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30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北省沧县李天木乡军马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309210799503820。法定代表人：代世斌，该合作社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宏禄，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花，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柏增，男，195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宗诚，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康，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沧县益旺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孙柏增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8）黔0382民初3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沧县益旺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宏禄、赵小花及被上诉人孙柏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宗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沧县益旺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038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应为合伙法律关系，一审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错误。而且，既然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则委托关系的当事人应该是双方和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储公司），双方共同与收储公司签订高粱订单种植协议，在实际履约过程中，因为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造成协议终止履行，不产生违约责任。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气象证明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收储公司出具的《2017年扣除部分糯高粱订单保证金的说明》已充分证明，双方当事人与收储公司的协议已经终止履行,且收储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扣除了2万元保证金，并未全部扣除保证金，足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与收储公司终止协议履行并不是因为违约问题，而是依照协议约定的在终止履行的条件出现后终止协议的履行，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在双方与收储公司签订的协议终止后，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作为从合同，亦自行终止履行，在没有高粱交付和上诉人没有任何收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损失，未产生被上诉人主张的可得利益，且在上诉人没有违约的情形下，被上诉人也不应得到任何违约金补偿，故原审判决结果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二、一审未追加收储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本案事实不清。本案高粱收购与收储公司有关，其是本案的关键证人，应当追加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三、上诉人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履行与收储公司之间的种植协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所举证据，证明2017年4月20日至6月20日期间沧县严重干旱，不适宜种植高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属认定不当。四、被上诉人主张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1978000元，计算方法是预计粮食吨数4300吨×460元/吨，不应当得到支持。因为上诉人没有在与收储公司签订的订单种植协议中违约，收储公司实际未收取上诉人高粱，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和合作人的被上诉人，就不会产生任何售粮差额即每吨460元，而且4300吨只是预计售粮数额，还有上下浮动20%的说明，故被上诉人的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被上诉人主张的是协议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并未主张违约金，原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认定被上诉人并未主张的违约金损失，并将违约金认定并作为被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属认定事实和判决错误。五、即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也过高，应当调减。因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其损失只有种子损失和保证金损失，且上诉人并未受益，故一审判决违约金86万元过高。六、虽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种子，但是种子不适宜在沧县种植，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而且双方属于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没有参与管理经营，存在重大过错。沧县的高粱播种期是4月至6月，该时段沧县发生干旱，干旱期过后种子已过保质期，上诉人未种植高粱不是自身过错。七、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121500元种子款和赔偿20000元保证金，属判决错误。种子实为13200斤，价值118800元，但是该项费用支出是双方合作形成的，约定高粱种植售出后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上协议已经终止并未履行，而上诉人存放种子的费用损失实际已发生，存放的种子所有权应该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将种子拉回，并且支付相应的储存保管费用；另外，被上诉人主张的两万元保证金损失并未提供合法真实的证据，被上诉人作为协议签订介绍人，与收储公司关系密切，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可以显示被上诉人与收储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所以收储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证实其两万元保证金被扣，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支持赔偿是错误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孙柏增二审辩称：关于法律关系，双方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基于同一时间签订的两份协议产生的复合法律关系，包含委托和双方合作，不是合伙经营。关于应否追加收储公司作为第三人，因收储公司不是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不需追加。上诉人关于不可抗力免除合同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提供了种子，没有过错。关于一审法院没有释明违约金调整的问题，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孙柏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沧县益旺合作社偿还“红缨子”糯高粱种子款121500元；2.判决沧县益旺合作社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978000元及保证金损失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6日，孙柏增作为甲方与沧县益旺合作社作为乙方签订《“红缨子”牌糯高粱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一、种植品种：（1）由乙方种植优质“红缨子”牌糯高粱。（2）种子费及运费（大写）壹拾贰万陆仟元整（小写）162000.00元甲方先支付，但由乙方承担。（3）在收购过程中退还甲方。二、合作时间：2017年2月16日至2018年3月1日止。三、种植地点：河北省沧州市范围内及周边。四、种植面积：种植17500亩，预产量250公斤/亩。五、红缨子糯高粱交易时间于2017年12月30日前。六、交易数量：预计4300吨，上下浮动不超过20%（质量符合甲方收购标准则甲方收购，反之）。……八、交易价格：甲方按预定的产量和约定的价格4.00元/公斤（质量达标、含13%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车费、每个基地一个40吨以上的车能够到达的交粮点，车板价），对符合质量标准的红缨子糯高粱进行收购。九、结算方式：乙方收到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支付的每笔红粱货款时，须在当日一次性将差额（即公司价格为4460元/吨，甲乙方交易价格为4000元/吨，差额即为4460元/吨-4000元/吨=460元/吨）兑付给甲方。……十一、保证金：甲方向公司支付的（大写）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00元保证金事宜。须待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时间结束后，由公司直接退还给乙方，但乙方须在五日内无条件一次性兑付予甲方。……十三、协议终止：（1）以协议期满为准的。……十四、违约责任：若单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执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与法律责任均由违约方承担。且守约方有权向对方追索相关损失，并要求对方赔偿本协议总额17200000.00元的5%的违约金。若存在不可抗拒因素（譬如冰雹、洪灾、旱灾、蝗虫等自然灾害）乙方可向甲方申请减量或终止本协议”。同日,沧县益旺合作社委托孙柏增、孙柏增共同代表其作为乙方在仁怀市××厂镇与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糯高粱订单种植协议》（以下简称《种植协议》），《种植协议》约定：“……一、种植品种：由乙方种植优质糯高粱品种--“红缨子”牌糯高粱，购买种子费用由乙方承担。二、合作时间：2017年2月18日至2018年3月1日。三、种植地点：河北沧州范围内及周边。四、种植面积：乙方应保证种植的土地不存在争议或纠纷，因土地争议或纠纷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种植约32000亩，预产量约250公斤/亩。五、红缨子糯高粱贸易时间：乙方种植的符合甲方质量标准的红缨子糯高粱须于2017年12月15日前全部交售给甲方。六、贸易数量：预计贸易8000吨（质量符合甲方收购标准甲方收购，不合格拒绝收购）。……八、贸易价格：甲方按预定的产量和约定的价格4.46元/公斤（含增值税、上车费、每个基地一个40吨以上的车能够到达的交粮点，车板价），对符合质量标准的红缨子糯高粱进行收购，最后以市场价格为基准上下浮动，在相同田间下，乙方须以甲方收购为优先。因病、虫害或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造成减产，绝收或质量不达标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超出本协议预产量的部分，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购买权。九、保证金：按贸易数量，乙方以5万元/1000吨向甲方缴纳交售保证金，预产量上下浮动20%视为履约，低于交售预产量的80%扣除部分保证金，扣除标准按照每少完成100吨供应任务量，扣除保证金1万元，高于120%根据质量相关要求可考虑收购。……”。2017年2月18日，孙柏增、孙柏增共同与谢文举签订《货物运输协议》，约定由谢文举将高粱种子27000斤运送至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李天木乡，由沧县益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代世斌收，共计运费为9000元。2018年1月25日，收储公司向沧县益旺合作社出具说明，说明因沧县益旺合作社未履行合同，决定扣除10%的保证金即4万元，其中孙柏增缴纳20万元，扣款2万元，孙柏增缴纳20万元，扣款2万元。孙柏增认为根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沧县益旺合作社应当依照协议种植高粱，但到了交付高粱时沧县益旺合作社根本没有种植高粱，也没有按合同交付高粱，经多次与沧县益旺合作社沟通，沧县益旺合作社均不予理睬，导致孙柏增交纳的保证金被扣20000元，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在诉讼过程中，沧县益旺合作社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无权管辖并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裁定支持其异议后，孙柏增不服上诉，后经二审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2017年2月16日，沧县益旺合作社向王开丰（即孙柏增）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孙柏增代表沧县益旺合作社参加“红缨子”牌糯高粱种植项目，全权代表沧县益旺合作社处理收储公司的一切事宜，包括签约、接收货物、跟进等。2018年5月16日，贵州红缨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购种子情况说明，其内容为“2017年2月15日，王开丰、代世斌购种13500公斤，单价18元/公斤，金额为贰拾肆万叁仟元整，该款由陈采付拾玖万叁仟元整，孙柏增付伍万元整”。孙柏增与王开丰系同一人。陈采与孙柏增系夫妻关系。沧县益旺合作社提供的高粱种子包装袋载明生产日期为2016年10月26日，保质期为240天，生育期为129天左右，育苗播种期宜在3月下旬--4月下旬，适宜种植区域为贵州省遵义市和金沙县的中上等肥力土壤，风险提示为该品种在审定区域外种植有风险。沧县益旺合作社提供的《合作协议》载明内容：“第一、种植品种：……（2）种子费及运费（大写）贰拾伍万贰仟元除以二（即252000÷2=126000元）元整（小写）162000.00元甲方先支付，但由乙方承担”，其余内容与孙柏增提交的《合作协议》载明内容一致；沧县益旺合作社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种子费及运费合计应为126000元，对此孙柏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孙柏增与沧县益旺合作社签订的《合作协议》、沧县益旺合作社向王开丰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沧县益旺合作社与收储公司签订的《种植协议》，时间均系2017年2月16日，且沧县益旺合作社与收储公司签订的《种植协议》上载明孙柏增、王开丰为沧县益旺合作社之委托代理人，足以认定孙柏增、孙柏增与沧县益旺合作社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委托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孙柏增与沧县益旺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后，孙柏增已按照约定购买高粱种子并运送给沧县益旺合作社，同时向收储公司支付保证金20万元，现沧县益旺合作社未履行约定义务，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孙柏增主张沧县益旺合作社支付种子款121500元（27000斤÷2×18元/公斤÷2）和保证金损失2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孙柏增主张沧县益旺合作社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978000元的诉求，因《合作协议》第十四条关于违约责任的内容中已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且系双方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孙柏增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只能按照双方约定标准计算支持860000元（17200000.00元×5%）。关于沧县益旺合作社辩称孙柏增主体不适格的意见，孙柏增已经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佐证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上载明的“王开丰”与本案中的孙柏增系同一人，故原审法院对沧县益旺合作社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沧县益旺合作社辩称孙柏增运送的高粱种子已被孙柏增拉走部分，售出部分，尚有部分未售出，且沧县益旺合作社为此支付了冷储费用，该费用应由孙柏增承担的意见，孙柏增不认可，沧县益旺合作社未举证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沧县益旺合作社辩称孙柏增提供的高粱种子不适宜在河北省沧州地区播种，且发生干旱，无法耕种，属不可抗力，其不存在违约和过错，孙柏增不予认可，沧县益旺合作社虽在庭审中提供了种子包装袋、旱情证明、气象证明，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积极履行合同，以及因发生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其及时通知了孙柏增和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了相关证明，故沧县益旺合作社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审法院对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沧县益旺合作社辩称孙柏增已承诺收储公司保证金由其自行解决的意见，孙柏增未予认可，沧县益旺合作社未举证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孙柏增种子款121500元和赔偿原告孙柏增可得利益损失860000元、保证金损失20000元，合计1001500元；二、驳回原告孙柏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78元（已减半），由原告孙柏增负担6265元，由被告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负担5613元。本院二审期间，孙柏增提供了一份沧州市水务局关于灌溉情况的说明，证明当地高粱种植不存在不可抗力，不存在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沧县益旺合作社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法核实，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孙柏增认可从沧县益旺合作社拉走400斤种子去沧县周边耕种，并称9元一斤，价值3600元，该款并未给付沧县益旺合作社。对于涉案高粱的收购业务是如何联系的问题，孙柏增在二审中称，其知道收储公司需要收购高粱后，因其是个人不具备资质，就找到沧县益旺合作社负责人代世斌，和他商量后，由孙柏增出资购买种子交给沧县益旺合作社种植，种植后将高粱提供给收储公司，孙柏增先和代世斌签订了《合作协议》，然后以沧县益旺合作社名义与收储公司签订《种植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双方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沧县益旺合作社是否构成违约；3.孙柏增主张的种子款和保证金损失应否支持；4.一审判决支持孙柏增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860000元是否属违约金过高；5.本案应否追加收储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内容看，明确约定“乙方愿意种植‘红缨子’牌糯高粱，并按甲方要求供货。但乙方所供产品必须符合甲方收购标准”、“由乙方种植优质‘红缨子’牌糯高粱”，并明确约定了预计交易数量、质量标准和收购单价，该《合作协议》应认定为种植回收合同，故一审认定为委托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虽然沧县益旺合作社与收储公司签订《种植协议》，但该协议是孙柏增作为沧县益旺合作社的代理人签订的，结合二审孙柏增的陈述，足以认定双方真实的交易情况是孙柏增与沧县益旺合作社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由孙柏增出资购买种子交给沧县益旺合作社种植高粱，并由孙柏增收购高粱，再供应给收储公司，故沧县益旺合作社与孙柏增之间应认定为种植回收合同关系，沧县益旺合作社关于其与孙柏增系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沧县益旺合作社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交易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前，预计交易4300吨。故沧县益旺合作社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种植高粱并提供给孙柏增，已构成违约。至于沧县益旺合作社提出种植期间沧县出现旱情导致无法种植的问题，其提供的《气象证明》和《旱情证明》不足以证明该期间确实无法开展种植，且《旱情证明》也仅载明没有水浇条件的地块不适宜种植农作物，故不排除可以在有灌溉条件的地块进行种植的可能，沧县益旺合作社主张本案存在不可抗力导致无法种植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孙柏增主张的种子款和保证金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种子款由孙柏增先支付，但由沧县益旺合作社承担，结合孙柏增已将购买的种子交付给沧县益旺合作社的事实，故孙柏增主张的种子款应予支持。孙柏增购买种子的价款为121500元，但是孙柏增二审认可拉走400斤种子去沧县周边耕种，价值3600元，应当扣除，即沧县益旺合作社应支付给孙柏增种子款117900元，一审判决沧县益旺合作社支付孙柏增种子款1215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保证金损失，根据收储公司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孙柏增因没有按约向收储公司供应高粱被扣取2万元保证金，该损失是因沧县益旺合作社的原因造成的，故应由沧县益旺合作社承担。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孙柏增在本案中主张沧县益旺合作社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978000元，即按《合作协议》约定的预计产量4300吨和单价每吨4000元，孙柏增可从收储公司支付的货款中每吨收取460元的收益，一审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即按协议总额17200000元的5%计算，支持了孙柏增主张的860000元可得利益损失。本院认为，虽然沧县益旺合作社构成违约，但是从《气象证明》和《旱情证明》来看，沧县在种植期间确实存在一定旱情，而且孙柏增也没有举证证明沧县益旺合作社在本案中获得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应认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沧县益旺合作社要求调减违约金的理由成立。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孙柏增在沧县益旺合作社不能按时向收储公司提供高粱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损失，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已支持孙柏增主张的种子款和保证金损失以及沧县益旺合作社属于农业生产经营互助性经济组织，本院酌情支持孙柏增可得利益损失20万元。一审判决支持860000元可得利益损失属违约金过高，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本案应否追加收储公司的问题。因收储公司不是《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沧县益旺合作社关于应追加收储公司参加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稍有不清，判决结果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8）黔0382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二、由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孙柏增种子款117900元；三、由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孙柏增损失共计220000元；四、驳回被上诉人孙柏增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78元（已减半），二审案件受理费23756元，共计35634元，由沧县益旺农业专业合作社负担20000元，孙柏增负担156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陈 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魏 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