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1民初601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分行，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儒乐湖大街397号10#楼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6809384561。负责人：张红余，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农，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儒乐湖大街3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6MA35GE4K1C。法定代表人：徐铁，该公司董事长。被告：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区亭卫公路6558号4幢13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320746274Q。法定代表人：徐铁，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徐铁，男，197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告：魏东娅，女，198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告：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科技创新海岸魅族科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480139363。法定代表人：黄秀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练，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刁青山，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与被告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与德公司”）、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与德公司”）、徐铁、魏东娅、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魅族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刘晓农，被告魅族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练、刁青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南昌与德公司、上海与德公司、徐铁、魏东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向本院诉请：1．被告南昌与德公司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垫款34727715.26元及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罚息（暂算至2019年7月11日为538279.72元，实际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2．被告上海与德公司、徐铁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魏东娅在其与被告徐铁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4．被告魅族公司立即在157601990.6元的范围内向原告履行应收账款付款义务，若被告魅族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则在157601990.6元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律师费130000元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南昌与德公司之间签订一份《授信额度协议》（编号：GJXQSXED2018001），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南昌与德公司提供人民币3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的授信额度，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自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10日止。2018年7月10日，针对该《授信额度协议》，原告与被告上海与德公司、徐铁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JXQZGEBZ2018002），上海与德公司及徐铁同意为南昌与德公司在授信期限内发生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告魏东娅同意在其与徐铁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同日，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之间签订一份《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GJXQZGEZY2018001），约定由南昌与德公司提供对魅族公司的应收账款3500万元，在南昌与德公司授信期限内发生的不超过3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保证，并于2018年7月20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依法办理了质押登记，后又于2019年4月10日办理了第二次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质押金额为：南昌与德公司对魅族公司的157601990.6元应收账款。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签订《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编号：GJXQBZJZY2018009），双方就保证金的特定化、保证金账户、交付、利息等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2018年11月27日，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签订《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编号：GJXQCZ2018D014H），协议约定：原告向南昌与德公司签发10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金额合计7000万元，南昌与德公司向原告缴纳3500万元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为50%，双方还对垫款利息、罚息、复利等合同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南昌与德公司支付3500万元保证金后，双方签署了《保证金质押确认书》（编号：GJXQBZJQR2018022）。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南昌与德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1月27日签发了10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合计金额7000万元，然而上述汇票到期承兑后，南昌与德公司并未及时补足票款，导致原告产生垫款，加之南昌与德公司关门歇业，财务状况严重恶化，故原告依据《授信额度协议》第十条、《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第二条第十款的约定依法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南昌与德公司立即补足票款，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但被告南昌与德公司经催告后并未偿还款项，其余被告亦未履行担保义务。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提出起诉，请求贵院判如所请。被告魅族公司辩称：一、魅族公司并非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的直接债务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对魅族公司也不享有应收债权，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诉请要求魅族公司立即履行应收账款付款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二、如果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向魅族公司主张的是质权，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主张行使质权的合同依据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与南昌与德公司签署于2018年7月10日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下称“质押合同”），但该质押合同不仅对法定的质权合同需明确的重要内容约定不明，且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进行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也与质押合同之约定不一致，具体表现如下：1、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对被担保主债权约定不明。2、根据法律规定，在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前，质权人对出质质物只享有期待权，而不能行使质权，在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债务人（即南昌与德）履行债务期限未做任何约定的情形下，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直接诉请要求魅族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或赔偿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对质押物约定不明确。1）质押合同前言对“质押物”进行了明确定义，即出质人依法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后附“质押物清单”的质押物及其权利凭证。2）质押合同第四条关于“质押物”的约定再次强调有关情况见“质押物清单”。3）附件“质押物清单”对于出质的应收账款却约定不明，清单仅显示“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9年7月16日、应收账款债务人为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附件对于应收账款对应哪一笔还是哪几笔具体基础合同、应收账款的债权人等重要信息完全未做约定。基于前面述及原因，案涉质押合同对于质押合同依法应包括的主要内容约定不明，其必然导致质押合同效力的减弱，甚至导致应收账款质押依法未能成立，而这一不利法律后果应由接受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自行承担。三、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与南昌与德公司之间就3500万元这同一笔“最高债权额”担保进行了两次质押登记，分别发生于2018年7月20日和2019年4月10日，两次质押登记关于“质押财产描述”和“质押财产价值”均不同，第二次质押登记并非第一次质押登记的延续或变更，依法应认定为两个完全独立的质押登记。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向魅族公司主张质权，究竟是基于第一次的质押登记还是第二次质押登记？请予以明确。四、不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依据哪一次质押登记向魅族公司主张质权，均依法不能成立。（一）如果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依据2018年7月20日第一次的质押登记向魅族公司主张权利，其存在如下法律障碍：1．第一次质押登记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质押财产价值均为人民币3500万元，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诉请要求魅族公司在1.57亿元范围内向其履行应收账款付款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根据《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第八条第2款之规定，该协议是南昌与德公司与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的主合同。《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签署于2018年11月27日，而《最高额质押合同》签署于2018年7月10日，质押合同系主合同的从合同，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提供担保，质押合同从签署时间上看，不可能早于主债权的产生，故虽然《最高额质押合同》签署于2018年7月10日，但质权最早也只能产生于2018年11月27日之后，2018年7月20日的第一次质押登记无效。3．第一次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已于2019年7月16日到期。4．如前面第二条已述及，第一次质押登记质押财产范围不明确，各法律文件之间对出质应收账款的描述均不一致，不符合应收账款特定化的法定要求。前述文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足以证明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根本没有确定所质押的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及合同履行程度，质押物没有特定化、明确化，即使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权也因应收账款未特定化而并未有效设立，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无权就本次质押登记向魅族公司主张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5．应收账款质押有赖于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协助才有实现之可能，司法实践中，即使依法登记的应收账款质押也必须履行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义务，否则质权人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没有行使优先权的权利。而本案中，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与南昌与德公司签署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及办理质押登记后，截止起诉之时，出质人和质权人均未通过任何方式告知魅族公司应收账款质押事宜。故针对2018年7月20日的第一次质押登记，鉴于《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登记的出质应收账款中反映的质押物均不一致，且质押合同和质押登记中质押物范围根本不明确，出质人和质权人又未依法通知魅族公司，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无权据此登记向魅族公司主张质权。（二）如果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依据2019年4月10日第二次的质押登记向魅族公司主张权利，将存在如下法律障碍：1、如前所述，第二次质押登记因为新增了质押物，将质押财产从3500万增至1.57亿，结合《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应认定为新的质押登记，但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与南昌与德公司并未就此签署新的质权合同，第二次应收账款质押依法未生效。且第二次质押登记时为了明确应收账款范围，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在应收账款描述中明确列明了三十三张发票编号，但三十三张发票总金额仅为15218746.64元，与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主张的质押金额157601990.60元不符。2、南昌与德公司和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之间的主债权仅一笔，双方就该主债权进行的2018年7月20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尚未到期前，再次于2019年4月10日进行的第二次质押登记行为，已足以反映质权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清楚知悉第一次质押登记因质押财产范围不明确且未履行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义务而不能产生主张质权优先权的法律效力。3、早在第二次质押登记前近五个月，即，2018年12月11日，南昌与德公司和魅族公司已签署协议，将双方之间从2016年持续到2018年因交易形成的互负到期的债务进行了清理并相互抵销，南昌与德公司对魅族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应收账款。第二次质押登记时，用于质押的所谓应收债权早已因为发生在先的合法债务抵销而不复存在，质押标的尚不存在，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主张质权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4、就第二次质押登记，出质人也好，质权人也好，从未以合理方式通知魅族公司。直到2019年10月24日，魅族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经与人民银行征信机构核实，魅族公司才于2019年11月5日知道了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0日进行的所谓应收账款质押初始及变更登记，而在此之前，所谓的应收账款早已因为债务抵销行为不复存在。魅族公司已及时向法院提出了异议。综上，无论是基于第一次质押登记还是第二次质押登记，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均无权向魅族公司主张行使质权优先权。五、司法实践中，成立应收账款质押，且质权人得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质权的前提条件除需符合物权法第228条规定的签署书面质权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之外，还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应收账款作为金钱债权，其应为真实存在且已特定化的债权。2、质权人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承担债务的时候，质权人必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义务。3、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不等于前述司法实践中提及的“通知”。而本案中，如前所述，作为质权人的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也好，作为出质人的南昌与德公司也好，无论是于2018年7月10日签署《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书》，还是所谓于2018年7月20日和2019年4月10日进行的两次应收账款质押变更登记之时，任何一方均未就应收账款质押事宜向魅族公司核实或予以通知，直到本诉的发生。六、魅族公司与南昌与德公司的交易持续了三年，交易金额高达39亿元，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魅族公司与南昌与德公司就双方从2016年持续开展的交易所形成的互负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核对，并在长达半年清理核对的基础上，于2018年12月11日就双方之间的到期互负债权债务签署了抵销《协议》，进行了债的抵销。魅族公司在与南昌与德公司进行债的清理与抵销期间，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事宜毫不知情，属于善意第三方，魅族公司债的抵销行为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而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的授信和应收账款出质发生在魅族公司与南昌与德公司对账之后，如果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履行了出质通知义务，根本不可能发生如今债务不能回收之风险，甚至不会发生在后的授信行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的债务风险是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自己一手造成！综上，应收账款质押是2007年物权法实施后新增加的一种权利质押，不同于可交付占有的动产质押和可以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的金钱质押，应收账款本身包含确定之债和未来之债，存在无法转移占有和难以固定化的特点，且依赖于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协助方能实现。故应收账款质押相较于传统的动产质押和其它可特定化、固定化的权利质押，质权人和出质人在设定质押时，对出质应收账款范围的界定负有更严格和更高的注意义务。2019年修改后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规定“质权人开展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核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作为国家金融机构，很清楚其开展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时自身的审核和风险防控义务，故在其与南昌与德公司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中，对如何保障质权的行使均做出了相应约定，尤其是第九条关于“质押物的保险”之约定本身也是银保监会对银行系统接收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质押的内部要求。但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因自身原因在接收南昌与德公司出质的应收账款时完全怠于行使审查、核验应收账款真实性、合法性的义务，不仅质押合同对出质的应收账款约定不明，且质押登记时错漏百出，虽然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在南昌与德公司终止生产时意识到债权有回收不能的风险，从而于2019年4月采取第二次质押登记办法试图弥补前存的错误，但第二次的质押登记仍然错漏百出，与法律规定不符。且第二次质押登记前，质押的应收账款早已因合法的债务抵销行为不复存在。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在签署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前没有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在数次质押登记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质权无法实现的风险完全应归责于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自身，而因此造成的损失也应当由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自行承担。魅族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中国银行赣江新区分行针对魅族公司的诉请应依法予以全部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评析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变更登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变更登记》、江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委外订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魅族公司与南昌与德公司抵销协议、《告知函》《情况说明及异议申请》、快递单、框架协议、《债务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2、对于往来邮件，因均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魅族公司与其他代工厂的三份抵销协议、付款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对其提供的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7日，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签订一份《授信额度协议》（编号：GJXQSXED2018001）约定：原告向南昌与德公司提供人民币35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具体种类及金额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3500万元，循环使用；使用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2018年11月27日，原告（承兑人）与南昌与德公司（申人）签订一份《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该协议属于前述《授信额度协议》下的单项协议，其中双方约定：南昌与德公司签发汇票10张，金额合计人民币7000万元；南昌与德公司于汇票到期前将应付票款交存在原告处开立的结算账户，账号：19×××04；南昌与德公司于承兑前向原告缴存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50%，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作为承兑保证金，用于南昌与德公司向原告担保支付汇票款项，本协议为双方签署的编号为ＧＪＸＱＢＺＪＺＹ2018009的《保证金质押总协议》项下的主协议；如承兑汇票到期日南昌与德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承兑人对外垫款的，承兑人对垫付的票款按实际垫款天数，每日按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申请人计收罚息，自垫款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直至申请人还清垫款为止；因申请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承诺书项下内容，给承兑人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申请人承担，包括汇票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用）及其他因申请人违约而引起的费用。2018年7月10日，原告分别与徐铁、上海与德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为担保主合同［主合同为：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之间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编号：GJXQSXED2018001）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债务的履行，徐铁、上海与德公司（保证人）分别愿意向原告（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担保的债权范围包括基于该主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徐铁妻子魏东娅向原告出具了以与徐铁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下的担保责任的书面同意函。2018年7月10日，原告（质权人）与南昌与德公司（出质人）签订一份《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GJXQZGEZY2018001），约定：为担保主合同［主合同为：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之间签署《授信额度协议》（编号：GJXQSXED2018001）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债务的履行，南昌与德公司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后附“质押物清单”的质押物及其权利凭证为质权人的债权设立质押。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担保的债权范围包括基于该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同日，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编号：GJXQYSZKZY2018001），约定由质权人在协议生效后向登记机构办理质押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出质人提供必要的协助；首次登记期限自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9日，共1年，该期限届满前90日内，质权人有权自行进行展期登记；质押主合同债权金额人民币3500万元；应收账款描述为出质人南昌与德公司的应收账款3500万元。2018年7月17日，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4762401000569477100），交易业务类型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期限1年，登记到期日2019年7月16日，质权人为原告，出质人为南昌与德公司。质押财产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质押财产描述：质押财产是南昌与德公司自2018年7月10日起销售给魅族公司产生的应收货款（金额为3500万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9年7月9日。2018年7月20日，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变更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4762401000571067485，初始登记证明编号：04762401000569477100，登记到期日期为2019年7月16日，其他未发生变化。后原告又与南昌与德公司签订了一份《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编号：ＧＪＸＱＹＳＺＫＺＹ2019001），该协议记载的出质人、质权人、《最高额质押合同》及质押合同主债权金额与前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编号：ＧＪＸＱＹＳＺＫＺＹ2018001）一致。应收账款为出质人南昌与德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销售给魅族公司货物所产生的应收货款157601990.6元。2019年4月9日，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初始登记编号为05742106000682788799。登记的质权人为原告，出质人为南昌与德公司；最高债权额35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9日；质押合同号码ＧＪＸＱＺＧＥＺＹ2018001；质押财产价值157601990.60元；质押财产描述为：质押财产是南昌与德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销售给魅族公司货物所产生的应收货款（金额为157601990.60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9年7月9日。2019年4月10日，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变更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5742106000683292685），初始登记编号为05742106000682788799，质押财产描述为：质押财产是南昌与德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销售给魅族公司货物所产生的应收货款（金额为157601990.60元），对应发票号码为：360××××798039-43、360××××798049、360××××798057-60、360××××798069、360017113001798100-102、360017113001798126、360017113002031828-30、360017113002031849-50、360017113002031854-55、360017113002031868-70、360017113005389876-78、360017113005389891-92、360017113005389899-900、360017113005389922、360017113003793805、360017113003793868-69、360017113003199050，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9年7月9日。2018年7月10日，原告（质权人）与南昌与德公司（出质人）签订一份《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编号：GJXQBZJZY2018009）约定：为担保主合同［主合同为：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之间签署《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债务的履行，南昌与德公司向原告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出质人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金额等向保证金账户交付保证金。在担保责任发生后偶，质权人有权以保证金优先清偿质权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清偿主债权。2018年11月27日，南昌与德公司向原告出具《保证金质押确认书》确认：保证金所对应担保的是前述《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担保业务类型为银行承兑汇票，担保债务本金金额70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金额3500万元，质押效力及于保证金质押期间产生的利息。原告签字盖章确认。2018年11月27日，南昌与德公司向原告预存了3500万元保证金。原告为南昌与德公司开立了10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南昌与德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承兑人为原告，出票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到期日期为2019年5月27日，总金额7000万元。2019年5月28日承兑4643万元，2019年5月29日承兑2357万元，合计承兑7000万元。因南昌与德公司未支付剩余垫付资金，原告2019年5月28日将南昌与德公司预存的保证金3500万元及保证金利息271993.07元直接扣划用于抵扣承兑汇票垫付款，2019年5月29日、6月21日又扣除南昌与德公司账户资金291.67元、3.51元归还垫付本金，截至2019年7月11日，南昌与德公司尚欠原告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本金34727711.75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538279.72元。同时查明，2016年南昌与德公司（乙方）与魅族公司（甲方）签订一份《ODM项目年度合作框架协议》（编号：HT-201605042），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开发、设计、生产手机产品达成相关协议，其中约定：乙方完成整个协议产品的软件设计、硬件设计、工业设计、界面设计等，并负责协议产品试生产和大批量生产；甲方自行负责协议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合同有效期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从2016年5月6日到2017年5月5日；但在合同到期前1个月，双方应就延长事宜进行协商，如双方无异议，自动延长本合同有效期直至停止合作。每个订单的货款支付方式如下：1）预付款支付。相当于整个订单货款总额的30%。在甲方收到乙方正式签返的采购单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2）余款支付。乙方已交付货物余额按月度进行结算。2018年11月26日，上海与德公司（债务转让方，甲方）、南昌与德公司（债务受让方，乙方）、魅族公司（债权人，丙方）签订一份《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对丙方负有到期债务18729228.99元，乙方自愿承接前述甲方对丙方的到期债务，丙方同意乙方受让甲方债务。2018年12月11日，魅族公司（甲方）与南昌与德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双方对截至2018年12月1日之前所合作项目情况进行盘点，并达成抵销协议，其中包括如下内容：截至2018年12月1日，乙方应支付甲方的款项总额累计为164774333元，甲方应支付乙方款项总额为77274408.80元，且互负债务均已到期，抵销日为2018年12月11日。同等金额部分进行相互抵消，在协议和上述抵销得到有效执行的前提下，甲方同意豁免未产生抵销的乙方应付甲方的债务。2019年9月25日，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制作了（2019）赣01民初6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徐铁、魏东娅银行存款共计400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后本院向魅族公司送达了该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魅族公司协助冻结南昌与德公司在魅族公司的应收账款4000万元，但魅族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其对南昌与德公司、上海与德公司、徐铁、魏东娅不负有任何到期及未到期债务。另查明，原告为本案向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3000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对南昌与德公司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原告向法院提供《授信额度协议》《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前述证据中都有南昌与德公司加盖公章确认，在无证据证明南昌与德公司加盖的公章是虚假的情况下，双方的协议合法有效，应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其次，原告也向南昌与德公司开立了承兑汇票并进行了承兑，充分履行了原告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南昌与德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原告银行承兑资金的垫付款，故被告南昌与德公司应向原告偿还垫付本金34727711.75元，并按照约定给付原告罚息、复利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止。最后，关于律师费。因双方明确约定由违约方南昌与德公司承担，且原告也已经实际支付了130000元律师费，故本院对原告诉请的律师费予以支持。二、关于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关于保证担保责任的承担问题。首先，徐铁、上海与德公司自愿为南昌与德公司的前述前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现南昌与德公司违约，徐铁、上海与德公司应当依照约定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其次，徐铁妻子魏东娅书面同意以其与徐铁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担保责任，故魏东娅也应与徐铁一起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关于质押担保责任的承担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起诉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该条赋予了质权人直接向出质人、出质债权人的债务人起诉的权利，包括单独向出质债权人的债务人起诉，质权人凭借已办理质押登记的质权就可以行使诉讼权利，故原告有权向本案的出质债权人的债务人魅族公司直接主张。其次，应收账款质押权成立并不等同于质权人实现质押权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因为应收账款质押由出质人和质权人订立书面协议并进行质押登记设立，却并不以通知次债务人或者获得次债务人确认为前提，所涉应收账款的基础关系、到期时间、具体数额等的确定均有赖于出质人提供的材料。而在进行质押登记时，登记机关亦仅就当事人提供的有关书面文件材料以及陈述是否相符进行形式审查，而质权的真实状态与登记状态是否相符登记机关并不负调查职责。而且因为质押应收账款未获得次债务人确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质权人、出质人之间的质押约定对于善意的次债务人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次债务人对出质人享有的抗辩权同样可以对抗质权人。故质权人对应收账款权利的实现还有赖于出质人是否对次债务人真实、实际享有债权，法院应对应收账款涉及的交易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本案中，1、原告与南昌与德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2018年7月10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2018年7月17日的初始登记及2018年7月20日的变更登记中均未对质押应收账款债权基础合同及其履行状况等做出明确约定及登记，质押的应收账款不明确。2、原告虽然提供了发票、南昌与德公司与魅族公司之间的合同，但并不足以证明南昌与德公司实际履行了上述合同，不能证明南昌与德公司因前述证据涉及的交易对魅族公司享有实际债权。3、从魅族公司提供的2018年11月26日《债务转让协议》、2018年12月11日的债权、债务抵销《协议》来看，南昌与德公司与魅族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进行了抵销。即使南昌与德公司曾经对魅族公司享有债权，因原告、南昌与德公司在质押应收账款时未通知魅族公司，也无证据证明魅族公司与南昌与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南昌与德公司与魅族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抵销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4、2019年4月9日以后，双方虽然又对质押应收账款进行了登记，但登记内容显示为初始登记，登记质押财产价值也与之前登记的不符，应属于新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且发生在南昌与德公司与魅族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抵销之后。综上，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魅族公司对南昌与德公司负有给付应收账款的义务，故认为原告对魅族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分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34727711.75元及利息（利息含罚息、复利，截至2019年7月11日的利息为538279.72元，2019年7月12日起的利息，以34727711.75元为基数，按《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的约定计算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分行律师费130000元；三、被告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徐铁、魏东娅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徐铁、魏东娅依照本判决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被告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分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7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23780元，由被告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徐铁、魏东娅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账号：143152010400014420000000003，诉讼费缴纳时请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宗华审 判 员  万俊健人民陪审员  杨伶娜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曾心泉书记员万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