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869号原告吴晓卿，男，汉族，1962年7月9日出生，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代理人汪洋，上海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建震，男，汉族，1959年3月14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托代理人刘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敏政，男，汉族，1947年9月14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第三人毛伟建，男，汉族，1963年5月31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无锡市。原告吴晓卿与被告傅建震、田敏政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7日受理后，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于2014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文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经本院审查后于2014年6月27日依法裁定驳回。后因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毛伟建为本案第三人。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5月26日、201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晓卿及其委托代理人汪洋，被告傅建震的委托代理人刘畅，被告田敏政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毛伟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晓卿诉称，原告系南通沪泰置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南通家纺城大酒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泰公司)的股东，2006年12月15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转股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沪泰公司25%的股权折合人民币(币种下同)2,000,000元转让给二被告。其中，傅建震受让10%股权，折合800,000元；田敏政受让15%股权，折合1,200,000元，以货币一次性结付。同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未到资部分由变更后的股东根据在公司持股比例，按原章程规定出资到位。其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与二被告办理了股权交割手续，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故涉诉。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傅建震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800,000元；2、被告田敏政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傅建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转股协议》签订时间是2006年，但双方又签订《协议书》约定于2009年4月30日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由于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原告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另外，原告作为沪泰公司股东仅实缴了500,000元注册资金，本案股权转让为平价转让，转让价格为500,000元，故其应当在500,000元范围内主张权利，并且该股权转让款已由第三人毛伟建向原告支付，所以二被告不应当再支付。被告田敏政辩称，同意被告傅建震关于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另外，2006年12月其与原告签订《转股协议》时，其并不知道沪泰公司股份情况。2007年2月其以上海松宇房产公司的名义向沪泰公司汇款900,000元，当时原告承诺将给其45%沪泰公司的股权。其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才签订了这份《转股协议》。在沪泰公司工作了8个月之后，几个股东要求田敏政退出，2007年9月2日沪泰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将投入公司的钱作为借款还给田敏政。两年半以后，才将钱款归还。其退出时并未转让股权，其同意公司将其股份分给另外两名股东。当时沪泰公司全部注册资本仅实缴了2,000,000元，所以即使原告要求支付本案股权转让款，田敏政支付的金额也应是300,000元。目前，沪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伟建说其已经向原告支付了500,000元，并以传真形式向田敏政提供了证据。傅建震是本案的第一责任人，第二责任人应是毛伟建。第三人毛伟建未答辩。原告吴晓卿针对二被告的抗辩意见认为，本案《转股协议》上并未约定支付的时间，应当按照原告主张的时间起算诉讼时效。原告起诉前并未向二被告主张过，不存在时效过期的问题。傅建震所称《协议书》上记载的支付日期是有条件的，条件未成就之前是不发生效力的，后续何时完成变更登记、何时付款，双方再无任何约定。原告与二被告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并非仅仅依据实缴的注册资本，而是双方对股权价值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另外，二被告与毛伟建之间的纠纷亦与本案无关。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转股协议》(工商备案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将沪泰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二被告；2、《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转股协议》经沪泰公司股东会认可；3、沪泰公司章程一份，证明转股前沪泰公司各股东持股情况；4、沪泰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份，证明转股后各股东持股情况，工商登记也实际完成；5、公司股东名册一份，证明转股后公司股东持股出资情况；6、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第三人于2009年7月30日向原告支付的600,000元支票是用于支付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津贴、差旅费等，而不是股权转让款；7、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两份，证明沪泰公司购买土地的情况和土地的价值；8、中国南通家纺城大酒店建设用地转让合同一份，证明当时土地市值为1,200,000元一亩，出让方以优惠价格出让给沪泰公司；9、通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一份，证明股权转让时，原告所持股权远远超过2,000,000元；10、进账单一份，证明2006年11月15日沪泰公司将钱支付给土地出让方。被告傅建震对原告上述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恰恰证明股权转让是平价转让；证据2、3、4、5则进一步证明原告转让时在沪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为500,000万，其余出资尚未补足；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上面未体现支付的金额、日期，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7至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被告田敏政对原告上述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股权转让后并未退出公司管理，2013年年底原告与毛伟建和田敏政有过当面协商，原告承认拿到股权转让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是2012年出某的，但上面印章十分鲜艳；对证据7至证据10的质证意见同傅建震的质证意见。被告傅建震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协议书》一份，证明二被告合计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0,000元，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就是500,000元，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2、传真一份，证明毛伟建已于2009年7月30日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和其他费用共计600,000元；3、工商备案材料及公司设立登记核对情况表一组，证明沪泰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原告仅出资500,000元；4、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一组，证明被告将股权转让给了无锡市汇元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元公司)，与被告证据1中内容能相互印证；5、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和被告傅建震于2009年4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原件；6、梁某某的证人证言一组，证明2009年7月傅建震将6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原告，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结清。原告对被告傅建震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上的签名是原告的签名，但该协议不是原件，且现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已支付了任何款项，被告受让原告股权后，股权被冻结了，之后又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因为没办法转让，所以第三人承诺这个款项由第三人支付给原告，所以才按这个价格承诺；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上不能显示系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显示时间是2009年6月3日，已经超过约定的付款期限了，故被告未履行《协议书》上内容；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不予认可，证人与原告之间存在矛盾，且证人回答问题时前后矛盾。被告田敏政对被告傅建震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田敏政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协议书》(同被告傅建震证据1)一份，证明二被告合计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0,000元，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就是500,000元，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2、传真一份(同被告傅建震证据2)，证明毛伟建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和其他费用共计600,000元；3、2007年9月沪泰公司关于田敏政退出公司的处理意见和承诺一份，证明田敏政离开公司后将股权交由公司处理；4、《承诺书》一份，证明由傅建震处理田敏政的股份；5、沪泰公司决议一份，证明汇元公司、梁某某分别将51%和45%股权转让给了毛伟建；6、《证明》一份，证明田敏政退出公司后的股权交公司处理；7、(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33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沪泰公司另一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田敏政，该股权转让合同与本案同一天形成，另一股东起诉田敏政支付股权转让款，法院认为应当按照实缴资本进行转让，该判决已生效；8、协议书一份，证明第三人承诺田敏政向案外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对被告田敏政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傅建震的证据1、2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至证据6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可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傅建震对被告田敏政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即为被告傅建震的证据1、2，对真实性均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印证了2009年4月30日前汇元公司收购了原告35%的股权；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也印证了被告田敏政证据2是真实的；其余证据与本案欠缺关联性。第三人毛伟建未对原、被告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5合法、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原告的证据6由案外人出某，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无法核实证据真实性，且证据6中未记载原告获得工资、津贴等金额及时间，不能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7至证据10系案外人出某，本院无法核实，且沪泰公司的土地价值与本案股权转让价格之间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傅建震提供的证据1、3、4、5、6合法、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傅建震提供的证据2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田敏政提供的证据1、7合法、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田敏政提供的证据2至证据6以及证据8，本院无法核实其真伪，故不予采纳。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06年12月15日，原告吴晓卿作为甲方(转让方)、被告傅建震作为乙方(受让方)、被告田敏政作为丙方(受让方)签订《转股协议》约定：一、吴晓卿在公司25%股权折合2,000,000元，等值转让给傅建震、田敏政、其中傅建震受让公司10%股权，折合800,000元，田敏政受让公司15%股权，折合1,200,000元，以货币一次性结付；二、本协议签订之日，即为股权交割之日。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后，甲方不再承担公司债权、债务等民事责任，其责任转让给乙、丙承担；三、本协议签订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律(力)；四、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公司各执一份，二份报登记机关备案。当天，沪泰公司作出如下股东会决议：1、同意接收田敏政为公司新股东；2、同意吴晓卿退出其在公司25%的股权，其中10%转让给傅建震，15%转让给田敏政；同意张某某退出其在公司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田敏政；3、未到资部分由变更后的股东根据在公司持股比例，按原章程规定出资到位；4、公司其他事项不变；5、同意修改公司章程；6、委托转让办理变更事项。公司章程修正案对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作出了修正，修正案载明田敏政第一期出资900,000元(2006年6月30日前)，第二期出资2,700,000元(2007年5月31日前)。2006年12月27日，沪泰公司向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川港分局(以下简称川港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股东变更为梁某某，认缴出资1,600,000元(20%)，实缴出资额400,000元；田敏政，认缴出资额3,600,000元(45%)，实缴出资额900,000元；傅建震，认缴出资额2,800,000元(35%)，实缴出资额700,000元。2007年1月4日，川港分局予以核准登记。2009年4月20日，吴晓卿作为甲方、傅建震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06年6月成立沪泰公司时各出资500,000元整，并各占25%股份，后因工作需要甲方担任公司监事，并将甲方名下10%的股份转到乙方名下，余下15%股份转给另一股东。双方口头承诺乙方名下的35%股份甲乙双方各占一半。现乙方将其名下的35%股份转让给汇元公司，甲方要求乙方在汇元公司收购乙方35%股份及另一股东16%股份后，并已经过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在2009年4月30日前将甲方的股本金500,000元及其他费用150,000元(总计650,000元)归还，否则甲方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此次股权转让无效。2009年6月3日，傅建震与汇元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傅建震将其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汇元公司，汇元公司一次性支付甲方转让款7,000,000元整，转让时间为2009年6月3日；股权转让后双方按其在公司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当天，沪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一、傅建震持沪泰公司注册资本7,000,000元，占注册资本35%的股权，现同意全部转让给汇元公司。汇元公司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傅建震股权转让款7,000,000元整；二、傅建震同意退出公司；三、公司股东梁某某、田敏政放弃对傅建震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四、原公司组织机构不变；五、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2013年5月8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杨民二(商)初字第32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吴晓卿撤回对傅建震、田敏政的起诉。2015年7月10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某《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2009年4月20日“甲方”为“吴晓卿”，“乙方”为“傅建震”的《协议书》为原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沪泰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27日，发起人为傅建震、梁某某、吴晓卿、张某某，出资比例分别为25%、20%、25%和30%。法定代表人为傅建震。沪泰公司目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毛伟建，目前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毛伟建和案外人蔡某某。2006年6月，原告、被告傅建震与案外人张某某与梁某某出资设立沪泰公司。四人签署了沪泰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记载：公司注册资本8,000,000元，股东以货币出资，第一期在同年6月30日前出资2,000,000元，其中原告出资500,000元，第二期在2007年5月31日出资6,000,000元，其中原告出资1,500,000元。之后，工商登记记载，原告认缴出资2,000,000元，实缴出资500,000元；梁某某认缴出资1,600,000元，实缴出资400,000元；张某某认缴出资2,400,000元，实缴出资600,000元；傅建震认缴出资2,000,000元，实缴出资500,000元。2008年5月10日，田敏政、梁某某、傅建震召开沪泰公司股东会，将沪泰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0,000,000元。在验资单位于2008年5月31日出某的《验资报告》中载明，田敏政实缴出资4,500,000元，梁某某实缴出资2,000,000元，傅建震实缴出资3,500,000元。2009年4月13日，汇元公司与梁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梁某某持有沪泰公司注册资本4,000,000元，占注册资本20%的股权，现将其中注册资本3,200,000元，占注册资本16%的股权转让给汇元公司，汇元公司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梁某某3,200,000元，转让时间为2009年4月13日，股权转让后，双方按其在公司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2009年4月13日和2009年6月3日，梁某某、傅建震分别将其出让给汇元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再查明，汇元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26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毛伟建，股东为毛伟建、姚立、邵康云等。庭审中，双方确认，沪泰公司成立后，原告退出沪泰公司前，公司实缴注册资本2,000,000元，其中吴晓卿仅实缴了500,000元。原告确认，《协议书》中“另一股东16%股权”系梁某某名下16%股权。傅建震确认，《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款650,000元为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款项结算；田敏政对此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请求二被告分别支付800,000元和1,2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应当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且双方约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格。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系争股权的转让价格。原告认为，原告与二被告于2006年12月15日签订的《转股协议》，该协议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格进行了明确约定，且沪泰公司当时持有土地，股权转让时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2,000,000元。被告傅建震认为，在沪泰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原告仅缴纳了500,000元，故股权转让的价格应为500,000元，且该500,000元已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了。被告田敏政认为，退出时并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转股协议》只是为了走形式，签订股权转让时原告实缴了500,000元注册资本，该股本金已由第三人支付给原告。本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转股协议》的原件，仅能提供工商登记的复印件。不能排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办理工商登记而签署。由于二被告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因此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系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二被告对《股权转让协议》上的转让价格予以否认，原告仅以《股权转让协议》上记载的价格不能证明股权转让的对价。本院注意到，沪泰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8,000,000元，原告仅认缴了500,000元，而各方在当天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又约定“未到资部分由变更后的股东根据在公司持股比例，按原章程规定出资到位”。可见，傅建震、田敏政系按照原告实缴的出资额受让原告的股权。根据之后的验资报告显示，被告傅建震和田敏政在受让原告股权后，确实又补足了原告未实际出资的部分，并且对沪泰公司又进行了增资。因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各方的本意应为，“等值转让”原告已实际出资的500,000元和尚未实际出资的部分。另外，原、被告又于2009年4月20日签署了《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傅建震支付原告股本金500,000元和其他费用150,000元。印证了原告将股权转让给二被告时，确实系按照原告实缴的注册资本500,000元予以转让，并且明确股本金及其他费用由被告傅建震向原告支付。庭审中，傅建震、田敏政也认可，协议中记载的650,000元系二被告与原告之间股权转让款的结算。因此，本案系争股权转让的价格应以2009年4月20日的《协议书》为准。二、第三人是否已向原告支付本案系争股权转让款。被告抗辩，系争股权转让款已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并向本院提供了传真一份予以证明。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但认为其收到第三人向其支付的600,000元为支付原告在沪泰公司的工资、津贴等报酬。本院认为，原告虽对传真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又向本院提供沪泰公司的证明，证明其收到款项的用途。原告出示该证据，表示原告收到过沪泰公司600,000元款项，系为工资、监事津贴、异地工作补贴及其他差旅费、办事费用。被告虽未提供其向原告交付款项的证据，但原告认可收到600,000元款项，系原告自认事实。原告对于该笔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应负有证明责任。但原告向本院提供的情况说明并未显示工资、经贴数额以及发放的时间，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收到600,000元款项的性质。且原告于2006年转让其名下股权，公司于2012年向原告一次性发放工资、津贴，不符合常理。原告收到款项的时间为2009年7月份，在原告与傅建震签订《协议书》，且傅建震、梁某某将股权转让给汇元公司、并办理工商登记之后，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支付时间，以及与《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金额相似。另外，原告自2009年7月收到款项后，至2013年长达七年时间内，再未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可见，原告于2009年7月收到的款项应与股权转让款相关。另外，证人梁某某出庭作证原告收到的款项即为本案系争股权转让款，与被告的陈述以及《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均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据梁某某称，其听说其余50,000元款项已由毛伟建向原告支付现金，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也不能证明曾向原告交付过款项，因此被告不能证明剩余50,000元股权转让款已向原告支付。综上，根据证明责任和现有证据，可推出原告已收到二被告600,000元股权转让款，剩余50,000元款项未支付。但即使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全部650,000元股权转让款，本案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三、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双方并未对付款时间进行约定，应从原告主张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认为，《协议书》中记载2009年4月30日原告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2009年4月30日起算。本院认为，虽然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付款时间，但《协议书》中对于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已进行了约定，并对支付款项约定了条件和期限。付款的条件为“在汇元公司收购被告35%股份及另一股东16%股份后，并已经过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付款的期限为“2009年4月30日前”。庭审中，原告确认，“16%股权”系为梁某某名下股权。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傅建震已于2009年6月3日将其所持35%，梁某某已于2009年4月13日将其持有16%股权转让给汇元公司，且已于2009年6月3日前全部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在约定的付款期限之后完成，应以约定条件成就的时间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09年6月3日起算。原告于2013年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诉讼中原告也不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向原告曾主张过权利。对于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毛伟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质证及抗辩的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晓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鉴定费4,000元(已由被告傅建震预缴)，共计26,800元，由原告吴晓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亦兵代理审判员  张文星人民陪审员  张东成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俞 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