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5民初4061号原告：李清彪，男，土家族，1974年12月27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文，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国彬，男，汉族，1967年10月14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被告：杨国琴，女，汉族，1974年2月7日生，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被告：罗军，男，汉族，1972年3月27日生，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原告李清彪与被告杨国彬、杨国琴、罗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清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文，被告杨国彬、杨国琴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罗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清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所得款项200万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所有款项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暂计至2019年5月20日为135,333.33元；3、判决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月16日，被告杨国琴作为代表人与北京华舵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下称华舵公司）签订《顾问主席单位协议书》，协议约定华舵公司同意吸纳被告杨国琴为代表的单位作为华佗论箭顾问主席单位，有权享受顾问主席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合作服务期限5年（2011年1月16日起至2016年1月15日止），签订协议当日被告杨国琴所在单位向华舵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85万元整，签订本协议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顾问服务费人民币255万元整。当日，被告杨国琴向华舵公司支付定金70万元。2011年2月24日，被告杨国琴、杨国彬基于资金紧缺找到原告李清彪共同合作，双方签订《合同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杨国琴、杨国彬与原告共同出资加入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郑和舰队主席单位（三），会费为255万元整，服务期限5年，业务费提成2.5%，被告杨国琴、杨国彬出资130万元，原告出资125万元，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占有股份，共享盈亏，如被告杨国琴、杨国彬所对接的项目实现签约、落地开工，所得到的提成自己先提出0.5%，再按照双方股份分成，如原告对接的项目，同样自己先提0.5%后再按股份分成。协议签订后，原告分两次向被告杨国彬、杨国琴支付合作会费125万元。2018年1月9日，被告杨国彬代表杨国琴共同与原告签订了《清算协议》，协议约定，合同期间，原告与杨国琴、杨国彬共同将贵州省普定县修建公路的项目交与太平洋建设集团承建，工程标的10亿元，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按2.5%提成，预计2,000万元，但是由于政府资金和太平洋公司的种种问题，项目提成出现分歧，原告同意按700万元结算此单业务。经过双方协商，被告杨国琴、杨国彬同意向原告支付29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清所有欠款，同时向原告出具欠条。协议协定后，被告杨国彬分四次向原告支付了90万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经核实，被告杨国琴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营行为，并且所得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于偿还原告的投资欠款，被告杨国琴的丈夫罗军应当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综上，三被告在达成清算协议之后仅支付了90万元，剩余200万元至今未付，严重违反协议的约定，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杨国彬辩称，原告提出合伙协议我和他签订是属实的，我是认可的。原告提出的我代表杨国琴签订的清算协议不属实，我和太平洋建设集团多次协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杨国琴从收到法院传票前对此事不知情。被告杨国琴辩称，第一，签订合伙协议属实。协议约定按投资比原告占股49%，答辩人和杨国彬共同占股51%，由于是答辩人和华舵公司签订的《顾问协议》，故三人合伙是由答辩人对外联系洽谈合伙事务。第二，原告提出的2018年1月9日由杨国彬代表答辩人与其进行结算，签订《清算协议》不属实。首先，杨国彬与本人都是独立个体，不能相互代表。其次，答辩人没有更不可能委托杨国彬去与原告进行结算，原告和杨国彬在《结算协议》中提到“双方共同合作，将贵州省普定县修建公路项目交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承建，按照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签订的协议”等事实根本不存在，因为各种原因，答辩人代表合伙人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就合作协议虽然进行了多次长期意向洽谈，但至今未达成协议，未签订合同，根本不可能有原告与杨国彬提出的合伙事务，更谈不上提成、结算。如果有，请原告举证证明。第三，原告陈述逻辑拳皇混乱，不可采信。原告提出“答辩人的合伙收益用于家庭生活”，这就意味着合伙事务已经清算分配了利润，但又提出“至今未收到该项目的任何提成款项”，既然未收到款项，答辩人何来收益用于家庭生活。第四，答辩人代表合伙人未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达成协议，也不存在任何协议，故答辩人提出原告与杨国彬之间签订的《清算协议》为无效协议，双方有可能是虚假诉讼，损害太平洋公司的利益。综上，李清彪与杨国彬在《清算协议》中主张的合伙事务不存在，二人进行所谓的清算，与答辩人及其罗军没有任何关系，且涉嫌虚假诉讼，请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罗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1年1月16日，被告杨国琴与华舵公司（乙方）签订书面《顾问主席单位协议》（下称《顾问协议》），该协议第十条载明“甲乙双方可依托太平洋建设集团的品牌优势，合理利用其所拥有的地方资源和渠道，就基础设施项目（BT）进行洽谈合作，并由甲方与太平洋建设集团就BT项目对接成功后的施工建设、提成奖励、投资回报等事项签订合作协议文本。”为此，杨国琴需向华舵公司支付顾问费255万元，其中需在协议签订当天支付定金50万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华舵公司出具的载明收到杨国琴所交“主席单位225定金70万元。”收据显示，出具日期为2010年1月16日。2011年2月24日，二被告共同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出资加入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郑和舰队主席单位（三），会费为225万元，服务期限5年，业务费提成为2.5%。对于具体出资及收益情况，双方约定甲方出资130万元、乙方出资125万，甲方占股51%，乙方占股49%，共享盈亏。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尾页签章处，原告李清彪在乙方处签名并加盖指印，被告杨国彬、杨国琴在甲方处分别签名并加盖指印。同日，原告李清彪向被告杨国彬账户转账75万元，杨国琴和杨国彬共同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原告郑和舰队合伙投资款75万元。此外，在该协议签订之前的2011年1月10日，原告李清彪曾向被告杨国彬转款50万元，被告杨国彬与杨国琴同样于汇款当日出具了相应收条，亦载明收到原告郑和舰队合伙投资款50万元。2018年1月9日，被告杨国彬作为乙方、原告李清彪作为甲方，双方签署《清算协议》一份，载明“2011年2月24日甲乙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加入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郑和舰队主席单位（三），共计交纳会费贰佰伍拾伍万元，甲方分别于2011年元月10日、2011年2月24日将会费伍拾万元、柒拾伍万元交给乙方，《合作协议》约定，按股份比例分成。经甲乙双方协议，就原签订的《合作协议》达成如下清算协议：目前，由甲乙双方共同合作，将贵州省普定县修建公路的项目交与太平洋建设集团承建，工程项目标的约为10亿元，按照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签订的协议约定，按2.5%提成，预计有2000余万元的收入，但由于政府资金及太平洋公司的种种问题，太平洋公司早在几年前就提出，本单业务按700万元提成了结，当时甲乙双方均不同意，经过几年的追讨，至今仍未收到该项目的任何提成款项，现甲方愿意按700万元了结此单业务，但乙方欲争取更多提成，双方出现分歧，经过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协议，由乙方出具欠条给甲方（欠条金额为290万元），此款必须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清所有欠款，该单业务提成由乙方单独向太平洋公司追讨，多余部分与甲方无关。”上述清算协议签订当日，被告杨国彬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清彪提成款人民币贰佰玖拾万元整（￥2,900,000元）。欠款人：杨国彬2018年元月9日”。之后，被告杨国彬在2018年12月份先后向原告及原告指定账户汇款，共计90万元，因欠条上所载剩余200万元杨国彬未按双方约定时间支付，原告遂以前述事实及理由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原告与被告杨国彬之间签订的《清算协议》的效力，谁对该清算协议内约定的债务承担责任。从《顾问协议》内容可知，成为华舵论剑主席单位之后，被告杨国琴可以依托太平洋集团的品牌优势，以太平洋集团的名义与地方就基础设施项目开展合作，实际上就是以太平洋集团名义承接基础建设工程。因资金不足，二被告共同找到原告洽谈合作，二被告此时掌握的信息必然比原告更为充分。2018年1月9日，原告与被告杨国彬签订的《清算协议》，对合伙利润的由来、追索过程、以及双方的想法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被告杨国彬在庭审中也多次提到其与太平洋集团一直在协商，以上说明被告杨国彬对整个盈利模式和风险了如指掌，原告愿意以700万元了结，而被告欲追索更多款项，其愿意按照700万元利润计算后付给原告290万元，之后再行向太平洋集团追讨，故双方达成《清算协议》，这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双方对收益的预期，且在《清算协议》签订约一年后，被告杨国彬又陆续向原告支付了90万元，原告陈述该款为被告杨国彬承诺支付的投资盈利款，而杨国彬则辩称系原告的借款，因其未举证证明该款系因双方之间在当时存在借贷关系而支付的出资，故其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杨国彬非常清楚自己所签《清算协议》的前因后果，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内容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李清彪与杨国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签约双方具体约束力。现被告杨国彬未按协议约定期限付清承诺的款项，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杨国彬向其支付剩余200万元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因其未按约付清款项，确对原告造成了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因协议中对于逾期支付款项的违约责任未进行约定，且其所主张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亦已取消，故此项标准，本院参照民间借贷年利率6%的标准予以支持，起算日期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被告杨国琴参与了合伙，但《清算协议》为原告与杨国彬之间所签订，无证据证实杨国彬获得杨国琴授权并代表杨国琴与原告签订该协议，且杨国琴对该《清算协议》也并未认可，因此该协议所约定事项对杨国琴并不产生约束力，进而与罗军更是无关。原告要求被告杨国琴与罗军向其支付协议中所约定的剩余20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国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清彪欠款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清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82元减半收取11,941元（原告预交11,94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6,941元，由被告杨国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李丽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蒋霞书记员王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