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初551号 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566281091N。 负责人：唐一鸣。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峰,北京市京师（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樟平,北京市京师（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四路**南昌科陆工业园**厂房**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MA35PN0Q9L。 法定代表人：严维。 破产联合管理人：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西省，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珂，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厂房码：9144030019218101XB。 法定代表人：严维。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吉江，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春生，该公司员工。 破产管理人：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被告：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915200002146000364。 法定代表人：杨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良奎，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井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通业路******3101165631042336。 法定代表人：徐铁。 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下称北京银行南昌分行）与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南昌振华）、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振华）、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振华）、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与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峰、熊樟平，被告深圳振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吉江、被告中国振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良奎、李井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南昌振华委托员工欧阳洁到庭，但未提交欧阳洁社保证明及劳动合同，因欧阳洁代理手续欠缺，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其代理人资格，庭后南昌振华及南昌振华破产联合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珂对提交了答辩及质证意见，被告上海与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及其项下《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0540306）全部提前到期；二、判令被告南昌振华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7月22日止为34482.7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南昌振华立即向原告偿还垫付票款本金24504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7月22日止为147171.02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判令被告南昌振华立即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20496000元；五、判令被告深圳振华对诉讼请求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六、判令被告中国振华在人民币18966.27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深圳振华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七、判令被告上海与德应在人民币18966.27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深圳振华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八、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原告实现债权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5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给予被告南昌振华最高授信额度5000万元。同日，被告深圳振华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471775-001）为被告南昌振华在《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以及该授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此，2018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并向被告南昌振华发放了500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1日止。2019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并为其开具了票据金额为3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131××××920190301355483209）,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3月1日。2019年3月19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40306）并为其开具了票据金额为17496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131××××920190319362989864），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3月19日。2019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29987）并为其开具了票据金额为24504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131××××920190111324118203），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7月11日。原告按上述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被告南昌振华未按约偿还《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项下本息，且原告已对外垫付《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29987）项下票款本金24504000元。原告已依据《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向被告发函宣布《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项下债务全部立即到期。然而至今，被告南昌振华未按约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和补足保证金责任。被告深圳振华也未按约承担担保责任。被告中国振华、上海与德作为被告深圳振华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变更诉讼请求为：一、依法判令《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及其项下《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0540306）全部提前到期；二、判令被告南昌振华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7月22日止为34482.7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南昌振华立即向原告偿还垫付票款本金24504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7月22日止为147171.02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判令被告南昌振华立即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20496000元；五、判令被告深圳振华对诉讼请求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六、判令被告中国振华应对被告深圳振华的上述第五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未出资本金总额18966.2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应以18966.2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算）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七、判令被告上海与德应对被告深圳振华的上述第五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未出资本金总额18966.2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应以18966.2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算）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八、判令被告上海与德应对被告深圳振华的上述第五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抽逃出资本金11219.65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应以11219.6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4月30日起计算）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九、判令被告中国振华对诉讼请求第八项承担连带责任；十、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原告实现债权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上海与德作为被告深圳振华的股东于2019年4月30日抽逃出资11219.65万元，被告中国振华作为被告深圳振华的股东协助抽逃出资。为此，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如上。 被告南昌振华答辩称：1.原告要求判令《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银行承兑协议》全部提前到期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案涉及的票据协议编号为0537100，票据期限为2019.03.01-2020.03.01，编号为0540306的票据期限为2019.03.19-2020.03.19，两张票据承兑均未到期，对于未到期的债务按照到期债务来处理于法无据。双方业务不仅要遵循借贷合同法律关系，还要遵循《票据法》法律关系，应按此案的实际到期债务进行确认标的。2.原告在与我方签订合同协议时，提供的合同协议版本系原告单方统一订立的格式合同，其条款明显不公平，应按不利于原告方进行解释。对于约定没到期债务按提前到期的条款不予认可；对于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条款不予认可；这些不公平的约定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的有关规定确认，对于原告方计算的违约金起止时期应从实际垫付票款之日起计算，请求法庭依法审查判决。3.原告要求我方按提前到期补足保证金于法无据，我方不予认可，请求法庭依法审查判决。4.关于原告诉请第五项和第六项，据我方了解，被告深圳振华股东出资依法完全到位，股东提交的《验资报告》足以证明。5.原告诉请的第八项第九项与我方无关。6.原告方诉请的第十项有关的律师费及诉讼保全费等费用在合同中并未约定，由我方承担于法无据。 被告深圳振华答辩称：我方对被告南昌振华的担保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其他所有诉请的答辩意见与南昌振华的答辩意见完全一致。我方提交的《验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及货款支付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股东依法认缴出资完全到位，不存在原告诉请的我方股东未足额出资的情况，也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 被告中国振华答辩称：1988年12月6日，深圳市电信发展总公司、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振华通信发起并出资设立了深圳深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凯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两发起人持股各占50%。在发起人足额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后，深凯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1997年11月30日，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受让了深圳市电信发展总公司持有的深凯公司50%股权，并同时与原股东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振华通信对深凯公司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深凯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850万元，其中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振华通信分别持股79%、21%，增资资金经核查后在工商机关予以变更登记。1999年2月23日，答辩人增资入股深凯公司，增资后深凯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650万元，答辩人与原股东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振华通信分别持股48.48%、40.7%、10.82%。同时，深凯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振华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后于2000年12月26日更名为“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相应出资及工商变更登记均在该时按照法定要求予以核验并办理变更登记。2003年6月20日，答辩人受让了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在深圳振华的全部股权。2003年9月2日、2009年7月1日、2010年12月1日，答辩人先后三次对深圳振华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深圳振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1738万元，答辩人持股比例最终确定为94.28%。在此过程中，答辩人均按照认缴的注册资本进行了实缴，并在核验后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12月25日，为了更好地加强业务合作，被告上海与德（曾用名“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4746.99万元增资入股深圳振华，同时，答辩人对深圳振华再次增资4,200万元。增资后深圳振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8782.88万元，答辩人、上海与德及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在深圳振华分别持股76.525%、19.9%、3.575%，相应增资及股权变更亦按照法定要求进行了核验和登记。2018年1月8日，答辩人受让了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在深圳振华的全部股权，同时，上海与德以10,385.66万元再次增资深圳振华。增资完成后，深圳振华注册资本增加至25075.15万元，答辩人、上海与德分别在深圳振华持股60%、40%，相应增资及股权变更同样按照法定要求进行了核验和登记。2019年4月29日，深圳振华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上海与德以11223.34万元再次增资深圳振华。当日，上海与德即全额将增资款项支付至深圳振华账户，深圳振华董事会成员按照深圳振华内部决议调整为3名，上海与德推选人员占据其中两席，并担任董事长职务。至此，上海与德全面完成了对深圳振华的控制。其后，深圳振华就以上变动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答辩人亦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对深圳振华前述增资扩股及其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况如实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9-58）。答辩人认为，自答辩人成为深圳振华的股东后，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出资义务，并在核验后办理了国家机关要求的登记变更手续，不存在被答辩人所指称的“未出资”的事实，故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股东“未出资”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为了更好地发展深圳振华的移动通信终端业务，基于同上海与德的多年合作，答辩人同意上海与德控股深圳振华，2019年4月29日上海与德完成增资后已取代答辩人成为深圳振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了深圳振华，深圳振华的经营管理均由上海与德指派的相应人员操控，上海与德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答辩人都无法确认，更谈不上协助其抽逃出资。综上，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在未出资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以及对上海与德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均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请求均应予以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上海与德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权利。 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庭审时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1.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的营业执照；2.原告负责人身份证明；3.原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证据二：1.被告南昌振华营业执照；2.被告深圳振华营业执照；3.被告中国振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被告上海与德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各被告主体适格。证据三：1.《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2.《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3.《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4.《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40306）；5.《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29987）。证明2018年3月25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给予被告南昌振华最高授信额度5000万元。为此，2018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向其发放贷款500万元。2019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约定为被告南昌振华开具票据金额为3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2019年3月19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40306）约定为被告南昌振华开具票据金额为17496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2019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29987）约定为被告南昌振华开具票据金额为24504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证据四：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471775-001）；2.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担保适用）；3.深圳振华章程（章程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1日）。证明被告深圳振华应为被告南昌振华在《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责任。证据五：1.借款申请书；2.借款借据（编号：0488414001）；3.贷款受托支付指令（编号：0488414001）；4.北京银行受托支付通知单（凭证号：2018061400000294）；5.北京银行贷款放出通知单；6.贷款发放流水。证明原告按照《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约定向被告南昌振华发放了500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6月11日止。证据六：1.电子商业汇票承兑申请书（编号：0537100001）；2.汇票清单；3.《北京银行电子承兑汇票开立通知单》；4.《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131××××920190301355483209）。证明原告已依据《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为被告南昌振华开具了票据金额为3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3月1日。证据七：1.电子商业汇票承兑申请书（编号：0540306001）；2.汇票清单；3.《北京银行电子承兑汇票开立通知单》；4.《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131××××920190319362989864）。证明原告已依据《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40306）约定为被告南昌振华开具了票据金额为17496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3月19日。证据八：1.电子商业汇票承兑申请书（编号：0529987）；2.汇票清单；3.《北京银行电子承兑汇票开立通知单》；4.《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131××××920190111324118203）；5.垫款资金流水。证明原告已依据《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29987）约定为被告南昌振华开具了票据金额为24504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7月11日。现已发生了24504000元垫款。证据九：1.关于承担担保责任的函；2.催款函；3.ＥＭＳ单（编号：1096962202132）及查询结果；4.ＥＭＳ单（编号：1096962200432）及查询结果；5.送达地址确认函（南昌振华）；6.送达地址确认函（深圳振华）。证明原告向被告南昌振华、深圳振华发函宣布《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及其项下《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0540306、0529987）全部于2019年6月30日提前到期并要求被告南昌振华、深圳振华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0471775-001）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项下5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并按上述《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4500万。证据十：1.原告系统欠款本息截屏3份；2.被告南昌振华欠款本息计算清单及说明。证明截至2019年7月22日，被告南昌振华欠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34482.7元，被告南昌振华欠付原告垫付票款本金24504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147171.02元。被告南昌振华应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20496000元。证据十一：1.被告深圳振华章程（章程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3日）；2.企查查关于深圳振华的登记信息。证明深圳振华的股东是中国振华和上海与德，且上述股东应在2017年12月26日之前缴足30704.27万元，但至今仅实缴11738万元，还有18966.27万元没有按期缴足。证据十二：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Ａ20190507639337、Ａ20190507639338、Ａ20190507639339、Ａ20190507639340、Ａ20190507639341、Ａ20190507639342、Ａ20190507639343、Ａ20190507639344、Ａ20190507639345、Ａ20190430837960、Ａ20190507639348、Ａ20190507639349）；2.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两份；3.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查查关于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4.南昌振华审计报告，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4号；深圳振华审计报告，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证明1.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上海与德的控股子公司；2.上海与德通过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29日23:26:34向深圳振华转账支付增资款112233400元，但上海与德在2019年4月30日00:09:15抽逃出资112196500元。证据十三：《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振华通信增资扩股及其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8）。证明上海与德增资方案主要内容中关于“（七）增资后的特别约定”载明：评估基准日至上海与德缴付本轮增资款项（或验资报告出具时间）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按照增资前各自持有的振华通信的股权比例享有和行使包括利润分配权利等股东权益。为此，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4月30日出具大信验字［2019］第1-00054号验资报告之前，包括2019年4月30日00:09:15，中国振华对于深圳振华享有实际控制权，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证据十四：1.《商事主体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核准日期2019-05-06），2.深圳振华章程（章程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证明1.深圳振华于2019年5月6日对公司章程以及董事成员、监事成员进行了工商变更。故2019年5月6日之前，深圳振华的董事长为肖立书（也是中国振华的总经理），总经理为严维，财务负责人为欧阳洁，中国振华依据深圳振华公司章程（章程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3日）对于深圳振华享有实际控制权，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2.证明深圳振华章程（章程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第四十三条第八款规定对公司资产处置单笔500万元以上或连续12个月内累计1000万元以上的处置方案需做出股东会特别决议，即全体股东一致通过；3.证明即使上海与德成为深圳振华的控股股东，修改了深圳振华章程，但实际上深圳振华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由于需要一致通过，所以中国振华通过公司章程或者其他协议安排依然完全控制了深圳振华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应依法认定中国振华对于深圳振华享有实际控制权，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证据十五：1.《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振华通信增资扩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4）；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明1.深圳振华作为中国振华的控股子公司在2019年4月30日00:09:15向重庆与德支付112196500元，交易附言为货款。而中国振华对此笔巨额交易在事先并未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外披露，支付之后也并未披露，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2.中国振华明知上海与德抽逃出资，依然对外披露上海与德按照增资协议及时履行了出资人义务，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证据十六：1.深圳振华法定代表人严维简历；2.深圳振华总会计师欧阳洁简历；3.企业信用报告（ＮＯ.Ｂ201907010360402534）；4.企业信用报告（ＮＯ.Ｂ201912250411318901）。证明2018年6月至今，深圳振华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一直是严维、总会计师一直是欧阳洁，两人均为中国振华委派人员，中国振华自2018年6月至今一直是深圳振华的实际控制人。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 南昌振华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证据一到证据七与我方有关的真实性认可，与我方无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八（1-4）真实性认可。证据八（5）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由于是原告方提供的是其自制单据，是其内部对账单，真实性无法认可，请原告提供垫款的原始单据。证据九真实性认可。证据十（1）对三性有异议,资料是原告系统截屏提供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且与证据十（2）计算数据不一致。证据十（2）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流动资金贷款逾期罚息计算异议：1.逾期本金500万不认可。2019年7月21日原告直接扣划了我司活期结算账户里的款项127317.11元作为归还流贷本金，故逾期流贷本金已不是500万；2.逾期罚息日利率不认可。罚息日利率有关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的有关规定确认；3.逾期天数不认可。因7月份原告有自行扣划被告款项归还贷款，故计算贷款逾期利息的欠款本金对应的逾期天数不正确。银行承兑汇票提前到期及垫款罚息计算异议1.逾期银行承兑汇票金额4500万不认可。票面金额4500万的汇票共有3张，其中2张（300万和1749.6万）没有到期，故不存在逾期；2.逾期罚息日利率不认可。罚息日利率有关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的有关规定确认；3.逾期天数不认可。逾期票据1张2450.4万元的到期日是7月11日，原告应在实际垫款日发生垫款，逾期天数应从实际垫款日开始计算，请求法庭依法核实其实际垫款日，原告从7月6日开始计算逾期天数不认可。尚未到期的2张票据不存在逾期天数。证据十一（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十一（2）资料是原告自行打印的，真实性无法认可。证据十二（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电子回单中，其中深圳振华与重庆与德的电子回单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其他电子回单与深圳振华无关，对其三性不与认可。证据十二（2）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表中，其中深圳振华与重庆与德的导出表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北京华盛与重庆与德的导出表与深圳振华无关，三性无法确认。证据十二（3）资料是原告网上查询打印的，三性无法认可。证据十二（4）关于南昌振华和深圳振华审计报告，反映的财务状况是到2018年12月31日，并非是2019年4月30日的财务数据。证据十三公告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十四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深圳振华章程（落款日期2019年4月29日）第四十三条第八款所指的是对资产处置的规定，并不是业务付款事项，原告系偷换概念，误导混淆。4月30日深圳振华向重庆与德支付的是货款。证据十五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十六（1、2）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提供的两人简历是当时深圳振华在与北京银行做授信业务时向银行提交的资料，深圳振华的总经理、总会计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任命。各股东按章程规定享有相应权利。证据十六（3、4）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原告提供的两份《企业信用报告》中的高管人员信息中有显示欧阳洁为财务负责人，这是由于银行金融机构没有及时更新相关信息，故企业信用报告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外原告提供的两份《企业信用报告》中的“报告说明1”中，“本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依据截止报告时间企业征信系统记录的信息生成。除征信中心标注外，报告中的信息均由相关报数机构和信息主体提供，征信中心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报告说明2”中，“本报告中的身份信息、主要出资人信息、高管人员信息来源于信息主体在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提供的相关信息。”这两点说明其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同时证明了其不具有真实性及准确性。 被告深圳振华质证称：1、本案原告诉请的借款责任主体为南昌振华，原告提供的与被告南昌振华之间的业务往来的所有证据包含借款、票据、本金、利息及罚息等，我方不是直接参与人，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确认，请求法庭依法公正审查。2、原告提供的与我方有关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予以认可。3、原告提供的代理案件的律师费用等证据系原告方与第三方之间的行为，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请法庭依法裁决。4、我方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中国振华意见相同。并同意南昌振华庭后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 被告中国振华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证据一、二的三性无异议。证据三，对本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1-5的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原告未提供证据1的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协议签署方，并非合同履行主体，无法确认相关协议内容。证据四，对本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1-3的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原告未提供证据1的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协议签署方，并非合同履行主体，无法确认相关协议内容。证据五，对本组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证据6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借款合同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证据六，对本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4的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证据3、4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该等协议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3.提请注意的是，原告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信息不完整，无法体现汇票的背书流转情况，无法证明原告因开具票据而垫付相应款项。同时，该票据显示目前尚未到期，原告并未实际发生垫款行为该汇票最终是否承兑具有不确定性。原告要求被告南昌振华补足该汇票项下保证金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七，对本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4的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证据3、4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该等协议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3.提请注意的是，原告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信息不完整，无法体现汇票的背书流转情况，无法证明原告因开具票据而垫付相应款项。同时，该票据显示目前尚未到期，原告并未发生垫款行为，该汇票最终是否承兑具有不确定性。原告要求被告南昌振华补足该汇票项下保证金没有事实依据。证据八，对本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5的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证据3、4、5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该等协议的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3.提请注意的是，原告提交的垫款资金流水系其单方制作，并未提交相应的具体过程及明细，无法确认原告是否已实际付款。此外，结合原告提交的票据状态显示“提示承兑待签收”无法显示原告就该票据已经支付票据款项的状态，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就该票据支付了相应款项，故原告要求偿还垫付票款本金24504000元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九，1.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中国振华并非原告所主张的相应《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相关协议的签署方及当事人，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故对于证明内容无法确认。2.该等合同系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其关于单方宣布提前到期的条款无效。证据十，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证据1、2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确认其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借款合同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证据十一，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2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1.无法核实证据2的信息来源，且企查查并非确认公司注册资本缴纳的官网网站，以此截图无法证明中国振华未按期缴足注册资本。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振华已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充分证明了已足额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故该证据2中显示中国振华仅实缴11738万元与事实不符。2.经第三方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审查核验，中国振华已足额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且深圳振华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中国振华不存在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的情况。证据十二，对本组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4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中国振华并不清楚原告所主张的相应款项支付情况，该等情形属于深圳振华自主经营行为。2.根据被告深圳振华提交的证据9《专项审计报告》（深中瑞泰专审字[2019]第124号），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查，截至2019年4月28日，深圳振华欠付重庆与德货款124,685,264.28元。2019年4月30日，深圳振华向重庆与德偿还了货款112,196,5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3.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仅能反映深圳振华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而深圳振华增资扩股、支付货款等行为发生在2019年4月，故该两份报告不能反映深圳振华、南昌振华2019年4月的债权债务等财务状况，该两份报告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证据十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2019年4月29日，上海与德完成了增资控股深圳振华。当日，深圳振华的董事会进行了调整，上海与德掌握了深圳振华的控制权。2.上海与德的增资款经会计师事务所核验，已于2019年4月29日足额缴纳。故中国振华公告的过渡期为评估基准日至上海与德交付本轮增资款（即2019年4月29日）期间。3.公告显示“按照各自持有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益”，但是实际上深圳振华也已经通过股东会决议变更了董事会成员、董事长，深圳振华的经营已经由上海与德操控。4.公告只是我方履行法定义务而为，无法证明原告指称的协助行为。证据十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原告提交的本组证据材料所包含的《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29日审议通过）、《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变更决定》恰好证明：2019年4月29日上海与德完成增资深圳振华后，深圳振华的董事会成员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变更，上海与德推选的人员占据董事会成员2/3，并担任董事长，上海与德已经全面完成了对深圳振华的控制。2.经会计师事务所核验，深圳振华与重庆与德之间存在货款交易往来，而深圳振华就欠付的货款向重庆与德进行清偿的行为不属“资产处置”，不适用原告指称的深圳振华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关于资产处置的规定。如按照原告的逻辑推演，则我方所属、子孙公司的大部分货款往来都要进行披露，这是荒唐可笑的逻辑，何况深圳振华已非我方控股。证据十五，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2019年4月29日，上海与德增资扩股后持有其51%股权，并占2/3董事会席位，取得深圳振华控制权。其后，深圳振华就上述变动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对此，中国振华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就前述增资扩股及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况如实进行了公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2.2019年4月29日，上海与德完成增资后已成为深圳振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了深圳振华,深圳振华的经营管理均由上海与德指派的相应人员操控。3.在深圳振华已非中国振华控股子公司的情况下，深圳振华向重庆与德支付货款的行为并非中国振华需要进行信息披露的事项。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查，截至2019年4月28日，深圳振华欠付重庆与德货款124,685,264.28元。2019年4月30日，深圳振华就欠付的货款向重庆与德进行清偿，不违反法律规定。5.上海与德不构成抽逃深圳振华注册资本，则原告诉称的中国振华“协助”不可能成立。证据十六，对本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4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1.深圳振华的总经理严维、总会计师欧阳洁均是由深圳振华董事会认可继续聘任的，并非中国振华委派人员。2.本组证据1、2中并未载明材料的提供时间，根本无法确认相关人员的任职时限。原告指称的严维、欧阳洁两人自2018年6月至今为中国振华委派人员，中国振华自2018年6月至今一直是深圳振华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严维等人与深圳振华签订劳动合同，并由深圳振华支付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其对深圳振华董事会负责，与中国振华无关。严维等人的工作经历与其由深圳振华董事会聘任为深圳振华职工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原告混淆逻辑，意图嫁祸于我方，所以还需要澄清的是：（1）即便该等人员系我方委派，但委派人员的行为也不能等同于股东行为；（2）原告至今没有举证支付货款行为系该等人员所为，就直接给他们扣上了一个大帽子；（3）如果存在抽逃出资，我方亦为受害人，我方在此强烈谴责原告不顾商业诚信及操守落井下石的行为。 被告深圳振华庭前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验资报告》（深庆[1997]）验字第066号）；证据二：《验资报告》（深庆[1999]）验字第001号）；证据三：《验资报告》（深庆[2003]）验字第373号）；证据四：《验资报告》（深鹏盛验字[2009]237号）；证据五：《验资报告》（华众杰验字[2010]699号）；证据六：《验资报告》（深中瑞泰验字[2015]038号）（2015.12.23）；证据七：《验资报告》（深中瑞泰验字[2018]002号）（2018.1.9）；证据八：《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1-00054号）（2019.4.30）。证明深圳振华股东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情况。经会计师事务所核查，中国振华、上海与德已足额出资。证据九：《专项审计报告》（深中瑞泰专审字[2019]第124号）。证明经审计机构核查，截至2019年4月28日，深圳振华欠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货款124685264.28元。证据十：货款支付凭证，证明2019年4月30日，深圳振华偿还欠款112196500元。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的三性有异议，且没有提供原件。证据三至八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九三性均有异议，1.该报告日期是2019年12月30日，是被告针对本案单独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该份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具有重大缺陷，存在伪证的情形；2.该份报告明确载明是在深圳振华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的基础上发表审核意见，为此若深圳振华提供虚假材料，则该份审计报告的审计内容为错误的内容；3.该份报告的附件及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账载明的打印日期为2020年12月25日明显是错误，更加印证了被告深圳振华提供的该份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虚假的，是伪证；4.我们提交了编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的深圳振华审计报告，该份报告出具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该份报告第26页载明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欠付深圳振华1796.9578万元，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欠付深圳振华1037.3822万元，上海与德欠付深圳振华218.5254万元。我方还提交了编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4号的南昌振华审计报告，该份报告第26页载明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欠付南昌振华13774.918万元，与德科技有限公司欠付南昌振华4151.6164万元，在上海与德、重庆与德及其关联公司欠付南昌振华、深圳振华上述巨额债务前提下，深圳振华提交的第九组证据，审核意见认为深圳振华截止2019年4月28日应付重庆与德12468.5264万元明显不符合逻辑。而且我们还想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原告提交的上述审计报告证明上海与德、重庆与德及其关联公司欠付深圳振华和南昌振华的均计提了坏账准备金表明上述款项无法收回。针对深圳振华提交的第十项证据货款支付凭证，我们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上海与德在2019年4月29日通过重庆与德支付增资款后，在2019年4月30日抽逃出资11219.65万元。 被告南昌振华、中国振华质证称：三性无异议。 被告中国振华庭审时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部分：关于深圳振华注册资本及中国振华认缴出资情况的证据。证据一：深圳振华的工商信息。证明深圳振华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704.27万元，中国振华认缴出资为人民币15,045.09万元。证据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1997.11.30）。证明在中国振华入股前，深圳振华原股东已经足额缴纳了注册资本，中国振华不存在应就受让的股权承担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的责任。证据三：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1999.2.23）。证明1.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850万元增加至1,650万元，新增资本800万元由中国振华认缴；2.中国振华认缴的800万元注册资本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已足额缴纳；3.1999年2月23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四：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03.6.20）。证明1.经股东会及相关部门审批同意，中国振华长征无线电厂将其持有的深圳振华10.82%股权以178.5万元转让给中国振华，中国振华的出资额变更为978.5万元；2.2003年6月20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股东、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五：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03.9.2）。证明1.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1,650万元增加至3,038万元，新增资本1388万元由中国振华认缴，中国振华出资额变更为2,366.5万元；2.中国振华认缴新增的1,388万元出资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已全部足额缴纳；3.2003年9月2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六：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09.7.1）。证明1.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3,038万元增加至7,538万元，新增资本4500万元由中国振华认缴，中国振华出资额变更为6,866.5万元；2.中国振华认缴新增的4,500万元出资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已全部足额缴纳；3.2009年7月1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七：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10.12.1）。证明1.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7,538万元增加至11,738万元，新增资本4,200万元由中国振华认缴，中国振华出资额变更为11,066.5万元；2.中国振华认缴新增的4,200万元出资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已全部足额缴纳；3.2010年12月1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八：商事登记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15.12.25）。证据九：《验资报告》（深中瑞泰验字[2015]038号）（2015.12.23）。证明1.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11,738万元增加至18,782.88万元，新增资本7,044.88万元由中国振华和上海与德认缴。其中，中国振华认缴新增资本3,307.09万元，中国振华出资额变更为14,373.59万元；2.中国振华认缴新增的3,307.09万元出资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已全部足额缴纳；3.2015年12月23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十：商事主体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18.1.8）；证据十一：《验资报告》（深中瑞泰验字[2018]第002号）（2018.1.9）。证明1.股东会决议同意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振华3.5751%股权以1,108.34万元转让给中国振华，中国振华的出资额变更为15,045.09万元；2.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转让的该部分股权已足额出资；3.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8,782.88万元增加至25,075.15万元，新增资本由上海与德认缴且已足额缴纳；4.2018年1月8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证据十二：商事主体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19.5.6）；证据十三：《关于振华通信增资扩股及其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8）。证明1.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25,075.15万元增加至30,704.27万元，新增资本5,629.12万元由上海与德认缴；2.上海与德支付投资款后，深圳振华董事会成员相应由5名变更为3名（上海与德占2名），上海与德决定董事长人选，已经实际控制深圳振华；3.2019年5月6日，深圳振华完成了相应注册资本、股东、董事以及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4.中国振华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对深圳振华前述增资扩股及其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况如实进行了公告。 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变更登记档案材料其中的验资报告三性有异议，证据二的其它证据无异议。对证据三的验资报告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三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的验资报告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五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六的验资报告三性均有异议，证据六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七的验资报告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七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八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九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十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十一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十二和证据十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十二、十三恰好证明深圳振华是在2019年5月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对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董事长进行变更，而并非是在2019年4月29日，同时还证明中国振华在明知上海与德于2019年4月30日凌晨抽逃11219.65万元之后仍然对外公告披露上海与德已实缴出资，为此应认定中国振华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 被告南昌振华、深圳振华质证称：对三性均无异议。 庭后，原告提交以下补充证据（一）：证据一，1.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托收结算明细表；2.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托收结算交割单。原告于2019年1月11日为南昌振华开立的票号为131××××920190111324118203、票面金额为2450.4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于2019年7月11日向持票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进行了结算。证明原告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31××××920190111324118203）已经对外发生垫款2450.40万元。证据二，1、中国振华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9-93）2、中国振华关于涉及深圳通信有关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编号：2019-126）。1、证明被告中国振华对外公告披露：被告上海与德作为被告深圳振华的控股股东欠付被告深圳振华大量款项导致被告深圳振华无法向被告中国振华偿付欠款209621916.52元。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沪州与德科技有限公司、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与德科技有限公司、与德科技有限公司系被告上海与德的关联公司。2、证明被告中国振华确认被告深圳振华于2019年5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被告上海与德成为被告深圳振华的控股股东。证明深圳振华没有欠上海与德、重庆与德的钱。而是上海与德、重庆与德欠深圳振华的钱。上海与德在2019年4月30日00:09:15是抽逃出资112196500元，而并非支付货款。证明2019年5月6日之前，中国振华依然是深圳振华的控股股东，对于深圳振华具有实际控制权，中国振华在2019年4月30日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112196500元。 被告南昌振华质证称：对于证据一（1）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托收结算明细表表中“制单机构：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与盖章单位不一致。对于证据一（2），（一）托收结算交割单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1）因其无法体现票据连续背书；（2）托收结算交割单中体现的持票人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而不是原告《证据目录（补充）》“证据内容”提到的“持票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二）原告提交的《北京银行内部账对账单》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由于是原告方提供的是其自制单据，是其内部对账单，真实性无法认可。（三）原告提供的系统截屏资料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四）原告提供的《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计算及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流动资金贷款逾期罚息计算异议如下：（1）第二阶段逾期罚息计算结果有误；（2）南昌振华欠付本金利息16956.94元和表外复利688.21元不认可，无计算依据；（3）逾期罚息日利率不认可。罚息日利率有关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的有关规定确认。银行承兑汇票提前到期及垫款罚息计算异议如下：（1）逾期银行承兑汇票金额4500万不认可。票面金额4500万的汇票共有3张，其中2张（300万和1749.6万）没有到期，故不存在逾期；（2）逾期罚息日利率不认可。罚息日利率有关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的有关规定确认；（3）逾期天数不认可。逾期票据1张2450.4万元的到期日是7月11日，原告应在实际垫款日发生垫款，逾期天数应从实际垫款日开始计算，请求法庭依法核实其实际垫款日，原告从7月6日开始计算逾期天数不认可。尚未到期的2张票据不存在逾期天数。对于证据二质证意见与中国振华质证意见相同。 被告深圳振华对补充证据（一）中证据一质证意见与南昌振华质证意见相同，证据二与中国振华质证意见相同。 被告中国振华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本组证据1系原告单方制作，证据2未提供相应的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2.中国振华并非案涉借款协议的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国振华就深圳振华逾期不偿还借款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并如实进行了公告，这与深圳振华和重庆与德及其关联公司等之间的货款交易往来无任何关联，两者的法律关系及基础事实均不相同，不存在关联，原告完全是罔顾基础事实，恶意混淆视听。2.2019年4月29日，上海与德完成增资后即已成为深圳振华的控股股东，实际掌握深圳振华的经营管理。之后（即2019年5月6日），深圳振华就上述变动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对此，中国振华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就前述增资扩股及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况（包括工商变更登记时间）如实进行了公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3.中国振华在2019年4月29日后即已非深圳振华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原告指称的所谓协助上海与德抽逃出资的行为。 庭后，原告提交了以下补充证据（二）：证据一，1、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营业部托收结算明细表；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营业部托收结算交割单。证明原告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31××××920190301355483209）已经于2020年3月2日对外发生垫款300万元。证据二，1、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营业部托收结算明细表；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托收结算交割单。证明原告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31××××920190319362989864）已经于2020年3月19日对外发生垫款1749.6万元。证据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电子回单编号：Ａ20190507639336）。证明2019年4月29日12:19:20分，深圳振华已经向重庆与德转款4万元。再加上深圳振华在2019年4月30日00:09:15将仅比投资款少4万元的112196500元转回给重庆与德，所以深圳振华已经向重庆与德转回了112233400元；证明上海与德抽逃出资112233400元。 被告深圳振华质证称：证据一、二真实性认可，证据三是原告方自行打印出具的资料，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南昌振华质证称：同深圳振华质证意见。 被告中国振华质证称：证据一、二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无法确认。1、本组证据1系原告单方制作，证据2未提供相应的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2、振华科技并非案涉借款协议的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组证据1系原告单方制作，证据2未提供相应的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2、振华科技并非案涉借款协议的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证据三，三性不予认可。1、原告未提供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2、原告主张该笔4万元货款与深圳振华于2019年4月30日向重庆与德支付的112196500元货款金额合计为上海与德应支付的增资款112233400元，存在明显错误，两数额相加实际为“112236500”元，并非原告主张的金额，且原告并未证明该等款项系上海与德应支付的投资款而抽逃出资。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上海与德抽逃出资的证明内容。 被告深圳振华庭后提交了以下补充证据：证据一，南昌振华应付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核算项目明细账（2017年1月1日-2019年4月30日）、部份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合同、发票、入库单、付款单等）。证明截止2019年3月30日南昌振华欠南昌与德货款2,530,213.08元；2019年3月30日南昌与德、南昌振华、深圳振华签署《债务转让合同》，南昌振华应付南昌与德债务2,530,213.08元由深圳振华履行支付义务。证据二，南昌振华应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核算项目明细账（2018年1月1日-2019年4月30日）、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合同、发票、入库单、协议等）。证明截止2019年3月30日南昌振华欠南昌与德货款34,782,554.38元；2019年3月30日重庆与德、南昌振华、深圳振华签署《债务转让合同》，南昌振华应付重庆与德债务34,782,554.38元由深圳振华履行支付义务。证据三，深圳振华应付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核算项目明细账（2017年4月1日-2019年4月30日）、部份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合同、发票、入库单、付款单等）。证明截止2019年3月31日深圳振华欠南昌与德货款19,449,432.95元；2019年3月31日南昌与德签署《债权转让通知》，将应收深圳振华债权19,449,432.95元转让给重庆与德。证据四，深圳振华应付与德科技有限公司核算项目明细账（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30日）、部份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合同、发票、入库单、协议等）。证明截止2019年3月31日深圳振华欠与德科技货款49,879,466.20元；2019年3月31日与德科技签署《债权转让通知》，将应收深圳振华债权49,179,466.20元转让给重庆与德。证据五，南昌振华应收深圳振华核算项目明细账（2018年6月1日-2019年4月30日）、部份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合同、发票、入库单、协议等）。证明截止2019年3月30日接受南昌振华债务前，深圳振华欠南昌振华货款131,532,830.52元；2019年3月31日深圳振华接受南昌振华对外债务2,530,213.08元及34,782,554.38元，共计37,312,767.46元以抵减深圳振华欠南昌振华货款。证据六，深圳振华应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核算项目明细账（2018年1月1日-2019年4月30日）、部份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合同、发票、入库单、协议等）。证明截止2019年4月28日深圳振华接受南昌振华债务转让，以及接受南昌与德、与德科技债权转让后欠重庆与德货款124,685,264.28元。证据七，《专项审计报告》（深中瑞泰专审字[2019]第124号）中附件：《核算项目明细账》。证明经审计机构核查，截止2019年4月28日，深圳振华欠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货款124,685,264.28元。 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质证称：1、被告深圳振华无权就其欠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货款124685264.28元进行举证。由于原告追究被告上海与德抽逃出资责任以及中国振华协助抽逃出资责任，为此只有被告上海与德以及中国振华有权就深圳振华欠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巨额货款进行举证。之所以由深圳振华对此举证，是因为上海与德没有参加本案庭审，而中国振华又是上市公司不敢证据造假。2、被告未提交所有证据的证据原件予以质证，为此原告对《证据目录》（补充）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被告深圳振华提供了上述证据原件予以质证，原告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并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一质证意见，1、证据一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伪证。被告南昌振华是被告深圳振华的全资子公司，证据一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被告深圳振华和被告南昌振华有针对性、有选择性、有目的性地在本案2020年1月13日开庭之后，2020年2月5日利用软件系统抓取相关数据制作的伪证；2、证据一中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及财务资料（合同、发票、入库单、付款单）存在片面性。被告仅提供了南昌振华欠付南昌与德债务的财务资料，而未提供南昌与德欠付南昌振华债务的财务资料以及南昌振华已经向南昌与德支付相关款项的财务资料，相关合同、发票、入库单等财务凭证也不能与《核算项目明细账》一一对应，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财务情况。只有申请司法审计才能客观、公正、全面的证明财务情况，但被告深圳振华及其他被告并未依法申请司法审计，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证据一的《债务转让合同》是伪证。为证明深圳振华于2019年4月30日00:09:15向重庆与德转账112196500元的合理性，南昌振华、南昌与德、深圳振华三家关联公司针对本案串通伪造了《债务转让合同》，并将该份伪证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证据目录》（补充）证据一的证据名称中并未载明《债务转让合同》，且证据一中的证据并未全部加盖公章进行确认，从侧面印证被告深圳振华及相关代理律师担心被认定“伪造证据”，不敢将《债务转让合同》明确作为证据，但依然伪造了《核算项目明细账》、《债务转让合同》等相关证据作为本案证据提交。证据二质证意见：1、证据二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伪证。证据二中《核算项目明细账》载明：南昌振华在2018年全年累计欠付重庆与德货款34782554.38元。但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4号）系被告在贷款过程中向原告提交的贷后资料。该份审计报告第五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项下的第2条“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中的第2款“应收账款”下的第3小节“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第26页）明确记载：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昌振华对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享有应收账款137749180.86元，相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5509967.23元。《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被告在庭后自行制作的证据，而《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4号）是专业会计机构在本案没有进入诉讼时为被告南昌振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信度。为此，应认定证据二中《核算项目明细账》数据系虚假数据，不能证明截止2019年3月30日南昌振华欠重庆与德债务34782554.38元，证据二不应被采信。被告南昌振华是被告深圳振华的全资子公司，2、证据二、三、四、五、六中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均》是被告深圳振华和被告南昌振华有针对性、有选择性、有目的性地在本案2020年1月13日开庭之后，2020年2月4日利用软件系统抓取相关数据制作的伪证、财务资料（合同、发票、入库单、付款单）存在片面性，相关合同、发票、入库单等财务凭证也不能与《核算项目明细账》一一对应，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财务情况。只有申请司法审计才能客观、公正、全面的证明财务情况，但被告深圳振华及其他被告并未依法申请司法审计，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仅提供了南昌振华欠付重庆与德债务的财务资料，而未提供重庆与德欠付南昌振华债务的财务资料以及南昌振华已经向重庆与德支付相关款项的财务资料，相关合同、发票、入库单等财务凭证也不能与《核算项目明细账》一一对应，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财务情况。；3、证据二的《债务转让合同》是伪证。为证明深圳振华于2019年4月30日00:09:15向重庆与德转账112196500元的合理性，南昌振华、重庆与德、深圳振华三家关联公司针对本案串通伪造了《债务转让合同》，并将该份伪证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证据目录》（补充）证据二的证据名称中并未载明《债务转让合同》，且证据二中的证据并未全部加盖公章进行确认，从侧面印证被告深圳振华伪造了《核算项目明细账》、《债务转让合同》等相关证据。证据三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伪证。证据三中《核算项目明细账》载明：深圳振华在2018年全年累计欠付南昌与德货款16779089.28元。但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系被告在贷款过程中向原告提交的贷后资料。该份审计报告第五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项下的第2条“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中的第2款“应收账款”下的第3小节“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第26页）明确记载：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南昌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17969578.49元，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718783.14元。《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被告在庭后自行制作的证据，而《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是专业会计机构在本案没有进入诉讼时为被告深圳振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信度。为此，应认定证据三中《核算项目明细账》数据系虚假数据，不能证明截止2019年3月31日深圳振华欠南昌与德货款19449432.95元。被告仅提供了深圳振华欠付南昌与德债务的财务资料，而未提供南昌与德欠付深圳振华债务的财务资料以及深圳振华已经向南昌与德支付相关款项的财务资料。证据三的《债权转让通知》是伪证。为证明深圳振华于2019年4月30日00:09:15向重庆与德转账112196500元的合理性，南昌与德、重庆与德、深圳振华作为关联公司针对本案进行串通，由南昌与德伪造《债权转让通知》并将该份伪证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且被告没有提供EMS邮寄送达证明其已经邮寄通知了深圳振华也印证该份《债权转让通知》系被告及南昌与德在本案2020年1月13日开庭之后针对性伪造的证据。《证据目录》（补充）证据三的证据名称中并未载明《债权转让通知》，证据三中的证据并未全部加盖公章进行确认，也从侧面印证被告深圳振华伪造了《核算项目明细账》、《债权转让通知》等相关证据。证据四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伪证。证据四被告仅提供了深圳振华欠付与德科技债务的财务资料，而未提供与德科技欠付深圳振华债务的财务资料以及深圳振华已经向与德科技支付相关款项的财务资料。证据四的《债权转让通知》是伪证。为证明深圳振华于2019年4月30日00:09:15向重庆与德转账112196500元的合理性，与德科技、重庆与德、深圳振华作为关联公司针对本案进行串通，由与德科技伪造《债权转让通知》并将该份伪证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且被告没有提供EMS邮寄送达证明其已经邮寄通知了深圳振华也印证该份《债权转让通知》系被告及与德科技在本案2020年1月13日开庭之后针对性伪造的证据。《证据目录》（补充）证据四的证据名称中并未载明《债权转让通知》，证据四中的证据并未全部加盖公章进行确认，也从侧面印证与德科技、被告深圳振华伪造了《核算项目明细账》、《债权转让通知》等相关证据。证据五质证意见：1、证据五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伪证。证据五中《核算项目明细账》载明：南昌振华在2018年全年累计对深圳振华享有应收账款129086987.53元。但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4号）系被告南昌振华在贷款过程中向原告提交的贷后资料。该份审计报告第五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项下的第4条“其他应收款”中的第4小节“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第28页）明确记载：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金额为239325128.25元。《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被告在庭后自行制作的证据，而《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4号）是专业会计机构在本案没有进入诉讼时为被告南昌振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信度。为此，证据五中《核算项目明细账》数据系虚假数据，不应予以采信，不能证明截止2019年3月30日深圳振华欠南昌振华货款131532830.52元。被告南昌振华是被告深圳振华的全资子公司。证据六质证意见：证据六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是伪证。证据六中《核算项目明细账》载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振华在2018年全年累计欠付重庆与德货款21273810.75元。但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系被告在贷款过程中向原告提交的贷后资料。该份审计报告第五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项下的第2条“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中的第2款“应收账款”下的第3小节“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第26页）明确记载：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10373822.74元，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414952.91元。《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被告在庭后自行制作的证据，而《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是专业会计机构在本案没有进入诉讼时为被告深圳振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信度。证据七质证意见：证据七的三性均有异议。1、《专项审计报告》（深中瑞泰专审字[2019]第124号）的报告日期是2019年12月30日，是被告针对本案单独委托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该份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具有重大缺陷；2、该份报告明确载明是在深圳振华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的基础上发表审核意见，为此若深圳振华提供虚假材料，则这份报告的审计内容也为错误内容；3、该份报告的附件即《核算项目明细账》载明的打印日期为2020年12月25日明显是错误的，从侧面印证了该份报告的不严谨性、以及被告深圳振华提供的该份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虚假的，是伪证。经过原告庭审发现该处问题后，被告深圳振华补充提交一份加盖深圳振华公章，手写修改日期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显然是意识到该核算项目明细账伪造过程不够仔细。4、《专项审计报告》（深中瑞泰专审字[2019]第124号）中的附件《核算项目明细表》载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振华在2018年全年累计欠付重庆与德货款21273810.75元。但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系被告在贷款过程中向原告提交的贷后资料。该份审计报告第五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项下的第2条“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中的第2款“应收账款”下的第3小节“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第26页）明确记载：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享有应收账款10373822.74元，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414952.91元。证据七中《核算项目明细账》是被告在庭后自行制作的证据，而《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90273号）是专业会计机构在本案没有进入诉讼时为被告深圳振华出具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信度。为此，证据七中《核算项目明细账》数据系虚假数据，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南昌振华质证称：证据一至六均是原始凭证，证据七是合法的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三性均认可。 被告中国振华质证称：三性予以认可。1、这充分证明了深圳振华系基于真实有效的合同关系而向重庆与德支付了相应货款，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上海与德抽逃出资与事实不符。2、进一步印证了被告深圳振华提交的证据9《专项审计报告》（深中瑞泰专审字[2019]第124号）系真实合法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核查，截至2019年4月28日，深圳振华欠付重庆与德货款124,685,264.28元。2019年4月30日，深圳振华向重庆与德偿还了货款112,196,5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 本院庭后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案涉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背书转让等相关票据信息，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回复了相关票据信息。 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称：三性无异议。 被告南昌振华称：三性无异议。 被告深圳振华发表意见称：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由法庭依法审查。 被告中国振华发表意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中国振华并非案涉借款协议的履行主体，无法确认实际履行情况。 被告上海与德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权利。 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经核对原件，认证如下： 对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十，补充证据（一）中的证据一，补充证据（二）中的证据一、二，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承兑汇票流转、垫款信息相印证，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发放了案涉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并已发生垫款，被告深圳振华为案涉借款及银行承兑垫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证据三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十一至十六、补充证据（一）中的证据二，补充证据（二）中的证据三，被告深圳振华、中国振华均提交了相应的核算往来及审计报告证明原告上述证据主张的被告上海与德、中国振华抽逃出资及协助抽逃出资不成立，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应就被告上海与德、中国振华是否存在抽逃出资及协助抽逃出资继续举证。本院经向原告释明是否申请司法审计进行继续举证，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审计，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所举的证据十一至十六、补充证据（一）中的证据二，补充证据（二）中的证据三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鉴于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上海与德、中国振华存在抽逃出资及协助抽逃出资行为，故对于被告深圳振华及中国振华提交的证据，对被告中国振华与上海与德在深圳振华历年出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其他证据本院不予认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25日，原告（授信人）与被告南昌振华（受信人）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0471775】）约定：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具体业务的额度分配（各项业务实际使用额度的总余额不得超过最高授信额度）为（1）贷款额度为人民币500万元，每笔贷款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提款期为自合同订立日起12个月，额度为可循环额度；（3）汇票贴现额度5000万元，提款期为自合同订立日起12个月，额度为可循环额度；（5）汇票承兑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每笔承兑汇票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提款期为自合同订立日起12个月，额度为可循环额度，保证金比例不低于0%。授信用途为满足受信人依法合规正常经营的业务需要。发生下列任一项或多项情形时，构成受信人的违约事件：（1）受信人未按本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使用授信额度，或者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利息、本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或者未能及时足额付款导致北京银行发生垫款。受信人发生本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时，原告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或/及法律法规、金融规章的规定行使违约救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授信额度和有效期、要求纠正违约、计收罚息、依法行使担保权益及留置权、宣布本合同和具体业务合同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立即到期、公告催收、要求赔偿损失以及要求偿付原告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 同日，原告（债权人）与被告深圳振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71775-001】）约定：主债务人为南昌振华，被担保的主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以及该授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原告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债权确定期间）为上述授信合同项下的可发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2018年3月25日至2019年3月24日（具体以主合同为准）。保证人已明确知晓其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品种、债权金额、债务履行期、担保范围。本合同下保证人向原告提供的是独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使主合同项下存在其他担保，保证人也仍然就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债务向原告直接承担第一顺序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原告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其担保范围内已被原告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2018年3月24日，深圳振华股东会决议通过上述担保。 2018年6月12日，原告（贷款人）与被告南昌振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488414】）约定：贷款数额为人民币500万元，贷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1年，合同利率以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LPR）为基础加91个基点（一个基点为0.01%）后确定合同利率。贷款用途为采购货物。本金偿还计划为最后到期日须还清所有本金，贷款期限内到期一次性还清。利息偿还计划为最后到期日须付清所有利息，贷款期限内按月定日（每月21日）付息。合同利率由年利率折算为日利率时，按一年360天计算。发生下列任一项或多项情形时，构成借款人的违约情形：（1）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或者未按约定方式使用或支付贷款资金（或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本合同中关于由北京银行受托支付的明确约定），或者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利息、本金或其他应付款项。借款人未能按期足额偿还任何到期应付的贷款本息或其他应付款项时，应就欠付款项按照同期适用的合同利率上浮50%（逾期罚息利率）按日加付罚息。借款人发生本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时，原告有权根据本合同的约定或/及法律法规、金融规章的规定行使违约救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纠正违约、变更贷款资金使用或支付方式、停止发放贷、计收罚息、依法行使担保权益及留置权、宣布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立即到期、公告催收、要求赔偿损失以及要求偿付原告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原告行使权利而收回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其债务：（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其他费用，（2）损害赔偿金、补偿金和违约金，（3）罚息，（4）贷款利息，（5）本金，（6）其他应付款项；但原告可变更上述清偿顺序。 同日，被告南昌振华向原告发出《贷款受托支付指令》，委托原告将500万元贷款资金对外支付至被告深圳振华。2018年6月14日，原告向被告南昌振华发放500万元贷款资金并完成受托支付。南昌振华出具《借款借据》载明：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为首次提款日2018年6月14日起12个月，最后到期日为2019年6月11日。合同利率为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LPR）为基础加91个基点（一个基点为0.01%），本次提款金额500万元，贷款用途为购买电子零配件，本金偿还计划为2019年6月11日到期一次还本。 2019年1月11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9日，原告（承兑行）分别与被告南昌振华（申请人）签订三份《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29987、0537100、0540306），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分别为24504000元、300万元、17496000元，承兑手续费为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汇票用途为满足申请人依法合规正常经营的业务需要，承兑保证金应不低于票面金额的百分之零，保证人为深圳振华，垫付利息（罚息）为逾期票款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收利息（罚息）。申请人保证在汇票到期日前将汇票款项足额存入其在原告处开立的结算账户/保证金账户，以便原告在到期日扣款兑付，完成原告的对外付款及申请人原告的偿付；但若双方对申请人偿付或备妥偿付资金的时间另有更早的约定则按该等约定执行。申请人未能按前述规定及时足额付款的，除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之外，还应按约定利率加付罚息，并承担其他违约责任。申请人未能按期足额偿付票款，或未能完全适当地履行本协议下的承诺、保证、义务或责任，构成违约；除应纠正违约、实际履行以外，还应向原告承担就逾期票款加付利息、赔偿损失、赔偿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如有）等责任。 2019年1月11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9日，南昌振华分别向原告作出《电子商业汇票承兑申请书》，申请原告就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办理承兑手续，票面金额分别为24504000元、300万元、17496000元，收款人为深圳振华。 2019年1月11日、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19日，原告分别为南昌振华开具票据金额为24504000元、300万元、17496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依次为：131××××920190111324118203、131××××920190301355483209、131××××920190319362989864），汇票到期日依次为2019年7月11日、2020年3月1日、2020年3月19日。汇票出票人为南昌振华，收款人为深圳振华，费率为0.5‰。2019年7月11日，原告为票据号码为131××××920190111324118203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24504000元。2020年3月2日，原告为票据号码为131××××920190301355483209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300万元。2020年3月19日，原告为票据号码为131××××920190319362989864《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7496000元。 2019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南昌振华发出《催款函》，宣布因南昌振华未按约偿还《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项下本息，《综合授信合同》（0471775）及其项下《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537100、0540306、0529987）全部于2019年6月28日提前到期，南昌振华自收到该函之日起5日内，根据《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约定偿还5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等全部债务，并按上述《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4500万。2019年7月1日，南昌振华收到《催款函》。 同日，原告向被告深圳振华发出《关于承担担保责任的函》，亦宣布上述合同提前到期事项，并要求深圳振华自收到该函之日起5日内，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0471775-001）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合同》（编号：0488414）项下5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等全部债务，并按上述《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向原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4500万。2019年6月30日，深圳振华收到《关于承担担保责任的函》。 截至2019年7月22日，被告南昌振华已还原告流动资金借款本金127317.11元，利息26100元；尚欠流动资金借款本金4872682.89元，逾期利息34467.7元，尚欠罚息15元；尚欠编号为131××××920190111324118203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4504000元，尚欠垫款利息为147024元，尚欠罚息147.024元。票据号码为131××××920190301355483209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于2020年3月2日发生垫款300万元，票据号码为131××××920190319362989864《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于2020年3月19日发生垫款17496000元，两张汇票共计垫款20496000元。 另查明，1988年12月6日，深圳市电信发展总公司、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振华通信各出资50万元各持股50%设立了深圳深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1997年11月30日，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公司受让了深圳市电信发展总公司持有的深圳深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时与原股东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振华通信对深凯公司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深圳深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850万元，其中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公司出资额为671.5万元、持股79%，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出资额为178.5万元，持股21%，增资款经验资，实收资本850万元，深圳深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并在工商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 1999年2月23日，深圳深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振华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同日，被告中国振华增资入股深凯公司，增资后深凯公司注册资本由850万元增加至1650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额800万元、持股48.48%，原股东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公司出资额671.5万元、持股40.7%，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出资额178.5万元、持股10.82%。增资款经验资，实收资本1650万元，并在工商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 2001年1月18日，中国振华（深圳）电子工业公司变更为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2003年6月20日，被告中国振华受让了中国振华集团长征无线电厂在深圳振华的全部股权。中国振华持有深圳振华59.3%股权，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持有深圳振华40.7%股权。 2003年9月2日、2009年7月1日、2010年12月1日，中国振华先后三次对深圳振华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深圳振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1738万元，中国振华经过三次增资，持股比例为94.28%，三次增资款均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在工商机关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5年12月25日，被告上海与德以4746.99万元增资入股深圳振华，持股19.9%，中国振华增资4200万元共计出资额14373.59万元、持股76.525%，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出资额671.5万元、持股3.575%，增资后深圳振华注册资本为18782.88万元。增资款均经相应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在工商机关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1月8日，被告中国振华受让了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在深圳振华的3.575%股权。同时，上海与德增资6292.43万元共计出资额为10,385.66万元。增资完成后，深圳振华注册资本增至25075.15万元，中国振华共计出资额15045.09万元、持股60%、上海与德共计出资额10030.06万元、持股40%。增资款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在工商机关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9年4月29日，深圳振华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上海与德以11223.34万元再次增资深圳振华，其中5629.12万元增加深圳振华注册资本，其余5594.22万元计入深圳振华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上海与德持有深圳振华51%股权。同日，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转入被告深圳振华11223.34万元，摘要投资款。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2019年4月29日，深圳振华已收到上海与德缴纳的新增出资款11223.34万元。截至2019年4月29日止，上海与德本次货币资金出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5629.12万元、资本公积金5594.22万元已全部实缴到位。（一）、上海与德的新增出资额已由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代其于2019年4月29日缴存11223.34万元。根据上海与德、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振华于2019年4月29日签署的三方协议，上海与德委托重庆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代为支付其对深圳振华的增资款11223.34万元。（二）、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30704.27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15045.09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49%；上海与德出资15659.18万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51%，增资款经相应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在工商机关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中国振华于2019年5月6日对上述增资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9-58）。 再查明，2019年3月6日，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 诉讼过程中，经核实，被告南昌振华被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程序，本院依法中止审理。后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被告深圳振华破产清算申请，后指定破产管理人。本院依法恢复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诉请承兑汇票提前到期及被告补足保证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南昌振华应归还案涉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垫款的本息（含罚息、复利）数额；三、被告深圳振华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四、被告中国振华、上海与德是否存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协助抽逃出资行为，如存在，是否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协助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或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与被告南昌振华、深圳振华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已依约发放贷款500万元，起诉时已为案涉三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先行垫款24504000元，在诉讼过程中又陆续垫款300万元、17496000元，原告已完成《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中合同义务，并为案涉三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被告南昌振华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及承兑汇票垫款本息。 《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违约条款约定了被告南昌振华未依约还本付息时，原告有权宣布案涉借款及《银行承兑协议》立即到期。因被告南昌振华未依约还本付息，被告南昌振华于2019年7月1日收到原告发出的《催款函》载明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协议》全部于2019年6月28日提前到期。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宣布《综合授信合同》及项下编号为0537100、0540306的《银行承兑协议》提前到期合法有据，本院确认2019年6月28日《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编号为0537100、0540306的《银行承兑协议》提前到期。 原告诉请被告南昌振华补足起诉时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20496000元，因诉讼过程中尚未到期的两笔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陆续到期并发生垫款，原告诉请补足保证金在事实上属于被告南昌振华应归还原告因汇票到期发生的垫款本金。故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被告南昌振华归还原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0496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应归还原告案涉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垫款的本息（含罚息、复利）数额问题。因《借款合同》与《银行承兑协议》均无复利条款，故对于原告关于复利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截至2019年7月22日：被告南昌振华已还原告流动资金借款本金127317.11万元，利息26100元，尚欠流动资金借款本金4872682.89元，逾期利息（含罚息）34482.7元；尚欠编号为131××××920190301355483209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4504000元，尚欠利息（含罚息）为147171.02元，尚欠罚息147.024元。 票据号码为131××××920190301355483209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20年3月2日发生垫款300万元，票据号码为131××××920190319362989864银行承兑汇票于2020年3月19日发生垫款17496000元，共计垫款本金20496000元。 综上，被告南昌振华应归还原告案涉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4504000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0496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深圳振华的担保责任问题。被告深圳振华自愿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告南昌振华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应当就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南昌振华公司追偿。 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主张被告深圳振华与上海与德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存在抽逃出资或协助抽逃出资行为。被告深圳振华与中国振华提交了相应的审计报告、核算单据等证据证明其与各关联公司之间存在货款往来及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协助抽逃出资行为。被告中国振华与深圳振华亦提交了连续的《验资报告》证明中国振华与上海与德作为股东已对被告深圳振华履行了足额出资义务。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经本院释明，不申请进行司法审计继续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北京银行南昌分行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上海与德、中国振华存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或协助抽逃出资行为，对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上海与德、中国振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借款本金4872682.89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截至2019年7月22日，尚欠利息（含罚息）34482.7元，2019年7月23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利息（含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 二、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4504000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截至2019年7月22日，尚欠利息（含罚息）147171.02元，2019年7月23日起至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息清偿之日止，利息（含罚息）按《银行承兑协议》约定计算］； 三、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20496000元； 四、被告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追偿； 五、驳回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270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97709元，由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3×××42-3；开户行：农业银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诉讼费缴纳时请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 雪 审 判 员  王 璐 人民陪审员  胡德辉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法官 助理  鲁泽月 书 记 员  敖付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