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14720号原告：赵凤庆，男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庆雷，河北华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佳文，男，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甘丽峰，男，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赵凤庆与被告李佳文、甘丽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凤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庆雷、被告甘丽峰、李佳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凤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甘丽峰达成的买卖合同中关于买卖购车指标的部分无效；2、原告与被告甘丽峰达成的买卖合同中关于买卖车辆的部分解除；3、被告甘丽峰向原告返还235000元；4、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5日，原告与被告甘丽峰口头约定，将被告李佳文名下的丰田牌白色轿车（车牌号为）及购车指标以285000元卖给原告，双方口头约定车辆款为140000元，指标款为145000元，同时约定2019年6月25日前支付定金10000元，2019年6月25日支付225000元，剩余款项过户当天支付。双方口头约定被告甘丽峰在合同达成后10日内需办理将被告李佳文名下车牌号为的丰田牌白色轿车过户给案外人杜苗苗的过户手续。双方未约定合同有效期。双方达成口头合同后，原告于2019年6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刘玉峰支付1万元定金，并由刘玉峰代原告将上述款项转给被告甘丽峰。2019年6月25日，原告支付被告甘丽峰225000元，被告甘丽峰将上述车辆、行驶证、李佳文的身份证、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发票以及车钥匙2把交给原告，剩余款项50000元原告至今尚未支付，涉案合同约定的将车牌过户给案外人杜苗苗的过户手续至今尚未履行。2019年6月底，上述车辆被盗且至今未追回。原告认为，涉案合同中关于买卖购车指标的部分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具体如下：原告与被告甘丽峰口头达成买卖购车指标的买卖合同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3条第1款。鉴于涉案车辆目前已经不在被告一名下，原告无法实际占有涉案车辆，故被告甘丽峰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反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综上，原告与被告甘丽峰订立的口头合同中关于买卖购车指标的部分应属无效，关于买卖涉案车辆的部分应予解除，基于合同无效以及解除的法律后果，被告甘丽峰应向原告返还已交纳的款项235000元。综上，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李佳文辩称，2019年5月底我向被告甘丽峰借款200000元，同时将我名下的车牌号为的丰田牌白色小型轿车、车钥匙、行驶本、机动车登记证书、户口本交付给被告甘丽峰，作为我借款的抵押，但没有办理机动车的抵押登记手续。同时约定，如我能在一个月之内还款，则被告甘丽峰将上述物品返还，如我不能在一个月之内还款，则被告甘丽峰有权将上述车辆出售以偿还我对甘丽峰的欠款。2019年6月10日左右，被告甘丽峰告知我协助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并要求我和案外人杜苗苗办理结婚登记并配合办理车牌过户手续，从而使案外人杜苗苗能够获得购车指标。2019年6月25日，我与案外人杜苗苗办理了结婚登记，并了解到原告系涉案车辆的买方。我认可被告甘丽峰代表我将我名下的上述车辆及购车指标出售，但我不清楚被告甘丽峰与原告之间的协议是如何约定的。我认为原告应将车辆买卖的总价款235000元直接支付给我，由我再支付给被告甘丽峰200000元用于偿还我对被告甘丽峰的欠款，但我仅于2019年6月25日收到了被告甘丽峰转交给我的35000元。我与案外人于京徽之间有借款纠纷，于京徽于2019年6月将我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后法院依法查封了我名下的上述车辆，经法院调解我与于京徽签订了调解协议，将上述车辆抵偿我欠于京徽的债务，现车牌号为的丰田牌白色轿车已于2019年9月底过户至案外人陈士娟名下。因此，涉案买卖合同已经无法履行，不能向原告交付标的物。如果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则原告无需返还车辆。被告甘丽峰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被告李佳文向我借款200000元到期不能偿还，故李佳文同意我将其名下的车牌号为的丰田牌白色轿车出售，车价款用以清偿其对我的欠款。2019年6月25日，我与原告口头约定合同价款为285000元，该金额包括车辆与指标的价格，双方未约定合同有效期。不认可原告所述车辆与指标的分别价款，我认为双方约定的车辆价格为180000元，指标价格为105000元。我收到原告支付给我的235000元后，将其中的35000元支付给了被告李佳文，剩余200000元系原告代被告李佳文支付给我的欠款，我不同意返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车牌号为，发动机号为的丰田牌白色小型轿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系被告李佳文购入，李佳文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该车于2015年12月22日注册登记在李佳文名下。李佳文曾向被告甘丽峰借款200000元，因逾期不能偿还上述款项，故李佳文同意由甘丽峰将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出售，所得价款用以偿还欠款。2019年6月19日及20日，李佳文与甘丽峰通过微信沟通，李佳文明确表示“我名下就这一车和指标”“我连车带指标一起卖”“您要您的钱，我卖我的车”“我想赶紧做，手头紧，周末想用钱，不行明天先把婚结了”。2019年6月25日，原告与甘丽峰就买卖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达成口头协议，约定总价款285000元。2019年6月21日，原告将定金10000元转给案外人刘玉峰，刘玉峰于同日将上述款项转给甘丽峰。2019年6月25日，原告向甘丽峰转账支付225000元。同日，甘丽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赵凤庆车款与指标贰拾叁万伍千，赵凤庆欠车款伍万元，指标过户后付清伍万元”。甘丽峰于2019年6月25日将涉案车辆以及行驶证、李佳文的身份证、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发票、2把车钥匙交付给原告。2019年6月25日，李佳文与案外人杜苗苗办理了结婚登记，2019年7月22日，李佳文与案外人杜苗苗办理了离婚登记。2019年6月27日，涉案车辆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查封。2019年7月1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101民初1464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被告李佳文以名下车牌照为，发动机号为的小型轿车抵偿原告于京徽的所有债务；被告李佳文配合原告于京徽办理上述车辆过户等一切手续。庭审中，李佳文称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已于2019年9月底过户至案外人陈士娟名下。原告认可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已经不在李佳文的名下，涉案车辆已无法实际交付给原告。庭审中，原告称被告甘丽峰与其订立口头协议之时未告知涉案车辆系被告李佳文委托其或授权其出售，其在订立口头协议之时也不知道被告甘丽峰与被告李佳文之间的代理关系，故坚持认为涉案买卖合同是与被告甘丽峰订立，与被告李佳文无关，并称本案中对李佳文没有诉请但将其列为被告，目的是查清案件事实，本案中坚持要求被告甘丽峰返还235000元款项。被告甘丽峰则称在订立口头协议之时，其向原告出示了被告李佳文写给其的欠条，告知原告由于被告李佳文欠其钱款逾期未能偿还，故委托其代为出售涉案车辆及指标，所得价款用于偿还欠款，但被告甘丽峰对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李佳文称其对于原告和被告甘丽峰之间如何商谈订立买卖合同一事不知情，在双方商谈过程中其从未参与，也未告知原告涉案车辆系其委托被告甘丽峰代为出售。另查，2020年1月15日本案进行二次开庭，原告当庭首次提出了就涉案买卖合同有效部分请求法院判令解除的主张。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银行转账证明、收条、结婚登记证、离婚登记证、发票、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注册登记表、机动车信息查询表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涉案车辆系李佳文出资购买且登记备案在李佳文名下，李佳文享有购车指标，故李佳文是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的所有权人。因李佳文向甘丽峰借款且逾期未能偿还，故李佳文委托甘丽峰将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出卖用以偿还其欠款，因此，李佳文与甘丽峰系委托关系。甘丽峰作为受托人，以其自己的名义，在李佳文的授权范围内与原告就买卖涉案车辆及购车指标一事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了涉案买卖合同所涉标的物以及价款。原告明确表示涉案买卖合同订立之时其不知道甘丽峰与李佳文之间的代理关系，甘丽峰虽辩称其已向原告披露系受李佳文所托出售涉案车辆及指标，但并未提交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甘丽峰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涉案买卖合同约束的相对方为原告和甘丽峰。一、关于涉案买卖合同中对于购车指标买卖的处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实施细则》规定，本市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需要取得本市小客车指标的，应当通过摇号方式无偿取得。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仅限指标所有人使用，不得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出借小客车指标确认通知书。本案中，原告与甘丽峰订立的买卖合同包含对于涉案车辆的买卖以及购车指标的买卖，其中，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属于依据上述规定限制转让的标的物。原告与甘丽峰关于购车指标的买卖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使用权，该行为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关于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因此，涉案买卖合同中关于购车指标买卖的约定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及甘丽峰在明知涉案车辆因上述北京市现行政策无法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依然订立买卖合同就买卖购车指标一事进行约定，双方均存在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甘丽峰因涉案买卖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甘丽峰应承担向原告返还购买指标款的法律责任，其应将原告所交付的购买指标款项返还给原告。二、关于涉案买卖合同中对于涉案车辆买卖的处理涉案买卖合同中关于涉案车辆买卖的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涉案车辆已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用于抵偿李佳文对案外人于京徽所负的债务，涉案车辆已无法实际交付给原告。因此，原告依据涉案买卖合同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原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合同自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在2020年1月15日本案庭审中明确表示要求解除涉案合同有效部分，可视为对被告甘丽峰的通知，其解除通知生效。故本院确认原告、被告甘丽峰于2019年6月25日订立的口头买卖协议中关于买卖涉案车辆部分自2020年1月15日解除。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院在前文中已经论述，涉案买卖合同中关于买卖涉案车辆的部分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应当予以解除，因此，原告所交纳的购车款项应当予以返还。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甘丽峰作为受托人，其因李佳文与案外人于京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导致涉案车辆被法院依法查封，而无法向原告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可以选择受托人甘丽峰或者委托人李佳文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现本案中，原告明确表示向甘丽峰主张权利，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因此，甘丽峰作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同时也是原告选定的主张权利的相对人，应承担返还原告购车款的法律责任。综上，鉴于原告及被告甘丽峰均认可原告已交付款项为235000元，该金额包括购车款及指标款，因此，基于合同部分无效以及部分解除的法律后果，被告甘丽峰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原告。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赵凤庆与被告甘丽峰于2019年6月25日订立的买卖合同中关于买卖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部分无效；二、原告赵凤庆与被告甘丽峰于2019年6月25日订立的买卖合同中关于买卖涉案车辆部分自2020年1月15日解除；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甘丽峰返还原告赵凤庆购车款及指标款共计23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25元，由被告甘丽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虹蕴审判员  刘世红审判员  任 毅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