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811民初4005号原告：栗秀英，女，193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河南海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全胜，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系原告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平，男，195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与赵全胜系朋友关系。原告栗秀英与被告赵全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栗秀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被告赵全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栗秀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购房款2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19日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截至2019年7月31日暂计利息59190元），以上共计27919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母子关系，2014年6月18日，原、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将原告位于山阳区和平东街矿××家属院××楼××单元××号房屋以22万元的价格卖给被告，被告应于合同签订当日将22万元购房款一次性支付原告，同时原告应当将该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该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之后，虽然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购房款，但是被告至今未支付任何款项。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赵全胜辩称：1、本案提起诉讼不是栗秀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家庭成员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是被告二哥赵战胜和二姐赵翠兰怂恿原告进行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2、本房屋买卖合同所涉房屋是被告赵全胜作为矿山机器厂在职职工的集资房，属于包括赵全胜和栗秀英在内的家庭共同共有财产，本案诉请不存在实质民事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共有产权登记代表人的变更，契约仅是为办理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变更登记而设，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注销证明一份1页，证明一份1页。证明指向：证明赵俭儒与栗秀英系夫妻关系，赵俭儒于2000年1月1日死亡。证据2：分房证一份1页，收款收据8份8页，该组证据为照片打印件，来源系焦矿公司。证明指向：原告配偶赵俭儒于1996年5月29日以焦矿公司职工身份取得涉案房屋并将全部购房款付清。该房屋作为集资建房属于赵俭儒与栗秀英夫妇共有。证据3：收款收据一份1页，编号01169063契税完税证1份1页、申请书2份2页、焦作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焦矿厂）与栗秀英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1份3页。证明指向：2005年5月26日，原告与焦矿厂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焦矿厂将和平东街矿山西院38号楼2单元4号房屋以28200元价格出售给原告，原告足额支付了购房款和契税，原告于2005年9月16日取得焦房权证字第××号房屋产权证书，共有情况为原告单独所有，产权比例100%。此时该房屋属于原告个人所有，不存在共有。证据4：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个人××手房××、焦作市房产交易税收申报表1份1页、编号00530982号税收缴款书1份1页、原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1份2页、焦房权证山阳字第××号房产证一份1页。证明指向：（1）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但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于2014年6月18日前向原告支付220000元购房款；（3）登记申请书记载申请内容为转让，询问笔录中房管局工作人员向原被告询问申请登记房屋是共有还是单独所有，原被告均答单独所有，询问申请人登记事项表是否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均答是。说明被告对涉案房屋属于原告单独所有的情况始终清楚，也认可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4）实际成交价为22万元。被告赵全胜对原告栗秀英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中栗秀英分房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指向有异议。涉案房屋房产证和矿山机器厂对涉案房屋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交登记资料，载明涉案房屋是矿山机器厂集资房屋，属于家庭共同共有产权，栗秀英仅为家庭共同共有权属登记代表人，根据法律法规和结合被告赵全胜本案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供全体家庭成员长期共同生活的房屋，属于物权法第95、98、102条规定的共同共有产权。对证据2、证据3中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栗秀英作为家庭共同成员代表人办理集资房屋交房手续，与涉案房屋权属性质没有关系，原告栗秀英不是矿山机器厂的职工，不具有本单位集资房屋所有权。对证据3、证据4综合质证：1、对房屋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指向有异议。集资房屋转移登记是家庭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由栗秀英变更为赵全胜的变更登记。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集资房屋权属共同共有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是代表人变更请求权，而非房屋所有权转让。契约仅是为办理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变更登记而设。房管局格式化变更程序不能改变涉案集资房共同共有产权性质。2、对税务手续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举证涉案房屋税务报表凭证与集资房家庭共同共有产权无关。证明税务机关没有按房屋买卖合同征税24363.59元，仅按1%家庭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变更登记收取2204.85元税款，税收款项证明：涉案房屋不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家庭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的变更，本案诉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具有真实的和具体的民事争议。3、原告举证房产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指向有异议，房产证有不动产登记机关明确标注属于矿山机器厂集资房屋，属于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城镇住房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的一名职工代表一户家庭享受一次房改，相关行政法规定集资房屋是房改形式之一，所涉案房屋属于家庭共同共有财产，有行政法规和物权法的具体规定。4、房屋买卖契约和询问笔录，不能改变集资房屋共同共有产权性质，双方共同共有产权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一方交付所有权，一方支付给价款的合同关系，原告目前仍是涉案房屋的共同共有人。最高人民法院（2014）高民申字第02960号判决书指导案例裁判要旨规定“房改集资房价格体现对职工的福利性质，只针对职工，他人无权享受此优惠，他人支付购房款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职工付款”，涉案房屋集资建房资金是家庭共有资金，被告父亲赵俭儒和母亲栗秀英长期在涉案房屋共同生活形成的房屋财产和其他财产如何处理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被告父亲赵俭儒于1999年去世，被告二哥赵战胜和二姐赵翠兰不懂国家政策，寻找借口滋事导致本案诉讼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规定，原告举证与集资房屋权属性质无关。被告赵全胜提供证据：证据一：1、栗秀英2018年11月5日向山阳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涉案房屋起诉书一份；2、山阳区人民法院（2018）豫0811民初391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9）豫0811民初193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3、栗秀英户口登记凭证。证据指向：（1）栗秀英无文化，年事已九十岁高龄，与赵全胜系母子关系，证明赵战胜、赵翠兰以母亲栗秀英名义在山阳区法院经过两次诉讼，第一次诉讼由山阳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依法到家中向母亲栗秀英调查，栗秀英明确表示“没有起诉赵全胜、也没有要求赵全胜支付房款22万元，坚持不起诉赵全胜”，山阳区人民法院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栗秀英的起诉不具有实质性民事争议予以驳回的裁定。（2）（2019）豫0811民初193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诉讼仍为赵战胜和赵翠兰操纵的不具有实质性民事争议的诉讼，是以诉讼方式实现侵占被告赵全胜和原告栗秀英家庭共同共有房屋财产的目的。（3）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被告二哥赵战胜和二姐赵翠兰操纵的诉讼不是栗秀英真实意思表示，是赵战胜和赵翠兰滥用诉权的违法行为，侵害了被告赵全胜的合法利益，其诉请违反了国家集资建房属于家庭共同共有产权的行政法规规定。证据二：1、原被告同一户籍登记的五人家庭户口本。2、焦作矿山机器厂为赵全胜出具的矿山机器厂在职职工证明。3、栗秀英系仪器厂退休职工档案手续7页。4、原告父亲赵俭儒退休证明。5、2005年5月26日矿山机器厂与被告母亲（原告）栗秀英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6、焦房权证山阳字第××号房产证。证据指向：（1）涉案房屋是矿山机器厂集资房在房管局有明确备案，被告与原告系同一家庭户口登记直系亲属。是共同共有的基础法律关系。（2）证明原告栗秀英系原电子公司所属仪器厂1980年12月退休职工，被告父亲赵俭儒于1991年4月12日从矿山机器厂退休，与矿山机器厂退休后已无劳动关系。（3）证明涉案房屋1995年集资建房时被告赵全胜是矿山机器厂职工。被告赵全胜于1988年到矿山机器厂参加工作，1995年涉案房屋集资建房时赵全胜具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内部职工集资建房的身份权，集资建房是单位内部职工享受房改政策的主要形式之一。1994年《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政策的决定》第18条规定“每个职工代表一户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国家住建部《关于唐悦民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规定“房改集资产权性质归家庭成员共有”；最高人民法院（2014）高民申字第02960号判决书指导案例规定“集资房依据体现对职工福利性质，只对职工，他人无权享受”；国家住建部、财政部、国家监察委等八部委颁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参加单位合作集资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职工”；第35条规定“单位合作集资建房供应对象，产权关系按照经济适用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建设部《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建住房【2006】196号）第五条规定“集资合作建房优惠政策、供应对象的审核等要严格按照经济适用房的规定执行”。（4）根据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能够证明赵全胜具有涉案房屋集资身份权，证明集资房管辖登记在家庭成员任何人的名下都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产权，证明栗秀英与被告赵全胜在房屋集资期间是家庭共同户口的登记成员，是涉案房屋共有人，证明被告赵全胜与原告栗秀英对共同共有房屋产权的买卖合同是权属代表人的变更，不具有房屋买卖关系，仅为共同共有产权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涉案房屋不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涉案协议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一方支付对价，一方转移所有权”平等民事主体关系，被告赵全胜和原告栗秀英作为涉案房屋共同共有人的家庭成员在内部关系上不能自己购买和出卖自己的共同共有产权的房屋。证据三：涉案集资房屋水电费从赵全胜工资中扣除的矿山机器厂工资表三份。证据指向：（1）证明涉案集资房屋发生的水电费是矿山机器厂从房屋建成后就一直从被告工资中每月扣除60元左右，证明赵全胜代表家庭成员是集资房屋的集资权人和房屋实际管理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房人之一在购房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下，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管理使用，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复函》的司法解释规定了房屋家庭成员共有产权；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第18条规定“一名职工代表一户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案例）裁判要点“房改集资房为同住人口所有，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整后，如原告坚持诉请，法院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涉案集资房屋不适用物权法，集资房屋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具有身份权与财产权的统一性。（2）房改集资房属于家庭共同共有财产不是按份共有，作为遗产继承也仅局限于房改集资房家庭成员内部，不能作为家族成员遗产继承范围。所以涉案房屋买卖二份协议（矿山机器厂与栗秀英一份，栗秀英与赵全胜一份）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涉案房屋家庭成员共有代表人变更的内部约定与家庭其他成员无关，无论房屋权属登记在家庭成员任何人名下都不能改变集资房屋属于家庭共同共有产权的法律属性。综上所述，证明涉案房屋是被告赵全胜和原告栗秀英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供原告和被告在同一户口登记簿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房屋。结合集资建房28200元大宗资金用于集资建房的情况，能够证明是成年家庭成员之间对共同生活需要的集资建房的共同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5、98、102条规定和集资房屋行政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对集资房屋相关指导案例对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家庭共同共有产权，基础法律关系是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取得的集资建房。原告栗秀英对被告赵全胜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举证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纠纷，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房屋对价，与被告所称原告受胁迫起诉，事实明显相悖，并且原告本人当庭出庭。对第二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原被告系母子关系，不能证明系同住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集资房系赵全胜购买。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上加盖焦矿公司公章证明栗秀英系焦矿公司职工。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赵俭儒和栗秀英具有购买焦矿公司集资房资格。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指向有异议，该房产证证明共同情况单独所有，系栗秀英个人财产，与被告无关。关于被告的证明指向综合发表观点：1、被告所依据的1994年国务院关于城镇住房的决定已被国发2016年38号文件废止。2、被告陈述住建部关于唐悦民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清晰载明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共有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该住房应视为唐悦民与其配偶共同共有财产，可以看出在国家政策关于集资房家庭共有问题上该家庭共有范围限制在夫妇双方，与被告无关。因此，被告之后提交的最高法院案例中认定房屋为家庭共有都指的是赵俭儒和栗秀英夫妇共有。3、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若如被告所称，仅为代表权变更登记，则双方在申请房屋变更时所提交的材料与目前备案房管局的资料肯定不同。4，关于被告所称，过户未交税款证明不是买卖关系的陈述，依据我方提交证据减税申请备案表中所记载的减税依据为财税（2011）12号、财税（1999）278号、财税（2008）137号文件。房管部门个人购买超过5年免征营业税，因此2014年原告向被告出售房屋时，该房屋已被房管机关认定为普通房，为原告个人所有。综上可以看出所有减免税政策均是规定个人出售自用5年以上普通房屋时所依据的优惠政策，与被告所称，仅为财产代表人的变更不符，明显与房管部门减税政策的文件相悖。对其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且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实际使用该房屋，也不能证明其对该房屋有出资。另，对方陈述的依据中，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参加单位合作集资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职工，与该法条记载不符，对方恶意篡改该办法。经审查，本院依法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本院对原告证据1、2、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被告证据证明指向结合本案案情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本案涉案房产位于山阳区和平东街矿××家属院××楼××单元××号（建筑面积81.82平方米），系焦作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又名焦作矿山机器厂）的职工集资房。原告栗秀英的丈夫赵俭儒是原焦矿公司的职工，1996年5月29日赵俭儒以焦矿公司职工身份取得涉案房屋的分配权。2000年1月1日赵俭儒死亡。2005年5月26日，焦作矿山机器厂与栗秀英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涉案房屋以28200元的价格出售给栗秀英。双方付清房款并办理完毕过户手续，栗秀英取得100%产权。2014年6月18日，栗秀英与儿子赵全胜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约约定：栗秀英将坐落在山阳区和平东街矿××家属院××楼××单元××号的房产出售给赵全胜。上述房产成交价格为200000元，赵全胜由2014年6月18日前一次性付清给栗秀英，付款方式为现金。双方同意于2014年6月18日由栗秀英将上述房产正式交付给赵全胜。栗秀英、赵全胜分别在落款处签名并按手印。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将该房屋过户至赵全胜名下，办理转移登记过程中交易成交价变更为220000元，双方签字确认。后赵全胜未支付购房款，栗秀英诉至法院。另查明，2018年11月12日，原告曾将被告诉至本院，案号为（2018）豫0811民初3917号，办案法官依法到家中向栗秀英调查，栗秀英明确表示“不起诉赵全胜、也没有提出要求赵全胜支付房款22万元”，本院以不具有实质性民事争议为由作出驳回裁定。后原告再次起诉，于2019年7月8日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9）豫0811民初19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诉。本案于2019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栗秀英本人到庭陈述，因被告赵全胜购买原告房屋而未支付购房款，栗秀英要求被告尽快支付购房款。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栗秀英与赵全胜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恪守履行。栗秀英已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将房屋过户到了赵全胜名下，赵全胜依法应当支付购房款。关于被告主张涉案房产为单位集资房，属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栗秀英仅作为家庭共同成员代表人办理的涉案房屋交房手续。首先，家庭共同财产系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或接受赠予而共同所有的财产。本案涉案房产系赵俭儒于1996年5月29日获得的单位集资房,后赵俭儒去世，妻子栗秀英于2005年交付购房款办理交房手续，取得房产时,赵俭儒与栗秀英的包括赵全胜在内的各个子女均已成年，各自成家。赵全胜虽提供了其缴纳涉案房屋水电费的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其是集资权人。其次，不动产物权一经依法登记,则具有对外的公示、公信效力，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登记为准，本案产权证的登记信息显示，栗秀英为产权所有人，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集资房的性质不影响栗秀英为单独产权所有人。故被告主张讼争房产是家庭组成人员的家庭共同共有财产,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栗秀英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赵全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栗秀英购房款2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6月19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44元、保全费1916元，由被告赵全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春雷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