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2行终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道泉，男，193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民小组。委托代理人李书广，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民小组。系李道泉的儿子。委托代理人李恒富，男，198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民小组。系李道泉的孙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仁化县长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仁化县长江镇政府大院。法定代表人李杏兰，镇长。出庭负责人刘大红，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冼伟，仁化县长江镇人民政府林业纠纷调处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梁北辰，仁化县长江镇人民政府林业纠纷调处办公室办事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仁化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仁化县*****。法定代表人周小明，县长。委托代理人黄鹏，仁化县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股副股长。原审第三人李君民，男，195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民小组。委托代理人李洪平，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李君民的儿子。委托代理人邓黎洪，广东丹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道泉因与被上诉人仁化县长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江镇政府）、仁化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仁化县政府），原审第三人李君民林业行政裁决、林业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2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道泉与李君民（曾用名李军民）系父子关系。1983年12月22日，其二人分别取得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和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上述两证记载的“地名：大高洞，面积：五亩，东至天水，南至井石自留荒山埂，西至横路，北至石埂直”。2016年2月20日，李道泉及其次子李书广一同前往长江镇政府，并填写了《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以李君民侵占其自留山为由，请求长江镇政府按照各半均分的原则对李道泉和李君民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证载的大高洞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调处，并提交了李道泉持有的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及李道泉于2017年10月2日在一份书面材料上签名捺印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为“我是李书广一家的户主又是法定代表人，李君民多次利用欺骗和蒙骗我的手段，令人痛心，无论李君民以前和今后拿出对林业有任何关联的证件、合同、协议、口供、录音、证明、林地林木权属勘查登记卡、林权核查登记表等等证件中我李道泉的签名、按手印都无效。因为李君民惯来不忠诚、老实，想利用我签名按手印以兄弟争山、争财产、打官司。”李道泉的调处申请被长江镇政府受理后，一直由其次子李书广作为代理人参与调处。2016年9月9日，长江镇政府组织李道泉的代理人李书广、李君民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对山林现场进行踏勘，李道泉的代理人李书广、李君民分别对山林现场的四至进行了指界并在地形图上描绘出NO.0023169号和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上证载大高洞的范围，并分别描绘了双方主张的分界线。2017年11月7日上午，长江镇政府对李君民进行了调查询问，李君民提出，由于当时“大高洞”的北面土地泥层较厚，南面多石，经与李道泉口头协商，双方以大高洞最明显的天水埂（上段为石头埂）为界划定双方经营管理范围，此埂以北是李道泉的经营管理范围，以南是李君民的经营管理范围，双方长时间未对此提出异议，山林权属争议产生的原因是李书广从中挑唆。李君民向长江镇政府提交了其持有的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李道泉于2016年7月2日在一份书面材料上签名捺印的《证明》、《林地林木权属勘查登记卡》、长江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其中李道泉2016年7月2日的《证明》内容为“李君民自留山大高洞与李道泉自留山大高洞，双方在1983年已经划分，李君民北面与李道泉南面天数阴埂为界，横路边有一棵双叉松木，双方不得争议，西面以磨刀石至黄公垇横路为界，以其他向下走至荒田路和向上走的路无关，小阴埂直到坑水。”2017年11月7日下午，长江镇政府在李书广、李君民均未在场的情况下向李道泉本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李道泉确认李君民向长江镇政府提交的2016年7月2日的《证明》上签名和指印是其本人所签所捺，并称《证明》上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1983年的时候其已经与李君民就大高洞山林界址达成口头协议，其管理的地方是天水阴埂以北，就是大高洞最明显的那条天水阴埂为双方界址，该条天水阴埂上段为石头埂。2017年12月29日，长江镇政府在对李道泉、李君民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无果后作出长府〔2017〕20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山林四至：东至天水，南至井石埂，西至横路，北至横路横路天水相接处，争议面积约80亩，以889.8高程以南的天水阴埂上段为石头埂为仲裁线，以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权属归李道泉所有，以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权属归李君民所有，并附有附图。李道泉不服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7〕20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向仁化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过程中，因长江镇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仁化县政府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撤销长江镇政府作出长府〔2017〕20号《处理决定》。长江镇政府在其作出的长府〔2017〕20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被复议机关撤销后，重新对李道泉的林权争议申请进行处理。2019年1月3日，长江镇政府作出长府〔2019〕1号《处理决定》认为：根据NO.0023169号和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长江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对李道泉和李君民的调查笔录、现场勘查图、长江镇林业纠纷案件协调会笔录查明，争议山林四至为东至天水，南至井石埂，西至横路，北至横路横路天水相接处。李道泉于1983年12月22日领取了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该证第一栏记载了地名大高洞，面积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天水，南至井石自留山荒山埂，西至横路，北至石埂直，李君民于1983年12月22日领取了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该证第一栏记载的地名大高洞山林面积、四至与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一致，双方证载的大高洞林地属重复登记且与实地相符；争议山林范围内只有一条明显的天水阴埂，该天水阴埂位于889.8高程以南，该山埂的上段为石头埂，以该埂为界，南向为竹林，北向为天然林；双方证载大高洞山林的西至横路，该横路历史形成的走向是现场勘查图中所示的红黑线，蓝线所经路线有人工平整的痕迹，横向切线明显宽于前后路面，应属丢荒地，争议双方已于1983年就大高洞山林的管辖达成一致，双方口头达成的管理界址是以大高洞天水阴埂（即位于889.8高程以南的山埂）为双方大高洞山林的界址，以该条阴埂为界，北向的山林是李道泉的大高洞山林的口头协议管理范围，以南是李君民大高洞口头协议管理范围，李君民的曾用名是李军民。长江镇政府认为，据实地勘查，争议山林范围内只有一条明显的天水阴埂，该天水阴埂是位于889.8高程以南的天水阴埂，该阴埂是双方口头协议界址，虽然双方当事人均已领取了争议范围内的《自留山使用证》，但在领证后双方已就重证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口头协议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双方应当履行当时的口头协议，李道泉在争议范围的西向主张横路的路线问题，李道泉所主张的蓝线偏离了历史形成的道路，应以现场勘查图的红黑线的线路为争议山林的西至界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决定：争议山林：东至天水，南至井石埂，西至横路，北至横路横路天水相接处，争议面积约80亩，以889.8高程以南的天水阴埂为仲裁线，以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权属归李道泉所有，以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权属归李君民所有（详见附图）。李道泉不服于2019年2月28日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仁化县人民政府于当日受理李道泉的复议申请后，分别向李道泉、长江镇政府和李君民发送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长江镇政府依据《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的内容向仁化县政府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2019年4月23日，仁化县******泉的代理人李书广、李君民及长江镇政府工作人员、县山林争议调处办工作人员对山林现场再次进行了勘察并绘制《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争议大高洞山林现场勘查图》，勘查结果与长江镇政府绘制的现场勘察图所示一致。2019年4月26日，仁化县政府作出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对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并在现场勘察发现，争议山林范围内有一条明显的天水阴埂（位于889.8高程以南），天水阴埂旁边形成一条天然山坑，该天水阴埂以南为竹林（涵盖天然山坑），以北为天然林、杂树。天水阴埂接横路处现场存留一株老松树头及部分倒塌枯朽的树干，李君民称系为原协议之界址树（即原双叉老松树），李道泉则称不是原协议界址。在经营管理方面，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李道泉主张争议范围为其经营管理，种植了苗竹、杉树及部分松树，其中杉树是1984年所种，现为回头杉，部分苗竹为其自己所种，也有天然生长的，李君民则主张天水阴埂（位于889.8高程以南，旁有天然山坑）以南为其实际经营管理，其中1984年开始种上了苗竹，杉树是原集体所种，后曾转包给他人砍伐，苗竹有批给里周村村民，也曾请过凌溪村村民刘桥妹等人抚育。另外，李道泉在争议范围西向横路路线中主张有一小段横路为下横路，而不是上横路，李君民主张西向横路路线为上横路，根据现场察看，西向横路路线下方为丢荒之田，丢荒之田包括了下横路，李道泉主张偏离了历史形成的西向道路。除长江镇政府在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所获取并列举的证据外，仁化县政府还在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2017年6月2日，李道泉、李君民在一份书面材料上签名捺印，该书面材料所载内容为“李君民自留山大高洞与李道泉自留山大高洞，在八三年双方登证共同所有属重证，但在八三年当时在现场双方口头协定：李君民北面与李道泉南面天水阴埂为界按有沟，此横路向下荒田路和向上走的路无关，现有双方持证人确认当时的事实。”仁化县政府复议认为，李道泉、李君民分别持有的NO.0023169号和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是调处的依据，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口头协议也是一种合同存在的形式并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而根据长江镇政府对争议双方所作的《调查笔录》，李道泉、李君民均已承认双方在1983年对大高洞争议山林的划界问题存在口头协议，且双方一直按照该口头协议进行实际经营管理，该口头协议不违法法律规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口头协议确定的界址应为争议双方的界址；另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李道泉对于其本人在2016年7月2日出具的《证明》在2017年11月7日的调查过程中予以了确认，而按照现场勘察所见，李道泉在2016年7月2日出具的《证明》中所载“双叉松木”、“天水阴埂”与现场的实地情况相符，故认为长江镇政府本着尊重历史结合实地具体情况确定争议山林归属作出裁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且在调处程序方面不存在违法之处，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李道泉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处理决定》及仁化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长江镇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组织本案当事人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勘察所见与长江镇政府、仁化县政府现场勘察内容一致。原审法院认为，依照《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管辖权和本条例的规定做好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第五条：“发生林权争议，应当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行政调处；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和调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但是，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争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和调处。”的规定，长江镇政府对于其辖区内的林权争议具有调处的法定职权，当事人对林权争议调处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李道泉、李君民就东至天水，南至井石自留荒山埂，西至横路，北至石埂直，地名为大高洞的林地分别领取有《自留山使用证》的事实清楚。根据现场勘察，李道泉、李君民确认的争议林地的南界、东界及北界一致，对《自留山使用证》证载的西界横路问题，李道泉主张西界的横路应为下横路，李君民则主张西界的横路应为上横路，由于李道泉、李君民对其二人持有的NO.0023169号和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证载的山林权属存在争议，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历史不同时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记载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四至地物标以其与宗地最近的结合边线为准；四至记载存在多个地物标的，按四至记载的最近的地物标确定四至；四至记载无法确定全部地物标的，以可以确定的地物标、记载的面积和自然地形确定四至，记载的面积不符合常理的除外。”的规定，长江镇政府将上横路作为本案《自留山使用证》的西至界限确定争议范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关于争议林地权属问题，根据李道泉本人在接受长江镇政府的调查陈述的内容及其于2016年7月2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来看，李道泉本人确认其与李君民于1983年对大高洞的山林进行了划分，并且确认以大高洞最明显的那条天水阴埂为双方界址，该界址以北为李道泉家庭管理，以南为李君民家庭管理，李道泉所述内容与李君民主张的内容一致，且该界址南北林木种类存在明显差异，长江镇政府认为李道泉与李君民自行协商划定的界限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结合双方均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的证据，以889.8高程以南的天水阴埂为界，以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李道泉所有，以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李君民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李道泉要求按均半原则划分权利的要求，与其在1983年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相悖，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至于李道泉所称李君民持有的由其出具的书面材料系李君民通过欺骗手段得来的内容，则与其在接受长江镇政府调查确认的内容相矛盾，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长江镇政府在作出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的程序方面，由于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是在仁化县政府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7〕20号《处理决定》后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故长江镇政府在作出的长府〔2017〕20号《处理决定》中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因长府〔2017〕20号《处理决定》被撤销，不再作重复评判；而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撤销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作出该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应当在六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长江镇政府在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应当在原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被复议决定撤销后六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长江镇政府于2019年1月3日作出本案被诉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超过了上述规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的规定，判决确认长江镇政府超期处理的行为违法，但不撤销其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仁化县政府在作出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未能审查出长江镇政府的程序违法之处而作出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复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的规定，确认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长江镇政府于2019年1月3日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及仁化县政府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的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李道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李道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李君民提供的由李道泉于2016年7月2日签名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依据。1、李道泉与李君民一直对四至界址有争议，何来1983年就已达成口头协议。1983年12月22日，李道泉与李君民分别取得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和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上述两证记载的地名、面积和四至均一致，属于重复登记。2007年3月8日李君民自作的《告白书》中有“地界不清可以往大高洞划清……”那时李君民对于自称1983年就己达成口头协议只字未提。当2007年林改换证时，李君民也没有提出当时有口头协议之事，以上都能知道《证明》中所说的口头协议实属李君民编造。李道泉多次强调李君民提供的证明采取欺骗手段获得，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李道泉与李君民系父子关系，现李道泉己八十多岁的年纪且目不识丁，当时签署《证明》时李君民称该份证明为争议其他山林纠纷所需，李道泉未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欺骗自己。李道泉在2016年2月20日还与次子李书广一同前往长江镇政府申请调解，而《证明》签署的日期在2016年7月2日，如果一个人愿意签署《证明》来明确界址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将此份《证明》作为行政裁决的证据依据是错误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一审判决书中载明的2016年7月2日出具的《证明》中写的内容为李君民所写，载明的“双叉松木”、“天水阴埂”等界址标识为李君民依据争议山林的内容自己划分的，如果按照界址清晰来判定的话，还有一条天然形成的旱坑等很多明显的界址。原审法院依据《证明》的内容来划分界址明显偏向李君民。（二）2017年11月7日李道泉接受长江镇政府的调查陈述的内容显然违背李道泉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李道泉已承认口头协议的存在又为何三番五次地提起界址存在争议。李道泉在2017年就以84岁的高龄，耳聋口呆地又一字不识，李道泉从2016年2月20日多次去到长江镇政府请求其处理此事，工作人员有做调查的次数很多，但仅有这次就说是李道泉自认李君民《证明》，真是故意选择性的玩弄证据，从2016年到2017年有一年半的时间去做调查而被采纳的就仅仅是这一份李道泉不知内容糊里糊涂就签了名的调查，真是玩忽职守。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争议山林权属问题，仅仅依据的是李道泉（2016年83岁高龄）的证明和对其2017年的调查，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内容是李道泉的真实意思，李道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系李君民，次子系李书广，1981年李道泉与李君民分家，在1983年填发的《自留山使用证》，当时两户人家各五人平等平分。如果需要调查作为次子李书广即村委会都知道这件事的始末，为何仅对一个大字不识，耳朵不好使的老人进行调查？李君民所称的口头协议属于子虚乌有。原审据此认定以889.8髙程以南的天水阴埂为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条例》第九条及第十一条规定，双方持有同等证据是均分原则处理。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203行初21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及仁化县政府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的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长江镇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长江镇政府和仁化县政府承担。被上诉人仁化县政府答辩称：仁化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一、李道泉持有一份1983年12月22日仁化县政府颁发的仁林证字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李君民持有一份1983年12月22日仁化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仁林证字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双方《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大高洞”山林界址一致。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釆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釆用书面形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立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在本案中，通过长江镇政府对争议双方所作的《调查笔录》，李道泉、李君民均已承认1983年对“大高洞”争议山林的划界问题作出了口头协议，双方一直以来依照口头协议进行实际经营管理。且争议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的内容不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要求必须釆用书面形式，因此，对本案争议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后在《调查笔录》中对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的内容予以追认和确认，该口头协议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长江镇政府釆信争议双方自愿达成的口头协议，以“天水阴埂”作为争议山林南北界线，理由充分。三、仁化县政府曾于2019年4月23日组织李道泉、李君民现场勘察，争议山林范围内有一条明显的天水阴埂(位于889.8高程以南），天水阴埂旁边有一条天然形成山坑，天水阴埂接横路处现场存留一株老松树头及部分倒塌枯朽松树树干，实地情况与李道泉在2016年7月2日出具《证明》及长江镇政府2017年11月7日对李道泉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确认的事实相吻合。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李道泉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李君民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李道泉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李道泉和李君民对涉案山林都持有《林权证》。1983年，双方对涉案山林界址经协商一致达成了口头协议，即李君民山林北面与李道泉山林南面以天水阴埂为界，争议山林范围内只有一条明显的天水阴埂，界址南面山林归李君民所有，北面山林归李道泉所有，《证明》是双方对当时达成了上述山林界址协议的进一步确认，当时达成的界址协议及《证明》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法律规定，故双方达成的界址协议及《证明》是合法有效的，李道泉主张《证明》无效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和依据。二、1983年，李道泉、李君民双方对山林界址达成协议后，双方一直都是按照协议界址的范围管理自己的山林，界址南北李道泉、所种植的林木各类有明显的差异。此外，李道泉按照协议界址的范围种植林木，其曾在2006年将山林发包给凌溪村刘金华砍伐，而李君民在2005年7月，将协议界址的范围内的林木发包给里周村的罗润桥砍伐，李君民在双方达成的界址协议后至2015年春季期间，在协议界址的范围内种植了竹子，现己长大成林，李道泉及其代理人对上述情况十分清楚，但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该事实说明李道泉及其代理人均认可双方按协议界址范围管理山林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文章印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将争议山林以889.8高程以南的天水阴埂为界，以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归李道泉所有，以南部分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归李君民所有完全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请求：一、维持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203行初218号行政判决;二、由李道泉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根据上述规定，林权证是首要的确权依据，在未取得林权证的情况下，自留山使用证和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书也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本案，李道泉持有的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和李君民持有的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及1983年达成的协议都可以作为本案确定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权属来源证据。李道泉持有的NO.0023169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地名“大高洞”四至：东至天水，南至井石自留荒山埂，西至横路，北至石埂直和李君民持有的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地名“大高洞”四至：东至天水，南至井石自留荒山埂，西至横路，北至石埂直，地名四至相同，属于重证。由于李道泉和李君民是父子关系，1981年分家，1983年李道泉和李君民对山岭进行了划分，经过长江镇政府对李道泉和李君民的调查，李道泉、李君民均认可在1983年期间有过口头划分，即以“天水阴埂”作为双方南北分界限，天水阴埂以南归李君民，天水阴埂以北归李道泉，长江镇政府以1983年的约定，即以“天水阴埂”作为双方分界限，该界址以北的山林归李道泉家庭管理，以南为李君民家庭管理符合规定。由于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超过了法定的期限，程序属于轻微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原审判决确认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9〕1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道泉与李君民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和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李道泉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道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靖审 判 员  徐肇廷审 判 员  邹征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罗 艳书 记 员  郑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