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0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鹅湖路2号爱地大厦4层406室。法定代表人：许志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焰，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和静县哈尔莫敦镇乌浪尕孜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张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巧珍，女，195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桂芳，女，193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临洮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珍，女，196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晏嵘，男，198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名学，男，195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焰，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116号。法定代表人：周汉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玥，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帕公司）、上诉人新疆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久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及原审被告李名学、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28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帕公司、原审被告李名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焰、李明，上诉人久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被上诉人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原审被告当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9月10日中止诉讼，后于2020年6月10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09）西刑二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陕西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流入久川公司的10,867,238元确定系A公司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一案（又称9.13案件）中的赃款，属于刑事追赃范围，即本案系争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应予追缴的范围；鉴于王巧珍的胞妹王惠珍系A公司员工，王惠珍又系久川公司原股东晏某的妻子和被指定的设立久川公司的经办人，且王巧珍又系9.13案件主犯周某2的舅妈，故久川公司、王巧珍、晏某当然明知上述1,086余万元系9.13案件赃款而收取；本案股权转让方明知久川公司资产涉及9.13案件赃款而通过股权转让形式予以转移，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故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即使上述股权转让合同有效，鉴于股权转让方并未将久川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实告知受让方西帕公司，而9.13专案组可能向久川公司进行刑事追赃，且股权转让方未履行移交股权转让前的全部财务账册的合同附随义务，故西帕公司可依法行使后履行抗辩权等合同权利，中止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一审法院关于违约金的认定超过法定标准，在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违约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久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裁定驳回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的起诉，将本案移送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西安市公安局）处理，或改判驳回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A公司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本案系争股权转让行为与刑事追赃涉及的系同一法律事实，应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及相关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且西安中院已作出生效的追赃的刑事裁定书；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未移交久川公司账册，导致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应据此支持久川公司对于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不利的推定；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从久川公司领取的1,150万元银行贷款，已最终由久川公司归还，故该款足以抵销本案系争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案中久川公司的债务加入实为担保，其为股权受让方提供担保会造成公司资本减少，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为无效担保。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辩称，久川公司并非涉案刑事案件的被告，相关刑事判决也未就A公司支付给久川公司的工程款系赃款进行认定和追缴，而久川公司提及的刑事裁定书涉嫌以裁代判，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不存在需移送公安机关的法定情形。据此，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不同意西帕公司、久川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名学、当代公司均表示同意西帕公司、久川公司的上诉意见。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西帕公司、久川公司共同向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西帕公司、久川公司共同向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00万元；3.西帕公司、久川公司共同向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支付律师费60万元；4.李名学、当代公司对西帕公司、久川公司在第1-3项诉讼请求中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月11日，久川公司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巧珍，股东为王巧珍（持股90%）、晏某（持股10%），股东王巧珍、晏某于2006年1月9日前以货币缴足出资（该出资由A公司以王巧珍、晏某投资款名义汇入久川公司账户，A公司记账为借款），设立登记指定代表为王惠珍。久川公司设立后，与A公司形成土地租赁法律关系、工程承包法律关系、委托管护法律关系等，并约定如果A公司拖欠久川公司工程款超过20%以上者，A公司同意无条件将该项完工工程转让给久川公司，久川公司同意五年后按A公司已投资金额分期退还其本金，A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全额支付或无力支付久川公司管护费用时，A公司同意无条件将久川公司管护的林地转让给久川公司经营或处置，久川公司同意五年后按A公司原投资造林金额分期退还其本金。截至2007年12月31日，A公司应支付久川公司工程款合计18,261,400元，已支付11,954,000元，未付6,307,400元（不含土地转租费）。2008年8月15日，陕西铭建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陕铭鉴字〔2008〕022号《关于陕铭鉴字〔2008〕004号司法鉴定结论书及〔2008〕012号调整说明的补充鉴定》（以下简称陕铭鉴字〔2008〕02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司法鉴定标的为A公司吸收客户投资期间所发生的资金流入、流出情况；鉴定基准期间为2003年6月-2007年12月31日；A公司从2003年6月23日开始与客户签署林地投资协议，吸收投资款；经鉴定人员统计，A公司吸收投资客户8,596人，签署投资合同14,247份，合同中显示客户投资林地亩数为93,512亩，A公司向客户以速生丰产林投资和交纳管护费的名义，吸收投资款，代收管护费共计370,398,776元；等等。2009年5月，陕西省XX设计院出具“陕西A有限公司分布在新疆昌吉市呼图壁县和静县涉案林木资源调查报告”，载明：和静县涉案林木属于久川公司所有；和静县哈尔莫敦镇乌兰尕孜开发区造林地块实际保存面积9,613.9亩，其中，枣树实际保存面积3,821.1亩，杨树实际保存面积5,274.4亩（有林地面积3,994.4亩，未成林造林地面积1,280亩），葡萄树实际保存面积518.4亩；和静县哈尔莫敦镇乌兰尕孜开发区造林地块为戈壁滩，立地条件差，需要施肥和灌溉条件下，可造林，林木生长状况一般；和静县哈尔莫敦镇乌兰尕孜开发区所造林木权属为久川公司；等等。2011年1月20日，西安中院对A公司及自然人常某1、周某2等十五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一案（又称9·13案件）出具刑事判决书，判决A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50万元，A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发还投资人等。该刑事判决书另载明：A公司在陕西、山西、新疆等地租赁土地133,733亩；A公司在新疆自治区的林地主要分布在昌吉市、呼图壁县、和静县，总面积为18,648.5亩，有林地面积9,506.7亩，未成林造林地面积1,378亩，苗圃地面积541.8亩，无立木林地面积7,222亩；树种组成为杨树、枣树、葡萄树纯林，总株数1,242,576株，总蓄积量743.4立方米；A公司下面有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经查，A公司以及相关主管及责任人即被告人常某1、周某2、谢某、张某等人在2003年开始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前，公司账户上仅有64,480.58元；他们利用国家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号召，采取隐瞒公司的真实情况，夸大公司实力，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手段，在社会上向不特定对象进行虚假宣传，与投资者签订合作造林、合作养殖、合作开发铁矿等项目的转让、托管、回购合同，从这些合同约定的条款看，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投资者只要进行投资，就获取合同约定得到收益的权利，而A公司在收到投资人投资款后，无论经营或资金情况如何，都必须履行合同约定的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义务，投资者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所以，A公司的行为符合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将所募集的资金，除部分用于支付投资群众的本金和收益款外，其余资金用于开发项目、购置办公用房、办公用品、文物、给营销人员提成分利和管理费用，还有一部分借给他们进行营利性投资；等等。2012年5月12日，久川公司申请增资至800万元（已实缴），股东仍为王巧珍（持股90%）、晏某（持股10%）。事后，工商机关予以变更登记。2012年9月5日，新疆信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新信德专审字（2012）第065号专项审计报告，载明：久川公司资产账面金额为36,091,100元；负债账面金额为11,970,800元，包括农行和静县支行短期借款300万元、欠付新疆B有限公司的滴灌款账面金额为225,300元、欠付单位及个人借款账面金额5,745,500元、和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长期借款300万元；净资产账面金额为24,120,300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久川公司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36,091,098.72元；等等。2012年10月18日，王巧珍、晏某作为转让人与受让人西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久川公司的资产系由股东投资800万元注册资金及由其向股东的借款及银行贷款1,150万元形成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产，有形资产主要有和国用（2008）第250-258号土地证所载8,000亩土地，林证字（2010）第012号林权证所载3,567亩红枣地，和国用（2011）第10-24号土地证所载6,309亩土地，林证字（2011）第1121号林权证所载3,000亩红枣地；久川公司尚有正在办证的土地3,000亩及正在开发中的土地3,000余亩；无形资产包括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等；上述资产及权利和义务的取得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上和实体上均不存在瑕疵，不涉及诉讼、仲裁，不存在任何虚假、遗漏和误导，没有新增的担保；王巧珍、晏某因自身经营管理的需要，拟转让共同持有的久川公司100%的股权；王巧珍、晏某承诺截至签订日上述股权没有质押，不涉及诉讼、仲裁，没有司法冻结，各有关股东出资足额到位，没有法律上的瑕疵；王巧珍、晏某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数额为800万元的注册资本出资及由其相应的股东权利包含的资产全部转让给西帕公司，所转让的注册资本出资额占公司全部注册资本出资额的100%；双方根据共同确认的结果，同意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6,000万元，该笔款项不包含西帕公司同意承担的久川公司1,150万元银行贷款；该合同书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西帕公司向王巧珍、晏某支付定金1,000万元；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西帕公司应支付2,000万元给王巧珍、晏某；剩余款项3,000万元在久川公司根据补充合同完成增资后的工商变更手续后3年内每年支付1,000万元；西帕公司如未能按期支付上述费用，应按该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王巧珍、晏某在此向西帕公司说明并保证其拥有所转让股权的合法所有权，未在其上设立任何形式的抵押担保权益，也未涉及任何法律诉讼，所转让的股权免受第三人追索，王巧珍、晏某有权自行出让股权而不会违反法律、合同或章程；王巧珍、晏某应当在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向西帕公司移交全部财务账册、完整会计原始凭证等资料；双方同意西帕公司仅承担公司1,150万元银行贷款（西帕公司确认该笔款项不包含在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中），截至2012年12月31日前，公司除1,150万元银行贷款以外的其他全部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公司债权债务，由王巧珍、晏某享有、承担和负责解决完毕，涉及的费用由王巧珍、晏某承担；该合同已经由双方书面签字盖章且王巧珍、晏某收到西帕公司1,000万元定金后生效；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逾期一日，违约方按该合同约定总额6,000万元的日万分之五给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补充合同内容与该合同内容有矛盾时，以补充合同所载内容为准；等等。同日，王巧珍、晏某与西帕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为了解决公司资产存在注册资金与股东实际投入资金所实际形成资产不匹配的问题，双方同意将历年已经投入而未形成资产的进行账目调整入账，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资产事宜进行财务处理，然后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形成专业报告，以上工作在该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条）；双方约定，西帕公司支付定金1,000万元后，西帕公司接管公司，暂不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待双方共同完成该合同第一条所列事项，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西帕公司支付2,000万元给王巧珍、晏某，后续履行按增资后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等等。2013年3月22日，久川公司申请增资至5,500万元（已实缴），股东仍为王巧珍（持股90%）、晏某（持股10%）。事后，工商机关予以变更登记。2013年4月17日，久川公司偿还巴州XX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0万元。2013年5月25日，鉴于甲乙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增加至5,500万元的事实，甲方王巧珍、晏某，乙方西帕公司，丙方当代公司、李名学，丁方久川公司共同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经资产评估，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为5,750万元，该补充协议的四方当事人对上述评估报告均无异议；甲、乙双方协商一致，2013年3月31日为标的公司的股权交接日；对《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价格调整为：由西帕公司向王巧珍、晏某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标的公司1,150万元的银行贷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等由西帕公司受让股权后的标的公司承继，即该1,150万元（本金）的标的公司银行贷款不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之内，无需由王巧珍、晏某予以归还；交接日后，标的公司产生的债权债务，由标的公司承担，同王巧珍、晏某无关；王巧珍、晏某已收取股权转让款定金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首付款300万元，合计1,300万元；甲、乙双方在向标的公司所属工商局递交且工商部门已受理股权转让变更材料、文件的同时，西帕公司向王巧珍、晏某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余款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的三年内支付完毕，每年乙方支付的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具体支付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万元；如乙方未及时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以逾期三个工作日为限），甲方可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其相关的补充协议，要求乙方、标的公司立即支付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由乙方、标的公司除承担《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责任外，另行赔偿甲方2,000万元或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部分的千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担保方按上文之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述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时作为乙方针对甲方的负债，标的公司自愿加入该债务；甲方在向乙方主张该3,000万元本金及可能产生的违约金的同时，也可向标的公司主张该3,000元本金及可能产生的违约金；担保方同意为乙方、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及该补充协议中的所有支付义务（包含本金6,000万元及可能产生的违约金、赔偿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担保方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均有效；在该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等相关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诉讼的，由甲方大股东王巧珍户籍所在、该合同签订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管辖，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等等。2013年6月1日，李名学向王巧珍、晏某出具担保书，载明：担保人已全文阅读了债务人久川公司、西帕公司同债权人王巧珍、晏某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担保人对上述合同及其相应的补充协议无异议；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担保范围为本金6,000万元及可能产生的违约金、赔偿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担保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该担保书不可撤销，无论上述合同及其相应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该担保书均有效；等等。同日，当代公司向王巧珍、晏某出具股东会决议、担保书，担保书记载内容同李名学出具的担保书所载内容。2013年6月12日，王巧珍、晏某分别与西帕公司签署股权交割证明，记载王巧珍、晏某的相应股权转让给西帕公司，该股权已交割完毕。2013年6月19日，久川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如下事项：股东由王巧珍、晏某变更为西帕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巧珍变更为罗某，董事为周某1、王某2，监事为王惠珍，总经理为周某1。2013年6月24日，工商机关予以变更登记。2013年7月，王巧珍、晏某与西帕公司确认：久川公司于2008年7月1日办理和国用2008年第250-258号土地使用权证书，使用权面积合计7,993.25亩；久川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办理和国用2011年第10-24号土地使用权证书，使用权面积合计6,305.80亩；久川公司于2006年11月28日办理和林证字2007第22001号林权证，面积为1,325亩，树种为速生杨、葡萄；久川公司于2007年12月28日办理和林证字2006年第22018号林权证，面积合计4,054.10亩，树种为箭杆杨、红枣、葡萄；以上林权证面积合计5,379.10亩。2013年8月7日，王巧珍、晏某向西帕公司签署久川公司档案资料移交表，确认已移交半年工作考核通知、农民信息技术简明教程、农村经济信息网简明使用手册、公文催阅单4份、造林操作办法、公司公章使用审批表、2010年、2012年文件资料、2008年减免税调查表、2011年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1份、2008年增值税报表、2011年灾情报告、2011年民政局灾情证明、照片、2007-2010年灾情报告、2010年农行抵押合同（林权证）、2011年农行抵押合同（土地权证）、2012年农行保证合同、2009年申请贷款资料、2010年民宗局关于享受贷款利差补贴的批复文件、农发办2012年15号财政补助项目的批复、久川公司公章一枚、贷款卡原件、基本户开户许可证原件等。2013年8月13日，王巧珍、晏某向西帕公司移交300万元借款合同原件、700万借款合同原件、700万元借款凭证原件。同月20日，王巧珍、晏某向西帕公司移交久川公司红枣基地一期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原件。2013年10月25日，王巧珍、晏某向西帕公司移交红枣金戈壁商标注册证原件。2013年11月18日，久川公司偿还和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本息合计1,021,427.71元。2013年11月27日，久川公司偿还和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本息合计1,537,129.05元。2014年1月29日，王巧珍、晏某委托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向西帕公司制发律师函，载明：9·13案件资产处置小组未就久川公司的银行账户等资产进行任何司法查封、扣押、冻结等行为，不会对久川公司的资信产生任何影响，委托人对此亦无任何过错，无需就此承担任何责任；久川公司与A公司于2007年之前形成的债权债务，双方已在2007年底结算清楚（见A公司核发给久川公司的工程结算书）；久川公司与A公司形成于股权转让合同之前的债权，根据合同约定，应由委托人自行处理；等等。2014年3月13日，久川公司偿还农行和静县支行贷款本息7,000,203.33元。2014年4月30日，久川公司偿还XX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本金500万元。2014年6月21日，晏某死亡。晏某父亲先于晏某死亡。晏某母亲为杜桂芳，妻子为王惠珍，唯一子女为晏嵘。2014年12月18日，9·13案件资产处置小组向西帕公司制发A公司涉案资产函，载明：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发现A公司部分涉案资金流入久川公司，经侦查机关进行查证，得到该笔资金系A公司委托久川公司为A公司种植林地所拨付的款项；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即明确告知久川公司负责人周某1，A公司给久川公司所转款项为涉案资产，待案件查处终结后依法处置；2012年，久川公司负责人周某1擅自将久川公司为A公司种植的涉案林木以股权形式转让，显属无效；等等。同年12月30日，王巧珍、晏某再次委托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向西帕公司制发律师函，载明：9·13案件资产处置小组至新疆调查后，巴州、和静县相关部门对于A公司向久川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数额等具体情况进行了详尽调查，并得出明确结论，久川公司无需向A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相反久川公司还是A公司的债权人；久川公司资产并未因9·13案件遭受任何实际损失；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仅有司法机关通过确认之诉有权认定合同效力，9·13案件资产处置小组对于委托人与西帕公司签订合同效力的认定，是超出法律规定的行为，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根据西帕公司与委托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西帕公司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向委托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等等。2018年1月，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与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委托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代理费用60万元。2018年1月12日，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向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60万元。2018年10月9日，陕西铭建司法会计鉴定所应西安市公安局要求，就陕铭鉴字〔2008〕022号鉴定意见书出具情况说明，载明：A公司从2006年-2007年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共支付给久川公司10,807,874元，代久川公司支付管理费用等59,364元，以上合计10,867,238元（包括2006年1月9日预付工程款300万元）；从A公司财务资料中可以看到2005年12月、2006年2月、4月、5月给王惠珍发放工资及补贴的情况，发放金额共计9,018元；等等。一审法院另查明：A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周某2，股东为常某1、周某2、常某2、刘某。XX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惠珍，股东为王某1、马某、王惠珍。一审审理中，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陈述：久川公司是否在工程承包、委托管护过程中选择受让A公司的资产并五年内归还本金，系久川公司之权利，而非义务，实际上，久川公司并未受让A公司的资产；西帕公司已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A公司委托久川公司种植、代管的林木主要为速生杨，因A公司后续资金未到位，这些林木渐渐枯死，现已无任何经济价值；久川公司股权转让对应的财产，属于A公司资金断流后久川公司自行开荒、种植的枣树，与A公司委托种植的树种完全不同。久川公司陈述：农行和静县支行、和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XX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本息四笔合计1,537,129.05元；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记载的1,150万元组成为农行和静县支行贷款本金697万元、XX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本金209万元、和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两笔贷款本金合计250万元，以上四笔合计1,156万元，按1,150万元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本案当事人诉辩称，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本案是否应当先刑后民、驳回起诉；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协议一》、担保书的效力；三、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拒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是否有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西帕公司、李名学辩称王巧珍、晏某涉嫌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但未提供相应刑事立案的证据，故不予采信。西安中院刑事判决书判决A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A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发还投资人等。该刑事案件指向的是A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员虚构项目、非法吸收众多投资人投资款的事实。久川公司并非该案的投资人或被害人，也非该案的共同犯罪人。本案股权转让行为系久川公司王巧珍、晏某与西帕公司的民事法律行为，指向的是王巧珍、晏某将久川公司股权转让给西帕公司的事实。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涉赃林地并不属于本案标的财产。久川公司辩称本案股权转让行为与刑事追赃涉及相同法律事实，显然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本案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西帕公司、李名学据此主张裁定驳回起诉的观点不能成立。根据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的辩称及已查明的事实，2006年、2007年，A公司有包括久川公司设立时300万元出资款在内的10,867,238元货币流入久川公司。从西安中院刑事判决书认定A公司开始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的时间分析，上述款项系A公司的犯罪所得即涉9·13案件的赃款具有相当可能性。然久川公司设立时的300万元出资款系借款，并不能据此否定王巧珍、晏某的股东资格及已实缴出资的事实。此外，A公司与久川公司存在土地租赁、委托造林、委托管护等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A公司应支付久川公司相应款项。根据在案证据，A公司与久川公司折抵上述10,867,238元款项后，A公司仍欠付久川公司相应款项。久川公司取得上述10,867,238元款项系基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此外，即使上述10,867,238元款项系涉9·13案件的赃款，在案证据也无法证实久川公司或王巧珍、晏某明知其系赃款而收取。因此，本案涉案股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应予追缴的范围。相关被害人若对本案股权主张权利的，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本案股权转让人是否因借款或受托种植林地而对A公司负债以及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刑事追赃范围，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关于争议焦点二，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以外的其他任何机关、组织均无权对民事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即使民事合同涉及刑事犯罪，民事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民事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案，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辩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协议一》无效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是王巧珍、晏某明知久川公司资产涉及9·13案件的赃款，却假借股权转让的形式将涉及9·13案件的赃款合法化，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对此，在案证据无法证实王巧珍、晏某明知久川公司资产涉及9·13案件的赃款。更为关键的是，在案证据更无法证实王巧珍、晏某与西帕公司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也无法证实将涉及9·13案件的赃款合法化系缔约当事人的共同目的。缔结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构成要件。此外，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久川公司有形资产主要是土地及红枣地，而非林地及林木。在案证据无法证实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久川公司资产与西安中院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和静县林地存在关联性。西帕公司、李名学辩称王巧珍、晏某缔约时存在欺诈行为，违反其对于久川公司资产所作承诺的意见，并无相应依据。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协议一》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其他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西帕公司、久川公司辩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协议一》无效的意见，不能成立。上述《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协议一》合法有效，涉案担保书不以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同时，涉案担保书系缔约人真实意思表示，自身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李名学、当代公司辩称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意见，也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双方根据共同确认的结果，同意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6,000万元，该笔款项不包含西帕公司同意承担的久川公司1,150万元银行贷款。涉案《补充协议一》约定，对《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价格调整为：由西帕公司向王巧珍、晏某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标的公司1,150万元的银行贷款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等由西帕公司受让股权后的标的公司承继，即标的公司1,150万元（本金）的银行贷款不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之内，无需由王巧珍、晏某予以归还。上述约定对久川公司银行贷款1,150万元的偿还责任主体作出相应的安排，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缔约当事人均应恪守。涉案股权转让后，久川公司或西帕公司偿还上述贷款本息，系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约定的义务。至于王巧珍、晏某是否转移或侵占上述贷款1,150万元，与本案无涉，不作认定。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以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本息或王巧珍、晏某侵占上述银行贷款1,150万元为由，拒绝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不能成立。关于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意见，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确已约定王巧珍、晏某应当在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向西帕公司移交全部财务账册、完整会计原始凭证等资料。然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均未约定王巧珍、晏某未完整移交上述财务资料的法律后果，更未约定西帕公司可以王巧珍、晏某未完整移交上述财务资料而拒付股权转让款，故西帕公司以此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并无相应合同依据。此外，需要指出，股权转让纠纷中，股东移交财务资料仅是转让方的附随义务，并非主要义务。西帕公司在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过程中，始终未提出该项抗辩意见，故即便王巧珍、晏某未完整移交久川公司财务资料，西帕公司也不能以此拒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关于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辩称久川公司有被刑事追赃的风险，并以此拒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的意见，因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始终未提供久川公司被刑事追赃的法律文书，该辩称意见也不能成立。综上，西帕公司应按约于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西帕公司未能按约支付的，应按约承担违约金。鉴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以1,000万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补充协议一》的相关约定，久川公司作为标的公司自愿加入上述股权转让款1,000万及其违约金的偿付债务，予以确认。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要求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承担律师费60万元，有相应依据，予以支持。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提起本案诉讼时，李名学、当代公司的保证期间尚未届满。李名学、当代公司应当按约对涉案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西帕公司、久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二、西帕公司、久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以1,000万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自2016年1月1日起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000万元为限）；三、西帕公司、久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律师费60万元；四、李名学对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当代公司对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李名学履行判决第四项确定的全部义务后，有权向西帕公司追偿；七、当代公司履行判决第五项确定的全部义务后，有权向西帕公司追偿；八、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194,800元，由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李名学、当代公司负担159,300元，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负担35,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西帕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刑事报案书》《立案告知书》各一份，以证明西帕公司、久川公司向西安市公安局举报久川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周某1和原股东王巧珍向西帕公司转让久川公司股权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9.13案件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西安市公安局在接报后于2019年5月17日予以正式立案侦查；2、西安市公安局《介绍信》及附件各一份、《调取证据通知书》二份及西帕公司出具的《关于久川公司相关情况的说明》一份，以证明西安警方因侦查上述刑事案件需要，于2019年5月25日、2020年5月29日到西帕公司调取涉案股权转让的相关资料，故久川公司、西帕公司目前仍面临刑事追赃的巨大风险，西帕公司具有后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本院（2019）沪01民终8098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本院审理过程中，因本案涉及刑事案件而中止审理，故西帕公司有充分理由行使后履行抗辩权。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经质证认为，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所涉刑事案件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和犯罪恶意，其认为有关人员存在利用刑事案件干扰本案民事案件审理的嫌疑；证据3系本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性的裁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李名学、当代公司均表示对西帕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久川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立案告知书》《调取证据通知书》各一份，以证明西安市公安机关就王巧珍等涉嫌转移、掩饰犯罪所得罪已立案侦查，故本案民事程序应中止，应将本案移送西安市公安机关处理；2、西安中院（2009）西刑二初字17号协助追缴涉案资产函、刑事裁定书各一份，以证明西安市公安机关及人民法院认定A公司流入久川公司的涉案款项属于9.13案件的赃款，应予追缴，故系争股权存在权利瑕疵，西帕公司、久川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且本案应移送西安市公安机关处理；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以证明久川公司已起诉要求原股东返还账册等公司财产的事实。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1、2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系程序性裁定，与本案无关。李名学、当代公司均表示对久川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二审期间，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及李名学、当代公司均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意见在以下判决理由中予以阐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新疆西帕维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经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二审审理中，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向本院表示，自愿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调整至年利率24%。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本案涉及9.13刑事案件的程序处理问题；第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及《补充协议一》的合同效力问题；第三，西帕公司拒付系争股权转让款尾款1,000万元的正当性问题。关于本案涉及的刑民交叉的程序问题，在刑事方面，西安中院于2011年1月20日作出刑事判决，判令A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50万元及其非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后西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西帕公司对王巧珍等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予以立案侦查，西安中院又于2019年5月20日出具刑事裁定书，裁定依法向王巧珍追缴A公司流入原久川公司的10,882,230元涉案赃款及其收益，用以发还给涉案投资人。在民商事方面，本案民商事案件系王巧珍等与西帕公司就久川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欠付股权转让款纠纷，其中久川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前，与A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据此，本院认为，本案民商事纠纷与9.13刑事案件及追赃事实虽具有一定牵连，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而王巧珍等涉嫌犯罪刑事案件在立案告知后，在至今一年多的期间内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该刑事案件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不属于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法定情形，亦不属于必须以另一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故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后，于2020年6月10日恢复审理。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包括补充合同及协议）的效力，西帕公司主张，王巧珍等股权出让方明知久川公司资产涉及9.13案件赃款而通过股权转让形式予以转移，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不论久川公司资产是否涉及赃款，以及王巧珍等股权出让方对此是否予以明知，本案证据无法证实王巧珍等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西帕公司之间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故西帕公司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西帕公司是否有权拒付系争股权转让款尾款，其辩称9.13专案组可能向久川公司进行刑事追赃，且股权出让方未履行移交股权转让前的全部财务账册的合同附随义务，故西帕公司可依法行使后履行抗辩权等合同权利，中止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关于9.13案件追赃问题，首先，久川公司提供的西安中院的刑事裁定书，明确追赃对象为王巧珍，而非久川公司，且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一》的约定，股权交割日（2013年6月12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系由股权出让方承担，故本案涉及的久川公司与A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亦应由股权出让方负责处理，与西帕公司无关；再者，根据现有证据显示，久川公司与A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正当的交易关系，即不能证明西安中院刑事裁定书涉及的自A公司流入久川公司的10,882,230元系由久川公司以恶意方式取得，故根据现有证据，久川公司的相关财产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应予追缴的情形。其二，关于西帕公司提出的账册未移交问题，双方早于2013年6月12日已完成涉案股权交割，西帕公司业已支付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西帕公司从未就此提出异议，且账册移交义务属出让方附随义务，合同亦未约定如账册未移交的相应后果，现西帕公司在本案中以出让方未履行附随义务为由，拒绝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合同义务，显然不能成立。据此，西帕公司拒付系争股权转让款尾款的理由，均于法无据，难以采信。此外，久川公司还提出，其在股权转让前所负1,150万元银行贷款的债务已最终在股权转让后由久川公司归还，故该款足以抵销本案系争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院注意到，《补充协议一》明确约定，该1,150万元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债务由标的公司久川公司承继，该1,150万元银行贷款不包含在股权转让款之内，故久川公司上述抵销主张，有悖于上述合同约定，不予采信。久川公司另提出，本案中久川公司的债务加入实为担保，其为股权受让方提供担保会造成公司资本减少，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担保。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标的公司久川公司自愿加入股权受让方西帕公司所负3,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债务，如久川公司在本案中履行了系争款项支付义务，其可依法向西帕公司进行追偿，故上述债务加入行为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定。据此，对久川公司该抗辩意见，本院亦难以采信。最后，关于西帕公司上诉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一节，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在二审中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至年利率24%。对此，本院认为，本案非民间借贷纠纷，不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案中，西帕公司已履行大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仅余最后一笔款项未予支付，且主观上亦存在未付余款的特定因素，故本院确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上浮50%）作为本案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综上所述，西帕公司、久川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违约金标准的认定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人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二、维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2855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六、七、八项；三、变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285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上诉人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0%计付。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4,800元，由上诉人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李名学、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9,300元，被上诉人王巧珍、杜桂芳、王惠珍、晏嵘负担35,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5,400元，由上诉人新疆久川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5,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刘 雯审判员  季伟伟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郑雯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