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06民初3708号原告：成镜，女，196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广强，河北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涛，男，198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雷，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娟，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成镜与被告刘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广强、被告刘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定被告返还给原告人民币110万元；2、依法判定被告给付利息3.6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父亲成意善（1934年10月25日出生）、母亲钱幼兰(1933年10月29日出生）的亲生女儿。原告的母亲钱幼兰于2011年去世，原告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于十几年前相继去世，原告是父亲成意善的合法继承人。2015年11月1日，原告的父亲成意善误将110万元打入至被告刘涛的账户。原告的父亲成意善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一直没有退还该笔款项。原告成镜向本院出示如下证据：1、（2018）浙0106民初1200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不当得利。被告刘涛辩称：1、原告起诉不当得利纠纷错误，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父亲成意善与贾玉英是恋人关系，二老在一起生活幸福，经常一起出去旅游，刘涛非常赞成二老结为夫妻关系，但却遭到成镜的强烈反对，所以成意善与贾玉英暂时没有结婚，但在一起生活了6年。2015年成意善为了帮助刘涛在事业上的发展，赠与刘涛110万元。根据民法总则规定不当得利的意思是将款项打入不相干的第三人名下，才属于不当得利，但本案不是这种情况，本案属于赠与关系，不是不当得利纠纷；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11月1日成意善赠与了刘涛110万元，至今已近四年时间，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民法总则122条规定，受损失的人才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不属于受到损失人，其次是否是不当得利只有成意善才有权利提起诉讼，成镜无权主张。如果成意善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在诉讼期间死亡的话，成镜才有权参与，否则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第四、原告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第五、成意善还有其他继承人，孙子成志宇未主张权利。被告刘涛向本院出示如下证据：1、被告母亲贾玉英的工资卡和银行流水，证明贾玉英有退休金，贾玉英与成意善之间不是保姆关系，是恋人关系，因原告阻挠，导致二老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在一起共同生活了6年；2、苗文斌、伍同旺、韩淑梅三人的书面证言以及录像；3、照片36张；4、贾玉英与成意善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5、(2019)冀0606民初2463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据2-5证明贾玉英与成意善之间是恋人关系；6、独生子女证一份，证明被告刘涛与贾玉英是母子关系。被告刘涛对原告成镜证据1请求法院核实真实性，这份调解书证实了成意善还有其他继承人，叫成志宇，成志宇并不是中国国籍，是新西兰国籍；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成意善与刘涛是不当得利的关系，所以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成镜对被告刘涛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证，不能证明贾玉英与成意善是夫妻关系，也不能证明是像被告所说的恋人关系，不能采信。录像不认可真实性：不是原始录像，不是原始证据，人民法院不能采信；被告本身就是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具有拼图的基本技能；录像是对证人证言的录像，比如伍同旺是照着稿件说的，但是说的内容不是证言的内容，所以说有他人为三个证人写好了稿而让他们宣读的合理怀疑；录像不能代替证人到庭接受质证；证据3照片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这些照片是贾玉英作为保姆照顾成意善生活起居、旅游玩乐的正常写照，在贾玉英离开成意善以后，成意善所聘请的新的保姆范秀琴也是如此照顾成意善，类似的照片也有许多，不能以此作为恋人关系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假使是恋人关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也没有支配权利，更没有附属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属于剪接后的证据，上面只有成意善与贾玉英的微信，任何一个人的微信不可能只对一个人，肯定有第三人以及甚至几百个人的微信同时存在；微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造假；微信的内容也没有像恋人一样甜蜜的语言，只是一些问候的客套话；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但恰恰证明贾玉英与成意善不是夫妻关系；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查明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成意善与钱幼兰为夫妻关系，育有一子成钱、一女成镜，成钱与苗叶青婚后育有一子成志宇。2009年7月12日成钱去世，2011年5月2日钱幼兰去世，2018年3月13日成意善去世。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12004号民事调解书，成志宇与成镜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原告成志宇与被告成镜确认被继承人成意善及钱幼兰于2009年7月所立遗嘱有效；二、原告成志宇继承享有被继承人成意善的遗产人民币1200000元，由被告成镜定于2019年、2020年4月21日前各支付150000元，于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的4月21日前各支付225000元；三、被继承人成意善名下的所有债权债务由被告成镜享有和承担；四、原告成志宇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五、双方纠纷就此了结，无其他争议。另查明，刘涛系贾玉英的独生子。2012年成益善与贾玉英在海南相识，并共同居住生活。2015年11月1日成意善向刘涛转款110万元，2017年给付贾玉英198000元。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成意善的配偶、父母及儿子成钱先于其去世，孙子成志宇代位继承，故成意善的继承人为女儿成镜及孙子成志宇。根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004号民事调解书，成志宇与成镜达成协议第三条：被继承人成意善名下的所有债权债务由被告成镜享有和承担，成志宇自愿放弃了成意善所有债权债务的继承权，故原告成镜为成意善债权债务的适格主体。本案中，成镜主张成意善与刘涛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所涉款项为成意善的债权，故成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成意善于2015年11月1日向刘涛转款，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成镜可以主张适用民法总则三年的诉讼时效。成镜2018年10月22日向本院申请立案，未超过三年，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一是受有利益（包括积极的得利与消极的得利）；二是他人受损害（包括既存财产的积极减少与可增加财产的消极未增加）；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无法律上原因，即无法律上之权利依据。关于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要件四，即受益人之得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个基本类型。前者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后者指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成意善自主地将涉案的110万元转账给刘涛，因此，应当按照给付型不当得利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通常所称的“谁主张，谁举证”。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认定应当遵循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成镜主张刘涛占有涉案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利益，应当证明给付事实和给付原因，并就无法律上原因之给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涛系原告父亲成益善生前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贾玉英之子，与成益善并非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且成益善向被告转款到其去世之间，时间相隔二年之久，其本人并未向被告主张返还，原告成镜仅凭2015年11月1日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刘涛接受成益善款项无法律上的给付原因，属于不当得利，显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并将举证责任转移于被告。因此，原告成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成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82.0元，由原告成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寿志敏审 判 员  刘丹凝人民陪审员  代建民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