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8866号原告：樊建飞，男，1965年4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原告：樊嘉豪，男，1989年10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斌，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厦门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法定代表人：徐广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逸恒，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宜国，男，1978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被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法定代表人：刘巽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文珺，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智娟，女。第三人：苏州双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万鸿银座1幢商铺06室。法定代表人：高宜国，负责人。原告樊建飞、樊嘉豪与被告厦门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公司”)、高宜国、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五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7月4日进行证据交换。后经被告华丽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苏州双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驹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樊嘉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斌、被告华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两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建工五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文珺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樊建飞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建工五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智娟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高宜国、第三人双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樊建飞、樊嘉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442,025元；2、判令三被告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以442,045元为基数，按照6%的年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三被告对请求事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三被告责任承担方式为，由被告华丽公司、高宜国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由被告建工五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两原告系父子关系。原告樊建飞于2016年12月与被告高宜国签订佘山国贸项目37A-01A(以下简称“37地块”)的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负责装修工程的木作部分，项目发包人是被告建工五建，项目分包人是被告华丽公司，转包人为被告高宜国，原告系实际施工人。此后，原告又承包了54A-05A(以下简称“54地块”)的装修施工合同，双方口头约定延续37地块合同。后因原告樊建飞摔伤，故54地块合同系原告樊嘉豪于2018年4月14日与被告华丽公司签订，两原告同意作为共同原告来进行结算工程款。然被告自始就不能按约付款，2017年年底起，双方多次到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人民政府解决此事。被告华丽公司与2018年8月8日盖章确认，被告高宜国于2018年10月25日签名确认，共欠原告682,045元。现仍有诉请金额未付，遂涉诉。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补充事实与理由为：原告认为，诉请支付的工程款均应属于54地块的工程款，37地块款项已付清，如法院认定事实与原告理解存在差异，保留另案诉讼的权利。被告华丽公司辩称，被告华丽公司不应对原告承担付款义务，被告华丽公司与被告建工五建均按照进度款支付，不存在欠付工程款。就54地块，与被告华丽公司签约主体应为原告樊嘉豪，原告樊建飞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并非54地块所涉合同的适格权利主体。而被告华丽公司专业分包54地块的相应工程后，于2017年6月20日与第三人双驹公司签订《上海佘山天悦54A-05A地块(1#、2#、11#楼)室内及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地下二层至十三层劳务分包合同(包工包料)》，将54地块的劳务分包给第三人。其后，被告高宜国代表第三人，将54地块再次分包给原告施工，因第三人拖欠包括原告在内的劳务班组工人工资，发生集体讨薪事件。后佘山镇政府代表于2018年2月13日组织召开协调会，促成被告建工五建将拟支付给被告华丽公司的140万元直接支付给被告高宜国，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然被告高宜国却将款项挪作他用。2018年初春节过后，因工人未进场复工，被告华丽公司无奈与原告樊嘉豪签订《54地块(1#、11#楼)木作班组(樊嘉豪)后续施工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同意代第三人及被告高宜国向原告支付54地块拖欠的工程款。经被告华丽公司核算，54地块现场实际施工量为211,091.89元，现被告华丽公司及高宜国已付款项远远超过该地块工程款，故无需承担付款义务，对于原告主张的工程本身也不认可，双方并未就此达成结算意见。此外，即便法院经查涉案54地块确有工程款未付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尚有总价款5%为质保金，付款条件应在保修期届满后方才成就。被告建工五建辩称，不同意原告针对被告建工五建的诉请。被告建工五建并非37地块的总包方，仅仅是承包了54地块，且就该地块只于被告华丽公司存在合法专业分包关系，亦无欠付工程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建工五建承担责任依据不足。被告高宜国未发表答辩意见。第三人双驹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樊建飞系原告樊嘉豪父亲。2018年4月14日，被告华丽公司(甲方)与原告樊嘉豪(乙方)签订涉案协议，约定工程范围为11#(8F-13F)、1#楼木作后续未施工完的项目(包含但不限于厨房墙面木作背板、门套、吊顶封板、零星木作等项目)以已完成项目需整改工作(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协议第三条第五款约定付款方式及时间为：“1、工资发放班组需提供资料：完成工程量计算式、工人工资表、考勤表、承诺书、工人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及建行卡号。2、由政府见证付款。3、2018年4月20日甲方代苏州双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高宜国)向乙方支付110,000元(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4、2018年4月25日甲方代苏州双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高宜国)向乙方支付110,000元(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5、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付至结算款的80%(2018年7月30日)。6、工程交付小业主后付至结算款的95%(2018年11月20日)。7、结算款的5%作为保修金，保修期两年，保修期满扣除维修的费用后一周内无息付清余款。8、乙方在此郑重承诺愿意配合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追索苏州双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高宜国)提供一切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手机证据、书证、录音及当面作证)。协议另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8月8日，被告华丽公司现场负责人邓艮辛在写有“54地块1号楼每户6,200元×6户=37,200元×13层=483,600元；11号楼8-13共6层×37,200元=223,200元；合706,800元；签工603工×330=198,990元加12工预支贰拾贰万元贰拾壹万元；37、54余678,085元+3,960元合682,045元”字样的单据上签字盖章并手写“只确认施工现场发生量”字样。被告高宜国于2018年10月15日在上述单据上签字并手写“以项目部对量为准”字样。2018年10月25日，被告高宜国在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信访办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其上载明“樊建飞分包班组：青浦卓越工地：73,157元(未付)；太仓人工费13万(已付)。国贸天悦9#楼12.5层×7,000元/层×4户=350,000元，签工：311工×300元/工=93,300元。54#楼层37,200元/层×19层=706,800元(扣除样板房90工×300元/工=27,000元)；不锈钢基层：6,840元(114间×60元/间)54号签工：491工×300元/工=147,300元；已实付劳务费用：107万元(按大包合同内支付金额)。青浦：73,157元未结清。工程总量：1,480,397元余额：410,397元(其中37#、54#337,240元未付含签工产生的金额)。90个样板房人工存在争议：后面协商结果为：样板房另补签工50个人工×300元/工=15,000元。总计金额下欠425,397元(即大写肆拾贰万伍仟叁佰玖拾柒元整)。此笔款项于2018年11月30日付清，从本人处领取”字样。另查明，2016年12月21日，被告高宜国(甲方)与原告樊建飞(乙方)就37地块签订《上海市佘山天悦37A-01A地块9#号楼室内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甲方将37地块9#、10#楼室内装修工程发包给乙方，每层(4户)28,000元，共计十三层。合同另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注明“补签”。再查明，2016年，被告华丽公司与案外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上述案外人将松江区佘山北37A-01A地块商品住宅项目精装修二标段(9、10#楼)工程分包给被告厦门华丽公司。2016年10月16日，被告华丽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上海国贸天悦精装修二标段(9、10#楼)室内及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地下二层至十三层劳务分包合同大包班组(包工包料)》合同一份，载明被告华丽公司将上海国贸天悦精装修二标段(9、10#楼)室内精装修及公共区域精装修装修地下二层至十三层精装修工程(含9号楼样板层)分包给第三人。被告高宜国作为第三人代表在上述合同中签字。2017年4月12日，被告建工五建(发包方、甲方)与被告华丽公司(承包方、乙方)签订《专业分包合同》一份，载明甲方将54地块商品住宅项目发包给乙方，合同总价暂定15,314,251.85元。该合同另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6月20日，被告华丽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上海佘山天悦54A-05A地块(1#、2#、11#楼)室内及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地下二层至十三层劳务分包合同(包工包料)》，约定被告华丽公司将54地块室内及公共区域相关精装修工程分包给第三人。被告高宜国作为第三人代表在上述合同中签字。又查明，2018年10月24日，被告高宜国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写有“田林路工程量40万，已付20万，余20万未付，此笔款项于2018年12月15日付清，此款从本人处领取”字样。庭审中，原告称，就54地块，因被告华丽公司系协议书相对方，而被告高宜国也承诺过付款，且当初是被告高宜国找到原告施工，故上述两被告应承担共同付款义务，而被告建工五建为涉案工程总包方，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2018年10月25日后，被告高宜国曾向其支付240，000元，但其中205,452元系针对37地块及青浦工程支付，针对涉案工程的付款仅为34,548元。原告另称，被告高宜国于2018年10月24日出具的欠条是在佘山镇信访办所写，原件在原告手中，但系被告高宜国对已付款所对应的工程的反悔行为，原告对此并不认可，2018年10月25日被告高宜国出具的欠条也如是。2018年10月25日欠条出具当天，原告在派出所从上午9点待到下午，都在对账，其他班组也在跟被告高宜国对账，也有出具欠条，该欠条写好后原告樊建飞看过，但忘记有没有拿走原件。原告樊嘉豪则表示，其看过后表示该欠条不予接收。被告华丽公司则称，其与被告高宜国针对54地块向原告的付款包括：1、2018年2月8日前被告华丽公司经被告高宜国向原告樊嘉豪班组支付60,000元；2、2018年2月8日，被告华丽公司在佘山镇政府部门监督下向原告樊建飞支付150,000元；3、2018年2月14日，经佘山镇政府部门协调，被告华丽公司向被告高宜国支付2,200,000元，其中被告高宜国分别于2018年2月14日、15日各向原告樊嘉豪支付200,000元，共计400,000元；4、2018年4月2日至25日期间，被告华丽公司向原告樊嘉豪及其班组工人支付220,000元；5、2018年5月11日，被告华丽公司向原告樊嘉豪及其班组工人支付4,500元；6、2018年9月3日，被告华丽公司向原告樊嘉豪及其班组工人支付21,960元；7、此后经佘山镇政府部门协调，被告高宜国向原告樊嘉豪付款240,000元。2018年10月24日、25日被告高宜国出具的两份欠条均在政府部门见证下经于原告核对后作出，原告应受拘束。原告认为上述付款并非均针对涉案工程，其中2018年2月14日、15日共计400,000元系针对田林路工程支付，2018年5月11日的4,500元、2018年9月3日的21,960元系即时点工。被告建工五建对上述情况及材料均不清楚，但表示其无欠付工程款。以上事实，有上海市佘山天悦37A-01A地块9#号楼室内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上海国贸天悦精装修二标段(9、10#楼)室内及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地下二层至十三层劳务分包合同大包班组(包工包料)、专业分包合同、海佘山天悦54A-05A地块(1#、2#、11#楼)室内及公共区域装修工程地下二层至十三层劳务分包合同(包工包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就涉案工程三被告何者应承担付款义务及承担何种形式的付款义务？2、涉案工程价款是否已结算完毕？3、涉案工程剩余工程款为何？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就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协议载明，被告华丽公司与原告樊嘉豪就涉案工程建立合同关系，并承诺代第三人或被告高宜国履行付款义务，因原告樊嘉豪不具备相应资质，故被告华丽公司与原告樊嘉豪就涉案工程建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效。但被告华丽公司仍应参照双方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然原告樊建飞并非上述协议签订主体，虽基于父子关系代表原告樊嘉豪参与结算、收款等事宜，但并非是对涉案协议享有权利的适格主体，故对于原告樊建飞就涉案工程提出的全部诉讼，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高宜国曾承诺并实际就涉案工程向原告支付了部分付款，鉴于此，原告樊嘉豪基于合同关系和承诺，要求被告华丽公司、高宜国承担共同付款义务于法有据，本院予以准许。另被告华丽公司和被告建工五建均确认，双方不存在欠付工程款，且被告建工五建系合法专业分包给被告华丽公司，故原告樊嘉豪要求被告建工五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义务，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现原告樊嘉豪称，被告华丽公司现场负责人邓艮辛于2018年8月8日、被告高宜国于2018年10月15日在单据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对该单据上所列工程价款的认可，然该单据手写内容显示，仅系针对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反观2018年10月25日的欠条，对于被告高宜国与原告之间青浦工程、太仓工程、54地块(即涉案工程)和37地块工程款项情况进行梳理，且是在政府部门见证下，经长时间的协商、对账后出具，复印件亦经政府部门留存，故原告樊嘉豪与被告高宜国显然均应受此拘束。而从涉案协议来看，被告华丽公司认为其系代被告高宜国或第三人就涉案工程付款，故在被告高宜国对应付工程款进行确认后，被告华丽公司就涉案工程的付款义务亦以该份欠条所载金额来认定。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2018年10月25日欠条所载内容来看，就青浦工程、太仓工程、54地块(即涉案工程)和37地块工程，双方进行结算，截至当日，被告高宜国尚欠原告工程款425,397元，包括青浦工地工程款73,157元，以及54地块(即涉案工程)和37地块工程款合计352,240元(337,240元+54地块90个样板房另补签工的15,000元)，并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付清。又因被告华丽公司自认系代为支付，故被告高宜国所做该期限内付清全部工程款的承诺，也应拘束被告华丽公司，被告华丽公司关于涉案工程质保金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现原告自认，2018年11月25日欠条出具后，被告高宜国共向其支付工程款240,000元。被告华丽公司亦无证据证明上述欠条出具后，其向原告支付过相应工程款。根据上述欠条显示，被告高宜国就青浦工程、37地块工程及涉案工程对原告所负债务，无先后履行顺序，此后被告高宜国的付款，亦应按上述债权比例冲抵。故240,000元还款中，应有198,726.37元系针对涉案工程及37地块工程[计算方式为：352,240元÷(352,240元+73,157元)×240,000元]，至此，涉案工程款和37地块工程款合计尚有153,513.63元未付清，本院现根据上述两工程原始工程款比例[涉案工程为848,940元(含54地块90个样板房另补签工的15,000元)，37地块工程为443,300元]，确认涉案工程尚有100,851.13元工程款未付清。被告高宜国、被告华丽公司应就该款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且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原告樊嘉豪利息。被告高宜国、第三人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厦门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高宜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樊嘉豪工程款100,851.13元；二、被告厦门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高宜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樊嘉豪利息(以应付工程款100,851.13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樊建飞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樊嘉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31元，由原告樊建飞、樊嘉豪负担5,614元(已付)，由被告厦门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被告高宜国负担2,31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康晓莉审 判 员  沙 莎人民陪审员  黄坤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林梅均书 记 员  林梅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