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0民初9005号原告：汤连子，女，194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原告：董田贵，男，195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原告：董喜兰，女，198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原告：董贺春，男，198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安徽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桂正，男，195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告：金兆风，女，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云，上海浦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舜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施卫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江苏盟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与被告胡桂正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9年8月1日，本院依法追加上海舜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舜君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2019年9月2日本院依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的申请依法追加金兆风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于同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万云，被告上海舜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共同赔偿原告因亲属段金秋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70,620.48元、死亡赔偿金1,360,680元、丧葬费42,7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740元、交通费5000元，上述赔偿费用要求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担50%的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上海舜君公司对上述赔偿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四位原告系死者段金秋的法定继承人。段金秋生前在上海从事家政服务。2019年1月13日13时30分左右，段金秋同朋友孙某某一起前往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经营的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宁武路XXX号XXX号楼地下一层(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康锭声乐室唱歌，由于康锭声乐室在地下一层，需经过一个楼梯才可进入。然而不幸的是，段金秋在下楼的过程中跌倒，跌倒后被送往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治疗，经诊断为急性硬膜下血肿，大脑镰下疝，颅骨多发骨折，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病情极其危重，经过两天的治疗无好转，于2019年1月15日凌晨出院，紧急送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家中，并于当日死亡，原告及其他家属，按照本地风俗予以殡葬。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共同经营的康锭声乐室未进行工商登记，且经营场所为地下层，经过的楼梯异常陡峭、阴暗、潮湿，未进行任何防护，未做到应当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系本案惨剧发生的最重要原因，给原告家庭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考虑本案发生的基本情况，原告自愿按现行标准的一半主张各项损失。被告上海舜君公司作为出租方，明知承租人从事违法经营而不制止，采取默许、鼓励的态度，是导致段金秋死亡的重要原因，故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一，两被告是涉案房屋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的实际经营人，康锭声乐室虽在地下一层，但被告已经在大门口等醒目位置张贴“上下楼梯请慢行”警示标语，只要稍微注意就不可能摔倒。当天楼道明亮整洁，没有填充的垃圾，也没有下雨，楼梯是正常的楼梯，不是很高，并采取了防滑措施。其二，段金秋摔倒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段金秋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且当天穿着高跟鞋，摔倒时高跟鞋的鞋跟断了，说明其行走时没有拉住扶手，高跟鞋的质量也有问题。此外，原告方中断了段金秋在上海的治疗，将其送回老家，在路上长时间奔波，造成段金秋的死亡后果，如果在上海继续治疗，不至于死亡。其三，段金秋和孙某某从未来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消费过，二人不是被告的顾客，没有证据证明段金秋当天是来消费的，段金秋的摔倒、死亡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四，如法院最终判定被告承担责任的话，对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共同承担责任没有意见，但应当是上海舜君公司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担次要责任，因为上海舜君公司作为业主有义务提供场所安全。其五，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对医疗费金额没有异议，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段金秋在上海从事母婴及家政工作，段金秋是农村户籍，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认可50,000元，应当按照安徽省农村的标准计算；交通费由法院酌定。被告上海舜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要求上海舜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一，上海舜君公司不是侵权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上海舜君公司作为本案被告，没有《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上海舜君公司将涉案房屋出租给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其应为管理人，涉事楼梯是封闭在承租的房屋范围之内，不属于上海舜君公司负责管理的公共区域，因此上海舜君公司不具备管理者的责任，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其二，本案原告对于段金秋的死亡应承担最主要责任。根据原告提供的《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患者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通知书》可知，根据段金秋的疾病情况，医院认为应当继续接收治疗，但是原告作为段金秋的家属在医院的告知下，仍然自愿拒绝和放弃治疗，原告的这一行为增加了相关主体的责任，也增加了其他原因与段金秋死亡的因果关系的比重，因此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对医疗费金额没有异议；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没有异议，但不认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安徽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由法院依法酌定。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户口簿复印件、青阳县蓉城镇百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四位原告与段金秋的身份关系，以及原告汤连子的子女情况；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死亡证明、青阳县新河镇新建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2份证明，证明段金秋死亡以及死亡原因；3、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大桥派出所的3份询问笔录，证明由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违法经营，导致段金秋跌落楼梯，并医治无效死亡的事实；4、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门急诊病史记录册、医疗费发票、用血互助金收据、住院患者费用清单、患者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通知书、出院小结、病员出院诊断书，证明段金秋的治疗情况和医疗费支出；5、段金秋银行存折复印件、存取款业务凭单、健康证、学员证，证明段金秋生前从事育婴及家政服务工作，住在雇主家里，每月收入10,000元左右，其居住和生活均来源于上海城镇，故应适用上海市城镇标准。对于四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段金秋摔倒的原因是高跟鞋的因素；证据4中的出院小结写明建议到神经外科住院治疗，但是原告放弃治疗，造成段金秋的死亡；证据5中的健康证、学员证不能证明段金秋在上海从事母婴及家政工作，银行存折和存款凭条无法证明是谁存的，以及在哪里存的，同样不能证明段金秋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上海舜君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放弃治疗是原告自愿抉择，原告将段金秋送至老家，增加其死亡的其他客观因素；至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只认可对身份关系的证明，对其他证明内容不认可；对于证据5，银行存折和存款凭条无法证明段金秋的具体工作以及是否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告胡桂正、金兆风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照片3张，证明被告在楼梯的醒目位置多处张贴提醒标识，且在大门口的门边贴有警示标语，照片中可以看出楼梯底部及墙面两侧清晰明亮；2、转让合同书、转让费收据，证明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系从上家谭平富处接手经营；3、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安全管理责任书、租赁协议、押金收条，证明涉案房屋原由谌辉转租给被告。4、租金收据、押金收据，证明被告向上海舜君公司支付租金和押金。对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1照片的拍摄部位及角度过于放大了相关文字，实际上在进入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经营的场所前还有一个玻璃拉门(并提供原告拍摄的门店照片一张)，进入楼梯后，只有楼梯底部有灯，楼梯上部及顶部没有灯；证据2证明了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提供监控录像，应对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证据3、证据4证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明知该地下室仅可作为仓储用途时，未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行业许可的前提下对外经营，且在营业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段金秋的死亡，故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提供的上述证据，上海舜君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海舜君公司不是涉案房屋楼梯的管理者，不应承担管理责任，原告要求上海舜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上海舜君公司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提供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涉案房屋仅作为仓储使用，其没有管理以及阻止的义务，承租人用于其他用途，应自行承担后果。原告对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租涉案房屋前即是现有的状态，上海舜君公司不可能不知情，其是鼓励或默认该房屋本不应有的用途，应对本案承担责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对上海舜君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同原告的责任分析，如上海舜君公司及时劝阻，那么本案就不会发生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董田贵与段金秋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两名子女即原告董喜兰、原告董贺春。原告汤连子系段金秋的母亲，段金秋的父亲段士如于2017年7月18日去世。汤连子与段士如共生育段金胜、段金羊、段金宽、段金冬、段金秋五子女，原告汤连子在安徽省青阳县蓉城镇百花村居住生活，无收入来源，由五子女共同赡养。段金秋于2007年3月23日和2015年9月9日，分别取得《上海市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工种代码为D，即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流通人员。2012年7月至8月，段金秋在上海新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母婴护理。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段金秋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浦东新区竹园营业所多次办理存蓄业务。2019年1月13日中午13时30分左右，段金秋乘坐孙某某骑行的电动自行车至宁武路XXX号被告胡桂正与被告金兆风夫妻经营的康锭声乐室，孙某某锁车期间，段金秋先进门，孙某某进门后发现段金秋已摔倒在楼梯底部地面上，证人石某某听到响声来到楼梯处，被告胡桂正后赶到现场，并拨打120，段金秋被送至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治疗，并于当日住院。2019年1月15日，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中载明：“入院诊断、出院诊断均为：1、急性硬膜下血肿；2、大脑镰下疝；3、颅骨多发骨折；4、2型糖尿病。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患者于今日下午1点不慎从楼梯上跌下致脑外伤，具体情况不详(患者朋友发现)，120急送致我院，当时患者意识昏迷，无睁眼，查体不合作，无大小便失禁，无肢体抽搐。头颅CT检查示：1、右侧颞叶挫裂伤，右侧额颞部急性硬膜囊血肿，伴大脑镰下疝；2、右侧颞枕骨、颧弓、蝶骨大翼、眼眶外侧壁多发骨折，伴周围软组织肿胀；3、附见：两侧筛窦炎症。经我科会诊后拟行急诊手术治疗，拟‘硬膜下血肿，大脑镰下疝，颅骨多发骨折’收入住院。查体：意识深昏睡，刺激无睁眼，查体不合作。定向力、计算力、记忆力无法检查。右侧颞叶可见皮肤软组织裂伤。双侧额纹等对，双侧瞳孔直径左4mm，右6mm，对光反射消失。鼻唇沟等深。颈项无强直。四肢躁动肌力分级检查不能配合，腱反射(+)，双侧巴氏征未引出。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2019年1月13日急诊行右侧额颞部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转入SICU，予以抗炎、醒脑、止血、补液对症治疗，考虑患者病情危重，患者家属与医生沟通后，拟今日自动出院，经上级医生同意，今予以出院。出院时情况：意识深昏睡，刺激无睁眼，查体不合作。”段金秋于2019年1月15日出院，后原告将段金秋送回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家中，段金秋于当日死亡，殁时54周岁。为此，原告共计支付医疗费70,620.48元。2019年3月29日，青阳县新河镇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记载的死亡原因为外伤性脑出血。2019年1月13日22时30分，原告董贺春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大桥派出所报警，称其母亲于下午13时30分许，在宁武路XXX号康锭声乐室的楼梯上摔倒，被送至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后孙某某及原告董贺春、被告胡桂正分别至大桥派出所做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中，孙某某陈述：当天中午13时30分左右，其和段金秋一起到宁武路XXX号的康锭声乐室准备唱歌，到门口后段金秋先下楼去声乐室，其锁好车后刚进门准备下楼时，看见段金秋已经摔倒在楼梯底部，后胡桂正也出来了，并拨打120，其将段金秋送至医院，到医院后用段金秋的手机通知了董贺春。询问笔录中，被告胡桂正陈述：其是康锭声乐室的经营负责人，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特种行业许可；当天中午13时许康锭声乐室对外开门营业，大堂已经陆陆续续坐了十几名顾客在唱歌了，其在大堂为顾客点歌，点歌之余会在声乐室内外逛逛；13时50分许，其走到楼梯处发现段金秋躺在地上，脸部有血迹，就拨打120，二十分钟后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伤者被送到医院治疗；楼梯处贴有警示标语，并安装不锈钢扶手，保证顾客安全下楼；其不认识段金秋，认为是段金秋穿高跟鞋，下楼时不慎摔倒。询问笔录中，原告董贺春陈述：当天下午接到孙某某的电话得知母亲在宁武路XXX号通往地下一层康锭声乐室的楼梯上摔倒，伤得很重，母亲是和孙某某一起去的，当时没有人看到事情的经过，发现时母亲已经摔倒在地上了，正对楼梯口的监控应该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但是需要密码，胡桂正不知道密码，所以没有看到监控录像。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提供的事发地点照片中显示，宁武路XXX号XXX号楼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右侧安装有不锈钢扶手，进门处的墙壁上、下楼的第一个台阶上以及正对楼梯的门洞处分别贴有“上下楼梯请慢行”、“下楼梯请慢行”、“行走楼梯扶稳扶手”的警示标识。为查明案件事实，2019年8月5日本院至事发地点查看现场，涉案房屋的门面上方广告牌为“鸿泰服装仓库”，玻璃门上方贴有“康锭声乐室请下楼”的标语，进入玻璃门后2米左右即为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共16个台阶。除正对楼梯门洞处的“行走楼梯扶稳扶手”的标识被撕掉了之外，现场的警示标识如前所述，进门处和楼梯底部均有灯，系手动开关控制的照明灯。宁武路XXX号地下一层有两家店，即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该两家店的实际经营人是被告胡桂正、金兆风，且均未办理营业执照。事发后，康锭声乐室、服装店因无营业执照被关闭。2016年8月8日，上海舜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舜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谌辉作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该房屋仅作为仓储使用，租赁期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租金每月5800元。同日，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安全管理责任书》。2018年2月1日，谌辉作为甲方与金贵鹏作为乙方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租赁给乙方，作为门面房，租赁期为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租金每月5800元。2018年2月10日，谌辉出具《押金》一张，言明：“经收到金贵鹏宁武路XXX号押金伍仟捌佰元整(小写5800)”。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原由案外人谭平富经营。2018年2月10日，谭平富作为甲方与金贵鹏作为乙方签订《转让合同书》，约定：“甲方(谭平富)因身体问题决定将杨浦区宁武路XXX号地下室的声乐室和服装以及所有的装修设施设备全部转让给乙方(金贵鹏)，双方经协商后愿意成交，从签定合同后所有的装修设施设备和物品都归乙方拥有，今后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双方特立此合同为凭，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各执一份。”同日，谭平富出具《收据》一张，言明：“今收到金贵鹏人民币186,500元整(壹拾捌万陆仟伍佰元整)”。《转让合同书》虽由金贵鹏签署，但实际经营人为被告胡桂正、金兆风。2018年9月28日，上海舜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金兆风作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乙方，建筑面积240平方米，该房屋仅作为仓储使用，租赁期限共6个月，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租金为每月8000元，租金按季度交纳，租赁保证金为8000元。2019年1月15日，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搬离涉案房屋，当日双方解除合同，后结清租金、押金。审理中，孙某某、石某某作为证人到庭作证，分别对事发经过进行陈述。证人孙某某陈述：“我认识段金秋两年多了，段金秋是做家政的；2019年1月13日中午13时左右，我骑电瓶车带着段金秋一起去宁武路XXX号康锭声乐室唱歌，到门口后，我在锁车，段金秋先进门，等我锁好车进去发现段金秋已经摔倒在楼梯的最底下；我下楼时，正好里面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胡桂正，另一个人我不认识，我扶着段金秋，胡桂正拨打了120，救护车到场后我陪同段金秋去医院；当天段金秋穿的是一双黑色的比平跟稍微高一点的粗跟鞋，摔倒时鞋跟没有断裂；当日是晴天，楼梯里的光线不太好，我没有注意楼道里是否有照明灯，也未注意楼梯上有无张贴警示标识。”证人石某某陈述：“2019年1月13日下午13时30分左右，我正好坐在康锭声乐室的吧台给手机充电，听到楼梯口有很大的响声，我冲过去发现一个女的摔倒在楼梯口，穿的是黑色高跟短靴，有一只鞋的鞋跟摔掉了，旁边有个男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就喊胡桂正，胡桂正出来后用我的手机拨打了120，救护车将这个女的送到医院；当日天气不错，楼梯采光很好，能正常看得见，楼梯上也没有水；楼梯贴有警示标识，楼道里有灯，当时灯是否开着，我记不清了。”审理中，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因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被告胡桂正在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出于人道主义自愿补偿原告40,000元。被告上海舜君公司在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自愿补偿原告2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在经营场所摔倒而引发的生命权纠纷。依照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合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以及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段金秋是否是无证经营者胡桂正、金兆风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象；第二，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是否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如果赔偿是按照上海市城镇标准还是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第四，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段金秋是否是无证经营者胡桂正、金兆风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象。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认为，宁武路XXX号地下一层有两家店，一个是康锭声乐室，一个是服装店，而该两家店的经营者均是被告胡桂正和金兆风，且都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故无论段金秋是去唱歌还是去买衣服，责任主体都是被告胡桂正、金兆风，都具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认为，两被告于2018年2月从上家谭平富处接手经营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是被告金兆风的儿媳妇金贵鹏签的租赁协议，但上家未转让证照，到期后金兆风又与上海舜君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期限是半年。段金秋和孙某某从未来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消费过，二人不是被告的顾客，没有证据证明段金秋当天是来消费的，段金秋的摔倒、死亡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无证经营者亦应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违反行政法律法规，未办理工商登记，也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在涉案房屋经营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虽属于无证经营，但被告胡桂正、金兆风作为实际经营者，是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明确，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象不仅包括经营场所的消费者、潜在消费者以及进入经营场所的人，还包括虽无交易关系，但出于合乎情理的方式进入可被特定主体控制的对社会而言具有某种开放性的场所的人。段金秋已进入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的经营场所，应属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象。故对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抗辩段金秋未在康锭声乐室和服装店消费，不是顾客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之二，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认为，经营唱吧这一类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所，必须先取得特种行业许可，消除安全隐患，才能办理营业执照，然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经营唱吧和服装店一年之久，未办理相关证照，系非法经营。进入唱吧需经过异常陡峭、阴暗、潮湿的楼梯，楼梯设施陈旧，光线不好，被告没有进行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了本案的惨剧发生。段金秋受伤后，被告胡桂正仅拨打了120，并未参与抢救及治疗过程，且未提供视频监控，致使无法还原事发经过，其不利后果应由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担。楼梯道虽然贴有提示和警示标语，但这是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尽的义务，只是减轻，而不是免除责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认为，被告已经在大门口的醒目位置标明“上下楼梯请慢行”，且进入楼梯就可以看到在正对楼梯的门洞处用红底黄字标注“行走楼梯扶稳扶手”，楼梯旁边有不锈钢材质的扶手，且第一个台阶上亦标注了“下楼请慢行”，故只要到楼梯的地方，下楼一定可以看到这三个警示标语，稍微注意就不可能摔倒。楼梯处是有监控的，但被告胡桂正年事已高，忘记监控的密码，事发后警方曾设法破解无果，门店被关后，被告搬离，现监控电脑已出售，故无法提供监控录像。综上，对段金秋的死亡感到遗憾，但其摔倒、死亡与被告没有关联性，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从事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达不到要求的，不能认定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1、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具有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歌舞娱乐场所应当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并应当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歌舞娱乐场所应当将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留存30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挪作他用。”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胡桂正、金兆风通过其儿媳金贵鹏同谭平富签订转让合同，取得康锭声乐室、服装店以及所有装修设施设备，作为监控设备的掌控人，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违规是明显的。首先，事发时公安机关到现场调看监控录像，电脑无法打开，涉案楼梯的监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不能确定。其次，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应当留存30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挪作他用，被告胡桂正、金兆风非但未按规定处理，反而将涉案电脑出售。2、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尽到同行业从业者应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无证经营，虽违反的是行政法律法规，也不必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首先，涉案房屋的配套设施没有经过各方面的许可，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经营一年之久，至事发时尚未办理营业执照，主观上有逃避工商行政监管的嫌疑，对其安全保障义务应有较严格的要求，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告胡桂正、金兆风也应以同行业从业者的注意标准，尽到不低于合法经营者所应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提供的照片显示楼梯过道及台阶上贴有警示标识，但照片并不能反映事发当时的现场状态，即便事发时楼梯过道及台阶上有必要的安全提示，此系经营者最基本的提示义务，仅凭警示标识不足以认定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尽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最后，楼梯处的照明灯并非声控灯，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发时楼道的照明灯是否开启，在照明灯未打开的情况下，白天从室外进入地下室，有可能造成室内外视觉效果的冲击，存在摔倒的风险。因此，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3、从举证责任角度来看，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首先，监控录像是能够直接还原本案事发经过的关键证据，该证据由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掌控，从举证规则和要求看，此关键证据距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最近，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掌握关键证据的人，由原告举证明显不当，应由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担举证责任。其次，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掌控能还原事发经过的证据，却称忘记监控的密码，无法调取监控录像，且未举证证明其向上家问询密码，在公安机关过问后，亦未将监控设备交给公安机关处理，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的行为明显不当。最后，按照条例规定，监控录像应当留存备查，即便没有密码，亦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被告胡桂正、金兆风于法于理应保存监控录像，但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擅自将电脑出售，使可以查明本案案情的关键证据灭失，导致无法还原事发经过。无论是从离证据远近的角度分配举证责任，还是从证明妨碍的角度推定，均无法得出段金秋摔倒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无关的事实，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辩称段金秋摔倒系其自身责任，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之三，如果赔偿是按照上海市城镇标准还是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认为，段金秋生前在上海从事月嫂及家政服务工作，居住在雇主家里，每月收入10,000元左右，段金秋的居住及生活来源均在上海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海市城镇标准计算；段金秋的母亲汤连子没有生活来源，是段金秋的被扶养人，因段金秋的居住和生活均来源于上海城镇，故汤连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均按照上海市的标准主张。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段金秋生前在上海从事母婴及家政工作，段金秋是农村户籍，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汤连子在安徽农村居住生活，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安徽农村标准计算；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亦应按照安徽农村标准计算。被告上海舜君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均应按照安徽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由法院酌定。本院认为，第一，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段金秋于2007年3月23日、2015年9月9日分别取得《上海市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几乎每月均有现金存入段金秋的银行账户，且孙某某作证时亦陈述段金秋从事家政工作，原告称段金秋居住在雇主家中，符合本市月嫂、家政行业现状，可以认定段金秋事发前在本市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本市城镇，应适用上海市城镇标准，故死亡赔偿金按照上海市城镇标准计算。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及被告上海舜君公司要求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该司法解释以收入丧失论作为确定相关赔偿标准的理论依据，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取决于扶养人即受害人给付能力，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应依照受害人适用的赔偿标准予以确定，如前所述，段金秋适用上海市城镇标准，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也适用上海市城镇标准。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及被告上海舜君公司要求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丧葬费应按照上海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此外，原告按照上海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要求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同理，被告上海舜君公司要求按照安徽省农村标准计算丧葬费的辩称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之四，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认为，涉案房屋的出租方为被告上海舜君公司，租赁合同中明确该房屋仅作为仓储使用，但从事发房屋的具体位置以及营业地点的广告标示来看，均是临街，上海舜君公司不可能不知道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改变了房屋的性质及用途，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明知承租人从事违法经营，而不制止，采取默许、鼓励的态度，是导致段金秋死亡的重要原因，故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认为，被告上海舜君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出租方，对房屋的正常使用和合法使用有管理、监督的义务，如果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话，应由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担次要责任。被告上海舜君公司认为，租赁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用途是仓储，且根据唱吧的位置及面积来看，具有小而隐蔽的特征，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实际做何用途被告也不知道，即便法庭发现该房屋另作他用，被告也没有管理以及阻止的义务，被告用于其他用途，实际后果由其自行承担。胡桂正、金兆风违反合同约定，且未办理工商登记，违反诚信原则，该行为不应由被告来承担。不同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上海舜君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本案原告是按安全保障义务和消费者保护法提出主张，而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被告上海舜君公司并非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经营活动的法人，不符合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主体要求。其次，被告上海舜君公司作为出租方，将涉案房屋出租给被告金兆风，并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房屋仅作为仓储使用，且楼梯系封闭在承租的房屋范围之内，不属于公共区域，故被告上海舜君公司不负有管理的义务。再次，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违反合同约定，将地下室用于经营声乐室和服装店，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将地下室擅自用于经营，且未办理营业执照，系承租人的个人行为，不足以认定被告上海舜君公司存在过错。最后，原告要求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原告未能提供所依据的明确法律规定和相关约定。至于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要求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承担主要责任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段金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是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在下楼时理应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且根据证人及被告胡桂正的陈述，段金秋当日穿着黑色粗跟鞋，更应当慢行并扶稳扶手，然段金秋在通过地下室的楼梯上行走时未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可减轻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的赔偿责任。此外，原告放弃对段金秋的治疗，将病情危重的段金秋送回安徽老家，途中长时间奔波，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段金秋死亡这一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增加了其他因素导致段金秋死亡的可能性。因安全保障义务规定是在法无规定或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救济途径，综合考虑本案系非普通的加害侵权、段金秋自身存在过错以及原告放弃对段金秋的治疗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被告胡桂正、金兆风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方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医疗费金额为70,620.48元，本院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度上海市城镇标准计算20年，确定为1,360,680元；3、丧葬费，原告方主张按照2017年度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132元计算6个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丧葬费确定为42,792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50,0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段金秋的母亲即原告汤连子共有五名子女，汤连子的配偶已去世，汤连子无收入来源，系段金秋的被扶养人，如前所述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上海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原告此项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被扶养人生活费确定为20,740元；6、交通费，考虑到原告方办理段金秋相关事宜的交通费支出，交通费本院酌情确定为2000元。对原告方因段金秋死亡造成的上述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胡桂正、金兆风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方要求被告上海舜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现被告上海舜君公司表示愿意支付原告20,000元作为补偿，本院予以准许。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医疗费7062.05元；二、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死亡赔偿金136,068元；三、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丧葬费4279.20元；四、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五、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被扶养人生活费2074元；六、被告胡桂正、金兆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交通费200元；七、准予被告上海舜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补偿款20,000元；八、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其余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49元，由被告胡桂正、金兆风负担3300元，由原告汤连子、董田贵、董喜兰、董贺春负担82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槟涛审 判 员 李清梅审 判 员 冯娇君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戴诗亮书 记 员 李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