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6民初3106号原告：温仲生，男，196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股份制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法定代表人：牛富华，社长。原告温仲生与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股份制合作社（以下简称红军庄股份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仲生，被告红军庄股份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牛富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仲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红军庄股份合作社给付温仲生2016年度至2018年度白面1875千克、大米1125千克；2.本案诉讼费由红军庄股份合作社负担。案件审理工程中，温仲生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红军庄股份合作社给付损失和违约金”。事实和理由：温仲生系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村民。2006年9月1日，温仲生与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红军庄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及《补充条款》，合同约定：温仲生将5口人的口粮田2.15亩流转给红军庄经济合作社，流转日期为2006年9月1日至2028年9月1日止，红军庄经济合作社按照每人每年400斤成品粮（其中大米150斤，白面250斤）分两次发放，发放时间分别为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20日前。以2006年12月31日在册的农业人口为准，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随着国家政策变化（含到2028年二轮延包期），红军庄经济合作社须按合同约定为温仲生发放粮食，如红军庄经济合作社不按规定日期向其发放粮食，须按当年现行粮价为基数，按每天20%的标准给予经济赔偿；若红军庄经济合作社违约，则给付11%的经济赔偿。现红军庄经济合作社不按照《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及《补充条款》的约定向温仲生发放粮食。温仲生曾于2008年起诉至法院，要求给付2007年度粮食，在怀柔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红军庄经济合作社按照约定发放温仲生5口人粮食至2015年度，2016年度至2018年度成品粮未按照约定予以发放。现红军庄股份合作社行使红军庄经济合作社的权利，承担红军庄经济合作社的义务，与村民签订合同、履行协议。故温仲生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红军庄股份合作社辩称，不同意温仲生的诉讼请求。首先，因2008年村相关组织改革，村由“三委”更改为“两委”，红军庄股份合作社是由红军庄经济合作社改革过来的，牛富华既是红军庄股份合作社的社长，又是红军庄经济合作社，认可红军庄经济合作社的权利义务现由红军庄股份合作社行使和承担。其次，2016年度的粮食已经发放，因红军庄股份合作社经济紧张，2017年度的粮食将于2019年年底发放，2018年度经土地确权后，仅能向温仲生家庭发放2口人的粮食。再次，《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上温仲生并未签字，也没上级机关的盖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向温仲生给付粮食的行为是基于村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第四，2005年红军庄村调整土地时，温仲生分得口粮田2.15亩。2006年9月，原村书记牛进存在砖厂盖楼房，致使温仲生的土地无法耕种，给与所有种植小麦的户每亩亩产700斤的补偿，后通过召开干部会、代表会把全村所有土地流转给集体，但村委会没有按照增人不增地原则履行，也没有确权。2016年，怀柔镇传达上级政策，要求在1997年至1998年没有完成土地确权的各村，完成确权确利工作。经村代表会、班子会讨论确定了户籍界定日期、解除2006年签订的流转合同等事项，并将该方案上报镇政府。第五，温仲生是1998年左右因结婚来到红军庄村，但其户口是2002年11月8日与其2001年8月22日出生两个女儿共同落户到红军庄村。而红军庄村确权确定的户口最后基准日为1999年1月1日，确利发放粮食时间是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故温仲生与其两个女儿均不符合确权确利条件。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温仲生原户籍地为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莲花池村，1994年其与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村民结婚，并居住于红军庄村。温仲生家庭共有5口人，其妻赵淑梅、大女儿杜晨曦、二女儿温可馨、小女儿温可毅，其中杜晨曦于1999年1月1日前出生，温可馨、温可毅于之后出生。2006年5月4日，温仲生与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军庄村委会）签订协议书，约定：小麦亩产为700斤，由集体负责对个人补偿，按个（各）户所分土地折算产量；根据个（各）户意见，补偿小麦做折款均可；自2006年5月4日起，在老砖厂所分土地由集体收回。2006年9月1日，红军庄村经济合作社与村民签订《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将村民全部土地流转收回，并向村民发放粮食；该批合同均保管于红军庄经济合作社。温仲生认为其被收回的系口粮田而非承包地，故其未与红军庄经济合作社签订该协议。2008年，温仲生以其与红军庄村委会于2006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为依据将红军庄村委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红军庄村委会给付温仲生小麦1505斤，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红军庄村村民委员会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三日前给付原告温仲生白面六百二十五千克，大米三百七十五千克”。2009年，温仲生再次将红军庄村委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红军庄村委会按照亩产700斤小麦的标准另行给付其2008年的补偿，该案案号为（2009）怀民初字第05401号。温仲生在该案的诉称事由如下：“2006年5月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原告一家的口粮田2.15亩收归被告，由被告统一规划；被告每年按亩产700斤小麦的标准折算产量向原告补偿……”，该案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原告一家的口粮田2.15亩自2006年5月4日收归被告，由被告统一规划；被告每年按亩产700斤小麦的标准折算产量向原告补偿小麦或折款……”。（2009）怀民初字第05401号民事判决中本院认为表述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实为土地流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是故双方约定的补偿实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价。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义务后，被告于2009年年初给付原告的白面六百二十五千克，大米三百七十五千克，为2008年的流转对价，即被告已按合同履行了其给付原告2008年流转对价的义务。原告虽称其比村里其他村民少了种地收入，但这并不构成被告重复给付原告流转对价的理由。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按亩产700斤小麦的标准给付2008年的土地补偿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温仲生的诉讼请求。（2009）怀民初字第05401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红军庄股份合作社认为因温仲生并未在《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上签字，红军庄经济合作社与温仲生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依照法律的规定不应当向温仲生给付粮食，但是作为集体组织，应当考虑村民利益，参照红军庄经济合作社与其他村民签订的合同，向温仲生给付了粮食至2016年度。温仲生称2015年度的粮食未吃完，故未领取2016年度的粮食。红军庄经济合作社认可其权利义务转移至红军庄村股份合作社，红军庄股份合作社对该事实亦予以认可。另查明，温仲生持有《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和《补充协议》原件，但未在两份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温仲生与红军庄经济合作社之间是否达成《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关于温仲生与红军庄经济合作社之间是否达成《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问题。首先，温仲生认为《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约定的事实有误，不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事实，故其未在《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上签字。温仲生仅认可《补充协议》的内容，不认可其他协议，其持有两份协议原件，但至今仍未在两份协议上签字。其次，温仲生分别于2008年、2009年起诉红军庄村委会，要求红军庄村委会按照双方之间于2006年5月4日达成的协议给付粮食，也即按照亩产700斤的标准给付2.15亩的粮食。可以看出，温仲生在2008年、2009年亦不认可其与红军庄经济合作社达成了协议。再次，温仲生未在《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上签字时，红军庄经济合作社即认为双方之间未成立合同关系，向温仲生给付粮食，系参考其他合同的约定，基于保护村民利益的行为做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在红军庄经济合作社做出要约之后，温仲生并未做出承诺；在温仲生并未按时做出承诺和对约定的内容存在异议时，红军庄经济合作社已撤回要约，也即双方之间并未就《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成立合同关系。故温仲生持《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要求红军庄股份合作社给付2016年度至2018年度粮食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温仲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温仲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凤忠人民陪审员  白如和人民陪审员  田静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 助理  胡 鹏书 记 员  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