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3行初17号 原告宋怀兰，女，193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代理人王立君，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系原告宋怀兰之子。 委托代理人王世峰，北京渊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政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学刚，区长。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高新镇，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田学锋，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涛，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公园北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宋守孝，镇长。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刘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郭强，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于营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0303787180032F，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于营村。 法定代表人于修武，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立强，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怀兰因要求确认被告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店区政府）、被告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房镇镇政府）、第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于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于营村村委会）不履行《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9年1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怀兰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君、王世峰，被告张店区政府的负责人高新镇及委托代理人田学锋、王涛，被告房镇镇政府的负责人刘俊及委托代理人郭强、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怀兰诉称：原告与丈夫王希祥是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于营村村民，在本村拥有合法住宅一处，2009年5月28日，二被告及第三人将共同制订的《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公布于全村，实施旧村改造，原告按照该《实施方案》的要求及被告和第三人的游说将自己的合法住宅全部拆除，以表示拥护政府的决定。据此，被告和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了带头拆迁奖励1800元整，搬迁补助费600元整，此后又分2次向原告支付拆迁临时安置费3120元、7320元。根据《实施方案》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将自己的住宅拆除，应分配到新建房屋2套，分别为122㎡、81㎡各一套。至2013年新村楼房建成分配房屋时，新当选的村委会负责人以原告没有与负责拆迁时的村委会签订书面《拆迁还房协议》为由不给原告分房，致使原告居无定所。原告认为：1、张店区政府作为征地的实施主体应当对于原告的安置补偿（分房）及支付租赁费（临时安置费）负责。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十二）强化市县政府征地实施主体职责。依照法律规定，市县政府是征地组织实施的主体，对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拆迁补偿安置、补偿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组织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等负总责。本案中，二被告及第三人名为旧村改造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为征收于营村的集体土地，将土地作为储备土地使用（详见《实施方案》第一条：于营村原旧村占地360亩，旧村改造后将腾空的236亩土地进行储备）。二被告作为上述土地的征收实施主体应当对于原告作为被拆迁户的安置负责。2、根据《实施方案》，二被告及第三人应当共同作为责任主体对于原告的安置补偿（分房）负责。二被告及第三人是上述《实施方案》的制定及公布主体，应当对于《实施方案》的具体落实负责。淄博市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区新农办）作为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所属的一个内设机构，在没有法律规定其可以作为独立主体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的情况下，其对外所作出的相关行为应当由张店区政府承担和负责。3、二被告及第三人应按照《实施方案》的规定向原告进行兑换新房，且应向原告支付截止交付新房之日止的租赁费（临时安置费）。原告作为具有独立宅基地（院落）和房屋的居民，当时未与原告签订书面《拆迁还房协议》不是原告的原因，而是二被告和第三人工作上的错误，原告是基于《实施方案》及被告和第三人的游说将房屋拆除，并获得奖励、搬迁补助费及拆迁临时安置费的。原告是否应分得新建房屋应按照原告是否符合《实施方案》所规定的分房条件确定，原告具有与其他分得房屋的村民一样完全符合《实施方案》所规定的分房条件（独立宅基地院落和地上房屋、独立的户籍【王希祥和宋怀兰具有单独的户口】），原告应当与其他分得房屋的村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与补偿。对于拆迁安置问题，二被告和第三人应当遵循程序合法、公正、公平结果公开的基本原则。被告不给原告分房毫无正当理由，也没有合法根据。原告及其丈夫在与被告及第三人多次交涉无果，原告丈夫王希祥于2017年7月28日离世。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二被告及第三人不予向原告履行《实施方案》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及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不履行《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宋怀兰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一份，证明二被告及第三人基于征收房屋共同制定了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二被告及第三人应按照实施方案的规定向原告进行相关补偿，包括向原告分配房屋两套，分别为122㎡、81㎡，同时应向原告支付租赁费即临时安置费直至向原告交付房屋为止。证据二、房镇镇政府《关于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截止2018年12月，原告一直向有关被告主张还房，被告房镇镇政府建议原告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证据三、征收房屋时任第三人党支部书记的周庆水出具的关于村民王希祥、宋怀兰夫妇旧村改造还房问题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是拆迁户之一，符合分房条件，未签分房协议是因协助处理房屋征收工作的第三人的失误。证据四、村民王立家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及其丈夫具有独立的宅基地使用证和户口本。原件已交付村委会保管。证据五、原告房屋照片，证明原告具有独立的宅基地和房屋。证据六、户口本及原告之夫王希祥的死亡证明，证明原告具有独立的户口。证据七、于营村旧村改造房屋租赁费发放明细表一份，证明原告基于房屋征收获得了租赁费即临时安置费。证据八、拆迁奖励搬迁补助费和租赁费明细表。证明原告基于房屋征收获得了拆迁奖励搬迁补助费和租赁费。证据九、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张店分局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证明二被告及第三人对于原告位于于营村房屋实施的是房屋征收行为，并且是先占后批的违法征收行为。证据十、2009年6月6日，王希祥和王立君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移交于营村村委会的收据一份，证明原告之子王立君和原告之夫王希祥分别具有独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 被告张店区政府答辩称，一、我机关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作为行政诉讼案件，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1、我机关没有参与制定和实施《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该方案落款签章单位淄博市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不能等同于我机关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该机构独立行使职能，以我机关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市县政府系征地实施主体，我机关作为市辖区政府不具有征收土地主体资格，原告以土地征收补偿纠纷为由，要求我机关承担土地征收安置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机关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本案系旧村改造中房屋拆迁安置待遇争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自治事项，不属于集体土地、房屋行政征收补偿事项，原告的起诉缺乏行政征收行为的事实依据。综上，原告的行政起诉缺乏行政行为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机关的起诉。 被告张店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方案》，证明该方案制定主体为于营村村委会，原告所主张的旧村改造还房系村民自治事项。证据二、2011年2月24日制定的《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证明于营村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旧村改造方案系村民自治事项。该方案最后落款单位没有被告张店区政府，张店区新农办独立行使职能，不能视同被告张店区政府行使职能，被告张店区政府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证明被告张店区政府作为市辖区政府不具有征收土地主体资格。 被告房镇镇政府答辩称：《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不是我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理范围。一、《实施方案》是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作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决事项。我机关对包括旧村改造等农村集体经济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不享有决定、支配、管理等行政职权。二、我机关以及“淄博市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在《实施方案》上的盖章仅是证明《实施方案》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不能依此认定《实施方案》制定、实施的责任主体是我机关。三、旧村改造与土地征收是两种性质的法律行为，原告称于营村实施旧村改造工程即为政府征收土地行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我机关的起诉。 被告房镇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张店区政府关于同意房镇镇于营村等九村实施农村住房建设的批复，证明第三人实施旧村改造符合政府农村住房建设政策。证据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份。证据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份。证据二、三证明于营村的旧村改造，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取得了政府的规划许可。证据四、《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方案》。证据五、《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证据四、五证明于营村村民代表会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村重大事项通过了旧村改造方案。以上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均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属于村集体组织自决事项，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是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因此本案涉及的旧村改造方案的实施不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证据六、拆迁还房协议书一份，证明土地使用权人王立军即原告宋怀兰之子与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于2009年6月30日签订的同意拆迁还房的协议。证据七、土地使用证一份，证明拆迁还房的宅基地是王立军持有的原土地使用权证明。证据八、选房确认书一份，即王立军之妻孙传英选房的确认证明。证据六、七、八证实涉案宅基地土地登记人是王立军，而且已经从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处取得了安置还房。证据九、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5）张民初第116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据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民终185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十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再344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九、十、十一证明原告宋怀兰的配偶王希祥与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之间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属于于营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事项。 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述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的诉求已经张店区人民法院、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予以驳回。 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未提交证据。 本院依法于2019年5月31日对制定《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时任于营村村委会主任的李行忠和现任于营村村委会主任于修武进行了调查，形成了二份调查笔录。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宋怀兰提供的证据，被告张店区政府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二被告及第三人给予征收房屋共同制定了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证据三、证据四均是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未到庭作证，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五有异议，照片没有制作人、制作时间，也没有相对参照物，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六无异议。对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该复印件没有注明来源和出处，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也不能证明这些租赁费等费用发放人系被告张店区政府和房镇镇政府。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没有注明来源与出处，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张店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书和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均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也不能证明争议的土地与张店区政府法定职能有关。对证据十，仅能证明与王立君有关，不能证明与原告宋怀兰有关，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原告宋怀兰提供的证据，被告房镇镇政府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证明系两被告共同制定实施方案没有依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而且该证据也明确说明系村集体自治问题，应由司法程序解决。对证据三、证据四有异议。证明人应作为证人出具证明出庭作证违法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对证据五不能确认照片内容的真实性。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七、证据八，由于被告房镇镇政府不是相关的费用的具体实施人，对其真实性以及来源合法性无法进行确认。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内容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证据九中的内容不能具体认定为本案争议宅基地而且相关附件的土地征收主体是淄博市人民政府，而不是两被告。因此以上证据不能支持原告的主张。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法明确，即使是真实的也对原告所要证实的王希祥具有独立的宅基地使用证没有证明力。 对原告宋怀兰提供的证据，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还房实施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证据三、证据四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五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具有独立的宅基地。对证据七、证据八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便是真实的也属于村集体内部事务。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于营村的旧村改造在2013年已经完成，而土地征收是在2015年，与原告无任何关联性。对证据十即使是真实的也对原告所要证实的王希祥具有独立的宅基地使用证没有证明力。 对被告张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宋怀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其不是原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鉴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所以对张店区政府主张非本案的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但对被告张店区政府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证据证明淄博市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对张店区政府提供的相关法律依据，认为由于张店区属于县一级政府且拥有县级政府的相关权力，故以此否认张店区政府非本案的主体的理由不予认可。 对被告张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房镇镇政府、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均无异议。 对被告房镇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宋怀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原告所获得的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表明原告房屋是被告张店区政府征收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的行政行为，故被告房镇镇政府以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房镇镇、于营村九村实施农村住房建设的批复，作为其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该证据无法说明被告房镇镇政府不具有主体资格。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六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书是王立军和村委会所签署，王立军只能代表其本人就其所有房屋征收签订还房协议，由于原告及其丈夫并未授权其子王立军对外签订合同或处分其自有房屋。因此，并不能证明二被告及第三人已经向原告履行了还房义务和支付租赁费的义务。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该宅基地是王立军自有的而并非王希祥所有的宅基地证，王希祥的宅基地证已经根据安置方案交到村委会。对证据八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王立军自有房屋拆迁所获得的补偿而并非原告已经获得了相应的房屋补偿。对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原告一直未获得相应的安置补偿，所以才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于营村村委会向其分配房屋。当时之所以选择民事诉讼，是基于认知错误，但并不能否认二被告及第三人在本案中的相应主体资格。 对被告房镇镇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张店区政府，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均无异议。 对本院依法于2019年5月31日对制定《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时任于营村村委会主任的李行忠和现任于营村村委会主任于修武进行了调查，形成了二份调查笔录。原告宋怀兰质证认为，该二份调查笔录不能否认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在本案中的主体地位。被告张店区政府对该二份调查笔录无异议。被告房镇镇政府对该二份调查笔录无异议。补充认为，其在《实施方案》上加盖房镇镇政府印章是管理性的登记，而非效力性的登记，该方案是于营村村委会经过民主议事程序依法作出，房镇镇政府加盖公章并不影响该《实施方案》的效力。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宋怀兰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六、证据九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九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有效，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9年，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于营村实施旧村改造，在本村建设楼房，于营村实施农村住房建设得到了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的批复以及规划部门的规划和用地许可。在《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载明：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和法律法规，本着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经村两委反复商讨，研究，并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同意率达到98%，特制定旧村改造方案。该《实施方案》规定：……二、按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经测量核定土地面积，确认无误后，村委与拆迁户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兑换协议。……五、旧村拆迁：村委与拆迁户签订拆迁协议后，旧房归村民，由村民自主拆迁，材料归村民，旧房土地使用证交村委归档保管。拆迁费房租费：签订正式合同自旧房拆除验收合格之日起由村委补每户村民拆迁费3000元，租赁费每户每月360元，直至交房分钥匙为止。……八、本方案由村委负责实施。九、本方案如有补充变动，经村两委研究，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变更生效。十、本方案自2009年5月28日起实施。该《实施方案》加盖了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的印章，另行加盖了被告房镇镇政府的印章，再另行加盖了淄博市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的印章。2009年6月30日，第三人于营村村委会与原告宋怀兰之子，亦即本案原告宋怀兰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君签订了改造拆迁还房协议书，该还房协议书已经得到履行。 后，本案原告宋怀兰之夫王希祥以于营村村委会为被告向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诉称：原告王希祥是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于营村村民，在该村有住房一套，2009年7月26日因旧村改造被拆迁，当时达成口头协议，后于营村村委会未还房给原告王希祥，并拖欠房租费，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于营村村委会支付租房费等。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争议实为在于营村旧村改造过程中形成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旧村改造过程中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并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不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畴；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协议的履行起诉的，人民法院才作为民事诉讼案件予以受理。经查，原被告就原告所诉涉案老宅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告起诉的依据仅为其根据被告先期向原告发放搬家费、租房费等行为进行的推断，在双方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下，被告前述行为的性质及依据并不明确，不能认定原被告之间已就拆迁安置补偿问题达成了协议，涉案争议并不具备民事诉讼立案受理的条件。另本案原告是否具备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待遇的资格属于于营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范畴，法院无管辖权。据此，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遂作出（2015）张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原告王希祥的起诉。后，王希祥向本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提出上诉和申请再审，本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6）鲁03民终1852号民事裁定和（2018）鲁民再344号民事裁定，均维持了张店区人民法院（2015）张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裁定。 本院对制定《实施方案》时任于营村村委会主任的李行忠和现任于营村村委会主任于修武进行了调查，两人均称该《实施方案》是于营村村委会自行制定、实施的，与张店区政府、房镇镇政府均没有关系。 另查明，原告宋怀兰之子，亦即本案宋怀兰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君惯用名为王立军。 再查明，淄博市人民政府在2015年曾对于营村会部分土地进行了征收。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及相应的事实根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初步证明所诉的被告行政机关实施了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从本案所涉《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还房实施方案》来看：方案明确表明系经于营村村两委反复商讨，研究，并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在同意率达到98%上制定的。方案由村委负责实施。方案如有补充变动，经村两委研究，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变更生效。从原告宋怀兰之子王立君与于营村村委会签订并已经履行的改造拆迁还房协议书来看，协议订立和履行的双方也是于营村村委会和村民王立君。综合上述两份证据和其他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系《还房实施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主体，尽管被告房镇镇政府与淄博市张店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在《还房实施方案》上加盖了公章，但在有关文件、方案上加盖公章，并不完全意味加盖公章的单位即是该文件、方案的制定、实施单位，也可以表现为对文件、方案的批复或备案等。依据现有证据，本院只能认定《还房实施方案》的方案制定和具体实施主体均系第三人于家村村委会，村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的行为，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亦无权对此类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原告宋怀兰要求确认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不履行《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的行政行为违法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宋怀兰主张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作为于营村土地的征收实施主体应当对于原告作为被拆迁户的安置负责，本案《房镇镇于营村旧村改造实施方案》制定和实施时，原告宋怀兰主张的涉及于营村土地征收尚未实施，且该征收行为也非被告张店区政府、被告房镇镇政府所实施。因此，对原告宋怀兰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告宋怀兰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宋怀兰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房 鹏 审 判 员  卢长普 人民陪审员  李新莉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王敬波 书记员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