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87916号原告：李某1，男，195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李某2，女，196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明，上海市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3，男，195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华仁，上海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邬某1，男，192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理人：邬某2(系被告邬某1儿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李某1、李某2与被告李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田亚靖独任审判，于2019年1月16日、2019年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明，被告李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华仁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4月23日，因原告申请，本案依法追加邬某1为共同被告。2019年7月15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某1、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明，被告李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华仁，被告邬某1的法定代理人邬某2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田亚靖、人民陪审员濮如毅、蒋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明，被告李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华仁，被告邬某1的法定代理人邬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1、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继承分割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关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系争房屋)。事实和理由：原告李某1、李某2与被告李某3系同胞兄弟姐妹，父母李某4、胡某某分别于1987年7月11日、2017年6月29日去世。位于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关岳路XXX弄XXX号(原门牌号关岳路XXX弄XXX号)的公房(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原公房)自1973年起由胡某某承租使用。2004年7月25日，被告李某3代理母亲胡某某作为原公房的承租人与动迁单位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胡某某)获得安置房屋一套。2017年4月，被告李某3以母亲胡某某代理人的身份办理了系争房屋的入住手续。两原告就系争房屋与被告李某3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两原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户口登记表、李某4死亡证明。以证明胡某某和李某4生育两原告及被告李某3三人，李某4于1987年7月11日去世。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证明胡某某于2017年6月29日去世。3、《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证明2004年7月25日签订的协议签订人是胡某某，在协议中未见任何同住人。4、《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结算清单》。以证明被拆迁户是胡某某。5、《拆迁房屋钥匙交接单》。以证明2004年7月25日被告李某3出面将承租人为胡某某的原公房钥匙交予开发商，之后房屋被拆除。6、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以证明原公房拆迁后获得安置房位于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关岳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74.29平方米，现登记在开发商上海溢哲置业有限公司名下。7、《具结申请》，落款时间为2004年7月25日，内容为胡某某将安置房产权权属归儿子李某3，内容均由被告李某3书写。但两原告认为，该《具结申请》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当时胡某某根本没有看到过这份申请，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胡某某知道或者能够理解这份申请上的文字内容；而且2017年时被告李某3曾拿出一份《承诺书》，上面的印章和《具结申请》上的胡某某印章不一致，另外，前述《承诺书》形成于胡某某去世前一个月、当时老人已经神志不清了。8、结婚证。以证明胡某某于1989年4月22日与被告邬某1再婚。9、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出院小结、住院费用清单(2017年6月)。以证明2017年5月20日胡某某在出具前述《承诺书》时已经神志不清。10、租赁户变动记录，上面记载的“李卫国”即指被告李某3。以证明1989年后原公房的户主系胡某某。被告李某3辩称，两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其中的《具结申请》，真实性无异议，是留存在动迁办的，而且可以看出胡某某在后续2017年《承诺书》中与这份《具结申请》的意思表示一致、都是要将房屋产权归被告李某3所有。对于两原告所言《承诺书》上的印章问题，胡某某原先的印章为方形，后来家中失火，印章被烧毁，胡某某之后改用了扁形章，即2017年《承诺书》上出现的印章。胡某某2017年6月是因为腰疼住院、并无神志不清。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被告李某3就是原公房1989年后的实际居住人，所以其支付了二十多年的房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交接钥匙实际都由其办理。被告李某3认为，系争房屋应归被告李某3一家四口所有，故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3就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户口簿，以证明被告李某3、其子李靖、继子朱朝波户口均在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关岳路XXX弄XXX号即原公房内。2、结婚证，被告李某3和再婚妻子储中妹于1996年11月22日登记结婚。3、《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0日。以证明胡某某承诺安置房屋归被告李某3所有。4、《文馨苑二期基地居民安置补偿结算表》，承租人是胡某某，常住户口登记包括李某3、李甲、朱乙、储丙，表上可以看出因被告李某3家庭状况困难，所以安置时被减免了12万余元的差价。以证明被告李某3一家四口是原公房内同住人。5、租用公房凭证，1991年10月办理，承租人一栏由被告李某3书写“李某3代”。以证明当时承租人虽然是胡某某，但实际由李某3代表。6、被告李某3方自行前往上海溢哲置业有限公司调查并制作的《情况说明》。以证明胡某某再婚后居住并迁移户口至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北油车弄一带，但因其尚未死亡，故无法将原公房的租赁户主变更姓名，原公房真实的安置对象只有被告李某3一家四口，现系争房屋内没有胡某某的动迁利益。对于被告李某3的上述证据材料，两原告表示，户口簿真实性无异议，但动迁安置对象需要在动迁前十年连续居住在公房内，同时，2014年还有小孩能报出生在原公房地址，因此凭户口情况不能证明被告方的实际居住情况。对于被告李某3和储丙的结婚证无异议。不认可《承诺书》的真实性，落款日期是在胡某某去世前一个月左右，老人可能神志不清，况且老人的文化水平也不足以理解《承诺书》上的内容，同时，这份《承诺书》上“胡某某”为扁形章，与2004年留存于动迁办的方形章不一致。安置补偿结算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李某3一家四口在动迁前至少三四年未居住原公房，即使动迁时考虑到其家庭情况进行了差价减免，也只能说明是由被告李某3出面去跟动迁办谈判了价格。租用公房凭证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说明实际同住情况。关于被告李某3方自行制作的《情况说明》，不同意上面表述的意见，原公房动迁的时候不存在李某3及其家庭成员居住于内的情况，所谓李某3“家庭困难”只是一种说法，周浦镇的动迁安置一直是按照面积来分配。两原告坚持认为，原公房被动迁人只有胡某某一人。被告邬某1表示，其在原公房中不是安置对象，也不是此处的常住户口。两原告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内容同两原告意见。胡某某有遗产的，邬某1作为法定继承人、由法院根据法定继承规则依法处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某4与胡某某夫妻共生育二子一女，即原告李某1、李某2、被告李某3。李某4于1987年7月11日去世。1989年4月22日，胡某某与被告邬某1登记结婚，婚后居住于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北油车弄一带。2017年6月29日，胡某某去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记载户籍地址为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北油车弄17号、死亡原因系糖尿病引发慢性肾功能不全、代谢性酸中毒。原公房(曾用门牌号：关岳路XXX弄XXX号、13弄8号)1989年6月1日登记租赁住户姓名为胡某某、并载明“李某3代扣(月租)3.04”，1995年7月1日的“租赁户变动记录”中“住房用途”栏载明“新型建材李卫国”，审理中，两原告与被告李某3确认该“李卫国”即被告李某3。发证日期为1991年10月2日的《租用公房凭证》上显示，原公房租赁户名为胡某某，承租人一栏为“李某3代”。2004年7月25日，由胡某某(户)为乙方(被拆迁人)、上海泰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拆迁人)、上海浦东房地产集团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原公房拆迁安置房屋一套等，该协议落款处“乙方”由被告李某3签章。该协议下的安置房屋位于本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关岳路XXX弄XXX号XXX室即本案系争房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结算清单》上显示补偿金额合计人民币207,400元，购房金额合计222,400元，被拆迁户代表签名一栏为被告李某3；在2004年7月的《拆迁房屋钥匙交接单》上显示原公房拆迁户已于2004年7月28日搬离，拆迁户签名一栏显示正方形“胡某某印”以及“李某3印”。2018年11月，两原告以母亲胡某某留有遗产即系争房屋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本院前往上海溢哲置业有限公司调取了涉案动迁安置材料。其中，《文馨苑二期基地居民安置补偿结算表》上显示，原公房承租人为胡某某，常住户口包括被告李某3、儿子李甲与朱乙、其妻储丙、其母胡某某，并记载有补充说明：“该户李某3离婚又再婚，妻子无工作，一个孩子在读书，一个孩子在家待业，全家生活都靠李某3本人承担。根据实际情况，经大组领导集体讨论，同意减免房屋差价款122,159.92元”。同时，存档有《具结申请》一份，内容为胡某某“将安置房的产权权属归我儿子李某3”，申请人一栏盖有正方形的“胡某某印”。并有《文馨苑二期基地动迁户居住情况调查表》一份，记载原公房“家庭人员情况”包括“户主”李某3、“子”李甲、“子”朱乙、“母”胡某某、“妻”储丙；同时，2004年《拆迁户安置报批单》上“家庭人员情况”显示1“老”、3“大”、1“拟进”，合计五人，拟安置房屋“产权人”为李某3等。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系争房屋上有无可作为胡某某遗产的产权份额。第一，系争房屋来自原公房的拆迁安置利益，在动迁安置单位留档的原公房材料中，《具结申请》上的内容明确表明胡某某将安置房产权归属被告李某3，签名部位尽管系“胡某某印”的盖章而非签名，但自然人的盖章与签字依法具有同等效力，都是对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确认，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应当认为胡某某在生前表达了将系争房屋上自己的产权份额归属被告李某3的意思。尽管两原告就该份材料上正方形的“胡某某印”提出质疑，但未能进一步举证该盖章行为系由他人在未经胡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庭审中两原告另提及2017年《承诺书》上“胡某某印”系扁形章，与前述2004年印章形状不同，对此被告李某3解释，期间胡某某居住的房屋着火，旧印章被烧毁，故刻制了新印章，对于上述原、被告争议，本院认为，私章系自然人用自己的名字制作的签名印章，并不必须具有终身唯一性，考虑到两种印章出现的较长时间跨度，被告李某3所称的印章变化原因尚属可信，两原告在被告方否认的情况下未能进一步举证，故两原告对于印章问题的相关异议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同时，2017年6月胡某某的住院记录中显示查体神清，两原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胡某某在晚年出现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或丧失的情况，故在胡某某后续十几年未做出任何与《具结申请》意思表示相反的行为的情形下，本院认为，胡某某在生前已做出将安置房屋利益转移给被告李某3的有效意思表示。第二，原公房于1989年6月1日登记租赁户姓名为胡某某，而胡某某在原配偶李某4去世后两年左右的1989年4月已与被告邬某1结婚、并移居迁户至北油车弄一带，后一直未实际居住于原公房。结合原公房详细信息页记载的1989年6月1日“李某3代扣(月租)”、1995年“住房用途：新型建材李卫(伟)国”等情况，由权利义务相均衡的常理可见，胡某某作为名义上的公房租赁户主，实际将原公房居住使用的权利以及交纳租金的义务移转于其子李某3行使、履行。原公房的上述承租与居住使用情况与《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落款处乙方由被告李某3签章、《拆迁户安置报批单》拟安置房屋产权人为李某3等一系列事实得以相互印证。同时，综合前述关于《具结申请》内容的认定，本院认为，胡某某生前已做出处分原公房中安置利益、移转于被告李某3的意思表示，胡某某现在系争房屋中不存在产权份额，即胡某某在系争房屋中不存在遗产，故两原告作为胡某某的子女诉请要求依法继承分割系争房屋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两原告未能举证在系争房屋中存在可继承的胡某某遗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1、李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30元，由原告李某1、李某2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亚靖人民陪审员  濮如毅人民陪审员  蒋 富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黄朱红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