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云2626行初15号 原告刘泽明，男，汉族，1962年08月28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芳，男，汉族，1950年01月12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洪，男，汉族，1959年07月14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向发江，男，汉族，1963年05月18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向文亮，男，汉族，1987年09月20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向文兵，男，汉族，1986年03月20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祥，男，汉族，1957年06月15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仙，女，汉族，1967年02月15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长华，男，汉族，1980年10月08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王秀丹，女，汉族，1945年02月20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顺，男，汉族，1953年01月03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长兴，男，汉族，1980年09月18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长云，男，汉族，1989年04月22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金，男，汉族，1972年12月28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黄登才，男，汉族，1953年06月17日出生，住丘北县。 十五原告诉讼代表人刘泽芳、刘泽顺。 十五原告委托代理人刘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十五原告委托代理人宋建（实习律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地址：丘北县政通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 法定代表人杨波，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殷晓明，男，汉族，1964年11月04日出生，系丘北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法规股股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地址：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32626ME0843535D。 法定代表人李建永，村民委主任（未到庭）。 第三人余秀顺，男，蒙古族，1976年08月15日出生，住丘北县。 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请求撤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第三人余秀顺土地行政登记一案，2019年0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9年05月28日受理后，2019年06月06日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第三人余秀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等。于2019年07月24日举行证据交换，2019年08月28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及其诉讼代表人刘泽芳、刘泽顺以及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云、宋建（实习律师）、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殷晓明、第三人余秀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诉称，原告刘泽洪等十五人系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卫蒿村小组经济组织成员,1970年来到此地落户,期间积极服从党的领导,辛勤耕作,后在政府的倡导下,领取树苗,在卫蒿村小组的山界上进行种植,由于无其他生活来源,不得已外出打工。但待刘泽洪等十五人回到卫蒿村小组后发现,刘泽洪等十五人在卫蒿村小组合法承包的耕地全部被他人占用。该村委会称已将耕地承包给了第三人。原告在2018年11月向双龙营镇国土所咨询土地问题,得知卫蒿村小组土地已经承包给第三人,且丘北县政府已经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在该小组村民无耕地可耕种,完全丧失了作为农村农民的权利。原告认为,原告是本村村民,依法享有承包本组集体土地的权利,但被告私自将卫蒿村小组农村土地为第三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实属违法行为。第一、原告作为卫蒿村村民,依法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可是,原告作为卫蒿村村民,依法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二,被告违法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及《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审核,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是,发包方应当递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承包方案等材料,乡镇政府及县政府农业行政部门应当履行审核义务,对符合法律规定的,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得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中,平龙村民委员会递交违反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方案等材料,被告未履行审核义务,违法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三,平龙村民委员会违反土地承包原则及土地承包程序,侵犯原告合法权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的原则。本法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本案中,平龙村民委员会违反法律规定,未遵循土地承包的原则,未按照土地承包的程序进行,未制定承包方案,未通知卫蒿组所有村民参加村民会议讨论承包方案,直接将卫蒿村小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给他人,该行为违法,侵害原告的合法承包经营权。第四,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三条“……承包期满,承包人对原承包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享有优先承包权”之规定，可是,即便在原告承包期满后,也享有优先承包本村小组土地的权利,而被告在未通知原告前提下,将本村小组土地承包给他人并颁证,侵犯原告优先承包土地的权利。第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及《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可是承包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平龙村民委员会将卫蒿村小组的集体土地承包给非卫蒿村小组村民应当通知卫蒿村小组村民召开村民会议讨论,但其未通知作为卫蒿村小组村民的原告,将卫蒿村小组土地承包给卫蒿村小组以外人员,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综上,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确认颁证行为违法。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余秀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922号,代码:532626103212090001J；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证据交换日（07月24日）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1号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身份证复印件；2号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户口册复印件。欲证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的主体资格以及原告一直是卫蒿村小组村民，户口从未迁出，从未变更为非农户口，享有本村经济组织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村民小组会议权利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3号戈寒公社平龙大队一九八二年承包合同分户登记表《一》复印件；4号丘北县林业“三定”扫尾划给社员自留山登记表复印件；5号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业作物产量年报统计表（表一）复印件；6号丘北县1985年粮食分配年报表（表二）复印件；7号丘北县1985年粮食分配年报表（表三）复印件；8号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调查表复印件；9号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表（续一）复印件；10号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调查表（续二）复印件。欲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且是经过平龙村民委认可的，被告在未通知原告解除承包关系，未收回土地的前提下，直接给第三人余秀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11号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922号，代码：532626103212090001J。欲证明被告违法颁证的事实。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质证。对第一组1、2号证据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持有异议。认为，原告的户口是在卫蒿村小组，但不能证明他现在属于卫蒿村小组经济组织成员。对第二组证据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持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说明历史上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曾经在卫蒿村小组生存过、居留过，不能证明他们现在还在该地，同样不能证明原告对该地的土地进行过承包，原告耕种过该土地但没有承包。对第三组证据证明违法颁证持有异议。认为，颁证程序合法。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质证。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意见。 第三人余秀顺质证。第三人余秀顺质证意见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质证意见相同。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核发。 (一)关于颁证的主体资格:根据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规定,丘北县人民政府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的主体资格,2018年在丘北县境内对丘北县所属行政区域内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云发[2014]17号文件组织开展的,颁证主体资格合法。(二)关于颁证的程序:《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云发[2014]17号,丘北县制定了《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组织开展了2014年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在颁证工作中严格按照农业部2014年颁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菅权调查规程》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等规定进行,经过了调查登记、量地绘图、确认公示等阶段,所发证件程序合法。二、关于第三人余秀顺的02192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三人余秀顺,男,蒙古族,1976年08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326261976××××××××,住丘北县双龙营镇××村××村小组。第三人1994年进入丘北县戈寒乡(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卫蒿村小组,发现卫蒿村地区无人居住,则在卫蒿村停留定居下来,耕种原卫蒿村村民曾经种过的耕地,1995年经第三人申请,丘北县公安局戈寒派出所给予落户,户籍地戈寒乡（现双龙营镇）××村××村小组,1996年起上缴国家公粮任务。1998年丘北县开展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戈寒乡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丘北县委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丘发[1998]134号文件第二条第四款“户口搬迁(变动)、出嫁、死亡的土地处理原则,属下列情况,不得收回其承包的土地重新发包”之第一项“外出(包括全户搬迁)打工、经商、搞开发和投亲靠友的”及第二项“上述情况如有造成土地无人耕管、撂荒的,原则上要重新收回发包”之规定。收回了原告等人在卫蒿村地区曾经耕种的土地并发包给第三人余秀顺,第三人余秀顺与平龙村民委建立了土地承包关系,签订了《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证书号01号),取得了在卫蒿村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2003年取得了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2007年取得了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号:014663),2018年丘北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第三人余秀顺与卫蒿村小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合同号:532626103212090001J),取得了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成为了所登记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者。三、关于原告的诉求。(一)不可否认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及其家人在上世纪70-80年代(具体年代无法考究)由西畴县进入丘北县境内定居,但原告并非是由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下合法迁徒,而是自由的擅自迁入丘北县,因而未得到县人民政府在居住地、耕地及生活上的统一安排而是流落到了南盘江林业局五林场的国有林区内,依靠违法违规开荒扩地维持生活。故而在1981年至1984年的第一次农村土地承包中,未获得地方政府和南盘江林业局的批准在卫蒿村地区承包农村土地。(二)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在卫蒿村居住下来后,1986年借用戈寒乡财政所的支农周转金6万余元用于种植三七失败,为逃避债务,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陆续举家外迁,1994年全部外迁完毕,至卫蒿村村庄落败、房屋垮塌,人烟绝迹,土地撂荒数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寒乡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丘北县委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丘发[1998]34号文件第二条第四款“户口搬迁(变动)、出嫁、死亡的土地处理原则,属下列情况,不得收回其承包的土地重新发包”之第一项“外出(包括全户搬迁)打工、经商、搞开发和投亲靠友的”及第二项“上述情况如有造成土地无人耕管、撂荒的,原则上要重新收回发包”之规定,于1998年收回卫蒿村的土地发包给第三人余秀顺,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丧失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责任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三)关于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身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规定,农村承包土地应当发包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是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及其家人属于卫蒿村小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吗？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最早进入卫蒿地区开荒拓地,落地为家,形成了最早的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但是这一经济组织的成员,从1989年起为逃避债务陆续举家外迁,到1994年止全部外迁完毕,至使卫蒿村地区村庄落败、房屋垮塌,人烟绝迹,土地撂荒数年,原有的经济组织完全消失。若不是政府在小龙山地区建设异地搬迁,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如何能再次进入该地区再次落脚居住。因此本机关认为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组成的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组织,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无任何关系,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及家人不属于卫蒿村小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权参与现在卫蒿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四)2018年本机关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云发[2014]17号和《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组织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这项工作是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的基础上开展的,属于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的范畴。颁发给第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也符合上级党委政府的文件要求。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不是第二轮农村土地的承包者,无权参与此次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综上所述,本机关认为:(一)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根据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授权和《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云发[2014]17号文件要求组织开展的,颁证主体资格合法。(二)颁证程序是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意见》云发[2014]17号的要求,制定了《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在颁证工作中严格按照农业部2014年颁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菅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等规定进行,经过了调查登记、量地绘图、确认公示等阶段,所发证件程序合法。(三)第三人余秀顺1998年就与戈寒乡人民政府签订了《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证书号：01号),取得了在卫蒿村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2018年丘北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这项工作是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的基础上开展的,属于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的范畴。第三人余秀顺与卫蒿村小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合同号:532626103212090001J),取得了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成为了所登记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者,应予保护。(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而不是任何单位或个人种上几年、挖上几锄后就永久的属于他的,不管怎样耕种土地的权属永远不变。《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同时也规定,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由农民家庭向集体承包土地,完成各种生产任务。这种承包模式表明一是土地权属属于集体所有,二是承包人只是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承包合同到期或承包人不履行承包义务,撂荒闲置承包土地,承包关系可以依法解除,承包土地可以依法收回。并不是土地一包就形成了终生的、世世代代的家庭承包。本案中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虽然户籍关系仍在卫蒿村小组,也曾经耕管过卫蒿村小组的土地,但并不意味着仍就属于卫蒿村小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耕管的土地就是原告的承包地,在原告未参与第一次土地承包和放弃耕种,至使土地撂荒闲置多年的情况下,村集体收回土地重新进行发包,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擅自外迁,丧失了卫蒿村小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责任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为此,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参与卫蒿村小组农民集体土地承包的诉求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证据交换日（07月24日）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欲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余秀顺居民身份证。欲证明1、第三人余秀顺的诉讼主体资格，2、第三人居住于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卫蒿村小组，具有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事实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欲证明1、2018年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是省政府统一安排的工作，2、丘北县人民政府具有确权颁证主体资格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中共丘北县委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丘发[1998]34号。欲证明1、1998年丘北县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是根据党中央、省政府文件开展的，具有合法性；2、该文件第二条第四款第一项“户口搬迁（变动）、出嫁、死亡的土地处理的原则。属下列情况，不得收回其承包土地重新发包”之第一页“外出（包括全户搬迁）打工、经商、搞开发的投亲靠友的”及第二项“上述情况如有造成无人耕管、撂荒的，原则上要收回生新发包”。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全户外出已撂荒了土地，村集体将土地收回重新发包符合当时的政策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丘北县土地延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土地延包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丘延字[1998]1号。欲证明的观点同第四号证据2证明观点一致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丘北县土地管理使用证》（1984年版）样本。欲证明1、1984年时期的《丘北县土地管理使用证》，凡参加了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的农民家庭都持有该证书，反之则说明没有参与该轮农村土地承包。2、《丘北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使用条例》，第四条“承包户承包的耕地荒芜弃耕一年的，除按照合同交售置之后的征购派购任务和交足集体的提留外，还要将荒芜弃耕的土地收回，另行承包”之规定，村集体收回原告的所耕种过的土地符合当时政策的事实。 第七组证据《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1999年版）。欲证明1、在戈寒乡人民政府的监督下，村集体把收回的土地重新进行发包，第三人具有合法的承包资格。2、新的卫蒿村小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得以成立的事实。 第八组证据《丘北县农民负担监督手册》（2003年版）。欲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向卫蒿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第三人下达税费任务派单，新的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及第三人作为该组织成员合法性的事实。 第九组证据粮食入库单。欲证明从1996年起第三人就承担了国家税费任务，成为合法的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实。 第十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欲证明2007年07月12日丘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补颁发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档案存根，第三人具有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第十一组证据《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2008版）。欲证明1、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工作中，卫蒿村小组与第三人补充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把集体土地发包给第三人，第三人是合法的承包者。2、证书记载“承包期限：30年，1999年01月0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表明2018年所发证件是1999年承包合同的补充完善，并不是新一轮土地承包的事实。 第十二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922号。欲证明第三人取得了承包土地合法经营权的事实。 第十三组证据国家信访局《关于交办刘泽顺等人来信的函》所附《紧急呼救请示》。欲证明1、1975年原告未经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安排，盲目流入丘北县境内并在卫蒿村地区居住。2、卫蒿村地区是国有林场，山林地界属于国有林地，故对原告等人开垦的林地不予认可，以至1984年时期原告不能得到农村土地承包。3、原告借国家财政6万余元的扶持款种三七失败，原告自述举家外出打工还债实为逃避债务至使卫蒿村土地撂荒多年。4、原告等人陆续举家外出多年，至卫蒿村村庄落败、房屋垮塌，人烟绝迹，土地撂荒数年，原有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完全消失的事实。 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对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提交的证据质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显示的迁入时间是2014年12月16日，因此不能证明第三人承包对该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对第三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依照法定程序颁发了土地证，且不能说明被告在颁发证件前经过调查取证。对第四、五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通知缺乏合法性。对第六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情况。对第七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缺乏合法性。对第八、九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不能否认原告是卫蒿村民的资格，对该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对第十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使用原告的土地合法。对第十一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对违法收回原告承包地属于违法行为缺乏合法性。对第十二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缺乏合法性。对第十三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缺乏合法性、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原告是197几年就在卫蒿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原告外出务工政府应该保护原承包人的权利不受侵害,不能将原告的土地承包给别人。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质证。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意见。 第三人余秀顺质证。第三人余秀顺对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十三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述称，原告起诉的内容故意隐瞒具体外出打工时间和回来本村时间,期间涉及耕地放荒多年问题,直接影响着因果关系。第一、原告所指的“平龙村民委违反土地承包原则及土地承包程序,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与事实不符。原戈寒乡卫蒿村地处平龙村民委范围内,1964年“三包四固定”时划为国有林地,由于当时人少地多,其土地一直荒芜,1975年西畴县刘泽明等13户搬迁至卫蒿村落户并耕种此片国有林地,1981年第一次土地承包时未进行承包,1984年,刘泽明等农户因借用乡财政所支农周转金用来发展“三七”失败,为回避债务,刘泽明等13户人家从1984年起陆续搬离卫蒿村到西双版纳租地种甘庶,刘泽明等13户人搬迁后,所耕种土地一直放荒。至1994年左右,麻栗坡县余秀顺、余秀荣、余秀炳等6户陆续迁入卫蒿村并耕种被刘泽明等户遗弃的土地,1995年经申请后,公安派出所给予落户,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工作组对余秀顺等6户农户所耕种的土地核发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书,余秀顺等6户一直承包耕种至今。由于刘泽明等13人所耕种的土地属于国有林地,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未进行承包。同时,根据《土地法》第三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的规定,刘泽明等13户农户,不属于耕地的承包经营者,且搬迁外出多年,使土地多年闲置抛荒,已不再属于该宗土地的管理使用者,平龙村民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另行安排了他人承包。由于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刘泽明等13户已经不属于该片土地的管理使用者,故不存在参加该片土地承包会议资格,对村委会土地承包工作更不得乱加指责。第二、原告申请宅基地一事答辩如下：丘北县委、县人民政府于2003年在实施小龙山易地搬迁工作中,已对卫蒿村农户进行了安置,并分配了住房及宅基地,涉及的农户为刘泽明等13户。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对自己抗辩主张的事实，证据交换日（07月24日）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但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 第三人余秀顺述称，(一)、关于本案的土地性质问题。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诉称的本案土地性质属农民集体所有不成立。(1)本案涉案土地属国有,第三人余秀顺和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均是从麻栗坡、西畴两个县分别于1980年和1984年举家迁移来丘北县戈寒乡平龙大队卫蒿村落户，不是1953年土改时的原户。(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用于农业的土地。”结合本案,涉案地属国有,依法由丘北县戈寒乡平龙大队卫蒿村集体使用。(3)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卫蒿村民小组与我户签订《承包合同》我户依《合同》取得了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关于丘北县人民政府向我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侵害刘泽明等十五户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在行政诉状中诉称:“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办理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的上述诉称,没有法律根据,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菅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依据”。依照上述行政法规定,丘北县人民政府是在我户于1990年08月20日与卫蒿村民小组签订的《文山壮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卫蒿村民小组,不是丘北县人民政府。)生效后,丘北县人民政府只是依法向我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该法,丘北县人民政府在我户与卫蒿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生效后的发证行为是确认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合同行为,丘北县人民政府同样不是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侵害之说,不成立。(三)、关于丘北县人民政府向我户的发证行为是否具备行政诉讼之可诉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承包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二)承包期内,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自愿放弃全部承包土地的。(三)承包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全部丧失的。(四)其他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依照上述行政法规,丘北县人民政府向我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行为,不具备行政诉讼之可诉性。(四)、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内容问题。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只审查四个方面。(1)主体;(2)程序;(3)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是否有证据支持;(4)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是否对称,其他则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余秀顺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证据交换日（07月24日）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余秀顺身份信息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欲证明1999年08月20日余秀顺与丘北县戈寒乡平龙村委会卫蒿村民小组成立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1996年至2001年完成公余粮任务通知书。欲证明第三人余秀顺承包的土地缴纳了农业税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农业税折征完税证。欲证明第三人余秀顺已交农业税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欲证明余秀顺于2018年01月05日与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卫蒿村小组形成土地承包关系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欲证明余秀顺与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卫蒿村小组编号532626103212090001J承包合同成立后，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对双方的合同依法确认合同的效力的事实。 第七组证据承包土地纠纷调解意见书。欲证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与余秀顺的争议经丘北县农业局于2006年02月16日调解，余秀顺等六户的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予以保护的事实。 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对第三人余秀顺所提交的证据质证。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对第三人余秀顺所提交第一至六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二组、第七组、第八组、第九组、第十一组、第十二组质证意见相同。对第七组证据合法性以及调解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从没有对土地进行过撂荒的情况，对该组证据不认可。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余秀顺所提交的证据质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余秀顺所提交第一至七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质证。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意见。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本院认为，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列举的第一组1、2号证据。能证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身份户口信息。该第一组1、2号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证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属于本村有承包经营权的经济组织成员缺乏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3至10号证据戈寒公社平龙大队一九八二年承包合同分户登记表；丘北县林业“三定”扫尾划给社员自留山登记表；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业作物产量年报统计表；丘北县1985年粮食分配年报表；丘北县1985年粮食分配年报表；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调查表；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表；戈寒区平龙乡丘北县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调查表。该第二组3至10号证据证明属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有承包经营权的经济组织成员缺乏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1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922号，代码：532626103212090001J。该第三组证据1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用以证明违法颁证缺乏客观真实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列举的第一组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能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该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余秀顺居民身份证。能证明第三人余秀顺居住于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卫蒿村小组，具有卫蒿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第三、四、五、六、七、八、十一组证据《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事实方案》丘办发[2014]108号文件；《中共丘北县委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丘发[1998]34号；《丘北县土地延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土地延包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丘延字[1998]1号；《丘北县土地管理使用证》样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丘北县农民负担监督手册》；《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能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1998年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统一安排，对“户口搬迁（变动）、出嫁、死亡的土地作了处理的原则。对“外出（包括全户搬迁）打工、经商、搞开发的投亲靠友的”造成无人耕管、撂荒的，原则上要收回生新发包”。对“承包户承包的耕地荒芜弃耕一年的，除按照合同交售置之后的征购派购任务和交足集体的提留外，还要将荒芜弃耕的土地收回，另行承包”以及发放承包合同的样本等作了规定。该第三、四、五、六、七、八、十一组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第九、十一、十二组证据粮食入库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922号。能证明第三人余秀顺从1996年起就承担了国家税费任务，2007年07月12日丘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补颁发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第三人余秀顺取得了承包土地的合法经营权。该第九、十一、十二组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第十三组证据能证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在卫蒿村地区居住，卫蒿村地区是国有林场，山林地界属于国有林地，以至1984年土地承包时不能得到农村土地承包。该第十三组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意见。 第三人余秀顺列举的第一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能证明余秀顺身份信息。该第一组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第二、三、四、五、六组证据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丘北县人民政府1996年至2001年完成公余粮任务通知书；农业税折征完税证；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能证明第三人余秀顺与丘北县戈寒乡平龙村委会卫蒿村民小组确立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缴纳农业税费，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第二、三、四、五、六组证据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第七组证据承包土地纠纷调解意见书。证明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与第三人余秀顺的争议经丘北县农业局于2006年02月16日调解的经过。该第七组证据经调解未果，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庭审和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70年代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由西畴县迁入丘北县戈寒乡平龙村委会卫蒿村居住，卫蒿村位于南盘江林业局五林场境内，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到卫蒿村后，靠开垦南盘江林业局五林场的国有林地耕种维持生计。1981年至1984年第一次农村土地承包中,未获得南盘江林业局的批准，卫蒿村不能在南盘江林业局五林场的国有林地承包开荒土地。1986年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种植三七失败陆续外迁打工,开荒的土地撂荒。第三人余秀顺等六户1994年迁入丘北县戈寒乡(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卫蒿村,发现卫蒿村无人居住,则在卫蒿村停留定居下来,耕种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曾经耕种过撂荒的耕地。1995年第三人余秀顺等六户申请,丘北县公安局给予落户于戈寒乡（现双龙营镇）××村××村小组，1996年起上缴国家公余粮任务。1998年丘北县开展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丘北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丘发[1998]34号文件《中共丘北县委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因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在南盘江林业局五林场开垦的国有林土地无人耕管、撂荒。丘北县人民政府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将该无人耕管、撂荒的土地发包给第三人余秀顺等六户承包经营。并为第三人余秀顺等六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8年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充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丘北县人民政府在原承包合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以家庭承包方式为第三人余秀顺颁发了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维护承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认为其原耕种的耕地被丘北县人民政府发包给第三人余秀顺，为第三人余秀顺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而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耕地）具有管理、发包的职权和职责。将无人耕管、撂荒的土地发包给第三人余秀顺承包经营，并颁发了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自己的履职范围，颁证行为是依据原承包合同进行，颁证行为并无不当。原告刘泽明等十五户以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将自己有经营权的土地（耕地）发包给第三人余秀顺承包经营违法，但未能列举自己有合法经营权的证据证明。请求撤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余秀顺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抗辩主张为第三人余秀顺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定程序，不具备可撤销的法定情形，该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抗辩权的放弃。第三人余秀顺抗辩主张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为自己颁发的滇（2018）第021922号《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定程序，不具备可撤销的法定情形，该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刘泽明等十五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生亮 审 判 员  徐 敏 人民陪审员  王家昌 二〇一九年十月七日 书 记 员  杨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