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4民终5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淼曦，女，198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苏利，河北宝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维学，男，195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壁镇西孙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子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斌，河北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子奇，男，197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峰峰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刚，男，1976年1月10日出生。 上诉人于淼曦因与被上诉人李子奇、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高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冀0491民初14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淼曦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苏利、于维学，被上诉人和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斌、李子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刚到庭参加诉讼。 于淼曦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冀0491民初1417号民事裁定书；2、请求依法对本案予以改判，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2月28日签订的四份《选房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为上述《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责令被上诉人限期无条件为上诉人办理《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网签备案及房屋所有权证书等所有手续、被上诉人给付自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利息3139655.69元；被上诉人给付退股金947900元，利息360202元，合计1308102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径行超期裁定，依法应予以撤销。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送给原告”。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立案受理此案。同年9月20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一审法院应按上述法律规定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上诉人，但因一审法院严重疏忽失职，未在上述期限内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送达被上诉人，却在2018年10月8日上诉人诉被上诉人一案开庭审理时才在卷宗中发现上诉人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便强行要求上诉人退庭延期审理。但该案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延期审理的情形，一审法院此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的诉累和经济损失。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自2018年9月12日立案至2019年8月23日送达《民事裁定书》，将近一年时间，严重违反上述法律要求六个月内审结的规定。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案由范围。同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一审法院依法应当作出判决。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应当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径行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确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上诉人本是被上诉人和高公司的股东，占有6%股份，核算股金应为9980943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40万元。2016年1月20日和高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九名股东将其持有的和高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李子奇，并就李子奇分期支付股东出让金付款比例以及以和高公司在紫东园小区开发的商品楼抵顶转让股金事宜形成决议，全体股东在决议上签字确认，后由于李子奇未能按照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履行义务，和高公司先后召开第三、四、七次会议，决议李子奇给退股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和股东大会的退股款分配原则分别打欠款条，和高公司给每个股东按照股份比例抵项的房屋签订选房协议书。于是在2016年12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子奇签订《内部转股协议》，由和高公司盖章、李子奇签字给上诉人于淼曦打了欠款条，明确2017年1月31日付于淼曦退股金947900元，逾期按月息2分。在2017年12月底前不能付清退股金本息，则按照2016年第三次股东大会顶房的决议和股东退股时的协商价格抵项相应面积的住宅。同时在2016年12月28日和高公司与于淼曦签订四份《选房协议书》,和高公司将《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出售给于淼曦并出具了收款收据，房款抵顶退股金，因于淼曦2014年向和高公司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于维学代为处理和高公司的一切事宜，因此，四份《选房协议书》均是由于维学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和高公司签订。上述欠款条和《选房协议书》不仅是执行和高公司2016年第一、三、四、七次股东会决议，更是上诉人起诉和高公司和李子奇的事实依据，上诉人和李子奇的股权转让为起因，经由和高公司四次股东会形成决议，最终由欠款条和《选房协议书》作为定格将上诉人的权利、和高公司和李子奇的义务固定下来，因此，上诉人诉求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却无视以上客观事实，擅自专断的将本案以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严重侵犯上诉人的经济权益，导致上诉人迟迟未能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和退股股金。上诉人表示将保留追究一审法院行政责任的法律权利。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审理。撤销(2018)冀0491民初1417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6年12月28日签订的四份《选房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为上述《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责令被上诉人限期无条件为上诉人办理《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网签备案及房屋所有权证书等所有手续，被上诉人给付自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利息3139655.69元；被上诉人给付退股金947900元，利息360202元，合计1308102元。 被上诉人河北和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具体送达的时间偏差与本案实际审理并无关系，该案并不违反民诉法的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是一审程序问题，被上诉人对一审程序是否违法请二审法院予以裁判。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李子奇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司的财产偿还了本人应该承担的股权转让金，这种行为对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如果本案涉嫌侵占罪，则侵占行为是李子奇以及上诉人共同实施，均涉嫌犯罪，应一并予以追究其责任。 被上诉人李子奇未答辩。 于淼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原、被告双方2016年12月28日签订的四份《选房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应为原告办理《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网签备案手续；2、依法判决被告给付自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的利息3139655.69元；3、依法判决被告给付退股金947900元、利息360202元，合计1308102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2月28日签订的四份《选房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为上述《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责令被告限期无条件为原告办理《选房协议书》所涉房屋的网签备案及房屋所有权证书等所有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8日和高公司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高敏玲将全部股权800万元、高晓靓将全部股权80万元、高洪丽将全部股权120万元、杨忠信将全部股权120万元、常继文将全部股权40万元、郭绍智将全部股权40万元、黄书芬将全部股权400万元、于淼曦将全部股权240万元、于丽娜将全部股权240万元转出，由股东李子奇购买。2016年12月29日和高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决议决定，以和高公司房产抵顶李子奇承诺支付的股权转让金，抵顶方式为：股东高敏玲、杨忠信、高洪丽、常继文、郭绍智、于丽娜、于淼曦、高晓靓、黄书芬退出股份比例为52%；李子奇于2016年10月21日兑付52%股份的股东第一笔款900万元，第二笔1300万元，定于2017年1月31日前兑付，如果逾期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息。如果达到网签时仍然不能付清本息，则按照退股款抵房原则办理，即本金按每平方米4000元；补偿本金的30%按每平方米5500元。三、剩余款4560万元按照股东会决议，用和高公司在东城开发的紫东园第一期房屋抵顶，4560万元基础上增加延期付款的补偿30%，即4560万元+1368万元(30%)=5928万元，其中，1、4560万元执行每平方米4000元。2、1368万元执行团购价每平方米5500元。该决议明确，向工商局提供的2016年第六次股东决议与该决议不同条款以此股东会决议为准。股权受让方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子奇还向股权转让方出具承诺书承诺，以公司名下25亩商业土地抵押给退股东作为担保。基于第七次股东会议和承诺书，高敏玲、高晓靓、高洪丽、杨忠信、常继文、郭绍智、李子奇、黄书芬、于淼曦、于丽娜（乙方）与和高公司（甲方）分别签订若干份《选房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开发的紫东园小区的房屋，明确了单价、面积、总房款。协议签订后，被告为乙方出具房款收据，收款方式为抵顶股金。依据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与李子奇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7年1月20日和高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李子奇一人。2018年7月和高公司取得紫东园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8年9月11日，李子奇将90%股份转让他人，被告和高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李子奇、张志刚、张坤，出资比例分别为10%、20%、70%。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故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应当是股东而不是公司。本案中，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股东李子奇，股权转让金应当由李子奇支付。第七次股东会决议、选房协议书及相关证据证明，以和高公司房产抵顶李子奇个人承诺支付的股权转让金。李子奇在获得全部股权后，既未按约定履行相关决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抵顶的房价款补入公司，之后又将90%股权转让他人。其次，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公司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案件基本事实即涉案股权转让和以房抵债行为本身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3款第（1)项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于淼曦的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适用裁定”，一审法院裁定处理本案，二审法院也只能裁定作出处理，不能做出实体判决。故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作出实体判决，无法律依据支持。 本案是基于股权转让、以公司房产抵顶股权转让金而产生的纠纷。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本身不为法律所禁止，股权转让行为系典型民事法律关系，故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审理。公司实际控制人用公司财产抵顶股权转让金，也应该属于实体审理问题。本案一审法院以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可能涉嫌侵占公司财产的刑事犯罪为由，于2019年8月12日向邯郸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发出移送函，但截止二审开庭前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侦查。在股权转让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下，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而驳回起诉，目前证据不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冀0491民初141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聂洪文 审 判 员 谢 珂 审 判 员 潘新丽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赵 鹏 书 记 员 蒿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