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7民终1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雄，男，1961年12月29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明，广东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星宇，男，1996年6月27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昳，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凤媚，女，1966年7月18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现住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坚，广东康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志雄因被上诉人陈星宇、冯凤媚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志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初52l号（以下简称521号）民事判决；2、改判确认阳江市××××号房屋《继承房屋连地契约》无效；3、改判阳江市××××号房屋的继承应按法定继承办理；4、改判因本案件产生的受理费、公证费、认证费、转递费、翻译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当事人讼争的阳江市××××号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权属不清，无法在法律上确认所有权人。521号民事判决及本案据此认定讼争房屋所有权人为陈国隆先生，证据不足，严重误判。二、讼争房屋在本案中属于不可买卖，不可继承，不可赠与的房地产。一审法院在521号民事判决及本案均没有查清讼争房屋的土地以及房屋的性质，直接行使政府部门的职能，将讼争房屋确权给陈国隆先生，进而将讼争房屋判给陈星宇，显然是错误的。三、《继承房屋连地契约》是无效的。即使陈国隆先生确实从郑沃韶先生手里受让了讼争房屋，但至今无法从法律上确认讼争房屋的土地和房屋归陈国隆先生所有。在此情形下，陈国隆先生将讼争房屋连地一起永久赠与陈星宇是无效的。四、即使《继承房屋契约》“陈国隆”的签名是真实的，即使讼争房屋是陈国隆先生合法取得的财产，陈星宇也无权索取讼争房屋。l、陈国隆先生从未有将讼争房屋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后过户给陈星宇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为此展开行动。2、陈国隆先生在此期间也没有将讼争房屋交付给陈星宇，也没有指示他人在其百年归老后将讼争房屋交给陈星宇，以致陈星字只得通过诉讼索取讼争房屋。3、在此期间，陈国降先生继续将讼争房屋用于出租，租金要么由其本人直接收取，要么通过另一亲生儿子陈民伟的妻子收取。租金收入与陈星宁无关。4、由于讼争房屋没有交付给陈星宁，也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陈国隆先生与陈星宇之间的赠与关系不成立。五、521号民事判决及本案均遗漏了当事人，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具体表现在：l、既然521号民事判决是遗嘱继承纠纷，又明知陈国隆身后不只一个法定继承人，却不依法通知其他法定继承人到庭参加诉讼，明显遗漏当事人。2、讼争房屋权属不清，没有要求当事人充分举证，也没有向国土部门、规划部门去函核查讼争房屋的权属、报建情况，直接认定陈国隆先生为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将无证房产合法化，可能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3．本案中，一审在521号民事判决按遗嘱继承纠纷判案已属错误的情况下，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撤销521号民事判决，而是变更认定遗嘱继承为赠与性质，直接改判把讼争房屋判给陈星宇，这不仅遗漏当事人，客观上剥夺了陈国隆先生其他法定继承人的诉讼权利，而且把第三人撤诉之诉变成陈星宇请求之诉。六、诉争房屋多年来一直由陈国隆先生及上诉人一家占有、使用、出租并收取租金，待条件成熟时，陈国隆先生的法定继承人可依法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确权，办理权属登记，然后共同处理分配讼争房屋。七、一审判决不但没有判决撤销521号民事判决，反而改判将讼争房屋交付给陈星宇，当然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遗漏的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八、被上诉人应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亦应对上诉人为此案付出的费用予以赔偿。被上诉人陈星宇答辩称：一、本案涉讼陈国隆所签署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以下简称《契约》）合法有效，上诉人上诉要求改判确认该《契约》无效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1、该《契约》已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确认是陈国隆本人签写，上诉人对此也不持异议，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陈国隆不是在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写该《契约》。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本案陈国隆亲笔签写《契约》将涉案房屋赠与陈星宇的行为符合上述条件，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2、该《契约》虽然标题有继承两字，但是根据《契约》中的内容反映，陈国隆立契的目的是在立契日其即将涉案房屋无条件给予陈星宇，并非是对其死后财产归属做决定，该《契约》属于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应为诺成合同，即合同一方表示赠与，另一方表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即成立。本案陈国隆签写《契约》将涉案房屋赠与陈星宇并将《契约》交由陈星宇收执，陈星宇本人也在《契约》签名表示同意接受赠与，且陈国隆一直没有撤销该赠与，该赠与合同有效。3、虽然陈国隆以签写《契约》的形式将涉案房屋赠与陈星宇，双方并没有就此办理相关产权登记，但是，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涉案房屋是否办理相关产权登记并不影响本案赠与合同的效力，该赠与合同自成立时己生效。二、上诉人以自己是陈国隆的法定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具有继承权，法院遗漏了当事人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涉案房屋按法定继承处理，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1、如前所述，陈国隆于2015年7月18日己立契将涉案房屋赠与陈星宇，该赠与合法有效，且陈国隆本人生前也一直没有撤销该赠与，所以，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的实体权利。而且，陈国隆立契时，上诉人早己成年，也不涉及抚养费的承担等问题。因此，法院判决该涉案房屋交付陈星宇使用，对于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521号民事判决并没有损害上诉人任何的民事权益。2、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只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第三人，本案上诉人主张自己对讼争房屋有继承权，法院没有将其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遗漏了当事人。陈星宇认为，在521号民事判决中，上诉人的诉讼地位应该是共同被告，而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按照上诉人的起诉主张，上诉人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依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一方面上诉要求改判涉案房屋按法定继承办理，另一方面又上诉主张涉案房屋权属不清，不可继承，两者相互矛盾，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同时，陈星宇认为，上诉人既然主张涉案房屋不可继承，那么上诉人当然就不能以陈国隆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上诉人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所述，陈星宇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相关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冯凤媚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具体答辩意见同意被上诉人陈星宇的答辩意见。陈志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52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阳江市××××号房屋（价值30万元）《继承房屋连地契约》无效；三、确认阳江市××××号房屋的继承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四、因本案件产生的受理费、公证费、认证费、转递费、翻译费、鉴定费等由陈星宇、冯凤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隆是香港居民，2016年9月20日,陈国隆在香港地区去世。陈志雄是陈国隆与刘爱兰生育的儿子；陈星宇是陈国隆与冯凤媚生育的儿子。陈志雄、陈星宇均是香港居民。1999年3月28日，陈国隆出资向郑沃韶等人购买坐落于阳江市××××号房屋（长24米，宽4.2米，混合二层，建筑面积216平方米，价格30万元），双方签订《断卖房屋契约》，该房屋没有房地产权证。2018年1月25日，陈星宇以其持有陈国隆签名捺印的一份《继承房屋连地契约》，要求冯凤媚将坐落于阳江市××××号房屋交给其未果等为由，陈星宇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冯凤媚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即(2018)粤1702民初521号]，请求：一、确认《继承房屋连地契约》有效；二、判决冯凤媚将陈星宇应继承的阳江市××××号房屋交付陈星宇使用；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冯凤媚承担。上述《继承房屋连地契约》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8日，该份继承契约记载的主要内容为：“定书房屋连地产权人陈国隆有于1999年3月28日购买房屋一幢，该房屋座落在江××××号……现父亲陈国隆决定将该房屋连地产权分给儿子陈星宇永久管业居住。任何人不得干涉和异议。立契日起该房屋连地产权永归陈星宇所拥有。……”该契约落款处“分房屋连地产权人：父亲”有“陈国隆”的签名捺指模，并有两名见证人签名捺指模。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陈星宇提供的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2016]文鉴字第4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检材《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上“父亲：”处的字迹“陈国隆”与样本《封后门（侧门）协议书》（日期为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丙方：”处的字迹“陈国隆”是同一人所写。上述样本的《封后门（侧门）协议书》中记载的主要内容为：“因甲、乙、丙三方开后门（侧门）引发纠纷，现经三方协商一致同意三方房屋的后门（侧门）全部用砖和水泥沙浆贴门密封……落款丙方处有陈国隆签名并盖指模，见证方、监督执行方处分别有阳江市江城区外事侨务局、市城监大队的人员签名并盖公章。”一审法院经审理上述陈星宇诉冯凤媚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后，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8)粤1702民初52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2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被继承人陈国隆于2015年7月18日所立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合法有效；二、被继承人陈国隆生前购买的坐落于阳江市××××号房屋由陈星宇继承，冯凤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屋交付陈星宇使用。该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6月6日，陈志雄以陈星宇、冯凤媚两人伪造《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非法套取法院的法律文书521号民事判决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诉称。本案庭审中，陈星宇、冯凤媚称不清楚上述《继承房屋连地契约》的内容是否为陈国隆本人书写，但是由陈国隆于香港在该《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上签名及捺指模后，将《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交由陈星宇带回阳江并让两名见证人签名捺指模。另外，陈志雄提供一份香港入境事务处作出的关于陈国隆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出入香港的出入境记录证明，该出入境记录证明已经公证证明。上述出入境记录证明中记载：陈国隆在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24日期间未有离开香港的出境记录。关于涉案《继承房屋连地契约》的文件性质和法律效力的意见，在本案诉讼中，陈志雄、陈星宇均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经合法公证认证的《法律意见书》各一份。陈志雄提供的《法律意见书》中认为根据香港的法律，上述《契约》不是有效的遗嘱或馈赠契据；而陈星宇提供的《法律意见书》中则认为上述《契约》是有效的馈赠契据。陈星宇、冯凤媚在诉讼中并认为根据涉外的香港法律或者根据我国法律，《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均属于赠与性质的契据或合同。诉讼中，陈志雄与陈星宇、冯凤媚对于本案所应适用的法律没有明确达成一致的选择。本案中，陈志雄主张争议的上述房屋属于陈国隆与刘爱兰俩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对此陈志雄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另，陈志雄提供佘英辉律师行出具的费用清单一份，拟证明其因本案诉讼产生公证费、认证费、转递费等共7400元港币，应由陈星宇、冯凤媚承担。陈星宇、冯凤媚则对此不予认可。以上事实，陈志雄提交有陈志雄、陈星宇、冯凤媚身份证、陈志雄的出生医学证明、陈国隆的死亡登记证明书、《断卖房屋契约》、《继承房屋连地契约》、521号民事判决书、出入境记录证明、证明书、声明书、照片、费用清单、《法律意见书》；陈星宇提供的《法律意见书》等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应当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否则不被支持。第一，满足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在被申请案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具有全部或部分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一审法院521号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系针对《继承房屋连地契约》的效力问题。陈志雄作为陈国隆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对上述案件的诉讼标的具有独立请求权。故陈志雄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二，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在521号陈星宇起诉冯凤媚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中，陈志雄并非该案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陈志雄知道而不参加诉讼，故，应予认定陈志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521号案诉讼。第三，521号民事判决作出日期为2018年3月14日，本案陈志雄于2018年6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6个月的起诉期间要求。第四，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在521号陈星宇起诉冯凤媚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中，当事人陈星宇以及立契约产权人陈国隆均是香港居民，故该案属于涉外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故上述案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案涉讼陈国隆所签署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该《契约》虽然有继承两字，但从该《契约》记载的内容：“现父亲陈国隆决定将该房屋连地产权分给儿子陈星宇永久管业居住。任何人不得干涉和异议。立契日起该房屋连地产权永归陈星宇所拥有”可知，陈国隆是在生前立该《契约》时将涉案房屋无条件地分给陈星宇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即该《契约》属于赠与合同，并非陈国隆对其死亡后财产归属做决定，不符合遗嘱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陈志雄、陈星宇、冯凤媚在诉讼中并未能对上述《契约》所应适用的法律明确达成一致的选择，应视为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而与上述《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为涉讼房屋，故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即我国法律。根据陈星宇提供的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结论为《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中落款处“分房屋连地产权人：父亲”的签名为陈国隆本人签写，陈志雄对此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反驳证据，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陈国隆不是在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该《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且陈国隆在签署该《契约》后即将该《契约》交给受赠人陈星宇收执，陈星宇对涉讼房屋的赠与亦同意，赠与行为有效。至于陈志雄主张涉讼房屋属于陈国隆与刘爱兰俩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对此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上述《继承房屋连地契约》符合我国法律有关赠与有效的法定条件，陈志雄主张上述《继承房屋连地契约》无效，并请求涉案房屋按法定继承处理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之规定，本案陈志雄未能举证证明521号民事判决主文中认定陈国隆于2015年7月18日所立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合法有效是错误的，也就不具备认定损害其民事权益的结果。但因涉案《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实质属于赠与合同，故521号民事判决主文中部分表述不当，应予更正。5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认被继承人陈国隆于2015年7月18日所立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合法有效”应变更为“确认陈国隆于2015年7月18日所立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合法有效”；民事判决第二项“被继承人陈国隆生前购买的坐落于阳江市××××号房屋由原告陈星宇继承，被告冯凤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屋交付原告陈星宇使用”应变更为“被告冯凤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屋交付原告陈星宇使用”。至于陈志雄请求陈星宇、冯凤媚承担本案的公证费、认证费、转递费、翻译费，因其诉请不被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对其这一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8）粤1702民撤1号民事判决：一、变更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初52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确认陈国隆于2015年7月18日所立的《继承房屋连地契约》合法有效”；二、变更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初52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被告冯凤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屋交付原告陈星宇使用”；三、驳回陈志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0元（该款陈志雄已预交），由陈志雄负担。二审期间，陈志雄提供两份证据：证据1——涉案房屋2016年9月份租金流水记录（复印件），证明2015年11月11日支付宝收取租金4000元、2015年12月11日支付宝收取租金4000元、2016年1月12日显示林基丰支付4000元租金，租金由租客转租给陈国隆的媳妇陈志美，陈志美是陈国隆另一儿子的妻子,该租金由陈志美代收。证据2——租赁合同书，证明涉案房屋是陈国隆于2014年至2017年8月30日租给林基丰，租金由陈志雄收取。陈星宇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证据是复印件并非原件，陈志美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陈志雄在一审提供租赁合同书显示林基丰租期从2012年7月30日至2014年7月30日，现租期已满，不认可林基丰于2016年1月12日转账是原租户林基丰交纳的租金。对证据2,陈志雄没有提供原件及该证据多处涂改，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冯凤媚质证认为，陈志雄提供的证据1及证据2只是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冯凤媚提供税票两张，证明冯凤媚为涉案房屋于2000年12月份缴纳土地使用税49元，房产税480元。陈志雄质证认为，1、冯凤媚提供证据已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2、两税票内容不清晰，无法看清内容，无法证明任何事实。3、对两税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及法律适用问题。陈志雄因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当事人陈志雄、陈星宇以及立契约人陈国隆均是香港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鉴于本案《继承房屋连地契约》（以下简称《契约》）所涉及的房屋位于广东省××市江城区，因此一审法院作为具有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之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以及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中涉及陈国隆所签署的《契约》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陈志雄与陈星宇、冯凤媚在诉讼中并未对适用法律达成一致的选择，应视为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而与上述《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为涉讼房屋，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审理。关于涉案《契约》法律关系认定问题。从《契约》形成时间来看，该契约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8日，是在陈国隆生前形成的，并且陈星宇、冯凤媚主张该契约是陈国隆生前于香港签名及捺指模后交给陈星宇的。从该契约记载的内容来看，虽然该《契约》有继承两字，但从该《契约》记载的内容可知，是陈国隆在生前立《契约》将该房屋分给陈星宇拥有，并非陈国隆对其死亡后财产归属做决定。该《契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不符合遗嘱的条件。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契约》的性质实质上是赠与合同。一审法院将前诉521号案件定性为遗嘱继承纠纷是不当的。关于一审判决程序是否得当问题。鉴于一审法院将前诉521号案件定性为遗嘱继承纠纷并作出了生效判决，陈志雄以其是陈国隆的法定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具有继承权，法院遗漏了当事人以及该生效判决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该生效判决，并请求确认《契约》无效以及涉案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形成之诉，目的是去生效判决中对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内容，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实体权利。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必须围绕第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应当以撤销判决为原则，并且对改变判决的适用作出了严格条件的限制。即如果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成立时，只要撤销前诉判决的相应内容即足以达成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如要改变判决的必须以第三人撤销诉讼请求为限。也就是说，第三人没有请求改变原判决书错误内容的，人民法院不得作出改变判决，只能作撤销判决。具体到本案，虽然一审法院将前诉521号案件定性为遗嘱继承纠纷属于定性错误，但是陈志雄并没有请求变更本案案由和判决主文，只请求撤销前诉判决，并请求确认《契约》无效以及涉案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办理。一审法院不仅没有围绕陈志雄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撤销生效判决，反而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中对前诉案由进行变更，并直接判决变更前诉521号民事判决主文内容，明显超出陈志雄的诉讼请求范围，也不符合审判程序。故一审判决处理不当，依法也应予撤销。关于涉案《契约》的效力问题。所前所述，尽管前诉521号案件定性错误，但也不能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直接改变案由进行审理，因此本院不宜在本案对涉案《契约》的效力作出认定，应由当事人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对于陈志雄请求陈星宇、冯凤媚承担本案的公证费、认证费、转递费、翻译费，因其诉请没有全部被支持，对其这一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应予纠正。陈志雄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应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初52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撤1号民事判决；三、驳回陈志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800元，均由陈星宇、冯凤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丽婵审判员  肖 军审判员  阮超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陈彦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