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73343号原告：郭启寅，男，1950年7月19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贝政明，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继勇，男，1976年11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松江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哲，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启寅与被告方继勇合同纠纷一案，由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移送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并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简易程序审限两个月，并于2019年11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启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贝政明、被告方继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哲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启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50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8,750元(以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为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QY公司)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被告为该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2016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股份奖励协议》，约定被告在公司任职六年内，原告每年赠与被告5万股公司股份，并由原告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付被告；若被告违反承诺工作不满六年提出离职的，应将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返还原告。2018年3月，被告以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原告认为，原告赠与的50万元，是附义务的赠与，被告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而提前离职，原告依法可以撤销赠与，被告依法理应返还上述款项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被告方继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是GQY公司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被告2018年3月21日离职，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但本案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起诉，距被告离职已经超过一年，撤销权已消灭。第二，本案中所谓附义务的赠与涉及到员工离职和股份激励、股份赠与，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员工离职原因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予以确认。第三，抛开上述两点，股份激励协议约定被告承诺在股份激励期间不得单方面与GQY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但GQY公司曾在2018年3月20日对被告的岗位进行单方面的调整，才导致被告离职。事实上被告和GQY公司是协商一致解除的劳动关系，不是被告单方面解除，因此被告没有违反协议约定。被告离职时，原、被告及GQY公司都未提到股份返还的事宜。此外，被告不是2016年才到GQY公司工作的，而是从2008年开始就在公司工作，多年来对公司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股份赠与并非凭空而来。原告是GQY公司的大股东，股份套现十多亿元，这其中也包括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贡献，原告是受益的。第四，股份赠与和兑现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据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时，被告就已经预期获得了30万股，股份赠与后，还有一个步骤，就是适当条件下完全兑现成现金。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就获得了限制性股权或限制性期权，随着时间推进进行兑现。根据协议约定，被告违反工作时间的承诺，离职之日不再赠与股份且应返还全部股份，该全部股份显然指的是未兑现的股份而不应包括已经兑现成现金的股份。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3月，被告应该获得的是2016年的5万股和2017年的5万股，其中2016年的5万股已经兑现，不存在返还之说，2017年的5万股未兑现，根据协议约定，最多也是返还2017年应得的5万股。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系GQY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被告自2008年起一直在GQY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工作。2016年5月1日，被告与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GQY上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劳动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GQY上海公司聘用被告从事智能机器人研发中心主任工作；被告确认GQY上海公司开放给员工的邮箱及OA办公系统中的文件、个人申请及签字，与员工本人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6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股份激励协议》一份，约定：鉴于被告在GQY公司担任技术部门经理职务且明确其自身作为GQY公司重点培养和支持对象，明确自身工作稳定对GQY公司具有的意义，明确安心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为鼓励被告长期积极为GQY公司服务，GQY公司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即原告愿意给予被告特别的激励措施，作为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被告在GQY公司任职六年内，原告每年赠予被告5万股GQY公司股份，被告最多可获赠30万股；股份激励期为六年，2016年开始，被告承诺在股份激励期内不得单方面与GQY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在职期间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任务，每年完成工作任务的绩效考核至少达到80%；股份赠予应当在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因股份锁定等原因造成股份赠予暂时无法执行，则股份赠予可相应延期执行，但被告仍然能够享有应当获赠股份的分红权，原告应在可执行股份赠予时将应赠予股份及相关的分红一并赠予被告；被告对于获赠之股份的兑现，由原告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付给被告；被告违反承诺工作不满六年提出离职的，原告自被告离职之日起不再向被告赠予股份，被告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应当返还原告；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审理中，双方确认，《股份激励协议》中所说的被告为GQY公司工作，即指被告与GQY上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自GQY上海公司离职后，未在GQY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内任职。2017年3月6日，原告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GQY公司的股份。2017年3月8日，原告转账50万元给被告。审理中，原、被告确认，该50万元系原告转让给被告的第一期5万股股份的兑现款。2018年3月20日，GQY公司发布签发人为原告的《关于职务任免的通知》一份，载明：“2017年公司银行机器人产品开发效率低下、技术滞后，为确保公司机器人顺应市场需求，快速提升机器人应用技术，充分激发技术开发人员的积极性，经研究决定对服务机器人领导岗位作出调整，并对相应部门负责人作相应调整：1.‘智能机器人开发中心’名称改为‘服务机器人开发中心’；2.免去方继勇服务机器人开发中心总监职务，免去方继勇公司总裁助理职务，任命方继勇担任CTO(技术副总裁)助理，协助CTO日常事务工作；3.……”。原告提供从GQY公司OA系统提取的《员工离职申请表》一份，载明申请人系被告，申请日期为2018年3月21日，申请离职日期为2018年3月21日，离职申请报告主要内容为“由于本人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在GQY公司承担目前岗位，特提出离职申请，请予批准”。2018年3月28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如下内容：“郭总，1.之前向公司的各种借款，虽然有个人的、有集团公司的、有分公司的，但我认为是一个主体；2.虽然用途不同，但有一个是共同点：即不是纯粹的借款；3.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离职的，但公司不能装着一边倒的受害者。……”审理中，关于被告离职时间，原告主张系自被告提出离职申请后30日，即离职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被告主张离职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关于离职形式，原告主张是被告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主张是经被告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确认，2018年3月23日，原、被告曾见面沟通协调被告离职一事。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股份激励协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劳动合同书》、资金对账单、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员工离职申请表》、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中国银行个人转账交易受理单、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GQY公司各类公告、(2019)浙0282民初290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关于职务任免的通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GQY绩效考核表》《员工薪资核定标准参照表》、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019)浙0282民初2904号案件民事起诉状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本案原告是否是适格主体。《股份激励协议》系原告作为GQY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之长远发展考虑，而做出的其个人对员工的激励，该协议的主体为原、被告。现原告对于《股份激励协议》之履行提起诉讼，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被告之离职是否属于《股份激励协议》所约定的“单方离职”。从本案目前所有的证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可知，被告在2018年3月20日被调整工作岗位后，因对该岗位调整不满，而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的意思表示。因此，离职这一观点是被告首先主动提出的无疑。在此基础上，本案要讨论的是该观点的提出是否即属于《股份激励协议》约定的“单方离职”，本院认为属于。《股份激励协议》是原、被告两个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并不存在一方利用优势地位强迫另一方订立或不订立协议之情形，对于原告来说，其仅要求被告持续在公司工作并达到一定但并非苛刻的绩效要求，就每年赠送给被告5万股股份，持续六年，对于被告来说，只要持续为公司工作并达到一定的绩效要求，就可以在六年的时间内每年从原告处获得5万股股份的激励。该5万股股份是原告个人对被告个人的激励，而非被告主张的其在GQY上海公司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亦谈不上原告利用其优势地位强迫被告与GQY公司或GQY上海公司维持劳动关系。被告与GQY上海公司之间关于劳动报酬的约定，属于其劳动合同关系之考察范畴，与本案无关。同样，对于单方离职的理解，也应以被告之行为为确定标准，而非以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享有的单方解除权为考察依据。本案中被告之行为已可认定为单方离职。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在于原告可否要求被告返还已经支付的50万元股份兑现款。根据《股份激励协议》之约定，若被告违反承诺工作不满六年提出离职的，原告自被告离职之日起不再向被告赠予股份，被告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应当返还原告。如上所述，被告在GQY上海公司工作未满六年而提出离职，因此被告应根据协议约定，将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返还原告。被告辩称其获得的50万元系股份兑现款，而非股份，因此不需要返还。对此，本院认为，因原告之上市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其对自身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直接转让受公司、证券等各类法律规范的制约，故双方在《股份激励协议》中约定了股份兑现的方式为由原告在二级市场减持所得，纳税后以现金方式兑付给被告，也即，虽然双方之协议名为《股份激励协议》，但被告所能实际获得的，是股份兑现后扣除原告之应纳税后的现金，而非股份本身。因此，被告将股份兑现款和股份视为不同的标的物，并据此主张现金不应返还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以赠与之撤销的一年除斥期间所做之抗辩，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股份激励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一定情形下被告之股份返还义务，故本案不适用赠与撤销的除斥期间。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50万元股份兑现款，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四在于被告是否应支付上述款项之利息及利息的多少。根据庭审查明之事实，被告主张其2018年3月下旬离职，原告认可被告2018年4月下旬离职，而根据《股份激励协议》之约定，一旦被告提出离职，被告已经获得的全部股份即应当返还原告，故原告主张被告应从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支付50万元股份兑现款之利息，可予准许，原告自愿主张利息计算至2019年4月30日止，亦予以准许。但中国人民银行2018至2019年度之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故以该标准计算50万元自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利息应该为7,500元，原告之金额计算有误，本院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方继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郭启寅50万元；二、被告方继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启寅上述50万元的利息7,5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7元(已由原告郭启寅预缴)，减半收取计4,443.50元，财产保全费3,108元，合计7,551.50元，由被告方继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永妍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胡惠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