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102民初3953号 原告：彭洋，男，198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丽，四川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新，四川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法定代表人：李本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太平，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晋，男，198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告：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法定代表人：刘叔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途耀，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鑫，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洋与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青公司）、刘晋、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丽、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太平、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刘晋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10720元及逾期利息（以1072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二、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城投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四、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与刘晋形成了合同关系，吉青公司基于挂靠关系，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城投公司作为业主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城投公司作为发包方将乐山市老年大学综合二期工程承包给被告吉青公司，该工程系被告刘晋挂靠承包。后原告分包了其中的栏杆作业。原告依约进行了施工，经原告实际施工的该项工程全面竣工，因原告多次找到吉青公司付款，吉青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出具《委托支付书》，委托被告城投公司代为支付包括各个实际施工人的款项共计975039元，其中包含差欠原告的款项26800元，城投公司认可并于2018年过年期间支付了该款项的60%，时至今日尚差欠40%即10720元未支付。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吉青公司应当全额支付该款项，且应当由被告城投公司在欠付吉青公司的款项范围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工程款。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被告吉青公司辩称：1、本案的责任应该由刘晋承担。刘晋与吉青公司系挂靠关系，刘晋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本案中委托支付书当时是基于刘晋向答辩人反映的情况制作出来的，后来答辩人发现这些情况均是虚假的，且出现过大量的虚假凭证，并存在虚假诉讼，因此对于原告是否存在施工及施工的工程量、尚欠的工程款的情况，应当由原告提供合同以及相关的证据进行证明，由法院予以查明。而原告提供的《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显示结算日期为2014年2月13日，而其提供《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显示该结算单的金额对应的日期为2015年3月-8月，显然是矛盾的。委托支付书是答辩人出具给城投公司的，不能代表答辩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不能作为原告的债权凭证，答辩人可以委托城投公司支付，也可以撤销委托。4、对于城投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答辩人予以认可。 被告刘晋辩称：答辩人与吉青公司的关系，是答辩人当时是借用了几个公司的资质去投标老年大学工程，但是只有吉青公司中标，答辩人便借用了吉青公司的资质去做，吉青公司收取部分费用。案涉工程开始的时候是由答辩人投资，因答辩人的资金出现问题后，其就离开了工地，后续就由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的邓毛毛开始负责，相关手续也是邓毛毛去城投公司办理的。彭洋不是答辩人联系的，既然邓毛毛确认了，原告应该是栏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案涉项目在答辩人离开的时候是有余款的，后期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情答辩人就不清楚了。 被告城投公司辩称：1、案涉工程由城投公司发包给吉青公司承建，并于2016年1月竣工验收合格。工程竣工后因工程涉及多起诉讼，且有农民工反映拖欠工资，城投公司通过相关案件的庭审，和农民工的反映才得知案涉工程可能存在层层分包、转包的情况。但是就本案而言，原告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请法院依法认定。2、经城投公司多次催告，吉青公司至今未配合完成案涉工程的结算审计，故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的具体金额不能锁定，城投公司已经按施工合同的约定足额向吉青公司支付了工程进度款。城投公司在审计结算完成前没有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已经被生效的（2018）川110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进场确认。至于审计后是否差欠工程款还不清楚，即使存在差欠工程款，也已经被法院司法保全，保全金额约为240万元。4、城投公司在2018年根据吉青公司的委托支付书向该委托支付书上载明的8个班组的农民工直接支付过工资，吉青公司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吉青公司与被告城投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合同，由吉青公司承包修建乐山市老年大学综合二期工程。刘晋陈述系其借用吉青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吉青公司认可其与刘晋系挂靠关系。 2014年2月13日，刘晋聘请的工作人员陈志贤作为结算人出具《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显示CDFE区阳台栏杆680米×40＝27200元；A区走道栏杆240米×40米＝9600元。合计36800元，已领10000元，余款26800元。该结算单上载明彭洋及电话号码。彭洋持有该《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原件。 原告提交的《委托支付书》主要内容如下：由于吉青公司承建“乐山市老年大学综合楼（二期）工程”经双方协商一致，现委托城投公司代为支付经吉青公司确认的民工工资。其中包括：江广（水电工）、王涛（泥工）、万世成（防水）、杨刚（外墙、仿瓷）、彭洋（栏杆）、杜生羲（消防）、王开军（劳务）、黄裕（空调安装费民工工资代收款441000元整。户名：**。开户行：**。账号：***）等班组的民工工资。合计975039元整（玖拾柒万伍仟零叁拾玖元整）。该笔款项待结算审计完申请拨款支付时由城投公司代为支付。金额为975039元整。大写玖拾柒万伍仟零叁拾玖元整（注明：结算期限不超过2017年）。贵司须按工资表上姓名、金额支付。吉青公司对此均认可。吉青公司在委托方处盖章。民工班组长签字：彭洋、江广、王开军、杨刚、万世成、杜生羲、黄裕、王涛。 原告自行制作的《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显示：项目名称为乐山市老年大学建设工程（二期），有彭洋的姓名、身份证、电话、应发工资金额为26800元。班组长彭洋签字，加盖了吉青公司的印章。 另，本院在同一时期还受理了王涛、杨刚、王开军等人诉本案相同被告的案件，均有各自班组对应的《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 诉讼中，城投公司陈述：城投公司收到了吉青公司交来的前述《委托支付书》，原件保存在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根据《委托支付书》中载明的8个班组及各个班组所对应的《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载明的民工名称直接向农民工进行发放款项。8个班组长持有《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原件在城投领取款项，城投公司留有复印件。2018年2月13日，城投公司按照该花名册向原告名下的农民工（含原告）付款60%，剩余40%未付。被告城投公司提交的《老年大学综合楼项目工人工资发放花名册》上载明“初步核实，未提供相关证据，暂按60%支付，待节后必须提供相关证据用于核实，未提供的，依法收回。”同时，城投公司陈述其在发放60%工程款时没有对原告是否符合实际施工人身份进行核验，城投公司发放是依据《委托支付书》和《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城投公司提交的《老年大学综合楼项目工人工资发放花名册》上载明“初步核实，未提供相关证据，暂按60%支付，待节后必须提供相关证据用于核实，未提供的，依法收回”的意思是“城投公司在支付时，吉青公司是没有派人到现场的，《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的原件是由农民工班组提交给城投公司进行核验的，但相关的农民工班组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能证明差欠工资的金额，同时吉青公司在城投公司处的剩余款项已不足以覆盖《委托支付书》上载明的全部金额，因此城投公司是按60%进行的发放，并在《老年大学综合楼项目工人工资发放花名册》上注明的这句话，假如最终证明相关农民工是虚假领取的，相关的责任主体就有权对这种虚假领取的部分进行追回。” 原告陈述其与刘晋的父亲系朋友关系，在2015年通过刘晋的工人陈志贤通知其在乐山市老年大学综合二期工程项目中的从事栏杆（除了楼梯扶手）的喷漆、焊接工作，当时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工程完工后，陈志贤向其出具了《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邓毛毛看到结算单确认了工程款金额后出具了《委托支付书》。城投公司已按委托支付书支付付16080元，尚欠金额为10720元。《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上面的日期是不准确的，与真正的施工时间不能相互对应，但是金额是一致的。当时邓毛毛到城投公司处理拖欠的工人工资，再出具《委托支付书》时让班组填写工资表，就对施工日期随便填，大家商量在一个区间段填写的。 再查明：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了（2018）川1102民初38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书中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晋是乐山老年大学综合楼（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工程在2016年1月就已经竣工，该工程还未完成最终审计。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明、《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委托支付书》、《2015年3月-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2018）川1102民初382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委托支付书》及相对应的8张《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是否应当被采信？（二）被告刘晋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10720元？（三）被告吉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四）城投公司是否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 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系：《委托支付书》及相应的《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能否作为原告与吉青公司之间的债权凭证？ 第一，作为本案原告主张的关键性证据《委托支付书》并没有区分和确认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每个班组的具体金额，而是由8份《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载明的金额构成了《委托支付书》载明的总金额975039元，故本院只能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一并审查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认定本案原告主张事实是否能成立。但本院认为案涉《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的形成过程、载明的内容、金额是否真实、是否合法，疑点重重、真伪不明。 具体在本案中，首先，彭洋所提交的《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该表中载明的时间是2015年3月至8月，而原告陈述的施工时间在2013年。而《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金额是依据《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而来，该结算的时间却是是2014年2月13日。即原告陈述的施工期间与结算时间均与《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相矛盾，原告也陈述《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是当时为了领取工资而填写的，故《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更不能作为双方结算金额的依据。其次，城投公司陈述其在发放款项时是依据8个班组自行提供《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城投公司没有对8个班组的班组长是否是实际施工人及差欠的金额进行核实，而其发放款项是吉青公司亦未在现场进行确认。故城投公司在《老年大学综合楼项目工人工资发放花名册》载明了“初步核实，未提供相关证据，暂按60%支付，待节后必须提供相关证据用于核实，未提供的，依法收回”的内容，故8个班组自行提供《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不能作为其与吉青公司结算的依据。最后，吉青公司在该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各个班组分别提出了主体资格不适格、欠款金额不准确、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等抗辩，对《委托支付书》中所载明的班组名称，工资领取花名册中的金额、民工工资的真实性等提出了异议。综上，原告提交的《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存在疑点，而原告亦陈述该花名册是为了领取工资而填写，本院对其载明金额的真实性、合法性持怀疑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本院对《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委托支付书》，首先，《委托支付书》形成的基础为各个班组所对应的《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基于前述对《2015年3-8月份栏杆班组全部人员工资发放领取花名册》的不予采信，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委托支付书》，本院亦不予采信。再次，从形式上看，委托支付书是吉青公司向城投公司出具的，并不是向原告出具的结算或债权凭证。从内容上看，《委托支付书》出具的目的是吉青公司委托城投公司支付民工工资。且委托支付书中仅载明了8个班组的工程种类及民工工资总额，并没有确认每个班组的金额，也没有对每个班组欠款金额进行结算或确认债权。综上，本院认为《委托支付书》不能作为原告与吉青公司之间栏杆工作欠款确认的的债权凭证。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刘晋是否应该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07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根据原告提供的《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可知，刘晋聘请的工作人员陈志贤对老年大学栏杆工资进行了结算，该结算单载明了各个区域阳台栏杆的米数、走道栏杆的米数，还载明了单价及结算后的总金额、已付金额、尚欠金额，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作为老年大学综合楼二期工程中栏杆工作的承包人，其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部分已与整体工程一并经验合格，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晋应当向原告支付《老年大学栏杆工资结算》中确认的款项。原告认可其已经收到吉青公司委托城投公司代为支付的60%，即16080元。对于该60%，这里需说明的是，本案存在四方主体、三个合同关系：城投公司与吉青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吉青公司与刘晋之间的挂靠关系、刘晋与原告之间的分包关系。合同相对性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从三个合同关系工程资金走向来看，应是城投公司向吉青公司支付工程款，再由吉青公司向刘晋支付，最后刘晋向原告支付。由于吉青公司抗辩其与原告不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吉青公司委托城投公司向原告支付的60%款项应属于是吉青公司基于其与刘晋的挂靠关系，代实际施工人刘晋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简而言之，根据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代理人的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城投公司代付的60%款项属于刘晋支付的款项，是刘晋对其分包方支付的相应对价，并非城投公司、吉青公司在排除上述法律关系和合同义务之外毫无理由、单独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对于剩余的10720元，应该由被告刘晋向原告支付。双方并未对支付时间进行约定，原告诉至本院的行为视为其对被告刘晋的催告，但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准备时间，本院认定该期限为15天为合理期限。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计算标准从2019年6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三），刘晋借用吉青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吉青公司与刘晋之间系挂靠关系，但挂靠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吉青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之规定，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晋与吉青公司之间约定了要承担连带责任，挂靠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也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故原告要求吉青公司与刘晋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陈述与刘晋成立合同关系，本案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与吉青公司并未形成合同关系。再结合，前述论述的吉青公司委托城投公司支付的60%实际是代刘晋支付的观点，原告亦不能以此作为其要求吉青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综上，原告要求吉青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四），城投公司是否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城投公司要承担责任须先查明其欠付工程款金额。但涉案工程并未完成最终审计，无法查明是否差欠及差欠的数额，而被告城投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进度款，因此，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晋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彭洋10720元及利息（以1072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彭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元，由被告刘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马 涛 审判员 高兴伟 审判员 龚正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