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8民初1301号 原告：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82975093K。 法定代表人：卢灿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广东凯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7XCM69B。 法定代表人：柳晓刚，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莹，公司员工。 被告：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会信用代码：91330000788831167A。 法定代表人：丁磊，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琳烨，公司员工。 原告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质品公司）与被告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严选公司）、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杭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9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11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质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严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莹，网易杭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琳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质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严选公司、网易杭州公司向质品公司支付款项1748139元；二、判令严选公司、网易杭州公司向质品公司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174813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8年8月29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违约金为39606元）；三、判令严选公司、网易杭州公司向质品公司支付律师费5600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25日，质品公司与严选公司签订《委托制作合同书》，质品公司应严选公司之要求配备布料并根据严选公司的订单生产衣服，合同有效期为两年。合同第7.4条约定，“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而使另一方发生任何费用或开支或额外责任或遭受损失的，违约方应在收到非违约方书面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就该费用、开支、责任或损失（包括已付和应付的利息以及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损失），给予非违约方赔偿”；合同7.6条约定，“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或双方另有合意，本合同所称质品公司承担的额外费用及损失，皆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的所有赔偿、因此支付的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调查费、公证费、检测费、鉴定费以及差旅费等”。2017年4月28日，严选公司提出货期紧张，要求质品公司先备布料待生产8万件针织面料运动T恤等衣服。为配合严选公司，质品公司立即采购配备针织面料52196米。然而严选公司违反约定，在质品公司已配足够制作8万件针织面料衣服后，一直不确定生产，造成该等针织面料长期积压在质品公司的仓库。质品公司经多次与严选公司磋商，严选公司仅下订单生产衣服或通过其他途径消耗针织面料12307米，尚仍有39889米针织面料未消耗，涉及金额1748139元。经质品公司多次催促，严选公司始终未消耗完毕该等面料，亦拒绝支付该等面料货款，该等行为显然已构成违约，并造成质品公司重大经济损失。质品公司为维护自身之合法权益而支出律师费应由严选公司承担。严选公司与网易杭州公司系关联公司，且混同经营，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有鉴于此，质品公司特诉至本院，请求支持质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严选公司辩称：一、质品公司与严选公司签订《委托制作合同书》，在实际履行数起交易中，均以《采购订单》为合法有效的生产依据并据此确定双方交易模式。2017年4月25日，严选公司与质品公司签订《委托制作合同书》。关于订货模式，合同1.1条约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严选公司将每次的产品供应需求发送至质品公司指定邮箱，最终经双方确认的产品清单须形成书面形式《采购订单》并经双方采购订单授权签字人签字后生效。2017年7月7日，双方签订四份书面《采购订单》，采购商品为女式宽松侧开叉运动背心。严选公司分批收货后正常付款，质品公司开具等额发票，双方履行完毕无争议。2018年4月2日，双方再次签订线上《采购订单》,采购商品为男士凉感透气速干T恤衫，即涉案面料生产的商品。严选公司分批收货后正常付款，质品公司开具等额发票，双方目前也履行完毕。可见，不仅《委托制作合同书》明确约定双方最终确认的产品清单须形成《采购订单》并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双方间实际完成的两起交易也遵循合同约定的形式履行完毕。因此，判断双方间的交易模式和交易惯例，应当以《采购订单》形式为合法依据和有效形式。二、“邮件通知”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有效形式，且邮件发送人并非合同约定联系人或者授权人，其邮件通知不具有合同效力，不构成质品公司备料行为的合同依据。质品公司据以准备布料的依据为如下两封邮件：2017年4月28日，严选公司一方徐旭发给质品公司一方邹雅琼的邮件，内容为：“请按10000件/每色备胚，男女各4个色，除了正在给我们打色样的绿色，也请提供一到两个运动常用的荧光色”。2017年5月19日，严选公司一方杨依凡发给质品公司一方侯敏的邮件，内容为：“三款数量颜色如下，请注意下表不含考拉数量单。请确认一下三款翻单时间，每种面料备纱数量。”该两邮件均不能构成严选公司的合同行为。双方既然签订合法有效的《委托制作合同》,则判断双方行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考察和认定。首先，电子邮件并非双方合同约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形式，后续严选公司授权签字人亦没有以书面形式的《采购订单》予以追认；其次，徐旭、杨依凡并非合同约定的严选公司授权签字人及联系人，自始没有获得严选公司的授权身份。二人仅为严选公司商品中心员工，负责和包括质品公司在内的各供应商进行前期磋商，磋商方式包括多封邮件、多通电话等。因此从形式来看，该两封邮件不能构成严选公司的合同行为。第三，从发送时间来看，徐旭邮件系2017年4月28日发送，双方当时刚签订《委托制作合同》三天，明显尚处于合作初期，双方通过邮件先沟通初步的采购意向；其次，从邮件可看出双方还在就颜色进行探讨，关于T恤款式、价格、标识等问题尚未涉及，进一步证明双方仅出于初期磋商阶段；特别是，邮件所述的“备胚”仅指可以开始着手准备布料原材料，并未要求质品公司立即按照初步采购数量采购全部布料。因此，徐旭、杨依凡二人的邮件只是传达了严选公司的初步采购意向，并不产生严选公司正式向质品公司下采购单的合同效果。按照通常的交易惯例和正常理性人的逻辑思维，任何一单成功的商业合作，前期必然都需要双方工作人员进行反复的沟通协商。包括采购数量、商品款式、单品价格、产品颜色等在内的关键要素，在整个沟通过程中都会反复修改、调整，只有等双方将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后，才能签订最终的《采购订单》。这不仅符合商业操作惯例，也是有效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双方签订《委托制作合同》专门就生效的产品清单形式进行约定的初衷也是如此，否则双方员工前期随便一封磋商邮件都被认定为正式生效的合同行为的话，则会在客观上造成双方无法反复协商的窘迫局面，甚至一方当事人不得不为另一方当事人根据磋商邮件草率付诸的合同行为买单，严重损害自身利益。因此，徐旭和杨依凡发出的意向邮件不具有合同效力，不构成质品公司备料的合同依据。三、整个沟通过程中，严选公司也多次告知质品公司签样确定后才能确定采购数量，在没有批复产前样的情况下不要进行生产。严选公司主观没有过错，客观也不存在违约行为。在整个沟通过程中，严选公司反复提示质品公司需按照严选公司的进程安排生产，在没有确定签样之前不要投入大贸生产。具体如下：1、2017年5月19日，杨依凡发给侯敏的邮件，明确提出“关于总数和颜色，请务必等我邮件确认，这点非常重要!如昨天电话沟通，你们已经染了黑白粉色，请确认你们已经投入染色的是什么颜色和数量，会参考你们的染色情况决定我们实际下单颜色。请严格按照我们的流程进行操作，没批复产前样的情况下不可以进行生产。”从邮件可知，首先质品公司仅依据磋商邮件，就已经采购了大量布料；其次，布料已经经过染色，严选公司不得不根据已染色数量才调整采购数量——这就意味着，质品公司本身采购的布料是原胚材料，在不染色的情况下，即便采购过量也可以在其他订单中使用。但质品公司此时已经擅自染色；最后，严选公司知晓后立即强调请按照流程操作，不要提前投入生产。2、2017年5月22日，曾永乐发给杨依凡的邮件中，亦明确其已出物料明细，附上各商品对应的物料数量和颜色等信息。即质品公司此时已自作主张，采购大量布料并进行染色。3、2017年5月25日，杨依凡发给侯敏的邮件中，再次提示“开发进程麻烦以客户为准。版型、做工问题没有确定的前提下，无法给出齐码办意见。最终定样确定后才会给出大货各色各码数量”。还说明“产品上线之前无法确切回复翻单问题，以免再次出现贵司备料我们不得不用的情况。”故针对质品公司自行备料染色的问题，严选公司再次明确指出，希望日后质品公司以客户进程为准，杜绝再次因自行染色而给客户造成影响。4、2017年6月12日，杨依凡发给侯敏的邮件中，再次提到“质量和价格两个问题尚未解决，面料质量问题确认后再考虑大货”。即严选公司再次明确只有等面料质量问题落实才能确认订单数量和颜色。因此，双方4月签订委托制作合同后，质品公司就明确知晓采购需求应以双方确认的书面《采购订单》为准。严选公司员工虽曾向质品公司发出采购意向，但并非严选公司正式的合同行为。质品公司作为专业服装供应商，应当具备相应的备货常识以避免原材料积压，比如逐阶段分批采购。至5月份时，双方明显处于前期沟通阶段，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质品公司就按照采购意向大量采购布料，并且擅自将胚布染色，不仅不具有商业行为合理性，也存在明显过失，因此造成布料积压的后果，应当由质品公司自行承担。且严选公司得知质品公司自行采购染色后，已出于减轻供应商负担的想法，持续和质品公司进行沟通，并于2018年4月份签订采购订单，尽量帮质品公司消耗其擅自采购染色的布料，严选公司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四、质品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沾色、染色、缝制不牢等各种质量问题。为了修正质量问题，严选公司耗费大量精力投入沟通协调，致使双方在履行完毕订单后，无法继续合作。合作过程中，因为质品公司提供的样品反复出现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双方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进行反复沟通协调，因此还错过2017年的售卖季。故在双方采购订单履行完毕后，严选公司不再与质品公司继续合作合情合理，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五、质品公司补充提交的公证书恰恰证明所谓库存布料系质品公司后续自行采购，即便造成积压损失也应当由质品公司自行承担，与严选公司无关，与涉案纠纷无关。1、该份公证书（公证书号是（2019）粤莞东莞第29249号）第一页即载明：“公证只是对标的现状进行客观保全，而对该批产品是否是申请人为对方公司生产订单而购买的针织面料及双方所涉争议不作判断。”2、公证照片显示仓库所属地点是麻涌大道363号某厂区，质品公司注册地是麻涌镇新沙港工业园，两者并不一致。公证录像也未对质品公司仓库外观全貌、仓库内是否悬挂有质品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场景进行取证，录像一开始即显示仓库内部环境，无法将取证仓库内的物料和涉案纠纷建立关联性。3、录像及照片显示所有物料均被塑料卷膜包裹，整个录像期间没有拆封任何一卷物料。公证书称随机抽取面料并使用质品公司验布机进行检验，但没有录像佐证，也没有就验布机操作原理、布料状态进行任何说明。货架上张贴的“网易严选面料”纸张明显是后期人为加贴，不能证明取证物料即为涉案纠纷面料。4、质品公司诉状中称“2017年4月28日，质品公司立即采购配备针织面料”，两次庭审中质品公司也称根据严选公司2017年4月的邮件采购面料造成囤积。但公证录像里清点的面料标签显示，日期全部都是2018年3月31日，个别面料的日期为2018年6月26日，整整晚了一年！并且严选公司已充分举证自2017年5月份起就反复告知质品公司按严选公司开发进程操作，不要擅自采购，签样确定才能给出正式订单。现公证处清点的物料采购日期远远晚于质品公司自称的采购日期，可见是质品公司后续自行的采购行为，和严选公司无关。5、特别是，质品公司诉请主张的库存面料有39889米，而公证书清点的库存面料米数却为29938米，几乎相差1万米。质品公司作为专业生产厂商，自行清点时何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误差。很明显要么质品公司恶意虚报库存米数以此增大索赔金额，要么清点的并非是为严选公司特定采购的涉案面料，更可能涉案面料并非特定物而是可以在其他订单中消耗使用，并不会造成积压损失。因此，该份公证书完全不能证明存在因涉案纠纷导致质品公司面料积压的事实，反而证明取证清点的库存面料和本案严选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质品公司就取证面料要求严选公司承担损失没有依据。六、为查明事实，质品公司应当提交其和面料供应商之间的采购合同及相应发货凭证付款凭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应驳回质品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严选公司两次庭审中强调，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早已履行完毕，现质品公司主张其根据严选公司邮件额外采购面料造成积压损失，理应提交其和面料供应商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间的采购协议、发货凭证及付款凭证，否则不仅无法核查是否存在超额采购事实、也无法核查采购单价及实际到货米数、进而更无法确认库存米数及对应价值。而采购协议及相应凭证明显属于质品公司确定掌握的关键证据，但质品公司始终拒绝提交，致使上述关键事实无法查清。针对质品公司刻意隐瞒其和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之间采购协议的行为，加之公证处清点的面料日期均为2018年3月31日及以后，严选公司有充分理由怀疑质品公司并非根据严选公司2017年4月的邮件一次性采购超额面料，而是在严选公司多次明确提示按照严选公司流程操作不要擅自采购后，仍自行采购大量面料囤积，明显具有过错，系其自身行为，所以才拒绝向法庭出示该等关键证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质品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网易杭州公司辩称：一、网易杭州公司并非合同签订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网易杭州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定适格被告。网易杭州公司与严选公司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主体，网易杭州公司既非合同主体，也未实际参与合同签订，无从知晓也不应知晓质品公司与严选公司之间的合同事项。因此，网易杭州公司与本案无关，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二、杨依凡并非网易杭州公司员工，其行为与网易杭州公司无关。经查，杨依凡劳动合同并非签署于网易杭州公司，即杨依凡并非网易杭州公司员工，其行为与网易杭州公司无关。综上，应驳回质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上述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及有关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7年4月25日，质品公司与严选公司签订一份《委托制作合同书》。该合同1.1条约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严选公司将每次的产品供应需求发送至质品公司指定邮箱，邮件自严选公司发送之日起视为送达，质品公司需在收到上述邮件后2日内就邮件内容给予严选公司反馈，最终经双方确认的产品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结算价、交货时间、交货地点）须形成书面形式《采购订单》并经双方采购订单授权签字人签字后生效。该合同第7.4条约定，“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而使另一方发生任何费用或开支或额外责任或遭受损失的，违约方应在收到非违约方书面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就该费用、开支、责任或损失（包括已付和应付的利息以及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损失），给予非违约方赔偿”。该合同7.6条约定，“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或双方另有合意，本合同所称质品公司承担的额外费用及损失，皆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的所有赔偿、因此支付的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调查费、公证费、检测费、鉴定费以及差旅费等”。 合同签订后，2017年4月28日，徐旭（严选公司工作人员）发给邹雅琼（质品公司工作人员）的邮件记载：“由于货期紧张，请先按10000件/每色备胚，男女各4个色。除了正在给我们打色样的绿色，也请提供一到两个运动常用的荧光色。”邹雅琼回复称：“男款（黑白蓝）三色，另外一色待依凡确认，之前有提过绿色，LD已打，今天下午回寄出，请尽快确认订单数量明细，今天我们会下胚单织胚，以保证大货货期能按时完成。”2017年5月18日，侯敏（质品公司工作人员）发给杨依凡（严选公司工作人员）的邮件记载：“总数：以前男女款各四色，单色一万件，单款总数四万件，两款合计总数八万件，现改为男女各三色，单款总素四万，两款合计总数八万件不变。”2017年5月19日，杨依凡发给侯敏的邮件记载：“关于总数和颜色，请务必等我邮件确认，这点非常重要!如昨天电话沟通，你们已经染了黑白粉色，请确认你们已经投入染色的是什么颜色和数量，会参考你们的染色情况决定我们实际下单颜色。请严格按照我们的流程进行操作，没批复产前样的情况下不可以进行生产。”同日，杨依凡又发给侯敏的邮件记载：“三款数量颜色如下，请注意下表不含考拉数量单。请确认一下三款翻单时间，每种面料备纱数量。”2017年5月22日，曾永乐（质品公司工作人员）发给杨依凡的邮件记载：“大货确认汇总，烦请尽快批复。”杨依凡回复侯敏的邮件记载：“开发进程麻烦以客户为准。版型、做工问题没有确定的前提下，无法给出齐码办意见。最终定样确定后才会给出大货各色各码数量。产品上线之前无法确切回复跟翻单有关问题，以免再次出现贵司备料我们不得不用的情况。”2017年6月12日，杨依凡发给侯敏的邮件记载：“大货计划：质量和价格两个问题尚未解决，面料质量问题确认后再考虑大货。” 2017年7月7日，双方签订四份书面《采购订单》，采购商品为女式宽松侧开叉运动背心。严选公司分批收货后付款，质品公司开具等额发票，双方目前履行完毕无争议。2018年4月2日，双方再次签订线上《采购订单》,采购商品为男士凉感透气速干T恤衫，即涉案面料生产的商品。严选公司分批收货后付款，质品公司开具等额发票，双方目前也履行完毕无争议。之后，双方没有订单交易。 2019年9月18日，经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公证处清点：EA2755-1MFC5X1的黑色面料共6126.36米、白色面料共7232.12米、粉色面料共3127.98米、蓝色面料共1205.6米，共计17692.06米；EJ2328FC5X1的黑色面料共6100.92米、白色面料共3061.78米、粉色面料共2864.8米、蓝色面料共219.32米，共计12246.82米。以上面料的标签显示日期为2018年3月或4月，供应商为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2019年9月27日，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出具证明：EA2755-1MFC5X1的面料单价每米43元,编号为EJ2328FC5X1的面料单价每米45元。 另查，严选公司、网易杭州公司系独立法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质品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56000元。 本院认为：严选公司向质品公司下达《采购订单》后，双方所涉交易业已履行完毕，并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质品公司为交易备货所产生的损失由谁承担。 一、严选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委托制作合同书》签署后，严选公司工作人员徐旭于2017年4月28日发给质品公司工作人员邹雅琼的邮件记载：“由于货期紧张，请先按10000件/每色备胚，男女各4个色。除了正在给我们打色样的绿色，也请提供一到两个运动常用的荧光色。”由此说明，质品公司开始准备面料即备胚，以保证大货货期能按时完成，显然符合严选公司对市场的预估需求。根据以上邮件内容，严选公司下达备胚指令但最终没有签署具体采购订单，造成质品公司的备胚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备胚的扩大损失，应由质品公司自行承担。严选公司下达备胚指令之后，其工作人杨依凡于2017年5月19日发给质品公司工作人员侯敏的邮件记载：“关于总数和颜色，请务必等我邮件确认，这点非常重要!如昨天电话沟通，你们已经染了黑白粉色，请确认你们已经投入染色的是什么颜色和数量，会参考你们的染色情况决定我们实际下单颜色。请严格按照我们的流程进行操作，没批复产前样的情况下不可以进行生产。”由此说明，严选公司虽让下达备胚指令，但质品公司应当知晓该备胚数量只是市场预估需求，实际的采购数量应以采购订单为准，也就是说要根据市场的销售进度确定。质品公司没有按照采购订单的进度分批备胚，由此产生的损失，属于过大损失，其自身也存在过错。 三、损失范围确定以及赔偿责任的划分。1、损失范围的界定依据。根据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公证处清点，EA2755-1MFC5X1的黑色面料、白色面料、粉色面料、蓝色面料共计17692.06米，按照每米43元计算，共计760758.58元。EJ2328FC5X1的黑色面料、白色面料、粉色面料、蓝色面料共计12246.82米，按照每米45元计算，共计551106.9元，上述两项合计1311865.48元。以上金额为该库存价值，在经过变价后，其差额部分可作为直接经济损失。2、过错大小的划分依据。严选公司工作人员在邮件中提及8万件数量，更多的是一种计划，不是采购订单正式下达的生产指标，两者性质有所不同；况且严选公司工作人员随后也提醒质品公司工作人员应根据采购订单进度染色布料，不能急于染色，属于对自己原先指令的修正或防范因对方的误解而造成损失扩大。从整体上而言，严选公司的过错责任比较小。相比较而言，质品公司仅凭8万件指令，就一次性向供应商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采购全部已经染色的胚布，不符合常理。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证处清点的面料标签显示交货日期为2018年3月或4月，双方之间的订单交易已经结束，质品公司还采购如此多胚布，造成库存积压，其自身的过错责任比较大。3、赔偿责任的酌情确定。涉案库存价值在经过变价后其差额部分，可作为直接经济损失，但在庭审中，双方均不愿意处理库存胚布。鉴于此，本院酌情处理，以库存价值1311865.48元为基数，由严选公司承担10%赔偿责任。也就是，严选公司应向质品公司赔偿损失131187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赔偿款131187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8日起诉之后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此外，有关律师费问题，质品公司要求56000元，考虑严选公司的违约程度以及质品公司实际获得赔偿金额，本院酌情处理，认定2万元。严选公司、网易杭州公司系独立法人，独立核算，不存在人格混同，质品公司要求其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3118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9年2月18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394元，由原告东莞市质品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8470元，由被告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92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长 蓝钦如人民陪审员沈善城人民陪审员郑国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颖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