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6民初268号 原告：姚欢，男，198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林，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静，女，198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旺，山东锦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姚欢与被告马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马静提出管辖权异议，经本院一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马静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林、被告马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共计53,730,000.00元、利息8,436,409.00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向其追要欠款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万元；以上1、2项总金额为62,466,409.00元。3、案件受理费等诉讼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确认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马静向原告姚欢支付欠款59196123元及利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利息为6079921元；自2019年7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息以591961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2、判令被告马静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曾合作经营淄博鑫盛财富广场收购改造项目，后双方终止合作。2018年7月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被告返还原告投入的资金6000万元和资金使用成本600万元，共计6600万元，由被告分十一期支付给原告：2018年7月31日前支付300万元、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8年11月30日前支付7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800万元、2019年1月31日前支付300万元、2019年2月28日前支付200万元、2019年3月31日前支付400万元、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2019年5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协议书》还约定：如被告未按上述时间及金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若逾期三十天以内，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18%向乙方支付利息，若逾期超过三十天，则并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24%向乙方支付利息，直至被告付清所有款项和利息为止。但被告未按约定支付欠款，至今共欠款59196123元、利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利息为6079921元；自2019年7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息以591961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如有一方违反上述约定任一条款，违约方支付另一方违约金按守约方在本协议约定项目中的可得利益计算（本合同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除外），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诉讼代理费等实现合同权利产生的所有费用。因被告违约，原告经反复催要，均未按约定支付欠款。原告不得不将其诉至贵院，根据约定，律师费应由被告承担。马静在2018年7月24日至2019年4月9日期间的还款按11期欠款的到期先后顺序冲抵，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欠款时冲抵顺序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利息及主债务。《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因协议产生的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原告所在地法院裁决处理。原告住所地在涿州市，根据最高院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应由贵院管辖。故原告特向贵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如所请。 马静辩称，一、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合同关系以及尚欠款事由无异议，但对尚欠金额有异议，原告起诉金额并未计算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扣押的70万元，截止今天开庭被答辩人所诉金额不属实，答辩人实际尚欠金额为53030000元。二、被答辩人姚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在系属于网络通辑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本案姚欢所使用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吸资金，且姚欢已经被立案侦查处于追逃状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已将涉案资金列入追缴范围，所以贵院应当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或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三、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起诉所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签名认为是虚假伪造，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通过答辩人收到的诉状记载的时间是2019年8月13日，而早在2019年7月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的资料中，明确的记载被答辩人姚欢是逮捕在逃状态，所以对于其签名的真实性，请求法庭予以核实并引起足够的注意。四、关于被答辩人主张利息部分的要求，答辩人认为起止时间及计算标准均有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已经责令答辩人停止向被答辩人支付合同尚欠款项，要求直接支付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或者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依追缴程序交付款项，退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各被害人的投资款，自2019年9月12日马静向公安机关交付第一批退还资金60万元起，该利息计算即应适用中断不再计息，等待北京司法部门的通知进行交付相关款项，且也在陆续的支付当中，所以被答辩人主张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的主张，因刑事案件的因素导致无法再向被答辩人支付，所以该主张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利息计算应不超过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所以被答辩人按照年利率24%主张利息，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五、被答辩人主张代理费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被答辩人提供的代理合同及支付凭证、收款发票均是在代理姚欢的其他案件，并非本案，所以被答辩人的该主张不应得到法律支持。被答辩人姚欢曾在2019年1月份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过本案，当时案号是（2019）冀06民初61号，在起诉时就同样的代理手续及收款发票在该案中主张，根据代理合同约定是案件的一审、二审，而（2019）冀06民初61号案件，因答辩人提出管辖权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民辖终82号裁定书，裁定驳回姚欢的起诉，撤销（2019）冀06民初61号民事裁定，至此被答辩人假设委托北京一法律师事务所代理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案件，但因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权限是一审、二审，其委托代理合同所记载的一审、二审案件已结束，本案不在委托代理范围之内，所以被答辩人的该项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充分考虑答辩人的答辩意见，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庭审中由于原告请求的欠款的本金部分进行了增加，我们庭后再详细的落实欠款的具体数额，也请求法院给予我方提供证据的期限，要求对真正的欠款数额进行核实；欠款数额中还应当减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扣押的70万元。对于原告计算的方式也有异议，理由是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中应当按照双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审理本案的本金和利息，原告提出的优先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没有合同依据，且原告从未通知过被告优先支付实现债权费用以及该费用已经发生的问题；原告所要求欠款的数额应当向法庭提交本案债权的形成所支付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已经向被告履行了债权形成的相关证据，实际上双方系合作关系，后原告退出合作，形成双方债权债务，原告对双方合作的项目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在原告支付合作项目的款项是履行了两套手续，请求法庭引起重视。第一是股权收购协议，第二是借款合同，两套手续，实际上只付款一次，双方履行的是股权收购协议，借款合同所对应的款项就是合作协议中股权收购的款项，本案中如果原告主张系合作协议，那么必须提供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这样才能确立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的情况，请查明本案事实，防止其他案件再次发生。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姚欢提交证据如下： 1、《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2017年8月27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拟合作经营淄博鑫盛财富广场收购改造营销项目，合作方式为通过收购山东昊科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该公司所有的鑫盛财富广场商品房所有权。 2、2018年7月6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原被告约定对双方于2017年8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进行补充约定；原被告合作期间，原告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投入的资金6000万元及利息600万元，共计6600万元，由被告分十一期支付给原告；如被告未按上述时间及金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若逾期三十天以内，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18%向原告支付利息，若逾期超过三十天，则并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24%向原告支付利息，直至付清所有款项和利息为止；被告应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诉讼代理费等实现合同权利产生的所有费用。 3、（2018）0706号《合同书》，拟证明：原被告在昊科公司的股权代持人毛成大、韩智伟与昊科公司原股东龚阿军、冯雪峰、张军等签署了解除《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系列协议的《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原被告于2018年7月6日签署的《协议书》生效。 4、山东昊科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毛成大按（2018）0706号《合同书》约定于2018年7月13日将股权变更至张军名下，（2018）0706号《合同书》生效，原被告于2018年7月6日签署的《协议书》生效。 5、毛成大出具的《声明》，拟证明：毛成大受原告委托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系列协议的协议书、（2018）0706号《合同书》，股权转让款支付也是受原告委托支付，毛成大为原被告合作项目所进行的所有法律行为权利义务均归属于原告。 6、委托代理协议，7、转账凭证，8、代理费发票，拟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律师费30万元，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应由被告承担。 9、《马静欠款计算表》（2020.10.10提交），经原告计算，截止2019年6月30日，马静所欠姚欢款金额为59196123元，利息6079921元。 被告马静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双方进行合作收购鑫盛广场项目进行确认，但是该项目已经解除；2、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其证明目的中第一项事实是不正确的，在该合同第四条第5项中明确约定：乙方姚欢以及乙方股权代持人毛成大完全退出该项目，对该项目不享有和承担任何权利义务，全部由甲方马静及甲方股权代持人韩智伟承担和享有，除本合同约定之外双方其他无争执，本合作事宜一次性处理完毕。通过本条款的约定，能够证实双方就原告投资款项由被告马静承担之后，原告退出该项目，双方的合作终止，与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是一致的，原告在当庭否认双方终止合作，但根据其自认情况，又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推翻，其在先陈述与被告的答辩以及合同中的约定可以相互印证，双方的合作已经终止。证据二中六千万元的款项组成，除本协议外原告应当向法庭举证六千万形成的转账凭证，只有这样原告才能完成向法庭的举证义务。因为本案所审理的合同纠纷中主要是款项的给付，而款项给付义务的基础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不能单纯依据双方的陈述，还应当审查原告的资金的来源、支付方式以及债权债务形成的过程，原告应当向法庭举证银行转账以及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以及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起诉的案件审理中原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络追逃，所以通过该项事实可以证实其资金来源是来源于刑事犯罪，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应当移交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证据二第四项证明内容是指双方在诉讼审理中发生的律师代理费，由违约方承担，但本案原告的诉讼、被告收到的诉状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所以根据被告所收到的在先的案件证据材料中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是贵院审理的（2019）冀06民初61号案件的证据材料，并非用于本案，也更没有证据证实在（2019）冀06民初61号案件审理中已经扣除代理费，且代理费的发生被告不知情；3、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实是履行的原告提供的证据二的内容，毛成大作为原告股权代持人，韩智伟作为马静的股权代持人，在履行双方签订的证据一、二的协议在股权收购中是以代持人的名义与目标公司和原目标公司的股东签订协议，后来解除，也就是履行了双方签订的证据二，原告退出该项目，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所投入款项，形成本案诉讼；4、对证据五没有异议，本案形成中，证据三支付的五千万款项是以毛成大的名义向昊科公司指定的收款单位淄博市张店坤辰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付款五千万，也就是双方证据二当中的五千万是一致的，同时签订了借款合同；5、证据六、七、八没有异议，同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其他质证意见同我方向法庭随后的举证证据四的目的一致。和答辩意见中关于实现债权均作为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6、此《马静欠款计算表》为原告单方计算的，对支付账目我方需庭下核对后答复。 被告马静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8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018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各一份，《合作协议》证实原被告商定，共同合作经营淄博鑫盛财富广场收购改造营销项目，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义务；《协议书》证实，合作协议履行过程当中，因履行协议遇到了种种困难，双方协商解除了《合作协议》，对原合作项目全部归马静所有，由被告马静支付原告姚欢已投入的6000万元并支付利息600万元，两项合计6600万元并制定还款计划。 证据二、山东昊科实业有限公司与出借人姚桐桐之间签订的编号为SDJK-001、002两份《借款合同》及毛成大及姚桐桐声明书各一份，证实原告姚欢投入的资金6000万元（其中一笔5000万元通过毛成大名义支付给淄博市张店坤辰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另一笔1000万元打入马静账户）在打款时还签订了借款合同，而该借款合同不是真正的借款，仅是应原告要求出具，实际上该两份借款支付的款项是支付的项目的购买款，同时姚桐桐证实打入马静账户的1000万元实际上是代姚欢支付的证据一项目投资款，且在证据一《协议书》中也能够证实该1000万元是投资款项。 证据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书》、《补充协议》，拟证实，原被告双方共同合作投资的证据一项目的履行过程，也同时证实根据前述协议，原被告双方对证据一合作收购淄博鑫盛财富广场收购改造营销项目，原告支付了相关款项，后因履行合同当中遇到种种困难，该项目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解除了对该项目的收购，转化为被告收购该项目，向原告方支付投资款项，形成原被告之间的债务。证据三所支付款项与证据一、二支付的款项是一致的，尤其是证据二、三是重叠的。 证据四、（2019）冀06民初61号、（2019）冀民辖终82号民事裁定书两份以及在（2019））冀06民初61号案件中原告姚欢提交的诉状和委托代理合同、收款发票以及打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委托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代理原被告之间的案件，但因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权限是一审、二审，其委托代理合同所记载的一审、二审案件已结束，本案不在委托代理范围之内，原告提交的该组实现债权费用30万元的证据为失效证据，在本案当中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实现债权费用也没有法律依据。 证据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提供经公朝提捕字（2019）003506号《提请批准逮捕书》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公朝京立字（2018）002637号立案决定书各一份，拟证实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同时证实姚欢逮捕在逃。 证据六、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商信息一份，证实姚欢系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法人。 证据七、北京朝阳公安局扣押清单和决定书各一份，马静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银行转账汇款单两份共计金额70万元。结合证据六进一步证明本案姚欢涉嫌刑事犯罪，姚欢所使用资金不是自有资金，系违法所得，因属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或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驳回原告起诉。 原告姚欢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证据一没有异议；2、证据二都是案外人出具的声明书，即便姚桐桐与山东昊科公司签订的一千万元借款合同与双方之间涉及的一千万元是重叠的，但是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合作协议，姚桐桐与昊科公司签订的五千万元借款合同出借人为姚桐桐，并非毛成大，借款协议是否履行也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对毛成大的声明无异议，姚桐桐的声明真实性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中事实是确认的；3、证据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补充协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4、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本案是延用了原告第一次委托我所的律师费，虽然诉讼请求有所增加，但是代理费没有增加，这种方式的决定权在于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法律规定收取的律师代理费就是针对某一案号，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出具了公函，进一步表明了对该事实的认可，且第一次起诉时并非进入实体审理，让原告负担律师代理费也是不合理的；5、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即便原告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本案属于关联纠纷，根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发生应当分开审理，经济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6、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7、证据七扣押清单只有一份，扣押金额十万元，对该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从扣押决定书内容看扣押的目的是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是作为证据，和姚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无对应关系，也不能证明姚欢使用的不是自有资金，如果被告认为双方之间所进行的行为涉嫌经济犯罪，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那么犯罪嫌疑人不仅有原告，还应当包括被告；打款凭证六十万元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即便该六十万转账汇款凭证是真实的，也不排除被告主动将该款项打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扣押决定书只涉及十万元，该六十万元不能作为对原告的还款。 经庭下对原告所提交的《马静欠款计算表》核对后，被告马静于2020年10月19日提交了《被告马静6600万元支付明细表》，本院再次组织双方对具体还款账目进行核对、质证。针对双方存在争议的几笔付款，被告马静提交了2018年3月26日、9月27日、9月29日、10月18日、2019年1月3日、1月4日、3月8日、4月9日的电子银行回单。原告姚欢发表质证意见称，对2018年3月26日的转款20万元，是在签订《协议书》之前支付的，对真实性我方未予核对，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协议款项无关。对其他付款凭证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9月27日付款10万元、9月29日付款10万元、10月18日付款15万元、2019年1月3日付款5万元、1月4日付款5万元、3月8日付款10万元、4月9日付款10万元。被告马静对原告提交的《马静欠款计算表》质证称，2019年9月12日给我方发出通知冻结款项之后利息就不应当支付，公安机关不让我方交给姚欢，如果成立非吸罪名，利息也不应当支付。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7日，被告马静作为甲方与原告姚欢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采取收购山东昊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股权的方式取得淄博鑫盛财富广场项目所有权后共同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模式为：甲方携经营团队全面经营，乙方提供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 2017年9月6日，毛成大（代表原告）和马静（共同作为乙方）与山东昊科实业有限公司（丙方）及其股东龚阿军、冯雪峰、张军（作为甲方）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收购山东昊科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7年10月22日，毛成大代表原告与山东昊科公司股东龚阿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龚阿军持有的山东昊科公司50%股权。 2017年11月10日，山东昊科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毛成大（代持原告股权）、韩智伟（代持被告股权）。 2018年7月6日，毛成大、韩智伟（乙方）与龚阿军、冯雪峰、张军（甲方）、山东昊科公司（丙方）、马静、泰安市金桥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保方）签订《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解除甲乙丙三方或包含甲乙丙任一方及包含甲乙丙任一方中的任一个体于2017年9月6日至2017年10月22日期间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系列协议。第十二条约定了本《合同书》的生效条件为同时满足下列两项：1、本合同各方已全部签署；2、2018年7月15日前完成毛成大返还50%股权至张军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7月6日，原告姚欢（乙方）与被告马静（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解除2017年9月6日至2017年10月22日期间马静股权代持人韩智伟、姚欢股权代持人毛成大与龚阿军、冯雪峰、张军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系列协议。二、双方确认对该项目姚欢已投入资金6000万元，分别于2017年9月7日、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1日以毛成大名义支付股权转让金共计5000万元，汇入淄博市张店坤辰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11月16日以马静名义借款方式支付股权转让金1000万元（自姚桐桐账户打入马静账户），共计支付了6000万元，用于收购合作项目。四、1约定，马静承接财富广场三、四、五层资产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四、3约定，马静向姚欢返还资金6000万元、利息600万元，合计6600万元，分十一期支付，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见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协议书》中第三页。如下表： 期数 支付时间 金额（单位：万元） 2018年7月31日以前 2018年8月31日以前 2018年9月30日以前 2018年10月31日以前 2018年11月30日以前 2018年12月31日以前 2019年1月31日以前 2019年2月28日以前 2019年3月31日以前 2019年4月30日以前 2019年5月31日以前 并约定，如被告马静未按上述时间及金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若逾期三十天以内，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18%向乙方支付利息，若逾期超过三十天，则并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24%向乙方支付利息，直至甲方付清所有款项和利息为止。八、违约责任：如有一方违反上述约定任一条款，违约方支付另一方违约金按守约方在本协议约定项目中的可得利益计算，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诉讼代理费等实现合同权利产生的所有费用。第十条约定了本《协议书》的生效条件为：双方签字且《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已生效。 2018年7月13日，毛成大按《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的约定将其代持原告在山东昊科公司的50%股权转给张军，并变更了工商登记。至此，《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生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生效。 2018年7月24日至2019年4月9日，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协议书》约定的相关款项共计832万元。第一期款项300万元并未按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至今尚未还清第二期款项1000万元，以后9期款项均未支付。 姚欢曾于2019年1月份向本院起诉马静，当时案号是（2019）冀06民初61号，被告马静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了马静的管辖权异议申请，马静不服，上诉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法院作出（2019）冀民辖终82号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冀06民初61号民事裁定；驳回姚欢的起诉。后经两级法院协调，原告姚欢于2019年8月29日重新向本院起诉马静，马静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再次驳回马静的管辖权异议申请，马静再次上诉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法院作出（2020)冀民辖终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本院裁定。为实现涉案债权，原告姚欢委托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其进行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 另，2018年11月2日，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姚欢系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逮捕在逃。2020年9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决定扣押马静的泰安银行拾万元电子银行回单壹张，作为侦查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贸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证据。马静于2020年9月7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账户转款10万元，于2020年9月12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账户转款60万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合作协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协议书》、《借款合同》、山东昊科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毛成大出具的声明、《委托代理协议》、姚桐桐向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转账凭证、代理费发票、（2019）冀06民初61号裁定书、（2019）冀民辖终82号裁定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决定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扣押决定书》、马静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银行转账凭单、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商信息、《马静欠款计算表》、《被告马静6600万元支付明细表》、马静（韩智伟）向姚欢（姚桐桐）还款电子银行回单16页及庭审笔录、代理意见、质证意见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协议书》等均系缔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合同书》（合同编号：（2018）0706号）、《协议书》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以上合同均成立并生效。按照2018年7月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之约定，前述2017年9月6日至2017年10月22日期间马静股权代持人韩智伟、姚欢股权代持人毛成大与龚阿军、冯雪峰、张军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系列协议已经解除；原被告双方确认为完成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项目原告姚欢已投入6000万元；现被告马静承接目标项目中财富广场三、四、五层资产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被告马静向原告姚欢返还资金6000万元、利息600万元，合计6600万元，分十一期支付，具体支付时间及金额列表作了明确约定；并约定了逾期履行的利息和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被告马静应按照约定向原告姚欢支付款项及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被告提出原告应提交合作中所支付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协议书》约定义务的履行问题，法律关系清晰，权利义务明确，此前双方合作中均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各自履行了多项义务，包括原告支付6000万元资金用于收购项目，双方均友好协商，相互认可，在合作中后续的环节中均不存在任何异议，并且已经在《协议书》中对该款项的几笔支付时间、金额、途径均予以确认。对双方认可的法律事实，无需举证证明，如果将来因借款问题产生了其他案件，在其他案件中举证证明即可。故对被告所提的应由原告提交支付款项的凭证的问题不予采纳。 关于利息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的问题。被告在庭审答辩中明确表示，对原告计算的方式有异议，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条款中按照双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审理本案的本金和利息。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四、3项第二款约定，如被告马静未按（表中所列）时间及金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若逾期三十天以内，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18%向乙方支付利息，若逾期超过三十天，则并以到期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化利率24%向乙方支付利息，直至被告付清所有款项和利息为止。可见，上述对利息的约定是区分两种情况适用的，如果逾期时间不超过三十天，则按照年化利率18%计算利息；如果逾期时间超过三十天，则按照年化利率24%计算利息。而不应理解为每一笔款项都分两段计算利息，三十天之内部分按18%，三十天之外部分按24%计算。本案是合同纠纷，原告在《合作协议》履行期间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尚未分配任何利润，双方即签订《协议书》变更了合作方式，由被告承接合作项目中财富广场三、四、五层资产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被告向原告分十一期支付出资本息6600万元，并约定了逾期支付的利息。该约定是基于合作项目的性质及预期收益而形成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合同条款履行。而不应适用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来限制或变更本案合同条款。利息起算时间应以约定的每一期款项到期还款日为起算时间。 关于扣除律师代理费的问题。《协议书》第八项约定了违约责任：违约方支付另一方违约金按守约方在本协议约定项目中的可得利益计算，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诉讼代理费等实现合同权利产生的所有费用。故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为实现合同权利产生的律师代理费，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被告强调律师代理费发票是上一次诉讼时所产生，上一次一、二审已经结束，本次诉讼是另一案件，本案中被告不应承担该项律师费。本院认为，上一次案件的一、二审解决的是管辖权问题，对实体问题并未处理。本次诉讼仍然就同一实体问题进行审理，且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并未重复收费。而且《协议书》中约定的并非某一次诉讼所产生的费用，而是“实现合同权利产生的所有费用”，应理解为不限次数、不限于律师代理费，如产生其他费用，被告仍应依约承担。故被告该项主张对合同条款理解错误，理据皆无，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主张先期扣除律师代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而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1)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2）利息；（3）主债务。该条款规定的是在主债务确定后的履行阶段如何抵充的顺序问题，而不是在主债务尚未确定的计算过程中就先行扣除律师费再继续计算主债务。故对原告先期扣除律师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应否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201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19年1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当事人因租赁、买卖、金融借款等与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无关的民事纠纷，请求上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原告姚欢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彼经济犯罪嫌疑案件与本合同纠纷案件并非同一法律事实；而且上述法律规定的是“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而姚欢在本合同纠纷案件中是原告，而本案的被告马静亦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受害人，且亦非基于同一事实。故本案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移送情形，本合同纠纷民事案件独立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主债务数额及计算利息的基数问题。被告主张其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账户的两笔转款10万元和60万元，应从欠姚欢的债务中扣除。但被告所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扣押决定书》载明，扣押马静的人民币元壹仟张泰安银行拾万元电子银行回单壹张，作为侦查北京两只老虎电子商贸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证据。所提交的两笔转款的银行凭证，亦不能证明系马静向姚欢的还款。故被告该项从欠姚欢的债务中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另被告辩称公安机关不让其向原告还款，其不应承担利息，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以此为借口逃避合同义务的履行不能支持。被告主张2018年3月26日韩智伟向姚桐桐转款20万元，应予计算在内。原告认为该转账是在签订《协议书》之前支付的，对真实性未予核对，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协议款项无关。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符合常理，予以采信；被告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故，对于被告尚欠原告的主债务数额，应当按照《协议书》第四、3项约定的分十一期具体付款时间、金额及逾期利息标准，以实际付款时间、金额逐笔计算。详见下表： 马静尚欠姚欢主债务及利息计算表 付款 日期 付款 金额 （元） 到期应 付金额 （万元） 相对前笔逾期天数 逾期主债务金额（元） 逾期主债务 产生的 利息（元） 尚欠利息 （元） 2018.7.24 1000000 200000 500000 800000 300000 500000 200000 200247 500000 300000 200000 200000 9000350 300000 8804789 200000 8513473 400000 8317671 150000 7925875 100000 7779784 11510 100000 7691293 100000 7598879 120000 7502627 150000 7390027 10933 100000 7250960 28607 100000 7179566 100000 7083107 100000 6990093 100000 16893540 177729 77729 150000 16893540 22216 100000 16843486 11075 100000 16754561 44067 100000 16698627 10980 100000 16609607 10921 150000 16520529 54314 16424843 10800 26385643 17349 26352992 69312 19312 26352992 17328 26339632 17319 26306951 103786 53786 26306951 51893 100000 26306951 138382 38382 26306951 69191 19191 26306951 34595 34595 33306951 87602 37602 33306951 43801 -6199 33306951 109502 59502 33306951 65701 15701 33306951 87602 37602 33306951 65701 15701 33306951 87602 37602 33306951 21900 -28100 33306951 109502 109502 2019.1.3 41306951 81482 31482 41306951 27161 -22839 41306951 27161 -22839 41306951 162964 112964 41306951 543215 543215 44306951 815733 815733 100000 46306951 243587 143587 46306951 700313 700313 100000 50306951 297707 197707 50306951 694649 694649 54306951 1106969 1106969 59306951 1169891 1169891 合计 8320000 59306951 5897595 填表说明：1、对第一、二期应付款，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逾期未超过30天，按年化利率18%逐笔计算利息；9月30日之后的付款，逾期超过30天，按年化利率24%逐笔计算利息。2、对第三至十一期应付款，至今未给付，均按逾期超过30天以年化利率24%从到期日次日起算利息。3、自2018年11月13日起，马静每笔付款均不足以偿还利息，其中只有4笔付款能够偿还本次利息，多余部分用于偿还之前欠息，暂以负数记录，最后累计计算，每笔欠息累计至2019年6月30日为5897595元。 经过计算，截至2019年6月30日，马静共欠姚欢主债务59306951元，利息5897595元。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欠款59196123元及利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利息为6079921元；自2019年7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息以591961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因原告计算主债务及利息过程中先期扣除了律师代理费30万元，该30万元包含在原告所主张的利息6079921元之中，应予摘出，故原告诉请的截至2019年6月30日利息应为5779921元。原告所主张的主债务和利息均少于本院经计算得出数额，故按原告诉请数额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姚欢人民币59196123元及利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利息为5779921元；自2019年7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息以591961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 二、被告马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姚欢为实现债权所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4132元，由被告马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娟 审 判 员  万丙申 人民陪审员  赵 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