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1民初4093号 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灌口街道瑞莲社区北街53号。 经营者：赵纯建，男，汉族，1976年2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作良，四川明炬（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医药食品产业园加多宝大道3号。 法定代表人：张树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磊，男，汉族，1980年7月30日出生，住江西省丰城市，系公司员工。 第三人：文伟江，男，土家族，1986年12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晓东，四川都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与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加多宝公司”）、文伟江、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和贸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2018年11月2日，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川0181民初40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9）川01民辖终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4月19日，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申请撤回对被告文伟江及一和贸易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追加文伟江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的经营者赵纯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作良、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磊、第三人文伟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都江堰宏建副食店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货款189500元【189500元=听装加多宝（规格1×24）1997件×70元+瓶装加多宝（规格1×15）395件×42元+1.5L加多宝（规格1×6）23件2瓶×48元+欠一车加多宝货款32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7日起以1895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997件、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15，规格1×15）395件、1.5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6，规格1×6）23件2瓶，并向原告支付未到货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的货款32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公司存在长期合作的业务关系。原告一直向被告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购买并分销其案涉产品。双方约定结合被告当期的促销政策，原告依据销售业绩以货品的形式为被告垫付相关赠品的费用。2018年4月6日，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工作人员文伟江、罗龙潇与原告进行了对账确认了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尚欠原告代垫的产品品名、规格及数量。被告催收货物未果后诉至本院。 四川加多宝公司辩称，1、四川加多宝公司与都江堰宏建副食店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四川加多宝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 文伟江系四川加多宝公司销售人员，也是代垫业务的经办人。文伟江只能向公司申请代垫并负责实施，代垫业务的决定权由我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代军和财务人员马陈琳掌握。公司仅允许经销商、分销商进行代垫，且代垫业务员需要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和财务部门的审批才能实施。都江堰宏建副食店并非是我公司的经销商和分销商，公司并未允许由原告实施所谓的代垫行为；3、四川加多宝公司没有收到过原告支付的货款，也没有授权公司员工代收货款。原告将货款支付给一和贸易公司后，四川加多宝公司已将货物交付给了原告。 文伟江辩称，1、文伟江自2017年1月1日起与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文伟江系该公司销售人员，其对外出具对账单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行为对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原告支付给文伟江的货款，文伟江已全额支付给了一和贸易公司，文伟江个人并未截留货款。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一和贸易公司系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经销商，原告分销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加多宝凉茶产品。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原告代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其终端客户垫付了赠品。2018年3月19日，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员工文伟江、付彬与原告就原告代垫的赠品数量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拉罐加多宝2822-825=1997件、瓶装加多宝395件、1.5L瓶装加多宝23件2瓶、打款拉罐加多宝2175件。”文伟江、付彬及赵纯建分别在该份对账单上签字。原告在该份对账单上加盖了公章。2018年4月6日，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罗龙潇及该公司员工付彬再次与原告就截止2018年3月19日公司未返还原告的代垫费用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对账单》。该份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3月19日，未返还原告费用为：1、欠市场费用1997件C24；2、欠瓶装加多宝395件P15；3、欠1.5L加多宝23件2瓶；4、打款3000箱C24，其中有1500箱未到（含费用2175），打款时间11月22日，打款给城市负责人文伟江。”原告在该份对账单的“客户（盖章）”处加盖了公章。罗龙潇、付彬在该份对账单的“对账人”处签字。 庭审中原告陈述“出具时间为2018年4月6日的《对账单》中载明打款3000箱C24，其中有1500箱未到（含费用2175），该费用的产生过程如下：原告已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产品细类为C24，规格为1×24）的货款21万元（21万元=3000箱×70元/箱）支付给了文伟江，文伟江收到货款后将该21万元货款支付给了一和贸易公司。一和贸易公司再委托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原告发货。四川加多宝公司接到一和贸易公司的发货指令后仅向原告发送了1500箱的听装加多宝产品及该批产品的赠品675件，共计2175件，尚有1500箱的听装加多宝产品及该批产品的赠品675件共计2175件未向原告发送到位。1500箱的听装加多宝产品价值105000元（105000元=1500箱×70元/箱）。原告向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代军催收了上述货物，代军向原告支付了货款44000元。此外，原告在文伟江、代军的授意下向案外人团结副食店领取了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规格为P15）718件。该批718件500ml瓶装加多宝折合货款为28992元（28992元=718件×40.38元/件）。综上，被告尚欠原告听装加多宝产品（产品细类为C24，规格为1×24）的货款为32000元（32000元=105000元-44000元-28992元）。”经查，原告向文伟江支付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产品细类为C24，规格为1×24）的货款21万元，文伟江收到货款后于2017年11月29日将21万元转账支付给了一和贸易公司。一和贸易公司收到货款后委托四川加多宝公司向原告发货。庭审中四川加多宝公司陈述“其在收到一和贸易公司的发货指令后委托物流公司向原告发送了1500箱的产品及赠品675件，共计2175件，尚有2175件货品未发送给原告，该批未送到的2175件货物是代军个人授意物流公司将本应由原告收取的货款发送给了案外人都江堰煜龙商行。” 庭审中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陈述该公司任命案外人代军为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代军离职后，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案外人罗龙潇为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代军询问案涉文伟江、付彬于2018年3月19日出具的《对账单》是否属实。代军陈述“代军、罗龙潇以及四川加多宝公司的督导徐世钟、胡平均参与了对账，上述对账单上的金额亦由上述人员一一进行了核对确认，货品均系原告代四川加多宝公司垫付的赠品数量。”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赵某及罗杰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代垫费用的产生过程。庭审中证人赵某及罗杰证实“其为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业务员。原告在购进加多宝凉茶产品后，由包括赵某、罗杰在内的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业务员负责洽谈终端客户，文伟江向业务员传达产品定价并确定赠送给终端客户的赠品数量后，由业务员负责执行。待四川加多宝公司的业务员谈成该笔交易后，再指令原告按四川加多宝公司业务员的指示将货品及赠品直接送达给终端客户。终端客户再将货款支付原告。” 另查明，文伟江与案外人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了为期6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4日至2021年4月14日止。2017年1月1日，文伟江与案外人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为2017年1月1日。文伟江与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约定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聘请文伟江为该公司员工从事销售工作，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14日止。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交原被告身份信息、对账单、民事裁定书、转款凭证及被告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及第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及本院依职权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因第三人文伟江、案外人付彬及罗龙潇均系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员工，且罗龙潇为四川加多宝公司任命的该公司都江堰办事处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之规定，文伟江、付彬及罗龙潇向原告出具对账单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行为对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发生效力。上述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3月19日四川加多宝公司未返还原告费用为：1、欠市场费用1997件C24；2、欠瓶装加多宝395件P15；3、欠1.5L加多宝23件2瓶；4、打款3000箱C24，其中有1500箱未到（含费用2175）。”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返还原告垫付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997件、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15，规格1×15）395件、1.5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6，规格1×6）23件2瓶的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原告已按照70元/箱的单价支付了3000箱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的费用，而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未将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500件向原告发送到位。因原告自认其已收到了72993元的货款，本院对原告自认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四川加多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32000元（32000元=1500箱×70元/箱-72993元）的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垫付的听装加多宝（产品细类C24，规格1×24）1997件、500m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15，规格1×15）395件、1.5L瓶装加多宝（产品细类P6，规格1×6）23件2瓶； 二、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都江堰宏建副食店货款32000元。 案件受理费4092元，由被告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负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益西措 人民陪审员  林朝会 人民陪审员  董先凤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