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62号原告：东莞市建航打捞航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黎惠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敏儿，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建功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李言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理沅，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秋月，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建航打捞航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建功船务有限公司海上打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于4月2日提起反诉，后撤回反诉，本院裁定准许。本院于6月4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廖敏儿，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理沅、庞秋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打捞费138万元及违约金（其中50万元自2018年11月4日起算，剩余88万元自2018年11月20日起算，均按照年36%的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赔偿保险费损失3875元；3.被告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2日，“建功228”船准备进入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驳船港池时发生事故，导致17个集装箱落水。为此，原、被告双方签订打捞合同，约定由原告对落水沉没的集装箱进行打捞作业，打捞作业费用为138万元（不含税），付款方式在原告作业两天支付给原告50万元，作业完工后15天付清全部作业费，逾期付款每天按作业费未付款0.5%增付违约金。合同签署后，原告依约组织落水集装箱的打捞作业，并最终于2018年11月5日将落水集装箱打捞出水，并按照被告的要求将落水集装箱交至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但被告一直未支付任何打捞费用。经原告再三催促，被告仍拒绝支付。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打捞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原告已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未依约履行支付打捞费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特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打捞合同，拟证明原、被告通过签订打捞合同约定打捞费金额、付款方式、期限、违约金等事实；2.作业签收单，拟证明原告依约完成了打捞作业；3.落水集装箱收存证明，拟证明原告已经将落水集装箱打捞上岸并送至南沙港二期码头；4.船舶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对“建功228”船享有所有权；5.“新鸿328”轮船载货物打捞费补充协议，拟证明“新鸿328”轮的打捞费并非以落水集装箱全部打捞起来为完工标准；6.“新鸿328”轮救助打捞合同，拟证明“新鸿328”轮的船体救助打捞费金额；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资料，拟证明除原告外，珠江三角洲地区沉船沉物打捞公司有多家，沉船沉物打捞是充分竞争的市场；8.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原告为申请对被告财产保全支付了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3875元；9.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打捞负责人陈润培因打捞涉案集装箱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言忠联系，李言忠于2018年11月4日通过微信将打捞委托书发给原告；10.打捞委托书，拟证明被告发给原告的委托书是委托原告打捞10个集装箱，而不是17个集装箱。被告辩称：1.被告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打捞合同的，合同内容显失公平。本案打捞合同系被告在行政管理机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打捞的情况下，且原告于2018年11月5日凌晨1点左右停止了作业，时间非常紧迫，被告不得已与原告签订的。根据公估公司的评估，涉案货损等金额为722,572.08元，而打捞费用高达138万，远远超过了打捞货物的价值。在打捞“新鸿328”轮落水的72个集装箱作业中，原告和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约定打捞总费用为132万元，平均打捞每个集装箱的费用是18,333.3元，打捞水域在东莞沙角电厂对开水域，打捞难度还大于本案打捞。根据被告提交的检验报告，打捞费为2.5万元一个集装箱较为合理。根据《海上沉船清除打捞工程船舶机械艘（台）班费用定额》关于起重能力为500吨的船舶台班定额计价标准，按照工作时间6.75个台班和三艘船计算，计算出打捞17个集装箱的合理费用为425,000元,折合每个集装箱的打捞费为2.5万元。2.原告没有完成合同约定的集装箱打捞数量。依据打捞合同，原告应将水里的所有集装箱都打捞起来，而实际上有4个集装箱是由南沙二期码头桥吊及工人吊上岸，3个是在原告的协作下由南沙二期码头桥吊及工人吊上岸，完全由原告打捞的集装箱仅仅只有10个。因此，原告所能请求的费用应是总费用的十七分之十。3.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起算时间无异议，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违约金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请求法院变更合同内容，把打捞费用及违约金变更至合理的金额。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建功228轮”落水集装箱打捞经过的材料，拟证明原告打捞集装箱的经过、实际数量、花费的时间及签订打捞合同的显失公平的情况；2.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索赔函，拟证明被打捞货物的实际价值只有722,572.08元，与打捞费差距特别大；3.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案外打捞合同，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本案打捞合同价格过高；4.打捞委托书，拟证明被告委托原告打捞17个集装箱；5.建功228船集装箱掉落事故应急力量统计，拟证明原告的工作具体时间以及水下探摸工作是由广州打捞局负责；6.检验报告，拟证明打捞一个集装箱的合理价格为2.5万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除证据3外，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至5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2，由于提供方已经提供原件核对，对方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纳，至于其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判定。对于被告的证据6，该证据能得到其他已采信证据印证，在原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形下，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其证明力综合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日，被告所属船舶“建功228”轮在准备进入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驳船港池时发生事故，导致17个集装箱落水，其中10个集装箱沉入水底，7个集装箱未沉入水底。事故发生后，被告接到港方的通知，要求其在2018年11月5日6时前必须将所有落水集装箱打捞出来。原告第一个到达事故现场，后广州打捞局等多家打捞公司赶赴现场，准备参与或配合打捞。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先行开展打捞作业。至2018年11月4日，7个未沉入水底的集装箱被打捞出水。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于2018年11月5日出具的《落水集装箱收存证明》显示：将7个箱中的1个由南沙二期码头桥吊及工人吊上岸，6个在原告协助下由码头桥吊吊上岸。而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驳船“建功228”箱落水及打捞经过》显示：7个箱中的3个由原告协助进行索具挂钩，7个箱均由码头桥吊吊卸上岸；因驳船“建功228”船东与原告仍存在打捞合同费用争议，4日1640时至5日凌晨1点左右，没有进行任何打捞作业，码头方通知被告5日0600时之前必须将所有落水集装箱打捞上岸，恢复通航，为了按照码头要求的时间完成打捞，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恢复打捞工作。原告称《落水集装箱收存证明》系原告在2018年11月5日完成作业后码头给的收据。被告在庭上确认《驳船“建功228”箱落水及打捞经过》系因本次诉讼找港方开具。2018年11月4日，原告方人员陈润培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言忠联系，李言忠通过微信将《打捞委托书》发给陈润培。《打捞委托书》上载明：“建功228”轮，船籍广州，船舶所有人为广州市建功船务有限公司、陈清标、陈清前，现委托东莞市建航打捞航务有限公司对建功228轮对2018年11月2日在广州港南沙二期对开海域落水的10个集装箱进行打捞。原、被告确认在《打捞委托书》发出前，7个未沉入水底的集装箱已完成打捞，10个沉入水底的集装箱尚未打捞。2018年11月5日，原告将沉入水底的10个集装箱打捞出水。被告提供的《建功228船集装箱掉落事故应急力量统计》显示：原告出动的船艇为“粤东莞0002”轮、“航通8”轮、“汇龙7”轮、“航锋18”轮、两条起锚艇、一艘快艇，出动时间段为2018年11月3日0300时至11月5日0900时，应急时间为54时，作业内容为落水集装箱探摸和打捞。2018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打捞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对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广州港南沙二期）水域附近“建功228”船落水的集装箱进行打捞作业；作业费用为138万元（不含税），被告在作业两天支付给原告50万元，作业完工后15天内付清全部作业费，逾期付款每天按作业费未付款0.5%增付违约金；原告在作业过程中集装箱的受损、变差、缺少、报废等现象及第三者责任，都与原告无关，原告不负任何责任；被告需有代表在打捞现场，接收打捞起来的集装箱；原告需把沉入水里的集装箱打捞出水，并吊到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作业时间是2018年11月2日至打捞作业结束，等等。在原告完成打捞作业后，向被告出具《作业签收单》，被告方人员在上面签字确认。该签收单显示原告已按2018年11月5日打捞合同完成打捞集装箱，并按被告要求把打捞出水的集装箱交给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后原、被告之间因打捞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被告在打捞完成后至今仍未向原告支付打捞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委托广州海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就本案集装箱落水受损事故出具检验报告。该报告认为每个集装箱合理的打捞费用为2.5万元，17个集装箱的打捞费用应为42.5万元。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的索赔函显示该司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为722,572.08元。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粤72民初62号民事裁定保全被告的财产，以155万元为限。原告为提供保全担保，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购买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产生了保险费3875元。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在珠三角地区有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家打捞公司。另查明，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案外的《“新鸿328”轮船载货物打捞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落水的72个集装箱及货物进行打捞，总费用为132万元；在乙方尽职尽责履行本合同项下打捞义务的情况下，若最终交打捞出水的数量不足72个，仍以132万元结算。2015年8月20日，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与原告、“新鸿328”轮船东签订案外的《“新鸿328”轮船载货物剩余打捞费补充协议》，确认原告已打捞起66个集装箱，而6个集装箱未能搜寻和打捞起来，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及“新鸿328”轮船东仍需支付全部132万打捞费。“新鸿328”轮船东与原告签订的《救助打捞合同》约定“新鸿328”轮的船体救助打捞费为62.8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海上打捞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及庭审调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打捞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2.本案合同约定的打捞集装箱的数量。3.原告主张的打捞费及其违约金是否合理。1.本案打捞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辩称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打捞合同的，当时原告停止了打捞作业，且港方又告知其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打捞作业，其迫不得已与原告签订了打捞合同。由于本案集装箱落水事故发生在南沙驳船港池内，有碍航行安全，因此即使打捞费用与创富船务（国际）有限公司索赔的全部损失差距过大，被告也必须进行打捞。在事故发生后，虽然原告系第一家到达现场的打捞公司且港方要求11月5日6时前完成打捞，但是由于原告、广州打捞局等多家打捞公司到达现场等待打捞，被告完全有权选择与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订立打捞合同。被告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打捞合同，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打捞合同签订在打捞过程中，当时绝大部分落水集装箱已打捞出水，且原、被告之前已就打捞事宜通过《打捞委托书》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初步合意，且打捞完工后被告员工在《作业签收单》上签字，被告在原告已完成打捞后又以显失公平为由申请变更合同内容，有违诚实信用，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其与原告签订的打捞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并将本案集装箱打捞与“新鸿328”轮落水集装箱打捞进行比较。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新鸿328”轮落水集装箱的打捞难度高于本案打捞，且打捞合同的签订系航运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事行为，各商事主体因缔约能力、缔约当时的情势等因素而导致打捞费用的金额出现较大差别亦属正常，故本院对被告以“新鸿328”轮集装箱打捞的平均打捞费用否认本案打捞费用合理性，本案打捞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抗辩不予支持。广州海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根据《海上沉船清除打捞工程船舶机械艘（台）班费用定额》计算出打捞一个集装箱的合理费为2.5万元，但该结论是根据三艘起重能力为500吨的起重船按照6.75个台班计算出的，与本案打捞原告出动“粤东莞0002”轮、“航通8”轮、“汇龙7”轮、“航锋18”轮、两条起锚艇、一艘快艇等船艇且连续工作的情形不同，且公估人也未到庭作证，故本院对被告关于本案合理打捞费用为1个集装箱2.5万元的抗辩不予支持。2.本案合同约定的打捞集装箱的数量。原、被告就打捞合同中约定的集装箱数量产生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委托其打捞的是沉入水底的10个集装箱，而被告认为其委托原告打捞的是沉入水里的17个集装箱（除沉入水底的10个箱外，还包括已落水但漂浮或悬浮在水中的7个集装箱）。这涉及本案打捞合同关于“把沉入水里的集装箱打捞出水，并吊到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条款的解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合同条款应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交易习惯解释、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等方法。在原、被告就“沉入水里的集装箱”存在沉入水底的10个箱和沉入水里的17个箱（包括沉入水底、悬浮等状态）两种解释的情形下，应深入探究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在本案打捞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已受被告委托开展了打捞工作，双方在2018年11月4日通过被告发送《打捞委托书》、原告收到并作出承诺的形式就打捞沉入水底的10个集装箱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原、被告确认在《打捞委托书》发出前本案落水的17个集装箱中7个未沉入水底的箱已被打捞出水。而且被告当时应当知道7个未沉入水底的集装箱主要靠码头桥吊吊上岸，原告仅参与部分箱子的协助打捞工作。在被告不能就打捞合同约定的“沉入水里的集装箱”还包括已完成打捞的7个未沉入水底的集装箱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形下，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因此本案打捞合同约定的“沉入水里的集装箱”仅指沉入水底的10个集装箱。被告请求按照十七分之十的比例对本案打捞费用进行调整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支持。3.原告主张的打捞费及其违约金是否合理。原告与被告经意思表示一致订立本案打捞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本案打捞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本案打捞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打捞合同成立后，原告已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亦应依约向原告支付打捞费用，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打捞费用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就其违约行为向原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被告在打捞合同中约定被告在作业2天后支付给原告50万元，作业完工后15天内付清全部作业费，逾期付款每天按作业费未付款0.5%支付违约金。原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调减为按照年36%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被告认为违约金标准过高，请求将违约金标准调整至按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可诉请人民法院调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本院将本案违约金调整至年24%的标准计算，对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金，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年24%的标准过分高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且原告按约履行了打捞义务，被告却拒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打捞费，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由于打捞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其中50万元在作业2天后支付、余款88万元于作业完工后15天内支付，被告也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起算时间无异议，故50万元的违约金应自2018年11月4日起计算，余款88万元应自2018年11月20日起计算。违约金计算至本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原告因本案纠纷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按照本院要求提供担保，因此支出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3875元，该损失系被告违约造成，应由被告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建功船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东莞市建航打捞航务有限公司打捞费用138万元及违约金（其中50万元自2018年11月4日起计算，88万元自2018年11月20日起计算，均按照年24%的标准计算至本案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二、被告广州市建功船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东莞市建航打捞航务有限公司保险费损失3875元；三、驳回原告东莞市建航打捞航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499.26元，由原告负担128元，被告负担17,371.2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尹忠烈审 判 员 谢辉程审 判 员 邓非非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谭学文书 记 员 梁景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