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81民初4700号原告：赵俊，男，198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新民市。被告：周刚，男，198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龙江县。委托代理人：**，男，198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系被告弟弟，住址黑龙江省龙江县。委托代理人：张国贵，男，辽宁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凯富，男，196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龙江县。委托代理人：张国贵，男，辽宁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俊诉被告周刚、周凯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娜独任审判，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俊，被告周刚及委托代理人**、张国贵，被告周凯富及委托代理人张国贵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依法作出（2019）辽0181民初470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曹娜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齐良标、人民陪审员任铁奎组成合议庭，本案于2019年11月1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俊，被告周刚、被告周凯富的委托代理人张国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赵俊诉称，二被告系父子关系。2019年2月23日，经中间人刘某介绍，原告与被告周刚签订《玉米收购贸易打包合作协议》，但实际上是原告与二被告共同合作。双方协商在2019年2月24日玉米价格达到低谷时开始建立库存，收购到2019年3月15日结束，收购玉米总量为2405.614吨(实际收购总量为2478.015吨，水分含量为17.6)，收购总价款为4,075,499.04元。双方约定待玉米价格上涨时再对外出售，等到了2019年5月玉米行情较好时，由于二被告主张借款需要尽快偿还，因此从2019年5月7日开始出售玉米，且玉米在新民市本地进行出售，原告准备的打包厂等相关设备没有实际使用。玉米出库工作持续到2019年5月17日，出库总量为2425.8吨，出库总价款为4,396,440.00元（包含被告周凯富收取买家的现金30,000.00元及出售碎玉米收入3,170.00元）。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玉米销售利润应按双方持股比例分配，但二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给付原告应得的利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营资金短缺。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利润分配问题无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给付原告玉米贸易利润和生产费用等共计185,162.00元（于第二次庭审中提供的计算明细中确认诉讼请求数额，其中包含垫付费用3,726.00元，利润174,315.36元及4个月的利息），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另外，双方约定由原告提供场地，二被告提供资金合伙收购玉米，在合伙过程中，原告垫付了部分费用，包括电费4,800.00元、铲车加油费和食堂伙食费2,652.00元。因双方约定费用应当共同承担，所以原告垫付费用的一半（3,726.00元）应当由二被告给付原告。二被告实际支付电工工资确为6,660.00元，原告原本想补给二被告3,000.00元，利润可以重新计算。在原告自行出售玉米装车时，原告向二被告借玉米14吨（因原告在与二被告合作之初原有库存800多吨玉米需要出库，但原告与案外人合同约定的出库吨数多于原告的库存玉米吨数，所以原告与二被告协商，如果需要向案外人补粮，就用原、被告合伙收购的玉米补充。原告实际使用了合伙收购的玉米约为14吨，因为每车集装箱装车为28吨，在使用合作收购的玉米补充装车时，该车已经有一半左右的玉米装车了，所以原告同意按14吨与二被告结算应当补充的玉米），当时玉米收购价格为1,700.00元/吨，卖出价格为1,800.00元/吨，利润为100.00元/吨，双方应各得利润50.00元/吨，原告应当补给二被告价款24,500.00元（14吨×1,750.00元/吨）。二被告所述案外人杨嘉锋的工资问题，案外人杨嘉锋系二被告雇佣负责看管粮库的工人，二被告实际支付多少工资原告不清楚，如果二被告有证据证明工资支出数额，原告同意承担一半。在合作过程中，二被告告诉原告出资中有借款，但借了多少，是否为真实借款原告都不清楚。如果法庭核实了借款及利息情况，原告也不同意承担一半的利息，因为二被告的实际出资少于合同约定的6,000,000.00元，而且卖粮之后二被告自行离开，没有向原告结算利润，所以原告不同意承担借款利息。被告周刚辩称，二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认为原告诉讼请求要求分得的利润过高，与实际不符，计算方法有误，具体理由:原告与被告经案外人刘某介绍建立合作关系属实，合同是由原告与被告周刚所签，但实际上是二被告作为共同的合作乙方。协议名称为《玉米收购贸易打包合作协议》，当时双方约定原告提供粮库及相关设施，并提供苏湾三号仓库打包厂的设备作为投资，二被告货币投资不低于6,000,000.00元，双方各占50%的股份。由于原告的粮库环保不达标，相关设施不能使用，造成本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双方仅收购玉米2478.015吨，支出粮款4,075,499.04元（不包含装车等其他费用）。在收购过程中，二被告自行出资2,000,000.00元，经原、被告协商，对外借款2,000,000.00元，利息支出40,000.00元，借款及利息已经偿还，双方约定利息应共同承担。此外，双方还应当共同承担的费用包括：卸车费5,750.00元、进仓费1,800.00元、厨师费4,360.00元、验水费2,250.00元、电工工资3,330.00元、刘某工资10,900.00元、杨嘉锋工资12,000.00元（系负责检斤开票），电费4,800.00元，油费及伙食费2,652.00元，上述费用中除电费、油费及伙食费共计7,452.00元系由原告支付外，其余费用均由二被告支付，上述费用是原、被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应当共同承担的费用。另外，二被告根据原告要求另外垫付电工工资3,330.00元，与之前二被告所述给付电工工资不是同一件事情，因该笔电工工资并不是原、被告合伙期间雇佣人员的工资，该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因为原告欠其他农户粮款，粮库被其他农户封堵7天，粮库内的玉米无法外运，给二被告造成实际损失20,000.00元（包括无法履行玉米销售合同而支付给合同相对方的违约金，以及因粮库被堵二被告找相关部门解决此事产生的包括餐费在内的费用），该部分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另外，原告主张借玉米14吨不属实。原告是在二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玉米运走，运走玉米数量应为28吨。如果法庭核实数量后，二被告同意按原告所述玉米价值1,750.00元/吨计算玉米价值。根据二被告的计算，玉米对外销售的吨数为2425.8吨，进粮和出粮的吨数相差53吨，按正常玉米损耗，进粮时综合水份为17.6，出粮时综合水份为16.5，相差1%是正常损耗，所以正常损耗的实际数量应为25吨，但现在实际相差数量是53吨，因此二被告认为原告私自拉走的玉米应该是28吨。关于卖粮所得款项原告所述属实，为三项相加之和。根据以上情况，按照二被告的计算，如按合同约定双方各占50%的利润，二被告最终应当给付原告利润57,856.00元。二被告还需要说明，原告在合同中约定应作为实物投资的粮库及所谓的苏湾三号仓库打包厂相关设备并没有实际投入使用，使用的仅是粮库的露天场地，因为烘干塔环保不达标，烘干塔都无法使用，所以造成收购的玉米无法烘干入库，无法履行合同其他事项，原告所述的苏湾三号仓库打包厂根本没有使用，所以原告起诉状中称实物投资为6,000,000.00元不属实，从双方实际合作过程看，原告投入的仅仅是粮库内的露天场地，价值约为100,000.00元，如按原告主张的投资比例计算方法，二被告实际出资为2,000,000.00余元，双方共同借款为2,000,000.00元，原告实物投资约为100,000.00元。由于原告的过错造成收购的玉米无法烘干，无法由集装箱装运进行打包销售，所以二被告要求按原合同约定的分配比例，扣除双方实际的费用及原告过错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后计算原告应得利润。被告周凯富辩称，我与被告周刚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关于原告主张卖粮较早、卖价较低的问题，是由于当时的情况造成的。当时老百姓堵着大门，我们怕玉米被抢，所以将玉米尽早卖出。原告所述的30,000.00元现金也不是原告向买粮人王春雨要来的。原告主张二被告未实际参与玉米收购和销售，如果计算杨嘉锋的工资，原告及其父亲的工资也应计算的问题，二被告不同意原告的意见，因为二被告本人都实际参与了全程的收购和销售。二被告不认可原告所说的借粮数，因为原告提供的入库明细中水分扣量后的重量是使用烘干塔烘干后的标准重量，但实际上烘干塔并未使用，水分扣量后的重量根本达不到原告提供明细中的重量。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3日，原告与被告周刚签订《玉米收购贸易打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用已经建成的位于新民市大柳屯镇辛家店村粮库和苏湾三号仓库打包厂设备作为实物资本投资，总计人民币6,000,000.00元整。被告周刚用货币进行投资，用于玉米收购贸易打包业务，运营资金不低于6,000,000.00元整，原、被告双方各占50%股份。经原告及二被告共同确认，案涉合同乙方虽为被告周刚一人，但实际上被告周凯富与被告周刚均为合同约定的乙方。同时双方约定，原、被告共同承担贸易过程中煤、电、工人工资以及玉米贸易和打包过程中所有的必要开销。生产设备机器维修由原、被告共同承担。当玉米贸易需要由第三方公司提供融资时，第三方公司提供的融资所产生的利息，视为玉米贸易的成本，由原、被告共同承担开票成本、会计成本。协议签订后，原、被告于2019年2月24日起开始合伙收购玉米，截至2019年3月16日，双方共收购玉米（净重）2478.015吨，实际支付玉米收购款人民币4,075,499.04元（不包含卸车等其他费用），上述收购款中二被告自行出资人民币2,000,000.00元，经原告与二被告协商，由二被告向案外人韩国斌借款人民币2,000,000.00元。该款经二被告确认已经偿还，二被告主张另给付案外人韩国斌借款利息人民币40,0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未将收购的玉米运至苏湾三号仓库打包厂进行打包销售，而是于2019年5月将收购的玉米出卖给了案外人王春雨。经原、被告共同确认，截至2019年5月17日，共销售玉米2425.8吨，销售款共计人民币4,399,610.00元（包括取得现金人民币30,000.00元及玉米糁销售款人民币3,170.00元），上述销售玉米所得价款均在二被告处。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支出电费人民币4,800.00元、油费等人民币2,652.00元，二被告支出卸车费人民币5,750.00元、清仓费人民币1,800.00元、厨师工资人民币4,360.00元、出库验水费人民币2,250.00元、刘某工资人民币10,900.00元、电工工资人民币3,330.00元、杨嘉锋工资人民币12,000.00元。二被告另替原告支付非合伙期间电工工资人民币3,330.00元。现原告主张，收购玉米出售后，二被告未给付原告应得利润，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给付原告利润及原告垫付费用共计人民币185,162.00元（按照原、被告实际出资比例计算利润分配，其中包含原告垫付款的50%即人民币3,726.00元，利润人民币174,315.36元及4个月的利息），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另查，经原告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原告需要出售其自有库存玉米，但原告自有玉米数量不足，原告通知二被告借用部分合伙收购的玉米。原告于第一次庭审中自认借用玉米数量约为14吨，当时玉米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700.00元/吨，卖出价格为人民币1,800.00元/吨，利润为人民币100.00元/吨，双方应各得利润人民币50.00元/吨，原告应当补给二被告人民币24,500.00元（14吨×1,750.00元/吨）。二被告表示同意按原告主张的价格计算借用玉米价值，但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借用玉米数量。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玉米收购贸易打包合伙协议、港口货物委托作业合同、港口货物委托作业补充协议、验资报告、玉米收购及出库明细表、出库玉米水分记录明细、新民市公安局大柳屯派出所情况说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工资收条、玉米收购结算凭证、微信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借据、银行卡交易清单等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依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经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二被告支付收购款共计人民币4,075,499.04元（包含借款人民币2,000,000.00元），支付各项费用及工人工资（包含案外人杨嘉锋的工资）共计人民币40,390.00元，原告支出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7,452.00元，销售所得价款共计人民币4,399,610.00元。关于二被告主张借款利息人民币40,000.00元应当按收购成本由双方共同负担的答辩意见，因二被告提供的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且二被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向案外人韩国斌转支人民币40,000.00元并未体现为“还款”，故本院对二被告实际支出借款利息无法确认，对二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二被告主张案外人杨嘉锋的工资应当计算在收购成本中的答辩意见，因原告已经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案外人杨嘉锋确受雇佣提供劳务，因此案外人杨嘉锋的工资应依据合同约定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根据证人刘某的陈述，案外人杨嘉锋的工资为人民币12,000.00元，故该款应当作为收购成本在计算利润时予以扣除。根据上述款项计算所得利润应为人民币276,268.96元。关于二被告主张替原告支付电工工资人民币3,330.00元，并要求原告返还的答辩意见，因原告已经确认该工资并非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应支付的工人工资，故该款原告应当返还二被告。关于原告借用玉米的问题，二被告主张原告借用玉米约为28吨，二被告除推测外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酌情依据原告自认借用玉米数量及价值支持原告给付二被告玉米款人民币24,500.00元，对二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被告各自支出的费用及工人工资，根据合同约定，该部分费用应当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故本院结合原、被告各自支出费用情况，依法支持原告还应当给付二被告各项费用人民币16,469.00元。关于双方的利润分配比例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双方以实物（设备）及货币投资金额均应为人民币6,000,0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原告提供的粮库烘干设备无法使用煤炭加温烘干，经原、被告双方协商，双方未将收购的玉米进一步烘干，并运至苏湾三号仓库打包后销售，而是将玉米在当地转卖，而且二被告提供的收购资金亦未达到合同约定数额，因此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故本院酌情依据双方原约定利润分配比例，即双方各占50%，确定双方各自应得利润。根据上述情况计算，原告及二被告各自应分得利润为人民币138,134.48元，扣除原告应当承担的费用及应当返还二被告的垫付款、借用玉米款等，二被告还应当给付原告利润人民币93,835.48元，对原告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关于二被告要求原告承担损失人民币20,000.00元的答辩意见，因二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损失情况，二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二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刚、周凯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赵俊利润人民币93,835.48元；二、驳回原告赵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8.00元，保全费1,502.00元，共计5,730.00元，由原告负担2,208.0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3,52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娜审 判 员  齐良标人民陪审员  任铁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纪峰亮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