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04民初12505号原告：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李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万保，河南佑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素雅，河南佑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第三中学，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法定代表人：查保翔，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春，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梦梦，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时昌勇，男，197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静华，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胥铭，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公司）诉被告郑州市第三中学（以下简称郑州三中）、时昌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同仁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万保、白素雅，被告郑州三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春，被告时昌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静华、胥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同仁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判令二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500000元；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二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一）被告郑州三中房产出租的程序违规。1.国有资产出租需要报批并论证。《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河南省政府令第108号）第7条规定“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其主要职责（三）负责办理本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处置和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的报批手续”，第16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长期出借的，应当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长期出借和担保等，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财产部门审批”；2.国有资产出租应当进行评估。《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五）整体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的”。据学校相关人士讲，此房出租时并未进行评估，且租金极低，时昌勇直接转租即可谋取巨额利益；3.国有房产出租应公开竞价招租，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出租）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价方式公开处置，从而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暗箱操作等违规行为；二、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关于租赁期限部分条款无效。1.国有房产出租，一般不得超过3年，而被告郑州三中出租期限为17年（2008年-2024年），二被告的房屋租赁期限过长，大约在2008年时郑州三中和时昌勇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郑州三中将所属的郑州市西大街170号的门面房租给时昌勇使用，租赁期限的结束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长达17年。《郑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第9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资产一般不超过3年，期间若需变更出租、出借合同或者协议，应当重新办理报批手续，……合同或者协议期满后继续出租、出借的，应当重新办理报批手续”。此合同约定为17年，严重不符合规定；2.二被告的行为导致一系列的国有资产流失。郑州三中的房产属于国有房产，二被告所签订的长租期的租赁合同，该租期将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被告在租赁合同中，关于租赁期限的部分应为无效条款。三、二被告应连带承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由于二被告签订的租期过长，也直接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虽然作为第三方，但是该合同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利益，并且在时昌勇与原告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让原告承担了约2500000元的责任，而如果二被告的租赁合同以及租期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原告是不需要承担该部分责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租赁纠纷司法解释》第15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综上所述，由于二被告的过错给作为第三方的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时昌勇辩称，1.原告与本案诉讼标的（时昌勇和郑州三中之间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明确规定了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第一项内容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率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本案原告和郑州三中之间无任何直接利害关系，并不是时昌勇和郑州三中之间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时昌勇和郑州三中也未对原告的任何权利义务进行任何处分，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条件；2.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与时昌勇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已经由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时昌勇与郑州三中之间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已经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申821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合法评价，而结合本案的起诉状可知，本案原告是基于对上述裁判内容的不服，对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重新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因此，原告再次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3.《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郑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是政府作出的管理性质的规章，并不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层级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郑州三中辩称，1.程序方面：原告系滥用诉权和浪费司法资源、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且原告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望法院依法驳回起诉。首先，原告与时昌勇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时昌勇所出租房屋系从郑州三中处承租，但原告与郑州三中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法律关系，郑州三中从未收取原告房租，故原告不应当将郑州三中列为被告起诉；其次，通过原告与时昌勇的三份生效法律文书可知，原告从时昌勇处承租涉案房屋，其明知该房屋所有权归属、且自愿签署租赁合同，因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自身出现重大违约行为，导致人民法院判决其败诉，经过两审终审且执行终结，原告申请再审也已经被驳回，故原告本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原告在再审申请书中明确提出“时昌勇与学校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从而原告与时昌勇之间的租赁合同也属无效”，但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次，如果原告没有在与时昌勇的另案中违约，其根本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因此，原告与时昌勇的案件败诉系其自身违约所致，和郑州三中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无故发起本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当直接驳回起诉；2.实体方面：郑州三中依法、合规对外出租房屋，并办理有《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本案不存在、也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首先，郑州三中于2009年2月20日将房屋出租给时昌勇，系依法、合规出租且签订有书面《房地产租赁协议》，时昌勇将房屋转租给原告使用，郑州三中是知情且同意的；其次，郑州三中作为郑州市直管的市级初中，系财政全供拨款事业单位，在将涉案房屋出租后，即按照法律规定在郑州市房管局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依法缴纳房屋租赁税，并按规定将房租缴纳至财政部门，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明确显示，学校将房屋租赁给时昌勇，租赁期限自2009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再次，对于原告起诉状所称的两点意见：1.原告主张学校与时昌勇合同无效问题，学校认为，学校与时昌勇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依法成立并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也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五种合同无效情形之一，故原告所诉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2.至于原告诉称的学校违规长期出租房屋问题，首先，学校依法将房屋出租给时昌勇办理有《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并将房租上缴财政，其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申821号民事裁定书已有明确结论：“《郑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虽然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资产一般不超过3年，但该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同仁堂公司依据该规定主张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不能成立”。此外，该暂行办法系2012年2月1日颁布实施，郑州三中与时昌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间为2009年，故对本案不具有约束力，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州市西大街233号（原西大街170号）房产所有权人为郑州三中，系“全民年度自管公产”。郑州三中在2008年前即将该房屋1层长期租赁给时昌勇使用。2009年2月20日，郑州三中（甲方）与时昌勇（乙方）签订《房地产租赁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在管城区西大街170号的郑州三中综合楼的1层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15年（2009年7月1日-2024年6月30日），1-5年每年租金710000元，6-10年每年租金750000元，11-15年每年租金800000元。另外，双方还对租金付款方式、甲乙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为此，郑州三中在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2016年8月30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显示，出租人为郑州市第三中学，承租人为时昌勇，房屋坐落为西大街233号，租赁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该房屋租赁用途非住宅，已登记备案，特发此证。2008年4月16日，时昌勇与同仁堂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此后又陆续签订补充协议三份，主要约定：时昌勇将其使用的郑州市管城区西大街233号郑州三中综合楼一层部分面积（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含通道）出租给同仁堂公司，租赁期自2008年4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双方亦对租金数额、付款方式、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时昌勇于2018年6月以同仁堂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确认同仁堂公司单方做出的《解除通知函》无效；2.同仁堂公司向时昌勇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并向时昌勇支付租金损失1950000元和价值60000元的免费商品；3.解除时昌勇、同仁堂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1、2；4.同仁堂公司支付时昌勇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8月6日的租金；5.同仁堂公司支付时昌勇修复及恢复大门为优质不锈钢大门、钢化玻璃混合大门的造价80000元、梁的恢复费用10000元、恢复消防原状的费用50000元。同仁堂公司亦提起反诉，要求时昌勇返还130000元保证金。2018年8月30日，本院作出（2018）豫0104民初53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同仁堂公司单方做出的《解除通知函》无效，时昌勇与同仁堂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于2018年6月30日解除；2.同仁堂公司支付时昌勇违约金及各项费用共计2356667元。并交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价值60000元的零售价9折的同仁堂商品；3驳回时昌勇的其他本诉请求及同仁堂公司的反诉请求。双方不服上述判决，均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豫01民终161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仁堂公司不服，又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豫民申8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同仁堂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本案中，二被告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郑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亦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二被告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协议》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的相关规定，故原告以被告郑州三中违反《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郑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出租房产程序违规、房屋租赁期限过长为由主张二被告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二被告赔偿损失2500000元，该2500000元系原告与时昌勇之间的租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原告应支付给时昌勇的违约金及其他款项，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该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00元，减半收取134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朕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马靖雯书记员赵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