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03民初3347号 原告于迎春，女，1987年2月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 委托代理人张强，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晓霞，女，1980年3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被告于长顺，男，1973年5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信诚街3号1单元14层6号。 法定代表人于长顺，该公司经理。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许靖宗，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迎春与被告赵晓霞、于长顺、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强、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许靖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8月底，第一、第二被告以有人愿意购买原告的玉器为由，请求原告将玉器通过第一、第二被告拿给买家看，第一、第二被告并向原告承诺若玉器被买家买走，第一、第二被告将销售玉器的款项给原告，若买家没有看好，第一、第二被告立刻将玉器返还给原告，原告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答应了第一、第二被告的请求。第二日，原告将价值212.5万元的玉器送达了第三被告的饭店内，原告将玉器交给了第一、第二被告的外甥王卓。此后，原告多次找到第一、第二被告询问销售玉器的情况，第一、第二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诿，后第一、第二被告以玉器被庄河市公安局扣押为由向原告表示无法返还玉器。原告多次通过电话或者找到第一、第二被告、要求第一、第二被告说明庄河市公安局扣押原告玉器的理由或者出具扣押文件，第一、第二被告未给出合理的理由，更没有出具庄河市公安局的扣押文件。原告到庄河市公安局多方询问后确定，原告的玉器根本没有被庄河市公安局扣押，第一、第二被告是在欺骗原告，原告再想联系二被告时，发现手机和微信全部被第一、第二被告拉黑，原告无法正常与第一、第二被告取得联系。原告认为，作为夫妻的第一、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共同侵权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12.5万元。 原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商品交接单1份，证明内容：王卓在第一、第二被告的授意下，接受了原告所有的价值为212.5万元的14件玉器，并与原告签署了交接单的事实。三被告所有的质证意见均一致。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针对商品的特征及商品的价格均不予认可，原告所提供的商品并不是通用产品，应当对交接单中所列商品的真实特性提供相关的证据，进而来证明商品能够与价格相匹配。关于原告所提供的商品的定价应提供相关的定价依据，在该交接单中仅是接收人对商品交接，并不能表明对其价格的确认，所以原告如依该交接单中所确定的商品主张赔偿应当对商品的原始取得的价格以及商品所对应的现有的市场价格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该交接单中所确定的价格，被告不予认可也不能作为主张赔偿的法律依据。 证据2、原告前夫与第二被告的录音，证明内容：第一、第二被告无法将14件玉器返还给原告，并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侵权事实。其中录音书面材料第五页上数1至4行的录音内容，证明原告是基于第一、第二被告的信任才将案涉玉器交付给作为夫妻关系的第一、第二被告，进而证明第一、第二被告共同侵权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应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暂不予认可。对关联性被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此事与被告一与被告三有关，虽然原告前夫说是基于原告对被告一的信任才将物品交给被告二，但该物品被告一和被告三从未经手也不知情，原告将物品交给被告二，其目的是委托被告二代其销售，也属于获利行为，故该行为是直接委托被告二居间销售，与被告一，被告三无关。另在该录音中被告二已经告知该物品是应邓炳辉的要求从原告处取得，原告的丈夫对此没有否认。 证据3、申请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卷宗笔录5份及卷宗材料内容。王卓笔录，证明内容：笔录2页1至3行，7至22行，证明王卓在被告的授意下，接受了原告所有的价值为212.5万元的14件玉器，并与原告签署了交接单的事实。于长顺笔录，证明内容：第2页下数3行至第3页上数4行，证明王卓在被告的授意下，接受了原告所有的价值为212.5万元的14件玉器，并与原告签署了交接单的事实。根据第5页上数12行至14行问："那你从于迎春那里拿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实话跟于迎春讲是邓炳辉让你从她那里拿玉"答："我怕我这么讲之后于迎春不给我玉，这样我就赚不到钱了"。首先，原告无法核实被告是否真的将14件玉器给了邓炳辉，但原告通过上述笔录可以确定，被告以通化有帮人要买原告的玉器，让原告拿给被告玉器去卖的理由是假的。进而证明被告主观存在过错，更没有尽到安全保管玉器的义务，构成民事侵权，理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高睿笔录无异议。邓炳辉、艾宏伟的笔录，原告无法核实所阐述内容的真实性，这是被告与邓炳辉、艾宏伟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而且邓炳辉等人陈述玉器丢失的事实，也没有被司法机关侦破或判决，不排除邓炳辉等人报假案的可能。三被告针对王卓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证明接收人王卓仅是受被告二于长顺的指示接收原告玉器，与被告一、被告三没有任何关联。而该笔录同时证明了仅是对接收的玉器进行了一个签署，并没有对玉器所对应的价格进行确认，同时王卓陈述是由原告提供的交接清单。对于长顺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中被告二陈述是受他人委托购买玉器，才从原告处取得的玉器，被告二仅是原告与邓炳辉之间的居间方，并且在邓炳辉陈述玉器弄丢之后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已完成了作为居间方控制风险，挽回损失的所有措施，尽到了义务。所以基于被告二居间方的位置，在已经采取积极措施挽回原告损失的情况下不应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该笔录于长顺自认是自己作为居间方而与被告一和被告三没有任何关联。对高睿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高睿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对艾宏伟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笔录证明了是邓炳辉将原告玉器委托鉴定，经鉴定被认定该玉器并不值原告所认定的价格，进而没有完成交易，从中可以直接认定原告交接单中玉器标注的价格并不是商品本身真实的价格，进而可以证实原告依据交接单中的价格主张损失不具有客观性，而在公安机关艾宏伟笔录后附着了扣押物品清单，该清单中标注的玉器为原告交付的玉器，即使认定原告物品的损失也应当以对物品进行评估定价来作为实际损失。对邓炳辉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邓炳辉的笔录中邓炳辉自认是其委托于长顺从原告处取得玉器，并且取得玉器的名录与原告交接给王卓的完全相同，即原告所有玉器均已被邓炳辉取走，该事实原告是予以认可的，因为原告是同意被告二将玉器出售给第三人或转交给第三人，笔录中邓炳辉强调：公安局扣押的两件玉器价值分别为一两千元，也就是原告标价的百分之一左右，所以不能以原告的标价作为原告实际损失的依据。另在邓炳辉的笔录中，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原告前夫拖欠邓炳辉600多万元的事实，并且邓炳辉也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其与原告前夫之间经济往来以及欠款的相关证据，公安机关据此认定邓炳辉即玉器实际控制人，与举报人于迎春、张国臣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从而没有对原告的举报进行刑事立案。我们也可以认定通过刑事案件已经锁定本案是由原告与案外人邓炳辉的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 被告赵晓霞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自始至终被告一均不知情，也未参与其中，也未对原告作出任何承诺及欺骗行为，主观没有过错，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顺诚餐饮公司辩称：本案系原告与被告二之间关于玉器代销的法律关系，被告作为公司不是原告与被告二之间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故被告身份不适格，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三的起诉。 被告于长顺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经济损失212.5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本案被告是代原告向他人出售原告自有的玉器，并不是被告购买，所以原告所定的价格并不对被告产生约束力及确认性，不能代表被告认可原告对商品的定价；2、本案原告起诉前已经向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告于长顺，经侦查机关调查，已对原告交给被告的玉器商品中的二件予以扣留，现在侦查机关，原告应对其交给被告于长顺的玉器商品提供购置发票，确认其合法取得及取得时的价格，如无法提供，则应对侦查机关扣留的玉器进行鉴定，确定其价值。3、本案争议商品为玉器，相关鉴定机构会对玉器作出品质鉴定，原告所述的商品价值不菲，依行业惯例，该批商品应有鉴定证书，证明其品质及特征，本案中，原告仅有商品描述而无照片或证书佐证，无法确认其玉器的真实价格。4、玉器市场价格虚高，真实的成交价往往仅为标价的一折，所以基于标价虚高的事实，不能依标价作为原告实际损失的依据。二、被告不是适格的主体。本案原告在民事诉讼之前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被告于长顺涉嫌诈骗，经侦查机关侦查，确认该批玉器是被原告另一朋友邓炳辉取走，且该案最终以邓炳辉在公安机关陈述原告丈夫张国臣欠其款项，而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邓炳辉与原告之间的民事纠纷而不予立案，原告对此并没有异议，故可以认定，本案原告对邓炳辉取走玉器没有异议，而对邓炳辉所述的原告及其丈夫欠邓炳辉款项也是没有异议，所以，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无法律依据，被告作为赔偿主体不适格。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被告共同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刑事卷宗1份，也就是原告提交的证据3，拟证明本案直接的侵权方为邓炳辉，并不是本案的三被告。侦查卷宗中公安机关标注了张国臣诈骗案，进而证明举报虽然是于迎春，但列为了诈骗案是张国臣被诈骗。认定的损失是张国臣的损失，所以在邓炳辉提出张国臣欠他钱时，公安机关对该举报案件未予立案侦查。于迎春于2018年8月21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报案材料，在报案材料中于迎春自认是被告二给其打电话告知有人要买玉器，也是被告二告知将玉器转交给王卓，进而证明整个事件均发生在原告与被告二之间的居间行为，与被告一和被告三无关。原告要求被告一、被告三承担责任与事实无据，同时，原告在笔录第2页下数第8行陈述“是王卓给我打了个商品明细单子，然后，我俩在上面都签字了”该陈述是虚假陈述，王卓在笔录中陈述是原告在交接玉器时提供了A4纸的单子让其签字，从交接单可以看出对商品的描述，只有卖家才能详实的进行描述，包括定价。而作为一个代收人，非玉器行内人是无法对玉器商品进行一个完整描述，包括对价格的认定，所以原告于迎春在公安机关针对该情节作了一个虚假的陈述，恳请法庭对原告所述事实的真实性进行评估。原告对以上笔录中的所有人的内容，部分可以核实真实性，但关于邓炳辉等人的内容以及涉及到邓炳辉侵权的内容，原告无法核实，并且不予认可。关于体现张国臣举报诈骗案的问题，根据于迎春的笔录及被告于长顺笔录内容可以看出本案受害人应当是于迎春，并非张国臣。原告认为张国臣举报诈骗案应该是于迎春举报，并非是张国臣的诈骗案件。原告强调一下当时交接单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当时原告将玉器拿到第三被告处，经过和王卓进一步的核实，而且在当时原告也给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打电话来确认这个事，是否给王卓。双方核实后，结合外形以及品质、价格，由王卓进行操作划的表格，形成了交接单，而且价格都是经过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确认的，如果第一、第二被告不确认的话，王卓也不会签字。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8月，被告于长顺以有人愿意购买原告玉器为由，要求原告将玉器通过被告于长顺拿给买家看，原告遂将十四件玉器送至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点，交由被告于长顺指定的接收人王卓签收。在原告提供的交接单中原告自行标明了商品名称及价格，商品标明总价为212.5万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于长顺询问玉器代卖情况，因被告于长顺多次拖延，原告于2018年8月21日以被告于长顺涉嫌诈骗为由向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报案。经公安机关查明，原告转交给被告于长顺的十四件玉器被案外人邓炳辉取走，其中二件玉器现扣留在公安机关，其余十二件玉器邓炳辉以丢失为由无法返还，同时邓炳辉以与原告前夫张国臣存在经济纠纷为由向公安机关提交相关经济往来凭证，据此，公安机关以原告举报存在经济纠纷为由，对原告的举报未予立案。 另查，被告赵晓霞与于长顺系夫妻关系。被告于长顺系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卓系被告于长顺的外甥。 又查，原告于迎春与张国臣曾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12日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卷宗材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基于被告于长顺告知他人予购买原告玉器为由，将自有玉器交由被告于长顺代为出售，被告于长顺以原告名义向他人出售玉器，原告在交接单中确认的玉器价格为原告出售玉器自报的价格，并非是被告于长顺自认的玉器价格，现原告以玉器遗失导致损失，要求被告于长顺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应当负责举证证明丢失玉器的实际损失，虽然原告在交接单中列明了玉器的价格，但该价格不能认定为上述十四件玉器的真实价格，所以，本案不能以原告自报的玉器销售价格作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原告以交接单中的报价作为实际损失的数额，本院无法认定，原告要求被告于长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赵晓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本案中，被告赵晓霞未收到上述十四件玉器，原告在2018年8月21日向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举报时，自认系被告于长顺涉嫌诈骗，并未认定被告赵晓霞知情及参与，庭审中也未出示赵晓霞自认或知情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赵晓霞在原告玉器丢失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赵晓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原告是以在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交付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并未向法庭出示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或接收玉器的证据，故原告以接收行为发生地作为侵权主体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玉器丢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原告要求被告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侵权后果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迎春要求被告赵晓霞、于长顺、大连顺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于迎春经济损失212.5万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9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9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于迎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 审判员  黄玉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