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02民初9126号 原告：吴宝伟，男，197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被告：孙伟华，女，197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威，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宝伟与被告孙伟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宝伟，被告孙伟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5,200元和利息230,880元，合计327,08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向我借款本金85,200元和利息230,880元，合计327,080元，始终没有还。原告在2019年7月22日庭审法庭调查结束前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欠款11，000元。其中10，100元是以前我与孙伟华合作当中，她替我交付给大连联通公司的押金，但是没有给我押金票，此10，100元我已到大连市联通公司财会部查询，没有此记录。900元是我在2012年左右，我拿了300个号码给被告30，000元，让被告帮我交电话费，因为我是代理商，我知道电信公司在次月每100元返3元代理费，30，000元正好返利900元，但是被告这900元并没有给我。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不存在借款关系，从对方提供的收电话卡的证明来看，只能证明被告曾经收到原告电话卡4000张，并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或欠款的事实。从程序上讲原告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其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货证明为2009年6月13日，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并且在2011年11月7日原告曾向被告借款2，000元，如果在此之前被告向原告借款或欠款，就不会存在之后向被告借款的事实。被告不欠原告11，000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收条，证明2009年6月13日收到吴宝伟17××1IP卡100面值4000张=40万面值，落款孙伟华，证明我与孙伟华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在部分异议，即上述所说原告自己后填写的借款内容，以及该电话卡折扣钱数为原告后添加，从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只能显示被告曾收到原告100面额的17××1电话卡4000张，面值为40万元，并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上述欠款，如果被告存在欠款的关系，应该由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据，或者在收款当中记录结算数额，而该份证据的结算率和数额都是由原告自行添加，不符合欠款的书写习惯，该份证据形成于2009年6月13日，如果本案为债务纠纷，根据当时的诉讼时效为2年，因此，原告主张该份证据的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实际情况为在收到货的当天双方一手钱一手货，被告已经将该钱款交予原告。 经审查，原告提供该份证据中由被告孙伟华亲笔书写的内容为“收吴宝伟17××1卡，面值100元×4000=400，000元，面值：肆拾万元整孙伟华2009.6.13”，其余内容均为原告自行填写，该份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面值100元电话卡4000张，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被告对其亲笔书写部分的内容无异议，本院对该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 2、欠条一份，证明有一位被告陈仁敏在2009年5月26日欠吴宝伟17××1IP卡100面值的14000张，折合人民币14000×21.2，合计296，800元，被告陈仁敏，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26日，陈仁敏和被告孙伟华都是大连市中山区天植商城大的卡商，我都是先给17××1IP卡，他们给我出具收条或欠条，一个月左右给我结清货款。证明被告给我打的收条4000张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也是常规的收条与欠条的书写方式，陈仁敏的这张欠款同样也证明了100面值17××1IP卡当时的折扣价是21.2元人民币或21.3元人民币，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份证据是欠条，与本案收货证明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他提供的证据已经将卡的折扣率和钱数，计算后书写在欠条中，而本诉中被告提供的收货证明中的折扣率21.3元以及最后的金额85，200元并非被告书写，因此两份证据对比后能看出本案当中被告只是收到原告货款的一个法律关系，与他案中的欠条的法律关系和书写内容不一致，故此，无法证明其收款凭证即为欠款凭证。 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交易明细，账号为62×××32，证明被告在2009年-2013年间的银行流水，有多笔大额取款，证明1、被告并不如原告所说的经济恶化，给付不了货款；2、在2009年的5月25日和2009年6月6日2笔取款共计90，000元，系原告所说的电话卡钱，我们已于当日交付给原告。 原告认为提款记录与原告无关。 经审查，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银行卡的交易情况，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曾取款90，000元是给付原告电话卡钱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 2、由原告吴宝伟向孙伟华出具2011年11月7日借条，当时店里的经办人员叫刘健，该组证据证明，在2011年11月7日，原告向被告借款，如果在此之前，被告欠原告欠款或借款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再向被告出自借条，这违反了正常的交易习惯，因此从这份证据充分能证明，被告是不欠原告的任何货款和借款的。 原告认为时间太久远了，签名像我签的，即使这2，000元是我借的，与原先被告所欠我的85，200元没有关系，我在上述已经说明，孙伟华是业务员，大海是老板，我向孙伟华借款必须打收条，这也是我讨要以前欠款的一种方法，但后来这笔2，000元我支付给被告了。 3、证人证言，证明2011年11月7日原告吴宝伟向被告出示的借条，该笔借款系由当时店里的员工刘健经办。 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经审查，原告对被告主张借款及还款2，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原告的陈述和被告的答辩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曾存在买卖电话卡的业务往来关系，由原告向被告出售电话卡。2009年6月13日，原告交给被告面值100元的17××1IP卡4000张，同时被告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收吴宝伟17××1卡，面值100元×4000=400，000元，面值：肆拾万元整孙伟华2009.6.13”。原、被告均认可上述电话卡折后价值为85，200元。现原告以被告未将电话卡钱85，200元给付原告为由，诉讼来院。 本院认为，原告虽然主张双方的买卖关系从2009年7月起转变为借贷关系，但因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又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本案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电话卡，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原告自述“该笔款项被告应在2009年7月给付原告，但被告没有给”，由此可见，如被告尚欠原告电话卡钱85，200元未付，那么原告在2009年7月被告没有按约定给付其上述款项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其却并未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虽然其提出曾多次找被告催要电话卡钱，但因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又没有提供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能够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相关证据，因此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当庭增加的要求被告给付欠款11，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宝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371元，由原告吴宝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利利 人民陪审员  毕治英 人民陪审员  田雅琴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武英锐 书记员雷明 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