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吉0802行初50号 原告高文喜，男，汉族，1953年11月1日出生，无职业，现住白城市。 委托代理人方永刚，上海尚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张永刚，局长。 委托代理人翟明宇，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徐佳明，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西郊派出所民警。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林海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利国，白城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科员。 第三人郑亚明，男，汉族，1978年5月8日出生，现住白城市。 原告高文喜不服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被告白城市公安局并由第三人郑亚明参加诉讼的治安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文喜及其委托代理人方永刚，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委托代理人翟明宇、徐佳明，被告白城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何利国，第三人郑亚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8年5月7日20时许，高文喜报案称自己家中院里因为琐事与郑亚明发生争吵，后被郑亚明打伤，高文喜受伤住院，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往现场，在到达现场后，报案人高文喜已经被120送往医院，之后民警将其他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不能认定郑亚明的违法事实成立。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责令郑亚明的监护人严加管教。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白公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高文喜诉称：2018年5月7日20时许，原告在自家院内看见郑亚明开车将原告栽种的花草压倒发生口角后被郑亚明打伤。于是原告报案并要求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对郑亚明打伤原告的行为做出处罚。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5月29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況分别作出如下处理次定：第(三)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并做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此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白城市公安局2018年8月23日作出白公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是，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原告认为二被告做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违背客观事实，是错误的。理由是：1.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对郑亚明打伤原告的行为做出不予处罚，然又“责令郑亚明的监护人严加管教”。既然，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认为郑亚明违法事实不成立，为什么还要“责令郑亚明的监护人严加管教”，但原告在申请复议时，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认同“2018年5月7日20时许，原告在自家院内看见郑亚明开车将原告栽种的花草压倒发生口角后被郑亚明打伤。”这一事实(详见白公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前后自相矛盾。2.原告的住院病历也能证明原告的损伤是被郑亚明打伤的客观事实。3、郑亚明需要监护人的事实依据是什么。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亚明是不正常的人，也就是说需要监护人的证据何在。三、二被告所做出的不予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由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致使作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开局作出的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和白城市公安局作出的白公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高文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白城市中医院的高文喜临床诊断，证明高文喜入院时间为2018年5月7日22点09分03秒，诊断书中写明脑萎缩头皮挫伤，左面部软组织挫伤、右眼顿挫伤、外伤性低眼压、左肩臂软组织挫伤、左手掌软组织挫伤、被殴打诱发心脏病伴气短，是高文喜与郑亚明发生肢体摩擦时由郑亚明所致；2.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白城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两级公安机关程序违法；3.一组照片，证明高文喜受伤与诊断书与证人证言形成证据链条；4.证人刘某证言，证明郑亚明有拽了高文喜，将高文喜推倒，高文喜磕到了头部，后入院，刘某报警；5.证人张某证言，证明听到郑亚明和高文喜争吵，到现场看到高文喜倒地；6.报警回执，证明警方认定报警人为高文喜是错误的应是刘某；7.高文喜病例，证明高文喜住院时间是2018年5月7日，住院天数14天，护理是1级12天；8.住院收据，证明：高文喜住院花费。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辩称，对郑亚明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公安机关在案件调查穷尽后，依法依规作出的，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2018年5月7日20时许，经开分局西郊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转警，刘某报警称高文喜被郑亚明打伤，入院治疗。西郊派出所在受理该案后展开调查取证，多名证人证明郑亚明没有殴打他人行为，高文喜有殴打他人行为。该案中仅有自称与高文喜是夫妻关系的证人刘某在前期调查时，证实郑亚明与高文喜有相互殴打行为，但在后期又改变陈述，否认与高文喜的夫妻关系，并称高文喜被郑亚明殴打，而高文喜没有打人。高文喜于案发当晚22时09分的入院诊断证明不能其是被郑亚明殴打。经全面、客观的调查取证后，本案中郑亚明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根据“疑案从无”原则(“不违法推定”原则)，对证据不足的疑案，应当推定没有违法事实，不得给子行政处罚2018年5月29日，我局根据调查结果，认为本案中郑亚明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应当推定没有违法事实，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对郑亚明依法作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子行政处罚决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医院诊断书、伤情照片等证据证实。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上述不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理恰当。原告人高文喜诉讼请求的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维持白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5月9日对高文喜的询问笔录，证明高文喜和郑亚明撕扯发生的起因及过程；2.2018年5月18日高文喜补充的材料，证明双方厮打的详细过程，厮打后的事情；3.2018年5月28日高文喜补偿材料，以上三份证据证明高文喜在我分局报案及自述案情的事实；4.2018年5月7日郑亚明的询问笔录，证明郑亚明没有殴打高文喜；5.2018年5月7日郑亚光的询问笔录，证明郑亚明没有殴打高文喜，郑亚光是之后到的案发现场；6.2018年5月8日刘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刘某在此份笔录时说同高文喜是夫妻关系，高文喜被郑亚明他们哥俩打，刘某涉嫌作伪证；7.2018年5月14日对刘某的第二份询问笔录。证明刘某来到派出所否认了与原告是夫妻关系的事实，是合作关系；8.2018年5月23日对刘某的第三份询问笔录，以上三份询问笔录证明刘某在第一份询问笔录中表述双方有互相殴打，第二份询问笔录纠正与高文喜关系，第三份询问笔录刘某称郑亚光、郑亚明有殴打高文喜，高文喜没有打郑亚光和郑亚明，三份笔录出入大，我局经讨论，没有采纳该三份笔录；9.2018年5月8日对于浩博的询问笔录。证明郑亚明没有殴打高文喜的行为。10.2018年5月23日对于浩博的第二份询问笔录；证明于浩博与第三人并不是师生教导关系，就见过一两次面；11.2018年5月8日对高冠哲的询问笔录。证明郑亚明没有殴打高文喜，是高文喜殴打郑亚明；12.2018年5月23日对高冠哲的第二份询问笔录。证明高冠哲与郑亚明的关系不影响案件，可以作证；13.2018年5月8日对陈志鹏的询问笔录。14.2018年5月23日对陈志鹏的询问笔录。以上两份证据证明陈志鹏与第三人的无利害关系，及第三人没有殴打原告，原告有殴打第三人；15.2018年5月9日对张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张某没能证明高文喜打人和被打的事实；16.呈请不予行政处罚报告书、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办案区使用情况登记表2份、未成人法定代理人到场通知书3份、高文喜提供的白城市中医院诊断书、高文喜照片3张，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2张、郑亚明无前科劣迹证明1份。以上证据证明案件程序合法；17.2018年5月26日高文喜提供的自述事情经过。证明高文喜几次的事实材料均不相同，与事实不符。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辩称通过调取卷宗阅卷，办案单位在受理该案后展开调查取证，多名证人证明郑亚明没有殴打他人行为，高文喜有殴打他人行为。该案中仅有高文喜的朋友刘某证实高文喜被殴打，其他证人均未证实郑亚明对高文喜有殴打行为。综上，复议机关经全面、客观、公正审查评判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法作出的“白公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行文处理卡、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白城市公安局程序合法。 第三人郑亚明陈述原告起诉的不是事实，对被告作出的决定和复议决定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提供的证据1本身没有异议，在内容上细节高文喜尚没有说清，因公安分局是在原告住院的第三天做的笔录，这份笔录当时原告处在一级护理状态下；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证据本身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高文喜在分局报案是错误的，报案人是刘某，被告的调查事实不清，细节没有调查；对证据4有异议，因郑亚明是加害人，他的证明证据效力小于其他人。郑亚明的笔录证明了刘某和其表姐在场。证明刘某和其表姐是直接证人，而公安机关没有采某，采某了其他三人（未成年人）的证言，其调查本身就具有违法行为。调查未成年应该有法定监护人在场，否则调查记录违法，公安所谓的不予处罚决定书是程序违法之一，不能证明其所证明的问题；对证据5有异议，郑亚光系郑亚明哥哥，是法定的利害关系人，郑亚光的证明是避重就轻的，隐瞒了真实情况，郑亚光的证据依事实依法都不能作为被告所谓不予处罚的证据，被告将此作为案件事实证据行为违法；对证据6有异议，刘某和高文喜不是夫妻关系，公安机关应调查夫妻关系是否属实，因公安机关没调查刘某和高文喜关系却对该证据认定涉嫌伪证，证明问题本身就证明公安机关没有详细调查该案始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程序问题，如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公安机关程序上存在问题，对行政处罚程序不严肃且作出所谓的不予处罚决定书；对证据7有异议，真实性有异议，证据是刘某到派出所反映情况而派出所笔录却是主动询问，关系存在颠倒，属于不规范的询问笔录，派出所的询问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不是事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明公安机关在处理行政案件不严肃，程序有瑕疵；对证据8关于对刘某5月23日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刘某本身并没有说郑亚明没有打高文喜，而公安局认定刘某其证据有伪证之嫌，请公安机关出示，能证明刘某伪证的法律规定及规章，我方没有看到提供本案法律规定及规章规定的证明，仅凭武断扼杀了案件事实，其武断不符合公安机关调查去伪存真，客观、全面、真实的程序要求；对证据9有异议，未成年人询问笔录应当有监护人在场，公安机关明知是未成年人却在无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作了询问笔录，是违法操作的，因此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于浩博是郑亚明的学生，是利害关系人，也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于浩博的笔录在出事的第二天做的，其笔录与郑亚明的笔录非常近似，有恶意串通之嫌，不能作为所谓不予处罚的依据。反过来证明，这样的笔录公安机关却采某，其所谓不予处罚决定书，根本不能发生效力，严重程序违法；对证据10有异议，该学生是未成年人，第二次询问仍然没有监护人到场，继续违法询问，该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1有异议，同于浩博质证意见，高冠哲陈述的内容“没有打”“没有受伤”与高文喜的住院诊断截然相悖，显示是伪证。唐丽明的签字只签了他本人的名字，没有签时间，因此该老师的签字是什么时间签的，能否证明当时在场，公安机关应提供录像佐证，否则公安机关涉嫌出具伪证；对证据12有异议，同2018年5月8日对高冠哲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相同，公安机关认为不影响案件事实，更典型的证明明知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却要以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至极；对证据13、14同于浩博的质证意见相同，及高冠哲补充质证意见相同。对被告证明问题也与上两个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15有异议，张某把中间的时间都空下了，中间时间张某没有说清，因为我方今天让张某出庭作证，可通过现场原被告的质证询问来证明整个案件事实；对证据16有异议，对未成人法定代理人到场通知书3份有异议，这3份到场通知书从书面记载是2018年5月8日，仅从记载就可以证明2018年5月23日没有通知书，而公安机关的未成年询问笔录却有监护人的签字，显然公安机关在违法造假，请提供5月28日的对未成人法定代理人到场通知书，以此反过来证明公安机关造假已成事实，程序违法有据可查。三未成年人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5月7日案件事实的证据，无法排除非法取证的内容。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异议，依照法律规定不予处罚决定由两项内容，一是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及时纠正的，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从轻减轻处罚，才能做出不予行政处罚而本案事实根据公安机关陈述认定郑亚明打高文喜事实不成立，既然不成立就不能做出不予行政处罚，应该做出不立案通知书，显然程序违法。二是不予处罚决定书，是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不予处罚，本案是成年人违法行为，为何能适用未成年的不予处罚程序，显然又是一个低级错误，公安机关没有看出不予处罚决定书的问题，所以如果本案违法事实不成立，依照行政处罚法38条规定，是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看出，不予处罚决定书严重违法，必须撤销，两级公安机关还执意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明了公安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的不严肃、不规范、不公正。所谓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直接证明了公安机关适用的是未成年的程序，该案程序违法已是事实，撤销依法有据，认定郑亚明殴打高文喜事实成立，因三学生及郑亚明的证词有恶意串通之嫌，三学生的证词公安机关已经违法，是伪造的，如果排除这些证据，高文喜殴打事实、刘某的报案真实、客观能够形成证据链条，两级公安机关采取违法方法处理涉嫌袒护、包庇违法人员，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第55条对有关领导及直接责任人予以处分。受案回执不是立案后就给高文喜的，是通过高文喜反复到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是在不作为的基础上，被受害人的要求勉强于5月29日出具，涉嫌程序违法；对证据17有异议，这份材料是西郊派出所所长牟文玉让我写的，是因为我多次向他们要三份法律文书，他们不给，给我后抢过去撕了，所以我才写的这份材料，共写了两份，也给张弃疾一份。原告对被告白城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因为证据本身只是表象，表象背后是法律依据，而公安局仅出示表象文书，就证明程序合法，于法无据。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因穷尽调查无法证明郑亚明有殴打高文喜的行为，所以无法证明高文喜的伤是郑亚明所致；对证据2有异议，出具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白城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对证据3有异议，不能直接证明，郑亚明殴打的事实；对证据4有异议，证人证言不实；对证据5有异议，证人并未看见殴打过程。对证据6有异议，通过我方了解之所以当时报警人是高文喜，是在给高文喜第一次取笔录时高文喜自述的；对证据7有异议，殴打事实不能成立的情况，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有异议殴打事实不能成立的情况，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告白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供证据2无异议；证据6有异议，报警人公安在接警过程中，接到的证人或路人打的电话，但是他们不能作为报案人，我们接到报警后，了解情况，受害人是谁后取的受害人材料；其他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质证意见同二被告，其他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8年5月7日20时许，高文喜报案称自己家中院里因为琐事与郑亚明发生争吵，后被郑亚明打伤，高文喜受伤住院，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往现场，在到达现场后，报案人高文喜已经被120送往医院，之后民警将其他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调查不能认定郑亚明的违法事实成立。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责令郑亚明的监护人严加管教。高文喜不服，向白城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被告白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白公复决字[2018]1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经开公（西）不罚决字[201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告高文喜对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在处理原告与第三人纠纷时，对在场人员调查取证后，不能认定第三人违法事实存在，故其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白城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文喜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文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跃春 人民陪审员  黄宝权 人民陪审员  宋 洋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马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