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51034号原告：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负责人：黄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祥荫，上海融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文祥，男，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卫彬，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俊，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张文祥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祥荫、被告张文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文彬、汪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人民币242,274.40元(以下币种相同)。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9日被告因与案外人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天利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委托上海顾友律师事务所(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顾友所)指派高祥荫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双方为此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收费方式为风险代理收费，首期收费人民币5万元(以下币种相同)，后期按照判决、裁决数额的30%收取，并扣除首期费用。2017年1月16日被告向顾友所支付律师费5万元。证券案件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天利公司赔偿张文祥经济损失931,156.69元，实际执行到位款972,428.93元，则被告后期应支付律师费242,274.40元。之后，高祥荫为被告及其子张某代理多起案件，包括为张某代理其与陈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0115民初43002号(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43002号)，2017年6月立案，该案仅处理了轿车一辆，以调解结案；为张某代理其与陈某某、张某某共有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0115民初48242号(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48242号)，2017年7月立案，该案判决后双方均上诉，上诉案件亦由高祥荫代理，中院作出(2018)沪01民终2626号民事裁定(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2626号)，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为被告代理其与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沪0115民初65406号(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65406号)，2017年8月立案，该案判决驳回张文祥的诉讼请求。被告先后于2017年3月25日、4月24日、8月21日、2018年1月28日、3月18日支付至高祥荫个人账户律师费5万元、5万元、3万元、2万元、3万元，共计18万元，其中2017年8月21日3万元为证券案件往返上海北京的差旅费，剩余15万元为上述48242号、2626号、43002号、65406号四个案件的律师费打包价(其中2018年1月28日2万元特指2626号案件代理费)。48242号案件一审中已争取到部分权益，二审中陈某某提供新证据为张某本人书写的放弃产权的字据，故发回重审，重审案号(2018)沪0115民初74657号(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74657号)。48242号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询问被告是否需要重新确定代理人(此时高祥荫已转所至原告处)，并于2018年10月24日将盖有原告公章的两份《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及告知函寄给被告，言明15日内未回函视为拒绝，被告未回复也未寄回合同，这样被告就留有两份原告盖章的合同原件，故被告提供的2018年2月、10月的合同虽然加盖原告公章，但实际并未签署，被告系为本案诉讼编造签署日期，即便按被告主张的2018年10月25日合同，也约定将证券案件尚欠代理费24万余元作为重审案件代理费。2019年1月被告始终未确定代理人，双方仍未签订正式合同并出具委托书，原告无法跟进重审案件。法院联系高祥荫要求确定代理人，被告不想放弃重审案件，表示愿意签署代理合同，故高祥荫于2019年2月2日将已加盖原告公章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式二份送上门，要求被告签字，被告表示需要看一下，第二天寄回，次日被告将签好的代理合同寄回，该合同约定原告指派高祥荫律师代理张某与陈某某、张某某共有纠纷一案，将证券案件未支付的律师费24万余元作为重审案件律师费，与前述四案打包价无关。现74657号重审案件已作出判决，但被告拒绝支付约定的律师费。被告已付款的时间、金额与代理合同无法对应，四案打包价确有部分未开具发票，但双方确认所有案件包括重审案件全部解决后开票。重审案件败诉，被告为此迁怒于原告，认为原告未尽职，故拒付剩余律师费，且被告将四案的打包价与74657号案件混淆，意图逃避支付律师费。证券案件执行时被告跳过原告自行办理，原告不清楚执行款是否包括该案诉讼费13,243元，是否扣除由法院依法处理。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张文祥辩称，被告通过证券公司朋友介绍认识顾友所高祥荫律师，与顾友所签订证券案件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支付顾友所首期律师费5万元，顾友所出具了发票，后期律师费按判决、裁决数额的30%收取。2017年3月22日高祥荫与被告口头约定在其承办证券案件后，被告之子张某与陈某某的共有纠纷案件也委托其办理，并将证券案件尚未支付的律师费作为共有纠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由高祥荫负责到底，不得更换律师。因高祥荫表示在考虑换所，合同暂时不签，并要求被告按其指示逐笔支付律师费，故被告先后支付律师费共计18万元(即原告所称六笔付款情况)至高祥荫个人账户。2018年10月25日高祥荫将《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式三份及告知函送至被告诊所，被告签署了两份，署期2018年10月25日的一份由被告自行保管，另一份交给高祥荫并按其要求未署期，第三份空白合同亦由被告留存。因本案诉讼，署期合同未能找到，被告回忆不起具体时间，故推算后在空白合同上署期2018年2月，审理中找到了署期合同，故应以2018年10月合同为准，原告提供的2019年2月2日的合同并非被告所签。无论根据哪份合同，均以证券案件律师费余额为约定律师费。证券案件剩余律师费就是为了一揽子解决张某与陈某某因离婚产生的相关纠纷的整体打包价，包括所有案件，即原告所称的四个案件及重审案件，且48242号、2626号、74657号本就是一个案件，而43002号、65406号两案标的仅8万元，该两案的代理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被告未曾料到高祥荫将张某与陈某某离婚产生的纠纷拆分成多起案件，且高祥荫承诺几起案件都能胜诉，但除了43002号案件调解外，其余案件均败诉。证券案件执行到位款974,248.93元包括该案被告预缴的诉讼费13,243元，扣除后为961,005.93元，则30%律师费为238,301.78元(已扣除首期5万元)，扣除被告已付18万元，尚余58,301.78元确未支付。但被告一直要求高祥荫提供18万元发票未果，且高祥荫一直换所，故尚欠律师费未付，并非故意拖欠。要求法院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月9日，原告(甲方)、顾友所(乙方)签订编号为(2017)沪顾民字第A1003号《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因与天利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事宜，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指派高祥荫律师为案件审理阶段代理人；甲乙双方约定按以下第3项方式收取律师费：3.风险代理收费方式，首期收费收取5万元，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天内支付，后期收费按照判决、裁定或调解、和解数额的30%另行收取后期律师费，扣除首期收费5万元，后期律师费在本合同阶段结案后30天内支付。2017年1月16日，被告向顾友所支付律师费5万元。证券案件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决天利公司赔偿张文祥经济损失931,156.69元。天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为13,243元，交款人为张文祥。后张文祥就该案申请执行，于2018年5月获得执行款974,248.93元。2017年3月22日，被告之子张某出具委托书，载明：兹委托顾友所高祥荫律师为贵院受理的张某与陈某某之间的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纠纷一案中张某的授权代理人，……。2017年4月11日顾友所公函载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贵院受理的张某与陈某某的确认共有财产纠纷案件，现在张某已委托本所高祥荫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2017年7月本院立案受理张某诉陈某某、张某某共有纠纷一案(48242号)，2017年12月本院依法判决陈某某支付张某房屋折价款2,051,933元。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作出2626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重新立案(74657号)，2019年4月本院依法对74657号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被告先后于2017年3月25日、4月24日、8月21日、2018年1月28日、3月18日支付至高祥荫个人账户律师费5万元、5万元、3万元、2万元、3万元，共计18万元。2018年10月24日、25日左右，原告交给被告盖有原告公章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二份及告知函一份，告知函载明：张文祥先生，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下属高祥荫律师，曾在2017年至2018年间接受您的委托，办理您与天利公司之间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在该案办结之后又受您委托，代理张某先生办理与陈某某之间的离婚共有财产分割案件。……您与高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人关系，是基于此前您与顾友所之间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高律师在2018年5月30日转入本所后，与原律所之间的关系发生变更。鉴于此，按照上海市司法局以及上海市律协的相关规定，您应当与本所重新办理委托代理民事诉讼的手续，签订代理协议，在本所接受您的委托之后，方能指派高律师继续为您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若您出于信任选择继续委托其办理相关的案件，烦请查阅本告知函随附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内容，如无异议请在委托人一栏签署后寄回本所。……若您已有其他意向而决定不再委托本所为您提供法律服务(在收到本函之后15日内仍未收到回函则视为拒绝)，则无须将本函以及相关合同寄回，请在知悉本告知函内容后，及时变更案件受送达人、联系方式以及法律送达的地址。避免因相关事宜的变更而影响诉讼的进程，产生不必要的损失。2019年1月24日，本院向高祥荫发送系统短信，要求其尽快与原告沟通，若撤诉尽快办理手续，若坚持诉讼于春节前提交委托手续等。高祥荫于当日将该短信转发给被告。2019年2月2日15时49分许，高祥荫向被告发送微信：“Ems快递单号”。次日9时许，被告通过快递向高祥荫寄送材料，9时39分许向高祥荫发送微信：第一条为快递单照片，后三条依次为“我还是去邮局EMs，拍照给你；单号明天发给你；我快递顺丰，EMS太慢了。”另查明，2013年3月21日，张某与陈某某登记离婚。2017年6月本院立案受理张某诉陈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43002号)，高祥荫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该案经调解达成协议即别克车辆归陈某某所有，陈某某支付张某折价款38,000元。2017年8月本院立案受理张文祥诉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65406号)，高祥荫为张文祥的诉讼代理人，张文祥起诉要求陈某某返还借款8万元，本院于2017年9月依法判决驳回张文祥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代理人高祥荫律师于2016年7月26日核准在上海伟聚律师事务所首次专职从事律师职业，2016年8月31日核准转至顾友所，2018年2月7日核准转至原告，2019年5月28日核准转至上海融盈律师事务所。审理中，就张某与陈某某等共有纠纷案件代理事宜，被告提供乙方落款处加盖原告公章、落款日期空白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二份，甲方处为被告签名，落款日期一份为2018年2月，一份为2018年10月25日。原告提供乙方落款处加盖原告公章、落款日期2019年2月2日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份，甲方处为被告签名，落款日期空白。原告提供合同与被告提供合同除第七条收费方式略有差异外，三份合同其余条款序号、内容完全相同，载明：张文祥(以下简称甲方)因儿子张某与陈某某之间的离婚后共有财产分割纠纷案件，委托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提供与纠纷有关的法律服务，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各条，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高祥荫律师作为张某与陈某某之间纠纷案件一审阶段张某的诉讼代理人。二、乙方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并按照法律规定按时出庭。……七、收费方式：甲方将此前与天利公司之间尚未支付的剩余代理费242,274.68元(大写贰拾肆万贰仟贰佰柒拾肆元陆角捌分)作为张某与陈某某一案的诉讼代理费，支付依据为(2017)沪顾民字第A1003号《委托代理协议》、(2017)京01民初97号判决书、(2017)京民终654号判决书(原告所持合同并载明“剩余代理费仍然依据双方此前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执行”)。……十一、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已向甲方解释了收费规定及标准，本合同为乙方已备好的标准文本，在本合同签署之前乙方已提交甲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乙方愿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下采纳甲方的合理意见，甲方对本合同的所有异议均在签署之前与乙方协商。十二、本合同有效期限至本案判决书送达之日时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等)。……十四、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签字盖章后生效。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就原、被告各自持有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三份，关于被告提供的2018年10月的代理合同，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不论邮寄还是上门，被告确实收到原告已盖章的代理合同二份并签名。关于原告提供的2019年2月2日的代理合同，根据2019年1月24日高祥荫向被告发送的信息及2月2日、2月3日双方的微信记录、被告于2月3日向高祥荫寄送材料的事实，本院可以确认该份合同亦为被告所签。因此，应以最后一份即2019年2月2日合同为准，且不论以哪份为准，三份合同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代理合同约定将证券案件剩余代理费24万余元作为张某与陈某某离婚后共有财产分割纠纷案件的代理费，原告称被告已付18万元中的15万元为48242号、2626号、43002号、65406号案件打包价，并不包括74657号案件，24万余元单指74657号案件律师费，然74657号系48242号发回重审的重审案号，两案号实为同一个案件，而代理合同仅载明张某与陈某某离婚后共有财产分割纠纷案件，并未明确24万余元仅指重审案件代理费，且张某于2017年3月已出具委托书，委托高祥荫律师代理其与陈某某之间的分割共同财产纠纷案件。因此，被告主张合同约定的24万余元包括74657号等所有案件打包价更符合逻辑，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证券案件张文祥获得执行款974,248.93元，该案诉讼费13,243元为张文祥缴纳，证券案件代理协议约定后期律师费按照判决、裁定或调解、和解数额的30%收取并扣除首期5万元，被告主张所得执行款应扣除诉讼费，故30%律师费应为238,301.78元(已扣除首期5万元)，但律师代理合同已明确约定证券案件尚未支付的代理费为242,274.68元，该金额又恰为974,248.93元的30%(扣除首期5万元)，故双方对张某与陈某某纠纷案件的代理费已明确为24万余元，被告抗辩应按23万余元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242,274.40元，与约相符，同时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已支付律师费18万元，原告称其中3万元为证券案件往返上海北京的差旅费，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尚需要支付原告律师费62,274.4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文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费62,274.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4元，减半收取计2,467元，诉讼保全费1,731元，共计4,198元，由原告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负担2,878元，被告张文祥负担1,3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储刘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丁 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裁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