9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即股东会决议），且该《承诺书》也没有经过中邦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新的决议通过，因此对中邦公司不发生效力。2002年8月9日，中邦公司原全体股东即九江公司、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就除自愿经营者杨帝光之外的其他股东退股事宜，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即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约定：“该项目如自愿经营者操作成功，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因此，“现退股人”即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分配公司项目利润的前提只能是由当时公司的全体股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议事规则和表决程序重新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新的决议，同意公司“现退股人”参加利润分配。而2002年8月18日《承诺书》出具之时，中邦公司的股东仍为九江公司、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但杨帝光却在未经中邦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作出新的决议通过的情况下，利用其与王槐月掌握中邦公司实际控制权并持有公司公章的职权便利，擅自出具《承诺书》承诺“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m2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严重违反了2002年8月9目《董事会决议》全体股东关于“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的约定，侵犯了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行使职权及股东会议事方式、表决程序的有关规定，因此，该份由杨帝光署名的《承诺书》也只能视为杨帝光个人行为，对中邦公司不发生效力。需要指出的是，在2003年陈光明诉杨帝光及中邦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珠海中院作出的（2003）珠法民二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认定：杨帝光在有关协议中与陈光明约定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同样也是将股权转让对价由《董事会决议》中“项目操作成功”情况下的“门面、地价指标”直接变更为货币支付形式）“系杨帝光本人承诺的义务，因上述中邦公司担保无效之因（未经股东会决议），与中邦公司无关”，且陈光明在主张股权转让款的同时无权再行主张商品房和商铺作为股权转让对价，因而驳回其要求杨帝光和中邦公司交付商品房和商铺的诉讼请求。 （二）本案中另一个重要和基本的事实是，从2003年1月起，《退股协议》及《承诺书》己被双方其后签订的协议所变更和取代，并已实际履行完毕。 由于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经营运作周期较长，不确定因素太多，原来约定的门面、地价指标、利润等都要等到“自愿经营者操作成功后”才能实现，而一旦操作没有成功则“退股人一切投资额没有，经营者不予赔偿”，有很大的风险。同时，又鉴于九江公司已从中邦公司退股，再要求分配利润于法无据，于理不通。故从2003年元月开始，九江公司和陈光明、林春良等人就与杨帝光商定把股权转让的对价改变为款项支付。 2003年1月9日，杨帝光向九江公司出具《欠条》，承诺向王槐月支付“投资收益款及利息500万元，本人同意以家庭一切财产作担保”。同年6月12日，又利用职权以中邦公司的名义与九江公司签订了《协议书》，承诺向其退还“投入的房地产开发资金624万元，并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原签订的协议终止”。 2004年5月25日，九江公司、王槐月与中邦公司、杨帝光达成调解，签订四方《协议书》，确定杨帝光应向九江公司及王槐月偿还“借款”1100万元，并由中邦公司为杨帝光还款承担担保责任；同时，再次明确约定九江公司及王槐月“收到全部款项后，原与中邦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措辞为1100万元的“借款”，无论是从2002年8月9日的《董事会决议》中明确的王槐月“投资款1100万元”，还是从2004年5月25日的《协议书》明确的九江公司收到1100万元“借款”后，“原与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均可印证这“1100万元”就是九江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性质。此外，在上述《协议书》中也已经明确，主债务人是杨帝光本人，中邦公司承担的是担保责任和代为还款的责任，在中邦公司与杨帝光之间因代为还款而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不再是直接以中邦公司的公司财产为股东个人受让股权买单。之所以发生这种本质变化，是因为中邦公司的股东已发生了变更，杨帝光不能再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志任意处分公司财产。 上述四方协议签订后，2004年6月21日中邦公司通过当时的控股股东深圳金江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江岛公司）向九江公司实际支付600万元，这一事实已由2004年7月22日九江公司、中邦公司和金江岛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载明；2005年12月28日前，中邦公司又向九江公司分期支付了剩余的500万元。加上杨帝光在2003年9月10日支付的90万元，九江公司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l190万元。上述款项支付均有银行进账单、收条等证据予以证明，这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也已得到九江公司的认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邦公司是于2002年6月20日注册成立的，九江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33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受各种因素制约，根本无力开展项目开发与建设活动，投资前景并不明朗和乐观，风险极大。鉴于此，九江公司和其他股东才在公司刚刚成立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做出了退股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330万元注册资本金之外，九江公司不可能再追加其他投入。因此，所谓119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包含了溢价在内的，在33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外，还有860万元的投资收益和回报。 基于上述事实，中邦公司需指出的是： 1.《欠条》和相关《协议书》已充分证明，从2003年元月起，杨帝光和九江公司股权转让双方已对股权转让的对价形式进行了变更，从门面、指标、利润等变更为货币支付。而《承诺书》之后在杨帝光和九江公司双方（包括中邦公司及中邦公司新股东参与）签订的协议中均未再提及给予王槐月或九江公司20％利润的问题，之后九江公司屡次起诉要求中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补偿款及给予地价指标时，也均未提及《承诺书》中所涉20％利润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因为《承诺书》内容已被其他形式所取代，在此情形下，即使《承诺书》合法有效，也不能再遵照执行。 2.2002年8月18日同时签订的《退股协议》与《承诺书》这两个文件是一个整体，二者共同构成九江公司向杨帝光进行股权转让的全部对价，这一点在原审庭审调查过程中亦已获得九江公司的确认。而无论从实质上来讲还是从形式上来讲，2003年6月12日杨帝光以中邦公司（甲方）名义和九江公司（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终止的“原协议”均包括《承诺书》在内。首先，从实质上来讲，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提到的“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结合协议第二条内容“如未履行本协议约定，则甲乙双方最终按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为准”，此处约定终止的“原协议”当然包括《退股协议》和《承诺书》（在2002年8月18日这一天，只有九江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以及由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杨帝光以中邦公司名义向九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槐月出具的《承诺书》）。其次，从形式上来讲，2002年8月18日签订《退股协议》主体为九江公司和杨帝光，而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的主体为中邦公司（甲方）和九江公司（乙方），因此从形式上看《协议书》约定终止的“甲乙双方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原协议显然就不能包括不属于《协议书》“甲乙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那么如前所述，在2002年8月18日这一天，只有九江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以及由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杨帝光以中邦公司名义向九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槐月出具的《承诺书》，所以从形式上也只能将该项《承诺书》理解为“甲乙双方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原协议。可见，无论是从实质上结合《协议书》内容的理解，还是从形式上合同主体同一性的考虑，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终止的“原协议”都必然包括2002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在内。 （三）九江公司在本案中坚持否认《承诺书》中所涉项目20％利润是相应股权转让对价的组成部分，那么这里的20％利润就只能理解为是对王槐月（或王槐月所代表的九江公司）附义务的赠与，且中邦公司在赠予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随时撤销该项赠与。 如前所述，2002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事实上是九江公司董事长王槐月及杨帝光利用时任中邦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未经中邦公司股东会决议，擅自出具并加盖中邦公司公章的，该项承诺并非中邦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实质是以中邦公司公司财产为杨帝光个人受让九江公司持有的中邦公司股权支付对价的行为。但九江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坚持否认《承诺书》中所涉项目20％利润是杨帝光为受让其股权而承诺支付的对价，则从《承诺书》“因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由本人杨帝光担任法人代表进行操作。操作期间请王槐月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十天工资为一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的内容来看，既然九江公司已经完成退股，不再是中邦公司股东，没有对中邦公司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再进行过任何资金投入，也未实际参与中邦公司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运作和经营，不具备分配中邦公司项目利润的资格，那么，《承诺书》中所涉项目20％利润就只能理解为是对王槐月（或王槐月所代表的九江公司）的赠与，并且该项赠与显然是附义务的赠与，即附有“王槐月同志协作帮助工作”的义务。但其后王槐月和九江公司并未实际参与中邦公司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运作和经营，王槐月本人也没有进行任何“协作帮助工作”，即“受赠人”没有履行附义务赠与中约定履行的义务，因此履行“赠与”的前提并不存在。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明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正邦公司显然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项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赠与”。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将《承诺书》中所涉项目20％利润理解为相应的已经在协议变更后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对价，九江公司也没有其他正当理由要求中邦公司向其支付这20％利润。 事实上，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取得目前的开发建设成果完全是由于中邦公司当前新股东投入近二十亿人民币的巨额资金解决村民安置补偿、项目建设等问题，并经过多方面努力盘活项目的结果，九江公司对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没有进行任何资金投入，也没有“协作帮助工作”，该项目投资收益与九江公司无关，九江公司不具备分配项目利润的理由和资格，也无权要求分配中邦公司的公司利润。 需要说明的是，2002年3月20日，杨帝光等人之所以以九江公司的名义参加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招投标活动，是由于该项目只能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参加投标，实际上所有投标工作都是由杨帝光个人进行组织和安排的，并最终利用其地缘和人缘优势使九江公司中标竞得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权，而九江公司作为一个外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同年6月10日，杨帝光、王槐月（以九江公司名义）、陈光明、林春良随即注册成立了单项开发公司即中邦公司，专门负责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 而如前所述，中邦公司成立之初受各种因素制约，根本无力开展项目开发与建设活动，投资前景并不明朗和乐观，风险极大。鉴于此，九江公司和其他股东才在公司刚刚成立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做出了退股决定，并完全退出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330万元注册资本金之外，九江公司不可能再追加其他投入，事实上，九江公司也没有再对北岭旧村改造项目进行过任何资金投入。 事实上，2004年4月起，湖北能源集团清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能公司）实际成为中邦公司股东并接手北岭旧村改造项目时，该项目还属于烂尾工程，整个项目建设由于面临资金短缺、拆迁工作受阻等问题正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村民安置补偿、项目建设进程等问题成为摆在珠海市政府面前的重大难题。清能公司接手该项目后，先后投入人民币近二十亿元的资金用于该项目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并且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使得中邦公司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将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完成，并建成了“正邦岭秀城”高档商业、住宅小区，成为珠海大型旧村改造项目的成功范例。而关于九江公司提到的所谓“拆一免三”的优惠政策，即开发商每拆除一平方米面积的旧房，就免交三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即地价，这是珠海市政府对当时包括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在内的珠海市28个旧村改造项目给予的统一优惠政策，并非九江公司为中邦公司争取得来的特殊优惠。同时，旧村改造项目虽然在土地使用权方面得以免除了地价，但却需要向广大村民支付巨额的拆迁补偿款，甚至超出了免除的地价款数额，此外还有其他诸如契税等方面的大量开支，而这些巨额资金款项都是正邦公司目前的股东即清能公司进行投入和解决的，九江公司对此没有再进行过任何资金投入，显然，“拆一免三”的统一优惠政策不能作为九江公司攫取中邦公司利润的合理理由。 （四）正邦公司现为国有独资公司，九江公司要求分配项目20％的利润实际上就是要分配国有资产，会造成对国有资产的严重侵害。 正邦公司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8月25日，杨帝光已将其在正邦公司持有的30％股权全部转让给予其有关联关系的珠海市秋成茗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成茗茶公司）；2008年8月27日，秋成茗茶公司又将该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清能公司（湖北省人民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系正邦公司的上级公司）；2008年12月25日，正邦公司的另一持股股东金江岛公司也将其持有的70％股权全部转让给清能公司。因而，现在正邦公司是由清能公司100％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房产开发利润属于国有资产。一方面，九江公司早在2002年10月28日起就已不再是正邦公司的股东，对项目开发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多年以来也没有参与正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因此，其根本无权染指项目开发的任何利益，更不要说只有具备股东资格才能分取的开发利润；另一方面，九江公司提出的分配项目20％利润，实质上是意图攫取国有资产为己所有，如其得逞，不仅极不公平公正，而且将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和损害，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珠海中院重审在调查核实上述一系列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认定九江公司的股权转让对价已由最初包括《退股协议》、《承诺书》等约定的门面、地价指标及利润变更为货币支付的事实，并且“九江公司在之后屡次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补偿款及给予地价指标时，均没有要求确认《承诺书》中涉及的20％利润，亦可印证以上认定的事实”，由此确认“如果九江公司取得今后所得利润20％是基于其进行股权转让产生的对价，那么该部分对价已经被其后的协议取消”。而如果理解为“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是基于王槐月本人帮助工作”，则由于“其后王槐月和九江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正邦公司的运作和经营，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利润的前提不存在，九江公司要求正邦公司支付所得利润20％的主张就不能成立”。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理解《承诺书》之约定，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向其支付项目开发所得20％的利润均不能成立”，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然，珠海中院是在查明九江公司没有要求正邦公司向其支付北岭旧村改造项目20％利润正当理由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要求正邦公司支付项目20％利润暂计人民币9000万元的诉讼请求，而并非九江公司所称“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 综上所述，珠海中院重审判决依法驳回九江公司要求正邦公司向其支付20％项目利润的无理诉讼请求，是根据事实情况依法作出的判定。九江公司提出的上诉没有任何实质性理由，内容亦十分空洞，实际上是意图通过恶意缠讼行为达到其非法攫取巨额国有资产的目的。为此，正邦公司特请求依法驳回九江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正邦公司的合法权益，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杨帝光二审答辩称：杨帝光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应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杨帝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结。涉案的《承诺书》属于股权转让的一部分。 本院对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期间，九江公司提交了正邦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2012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作为新证据，用于证明正邦公司新增利润的情况。该报告书记载，正邦公司全年利润总额242006406.22元，全年纳税总额146714906.65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尹玉明签名确认所提交的年检报告书内容属实。正邦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九江公司的主张。杨帝光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正邦公司是否负有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及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案中，根据正邦公司2002年8月9日董事会决议第六条“该项目从即日起所有工作由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承担一切工作和经济责任”和第七条“现由杨帝光自愿开发经营，承担以上一切责任和义务。自合同签订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表明，杨帝光有权于2002年8月18日以正邦公司的名义出具涉案《承诺书》。涉案《承诺书》上有正邦公司的印章和杨帝光的签名，应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可确认其合法有效。由于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重审法院关于《承诺书》效力的认定亦无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涉案《承诺书》于2002年8月18日出具之后，2003年1月9日，正邦公司、杨帝光向王槐月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王槐月“投资收益及利息”共计500万元；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与九江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正邦公司分期退还九江公司的投资总计624万元，并约定该协议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2004年5月25日，九江公司、王槐月、正邦公司、杨帝光签订一份《协议书》，确认九江公司、王槐月的1100万债权由杨帝光负责偿还，正邦公司负担保责任，九江公司、王槐月收到款项后原与正邦公司、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上述协议从内容来看，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杨帝光基于九江公司退股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正邦公司提供担保，而未涉及到《承诺书》中正邦公司、杨帝光承诺给予九江公司20%项目利润等问题。此外，2003年6月12日的《协议书》、2004年5月25日的《协议书》中关于原协议终止的约定，均未明确包括《承诺书》在内，且与两份《协议书》与《承诺书》涉及的内容也不相同。在没有更加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正邦公司主张《承诺书》已被之后的协议所取代、效力已经终止，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九江公司主张《承诺书》仍具有法律约束力，符合法律规定。鉴于正邦公司是北岭村改造项目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故此，九江公司请求确认正邦公司负有向其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现阶段利润的20%暂计为9000万元的问题。九江公司请求正邦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自2009年度起的利润20%即9000万元，其主张以正邦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报备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为计算依据。正邦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现阶段利润20%给九江公司的承诺是基于正邦公司原股东之间因退股而达成的，尔后，正邦公司股东进行了多次变动，至2008年8月27日，原始股东已经全部退出，故2009年度起的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针对的是正邦公司2009年度以来的经营状况所做，并非是针对北岭村改造项目整体收益情况的核定，即该报告书没有反映出北岭村改造项目由始至今的盈亏状况，且按照涉案《承诺书》的内容分析，正邦公司承诺支付给九江公司的是北岭村改造项目整体利润的20%，但由于北岭村改造项目没有证据显示已经开发完毕或已进行整体结算，项目整体盈亏情况尚不明晰，无法得出北岭村改造项目是否取得利润及利润多少的结论，故九江公司提出以正邦公司在工商部门报备的2009至2012年度的工商年检报告作为北岭村改造项目利润20%计算基准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至于九江公司如何主张北岭村改造项目整体利润20%的问题，可在该项目最终结算后，取得相关依据后再行主张为宜。据此，对九江公司的该项主张，因事实依据不足，应予驳回起诉。对该问题本院另行以裁定方式处理。 综上，九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重审对正邦公司无需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利润20%的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珠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珠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确认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有向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人民币491800元，由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0%。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83600元，多预交的491800元，由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退还；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负担的491800元，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磊 代理审判员  陈康秀 代理审判员  郑华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文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