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5民初4233号原告：聂女欢，女，汉族，1966年3月16日出生，户籍住址为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海，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斌，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余锦江，男，汉族，1983年5月26日出生，户籍住址江门市新会区。被告：余锦鹏，男，汉族，1979年7月17日出生，户籍住址江门市新会区。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龙，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聂女欢诉被告余锦江、余锦鹏追偿权纠纷(经审理案由改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聂女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海，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聂女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对原告未能向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主张实现债权68432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需要资金，经原告与被告余锦江以及案外人余华仓、陈碧玉协商后，于2014年9月1日签署了一份《提供担保贷款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提供其所有的江门市××区会城××房产（产权证号为粤房地产证字××号）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向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申请借贷作抵押担保，被告余锦江以及案外人余华仓、陈碧玉承担原告提供担保的一切风险及由此发生的一切经济损失。余社添出具《担保书》，承诺对原告提供上述房产作借款抵押期间产生的所有经济风险由其承担负责。上述文件签订后，原告与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号为10120149904676317号），该合同约定原告以江门市××区会城××155的房产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作抵押担保，抵押物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920270.00元，抵押担保期间为从2014年9月12日至2024年9月11日止，抵押的最高借款额度为人民币920270.00元。后因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无法向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偿还贷款债务，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判决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应向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偿还本金2400000元及利息78704.69元（利息从2015年8月23日计至2016年1月20日，2016年1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另行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判决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有权在依法折价或拍卖、变卖原告位于江门市××区会城××155的房产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依据（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0705执1263号]，在执行阶段，法院拍卖原告提供抵押担保的房产（江门市××区会城××房产，产权证号为粤房地产证字××号）。2017年9月29日，上述执行案执行完毕。原告就此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承担履行债务金额总共890320元。根据《担保法》第五十七条:“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偿还890320元。但是，作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股东又是（2016）粤0705民初653号案涉案被告的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在明知原告对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享有890320元债权的情况下，既未书面通知原告申报债权，亦未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而自行以“公司没有债权、债务”的虚假清算报告瞒骗公司登记机关对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余锦江、余锦鹏滥用股东权利，违反上述规定进行清算并解散了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作为债权人的原告因债务清偿主体消灭而无法主张债权，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应当对原告未能向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主张实现的部分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截止于2019年4月27日，仅向原告偿还了合共人民币206000元，剩余的人民币684320未予以偿还。据此，原告提起诉讼。原告聂女欢就其诉请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提供担保贷款协议书》、《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0120149904676317）、（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申请书》复印件、（2016）粤0705执1263号执行通知复印件、（2016）粤0705执12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复印件、（2016）粤0705执126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复印件、（2016）粤0705执1263号结案通知书复印件、新会登记内备字[2018]第18002732999号备案登记通知书及相关文件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新会核注通内字[2018]第1800490962号注销登记通知书及相关文件复印件、还款情况说明复印件、银行转账单复印件等证据。被告余锦江辩称，一、原告诉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借用原告房产用于银行贷款担保的是被告余华仓，所得贷款全部都是余华仓个人使用，与被告余锦江无关。余华仓因自身公司资金周转需要，经与原告协商同意后，于2014年9月1日签订《提供担保贷款协议书》，约定由被告余锦江及其公司向银行办理借款手续，然后借用原告房产向银行提供担保抵押，所得款项提供余华仓业务使用。根据余华仓于2014年12月28日向原告出具《证明》及2015年8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内容均明确表示，如因到期后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一切风险及责任均由其本人承担。故此，原告与余华仓的债权债务纠纷，与被告余锦江无关。二、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是经合法程序办理工商注销手续，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被告余锦江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原告认为对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享有债权，被告余锦江在公司办理工商注销手续时并未书面通知其，侵害其权益的主张严重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原告在新会法院拍卖其担保房产时，已经与余华仓达成分期还款协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四中（2016）粤0705执1263号之二广东省新会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内容可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14日通过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中以890320元赎回其担保的房产。而同日，余华仓就开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偿还了56000元，并在往后日子里分期还款，该事实在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七中《被告还款情况说明》也作出证明。上述事实充分可以证明，原告已经完全知悉其因担保房产被拍卖而造成的损失完全是由余华仓承担，双方已经就该债权债务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因此原告就其损失已经向余华仓主张追偿权利，其无权再向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其次，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在办理工商注销时，公司是不存在任何财产，故原告认为被告余锦江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原告造成损失是不符合事实，被告余锦江也从来没有以虚假的报告办理公司注销手续，因原告已经与余华仓达成还款协议事实，被告余锦江才在一年后才申请公司注销，所以被告余锦江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无需承担任何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余锦鹏辩称，一、对于原告与余华仓、余锦江之间的事情被告余锦鹏从不知情，而且也并没有参与，更没有在任何相关的文书上签名，故此原告主张被告余锦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二、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是经合法程序办理工商注销手续，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被告余锦鹏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原告认为对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享有债权，被告余锦鹏在公司办理工商注销手续时并未书面通知其，侵害其权益的主张严重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原告在新会法院拍卖其担保房产时，已经与余华仓达成分期还款协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四中（2016）粤0705执1263号之二广东省新会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内容可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14日通过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中以890320元赎回其担保的房产。而同日，余华仓就开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偿还了56000元，并在往后日子里分期还款，该事实在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七中《被告还款情况说明》也作出证明。上述事实充分可以证明，原告已经完全知悉其因担保房产被拍卖而造成的损失完全是由余华仓承担，双方已经就该债权债务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因此原告就其损失已经向余华仓主张追偿权利，其无权再向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其次，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在办理工商注销时，公司是不存在任何财产，故原告认为被告余锦鹏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原告造成损失是不符合事实，被告余锦鹏也从来没有以虚假的报告办理公司注销手续，因原告已经与余华仓达成还款协议事实，被告余锦鹏才在一年后才申请公司注销，所以被告余锦鹏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无需承担任何连带赔偿责任。最后，被告余锦鹏只作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小股东，从来没有参与公司任何经营业务，故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就其答辩意见共同提交证明、对公账户跨机构出入账通知书等证据。对于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交还款情况说明复印件，该证据为原告自行制作，且与余华仓所偿还的款项数额相差较大，庭后原告也确认了余华仓归还款项的数额为260600元，故对该还款情况说明复印件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明，原告不予确认，本院审查人该证明仅为余华仓个人意思表述，并无得到涉案款项权利人以及其他义务人的确认，故对该证明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对公账户跨机构出入账通知书，原告不予确认该出入账通知书，本院审查认为，该出入账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以确认，但该出入账通知书和本案原告主张不存在关联，其仅能证明余华仓归还款项的情况，并不能否定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与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真实、合法，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12日，聂女欢与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由聂女欢提供位于江门市××区会城××房产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自2014年9月12日起至2024年9月11日在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的各类融资业务作抵押担保，担保金额为最高本金余额920270元，并办理了借款抵押登记。余华仓、余浩卫、叶恩静等也提供相应的房产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在前述期间的借款作抵押担保。此外，聂女欢、余锦江、余华仓、余浩卫、叶恩静、陈碧玉、余锦鹏等分别还与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于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自2014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20日在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提供5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8月23日，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与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向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向借款2400000元用于购货，借款期限2015年8月23日至2016年8月20日。借款到期后，因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未如期归还款项，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于2016年2月5日提起诉讼，2016年4月27日本院作出（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偿还本金2400000元并支付利息，聂女欢等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有权在依法折价或拍卖、变卖包括聂女欢所提供的江门市××区会城××155号等抵押房产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之后，因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以及连带保证人均未履行前述生效裁判所确定还款义务，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就（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本院依法拍卖了原告聂女欢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江门市××区会城××房产用于偿还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就（2016）粤0705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尚欠的债务。原告聂女欢履行还款义务后，向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以及余锦江、余锦鹏、余华仓、陈碧玉、余社添进行追偿，除余华仓归还部分款项外，余款经多次催收，均未果。庭审后，原告确认其代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偿还的债务数额为834320元；同时也确认余华仓在2017年3月13日至2019年9月3日间共偿还原告款项260600元。至今，原告聂女欢代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偿还的款项尚有573720元未获得追偿。另查明，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4月24日登记成立，其股东为余锦江、余锦鹏，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纸及纸制品。2018年11月15日，余锦江、余锦鹏召开股东会议，一致作出解散公司的决议，并以余锦江、余锦鹏为公司清算成员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清算报告》，该报告载明“公司没有债权、债务”，亦“无剩余财产”等事项。同时，余锦江、余锦鹏一致确认“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公司股东审议确认，报告内容不含虚假，如有虚假，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之后，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本院认为，原告在履行对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所担保债务的偿还义务后，以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股东即被告余锦江、余锦鹏未履行通知义务且提供虚假清算报告对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为由，要求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本案案由应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被告余锦江、余锦鹏作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股东及公司清算组的成员，应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第一百八十九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原告聂女欢作为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借款的担保人，其已经履行了担保责任，被告余锦江、余锦鹏作为对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明知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对原告负有债务，理应在清算过程中考虑到原告所代偿款项的给付问题，但被告余锦江、余锦鹏未依法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原告聂女欢即注销公司，且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公司没有债权、债务”的不实清算报告，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对此造成的损失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支持。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江支行存在借贷关系已经生效判决所确定，至于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借取款项后的去向，也即是否转给余华仓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故被告余锦江、余锦鹏认为涉案款项与其无关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同时，被告余锦江、余锦鹏提出原告已经就涉案款项的偿还与余华仓达成一致口头协议抗辩意见，但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并无提交相关能够证明原告已将相关口头协议通知了两被告，或免除了江门市新会区新得丽纸品有限公司的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同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即使余华仓向原告支付了260600元款项，也不能就此认定已经免除包括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在内的义务主体的责任，故本院对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聂女欢573720元；二、驳回原告聂女欢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43.2元（原告聂女欢已预交5321.6元），由原告聂女欢负担1106元，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共同负担9537.2元。原告聂女欢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215.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余锦江、余锦鹏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953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丘国汉人民陪审员  林秀英人民陪审员  罗海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容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