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4民再2号监督机关：大关县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陈春，女，生于1974年2月6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大关县，现住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宗林，云南滇东北（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正权，男，生于1989年12月22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大关县。被申诉人（原审被告）：袁永波，男，生于1974年9月15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住大关县。申诉人陈春因与被申诉人王正权、袁永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关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6日作出的（2015）大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裁定驳回陈春的再审申请，陈春不服，向大关县人民检察院申诉，大关县人民检察院以大检民（行）监（2018）53062400006号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云0624民监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因陈春不服本院再审（2018）云0624民再6号民事判决上诉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6民终3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云0624民再6号民事判决，发回我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陈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宗林、被申诉人王正权、袁永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关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大关县人民法院在审理王正权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存在下列问题：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原审法院一是在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当事人未参加诉讼的情形下，当事人陈春也未在借条上签名，对借款一事也不知道，事后也未追认借款这一事实，仅凭一张借条就认定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明显是缺乏证据证明的；二是债权人未能证明陈春知道袁永波在外借款一事和袁永波所借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共同开支上，原审法院因双方借款发生在袁永波、陈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而认定袁永波向外所借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明显错误；三是原审诉讼期间，债权人均亦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借款给袁永波时是因袁永波告知其在做工程，袁永波能给其高额利息，双方才签订了借款协议，袁永波在本院对其调查核实时所作的陈述也与各方债权人陈述的一致，申请人陈春的陈述和证人罗虹、陈洪、袁永红、袁永波、袁兴一、袁应国的证实及陈春、陈洪提交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交易流水，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证明了陈春离婚前后几年的收入及家庭生活开支无需袁永波向贷款人借款用于家庭共同开支，而原审法院认定的袁永波76万元的借款在已经明显超出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开支的情形下，还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基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错误适用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判决本案，而导致判决错误。二、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将“郭贤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王正权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王正香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郭衍明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均以郭贤为原告和以郭贤为代理人。公告开庭时间和传票上记载的开庭时间均为“2016年3月11日上午9时0分”，法庭审理笔录记载的时间却分别为“2016年3月11日上午9时0分，2016年3月11日下午4时0分，上午10时0分，下午3时0分”，案件的合议庭成员为张月芬、卿松、李荣敏，书记员为胡盼；吴兴洪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公告开庭时间和传票上记载的开庭时间也为“2016年3月11日上午9时0分”，合议庭成员为张月芬、卿松、陈利波，书记员为胡盼；五件案件的开庭时间均为“2016年3月11日上午9时0分”，合议庭成员均是张月芬、卿松，只是变换了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均是胡盼；经向人民陪审员和到庭的所谓王正香的代理人郭贤及郭贤与袁永波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的证人调查核实，原审法院未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将本应分别审理的五起案件在当天上午合并审理四件，且郭贤与袁永波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的证人和人民陪审员均证实未曾见到对方出现在庭审现场，而庭审笔录上却均有其签名，人民陪审员李荣敏也证实其签名是过后几天法院通知了才补签的。三、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原审法院在本案中采用公告送达违反有关送达的法律规定，是审判程序违法行为。该行为导致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权利未得到保障，认定袁永波向王正权所借的5万元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申请人陈春应当参加诉讼而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本案诉讼。本案中，法院应当将开庭传票送达有明确地址的当事人或者与其居住的成年家属，但本案承办人员既未向有明确住址的当事人或其成年家属送达开庭传票，也未邮寄送达或到基层居委会张贴，导致本案缺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第八十八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本案中，原审法院查明当事人陈春、袁永波并非下落不明，而且有当事人提供的明确地址。但原审法院卷宗显示，在诉讼过程中，案件承办法官未到当事人提交的陈春、袁永波的户籍地和身份证地址及现居住地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也未向当事人提交的陈春、袁永波的户籍地和身份证地址及现居住所在地的基层组织调查核实陈春、袁永波的居住情况、去向，更未张贴相关诉讼法律文书和向其邮寄有关诉讼法律文书，仅向当事人郭贤和袁永波父亲询问后直接公告开庭审判，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上述人民法院关于送达的有关规定，损害了当事人陈春、袁永波依法参加诉讼的权利。本案中，陈春既不是借款合同的实际当事人，也没有在袁永波的借款上受益，并且连起码的到庭参加诉讼，参与举证质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和行使的条件下，仅仅因在借款发生时与袁永波是夫妻关系，原审法院就要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这有悖合同的相对性和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况且，在审判程序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作出的实体判决也是无法实现公平公正的。故大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正权与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存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法院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问题，建议你院依法再审。申诉人陈春称，1.请求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2015）大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被告袁永波、陈春共同偿还原告王正权借款本金5万元”的判决；2.请求依法判决驳回被申诉人王正权要求申诉人陈春与被申诉人袁永波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06年10月，申诉人陈春到昆明务工，居住于昆明市官渡区，2006年10月18日在昆明市官渡区昆明市居住证，固定居住于此至今。2010年8月，陈春与被申诉人袁永波因感情不和分居，双方断绝了任何联系，陈春与袁永波生育的子女袁兴奇、袁兴一由陈春抚养，袁永波未支付抚养教育费用。2015年4月29日，陈春与袁永波在大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双方确认共同债务为2010年向大关县玉碗镇信用社贷款5万元，无其他共同债务。2017年7月，大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在昆明找到陈春，告知大关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具体内容后，得知陈春因袁永波向被申诉人王正权借款受到牵连。2017年7月6日，陈春到大关县人民法院领取了该判决书，根据判决书记载，本案所涉借款是袁永波于2014年11月25日向王正权所借。借款时，陈春与袁永波已分居生活，双方没有经济往来，该借款不是陈春与袁永波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所负债务，根据借款时间和借款数额，此借款也不可能是双方共同生活所需，陈春有固定职业，也不存在与袁永波共同经营项目，双方在离婚时已经明确双方的共同债务为大关县玉碗镇信用社贷款5万元。因此，人民法院认定袁永波向王正权借款5万元系陈春与袁永波的共同债务，判决陈春与袁永波共同偿还，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同时，陈春并非下落不明，2006年到昆明务工就居住于昆明市官渡区，原审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以直接送达或者邮寄送达的方式向陈春送达有关诉讼文书，而采用公告送达违反法律规定，系程序违法，因程序违法，直接导致了陈春未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提出申诉，请求支持前述申诉请求。被申诉人王正权辩称，袁永波与陈春是夫妻关系，陈春从2006年至2010年都是没有工作的，他们的孩子读私立学校开支比较大，还购买了房屋，请求维持原判决。被申诉人袁永波辩称，陈春说的都是事实，借款我自己都用来做生意，我当时在搞农网改造，我借的钱都是瞒着陈春和老人的。2009年我就和陈春因为经济原因吵闹，2010年我和她就没有什么联系了，陈春知道我在大关做生意，她在昆明带小孩，但我到昆明也不住在一起，我和她的债务只有她帮我在信用社贷款5万元，其他的借款和陈春没有关系，我自己借来的钱都是用在工程、买车和请人吃喝上了，对于原审中的债务我会继续履行。王正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袁永波和陈春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本院原审认定事实：王正权经郭贤介绍，同意将自己5万元经郭贤转交，于2014年11月25日借给袁永波，袁永波出具借条，并约定月利息为3%。诉讼中，王正权请求袁永波与陈春偿还借款本金。2015年4月29日，陈春与袁永波在大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本院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正权与袁永波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王正权已经举证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及向袁永波履行借款义务，袁永波应当按照约定偿还借款。袁永波与陈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为1996年10月20日至2015年4月29日，涉案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原审判决：陈春与袁永波共同偿还王正权借款本金5万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申请人陈春提供的第1、2组证据，证明陈春的主体资格及陈春办理的居住证记载时间为2006年10月18日至2009年10月18日、2012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0日、2015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4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证明陈春与袁永波于2015年4月29日在大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公证书、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预收款凭据及商品房购销合同，证明陈春于2016年4月21日在春城慧谷小区二期购买一套91.96平方米的住房，合同总金额为560036.00元，首付140036.00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贷款42万元的事实，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第5组证据，证明陈春于2011年5月、6月、7月入住云南省肿瘤医院治疗，共产生医疗费47728.38元，除医疗保险报销外，个人支付医疗费23990.82元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6组证据，陈洪银行明细清单（工行、民生银行）和陈春银行明细清单（工行、民生银行）内记载的转账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陈洪向陈春支付的是工资的事实，若属于工资，还需有工资名册等证据予以佐证；第7组证据，即原告张燕诉被告袁永波、陈春民间借贷纠纷案庭审笔录，笔录中陈洪证实“…关于是否给抚养费我知道。我妹子的经济来源是足以支持自己的开销。”袁永波陈述“…关于大孩子（袁兴奇）和陈春我都没有管，…”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第8组证据，陈洪证实：“…我以前是在云南省药材公司工作，我在那里有一套房子一直都是给我妹子陈春和她的儿子居住。陈春和袁永波是在2006年到昆明的，当时是我出了6万元给袁永波跑出租，陈春就跟着我做事，在2010年前是1800元底薪加提成，她们有不低于3000元的收入，2013年前是2000元还是2500元的底薪加绩效构成，她的也是不低于5000元／月。2013年以后她的收入在7000元至15000元左右／月，而且10000元左右／月的时候居多。除了拿现金支付她工资的时候，我还通过银行转账打给她，也就是之前提交的流水账单。从上面可以看出她们为我做事时我发给她们的部分工资和她们的每月收入情况，也可以看出袁永波从来没有打过钱给我的银行账户。2010年以后他是没有承担家庭义务的，联系都很少，2010年以后他家主要支出是袁兴奇、袁兴一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一般一年在30000元左右。2008年还是2009年袁永波就下大关去了，当时他说与他姐袁永君要在大关做工程。…”袁永红证实：“…我是袁永波的姐姐，他们夫妻关系不睦，没有经济往来，后来他们两人离婚了。2009年来大关后我兄弟没有拿过钱给陈春她们用，都是我父亲用他的工资资助的，大约有一万多元。做工程这件事他只是给我说做农网改造工程，是否赚钱我不清楚，我还听他说在煤炭山做了两年的工程。陈春不应该和袁永波共同偿还，因为陈春不知道这些事情，袁永波也没有拿过钱回家用。136××××****这个号码，陈春一直没有换过。…”罗虹证实：“…我的母亲与陈春是姊妹关系。听他姐姐袁永红讲，他2009年从昆明回来后做农网改造工程，听我小姨陈春说袁永波从来没有带钱回家使用，这个钱袁永波没有用于他们的家庭开支。…”袁永波陈述：“…胡德芬是我听别人说他在放高利，联系后我给她讲我在大关做农网改造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她就借了钱给我。郭贤、郭衍明、王正香、王正权、吴兴洪这五人的借款我是实际收到了的。胡德芬的借条上写的32万元，我记得有20万左右的本金，2015年5月4日的2万元和2015年正月25日的35000元是实际收到了的，2015年正月初四这张265000元的借条是我在大关休闲广场的农行营业厅里打的，是把之前借的她的本金和按借条上所写明的利息计算后加在一起形成的，之前的借条我当着她的面撕了，所以说这张265000元的借条我也不知道本金和利息是多少。借的钱用在大关的农网改造上，人际应酬和工地开支方面用了部分。借的钱我没有用于家庭开支和子女教育支出，最多就是给他们几百元的零花钱，次数也不多，他们的读书生活费用主要还是陈春，当时陈春给她哥哥陈洪做事，陈洪开她的工资还是高的。这些确实是我和陈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但他们也确实不知情。我2010年到大关做农网改造工程，做工程后才向吴兴洪借的这10万元，当时工程还没正式做，我将这10万元拿来拉关系用了，我没向陈春讲过借钱的事。我们夫妻关系紧张和破裂是发生在我到大关做工程的2010年，之后我没怎么管孩子。陈春不知道我借款做工程这事，在离婚协议上写明也没意思（用处）。如果与我合伙做农网改造的合伙人王水利不到昭通将工程钱结算拿起跑，我认为在做工程这件事上不会亏的。工程是2014年3月就完了的…”陈春陈述（笔录中联系方式：136××××****）：“袁永波向吴兴洪、王正香、王正权、郭衍明、郭贤、胡德芬的借款大部分是在2017年7月法院的执行人员执行我时才知道的，只有吴兴洪这笔，我2012年在他那里修车时他给我们闲谈时讲过。主要是他不顾家，对家庭不负责任，2006年以前我们关系就不好了的，最开始想到子女小就一直拖到2015年。2006年我就为哥陈洪做事，直到上个月才没有做（询问时间是2018年5月3日），工资在2010年前由2000元左右的底薪加提成，大约有3000元／月，2013年前由2500元至3000元的底薪加提成，大约有5000元／月，2013年至今的月收入在8000元至15000元左右，8000、9000至10000元的时候多些，一般是通过银行转账，拿现金的时候总的加起来有10万元左右。哥哥陈洪给的报酬一共有33万左右。袁兴奇初中毕业后就读安宁的技校，每年学费8000元，读了五年，袁兴一读初中时每年学费9600元，是由他爷爷支付的，每月就是1000多元开支就够了。袁兴奇到技校的第一年学费是袁永波出的，大约是在2013年左右，后来就一直是我负担的，袁兴一的是我首付购房款后，由他爷爷付的，所以我的收入是够家庭开支的。我到昆明后一直居住在我哥陈洪在省药材公司的房子里，从来没离开过。他当时是和袁永君在昆明做绿化工程，后来他就和袁永君一起下大关去，说是做农网改造工程。他没有给我讲过借钱做工程的事，离婚时他也没讲，我都是离婚后听他姐姐讲的，他借钱做工程亏了。我在离婚之前是听说他在外面借钱做工程，但具体情况我是不清楚的，我和他基本没有来往。他借的钱的情况我不清楚，借钱给他的这些人我也不认识，借钱时我不在场，借条上面也没有我签字。袁永波也没拿给我们家庭用，这个借款不能由我承担，我离婚后在春城慧谷小区二期的首付款购的房也是我未取得共同财产的情况下购买的，法院也不该查封。…”袁应国证实：“袁永波是我儿子，陈春是我儿媳妇，他们是2015年离婚的。我们2007年到昆明帮他们带人，当时袁永波在上面跑出租车到2009年，我二哥家侄女袁永君给袁永波说到大关县电力公司搞农网改造工程。那些年他与陈春的关系很不好，陈春更不知道他借款这个情况，也不用说拿他在外面找的钱在家里面用了。我认为法院判决让陈春与袁永波共同偿还债务，对陈春来说是天大的冤枉。这些年我也只是给过他们一些生活费，没有给过几万这种数额较大的钱款。陈春是通过这些年的积蓄在昆明首付了14万元购房款。…”袁兴一证实：“…每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大约需要1万元左右，以前是我妈妈给的，现在我妈妈支付了购房首付款就是我爷爷给的了。学费和生活费这些钱他没给过，只是拿过一些零花钱，有拿50元和80元的，大约有四五次。我小时候他们就爱吵闹，2015年左右他们就没有联系了。在我转学到大关读书的2016年还是2017年，我听我亲戚讲，他在外面借得有钱，他们还说是借来拿给我和哥哥买房子。…”王生杨证实：“…他们两人的夫妻关系一直都不好，夫妻关系名存实亡。袁永波给我们讲，也只是为了娃娃生活学习的事才会偶尔沟通一下，其他的时候也没怎么联系。…”吴兴洪陈述：“…2012年7月25日，袁永波因投资煤矿需要资金，便向我借款10万元。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所借款10万元用于家庭开支或者家庭投资，听袁永波说他要回家看娃娃媳妇，一说到喊他还钱，他说他要给学生开学费。在陈春申请法院再审期间，我们申请法院调取了袁永波与陈春之间的银行流水往来显示，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3月15日袁永波都向陈春的账户打入几千不等的多笔资金往来。…”王正香陈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所借3万元用于家庭开支或者家庭投资。…”上述证人和当事人的陈述，证明陈春于2006年在昆明务工、居住、生活，袁永波于2009年从昆明回大关做工程，及吴兴洪和王正香陈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家庭开支或者家庭投资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9组证据的客观性和来源的合法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被申请人王正权提供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袁永波向王正权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即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历史数据查询报告，记载袁永波于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4月7日期间向陈春账户转入最低200元和最高7600元不等的资金，合计21400元，能证明陈春与袁永波之间有经济往来的事实，本院确认有证明力，予以采信。关于交易明细清单中户名为陈春，账号为62×××13，分别于2009年10月13日转存3000元、2010年11月8日转存1000元、2010年12月2日转存1000元、2011年1月2日转存2000元、2012年2月16日转存2000元、2013年3月27日转存1000元、2014年5月20日转存500元，合计10500元；账号为62×××18,2009年3月20日转存68940元、2009年3月30日转存50000元、2009年4月13日转存50000元、2009年6月2日转存100000元、2009年6月5日转存100000元、2009年6月10日转存100000元、2011年12月13日转存100000元、2012年2月7日转存100000元，合计668940元；账号为62×××18,于2012年8月17日转存6000元、2012年9月29日转存500元、2013年3月27日转存1000元、2013年8月25日转存7600元、2014年2月28日转存160元、2014年5月20日转存1200元、2014年6月8日转存200元、2014年10月3日转存500元、2014年10月10日转存700元、2014年11月8日转存400元、2014年12月7日转存6000元、2015年3月15日转存1200元、2015年4月7日转存1500元，合计26960元。上述账号为62×××13、62×××18共计金额为37460元，转存金额有的发生在借款期间，但转存的对方账号、户名是谁，仅就收集在卷的证据不能予以证明；账号为62×××18转存的金额均发生在涉案借款之前。因此，上述三个账号发生的转存金额，不能确认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申诉人袁永波未提交证据。综上，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如下：王正权经郭贤介绍，同意将自己5万元经郭贤转交，于2014年11月25日借给袁永波，袁永波出具借条，并约定月利息为3%。诉讼中，王正权请求袁永波与陈春偿还借款本金。2015年4月29日，陈春与袁永波在大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对原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2015年5月26日，王正权向本院起诉，诉讼中，王正权书面申请追加陈春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提供了陈春的住址为昆明市，联系电话为136××******。2015年10月20日本院询问郭贤（系原审原告王正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笔录中，询问人告知：“…申请追加袁永波的前妻陈春为被告，按照你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去昆明送达开庭材料，但你们提供的陈春住所已经出租给他人居住，承租人称该住房系向药材公司租住，不知陈春的联系方式。提供的陈春在昆明市麓康顺酒店做工，我们也前往查找，康顺酒店服务员告知陈春已经离职两个月了。”王正权要求公告送达，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向袁永波、陈春公告送达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书。2009年，袁永波从昆明回大关后从事农网改造工程。袁永波向王正权借款时陈春不知情，后陈春对袁永波借款做工程已知情。2015年4月29日，陈春与袁永波在大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上所涉债务为2010年共同在大关县玉碗镇信用社贷款5万元，由袁永波承担。袁永波与陈春长子袁兴奇2011年至2016年在昆明安宁读五年制大专。袁永波于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4月7日期间向陈春账户转入最低200元和最高7600元不等的资金，合计21400元。户名为陈春，账号为62×××13，于2009年10月13日至2014年5月20日转存金额合计10500元；账号为62×××18,于2012年8月17日至2015年4月7日转存金额合计26960元。同时查明，2016年4月20日至21日通过尾号为7301账号分别转入陈春尾号为0723的卡号181145元。2014年2月21日至2016年3月1日期间，通过尾号为7301、7580账号分别转入陈春尾号为0723的卡号共发生18笔交易，其中2014年7月16日交易金额6500元、2015年5月11日交易金额6454元、2015年6月24日交易金额4100元、2015年11月9日交易金额3000元。再查明，袁永波向吴兴洪借款10万元系2012年7月25日；向郭贤借款15万元系2014年7月3日、借款2万元系2015年1月19日、借款5万元系2015年2月9日；向胡德芬借款265000元系2015年正月初4日、35000元借款系2015年正月25日、2万元借款系2015年5月4日；向郭衍明借款6万元系2014年11月25日；向王正香借款3万元系2015年1月19日。合计涉案借款金额78万元。又查明，陈春在昆明的居住证登记时间为2006年10月18日至2009年10月18日、2012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0日、2015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4日。2016年4月21日，陈春在春城慧谷小区二期购买一套91.96平方米的住房，合同总金额为560036.00元，首付140036.00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贷款42万元。本院再审认为，归纳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是否属于陈春与袁永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袁永波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故在审核陈春、王正权提交的证据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本案的借款发生在陈春与袁永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陈春与袁永波任何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的债务，原则上应当由陈春与袁永波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本案中，陈春既没有提供证明王正权与袁永波明确约定案涉借款为袁永波的个人债务的证据，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的情形，故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陈春与袁永波的夫妻共同债务。再审申请人陈春提出的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是《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该解释的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其中法释〔2018〕2号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本案判决日期是2016年5月6日，本案发生和判决时该解释并未施行。原审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出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也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被申请人申请调取的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历史数据查询报告载明，袁永波确于2013年8月25日至2015年4月7日期间向陈春账户转入资金21400元的事实，与陈春陈述“家庭没有得到袁永波的钱用过”的事实不符。同时，陈春还陈述“2013年至今的月收入在8000元至15000元左右，8000、9000至10000元的时候多些，就2013年至2017年陈洪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共计给付报酬大概33万元左右。”就以其陈述的月收入中最低8000元计算，从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间，其收入共计也是48万余元。另外，陈春提供的银行明细清单记载2016年4月20日和21日陈洪通过工行转款给其账户共计181145元，其称系工资、奖金和提成，也与常理不符。因为该时间往后至2014年2月21日发生的18笔交易，陈春称也属于工资、奖金和提成，若是工资、奖金和提成那也说明逐月进行了支付，不存在累计支付的情形。按上述陈春陈述进行计算，其在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间的工资、奖金和提成累计达到66万余元，因此，陈春的陈述自相矛盾，疑点颇多，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袁永波于2010年8月起断绝联系的申诉主张。相反，被申请人申请调取的农行历史数据查询报告显示双方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不排除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袁永波和陈春共同偿还。另外，原审在向陈春送达时未留存不能直接送达的痕迹资料而采用公告送达，在程序上有明显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袁永波与王正权恶意串通损害陈春利益等结果明显不公的情形，判决结果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精神，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大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原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申诉人陈春、被申诉人袁永波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刘 健人民陪审员  许万琴人民陪审员  蔡明勇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唐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