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3588号原告：何红艳，女，汉族，1982年12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广东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松伟，广东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都文祥，男，汉族，1990年4月14日出生，住址：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华，江苏汇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煜，江苏汇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阿玲，女，汉族，1982年4月11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第三人：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平湖市经济开发区兴工路2558号内第6幢五楼。法定代表人：王庆江。第三人：苏州邦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古里镇淼泉淼虹路一幢3楼。法定代表人：徐贤亮。原告何红艳诉被告都文祥、刘阿玲、第三人平湖市品绒飞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绒飞公司）、苏州邦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梁东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庄德仲、张英峰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被告都文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华、第三人邦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贤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阿玲、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红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86707.6元及逾期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预期可得利益损失74912元【计算方式：（150000-112544）×2=74912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常年从事各类服装的国内贸易活动。2017年11月27日，两被告同原告签订了《羽绒服订货合同》，合同约定由两被告以47.8元/件的价格向原告订购15万件男士轻薄轻羽绒服，并支付了10万元预付款，该预付款最终付尾款时抵扣货款。原告同两被告签订上述《羽绒服订货合同》后，马上联系第三人品绒飞公司，同第三人磋商。经磋商，原告在与两被告签订《羽绒服订货合同》的同一天，同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签订了《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以45.8元/件的价格向第三人品绒飞公司订购轻薄轻款衣服15万件。原告同第三人签订的《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除了服装的单价外，其余内容包括颜色、尺码的数量配比、交货时间、品质要求等与两被告签订的《羽绒服订货合同》基本相同。为使供需各方沟通、协商顺畅，原告决定建一个微信沟通交流群，同时将两被告及两第三人拉入群内。因需求货物的两被告与供货的第三人品绒飞公司及原告均在同一个微信群内，具体的诸如需求、每次送货数量等合同履行的细节问题，送货方式也是由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直接送货给被告指定的收货地点（第三人邦度公司仓库），付款方式是每送一次货就付款一次，付款顺序是被告先付钱给原告，然后原告付款给第三人品绒飞公司，被告付钱给原告的金额并不是按件数乘以47.8元付款，而是按件数乘以45.8元（后来随着原告与第三人品绒飞公司协商对单价有调整而跟着调整）付款，对其中的差价，被告承诺满一个月时再统一结算付款。鉴于原告与被告都文祥合作多年，相互都很信任，所以也就同意了。如此三方交易顺利进展，待满一个月后，大概是2018年1月初，原告催被告付货款差价，但被告却是仍然一拖再拖，原告很生气，于2018年1月16日将被告付给原告的一笔280500元货款扣下，用以抵扣被告欠原告的货款差价款。这样一来，第三人品绒飞公司就不同意了，催原告付货款，随着三方扯皮的过程中，后面被告便开始直接付款（按原告与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的价格）付给品绒飞公司。对于原告扣留的280500元货款，第三人品绒飞公司催收不成，便起诉原告，2019年5月16日，平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向第三人品绒飞公司付货款280500元。如此一来，原告该得的货款差价仍然没有得到。关于差价款的计算，原告认为，2018年1月8日，原告同第三人品绒飞公司进行过结算，经结算确认，第三人品绒飞公司共计向被告送货112544件服装，其中有28712件是45.8元的单价结算的，有78771件是按44元的单价结算的，有5061件是按42元的单价结算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货款差价款应该是28712件×2元+78771件×3.8元+5061件×5.8元=386707.6元。综上所述，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次向被告催收货款差价款及可得利益损失，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无奈只能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诉求。原告何红艳为其陈述事实提交如下证据：1、羽绒服订货合同；2、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3、合同补签（对账单）；4、民事判决书；5、微信聊天记录及支付记录；6、何红艳户口簿复印件；7、（2019）浙04民终2075号民事判决书；8、与都文祥微信聊天记录；9、与徐贤亮微信聊天记录。被告都文祥辩称，1、原被告合同签订前，二被告打算合作，共同出资销售羽绒服，但签订合同后，因为出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无法继续合作；第三人知道这个情况后，愿意购进这批货品；然后被告即介绍了原告和第三人接洽，由他们之间具体负责购销事宜，因第三人和被告要好，对羽绒服销售没有经验，随请被告协助帮忙指点。2、原被告之前确实有友好的合作关系，款项也已经结清；如果是被告结欠他的货款，原告早就该向被告追讨；实际上，被告不但不欠原告货款，相反原告还欠被告方借款4万元，即2017年11月15日，原告以资金周转为名，向被告借款了4万元，因双方长期的友好合作，被告即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了4万元。合同签订后，被告没有支付定金，也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货品，也没有向他支付货款，之前双方其他交易中，被告均是及时支付货款，之前的付款记录可以证实，并没有拖欠。3、被告并没有拖欠原告货款。而第三人在向原告购买该批次羽绒服后，第三人的实际付款远远超过实际收到的货品，未收到货品的款项，由原告和第三人另行结算，与被告也没有关系。4、合同对价格的约定只是一个原则性约定，实际上，具体价格均是按照服装款式、规格等重新定价的，从42元到55元等不同的，实际每一笔付款均是按照原告要求的金额支付，并不存在所谓的差价，有些款式单价也是超过47.8元的；而第三人也是确实按照原告的报价支付了全部货款。这个情况，在原告和第三人聊天记录可以清楚的反映。没有货物差价一说，被告没有承诺补差价。原告行为，是滥用诉权的行为，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邦度公司述称：原本都文祥是我朋友，我们一起都有做电商，当时都文祥介绍我做羽绒服，说羽绒服品牌还不错，但因为资金不够就推荐我做，我通过都文祥认识了原告，都文祥向原告采购羽绒服，要我打10万元给他，沟通说多少件衣服，每笔款都有支付，共打530多万元，还有另一笔钱按照原告的指示支付给其他人，总支付了59万多元，我的货款都是打到原告的支付宝和原告提供的第三人的支付宝账户，这是有聊天记录的。当时我们之间有群，王庆江说原告少了他30多万元没有回复，要求我把货款支付给他，我了解后确实是这种情况，就把钱给了王庆江，但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纠纷，后面才导致平湖的案件出现。我给王庆江总支付了有663528元，以及后面有产品质量问题的退了7266件货，有31万多元。我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把所有金额都支付了，已经远远超过了300多万元的金额，我总共付了6622534.6元，退款是31万多元。如果按照原告的逻辑，那我总共多付了好几百万元了。被告都文祥和第三人邦度公司为其答辩和陈述共同提交如下证据：1、邦度公司企业信用信息；2、微信聊天记录和付款明细。被告刘阿玲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第三人品绒飞公司未作陈述亦未提交证据。经开庭质证，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上述已确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庭审笔录等进行综合予以认定，并将采信的证据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7日，原告何红艳与被告都文祥、刘阿玲签订《羽绒服订货合同》，约定原告将男士轻薄轻羽绒服以47.8元/件（含包装）的价格作为供货价供给甲方，两被告支付原告10万元定金作为15万件男士轻薄轻羽绒服的预付款，最终付尾款时抵扣货款；原告负责每天送货到两被告仓库，结款方式为货到付款。双方还对货物的交货时间以及产品质量进行约定。同日，原告又与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签订《轻薄款衣服订货合同》，约定原告向品绒飞公司以45.8元/件（含包装）的价格定制轻薄轻款衣服，原告支付品绒飞公司10万元订金作为15万件左右男士轻薄款衣服的预付款，最终付尾款时抵扣货款，品绒飞公司负责每天送货到原告仓库，结款方式为货到付款。合同签订后，2017年11月29日，被告都文祥要求第三人邦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贤亮代为向原告支付订金10万元，原告收到款项后，于同日向第三人品绒飞公司支付订金10万元。在履行过程中，原告为交易便利建了一个包含被告都文祥、刘阿玲和第三人品绒飞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江、第三人邦度公司法定代表人徐贤亮等人在内的微信聊天群“轻羽绒供货”群，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屏显示，该微信群内对货物的型号、数量、交货时间都有提及。2018年1月8日，何红艳与品绒飞公司签订《合同补签》一份，双方对交易的数量、单价以及欠款金额进行对账，而原告与被告之间至今没有进行结算。在何红艳提交的其与都文祥、徐贤亮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有提及“中介费”没有收到的情况。签订《合同补签》后，因为何红艳未能及时付清欠款，第三人品绒飞公司遂向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立案起诉何红艳，后平湖市人民法院将都文祥、刘阿玲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5月16日，平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判决何红艳向品绒飞公司支付货款2805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判决后，何红艳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0月21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4民终207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案件判决后，何红艳认为两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货款差价，导致其扣留的货款280500元被判决支付给品绒飞公司，为追讨货款差价，何红艳于2019年7月26日向本院立案起诉都文祥、刘阿玲，并将品绒飞公司、邦度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又查明一，（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了以下事实：1、品绒飞公司以45.8元的单价为被告定作羽绒服，然后被告将羽绒服以47.8元的单价供货给都文祥和刘阿玲；2、在2018年1月8日何红艳与品绒飞公司签订的《合同补签》中，已确认何红艳尚欠品绒飞公司1767290元，在签订《合同补签》后，何红艳共向品绒飞公司支付货款1060320元（其中有663528元由徐贤亮支付），另有7266件服装（每件44元，价款319704元），何红艳主张品绒飞公司已作退货结算，品绒飞公司则主张并未退货而由徐贤亮以其他货物折价抵款298024元；3、对于该7266件服装，何红艳与品绒飞公司的聊天记录中品绒飞公司陈述“他们剩了七千多件衣服被我卖掉了，现在就剩下我们的事情了”；4、在何红艳与品绒飞公司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品绒飞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江与何红艳、何红艳与都文祥、徐贤亮多次微信沟通。对于何红艳支付给品绒飞公司的定金100000元，平湖市人民法院已在何红艳的应付货款中予以扣除。又查明二，从何红艳与品绒飞公司签订的《合同补签》中可以明确，品绒飞公司已送货112544件羽绒服（28712+78771+5061），其中28712件羽绒服送货单价为45.8元，78771件羽绒服送货单价为44元，5061件羽绒服送货单价为42元，有7266件羽绒服（单价44元），何红艳在（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案件中主张已退货。又查明三，在庭审过程中，被告都文祥主张其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而是由第三人邦度公司购进这批货物；第三人邦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贤亮称，其与原告之间存在羽绒服买卖交易，但并未签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且其已经向原告支付完毕货款，并不存在拖欠情形。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付款明细，原告对其中105119件衣服予以认可，对应的徐贤亮转账金额为4607545.6元，对于其他送货数量不认可与本案有关，认为是双方之间在合同之外的其他交易。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账单详情，每次转款都会有备注交易的件数、单价，其中2017年12月份的转账有“45.8”“44”“55”等标注单价的数字。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都文祥、刘阿玲之间签订的《羽绒服订货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羽绒服订货合同》有无实际履行；二、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差额，货款差额是多少。一、关于涉案《羽绒服订货合同》有无实际履行的问题。虽然被告都文祥称其未收到货品也没有支付货款，但在已生效的（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了品绒飞公司为何红艳定作羽绒服，然后何红艳将羽绒服供货给都文祥和刘阿玲、以及品绒飞公司与都文祥、刘阿玲存在货物交付、第三人支付等行为的事实，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品绒飞公司与何红艳、何红艳与都文祥、徐贤亮之间均存在多次微信沟通，都文祥显然参与了合同的履行，虽然接收货物的是徐贤亮，支付货款的也是徐贤亮，但这属于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对履行方式进行约定变更（即两被告通过徐贤亮向原告接收货物、支付货款），并不改变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此，涉案《羽绒服订货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对于都文祥主张合同未实际履行，而是由邦度公司与何红艳另行履行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差额以及货款差额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涉案《羽绒服订货合同》既已实际履行，两被告就应按照原告实际供货的数量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主张被告没有支付羽绒服的差额，被告及第三人则称已经全额付清所有款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经查实，根据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以及第三人邦度公司提交账单详情显示，本案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时单价均是按原告与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的成交单价（45.8元、44元等价格）支付，并不是按照原被告双方约定的每件47.8元付款，而原告收款后也是按其与品绒飞公司的单价支付货款，被告并未举证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对于交易的价格做了变更或者原告放弃货款差额部分，同时结合原告与都文祥、徐贤亮的微信记录中关于“中介费没有支付”的情况，本院认定，羽绒服的差额部分并无实际支付给原告何红艳，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货物的差额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与品绒飞公司签订的《合同补签》中对送货数量及单价、总价等进行了结算，确认了品绒飞公司共向原告供货112544件羽绒服，上述羽绒服已由都文祥、刘阿玲通过第三人邦度公司接收，但其中7266件羽绒服原告在（2018）浙0482民初1322号案件中主张已退货，平湖市人民法院也在该案中将7266件羽绒服的价款319704元予以扣除，而本案中第三人邦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贤亮也在向本院提交的付款清单中写明“退货：319704王庆江”，因此，本院认定该7266件羽绒服因退货而未实际履行。综上，原告已向两被告供货105278件（112544件-7266件），因此，差价金额应为358496.8元[28712件×（47.8元/件-45.8元/件）+（78771件-7266件）×（47.8元/件-44元/件）+5061件×（47.8元/件-42元/件）],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定金10万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差额为258496.8元。对于原告多诉求的7266件羽绒服差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对于被告及第三人邦度公司抗辩称“其已全额付清所有货款”，从被告及邦度公司提交的付款明细以及聊天记录中可知，徐贤亮向原告支付的货款中有部分货物非第三人品绒飞公司提供，而是来自广州或者江西上饶监狱等地，因此，徐贤亮与原告之间确实存在着合同之外的其他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对付款明细中的4607545.6元货款予以认可，对其余部分款项不予认可其关联性，而两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交除此之外的其他付款证据，因此被告提交的支付宝付款明细中有部分款项不应计算在本案范围内。被告逾期支付货款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原告诉求两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的计算为：1、以258496.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7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以258496.8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至于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原告虽主张因被告违约导致其损失了7万多元的预期可得利益，但原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依照证据规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被告刘阿玲、第三人品绒飞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利，以缺席论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都文祥、刘阿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何红艳支付货款258496.8元及逾期利息（利息的计算：1、以258496.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7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2、以258496.8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何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8224元，公告费520元，合计8744元，由被告都文祥、刘阿玲负担5697元（诉讼费5177元+公告费520元），原告何红艳负担诉讼费3047元（原告已预交诉讼费8224元、公告费260元，被告都文祥已预交公告费2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东辉人民陪审员  庄德仲人民陪审员  张英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朱瑞仙书 记 员  肖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