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4民初11741号原告：杨晓东，男，198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馨，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敏，女，198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馨，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严景隆，男，196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薇，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国辉，男，198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薇，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南恒晟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海东临时建材市场内。法定代表人：李长宏，执行董事。第三人：许绍璐，男，198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杨晓东、张敏与被告严景隆、刘国辉、云南恒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恒晟公司）及第三人许绍璐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馨、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薇、第三人许绍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云南恒晟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晓东、张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向原告共同支付剩余设计费140000元；2.判令各被告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月12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及律师费10000元；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二原告经第三人许绍璐介绍，与各被告就大理天空院项目售楼处室内装修设计、样板间室内设计进行磋商。最终，第三人代表原告与被告达成一致，由原告进行前述项目装修设计工作，设计费用为21万元。后，原告依约开展设计工作，并按时交付了核心设计成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不仅始终拖延与原告签订正式合同，更是一直拖延付款。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仅支付了7万元款项。事实上，被告早已依照原告提供的核心设计图纸完成了全部施工，故起诉。被告严景隆、刘国辉共同辩称，1.二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二被告是大理景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景林公司）的员工，是代表大理景林公司对外委托设计，是职务行为，依法应由大理景林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大理景林公司和云南恒晟公司之间签订有施工合同；2.二原告也并非适格的原告，二被告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一直与第三人许绍璐进行对接，所有的沟通都是与第三人进行，二被告没有见过、联络过二原告，也不知晓二原告的存在。当时第三人介绍其有自己的团队，二被告要求大理景林公司与第三人的公司签合同，因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8条、第17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设计图纸必须有公司的公章、设计师签字且必须有建委备案的设计章，个人不能备案。设计师必须是国家认证的有相应资质的注册资格。被告一再要求，但第三人从未向被告提供其工作室或公司出具的合同，所以最终双方没能形成书面合同，自始至终第三人从未披露过二原告的名字。本案诉讼后，二被告查询发现二原告不具有建筑师勘察设计工程师职业资格，所以二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不能作为本案原告起诉。7万元的设计费是由大理景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海英（与被告严景隆系夫妻关系）转账给第三人，至于第三人转给谁被告也不知情。原告主张已经交付效果图并不属实，其中A5没有提交效果图，只给了平面图。营销中心的门斗没有提交效果图，此外A5、A6小院的效果图也没有提交。所有的施工图、节点图、水电、弱电、强电图、预算图都没有提交。因为当时工期催的比较紧，二被告催促第三人，但第三人迟迟未交付预算做的施工图，大林景林公司无奈只能与案外人天津标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签署了《大理天空院售楼处即A5A6样板房项目内装施工图设计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委托设计范围与原告主张的设计范围只差A1，并且于2018年10月25日支付5万元，2018年12月13日支付3万元，合同价值8万元。涉案的装修工程开工日期是2018年11月20日，竣工日期是2019年1月20日。不同意原告主张的利息及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二被告主张大林景林公司与第三人许绍璐之间存在委托设计合同关系，由于最终第三人未能完成全部委托设计内容，所以合同事实上解除。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并非大理景林公司不支付设计款，而是在已经支付了大部分二期款，又多次催促下第三人不提供施工图，大理景林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三期款，由于第三人的拖延行为给大理景林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景林公司保留追究第三人的权利，所以二被告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没有违约行为。审理过程中，被告变更答辩意见：1.刘国辉并非大理景林公司的员工，其系严景隆的朋友，严景隆委托刘国辉与许绍璐对接；2.经核实被告严景隆确实和二原告见过面，但当时第三人介绍是其设计师，也没介绍具体姓名。被告云南恒晟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第三人许绍璐述称，2016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二原告相识。2018年6月，严景隆找到第三人洽谈涉案项目，第三人与严景隆表示因为本人工作繁忙不能亲自设计，可以介绍两个朋友，即二原告进行实际的设计工作，并安排了两次当面洽谈。严景隆表示与二原告不熟识，该项目还是由第三人与刘国辉负责协调、对接。由二原告提出设计费数额、设计费付款流程，由刘国辉代严景隆提出设计要求，经第三人转达双方的意图口头达成一致。因工期紧张，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就进行了工作。二被告曾要求提供以第三人和严景隆为合同主体的设计协议，第三人按要求出具了协议，但这个协议最终没有签订，原因是双方对于协议的合同主体、内容都没能定下来最终意见。而且考虑到第三人与严景隆是朋友关系，这次设计是私活，并不需要被告辩称的资质，所以没有签订合同。涉案项目前期为3套样板间，设计过程中追加营销中心，严景隆妻子付款至第三人的账户，一笔20000元是首付款、一笔50000元是效果图设计过程中支付的，第三人收到款项后转付至原告杨晓东的账户。设计工作进入到施工图阶段，二原告催促第三人向被告催要欠付的设计款，因为设计效果图提交后付款进度应该到12.6万元，所以还欠付5.6万元的进度款。第三人向刘国辉催要，严景隆答复称工期紧张，让先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工作，款项最后支付，于是二原告组织人员开始进行施工图绘制。第三人出于对双方的负责及避嫌始终没有让二原告将施工设计图发发来，原因就是款项没有给付到位，后来催款过程中听刘国辉说，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因款项未结清，故并未向二原告催要设计图成果（施工图最终版）。二原告认为已经按要求进行施工图绘制，造成了损失且前一段的施工费未给清，要求第三人向严景隆催要款项无果，2019年3月份二原告向第三人展示涉案项目的内部装修照片，第三人才知道这个事，与当初效果图成果近乎一致，要求第三人催要款项，第三人联系二被告没有结果。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三人许绍璐与被告刘国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初，刘国辉向许绍璐发送涉案大理天空院项目资料。2018年7月9日许绍璐、刘国辉与项目甲方人员会面。2018年7月13日，二人商讨设计费用是否包含软装设计一节。2018年7月14日，许绍璐提出借用建筑设计单位的资质并通知已经安排人员开始进行样板间效果图的设计。2018年7月15日，刘国辉催促许绍璐准备协议，许绍璐向其发送《设计协议（大理天空院样板间）7.15》。2018年7月17日，许绍璐告知刘国辉协议新加了两条已经寄出，要求刘国辉签完字回寄一份，并安排付款。该份协议载明项目名称为“大理天空院样板间设计”，设计人许绍璐，设计内容为方案效果图、施工图设计。2018年7月19日，许绍璐催促刘国辉打预付款，同时也通过微信向严景隆发送银行账户信息，催促其尽快支付预付款。2018年7月21日，严景隆配偶毛海英向许绍璐转账支付20000元。2018年7月23日，许绍璐告知刘国辉设计工作的进度。2018年7月24日，二人协商设计费报价问题，许绍璐提及“王工”“张工”。2018年7月30日，许绍璐向刘国辉发送《大理天空院协议新》，该份协议未填写发包方、承包方。刘国辉回复：“协议回头咱和严总商量下”。2018年8月3日，许绍璐又向刘国辉发送《大理天空院协议新（1）》，该份协议载明的发包方为严景隆、承包方为许绍璐。2018年8月6日，许绍璐将其已签字、捺手印的协议寄送给刘国辉并同时发送《内部请款单》，载明针对大理天空院项目，设计依据目前设计进度请款，请款人为许绍璐。2018年8月14日，刘国辉发送付款进度表给许绍璐：“许工！你看下，这是目前应该付的实际款项吧。”2018年8月15日，许绍璐告知刘国辉已收到50000元设计款。2018年8月21日，许绍璐随刘国辉前往云南大理进行设计方案汇报。2018年8月24日刘国辉问许绍璐：“你回来跟设计组沟通了吗？”2018年9月5日，刘国辉向许绍璐发送《大理天空院协议新（1）》，该协议载明发包方为大理景林公司，承包方为许绍璐。2018年9月10日，许绍璐将签字捺手印的上述协议邮寄给刘国辉。同日，刘国辉询问许绍璐“售楼处门口的位置的设计安排了吗”许绍璐回复“正在找参考资料呢”。微信群“样板间方案组”（群成员为王然2、许绍璐、杨秉潘、国辉-DR、amy张壹然、lemon）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13日许绍璐要求“设计人”制定工作计划、汇报文件模板。2018年6月20日，许绍璐通知刘国辉方案已经完成，其已经审过一轮。刘国辉通知许绍璐甲方工作人员来津，需要安排当面向甲方汇报，许绍璐回复：“好的，我们再搜集一些楼梯的案例”。2018年7月21日，许绍璐通知原告张敏样板间预付款已收到，随后通过微信向张敏转账20000元。第二笔50000元设计款由许绍璐转给原告杨晓东。二原告提交电子邮件记录显示，原告张敏先后向许绍璐及刘国辉指定邮箱发送过设计成果。另查，大理景林公司注册成立于2018年9月4日，法定代表人为毛海英。2018年10月19日，大理景林公司（发包人）与天津标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人）签订《大理天空院售楼处及A-5、A-6样板房项目内装施工图设计协议书》，约定发包人委托设计人对大理天空院售楼处及A-5、A-6样板房项目内装施工图设计，设计费用总计80000元。2018年11月20日，云南恒晟公司（发包人）与大理景林公司（承包人）签订《大理天空院售楼处内檐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售楼处一、二层装饰装修工程、照明设备、弱点设备安装工程等。本院认为，本案首要解决的争议焦点为二原告与三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二原告主张与三被告存在合同关系，但对此既没有书面设计合同等直接证据，也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被告知晓二原告姓名身份并认可合同相对方是二原告的间接证据。相反，从各方参与交易的过程看：1.庭审中第三人认可，商谈之初被告严景隆与二原告均不认识，故严景隆要求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从第三人先后向被告刘国辉出具的多份设计合同看，合同载明的承包方均为第三人，第三人也在合同上签字捺手印，无论这些合同成立与否，都反映出被告严景隆与第三人均选择对方为合同主体的意愿；2.第三人主张自己在诉争合同关系中仅仅是居间人的身份，但从整个合同履行过程看，第三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居间行为的范畴，包括与被告刘国辉商谈设计方案的内容细节、设计费金额、付款进度，跟随刘国辉与项目甲方人员会面，前往项目当地向甲方汇报设计方案，收取毛海英支付的设计款项，向包括二原告在内的“设计人”安排部署具体的设计工作，审核原告提交的设计方案等；3.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关于建筑外延是否纳入设计范围一节，第三人的回复是“那东西既然李总说了，我就想想办法呗”，而原告对此在庭审中主张：“不管第三人答没答应他，我们没有答应。”该情节可以反映出第三人并非完全按照二原告的意思与被告协商沟通，其有独立的意思表示；4.原告主张设计团队共六人（包括二原告），其余设计人员是二原告雇佣的，但对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综合以上分析，尽管现有证据可以证实二原告确实参与了具体设计工作且收取了部分设计款项，但原告不能就此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设计合同关系。对被告云南恒晟公司，二原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云南恒晟公司有与其缔结设计合同的意思表示，故二原告对此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无法认定二原告系诉争设计合同关系主体的情况下，对本案其他争议问题本院不再进一步分析审理。被告云南恒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晓东、张敏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4元，减半收取计1707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惟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于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缺席审判】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