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47440号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法定代表人：王岩，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刚，男，1977年9月20出生，汉族，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客户经理。委托代理人：闵学晶，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峰。被告：北京途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10L-182。法定代表人：石玉莲。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安同信公司）与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尼商诗公司）、被告北京途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歌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都安同信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刘刚、闵学晶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卓尼商诗公司、被告途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都安同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两被告依据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共同向原告支付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拖欠的租金累计人民币26166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两被告依据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共同向原告支付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延迟付款滞纳金累计人民币362762.3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两被告依据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共计214068元；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两被告依据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共同向原告支付收车费214939.92元（详见明细表）；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日，被告途歌公司与原告磋商签订了关于向原告方租赁二十辆奔驰牌SMART小型汽车的汽车租赁合同，该合同项下所涉二十辆汽车分批次投放，第一批五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6年12月21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6年12月21日起算至2019年12月20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6月20日：第二批四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1月19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1月19日起算至2020年1月18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7月18日；第三批三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1月23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1月23日起算至2020年1月22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7月22日；第四批四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2月7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2月7日起算至2020年2月6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8月6日；第五批四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2月16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2月16日起算至2020年2月15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8月15日。本汽车租赁合同项下所涉十九辆标的车于2018年10月25日因被告违约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于2018年10月25日由原告提前收回，剩余车辆×××因被告方原因于2018年11月5日延迟收回。该批车辆截止收回之日，合同项下二十辆SMART标的车辆拖欠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61660元，因被告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共计214068元（请求金额组成详见清单）。根据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租金采取以每辆车人民币12000元每季预付的方式分别收取，但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因自身财务原因屡次违反合同约定超期后再向原告支付租金，暂计2018年11月14日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公式计算滞纳金共计人民币362762.3元（请求金额组成详见清单）。剩余车牌为×××的车辆因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由被告交付汽车维修厂，但因被告未支付车辆修理费的缘由一直弃置于修理厂直至2018年11月5日由原告方从该修理厂将该车拖回，交付专业汽车维修机构维修经核算该车维修成本为人民币63340元。本案所涉二十辆奔驰牌SMART小型汽车为原告、被告租赁合同签署后，原告应被告指示购置的全新车辆，原、被告于2018年11月12日办理车辆交接手续。原告接收车辆时对上述标的车辆车损情况进行检查，部分车辆存在不同程度的车损及电瓶损坏情况并在交接单中与被告进行确认，经专业第三方机构估损后原告统计该批标的车辆车损金额共计人民币67120元、电瓶更换费用金额共计人民币32400元，同时发现部分标的车辆的随车装备以及备用钥匙丢失两项损失共计18535.92元。原告在完成收车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例行查询，发现标的车辆存在数量极大的交通违章未处理以及未按照车辆维护手册进行保养作业，根据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协议当中约定“承租人负责租赁车辆的保养、修理、救援、年检、清洁、装饰及替换车辆、清除交通违法记录”，经原、被告协商后确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章处理代办费最终由原告方代为处理，目前核算后违章处理代办费用总计为人民币30420元，车辆维护保养费用2920元。2018年3月21日应途歌公司要求签署了一份将本合同项下途歌公司的权利义务转移至其关联公司即卓尼商诗公司名下的变更协议，但合同履行情况等仍由途歌公司负责与原告方沟通交流、处理车辆交还等业务事宜即业务混同、途歌公司与卓尼商诗公司同在一个办公地址办公即办公地点混同、途歌公司和卓尼商诗公司的决策层即股东也存在混同的情况，故原告方有理由相信途歌公司、卓尼商诗公司是利益共同体应作为共同被告。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后卓尼商诗公司仅向原告支付过一期租金。原告认为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的转移至途歌公司实际掌控的一家空壳公司仅是途歌公司为了逃避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利益，故诉至法院。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日，都安同信公司（出租方）与途歌公司（承租方）签订《租车框架协议》，约定都安同信公司将汽车租赁给途歌公司使用。合同第二条租赁车型、租金、保证金、付款方式及辆数、投放：1、租赁车型，Smartfortwo2015款硬顶灵动版（官方价格12.5万元人民币），本框架协议下的租赁车辆的交割应以双方签字盖章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登记表》及《车辆交割单》为准；2、租金价格4000元/辆/月（含增值税），其中保证金4000元/辆，本框架协议下的租金包含车辆购置税、租赁车辆的保险费和车船使用税、上牌费、不含租赁车辆的保养、维修、年检、清洁、装饰、消除交通违法记录，……；3、付款方式，租金为预付制，付款周期为季付，租金依《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登记表》起租时间开始计收，出租人收到租金后应向承租人开具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辆数投放，本框架协议项下承租人租用的租赁车辆数量没有上限限制，其投放采用批次递进方式，每批次投放数量为5辆。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承租人交还出租人的车辆除正常磨损、损耗外，应保持车况完好，如出现非正常磨损、损耗的，由承租人进行修理或由出租人如实收取相应的修理费用。第六条承租人权利义务，……；4、承租人负责租赁车辆的保养、修理、救援、消除交通违法记录等事项；……；8、承租人逾期交纳租金时，每日按未交纳租金额的0.5%承担滞纳金，出租人书面通知承租人后逾期15日仍未交租金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车辆；……。第七条第1款约定，本框架协议期限为三年，协议期间不同日期交付的车辆以自交付之日起三年。第八条第3款约定，承租人出租人任何一方由于单方原因提前终止合同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未履行部分总租金的20%作为违约金。随后，都安同信公司与途歌公司又签订了《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2016年12月21日，都安同信公司向途歌公司交付了第一批五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6年12月21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6年12月21日起算至2019年12月20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6月20日。2017年1月18日，都安同信公司向途歌公司交付了第二批四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1月19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1月19日起算至2020年1月18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7月18日。2017年1月22日，都安同信公司向途歌公司交付了第三批三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1月23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1月23日起算至2020年1月22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7月22日。2017年2月6日，都安同信公司向途歌公司交付了第四批四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2月7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2月7日起算至2020年2月6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8月6日。2017年2月15日，都安同信公司向途歌公司交付了第五批四辆SMART(车牌号分别为：×××,×××,×××,×××)，自2017年2月16开始计算租金，租赁期间自2017年2月16日起算至2020年2月15日止，该批车辆租金实际支付至2018年8月15日。2018年1月1日，都安同信公司与途歌公司签订《租车框架协议》及《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一、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合同期满承租方所租车辆保险（交强险、商业险）、车船税、非车辆质量问题造成的维修、保养、车辆年检费用均由承租方自行承担；二、原合同约定车辆租金为4000元/月/辆，投保人变更为承租方后，车辆租金调整为3700元/月/辆；……。2018年3月21日，都安同信公司（甲方，出租方）、途歌公司（乙方，原承租方）与卓尼商诗公司（丙方，新承租方）签订《主体变更补充协议》，约定：1.本协议三方同意丙方取代乙方成为原合同的一方；2.自2018年3月20日起，乙方基于原合同约定对甲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丙方享有和承担，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3.原合同中的剩余租金由丙方向甲方支付，甲方需向丙方开具相应发票，……；4、乙方已向甲方交纳押金/保证金4000元/台，原合同到期或终止后，该押金/保证金由甲方直接退还至丙方账户；……。2018年11月12日，卓尼商诗公司将租赁的二十辆车交还给都安同信公司，车辆交接单中详细记录每辆车丢失的装备以及车辆受损情况。都安同信公司将车辆送修，支付维修费63340元，拖车费210元、车辆损失费67120元、更换电瓶费用32400元、补齐丢失的装备费用18535.9元。另外，卓尼商诗租用车辆期间，未按期对车辆进行保养，并存在车辆违章未处理的情况，都安同信公司支付违章花费18400元、车辆保养费用3650元。本院认为，卓尼商诗公司、途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都安同信公司、途歌公司与卓尼商诗公司签订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卓尼商诗公司租用了都安同信公司的提供车辆，但未按约向都安同信公司支付租金，现都安同信公司要求卓尼商诗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滞纳金及违约金，未超出双方合同约定的标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卓尼商诗公司租用车辆期间，造成车辆装备丢失、车辆受损、未处理违章、未按时保养车辆等，现都安同信公司要求卓尼商诗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并无不当，本院均予以支持。都安同信公司主张处理违章代办费1202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主体变更后，途歌公司依约不再承担相关义务，都安同信公司要求途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卓尼商诗公司、途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拖欠的租金261660元及滞纳金362762.3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违约金214068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收车费203655.9元。四、驳回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81元及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北京都安同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07元（已交纳），由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907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由被告卓尼商诗（天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韩 涛人民陪审员  李丹萍人民陪审员  李桂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苏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