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火车站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18104995W。法定代表人：张万荣，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常平上坑分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上坑村海关大道，注册号为441900500199830。负责人：陈奶平，该分公司经理。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占中，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艳军，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亚生，男，195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秀兰，女，1966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明，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健，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上诉人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运城公司）、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常平上坑分公司（以下简称为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亚生、黄秀兰、原审被告李健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粤1973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蔡亚生、黄秀兰对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予以足够的注意和查问”的作为义务，对事故发生不存过错。1．虽事故地点在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管理范围内，但仅意味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有权管理，并不导致其必须注意及查问出入该范围的人员和车辆。2．蔡某乘坐公司员工卢建虎的车辆进入事故地点，根据公司管理制度，员工私家车进出公司无需登记检查，故无论根据公司管理制度还是社会上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普遍做法，保安人员均无叫停本单位员工车辆并盘查车上承载人员的职责。一审认定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保安人员在蔡某进入事故发生地时未予以足够的注意和查问，未尽到该应有的注意义务，因而存在过错，属事实认定错误。二、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未实施任何积极的侵害行为，亦未违反法定或约定的作为义务，故不存在非法侵害行为，“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就更无从谈起。此外，蔡某进入事故地点与其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2．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失。一审仅仅依据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一项构成要件，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认定蔡某仅需承担5%责任，对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严加苛责，属适用法律错误。蔡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行为将产生的后果有明确清楚的认知。然其与李健发生口角后，翻越围墙和钢筋栏杆从楼顶跳下，并在李健和卢建虎营救时表现出抗拒，说明其对损害后果持放任甚至追求的态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蔡某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绝大部分责任。蔡亚生、黄秀兰辩称：一、李健与蔡某发生激烈争吵并胁迫蔡某到其宿舍，是蔡某坠楼事故的主要原因。案发前蔡某与李健已分手，李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予证明。根据李健与卢建虎的询问笔录证明蔡某不愿到李健宿舍，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李健再三纠缠并胁迫蔡某到其宿舍，是导致蔡某坠楼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李健对蔡某的死亡应负主要责任。据了解，2017年3月8日晚上蔡某与其家人吃饭情绪正常，如果不是李健再三纠缠与胁迫蔡某到其宿舍，悲剧根本不会发生。李健主张蔡某因与家人有经济纠纷有轻生想法，无事实依据。二、李健与卢建虎的陈述不一致，李健隐瞒重要事实。对照卢建虎的询问笔录，李健到蔡某住处找其时发生争吵，但李健的询问笔录对此未陈述，显然隐瞒了一些对蔡某坠楼有重要影响的事实。对于三人如何来到李健宿舍楼顶，李健与卢建虎的陈述亦不一致，且李健陈述其与蔡某在楼顶时其一不留神蔡某就往楼顶的围墙爬，属单方陈述，并无证据证明，不足采信。三、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卢建虎受李健的委托来接蔡某，蔡某不愿意前往，李健在微信上用带威胁语气的文字与蔡某聊天，随后又到蔡某住处与蔡某发生激烈争吵，李健再三纠缠与胁迫蔡某到其宿舍，最终导致蔡某在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楼顶坠楼。蔡某并非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员工或客户，李健酒后在非工作时间特别是深夜带蔡某来其住处，公司本应尽到检查及了解李健带外人来其住处的理由，并在了解情况后予以阻止，但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保安等值班工作人员未尽到相应义务，最终导致事故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李健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事故时黄秀兰超过50周岁，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规定，黄秀兰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李健上诉主张黄秀兰不具需要抚养的条件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蔡亚生、黄秀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蔡亚生、黄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健、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向蔡亚生、黄秀兰连带支付死亡赔偿金75368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5449元、丧葬费36329.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5000元、误工费10000元、医疗费152464.48元，合计1257928.98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李健、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某2017年3月9日4时左右，从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宿舍楼顶坠落，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因伤重于2017年3月20日死亡，在常平医院支出医药费40287.02元，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支出医疗费112177.46元。李健垫付了医疗费20700元。蔡某2015年5月开始在东莞市有稳定工作及收入。蔡某父亲蔡亚生1955年5月17日出生，母亲黄秀兰1966年4月21日出生，包括蔡某在内有兄弟姐妹四人。李健是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员工，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是运城公司开设的分公司。坠楼地点是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宿舍，宿舍楼顶四周有水泥围墙，在水泥围墙上方有钢筋栏杆。根据公安机关对事发时候地点的保安时亚军、李健、案外人卢建虎所作的笔录反映：李健与蔡某是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3月9日0时，李健与蔡某发生口角后，让卢建虎到其宿舍谈心，后与卢建虎一起到蔡某的住处找蔡某，随后卢建虎开车将李健和蔡某送到李健宿舍楼下，后卢建虎开车回去，蔡某与李健上宿舍楼楼顶，卢建虎离开大概10分钟后，接到李健电话称蔡某跳楼，卢建虎到现场时蔡某已经悬空在宿舍楼顶外面，因李健和卢建虎不能将蔡某拉上来，卢建虎遂打电话给保安，在保安赶来的过程中，蔡某坠楼受伤。对于蔡某的死亡，公安机关出具的说明表明暂时排除故意伤害的可能。本案在2017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一审庭审中，黄秀兰、蔡亚生主张按照2017年的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城镇标准计算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蔡某的赔偿标准应当按什么标准计算，损失是多少；2.李健、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运城公司是否需要对蔡亚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要承担，承担多少。第一个焦点。蔡某2015年5月开始在东莞市有稳定工作及收入，其各项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本案一审庭审的时间是2017年12月1日，当时2017年的人身损害标准已经施行，依法蔡某的各项损失应当以2017年的标准计算。对于蔡某的各项损失，计算核实如下：1.医疗费152464.48元，有票为凭，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37684.30元×20年=753686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蔡亚生1955年5月17日出生，还需抚养18年，黄秀兰1966年4月21日出生，还需抚养20年，均由4人抚养。由此计算得出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71826.35元（28613.30元×18÷4+28613.30元×20÷4）。4.丧葬费。82866元÷2=41433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蔡某已经死亡的事实，一审法院酌定50000元。6.交通费、住宿费。结合蔡某一次转院及治疗地点，分别酌定2000元、2500元。7.误工费。蔡某2017年3月9日受伤，3月20日死亡，有10天误工时间。因黄秀兰、蔡亚生没有提供蔡某的工资条等证明，一审法院根据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每月计算，得出1510元÷21.75天×10天=694.25元。上述损失共计：1274604.08元。第二个焦点。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事实侵权行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是运城公司的分公司，依法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赔偿责任由运城公司承担。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对于蔡某的死亡结果的产生没有直接的侵权行为，与李健不是共同侵权人，故黄秀兰、蔡亚生要求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运城公司与李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事故发生的地点是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宿舍楼顶，该地点属于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管理范围之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事发时间是2017年3月9日凌晨，卢建虎开车送李健和蔡某进入到宿舍楼，在一般人都已经睡觉的时间点上有车辆载一名女性进入厂区，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保安人员应当对于予以足够的注意和查问，但是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安保人员并未尽到该应有的注意义务。故对于悲剧的发生，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存在过失的过错。对于蔡某死亡导致的损失，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事故发生的时间点，楼顶安全措施的状况，酌定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承担损失的15%的责任，即191190.61元。蔡某是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排除故意伤害的可能，即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悲剧的发生是意外，不存他人在故意伤害导致蔡某死亡，那么对于损失，蔡某应当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根据案件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蔡某对于损失承担5%的责任，即63730.20元。蔡某从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宿舍楼顶坠落的直接原因是李健要求蔡某到其宿舍楼顶，并且李健与蔡某存在口角，导致蔡某情绪不稳定所致。李健与蔡某发生口角，继而带蔡某到楼顶是发生悲剧的直接原因，李健作为成年人，对于其行为应当具有预见性，李健对于蔡某死亡的发生负有过错，对于因蔡某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负赔偿责任。扣除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运城公司、蔡某应当承担部分外，李健需要承担80%的责任，即1019683.27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0700元，还须赔付998983.27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李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蔡亚生、黄秀兰赔偿损失998983.27元（大写：玖拾玖万捌仟玖佰捌拾叁元贰角柒分）；二、限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常平上坑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蔡亚生、黄秀兰赔偿损失191190.61元（大写：壹拾玖万壹仟壹佰玖拾元陆角壹分）；三、驳回蔡亚生、黄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22元，由李健负担13752元，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常平上坑分公司、东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负担2370元。蔡亚生、黄秀兰申请缓缴，一审法院已经准许。二审期间，本院向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调取了案发现场的视频，一份是医院抢救视频，另一份是死者宿舍现场视频。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事发现场的录像，拟证明员工宿舍具有充分的安全保障设施，被害人不作出极大的努力是无法从楼顶坠下，结合公安机关排除他杀的结论，被害人明显属于自杀，其损害后果与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无需承担责任。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时亚军、李健、卢建虎所做的询问笔录可知，蔡某系乘坐卢建虎的车辆进入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后在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宿舍楼顶与李健发生争执，然后坠楼。现蔡亚生、黄秀兰主张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并要求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前述条文规定的责任主体系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共同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本案中，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属生产经营企业，其经营场所非公共场所，一般而言，公众未经允许是难以进入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经营场所，故本院认为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并非条文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蔡某系乘坐卢建虎的车辆进入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处，而卢建虎系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员工，本案并无证据显示蔡某在进入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时有明显的抗拒行为，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对卢建虎的车辆予以放行，难以断定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存在过错。其次，根据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提交的现场录像可知，事发宿舍楼顶有较高的水泥围墙，若非故意攀爬难以翻越，本院认为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建筑物并无影响安全的隐患。同时，根据有关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并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排除故意伤害可能的结论，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主张蔡某系自杀，存在高度可能性。蔡某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其后果而故意为之，本院认为蔡某对其死亡具有重大的过错。一审对李健、蔡某、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三方间的责任认定明显失衡，处理不当。再次，蔡亚生、黄秀兰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要求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前述条文规定的责任主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本质上系相同的，如前所述，蔡亚生、黄秀兰的主张依据不充分。最后，综上论述，蔡亚生、黄秀兰请求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李健未依法上诉，本院对一审关于李健部分的处理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运城公司、运城公司上坑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前述援引条文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蔡亚生、黄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22元，由李健负担13752元，蔡亚生、黄秀兰负担23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24元，由蔡亚生、黄秀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天宇审判员  魏 术审判员  陈锦波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黎志均黄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