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702号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赵广银，男，195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系中德广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跃，男，196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系中德广大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山东省滕州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建军，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石建国，男，196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文，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鸿燕，女，196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上四位二审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荣，山东绍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文，男，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华，女，197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义学，男，197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志钵，男，195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田同龙，男，196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系原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审被告：日照鼎胜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路碧海嘉诚商务楼205室。法定代表人：陈树升，总经理一审被告：唐卫红，女，195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跃，男，196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二审上诉人赵广银与二审被上诉人刘建军、杨文、石建国、刘鸿燕、胡文、李华、高义学、袁志钵、田同龙，一审被告日照鼎胜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鼎胜公司）、唐卫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鲁民再31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鲁民监24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赵广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跃，刘建军、杨文、石建国、刘鸿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荣，唐卫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跃到庭参加诉讼，胡文、李华、高义学、袁志钵、田同龙与日照鼎胜公司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广银在本院此次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再审判决，依法驳回二审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二审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是：1.赵广银作为中德广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广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系职务行为。六份购销合同的抬头都是中德广大公司，原审认定赵广银为购销合同主体，事实认定错误，缺乏证据证明。2.原审认定赵广银身份具有两重性系混淆事实，涉案合同履行中赵广银的身份根本不存在两重性，自始至终代表中德广大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发货单、海运提单、银行结汇单、德国法兰克福银行汇款单等各项交易票据充分证明赵广银的具体运作是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后果应由中德广大公司承担，原审认定购销合同的具体运作由赵广银商定、指令和安排即属个人行为系刻意狡辩。3.该合同纠纷不适用《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案纠纷所涉合同纯粹是外贸进出口业务，不是中国境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需要登记注册。4.出口退税没有退给中德广大公司，涉案合同退税环节完全是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税务局退税给办理出口手续的企业日照鼎胜公司。5.原审判决对唐卫红、赵广银的离婚问题没有作出审理于法相悖。刘建军、杨文、石建国、刘鸿燕辩称，一、赵广银的再审申请无法律依据，因本案已经过再审并作出了（2017）鲁民再315号民事判决。二、生效判决认定的本案合同主体正确。三、生效判决认定的合同责任主体正确即赵广银承担直接责任，唐卫红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赵广银的本案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应当再审的情形，应依法维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再315号民事判决，驳回赵广银的再审申请。维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广银、日照鼎胜公司立即支付维尔公司加工费1723008.64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84534.22元（经济损失计算至2008年10月1日）；2.判令唐卫红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赵广银、日照鼎胜公司、唐卫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维尔公司诉赵广银座垫欠款数额及未支付剩余座垫款的原因、赵广银自日照鼎胜公司处取回款项等事实情况，均同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情况。双方对涉案合同的主体系赵广银个人还是中德广大公司的争议、举证、质证意见及赵广银、唐卫红是否已离婚的争议、举证、质证意见，均同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情况。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2006年11月至2007年3月，维尔公司与赵广银先后签订了六份购销合同，合同的甲方为“中德广大”，乙方为“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赵广银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合同约定由甲方收购乙方麂皮绒海绵座垫，并对座垫的规格、颜色、表布色牢度、光照牢度、水洗牢度、包装要求等作了约定，其中价格为FOB青岛价格，汽运至青岛港，运费由乙方承担，麂皮绒由甲方提供。合同签订后，赵广银又与日照鼎胜公司通过传真方式达成了出口代理协议。在维尔公司与赵广银发生纠纷后，赵广银以“中德广大”（甲方）的名义与日照鼎胜公司（乙方）补签了出口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办货物出口手续并支付乙方代理费；乙方代甲方租船订舱、报检报关，乙方在按期出货后甲方催供货商开具符合要求的增值税发票，乙方收到退税后，于2个工作日内将退税款付给甲方。维尔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日照鼎胜公司按照其与中德广大公司的约定履行了发货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维尔公司在收到麂皮绒后，由日照鼎胜公司给维尔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维尔公司供货后，由维尔公司给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照鼎胜公司给维尔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后因赵广银认为维尔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指示日照鼎胜公司不再支付剩余货款。赵广银从日照鼎胜公司取走了部分货款，并给日照鼎胜公司出具了收条。赵广银与维尔公司因产品质量及欠款问题协商多次未果，维尔公司提起诉讼。对于剩余货款数额为1723008.64元，双方均无异议。赵广银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提供新证据，出具日期为1988年3月4日的离婚证两份，该离婚证盖有“曹县温庄乡人民政府司法专用章”。维尔公司对该离婚证的真实性存在异议，申请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其未提供对比的样本，鉴定无法进行。维尔公司认为依据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离婚证应当由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加盖印章，而该离婚证加盖的是“曹县温庄乡人民政府司法专用章”，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应为无效证件。赵广银还提供了曹县人民政府青菏街道办事处北邵村支部书记唐玉灵书写的证明一份，内容为“1988年北邵行政村属曹县温庄乡，当时我任村委会主任主持北邵行政村工作（贾庄属北邵的一个自然村），唐卫红、赵广银离婚确有其事实，村里出过离婚介绍信，由原会计宋付文具体经办。特此证明。”该证明盖有北邵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曹县人民政府青菏街道办事处注明“经调查，确有其事实”并盖章。维尔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北邵村村民委员会、曹县人民政府青菏街道办事处均不是办理离婚登记的法定机构，唐卫红、赵广银在1988年也并非该村村民，唐卫红、赵广银自升学后就将户口迁离本村，该村没有对其户口管理关系，因此该村也不能为其出具离婚介绍信。赵广银还提供曹县司法局的证明一份，内容为：“经调查了解，在1988年前后，在我县乡镇司法助理员有办理离婚案件的职能，特此证明。”维尔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维尔公司的申请依法调取了唐卫红的出国申请审批表和唐卫红的干部履历表。1998年1月的出国审批表中记载赵广银与唐卫红是夫妻关系。1999年6月唐卫红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记载家庭主要成员情况一栏中，唐卫红的配偶为赵广银。唐卫红的代理人质证后认为，唐卫红为了孩子去德国上学，办理护照方便，在单位上出于面子和单位分房，所以未公开离婚事实。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依法调查了日照鼎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树升，陈树升证实退税款有的打给了唐卫红，但陈树升未提供打款证据。赵广银、唐卫红的代理人李荣跃质证后书写的《情况说明》称，赵广银说可能有一笔五万元打入唐卫红账户，当时情况是，赵广银在国外，唐卫红作为赵广银前妻，代为收转此款并无不妥，赵广银要求陈树升拿出打款证据。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还查明，赵广银于2006年12月15日因夫妻投靠由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道派出所开发区平房里10号迁至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九华山路60号楼二单元302户，其申报夫妻投靠，提供了1978年其与唐卫红的结婚证。2010年10月，黄岛市公安局长江路派出所依据赵广银与唐卫红的离婚证将唐卫红的个人信息由已婚变为未婚，并将赵广银的户口由青岛迁出。再审期间，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到菏泽市××区北城派出所调取了唐卫红的常住户口登记表，该表显示户主为赵广银，唐卫红及其两个子女均在该户口登记表中，其次子赵昊于1991年12月6日报生。赵广银、唐卫红的代理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证据不能证明唐卫红1988年时的户口所在地。维尔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一审法院审理该案期间，维尔公司对赵广银提交的离婚证中手写字体及赵广银的签名是否系唐卫红一人书写、手写内容是否与离婚证中载明时间一致提出鉴定的申请，以确定离婚证的真伪，但未提供相应的鉴定比对资料。对于涉案“购销合同”及“出口代理协议”的签订、履行情况，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11月22日，赵广银与胡红忠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的甲方为“中德广大”，乙方为“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中就甲方收购乙方米色、绿色、红色、蓝色麂皮绒海绵座垫的规格、数量、价格（FOB青岛）、金额、质量要求、交期、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付款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中未加盖甲、乙双方单位印章，赵广银在甲方代表人处签名，胡红忠在乙方代表人处签名。合同中“质量要求”有“不含偶氮、氯及重金属等”的约定；“交期”有“甲方所供麂皮绒自11月20日起每天供足3000米，否则交期顺延”的约定；“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约定为“汽运至青岛港，运费由乙方承担”；合同中还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甲方收购乙方麂皮绒座垫一事，达成如下合同”。其后，赵广银与胡红忠于2007年1月11日、1月12日、2月6日、3月1日、3月6日又签订了五份“购销合同”，对座垫的规格、数量、颜色、价格（FOB青岛）、金额、质量、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付款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五份合同的甲方均为“中德广大”，乙方均为“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中亦均未加盖甲、乙双方单位印章，甲方代表人处均由赵广银签名，乙方代表人处由胡红忠签名。合同中均有“就甲方收购乙方座垫一事，达成如下合同”的内容。以上六份合同中，有两份合同约定（签订时间为2007年1月11日和3月6日）的座垫为涤平布海绵座垫，且其中一份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07年3月6日）约定“表布由甲方负责订购”；另四份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06年11月22日、2007年1月12日、2月6日和3月1日）约定的座垫为麂皮绒海绵座垫，其中三份合同中均有“甲方供应麂皮绒”的约定。六份合同中，四份合同（签订时间为2007年1月11日、1月12日、2月6日和3月6日的合同）的“付款方式及期限”均为“现金或电汇，乙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其它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06年11月22日的合同和2007年3月1日的合同）的“付款方式及期限”分别为：“现金或电汇；砖红色、绿色及蓝色面料由甲方提供，做为预付货款，余款自发货之日起35日内结清，乙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和“现金或电汇：阻燃麂皮绒面料由甲方提供，做为预付货款，余款自发货之日起35日内结清，乙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六份合同“违约责任”中均有“货款未付清之前货物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的约定。六份“购销合同”所约定座垫金额共计为5880793.55元。为方便上述座垫购销合同的顺利履行，中德广大公司于2007年1月30日与日照鼎胜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一份，约定：中德广大公司委托日照鼎胜公司代理出口的产品为座垫；中德广大公司委托日照鼎胜公司代办货物出口手续并支付代理费，日照鼎胜公司对货物的技术标准、条件、质量状态及因此引发的相关纠纷不负任何责任，代理费为出口发票金额的7‰，代理费包括办理出口登记文件的费用；需要办理出口三检、租船、订舱及仓储运输等有关费用由日照鼎胜公司代收代付，报关、报检、运输、清关等费用由日照鼎胜公司在结汇时扣除并及时进行支付；在收到全套符合税务部门要求且经税务部门认可的单证后45日内，中德广大公司凭有关税务部门认可的收据支取有关退税款；中德广大公司以日照鼎胜公司的名义与进口商签订正本出口合同并提供给日照鼎胜公司，向日照鼎胜公司提供有关产品资料；日照鼎胜公司代中德广大公司或中德广大公司租船订舱，报检报关，必要时运输装箱，负责跟踪装船，催出提单，负责催报关行退回核销单、外汇核销报关单、出口退税报关单（出口后一个月内）；中德广大公司需及时催国外货款（预付货款除外），日照鼎胜公司收到货款后按中德广大公司指令结汇并汇款给中德广大公司指定的供货商或指定账号（出口后45天内）；日照鼎胜公司在按期出货后，中德广大公司催供货商开具符合要求的增值税发票，日照鼎胜公司收到退税后，于2个工作日内将退税款付给中德广大公司。在维尔公司与赵广银发生纠纷后，赵广银与日照鼎胜又签订与以上内容完全相同的“出口代理协议”一份。与以上协议不同之处是该协议甲方未加盖中德广大公司印章，只有赵广银签名。日照鼎胜公司与赵广银均认可加盖有中德广大公司印章的合同系由中德广大公司在国内履行涉案合同的代表李霖与日照鼎胜公司签订，中德广大公司的印章由李霖加盖。为保障涉案“购销合同”麂皮绒的供应，维尔公司还与日照鼎胜公司于2007年1月1日、1月2日签订“收购合同”各一份，约定由维尔公司收购日照鼎胜公司麂皮绒，双方就麂皮绒的质量、交货、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付款方式等进行约定。但实际涉案“购销合同”中约定由甲方“中德广大”提供的麂皮绒系由生产商直接发货给维尔公司，维尔公司在收到麂皮绒后，由维尔公司向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货款由日照鼎胜公司从中德广大公司汇付的款项中支付给生产商或李霖。维尔公司与赵广银均认可麂皮绒供应过程中的具体事宜由李霖负责办理。赵广银认可李霖系中德广大公司在国内履行涉案合同的代表。维尔公司则认为李霖由赵广银指派。本案中，维尔公司提供的其向日照鼎胜公司开具的涉麂皮绒的发票有27份，价税合计款项共计2707727.09元，赵广银对该部分发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六份合同履行过程中，维尔公司将座垫运送到青岛后，由日照鼎胜公司负责报关、发货。日照鼎胜公司与中德广大公司进行货款结算，并负责退税。维尔公司给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照鼎胜公司给维尔公司支付座垫款。本案中，维尔公司提供的其向日照鼎胜公司开具的涉案合同座垫的发票有16份，价税合计款项共计6300735.73元，赵广银对该部分发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自2007年2月至6月期间，中德广大公司自其德国银行账户共分九次汇付852883.60美元至日照鼎胜公司账户，日照鼎胜公司共结汇人民币6576895.33元。日照鼎胜公司对外支付的麂皮绒货款、座垫款及相关费用、代理费均来源于中德广大公司所汇付款项。还查明，1999年7月16日，中德广大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并经公证，公司股东为赵广银及其子赵效仟，赵广银担任总经理。涉案六份合同签订前，维尔公司即与中德广大公司存在座垫买卖合同关系，由维尔公司直接办理座垫出口手续，中德广大公司向维尔公司以美元形式支付货款。本案中，赵广银主张系因美元汇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双方变更了交易方式，维尔公司不认可赵广银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与维尔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是赵广银还是中德广大公司；二、涉案合同是承揽合同还是买卖合同；三、本案中赵广银、日照鼎胜公司、唐卫红应否向维尔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第一，与维尔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是赵广银还是中德广大公司的问题。就本案而言，从合同形式看，涉案六份合同均由赵广银签订，并未加盖中德广大公司印章，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赵广银向维尔公司明示过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代表中德广大公司，故赵广银虽为中德广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能当然推定其与维尔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系代表中德广大公司；六份合同的甲方均为“中德广大”，而非中德广大公司，并不能当然认定“中德广大”即中德广大公司。从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看，涉案产品的各项标准均是由赵广银与维尔公司商定，为维尔公司供应麂皮绒的国内厂家系由赵广银指定，日照鼎胜公司系按照赵广银的指示给维尔公司支付货款，维尔公司亦按照赵广银的要求给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照鼎胜公司在取得退税款后，要将退税款支付给赵广银，从日照鼎胜公司取走货款也是赵广银，赵广银通过日照鼎胜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并获取一定收益，系涉案合同的合同主体。另根据《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外国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德广大公司未在我国进行核准登记注册即从事上述经营活动，没有在中国境内进行上述经营行为的资格，并非涉案合同的合法主体。综合上述事实，与维尔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应是赵广银，并非中德广大公司。第二，涉案六份“购销合同”是承揽合同还是买卖合同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由上述规定可见，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区别关键在于，承揽合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目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一定的行为；而买卖合同则是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一定的物。就本案而言，六份合同的名称均为购销合同，而非承揽合同，且合同系双方为“甲方收购乙方座垫”事宜而达成，显示合同双方最终指向是座垫的购买，而非座垫的加工、制作，是针对座垫这一物，而非座垫加工、制作这一行为；合同中除对规格、质量、一定的面料作了要求外，内容中未出现任何加工、定作等与承揽合同相关的用词，也未有关于甲方对乙方座垫制作等权利义务的限定；合同中“货款未付清之前货物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的约定，亦显示双方指向的是座垫所有权的交付与货款的支付，而非座垫加工、制作这一行为，且标的额较大的两份合同中对“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绿色、红色、蓝色及阻燃麂皮绒面料约定为“做为预付款”，该种约定是双方对于付款方式的变通，是为最终转移货物所有权准备的，而非对加工、制作座垫这一行为的约束。综上，涉案六份“购销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所有权的转移，而非制作座垫这一行为，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法律特征，而非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应为买卖合同。第三，关于赵广银、日照鼎胜公司、唐卫红责任的承担问题。因涉案合同主体为赵广银个人，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赵广银承担。赵广银对尚欠维尔公司费用的数额无异议，予以确认。维尔公司要求赵广银承担付款及支付利息的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日照鼎胜公司根据赵广银的指示接受货物、向维尔公司支付货款，系代表赵广银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法律后果应由赵广银承担，日照鼎胜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根据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处理达成协议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区人民政府、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离婚证由县、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加盖印章。1988年赵广银、唐卫红的户口所在地为菏泽市××区北城派出所，菏泽市曹县温庄乡人民政府不是办理赵广银、唐卫红离婚的法定机构；离婚证中加盖的“曹县温庄乡人民政府司法专用章”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且离婚证与赵广银、唐卫红相关档案、证件材料记载信息相冲突；北邵村支部书记唐玉灵仅能证明曾给赵广银离婚出具过介绍信，但赵广银、唐卫红是否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不知晓。综上，赵广银主张已与唐卫红于1988年离婚的证据不足。虽维尔公司对离婚证的真伪提出鉴定的申请，但未提交相应的比对资料，一审法院不予受理。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赵广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货款1723008.64元。二、赵广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184534.22元（自2007年5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共计510天，按本金1723008.64元×日万分之二点一×510天计算）。三、唐卫红对判决第一、二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淄博维尔家用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日照鼎胜进出口有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6968元，由赵广银、唐卫红承担。赵广银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法院审理期间，赵广银提交以下证据：1.赵广银于2007年4月15日给日照鼎胜公司的停止支付货款的函件复印件，证明因维尔公司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中德广大公司指令日照鼎胜公司停止对维尔公司支付货款；2.赵广银给日照鼎胜公司出具的收到条复印件，证明赵广银作为中德广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日照鼎胜公司支取款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3.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日民二辖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明该生效文书认定赵广银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维尔公司质证认为，对第1、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且第1、2份证据能够证明系赵广银指令日照鼎胜公司停止支付货款，赵广银从日照鼎胜公司支取货款均系其个人行为；对第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日照鼎胜公司质证意见同维尔公司的质证意见。唐卫红的质证意见同赵广银的意见。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赵广银与维尔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二、赵广银及唐卫红应否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赵广银与维尔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系个人行为。本案中，赵广银在其身份属性上具有两重性，其既可作为中德广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为一定的民事行为，同时其又是自然人，亦可代表本人为一定的民事行为。赵广银与维尔公司签订的六份合同上甲方虽写有“中德广大”字样，但不能当然推定赵广银系代表中德广大公司签订合同。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实际履行情况看，赵广银均系以其个人名义进行。涉案产品制作的各项要求是由赵广银与维尔公司商定，赵广银指示日照鼎胜公司支付货款、办理货物出口业务，维尔公司亦按赵广银的要求给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照鼎胜公司在取得退税款后，将退税款支付给赵广银。赵广银与维尔公司就货物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后，赵广银指示日照鼎胜公司停止支付货款，并将货款从日照鼎胜公司取走。同时，根据《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外国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德广大公司未在我国进行核准登记注册，其没有在中国境内进行上述经营行为的资格。赵广银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既不是新证据，亦不能证明赵广银主张的内容，赵广银关于其与维尔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理由不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因涉案合同主体为赵广银个人，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赵广银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唐卫红与赵广银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赵广银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一审法院认定唐卫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赵广银主张其与唐卫红于1988年已办理离婚手续的证据不足，赵广银的该项主张不成立，亦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二审案件受理费21968元，由赵广银负担。赵广银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维尔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赵广银是否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本案中，赵广银在其身份属性上具有两重性，其既可作为中德广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为一定的民事行为，同时其又是自然人，亦可代表本人为一定的民事行为。赵广银与维尔公司签订的六份合同上甲方虽写有“中德广大”字样，但不能当然推定赵广银系代表中德广大公司签订合同。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实际履行情况看，涉案产品制作的各项要求是由赵广银与维尔公司商定，赵广银指示日照鼎胜公司支付货款、办理货物出口业务，维尔公司亦按赵广银的要求给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日照鼎胜公司在取得退税款后，将退税款支付给赵广银。赵广银与维尔公司就货物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后，赵广银指示日照鼎胜公司停止支付货款，并将货款从日照鼎胜公司取走。同时，根据《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境外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德广大公司未在我国进行核准登记注册，其没有在中国境内进行上述经营行为的资格。另外，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为了提高国内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在对外出口过程中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已实际缴纳的相关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针对的是国内生产和流通企业，中德广大公司作为境外企业，显然不具备享受该政策的主体资格。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赵广银与维尔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因此，关于赵广银主张其与维尔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赵广银主张其与唐卫红已离婚，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因唐卫红在本案中并未申请再审，该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再审审理范围。判决：维持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1民终1223号民事判决。本院此次再审查明，2017年6月27日，维尔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决议确认公司的清算报告并确认公司注销后如存在未清理的债权债务由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承担。2017年7月3日，维尔公司经核准被依法注销。另查明，维尔公司的股东为刘建军、石建国、胡文、李华、高义学、刘鸿燕、袁志钵、杨文、田同龙九人。本院此次再审中依法追加该九人参加诉讼。本院此次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此次再审认为，本案现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购销合同主体是赵广银个人还是中德广大公司。首先，从合同签订看，第一，六份《购销合同》中均明确记载甲方是“中德广大”，赵广银也是在代表人处签字，而不是作为甲方签字。第二，赵广银系中德广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中德广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中德广大公司承担。第三，即使赵广银在签订合同时未加盖中德广大公司的印章，也不能否认赵广银签约系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且中德广大公司对赵广银的履职行为始终认可。第四，一审庭审时，法庭当庭向各方当事人陈述已查明的事实为：赵广银代表中德广大公司与维尔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与日照鼎胜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合同。法庭当庭询问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有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没有异议（P195-P196）。第五，中德广大公司与维尔公司从2003年开始就有进出口贸易往来，并非首次发生业务，交易双方一直系中德广大公司与维尔公司，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将中德广大公司简写为“中德广大”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对此，维尔公司也没有否认合同中的甲方“中德广大”即为中德广大公司，因此，签订合同的买受人应当认定是中德广大公司。其次，从合同履行看，第一，涉案合同中维尔公司的货款、供应原料商的材料款等全部由中德广大公司自境外汇款支付，维尔公司也向中德广大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因此，实际收付款的双方与《购销合同》中载明的购销双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承受人相一致，赵广银个人并没有履行《购销合同》主要的付款义务。第二，在合同履行中赵广银作为中德广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作为履行合同的经办人，其与维尔公司商定各项标准，指定原材料厂家，指示维尔公司向日照鼎胜公司开具发票，均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也与《购销合同》中应履行义务的事项相符，中德广大公司亦始终认可。第三，中德广大公司就案涉货物与日照鼎胜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合同，由日照鼎胜公司代为接收涉案货物并办理出口报关手续，日照鼎胜公司的代理费、运费等也全部由中德广大公司支付，赵广银个人并非承担涉案货物代理出口合同的义务人。至于中德广大公司与日照鼎胜公司出口代理合同约定，日照鼎胜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后将退税款返还给中德广大公司，日照鼎胜公司系因维尔公司与中德广大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含税总价款5880793.55元，但维尔公司开具给日照鼎胜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为6300735.73元，其中包含了应退税款。日照鼎胜公司按照国家规定办理退税款后将退税款按照出口代理合同约定支付给中德广大公司，系履行合同行为，并非中德广大公司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政策，且中德广大公司作为外商在案涉货物的交易中是否实际享受退税款与本案合同主体的认定亦无关联性。第四，赵广银个人虽自日照鼎胜公司支取部分款项，但其支取的部分款项用于涉案《购销合同》中座垫的维修等，虽然维尔公司不予认可，但这并不影响赵广银在涉案《购销合同》中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另外，《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境外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本案中德广大公司是买受人，日照鼎胜公司是出口代理人，中德广大公司购买维尔公司的货物属于进出口贸易，其在国内并非从事生产经营，故不需要办理注册登记，本案并不适用《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且该办法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部门规章，并不能对合同主体的认定产生影响。综合以上合同签订及履行的事实可以认定，维尔公司系与中德广大公司间产生购销合同关系，赵广银个人并非购销合同的主体。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维尔公司并未与赵广银个人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其向赵广银个人主张购销合同货款无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因维尔公司已被依法注销，依据股东会决议，公司注销后如存在未清理的债权债务由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承担，因此，本院再审中将原二审被上诉人变更为原维尔公司的股东刘建军、石建国、胡文、李华、高义学、刘鸿燕、袁志钵、杨文、田同龙九人，由其承受原维尔公司在本案购销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鲁民再315号民事判决、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1民终1223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日开商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建军、石建国、胡文、李华、高义学、刘鸿燕、袁志钵、杨文、田同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968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968元，由刘建军、石建国、胡文、李华、高义学、刘鸿燕、袁志钵、杨文、田同龙共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新芳审判员  张光荣审判员  柴家祥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白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