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21民初2817号原告：盐城市川大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响水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法定代表人：郑激扬，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工产业园区经二路）。法定代表人：曹书生，该公司总经理。被告：陆友举，男，1968年7月19日生，汉族，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经理，住江苏省灌南县。被告：袁从娟，女，1971年11月4日生，汉族，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灌南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灌连，江苏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盐城市川大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大公司）与被告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奥公司）、陆友举、袁从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川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被告迪奥公司、陆友举、袁从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灌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川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迪奥公司返还货款2215429.6元；2.被告迪奥公司返还多收货款675000元；3.被告迪奥公司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215429.6元为基数，按照年息6%支付利息；4.被告迪奥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5.被告陆友举、袁从娟对以上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两次变更诉讼请求，最终确认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告与被告迪奥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被告迪奥公司返还货款2600429.6元（包括1925429.6元、675000元两部分）；3.被告迪奥公司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600429.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125%支付利息；4.被告陆友举、袁从娟对以上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分别于2016年11月8日、12月23日签订编号CD20161108、CD20161223两份《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迪奥公司购买二羟基蒽醌共300吨，其中CD20161223号《购销合同》约定被告迪奥公司在2017年6月30日前分批送货至原告工厂，该合同锁定价格，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2016年11月9日至2018年3月16日间，原告共向被告迪奥公司支付货款10525429.6元，迪奥公司仅向原告交付合同约定的220吨货物，价值633万元，以及合同约定之外的货物45吨，价值198万元。被告迪奥公司迟延交货，并以各种理由抬高物价，其中2018年1月9日和2018年3月19日分别交货25吨、20吨，每吨44000元，高于合同价格15000元/吨，多收货款675000元。被告迪奥公司利用原告处于违约风险的危困状态，致使原告以远超合同的价格购买货物，显失公平。被告陆友举、袁从娟是夫妻关系，两人是迪奥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持股51.4375%、48.5625%。原告与迪奥公司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期间，迪奥公司与陆友举、袁从娟账户有诸多资金往来，足以说明陆友举、袁从娟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权利，使公司不足以清偿债务，应对迪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被告陆友举出具《还款计划》是对被告迪奥公司的债务加入，被告陆友举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认可前两份合同实际供货230吨，尚有10吨（单价29000元/吨）未开票。被告迪奥公司、陆友举、袁从娟共同答辩称：1.同意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货款1921429.60元；2.不存在多收原告货款的事实，由于市场价格变化案涉产品涨价，双方自愿另行签订买卖合同，且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基本相同，属于情势变更；3.原告主张利息没有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陆友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依据，陆友举仅是代表迪奥公司与原告商讨还款，如果原告同意按《还款计划》执行，迪奥公司仍然执行，如果原告不同意，《还款计划》就无效，不能作为陆友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依据；5.原告以滥用股东权利要求被告陆友举、袁从娟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迪奥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往来账目清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川大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6年11月8日、2016年12月23日原告与被告迪奥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迪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收据及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共62页，证明原告共向迪奥公司支付货款10525429.6元；3.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78页，证明原、被告之间供货情况，其中第123页到140页迪奥公司以单价44000元/吨向原告供货，该价格与合同约定不符；4.购销合同复印件6份，证明迪奥公司以44000元/吨向原告供货时，原告与多家供应商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出于避免承担违约责任的无奈，原告接受迪奥公司以44000元单价供货；5.迪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证明陆友举、袁从娟为迪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袁从娟于2018年8月15日前担任迪奥公司法定代表人；6.《还款计划》，证明在原告起诉后，陆友举作为迪奥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案涉货款解决与原告进行协商；7.迪奥公司银行交易明细（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灌南开发区支行），证明迪奥公司账户与陆友举、袁从娟账户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很多款项由其他公司转入迪奥公司账户后，立刻又转入陆友举、袁从娟个人账户。陆友举、袁从娟滥用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应对迪奥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质证时，被告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已付款数额需要核实；对证据3无异议；证据4与本案无关，是原告与他人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其可能违约，无奈接受44000元单价没有依据，该价格是原、被告根据市场变化的实际情况达成的协议，也是对此前买卖合同的变更；对证据5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原、被告订立买卖合同时，迪奥公司的股东是3人，在履行过程中股东变更为陆友举、袁从娟，诉讼过程中迪奥公司增加1个股东，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不存在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陆友举为迪奥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是代表公司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对证据7无异议。三被告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灌南县市场监管局2018年6月12日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迪奥公司股东由袁从娟、陆友举、程某变更为袁从娟、陆友举；2、灌南县市场监管局2019年10月12日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迪奥公司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袁从娟、陆友举、曹书生；3、2018年1月18日、2018年3月12日原、被告订立的《工业企业购销合同》（复印件），产品价格44000元/吨是双方对此前价格的调整。2017年12月9日，迪奥公司所在的连云港化工园区发生了连云港巨鑫化工有限公司爆炸事件，整个园区化工企业停产整顿，2018年初化工产品受到环保风暴的影响价格普遍上涨，按照原定价格供货将给迪奥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使双方损失降至最低，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订立44000元/吨的供货合同；4、迪奥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证明袁从娟、陆友举不是迪奥公司的设立人，迪奥公司由张某、程某在2010年设立；5、2018年3月12日盐城市红艳化工有限公司与杭州可菲克化学有限公司签订的二羟基蒽醌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2份（复印件），证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价格为45000元/吨，被告供给原告的价格44000元/吨比市场同期价格低；6、2018年3月7日盐城市虹艳化工有限公司与宁波洪大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的二羟基蒽醌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4份（复印件），证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价格为44500元/吨，被告供给原告的价格44000元/吨比市场同期价格低；7、迪奥公司会计资料，证明袁从娟、陆友举与迪奥公司之间大额往来账目情况，与原告提供的证据7相对应，小额往来太多没有提供。迪奥公司资金打到袁从娟、陆友举卡上，进行了往来账的记账，两股东和公司的账目清楚。通过财务核算，迪奥公司欠袁从娟18953205.08元，系迪奥公司向袁从娟借款和袁从娟为迪奥公司垫付工资、货款、材料款。陆友举欠迪奥公司59630.83元，是陆友举与迪奥公司的往来账；8、灌南县市场监管局2015年6月10日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迪奥公司股东由程某、汪某、南京钱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袁从娟、陆友举、程某。质证时，原告对被告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公司股东人数无关，原告基于袁从娟、陆友举在迪奥公司设立及运营期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与迪奥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无法分离而主张袁从娟、陆友举承担连带责任；证据3为复印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同时也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证据没有载明迪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情况；对证据5、6不予认可，购销合同仅有虹艳公司单方盖章，发票均为复印件，且合同、发票与原、被告均无关系，也无法证明当时的市场价格，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为迪奥公司与陆友举、袁从娟之间的转账凭证，无借款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文件，迪奥公司向两股东付款未经过公司正规程序决定。该证据能够证明陆友举、袁从娟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应当认定迪奥公司与陆友举、袁从娟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陆友举、袁从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8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证据1、2、3予以认定，对原告证据5、6、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庭后，被告提供证据3、5、6的原件供本院核对，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庭审时，被告带来迪奥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原件，证明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已作记载，因证据较多，被告出示的证据7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原告在其向本院申请的质证期限内未要求被告补充提供其他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本院对被告证据7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迪奥公司于2010年12月30日设立，2015年6月10日，公司股东由程某、汪某、南京钱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袁从娟、陆友举、程某，2018年6月12日，公司股东由袁从娟、陆友举、程某变更为袁从娟、陆友举，2019年10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陆友举、袁从娟、曹书生。2016年11月8日，原告川大公司（需方）与被告迪奥公司（供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规格为96%（大于、等于96%）的二羟基蒽醌100吨，单价28500元/吨，总金额285万元；结算方式为需方预付定金100万元，产品检验合格入库、需方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十日内银行承兑汇票付清货款，100万元定金在最后一批货物中扣除结清。2016年12月23日，原告川大公司（需方）与被告迪奥公司（供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规格为96%（大于、等于96%）的二羟基蒽醌200吨，单价29000元/吨；供方在2017年6月30日前分批送至需方工厂内；结算方式为需方在2017年1月20日前预付定金400万元（含2016年11月8日合同100万元），产品检验合格入库、需方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十日内银行承兑汇票付清货款，400万元定金在最后一批货物中扣除结清（本合同锁定价格，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5月13日间，原告川大公司以承兑方式向被告迪奥公司支付8549429.6元。被告迪奥公司以28500元/吨的单价向原告供货100吨，金额合计285万元，被告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29000元/吨的单价向原告供货130吨，金额合计377万元，本案诉讼前被告已开具120吨二羟基蒽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1月18日，原告川大公司（需方）与被告迪奥公司（供方）签订《工业企业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二羟基蒽醌（含量大于、等于96%）25吨，单价44000元/吨，金额合计110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原告川大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以承兑方式向被告迪奥公司支付货款110万元，被告迪奥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并向原告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3月12日，原告川大公司（需方）与被告迪奥公司（供方）签订《工业企业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二羟基蒽醌（含量大于、等于96%）20吨，单价44000元/吨，金额合计88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承兑）。原告川大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3月20日以承兑方式共向被告迪奥公司支付货款876000元，被告迪奥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并向原告开具88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另查明，2016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9日的迪奥公司账户流水显示迪奥公司与陆友举、袁从娟之间资金往来频繁。迪奥公司会计账簿对资金进出陆友举、袁从娟账户记载为“XXX转款”、“转XXX”等，会计凭证记载为“其他应付款/XXX”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陆友举于2019年9月2日向原告川大公司出具《还款计划》，载明：迪奥公司欠川大公司货款2215429元，其中有10吨发票未开，货（票）送给总账后减去29万元，下欠货款分期还给川大公司，第一期2020年春节前付90万元，第二期2020年中秋节前付余下的一半，剩余在2021年春节前全部付清。以上款项由陆友举归还，按期还款不存在资金利息。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接受被告陆友举对还款的承诺，但不接受陆友举提出的还款期限。原告川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作出（2019）苏0921民初2817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迪奥公司、陆友举、袁从娟的财产在310万元范围内予以保全。原告川大公司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关于原告川大公司与被告迪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被告迪奥公司向原告川大公司购买二羟基蒽醌，双方签订四份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供货并开具了大部分增值税发票，原告予以接受，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对于第三、四份以单价44000元/吨订立的合同，原告提出被告利用其危困状态，以远超合同的价格购买货物，显失公平，要求按照第二份合同的价格计算价款，并要求返还多收的675000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处于危困状态，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合同时的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而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合同价格未超出2018年其他厂商的销售价格，故原告主张合同显失公平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第三、四份合同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要求返还675000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川大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迪奥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未履行部分，被告迪奥公司表示同意。被告已履行第一、三、四份合同的供货义务，第二份合同约定供货数量200吨，被告已供货130吨，在第二份合同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原告川大公司与被告迪奥公司就相同产品签订第三份买卖合同，对供货价格、付款方式作出变更，表明原、被告双方均同意终止履行第二份合同，本院据此确认第二份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合同权利义务（70吨）于双方签订第三份合同，即2018年1月18日解除。原告提交的代理意见提出第二份合同有35吨货物未交付，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原告川大公司付款总额为10525429.6元（8549429.6元+110万元+876000元），被告迪奥公司供货总额为8600000元（285万元+377万元+110万元+88万元），扣减后被告迪奥公司应当向原告川大公司返还预付货款1925429.6元。第二份合同订立后，原告预付了大部分货款，被告迪奥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全部供货义务，构成违约，被告迪奥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可自原告主张的2018年3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二、关于被告陆友举、袁从娟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原告川大公司以被告陆友举出具《还款计划》属债务加入为由，要求被告陆友举对被告迪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向法庭陈述其接受《还款计划》中被告陆友举对还款的承诺，但不接受陆友举提出的还款期限，本院认为，陆友举债务加入和分期还款是《还款计划》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原告不接受其中一项内容，即为不接受整个《还款计划》，故其依据《还款计划》要求被告陆友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公司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本院认为，迪奥公司对其与陆友举、袁从娟之间的资金往来已作财务记载，原告川大公司对迪奥公司提供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真实性、完整性均未提出异议，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记载股东与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金额、流向，可以区分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不构成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原告川大公司要求被告陆友举、袁从娟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交的代理意见提出陆友举、袁从娟系夫妻关系，夫妻作为股东应理解为一人公司，有必要参照公司法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两被告承担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6月10日至2018年6月11日间迪奥公司股东为陆友举、袁从娟等3人，2018年6月12日至2019年10月11日间为陆友举、袁从娟，2019年10月12日以后为陆友举、袁从娟等3人，并非仅有陆友举、袁从娟两人。即使迪奥公司股东只有陆友举、袁从娟，因迪奥公司登记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非自然人独资，也不应直接认定迪奥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进而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原告上述代理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原告川大公司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盐城市川大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未履行部分于2018年1月18日解除；二、被告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盐城市川大化工有限公司返还预付货款1925429.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三、驳回原告盐城市川大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03元（原告已预交2640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2603元，由原告盐城市川大化工有限公司负担8477元，被告连云港迪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负担2412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慧娟审 判 员  邵森弟人民陪审员  杨 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 记 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