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2559号原告：高庙根，男，汉族，1950年9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徐辉，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孙友涛，男，汉族，1959年9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孙星星，男，汉族，1983年10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系孙友涛之子。被告：陶玉章，男，汉族，1966年12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代理人：李华，江苏省启东市鹤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杨永康，江苏省启东市久隆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高庙根为与被告孙友涛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19年9月12日，本院组织原告与被告孙友涛进行证据交换。同日，原告申请追加陶玉章为被告，本院予以准许。2019年10月11日，本院组织原告与被告陶玉章进行证据交换。2019年10月21日，本院裁定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2019年12月18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徐辉、被告孙友涛、被告陶玉章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永康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8月起，原告受雇在“苏启渔03159”渔船上从事海上渔业生产。2017年12月12日，原告在渔船进港抛缆绳时从高处摔落受伤，后被送入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原告因意外事故致L1椎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粉碎性骨折，构成XXX伤残。原告认为，其系“苏启渔03159”渔船上雇员，被告孙友涛和被告陶玉章分别为该船的所有人和经营人,应当对原告在该船上发生的人身损害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一、两被告赔偿原告人身损害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22349.4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包括医疗费2869.41元、营养费2400元(20元/日*120日)、误工费36000元(200元/日*180日)、护理费12000元(100元/日*120日)、交通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61360元(47200元*10%*(20-7)、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220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被告孙友涛辩称：2017年被告孙友涛将“苏启渔03159”渔船出租给被告陶玉章使用经营，被告孙友涛不应对该船上人身损害事故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孙友涛对原告是否受被告陶玉章雇佣、是否系在船工作期间受伤均不清楚。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孙友涛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陶玉章辩称：一、原告受伤并非发生在“苏启渔03159”渔船上，被告陶玉章不应对原告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有关损失的主张缺乏依据，原告受伤后治疗相关材料中人员、年龄不一致，诊断证明并非由门诊医生出具，原告已超过60周岁不应再主张误工费，司法鉴定未依据鉴定当时的材料且不完整，伤残赔偿金应依照江苏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三、涉案事故发生时，被告陶玉章向被告孙友涛承租了“苏启渔03159”渔船，该船的生产经营由被告陶玉章负责，与被告孙友涛无关。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两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2018年7月25日和7月27日原告之子高军华(高)与被告陶玉章(陶)间的电话录音，以证明被告陶玉章确认了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1)7月25日电话录音记录。高：“我父亲的事情，去年12月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陶：“我已跟他说过，他要很多，要八万九万，你只有通过法律程序，我也没有办法。”高：“我知道的，我前段时间在外地才回家，这事已经大半年了，我们能不能谈谈？”陶：“谈谈，我这几天要开船了。谈吧，那天也谈不拢。”高：“谈不拢我也晓得的……乱开价的事情我也不做的，我父亲现在情况是走也不能走。”……陶：“港监里就是说，就是一万。”高：“假如达到伤残的话不止一万的呀，凭良心说……”陶：“我和你父亲也说，你不相信的话，国家判到多少就多少，对不对？”高：“事情还是12月份的事情，我等你电话，你也一直没有电话。你哪怕跑跑也可以的。”陶：“我晓得，我叫他问问律师，能赔到多少钱。”……高：“你今天能不能抽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谈谈？”陶：“我现在，让我想想。要到明天、后天才有空。”(2)7月27日电话录音记录。高：“后来你们有没有商量过在你船上跌伤的事故？”陶：“噢。”高：“你们不是说两万五千元吗？能不能加一点？”陶：“噢，我们再商量、商量噢。”……高：“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腰椎跌到粉碎性骨折也蛮痛苦。”陶：“晓得，晓得。我们再商议商议。我现在有点事情噢。”2、原告委托代理人与“苏启渔03159”渔船船员李某某、周某某的谈话笔录，以证明原告受雇在该船上工作及在船工作期间受伤的事实。李某某在2019年3月28日的谈话笔录中称：(1)“我和高庙根在2017年12月份在同一船上‘苏启渔03159’渔船一起劳动。2017年12月12日上午八点多钟‘苏启渔03159’靠码头去冲冰，高庙根在船头抛缆绳，这时船舶突然撞了一下码头，高庙根摔下了船头，摔在码头上。后来，船上的‘进昌’送高庙根到医院。”(2)“如果法院需要我出庭作证，我愿意出庭作证。”周某某在2019年6月5日的谈话笔录中称：(1)“我与高庙根不在一条船上工作的，我是在另一只船上的。这天(2017年12月12日)，我们一起在至诚冷库码头冲冰，高庙根这只船靠近码头后，高庙根将缆绳抛给我将缆绳固定。这时缆绳抛下后，船冲向码头边，将高庙根抛下，摔伤”；(2)高庙根所在的船是“苏启渔03159”渔船；(3)高庙根受伤后，“进昌”送高庙根到医院。3、病历、医疗费收据、诊断报告单，以证明原告受伤后治疗发生医疗费2869.41元。4、2018年7月27日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证明原告人身损害构成XXX伤残。5、鉴定费收据和发票，以证明原告因伤残鉴定产生鉴定费1220元。6、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以证明医院要求原告休息四个月，原告主张120日的营养期、180日的误工期、120日的护理期是合理的。7、证人彭某某的证言，以证明原告在2017年12月受伤卧床在家的情况。彭某某述称，2017年12月某日到原告家时见原告卧床，原告当时称三四日前在渔船进港抛缆绳时受伤。8、手机录像，以证明证据2中李某某谈话笔录是真实的，李某某未出庭作证系因被告陶玉章对其施加压力。该手机录像反映的是2019年12月17日在原告之子高军华的车上，李某某与原告委托代理人徐辉、原告之子高军华谈话的情况。被告孙友涛对证据1-5的真实性均不能确认，称当时“苏启渔03159”渔船出租给被告陶玉章经营，即使原告确实在船上受伤也应由被告陶玉章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6-8均没有意见。被告陶玉章质证认为，证据1确系被告陶玉章与原告之子高军华间的通话，录音内容与原告整理的书面材料一致，但认为证据1来源不合法，系私自录音，原告之子高军华试图诱导被告陶玉章承认相关事实，但录音中并未明确提及，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原告受伤的原因不明，原告若是在船上受伤，被告陶玉章本可通过保险进行理赔，原告直至2018年7月才向被告陶玉章要求赔偿，此时被告陶玉章已无法通过保险获得理赔款；证据2证人李某某未出庭接受询问，证人周某某出具情况说明否认了之前的证言，因而不能证明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对证据3中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病历中没有原告粉碎性骨折的记载，发票和诊断报告单上记载的年龄不一致，有其他人员的医药费，对原告就诊治疗的真实性存疑；证据4由原告单方委托制作，鉴定材料不完整，关于粉碎性骨折的记载缺乏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出具该证明的医生倪海东是住院医师而非门诊医师，故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原告当天仅在医院配了点药，无需休息、护理；证据7不能证明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确认证据8中谈话人包括李某某，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一直在诱导李某某，李某某也没有确认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被告孙友涛未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陶玉章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及被告孙友涛的质证意见如下：1、证人周某某的情况说明及证言，以证明原告证据2中周某某所述内容不实，周某某未看到原告受伤的情况。周某某在情况说明中称，其2019年6月5日的谈话笔录内容不是事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了不实之证，当时其本人不在场，没有看到原告摔伤的过程；其对法院工作人员所作的陈述也不是事实，所述内容都是原告教他说的。周某某到庭述称，(1)2017年周某某在被告陶玉章经营的另一条船舶“苏启渔03179”渔船上打工，周某某与原告相识，两家住址相距三、四华里；(2)2019年夏天，原告找到周某某，称被被告陶玉章拖欠工资，要求周某某为其在船摔伤的情况作证，并承诺胜诉后支付周某某3000元，周某某于2019年6月5日到吕四港镇在法律服务所作了笔录并到上海海事法院吕四巡回审判点向法院工作人员作了相同的陈述，陈述的内容是原告安排的，实际上2017年12月12日周某某还在海上作业,并未看到原告受伤的过程，2017年12月底到港后听说了原告摔伤的事情，但对具体情况不了解；(3)周某某作证后十多天，原告送了1000元到周某某家；(4)周某某碰到被告陶玉章后了解到原告的工资已结清，便不再同意为原告作证，被告陶玉章的委托代理人李华要求周某某写一份情况说明；(5)原告知晓情况说明后在2019年9月开渔前到周某某家，周某某向原告返还了1000元；(6)周某某不识字。2、证人唐某某的证言，以证明原告并非在抛缆绳时受伤。唐某某到庭述称，(1)2017年唐某某在被告陶玉章经营的“苏启渔03159”渔船上打工，原告、李某某、“进昌”也在该船上打工，唐某某与船上其他船员住得都不近；(2)2017年12月12日“苏启渔03159”渔船进港，船舶进港由唐某某和黄某某(绰号“老五”)抛缆绳，不清楚原告在做什么，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3)唐某某在12月12日当天从船上其他人那里听说了原告受伤的情况。3、证人黄某某的证言，以证明原告并非在抛缆绳时受伤。黄某某到庭述称，(1)黄某某近五六年一直在被告陶玉章经营的“苏启渔03159”渔船上打工，2017年原告、李某某、“进昌”也在该船上打工；(2)2017年12月12日早上八九点钟“苏启渔03159”渔船进老港，由唐某某和黄某某抛缆绳，没有发生事故，系好缆绳后唐某某和黄某某到船上拿好个人物品就一起回家了,黄某某当天8点左右在船上睡觉的地方最后一次见到原告;(3)12月13日黄某某到码头后没有看到原告，后来听说原告摔伤了。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周某某的情况说明与证言是虚假的，所谓知晓被告陶玉章未拖欠工资即推翻之前证言不合常理，原告向周某某支付的1000元系补偿其因作证造成的误工损失而非用于收买其作伪证；证据2唐某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在船受伤的事实；证据3黄某某有关12月12日8点左右见到原告的陈述与原告病历中8点40分就诊的记载冲突，黄某某的部分证言不实。被告孙友涛对证据1-3均没有意见。本院认证认为，本案首要及核心争议点在于原告是否在“苏启渔03159”渔船上受伤。本案事故发生场所没有监控或录像，原告也未在事故发生后报警或以其他方式固定相关事实，本案缺乏认定上述争议事实的最直接证据。本院根据原、被告各方在事后搜集的证据材料综合认定。原告证据1、2、7、8系用于证明原告在船受伤的证据，被告陶玉章证据1-3均系用于反驳原告在船受伤的证据。被告陶玉章确认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及文字整理记录与录音的一致性，该电话录音虽单方录制形成，但录音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陶玉章在此情形下所作的陈述通常符合实际。原告证据1中，通话双方就解决原告“2017年12月份船上跌伤事故”的赔偿问题进行了沟通，被告陶玉章确认其与原告在事故发生后的大半年内有过协商，向“港监”了解过该事故合理的赔偿金额，且知晓原告受伤情况为“腰椎跌到粉碎性骨折”。被告陶玉章在本案诉前调解和审理过程中陆续提出，原告未受其雇佣在船工作、原告不是在船期间受伤而是在下船回家途中或家中受伤、其在2018年7月原告之子高军华与其通话时才知晓原告受伤的情况、原告受伤未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原告受伤后未及时告知致使被告陶玉章无法通过保险进行赔付等，试图否认其在证据1中的陈述，但均未说明正当理由或提供有效证据，本院对被告陶玉章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被告陶玉章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的上述行为有违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李某某、周某某、唐某某、黄某某均受雇于被告陶玉章，均与被告陶玉章有利害关系。本院认为，通常而言，证人与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不利于提举该证据一方的证言可信度较高。证人李某某未出庭作证，原告证据8用以证明李某某不出庭的原因，真实性可予确认，李某某在原告证据8中所述未出庭的理由符合常情，结合本院庭后对李某某的电话询问，本院认可原告证据2中李某某谈话笔录的证据效力。证人周某某在2019年6月5日当日向法院工作人员作出了与原告证据2周某某谈话笔录相同内容的陈述，证人周某某到庭推翻了其之前陈述的内容，但就推翻笔录内容所作的解释和理由并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原告证据2中周某某作出相关陈述时，原告尚未对被告陶玉章提起诉讼，证人受利害关系人被告陶玉章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周某某谈话笔录内容与证人李某某的陈述及原告证据1相印证，且包含了船舶停靠的时间和位置、原告从船上抛缆绳和周某某在岸上接缆绳的分工安排、船舶动态与原告摔落的关联等诸多细节。综合而言，原告证据2周某某谈话笔录较之于被告陶玉章证据1周某某的情况说明及证言的可信度更高。唐某某、黄某某出庭作证，证实了船舶到港时间以及在船工作人员的情况，该两人称在2017年12月12日当天或次日即听说了原告受伤的消息，但却不清楚原告受伤过程和原因，不合常理，有关渔船靠泊时抛缆绳工作系由该两人从事的陈述缺乏该两人证言以外的其他证据的印证，再结合两人均受雇于被告陶玉章，与被告陶玉章有利害关系，故本院认定该两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原告证据7证人彭某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受伤的过程，但有关原告在2017年12月因伤卧床的证言能与原告就诊记录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可。综上，2017年12月12日原告在船作业时受伤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本院认定，2017年12月12日原告系在“苏启渔03159”渔船上作业时受伤。本案当事人或其他参与人存在提供虚假证言或其他证据、不当影响证人作证等行为的，本院将依照相关规定另行处理。关于损害后果的证据，原告提供了证据3-6。被告陶玉章对原告证据3、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可其证据效力，结合本院向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了解的情况，原告确在该院进行了相关诊治，诊断报告单、诊断证明书中有关原告年龄的记载不一致不影响其证明力，但非原告的医疗费用应予剔除；原告未就涉案人身损害所需营养期、误工期和护理期进行鉴定，本院将根据原告治疗情况，结合向专业鉴定人员的咨询意见，酌定合理期间。原告证据4系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被告陶玉章虽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在本院作出相应安排并释明后，被告陶玉章因不愿意先行支付重新鉴定费用，应视为放弃了重新鉴定，被告陶玉章也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本院对被告陶玉章提出的异议不予认可，对原告证据4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可。被告陶玉章确认原告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可。本院查明：2017年8月起，原告受被告陶玉章所雇在“苏启渔03159”渔船上从事海上渔业生产作业，被告陶玉章系该渔船的经营人。2017年12月12日上午，原告在渔船靠港约八时许从高处摔落受伤，后于当日0840时被送至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门诊病历记载，“(高庙根)半小时前(约0810时)从高处摔下，腰背部着地……”。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于同日出具诊断证明书，建议休息三个月；后又于2018年3月20日出具诊断证明书，建议继续休息一个月。原告又于2017年12月18日、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4月7日、2018年5月7日在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原告共计产生医疗费2860.41元(其中自负金额2609.26元)。2018年7月25日和7月27日原告之子高军华与被告陶玉章通电话，双方就解决原告“2017年12月份船上跌伤事故”的赔偿问题进行了沟通。被告陶玉章确认其与原告在事故发生后的大半年内有过协商，向“港监”了解过该事故的赔偿金额，且知晓原告受伤情况为“腰椎跌到粉碎性骨折”，但表示原告主张的赔偿额过高，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接受原告委托就原告伤残程度进行鉴定并于2018年7月2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原告因意外事故致L1椎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粉碎性骨折，构成XXX伤残。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含快递费)1220元。2019年3月28日，李某某在与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谈话笔录中称，其和高庙根在2017年12月份在同一船上‘苏启渔03159’渔船一起劳动；2017年12月12日上午八点多钟‘苏启渔03159’靠码头去冲冰，高庙根在船头抛缆绳，这时船舶突然撞了一下码头，高庙根摔下了船头，摔在码头上。后来，船上的‘进昌’送高庙根到医院。2019年6月5日，周某某在与原告委托代理人徐辉的谈话笔录中称：(1)“我与高庙根不在一条船上工作的，我是在另一只船上的。这天(2017年12月12日)，我们一起在至诚冷库码头冲冰，高庙根这只船靠近码头后，高庙根将缆绳抛给我将缆绳固定。这时缆绳抛下后，船冲向码头边，将高庙根抛下，摔伤”；(2)高庙根所在的船是“苏启渔03159”渔船；(3)高庙根受伤后，“进昌”送高庙根到医院。“苏启渔03159”渔船的船舶所有人为被告孙友涛。被告孙友涛于2017年将船舶出租给被告陶玉章经营。被告孙友涛和被告陶玉章均确认，2017年12月，“苏启渔03159”渔船的生产经营由被告陶玉章负责，与被告孙友涛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受雇在“苏启渔03159”渔船上工作时受伤，被告陶玉章系雇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陶玉章应向原告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涉案事故发生时，“苏启渔03159”渔船的生产经营由被告陶玉章负责，与登记船舶所有人被告孙友涛无涉，被告孙友涛并非雇主，不应对原告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有关被告孙友涛应对其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因涉案事故遭受人身损害所发生的费用损失，本院逐项认定如下：在案证据表明，原告因涉案人身损害事故产生医疗费2860.41元，鉴定费(含快递费)1220元。被告陶玉章应当向原告赔偿上述医疗费和鉴定费(含快递费)。需要指出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社会保险制度不能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而被侵权人也不能因侵权人的行为而获利。就上述医疗费中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的部分，原告应当依照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予以返还。原告未就涉案人身损害所需的营养期、护理期、误工期进行鉴定，本院根据原告治疗情况，结合向专业鉴定人员的咨询意见，酌定本案中原告合理的营养期为60日、护理期为一人护理60日、误工期为180日。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和护理费标准合理，本院予以认可。营养费按20元/日、60日计算，共计1200元；护理费按100元/人/日、一人护理60日计算，共计6000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和其最近三年的收入状况，原告主张的误工费计算标准畸高，本院参照2018年江苏省同行业在岗职工工资，酌定按39849元/年的标准计算。经计算，误工费为19651.56元。被告陶玉章有关原告已超过60周岁无权要求误工费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本院认为原告系农村居民，2018年7月27日定残时满68周岁，残疾赔偿金应按2018年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45元，XXX伤残，计算12年。经计算，残疾赔偿金为25014.00元。原告有关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5000元精神抚慰金金额合理，本院予以认可。原告未就交通费提供证据，本院根据本案情况酌定合理交通费为500元。据此，本院对各项赔偿费用的数额认定如下：医疗费2860.41元，鉴定费(含快递费)1220元，营养费1200元，护理费6000元，误工费19651.56元，残疾赔偿金25014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500元。上述损失合计61445.97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陶玉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庙根赔偿人民币61445.97元；二、驳回原告高庙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陶玉章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47元，由原告高庙根负担人民币1367元，被告陶玉章负担人民币138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各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柯永宏审 判 员  李 剑人民陪审员  陶金龙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法官 助理  马啸涛书 记 员  马啸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