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01行终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住所地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魏家滩镇斜沟村。负责人边俊奇，矿长。委托代理人罗金龙，该矿员工。委托代理人贺国帅，山西雷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桃园三巷11号。法定代表人王富旺，局长。委托代理人裴伟，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雁，该局政策法规科科员。原审第三人尹荣玉，男，1966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兴县。委托代理人周国，山西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以下简称斜沟煤矿）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行初9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第三人尹荣玉于2003年10月至2014年9月期间，在原告斜沟煤矿井下从事掘进采煤工作。原告为第三人办理作业操作证、上岗证等证件。2014年12月4日，山西省职业病医院诊断尹荣玉患煤工尘肺三期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中用人单位为原告斜沟煤矿和吕梁市煤炭建井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吕梁建井公司）。第三人尹荣玉于2013年3月1日与吕梁建井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5月28日，第三人曾向兴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吕梁建井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2015年8月9日作出《仲裁裁决书》驳回尹荣玉的申请。第三人尹荣玉诉至兴县法院要求确认吕梁建井公司与其从2004年起存在劳动关系。兴县法院2016年3月7日作出（2015）兴民初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尹荣玉的诉讼请求。吕梁市中级法院2017年12月17日判决维持。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3月26日，尹荣玉以原告为用人单位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4月11日受理，经过听证，于10月8日作出1706号《决定书》，认定尹荣玉为工伤。用人单位为原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对第三人于2003年10月至2014年9月在原告斜沟煤矿井下从事掘进采煤作业及尹荣玉被诊断出患有煤工尘肺三期职业病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用人单位的确定。第三人尹荣玉虽然与吕梁建井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其试图通过仲裁和诉讼方式确认与吕梁建井公司的劳动关系时，仲裁机构的裁决书和法院生效判决均予驳回。否定其与吕梁建井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结合第三人在原告井下从事掘进采煤作业11年，其所持有的上岗证、作业操作证等证件均系原告斜沟煤矿所办。并且在职业病诊断时，原告对用人单位也未提出异议。故被告认定尹荣玉的用人单位系原告并无不当。原告在工伤认定期间向被告提交的合同送审表，不能否认其与第三人2003年至2014年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被告作出的1706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斜沟煤矿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于“第三人与吕梁建井公司的确认劳动关系的判决”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的错误。本案中最关键的证据是“第三人与吕梁建井公司的确认劳动关系的判决”，一审法院在对该两份证据的认定中存在明显的错误，只认定了“驳回的判决结果”却不认可“判决的具体内容”，更不深究为何两审法院会“驳回第三人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这是明显错误的。事实上，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第三人要求确认与吕梁建井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书是完全正确的。第一、第三人在其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中的诉求是：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吕梁建井公司从2004年至2014年均存在劳动关系。这是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最大的前提。第二、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查明了尹荣玉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所有的劳动关系：2007年至2010年，第三人尹荣玉与兴县斜沟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由兴县斜沟实业有限公司劳动派遣至上诉人处上班；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8月16日，第三人与吕梁建井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8月17日至2011年4月16日，第三人与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矿建分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第三人的用人单位为山西晋坤天得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由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明确看出，第三人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只有一段时间在吕梁建井公司工作，其要求确认十一年的劳动关系均在吕梁建井公司的诉求自然是不成立的，故吕梁市中院驳回其诉求是完全正确的。在确认以上的客观事实前提下，一审法院却只认定了判决结果，但对整个判决的具体内容完全忽视，在2004年至2014年这十一年之中，第三人从未有任何一段时间与上诉人存在过劳动关系。上诉人仅仅是其工作地点，而非工作单位，其工作单位已经被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查明。但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以上证据，而是简单的以“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否定其与吕梁建井公司存在的劳动关系”为由，就推定第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明显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在上诉人处从事掘进业务十一年，其持有的上岗证、操作证等证件均为上诉人所办”，就认定第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明显错误的。众所周知，对于如何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参照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在本案中，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查明其工资及社保缴纳的各种情况，其中均没有上诉人，但一审法院忽视这一客观事实，反而是以所谓的“上岗证、操作证”这一上诉人为了方便管理为所有承包人办理的证件就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是明显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在职业病诊断时，原告对用人单位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是错误的，同时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在一审开庭过程中，上诉人明确表明，从未收到过任何关于第三人的职业病诊断的资料，更谈不上履行所谓的对用人单位提出异议的权利；同时，上诉人也明确向法庭申请由法庭直接调取山西省职业病医院的邮寄记录，以证明上诉人所言非虚。但一审法院直接以这是上诉人的义务，不予调取，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诉人没有提出申请，对于关系本案真相的关键性证据，法庭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应当依职权调取，但一审法庭忽视上诉人的申请，怠于履行自身的权利，武断的认定“在职业病诊断时，上诉人对用人单位也未提出异议”，这是明显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片面的认定本案的关键性证据，据此武断的做出一审判决，是明显错误的，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原审第三人尹荣玉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斜沟煤矿关于一审法院只认定了尹荣玉与吕梁建井公司确定劳动关系的判决“驳回的判决结果”却不认可“判决的具体内容”的上诉意见，经查，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民终1330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中上诉人尹荣玉所主张其2004年至2014年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在2010年8月17日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矿建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吕梁建井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协议》时至双方2011年4月16日签订《关于剥离整合队伍的协议》止，所在晋兴公司斜沟煤矿从事职工均是与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矿建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4月30日之后在被上诉人吕梁建井公司继续工作的职工，方与被上诉人吕梁建井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上诉人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的相关劳动权利应向其他单位主张，而本院从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上诉人参保情况显示上诉人于2012年7月至11月、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参保单位为山西晋坤天得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故2011年4月30日到2012年7月1日，以及2013年2月19日至2014年这两个时间段为本案争议确认的劳动时间。从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分析可得上诉人主张之事实并不能确认，即上述两个时间段内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仅有证据质量验收记录本（显示时间为2014年6月），未提供同时期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足以予采信。故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可见，斜沟煤矿的该上诉意见，并不成立。本案中，尹荣玉于2003年10月至2014年9月在上诉人斜沟煤矿井下工作，根据在案证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上诉人斜沟煤矿应当为承担尹荣玉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原审判决驳回斜沟煤矿的诉讼请求，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五十元，由上诉人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保民审判员 刘 栋审判员 陈 聪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班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