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国海，男，1954年6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辉，上海市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郭祺，上海市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阮丽丽，女，1982年7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悦，上海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莉娣，女，1935年2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连美瑜，女，1954年9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连建惠，男，1959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春福，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阮国海、阮丽丽因与被上诉人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96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国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皆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系争房屋产权不曾归A厂（以下简称A厂）所有，后者无权将系争房屋奖励给被上诉人；原判认定连某死亡前即1997年初奖励之且其与陈莉娣即时入住无事实依据，而前者死亡后即丧失接受奖励的主体资格；原判认定陈莉娣居住期间要求阮国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有误；同时，本案被上诉人起诉已过诉讼时效。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同意原审裁判结果及理由。阮丽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予以驳回；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支持其一审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皆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阮丽丽、阮国海房屋买卖恶意串通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同样错误。系争房屋属阮国海个人所有，非A厂所有，厂方无权将之用于奖励。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其中一审反诉系当庭提出，但庭后上诉人仅阮丽丽一人确认提出反诉，原判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委托均未全体签名确认，不具真实性。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原判认定事实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阮丽丽、阮国海以“袁某”名义于2003年3月10日就本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该房屋归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共有，阮丽丽协助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将该房屋产权变更至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名下。阮丽丽、阮国海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立即从系争房屋中迁出，并要求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支付阮国海、阮丽丽租金损失人民币（下同）100万元（按租金5万元/年×20年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陈莉娣与连某（1999年7月死亡）生育被上诉人连美瑜、连建惠，连某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阮国海、阮丽丽系父女关系。A厂于1996年3月成立，当时登记的负责人为连某，1997年3月A厂的负责人变更为阮国海。2002年4月A厂变更为上海B厂（以下简称B厂，负责人变更为吴某）。2012年7月27日B厂被吊销营业执照，2017年11月14日被注销（非正常注销）。涉案房屋本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原门牌号为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1996年8月1日由阮国海向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购买，该地块的房屋系上海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后该公司合并到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对浦东新区XX村征地后所建的配套商品房，因建造配套商品房的用地属浦东XX村，故XX村下属A公司也取得一部分安置房源。当时阮国海向A公司购买了多套房屋（包括系争房屋，当时均未办理小产证，总付款57.7万元，其中用支票支付30多万元，余款为现金支付）。1997年初A厂将系争房屋奖励给职工连某，但未出具书面奖励证明。连某即与陈莉娣等入住该房屋。1999年7月连某死亡后，A厂即向陈莉娣出具《关于奖励连某同志住房一套的决定》，写明：“连某同志受聘于本单位工作长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工作勤奋踏实，不顾年迈体弱，不分昼夜，忘我的工作，为本单位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增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为了表彰连某同志，经研究决定：将XX路XX弄XX幢XX号XX室（建筑面积75.49㎡）的住房一套奖励给连某同志。特此决定”。该决定单位盖章处盖有“A厂”公章，法人代表签字处由阮国海签名。之后陈莉娣等继续居住该房至今，并以陈莉娣名义缴纳相应的物业管理费、保洁、保安管理费等。期间陈莉娣要求阮国海办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但阮国海借故未办。2003年3月10日，阮丽丽就上述房屋与阮国海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阮丽丽为买受人，阮国海为出卖人，但买卖合同上填写为“袁某”，提交的身份证也是“袁某”，双方并通过中介公司从B公司取得被拆迁人为“袁某”的拆迁协议一份，用于办理产权证，然后将该房屋及同号402室2套房屋的产权合并登记在了阮丽丽名下（402室后出卖他人）。2017年下半年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发现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在阮丽丽名下，遂于2018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系争房屋产权归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继承所有。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为查明阮国海用的“袁某”身份证是否为假证、阮国海的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故将案件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查处。该经侦支队审查后回复一审法院，根据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所用的“袁某”的身份证号码及住址，无法查到与该“袁某”相匹配的信息。之后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撤诉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系争房屋于1996年8月以阮国海名义向A公司购买，该房屋1997年时由A厂奖励给连某，A厂在奖励决定上加盖了公章，阮国海当时作为A厂的负责人在奖励决定上签名，证明A厂和阮国海均认可该套房屋产权为A厂所有，并以A厂名义奖励给连某，该奖励决定应为有效。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占有并居住该房屋至今，不存在非法侵占的问题。因此，2003年3月10日阮国海、阮丽丽就系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了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的利益，应为无效。故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至于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要求对系争房屋确权并过户的问题，鉴于连某取得该房屋是基于企业对员工的奖励合同，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应通过要求奖励单位履行合同过户义务来实现。现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要求阮丽丽履行过户义务，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故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的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阮国海、阮丽丽反诉要求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迁出该房屋并支付租金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阮丽丽与阮国海（用“袁某”名义）于2003年3月10日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二、驳回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要求确认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产权归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所有，并要求阮丽丽协助将该房屋产权过户至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名下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阮国海、阮丽丽要求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迁出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并支付该房屋租金损失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650元由阮国海、阮丽丽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阮国海、阮丽丽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阮国海向本院递交：一、结婚证、XX证及XX协议，二、（绍兴市越城区XX镇XX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一、系争房屋系阮国海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之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奖励未经其前妻同意；二、阮国海自小家庭困难，未就学，“系无文化程度的人员”。上诉人阮丽丽向本院递交：物业服务费发票（2017-2018全年，2017年11月24日缴纳），证明标的房屋的物业服务费是产权人阮丽丽支付的。两上诉人对对方递交之证据皆表示同意，被上诉人陈莉娣、连美瑜、连建惠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其证明内容及证明力。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婚、XX文件仅能证明该事件的时间及客观性，显然不能证明所谓奖励未经阮国海前妻同意；出具证明之村委会系阮国海户籍所在地群众自治组织，阮国海数十年来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其所谓证明阮国海“系无文化程度的人员”，不具有相应证明力。另物业费发票，显然为阮丽丽本案纠纷发生后缴纳，仅以之证明标的房屋的权益，并无适格证明力。应该认为，上述证据仅能就其载明内容具备证明力，依法不能证明两上诉人主张之待证事实。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包含标的房屋在内之多套房屋系上诉人阮国海名义向A公司购买。1997年3月A厂的负责人由连某变更为上诉人阮国海。1997年初，A厂将标的房屋奖励并交付给连某夫妻居住，并与1999年7月连某去世后补发了《关于奖励连某同志住房一套的决定》，该决定加盖公章外，由其“法人代表”阮国海签名确认，该决定显示一、阮国海履职时已明确将标的房屋归属于A厂名下，二、厂方对于连某明确“奖励性”赠与意思表示，该追认性法律行为依法具有法律效力。阮国海作为长期之工商企业管理人员，在诉讼中主张所谓“系无文化程度的人员”，不能认知其签署文件，显与其具备之民事行为能力相悖离，本院不能采信。本院注意到，阮国海明知标的房屋现状，确于2003年3月10日与阮丽丽用“袁某”之化名签订所谓房屋买卖合同，在并无任何证据佐证存在买卖关系对价支付情况下，将标的房屋过户至上诉人阮丽丽名下，符合“恶意串通”民事行为构成要件，原判于之判断、处理有据，应予维持。关于诉讼时效抗辩，除本案属物权权利主张外，查上诉人一审亦未有时效主张，本院不能采纳。关于程序问题，查一审反诉系上诉人方当庭提出，庭后确认为仅阮丽丽一人为反诉人，此部应予纠正；另关于被上诉人告诉及委托事宜，经本院二审审查，被上诉人均明确表示并确认起诉、上诉及委托之授权，本院予以确认。其余问题原判已阐述详尽，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6,900元，由阮丽丽承担，余者从一审判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400元，由上诉人阮国海负担1,300元、阮丽丽负担15,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绍奇审判员  叶振军审判员  胡桂霞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劭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