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28民终1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崇喜，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启成，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土家族。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富，湖北施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爱民，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爱民，男，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原审原告：朱超，男，1973年12月4日出生，土家族。原审原告：王功龙，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二原审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党生，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原审原告：黄党生，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姚崇喜、向启成因与被上诉人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盆溪公司）、黄爱民、原审原告朱超、王功龙、黄党生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巴东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7)鄂2823民初1969号民事判决，姚崇喜、向启成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鄂28民终16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巴东县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巴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鄂28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书，姚崇喜、向启成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姚崇喜、向启成以本案必须以（2019）鄂2823民初93号公司解散纠纷上诉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申请中止对本案的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鄂28民终15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本院依法扣除审限。本院于2020年8月23日对（2020）鄂2823民初93号姚崇喜、向启成与铜盆溪公司、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公司解散纠纷上诉案作出（2020）鄂28民终7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遂恢复对本案的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崇喜、向启成上诉请求：撤销（2018）鄂28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姚崇喜、向启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第一、本案被上诉人铜盆溪公司、黄爱民未委托任何律所和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而一审判决记载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周明，既无事实依据，又程序违法。第二、本案必须以（2019）鄂2823民初93号公司解散纠纷案甚至该案终结后产生的清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姚崇喜、向启成申请中止对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致使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鄂2823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既程序违法，又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一审判决直接认定姚崇喜、向启成提交并质证的2017年8月2日及2017年8月17日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既程序违法又证据不足，无法律依据。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可知，2017年8月2日及2017年8月17日两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情形，该股东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撤销的情形，其决议内容也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撤销的情形。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在姚崇喜、向启成之外的其他公司股东或者原股东没有提起确认无效之诉要求判决确认上述两次临时股东会议无效或者撤销之诉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直接判定涉案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程序违法。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两次临时股东会议不存在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和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形，该两次决议是有效的，姚崇喜、向启成之外的其他公司股东黄党生或者原股东黄爱民如果认为没有通知召开股东会议而主张撤销两次临时股东会议，也应该提起撤销之诉，而不是提起无效之诉。综上，姚崇喜、向启成起诉条件和起诉程序合法，一审判决判定姚崇喜、向启成起诉分配公司征收拆迁补偿款即分配公司盈余财产条件未成就而驳回起诉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码头拆除补偿款2009300元属于公司剩余财产，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并非属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属于认定本案案由错误。（二）第一、铜盆溪公司的非法码头补偿款属于该公司的独立财产，与铜盆溪公司之外的信陵镇云沱社区居委会和通过签订转让协议将土地早已转让给公司股东，与作为该股东出资的土地转让农户无关。第二、姚崇喜、向启成在一审提交并质证的2010年5月10日责令整改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2010年7月26日公司财务及其他分析汇报附财务账目明细、2010年8月1日公司执行董事黄爱民通知、2010年12月3日公司结算说明足以证实公司四股东以各种形式和途径客观实际上对公司财产进行结算、清算。第三、一审判决驳回姚崇喜、向启成的诉讼请求错误。1.2017年8月15日朱超情况说明、2017年8月17日黄爱民、王功龙、黄党生订立协议和2017年8月19日王功龙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黄爱民、黄党生实际上均认可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和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会议程序合法，会议决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2.2017年8月9日黄爱民伪造公司行政公章、私设个人账户，以公司的名义与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订立《巴东县县城长江干流岸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码头拆除补偿（补助）合同》，接收补偿款的账户为黄爱民个人账户，很明显，黄爱民、黄党生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分配公司码头补偿款，存在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姚崇喜、向启成股东利益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公司执行董事黄爱民的违法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姚崇喜、向启成的股东权，姚崇喜、向启成及黄爱民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起诉条件具备，程序合法，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显属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案涉码头拆除补偿（补助）款2009300元属于公司的剩余资产，根本未有必要从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要求公司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后再分配剩余补助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判决支持姚崇喜、向启成的上诉请求。铜盆溪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姚崇喜、向启成的全部诉讼请求。1.铜盆溪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既不属于公司的盈余财产，也不属于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姚崇喜、向启成直接起诉要求分配该笔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据公司法的规定，铜盆溪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如何分配利润是公司决策权范畴，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以前，股东没有资格直接请求利润分配。2.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均没有提前通知，且部分股东均没有参加，因此姚崇喜、向启成关于公司解散和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3.铜盆溪公司的法人和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已经通过合法程序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治理和经营进行了决策，铜盆溪公司不存在公司解散的情形，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二、姚崇喜、向启成已经另行在一审法院起诉铜盆溪公司要求解散公司，目前该案件还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姚崇喜、向启成既起诉解散公司又起诉要求分配公司资产自相矛盾，明知其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依然选择上诉就是浪费司法资源，故意拖延财产保全的时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姚崇喜、向启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解封铜盆溪公司的财产保全。黄爱民辩称，同意铜盆溪公司的答辩意见。另补充如下意见：一、黄爱民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黄爱民作为铜盆溪公司的股东，已完成全部出资义务，应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并且，姚崇喜、向启成要求分配的是铜盆溪公司获得的拆迁补偿款，该笔补偿款属于公司财产，并非黄爱民的个人财产，且此款已被法院保全，不在黄爱民处。即使黄爱民是铜盆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让黄爱民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黄爱民并未丧失其所持有的15%的公司股份，且从未作出违反公司章程、虚假出资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相反一直在为公司利益行事。从2010年8月1日通知及2010年12月3日结算说明可以看出，黄爱民从未丧失股东及执行董事的身份，姚崇喜、向启成的表述自相矛盾，同时黄爱民已经向姚崇喜归还了15万元，所以黄爱民从始至终都是公司的股东和执行董事。铜盆溪公司从2010年开始停业，公司从2013年就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黄爱民从云彩水岸指挥部得知，若公司在经营异常名录里，其获得的拆迁补偿会低于正常公司很多。黄爱民几经努力，最终在2016年6月13日将公司移出了经营异常名录，从而使公司获得了更多拆迁补偿。黄爱民之所以使用个人账户接收拆迁补偿款，是因为对公账户从设立后就未使用过，一直是用姚崇喜的个人账户，2010年之后姚崇喜便离开了公司，所以黄爱民只是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使用了个人账户。如果黄爱民真想将拆迁款据为己有，完全可以以个人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不必如此大费周章。黄爱民从未收到任何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对姚崇喜、向启成提到的2017年8月2日和2017年8月17日两次股东会会议不知情、不认可。综上，请求驳回姚崇喜、向启成的上诉请求。朱超、王功龙、黄党生述称，朱超、王功龙、黄党生的陈述意见与铜盆溪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姚崇喜、向启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铜盆溪公司分给姚崇喜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工程征收码头拆迁补偿款753487.5元（2009300元×37.5%），并由黄爱民承担连带责任；2.判决铜盆溪公司分给向启成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工程征收码头拆迁补偿款753487.5元（2009300元×37.5%），并由黄爱民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黄爱民、黄党生、王功龙三人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由黄爱民、黄党生提供场所，王功龙提供机械设备和修理便道，共同出资经营“巴东县铜盆溪养殖场”。2009年5月，黄爱民、黄党生与向启成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由黄爱民、黄党生以原“巴东县铜盆溪养殖场”出资，向启成以鄂桃驳0085号及一个浮吊出资，共同经营“巴东县铜盆溪渔业码头”。2009年7月1日，姚崇喜、向启成、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共同订立《出资协议书》，拟设立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0万元，其中姚崇喜以货币出资70万元，以小溪河河沙采砂证（权）作价10万元，共计80万元；向启成以浮吊及配套设施和证件作价80万元出资；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以铜盆溪渔业养殖及现已修好的公路作价80万元出资。股权分配：总股金为240万元，其中姚崇喜占30%股权、向启成占30%股权、黄爱民占15%的股权、黄党生占15%的股权、朱超占5%的股权、王功龙占5%的股权，朱超、王功龙二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后，部分股东原签订的与本出资协议有关的协议废止。2009年7月2日，姚崇喜、向启成、朱超、王功龙、黄爱民、黄党生再次订立《出资协议》，约定将2009年7月1日签订的《出资协议书》的股金240万元在验资时，确定注册资本为60万元，各出资人股权比例不变。约定该协议仅限于验资登记注册公司使用，各出资人在生产经营上对内对外承担责任和享受权利的法律效力依据仍以2009年7月1日签订的《出资协议》明确的内容为准。据此，公司制定了《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注册需要，6股东按照2017年7月2日出资协议，分别认缴了各自的出资份额，其中姚崇喜、向启成分别出资人民币18万元，出资比例均为30%，黄爱民、黄党生分别出资人民币9万元，出资比例均为15%，朱超、王功龙分别出资人民币3万元，出资比例均为5%。同年7月10日，铜盆溪公司在巴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登记，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黄爱民，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的水路运输、河沙采及销售、渔业养殖等业务，同时，公司通过召开股东会选举黄爱民为执行董事，姚崇喜为总经理，向启成为副总经理，黄党生为监事。2010年5月10日，巴东县交通局向铜盆溪公司发出《责令整改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以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建设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线，从事港口经营”为由，责令公司“从即日起停止违法经营活动”。2010年7月27日，公司财务负责人姚崇喜拟定《巴东县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财务及其它分析汇报》及财物账目明细提交给执行董事黄爱民，主要内容包括，一、财务数据统计；二、财务存在的问题；三、公司存在的严重问题。2010年8月1日公司执行董事黄爱民对各股东发出《通知》，内容包括，一、自即日起各股东自行保管入股时的各自资产；二、各股东自行核对与公司的账目往来，在一周内结清个人所差公司的部分……;五、少数股东如不按照执行，则视为其认可公司已解散并自动退出铜盆溪料业有限公司……。2010年12月3日，公司作出《结算说明》，对公司之前股东姚崇喜、向启成、黄爱民、黄党生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并相互清偿完毕。自黄爱民发出《通知》后，公司股东便将公司成立时的实物出资（主要是动产）各自撤回自行保管，向启成亦撤走了浮吊及相关证件等出资。此后公司一直处于停业状态。2016年4月27日，巴东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整治长江干线巴东段非法码头的通告。2017年3月，根据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和《巴东县城长江干流岸线拆迁码头实物评估补偿实施方案》，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铜盆溪公司码头拟征收的实物价值进行了评估，同年6月15日作出《资产评估报告》，7月对评估实物指标进行了公示，其评估、公示的铜盆溪公司码头项下的拆除补偿项目款为：房屋建筑物744891.00元、设备192374.00元、土地1072000.00元，合计补偿款2009265.00元。2017年8月9日，黄爱民以铜盆溪公司（乙方）名义与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码头拆除补偿（助）合同》，合同载明，“据《评估报告》结论，乙方所属码头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009300元，其中：房屋及建构物评估值744891元，专用设备评估值192374元，土地评估值1072000元（村或社区集体土地评估值1072000元）；乙方自愿选择对该码头的水上设施设备实行“交由甲方拆解”的处置方式；乙方自愿在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行完成所属码头的拆迁、清理及土地权属转移、交接手续；乙方完成所列事项、将码头土地交给甲方用于县城库岸项目综合整治项目建设的，经县治理码头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并出具《码头拆除验收确认书》后，甲方按巴政办函（2017）42号文件的规定，在15日内一次性全额兑付本合同约定的补偿（助）资金”。此后，姚崇喜、向启成，黄爱民各自召集部分股东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公司解散及对公司码头补偿（补助）款的分配等事宜。2017年8月3日，一审法院根据姚崇喜、向启成、朱超、王功龙申请，作出（2017）鄂2823财保25号民事裁定书，扣留了铜盆溪公司在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码头拆除补偿款141万元。2017年11月14日，巴东县整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黄爱民出具“黄爱民码头《成果验收单》”，至此，铜盆溪公司码头设施、设备全部拆解、移交结束，但因股东之间码头补偿款发生争议，其补偿款至今未拨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股东要求分配利润的前提必须是公司存在可供分配的利润，且已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弥补了亏损，并通过了股东会议决议。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并无法证实本案铜盆溪公司即将获得的补偿款属于公司盈余，且通过股东会决议对该款作为公司盈余进行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根据上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利润多少属于公司决策权范畴，股东要提起分配利润之诉必须经过上述前置程序。在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之前，股东并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从分配公司资产的角度来看，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即公司未依法解散或清算之前，股东主张对公司财产分配，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结合本案，铜盆溪公司于2009年7月登记成立，后因经营困难而停业，公司存续至今尚未解散、清算并注销，公司停业不等于公司解散。2010年8月公司执行董事黄爱民以通知方式决定公司“解散”，并未召开股东会议，其执行董事的个人决定不能取代股东会决议，况且，从姚崇喜、向启成等股东2017年8月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等内容来看，公司股东对2010年8月公司“解散”并未给予认同；因此，公司自2010年8月起应是公司停业或歇业而非公司解散。2010年7月姚崇喜编制的《公司财务及其它分析汇报》、财物账目明细以及各股东在2010年12月进行的内部结算，也不是公司清算，公司清算应是清算组对公司解散后公司债权债务及财产进行清理和处分，公司解散或清算应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铜盆溪公司由于自2010年8月停业至今没有解散，也没有进行过清理，公司停业各股东将各自的实物出资撤回自行保管后，公司尚存哪些财产及债权债务不明确，现巴东县神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铜盆溪公司码头的补偿是否全部属于原公司财产不能准确界定。姚崇喜已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公司解散之诉，与公司资产有关的问题可以在公司解散、清算程序中进行解决。本案原、被告发生纠纷后，姚崇喜、向启成及黄爱民等股东各自召开的股东会议，决议公司解散及对公司码头补偿（补助）款分配方案，因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召开股东会事先通知了其他股东，违背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故其股东会决议均属无效。综上所述，姚崇喜、向启成诉讼请求的实质就是要求分配铜盆溪公司即将获得的补偿款，但无论从分配利润的角度，还是从分配公司资产的角度，姚崇喜、向启成的诉讼请求均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且铜盆溪公司是继续存续，还是解散、注销，需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只有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或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解散和清算，以明确公司债权债务及剩余财产范围后，股东才能对公司剩余财产的补偿款进行分配，公司未解散和未经清算，股东不得主张分配公司财产。因此，姚崇喜、向启成现起诉要求分配公司财产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崇喜、向启成、黄党生、朱超、王功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63元，由原告姚崇喜、向启成负担。本院审理期间，黄爱民、黄党生、朱超、王功龙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姚崇喜、向启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账户单，证实铜盆溪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了对公账户，经办人为黄爱民，姚崇喜加盖了公司财务公章和经办人私章。公司经营的铜盆溪码头征收拆迁补偿过程中黄爱民擅自在中国农业银行巴东支行开设个人账户企图领取公司补偿款，具有侵害公司财产进而侵害公司股东权利的行为并给股东造成损失。姚崇喜、向启成起诉本案程序合法，主体资格适格；证据二，（2020）鄂28民终70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如下：1.依法判决解散公司；2.姚崇喜、向启成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3.公司解散之前，公司已经完成了清算的程序，在本案中没有必要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案涉的公司补偿款2009300元属于公司解散之后唯一剩余财产；4.虽然在公司拆除补偿期间和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各自召开的股东会并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因程序违法无效，但是双方当事人确认了按照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分配方案为本案补偿款的分配方案；证据三，2018年1月5日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8年5月23日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2018年5月24日湖北银行进账单，证明目的如下：1.2018年1月5日一审法院财产保全期间，黄爱民申请一审法院解封财产保全后，通过巴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以案件执行款（谭鹏等与铜盆溪料业、黄爱民三案）的名义领取了公司码头拆除补偿款中的房屋建筑物744891元；2.2018年5月23日一审法院财产保全期间，黄爱民申请一审法院解封财产保全后，巴东县信陵镇营沱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巴东县信陵镇财政所通过巴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分两次办理了铜盆溪公司码头征地补偿款1072000元，该笔款属于铜盆溪公司码头项下拆除补偿项目款中的土地1072000元；3.2018年5月24日一审法院财产保全期间，黄爱民申请一审法院解封财产保全后，巴东县信陵镇财政所通过巴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从湖北银行办理了进账单，领取了铜盆溪公司码头征地补偿款1072000元，至此铜盆溪公司码头项下的拆除补偿项目款中的土地1072000元完全被案外人非法侵占。铜盆溪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民事诉讼状、（2018）鄂2823民初3652号传票以及（2019）鄂2823民初93号传票，拟证实姚崇喜、向启成既起诉解散公司又起诉要求分配公司财产自相矛盾，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二，2020年9月9日现场图片、2018年9月27日货场租赁合同、2020年8月13日货物运输合同，拟证实铜盆溪公司现在还在运营砂石料；证据三，2011年10月18日铜盆溪码头装卸服务合同，拟证实2011年姚崇喜、向启成退出了铜盆溪公司；证据四，24户铜盆溪码头土地补偿协议，拟证实铜盆溪公司配合营沱社区1、2、3组24户征地补偿补差价，公司还在经营。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如下: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证据一只能证实铜盆溪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了对公账户，但不能达到姚崇喜、向启成所述的黄爱民私设账户造成姚崇喜、向启成损失以及姚崇喜、向启成起诉程序合法、主体资格适格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证据二系本院生效裁判文书，该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本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证据三与本案审查焦点应否支持姚崇喜、向启成所主张的公司盈余分配的诉讼请求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只能证实姚崇喜、向启成诉铜盆溪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的开庭时间，不能达到铜盆溪公司所述的姚崇喜、向启成既起诉公司解散纠纷又起诉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自相矛盾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铜盆溪公司提交证据二旨在证实铜盆溪公司还在继续经营，该组证据与本案审查的焦点应否向姚崇喜、向启成分配案涉款项141万元缺乏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只能证实黄爱民与向启成于2011年10月18日签订了《铜盆溪码头装卸服务合同》，不能达到铜盆溪公司所述的姚崇喜、向启成于2011年退出铜盆溪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铜盆溪公司提交的证据四只能证实黄爱民与信陵镇营沱社区相关农户签订了《铜盆溪码头土地补偿协议》，由于本院（2020）鄂28民终706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铜盆溪公司，铜盆溪公司是否还在经营与本案审查焦点应否向姚崇喜、向启成分配案涉码头拆迁补偿款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本院于2020年8月23日作出（2020）鄂28民终706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铜盆溪公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姚崇喜、向启成诉请分配案涉码头拆迁补偿款的主张是否成立；2.一审判决是否存在铜盆溪公司、黄爱民未委托诉讼代理人而一审判决罗列诉讼代理人系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应当中止诉讼而未中止诉讼以及一审法院对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和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不予采信系程序违法。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1.姚崇喜、向启成以铜盆溪公司获得的码头拆迁销号补偿款属于公司剩余财产，要求黄爱民、铜盆溪公司予以分配，故本案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为分配公司剩余财产而形成的民事纠纷，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应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铜盆溪公司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尚有剩余的，才能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公司的股东。本案中，虽然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铜盆溪公司码头拆除补偿款为2009300元，但是在铜盆溪公司进行清算之前，尚不能确定2009300元是否属于公司的剩余财产。姚崇喜、向启成上诉称铜盆溪公司已于2010年12月3日业经清算，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一致陈述自2010年8月至一审开庭时铜盆溪公司处于停业或者歇业状态，虽然姚崇喜、向启成在一审提交2010年12月3日结算说明，但结算说明只是股东之间的结算，而且从黄爱民提交的向启成于2011年4月11日向铜盆溪公司出具的借条来看，截至2011年4月11日，铜盆溪公司与向启成仍有债务往来，故向启成、姚崇喜上诉称铜盆溪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已经清算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是否有权诉请获得股利分配，分两种情形：第一，如铜盆溪公司作出股东会分红决议的，则姚崇喜、向启成有权诉请铜盆溪公司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分红方案予以分配。本案中，姚崇喜、向启成虽提交了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公司盈余财产的分配方案已经股东会通过，但姚崇喜、向启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以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故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因欠缺公司决议的程序公正而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姚崇喜、向启成上诉称在铜盆溪公司、黄爱民未提起公司决议无效、撤销或者不成立之诉的情况下，姚崇喜召集并主持的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当然发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前述法律规定中“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包括的情形有：第一，给在公司任职的股东或者其指派的人发放与公司规模、营业业绩、同行业薪酬水平明显不符的过高薪酬，变相给该股东分配利润；第二，购买与经营不相关的服务或者财产供股东消费或者使用，变相分配利润；第三，为了不分配利润隐瞒或者转移公司利润；第四，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的其他行为。本案中，姚崇喜、向启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形，因此，姚崇喜、向启成请求分割案涉码头拆除补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铜盆溪公司、黄爱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铜盆溪公司、黄爱民委托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周明代理本案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所函、周明的律师执业证在卷佐证，因此，一审判决书将周明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予以罗列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未中止对本案的审理以及未认定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只有符合“原判决遗漏当事人、违法缺席判决、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等情形，才构成引起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姚崇喜、向启成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应中止诉讼而未中止诉讼系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姚崇喜、向启成提交的2017年8月2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及2017年8月17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不予采信，涉及的是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问题而非程序问题，姚崇喜、向启成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前述证据系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崇喜、向启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63元，由上诉人姚崇喜、向启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朝友审判员韩艳芳审判员 侯   著   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黄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