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7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先锋电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大槐路**。 法定代表人：盛明学，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华，江苏储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劳伊莱斯（厦门）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钟路****。 法定代表人：黄洪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志华、纪英，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洪潮，男，198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桂莲、刘晓峰，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岚，女，198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桂莲、刘晓峰，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洪涛，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桂莲、刘晓峰，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无锡先锋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公司）与被上诉人劳伊莱斯（厦门）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伊莱斯厦门公司）、黄洪潮、陈岚、原审被告黄洪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5037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先锋公司上诉请求：1、将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为劳伊莱斯厦门公司支付上诉人货款11489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其中734200元自2015年3月30日起计算，405000元自2015年11月14日起计算，9750元自2017年1月18日起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2、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一审案件受理费以及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周群峰的股份为周群峰个人的股份，并不是代上诉人持有，因而，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1489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上诉人已缴纳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作为诉讼费用的一种，应当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劳伊莱斯厦门公司答辩称，1、《贷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2、货款中的244200元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3、上诉人一审并未主张诉讼保全费。 被上诉人黄洪潮、陈岚答辩称，1、一审认定陈岚与公司财产混同依据不足；2、黄洪潮与公司不存在混同的情形；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被告黄洪涛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先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劳伊莱斯厦门公司支付货款1148950元及利息损失（以33025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4日起算；以3942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2日起算；以405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4日起算；以195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8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2.黄洪潮、黄洪涛、陈岚在注册资本100万元内对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劳伊莱斯厦门公司、黄洪潮、黄洪涛、陈岚承担先锋公司支付的保全担保保险费3776元。诉讼过程中，先锋公司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黄洪涛在抽逃出资100万元范围内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不能清偿上述债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增加1项诉讼请求为：黄洪潮、陈岚对第1、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8日、2014年6月12日、2015年4月10日、2015年5月23日、2016年9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先锋公司签订各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向先锋公司购买直流电机，货款金额合计1598000元。其中，2014年1月8日的《购销合同》金额为44万元，付款方式为发货后凭17%增值税发票在90天内付款；2014年6月12日的《购销合同》金额为438000元，付款方式为：10%定金，发货后凭17%增值税发票在90天内付款；2015年4月10日的《购销合同》金额为75000元，付款方式为：10%定金，发货后凭17%增值税发票在30天内结清；2015年5月23日的《购销合同》金额为45万元，付款方式为：10%定金，发货后凭17%增值税发票在60天内结清；2016年9月19日的《购销合同》金额为195000元，付款方式为20%定金，送货到仓库再付70%，即付款总进度达到90%，余额凭票45天结清。先锋公司于2013年6月9日、2014年5月14日、2014年8月12日2015年6月9日、2015年9月14日、2016年12月3日先后向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开具了金额分别为112000元、44万元、438000元、75000元、45万元、19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合计171万元。先锋公司称，2013年6月9日发票金额为112000元所涉及货物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购销合同。 2.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23日、2014年6月10日、2014年6月23日、2014年9月25日、2015年4月13日、2015年5月27日、2015年8月11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2月6日向先锋公司支付货款45000元、67000元、43800元、10万元、7500元、45000元、67500元、39000元、146250元，以上合计561050元。 3.2015年2月2日，先锋公司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发送《授权书》，授权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为先锋公司在中东地区（含埃及、土耳其等国家）的总经销商，负责先锋公司直、交流电机产品在以上指定地区的市场销售，授权期限为自2015年1月30日起三年。 4.2015年3月30日，发件人“先锋公司（艾米）”（邮箱为244×××＠ｑｑ.ｃｏｍ）通过电子邮件向劳伊莱斯厦门公司股东黄洪潮发送一份《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乙方先锋公司，甲乙双方同意在上海成立合资进出口公司，主营电机和其他产品进出口业务，负责乙方所生产电子的出口销售工作；甲方所欠乙方的货款共734200元，甲方支付乙方一部分货款244200元，剩余货款49万元作为乙方在双方合资公司中的出资（占49%股权），甲方出资51万元占合资公司51%股权；合资公司的成立和运作事宜由双方共同商定；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传真或扫描具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加盖了先锋公司印章。先锋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因双方在合资公司成立和运作事宜的商定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5.2015年4月9日，“先锋电机（艾米）”通过电子邮件向黄洪潮发送了主题为“周峰（周群峰）”的邮件，附件为周群峰的公民身份证复印件。同日，黄洪潮向“先锋电机（艾米）”发送主题为“Re:周峰”的电子邮件，附件为两份“证明”，分别为劳伊莱斯厦门公司授权黄洪潮出任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与先锋公司在上海合资公司的股东，代持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所持股份；以及先锋公司授权周群峰出任合资公司的股东，代持先锋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本证明作为双方原签订的《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的补充。劳伊莱斯厦门公司的“证明”加盖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印章，先锋公司的“证明”未加盖印章。 6.2015年4月22日，黄洪潮、周群峰、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作为上海公司股东（发起人）共同签署《劳伊莱斯（上海）电气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出资50万元）、周群峰（出资49万元）、黄洪潮（出资1万元）。同日，黄洪潮、周群峰、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召开首次股东会，会议决议选举案外人兰进光为公司第一届执行董事，选举周群峰为公司第一届监事，同意设立上海公司，并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海公司于2015年5月7日成立，各股东的出资份额及持股比例与章程约定一致。 7.先锋公司周群峰曾于2015年11月24日、2016年9月19日、2016年10月14日通过QQ多次向黄洪潮催要劳伊莱斯厦门公司所欠先锋公司货款。黄洪潮表示等业务好转将逐步清偿所欠货款。2016年11月30日，周群峰针对最后一份购销合同要求黄洪潮“款到了才发货”，黄洪潮表示“你们送货到上海，我把全款给你们”。 8.本案审理过程中，先锋公司代理人姚俊华、案外人林志成（律师）于2018年8月29日与周群峰谈话并形成谈话笔录（附录音录像），周群峰认为其持有上海公司49%的股份，并非代先锋公司持有，与先锋公司无关；因约定的注册资本缴款时间未至，故尚未实际出资。周群峰与黄洪潮的QQ聊天记录体现，双方在谈及上海公司业务的时候，周群峰表示相关业务需要和“盛总”（先锋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明学）沟通。 9.劳伊莱斯厦门公司由黄洪潮、陈岚于2010年6月21日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根据厦誉会验字（2010）第YA967号《验资报告》，黄洪潮、陈岚分别认缴注册资本25万元，并于2010年6月8日各缴纳注册资本5万元。根据厦加捷正大验字[2010]第NY0940号《验资报告》，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增资至100万元；黄洪潮、陈岚各认缴50万元，且于2010年7月12日分别各缴纳注册资本45万元。至此，黄洪潮、陈岚已经全部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2014年1月2日，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股东陈岚将所持有的占公司15%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5万元，实缴15万元），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洪涛；股东黄洪潮将所持有的占公司2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20万元，实缴20万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洪涛。”转让后，陈岚持有公司35%的股权，黄洪涛持有公司35%的股权，黄洪潮持有公司30%的股权。各方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黄洪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10.劳伊莱斯厦门公司2010年至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公司2010年期末货币资金为50余万元，2011年年初货币资金变为40余万元，2011年期末货币资金为406970.84元，2012年年初货币资金变为156970.84元。先锋公司据此认为劳伊莱斯厦门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法院准予先锋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调取了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7138的账户交易明细，交易明细显示：2010年7月5日公司账户余额为263元，2010年7月12日黄洪潮、陈岚各转入投资款45万元后，账户余额为900263元，次日该账户便向黄洪潮转出备用金65000元、差旅费55000元、采购款28万元、货款10万元，合计向黄洪潮转出50万元，另向案外人林华艺转出往来款40万元，公司账户余额变为263元；2010年11月15日，黄洪潮向该账户转入315000元，账户余额为316915.12元，同日该账户向案外人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14444元，账户余额为2471.12元；2010年11月19日，该账户向陈岚转出备用金2000元，账户余额变为471.12元；2010年12月16日公司账户取得贷款321307.51元，次日，该账户再次向黄洪潮转出备用金6万元，并于2010年12月20日、2011年1月18日、2011年1月30日先后向陈岚转出备用金20万元、1万元、500元……。该公司账户交易明细体现，公司账户与股东黄洪潮、陈岚存在较为频繁的资金往来。 诉讼中，一审法院准予先锋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冻结了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的账号尾号7138的银行账户存款，截至2018年7月13日，应冻结款项为118万元，实际已冻结712.07元，未冻结1179287.93元。一审法院同时还冻结了该公司另外两个银行账户，截至2018年7月13日已冻结款项分别为0.11元和3625.36元，均未足额冻结。先锋公司已交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并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支付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费377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案涉《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是否履行，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尚欠先锋公司货款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2.先锋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黄洪潮、黄洪涛、陈岚是否需要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焦点1.先锋公司与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于2015年3月30日签署了案涉《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但先锋公司主张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已实际履行，理由如下：第一，“先锋电机（艾米）”于2015年3月30日向黄洪潮发送《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于2015年4月9日向黄洪潮发送周群峰的公民身份证照片，先锋公司在庭审中虽然认为“先锋电机（艾米）”并非周群峰，但又承认双方确实于2015年3月30日签署了《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对于如何签订该协议又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因此足以认定“先锋电机（艾米）”作为先锋公司工作人员通过邮件与黄洪潮签订《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的事实。第二，从双方往来邮件分析，“先锋电机（艾米）”向黄洪潮发送《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后又发送了周群峰的身份证照片，随后黄洪潮向其发送了“证明”，载明先锋公司委托周群峰代持上海公司股份，虽然该证明没有先锋公司盖章确认，但从上海公司成立后的工商登记资料看，周群峰持股比例49%与《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一致，周群峰亦承认注册资金并未实际出资到位；虽然周群峰表示其并非代先锋公司持有该合资公司股份，但其作为先锋公司的工作人员，本身与先锋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且其本人并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对其证言提出异议，故其证言证明力难以认定。从周群峰与黄洪潮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双方在谈及上海公司业务的时候，周群峰表示上海公司相关业务需要和“盛总”（先锋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明学）沟通，足以印证周群峰代持先锋公司股份的事实。综合上述分析，上海公司已经根据《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设立，应认定案涉《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即先锋公司以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的货款债权49万元作为其在上海公司中的出资（占49%股权）。该部分货款应在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应付先锋公司货款金额中予以扣减。从《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内容看，双方确认截至2015年3月30日劳伊莱斯厦门公司欠先锋公司货款734200元，结合双方的发票金额及付款情况分析，该货款应包含2013年6月9日发票金额112000元。由此计算，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尚欠先锋公司货款金额为658950元（171万-561050-49万）。从双方签订合同及付款情况分析，2015年4月10日合同金额为75000元的购销合同项下货款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13日支付定金7500元（合同金额10%），于2015年8月11日支付尾款67500元，至此该合同履行完毕；2015年5月23日合同金额为45万元的购销合同项下货款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支付定金45000元（合同金额10%），尚欠货款405000元；2016年9月19日合同金额为195000元的购销合同项下货款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支付了定金39000元（合同金额20%），尚欠货款156000元。双方对于2016年12月6日支付的146250元具体针对哪份合同存有争议。从周群峰和黄洪潮之间的QQ聊天记录分析，2016年11月30日周群峰要求黄洪潮（针对最后一份购销合同）“款到了才发货”，黄洪潮表示“你们送货到上海，我把全款给你们”；2016年12月3日先锋公司向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19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12月6日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向先锋公司支付了货款146250元，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该146250元系支付最后一份购销合同项下款项。至此，该2016年9月19日购销合同项下尚欠货款金额为9750元（195000-39000-146250）。综上所述，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尚欠先锋公司货款金额658950元包含《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项下尚欠货款244200元、2015年5月23日合同项下尚欠货款405000元和2016年9月19日合同项下尚欠货款9750元。因案涉购销合同均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先锋公司主张从逾期付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欠付货款的利息损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其中，2015年3月30日《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项下尚欠货款244200元对应利息损失应自协议签订当日起计算；2015年5月23日购销合同约定尾款为发货后凭17%增值税发票在60天内结清，对应发票开具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因此尾款应付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逾期利息损失应自2015年11月14日计算；2016年9月19日购销合同约定尾款凭票45天结清，对应发票开具时间为2016年12月3日，因此应付尾款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逾期利息损失应自2017年1月18日起计算。对超出部分的利息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焦点2.关于先锋公司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5年3月30日，双方通过《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对截至2015年3月30日的货款进行了结算，此后双方又发生多次购销合同关系。先锋公司工作人员周群峰曾于2015年11月24日、2016年9月19日、2016年10月14日多次通过微信向黄洪潮催要劳伊莱斯厦门公司所欠先锋公司货款，该催讨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先锋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焦点3.根据《会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账户、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资金往来。本案，第一，从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尾号7138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分析，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在2010年7月12日完成注册资本金出资后账户余额为900263元（出资前账户余额为263元），次日黄洪潮便以备用金（65000元）、差旅费（55000元）、采购款（28万元）、货款（10万元）的方式将资本金中的50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另向案外人林华艺支付往来款40万元，公司账户余额剩下263元。从常理分析，用以注册验资的资本金在次日便全部转出，其中还包含转给股东黄洪潮个人的差旅费以及货款、采购款，明显不符合常理，黄洪潮也未能提供与前述交易相关的会计凭证予以证明；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黄洪潮辩称在公司财务实践中，股东提取备用金是合法的，但对于提取备用金的具体用途却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违反了前述法律关于不得对公司资产以个人名义开立存储账户的规定，应当承担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股东个人的证明责任。第三，黄洪潮、陈岚个人银行账户与公司银行账户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其中公司账户转出到黄洪潮、陈岚个人账户用途大部分为“备用金”，虽然黄洪潮、陈岚也频繁向公司账户转款，但从账户交易明细分析，在黄洪潮、陈岚向公司账户转款后的当日，公司一般均有对外付款需求，如2011年10月18日公司账户余额为679.85元，次日陈岚向公司转款1万元，随后公司遂向案外人厦门中劲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租金9155元，账户余额变为1524.85元；2011年12月12日公司账户余额为790.32元，2011年12月14日黄洪潮向公司转款25000元，同日公司向案外人故城县鑫星轴瓦厂转出货款23100元，公司账户余额又变为2690.32元；同日黄洪潮再次向公司转款28000元，随后公司向案外人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款网络广告费28000元，公司账户余额又变为2690.32元，诸如此类。从上述银行交易明细分析，可以发现，公司账户一旦有经营入账，黄洪潮或陈岚便会以备用金或者差旅费的形式将公司账户资金转出到其个人账户，在公司有对外付款需求的情况下，再由股东个人转入公司账户以对外付款，如此操作，导致公司账户资金余额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从一审法院财产保全冻结劳伊莱斯厦门公司账户情况来看，截至冻结当日2018年7月13日，应冻结款项为118万元，实际已冻结三个账户款项仅为4337.54元（712.07+3625.36+0.11），显然存在股东黄洪潮、陈岚将公司资产转入个人账户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综合上述分析，足以认定劳伊莱斯厦门公司资产与股东黄洪潮、陈岚个人资产混同的事实，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洪潮、陈岚因个人财产与劳伊莱斯厦门公司资产混同，应该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尚欠先锋公司货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洪涛依法受让黄洪潮、陈岚已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的股权，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黄洪涛存在抽逃出资、协助抽逃出资或者与公司资产混同的情形，先锋公司要求黄洪涛在抽逃出资100万元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劳伊莱斯厦门公司应支付尚欠先锋公司货款6589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244200元应自2015年3月30日起计算，405000元应自2015年11月14日起计算，9750元应自2017年1月18日起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黄洪潮、陈岚应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的上述货款及利息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先锋公司要求黄洪涛在抽逃出资100万元范围内对劳伊莱斯厦门公司不能清偿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先锋公司主张因本案支出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3776元由劳伊莱斯厦门公司、黄洪潮、黄洪涛、陈岚承担，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劳伊莱斯（厦门）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无锡先锋电机有限公司货款6589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其中244200元自2015年3月30日起计算，405000元自2015年11月14日起计算，9750元自2017年1月18日起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二、黄洪潮、陈岚对劳伊莱斯（厦门）电气有限公司本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无锡先锋电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岚在二审提交一份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备用金并非由其个人支配使用，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材料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没有影响，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形式合法，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依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邮件往来及具体行为，一审认定《货款解决与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是正确的，并充分阐述了理由，二审不再赘述；3、作为本案原告，先锋公司在一审并未就诉讼保全费提出诉讼请求，二审再主张没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先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04元，由上诉人先锋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仲 审判员 张 超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陈玉梅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