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7民终1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应，男，195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再峰，男，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与刘泽应是父子关系。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再峰，男，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经常居住地及确认的送达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锦波，男，199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确认的送达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厚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衡，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通和道**。法定代表人：高艳霞。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与被上诉人陈锦波，原审第三人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福科斯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刘泽应、刘再峰不服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初5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泽应、刘再峰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2018）粤1702民初5065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陈锦波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陈锦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针对本案的同一股权转让事实，同时共有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在没有分别释明该四份协议各自效力的前提下，轻易下达判决，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责任倒置给刘泽应、刘再峰承担。陈锦波对其原持有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的22%股权的转让事宜，共对外签订了4份协议书，分别是（1）陈锦波与刘泽应、刘再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日期为2018年7月3日，即陈锦波提交的证据一，下称“协议一”）；（2）陈锦波签订的《变更协议书》（协议载明日期为2018年7月4日，即陈锦波提交的证据二，下称“协议二”）；（3）陈锦波与福科斯公司签订的《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日期为2018年7月3日，即陈锦波提交的证据三，下称“协议三”；（4）陈锦波与福科斯公司签订的《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日期为2018年7月2日，即陈锦波二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下称“协议四”）。本案第二次庭审中，陈锦波亲自到场，亲口说明：1.陈锦波提交的协议一和协议二，都是股权变更当日即2018年7月5日当天补充签订，但具体是股权变更登记前还是股权变更登记后补签的，陈锦波表示忘记了；2.2018年7月3日签订协议三当日，陈锦波就收到福科斯公司支付的450万元股权转让金；3.协议四是从大连市工商局档案室调取的证据。上述四份协议，只有协议三的载明日期与实际签订日期一致，协议一、协议二是2018年7月5日补签的，协议四的实际签订日期未明。协议一、协议二与协议三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协议一、协议二的股权转让金总额为人民币604.5万元，比协议三的股权转让金总额人民币450万元多出了人民币154.5万元。第二，协议一、协议二的受让方为刘泽应，协议三的受让方为福科斯公司。刘泽应、刘再峰认为，协议三是陈锦波对其原持有大连市志恒投资有限公司22%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一、协议二的补签实际是要求刘泽应、刘再峰额外承担陈锦波的叔叔陈浩辉的人民币450万元的所谓财务成本154.5万元。（二）福科斯公司在本案中并未到庭，因福科斯公司不能到庭，导致本案的事实真相至今尚未查明，而一审法院却将相关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刘泽应、刘再峰，有失公平正义。福科斯公司现如今是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股东，是福科斯公司收购陈锦波的股权，还是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只是替刘泽应、刘再峰收购陈锦波的股权？本案福科斯公司是依据其自身的收购行为向陈锦波支付人民币450万元股权转让金，还是刘泽应、刘再峰委托福科斯公司向陈锦波支付人民币45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其实只要福科斯公司参与庭审，即可毫无异议地查明刘泽应、刘再峰和陈锦波、福科斯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的相关真相。在本案一审中，需要二审法院核查的是，刘泽应、刘再峰是在第二次庭审开庭前不到三天时间才收到开庭传票的。本案福科斯公司的追加是否存在通知不到或者通知不及时等原因，导致福科斯公司最终没有参与庭审？现一审合议庭将因福科斯公司第三人未出庭而无法查明的相关事实，最终推断为不利于刘泽应、刘再峰的法律事实，完全属于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形，望二审法院核查。（三）关于陈锦波一审诉求的154.5万元股权转让余款的性质。该款实质是前述协议一、协议二与协议三之间基于同一标的股权的差额，刘泽应、刘再峰一直明确表明该款是陈锦波的叔叔陈浩辉基于其对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450万元投资本金计算得出的财务成本，是陈浩辉与陈锦波在2018年7月5日当天且股权变更登记之后，用各种方式逼迫刘泽应、刘再峰补签协议一、协议二来承担的。该款的实质性质并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类似于赠与资金、借款利息的存在，协议一、协议二强行将该款项牵强附会成为股权转让余款。（四）关于刘再峰的担保责任不明确。一审判决刘再峰为刘泽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没有指明刘再峰应该具体根据哪份协议哪个条款为刘泽应承担担保责任，完全忽视了协议一、协议二之间对同一股权标的的同一股权转让款的表述也是有矛盾的。综上，一审合议庭有意回避了本案协议三的存在，以及协议三签订当日福科斯公司直接向陈锦波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一审合议庭在福科斯公司未到庭且案件事实存在疑点的前提下，草率地将相关事实推断到不利于刘泽应、刘再峰的情形，是将本该属于陈锦波举证责任倒置给刘泽应、刘再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正义。为此，刘泽应、刘再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就本案提起上诉。陈锦波二审答辩称，1.陈锦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适当，判决结果客观公正，应予维持。2.刘再峰先生其本人是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本次股权转让的合同文本也是其提供和主导的，刘再峰应该会明白白纸黑字、签字捺印的法律意义，而且在双方签订的7月4日的变更协议书中的第三条明确约定此次变更是由于乙方造成的，乙方是刘泽应方，甲方无需按原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的约定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就是陈锦波。我方陈述该条款是为了说明涉案的股权协议的操作是刘再峰、刘泽应全权参与和指导。3.关于对本次股权转让争议涉及的四份转让文书也是刘泽应、刘再峰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四份文书，该四份文书相辅相成、互不矛盾。说明如下：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3日，是本次股权转让的基础和条件。其本身确定了一个基本事实是刘泽应以6045000元受让陈锦波22%的股份。第二份变更协议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4日，这份变更协议书确定了第一份股权转让书的履行方式，即刘泽应指定了福科斯公司作为刘泽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辅助人来具体受让陈锦波的22%的股份，并且该份协议约定了甲方（陈锦波）应与福科斯公司另签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这份股权协议就是第三份文件，第三份文件是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2018年7月3日。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是刘泽应指定的金额4500000元，为何不是6045000元是为了方便转让方，而且与第一笔付款4500000元保持一致。也符合财务与付款一致的要求。至于刘泽应、刘再峰有何种目的只有刘泽应知道。第四份《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2日，这份协议与第三份协议不同的地方有三点：（1）这份协议是以认缴出资额22%计价33000000元。（2）福科斯公司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在第三份《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90天，而且没有在第三份协议中载明少了乙方或者第三人付款的约定。（3）第四份协议的落款打印时间是2018年7月2日，显然这份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用的。转让价款不可能是33000000元，这从侧面也说明第四份协议大概是刘泽应、刘再峰将落款打印时间写在第三份2018年7月3日之前。4.陈锦波在一审中的陈述补签协议是指刘再峰的补签时间，刘泽应和陈锦波在西双版纳于2018年7月3日在刘泽应的办公室签订了第一份协议之后，刘泽应指定福科斯公司付款4500000元，付款时间是在2018年7月3日下午15点10分，陈锦波陈述如果没有收到4500000元首期付款，其不会去大连办理股权协议签字。陈锦波在2018年7月4日收到款项之后到大连，之后刘再峰也到了大连，刘再峰于2018年7月4日到达大连之后才补签的协议一和协议二。关于整个签署合同的过程，陈锦波已经在一审中当庭陈述，恳请二审法庭以陈锦波一审中的陈述予以核实。5.福科斯公司在本案中纯属是《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辅助人，工商登记变更的结果已经充分客观的显示了其已经完成了辅助的义务。所以我方认为福科斯公司是否到庭对本案的事实的认定毫无影响。福科斯公司在一审法院以职权追加的。6.刘再峰的担保方式是明确无误的，在变更协议的第四条中最后一句话丙方（刘再峰）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的认定存在瑕疵，但对于本案的判决是没有影响的。原审第三人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没有作答辩。陈锦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泽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54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8年7月3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暂计至2018年11月15日止的利息108151元）；2.刘再峰对刘泽应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刘泽应、刘再峰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陈锦波与刘泽应、刘再峰自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变更协议书》，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后，陈锦波已按协议的约定将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22%股权转让并过户登记至福科斯公司名下，刘泽应未按约定支付剩余部分转让款1545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陈锦波请求刘泽应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15450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再峰的上述辩称意见均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双方在协议中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月利率2%计算和起算时间从2018年7月3日起计算，故陈锦波请求从2018年7月3日起以尚欠的股权转让款154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再峰为欠款作担保，由于双方约定的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限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担保人的保证期限为二年，至陈锦波起诉时，担保人刘再峰的保证期限仍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陈锦波请求刘再峰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刘再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泽应追偿。刘泽应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刘泽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转让款1545000元及违约金（以尚欠的转让款1545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8年7月3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给陈锦波；（二）刘再峰对刘泽应尚欠陈锦波的上述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再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刘泽应追偿。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3日，被上诉人陈锦波（转让方、甲方）与上诉人刘泽应（受让方、乙方）、刘再峰（受让方担保人、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期限和方式，1、甲方同意将持有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22%的股份以6045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2、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三日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4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到甲方以下指定账户，如未按时支付，本协议即时解除；乙方在按时支付450万元首付款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1545000元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三个月内付清。第二条、盈亏分担：1、甲方转让股份后，其在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份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2、乙方承认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第三条、权利和义务：1、甲方在收到乙方450万元转让价款后，马上安排乘机去大连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因无法购到机票或甲方病等不可抗力原因则延迟行程。其他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办理变更登记，甲方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20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非甲方原因造成的，甲方免责。2、乙方延迟支付1545000元余款的，从2018年7月3日开始，按欠款总额的每月2%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丙方为乙方提供担保。第五条、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三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乙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2、乙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三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等等。合同落款签订时间2018年7月3日。当天，上诉人刘泽应、被上诉人陈锦波均在该协议上签名、捺指模。2018年7月５日，上诉人刘再峰在该协议上补签名、捺指模。2018年7月3日，被上诉人陈锦波（转让方、甲方）与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了一份《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22%的股权作价45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在本合同订立三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股权的全部价款。当天下午，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450万元给被上诉人陈锦波。2018年7月５日，被上诉人陈锦波（甲方）与上诉人刘泽应（乙方）、刘再峰（丙方）签订一份《变更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载明：甲、乙、丙三方就2018年7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一致达成如下变更：“一、甲方按乙方的要求，将其持有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22%的股份以450万直接转让给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并与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另签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二、乙方同意按原协议约定，剩余部分的股权转让价款1545000元(大写：壹佰伍拾肆万伍仟元整）在甲方将股权转让给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三个月内由乙方付清；否则乙方愿意按原协议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三、此次变更事宜是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无须按原协议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四、此次变更事宜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向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承担的责任），乙方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丙方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本协议经三方签署后即刻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与被上诉人陈锦波双方均在该协议上签名、捺指模，合同落款签订时间2018年7月４日。协议书下部有手写内容；“本人汤旭东是乙方股份代持人并同意协助乙方完成股权转让事宜，4404001976090*****。2018.7.4”。2018年7月6日，经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人由陶进链、陈锦波、汤旭东变更为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以上事实，有被上诉人陈锦波一审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协议书、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结合本案一审庭审及二审询问笔录证实。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讼争的1545000元是否为股权转让款及应否支付。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与被上诉人陈锦波及原审第三人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因转让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分别签订三份相关联的合同，按照签订时间先后依次为被上诉人陈锦波与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陈锦波与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签订的《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被上诉人陈锦波与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签订的《变更协议书》；综合三份合同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陈锦波以6045000元将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22%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刘泽应，上诉人刘泽应在合同订立三日内支付450万元被上诉人陈锦波；余款1545000元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三个月内付清；同日签订《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陈锦波以450万元将上述股权转让给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在合同订立三日内支付全部价款，两份合同关于约定合同订立三日内支付450万元的内容相对应。而《变更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陈锦波按上诉人刘泽应的要求，将上述股权以450万元直接转让给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并另签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见三份合同互相关联，互相对应，互相印证，形成了合符情理的逻辑关系，即《变更协议书》既是对《股权转让协议》变更，也是对陈锦波又将股权转让给福科斯(天津)置地有限公司所签的《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追认。被上诉人陈锦波与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协议书》均依法成立，合同没有无效的法定情形，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也没有主张撤销合同，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应当依合同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依法受合同的拘束，应履行合同约定支付剩余部分股权转让款1545000元的义务。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上诉称讼争的1545000元是陈锦波基于其对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本金450万元计算得出的财务成本，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认可。上诉人刘再峰主张在变更协议书中约定的担保责任是对陈锦波损失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并没有直接约定为对股权转让金的担保。但刘再峰也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担保人，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刘再峰应对股权转让款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但适用法律准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05元，由上诉人刘泽应、刘再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才谦审判员  梁宗军审判员  蔡旻霏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叶宝宁书记员许君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