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0511行初192号 原告羊玲，女，汉族，1952年5月6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市。 委托代理人周楚强，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邵东市兴和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戴志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宜宜，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海成，湖南宏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邵东市市场服务中心，住所地邵东市两市镇荷花路邵东市工业品市场。 法定代表人李海斌，该市场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锴，男，该市场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昕，湖南人和人（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羊玲诉被告邵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邵东住建局）、第三人邵东市市场服务中心（原邵东县市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场中心）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9月11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同年12月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羊玲及委托代理人周楚强，被告邵东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王宜宜、刘海成，第三人市场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刘锴、刘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羊玲诉称，2019年3月25日，被告邵东住建局所属二级机构原邵东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现邵东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邵东征收办）在原告房屋附近张贴《征收公告》，告知经过邵东县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包括原告房屋在内的邵东县工业品市场（现邵东市工业品市场，以下简称工业品市场）进行征收，并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胁迫原告与第三人市场中心签订《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原告认为，被告在有权机关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情况下，迫使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确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 原告羊玲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羊玲的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原告羊玲房屋具有合法手续，房屋坐落于邵东市两市镇荷花路（工业品市场楼上）； 2、征收公告（邵房征公字[2019]1号），拟证明被告下属单位邵东征收办于2019年3月25日发布征收公告，以经过邵东县政府同意为由，决定启动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3、邵东县人民政府关于邵东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拟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拟证明邵东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25日发布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拟将原告房屋所在的工业品市场列入征收范围，并明确了签约期限； 4、2019年邵东部署推进工业品市场改造相关工作的新闻报导，拟证明邵东县政府相关领导参会决定将对工业品市场改造成集购物、休闲、娱乐、商务、办公为一体的高端城市综合体，并在市场中心开会推进，指示市场中心等单位采取一对一方式签订拆迁协议，对于不配合拆迁的要坚决打击； 5、市场中心住户告知书照片一张及视频四段（见光盘），拟证明2019年2月28日市场中心根据县委县政府指示张贴住户告知书，要求住户配合征收工作。2019年6月邵东县政府领导在市场中心开动迁大会，在会上以取消奖励为由，威胁原告签订征收协议； 6、证明及视频两段（见光盘），拟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地的被征收户赵爱容被公安局抓走逼迫签订协议的事实； 7、羊玲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威胁恐吓下于2019年6月15日被迫签订了极为不平等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房屋补偿价格仅3380元每平方米，比市场上商品房价格低2000多元每平方米； 8、关于张爱红等三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的答复，拟证明被告下属单位邵东征收办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称邵东县人民政府还未做该项目的房屋征收决定； 9、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拟证明邵东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19年7月1日答复张爱红，告知其所在的邵东县两市镇荷花路工业品市场家属楼房屋涉及的征收项目尚未立项； 10、湖南省邵东县招商引资合同书（合同编号：[2019]第2号），拟证明邵东县人民政府与宁波缤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荷花路以南、红岭路以东、衡宝路以北的54亩土地出让用于邵东缤纷环球城商业开发项目。 被告邵东住建局辩称：1、原告羊玲与市场中心自愿平等协商签订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民事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邵房征公字[2019]1号《征收公告》及邵政函[2019]34号《邵东县工业品市场（一期）门面拆迁补偿方案》系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过程性行为，依法不具有可诉性；3、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邵东住建局未作出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邵东住建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邵东县人民政府邵政函[2019]34号《邵东县工业品市场（一期）门面拆迁补偿方案》，拟证明原告诉请属于民事协议范畴，不具有可诉性； 2、邵房征公字[2019]1号《征收公告》，拟证明原告诉请不具有可诉性； 3、邵东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的函》； 4、邵东县人民政府邵政函[2019]17号《关于同意启动邵东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对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的批复》； 5、证明； 6、邵东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公示图，证据3-6拟证明启动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的行为合法。 第三人市场中心述称：1、工业品市场（一期）的关闭并整体拆除系为彻底消除该工业品市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是邵东市人民政府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公益性和正当性；2、市场中心作为工业品市场（一期）的主要业主方及管理方，根据邵东市人民政府及被告邵东住建局的布置安排负责工业品市场的拆迁事宜，其与原告羊玲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第三人市场中心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邵东县人民政府邵政纪[2019]2号《关于工业品市场改造推进工作的县长办公会议纪要》，拟证明市场中心系工业品市场改造项目的业主单位； 2、《关于同意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的函》，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通过发改立项； 3、《邵东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公示图》，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通过规划审批； 4、邵房征公字[2019]1号《征收公告》，拟证明发布了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的征收预公告； 5、《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依法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6、《邵东县工业品市场（一期）拟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听证会议纪要》，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征收补偿依法进行了听证； 7、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进行了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 8、邵东县人民政府邵政函[2019]34号《邵东县工业品市场（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拟证明2019年6月4日，邵东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的（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9、选择房屋征收与补偿评估机构结果公示，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依法选择了评估机构； 10、邵东市人民政府邵东政发[2019]6号《关于决定征收邵东市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内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公告》、邵东政函[2019]13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拟证明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征收依法作出了决定并公告； 11、《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了拆迁协议。 经庭审质证，原告羊玲对被告邵东住建局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判断其真实性，而且该补偿方案的通知，原告羊玲没有见到，另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房屋位于被征收范围，作为被告委托的第三人市场中心与原告签署的货币补偿协议并非民事协议，而是行政协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邵东征收办在张贴征收公告时，被告并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第三人市场中心为完成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需要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及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启动工业品市场改造项目并进行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并非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系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变相实行商业项目房屋征收和拆除行为；对证据5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改造项目的资金是否到位应以相应银行记录为准，该证据同时证明被告系涉案行政主体；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已被基本拆除，进一步说明被告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实施违法征收行为。第三人市场中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邵东住建局对原告羊玲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征收公告系准备性文件；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征收方案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且该征收方案只是指导性行为，不是正式的征收补偿方案，不具有可诉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曲解了新闻报导的真实意思，征收单位并未实施威胁行为；对证据5中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同时认为光盘的内容摘要不完整，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安机关对违法人员依法打击，不影响拆迁户和业主自愿与市场中心签订补偿协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不存在威胁恐吓情况，且补偿价格系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比市场价格稍高一些；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真实情况不符；对证据10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第三人市场中心同意被告邵东住建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并作如下补充：认为证据2的公告仅是一个启动公告；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曲解了新闻报导；对证据5中提到张贴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其中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内容为案外人赵爱容的自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未提供完整视频，且该视频系偷拍偷录，来源不合法；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0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协议至今尚未生效。 原告羊玲对第三人市场中心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因第三人没有提供原件，请法庭依法认定，另该证据能证明市场中心系由县政府指派，其与原告签订的协议系行政协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并非立项批复文件，同时该份文件能证明市场中心系实施市场征收单位；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认为公示图仅能作为规划许可的附件材料；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非第三人所称的预公告，因为该公告已经明确了征收范围，并且禁止被征收人在该范围进行改建和扩建，因此该公告就是一份为了实现房屋征收的公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因第三人未提供原件，请法庭依法认定，同时该评估是在实施征收行为和签订房屋补偿协议之后才进行的，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因第三人未提供原件，请法庭依法认定，同时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该听证时间系在与原告签订协议之后，且参会人员多为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是被征收人，也无法核实参会人员的身份；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举证时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8的真实性由于第三人未提供原件，请法庭依法认定，认为该证据能证明签订征收协议系行政行为；对证据9的三性不予认可，结果公示须有公证机关参与并有视频照片进行佐证，证明在选定评估机构时存在不公平；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好说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协议时，征收部门并没有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和房屋补偿方案的公告；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证明第三人是为了实现县政府的征收目的，才与原告签订协议。被告邵东住建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邵东住建局提供的证据1系对门面拆迁的补偿方案，与本案房屋征收补偿无关，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2-6系原告羊玲与第三人市场中心签订补偿协议的依据，能证明启动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用地红线内所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系为了公共利益，与本案处理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被告提出证据2能证明案涉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5、7-9与本案处理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6当中当事人与原告不是同一栋的被征收户，也并非本案原告及原告亲属，与本案处理不具有直接关联性，证据10与本案处理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原告提供的证据6、10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3、4、7-9及11系与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基本一致，且与本案处理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第三人提供的证据2、5-6、10系在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协议之后作出，能证明征收部门采取的相关补救措施，和本案处理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虽然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5-6及证据8-9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但经本院庭后核对原件，发现被告提供的证据与原件一致，故对原告提出的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工业品市场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三人市场中心为该市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邵国用［2001］字第667号）和《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邵字第××号）的权利人，也为该市场的改造项目业主单位。因工业品市场存在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且未整改到位，2018年8月21日，邵东县委邵发文［2018］13号文件《关于落实中央第八巡视组、省委第三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将整改工业品市场重大火灾隐患列入该整改方案，要求继续整改。2019年3月6日，邵东县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关于同意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的函》，同意市场中心实施消除安全隐患的改造。同年3月22日，邵东县人民政府作出邵政函［2019］17号《关于同意启动邵东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批复》，同意被告邵东住建局实施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用地红线内所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同年3月25日，邵东征收办发布邵房征公字［2019］1号《征收公告》，将决定启动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用地红线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工作予以公告。同年3月28日，邵东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向邵东县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请求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消除邵东县工业品市场重大火灾隐患的报告》，要求邵东县人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消除工业品市场的重大火灾隐患。邵东县人民政府经过现场调研和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于同年4月1日召开常务会议，作出了关闭工业品市场决定，并于同年4月8日向邵东县公安局消防大队下发了邵政发［2019］5号《关于关闭邵东县工业品市场（一期）的决定》。同日，邵东县人民政府发布邵政发［2019］6号《关于关闭邵东县工业品市场（一期）的决定》，决定对工业品市场（一期）予以关闭，对红线内私有资产将按有关程序予以补偿等。 2019年4月25日，邵东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邵东县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拟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同年5月4日，工业品市场改造指挥部通过征求协商的方式选择了邵东桐江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评估机构。同年6月4日，邵东县人民政府发布邵政函［2019］34号《关于印发的通知》，对改造项目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补偿方式、货币补偿标准、产权调换补偿标准、奖励办法及集中签约时间等进行了规定和公布。原告羊玲房屋位于荷花路××××单元，处于改造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属于被征收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登记面积为78.92平方米，实测建筑面积为93.20平方米。第三人市场中心系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的业主单位，2019年6月15日，市场中心根据邵东住建局的委托，作为甲方与原告签订了《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双方对拆迁补偿方式、补偿金额、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原告认为，根据邵东县征收办于2019年6月25日的答复，被告在有权机关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情况下，迫使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被告邵东住建局为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的征收部门，邵东征收办系邵东住建局管理的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副科级事业单位，负责邵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事宜。2019年6月18日，工业品市场改造领导小组和市场中心就改造项目拟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组织业主代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听证会。同年7月3日，湖南昱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评定项目拟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准予实施。同年7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邵东县，设立县级邵东市。同年10月31日，邵东市人民政府发布邵东政发[2019]6号《关于决定征收邵东市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内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公告》，并于同日发布邵东政函[2019]13号《关于印发的通知》。 本案诉讼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原告当庭释明，案涉行政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但原告在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邵东住建局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3、第三人市场中心与原告羊玲签订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 一、案涉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具有公益性和正当性，该项目启动后，第三人市场中心根据邵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关闭市场决定和初步制定的安置与补偿方案，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590号）、《湖南省实施办法》（省政府令268号）、《邵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邵市政发[2019]1号）等法规的规定与原告羊玲签订补偿协议，该协议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即市场中心在委托范围内与公民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应为行政协议，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邵东住建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该解释第二十五条同时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本案中，被告邵东住建局是邵东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案涉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邵东征收办系邵东住建局管理的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事业单位。第三人市场中心根据房屋征收部门邵东住建局的委托与原告羊玲签订《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原告不服应以邵东住建局为被告，且原告诉请的是行政协议，而非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故被告邵东住建局辩称“其不是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的作出机关，因而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及辩称“第三人与原告签订案涉协议系民事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案涉行政协议是否有效。行政协议的无效，一般是指行政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本案中，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系出于公共安全利益考虑，具有公益性和正当性。房屋征收部门在协议签订前发布了房屋征收公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及选定了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将决定启动工业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工作予以公告，并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公布了相关征收与补偿的补偿方式、补偿范围、标准、奖励办法及集中签约时间等。故第三人市场中心根据征收部门邵东住建局的委托按照上述要求在集中签约规定的时间内与原告签订《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符合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原告提出房屋征收部门采取威胁利诱的方式胁迫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并提交了征收部门要求原告在征收补偿方案约定的集中签约时间内签约，否则不予奖励的视频证据材料，但按时间签约予以奖励目的是鼓励被征收人早日与征收部门达成一致意见，以便推进项目顺利进行，征收部门根据该补偿方案就奖励事宜与原告进行洽谈协商并不能视为胁迫。原告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 对于原告还提出案涉《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系在房屋征收决定尚未作出的情况下签订的，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强制性规定的理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条规定，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原则。该条例对房屋征收的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房屋征收部门在案涉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事项尚未作出之前便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协议，存在程序不当。该协议的签订与现有征收程序规定不完全吻合，但第三人市场中心与原告羊玲双方已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590号）、《湖南省实施办法》（省政府令268号）、《邵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邵市政发[2019]1号）等法规的规定及根据房屋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值，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支付期限、搬迁费及奖励等事项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也达到了实现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不宜仅以此为由否定该协议效力，且房屋征收部门在协议签订后依照规定就案涉项目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出了房屋征收决定，补正了征补程序。故原告提出请求确认《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第三人市场中心根据被告邵东住建局的委托与原告羊玲签订的《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不符合合同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本院对此向原告当庭释明，告知原告案涉行政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但原告在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羊玲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羊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俊刚 审 判 员  岳如飞 审 判 员  刘永波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李倪 代理书记员  陈 叶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