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7101民初1205号原告:邢建方，男，197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自华，河北鼎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号。法定代表人：赵春雷，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洪，男，该公司副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星，女，该公司法律顾问。被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法定代表人:陆东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森，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鹃，女，该公司员工。原告邢建方与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路北京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铁路集团公司）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建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退还我184.5元车票款；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违约造成我的经济损失22304元及来往交通费损失91.2元，以上合计22579.7元；3.依法判令被告就其耽误我的行程时间以及不专业的答复公开赔礼道歉；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2日晚我通过X官网购买了一张北京南站至济南西站的高铁车票，车次G265，发车时间2018年8月13日，行程07:45至09:33。接近进站时间，我发现南站显示屏提示车辆晚点，具体出发时间待定，大约一小时后，我通过闸机进站上车，但是车门关闭后，G265列车并没有出发，大约等了一小时，还是没有出发，此时列车长说车辆发车时间不定，有要退票的可以下车。面对无限期等待，为减少时间上的进一步损失，我选择了下车。从闸机出来后，发现南站大量旅客滞留，在无人带领的情况下，我到了售票窗口，看到全是等待退票的人员，工作人员用广播告知大家不要等待了，可以网络退票或者30日内退票。为减少不必要的排队时间，我直接坐地铁回家，当天通过X电话四次咨询，工作人员告知，延误退票需要当天开车前退票。8月14日上午，我到北京南站一层窗口要求退票，被拒绝退票，工作人员告知可以到候车大厅咨询。经咨询值班经理，仍告知与X答复一样的内容。虽然我一再陈述本次退票是因为被告无期限推迟开车原因造成，而且是经过我与列车长协商一致的结果，但仍被拒绝退票。本案中被告违约在先，且因被告原因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我作为一名专职律师，因被告的延误无法乘车以及被告拒绝退票，两次耽误我来往南站的时间长达8个小时，给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故我现诉至法院，请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中国铁路北京局辩称，要求驳回邢建方的全部诉讼请求。2018年8月12日晚由于大风刮起案外人彩钢板砸坏我方电力设备导致大量列车停运，我方第一时间进行抢修，为保证乘客安全，导致邢建方购票的列车未能按时发车。G265次列车2018年8月13日的发车时间应为7时45分，实际是11时05分从北京南站开出，晚点3小时20分，因此该趟列车并非停运，而是晚点。晚点后我方在第一时间告知旅客，可以等待或者退票，当天开设了28个退票窗口，我方广播中也说明当日24点前都可办理退票。因此，邢建方完全可以当天办理退票，其在起诉状中也提到车站工作人员让其退票，并非让其回家。故邢建方没有退票成功并非我方不办理，是因为其自身原因未退票，其要求我方无限期延长退票时间无依据。X网站中的北京客服中心是中国铁路北京局的，客服中心对于接打电话和答复邢建方不存在任何过错，都是按照规定答复的。邢建方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不存在应当赔礼道歉的法定情形，邢建方关于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本案诉讼系邢建方自身原因导致的，故我方不承担诉讼费。国家铁路集团公司辩称，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总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中国铁路北京局等各铁路局集团公司是客货运输经营主体，是铁路运输的实际承运人，旅客通过购票乘车与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产生合同关系，与铁路总公司不产生运输合同关系，这是自铁道部建立、铁路总公司承继铁道部企业管理职能以来一直坚持的管理制度。假设邢建方将铁路总公司作为铁路运输合同的主体、列为被告的理由成立，那么每个旅客、货主发生争议就没必要找全国各铁路局及其所在法院解决，直接找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在地法院诉讼即可。这样一来北京地区法院将面临成千上万的铁路客货运输案件，这违背了国家有关铁路案件管辖制度设计的初衷。其次，邢建方以客服中心电话及票款进入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账户为由将铁路总公司列为被告，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邢建方咨询电话的主体为北京铁路客服中心，隶属于中国铁路北京局，而非铁路总公司。而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类似于银行和微信平台，只是资金代收代付的第三方平台，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使用银行卡等电子支付交易的客货运输票款进入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账户后，又定期分批分次清算给各承运合同主体，因此不能以票款曾经流入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为由追加我公司作为被告。综上，邢建方将我方列为被告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是与中国铁路北京局建立合同关系，中国铁路北京局才是适格主体，故请求法院驳回邢建方对我方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中国铁路北京局提交X1频道2018年8月14日的报道、X2网2018年8月13日的报道、X3网的网页内容等，证明2018年8月13日G265次列车晚点系由于大风刮起案外人的彩钢板砸毁铁路设施，导致铁路部门列车无法正常运行；当天北京南站开放了28个退票窗口、6个改签窗口，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经质证，邢建方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邢建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相关新闻报道、网页内容为第三方作出，结合新闻报道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的特点，本院对中国铁路北京局所主张的G265次列车晚点的原因予以采信。2.中国铁路北京局提交其调度所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的《2018年8月13日北京南站G265次晚点情况说明》，内容为：2018年8月12日23时04分，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廊坊间因受到大风刮起的彩钢板将接触网等线路设备砸毁，引发设备故障。由于线路设备故障造成京沪线大量列车晚点或停运。其中2018年8月13日G265次原定北京南7时45分开，实际11时05分开，晚点3小时20分。中国铁路北京局提交该份证据证明邢建方所乘G265次列车因彩钢板砸毁铁路设备引发设备故障，晚点3小时20分。经质证，邢建方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邢建方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在其不能提交反证对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3.中国铁路北京局提交北京南站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的《北京南站8月13日退票情况》，内容为：一、退票窗口数量：售票车间针对当日实际情况，共开启了28个退票窗口（一般开3个退票窗口），6个改签窗口；二、退票张数：售票车间根据“北京南站售票处退票汇总表”查询，8月13日退票总张数为15467张，其中G265次原退122张；三、退票宣传语：各位旅客，请您注意听广播，受天气影响，今日本站始发部分高铁列车停运，如果您手持车票为G111、G113、G115、G117、G105、G121、G123、G125、G127、G119、G383、G55、G155、G149、G267、G169、G157、G179、G181、G183、G41、G31次列车车票，请您到退票窗口办理全额退款，您也可以在30天内（含当天）到全国各大火车站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用，同时有在互联网订票未取车票的旅客，您也可以在X互联网上30天内（含当天）办理全额退票手续，无需在窗口长时间排队等候，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中国铁路北京局提交该证据证明与邢建方同样持有当日G265次车票的122位旅客都按规定正常办理了退票手续，没有收取手续费，邢建方当日未按规定办理退票手续系自身原因。经质证，邢建方表示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且无其它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邢建方于2018年8月12日通过X网站购买了一张从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的车票，车次为G265，发车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7：45，票价184.5元，支付记录显示的收款方为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2018年8月13日上午7:00，邢建方在北京南站完成取票。受天气原因影响，当天北京南站始发的大量列车晚点，部分列车停运。邢建方在上车一段时间后因其所乘坐的G265次列车未能确定发车时间，故其在列车长打开九号车厢车门允许乘客下车时选择了下车，但当天未办理退票手续。后邢建方于8月14日上午到北京南站要求退票，工作人员告知其晚点车需在当日24点之前办理退票手续，因邢建方已超过规定的退票时间，故无法办理。关于本案G265次列车的承运人，邢建方表示其认为是铁路总公司，因为在X网站购票时票款进入的是铁路总公司的账户。对此，中国铁路北京局和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均不予认可，其表示G265次列车的承运人是中国铁路北京局，该局是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均为独立核算的法人；X网站的运营主体是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科院公司），也是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邢建方的购票款虽然进入的是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的账户，但该中心只是一个交易平台，相关票款已经清算给了中国铁路北京局。关于停运车和晚点车退票时间的规定是否向旅客进行了告知、通过哪些途径告知一节，经询问，中国铁路北京局陈述只要晚点不能正常开的车都会告知旅客，在开车之前就会告知，主要通过电子显示屏、车站广播、列车长等进行告知，而且乘客也可以自己主动询问车站的值班经理和工作人员，但具体的退票时间规定在退票窗口没有张贴告示。对此，邢建方不予认可，其表示广播当时只说了30日内退票，并没有说当天24点前退票的事情，当时北京南站所有的车都不能发车，所有退票窗口都排满了人，所以广播中反复强调30天内都可以退票，让大家不要排队了，目的就是要疏散人群。关于晚点车当天办理退票手续的规定依据，经询问，中国铁路北京局称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此都没有细化的规定，是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以及具体情况调整确定的，这是规程赋予铁路运输企业的权利，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当日卖票的张数、旅客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铁路运营情况等，以尽最大努力保障旅客的权利。对此，邢建方称：规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列车满员、晚点、停运等原因，使旅客在规定的有效期内不能到达到站时，车站可视实际需要延长通票的有效期；延长日数从通票有效期终了的次日起计算。”根据该条规定，晚点车的退票时间至少应当延长到次日，而且根据中国铁路北京局的陈述，当天开设了28个退票窗口，也可以说明当时没有发车的时间，故所有的窗口都可以退票。关于经济损失，经询问，邢建方称不能提交客观证据予以证明，但通过常理可以推断，律师的时间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案因为乘车和要求退票往返北京南站、因为诉讼往返法院都耽误了不少时间，根据相关调查报告，2018年律师费平均每小时的费率为人民币2788元，那么按照8小时计算就是22304元，这是酌情主张的时间损失，实际的损失大于该数额。关于91.2元的交通费损失，邢建方仅提供了16.8元的滴滴出行截图予以佐证，其表示其余都是刷交通卡乘坐地铁发生的，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X网站可以购买发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票，且网络订票成功后在全国各地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和人工售票窗口均可以取到票。经当庭查看邢建方提交的纸质车票，其背面的《乘车须知》包含有如下内容：遇运行图调整导致已购车票列车运行时刻变动的，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改签、变更到站及退票服务；未尽事项详见规程等有关规定和车站公告。另查，铁路总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国家铁路集团公司。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庭审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第一，本案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主体如何确定？第二，中国铁路北京局限定案涉晚点列车应当在当日24点前退票的做法是否妥当？本案是否应当退还邢建方票款并赔偿损失？对上述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将逐一进行评说。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邢建方主张其购票渠道为X网站，且票款的收款方为铁路总公司资金清算中心，故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应为其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对此，本院认为邢建方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无法予以采信。首先，款项收取方即为合同相对方的主张在逻辑上本身就不能当然成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常理可知，市场交易中合同相对人指定第三人代收合同款项或者由资金交易平台暂为管理交易款项的情形如今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科技进步催生交易模式发生改变的必然结果。但款项收取方并不必然等同于合同当事人，并不必然要接受合同内容的约束，其在交易双方缔约的法律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应当结合交易双方订立的合同内容、交易的性质、款项收取后的处理以及其系通过何种方式与款项收支双方建立联系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予以判断。根据邢建方提交的纸质车票以及购票支付记录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出，支付记录主要载明收款方或者商户名称、订单号以及付款方式等与支付相关的信息；而纸质车票体现的是具体的车次、起运地、到站、发车时间、座位号、乘客名称、票价、乘客须知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铁路运输合同是明确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托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旅客车票、行李票、包裹票和货物运单是合同或者合同的组成部分。故本案中能够作为邢建方主张权利依据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应当是车票，而非购票支付记录。换言之，X网站只是铁路总公司为各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订立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提供的一个网络交易平台，从该平台购票所引发的票款支付行为和款项收取结果不能视为铁路总公司代替各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直接订立铁路旅客运输合同，铁路总公司亦不能当然地成为合同相对方。其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X网站可以购买发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票，且网络订票成功后在全国各地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和人工售票窗口均可以取到票。故在X网站并非唯一的购买火车票渠道的情况下，以购票途径和款项收取方识别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承运人的主张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最后，铁路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铁路工作，对国家铁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运输管理体制，对地方铁路、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帮助。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规程第五条规定：“承运人是指与旅客或托运人签有运输合同的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车站、列车及与运营有关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行为代表承运人。”规程第七条规定：“起运地承运人依据本规程订立的旅客运输合同对所涉及的承运人具有同等约束力。”从上述规定来看，铁路总公司（现更名为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铁路运输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其不可能也做不到实际经营每一条铁路线并承运每一趟列车，实际的铁路客货运输业务由各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且有的铁路线跨区较多、线路较长，运输义务的完成可能涉及多个承运人，在此情况下，起运地承运人依据规程订立的旅客运输合同可以约束其它承运人。故在整个旅客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以及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确定上，起运地承运人具有重要的地位。综上，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并非G265次列车的实际承运人，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邢建方将其作为起诉的被告，要求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之诉请，明显依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结合邢建方所乘坐G265次列车的起运地、中国铁路北京局的自认以及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的认可等各方面因素，本院认为中国铁路北京局对于主体问题的陈述具有客观合理性，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也即中国铁路北京局是否有权限定退票时间。根据铁路法以及规程的相关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基本凭证是车票，而邢建方的车票背面《乘客须知》部分明确记载“未尽事项详见规程等有关规定和车站公告”，故对于车票未记载的与合同履行和双方权利义务相关的事项，包括退票的办法，可结合规程内容予以判断。规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旅客要求退票时，按下列规定办理，核收退票费：1、旅客退票必须在购票地车站或票面发站办理；2、在发站开车前，特殊情况也可在开车后2小时内，退还全部票价，团体旅客必须在开车48小时以前办理；3、旅客开始旅行后不能退票，但如因伤、病不能继续旅行时，经站、车证实，可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乘区间票价差额，已乘区间不足起码里程时，按起码里程计算；同行人同样办理……5、因特殊情况经站长同意在开车后2小时内改签的车票不退……”。第四十九条规定：“因承运人责任致使旅客退票时按下列规定办理，不收退票费：1、在发站，退还全部票价；2、在中途站，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乘区间票价差额，已乘区间不足起码里程时，退还全部票价；3、在到站，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使用部分票价差额，未使用部分不足起码里程按起码里程计算……”。第五十条规定：“发生线路中断旅客要求退票时，在发站（包括中断运输站返回发站的）退还全部票价，在中途站退还已收票价与已乘区间票价差额，不收退票费，但因违章加收的部分和已使用至到站的车票不退。如线路中断系承运人责任时，按本规程第四十九条处理。”从上述规定的语义和逻辑顺序可以看出，规程第四十八条是关于旅客要求退票的一般规定，其并未区分是因承运人责任致使旅客退票还是单纯旅客自身原因要求退票，只要旅客提出退票均可参照该条规定予以办理；而规程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是关于旅客要求退票的特别规定，也即在旅客要求退票系因承运人责任或者线路中断导致时适用的退票办法，此时的退票办法客观上不会完全与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致，必然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例如，当线路中断发生在开车之后运输途中之时，退票地点就不再可能是购票地车站或票面发站，而可以是中途站，甚至是到站；且退票时间也不再可能是发站开车前或开车后2小时内，而只能是发车后至中途站时、或至到站时。本案中，G265次列车晚点系因大风刮起的彩钢板将接触网等铁路线路设备砸毁，引发设备故障。该情形属于不可抗力，非铁路运输企业所能预见且可以避免，不能归责于铁路运输企业，故退票办法不能直接适用规程第四十九关于退票的特别规定，亦无法完全适用规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退票的一般规定。在本案退票情形无明确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可适用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有权自行制定或调整退票办法？根据规程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必要时，铁路运输企业可以临时调整退票办法”。庭审中，中国铁路北京局陈述，事发当天其向旅客告知的晚点车在当天24点之前退票即属于临时调整的退票办法，而且调整的结果是扩大了旅客的权利，从特殊情况下可在开车后的2小时内退票扩大为当天24点之前退票。应当说，作为担负公共交通运输职能的铁路运输企业来说，其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针对晚点列车临时调整退票办法不仅属于企业行使自主经营权的范围，而且也是相关规范性文件赋予其的权利。但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铁路北京局所限定的退票时间是否具有合理性？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2018年8月13日上午北京南站所有列车均未正点发车，乘客大量滞留，车站为缓解旅客滞留情况，开设了28个退票窗口和6个改签窗口，由此可见当时办理退票业务的旅客量相当大。因此，无论北京南站当天退票业务办理的效率有多高，其要求所有选择退票的旅客都排队等候并在当天24点之前办理完退票手续的做法，显然是不尽合理的，该时间要求明显过短，没有充分考虑到部分旅客在列车晚点的情况下为改乘其它交通工具、寻找其它替代性解决方案而无法在车站继续等候退票的可能性。此外，中国铁路北京局虽主张其当天通过广播、电子显示屏、列车长告知等多种方式通知了旅客，晚点车应当在当日24点之前办理退票，但未能就此举证证明。结合其提交的《北京南站8月13日退票情况》的内容来看，北京南站在当天的退票宣传广播语中也确实未告知晚点车的退票时间，仅提及了停运车的退票时间。且经本院询问，中国铁路北京局亦表示在当时办理退票业务的窗口未张贴有关停运车和晚点车的退票时间要求。故退一步说，即便中国铁路北京局限定的晚点车的退票时间是合理的，那么在该时间远远短于停运车的退票时间，且中国铁路北京局未就此对旅客作出明确的、区别性告知的情况下，其仅以超过限定时间为由拒绝为邢建方办理退票手续的做法，也确有不妥。综合上述分析，邢建方要求中国铁路北京局退还184.5元车票款之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邢建方要求中国铁路北京局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22304元及来往交通费损失91.2元之诉请，首先，本案导致G265次列车晚点的原因系大风刮起的彩钢板将铁路线路设备砸毁，引发设备故障，该情形实为铁路运输企业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是不可抗力因素，故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在该种情形下不承担违约责任。其次，根据铁路法的相关规定，在列车晚点的情况下，乘客可以选择退票，或者选择改乘其他班次列车，亦或选择继续等待直至通车。本案中，邢建方选择的是不再乘车，要求退票，其选择具有合理性，但具体如何实现权利，邢建方可以选择正确的方式并考量可能产生的成本。就本案而言，已经换取纸质车票并要求退票的旅客要么当天在退票窗口排队等候退票，要么离开车站之后择日再返回办理退票，但两种选择相比较，前者的成本一定是小于后者的。尽管法律不苛求所有公民都成为理性经济人，但邢建方作为专业律师，在其认为个人时间具有较高价值的情况下，其应当在退票款与其律师业务关系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相对合理的行为选择与安排。再次，本案车票款仅为184.5元，而邢建方要求铁路运输企业赔偿损失的数额却总计达到2万余元，远远超过了票款本身以及铁路运输企业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最后，从关联性上而言，邢建方职业收入的多少与其退票障碍之间亦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上述分析，本案邢建方要求中国铁路北京局赔偿因违约导致的经济损失和交通费损失之诉请，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针对邢建方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即便列车晚点与铁路相关工作人员不专业的答复在客观上确实引发了邢建方内心的不适与不悦，但并非铁路运输企业采用侮辱、诽谤等方式公开宣扬他人隐私或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之行为，故不会产生使邢建方名誉受损之结果。因邢建方选择以合同纠纷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本案诉讼，而其该项诉讼请求属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非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范畴，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后，本院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铁路法及规程的相关规定，确保运输正点确实是铁路运输企业的义务，旅客要求列车正点到达的主张，情有可缘；但不可忽视的是，铁路运输企业在履行自身合同义务的同时也担负着公共交通运输的职能，而对于公共交通运输来说，安全是比正点更为重要的价值，且同样为承运人的基本义务之一，这就要求旅客对铁路运输企业为确保运输安全而做出的迟延履行行为负担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而从铁路运输企业的角度来说，当列车发生晚点情形时，亦应当尽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向旅客告知晚点原因、可恢复通行的时间以及旅客后续可选择的安排等与合同履行相关的重要事项，以促使旅客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不履行何时办理退票等选择作出理性决定。尽管本院已经认定中国铁路北京局要求案涉的晚点列车应当在当日24点之前退票的规定从时间上来看明显过短，但关于退票时间的确定，属于铁路运输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围。在此，本院仅建议中国铁路北京局今后在遇到类似情况时，除考虑自身铁路运营情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之外，还应结合列车晚点的原因，尽可能充分考虑旅客后续行程安排的各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制定更为合理的退票办法，力求实现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平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一条、《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邢建方车票款184.5元；二、驳回邢建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4元，由邢建方负担182元，已交纳；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8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杨人民陪审员  苏云泉人民陪审员  马仲兰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姚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