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503民初1413号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关支行，住所地安阳市北关区人民大道145号。负责人：马连飞，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文，男，该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宇，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艳锋，男，197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天生，安阳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法律工作者。被告：熊东艳，女，196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被告：张春，男，198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北关区。被告：薛飞，男，197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天生，安阳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法律工作者。被告：李利，女，197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关支行（以下简称相州农商银行）与被告崔艳锋、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相州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文、刘鹏宇、被告崔艳锋、熊东艳、薛飞、李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相州农商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崔艳锋归还原告本金30万元及利息；2.依法判决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崔艳锋于2017年11月11日在原告处借款30万元，期限1年，利率9.81‰，用途百货商品，由被告薛飞、熊东艳、张春、李利担保，于2018年1月11日到期。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收，下欠本金30万元及利息至今未还。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崔艳锋辩称，一、本案中的金融借款及担保合同均是以欺诈手段签订，由原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崔艳锋的利益，依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据此，请驳回原告的诉请。《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第202条规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1.本案中，被告崔艳锋的30万元借款，不仅如此，还有三起已经在北关法院立案的金融贷款案，包括被告薛飞的20万元、熊东艳的30万元、张春的30万元，共计110万元，均是由一个叫苏宁，实际叫张振宁的人与原告的工作人员串通好，以隐瞒欺诈的手段，让本案中的所谓贷款人及担保人在四套空白的贷款合同上签了字，捺了手印。而涉案的5个人，在签字前，均是被张振宁轻描淡写的告知，自己做生意周转资金困难，想要贷一部分钱，需要担保一下，只要签个字就行，日后不用负什么责任的谎言而骗签的。签字时根本就未告知还有自己名下的几十万元贷款，而本案中的30万元贷款，包括其他三起案件共110万元的巨款，所有贷款人和担保人均未使用过一分钱，均是由张振宁直接取走。而且，2017年1月11日的合同，均是张振宁拿着空白合同，在2017年夏天分别找各个被告补签的，地址均不在原告的办公地。因此，这种由原告和案外人串通，以隐瞒欺诈的手段骗取的贷款及担保合同，直接侵犯了众被告的合法权益，依照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现在，众被告手中均有实际贷款人张振宁给众被告书写的证明，可证明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崔艳锋认为:本案中签订贷款及担保合同时，按照《合同法》第199条、202条及《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向所有贷款人及担保人说明情况，让被告崔艳锋为原告提供正常的财务状况等，并审查担保人有无代为清偿能力，但原告却以欺瞒的手段，只让被告崔艳锋签字而形成本案，根本未按法律规定履行告知义务，造成了众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就背上了巨额贷款和担保债务，这严重违背了众被告的真实意思。2.本案的合同签订有悖常理，按照正常情况，如果被告崔艳锋等需要贷款，应当先找到原告的工作人员，写出书面申请，提供贷款的用途和可以还款的财产状况，经原告审查符合放贷条件后，才能发放贷款，这些正常的手续，要求原告向法院提供出来。同时按照常理，被告崔艳锋需要贷款30万元，应当自己向银行即原告提供担保人。而被告崔艳锋提供的为自己贷款担保的人至少应当互相认识，有一定的亲属或朋友关系，并愿意为其贷款担保。但本案中，在被告崔艳锋签订贷款30万元，被告薛飞等4个担保人在签订本合同时，根本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关系，只是在收到法院的传票时，才知道有这么几个人一同和自己牵扯进了110万元巨额贷款的案件中，才分别找实际贷款人张振宁写证明。本案的30万元贷款，别说担保人，就连贷款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情，这还不算欺诈吗?3.原告仅提供了贷款及担保合同，没有证据证明30万元贷款发放给了被告崔艳锋，如果是正常的有效合同，原告应当履行对被告崔艳锋的放款义务，借贷关系才能成立。因此，被告崔艳锋要求原告提供已经放款给被告崔艳锋，被告崔艳锋已经实际取走该笔贷款的证据。4.原告提交的合同内容矛盾，证明有弄虚作假的欺诈行为。(1)贷款期间合同显示36个月至2020年1月，而借款借据表的期间为12个月；(2)借款用途，合同为装修材料，借款表格为百货商品，这充分证明其未经被告核实的虚假欺诈行为。二、本案中的借款及担保合同严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的规定，侵害了众被告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应当是原告办理贷款业务的准则，严格遵守。该通则第4条规定:借款人与贷款人的借贷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关于“贷款程序”，在通则的第25条至29条，分别对贷款申请，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直到签订借款合同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原告与被告所签合同却隐瞒着被告没有履行这些正常的程序。第23条:贷款人的义务:（一）应当公布所经营的贷款种类、期限和利率，并向借款人提供咨询；（二）应当公开贷款审查的资信内容和发放贷款的条件；（三）贷款人应当审议借款人的申请……；（四）应当对借款人的债务、财务、生产、经营情况保密，但对依法查询的除外。本案所谓的合同，只是让被告在所给合同上签了字，其它情况一无所知。这种以欺瞒的手段让被告签订的贷款合同，严重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被告崔艳锋认为，本案包括其他三起案件共110万元的贷款合同均是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原告没有按正常贷款办理手续，更没有履行对被告签字后的法律后果的告知义务，是一种以欺诈手段违背众被告的真实意思、侵害众被告利益的无效合同。请求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驳回原告的诉请。三、本起四起贷款案中存在以下共同特点。1.2017年根本没有发放过贷款：来源：均来自2013年5月22日的同一天的四笔贷款；2.而5个被告，除张春是2017年接郝建立2016年5月13日的30万元贷款外，其中，熊东艳、薛飞、崔艳峰、郝建立四笔均是2013年4月19日通过张振宁通知到原告单位在一套空白手续上签了字，而2013年5月20日董毅伟在空白手续上签的字，2013年5月22日上述人员根本未再去过原告银行。也没有在5月22日收到过原告的所诉贷款，原告也没有相应证据。3.从2013年4月19日提前让被告在空白手续上签字，到时隔一个多月后，原告单位在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上盖章捺印，这种未发生而且不同时间签订的贷款及担保合同，根本无效，而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众被告在2013年5月22日得到了原告的贷款。4.上述四起110万元的贷款合同均是以不同时期签订的带有欺诈性的，违背众被告真实意思，侵害众被告合法权益，依照合同法第52条应当认定为无效的贷款及担保合同，所涉贷款，应当由实际操作和使用贷款人张振宁负责偿还。四、四起贷款担保案，均存在违法违规违反贷款发放程序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责令原告的工作人员和实际使用贷款人共同承担责任，众被告不应承担责任。1.四笔贷款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3、第4条的规定，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2.四笔贷款均缺少许多必须的手续和材料。（1）按照《贷款通则》第六章：贷款程序的要求，第25条：借款人需要贷款，应向银行申请，并提供①借款人及保证人基本情况。②上年度财务报告，前一期财务报告等。这些必须材料本案中全没有，而且在办理贷款时，借款人和担保人根本不认识，何来提供基本情况。③没有必须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2）第26条：没有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资料。（3）第27条：没有对众被告进行合法性、安全性及风险度的仔细调查。（4）第28条：没有依法实行审贷分离制度，本案的贷款纯粹是关系贷款，暗箱操作。（5）第30条：没有按规定将贷款真正发放到贷款人手中。上述原告应当提供的本案中的贷款手续中的必备手续和资料，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供，充分证实了所诉贷款在办理中违反法定程序的违法行为。正因为原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程序，缺乏必备材料，才导致让案外人钻了空子，使众被告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无辜背上了巨额贷款的黑锅。五、如果严格按照贷款通则的程序发放，本案中众被告提供的材料根本不符合贷款的条件。通则第24条明确：（二）贷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对其发放贷款。（1）不具备本通则第4条、第17条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的……；而第17条的规定，对于众被告来说，在原告没有任何调查了解的情况下，根本不符合贷款条件。六、原告其它证据方面的矛盾。1.2013年4月19日距2013年5月20日一个多月的时间，提前签的空白合同对原告无效。2.利息计算的矛盾。综上，本案中的贷款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思，签订的合同时间不一致，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而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实际已将贷款发放给了被告。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由于原告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依据材料查询到安阳鼎丰酒水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张振宁，该公司在原告处拥有222.2万元的股权。张振宁和原告存在利害的关系，涉案贷款是张振宁一人操作，款项也是张振宁使用。本案贷款存在重大违法嫌疑，并且款项也没有对崔艳锋进行实际给付。被告张春未作答辩。被告薛飞辩称，一、本案中的金融借款及担保合同均是以欺诈手段签订，由原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薛飞的利益，依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据此，请驳回原告的诉请。而关于担保人的资格，《担保法》第7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关于保证责任《担保法》第30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的。1.本案中，被告崔艳锋的30万元借款，不仅如此，还有三起已经在北关法院立案的金融贷款案，包括被告薛飞的20万元、熊东艳的30万元、张春的30万元，共计110万元，均是由一个叫苏宁，实际叫张振宁的人与原告的工作人员串通好，以隐瞒欺诈的手段，让本案中的所谓贷款人及担保人在四套空白的贷款合同上签了字，捺了手印。而涉案的5个人，在签字前，均是被张振宁轻描淡写的告知，自己做生意周转资金困难，想要贷一部分钱，需要担保一下，只要签个字就行，日后不用负什么责任的谎言而骗签的。签字时根本就未告知还有自己名下的几十万元贷款，而本案中的30万元贷款，包括其他三起案件共110万元的巨款，所有贷款人和担保人均未使用过一分钱，均是由张振宁直接取走。而且，2017年1月11日的合同，均是张振宁拿着空白合同，在2017年夏天分别找各个被告补签的，地址均不在原告的办公地。因此，这种由原告和案外人串通，以隐瞒欺诈的手段骗取的贷款及担保合同，直接侵犯了众被告的合法权益，依照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依据担保法等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现在，众被告手中均有实际贷款人张振宁给众被告书写的证明，可证明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薛飞认为:本案中签订贷款合同时，按照《合同法》第199条、202条及《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向所有贷款人及担保人说明情况，让被告薛飞为原告提供正常的财务状况等，并审查担保人有无代为清偿能力，但原告却以欺瞒的手段，只让被告薛飞签字而形成本案，根本未按法律规定履行告知义务，造成了众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就背上了巨额贷款和担保债务，这严重违背了众被告的真实意思。2.本案的合同签订有悖常理，按照正常情况，如果被告崔艳锋等需要贷款，应当先找到原告的工作人员，写出书面申请，提供贷款的用途和可以还款的财产状况，经原告审查符合放贷条件后，才能发放贷款，这些正常的手续，要求原告向法院提供出来。同时按照常理，被告崔艳锋需要贷款30万元，应当自己向银行即原告提供担保人。而被告崔艳锋提供的为自己贷款担保的人至少应当互相认识，有一定的亲属或朋友关系，并愿意为其贷款担保。但本案中，在被告崔艳锋签订贷款30万元，被告薛飞等4个担保人在签订本合同时，根本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关系，只是在收到法院的传票时，才知道有这么几个人一同和自己牵扯进了110万元巨额贷款的案件中，才分别找实际贷款人张振宁写证明。最高法院《担保法》问题的解释第40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处理。本案的30万元贷款，别说担保人，就连贷款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情，这还不算欺诈吗?3.原告仅提供了贷款及担保合同，没有证据证明30万元贷款发放给了被告崔艳锋，如果是正常的有效合同，原告应当履行对被告崔艳锋的放款义务，借贷关系才能成立。因此，被告薛飞要求原告提供已经放款给被告崔艳锋，被告崔艳锋已经实际取走该笔贷款的证据。4.原告提交的合同内容矛盾，证明有弄虚作假的欺诈行为。(1)贷款期间合同显示36个月至2020年1月，而借款借据表的期间为12个月；(2)借款用途，合同为装修材料，借款表格为百货商品，这充分证明其未经被告核实的虚假欺诈行为。二、本案中的借款及担保合同严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的规定，侵害了众被告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应当是原告办理贷款业务的准则，严格遵守。该通则第4条规定:借款人与贷款人的借贷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关于“贷款程序”，在通则的第25条至29条，分别对贷款申请，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直到签订借款合同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原告与被告所签合同却隐瞒着被告没有履行这些正常的程序。第23条:贷款人的义务:（一）应当公布所经营的贷款种类、期限和利率，并向借款人提供咨询；（二）应当公开贷款审查的资信内容和发放贷款的条件；（三）贷款人应当审议借款人的申请……；（四）应当对借款人的债务、财务、生产、经营情况保密，但对依法查询的除外。本案所谓的合同，只是让被告在所给合同上签了字，其它情况一无所知。这种以欺瞒的手段让被告签订的贷款担保合同，严重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被告薛飞认为，本案包括其他三起案件共110万元的贷款合同均是以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原告没有按正常贷款办理手续，更没有履行对被告签字后的法律后果的告知义务，是一种以欺诈手段违背众被告的真实意思、侵害众被告利益的无效合同。请求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驳回原告的诉请。三、本起四起贷款案中存在以下共同特点。1.2017年根本没有发放过贷款：来源：均来自2013年5月22日的同一天的四笔贷款；2.而5个被告，除张春是2017年接郝建立2016年5月13日的30万元贷款外，其中，熊东艳、薛飞、崔艳峰、郝建立四笔均是2013年4月19日通过张振宁通知到原告单位在一套空白手续上签了字，而2013年5月20日董毅伟在空白手续上签的字，2013年5月22日上述人员根本未再去过原告银行。也没有在5月22日收到过原告的所诉贷款，原告也没有相应证据。3.从2013年4月19日提前让被告在空白手续上签字，到时隔一个多月后，原告单位在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上盖章捺印，这种未发生而且不同时间签订的贷款担保合同，根本无效，而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众被告在2013年5月22日得到了原告的贷款。4.上述四起110万元的贷款合同均是以不同时期签订的带有欺诈性的，违背众被告真实意思，侵害众被告合法权益，依照合同法第52条应当认定为无效的贷款担保合同，所涉贷款，应当由实际操作和使用贷款人张振宁负责偿还。四、四起贷款担保案，均存在违法违规违反贷款发放程序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责令原告的工作人员和实际使用贷款人共同承担责任，众被告不应承担责任。1.四笔贷款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3、第4条的规定，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2.四笔贷款均缺少许多必须的手续和材料。（1）按照《贷款通则》第六章：贷款程序的要求，第25条：借款人需要贷款，应向银行申请，并提供①借款人及保证人基本情况。②上年度财务报告，前一期财务报告等。这些必须材料本案中全没有，而且在办理贷款时，借款人和担保人根本不认识，何来提供基本情况。③没有必须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2）第26条：没有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资料。（3）第27条：没有对众被告进行合法性、安全性及风险度的仔细调查。（4）第28条：没有依法实行审贷分离制度，本案的贷款纯粹是关系贷款，暗箱操作。（5）第30条：没有按规定将贷款真正发放到贷款人手中。上述原告应当提供的本案中的贷款手续中的必备手续和资料，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供，充分证实了所诉贷款在办理中违反法定程序的违法行为。正因为原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程序，缺乏必备材料，才导致让案外人钻了空子，使众被告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无辜背上了巨额贷款的黑锅。五、如果严格按照贷款通则的程序发放，本案中众被告提供的材料根本不符合贷款的条件。通则第24条明确：（二）贷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对其发放贷款。（1）不具备本通则第4条、第17条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的……；而第17条的规定，对于众被告来说，在原告没有任何调查了解的情况下，根本不符合贷款条件。六、原告其它证据方面的矛盾。1.2013年4月19日距2013年5月20日一个多月的时间，提前签的空白合同对原告无效。2.利息计算的矛盾。3、薛飞的流水单在2017年没有任何记录。综上，本案中的贷款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思，签订的合同时间不一致，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而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实际已将贷款发放给了被告。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被告熊东艳辩称，同被告薛飞意见。被告李利辩称，被告李利跟张振宁是同学，张振宁拿着空白合同到被告李利单位找被告李利签字，其他贷款的事情都不知道。为什么2013年、2016年合同上都有被告李利的签字，被告李利的征信是2017年开始，与个人征信不相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崔艳锋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从2017年1月11日至2020年1月6日期间内连续借款，连续借款累计最高未清偿借款余额不超过30万元；借款用途为装修材料，还款来源为经营收入及家庭收入；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2020年1月6日，实际借款起始日期以贷款实际发放为准；贷款利率为固定浮动利率，按月结息，逾期贷款罚息按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同日，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与原告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对债务人授信的累计未清偿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最高不能超过30万元；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日，原告向被告崔艳锋发放借款30万元，用途为百货商品，期限为12个月，起止日期为2017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11日，利率为9.81‰。同日，被告崔艳锋将30万元借款取走。截止2019年5月13日，被告崔艳锋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2017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11日的利息35806.5元，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5月13日的逾期贷款利息71662.05元，尚欠利息共计107468.55元。另查明，2017年3月14日，安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官庙信用社更名为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关支行。张振宁（别名苏宁）系安阳市鼎丰酒水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在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222.2万股的股权。张振宁为被告崔艳锋、薛飞出具证明，证明案涉贷款是张振宁使用，与被告崔艳锋、薛飞无关。2013年5月22日，原告与被告崔艳锋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贷款期限为2013年5月22日至2016年5月21日。同日，郝建立、董毅伟、被告熊东艳、薛飞与原告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日，原告向被告崔艳锋发放借款30万元。2014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崔艳锋发放借款30万元。2015年5月26日，原告向被告崔艳锋发放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5月26日至2016年5月13日。2017年1月10日，被告崔艳锋将30万元借款及利息还清。上述事实，有原告相州农商银行提供的2017年1月11日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借据、金燕快贷通合同通知书、金燕快贷通柜面用信、个人现金支取凭条、2019年5月13日的贷款利息计算说明、机构变更信息、2017年1月1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被告崔艳锋提供的网上查询的北关法院执行案件的执行材料、张振宁为崔艳锋出具的证明、崔艳锋个人信用报告，被告薛飞提供的张振宁为薛飞出具的证明、薛飞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2014）北民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李利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3年5月22日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借据、存款凭条、2014年5月23日的借款借据、2015年5月26日的借款借据、金燕快贷通合同通知书、金燕快贷通柜面用信，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崔艳锋签订的借款合同，与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2.该借款是否属于借新还旧，是否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3.原告是否履行了出借贷款的义务，是否构成违约；4.被告崔艳锋是否违约，是否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5.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分别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原告与被告崔艳锋签订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与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崔艳锋、熊东艳、薛飞、李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在空白的合同上签名，即使其确系在空白合同上签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签署的系借款合同或保证合同的情况下仍在空白合同上签名，应当知晓在空白合同上签名的法律后果，故被告崔艳锋、熊东艳、薛飞、李利提出的该项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应严格审查属于内部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也不影响其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合同的效力。《贷款通则》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银行内部规定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原告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也不影响其与被告崔艳锋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和与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至于借款人与保证人之间在签订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时是否认识，借款合同与借款借据上的借款用途不一致，保证人有无代为清偿能力，均不是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被告崔艳锋、薛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且损害国家利益，也不能证明原告与张振宁恶意串通损害了被告崔艳锋、熊东艳、薛飞利益，故对被告崔艳锋、熊东艳、薛飞提出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借新还旧问题。所谓借新还旧，应当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旧的贷款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再次签订贷款合同，以新贷出的款项清偿部分或者全部旧的贷款。2017年1月1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显示:2017年1月10日，被告崔艳锋已将2015年5月26日贷原告的30万元借款及利息还清。而本案借款发生在2017年1月11日，不属于借新还旧。关于原告是否履行了出借贷款的义务，是否构成违约问题。2017年1月11日，原告向被告崔艳锋发放借款30万元。同日，被告崔艳锋将30万元借款取走。原告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不存在违约。关于被告崔艳锋是否违约，是否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问题。被告崔艳锋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崔艳锋辩称自己从未收到过原告发放的任何贷款，实际用款人和还款人均是张振宁，张振宁系安阳市鼎丰酒水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在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222.2万股的股权。但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上均是由被告崔艳锋本人签字确认，其将贷出的款项交付何人使用，由何人偿还借款，均不影响其作为借款人承担民事责任，其可以向实际用款人追偿。至于张振宁的身份，不能作为被告崔艳锋免除偿还借款责任的根据。故被告崔艳锋的该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截止2019年5月13日，被告崔艳锋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利息107468.55元。被告崔艳锋应当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2019年5月14日后的利息、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关于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分别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未按保证合同约定履行保证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崔艳锋追偿。如果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认为自己被他人诈骗，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崔艳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关支行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罚息107468.55元（利息、罚息计算至2019年5月13日，从2019年5月14日起的利息、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二、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崔艳锋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崔艳锋负担，被告熊东艳、张春、薛飞、李利对此也承担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振平人民陪审员  贾玉晶人民陪审员  张志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王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