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3347号原告：高小翠，女，汉族，1993年12月25日出生，户籍地甘肃省礼县，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天津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景平，女，198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天津法岱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宁，男，198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高小翠与被告赵景平、第三人刘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小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红、被告赵景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第三人刘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赵景平返还借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赵景平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调整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赵景平与第三人刘宁连带偿还原告借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赵景平和刘宁承担。事实与理由：高小翠与李权城是夫妻关系，李权城与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均系朋友关系，被告与第三人系同居情侣关系。被告和第三人因资金周转向李权城借款，李权城通过现金形式、银行账户及高小翠银行账户转账形式向被告及第三人名下银行账户交付或转账包括本案的50,000元在内的多笔借款合计549,800元，事后李权城认可高小翠用自己的名义以追索共同财产为由向被告赵景平及第三人刘宁主张权利，高小翠多次催要，被告及第三人均各种理由推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是被告与高小翠、李权城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借贷关系，实际借款人为本案的第三人刘宁，李权城系与第三人刘宁达成借贷合意，并根据刘宁提供的账号指示汇款，相关账号实际为刘宁使用，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二是被告与刘宁不构成同居关系，不存在资金混同，不同意对刘宁向原告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是李权城清楚实际借款人和借款用途，被告出借刘宁银行卡的行为不构成承担连带责任的过错。第三人辩称，包括本案的50,000元在内的多笔要求李权城转账到赵景平名下银行账户的借款及30万元现金交付均是其与李权城达成的借贷合意，与被告无关，被告的相关银行卡一直由其使用，第三人愿意向李权城和高小翠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银行取款业务凭据、证人证言、银行转账记录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如下证据：中国移动天津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银行账户明细、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记录查询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通话录音等证据。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根据被告的调查取证申请，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调查令一份，要求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星支行提供被告赵景平在该行开立的银行账号62×××08银行卡的手机银行开通时间及绑定的手机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星支行于2019年10月17日提供《调查令回执》，回执载明：手机银行签约时间2018年6月6日，签约手机号136××××8998。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权城与被告赵景平以及与第三人刘宁均系朋友关系。被告赵景平与第三人刘宁原系恋爱关系，于2018年12月分手。高小翠与李权城系夫妻关系。2018年6月26日，李权城从平安银行取款30万元，同日赵景平卡号为62×××08的银行账户现金存入30万元。李权城主张当日取款后，以现金形式交付赵景平，为此提供证人证言。赵景平予以否认，认为涉案银行卡系赵景平借给刘宁使用，当日实际收款的是刘宁，庭审中李权城已自认是与刘宁达成的借贷合意，与其无关。刘宁认可当日收到李权城现金交付的30万元。2018年7月29日，李权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先后转账20000元、20000元、10000元、49900元到被告赵景平的账户，同日李权城通过妻子高小翠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49900元到赵景平的账户；2018年7月30日，李权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50000元到赵景平的账户；2018年7月31日李权城通过妻子高小翠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即本案的诉讼标的）到赵景平的账户。庭审中，李权城和高小翠表示，以上两笔从高小翠账户转账给赵景平账户的借款均系李权城使用二人的共同财产出借，李权城认可高小翠用自己的名义以追索共同财产为由向被告赵景平及第三人刘宁主张权利。赵景平及刘宁对此不持异议，认可（2019）津0116民初83346、83347号两案高小翠的原告诉讼地位。在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李权城和高小翠共转款249800元到赵景平的账户，上述转款均转到赵景平卡号为62×××08的银行账户。关于该银行账户信息的取得方式，李权城和刘宁均表示系双方通过微信沟通。李权城主张上述现金交付的30万元和转账汇款249,800元，合计549,800元，是第三人刘宁向其提出自己在澳门换外汇能挣钱，李权城因与赵景平朋友多年，也知道当时她和刘宁正在恋爱，比较信任，所以就出借了，一直认为借给刘宁的钱也就是借给刘宁和赵景平二人的，因为他俩是一体的。具体出借的金额因刘宁说越多越好，所以李权城先后取现和转账汇款共8笔合计549,800元。借款中涉及高小翠转账的49,900元和50,000元，是因为李权城当日自己银行账户的转账额度已到限额，才通过高小翠的账户转款，高小翠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上述全部借款，无书面借款合同，无借款期限，李权城亦未向本院提供任何借条。庭审中第三人刘宁提出就本案欠款曾在2018年12月向李权城出具过金额为56万元的借条，李权城认可曾收到过刘宁交付的该借条，但庭审中未提供。另查，2018年7月19日，赵景平涉案银行账户向李权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款27,000元；2018年8月19日，赵景平涉案银行账户向李权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款26,000元；2018年8月22日，赵景平涉案银行账户向李权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8,600元；2018年9月19日，赵景平涉案银行账户向李权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款26,000元；2018年11月20日，赵景平涉案银行账户向李权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款17,300元；上述5笔转款合计114,900元，均转到李权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以上5笔转款的性质，李权城主张系与刘宁借款时约定的每月刘宁应支付的利息及部分本金，刘宁认可款项均由其按与李权城的约定汇出，换外汇赚多少给他多少，认可已还款金额包含部分利息，庭审中，经李权城和刘宁双方确认，以上已还款的部分每笔按对应借款本金的36%年息计算利息，剩余部分按清偿本金计算，但双方未能就上述5笔还款是针对哪一笔借款达成一致，亦未能就其他借款利息达成一致。2018年12月之后，刘宁未能再还款，李权城多次催要无果。李权城认为上述借款549,800元属于李权城借给刘宁和赵景平的共同借款，二人应就还款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一是赵景平与刘宁系同居关系，长期共同居住，自己出借款项给刘宁，赵景平是知道并认可的，她二人同居期间存在大额消费支出，二人为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应按共同债权、债务关系处理；二是赵景平在整个借贷关系中有过错，存在违规向刘宁出借银行卡和阻拦原告索要欠款的行为；三是赵景平对刘宁的欠款曾向原告承诺返还。被告赵景平则否认与李权城之间存在借款事实，表示因与两方的关系密切，所以知道李权城向刘宁出借了钱，但自己绝无和刘宁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与李权城没有就借款问题有任何协商。涉案银行卡系自己借给刘宁使用，银行卡的电话银行绑定的亦是刘宁的手机号，赵景平没有参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刘宁并不构成同居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另，李权城自认曾收到过赵景平转账的5,000元和7,000元，主张上述还款系赵景平偿还上述借款的利息，赵景平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均是多年朋友，知道刘宁的这笔借款暂时还不上，李权城面临较大经济压力，是朋友间的关心之举，算赠与，与上述借款无关。再查，根据被告赵景平的申请，本院对被告赵景平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星支行开立的涉案银行账户的手机银行开通时间及绑定的手机号进行了查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星支行于2019年10月17日提供《调查令回执》，回执载明：手机银行签约时间2018年6月6日，签约手机号136××××8998。经查，手机号136××××8998的登记机主系第三人刘宁。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权城与赵景平之间就本案涉讼的款项549,800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赵景平是否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借款是否存在还款问题。关于赵景平与李权城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李权城与刘宁的自认陈述，李权城和刘宁对双方之间存在本案涉讼款项549,8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均不持异议。但李权城坚持认为，上述借款是借给刘宁和赵景平的共同借款。第三人刘宁认为，本案与赵景平无关。赵景平认为与李权城并无借贷合意。本院认为，李权城是以民间借贷债权人身份诉请要求赵景平偿还本金，则李权城就民间借贷之法律构成要件即系争借贷合意的存在以及借贷资金的实际交付两节，负有基本的举证责任。李权城坚持主张涉案纠纷系与刘宁和赵景平二人的口头民间借贷关系，然刘宁自认借贷关系，赵景平否认借贷关系，讼争各方之间就涉案钱款也确未签订过书面协议以明确合意事项或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具体评析，1.从李权城主张的借款原因看，李权城和刘宁二人的自述能够相互印证，李权城出借款项的目的在于通过刘宁在澳门换外汇赚取利息，在换外汇上，无证据表明赵景平参与其中；2.从李权城陈述的借款主体看，李权城自认是刘宁开口向其提出的借钱，与李权城达成借款合意的是刘宁，无证据表明赵景平与李权城曾有过借贷合意；3.从债权凭证上看，李权城和刘宁二人的自述表明，刘宁曾就本案的借款向李权城出具过借条，李权城收到过借条，虽然李权城在本次诉讼中并未向法庭提供，然两者的陈述已清晰表明李权城认可案涉549,800元的债务人为刘宁，并未体现赵景平为借款人。李权城和赵景平两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亦能表明，除本次诉讼外，李权城并未就借款向赵景平主张过返还；4.从款项交付上看，30万元的现金交付，李权城虽有证人证言佐证是赵景平收取，但根据庭审中李权城对于借贷过程的描述，以及刘宁自认收款，本院认为刘宁的主张更具可信性。249800元虽进入的是户名为赵景平的银行卡账户，赵景平对此解释为该账户银行卡由刘宁在使用，通过庭审中李权城和刘宁对银行账户获取途径的自述，李权城对账户系刘宁提供并不持异议，相应汇款系按照刘宁指示而为。由此，鉴于涉案款项李权城已认可与第三人刘宁存在借贷合意、借款交付和借款返还，而赵景平已举证抗辩双方并无借贷合意，则李权城作为借贷债权人仍应对其与赵景平之间借贷关系也依法成立的主张承担法定的举证责任，否则应由李权城自负举证不利之法律后果。基于庭审中讼争双方的举证结果及庭审相关的自认陈述，本院经综合审查判断后认定，李权城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与赵景平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本案赵景平并没有与刘宁共同向李权城借款549,800元的主观故意，赵景平并不能与刘宁构成本案的共同借款人。综上，高小翠要求赵景平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高小翠要求刘宁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赵景平是否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权城主张赵景平应对刘宁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理由一是赵景平与刘宁曾是同居关系，同居期间的借贷资金用于共同生活，刘宁的本案债务应按共同债务处理，为此提供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明细。本院认为，李权城的现有举证不足以证明赵景平与刘宁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同居关系；除本次诉讼之外，李权城从未向赵景平和刘宁要求明确债务性质是用于二人共同生活的共同债务；同时，李权城亦不能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系用于赵景平和刘宁的共同生活，对于刘宁借款的用途和去向，李权城是非常清楚的，赵景平与李权城之间在2018年11月份关于刘宁换汇亏损以致还款能力不足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侧面佐证这一点。故，李权城的此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理由二是赵景平在整个借贷关系中有过错，存在违规向刘宁出借银行卡和阻拦原告索要欠款的行为。关于赵景平阻拦李权城索要欠款的主张，因李权城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赵景平违规向刘宁出借银行卡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赵景平是否存在向刘宁出借银行卡的行为并非本案的审查重点，民间借贷实践中，借款人指令将所借款项汇入他人账户的情形是正常的，故不能仅因赵景平账户收取案涉549,800元款项中的249,800元就认定赵景平需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合考量原、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庭审自认陈述均能证实，李权城在付款之时清楚实际借款人是刘宁，收款账户由刘宁提供，赵景平是否出借银行卡并不影响出借人对于实际借款人、借款用途和还款人的判断。故，李权城和高小翠向赵景平名下银行账户汇款249,800元，系按照刘宁微信指示提供的银行账户进行操作，符合民间借贷指示交付的情形。赵景平全案并无不纯动机，虽事实上有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但该行为在本案整个借贷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大，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其对此有过错。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的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条并未明确规定个人出借银行账户收款后即应对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是否追究出借人的相应民事责任，应全面综合考虑出借人与借用人之间的关系、债权人的损失后果与出借人出借银行账户的原因和目的、出借人出借银行账户所获得的利益、汇入借用账户的资金动向、出借人或借用人对汇入借用账户内的资金支配或处分情况等因素后作出判断。具体到本案，并不能得出借款系由赵景平个人使用或与刘宁共同使用的论断，李权城以此主张赵景平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理由三是赵景平对刘宁的欠款曾向原告承诺返还，已支付的5,000元和7,000元利息即是证明。经查，李权城提供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赵景平在微信中向李权城陈述“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我想办法去弄钱，会把你的钱给你…但是会慢慢还，我知道你也是待的款”等，李权城据此主张赵景平就欠款做出过还款的承诺。但结合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全文，庭审自述以及三人之间的朋友关系，赵景平的上述陈述及之后赵景平微信转账给李权城的5,000元和7,000元的行为，均无向李权城明示作出担保借贷合同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故不应视为是赵景平对刘宁所欠款项连带还款的承诺，李权城的此项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高小翠诉请赵景平与刘宁连带承担偿付借款的法律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存在还款问题。本案的借贷并无书面的利息约定，刘宁自认先前通过赵景平涉案银行账户向李权城转款的114,900元包含部分利息，同意按借款本金年息36%的标准计算利息，剩余部分按清偿本金计算，但与李权城未能就上述5笔还款是针对哪一笔借款本金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在双方并无明确利息约定的情况下，刘宁的上述自认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照准。按照民间借贷的交易惯例，在借贷双方没有就还款是针对哪一笔借款进行特别约定抑或双方借贷每笔还款和出借资金无法在金额上完全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应遵循的是“先借先还，后借后还”的原则。因此，本院认定27,000元、26,000元、18,600元、26,000元以及17,300元这五笔还款均系偿还2018年6月26日李权城以现金形式出借的30万元，5笔还款均包含30万元借款中剩余未清偿本金部分以年息36%为标准计算的利息。经测算，27,000元还款部分包含利息9,900元和本金17,100元（以3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29日）；26,000元还款部分包含利息5,658元和本金20,342元（以282,9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8月19日）；18,600元还款部分包含利息525元和本金18,075元（以262,558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8月22日）；26,000元还款部分包含利息6,601元和本金19,399元（以244,483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9月19日）；17,300元还款部分包含利息13,730元和本金3,570元（以225,084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11月20日）。综上，针对2018年6月26日李权城以现金形式出借的30万元，刘宁已清偿本金78,486元和利息36,414元，剩余未清偿本金221,514元。针对其他7笔银行转款，包括本案案款50,000元在内的借款刘宁均未清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刘宁偿还高小翠借款50,000元；二、驳回高小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在指定的期间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全部由刘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闫涛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许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