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12361号原告：常某某(曾用名：常某2)，女，1975年3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钢，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博敏，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某，男，1975年11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住上海市长宁区芙蓉江路******>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翰林，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某某与被告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10月18日、12月10日、和2020年5月29日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某某(10月18日未到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钢(8月7日未到庭)、聂博敏，被告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8月7日未到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将其在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2.56%财产份额及该财产份额产生的增值收益确认为原告所有，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折价款，暂计金额为1393万元，按2019年5月16日康宜桥持有剑桥科技股票收盘价25.38元/股计算，并包括剑桥科技已向康宜桥分派的红利；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项目开发奖励金暂计1,384,762.61元；三、判令被告将其在长春联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4.5%股权折价向原告支付735,000元(按照双方离婚前该公司的注册资本300万元计算)；四、判令被告将其在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70%股权折价向原告支付3,500,000元(按照该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500万元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常某某与被告成某于2000年3月10日领取结婚证，并分别于2003年3月14日和2008年4月18日生育两名女儿。2004年5月31日，常某某与成某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如双方因成某婚外情、家暴等原因离婚，成某自愿放弃所有财产。2008年的某一日，在刚刚生育完小女儿后不久，原告无意中发现被告手机中存有与被告私生子相关的信息。被告后向原告提出离婚，尽管对被告失望至极，但原告为了让两名年幼的女儿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拒绝了被告离婚的要求，期望被告能够浪子回头，重归家庭。自被发现育有私生子后，被告不仅连续五年流连在外、不肯归家，更是完全不承担其作为丈夫和父亲对于家庭的责任。2013年4月，为了给自出生起就几乎没有得到过父爱的小女儿过一个幸福的生日，原告主动联系被告请求其回家并同意与被告离婚，但条件为两人婚内所有财产均归原告所有。2013年4月15日，原告签署了由被告提供的两份《赠予协议》，分别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万股股权、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拥有的“70万投资项目”全部无偿赠予原告。2013年4月16日，原告在情绪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签署了由被告提供的《离婚协议》，并与被告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第三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约定：“夫妻双方购有的全部财产，双方协商同意归女方所有”。该部分第2条就剑桥科技的“15万股股权”作了与上述《赠予协议》相同的约定。2017年11月10日，剑桥科技上市。虽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未将剑桥科技“15万股股权”(目前相当于被告通过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剑桥科技471883.78股股票)对应的现金价值和安丰创投“70万投资项目”对应的收益(即安丰创投应支付给被告的项目开发奖励金)打到原告账户。此外，原告2019年以来还陆续发现被告在与原告离婚时有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隐匿的财产具体包括：1、被告在长春联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4.5%股权；2、被告在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70%股权。原告认为，被告在与其婚姻存续期间出轨并育有非婚生子、在离婚时故意隐匿夫妻共同财产，且在离婚后违反承诺、拒不履行其在《离婚协议》项下的义务，严重损害了原告及其子女的利益。原告根据法律规定，特提起本案诉讼，望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请。被告成某辩称：被告现不能接受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在离婚协议中，被告作为无过错方，将双方全部的不动产(2套北京房产、4套沈阳房产、2个地上车库、2个地下车位)全部给予原告；将无人知晓的浙江安丰收益赠与原告，约定将上市公司股票赠与原告15万股。被告还支付原告抚养费每月1万元，承担额外合理的教育经费。被告离婚时，所有的出发点是希望和平结束这段婚姻，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保障原告的生活水平。在离婚协议签订时，双方各自名下还有汽车一辆，各自名下有公司股权，原告名下还有大量现金存款，双方约定为归各自所有，并写入了离婚协议。二、关于赠送原告15万股剑桥上市公司股票是双方在被告的康宜桥持股的财产分割约定：a、首先，被告间接持有的上海剑桥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于2019年11月10日解禁日期之后，根据持股公司安排，已经应原告要求“应减尽减”，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证券法规，上市公司对于发起人股有诸多减持限制，康宜桥作为重要股东，合伙人多达19位，也制定了相应股票减持原则的办法。被告已经在符合法律和公司制度的前提下，作出了足额减持行为。原告于2019年6月发起诉讼，在诉讼时，被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未有减持的条件。同样，原告要求的一次性支付股票对价，于理不合，于法无据。b、第一，在离婚协议中被告明确赠送原告上海剑桥公司上市后股票15万股；第二，在双方签订的股票的补充协议中进一步明确“被告保证上海剑桥股票上市后按照15万股股票支付原告，如果被告不能从原公司获得15万股上市公司股票，差额部分由原告补足”，再次明确分割给原告的是15万股上海剑桥上市后的股票，而不论被告是否能够获得足额的上海剑桥上市公司股票；第三，由于上市公司《入股协议》中明确规定“持股人不得将股权转让授予第三方或委托其他第三方代为持股”。康宜桥合伙人在原、被告离婚协议签订期间，受到证券法以及公司约定，被告分割所持有的康宜桥股权的合理办法是承诺赠送给原告一定数量的上市后股票。因此被告支付原告上海剑桥公司上市后15万股股票，是双方对被告持有的康宜桥2.56%股份的合理分割。15万股在双方协议中多次体现，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数字。c、在实现股票的收益之前，都需要按照国家的税法规定，缴纳所得税。原告提出的各种收益算法，完全未考虑所得税上缴，只要求权益，不承担责任，显示了原告的贪婪。三、关于撤回了浙江安丰的收益的赠予。被告在补充协议中签订了对原告的赠予，是出于和平解决离婚问题，协议的目的是用更多的金钱给原告一份安全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子女的伤害。但是，原告一直不尊重被告家人，辱骂被告长辈，甚至发起恶意诉讼，为了私利甚至不惜把子女卷入其中，对未成年子女造成心理伤害。原告的行为彻底违背了签订的赠与协议的初衷，被告因此撤回了对原告的赠与。四、长春联成伟业的24.5%股权与原告无关。a、离婚前原告就已经知道这部分股权存在，被告不存在隐匿行为。原告要求按照注册资金的24.5%支付被告，不符合公司法。b、在被告与原告的离婚协议中有明确，“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私人财产归各人所有”。当时就指的是被告名下的一辆京NSXX**的奥迪A6轿车和长春联成伟业的24.5%的股权(投资24.5万元)，以及原告名下一辆辽ASXX**帕萨特轿车及宝马轿车一辆和原告名下的幸福宫股权以及现金，双方商定归各自所有。c、需要补充的是，2013年4月19日，也就是双方离婚后，长春公司才增资到300万。五、被告持有的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70%股权与原告无关。a、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成立，主要出资人，法人为XX，上海银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中证实，XX出资98,000元，持有98%的股份，XXX出资2,000元，持有2%的股份。在被告与原告的婚姻存续期间内，被告并不拥有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任何股份。b、2014年5月25日，上海磊凯的新老股东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XX和XXX将所持股份作价转让给被告和XXX，同时新股东拟增资到500万(实际出资100万)，这在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都有所体现。被告拥有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70%的股权是在2014年5月25日以后，被告与原告离婚的时间是2013年4月，所以这部分财产是被告离婚后财产，与原告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1、原、被告双方于2000年3月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于2003年3月和2008年4月各生育一女，名成奕霏和成仪鸿佳。2013年4月16日，原、被告至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双方并就离婚后的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等签订协议一份。2、双方在至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前，双方另订有协议三份：a、2004年5月31日，成某与常某某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如此婚姻因成某有婚外恋及类似相关行为、或由打骂暴力行为而导致家庭离异，成某自愿放弃所有财产，净身出户作为对其合法的孩子(成奕霏)和妻子(常某某)的补偿；并且在此之后每月拿出工资及奖金的70%给成奕霏和常某某作为教育基金、保险经费和日常生活费用”。b、2013年4月15日，赠予方成某与接收赠予方常某某签订赠予协议一份，内容为：“赠予方(成某)持有的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万股股权，成某本人同意于2013年4月15日全部无偿赠予常某某。在上市之前，成某将持股协议书原件交由常某某持有。上市后，成某必须在常某某提出要求获现当日起一个月内，积极配合常某某办理相关委托持股公司将股份卖出的所有相关事宜，同意并有义务主动向持股公司提供本赠与协议，同时协调执行由持股公司直接将获得的全部款项打入常某某指定账户；如成某在未经过常某某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补办持股协议书或其他任何方式私自领取任一相关收益，将承担起法律责任并双倍赔付常某某”。c、2013年4月15日，赠予方成某与接收赠予方常某某签订赠予协议一份，内容为：“赠予方(成某)持有的浙江安丰创业创投有限公司拥有的70万投资项目，成某本人同意于2013年4月15日全部无偿赠予常某某。在上市之前，成某将持股协议书原件交由常某某持有。上市后，成某必须在常某某提出要求获现当日起一个月内，积极配合常某某办理相关委托持股公司将股份卖出的所有相关事宜，同意并有义务主动向持股公司提供本赠与协议，同时协调执行由浙江安丰创业创投有限公司将全部获利资金直接打入常某某指定账号；如成某在未经过常某某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补办持股协议书或其他任何方式私自领取任一相关收益，将承担起法律责任并双倍赔付常某某”。3、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另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具体内容：“一、男方成某和女方常某某自愿离婚，并达成如下协议。二、子女的抚养……。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夫妻双方购有的全部财产，双方协商同意归女方所有；1、归属女方的房产如下：……(十套北京、沈阳的房产和车库、车位归属原告所有)2、股权、股票、债券等；男方持有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万股股权，男方同意全部无偿赠予女方，在上市之前，甲方将持股协议书交由女方持有，上市后，男方必须在女方提出要求获现当日起一个月内，积极配合女方办理有关委托持股公司将股份卖出事宜，并由持股公司直接将获得的全部款项打入女方指定账户；如男方在未经过女方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补办持股协议书或其他任何方式，私自领取任一相关收益，将承担其法律责任并双倍赔付女方。3、债权与债务：无。4、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等)归各自所有……”。4、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宜桥企业)，系于2011年10月27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该企业的业务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咨询、创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朱燕。康宜桥企业认缴或实缴出资金额为1405.43万元，本案被告成某出资额为35.91万元(已缴足)，出资比例为2.56%。成某为该企业合伙人之一(共计为19人)，承担有限责任。5、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桥公司)系已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普通股A股(股票代码：603083)。剑桥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在上交所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XXXXXXXX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15.05元/股。康宜桥企业系剑桥公司发行前的十大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14.49%，持股数为XXXXXXXX股(指2017年末)。剑桥公司上市后，公司发行前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存在流通限制。剑桥公司等股东均对所持股份自愿作出锁定的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剑桥公司上市后曾于2018年8月22日和2019年8月21日，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向全体股东实行，每10股转赠3股和派发红利1.90元(2018年度)每10股转赠3股和派发红利1.80元(2019年度)。2019年末，康宜桥企业现持有剑桥公司股票数为XXXXXXXX股。2019年11月10日，康宜桥企业所持有的剑桥公司上市股票获得部分解禁。根据康宜桥企业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康宜桥企业已于2020年一季度完成相应股票减持(仅为可减持的部分)。根据被告成某所持康宜桥企业对应剑桥公司的股票数，在2020年1月5日前为612251股。成某在2020年1月至3月共计减持了47051股(其被限售的股票，可减持部分已全部得到减持)。成某所减持的剑桥公司的上市股票收益共计1,409,711.41元，其中应缴纳税款493,398.99元；运营费和佣金等费用本次未予以结算扣除。另外，成某间接持有剑桥公司的股票数，2017年末股数为362278股，分红所得金额68,832.93元，纳税金额13,766.59元，税后金额55,066.34元，已于2018年9月发放；2018年末股数为470,962股，年分红所得金额84,773.18元，纳税金额16,954.64元，税后金额67,818.54元，已于2019年9月发放。6、浙江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丰创业)也系间接持有剑桥公司股份的公司，该公司控制管理的基金公司杭州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丰和众)曾是剑桥公司的债权人，后将债权转为股权。剑桥公司上市后，安丰和众也系剑桥公司的十大股东之一，该公司持有的剑桥公司上市股票，根据相关规定和承诺约定，也受到限售。该公司所持有的剑桥公司股票当前正在逐步减持(抛售)。被告成某在安丰创业向剑桥公司作投资时，曾担任介绍人角色，鉴于成某所从事的工作，安丰创业在2011年4月12日给本案被告成某出具了“项目开发奖励通知”，其内容为：“浙江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制和管理的基金公司杭州(现为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已于2011年3月31日以债转股的形式对新峤网络(剑桥公司原名称)投资完成后出资比例暂定6.875%。成某先生系安丰和众本次投资新峤网络之介绍人，同时成某先生为安丰和众投资完成新峤网络所做的工作，我公司决定给予成某先生如下奖励：新峤网络上市后，我公司将相当于XX投资款(人民币1300万元)投资收益的5.54%奖励给成某先生，收益结算按照安丰和众合伙协议的约定由我公司支付给成某先生。相关税费由成某先生自理，我公司可代扣代缴。若安丰和众在新峤网络未上市的情况下退出，则本条奖励取消……”。当前，安丰创业对成某所做奖励承诺，基于股票未全部减持完毕，故暂时无法兑现承诺。成某当前未收到安丰创业所给付的奖励款。7、长春联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成公司)于2011年7月在长春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核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股东分别为XXX、王某某、成某，出资额分别为51万元、24.5万元和24.5万元。本案成某占有联成公司24.5%股权份额。2013年4月16日，联成公司进行了增资，公司注册资本金由100万元增加至300万元，由各股东等比例予以认缴，本案成某认缴出资额现为73.5万元。审理中，被告成某表示，原告要求按照出资额来对原告作补偿不能接受，如若法院认定原告在联成公司享有财产权益，其同意将公司股权分割给原告。鉴于此，联成公司另二位股东向本院明确表示：若法院判常某某成为联成公司企业股东，公司股东均表示同意。8、上海磊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凯公司)，系于2012年10月申请设立的内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分别为XX和XXX，认缴注册资本金分别为9.8万元和0.2万元，两股东均已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磊凯公司缴付了投资款(已获验资证明)。2014年5月25日，磊凯公司股东XX和XXX(出让方)与成某和XXX(受让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XX将持有的磊凯公司70%股权作价7万元转让给成某，将28%股权作价2.8万元转让给XXX，XXX将持有的磊凯公司2%的股权作价0.2万元转让给XXX。转让协议签订后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成某和XXX，并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4年7月25日，磊凯公司进行了增资，注册资本金由1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同日，股东成某和XXX分别通过招商银行汇入磊凯公司注册资本金63万元和27万元，合计90万元。成某和XXX占股比例分别为70%和30%。另认缴的注册资本金400万元，实际未缴付。审理中，成某表示，磊凯公司婚前注册资本金仅为10万元，也不存在公司是由案外人代某，如若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也不同意按照500万元来处理磊凯公司的资产，应在10万元之内来处理。同意给原告所对应的股权，不愿给予经济补偿。鉴于此，公司的另一位股东XXX到庭明确表示，同意接纳原告作为公司的股东。审理中，XX到庭表示：“其名下的原磊凯公司股权通过与成某和XXX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98,000元转让给了新股东成某、XXX。我已收到了新股东向我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主张的联成公司股权之争议。审理中，原告认为被告在与其离婚时，隐匿了联成公司股权，该公司股权属于未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属双方离婚时所约定的“其他各自名下的私人财产”。该公司股权应根据双方离婚时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故，被告持有的该公司股权24.5%应全部归原告享有。被告则认为，其在联成公司持有的股权，原告在双方离婚前已知悉，且双方离婚时各自名下均持有其他公司股权，也登记有多辆小客车，原告名下还有大量的存款等夫妻共同财产。该部分动产双方离婚时协议已明确归各自所有，故此，原告现要求主张联成公司股权缺乏事实依据，且原告现主张联成公司的股权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针对上述争议，被告提供了证人王某某的证词，以及原告在本院前期庭审中的自认，旨在证明原告在2012年5月就已经知道被告在联成公司有投资。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2019年8月7日的庭审中，已认可其在双方离婚时知道各自名下另有公司股权和部分车辆，结合证人王某某到庭陈述的相关事实，原告的自认与证人证言彼此完全能够互相印证。原告现无任何证据可推翻其在本案庭审中的自认，据此，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在与被告离婚之前已知晓被告在联成公司享有股权，被告不构成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二、关于原告主张的磊凯公司股权之事实争议。原告称，被告在与其离婚之前，让案外人XX作为投资人设立了磊凯公司，并代被告持有该公司股权。被告则称，磊凯公司股权是其与原告离婚后的2014年5月通过股权转让而取得，并非原、被告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为证明被告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提供了双方的微信记录和该公司曾在2013年5月向原告发放工资的事实。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予以确认，根据原告所举证据可认定的事实：磊凯公司在原、被告离婚后，曾于2013年5月向原告支付过工资，双方在2018年1月2日的微信往来中，在11时18分被告回复原告一段微信：我那时用人家的名字而已。本院认为，从原告所举证据佐证的事实，结合本院已查明的磊凯公司股权变动情况，本案无法基于原告所举证据进而认定被告当前在磊凯公司所持70%股权属于原、被告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行为，另一方在离婚后发现该行为的，可以再次提起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或双方在履行财产分割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可寻求诉讼解决。本案原告以上述法定事由提起的诉讼主张，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依法应作出处理。但是，双方对本案所涉相关财产的事实和处理，产生了诸多的不同认识和争议，基于此，本院分述如下：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主张，首先，原告要求将被告持有的康宜桥企业2.56%股权份额及由该项股权份额产生的增值利益，全部确认归原告所有，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为双方在离婚时，并未约定康宜桥企业被告享有的股权利益归原告所有，仅约定了康宜桥企业持有的剑桥公司股票一旦上市后给原告享有15万股股票利益，两者之间是不同的财产利益。康宜桥企业的股权，将会涉及到康宜桥企业的全部资产，而剑桥公司上市后的股票仅是康宜桥企业对外投资所取得的债权利益之一，故此，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其次，原告称双方离婚时，被告是过错方，双方也约定了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归原告所有，故康宜桥企业被告名下2.56%的股权应全部归原告享有。本院注意到，双方在离婚时确实约定了购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原告所有，同时，双方将购有的诸多套房产和车库、车位以及被告间接持有的剑桥公司15万股股票(待上市后归原告享有)。基于此约定，双方对购有的可归原告所有的财产范围已具体作了归纳。另外，双方协议中还留有兜底条款：其余各自名下的私人财产归各自所有。此约定应视为对已列举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之外的财产补充概括性约定。离婚时，双方都明知各自名下还有其他公司股权以及车辆等夫妻共同财产，故而，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再次，被告在离婚时分给原告的剑桥公司上市股票，是一项附条件的债权利益，因为发起人股份需受到证券法以及投资公司对上市公司承诺等法规和诚信规定的束缚，存在限售期间以及限定价格的约束。此类发起人股票并非是普通股民通过IPO募集到的股票，可以随时抛售兑现。原告现要求被告将剑桥公司的股票依照本案判决前一日收盘价全部兑现给原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本院也难以支持。审理中，原告明确要求被告将分割给其的剑桥公司股票抛售，现康宜桥企业已将可减持的归属于被告的部分剑桥公司股票进行了抛售，该部分已抛售的股票所得利益以及剑桥公司上市后2018和2019年度的分红利益，可先行判归原告所有。可归属于原告享有的其余剑桥公司股票，双方可在将来股票减持的条件成就时，另谋途径解决。最后，基于原告所取得的剑桥公司上市股票系发起人股，是康宜桥企业的投资经营行为。康宜桥企业通过交易所减持剑桥公司股票，其获益部分理应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履行依法纳税义务。所缴纳的税款理应由间接享有该股票的权利人承担。此也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鉴于此，原告在取得剑桥公司股票抛售利益(包括红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税款负担。综上，原告的第一项诉讼主张本院依法可部分支持。至于具体数额，应根据剑桥公司股票上市后的先后两次具体股权转赠情况、红利的派送情况以及税收缴付情况予以确定。关于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主张，要求被告兑现安丰企业承诺被告的奖励款之争议。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在本案审理中，提出撤销将该项可预期取得的奖励款赠与原告的承诺。本院认为，该笔被告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预期利益，其实质就是一项债权，依法可认定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被告在与原告离婚前，将该笔债权约定归原告所有，尽管形式上使用了赠与承诺，实质应确认为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之约定。被告在本案中欲撤回承诺，是将该项债权利益视为个人财产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据此，本院不予准许和支持。其次，安丰企业也系剑桥公司十大发起股东之一，该企业所持剑桥公司的上市股票，当前也受到限售的约束。安丰公司向被告作出的承诺，是指XX投资的部分，根据最终获益的具体数额，给予被告一定比例的奖励。基于XX获益情况条件未成就，当前难以作出估算，安丰企业现也未向被告兑现奖励款。故此，原告在本案中用剑桥公司股票当前的市场交易价格，计算出具体利益，要求被告给予支付，未考虑相关股票将来抛售时的市场价格波动，XX持股的成本和应缴纳的税款等因素。原告的请求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本院在本案中难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联成公司和磊凯公司股权利益之争。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联成公司在原、被告离婚时原告已知晓被告享有该公司的投资权益，在双方离婚协议中的兜底条款，已明确其他双方名下的私人财产归各自所有。据此，可视为双方对联成公司的投资利益已处分完毕。另外，原、被告于2013年4月已办理离婚手续，原告现认为联成公司股权利益未予分割，现也超过再次提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效。关于磊凯公司股权，原告尽管提出权利主张，但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来佐证磊凯公司被告名下当前70%的股权系双方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综上，本院对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分割的联成公司和磊凯公司的股权利益均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常某某股票转让款916,312.42元和股票分红利益50,880元；二、驳回原告常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116元，由原告常某某负担125,645元，被告成某负担13,4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耿志成审 判 员  徐 红人民陪审员  周树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 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四十七条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该依法予以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