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家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户代表姚家辉，男，195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义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时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时福。上诉人姚家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姚家辉户）与被上诉人张家纯、王义起、邓时福、邓时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3）津法民初字第05983号民事判决。姚家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家辉户、张家纯、王义起、邓时福、邓时才均系原中山镇四合村穿洞9社社员。1982年前后，国家开始实施土地承包时，姚家辉户从发包方即原中山镇四合村穿洞9社承包了“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和“大黄田”等三块土地。1998年6月28日，姚家辉户当时的户主姚国清办理了《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附承包合同），载明姚家辉户家庭人口7人，有承包地5亩4分，分别是：“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大黄田”，“大生天附老房子屋基田”，“陈中华河坝（1）”、“陈中华河坝（2）”，“庆猫洞”、“堰沟边”，“梭滩石”，承包期限为1998年7月至2028年6月。2010年11月30日重新确权颁证，姚家辉户户主变更为姚家辉，共有权人5人，确认承包地面积为：13.33亩，承包地地块总数为10块，分别是：“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大黄田”，“老房子屋田”，“大生田”，“陈中华”，“坟坝”，“老房子咀”，“庆猫洞”，“堰沟边”，“梭滩石”。上述地块四至界线均注明为“田边”或“土边”。姚家辉户因与张家纯等人为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向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委员会反映后，该委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津农委访回［2012］6号复函，认为姚家辉户持有的“第CQ142305050085号农村土地承包权证书合法有效，其对权证上载明的13.33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其中包含王泽安塝塝附正湾、过堰），该权利受法律保护，他人无权以占有私分等方式侵害。”姚家辉户遂起诉至法院。案经调解无果。一审庭审中，姚家辉户陈述其中“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2010年确认面积为2.22亩，实际包含三个地块即“王泽安塝塝、正塆田、过堰田”。张家纯等四人则认为从姚家辉户举示的1998年6月28日办理的土地承包证上看，载明的是“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其中“正塆.过堰”中间的小点系张家纯等四人后来自行涂改的，因此该项实际记载的田块是“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指的就是“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这一部分，而非“王泽安塝塝、正塆田、过堰田”三块。张家纯等人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还举示了时任发包方负责人生产队长姚国树的书面证言和中山镇四合村元通寺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材料［该材料上载明：王泽安塝6块（附正湾过堰1块）］一份、中山镇四合村五社第一轮土地承包（圆通寺社）原始土地分户记录一份予以佐证。但姚家辉户认为姚国树的书面证言与权证上的登记不符，生产队证明材料上的“姚国清”签字并非姚国清本人书写，第一轮土地承包（圆通寺社）原始土地分户记录系伪造，因而张家纯等人提交的此两三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依职权对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并对生产队进行了走访，了解到：该队确有“王泽安塝塝、正塆田、过堰田”三个地块名称，现过堰田仍属于姚家辉户承包地无异议。调查过程中，现任生产队长罗月星现场陈述，据其了解“正塆田”最初确系姚家辉户家庭承包地，在1989年前后，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对社内土地进行了小调整，因姚家辉户家庭成员侯元书已在1989以前去世，队上按当时实行的“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政策，决定收回姚家辉户承包“正塆田”并均分给社员群众耕种，但因年代久远和队长人选变动，社员大会记录等资料已无法查找。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还依法向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镇财政办公室调取了姚家辉户1989年及1990年的农税征收结算分户明细账。一审庭审质证中，姚家辉户陈述该明细账中姚国树、姚家辉、姚家必、姚家茂四个户头均是姚家辉户家庭的户头。据此核实，姚家辉户家庭上述四个户头1989年应缴纳农业税为105.29元，1990年应缴税为84.57元，比1989年减少了20.7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姚家辉户1998年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是否包含“正塆田”在内。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姚家辉户诉称权证上记载的是“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因而实际包含“王泽安塝塝、正塆田、过堰田”三个小地名。从姚家辉户提交的1998年承包经营证上看，其载明的“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中间的“.”以其形状、位置分析，是否顿号难以辨认，该地块又未明确四至界限，仅凭该权证确难以得出明确结论。但结合张家纯等人出示的中山镇四合村五社第一轮土地承包（圆通寺社）原始土地分户记录记载并无“正塆田”，时任发包方负责人姚国树的书面证言，以及一审法院向现任发包方负责人罗月星了解的情况和依法查明的姚家辉户家庭1989年及1990年农税明细账对比减少20.72元的事实，能够相互映证，确认姚家辉户承包的“正塆田”在姚家辉户家庭成员侯元书去世后，已由生产队在1989年调整减少，并核减了相应部分农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于2003年3月1日，原中山镇四合村穿洞9社调整姚家辉户承包地的行为发生在1989年，应服从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不应适用后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故应当认定生产队1989年该调整行为有效。姚家辉户在1998年和1990年亦交纳了相应的农业税，可以推定姚家辉户当年对土地调整确已知晓，并实际按照此次调整进行了履行。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姚家辉户1998年承包证上载明的“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应系指“王泽安塝塝附正湾过堰”这一部分，而非“王泽安塝塝”、“正塆田”、“过堰田”三块。至于政府2010年重新确权颁证的行为，系对1998年承包权证的一种确认，其虽载明“王泽安塝塝附正塆、过堰”，但应系对1998年权证上“.”号模糊辨认造成的笔误，同时2010年确权颁证亦非新一轮承包，不发生变更原承包关系的效力，因而姚家辉户也不能因此获得对“正塆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姚家辉户起诉要求张家纯等人返还“正塆田”并赔偿15年未能耕种“正塆田”的经济损失，但其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正塆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此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家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姚家辉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记载案涉土地系姚家辉户所承包。一审以1989年及1990年农业税明细账对比减少20.72元推断是姚家辉户承包的“正湾田”在候元书去世后，已由生产队对土地进行了调整错误。实际减少的是“顺山旱田”和“张洪发坟坝田”，而不是本案争议的“正塆田”。被上诉人王义起答辩称：本案争议的土地是1989年9月16日姚家辉户退出的，其中一部分用于扎堰沟用，剩余的一半土地平均分给了原穿洞村九社社员。王义起不负有返还争议土地的义务。张家纯、邓时福、邓时才未出庭发表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王义起申请了证人罗月星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于2013年8月23日书写的证明无效。王义起还申请了证人姚国树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土地在姚家辉婆婆去世后，已经调整给社里扎堰沟使用，其余土地分给了其他社员。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姚家辉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举示了2010年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记载该户承包的土地包括王泽安塝塝附正湾、过堰田，但我国在2010年并未重新进行土地发包与承包，只是对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重新进行了确认，故在2010年《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记载的承包地存在与1998年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记载不一致的情况，应以1998年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记载为准。从姚家辉户所举示的的1998年《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来看，该证书载明姚家辉户承包了“王泽安榜榜附正塆.过堰”田，且该经营权证书并未标注承包土地的四至界限，故仅凭该承包经营权证书无法判断姚家辉户是否承包了正塆田。但时任发包方负责人姚国树的证人证言、现任发包方负责人罗星月的证人证言以及姚家辉户与王义起等人所在的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镇四合村5社出具的证明已形成证据锁链，可以证明姚家辉户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已经将正塆田退给了集体经济组织，并由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了其他社员耕种，即姚家辉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已没有承包正塆田。现姚家辉户要求返还正塆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正确。因姚家辉户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承包了正塆田，故一审未主张其要求王义起等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恰当。综上所述，姚家辉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姚家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樊仕琼代理审判员  夏兴芸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黄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