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2民初13864号原告：何法兴，男，1955年3月18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翱翔，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萍，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凤台县煲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城关镇州来路西侧。法定代表人：胡楠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渊，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文蔚，男，1985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原告何法兴与被告凤台县煲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煲迪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嗣后，本院依法追加吴文蔚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何法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翱翔、钱亚萍二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煲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第一次到庭参加诉讼，煲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渊、第三人吴文蔚第二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法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200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原告和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资金250万元，被告于2017年10月23日归还原告250万元及利润(按每吨10元计算)。之后，原告向被告指定的账户吴文蔚支付了250万元。但被告未能按约归还原告上述款项，至今尚欠原告200万元，利润更是分文未付。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具状起诉。被告煲迪公司辩称，我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协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吴文蔚述称，我跟煲迪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楠楠丈夫吴乾是自小要好的朋友，之前二人一起做煤生意，吴乾说没有资金，让我帮忙想办法。正好何法兴找我说有资金，我就跟吴乾说，借钱肯定是要煲迪公司盖章的，我个人没有章不能做生意，吴乾就把煲迪公司的公章给了我，之后我和何法兴签了合同。钱是何法兴打给我的，我收到钱后根据吴乾的要求陆续把钱打给他、煲迪公司和提供煤炭的人。后来我、何法兴和吴乾在一起讲清楚，将山东欠吴乾公司的钱转让给何法兴。原告何法兴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佐证：一、《合作协议》4份及资金往来明细表1份，其中2017年9月29日的《合作协议》中煲迪公司为甲方，何法兴为乙方，内容为“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平等互利原则，各方发货资源优势达成以下合作共识。一、项目为华西电厂原煤供应合作（5000吨）。二、双方权责：1、甲方负责操作此项目所有环节，乙方不参与。2、乙方向甲方提供资金贰佰伍拾万人民币，以市场煤价而定，使用周期为25天。乙方于2017年9月29日提供资金于甲方，甲方于2017年10月23日前还款于乙方。3、自乙方提供给甲方资金起25内，甲方还款于乙方贰佰伍伍万人民币与利润。4、资金由乙方何法兴转至甲方（吴文蔚）同时由甲方补充借条一份给乙方。三、利润分配：甲方向乙方支付每吨10元利润，转账何法兴个人卡”。另外三份《合作协议》内容与该份《合作协议》基本一致，落款处煲迪公司公章无防伪数字编码。原告何法兴以此证明其按约向第三人吴文蔚账户汇入250万元，并陈述原被告之间签订有5份《合作协议》，其中1份暂时未找到，前4份协议被告煲迪公司均按约履行，最后一份协议至今未履行。二、企业信用信息登记表1份，证明胡楠楠为本案被告煲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煲迪公司经营范围为煤炭、煤泥等。三、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1份，证明2017年9月29日原告按约将250万元投资款汇入吴文蔚的账户。四、《三方协议》1份，证明吴乾确认与第三人吴文蔚一起投资合作煤炭生意，但由于该协议中所涉的债权转让并未得到原告的同意，因此协议仅有吴乾的签字，没有原告的签字，但是完全可以证实吴乾与第三人吴文蔚是合作关系，共同使用了原告提供的资金。五、申请法院调取的第三人吴文蔚农业银行尾号4870的银行卡流水，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吴文蔚之间、第三人吴文蔚与吴乾、煲迪公司之间均存在长期的交易往来，第三人吴文蔚收到原告的钱之后，均立即或隔段时间分批转账给吴乾，可以证明原告提供的款项最后均流入被告煲迪公司及吴乾账户内。被告煲迪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协议上的公章不是煲迪公司的公章，而资金往来明细表示原告何法兴和第三人吴文蔚的往来，与煲迪公司无关；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煲迪公司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对于证据四，《三方协议》上的字是吴乾签的，但这是吴文蔚结欠何法兴款项，由于吴乾和吴文蔚之间有合作经营煤炭生意，双方各占了50%的比例，在煤炭交易中，案外人孔繁伟拖欠了吴乾和吴文蔚的货款278万元，后来孔繁伟仅向吴乾出具了借条，在吴文蔚结欠何法兴款项后，根据吴文蔚的要求将这笔债权中他的50%的债权转让给何法兴，才签了这份协议；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煲迪公司及吴乾、吴文蔚之间还有其他的合作往来，且何法兴转给吴文蔚的款项并没有其所陈述的全部支付给吴乾及煲迪公司，款项金额和吴文蔚与吴乾、煲迪公司之间的往来也不是一一对应的。第三人吴文蔚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和证据五均没有异议；对于证据四的《三方协议》，当时我认为已经把债权转让给何法兴了，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没有在协议上签字。被告煲迪公司对其抗辩提供了2016年4月27日在公安部门备案监制的公章留存卡、2016年8月和9月与其他两家公司签订的合同、公章的印鉴，证明其公司公章有防伪数字编码，与《合作协议》上的公章完全不同。原告何法兴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合作协议》中的印章与被告的印章不一样，但是吴文蔚与吴乾利用煲迪公司名义向何法兴收取资金用于煤炭交易的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且原被告间共同签订了5份《合作协议》，前4份也均按约履行，结合吴乾签字的《三方协议》，也可视为吴乾对合作协议的知情并认可。原告何法兴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煲迪公司在其他业务中存在使用了《合作协议》上印章的情形。第三人吴文蔚的质证意见为：我只知道和原告何法兴签订《合作协议》的印章是吴乾交给我的，据我所知煲迪公司印章可能有变化，因为有一次收承兑汇票时我对吴乾说过公章太大超出范围，吴乾有没有去更改章我就不清楚了。第三人吴文蔚并陈述：我和吴乾经营煤炭生意并没有各占煲迪公司50%股份，我从来没有占股份，我是以投资名义和吴乾做生意，我投进去的钱做生意赚的钱才是我分享的收益，煲迪公司做的其他生意我是没有利润分的，我也不知道。这种交易模式在跟原告何法兴借钱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有时煲迪公司的货款还没收到，我就先垫钱给何法兴了，我出事的时候才知道这批款项被山东的客户拖住了，我也让吴乾把钱追回来。本院认定证据如下：被告煲迪公司、第三人吴文蔚对原告何法兴提供的证据二、三、四、五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三份证据予以采信；虽然被告煲迪公司对原告何法兴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根据第三人吴文蔚的答辩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煲迪公司提供的公章留存卡、2016年8月和9月与其他两家公司签订的合同、公章的印鉴，虽然原告何法兴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人吴文蔚也未明确其质证意见，但该证据显示是由公安部门监制，且与本次诉讼中使用的印章一致，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至9月，原告何法兴与第三人吴文蔚协商后签订了《合作协议》4份，其中9月份的《合作协议》载明：被告煲迪公司为甲方，原告何法兴为乙方；项目为华西电厂原煤供应合作(5000吨)；甲方负责操作此项目所有环节，乙方不参与；乙方向甲方提供资金250万元，以市场煤价而定，使用周期为25天，乙方于2017年9月29日提供资金于甲方，甲方于2017年10月23日前还款于乙方；自乙方提供给甲方资金起25天内，甲方还款于255万元；资金由乙方转至甲方（吴文蔚），同时由甲方补充借条一份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支付每吨10元利润，转账何法兴个人卡。《合作协议》甲方落款处的印章显示企业名称为被告煲迪公司。其余三份《合作协议》与9月份的《合作协议》的内容基本相同，四份《合作协议》甲方落款处企业名称为被告煲迪公司的印章无防伪数字编码，而被告煲迪公司在公安部门监制的印章和本次诉讼中使用的印章一致，印章下方刻有防伪数字编码。同年9月29日，原告何法兴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支付给第三人吴文蔚250万元。第三人吴文蔚收到原告何法兴支付的250万元后并未转交被告煲迪公司。嗣后，案外人吴乾曾起草《三方协议》一份，该协议中主要内容为第三人吴文蔚为甲方、原告何法兴为乙方，吴乾为丙方，主要内容为：甲方、丙方于2017年3月共同投资煤炭贸易生意，被孔繁伟拖欠煤款278万元，孔繁伟将欠款手续办给丙方，按投资比例甲方可得债权1623000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就甲方所得孔繁伟债权转让给乙方，三方达成一致意见：一、转让标的，截止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孔繁伟拖欠甲方债权计人民币162.3万元，现甲方将该笔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保证本协议生效前，转让标的从未转让给第三方，并对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处分权，即甲方保证该债权合法有效；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所欠乙方债务尚余377000元；丙方负责将孔繁伟的相关欠款手续提供给乙方，丙方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无任何关系；本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丙三方签字后生效。吴乾在该协议上签名，原告何法兴、第三人吴文蔚均未签名。另查明，第三人吴文蔚尾号为4870的中国农业银行卡2017年6月1日至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显示：其收取原告何法兴的款项为2017年6月2日（约定由朱春浩代为支付）275万元，2017年7月7日275万元，7月13日130万元，8月10日270万元，8月21日200万元，9月21日200万元，9月29日250万元，合计1600万元；其给付原告何法兴的款项为7月1日120万元，7月3日160万元，8月4日220万元，8月7日150万元，8月8日43万元，9月9日5万元，9月12日150万元，9月13日127.5万元，9月28日205万元，11月1日35万元，11月14日50万元，11月17日200万元和15万元，合计1480.5万元；其给付被告煲迪公司的款项为6月14日35万元，11月1日9万元，11月3日1万元，合计45万元；其收取被告煲迪公司款项为7月7日100万元，7月26日20万元，8月28日60万元，9月27日20万元，合计200万元，且摘要均为还借款；其给付吴乾款项为7月13日70万元，7月21日40万元，7月22日30万元，7月24日30万元，7月27日50万元，8月4日10万元，8月9日10万元，8月15日5万元，8月17日10万元，8月18日8万元，8月23日10万元，9月9日10万元，9月10日10万元，9月20日25万元，10月11日10万元，10月12日10万元，10月13日5万元，10月16日5万元，10月20日10万元，合计358万元；其收取吴乾款项为6月20日5万元，6月30日10万元，7月21日40万元，7月26日10万元，7月27日21万元，7月29日10万元，8月9日2万元，8月11日20万元，8月24日25万元，9月27日10万元，10月31日20万元，合计173万元。审理中，本院向吴乾进行了调查，其陈述：我是煲迪公司的总经理，实际负责人，认识吴文蔚，因为当时吴文蔚和我共同投资做煤炭生意，是煲迪公司名义同吴文蔚合作，我是实际操作人，吴文蔚的钱有通过煲迪公司账走的，先是钱打到公司后作为向公司的投资款，业务完成后公司再把投资款还回去；我之前并不知道吴文蔚和何法兴有借款关系，何法兴是我在吴文蔚被抓进去前两三天才知道吴文蔚跟他有债权关系，何法兴没有款项打到煲迪公司，我从来不知道他的情况的，都是吴文蔚跟他发生业务的，直到吴文蔚诈骗被判刑之前，我才知道吴文蔚是以我公司名义跟何法兴联系，但是无论是公司还是我个人，从来没有与何法兴有任何联系和经济往来，这笔钱应该由吴文蔚承担；煲迪公司的公章一直在公司的会计张英处保管，原告何法兴提供的《合作协议》上的公章不是煲迪公司的印章，因为煲迪公司的公章下面还有数字编码，而且煲迪签订合同大都是盖的合同章，很少用到公章；我知道这个事情后，我准备等我聘请的律师回来后向公安机关报案；《三方协议》上是我的签字，这份协议是我起草的，何法兴经常打电话给我，要我去问孔繁伟要钱，孔繁伟出具的借条我已经给了何法兴了，但是借条上名字写的是我，所以他没有正当理由去问孔繁伟要钱，这份三方协议现在我处，当时一共三份，我都放在公司员工李胜峰处，让何法兴签完字后留给我一份，但何法兴没有签字；我之前投给吴文蔚有160万元，他同意归还这个款项的情况下我才同意把孔繁伟的债权转让给吴文蔚，再由吴文蔚转让给何法兴，因为孔繁伟出具的欠条不知道能不能兑现了；和山东的孔繁伟做煤炭生意，我们把钱打给孔繁伟，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的标准发煤给我们，孔繁伟出具了162万及110多万的两份借条给我，时间大概是2016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何法兴主张与被告煲迪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其提供的《合作协议》落款处企业名称为被告煲迪公司的印章，与被告煲迪公司在公安部门监制的印章和本次诉讼中使用的印章并不一致，存在明显差异。在被告煲迪公司否认《合作协议》落款处是其印章的情况下，原告何法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作协议》落款处的印章是被告煲迪公司的印章。且原告何法兴提供的多份《合作协议》及第三人吴文蔚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原告何法兴与被告煲迪公司间并无直接的款项往来，第三人吴文蔚收取原告何法兴的1600万元款项后，给付被告煲迪公司及吴乾的仅为403万元，不仅时间相隔较长，也远远低于收到原告何法兴的金额，无法证实是被告煲迪公司接受原告何法兴的投资这一事实。再次，虽然原告何法兴、第三人吴文蔚未在吴乾起草的《三方协议》，但根据《三方协议》的内容，吴乾是认为其（即被告煲迪公司）与第三人吴文蔚存在共同投资煤炭贸易生意，是第三人吴文蔚对原告何法兴负有债务，并不是被告煲迪公司或其对原告何法兴负有债务。最后，也并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吴文蔚可以代表被告煲迪公司。综上，原告何法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煲迪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其要求被告煲迪公司归还2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无法成立，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法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原告何法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人最迟应在上述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逾期未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施沈东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常 煜本判决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