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02民初2710号原告：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章区红大道4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7788038918。法定代表人：罗迅，系公司董事长。原告：江西省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水东镇七里村三组高屋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1602312387。法定代表人：陈应生，系公司总经理。原告：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飞翔路南侧、彩蝶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733936703P。法定代表人：张毅，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代理人：余梦宇，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巡锐，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廖贤龙，男，1973年11月10日出生，住赣州市章页区。委托诉代理人：张龙铭，江西凯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与被告廖贤龙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南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巡锐，被告廖贤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方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承包费用人民币24915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6月26日，原告所有原股东共同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约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决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对外招聘公司经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受聘任职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公司存续期间；被告在聘期内前十年每年完成66万元的目标营业值，用于甲方企业留守人员、离退休职工、抚恤人员工资及补贴和社保、医保等开支；被告在聘期内必须在每年的1月1日向原告缴纳当年应上缴费用的半数，其余半数在每7月1日一次性交清。《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的性质实质上是企业经营承包合同,系由被告自主经营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合同中对经营承包的费用、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均做了约定。现被告仅支付承包费至2013年8月止，截至起诉日止拖欠承包费24915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但被告均拒绝支付。原告认为，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而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承包费，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廖贤龙辩称：一、《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以下简称为“《聘任合同》”）的聘任人（甲方）是赣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综合作业管理办公室和赣州市供销社，被聘方（乙方）是被告，原告南方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依据合同提起诉讼，即南方公司不是适格的原告，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聘任合同》不能认同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聘任合同》约定被告需为保证南方公司的经营资质进行投资。同时，原告向答辩人交付的发票中均写明收取的是管理费。这些显然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特征不符。即便认定《聘任合同》系企业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也是无效的。如前所述，《聘任合同》的甲方是南方公司当时的股东赣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综合作业管理办公室和赣州市供销社。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独立的主体，其可依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行使经营权。承包合同是对公司经营权的授予，只能由公司作出，即发包人只能是公司。而股东并不必然享有公司的经营权，仅能享有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故而无权作为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因此，《聘任合同》系无效合同。三、如认定《聘任合同》有效，则答辩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减免目标经营值。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如遇政策变化，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目标经营管理的内容和指标。在合同期内，汽车回收行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在：1、税收政策。在合同签订时（即2008年6月26日），南方公司免交增值税；2009年，按70%退回增值税；2010年按50%退回增值税。自2011年起按销售收入金额缴纳17%的增值税。自2009年1月至2017年6月30日，答辩人共缴纳增值税360余万元。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答辩人的负担，导致答辩人亏损严重。据此，应依据合同约定，抵销答辩人缴纳增值税同等金额的上交费用。2、合同签订时，全市仅有南方公司一家汽车回收企业，在合同期间国家对该行业逐步放开，陆续新增3家同类企业，导致答辩人经营困难，据此也应合理减少上交费用。四、因在合同期内，答辩人需投资约1500万元，故将上交目标值由原每年128万元调整为66万元，同时免除了答辩人每年上缴利润12万元的义务，以弥补答辩人的投资利息损失。由此可见，答辩人投资1500万元的利息损失每年按74万元【（128万元+12万元）-66万元=74万元】计算，约为年息5%（74万元÷1500万元）。合同签订后，为保南方公司经营资质，发包方不断要求答辩人增加投入，答辩人为此投入达2486万余元，比约定多投资986万余元，增加了答辩人的利息负担【按年息5%计算，多出利息损失49.3万元（986万元×5%）。发包人据此也应减少答辩人向其缴纳的相应金额的费用。五、《关于做好2013年江西促进一般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赣商财字【2014】4号）的规定，政府对企业升级改造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企业实施补助，补助金额按总投资的30%计算。答辩人为保住南方公司资质，应原告要求，投入升级改造资金高达2400余万，按规定可获得700余万元的补助。但由于原告的不作为，导致该得的补助落空。发包方的行为违反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在乙方聘任期内，甲方负责协调处理好公司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争取优惠政策，维护公司经营的合法权益），据此，也应减少答辩人的上缴费用。六、《聘任合同》已于2017年6月30日解除，如计算承包费，只能计算至2017年6月30日。原告南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关于请求减免经营承包费或终止承包协议妥善解决有关问题的报告》、发票、移交清单，证明原、被告存在合法有效的企业经营承包合同关系；证明被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截止到起诉之日，被告尚拖欠原告承包费2491500元。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2份，证明：1、合同第十条约定，聘任方在合同期内有义务协调好公司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为被告争取优惠政策；2、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如遇政策变化，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目标经营管理的内容和指标；3、因合同期内，被告需投资1500万元，故将上缴目标经营值调低为每年66万元，以弥补被告投资利息损失。证据3、《资产评估报告》2份，证明1、南方公司资产为3028298元，其中：回收企业资格3025600元，资产2698元；2、被告投资达24860570元；证据4、江西省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免税资格申请表，证明合同签订时，南方公司为免征增值税企业；证据5、关于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增值税退税申请的批复、增值税纳税申请表、纳税证明，证明合同期内，由于税收政策变化，被告自2009年1月至2017年6月共缴纳增值税3607528.85元；证据6、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明合同签订时，赣州市全市仅有一家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合同期内增加了三家；证据7、关于对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营者“要求协商下调上缴目标经营值报告”的答复，证明被告多次提出下调上缴目标经营值，作为南方公司的股东，赣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行业管理办公室同意调整。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6月26日，南方公司当时的股东赣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行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综合行办）和赣州市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市供销社）作为合同甲方与廖贤龙（乙方）签订《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以下简称为“《聘任合同》”）。合同约定：一、鉴于国家对报废汽车企业的经营资质有特定要求（即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元，经营场地不少于5000平方米，有拆解厂房，拆解设备齐全等），因甲方股东无力投资，为达到这些条件，保证国家对公司的资质能重新审定、保证公司能继续拥有经营资格，需要增加公司固定资产投资。乙方同意自行完成该项投资，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属于乙方。二、受聘任职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公司存续期间。四、乙方在聘任期内因投资固定资产的资金较大（约1500万元），增加了乙方的利息等成本支出，为弥补乙方的损失，经双方协商，目标经营值作适当调整，前十年每年应完成66万元的目标经营值，用于甲方企业留守人员、离退休职工、抚恤人员工资及补贴和社保、医保等开支。超过部分归乙方所有。十年期满后在此基数上再增加5%。五、乙方在每年的1月1日缴纳当年应上缴费用的半数，其余半数在每年7月1日一次性缴清。七、乙方在聘期内，必须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依法纳税。乙方不得以南方公司的名义向金融机构和单位、个人借贷和担保。经营期内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自行承担。十、在乙方聘期内，甲方负责协调处理好公司与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争取优惠政策，维护公司经营的合法权益，为公司的正常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十三、如遇政策变化，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目标经营管理的内容和指标，但甲、乙双方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否则应赔偿对方所缴费用同等数额的违约金。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6年3月31日，南方公司（合同甲方）与廖贤龙、郭义山（合同乙方）还签订了一份《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在聘期内应完成壹佰贰拾捌万元（￥1280000.00元）的目标经营值，其中除承担甲方企业留守人员、离退休职工、抚恤人员工资及补贴外，还需完成上缴利润壹拾贰万元（￥120000.00），超过部分归乙方所有。后因政策变化，国家对报废汽车企业的经营资质有特定要求（包括注册资本、经营场地、拆解厂房、拆解设备等），南方公司股东与廖贤龙经协商后，于2008年6月26日签订聘任合同。该合同约定，因南方公司股东无力投资，由廖贤龙完成为保证公司能继续拥有经营资格需要增加公司固定资产的投资。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属于乙方。为弥补廖贤龙的投资利息损失，目标经营值作适当调整。与2006年3月31日的聘任合同相比，2008年6月26日的聘任合同将目标经营值由每年128万元调低为66万元，同时免除了合同约定的乙方每年完成上缴利润12万元的义务。合同签订后，为保南方公司经营资质，应南方公司及其股东要求，廖贤龙多次追加投资，投入资金达24860570元，比约定多投资了986余万元。聘任合同履行期间遇重大政策变化：1、税收政策。合同签订时（2008年6月26日）南方公司为江西省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免税企业，免交增值税；而从2009年开始对再生资源按已缴纳增值税的70%退税；2010年对再生资源按已缴纳增值税的50%退税；自2011年起则按销售收入金额全额缴纳增值税。自2009年1月至2017年6月，廖贤龙共缴纳增值税3607528.85元。2、《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赣市府办抄字【2001】115号）中明确规定，赣州市只能设立一家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合同签订时，赣州市全市仅有南方公司一家报废汽车回收企业。2014年省商务厅等4厅局颁发《关于促进全省报废汽车回收行业规范发展的意见》（赣商建字【2014】72号）后，赣州市陆续新增了三家同类企业。同时，根据江西省商务厅、江西省财务厅《关于做好2013年江西促进一般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赣商财字【2014】4号）精神，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升级改造项目列入支持范围。政府对企业升级改造资金支持可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按照先建设实施后安排补助，项目补助金额是项目总投资的30%。为保住南方公司资质，廖贤龙应南方公司股东要求，投入升级改造资金达24860570元。因固定资产属于廖贤龙个人投资，未纳入公司财务账目，所以无法依据上述规定申报补贴。南方公司为企业改制，委托江西东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出具《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拟为企业改制事宜涉及的实物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拟为企业改制涉及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评估报告》两份评估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赖显文、廖贤龙持有的南方公司的实物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2014年9月30日的评估价值为24860570元；南方公司拥有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和移交给经营者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2014年9月30日市场价值为3028298元。其中：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3025600元，移交给经营者的资产2698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政策变化，廖贤龙自2012年起多次向南方公司的股东提交报告，要求变更合同内容，下调上缴目标经营值。市综合行办于2015年6月30日向廖贤龙出具《关于对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营者“要求协商下调上缴目标经营值报告”的答复》，表示随着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变化，有必要对承包经营合同作必要的修改，但如何修改，需要各股东、经营者共同协商，宜在适当时候召集股东、经营方进行研究协商确定。2016年7月30日，市综合行办已将所属国有企业（即南方公司）及国有股权移交赣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集中统一监管，并由其授权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投集团）履行出资人经营管理权等。原市供销社股权已变更至江西省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2017年6月1日，廖贤龙向市国投集团、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提交《关于请求减免经营承包费或终止承包协议妥善解决有关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出自2012年以来，廖贤龙多次书面报告两个股东单位，要求根据现实情况及时修改协议内容，解决相关问题，均无果而终。2017年6月30日，廖贤龙向市国投集团移交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公章一枚、报废汽车回收专用章一枚、计量专用章一枚、物资放行专用章一枚、业务专用章一枚、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定正副本、江西省报废农机回收企业认定书正本、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书正副本。之后，南方公司虽没有注销但也没有再营业。截止2017年6月30日，被告按合同约定拖欠承包费用为人民币2491500元。上述事实，由原、被告各自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聘任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以下简称为“《聘任合同》”），其主要内容是约定由被告在合同期内自主经营管理南方公司，自负盈亏。同时约定了被告需每年完成66万元目标经营值，用于南方公司留守人员、离退休职工、抚恤人员工资及补贴和社保、医保等开支。可见，《聘任合同》虽有部分内容不完全符合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特征，也有不规范之处，但该合同的本质在于将南方公司的经营权授予给被告，同时合同约定被告需完成的目标经营值实质是承包费，以上符合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也是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因此，本案的《聘任合同》属于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争议焦点之二是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不仅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而且在公司运行中由其法人机关根据法律和章程自主行使其经营权。而股东虽为公司成员，但作为独立于公司的权利主体，并不享有公司的经营权，仅依照法律和章程享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故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向承包人进行公司经营权的授予，只能由公司做出。即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人应为公司。然而，股东毕竟是公司利益的最终享有者，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全体股东认可承包经营合同的意思，必然可以并且应当转化为公司的意思。因此，虽然《聘任合同》是由南方公司当时的股东赣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综合行业管理办公室和赣州市供销社作为发包方与被告签订，但，一则南方公司当时的所有股东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可视为合同签订系公司的意思；二则合同签订后，南方公司和被告也已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即双方认可合同的约定。故可推定《聘任合同》是南方公司和被告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因而合法有效。争议焦点之三是关于原告诉请的解除合同及被告应支付的承包费金额问题。原告诉请解除《聘任合同》，被告辩称《聘任合同》已于2017年6月30日解除。从原告提交的《移交清单》可以证明，2017年6月30日被告将南方公司的印章和营业执照、资格证书等已交给了南方公司现股东之一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被告也确认自此之后，被告未再经营南方公司。故本院认为，原、被告已于2017年6月30日协商解除《聘任合同》。根据国家税收政策的规定，《聘任合同》签订时（2008年6月26日）废旧汽车回收经营免征增值税。2008年12月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取消了废旧汽车回收经营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同时规定2009年，按70%退回增值税，2010年按50%退回增值税。自2011年起按销售收入金额缴纳17%的增值税。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目标经营值（承包费）等经济指标是基于该类经营免税的情况下作出，承包人的费用负担属确定承包经济指标需考量的重要内容，税负则是经营中的主要费用支出，直接影响企业的盈亏和承包人的经营风险和收益。而税收政策的变化，显然不是一般经济主体能够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另外，合同签订时，废旧汽车回收企业需政府进行资格认定后方能经营。且赣州市政府发文明确，赣州市范围内废旧汽车回收行业由南方公司独家经营。而在合同期内，由于政策的变化，赣州市范围内废旧汽车回收企业增加了三家。这必然使被告营业额下降，经营成本上升。基于上述政策的变化，被告多次要求原告依据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降低承包金。原告虽明确表示同意，但却一直不予明确减少的金额，显然属于违反合同义务。现原告要求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没有事实依据，承包费应予调整。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如遇政策变化，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目标经营管理的内容和指标。可见，合同当事人为了避免因政策变化导致双方利益失衡而做出了约定。探究该约定的目的就在于一旦政策变化，导致经营上的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故根据合同约定和公平原则，因政策变化导致多支出的经营费用应由双方分担为宜。故应调整被告缴纳的承包费（即目标经营值）。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化，被告2009年1月至2017年6月30日共缴纳增值税3607528.85元。该费应用由原、被告分担。而赣州市范围内废旧汽车回收行业由一家经营到四家经营（合同期内增加了三家），必然使被告营业额下降，经营成本上升。这也属合同第十三条约定的政策变化，双方可重新协商承包指标的范畴，故也应适当降低承包金。《聘任合同》第一条、第四条约定，鉴于国家对报废汽车企业的经营资质有特定要求，因南方公司股东无力投资，为保证公司能继续拥有资质，由被告负责投资1500万元。为弥补被告投资的利息损失，将目标经营值调整为前十年每年66万元。在此之前的2016年3月31日南方公司曾与被告及案外人郭义山签订过《聘任合同》，该合同无约定承包人需投资保公司资质，而每年需上缴的目标经营值为128万元、利润12万元。可见，案涉《聘任合同》系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聘任合同》的延续，只是因后一合同增加了被告投资保公司资质的义务，为弥补其损失而将其需上缴承包费调低。合同签订后，由于政策的变化，为保南方公司经营资质，南方公司要求被告增加投入。被告为此投入达2486万余元，比约定多投资986万余元。虽然被告投资购置的资产归被告所有，但客观上增加了其利息负担，南方公司也因此保住了经营资质，获得了利益。据此也应合理减少被告部分承包费。综合以上政策变化导致被告承包经营中费用增加的客观情况，本院酌定减少被告承包费1245750元（即2491500×50%），被告还需支付承包费124575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赣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行业管理办公室和赣州市供销合作社与被告廖贤龙签订的《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理聘任合同》于2017年6月30日解除；二、由被告廖贤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承包费1245750元；三、驳回原告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73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732元，由原告赣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赣州市再生资源公司、赣州南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承担13366元，被告廖贤龙承担183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按照规定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喻红峰人民陪审员  江 东人民陪审员  廖贤民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陆瑶书记员温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