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14民初15935号 原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 法定代表人：刘锋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炜。 委托诉讼代理人：延海全。 被告：刘立军，男，1977年2月7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数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沙河路XXX号XXX-XXX室J103。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路XXX号来福士广场T2-7号(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刘立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立军、第三人上海数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力公司)间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炜、延海全、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第三人数力公司返还挪用的公司款项260万元。 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原告与第三人数力公司、被告刘立军、案外人唐樨瑾、上海阿米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阿米巴企业)、霍尔果斯数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数力企业)共同签订了《关于上海数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以1,200万元的价格认购数力公司新增的250万元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原告持有数力公司20%的股权。2018年4月7日至4月12日期间，被告刘立军作为数力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利用其实际管理公司的权利从数力公司账户向被告账户转账260万元。被告刘立军的上述行为，极大降低了数力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导致数力公司于2018年12月因账户无流动资金而无法经营。由于以数力公司为签约主体的数份业务合同尚在执行期间内，数力公司应对客户承担履约义务，在被告刘立军要求数力公司终止经营的情况下，将造成对尚未执行完毕的客户业务合同的违约。另外，数力公司仍有员工尚未解除劳动关系或未履行完毕解约赔偿。上述业务违约和员工解约，将导致对数力公司的追偿。被告刘立军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利益。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刘立军、第三人数力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所述的数力公司支付给被告的款项系数力公司与被告间的正常往来款项，系数力公司归还给被告的借款。2018年1月，原告与被告等签订《增资协议》前，数力公司已将公司2017年的财务报表提供给原告。根据该财务报表显示，被告除了正常出资之外，还另外借款给数力公司用于经营活动。故原告所述的数力公司支付给被告的260万元系归还借款；2、数力公司向被告清偿债务的行为，并未对公司造成损害。数力公司向被告清偿债务后，公司的自身负债就降低了，而对公司净资产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原告所述因数力公司向被告清偿债务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与事实情况并不相符。在原告向数力公司增资前，数力公司已经存在巨额亏损。原告增资后，数力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未有效好转，亏损仍在扩大。数力公司经营发生困难系由于业务存在问题，而非数力公司向被告清偿债务造成。在数力公司存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被告作为公司的股东及高管，建议公司终止经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自数力公司向被告清偿债务后，为支持公司运营，被告仍继续支付相应款项给数力公司维持运营；3、数力公司对被告负有债务以及数力公司向被告清偿债务的情况，原告都是知晓的。在原告增资后，公司财务人员系由原告指定。原告在向数力公司增资后，发现数力公司持续亏损，故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回购其股份，但并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增资协议》的约定，故被被告拒绝。现原告为了迫使被告答应其回购请求，故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数力公司于2018年4月7日至4月12日归还给被告的260万元属于正常的偿还债务行为，且并未给数力公司造成损失，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数力公司章程、要求监事履行义务的告知函及相应邮寄凭证、数力公司在职员工列表，证明原告系数力公司持股20%的股东，原告已向监事提出要求起诉被告，但未果； 2、银行付款回单七份、支出凭单一份、记账凭证二份，证明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4月12日期间，被告自数力公司账户转入其个人账户款项合计260元。上述款项在公司记账凭证的记载为“退投资款”，并非借款或其他往来款，属于挪用公司前期投资款项。其中2018年2月9日数力公司转入被告账户的40万元不作为挪用资金； 3、数力公司2018年1月至11月的现金流量表，证明截至2018年11月30日，因被告擅自改变原告投入到数力公司的投资款用途，导致数力公司账面现金余额为230,379.70元，已不足以维持经营，侵害了数力公司的利益； 4、证人朱某某的证言，系原告的财务人员，证明数力公司的财务报表及记账凭证记载的科目不符合会计要求，但有部分记账凭证记载的摘要能反映资金的真实用途。被告提交的部分银行收款回单用途记载为退投资款，记账凭证的摘要也记载也退投资款，故这些资金的转出就是被告抽逃注册资本； 5、证人梁某的证言，系原告参与投资数力公司项目的员工，证明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并未签订借款合同。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的公司章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了通过诉讼方式解散公司，被告作为数力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的情况建议公司停止经营是为了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对证据1中的要求监事履行义务的告知函及相应邮寄凭证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公司监事仍然是关冕，被告并未收到该份函件；对证据1中的数力公司在职员工列表真实性未发表意见。关冕虽未在该在职员工列表中，但其仍是公司监事；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支出凭单上记载款项用途是“还款”，与数力公司2018年4月12日的记账凭证显示记账科目一致，支付给被告的款项对应的记账科目是其他应付款，属于公司的负债，本就应付给被告的款项。银行付款回单中有三笔付款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金额分别为50万元，回单上记载款项用途为“退往来款”，付款时间为2018年4月9日、金额为20万元的银行付款回单记载款项用途为“往来款”。另有一笔付款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金额为50万元，一笔付款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金额为40万元，银行付款回单上记载款项用途均为“退投资款”。但这两笔并非真实的退投资款，应以公司记账科目所列其他应付款为准；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公司2018年1月至11月的现金流量表显示，公司资金流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中产生。而就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在这段时间内差距不大。公司主要支出是支付职工的薪酬；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人陈述的证言是关于财务记账的专业意见，其本人并未经历过相关事实，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在原告做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时，被告一直与原告的人员陈坤联系，并且将数力公司的相关资料都提交给原告。被告并未与证人梁某联系过。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资金往来表、记账凭证、银行业务回单等，证明数力公司支付给被告的款项系用于偿还债务。在数力公司向被告归还款项后，被告仍向数力公司支付款项，用于维持公司经营； 2、《增资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向数力公司缴纳出资的事实以及各股东向数力公司缴纳出资的情况； 3、原告与陈坤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及相应公证书，证明原告在向数力公司增资之前即已充分了解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 4、数力公司2017年的财务报表，证明在原告向数力公司增资前，数力公司已经存在亏损，且数力公司已向被告借款； 5、数力公司2018年四个季度的利润表，证明在原告向数力公司增资后，公司存在持续亏损的事实； 6、被告、唐樨瑾与北京水木德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木公司)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记账凭证及支付凭证，证明被告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向数力公司出资240万元； 7、被告、唐樨瑾与霍尔果斯数力企业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账凭证及支付凭证，证明被告出资的情况； 8、数力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被告的出资情况； 9、数力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江桥支行开设的账号为XXXXXXXXXXXX的银行账户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的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被告向数力公司出资及提供借款给公司的情况。该银行账户为数力公司的主要账户。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但根据被告提交的原告与陈坤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25日的对话中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尚未签署任何借款协议。《借款合同》约定实际借款金额以借款借据记载的实际金额为准，故《借款合同》本身并不能证明被告向数力公司提供的借款金额。该份《借款合同》是被告通过虚构债权债务的方式抽逃出资。至于被告提供的记账凭证、银行业务回单，可以证明被告将相应款项打入数力公司账户，但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用途是用于公司经营，也不能排除被告在打款后又将上述款项从数力公司账户转回给被告。2017年3月10日被告打入数力公司账户的20万元、2017年5月23日被告打入数力公司账户的10万元、2017年6月26日被告打入数力公司账户的10万元、2017年7月20日被告打入数力公司账户的10万元、2017年12月26日被告打入数力公司账户的20万元，相应的银行业务回单上记载附言为“投资”或“投资款”，记账凭证的摘要一栏记载的是“入资款”或“收股东款”，均非被告提供给数力公司的借款。2018年4月9日数力公司打入被告账户的20万元、2018年4月10日数力公司打入被告账户的200万元、2018年4月12日数力公司打入被告账户的40万元，相应的银行业务回单上记载附言为“退投款”，记账凭证的摘要一栏记载的是“退往来款”，也不是数力公司归还给被告的借款性质。2019年2月28日被告向数力公司账户打入的1万元，之后该笔款项由数力公司通过支付宝转出，但无法确认该笔款项具体去向。2019年5月27日数力公司记账凭证记载的“公司欠刘立军报销款及借款转投资款”，金额为327,192.50元，将股东的借款转成股东向公司的出资侵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是否向数力提供过借款，与其挪用260万元公司资金的行为从而导致数力公司无法经营的后果之间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该份《增资协议》第3.8条约定，数力公司通过增资所获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主营业务拓展及补充流动资金之用途，不得以该等资金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之业务，也不会涉及投机性、套利性的业务领域。《增资协议》第5.1.3条的第(3)、(4)、(5)项约定对超出一定额度的支出需要经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并作出决议，但是数力公司在向被告支付款项时并未经董事会决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公证书公证的微信内容少于被告第一次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借款的表述并无具体的指向和金额，并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充分知晓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及借款金额；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份财务报表未经外部审计机构审计；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被告只提供了数力公司2018年的利润表，不能全面反映原告增资后数力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根据被告提供的数力公司资料，原告增资后，数力公司的净利润从2018年4月份的-7,001,530.25元到7月份的-418,838.14元，可见数力公司的亏损并未持续扩大。相反，在原告增资后，数力公司的经营情况在逐步转好，而由于被告挪用数力公司资金导致了数力公司经营困难；对证据6、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仅凭股权转让协议及记账凭证及支付凭证并不能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自数力公司账户内转走260万元系被告抽逃出资；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并不能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从数力公司账户内转走260万元属于抽逃出资。被告作为数力公司的股东负有向数力公司出资的义务，被告抽逃出资的行为与其挪用公司资金导致公司无法经营的后果之间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原告未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被告补充说明如下：1、被告向数力公司提供借款时确实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2017年9月原告的员工陈坤通过微信询问被告是否就股东向公司的借款签订借款合同，之后被告就与数力公司补签了《借款合同》，便于财务入账，《借款合同》上被告的签名系本人签署；2、被告打入数力公司的部分款项确实以投资款名义打入，但是相应的记账凭证中科目一栏记载的是“其他应付款-个人往来款刘立军”。另外，根据《增资协议》，协议中已经明确被告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3、至于数力公司打入被告账户的260万元款项，相应记账凭证上科目一栏记载的是“其他应付款-个人往来款刘立军”，故冲减的是数力公司其他应付款；4、2019年2月28日被告向数力公司账户打入的1万元，之后该笔款项用于公司支出；5、2019年5月27日数力公司记账凭证记载的“公司欠刘立军报销款及借款转投资款”，是将数力公司对被告的应付款转为被告的出资，款项转入后数力公司无需再向被告支付该笔款项；6、关于被告的出资，根据被告提供的资金往来表，数力公司与被告间资金收付差额为178万元(含被告于2019年支付的35,000元)，再加上被告通过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505,000元，被告实缴到位资金为2,285,000元。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缴纳出资时间为2026年2月11日；7、4、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原告在签订该份协议前就已经确认过被告认缴出资及实缴出资的情况。另外，《增资协议》第15条约定，因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协议方均有权提请北京朝阳区仲裁机构进行仲裁。鉴于双方就争议解决约定了仲裁条款，故关于与《增资协议》有关的纠纷，应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至于该协议对于原告投入资金的用途限制，在原告增资后，数力公司将公司资金用于归还股东借款，并不涉及投机性、套利性业务，《增资协议》也未限制不得用于归还股东借款。另外，数力公司归还股东借款，也未违反《增资协议》第5.1.3条的相关规定。 审理中，原告起诉时主张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董事及股东职务便利从数力公司账上转入的260万元为挪用公司资金。庭审中，原告又称被告违反《增资协议》约定，转入被告账户的260万元属于被告抽逃公司注册资本。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如被告系通过虚构债权债务的方式转移公司资金的，被告转走的资金就属于抽逃出资款；被告认缴的出资额250.5万元，但原告无法确认被告的实缴金额，故无法确定被告转走的260万元款项是属于抽逃出资还是挪用公司资金。原告还是认定被告转走的款项属于挪用公司资金，但不排除有部分属于抽逃出资。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一、关于数力公司设立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2016年1月20日，数力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被告(认缴出资20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20%)、唐樨瑾(认缴出资360万元、实缴出资360万元，持股比例36%)、阿米巴企业(认缴出资12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12%)、水木公司(认缴320万元、实缴320万元，持股比例32%)。 2017年12月，水木公司将持有的数力公司8%的股权作价80万元转让给唐樨瑾，并将数力公司24%的股权作价240万元转让给被告。本次股权转让后，数力公司股权结构情况为：被告持股44%、唐樨瑾持股44%、阿米巴企业持股12%。 2018年1月，原告(列为甲方)与被告、唐樨瑾、阿米巴企业、霍尔果斯数力企业(共同列为乙方，其中被告、唐樨瑾、阿米巴企业为数力公司的现有股东，霍尔果斯数力企业为数力公司现已设立用以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及数力公司(列为丙方)共同签订《增资协议》一份，明确数力公司现有股东为唐樨瑾(认缴出资440万元、实缴出资440万元，持股比例44%)、被告(认缴出资440万元、实缴出资360万元，持股比例44%)、阿米巴企业(认缴出资12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12%)。数力公司及现有股东在设立用以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平台，并使该股权激励平台即霍尔果斯数力企业成为数力公司股东后，有意引入新的投资方即原告。数力公司现有股东拟在公司引入新的投资方前，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数力公司股权的进一步优化，股权调整完成后，数力公司的股权结构将调整为：唐樨瑾(认缴出资392.5万元，持股比例39.25%)、被告(认缴出资250.5万元，持股比例25.05%)、阿米巴企业(认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12%)、霍尔果斯数力企业(认缴出资237万元，持股比例23.7%)。原告同意在前述股权调整的基数上进行增资，数力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50万元，由原告以1,200万元的价格认购，上述认购款中，250万元进入数力公司注册资本，950万元进入数力公司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原告获得数力公司本次增资后20%的股权。增资完成后，数力公司股权结构情况为：被告(认缴出资250.5万元，持股比例为20.04%)、唐樨瑾(认缴出资392.5万元，持股比例为31.4%)、阿米巴企业(认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为9.6%)、霍尔果斯数力企业(认缴出资237万元，持股比例为18.96%)、原告(认缴出资250万元，持股比例为20%)。协议另约定，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论、争议和要求，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和有效性的争议，协议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协议方均有权提请北京市朝阳区仲裁机构依据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协议方均由约束力。 2018年2月，唐樨瑾将持有的数力公司4.75%股权作价一元转让给霍尔果斯数力企业，被告将持有的数力公司18.95%股权作价一元转让给霍尔果斯数力企业。本次股权转让后，数力公司股权结构情况为：唐樨瑾认缴出资392.5万元，实缴392.5万元，持股比例为39.25%；被告认缴出资250.5万元，实缴170.5万元，持股比例25.05%；阿米巴企业认缴出资12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12%；霍尔果斯数力企业认缴出资237万元，实缴出资237万元，持股比例23.7%。 2018年7月，数力公司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1,250万元，由原告认缴新增资本250万元。本次新增资本后，数力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唐樨瑾认缴出资392.5万元，实缴出资392.5万元，持股比例31.4%；被告认缴出资250.5万元，实缴出资170.5万元，持股比例20.04%；阿米巴企业认缴出资120万元，实缴出资120万元，持股比例9.6%；霍尔果斯数力企业认缴出资237万元，实缴出资237万元，持股比例18.96%；原告认缴出资250万元，实缴出资250万元，持股比例20%。根据数力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缴纳出资期限为2026年2月11日。数力公司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监事为关冕。2018年年底，数力公司开始出现经营异常，现仅有少量主营业务。 二、关于被告与数力公司间资金流转情况。 根据查询数力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江桥支行开设的账号为XXXXXXXXXXXX的银行账户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的交易明细对账单，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资金进出情况如下(不含报销款)： 时间付款方收款方金额/元备注 12016.10.27刘立军数力公司120万 22017.3.10刘立军数力公司20万 32017.5.23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42017.6.26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52017.7.20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62017.8.14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72017.8.28刘立军数力公司40万 82017.10.13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92017.10.25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102017.10.30刘立军数力公司40万 112017.11.21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122017.11.29刘立军数力公司40万 132017.12.18刘立军数力公司10万 142017.12.26刘立军数力公司20万 152018.1.18刘立军(杜烨)数力公司20万 162018.2.9数力公司刘立军40万 172018.3.28刘立军数力公司40万 182018.4.9数力公司刘立军20万 192018.4.10数力公司刘立军50万 202018.4.10数力公司刘立军50万 212018.4.10数力公司刘立军50万 222018.4.10数力公司刘立军50万 232018.4.12数力公司刘立军40万 242018.8.10数力公司刘立军20万 252018.10.29刘立军数力公司20万 262018.11.29刘立军数力公司20万 272019.1.15刘立军数力公司5.5万 282019.1.18刘立军李春苹35,875租金 292019.1.30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302019.2.13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312019.3.7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322019.3.8数力公司刘立军2万 332019.3.15数力公司刘立军1.5万 342019.3.28刘立军数力公司3.3万 352019.5.27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362019.6.17刘立军数力公司9万 372019.6.17刘立军数力公司8.5万 382019.7.16刘立军数力公司2,807.5 392019.7.26刘立军数力公司5,000 402019.8.4刘立军数力公司5,000 412019.8.8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422019.8.23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432019.9.8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442019.9.8数力公司刘立军1万 452019.9.8刘立军数力公司1万 462019.9.19刘立军数力公司0.5万 472019.9.27刘立军数力公司0.8万 482019.10.8刘立军数力公司1.2万 数力公司对刘立军(账面应付)571,682.50 另查明，2016年10月27日，被告向数力公司支付120万元。数力公司记账凭证对该笔款项的摘要及科目均记载为“实收资本”。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被告陆续向数力公司账户打入十四笔款项，合计260万元。根据数力公司记账凭证记载，上述款项摘要一栏记载为“入资款”、“收股东款”、“收款”等，科目均记载为“其他应付款-个人往来款”。2019年1月31，数力公司第0022号记账凭证记载：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刘立军8,317.50元。 另查明，2018年2月9日，原告向数力公司缴纳出资100万元。2018年4月2日，原告向数力公司缴纳出资1,100万元。 审理中，被告确认其已向数力公司实缴出资228.5万元(含2016年10月27日缴纳的出资120万元及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出资的50.5万元)。另，被告及第三人确认自2019年10月8日后，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会计科目“其他应付款”及“实收资本”项下不存在其他往来款。 本案争议焦点：一、被告刘立军是否存在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挪用公司资金、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等忠实勤勉义务以及作为数力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公司出资的规定的情形？ 本院认为，被告并不存在挪用公司资金及抽逃出资的行为。理由如下：1、根据被告在数力公司设立初期的出资情况，被告前期已向公司出资120万元。另，根据原、被告等于2018年1月签订的《增资协议》约定，双方对于数力公司当时现有股东的出资情况均予以确认，即被告在2018年1月时的出资情况为：被告原出资的120万元以及通过受让水木公司股权所获得的240万元出资，合计360万元，均已实缴到位。2018年2月数力公司股权转让以及2018年7月数力公司因增资所引发的股权结构变动后，被告持股比例变更为20.04%(认缴出资250.5万元，实缴出资170.5万元)。嗣后，被告又陆续向数力公司打入款项，截至2019年10月31日，数力公司账面上应付被告为58万元(含数力公司应付被告的报销款8,317.50元)。现被告确认该部分款项均系其向数力公司的出资。故被告已向数力公司实缴出资228.5万元。鉴于数力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缴纳出资期间尚未届满，故对于被告尚未缴纳的出资不能认定为抽逃出资。2、关于被告于2018年4月9日至4月12日期间自数力公司账户内转走的260万元的款项性质，被告已提供了数力公司的相应银行流水，被告除了向数力公司缴纳认缴的出资外，还于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打入数力公司账户内的260万元。而该部分资金在数力公司记账凭证记载的摘要为“收股东款”、“收款”等，科目均为“其他应付款-个人往来款”，故该部分款项并非被告向数力公司缴纳的出资款或投资款性质，属于数力公司对被告的应付款。在数力公司内部未对股东与公司间借款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数力公司转入被告账户260万元用以清偿数力公司的应付款，具备一定合理性。至于原告主张的数力公司打入被告账户的260万元在记账凭证上记载为退投资款，故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意见，本院认为，数力公司除了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出资之外，股东之间并未就另外增加投资签订过协议或作出过股东会决议。股东在超出认缴注册资本之外转入公司账户内的资金并不当然地认定为股东的出资或投资。另外，根据被告提供的被告与原告的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向原告披露了被告与数力公司之间的借款情况。原告作为投资人，在以溢价认缴新增资本的方式加入数力公司之前理应对数力的经营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等情况作出充分地了解、研判。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抽逃出资或挪用公司资金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被告是否存在违反《增资协议》关于数力公司资金使用限制的约定？ 本院认为，《增资协议》对因该协议所引发的相关纠纷约定了有效的仲裁条款，对此原、被告及第三人均予以确认。现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有关《增资协议》的纠纷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故被告是否存在违反《增资协议》关于在原告增资后数力公司资金使用限制的约定，应由当事人提起有关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不属于民事诉讼处理的范围。对于原告援引《增资协议》来主张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的意见，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挪用公司资金或抽逃出资，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7,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32,600元，由原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缴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培华 人民陪审员  宗小时 人民陪审员  俞莉萍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汪燕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