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新光，男，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佳婕，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圣章，男，196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盈盈，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广星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芙蓉花路****楼**。法定代表人：何文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佳婕，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星茹（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嘉美路******iv>法定代表人：曾念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佳婕，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曾念惠，男，196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原审第三人：倪志强，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上诉人倪新光因与被上诉人邵圣章、原审被告上海广星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星公司）、星茹（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茹公司）、曾念惠、原审第三人倪志强民间借贷纠纷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申请法院调解，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倪新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主文第四项，改判倪新光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邵圣章未诉请要求倪新光对星茹公司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的判决超出了邵圣章的一审诉请范围。星茹公司通过倪新光账户走账的1,320万元实际上第二天都已回去了。只是少划了5,000元，该款是审计费，故没有划回去。被上诉人邵圣章辩称，原审判决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倪新光协助抽逃出资的事实证据充分，其系利用两个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来协助抽逃出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邵圣章不同意倪新光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星茹公司和广星公司表示同意倪新光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曾念惠和原审第三人倪志强未作答辩。邵圣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星茹公司偿还邵圣章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9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2、判令星茹公司支付邵圣章律师费8.3万元；3、判令广星公司在其抽逃出资2,970万元范围内对星茹公司上述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令曾念惠、倪新光对广星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茹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29日，设立之初的名称为“Z公司”，后更名为“星茹（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6,600万元，由股东分期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二年内缴足；经上海经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截至2013年1月17日，星茹公司累计实收资本为6,6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股东分及所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分别为：陈某1（20%）、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20％）、林某（15％）、李某10％、阮某（5％）、陈某2（5％）、陈某3（8％）、陈某（10％）、倪志强（1％）。2013年7月25日，Y公司与倪志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Y公司所持有的星茹公司20%股权，作价1,320万元转让给倪志强。2013年10月10日，星茹公司通过名下浙江泰隆商业银行XXXXXXXXXXXXXXX7816账户向陈某1名下XXXXXXXXXXXXXXX5079账户两次转账500万元，合计金额1,000万元；同日，陈某1通过名下442956616956账户向倪新光名下XXXXXXXXXXXX6006账户转账1,000万元；同日，倪新光通过名下XXXXXXXXXXXX6006账户向倪志强转账1,000万元；同日，倪志强向Y公司转账1,000万元。2013年10月11日，星茹公司通过名下浙江泰隆商业银行XXXXXXXXXXXXXXX7816账户再次向陈某1名下XXXXXXXXXXXXXXX5079账户转账320万元；同日，陈某1通过名下XXXXXXXX6956账户向倪新光名下XXXXXXXXXXXX6006账户转账320万元；同日，倪新光通过名下XXXXXXXXXXXX6006账户向倪志强转账320万元；同日，倪志强向Y公司转账320万元。2014年6月18日，星茹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同意倪志强将持有的星茹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广星公司、同意陈某1将持有的星茹公司26%的股权转让给广星公司、同意陈某将持有的星茹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广星公司、同意吴某将持有的星茹公司8%的股权转让给广星公司，公司股东对上述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星茹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为：广星公司，认缴出资额4,224万元，出资比例64％；林某，认缴出资额990万元，出资比例15％；李某，认缴出资额660万元，出资比例10％；陈某2，认缴出资额330万元，出资比例5％；阮某，认缴出资额330万元，出资比例5％；倪志强，认缴出资额66万元，出资比例1％。同日，广星公司分别与倪志强、陈某、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倪志强向广星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星茹公司20%股权，作价1,320万元；由陈某向广星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星茹公司10%股权，作价660万元；由吴某向广星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星茹公司8%股权，作价528万元；受让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向倪志强、陈某、吴某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2015年4月13日，星茹公司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公示股东及出资信息，公示信息显示截至2013年7月25日，倪志强的认缴出资为1,386万元，股权比例为21%；截至2014年8月28日，倪志强的股权比例由21%变更为1%，广星公司的股权比例由0%变更为61%，吴某的股权比例由8%变更为0%，陈某的股权比例由10%变更为0%，陈某1的股权比例由26%变更为0%。一审另查明，2014年5月10日，星茹公司通过名下浙江泰隆商业银行XXXXXXXXXXXXXXX7816账户向吴某名下账户两次转款500万元，合计金额1,000万元。2014年7月11日，星茹公司通过名下中国银行古北支行XXXXXXXX5059账户向陈某名下账号两次转款共计650万元。一审还查明，邵圣章与星茹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XR【2016】的《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星茹公司为了资金周转张之用，向邵圣章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6年5月30日起至2016年6月29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利息支付方式为还本当日一次性支付；星茹公司逾期还款的，逾期期间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支付利息；星茹公司支付的款项依次按照实现权利的费用、违约金、滞纳金、利息、本金的顺序予以扣减；等等。2016年5月30日，邵圣章向星茹公司转账200万元；星茹公司自2016年6月起，每月向邵圣章支付利息4万元；2017年9月30日支付了2017年8月30日至2017年9月29日的利息4万元，之后未再付息。一审又查明，自星茹公司设立之初至2017年11月3日，曾念惠为星茹公司法定代表人，倪新光为星茹公司董事长。一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Y公司系星茹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持有星茹公司20%股权，认缴的出资额为1,320万元；2013年7月25日，Y公司将其名下持有的20%股权以1,320万元为对价转让给了倪志强。一审庭审中，倪志强表示其将星茹公司20%股权转让给广星公司后，广星公司未向倪志强支付对价。此外，星茹公司表示其划给陈某1的1,320万元的款项是为了工商变更而进行的资金流转，该款项已经通过2013年10月11日Y公司转账星茹公司1,304.5万元和2013年12月25日Y公司转账星茹公司15万元两笔往来款进行了平账；曾念惠、倪新光对2013年10月10日及10月11日星茹公司划给陈某1的1,320万元的款项用途表示不知情。星茹公司、曾念惠及倪新光还表示关于星茹公司的对外付款，星茹公司内部没有成文的制度规范，但每笔钱根据财务规范都有审批程序，在法院释明应就资金往来的性质提供原始凭证及相应记账账簿后，星茹公司、曾念惠及倪新光仍未提供星茹公司的财务原始凭证及记账账簿以反驳邵圣章的主张。倪新光确认与陈某1系夫妻关系。邵圣章则表示在本案中暂不对倪志强提出主张，保留相应诉权。一审法院认为，邵圣章与星茹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义务，现邵圣章已依约向星茹公司出借资金，而星茹公司在借款到期后未依约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邵圣章要求星茹公司返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在合同到期后，星茹公司仍按约向邵圣章支付借款利息至2017年9月29日，现邵圣章向星茹公司主张自2017年9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的借款利息，于法无悖，且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广星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二、倪志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三、曾念惠及倪新光是否存在协助抽逃出资的情形，是否应就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的律师费是否能够得到支持？针对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广星公司与倪志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倪志强持有的星茹公司20%的股权，已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鉴于，倪志强在庭审中表示未收到广星公司支付的对价，广星公司并未否认也未提出反驳证据，据此认定，广星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未向倪志强支付相应对价。其次，广星公司与倪志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6月18日，而邵圣章主张的1,320万元抽逃出资的资金划转发生于2013年10月10日及10月11日，两者在时间上没有紧密的衔接性，从邵圣章举证的证据上亦无法看出两者的关联性，邵圣章关于广星公司零对价受让倪志强股权，构成抽逃出资1,32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零对价受让股权的行为系广星公司与倪志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无涉。第三，2014年6月18日，广星公司与陈某、吴某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分别为660万元、528万元。星茹公司虽然在2014年6月10日向吴某转账1,000万元，在2014年7月11日向陈某转账650万元，但上述转账在金额上与股权转让款并不吻合，不能排除星茹公司与陈某、吴某有其他款项往来，邵圣章关于上述1,650万元系星茹公司代广星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广星公司因此构成抽逃出资1,65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针对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13年1月17日的《验资报告》及《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显示，截至2013年1月17日，X公司累计货币出资1,3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倪志强累计货币出资66万元，占注册资本1％。2013年7月25日，Y公司将其名下20%股权作价1,320万元转让给倪志强，截至2013年7月25日，倪志强的认缴出资额已变更为1,386万元。其次，在Y公司同倪志强完成股权转让的三个月内即2013年10月10日至10月11日间，星茹公司向陈某1转账1,320万元，陈某1向倪新光转账1,320万元，倪新光向倪志强转账1,320万元，倪志强向X公司转账1,320万元。从资金走向来看，星茹公司划出的1,320万元通过陈某1、倪新光账户最终到了倪志强账户，倪志强收到1,320万元后，转账支付至X公司。从金额上看，上述划转资金的金额同Y公司和倪志强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完全吻合，从时间上看与工商部门公示的倪志强受让Y公司20%股权的时间也较为接近。第三，针对上述1,320万元资金划转的性质，除星茹公司明确表示银行流水没有备注，并不能真实反映款项性质及用途，不排除是星茹公司与各方之间的正常经营往来款外，曾惠念、倪新光及倪志强均对1,320万元款项的用途表示不清楚或无法区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星茹公司另表示该款系为工商变更而进行的资金流转，且抗辩X公司在收到倪志强的转账后，于2013年10月11日和2013年12月25日分别向星茹公司转账1,304.5万元和15万元用于平账。但星茹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并未就该反驳意见进行举证，也未就5,000元的差额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星茹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第四，星茹公司、曾惠念、倪新光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星茹公司的每笔对外付款都会根据财务规范进行审批，在一审法院向星茹公司释明应就资金往来的性质提供原始凭证及相应记账账簿，以证明星茹公司1,320万元转账的性质并非代倪志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星茹公司逾期未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邵圣章作为债权人虽未提供倪志强抽逃星茹公司出资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直接证据，但对抽逃出资行为的事实及资金流向提供了线索及初步证据，视为其提供了对倪志强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明。倪志强及相关方应当就倪志强未抽逃出资承担举证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反驳，举证不能的视为抽逃出资事实成立。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了1,320万元的转账时间、资金流向、倪志强已在工商部门变更出资及股权比例等事实，结合四名被告及第三人均无法证明1,320万元的性质、用途以及事后已归还星茹公司等因素后，认定星茹公司转出的1,320万元实际转到了倪志强的账户，随后又被倪志强转账至X公司，用以支付其受让Y公司股权的对价。即倪志强本身就受让星茹公司20%的股权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由星茹公司代为支付。倪志强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的维持原则，属于变相抽逃出资，抽逃出资的金额为1,320万元。针对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前述，可以认定倪志强构成抽逃出资,金额为1,320万元。其次，上述时间段内，倪新光为星茹公司的董事长，对星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该笔资金划转经过陈某1、倪新光的账户后再转入倪志强账户，倪新光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应视为对倪志强的抽逃出资行为起到了协助作用，违反了忠实义务。第三、倪新光的身份及手段符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股东抽逃公司出资的表象及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倪新光应对协助倪志强抽逃出资的行为在1,320万元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曾惠念虽是星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知晓倪志强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也无证据显示其参与或协助倪志强抽逃出资，故难以认定曾惠念存在协助抽逃的事实。第五、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星茹公司与邵圣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星茹公司未能按约偿本付息，应承担还款责任。倪志强作为抽逃出资的股东，应与协助其抽逃出资的倪新光连带对星茹公司未能清偿的本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鉴于邵圣章在本案中未对倪志强提出主张，仅要求倪新光根据连带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倪新光应在1,320万元范围内对星茹公司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针对焦点四，一审法院认为，星茹公司作为借款人到期没有偿付邵圣章出借的本金及利息，已构成违约。邵圣章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星茹公司履行还款付息的义务，属于实现自身权利。但本案纠纷的性质并不仅限于民间借贷纠纷，因星茹公司资本不实导致星茹公司对外偿债能力下降，故邵圣章才针对星茹公司以外被告起诉，该起诉均属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该类纠纷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具备聘请专业律师代理诉讼的必要性。鉴于邵圣章为起诉支付的律师费属于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实现权利的费用应在星茹公司支付的款项中，列于违约金、滞纳金、利息、本金之前予以扣减，故律师费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至于星茹公司主张本案的律师费未开具律师费发票，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认为，邵圣章已提交支付8.3万元律师费的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证明上述律师费已经实际支出，结合邵圣章提交的律师代理协议，以及星茹公司违约还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邵圣章为实现自己债权已支出律师费8.3万元，该金额符合律师费收费办法的规定，且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对邵圣章要求星茹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8.3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系星茹公司未能履行民间借贷还本付息义务而引发的债权人邵圣章请求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董事长倪新光在1,320万元抽逃出资范围内，对星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纠纷，遂判决：一、星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邵圣章借款本金2,000,000元；二、星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圣章借款逾期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9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三、星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邵圣章律师费83,000元；四、如星茹公司未能履行上述一至三项判决确定的义务，倪新光应在13,200,000元范围内对星茹公司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驳回邵圣章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星茹公司和倪新光负担。在本院审理中，倪新光提供了如下证据：1、银行业务回单；2、星茹公司系统账目表；3、银行业务回单，以证明1,320万元是为了走账需要，且X公司已经归还给了星茹公司。倪志强不存在抽逃出资，倪新光也不存在协助抽逃出资的事实。被上诉人邵圣章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非二审的新证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星茹公司和广星公司认可倪新光的上述证据。二审中，邵圣章、星茹公司、广星公司、曾念惠、倪志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除将“X公司”误写为“Y公司”，将“X公司”误写为“Y公司”外，其余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就邵圣章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亦即“不告不理”。本案一审诉讼时，邵圣章未要求倪新光对星茹公司的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判决倪新光在13,200,000元范围内对星茹公司的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的该项判决显已超出了邵圣章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倪新光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并对一审的该项判决依法予以撤销。本案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倪新光是否协助倪志强抽逃在星茹公司的出资存有争议，但该争议与本案审理无关，故本院对此及倪新光二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作评判。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倪新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二、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27,800元，由星茹（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上诉人邵圣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季伟伟审判员  刘 雯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郑雯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