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1666号原告：杨某1，女，196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2，女，1956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杨某2之子），198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3，女，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4，女，1961年8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5，女，196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杨某3、杨某4、杨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3、杨某4、杨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丽群，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6，女，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学宇，北京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聃，北京兰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朱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诚，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第三人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邦公司）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被告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被告杨某3、杨某4、杨某5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闫丽群，被告杨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学宇、包聃，第三人北京建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杜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继承人杨某72016年11月25日的遗嘱有效：2．请求判决原告依法继承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路×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份额l0万元（暂定）：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被继承人杨某7与妻子杨王氏（先于被继承人去世）一生育有六个女儿，长女杨某2、次女杨某3、三女杨某4、四女杨某6、五女杨某5、六女杨某1。原告系被继承人的六女儿。被继承人名下有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路×号的房产（以下简称“房产”），宅基地编号为村集建证字×号。2016年11月25日，被继承人立下遗嘱，遗嘱载明“多年来，杨某1（原告）对父亲杨某7及已故去的母亲杨王氏精心照顾，杨某7愿意今后与六女儿杨某1一起生活，杨某7自愿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集建证字×号宅基地，本人名下及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即：该宅基地及地上物的50%产权）一并赠与六女儿杨某1永久使用，并同时继承。”除上述被继承人本人50%份额外，遗嘱还载明“甲方杨某7自愿将老伴杨王氏的遗产，本人所占份额赠与乙方六女儿杨某1并同时继承”。被继承人杨某7于2018年2月1日去世，根据遗嘱，原告理应成为该房产等地上物的继承人和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2018年11月，×镇×村开始拆迁，上述房产属于被拆迁范围。因该房屋已被拆除，原、被告无法就拆迁利益划分达成一致，原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杨某2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但不同意诉讼费由我方负担。被告杨某3、杨某4、杨某5共同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并请法院确认双方的合法拆迁利益，理由如下：一、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赠与书》内容不明确，不是有效的遗嘱。1．原告提交的《赠与书》在杨某7生前我方从未见过，也从未听杨某7说过有遗嘱，且事实情况是，杨某7生前表达的意见是自己的房产为六个女儿平均分割。杨某7去世后，原告从未提及过该遗嘱，拆迁公司追问各继承人时各方也均表示没有遗嘱，但就在签订完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原告突然提起诉讼，并主张赠与书就是遗嘱，对于原告提交的这份赠与书的真实性我方不认可，更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这是一份遗嘱的意见。2．该赠与书内容不明确，不是有效的遗嘱。赠与书第二条称杨某7自愿将涉诉宅院的宅基地及地上物（即该宅基地及地上物50%的产权）一并赠予乙方六女儿杨某1永久使用并同时继承。而该意见并未明确杨某7本人的明确意愿是赠与还是继承。从遗嘱的角度讲，遗嘱是一种死因行为，在立遗嘱人去世后，遗嘱作为死者本人就本人财产进行分配的意愿开始生效，但是此《赠与书》中写明的却是赠与。从赠与的角度来讲，赠与不动产的，自不动产物权移转登记之日起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即使该《赠与书》中关于赠与的部分有效，物权变动依然尚未发生，该房产依然属于杨某7及杨王氏，所以该房产的物权在该《赠与书》签订后和杨某7去世后均不发生赠与和继承的法律上的效果。且赠与与继承本身就不可能并存，如果是赠与，应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如果是遗嘱，就表明没有赠与的情况，故赠与与继承存在着根本矛盾，故该赠与书内容不明确，既不能视为一份有效的遗嘱，也不能视为一份有效的赠与。综上，《赠与书》因约定不明不能当作为有效证据，也不具有任何证明效果。3．该《赠与书》中处分了该处宅基地50%的产权，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对于宅基地不享有产权，宅基地产权也不属于可以遗嘱继承或者可以赠与的财产权利，故该《赠与书》中涉及宅基地产权的部分应属无效。4．该《赠与书》中未提及拆迁后的权益问题。该《赠与书》并未对拆迁后的利益如何分配做陈述，故拆迁后，相关的拆迁利益依然应由六个女儿平均分配。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原、被告各方共同认可杨某3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方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一情况证实了各方对于拆迁利益是共有状态没有争议。5．杨某7生前一直由六个女儿赡养，并养老送终，这与该《赠与书》中的表述明显不符。杨某7夫妇生前，均是六个女儿共同赡养，老人的药费及生活费也都是六个女儿平均分摊，杨某7夫妇多年来一直独立居住生活在涉诉宅院，母亲去世后不久，原告突然间就接走了父亲，接走之后，在所有子女对于赡养都无意见的情况下，原告鼓动父亲起诉五被告，要求五被告支付赡养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6）京0113民初1470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出具之后我方履行了每月给付父亲杨某7200元的义务，医疗费也按照原来的惯例依然由六个女儿分摊，综上，我方认为，原告擅自接走父亲，并在各方并无争议的情况下执意怂父亲起诉赡养，这一举动明显是在为其争夺家产进行铺垫，并造成一种其他女儿不养老人，只有原告对老人好，最终老人将财产留给原告的假象，对于这一情况，我方恳请法庭予以明察，不能让原告的这种恶劣行径获得支持。二、杨某7的遗产范围应先予以明确。根据本次顺义区×镇×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政策，在拆迁公告张贴之日（不含）前，已故但未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注销户口的人员，不得享有房屋安置资格。杨某7属于该条规定的人员，按照拆迁政策，杨某7不享有房屋安置资格。由于在涉诉宅院中，所有房屋均为杨某7及杨王氏夫妻二人所建，故在本次拆迁中，杨某7能够获得的拆迁利益只包含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及装修补助中其本人的份额，此为杨某7本人遗产范国，且杨某7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对于这部分财产应由所有继承人平均予以继承，拆迁利益中其他各项款项，亦应没有遗嘱，也应为原、被告六人共有状态，应予以均等的分割。三、杨某7生前，在×村还有一处养殖地，该养殖地也进行了拆迁，且养殖地的拆迁与涉诉宅院的拆迁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养殖地的相关的拆迁利益目前为原告掌控，该处的养殖地拆迁利益应是杨某7的遗产范围，应在本次诉讼同时予以中处理。综上，请法院结合本案全案证据，做出合法的公正判决。被告杨某6辩称：我方没有见过赠与书，父母也是所有子女都进行了赡养，对于遗产应该平均分配，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北京建邦公司辩称：我方作为拆迁主体对宅基地使用人进行补偿，我方是与委托人杨某3签订的协议，拆迁利益的分配我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另外，本案案由是遗嘱继承，应解决的是被继承人的遗产，我方作为第三人不应参与此案，如果原告对拆迁利益分配有意见，应该另诉解决。本院经审理后查明：杨某7与杨王氏系夫妻关系，二人均已去世，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6、杨某5、杨某1均系其女儿。原告杨某1系杨某7与杨王氏的六女儿。涉诉宅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路×号，该宅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集建（证）字第×号，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人为杨某7，宅基地面积为360．71平方米。因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棚户区改造，上述院落及房屋已被北京建邦公司全部拆除。诉讼中，本院依法向拆迁人北京建邦公司（甲方）调取了其与被拆迁人杨某7（乙方）的委托代理人杨某3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称简称《拆迁协议》），该《拆迁协议》载明：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款共计1801639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款为550816元、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为176927元、搬家补助5000元、装修补助17990元、人员安置补助20000元、生活补助101000元、宅基地内空地奖324912元、提前搬家奖504994元、宅基地合法利用奖100000元。乙方家庭中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共一人，即杨某3。乙方的总安置面积为252．50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的70%）。因乙方选择房屋安置，甲方另支付乙方享有安置资格的人员每人30个月的租房补助款，标准为每人每月1650元。另，工程配合奖、独生子女补助、大病补助、残疾补助、低保补助、住房困难补助、停产停业补助以及租房补助费、放弃安置面积货币安置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等，由甲、乙双方在补充协议和安置房认购协议中具体明确。诉讼中，杨某1称因为父亲已经立下《赠与书》，将大部分财产都交给自己继承，因此拆迁所得的大部分利益应当归自己所有，因此杨某1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继承人杨某72016年11月25日的遗嘱有效；2．请求确认原告拥有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路×号宅院拆迁利益1801639元的十四分之九的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此，杨某1提交了《赠与书》及录像光盘、证人证言、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该《赠与书》载明：赠与人：杨某7受赠人：杨某1杨某7与妻子杨王氏（已去世）一生育有六个闺女，长女杨某2、次女杨某3、三女杨某4、四女杨某6、五女杨某5、六女杨某1。多年来，杨某1对父亲杨某7及已故去的母亲杨王氏精心照顾，杨某7愿意今后与六女儿杨某1一起生活，杨某7自愿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集建证字×号宅基地，本人名下及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即：该宅基地及地上物的50%产权）一并赠与六女儿杨某1永久使用，并同时继承。按照合同法等相关规定：杨某7，杨某1双方自愿达成赠与合同如下：第一条：因甲方杨某7本人年老，已达行动不便之程度，老伴已离世，孤单一人难以自理生活，本人共有六个女儿，综平日之表现，本人决定投靠于乙方六女儿杨某1家养老，并由六女儿杨某1送终。第二条：甲方杨某7自愿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集建证字×号宅基地本人名下及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即：该宅基地及地上物的50%产权）一并赠与乙方六女儿杨某1永久使用，并同时继承。甲方杨某7自愿将老伴杨王氏的遗产，本人所占份额赠与乙方六女儿杨某1并同时继承。该宅基地状况如下：（一）该宅基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路×号。（二）赠与该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号为：集建证字×号宅基地。（三）此赠与本人权益范围内的宅基地及地上物相关权益一并赠与六女儿杨某1一人（含杨王氏遗产所占份额）。第三条：甲方杨某7本人由乙方六女儿杨某1负责赡养，并且居住生活在乙方六女儿杨某1家中，直至终老。要求乙方六女儿杨某1孝顺陪待，以保证本人晚年生活快乐幸福。第四条：如有违反第三条内容，本人保证有权收回此合同之权力。第五条：因本人不识字，以上内容是我的意愿，由本人口述，王俊律师代笔整理。第六条：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杨某7，杨某1各一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以上是杨某7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字生效。起草人：王俊中证人：杨永宝、王小荣立赠与人：杨某7受赠人：杨某1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证人王小荣、杨永宝出庭作证称该《赠与书》系杨某7口述，一个叫王俊的律师起草的，是杨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己在场亲自见证了《赠与书》的签署过程。杨某2对上述证据均表示认可，认可杨某1的主张，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对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认可，对《赠与书》、录像光盘、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可，坚持其辩称中的质证意见。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认为，自己对父母均尽了赡养义务，因此都有权继承父母的财产，故要求涉诉宅院拆迁所得的款项中人员安置补助费2万元应当归杨某3个人所有，其余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款、装修补助款等奖励、补偿款等及安置房面积、租房补助款等由六位子女平均进行继承。另查，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户口均不在涉诉宅院内，也未长期在该宅院内居住生活，拆迁时涉诉宅院为空户。再查，截至最后一次庭审之日，北京建邦公司已经将《拆迁协议》载明的1801639元打入杨某3名下工商银行的存折内，但该存折并未交付给杨某3；因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订房屋安置协议，故其他款项尚未发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拆迁档案资料、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赠与书》、录像光盘、证人证言、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对于杨某7与杨某1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赠与书》，杨某3等人认为该《赠与书》的内容不明确，不是有效的遗嘱，其涉及宅基地产权的部分应属无效，但是根据该《赠与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其虽名为赠与，实质仍是杨某7对自己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因此尽管其行文中稍有瑕疵，但并不妨碍其属于遗嘱的本质属性，并且属于遗嘱中的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诉的《赠与书》，有代书人王俊、中证人王小荣、杨永宝及遗嘱人杨某7的签字确认，中证人王小荣、杨永宝也出庭对该《赠与书》的签署过程进行了陈述，证实其确系杨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有相关录像予以佐证，尽管杨某3等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其并未能提供有力证据加以反驳，因此该《赠与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合法有效，故对于杨某1要求确认该《赠与书》有效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涉诉宅院及房屋因拆迁所得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根据相关拆迁档案，涉诉宅院的使用权人为杨某7夫妻，相关的房屋等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也为杨某7夫妻，而杨某7夫妻也早已去世，同时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户口均不在涉诉宅院内，也未长期在该宅院内居住生活，即涉诉宅院在拆迁时为空户，因此尽管《拆迁协议》的签字人为杨某3，载明的被安置人员为杨某3，但其系各子女委托办理拆迁手续的代理人，并不意味着拆迁利益直接归属其所有，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涉诉宅院因拆迁而获得的各项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均归杨某7夫妻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具体到本案来看，各项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属于杨某7夫妻所有，因此由扬永仪、杨王氏各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由于杨王氏先于杨某7去世，因此杨王氏的遗产应当由其丈夫杨某7、子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来继承，因此杨某7、子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各可分得杨王氏遗产的七分之一。故对于该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杨某7可分得的数额为十四分八，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各分得十四分之一。杨某7所享有的十四分之八，在其去世后，应当按照遗嘱继承来处理，由于杨某7在其遗嘱《赠与书》中其明确表示将其所享有的财产及其可继承妻子杨王氏的遗产份额全部交由杨某1继承，因此杨某7所享有的十四分之八，都归杨某1继承。综上杨某1最终可分得1801639元及拆迁安置面积252．50平方米中的十四分之九，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各分得十四分之一。至于杨某3等人要求分割的租房补助款，因截至庭审之日，因双方尚未与拆迁公司签订房屋安置协议，该款并未发放，故其实际数额尚无法确定，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分割条件，故其可待该款实际发放后再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杨某1与杨某7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订的《赠与书》有效；二、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路×号宅院因拆迁而获得的各项款项一百八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元及安置房面积二百五十二点五平方米中的十四分之九归原告杨某1继承，剩余十四分之五由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三、驳回原告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万一千零一十五元，由原告负担七千五百零六元（已交纳），由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各负担二千七百零一元八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旭华人民陪审员  杨凤利人民陪审员  杨学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赵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