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17183号原告：钱吕兵，男，1974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艺，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李传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英，上海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钱吕兵与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同年9月30日，本院依原告申请作出保全裁定，冻结、查封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人民币610,583元或与该价值相等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并于同年10月14日，冻结、查封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存款610,583元。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英到庭参加诉讼。同年11月7日，本院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钱吕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英到庭参加诉讼。同年11月26日，本院第三次开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佳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钱吕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作收益60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600,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2月3日起实际清偿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4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原、被告签订《2+1清分机项目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转账3,000,000元用于2+1清分机的生产运营，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2月3日止，原告不参与被告的销售及管理，被告承诺给予原告固定收益。该3,000,000元被告应于2019年2月3日前返还原告，并支付原告900,000元收益。该笔收益，被告于每月10日前支付原告100,000元，剩余收益于合同到期后与本金一起支付给原告。因《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有权安排专人到被告公司，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故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向原告前妻朱咏梅移交了被告公司的农业银行U盾(复核)、财务专用章、农业银行结算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农业银行电子支付密码器。原告前妻朱咏梅遂按原告指示前往被告公司负责被告公司资金转出时农业银行U盾使用等操作。被告于2018年9月起向原告支付收益，截至2019年2月3日，被告共向原告返还本金及支付收益共计3,300,000元，尚余合同约定的收益600,000元未曾支付。原告催讨未着，故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证据如下：一、《合作协议》，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8月签订《合作协议》，原告投资3,000,000元，被告承诺向原告支付固定收益900,000元，原告有权监督投资资金的使用。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对合作事宜不需承担经营损失，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合同亦约定，双方变更合同内容需另行签订书面协议。二、物品交接清单，证明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向原告移交公司农业银行U盾(复核)、财务专用章、农业银行结算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农业银行电子支付密码器等物品。原告钱吕兵表示，上述物品一直由其前妻朱咏梅负责保管，并在被告公司用款时由其负责操作。其本人曾到被告公司一次及苏州公司两次。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因掌握上述物品，可每月向其账户自行转账100,000元。原告本人未到过被告公司，一直由其前妻及父亲到公司负责具体资金转账事宜。三、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13日向被告转账3,000,000元。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四、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传正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时，系因被告已接到了2+1清分机订单，故双方未在协议中就投资风险进行约定，同时可证明原、被告间系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被告对该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五、原告聘请律师合同，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45,000元。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律师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不存在《合作协议》下的合伙关系，协议中约定的900,000元收益实为利息。且原告之父钱某和已于2019年2月3日与被告签订终止协议，确认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2,300,000元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终止。终止协议签订后，原告之父钱某和分别于当天及第二天使用被告公司U盾向原告转账2,300,000元。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证据如下：一、终止协议，证明原、被告间无论系合伙关系或民间借贷关系，原、被告已于2019年2月3日进行了结算，并履行完毕。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之父钱某和在签订终止协议时并未获得原告的授权，且因被告法定代表人李传正表示该协议系为应付公司新入股股东所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之父在该协议上所签名字与其真实姓名并不相符。该协议从内容上看也并未体现双方已经结清款项，只是对双方合作协议的终止，双方并没有对2019年2月3日前的收益进行结算，现原告主张的600,000元收益也是发生在2019年2月3日前的。钱某和签署该协议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在签订该协议时，并未审核钱某和的身份信息也未与原告本人就协议内容、委托情况等进行核实，被告未尽到基本注意义务，无理由相信钱某和有权签署终止协议，故不构成表见代理，且钱某和受到被告法定代表人李传正威胁，故该协议系可撤销协议。原告钱吕兵本人表示，2019年2月3日当天，李传正通过微信和短信向其表示，为让新股东出资到被告公司，要求其签署终止协议，其本人表示不同意，也不同意授权任何人来签署终止协议，对于其父钱某和签署终止协议的事情也是本案诉讼中才知道的。被告对此表示，被告公司在2018年8月有新股东郑祖育、杨学治加入，并在同年11月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签订《合作协议》时，确有2+1清分机项目并已投入生产，后因未中标而未能实现盈利并产生了实际亏损。原告此时急切希望收回本金，故原、被告协商以向原告支付300,000元终止双方《合作协议》，并不存在原告所述为欺骗被告其他股东故意签订终止协议的情况。原告向被告支付的3,000,000元系向被告公司借款，该款项也用于了公司的整体运营并不单独用于合作协议项目。被告知道钱某和是原告父亲，所以钱某和签名自然就认为是得到原告授权同意的，现在即使原告认为其未授权钱某和签署终止协议，也应构成表见代理。二、转账凭证，证明被告已向原告转账支付2,300,000元。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依法传唤原告钱吕兵之父钱某和到庭作证，钱某和确认终止协议确系其所签。原、被告合作后，被告公司农行U盾等一直由原告前妻朱咏梅掌管，2019年2月3日已临近春节，因回家过年，临行前朱咏梅将被告公司农行U盾等交由其保管，在被告公司需要转账时由其前往被告公司负责操作农业银行U盘等。签订终止协议当天，因被告公司要转账至苏州公司，被告公司财务通知其前往被告公司。钱某和到被告公司完成向苏州公司转账后，公司财务拿出终止协议让其签名，其表示合同已经终止，无须再签订终止协议。公司财务表示该终止协议系走形式给新股东看的，以便让新股东将资金转入被告公司。其认为其并未获得原告授权，即便签字也不具有效力，便故意签署了与其姓名不一致的签名。终止协议签订后，其于当天及第二天分别使用农行U盾向原告账户转账2,300,000元。签署终止协议并向原告转账事宜，其并未告知原告本人。对于原、被告间的合作事项，其对双方之间的洽谈不知情，其后是在将《合作协议》拿至被告公司进行补正地址时才知道原、被告合作生产2+1清分机，被告每月给付原告100,000元收益。其认为该合作项目不会发生亏损，终止协议中约定的2,300,000元并非双方结算金额，即使经过结算该项目发生亏损，原告也不应承担相应的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合作协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中关于原、被告间系合同关系、投资金额，固定收益等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被告间是否系合伙关系还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加以判断；二、物品交接清单、转账凭证，双方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三、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传正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证明的原、被告间存在合伙关系，还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事实加以判断；四、原告聘请律师合同，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予以确认；五、终止协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及效力，还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判断；六、转账凭证，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七、证人钱某和的证人证言，对其陈述的未获得原告授权签署终止协议、协议签订经过、向原告转账2,300,000元及对原、被告间合伙事宜内容表述等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转账3,000,000元用于2+1清分机的生产运营，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2月3日止。《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原告出资投入被告公司，完成2+1清分机的生产，原告目前不参与销售及管理，被告承诺给予原告固定收益；第二条约定原告资金用与被告公司2+1清分机生产材料的购买与运营费用。原告指定专人到被告公司进行公司账号及财务监管，由原、被告共同管理财务支出监管工作，原告于2018年8月13日转账3,000,000元到被告公司账号，被告将该笔资金用于2+1清分机的生产运营中，于2019年2月3日之前返还原告本金3,000,000元，被告承诺给原告合同期内收益总计为900,000元，被告每月10号付给原告100,000元，剩余收益于合同到期后于本金一起支付给原告。《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于协议签订当日向被告转账3,000,000元，并根据《合作协议》“原告有权安排专人到被告公司，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的约定，原告委托前妻朱咏梅于当天接收了被告公司的农业银行U盾(复核)、财务专用章、农业银行结算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农业银行电子支付密码器。原告前妻朱咏梅遂按原告指示前往被告公司负责被告公司资金转出时的农业银行U盾使用等的操作，并不负责被告公司的财务日常管理等工作。被告于2018年9月起向原告支付收益，截至2019年2月3日，被告共向原告返还本金及支付收益共计3,300,000元，尚余合同约定的收益600,000元未曾支付。原告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45,000元。另查明，被告共计支付原告收益300,000元，年化利率为20.69%。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间系合伙关系或民间借贷关系。《终止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协议效力。关于原、被告间系何种法律关系。被告认为原、被告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被告以《终止协议》中约定原告对合作事宜不需承担经营损失，仅收取固定收益，违反了合伙关系共同经营、风险共担的特征，且原告钱吕兵本人从未到过公司，一直由其前妻朱咏梅及父亲钱某和到被告公司负责资金转账事宜，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则认为，《合作协议》约定固定收益是因被告法定代表人李传正与原告协商合作时已接到相关订单，双方是在核算项目利润后确定的固定收益，且原告亦有负责保管被告公司的农业银行U盾、财务专用章、农业银行结算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农业银行电子支付密码器等物品，负责保管上述物品即视为原告需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因此双方间合伙关系不因《合伙协议》中约定了固定收益而认为系民间借贷关系。合伙协议系指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为合伙事宜就出资分配、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宜订立的协议。合伙关系的基本法律特征之一就是共同经营、风险共担。关于共同经营，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了合作事项，被告不参与销售及管理并收取固定收益。原告本人亦当庭陈述其未参与项目经营活动，原告掌握被告公司农行U盾等财务物品并在被告公司资金转出时进行操作，只是原告对被告公司财务物品的保管行为，其目的在于确保自身投入资金安全，而非对公司财务进行管理，故不能以此来证明原告事实上参与了涉案项目的经营活动，更不能说明原告需对该项目的运营风险承担责任。关于风险共担，《合作协议》未对合伙事宜产生的债务承担进行约定，原告本人当庭表示其签订合同时是因被告法定代表人系拿着订单过来协商合伙事宜，该项目不会产生亏损，故只约定了收益未对亏损进行约定，但对此节事实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原告钱吕兵本人也当庭表示，即使现在对该项目进行结算后出现亏损，其也不应承担相应的投资损失，被告仍应按《合作协议》支付其相应的固定收益，其父钱某和当庭也作如此陈述，结合涉案项目的运营过程、《合伙协议》的约定及原告本人的陈述，原告在整个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均缺乏风险共担的意愿。结合上述两点分析，本案《合作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但从协议内容及原告对合伙项目既不参与经营活动的行为，也不承担相应的风险的意思表示，双方间法律关系缺乏合伙法律关系所应具备共同经营、风险共担的基本特征，故应当认定原、被告间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协议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本质属于无权代理，但因被代理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授予代理权的外观，即所谓外表授权，致相对人信其有代理权而与之为法律行为，法律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同样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钱某和向被告表明其获得原告授权签署终止协议的委托书或相关证明材料，而原告及钱某和均否认对钱某和具有签署终止协议书的权利，因此应当认定钱某和签署终止协议系无权代理。结合原、被告间合作协议的磋商、签订及履行过程，钱某和均未参与，其只携带《合作协议》至被告公司进行地址笔误的更正及在2019年2月3日前代为保管使用农业银行U盘等进行转账，上述行为并不能得出钱某和具有代表原告对原、被告间合作协议内容进行变更、终止等重大事项处分的权利外观。故终止协议不发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现原告本人对该终止协议不予追认要求撤销，故该协议应归于无效。本院认为，合法有效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被告虽签订《合作协议》，其基础法律关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被告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固定收益实为原、被告间关于借贷利息的约定。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率24%，《合作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900,000元已超过年利率24%，现原、被告确认以本金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8月13日至2019年2月13日的利息，被告还需支付原告利息48,000元，故本院确定被告还应为本次借款向原告支付利息48,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为本案聘请律师支付的律师费4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钱吕兵借款利息48,000元；二、驳回原告钱吕兵其余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55.80元，减半收取计5,177.90元，由原告钱吕兵负担4,792.57元，由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负担385.33元；保全费3,572.92元，由原告钱吕兵负担3,307.03元，由被告上海层峰金融设备有限公司负担265.8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建东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纪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