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33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小龙，男，汉族，1987年2月3日出生，住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宝华，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韩学智，该分行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负责人：唐海军，该分行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蓬江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负责人：陈晓文，该支行行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一鸣，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祺玮，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小龙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为“光行广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以下简称为“光行江门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蓬江支行（以下简称为“光行蓬江支行”）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3民初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小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谢小龙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光行广州分行在谢小龙离职后对其所作出的内部处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对谢小龙名誉权的侵权行为。首先，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赋予谢小龙的职责、义务，光行广州分行作出的《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单方行为。根据光行广州分行的制定的业务职责，谢小龙只是负责该笔业务的拓展，而并未负责贷后管理和风险防控、追收，光行广州分行强行把该业务的风险归责于谢小龙是错误的，谢小龙的签名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做出的。由于房价上涨，该笔业务即便有逾期，也未对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造成损失，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也未能证实损失的存在，因此涉案《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光行广州分行并未能提供其作出涉案《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一审庭前提交的《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复印件并无相关人员签名，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原件却有多人签名，可证明该证据系在向法庭提交复印件后补充签名的，属于伪造变造的证据，应不予采信，而且签名者的身份、角色并无其他材料可证实，不具证据的效力。一审判决未采信谢小龙的该意见是错误的。再次，一审判决忽视了谢小龙与光行广州分行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谢小龙与光行广州分行不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核心事实，光行广州分行无权对谢小龙作出任何评价、处理、处罚、处分，光行广州分行的内部处分行为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提交的证据明确说明其是依据内部管理规范对谢小龙作出警告处分，并非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其在一审庭审中并未提供具体的管理规范。一审法院把《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作为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行为的依据是不当的，《金融违法行为处分办法》实施于1999年，虽赋予了商业银行对其内部运行作出处分的权利，但该办法也明确规定了适用纪律处分的情形，谢小龙的行为与该办法规定的行为无关。一审判决引用《金融违法行为处分办法》第四条，该法条所指向的是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而光行广州分行既未在《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中认定，也未在诉讼中抗辩主张或提出证据证明谢小龙有违反该办法规定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超出谢小龙与光行广州分行争议的范围，而将光行广州分行依据内部管理规范作出的错误行为认定为有法律依据的正确行为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进而对谢小龙作出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是不当的。200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作为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管理规范，并未赋予商业银行作出内部处分的权利。三、谢小龙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光行广州分行与谢小龙解除劳动合同后对其作出的内部处分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依据《银行业从业人员处罚信息管理办法》报送内部处分信息是有法律依据的行为，但处分必须以合法有据、有效为前提。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错误行为，该行为导致谢小龙的社会评价降低、声誉受损、求职困难、收入减少，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理应承担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综上所述，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对谢小龙构成名誉侵权，谢小龙也举证证明了名誉受损的事实和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行为的过错，谢小龙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共同辩称，一、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主观没有过错。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提交的涉案《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中，谢小龙已确认其在授信过程中存在贷前调查不到位、未发现借款人收付款不真实及借款人合同签名与授信资料签名完全不相符、授信后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借款人出现的异常还款等情况并采取风险缓释措施等行为，因此对于该笔不良贷款由谢小龙承担直接责任，谢小龙对此没有异议。涉案《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是谢小龙自愿签订，不存在谢小龙述称其被胁迫的情形下做出的情况。因此，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对其处分以及上报银监会的事实都是客观的。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实呈报有关情况，因此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是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并不存在过错。二、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务院颁布并实施的行政法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条的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离开该金融机构工作后，被发现在该金融机构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规定的，仍然应当依法追究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问责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离职人员对离职前的案件发生负有责任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作出负责认定，并报告监管机构，案件责任人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任职的，应当将认定结果及拟处理意见移送离职人员现任职单位。《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处罚信息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处罚信息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党纪处分、内部处分及其他处罚等惩戒措施的信息。依据上述规定，即使谢小龙已离职，只要其在光行蓬江支行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规定，就仍应当依法追究责任。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有权对谢小龙在离职前的案件依照双方确认的事实作出责任认定，并报送监管机构。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三、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对谢小龙不存在损害后果。谢小龙提交的对账单、住房公积金对账簿、社保记录仅仅证明其购买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以及对账单上显示的银行账号的流水，无法证明谢小龙所陈述的因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致其入职其他金融机构受挫，亦无法证明其损失。四、谢小龙主张的损害后果与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谢小龙是自行从光行广州分行处辞职，谢小龙与其他金融机构无法达成合意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工资待遇、职位要求等，这些均有可能对谢小龙入职其他金融机构产生影响。至于收入增减的问题可取决于多种因素，谢小龙认为是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导致其收入减少，显然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有权对谢小龙违纪行为作出处分，上报银监会备案。因此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请求法院驳回谢小龙的上诉请求。谢小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光行广州分行对谢小龙作出的警告的内部处分无效，且对谢小龙不具有约束力；2.光行广州分行撤除在广东银监局网站上公示的警告的内部处分信息，并公开向谢小龙赔礼道歉，光行江门分行与光行蓬江支行应承担连带责任；3.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连带向谢小龙赔偿因该处罚及公示行为导致谢小龙无法继续从事银行行业工作期间的损失，从2018年3月起计至该处罚被认定无效并消除影响之日止，按每月18000元计算，暂计至2018年6月底为72000元，并赔偿谢小龙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谢小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谢小龙负担。二审期间，2019年11月21日，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在二审法庭调查后向本院提交三份新的证据：证据一：照片，拟证明2017年9月26日谢小龙自行打印《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并在责任人一栏中书写同意和签名确认；证据二：《关于给予谢小龙问责的决定》，拟证明谢小龙于2017年12月25日已签收了问责决定，该决定明确告知如不服决定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分行问责委员会书面申请复议；证据三：《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合规学习登记表》，拟证明2017年4月5日谢小龙已通过培训的方式学习了包括《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办法》在内的相关文件。谢小龙二审中表示如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二审法庭调查后另行提交证据，不需要组织质证，由法院依法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及相关事实对前述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谢小龙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期间，光行广州分行述称，银监会的系统未经谢小龙授权的情况下，其他金融机构无法得知上述事情，授权的意思就是要谢小龙本人签订了授权文件才能得知。谢小龙回应称，2018年3月谢小龙准备到别的银行办理入职手续时，要签授权才能入职。二审中，谢小龙确定其所称的侵权行为包括以下：一是光行广州分行作出的警告处分，该警告处分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三个月后谢小龙在网站查询时才知道的；二是光行广州分行在广东银监局网站上报送该内部警告处分的行为；三是光行广州分行2017年12月14日向广东银监局报送违法违规违纪事实的行为；四是光行广州分行把警告处分以及违法违规违纪事实记载在谢小龙个人档案的行为。同时认为，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应对光行广州分行的前述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是名誉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针对谢小龙的上诉请求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谢小龙关于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侵害其名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法院认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侵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侵害行为是否对被侵权人的名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等进行综合认定。首先，现有证据显示，谢小龙在处理和继军不良贷款责任事件中存在工作失误并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涉案的《不良授信业务责任认定表》中认定谢小龙对该笔不良贷款承担主要直接责任，该认定表系经谢小龙本人签名确认并同意，谢小龙对该认定表反映的情况也未提出异议。涉案信息显示的内容为“根据广州分行法律合规部对江门分行借款人和继军截至2017年8月28日的不良住房按揭贷款责任认定意见…对于本笔不良贷款，谢小龙应承担主要直接责任。处罚时间：2017-12-06；处罚类别（责任认定结果）：内部处分；处罚种类：警告；解除时间：2018-6-5”。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将上述情况及处罚信息报送广东银监局既未捏造事实，也不存在主观过错。谢小龙诉称其离职后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光行蓬江支行对其进行处分缺乏法律依据，但该内部处分行为不属本案审查范围，谢小龙如认为该处分行为不当，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主张。其次，谢小龙在一审中亦承认其在办理其他银行机构新入职手续时向对方签署了授权才使其他银行能合法查询相关信息。可见，谢小龙的涉案信息仅在银行业内部网络系统中经相关程序才可获得，并没有在公开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对谢小龙的名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且该信息的录入和报送是银行系统内部强化银行从业人员管理的需要，并非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谢小龙主张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赔偿因其行为导致谢小龙无法继续从事银行业工作期间造成损失，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光行广州分行、光行江门分行的涉案行为与其主张的利益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谢小龙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谢小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谢小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疆审 判 员  徐 闯代理审判员  刘 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江继业书 记 员  吕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