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705民初4388号原告：袁浩然，男，199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法定代理人:袁某,男,1963年11月11日出生,住铜陵市铜官区,系原告袁浩然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彪,系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诚,系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义安区钟鸣镇建业房屋中介服务部，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清泉画苑18栋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764MA2RWBWY19。负责人：王时康。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水,系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袁浩然诉被告义安区钟鸣镇建业房屋中介服务部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杨富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理人袁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彪、钱诚，被告负责人王时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袁浩然退还服务费13万元人民币；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6000元违约金；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全部负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19日，原告袁浩然与被告签订了《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服务项目是被告为原告袁浩然介绍越南年轻女子在自愿的情况下做原告袁浩然妻子。合同同时约定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以及其他的权利和义务。在服务期限中特别约定了“服务期限三年，及从结婚登记证发放日计算三年内被告负责越南新娘在原告家中生活。如发生逃婚和骗婚、脱离原告不履行妻子的义务等均由被告负责并退回原告支付的婚姻介绍服务费并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费和婚介服务费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全部费用，原告袁浩然与越南女子登记结婚。婚后不久，2019年3月5日越南女子离家出走，至今未归。越南女子离家出走的行为致使被告违约，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虽然有部分条款约定无效，但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不存在该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法律依据不足。2、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中介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双方合同的第三条明确约定，如果发生所介绍女子逃婚、骗婚，脱离男方不履行妻子义务等，被告负责退回服务费并承担违约金。可本案中，被告介绍的越南女子已经和原告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合法夫妻。被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同时原告无证据证明原告的妻子存在上述情形，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违约。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中介费的请求和承担违约金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3、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系智力残疾，便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并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治愈或者能够治愈，原告可能存在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原告的妻子离家出走，可能与其自身残疾有关，导致双方互不能履行夫妻义务。按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原告的妻子离开原告，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原告妻子的离开，不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4、被告给原告介绍女朋友，直至成为夫妻，被告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润，所有相关费用，均有被告在收取中介费中支出。虽然被告超出了一定的费用，可被告按照铜陵的风俗和良知，认定成就一场婚姻，是在做一桩好事的宗旨，同时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没有再要求原告支付费用。可被告的好心，却换来了原告的诉讼，被告难以接受该事实。因此，被告将依法保留向原告追索超出合同约定的费用的诉权。5、反之，如果原、被告之间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本案中，原告的妻子为什么离开原告家，责任是谁？当然不应当是被告。被告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因此，被告的损失应当有原告承担。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工商信息查询单，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残疾证，证明：原告系智力残疾人。证据3、《婚姻介绍服务合同》，证明：双方之间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及违约责任。证据4、收条，证明原告支付13万元介绍费给被告。证据5、护照、结婚证，证明：原告与被告所介绍越南女子与2018年11月19日登记结婚，及越南女子身份情况。证据6、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被告所介绍越南女子于2019年3月5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持异议。对证据2质证意见:三性均不持异议，从该证明可以认定，原告系智力残疾二级，并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治愈，因此可能存在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同时不排除原告的妻子离家出走，可能与其残疾有关。对证据3质证意见: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的观点持有异议。该合同第三条约定，被告提供中介服务期限是三年，如果发生所介绍的女子逃婚，骗婚，脱离男方不履行妻子义务等，被告负责退回服务费并承担违约金。可本案中，被告介绍的越南女子已经和原告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合法夫妻。被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同时原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妻子存在上述情形，因此不能证明被告违约。对证据4质证意见：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观点持有异议，因为该收费包含原告去越南的一切费用，被告实际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利润。对证据5质证意见：三性均不持异议。从结婚证复印件该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对证据6质证意见：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观点持有异议。从该登记表可以证明，原告的妻子，在报警当天离家出走，但不能证明被告违约。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收款证明共计11张。1.2018年11月15日，25000万越盾÷3200=78125元2.2018年11月18日，3500美元×6.96元=24360元3.2018年11月15日，1680万越盾÷3200=5250元4.2018年11月2日，350万越盾÷3200=1093.75元5.2018年11月16日，1250万越盾÷3200=3906.25元小计，112735.00元人民币。证据二：机票一组，计4张小计，9356.00元合计：122091.00元证明目的：证明被告因为给原告介绍结婚女友，去越南所实际支付的费用，被告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润。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质证的意见：三性有异议，根据民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证据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获得，应当经所在国的公正机构公正，并经中国及该国大使馆认证，才具有法律效力。收款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应该由相关的收款方出具发票，不应该由公安机关出具。对证据二质证的意见：对三性有异议，机票产生的费用，应该由航空公司出具真实的发票。经原告举证和被告质证，可以确认以下事实：一、原告袁浩然系智力残疾（二级），法定监护人为袁某，2009年11月5日由铜陵市铜官区残疾人联合会核发《残疾证》。二、王时康于2018年7月11日在铜陵市义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注册登记，并领取名称为义安区钟鸣镇建业房屋中介服务部的个体营业执照，经营者为王时康，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屋中介服务、婚姻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三、2018年10月19日原告袁浩然与王时康签订一份《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合同约定：1、服务项目：介绍越南年轻女子在自愿的情况下做原告袁浩然的妻子。2、服务内容：①提供原告方二人到越南河内的来、回机票、车票（含高铁票）并提供在越南国内的食宿以及交通，以上费用由王时康承担。新娘来中国的路费也有王时康承担（与原告同行）。②王时康在越南河内提供约见越南女子，并提供场地承担费用。③王时康办理原告和看中的越南女子在越南的婚姻登记并通过越南政府和中国大使馆的婚姻的认证；王时康提供越南女子近期在正规医院体检报告并合格。④办理原告认同的越南女子（妻子）来中国的一切手续并承担费用。负责原告与妻子顺利通过海关并登机。⑤回到中国后王时康负责到合肥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涉外婚姻登记并取得婚姻登记证，发生的费用由王时康承担。3、服务期限：三年，及从婚姻登记证发放日计算三年内王时康负责越南女子在原告家中生活。如发生逃婚和骗婚、脱离原告不履行妻子义务等均由王时康并退回原告支付的婚姻介绍服务费并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费和婚介服务费20%的违约金。4、服务费：婚姻介绍费包含：路费、食宿费、越南女子的见面费、办理婚姻登记产生的费用（含越南和中国分别办理）、办理原告和越南妻子的出国签证费用、给越南妻子的聘礼费、婚姻介绍酬金等；服务费合计壹拾叁万元整（130000元）。5、支付方式：现金或汇款，原告支付服务费后，王时康将出具收据方式回复原告，以证实服务费收到。婚姻介绍服务费分四次支付：第一次完成原告与越南女子见面并相互确认到村里办理婚姻介绍信时支付人民币20000元，第二次支付完成在越南的婚姻登记并通过越南政府和中国大使馆的婚姻的认证后支付人民币40000元；第三次支付负责完成与妻子的海关检查登记后支付人民币40000元；第四次支付完成合肥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涉外婚姻登记并取得婚姻登记证后支付人民币30000元。6、原告权利和义务：①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应向王时康出示证明身份和护照，②原告应积极配合王时康完成合同约定的婚姻介绍服务，③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婚姻介绍服务费。7、王时康的权利和义务：①王时康应积极、热情、诚信、规范地为原告完成合同约定的婚姻介绍服务。②王时康应保护原告的个人信息，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将原告个人信息（电话、住址、身份证号码）透露给第三人。③如王时康不按本协议进行服务或王时康在服务过程中，有故意编造欺骗行为，原告有权向王时康提出全部退款和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④王时康在履行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提出增加婚姻介绍服务费，如有提出视同违约，原告有权终止合同向王时康提出全部退款和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四、原告及法定代理人袁某，以及被告负责人王时康于2018年10月21日一起前往越南。原告经被告介绍，2018年11月19日原告与越南女子HUYNHNGOCNHI领取结婚证，2018年11月21日被告出具收据，确认原告向被告支付婚介服务费13万元。五、2019年3月5日原告向铜陵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警，反映其越南妻子HUYNHNGOCNHI离出走。原告的越南妻子HUYNHNGOCNHI至今未归。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中规定“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可见涉外婚姻介绍是国家禁止经营的业务。被告以营利为目的提供涉外婚姻介绍服务，其业务未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被告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国家相关禁止性经营的规定，且将婚姻商品化，有损社会公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故认定原告与被告签订《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服务费13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系无效合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26000元，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因被告提交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没有经过公证、认证，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被告辩称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无效。二、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返还原告所支付的服务费13万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0元，减半收取1710元，由原告负担310元，被告负担140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富生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费荣芳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