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602民初1544号 原告：常某，男，199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继光，安徽许继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薛某1，女，199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 被告：薛某2（系薛某1之父），男，196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 被告：徐某（系薛某1之母），女，1961年7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 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秀丽，安徽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某诉被告薛碧、薛某2、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经薛某1申请于2019年8月6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继光，被告薛某1及其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秀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三金”及其他款项合计213100元；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年底，原告与被告薛某1经媒人常先玉夫妻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2017年1月底，被告方通过媒人按当地风俗索要见面礼1.1万元，2017年2月1日为被告薛某1购买手机一部苹果7ｐｕｌｓ（6110元）。2017年中秋节及2018年春节，通过媒人共送给被告方节礼价值2.2万元，2018年正月初二（2月17日）原告将从父亲常绍磊和小叔常均连银行卡支取的现金连同家中留存的部分现金合计10万元在媒人的陪同下交予被告薛某1的母亲徐某，××××年××月××日，应被告要求，原告出资2.2万元为被告薛某1购置了“三金”，后原告要求一道办理结婚登记，被告方以户口本押在村里办理拆迁而拿不出来为由，一直没有提供。在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年××月××日）的头一天（5月25日）通过媒人原告常某送被告方“压箱礼”6600元。举行结婚仪式后约10天，原告回南京打工，7月初回家，被告薛某1在翻看原告手机时，知道原告家人曾因为被告过彩礼的数目上存在争议，被告薛某1为此生气，不让原告与其同居，并时常失联，后将家中的家具损坏、结婚照片撕毁。2019年正月初六，原告腰部疼痛，向被告薛某1要钱看病，被告薛某1不给，双方发生口角后，被告薛某1将原告放在其处的工资以及其首饰等带走，返回娘家，此后，原告方多次去接均未回。在原告与被告确立恋爱关系后，被告薛某1以自己要学驾照、买台铃牌电动车以及临时需要钱等为由问常某要钱。截止2018年8月21日常某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共转款25390元，另外，原告2018年9-12月工资和奖金计2万元交给被告薛某1存放，以上所有款项合计213100元。上述款项，除部分由被告薛某1交给其父母外，其余的由被告薛某1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综上，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薛某1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时间很短，现被告薛某1已与原告分开，没有任何联系，双方没有感情，被告方以彩礼和其他理由收取原告巨额款项，已致原告负债并生活困难，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方应承担返还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薛某1、徐某、薛某2辩称，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不属实，薛某1仅收到原告常某见面礼1.1万元，彩礼9万元，其他所谓的彩礼，薛某1并未收取，且上述彩礼均是被告薛某1收的与被告徐某、薛某2并无关系。以上彩礼共计10.1万元均用于原告常某和被告薛某1举行婚礼以及双方共同生活开支，现在已经全部花完。因此，不存在返还彩礼的问题，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中的陈述及自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薛某2、徐某系被告薛某1父母，原告常某与被告薛某1经人介绍于××××年××月××日举行了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9年4月常某与薛某1分居至今。常某按当地风俗给付薛某1见面礼1.1万元、彩礼10万元，为薛某1购买首饰以微信转账、现金方式向金伯利东方店转账支付1.749万元（0.8万元＋0.7116万元＋0.1668万元＋0.0706万元）。薛某1认可常某为其购买台铃牌电动车一部，现在薛某1处使用。薛某1的陪嫁物品有好爱嘉沙发、星光餐桌一张、椅子6把、馨可丽床一张、茶几一个、落地扇一个均在常某位于淮北市家中。被告薛某2、徐某、薛某1均认可常某给付的见面礼、彩礼、礼品等全部由薛某1收取。 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定制家居送货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薛某1认可常某给付其见面礼1.1万元，彩礼9万元，台铃牌电动车一部。但称见面礼、彩礼钱已全部用于双方婚礼及日常生活开支。对于婚礼支出项目薛某1未举证，日常生活开支薛某1提供了自己记录的流水账及支付宝各项开支的记载，证据的形式和内容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薛某1认可自己每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常某婚后大部分时间在南京打工，薛某1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支出十几万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对薛某1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常某诉称给付薛某1见面礼1.1万元，彩礼款10万元及黄金手镯、彩金项链、黄金耳钉、钻石戒指各一个，台铃牌电动车一部，提交了其与薛某1的媒人常先玉的证言与薛某1的出庭证人张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薛某1收到10万元彩礼；黄金手镯、耳钉、彩金项链、钻戒属于贵重物品，应属于彩礼范畴。薛某1辩称，首饰是其自己购买的，在离开常某家时将首饰留在常某家中。根据常某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能够证明薛某1首饰是由常某出资购买，薛某1证人张某在出庭证言中也能证明买首饰时，常某在场，是常某付的款，虽然看到薛某1拿1万元现金给常某，但并不知晓该资金的来源。况且按淮北当地风俗彩礼和三金等均属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故薛某1主张的首饰是其自己购买，在离开常某家时将首饰留在常某家中的辩由，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对常某给付薛某1见面礼1.1万元，彩礼款10万元、台铃牌电动车一部及黄金手镯、彩金项链、黄金耳钉、钻石戒指各一个，依法予以认定。 常某主张给薛某1购买苹果7ｐｕｌｓ手机一部、压箱礼6600元，因筹集彩礼钱，向其父亲常绍磊和小叔常均连借钱，购买了部分家具和家电、截止2018年8月21日常某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共转款给薛某125390元，自2018年9-12月工资和奖金计2万元交给被告薛某1存放以及2017年中秋节及2018年春节，向薛某1父母家送节礼购买烟酒肉等礼品折价2.2万元等，要求薛某1返还。本院认为常某送的过节礼品应为赠与，常某要求返还，不予支持。对常某主张的返还苹果7ｐｕｌｓ手机、家具、家电、工资、奖金等，薛某1不予认可，常某也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常某向其父亲、小叔借钱根据常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对常某的上述诉求，不予支持。本案婚约的缔结双方虽然是常某与薛某1，但按当地风俗，男女谈婚论嫁、缔结婚约的过程，是双方家庭的共同行为，薛某2、徐某作为薛某1的父母，在缔结婚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某给付薛某1的彩礼：见面礼1.1万元、彩礼10万元、购买首饰费用1.7490万元，台铃牌电动车一部。应视为男方向女方家给付的彩礼，但三被告均认可常某给付的见面礼、彩礼、物品全部由薛某1收取，薛某2、徐某没有收到常某家任何彩礼和礼品，因此，应由薛某1承担返还的责任。 综上，原告常某与被告薛某1虽按当地风俗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法律规定，常某诉请要求薛某1返还，应予支持。常某购买的电动车在薛某1处使用，薛某1陪嫁的家具、家电等物品均在常某处使用，原被告的电动车、家具、家电等属于个人财产归原被告各自所有。薛某1收受常某彩礼钱款，因原被告同居时间较短，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风俗习惯，本院酌定被告薛某1返还给原告常某彩礼款的50%较为适宜。薛某1应返还常某5.55万元［（见面礼1.1万元＋彩礼10万元）×50%］。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薛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常某彩礼人民币5.55万元； 二、被告薛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常某黄金手镯一个、彩金项链一条、黄金耳钉一副、钻石戒指一枚、台铃牌电动车一部； 三、原告常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被告薛某1现在原告常某处的同居前个人财产：好爱嘉沙发、星光餐桌一张、椅子6把、馨可丽床一张、茶几一个、落地扇一个； 四、驳回原告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9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48.5元，由原告常某负担1148.50元，被告薛某1负担1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叶 波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