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2民初750号原告：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35号河川大厦第一座11D-23号。法定代表人：王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懿，北京万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津交矿产品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98号一区C座二门201室。法定代表人：阚秀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筝，天津全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俊安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洞庭路2号国际发展大厦21层B座。法定代表人:蔡穗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娇，天津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号。法定代表人:柳昆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娇，天津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信达公司）与被告津交矿产品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被告津交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津02民初7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被告津交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津交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津民辖终14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据津交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了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安实业公司）、天津俊安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安煤焦化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据原告天房信达公司的申请，依法作出（2018）津02民初750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津交公司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并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房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懿、杨佳，被告津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阚秀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筝，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房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货款43542627.9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7年4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1日利息为2619814.7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3日至2017年4月期间，原、被告双方签订多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销售焦炭。后原告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自2015年6月7日起拖欠货款，经原告对被告进行询证，被告确认欠付原告货款43542627.9元。故原告提起诉讼。津交公司辩称，1.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从未按照2014年9月3日-2017年4月期间双方签订的若干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向被告供货,并不存在每次交货验收的事实。2.原告起诉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法律关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本案存在双方签订的若干份购销合同仅是为了循环贸易实现融资的手段，整个循环贸易中出现的书面文件版本相同、合同的标的物相同、约定交货地点相同、资金走向固定。原告和被告存在出借资金的相应收益。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均属俊安集团，办公地址、人员财务混同，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四方形成事实上的闭合融资交易循环，本案应为借贷法律关系。3.基于正确判定法律关系，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原、被告其实是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的债权人，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多次书面向原告承诺还款。原告应向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主张归还欠款，并非向被告主张支付货款。被告书面申请追加俊安实业和俊安煤焦化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诉讼。故要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起诉。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均述称，1.原、被告及二第三人之间确实存在融资贸易关系，各自两两之间有对应的贸易合同，融资性贸易关系成立之初确实存在真实货物交易，后期就不存在货物交接，但具体到何时不再发生货物交易无法明确。2.融资性贸易链中第三人对原、被告双方都支付了高额资金成本，以贸易利润形式，原、被告在贸易融资链中得到相应资金回报。3.第三人虽然是资金使用方，但第三人与原、被告分别存在贸易合同，第三人与原、被告之间欠款金额需要对账及另案处理，与本案原告诉请金额不能直接对应。4.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依据与被告的合同，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联性，第三人与原、被告之间如果还存在基于贸易合同关系产生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应当另案解决。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2014年9月5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6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2.2015年3月6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6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3.2015年7月5日《煤焦买卖合同》及3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4.2016年2月15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5.2016年3月14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6.2016年4月15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7.2016年5月9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8.2016年7月16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9.2016年8月8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0.2016年10月10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1.2016年10月18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2.2016年11月10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3.2016年12月12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4.2017年1月9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5.2017年2月13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6.2017年3月15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7.2017年4月13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8.2014年10月25日《煤焦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19.2014年11月17日《焦煤买卖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20.2014年12月17日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21.2015年1月7日《焦煤买卖合同》及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22.2015年3月5日《焦煤买卖合同》及4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及增值税发票；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交付了货物及相应金额的发票，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被告应当依约向原告支付货款；23.《往来询证函》；24.《律师函》、快递单号、快递查询结果；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被告共欠付原告货款43542627.9元，因被告迟延支付货款，原告曾向被告发函催要，但被告仍未予支付，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利息；25.被告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晋煤外运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晋煤外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实被告与晋煤外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26.俊安实业公司及其股东俊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27.俊安煤焦化公司及其股东深圳市满孚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上述证据共同证明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且各自股东不相同，两公司相互独立，形成各自的交易、合同、买卖关系才是合法、正常的，不能将两公司的交易混同对待；28.原告公司2014年-2017年期间的审计报告，证明被告间欠付原告货款；29.原告与俊安实业公司2014年-2017年的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单、货权转移协议及增值税发票，证明原告与俊安实业公司间系买卖合同关系；30.三方款项调整协议，证实原、被告及晋煤外运公司签订协议，各方因买卖货物而欠付款项，并就欠付款项达成了协议。被告就其抗辩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2014年9月3日，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10000000元，通过原告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借款；2.平安银行业务回单2014年9月3日，证实原告以货款名义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借款50000000元，其中包括被告给付原告的10000000元；3.往来收据2005年8月12日，证实原告收到晋煤外运公司支付的30000000元，用于通过原告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借款；4.企业询证函，证实原告确认截至2017年12月31日欠付被告10000000元，此款为被告通过原告账户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的借款；5.企业询证函，证实原告确认截至2017年12月31日欠付晋煤外运公司30000000元，此款为通过原告账户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的借款；6.情况说明，证实晋煤外运公司通过原告账户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的借款，作为原、被告及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间的贸易融资，后续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接；7.工矿产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单、货权转移协议（2014年度至2017年度），证实原、被告在2014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签署了若干合同，用于以贸易形式进行资金出借活动；8.工矿产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单、货权转移协议（2014年度至2017年度），证实被告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在2014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签署了若干合同，用于以贸易形式进行资金出借活动；9.还款承诺书2016年5月20日、关于延期还款说明2016年12月19日、公章确认书2017年1月3日、关于延期还款的再说明201年7月10日、延期还款说明2017年12月10日，证实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对原告以融资形式出借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10.关于延期还款说明2016年12月19日、公章确认书2017年1月3日、关于延期还款的再说明2017年7月10日、延期还款说明2017年12月11日，证实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向被告出具还款承诺，对被告以融资形式出借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11.资金流向财务凭证，证实合同对应的资金流向固定且存在相应稳定收益无亏损，从资金流向看法律性质与买卖关系不符；12.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从合同订立至资金流转手续，均属于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及原、被告间共同商定，无实物交接、只是融资手段，并非真实买卖合同关系；13.晋煤外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原告之前就与晋煤外运公司、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存在以贸易形式进行实际融资操作的先例，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所谓贸易只是新的融资，其实质是借贷关系；14.俊安实业公司与原告在2014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签订的若干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结算单、货权转移证明，该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7、8一并构成了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四方主体为通过循环贸易实现融资手段而做出的文字性材料，从四方主体签订的这些书面文件可以看出合同版本相同，合同标的物名称相同，数量相同，约定交货地点相同，资金走向固定，本案原、被告在每份合同中均显示出资金存在稳定的相应收益，无风险更无亏损可能，这与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一致，而是作为借贷法律关系判定的关键；15.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企业查询信息报告，证实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混同，甚至与俊安集团办公地址混同；16.被告公司2014-2017年间审计报告，认为该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依据。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均未提供证据。经质证，被告不认可原告证据1-22、29的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理由是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合同项下的货物，原告也未按所谓的合同实际交付货物，这些材料是俊安实业公司、原、被告以及俊安煤焦化公司四方共同编制的材料，只是在文件上尽量以买卖合同的文件呈现，掩盖了实际借贷关系的性质。原、被告是资金的出借方，俊安实业公司和俊安煤焦化公司是资金的实际使用方，这些材料只是一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借贷法律关系的借贷材料，是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这份材料体现了原、被告存在往来账项是帐面记录，无法作为催款结算依据，同时该材料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故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材料仅仅是针对原告并未将真实事实告知律师，律师在不了解情况下出具的律师函，其不具有真实性，原告应对其提供虚假信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法体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2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同时这两家公司是否具有关联性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6、27、材料没有加盖工商档案查询机关印章的材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提到的这两家公司是否混同仅凭借企业信息查询是无法证明的，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对证据28，认为该审计报告无法作为判断本案法律性质的依据，不具有真实基础交易背景，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0，认可被告公章的真实性，晋煤外运公司不确认是否在该协议中加盖公章，被告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欠付原告货款，所以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关款项。该10000000元原告确已收到，但是已在被告欠付货款范围内予以抵扣，所有款项抵扣完成后形成原告诉讼请求的货款本金43542627.9元。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为原告与俊安实业公司的款项往来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应向俊安实业公司支付货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其他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告本没有必要就原告与其他方的交易向被告作出任何说明、解释，但是本案中，原告与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原因是被告自己资金不足，请原告向俊安实业公司购买货物，再转卖被告，减轻被告的资金压力，原告也能从中间赚取差价。原告与俊安实业公司签署合同是被告介绍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晋煤外运公司欠付原告货款，原告收到的晋煤外运公司支付的货款已在相关欠款中予以抵扣。根据三方签订的协议，晋煤外运公司支付的款项在偿还欠付原告的货款后，有剩余的、原告预收款项，原告均已在相关欠款中予以抵扣，最终形成诉讼请求中的43542627.9元金额。如被告就已还款及欠付货款金额有异议的，各方可庭下对账。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10000000元和30000000元是“其他应收款”，并不是被告主张的出借款，从询证函中也可以看出该款项并不是借款。该款项原告已在被告、晋煤外运公司欠付的货款中予以抵扣，如有异议，各方可庭下对账。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情况说明仅有被告、晋煤外运公司两方盖章，形成的原因、过程不详。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纠纷，有原告提交的合同、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发票证明，所以双方确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其主张的贸易融资借款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合同、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可以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确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其主张的贸易融资借款关系。根据其提供的合同等证据，加上原告提交法庭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开具了发票，被告应当依法依约支付货款。对证据8，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是被告与其他交易方的合同，原告不清楚其中情况，所以原告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是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两方盖章，形成的原因、过程不详。原告核实发现，两个公司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没有任何还款能力，从被告的答辩思路及相关证据来看，被告试图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俊安实业公司及俊安煤焦化公司，这只是被告的一种诉讼策略，请求法院谨慎核实相关证据。对证据11，被告偿还的所有款项均已在欠付款项中扣除。被告与俊安煤焦化公司、俊安实业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原告不发表质证意见，但是其三个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在被告提交的财务凭证中，有三张是俊安实业公司给被告付款的凭证，俊安实业公司与被告之间并无合同，但是俊安实业公司却向被告付款，说明三个公司之间存在串通、勾结，但是对于以上事实，原告是均不知情的，三方之间存在任何违法交易、违法款项，均与原告无关。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人系被告工作人员，不具有证人资格，应当以各方提供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形成于2018年8月2日，只有晋煤外运公司盖章，所以形成过程、原因不详，不能证明各方是贸易融资关系。根据原告提交的合同、结算单、货权转移协议、发票，可以看出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否则，原告与被告之间不用开具发票、结算单等材料，所以对晋煤外运公司及被告的抗辩理由请求法院不予认可。对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该证据与证据7、8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结合被告提交的俊安实业公司所出具的说明，原告认为上述证据的来源说明被告和俊安实业公司之间存在串通，因证据上没有任何与原告有关的联系点，因此只能证明各方存在的是买卖关系，至于其他的交易行为需要另行解决，与原告无关。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6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认为被告应当依据该审计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对原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俊安实业公司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29的真实性，认为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二第三人无直接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对被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涉及到第三人的合同、说明等证据真实性均表示认可，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他证据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核，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9，被告提供的证据1-11、13-16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0，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虽不确定曾在该协议中加盖公章，但未否认其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2，因证人系被告公司员工，且未参与案涉合同的订立及履行，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纳。通过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5日，以被告为需方，原告为供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TJ20140905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焦炭170000吨，单价为1762元每吨，总金额为299540000元，供方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仓库交货，执行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有效，可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单价和当月供货量以补充协议为准，价格随行就市），供需双方按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4年9月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供需双方于2014年9月5日签订的编号为TJ2014090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确认本批次焦炭实际交易数量（磅单）为28571.44吨，单价1762元/吨，总价款50342877.28元，其他合同条款不做变更。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约定：原告将堆存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港俊仓库的焦炭28571.44吨转让给被告。该《货权转移协议》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后原、被告签订了《焦炭验收结算单》，验收数量28571.44吨，单价1762元，货款43028100.24元，增值税7314777.04元，合计50342877.28元。此后，原、被告双方又基于上述编号为TJ20140905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签订了若干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焦炭验收结算单》。原告基于上述全部《补充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3月6日，以原告为供方，被告为需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MF20150306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焦炭280000吨，单价为1060元每吨，总金额为296800000元。该合同关于交货及结算方式等条款的约定与前述TJ2014090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一致。2015年3月7日，原、被告基于MF20150306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后又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及《焦炭验收结算单》。此后，原、被告基于MF20150306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又签订了若干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焦炭验收结算单》。2014年至2015年期间，原告与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签订若干份《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由原告向晋煤外运公司提供主焦煤，双方基于该合同及补充协议还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原告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2017年4月13日，原、被告签订了若干份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原告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主张已履行了全部合同、协议项下的供货义务，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同时主张，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由被告承担，被告认可由其承担晋煤外运公司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原告曾向被告发出《往来询证函》，主张截至2017年12月31日，被告欠付原告款项43542627.9元。被告在该询证函中盖章。另查，2014年9月8日，以被告为供方，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为需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20140908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向被告购买焦炭170000吨，单价为1773元每吨，总金额为301410000元，供方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仓库交货，执行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有效，可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单价和当月供货量以补充协议为准，价格随行就市），供需双方按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4年9月9日，被告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供需双方于2014年9月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40908《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确认本批次焦炭实际交易数量（磅单）为28571.44吨，单价1773元/吨，总价款50657163.12元，其他合同条款不做变更。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堆存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港俊仓库的焦炭28571.44吨转让给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该《货权转移协议书》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后被告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焦炭验收结算单》，验收数量28571.44吨，单价1773元，货款43296720.62元，增值税7360442.5元，合计50657163.12元。截至2017年4月18日，被告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若干份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被告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再查，2014年9月1日，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为供方，原告为需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MF20140901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购买焦炭170000吨，单价为1750元每吨，总金额为297500000元，供方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仓库交货，执行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有效，可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单价和当月供货量以补充协议为准，价格随行就市），供需双方按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4年9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供需双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MF2014090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确认本批次焦炭实际交易数量（磅单）为28571.44吨，单价1750元/吨，总价款50000020元，其他合同条款不做变更。后原告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约定：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将堆存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港俊仓库的焦炭28571.44吨转让给原告。该《货权转移协议》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后原告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焦炭验收结算单》，验收数量28571.44吨，单价1750元，货款42735059.83元，增值税7264960.17元，合计50000020元。截至2017年4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若干份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原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再查，2016年5月20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2014年9月3日，原告依照MF20140901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贸易融资的形式，向俊安实业公司付款50000000元，根据原定贸易链流程，该50000000元详细货权后经被告转移给俊安煤焦化公司（合同编号20140908），由于经济新常态和行业周期影响，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归还上述款项。为促进还款，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共同承诺如下：1.该50000000元贸易融资项下签订的买卖合同、协议继续有效，还款结清日期延期执行至2016年10月31日，合同执行期间，分期还清该款项及双方商定的资金使用费。2.继续维持原定贸易流程，每月货物交易量不少于40000000元，依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及经营利润。3.俊安实业公司提供等额有效支票一张，作为对本还款承诺书的执行落实，如本承诺书到期未能兑现，依约承担相关责任。2016年12月19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具《关于延期还款的说明》，说明原定2016年10月31日，归还原告50000000元贸易融资款项只能延期归还，在2017年3月10日前，归还原告贸易融资款50000000元。2017年1月3日、7月10日、12月10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多次出具说明，说明欲向原告延期偿还50000000元贸易融资款。在上述期间，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还出具《还款承诺书》及说明，承诺偿还被告贸易融资款30000000元，并欲延期还款。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主张与原、被告间系融资性贸易，在合同签订之初，曾有过货物交割，后期不存在实物交易，同时认可二第三人均系俊安集团下属公司，认为实际用款人为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亦出具说明，认可被告主张的案涉合同系融资性贸易合同关系。原、被告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与原告和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被告和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之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基本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合同签订时间、标的物、数量及货权转移协议的形式基本一致。原告主张系受被告委托向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进行采购。本院认为，关于案涉交易的性质问题，首先，2014年9月1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MF20140901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9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编号为TJ20140905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9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40908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三份合同涉及的标的物种类相同，质量技术指标和数量均相同。上述三份合同载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向原告出售焦炭，单价为1750元每吨，原告向被告出售焦炭，单价为1762元每吨，被告再向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73元每吨。2014年9月2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2014年9月6日，原、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2014年9月9日，被告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三份协议涉及的标的物种类相同，数量相同。上述三份协议载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向原告出售焦炭，单价为1750元每吨，原告向被告出售焦炭，单价为1762元每吨，被告再向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73元每吨。此后，四方当事人在2014年至2017年形成若干份合同及补充协议，基本能够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合同涉及的标的物、数量基本一致，各方之间均通过开具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协议的形式完成交付义务，且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各方之间的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其次，原告主张与被告及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之间采用纸式交付方式履行合同，即以交付动产的物权凭证代替交付动产本身，而是否有实际的货物流转问题，虽然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与被告之间，被告与原告之间，以及原告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之间均有《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且各方当事人之间就案涉的合同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是各方之间均未能提供仓储凭证、过磅单等证实货物真实存在并流转的证据，因此应当认定此种“买卖”关系的交付过程，均无货物的实际流转与交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虽然主张在最初交易时，曾有货物流转，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即使有部分的货物流转，但不能否认案涉全部合同基本没有货物实际流转的真实情况。第三，虽然原、被告的审计报告中均记载了应收账款，但该审计报告系专业审计部门针对当事人所提供的合同等证据进行的形式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及合同目的不属于审计部门的业务范畴，原告以审计报告作为确定当事人之间合同性质的依据，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第四，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作为案涉合同中形式上的“最初出卖人”，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作为案涉合同中形式上的“最终买受人”，二第三人虽否认双方为关联公司，但认可双方同属于俊安集团旗下，且认可其与原、被告之间为融资性贸易合同关系，同时，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共同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及关于延期还款说明，承诺履行还款义务。据此，应当认定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在案涉合同项下系关联公司，二第三人的“买卖”行为构成高买低卖，不符合普通买卖合同中通过销售货物赚取利润的合同目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共同构成闭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上述闭合性的交易模式，印证本案中所涉的买卖，实际是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以货物买卖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融资交易，原告系资金出借方，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认可其为资金的实际使用方。原告虽然坚持其对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性质并不知情，但结合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原告认可其并未实际履行直接交付手续，仅通过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协议完成交付义务，在此种交易模式下，各方的合作长达三年多时间，各方签订了若干份合同及协议，但均未实际交付货物，而原告在此种情形下多次付款、开票，却未曾对其主张的“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交付履行情况提出质疑，有悖于常理，故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本院就案件的性质向原告进行了释明，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明确表示坚持其与被告之间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变更。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是否为资金使用方，因原告未就借款合同主张权利，故本案对于实际用款人的问题不予涉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61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7612元，均由原告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审 判 长  翟均勇审 判 员  常 静人民陪审员  周义宽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唐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