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青2822民初972号   原告：余爱国，男，197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青海省湟中县居民，现住青海省都兰县。   被告：尚国鹏，男，197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山西省万荣县居民，现住青海省都兰县。   被告：刘佩印，男，199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陕西省安塞县居民，现住青海省都兰县。   原告余爱国与被告尚国鹏、刘佩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爱国，被告尚国鹏、刘佩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爱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8亩地枸杞损失费92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22日，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被告用无人机为原告种植的枸杞地进行打农药，每亩枸杞地打药费为20元，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260元打药费用。原告将农药购买后，由被告进行具体的兑水配药并利用无人机打药。打过药物后，2019年7月1日，原告发现被告打药的8亩（另外的5.9亩枸杞打药时进行了重复打药，没有发生虫害）枸杞地出现虫害，树叶有些泛黄，原告立即给被告刘佩印打电话反映枸杞的虫害问题，被告尚国鹏到原告的枸杞地查看情况后说是因打药失误造成的，原因是农药配比有问题，当场同意再给原告免费补打一次农药。7月2日，被告又给原告的枸杞地补打了农药。7月11日，原告发现补打的农药没有起作用，枸杞树叶已经发黄脱落，已结的枸杞果实开始脱落，原告联系被告尚国鹏说明枸杞树叶发黄脱落及枸杞落果的情况。被告尚国鹏称找人工再打一遍，需要三桶药，每桶人工费200元，并转600元给原告用于雇人打药。原告又找工人进行打药，但原告的枸杞树叶及已结枸杞果已经脱落，导致原告种植的枸杞基本绝收。原告种植的枸杞因被告打药时没有配比好药物的比例，致使8亩枸杞地虫害没有得到控制，按每亩平均1000斤的干果产量，8亩地为1000斤×8亩＝8000斤，按照2019年枸杞干果每斤平均价20元，8000斤×20元＝160000元，成本及摘果人工费每斤按8.4元计算，实际每斤干果利润11.6元，原告的损失实际为11.6元×8000斤＝92800元。因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原告8亩枸杞地的枸杞干果损失，经诺木洪农场司法所调解，被告尚国鹏承认是因为他们打药过程中的失误行为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让原告列出损失清单，在向公司汇报情况后进行解决。原告把损失费用的清单交给被告后，被告迟迟不予解决，至今也未将原告的经济损失92800元进行赔偿。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尚国鹏、刘佩印辩称，一、无人机打药只是一个工具；二、农药是原告提供的，农药的配比我们是按照标准做的；三、出现问题后，原告作为种植户没有起到监管作用，而且后期我们采取了补救措施，给原告的枸杞地打了两次农药，第一次是飞机打的，第二次是人工打药。我们只收取了260元打药费，后续补打农药花了1800多元。出现问题后，我们之间多次沟通，后经司法所调解仍没有结果；四、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给农户说质保期是三天，原告的枸杞地出现虫害，出于人情考虑进行了补打；五、当时我们之间从未协商过赔偿事宜。   原告余爱国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地况图片6张，证明打药前后枸杞生长情况，打药前枸杞树是不存在问题的，打完药后，枸杞出现了虫害。2.病虫害情况鉴别、证明一份，证明枸杞地病虫害属于木虱虫害，受害面积为8亩。3.通话录音一份，证明被告之前承认是因为他们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4.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我们之间形成合同关系，产生的损失和被告有直接关系。   被告尚国鹏、刘佩印对原告余爱国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表示确实是打药前后的照片，但打药前拍的是宏观全景的照片，打药后拍的是具体每一株果树，无法对比。对第2组证据病虫害情况鉴别只是一个虫害种类的鉴别意见，不认可是因为我们打药造成的损害，对于证明虫害面积的证据表示不认可，原告称枸杞地两边没有，而中间有虫害，证明原告的地里虫害本身就在爆发期，若是因打药导致枸杞树死亡应予以赔偿，但是对于打药效果不好造成虫害，不应再负责。对第3组证据被告尚国鹏称录音中并没有承认是因为我们打药从而造成原告的损失。公司今年在诺木洪地区推广无人机打药，为了不影响公司声誉，因此答应给原告重新打药。被告刘佩印称对录音中的内容不知情。对第4组证据表示认可，2019年7月8日加了微信，最近一次是向原告转账人工打药的费用。   被告尚国鹏、刘佩印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农药配比依据一份（飞防农药配比法），证明农药配比适当。   原告余爱国对被告尚国鹏、刘佩印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没有相关依据。   上述证据中，经庭审审查客观、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并且原、被告予以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22日，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被告通过无人机为原告承包的13.9亩枸杞地打农药，每亩枸杞地打药费用为20元，费用合计为260元。同日下午，原告购买农药后，交由被告进行具体配比并利用无人机进行了打药。同年7月1日，原告发现打药后枸杞地中的8亩出现虫害，并与被告进行电话联系。7月2日，被告通过无人机为出现虫害的枸杞地重新补打了农药。在补打农药后，原告发现虫害并未消退。7月11日，原、被告协商由原告雇佣工人，被告支付雇佣费用600元，为虫害未除的土地进行了人工打药。   本院认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指因为财产受到损害，权利人请求赔偿损失的纠纷。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枸杞减产损失，首先，应当举证证明枸杞因打药未全面覆盖而产生虫害导致了减产。第一，针对枸杞减产的实际面积，原告出示了青海诺木洪农场出具的虫害面积为8亩的“证明”一份，称受害面积是原、被告与青海诺木洪农场三方一同测量的，但原告并未通过有资质的单位或鉴定机构进行现场测量。对于减产受害面积为8亩的意见，原告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第二，因枸杞的产量受品种、气候、虫害、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原告应举证证明在本地区2019年的气候条件下，同类枸杞正常生长的平均亩产数据。在发现枸杞可能因打药未完全覆盖产生虫害后，原、被告已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了损失的扩大。原告未通过鉴定机构进行测产鉴定，具体减产数量、是否绝收等缺少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因此不能以亩产估值来确定其所种枸杞的实际产量。其次，原告应举证证明其种植的枸杞因打药未全面覆盖导致减产的损害结果与被告通过无人机打药的行为有关，即负有其遭受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针对枸杞减产是否系无人机打药未全覆盖造成，原告出具了一份由青海诺木洪农场生产指导科出具的“病虫害情况鉴别”，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种植的枸杞出现了木虱虫害，并不能证明虫害出现的原因系无人机打药未全覆盖而造成的。枸杞本身易受多种病虫害侵扰，虫害产生的原因较多，自身因素、环境条件、田间管理等方面都会影响枸杞的生长。对于产生的虫害用药是否匹配、提供的农药是否符合标准、病虫是否产生耐药性等方面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综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财产损害赔偿之法律关系，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余爱国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20元，由原告余爱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乌兰齐齐格   人民陪审员 王 应 财   人民陪审员 段 国 莲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宋   虎   书 记 员 虎 存 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