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22民初6531号 原告：张春海，男，198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前，安徽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丽娟，安徽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营业场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撮镇镇唐安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MA2RGWXBX9。 负责人：邓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江，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北青公路2999号-2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01584986R。 法定代表人：付长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江，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告张春海与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吉物流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鲁青独任审判，于2019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春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前、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的负责人邓羽、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和被告佳吉物流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春海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8年8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运输协议书；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运费214494元；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38500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10月13日，以后的违约金另计）；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津Ａ×××××、津Ｂ×××××、津Ｂ×××××车辆的实际车主。2018年8月13日，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和原告签订运输协议书，协议中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承诺自原告购买上述车辆之日起两年内（自2018年8月13日至2020年8月13日）保证原告从合肥至安庆的线路上的运输活动，并且每月保证原告不少于26个往返次数，如未达到上述约定的时间及次数，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自愿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每个往返的运费金额乘以减少的次数得出的数额赔偿原告。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每个往返支付给原告运费2250元，运费按月结方式结算，不得拖欠。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运营，但被告却违反约定，没有保证原告从合肥至安庆的线路每月不少于26个往返次数，且被告还拖欠原告的运费。经核算，2019年5月份、6月份、7月份被告欠原告合肥至安庆线路运输费用共计186144元，合肥至六安、金寨线路往返运输费用9000元，安庆市内提货短途运输费用19350元，合计欠运费214494元。2019年7月20日，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的运输线路停掉，将原告的车辆下线，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系被告佳吉物流公司的分支机构，故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佳吉物流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诉请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是与天津吉安达货运有限公司、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佳吉快运肥东分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而不是本案的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在三方协议中，佳吉快运肥东分公司同意原告购车后，在该公司合肥至安庆往返线路上进行有偿服务,并在每月运费中扣除9000元用以支付佳吉快运肥东分公司借给原告购车款15万元的本息,而不是本案的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该三方协议中,不仅有购车约定,还有专线服务约定以及原告还车款约定,且原告至今尚有部分车款未还清,说明三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目前仍在履行中;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是佳吉物流公司的分支机构，但不是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而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是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2、关于继续履行运输协议和承担违约金问题。车辆买卖协议是三方协议，既有购车款、还款的约定，又有专线有偿运输约定，三方相互之间均存在各自权利、义务关系，买卖和有偿运输关系并存，是由佳吉快运肥东分公司与原告、天津吉安达货运有限公司签订，且没有约定有偿运输的期限；对原告提供的运输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此协议书，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没有与原告出具并签订，是原告擅自制作并通过不合法途径获取的；从签订时间看，与车辆买卖协议同日，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没有与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协商或授权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与原告签订此运输协议；该运输协议的内容严重显失公平，不符合物流行业的常理。如“每个往返运费2250元”、“每月保证不少于26个往返次数，未达到次数的，违约金按每个往返运费金额乘以减少的次数得出的数额赔偿”，上述约定违反物流行业的营运操作。因为运输货物是根据货量多少、里程、油耗等因素才能确定有偿服务的价格，原告在实际运输中，不同时期有不同价格，且已多次结算，双方也无异议。但随着市场因素、货量的变化，所以不可能确保每月26个往返，原告在实际有偿运输中有的月份小于或大于26个往返次；该协议中违约金的约定，完全混淆了违约金和赔偿金的概念，作为任何一家物流企业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约定。按照有偿运输的原则或物流市场的惯例，应按多运多得，少运少得，不运不得的原则处理；由于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合肥至安庆没有货源，目前已经停运。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关于支付运费的问题。原告诉请拖欠运费214494元，该数额不准确，不予认可。原告的车上载有GPS定位系统，在专线上运输均有记录，之前的结算均按此方式进行。原告诉请的5、6、7月份的运费理应按此结算。根据车上GPS的记录，原告从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5月26日，运费计53886元。2019年5月27日至2019年6月25日，运费计70508元。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20日，运费计61086元。以上合计欠原告运费185480元。原告欠天津吉安达货运有限公司车款和利息共计111105元，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应在运费中抵扣。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3日，原告张春海（乙方）与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购买甲方旗下的天津吉安达货运有限公司的牵引半挂货车，车牌号为津Ａ×××××、津Ｂ×××××、津Ｂ×××××从事运营活动；甲方承诺自乙方购买上述车辆之日起两年内（自2018年8月13日至2020年8月13日止）保证乙方从合肥至安庆的线路上的运输活动，并且每月保证乙方不少于二十六个往返次数（26圈），如未达到上述约定的时间及次数，甲方自愿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每个往返的运费金额乘以减少的次数得出的数额赔偿给乙方；乙方收到上述车辆时如该车有质量问题或需要维修，维修费用由甲方负责；此外，双方还约定同意甲方每个往返支付给乙方运费2250元，运费按月结方式结算，不得拖欠；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准时发车，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准时发车时应提前与甲方协商；乙方应按时到达运输目的地，不得中途延误，如遇特殊情况延误的，应及时与甲方取得联系；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在协议的甲方处签章确认，原告张春海在协议的乙方处签名确认。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购买了车辆，并按照协议约定路线运营，但被告并未按约支付运费。根据被告在车辆上安装的ＧＰＳ记录显示，原告自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7月20日，合肥至安庆线路，被告共计拖欠原告运费185480元。由于被告未按约支付运费，同时于2019年7月20日关停了原告的上述运输线路，后双方经多次协调未果以致成讼。 另查明：2018年8月13日，天津吉安达货运有限公司（甲方、卖方）、张春海（乙方、买方）、佳吉快运肥东分公司（丙方、借款方）三方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拥有合法的车牌为津Ａ×××××、津Ｂ×××××、津Ｂ×××××牵引半挂货车为佳吉公司专线合肥至安庆往返线路运送货物。现甲方有意出卖，乙方同意购入并专线运输，丙方同意出借部分车款。为此，三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经实地查看津Ａ×××××牵引车、二个货箱，确认并同意按现状购入。2、甲、乙方同意津Ａ×××××牵引车及二个货箱总价款为250000元人民币。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转汇支付首付车款10万元，剩余15万元，乙方向丙方借款，并出具借条，由丙方直接转汇支付给甲方。3、甲方收到车款后，向乙方办理车及相关交接手续。乙方接手后，为实际车主，行使占有、管理、收益的权利，并同意由该车引发的一切交通事故和其他处罚，均由乙方承担。4、乙方购入该车后，丙方同意在佳吉合肥至安庆的往返线路上有偿运输货物；乙方同意向丙方借款购车的15万元，每月从有偿的运费中扣除9000元，扣除时间从2018年10月15日至2020年2月15日止，共计17个月，15万元。5、三方同意，乙方还清车款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该车更名在乙方名下，所办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等。天津吉安达货运有限公司在该车辆买卖协议甲方处盖章，原告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负责人**分别在该车辆买卖协议乙方、丙方处签名确认。 同时查明: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4日，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20日，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付长明，住所地均为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北青公路2999号。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2日，负责人为**。2019年7月26日变更负责人为邓羽。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17日，负责人为刘亚明。两分公司的营业场所均为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唐安社区。 以上事实，有原告张春海提供的身份证、被告工商登记信息、车辆买卖协议、协议书、运输费用报销单、装车货物清单、录音光盘、安庆市内提货短途运输费用清单、视频光盘、证明、证人证言；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佳吉物流公司共同提供的车辆买卖协议、欠车款明细表、欠原告运费明细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载卷证明。 本院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本案中，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原告张春海和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合同上有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的签章确认。而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系佳吉物流公司的分公司，该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当由佳吉物流公司承担。故被告佳吉物流公司辩称其不是合同签订主体，不承担付款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市场行情等诸方面的因素，本案运输协议中约定的运输线路已经关停，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预期利益已无法实现。同时，庭审中原告亦明确该协议可不继续履行，但应赔偿其相应的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涉案运输协议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的线路从事运输活动，截至2019年7月20日，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尚欠原告运费185480元，现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运费18548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称的合肥至六安、金寨的运输费9000元以及安庆市内提货短途运输费19350元，因双方对此线路在协议中未作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此运输线路、费用标准达成了合意，同时，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已对此线路因运输所产生的费用进行了确认。故原告该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协议中约定按月结算运费，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原告运费，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原告违约金。虽然协议中双方约定，逾期违约金按每个往返的运费金额乘以减少的次数得出的数额进行赔偿，但鉴于该违约金的约定过高，本院予以调整，酌定为55644元（185480元×30%）；本案原告诉请的依据是与被告佳吉物流肥东分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而不是车辆买卖协议，与原告签订车辆买卖协议的相对方也并非本案的被告，车辆买卖协议和运输协议签订主体不同、约定内容不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故两被告辩称的，以车辆买卖合同中的车款及利息抵扣运输协议中的运费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张春海运输费185480元、违约金55644元，合计241124元。对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在其财产范围内不能清偿的部分，由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二、驳回原告张春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096元，减半收取为4048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7068元，由原告张春海负担1590元，由被告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肥东分公司、上海佳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4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鲁青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贺心培 书记员王玲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第二百九十二条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承运人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线运输增加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