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4民初4096号原告：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育梁道水轩大厦2门**。法定代表人：王红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光，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涛，天津易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子星，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超，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霞，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文斌，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原告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津公司）与被告吕子星及第三人王文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晋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光、张维涛，被告吕子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超、王会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文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晋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王文斌以晋津公司名义于2009年10月9日与吕子星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2.判令《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由吕子星及王文斌承担，王文斌返还吕子星出资款43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吕子星及王文斌负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0月9日，王文斌在未取得晋津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晋津公司代理人身份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吕子星出资4300000元，由晋津公司向沁北电厂供煤。协议签订后，王文斌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条，分三次收取吕子星现金共计4300000元，并在收条上写明“用于晋津公司壶关集店煤矿往沁北电厂发煤使用”。如此大额资金以现金给付有悖常理，晋津公司不认可吕子星支付过上述款项。《合作协议》上加盖的“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2）”为王文斌私刻，协议仅对晋津公司设立了巨额违约赔偿条款，且使晋津公司自签约就处于违约状态。晋津公司既未授权王文斌与吕子星签订任何协议，亦未授权王文斌收取吕子星的任何款项，王文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王文斌私刻晋津公司印章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涉嫌犯罪。上述协议设立的条款大部分为晋津公司的义务，没有对晋津公司权利的任何保护，且吕子星是王文斌的妹夫，该协议系属王文斌与吕子星恶意串通的结果。晋津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成讼。吕子星辩称，不同意晋津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王文斌为晋津公司的员工，且晋津公司授权王文斌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故王文斌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系履行职务，并非无权代理。第二，晋津公司主张《合作协议》加盖的“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为王文斌私刻与事实不符，（2013）濮中法民三初字第00065号民事判决、（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已确认晋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红卫授权王文斌刻制印章，并非王文斌私刻。第三，晋津公司、吕子星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应违约责任，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所谓“协议几乎全是晋津公司义务条款、未对晋津公司权利进行保护、充满了巨额赔偿”等情形；第四，晋津公司、吕子星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合作协议》，不存在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晋津公司利益的行为；第五，晋津公司本次诉讼系重复诉讼、恶意诉讼，属于滥用权利行为，依法应予驳回。第六，吕子星曾与王文斌妹妹结婚，但双方于2009年3月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王文斌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依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0月9日，王文斌以晋津公司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为吕子星，乙方为晋津公司，协议具体内容表述如下：“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肆佰叁拾万元整（430万元），乙方负责提供煤炭、站台、山西省销办计划、铁路计划等共同合作运送电煤，发往华能沁北发电厂，因华能沁北电厂要求完成20万吨供煤合同统一结账，鉴于实际情况，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甲乙双方进行以下内容合作协议。甲方出资4300000元，乙方晋津公司向沁北电厂供电煤、煤炭的质量、列车计划、电煤到厂结算及火车大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每月向沁北电厂供电煤不少于贰列，给甲方每月三十万元的净收益；本协议要求双方每车结清利润，每月清算一次。如因乙方晋津公司原因，无法按约定向沁北电厂供煤，乙方晋津公司向甲方每月交三十万元损失费，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诉讼法律：1.乙方从煤款收到起赔偿甲方每月三十万元的损失费用；2.乙方同时赔偿货款的四倍利息，从煤款收到之日起到付清全部款项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3.乙方自愿赔偿甲方五倍的各项经济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一审、二审、审判监督、法院执行；咨询费、差旅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按山西标准）；4.乙方退还甲方全部煤款本金。”协议落款甲方处由吕子星签字捺印，乙方处加盖“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2）”字样的印章，并有“代理人：王文斌”字样的签字。案外人刘院保于2013年11月22日向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要求晋津公司退还煤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3）濮中法民三初字第00065号民事判决。晋津公司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如下：原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0月12日核准，其名称变更为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2009年2月26日，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委托书，内容为：“现授权委托我单位业务员王文斌为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长治集店煤炭发运站站长，负责集店煤炭发运站的组建、市场开发、日常业务管理，自筹资金三年完成20万吨煤炭发运量；公司负责发运站与省煤炭运销集团业务关联单位的财务处理和给用户提供增值税发票。本委托书从签发之日起五年内有效。特此委托。”该委托书下方盖有公司法人代表王红卫的印章和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的公章。2010年4月22日，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了一份与王文斌对账情况文书，该文书载明：“陈鹏等四客户的电煤从长治集店站发往华能沁北发电厂共七列，除一列自签结账，其他六列电煤全部没有结账，年底华能能源（北京）统一结账，公司按王文斌给客户签订的合同，支付客户全部货款和其他款项。安琦收王文斌用于省煤运公司走账款153.6万元，购煤、运费等其他款586万元，计739.6万元及安琦已购买未上站的原煤4700吨，漯河130万元在公司财务。公司年底全部退还王文斌个人走账及其他款98万元，计251.6万元和原煤4700吨。”文书下方盖有“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字样的印章。庭审中刘院保提交的王文斌证言显示，上述文书中所载明的“四客户”指的是陈鹏、刘院保、吕子星、石立军。经鉴定，2009年2月26日《委托书》中所盖的“王红卫”字样的名章印文和“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与王红卫名章印文样本和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的公章印文样本为同一枚印章所盖；2010年4月22日晋津公司与王文斌对账文书上所盖的“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样本与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的公章印文样本为同一枚印章所盖。晋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红卫和会计刘春花在2009年1月5日接受天津市南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询问时，均承认王文斌为其公司业务员，并代表公司进行业务活动。晋津公司不服（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968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的诉讼程序和鉴定程序合法，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晋津公司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故驳回晋津公司再审申请。另查，案外人濮阳市棉麻公司（以下简称棉麻公司）于2013年11月22日向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要求晋津公司返还棉麻公司出资、销售煤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3）濮中法民三初字第0064号民事判决。晋津公司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396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与（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相同。再查，案外人刘元萍于2018年11月12日向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刘元萍诉称，2009年10月9日，吕子星与晋津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吕子星向王文斌给付出资款4300000元，但晋津公司未能履行义务。2015年12月30日，吕子星将其对晋津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孟巧竹，并于2016年1月4日通过邮寄方式通知了晋津公司；2017年8月11日，孟巧竹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刘元萍，并于2017年8月13日以邮寄方式通知晋津公司。天津山投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投公司）、山西省投资集团景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程公司）系晋津公司投资成立的公司，其经营业务、人员、财务等均处于混同状态，应与晋津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刘元萍向该院提出要求解除吕子星与晋津公司于2009年10月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晋津公司、山投公司、景程公司连带退还刘元萍出资款及利息等诉讼请求。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民事裁定，以需以本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中止该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文斌是否具有代理权；二、《合作协议》仅约定晋津公司违约责任是否影响合同效力；三、吕子星履行出资义务与否是否影响合同效力；四、《合作协议》是否具有恶意串通，损害晋津公司利益的情形；五、《合作协议》是否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六、《合作协议》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关于第一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396号民事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对如下事实进行了确认：1.晋津公司于2009年2月26日向王文斌出具委托书，授权委托晋津公司业务员王文斌为长治集店煤炭发运站站长，负责集店煤炭发运站组建、市场开发、日常业务管理，自筹资金三年完成20万吨煤炭发运量。2.晋津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向王文斌出具对账情况文书，确认陈鹏等四客户的电煤从长治集店站发往华能沁北发电厂共七列，除一列自签结账，其他六列电煤全部没有结账，年底华能能源（北京）统一结账，公司按王文斌给客户签订的合同，支付客户全部货款和其他款项。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晋津公司与王文斌系委托代理关系，王文斌在代理权限内，以晋津公司的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二点，《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即吕子星享有收益的权利和履行出资的义务，晋津公司接收出资款的权利和支付收益的义务。晋津公司以合同未约定吕子星的违约责任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无法律依据。关于第三点，吕子星是否支付出资款系《合作协议》的履行问题，本案审理的核心为《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合同是否履行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及合同效力。该事实应由（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案件予以审理查明，本案不影响晋津公司在上述案件中依法行使有关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关于第四点，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案中，晋津公司认为王文斌与吕子星存在姻亲关系，故二人系恶意串通。但晋津公司并未就王文斌、吕子星二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上述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即便二人存在上述关系，法律并不禁止具有上述特定关系之人共同参与民事活动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此外，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的委托书并未对交易对象的身份等进行条件限制。晋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作协议》具有恶意串通，损害晋津公司利益的情形，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五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晋津公司认为王文斌与吕子星以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掩盖二人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但晋津公司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六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本案中，晋津公司认为煤炭的开采、运输、买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但并未就《合作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各方当事人合意评价。本案中，王文斌按照晋津公司的委托行使代理权，在代理权限内，以晋津公司的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晋津公司应对王文斌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晋津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琛圳人民陪审员  冯燕萍人民陪审员  刘春生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隋云龙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宣判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上诉权的行使。当事人不服我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权在判决、裁定书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逾期不上诉，我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上诉期内，将上诉状正、副本递交本院，并按照相关规定预交上诉费用。未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经对方当事人申请，该案件即有可能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二、申请再审权的行使。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我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三、主动履行。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也可与主审法官联系主动履行事宜。四、申请执行权的行使。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人逾期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