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2民初12633号原告：徐怡婷，女，1996年2月29日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韬，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云飞，男，1996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根华、顾京阳，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怡婷与被告陆云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怡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韬、被告陆云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京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怡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76000元及利息（以76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11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暂计至2019年9月11日，利息为421.17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为初中同学，后发展成情侣关系。被告因开店需要资金周转，向原告提出借钱的要求，双方因此在微信、农行、招行支付宝上产生众多资金借贷往来。经过核对，原告从微信上出借给被告18900元，通过农行出借给被告67390元，通过招行出借给被告20000元，于支付宝上收到被告还款32054.49元，故被告总计向原告借款74235.51元。考虑到原、被告为情侣关系，以上款项均不包含×××元以下的金额。2019年8月11日双方经过对账，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确认结欠原告70000元。在原告后续的追讨过程中，被告拒绝还款。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有转账记录及欠条予以证明，现被告否认欠款的事实，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此起诉。被告陆云飞辩称：1、被告通过微信转给原告的款项差额为11461元，原告通过农行卡转给被告37390元，通过招商银行卡转给被告20000元。支付宝转账差额为49545.78元，即被告转给原告的款项多出的金额。其中2018年9月11日、17日、19日的6500元为原告为被告租赁房屋的房款，其中2019年2月9日、11日的5780元是原告转给被告用于双方共同旅游支出的机票，不是借款。所以支付宝被告还给原告的金额为48825.78元。综上，被告多还2896.78元，被告已经不结欠原告任何款项；2、关于双方往来中×××元以下的款面，系被告赚的钱和卖衣服的成本，交由原告保管。因此双方结算往来也应将×××元以下的款项进行结算；3、2019年8月11日的欠条是原告通过种种方式逼迫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书写的，所以无效。且该欠条载明的内容为“本人陆云飞截止到出具欠条之日向徐怡婷总计借7万元整”是一个借款合意，并不是结算手续。双方的往来应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4、双方从来没有在原告起诉之前进行过对账，更加证实欠条不能成立。原告徐怡婷为主张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陆云飞于2019年8月11日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本人陆云飞320582199610732615截止到出具欠条之日向徐怡婷总计借7万元整”；2、原告制作的对账单以及形成对账单的微信转账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以及支付宝收支记录，对账单载明：（1）、微信转账：原告转给被告39110元、被告转给原告50571元；其中微信×××元以上的转账记录为：原告转账被告35000元、被告转给原告36100元；但被告的转账中其中20000元为归还2019年2月27日借条上的还款，提交被告于该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为：“本人陆云飞于2019年2月3日向徐怡婷借20800元整，于2019年2月28日前归还”；故微信转账记录中原告多转给被告陆云飞应为18900元（不含×××元以下的转账）；（2）、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原告分别于2018年12月31日向尾号为6783的卡号转账30000元、于2019年3月31日、同年4月3日分别向陆云飞的尾号为4971的银行账号转账34590元和2800元，故原告共计向被告转账67390元；（3）、招商银行转账：原告于2018年11月27日向被告转账20000元；（4）、支付宝转账：被告转给原告49545.78元，其中2018年9月11日、9月17日、9月19日的6500元为原告为被告租赁房屋的房租、2019年2月28日的5200元为原告过生日被告的赠予，另外×××元以下的转账记录为5791.29元，故支付宝中原告收到被告的转账应为32054.49元；综上，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应为74235.51元（18900元+67390元+20000元-32054.49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欠条是原告喝醉酒后到被告家里又哭又闹，并对被告家喷油漆、还冒充被告到被告朋友店里把被告所有的鞋、毛绒玩具等（价值8、9万元）拿走，并以扔掉作威胁，逼迫被告写的欠条。出具欠条后，原告才将部分物品返还被告，被告当时还去城南派出所报案了，因此该欠条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欠条的金额与原告统计的金额也不符；证据2,（1）对微信转账中统计的原告转给原告39110元、被告转账原告50571元以及借条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借条项下的20800元已包含在双方往来中，原告不能将被告作为还款的20000元从中剔除，而不将原告的20800元剔除，故微信转账中被告多转给原告11461元；（2）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中，原告于2018年12月31日向尾号为6783的卡号转账30000元被告没有收到，该卡号不是被告的；故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告的转账为37390元；（3）对招商银行原告转账20000元无异议；(4)支付宝转账中，对原告对账单载明的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账49545.78元无异议；其中2018年9月11日、9月17日、9月19日转账的6500元属于房租无异议，可以从被告的转账中扣除，但该款应与旅游款5780元（2019年2月9日、2月11日原告的转账）冲抵，故支付宝原告收到被告的转账为48825.78元（49545.78元-6500元+5780元）；对原告认为2019年2月28日转账的5200元属于生日赠与不认可，该款项即是被告归还2019年2月27日借条项下的款项，因该借条的归还日为2019年2月28日，再加上2019年2月28日被告微信转账×××0元和支付宝转账6500元，故该借条项下的款项已还清。综上，根据双方往来，被告多转给原告2896.78元（11461元-37390元-20000元+48825.78元），提供被告制作的对账单予以印证上述质证意见；另提供原、被告的支付宝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8月11日出具欠条的背景是被告找原告要回原告拿走的鞋子、毛绒玩具等物品；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实原告通过逼迫被告出具欠条；原告张贴的有污蔑被告内容的单子及对被告的隐私照片进行传播的截图，证实被告出具欠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对账单不予认可，认为该对账单未经原告确认，但对转给被告的旅游款5780元同意在本案中抵扣；对被告提供的支付宝聊天记录、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照片及截图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原、被告发生过纠纷，并没有提到原告以此作为胁迫要求被告出具借条，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审理中，原告徐怡婷并陈述款项往来经过：原、被告于2017年1月开始恋爱。2017年5月开始，被告信用卡欠款还不出，提出让其归还，一直到2017年11月，双方经常有经济往来。2018年9月被告要开店，跟其借钱开店以及用于信用卡还款。被告店里的盈利没有给其，平时店里的盈利不多，两人在一起消费掉了，再有盈利也是被告要还自己的钱。被告从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信用卡还款是正常的，从2月份开始没有正常还款，被告继续跟其借款。大额的转账、网贷其都是让被告自己操作的。2019年8月，两人分手了。本案的借条是其在被告家小区外面其车旁边写的，当时就其两人在，其有拍视频的，但不将该视频作为证据提交。关于鞋子是被告打电话给原告去拿的。同时原告确认其提供的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20800元借条项下的借款，其中×××0元已含在原告提供的支付宝记录中，余下的10800元以及被告不认可的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的30000元原告将另行提供证据证明。同时原告明确诉讼请求，因起诉时未仔细对账，经对账被告结欠金额为74235.51元，故原告按欠条中明确的金额即70000元来主张。被告对原告的陈述有异议，认为其没有操作原告手机转账、网贷。原告的视频可以证明写欠条时原告应还给被告的鞋子、物品就在旁边，欠条是按原告的意思写的。原告冒领被告鞋子后其报警的，因为在城南派出所管辖之外该所没有立案。原告庭审中认可拿了被告的鞋子，这与支付宝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因为被告是做耐克、阿迪鞋的专卖生意，有客户需要的鞋被原告拿走，被告急于要拿回鞋子才出具的欠条。另外被告店里的盈利是给原告的，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2018年10月8日被告转给原告的800元明确写明是卖衣服的成本、2019年2月17日被告转给原告的800元明确写明是经营所得。根据原告庭审自认情况，2019年2月27日借条中的×××0元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剩余金额和转给他人的30000元还需继续举证，故原告的对账金额明显错误。另，双方关于微信、支付宝转账往来中×××元以下的往来是否应当计算意见也不一。被告认为，被告分别于2019年4月16日、5月2日、7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各×××元共计3000元；于2018年10月8日、2019年2月17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原告各800元共计1600元；于2018年11月2日、2019年2月22日、2019年4月17日、2019年5月11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原告各×××元共计4000元；以上合计8600元，应该计算在本案双方的往来中。原告也有转给被告×××元以下的转账，其中微信中有4110元、支付宝中有3252.58元，双方应当一视同仁。提供原、被告的支付宝聊天记录一份，证实被告系小本经营，赚的钱基本都是几百元，是给原告保管的，被告要用钱的话，是原告转给被告的，也进一步能证明2019年2月28日被告转给原告的5200元不是赠与。庭后被告另补充说明，要求×××元以下的款项均计算在双方往来中一并抵扣。原告认为，双方是情侣关系，×××元及以下是平时被告转给原告花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告没有向原告赠与×××元款项的能力。原告转账给被告×××元以下的钱也已经在对账单中扣除了。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陆云飞结欠其借款70000元，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欠条及双方往来的微信转账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以及支付宝收支记录等证据，但被告认为经对账，被告根本不结欠原告任何款项，故被告是否真实结欠原告提供的欠条上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应结合双方的举证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关于原告提供的欠条，虽然欠条上载明被告结欠原告借款70000元，但根据被告提供的出具欠条当日双方在支付宝上的聊天记录、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以及原告起诉之后双方才进行对账等情况看，可以证明被告在出具欠条时双方并未进行对账，故欠条上所载明的金额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被告实际结欠借款的金额，而应以双方对账的金额进行认定。关于被告认为欠条系受原告逼迫所出具，但本案中被告并未主张撤销，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双方对往来款项中×××元以下的金额是否要计入一并计算的争议，本院认为，原、被告虽为情侣关系，但双方同时也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双方不能明确往来款的性质以及在被告不予认可原告的主张的情况下，应遵循民法的公平原则，即将双方对账中确认的往来款项一并计入对账金额。故根据双方对账单中载明的对账情况本院认定如下：（1）微信转账往来中，原告转给被告39110元、被告转给原告50571元，虽然原告主张扣除被告转账中的20000元，认为该款系被告归还原告提供的2019年2月27日借条中20800元的借款，但原告未在本院限定的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借的20800元不在双方的往来中，故本院对原告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微信转账往来中被告多转给原告的金额为11461元；（2）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中，被告对原告主张金额中的30000元不予认可，而原告亦未在本院限定的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该30000元系转入了被告的账户或被告收到了该款项，故本院认定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往来中原告转给被告的金额为37390元；（3）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向被告转账的20000元，被告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4）支付宝转账往来中，双方对账的往来差额为49545.78元（被告多于原告），同时在该往来款中，双方均同意将其中被告转账的6500元（系房租）和原告转账的5780元（系旅游机票费用）予以抵扣，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但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被告转账中的5200元系赠与的意见不予认可，且被告陈述了该款项的用途，该陈述与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出具借条的情况也能相互吻合，而原告对其主张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故认定支付宝转账往来中被告多转给原告的金额为48825.78元（49545.78元-6500元+5780元）。综上，原、被告双方往来的差额为：-2896.78元（37390元+20000元-11461元-48825.78元），即被告多于原告转账2896.78元。故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70000元的请求，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怡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0元减半收取855元、保全费800元，合计1655元，由原告徐怡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缪春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陆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