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民终11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翁丽韫，女，汉族，1974年3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怀灿（翁丽韫父亲），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德市蕉城区金钱柜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闽东大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315389698M。 法定代表人：李庆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连，福建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德市蕉城区百乐门娱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闽东大广场****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MA2Y8AD647。 法定代表人：周顺贵，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向明，男，汉族，1969年10月13日出生，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上诉人翁丽韫与被上诉人宁德市蕉城区金钱柜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钱柜公司）、宁德市蕉城区百乐门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乐门公司）、余向明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902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翁丽韫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余向明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占用上诉人房产的侵权事实成立，赔偿上诉人原审主张的经济损失；3．原审法院计算百乐门公司赔偿金标准偏低，不合理，应改判按上诉人原审主张的合理标准计算赔偿损失。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提供的两份合同中余向明的签字明显不一致”缺乏科学依据。原审法官不是笔迹鉴定专家，不能凭法官主观判断“不一致”，更不能凭这种主观判断推导出该签名人不是被上诉人余向明。一个人即使在同一时间、同一张纸上，也不可能写出笔迹完全一致的三个字。何况作为侵权人的余向明，他有意为之，笔迹上“明显不一致”更属正常。这种需要司法笔迹鉴定的证据，法官滥用“自由心证”是不对的。对“余向明”的签名除了余向明的代理人提出否认外，作为这两份合同当事人的金钱柜公司和百乐门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不是余向明签名”的否认性意见。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签字不是余向明委托他人代签的。没有穷尽证据审查手段，又没有通过法定程序或相反证据证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这两份合同是假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书为被上诉人余向明免责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占用上诉人房产事实存在，证据充分，而不是原审法院所认定“证据不足”可以免责。首先，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没有取得上诉人（房产所有权人）的许可，向宁德市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登记包括上诉人房产在内的营业场所，这种行为已构成侵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未经法定程序予以否定，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民事诉讼中，司法对行政权也是不能随便干预或者蔑视的。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份《房产租赁合同》仅是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不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真实合同，也不能确认是余向明将上诉人的房子出租并收取了租金”。法院未经法定程序否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行为是错误的。没有法律规定在侵权合同中租金收取情况如果不明确，就可以推导出没有侵权。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并非租赁纠纷，不能以租金作为判断本案的唯一依据。其次，本案不仅有工商部门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和《房产租赁合同》两份证据作为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侵权占用上诉人房产的证据（本来有这两份证据互相佐证就达到证据上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了），而且还有宁德市华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该公司是本案所涉房产的物业管理公司，对房产的使用情况十分清楚。该证明来源合法，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是判明本案真实情况的重要证据，与上述工商部门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和《房产租赁合同》互相佐证，三份证据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侵权占用上诉人房产的事实。原审法院不顾事实和物业管理公司这份合法证据的证明力，轻易以“证据不足”为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开脱侵权赔偿责任。这显属偏袒的不正常现象。3．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而非“租赁纠纷”，租金只能作为侵权占用赔偿标准的参考，而不能以租金作为唯一的赔偿标准。一审法院从三位被上诉人前后多份真真假假的合同中选取最低租金的合同作为赔偿标准而不采纳上诉人主张的已生效判决书认定的租金标准，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这份生效判决不是根据本案三位被上诉人共同侵权的租赁合同作出判决。当时彼案的各方当事人回避上诉人作为当事人介入，只拿三层租金的纠纷由法院裁决。所以，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能等同于本案事实（本案包括合同四层的占用事实）。原审法院用彼案事实来否定或推导此案事实，是不当的，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辩称，金钱柜公司并未占用使用上诉人诉称的房产。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对金钱柜公司的诉求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余向明、百乐门公司未作答辩。 翁丽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百乐门公司、余向明、金钱柜公司停止侵害，返还宁德市蕉城区闽东大广场x房产，赔偿经济损失459456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判令百乐门公司、余向明、金钱柜公司负共同侵权连带责任。一审诉讼过程中，翁丽韫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百乐门公司、余向明、金钱柜公司停止侵害，返还宁德市蕉城区闽东大广场X房产，金钱柜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87399.07元，百乐门公司赔偿247757.82元（以每平方米44.14元为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2．判令余向明对金钱柜公司、百乐门公司的赔偿总金额535156.8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案涉房产是否是余向明出租的问题。已生效的（2016）闽0902民初6117号原告余向明、黄家府、黄传耀、余根勇、张飞腾、李锋、李胜与被告蔡述亮、宁德市蕉城区金钱柜娱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查明的内容：“1．原告余向明、黄家府、黄传耀系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27平方米）的所有权人，原告余根勇、张飞腾、李锋、李胜系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49平方米）的所有权人。2.2010年5月18日，七原告（出租方／甲方）授权余深泗与被告蔡述亮（承租方／乙方）、案外人郑文珍（第三人／丙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1）甲方将位于闽东大广场X的房屋（面积1776平方米）全部出租于乙方开设“音乐会所营业场所”使用；（2）租赁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止，有效期限为6年零45天，其中前45天（自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8月15日止）作为乙方租赁装修的免租金期，甲方免收乙方租金；（3）房屋租金定为每季度付一次，每次租金为207792元；首次于2010年8月1日缴租金，从2015年8月16日至2016年8月15日止，每季度缴租金262500元，乙方应当在当季度的前5天内支付租金，乙方以转账方式，将租金转到甲方指定的账户。”翁丽韫提供的“余向明”、“张腾飞”（甲方）与金钱柜公司（乙方）于2014年12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于宁德市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约定：1．租赁房屋（场所）坐落在宁德市蕉城区闽东大广场X，面积1775.76平方米；2．租赁期限：从2014年12月20日至2024年12月19日；3．租赁用途：乙方租赁该房屋作为企业经营场所使用；4．月租金为陆万元人民币，租金的支付期限及方式：现金支付。该《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1775.76平方米，与闽东大广场X号房产合计面积是一致的（不含四层面积）；租赁期限上从2014年12月20日到2016年8月15日与《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租赁期限重合；出租方“张腾飞”并不是出租房产的所有权人，实际所有权人为张飞腾。翁丽韫提供的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2017年5月4日“余向明”等人与百乐门公司签订，复印于宁德市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余向明提供的第二份《房屋租赁合同书》（2017年3月13日余向明等人与百乐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顺贵签订），同样存在租赁物重合、租赁期限重合等问题，对租金收款账户、违约责任等一些基本内容也未约定，且翁丽韫提供的两份合同中“余向明”的签字明显不一致。 金钱柜公司、百乐门公司认为他们实际履行合同是按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书》履行的，至于复印于宁德市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闽东大广场X，那是因为最早的阳光钱柜营业执照办的是三、四层，后来代办公司就接下去办理了，合同中约定的租赁面积就是三层的面积，不包括四层的；翁丽韫在庭审中亦陈述：“在被告金钱柜之前是阳光钱柜在使用场地，那时候是我委托其他人办理的这件事情。之后阳光钱柜没有使用了，我们也就放在那里了。但就被被告他们自己开进去侵占、使用，也没有付租金给我们。”结合上述分析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诸多矛盾及不合理之处，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仅是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用的，并不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真实合同，也不能确认是余向明将翁丽韫的房子出租并收取了租金。 二、百乐门公司占用案涉房产的期限问题。 （2016）闽0902民初6117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书》的效力一直持续至租赁期间届满（即2016年8月15日）。被告蔡述亮系《房屋租赁合同书》项下的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内，其应当按时足额向七原告支付租金；在租赁期间届满时，其应当按时向七原告返还房屋。被告蔡述亮主张其系作为被告金钱柜公司的受托人与七原告签订合同，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翁丽韫主张其房产被金钱柜公司占用期间与（2016）闽0902民初61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且翁丽韫也未提供该期间的物业费、电费缴纳凭证予以佐证，因此，翁丽韫主张的金钱柜公司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占用405号房产，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翁丽韫认为百乐门公司从2017年5月1日起占用案涉房产，并提供了该期间405号房的物业费、电费由百乐门公司缴纳的凭证予以证明；余向明等人与百乐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顺贵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的时间为2017年3月13日，其时合同约定周顺贵开设的KTV“名称待定”，等到2017年5月4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承租方为“宁德市蕉城区百乐门娱乐有限公司（筹）”。上述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采纳翁丽韫的主张，确认百乐门公司从2017年5月1日起占用405号房产。 三、百乐门公司占用案涉房产期间的房屋占用使用费计算标准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租金会随着市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应参照最相近地段、最相近时间的租金标准计算。2017年3月13日余向明等人与百乐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顺贵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出租XX三层，面积1776平方米，每季度租金为165000元，折算下来每月每平方米为30.97元（165000元÷3÷1776平方米）；翁丽韫提供的2017年5月4日“余向明”等人与百乐门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每月租金55000元，折算下来亦是每月每平方米30.97元。该租金标准与翁丽韫被占用的405号房产占用使用费最接近，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因此百乐门公司占用案涉房产期间的房屋占用使用费为30.97元/月/平方米×224.52平方米×25个月=173834.61元（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扣减百乐门公司已支付的3600元，尚欠170234.61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翁丽韫诉请百乐门公司停止侵害，返还宁德市蕉城区X房产，并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173834.61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翁丽韫的其他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1．百乐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腾空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的房屋，并将上述房屋交还翁丽韫；2．百乐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翁丽韫房屋占有使用费173834.61元（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房屋之日止继续按每月每平方米30.97元计算）；3．驳回翁丽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92元，由翁丽韫负担5092元，由百乐门公司负担3100元。 二审中，上诉人翁丽韫补充提供了从文体旅游局调取的营业执照（金钱柜公司、百乐门公司）、房屋租赁合同（金钱柜公司、百乐门公司）、X房屋的产权证，用以证明金钱柜公司、百乐门公司制作假的租赁合同，附带X房屋的产权证复印件提供给文体管理局。金钱柜公司、百乐门公司经营场所里面的四层就包括了X房屋。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中均载明他们的经营场所是三、四两层，以及物业公司的收缴费用证明，可以共同证明金钱柜公司故意占用X房屋用作经营，然后做了一系列的虚假材料来获得经营。 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房屋租赁合同只是用于办理公司相关证照时候使用，不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真实合同，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金钱柜公司有占用、使用X房屋。 本院认为，翁丽韫主张金钱柜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占用其房屋，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翁丽韫提供的金钱柜公司的工商登记、营业执照、文体管理局备案中的租赁合同，其自认该合同并非其本人所签，可见双方之间并未成立租赁合同关系。仅凭金钱柜公司将X房屋登记为其经营场所范围，无法直接认定金钱柜公司有实际使用该房屋。华隆物业公司虽然出具书面证明，陈述金钱柜公司有于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使用X房屋，并缴纳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和电费，但该书面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未有此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和电费的缴纳收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金钱柜公司有实际使用X房屋。翁丽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余向明有实际使用或是收取X房屋的租金，其主张余向明返还房屋占有使用费，亦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翁丽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2元，由上诉人翁丽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孝斌 审判员  陈潇婷 审判员  韦晓菁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