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24民初1866号原告：李玉珍，女，生于1962年12月14日，汉族，住南漳县。原告：朱帮国，男，生于1960年3月23日，汉族，住南漳县。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成，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固始元盛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固始县蓼北路西段民营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773674138L。法定代表人：高建元，系该公司经理。被告：高建元，男，生于1963年5月15日，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被告：熊焕荣，女，生于1962年5月1日，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东，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海军，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李玉珍、朱帮国与被告固始元盛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受理。三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2019）鄂0624民初18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三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院裁定后，三被告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鄂06民辖终2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裁定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珍及原告李玉珍、朱帮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成、被告高建元及被告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东、钱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玉珍、朱帮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246188.27元，并承担连带责任；2.要求三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李玉珍、朱帮国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6年2月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南漳南新无纺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漳南新公司）股东，2013年南漳南新公司注销。被告高建元、熊焕荣系固始元华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始元华公司）股东，高建元同时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另外高建元又系固始元盛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05年至2010年期间，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购买麻毡板，期间高建元要求原告将部分发票购货单位开为固始元华公司。截至2010年12月固始元盛公司尚欠原告货款361247.12元，减去后来退货后，至今尚欠原告246188.27元。2016年6月原告为追索上述货款以固始元盛公司和高建元为被告向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7年7月撤回起诉。原告起诉后，在诉讼过程中于2017年6月通过高建元陈述得知固始元华公司己注销。另据了解固始元盛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资产混同。综上，二原告作为南漳南新公司股东，对该公司注销前的债权享有权利。被告固始元盛公司作为购货人，理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固始元华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资产混同，应当对固始元盛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公司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未清偿债务便注销，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股东应对该公司所欠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现原告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决。原告李玉珍、朱帮国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南漳南新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一份、注销证明一份，拟证明：南漳南新公司已注销，二原告系该公司股东、二原告在该公司注销后，对原公司债权享有权利，即原告具备主体资格。证据二、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一份、网上查询固始元华公司基本信息二张，拟证明：固始元华公司已于2012年注销，注销前公司股东为高建元、熊焕荣。证据三、固始元盛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高建元、熊焕荣身份信息查询资料各一份，拟证明：三被告基本情况。证据四、固始县人民法院2017年6月22日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固始元盛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资产混同。证据五、固始元盛公司账目4页，南漳南新公司会计明细账一份（2O页）。拟证明：双方对截至2008年底账目无争议。固始元盛公司从2009年起账目不真实，未记载南漳南新公司于2009年9月6日销售给该公司的二笔货款（金额分别为：63824.8元、76000元）及2009年10月5日销售给该公司的一笔货款（金额为：101916.7元），另外还存在多记以麻抵款金额，少记收货款金额，多记退货款金额，对双方相互垫运费款也未如实记载，虚列扣款等情形。证据六、开具给固始元华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开具给固始元盛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5张，南漳南新公司出库凭证30张，订单二份、领条一张、银行支票存根一份、垫付运费通知一份，原告整理的南漳南新公司2009年-2010年销售给元华公司和元盛公司货物明细一份、2009年南漳南新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账目明细一份（附详细明细二张）、2010年南漳南新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账目明细一份（附详细明细三张），黄某账目明细2张，吴良启账目明细1张，吴良启收条一张，代理人对证人吴某调查笔录一份、吴某身份证照片一份，证人黄某、章某的出庭证词，拟证明：被告截至2010年底欠南漳南新公司货款361247.12元。证据七、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5民初189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5民终16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7）豫1525民初251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6年8月22日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曾就本案争议事实向固始县人民法院起诉过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高建元在2016年8月22日开庭中认可欠原告33万多元货款的事实。证据八、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退货清单一份，拟证明：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退货金额为115058.85元；证据九、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情况明细三张，拟证明：2009年9月6日、2009年10月5日，购货单位为：固始元华汽车内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13026672855052），销货单位为：南漳南新无纺布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20624722030295），发票代码为：4200082140，号码分别为：01933841、01933842、01933865的三张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情况。被告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辩称：一、答辩人高建元、熊焕荣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该案争议的标的原告曾于2016年6月6日向固始县人民法院起诉过，历经固始县人民法院一审，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因原告证据不足二审裁定发回固始县人民法院重审，在固始县人民法院重审期间原告因证据不足于2017年7月21日撤回起诉。本案系合同纠纷，南漳南新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有着多年的业务合作，从2005年至2010年间，南漳南新公司卖麻毡板给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固始元华公司分别与南漳南新公司有很多次交易，由于多年业务往来账目错综复杂，即使双方业务终止多年，账目问题仍存在争议，从原告的诉求看，该争议仅存在于南漳南新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之间，与固始元华公司无关，因为支撑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证据是原告在固始县人民法院重审期间向法庭提交的两份《订单》，《订单》显示订货人是固始元盛公司，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争议仅发生在固始元盛公司与南漳南新公司之间，与固始元华公司无关。原告在2017年6月22日的《固始县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中三次提及：南漳南新公司是按固始元盛公司的订单生产。也就是说没有固始元盛公司的订单，南漳南新公司就不会生产，就不会有买卖关系。李玉珍、朱帮国以固始元华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资产混同为由，将高建元、熊焕荣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起诉错误，虽然高建元、熊焕荣是固始元华公司的股东，但无证据证明固始元华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资产混同，固始元华公司注销后，高建元、熊焕荣作为与本案无关的独立个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高建元、熊焕荣与本案争议的标的有关，仅从原告在固始县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向固始县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看，原告所称的所谓交易仅存在于固始元盛公司与南漳南新公司之间，与固始元华公司无关，故高建元、熊焕荣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固始元盛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不存在资产混同。固始元盛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固始元华公司自2009年以后己经不进行经营活动；固始元盛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各自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分别独立建账，独立报税，不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根据我国民诉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应由主张公司资产混同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对混同情况加以证明，未能提供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事实上，原告声称该公司曾向固始元华公司出具多张增值税发票，但只能证明双方有过业务往来，并不能证明固始元华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之间有什么实际关联，仅以固始元华公司出具过增值税发票是达不到证明固始元华公司与固始元盛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证明标准。三、原告无证据证明答辩人欠其货款246188.27元。上述内容提到固始元盛公司与南漳南新公司业务合作多年，合作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双方业务终止后，原告曾以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为被告起诉至固始县人民法院要求支付拖欠货款，原告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撤诉，原告在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先是用三张增值税发票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后来又伪造两张《订单》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三张发票显示“货款”共计241741.5元，根据原告在固始县人民法院审理时提交的发票看，该三张发票票号分别为2009年9月6日开具的01933841号、01933842号、2009年10月5日开具的01933865号。首先，三张发票是复印件而且不足以证明固始元华公司拖欠南漳南新公司货款；其次，无法证明该三张发票下的货款应由固始元盛公司连带清偿；最后，原告所提供的三发票来源于原告伪造的两张《订单》，该《订单》是支撑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证据。事实上答辩人从未收到过该三张发票项下的货物，故不应该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四、因原告供应给固始元盛公司不合格材料，导致固始元盛公司被湖南长平车身制造有限公司处罚，给固始元盛公司造成近百万元损失，因处罚之事在固始县人民法院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答辩人始终要求原告给予赔偿，今天，答辩人仍然要求原告赔偿该损失。综上，原告主张偿还246188.27元货款的诉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固始元盛公司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固始元盛公司的信息。证据二、撤诉申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李玉珍、朱帮国诉高建元、固始元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证据不足于2017年7月21日撤回起诉。证据三、日期分别为2009年8月31日和2009年9月30日的《订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该两份《订单》实际上是原告伪造而成，要求原告出示该两份《订单》的原件，如果原告不出示，则证明原告伪造证据。证据四、固始县人民法院2017年6月22日上午8：30的《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自己也认为单方记账不能作为认定对方欠款的凭证，而原告起诉被告正是依据自己单方记账；被告给原告下订单后，原告才按订单生产，即无被告的订单，原告就不会生产。证据五、湖南长平车身制造有限公司处罚通知单复印件一份及通知复印件二份，拟证明：因原告提供的麻毡板不合格，导致被告被其他厂家处罚，固始元盛公司将处罚情况及时通知原告并要求原告赔偿。证据六、固始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5民初1895号民事卷宗材料复印件二份，拟证明：原告所出示的两份订单落款固始元盛公司是从2006年11月20日订单上复印的，两份订单中落款高建元是从2007年元月18日固始元盛公司发给南漳南新公司调价通知上复印的。2009年9月30日订单中“南漳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这几个字是从2006年11月20日订单上复印的。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固始县人民法院对账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高建元之间的对账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对原告李玉珍、朱帮国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无异议，对原告李玉珍、朱帮国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中的固始元盛公司账目4页、证据七、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原告李玉珍、朱帮国提交的其他证据有异议。原告李玉珍、朱帮国对被告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被告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提交的其他证据有异议。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固始县人民法院对账笔录，原、被告双方对该对账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针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经质证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明内容及证明效力存在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查明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本案争议焦点的论述中综合予以评析。结合原、被告诉辩及质证情况，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的人格是否混同？二、高建元、熊焕荣作为本案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三、对于本案买卖合同的欠款数额应如何认定？一、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的人格是否混同？原告李玉珍、朱帮国提供的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7年6月22日的开庭笔录（原告举证的证据四）中，高建元在庭审中陈述：“不论元华还是元盛公司，都是用我提供的帐本，2个公司都是用这一个账本，我提供的是全部记录。不存在元华公司单独列账。”，同时原告李玉珍、朱帮国提供的被告固始元盛公司账目表（原告举证的证据五）亦显示无论南漳南新公司发票开具的购货单位是固始元华公司还是固始元盛公司被告均记载在同一账目中。由此可见，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在财务上彼此混合，模糊了各自作为产权人的界限，应视为资产混同。同时从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的工商登记（原告举证的证据二）可见，两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均为被告高建元，两个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相同，均为汽车内饰生产、销售，麻类购销、加工，系关联企业。本院认为，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本案中，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间界限模糊，人员、财产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二、高建元、熊焕荣作为本案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固始元华公司在2012年7月27日已注销，注销前未依法进行清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高建元、熊焕荣为固始元华公司的股东，故高建元、熊焕荣是本案适格被告。三、对于本案买卖合同的欠款数额如何认定？从原、被告提供的财务账目可见，双方对截至2008年底，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欠南漳南新公司190352.18元货款无争议，双方对于2009年元月至2010年12月的欠款金额存在争议，从原、被告提供的财务账目和双方于2017年6月21日的对账来看，具体为：1、固始元华公司是否收到南漳南新公司2009年9月6日价值139824.8元的货物和2009年10月5日价值101916.7元的货物。本院认为，被告虽辩称固始元华公司未收到上述货物，但原告提供的会计明细账、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单、证人黄某及章某证言、原告代理人对证人吴某所作调查笔录，黄某出具的领条、银行支票存根、南漳南新公司给固始元盛公司的垫付运费通知、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6年8月22日审理李玉珍、朱帮国诉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开庭笔录及国家税务总局固始县税务局通过电子邮箱传输给本院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情况明细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固始元华公司收到了南漳南新公司于2009年9月6日和2009年10月5日所发价值共计241741.5元的货物。2、南漳南新公司开票时间为2009年12月3日，金额为102042.66元货款，固始元盛公司记载为99356.8元；南漳南新公司开票时间为2009年12月11日，金额为95683.32元货款，固始元盛公司记载为93164.85元；南漳南新公司开票时间为2010年4月13日，金额为110289.3元货款，固始元盛公司记载为108909.87元。本院认为，从固始元盛公司账目显示其已收到上述争议的货物，根据交易习惯其亦应收到南漳南新公司开具的上述发票，其账目记载金额与南漳南新公司发票金额不一致，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对上述争议，应以南漳南新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308015.28元予以认定。3、2009年12月6日南漳南新公司记载的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供麻款123516.75元，被告记载为131722.5元。原告称双方账目不一致是因扣除水份1325公斤，退货238公斤。本院认为，原告对账中认可收到货物25.09吨，但对扣除水份1325公斤，退货238公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此争议的货物价值，应以被告固始元盛公司记载的131722.5元予以认定。4、2010年1月29日固始元盛公司记载的向南漳南新公司供麻11020公斤（单价6元/公斤），供麻款67222元，南漳南新公司记账为66120元。本院认为，按照被告账目记载的数量及单价，供麻款的数额应为66120元，被告记载的供麻款67222元属记账错误，对该供麻款应以66120元予以认定。5、关于对李畅和高建元签字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退货单货款价值的认定。对该退货单货款金额，被告主张应按退货单上书写的123480元认定。原告称该退货单只认可打印部分，不认可手书部分，手写部分为高建元在李畅签字以后自行书写。本院认为，该退货单已经过南漳南新公司员工李畅签字，原告无证据证实手书部分为高建元在李畅签字后自行书写。因此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该退货货款本院按123480元予以确认。6、关于南漳南新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相互垫付运费的金额认定。南漳南新公司记载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垫付运费16800元，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记载为13600元。本院认为，南漳南新公司自认的金额多于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记载金额，应按南漳南新公司自认金额16800元予以认定。南漳南新公司记载的为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垫付运费金额为12080元，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记载金额为9000元。本院认为，南漳南新公司所提供证据不能证实为被告垫付运费12080元，因此应按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自认的记载金额9000元予以认定。原、被告双方对2009年元月至2010年12月期间除上述争议“1”、“2”以外的其他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购货的货款，双方记载基本一致，南漳南新公司账目和发票记载金额为2694140.41元，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账目记载金额为2694147.67元，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账目多记载7.26元，对该货款金额本院以南漳南新公司记载的2694140.41元予以认定；对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用承兑付款2180000元无异议；对2009年元月至2010年12月期间除上述争议“3”、“4”以外的其他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供麻款记载一致，金额为698645.5元。综上，2009年元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购货金额为3243897.19元（2694140.41元＋241741.5元＋308015.28元），南漳南新公司为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垫付运费为9000元，合计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应付南漳南新公司2009年至2010年款额为3252897.19元，扣减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用承兑汇票付款2180000元、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供麻应付款896488元、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为南漳南新公司垫付运费16800元、固始元盛公司退货货款123480元后，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尚欠南漳南新公司2009年至2010年货款36129.19元，加上截至2008年底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所欠南漳南新公司货款190352.18元，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共计尚欠南漳南新公司货款226481.37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经审查采信的有效证据、本院对本案焦点问题的分析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至2010年期间，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因生产需要，多次向南漳南新公司购买麻毡板，南漳南新公司亦多次向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购麻。截至2008年底，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欠南漳南新公司货款190352.18元。2009年至2010年间，南漳南新公司又向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销售价值3243897.19元的麻毡板（南漳南新公司为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8张，其中购货单位开具为固始元华公司的发票为13张，金额为1043332.26元，购货单位开具为固始元盛公司的发票为25张，金额为2200564.93元），同时为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垫付运费9000元。2009年4月至2010年12月，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支付货款2180000元，向南漳南新公司销售价值896488元的麻，并为南漳南新公司垫付运费款16800元。2012年11月22日，经南漳南新公司员工李畅签字确认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退还价值123480元的麻毡板。综上，相互扣减后，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尚欠南漳南新公司货款226481.37元。后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未再向原告清偿剩余货款。2013年11月19日，南漳南新公司被注销。2016年6月，李玉珍、朱帮国以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为被告向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货款361247.12元。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高建元认可欠款33万余元。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高建元、固始元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玉珍、朱帮国支付所欠货款237767.12元。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高建元、固始元盛公司向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裁定，裁定撤销固始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发回固始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固始县人民法院在重审中于2017年6月21日组织李玉珍、朱帮国和高建元、固始元盛公司进行对账，李玉珍和高建元参与了对账。2017年6月22日固始县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高建元、固始元盛公司提交会计账簿复印件4张，同时高建元在庭审中陈述：“不论元华还是元盛公司，都是用我提供帐本，2个公司都用这一个帐本，我提供的是全部记录，不存在元华公司单独列账”。2017年7月21日，李玉珍、朱帮国以尚需收集证据为由，向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固始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裁定，准予李玉珍、朱帮国撤诉。后双方仍然未能就本案纠纷进行了结。故原告李玉珍、朱帮国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李玉珍、朱帮国系南漳南新公司股东；高建元、熊焕荣系固始元华公司股东；高建元系固始元华公司、固始元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固始元华公司于2012年7月27日被注销（注销前未依法进行清算）；固始元华公司在注销前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汽车内饰生产、销售，麻类购销加工；固始元盛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汽车内饰件生产、销售，麻类购销、加工。本院认为，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向南漳南新公司购买麻毡板，南漳南新公司向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购麻，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已按照约定分别向对方交付标的物，各自即应按照约定向对方支付相应货款。经本院审查，在相互抵消和扣减相应款项后，固始元华公司和固始元盛公司尚应向南漳南新公司支付货款226481.37元。南漳南新公司已被注销，李玉珍、朱帮国作为南漳南新公司的股东，即有权依法作为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固始元盛公司和固始元华公司已构成人格混同，因此固始元盛公司与固始元华公司应对所欠李玉珍、朱帮国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固始元华公司已被注销，且未依法进行清算，高建元、熊焕荣作为固始元华公司的股东依法应对固始元华公司应向李玉珍、朱帮国履行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李玉珍、朱帮国要求高建元、熊焕荣、固始元盛公司立即支付货款并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请求数额过高，对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玉珍、朱帮国要求高建元、熊焕荣、固始元盛公司自2016年2月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本案中，由于双方对合同未结算，且对于违约金的计算亦未约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履行及违约情况对高建元、熊焕荣、固始元盛公司承担的因逾期付款造成李玉珍、朱帮国的损失予以综合确定，即以226481.3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5日始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始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李玉珍、朱帮国请求过高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要求驳回李玉珍、朱帮国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诉讼中，固始元盛公司、高建元、熊焕荣已明确表示对于答辩中要求李玉珍、朱帮国赔偿损失的主张只作为抗辩事由，并非要求反诉，因此在本案中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评判。经调解，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固始元盛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高建元、熊焕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玉珍、朱帮国连带支付所欠货款226481.37元，并以226481.37元为基数分段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2019年7月25日始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始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二、驳回原告李玉珍、朱帮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93元，由原告李玉珍、朱帮国负担400元，被告固始元盛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高建元、熊焕荣负担459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小平人民陪审员  刘厚全人民陪审员  周善强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