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924民初1498号 原告：戴建华，男，195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 委托代理人：蔡拓，男，1987年4月6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系戴建华之外甥。 委托代理人：蔡为武，男，195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系戴建华妹夫。 被告：刘壮中，男，196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宜丰县人，住宜丰县。 委托代理人：游虎光，江西甘雨（宜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戴建华与被告刘壮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壮中返还原告戴建华多付的购仔猪款38900元，赔偿原告戴建华损失22000元（饲料款17500元，养猪人误工费4000元（200元/天×天数20天），挖机掩埋费5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下岗买断后在桥西付家坪村经营一个养猪场，被告在天宝辛会村树子山经营一个以生产商品仔猪为目的的母猪场，双方有七、八年的买卖仔猪历史，被告的仔猪比市场价高出十几个点，但承诺一个月内成活率98%，超过部分的损失由被告负担。2019年6月8日、10日，原告与被告联系买仔猪业务，询问天宝这边是否有非洲猪瘟病，被告矢口否认，后双方谈妥一头仔猪价格为850元。原告于6月12日到被告猪场购买了145头，由被告填写结算清单(仔猪款122180元)后，将仔猪运回猪舍。几天后，原告到被告处拿猪药，在被告要求下，减除上批被告应负担的死仔猪赔偿款，原告补写了一张金额121100元的欠条。6月19日原告将所购仔猪开始发烧的情况告诉被告，被告回复说不要打针直接活埋，损失算他的。 7月21日，原告与另一养猪户唐老板到被告猪场谈结算问题，原告提出所购仔猪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病，仔猪在被告处就已感染了猪瘟病，造成了原告购猪款损失、猪饲料损失、人工费损失，还可能感染到大肉猪，被告以前也承诺过他负担仔猪成活率低于98%的损失，并提议通过诉讼处理。同时原告提出6月12日之后，被告的仔猪没有卖到200元一头的价格。被告起初不承认，原告要求被告拿账本来证明，被告的妻子准备进房拿时，被被告呵斥。其后被告承认以180元一头的价格卖了70头，其余低到40元一头，这都是被告的错，原告付多少猪款他都没意见，几百万都亏了，不在乎原告几十万元猪款了。当时被告表现出很自责的样子，说此次猪瘟其损失很大，原告的损失不算什么，打官司伤和气的事坚决不做，他每头仔猪的成本要400元。在被告如此“诚恳”认错的情况下，原告与唐老板商量后，考虑到双方多年的合作关系，同意所购仔猪按450元一头结算，但还要回家做妻子的工作，并提出原告要将欠条收回，以表示解决了纠纷。被告说欠条由其妻子保管了，付款后会交还原告。7月24日之前，原告所购仔猪有35头陆续病死,7月25日，原告以每头65元的价格卖出101头仔猪，其余9头仔猪于次日全部病死。7月29日早上，原告电话告之被告，原告妻子已同意按450元结算，被告对此也未有异议。当晚，原告妻子通过手机银行转款65000元到被告，被告回复收到该款。几天后，被告说其伙计有意见，欠条要考虑二天再说，可能要起诉。原告说双方都有反悔权利，但被告要把原告支付的款项返还，恢复口头协议之前的状态，由法院来裁判，否则就是人品不好，有行骗之嫌。 事后，原告通过其他途径得知被告的猪场于2019年5月底就有猪感染了猪瘟，陆续有死猪被处理，自6月1日起就将其猪场内的能繁母猪、备产母猪，以病猪价出售或自行在猪场内作无害化处理。被告自己说过，在原告购仔猪后，他还存二千余头仔猪，最高的卖了180元一头，最低的40元一头，亏得惨。原告要求法庭休庭，责成被告提交猪场经营合伙账本，以证明被告在出售给原告仔猪后，其他二千余仔猪只卖了180元至40元的事实，账本一个小时就可提交的，但法庭不知基于什么原因，允许被告过几天提交。 熊思贤的录音可以证明，被告在原告6月12日购仔猪之后几日内，曾电话邀请熊思贤以500余元一只购买仔猪，可以与被告合伙养(等于每人承担250元一头的风险)，熊思贤听从本村干部劝阻，怕将被告猪场的非洲猪瘟带到村里，拒绝了被告。原告住县城，不是当地人，一味相信被告，购买仔猪后才听他人说，被告请挖机埋了三十多头死猪婆，天天雇车装运病猪到外县卖。卖给原告的仔猪，是分捡开死猪病猪后剩余的“健康”仔猪。被告以投资人反悔起诉后，原告去调查相关证人刘某、冯某及乡兽医站，才确知被告在出卖给原告仔猪之前已确知其猪场感染了非洲猪瘟，是有预谋的欺骗原告上当买高价猪。 被告当庭认可今年之前确有他负担仔猪成活率低于98%的损失的承诺，今年非洲猪瘟来了，其不能质保了。首先，被告认可了今年卖给原告的仔猪患有非洲猪瘟，否则，就不能排除适用质保承诺。其次，被告与原告今年3月份结算上批仔猪款时，也扣除了2%的死猪款,6月12日卖仔猪给原告时也没说解除承诺,6月15日，原告向被告报告有仔猪发烧呕吐时，被告答复直接活埋，不要医治，反正他有98%成活率承诺。故原、被告之间的上述质保合同仍有效。被告应承担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庭审中，被告再次误导法庭，说“宜丰县没有发生非洲猪瘟，原、被告的猪也未发生猪瘟，非洲猪瘟只有政府有权认定，如认定了非洲猪瘟，就是越权，会有刑事责任”。代理律师当庭哃吓法庭。上述耸人听闻的论调十分滑稽，全县人民都知道，当时宜丰本地已经没有了生猪供应，市场上均是外省调入的，猪肉每斤近三十元，被告说宜丰没发生非洲猪瘟，简直是“皇帝的新装”版本。县政府政务公开网站公示，全县各乡镇从3月份起就成立了以纪检书记为组长的非洲猪瘟应急小组，天宝、潭山地区发现三起非洲猪瘟，并实施了全场扑杀及无害化处理，被告卖给其侄子刘某的仔猪被全场扑杀就是其中一例。刘某电话录音可证明，扑杀之前，刘某将政府的通知告诉了被告，被告也通过其特聘养殖专家确认，被告未对政府通知提出异议，刘某也拒付了该笔购猪款。同时，政府通过与中国人保合作,4月份还开展了病猪死亡保险，每头仔猪最低赔150元，生猪可赔到五、六百元，以保障了养殖户的最低利益。天宝卖仔猪有多家，只有被告将病猪按正常价卖给了二个原告(朋友)及刘某(叔侄)，酿成纠纷，其他猪场未发生此类行骗行为。猪瘟要通过检疫才能确认，检疫一般要养殖户申请进行，国家为此在《动物防疫法》中规定，检疫只需申请，包括电话申请都行，兽医部门不收取任何检疫费用上门服务，还免费为猪舍消毒等，但对出售动物的货主不申请检疫处以严责，直至罚款，造成重大疫情的，按刑法处理。被告作为出售仔猪的货主，全猪场四千余头猪，经潭山兽医站证实，只有120头备产母猪经过检疫，其余均违法处理了。被告故意不向政府申报检疫，凭什么甩锅给政府，说政府没认定其仔猪系非洲猪瘟携带品?《动物防疫法》系行政法律，规范的是行政机关与相对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是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兽医部门是否作出非洲猪瘟认定，在本诉讼中只是证据之一，更没有排他性。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原告提交的十多份经庭审质证真实性无争议的证据，足以认定被告有意出卖已感染猪瘟的仔猪给原告，被告侵权事实成立，就应按侵权法赔偿原告损伤。 被告与省城兽医机构有热线联系，明知自己的仔猪感染了猪瘟病，其猪场内也按猪瘟病进行了处理，却封闭管理，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原告恶意隐瞒事实，诱骗原告以当时的最高价购买其已感染猪瘟的仔猪；在原、被告口头协议结算时，原告虽知道被告卖的是已感染了的仔猪，但还善意认为被告或许不知道其仔猪已被感染，出于朋友情及多年的合作关系，仍作出不让被告亏本，由自己亏损以一头仔猪450元价格结算的买卖协议。在受欺骗行为之下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告有权依法诉请撤销，并诉请按被告超过98%的死亡损失由被告负担的承诺，退回原告已付的65000元-145头×2%×每头850元=62535元，或按其后被告出卖的最高价每头180元结算，即被告应退回65000元-145×180=38900元。 本案应与被告起诉原告的买卖合同案合并审理。法院无职权指定原告在被告起诉原告一案中反诉。既然法院认为应该反诉，那么也认可了二案应当合并审理，且原告在立案时、庭审前提出了二案应由一个审判组织审理，也分别向二案主审法官提出合并审理请求，并提供了最高法院关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不同的诉讼请求的案件应合并审理的规定。但至今，二案分别由二个审判组织各自审理，违反应合并审理的规定。 被告刘壮中辩称：原告所诉的主要事实不属实，被告所卖仔猪价是市场价，没有高于实际价，我今年没有98%成活率的承诺，被告说没有非洲猪瘟不是对当时事实的否认，而是当时天宝确实没有非洲猪瘟，原告写欠条时减除的金额不是死猪赔偿款。死猪赔偿款不可能是80元。原告在7月29日之前拒付被告购猪款时，并没有反映所购仔猪患有猪瘟，原告付被告购猪款65000元是部分付款，不是付清。被告猪场没有感染猪疫情，至2019年7月6日止，被告猪场的猪经检疫合格，被告在2019年6月底到7月初出卖仔猪和母猪，是担心非洲猪瘟带来毁灭性打击，是自我风险防控，并非感染猪疫。被告猪场有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如果猪已感染疫情是不能出卖的。原告所购的猪没有感染猪疫，更没有猪瘟，因此不存在欺诈的问题。如果说所购被告的猪有猪瘟，原告应当及时报告。猪瘟和猪疫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兽医主管部门来认定，不是信口开河说是就是。原告编造2019年5月19日被告就明知有猪病，并对政府扑杀没有异议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果5月份猪被扑杀了被告6月12日就没有猪卖给原告。 原告最后的付款是在原告明知其在本案说的这些情况后才付的，这不是说基于对朋友的信任。生效判决证明本案原告购买被告的小猪没有患猪瘟或者非洲猪瘟，也就是说本案买卖合同的货物没有产品质量问题，所以原告要求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买卖合同的风险自货物交付时起转移，原告购买的小猪只要没有质量问题，购买后应当风险自担，损失自负，因此，不管原告事实上有没有损失，都不能由被告分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是宜丰县的生猪养殖户，有多年的买卖仔猪生意往来。在2019年6月12日之前，不少地方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6月12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仔猪145头，总价款为122180元。同月17日原告到被告处拿猪药，按被告写在小纸条上的数字（已减除上批应负担的死仔猪赔偿款），原告出具欠条给被告，其中载明：“今欠到刘壮中现金人民币壹拾贰万壹仟壹佰元整（121100元），在八月前付清，逾期未付，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戴建华。”同月19日，原告发现所购仔猪开始发烧，即告知被告，称所购被告的仔猪已感染了猪瘟。被告回复称其猪场的猪检疫都合格，没有感染猪瘟，并告知原告最好将有病的仔猪活埋，以防止交叉感染。6月25日，原告猪场有病死猪被有关部门作无害化处理。6月底前，被告将其猪场内的能繁母猪、备产母猪，均以病猪价出售或自行在猪场内作无害化处理。7月21日，原告到被告处初步达成了所购仔猪按450元一头结算，原告只要向被告支付65000元就算结清原告所欠猪款的口头协议，并称该协议待征询原告妻子意见后最终确定。至7月24日，原告所购仔猪陆续病死35头。7月25日，原告以每头65元的价格卖出仔猪101头，几天后其余仔猪全部病死。7月29日，原告电话通知被告，如被告同意7月21日的结算协议，下午就会转款，被告未提异议。当日，原告在转给被告65000元猪款后告知被告尾数250元未转，被告对转款金额未提异议。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回欠条，被告以过二天再回复、伙计有意见、欠条搁二天再说/等他与伙计沟通好、伙计要打官司等理由一直未退回原告欠条。2019年9月9日，被告以原告尚欠小猪款56100元未付为由向本院起诉，即（2019）赣0924民初1439号案。9月19日，原告也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多付的仔猪款38900元。其后原告又增加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22000元损失。 审理中，因本案与（2019）赣0924民初1439号案系同一买卖关系，该案尚在审理中，故本院裁定中止本案审理。 11月25日，（2019）赣0924民初1439号案经本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仔猪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通话录音中关于原告只要向被告支付65000元就算结清所欠猪款的内容，可视为双方达成新的要约、新的承诺，7月29日原告方转款65000元给了被告后，双方之间的仔猪买卖关系已结清完毕，欠条余款56100元及约定利息可视为自动失效；被告以此欠条再行向原告主张权利，有违公允，有失诚信，为此作出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2019年7月6日，被告猪场销往外县的猪经当地兽医检验取得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7月17日，原告猪场销往外县的猪也取得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审理中，原告要求被告提交其猪场经营合伙账本，但被告以已结算，未保存为由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间提交该账本。 以上事实，有开庭笔录、无害化处理通知、欠条、原告与被告通话录音、诉状、养猪户唐礼生与运输被告病猪的车主通话录音、原告与刘刘某熊思贤的通话录音、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018年宜丰生猪养殖情况调查表、保险理赔表、微信转账截图、农业部非洲猪瘟应急方案及附件、（2019）赣0924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书、熊思贤的通话录音等证据证实，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以受欺诈等为由要求撤销原、被告之间的口头结算协议，要求被告退回原告多支付的猪款38900元（超过180元一头的价格计算的猪款的部分），赔偿因仔猪死亡造成的损失22000元，因此本案是合同责任纠纷。 原告要求本案与（2019）赣0924民初1439号案合并审理，本院释明其可在该案中提起反诉达到其合并审理的目的，但其仍坚持本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被告提出反诉……，可以合并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关于“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的规定并未规定此类案件必须合并审理。因此本案单独审理并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原告6月12日自被告处购买仔猪，6月19日发现仔猪有发烧现象，7月21日初步议定以远低于正常仔猪价与被告结算仔猪款，7月25日原告以每头65元的价格卖出仔猪101头，几天后其余仔猪全部病死情况下，7月29日，原告最终确定以450元/头的价格结算被告的仔猪款，可知原告是在明知所购仔猪系病猪情况下仍愿意以低价购买患病仔猪的。被告在原告反映所售仔猪出现发烧现象后，同意将仔猪价格调减，7月29日被告收到原告猪款后，并未提出异议。上述结算行为是原、被告对6月12日仔猪买卖合同的变更，即将标的物正常猪变更为病猪，价格850元/头变更为450元/头，此变更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结算协议合法有效。原告自愿支付价款，以低价购买病猪，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由此产生的风险和损失，应由原告自负。原告在付清购猪款后，多次要求被告拿回欠条，以了结双方之间债务，原告这些行为也证实了原告愿意承担购买病猪的风险责任。 原告称被告猪场发生猪瘟，仅是依据个人的说词，在仔猪发病时，其并未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未有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定其所购仔猪患猪瘟的意见佐证。而且，目前也未有证据证明有关部门认定被告猪场发生了猪瘟。因此，原告称被告猪场在其6月12日购猪时便有猪瘟，其受到了被告欺诈，7月29日的结算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以180元一头价格结算所购被告仔猪，因双方对此未达成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赣0924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书也可以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双方达成的结算协议是新的要约和承诺，原告支付65000元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已结清完毕。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刘壮中返还原告多付的购仔猪款38900元，赔偿原告戴建华损失22000元（饲料款17500元，养猪人误工费4000元（200元/天×天数20天），挖机掩埋费500元），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建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23元，由原告戴建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账号：114×××07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冷文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袁艳 书记员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