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17571号原告：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苗圃路XXX号XXX幢。法定代表人：盛荣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忠，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益民，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董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男。被告：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王玲慧，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男。第三人：上海振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沪太路XXX号XXX楼。法定代表人：沈炳旭，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米玲玲，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仓公司)诉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静安土储中心)、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市土储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先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追加上海振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沪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因分歧较大致使调解未成功。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荣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忠、吴益民，被告静安土储中心及被告市土储中心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第三人振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米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荣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逾期给付拆迁补偿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以22,007,019元(人民币，币种下同)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9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0月8日止。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2009年4月26日,原告的前身上海金泉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宾馆)与市土储中心、上海市闸北区土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闸北土发中心)签订《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振沪公司为拆迁实施单位，约定由市土储中心、闸北土发中心拆迁原告位于中兴路XXX号建筑面积为2555.3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原告可得补偿款合计22,007,019元，在交房后三个月内结清全部补偿款。然两被告未按协议约定按期支付上述拆迁补偿款。为此原告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后在中央督导组督办下,被告才于2012年10月9日将拆迁补偿款汇至原告账户。至此，原告的上述拆迁补偿款逾期支付长达3年之久。由于被告方未按期付款，造成原告经营陷入困境，经济损失惨重，故在被告方支付前述拆迁补偿款本金后，原告多次以登门、发催款函等方式与被告方进行协商,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因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但催讨无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静安土储中心及被告市土储中心共同辩称：不同意支付原告所称的利息损失，具体诉讼意见与第三人振沪公司一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振沪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根据协议约定，两被告原应于2009年10月21日前支付原告全部拆迁安置补偿款。但拆迁人在签约后接到举报，称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盛荣昌有行贿行为，原告在受让中兴路XXX号被拆迁房屋时存在违法犯罪嫌疑，面临着转让合同或被确认无效进而存在原告丧失产权人身份的可能性。因此，原闸北区反贪局和区纪委曾电话通知要求暂缓发放动迁款项。为审慎起见，拆迁部门决定暂缓发放拆迁补偿款。后原告通过信访途径要求付款，经旧改指挥部讨论后决定同意予以发放。综上，两被告逾期发放拆迁补偿款属事出有因，不存在违约，故不同意支付原告因前述暂缓给付拆迁补偿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4月26日，市土储中心、闸北土发中心(作为拆迁人、甲方)与金泉宾馆(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甲方代理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为第三人振沪公司。上述协议约定：因建设需要，甲方取得拆迁乙方非居住用房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证号为拆许字(2007)第8号)]。乙方所有非居住房屋坐落于中兴路XXX号，房屋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2555.39平方米；被拆除房屋经评估机构评估，房地产协商总价为20,187,581元，乙方选择由甲方支付货币补偿款作为补偿安置方式。各方还约定，甲方补偿乙方停产、停业损失每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元，总计1,022,156元；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设备迁移费30,665元，其他费用装潢补贴766,617元。乙方应于2009年5月31日前搬离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按期搬离。双方一致确认：上述合计补偿22,007,019元，包括了所有拆迁补偿安置项目；资金支付方式为：本协议一经签订30天内甲方支付乙方660万元，待乙方交出上述房屋后，其余的15,407,019元甲方在三个月内分两期支付乙方结清补偿款。2009年7月20日，双方完成交接手续，金泉宾馆向拆迁人交出被拆迁房屋。后金泉宾馆于2012年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荣仓公司。2009年7月2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盛荣昌因涉嫌行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6日被逮捕。2010年5月14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上海正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正太公司)、盛荣昌犯单位行贿罪向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闸北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查明，盛荣昌系正太公司实际负责人，盛荣昌等在中兴路XXX号地块已进入公告拍卖程序后，给案外人常光荣钱财从而获得优先购入该地块的特权，且常光荣收受贿赂后将该地块低于购入价转让给正太公司，应认定正太公司及盛荣昌等获取了不正当利益。闸北法院遂作出(2010)闸刑初字第377号刑事判决，判决：正太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一百万元；盛荣昌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09年7月22日起至2011年1月21日止)。该判决后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未按期收到前述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金泉宾馆于2011年3月分别向市土储中心、闸北土发中心、铁路上海站北广场地区旧区改造指挥部邮寄信函，催讨房屋拆迁补偿款22,007,019元。2011年4月，金泉宾馆再次向市土储中心、闸北土发中心、振沪公司邮寄催讨函。此后，盛荣昌还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信访。2012年10月9日，振沪公司向荣仓公司支付22,007,019元拆迁补偿款。2014年9月，原告以金泉宾馆名义分别向市土储中心、闸北土发中心、振沪公司邮寄《关于上海金泉宾馆催要391万元逾期支付利息款的函》，主张因延迟支付拆迁补偿款3年6个月产生的利息。2015年4月，原告向闸北法院起诉市土储中心及闸北土发中心，要求支付逾期给付拆迁补偿款产生的利息；同年6月，原告以需继续调查取证为由申请撤诉。2017年4月，原告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市土储中心及静安土储中心，再次要求支付前述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同年8月，原告再次申请撤回起诉。2019年4月，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因机构调整，原拆迁人闸北土发中心的职能和权利义务现已由被告静安土储中心承继和行使。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企业名称变更材料、催讨拆迁安置补偿款信函一组、信访材料一组、拆迁款银行付款凭证、催讨利息损失信函一组、向闸北法院和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起诉材料一组，第三人振沪公司提供的《空房交接单》、(2010)闸刑初字第377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及各方当事人在案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地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两被告(作为拆迁人)与原告(作为被拆迁人)于2009年4月26日签订有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两被告拆迁原告位于中兴路XXX号2555.3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选择货币补偿作为补偿安置方式，全部拆迁补偿款为22,007,019元；两被告应在协议签订之日30日内支付660万元，尾款在交出房屋后的三个月内结清。后原告在2009年7月20日交出被拆迁房屋。故两被告最迟应于2009年10月20日支付全部拆迁补偿款。但在拆迁协议履行过程中，两被告延迟至2012年10月9日才一并支付全部拆迁补偿款，显属违反上述协议约定。利息作为本金产生的法定孳息，除法律特别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与债务人应有的付款责任同时产生。本案被告延迟支付拆迁补偿款，原告作为商事主体必然会因资金空缺产生相应的利息损失，而被告作为资金占用一方则会从中获益。现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因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关于该利息损失的具体计算，原告主张以22,007,01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9年10月21日(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至2012年10月8日(实际履行完毕前一日)，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诉讼中，两被告提出因原告法定代表人盛荣昌涉嫌刑事犯罪故需暂缓支付的意见。本院认为，盛荣昌以行贿方式谋取竞争优势完成房地产交易并不当然导致买卖合同罹于无效，在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原告已非被拆迁房屋权利人的情况下，被告不能因单方面的怀疑或揣测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即使存在原告因法定代表人受到刑事处理而难以正常履约等情形，被告也可以通过向有关部门提存等方式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被告所持上述意见不足以成为其延迟付款的正当抗辩事由。此外，从被告履约行为来看，其本应在签约后30日内即2009年5月26日之前支付首笔660万元补偿款，但此时已未按期支付；而在有关正太公司及盛荣昌行贿的刑事判决未认定被拆迁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在该案审结后被告亦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后直至2012年10月才一次性付款完毕。综观被告方作为拆迁人的履约过程，其仅以“事出有因”为由占用并延迟给付拆迁补偿款长达三年之久，辩解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另，被告方关于收到纪检和反贪部门的指令而协助暂缓付款的意见，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且亦不符合相关国家机关执法办案的正常程序，本院难以采信。至于被告及第三人所持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经查，2012年10月9日被告付清拆迁补偿款本金之后，原告曾于2014年9月发函催讨相应利息损失，后于2015年4月以诉讼方式主张该利息损失并于同年6月撤诉，此后又2017年4月再次提起诉讼并于同年8月撤诉。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请求等情形而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原告以前述发函和提起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直至2019年4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故对于两被告有关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荣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因逾期给付拆迁补偿款产生的利息，该利息款以22,007,01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9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0月8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立案庭)，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新慧人民陪审员  史嘉安人民陪审员  曹文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敏蔚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