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8民初7705号原告:葛金妹，女，1961年7月14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佳，江苏道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金宇，江苏道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晋陵中路400号嘉乐广场B座915A。法定代表人：钟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卜菊杰，女，系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晖，女，系该公司职员。被告：冯春华，男，1962年8月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墨，江苏禾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道涵，男，1990年9月1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墨，江苏禾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邵春芳，女，1987年1月21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原告葛金妹与被告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游公司）、冯春华、冯道涵及第三人邵春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葛金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佳、管金宇，被告上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菊杰、周晖，被告冯春华、冯道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墨，第三人邵春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葛金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上游公司立即以3.8元/股的价格回购原告购买持有的75000股上游公司份额，价款合计285000元；2.被告上游公司支付利息（利息分别以19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20日起按年息4.35%计算至2017年3月17日；以95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9月13日起按年息4.35%计算至2017年3月17日；以285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18日起按年息4.3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8日为94050元）；3.被告冯春华、冯道涵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上游公司系新三板挂牌企业。2016年8月，原告与三被告签订《上游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以3.8元/股的价格认购被告上游公司以增资扩股形式发行的股份，共计5万股，价款为19万元。同年8月20日，原告与三被告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上游公司承诺2016年度、2017年度的公司利润目标，如不能兑现则按原价回购全部股份，并按年化12%支付利息，被告冯春华、冯道涵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支付了认购款19万元。同年9月13日，原告又追加认购了95000元的股份。后根据新三板的相关公告文件，被告上游公司实际增发的对象为姜×、钟×两人，并且被告上游公司无法披露年度报告，甚至在2018年6月19日终止挂牌。原告认为，被告上游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至始至终未能使得原告拥有被告上游公司的股权，且其行为已经触发股权回购条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游公司辩称，原告提供的增资扩股协议、收据、股权证书等证据中的上游公司印章均系伪造，上游公司均不予认可，上游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对协议内容也从不知情，并且协议内容也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在签订协议时未经合理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本案中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上游公司作为新三板挂牌企业，依法只能定向增发且增发对象需满足特定条件，原告不符合定向增发的条件，上游公司不可能向原告定向增发股份。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冯春华、冯道涵共同辩称，冯春华、冯道涵两人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协议，也未向原告提供过担保，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邵春芳陈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其和原告系母女关系，当时是受原告委托向被告上游公司支付股份认购款。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增资扩股协议书、增资扩股补充协议、收据、股权证书、银行账户对账单、股权发行情况发行报告书、风险提示报告、终止挂牌公告等证据，被告上游公司提供了刻制公章备案证明、上游公司印章样本、中国工商银行付款业务回单等证据，被告冯春华、冯道涵及第三人未提供证据。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三被告对原告举证的银行对账单、股权发行情况发行报告书、风险提示报告、终止挂牌公告无异议，但对增资扩股协议书、增资扩股补充协议、收据、股权证书均不予认可，并否认该组证据中上游公司印章及冯春华、冯道涵印章的真实性；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举证的刻制公章备案证明、上游公司印章样本、中国工商银行付款业务回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目的。第三人对原告的举证证据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依法审查后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上游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13日，原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发起股东为冯春华、冯道涵。后该公司经多次名称变更，于2015年7月23日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正式更名为现名称“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后又获批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公司股票。2016年9月，该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增加发起出资人钟×、姜×，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50万元；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冯春华，发行后公司的共同控制人为钟×、姜×。2017年1月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春华变更为钟×。根据上游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开披露的信息：该公司2016年年度净利润为-61.65万元，2017年年度报告未予披露，后于2018年6月19日终止挂牌。2016年8月20日、9月13日，邵春芳通过其民生银行的个人账户先后向上游公司（工商银行账户）支付19万元、95000元，合计285000元。同年12月9日，上游公司又通过其上述收款的工商银行账户向葛金妹尾号9181的工商银行账号汇入95000元，向邵春芳尾号2254的工商银行账号汇入19万元。2018年10月22日，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出具《刻制公章备案证明》，载明：上游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登记的法人名称张一枚，印章编号为3×××9；合同专用章有两枚，印章编号分别为3×××1、3×××2。上游公司提供了与该备案证明内容一致的“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3×××9”、“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3×××1”、“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3×××2”的印章样本。根据葛金妹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的《上游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显示：甲方上游公司拟定增扩股募集发行300万股，乙方葛金妹认购5万股，每股3.8元，认购款总额19万元；乙方在支付认购款后，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求开具股款收据，同时出具企业签发的股权证为未来股权依据；丙方作为连带责任人，实际控制人在丙方之内。在《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另记载：甲方上游公司承诺2016年经过审计的年报利润不低于400万元，并于2017年5月1日前公布审计报告，如不能兑现，甲方按照原价100%回购原有投资人购买的份额并按年化率12%支付乙方葛金妹利息费用；甲方上游公司承诺2017年经过审计的年报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如不能兑现，甲方按照原价100%回购原有投资人购买的份额并按年化率12%支付乙方葛金妹利息费用；以上所有条款，丙方有连带责任，如甲方没有能力执行，丙方需连带执行以上条款。在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合同落款处，甲方一栏加盖有“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丙方一栏加盖有“冯春华”、“冯道涵”字样的印章，但甲方、丙方一栏均无具体经办人员的手写签名。根据葛金妹提供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20日、9月13日的两份《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为邵春芳，金额分别为19万元、95000元，收款事由为股权投资。收据中加盖有“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3×××8”字样的印章，财务主管一栏加盖有“彭××”字样的印章。根据葛金妹提供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23日、9月14日的两份《股权证书》记载：股东葛金妹分别持有上游公司5万股和2.5万元。在公司盖章处加盖有“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3×××8”字样的印章。葛金妹与邵春芳庭审中陈述：两人系母女关系，案涉增资扩股协议（含补充协议，下同）均系由邵春芳实际操办；增资扩股协议是由案外人上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代理对外发售的，邵春芳当时是×××公司的员工，知道这个情况后将告诉了葛金妹，葛金妹比较感兴趣并在网上查询了上游公司的基本信息后就认购了；当时增资扩股协议是在×××公司的办公地点（苏州新区×××）签订的，葛金妹签字的时候，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甲方及丙方一栏已经加盖有“江苏上游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冯春华”、“冯道涵”字样的印章；收据及股权证书都是后来×××公司的负责人杨×直接交付的，杨×是和上游公司对接的，但具体和谁对接不清楚；大概在2016年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公司的负责人杨×曾要求葛金妹和邵春芳提供分别提供一张工商银行的借记卡并开通网银，设定统一的密码，之后再把银行卡、网银U盾和密码交给×××公司，最后由×××公司统一邮寄给上游公司，当时说是为了便于上游公司上市操作，所以葛金妹和邵春芳就按要求做了；×××公司负责人杨×在收网银U盾的时候曾说过，上游公司会向该银行卡里打钱，然后再从银行卡里返回去，所以两人一直没有在意银行卡账户内是否收到钱款的事。上游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上游公司定向增资的募集资金银行账户在新三板的公告中明确记载是交通银行的账户；案涉收取及退还葛金妹、邵春芳款项的工商银行账户确系上游公司开立的，但该账户是为了案外人钟×收购上游公司时进行资产置换的专用账户，实际由钟×控制使用；2016年11月，上游公司在财务对账时发现了案涉工商银行账户内的非正常业务往来款，所以要求钟×将非正常款项全部退回，并且要求提供退款的银行凭证；上游公司认为，案涉协议、收据、股权证书中的印章均是钟×伪造或私刻的，上游公司已陆续接到十多个类似案件的诉讼，目前上游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依据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被告上游公司承担回购义务，并要求被告冯春华、冯道涵对回购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原告举证的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收据、股权证书中加盖的上游公司字样的印章与被告上游公司经公安机关备案登记的印章明显不同，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上游公司在登记备案的印章之外还存在实际使用其他法人章或合同专用章印章的情形，并且原告也自认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收据、股权证书是通过所谓的中间代理公司签订或交接，并非直接与被告上游公司或其明确授权单位或个人磋商并达成合意，故案涉的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收据、股权证书对被告上游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的“冯春华”、“冯道涵”字样的印章，并非被告冯春华、冯道涵作为自然人所签署，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两枚个人印章系被告冯春华、冯道涵实际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或加盖，故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对被告冯春华、冯道涵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原告及第三人确曾向被告上游公司的工商银行账户汇入285000元的款项，但根据被告上游公司提供的银行付款回单，可以证明该款项已于2016年12月9日退还原告及第三人；至于原告称该款项又被他人通过POS机刷卡消费转移的情形，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增资扩股协议的合同关系无关，本院不予理涉；况且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该刷卡行为系被告上游公司所为或被告上游公司因此而不当获利，故被告上游公司也不具有向原告返还285000元款项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葛金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45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6065元，由原告葛金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谷振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