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5529号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杨月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衷兴茂，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法定代表人：陈晓玲，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祥，江苏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6月1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衷兴茂、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祥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案经原、被告合意，延长简易程序一个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于2019年7月7日解除；2.被告偿付货款人民币770,000元(以下币种同)；3.被告支某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6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4.被告支某原告为履行涉案合同向案外人支某的违约金50,000元；5.被告赔偿律师费损失1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6日，原、被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钢材，同时约定了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供货，但被告未能按期支某相应货款。2019年7月4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告知其解除双方的《钢材购销合同》，被告于同年7月7日签收该律师函。2019年8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470,000元并对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重新进行了明确。虽然经过司法鉴定《补充协议》上被告印章为假，但该协议上有被告代表人徐顺红签字，而且被告在《补充协议》之后又按照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履行了前三期付款义务，故原告认为被告既构成表见代理，又以事实行为追认了《补充协议》。现被告尚欠770,000元未付，原告有权按照《补充协议》要求被告履行偿付货款、违约金的义务并要求赔偿相应损失。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涉讼。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一、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解除系争合同及原告主张的2019年7月7日收到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件的相关事实均无异议。第二、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对被告不发生效力，上面加盖的被告印章经鉴定并非被告所有，被告未参与该协议签订，徐顺红是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具体负责该项目的人员，但是协议上徐顺红签字是签在担保方一栏的，而且该签字真实性也无法核实；原告所说的协议签订后的700,000元的付款是徐顺红通知被告公司付款的，这个付款流程和之前支某的900,000元一样，不能因为被告付款就认为被告知晓并认可协议。第三、原告实际供货总金额为2,052,840.22元，是原告提供的三张对账单上载明的金额相加，该金额是含税价，原告送货时送货单上没有标注不含税或者减税10%等字样。被告实际付款1,600,000元，故目前尚欠货款452,840.22元未付。第四、被告不同意支某违约金，被告基本按照系争合同约定付款，即使要计算，也应该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第五、原告支某给案外人的5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不同意支某。第六、系争合同中并未约定被告需要承担律师费，另外原告所称实际已经支某的17,000元律师费是原告负责人通过微信支某给原告代理人的，按照规定律师费应当通过公对公账户，承办律师不能私自收费，且相应的律师费发票上无法看出是什么案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6日，原、被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就江苏丽鑫实业有限公司二期三期工程，被告向原告采购钢材，总量约为8,000吨，具体数量以实际送货量为准；钢筋及钢材价格，螺纹钢、盘螺以货到工地当天西本新干线连云港价格结算，型材、板材以每批次原告报价被告确认为准；货到现场后，被告应及时安排人员验收，数量以现场验收的数量为准；原告向被告工程供400吨钢材钢筋后(一个月内供完)，于次月被告应付给原告钢材、钢筋款100万元(余款3个月内付清)，付款方式为电汇，原告向被告工程供满400吨钢材钢筋后本工程余下钢材数量按每批次货到付款结算；若被告逾期付款达五日，原告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于终止合同之日起五日内予以结清所有货款，若逾期，则被告应按所欠总货款每日千分之一向原告支某逾期违约金；等等。该合同被告方落款处委托代理人栏有加盖徐顺洪个人印章，审理中，被告确认徐顺红系挂靠在被告名下负责涉案项目，但原、被告目前均无法联系到徐顺红本人。2019年3月13日、同年3月23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供货77.396吨及118.454吨。该两日送货对应的对账单上载明合计供货数量为195.85吨，金额为866,337.62元，对账单金额右边有手写“减税按10%结算”字样；该两日送货对应的送货单上亦有手写“减税按10%结算”字样。审理中，原告认为866,337.62元为不含税价，手写内容系原告工作人员添加；被告认为866,337.62元为含税价(税点13%)，被告持有的送货单复印件上未有手写内容。2019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供货210.656吨，该日送货对应的对账单上载明合计供货数量为210.656吨，金额为880,880.12元，对账单金额右边有手写“不含税价格”字样；该日送货对应的送货单上亦有手写“不含税”字样。审理中，原告认为880,880.12元为不含税价，手写内容系原告工作人员添加；被告认为880,880.12元为含税价(税点13%)，被告持有的送货单复印件上未有手写内容。2019年4月15日、同年4月22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供货31.588吨及33.3吨。该两日送货对应的对账单上载明合计供货数量为64.888吨，不含税金额为305,622.48元，其中4月15日送货金额148,779.48元、4月22日送货金额156,843元，对账单未有被告方人员签字；该两日送货对应的送货单有被告方人员签收，但未见备注不含税等事项。审理中，原告认为305,622.48元为不含税价，被告对于该两日收到货物并无异议，但认为305,622.48为含税价(税点13%)。审理中，双方确认上述全部送货的开票税点为13%。被告共计付款1,600,000元，分别于2019年5月14日支某500,000元、同年6月28日支某400,000元、同年8月2日支某300,000元、同年8月9日支某200,000元、同年8月22日支某200,000元。审理中，原告确认如法院不认可其提供的《补充协议》效力，则同意截至2019年3月23日的全部送货按照系争合同约定的400吨货物对应的结算方式一并结算，并提交表格认为被告已付款应当先冲抵截至实际付款日的全部违约金后再冲抵本金。被告庭后亦提交书面表格，对于截至2019年3月23日全部送货按照400吨货物对应的结算方式一并结算并无异议，同时确认被告已付款先冲抵截至实际付款日的全部违约金后再冲抵本金。2019年7月4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其中载明截至当日被告欠付钢材款1,271,490.35元，且逾期超过五日，原告依据系争合同第10.2条通知被告解除系争合同，并要求被告收到律师函次日起五日内付清所欠货款。被告于同年7月7日签收上述函件。审理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上加盖的被告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申请对该协议上被告印章进行鉴定，并提供了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刻制申请登记表及其提交给本院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作为比对样本。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补充协议》上的印章和比对材料上的印章是否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4月24日出具【司鉴院［2020］技鉴字第2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补充协议》上加盖的被告印文和比对样本上的被告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另查明：为本案诉讼需要，原告和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指派衷兴茂律师为原告提供代理，律师费为100,000元，应于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某。原告方人员通过微信向代理律师支某了17,000元，审理中，原告自称该17,000元代理律师通过现金已经转交给了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亦开具了金额为1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再查明：原告曾于2019年7月25日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案号为(2019)沪0117民初12396号(以下简称“12396号案件”)，被告于同年8月9日收到了12396号案件的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又查明：2019年7月31日，被告方石达海对原告工作人员表示“你们在商量一下每个星期打十万到二十万给你们”，原告方人员回复“这个没法沟通”，石达海表示“那就没办法了，现在钱也拿不出来，非要这样那没办法……”。同年8月1日，石达海称“明早一早弄过去了，晚上赶不上了”。同年8月2日，石达海要求原告方人员发送账号过来，并表示“转过去了”。同年8月8日，石达海对原告说“下午或者明天转20给你……”并和原告方人员讨论开票事宜。同年8月9日，原告方人员发送短信截图，告知石达海12396号案件已经撤诉。同年9月18日，石达海问原告方人员“又开始起诉了？”原告方人员回答“律师事务所发给我的”，石达海称“你们是不是应该起诉徐顺红和我们一起？……我们没有直接和你们签订合同……”。以上事实，由钢材购销合同、送货单、结算清单、律师函、邮寄凭证、司法鉴定意见书、法律服务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发票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补充协议》以及和案外人的购销合同、交易明细、送货单等，本院均不予采信，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现原告按照系争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被告对于解除系争合同并无异议，也认可于2019年7月7日收到原告的解除合同律师函，故原告要求确认系争销售合同于2019年7月7日解除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之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原、被告双方对于《补充协议》的效力存在争议，首先，《补充协议》载明为三方签订，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丙方为徐顺红，经司法鉴定报告确认协议落款乙方处加盖的被告印章并未被告工商备案的印章，现被告称因徐顺红负责涉案项目，故其构成表见代理，但徐顺红系在丙方处签字而并未作为乙方代表人签字，且徐顺红目前无法联系到，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乙方落款处的印章是徐顺红本人所加盖上去的，故原告认为徐顺红构成表见代理显然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关于印章本身，协议乙方落款处的印章事前没有得到被告公司的授权，事后也未见被告对于该枚印章效力的追认。再次，虽然被告在2019年8月陆续向原告支某了700,000元，但当时被告确实未能付清全部货款，故被告向原告支某货款的行为是符合常理的，而且被告付款的金额均为整数，和之前付款模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付款的时间和原告提供的石达海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说的“每个星期付十万到二十万”也能印证。而《补充协议》中的内容不仅包括付款期限、金额还涉及到货款金额确认、违约金的重新约定以及律师费等约定，故本院认为被告方在2019年8月的付款行为不能简单推定为其事后追认了包括了上述内容的《补充协议》。综上，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为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确认，《补充协议》对被告不发生效力。第二、关于被告应当偿付的货款和违约金。首先，关于原告实际供货金额应当如何认定，原告认为对账单和送货单上载明的价格为不含税价格或减税按10%计算的价格，被告认为均为含税价格，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前两份对账单和相应送货单对应的货款，原告自认“减税按10%计算”和“不含税”等字样是原告工作人员自行添加的，被告提供的其持有的送货单复印件上并无相应内容，故对于前两份对账单即1,747,217.74元的金额双方并未约定为不含税价，且根据法律规定，开具发票依法纳税是公民和企业的基本业务，石达海和原告方人员在微信聊天中也谈及了开票事宜，故在双方没有约定不含税价的情况下，本院认定1,747,217.74元为含税价；后一份对账单上虽然打印有不含税价格字样，但未有被告人员签字，而相应送货单上没有备注不含税，故同样本院认为该份对账单即305,622.48元双方没有达成不含税的合意，应为含税价，综上原告送货金额含税价格应为2,052,840.22元。其次，被告已付款金额1,60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认为如果《补充协议》对被告不发生效力的情况下，上述已付款应当先冲抵截至实际付款日产生的全部违约金后再冲抵本金。关于每笔货款的付款时间，根据系争合同约定，原告在2019年3月23日已经送货满400吨，而双方均同意截至3月23日的全部送货均按照400吨的结算方式结算，故根据合同约定1,000,000元应当先在次月付清，剩余款项在三个月内付清，现原、被告制作的违约金计算表格中对于系争合同中约定的“次月付清”均理解为在2019年4月23日前付清，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即被告应在2019年4月23日前付清1,000,000元，在同年7月23日前即三个月内付清剩余747,217.74元；之后4月送货的两次货款，根据合同约定满400吨之后每批次应当货到付款，故被告应在2019年4月15日付清148,779.48元，在同年4月22日付清156,843元。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原告现主张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该计算标准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而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具体损失如何构成，故本院综合考虑被告的违约情况，酌定原告有权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主张违约金。双方对于已付款先冲抵截至实际支某日的全部违约金后再冲抵本金均无异议，经本院核算，截至2019年8月22日被告应付货款本金495,926.86元，原告并有权主张违约金(以495,926.8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第三、原告主张的其为了履行系争合同而向案外人支某的50,000元，原告提供的和案外人的购销合同、交易明细、送货单等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看出和本案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是为了履行系争合同而给原告产生的损失，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原告主张的100,000元律师费，因《补充协议》对被告不发生效力，故其中关于律师费的条款亦不能约束被告，系争合同中没有约定被告需要承担律师费，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3月6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于2019年7月7日解除；二、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货款495,926.86元；三、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违约金(以495,926.8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3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四、驳回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某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0元，减半收取6,5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鉴定费8,140元，合计诉讼费19,640元，由原告上海颂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9,053元(已付)，被告江苏中明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587元(已付8,140元，余款2,44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凌之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 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