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1099号原告：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汉江路**。法定代表人：程上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沈克平，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婧莉，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十一经路**万隆太平洋大厦**代表人：李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新华，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惠希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公司）与被告天津悦信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信公司）、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太保）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29日向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悦信公司、天津太保均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9年1月20日裁定认为两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将该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7月11日，光洋公司申请撤回对悦信公司的起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裁定准许。2019年8月1日、2020年8月14日，本院于开庭前组织光洋公司和天津太保进行了证据交换。2020年9月7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光洋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克平、孙婧莉律师，天津太保委托代理人刘丽娜律师、洪志超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洋公司诉称，2018年4月，光洋公司向美国卡车制造商伊顿公司（EATONCORPORATION）出口一批轴承共计6个型号30514套，价值142064.84美元。原告为此向天津太保投保货物运输险，保险金额为156271.32美元。前述轴承于2018年4月3日从常州出运，原定从上海港海运至美国。同年4月7日，装载前述轴承的集装箱，在吊装上船过程中从高处跌落，造成轴承损坏。按照光洋公司内部《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文件规定，从工作台上落地的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涉案轴承系原定装配于伊顿公司重型卡车变速箱中的精密零部件，从高处跌落的巨大冲击力使其具有严重的安全、质量和性能隐患，应作为废品处理，否则因轴承质量问题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将难以预估。光洋公司随后重新生产并发运一批轴承交付客户。涉案轴承已构成全损，天津太保应依照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全额理赔，但经光洋公司多次申请理赔，天津太保迟迟未履行赔偿义务。为此，光洋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太保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人民币1083991.64元（以156271.32美元按照2018年10月29日中国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1:6.9366折算）及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083991.64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天津太保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并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由天津太保负担。天津太保辩称，1、涉案轴承并未发生全损，轴承外观并无明显损伤，应对其进行抽样检测以确定具体损失金额；2、涉案货物保险金额中10%的保险加成部分不属于理赔范围。涉案保险单中未约定货物的保险价值，涉案货物的保险价值应为货物在起运地的发票价格，保险金额超过发票价格的部分无效；且保险加成部分是投保人对货物预期利润的投保，涉案货物并未出运，不存在价格涨跌问题；3、悦信公司曾以承运人身份向光洋公司签发提单，天津太保在向光洋公司作出理赔后有权向悦信公司追偿，但光洋公司未及时通过法定方式向悦信公司主张赔偿以中断诉讼时效，导致天津太保向悦信公司追偿已超过诉讼时效，光洋公司对此存在过失，应在保险赔偿金中扣减相应金额；4、利息损失并非由天津太保的过错所致，天津太保对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天津太保还请求光洋公司在天津太保作出理赔后，将涉案轴承交付天津太保自行处置。光洋公司举证、天津太保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如下：1、商业发票、装箱单、出口货物报关单、《国际货物运输及仓储管理服务协议书》，用以证明光洋公司作为涉案轴承所有人委托悦信公司办理订舱、陆运、海运等事项，同时也证明涉案货物的数量和价值。2、货物运输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用以证明光洋公司向天津太保投保货物运输保险，约定保险金额为156271.32美元，天津太保承诺，所保货物如遇出险，凭第一正本保险单及其他有关单证给付赔款。3、2018年4月8日光洋公司与悦信公司的往来邮件、货物受损照片、（2019）常常证经内字第3762号公证书（以下简称3762号公证书）、2018年5月9日光洋公司与天津太保委托的保险公估人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之公估）及案外相关人员就涉案货损赔偿方案进行协商形成的《会议纪要》，用以证明由于案外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振东集装箱码头分公司（以下简称振东码头）将涉案货物装船时发生操作失误，导致货物从高空跌落发生全损。4、《伊顿采购订单条款与条件（货物）》，（2019）常常证经内字第3763、3764、3765号公证书（以下分别简称3763、3764、3765号公证书），用以证明涉案轴承系伊顿公司向光洋公司采购定制，并通过邮件向后者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图纸、工程规范及使用要求；案涉轴承系用于重型卡车变速箱的核心精密零部件，在遭受外力撞击后有严重安全、质量及性能隐患，可能会威胁所涉汽车、驾乘人员及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光洋公司向伊顿公司交付涉案受损轴承违反双方合同约定。5、光洋公司内部《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文件，用以证明根据原告对外公开的文件规定，涉案轴承已构成全损。6、国家轴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国家轴承中心）提供的报价方案，用以证明为排除安全隐患而对轴承逐一进行检验，会导致发生高昂的检验费用，故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与继续将货物运抵目的地的费用之和超过保险价值，涉案轴承为推定全损。7、《产品报废说明》，用以证明光洋公司主张涉案货物推定全损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8、《索赔函》、光洋公司重新生产出运货物的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及由此发生的加班费用、物流费用明细单、进仓单，用以证明光洋公司认为涉案货物已推定全损，且已重新生产并向客户发运货物。9、案外人伊顿动力（上海）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伊顿动力）的工商登记信息及所出具的《轴承装卸货损情况说明》，以证明光洋公司的客户明确拒绝接受涉案轴承。10、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太安公估）出具的《公估查勘报告》，用以证明涉案轴承不具有进一步检测的价值，应当做报废处理。天津太保质证认为：证据1中，对商业发票、装箱单和出口货物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认可，但认为《国际货物运输及仓储管理服务协议书》系光洋公司与案外人签署，天津太保并非协议当事方，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货损发生后被告需先行审核后才能决定是否理赔，并未承诺过货物一旦遇险即无条件理赔；证据3中，对3762号公证书中所载邮件及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邮件和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会议纪要》的真实性，认为仅能证明因振东码头操作失误导致货损，不能证明货物发生全损。证据4中，《伊顿采购订单条款与条件（货物）》文件中没有盖章，对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763号公证书是伊顿公司与光洋公司关于订单的往来邮件，不能证明涉案货损金额；3764号公证书仅能证明光洋公司是伊顿公司的供应商之一；3765号公证书中，光洋公司与伊顿公司的往来邮件中无法证明伊顿公司对涉案轴承有拒收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货损金额。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规定5.4条中的落地产品是指裸装产品从工作台上掉落地面，并不适用于本案中包装完好货物的摔落事故；且该条中同时指出如因物流运输原因导致大批量产品落地，应当按不合格品流程处理，并非一律报废；光洋公司对涉案受损轴承并未按照标准流程进行处理。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轴承检测是破坏性的，对轴承进行逐一检测会损害轴承，应当进行抽样检测。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是原告单方出具的文件，对其内容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8中，对《索赔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函件中的索赔请求；对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物流费用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该部分货物是因涉案事故而重新发运的货物，也不能证明涉案轴承全损；对加班费、进仓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伊顿动力并非涉案轴承收货人，其对涉案货损情况的了解均来源于光洋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也缺乏客观中立性。对证据10中公估意见部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民太安公估对涉案轴承用途及事故过程的了解均源自光洋公司，所出具的公估意见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中，《国际货物运输及仓储管理服务协议书》系光洋公司与案外人签署，其真实性尚待案外合同相对方确认，且与涉案保险法律关系的审理并无关联，本院对该协议书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予认定。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因天津太保确认而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双方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但从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来看，并不能得出一旦货物出险天津太保即应无条件理赔的理解。对证据3中3762号公证书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其中所载邮件能够证明光洋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就涉案事故的交流情况；货物受损照片与悦之公估出具《公估报告》中的照片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事故发生后开箱勘验时集装箱和货物的情况，对照片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会议纪要》同时也是悦之公估所出具《公估报告》的附件，且参与会议各方代表均在《会议纪要》上署名，本院对《会议纪要》的证据效力亦予认定。证据4中，《伊顿采购订单条款与条件（货物）》系打印件，光洋公司未能演示该文件来源，该文件是否适用于涉案货物尚有待证明，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该组三份公证书的证据效力均予认定，能够证明涉案轴承系伊顿公司向光洋公司采购，并通过邮件向后者发送轴承图纸、技术参数及定制要求，且从相关邮件中可以看出涉案轴承系伊顿公司定制用于汽车变速箱，至于涉案轴承在事故后的损失程度及光洋公司向伊顿公司交付受损轴承是否违反双方合同约定，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和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证据5是光洋公司的内部文件，能够证明该公司内部的品控要求，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6中的报价方案为原件，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国家轴承中心提供的检验轴承的各项费用标准。证据7中说明为原告单方陈述的对涉案货损程度的观点，其中所提到的跌落、撞击对轴承造成的诸多影响及风险隐患，均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和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8中《索赔函》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光洋公司向天津太保索赔的情况；对其余证据，从报关单、商业发票和装箱单中可以看出光洋公司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分多批向美国发运轴承，但尚不足以证实后续发运货物与涉案货损事故之间的关联性，至于加班费、物流费、进仓单等证据，因光洋公司在本案诉请中并未主张重新发运所产生的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对该组除《索赔函》外其余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证据9未反映出伊顿动力与涉案货物买方伊顿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能证明伊顿动力有权代表伊顿公司做出拒收的意思表示，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10中的《公估查勘报告》能够证明光洋公司委托民太安公估对涉案轴承损失进行查勘鉴定的事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报告中的损失评估是否合理，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天津太保提供了悦之公估出具的《公估报告》，用以证明：1、振东码头在吊装货物时操作失误导致涉案货物受损，振东码头愿意进行赔付；2、部分货物状态相对完好，光洋公司主张货物全损依据不足；3、轴承在外包装完好情况下的摔落不同于裸装货物的摔落，因外包装对轴承有一定保护作用，不应认定摔落即报废；4、悦之公估建议对货物进行抽检，但光洋公司拒绝配合；5、悦之公估认为此前案外类似事故中将货损核定为货值的50%的案例可供本案参考，并建议以专业检测、鉴定机构的评估意见确定的损失数额为准。光洋公司认可《公估报告》的真实性，但称因涉案货物未装船，悦信公司未向其签发正本提单，且不认可报告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悦之公估系由天津太保单方委托，其所出具的报告缺乏客观中立性；涉案轴承是用于汽车变速箱中的精密零部件，悦之公估是否具备对轴承损失进行鉴定评估的专业能力存疑；涉案受损轴承因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哪怕通过检测标准判断为合格的产品，也因其存在早期失效等巨大风险而无法交付客户使用，故对涉案货物花费高昂费用进行检测并无必要。本院认为，该《公估报告》能够证明天津太保委托悦之公估对涉案轴承损失进行查勘鉴定的事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报告中的损失评估是否合理，尚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公估报告附件中，包括保险单、光洋公司的《索赔函》、出口货物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产品报废原因说明、光洋公司《不合格品控制程序》等，同时也被光洋公司作为证据提交，本院对前述文件的证据效力已予判定；对于其余未被光洋公司列为证据的涉及案外人的附件，如悦信公司出具的相关单证、振东码头发送的邮件、光洋公司向振东码头发送的赔款通知等，真实性并未得到案外公司的认可，与本案审理亦无关联，对相关附件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本院先后于2020年3月17日、5月26日赴涉案受损轴承储存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818号（以下简称高翔路818号）就涉案货损事故及轴承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形成两份谈话笔录。同年5月15日，本院赴恩梯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梯恩公司）就轴承特性以及行业内对落地轴承的处理惯例等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谈话笔录。对前述三份谈话笔录，光洋公司认为，2020年3月17日谈话笔录中振东码头工作人员关于“部分货物外包装基本没变化、货物外观没有肉眼可见的损坏”的陈述仅代表其主观感受，不能反映客观实际；同年5月15日的谈话笔录能够证明轴承落地即报废确为行业惯例。天津太保认为，2020年3月17日、5月26日的两份谈话笔录并未体现出货物发生全损，货损情况应当通过检测鉴定判断；对同年5月15日的谈话笔录，因恩梯恩公司为知名轴承企业，其品控要求可能比光洋公司更严格，该公司对落地轴承的处理模式并不足以证明轴承落地即报废为行业惯例。本案审理中，国家轴承中心受本院委托就涉案轴承受损情况进行勘察，并出具专家意见。光洋公司认为，国家轴承中心是轴承业内最为权威的检测机构，对其出具的专业意见表示认同。天津太保认为，专家意见中所称的落地即报废的惯例是针对裸装产品掉落，并不适用于涉案包装完好货物摔落的情况。本院查明：光洋公司是伊顿公司的轴承供应商之一。伊顿公司通过其供应商可视化网站下订单、发送邮件等方式与光洋公司确定向后者定制轴承的型号、单价、供货时间等内容，并通过邮件向光洋公司发送定制轴承的图纸、技术文件、工程规范等要求。2018年4月份，光洋公司向美国伊顿公司出口6个型号共计30514套汽车轴承，该批轴承均系装配于汽车变速箱中的零部件。原告为前述出运货物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天津太保于2018年4月1日签发了编号为ATIJ19024218Q001718U的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光洋公司，保险货物为编号为YXTSN1804013的提单项下的圆柱滚子轴承和滚针轴承，共计28托盘，标记为“USAEATONLTDANO.28”,保险金额为156271.32美元。运输路线为自上海港经西雅图港（SEATTLE）到梅尔文代尔港(MELVINDALE)，承保险别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的一切险。光洋公司和天津太保均确认，光洋公司就涉案货物是按照110%的比例加成投保。前述轴承装载于编号为CMAU1252737的集装箱中，于2018年4月7日在上海港码头吊装上船时，因集装箱跌落受损，未能装船发运。根据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前述货物合同协议号为EXP180328-ETU，件数为28托盘，毛重15333千克，净重14828千克，成交方式为CIF，包括钢制滚针轴承和钢制圆柱形滚子轴承两大类，总价为142064.84美元。编号为EXP180328-ETU的商业发票记载的货物总价也是142064.84美元。2018年4月8日，悦信公司工作人员向光洋公司工作人员发送邮件，称2018年4月7日涉案集装箱装船时由于码头操作失误，箱体发生损坏，无法上船，当日即告知光洋公司该事故情况；同年4月8日，在光洋公司与码头理赔部人员均在场情况下对货物进行开箱检查，根据沟通，需原箱退回光洋公司以进一步确定货损情况。在涉案集装箱运抵光洋公司后，光洋公司根据集装箱内托盘和货物的情况，认为集装箱内全部轴承均应报废处理，并将集装箱重新封箱运至高翔路818号。天津太保接到报案后，于2018年4月11日委托悦之公估对涉案货损开展保险公估工作。根据悦之公估2019年7月28日出具的《公估报告》记载，2018年4月12日，悦之公估的公估人在悦信公司工作人员陪同下在高翔路818号对受损集装箱进行现场勘验，集装箱情况如下：开箱前箱封完好，检验发现集装箱箱门无异常，右侧箱壁中部凸出变形严重，局部开裂；下横梁（靠近插槽）开裂，箱顶门端两只锁眼缺口变形，底端锁眼无异常。报告记载的货物检验情况如下：箱内28个托盘货物均出现不同程度平行移位，个别托盘呈现180度、90度翻转；托盘中按照不同规格货物摆放不同的纸箱货物，纸箱内用塑料膜包裹或塑料袋装不同数量的轴承，轴承之间无单独包装，4-5个装在一个塑料袋；部分托盘出现破损；部分纸箱包装出现严重变形、轻微变形等不同状态；现场随机抽检5只托盘纸箱货物，严重变形的包装中打开包装亦没有发现内部塑料膜或袋有明显碰撞撕裂痕迹；抽检打开内部包装，肉眼没有发现任何碰撞刮痕等异常现象。在同年4月12日由公估查勘人员签署的《现场查勘记录单》中，将货损情况记载为：“打开箱门，发现箱内共计28托盘轮轴严重翻倒，外包装严重变形。在箱门口随机抽检5盒轮轴，内包装轻微变形，轮轴表面肉眼未见异常，需要采用精密设备辅助检验确认轮轴损坏程度。”《公估报告》中将涉案货损事故原因认定为，集装箱在吊装过程中吊钩脱落致使集装箱翻倒，造成集装箱内部货物挤压。《公估报告》附件显示，2018年4月18日，光洋公司、悦信公司、悦之公估等多方到高翔路818号仓库对涉案受损货物进行联合检验。报告记载，同年5月9日，光洋公司、悦信公司、悦之公估、振东码头召开会议就货损事故处理方案进行讨论，但未能就货损金额及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公估报告》记载，2018年5月29日，涉案货物从集装箱内掏箱卸至高翔路818号仓库，悦之公估与振东码头的保险检验人一同见证卸货操作，并对货物做进一步勘验。卸出货物共计28托盘，轴承为纸盒装，每托盘有20个纸盒，纸盒内部为塑料袋装。托盘外观扭曲变形（不规则正方体），部分包装纸盒破损，货物漏出纸盒外。拆包轴承外观目测无明显变形或破损，现场卸货操作符合行业规范。通过现场勘验，集装箱箱体受到撞击破损严重，箱内货物翻转90度、180度，部分货物出现平移。为确定货损范围，公估人提议就货物进行抽检并与相关检测单位联系取得检测报价，但光洋公司拒绝抽检方案，要求对全部货物进行逐一检测。报告称，公估人了解到轴承检测是破坏性的，逐一检测会破坏全部轴承，认为光洋公司逐一检测的要求明显不合理。关于轴承特性，《公估报告》中称公估人了解到，轴承在外包装、装卸搬运、运输工具选择、运输工具上的码放等方面存在特殊要求，应尽量减少磕碰、晃动、冲击和振动。但轴承并非一碰就坏的易碎品。关于货损估算，公估人了解到，光洋公司内部轴承落地即受损的规定，是指裸装货物直接从高度为1米到1.2米的车间工作台掉落到地面，该情况与本次事故包装完好状态下的摔落存在明显不同。报告称，勘验现场（并非第一现场）发现，8个托盘严重变形，个别托盘翻倒90度及180度，12个托盘货物包装有轻微变形，疑似撞击；8个托盘外部无任何异常；为此，公估人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外包装对货物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使货物能够经受一部分外力而不致损坏；二是就涉案轴承具体损失，建议各方以专业检测鉴定机构的评估意见为准，另提供悦之公估曾处理过的一起案例供参考，在一起集装箱装载的轴承钢珠因台风原因整箱摔落的事故中，最终分拣核算损失约为货物价值的50%；三是认为因光洋公司拒绝抽检及分拣并自行采购新材料加工生产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2018年5月29日，光洋公司向天津太保发送索赔函，索赔货物报废损失142064.84美元及延误交付损失，并保留进一步追索的权利。2019年1月9日，国家轴承中心应光洋公司的咨询，向其提供了轴承检验报价方案。其中，轴承清洁度检验是1000元/5套，零件探伤是10元/件；对于其他检验项目，就其中两个型号的轴承报价均是3840元/32套；对另外两个型号轴承的报价均是15000元/125套；对最后两个型号轴承的报价是24000元/200套。2020年3月17日，民太安公估受光洋公司委托，在高翔路818号对涉案轴承情况进行查勘，并于同年3月19日出具《公估查勘报告》。前述报告称，涉案轴承以托板垫高存放于仓库一角，仓储环境干燥无污染，货物整体状况倾斜，底部托板有不同程度开裂，纸箱包装有不同程度变形。货物包装个体数量不一，有大小轴承，内置为塑料袋包裹，每袋装有4-5个轴承。现场从变形较严重的一个托盘抽查4箱（箱内有24个轴承），轴承表面用肉眼无法发现明显的磕碰、凹坑、撞击痕迹，且经抽查发现，轴承表面已发生不同程度氧化，可能是由于长久放置接触空气产生表面锈斑。在公估建议中指出，根据现场查看到的货物状态结合事故经过的询问了解，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涉案轴承在遭受坠落的强烈冲击时，零件相互间发生瞬间的剧烈碰撞与挤压，据光洋公司称涉案轴承是用于汽车变速器的重要部件，轴承在遭受剧烈冲击与碰撞后如果安装在汽车上有重大召回风险，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二是公估人了解到，光洋公司内部标准规定落地产品一律按照废品处理，本次事故产生的冲击力远高于落地产生的冲击力，因此涉案轴承应做废品处理；三是根据以往类似案例，轴承套圈的性能确认需要对轴承进行破坏性拆套检测，检测完毕后轴承即报废。综合前述因素，公估人认为涉案轴承不具有进一步检测的价值，合理应做报废处理。2020年3月17日，本院赴高翔路818号查看涉案受损货物，向振东码头工作人员钱宏达了解涉案轴承摔落事故情况。钱宏达称，装载涉案货物的集装箱（箱号为CMAU1252737）为20英尺箱，码头用桥吊将该集装箱与另一货主的相同尺寸的集装箱从集卡车上吊起准备装船，在吊起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两个集装箱摔落。涉案集装箱从集卡上二到三米高度跌落，砸在集卡车头上，集装箱底部破了一个洞。2020年5月15日，本院至恩梯恩公司就轴承特性和行业内对落地轴承的处理惯例进行调查了解。该公司品质管理部部长沈荣荣认为，其一，涉案应用于汽车变速箱的滚针轴承和滚子轴承属于精密轴承，生产精度比普通轴承要求更高，在包装物流方面也有更高要求；其二，轴承行业存在落地即报废的行业惯例。该公司生产过程中的轴承零部件掉落在硬物上，都是作为不良品报废处理。一个成品轴承由多个零部件组成，硬度较高，遭受较大撞击力情况下，受到的损伤比普通物品更大。虽然外观可能看不出磕碰痕迹，但轴承是通过里面的轨道面、钢球转动才能实现功能，轴承内部受到的撞击力比外部更大，在轴承安装使用过程中会导致早期失效、疲劳破损等情况影响使用寿命；其三，对于受到较大撞击的轴承，考虑到检测修理的成本，只要是落地的，该公司都不会修理，直接报废。在对轴承检测时，除非表面有明显损伤的轴承，其余情况下需要对轴承进行拆解，但这样会导致轴承报废；其四，在轴承包装良好的情况下，力度较小的磕碰不一定会造成轴承损伤；但在涉案事故的撞击力下，轴承的外包装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尤其应用在汽车变速箱中会有较大风险隐患，建议做报废处理。因光洋公司、天津太保协商一致选择国家轴承中心作为涉案货损鉴定机构，2020年5月26日，本院与国家轴承中心副主任李鲁江及光洋公司工作人员谢玉龙、悦信公司工作人员朱晶晶和悦之公估工作人员刘镇嘉一同在高翔路818号对涉案受损货物进行查勘。因光洋公司拒绝天津太保提出的抽检方案，后续未就涉案货物进行抽样鉴定。本院向国家轴承中心发函，委托其就以下三个事项出具专家意见：一是现场勘验轴承的损失情况；二是涉案轴承是否属于较为精密的轴承，此类轴承如发生类似涉案情况的跌落，通常情况下建议作何处理；三是根据对轴承特性的了解和以往的勘查经验，结合涉案轴承的跌落情况和勘查状况，判断涉案轴承是否仍具有使用价值。国家轴承中心于2020年7月9日复函，内容为：一、现场从已破损的纸箱和外观良好的纸箱随机抽取了六套圆柱滚子轴承和三套滚针轴承。抽取的圆柱滚子轴承内圈滚道表面都发现肉眼可见的压痕（通常，圆柱滚子轴承内圈滚道表面的压痕是滚动体与滚道间发生挤压所致）；抽取的滚针轴承外表面疑似磕碰痕迹较小，肉眼难以确定。二、轴承是精密零部件，通常，轴承从空中坠落后，会在滚道表面形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些损伤会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严重时会导致轴承的早期失效。为避免风险，在轴承行业的普遍做法是，发生坠落的轴承做报废处理。三、根据以往检验轴承的经验，涉案轴承由于全部从空中坠落，继续使用风险很大。光洋公司曾分别于2009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0日、2017年12月30日就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先后发布三份企业内部标准（编号分别为P-MA-QA019-NRB、Q/NRBG05.003-2012、Q/NRBG05.003-2017），在后发布的文件代替之前的文件。三份文件均规定相关标准适用于原材料、外购/外协件进货检验、工序过程检验、成品检验、出货审核及已交付产品不合格品的控制。前两份文件第5.4条均规定，落地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无标识或状态不明的产品一律按不合格品处理。2017年12月30日发布的第三份文件第5.4条规定，现场零星落地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遇特殊情况，如：因物流运输原因导致大批量产品落地，按不合格品流程处理；无标识或状态不明的产品一律按不合格品处理。该文件第5.3.1和5.3.2条规定了对不合格品的评审及处置，其中，进货不合格品由进货检验员作出100%分选、退货或让步放行评审结论，生产过程中的不合格品，由检验员作出报废、返工/返修/100%分选或申请让步放行结论。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天津太保接受光洋公司就涉案货物的投保并签发了保险单，双方成立海上保险合同关系。双方就涉案货损系因载货集装箱在吊装上船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均无异议，但存在以下四点争议：一是涉案轴承损失程度如何认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二是保险金额超出发票金额的部分是否属于保险赔付范围；三是光洋公司是否存在过失致使天津太保不能行使追偿权利，天津太保可否因此扣减保险赔偿；四是天津太保应否赔偿迟延支付保险金的利息损失。一、涉案轴承损失程度如何认定，是否构成推定全损。首先，对于坠落的轴承做报废处理，是否为行业惯例。因轴承领域专业性较强，普通公众对轴承特性知之甚少。悦之公估在《公估报告》中并未就轴承损失作出明确评估，而是建议以专业检测鉴定机构的评估意见为准。国家检验中心作为专业轴承检测机构，在书面意见中指出，“轴承是精密零部件，通常，轴承从空中坠落后，会在滚道表面形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些损伤会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严重时会导致轴承的早期失效。”知名轴承企业恩梯恩公司的专业人员也指出，“轴承由多个零部件组成，硬度较高，在遭受较大撞击力情况下，虽然外观可能看不出磕碰痕迹，但轴承内部受到的撞击力比外部更大，在轴承安装使用过程中会导致早期失效、疲劳破损等情况影响使用寿命。”悦之公估在《公估报告》中也提到，轴承在外包装、装卸搬运、运输工具选择、运输工具上的码放等方面存在特殊要求，应尽量减少磕碰、晃动、冲击和振动。基于前述轴承的特点，国家轴承中心指出“轴承行业的普遍做法是，发生坠落的轴承做报废处理”。恩梯恩公司的专业人员也明确表示：“轴承行业存在落地即报废的行业惯例。该公司生产过程中的轴承零部件掉落在硬物上，都是作为不良品报废处理”。光洋公司自2009年沿用至今并经两次修订的内部品控文件中也一以贯之地规定“落地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其中在2017年修订的文件中进一步明确“现场零星落地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据此，本院认为，对于发生坠落的轴承做报废处理，可以认定为行业惯例。其次，关于外包装对涉案轴承的保护作用是否足以对抗“坠落即报废”的行业惯例。针对本院发函咨询的问题“涉案轴承在发生涉案情况的跌落后，通常情况下建议作何处理”，国家轴承中心回复称行业普遍做法是坠落轴承做报废处理，并未区分轴承是否有外包装，可见在轴承坠落情况下，其是否有外包装并不影响轴承报废的后果。恩梯恩公司的专业人员认为，完好外包装的保护作用仅限于力度较小的磕碰，在涉案事故的撞击力下，轴承外包装也起不到保护作用。从涉案事故情况来看，据振东码头工作人员陈述，涉案载货集装箱从高于集卡二到三米的高度摔落到集卡车头上。悦之公估在《公估报告》及后附《现场查勘记录单》中对集装箱和货物查勘情况做了如下描述，集装箱箱体破损较为严重，箱壁凸出变形、局部开裂，底部横梁开裂，部分托盘发生90度、180度翻转并严重变形，部分托盘轻微变形，部分托盘发生平移。可知，在箱货同时从空中坠落的情况下，涉案轴承遭受的冲击力度远大于单个轴承从工作台落地所受到的冲击力度。而且，经国家检验中心相关检验人员勘查，现场随机抽取的数个圆柱滚子轴承内圈滚道表面均发现肉眼可见的压痕，在无其他证据证实前述压痕系由涉案坠落事故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情况下，前述勘验结果可以印证涉案事故使轴承遭受较大力度的撞击和挤压。在此情况下，有理由认为，涉案轴承通过塑料袋或塑料膜装于纸箱内并固定于托盘中的包装，对轴承起到的保护作用，远不足以对抗涉案情况下的撞击和挤压。再次，涉案轴承用途特殊，系出口装配于汽车变速箱中的零部件。汽车变速箱系汽车的重要零部件，其质量和性能对车辆的安全驾驶相当重要。涉案轴承在遭受较大强度的撞击和挤压后，可能会发生疲劳破损、早期失效等情形，如继续装配于汽车变速箱中，将可能影响变速箱的正常运转甚至威胁汽车的驾乘安全，对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较大风险隐患。最后，关于抽样检测在涉案货损程度判断中是否仍有必要。在涉案事故发生后，根据轴承“坠落即报废”的行业惯例，考虑到涉案轴承为精密零部件，在事故中受到的撞击力度较大，后续安装在汽车变速箱中对人身、财产安全具有较大风险隐患，如欲继续按原定用途使用该批轴承，其一，需对全部轴承进行逐一检验，逐一确定损失情况。仅采取抽样检测的方式，并不能确定未被抽检到的轴承情况，无法判断哪些轴承应当返工返修以及应当如何维修。其二，对轴承不能仅凭肉眼观测进行分拣。在遭受较大撞击力情况下，轴承表面没有明显损伤，并不代表轴承性能完好，对其仍需进行拆解检测才能确定受损情况。涉案轴承有三万多套，平均每套轴承价值不足五美元，逐一检测无疑耗时费力，成本高昂，也有违商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原则。即便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出符合技术参数的轴承，在后续使用中也不排除发生早期失效、疲劳破损的可能。况且在涉案两份公估报告和恩梯恩公司专业人员的意见中均提到，拆套检测对轴承零部件具有破坏性，对轴承进行逐一检测可能导致全部报废。恩梯恩公司的专业人员表示，“对于受到较大撞击的轴承，考虑到检测修理的成本，只要是落地的，该公司都不会修理，直接报废。”本案中，国家轴承中心作为专业轴承检测机构，在对涉案轴承进行外观勘验后，发现抽取的圆柱滚子轴承外观均存在肉眼可见的损伤，并最终做出“涉案轴承由于全部从空中坠落，继续使用风险很大”的专业判断；知名轴承企业恩梯恩公司的专业人员也提出“应用在汽车变速箱中会有较大风险隐患，建议做报废处理”的意见。因此，光洋公司在对受损轴承开箱检查之后，决定将该批轴承统一做报废处理，符合轴承行业惯例，是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情况下作出的理性判断，并无不妥。在涉案轴承已经报废的情况下，对轴承再进行抽样检测已无任何必要。本院对天津太保关于涉案轴承损失应通过抽样检测确定的抗辩不予采纳。本院认定涉案货物在吊装上船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CMAU1252737号集装箱内货物发生推定全损。前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现光洋公司要求天津太保按照全部损失赔偿，并同意将涉案受损货物交予天津太保处理，天津太保也同意接受前述货物，故在天津太保向光洋公司按照全损赔偿之后，光洋公司应当向天津太保交付受损货物由后者自行处置。二、保险金额超出发票金额的部分是否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涉案出口货物报关单和编号为EXP180328-ETU的商业发票记载的货物总价均为142064.84美元，报关单中载明货物成交方式为CIF。涉案编号为ATIJ19024218Q001718U的保险单中，载明保险金额为156271.32美元。可知，涉案保险金额为货物发票价格/CIF价格的110%。光洋公司和天津太保亦确认光洋公司就涉案货物系按照110%的比例进行加成投保。本院认为，光洋公司就涉案货物按照110%比例加成投保，系为保障其费用成本和预期利润所做出的决定，该加成投保方式符合长期以来的国际贸易和保险惯例，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天津太保明知光洋公司系在货物发票价格和CIF价格基础上按110%比例加成投保，仍同意接受加成投保，据此确定保险费率并收取保险费，还在签发的保险单中载明含110%加成的保险金额。在此情况下，无论保险单中是否对保险价值加以明确记载，均应视为天津太保已认可货物的保险价值按照货物的发票价格/CIF价格的110%计算。在货物受损后，天津太保依照双方约定按照110%的加成比例作出保险赔付，符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行业惯例，也是其作为保险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履行保险合同项下义务的应有之义。本院对于天津太保关于保险金额超出发票金额的部分无效，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的抗辩不予采纳。光洋公司主张以其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8年10月29日）中国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9366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于法不悖，可予支持。因此，天津太保作为保险人应当就涉案货物全损向光洋公司按照110%比例支付保险赔偿人民币1083991.64元（156271.32美元×6.9366）。三、光洋公司是否存在过失致使天津太保不能行使追偿权利，天津太保可否因此扣减保险赔偿。关于应否扣减保险赔偿，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在两种情况下，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一是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二是由于被保险人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一方面，就涉案货损事故，并无证据证明光洋公司曾通过明示、确定的方式向第三人作出放弃索赔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涉案事故发生于2018年4月7日，至本案判决之时光洋公司依法律规定向案外责任方索赔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天津太保在及时赔付的情况下仍可向前述责任方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保险人依法可扣减保险赔偿的情形，本院对天津太保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四、天津太保应否赔偿迟延支付保险金的利息损失。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核定和支付保险赔偿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天津太保对涉案货损事实和应当作出保险赔付并无异议，其在收到光洋公司的理赔请求后，即应依法及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核定，进而及时进行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就货损程度及保险赔付金额与光洋公司未达成一致，并不能成为其长期拖延拒付保险赔偿的充分理由。故天津太保应向光洋公司赔偿因其未及时支付保险赔偿给光洋公司造成的法定孳息损失。光洋公司主张以本案起诉之日作为天津太保应支付保险金的时间，故利息应自其起诉之日的次日，即2018年10月30日起算。光洋公司主张利息计算至天津太保实际支付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于法不悖，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1083991.64元及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083991.64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556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帆审 判 员  王金凤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龙 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第二十五条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第二百三十七条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第二百四十六条……货物发生保险事故后，认为实际全损已不可避免，或者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与继续将货物运抵目的地的费用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为推定全损。第二百四十九条保险标的发生推定全损，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按照全部损失赔偿的，应当向保险人委付保险标的。保险人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但是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将接受委付或者不接受委付的决定通知被保险人。……第二百五十三条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