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72民初4071号原告：张培全，男，汉族，1972年5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委托代理人：余燕，江苏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潘云春，江苏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城桥经济开发区中津桥路22号-1号楼。法定代表人：姚惠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郜嘉奇，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惠华，男，汉族，1966年7月18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郜嘉奇，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勇，男，汉族，1978年11月24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刘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国瑞，男，汉族，1973年12月3日出生，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代理人：刘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培全为与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海公司）、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被告朱国瑞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8年12月11日，本院作出（2018）沪72民初4071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9年2月28日和3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9）沪民辖终61号和（2019）沪民辖终61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2018）沪72民初4071号民事裁定提起的上诉。2019年4月25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2019年5月1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张培全及其委托代理人余燕律师、潘云春律师，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郜嘉奇律师，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刚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培全诉称：案外人安徽通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公司)与被告烟海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由被告烟海公司承租通海公司“江海集601”轮；航线为往返上海至广州之间；租期为2017年10月3日到2018年1月31日；租金为从2017年10月3日到2017年12月27日(至V1726航次结束)，每往返航次人民币（币种下同）55万元，从2017年12月28日到2018年1月31日(V1727航次至本合同结束),每往返航次60万元。通海公司依约履行了航次租船义务。2018年1月24日,通海公司与被告烟海公司就租金给付事宜达成协议，约定：到租约结束时，被告烟海公司还需支付通海公司租金3154108元，于2018年5月25日前全部付清。具体为：在2018年1月份(下线前)支付120万元，2018年2月8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3月25日前支付30万元，2018年4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5月25日前付清余款654108元；如被告烟海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之前未按照约定付清剩余款项,需支付违约金60万元。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被告朱国瑞均在还款协议上签字为被告烟海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提供担保。此后被告烟海公司支付了170万元，后期费用经多次催促未果。2018年5月15日，通海公司与原告达成协议,通海公司将上述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同时向原告交付了全部权利文件，并通知了四被告。因此，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烟海公司向原告支付欠付的租金1454108元及违约金60万元；二、判令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被告朱国瑞对被告烟海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由四被告负担。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共同辩称：一、欠款金额应当为1426108元，还款协议中确认的债权金额有误，应为3126108元，此后又还款170万元；二、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系争款项的真实债权人应当是案外人林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森公司），原告受让的通海公司的债权无效，应当由林森公司向被告方另案主张；三、涉案所谓债权转让协议和还款协议，因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而无效；四、被告姚惠华已经在庭外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不应该再承担责任；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当按照存款利率计算；六、本案诉讼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共同辩称：一、欠付租金的事实存在，但因系被告姚惠华和原告协商履行，故无法确认原告主张的金额；二、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其作为被告烟海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当按照司法实践通常支持的本金的20%计算；四、本案诉讼费用不应由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交了以下证据，四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航次租船合同》、《关于“江海集601”轮船舶租金的还款协议》（以下简称还款协议）,用以证明案外人通海公司与被告烟海公司之间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且双方对还款金额、还款日期等均有明确约定。四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还款协议中确认的债权金额有异议，主张应为3126108元；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主张其中有关欠款金额和还款日期的记载系由被告姚惠华与原告协商确定，其无法掌握实际情况，故无法确认金额。本院认为，鉴于四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提出的反驳意见能否成立，取决于其提交的反驳证据与证据1的证明力比较，下文再述。在案证据显示，并且四被告亦当庭确认，“江海集601”轮租船期间，系由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代表被告烟海公司对账，故对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的反驳意见不予采纳。证据2:《权利转让确认书》、运单号054034618498的顺丰速运邮寄单据及签收回执，用以证明通海公司已将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原告,并及时通知了被告烟海公司。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虽存在上述文件，但因债权人为林森公司，故债权转让缺乏基础法律关系。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提出的质证意见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下文再述。证据3:微信截图、运单号分别为437444627635和054034618489的顺丰速运邮寄单据及签收回执,用以证明原告在受让债权后依法通知了三位担保人。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2018年3月13日时被告烟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被告姚惠华变更为案外人姚惠康，故被告姚惠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表达的只是个人心愿，不是其真实的法律上的意思表示，也无法代表被告烟海公司作出意思表示。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的质证意见不影响证据3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证据3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4：原告与被告李勇、被告朱国瑞之间的协商记录，用以证明仅改变了开票主体，原债权人仍为通海公司。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4的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债权人应为林森公司，并且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涉案事实经过全都知情。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对证据4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提出的质证意见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下文再述。证据5：《江海集601轮装卸滞期超时费用》，用以证明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提供的计算表格和结算票据内容不完整，没有将该部分费用统计进去。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当庭表示需要庭后核实后发表意见，但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并确认工作中听到过原告反映存在滞期的情况，并由被告姚惠华与原告协商确定滞期费。本院对证据5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为支持其抗辩，共同提交以下证据，原告和另外两位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和证据2：通海公司、被告烟海公司以及林森公司之间关于“江海集601”轮款项结算表格和结算凭证，用以证明系争款项的准确金额应当为1426108元，真实的债权人是林森公司。原告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表格系由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单方制作，记载内容和结算凭证均不完整，比如第13航次至第22航次之间的8个航次应付账款金额未体现在表格中，表格和结算凭证显示某些航次存在滞期，但是没有统计应付租金金额，因此该组证据不能反映完整的事实。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对被告姚惠华与原告的磋商细节并不清楚。本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质证意见有事实根据，证据1的结算表格很明显并未客观完整反映双方之间各项应付款项和付款明细的构成，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统计项目的选择标准未给出合理解释，故对证据1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但对欠费金额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该组证据并不能推翻经四被告签字确认的还款协议的证明内容，但可以证明涉案合同履行期间，系由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代表被告烟海公司与原告进行对账。证据3和证据4：原告出具的函件、被告烟海公司和林森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以及林森公司开具给被告烟海公司的涉案发票，用以证明系争款项的原债权人是林森公司，而非通海公司，故通海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缺乏基础法律关系。原告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涉案转让的原债权人为通海公司，后经三方协商，改由被告烟海公司向案外人林森公司支付租金，该运输合同是为了开票结算的目的而签订，但“江海集601”轮一直由原告实际经营。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并确认“江海集601”轮一直由原告实际经营的事实，但表示并不清楚变更开票主体的具体原因。本院认为，证据3所载内容显示原告系“江海集601”轮实际的船舶所有人，被告烟海公司系根据原告指示，与案外人林森公司签订相关货物运输合同用于费用结算，对证据3和证据4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5：原告与被告姚惠华委托的律师之间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姚惠华已就免除对被告姚惠华的保证责任等事宜商议已久并达成合意，故在本案中可不再追究被告姚惠华的相关责任。原告、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其一直与被告烟海公司的律师张雄在磋商，但未确定最终方案。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认为该录音不能证明原告和被告烟海公司就免除被告姚惠华的保证责任已达成一致，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姚惠华在逃避债务和责任。本院认为，对证据5的证据效力可予确认，但通话录音仅显示了原告与被告姚惠华之间的协商过程，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为支持其抗辩，分别提交了聘用协议和其与被告烟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以证明两人与被告烟海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担保人处签字是员工履行职务的行为。原告、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对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两人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处签字，而不是在被告烟海公司盖章处签字，故其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行为，应为个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认为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是否为被告烟海公司员工与其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无关。本院认为，各方对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在涉案纠纷发生期间系被告烟海公司员工的身份并无异议，对其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各方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争议，下文再述。为查明案情，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和2018年9月4日分别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进行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两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原告对两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笔录中两被告所称由原告拟定还款协议以及迫使其签订等表述有异议。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两份笔录系当事人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查明：2017年9月28日，案外人通海公司与被告烟海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原告代表通海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约定：本合同为航次租船合同，由烟海公司以“航次定期租”方式承租通海公司“江海集601”轮，航线为上海-广州-上海，租期从2017年10月3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在此期间以航次租船模式进行，合同期满前20天，双方就续、退租事宜再行协商。关于租金的约定：从2017年10月3日到2017年12月27日止（至V1726航次结束），每往返航次租金55万元；从2017年12月28日到2018年1月31日(V1727航次至本合同结束),每往返航次租金60万元；出租人在完成每个往返航次后，与承租方对账，开具公路内河运输统一发票；如出租人加注船用燃料，所发生燃油费用则在航次租金中作相应抵扣。在船舶下线时，双方协商相关遗留项目。2017年8月，原告书面向被告烟海公司提出：“我是江海集601轮船东，挂靠在安徽通海航运有限公司经营。现由于当地税务不能接受加油‘三双协议’一事，为了考虑双方的经营，需要变更开票公司。原来与通海的对账单从1709航次改为南通林森确认。”经原告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签字确认的一份《协商记录》内容显示：“第一，双方确定江苏林森公司具备运输资质前，继续以安徽通海公司与烟海班轮签订船舶租赁合同至2018年6月31日。第二，双方商定在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张培全（江海集601）租金人民币贰佰万整（由林森公司开具发票），2018年元月22日支付张培全（江海集601）租金人民币贰佰万整，（由江苏林森公司开具发票）。”该《协商记录》使用了被告烟海公司抬头的信笺纸，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2018年1月24日,通海公司与被告烟海公司就租金给付事宜达成还款协议，双方约定：“江海集601”轮已于2018年1月25日左右在上海下线，双方之间的租船合约已经结束，到租约结束时，被告烟海公司还需支付通海公司租金3154108元，于2018年5月25日前全部付清。具体为：在2018年1月份(下线前)支付120万元，2018年2月8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3月25日前支付30万元，2018年4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5月25日前付清余款654108元；如被告烟海公司在2018年5月25日之前未按照约定付清剩余款项,需支付违约金60万元。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分别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处签字。原告、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共同确认，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烟海公司共计还款170万元。2018年5月15日，通海公司向烟海公司出具《权利转让确认书》，载明：“2017年9月28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一份，约定由贵公司承租我公司‘江海集601’轮等内容。2018年1月24日，经我司与贵司结算，贵司结欠我司租金3154108元，同时约定若贵司不能按时还款，则承担违约金60万元。该债务由姚惠华、李勇和朱国瑞提供担保。现我司书面确认将该权利全部转让给张培全所有。”2018年7月，原告通过顺丰速运快递和微信方式将该确认书发送给了四被告。四被告当庭确认，其与通海公司签订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时，知道原告系“江海集601”轮的实际所有人，并一直实际经营该船舶，代表通海公司履行涉案合同。被告李勇时任被告烟海公司的总经理，被告朱国瑞时任被告烟海公司的总船长，两人代表被告烟海公司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和对账。被告姚惠华时任被告烟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被告烟海公司与案外人通海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依法建立了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通海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完成了涉案航次的运输，烟海公司应当支付所产生的相关运费、滞期费等费用。通海公司已将其前述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已将该债权转让情况通知了四被告，该债权转让行为有效。此外，现有证据表明，对于原告系“江海集601”轮的实际所有人并以挂靠经营方式、以通海公司的名义从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活动的事实，四被告是明知的。四被告亦当庭确认一直由原告实际经营涉案船舶，并代表通海公司实际履行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故原告对四被告享有诉权，其有权要求被告烟海公司向其支付欠付运费、滞期费等费用，并有权要求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欠费金额，被告烟海公司已在还款协议上盖章确认：到租约结束时，被告烟海公司还需支付租金3154108元。原告和被告烟海公司共同确认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烟海公司共计还款170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烟海公司向其支付1454108元的主张可予支持。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虽然辩称还款协议中确认的债权金额有误，应为3126108元，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反驳，对此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60万元的诉讼请求，四被告均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意见，而原告主张如果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的，可以参照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逾期利息以24%计算的标准。本院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利率标准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涉案还款协议约定的最后还款日为2018年5月25日，截至本案庭审之日，还款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60万元仍远远高于1454108元债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应认定为过高。鉴于1454108元债权的逾期付款损失仍在持续发生，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确立的标准，依法调整涉案逾期付款违约金为以1454108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姚惠华时任被告烟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直接与原告对账确认欠款金额，其以个人名义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一栏处签名，应当对被告烟海公司的涉案债务向原告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当庭确认，同时也有在案证据佐证，两人代表被告烟海公司与原告就“江海集601”轮航次租船事宜进行业务联系和对账，故该两被告有关不清楚主债务金额如何形成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也认为该抗辩意见与其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无关。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一栏处签名，明确知悉其所担保的主债务金额，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作出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故该两被告也应当对被告烟海公司的涉案债务向原告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且，本案三位保证人未约定保证份额，依据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三位保证人均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综上，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应当对被告烟海公司1454108元的债务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提交的证据5即原告与被告姚惠华委托的律师之间的通话录音，反映出被告烟海公司和被告姚惠华存在故意逃避法院送达、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故本案公告费应由该两被告负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培全支付人民币1454108元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人民币1454108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对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张培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233元，由原告张培全负担人民币4376元，由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被告姚惠华、被告李勇和被告朱国瑞连带负担人民币18857元。本案公告费人民币560元，由被告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和被告姚惠华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振衔审 判 员  杨 婵人民陪审员  宋秉章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谢亦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