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16692号原告：李金发，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原告：谢秀荣，女，196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原告：霍飞，女，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原告：李佳宁，女，201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法定代理人：霍飞(系李佳宁的母亲)，年籍同上。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义，北京贾方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乘希，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杨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畅，女。被告：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孙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林，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帅，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李阿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帅，上海铭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金发、谢秀荣、霍飞、李佳宁与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商务公司)、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旅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裁定予以驳回。被告四川国旅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审理中，根据原告及被告四川国旅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携程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金发、霍飞并作为李佳宁的法定代理人以及原告李金发、谢秀荣、霍飞、李佳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义、郭乘希，被告携程商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畅，被告四川国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林、曲长帅，被告北京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帅均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简易程序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金发、谢秀荣、霍飞、李佳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四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360,6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14,1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6,992元、交通费28,372元。前述诉请均要求三被告连带承担100%的赔偿责任。2、判令三被告在《新京报》及携程旅行网官网上公开对四原告赔礼道歉，为期一周。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13日，原告霍飞与受害人李冠男在被告携程商务公司经营的携程旅行网(www.ctrip.com)上订购了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8日“泰国曼谷+普吉岛+皮皮岛8日6晚半自助(5钻)”的旅游产品，出行人为霍飞和李冠男，行程单上显示“本产品由北京携程公司代理招徕，委托社为四川国旅公司，具体的旅游服务和操作由委托社提供”。霍飞和李冠男通过携程旅行网的支付端共计支付了16,552元，包括了机票、酒店住宿、餐饮、当天专属用车、门票等费用，其中还包括了霍飞和李冠男均购买的附加产品游船“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后霍飞和李冠男按照行程至泰国旅游。2018年7月5日上午，泰国当地司机将霍飞和李冠男夫妻从酒店接送到码头，等待安排上船。上船后，先去了泰国普吉的小皇帝岛进行浮潜，之后在船上用午餐，下午乘船至大皇帝岛上游玩大概1小时后返程。在返程途中，霍飞、李冠男乘坐的“凤凰号”游船翻沉，导致李冠男死亡。据权威媒体报道，该“凤凰号”游船存在诸多缺陷，不符合质量标准，该游船并非专门的造船厂制造，而是由不具备造船许可证的机械厂制造；该游船引擎系由一个卡车引擎改装，为增加压重实现其稳定性船底装了大量水泥块；该游船仅有一扇水密门，窗户非易击碎的海洋窗等。原告认为，被告携程商务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应当对其平台内的经营者的资质及经营产品的安全性进行审查，但被告携程商务公司未尽到该审核义务，未审核四川国旅公司的高危项目经营资质，同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未向消费者提示水上游船这一高危项目的风险，也未对泰国普吉暴风雨多发季节、海上事故多发季节作出风险提示，故被告携程商务公司系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应当与平台内的经营者也就是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四川国旅公司与霍飞、李冠男签订了包价旅游合同，并收取了旅游费用，系本案旅游产品的组团社，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被告四川国旅公司不具备高危项目的经营资质，对于泰国地接社及履行辅助人的安全经营资质也未尽到审核义务，也未对旅游者进行风险提示，其选择的“凤凰号”游船本身不合格并存在质量缺陷，却向旅游者承诺该船只更大、更稳定，存在过错，故四川国旅公司应当对李冠男的死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被告北京携程公司明知应当对高危旅游项目进行资质审核，但未尽到该审核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以及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同时，被告北京携程公司在本案旅游产品中直接通过销售机票而获益，故应当与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而四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希判如所请。被告携程商务公司辩称，首先，其公司仅是携程旅行网的运营方，不是涉案旅游产品的销售者或经营者，并不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提供的旅游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不应与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四川国旅公司具有经营出境旅游服务的合法资质，四川国旅公司委托当地地接社提供旅游接待服务，四川国旅公司并非涉案“凤凰号”游船的所有人。其公司对非携程自营旅游产品都会对经营者的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进行形式审查，但对于地接社及最后具体提供旅游项目的辅助人无法一一进行实质审核，能做到的是要求四川国旅公司保证地接社等旅游辅助服务者具备合法资质。涉案“凤凰号”游船系因“大白号”游船临时进场检修而更换，是临时发生的情况，其公司无法进行审核。其次，其公司已尽到了对四川国旅公司资质的审核义务，本案所涉旅游产品不同于食品、药品、保健品等产品或者服务，并不属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领域，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只需要对平台内的经营者资质资格进行审核，不包括对地接社、酒店、餐厅、娱乐项目、车辆、司机、导游等旅游辅助服务者。其公司已经审核了四川国旅公司的营业执照、业务经营许可证等文书，并要求四川国旅公司保证履行辅助人具有相应资格，并对旅游活动中的安全事项以明示的方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警示。其公司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再次，“凤凰号”游船发生倾覆的原因无官方认定，无法确认事故发生究竟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船体设计原因导致，无法确认事故发生是否与其公司和四川国旅公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其公司不同意原告诉请，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亦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四川国旅公司辩称，首先，涉案普吉沉船事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其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告选择侵权纠纷提起本案诉讼，然原告所依据的相关媒体报道中泰国政府、警方、海事部门的说明均有出入，存在矛盾，也无官方事故认定报告，不能证明系人为因素导致“凤凰号”游船倾覆。但不可否认的是，“凤凰号”游船是在海上突发的急剧恶劣天气状况(超过十级大风、暴雨等)以及恶劣的海洋环境(超过5米的巨浪)下倾覆。“凤凰号”出海时没有任何禁令，当天码头悬挂绿色旗子，且并非关闭状态，所有接驳车辆正常运营，旅行社及船公司也未接到禁止出海的指令。虽然据称当天早上船员收到了预警，但仅为普通预警，10米以下小船禁止出海，“凤凰号”游船不在其中。“凤凰号”游船属于当地最豪华、最大的游船之一，稳定性最好，抗风抗浪能力最大，安全系数最高，适合雨季出行。事发时，“凤凰号”游船正处在由强气流形成的漩涡中心，很难逃脱。因此，“凤凰号”游船因普吉岛海域局部恶劣天气导致倾覆，沉船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抗力因素。其次，被告四川国旅公司具备组织出境旅游的合法资质，作为本次旅游行程的操作方，其义务就是选择合法地接社，向地接社预定相关的线路行程。四川国旅公司已经尽到了相关义务，在行程开始前已经向游客进行了说明，且没有强制规定要求旅行社必须办理相关高风险旅游项目的许可资质。根据《旅游法》的规定，旅行社仅需要选择合法合格的地接社即可，地接社选择合法的具有相关资质的履行辅助人，而履行辅助人就是高风险旅游项目实际经营者和旅游服务的提供者。再次，四川国旅公司在行程前已经对游客进行了安全风险提示，四川国旅公司在游客下单后，不仅在携程系统上发布了各项出团的注意事项，也通过顺丰快递的方式邮寄了各项“自由行游客告知书”以及相关一日游行程的确认件和特定产品的安全告知书。而且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组前往安抚家属，已经尽到了合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第四，被告北京携程公司为本次行程的签约旅行社即组团社，北京携程公司实施了收款及签约行为，获得了利润，应就其享有的利益承担责任。根据行业惯例，北京携程公司拥有客源组织招徕游客，为组团社，四川国旅公司拥有地接资源，为操作社。本案中，北京携程公司直接与游客签约、对接和联系，应当明确向游客进行安全风险提示。且北京携程公司不仅获得系统使用费，并获得了交易利润，故应就其获得的利益承担义务。最后，原告作为遇难者家属已经获得了泰国政府赔偿的21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为42万元，由此证明此次事故已经在泰国方面进行过处理，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在国内不应当再次进行处理。即便按照中国法律再进行处理，原告已获得的赔偿以及四川国旅公司已经赔付的32.5万元，均应当进行抵扣。故其公司不同意原告诉请，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和连带责任。被告北京携程公司辩称，涉案旅游产品销售时明确标记了北京携程公司系代理社，四川国旅公司为委托社，其公司按照与被告四川国旅公司的约定代为与旅游者签订了包价旅游合同，代为收取旅游费，并与四川国旅公司进行了结算。四川国旅公司在本案中系组团社，四川国旅公司提供的相关旅游产品和服务都在包价旅游产品的范畴内，《旅游法》中不存在四川国旅公司所谓的“操作社”的概念。北京携程公司扣除机票费及保险费后将旅游费全部结算给了四川国旅公司，且当时在促销，北京携程公司的利润实际为负数。且整个涉案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接待过程中不含有任何带有“携程”品牌的物料，故北京携程公司不是组团社，不同意原告诉请，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亡者李冠男(1992年9月4日出生)生前与原告霍飞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一女，即本案原告李佳宁。原告李金发和谢秀荣系李冠男的父母。李冠男除四原告外，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2018年6月1日，原告霍飞在被告携程商务公司经营的携程旅行网上订购了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8日“泰国曼谷+普吉岛+皮皮岛8日6晚半自助(5钻)”的旅游产品(订单号为XXXXXXXXXX)，出行人为霍飞和李冠男。网络预订页面及行程订单上均显示“本产品由北京携程公司代理招徕，委托社为四川国旅公司，具体的旅游服务和操作由委托社提供”。霍飞通过携程旅行网的支付端共计支付了16,552元，包括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当天专属用车、门票等费用，其中还包括了附加产品游艇“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2份。携程旅行网网络预订页面对游艇“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浮潜一日游(可升级深潜)进行的宣传介绍中，包括了对大白号的简述以及行程安排、活动时间的介绍：“法国进口的‘大白号’设备其中包括双引擎发动机、两台ISUZU发电机和意大利打气机……游艇可承载80人，但为保证顾客的舒适度，每天仅接待不超50人上限……1层室内独立空调舒适用餐区，2层全海景独立空调……还有水果和饮料全天免费供应……”。2018年6月11日，被告四川国旅公司通知北京携程公司，“客人订购行程升级的：游艇‘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项目，现因船只需进厂检修，于月内不能安排出海，现本社安排改乘‘凤凰号’(船身比‘大白号’更大，航行更稳定)，行程内客类同。(客人如不想改用‘凤凰号’游艇，可选择取消‘大白号’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升级预订)，麻烦请向客人确认是否同意改为安排‘凤凰号’游艇出海及通知我处”。霍飞和李冠男于2019年6月11日回复表示同意更改为“凤凰号”游艇出海。2018年7月1日，霍飞与李冠男夫妻二人如期出行，从北京乘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游玩。2018年7月5日，霍飞和李冠男在泰国曼谷参加“凤凰号”游船大小皇帝岛【深潜(1次)+浮潜】一日游，当天下午“凤凰号”游船从大皇帝岛返航时在泰国普吉安达曼海海域翻沉，导致李冠男溺亡。另查明，2018年3月5日，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携程公司)与被告四川国旅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其中约定：……第二条合作内容……3.包价旅游产品代理：甲方(上海携程公司)同意作为乙方(四川国旅公司)及其经乙方授权的分子公司及办事处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的销售代理，在甲方网站或甲方的其他销售渠道直接销售乙方包价旅游产品，或将乙方包价旅游产品作为行程的一部分整合进入新的甲方包价旅游产品之后进行售卖……第三条合同权利义务……3.甲方代理销售乙方包价旅游产品时，可交由携程旅行网旗下其他关联公司直接与乙方以及经乙方授权的分子公司及办事处进行相关业务合作，但应提前通知乙方，并将乙方信息告知旅游者……(二)乙方权利义务……1.合法资质……1.2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销售的产品和旅游服务在乙方的经营范围之内，乙方及乙方选择的下游旅行社、酒店、餐厅、娱乐项目、车辆、司机、导游等旅游辅助服务者必须具备合法资质，否则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造成甲方损失或甲方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乙方应当全部赔偿……4.安全保障……4.4如乙方向甲方提供高风险项目服务，例如滑翔伞、热气球、动力伞等高空类项目……游泳、冲浪、漂流、摩托艇、游艇、水上飞伞及水上游乐设施等水域类项目……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至甲方处备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内容和玩法说明……紧急事件预案(含天气条件标准、安全员配备、安全员分布地点、急救程序、报警和送医程序等……若未至甲方备案，乙方不得擅自向旅游者推荐高风险旅游项目。因乙方提供的高风险旅游项目导致的游客健康安全伤害事故后果均由乙方承担)……。后上海携程公司将上述《合作协议》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其关联公司北京携程公司，四川国旅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再查明，霍飞支付的旅游费16,552元的具体组成为：2人从北京出发前往泰国的往返飞机票6,416元、2人漂流项目458元、2人人妖秀项目258元、2人丛林飞跃项目698元、2人升级改选出海(凤凰号)696元、2人基本行程价格(地接套餐)9,750元、2人平安携程亚洲游境外保险费用276元，以上共计18,552元，扣除系统优惠2,000元后为16,552元。北京携程公司共计向四川国旅公司结算支付了10,029.65元，其中不含机票费和保险费，包含了补贴费1,500元(涉案订单系统错误优惠2,000元，由北京携程公司补贴四川国旅公司1,500元，四川国旅公司承担500元)。再查明，事发后，泰国政府给予原告方补偿金10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0万元)，泰国相关保险公司给付原告方游客意外保险和游船乘客意外保险理赔款共计11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2万元)。被告四川国旅公司作为投保人投保了国寿旅行综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李冠男系被保人，原告方获得保险理赔款32.5万元。上述事实，除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自认外，另有结婚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公证认证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旅游产品网络预订页面、行程订单、订单通知、合作协议、保险理赔单等证据为证，经双方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表示本案选择适用中国实体法律。审理中，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本院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凤凰号”游船在泰国普吉安达曼海海域翻沉，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四川国旅公司和北京携程公司的法律地位，即组团社的确定；二、携程商务公司、四川国旅公司和北京携程公司是否应就李冠男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形式的确定；三、如携程商务公司、四川国旅公司和北京携程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组团社的确定。根据法律规定，组团社是指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旅行社。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履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本案中，从合同订立来看，四川国旅公司选择地接社，与泰国当地的地接社签署协议，向地接社预定相关的线路行程，北京携程公司作为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人与霍飞、李冠男订立旅游合同，其中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多项旅游服务，属于包价旅游合同。北京携程公司与霍飞、李冠男订立旅游合同时明确涉案旅游产品系由北京携程公司代理招徕，委托社及具体旅游服务提供者均为四川国旅公司，同时四川国旅公司在与北京携程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授权北京携程公司利用网络平台代理销售其公司包价旅游产品，北京携程公司属于有权代理。因此，北京携程公司在本案中仅系代理销售旅游产品，且已经按约履行了代理义务，涉案包价旅游合同的相对方系四川国旅公司。从合同的履行来看，四川国旅公司自认由其公司向霍飞、李冠男邮寄出行通知书，并在机场召开行前会议，四川国旅公司实际履行了组团社的义务。故四川国旅公司系涉案旅游合同的组团社。四川国旅公司抗辩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其公司仅为操作社，并主张北京携程公司系组团社，但双方合作协议中包含了包价旅游产品代理的约定，北京携程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按约履行了代理义务，现四川国旅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关于四川国旅公司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本案中，李冠男系因其乘坐的履行辅助人经营的“凤凰号”游船翻沉而导致溺亡，李冠男自身并无过错，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凤凰号”游船翻沉的原因，原告方主张系“凤凰号”游船存在未设置海洋窗、卡车引擎改装、非造船厂制造、加装水泥块等诸多质量缺陷和质量问题导致。被告四川国旅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认为“凤凰号”游船系因不可抗力(超过十级大风、暴雨及超过五米的巨浪)原因导致翻沉。本院认为，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具体包括战争、罢工等社会事件以及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我国驻宋卡总领事馆曾于2010年6月29日在其官网发布关于泰南地区简介，其中写明：西海岸濒临安达曼海……西海岸主要受西南季风影响，五至十月雨水较多，十一月至次年四月降水量小，海面风浪较小，西岸进入旅游旺季……。被告四川国旅公司作为专业的旅游经营者在设计旅游产品时应对相应风险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旅游产品及服务的安全性。其公司应当知晓事发时涉案海域处于季风季节，下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存在较高的风险。且四川国旅公司自认“当天早上确实船员收到了预警，但仅为普通预警，预警可能会出现2-3米的浪，10米以下小船禁止出海，‘凤凰号’不在其中”，也就是说在当天已经有预警的情况下，履行辅助人作为有经验的经营者，对当天天气的情况进行了充分预估的情况下，作出了可以出航的判断，并非属于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情况。同时，被告四川国旅公司对于“凤凰号”游船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不存在质量问题负有举证义务，但被告四川国旅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凤凰号”游船依法登记，符合质量标准，具有相应的合格检测证明或适航证明。而游船在遇到风浪发生翻倒时，也并不必然导致沉船，以及在履行辅助人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游船翻倒也并不必然导致旅游者溺亡，故四川国旅公司不能证明李冠男因沉船溺亡属于不能克服的情况。故对于四川国旅公司认为“凤凰号”游船因不可抗力翻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四川国旅公司主张其尽到了谨慎选择地接社及行程前的安全风险提示义务，然在订单信息及出行通知书中均无针对季风季节乘船出海项目本身的危险性和风险的提示和警示。在将“大白号”游船更换为“凤凰号”游船时以及在有预警的出海行程当天，其也并未告知旅游者乘船出海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李冠男在旅游行程中乘坐履行辅助人经营的“凤凰号”游船翻沉而导致溺亡，四原告作为李冠男的近亲属要求作为组团社的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其次，关于北京携程公司的责任。原告提出被告北京携程公司因销售机票获益，应与四川国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提出被告北京携程公司进行了收款及签约行为并获有利润，应当承担组团社的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案，四原告系因李冠男溺亡而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而要求赔偿损失的主要理由为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对旅游者的安全保障和安全提示义务，构成侵权。现根据所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北京携程公司作为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人与霍飞、李冠男签订了包价旅游合同，北京携程公司系四川国旅公司的代理社，其与四川国旅公司就此所建立的关系也仅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北京携程公司并非包价旅游合同的相对方。且在涉案旅游产品的预订页面、订单信息中均未显示北京携程公司为联合组团社或共同组团社；从旅游合同行程制定以及合同的具体履行来看，均是由四川国旅公司选择地接社、定价、发放出团通知、召开行前会议，北京携程公司并未参与合同的具体履行；四川国旅公司在组织和接待旅游者旅游活动的过程中也未使用“携程”标识。四川国旅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与北京携程公司存在共同设计旅游产品、共同采购和安排地接社等共同经营行为，北京携程公司并非涉案旅游产品的经营者或经营管理的合作方，仅依据北京携程公司未与四川国旅公司结算机票费及收取了交易手续费，本院难以认定北京携程公司亦为本案旅游产品的组团社。故由于北京携程公司并非旅游合同的相对方和涉案旅游产品的提供者及组织者，四原告要求北京携程公司承担旅游过程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携程商务公司的责任。携程商务公司系携程旅行网的平台提供者，具有居间人的身份，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本案中，携程商务公司对于通过携程旅行网售卖的产品具有依法进行审核的义务。携程商务公司虽对四川国旅公司的出境游经营资质进行了审核，然其在四川国旅公司售卖涉案“凤凰号”游船出海类产品的过程中同样忽视了安全风险的提示，未对出海类旅游产品尤其是季风季节乘船出海具有的高风险进行如实客观的告知，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携程商务公司对此虽在主观上难以构成明知的故意，但同样存在失察和没有尽到警示、提示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携程商务公司表示愿意承担25%的补偿责任，于法不悖，也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程度基本相当，本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四川国旅公司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75%的赔偿责任，被告携程商务公司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三，本案赔偿数额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请以及法律规定等予以确认。(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相关标准等，确定为1,360,680元(68,034元/年×20年×100%)。(2)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相关标准，确定为414,135元(46,015元/年×18年÷2人)。该项目应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损害后果、被告过错程度等，酌定为50,000元。(4)关于丧葬费，根据相关标准及原告诉请等，确定为46,992元。(5)关于交通费，本院酌情对李冠男的亲属李金发、谢秀荣、谢秀英往返机票费予以确认，对霍飞返程机票费予以确认，对其他人员的机票费不予认可，故交通费酌定为19,888元。对于四原告要求三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请，因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多种，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人格权以及具有人格利益的权利受害，本案系生命权纠纷，现已支持四原告要求被告进行经济赔偿的请求，故对原告方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方表示对于泰国相关保险公司给付原告方游客意外保险和游船乘客意外保险理赔款共计11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2万元)以及被告四川国旅公司投保的国寿旅行综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赔付的保险理赔款32.5万元，同意在本案诉请中针对不同的责任人予以扣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四川国旅公司要求扣除泰国政府给予原告方补偿金100万泰铢(折合人民币20万元)的主张，原告方表示其与泰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丢失，为便于本案事实查明提供了同一事故其他遇难者家属签署的材料供法院参考，从该材料中可以看到，遇难者家属向泰国政府提交的是补偿、补助和援助申请，因该款项系补偿性质，不减轻侵权人的赔偿义务。四川国旅公司对该款项性质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对四川国旅公司要求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以上各项赔偿项目总计1,891,695元，扣除原告方已从泰国相关保险公司获赔的22万元，余款1,671,695元，由携程商务公司按照25%比例负担，由四川国旅公司按照75%比例负担，四川国旅公司已赔付的32.5万元应从其公司的赔付款中予以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应赔付原告李金发、谢秀荣、霍飞、李佳宁共计1,253,771.25元，扣除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已赔付的325,000元，余款928,771.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应赔付原告李金发、谢秀荣、霍飞、李佳宁共计417,923.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李金发、谢秀荣、霍飞、李佳宁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2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8,460元，由被告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345元，由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负担2,1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君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环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条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六十条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第七十一条……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但是，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第八十条旅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中的下列事项，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一）正确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二）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三）未向旅游者开放的经营、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四）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五）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第四十八条……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