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0304民初98号原告（执行案外人）：党明川，男，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蔚，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执行案外人）：徐国柱，男，196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树，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何启彬，男，196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尧庆，四川富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龚福贵，男，195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荣县。第三人：杨君凤，女，195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荣县。第三人：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雅中街42号1层。法定代表人：龚福贵，总经理。原告党明川、徐国柱与被告何启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月28日，原告党明川、徐国柱向本院申请追加龚福贵、杨君凤、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众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同意追加龚福贵、杨君凤、富众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党明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钟蔚、原告徐国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树、被告何启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尧庆、第三人龚福贵、富众公司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君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2月26日，本院作出（2017）川0304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党明川、徐国柱的诉讼请求。党明川、徐国柱不服上述判决向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自贡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9日，自贡中院作出（2018）川03民终2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17）川0304民初185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川0304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不得追加原告党明川、徐国柱为（2017）川0304执恢8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原告党明川不在抽逃出资500万元范围内对（2017）川0304执恢82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本案被告）何启彬承担清偿责任；三、原告徐国柱不在抽逃出资200万元范围内对（2017）川0304执恢82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本案被告）何启彬承担清偿责任。何启彬不服上述判决向自贡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11日，自贡中院作出（2018）川03民终9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0304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党明川、徐国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原告不作为（2017）川0304执恢82号的被执行人，即不作为何启彬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2.判令原告党明川不在5000000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原告徐国柱不在2000000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3.请求立即解除对原告党明川、徐国柱资产的查封；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7年10月1日收到了大安法院作出的（2017）川0304执异2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被裁定追加为（2017）川0304执恢8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裁定原告党明川在抽逃资金5000000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原告徐国柱在抽逃资金2000000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第一，二原告根本没有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富众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房地产开发，故公司成立后，为明确公司各股东责任，以便公司能尽快购买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于是公司将资金转入到股东二原告名下，以便股东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及时快速的寻求到房地产开发项目。由于公司刚成立，没有财务人员，财务制度不健全，公司的日常开支以及购买土地进行开发的支出均由股东自行直接与他方对接。荣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就是富众公司成立后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但是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开发经验不足，造成开支过大，资金紧张，二原告之间多次为此发生争吵，进而导致二原告无法继续进行合作，故于2014年1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了现在的股东龚福贵、龚某。富众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全部用于公司正常开支，以及荣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投入，在股权转让之后富众公司如何发展、经营，均已与二原告无关。新股东龚福贵在2014年1月20日为此还做出过申明，明确凡涉及到富众公司的一切纠纷均与二原告无关，由龚福贵、龚某自愿承担。如二原告有抽逃行为，龚福贵、龚某不会就此承接富众公司；第二，（2017）川0304执异2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无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追加被执行人应当满足的条件是“已查实开办单位有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行为”。但大安法院仅凭被告的一张申请书，并无其他足以证明抽逃注册资金行为的证据，就裁定追加二原告为该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太过牵强；作为执行机关，强制执行的依据应当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而该执行案所涉及的执行依据并未涉及到二原告的义务，大安法院并未详细调查二原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追加当事人的裁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三，该执行案所涉及的执行依据为《民事调解书》，其中称2013-2015年期间龚福贵先后三次向被告借款，同时富众公司为此进行担保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富众公司在2014年1月15日完成股权转让，由二原告变更为现在的股东龚福贵、龚某前并未向被告进行过担保，二原告与被告也并不认识，该调解书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原告对该执行案件所涉的借款毫不知情，对富众公司在2014年1月15日之后的行为也不清楚，也与二原告无关；二原告从未抽逃富众公司注册资金，不应承担责任。被告何启彬辩称，二原告在诉状中也自认了富众公司向其分别转入了共计10000000元的资金，其中原告党明川为8000000元、原告徐国柱为2000000元；富众公司的该10000000元资金是以“借款”的名义划付至二原告的银行账户的，且至今二原告均未返还富众公司。二原告的该行为就是股东抽逃公司注册资金的行为，应当在抽逃资金范围内对富众公司承担责任；二原告针对涉案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民事调解书》所提出的问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解决，不应在本案中提出。第三人龚福贵、富众公司陈述其意见：以法院审查为准。第三人杨君凤未向法庭提交答辩意见。原告党明川、徐国柱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荣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及其附件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及付款、完税票据四张（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富众公司于2011年11月在自贡市荣县购买旭阳镇东街社区光明路129号的一处城镇住宅用地，并付清了出让价款6312158元及税费255642.42元,富众公司共花费6568720.42元；2.荣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关于旭阳镇光明路棚户区总平面调整有关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一份、《房屋拆迁返还补偿协议》十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富众公司为了开发旭阳镇东街社区光明路129号地块，与当地65户居民签订了《房屋拆迁返还补偿协议》，其中协议明确约定了每一户的搬家补助费400元、过渡费500元/月（最长时间18个月）。富众公司在2011年-2013年期间支付65户搬家补助费及过渡费共计611000元；3.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自民二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且无法院公章）,拟证明富众公司为了开发旭阳镇东街社区光明路129号地块，与荣县金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筑施工合同》，富众公司在2011年-2014年期间已经先后向该建筑公司支付了14000000余元的工程进度款；4.李某出具的《证言》二页及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富众公司《工资表》（复印件）一份、《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两份,拟证明富众公司在2011年-2014年3月期间，开支的员工工资、房租、水电气费、物管费等达1095400元；5.经原告党明川向本院申请，向工行东电集团支行调取的富众公司银行账户的往来明细（2011年3月30日至2015年11月21日）一份,拟证明富众公司的银行流水情况。综合前述证据拟证明：截止二原告将富众公司股权全部转让时，即2014年1月，公司累计开支已远远超过了注册资本10000000元，仅仅四项开支就累计超过了20000000元。虽然公司对公账户上显示二原告从富众公司借款，但是所谓借款实际上是为了使股东能更好、更快的开展公司业务，股东并未实际借款，更未有所谓的抽逃出资行为，该注册资本最终均通过股东直接使用于富众公司的日常开支及工程项目;6.龚福贵出具的《申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富众公司转让情况。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均是龚福贵盖的章，并非党明川所盖，只能说明以富众公司的名义购买了土地；2.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看不出来有65户被拆迁安置户，也不能证明富众公司支付了多少费用，且所有的协议都是龚福贵签订的，并非二原告，不能证明是二原告支出的费用；3.对第3组证据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二原告抽逃公司注册资金后有予以补足的行为；4.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中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二原告没有抽逃行为；5.对第5组证据无异议，证明了二原告确实于富众公司通过验资后，于次日即将注册资金以借款名义抽逃；另，二原告举示的相关支出的证据，仅能证明富众公司的对外开支，而不能证明二原告不存在抽逃行为；6.证据6系复印件，请法庭予以核实，该申明系龚福贵单方面作出，对被告及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第三人龚福贵、富众公司对原告所举示的证据质证无异议，《申明》系其本人所写，以原件为准。被告何启彬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304民初1450号《民事调解书》及其补正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富众公司对龚福贵、杨君凤向被告返还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利息20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3.富众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二原告作为富众公司的出资人，各出资5000000元；4.富众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2011年3月29日）一张及《验资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二原告于2011年3月29日完成对富众公司的出资；5.富众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2011年3月30日至4月8日）一张，拟证明：二原告对已出资的资金以借款名义进行了抽逃，其中原告党明川抽逃了8000000元，原告徐国柱抽逃了2000000元；6.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0304执异2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执行法院已裁定将二原告追加为该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裁定原告党明川在抽逃资金5000000元范围内、原告徐国柱在抽逃资金2000000元范围内对被告承担责任；7.富众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原告党明川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富众公司与龚福贵、代某签订的《开发内部承包协议》（复印件）一份、富众公司向荣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荣县光明路129号地段棚改工程情况反映的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二原告抽逃出资后，并未再对富众公司注资；8.存放于（2018）川0304民初730号卷宗的谈话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龚福贵挂靠富众公司承担工程，该工程所有费用均由龚福贵支出，二原告未支出任何费用，二原告以借款之名行抽逃出资之实。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2.对第2组证据中，民事调解书确定涉案担保行为发生于2013年-2015年，但二原告对富众公司的股权转让发生于2014年，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与富众公司的新股东龚福贵存在串通行为；3.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二原告抽逃了出资；4.对第4组证据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5.对第5组证据中，被告以银行流水来证明二原告抽逃出资，是对法律的不理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抽逃出资行为不能只视一个银行流水来认定，是要在公司的利益未受损作为前提条件。二原告已经将该笔资金用于了公司开支，股东的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的利益；6.对第6组证据中，执行裁定书因二原告已提起本案诉讼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且该裁定的执行上和法律适用上均有瑕疵，其裁定依据也仅是法院查询的银行转账记录，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充分印证；7.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中委托书及承包协议并无原件；而情况报告应当是富众公司持有而非被告持有，更能证明被告与龚福贵有串通的嫌疑；8.第8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二原告抽逃出资的证明目的，二原告转让富众公司之时，富众公司资产已达20000000元。第三人龚福贵、富众公司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工程确实由龚福贵投入资金，二原告没有向工程投资。第三人龚福贵、杨君凤、富众公司未向法庭提供证据；第三人杨君凤对原、被告双方举示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述双方当事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对各方当事人相互质证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相互质证有异议的，在本院查明事实和分析说理中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二原告作为出资人，以拟分别出资2500000元、各占50%的出资比例，向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名称为“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5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了（川工商）名称预核内[2011]第000104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年1月10日，二原告向该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等文件材料，载明了二原告设立的富众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由二原告于2011年4月9日前认缴注册资本各2500000元。2011年1月12日,富众公司经核准登记成立。2011年3月29日，二原告作为富众公司的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富众公司的注册（实收）资本由5000000元增加到10000000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5000000元，分别由党明川以货币方式认缴2500000元，徐国柱以货币方式认缴2500000元，于2011年3月29日前缴足。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经营期限由三个月变更为永久……”等内容。同日，二原告按照该决议，将各自认缴的出资各5000000元划入了富众公司的银行账户(工行东电集团支行：440223*********7652)，并通过四川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富众公司进行了验资。2011年3月30日，富众公司以“借款”作为备注，通过其银行账户(工行东电集团支行：440223*********7652)，分别向原告党明川的银行账户划付了8000000元、向原告徐国柱的银行账户划付了2000020元。2011年11月14日，富众公司与荣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电子监管号为5103212011BXXXX6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了宗地编号为2011-14、位于荣县旭阳镇东街社区光明路129号、面积合10.3478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支付土地价款6312158元，税金255642.42元。随后，富众公司经荣县相关部门批准，开始在该宗地上进行“荣县旭阳镇光明路129号地段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的建设，并以拆迁人身份与土地上的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返还协议》。2014年1月7日，二原告分别与龚福贵、原告徐国柱与龚某，签订了《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党明川“将其持有的在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5000000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0%）”、原告徐国柱“将其持有的在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2000000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0%）”转让给龚福贵，原告徐国柱“将其持有的在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3000000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0%）”转让给龚某。同日，富众公司召开了内容为“股权转让”的股东会会议，并作出了《股东会决议》，载明了：“一、一致同意党明川将其在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00000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50%）转让给龚福贵。二、一致同意徐国柱将其在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0000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20%）转让给龚福贵。三、一致同意徐国柱将其在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00000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30%）转让给龚某。四、同意免去党明川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解聘党明川经理职务，免去徐国柱监事职务。五、一致选举龚福贵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一致选举龚某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务，一致选举龚福贵担任本公司经理职务。……”等主要内容，并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同年1月15日，富众公司依据前述《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向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相应的变更登记。另，龚福贵在受让股权以前，即挂靠富众公司经营，以富众公司名义受让荣县旭阳镇东街社区光明路129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开发该地段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相关项目资金均由龚福贵投入。龚福贵受让股权后共计支付二原告股权转让款500000元。现富众公司营业执照已吊销。2016年8月22日,本院受理何启彬诉龚福贵、杨君凤、富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同年11月1日作出（2016）川0304民初14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一、被告龚福贵、杨君凤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何启彬返还借款本金4000000元并支付利息2000000元；二、被告四川富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条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告何启彬放弃其他诉讼请求。……”等主要内容。前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期限逾期后，龚福贵、杨君凤、富众公司均未履行清偿义务，被告何启彬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案号为（2017）川0304执恢82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被告何启彬以抽逃公司注册资金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二原告作为该执行案的被执行人；经本院组成合议庭审查后，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了（2017）川0304执异2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党明川、徐国柱为本案被执行人。二、党明川在抽逃资金500万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三、徐国柱在抽逃资金200万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原告党明川、徐国柱不服此裁定，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党明川、徐国柱是否应对富众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应着重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富众公司是否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本院在执行中查明富众公司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即富众公司已无相应财产用于清偿债务，且富众公司已经吊销，无法继续经营挽回损失，二原告亦未举示证据证实富众公司尚有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存在，故富众公司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二、党明川、徐国柱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抽逃注册资本，是指公司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宣告成立以后，原缴纳出资的股东未经合法程序的情况下，私自撤走原依法投入公司的注册资本的行为。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和相关证据，二原告在成立富众公司以后，即以向富众公司“借款”的方式，将注册资本全部转移到二原告名下，事后二原告没有归还富众公司所谓的“借款”，也没有补足出资，更没有将转移到其名下的资金用于富众公司的项目经营；实际上，富众公司经营的项目资金均由龚福贵投入。二原告的行为构成通过虚构债权债权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侵犯了公司财产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之规定，二原告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成立。三、抽逃出资的二原告转让股权后是否仍应对富众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原告诉称，其在将富众公司股权转让给龚福贵时，富众公司的资产约为20000000元，而龚福贵本应支付相应对价而实际仅支付了500000元对价，即龚福贵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投入公司，公司的资产在二原告转让股权时是充盈的，二原告不应承担抽逃资金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二原告在抽逃公司注册资本以后即转让股权，二原告的出资义务并不因此而免除，虽然二原告陈述富众公司的资本已由龚福贵补足，但均不能构成对二原告法定出资义务的免除，故抽逃出资的二原告转让股权后仍应在抽逃出资限额内对富众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被告何启彬关于二原告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拟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党明川、徐国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原告党明川、徐国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萍审 判 员  刘 超人民陪审员  游凤仙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王**宇书 记 员  张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