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苏中商终字第00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永伟，系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业主。委托代理人柴利林。委托代理人高锦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澄湖东路**。法定代表人张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沈建根。上诉人周永伟因与被上诉人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3）吴开商初字第0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恒润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建根，周永伟委托代理人柴利林、高锦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永伟一审诉称：2010年6月至2011年7月，其为恒润公司加工羊毛衫织片，共产生加工款人民币762586.69元，其中已开票739370.91元，未开票23215.78元。恒润公司付款732630.02元，尚欠29956.67元。经催讨未果，请求判令恒润公司支付加工款人民币29956.67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审理中，周永伟重新核算欠款金额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恒润公司支付加工款29795.81元。恒润公司一审辩称：周永伟的主体资格有问题。恒润公司是与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苏州市吴中区临湖越洋羊毛衫厂共同发生共计人民币732630.02元的业务往来。上述两家工厂向其开具的739370.91元增值税发票中有6740.89元是多开的，其已付清价款。请求驳回周永伟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至2011年7月，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苏州市吴中区临湖越洋羊毛衫厂为恒润公司加工羊毛衫织片。期间，该两家工厂共向恒润公司开具了739370.91元增值税发票，恒润公司实际付款732630.02元。2011年12月15日，苏州市吴中区临湖越洋羊毛衫厂将其与恒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与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一审庭审中，双方对周永伟方加工的羊毛衫织片的数量无异议，而仅对款号分别为17219、299、1740织片加工单价有异议。周永伟主张款号为17219的单价应为8.45元，款号为299的单价应分别为18.05元、11.7元，款号为1740的单价分别为19元、17.80元。恒润公司则主张款号为17219的单价为5.72元，款号为299的单价分别为14.01元、8.71元，款号为1740的单价分别为12.45元、11.65元。一审审理中，周永伟、恒润公司一致确认：此前，双方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业务流程为：恒润公司在有业务的时候，通知周永伟到恒润公司处申请领取加工的样品及原料。先加工后结算，结算时协商单价，单价是由恒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定的。确定好单价后，补签合同。补签好合同后，再由周永伟开票，恒润公司付款。至于本案所涉的三款加工业务，双方未在加工完成后补签合同，但在加工完成后周永伟向恒润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周永伟称，其是按恒润公司的要求开具的部分增值税发票，尚余23054.92元未开。恒润公司则称，周永伟的增值税发票还多开了6740.89元。以上事实，由周永伟一审提供的转让债权债务的凭证、增值税发票、对账单、询问笔录，恒润公司一审提供的购货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一审庭审笔录在卷证明。一审审理中，周永伟为证明其主张的加工款单价提供核对单一份，并称该核对单是恒润公司的会计缪某在与其对账时出具给其的。该核对单载明款号为17219的单价应为8.45元，款号为299的单价应分别为18.05元、11.7元，款号为1740的单价分别为19元、17.80元。对此，恒润公司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依法传唤恒润公司的会计缪某到庭作证。缪某称，周永伟提供的核对单是其打印给周永伟的，但上面记载的单价是周永伟报给其的。当时，因为快过节了，周永伟向其催要。其说合同还没签，但周永伟说就先按加工厂提供的价格报，所以其才打印了该核对单给周永伟。加工单价都是老板们决定的，其是不能决定单价的。其是负责在公司老板审批好价格后通知周永伟开具增值税发票，然后付款给周永伟。周永伟对缪某的陈述提出异议，称该核对单上的单价不是其报给缪某的。双方间的交易都是缪某与其对账的。恒润公司对缪某的陈述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与苏州市吴中区临湖越洋羊毛衫厂均为恒润公司加工羊毛衫织片，苏州市吴中区临湖越洋羊毛衫厂已将其与恒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与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故周永伟作为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欧洋针织厂的业主有权就两家工厂与恒润公司之间债务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关于本案争议的三款羊毛衫织片的加工单价问题。周永伟认为应以恒润公司会计缪某提供给其的核对单的记载为准。恒润公司则称，缪某无权代表恒润公司核定单价。原审庭审中，缪某称，核对单记载的单价是加工厂报给其的，事先未获公司老板的认可。因双方在庭审中确认加工款单价是由恒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补签合同时确定的，缪某是无权代表恒润公司确定单价的，故在周永伟未提供证据证明核对单记载的单价已获恒润公司老板认可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周永伟主张的加工费单价不予采纳。虽恒润公司主张了较低的单价，但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对恒润公司主张的加工费单价亦不予采信。因周永伟已向恒润公司开具了金额为739370.91元的增值税发票，恒润公司未提出异议且已申报抵扣，故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审法院确认周永伟、恒润公司之间的总加工款为739370.91元。因恒润公司已付款732630.02元，故其还应支付周永伟加工款6740.89元。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永伟加工款人民币6740.8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9元，由周永伟负担人民币499元，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50元。上诉人周永伟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否认缪某出具的核对单中确认的3款争议羊毛织片结算价是错误的。在公安笔录和庭审笔录中缪某都承认核对单是其在与周永伟对账时出具的，是从电脑里打出来的，企业与对方财务对账是通常的做法，缪某也承认是其一直负责与周永伟对账的。缪某所说的核对单上价格未经其老板认可、上面记载的单价是周永伟提供给其，没有依据，缪某在公安笔录中说价格是车间报给她的。且核对单是从会计账簿中打印出来，出了争议的三款之外，其余都按上面记载结清了加工款，不可能同一份财务账册中打印出来的核对单部分有效部分无效。二、一审法院认定加工单价是恒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补签合同时确定也是错误的。周永伟从未认可这种说法，周永伟补签合同都是与恒润公司分管陈厂长签订，从未与恒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面商过合同。且加工单价是合同的重要内容，应当是双方一致协商确定，不可能是单方确定。三、缪某在经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是合法有效的。四、对方提供的结算明细不是真实的，缪某打印出来的核对单及明细单是唯一的结算依据。五、关于发票金额，由于双方合作时间较长，故实际的加工款额与开票金额不尽一致。缪某也确认周永伟是根据对方财务提出的金额、时间要求开具发票。综上，周永伟根据缪某出具的核对单和明细单向对方主张3款织片的加工款差价合法正当，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周永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恒润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该维持原判。在一审中，双方对之前的交易惯例都不持异议，交易的流程第一步是拿样，取料，第二步是由周永伟进行加工和交货，第三部双方进行议价，签订合同，签订合同之前，双方是由周永伟和恒润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第四步进行开票和付款，双方之间的交易连续有两年多，交易的金额有73万多，其中大概65万（即除了现在争议部分之外）都是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的。现在争议的就是加工单价的问题，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才引发诉讼，周永伟认为应该按照恒润公司会计提供的表格进行结算，但恒润公司并不认同，理由是会计缪某并不负责确定单价，当时出具该表格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况下，周永伟在2012年10月1日以前结算，因为一时找不到恒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想要确认剩余加工款大概有多少，到会计那里去查询，会计是根据周永伟提供的价格大致计算提供的该表格。从之前的交易来看，73万中的65万都是由周永伟与恒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中进行确认的加工款，所以缪某不具备确定单价的权力，其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所以周永伟主张要按照表格依较高的单价进行结算，有义务向法庭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争议的单价的合议的过程以及相应的证据，但诉讼至今没有提供，所以周永伟上诉理由不足，应予驳回。二审庭审中，周永伟提供了款号为1740的工艺单、生产制造单，并当庭用电脑演示了U盘内工艺程序，以证明加工时间及加工单价。恒润公司对此质证认为：无法确认加工流程就是周永伟所陈述的，即便如周永伟所陈述的加工流程，也只涉及到拿样、取料和加工的环节，并不能证明加工价格是依照周永伟的加工时间来确定的，因为双方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计价方式，且不同的加工设备以及操作工的熟练程度都能决定加工时间的长短。二审经审理查明，关于双方的交易惯例，恒润公司认为是在有业务的时候，周永伟到恒润公司处申请加工的样品及原料，先加工后结算。结算时协商单价，协商好单价之后双方再补签合同。周永伟对恒润公司提出的交易惯例没有异议，但认为不是每一次都有合同。恒润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双方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及合同，号码为811922的增值税发票对应2010年7月20日签订的合同，号码为813862、813863的增值税发票对应2010年8月24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号码为3165065的增值税发票对应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合同，3165263对应2010年9月26日签订的购货合同，号码为3166572的增值税发票对应2010年10月13日签订的合同，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周永伟对此质证认为：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的三款货物是没有合同的，之前的业务往来中也有没有合同的情形。以上事实，由恒润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购货合同》及原审2013年4月7日、2013年8月22日的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关于争议的三款款号为17219、299、1740织片的加工价格，上诉人周永伟主张单价应按照缪某出具的表格中记载的单价进行计算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首先，从该表格的形式来看，虽然该表格系恒润公司会计缪某从电脑中打印出来，但并未明确该表格为何种性质、作用为何，也无相关人员签字或者加盖公章，故在恒润公司否认该表格上的价格为双方最终确定的价格的情况下，应当审查双方的交易习惯来认定该表格上的价格是否为双方确认的单价。其次，从双方一致确认的交易习惯来看，是先加工后结算，结算时协商单价，协商好单价之后双方再补签合同。除本案争议的三款织片加工之外，双方之间其余加工业务绝大部分均在加工后签订了合同，合同上写明了价格，且合同与增值税发票能对应起来。双方对合同确定的价格也没有异议。虽然周永伟二审提供了工艺单、生产制造单，并演示U盘内容以证明双方在加工之前就对加工价格达成一致，但该些证据仅反映了加工工艺的相关情况，并不能看出加工的价格，恒润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因此周永伟主张双方在加工之前就商定价格的依据并不充分。再次，关于缪某出具的表格，除本案中的这张表格以外，双方交易过程中并未出现过该种表格，故双方并无依据恒润公司出具的表格来确定加工价格的交易习惯。且恒润公司主张在商定价格过程中，其法定代表人才有权确定价格，作为财务的缪某没有权限决定价格。从以往的交易来看，价格都是在书面合同中确定，合同上恒润公司一方的签名均为恒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炎，故恒润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才有权签订合同、确定价格可以成立。缪某在公安笔录中也陈述表格上的价格并未经过张炎同意，在此情况下，周永伟主张加工价格应当按照表格上的价格计算的依据并不充分。综上，对于争议的三款织片加工价格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原审法院按照双方之间已经开具并交付抵扣的增值税发票认定价格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9元，由上诉人周永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俞水娟代理审判员  丁 兵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书 记 员  孙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