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04民初33281号原告：深圳前海中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F0317X。法定代表人：刘国斌，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雪莲，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裕，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960303G。法定代表人：杨磊，总经理兼执行董事。被告：杨磊，男，汉族，1983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正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勇，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建廷，男，汉族，1986年11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喜鹏，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妙纯，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楠，男，汉族，1985年5月3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正阳县。原告深圳前海中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杨磊、许建廷、赵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前海中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雪莲、张裕，被告杨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勇，被告许建廷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妙纯到庭参加诉讼，其余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恒泰公司、杨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340000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5月19日，之后按合同约定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恒泰公司、杨磊向原告支付罚息853200元（按日2‰计收，暂计至2019年5月19日，之后按合同约定计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三、许建廷、赵楠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9日杨磊作为恒泰公司的独资股东，出具《股东决定书》，决定向原告贷款100万元。原告指定法定代表人刘国斌签订借款合同、发放贷款、后期收款。2017年12月20日恒泰公司与刘国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20171220-X的《借款合同》，约定恒泰公司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贷款期限为4个月（即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2018年4月19日止），贷款月利率为2%，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合同中指定了放款账户及收款账户均是刘国斌的银行账户，合同还约定恒泰公司逾期归还本息的，对逾期金额按日利率2‰计支付罚息。当天许建廷及赵楠分别签署了《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承诺对恒泰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签署当天刘国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恒泰公司指定收款账户转账支付贷款1000000元，恒泰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确认收到该贷款。2018年4月19日借款到期，恒泰公司却并未按时归还借款本金，经原告多方催告，恒泰公司仍未支付。截至2019年5月19日恒泰公司拖欠原告贷款本金1000000元、利息人民币340000元，两项合计1340000元。恒泰公司拒不按时还本付息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6条、207条的规定，特提起诉讼。被告许建廷辩称：一、借款出借方并非原告，而是刘国斌，以深圳前海中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名义起诉，主体不适格；二、无论是原告还是刘国斌均没有与许建廷之间发生真实借款，许建廷从来没有见过刘国斌，也没有找刘国斌借款，许建廷是应刘某华的要求，签订的空白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且以上材料的签订均只是为了走账之用，双方并没有真实的借款合意；三、刘国斌将300万元转给许建廷的账户后，当天许建廷的账户转给周某、徐某，最后将款项都统一转给赵楠，由赵楠将300万元转给刘某华指定的账户，最后又返还给了刘某华，等于各被告并没有实际收到刘国斌或者刘某华转账的款项，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支付事实；四、无论是原告还是刘国斌其主张返还借款和利息罚息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的行为和刘国斌的行为均涉嫌了套路贷，请求法院将案件移送给相关机关处理追究原告及刘国斌的刑事责任。被告杨磊辩称：一、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应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股东决定书》以及《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上，写的都是向刘国斌借款，而不是向原告借款。对于原告提交的《公司决定书》，杨磊认为该《公司决定书》虽然在名称上是决定书，但由于不是股东会形成的决定文件，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是公司出具的一个证明。另外，原告说公司在成立时已形成决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斌的名义出借款项并接收回款，现相关资料遗失，已找不到当时的《公司决定书》，故特补发此份公司决定书。由于原告所说的情况无法查证，显然是原告自己给自己出具证明，不应具有证据效力；二、原告不应向杨磊主张承担还款责任。杨磊虽然登记的是恒泰公司的独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实杨磊只是为许建廷和赵楠代为持有股份，自己并非实际股东。正因为如此，恒泰公司的公章和杨磊的个人私章平时才由许建廷和赵楠保管、使用。关于恒泰公司向刘国斌借款100万元的事情，杨磊并不知情，在接到法院的传票时才知道这回事。《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以及《股东决定书》上恒泰公司的公章和杨磊的个人私章都不是杨磊盖的，杨磊对此也不知情。根据杨磊提交的机票订单，杨磊2017年11月23日从深圳坐飞机到郑州，到了2017年12月30日才从郑州坐飞机到深圳。而且，根据杨磊提交的臻悦酒店居住订单、丹尼斯消费账单、河南悦来悦喜消费账单等证据，证明杨磊2017年12月19日和2017年12月20日入住臻悦酒店，在2017年12月20日的晚上六点五十分还在郑州丹尼斯全日鲜便利店消费。三、向刘国斌的借款100万元全部打入了许建廷的个人账户，《借款借据》上虽然加盖了恒泰公司的公章和杨磊的个人私章，其实恒泰公司并没有实际收到所谓的借款100万元。由于100万元全部打入了许建廷的个人账户，所以，许建廷对100万元借款的去向和用途等情况，有义务提供证据和说明情况。其余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经审理查明，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9日的《股东决定书》一份，载明“本公司同意向刘国斌贷款100万元，贷款期限四个月”，落款处有“杨磊”字样签章及“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字样公章；2.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0日的《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借款人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放贷人刘国斌，贷款金额100万元，贷款用途资金周转，指定放款账号为刘国斌招商银行账号62×××97，指定收贷账户为许建廷招商银行账户62×××26”等信息，落款处有“刘国斌”字样签名、“杨磊”字样签章及“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字样公章；3.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0日的《借款借据》，载明“本人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因资金需要，与出借人刘国斌签订《借款合同》……今收到出借人刘国斌支付的借款人民币100万元”，落款处有“杨磊”字样签章及“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字样公章；4.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20日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两份，均载明“自愿为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贵方所借款项人民币100万元提供个人无限责任担保”，落款处有“许建廷”、“赵楠”字样签名。2017年12月20日，刘国斌通过招商银行账户62×××97向许建廷转账100万元。2019年4月18日，原告出具《公司决定书》，载明“因向我司申请借贷的人数较多，不仅有公司还有自然人，为快速放款，本公司在成立时已形成决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斌的名义出借款项并接收回款。现相关资料遗失，已找不到当时的《公司决定书》，故特补发此份公司决定书”，落款盖有原告公司公章。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深圳市前海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一人独资公司，股东为杨磊。以上事实，有《股东决定书》、《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银行流水清单、《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公司决定书》、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起诉的必要条件。本案中，根据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显示：1.《借款合同》签订的主体为刘国斌，落款处仅有“刘国斌”字样签名，未见原告公司公章；2.借款资金由刘国斌支付；3.《股东决定书》、《借款借据》、《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中，出借人均载明是“刘国斌”。原告仅凭于2019年4月18日自行出具的《公司决定书》，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所称的借款是原告通过刘国斌账户向恒泰公司发放的，故本院认定深圳前海中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非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前海中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2434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威人民陪审员  吴日莲人民陪审员  徐之望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龚 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