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3民初14701号原告：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双联国际商务中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0Ｆ。执行事务合伙人：徐静文，该企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珍，江苏盛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志科，男，196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丽民，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屯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娇，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与被告胡志科、王丽民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勇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珍、被告胡志科、王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王雪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称：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275万元人民币，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75万为本金，按年利率7%从2016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返日止)。利息暂计12.8万；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成立于2016年3月14日，企业成立之初，合伙性质为普通合伙，后于2017年3月17日变更为有限合伙。被告胡志科从企业成立之日起一直担任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直至2018年7月24日，企业执行合伙人变更为徐静文。此外，直到2019年06月05日，被告胡志科才将企业公章、财务资料等移交给现任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原告在2019年6月收到企业公章及财务资料后，才发现被告胡志科曾于2016年11月23日从原告账户上私自将一笔275万元的资金转账给了被告王丽民个人银行账户，并长期隐瞒其他合伙人。原告发现上述资金异常后，曾多次要求两被告返还275万元，并于2019年7月6日向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曹安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出警协调后，两被告依然拒绝返还。原告认为，被告胡志科与被告王丽民内外勾结，将属于原告的财产非法占为己有，其性质就是恶意侵占企业资金。根据《合伙企业法》第96条规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已有，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诉请。被告胡志科、王丽民辩称，原告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胡志科作为原告合伙人一致同意选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了全体合伙人的利益，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未侵占合伙企业财产。1、原告为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改后名称变更为：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时”)员工持股平台，通过被告王丽民投资江苏华时属于企业日常经营事项。自原告于2016年3月14日成立后，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被告胡志科作为原告唯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且《合伙协议》第6.1条约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本企业。”原告资产全部为华时的股权。被告胡志科作为原告唯一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全体合伙人利益，以较低价格投资江苏华时并持有其股份，该行为不属于《合伙协议》约定或《合伙企业法》第31条规定的应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属于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授权被告胡志科作为原告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正常合伙企业经营的行为。2、被告胡志科为了全体合伙人利益，代表原告与被告王丽民建立代持法律关系并支付股份代持款依法有效。2016年5月6日，原告、被告王丽民与江苏华时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原告以625万元认购100万元注册资本，被告王丽民以875万元认购140万元注册资本，即认购价格为6.25元/股，由于江苏华时下一轮融资价格初步定为12.5元/股，为了让员工以较低价格获得公司股份，经江苏华时股东协调，被告王丽民同意将2016年5月6日以275万元认购的江苏华时44万股股份转由原告出资。被告胡志科代表原告与被告王丽民达成合意，约定由王丽民转让其以275万元认购的44万股股份，并由被告王丽民代持该部分股份。2016年11月23日，原告汇款275万元至王丽民账户，并标明该笔资金为江苏华时投资款，次日被告王丽民按照双方约定将该275万元汇入江苏华时作为投资款。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被告胡志科与被告王丽民签署的代持协议系经《合伙协议》授权其正常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行为，即使协议为补签，但该协议已事实履行，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3、作为江苏华时的员工持股平台，原告的该275万元资金本身就是以投资江苏华时并获得其股份为目的，现仅是通过被告王丽民代持该股份，代持并未使原告的财产遭受任何损失。第一，原告为江苏华时的员工持股平台，其并无其它经营事项，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江苏华时投资，以便员工在江苏华时上市后获得股份增值的红利。原告资金唯一去向就是用来投资江苏华时，以获得江苏华时的股份，该股份通过被告王丽民代持的区别仅在于在工商登记时予以体现。第二，被告胡志科代表原告通过代持形式投资江苏华时，也是为了原告及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以更低的价格向江苏华时投资。协议签署后所支付的275万元为江苏华时的股份对价，被告王丽民于收款次日将该275万元汇入江苏华时作为投资款，代持并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三，代持股份的分红款被告王丽民每年委托案外人高某予以支付。第四，原告可依据代持协议将代持股份变更登记于原告名下。无论是股份或投资款均不在被告胡志科名下，被告胡志科并不存在将合伙财产“据为己有”或是“以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情形，原告及其合伙人财产并未因此遭受损失。原告诉请中对于年利率7%的利息要求并无法律或合同依据。被告胡志科未给原告及其合伙人造成损失，无需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胡志科并不存在侵占合伙企业财产行为，是为了原告及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正常执行合伙事务，代表原告以较低股价对江苏华时进行投资。被告胡志科代表原告与被告王丽民签署的代持协议依法有效，并未有任何“据为己有”或是“以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情形，原告及其合伙人财产未受到损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2016年3月14日，被告胡志科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原告是全体合伙人发起设立的合伙企业，被告胡志科认缴出资额8030982.14元，实缴出资额为0元。2016年5月6日，原告、被告王丽民与案外人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书，原告以625万元认购了案外人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元注册资本，被告王丽民以875万元认购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40万元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每股6.25元，2016年5月12日，被告王丽民缴纳了600万元出资款。2016年11月14日，原告以及被告王丽民分别登记为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被告王丽民名下登记的出资款为875万元。2016年11月23日，被告胡志科将原告的资金275万元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被告王丽民，被告王丽民在2016年11月24日，将该275万元转入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2017年3月17日，原告变更为有限合伙，被告胡志科实缴出资额226万，仍然是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行，根据该份合伙协议的约定，胡志科如果违约操作造成企业损失的需要赔偿。2018年7月23日，被告胡志科签订退伙协议退出合伙。2018年7月24日，原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被告胡志科变更为徐静文。2019年6月5日，被告胡志科将原告的有限合伙公章、部分财务资料移交给现任合伙人。2019年，被告胡志科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王丽民补充签订代持协议书，内容主要为原告与被告王丽民于2016年就股份代持达成合意，约定由被告王丽民代持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4万股股份，对价为275万元，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日，该协议盖上了当时还未返还给原告的公章。2019年11月24日，被告王丽民发给原告的书面函件显示，被告王丽民没有与被告胡志科、原告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被告王丽民只是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管有口头约定。庭审中，原告提交其认为系合伙人签字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原告的合伙人从未有听说过被告王丽民代原告持有股份，原告也从未通过让被告王丽民代持股份的任何决议。被告胡志科、王丽民称，当时被告胡志科代表原告与被告王丽民通过口头约定，达成为原告代持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的合意，转账的275万元存在明确的用途，用于原告日常经营范围内，被告胡志科并非将275万元私自转账或据为己有，而是在2016年11月23日，被告胡志科代表原告向被告王丽民转账275万元作为股份代持款，被告王丽民在收到股份代持款次日即将该笔金额汇入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外人高某系原告合伙人，也是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被告王丽民与高某也存在代持关系，即高某代被告王丽民持有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的股份，高某将应支付给被告王丽民的代持股份分红款中部分款项，直接替被告王丽民向原告支付了被告王丽民为原告代持的股份分红款，即2017年6月，被告王丽民委托高某向原告支付了44万股代持股份的2016年度分红款，2018年5月，被告王丽民委托高某向原告支付了44万股代持股份的2017年度分红款，之所以委托被告王丽民代持原告股份，是因为因为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上市后原告所持股份将无法流通，因被告王丽民不属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管，其股份更具流通性，在2016年5月6日时原告认购的股价每股为6.25元，而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一轮融资价格初步定为每股12.5元，当时为使原告以较低价格获得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故而替原告代持，现被告王丽民同意将2016年5月6日认购的44万股股份转让给原告。就此被告提请高某及原告的一位合伙人刘少玉出庭作证，并提交高某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账户明细以证明该情况。原告认为，被告胡志科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王丽民于2019年补签的代持协议书是虚假的，这是被告胡志科利用自己手中持有的已经作废的普通合伙企业时的公章，与被告王丽民恶意串通签订的代持协议，在被告王丽民于2019年11月24日发给原告的书面函件中，被告王丽民也承认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被告王丽民只是与被告胡志科有口头的约定，该协议书上陈述的代持的理由和目的是不成立的，因为原告与被告王丽民是同时向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认购股份的，原告没必要让被告王丽民去代持股份，原告有自己购买的能力，另外该协议书中显示被告王丽民将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44万元注册资本转由原告出资，如果该协议是真实的，那么当时275万元对应的44万股就应该直接登记在原告名下，而实际上，该44万股是登记在被告王丽民名下的，是被告王丽民一直在享受股东权益，被告胡志科利用担任原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职务便利，在未经全体合伙人决议的情况下，将属于原告的资金违规转账给了被告王丽民，被告王丽民将该笔资金用于自己购买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这属于双方恶意串通侵占企业资金，事实上，被告王丽民认购了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后对该公司负有出资义务，而高某同时也是原告的合伙人，对原告也负有出资义务，与原告有经济往来很正常，高某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不能证明是分红款。被告胡志科则称，因高某与原告除出资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且原告出资款已全额实缴，当时有高某、被告胡志科俞原告合伙人杨晓军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的合伙人杨晓军对原告的44万股由被告王丽民代持及分红款支付的事宜知情，与原告提交的杨晓军的情况说明相矛盾。对此原告称，高某、不认可被告胡志科与杨晓军聊天记录，即使该聊天记录真实存在，杨晓军也只是原告的合伙人之一，杨晓军与高某、被告胡志科之间的聊天内容不能证明该代持是经过了原告的全体合伙人的决议和表决，并不能代表被告胡志科挪用企业资金系经过原告授权。上述事实有合伙协议、全体合伙人名录、出资情况、变更登记通知书、公章、财务资料移交证明、增资扩股协议书、验资报告、工商登记信息、书面函件、情况说明、银行转账凭证、代持协议、《房屋租赁合同》、上海银行业务回单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胡志科的代表行为是否越权以及被告王丽民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胡志科超越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五）项又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务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三）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据此，合伙企业负责人对该事项依法不享有代表合伙企业的权限，不得擅自对外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权利。本案中，被告胡志科以原告名义向被告王丽民转账275万元，事实上未经原告的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故被告胡志科转账的行为超越其权限范围，属于越权代表。其次，法律一经公布并生效，即对任何人产生效力，任何人不得以其不知法律而提出免责或者减责抗辩。前述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负责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相对人应当知悉并尽到注意义务。本案中，二被告称系为使原告以较低价格获得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故而由被告王丽民替原告代持股份，但在当时并未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只是口头约定了代持事宜，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认为系二被告串通转移原告的财产，对此本院认为，若系被告胡志科代表原告无故转账275万元给被告王丽民，被告王丽民当然应予返还，但即使如二被告所述系代持原告的股份，该行为在当时并没有规范的书面协议的前提下，可能在将来股价大涨或大跌时，被告王丽民否认或坚称系代持股份而使原告权益受损，故此种情况的该转账行为由于使原告出于风险之中，并不符合原告的利益，因此，被告王丽民在接受转账时未要求被告胡志科提供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文件，未与原告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仅仅称口头约定代持事宜，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据此可推定其应当知道被告胡志科代表行为越权，因而该越权行为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王丽民应返还原告转账款275万元。而被告胡志科因与被告王丽民共同过错导致原告财物损失，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胡志科共同返还275万元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可要求被告胡志科、王丽民支付以27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27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志科、王丽民返还原告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27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7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27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24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34824元，由被告胡志科、王丽民负担，该款原告已交纳，由被告胡志科、王丽民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李 勇人民陪审员  周文忠人民陪审员  杨建红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何佳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