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1民初5371号原告：张长杰，男，1978年3月1日生，汉族，住址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寅，系辽宁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吉娟，女，1968年4月11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军，系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晓云，女，1977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址庄河市。原告张长杰与被告高吉娟、第三人孙晓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长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寅、被告高吉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军、第三人孙晓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8月19日、8月27日，被告以能为原告办理出国劳务为由，向原告收取报名费及劳务费共计48,000元，用于为原告办理出国劳务签证等费用，并承诺一个半月后如未办理成功则返还所有费用。但一个半月后被告并未按承诺为原告办理出国劳务的相关手续，因此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其返还费用，被告于2018年12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返还了8,000元，剩余款项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未予返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劳务费4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已经将通过第三人孙晓云收到原告的36,000元及48,000元返还给了第三人孙晓云。孙晓云系张长恒的妻子，系原告张长杰的弟媳。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与二原告并不认识，被告是2018年7月认识第三人孙晓云，第三人孙晓云知道被告认识可以办理出国签证的人员，便委托被告帮助联系为张长恒、张长杰办理到日本五年多次往返的旅游签证。费用为每人42,000元，共计84,000元。第三人孙晓云于2018年8月19日通过微信将张长恒、张长杰每人2,000元共计4,000元的费用转入被告账户。经多次沟通，2018年8月27日，第三人孙晓云称到大连交款不方便，和被告约在庄河见面，被告到庄河人孙晓云，在被告车上，第三人孙晓云交给被告现金36,000元，并称前期通过微信转给被告的4,000元算作张长杰的费用。第三人孙晓云要求被告给张长恒出具金额为40,000元的收据，实际上被告仅收取了张长恒36,000元的费用，收36,000元的原因是第三人孙晓云告诉被告称，第三人告诉原告张长杰办理费用为48,000元，比实际42,000元多6,000元，这6,000元作为第三人孙晓云个人的费用，所以实际被告只收到张长恒36,000元。然后被告与第三人一起到张长杰家，张长杰妻子给付被告44,000元，加上前期4,000元，共计48,000元。因为张长杰前期给付第三人孙晓云2,000元，孙晓云怕张长杰起疑心，要求被告为张长杰出具收到46,000元的收据，实际被告收到张长杰的费用为48,000元，收据标明项目均为五年多次往返。因被告找的办事情的人唐莉办理时间较长，孙晓云要求退钱，但唐莉称已经办完，不同意退款，而孙晓云称已过约定期限，要求被告退款。被告联系不上唐莉，无法退钱，第三人孙晓云称要到派出所告被告诈骗，后经被告与第三人孙晓云协商，约定一起到庄河派出所报案，追究唐莉的责任，但第三人孙晓云提出被告必须先退还原告交纳的费用才可以帮助去派出所报案。为能够向唐莉要回钱，被告答应原告及第三人先返还部分款项。2018年12月20日，被告开车到庄河，见到第三人孙晓云，当时在场的还有张长杰的妻子，为了可以将被告交给唐莉的钱要回来，被告将现金70,000元给付孙晓云，剩余14,000元告诉孙晓云等被告要回款后再返还。因为当时直接开车去了派出所，所以被告就没有要求第三人孙晓云写收条。2018年12月21日，被告与孙晓云及张长杰的妻子一起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位警官在给第三人孙晓云做笔录时，第三人孙晓云称要告被告骗她，被告告诉警官自己也是受害者，警官询问后告知如果要告唐莉需要到交钱地点的派出所即庄河新华路派出所管辖，于是被告开车到庄河新华路派出所，第三人孙晓云及张长杰的妻子在前一个派出所等消息。新华路派出所警官称被告的钱没有全部退给孙晓云，就不是受害者，无法报案，为了能报上案，被告又通过微信转账给第三人孙晓云10,000元，但孙晓云没有收。后新华路派出所警官联系上孙晓云，孙晓云称不报案了，已经离开派出所。中午，被告联系上第三人孙晓云，孙晓云接收了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的10,000元，其中包括退还给张长恒的2,000元，退还给张长杰的8,000元。后被告又转给孙晓云一笔2,000元，作为退还给张长恒的保证金，孙晓云通过微信回复称还差2,000元，被告为早了结此事，又通过微信转给孙晓云2,000元，并明确告知孙晓云，被告与张长恒、张长杰钱已经结清，孙晓云接收了2,000元。被告在办理此事时一直与第三人孙晓云联系，被告找的办事的人叫唐莉，第三人孙晓云是知道的，被告只是帮忙，被告共计收到张长恒及张长杰款项84,000元，被告返还的是70,000元现金及微信转账14,000元。至于第三人孙晓云在中间如何区分给张长恒多少钱，给张长杰多少钱，被告不清楚。被告认为，本案原告隐瞒债务已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债务，根据两高关于虚假诉讼案件的解释，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犯罪，请求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并将涉案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第三人孙晓云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没有收到被告返还的70,000元现金，只收到被告通过微信转账返还的14,000元，原告及张长恒两个人共计给了被告90,000元，第三人代表张长恒交给被告42,000元，张长杰交给被告48,000元，张长杰交给被告的费用是被告和第三人一起到张长杰家取的，并不是通过第三人微信转账，是现金。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系原告的弟媳。庭审中，原告主张其委托第三人找到被告，为原告办理日本五年多次往返旅游签证。原告提供2018年8月27日专用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付款单位（交款人）张长杰，收款单位高娟，收款项目五年多次，人民币肆万陆仟元整，收款事由信息签证费，即日起一个月之内下签，因各种原因没下签，最长延迟半月，到日签证没下来，全款返还。被告认可上述收据为其向原告出具，实际收取原告张长杰办理出国签证的费用48,000元。原告另提供第三人2018年8月19日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当日13:45第三人向被告转账2,000元，19:14第三人向被告转账2,000元，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上述两笔微信转账款分别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保证金2,000元及张长恒支付给被告的保证金2,000元。被告辩称其委托案外人唐莉（音）为原告办理上述签证事项，原告提供第三人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截至2018年12月20日，被告并未成功为原告办理多次返还日本旅游签证的委托事项，原告遂要求被告返还已交纳的办理签证费用。被告则辩称唐莉收取了原告交纳的费用，要求原告及第三人配合被告将款项追回。原告提供第三人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2018年12月21日11:41，被告分两笔向第三人微信转账，其中一笔金额为2,000元，注明张长恒的保证金，另一笔金额为8,000元，注明张长杰的保证金。同日12:15，被告向第三人微信转账2,000元，注明张长恒的保证金。同日12:28，第三人发微信给被告称“还差两千吧”，15:28被告又向第三人微信转账2,000元，注明张长杰的保证金。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收到了被告返还的上述合计14,000元款项。另被告提供取款记录，辩称其于2018年9月12日至12月19日期间合计取款93,000元，2018年12月20日被告向第三人交付现金70,000元，用于返还原告及张长恒给付的办理签证费用。原告及第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提供原告或第三人收到上述款项的任何相关证据。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专用收款收据、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通过第三人委托被告办理赴日本旅游多次往返的签证事宜，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四百零一条之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本案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出国签证，向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并约定一个半月内将委托事项办理完毕，否则被告退还全部款项。但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及陈述来看，被告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作为委托人的原告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并按原、被告双方的约定要求被告退还交纳的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至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费用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被告认可第三人于2018年8月19日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其中一笔2,000元系原告交纳的保证金，另2018年8月27日被告出具给原告的专用收款收据中记载收到原告张长杰信息签证费人民币46,000元，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费用金额合计48,000元。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被告已于2018年12月21日分四笔向第三人微信转账返还给张长杰及张长恒费用合计14,000元，且被告亦认可其无法区分此14,000元款项中返还给张长杰的费用金额是多少，返还给张长恒的费用金额是多少。在张长恒作为原告，高吉娟作为被告的另案中，张长恒认可上述被告已返还的14,000元中包含返还给张长恒的费用金额为6,000元，据此本院认定，上述被告已返还的14,000元中包含返还给张长杰的费用金额为8,000元（14,000元－6,000元）。关于被告辩称，其于2018年12月21日以现金方式向第三人交付70,000元作为返还给张长恒及张长杰费用的意见，本院认为，因被告提供的取款记录并非金额为70,000元的一笔取款记录，被告亦无法证实款项的用途，从时间上看，在原告未向被告主张退还费用的期间被告即已经取款准备退还，明显与常理相悖，且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被告的此节辩称意见，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尚应向原告返还费用人民币40,000元（48,000元－8,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高吉娟向返还原告张长恒返还费用人民币40,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高吉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长杰。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富国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宋雅楠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