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72民初4303号原告：深圳双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康路284号东明大厦535室。法定代表人：赵虎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红，男，汉族，1981年8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睢宁县庆安镇三闸村611号，身份证号320324198108242377。委托代理人：曹文定，诚公顾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天仲，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双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寅公司）为与被告王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在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案中提起反诉。广州海事法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王红提出管辖权异议，广州海事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粤72民初1112号民事裁定，驳回王红对该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王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粤民辖终329号民事裁定，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1112号民事裁定，要求其重新对管辖权问题进行审查。2018年6月26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7）粤72民初1112号之一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本案审理必须以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案的查明事实和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上述案件当时处于二审阶段，判决尚未生效，故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沪72民初4303号民事裁定，中止诉讼。待中止原因消除后，本案恢复审理。2019年9月19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次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夏天仲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双寅公司诉称：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王红委托双寅公司运输货物。双寅公司共承运了三批王红的货物。2017年3月30日，双方针对上述三笔货物运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三笔运费共计68000美元。此后王红仅向双寅公司支付了40000美元，其余28000美元运费拖欠至今。双寅公司多次催要无果，因此诉请：一、判令王红向双寅公司支付运费28000美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3月30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判令王红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被告王红辩称：不同意双寅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双寅公司主张的运费28000美元中，王红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扣留的10000美元是作为天津港出运钢管损坏的赔偿，并非王红欠付的运费，无需退还；二、关于其余的18000美元，双方约定双寅公司须将涉案货物运至土库曼斯坦后再向王红主张，王红据此出具了附生效条件的欠条，但是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认定货物已灭失，因此该笔运费的支付条件并未成就，欠条也并未生效，双寅公司不能据此向王红主张18000美元；三、对双寅公司主张的利息标准没有意见，但不同意利息起算点，因为履行条件未成就，履行期限未到，所以不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形。原告双寅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4份证据材料：证据1.《协议》及王红出具的《欠条》，用以证明双寅公司与王红就涉案三票货物费用结算的约定，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证据2.天津港出运钢管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报价表、费用确认单、出口放行通知书、报关单、提单、保险单、目的港公路运输单据等，用以证明双寅公司已完成该票货物的运输义务。证据3.青岛港出运货物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销售合同、双寅公司签发的提单、实际承运人签发的提单、费用确认单、货物发票、装箱单、保险单等，用以证明双寅公司已完成该票货物的运输义务。证据4.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双寅公司支付相关款项的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双寅公司已经履行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运输义务，并为此付出了成本。被告王红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对《协议》第二条和第四条的理解应以其答辩意见为准。对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收货人已签收该两批货物，且证据中有大量外文材料未提供翻译件。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本院认证认为，被告王红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且证据1的证据效力已经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的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以其记载为准。鉴于被告王红在此后的庭审中确认其指定的收货人已收到天津港和青岛港出运的两批货物，故证据2和证据3的证明目的已实现，本院对其不再进行认证。但两组证据中的报价表、费用确认单可作为原告双寅公司有关其在涉案《协议》达成前，就涉案天津港和青岛港出运货物的收费报价明细的陈述意见。原告双寅公司未提交证据4的原件供核实,且证据4的记载内容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4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王红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交了以下2份证据材料：证据1.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根据《协议》约定，双寅公司应将上海港出运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再向王红主张其余运费，现该批货物已灭失，并未运至目的地，因此王红并不拖欠双寅公司运费。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王红与双寅公司的赵虎刚关于上海港出运货物海运费及其他费用的约定价格。原告双寅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判决未审查青岛港和天津港出运货物的情况，并且已判令双寅公司向王红赔偿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损失，故《协议》第二条已不能再适用于本案。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王红并未证明证据2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以及对话双方的身份，并认为证据2中的报价并非合理的市场价格。本院认证认为：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可作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2为电子证据的打印件，从记载内容看，不能证明聊天双方为王红和赵虎刚，更不能证明双方就涉案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运费已协商一致，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不予确认。但该证据材料说明王红主张涉案上海港货物出运时海运费应当为每箱3000美元至3250美元。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赵虎刚签字确认的《欠条》。原告双寅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被告王红表示该证据与其持有的原件一致，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可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查明：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王红以案外人新疆立中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中信公司）的名义委托双寅公司运输三票货物至土库曼斯坦，分别为天津港出运的38车钢管，青岛港出运的2个集装箱装载机、叉车以及从上海港出运的4个集装箱柴油发电机组。双寅公司为此分别签发了样式相同的提单，并在审理过程中确认在涉案三票货物运输中均承担承运人责任。2017年3月30日，双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虎刚与王红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赵虎刚,乙方:王红。经甲乙双方协商通过赵虎刚运输的货物信息如下：（1）钢管提单号：HY1603XGBA611，（2）青岛2个柜子提单号：HDMUQ11R5624342，（3）上海四个柜子提单号：HDMUQ81R5099541，全部货物总计运费、滞留费、保险等达成如下方案：1、按照总体打包的方式乙方向甲方支付总金额为美元陆万捌仟圆整（＄68000）解决所有问题。2、其中王红扣留壹万美金（＄10000）作为货物损坏的补偿，如果保险理赔诉讼胜利，赔偿归赵虎刚所有。3、乙方在协议签署时需向甲方支付肆万美金（＄40000）。4、剩余壹万捌仟美金（＄18000），王红以打欠条形式出据给甲方，甲方在收到肆万美金（＄40000）后配合乙方将青岛、上海货物运输到土库曼斯坦，在货物到港当天向甲方支付剩余壹万捌仟美金（＄18000）。”同日，王红向赵虎刚出具一份欠条。该欠条载明：“现本人王红欠赵虎刚运费尾款18000美元，货物到达土库曼斯坦，客户收到货物后本欠条生效。客户收到货物后我方3天内付清运费尾款18000美元，如我方不能按时付款，我方赔偿赵虎刚欠款按照民间借贷利率2分执行,我方如没有按时付款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由我本人全部承担,利率2分。赵虎刚收到前期协议的40000美元后要给我方提供退税的单据,如单据因赵虎刚方产生问题造成我方损失,我方有权向赵虎刚追索。”欠条一式两份，王红和赵虎刚各在一份欠条上签名确认。双寅公司确认其已收悉王红根据《协议》支付的40000美元。王红因涉案上海港出运货物未运抵目的地，诉请双寅公司和赵虎刚赔偿。广州海事法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并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终2207号民事判决，维持前述判决。（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一、立中信公司与双寅公司就上海港出运货物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立中信公司为托运人，双寅公司为承运人。双寅公司虽然未取得从事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货物运输的无船承运业务资格，但其与托运人立中信公司之间成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时，立中信公司作为王红的出口外贸代理人，受王红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出口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王红可以行使前述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项下托运人立中信公司对双寅公司的权利；二、涉案上海港出运的4个集装箱的柴油发电机组于2016年12月8日装船启运，同年12月28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此后下落不明，应视为灭失，双寅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就货物的灭失向王红承担赔偿责任。王红通过立中信公司采购货物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553300元，该价格为FOB价格，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三、王红和赵虎刚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协议》。赵虎刚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双寅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且在我国个人不能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业务，故赵虎刚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双寅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双寅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王红货物损失人民币553300元及利息（自2017年7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赵虎刚对双寅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双方在庭审中确认，青岛港出运的2个集装箱货物于2016年9月7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同年9月10日开始转陆运；天津港出运的38车钢管于2016年9月24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同年10月15日转运其中22车，同年12月14日转运其余16车，该两票货物的具体收货时间已无法查询；上海港出运的4个集装箱货物于2016年12月28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后下落不明，被认定为已灭失。王红在庭审中确认其指定客户已收悉前述天津港和青岛港出运货物，并确认就青岛港出运货物未向双寅公司提出过货损赔偿。双寅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双寅公司对天津港出运的38车钢管的费用报价为：海运费每车3700美元,共计140600美元；由于客户付款原因到港后16车货物滞留82天，滞留费为每车每天50美元,共计65600美元；再加上商检费、堆存费、报关费、查验费、保险费等费用，账单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1246元和206200美元。双寅公司对青岛港出运2个40尺高箱货物的费用报价为：海运费每箱3050美元，再加上港杂费、拖车费等，账单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100元和6100美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货物经海路分别自中国天津港、青岛港和上海港运至土库曼斯坦，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原、被告双方对各自法律地位的认识，本院认定双寅公司与王红就涉案出口的三票货物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王红为托运人，双寅公司为承运人。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纠纷的准据法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赵虎刚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双寅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与王红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的《协议》，应视为代表双寅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上述《协议》是双寅公司与王红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的补充协议，双方都应基于诚实信用遵照履行。根据《协议》约定，双寅公司主张的28000美元欠付运费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货物损坏的补偿10000美元，另一部分是其余未支付的费用18000美元。一、关于王红是否应当返还货物损坏的补偿10000美元双寅公司认为，10000美元的货损补偿是针对三票货物的货损包括灭失约定的总括性赔偿，鉴于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已判令双寅公司全额赔偿上海港出运货物的灭失损失，故王红应将其“扣留”的10000美元返还给双寅公司；王红则主张10000美元系针对天津港出运钢管损坏的补偿，与上海港出运货物无关，故其无需返还。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协议》中未明确10000美元的货损补偿具体针对涉案哪一票货物，但根据《协议》第4条有关赵虎刚应配合王红将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货物继续运输至土库曼斯坦的约定,可合理推知10000美元只能系对天津港出运货物损坏情况作出的补偿约定，与上海港出运货物的灭失损失无关。双寅公司的此节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也未得到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生效判决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双方已协议以免除王红10000美元的支付义务，作为王红放弃相关货损赔偿债权并将可能从保险公司处获得的保险赔款转让给赵虎刚的对等条件，王红无需再向双寅公司支付该笔费用。二、关于王红是否应当继续支付剩余款项18000美元双寅公司认为《协议》第4条是针对履行期限的约定，在涉案三票货物中有两票货物已运到目的地的情况下，王红拒付所有剩余运费将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王红则认为《协议》第4条是附生效条件的约定，因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付款条件未生效，因此王红无需支付18000美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和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条件与期限的主要区别在于条件是不确定的偶然性事实，期限是确定的必然性事实，条件之事实能否成就是不确定的，而期限是肯定会到来的。涉案《协议》第4条中有关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货物被运到土库曼斯坦港口当天王红向赵虎刚支付18000美元的约定，存在涉案两票货物能否被运到土库曼斯坦的两种可能性，因此该约定不符合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期限必然到来的法律特征，不构成附期限的约定。第二，在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存在能否成就两种可能，而且条件成就与否导致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不相同。王红支付运费的义务并非因涉案两票货物运到目的港才产生，而是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并依法生效时已产生。涉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前述约定仅表明双方同意在两票货物到港后再行支付剩余运费18000美元，并未约定因其中一票货物灭失而永远无法到达目的港时免除王红的付款义务，因此涉案《协议》第4条约定不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上海港出运货物于2016年12月28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后下落不明，双方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协议》时，货物已经下落不明超过3个月，可以被认定为已灭失，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只是在法律上最终确认货物灭失的事实。换言之，在双方签订《协议》时，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已是既定事实。双方签约时虽然主观上可能不知该既定事实，但因约定的条件为确定不可能成就的既定条件，因此也不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综上两个理由，涉案《协议》第4条约定虽有附条件的表象，但并没有实质性条件存在。关于王红和赵虎刚分别签字确认的《欠条》，实质上是双方就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达成的补充协议。该欠条约定了“货物到达土库曼斯坦，客户收到货物后本欠条生效”，同理，虽有附生效条件的表象,但因该条件在双方达成补充协议时已确定无法发生,故依据法理,该补充协议无效。但是如前所述,王红对双寅公司所负之债务,并非依该《欠条》即补充协议而产生，故《欠条》无效或未生效均不免除其在运输合同项下之债务。第三，当事人如果特别约定了以某种不确定条件的成就作为已产生的合同权利的履行条件，则此种约定并非“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中所称之“条件”，而应当被解释为当该不确定的事实发生时，为权利的行使期限届至，因此，涉案《协议》第4条是双方关于王红付款期限的约定。因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已永远无法届至，即当约定事实的到来已确定不发生的，应认为其履行期限已经届至。第四，《协议》第4条约定王红支付18000美元的履行期限需待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的货物运至目的地后才届至，是为督促双寅公司及赵虎刚继续履行运输合同项下义务。现涉案上海港出运货物虽已灭失，但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生效判决已全额支持了王红要求双寅公司和赵虎刚赔偿其货物损失人民币553300元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了其相应利息，要求双寅公司和赵虎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对王红权利的保护已相当于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程度。此时，基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王红应当继续向双寅公司支付欠付费用，否则对双寅公司明显不公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前款规定的货物实际价值，赔偿时应当减去因货物灭失或者损坏而少付或者免付的有关费用”的相关规定，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也属于货物灭失的赔偿范围，因此对于王红尚未支付的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王红可免予支付，应当在其剩余未支付的18000美元中予以扣除。双寅公司和王红就涉案三票货物的所有费用协商了总计费用68000美元，并未明确其具体构成及计算方法，双方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此前协商一致的三票货物各自的计费标准，但双寅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当时其对天津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报价为每车3700美元，对青岛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报价为每个40尺高箱为3050美元，王红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其主张涉案上海港货物出运时海运费应当为每箱3000美元至3250美元。同时，双寅公司主张两票运到货物对应的运费应当按照三票货物具体的计费单位数量依比例计算。鉴于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收费标准大致相当，天津港出运货物单价略高，故双寅公司主张的计费办法对其自身不利，因此本院综合上述情况，认为按比例计算各票货物应当分摊的费用金额比较合理，据此酌定王红还需向双寅公司支付的费用为18000美元/(38+2+4)×(38+2),即16364美元。关于双寅公司有关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认为，王红逾期付款会造成双寅公司资金占用的损失，因此双寅公司有关利息损失的主张于法有据，可予支持。双寅公司请求自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之日的2017年3月30日起计算利息，但根据《协议》第4条的表述，此时青岛港出运货物尚未运到土库曼斯坦，王红也未获得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赔偿，显然相关费用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本院综合全案情况，基于公平原则，酌定以本判决作出之日为利息起算日。关于每月2%的逾期付款利率标准，虽然《欠条》无效，但王红在庭审中对双寅公司主张的计息标准明确表示没有意见，且该利率也未超出受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率，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双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16364美元及其利息（自2019年11月11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被告王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53元，由原告深圳双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601元，由被告王红负担人民币25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振衔审 判 员  杨 婵人民陪审员  宋秉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蕴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