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302民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揣馨，男，1929年1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秦皇岛海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丹丹，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揣金华，女，196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秦皇岛海港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揣江涛，男，198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秦皇岛市海港区。 委托诉代理人：葛丹丹，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马艳华，女，1955年9月13日出生，现住秦皇岛市海港区，系原审原告王凤兰之女。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马艳生，男，196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秦皇岛市昌黎县，系原审原告王凤兰之子。 再审申请人揣馨、揣金华、揣江涛与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5）海民重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揣馨、揣金华、揣江涛不服，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冀03民终字239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揣馨、揣金华、揣江涛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冀民申12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8）冀03民再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揣金华及揣馨、揣江涛的委托代理人葛丹丹、再审被申请人马艳华到庭参加了诉讼，马艳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揣馨、揣金华、揣江涛申请再审称，一、本案诉争房屋性质属于商品房而非房改房，原审法院将置换房屋与原拆迁房相混淆，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揣金华以共有人身份与揣馨共同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符合拆迁政策规定，未侵犯王凤兰任何权利，王凤兰对此是明知且同意的；三、站西里70－2号平房的产权属于揣江涛所有，经拆迁置换后的103号房屋仍应属于揣江涛所有。四、揣金华、揣江涛出资购房不能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五、本案未中止审理属审理程序错误。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二、依法改判位于海港区为揣馨与揣江**按份共有房屋，揣江**支付马艳华、马艳生房屋份额折价款69494元；改判位于海港区为揣馨与揣江涛按份共有的房屋，揣江涛支付马艳华、马艳生房屋份额折价款13450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艳华、马艳生承担。 再审被申请人马艳华再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诉争的两套房屋系马艳华、马艳生的母亲王凤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两套平房参加房改用了王凤兰的工龄折扣，拆迁时因王凤兰年迈又不识字，所以由揣馨全权代替，对于揣馨擅自处分房屋王凤兰并不知晓，直至2013年王凤兰离婚时，才知道拆迁协议的内容，所在在离婚时对于诉争的房屋没有进行分割，王凤兰又提起确权之诉。虽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揣馨、揣金华、揣江涛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房屋产权登记与实际不符的可以变更登记，王凤兰现已去世，事实上对出资也是有异议的，但放弃了诉讼。 原告王凤兰诉称，王凤兰与被告揣馨原系夫妻关系，于1989年12月6日登记结婚。2006年8月16日，二人出资购买了××和××里70-2号两间平房（公有住房）。上述两间平房被拆迁后，安置房分别为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岛市海港区。安置房交付使用后，被告及两位第三人在未经王凤兰同意的情况下，将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室的购房发票上书写为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金华，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室的购房发票上书写为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江涛。2012年，由于王凤兰与被告揣馨夫妻感情破裂，王凤兰向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期间王凤兰与被告就两套安置房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产生争议，2013年1月4日，海港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18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室和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室系站西里69号、70-2号平房拆迁转化而来，所拆迁的两套平房均系被告揣馨名下，但因城市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销售不动产发票所载明的被拆迁人及付款单位为被告揣馨及二第三人所构成，且该两套住房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故不宜一并对两套住房的所有权归属进行处理。”从而判决王凤兰居住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室至该房完全取得所有权之日止，被告揣馨居住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室至该房完全取得所有权之日止。为明确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室和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室的产权，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被告共同财产；2、依法对秦皇岛市海港区和秦皇岛市海港区进行分割并判决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归原告所有；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揣鑫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涉案房屋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房改房的面积置换，一部分是第三人按市价购买的商品房，所以，房地产公司与房改房的房主和按市场价购买的第三人共同签订了拆迁协议，而且，将发票付款人一栏明确写明了房改房房主和第三人。房实际交付给第三人居住使用至今。本案是两个标定物，诉在一张诉状上，不应该这样起诉，第三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主体。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在拆迁合同上，拆迁合同是否有效是焦点问题，而且原告就合同是否有效在2013年4月11日起诉过，后来又撤诉。虽然撤诉了，但合同是否有效始终没有解决。另外，该案如果认为是家庭共有，就涉及到析产问题，应该先析产再分割。因此，这么多的法律关系在一个案子中审，不符合法律规定，我方认为合同是否有效，应当先进行析产再解决分割问题，我方认为应另行起诉，将问题解决再解决分割问题。 第三人揣金华陈述意见为，原告陈述与事实极为不符。事实是60年代初，被告单位分配被告一套平房居住，该房座落在××号，面积为28.8平方米，当时由第三人与父母及哥哥揣金元一家四口人一起居住。80年代第三人参加工作后，因年龄大了跟父母再住在一起不方便，由第三人出资在揣金元的帮助下自建了两间下房，面积为29.65平方米和32.88平方米，同时建了围墙和铺了地面。1989年12月6日，被告与王凤兰再婚后，居住在××号平房。2006年8月，被告居住站××号房屋产权单位要出售，因被告和王凤兰年事已高不想也无力购买，二人商议决定由第三人出资购买。王凤兰与被告、第三人和揣江涛在一起开了家庭会议，达成一致意见，由第三人出资购买站西里69号平房，由揣江涛出资购买站西里70-2号平房，第三人和揣江涛均同意，并支付了全部房款，以被告名义购买了上述房屋。站西里69号平房拆迁时，2006年10月25日，第三人以市场价格购买该房的安置房屋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室的部分产权，并以共有人的身份与被告一起与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房屋建好后，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使用。2013年1月14日，经海港区人民法院判决王凤兰与被告离婚，离婚前王凤兰就走了，没有在此居住。现在铁路里26-4-101室一直由被告和第三人居住。如果说安置房里要有王凤兰的份额，那仅仅是原平房28.8平方米的三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因为站西里69号平房原来是第三人父母、哥哥和第三人四人居住，是按家庭人口数按平方米分的，我们各占四分之一，后来第三人哥哥另要一套平房，实际居住是第三人父母和第三人，各占三分之一。所以王凤兰只享有我父亲三分之一份额的二分之一，对原告提出的诉请第三人不予认可。 第三人揣江涛陈述意见为，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一，站西里70-2号房屋是第三人的父亲揣金元通过关系分得的，原来一直由第三人的父亲揣金元居住，并交纳租金，按当时公房分配制度，每家每户只能有一套房屋；第二，房改时，第三人揣江涛虽不是房屋产权单位的职工，但产权单位同意由第三人揣江涛购买，房屋归第三人揣江涛所有，因为房改政策夫妻双方只享有一套房改房，实际上站西里70-2号房屋是由第三人揣江涛以被告名义出资购买的；第三，站西里70-2号房屋从70年代至拆迁都是由揣金元和第三人揣江涛一家居住，揣金元去世后，由第三人揣江涛居住直至拆迁。拆迁安置房屋铁路里26-4-103号房屋也是由第三人揣江涛出资购买；第四，房改房和安置房都是由揣江涛出资购买，因此，铁路里26-4-103号房屋产权应归第三人揣江涛个人所有。 反诉原告诉称，反诉人单位分给其一套平房租住，该房坐落在××号，面积28.8平方米。1983年，反诉人女儿参加工作后，由于居住不方便，反诉人女儿揣金华自盖两间房屋，面积分别为29.65平方米和32.88平方米，同时建围墙、铺地面等。1983年，反诉人儿子揣金元结婚后长期无房，反诉人儿子揣金元因与天津铁路分局有业务关系，其儿子通过关系找到单位领导以反诉人的名义批准租住一套房屋，该房屋坐落在站西里70-2号，反诉人儿子揣金元去世后由反诉人孙子揣江涛居住。1984年，反诉人退休后，于1989年12月6日与王凤兰登记再婚，在××号平房居住。2006年8月，反诉人和揣江涛居住的房屋单位要出售，因反诉人和王凤兰年事已高，且没必要也无力购买，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协商一致决定叫揣金华出资购买69号房屋，因70-2号房本来就是揣江涛居住，理应由其购买。此后，反诉人与王凤兰召开家庭会议，参加人员有揣金华、揣江涛等人，揣金华、揣江涛同意并支付全部房款购买上述房屋。该房屋已于2006年11月拆除，此后，揣金华、揣江涛出资给反诉人租房居住。2006年10月25日，揣金华、揣江涛以市场价格购买新建涉案房屋部分产权，并以共有人的身份与反诉人一起与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共同签字。售房发票付款单位（个人）一栏分别写明是反诉人和揣金华、揣江涛共同付款，新建房屋建好后，金路苑公司将房屋交给揣金华和揣江涛居住至今。反诉人认为涉案房屋属于反诉人与揣金华、揣江涛按份共有，且共有人与金路苑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要求确认反诉人和揣金华、揣江涛分别与秦皇岛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出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有效，位于海港区为反诉人与揣金华、揣江涛按份共有的家庭财产。 被反诉人辩称，我方认为反诉人要求确认家庭共有财产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与所诉事实不符。涉案的两套房屋，铁路里26-4-101室和26-4-103室两套房屋的前身是站西里69号和70-2号的平房，自王凤兰与反诉人1989年12月6日登记结婚以来，一直是以反诉人揣馨的名义承租的原单位的公有住房，至2006年8月，揣馨的原单位要出售公有住房，由揣馨和被反诉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和××里70-2号两处平房。同年，站西里两处平房被拆迁，安置房是本案诉争的房产，从房产的变化来看，本案涉案的两套房屋系揣馨与王凤兰的夫妻共有财产转化的，与本案的第三人毫无关系。只是后来由于王凤兰年事已高，无力控制自己的财产，在拆迁过程中，两位第三人及反诉人，未经王凤兰同意，擅自主张在拆迁合同及发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其行为是侵犯了作为共有人之一的王凤兰的财产所有权利。所以我方认为，虽然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拆迁补偿方案我方认可，但对其由此产生的诉争房屋为反诉人与第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我方不予认可。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反诉人的诉请。 第三人揣金华针对反诉的意见为，同意反诉意见，事实是1961年我父亲单位分给我父亲一套平房居住，当时是按家庭人口数分配，有我母亲、我哥、我父亲，该房坐落在××号，面积为28.8平米。1980年我毕业后参加铁路大集体工作，由于居住不方便，自盖两间房屋，面积分别为29.65平米和32.88平米，同时建墙和地面。1984年我父亲退休后，于1989年12月6日与王凤兰登记再婚，在××号平房居住。2006年8月，我父亲居住站××号房屋产权单位要出售，因我父亲和王凤兰年事已高，且没有必要也无力购房，我父亲与王凤兰商量一致后，决定让我出资购买站西里69号房屋。此后，我父亲与王凤兰召开家庭会议，我同意并支付全部房改房款后，以我父亲名义购买上述房屋，该房屋于2006年11月拆除。2006年10月25日，我以市场价购买新建房屋的部分产权，并以共有人的身份与我父亲一起与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共同签字。安置房屋建好后，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房屋交付于我。2013年1月14日，经海港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1858号民事判决，我父亲与王凤兰离婚，涉案房屋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未判归属。从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来看，涉案房屋是我与父亲共有，因为我父亲名下的房改房屋已经拆除，转化为拆迁权益，新建的房屋将我父亲的28.8平米房改房面积物化为涉案房屋的相应产权，除此外的房屋产权面积是我以市场价格每平米3120元购买，该部分房屋产权理应归属于我。我与我父亲以房屋共有人的身份与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城市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对我与父亲共有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并共同在该协议上签字。另外，我垫付的房改房款属于债务债权关系，理应由我父亲和王凤兰返还。我父亲名下的房产权益置换后，铁路里26-4-101室28.8平米按我父亲与王凤兰共有的规定，王凤兰享有上述房屋的14.4平米，我可以折成人民币给付。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上述房屋理应判给我与我父亲按份共有。另外，我父亲没有其他房屋，我父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只有我一个子女，由我照顾我父亲的日常起居，由我和我父亲占有铁路里26-4-101号房屋至今。根据法律关于生产生活方便的原则，也应判上述房屋我与我父亲按份共有，我所盖的房屋已折合人民币28742元用于抵购房款，这部分也理应归我所有。 第三人揣江涛针对反诉的意见为，认可反诉，因为房屋没有确权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先确权。因为当时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确说明，可加家属为共有人，所以才这样执行，当时有很多家都是资金由共有人出。法院应该确认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老平房按当时分配的制度，每家只分一套房屋，事实是揣金元以揣馨的名义，分得70-2号房屋居住。希望法院支持反诉请求。 原审查明，王凤兰与被告揣馨于1989年12月6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被告揣馨原有一子揣金元（1995年去世）、一女第三人揣金华，第三人揣江涛系揣金元之子。被告揣馨退休前系秦皇岛铁路工务段职工，60年代单位分给被告一套平房居住，位于海港区，建筑面积为28.8平方米。另外在69号房院内原来建有两间下房，均为无证房，一间为混合结构面积29.65平方米，一间为砖木结构面积32.88平方米，并建有围墙，铺设水泥地面，王凤兰称上述附属物是在1993-1994年由王凤兰和被告所建，但未提供证据；揣鑫及揣金华主张是揣金华参加工作后，不便再共同居住，由揣金华出资于1983年所建，揣金华申请证人张某和杜某出庭作证，证明揣金华曾向证人借钱购买建房材料。王凤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关于站西里70-2号平房，建筑面积为21.83平方米，王凤兰认为是王凤兰与揣馨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及第三人揣江涛主张是70年代因被告之子揣金元结婚无房，揣金元与天津铁路局有业务关系，通过关系被告单位分给揣金元的，因为按当时公房分配制度，每家每户只能有一套房屋，该房由揣金元承租使用并交纳租金，揣金元去世后由第三人揣江涛居住使用至拆迁。 2006年8月16日，被告单位进行房改时，被告作为购房人与售房单位北京铁路局秦皇岛建筑段签订了两份《秦皇岛市出售公有住房合同》，其中站西里69号售房价款为5012元，站西里70-2号售房价款为3799元，在购买两套公有住房时，均使用了王凤兰的工龄折扣。当日，售房单位为被告出具了两份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关于购房款的支付，原告称是被告交纳的，被告及第三人主张站西里69号售房价款是第三人揣金华交纳的，站西里70-2号售房价款是第三人揣江涛交纳的。第三人揣江涛提供了被告揣馨单位北京铁路局秦皇岛铁路工务段2013年6月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单位职工揣馨于60年代分有一套公有住房，该房坐落于站西里平房69号。70年代，因揣馨儿子揣金元结婚无房和异性大子女等原因，我单位分给揣金元一套公有住房，该房坐落于站西里平房70-2号。2006年房屋拆迁，揣金元去世，我单位决定将站西里70-2号公有住房出售给揣金元之子揣江涛，因揣江涛不是我单位职工，所以购房合同只能以揣馨名义购买，该房实际全部由揣江涛出资，该房实为揣江涛所有。”原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先有的公章，后有的字，被告单位不具有出售公有住房资格，不具备出具证明的条件，证明的内容本身与公有住房出售情况相左，揣金元不是铁路职工，不可能分得铁路的公有住房。 2006年9月，拆迁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站西里进行房屋拆迁，9月18日，拆迁人清查后确认站西里69号拆迁补助及附属物补偿款为28742元，其中院内混合结构面积29.65平方米的无证房补偿款为11860元、砖木结构面积32.88平方米的无证房补偿款为10521.6元。在拆迁人的用款凭证上有被告揣馨的签字，在空白处还有：“款已付2006.11.21揣金华”的字样。10月26日，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金华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拆迁补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产权调换房屋座落在铁路里4＃4单元1层东室，建筑面积61.03平方米，安置房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190414元。下房10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12000元。合计202414元。按被拆迁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结算调换差价，原有证房屋建筑面积28.8平方米，优惠面积10平方米，单价1100元∕平方米，小计11000元。差补建筑面积22.23平方米，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69358元。下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12000元，差价款合计92358元。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乙方向甲方先交付50%的房屋差价款46179元，余额在乙方入住安置房前双方签订合同的补充协议一次性结清。11月6日，拆迁人给被告揣馨的房号单（房款计算单）通知被拆迁人先交付50%的房屋差价款46179元，在空白处备注为17437。应交差价款46179元扣除拆迁补助及附属物补偿款28742元后为17437元，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金华称此款系第三人揣金华交纳。2007年12月5日，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金华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作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附件三。补充协议约定：产权调换房屋座落在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安置房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191038元。下房7.9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9480元。合计200518元。按被拆迁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结算调换差价，原有证房屋建筑面积28.8平方米，优惠面积10平方米，单价1100元∕平方米，小计11000元。差补建筑面积22.43平方米，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69982元。下房建筑面积7.9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9480元。合计乙方应向甲方交付安置房差价款90462元，减除乙方向甲方先交付安置房差价款46179元，实际乙方应再向甲方交付安置房差价款44283元。被告及第三人揣金华称尾款系收房时由第三人揣金华交纳。第三人揣金华为证明自己交纳的差价款，提供了2007年12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市海港支行的个人借款凭证及委托划款授权书，证明其购房（铁路里4-4-1东）贷款4万元当日由银行直接拨入售房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立的存款账号内（账号：50×××82）。另外，第三人揣金华还提供了秦铁房管所2012年元月1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室购房款是由揣金华同志所付。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室购房款是由揣江涛同志所付。”原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秦铁房管所本身是铁路职能部门不能对外出具相关证明，从书写情况看是先盖章后签字，房管所负责人表示从未出过该证明，上面的专用章已经上交，字迹是揣金华本人书写。为反驳原告的观点，第三人揣金华又提供了2014年3月6日秦铁房管所负责人刘作平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2年元月11日的证明是我根据事实所开，当时秦铁房管所为秦皇岛车务段房产科管理。2012年4月调整到天津建筑段房产科，秦皇岛地区为秦铁房管所。”同时，还提供了北京铁路局天津建筑段秦皇岛综合车间同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由于北京铁路局理顺房产管理关系，2012年4月将原秦皇岛车务段管理的房产科调整到天津建筑段，名称仍为房产科。”原告认为北京铁路局房产专用章已被收回停止使用，秦皇岛综合车间是单位内部科室，不具有对外出具证明的权利，证明存在字压章的情况，证明内容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性。2008年1月30日，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铁路里26-4-101号出具河北省秦皇岛市销售不动产发票，付款人为揣馨、揣金华，金额为61720元（应交安置房差价款90462元扣除拆迁补助及附属物补偿款28742元）。 2006年10月9日，拆迁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查后确认站西里70-2号拆迁补助及附属物补偿款为4857元，在拆迁人的用款凭证上有被告揣馨的签字，在空白处还有：“款已付2006.11.30揣江涛”的字样。10月25日，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江涛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拆迁补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产权调换房屋座落在铁路里4＃4单元1层西室，建筑面积61.03平方米，安置房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190414元。下房10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12000元。合计202414元。按被拆迁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结算调换差价，原有证房屋建筑面积21.83平方米，优惠面积10平方米，单价1100元∕平方米，小计11000元。差补建筑面积29.2平方米，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91104元。下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12000元，差价款114104元。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乙方向甲方先交付50%的房屋差价款57052元，余额在乙方入住安置房前双方签订合同的补充协议一次性结清。11月6日，拆迁人给被告揣馨的房号单（房款计算单）上通知被拆迁人先交付50%的房屋差价款57052元，在空白处备注为52195。应交差价款57052元扣除拆迁补助及附属物补偿款4857元后为52195元，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江涛称此款系第三人揣江涛交纳。第三人揣江涛提交了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交款人为揣江涛。第三人揣江涛提交了其姐姐揣江波银行取款凭证，证明其向揣江波借款5万元用于交纳差价款。原告认为交款人处揣江涛的签名不是揣江涛本人所写。揣江涛的姐姐揣江波出庭作证证实该收据交款人处揣江涛的签名是其代签，两份补偿安置协议乙方处揣馨和揣江涛的姓名都是其代签，并借给揣江涛5万元。原告认为交款人处揣江涛的签名不是揣江涛本人所写，揣江涛向揣江波借款没有借据，款项不能证明用于购买涉诉房产。经向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实，该公司证实收款时没有核对签字人是否为揣江涛本人，没看身份证。2007年12月16日，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江涛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作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附件三。补充协议约定：产权调换房屋座落在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安置房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191038元。下房12.42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14904元。合计205942元。按被拆迁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结算调换差价，原有证房屋建筑面积21.83平方米，优惠面积10平方米，单价1100元∕平方米，小计11000元。差补建筑面积29.4平方米，单价3120元∕平方米，小计91728元。下房建筑面积12.42平方米，单价1200元∕平方米，小计14904元。合计乙方应向甲方交付安置房差价款117632元，减除乙方向甲方先交付安置房差价款57052元，实际乙方应再向甲方交付安置房差价款60580元。被告及第三人揣江涛称尾款系收房时由第三人揣江涛交纳，第三人揣江涛称向其母亲陈淑芹的朋友李某借款6万元用于交纳尾款，并提供了李某的银行取款凭证，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实借给揣江涛6万元用于购买铁路里拆迁房。原告认为揣江涛借款没有借据，款项不能证明用于购买涉诉房产。经向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实，该公司表明第二次交款根据补充协议上的签字是揣馨和揣江涛交纳的，该款的来源不清楚，交钱时来了几个人，是不是揣江涛个人交纳的不清楚。2008年1月30日，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铁路里26-4-103号出具河北省秦皇岛市销售不动产发票，付款人为揣馨、揣江涛，金额为112775元（应交安置房差价款117632元扣除拆迁补助及附属物补偿款4857元）。第三人揣江涛还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7月6日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证明铁路里26-4-103号房屋是揣江涛按市场价购买的商品房，该公司同意其和原房主揣馨作为房屋共有人，共同签署拆迁协议和购房合同，该房屋全部由揣江涛出资112775元购买。原告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出具的内容也不合法，被拆迁房屋是原、被告共有，与第三人揣江涛无关，该公司无权决定安置房由谁付款，房地产公司只是收款单位，无法核实资金来源，也无从证明由谁出资。经本院向秦皇岛市金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实，该公司证实该两份证明是第三人揣金华拿着拟好的两份证明要求公司盖章，该公司认真审核揣金华拿来的证明并与财务人员核实了收款金额和原始票据，认为揣金华拟定的证明与公司收款情况基本相符后加盖的公章。另外。铁路里26-4-103号房屋现由第三人揣江涛一家居住使用。 2012年，王凤兰以与被告揣馨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在该案审理质证过程中，王凤兰对上述两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拆迁补偿协议是对王凤兰与被告夫妻共有财产站西里69号、70-2号平房的拆迁补偿，与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无关，虽然拆迁补偿协议被拆迁人姓名是揣馨、揣金华或揣馨、揣江涛构成，但未经王凤兰同意，不能证明铁路里26-4-101号、铁路里26-4-103号房屋为被告与他人共有。2013年1月4日，本院作出（2012）海民初字第185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关于原、被告所争议的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两套住房问题，因该两套住房系由站西里69号、70-2号平房拆迁转化而来，所拆迁的两套平房均系被告揣馨名下，但因城市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销售不动产发票所载明的被拆迁人及付款单位均系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所构成，且该两套住房均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故本案不宜一并对该两套住房的所有权归属进行处理，根据原、被告现居住情况，应暂由双方使用。”判决结果为：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由王凤兰居住，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当事人就该房取得完全所有权之日止；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住房**由被告居住，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当事人就该房取得完全所有权之日止。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11月2日，海港区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房屋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金华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产权证书注明揣金华占52.96%的份额，下房一间的产权归揣金华所有，在该房屋的产权档案中，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金华于2015年11月2日签订有《共有协议》，揣金华为甲方，揣馨为乙方，内容为，“甲、乙双方共同安置坐落在铁路里26-4-101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房屋补差款90462元。其中甲方出资90462元，占房屋建筑面积32.43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52.96%；乙方出资0元，占房屋建筑面积28.8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47.04%。下房一间产权归揣金华所有”。海港区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房屋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江涛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产权证书注明揣馨占35.65%的份额，下房一间的产权归揣江涛所有，在该房屋的产权档案中，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江涛于2015年11月2日签订有《共有协议》，揣江涛为甲方，揣馨为乙方，内容为，“甲、乙双方共同安置坐落在铁路里26-4-103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房屋补差款117632元。其中甲方出资117632元，占房屋建筑面积39.4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64.35%；乙方出资0元，占房屋建筑面积21.83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35.65%。下房一间产权归揣江涛所有”。在原一审时，王凤兰、被告及第三人认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均为40万元一套。在重审时，原告仍认可房屋市场价值为每套40万元；被告及二第三人认为房屋现价值为5000元／平方米。 另，王凤兰在诉讼中于2015年12月24日去世，其继承人马艳华、马艳生申请参加诉讼。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及相应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认为，在被告揣馨与王凤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揣馨参加房改，由被告揣馨作为购房人与售房单位签订两份出售公有住房合同，购买站西里69号、站西里70-2号平房，且在购买两套公有住房时，均使用了王凤兰的工龄折扣，售房单位为被告出具了两份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应认定该两套平房为王凤兰与被告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及第三人揣江涛关于站西里70-2号平房是被告单位分给揣江涛之父揣金元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揣金华、第三人揣江涛主张站西里69号购房款是第三人揣金华交纳的，站西里70-2号购房款是第三人揣江涛交纳的，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站西里69号、站西里70-2号房屋因拆迁，返迁安置的房屋为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103号。在拆迁时，被告及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作为被拆迁人就上述两套份房屋分别与拆迁人签订了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王凤兰对安置房屋的面积补差款交纳情况不清楚，第三人揣金华主张26栋4单元101号第一次交纳补差款17437元是其交纳，未提供足够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补充协议签订后，应交付安置房差价款44283元，第三人揣金华提供了银行贷款证明支付了4万元尾款，对此本院予以认定。现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揣金华共计支付26栋4单元101号安置房差价款4万元。第三人揣江涛主张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的补差款全部是其交纳的，第一次交纳的差价款52195元，结合补偿安置协议中揣江涛作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出具的原始收据交款人为揣江涛、拆迁人出具的销售不动产发票付款人为揣馨、揣江涛，本院认定揣江涛交纳了差价款52195元。第三人揣江涛称安置房差价款60580元也是其交纳的，未提供足够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现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揣江涛共计支付26栋4单元103号安置房差价款52195元。 被告及第三人在诉讼中陈述，二第三人和被告与拆迁人金路苑地产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召开家庭会议商定的，王凤兰对此是同意的，但被告及第三人未举证证明上述事实存在；原拆迁房屋站西里69号、站西里70-2号系被告揣馨与王凤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对共同财产中增加共有人应经共有人同意，被告未经王凤兰同意，擅自与二第三人以被拆迁人的身份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侵犯了王凤兰的权利；在办理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103号房屋产权登记时，亦是被告与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分别签订《共有协议》，才将该两套房屋登记在被告揣馨及第三人的名下，签订《共有协议》时，亦未经共有人王凤兰的同意及认可；鉴于王凤兰对上述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且认可该拆迁方案。综上，被告揣馨和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与拆迁人金路苑地产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部分有效；拆迁所得的安置房屋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103号应为被告揣馨与王凤兰的共同财产，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的出资应视为债权，由被告揣馨、王凤兰负责偿还。鉴于被告揣馨与王凤兰的离婚判决书中将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判决归王凤兰使用，该房屋归王凤兰所有为宜，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房屋归被告揣馨所有；因王凤兰已去世，该房屋应归其继承人马艳华、马艳生所有，由其继承人马艳华、马艳生偿还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支付的补偿款（40000元＋52195元）÷2＝46097.50元，另外的46097.50元由被告揣馨负责偿还。因两套房屋的下房存在面积差4.52平方米，被告揣馨应支付二原告差价款2712元。鉴于该两套安置房屋已办理了拆迁登记手续，现产权登记人应协助实际产权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屋（下房一间）归原告马艳华、马艳生所有，由被告揣馨及第三人揣金华协助原告马艳华、马艳生办理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屋（下房一间）归被告揣馨所有，第三人揣江涛协助被告揣馨办理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结；三、原告马艳华、马艳生给付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支付的补差款46097.50元，被告揣馨给付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支付的补差款46097.50元；四、被告揣馨支付给原告马艳华、马艳生下房差价款2712元；五、对反诉人揣馨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述一、二、三、四项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原告马艳华、马艳生负担1150元，被告揣馨负担11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揣馨、揣金华、揣江涛不服上述判决，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位于海港区为揣馨与揣金华按份共有的房屋，揣金华支付马艳华、马艳生房屋份额折价款69494元；三、依法改判位于海港区为揣馨与揣江涛按份共有的房屋，揣江涛支付马艳华、马艳生房屋份额折价款13450元；四、诉讼费用由马艳华、马艳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室房屋属于揣江涛所有。揣馨名下的站西里70-2号平房是北京铁路局秦皇岛铁路工务段分配给揣馨的儿子揣金元的，2006年在出售公有房屋时，揣金元已经去世，单位同意揣江涛购买了该房屋。本着公平的原则，虽使用了王凤兰的工龄折扣，但其仅应享有2.69平方米；二、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房屋应属于揣馨与揣金华共有。站西里69号平房系揣金华出资购买，后拆迁调换的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房屋，且与开发商签订了安置协议，房屋由揣馨与揣金华居住至今，且王凤兰已经去世，由揣金华支付给王凤兰款项；三、王凤兰对两份安置协议没有提出异议，揣金华、揣江涛出资购买房屋不能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四、在一审审理期间，揣馨、揣金华、揣江涛已经取得房屋产权证，根据物权法应予确认。 马艳华上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诉争的两套房屋系马艳华、马艳生的母亲王凤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两套平房参加房改用了王凤兰的工龄折扣，拆迁时因王凤兰年迈又不识字，所以由揣馨全权代替，对于揣馨擅自处分房屋王凤兰并不知晓，直至2013年王凤兰离婚时，才知道拆迁协议的内容，所以在离婚时对于诉争的房屋没有进行分割，王凤兰又提起确权之诉。虽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揣馨、揣金华、揣江涛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房屋产权登记与实际不符的可以变更登记，王凤兰现已去世，事实上对出资也是有异议的，但放弃了诉讼。 二审期间，揣馨、揣金华、揣江涛提交天津建筑段秦皇岛综合车间2016年7月1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根据秦皇岛市出售公有住房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夫妇双方，乙方系正式职工，另一方非正式职工，可按正式职工工龄的1.5倍计算。据此，揣馨所购福利住房揣馨的工龄为37年，王凤兰工龄为18.5年。欲证明：王凤兰折合工龄18.5年，按照18.5年计算103室房屋王凤兰应占的份额面积为2.69平方米。马艳华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客观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关联性，不管王凤兰有没有工作，工作如何折算都不影响两套房屋的共有财产的性质。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王凤兰与揣馨原为夫妻关系。二人在夫妻共同生活存续期间，参加房改，由揣馨作为购房人与售房单位签订两份《出售公有住房合同》，购买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69号及70-2号平房两套，且在购买该两套房屋时，依据房改政策，使用了王凤兰的工龄折扣，依此，应认定两套房屋为王凤兰、揣馨的夫妻共同财产。无论夫妻双方工作多少年，工龄折扣计算只是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并不能以夫妻双方享有工龄的折扣来计算夫、妻一方个人对所购房屋享有的面积，故揣馨主张以王凤兰工龄折扣计算其享有的房屋面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在处分时应征得对方的同意。本案中，因站西里两套房屋面临拆迁，拆迁安置的房屋为坐落于海港区，在拆迁过程中，揣馨、揣金华、揣江涛就诉争房屋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在安置协议中增加揣金华、揣江涛为拆迁后房屋的共有人，揣馨、揣金华、揣江涛主张增加房屋共有人已经征得王凤兰的同意和认可，现没有证据证实，王凤兰对该两份协议及揣金华、揣江涛为房屋共有人是认可的，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揣馨和王凤兰离婚纠纷案件中，判决将诉争的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房屋归王凤兰使用，故该房屋以归王凤兰所有为宜。在一审审理期间，揣馨、揣金华、揣江涛虽取得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但该产权证记载的权属与实际情况不符，应予变更。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提交了：1、现金交款收据2007年12月6日，证明揣金华购买101号房屋增加面积差价款21720元；2、2005年11月18日，金路苑房地产公司给站西里拆迁片区每家发放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王凤兰2013年曾在海港区房地产公司共有纠纷一案后又撤诉的《撤诉申请书》、《撤诉笔录》，证实王凤兰对站西里拆迁的整个情况以及对揣金华、揣江涛与揣馨共同购买101号房屋和103号房屋的情况是完全知晓的，并且对揣金华、揣江涛与揣馨共同与开发商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是认同的。 再审被申请人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收款人、交款人没有签名；证据二，张然法官让撤诉的，不能证明王凤兰知情。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王凤兰不知道。对方提交的两份新证据不成立，已过了举证期限。 再审过程中，再审被申请人马凤兰主张房屋现价值均为90万元，再审申请人不予认可，关于诉争房屋现市场价值，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释明，双方均不同意对诉争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鉴定。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及再审过程中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揣馨与王凤兰共同生活期间，根据国家政策，由再审申请人揣馨作为购房人参加了房改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因此，拆迁前的该两套公住房应为揣馨与王凤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再审申请人揣馨、揣江涛关于站西里70-2号平房是揣馨单位分给揣江涛之父揣金元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再审申请人揣馨、揣金华、揣江涛主张站西里69号购房款是第三人揣金华交纳的，站西里70-2号购房款是第三人揣江涛交纳的，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关于26栋4单元101号房屋补差款交纳情况，王凤兰对补差款交纳情况不清楚，第三人揣金华提供了银行贷款证明，证明支付了4万元尾款，其提供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揣金华主张第一次交纳17437元补差款、2007年12月6日交纳差价款2172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房屋补差款交纳情况，结合补偿安置协议中揣江涛作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出具的原始收据交款人为揣江涛、拆迁人出具的销售不动产发票付款人为揣馨、揣江涛，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揣江涛交纳了差价款52195元；第三人揣江涛称安置房差价款60580元也是其交纳的，未提供足够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再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铁路里26-4-101号、铁路里26-4-103号房屋应为揣馨与王凤兰夫妻共同财产还是王凤兰、揣馨与第三人揣金华、揣江涛共有财产；2、如何分割。 本院再审认为，王凤兰与揣馨为再婚重组家庭，王凤兰知晓房屋拆迁安置，并对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拆迁补偿方案认可，虽然并未在相关协议上签字，但作为家庭成员，应对拆迁安置后的房屋出资及权属情况有所了解，但其直至离婚诉讼时才主张权利，足以证明其对揣金华、揣江涛出资购买新增面积并作为购房人是默认的。揣馨与王凤兰夫妻原购公有住房经交纳面积补差款后已置换为商品房。实际履行中，是由揣金华、揣江涛与揣馨共同与开发商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并实际支付了两套商品房新增面积的购房款。因售房单位及拆迁人同意第三人以交纳补差款方式取得安置房屋的部分产权，故本院认定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由再审申请人揣馨、揣金华与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共有，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由再审申请人揣馨、揣江涛与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共有。揣馨、揣金华、揣江涛虽就争议房屋办理了共有权证书，但因未取得马艳华、马艳生的同意，确定的份额是无效的。根据房屋性质的变迁及购买情况，揣金华、揣江涛交纳新增面积购房款取得了拆迁房屋的部分产权，其中包含了对老人的资助，不应以交纳补差款的金额来折算购买的面积。因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对房屋进行评估，本院无法进行分割。因此，对再审被申请人请求秦皇岛市海港区和秦皇岛市海港区进行分割并判决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归其所有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铁路里26栋4单元101号由揣鑫、揣金华、马艳华、马艳生共有，铁路里26栋4单元103号由揣鑫、揣江涛、马艳华、马艳生共有，占有比例以各自按三分之一份额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屋（下房一间）由再审申请人揣馨、揣金华、再审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共有，比例为揣馨、揣金华各占三分之一，马艳华、马艳生占三分之一，由再审申请人揣馨、揣金华协助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办理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 二、坐落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屋（下房一间）由申请人揣馨、揣江涛、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共有，比例为揣馨、揣江涛各占三分之一，马艳华、马艳生占三分之一，由再审申请人揣馨、揣江涛协助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办理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 三、对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2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再审申请人揣馨负担807元、揣金华、揣江涛各负担383元，再审被申请人马艳华、马艳生负担7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焦晓丽 人民陪审员  刘艳杰 人民陪审员  程 克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尚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