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6民初15912号原告：武汉和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法定代表人：黄崇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浩，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余家头社区div>法定代表人：姜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红菊，女，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卓沛，湖北嘉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和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和平公司）诉被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余家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浩、黄勇，被告余家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红菊、周卓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和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余家头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2、余家头公司承担因其发解除函导致和平公司产生的费用30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余家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28日，和平公司与余家头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书》中就在和平大世界家居用品市场的场地上建设大型综合商场的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前述《合作开发协议书》生效后，协议双方均依据合同约定履行。2016年4月6日，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书》基础上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精神，因各种原因，尚未办理完成规划审批手续。双方协商确认在和平大世界拆迁改造动工之前，和平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每月向余家头公司交纳租金50万元。前述合作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一直履行至今。2018年7月7日，和平公司收到余家头公司送达《关于解除的函》。余家头公司通知和平公司单方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和平公司收到前述解除函后，多次致函余家头公司，要求余家头公司严格遵守双方之间相关协议的约定，但均未获余家头公司回复。和平公司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余家头公司以和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并导致协议根本目的未能实现而解除合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依法无效。余家头公司仍应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及约定义务。另因余家头公司向和平公司发送解除协议函件，和平公司委托律师咨询分析，产生了包括律师专项法律服务费等费用30万元，上述费用系因余家头公司发送解除函件而导致，应由余家头公司承担。为此提起诉讼。余家头公司辩称，依据和平公司和余家头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和平公司除在协议书签订后交纳保证金1,000万元外，应当在2014年6月份内交纳保证金4,000万元。和平公司交纳了保证金1,000万元后，再未交纳任何保证金。即便按双方于2012年11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可用于合作开发定金的全部拆迁房屋面积1,342平方米计取，该拆迁补偿款也不足300万元，远远少于应付保证金。和平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保证金的先行义务，违约在先。余家头公司属于“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组织改制后的经济组织，其涉及余家头公司经营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应当分别经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通过。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至今未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违反余家头公司章程之规定。余家头公司无权与和平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模式系余家头公司提供土地、和平公司投入开发建设资金，且88亩地应按47%︰53%比例分别办理至余家头公司和和平公司名下。双方合作开发的目标地块系余家头公司“城中村”改造的产业用地，属于政府部门专门无偿划拨给“城中村”改造中失地农民的保障用地。目前，武汉市国土资源规划部门拒绝办理“城中村”改造保留的产业用地的分宗、变性等任何改变该土地现状的手续。产业用地属于改制后集体经济组织，也就是集体资产。将集体资产进行擅自处分、占用，损害的是集体利益；同时，该产业用地系划拨无偿取得，将其使用权变更给不符合法定划拨对象的和平公司也损害了国家、社会公共的利益。《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合同目的违反了法律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且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余家头公司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和平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应当无效。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签订的其实是自始无效的《合作开发协议书》，余家头公司要求和平公司违法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其行为依法应不予得到支持，应当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规定，以原经济实体为基础，改制分别成立了余家头公司以及余家头社区居民委员会。2008年9月1日，原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复“原则同意《洪山区余家头村综合改造规划》”，规划产权用地位于和平大道以北水厂路以西交叉口处，产业用地面积8.9公顷，人均劳动力产业用地46.65平方米，产业用地不足部分折算成12.71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在产业用地内通过调整提高产业用地建设强度统一布局安排。2010年1月8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余家头公司发放武国用（2010）字第0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座落，洪山区和平街余家头村；用途，商业服务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积，59283.05。2010年4月，余家头村发布了《武汉市余家头村村民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载明，村民（世居户）房屋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内拆一还一，超过800平方米部分进行货币补偿。非村民（外来户）房屋建筑面积130平方米以内拆一还一，超过130平方米给予1,980元/平方米补偿。和平公司于1994年起，租赁余家头村土地，经营武汉和平大世界家居用品大市场。2012年11月8日，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就双方于1999年12月9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和平公司同意将8-18城（745平方米）、别墅（600平方米）、职工宿舍和小门面（579平方米），共计1924平方米房屋进行拆除，补偿按照双方以后统一签订的补偿价格执行，补偿款可用于充抵双方以后合作开发中的定金，别墅按照村民的标准进行还建补偿。2014年4月28日，余家头公司（甲方）与和平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载明：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完成“城中村”改造的文件精神，为了搞好和平家居用品大世界的改造升级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开发现和平大世界场地，并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一、甲方同意将所属的和平大世界家居用品市场的场地约88亩[土地证武国用（2010）字第09号]用作建设大型综合商场（其规模与档次不低于全国高端家居卖场标准），建成后的商场名称为“和平大世界家居商业广场”。二、甲方以88亩土地入股，乙方投资9亿元进行商业广场建设。建筑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上，地上**度不低于5m，跨度不低于8m，含主要装修与各类供电、消防、电梯等设备）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与地下两层约6万平方米停车场与商场，共计约28万平方米（以实际批准的建筑面积为准）。商业广场的开发以乙方为主实施，建成后的商业广场（含地下停车场）产权及所有权权益按甲方占47%、乙方占53%比例分配。三、甲、乙双方同意办理土地的分割，88亩土地按照甲方47%、乙方53%的比例将原土地证进行分割。甲方将对应的53%的土地（46.64亩）办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下属公司名下，并办理相关的土地出让手续，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四、商业广场项目的建筑规划及施工等手续由甲、乙双方负责共同办理，规划方案需甲、乙双方认可。项目建设的方案及具体实施工作由乙方负责完成，相关施工的外围协调工作由甲方协助配合。新建项目统一规划分期开发，……东楼、西楼的建筑装修时间各为20个月，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东楼的建设与交付。……五、项目建成后，甲方协助乙方按第四条约定比例上下垂直分段办理房地产两证……六、项目建成后由双方共同组成6名成员的管委会，委托乙方或乙方下属公司对新商场进行统一运营管理，对甲方应获分配的经营面积所产生的收入由乙方按固定收益按月支付……七、本协议书签订后30日内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1,000万元，2014年6月份内交纳保证金4,000万元（该笔保证金可用甲方应付的拆迁补偿款进行冲抵）。待商场建到一层后可逐步退还给乙方，同时甲方可为乙方提供3亿元的建设资金贷款担保。八、双方1999年12月9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于2015年6月30日中止。双方约定，市场拆迁工作开始后，《租赁协议书》中止执行，乙方不用再向甲方支付《租赁协议书》中约定的土地租金，但乙方有权无偿使用市场内未拆迁的建筑物，直至全部拆除。甲乙双方同意，就该市场所在区域上乙方所投资建设的地上有证建筑物由甲方按照拆除面积每平方米400元的标准补偿给乙方。甲乙双方同意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并最大的保留现有商户，甲方应协调将和平大世界后面的水厂二期建设备用地作为改造过程中的临时用地，用于安排物资转场和商户的临时安置。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的，应按对方因此所受直接损失的150%支付赔偿金。甲方应协助配合乙方办理项目建设所需一切合法手续，因甲方原因导致无法办成相关手续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及损失由甲方承担；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办成相关手续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合同还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2014年5月21日，和平公司向余家头公司交纳了保证金1,000万元。2014年7月28日，和平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和平大世界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武汉世联先锋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和平大世界产业升级改造项目顾问咨询合同》。约定就甲方和平大世界产业升级改造项目委托乙方提供本项目整体定位及物业发展建议等顾问咨询服务事宜。武汉和平大世界实业有限公司向武汉世联先锋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支付了部分咨询费用。嗣后，武汉和平大世界实业有限公司（甲方）、武汉世联先锋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乙方）、湖北和平余家头商贸有限公司（丙方）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该协议未载明签订时间，将《和平大世界产业升级改造项目顾问咨询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丙方。2015年5月11日，和平公司和武汉青舍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报规宣传片合同书》。约定和平公司委托武汉青舍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承接武汉和平大世界智能家居文化创意园项目的报规影片制作事宜。和平公司向武汉青舍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制作费用。2016年4月6日，余家头公司（甲方）与和平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载明：根据双方于2014年4月28日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精神，现因各种原因，尚未办理完成规划审批手续。经双方友好协商，考虑到乙方的实际情况，现双方签订如下补充协议，在和平大世界拆迁改造动工之前，乙方从2016年1月1日起每月向甲方交纳租金50万元。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和平公司每月向余家头公司交纳了租金50万元。2018年7月6日，余家头公司向和平公司发出《关于解除的函》，载明：双方于2014年4月28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余家头公司以88亩土地入股，和平公平投资9亿元进行新商场建设，……新商场的开发以和平公司为主实施，建成后的新商场产权及权益按余家头公司47%、和平公司53%比例分配。鉴于存在如下原因并导致协议目的未能实现，余家头公司特通知解除该协议：一、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和平公司应于协议签订后30日内向余家头公司缴纳保证金1,000万元，2014年6月份内向余家头公司缴纳保证金4,000万元，但和平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缴纳4,000万元保证金义务，已构成违约；二、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东楼、西楼的建筑装修时间各为20个月，和平公司应于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东楼的建设与交付。协议签署后，尽管在余家头公司全力配合下，迄今为止，该项目施工进程尚未开始，导致协议约定的交付日期遥遥无期，余家头公司无法实现协议目的，和平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造成余家头公司巨大经济损失；三、和平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还导致余家头公司对于所属和平大世界家具用品市场场地既得租金利益损失。鉴于以上原因，导致协议事实上已无法履行，为避免各方损失进一步扩大，余家头公司特通知和平公司《合作开发协议书》于2018年7月6日解除。2018年8月8日，和平公司就该《关于解除的函》复函，载明，该函所列的三点事由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和平公司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合作开发协议书》没有任何的解除事由。解除函称和平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缴纳4,000万元保证金义务，系断章取义，不符合客观事实；双方对新商场的施工建设进行了调整和重新约定，原协议约定“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东楼的建设与交付”，因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已对协议履行条款进行了调整，以《补充协议书》的方式对相关情况进行了约定，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单方擅自解除和违反。2018年9月20日、9月25日，和平公司两次致函余家头公司，主要内容为不接受单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并要求余家头公司就此进行赔偿。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批复，武国用（2010）字第0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余家头村发布的《武汉市余家头村村民拆迁安置补偿办法》，2012年11月8日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4月28日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2016年4月6日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和平公司向余家头公司交纳租金50万元的凭证，2014年5月21日和平公司向余家头公司交纳保证金1,000万元的凭证，《和平大世界产业升级改造项目顾问咨询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报规宣传片合同书》，2018年7月6日余家头公司向和平公司发出的《关于解除的函》，2018年8月8日和平公司的复函，2018年9月20日、9月25日和平公司致余家头公司的函件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了质证，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了说明和辩论。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一、对《合作开发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和平公司诉请确认余家头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余家头公司则辩称该《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对于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应当属于观察合同不同阶段产生的结果，即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在观察合同阶段对应的上位概念并不一致，合同无效对应的上位概念应是合同成立，合同解除对应的上位概念应是合同有效，换句话说，只有有效的合同才存在解除的问题，合同一旦被确认无效，则不存在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从实体法的角度看，法院应当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合同无效是对已经成立的合同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不受当事人单方或双方意志的控制。一个无效的合同是不能继续履行的，也是不能解除的，而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等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从程序法的角度看，也应当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裁判并对其法律后果做出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体现，但是并不是说当事人“不告”法院就必须“不理”。当事人可以放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是当事人无权改变一个无效合同的效力，这也是合同无效为确定无效的效力体现。也就是说法院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并不违反所谓的“不告不理”原则。《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在合同纠纷中，法院在对当事人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和裁判前必须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和判断。合同的效力，即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将对合同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产生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是法律拘束力。此种约束力不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志所固有的，而是由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保护的法律效力。合同之所以能够具有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当事人本身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护。”可见，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法律对合同这一当事人合意进行评价的结果。法律对当事人合意予以肯定性评价时，可以发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即合同生效；反之，合同无效。因此，合同要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符合上述条件的合同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就产生了约束有关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应当从下列几方面来认定案涉协议的效力：其一，案涉协议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和平公司、余家头公司依法成立，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成立时产生。关于意思表示真实，即要求当事人的表示行为与其效果意思相一致。合同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如果该合意符合法律规定，则依法产生法律拘束力，当事人就应当全面履行该合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产生该种拘束力，取决于该意思表示是否与其真实意思相符，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产生法律效力的重要构成要件。现代合同法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各方当事人业已确认，《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案涉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积极法律评价，自然应当是也必须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遵守和维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就本案判断，一般而言，订立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是经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具有营业执照和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等级证书的经济组织，或者至少是依法办理了行政登记的合法组织。余家头公司为此主张《合作开发协议书》主体不适格而无效，但从《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既涉及和平大世界家居用品大市场的改造升级工作，又涉及余家头村的“城中村”改造工作，还有对项目建成后的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的约定，还涉及对双方原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中止后的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存在多个法律关系，多个法律关系形成的权利和义务互相依存，紧密联系，不宜简单的以余家头公司、和平公司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为由，认定《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至于余家头公司主张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未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违反余家头公司章程之规定，显然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其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对恶意串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恶意具有特定的含义，一般认为恶意不过是知道某种事实或者情势的主观状态，是指知道某种事实，是善意的对称。而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双方互相勾结，以某种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为牟取私利而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当事人双方主观上都具有共同实施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的恶意；二是当事人双方事先存在着通谋；三是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具有损害。根据上述法理分析，再就本案判断，首先，没有证据证明和平公司、余家头公司同时具有这种主观上的故意，且互相配合共同实施该串通行为；其次，余家头公司主张《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模式将“城中村”改造的产业用地使用权变性，系将集体资产擅自处分，损害了国家、社会公共的利益，法谚云，“照顾公众乃是最高之法律”，就是说，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有需要的话，个人权利必须退让。但是不同性质的用地之间能否转化，我国法律并没有作禁止性规定，从实务情况来看，出让土地性质经法定程序可以变更，通过依法办理立项和规划变更的审批程序，实现土地用途变更的事例并不鲜见。故不能因此而认定损害了国家、社会公共的利益，进而确认案涉协议无效。综上所述，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属于“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二、对余家头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的认定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当事人关于形成权的纠纷，即为形成之诉。形成权的行使必须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表示，并且于该意思表示为相对人了解或者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对该条的准确理解是，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来决定合同应否解除，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内未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本案中，因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中未约定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一方当事人构成根本违约时，守约的一方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余家头公司通知解除案涉协议的理由为，和平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缴纳4,000万元保证金义务、协议所涉项目施工进程尚未开始，导致约定的交付日期遥遥无期、违约行为导致余家头公司对于所属和平大世界家具用品市场场地既得租金利益损失。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应当从下列几方面来认定余家头公司通知解除案涉协议的效力：其一、和平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缴纳4,000万元保证金义务是否属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当事人根据这一法定条件行使法定解除权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对方当事人违反了双方对履行期限的约定，在履行期限届满时没有完全履行债务；二是对方当事人迟延履行的是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债务；三是必须对迟延方进行催告。所谓催告，是指债权人催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合同债务的通知。催告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只有当迟延方在另一方给予其合理的履行期限内仍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另一方才可以行使其法定解除权。《合作开发协议》第七条约定，协议签订后30日内和平公司向余家头公司交纳保证金1,000万元，2014年6月份内交纳保证金4,000万元（该笔保证金可用余家头公司应付的拆迁补偿款进行冲抵），双方对该1,000万元保证金的交纳并无异议。关于保证金4,000万元，首先，协议约定该笔保证金可用余家头公司应付的拆迁补偿款进行冲抵，但双方对冲抵的具体方式、金额、时间等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应当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并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余家头公司在与和平公司就此未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形下，直接主张和平公司未在2014年6月前交纳保证金4,000万元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明显与前述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相悖。其次，即使认定和平公司未交纳4,000万元保证金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余家头公司依法对和平公司进行过催告，并给予了其合理的履行期限。据此，余家头公司以和平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缴纳4,000万元保证金义务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二，余家头公司主张的协议所涉项目施工进程尚未开始，导致约定的交付日期遥遥无期，是否属于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虽然《合作开发协议》第四条约定，项目建设的方案及具体实施工作由和平公司负责完成，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东楼的建设与交付。但该条同时又约定，商业广场项目的建筑规划及施工等手续由和平公司、余家头公司双方负责共同办理，规划方案需双方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建设项目应当申请规划许可、施工许可，本案证据显示，《合作开发协议》尚未办理完成规划审批手续，这在2016年4月6日余家头公司与和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也有所体现，为此双方补充约定，在和平大世界拆迁改造动工之前，和平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起每月向余家头公司交纳租金50万元。因此，《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东楼的建设与交付，因尚未办理完成规划审批手续而客观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之精神，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在我国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诚实信用越来越注重并贯彻于交易行为中，交易双方互为尊重、互为信赖。余家头公司明知导致建设与交付履行不能的情形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就此已经达成补充约定，仍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案涉协议，明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其三，余家头公司主张的和平公司违约行为是否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审判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案情进行分析和断定。要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否实现、迟延履行的程度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等进行综合判定。在判断违约行为是否足以导致合同法定解除时，不能简单地由所违反条款的性质推断根本违约，应坚持客观判断，摒弃主观认定，特别是要考虑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国合同法对根本违约的实质内容进行了规定，但是根本违约制度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使债权人在另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获得解除合同的机会，而在于严格限定解除权的行使，限制一方当事人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未对“合同目的”的概念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0〕173号文中对“合同目的”的定义为：合同目的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期望最终得到的东西、结果或者达到的状态。合同目的通常表现为一种经济利益，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商业交易中，有时候交易双方往往对合同目的的理解存在不一致、不明确，进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解释合同所依据的合同目的，时常是当事人一方的合同目的，而非各方的共同目的，因为很难形成各方共同的合同目的。因此，2010年第5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案例论理部分有如下表述：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的冲突。因此，在实践中，关键在于正确认定合同目的，避免对合同目的作出超越当事人真实合意的扩大解释，故本案不宜仅按余家头公司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加之如前所述，认定和平公司根本违约缺乏事实依据，和平公司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每月向余家头公司交纳租金50万元，余家头公司所主张的既得租金利益损失，同样缺乏事实依据。2018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案例裁判要旨指出：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的首要之意固然是在于授予非违约方以合同解除权，使其能够获得以解除合同为补救方式的特殊救济；但法定解除权制度作为合同法项下的制度，必然须以维护意思自治、鼓励市场交易、稳定市场秩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合同法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为依归，故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使用条件予以严格限定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方面和价值侧重。据此，余家头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应当认定无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我国合同法鼓励市场交易、稳定市场秩序以及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三、对和平公司诉请余家头公司承担因其发出解除函导致产生的费用30万元的认定和平公司对该项诉请，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且在庭审中，对该30万元费用的组成及其依据，语焉不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和平公司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二、驳回原告武汉和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王**叡人民陪审员  胡春熙人民陪审员  孙艳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