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26民初2611号原告：王水昌，男，汉族，1967年7月28日出生，住尉氏县。原告：马培军，男，汉族，1967年3月21日出生，住尉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水昌，男，汉族，1967年7月28日出生，住尉氏县。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舟，河南循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长春，男，汉族，1967年9月2日出生，住延津县。被告：武玉苹，女，汉族，1965年10月22日出生，住延津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啸，男，1992年10月9日出生，住延津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艳，女，1970年7月18日出生，住延津县。原告王水昌、马培军与被告王长春、武玉苹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水昌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舟，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啸、王常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水昌、马培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5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8日，二原告在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承包一三七团土地1400亩种植花生。2017年8月份，二原告购买被告生产的花生摘果机，以便及时收获。但被告欺骗原告购买其不合格机器（后证实无合格证等任何手续）。因机器无法正常使用，导致无法及时收获花生，造成花生减产，甚至绝收，二原告损失惨重。被告的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与二原告的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双方未达成赔偿协议，之后二原告诉至尉氏县人民法院（下称尉氏县法院），要求豫长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豫长春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注销，后二原告撤诉。经查，豫长春公司注销时，未经清算。公司股东武玉苹、王长春承诺，如因公司经营有新的债权债务出现，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王长春、武玉苹辩称，原告所称损失无事实根据，与被告公司无关。机器在出厂时所附合格证及随车物品，已放在机器的驾驶舱内一并运往新疆。机器并非无合格证的三无产品，近年来被告公司所生产的此类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并无较大的质量事故出现。同时被告有相应的视频资料，可以证明原告承包的花生地产量很低，远远达不到原告所要求的赔偿数额。视频资料也可以证明，当时花生地块收获条件恶劣，杂草丛生，产量低且难以收获，也影响了相应的收获进程。综上所述，原告陈述的损失与被告无直接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豫长春公司）注销手续复印件1份，证明原、被告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2.合伙协议书1份，证明二原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3.2017年8月28日收据1份，证明二原告合伙购买豫长春公司生产的花生收获摘果机一台，收据上显示的型号与实际交付的型号不一致，说明豫长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4.铭牌照片1张，说明宣传彩页1份，证明按机器标明的生产效率，按每日工作10小时，1000亩花生10多天可收获完毕。5.照片42张，证明涉案收获机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及技术员修车情况。6.尉氏县法院（2018）豫0223民初166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由于涉案收获机质量太差，无法使用，豫长春公司又送到新疆一台收获机。7.王常艳询问笔录复印件2份，证明厂里去新疆的技术员是因为原来那个车有故障，附带着这个车一块去的。8.刘思利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不干时还有100多亩未收完，王水昌“包地赔钱了”。9.合格车辆补贴宣传页1张，证明豫长春公司生产的被认定的合格车辆所享受的补贴，与涉案收获机构造完全不同。1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三七团场六连（下称一三七团六连）证明1份，证明杨斌、李卫旗自2015年至今在该连任连长、连党支部书记。11.杨斌、李卫旗证明各1份，证明二原告于2017年4月租赁一三七团六连土地915亩；在涉案收获机质量太差，无法使用，尚有300多亩花生未及时收获烂在地里；在当年收获前，连队测产为505公斤/亩。12.一三七团六连证明1份，证明原告在一三七团六连承包土地1400亩，所购车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原告与连部为了减少损失采取了多项补救措施，收获花生全部归连队管理，另证明所卖花生米的数量、价格及收入。13.李卫旗证明及花生种植土地明细表各1份，证明二原告被大雪盖在地里355亩地所处的方位及每户的土地亩数。14.王水昌、杨会林、杨俊山等人车票信息复印件3张，证明涉案机器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延误收割时间长达5个月。15.河南至公价格评估公司报告书及评估费用发票各1份，证明每一亩未收获的花生经济损失为3290元及评估费1万元。16.马五强转账记录1份，证明二原告所售花生米的收入，同时证明马五强所买二原告花生米的数量、价位及马五强本人所见还在地里的亩数及产量估算情况。17.（2018）豫02民终2905号民事裁定书、（2019）豫02民申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刘思利诉王水昌侵权案，已经再审被驳回。被告提交的证据为：光盘1张，证明当地收获条件比较恶劣，花生产量低，草多。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有：对李卫旗询问笔录1份。经质证，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3另称，型号不一致只是公司自主命名的情况，此类产品已将合格证、说明书、维修手册等放入车内；对证据4称，对外宣称的生产效率是在理论状态下测试的，对操作机手、天气状况、花生的收获情况均有要求，在原告的实际作业中存在操作机手水平一般，新疆天气状况不好且花生生长收获情况恶劣的现象，以上原因导致生产效率较低；对证据5称，照片虽多，但很多都是对机器的正常拍摄，物品损坏的情况并不多见，使用机器留存备用件是非常合理的；对证据6、7、8称，当时原告联系豫长春公司，希望给予帮助，豫长春公司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就派员前往进行技术指导，而刘思利带车前往新疆，是原告与刘思利达成的协议，另刘思利不服该判决书，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对证据9称，与被告无关，且企业产品升级是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并不代表2017年产品不能使用；对证据10-14、16，称不真实，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15不认可，称根据被告提供的视频材料，损失数据不真实；对证据17，称与豫长春公司无关，另刘思利的机型与涉案机型不一致，可能是刘思利进行了改装，生产效率达不到不是机器的原因，豫长春公司领导和技术员到现场去，只能说明对客户重视，不能说明有质量问题。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称非原始证据，系翻拍、刻录，不应采信。原告对本院对李卫旗的询问笔录称李卫旗所述基本属实，请法庭结合证据综合认定。被告对本院对李卫旗的询问笔录称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4及证据13中的明细表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认定；证据13中的李卫旗证明部分内容客观真实，予以认定；证据5-8、10、17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9，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缺乏关联，不予认定；证据11、12，其中反映本案基本事实的内容，客观真实，与李卫旗接受本院询问时所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对此部分内容，予以认定；证据14、16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不予认定；证据15，评估报告是在尉氏县法院的委托下进行的，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李卫旗的询问笔录客观真实，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份，二原告合伙在新疆通过一三七团六连，承包该连职工土地共计881亩[其中73-3（为地号，下同）王玉凤26亩，74南张新立36亩，74东阎如新15亩，76（2-3）廖胜利、石丰平30亩，76（1-2）阎新林、徐桃花31亩，58东刘艳华103亩，59-5彭建新24亩，59北彭建新65亩，72-1王向阳143亩，58西蔡忠珍30亩，58西舒玉琼30亩，58西张开武22亩，72-2侯国权20亩，72-2陈科20亩，72-2张永霞20亩，72-2赵鹏20亩，大杨树徐桃花28亩，74-3冯建兰90亩，59-1唐四平83亩，65中刘清华30亩，大杨树王辉10亩，79聂丛林15亩]，用以种植花生，承包费每亩380元。2017年8月份，原告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4HZJ-2500型自走式花生捡拾收获机1台，价款15万元。由豫长春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开具收款收据1张，该收据左上角写有“新疆乌尔禾”，右上角写有“马培军159××××****”，右下角加盖有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豫长春公司交付原告收获机后开始作业，因收获机常有故障无法正常运营，导致原告花生收获进展缓慢。后在收获部分花生后，有部分花生未完成收获，致使原告损失。原告为此来院起诉。本院审理中查明，豫长春公司交付原告的收获机上显示型号为5HZJ-2500，生产效率为0.33-1.0h㎡/h。审理中，原告称被告将收获机发至新疆后，在地里运营不足十米就坏了，告诉被告后，被告称机手不行，推荐聘请了一名知名机手，到现场看后说机器是拼凑的，反馈给王长春后，王长春就派两名技术员帮助修理，后均离开。之后王长春又派来一台收获机和5个技术员，一边修理涉案收获机，一边帮助收获，但涉案收获机未能修好，收了十多天，收了一百多亩，让赔偿损失，就都走了。当时天气也冷，又人烟稀少，去找其他收获机帮助收割，但无人愿干。当时涉案收获机卸车后就发现无合格证，问王长春，王长春说只有一个合格证，但未找到。原告另称，截至目前，原告从被告处购车的收获机只有一张收据，无合格证、维修说明、使用说明等相关手续，被告也未证明已将合格证交付原告，假设有合格证，被告也应留存销售记录及质量检验合格手续、出厂时的检测记录，而机型不符，也说明被告交付的收获机非合格产品。王常艳及刘思利的笔录可以证实收获机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不能正常收获，豫长春公司另派一台收获机及维修人员到新疆进行收获，这非刘思利的个人行为。另王长春也到过新疆参与收获和维修，本案产品质量问题确实存在。被告对此称合格证均在车上，原告未证明车内无合格证。在第二台收获机去前，原告意识到收获缓慢，可能延误时机。且原告地块附近有花生产区，也有专业的机械收割队，在当时若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可以及时止损，故原告有很大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审理中，原告提交了赔偿明细表，其中显示，损失共分三大项，第一项为未收货的355亩花生损失，按每亩估值3290元扣除每亩摘果费用120元，为1125350元。第二大项为已收摘完的损失，实际收获1045亩（1400-355），花生米收入为2700137.88元（1045亩×358.87公斤/亩×7.2元/公斤），实际收获的59.9吨，应得价款431280元，实得价款257700元，价格损失为173580元（原告自愿放弃）。由于机器质量差，收摘时间延长，造成牲畜、老鼠、野生动物、天气原因致原告产量损失，原告自愿承担60%，由被告按照40%赔偿原告907543.152元[（2700137.88-431280）×40%]。第三项损失为多出的工价及生活费损失，其中工价损失，2017年8月12日至2018年2月10日共计178天，每人每天150元，为26700元，共13人，总计347100元，其中合理用工按60天计算，扣除该部分费用后计230100元为原告多出工价；生活费损失，自2017年4月6日至2018年2月10日生活费计35000元，1400亩每亩4个工，加上1534（18天×13人）个工，共计7134个工，平均每工每天生活费为4.9元，多出7516.60元（4.9元/天/人×118天×13人）。以上三项被告应当赔偿原告2270509.752元。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由李卫旗、杨斌签名并加盖一三七团六连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4日的证明各1份，两份证明主要显示“……2017年4月10日，王水昌、马培军二人来到我连队要求租用我连部分土地种植花生。经与我及连支部书记（连长）共同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租地面积为915亩（共计十六块土地）……2017年9月为了赶收花生，王水昌、马培军二人合伙购买了一台花生起拔机，一部花生摘果机……2017年9月中旬开始收花生。……我们所看到的是这台摘果机质量太差，因为王水昌他们每天都在修，有时晚上也在修，根本无法正常干活。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生产厂家派来两名技术人员帮助他们修车，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摘果机还是天天坏，整天就没有见正常干过活。我们连部扔掉的坏件成堆，有几吨重。这些坏件都是生产厂家从河南运过来换下来的，有空运过来的，也有从河南托运过来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下旬，河南生产厂家又从河南调来一台花生摘果机，并来了三个技术员，负责花生摘果机的修理工作，但摘果进程仍然十分缓慢。到2018年2月上旬，由于天气太冷，加上天又下雪，无法再收，结果是剩余的三百多亩的花生全部冻坏在地里，损失惨重……”。原告另提交了由李卫旗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显示“证明在2017年的4月份，王水昌、马培军二人在我连共承包了1400亩地，截止2018年元月底，因机械故障不能收获花生，造成：74-3冯建兰90亩，59-1唐四平83亩，72-2候国权、陈科、张永霞、赵朋4户80亩，58-7蔡忠珍、舒玉琼、张开武3户72亩，65中刘清华30亩，共计355亩地的花生没有收获，被大雪覆盖地里，颗粒无收。特此证明证明人李卫旗2019.3.15”。原告还提交了加盖有一三七团六连公章，由李卫旗签名于2019年4月1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1份，主要内容为，“2017年9月上旬摘果时，马培军、王水昌所购摘果机存在质量问题，无法干活，天天修理，期间厂家来了两个技术员修了一个多月也未好。连队及王水昌等人自11月下旬到12月中下旬，先后派人到昌吉××**、奎屯，一八四团、一二二团等多地联系收摘车辆，但该些人员到场查看后，称太晚，雪已封路，无法干了。在2018年2月份，余下的几百亩花生全部坏在地里。王水昌、马培军共销售花生米两车，分别32.5吨、27.4吨，价格每吨分别5400元、3000元，款项全部交付所欠连队的费用”。审理中，本院依法向一三七团六连党支部书记李卫旗进行了调查，李卫旗称原告承包了一千多亩地种植花生，承包的是六连职工的地，连队居中协调，但因原告未交清费用，双方未签订承包合同；花生早一点是从10月份就开始收获，原告的花生未收完，东收一块，西收一块，收不成就放那了，最后都烂到地里了；原告的机器买来后不能正常运营，经常在修，厂家也常有人来修，待了一个多月，即使修过了也不能正常运营；原告大概收了一半，有400亩地左右就未进地，还有部分未完全收完；修机器时也联系外面的机器来修，但因联系的车队老板去世未来收成；收花生靠机械，人工没法收。另查明，王水昌曾以马培军、豫长春公司为被告向尉氏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马培军及豫长春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尉氏县法院依王水昌的申请依法委托河南至公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王水昌每亩收获花生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该评估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出具《豫至公[2019]价评字第F0004号评估意见书》，意见书认为，当地（即一三七团）种植花生主要通过出售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三种方式获利。该意见书确定该地区2017年种植花生正常情况下每亩可收获干花生约495kg，收获花生米约358.87kg，收获花生壳约116.32kg，收获花生秧约550kg。参照2017年中国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价格走势进行统计分析，确定花生米的市场售价约为7.2元/Kg，花生壳的市场售价约为0.4元/kg，花生秧的市场售价约为1.2元/kg。在以上基础上，确定2017年每亩花生的理论损失价值约为3290元（花生米产量×单价+花生壳产量×单价+花生秧产量×单价）。王水昌为进行上述评估花评估费1万元。2019年8月28日王水昌向尉氏县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尉氏县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豫0223民初3652号民事裁定，准许王水昌撤回起诉。又查明，刘思利曾以王水昌、杨俊山为被告向尉氏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水昌、杨俊山返还其4HZJ-2500型自走式收获机一台，该院以（2018）豫0223民初1664号立案受理。该院审理后查明，王水昌在新疆承包土地种植花生，因收获需要经马培军介绍与新乡市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新乡市豫长春公司）王常艳联系并沟通花生收获事宜，之后王常艳安排4HZJ-2500型收获机一台前往新疆王水昌处作业，王水昌向刘思利支付转运费1万元。后收获机运抵新疆进行了部分作业，因王水昌与新乡市豫长春公司其他纠纷及天气原因作业终止，王水昌将上述收获机扣留。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尉氏县法院于2018年5月11日对刘思利进行了询问，该笔录显示“审：当时去新疆的时候知不知道是谁的地。刘：不知道，当时王长艳说新疆有几百亩地，120元一亩。审：王长艳什么时间给你说的新疆有活。刘：大概2017年12月初。审：到新疆后实际耕种了没有。刘：总共收了130亩左右。审：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刘：天气原因，下大雪，天气恶劣。审：王水昌为什么扣你的车。刘：因为还有一百多亩没有收完，他包地也赔钱了”。2018年6月4日尉氏县法院先后对王常艳进行了询问，其中一份询问笔录显示“问：收割时几个工人去了新疆？：车上的工人去了2个，厂里技术员去了一个，厂里去技术员是因为原来那个车有些故障，附带着这个车一块去了。问：一亩地120元包括什么？：除了王水昌负责加油及工人吃住，不再出其他钱。问：去的两个工人的工资谁发的？：工人工资刘思利发的，技术员工资厂里发。问：马培军在你厂买的车怎么处理？：我们技术员排除其故障之后，由马培军正常使用”。另一询问笔录显示“问：马培军的车有何质量问题?:在使用当中出现了些故障，我们及时派技术员给修了，经维修车辆已能够正常使用，不存在质量问题”。还查明，豫长春公司于2011年5月6日在延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长春，股东为王长春和武玉苹，二人分别占股55%和45%。2019年3月3日豫长春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1.通过了公司的清算报告；2.决定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委托王长春办理注销登记；3.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如因公司经营产生的，有新的债权债务出现，有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2019年3月5日王长春作为代表申请办理注销豫长春公司的登记。现豫长春公司已注销。原告提供的豫长春公司清算报告由王长春及武玉苹签字，清算报告显示“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河南省豫长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决定注销，现清算完毕，公司已清偿所有的债权债务，公司剩余财产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收回，如有新的债权债务主张，公司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权力和义务。清算组签字：王长春武玉苹”。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本案实际，本案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双方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是涉案收获机是否存在影响使用的质量问题；三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是否应予支持，损失范围如何认定的问题。关于第一个方面，审理中，二原告称其合伙承包了一三七团六连的土地，结合原告提交的二人合伙协议及目前在案的证据，已足以证实。期间，二原告合伙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了一台花生捡拾机，从原告提交的由豫长春公司出具的收据及庭审中各方陈述意见可以证实。因在合伙承包的土地上使用涉案收获机发生的纠纷，二人以原告身份来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即二人原告主体适格。同时需要确认的是，原告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了涉案收获机，由豫长春公司出具了加盖有其印章的收据。可见，原告与豫长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因涉案收获机的质量问题与豫长春公司产生纠纷，豫长春公司本为适格被告。但豫长春公司现已注销，但豫长春公司注销时双方的责任并未厘清。在申请注销豫长春公司前，王长春、武玉苹作为该公司股东形成了清算报告，自愿对新出现的债权债务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权利及义务。由此，王长春及武玉苹对豫长春公司注销时业已形成的纠纷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责任，其二人为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下称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该条是判断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主要法律依据。当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三项要求时，该产品即为合格产品。至于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豫长春公司出售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原告主要认为，一是豫长春公司在出具的收据上标明的机型与实际交付的机型不一致；二是未达到收获机铭牌上标明的生产效率；三是涉案收获机常有故障，经维修后仍未能正常使用；四是无合格证书。经审查，本院认为，豫长春公司在为原告出具的收据上注明的机型为4HZJ—2500，但其实际交付的收获机机身上标明的型号为5HZJ—2500，二者从名称上来判断明显有异。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恪守契约的精神，豫长春公司应按照双方商定的机器型号交付产品。即便二个型号的机器不存在实质差异，豫长春公司也应当在交付时向原告作出说明。被告辩称名称不同只是其自主命名的情况，但审理中，被告并未举证证明上述两个型号仅是名称差异而机器本身并无差异，故被告的此项意见不能成立。即便确如被告所述，被告在交付机型名称不一致的产品时也应对原告作出说明。故原告认为机型不一致的主张成立。关于生产效率，豫长春公司在交付的收获机上标明了明确的生产效率，其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对此要承担明示的担保责任。即要确保在使用产品时能够达到其所标明的生产效率或使用性能。至于本案，从原告购买涉案收获机，到原告开始（结合当地实际，按2017年10月份开始）收获，到刘思利于2017年12月份到新疆原告处协助收获，近两个月的时间。即便按照涉案收获机标明的最低的生产效率即每小时0.33h㎡，按每天8小时作业，原告所称的1400亩地月余时间即可完成收获，但事实上在刘思利离开新疆时也未完成收获。由此，从客观上说，豫长春公司在涉案收获机上标明的生产效率与实不符，远未能达到。被告辩称其上标明的生产效率是理论效率，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在豫长春公司处购买收获机时，豫长春公司既已知悉其将售出的收获机即将作业的区域位于新疆境内，若收获机的生产效率会受区域或环境影响较大，标明的最低生产效率也无法保证，或其标明的生产效率仅是理论数据而无现实的参考价值，那么其时豫长春公司应如实告知原告，以便原告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不致其信赖利益受损。目前尚无证据证实豫长春公司对此已作出相应说明，且豫长春公司在机身铭牌上标明的生产效率并非单一的固定值，而是一个区间。即从文意上解释，其生产的收获机的生产效率应当≥0.33h㎡/h，≤1h㎡/h，而之所以采用区间标注，即应已考虑到了各种不同的作业环境和作业情况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被告再以理论效率抗辩不能成立。原告对此发表的意见成立。关于涉案收获机的故障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交的一三七团六连党支部书记李卫旗、杨斌及一三七团六连出具的相关证明，可以证实原告在收获花生时所使用的收获机经常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即便在厂家派员多次维修后也无法正常运营。尉氏县法院对刘思利、王常艳的询问笔录也可以证实，豫长春公司曾先后派员到场维修涉案收获机。而刘思利用另一机器协助收获也可证实涉案收获机在使用性能上起码未达到其预期的收获效果。若豫长春公司生产的收获机质量合格，无任何使用性能上的瑕疵，那么其无法合理正常的使用则于理有悖。关于原告所称的合格证问题，被告称已随车交付，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本院无法采信。另审理中，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辅证豫长春公司所生产的涉案收获机已经过合格检验。综上，从以上几个方面判断，原告主张涉案收获机存在质量问题，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第三个方面，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本案中，豫长春公司即是涉案收获机的生产者也是销售者。依据上述规定，豫长春公司将使用性能等与实不符的产品卖与原告，事先亦未作出说明。在原告使用过程中，涉案收获机未能正常作业，客观上延误原告收获花生的时机，由此给原告造成损失，二者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豫长春公司应予相应赔偿。但因豫长春公司业已注销，已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原告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注销登记申请可知，豫长春公司于2019年3月3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办理公司注销登记，但在2019年3月5日既已向有关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违反了法定的公司清算程序，损害了豫长春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豫长春公司于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关于各方过错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在使用涉案收获机的过程中，当收获机经常性的出现故障且无法通过维修予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应当在充分考虑当时当地作物收获及气候变化等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及时采取诸如就近联系其他生产车辆参与收获，或要求豫长春公司更换质量合格的机器，或采取其他适宜的便宜措施进行抢收抢救，理论上也可采取临时性的储藏措施，以期能够及时止损或减损，避免因机械问题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之所以会出现原告所称的355亩花生未收货的情况，也皆是因为“太晚了，下雪封路，无法收获”，说明原告在气候环境变化前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错过时机。另从原告提交的评估报告可知，当地种植花生主要通过出售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获利，可见实现花生价值的方式较多，即便不能实现秧果分离，也尚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利，但原告仅因涉案收获机未能正常使用，不及时采取措施，客观上放任损失的扩大。其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自身对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豫长春公司将不合格的机器卖与原告，在机器时常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时，未能及时告知原告更换设备，或采取进一步的有力措施，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给原告造成损失，豫长春公司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但必须指出的是，豫长春公司在涉案收获机出现故障后多次先后派员到场维修，确已尽到一定义务。还需要指出的是，影响花生收获的因素较多，客观上必定要受到当地特殊的气候环境以及收获条件的影响，若判定原告的损失全系豫长春公司出售的收获机所致，目前尚缺乏证据证实。关于原告的损失，审理中，原告提交了李卫旗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其上详细列明了未收获的花生地块及亩数，与本院对李卫旗的调查也能够基本印证，较为客观可信，可以认定原告种植的花生有355亩未及收获。结合原告提交的评估报告等相关证据，原告主张355亩地花生的全部损失（包括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为1125350元，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已完成收获的花生损失，本院认为，因该部分花生已完成收获，并已变价。当时完成收获的花生的实际产量如何，何时开始收获，何时完成收获，收获进展如何，收获的花生本身质量如何，原告种植管理的水平如何，原告储存保管花生米、花生壳、花生秧的措施如何，变价是否及时适当，是否确实存在因收获机造成减产的情况，尚缺乏证据证明，对其主张的此项损失，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工价及生活费损失，也因缺乏证据佐证，而无法支持。综上，结合本案实际，对本院确认的原告的上述损失，本院酌情支持30万元，二被告应当赔偿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长春、武玉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水昌、马培军经济损失3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水昌、马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负担14640元，由被告负担36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长龙人民陪审员  张明亮人民陪审员  杨祥路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申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