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7民初6243号原告：宋华，男，1987年9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人，住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杰，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天贵，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电白县人，住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鑫，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柳辉，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华与被告邵天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杰、被告邵天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鑫、何柳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8万元，并按年息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全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以前被告是做红酒生意的，经常居住地在广东，偶尔来北京。我做生意需要点红酒，所以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2013年左右，被告说要借钱，他是先和我朋友说的，后来他以及我朋友都和我说了他要借钱的事，因为我朋友也借钱给他了，所以我同意借款。第一笔借款，被告说借款用途是买地，买广东电白县的一块地，具体买了干什么他没说。2013年6月14日，我从我的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的妻子廖小琴30万元，转账后被告给我打了借条，没有约定利息，口头承诺三个月还款。事后被告未按约定还款，从广东快递给我了点红酒，寄过几次，但借款本金未还。为了催要借款，我又去广东找过被告，我不知道被告家在哪，一直在酒店见面，他一直说还钱，就是一直不还。2015年，被告又说买地差钱，再借10万元，我就用手机银行给他转账，被告也给我打了借条。事后被告也给我邮寄红酒作为回报，前后被告一共寄过三、四次，每次三四十瓶，红酒价值不清楚。电话里他说算给我的补偿，让我别着急要钱。后来因为借款一直不还，我又去找他。他还给我2万元，剩余借款重新打了收条，之前的借条当着被告的面销毁了。新收条约定的还款期限（2017年12月31日）到后，我打电话就联系不上被告了。因被告至今未返还借款本金38万元及逾期利息，故我诉至法院。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转账记录及收条复印件，证明诉称借款事实；2．2015年6月28日借款合同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该合同系后补，系对2013年30万元借款的确认。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认可原告向被告之妻廖小琴转账30万元及原告向被告转账10万元的事实，但该两笔款项均系购货款，并非借款，双方存在红酒的买卖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二、原、被告之间就红酒买卖的货款存在争议，被告尚有部分货物未发送给原告，原告则向被告主张结算，将剩余货款退还给原告，但双方一直未能就货款的数额达成最终的结算，被告在原告的胁迫之下，就先行向原告退还了2万元货款。另根据被告本人陈述，之前的货款双方已经结清，所以原告才会在2015年6月30日再次转账10万元给被告；三、原、被告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经常向被告购买昂贵红酒，双方保持着长期的买卖关系。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借款，在出借期限如此之久的情况下，原告没有任何向被告催收过借款的证据，明显与常理不符；四、因原、被告就货款存在较大争议，原告为尽快拿回货款，于2017年11月9日将被告带至佛山一农庄，在逼迫被告书写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后，原告又叫两位强壮人员盯着被告，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非法拘禁，事后被告报警，故收条及借款协议书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五、即便收条是真实的，收条显示借款为现金给付，而原告主张的本案借款系转账支付，显然不属于本案借款。原告还应提供其出借款项来源，具体交付方式及同时期提取款项证明等证据；六、即便原告主张的借款成立，原告提交的2015年6月28日借款合同复印件显示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25日至12月24日，该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在时效经过后，被告也没有做出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七、因原、被告双方不存在真实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原、被告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与原告有生意上的往来，被告曾于2017年6月、9月给原告发过红酒，同年10月1日双方没有在一起，11月9日被告给原告转账2万元，11月9日下午原告约被告晚上吃饭；2．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伦教派出所（以下简称派出所）对被告所作询问笔录、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被告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给原告写了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倒签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被告报警，公安机关做了笔录，保留了证据。原告发表意见称：一、被告因资金周转所需向原告借款，原告向被告出借40万元，2015年6月28日，原、被告双方后补签订借款合同对30万元借款进行了确认。在被告偿还原告2万元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认可38万元的借款事实。以上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并依法支付逾期利息；二、被告主张收条系其受原告胁迫所签，但其提交的询问笔录内容仅是其单方陈述，无公安机关对于事件经过情况的认定和相关处罚材料。且从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来看，被告先是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后来才有两名男子出现，该两名男子并未对被告出具收条的行为有任何影响，故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胁迫情形的存在；三、庭审过程中，被告第一位代理人先称双方系合作关系，后改口称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先称原告系卖方被告系买方，后改口称原告系买方被告系卖方，其说法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被告给原告快递过红酒，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红酒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被告曾给过原告红酒一节，在本案第一次谈话时原告本人即向法庭予以说明，彼时被告未参加谈话亦未提出此节主张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原告本人的陈述系真实客观；四、先款后货，交货时间跨度数年之久且为分批次交货本身就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亦可佐证被告的主张并不真实。综上，被告的抗辩意见不应被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14日，原告向被告之妻廖小琴转账30万元。2015年6月3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万元。2017年，被告为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本人邵天贵收到宋华处人民币现金借款叁拾捌万元整，小写（￥380000．00），保证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还清。”该收条落款处被告签字按印，并书写身份证号，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同时，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3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落款时间亦为2017年10月1日。被告提交的其与原告于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联系频繁。2017年5月31日原告向被告咨询酒价，2017年6月15日被告称安排发货，2017年7月3日原告称收到了酒。2017年11月9日15时28分，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2万元，原告回复“收到”。被告提交的其于2017年11月10日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显示，被告称其被原告挟持到顺德长鹿农庄大堂签了一份38万元的借据而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称“由于我和宋华于2014年至2015年其间有红酒的生意往来，宋华当时打过一笔30万元和一笔10万元的货款给我，但没有收到我的红酒，昨天我微信转了2万元给他，现在我还欠他38万，所以宋华要我签一份38万元人民币的欠条给他。”就事情的经过，被告称“昨天（2017年11月9日）中午，宋华联系我称到顺德有应酬，叫我一起吃饭，于是我就在顺德杏坛食得过农庄订了一桌酒菜。到晚上20时许，我去到顺德杏坛食得过农庄，看见宋华和他同学严斌另外还有两名女孩在吃饭，到晚上21时许我们吃完饭后，宋华叫了另外两名女孩先走，宋华叫我不要开车，叫严斌驾驶我的小汽车称要去顺德伦教长鹿农庄，我和宋华坐在汽车后座。在去长鹿农庄的途中，宋华就提起我和他做红酒生意其间欠他40万元，昨天微信转了2万元给他，现在还欠他38万元，叫我写一份欠条给他，我们去到长鹿农庄之后宋华和严斌拉我入长鹿农庄大堂，当时我不愿意去，宋华要胁我如果不去就打断我的腿，无奈之下我跟着他们进入大堂，宋华叫我自己书写了一张内容是于2017年10月1日借宋华38万元人民币，还款日期是2017年12月31日，之后叫我借条上签名和捺手印，宋华又拿出一份借款合同叫我签名和捺指印。我签完借条后，宋华就带我出去大堂门口，我和他上了一趟厕所，宋华就带我到大堂，看见有两名纹身的男子，宋华对我讲有什么事情和这两名兄弟讲，之后宋华就离开了，该两名男子就对我讲要我今晚无论如何都要还钱。我在大堂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我于是就报警，民警来到后将我和两名纹身男子一起带回伦教派出所。”被告还称“没有被殴打”，“当时我和宋华做红酒生意时，是有欠宋华的钱，但没有他讲的38万元之多”，“之前宋华没有向我提及欠他钱的事”，“我和宋华平时都有联系和来往的”。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在派出所处备案。本院调取了派出所对被告所称“两名纹身男子”所作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中该二人均称其系宋华公司的员工，受宋华指派于2017年11月9日晚，持有宋华给的邵天贵亲笔所签的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向邵天贵催收债务，催收过程中未对邵天贵使用暴力殴打和语言胁迫。庭审中原告称：我没有胁迫过被告。打条当天我打电话约的被告，被告自己去的农庄。因为之前的借条快过期了，我就让被告重新打条。当天我这边有三个人，我公司另外两个人给我拿了借款协议书模板过来。打条时我让那两个人走了，就我和被告在，我们两人协商的。被告打完条后我走了，当天我让被告多少还我十万元，我让我公司那两个人看着他，就想让他多还我一点钱。后来他就报警了，我公司的人通知我去警察局。我向警察把事情解释清楚了，我公司的人就走了，警察没给我做笔录。当时我见到了被告，我问他为什么报警，他说我的人老跟着他，他干不了事，完事他也走了。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转账记录、收条、借款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派出所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案原、被告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双方法律关系。原告提交转账记录、收条及借款合同证明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不予认可，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微信聊天记录体现了被告向原告邮寄过红酒的事实，原告认可但称该红酒系被告逾期还款的补偿。经审查，微信聊天记录未明确体现双方买卖的意思表示，亦未载明买卖货物的数量及价款，确不足以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且庭审中被告对于双方法律关系的陈述前后矛盾，先称原告是卖方，被告是买方，后称被告是卖方，原告是买方，既称双方是买卖关系，又称双方是合作关系。现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系买卖关系或合作关系，故对被告此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收条及借款协议书证明效力。原告称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不予认可，称被胁迫下出具，并提交派出所询问笔录予以证明。经审查，询问笔录中被告的陈述系其单方意思表示，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出具时原、被告二人在场，原告称其未胁迫被告，被告的单方陈述确不足以证明其被胁迫的事实。派出所对另两名男子所作询问笔录亦未体现出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系被告被胁迫下出具。故对被告此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三、欠款数额。被告在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中认可欠原告款项，但称没有38万元之多。庭审中，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仍称双方账目未梳理完毕。被告既然不认可收条载明的欠款数额，应积极与原告进行对账，但其至今未作出对账的意思表示。现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债务数额非38万元，故对被告此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其他情节。被告另以收条记载的现金给付未发生，收条及借款协议书落款时间系倒签，以及根据2015年6月28日借款合同原告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认可原告主张事实，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应指出，原告主张的40万元借款本金已有转账记录予以证实，被告已给付原告2万元，剩余38万元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不应返还，收条中记载的现金给付虽与实际给付情况不符，落款时间虽与实际签订时间不一致，但不影响该38万元债务的确定。2015年6月28日的借款合同虽是复印件，但侧面反映了双方曾对借贷关系进行了确认。原告称旧条作废，让被告重新出具欠款凭证的陈述符合常理。现原告持被告于2017年出具的收条及借款协议书主张还款，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需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邵天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宋华借款本金38万元，并以3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宋华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被告邵天贵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原婷婷人民陪审员  梅翠玲人民陪审员  见翠芬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关艳丽书 记 员  邢筱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