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25民初2493号 原告：河北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行唐县城寨乡河西村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255824475491。 法定代表人：郭玉琼，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正英，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光华路外贸街口棉二厂库房。注册号：130102651422323。 经营者：陈国垒。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桂玲，系陈国垒妻子。 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住所地：石家庄市栾城区张家营村华兴胡同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124MA08ETA89E。 经营者：张国安。 被告：张国安，男，198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栾城区张家营村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邸新，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晗，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高立超，男，1988年2月8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无极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江，石家庄市无极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高计榜，男，1957年2月5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无极县人，系被害人高立勋的父亲。 被告：刘俊花，女，1966年8月9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无极县人，系被害人高立勋的母亲。 被告：乔佩佩，女，198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无极县人，系被害人高立勋的配偶。 被告：高某1，男，200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无极县人，系被害人高立勋的儿子。 被告：高某2，女，2011年3月8日出生，汉族，石家庄市人，系被害人高立勋的女儿。 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娜，石家庄市无极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河北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锦唐）与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以下简称顺安门窗）、栾城区安胜纱窗厂（以下简称安胜纱窗）、张国安、高立超、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世锦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正英、被告顺安门窗的经营者陈国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桂玲、被告张国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邸新、马晗、被告高立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江、被告高计榜等五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世锦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四被告连带给付原告垫付的赔偿款48万元，并给付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8月1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1日，原告作为定作人，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作为承揽人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承揽加工原告位于行唐县开发区的办公楼门窗安装业务。2019年8月10日，安装人员高立勋在工作过程中不慎从二楼跌落摔伤后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此时才知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将安装纱窗业务转包给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纱窗厂又转包给被告高立超，高立超又雇佣高立勋。原告作为定作人对高立勋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及过失，没有法定的赔偿义务，其损失应由三被告承担。因死者家属在原告处哭丧闹事，严重妨碍公司生产经营秩序，经行唐县大调解中心调解，做原告工作，原告无奈先行垫付48万元。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先行垫付45万元，死者家属拿到赔偿金后保证不再闹事，不再向任何国家机关反映、上访、控告，垫付赔偿金已于2019年8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至死者配偶乔佩佩农行账户。现原告就垫付赔偿金向栾城区安胜纱窗厂、张国安、高立超三被告行使追偿权。恳请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求。 原告盛世锦唐当庭将民事诉状第2页第12行“纱窗厂又转包给被告高立超，高立超又雇佣高立勋”变更为“纱窗厂又雇佣被告高立超安装，高立超又雇佣高立勋”。 被告顺安门窗提交答辩状称：我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承揽原告的门窗安装工作，把窗纱安装工作转包给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我没有过错，转包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有营业执照，都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及管理能力，而张国安转包给没有技术能力及管理能力、没有营业执照的个人高立超、高立超又安排受害人等四人安装窗纱存在过错，死者在安装窗纱工作中身亡，应当由张国安、高立超承担赔偿责任，我出于人道主义垫付的45万元，应当由张国安和高立超支付给我。 被告张国安提交答辩状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现提出以下答辩意见：一、答辩人认为原告追偿数额过高，同时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答辩人认为根据我国人身损害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原告赔付金额过高。本案中死者实际年龄在60岁以下，根据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以及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得，应给付的死亡赔偿金为20年×14031元=280620元。原告超出该金额的给付属于其自愿给付，与答辩人无关，故恳请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对实际应向死者家属给付的赔偿金进行审理并划分责任。至于原告所主张的应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8月1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因没有法律依据，答辩人不予认可。二、答辩人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为过失责任。答辩人注册的栾城区安胜纱窗厂经营范围仅包括纱窗的加工及销售，没有安装资质也没有安装项。答辩人是因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的要求帮其寻找安装班才找到高立超，高立超是正在正常营业的安装班工人，在此，答辩人只是尽了帮忙介绍的义务。答辩人与高立超、高立勋无任何利益关系，之后高立超又雇佣高立勋，高立勋有无安装经验及高空安全操作规范技术，答辩人均不知情。三、高立超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高立超作为雇主和兄弟对于高立勋的个人情况是知情的，同时对于其承接的项目对高空作业的安全防范技术要求也是明知的。从雇佣关系上来讲，高立超对高立勋在从事雇佣劳动时也负有安全注意的责任，同时对其劳动安全负有直接责任。事实上，事故发生时高立勋是在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高立超也没有尽到提醒注意义务并加以阻拦，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高立超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四、死者高立勋本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高立勋在傍晚天色已晚、视物不清的情况下，又没有采取任何安装措施时违规操作，最终导致其从二楼跌落致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就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五、原告对事故的发生有疏忽管理、麻痹大意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作为本工程的发包人未经审核、调查、阻拦，允许该工程被层层转包，最后转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高立超，以致发生了安全事故，因此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行为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为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恳请法院合理划分责任，以便于被告及原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张国安当庭补充答辩称：1、答辩人在此次事故中应当承担过失责任，答辩人与受害人高立勋之间没有任何的雇佣关系，原告在刚才的起诉状中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认为双方有雇佣关系是不正确的，而且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第一被告认为我们之间系转包关系，也不成立，因为高立勋的劳务费由第一被告直接支付或者由第二被告张国安转交，没有赚取差价，有证人王某可以证明，是他介绍张国安和第一被告认识的。2、答辩人张国安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只有加工和销售纱窗业务，没有安装业务，但是因第一被告的要求帮忙为其介绍安装人员，安装费用另算。所以第二被告张国安与被害人高立勋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和利益关系，此一点足以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应该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张国安基于人道主义在个人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的补偿高立勋家属。 被告高立超当庭口头答辩称：1、原告所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张国安没有雇佣被告高立超，被告高立超也没有雇佣死者高立勋，被告高立超主体不适格，故对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2、因原告所诉该工程由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承包给张国安，张国安又雇佣被告高立超，高立超又雇佣了死者高立勋，这种诉讼是虚假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3、答辩中长安顺安经销处、被告张国安即栾城区安胜纱窗厂均没有安装资质，原告雇佣了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其又雇佣了栾城区安胜纱窗厂也就是张国安方，原告雇佣这两被告均没有相关资质，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原告应当与二被告即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栾城区安胜纱窗厂对死者高立勋负连带责任。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当庭口头答辩称：原告所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本身有过错，按法律规定赔偿我方损失，合法合理，应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 1、2018年7月1日原告盛世锦唐与被告顺安门窗签订的门窗合同原件一份；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我方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合同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认定是有效的，关于双方是否有加工资质及双方的营业执照需要原告提供。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我方对这份合同没有异议，这份合同只是欠缺乙方陈国垒即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的安装资质。应当承担没有资质的法律后果。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同被告高立超代理人的质证意见。 2、调解申请书、火化信等材料20张，证明受害人高立勋是在纱窗安装过程中从二楼不慎跌落摔伤后抢救无效死亡；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我们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能证明事故发生的过程。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我方没有异议。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我方也没有异议。 3、2019年8月13日行唐县大调解中心老康调解室出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2019）行民调室字第49号；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已经赔偿的部分当时我们和原告方说先把钱垫付出来，把事情解决了。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对于赔偿的数额没有异议，但不是垫付，我方认为原告方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第一被告是承包的原告的安装工程，我们认为他们是按照法律规定赔偿的我方。 （二）被告顺安门窗提交的证据及原告和其他被告质证意见： 1、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营业执照电子版照片一张。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该营业执照没有异议，该营业执照证明被告长安顺安经销处在门窗零售安装行业有技术实力，有管理能力。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它的营业范围仅限于门窗的零售。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营业执照只载明零售门窗，没有载明安装的相关资质，故此，它是不具有安装资质的单位。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同高立超代理人的质证意见。 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1张，证明顺安门窗包给张国安，把安装的费用转给了张国安，是用顺安门窗老板娘的微信转给张国安的。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通过11页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被告张国安收取陈国垒的定金，该定金是隐型纱窗定金，而不是窗纱定金，收取工程款，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张国安提供的对账单，有部分工费和纱窗费，因为工费和窗纱钱有不可分割性，不存在张国安一方主张的给陈国垒介绍安装的事实。该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对纱窗规格的要求包括颜色、长、宽、高的尺寸还有内口尺寸都是陈国垒与张国安直接交流，与第三人无关，与高立超一方无关。以上证据证明长安顺安与张国安之间是转包关系。陈国垒不认识高立超等人，也不存在张国安介绍安装情况。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的确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虽然没有书面的加工合同，但是这种加工合同经双方口头确认也可以成立。从双方9月2日的对账单中可以看出，这项纱窗加工业务总金额11497元，长安顺安厂在合同签订之初向张国安、安胜纱窗厂微信转账5000元加工费，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能证明这里面包含了安装费，因为此时还没有找到安装工人。双方关于安装费的协商，是其中有一个叫王某的，他之前跟长安顺安老板娘就安装费4元每扇商谈过，不包括在加工费中，另行计算。在此可清晰的看出双方的转包关系的确存在，但是仅限于纱窗加工，而不包含安装业务。安装工是应长安顺安门窗厂的要求另行找的专业安装班，张国安的安胜纱窗厂的营业执照不包括安装业务，也没有安装资质。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对聊天记录没有异议，恰恰更进一步证明了他与张国安有转包工程关系。上面有一句话“电话你也不接，工地上安装窗纱的是怎么回事”这意思就显然说明如果是张国安承包加工制作，就谈不到工地的问题了，有这个微信可以进一步证实张国安和第一被告有工程转包关系。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对聊天记录没有异议，该记录中9月2日晚上9点11分有一个图片上面显示的安装窗纱的个数161个，恰恰与张国安以微信发送给高立勋的安装清单个数是相符的。 3、光盘一张，包括2019年8月11日视频录像9段，被告顺安门窗负责人陈国垒称：该9段视频为出事后第二天张国安开车来到我家门市，他把车停在我家门市，在我门市和张国安见面聊天时和我开着我家的车拉着张国安和我媳妇一块往行唐走的路上，我媳妇用她的手机录的。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9段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异议，从视频中可以得出，长安顺安与张国安的法律关系是转包关系，事后陈国垒才知道张国安雇佣的人安装一个纱窗是4元，也说明纱窗是张国安出的，工费和纱窗的费用有不可分割性，张国安并没有给陈国垒分割出要付工费和纱窗费各多少，张国安一方主张的是给陈国垒介绍安装人员不成立，双方的关系就是转包关系。张国安与陈国垒两人是转包合同的相对人，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其他人也没有出现，不存在被告张国安主张的这个工程是从个人处所得，其主张不成立。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1、对第一被告提供的9段视频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属于事后偷录，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合同签订时真实的关系和态度。张国安本身是一个老百姓，任何法律概念都没有，不知道何为转包，何为雇佣，我方有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基于此不能以此作为安胜纱窗厂与张国安的关系，而应当按张国安收到安装工作后，是否收取了安装班工人的介绍费和差价。2、第一被告所说的微信转账5000元实际情况是纱窗加工的定金5000元，如果不付定金是不给他加工纱窗的，先有加工后有安装，在此还涉及不到安装费，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3、真实反映三方之间的关系的证人在法庭外等候，申请法庭调查。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大部分听清楚了，有一小部分没有听明白，通过听清的部分有两点意见，1、证明了和张国安有转包关系，这点可以确认。2、当时张国安的录音有虚假的语言，很显然其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责任，语言内容不真实。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对于录音内容中所涉及的双方系转包关系的谈话内容没有异议，对于其他是在事故发生后为了逃避责任，其他的内容有异议，我方不予认可。 （三）被告张国安提供的证据及原告和其他被告质证意见： 1、被告安胜纱窗注销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营业执照和准予登记通知书复印件的内容没有异议，但其真实性还请法庭依法核实。通过这两份证据恰恰证明在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已将纱窗安装工作转包给栾城区安胜纱窗厂时其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并取得营业执照，因为其注销是在2019年10月17日，事故发生在2019年8月10日。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栾城区安胜纱窗厂不具有安装资质，它的经营范围为纱窗加工、销售，没有安装的相关资质，所以它应属没有安装资质的单位。张国安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同高立超代理人的质证意见。 2、证人王某手写证据一份； 3、证人王某出庭证言：我与原告没有关系，和张国安是朋友关系，我的门市和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的门市是挨着的。当时我跟我的邻居介绍的张国安做纱窗，我的邻居让张国安帮忙找安装工，安装一扇是4元。张国安庭前提交了一份书面的证明材料是我书写的，属实。纱窗安装工作是张国安和陈国垒发生的，我介绍他们认识以后，他们自己商量的。我不清楚张国安安装纱窗工作都包括什么，不清楚高立超是谁找的，我不认识他。安装班是张国安找的，不是陈国垒找的。4块钱是在门市谈的，他委托我找安装工，有微信聊天记录，是我跟门窗老板娘的微信聊天记录，我没找到，让张国安找的，但是至于找的谁我不知道，事后才知道他找的高立超。7月26日的聊天记录上面显示内装33元是一开始邻居跟我谈的，在我这定作，内装的纱窗一个33元，这里面不包含安装费，后来，我没有做，介绍给了张国安，这个聊天记录是当初邻居想让我做的时候我们的聊天记录。不清楚之后张国安和顺安门窗最后谈的价格是多少，没有书面证据提交。在证据中提到没有安装资格和安装能力碍于情面就答应了，这是真实的，通常接到单子，我们自己安不了，要找工人安装。我的营业执照没有安装资质。我不是做纱窗的，我是卖纱窗的，所以要介绍给张国安，在给张国安介绍纱窗业务之前，和顺安的老板娘谈好了安装费和加工费了。顺安的老板娘用微信转给张国安5000元这个事，我不知道，之前转给我2000元，我不做就给她退回去了。第二天张国安和我说5000元是制作门窗的定金。 对证据2、3，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未参与陈国垒与张国安之间的交易过程，并且证人是张国安的朋友，存在利害关系，对张国安有利的证据应不予采信。证人证明高立超是张国安找的，但是并没有证明是陈国垒让张国安找的，也恰恰证明在陈国垒和张国安的过程中承诺包工包料，不存在为陈国垒找安装工之说，退一步说不管安装工是需要谁来找，但最终张国安找安装工应该找一个有技术实力有管理能力有营业执照的安装工，而最终张国安找的是没有任何技术实力、管理能力和营业执照的高立超，应当对他本身的过错承担责任。 对证据2、3，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证人证明我们纱窗谈的是33元一个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跟张国安谈的是37元一个，包含安装费，对账单上也是37元一个，有对账单为证。刚好也能够证明张国安包含安装，所以张国安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张国安当时说他自己安装，至于他承包出去我是不知情，因为我知道张国安有营业执照，具备安装的实力。 对证据2、3，被告张国安质证称：刚才的证人是介绍人确定不疑，是他介绍的张国安和顺安门窗认识，之前也是他洽谈的价格，包括张国安接手之后也会和他详细的说这个过程，第一被告说每扇37元，也印证了证人说的每扇33元，每扇4元的安装费另算，我的当事人张国安营业执照证明其没有安装资质，但是其为了揽下这个项目，受第一被告的委托寻找安装工人。5000元的定金是加工费的定金不包含安装费。 对证据2、3，被告高立超质证称：对证人说和第一被告的事情我们没有异议，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说找安装工一事，说不认识高立超，也没有找，也是在张国安代理人的提示下事后听说的，他的证据对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此，证人对高立超部分的证言毫无证明力，达不到证明的目的，应依法不予采纳。 对证据2、3，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质证称：同高立超代理人的质证意见。 （四）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提供的证据及原告和其他被告质证意见： 1、被告张国安（微信名字为追忆）和受害人高立勋的聊天记录一份，有事故当天8点多张国安发给高立勋安装清单一张，证明受害人高立勋当初干活是被告张国安和高立勋联系的。 2、中国移动公司出具的河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张，证明与被告张国安微信聊天的手机是高立勋本人的。 对证据1、2，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河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对手机上叫“追忆”发的图片的真实性、关联性都存疑，原告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对证据1、2，被告张国安质证称：显示这个微信号（ABC1039654955）不是张国安本人的微信号，这两份证据都跟本案的关联性没有关系。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打印的一份跟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既没有抬头又没有结尾。即便五被告提交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当初张国安是和高立勋联系的，也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方便，张国安会直接和干活的工人联系沟通。不能否认张国安当初是直接找的高立超，因为高立超是安装班的负责人。 对证据1、2，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没有异议。 对证据1、2，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没有异议。 3、事故现场照片2张。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照片看上去装修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两边没有护栏，在当时天色暗的情况下，又没有护栏是高立勋掉下去的主要原因，因为当庭的庭审人员都没有当时事故现场的人，应该是当时一起干活的人员能说清楚情况，据我们听说，当时高立勋没有干活，当时纱窗已经安装完毕，是从一楼上二楼的时候因为没有护栏，所以才掉下去的。同时我们也向法庭提交了向安监局调卷的申请，希望把当时的现场情况还原一下，如果调不到卷，希望让当时在场的工人到庭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 4、无极县瑞翔园小区购房交取暖费票据6张，驿头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高立勋和无极县棉油厂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签订劳动合同登记表一份，高立勋养老保险金缴纳到2015年的记录。证明高立勋和家人一直在县城内居住，赔偿标准应当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赔偿。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高立勋的户口栏上的户籍所在地是在驿头村，应该以户口本上载明的住址作为依据。经常居住地是在县城，我方没有异议。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没有异议。 %1、被告乔佩佩微信提交的受害人高立勋医疗费票据15张，证明共花医疗费9924.95元。 原告盛世锦唐质证称：对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顺安门窗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张国安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高立超质证称：没有异议。另补充如下：这个活是我和张国安谈的，谈好之后因为我当时在保定肃宁县干活，没有时间，我就和我哥哥联系，让他又找几个人一块去安装的。因为我们平时就是这几个人经常一起干活，无论是谁联系上活儿，看谁有空就去干，挣了钱以后谁干了平均分钱，不干就不分钱。出事的这个活还没干完就出事了就没给钱，也就没有分钱。一般谁揽的活就将钱给谁，然后拿回来再给干活的人平均分配。这个活我已经转给我哥哥了，他应该和我哥哥结算。 经本院询问，高计榜等五被告对被告高立超的以上补充陈述质证称：真实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是高立超揽下活以后没有时间干，就让张国安和高立勋联系的，是高立勋开着自己的车拉着另外三个干活的一块来行唐干活。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长安顺安门窗经销处，工商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陈国垒。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注册成立于2017年4月19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张国安，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已于2019年10月17日准予办理注销登记。 2018年7月1日，原告盛世锦唐与被告顺安门窗签订了门窗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一、工程概况：1、工地名称：石家庄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工地位置：行唐县光明路。2、门窗面积：壹仟壹佰平方米。3、工程时间：30天（因受风、雨、停电等不可抗拒因素影响工期拖延）。4、工程单价：200元，（不含玻璃，包含玻璃安装。玻璃由甲方自己选购运到工程现场），如中途甲方不让安装玻璃，乙方按每平方米10元安装费减去，由甲方自己找安装工人，预计工程量1100平，工程总价22万元（结算按照实际平均数计算）。5、安全施工：乙方应安全施工，如造成事故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二、付款方式：1、甲、乙双方签字后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拾万。2、安装结束后经甲方验收合格签字后，应支付工程总造价全款，保修期为3年。三、门窗要求：新东亚55系，维卡55系两选一，壁厚1.225。五金：凯盛五金。纱窗隐型普通下拉。合同约定被告顺安门窗承揽原告盛世锦唐位于行唐县开发区办公楼门窗制作、安装业务，门窗要求为纱窗隐型普通下拉。 合同签订后门窗安装过程中，被告顺安门窗未经原告同意将纱窗业务转包给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被告顺安门窗主张转包的范围包括制作和安装纱窗，被告张国安称仅包括制作纱窗，安装纱窗是应被告顺安门窗的委托代为联系的安装班高立超。被告顺安门窗提供了老板娘与张国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视频录像，被告张国安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按照要求制作了纱窗，但又将安装工作联系给了高立超，高立超未参加纱窗安装，由受害者高立勋等四人实际安装。 2019年8月10日下午7时左右，受害人高立勋在原告公司门窗安装作业中不慎从二楼跌落摔伤，经抢救无效身亡。抢救共花费医疗费9924.95元。高立勋去世后，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向行唐县大调解中心老康调解室提出调解申请，2019年8月13日行唐县大调解中心老康调解室出具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两被申请人陈国垒、郭玉琼自愿先行垫付三申请人亲属死亡赔偿金（含住院费、丧葬费、抚养费、赡养费等一切费用）人民币93万元。该93万元已经于2019年8月14日转账支付给被告乔佩佩，其中原告垫付48万元，顺安门窗垫付45万元。 另查明，被告高计榜、刘俊花分别系高立勋的父母，乔佩佩系高立勋的妻子，高某1、高某2系高立勋的子女。受害人高立勋有三个被扶养人：父亲高计榜62周岁，儿子高某110周岁，女儿高某28周岁。高计榜有3个扶养人：儿子高立勋和高立超，女儿高立彦。 本院认为，被告栾城区安胜纱窗厂已于2019年10月17日办理注销登记，不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由其经营者张国安作为被告继续参加诉讼。 原告、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责任承担及高计榜等五被告的损失范围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原告、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责任承担： 1、2018年7月1日原告盛世锦唐与被告顺安门窗签订的门窗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共认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原告盛世锦唐与被告顺安门窗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 2、被告顺安门窗称自己将承包的纱窗制作、安装转包给被告张国安，并提交了证据2、3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录像在案为证，虽然被告张国安不予认可，但其仅申请王某出庭作证，其证据证明力远低于被告顺安门窗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张国安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应当认定被告顺安门窗与被告张国安之间系转包关系。 3、被告张国安称自己受被告顺安门窗委托代找的安装班高立超，没有提交证据，结合高立超庭后陈述的联系过程，应当认定张国安将纱窗安装转包给了高立超，张国安与高立超之间亦为转包关系。 4、被告高立超承包之后，自己没有时间，又将安装工作交给高立勋等人。虽然根据高立超和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的陈述，高立超本次将安装纱窗的工作交给高立勋等人未从中赚取差价，但实际上是经常一起揽活的人互相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应认定高立超与高立勋等人为转包关系。 综上，本院认定原告盛世锦唐与被告顺安门窗之间为承揽关系；被告顺安门窗与被告张国安、被告张国安与被告高立超、被告高立超与高立勋等人之间均为转包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第33条规定，对于原《建筑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被取消的……电梯安装、金属门窗……等7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程承发包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该意见规定不再对金属门窗等专业工程承发包作资质要求，不代表定作、承揽完全不受限制，定作方理应对承揽方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等方面尽最大审慎注意义务，承揽方亦应根据自身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谨慎承包。本案中被告顺安门窗营业执照显示其为个体工商户，并非公司法人，且经营范围仅为门窗零售，不具有门窗安装的技术实力，原告盛世锦唐作为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任不当，具有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顺安门窗为承揽人，未经定作人同意将部分工作转包给不具有相关安装条件的安胜纱窗厂，并疏于管理，造成层层转包，应承担较大的责任。被告张国安、高立超，均为转包人，转包之后，对承包的工作疏于管理，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害人高立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门窗安装作业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二、高计榜等五被告因高立勋死亡造成的损失范围： 1、死亡赔偿金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标准32997元，按二十年计算，即32997×20年＝659940元。2、丧葬费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71633÷12×6＝35816.5元。3、原被告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有争议，根据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提交的证据，被扶养人长期在县城生活，应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2127元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儿子高某110周岁，扶养年限为8年；女儿高某28周岁，扶养年限为10年；父亲高计榜62周岁，扶养年限计算为18年。以上被扶养人共三人，被扶养人均还有其他扶养人，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三被抚养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2127元，具体计算为：前8年，三个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22127元×8年＝177016元；第9年至第10年；女儿高某2、父亲高计榜两人的生活费为（22127元÷3＋22127元÷2）×2年＝36878元；第11年至第18年，父亲高计榜的生活费为22127元÷3×8年＝59005元。以上合计为177016元＋36878元＋59005元＝272899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要求赔偿交通费3000元，本院认为合理，予以支持。6、根据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提供的受害人高立勋河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5张，医疗费共计9924.95元。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另行要求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20000元，因本院已经对丧葬费做出认定，原告另行要求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医疗费共计659940元+35816.5元+272899元+50000元+3000元+9924.95元≈1031580元。 根据以上本院认定的原被告在事故中的法律关系和责任，本院对事故损失的承担酌定划分如下：被告高计榜、刘俊花、乔佩佩、高某1、高某2以调解中未得到赔偿的金额：1031580元-930000元＝101580元为限承担责任；原告应承担20%的责任，即1031580元×20%＝206316元；被告顺安门窗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031580元×40%＝412632元；剩余损失由张国安、高立超平均承担，每人应承担：（1031580元-101580元-206316元-412632元）÷2＝155526元。原告垫付赔偿金480000元，减去其应自负的206316元，超过自己应承担的金额为273684元。被告顺安门窗应承担的金额为412632元，已经在调解中垫付450000元，超过其应承担的数额，原告仅可向被告张国安和高立超追偿，每人应给付原告136842元。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自2019年8月1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仅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处理，被告顺安门窗垫付的赔偿金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张国安、被告高立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别给付原告河北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垫付赔偿款136842元； 2、驳回原告河北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500元，减半收取4250元，保全费2920元，保全保险费1200元，共计8370元，原告河北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负担4185元，被告张国安、被告高立超各负担209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于递交上诉状的同时或上诉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8500元并提交交费收据原件（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或者缓减免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淑芳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杜 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