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21338号原告：廖福宁，男，198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委托代理人：廖海林，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丁勇，男，197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被告：陈小欢，男，198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庆怀，广东东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魏刚，男，196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第三人：杨培林，男，197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原告廖福宁诉被告丁勇、陈小欢，第三人魏刚、杨培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粤1971民初641号民事判决书。因原告不服该判决，依法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粤19民终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粤1971民初641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廖海林，被告丁勇、陈小欢委托代理人贺王庆怀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魏刚、杨培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福宁起诉称，原告曾于2014年8月31日与被告丁勇以及第三人魏刚、杨培林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物业承包、租赁事项，并实际运营厚街寮厦项目、企石东山工业厂房宿舍项目和石排龙岗工业园项目。2016年5月，魏刚及杨培林退伙，原告与被告丁勇则继续增资，并由被告陈小欢入伙，三人继续合伙关系，并确定原告占股33%、被告丁勇占股40%、被告陈小欢占股27%，由被告丁勇作为合伙代表人负责财务账目管理、资金收支保管和合伙事项处理，原告及被告陈小欢负责市场招商和运营维护。另外，原告与两被告还共同投资运营厚街三屯厂房项目，原告投入股金2.5万元，占股25%。2017年7、8月份开始，原告与两被告因合伙事项产生重大分歧无法继续合伙经营，合伙人均同意原告退伙，退回原告所出股本金并给予项目运营红利补偿。后由于原告发现被告在财务账单上多列开支成本，导致参考结算月份的可分配利润减少，双方对此发生争议。原告为维护自己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退还原告股本金438160元；2.两被告支付原告“寮夏项目、企石项目和石排项目”2017年6月、7月的利润分红总计92695.44元；3.两被告支付原告“三屯项目”2017年5月、6月、7月的利润分红共计7545.36元；4.两被告支付原告退伙红利补偿256038.81元；5.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794439.6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息计算，自2017年8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6.两被告承担诉讼费。被告丁勇答辩称，与原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一，原告与被告丁勇及第三人魏刚、杨培林签订《合作协议》后并没有实际成立任何公司或合伙企业，该协议只是合作意向，并未实际经营管理，被告亦未收取原告任何股金，其要求被告退还股金没有事实依据。第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寮夏项目”、“企石项目”以及“三屯项目”有投资，其要求支付分红和退伙补偿，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要求支付退伙股金和相关分红，依据不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小欢答辩称，与原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不清楚原告与丁勇、魏刚、杨培林签订《合作协议》的相关情况，且被告只是丁勇聘请的员工，并非合伙人，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股金。我方收到原一审判决后，本来打算上诉，但是经过我方代理人解释后，才没有提出上诉。第三人魏刚、杨培林没有答辩。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31日，廖福宁、丁勇、魏刚和杨培林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运营物业项目，合同约定：项目初期投资1000000元，廖福宁、丁勇和杨培林各出资240000元，分别占24%，魏刚出资280000元，占28%；合作协议终止时，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按出资比例予以返还；魏刚担任负责人，杨培林负责财务，丁勇和廖福宁负责市场和招租等等。廖福宁主张出资款在签订协议前已经支付，合伙项目主要是石排龙岗工业园（以下均称“石排项目”）和企石东山（以下均称“企石项目”）工业厂房宿舍，后来资金回笼后又启动了厚街寮厦（以下均称“寮厦项目”）的厂房租赁，都是投资物业用于租赁和管理。对此主张，其提交的《龙岗工业园2号厂房租赁补充协议》载明：“由魏刚、丁勇、廖福宁和杨培林共同租赁下东莞市石排镇谷吓村龙岗工业园2号厂房……由此租赁合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均由四股东承担。”丁勇和魏刚确认签订了《合作协议》，但主张只是合作意向，并未实际合伙运营，石排项目由魏刚一人运营；也确认向杨培林支付过款项，但认为是借款，并非投资股金，且其后杨培林有陆续退款。廖福宁主张魏刚和杨培林退出合伙，由陈小欢加入合伙，重新追加投资，其占33%，丁勇占40%，陈小欢占27%。丁勇和陈小欢均否认三人之间存在合伙，主张陈小欢和廖福宁均系跟随丁勇工作，并非合伙人。廖福宁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2014年3月19日，由杨培林收取了240000元，收据载明“项目股份金”；银行转款凭证显示：2015年11月30日，赖建香向沙辀转款25000元、2015年10月31日赖建香向杨培林转款64000元、2016年5月21日赖建香向丁勇转款120000元、2016年5月25日，廖福宁向丁勇转款5160元。廖福宁据此主张前述付款除了向杨培林转款的64000元中有16000元系代杨培林支付其股金外，其余均为案涉合伙的投资款。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凭证显示，杨培林在2015年1月、3月、4月、5月、6月、8月和2016年1月和6月向廖福宁转款共计135664元，转款附言有载明“股金分红”。2016年11月12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12500元；2016年12月7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26698.30元；2017年1月18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44027.40元；2017年1月20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7500元；2017年2月27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21809.60元；2017年3月18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18448.40元；2017年4月26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7500元；2017年6月3日，丁勇向廖福宁转款72560元。廖福宁主张前述款项均系分红款，并提交了2016年6月至2017年7月的《物业核算表》。《物业核算表》分两种形式，其中一种表上载有“摘要”和“分红”项目，“摘要”项下包括寮厦、企石、石排；“分红”项下包括丁勇40%、廖福宁33%、陈小欢27%；并显示：廖福宁2016年6月-11月分红为26698.30元、2016年12月分红为44027.4元、2017年1月分红为21809.60元、2017年2月分红为18448.40元、2017年3月-5月分红为30063.30元、2017年6月-7月分红为43132.30元。另一种《物业核算表》则载明“物业三屯”，其中显示截至止2017年7月31日的表上注明2016年3月2日分红50000元、2016年11月12日分红50000元、2017年1月20日分红30000元、2017年4月26日分红30000元。廖福宁表示前述《物业核算表》由管理财务的沙辀通过邮件向其发送。丁勇对于沙辀有向廖福宁发送财务邮件没有异议，但不确认《物业核算表》的内容，且主张其向廖福宁的转款均为还款性质。廖福宁主张，三人除了合伙经营石排项目、企石项目和寮厦项目外，还合伙经营厚街三屯的物业出租（即前述《物业核算表》载明的“物业三屯”）以及在广州的物业项目。福宁称，三屯项目股本金为25%，是在签订合伙协议股本之外增加的股本，而且关于三屯项目的运营也是在同一个微信群、同一个邮箱沟通。三屯项目由丁勇、廖福宁、陈小欢、陈海闻、范科共同投资，但是陈海林与范科是丁勇的员工，两人从未参与分红，也未参与管理。被告称，因物业出租管理只需向一手房东交付押金即可运营，所以原告所称增加的三屯项目的股本金不予确认，陈海闻、范科是丁勇的员工，因为没有薪水，所以三屯项目都是给利润。在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广州项目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从2017年7月开始，由于原告与两被告对合伙事项发生重大分歧，协商由廖福宁退出合伙，两被告退还其投资款并按照目前利润给予红利补偿。对此主张，廖福宁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聊天群名为“智汇喜物业”,成员包括廖福宁、丁勇、陈小欢和沙辀,内容主要是关于在广州租赁的物业装修、对外招租、成立公司等事宜，但其中也包括有“寮厦保安报销”、“寮厦企石发票税费”、“石排厂房租金水费”等聊天内容。另外，2017年7月30日，廖福宁在微信中发送消息，决定退出团队，同意“企石”、“石排”和“寮厦”项目的退出方案，并建议对于“三屯”和“石碣”项目也按此方案退出。2017年8月2日，廖福宁在微信群中发送了《物业项目股权转让、变更协议》，协议中载明：廖福宁、丁勇、陈小欢共同投资寮厦项目、石排项目和企石项目，廖福宁合计投入股本52.8万元；廖福宁、丁勇、陈小欢、陈海闻、范科共同投资厚街三屯厂房项目，廖福宁出资2.5万元（占股25%）；廖福宁、丁勇、陈小欢、唐晓卫、王国强、姚东投资石碣项目，廖福宁投入股本2万元（占股16.6%）；廖福宁退出石排项目、寮厦项目、企石项目、厚街三屯项目和石碣项目，由丁勇退回廖福宁股本金合计57.97万元并支付截止到2017年7月31日前的未分红款以及剩余红利按照每个项目参考最近三个月取最高的一个月为参考标准每年按一个月利润结算。该协议三方并未签名，陈小欢在微信群中表示对该协议存在分歧，认为“寮厦、石排、企石三个项目当初是以120万元股本金投资入股，按股比（33%）股本金应为39.6万元”；廖福宁则回应可以查股本。2017年8月6日，丁勇在微信群中发送了《物业项目股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三方并未签名确认。同日，丁勇将廖福宁移出该微信聊天群。廖福宁认为东莞项目2017年5、6、7月份的收入与支出不合理，如电梯保养费应按月分摊、隔墙费应分摊到合同期、招商奖励、中介佣金。东莞三个项目多支出41275元，应算在36个月里。因企石项目、石排项目、寮厦项目租户较多，三屯项目只有一家客户，所以未将三屯项目加入总支出表。被告称，收支都是合理的，而且三屯项目与此没有关系。2017年12月5日，廖福宁自行委托东莞市和惠会计师事务所对案涉寮厦项目、石排项目、企石项目和厚街三屯项目2017年5月至7月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出具了《报告书》，《报告书》载明，包括前述四个项目2017年5月至7月的收入为1811284.65元、费用支出为1592408.14元、利润为218876.51元；对收入中一些列明为该期间租金、水电费用等按月进行分摊调整，分摊后收入为1945706.90元；对支出中列明为该期间的消防费用、招商奖励、保养年审等费用亦按月或合同期限进行分摊调整，分摊后支出为1537696.31元；调整后利润为408010.59元，其中5月为107163.59元、6月为130728.42元、7月为170118.58元；取第二高利润企石项目利润为43021.82元、石排项目为25387.85元、寮厦项目为57772.49元、厚街三屯项目为10229.73元。被告对于审计报告不予认可，也不能提供收支相关单据进行鉴定。廖福宁称，虽然审计报告是单方委托，但是财务依据都是被告提供，既然被告没有提出重新审计，法院应予确认。对于利息诉讼请求，廖福宁认为，原告退伙时被告应该把股本金和补偿退还，这是必然产生的利息。被告认为，合作协议的股金是交给魏刚的，被告没有实际收到，而且双方没有书面结算依据，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股本金由被告支付。对于红利补偿诉讼请求，廖福宁认为，双方确认东莞项目参照广州项目退出模式，丁勇发送的广东项目协议中明确了股本金和转让金。而且被告对于东莞项目红利补偿自始未提出过异议，补偿方式是参考最近三个月取第二高利润为计算标准，再根据原告实际的占股比例，一年补偿一个月，不足一年的除以12，一次性结算给原告。而且东莞项目经营稳定，利润补偿也只有正常利润的十二分之一。被告认为，东莞项目并不参照广东项目，双方没有达成项目补偿的合意，而且预期的利润属于风险投资，原告要求退出经营，对于退出后的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不享受预期利益。另查明，赖建香与廖福宁系夫妻关系，赖建香出具说明载明由其转款给杨培林、沙辀和丁勇的款项均为廖福宁支付的投资款。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收款收据、转账凭证、银行流水、物业核算表、微信聊天记录、报告书等以及本案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包括：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若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原告要求退伙以及相关退伙财产分割的请求依据是否充分；3.原告的利息要求是否有合理依据。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本院对此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廖福宁和丁勇之间曾签订过《合作协议》，约定了各方的出资额，结合两人在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已支付投资款和签订《龙岗工业园2号厂房租赁补充协议》的情况，可以认定案涉的《合作协议》已经履行而非如丁勇所主张系合作意向；第二，微信群“智汇喜物业”的人员包括廖福宁、丁勇、陈小欢，虽然该微信群聊天记录主要是关于三人在广州成立投资公司的事宜，但在聊天记录中亦存在涉及关于企石项目、石排项目和寮厦项目的租赁、费用报销、招商奖励等内容，且还有三人协商东莞运营的项目如何退出的内容，因此，该微信聊天记录亦能反映出三人合作运营物业租赁投资的情况；第三，在前述微信聊天记录中，陈小欢对廖福宁起草的《物业项目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中廖福宁的股本金数额提出异议，但并未否认自己并非合伙人；第四，虽然丁勇和陈小欢对于《物业核算表》不予确认，但《物业核算表》上载明的“分红一栏”项下载明了三人的分红比例和分红数额，且廖福宁的分红款数额与丁勇转款给廖福宁的款项数额一致，廖福宁主张转款行为即为支付前述三个项目的分红款较为合理；第五，丁勇主张其向廖福宁的转款是用“干股”的形式还款，但其对于双方之间何时成立借款关系、借款的数额、借款期限以及是否有约定利息等均未能说明亦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并没有依据。综上，本院对廖福宁主张其与丁勇、陈小欢之间就企石项目、石排项目和寮厦项目存在合伙关系的意见，予以采纳。至于厚街三屯的项目，廖福宁在自行起草的《物业项目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中明确载明该项目由丁勇、廖福宁、陈小欢、陈海闻、范科共同投资，且廖福宁的投资款以及分红比例等与企石、石排和寮厦三个项目均不一致，也未与企石项目、石排项目、寮厦项目列于同一总支出表。因此，该项目与前述三个项目合伙人不一致，投资比例也不一致，对廖福宁在本案中主张一并处理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投入的合伙投资款数额以及分红比例的问题。根据收款收据以及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廖福宁向杨培林、丁勇或者沙辀支付的款项共计454160元，廖福宁主张其中的438160元属于其投入合伙的投资款，该主张与其在《物业项目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中载明对三个项目投入股本金528000元并不一致，而且，从《物业项目股权转让、变更协议》内容看，廖福宁与丁勇、陈小欢之间还存有其他合作的项目，而银行转款记录并未能显示廖福宁的转款行为是对哪一个合作项目的投资款，故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足以证明该款项均为廖福宁在案涉认定的三个合伙项目的投资款。由于收款收据明确载明了240000元为案涉三个项目的“项目股份金”，结合陈小欢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寮厦、石排、企石三个项目当初是以120万元股本金投资入股，按股比（33%）股本金应为39.6万元”的陈述，本院认定廖福宁在厚街寮厦、石排和企石三个项目中的投资额为396000元，其投资份额为33%。关于廖福宁退伙以及合伙财产的处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从廖福宁一直收取分红款以及2017年6月-7月的《物业核算表》看，廖福宁退伙时合伙项目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因此，其要求退回投资款以及支付合伙项目2017年6月和7月的利润分红符合前述规定。由于廖福宁提交的《报告书》系其单方委托审计机构制作，虽然有列明收入支出项目但并未附相关的原始凭证，且对每月的收入和支出进行调整也没有合理依据，本院对廖福宁主张按照《报告书》载明的利润款进行分配的意见，不予采纳。2017年6月-7月的《物业核算表》显示廖福宁应分红款为43132.30元，对廖福宁超出该数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廖福宁主张的红利补偿问题，红利补偿要求属于对预期利益的要求，法律只规定退伙时分割的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对于预期利益没有涉及。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既然法律未明确禁止预期利益，如果双方当事人有约定，且无其他违法事由，法院应当予以尊重。本案中，三个物业租赁项目，合同没有到期，且持续盈利，而且根据廖福宁发出的《物业项目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丁勇发出的《物业项目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退伙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对于东莞项目退出参照广州项目无异议，即应当给予原告退伙红利补偿。所以，对于原告红利补偿要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原被告对于东莞项目退伙红利补偿的具体金额未达成合意，而且双方也不能提供有关东莞项目真实财务状况的证据加以参考，因此根据双方情况以及公平原则综合考量，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当给予原告50000元红利补偿。关于廖福宁要求的利息，被告在原告退伙后未及时退还原告股本金396000万元、分红款43132.30元以及红利补偿50000元，因被告未及时返还所产生的利息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因此本院认为利息损失应当以489132.3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息为标准，自2017年8月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丁勇、陈小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起共同向原告廖福宁退回寮厦项目、石排项目、企石项目的投资款396000元。二、被告丁勇、陈小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起共同向原告廖福宁支付寮厦项目、石排项目、企石项目2017年6月和7月的利润分红款43132.30元。三、被告丁勇、陈小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起共同向原告廖福宁支付50000元红利补偿。四、被告丁勇、陈小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起共同向原告廖福宁支付利息损失（应当以489132.3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息为标准，自2017年8月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五、驳回原告廖福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744.39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16014.3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6154.41元，由两被告负担9859.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渭强审 判 员  徐慧英人民陪审员  陈淑芬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叶宝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