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2620号原告：厦门宗衡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现代物流园区港中路经保综合楼二楼218之3单元。法定代表人：邵志愿，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川，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福财，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惠路99号综合楼106室。法定代表人：卢宗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缪佳琛，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俞琳红，该公司员工。原告厦门宗衡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29日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厦门海事法院裁定异议成立，移送本院。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11月21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福财，被告委托代理人缪佳琛、俞琳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12月12日，原告通过登录被告网站，向被告下单委托运输货物。被告出具了JHQ1740NXMLT043的集装箱货物运单，确认承运OOLU1324850、OOLU1383370两个集装箱从厦门至南京龙潭码头。2017年12月29日，原告业务员通过QQ聊天工具与被告联系，明确要求被告放货后向箱主东方海外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OOCL公司）交还空箱。后由于被告操作失误，在还箱时将箱主信息写成SOC（即货主自备箱），以致OOCL公司未能从系统中搜索到该两个集装箱，因而无法接收和正常使用。原告为此多次催促被告尽快更改箱主信息，但被告直至2018年4月10日才完成，由此产生滞箱费人民币61030元（以下未作币种特别标注的均为人民币）。其中，从2018年1月15日（货主接收货物后的次日）至2018年4月10日间的费用为54740元。2018年6月22日，OOCL公司通过其船代厦门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直接扣取了原告委托的拖车公司厦门闽安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安达公司）的押金作为滞箱费，原告于当日向闽安达公司支付了该笔费用，并向被告发出《索赔函》。被告始终拖延赔付。原告于2019年5月6日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被告仍消极对待赔偿事宜。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滞箱费损失5474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6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被告辩称：1、更改箱主信息不是原告的合同义务。原、被告约定的仅是集装箱运输服务，原告支付的费用也只是运费和拖车费，不包括更改箱主信息。2、原告在订舱时申报的就是SOC，被告完全是按照原告的要求行事。在OOCL公司未提供接收集装箱的函件前，被告和码头均无权更改箱属。原告直至2018年4月8日才通知被告已经收到OOCL公司的接收函，被告于4月10日完成改箱，并无迟延。3、原告以SOC向被告订舱，期间未尽到跟踪集装箱流转动态的职责，过错在于原告自身。4、即使被告需要对涉案滞箱费负责，也应当从2018年2月26日原告明确要求被告出具还箱通知起计算；且通常情况下可以向船公司申请减免滞箱费，原告未尽此减损义务；滞箱费金额不应超过一个同类新箱的重置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集装箱货物运单；证据2.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原、被告的运输合同关系。证据3.证据4.原告业务员陈杰姿与被告业务员林鸿基的QQ个人信息及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被告就涉案业务的联系沟通情况。证据6.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单箱记录，用以证明集装箱提箱、还箱时间。被告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证据15.原告业务员陈杰姿与OOCL公司的邮件往来，用以证明原告早在货物到港前就已向OOCL公司申请在南京异地还箱，产生滞箱费的原因系被告错填箱主信息，且未在还箱时将箱主报为OOCL公司。证据7.《集装箱费用清单》、证据8.发票、证据9.《扣费标准通知》、证据10.应收对账单、证据11.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涉案讼争的集装箱滞箱费的金额及支付情况。被告质证认为，该些证据均反映的是原告与案外人的关系，被告未曾参与其中，对真实性无法知晓，故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原告的该些证据相互之间存在印证关系，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2.索赔函、证据13.律师函、证据14.邮件查询单、证据16.EMS快递单，用于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赔的情况。被告质证表示未曾收到过相关函件，对该些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2确无法证明被告收到，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3系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且提供了证据14、证据16以作印证，本院认为可予认定。证据17.网上订舱界面截图，用以证明被告的订舱系统中仅有“是否自备货柜（SOC）”的勾选项，即只要不是被告提供集装箱，箱属只能勾选SOC，并无其他选项。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原告如需被告协助还箱，应当在选项旁边的备注栏中对箱主信息作出特别备注。本院审查认为，鉴于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该份证据可予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证据《沿海内贸货物托运委托书》，用以证明原告在订舱时没有备注箱主是OOCL，被告的义务不包括更改箱属，收费项目中也没有包括改箱费。原告质证认为，该委托书上的“备注”信息并非原告填写，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不存在矛盾之处，可予认定。本院查明：2017年12月12日，原告通过登录被告网站，向被告下单委托运输货物。原告在录入订舱信息时，在“是否自备货柜（SOC）”前进行了勾选；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信息，在备注栏中标注“1301+SOC，柜子送完空箱还到：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物流园1-2号，南京港龙集装箱运输公司”。被告接受订舱后出具了编号为JHQ1740NXMLT043的集装箱货物运单，确认承运OOLU1324850、OOLU1383370两个20GP集装箱从厦门至南京龙潭码头，运输条款为DO-DO。2017年12月25日，上述两个集装箱从厦门起运。2017年12月29日15时前后，被告通过QQ联系原告询问：“你们这两个SOC到龙潭之后是直接车队提走，不再回码头了吗？”；原告回复：“要帮我还柜”、“南京还箱地点：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物流园1-2号，南京港龙集装箱运输公司”。被告问：“这个地方联系方式有吗”。16时许，原告向OOCL公司申请异地还箱事宜，OOCL公司于17时许回复，“之前已经申请过了”、“请还到：南京龙潭集装箱码头，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街道物流园区1-2号；请在工作时间还箱，到一楼大厅箱管处交现金cny150/20’下车费，箱主报：OOCL；南京联系人CarrieLanPhone：025-57195812”。原告随即将OOCL公司的回复原文复制通过QQ发送给了被告。2018年1月11日，原、被告在联系放货送货和支付相关费用时，原告又提醒被告“柜子要帮我还哟”、“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及时沟通好不”，被告回复“好的”。2018年1月14日，被告安排将涉案货物送交收货人，并于当日将涉案两个集装箱空箱归还至原告指定的还箱地点。2018年1月31日，OOCL公司发邮件向原告催还涉案两个集装箱。原告随即通过QQ询问被告：“南京两个柜子没有帮我还？”次日又再次询问。2018年2月7日，被告将集装箱动态查询记录的截图反馈给原告，截图显示集装箱已位于“港龙堆场”，箱主信息为“SOC”。同时，被告将其驻龙潭办事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被告龙潭办）的联系电话提供给原告，告知如需要什么文件可以直接联系，或也可请被告帮忙联系。原告回复“好”。原告业务员陈杰姿到庭向本院陈述，其联系被告龙潭办后，得到的答复是需要OOCL公司出具收箱通知，其随后又联系OOCL公司，OOCL公司表示此前已经出具过，只需要向码头声明是OOCL的集装箱即可。陈杰姿称其已将该答复电话反馈给被告。2018年2月24日，OOCL公司发邮件通知原告称箱主代码为SOC，要求原告联系内贸代理将箱主信息更改为OOCL。2018年2月26日，8时50分许，OOCL公司又发邮件要求原告确认还箱事宜；原告旋即QQ联系被告，称船东之所以找不到集装箱是因为箱主信息有误，请被告尽快联系“南京”进行更改；被告表示着手联系了。9时40分许，OOCL公司再次催促原告要与南京堆场联系更改箱主信息，原告将该要求再次转达给被告，同时向被告索要了堆场及还箱车队的联系方式。11时20分许，原告分别联系OOCL公司和被告，告知OOCL公司“南京堆场方面要求贵司协助发送一个收箱通知”，告知被告“发送一个还箱通知给码头”、“若有不明白，可联系南京箱管”并附上了联系电话。13时40分许，OOCL公司回复原告称已经通知码头接收两个集装箱。当日未见被告再有回复。2018年2月27日，11时20分许，OOCL公司联系原告，称码头反馈还无人前去办理相关手续，请原告尽快解决。原告随后又询问被告进展，被告回复还没解决。此后，2018年3月5日、3月20日、3月28日、4月2日，OOCL公司多次通知原告箱主信息仍未更改完毕；每次收到通知后，原告即询问并催促被告，而被告起先未就办理情况给出明确答复，直至3月28日才告知原告称码头表示因距离卸船时间太久而无法更改。但经原告直接联系码头询问，并无因时间过长而无法更改一说。2018年4月8日，被告告知原告称，办理更改箱主信息不仅需要被告方面出具的还箱通知，还需要OOCL公司出具收箱通知，并支付转场费。原告立即回复称，OOCL公司的收箱通知已经出具了，并询问转场费金额。次日，双方继续沟通协调。2018年4月10日，13时30分许，被告将箱主信息已经更改完毕的查询截屏发送给原告。根据OOCL公司开具《扣费标准通知》，涉案两个集装箱的使用计费期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其中第1至7天，每天每箱85元；第8至33天，每天每箱170元；第34天起，每天每箱340元，共计61030元。2018年6月，OOCL公司的船代厦门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月结划扣保证金的方式向闽安达公司收取上述款项。2018年9月13日至29日，原告分数笔向闽安达公司支付了包含该笔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内的月结费用共计52万余元（另有6200元在10月支付）。另查明：1、在被告的网上订舱系统“货物信息”大项下有一个“是否自备货柜（SOC）”选项，若集装箱非被告提供，需在该选项前进行勾选，除此之外无其他关于箱主信息的填报栏目和相关填报要求、说明或提示。该选项左侧有一“备注”框，亦无相关填写说明。2、被告当庭向本院陈述，根据被告向码头了解的情况，OOCL公司是2018年4月11日才向码头出具“收箱通知”。被告曾表示希望本院向其签发调查令以便到码头调取该“收箱通知”，但最终未提出正式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是托运人、被告是承运人没有分歧，本院予以确认。本案运输的起运港为厦门、目的港为南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调整。现双方争议焦点在于造成涉案集装箱产生超期使用费在责任归咎于何方以及应当由何方负担该些损失。被告主张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根源是原告在订舱时勾选了SOC选项，责任在于原告。对该主张，本院难以认同。从被告的订舱界面可以看出，原告除了有“是否自备货柜（SOC）”选项可供勾选外，并无其他可以进行箱主信息录入的栏目。实际操作中，只要不是被告提供集装箱，订舱人就只能在“是否自备货柜（SOC）”前进行勾选。被告称，原告可以在勾选框左边的备注栏中对箱主信息进行标注。但被告在订舱界面上并无此说明或提示。因此，原告订舱勾选SOC并无不妥。至于被告，凡不是被告提供的集装箱，相对于被告而言都属于货主自备箱，该集装箱是货主自有、租用还是由前程运输承运人提供并非被告所需要关心的问题。从该角度审视，被告的订舱系统只要求勾选“是否自备货柜（SOC）”选项，亦无不当。所以，在以“SOC”订舱问题上，原、被告均无过错。本案之所以会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核心其实不在于订舱环节的操作（以“SOC”订舱并不会必然导致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而在于还箱环节的操作。本案中原告向OOCL公司申请异地还箱本是一种正常业务。从2018年12月29日OOCL公司与原告的邮件往来可以看出，在此之前，OOCL公司就早已把涉案两个集装箱将还入南京龙潭集装箱码头的请求向南京码头进行了联络安排，安排结果已经具体落实到了还箱地址（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物流园1-2号）、还箱时间（工作时间）、手续办理点（一楼大厅箱管处）、费用（交现金cny150/20’）以及“箱主报：OOCL”，并且明确了对接的专人（CarrieLanPhone：025-57195812）。也就是说，照此操作即可顺利还箱，与原告在向被告订舱时以何名义申报箱属、是否备注真实箱主为OOCL公司无涉。现有证据证明，原告及时将上述信息和要求发送给了被告（2018年12月29日，实际还箱之前），然而，被告却无法向本院证明其确实是按照原告告知的方式办理的还箱，据此已可认定被告在履行其合同义务时存在重大过失。更甚者，在被告未能向本院证明其在还箱现场究竟是如何向南京码头进行申报的情况下，不排除存在以下的可能性，即被告违背了原告要求，不仅未将箱主报为“OOCL”，反而报成了“SOC”，这才是导致OOCL公司无法从码头集装箱信息系统中找到涉案集装箱的根本原因。被告对此的抗辩理由归结起来主要有三。被告的抗辩一是被告对原告不负有还箱和更改箱属的合同义务。关于该抗辩，本院认为，被告在庭审中确认，《沿海内贸货物托运委托书》上备注栏中的“1301+SOC，柜子送完空箱归还：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龙潭物流园1-2号，南京港龙集装箱运输公司”系被告根据原告提供信息所填写。由此可见，被告在接受订舱之初就知道，除了完成DO-DO的运输外，还需要为原告在南京还箱；其补全《沿海内贸货物托运委托书》备注信息的行为就是一种确认接受此项委托的表示。此项委托符合《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特征，故《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同样可适用于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特别约定的委托还箱事务。还箱不仅包括将集装箱从空间位置上归还到指定地点，也包括在还箱时按原告的委托向堆场正确申报箱主信息。被告是否就还箱收取费用,不影响被告合同义务的存在。原告在委托当时告知箱主信息还是还箱之前告知，属于合同履行范畴，不是被告合同义务有无的问题。因此，被告的抗辩一不能成立。被告的抗辩二是原告在QQ中向被告提出还箱报OOCL后，因需要OOCL公司先行向码头发出通知，否则被告无法办理，故被告并没有表示接受原告的要求。本院认为，暂且不论其实OOCL公司已经同码头做好接箱安排，被告若确系有此顾虑，理当在业务操作当时就即刻提出，然而被告却只字未提，并继续为原告办理还箱事宜，应视为以实际行动接收了原告的要求。因此，被告的抗辩二也不能成立。被告的抗辩三是认为OOCL公司称已联系好南京码头还箱事宜，但未见有任何凭证。本院认为，一方面从本案所见的众多证据中，无一表明箱主信息不能登记为OOCL是因为OOCL公司一开始就没有联系好南京码头；另一方面，被告的此项抗辩恰恰自证了其在还箱时没有向码头箱管处“箱主报：OOCL”。因为倘被告还箱时按原告告知的到“一楼大厅箱管处”报箱主“OOCL”，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涉案集装箱以OOCL公司为箱主顺利还箱，则无本案纠纷发生。另一种是码头以未收到OOCL公司通知为由拒绝以OOCL公司为箱主进行还箱，则被告必然会将此情况反馈给原告。现上述两种结果均未出现。退言之，即使出现后一种结果，只要被告及时反馈给原告，由原告与OOCL公司交涉，也不至于造成OOCL公司向原告收取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情形。因此，被告关于此节的三点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综合上述分析，涉案集装箱未能以OOCL公司的名义为箱主进行还箱，责任在于被告。在此前提下，原、被告对于集装箱超期使用时间长短的各自责任，也是本案需要考量的问题。原告诉请赔偿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始于2018年1月15日，止于2018年4月10日，共86天。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18年2月7日将集装箱信息查询截图发送给原告，此前原告并不知晓集装箱未正确进场，故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2月7日的超期（24天），责任归于被告。经2018年2月7日原、被告双方联系后，直至2018年2月25日，从在案证据无法看出原告在此期间对被告提出过更改箱主的要求，相反当被告业务员提出可以由原告直接联系也可以请被告帮忙联系时，原告仅回复“好”而未再有进一步指示，足以使被告误认为原告会自行解决，故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2月25日的超期（18天），与原告的沟通不够充分、指示不够明确有关，可酌情由原告承担80%的责任，被告承担20%的责任。2018年2月26日一早，原告明确向被告提出要求更改箱主信息，被告表示着手联系了；原告随后又明确告知“发送一个还箱通知给码头”、“若有不明白，可联系南京箱管”并附上了联系电话，但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照此行事。在原告与被告联系的同时，原告也告知OOCL公司“协助发送一个收箱通知”，OOCL公司在2个多小时后即回复“已经通知码头接收两个集装箱”。从此节看，若被告如同OOCL公司一样及时处理原告的请求，更改箱属本可在2月26日当日即告完成，而被告直到2018年4月8日方才开始操作还箱通知，期间原告曾于2018年3月5日、3月20日、3月28日、4月2日数次询问、催促被告，被告均未有实质性行动。被告在审理过程中辩称，更改箱属必须同时具备OOCL公司的收箱通知，之前原告没有出示OOCL公司的收箱通知，所以被告无法出具还箱通知。本院认为，如前所述，OOCL公司在2月26日原告提出需要收箱通知的当天就已通知码头，此其一；本案被告最终出具还箱通知时，也并没有实际持有或看到OOCL公司的收箱通知，此其二；若无OOCL公司的收箱通知，并不会出现导致被告在客观上无法出具还箱通知的现实障碍，此其三；即使被告主观上认为必须由OOCL公司先出具收箱通知，也应当第一时间向原告进行说明，而事实是被告直到2018年4月8日才第一次向原告提到此事，此其四。况且，被告在庭审中自述，其了解到的情况是OOCL公司2018年4月11日才向码头出具“收箱通知”，倘此节属实，反而进一步表明有无OOCL公司的书面“收箱通知”并非更改箱主信息的必要前提，因为涉案集装箱箱主信息在2018年4月10日已经更改完成。照此分析，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4月8日的超期（42天），主要责任在于被告。当然，原告在此期间也或多或少存在沟通不充分、跟踪不积极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原告虽有数次催促被告，但均是发生在OOCL公司催促原告之后，其中从3月5日到3月20日之间相隔长达两周之久，且也没有将其所掌握的信息（如OOCL公司已经与码头联系好接收集装箱）同被告充分沟通。然而这些与被告的未及时出具还箱通知相比，显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该42天的超期时间由被告承担80%的责任，原告承酌情分担20%的责任。2018年4月9日、10日的2天超期系被告实际用于办理更改箱主信息的时间，责任由被告承担。综上，经计算被告应当对86天超期中的63.2天承担责任，原告对22.8天承担责任。同时，考虑到86天的总共超期天数系原、被告各自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故在对最终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进行责任分担时，不需按照日期先后作分段区别。关于原告损失的合理性问题，被告认为原告未向OOCL公司申请减免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未尽到减损义务。本院认为，减损义务是相对于损失扩大而言的概念，原告能向OOCL公司申请减免固然为好，但原告未申请减免而按照OOCL公司公示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标准向OOCL公司进行支付，并未造成损失扩大。被告还提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应以一个同类新箱的重置价为限。本院认为，通过先前的事实分析可以看出，涉案集装箱箱主信息的更改实际只需2、3天甚至更少时间就可完成，原告也始终与OOCL公司有所联系，并表示正在办理，即OOCL公司有理由预见即刻就可能正常收回涉案集装箱。在该等情况下，要求OOCL公司重新购置一个新箱来解决原箱被占用的问题，似缺乏现实合理性，故OOCL公司就本案的两个集装箱收取的超期使用费是否需要以新箱重置价为限，尚有可商榷的余地。然而，该争议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作结论性的评判。被告在按目前实际产生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后，如今后有证据证明原告又从OOCL公司处以新箱重置价为限得到部分返还的，被告可以另行向原告主张相应返还；或者被告也可以以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实际承担者的身份，自行直接向OOCL公司主张返还。故此，本院对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采纳。至此，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54740元，应由被告向原告赔偿40227.53元。关于利息损失，原告实际对外支付包含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内的52万余元绝大部分是在2018年9月13日至29日间，原告主张从2018年6月22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酌情调整为从2018年9月30日起计算。利率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相对合理，可予以支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发布贷款基准利率，改为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本院对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损失利率计算标准作相应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厦门宗衡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40227.53元及利息[以人民币40227.53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被告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对原告厦门宗衡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被告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4元，由原告厦门宗衡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24.50元、被告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99.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晓峰审 判 员  王 蕾人民陪审员  王燕丽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朱元达书 记 员  朱元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