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0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泽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刚。原审被告：林苒。上诉人林珊因与被上诉人李淑玉、原审被告林苒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李淑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淑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391民初×1号生效裁定已针对李淑玉、李宛玉是否为同一人作出认定,确认根据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淑玉、李宛玉为同一人,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391民初2227号民事判决以同样的证据事实又认定李淑玉、李宛玉为同一人,导致司法判决不能保持一致性,缺乏公信力。二、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件尚未成就。首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5款的约定：协议签订后,李淑玉在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商标局提出申请将位于其名下的二个商标无条件转让给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该约定是林珊与李淑玉之间意思自治的结果,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因此,林珊在李淑玉向国家商标总局提出申请将其名下商标转让给×公司前,林珊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三、林珊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林珊与李淑玉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及林珊的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显示林珊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39.2万元,具体如下：1.2015年10月9日,林珊向李淑玉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根据林珊与李淑玉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第2条第四款约定“甲乙双方各出让5%的股份”,因此林珊与李淑玉共同与张某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张某以20万元购买林珊与李淑玉双方持有的×公司10%的股份。2015年10月9日林珊向李淑玉转账15万元,其中10万元为李淑玉将股份转让给张某所得的股权转让款（张某将20万元全部转付至林珊账户,再由林珊转10万元给李淑玉）,5万元为林珊支付给李淑玉的其自身的股权转让款。2.2015年10月30日,林珊向李淑玉支付股权转让款9800元。2015年10月30日林珊将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李淑玉,根据林珊所占的股权比例为49%,此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9800元属于林珊应得的分红,林珊依据协议约定将其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淑玉。3.2015年11月9日,林珊向李淑玉支付股权转让款11541.46元。2015年11月9日林珊向李淑玉转账23554元加盟费、代理费,根据林珊所占的股权比例为49%,此23554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11541.46元属于林珊应得的分红,林珊依据协议约定将其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淑玉。4.2016年1月13日,林珊向李淑玉支付股权转让款9800元。2016年1月13日林珊向李淑玉转账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根据林珊所占的股权比例为49%,此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9800元属于林珊应得的分红,林珊依据协议约定将其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淑玉。5.2016年1月15日,林珊向李淑玉支付股权转让款4.9万元。2016年1月15日林珊向李淑玉转账10万元加盟费、代理费,根据林珊所占的股权比例为49%,此10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4.9万元属于林珊应得的分红,林珊依据协议约定将其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淑玉。6.2016年1月28日,林珊向李淑玉支付股权转让款45080元。2016年1月28日林珊向李淑玉转账9.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根据林珊所占的股权比例为49%,此9.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45080元属于林珊应得的分红,林珊依据协议约定将其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李淑玉。7.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2月13日,李淑玉收到李某（广州×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的调解款项中的25万元,应系林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林珊于2015年10月8日及2015年10月9日向广州×广告有限公司的王某转账共计25万元,该笔款项是林珊代公司支付给广告公司的费用,属于向公司投入的资金,该笔费用原本应由林珊与李淑玉共同出资,后因广告公司违约,经过法院调解,广告公司将本息共计27万元转入李淑玉的账户,由李淑玉个人支配,其中25万元是林珊代公司及李淑玉投出的资金,其中10万元代李淑玉出资,抵扣1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剩余15万元,即使广告公司违约退回也应退回给林珊,而实际该笔款项退回到李淑玉的账户并由其支配,因此该调解款中的25万元的款项系林珊支付给李淑玉的股权转让款。因此,林珊实际已支付李淑玉股权转让款共计425221.46元,已足额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并实际多支付了33221.49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李淑玉答辩称：一、李淑玉作为与林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并且已经实际将×公司40%的股权转让登记在林珊指定的林苒名下，李淑玉诉林珊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即具有事实基础，也有法律关系，李淑玉当然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早已成就，林珊理应支付全部对价。首先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李淑玉作为转让方已经实际将约定股权转让并登记至林珊指定的林苒名下，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其次，林珊在2016年3月4日向李淑玉出具欠条确认尚欠李淑玉股权转让款26万元，这即是双方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达成一致，也是对合同义务的确认。实际上，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不久，李淑玉即与林珊协商一致以授权使用的方式将李淑玉名下的商标授权给×公司使用，并出具授权书（李淑玉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提交了该授权书的原件）。因此，李淑玉与林珊协商一致变更了关于商标事宜的履行方式，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再次，无论在本案一审时的庭前会议、开庭，还是在林珊的二审上诉状中，其一再主张已全部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甚至是超额支付了股权对价，这间接说明了其认可商标转让约定的变更以及李淑玉已实际履约的事实。三、林珊并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首先，李淑玉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了林珊于2016年3月4日出具的欠条，已经充分举证证实了林珊尚欠李淑玉股权转让款26万元，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可。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林珊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一份林珊与李淑玉从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以证明林珊共向李淑玉转帐14笔，合计507635元，并称其中39.2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具体哪一笔是股权转让款无法区分，而在二审上诉时林珊却在上诉状中陈述，将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2月13日李淑玉收到的案外公司的调解款列为其支付给李淑玉的股权转让款，这前后陈述逻辑的混乱显然进一步证明了林珊所说的并非客观事实，而是在编造故事，以图逃避支付转让款的法律责任。综上，李淑玉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珊尚欠李淑玉股权转让款26多万元以及利息清晰并且证据充分，林珊理应予以支付。因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林珊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护李淑玉的合法权益。李淑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珊偿还李淑玉股权转让款26万元及利息32247.22元（利息自2016年3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9月29日止），共计292247.22元；2.林苒对上述全部款项及利息支付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林珊、林苒承担。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10月2日，注册股东为李宛玉和雷某，分别持股60%和40%。雷某所持40%的股份是代李宛玉持有。2.2015年10月7日李淑玉与林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林珊出资392000元收购李淑玉持有的×公司49%的股权。3.股权转让协议第2.4条约定，协议签订后，林珊负责通过股权融资向该公司注入资金20万元，李淑玉与林珊各出让5%的股份。同时双方各向公司投入10万元资金用于公司项目招商事宜。协议第2.5条约定，协议签订后，李淑玉于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商标总局申请将李淑玉名下商标编号为第9×9号、9×0号的“×”商标无条件转让给×公司。后李淑玉未将相关商标变更至×公司名下。4.协议第3条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协议签订后支付20万，按以下方式支付：协议第2.4条中双方各向公司投入资金拾万元时，李淑玉不用投入，以冲减应付转让款；剩余资金在公司招商项目启动后，林珊应分的招商中优先支付给李淑玉。5.2015年10月28日，×公司49%的股权变更至林珊之妹即林苒名下。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李宛玉持股51%，林苒持股49%；6.2016年10月7日李宛玉曾以股权转让纠纷将林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39.2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以（2016）粤0391民初×1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李宛玉的起诉。7.在案外人邵春梅诉李淑玉、×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因李淑玉、林珊均确认李淑玉与李宛玉是同一人，法院曾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李淑玉、李宛玉是否为同一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淑玉与李宛玉名字不同，出生时间存在较大差距，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二者为同一人，但可以认定李淑玉同时使用了李淑玉、李宛玉两个身份且林珊知晓。理由如下：首先，李淑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李淑玉的身份证件、李宛玉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户籍地的居委会证明等，可以证明李淑玉同时持有两个证件。其次，林珊当庭认可在合作期间李淑玉曾经告知其李淑玉、李宛玉为同一个人，且双方在签订《养发馆转让协议书》时李淑玉使用了李宛玉身份。第三，林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显示交易对象为李宛玉，说明其知晓李淑玉同时使用李宛玉的身份。2.关于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问题。林珊主张已经全部付清转让款，提交了林珊与李宛玉从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以证明共向李宛玉转账14笔，合计507635元。林珊称其中39.2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具体哪一笔是股权转让款无法区分清楚。李淑玉则称该507635元全部为双方之间的往来款，不是股权转让款。李淑玉提交了2016年3月4日林珊出具的欠26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欠条，主张林珊尚欠股权转让款26万元。根据举证规则，林珊主张已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林珊虽然提交了银行流水，但其无法就507635元款项的具体性质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无法证明哪几笔是股权转让款。结合李淑玉提交的养发馆转让协议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其中包含有养发馆的转让款以及林珊对外招商后转给李淑玉的加盟款、代理费等。林珊在2016年3月4日出具的欠条，可以证实双方确认截至当日林珊尚欠李淑玉入股×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6万元，并且同意在加盟获取的利益中扣取。按照林珊提交的银行流水，在2016年3月4日之后林珊支付的款项共三笔，分别为2016年4月3日的42376元，4月18日的4200元以及6月27日的30000元。李淑玉和林珊均当庭认可4月3日和6月27日的款项为加盟费、4月18日的款项为林珊个人经营的×南山养发馆从×公司拿货的货款。因此，上述三笔款项不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林珊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当认定为2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当事人未约定发生争议后的法律适用，因李淑玉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在中国内地，一审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涉及的法律争议主要有：一、李淑玉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是谁，如果受让人是林珊，林苒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三、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关于第一个问题，判断李淑玉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应当以李淑玉起诉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为标准。本案李淑玉主张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李淑玉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者，无论李淑玉与李宛玉是否为同一人，李淑玉已经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49%的股权转让登记在林珊指定的林苒名下。因此，李淑玉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是本案适格原告。关于第二个问题，认定合同的主体应当结合合同的签订对象和实际履行情况等综合进行判断。本案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受让人为林珊，在履行过程中与李淑玉沟通、支付款项的也是林珊，向李淑玉出具股权转让款欠条的还是林珊，而林苒并未参与上述事项。考虑到林珊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其身份不便作为内地公司的股东，而林苒系林珊妹妹，为内地居民。林珊称林苒系代其持有股权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林珊系股权转让的合同相对人，林苒仅是涉案股权的代为持有人，不是合同相对人。李淑玉要求林苒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问题，林珊主张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淑玉应当在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其名下商标无条件转让至×公司名下。因李淑玉未履行该合同义务，自己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转让方转让股权、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合同的主要义务。合同约定李淑玉需将商标转让至×公司名下属于次要义务。李淑玉已经将×公司的股权转让至林珊指定的林苒名下，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林珊不得基于李淑玉未履行次要义务而拒绝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林珊需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9.2万元。虽然林珊、李淑玉对于协议第三条股权转让款支付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林珊在2016年3月4日出具的欠条中已经确认尚欠李淑玉股权转让款26万元，应当认定双方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达成一致。欠条中虽然承诺该债务在加盟获取利益中扣除，但双方对于加盟是否获取了利益尚未清算，且×公司已经无法正常经营。林珊不应据此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李淑玉请求给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加盟费、代理费均属于公司的收入，应当由公司对经营期间的财务进行清算，得出盈亏的结论。李淑玉与林珊作为公司的股东，只有在公司有盈利的情形下，才可以依照章程的约定进行利润分配。双方不能直接按照持股比例对公司收取的加盟费、代理费进行分配。因此，林珊辩称已将属于自己的加盟费、代理费分成交给李淑玉折抵部分股权转让款，理由不能成立。如果其认为公司存在盈利需要进行分配，可另案处理。综上，李淑玉请求林珊支付股权转让款26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林珊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从2016年3月4日其出具欠条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李淑玉仅主张利息计算至2018年9月29日，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林苒仅为股权代持人，李淑玉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林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李淑玉股权转让款260000元及利息（以260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3月4日起至2018年9月2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李淑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7707元，由林珊负担5684元，李淑玉负担2023元。林珊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异议，异议同上诉事实与理由部分。李淑玉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当事人对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淑玉是否适格诉讼主体；二、涉案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三、林珊是否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关于争议焦点一。李淑玉同时持有李淑玉的身份证件、李宛玉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户籍地的居委会证明等；林珊在一审中当庭认可在合作期间李淑玉曾经告知其李淑玉、李宛玉为同一个人，且双方在签订《养发馆转让协议书》时李淑玉使用了李宛玉身份；林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显示交易对象为李宛玉，说明其知晓李淑玉同时使用李宛玉的身份。以上事实表明，李淑玉在与林珊合作过程中，同时使用了李淑玉、李宛玉两个身份且林珊知晓。李淑玉与林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公司49%的股权已转让登记至林珊指定的林苒名下，不论李淑玉、李宛玉是否为同一人，上述协议已实际履行。因此，李淑玉系《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关于争议焦点二。林珊主张由于李淑玉未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书》第2.5条约定的，在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商标总局提出申请将李淑玉×××（5）名下商标编号为第9×9号、第9×0号的“×”商标无条件转让给×公司的义务，因此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以上述商标转让为条件，李淑玉已履行了转让股权这一主要合同义务，林珊依约应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李淑玉转让商标的合同义务，如双方存有争议，林珊可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关于争议焦点三。林珊在二审中主张已支付七笔股权转让款：1.2015年10月9日向李淑玉转账15万元中的10万元是李淑玉向案外人张某转让×公司5%股份所得的股权转让款，剩余5万元是林珊支付给李淑玉的股权转让款；2.2015年10月30日向李淑玉现金支付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9800元是林珊按所持股权比例49%所得的分红，按照约定充作股权转让款；3.2015年11与9日林珊向李淑玉转账23554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11541.46元（23554元×49%）充作林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2016年1月13日向李淑玉转账2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9800元（2万元×49%）充作股权转让款；5.2016年1月15日向李淑玉转账10万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49000元（10万元×49%）充作股权转让款；6.2016年1月28日向李淑玉转账92000元加盟费、代理费中的45080元（92000元×49%）充作股权转让款；7.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2月13日李淑玉收到广州×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支付的调解款中的25万元系林珊支付给李淑玉的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一）林珊于2016年3月4日出具欠条写明：“欠李宛玉26万入股×生物有限公司股权的债务，以后在加盟获取利益中扣取”，根据本案前述查明的事实，其中“李宛玉”实指李淑玉。该欠条表明林珊确认截至2016年3月4日尚欠李淑玉本案股权转让款26万元，林珊主张的上述第1—6笔还款均在该日之前，其要求抵扣该日已确认的26万元欠款，缺乏依据。（二）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2月13日李淑玉收取案外人李某支付的调解款，依据的是（2017）粤0104民初×号案件中×公司与广州×广告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写明广州×广告有限公司须向×公司偿付27万元，×公司指定的收款账号为李宛玉的账号，即李宛玉系代×公司收取该项调解款，该项调解款属于×公司的财产。李淑玉、林珊、×公司之间并未约定该款项用于支付林珊所欠李淑玉的股权转让款，且×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财产独立于股东，只有在公司有盈利的情况下，李淑玉与林珊作为公司股东才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约定进行利润分配，而不能直接将公司的财产作为股东个人财产进行支配。如果林珊认为其为×公司垫付了资金或李淑玉侵占了×公司的资金，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人民币7707元（上诉人林珊已预交），由上诉人林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曲  云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