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7205号原告：王水金，男，1973年3月25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蕲春县，现住江苏省昆山市。被告：邱利明，男，1983年3月2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王水金与被告邱利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丽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水金、被告邱利明到庭参加诉讼。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王丽芳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水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邱利明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水金诉称，2019年2月14日，其进入某工地施工，2019年2月17日开工，2019年4月10日完工。从2019年5月15日起催讨款项，多次报警并经多方协调均没有结果。综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装修款82279元，支付原告从2019年5月15日催讨装修款期间的车费、误工费7200元。被告邱利明辩称，原告要求其支付款项，其有异议。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用关系，其和原告系同事，其不是原告的老板，该款应由某公司支付，不应由其支付。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上载明的务工费36000元，实际是因公司材料不足，导致工人无法正常施工而产生的费用，即是停工的费用。其他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签订现场工程量确认单1张，该确认单载明“吸音墙：B5南段570m2×38=21660B1南段931.5m2×38=35397A1负一层869m2×38=33022”，合计为90079元。该确认单还载明“务工费120×300=36000元”，“点工61.5×300=18450元-8250=10200元”，“工具费各半5000元”，“合计141279”。点工一栏处“8250”下面写有“27.5工”。上述内容，除“吸音墙B5南段570m2、B1南段931.5m2、A1负一层869m2”为打印文字，其余均是笔写文字。另“A1负一层869m2×38=33022”处的“38”是由“28”改成了“38”，合计金额“24332”划掉后，另写了“33022”。该确认单落款处，发包人处有被告的签名，承包人处有原告的签名，并笔写日期为2019年5月15日。对此，被告称，该确认单上名字是其签的，是对现场工程量确认无误。其签字时确认单上只有打印的文字，即只有工程量，笔写的字是没有的，确认单上的数字都是原告填写的。其签字是确认原告在工地上干了这么多活。其签错地方了，应该签在工程量确认无误的地方。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现场工程量确认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原告称，其在位于某地工地上干活。是一个姓熊的人联系了张某做隔音墙。姓熊的是在工地上带班的，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和其与张某一起到工地上的有十来个人，都是老乡，在一起干活，其十几个人之间没有雇用关系，大家一起干活，钱平分。这十几个人，有的是其叫过来的，有的是其叫来干活的人带过来的，总的来说是其叫来的。姓熊的人先是联系了张某，到了现场后是张某跟对方谈的。钱是给其的，其再分给一起干活的人。其与对方没有签合同，不清楚张某有无签合同。施工期间，其是从被告处拿的钱，之前是和姓赵的及姓郑的人联系的，这两人不到工地的，其打电话问他们要生活费，他们让其向被告要，被告一直在工地的。其问被告要，被告就付给其钱了。当时在现场干活的承包方很多，被告应该是做隔音墙的承包方之一。其于2019年2月14进场，4月10日结束，原材料是公司提供的，其只提供劳务。其一帮人做一部分，现场还有其他人在做，大家按工程量结算。被告于2019年3月、4月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其支付59000元。工程量确认单是某公司的人打印的，给其的时候只有打印的文字，笔写的内容是当时其在某公司写的，其写了后被告当天签字，就是2019年5月15日，某公司的项目经理郭某知道的。被告称，某地大楼的总包方是中建一局，中建一局将大楼的部分装修发包给某公司。原告如何进场干活的其不清楚，不是其联系的。其是某公司的工人，其于2018年11月2日进入这家公司，没有签订合同。在进入某公司工作之前其是开饭店的，到其饭店吃饭认识的唐某说有个朋友在某研发中心有点活让其去看看阿会做，其去看了，就是做隔音墙。其给某公司做点工，每天劳务费300元，没有签合同。其是第一个进场做的，大约2018年11月2日。其到现场干活联系的是郭某，他是某公司项目部的人，他叫其干活。其带了三个老乡，一共四个人干活。其做的隔音墙位置与原告做的位置相同，做隔音墙有四个环节，即做龙骨、放防火棉、放安全网、吸音板安装。其做的是龙骨安装，被告做的是后三个环节。其的工程款是郭某给其的。其进场后，郭某问其还有老乡吗，让其多叫一些人来干活。其发了朋友圈，问有没有人来干活。后来来了三十几个人，这些人来后是跟项目部联系的。当时人太多，郭某不知道怎么安排干活，郭某就让其负责带班，安排他们工作区域及怎么施工。某公司不知道钱发给谁，就发给其，由其代发给施工的人，包括原告在内。最终由原告与某公司结算。因一直由其在现场安排原告他们干活，故工程量确认单由其签字，该确认单是郭某打印的。某公司项目部在某研发中心里面，当时在项目部签的。某公司具体支付其多少款项，其需要核算。对此，原告称，其与郭某是说不上话的，是通过被告来联系的，因是被告与其接头的，故其找被告结账。至于被告什么身份其不清楚。被告在现场有时干活，有时不干活。其一帮人没有做主龙骨，做了一小部分龙骨，主要做后面的环节，放防火棉、挂网、打一层副龙骨，再放扣板，按工程量结算。就上述工程款确认单上总工程款141279元的构成。原告称，确认单上载明的单价是其自己计算的，进场时没有说好单价。关于确认单上写的务工费，是施工期间公司没有材料，工人停工，这个某公司有记录，第一次停工8天，第二次停工11天，也不是所有人都停工，踢脚线这类扫尾的活还是有一二个人在做。工钱不是按点工算的，是做零碎活才会产生点工，比如公司让其搬材料，吸音墙做好后因土建地坪没浇平，要重浇，导致踢脚线装不上去，做好的隔音板要拆下来重做，再做踢脚线。点工数量是现场口头协议的，项目经理认可的。确认单总金额141279元，减去被告已付款59000元，尚欠82279元。另原告还称其起诉主张的款项不是其一个人的，是考勤表上载明的这些人共同的，是他们叫其来起诉的。因为是其叫他们来干活的，所以由其来主张。每个人干活天数不一样，总的工程款按每人上班天数结算，他们认可这样结算的。据此原告提供了2月、3月、4月考勤表。考勤表列明原告、张某等17人的出勤时间。对此，被告称，工程量无异议，对单价、误工费及点工费用不认可，其不清楚单价及误工费是多少。关于点工，是指原告把主龙骨打好了，因再浇一次地坪，主龙骨就没用了。这应该是公司和土建协商的，具体补多少其不知道。关于单价的问题，被告称其与某公司结算是按每平方38元还是40元计算的，但这里面含有主龙骨，原告没有做主龙骨。对此原告称，工程确认单上载明的：B5南段570m2，其中有一段120平方，从主龙骨做到结束，其他是从防火棉开始做，B1南段931.5m2、A1负一层869m2主龙骨都没有做。审理中，本院经向郭某调查。郭某称，其是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的员工。某研发中心的土建总包方是中建一局，中建一局做土建及部分粗装修。这个工程和某公司无关，某公司全称为上海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一局和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签订的发包合同，中建一局将隔音墙和贴瓷砖项目发包给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做的。其在现场负责，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在现场设有项目部。其公司将部分隔音墙发包给邬某施工，双方签订了协议。其公司自己做部分，但协议没有明确邬某的施工范围。某研发中心有十几栋楼，到现在邬某做了A1楼负一层、负二层、负三层、B1楼的机房，B5楼的顶楼机房做了一半。其公司与邬某还没有结算，工地上还有部分隔音墙还不具备施工条件，后续隔音墙是否还让邬某做还没确定。邬某的一个朋友唐某将被告邱利明介绍给邬某的，邱利明与邬某之前是不认识的，邬某把钱给唐某，被告的钱是唐某付的，除了被告，唐某还找了另一个人在现场施工，唐某本人也干活。唐某是包工头，被告找一帮人在现场干活，类似一个班组的负责人。其听邬某说，他将工程转给唐某，唐某自己施工一部分，被告施工一部分。其是到隔音墙工程快结束时才知道原告。原告到项目部找被告讨要工程款。施工期间被告经常到项目部来，原、被告之间具体什么关系，其到现在都没弄清楚。被告讲原告是一个姓熊的叫来的，其不清楚姓熊的，其觉得应该是姓熊的介绍原告到被告处干活的。原告施工期间的生活费都是被告支付的。施工结束，其公司先对整个隔音墙工程量做确认，然后对邬某的工程量进行确认。其他施工人员具体施工部分，其公司会根据总的工程量再根据施工人员施工部分对他的工程量进行确认。被告施工结束后报了施工的工程量，其公司工程部要审核他的工程量，审核时会对每个区域的工程量予以明确。被告再根据他与其公司确认的工程量，与原告确认工程量。期间，原告找到项目部，他要知道其公司是如何核出工程量的。其公司与原告说了核算过程，原告认可了这个工程量。在此基础上，其为原告制作了工程量确认单。其打印的工程量确认单只有打印的文字，没有笔写的字。当时原、被告都在项目部，确认单是其直接给原告的。具体是哪天、被告是否是在项目部签的字及确认单上笔写的字是谁写的，其不清楚。其向被告付过款项。因被告说其公司把钱直接付给邬某，不能及时落实到被告处，被告提出直接付给他，其公司就向邬某确认能否这样操作，邬某同意这么付。根据被告完成的工程量来支付进度款。施工前期被告从唐某处拿到过工程款，当中的进度款及结束时，是其公司支付给被告的。具体是确定被告工程量后，邬某根据他与被告之间的结算单价向其公司反馈应付被告多少钱，被告确认后，其再付钱给被告。因工期有要求，现场干活人员不足，其公司要求施工人加人，其对邬某说过。被告经常来项目部，其对被告说过能否叫人过来干活。被告叫来的人不会和其公司联系，属于被告的工人。现场的工人其都不认识。但这些工人来项目部讨要钱，其公司会去了解是谁叫他过来干活的。被告说其公司不知道钱付给谁不是事实，按协议其公司是应付钱给邬某，经邬某同意，再付给工人。邬某和施工人员如何结算其不清楚。据此郭某提供了中建一局与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工程分包合同及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与邬某签订的合同。其中中建一局与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工程分包合同载明，中建一局为总承包商，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为分包商，双方就某苏州企业业务项目之总承包工程（南区标段）项目公共区域、厨房、临时办公室、110KV变电站精装修工程施工分包事项签订该分包合同。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与邬某签订的合同载明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委托邬某进行华为苏州企业业务项目南区吸音墙安装装修工程。另郭某称，就原告所称的点工问题。主龙骨打好后，因地坪要重新浇，故做好的主龙骨要拆掉，出现这种情况，其公司根据施工情况会给他算几个点工。当时施工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因地坪问题导致返工也确实是其公司的原因。要返工时，其先与被告讲施工结束补几个点工。后施工结束后，其公司根据现场施工状况核算只有五六个点工，被告无异议。原、被告谈过点工问题，他们在现场沟通时，其在现场，原告报了约十个工。另原、被告之间还有其他点工争议，其他点工争议与其公司无关。被告只认可二十几个点工，故产生分歧。就原告所说的停工误工费，原材料是其公司提供的。其公司不认可误工费，原材料没到、什么原因以及何时到，其公司会提前对现场人员说的，其公司没有把工人天天留在工地，故不存在误工费。其所理解的误工费，是叫他来干活没提供原材料，才算误工。而原告讲的误工是工程结束后，钱还没付清，还有十几二十几个工人在工地上，所以提出误工费。其认为施工结束，人就应该离开工地了。原告应该向被告提出过误工费，被告认为工程结束就应该走人，故不认可。就原告主张的工具费，原告在施工结束后提出工具费应由被告负担，大概一万元左右，被告不认可。中建一局组织过协调，提出工具给被告，被告补贴原告5000元。当时被告是同意的。后来因原告提出点工、误工费问题，中建一局也协调过，中建一局认为误工费没有依据，点工经协调，原、被告都认可二十几个点工。双方的最大争议在于误工费，还有单价，被告认可每平方28元。原告说这个活每平方65元-70元才能干，所以双方引发纠纷。另外最开始出面的一直是张某，张某带着原告。在中建一局协调时，张某拿出的1份合同上有单价，签合同的另一方应该不是被告。根据合同，被告已足额支付工程款了。原告对中建一局的人说如张某认可这个单价，他不认可。本院经向中建一局的王某调查，王某称，涉案工程土建由中建一局总包，其是中建一局的员工。原、被告发生争议，原告找到其公司在工地上的办公室，要求其公司来协调。当时其就约了几方进行协商。协商时其要求原告提出他的诉求，看被告有何异议。印象中，双方对工程量及单价是无异议的。关于单价，当时双方是签订书面材料的，单价是确定的，其不记得具体单价了，印象中材料上的单价不是38元。原告对自己提供的书面材料上的单价不确认，认为低了，其让原告提供是否有对单价调价的微信及短信等依据，但原告没有相应依据。关于点工，双方经过沟通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应该是万把块钱左右，其就提出点工问题双方就这样确认。当时协调的点工金额与原告向法院提供的确认单上的点工金额差不多。关于工具费，按理不会存在工具费，工人确认是自带工具施工，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工具损耗，实际是工人找理由补点钱。其在协调时会偏向工人，压着被告适当给予补偿。当时原告列出工具费一万多，经过协调，对原告提出的金额打了折扣，给5000元，当时被告对这个费用是确认的。关于误工费，协调时了解到确实存在原告人在工地但有短期没活干的情况。被告说他对原告讲过这边有可能会产生长期停工，原告可以把自己的工人拉到其他工地干活。原告主张二十几天停工，其要求原告提供二十几天停工且工人在工地的依据，原告提供不了。事实上长期停工过程中，原告的工人在其他工地干活，短期停工确实存在，按理不应该存在误工费，但考虑到工人出勤率低，工资低，给予适当补偿也应该。另外原告提出干活一天是300元，误工一天也是300元不合理。后来误工费没有谈成。其协调时没有见到原告向法院提供的确认单，但确认单上的内容就是当时协调的内容。原、被告间的争议协调了不止一次，第一次协调就误工费有较大争议，其提出让他们自己先核实出勤等情况，如再有争议，再由其公司的人出面协调。结果第二次来协调时，争议比第一次还大。单价也出现争议，原告提高了十来块钱，具体金额忘了。因单价都有争议了，其他可补可不补的，就不用压着被告谈了。对此，郭某补充称，当时中建一局组织协调时，原告报了60多个点工，被告根据施工状况一项一项与原告梳理，核实出来有二十多个点工，价格在万把块钱左右。本院经向张某调查，张某称，其在上海一个工地干活时通过一个姓孟的项目经理认识了一个姓熊的人，姓熊的联系孟经理说要联系班组到某研发中心干隔音墙的活。后孟经理带其到现场找了姓熊的，姓熊的说最少需要四十人，问其有多少人。其到现场一看，没有材料也没有工作面，去几个人都没有活干。姓熊的让其先调几个人去维修主龙骨。其就带了王水金等四个人去做了十几天，当时姓熊的与其结算了7000元，欠2000元到现在都没给。过了年，姓熊的联系其，说最少让其叫四十个人到工地，有十几万平方的隔音墙给其做。其一帮人于2019年2月14日进场，去了十二个人，姓熊的让其先来，他晚一点到。他给公司打电话安排宿舍。等了约一星期，姓熊的还是没来。姓熊的是一个姓郑的人的工地管理人员，姓郑的人从被告邱利明处拿的活，邱利明是从唐某处转包过来的工程。姓郑的对其说，他叫赵某给他现场管理，要其与赵某签订协议，协议格式是姓郑的拿出来后，其与赵某签订的。其干了几天，赵某就走了，姓郑的也不管不问。邱利明对其说，老张不要怕，他们的活是从他手上拿的，他们拿不走钱，账由他与其一帮人结算。签合同时，姓郑的和赵某都说工程量有十万平方，工人在工地干活不希望到处跑，其冲他量大，就同意了每平方28元这个价。当时其还提出其工人住在工地上，如因没有材料停工5天内不要误工费，超过5天按照大工300元/天，小工260元/天补误工费。赵某提出工程量比较大，保证工资发放，误工费就不谈了，所以合同上没注明误工费。但合同最后一条写了工人到场超过3天无工作可做，损失由对方承担。其和王水金都同意单价28元的，只是有误工要支付误工费。现对方不同意支付误工费，故其不同意这个单价。就郭某、王某、张某的上述陈述，原告称，其与张某一起干活的，张某对其说有一个人联系他做隔音墙，让其一起去做。在这次进场干活前，即年前其与张某等总共四个人去干过几天活，是姓熊的联系的张某。据其了解姓熊的是一个班组的带班，钱是姓熊的结算的。这次张某说姓熊的要叫一帮人去干活。其就叫了人于2月14日一起去了工地，张某也是同一天去的。姓熊的还没来工地，因年前在那儿干过，他对张某说接着原来的活干下去，其一帮人就接着干了。因姓熊的一直没到工地，后来是和邱利明在一起的一个姓张的安排其一帮人干活。因张某有时候也不在工地，这帮人是其叫过去的，他们都问其要生活费，其问姓郑的要，他说不管了，其就问邱利明要，邱利明就付给其了。张某没拿过钱，张某对邱利明说过钱都给其。张某与赵某签订的合同其知道的。当时干了十天左右，其要生活费，就问张某，张某给了其合同，说找赵某要生活费。其联系赵某，他说他不管了，让其找邱利明，其不知道赵某是什么人。他们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其不清楚。邱利明总共支付了59000元。据其了解不是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接的隔音墙项目，应该是某公司承接的，因他们工人戴的帽子上写的是某公司。对郭某讲的工程层层转包，其刚开始不知道，后来要钱时才知道。对郭某陈述的确认单的制作过程基本没有异议。其找过中建一局，问他们这钱问谁要，所以后来协调时中建一局的王某来过两次，对王某陈述的协调过程无异议。双方协调过好几次，协调时，双方对点工和工具费都确认的，误工费和单价有争议，故没有协调成。确认单上笔写的字都是其写的，是在郭某办公室协调时写的。工程量确认单是在其没有要工程款前打印的，因要明确工程量再确定工程款，那时还没有产生争议。其拿了确认单跟邱利明结算工程款时，他提出单价28元/平方，邱利明说有合同，其最早要生活费时把这个合同给郭某看过，邱利明在郭某处看过这合同，因这个活单价28元干不了，故其不认可这个合同。关于确认单上笔写的字，其刚开始统算时算了单价28元，是写错了，后其改成单价38元。关于点工，在协调时邱利明不认可61.5工，就减掉了27.5工。据此原告提供了张某（乙方）与赵某（甲方）签订的隔音墙承包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拥有的苏州某隔音墙项目由乙方负责施工，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用。隔音墙安装单价为每平方28元，施工范围包含轻钢龙骨、隔音棉、挂网、踢脚钱、隔音板安装。乙方所有工人到场三天内无工作可做，损失由乙方承担，若超过三天均由甲方承担。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的主体问题及双方的关系。第一，就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原告称，姓熊的联系张某到涉案工地干活，故其叫了一帮人与张某一起到工地干活。就工地上几个人的关系，原告称其不清楚，因姓熊的一直不到工地，是邱利明的人安排其一帮人干活。另其根据张某提供的合同联系赵某要生活费时，赵某让其向邱利明要，邱利明向其支付了款项。张某虽陈述了几个人之间的关系，但其他陈述与原告基本一致，并称邱利明对其说账由邱利明与其结算。被告称其是某公司的员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根据郭某及王某的陈述，涉案隔音墙项目是由中建一局发包给某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施工的，据此提供了相关合同。被告称涉案项目是中建一局发包给某公司施工，缺乏依据。郭某称涉案项目存在层层转包情况，被告邱利明亦确认其是唐某叫到工地去干活的。原告、张某及郭某的陈述均能印证涉案项目存在层层转包情况，据此本院确认被告邱利明施工的项目是从他人处转包来的。第二，原告向被告主张工程款，提供了现场工程量确认单，原告在承包人处签名，被告在发包人处签名。第三，原告称是邱利明的人干排其一帮人干活，对此邱利明确认是由其在现场安排原告一帮人干活。但邱利明称是郭某让其安排原告一帮人干活，对此郭某不予认可，邱利明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四，关于支付的款项。原告向被告要工程款，被告亦向原告支付了款项。被告称是因某公司不知道钱付给谁，就发给其，由其代发给施工的人。对此郭某不予认可，而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郭某及王某均确认其多次组织原、被告就工程款进行协商，被告对由他支付原告款项无异议，双方对单价、误工费等存在争议故引发纠纷。由上所述，虽最初原告等人不是被告叫到工地上干活的，但之后原告等人在工地上是被告在安排他们干活，施工期间亦是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工程结束后原、被告对工程量进行了确认，确认单上载明被告系发包方。原告据此确认单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本院予以支持。就原告的主体问题，虽涉案项目是张某联系的，但原告称是其叫了一帮人到工地干活，施工期间邱利明将款项支付其一人，对此张某未持异议，故根据原告一帮人之前结算的情况，由原告一人主张工程款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工程款如何结算的问题。原告提供了工程量确认单，双方对确认单载明的工程量无异议。被告对确认单笔写的文字不认可，称在其签名时只载明工程量，无笔写的文字。原告亦确认工程量确认单上的打印文字形成在之前，笔写的文字是其之后填写上去的。就确认单载明的单价，被告不认可，而该单价是原告自行填写的，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讲好单价为38元/平方。原告及张某等一帮人是张某联系后到工地干活的，亦由张某出面与赵某签订了施工合同，施工合同载明单价为28元/平方。对此原告称其在施工期间要生活时曾持该合同向赵某要生活费，故原告对此合同是明知的，亦未对该合同提出异议。另原告与张某均确认，因姓熊的人及赵某一直不到施工现场，赵某让他们找邱利明要钱时，他们才找邱利明要钱的。张某亦称，当时邱利明对他讲，姓郑的及赵某是从邱利明处拿的活，账由邱利明与他结算。根据原告及张某的陈述，原告及张某知道唐某、邱利明、姓郑的人及赵某等人之间的关系及层层转包关系，亦知道邱利明将项目转包给姓郑的等人，在找不到姓郑的及赵某等人时，才按赵某的说法找到邱利明。由此可确认邱利明是从赵某处将原告一帮人接收过来并安排干活。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转到邱利明处干活后施工内容有变化及双方对单价重新进行了约定。张某亦称签订合同时原告亦同意单价为28元/平方。又根据工程量确认单，原告自行结算时刚开始写的单价是28元/平方，后自行改了38元/平方。由上所述，本院确认单价应为28元/平方。原告及张某以被告不同意支付误工费为由不同意该单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误工费的问题，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误工、误工天数或双方对误工费已达成一致意见，根据郭某及王某的陈述，双方就是因误工费存在争议而未能协商成，据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不予确认。关于点工及工具费，虽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但郭某确认确实存在点工问题，且郭某及王某均确认在协商时双方对点工及工具费已达成一致意见，即和确认单上载明的点工费用、工具费差不多，被告亦确认存在点工。基于此，考虑到工地上有存在误工的可能性且原告举证的困难，并结合郭某及王某的陈述，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点工费及工具费予以确认。根据确认单，经核算，被告共应支付原告工程款81574元。原告确认被告已支付59000元，对此被告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扣除已付款，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2574元。另原告主张的催讨款项的车费、误工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邱利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水金人民币22574元。二、驳回原告王水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7元，由原告负担1000元，被告负担103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王丽芳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