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02民初519号原告：周汉祺，男，汉族，1957年5月1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原告：周薇薇，女，汉族，1987年7月9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两原告委托代理人：李长前、黄腾升，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一被告：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住所地：惠州市鹅岭北路横街十四号。法定代表人：彭建明。委托代理人：吴志强，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文胜，系院医生。第二被告：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惠州市江北三新南路20号。法定代表人：方永平。委托代理人：邝艳霞、冯玖洲，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汉祺、周薇薇诉被告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告周汉祺、周薇薇诉称：受害人（患者）吴某某，女，汉族，1962年1月9日生，事发时年55岁。2016年12月27日，受害人吴某某在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处被诊断为××，经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开具转诊证明转至第一被告惠州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接受针对性的治疗。受害人在第一被告处就诊时，已明确告知第一被告的黄医生受害人的既往病史，其中包括1999年左右曾得过××，经持续治疗得以转为**，直至2016年期间不定期复查肝功能均正常，2014年暑假期间，有过一次咳血情况，经惠州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后康复。在第一被告处治疗期间，受害人一切听从第一被告黄医生的安排和建议，按时吃药，定期到所检查。但每次做完检查项目后，黄医生都会让受害人先行回家，无需在现场等待检查结果，等结果出来后再与受害人及其家属电话联系。治疗期间，除在第一被告处拿药外，黄医生多次亲笔手写药单让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属到指定药店（××市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购买一些其它药物治疗。2017年7月6日，受害人在第一被告处复查完，做了一些检查，翌日，原告周薇薇电话联系黄医生询问受害人检查结果，黄医生解说检验结果显示白细胞偏低，表现为人会较容易疲惫、生病，抵抗力较差，所以建议吃药，有助于增加白细胞、增强免疫力，当天开具的药方为：帕司烟肼片、利福喷丁胶囊、肝苏分散片、促肝细胞生长素肠溶片胶囊、葡萄糖酸钙维D2咀嚼片、参芪益肺丸。随后，于2017年7月12日，黄医生在原有基础上增开了“维生素B4、肌苷片、胸腺肽肠溶片、福多司坦片”等药物一同治疗，却并无交代可能会出现的不适症状，也没有交代若出现身体任何不适应该立即停药或到医院就医。受害人按医生交待服用上述药物后，逐渐出现乏力、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等症状。一开始因医生没有特别交待，受害人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认为是吃药的正常反应，但当症状逐渐加重后，2017年7月24日，经原告周薇薇电话联系黄医生，告知病情后，黄医生认为受害人是急性肠胃炎，建议暂时停吃其开具的全部药物，提议先把肠胃调理好后再到其办公室重新复查，根据复查情况重新调整药物，当时并没有特别怀疑是肝脏的问题。7月25日，受害人听从了黄医生的建议，前往惠州中心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就医，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医生在了解病情后也认为只是肠胃不适，开具了调理肠胃的药物，建议若吃完药物后无好转考虑行胃镜检查。原告周薇薇将本次诊疗情况电话告知黄医生，黄医生认可中心医院医生对受害人的诊断及开具的药物，并解释都是一些调理肠胃的药物。受害人吴某某吃了中心医院的药物感觉无明显好转，于2017年7月27日便到第二被告惠州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处求诊，第二被告李医生在了解病情后，同样只开具了治疗肠胃的药物，并无做任何相关检查。因吃了药后症状还是无明显缓解，2017年7月31日，受害人吴某某在原告周薇薇陪同下到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凌医生办公室就诊，在告知病情后，凌医生建议吴某某待吃完第一人民医院开具的药物后再复查，周薇薇要求抽血检验肝功能，凌医生拒绝开化验单，认为在药物没有吃完的情况下化验没有意义，周薇薇再次要求抽血检验肝功能，明确说明吴某某特意空腹就医，就是为了配合做抽血等相关检查，凌医生依然坚持建议吃完药物后再做检查，吴某某与周薇薇只能无奈回家。2017年8月3日，吴某某在周薇薇陪同下到第一人民医院李医生办公室就医，吴某某告知李医生吃了其开具的药物，自觉恶心及呕吐的情况较此前稍有改善，李医生再次开具与27日开具的一样的药物。同时周薇薇要求抽血检验肝功能，李医生开具了化验单，吴某某抽血化验后，当天下午周薇薇手机查询化验结果，结果显示多项指标异常，尤其是“谷丙转氨酶”检验结果1424，“谷草转氨酶”检验结果2230。原告周薇薇到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中心医院肝病科××医生办公室，在温医生查看吴某某验血报告及了解病况后，温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受害人吴某某于2017年8月4日在惠州中心人民医院肝病科处住院治疗，住院通知书诊断为“亚急性肝衰竭”。2017年8月10日上午，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开具了“危急通知书”，受害人当天下午转院至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天河院区），入院诊断“肝衰竭”等。2017年8月25日，受害人病情已是十分危重，且主诊医生告知原告在现有医学条件下，受害人病情已基本无法好转，继续治疗也意义不大，于是原告将受害人转院至第二被告处住院，受害人于2017年8月28日在第二被告处病逝。综观受害人的整个治疗过程，原告认为三被告在为受害人的诊疗过程中至少存在以下过错：一、2017年7月12日，第一被告的黄医生在明知受害人有××病史，且从2016年12月27日发病（××）抗**治疗以来，肝功能（转氨酶、胆红素）多次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在没有明确适应征，且有明显禁忌的情况下，为受害人开具了对肝功能有损害的“福多司坦片”，并且没有按规范严密观察病情，如详细交待患者出现什么症状需要返院复查，或更严密的定期复查肝功能等，是导致受害人此后肝功能损害并发展成肝衰竭的根本原因。并且，等到受害人出现了肝功能损害的症状（乏力、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等）后，仍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且误诊为肠胃不适，又错失了采取及时有效治疗的挽救机会。第一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诊疗规范、常规存在明显的过错。二、惠州中心人民医院、第二被告的门诊医生，没有详细询问受害人病史（既往有××病史，进行了半年多的抗**治疗，期间肝功能数次出现异常，近期又吃了对肝功能有损害的“福多司坦片”等），并进行细致全面的查体，及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误将受害人的肝功能损害（肝衰竭）误诊为一般的胃肠疾病，误诊误治，使受害人失去了获得及时有效治疗的机会，导致受害人发展成亚急性肝衰竭，两被告没有尽到一家三甲医院应尽的诊疗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三、受害人诊断为亚急性肝衰竭入住惠州中心人民医院治疗后，原告怀疑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对受害人的治疗没有尽到与其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在自身能力不足时，又没有及时转上级医院治疗，延误了受害人的病情。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三被告在为受害人的诊疗过程中各自存在明显过错，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三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医疗费：37338.92元；2、护理费：3910元；3、亲属处理死者丧葬等事宜所需费用：（1）误工费：酌定2000元；（2）交通费：酌定1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5、丧葬费：41433元；6、死亡赔偿金：753686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941667.9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赔偿款人民币1042461.42元（详见赔偿清单）。第一被告惠州结核病防治研究所辩称：一、作为医疗机构，答辩人已按照医疗科学和行业惯例、规定的要求，合理、谨慎地对患者进行了诊断、治疗、护理，切实履行了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告知义务。答辩人在诊疗过程中为患者开具的“福多司坦片”符合使用该药物的适应证且无使用该药物的禁忌证，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所陈述答辩人未高度重视患者病情导致贻误诊治的情形并不能成立。答辩人对患者吴某某的诊疗过程符合**病治疗规范，“福多司坦片”系在结合患者自诉“感冒”以及检查患者存在白细胞降低，且患有××和支气管扩张的情况下对症开具的。省结核病专家咨询意见：福多司坦是抗结核治疗过程中常用的祛痰药，效果是乙酰半胱氨酸的3倍，肝损害并非本药物的主要毒副作用，且停药后毒副作用随之消失。另外，“福多司坦片”的禁忌证是对本品过敏者禁用。注意事项为肝功能损害患者使用本品可能导致肝功能进一步恶化，肝损发生率(0.1-5%)与消化系统、泌尿系统损害发生率一致。患者既往有××病史，但多次复查肝功能无异常，7月6日复查肝功能无异常，也无症状和体征显示患者肝损。二、被答辩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当然地证明答辩人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基于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被答辩人应依法提起医疗损害鉴定申请，以确定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若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是多少。三、答辩人对原告提出的部分赔偿请求及数额，存在异议。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木案中，被答辩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按其提交的证据八仅为12000多元,其他费用均由社保基金统筹支付，被答辩人主张38641.92元没有证据支持。2、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本案中，被答辩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人数及期限等，以170元/天计算护理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子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本案中，被答辩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相关人员的误工时间及收入状况等。4、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被答辩人未提交其主张该项费用相关的费用凭证。5、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据惠州人社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惠州2016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5397元，按6个月计为32382元。6、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过高，应在确定答辩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后，按照诊疗过错对患者损害结果的参与度来确定该项金额。综上所述，现有证据无法当然地证明答辩人对患者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更不能证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对此被答辩人应依法提请医疗损害鉴定。另外，关于被答辩人请求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也是在鉴定机构确定答辩人存在诊疗过错的前提下才能主张的。对于答辩人上述部分赔偿项目及数额的异议，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作出公正判决。第二被告惠州第一人民医院辩称：一、2017年7月27日患者吴某某到答辩人处就诊，答辩人详细询问了患者的既往病史，了解了患者的用药情况及检查报告，根据其既往病史及表现的体征分病情，予以相应治疗，符合诊疗规范，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2017年7月27日，患者吴某某因“纳差、上腹部不适、恶心感”到答辩人消化内科就诊。答辩人经询问了解到患者有结核病史，有服用抗结核药物，现已经停止服用抗结核药物，自服用抗结核药物以来每月检测肝功能，2017年7月6日在惠州职业病防治院检测肝功能，各项数值基本处于正常范围内。根据患者的临床体征及病史，接诊医师经分析后对患者予以相应治疗。患者有结核病史，现在已经停止服用抗结核药物，经查无皮肤黄染、尿黄、厌油等明显的肝病特征，自服用抗结核药物以来，患者一直是有规律的在检测肝功能，现患者已经停止服用抗结核药物，且在2017年7月6日检测肝功能时处于正常范围；现患者表现为“纳差、上腹部不适、恶心感”，根据其体征考虑消化问题，并予以护胃、调节胃动力药物对症处理。医师考虑到既往病史，开具的药物均不存在肝病用药禁忌症，并且还嘱患者如病情变化，请随时随诊，进一步调整诊疗方案。答辩人在接诊后，详细询问了患者的既往病史、用药情况、检查检测情况，并根据其既往病史、表现的体征予以对症治疗。答辩人在接诊后，详细的了解、检查了患者体征，符合诊疗规范，尽到了相应的诊疗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二、患者吴某某服用药物后症状有所好转，2017年8月3日来到答辩人消化内科复诊，答辩人对其进行了检查，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家属的意愿，对症治疗，对肝功能进行了检查。2017年8月3日，患者吴某某在服用药物症状有所好转后到答辩人处复查，接诊医师发现患者有一些肝病的临床表现，患者也要求进行肝功能检查，接诊医师开具了肝功能检查单，检查结果为：白蛋白39.9g/l，总胆红素51.5umol/l，直接胆红素35.4umol./l,谷丙转氨酶1424u/l，谷草转氨酶2230U/1，明确了患者的病情。检查报告出来后，患者就到惠州中心人民医院接受了治疗。答辩人在患者出现临床特征后，立刻进行了检查、化验，患者也在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不存在误诊误治。三、患者吴某某在答辩人处两次就诊，在就诊中答辩人均询问了既往病史，并根据其病情予以治疗。两次就诊过程中，均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任何过错，患者病情的后续恶化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答辩人第一次接诊时，对患者的既往病史进行了询问，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治疗情况，检测情况；在患者已经停止吃药，有规律的检查肝功能没有异常，且没有任何肝病特征的情况下，根据其表现的情况予以护胃，符合相应的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第二次接诊中，答辩人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表现的体征对其进行了肝功能检查，在检查报告出来后，患者也在第一时间到惠州中心人民医院接受了治疗，不存在误诊误治的情况。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答辩人均尽到了相应的诊疗义务，诊疗过程均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任何过错。患者病情的恶化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四、被答辩人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诊疗规范的诊疗，放弃所有创抢救、贵重自费药品，拒绝抽血化验、影像等辅助检查，最终导致死亡，其死亡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被答辩人及患者不配合中山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答辩人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拒绝中山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答辩人的治疗抢救建议，最终导致了患者的死亡，而答辩人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答辩人应自行承担死亡的后果。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故，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五、被答辩人所列的各项赔偿项目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全部损失，且其损失主要原因在于患者自身的原发疾病发展，而答辩人在诊疗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其损失不应由答辩人承担。况且，其损失扣除其原发疾病应自行承担的部分外，外应当扣除医疗保险承担的费用及其他不合理的部分，故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患者系因其自身疾病原因到答辩人处就医的，答辩人实施符合临床思维及规范的医疗行为并不存在过错，由患者原发疾病所致的医疗费用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且其截止于至2017年7月27日并未到答辩人处就诊过，即使答辩人存在过错也不应扩大答辩人承担的范围。并且，部分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承担的也应当予以扣除。在答辩人治疗患者疾病的合理期间内，其住院、护理均非因答辩人原因导致，而是其自身疾病治疗必要时间，其费用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并且，患者的死亡主要是其自身疾病发展所致，而被答辩人放弃、拒绝所有创治疗及抢救检查措施也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其死亡的后果及死亡产生的所有费用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综上，答辩人在两次接诊中均严格按照诊疗规范进行，询问、了解了既往病史，已经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检查报告出来后患者也在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答辩人实施符合临床规范的医疗行为并不存在过错，患者病情的恶化与答辩人无任何因果关系。患者最终离世答辩人也感到惋惜，但答辩人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均尽到了相应的诊疗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故，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查明的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患者吴某某，1962年1月9日出生。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丈夫及女儿即本案两原告。2016年12月27日，吴某某在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处被诊断为××，经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开具转诊证明转至被告惠州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接受针对性的治疗。受害人在在第一被告处治疗期间，吴某某听从第一被告医生的安排和建议，按时吃药，定期到所检查。事后，原告称吴某某逐渐出现乏力、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等症状，一开始因医生没有特别交待，吴某某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认为是吃药的正常反应，但当症状逐渐加重后。2017年7月24日，经原告周薇薇电话联系第一被告医生，告知病情后，第一被告医生认为吴某某是急性肠胃炎，建议暂时停吃其开具的全部药物，提议先把肠胃调理好后再到其办公室重新复查，根据复查情况重新调整药物，当时并没有特别怀疑是肝脏的问题。7月25日，吴某某听从了第一被告医生的建议，前往惠州中心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就医，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医生在了解病情后开具了调理肠胃的药物，建议若服用完药物后无好转考虑行胃镜检查。吴某某服用了中心医院的药物感觉无明显好转，于2017年7月27日便到第二被告惠州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处求诊，因服用了药后症状还是无明显缓解。2017年7月31日，吴某某在原告周薇薇陪同下到惠州中心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就诊。2017年8月3日，吴某某在周薇薇陪同下到第一人民医院就医，开具了化验单，吴某某抽血化验后，当天下午周薇薇手机查询化验结果，结果显示多项指标异常，尤其是“谷丙转氨酶”检验结果1424，“谷草转氨酶”检验结果2230。吴某某到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就诊，被建议住院治疗。吴某某于2017年8月4日在惠州中心人民医院肝病科处住院治疗，住院通知书诊断为“亚急性肝衰竭”。2017年8月10日上午，惠州中心人民医院开具了“危急通知书”，吴某某当天下午转院至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天河院区），入院诊断“肝衰竭”等。2017年8月25日，吴某某病情已是十分危重，且主诊医生告知原告在现有医学条件下，吴某某病情已基本无法好转，继续治疗也意义不大，于是原告将吴某某转院至第二被告处住院。吴某某于2017年8月28日在第二被告处病逝。经原告申请，通过摇珠确定，本院先后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对各被告在对患者吴某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18年4月4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向我院出具《函》，载明“经初审材料：1、本案死亡病例未作尸检，无法明确死因；2、被申诉方过多责任主体不明确。不予受理。现将材料退回贵院”。2018年6月1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向我院出具粤通司鉴（2018）医鉴字流第2018038号（1号函）《关于吴某某医损案的退案函》，载明“因未进行尸体解剖，导致死者肝昏病因不祥，故对本案不予受理。”2018年7月7日，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向我院出具《复函》，载明“因被鉴定人吴某某未做尸体解剖，不明明确死因，从而增加了检验鉴定的难度。受限于我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此案的鉴定条件，难以完成此项鉴定任务，故不予受理。”2018年12月7日，经原告与各被告协商确定，我院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月29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受理本案了鉴定并举行了听证会。2019年9月28日，该所向我院出具《终止鉴定函》，载明“本中心于2019年6月12日举行听证会，并于2019年6月13日函告贵院，核实鉴定材料中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12日两天的手写处方单反映何种事实。本中心于2019年8月7日收到贵院的补充材料，材料中并无正对此处方单统一意见。受限于现有鉴定资料，本中心无法得出明确的司法鉴定意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终止鉴定。如贵院之后能提交新证据，或对手写处方单能作出统一意见，本中心可重新受理。”2019年8月27日，原告认为因受害人吴某某在本案第一被告惠州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治疗期间，该所医生黄医生多次手写药单要求被害人或被害人的亲属到惠州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处购买一些其他药物治疗。现鉴定机构要求提供该购药清单。因无法自行调查取证，故申请本院调取受害人吴某某亲属张晓波在惠州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2016年至2017年的购买药品的消费记录清单。本院向原告出具调查令。2019年9月10日，惠州康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湖连锁店出具《复函》，载明由于保存销售数据的电脑更换了新的电脑硬盘，原保存数据的硬盘由于损坏，导致相关数据丢失，经过技术手段均无法恢复旧硬盘的数据，且此前没有对旧硬盘的数据进行备份。另，拟调取的数据至今已超过两年之久，销售人员发生了变动，亦无法通过询问进行核实。据此，无法提供张晓波的购药记录清单。本案审理过程，原告申请撤回对惠州中心人民医院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裁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原告的申请，本院先后委托四家鉴定机构对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由于死者未进行尸检及双方对于部分证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等因素，先后被四家鉴定机构退回鉴定或终止鉴定。故，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两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同时，两被告已经证明其诊疗过程中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并取得患者的书面同意。鉴于原告主张两被告存在医疗过错，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原告请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汉祺、周薇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12元（原告已预交2607元），由原告周汉祺、周薇薇承担。原告周汉祺、周薇薇应补交的费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本院缴纳，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链生审 判 员  肖石平人民陪审员  杨仕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郑慧书记员张莉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