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3189号原告：谭伟林，女，汉族，1979年10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甜，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迪文，总经理。被告二：符弟，男，汉族，1987年4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被告三：符文城，男，汉族，1992年10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雷州市。被告四：金梅，女，汉族，1959年12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雷州市。被告五：张少超，女，汉族，1986年8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列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玉霞，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娟，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伟林诉被告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元星合伙企业）、符弟、符文城、金梅、张少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在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甜，五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玉霞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五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娟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立即向原告提交自2016年12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合伙企业以下资料：（1）财务资料，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2）经营资料，包括投资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全部对公账户的银行流水、证券账户流水等；（3）每季度、每年度的基金运营报告；2.判决被告二符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为立即向原告提交个人房产信息、证券账户信息以及在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的账户从2016年12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流水；3.判决被告三符文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立即向原告提交个人房产信息、证券账户信息以及在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的账户从2016年12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流水；4.判决被告四金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立即向原告提交个人房产信息、证券账户信息以及在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的账户从2016年12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流水；5.判决被告五张少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立即向原告提交个人房产信息、证券账户信息以及在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的账户从2016年12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流水；6.判决被告二符弟、被告三符文城、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共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50万元（为人民币，下同）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2%计，自2019年1月1日起计至全部清偿日止）；7.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在2016年12月1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人被告二符弟出资50万元、普通合伙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450万元，委派被告三符文城执行合伙事务。2018年1月8日，执行事务合伙人由被告三符文城变更为被告二符弟，而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符迪文，被告四金梅为其母亲、被告五张少超为其妻子。原告在2018年4月2日入伙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在经营期间，被告有五大严重违法情形：1.原告共向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出资300万元，根据合伙企业法、《合伙协议书》《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立公告》，被告一共募集资金1.2亿元，可至今被告一的注册资本还是500元，实收资本为0元，有限合伙人被告二符弟的出资至今未缴，且合伙企业已被列入黑名单。2.长期隐瞒合伙企业、私募基金真实的经营、财务信息，严重不公开不透明。根据合伙企业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书，原告享有出席合伙人会议、听取执行事务合伙人所做的年度报告、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获取合伙企业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财务资料、获取季度运营报告、投资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参与选择承办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多项法定权利和合同权利，但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被告二符弟、被告三符文城长期对原告隐瞒，拒绝披露真实信息。3.实际控制人、高管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和谨慎勤勉的义务。有限合伙人不能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但从2016年12月1日到2018年1月8日长达14个月被告三符文城自己作为有限合伙人同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造成严重的利益冲突；除了被告三符文城之外的公司高管都不具备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符迪文、被告二符弟根没有资格担任私募基金机构的高管；为了尽快收到原告的投资款，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让其销售人员为原告代签合伙协议，在原告没有阅读、接触协议、没有签署的情况下就完成了转账，合伙协议书的原告签名都是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员工杨兰代签。4.实际控制人被告三符文城恶意挪用合伙企业财产，通过其家属转移资产、利益输送，原告在2018年4月2日缴足300万元出资款十天后，符迪文就一次性购买了香蜜湖的2570万元豪宅；符迪文还与其2016年—2018年期间开设的14家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同期其妻子被告五张少超也开设了3家公司并购买了5000多万元的别墅。投资者投入的私募基金被他们以各种名目巧妙进行利益输送、资产转移。5、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作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没有依法登记备案，没有向主管部门披露信息。综上所述，被告以设立私募基金投资为名，采取转移、挪用投资款给原告造成严重的资金损失，被告应向原告毫无保留公开经营信息，以及以其实际控制人、高管及家属的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如属刑事犯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请求判如所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其第六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五被告对原告资金占用损失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7月11日为21万元。对事实理由原告增加部分为：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符迪文与被告五张少超为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2011年4月18日到2018年4月17日。原告经由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经理杨澜（身份证名字杨兰）推销该公司的理财项目，其反复宣称本金有保障、收益稳定等令人心动的宣传话术，原告遂分别在2018年3月23日、3月20日、4月2日向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支付了50万元、50万元、50万元、150万元，共计支付300万元。2018年4月2日，杨兰代原告与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主要约定合同期限12个月，本金300万元。当日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出资证明》及《财务通知书》，确认收到300万元、年化收益率12%，从2018年4月2日起计息，到期后本金及收益共计3376444.44元。2018年10月27日，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符迪文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合同》，对合伙协议书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收益、罚息、损失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五被告共同辩称，1.原告起诉各被告的案由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该纠纷指的是所出资企业或者出资人侵犯企业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引起的纠纷，侵权的主体是出资企业或出资人，而被告二符弟、被告三符文城、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均不是出资人，因此原告诉请对象错误，被告二到被告五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原告要求各被告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1）对原告要求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提供相关财务、经营资料及运营报告缺乏请求权基础，根据合伙企业法第28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合伙人享有的知情权也仅限于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且只能查阅不能复制，该范围也不包含运营资料、运营报告，且合伙协议中也没有约定合伙企业有义务向原告提供运营资料、运营报告等，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也不是合伙协议签订主体。原告是在2018年4月2日通过签订合伙协议才成为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从该合同生效之日才享有约定权利，被告没有义务提供其入伙前的合伙企业的财务资料、经营资料；（2）原告诉请被告二符弟、被告三符文城、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向其提交个人房产、证券账户、银行账户等信息并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四被告的个人财产信息属于公民隐私，原告不是国家相关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无权要求被告提供上述相关信息，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履行上述信息的披露义务。原告仅以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设立公司或购买房产为由认为案外人符迪文通过被告四、五挪用合伙企业的财产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诉状也确认，设立公司、购房房产在2016年—2018年期间，均在原告出资或成为合伙人之前，因此与原告无关；原告又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其遭受了财产损失及相关损失的计算方式，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原告对被告五大违法行为的指控不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指控被告一只收款不经营的问题，是对私募基金行业认识存在误区，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只是基金管理人发行基金产品的形式和载体，对外进行投资的一个主体，具体基金的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均由基金管理人全程负责；（2）原告指控五被告向其隐瞒真实的经营和财务信息，拒绝披露真实信息不符合事实，五被告从未收到原告要求查阅财务信息和经营信息的请求，且被告二到被告五不是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没有向原告履行上述披露义务的职责；（3）原告指控实际控制人、高管违反诚实信用和谨慎勤勉义务造成合伙企业和私募基金遭受重大损害不成立。其一原告在2018年4月2日成为有限合伙人，即使被告三符文城从被告一成立到2018年1月8日期间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但合伙企业并未实际开展经营，因此并未损害原告利益；基金产品发行后，合伙企业对委派代表进行了变更，已不存在利益冲突，也没有给合伙企业和私募基金造成重大损害，该基金未能按期退出是因为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的影响，投资风险已经告知；其二是原告称符迪文、符弟没有任职资格属于任职错误，私募基金并没有要求私募基金的高管具备基金从业资格，而本案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其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其三原告指控被告示意销售人员代签合伙协议没有事实依据，杨兰并非被告一的员工，而是基金管理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从未示意其代签合同，也对此不知情。从常理判断，基金管理人持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是原告主动交出，并与合伙协议一并交给基金管理人，说明原告对投资该基金的行为是知情且认同的；（4）原告指控被告违法募集基金、未依法备案的指控对象错误，依法备案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职责，不是被告，且备案属于行业监管问题，不影响原告投资人的身份。（5）原告指控案外人符迪文巧立诸多项目，以保本高回报吸引民众投资，并利用亲属转移、挪用财产，进行利益输送，属于无端指控，毫无事实依据，被告不予认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案件事实：一、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经在深圳信用网查询，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成立于2016年12月1日，认缴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出资额450万元，出资比例90%）、被告三符文城（有限合伙人，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2018年1月8日前，被告三符文城为被告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当日之后，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经查询，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9日，认缴注册资本1亿元，唯一股东为符迪文。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中基协）查询，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取得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P1006684），备案的高管被告三为符文城（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曹胜利（合规风控）、刘木兰（信息填报负责人）。经查询，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发行了18个私募基金产品，就其发行的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产品中，仅有深圳市启元星九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一个基金产品，而被告一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并不在备案基金产品范围内。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执行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符迪文。而被告二符弟和被告三符文城是被告一的高管，其中被告三是被告一的原委派代表，现已变更为被告二符弟，被告四金梅是符迪文的母亲，被告五张少超是符迪文的前妻。二、签订的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一）签订入伙协议。此合同由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原告作为投资人（有限合伙人）在2018年4月2日签订（合同中原告签名为管理人员工杨兰代签，其后论述），合同名称为《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书》）。此合同24页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认购风险提示书》、第二部分为《份额认购书》、第三部分为《基金管理人声明与承诺》、第四部分为合同条款。在《认购风险提示书》中管理人申明：“投资人将合法拥有或管理的资金或其他财产交付管理人，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将投资人的资金或其他财产，与其他有相同投资目的的投资人交付的资金或其他财产，加以集合管理运用。管理人承诺，管理人将恪尽职守管理投资人财产，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在《份额认购书》中，约定原告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加入到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及认购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认购金额300万元，投资期限12个月，款项支付到被告一在工商银行深圳侨城西街支行40×××62账户，收益分配支付到原告在建行43×××86账户。在《管理人申明和承诺》中，管理人表示在募集本次资金前已在中基协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基协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办理登记备案不构成对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且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合同条款第3.2.1条约定，有限合伙认缴目标金额为1.5亿元，其中3000万元自有资金作为劣后资金，实际募集金额为1.2亿元；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不低于募集总额20%的出资；第4.1条约定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同条款第5.1条约定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第6.1.2条约定普通合伙人在运营开始后六个月内组织召开一次年度合伙人会议；第9.1条约定投资目标为合伙企业的资金将投资深圳地区优质物业并购。合同条款第13.2条约定普通合伙人应在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之内以信件、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有限合伙人提交管理人报告；第14.1条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按季度和年度向全体合伙人及时披露合伙企业事务执行情况以及经营和财务状况，不得有虚假陈述、误导和重大遗漏。合同条款第十九条“争议解决”中约定协商不成，由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二）履行情况原告提交了其建设银行43×××86账户交易明细，可证实原告在《合伙协议书》签订之前，已将300万投资款支付给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付款时间、金额为：2018年3月23日支付50万元、2018年3月30日分两笔每笔50万元支付了100万元、2018年4月2日支付150万元。2018年4月2日，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出具了《出资证明》，内容是确认原告300万元资金已汇入指定账户，并确认计息日期为2018年4月2日到2019年4月14日，投资期限12个月，收益分配方式为按月分配预期收益，到期返还出资金额及本月收益。2018年4月2日，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出具了《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财务通知书》，将给原告出资额、起息时间、收益计算、结算时间告知原告，根据通知书内表格反映，原告300万元出资额，投资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2%，结算金额合计：300万元+11个月×30000元+15444.44元（第一次2018年4月15日支付）+31000元（第13次2019年4月15日支付）=3376444.44元；本金与第13次收益在期满日一次性返还。2018年4月15日，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出具了《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成立公告》，内容是告知原告基金已在2018年4月15日成立，每月15日为财务结算日。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均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原告登记为被告一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也未依规在中基协进行备案。原告在庭审时通过提交其建设银行43×××86账户交易明细，确认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收益情况如下：2018年4月13日由符冬梅支付15444.44元；2018年5月15日由陈晓红支付3万元；2018年6月15日由陈晓红支付3万元；2018年7月13日由陈晓红支付3万元；2018年8月15日由陈晓红支付3万元；2018年9月14日由陈晓红支付3万元；2018年10月16日由符迪文支付88500元；2018年11月15日由陈晓红支付4万元；2018年11月19日由陈晓红支付17.7万元；2019年4月2日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支付1.8万元；2019年6月28日由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支付3300元。对付款人身份，原告表示符冬梅是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管；陈晓红是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三）已进行仲裁的情况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依据《合伙协议书》约定的仲裁条款，于2019年6月12日向深圳市国际仲裁院提起了商事仲裁，案件号：（2019）深国仲裁3498号，仲裁申请人为本案原告谭伟林、第一被申请人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为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为符迪文。谭伟林仲裁请求包括要求三被申请人进行公司资料披露（与本案相同），要求第二被申请人以3128944.44元的价格受让谭伟林的份额，第三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违约金50万元。本案庭审结束后，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该仲裁裁决书的复印件（仲裁裁决落款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被告并提交了一份说明函，认为本案与仲裁案均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损失赔偿，而原告的请求已得到了仲裁委的支持，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请，可能存在重复受偿。该仲裁案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仲裁结果为1、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谭伟林偿还本金2978700元、利息91000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29787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4月15日起计至本金清偿完毕日止）；2、当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全部履行上述第（一）项裁决时，由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符迪文就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履行部分向谭伟林支付；3、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符迪文支付谭伟林保全费5000元；4、仲裁费86025元由被申请人承担；5、驳回谭伟林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庭就《合伙协议书》所涉合同性质作出如下认定（非原文摘抄，本院概括）：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合伙协议书》，但实际没有依约履行，没有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的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依法依约向中基协办理合伙企业、申请人投资合伙企业事实的有关备案手续，没有报送合伙企业主要投资方向及根据主要投资方向注明的基金类别、合伙协议等基本信息，原告没有接到过关于召开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会议或投资人会议的通知、没有行使过参加合伙人会议或投资人会议的权利，没有实际接收过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按季度、按年度应向有限合伙人提供关于合伙企业的运营报告、管理人年度报告。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出具的《出资证明》《财务通知书》载明了原告300万元出资额预期年化收益率、收益起息时间、固定金额的结算收益、结算批次、支付时间以及本金一次性兑付的时间，均是按原告300万元出资本金、固定年化收益率、固定结算批次、固定结算收益金额、固定结算日向原告支付了前8次结算收益。根据这些事实，仲裁庭认为原告向合伙企业出资300万元，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并实际给予原告保证本息的固定回报，原告不参与经营、不承担投资风险，双方属于名为股权投资实为民间借贷的情形，符合借贷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而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出资份额受让协议》，是对《合伙协议书》的重要增信措施，《出资份额受让协议》的存在是对原告签署《合伙协议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两个协议不能完全分割，分析《出资份额受让协议》的条款，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核心义务是在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违约时对原告权益造成的损害作出弥补，因此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补充责任。符迪文出具给原告的《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保证方式均明白无误地表明，符迪文承担的保证责任为连带担保责任，不是一般保证责任，《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条件已经成就，符迪文应对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承担的损失补充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涉及的其他事实（一）原、被告均确认《合伙协议书》中原告的签名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杨兰代签，此事实也在仲裁裁决书中得到了确认，仲裁庭认为《合伙协议书》虽然由杨兰代签，但原告已实际按照《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接受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财务通知书》及符迪文出具的《担保合同》等文件、接收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并根据《合伙协议书》、《出资份额受让权利》主张权利，足以证明原告已实际追认由杨兰代签的协议，并认可了协议的内容。（二）原告就其第一项到第五项诉讼请求要求五被告进行信息披露，共提交了24份证据，证据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1.从中基协网站查询的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私募管理人公示信息，原告认为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及公司高管无证上岗、严重违反诚信及谨慎勤勉的义务，被告二符弟及符迪文没有资格担任私募基金公司高管；2.杨兰身份证、工作证、名片等，说明被告二符弟违规操作；3.符迪文的两份付款单据，说明符迪文违规使用个人账户收支私募投资资金；4.符迪文在2018年4月12日购买2570万元香蜜湖豪宅房地产认购书、装修管理协议（装修款167万元）、刷卡单以及该房产的查封备案表，说明房产已被法院查封；5.原告制作的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股权穿透图和张少超的不动产权证书，说明符迪文通过其家属转移资产、进行利益输送；6.原告制作的符迪文、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使用投资人资金的一览表、发行启元二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情况、多笔基金募集报告等，原告认为符迪文通过其相关人员进行资产并购、资产运营等经营活动，对外宣传诱导投资人投资，并将投资者募集的资金用于个人谋取非法利益等。被告对原告提交上述证据，被告表示这些证据均是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符迪文等人的经营活动，并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本院认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8月21日制定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募集私募证券基金，应当制定并签订基金合同、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即我国私募基金可采用“契约制”、“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三种方式。而本案签署的《合伙协议书》就是以有限合伙人入伙，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管理人的私募基金合同，依据证券基金投资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因此对于私募基金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管理规定。依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各类私募基金募集完毕，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第十五条：“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基金合同约定私募基金不进行托管的，应当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深国仲裁3498号仲裁书认定，原告与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的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并非“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该协议实际为以私募基金为名行民间借贷之实的合同，其理由包括：1.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没有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办理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依法依规向中基协办理合伙企业、申请人投资合伙企业事实的有关备案手续，没有报送合伙企业主要投资方向及根据主要投资方向注明的基金类别、合伙协议等基本信息；2.而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给原告出具的《出资证明》、《财务通知书》载明了原告300万元出资额预期年化收益率、收益起息时间、固定金额的结算收益、结算批次、支付时间以及本金一次性兑付的时间，均是按原告300万元出资本金、固定年化收益率、固定结算批次、固定结算收益金额、固定结算日向原告支付了前8次结算收益。本院认为仲裁院对事实认定清晰、准确，处理结论正确。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这属于典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合伙协议书》依法应予以认定无效。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合伙协议书》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且由于原告从始至终都没有被依法登记为被告一的有限合伙人，原告以被告一有限合伙人身份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三节“合伙事务执行”的规定，提出要求查阅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会计账簿、被告一进行多项信息披露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以被告二符弟、被告三符文城，为被告一原委派代表/现委派代表，被告四金梅为符迪文的母亲、被告五张少超为符迪文的前妻为由，要求四人披露其购房信息、银行存款信息，没有法律为依据，本院对原告第二、三、四、五项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对原告要求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赔偿损失的诉请，经（2019）深国仲裁3498号仲裁裁决，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需向谭伟林偿还本金2978700元、利息91000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29787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4月15日起计至本金清偿完毕日止），与《合伙协议书》相关联的《出资份额受让协议》的签约人深圳启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签约人符迪文对上述借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原告基于《合伙协议书》、《出资证明》、财务通知书等出借给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仲裁机构已作出生效裁决。原告出借给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300万元在本案中经核实实际支付给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而经过“穿透”核实，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实际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在本案中未举证反映其收到原告300万元款项后的资金去向，本院相信原告投入的资金并未用于合伙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作为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被投资”标的企业，收取原告投资款后从事与合同目的不符的投资行为，其作为与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侵权者，应对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原告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付款责任依据（2019）深国仲裁3498号裁决书已经明确，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的连带责任不应超越该裁决书认定范围。因此原告相关诉请超过本院认定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原告要求被告二符弟、被告三符文城、被告四金梅、被告五张少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原告与上述四人均无合同关系，更无其他直接关系，原告证据也不能体现其投资款300万元被上述四人控制、使用，原告要求上述四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本院另外指出，由于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符迪文并非本案被告，原告针对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符迪文等人以私募基金公司名义发行私募基金产品为幌子，通过高息为诱饵向不特定投资者筹集资金，实际设立“资金池”从事非法集资的行为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举报，以制止上述公司、个人的非法行为，并尽快挽回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启元星二十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对深圳前海启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依据深圳国际仲裁院（2019）深国仲裁3498号裁决书向原告谭伟林偿还借款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谭伟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原告已预交），其中原告负担400元，由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负担4000元；保全费15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启元星合伙企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豫军人民陪审员  何春华人民陪审员  夏 颖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韵如书记员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