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626民初1590号 原告：周树萍，男，1957年4月15日生，住云南省丘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于鸿、王卿，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云南农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二期6幢14层1402号。 法定代表人：曹凤娟，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工业园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金林，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倩，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侯镇海洋化工园区丰南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王英芳，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江西海阔利斯农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工业园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金林，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庆民，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青岛新正农资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水集街道办事处北京路。 法定代表人：陈勇，系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郝子才，山东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雷志强，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原告周树萍与被告云南农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格公司”，更名后简称“橙格公司”）、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邦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6）云2626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不服，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云26民终60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6）云2626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6日、2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江西海阔利斯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阔利斯农资公司”）、青岛新正农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正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周树萍及其委托代理人魏于鸿、王卿，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倩，被告荣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邱文庆，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庆民，第三人新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郝子才、雷志强分别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橙格公司（原农格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树萍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因农药造成的葡萄收益损失68,120元（重审时变更为258,323.49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在丘北县官寨乡山心村民委向东村小组小坝子种植葡萄17亩。2016年6月17日至损害发生期间，原告向被告农格公司购买涉案“君茂”、“苗俏”、“佳秀”、“贝丽”等农药用于防治葡萄病害。上述农药主要用于防治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选药、配方、用法及其用量均由农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负责技术指导，原告也一直按照指导内容用药。然而到了葡萄成熟期，原告所购的上述农药不仅没有防治病害，反而导致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大面积爆发，致使葡萄减产减收，部分甚至绝产绝收。7月下旬，原告与农格公司协商解决，但对方一直推卸责任，协商无果后，原告委托另一农药受害者李红于8月18日向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情况。后经云南省农药检定所标检核查，检定结果为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君茂”、“苗俏”，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贝丽”四个产品为无农药登记证产品。同年9月5日，原告委托李红向丘北县农科局反映情况。次日，丘北县农科局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平面示意图》和拍照，对所使用的农药进行了标签检查。经勘验，田间表现叶片上呈霜霉病病症，果实上呈灰霉病和炭疽病病症，分布不均，局部较为严重，总体上均有发生。综上，三被告明知其生产及销售的农药系无农药登记证的产品还大肆进行宣传、推广并销售给无任何农药专业知识的农民使用，原告因使用三被告生产及销售的农药致使所种植的葡萄遭受损失，被告农格公司作为销售者，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橙格公司（原农格公司）在原审期间提交答辩状称：一、本案所涉的“佳秀”、“贝丽”农药系新正公司交付给本公司进行地块实验的，从未对外进行过销售。本公司仅仅是将涉案产品免费交给王树恩并明确告诉其仅供用于地块实验。王树恩在知悉该事实的情况下，擅自将产品出售给其他人图谋取利，导致他人的利益受损，存在重大过错，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周树萍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本公司只是将产品交付给王树恩做实验，未将产品交给其他人。因此基于合同的相对性，除王树恩以外的其他人不应向公司主张权利，而是应向王树恩主张权利。另外，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受损地块的合法权利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三、公司仅将产品交给王树恩进行地块实验，并未收取其任何费用，王树恩擅自将产品出售给其他人使用获取利润，应当由王树恩对其他人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要求公司赔偿损失明显有悖公平原则。四、王树恩有涉嫌通过诉讼牟利的情形。在此之前，王树恩就曾通过其他案件多次提起索赔诉讼，打着受害者的旗号，实则想通过诉讼来获取巨额的赔偿，存在极大的主观恶意，违背了“赔偿以填补损失为限”的法律原则。这种违法行为如果不加以规制，将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社会影响，法律的规范作用也就无从体现。因此，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案涉葡萄园的土地使用权人，因为丘北县农林局无认定土地权属的职能，仅凭原告提供的丘北县农林局的航拍图无法证明其系涉案土地的经营者。二、原告未完成产品责任纠纷案件中原告应承担的产品存在缺陷、缺陷产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三个同时存在的条件：1.产品存在缺陷；2.缺陷产品造成了受害者受损的事实；3.缺陷产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一书中也指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原则。因此，本案原告应当承担产品存在缺陷、缺陷产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如不能证明产品存在缺陷的，被告不承担责任。具体来讲，（一）原告未能证明农药存在缺陷。被告的农药是经过试验并已取得农药登记证，是合格的农药，不存在缺陷。原告依据《农药管理办法》的规定认为“未经登记的农药均按假农药处理”，对此被告不予认可。首先，该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不能当然套用作为认定涉案产品是缺陷产品的依据；其次，该办法施行于本案发生之后，并不能约束本案。（二）原告未举证证明葡萄遭受病害受损与使用被告农药之间有因果关系。首先，原告混合使用除涉案农药外的多种农药和肥料，无法区分是何种农药致其葡萄受损，也无法确定农药之间的参与程度；其次，丘北县2016年的高温天气偏多，也是导致病害多发的重要原因，况且葡萄在用药前已经生病，任何药物都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治好病，因此原告将葡萄生病的农业经营风险转嫁到农药上来，是不合理的。（三）原告不能证明其存在损失的具体金额。本案中的鉴定报告存在鉴定程序违法的情形，根据民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根据目前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数额。（四）因果关系的认定对本案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原告的葡萄在使用涉案产品之前就已经遭受病害，且原告同时使用多种产品，此外葡萄生长还会受天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目前无法分辨是哪种产品、哪些因素对葡萄造成了损害。庭审中，经法庭向原告释明是否申请因果关系的鉴定，但原告不愿意申请因果关系鉴定，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三、被告存在免责事由，不应承担责任。被告的农药是经过登记的实验用药，被告将农药交给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做田间实验，并未将农药投入流通，存在产品责任的免责事由，不应承担责任。四、原告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混合使用多种农药，也不按照适用范围使用农药（实验农药标注的范围为黄瓜和芒果树）。在使用时，也未先做单株葡萄实验，如果先做单株葡萄实验就可避免葡萄大面积地受损。五、王树恩和李红应当认定为销售者。从农格公司董冰的笔录可知，董冰仅向王树恩、李红提供农药做实验，并未与其他原告联系，也未向其他原告收取过费用，其他原告的农药都是从李红处获得的。 被告荣邦公司的答辩意见与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基本一致。其中关于存在免责事由的理由是被告将农药交给第三人新正公司做田间实验，并未将农药投入流通，存在产品责任的免责事由，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书面提出管辖权异议。对此本院当庭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提出管辖权异议问题的批复》规定，本案追加的两个第三人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既非原告，又非被告，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述称：一、原告负有证明其具备适格的诉讼主体的举证责任，如提交租赁合同等；二、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损害后果与涉案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除了王树恩、李红使用的农药是从农格公司董冰处购买的，其他农户的农药均是从王树恩处购得，对此申请除王树恩、李红作为原告的另外八个案件中追加王树恩、李红作为被告；四、原告的证据系复印件，需要提供证据来源的合理说明；五、本案应当重点审查侵权的四个方面，即损害后果、行为主体、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六、第三人仅仅是受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委托进行实验，并未将涉案农药直接出售给原告，涉案农药系实验产品，未投入流通，所以本案除农格公司以外的两被告及两个第三人均无过错。七、原告自身也有过错，一是混合使用多种农药，二是超范围使用过量农药。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按照农药标签使用农药，其作为使用者应当具有谨慎义务。八、损失鉴定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因为该鉴定并未通知其他当事人进行，鉴定机构的选定和鉴定过程的监督也严重存在问题。 第三人新正公司述称：一、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自己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而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是适格的原告。二、本案农药没有进行流通销售。原告必须提供销售合同、货款交付记录等基本证据才能证明是销售，但庭审中原告没有相应证据证明，而被告已经提供了农药是进行实验的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三、本案实验农药没有质量缺陷，当初交付给王树恩进行实验时，该农药已经获得实验证书，之后采取同一标准生产的农药也获得了农业主管部门的登记证书，充分说明当初的实验农药没有质量缺陷。四、原告损害结果应该由其提供证据。但原告提供的鉴定报告程序违法，不能保证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应当不予采信。现原告又不同意重新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以及损失与缺陷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该举证责任也应归由原告。原告称产品已经不复存在，不具备鉴定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实验农药没有质量缺陷，也与原告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最后，原告的损失有多种原因，气候、管理因素、农药质量(包括四种农药和原告使用的其他农药)与用量、化肥质量与用量都有可能导致减产，市场因素也可能导致在不减产的情况下减收。 原告周树萍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妮妮”（李红）与董冰的微信聊天记录；2.中国农业银行账单详情；3.农格公司涉案农药宣传图片，拟证明：1.原告在被告农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的推荐下，从农格公司购买“苗俏”、“君茂”、“佳秀”、“贝丽”等农药用于防治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害；2.选药、用药均由董冰进行技术指导，原告一直严格按照其要求用药；3.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系“苗俏”、“君茂”产品的生产者，被告荣邦公司系“佳秀”、“贝丽”产品的生产者；4.葡萄产生病害后，董冰未及时告知四种农药为无登记证农药，反而指导原告抓紧继续使用以上农药；5.三被告明知其生产、销售的四种农药为无农药登记证产品，还大肆进行市场宣传和推广，并极力推荐原告购买使用。第二组，1.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投诉登记表；2.丘北县农科局2016年信访投诉举报记录；3.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使用购买的“佳秀”、“贝丽”、“苗俏”、“君茂”等农药后不仅没有防治病害，反而导致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害大面积爆发，且四种农药不能有效防治病害，致使葡萄绝产绝收。原告等人因此向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丘北县农科局投诉和举报，丘北县农科局依法对药害事件向董冰进行调查。第三组，1.云南省农药检定所证明；2.丘北县农科局提取的农药照片；3.丘北县农科局抽样取证凭证；4.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复函；5.荣邦公司复函；6.丘北县农科局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7.丘北县农科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1.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苗俏”、“君茂”和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贝丽”四种产品均为无农药登记证产品；2.使用过上述农药的9户葡萄种植户均遭受不同程度的药害，导致葡萄大面积受损；3.农格公司涉嫌违法，且在省内其他地州也有相同违法行为，丘北县农科局已将案件移送至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立案调查。第四组，1.丘北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移送函；2.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3.询问笔录四份；4.现场勘验检查笔录；5.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1.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作为管辖机关，对被告农格公司经营无证农药一案进行立案调查；2.经官渡区农林局调查查明，农格公司具有经营无证农药的行为，向原告销售了无农药登记证的“苗俏”、“君茂”、“佳秀”、“贝丽”四种农药；3.农格公司经营无证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官渡区农林局依法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并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第九组，1.情况反映（周树萍）；2.丘北县农科局现场检查（勘验）笔录；3.周树萍葡萄种植现场平面图；4.周树萍葡萄园现场照片；5.丘北县农科局询问笔录，拟证明：1.原告周树萍使用“君茂”、“苗俏”、“佳秀”、“贝丽”四种农药后出现病害防控不了，造成葡萄果实霉烂，从而失去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后果；2.经丘北县农科局核实，原告系涉案葡萄园的合法经营者；3.经丘北县农科局对原告葡萄受损情况进行现场勘验，田间表现果实呈不同程度的炭疽病、灰霉病等症状并导致葡萄果实呈烂果状态，从而失去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是造成果实霉烂的主要原因且危害相当严重。……第十四组，农格公司举办的“大幕开启，好戏连台”掘金策略共识会视频；2.《农资经销商》杂志关于农格公司掘金策略共识会的新闻报道，拟证明：2016年8月25日，被告农格公司举办掘金策略共识会，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作为冠名单位参加。两被告公司通过该会议公开向消费者宣传“苗俏”、“君茂”等产品，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对于农格公司向市场销售无农药登记证的“苗俏”、“君茂”是明知的，且共同参与产品推广。第十五组，1.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苗俏”产品招商广告；2.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君茂”产品招商广告，拟证明：1.2016年8月23日，海阔利斯生物公司通过农化招商网招募无农药登记证的“苗俏”、“君茂”产品的代理经销商；2.产品说明中关于“苗俏”、“君茂”的防治对象包含葡萄。第十六组，《关于2016年第九批颁发农药制剂产品生产批准证书专家评审未通过原因的通知》，拟证明：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产品因缺乏合格的氰霜唑原药来源证明（无生产批准证书号）而未通过产品生产批准证书专家评审，说明在2016年9月6日前，该产品属于无生产批准证书而不能生产的产品。第十七组，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产品实物，拟证明：1.该产品没有通过生产批准证书，荣邦公司擅自加上了批准证号，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也违反了国家实行的农药生产许可制度；2.作物范围写的是黄瓜，但在注意事项中的使用说明间隔又包括黄瓜、番茄、马铃薯、葡萄等作物；3.该产品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5月10日，此时尚未取得农药登记证书和生产批准证书，就进入市场卖给了原告。 （注：未列明的第五至八组,第十至十三组证据为该系列案件其他原告的相应证据） 经质证，被告荣邦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1.聊天记录，三性不予认可，荣邦公司不能确定聊天双方的身份，也无法核实聊天内容的真实性；2.农业银行账单详情，三性不予认可，荣邦公司并非收款人，不能确认该付款情况的真实性。另外从前面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红从董冰处获得了很多药品，该付款记录不能证明是为了购买本案所涉药品而支付的货款，并且该款项是由李红支付的，本案原告并未支付过款项，他是从李红、王树恩处获得的药品，故李红、王树恩也应认定为销售者；3.农格公司涉案宣传图片，三性不予认可，因为无法核实该图片的来源，且荣邦公司并未组织、参与过该宣传活动，也未授权进行销售、推广，对该活动毫不知情，另外宣传并不等同于销售。第二组，1.消费者投诉登记表，三性不予认可，这是原告的单方陈述，无法核实真实性，且不涉及荣邦公司；2.丘北县农科局2016年信访投诉举报记录，质证意见同上；3.询问笔录，质证意见同上，而且从被询问人的陈述可知，董冰只是给了王树恩一些药做实验且未收取任何费用，其他原告的药品均是从王树恩处获得。第三组，1.证明，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涉案农药获得农药临时登记证，也取得了农药登记证，是质量合格的农药；2.提取的农药照片，三性均不予认可，荣邦公司并未参与，无法核实该农药是否是本公司生产的产品；3.抽样取证凭证，质证意见同上；4.海阔利斯公司复函，与荣邦公司无关，也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质证；5.荣邦公司复函，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复函中也称该产品是假冒产品，说明荣邦公司并未将该产品投入流通；6.信访事项实体受理告知书，三性不予认可，该告知书也只能说明原告到丘北县农科局举报，农科局进行了初步调查；7.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三性不予认可，并且该处理意见书的结论是继续调查，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第四组，1.丘北县农科局案件移送函，三性不予认可，只能证明该案件移送的情况；2.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三性不予认可，只能证明案件处于立案阶段；3.询问笔录，三性不予认可，从董冰的笔录中可知董冰仅将本药品免费给农户做实验，从李红的询问笔录可知李红从董冰处获取的农药有很多种，其支付的2,000元还包含其他农药款项；4.现场勘验笔录，三性不予认可，荣邦公司并未参与，无法核实真实性；5.官渡区农林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决定书是针对农格公司并未针对生产者荣邦公司作出处罚，说明农林局认为荣邦公司不存在过错。第九组，1.情况反映，三性不予认可，荣邦公司并非当事人，无法核实真实性；2.现场勘验笔录，质证意见同上；3-4.葡萄种植现场平面图及照片，三性不予认可，丘北县农科局没有认定土地权属的职能，不能证明葡萄地的经营者为原告，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材料证明其为该片葡萄地的合法经营者，应当驳回其起诉；5.丘北县农科局询问笔录，三性不认可，荣邦公司并非当事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第十四组，1.会议视频，三性不予认可，来源无法核实，也不涉及荣邦公司；2.新闻报道，质证意见同上。第十五组，招商广告，质证意见同第十四组。第十六组，《通知》，三性不予认可，该通知所表达的意思是报送材料不全要求补齐材料，并不能证实原告的观点。第十七组，“佳秀”产品实物，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没有提供物品来源证明，如交货凭证等，无法确认是否系荣邦公司生产。 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对原告第一、二、三、四、九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荣邦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第十四组，1.会议视频，三性不予认可，来源无法核实，并且本公司从未组织、参与过该宣传活动，也未授权进行销售、推广、冠名，对该活动不知情。另外宣传也并不等同于销售；2.新闻报道，质证意见同上。第十五组，招商广告，三性不予认可，来源无法核实，本公司从未发布过该广告，对此并不知情。另外招募经销商并不等于进行销售，在获得登记证后该产品也是要进行销售的，提前招募经销商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并不能说明当时是在进行销售。第十六组，《通知》，三性不予认可，与本公司无关，提到的产品也非本案所涉的产品。第十七组，“佳秀”产品实物，同荣邦公司质证意见。 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只能证明是董冰的个人行为或者是农格公司的单方行为，并不能证明是另外两被告和两个第三人的销售行为。另外，根据农药专家的意见，防治这三种病（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应当是病发前才有效，而且该三种病的发生因素，用药的时机占70％多，其次是天气、用药器械、技术等，也包括药品本身的成分以及病害的抗药性等有关，如果病害已经发生后，用什么药都无法根治。而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病害已经大面积发生。第二组证据没有加盖印章，但从笔录中也可以看出，董冰只是把农药给王树恩和李红，没有直接与其他八个案件的原告有交易来往，所以王树恩没有销售资质，具有重大过错。何况原告使用的不止有农格公司提供的农药，不排除使用了其他农药的因素造成损失。第三组，认可属无农药登记产品，因为所涉产品是实验产品，未投入流通，如果投入流通，也仅仅是行政处罚的范畴，与因果关系不能划等号。第四组，真实性无异议，进而证明农格公司被处罚的行为与另外两被告和两个第三人无关。第九组，对没有加盖农科局印章的复印件不予质证，另外农科局不能单方认定原告是涉案葡萄地的经营者，原告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系合法的经营者。第十四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是真实的，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8月25日，而原告单方面反映的时间是6-7月，不能证明原告向董冰购买的农药是否包括涉案农药，此外这是农格公司的行为，与另外两被告和两个第三人无关。第十五组，农化招商网并不是另外两被告和两个第三人的招商网站，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发布时间是2016年8月23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被告和第三人作为知名农化企业，不可能将实验产品进行公开销售宣传，这有悖常理。第十六组，只能反映出申请农药登记证的过程中有关材料缺失，依法补正后就能获得证书，故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第十七组，不涉及本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新正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聊天记录只能反映出两人在进行产品沟通，没有说明是对药品进行销售。同时也可以看出原告的葡萄已经大范围发病，在该情况下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治时间，故造成减产不是实验产品的问题，而是原告疏于管理所致；对农业银行账单详情不认可，原告与农格公司有资金来往，也并不能说明是用于购买药品；对农药宣传图片予以认可，这是农格公司的宣传行为，从中可以看出来该公司是一家正规经营公司。第二组证据只能证明农格公司与王树恩、李红有交易往来，与包括周树萍在内的其他八名原告没有关系。对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一致。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官渡区农林局在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农格公司将涉案实验产品用于销售，农格公司也说明了是实验产品的情况下，认定农格公司的行为属于销售是不正确的，更不能证明荣邦公司和新正公司将涉案农药投放于市场。对第九组证据不予认可。对第十四至十六组证据同意荣邦公司质证意见，原告提出涉案产品是实验产品这没有问题，当时没有通过生产许可证的评审也是事实，但只要补充提供原药来源证明等材料，就可通过评审。一种农药的实验产品与销售产品的标准是一致的，既然后面能够通过评审，那么试验的产品也是合格的。另外，公司提供的这两个实验产品，是市场上治疗涉案病种（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最好的药，氰霜唑也是市场上效果最优秀、最主流的药品。而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损失与涉案农药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对第十七组证据不认可，药品已经开启，并且用于实验的瓶盖上没有生产日期，但原告提交的瓶盖上印有日期，这不能证明瓶盖与瓶身是一体的（或者原物）。 被告荣邦公司证据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农药田间实验批准证书（佳秀）；2.农药田间实验批准证书（贝丽）；3.农药登记证（佳秀，2017年2月13日），4.农药登记证（贝丽，2017年12月20日），拟证明：1.荣邦公司将“佳秀”、“贝丽”委托新正公司进行田间实验符合法律的规定；2.“佳秀”、“贝丽”已经取得农药登记证，不属于无农药登记产品；3.“佳秀”的防治对象为黄瓜霜霉病，“贝丽”的防治对象为黄瓜白粉病，而非葡萄炭疽病、灰霉病及霜霉病。第二组，5.协议书，拟证明：荣邦公司从未将“佳秀”、“贝丽”产品授权给第三方进行销售，仅将上述产品交与新正公司进行田间实验，自身也不存在任何的销售行为。第三组，6.产品检验报告单（佳秀）；7.产品检验报告单（贝丽）；8.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2014年佳秀）；9.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2015年佳秀）；10.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2015年贝丽）；11.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2016年贝丽），拟证明：1.“佳秀”、“贝丽”产品质量符合标准，是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2.“佳秀”、“贝丽”均经过农业部指定的田间药效试验单位二年的药效试验，为有效且合格的田间预防霜霉病及白粉病的产品。第四组，12.丘北县2016年6月天气记录；13.丘北县2016年7月天气记录，拟证明：原告葡萄大面积爆发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致使葡萄受损的原因可能是连续两个月的高温、高湿气候条件。补充第五组证据，目前在市场上流通的“凯誓”、“叶贝丽”两种产品的实物，其中“凯誓”对应的是“佳秀”，“叶贝丽”对应的是“贝丽”，两种产品的成分与原来的实验产品是一致的，没有发生改变，就本案涉及本公司的两种产品来看，是不存在缺陷的。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荣邦公司提交的第一组第1-2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观点；对第3-4号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说明被告公司生产的“佳秀”、“贝丽”在案发时只能做田间试验，不得进行市场流通，但被告在取得农药登记前就进行销售，存在重大过错。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协议由被告单方提供，没有第三方证明其真实性，且该协议签订于新正公司成立之日，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登记试验应当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而新正公司并不具备试验资质，因此该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最后，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解释产品已经投入流通这一客观事实，也不能证明荣邦公司未将产品投入流通，被告作为生产者的责任不能因该协议而免除。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在被告取得实验登记证以前单方委托形成，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次，该组证据说明实验目的为登记实验需要，即使证据真实，也只能说明试验农药具备登记试验的条件，不能证明农药产品质量合格；最后，该组证据说明试验是在温室环境特定温湿度条件下得出的结论，且试验对象为黄瓜，不能证明无缺陷及能够有效预防葡萄病害。总之，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农药不能上市销售，否则视为假药。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相比之下，丘北县2016年的降雨量比2015年更少，完全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而且被告也说是“可能”，对于自己都存疑的证明观点更是不能采信。对于补充的第五组实物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首先，该物证是新出产的农药，与本案所涉的2016年的农药并不是同一批；其次，根据被告的陈述，这四种产品都是在2017年之后才取得的证书，更加说明在案发时对应的四款药品都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根据规定，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的即视为假农药，因此本案所涉的农药不仅仅是缺陷产品那么简单，相反其直接就是一种假农药。 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对被告荣邦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新正公司对被告荣邦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并作如下补充说明：第一组证据的农药实验证书，能够证明该农药是经批准进行实验的，也符合市场管理规定；荣邦公司委托新正公司进行实验是真实的，农格公司又将两种产品交由王树恩、李红进行试验，但并未交给另外八个原告进行试验，如果是王树恩、李红将产品交给八原告，那么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的葡萄损失与该两种农药没有关系，而且证据也显示，2016年丘北多雨是造成葡萄减产的重要原因；对两种产品实物的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这两种药得到了农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与之前的试验产品成分是一样的，说明“佳秀”、“贝丽”两种产品质量符合有关规定。 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农药田间实验批准证书（苗俏）；2.农药田间实验批准证书（君茂）；3.农药登记证（苗俏）；4.农药登记证（君茂），拟证明：1.“苗俏”、“君茂”已获得农药田间实验批准证书，可以进行田间实验；2.“苗俏”、“君茂”已经取得农药登记证，不属于无农药登记证产品；3.“苗俏”的适用对象为芒果，“君茂”的适用对象为黄瓜，两者的对象均非葡萄。第二组，5.《产品代理销售的合作协议》；6.《江西海阔利斯农资有限公司销售合同》；7.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与被告农格公司之间的收付款凭证，拟证明：1.被告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签订的《产品代理销售的合作协议》约定由海阔利斯农资公司进行产品实验并将结果报告给被告，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不得将实验产品销售、牟利，除非实验产品获得国家正式登记，不得向实验用户收取任何费用，否则由海阔利斯农资公司自行承担全部责任。2.涉案农药是由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转到被告农格公司。第三组，8.检验报告（苗俏）；9.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苗俏，2012年）；10.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苗俏，2013年）；11.检验报告（君茂），12.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君茂，2016年）；13.农药田间药效实验报告（君茂，2017年），拟证明：1.“苗俏”、“君茂”产品质量符合标准，是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2.“苗俏”、“君茂”均经过农业部指定的田间药效实验，为有效且合格的田间产品。第四组，14.丘北县2016年6月天气记录；15.丘北县2016年7月天气记录，拟证明：原告葡萄大面积爆发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致使葡萄受损的原因可能是连续两个月的高温、高湿气候条件。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第一组第1-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3-4号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说明“苗俏”、“君茂”产品在案发时并未取得农药登记证；同时，以上4份证据也可以说明在案发时被告生产的两种产品只能做田间实验，不得进行市场流通，却在取得农药登记证前就进行销售，因此被告存在重大过错；此外，苗俏、君茂产品说明中可以用于葡萄，生产者和销售者有义务对农民使用农药进行指导和提示说明。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协议由被告单方提供，没有第三方证明其真实性；其次，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登记实验应当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并不具备实验资质，该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最后，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既然产品已经进入流通，生产者不能因该协议而免责。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系在被告取得实验登记证前单方委托形成，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次，该组证据说明实验目的为登记试验需要，即使证据真实，也只能说明实验农药具备登记实验的条件，不能证明农药产品质量合格；最后，该组证据说明实验是在温室环境特定温湿度条件下得出的结论，且实验对象为芒果及黄瓜，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产品无缺陷且能够有效防治病害。总之，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农药不得上市销售，否则视为假药。第四组证据与荣邦公司提供的相应证据一致，对其质证意见也一致。 被告荣邦公司、第三人新正公司对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 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对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并强调“苗俏”和“君茂”是本公司交给农格公司做试验的，至于之后农格公司是否用于销售，公司并不知情也不能负责。另外试验药品既然取得了国家试验证书，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用于试验是无可厚非的。农药标签上明确写明不可与呈碱性农药使用，并且应当于病害发生前或者初期使用，而不是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后才使用，同时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也不能证明本案的关键问题即因果关系。 被告橙格公司未到庭质证，也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新正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院为核实部分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向丘北县农科局发函要求确认。丘北县农科局复函说明，关于周树萍、罗安洪等九人与农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产品责任纠纷，周树萍、罗安洪等九人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又向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调取了董冰、李红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云南省农药检定所证明，农药照片，销货清单、对账单，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用于核对原告提供证据来源的真实性。经质证，到庭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审期间，本院应原告申请，委托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葡萄受损情况进行评估鉴定。文山安信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周树萍的葡萄损失金额评估为258,323.49元。对于该鉴定意见，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审启动鉴定程序未通知被告，属程序违法，不能采信。重审时为查明原告种植的葡萄受害与使用农药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告的损失程度，经本院当庭询问各方当事人意见，原告不同意重新申请鉴定，到庭的两被告认为举证责任在于原告，也不同意由其启动鉴定程序。因此，本院决定依职权重新启动鉴定程序，并向全省唯一具备农药安全性鉴定资质的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发出《关于商洽司法鉴定有关事项的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复函称，因涉案农药已经过期，故丧失因果关系（安全性）鉴定条件；损失评估也因种植现场不复存在而无法开展。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复函均无异议。对此，原告认为虽然本案已经不具备鉴定条件，但因果关系可以结合法律规定作出推定，损失数额也可以参照原审时的鉴定意见酌情确定，虽然原来的鉴定程序违法，但鉴定机构依据的事实和材料是第一手的，鉴定意见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到庭的两被告及第三人则认为，该复函也说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因果关系成立以及受损情况，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于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周树萍提供的第一组证据，1号与官渡区农林局执法人员对李红、董冰的询问笔录相印证，经核实为李红与被告农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董冰向李红销售包括“佳秀”、“贝丽”、“君茂”、“苗俏”等品牌在内的农药，并到丘北向包括原告周树萍在内的其他葡萄种植户推广销售上述农药的事实，予以采信；2号证据能够证明李红向董冰微信转账支付货款2,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系丘北县农科局接到王树恩等葡萄种植户举报后第一时间依职权进行调查所形成的材料，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葡萄种植户向董冰购买涉案农药使用后，葡萄受损严重，以及董冰在销售时没有告知四种涉案农药为试验产品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四种农药在案发时无农药登记证产品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丘北县农科局向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移送案件线索，官渡区农林局立案调查后依法对农格公司经营无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农药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予以采信。第九组证据系丘北县农科局接到投诉举报后第一时间依职权进行现场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周树萍使用从董冰处购买的农药后，导致种植的葡萄大面积爆发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危害严重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十四组证据与李红和董冰的微信聊天信息、农格公司关于涉案农药的宣传图片等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农格公司举办具有产品销售推广性质的掘金策略共识会的事实，但无法核实报道内容提及的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以及其参加活动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尚不能证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共同参与产品推广的观点，予以部分采信。第十五组证据为第三方网站发布的招商广告，但无其他证据佐证系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行为，不予采信。第十六组能够证明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产品在2016年9月6日前，因缺乏合格的原药来源证明，尚未通过产品生产批准证书专家评审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十七组证据无法验证是否系涉案产品原物，不予采信。 被告山东荣邦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2号农药田间试验批准证书能够证明该公司生产的涉案“佳秀”（氰霜唑）、“贝丽”（乙嘧酚·嘧菌酯）两种农药为试验产品，予以采信；3-4号农药登记证，能够证明“佳秀”和“贝丽”产品现已取得农药正式登记，予以采信。但是，产品本身不能证明荣邦公司委托新正公司进行田间试验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纳。第二组证据仅能证明荣邦公司与新正公司签订关于产品试验及销售代理的协议，但生产者未将试验产品用于销售，仅靠该协议本身无法证明，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纳；相反，从农格公司的答辩和新正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能够证明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贝丽”试验农药是从新正公司流向农格公司的。第三组证据，6-7号即两份产品检验报告单系荣邦公司自己作出的结论，不具备客观性，不予采信；8-11号即四份农药田间药效试验报告，仅能证明涉案的“佳秀”、“贝丽”产品经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合格，但两种产品适用的作物均为黄瓜，对葡萄炭疽病、霜霉病、灰霉病是否有防治效果尚无结论，予以部分采信。第四组证据仅能证明丘北县2016年6-7月的气候状况，但是否会造成葡萄发生病害，还需科学结论进一步加以佐证，而不是可能性地推测，不予采信；不过，农作物生产确实也会受到气候条件的一定影响，这属于自然规律，无需举证证明。补充的第五组实物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与涉案试验产品的名称、成分、功效一致，而且也说明了案发时涉案产品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故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纳。 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1-2号农药田间试验批准证书，能够证明该公司生产的涉案“苗俏”（吡唑嘧菌酯）、“君茂”（啶酰·异菌脲）两种农药为试验产品，予以采信；3-4号农药登记证，能够证明“苗俏”、“君茂”两种产品现已取得农药登记证，予以采信。第二组，5号证据仅能证明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与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之间签订关于产品试验及销售代理的合作协议，但生产者未将试验产品用于销售，仅靠该协议本身无法证明，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纳；6-7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农格公司销售的“苗俏”、“君茂”产品系从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出，这一明显不利于提供证据一方的事实构成自认，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仅能证明涉案的“苗俏”、“君茂”产品经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合格，但两种产品适用的作物分别为芒果和黄瓜，对葡萄炭疽病、霜霉病、灰霉病是否有防治效果尚无结论，予以部分采信。第四组证据与被告荣邦公司提供的第四组证据一致，本院认证意见同上。 本院依职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函询的回复意见和调取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省农科院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司法鉴定事项的回复函各方均无异议，但就因果关系和损失数额如何认定持不同的观点。对此，本院认为，在已经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从现有证据和实际情况考虑，结合法律规定对因果关系作出推定。对于损失数额，也可以参照原审鉴定意见酌情确定。虽然该鉴定程序违法，侵害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但并不当然代表鉴定意见没有参考价值。首先，原审选定的鉴定机构本身具备评估财产损失的资质；其次，评估鉴定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都是第一手的，所形成的鉴定意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以及庭审的情况，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周树萍系葡萄种植户，2016年在丘北县官寨乡山心村民委向东村小组“小坝子”（地名）种植葡萄17亩。2016年6月中旬，原告经被告橙格公司（原农格公司）区域经理董冰推荐，向其购买了“佳秀”、“贝丽”、“君茂”、“苗俏”等品牌的农药用于防治葡萄病害。董冰将农药统一发货到另案原告李红处，货款由李红代收。选药、配方、用法及用量由董冰进行技术指导，原告按照其指导用药。到葡萄成熟期，原告种植的葡萄大面积爆发炭疽病、灰霉病和霜霉病，致葡萄受损严重。8月18日，原告委托李红等葡萄种植户向丘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县市监局建议其到省工商局投诉。9月5日，原告又委托李红向丘北县农科局投诉举报，农科局领导批示要求组织执法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经丘北县农科局进行现场勘验，并对所使用的农药进行了标签检查。经勘验，原告种植的葡萄田间表现叶片上呈霜霉病病症，果实上呈灰霉病和炭疽病病症，分布不均，局部较为严重，总体上均有发生。经调查，丘北县农科局认为被告农格公司涉嫌违法推广、经营无登记农药，于2016年11月1日将案件线索移送昆明市官渡区农林局，官渡区农林局于次日立案调查。经调查和现场勘验检查，官渡区农林局认定农格公司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经营无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农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官农罚〔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农格公司停止经营无登记证农药的行为，进行整改，并处以2万元的罚款。该处罚决定作出后，农格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农格公司销售的“佳秀”（氰霜唑）、“贝丽”（乙嘧酚·嘧菌酯）两种农药系被告荣邦公司生产的试验农药，“苗俏”（吡唑嘧菌酯）、“君茂”（啶酰·异菌脲）两种农药系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试验农药。其中，“佳秀”试验有效期为2012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0日止，作物对象为黄瓜，防治对象为霜霉病，试验地点为山东、北京、湖北、辽宁，于2017年2月13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贝丽”试验有效期为2015年4月17日至2018年4月17日止，作物对象为黄瓜，防治对象为白粉病，试验地点为山东、天津、湖北、陕西，于2017年12月20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苗俏”试验有效期为2011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26日，作物为芒果树，防治对象为炭疽病，试验地点为广西、广东、海南，于2018年8月21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君茂”试验有效期为2015年10月22日至2018年10月22日，作物为黄瓜，防治对象为灰霉病，试验地点为江西、湖北、陕西、上海，于2018年7月21日取得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与田间试验内容一致。 2015年1月1日，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与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签订关于产品代理销售的合作协议，约定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作为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的产品销售独家代理商。2016年1月1日，海阔利斯农资公司与被告农格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确定农格公司作为云南的区域代理商。2016年3月23日，被告荣邦公司与第三人新正公司签订关于地块试验和销售代理的协议，约定由荣邦公司提供试验产品交由新正公司进行地块试验，试验产品获得农药登记后由新正公司获得专有代理销售权。被告农格公司销售的“苗俏”、“君茂”产品系从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向农格公司，“佳秀”、“贝丽”产品系从第三人新正公司流向农格公司。 另，原告周树萍的葡萄损失金额经司法鉴定机构评估为258,323.49元。原告预交鉴定费10，000元。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周树萍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涉案产品的销售者如何确定？三、涉案农药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四、原告的损失应当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周树萍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首先，原告系在丘北县租赁土地从事葡萄种植的从业人员，其种植葡萄的土地来源、种植面积均已在丘北县农科局的调查材料中得到证实。丘北县农科局作为农业主管部门，在接到原告的投诉后，依照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验和调查，所形成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现原告已经完成证明自己是涉案受损的葡萄种植园经营者的基础举证责任，被告和第三人予以否认的，应当提供足够的反驳证据来推翻，否则其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原告使用的涉案农药是农格公司经理董冰到另案原告李红种植的葡萄园进行技术指导时，向包括原告周树萍在内的其他葡萄种植户进行推广后，直接向董冰购买的，虽然药品统一发货到李红处，货款也由李红代收，但李红没有销售牟利的意图，原告周树萍实质上是与农格公司发生买卖关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原告周树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关于涉案产品的销售者如何确定的问题。现已查明涉案的四种农药均由被告农格公司销售给原告，其中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生产的“苗俏”和“君茂”两种产品系从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流向农格公司，被告荣邦公司生产的“佳秀”和“贝丽”两种产品系从第三人新正公司流向农格公司。因此，两个第三人和被告农格公司均应认定为销售者。被告及第三人主张另案原告王树恩和李红也应该认定为销售者，理由是王树恩和李红又向本案原告周树萍等人销售牟利。对此，周树萍等人是在农格公司经理董冰到丘北实地推销产品后向其购买的农药，约定统一发货到王树恩、李红处，货款由李红代收后交给董冰，故王树恩、李红没有销售牟利的意图，不能认定为销售者，而是与周树萍一道，都是产品流通最后环节的消费者，本案也无需追加王树恩、李红作为本案被告。 第三，关于涉案农药是否存在缺陷以及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农药属于特殊的化学药品，其是否存在缺陷以及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则上应当借助科学的鉴定手段来认定。但由于涉案农药已经过期，在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结合现有证据和相关事实作出推定。首先，四种涉案农药在案发时均为试验农药，尚未取得正式的农药登记，其防治农作物病害的有效性尚待验证，同时四种试验农药的适用作物均不包括葡萄，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是否对葡萄有效，应当另行申请进行田间试验并经审批后方能核准登记。所以，上述涉案农药并不当然对葡萄的相同或类似病害具有有效性。其次，从李红与董冰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刚开始葡萄发生病害只是局部，并非一来就是大面积爆发，尚处于可以抑制的阶段，但在董冰指导下用药后并没有取得防治效果，最终导致葡萄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大面积爆发，产生了严重的损害结果。更为关键的是，包括本案原告周树萍在内的所有向农格公司购买使用涉案农药的葡萄种植户，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葡萄病害大面积爆发，甚至绝产绝收的后果。因此，本院推定涉案四种农药存在无法有效防治葡萄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的产品缺陷，并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第四，关于原告的损失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产品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适用无过错责任，即不以生产者存在主观过错为必备要件。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被告橙格公司（农格公司）明知其销售的产品是试验农药，且试验作物为黄瓜及芒果，对于葡萄病害是否具备有效性未知的情况下，仍然用于销售，并指导包括原告在内的葡萄种植户使用，致使原告种植的葡萄大面积爆发病害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辩解已告知原告农药系试验产品并且是免费提供给原告做试验，但无证据能够证明，并且从董冰多次向李红催收货款的表现来看，其行为属于销售而不是免费提供做试验，故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明知涉案产品是试验农药而向被告农格公司供货用于销售，应当与农格公司一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荣邦公司作为涉案试验农药的生产者，因产品药效及使用的药剂比例尚处于未知的状态，对于客户的使用风险较高，其作为生产者对于试验单位的选择及试验的过程都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严格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并严格控制用于试验生产的产品数量，避免进入市场流通。但两公司分别与不具有试验资质的两个第三人签订委托试验和代理销售的协议，两个第三人又向农格公司供货，使涉案试验农药在并不属于试验地区的云南省多个州市大量流入市场，说明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对于产品已经投入流通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因此，两被告作为生产者的免责事由不成立，对于原告的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明确不要求第三人海阔利斯农资公司和新正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即为被告橙格公司、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原告同时使用了橙格公司销售、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生产的四种农药，三被告虽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并可按照各自的责任大小划分赔偿比例。最后，农产品种植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气候条件、市场因素以及原告自身管理等因素都会对葡萄发生病害以及收益受损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原告的葡萄受损金额参照原审鉴定意见为258,323.49元，本院酌定由被告橙格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03,329.39元，被告海阔利斯生物公司和荣邦公司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51,664.70元，原告自行分担20%的损失即51,664.70元。三被告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追偿。原告预交的鉴定费10，000元应作为诉讼费用按照胜败比例负担。被告橙格公司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其诉讼权利，本院可以依法缺席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由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103,329.39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二、由被告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51,664.7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三、由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周树萍经济损失人民币51,664.7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四、被告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周树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74元，由被告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69元，被告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35元，被告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035元，原告周树萍负担1,035元；鉴定费10,000元，由被告云南橙格伟业植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被告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被告山东荣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原告周树萍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李瑞玲 审判员  饶海泉 审判员  阮永美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