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6民初3684号原告（反诉被告）：杨洋，女，1987年1月1日出生，回族，中宏保险天津分公司保险代理人，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志薪，天津茹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沈秀兰，女，1938年12月9日，回族，回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云，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歆怡，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杨国毅，男，1963年11月19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云，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歆怡，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洋与被告沈秀兰、杨国毅合同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志薪，被告沈秀兰、杨国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履行家庭协议之约定，将拆迁安置补偿的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辰庆家园5号楼2505号房产钥匙交付原告；2.二被告将涉诉房产租赁期间的租金收益交付原告，按照1000元钱每月标准主张一年，共计12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洋系被告沈秀兰之孙女，系被告杨国毅之侄女。原告杨洋之父杨国强于2008年3月18日去世、爷爷杨富勇于2009年2月1日去世，原告杨洋之祖父母杨富勇、沈秀兰共同承租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企业产房屋共四间。2018年，政府对该区域企业产房屋拆迁并进行安置补偿。故承租人沈秀兰及杨富勇之继承人杨国毅、杨洋经协商后订立家庭协议，约定拆迁安置补偿的北辰道辰庆家园40平一套房产归原告杨洋个人所有，同时约定二被告配合原告领取房屋钥匙并配合原告办理入住，然现阶段该房屋已经交付而二被告领取钥匙后却迟迟不交与原告，致使原告无法对诉争房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二被告之行为违反家庭协议之约定，原告经与二被告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为维护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沈秀兰、杨国毅辩称，不同意被答辩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家庭协议无效，协议中所涉及的房产系公有住房，答辩人并不享有物权，答辩人无权处分。另外，还迁取得的房屋系公共租赁房屋，答辩人目前同样不享有物权，也无权处分；二、退一步讲，即使家庭协议有效，该协议也存在被撤销的法定情形。首先答辩人对家庭协议涉及财产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符合撤销条件，被拆迁房屋天津市北辰区北医道教育局宿舍原系答辩人沈秀兰承租的房屋，被拆迁房屋的相应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承租人沈秀兰，作为带有福利性质的公有住房，其承租人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不享有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且目前天津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有住房并非遗产已经形成惯例。依据家庭协议表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均认为被拆迁房屋系遗产所以达成了家庭协议，但客观情况是被拆迁房屋按照法律规定并非遗产，也就意味着答辩人甚至被答辩人对于被拆迁房屋在签订家庭协议时是否属于遗产存在重大误解；即使被拆迁房屋存在答辩人沈秀兰配偶杨富勇的份额。被拆迁房屋也并非遗产。根据拆迁的政策，此次拆迁的对象为拆迁范围内的公有住房承租和实际居住人员，杨富勇已不属于被安置人员，其对拆迁安置补偿不享有权利。具体到本案被拆迁房屋抬头的承租人写的是杨富勇，而租赁合同最后承租人签字却是沈秀兰的名字，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承租人是沈秀兰。退一步讲，即使之前的承租人为杨富勇，本案被答辩人也非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规定中合法的变更承租人主体。拆迁补偿的对象同样是沈秀兰，其享有的权利是获得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该补偿也非杨富勇的遗产。家庭协议中提到杨洋系代位继承人，而将拆迁后产权调换房屋作为遗产进行分配同样属于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由于产权调换房屋不是遗产，故家庭协议是二答辩人对其名下四套房产的自行处分，并非是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共有财产之分配，因此该协议不属于家庭财产分割协议，之前二答辩人念在亲情，答辩人沈秀兰承诺将其名下一套40平方米的房屋给予被答辩人的行为，属于个人赠与，但签订家庭协议之后，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沈秀兰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并未考虑到亲情关系，故沈秀兰现撤销该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属于可撤销赠与的情形；本案家庭协议中被答辩人主张的40平米的房屋含有答辩人杨国毅个人财产份额，即使被拆迁房屋被认定为遗产，同样存在赠与未交付之前，存在可以被撤销的情形，本案被拆迁房屋中仅有一套是答辩人沈秀兰承租的房屋，其他被拆迁房屋承租人均系杨国毅个人，按照沈秀兰承租房屋的面积无法取得两套还迁房屋，是杨国毅念及亲情将自己应还迁取得的16平米房屋在家庭协议中赠与被答辩人，该部分财产并不存在是否为遗产的争议，完全属于杨国毅个人合法财产对被答辩人的赠与。按照法律规定，不动产在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本案涉案房屋权属公共租赁房屋，被答辩人不符合取得上述房屋的资格，公共租赁房屋是具有福利及社会保障性的房屋，主要是针对被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员的安置，且目前房屋二答辩人并不享有所有权，无权自行处分，故被答辩人在二答辩人尚未取得房屋物权的情况下，无权依据家庭协议主张任何权利。再者，我们认为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交付钥匙，其在没有取得涉案房屋合法物权或承租权的前提下，要求二被告交付钥匙相当于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变相的确认权属或者承租权。该涉案房屋目前其性质属于公共租赁形式，并不存在所有权。对于承租权公共租赁房屋需要经政府进行审核确认。因此原告在没有经过行政对其是否满足公共租赁房屋承租资格审批的前提下，无权要求二被告向其交付钥匙，且法院也不宜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干预。反诉原告沈秀兰、杨国毅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8年7月4日签订的《家庭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4日二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家庭协议》，约定三方协商针对安置补偿的辰庆家园40平方米房产一套达成一致意见，该40平方米房产一套归丙方杨洋个人所有。签订该协议时，被反诉人要求代位继承其父亲应得遗产份额。二反诉人考虑到亲情关系并未反对，但协议签订后被反诉人对反诉人沈秀兰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对反诉人沈秀兰、杨国毅取得的拆迁补偿四处反映，并未考虑到亲情关系。反诉人认为拆迁房屋系公有住房，并不属于遗产，被反诉人无继承权。且天津市北辰区北医道教育局宿舍是11排1号、2号、3号中，拆迁前只有11-3承租人为杨富勇；其他两套是11-1、11-2承租人均登记为案外人，这两套房屋是杨国毅从案外人手中购买取得，拆迁利益应属于杨国毅。故当事人对于《家庭协议》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合同法之相关规定提出反诉。反诉被告杨洋辩称，不同意反诉人的反诉请求。本案中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反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双方的身份关系系明知，对被拆迁房屋的承租状况明知。对还迁补偿房屋的补偿情况明知，不存在误解。家庭协议的签署并非因原告要求行使代位继承权，而是在反诉人充分考虑被拆迁房产中应有属于原告之父母的财产份额，以及多年的家庭关系等情况而订立，相关情况当事人最为明知，也不存在误解。家庭协议所涉及的、分配的并不是被拆迁房产，而是一种还迁的财产权益。原承租人杨富勇享有的企业产住房使用权具有财产属性。原承租人去世后，公有住房没有变更承租人。该房屋拆迁的货币或房屋补偿系公房承租权在财产形式上发生了转化，应属遗产范围，应由继承人依法继承，这是有相关的观点及案例作为依据进行支持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4日，杨洋（丙方）与沈秀兰（甲方）、杨国毅（乙方）签订《家庭协议》内容为：鉴于沈秀兰系杨国毅之母，系丙杨洋之祖母。杨国毅系杨洋之叔。现三方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三方共同确认沈秀兰之配偶杨富勇于2009年去世，沈秀兰与杨富勇之长子杨国强于2008年3月去世，次子杨国亮于2007年去世。杨国强系杨洋之父。杨国亮生前未婚，故无配偶，无子女。第二，沈秀兰、杨富勇及杨国毅共同承租的坐落天津市北辰区企业产房屋共四间。该四间房产的产权单位系北辰区教育局，现面临拆迁，将对相关权利人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第三，上述被拆迁房产拟安置补偿给被拆迁人房产情况如下：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67平米一套，53平米两套（该53平米两套尚不确定，以实际分得的安置房产面积为准）。第四，因杨洋之父杨国强先于承租人杨富勇去世。杨洋系杨富勇与沈秀兰之代位继承人。现甲乙丙经协商针对安置补偿辰庆家园40平米房产一套达成一致意见：该40平米房产一套归杨洋个人所有。拆迁单位交付该房产时，甲乙双方配合丙方领取房屋钥匙，配合丙方办理入住。丙方取得该房产后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一切权利。甲方、乙方放弃该房产相关的一切权利。甲方、乙方应于取得产权证后七日内通知丙方，并且无条件配合丙方办理产权过户事宜，过户所发生的税费由丙方承担。第五，杨洋在取得上述40平米拆迁安置房所有权后不再参与其他安置补偿财产的分配，并且放弃将来对甲方沈秀兰遗产继承权。第六，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40平米房产一套，尚未交付，交房后以实际交付和产权证载明的面积为准，如果实际面积与本协议约定稍有误差，不影响本协议履行。除该40平米房产外，如发生甲方、乙方取得拆迁安置面积、套数与本协议签订时能够预见的情况变化，均已丙方无关，不影响本协议履行。同日，沈秀兰与集贤里街道办事处就北辰区北医道教育局宿舍11排3号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杨国毅与集贤里街道办事处就北辰区北医道教育局宿舍11排1号、2号分别签订《天津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安置协议》，记载安置房屋为辰庆家园5号楼809室和2504室。审理中各方确认，沈秀兰经产权调换选取的安置房屋为辰庆家园5号楼2505室和808室，《选择产权调换房确认表》记载面积为39.11平米、52.35平米，沈秀兰、杨国毅认可房屋已于2019年7月交付，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案经调解，双方在纠纷解决方案上未达成协议。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争议为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的纠纷。涉诉《家庭协议》，包括处分杨富勇遗产的内容，亦涉及沈秀兰、杨国毅对其自身权益的处分。协议签署后，尚未实际履行。沈秀兰、杨国毅提出订立合同时对所处分财产的性质和权属存在重大误解，主张撤销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故原告提出要求履行涉诉协议相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争议可通过继承纠纷等方式依法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之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洋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撤销原告（反诉被告）杨洋与被告（反诉原告）沈秀兰、杨国毅于2018年7月4日签订的《家庭协议》。案件受理费80元，反诉费4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苗久坤人民陪审员  韩桂荣人民陪审员  申 莹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林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