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37699号原告(反诉被告)：胡晓芬，女，汉族，1980年9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遵振，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邵美丽，女，汉族，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毅能，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晓芬诉被告邵美丽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被告邵美丽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后合并审理，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胡晓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遵振、被告(反诉原告)邵美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毅能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9月9日，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胡晓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遵振、被告(反诉原告)邵美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晓芬向本院提出如下本诉诉请：一、判令被告邵美丽支付原告豆捞坊金海路店经营权转让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00,000元；二、判令被告邵美丽支付原告胡晓芬第1项诉请中因迟延支付转让款而产生的利息(1、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9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2、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1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4、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2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5、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6、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2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7、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8、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4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9、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5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10、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判令被告邵美丽支付原告胡晓芬违约金300,000元；四、判令由被告邵美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7日签订了《豆捞坊金海路店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协议由双方签字并按手印，合法有效。涉案协议约定，原告胡晓芬将持有的豆捞坊金海路店(金海路XXX号)(以下简称涉案店铺)股份转让给被告邵美丽，转让价格为500,000元整。其中，被告邵美丽应于2018年8月8日前将第一期款项100,000元付清，剩余400,000元于每月10日分十期支付完毕，被告邵美丽应于支付。此外，该协议第六条还约定，如不遵守以上条约，付违约金300,000元。该协议生效并履行过程中，被告邵美丽仅支付了第一期款项100,000元，后续分十期支付的400,000元至今未支付。经原告胡晓芬多次催促后，被告邵美丽仍拒不支付，被告邵美丽的行为显然已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胡晓芬诉至法院。被告邵美丽对原告胡晓芬提出的本诉诉请辩称，不同意原告胡晓芬的全部本诉诉请。依据涉案协议，原告胡晓芬应当对涉案店铺2018年6月16日前的债务进行清偿，并约定在1周内协调清偿债务，否则违约，被告邵美丽多次要求原告胡晓芬就相关债务进行确认、清偿，但原告胡晓芬并未积极履行义务，导致债权人多次登门向被告邵美丽索债，影响经营活动。被告邵美丽所知应由原告胡晓芬承担的债务合计达631,304.9元，尚有其他债务未能明确，该些债务已超出被告邵美丽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截至目前，被告邵美丽因不堪债权人索债已代原告胡晓芬偿还了部分债务和充值卡消费款项共计265,884.4元(包括对账确认的60,731元、案外人高从伟10,000元、案外人陈婷、王娇娇5月份工资3,606元和宋云玲200元培训费、充值卡消费未对账款项93,347.4元和案外人于某某工伤赔款122,000元)，故要求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被告邵美丽认为涉案协议为双务契约，原告胡晓芬未能履行上述义务，构成违约。此外，依据涉案协议，原告胡晓芬应当将相关经营证照交付给被告邵美丽，但原告胡晓芬尚有餐饮服务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和消防验收合格证等证照未予交付，造成经营门店难以应对有关部门检查，影响经营。基于上述理由，被告邵美丽认为原告胡晓芬未能履行义务，故无权向其主张股权转让款。此外，被告邵美丽认为若其违约，则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认定。反诉原告邵美丽向本院提出其反诉诉请：要求判令反诉被告胡晓芬向反诉原告邵美丽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7日，双方签署涉案协议，约定涉案店铺在2018年6月16日之前产生的债务，由反诉被告胡晓芬承担，如因债务纠纷造成涉案协议无法正常经营的，反诉被告胡晓芬应当在一周内出面协调，清偿债务。在反诉原告邵美丽经营涉案店铺期间，多家供应商及其他债权人多次前往涉案店铺主张债权，导致涉案协议无法正常经营。反诉原告邵美丽不堪其扰，代为垫付了其中26万余元的债务。反诉原告邵美丽就债权人索债事宜通知反诉被告胡晓芬出面协调解决，但反诉被告胡晓芬迟迟不予应对，导致债权人索债不断，相关债权亦难以确认，严重影响涉案店铺的正常经营。2018年9月21日，双方当事人签署了《营业执照转让协议》，约定2018年9月21日前产生的债务由反诉被告胡晓芬承担。其后，反诉被告胡晓芬虽向反诉原告邵美丽交付了营业证照，但反诉被告胡晓芬并未将经营所必须的餐饮股务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和消防验收合格证进行移交，导致反诉原告邵美丽无法应对有关部门检查，对涉案店铺的正常经营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反诉被告胡晓芬怠于清偿债务、移交证照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向反诉原告邵美丽支付违约金300,000元，故请求法院支持其反诉请求。反诉被告胡晓芬对反诉原告邵美丽提出的反诉诉请辩称，不同意其反诉诉请。反诉被告胡晓芬没有违约且履行了全部义务，不认可反诉原告邵美丽所述的未及时处理与供应商纠纷。签订涉案协议后，反诉被告胡晓芬已经同供应商协商，供应商未去涉案店铺闹事，反诉原告邵美丽没有证据证明供应商闹事，涉案店铺也在正常经营；证照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已经全部交付给反诉原告邵美丽，工商变更登记也配合办理了，至于变更后其他证照的办理，反诉原告邵美丽也可以自行办理，无需反诉被告胡晓芬配合；且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营业执照转让协议》也表明转让后的债务与反诉原告胡晓芬无关。此外，反诉被告胡晓芬认为反诉主张的违约金也应以实际损失予以认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邵美丽的全部反诉诉请。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以下简称胡晓芬)为证明其本诉诉请和反诉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8月7日涉案协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股份转让协议，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以下简称邵美丽)应当支付转让款；2、2018年8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货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邵美丽于2018年8月7日向胡晓芬的丈夫南某某建设银行账户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0,000元；3、2014年8月8日《合作服务协议》，证明胡晓芬取得案外人上海肥得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得捞公司)的豆捞坊品牌授权，依法经营涉案店铺；4、2018年7月9日《合作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之一，证明邵美丽与肥得捞公司签订协议，同意邵美丽作为《合作服务协议》的被许可方之一(上海思成餐饮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与胡晓芬共同享有豆捞坊品牌授权的权利和义务；5、上海思成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成公司)企业工商变更登记公示信息，证明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完涉案协议后，胡晓芬依法完成了涉案协议应尽的义务，将思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邵美丽，并将涉案店铺的经营权全权交给邵美丽；6、离婚证，证明胡晓芬与案外人南某某于2018年8月21日离婚，其从未授权南某某处理经营权转让事宜；7、胡晓芬与涉案店铺店长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涉案店铺一直在正常经营，且在涉案协议签订前胡晓芬出售的充值卡有促销折扣；8、涉案店铺目前照片及大众点评消费者点评截图，证明涉案店铺自2018年8月7日至今一直正常经营；9、胡晓芬与案外人蔬菜供应商高从伟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其收到邵美丽支付的1万元系2018年6月16日以后的费用，与本案无关；10、2019年6月26日律师函，证明因邵美丽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导致胡晓芬无力支付其他供应商和肥得捞公司的款项；11、电话录音，证明经涉案店铺员工核实，邵美丽经营时涉案店铺充值卡有再次充值等情况；12、三张涉案店铺照片，证明邵美丽经营的涉案店铺还在使用豆捞坊商标。邵美丽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胡晓芬从未告知邵美丽其与南某某离婚，故邵美丽有理由相信南某某已得到胡晓芬授权；证据7无法证明胡晓芬欲证之内容；证据8无法证明涉案店铺正常经营；证据9不能证明欲证之内容，且收据上写明代为支付2018年6月之前的货款；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欠款早已经形成，无法证明胡晓芬欲证之内容；对证据11真实性不确认，邵美丽经营是发优惠券而非充值卡；对证据12的真实性确认，但是换了个名头。邵美丽为证明其反诉诉请和本诉抗辩理由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10月31日对账单，证明胡晓芬配偶南某某曾确认胡晓芬应承担的债务，截至2018年9月30日南某某确认过的债务合计60,731元；2、收据，证明邵美丽代胡晓芬向供应商高从伟偿还债务1万元。3、2018年10月30日抵扣清单，证明南某某确认胡晓芬的相关债务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即实际变更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4、2018年6月17日付款请示单及收据，证明邵美丽代胡晓芬向案外人陈婷、王娇娇支付了2018年5月工资3,606元；5、充值卡消费统计，截至2019年5月31日会员充值卡在店内消费131,474.4元；6、2019年2月4日付款请示单及收据，证明邵美丽代胡晓芬向案外人宋云玲退还培训费即入职交费200元；7、关于供应商债务事宜的聊天记录，证明邵美丽向胡晓芬告知供应商讨债并要求其积极解决；8、与案外人梁海霞聊天记录及宝龙应收明细账，证明肥得捞公司向思成公司追讨欠款234,194.5元；9、财务催收函，证明案外人上海摩沙家居用品公司(以下简称摩沙公司)向胡晓芬催讨22,626元欠款，案外人上海诗瑜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瑜公司)向胡晓芬催讨36,600元欠款；10、关于案外人于某某工伤事宜纠纷的聊天记录，证明邵美丽向胡晓芬告知并要求积极处理工伤纠纷事宜；11、裁决书、谈话笔录及银行流水，证明思成公司应向案外人于某某分期支付17万元，邵美丽已代胡晓芬支付9.8万元；12、《营业执照转让协议》，证明胡晓芬确认2018年9月21日前的债务由胡晓芬承担与邵美丽无关，并约定向邵美丽交付证照；13、交接凭证，证明胡晓芬向邵美丽交付的证照中不含餐饮服务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和消防验收合格证，故对涉案店铺经营造成影响；14、关于证照移交的聊天记录，证明胡晓芬承认没有消防验收合格证，且无法交付相关证照；15、供应商诗瑜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因胡晓芬失联案外人诗瑜公司多次前往涉案店铺索要；16、供应商摩沙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因胡晓芬失联案外人摩沙公司前往涉案店铺索债；17、与肥得捞公司运营总监梁海霞的聊天记录，证明胡晓芬的债务未处理好且未联系过豆捞坊总部处理债务；18、涉案店铺店长出具的门店情况说明，证明供应商上门索债导致经营受到影响，且证照没有移交导致相关部门检查；19、与南某某的聊天记录，证明邵美丽曾告知南某某供应商催款并要求其尽快解决；20、群聊记录，证明因胡晓芬拖欠货款导致肥得捞公司向涉案店铺索债，而其拒绝就此事进行沟通；21、胡晓芬与案外人邵某某的聊天记录，证明胡晓芬承诺其会偿还货款；22、向南某某告知案外人于某某情况的聊天记录，证明邵美丽告知胡晓芬工伤事件是发生在2017年而其未进行处理；23、关于证照事宜的聊天记录，证明邵美丽曾于2018年8月31日督促胡晓芬处理证照事宜并告知其有人上门催款；24、与肥得捞公司关于货款的聊天记录，证明豆捞坊总部于2019年5月30日因货款事宜停止供货；25、有关管理部门去现场检查的视频截图、2019年7月18日《解除函》和2019年6月26日《律师函》，证明因证照未移交，《合作服务协议》被解除且2019年7月31日涉案店铺已闭店并撤换门头；26、中国银行流水明细单，证明邵美丽于2019年7月1日案外人于某某支付工伤赔偿款24,000元；27、充值卡消费系统统计，证明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的充值卡消费共计104,658.4元；28、2019年9月25日《律师函》，证明案外人肥得捞公司再次发函给思成公司，重申要解除《合作服务协议》，要求涉案店铺撤换门头，不得以“豆捞坊”名义继续经营等；29、《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9年10月31日有关管理部门依法对思成公司所持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未办理作出行政处罚。胡晓芬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无法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因2018年8月21日胡晓芬与南某某离婚，且除了部分充值卡消费，其他都是涉案协议签订之前的资金，不能证明胡晓芬违约；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涉案协议没有约定，即使邵美丽支付也与股权转让无关，可另案起诉；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涉案协议也与南某某无关；虽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但因没有案外人陈婷和王娇娇的签字，不能证明存在违约行为；对证据5的三性不认可，涉案协议有约定，因胡晓芬给顾客打折故需告知并核实消费金额为前提；认为证据6与本案无关，涉及2015年7月10日，涉案协议没有约定由邵美丽支付，即使邵美丽支付也与股权转让款无关，可另案起诉；不认可证据7的三性，不清楚聊天记录的双方，即使是南某某也已离婚；不认可证据8的三性，不能证明涉案店铺无法经营；不认可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因催款导致无法经营；证据10的三性不认可；认可证据11的裁决书，但认为不属于货款，虽在2018年9月21日立案但发生在2017年，认可谈话笔录、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据12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邵美丽没有因胡晓芬未提供证照而无法经营；认可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涉案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交付证照，且邵美丽不能证明无法经营；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涉案协议没有约定交付证照，且胡晓芬已交付所有证照；对证据15的原件核对无异议，但是胡晓芬没有收到过催款，且该债务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16的原件核对无异议，但该货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7的三性不认可且不能证明其目的；虽对证据18原件核对无异议，但证人系邵美丽的员工，有利害关系，且与胡晓芬证据内容矛盾，反而证明涉案店铺正常营业；不认可证据19的三性，胡晓芬与南某某已离婚，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20和21与本案无关；无法确认证据2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南某某与胡晓芬已离婚，未告知胡晓芬该情况，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据23的三性，证照全部交付且已办理变更手续；对证据24的三性不认可，胡晓芬将已有证照全部交给邵美丽；无法确认证据25中录像的真实性，但认可解除函和律师函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且2014年以来一直和豆捞坊合作；证据26与本案无关，可另案起诉；对证据27的金额核实，只认可抵扣其中符合涉案协议约定条件的25,261元，且因发行时有优惠故具体只抵扣该数额的67%；认可证据28的形式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涉案店铺在正常经营；认可证据29的形式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内容，胡晓芬已将证照全部交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充值卡消费金额，邵美丽为证明2018年10月-2019年7月充值卡消费数额提供了自行统计清单和原始单据，认为由于原主张的充值卡消费款项93,347.4元中存在财务系统显示大于原始单据的情况，故现只要求对有原始凭证的91,129.2元进行抵销。在随机抽取的核对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充值卡消费时是以直接消费的金额计算；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当本院致电卡号为000105的消费者时其陈述有重复充值的情况。对于充值卡的原始单据，胡晓芬经其自行核实在2019年11月26日庭审中确认只对涉案店铺充值卡消费金额中的25,261元无异议，认为该部分留有签名、电话，符合涉案协议的约定；但还认为因发行时存在促销折扣，故出于公平合理，其只愿意承担其中的67%。而邵美丽认为胡晓芬因补充协议没有约定故其只承担67%没有依据；且涉案协议未要求全留消费单上的签名和电话；邵美丽在经营时发售的是优惠券，而充值卡是胡晓芬发售的故其应有记录，若有重复充值可扣除，但最终金额不存在重复充值。另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案外人肥得捞公司进行情况调查，后向双方当事人出具法院依职权获取的案外人肥得捞公司的调查笔录。对此，胡晓芬认可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但认为其是托管故执照应由肥得捞公司办理，胡晓芬与肥得捞公司的货款等与本案无关；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时不存在证件问题，现因证件解约系邵美丽与肥得捞公司的问题，与胡晓芬无关。邵美丽确认调查笔录的三性，确认思成公司无证经营，违反双方当事人转让约定，属于违约导致肥得捞公司解除授权，属于根本性违约；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各自经营期间的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肥得捞公司作为甲方与胡晓芬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服务协议》，双方约定在2014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7日由乙方在上海浦东新区金海路XXX号宝龙广场经营甲方所有豆捞坊品牌的连锁餐饮店。其中，第二条“品牌连锁服务合作”第1款约定：“品牌商标使用权服务费：每个店铺为RMB520,000元……”；第2款约定：“协议履行保证金，每个店铺为RMB伍万元，……合同期满后无息返还……”；第6款第(2)项约定：“乙方是由自身或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代理者从事经营……”。2018年7月9日，肥得捞公司作为甲方与邵美丽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因乙方新入股思成公司，现就甲方与思成公司股东胡晓芬签订的原《合作服务协议》基础上，双方约定：一、乙方新入股思成公司，成为该公司新股东，其中乙方占股50%，并全面负责甲方与该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XXX号宝龙广场的“豆捞坊”品牌连锁餐饮的合作服务项目运营工作；二、乙方同意并自愿承受原《合作服务协议》中一切对思成公司股东胡晓芬的义务要求及其他合同约定对自己同等适用。根据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合作期间从2014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7日。……五、甲方保证继续履行《合作服务协议》中各种对己方的义务要求，同意乙方作为思成公司新股东与甲方开展合作并同等享有《合作服务协议》中规定的权益要求。2018年8月7日，胡晓芬作为甲方和邵美丽作为乙方签订涉案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承诺将持有的豆捞坊金海路店(金海路XXX号)50%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伍拾万元整”。第二条“付款方式”约定：“第一期支付拾万元整于2018年8月8日付清，剩余肆拾万元按月支付，分十个月分期支付完成，于每月10号支付”。第三条约定：“2018年6月16日之前贷款由胡晓芬统一打欠条给各个供应商，由胡晓芬进行清偿，于乙方邵美丽及豆捞坊金海路店没有任何关系，如因甲方之前经济纠纷造成豆捞坊金海路店无法正常经营，甲方必须即时(一周内)出面协调，并清偿所欠货款，恢复门店正常营运，乙方如不出面配合，则视为违约”。第四条约定：“豆捞坊金海路店所售充值卡，如有会员客户到店消费，消费必须告知胡晓芬客户卡号、消费金额及联系方式，其消费金额月度汇总后，在每月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里扣除”。第五条约定：“甲方在签订合约后，立即交出豆捞坊金海路店相关证照、公章及其他财务相关资料，并及时完成相关证照变更”。第六条约定：“如不遵守以上条约，付违约金三十万元”。同日，邵美丽通过电汇方式向南某某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付10万元。2018年9月21日，胡晓芬作为甲方和邵美丽作为乙方签订《营业执照转让协议》，约定“自2018年9月21日起，甲方将营业执照转让给乙方，在此前的债务与乙方无关，变更过程中，甲方应全力配合乙方完成变更工作，在此期间，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资料作违法活动，变更工作完成后，该企业新产生的账款和甲方无关。”双方当事人就移交证件事宜签署清单，记载“收到胡小芬移交邵美丽的相关证件如下：1、上海思成餐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发票领购簿壹本3、社会保险登记证4、上海思成餐饮有限公司公章壹枚5、企业网银肆只(密码未告知)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一张(密码未告知)7、中国农业银行U顿一枚8、纳税申报卡一张9、单位结算卡(中国农业银行)及支密码器贰套。”2018年9月29日，思成公司100%股权由胡晓芬持有工商变更登记为邵美丽持有。2018年10月31日，案外人南某某在对账单上签字，该对账单记载有“邵美丽为胡晓芬所垫付款项(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一、2018年1月-2018年5月电话费￥615.00；二、退还老员工培训费(押金)及补发工资、探亲假等李佳香￥200.00，鲍士兰￥200.00，鲍士兰￥1301.00(2017年探亲假3人)，张紫凤2017年年假￥770.00，张紫凤2017年7月到11月交通费￥318.00”；三、补交2018年1月-2018年5月税收￥7200.00；四、补交2018年1月-2018年6月社保任利春共计￥12000.00；五、截止至9月30日资金卡消费：2018年7月资金卡消费：￥11599.00，2018年8月资金卡消费：￥11693.00，2018年9月资金卡消费：￥14835.00；以上共计￥60731.00(陆万零柒佰叁拾壹元)，以上金额确认无误南某某”。2018年10月30日，案外人南某某在2018年10月30日抵扣清单上签字确认，该清单上记载有：“扣除邵美丽的垫付款项(截止2018年9月30日)￥60731.00(陆万零柒佰叁拾壹元)9月股份转让款、10月股份转让款余款合计￥19269.00(壹万玖仟贰佰陆拾玖元整)汇到南某某指定账户如下：……南某某同意并承诺与2018年11月10日部分偿还前蔬菜供应商(高)人民币壹万元整并从11月股份转让款里一并扣除。”2018年11月1日，案外人南某某通过微信向邵美丽发送消息“先打我五千给我应急好吧”；2018年11月1日，邵美丽通过微信向南某某转账5,000元。2019年7月18日，案外人肥得捞公司向思成公司发送《律师函》告知因其未能提供食品卫生许可证和酒类专营许可证，且经过2019年6月26日送达催促办理相关许可证的律师函，故要求在收到该函后解除双方的合作服务协议，并要求立即撤掉涉案店铺门头和“豆捞坊(dollarshop)”的店铺装修等。2019年9月25日，案外人肥得捞公司再次思成公司发送《律师函》，重申解除《合作服务协议》，要求豆捞坊金海店撤换门头，不得以“豆捞坊”名义继续经营等。2019年10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监局)作出沪监管浦处字(2019)第XXXXXXXXXXXX号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思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已于2017年12月25日到期，思成公司自开业之日2018年8月起至检查之日2019年7月16日止属于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思成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罚款。根据消费原始单据，涉案店铺卡号为000105的充值卡于2018年10月26日消费记录显示：本期结余2711元，本期消费1789元；2019年2月16日消费记录显示：本期结余3362元，本期消费2430元。另查明，案外人南某某系胡晓芬的前夫，两人于2018年8月21日离婚。此外，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显示，2018年9月29日，思成公司监事由南某某变更为案外人潘某某。在行政许可文件信息栏加载思成公司具有区市监局颁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XXXXXXXXXXXXXXXX)有效期从2-14年12月26日至2017年12月25日，许可内容为“不含熟食卤味，单纯经营火锅”。再查明，2018年11月2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浦劳人仲(2018)办字第7382号裁决书，对申请人于某某与被申请人思成公司因工伤待遇事宜作出裁决，认定申请人于某某在2017年10月29日工作时受伤为工伤，并裁决被申请人思成公司向申请人于某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5,55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2,79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2,792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9,812元和医疗费15,090.98元。邵美丽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4月30日、5月31日和7月1日向案外人于某某支付50,000元、24,000元、24,000元和24,000元。2019年8月28日，肥得捞公司在法院调查笔录中回答涉案店铺充值卡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服务协议》解除的情况。该笔录记载，肥得捞公司表示充值卡是涉案店铺自行发售且发售未经其同意，财务由各加盟店铺自行管理；双方解约系因邵美丽经营不符合国家和公司规范，证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庭审中，邵美丽自认“豆捞坊”金海路店自2018年8月7日以后一直正常经营到2019年7月，2019年8月关店装修后已改换门头继续经营。邵美丽还自认其在2019年5月前往有关主管机关了解办证情况，得知可以办理但需要补交违法经营期间的罚款，还需三个月时间并要现场验收。以上事实，由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涉案协议、银行交易明细、《合作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之一、企业工商变更登记公示信息、离婚证、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解约函、律师函、2018年10月31日对账单、2018年10月30日抵扣清单、充值卡消费统计及原始单据、劳动争议裁决书、谈话笔录及银行流水、《营业执照转让协议》、交接凭证、《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涉案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一致，应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双方的本诉和反诉请求进行如下评述：一、关于胡晓芬请求邵美丽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利息和违约金的本诉诉请(一)关于胡晓芬本诉诉请的股权转让款对于胡晓芬主张股权转让款之诉请，邵美丽抗辩认为涉案协议系双务合同，因胡晓芬未能履行及时清理债务、交付证照等合同义务，故无权主张股权转让款。然根据涉案协议的性质和目的可知，涉案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转让思成公司股权从而获得涉案店铺的经营权，且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邵美丽已支付首期10万元转让款并经营涉案店铺、100%思成公司股权已变更至邵美丽名下之事实均无异议。因此，胡晓芬已经完成涉案协议项下其所承担的主要义务，邵美丽理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其所负有的支付股权转让款这一相对等的合同义务；即便胡晓芬未清理债务或交付证照，也属于涉案协议的附随义务且亦对此进行了约定，邵美丽可以依约向胡晓芬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胡晓芬诉请要求邵美丽按照合同义务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本案中剩余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因邵美丽的抗辩理由进行抵销的问题，将在后续论述部分予以评述。(二)关于邵美丽请求在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抵销其已代为支付款项的抗辩理由本案审理中，邵美丽明确要求在前述股权转让款项中直接抵销其代胡晓芬支付的各类款项，包括案外人南某某签署抵扣清单上涉及的各抵扣款项以及其2018年11月1日发生的5,000元款项、2018年10月-2019年7月充值卡消费款项、案外人于某某的工伤赔偿款和案外人陈婷、王娇娇工资和宋云玲培训费。1、关于案外人南某某签署2018年10月31日对账单和10月30日抵扣清单上的款项是否能直接抵销股权转让款的问题首先，关于2018年10月31日对账单和10月30日抵扣清单的认证问题。胡晓芬称两人已离婚故不知情且不认可该两份证据材料，但邵美丽提供了该两份证据的原件，且双方当事人对两份证据材料签署人南某某以及抵扣清单中涉案店铺蔬菜供应商高从伟的身份无异议，结合两份证据材料内容与涉案协议的履行细节存在关联性，在胡晓芬并未提供任何反证的情况下，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其次，至于南某某签署的前述两份证据所涉款项能否抵扣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胡晓芬主张其与案外人南某某已于2018年8月21日离婚，故南某某签署清单时已与其无关；而邵美丽认为其并不知晓两人离婚之事实，故胡晓芬应承担南某某已确认过的款项。对此，在案事实显示涉案双方当事人签署涉案协议时南某某系胡晓芬丈夫，而胡晓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邵美丽其婚姻状况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外人南某某系无权代理人之事实。退而言之，即便案外人南某某系无权代理人，但胡晓芬在本案中亦确认其已收悉2018年8月7日邵美丽打款至南某某银行卡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南某某在2018年9月21日前又是思成公司的监事，故相对人邵美丽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南某某有代理权，南某某签署的对账单和抵扣清单对股权转让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部分款项签字确认并进行抵销之代理行为有效。因此，邵美丽主张基于南某某系胡晓芬的代理人要求胡晓芬按照南某某签字确认的款项和抵销方式对部分股权转让款直接进行折抵，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邵美丽要求抵销案外人南某某2018年11月1日发生5,000元款项的问题根据邵美丽提供的其与南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南某某向邵美丽借该笔款项时系称“先打五千给我应急好吧”。因此，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与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有关，故该笔款项并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邵美丽可依据其与案外人南某某就该笔款项之间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另案向其个人主张，邵美丽请求在本案股权转让款中直接予以抵销，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2018年10月-2019年7月充值卡消费款项抵销问题对于本案中所涉充值卡消费的抵销问题，胡晓芬认为因涉案协议约定条件和存在重复充值的情况，其只确认其中符合涉案协议约定的留有签名、联系方式的25,261元充值卡消费款，且因销售时存在促销折扣故只愿意承担前述确认的25,261元中的67%部分款项；而邵美丽抗辩要求抵扣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中有原始单据的全部91,129.2元充值卡消费款项，且认为原告诉称因售卡时存在促销折扣故只承担67%没有依据，涉案协议亦未约定在原始单据上全留签名和联系方式的条件，并认为胡晓芬发售充值卡时应有记录。首先，由于胡晓芬在审理中对邵美丽主张抵销的充值卡消费款项中的25,261元部分予以确认，但仅愿意承担其中的67%部分。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协议在签订时并未约定在抵销充值卡消费款项时需按促销比例进行折抵，且在南某某对2018年9月前抵销时也未进行按比例结算，胡晓芬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充值卡发售时存在促销及具体折扣，故胡晓芬要求按67%比例支付确认充值卡消费款项，于法无据；但依据涉案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对胡晓芬认可的25,261元充值卡消费款项，可以根据涉案协议的相关约定抵扣股权转让款。其次，对于双方除前述25,261元以外的有争议的部分充值卡消费款项。本院审理中就充值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对，双方亦对核对时有消费者表示存在重复充值的情况予以认可，个别卡号也出现余额变大的情况，且案外人肥得捞公司表示财务系统系由思成公司管理，邵美丽在审理中提供了思成公司财务系统截屏照片。考虑到本案中，邵美丽虽提供充值卡消费原始单据，但并未提供完整的充值卡消费的财务系统核算明细等证据，从而证明其所主张的前述充值卡均系涉案协议约定应由胡晓芬承担的充值卡消费款项，故应当由主张抵销双方争议部分的充值卡消费款项的邵美丽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最后，关于如何将充值卡消费款项进行抵销。根据相应法律规定，抵销可以提出抗辩的方式行使，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而根据涉案协议第四条约定，如有会员客户到店消费充值卡，消费必须告知胡晓芬客户卡号、消费金额及联系方式，其消费金额月度汇总后，在每月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里扣除。然根据已查明事实，胡晓芬所确认的25,261元充值卡款项分别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累计，且邵美丽系在本案审理中提出抵销、相应数额也系在本案诉讼的第二次庭审中2019年11月26日才予以核算确认，故该笔25,261元充值卡消费款项应当依法并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在2019年11月26日开始抵扣股权转让款。4、关于案外人于某某的工伤赔偿款的抵销问题。邵美丽认为案外人于某某的工伤赔偿款发生在胡晓芬经营期间故在本案审理中提出抗辩要求予以抵销，而胡晓芬认为该笔款项并非货款，故与其无关。对此，本院认为，虽然确认伤残救助金的劳动裁决书形成时间是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后，但根据该裁决书记载，案外人于某某工伤事故发生时间在2017年10月29日，即发生在胡晓芬经营思成公司和涉案店铺期间。此外，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协议中约定胡晓芬负责承担的是2018年6月16日之前的思成公司货款，但在其后签订的《营业执照转让协议》中，双方另行有2018年9月21日之前的债务与邵美丽无关之约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于该笔争议款项未在涉案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但双方已经对思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债务承担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约定，且本院考虑到涉案协议的合同目的、履行情况以及兼顾公平原则，确认该笔工伤救助金应由胡晓芬承担，然而因邵美丽只支付了其中的12.2万元，故胡晓芬在本案中也仅需承担已发生的12.2万元工伤救助金。至于如何抵销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未在涉案协议中对工伤救助金的抵销顺序进行特别约定，故应当依法根据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主债权的顺序进行抵销。5、关于案外人陈婷、王娇娇工资3,606元和宋云玲培训费200元的抵销问题对此，邵美丽主张该款项系发生在胡晓芬经营期间，故应由胡晓芬承担；而胡晓芬则认为涉案协议没有约定，故与其无关，可另行主张。虽然邵美丽提供了付款请示单和收据作为证据，但其并未提供案外人陈婷、王娇娇和宋云玲等人与思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以及抵扣款项的具体支付凭证等证据；因此，邵美丽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胡晓芬在经营思成公司期间应支付给案外人的工资和培训费，故应由邵美丽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在股权转让款中抵扣案外人陈婷、王娇娇和宋云玲等人工资和培训费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胡晓芬要求邵美丽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的本诉诉请1、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根据前述，本院对邵美丽关于因胡晓芬违约故不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抗辩理由未予支持；而已查明的在案事实显示，由于双方当事人已于2018年9月完成转让思成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即涉案股权的转让手续，而根据涉案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自2018年8月8日支付第一期10万元后，剩余40万元按月支付，自2018年9月，分十个月分期支付完成，于每月10号支付；然而邵美丽至今未支付剩余的40万元分期股权转让款，故邵美丽逾期未支付各期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胡晓芬要求邵美丽赔付未依约支付每笔分期股权转让款所对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如前所述，由于双方当事人存在互相抵销的款项，且根据案外人南某某2018年10月签署的对账单和抵扣清单可知，双方当事人已对2018年9月、10月和11月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的抵扣达成合意。因此，依据涉案协议约定以及2018年10月对账单和抵扣清单记载，故2018年9月的4万元股权转让款已全额发生抵销，因此，2018年9月该期股权转让款也不存在逾期支付的违约利息；至于2018年10月份双方亦确认已抵销了其中的20,731元，因此，邵美丽仍需对2018年10月股权转让款支付19,269元，而其并未依约支付剩余的19,269元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故需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另案外人南某某还确认对蔬菜供应商高从伟1万元货款在2018年11月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故2018年11月份双方亦确认已抵销了其中的10,000元，邵美丽仍需支付30,000元的2018年11月股权转让款，但其也未依约按期支付，仍构成违约，胡晓芬诉请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不悖。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胡晓芬要求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将依法对利息标准部分进行调整。综上，邵美丽需要对前述未予抵扣的各分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胡晓芬要求依据涉案协议从每月11日起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2、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胡晓芬主张由于邵美丽逾期付款故还需承担涉案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而根据涉案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故邵美丽需承担30万元的违约金。邵美丽则认为除关于因胡晓芬存在诸多违约行为故无权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外，其还认为该笔违约金过高要求根据实际损失进行调整。对此，本院已在前述论理部分评述因胡晓芬已履行其转让股权的主要合同义务，故其有权要求邵美丽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邵美丽未依约支付构成涉案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而审理中，邵美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晓芬的实际损失，胡晓芬同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邵美丽逾期付款导致的除利息之外的实际损失。综上，本院考虑到邵美丽的逾期付款行为，胡晓芬已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并兼顾涉案协议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酌定邵美丽应向胡晓芬支付违约金7万元。二、关于邵美丽反诉请求胡晓芬承担因债权人讨要债务影响其经营以及未提供食品许可证支付等证照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违约金(一)胡晓芬是否需承担因债权人讨要债务影响邵美丽经营的违约责任根据涉案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当因胡晓芬的经济纠纷造成涉案店铺无法正常经营且其不及时配合则视为违约，然而邵美丽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实际履行中已发生符合前述因经济纠纷造成涉案店铺无法正常营业的违约情形，故邵美丽要求胡晓芬承担因其未及时处理债务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胡晓芬是否需承担未提供食品许可证等证照而产生的违约责任本案中，邵美丽认为胡晓芬未按照约定交付餐饮股务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和消防验收合格证，故胡晓芬未按涉案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而胡晓芬抗辩其已将证照全部交付且证照应由案外人肥得捞公司办理。首先，根据涉案协议第五条约定，胡晓芬应交付涉案店铺相关证照，且双方当事人在此后签订的《营业执照转让协议》中约定胡晓芬将营业执照转让给邵美丽，并在移交证件事宜签署清单中明确记载双方交接了思成公司营业执照。可见，双方当事人虽在涉案协议约定了需交接证照但对于证照的具体情况未予以约定且在此后的各补充约定中也无未另行协商，但考虑到涉案协议的合同性质和目的在于通过转让思成公司股份从而经营涉案店铺，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因本案系餐饮企业的转让并且涉及到食品卫生等公共安全利益，故交接餐饮服务许可证等系胡晓芬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的义务。其次，根据现有证据中的交接清单记载，胡晓芬未交付邵美丽所主张的系争证照中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而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显示思成公司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在涉案转让合同签订前的2017年12月25日已经过期，故胡晓芬主张已经交付系争证照，缺乏事实依据。最后，根据胡晓芬与案外人肥得捞公司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双方约定思成公司是由自身或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代理者从事经营，可见提供证照并非肥得捞公司签订的合同义务。胡晓芬关于证照系由案外人肥得捞公司提供，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同。综上，邵美丽主张胡晓芬未全面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约定的交付证照之合同义务构成违约，于法不悖，本院予以认同。(三)关于胡晓芬需因其未交付证照承担多少违约金的问题根据涉案协议第五、六条的约定，因胡晓芬未全面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约定的交付证照之合同义务，故构成违约。而胡晓芬亦在审理中提出的违约金需按照实际损失调整。而审理中，邵美丽为证明实际损失提供了案外人肥得捞公司的解约函等材料以及区市监局作出的5万元行政处罚，而胡晓芬未提供证据证明因邵美丽实际损失。但在庭审中，邵美丽亦自认虽和案外人肥得捞公司解约但其后经过装修仍在涉案店铺经营以及其知晓餐饮服务许可证过期后未及时缴纳违法营业期间的罚款申请补办相关证件。综上所述，本院兼顾到涉案协议关于证照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因解除加盟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等因素，综合各因素酌定胡晓芬应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15万元。如前所述，由于双方当事人因各自存在违约行为而需承担违约责任，故双方互付违约金，双方违约金额相互抵销，故最终由胡晓芬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8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4,008元；二、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支付(1、以人民币19,269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2、以人民币3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4、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5、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6、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7、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8、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9、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1日计算至2019年11月25日；10、以人民币14,739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26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支付案外人于某某工伤赔付款人民币122,000元；四、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0,000元；五、驳回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的其余本诉诉请；六、驳回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的其余反诉诉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0,80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负担人民币1,725元，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负担人民币9,075元，案件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900元(被告已预缴)，由原告暨反诉被告胡晓芬负担人民币2,175元，被告暨反诉原告邵美丽负担人民币7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闻佳人民陪审员  肖国庆人民陪审员  吴慈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杜澄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担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