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7民初14765号原告：金明世委托代理人：赵亮，黑龙江唯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艳玲委托代理人：李瑞，广东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兰兰被告：林山被告毕兰兰、林山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向兴，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明世的委托代理人赵亮、被告毕艳玲的委托代理人李瑞、被告毕兰兰、林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向兴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从2007年至2009年期间陆续向三被告借款合计人民币2356800元，约定月利率5%。截至2015年4月8日，原告共计归还三被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9407175元。但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对超出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部分，应予以抵扣借款本金。经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鸡商初字第53号判决书查明，截止2009年11月9日原告就已经清偿了三原告的全部借款。三原告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在2010年9月27日至2015年4月8日期间收取原告多付利息5476175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返还原告2010年9月27日至2015年4月8日期间多给付的利息5476175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毕艳玲答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是基于2007年至2015年期间原告与我的往来账，而该往来账显示的偿还利息为自2017年3月18日之后全部借款的利息，并非原告主张的2356800元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且法院生效判决书也未认定该期间原告给付利息都是2356800元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原告以该生效判决为依据要求返还所谓多给付的利息，不应得到支持。2、原告提交给法庭的账目与真实的银行流水不符，共有816000元所谓还款并未实际发生。3、原告仅提交了2008年至2015年间的还款明细，刻意不提交2007年的还款明细，是回避双方真实的往来账所显示的借款起始点及本金利息对应的时间节点，从而混淆双方全部借款利息与部分借款利息的关系，以掩盖2356800元借款所发生的利息仅是往来账全部利息一部分的事实。4、原告当庭承认三笔现金借款643000元，另原告于2007年3月18日从我处借到现金134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983000元在双方另案民间借贷案件中被法院漏查及漏判。5、原告主张借款本金只有200多万元但却已还款900多万元，而即使按原告所主张的月利率5%也不可能计算出700多万元的利息，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原告应给予合理的解释。6、如原告陈述属实，那么其在归还高额利息的同时就应知晓其权利遭到损害。原告还款在2007年9月19日至2015年4月8日期间，却迟至2017年11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毕兰兰、林山答辩称，1、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是发生在原告与被告毕艳玲之间，所有借款借据也是双方所签，款项往来也仅在双方之间产生，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2015）鸡商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中也确定涉案借款仅在被告毕艳玲及原告之间发生，仅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告即使主张不当得利也应当向被告毕艳玲主张。2、不当得利的特征之一是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受益人，一方是受害人，我们不是款项的收取人，不是受益人，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毕兰兰、林山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2日，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将金明世、金明信、金文、张香兰、金成文、金美善六人作为被告，起诉至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六被告于2011年1月6日向原告借款409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11年3月20日至4月20日。2011年12月21日，六被告再次向原告借款3067500元。借款发生后，金明世先后向原告出具房产抵押协议、还款保证书、还款计划等材料承诺还款，但未履行还款义务。诉讼请求：1、六被告共同支付三原告借款本金400.1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月6日起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5%计算至2015年5月12日止为530万元；自2015年5月13日起以本金400.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指定给付之日止）；2、被告金明世支付原告毕艳玲借款本金108.7325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13日起以本金108.7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指定给付之日止）。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2015年12月8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鸡商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查明：金明世多次向毕艳玲借款，均约定月利率为5%，毕艳玲于2007年5月23日向金明世给付54.85万元，于2007年8月6日、8月16日、12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给付100万元、14.85万元和12.8万元，于2008年7月11日、12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给付6.93万元和15.4万元，于2009年3月25日、3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给付20万元和10.8万元，以上金额合计235.68万元。借款发生后，金明世自2007年9月19日至2010年7月28日期间向毕艳玲还款合计393.1万元。2011年1月6日，金明世与毕艳玲对之前债务往来进行结算后向毕艳玲出具1张《欠条》，内容为：“今欠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人民币409万元（月息5%）。备注：2010年9月份以前给毕艳玲汇款与此款无关，2010年9月份以后给毕艳玲汇款或与毕艳玲在此期间给金明世出具收条的款项从此款中扣除（其中2.5万元办证款除外）。欠款时间2011年1月6日。还款时间为2011年3月20日至4月20日。”金明世、金明信、金文、张香兰、金成文、金美善在该《欠条》欠款人处签名并捺手印。同日，双方还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协议》及《借款协议书》，约定：金明世、金明信、金文、张香兰、金成文、金美善自愿以“白山学校”的全部房产为409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未办理抵押登记），发生纠纷由鸡西中院管辖。2011年12月21日，金明世再次向毕艳玲出具1张《借据》，内容为：“借毕艳玲人民币现金3067500元（从2011年1月份以后银行汇款和收据结账时扣除），该借款利息从2012年3月6日开始按月息3%计算，借款时间2011年12月21日，还款时间2012年3-7月份100万元，2012年9-12月份100万元，2013年3-7月份100万元，2013年9-12月份结清。”2013年4月12日、2013年8月16日。2014年11月14日，金明世三次向毕艳玲出具《还款计划保证书》，同意偿还案涉欠款。2010年9月27至2015年4月8日，金明世陆续向毕艳玲还款合计5476175元。法院认为,毕艳玲作为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应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请求权成立并已届期，毕艳玲虽举示了欠条、借据用以证明其向被告履行了借款的出借义务，但从欠据行文的内容上，无法判定案涉款项已经全部实际交付，在此情况下，毕艳玲还应对借款的实际履行承担举证责任。2011年1月6日《欠条》记载的409万元借款，原告主张现金给付的2285000元中，除2007年5月23日现金给付548500元有收据且被告对此予以认可之外，其余现金给付部分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认定原告实际向被告提供借款金额为2356800元。2011年12月21日《借据》记载的3067500元借款，毕艳玲主张系多次现金给付，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结合客观实际情况，以409万元为基数，按双方约定的月息5分，自2011年1月6日《欠条》出具之日计算至《借据》约定的起息日即2012年3月6日止，利息恰为306.75万元，故认定该笔借款并未实际交付。金明世已实际给付的9407175元，应认定为系偿还的利息，但该利息的计算依据超出法律保护的限度，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利率的四倍计算，对超出部分的款项，应抵扣本金。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主张金明世于2010年9月27日至2015年4月8日期间陆续给付的5476175元，系偿还案涉《借据》项下债务，但因该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故应按借款的时间顺序依次抵充。截至2009年11月9日，金明世已偿还全部借款，故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主张金世明等六人共同偿还借款409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毕艳玲主张金明世承担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的还款责任亦不成立。遂判决：一、驳回毕艳玲、林山、毕兰兰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毕艳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246.03元，由毕艳玲、林山、毕兰兰共同承担。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一、案涉《欠条》项下409万元借款发生于2007年至2011年1月6日期间，金明世在出具该《欠条》时并不欠利息，双方于2011年1月6日对前期借款结算后确认金明世等六人尚欠本金409万元，金明世实际偿还本金8.9万元，剩余本金400.1万元未偿还。2014年11月14日的《还款计划》中载明“因借钱是分期分批在鸡东拿的现金”说明案涉借款还存在现金方式交付。金明世等六人在出具《欠条》时收回了其出具的原借款小票，2007年5月23日的54.85万元仅系多笔现金中的一笔，原审判决仅凭金明世等六人提供的《向毕艳玲借款情况说明》即认定案涉借款的现金交付为54.85万元不当。况且《向毕艳玲借款说明》内容多处矛盾，按照金明世还款数额及月利率5％计算，2008年1月份以前的本金数额应为280万元，而金明世等六人在该说明中仅认可2008年12月份前欠本金数额182.8万元，明显隐瞒现金交付的事实，应认定案涉借款存在现金交付的事实。同时，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与金明世的谈话录音中，金明世亦认可“2009年实际借款是175万元、110万元、80万元、70万元，合计435万元，”而2009年的借款通过银行转账金额不到40万元，其余355万元应为现金，此外，金明世等六人在原审诉讼中认可其实际借款三笔合计240万元，即2007年8月借款130万元、10月借款70万元，2008年4月借款40万元，加上原审判决认定的2007年5月23日的现金54.85万元，2007年12月和2008年12月18日的30万元，2009年3月25日、27日转账的40万元，共计364.85万元。原审判决对以上证据均未予认定，仅以金明世认可的数额认定案涉借款本金为235.68万元错误。二、案涉《借据》载明“从2011年1月份银行汇款和收据结帐时扣除”的时间系笔误，应系“2012年1月份”，金明世出具该《借据》后将原借款小票收回，毕艳玲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为金明世提供现金借款。此外，原审判决对金明世等六人提交的《向毕艳玲借款说明》未予表述，而对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原审诉讼中依法提交的证据拒不接收，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毕艳玲、毕兰兰、林山的诉讼请求。金明世等六人共同答辩称:一、金明世等六人向毕艳玲、毕兰兰、林山的借款为240万元，并按月偿还利息，之所以金明世等六人认可的240万元借款数额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借款数额235.68万元有差距，系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向金明世等六人转款时扣除了当月利息，亦有将为金明世等六人办事的款项予以扣除，故实际给付金明世等六人的借款要少于240万元，但金明世等六人仍按240万元偿还利息。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二审诉讼中又主张案涉409万元系对前期借款结算所得，与其在原审诉讼中主张该笔款项系单独借款相矛盾，而与金明世等六人的主张一致。《还款计划》中之所以载明“因借钱是分期分批在鸡东拿的现金”，又未在2011年1月6日的《欠条》中注明，系毕艳玲为达到诉讼目的而让金明世予以标明。毕艳玲在原审称现金借款时未出具欠据，在二审改称金明世将之前的多张原借款小票收回，其前后主张相互矛盾；对案涉409万元是否包含利息亦存在两审陈述矛盾的情形，毕艳玲举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具备出借100多万元现金的实力。金明世等六人之所以出具案涉《欠条》和《借据》，系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带人到金明世经营的学校索款且常住不走，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正常经营，金明世等六人在实属无奈的情况下才出具了前述《欠条》和《借据》。原审判决结合案涉《欠条》和《借据》载明的利息起算点，计算409万元的利息为306.75万元并非巧合，充分证明该笔306.75万元借款的事实并不存在。综上，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交易时间、交易地点、出借资金的实力和交易习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5月1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民终156号民事判决，查明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与金明世等六人均认可2007年5月23日的54.85万元系银行转账，并非现金交易。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向二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取款凭条》合计九十六份，意在证明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2007年1月至201年5月期间，分别在“建设银行”取现680万元;“工商银行”的活期存款63.8万元，2009年以后取现396万元。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具备向金明世等六人提供借款的实力，所出借的715.75万元借款有现金来源。第二组证据，2010年6月6日的《借条》、《还款计划》、《向毕艳玲借款说明》各一份。意在证明:金明世、金文、金成文在2007年5月至2010年5月期间共向毕艳玲借款300万元。金明世等六人在原审诉讼中自认借款243.68万元，原审判决却认定借款为235.68万元，且《向毕艳玲借款说明》遗漏了2008年7月11日的6.93万元。第三组证据，2007年5月18日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一份，意在证明:金明世向毕艳玲汇款6.7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134万元的利息，原审判决认定2007年5月23日发生首笔借款有误。毕艳玲、毕兰兰、林山申请证人杜某、王某出庭作证，杜某的证人证言为:2006年5月、8月，杜某分别向毕艳玲借款50万元和40万元，2007年3月份左右，毕艳玲向杜某催收90万借款本金，杜某向毕艳玲偿还了90万元现金，当时金明世在现场，毕艳玲将杜某偿还的90万元直接交付给了金明世。杜某、金明世、毕艳玲在2011年一起吃过饭，所以认识金明世。王某的证人证言为:王某于2005年10月、2006年6月分别向毕艳玲借款15万元和25万元。2006年末，毕艳玲向王某催款并称将款出借给别人，王某于2007年3月现金偿还了毕艳玲的借款。意在证明:毕艳玲于2007年3月向金明世出借134万元借款的现金来源及交付给金明世的事实，及毕艳玲向证人王某催收借款并将收回的借款出借给金明世的事实。金明世等六人的质证意见为:对毕艳玲、毕兰兰、林山所示的前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第一组证据所涉取款金额不能证明用于出借给金明世等六人，金明世等六人的借款为240万元，在此期间始终在向毕艳玲偿还利息，其中2008年偿还139万元、2009年偿还148.1万元、2011年偿还78.4万元，毕艳玲所取款项可能是金明世的还款;第二组证据所涉300万元系因毕艳玲不断要求金明世还款，故金明世于2010年6月6日出具了该《借条》和《还款计划》，但与案涉《欠条》系同一笔款项;第三组证据所涉2007年5月18日的6.7万元系金明世向毕艳玲偿还2005年的60万元借款中的款项，与案涉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对杜某和王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二证人所证明事实不存在，杜某与金明世并不相识，2011年金明世亦未去过鸡东县。二证人未说明毕艳玲出借资金的来源和现金支付能力，且案涉《欠条》明确载明2009年以前的款项与此款无关，该《欠条》亦可佐证二证人所证明的现金交付的事实不存在。二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为:毕艳玲、毕兰兰、林山所举示第一组证据虽系其在2007年1月至2011年5月期间的银行取款记录，其具备现金支付的能力，但在毕艳玲、毕兰兰、林山未就案涉借款的现金交付完成初步证明责任的情况下，仅凭该取款记录不足以证明所取款项用于案涉借款的现金交付;第二组证据所涉《借条》和《还款计划》系金明世、金文、金成文于2010年6月6日对其与毕艳玲在2007年至2010年5月期间的借款进行确认，尚欠毕艳玲300万元，而借贷双方在本案诉讼中均认可案涉借款是有息借款，不能排除该300万元系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的金额，无法证明该300万元欠款即系借款本金。而《向毕艳玲借款说明》系金明世等六人就案涉《欠条》项下409万元的形成情况向原审法院作出的说明，该说明虽遗漏了毕艳玲于2008年7月11日向金明世转账的6.93万元，但原审判决已将该笔6.93万元借款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系金明世于2007年5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毕艳玲账户转款6.7万元的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未注明系偿还134万元借款项下的利息，而毕艳玲与金明世在2006年、2007年期间即存在多笔借款。在此情况下，不能以金明世的还款行为反推双方存在134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故二审法院对毕艳玲、毕兰兰、林山所举示前述三组证据均不子采信。杜某、王某的证人证言与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原审法院的陈述不符，二审法院对二证人的证人证言亦不予采信。2015年7月22日，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案涉《欠条》项下的409万元为新发生的借款，月息5％，借款期限两个月，在鸡东县多次现金交付，交付时间记不清，无他人在场见证，交付给金明世、金文、金成文，没有交付证据；《借据》项下的306.75万元借款约定月息3％，借款期限两个月，在鸡东县多次现金给付，给付时间说不清，交付给金明世，无他人在场见证。金明世等六人陈述案涉《欠条》项下409万元借款由2007年8月的130万元、10月的70万元和2008年4月20日的40万元合计240万元借款衍生而来，月息5％，并主张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系前述240万元借款的利息。2015年7月24日，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认可案涉409万元《欠条》形成之前确实向金明世出借过240万元借款，该笔240万元本息偿还完毕后，金明世等六人又陆续向毕艳玲现金借款合计409万元，当时金明世等六人在延吉，毕艳玲在鸡东，《欠条》是在延吉出具的，金明世到毕艳玲处取的现金。金明世等六人陈述为:2007年8月的130万元、10月的70万元和200年4月的40万元，均截止到2010年8月所产生的利息分别为234万元、119万元和56万元，合计利息409万元；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系以409万元为基数，自409万元《欠条》出具之日即2011年1月至《借据》约定的起息日即2013年3月止共计15个月，按月息5％计算而来。2015年9月2日，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在原审第三次庭审中又不认可金明世等六人所主张240万元借款，并主张405万元的组成是由银行转账和现金两部分组成，其中:银行转账7笔合计180.83万元，即2007年8月6日给付100万元、8月16日给付14.85万元、12月9日给付12.8万元，2008年7月11日给付6.93万元、12月18日给付15.4万元，2009年3月25日给付20万元、3月27日给付10.85万元;现金给付7笔合计285万元，即2007年给付70万元(金明世在借条中注明李玲25万元)、2008年分别给付33万元、25万元、47万元(金明世在借条中注明张莉颖11万元)，2009年分别给付10万元、26万元、1.5万元(金明世在借条中注明艾贵成10万元、张丽10万元)，以上合计409.33万元，金明世等六人出具案涉409万元《欠条》时还了330元。金明世等六人陈述240万元借款的组成为:2007年5月借款70万元，扣除之前的费用，实际收到借款54.85万元，但认可借款70万元;2007年8月6日借款100万元;2007年8月16日借款30万元，扣除之前70万元借款的四个月利息及银行滞纳金，实际收到14.85万元;2009年4月借款40万元，之前陈述的40万元是2008年的借款系因当时记不清了，以此次庭审陈述为准。2015年10月23日，金明世在原审第四次庭审中认可2007年5月23日现金交付54.85万元。二审庭审中，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又主张案涉《欠条》项下409万元系由银行转账235.68万元和现金交付198.3万元组成，现金交付分别为:2007年3月中句交付134万元(其中90万元杜某在二审庭审中表示毕艳玲直接交付给了金明世)、2007年7、8月份交付30万元、2009年交付25万元(包括“王展”的5万元)、2010年4月交付9.3万元。以上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金额合计433.98万元;扣除金明世已偿还给李玲的25万元，剩余408.98万元即为《欠条》项下409万元。还主张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系分5、6次给付，每笔最高额为七、八十万元，有金明世单独到毕艳玲家取和其与他人一起来取，也有金文、金成文到毕艳玲家取。二审庭审后，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于2016年4月13日向二审法院提交一份《关于306.75万元借据情况说明》，其内容为:毕艳玲于2009年以后从银行提取现金396万元，具有向金明世出借现金的实力和来源，且毕艳玲有几百万流动资金出借给他人，有借有还循环使用，家里经常有百余万元的资金。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系毕艳玲分5笔现金出借给金明世，其中2011年4月初交付110万元、4月底交付80万元、5月27日交付40万元、11月份交付70万元、12月中旬交付6.75万元。以上5笔现金均出具了借据，金明世在2011年12月21日出具306.75万元《借据》时，收回了每笔借款的借据。该306.75万元均以现金形式交付，用于金明世经营的“平岗煤矿”。二审法院认为，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与金世明等六人就双方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前述8笔款项合计235.68万元无异议，双方因此建立了235.68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借贷关系是借贷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又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纠纷的关键问题在于案涉借款的本金数额如何确定及是否偿还完毕。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主张案涉《欠条》项下除前述银行转账的235.68万元外的其余款项和《借据》项下306.75万元均系现金交易，进而主张金明世等六人亦应就案涉《欠条》、《借据》项下的现金交易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但金明世等六人对此不认可，主张该《欠条》项下409万元系借贷双方就2007年至2010年期间所借款项本息结算而来，《借据》项下306.75万元亦系以前述《欠条》项下409万元为基数，按月息5％计算15个月的利息。借贷双方就案涉借款的本金数额及是否存在现金交易有争议，故本案应重点审查案涉《欠条》项下除前述银行转账的235.68万元外的其余款项和《借据》项下306.75万元是否系现金交易。按照毕艳玲，兰兰、林山在二审法院最终作出的陈述，案涉《欠条》项下每笔现金交易发生于2007年至该《欠条》出具前即2011年1月6日期间，《借据》项下每笔现金交易发生于2011年4月至该《借据》出具前即同年12月21日期间，故案涉《欠条》和《借据》的性质应属于对前期借款结算后而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但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并未举示每笔现金交易款项的收据等书面凭证。虽然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主张金明世等六人在出具《欠条》和《借据》的同时收回了“原借款小票”，但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欠条》和《借据》中亦未就现金交易的每笔款项予以明确。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作为案涉借款的出借人和现金交易的亲历者，其应当能够完整、清晰的阐述案涉《欠条》和《借据》项下现金交易的原因、款项交付时间、地点、款项来源、借款用途等交易细节，但其在本案历次庭审中对现金交易数额、构成、交付时间、是否有见证人等交易细节均未作出相同的陈述，尤其是对于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现金交易的事实，其在起诉时直至二审庭审中经历两次诉讼程序并多次庭审均未能完整、清晰的记述现金交易的具体细节，其在二审庭审后提交的《关于306.75万元借据情况说明》亦系其单方制作的口头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毕艳玲、毕兰兰、林山所举示的具备现金支付能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金明世等六人存在现金交易的情形，难以确信其在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现金交易的事实，毕艳玲、毕兰兰、林山作为出借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案涉借款系有息借款，借贷双方在对前期借款进行对账清算时，对前期借款本息一并进行结算亦符合常理，故金明世等六人主张案涉《欠条》所涉409万元系前期借款本息之和更具合理性。结合案涉《欠条》和《借据》约定的内容看，自2011年1月6日出具该《欠条》之日至案涉《借据》约定的起息日即2012年3月6日止为15个月期间，以《欠条》项下409万元为基数，按所约定的月息5％计算所得利息与《借据》项下的306.75万元完全吻合，亦与该款项不包含《借据》中特别载明的2011年1月份以后银行汇款和收据等事项相吻合，金明世主张案涉《借据》项下306.75万元的性质系案涉《欠条》项下409万元的利息更接近于客观事实。综合以上因素，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的本金数额为235.68万元并无不当。由于借贷双方在该《欠条》中约定以409万元为基数再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并就所计算的利息数额306.75万元出具案涉《借据》，在此基础上再按月利率3％计算复利，已超过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标准，故原审判决将利息调整为以每笔借款本金为基数，自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无不当，又因毕艳玲、毕兰兰、林山对金明世等六人在2007年至2015年4月8日期间实际偿还9407175元无异议，原审判决以前述利息计算标准并按先息后本的原则逐笔抵充后，认定案涉借款本息已经清偿完毕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毕艳玲、毕兰兰、林山随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最高法民申929号案件的询问笔录（2017年5月10日下午2时30分至4时）记载，审：申请人，毕艳玲主张《欠条》项下409万元中，234.68万元系转账，其余198.3万元为现金支付，请对现金给付的地点、金额、资金来源等情况做一下说明？申（申请人毕艳玲）：300万元包括三笔现金，其中第一笔在2007年7、8月借的，金明世在毕艳玲家取走30万元，往来账就是证明。第二笔2009年4月份借的25万元。第三笔2010年4月金明世在毕艳玲家里取走9.3万元。被（被申请人金明世）：对2007年30万元现金认可，对2009年25万元现金也认可，但是涵盖在原来的240万元借款本金中。2016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9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毕艳玲、毕兰兰、林山的再审申请。2017年11月6日，原告因本案诉至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民法院，后移送至本院审理。上列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还款明细、最高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具体特征有三：1、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2、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3、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的是第三点，即被告取得利益有无合法依据。首先，毫无疑问，被告取得利益是有合同上的根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被告手中至今仍持有原告出具的《欠条》、《借据》（合计金额达715.75万元）。虽然前案中被告主张债权未获支持，但上述《欠条》、《借据》从法理上应认定为自然债务。自然债务属于债的一种，属不完全之债，其实体权利本身并未消灭，只是该权利不完整，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一旦债务人对此提出抗辩的话，该债权就不能完全得到实现，即不能通过法院的处理得到法律强制执行力的保护。此时债权人丧失的仅是胜诉权；如果债务人不是在债权人欺骗、胁迫的情况下，是自愿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债权人有权受领该权利并保有该状态，债务人不能以不当得利为由来要求债权人返还财产。其次，按照原告主张，被告取得利益系因前案判决而丧失了合法根据，故形成了不当得利之债。但前案案由系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作为实践合同，出借人交付借出款项的行为是合同生效的要件，故应由作为出借人的被告（前案原告）提交证据证明已交付全部借出款项，由于被告的相关举证不足，故法院认定不足以证明其与金明世等六人存在现金交易的情形，难以确信其在诉讼中所主张的现金交易的事实，仅认定了转账支付的借款本金235.68万元，并以金明世主张更接近于客观事实进行核算，认定案涉借款本息已经清偿完毕，判决驳回了被告（前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本案系基于给付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此种纠纷首先应当由给付方（即本案原告）证明有不当给付的事实存在，即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前案完全不同。原告以前案中被告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来反推主张被告系不当得利，并不能免除其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仅举证证明其有向被告给付的事实是不够的，还应当举证证明其给付是不当的给付，即证明其给付是基于错误而发生、或是自始就欠缺目的（如无债清偿）、或是给付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在原告完成上述不当给付事实发生的举证责任后，才应将是否“没有合法依据”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因原告的不当给付而受益的被告。在原告未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前，被告不承担“没有合法依据”要件的举证责任。因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是使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任何人均是自己财产最忠实的看护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均应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其财产的变动受其控制，故其作为权利主张人，应当由其完成证明存在不当给付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存在不当给付事实前提的情况下，强令被告承担其获益有合法依据之举证责任，无异于事先推定所有财产变动均不具备合法原因。本案中原告作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一方，其向被告的付款行为系其主动为之，因而其有责任对不当得利发生的原由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除前案认定的转账支付的借款235.68万元之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实还存在其他如现金支付借款、扣除金明世等人办事款项等情形，且原告在自己出具的《欠条》上还作出了“2010年9月份以前给毕艳玲汇款与此款无关”的意思表示，即双方除前案认定的235.68万元转账支付的借款之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案涉款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再次，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时间均在2015年4月8日之前，距《民法通则》的施行时间（2017年10月1日起）已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且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并不保护债务人的任意给付行为。最后，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则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即合同、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因1年的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所谓除斥期间，为法定的权利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中止、中断或者延长。《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还规定：“当事人自民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即撤销权的最长保护期为五年。以上规定是为了平衡和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为如果对撤销权的行使不设置时间上的限制，民事法律关系将处于无限期的不确定状态。故即使原告所述属实，被告在要求其出具《欠条》、《借据》时乘人之危及采用了胁迫手段，或其系因被胁迫无奈向被告还款，则原告在当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但原告长期并没有以诉讼或以仲裁方式行使撤销权反而进行自愿给付，其撤销权已消灭。且从相关款项因履行给付行为的完成已经由动态的交易活动转化为静态的财产状态，出于法之可牺牲性和维护已经稳定的财产安全的更高的法律原则考虑，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亦应驳回。综上，原告诉请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5476175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的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明世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506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熊伟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