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5237号原告：深圳煜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洪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睿，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琼，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建秋，男，198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深圳市福田区。被告：张琼华，女，198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深圳市福田区。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为忠，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煜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隆公司）与被告何建秋、张琼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煜隆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云，被告何建秋、张琼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为忠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原告变更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杨睿、段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煜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款项人民币6891017元整；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年计算）；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洪盛与二被告系朋友关系，张琼华在原告处担任财务出纳一职，二被告系夫妻。2017年3月7日，何建秋与原告开展投资合作，此后双方签订多份投资合同，何建秋陆续投入资金1760万元，按照不同期限收益分别为10%-12%/年。依据投资合同，原告应支付被告收益共计18945250元，但二被告相互串通，利用张琼华的便利条件，隐瞒投资款项本金及收益18945250元已付清的事实，编造原告尚欠付何建秋550万元的事实，并要求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出具承诺书承诺支付该款项。原告基于对张琼华担任公司出纳的信任，根据张琼华计算的结果向何建秋出具结算款项的承诺书。此后，张琼华便以生病为由持续请假并拒绝进行财务核算。为维护双方长期的合作关系，原告依照承诺书支付550万元。后何建秋又再次要求原告支付160万元，为全面理清与何建秋的资金往来款项，原告屡次催促张琼华来公司办公场所进行对账交接，但张琼华拖延、拒绝并提出离职申请，原告迫不得已另行安排人员进行盘点。经盘点后，原告发现已实际支付给何建秋25836267元，比其应取得款项18945250元多出6891017元。原告认为，二被告利用张琼华在原告处担任出纳的便利条件，恶意串通，侵占原告款项6891017元，二被告应当共同返还该等款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另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何建秋系原告的董事会成员，根据董事会规章制度第二十一条第六款的约定，董事应当在2018年全年完成最低1000万元个人募集资金额度，如未能达到的，则自动放弃董事资格，以及按照签订的合同约定利率履约，下一年不得连任和享有董事会权益，并在相应投资本金中退回2018年提前发放超过合同约定的收益。比如，董事会成员2018年有20%的年化收益，在年末业绩未达标的董事将退回全年投资额年化8%的收益，按照签订的12%收益履约。而被告2017-2019年度均未完成董事业绩目标，故对其相关收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即10%-12%计算利息。原告与何建秋签订的虽是《投资合同》，但合同约定原告单独经营管理，承担一切经济风险和法律责任，何建秋不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只按年收取固定的收益，该等合同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该合同中约定的投资款实为借款本金，约定的收益即为借款利息。何建秋根据合同约定将款项出借给原告后，由于未完成约定的董事业绩目标，原告只需按合同约定支付年息10%或12%的利息。但张琼华利用职务之便，与何建秋串通，导致原告多支付6891017元，被告占有该款项没有依据，应当予以返还。被告何建秋、张琼华共同答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事实情况不符，具体如下：1.何建秋的投资收益并非原告所称的年化10%-12%，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统一格式化约定投资收益为6%-12%，但是实际上不是执行该投资收益。在2019年6月之前，原、被告约定的投资年化收益为30%，月收益为2.5%；自2019年6月份开始，双方将投资年化收益改为24%，月收益改为2%。并且双方一直实际执行上述约定的收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洪盛一直按照上述约定的收益率，向何建秋支付了已到期合同的投资收益。但是，原告自2019年7月下旬开始欠付何建秋未到期合同的投资收益。2.原告所主张的多付了550万元，实际上是原告应当返还何建秋的投资本金。该550万元系案外人赖奕锋与叶俊文以何建秋名义向原告投资，投资合同已经全部到期。而且，吴洪盛与何建秋之间已经通过微信确认应当返还该投资本金550万元。因此，原告出具承诺书并按承诺书约定归还了本金。因此，原告声称二被告相互串通，利用张琼华的便利条件，隐瞒投资款项本金及收益18945250元已付清的事实，编造原告尚欠付何建秋550万元的事实，系虚假陈述。3.原告陈述原告应支付何建秋收益共计18945250元，系原告单方制作的数据，与已支付的收益数据完全不相符。恰恰相反，通过原告与何建秋之间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何建秋向原告支付的款项金额，远远大于原告支付给何建秋的金额。因此，何建秋无需返还原告款项6891017元。另外，原告尚欠何建秋已到期合同投资本金160万元及收益2万元。由于何建秋在本案中的反诉被驳回，何建秋已经另案起诉追讨。4.张琼华虽然担任原告的出纳，但是张琼华并不知道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洪盛的个人账户密码，也从未操作过吴洪盛的个人账户。而原告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及返还投资本金，均是由吴洪盛通过自己的个人账户转账，与张琼华无任何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关于张琼华的陈述为虚假陈述，张琼华不存在与何建秋串通的事实。因此，原告也无权要求张琼华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二、原告在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款前，双方通过微信确认每期投资收益率和收益金额，原告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并按照双方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向何建秋支付了投资收益，原告无权要求何建秋返还应得的投资收益。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所声称的董事会规章制度、业绩目标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业绩目标，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建秋没有达到业绩目标，而且原告一直在按照双方约定的年化收益30%向何建秋支付收益直至2019年6月份，在此期间原告也从未以任何形式提出何建秋没有完成业绩目标，也没有提供任何业绩的数据，原告按约支付投资收益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何建秋应得收益的认可和确认，原告在补充的事实理由中声称《投资合同》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原告补充部分的事实理由与原告的起诉状的事实理由是自相矛盾的，原告补充的事实与理由完全偏离了起诉状中主张的事实与理由，起诉状中原告称其受被告蒙骗，是二被告串通导致其错误的认知，从而多支付了6891017元。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辩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及其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息，原告煜隆公司系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哲集团）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吴洪盛系煜隆公司和煜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持有煜哲集团90%股权。被告何建秋、张琼华系夫妻关系。张琼华曾系煜哲集团工作人员，并在煜隆公司处担任财务出纳工作，2019年8月辞职。2015年开始，被告何建秋与原告煜隆公司之间开始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何建秋向原告投资购买原告发起成立的理财产品，由原告到期返还投资本金并支付投资收益。诉讼中，原告提供了2017年2月15日之后双方签订的《投资计划书》《份额认购书》等投资文件，《投资计划书》约定何建秋的投资收益率为年化12%、10%不等，按月分配收益，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及最后一期收益。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被告何建秋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洪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实际支付的投资收益远远超出合同约定的收益，2017年2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投资收益是按照月收益率2.5%支付。2019年5月30日何建秋与吴洪盛的聊天记录中，何建秋称：“Bro，下月开始退的你全给回年化24%，不用给我30%了，知道你也压力大”。诉讼中，原告称何建秋系原告的董事会成员，并提供《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规章制度》，证明：根据董事会规章制度，董事在2018年全年应完成最低1000万元个人募集资金额度，如未能达到，则自动放弃董事资格，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履约，下一年不得连任和享有董事会权益，并在相应投资本金中退回2018年提前发放的超过合同约定的收益。原告另提供《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以及《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董事大会纪要》，证明：上半年未满足200万业绩的董事会成员要减少全年收益，而何建秋在2018年上半年仅完成160万元，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其收益；公司对第三季度出单较弱的董事何建秋曾经提出批评。庭审后，原告另提供《2017煜哲集团内部合伙人制度及股权激励方案》《煜哲集团关于2019年资金规模增长（临时）要求》以及煜哲集团合伙人的书面证明，证明煜哲集团内部合伙人、董事投资收益率与业绩挂钩，完成业绩要求者可按照年化24%的收益率获得收益，公司不存在超过最高收益率结算的情形，何建秋对此明确知晓。被告对《煜哲集团关于2019年资金规模增长（临时）要求》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文件只是对于2019年7月至12月的要求，与被告无关；被告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规章制度、合伙人制度仅有最后一页有何建秋的签名，出具证言的煜哲集团合伙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根据被告庭审陈述，2017年2月15日之后原告与何建秋之间的资金往来除了何建秋此后的投资之外，还有其他的资金往来，包括：何建秋之前的投资本息没有结算完毕，2017年2月15日之后原告向何建秋支付的资金总额中也有返还之前的投资本息部分；原告除了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外，还按约向何建秋支付总投资额一定比例的奖励，每年支付120万元，每月支付10万元，2019年吴洪盛开始不愿意支付这笔钱，后经双方协商，吴洪盛一次性在2019年1月份向何建秋支付了50万元；此外，因何建秋介绍客户钟粤茜投资，原告每月向何建秋支付点差6000元。原告虽对被告的上述陈述予以否认，但被告提供的何建秋与吴洪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2017年2月27日何建秋提醒吴洪盛支付29号到期的投资收益15000元、原告每月向何建秋支付钟粤茜投资点差6000元以及2019年1月29日何建秋与吴洪盛经反复磋商后，吴洪盛同意于1月30日向何建秋支付50万元的内容。2019年7月26日，原告煜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洪盛向被告何建秋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何建秋向煜隆公司认购投资计划产品合计220万元，按投资计划约定，煜隆公司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将投资本金220万元全部归还何建秋，因公司资金紧张未及时归还。煜隆公司及吴洪盛承诺：何建秋投资款中的130万元，煜隆公司最迟于2019年8月2日前返还至指定账户；剩余90万元最迟于2019年8月20日前返还至指定账户。《承诺书》并承诺了逾期返还上述款项的违约责任。吴洪盛为煜隆公司的上述返还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19年7月29日，原告煜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洪盛又向被告何建秋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何建秋向煜隆公司认购投资计划产品合计330万元，按投资计划约定，煜隆公司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将投资本金330万元全部归还何建秋，因公司资金紧张未及时归还。煜隆公司及吴洪盛承诺：煜隆公司最迟于2019年9月6日前将何建秋的投资款330万元返还至指定账户。《承诺书》并承诺了逾期返还上述款项的违约责任。吴洪盛为煜隆公司的上述返还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庭审中，法庭要求原告指明具体哪些收益属于超额支付，但原告认为无法与合同一一对应，因此只能按照已付金额-应付金额-与投资合同不相关金额的方法计算出被告应当返还的金额。庭审后，原告重新统计后认为，自2017年2月15日之后，何建秋共向原告投资1600万元，即使按照最高收益率即年化24%结算，原告应向何建秋支付的投资收益最高为3266970元，合计19266970元。而自2017年2月15日之后，原告向何建秋共计支付25787767元，扣除其中14笔共1307600元与投资合同无关的吴洪盛个人与何建秋之间的经济往来，何建秋还应向原告返还5213197元。因此，庭审后，原告申请撤回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返还的金额1677820元，明确诉讼请求第1项为：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款项人民币5213197元，并补充理由如下：一、被告在庭审时主张的新事实，原告代理人没有能力当庭核实，但经庭后调查发现，均不属实。（一）据原告归纳，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至少主张了以下新事实：1.2019年6月前投资收益率为年30%、月2.5%，2019年6月改为年24%、月2%。并且，双方实际按照上述收益率执行。原告法定代表人一直按照上述约定的投资收益率支付了已经到期的合同收益。2.通过原、被告之间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何建秋向原告支付的金额远远大于原告支付给何建秋的。3.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重新确认了投资收益率及收益金额，并且原告法定代表人在聊天记录中多次主动提出年化收益率为30%。4.双方除投资往来外，还有很多其他资金往来，如借贷。5.原告除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外，还另外向何建秋支付按照总投资额比例的奖励，该奖励为年120万元，每月按照10万元支付，在微信记录中有记载。从2019年开始，原告法定代表人拒绝支付，后经双方协商，2019年1月原告一次性向何建秋支付50万元，之后再未支付该10万元。（二）针对被告主张的新事实，原告庭后核实，发现均不属实。1.无论是内部制度，还是实践操作，原告均未执行超过年24%的收益率。至于向何建秋支付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比例达到了30%，系因原告法定代表人疏忽大意、轻信失察，而非双方有此约定。2.何建秋向原告支付的金额远远大于原告支付给何建秋，这完全是不合常理的，其真实原因是原告有高达550万元的款项是支付给案外人赖奕锋、叶俊文。3.原、被告双方并未重新确认收益率及收益金额，并且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从未承诺按30%的收益率与何建秋结算。4.除投资收益外，原、被告双方并无其他资金往来，何建秋所谓的借贷仅发生于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而与原告无涉。5.投资收益外还有每年120万元奖励，这完全不属实，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没有相关记载。二、被告在庭审时基本上否认了原告所主张的全部事实，原告囿于自身举证不能，故选择放弃部分诉请，仅就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的金额继续主张。被告不认可原告制定的业绩目标，也就不认可原告可以根据业绩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调整收益率，进而坚持所有已付之收益即为合理。原告承认公司管理中书面规范疏失，更多依靠内部会议统一考核标准。但是，即便原告无法充分证明应按合同约定的年化12%调整被告收益率，仍有充分的书证和人证可以证明公司执行的最高收益率仅为年化24%。庭审后，原告申请对2017年2月15日之后向何建秋转账金额、何建秋向原告投资金额以及以年化收益24%计算何建秋应得投资收益金额进行审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被告何建秋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投资计划书》虽约定何建秋的投资收益率为年化12%、10%不等，但从被告何建秋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洪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吴洪盛同意向何建秋实际支付的收益远远超出《投资计划书》约定的收益。吴洪盛既是原告煜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原告全资股东煜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煜哲集团90%股权，依法能够代表煜隆公司。吴洪盛以超出《投资计划书》约定的收益率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应当视为煜隆公司的行为。诉讼中，原告虽提供董事会规章制度、董事会决议等煜哲集团的相关公司文件以及证人证言，认为公司执行的最高收益率仅为年化24%，并且何建秋未完成2018年业绩，应当按合同约定的投资收益率结算。但从被告提供的何建秋与吴洪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9年的投资收益给付情况来看，2019年5月30日前，煜隆公司仍按照年化30%的收益率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并未要求何建秋按照《投资计划书》约定的投资收益率结算。2019年7月26日、7月29日，原告煜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洪盛又先后出具《承诺书》，确认煜隆公司尚欠何建秋投资本金尚未给付，亦未要求何建秋退回此前已经发放的投资收益。因此，本院认定煜隆公司既未按照《投资计划书》的约定，也未按照其提供的母公司相关文件的规定，来结算何建秋的收益，吴洪盛作为煜隆公司及其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以超出《投资计划书》约定和母公司文件规定的收益率向何建秋支付投资收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起诉要求按照《投资计划书》约定的收益率或年化24%的收益率重新结算何建秋的投资收益，并要求何建秋予以返还煜隆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的超出部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二被告相互串通，利用张琼华担任原告财务出纳的便利条件，隐瞒投资款项本金及收益已付清的事实，欺骗原告出具承诺书，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以2017年2月15日之后原告向何建秋支付的资金总额减去2017年2月15日之后何建秋向原告的投资本金、应付收益以及吴洪盛个人与何建秋之间的经济往来，计算被告应当返还的金额，并在庭审后要求本院进行审计。但按照年化24%审计何建秋的投资收益并无依据，并且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2017年2月15日之后原告向何建秋支付的资金总额中还有返还之前的投资本息部分、介绍客户的投资点差以及按照总投资额比例支付的奖励等资金往来。经法庭要求，原告不能向法庭指明具体哪笔款项属于错误支付。原告审计请求与其证明目的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审计结论不具有证明力，对其审计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原告要求被告返还5213197元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煜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3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均由原告深圳煜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顾 阳人民陪审员  李凤英人民陪审员  邓基强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法官助理陈梦平书记员吴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