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2801号原告：王应对，男，197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冬，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宏通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法定代表人：邵宏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治，男。第三人：上海耕岑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塔汇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方庆双，经理。原告王应对与被告大连宏通货运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诉前调解未果后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其伤情进行了诉前鉴定。2019年8月20日，被告对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同日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28日，本院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退回的案卷。2019年11月11日和12月3日，本院对本案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治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冬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超及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宏民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2020年1月8日，本院依法追加上海耕岑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2020年3月6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治以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方庆双到庭参加该次诉讼。2020年3月12日，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42,087.28元[其中，医疗费57,613.2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0元(20元/天×16天)、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护理费3,000元(50元/天×60天)、误工费45,000元(300元/天×150天)、残疾赔偿金408,204元(68,034元/年×20年×3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辅助器具费1,700元、交通费1,000元、衣物损失费500元、鉴定费1,950元、律师代理费6,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中旬，原告经其工友方庆双介绍，与方庆双及李浩浩等人一同前往被告在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XXX号联阳路交叉口正广通物流院内设立的上海办事处，从事搬运工作，约定每搬运一车货物给付350元，并于每半月和被告代表人曹某进行结算等。2018年4月1日晚，被告未作任何防护措施，要求原告在黑夜从事搬运工作，原告从货车上摔下，导致原告多处受伤。随后，原告被曹某送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治疗，诊断结果为右侧多发肋骨骨折、视神经损伤。2018年4月2日，原告开始住院治疗，并于同月17日出院。期间，曹某仅给付原告1,000元。现因原告向被告要求赔偿未果，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上请求，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所称事发地非其经营场所，原告所称曹某亦非其工作人员，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2.据其了解，事发时，原告系为第三人工作。3.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没有意见，但与其无关。因此，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其认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同时其不认可被告如上辩称意见。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1日傍晚，原告在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XXX号联阳路交叉口正广通物流园卸货过程中，不慎从货车上摔下，以致受伤。当日晚间8时许，原告被送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并于次日入院进行手术治疗后，于同月17日出院。2019年2月27日，原告在上述物流园报警称，因前述摔伤事宜而引发纠纷，民警遂到场进行处理，但未果。现原告以其诉称事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称，其系经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方某某的介绍至上述物流园卸货的；如果有货物需要卸，就打电话过来去卸货；如果没有货物，就不需要过去，也不给报酬；其与工友系按具体卸货的数量计算报酬；其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工资。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方庆双认可原告所诉称的系其介绍至前述地点进行卸货的事实。此外，原告就其受雇于被告为被告提供劳务的事实，提供一面印有“大连宏通货运有限公司”和“大连邵宏民经理”，另一面印有“大连宏通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曹某经理”等字样的名片及现场照片。被告对上述名片及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对原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同时，原告为证明其系受雇于被告，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害的事实，申请证人方某某、祁某某出庭作证。证人方某某先述：其与原告系老乡，除此之外没有关系；原告经其介绍，至被告处工作，且工资由被告发放；原告在被告处卸货时，从车上摔下来了，但当时其并不在现场。后称：其系搬运临时工，没有注册公司或在其他公司挂职；其仅系将原告介绍给“大连公司”，具体什么公司不太清楚，当时是“一车350元”；其以第三人的名义为原告等人买了团体意外保险，原告受伤后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让其“做手续”，其遂让原告及其亲戚“自己去跑的”。证人祁某某称：其经方某某介绍到被告处工作；其与原告系工友，当时给被告干了一个多月，按一车350元结账；2018年4月1日傍晚，原告一脚踩空从高两米左右的车上摔下来受伤，在场的还有曹某，曹某为此给了1,000元现金，并送医救治；曹某为被告上海分公司的经理，系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宏民的连襟。对上述证人证言，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则不予认可。被告为证明曹某非其员工以及原告系第三人的员工的事实，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证人曹某陈述，其系上海宇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原来在正广通物流园给老板“邵桂云”打工，其不清楚老板的公司叫什么名称；当时其老板以被告名义从事业务，但其对具体情况不清楚；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宏民系连襟关系；打工时，其见到过原告，据其了解是其老板联系了第三人，第三人让原告去干活的；其与原告没有关系，但原告找过其几次，说原告受伤了，遂找其“要钱”，其当时给原告的1,000元系借款；另，原告提供的前述名片确系其本人的，但系其老板印制的。对上述证人证言，被告没有异议。原告则对其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已给付的1,000元的性质不予认可。在第二次的庭审中，原告本人陈述，其与被告没有签订过劳务合同，是邵宏民让其去的；邵宏民打电话给方某某，方某某“干不了”，遂介绍其与祁某某去的等。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宏民经本院要求到庭后陈述，邵桂云系其姑姑；其只知道邵桂云以被告名义在前述正广通物流园进行经营；但，这是其后期知道的，之前其不知道，后期知道的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其知道后也“不关注这种事情，没有提出过”异议。原告就其主张的各项损失，提供了病史资料与医疗费发票、居住证明、鉴定费发票、律师费发票以及下述本院委托的诉前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在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后，经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残等级、休息、营养、护理期限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被告鉴定人王应对因外力作用致右眉弓挫裂伤，右眼视神经挫伤并右眼视神经萎缩，右侧2-4肋骨骨折等，现右眼视力障碍(盲目4级)评定XXX伤残。酌情给予伤后误工150日，营养60日，护理60日。此次鉴定的鉴定费为1,950元。再查明，2018年3月28日，第三人作为投保人为包括原告及祁某某等在内的22名被保险人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3版)”、“附加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及“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16)”，保险金额分别为200,000元、100元/日和20,000元，保险期间为自2018年3月29日至2019年3月28日。上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3版)”第二条载明，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可作为投保人。上述涉案损害事件发生后，原告以被保险人名义向保险公司递交“保险出险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载明：出险地点为“公司”；出险情况、主要原因及施救经过为“在工作工程过程中，不慎把肋骨和眼睛摔伤”。该通知载明的赔款接受人为原告，并指定了原告的收款账号，同时还加盖第三人印章。2018年12月10日，第三人与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林公司)签订“司法鉴定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第三人委托枫林公司进行伤残程度鉴定；鉴定用途为“2018年4月1号晚上6点在正广通大连专线卸车从车上摔下来”；与鉴定有关的基本情况为“肋骨和眼摔伤”。2019年1月10日，枫林公司出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意见书载明的被鉴定人均为原告。其中，一份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原告之损伤酌情予休息期120天、营养期60天、护理期60天。另一份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原告左眼(注：应为右眼)盲目4级，构成八(捌)级伤残。2019年2月2日，保险公司基于上述损害结果，作出理赔原告81,500元的批单，并于次日将该理赔款汇入原告指定账户。以上事实，有接报回执单、证人证言、病史及医疗费发票、居住证明、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律师费发票、保险单、出险通知、“司法鉴定委托书”、赔款清单、账户明细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的主要争议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被告雇佣原告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为此，原告虽然提供了前述名片与现场照片，并申请证人方某某、祁某某出庭作证。但是，就上述证据而言尚不足以证明原告该项主张。其具体理由如下：1.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协议或合同。2.在无书面协议或合同的情形下，即便涉案损害事件发生的场所确实系被告的经营场所，上述名片、照片及证人证言等尚不足以证明被告雇佣原告的事实。3.2018年3月28日第三人为原告向保险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上述涉案损害事件发生后，原告以被保险人名义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并由作为投保人的第三人为索赔事宜委托对枫林公司对原告伤残等进行鉴定。保险公司基于上述损害及鉴定结果，对原告作出相应理赔决定。而按原告及第三人陈述，原告系经第三人法定代表人介绍而至事发现场工作。上述整个过程足以证明原告的受伤系其向第三人履行职务行为相关联，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此外，就在案证据而言，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不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形存在，并因此导致涉案损害事件的发生。基于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应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21元，减半收取4,610.50元，由原告王应对负担元(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惠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金鑫书 记 员 刘金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