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0524号原告：陆建林，男，1962年4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中路******。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坤，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鑫，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乔文涛，男，1970年5月21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通达街********>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哉，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建林诉被告乔文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在答辩期内，被告乔文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同年8月15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乔文涛不服本院裁定，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查于同年11月1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当事人表示庭外和解意向，后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和4月2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建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坤、肖鑫，被告乔文涛的委托代理人李文哉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建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乔文涛支付股权回购款3,036万元(对应牡丹江恒昌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股份40万股，截止至2019年7月18日)；2.乔文涛支付逾期利息(以1,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乔文涛支付陆建林财产保全担保费2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18日，陆建林、乔文涛签订《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约定陆建林将此前出借给乔文涛的款项本息2,200万元转化为股权投资款，根据双方对牡丹江恒昌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的估值，该2,200万元投资款相应受让恒昌公司4%股权，后乔文涛配合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月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陆建林在之前投资基础上，追加投资300万元，累计受让4.4%股权，同时约定2013年6月30日之后，陆建林有权随时要求乔文涛回购陆建林所持所有股份，并承担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后陆建林根据乔文涛指示支付了300万元，但乔文涛作为恒昌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未予办理另0.4%股权的变更登记。为此，陆建林与乔文涛多次协商回购股权事宜，乔文涛一再拖延。故陆建林根据自身资金需要，同期考虑恒昌公司后期经营预期，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乔文涛辩称：不同意原告陆建林的诉讼请求。1.陆建林主张权利直接依据是2011年8月15日出借给乔文涛的所谓借款，后该借款转为投资款，但该借款并不属实，2011年8月15日时原、乔文涛尚不认识。陆建林所谓2,200万元本息系陆建林虚构，陆建林与乔文涛间亦从未发生过股份转让。《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内容中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双方也未履行过该协议。2.陆建林所持恒昌公司4%股权系案外人黑龙江锋淘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淘公司)通过股份转让取得，属另一法律关系，乔文涛非本案适格被告；3.陆建林所主张300万元受让另0.44%股权事宜，陆建林未提供汇款凭证，如陆建林提供，乔文涛愿意配合办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4.陆建林主张其他股东回购股权有违公司法规定，股东之间没有回购义务。2014年间陆建林曾提出过股权回购，但乔文涛不同意，后陆建林认可继续持股，在2015年1月4日股东会上也是确认的。陆建林至今并未提出过异议，现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陆建林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借款转投资协议书》《关于2012年3月18日牡丹江市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证明原、乔文涛关于借款转投资、追加投资及股份回购等事项的约定；2.恒昌公司2012年和2015年的章程修正案，证明陆建林已登记享有恒昌公司4%股权，由乔文涛实际控制的锋滔公司代为交付；3.陆建林要求回购股权的函及快递凭证，证明2019年5月23日，陆建林向乔文涛发函要求限期回购股份；4.银行流水单，证明陆建林按补充协议约定于2013年1月6日向乔文涛指定的第三方李顺支付了300万元；5.诉讼保全保险单、保险费发票及付款凭证，证明因本案诉讼，陆建林申请财产保全支付保费5万元；6.锋滔公司、恒昌公司、黑龙江环宇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证明股权转让发生时，乔文涛系恒昌公司董事，而恒昌公司的原两法人股东锋滔公司与环宇公司均系乔文涛实际控制；7.乔文涛与李顺间《借款转投资款协议》《股权回购暨债务抵销协议》，李顺与陆建林间《协议书》及陆建林向李顺转账1,000万元的流水单、陆建林通过其控制的上海松逸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松逸合伙)向乔文涛及锋滔是付款2,200万元的转账凭证，证明陆建林与乔文涛签订《借款转投资款协议》背景、履行情况等，因乔文涛向李顺借款无法按期归还，而李顺出借款项中部分资金来源于陆建林，故各方协商借款转投资款，乔文涛以股抵债，之后陆建林再支付乔文涛2,200万元，陆建林与李顺对陆建林的2,200万元债权均转为投资款，受让恒昌公司4%股权，陆建林与李顺间债务另行结算。乔文涛经质证，对陆建林提交证据1中本人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款转投资款协议》未实际履行，协议所载的借款时间双方并不认识，不存在2,200万元借款的事实，乔文涛也未向陆建林转让过恒昌公司4%股权；对补充协议中300万元即便李顺收到，协议也仅确认债权关系，0.44%股权变更还需其他股东同意。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乔文涛未委托锋滔公司转让4%股权，陆建林取得该4%股权为直接从锋滔公司受让。证据3不认可，没有收到，2014年陆建林就向乔文涛和其他股东主张过股权回购，即便陆建林发函是真实的，也已超过诉讼时效。证据4.需再核实，即便转账真实，也属陆建林与乔文涛间债权债务关系，按补充协议约定，符合公司法股份转让条件，乔文涛愿意协助陆建林办理0.44%恒昌公司股份变更。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乔文涛确系锋滔公司、环宇公司股东，但乔文涛与陆建林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及回购的关系。证据7中乔文涛与李顺间《借款转投资款协议》《股权回购暨债务抵销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陆建林与李顺间《协议书》与1,000万元流水单不予认可，可能系陆建林与李顺最近补做的；关于松逸合伙支付的2,200万元实际情况是陆建林与锋滔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合意，锋滔公司先收款600万元，又指定乔文涛代收600万元，后各方签订工商版本的股份转让协议，办理了变更登记之后，陆建林再将余款1,000万元支付给锋滔公司。乔文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恒昌公司2012年及2015年的股东大会决议，证明陆建林所持恒昌公司4%股权系由锋滔公司转让，与乔文涛无关，陆建林在之后的股东大会中也从未提出过异议。2.恒昌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陆建林所持恒昌公司4%股权系锋滔公司转让的，2014年陆建林曾提出过转让股权给其他股东，均不同意；陆建林起诉已超诉讼时效。3.锋滔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锋滔公司因与陆建林间关于恒昌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在2012年4月办理工商手续前，陆建林预先支付转让款1,200万元，其中600万元汇入锋滔公司账户，另600万元指定汇入乔文涛账户，乔文涛当时系锋滔公司经理，但非控股股东；工商登记办理完成之后，陆建林再支付锋滔公司余款1,000万元。陆建林经质证，对乔文涛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乔文涛通过锋滔公司履行股权转让系因乔文涛为恒昌公司董事，受公司法规定限制每年对外转让股份不得超出持股比例25%而锋滔公司系乔文涛实际控制；对证据2不予认可，恒昌公司由乔文涛实际控制，恒昌公司的证明不符合事实，且陆建林与乔文涛间约定，恒昌公司作为第三方并不清楚，没有做出说明的资格；对证据3不予认可。审理中，李顺到庭向本院作出陈述如下：李顺与陆建林原系邻居，与乔文涛在黑龙江有关于矿业的合作；2011年间，乔文涛因矿业投资向李顺多次借款，金额大概三千多万，其中一千万上从陆建林转借来的；因乔文涛无法还款，李顺告知借款中部分来源于陆建林，故在2012年3月18日，李顺与乔文涛签订了《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又因当时乔文涛还需资金支付牡丹江政府方面款项，乔文涛与陆建林也签订了《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再从陆建林借款2,200万元；李顺与陆建林间1,000万元借款关系在2012年11月9日另行结算；李顺确认2013年1月6日收到陆建林支付的300万元，因李顺向乔文涛催讨债务，乔文涛无力偿还，故再将恒昌公司0.44%股权作价300万元转给陆建林并指定李顺收款。陆建林对李顺的陈述质证，认可其陈述，无异议。乔文涛对李顺陈述质证，认为李顺到庭陈述程序不合法，法院与李顺的谈话笔录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李顺的陈述也说明2011年8月15日时陆建林与乔文涛并不存在2,200万元的借款本息；李顺与陆建林间借贷关系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如下：1.就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陆建林方证据1、证据2、证据5、证据6、证据7中乔文涛与李顺间两协议及2,200万元转账凭证，乔文涛证据1，经审核与双方陈述及公司登记相印证，亦与本案关联，本院予以采纳；2.关于陆建林方证据3，乔文涛虽否认收到该函件，但陆建林采用EMS寄送方式，物流跟踪显示，函件于2019年5月25日由乔文涛本人签收，且签收地址与本院诉讼材料送达地址一致，本院认定乔文涛收到该函件，予以采纳；3.关于陆建林方证据4，乔文涛庭审中表示需再核实，但未在合理期限内做出确认，因该证据为银行水单，且与收款人李顺陈述相对应，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并予采纳；4.乔文涛方证据2、证据3形式上均系案外人的单方陈述，且无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员签字，鉴于作出证明的恒昌公司与锋滔公司与乔文涛存在股权关系上重大利害关系，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亦不予采纳；5.关于李顺向本院的陈述，因李顺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联，参与或经历过有关协议、决议签订过程，也作为协议中指定的收款人收款，可以对本案事实情况作出说明。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向李顺制作谈话笔录，直接向李顺调查取证。李顺所作陈述并非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本院对李顺的陈述并非直接采纳，而是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法律事实。根据本院采纳证据，结合陆建林与乔文涛双方及李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锋滔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原登记法定代表人为乔文涛，2020年1月变更登记为王质华，现乔文涛仍备案登记为恒昌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备案高级管理人中还包括乔文峰。2016年12月10日之前，锋滔公司登记股东为乔文峰持股10%，黑龙江环宇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持股60%，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研所持股30%；2017年1月，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研所持股30%变更登记为乔文涛持股30%。审理中，乔文涛确认其与乔文峰系兄弟关系。环宇公司成立于1998年5月，登记的发起人为乔文涛与乔文峰，原登记法定代表人为乔文涛，2016年6月变更登记为乔文峰，之后再变更登记为案外人；2017年8月，环宇公司股权由乔文涛持股66.38%和乔文峰持股33.62%，变更登记为乔文峰持股95%和乔文慧持股5%。恒昌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1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登记的发起人为乔文涛、乔文峰、陆建林与李顺，登记经营范围包括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项目投资等。恒昌公司取得过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煤炭勘探许可。恒昌公司设立时，登记股东出资情况为乔文涛认缴出资200万元、乔文峰认缴出资200万元、锋滔公司认缴出资800万元、环宇公司认缴出资800万元；2015年1月13日变更登记为乔文涛认缴出资920万元、乔文峰认缴出资920万元、陆建林认缴出资80万元、李顺认缴出资80万元。二、2012年3月18日，陆建林(甲方，出借方即投资方)与乔文涛(乙方，借款方即股权转让方)签订《借款转投资协议》，载明：双方就甲方出借给乙方借款转为对恒昌公司股权投资事宜达成本协议；(一)甲方将2011年8月15日出借给乙方的借款，截至目前本息合计2,200万元转为对恒昌公司股权投资款；(二)乙方所投资恒昌公司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煤碳》项目资源当前股价为11亿元(即20元/吨)，双方同意按此价50%(5.5亿)进行投资，借款转投资后，甲方持有恒昌公司总股本4%的股权；(四)乙方承诺恒昌公司的三岔口煤炭矿山煤炭总储量不少于5500万吨，乙方负责办妥探矿、采矿手续并持有相关证照，乙方同意甲方有优先出让权；(五)如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同时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由乙方偿还甲方本金和实际占用时间的利息。2012年3月14日，上海松逸投资管理人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松逸合伙)向锋滔公司转账支付600万元，付款用途注明为“投资款”；同年3月23日，松逸合伙向乔文涛转账支付600万元，付款用途亦注明为“投资款”；同年5月8日，松逸合伙再向锋滔公司转账支付1,000万元，付款用途注明仍为“投资款”。松逸合伙成立于2011年5月，登记合伙人为陆建林与王永贵，各占50%份额，陆建林出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审理中，松逸合伙向本院出具说明，明确其于2012年间向乔文涛及锋滔公司合计转账的2,200万元均系代表陆建林向乔文涛支付的投资款。2012年4月24日，陆建林与锋滔公司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为锋滔公司自愿将在恒昌公司的4%股份(80万元)转让给陆建林，变更后股东承担变更前的债权债务。审理中，双方确认该80万元未实际履行。2012年4月24日，恒昌公司召开原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同意锋滔公司将4%股份合计80万元转让给李顺，将4%股份合计80万元转让给陆建林；同日，恒昌公司召开新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成立新股东大会，成员包括锋滔公司、环宇公司、乔文涛、乔文峰、李顺、陆建林，修改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十条。2012年4月24日，乔文涛作为恒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恒昌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表决修改公司章程，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第四章第十条。修改内容为将首期出资640万元，由锋滔公司2009年8月10日出资540万元、乔文涛2009年8月10日出资100万元，变更为首期出资640万元，由锋滔公司2009年8月10日出资380万元、乔文涛2009年8月10日出资100万元、李顺2012年4月24日出资80万元和陆建林2012年4月24日出资80万元；将第二期锋滔公司、环宇公司、乔文涛、乔文峰的出资1,360万元期限由2009年12月30日变更为2012年5月30日。2013年1月5日，陆建林(甲方、投资方)与乔文涛(乙方、股权转让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一)鉴于甲乙双方2012年3月18日签订《借款转投资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计价方式，此次甲方对乙方追加的300万元，仍按此股权计价方式，以12.4元/吨的价格，对该公司进行投资；此次300万元投资完成会后，甲方累计持有公司总计4.44%的股权，亦即甲方同意受让乙方同意转让其所投资的恒昌公司三岔口煤炭项目4.44%的股权；(二)乙方承诺并同意在2013年6月30日后，甲方可要求乙方对其所持有的股份进行回购，并承担年24%的利息，且必须在甲方发出股份回购要约之日起60天内付清所有回购款及利息。落款处，陆建林与乔文涛签字，另有手写字迹“注：此笔款项委托李顺代收”，乔文涛在手写字迹下签字确认。2013年1月6日，陆建林向李顺转账支付300万元。2015年1月4日，恒昌公司召开新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由乔文涛、乔文峰、李顺、陆建林组成新股东大会等。乔文涛、乔文峰及陆建林在该决议上签字。2015年1月4日，乔文涛作为恒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恒昌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表决修改公司章程，修改章程第四章第十条，修改后章程记载恒昌公司发起人及认购股份数等为，乔文涛认购股份数920万股，出资比例46%；乔文峰认购股份数920万股，出资比例46%；李顺认购股份数80万股，出资比例4%；陆建林认购股份数80万股，出资比例4%。2019年5月23日，陆建林向乔文涛发函，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转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陆建林持有恒昌公司4.44%股权，按补偿协议约定，要求乔文涛于收到函件60天内回购该4.44%股权。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该函。三、2011年11月17日，陆建林向李顺转账支付1,000万元。2012年3月18日，乔文涛与李顺签订与陆建林相同版本的《借款转投资协议》。2012年11月9日，陆建林与李顺签订《协议书》，载明：鉴于2011年11月17日李顺向陆建林借款1,000万元，约定利息每月1.5%，李顺又将钱款借给乔文涛，双方就欠款归还有关事宜达成本协议；等等。2018年1月13日，李顺与乔文涛签订《股权回购暨债务抵偿协议》，就乔文涛回购李顺所持恒昌公司4%股权及乔文涛替李顺偿还李顺对嫩江县鑫川矿业有限公司欠款抵销股权回购款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其中恒昌公司4%股权回购款29,088,664元，资金占用费7,088,664元。四、为本案诉讼，陆建林申请对乔文涛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担保书》作为担保，为此，陆建林支付保险费5万元。本院经审查准许陆建林的申请，裁定冻结乔文涛银行存款27,833,0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本院认为：本案中，陆建林依据与乔文涛签订的《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及补偿协议约定，主张乔文涛履行恒昌公司2%股权回购；乔文涛则辩称，《借款转投资款协议》所约定的基础借款关系不存在，陆建林无权主张乔文涛回购，且陆建林主张超超诉讼时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股份回购约定，若有，陆建林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分析裁断如下：一、陆建林与乔文涛间《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及投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乔文涛应按约回购陆建林所持恒昌公司2%股权。按《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的记载，陆建林在2011年间借款给乔文涛，至协议签订时本息2,200万元，但陆建林确实未在2011年间向乔文涛出借过款项。《借款转投资款协议》该部分记载与实际不符，然《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的核心权利义务关系不在于对借贷关系的确认而在于“转投资”，陆建林确实在《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签订前后合计向乔文涛或锋滔公司合计支付了投资款2,200万元，陆建林也实际按该协议约定取得了恒昌公司4%股权，登记为恒昌公司股东，并参与过恒昌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过股东权利。乔文涛在恒昌公司有关决议中亦予确认，双方就陆建林已享有恒昌公司4%股权并无异议。关于陆建林所享有恒昌公司4%股权来源，陆建林主张锋滔公司系乔文涛控制，由锋滔公司代乔文涛交付股份；乔文涛则称系陆建林与锋滔公司直接股份转让所得。本院认为，在《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签订时，锋滔公司由环宇公司持股60%、乔文峰持股10%，环宇公司当时又由乔文涛与乔文峰完全控股而乔文涛与乔文峰系兄弟关系，乔文涛系锋滔公司实际人；结合同日李顺与乔文涛签订的相同内容的《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履行情况，可知乔文涛在该协议中所出让给李顺的的恒昌公司4%股权实际也由锋滔公司代为转让；陆建林与锋滔公司间并无真实的股份转让协议，仅有为变更登记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双方均确认该协议中4%股权对价80万元未实际履行。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现登记为陆建林享有的恒昌公司4%股权来源于乔文涛转让，乔文涛通过锋滔公司向陆建林交付该股权。陆建林所持有恒昌公司4%股权的来源在本案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陆建林实际支付了2,200万元对价款，成为恒昌公司股东。2013年1月，陆建林与乔文涛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陆建林追加投资300万元，取得对应恒昌公司0.44%的股份，陆建林也实际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指定的收款人李顺支付了300万元，李顺确认收到该300万元。因恒昌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有权依法自由转让股份，乔文涛应将恒昌公司0.4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8万元的股份)转让给陆建林。补充协议另约定，2013年6月30日后陆建林有权要求乔文涛按年24%利息回购所持股份，且应在收到回购要求60天内支付回购价款。陆建林于2019年5月23日向乔文涛发函要求回购所持恒昌公司全部4.44%股权，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该函。乔文涛未按约履行回购义务，遂涉诉。因乔文涛不认可负有股份回购义务，陆建林在起诉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恒昌公司未来经营预期考虑，要求乔文涛回购2%股权，并无不当。乔文涛辩称，依据公司法，股东间没有回购义务，本院认可。公司法未对股东强制回购股份作出规定，但不限制股东之间自行作出约定。补充协议中约定了乔文涛的回购义务，且该回购义务未附条件，仅附期限即陆建林回购请求权应在2013年6月30日后行使。该期限早已届满，陆建林主张乔文涛回购其所持恒昌公司2%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陆建林回购主张未超出诉讼时效。乔文涛辩称，陆建林在2014年提出过股权回购，之后又同意继续持股，现再来主张超出时效。但乔文涛对该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即便乔文涛该主张属实，亦不影响陆建林的回购主张，因双方补充协议中对回购主张的次数、数量等并无限制的约定。陆建林即使在2014年间主张过回购，经协商，陆建林决定继续持股，之后完全有权再依约主张回购。乔文涛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三、乔文涛应支付陆建林股权回购款2,958.56万元及合理的逾期利息并承担陆建林主张债权的合理费用。关于2%恒昌公司股权的回购价格，依据双方间补充协议的约定包括投资款本金和利息部分。2%股权对应投资款本金1,100万元，补充协议中对利息起算时间未作约定，故应以投资款完成交付之日为准，即2012年5月8日。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陆建林的回购主张，资金占用期间为7.04年。补充协议中约定利息按年息24%计算，并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限制，故乔文涛应支付陆建林回购价款2,958.56万元(1100+1100×24%×7.04)。乔文涛支付该回购款后，陆建林应将恒昌公司2%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万元的股份返还乔文涛。关于乔文涛还有0.4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8万元的股份未交付陆建林，因陆建林未在本案中主张，而乔文涛也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双方可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乔文涛未按约支付回购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陆建林主张逾期利息仍按年利率24%计算。因乔文涛对回购义务本身已予否定，而补充协议中对逾期支付回购价款的违约责任或利息并未约定，基于计算股份回购款时利息标准已较高，依公平原则，本院酌情调整陆建林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计算基数仍为陆建林主张的1,100万元；起算时间，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按收到通知60日满后计算，即2019年7月24日起。为主张债权，陆建林在诉讼中申请了财产保全，以保险公司担保书为担保，为此支付保险费5万元。陆建林主张乔文涛支付担保费2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乔文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建林股份回购款2,958.56万元；被告乔文涛履行该付款义务后，原告陆建林所享有的牡丹江恒昌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万元的股份)归被告乔文涛所有，原告陆建林应配合办理相应变更或备案登记；二、被告乔文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建林逾期付款利息(以1,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被告乔文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建林财产保全担保费22,000元。如果乔文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71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98,710元，由原告陆建林负担3,872元(已付)；被告乔文负担194,83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顾政文审 判 员  虞增鑫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书 记 员  蒋丽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