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1民初5401号原告：刘家庆,男，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现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艳，天津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彦，天津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未出庭）被告:刘国栋，男，193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现住天津市北辰区。（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淑英，女，1933年3月10日出生（户籍登记为：），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淑琴,女，193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长浩,男,193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未出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淑云,女,1940年9月1日出生，（户籍登记为：）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春燕，女，198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现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鹏征（夫妻关系），男，1986年5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现住天津市河东区。原告刘家庆与被告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经（2019）津0101民初540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家庆及其委托代理人诉讼吴红艳、纪彦，被告王淑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被告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作出（2019）津0101民初5401号、（2019）津0101民初540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依法对五被告财产进行诉讼保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家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6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案外人李千钧于1953年10月20日将其名下天津市和平区陕西××里××号3楼301、302室2间房屋（原为里外间）卖给五被告之母徐惠贞。1972年8月6日,原告之父刘起明（1998年去世）从徐惠贞手中购买了XX里2号XX房屋一间，但因文革期间无法办理过户,双方签订了《买卖房产协议书》,明确约定“在政府给予办理过户手续时,甲乙双方同去按规定办理。”协议签订后,刘起明按约定支付了全部购房款440元，同时进行了房屋交付,刘起明一家正式入住,居住至今。1983年3月24日，房管局告知可以申请办理产权移转登记,原告多次寻找徐惠贞,徐家人故意不配合,长时间联系不上，导致相关手续不够完备,刘起明未能办理产权变更。2019年6月原告发现房屋被撬,立即报警,后得知房屋已被售与他人。原告在和平法院对徐惠贞提起诉讼,在诉讼中得知,徐惠贞已在1982年去世。五被告于2002年以虚构事实骗取房产证。2019年6月14日,五被告将302房屋卖给第三人张春燕,于2019年6月18日完成过户。鉴于原告之父刘起明通过购买房屋而取得合法所有权,五被告为无权处分。综上所述,依据《物权法》106条之规定,原告作为刘起明的唯一继承人有权要求五被告将无权处分所得款项1630000赔偿给原告,并就该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原告就赔偿事宜与被告协商未果,故来院起诉,请法院维护原告合法权利,判如所请。为查明相关事实，原告申请追加张春燕为第三人，原告对第三人无具体诉讼请求。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证据如下：1.户口册、居民死亡证明及独生子女证。证明刘起明已经过世，本案原告系刘起明唯一合法继承人。2.徐惠贞与刘起明签订的《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讼争房屋于1972年8月6日由原所有权人徐惠贞卖与原告之父刘起明，并已经收取全部售房款。3.李千钧与徐惠贞《买卖房地产合同》一份。证明徐惠贞取得房屋所有权过程及其出售该房屋合法性，鉴于当时政策无法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因此在徐惠贞将房屋出售给刘起明时候将原始《买卖房地产合同》原件交给刘起明。4.天津市居民房地产税缴款书。证明购房后，原告支付缴纳了相关税金，因当时无法办理所有权人变更，缴款人仍显示徐惠贞，但因原告为实际缴款人，交款书原件保存在原告处。5.房屋大修费收款收据。证明1984年刘起明交纳了讼争房屋大修费，票据原件中有刘起明的记载且保存在刘起明处。6.李千钧之子李灏珑和刘起明于1988年向和平区私房管理教育所提交的申请书一份。证明讼争房屋流转情况，以及未能办理产权变更情况。7.水电、煤气费等交费凭证9张。证明原告及其父母一直居住、使用讼争房屋。8.《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书》。证明五被告将房屋出售给本案第三人张春燕。9.律师向证人张某1的询问笔录一份及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证明讼争房屋买卖过程及原告之父系讼争房屋所有权人。10.1998年1月5日被告在天津市公证处办理公证书及申请资料。证明被告自行提交申请中徐惠贞的“惠”字存在两种书写，同时证实被告取得所有权完全基于口述，而口述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11.天津市房地产权属登记卷一套共106页。证明一.涉案房屋产权变更过程；二.五被告编造契证等物在文革期间丢失的虚假事实，该卷宗32、34页明显看出讼争房屋从根本上不具有独立契证，而是当时人民政府地政处对整幢楼共22间房屋向李千钧下发统一契证。12.国务院发布国发【1983】194号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证明1983年国家才允许私有房屋进行登记，佐证上世纪70年代无法办理产权变更，后经查徐惠贞于1982年已经去世，客观上阻碍了办证。五被告共同辩称，确认五被告将讼争房屋以1630000元卖与第三人并得到全部卖房款的事实。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涉案房屋属于五被告所有，五被告出售房屋系行使合法权利。首先，原告对《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的真实性无法证实，其中《买卖房产协议书》存在徐惠贞印章为“徐慧贞”、时间涂改等多处瑕疵，而《定金收据》为复印件，且亦有涂改、内容与《买卖房产协议书》矛盾等问题。原告对其主张的徐惠贞与原告之父刘起明发生买卖讼争房屋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刘起明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系举证不能。第二，原告一家人长达47余年不主张讼争房屋产权，有悖于常理。第三，原告家人虽曾居住讼争房屋，但不能因此确认其父刘起明购买了该房屋。原告无有效证据证明《买卖房屋协议书》和《定金收据》的真实性，无有效证据证明《买卖房屋协议书》和《定金收据》是否徐惠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买卖房屋协议书》和《定金收据》无证明力。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供证据如下：1.1998年1月5日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徐惠贞名下讼争房屋作为其遗产由五被告合法共同继承。2.房地产权证。证明于2007年8月23日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制作并向五被告颁发《房地产权证》，五被告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人。3.劝业场派出所户口登记页3页。证明徐惠贞文化程度是文盲，且徐惠贞的“惠”字也与原告向法庭提交《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中私人名章的“慧”字不同，同时证明徐惠贞五名子女的基本情况。第三人述称，第三人给付房屋全部1630000元价款，依法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现已另案主张本案原告腾房。鉴于原告对第三人没有具体诉讼请求，第三人可以协助查明事实。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证据如下：1.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统一交款书一份。证明第三人缴纳不动产登记费用80元，私房交易补缴土地出让金6000元。2.税收缴款书。证明第三人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元、契税6000元。3.印花税票销售凭证，证明第三人缴纳2.5元印花税。4.天津市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第三人缴纳购房款600000元打入资金监管账户；5.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一张、招商银行跨行实时转账业务回单。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王淑英转账1000000元及30000元；6.《不动产权利证书》及户口本，证明第三人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并将户口迁至该处。经本院组织质证，各方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7无异议；证据3、4、8、10、1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否认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证据2、6、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提供国务院文件不属于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对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不发表意见。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不发表意见。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李千钧于1951年6月取得坐落原天津市第一区二段（现和平区）陕西××里××号砖瓦三层房屋一所（其中楼房12间）的产权。1953年10月20日，李千钧与徐惠贞（已故，系被告刘国栋之岳母、被告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之母）签订《买卖房地产合同》，约定徐惠贞以100000元（价值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100元）价格购买其中三楼住房两间。1953年11月3日，双方到天津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房地产交易所签订《天津市房地产买卖契纸》，并于11月18日经相关部门办理《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确定陕西××里××号李千钧、徐惠贞二人共有，由李千钧持证，徐惠贞占有其中三楼两间。上述文件中，均盖有“徐惠贞”字样印章。该“惠”字与其户籍登记相同。徐惠贞购买三楼两间房屋后与家人在此居住，其子王长浩离婚后，其中301由王长浩前妻及王长浩之子居住，302由徐惠贞居住。徐惠贞购房后每年交房产税5.8元。1972年8月6日，徐惠贞与原告之父刘起明由他人代笔签订《买卖房产协议书》，内容为：“立字人买方：刘起明.卖方：徐惠贞（下简称甲乙方）於72年8月6日经双方协议，甲方买得乙方房産坐落本市和平区陕西××里××楼壹间，全部地基门窗户壁俱全，经双方协议订条款如下：一.房屋设备电水表，下水道，院子，走道，厕所俱公用。二.乙方在该处三楼有两间房屋卖给甲方壹间，卖价肆佰肆拾元正。三.在72年8月31日甲方已交付乙方人民币壹佰肆拾元，在8月31（此处有修改）日甲方交付乙方收到人民币叁佰元正。四.在政府给予办理过户正式手续时，甲乙双方同去按规定办理手续。（今后房税，因甲方买乙方壹间房屋甲方交纳叁元乙方交纳贰元捌）。五.该协议在正式办理完手续后作废。六.该协议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甲方：刘起明（刘起明印章）.乙方：徐惠贞（‘徐慧贞’印章）。”另有双方形成《定金收据》一份，由于该《定金收据》为复印件，两边字迹有遗漏，现可见内容为：“兹有地产坐落本市和平区陕西××里××楼壹间，卖价人（民？）币肆佰肆拾元正，买方刘起明卖方徐惠贞。于72年8月6日达成协议8月16日买方交付卖方收到定金贰佰元（200元）（此处有涂改，原为壹佰肆拾元.140元，并可见‘徐慧贞’印章）。买、卖两方立协议书时，买方再付给卖方人民币贰佰（此处有涂改，原为叁佰，并可见‘徐慧贞’印章）一次付清，在中途期间买方如不买，卖方房产即没收定金作赔偿用，如卖方中途不卖买方，将买方付之定金全部退回。买卖房产之协议书已拟定完毕，待买方再交付贰佰肆拾元（此处有涂改，原为叁佰元并可见‘徐慧贞’印章），卖方将房交给买方时，双方在协议书上盖章（手印）作为依据，在中途本着协议书精神，不得额外生枝。买方刘起明（刘起明印章）.卖方：徐惠贞（‘徐慧贞’印章）。”此后，李千钧与徐惠贞于1953年10月20日签订《买卖房地产合同》原件及“徐惠真”名下1972年天津市居民房地产税交款书原件（5.8元）由刘起明保管。刘起明及其妻张铁英、子刘家庆（原告）占有使用302室，但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1982年11月29日，刘起明向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房地产管理站交纳233.69元，收款收据记载交款人为“XX里X号徐惠珍”，收费项目摘要：“XX里2号‘徐惠珍’大修费。”1983年3月，刘起明取得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房地清查换证办公室下发通知，但未取得产权证。使用房屋过程中，刘起明及家人在讼争房屋内安装有线电视、电话、空调等设施，并按期交纳相关费用。1998年9月27日，刘起明病故。讼争房屋由其妻、子继续居住，2001年，原告搬出另住，2007年原告将其母接走，讼争房屋由原告存放物品。另查，徐惠贞于1982年5月13日病故。1998年1月5日，徐惠贞之子女王淑英、王淑琴、王淑林、王长浩、王淑云经天津市公证处公证取得《98》津证字第10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查徐惠贞于1982年5月13日因病在天津市死亡。死亡后遗有座落天津市和平区陕西××里××号砖木楼房两间。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被继承人徐惠贞的上述遗产由其子王长浩、女王淑英、王淑琴、王淑林、王淑云共同继承。”徐惠贞子女于1998年开始持《公证书》以原房契在文革中丢失为由，向房管部门申请补办上述房屋契证，同时承诺如有产权纠纷愿承担法律责任。2002年2月房管部门向王淑英等人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确认天津市和平区XX里2号301（面积20.1平米）、302（面积21.31平米）房屋为王淑英、王长浩、王淑琴、王淑林、王淑云五人共有，王淑英持证。2007年1月13日，王淑林病故，其夫刘国栋经我院（2007）和民一初字第017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继承王淑林在上述房屋中全部份额。2007年8月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向五被告发放和平区陕西××里××号302室房屋产权证，王淑英持证，五被告共有。庭审中，五被告表示讼争房屋曾由原告之母与徐惠贞同住，1973年徐惠贞被其子女接走，1974年后未再居住302室。2019年卖房前，讼争房屋内存有部分物品，被告不知物品归谁所有。再查，2019年6月14日，五被告与第三人张春燕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将讼争房屋卖与第三人。第三人共支付购房款1630000元，五被告确认收到全部购房款。2019年6月18日，第三人取得讼争房屋产权。2019年8月5日，第三人起诉原告占有物返还纠纷，五被告为第三人。2020年6月30日，我院做出（2019）津0101民初57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家庆腾房并承担相关费用。庭审过程中，证人张某1出庭出具证言并接受质证，其证明主要内容为：我系张某2继子，1970年我父亲与张某2结婚后我随父亲居住XX里X号1楼至今，与原告系老邻居。听继母说1972年徐惠贞将一间房卖给刘起明，说卖了几百元，但不能过户。1983年后，刘家庆因找不到人经常找我打听。刘家庆一家一直在XX里生活，刘起明去世后，刘家庆将其母接走，偶尔回来看看。2019年6月，来了几个人要搬家，之后我通知了刘家庆。案件审理期间，本院在核实双方证据过程中，经查阅XX里2号（地号：忠二字3／1026）天津市房地产权属登记卷宗显示，1988年3月23日，李千钧之妻张某2在办理李千钧名下房屋过户给其子李灏珑（后改名张宏）事宜过程中，向房管部门提供《关于XX路XX里二号李灏珑房产情况》一份，其中关于讼争房屋部分内容为：“1953—1956.这期间将三楼两间（里外间）卖给了‘徐惠珍’......‘徐惠珍’又于70年前后将其前面一间卖给了刘啟明现在住着。”同卷中存有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1991年3月做出的（91）津和证民字第187号公证书，内容为：“张宏（曾用名李灏珑）将自己所有的陕西××里××号101号房屋赠与张某1。”对上述说明原告无异议。被告表示对证据来源无异议，对证明力、内容真实性、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不对证据发表意见。1998年，被告王淑英等向和平区房管局产权科提供材料、《98》津证字第10号公证书及房管部门填写部分材料等，均存在将徐惠贞写为“徐慧贞”的情形，亦有写为“徐惠真”、“徐惠珍”的情形。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各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待证事实发生年代距今较为久远，时间跨度较长，确定事实难度较大。归纳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为：一.徐惠贞是否将天津市和平区室卖与刘起明。二.五被告曾经取得的讼争房屋产权是否存在瑕疵及其处分行为是否为无权处分。三.五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三个焦点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基础。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的确定关健在于对证据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本院对案件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审查判断。经质证，五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署名李灏珑和刘啟明的申请书、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本院调取的张某2提供材料、特别是徐惠贞与刘起明签订的《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于署名李灏珑和刘啟明的申请书虽然内容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并不矛盾，但原告称该书证系用于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而原告至今保留与其所称用途不符，且无法确认系署名二人所写，故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人已出庭接受质证，其所证明的徐惠贞与刘起明买卖讼争房屋过程与张某2提供材料内容相符，结合证人与张某2、张某2之子李灏珑（张宏）关系及其长期居住讼争房屋院内等情况，其真实性可以确认；对于张某2提供材料，张某2系讼争房屋原产权人李千钧之妻，该身份决定其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且该材料形成于1988年3月并存于房管部门档案，而当时并非用于证明原被告讼争房屋归属，故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从形式上看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付款时间金额有涂改、卖房人徐惠贞签字及印章同音不同字、《定金收据》为复印件。但综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由当事人确认真实性的其他证据等，本院予以确认。理由为：1、对于涂改问题，两份证据涂改均出现在付款时间金额部分，从两份证据的文字内容可以认定为，徐惠贞与刘起明先拟定《买卖房屋协议书》内容，其中明确了两次付款时间及金额，后双方对付款时间及金额有所调整，将首次付款时间提前并增加了首次付款金额，形成《定金收据》。同时《定金收据》中约定在买方将剩余房款全部交付后双方再在《买卖房屋协议书》上盖章（手印）。原、被告在庭审中均否定两份证据中签字系双方本人所为，但《定金收据》中关于“盖章（手印）”的表述无法确定是盖章并按捺手印，亦或是盖章或按捺手印。现《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上有双方签名及印章，可以确认完成合同闭环。2、对于卖房人徐惠贞签字及印章同音不同字问题，审理中查明，无论是被告手书的材料还是被告取得的公证书，以及房管部门存档的文件等均存在将徐惠贞写为“徐慧贞”、“徐惠真”、“徐惠珍”的情形，对上述情形五被告未提出异议，故该瑕疵不能确认为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3、《定金收据》为复印件的问题，买卖房屋行为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距今时间较长，文件保存至今在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该《定金收据》复印件不应作为孤证审查，而应综合其他证据确认其是否能够起到证明作用。对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五被告承认证据的真实性，而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讼争房屋内添置日常生活设施、交纳相关费用并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同时，被告对原告实际保存徐惠贞与李千钧的《买卖房地产合同》以及徐惠贞名下房屋地税缴款凭证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被告虽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但未能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反证据。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徐惠贞将天津市和平区室房屋卖与刘起明，刘起明交付购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故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个焦点问题，关于被告曾经取得的讼争房屋产权是否存在瑕疵及其处分行为是否为无权处分。由于徐惠贞与刘起明之间买卖房屋的行为发生时，客观上无法办理产权过户，因此房屋管理部门仍将讼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徐惠贞名下。被告王淑英等人以徐惠贞合法继承人身份办理并取得了继承徐惠贞所留遗产的公证书，又依据公证书向房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了讼争房屋产权证。鉴于上述过程中未涉及徐惠贞已将讼争房屋与刘起明的事实，故被告取得的产权证存在瑕疵，被告非讼争房屋实际产权人，故被告无权处分讼争房屋。第三个焦点问题，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法律规定，权利只能由享有处分权的人行使，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则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害。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同时，五被告在办理公证及产权证过程中承诺如有产权纠纷愿承担法律责任，故被告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院认定事实，讼争房屋实际产权人应为原告之父刘起明，现刘起明已去世，原告作为其唯一合法继承人有权主张权利。现讼争房屋已经本院判决由原告腾交第三人，被告亦确认收到第三人给付购房款1630000元，故原告主张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630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共同赔偿原告刘家庆人民币16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7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共同负担。（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刘家庆）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文澄人民陪审员  卢凤萍人民陪审员  杨 琴二〇二〇年七月××日书 记 员  李 欣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