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3354号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陈大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敢。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空。被告：王立成，男，196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立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本案先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敢、吴空、被告王立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购车款519,900元及违约金192,400元，合计712,300元。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其与被告在2010年8月至2013年9月期间陆续签订十份车辆销售合同，总计标的额为9,370,500元。在此期间其与被告于2013年9月11日签订最后一份即本案讼争的《汽车产品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向其采购型号为“SLK6129D5C”的申龙牌客车2台，合同总金额为138.2万元，同时双方当事人签订《分期付款合同》，约定被告于提车前支付购车首付款42万元，余款96.2万元分20期付清，付款期限为2013年12月至2015年7月。该合同签订后，其按约交付车辆，但被告在2016年12月最后一次支付车款2万元后，拖欠余款至今未付。经其统计，被告已支付8,710,600元(其中在2013年9月11日之后累计付款1,948,100元)，加上其应补偿的14万元折抵购车款后，累计已付购车款为8,850,600元。被告在付款时未说明针对何份合同，应优先抵充之前所签合同产生的前期欠款，故本案讼争合同中尚有余款519,900元未付。需要说明的是，与被告联系的顾光明系其在天津地区的经理级销售员，如未经其授权或盖章，无权与被告达成任何协议或出具欠条。2017年原、被告曾通过对账形成对账函，但该函欠款金额中误将与本案所涉合同无关的案外人天津海华的80,679元、天津大亚的125,321元共20万元算为被告还款，故该函中少算了20万元欠款。被告拖欠购车款未还，构成违约，除应付清余款之外，另需依约按上述讼争合同分期本金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计192,400元。故诉至法院主张上述权利。原告为主张其诉讼请求，向本院递呈下列证据材料：1、2013年9月11日签订的《汽车产品销售合同》；2、《分期付款合同》；3、欠款明细表及银行付款凭证，证据1、2、3旨在证明本案讼争合同内容及付款情况；4、2017年7月24日的《对账函》；5、2010年至2012年期间签订的《汽车产品销售合同》、《分期付款合同》、支付凭证、欠款明细表等材料一组，旨在证明在本案讼争合同之前所签合同、付款等情况；6、2011年6月30日金额为16.9万元的修理费增值税发票，旨在证明被告在此之前所付部分款项系用于修理费用；7、2011年11月24日原告同意补偿被告4万元的还款协议书，旨在证明被告要与其达成协议需经其盖章确认；8、原告名下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旨在证明其未收到过被告就辩称其漏计已付款所提交电汇凭证中的汇款；9、2016年5月30日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附修车费用清单一组，旨在证明顾光明所出具欠条(同被告提供的证据5)所载内容已经结清；10、案外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汽车产品买卖合同》、整车交接单、补充定制单、开票通知书、修理清单、增值税普通发票、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等材料一组，证明内容同其提供的证据6；11、顾光明与被告二次通话录音摘录，旨在证明其曾向被告催款。被告王立成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其与原告于2013年9月11日签订讼争合同后，已付清该合同首付款及剩余购车款合计1,382,100元(根据原告统计的付款情况，其从2013年9月11日起累计付款合计164.5万元)，其在付款时明确用于履行该份合同，原告不得擅自抵充之前所签合同中购车款。虽然双方在事后形成过对账函，但在该函所载欠款金额中，原告漏计了其通过他人转账支付的部分购车款，也未折抵原告基于所交付车辆存在质量瑕疵而同意支付的补偿款。原告漏计其通过他人支付的购车款包括，2011年5月19日的5万元及6月21日的11.9万元、2013年5月顾光明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其汇款的112,500元、2013年7月31日的16.5万元、2014年3月31日及5月5日各支付的5万元。原告在华北地区的总代理顾光明曾因上述交付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而同意赔偿14万元(该赔偿方案得到原告认可，表明顾光明有权代表原告与其协议，无须再行授权)，之后其陆续向原告购买的车辆中亦有质量问题，顾光明于2013年6月18日出具欠条，同意因无法提供因故障而应替换的车辆配件由其自行购买，其为此自费购买并将配件发票原件交给顾光明，顾光明同意从购车款中扣减，之后的2013年12月25日其与顾光明通过协议确认按212,400元的补偿款金额处理。故，在其与原告于2013年签订本案讼争合同之前，双方经济纠纷已经全部了结，结合之后的付款情况，原告诉称其拖欠部分购车款之理由与事实不符。至于原告诉称该对账函中的欠款金额系误将他人付款的20万元算成其付款的结果，亦与事实不符，其不予认可。退言之，本案所涉经济纠纷已逾诉讼时效。综上，其没有违约事实，且要求原告返还多收其的钱款。此外，讼争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其要求调整。被告为支持其辩称理由，向本院递呈下列证据材料：1、天津宝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8日汇至天津澳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并由后者汇给原告的30万元，以及分别于2014年3月31日、5月5日汇给原告各5万元的电汇凭证一组，旨在证明其中的30万元系用于讼争合同首付款，以及与下列证据2、3、8、9、13均旨在证明原告漏计其通过他人已付购车款的事实；2、2011年5月19日王守旺汇款给原告的5万元电汇凭证；3、2013年5月13日王守旺汇款给原告112,500元电汇凭证及顾光明出具的收条；4、落款为甲方代表“顾光明13年10月25日”、乙方代表“王立成13年12月25日”的《协议》，与下列证据11均旨在证明原告同意从购车款中扣除补偿款212,400元的事实；5、2013年6月18日顾光明出具的欠条，旨在证明欠其车辆配件的事实；6、其与顾光明之间的通话录音(注明录音时间为2017年1月及2019年7月、8月)一组，旨在证明其就配件及修理费问题与顾光明交涉等事实；7、配件发票一组，旨在证明其自购相关配件的事实；8、2013年7月31日、8月1日天津宝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汇款给原告各16.5万元的电汇凭证二份(后被告又书面说明其中一笔汇款确因故未汇出)；9、王守旺出具的说明、2011年5月19日及6月21日汇款给原告5万元、11.9万元的电汇凭证(其中一份同被告提供的证据2)、村委会出具的父子关系证明、户口簿等材料一组；10、王立平出具的说明、村委会出具弟兄关系证明、天津宝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身份证一组，旨在证明其通过兄弟王立平及后者所设公司向原告支付购车款的事实；11、落款为甲方代表“顾光明13年10月25日”、乙方代表“王立成13年10月25日”的《协议》；12、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8日、甲方代表为顾光明、乙方代表为王立成的《协议》，旨在证明其与顾光明协议原告基于车辆质量问题补偿其14万元的事实；13、其与顾光明之间的通话录音(注明录音时间为2018年4月)，旨在证明顾光明承认其于2013年5月汇出112,500元，以及2013年6月18日欠其离合器压板、压片等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表示对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举证目的(余同其辩称理由，略)，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未收到发票，证据7中确系其签名，但对举证目的不予认可，证据8中为何未反映其汇入款项的情况需经核实，证据9中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所涉及的是2012年8月购买的6872、6802二辆车，与之前顾光明出具欠条中的车辆不同，与本案无涉，而其余修车费用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其不知情，也未签过字，证据11中的话是其所说，但录音时间不明，内容不完整。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表示证据1中的30万元确为被告支付最后一份合同的购车款，其余二笔钱款需经核实(后原告提供的收入款明细中载明已将该二笔钱款计入已付购车款)，证据2、9中所涉汇款均已收到，但被告付款用途系用于修理车辆，故在之后的协议中未将该部分汇款计入已付购车款中，证据3中所涉钱款其未收到过，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5系顾光明本人签字，但该部分纠纷已经顾光明出面了结，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举证目的，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8中的汇出情况与其名下银行账户中的收入情况不符，证据10、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1中的签名不是顾光明本人所签，根据落款中“顾光明”的签名字样与前述2012年6月8日协议中顾光明本人签名完全相同的事实，可以证明是一份伪造的证据，证据13无法确认系顾光明本人所说内容。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有异议的书面证据均为复印件，举证方均未证明这些材料来源的真实性，故不具有证明力。就原告对被告提交部分录音真实性之异议，因被告未能证明来源真实，且该录音中所涉内容均有其他书面证据印证被告与顾光明之间确有这些交涉内容，故本院不再深究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不确认其证明力；其余证据或为原件，或经对方当事人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联，应认定具有证明力，至于原、被告对举证目的之分歧，本院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8月26日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甲方，在该合同及之后所签全部《汽车产品销售合同》的甲方处注明顾光明为合同代理人)与被告王立成(乙方)第一次签订《汽车产品销售合同》一组共三份，载明被告分别购买各型客车3辆、2辆、3辆，合计金额3,501,500元。同时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合同》，载明被告签订本合同时支付首付款105.05万元(含已付定金32万元)，余款245.1万元分14期等额支付，即在2012年1月30日之前还清等内容。该合同所附《还款计划表》载明分期起算日期为2010年12月15日，被告在2010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每月15日到期日的还款额为17.5万元。原告根据其财务收入凭证统计，截止至2011年11月18日被告已累计付款2,100,500元。2011年11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主要载明根据双方2011年11月24日进行的财务对账，乙方尚欠甲方购车款140万元未付；乙方在2011年12月31日之前、2012年1月31日之前、2012年2月29日之前、2012年3月31日之前各付35万元；由于甲方提供的车辆离合器易损坏，乙方进行多次修理，为此双方协商甲方按新车的离合器配置标准对乙方购买的五台离合器进行整改；由于前期乙方进行了多次修理，甲方同意一次性给予4万元进行补偿等内容。2012年6月8日顾光明以原告(甲方)的名义与被告(乙方)签订《协议》，主要载明根据双方2012年6月5日进行的账务对账，乙方尚欠甲方购车款70万元未付；乙方在2012年6月15日前支付56万元；由于甲方提供的车辆离合器易损坏，乙方进行了多次修理，为此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一次性给乙方14万元进行补偿，乙方在支付甲方尾款时进行扣除等内容。2011年11月14日原、被告第二次签订《汽车产品销售合同》一组共二份，载明被告分别购买各型客车各1辆，合计金额88万元。同时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合同》，载明被告签订本合同时支付首付款28万元(含已付定金5万元)，余款60万元分15期等额支付，即在2013年4月15日之前还清等内容。该合同所附《还款计划表》载明分期起算日期为2012年4月20日，被告在2012年4月至2013年6月期间每月到期日(前七期为每月20日，后为每月15日)的还款额为4万元。原告根据其财务收入凭证统计，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5月29日期间被告累计支付162万元，另有14万元以补偿款的方式支付，合计为176万元。2012年6月8日原、被告第三次签订《汽车产品销售合同》共四份，载明被告分别购买各型客车4辆、4辆、1辆、1辆，合计金额360.7万元。同时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合同》，载明被告签订本合同时支付首付款110.7万元(含已付定金16万元)，余款250万元分20期等额支付，即在2014年3月30日之前还清等内容。该合同所附《还款计划表》载明分期起算日期为2012年8月25日，被告在2012年8月至2014年3月期间每月25日到期日的还款额为12.5万元。原告根据其财务收入凭证统计，2012年6月13日至2013年9月4日期间被告累计支付300.2万元。2013年9月11日原、被告第四次签订《汽车产品销售合同》一份，载明被告购买同型客车2辆，合计金额138.2万元(上述全部《汽车产品销售合同》中均载明未经甲方书面授权，甲方不认可任何分支机构或员工与乙方达成的任何协议等内容)。同时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合同》，载明被告在签订本合同后提车前支付首付款42万元(含已付定金5万元)，余款96.2万元分20期支付，即在2015年7月25日之前还清；第十条违约……如果被告或被告的保证人有下列行为视为根本性违约，被告未能按时全额偿还分期车款本金、利息及应向原告支付的其他款项，并且逾期超过30天以上的行为……；第十一条违约金条款，当被告或被告的保证人在分期期间出现上述第十条的违约行为，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有权宣布分期立即到期，要求被告或被告的保证人立即还清被告所欠本金余额和利息(按逾期利率计算)并控制车辆，被告应当为此向原告支付本合同分期本金总额20%的违约金等内容。该合同所附《还款计划表》载明，被告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7月期间每月25日到期日的还款额为48,100元。原告根据其财务收入凭证统计，2013年9月12日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被告累计支付1,988,100元(包括2014年3月31日及5月5日各支付的5万元)。2017年7月24日原告出具对账函，载明截止2017年6月30日止尚欠本公司车款313,900元，如与记录相符，请在下端“数据相符”处盖章证明，如与记录不符，请在下端“数据不符”处盖章证明，并列明所欠金额及明细等内容。被告在该对账函尾部数据相符处签字确认，并具明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诉讼中被告提出原告未将部分汇款或应给予的补偿款计入已付车款中的争议，经查：一、案外人代被告分别于2011年5月19日、6月21日向原告汇款5万元、11.9万元(天津农商银行电汇凭证及存取款历史明细中均注明用途为购车款)。原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计16.9万元，并出具相应金额的修理费增值税普通发票(被告表示未收到该发票)。二、2013年6月18日顾光明出具欠条，载明今欠王立成离合器压板25只、离合器片10只，分批给付等内容。2016年5月30日被告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载明，截止2016年5月30日本人与王立成之间因修车及来往交通费尚欠6120倒车监视器2台车800元/台合计1,600元，机票10张(详细的需查实)，6872、6802开票税差3,600元；(有票据就不存在税差)票与买车款相符；已结清离合器压板、离合器片、上牌费用(已清)(已付清款)，6个玉柴发动机修车费没结共计38,000元等内容。被告于诉讼中提交其与顾光明的通话录音载明，被告称欠其的25只离合器压板和10只离合器片，怎么还没有从欠的车款里扣，……修车明细的协议是不是你们提供的对吧等内容，顾光明称厂家档案找不找，都好几年了，都四、五年了啊，……还款时减掉修车款，是不是这么说的啊，还款减掉……你当时修车，我们现在回忆不起来怎么修的，……底子没有了，…你写个修车明细，我们转到法务部门等内容。在另一份通话录音中，被告称在2013年10月25日我们把修车协议都定了，你转给申龙客车厂了，还有修车票据的复印件都给你了，等付欠你们买车款时扣除，……申龙厂子说找不到，到底找到底子了吗等内容，顾光明称你再把情况说明一下，写个书面东西……象这种修车的档案一般保存三年……过了三年全部给你销毁，谁给你存这么多等内容。对于被告提出其余漏计已付购车款的争议，原告经与其名下对应银行收付款历史明细核对，在被告提出2013年7月31日、8月1日各汇给原告16.5万元、2013年5月13日汇给原告11.25万元(同时顾光明出具收到11.25万元的收条)的几笔款项中，仅查得在2013年8月1日有一笔16.5万元的入账记录，其余二笔汇款没有与这些银行电汇凭证所载汇出日期、收款银行相对应的入账记录。被告经查询相关银行收付款情况，确认上述其余二笔汇款因故未支付成功。本院认为，原、被告自愿签订讼争合同，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被告依约取得车辆后，理应承担按期支付车款的义务。原、被告在履行过程中所形成一系列还款协议、对账函等材料，系对之前交易往来的经济结算，通常情况下可真实反映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其中原、被告对最后一次对账即2017年7月的对账函中欠款金额虽各有异议，但各自否认该对账函中所载欠款金额的目的旨在增加剩余债权金额或减少剩余债务负担，双方并未就实际欠款数额另行形成合意，不足以否认该对账函的结算效力。原告诉请主张该对账函中的欠款数额系误将他人付款计入被告支付购车款的结果，但从其举证内容可知，原告有完善的财务结算制度，很难令人相信其在发出对账函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现有漏计欠款数额的事实。且现有证据表明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存在车辆修理、欠缺零配件等问题，顾光明与被告多次交涉并曾就先期争议形成过以经济方式解决的方案，不能排除上述因素对双方最终对账金额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由于顾光明兼具讼争合同中原告一方的合同代理人及驻当地经理级销售人员的对外身份，被告有合理理由相信顾光明有权代表原告与其履行合同，在讼争合同履行过程中顾光明与其协商修理、零配件等争议如何处理在顾的岗位职责范围之内。退言之，顾光明出面解决这些争议系履行讼争合同的具体体现，并非在原、被告之间另行形成新的协议。故原告单以顾光明未经其书面授权或同意的行为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一概否认顾为解决上述争议所出具欠条或与被告达成结算协议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因此，原告就其超出上述对账函所载欠款数额所诉请主张的欠款事实，未提供充分依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支持。就被告辩称原告未将2011年5月、6月他人代付的购车款合计16.9万元计入购车款之理由，因汇款用途系付款方的单方意思表示，原告不受该备注用途约束，仍应按款项实际用途确定是否有清偿本案讼争债务的效力。由于在该二笔汇款后的一年内，原、被告连续对账并形成二次结算协议，与现有证据所反映的在结算协议之前的收付款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该二次结算协议中均未将上述争议的16.9万元纳入被告已付车款之中。考虑到即使包括该二笔争议钱款在内，在2011年签订结算协议前双方之间仅有十笔左右的收付款记录，因此在实际结算中漏计已付车款的可能性较小，不排除被告基于其他原因进行给付。故，被告辩称要求从欠付购车款中扣除该二笔汇款的理由，与当时双方实际结算情况不符，本院实难采信。就被告辩称原告因欠交车辆配件、修理费及补偿款等因素同意抵扣购车款212,400元之理由，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就拖欠相关配件以及修车费用等问题多次交涉，以及被告及顾光明为解决争议而各自出具相关书面凭证等事实。由于被告所举证的2013年6月顾光明出具的欠条，与原告所举证的2016年5月被告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中，所载明的零配件项目名称较为简约，难以认定是否系指向同一内容，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上述2013年欠条中的问题已在2016年5月被告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中得到解决之理由难以采信。但该节争议是否如被告所言以原告支付补偿款及具体金额的方式予以解决之事实，也同样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难以认定双方对此形成合意。被告作为主张抵充购车款的一方应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现其未能予以举证证明，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要求从购车款中扣除该笔补偿款之辩称理由难以采信。综上分析，原、被告均未能有效证明2017年7月对账函中经双方确认的欠款数额与事实不符，本院以该对账函所载欠款数额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被告付款未特别约定清偿顺序，应当优先抵充之前所签合同中已到期的债务，故上述应付欠款为双方所签最后一份合同中尚未履行的部分。被告拖欠购车款313,900元至今未付，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诉请按分期本金总额为基数主张违约金与合同约定相符，现被告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理由，由于被告已清偿了讼争合同中分期本金总额中的大部分款项，原告未能证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与其主张的违约金数额相当，故本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被告应付违约金62,780元。就被告辩称本案起诉已逾诉讼时效之理由，因讼争合同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应从最后一期付款时间起算。之后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通过发送对账函的方式及时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故原告未怠于行使诉讼权利，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立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剩余车款313,900元；二、被告王立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违约金62,7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23元、财产保全费4,081.50元，合计15,004.50元，由原告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负担7,069.79元，被告王立成负担7,934.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静波人民陪审员  冷安宏人民陪审员  钱晓凡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王嘉兴书 记 员  王嘉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