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03民初8725号 原告：李成玉，女，196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德平，四川天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健，男，197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被告：贾燕，女，198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四川名常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成玉与被告李健、贾燕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成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德平，被告李健、贾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成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李成玉与被告李健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2．二被告向原告李成玉返还幼儿园转让款238万元，并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转让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50万元转让款从2018年6月9日起算；188万元转让款从2018年9月18日起算；3．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剩余的未使用期限内的房屋租金（标准为23万元/年），并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应退房租之日起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案件基本事实。原告李成玉于2018年6月9日与被告李健就转让位于×××××的×××幼儿园（以下简称“案涉幼儿园”）一事签订了《×××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约定：转让价款288万元；签合同当天支付50万元定金、2018年9月15日前付188万元，办理完法人变更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付剩余的50万元。该288万元转让费包括现有装饰装修及现有已构设施设备、办园所需证件的相关费用。该合同签订的当天，原告李成玉就向被告李健支付了转让定金50万元，被告李健向原告李成玉出具了《收据》。双方于2018年6月18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 原告李成玉向被告李健支付188万元转让款后，被告李健于2018年9月18日向原告李成玉出具了《收条》。同日，原告李成玉向被告李健支付了第一年（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房租租金23万元，被告李健向原告李成玉出具了收条。上述款项付清后，二被告当即向原告李成玉移交了案涉幼儿园的公章、财务章及科创园区社会事业发展局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涪城区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全部印章、证件。2018年6月30日左右至今，原告李成玉一直使用上述证照举办案涉幼儿园。 原告李成玉于2019年9月23日向被告李健支付了第二年（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房屋租金23万元。由于被告李健一直未将办园证照过户到原告李成玉名下，故剩余的50万元转让款至今未付。2019年上半年，原告李成玉代表案涉幼儿园去办理民办非年检时，工作人员告诉原告李成玉案涉幼儿园已经3年（2016年、2017年、2018年）都没有年检了，工作人员同时说幼儿园不能转让、买卖、租借。这是原告李成玉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规定。当时原告李成玉很紧张，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李健，但李健当时回答原告说：“这是我的事情，不该你管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至今案涉幼儿园的举办者、法人都没有办理到原告李成玉名下。 2019年9月下旬，由于被告李健一直没有将办园证照过户到原告李成玉名下。原告李成玉带上合同、支付案涉幼儿园转让费的单据等证据到科创园区政务中心、涪城区政务中心等政府部门进行了咨询，得知双方的转让合同是无效的。 二、原告李成玉认为。双方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违反了行政许可不得买卖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故双方应互相返还财产和权益。被告贾燕系被告李健之妻，且被告贾燕亲自参与了案涉幼儿园的移交工作等。故被告贾燕应当与被告李健共同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 综上，案涉幼儿园的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被告李健取得转让费和未使用的房屋租金应当返还给原告李成玉。原告李成玉为维护自身法权益，特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李健、贾燕辩称：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李成玉的诉请。双方转让的是案涉幼儿园的财产权利，不包含原告李成玉主张的行政许可买卖即证件买卖。从合同约定可知，双方约定依法进行举办者和法人的变更，这与原告李成玉主张的证件买卖有本质的区别。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李成玉在案涉合同签订前长期经营其他的幼儿园。 被告李健与被告贾燕系夫妻关系。被告李健作为案涉幼儿园的举办者取得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此后，案涉幼儿园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被告李健系法人，被告贾燕负责实际管理。 2018年6月9日，被告李健（甲方）与原告李成玉（乙方）签订了《×××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己位于绵阳市经营权转让给乙方（仅含装修、装饰、设备）；甲方将坐落于绵阳市房屋及现有的活动场地租赁给乙方继续作案涉幼儿园使用，并保证安全使用至合同期满；租赁期12年，自2018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转让费2880000元，包括现有装修装饰及现有设备设施、办园所需证件的相关费用；乙方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50万元定金，于2018年9月15日支付188万元，在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法人变更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50万元；租赁房屋租金：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为25万元／年；2022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为28万元／年；2026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为30万元／年；支付方式：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每半年支付一次，第二年度起乙方均于当年9月15日按时足额一次性向甲方缴纳该年度房租；该房屋仅作为乙方经营合法幼儿园使用，并严禁乙方转让或转租，若乙方确实经营困难，经双方协商，乙方可转让案涉幼儿园合同期剩余年限经营权；甲方不得将现有生源挪至其他幼儿园，乙方应保证甲方向已入托的儿童的一切服务承诺，处理好因经营权变更带来的相应问题，如产生的问题发生在本协议生效前，甲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案涉幼儿园现有员工甲方不得安置（员工自行离职除外），必须留在本园所。乙方必须保证甲方之前对员工的福利待遇；保密责任：任何一方因案涉幼儿园转让而获知的另一方的商业机密负有保密义务，如使用教材、教学方法、招生规定及价格等不得向有关其他第三方泄露；合同签订后，甲方不得以“×××幼儿园”名义在所属片区两公里内再开办幼儿园；和合同签订后半年内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并配合乙方平稳顺利过渡；“×××幼儿园”品牌属甲方所有，乙方仅限本址适用，并保证品牌声誉。 2018年6月18日，被告李健（甲方）与原告李成玉（乙方）签订《×××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房屋租金变更为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为23万元/年；2022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为24万元/年；2026年9月1日至2030年8月31日为26万元/年；支付方式变更为每年9月15日前足额一次性向甲方缴纳下年房屋；乙方对周边幼儿园的分布状况及本幼儿园的现有经营现状也充分知晓，且对国家法律针对幼儿园行政审批许可举办者（法人）变更的风险进行了充分了解和评估，并对案涉幼儿园以后的经营风险有充分的了解认识，若因上述因素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营后果由乙方负全责；乙方必须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并向甲方提供所需的一切相关资料，由甲方全权办理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乙方指定张人井为法人代表，并已向甲方保证张人井无任何犯罪记录，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举办者（法人）资格。 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原告李成玉按约支付了238万元（50万元＋188万元）及租金。 双方在2018年秋季招生开始前按约进行了案涉幼儿园财产、印章、资料等的移交接收工作。原告李成玉在2018年秋季开始实际经营案涉幼儿园至今。 2019年3月18日，原告李成玉出具《关于更改法人的说明申请》，载明：根据李成玉与李健于2018年6月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合同（含补充协议），现根据我本人自愿的原则，将合同中原定法人张人井更改为赵乐丽，同时申请申办成为营利性幼儿园（即：有限公司）。 另外，案涉幼儿园至今尚未进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举办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变更。 现原告李成玉主张《×××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无效，要求返还，故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双方确认案涉幼儿园可以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变更，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合同是否涉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的买卖，合同是否因此而无效。 庭审中，原告李成玉提交了单方委托的四川裕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绵阳市涪城区（科创园）×××幼儿园2018年度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报告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其上显示案涉幼儿园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原值480000元，拟证明案涉幼儿园的“装修、装饰、设备”价值仅为480000元，故约定的转让款2,880,000元中包含转让办学许可的费用。因此，案涉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2003年9月1日施行）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之规定。鉴于该规定系效力性规定，故案涉合同无效。 二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进行审计时，已经是由原告李成玉在经营，案涉幼儿园的资产早已移交完毕，故二被告对原告李成玉经营期间案涉幼儿园的资产情况并不清楚。案涉合同中的转让价款是双方议定的。双方还约定乙方必须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足以说明双方约定的是举办者及法人的变更，并非办学许可的买卖。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系管理性规定，亦未规定行政机关审批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再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由此可见，案涉幼儿园的举办者是可以进行变更的。 庭审中，二被告明确若案涉合同在本案中被认定为无效，原告李成玉对其所负返还义务，另案处理。 本院认为：《×××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幼儿园转让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告李成玉长期经营幼儿园，应当比常人更加清楚幼儿园固定资产，生源，法人、举办者变更等幼儿园经营的相关事宜。 原告李成玉主张案涉合同涉及办学许可的买卖。首先，案涉合同未明文约定涉及办学许可的买卖，而是约定进行举办者（法人）变更手续。其次，原告李成玉提交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固定资产的价值为48万元，不值288万元，以此推定双方进行了办学许可的买卖。第一、该审计报告系原告李成玉实际经营案涉幼儿园后作出，原告李成玉未举证证明审计的固定资产是否是签订案涉合同时的固定资产，故审计报告对固定资产的评估不能准确反映案涉合同签订时案涉幼儿园资产的价值。第二、退一步讲，即便进行审计时，固定资产无变动，审计报告准确反映了案涉幼儿园转让时的固定资产即为48万元。案涉合同约定了被告李健不得将现有生源挪至其他幼儿园，由此可见，转让价款288万元是包含了生源等无形资产的，但无形资产的价值在本案中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最基本的原则。若案涉幼儿园的真实价值（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足288万元，则是原告李成玉自行承担交易风险的问题，不能据此推断288万元与真实价值的差距就是转让办学许可的价款。综上，原告李成玉主张案涉合同涉及买卖办学许可，本院不予采信，其据此主张案涉合同无效，要求二被告承担返还义务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中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精神，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同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与违反公序良俗之间并非并列关系，而是补充关系，只有在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又明确有必要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况下才适用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该条明确规定了买卖办学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故该条并非效力性规定，仅是管理性规定。另外，原告李成玉并未说明案涉合同继续有效违反了什么样的公序良俗。鉴于此，案涉合同也应被认定为有效。 为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成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39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391元，由原告李成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吴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