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0624号原告：叶坚，男，197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增明，上海市君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春香，女，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嘉定区。被告：王金宝，男，197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嘉定区。被告：上海桐弘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金美珠，执行董事。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辰，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叶坚与被告邹春香、王金宝、上海桐弘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弘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晓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增明，被告邹春香及三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签订的《合作意向书》；2、判决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返还原告人民币65,000元；3、判决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支付原告以65,000元本金为按月利率1%计算自2016年9月13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至的利息；4、判决被告王金宝对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返还财产65,000元本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在微信群里认识被告邹春香。被告邹春香称有新投资项目,需要原告进行投资。2016年9月11日，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原告与两被告约定：项目总投资为1,300万元，原告投资65,000元，约定所占股份为5股。双方还口头约定被告如果募集不到1,300万元，就由邹春香个人还本付息。经被告邹春香要求，原告于2016年9月12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邹春香个人账户转入人民币65,000元。原告在起诉过后进一步了解，两被告最终实际募集资金总共只有200多万元，不足300万元。双方《合作意向书》中股份占比非常明确具体，原告原以为双方约定总投资是1,300万元，现在募集不足约定的1,300万元，合作就必须终止，进一步合作就不能成立，投资款就必须归还。被告所谓的新项目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并没有将募集资金不足300万元的情况告知原告，反而对原告故意隐瞒该事实真相。更有甚者，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同意，更没有告知原告，将募集资金挪作他用，两被告公私财产不分,被告邹春香和桐弘公司财产混同。原告多次向被告邹春香要求归还投资款本息，被告借口推脱。两被告的行为明显超出了双方的约定，违反了《合作意向书》的规定。被告不仅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原告，而且未经许可擅自作为，并导致原告遭受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58条、第52条,及《公司法》第20条及相关规定，被告应当将因无效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告，并赔偿经济损失。为此，提出起诉。被告邹春香、王金宝及桐弘公司共同辩称，本案所涉《合作意向书》已经签订了3年，超过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该《合同意向书》具有法律效力，双方是合作投资关系，原告要求退回投资款65,000元并支付利息，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被告邹春香签订合同时系桐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涉及本案的一切行为是代表公司的公司行为，与其个人无关，故邹春香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被告王金宝是桐弘公司职员，其对投资款的操作都是公司行为，不具备被告的主体资格，并且即使存在邹春香与桐弘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也与王金宝无关，原告应该另案主张，不能在本案中一起处理，原告要求王金宝承担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是合作投资合同纠纷，双方的《合同意向书》约定很明确。原告所述被告募集不到1,300万元，邹春香承诺还本付息，没有任何依据。没有募集到1,300万元并非项目原因，且无论募集到多少钱，众申平台也承诺余款由平台出借给桐弘公司，可以上线操作，众申平台曾借给桐弘公司320万元。原告诉状所述被告将筹集资金挪作他用没有依据。原告称转款到邹春香个人账户，是公私不分，要求承担责任。但邹春香收到的款项就100多万元，且原告明知账户系邹春香本人所有，还是将钱款打入该账户，自身具有过错。即使被告将该钱款用于公司经营，也不能认定为公私混同。原告称被告隐瞒事实欺骗原告是不成立的。项目就是投资***邮票，并且有文件规定，原告可以随时将邮票取回，不存在隐瞒原告造成损失的问题。原告称被告的行为无效，又表示要撤销《合作意见书》，明显相互矛盾。综上所述，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11日，桐弘公司(甲方)与叶坚(乙方)签署《合作意向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均为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众申艺术品运营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上文众申)的经纪会员，桐弘公司有资格参与上文众申九月下旬新票的转让发行，项目总投资1,300万元。《合同意向书》中约定：“二、股份及利润计算办法：投资13,000元可获得对应该项目收益的千分之一，利润按照上文众申出金回款计算，即每份对应回款额的千分之一(利润测算方法另有说明)；三、风险提示：投资人明确知道该项目有获得利润与亏损的可能，甲方不对乙方获利金额多少作任何保证；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2、甲方全面负责该项目的事务处理，并且全心全意为投资人的利益服务；3、甲方负责投资回款的收回，严格按照份额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具体的出金方式依据上文众申的规定执行；……5、在本项目上票10个月后，乙方可以无条件要求甲方回购相对应的收益权。回购价格=总投资额*1.10-已收到回款……”。补充条文中约定：“……5、叶坚-XXXXXXXXX股……”。意向书尾部载明“法人账号：邹春香XXXXXXXXXXXXXXXXXXX农业银行上海闵行区虹桥支行”。意向书甲方处盖有桐弘公司印章并有邹春香的签名。原告于2016年9月12日向邹春香上述账户转账65,000元。2016年4月11日，上文交所向上海众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申公司)发布“沪文交(办)字2016第36号”文，通知众申公司可以以“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众申)艺术品交易服务中心”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同意众申公司在上文交所“全国文化产权(金融)登记交易清结算服务系统”管理下试点开展文化邮币产品的交易运营。2016年4月28日，被告桐弘公司与众申公司签订《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艺术品交易中心经纪会员合作协议书》，由被告桐弘公司作为众申公司经纪会员，协助众申公司发展会员，对会员介绍众申公司线上交易的相关情况，正确揭示风险和收益，不得作虚假宣传，不得作获利保证或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被告桐弘公司依协议代理众申公司从事相关活动后，可通过结算系统收获相关收益；协议期为一年，到期后考核合格，双方无异议自动顺延。2016年9月6日，被告桐弘公司与众申公司签订《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众申艺术品本平台服务协议》，约定众申公司提供艺术品转让鉴证服务，被告桐弘公司对以下艺术品申请挂牌转让，包括托管、鉴定、入库。众申公司为被告桐弘公司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标准为挂牌评审服务费20万元、系统维护服务费20万元、渠道推广服务费40万元、会员管理服务费30万元、清算结算服务费10万元、平准基金费用3万元以及依需增加的额外服务费用。协议签订前后，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9日，被告桐弘公司向众申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服务费共计113万元。2016年9月22日，众申公司通过上文交所众申平台在互联网发布“上文众申0056号关于《包公小型张》等标的物原始持有人征集和首次登记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包公小型张”及“***同志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套票”在内七种艺术品邮票。鉴定登记地点为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XXX号中国梦谷3号楼11楼。2016年9月23日，在上述网络又发布“***同志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套票”组权信息，载明组权代码XXXXXXX，挂牌参考价12元，纪念邮票发行量为7,500万、发行日为2014年8月22日，面值四张总价5.40元。信息又对该组权的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分析。此期间，被告桐弘公司在收到原告等人的投资款后,以每套12元价格购得333,476组套票，将套票实物依上述公告进行保存。2016年10月12日，网络信息显示上海聚投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公司、上文交所众申平台、文金所、上海文交所中国文化资产登记中心发布公告，对包括本案所涉套票在内的八项组合产权登记确权及挂牌转让，本案所涉套票艺术品代码为XXXXXXX，单价12元、总入库数333,476套、供申购数量16,676套等信息，并公告上述艺术品于2016年10月13日正式挂牌转让。次日，“套票”在众申平台上线交易，被告桐弘公司向众申平台提供“金美珠、邹东香、张蝶艳、龙皓”四个自然人托管账户对持有的套票进行了转让、买卖等交易。众申公司于2019年3月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上文交所四级分离和托管要求，各托管人在申请托管时需向平台提供几个主账户进行托管，当时邹春香作为主力托管，向平台提供了上述四人托管账户，组权代码为XXXXXXX。2017年6月15日，上文交所发布文件，于2017年6月16日起对邮币类组权实行保护性停牌。停牌期间转让系统中邮币类组权转让功能暂停服务，经批准资金仍可正常出入，标的物可以正常提取。截至众申平台被保护性停牌，被告桐弘公司提供清单显示，“金美珠、邹东香、张蝶艳、龙皓”四个托管账户现持有套票220,099份，另有质押40,000份，现价为32.36元。上述总价为8,416,803.64元。另查明，2018年4月25日，原告以邹春香、王金宝、桐弘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2018)沪0112民初1402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确认《合作意向书》无效，三被告连带返还本案所涉65,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案可能构成经济犯罪，应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故于2018年9月14日裁定驳回叶坚的起诉。该案中叶坚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案生效后，本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2019年6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向本院复函认为本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故将上述案件退回我院。又查明，2019年7月4日，原告再次以邹春香、王金宝、桐弘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2019)沪0112民初24952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确认《合作意向书》无效，并要求三被告连带返还65,000元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等项诉讼请求。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出具民事裁定书认为：《合作意向书》约定原告投入资金给有参与新票转让资质的桐弘公司，获得相应股份，桐弘公司在众申平台进行新票的转让，双方合作投资，依股份获得相应的利润，并无违反相关法律规范中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原告明确知晓项目获得利润和亏损的可能，桐弘公司未对原告的获利金额进行保证。双方约定的回购收益权的条款明显属于投资回购条款，并非原告所称的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该案事实与原告诉称的民间借贷纠纷不符。实践中，桐弘公司亦已按约将原告投入的资金进行了项目投资，双方合作投资行为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特征。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故本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现该案已生效。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合作意向书、银行转账明细及被告提供的上海文交所文件、会员申请表、经济会员合作协议书、众申公司平台服务协议、***诞生110周年套票、包公小型张邮票征集、首次登记公告、挂牌转让公告、众申平台公司***邮票管理人持仓情况、众申平台公司情况说明、持仓情况登记表、上海文交所保护性平台通知、众申平台公司保护性停牌公告、上海银行明细对账单、众申平台公司发票、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民事裁定、会员注册表格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民间委托理财是委托人将其资金交给一般企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委托理财形式。原告认为本案所涉《合作意向书》仅为缔约意向，双方仍需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但对此双方并无约定，且本院审查《合作意向书》的条款后认为，该《合作意向书》已对委托理财事项作出较为明确的约定，故原告相应之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合作意向书》法律关系之问题，诚如本院已生效的(2019)沪0112民初24952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认定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公安机关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并基于本案相关事实的审查与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是否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合作意向书》，本院认为显失公平系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缺乏经验，致使对方在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的情况下作出的违背自身意思表示的行为。第一，《合作意向书》就双方所谓“股份”的计算方式采取以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众多投资者各人投资金额所占项目总投资额1,300万元的比例为测算标准，即每投资13,000元可获得该项目收益的千分之一。本案原告投资65,000元，故占五股。客观而言，在订立此合同时，以该方式计算投资比例，并以该比例约定原告日后分得可能产生的收益，于原告及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投资人而言并无权利义务不对等之处，亦无有失公平。第二，是否显失公平应以缔约当时所原告做出的意思表示来判断，而非以该合同履行时作为判断的时间标准。原告庭审中表示其认为签订《合作意向书》时被告已经募集到1,300万元，只是要求原告一同参与，对此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被告亦未在《合作意向书》中承诺所有1,300万元资金均以募集方式筹措。故难以认定原告在签订《合作意向书》时违背自身意思表示。第三，原告诉称在被告未募得总额1,300万元，而仅募得不足300万元时，如仍就原告投资金额按5股的比例计算原告应得利润则显失公平。原、被告签订《合作意见书》系委托理财行为,则原告应当明知该类合同具有相当风险，订立该合同并不必然盈利，且《合作意见书》“风险提示”条款对此亦有明确约定。原告认为在盈利时其按5股比例所得利润显著低于其投资额占实际募集总额比例而有失公平；然则，如在亏损时由于合同约定的占比低于投资额占实际募集总额比例则反而会显著缩减原告的损失。故此，在难以确定该项目日后盈利还是亏损时，原告所谓“股份”占比低于实际占比之商业风险并不必然由原告承担，难谓“显失公平”。因此，本院认为双方在签订《合作意向书》时未有法定显失公平之情形，原告主张撤销《合作意向书》并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65,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12.50元，保全费670元，合计1,382.50元，由原告叶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晓勤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杨 敬书 记 员 薛 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