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青2802民初833号   原告：李延升，男，汉族，1982年7月24日生，住青海省德令哈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娜仁花，青海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西路825弄89号6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   法定代表人：WANGYINING,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延升与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7）青28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青28民终63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延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娜仁花、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延升诉称，2015年7月2日，原告以每桶7500元的单价在海西州种子站购买了两桶“三保奇花牌除虫菊素”，并按照海西州种子站所陈述的方法使用该药品。施药后虫子依然很多，树叶大面积生黄。2015年9月12日上午，经德令哈市森林局森防站站长吴世良现场勘查，并将照片发给海西州种子站及宁夏宁大红枸杞种植公司黄大红，均认定为药害。2015年11月，原告就此事以海西州种子站为被告，向贵院提起诉讼，依法判令海西州种子站向原告赔偿1300000元的经济损失。经庭审查明，原告在海西州种子站购买的“三保奇花牌除虫菊素”系上海南宝租用海西州种子站的库房进行销售，实际销售商为上海南宝。被告上海南宝销售的“三保奇花牌除虫菊素”系过期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特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药害致使枸杞损害赔偿630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鉴定费用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李延升放弃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明确追究产品销售者的责任，原告在庭审中又说明药是从边永明手中购买的；二、每一项损失没有实际的计算；三、唯一证明药害的证据是现场查看汇报，损害因果关系没有证明，标签上的日期是生产日期；被告不是销售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延升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实原告的身份信息，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发票二份，拟证实2015年7月2日原告从海西州种子站库房以每桶7500元的单价购买两桶除虫菊素；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一份，拟证实云南南宝拿到证书时可以生产除虫剂的时间是2015年5月30日，但给原告出售除草剂的时间是在这之前，故第一被告是无证生产；   4.农药桶照片一组，拟证实农药桶上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所生产的标识带，保质期为2015年4月21日，而原告购买农药的时间为2015年7月2日，所购除草剂为过期产品，也没有红色标识带；   5.现场查看汇报一份，拟证实药害致使苗木损害事实存在及药害受害程度；   6.现场照片一组、光盘一张，拟证实原告使用被告销售的农药后，苗木受到损害的事实；   7.枸杞苗木转让协议一份，拟证实转让的苗木的亩数，协议签订的时间，苗木转让费311850元，证实损害赔偿的依据；   8.原告附近种植户证明一份，拟证实2015年每亩产量能达到500斤；   9.德令哈市尕海镇人民政府证明一份，拟证实对原告区域内的调查每亩达到500斤，价格每斤25元；   10.泉水村、尕海镇证明，拟证实村委会及政府人员经过勘查原告所种植的枸杞苗死亡率达到80%；   11.证人证言，拟证实证人边某、徐某与原告一起去海西州种子站库房购买农药后，边某自己使用了一部分，原告使用了一部分，原告将农药款给了边某，由边某将农药款交给了种子站财务人员的一个过程；   12.药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八号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拟证实国家法律对生产农药的标准的规定；   13.德令哈市统计局关于2015年枸杞产量情况说明原件一份，拟证实德令哈市全市枸杞干果平均每亩产量约246斤，每亩按照约246斤枸杞计算损失的事实。   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是案涉除虫菊素的销售方，其损失的结果不能证实与被告有关联性。药桶上的标签是真实的，桶内溶液及桶身不能确定真实性。第5-10项、第13项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   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库房租用协议书，拟证实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2.收据、庭审笔录，拟证实原告与海西州种子站存在买卖农药的合同关系，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售过农药，且原告自认从种子站购买除虫菊素；   3.客户回访表、农药生产批准书、农药检验报告，拟证实涉案农药系国家批准生产，农药系检验合格产品，农药使用中未发现过不良反应。   原告李延升质证认为，认可第1项证据，第2项证据经核实案涉农药与种子站无关；第3项证据中客户回访表、检测报告是被告单方出具的，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6日，原告李延升与边永明协商，将位于德令哈市××镇部北59.4亩苗木由原告李延升承包经营，转让价为苗木款每亩5250元，共计311850元。土地承包费为每亩120元，共计7080元/年。承包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   2015年7月2日，原告李延升委托边永明以每桶7500元的价格在海西州种子站为其代买两桶“三保奇花”天然除虫菊素后，在其承包的枸杞地进行施药杀虫。施药后枸杞树上病虫况未有改善，并造成枸杞苗树叶大面积发黄。2015年9月15日，德令哈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出具《现场查看汇报》，对原告李延升承包地中的枸杞情况认定为药害。2016年3月13日，德令哈市尕海镇泉水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原告李延升种植的案涉59.4亩枸杞地中的80%枸杞苗死亡。庭审中，原告李延升明确诉讼请求630000元的构成为：苗木转让费311850元，五年土地承包款35400元，2015-2016年预期收入225720元，购买农药费用15000元，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实际共计618970元。   另查明，原告李延升在海西州种子站购买的“三保奇花”天然除虫菊素系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用海西州种子站的库房由海西州种子站代为销售，双方2015年4月1日签订的《库房借用协议书》约定：海西州种子站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给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偿借用期间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民事、经济、刑事责任均与海西州种子站无关。原告李延升购买的“三保奇花牌”天然除虫菊素农药桶上“保质期”一栏标签上载明保质期限为2015年4月21日，系过期产品，亦未附说明书或使用方法。庭审中，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可案涉农药桶上的标签的真实性。   本院认为，一、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案涉除虫菊素销售者的问题。   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其不是案涉除虫菊素的销售者，其未授权海西种子站代售，双方仅为库房借用关系的抗辩理由，经查，双方签订的《库房借用协议书》约定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偿借用期间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民事、经济、刑事责任均与海西州种子站无关，海西州种子站工作人员亦能够取得其存放的除虫菊素并正常销售，应认定为双方存在代售关系；庭审中，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可案涉农药桶上的标签的真实性，故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案涉除虫菊素的销售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李延升的损害结果是否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   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李延升的损害结果是否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应以鉴定为准，但双方对鉴定的对象存在争议，鉴定的时机亦不存在，鉴定已无法进行，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原告李延升亦不申请鉴定。经查，案涉除虫菊素保质期限为2015年4月21日，系过期产品，亦未附使用方法，原告李延升使用该除虫菊素后，枸杞发生大面积发黄，其积极协调各方，并由德令哈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出具《现场查看汇报》认定为药害，故原告李延升施药后导致的损害结果应认定为与案涉除虫菊素存在因果关系。   三、原告李延升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李延升主张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630000元（含苗木转让费311850元、五年土地承包款35400元、2015-2016年预期收入225720元、购买农药费用15000元、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实为618970元）的诉讼请求，经查，德令哈市尕海镇泉水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3月13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李延升种植的案涉59.4亩枸杞地中的80%枸杞苗死亡，但枸杞种植受气候、管理、施药等多方面影响，结合实际情况，本院认定该80%的枸杞苗中有60%是受药害影响所致，故被告应赔偿的数额为：枸杞苗木款149688元（311850x80%x60%=149688）；土地一年的承包费7080元；购买农药费15000元；共计171768元。因枸杞种植受多方因素影响，原告李延升主张的预期收入225720元并非必然发生，故本院不予支持；大棚21000元、农具10000元无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延升支付赔偿款171768元；   二、驳回原告李延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银行贷款利息。   本案诉讼费8425元，由原告李延升承担4690元，被告上海安治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37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及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彦   审判员 马 峰   审判员 李婉君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李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