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19298号原告：上海析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吴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飞，江苏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锐，江苏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卫江，男，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超，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中路**。法定代表人：王永飞。原告上海析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析哲公司)与被告王卫江、第三人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仁爱)之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析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飞、徐锐，被告王卫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超、王辉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淮南仁爱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析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王卫江赔偿原告析哲公司损失2,340万元及产生的利息损失(其中，以615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6年5月24日、2017年5月24日、2018年5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分三段计算，以165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6年8月3日、2017年8月3日、2018年8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分三段计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事实与理由：2015年底，因第三人淮南仁爱及其母公司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4月26日更名为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旗下项目的融资需要，析哲公司与王卫江及淮南仁爱协商，由析哲公司提供融资居间服务，为融资方寻求资金。双方协商按照融资金额0.5%的比例，按融资期限3年计算居间服务报酬。双方同意将0.5%比例的居间服务报酬分两份合同签署。其中0.2%比例的《融资服务财务顾问协议》(以下简称2015年协议)于2015年12月29日由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签署完毕。2016年，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约定订立0.3%比例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以下简称2016年协议)，约定了具体的融资居间服务事项及居间服务报酬等。此后，析哲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了融资居间服务事项，2016年4月28日，案外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正式下达发放28.5亿元委托贷款的批复。此后，案外人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南商银行广州分行)合计向粤泰股份发放贷款26亿元。但淮南仁爱未按照2016年协议约定向析哲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为此，析哲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淮南仁爱支付居间服务费及违约金。后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淮南仁爱未在2016年协议上签章，且淮南仁爱对该协议不予事后追认，故该协议依法不能对淮南仁爱发生效力，王卫江的签字未经淮南仁爱授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驳回了析哲公司的诉讼请求。析哲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淮南仁爱对王卫江实施的代理行为并未追认，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应由行为人即王卫江承担责任。析哲公司认为，王卫江曾是淮南仁爱的间接持股股东、执行董事及经理，基于王卫江在淮南仁爱的多重身份，且整个融资居间活动中全程与析哲公司对接，王卫江完全知晓涉案协议与之前2015年协议之间的关系，也参与并知悉协议签署的完整流程，其一再向析哲公司承诺，其已与淮南仁爱原法定代表人杨树坪谈妥，将来由王卫江本人加盖淮南仁爱公章，王卫江前述行为表明了其虽未出具淮南仁爱的委托书，但已经获得了淮南仁爱的充分授权，析哲公司正是基于王卫江在协议中签字的行为，以及王卫江多次书面告知由其完成涉案协议签署的承诺，才持续履行完毕了融资居间服务。王卫江实施的行为最终未被淮南仁爱追认，故应当按照其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实施的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给析哲公司造成的损失。王卫江全程参与融资居间服务的全过程，其行为存在诸多过错。此外，在前述诉讼中，王卫江无视法庭纪律，未到庭陈述协议签署过程、签字原因及背景，可能导致法院就重要事实查明不清，影响了法院的判决结果，其应就无视法律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据此，析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被告王卫江辩称，不同意析哲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2016年协议载明的服务目标为解决淮南仁爱向金融机构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事宜，该目标并未实现，故析哲公司无权取得服务费，更无权要求王卫江赔偿。二、2016年协议仅为报批文本，双方未达成合意，更没有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故2016年协议不能视为双方签署的协议，王卫江不存在无权代理的问题。首先，自2016年1月29日起至2016年5月6日，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共出现过4个不同版本。王卫江签字的系报批文本，交由析哲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军及案外人姚某某(系受析哲公司委托参与涉案融资事宜的人员)找淮南仁爱原法定代表人杨树坪审批、面签，然后由淮南仁爱盖章。其次，析哲公司在2016年协议之前签署了2015年协议，析哲公司已明知淮南仁爱签约必须经杨树坪签字认可，王卫江的签字不能代表淮南仁爱，且吴军事后多次找杨树坪要求签约的事实可以充分证实王卫江签字仅是确定报批文本，而不是代表淮南仁爱签约。最后，2016年5月6日，吴军发送给李立江(系淮南仁爱原财务负责人)的协议文本与本案所涉2016年协议文本明显不同，如果2016年协议是双方已签约的文本，则不会存在后续的不同文本，且吴军还在邮件中回复方晓雪(系淮南仁爱原办公室主任)称“可以进行修改”，可见涉案2016年协议只是报批文本。三、析哲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其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王卫江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在(2019)沪02民终6650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析哲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只有善意第三人方可主张权利，故析哲公司诉请要求王卫江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王卫江在2016年协议签署过程中，按公司流程将协议文本上报审批，亦告知吴军、姚某某待杨树坪签字后，再加盖淮南仁爱公章。而姚某某要求杨树坪面签，吴军于2016年3月16日询问杨树坪是否在广州，均表明王卫江在其中只是帮助吴军、姚某某约杨树坪签署协议，亦表明吴军、姚某某明知协议是否能够签署系由杨树坪面签后才能确定，故析哲公司所谓的“王卫江具有过错，让析哲公司确信只要履行完毕融资居间服务，淮南仁爱公司就会支付服务费用”的表述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三人淮南仁爱未作答辩。原告析哲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财务顾问服务协议》(2016年协议)，证明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约定订立合同，王卫江在协议上签字，析哲公司基于王卫江的签字及王卫江所称由其加盖公章的承诺，持续履行了融资居间服务，如果协议对淮南仁爱不生效，则王卫江作为行为人，应当赔偿由此给析哲公司造成的损失；2、(2017)沪0114民初10773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2民终9646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14民初18481号民事判决书、(2019)沪02民终66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经生效判决认定，2016年协议对淮南仁爱不生效，王卫江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王卫江签字行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2017)沪嘉证经字第937号公证书、(2017)沪嘉证经字第938号公证书、(2017)沪嘉证经字第939号公证书，证明王卫江全程参与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的融资居间活动，王卫江多次明确以短信方式告知姚某某、吴军，已经与杨树坪谈妥了佣金方案，也由析哲公司与粤泰股份签署，改为与淮南仁爱签署，其也明确说明将来由王卫江加盖淮南仁爱的公章，对于析哲公司所遭受的损失，系王卫江的过错造成，王卫江也明确告知析哲公司，淮南仁爱会支付涉案合同对应的居间报酬；4、(2019)沪嘉证经字第440号公证书，证明析哲公司已经通过王卫江谈妥与淮南仁爱签署涉案2016年协议，且析哲公司按照融资金额0.5%每年的标准收费符合常规的融资居间服务对价标准；5、淮南仁爱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王卫江系淮安仁爱的间接持股股东、经理身份，同时证明淮南仁爱董事会及董事长的权限；6、淮南仁爱高管名片，证明王卫江在整个融资过程中均宣称自己为淮南仁爱的执行董事，该事实在李立江发送的内部审批单签名职务处也得到了确认；7、2016年5月6日王卫江与姚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卫江向析哲公司索要其签过字的合同，告知析哲公司“下周一”可以让杨树坪签字，王卫江对析哲公司的损失存在过错；8、2016年5月16日王卫江与姚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析哲公司提供融资居间服务的前提下，粤泰股份已经于2016年5月16日成功与居间方签署了融资协议，析哲公司居间服务已经完成，应当得到协议对价；9、粤泰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6年年度报告，证明在析哲公司提供融资居间服务后，淮南仁爱及其母公司已经融资到账20.5亿元、5.5亿元，诉请金额的计算基数为26亿元。被告王卫江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王卫江收到的复印件中析哲公司负责人处没有签字，但析哲公司当庭提交的原件中有吴军本人签字；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认为该四份判决中并未认定王卫江存在无权代理；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节选，且聊天记录反映吴军知晓王卫江只是代为上报文件；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节选，且用淮南仁爱此前的协议推定涉案协议的收费合理依据不足；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王卫江只持有案外人安徽江龙投资有限公司5%股权，无法代表该公司间接持股；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名片中的执行董事职务仅是为了工作方便，王卫江的实际职务以工商登记为准，系公司董事；对证据7、8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聊天记录反映王卫江签字仅为履行报批手续；认为证据9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析哲公司提供了2016年协议原件，且王卫江并不否认曾在该协议上签字，故本院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鉴于王卫江对析哲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定上述证据均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王卫江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融资服务财务顾问协议》(2015年协议)、《财务顾问服务协议》(2016年协议)，证明2015年协议目的是为粤泰股份募集资金，2016年协议目的是为仁爱天鹅湾项目融资，两份协议对应不同的委托事项，2016年协议载明的服务目标未实施，析哲公司无权获取佣金；2、(2019)湘郴福证字第9534号公证书，证明姚某某、吴军就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分别于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3月4日、2016年5月6日向李立江发送协议文本，协议主体和内容均在不断变化；2016年3月4日，王卫江签字的2016年协议中主体为析哲公司，同日李立江收到的协议中主体为上海惠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而直到2016年5月6日，双方仍在修改协议，因此王卫江签署的协议是双方正在协商中的报批文本，不是双方合意的协议；3、(2019)皖淮正公证字第8615号公证书，证明吴军直到2016年5月6日，还在协商、修改所谓王卫江签字的文本，说明析哲公司持有的王卫江签字的并非最终协议，同时，吴军、姚某某也在不断寻找杨树坪签署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4、(2018)沪0114民初18481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析哲公司明知王卫江签字只是履行报批手续，不代表淮南仁爱签署了2016年协议；5、(2019)沪02民终66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认定析哲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不符合要求赔偿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对双方就佣金问题沟通情况的认定反映，析哲公司明知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直至2016年6月12日还在上报审批中，没有签订；同时，析哲公司对0.3%佣金表示了放弃。原告析哲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2016年1月22日、2016年1月29日吴军和王卫江的短信中多次强调了两份协议的关系，此前的案件审理中，淮南仁爱也从未否认融资行为业已成功；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签署版本就是双方协商的最终版本，2016年5月6日发送的文件就是签署版本的电子版；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发送协议电子版只是内部流程，没有修改合意；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且该证据能够反映淮南仁爱并未否认析哲公司没有完成服务内容；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析哲公司从未表示放弃0.3%佣金，且析哲公司系善意第三人，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的交易过程都是通过王卫江进行沟通，基于王卫江的多重身份，析哲公司相信其获得了充分的授权。本院认证意见如下：鉴于析哲公司对王卫江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定上述证据均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三人淮南仁爱未提供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2015年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2015年12月29日，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签订《2015年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淮南仁爱)欲为母公司粤泰股份旗下公司项目的建设及开发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目标为10-25亿元，故委托乙方(析哲公司)在委托期限内为甲方介绍引进符合其融资条件的目标投资人，为甲方与目标投资人进行斡旋和谈判，并协助促成甲方与目标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或合同等文件；乙方完成融资事项的，甲方按照最终批复金额0.2%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佣金。该协议签署页甲方处有淮南仁爱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杨树坪签字，乙方处有析哲公司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吴军签字(该协议原先以吴军名义签订，析哲公司成立后，经双方确认，由析哲公司加盖公司印章)。2016年4月28日，信达资产出具《关于设立基金向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项目方案的批复》，通过南商银行广州分行向粤泰股份发放委托贷款28.5亿元，用于粤泰股份开发的广州天鹅湾2期项目。此后，南商银行广州分行向粤泰股份发放资金。2017年1月7日，粤泰股份发布《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南控股子公司变更分立方案的公告》，原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分立为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粤泰)、淮南恒升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恒升)三家公司。上述融资款发放后，析哲公司因居间服务费问题与淮南仁爱产生争议。析哲公司遂于2017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2017)沪0114民初10773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淮南仁爱支付佣金1,710万元、违约金342万元。本院经审理认为，析哲公司已依约提供居间服务，并促成融资事项达成，淮南仁爱应当根据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析哲公司按照最终批复金额的0.2%主张佣金，并要求淮南仁爱偿付违约金的诉请合法有据，故判决支持了析哲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淮南仁爱不服提出上诉。上海二中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沪02民终96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2016年协议签订及诉讼情况2018年10月23日，本院受理析哲公司提起的以淮南仁爱、淮南粤泰、淮南恒升为被告，王卫江为第三人的(2018)沪0114民初18481号民事诉讼。该案中，析哲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淮南仁爱等三被告依据2016年协议向析哲公司支付佣金2,34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诉讼中，析哲公司提供签署时间为2016年3月4日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乙方(淮南仁爱)委托甲方(析哲公司)为其“仁爱天鹅湾”及相关房地产项目融资事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乙方应支付甲方财务顾问服务费2,250万元，计算方式为：财务顾问服务费=融资金额250,000万元*3%*融资期限3年；第一次付款，融资金额到账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融资金额的0.3%支付，第二次付款，贷款期内融资金额到账后届满一年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融资金额的0.3%支付，第三次付款，贷款期内融资金额到账后届满两年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融资金额的0.3%支付；如果乙方未能按照本条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财务顾问服务费，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数额为应付而未付内容*30%/年÷360*逾期天数；双方已获得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必需的授权和批准；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合法享有代表双方签署本协议的权利，或已被正式授权代表双方签署本协议。该协议签署页甲方处有析哲公司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吴军签字，乙方处有王卫江签字，未加盖淮南仁爱印章，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本院经审理认为，2016年协议依法不能对淮南仁爱发生法律效力。据此，本院判决驳回析哲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析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海二中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沪02民终665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系争2016年协议相较于2015年协议，缺乏淮南仁爱的公司公章，亦无法定代表人杨树坪的签字确认，析哲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执行董事王卫江具备缔约的代理权限，因此，王卫江在2016年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析哲公司提供与淮南仁爱财务人员的电子邮件往来、内部审批单、尚难以构成淮南仁爱对2016年协议的追认，且析哲公司一再要求杨树坪签署涉及0.3%佣金的协议，说明析哲公司亦知晓王卫江不具备缔约的代理权限，即析哲公司不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标准，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协议不能对淮南仁爱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二审过程中，王卫江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三、涉及0.3%服务费协议的沟通情况本案系争融资活动进行过程中，吴军与王卫江有多次短信及微信沟通。其中，2016年1月22日，吴军：“下午你安排一个时间与杨(杨树坪)和姚(姚某某)把合约的事情签订一下。”王卫江：“你们哥两把一件事情分成两半办，我和杨总一直认为0.3%是信达要的，今天信达一说只要11.5%而不要佣金，我就觉得愕然和难办了。当时姚总还不让你签0.2%协议，我真的给他搞糊涂了。”吴军：“市场瞬息万变，我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就可以，至于怎么出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就可以了，你想的太多了，做与不做都没有问题，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王卫江：“明白，我来努力一下吧。”2016年1月29日，王卫江：“问题全部解决，我与老杨谈妥了，佣金合同到了杨建东处，我叫他拿给杨树坪签后我来盖淮南公司章。”2016年1月31日，王卫江：“杨总的会议31号下午才进入总结发言；资料王总直接联系了杨总秘书小王，他们才安排人做；周一南洋银行与安徽信达到淮南考察。你们来的主要目的是签佣金协议，我认为过于着急不是好事，仅供哥俩参考！协议已给杨建东，我已与杨总谈妥用淮南公司签，按目前进度和老杨的时间计划，我建议年后过来签协议为佳。安徽信达对淮南公司的土地评估安排在年后进行了，年前上会已不可能了，咱哥几个也应该随机后延，签约事情我都谈妥了，时机尚欠成熟(年前老杨确实事多，福建信达王总又在直接追王秘书要资料，要是他们问起王总佣金协议，事情反而弄巧成拙了)等我来安排吧。”2016年3月10日，王卫江：“哥们好！总部及福建、安徽信达一行人实地考察老杨广州项目，情况很好啊！”吴军：“王总啊，接下来我们那个居间合同的事情，杨树坪主席还在广州吗？接下来王总怎么安排呢，王总给我个建议啊。”王卫江：“顺水推舟，水到渠成！”吴军：“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呢？”王卫江：“月底或月初。”吴军：“好哒，那就这么定了，祝你们一切顺利！”王卫江：“放心吧。”2016年5月30日，吴军：“王总，三件事情给您沟通一下。……3、本次融资事宜，按照之前与您包括杨树坪主席谈妥的0.5财务顾问合同方案，0.2的财务合同杨树坪主席签字盖章，按照合同约定，财务顾问合同费用需要支付，另外0.3的合同事宜需要您与杨主席对接好，无论您明天还是后天回来，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希望您能给我们最终的答复。”本案系争融资活动进行过程中，王卫江与姚某某有多次短信及微信沟通。其中，2016年1月29日，王卫江：“问题全部解决，我与老杨谈妥了，合同到了杨建东处，我叫他拿给杨树坪签后我来盖淮南公司章。”姚某某：“王总：不好意思。必须要面签。”王卫江：“那你等联系好后再飞过来吧，目前都在从化开会中。”姚某某：“等联系好什么？请王总明示？”王卫江：“杨总，信达与老板谈妥12%，其中利息11.5%，佣金0.2%(老板已签)和0.3%。原定0.3%由东华签，现在同意用淮南公司签，我给老板报告过了，老板说没问题。你约姚总看老板时间方便，年前签约后给我们淮南公司盖章就是啦。”2016年5月6日，王卫江：“麻烦你把我签署过的佣金协议电子版发给李立江，争取下周一一起叫老杨签署，同时也发给晓雪一份。”2016年6月12日，王卫江：“我端午节前一天将0.3%的协议版本发给了老杨的秘书小王转给了老杨，并写了一份报告(将0.2%的一次性支付也一起报告老杨了)，目前老杨没回复我意见，应该就是好事！”2016年6月7日，吴军在与张桂芬(系粤泰股份资金管理中心负责人)的通话录音中称：“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内部是怎么样去沟通的，他说呢这个事情也知道，合同是那个杨主席本人签的，还有那个0.3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也发过去了，具体怎么样？”“我们是两个合同，当时杨主席也同意的，我们提供的第一个合同已经签完了，第二个合同呢他说马上等一下我们签，从过年拖到现在。”2016年7月3日，吴军在与张桂芬的通话录音中称：“我们每年也签不少这样合同的，说真话，这种合同呢也没有说哪些人说，杨主席虽然我们是第一次来跟他合作，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他也没必要去这样，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哎呀，给个50万这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种不是解决问题最终的一个办法，既然我们签了就按照这个事情来弄，至于说那个0.3的事情呢，我觉得下一步那个我们再说了，其实也无所谓你知道吧。”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3月4日，姚某某分别向李立江发送了不同版本的涉及0.3%服务费的财务顾问协议，李立江亦回复相应修改意见。2016年5月6日，吴军向李立江及方晓雪发送了附件为《财务股份协议》的电子邮件，该协议中约定财务顾问服务费为2,250万元，每年750万元，付款时间为融资金额到账后二个工作日内，按照750万元支付第一年财务顾问费，本次融资届满一年仍存续的，则支付第二年财务顾问费用。该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与王卫江签字的2016年协议存在差异，此外，两份协议在融资项目、收款账户的表述及文件排版上也有明显不同。2016年6月2日，李立江向姚某某发送淮南仁爱内部审批单一张，审批单中“信达融资佣金”一栏金额为1,620万元，其中1,080万元融资佣金已签合同，540万元在完善合同中。该情况表下方签字栏处有时任淮南仁爱执行董事王卫江、总经理陈畅云、制表人李立江签字。四、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诉讼中，析哲公司称王卫江签字的2016年协议虽载明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4日，但该协议实际为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5月6日期间签订，具体时间无法准确回忆。庭审中，李立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称2016年3月，吴军、姚某某及司机一行至王卫江办公场所，要求王卫江在2016年协议上签字，王卫江表示其签字没有用，需杨树坪签字盖章才有效，后经吴军、姚某某一再要求，王卫江表示可以签字，但仅作为上报材料。当天签字的材料是吴军、姚某某准备的，王卫江签字后两人便将协议带走。方晓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称2016年3月4日，吴军、姚某某一行人至王卫江处将一份文件交由王卫江签字，王卫江表示需要由杨树坪签字，吴军称王卫江签字后其会再找杨树坪的，王卫江于是签了一份并交给吴军带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的行为是否为无权代理；二、2016年协议约定的融资目标是否实现；三、如果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的行为系无权代理，则其是否应向析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的行为是否为无权代理王卫江认为2016年协议仅为报批文本，其签字后交给吴军、姚某某，并由两人呈报杨树坪审批、面签，王卫江没有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故不存在无权代理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按照通常理解，公司的报批合同应通过内部流程完成审批，即系争协议如需由杨树坪面签，应通过淮南仁爱内部的文件呈递、审批流程完成，而不应交由合同相对人转递。故本院认为，王卫江将其签字的合同文本直接交付给吴军、姚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其作出了对外签署合同的意思表示。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未取得淮南仁爱的授权，事后也未经淮南仁爱追认，故其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二、2016年协议约定的融资目标是否实现王卫江认为2016年协议载明的服务目标是为了解决淮南仁爱向金融机构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事宜，该目标并未实现，故析哲公司本就无权取得居间服务费，因此也无权向王卫江主张赔偿。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5年协议载明的服务目标为“为母公司粤泰股份旗下公司项目的建设及开发募集资金”，2016年协议载明的服务目标为“为其仁爱天鹅湾及相关房地产项目融资事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履行期间，淮南仁爱系粤泰股份子公司，两份协议对服务内容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不存在冲突。其次，在案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反映，涉及0.2%服务费的协议及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针对的是同一融资项目。最后，(2018)沪0114民初1848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淮南仁爱未提出两份协议针对的是不同融资项目的抗辩。据此，本院认为，2015年协议与2016年协议约定的系同一融资目标，该融资目标业已实现。三、王卫江是否应向析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析哲公司基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主张王卫江向其赔偿2016年协议约定的居间服务费。本院认为，析哲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具体理由如下：(一)析哲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应指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本案中，王卫江于2016年1月29日告知吴军，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由杨树坪签字，王卫江加盖淮南仁爱公章。结合此前已经签署的2015年协议亦由杨树坪签字并加盖淮南仁爱公章的事实，析哲公司应当知晓王卫江无权对外签署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且析哲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卫江在签署2016年协议时具备缔约的代理权限。据此，本院认定析哲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二)析哲公司并未因王卫江的无权代理行为受到损害相对人非善意情形下主张无权代理人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应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即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王卫江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王卫江因自身的过错行为导致析哲公司受到损害。本案中，析哲公司主张的损害为其无法取得2016年协议项下约定的服务费。本院认为，析哲公司无法取得2016年项下服务费的原因在于其未与淮南仁爱达成签订涉及0.3%服务费协议的合意，而非王卫江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形下代为签署合同所致。具体阐释如下：首先，涉案融资活动始于2015年11月，2015年12月29日，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即已签订2015年协议，并最终于2016年4月28日促成融资目标实现。假定2016年协议实际签署于2016年3月4日，此时涉案融资活动也已进展到尾声，且由于此前已缔结2015年协议，析哲公司本就有充分动力继续完成融资居间服务，与是否签署2016年协议无涉。况且，析哲公司在本案庭审中陈述，2016年协议实际签署于2016年3月4日至5月6日期间，而涉案融资目标已于2016年4月28日实现，如2016年协议签署于信达资产批复下达之后，则更难言析哲公司所称的基于王卫江的签字行为才持续履行完毕了融资居间服务。其次，在案证据反映，吴军于2016年3月10日仍在向王卫江询问杨树坪是否在广州，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如何处理；2016年5月30日，吴军再次要求王卫江就涉及0.3%服务费协议的事宜与杨树坪对接好；2016年6月7日，吴军在与张桂芬的对话中称析哲公司与淮南仁爱之间是两个合同，第一个合同(涉及0.2%服务费的协议)签完了，第二个合同(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说马上签，从过年拖到现在。可见析哲公司始终认为融资服务协议应由杨树坪代表淮南仁爱签署，且在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后，析哲公司也未相信此时协议即已成立，而是仍然寻求要求杨树坪签字盖章。最后，吴军于2016年5月6日向李立江发送了另一版本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析哲公司虽在本案庭审中称该协议系此前签署版本的电子版，但两份协议在排版、条款表述上均有明显差异，且付款时间上有实质性区别，故本院不认可析哲公司的观点。析哲公司直到2016年5月6日还在修改涉及0.3%服务费的协议，可见析哲公司自身也不认为王卫江签署的2016年协议是涉及0.3%服务费协议的最终版本，具有合同履行力。综上，本院认为，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的行为虽为无权代理，但析哲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故析哲公司无权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主张王卫江承担赔偿责任。而《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保障的是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本案中，王卫江签署2016年协议的行为并不会使析哲公司产生只要履行协议项下服务即可取得协议约定对价的合理信赖，析哲公司并未因此遭受损失，故其亦无法基于该条款主张王卫江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析哲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第三人淮南仁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无视法律之行为，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亦应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析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538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86,538元，由原告上海析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学杰审 判 员  张晓莉人民陪审员  柏梅芳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苏明媚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