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2660号原告：邵景龙，男，195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普海，天津言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清敏，天津言如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劲量（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一大街********。法定代表人：CHUNG-HAOSHUE，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媛，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霞，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景龙诉被告劲量（中国）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景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普海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承担伤残赔偿金429760元；2.判决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将原告调离原司机岗位时并未征得原告同意，且将原告调离至接触粉尘岗位时，也从未告知原告将面临的职业病危害为风险。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以及《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呈讼。被告辩称，请求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第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被认定工伤的时间为2012年9月25日，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提起诉讼，且没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因此其诉请已超过时效。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原告的肺部损伤已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其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处理，该条法律规定已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赔偿排除在一般侵权责任之外，故原被告之间不属于侵权法律关系，不适用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虽然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职业病员工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目前没有具体明确的向用人单位要求民事赔偿的民事法律，只有在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向第三人主张民事赔偿的相关规定，故原告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此外，相关检测报告显示，原告曾工作的车间内石墨浓度未超过职业接触限值，且被告已为原告提供多种劳动防护措施，即使按照侵权法处理，被告方也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第三，原告的工伤已经通过工伤保险赔付和被告的工伤责任承担得到了补偿，其再行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违反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工伤保险设置的目的，不应得到支持。第四，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职业病侵权责任缺乏证据支持。根据侵权责任的举证原则，原告应当承担被告对职业病损害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且法律仅规定用人单位对工资记录富有两年的保存义务，对于其他文件资料没有法定保存义务，因此被告也无提交职业病相关材料和证据的义务。原告在职业病危害岗位工作时间是2005-2009年时间久远，而且被告在2015年已经官场之前的工作文件大部分已经不存在，被告也无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五，原告办理退休后无法享受一次性补助金是法律设定和原告自我选择的结果。原告选择自然退休所要面临的不利后果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996年6月25日开始原告进入被告公司工作，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原合同约定原告岗位为司机，且被告有权合理调动原告的工种或岗位，若职工对调动有异议的，应迅速做出书面意见，若自公司提出调动之日起七日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本合同视为自动解除。2007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了自2007年7月25日开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岗位为技术工人，被告公司因生产和工作需要，有权合理调动原告的工种或岗位。庭审中，原告自述其从2008年-2010年期间原告自行在天津第三医院就诊，不属于体检，取得了诊断报告，因为后续逐步严重向被告公司汇报，公司才从2011年组织员工进行职业病检查，并于2012年申报职业病认定。原告提供的2009-2016年期间的诊断证明书均加盖有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所有诊断证明上门诊号均记载为12750，且其提供的2009-2010年的两张诊断证明书，左上角还填写劲量电池字样。右下角落款处加盖有市尘肺诊断组的章。原告提交的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天津市第三医院放射科影像学诊断报告书以及2011年至2018年期间的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天津市工人医院医学影像诊断报告书，落款处均加盖有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病历复印专用章，该诊断报告书自2008年到2011年诊断印象均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2012年3月诊断为双侧纹理增多伴右中肺野似浅淡小片影，2013年4月19日的诊断为尘肺一期。庭审后，原告另行提交代理意见表示认可2008年开始的诊断报告均是由被告公司组织进行的。原告称在发现检查结果有职业病隐患后，曾多次向被告提出调整工作岗位的要求，均被被告拒绝，但原告并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经本院核实，天津市卫生局将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从天津市第三医院（河北区江都路220号），搬迁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院河东区新开路55号，搬迁工作于2011年1月6日至1月10日完成，搬迁后医院名称为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2011年1月11日职业病门诊在新址开诊。2012年3月14日，被告公司和原告在粉尘作业工人接触粉尘调查表上签章确认：原告在1996年6月至1999年6月期间，从事班车司机工种；1999年6月至2005年6月期间在集电极车间从事操作工工种，接触粉尘种类为铜粉；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被告在阴极车间从事操作工种，接触粉尘种类为二氧化锰石墨；2009年10月至填表之日原告在集电极车间从事操作工种，接触粉尘种类为铜粉；同工种人数五名，个人保护措施为3M8247专用防护口罩、安全眼镜、耳塞、安全鞋，吸烟史15年每日12支。2012年4月17日，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确认原告2005年6月至2009年10月有职业接触史，诊断结论为石墨尘肺壹期处理意见为调离粉尘作业一年后复查。后经被告公司申请，劳动行政部门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确认原告属于工伤情形。2012年11月22日，天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原告作出伤残六级的鉴定结论。另原告已经收到了社保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0776元。被告提供了2005年12月19日、2010年1月14日和2010年7月27日，分别由天津市东丽区卫生防疫站、天津市东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安全生产检测技术中心，对被告公司的工作场所粉尘进行的检测报告，检测项目为石墨粉尘等，检验结论为合格。原告称被告公司2015年关厂，关厂后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生活费系待岗费用，不属于伤残津贴，而被告则称2015年关厂之后每月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属于伤残津贴。庭审中原告表示，因原告在职即将退休，所以对于剩余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并未取得，且根据2019年11月1日实行的《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原告将无法取得剩余两个工伤待遇，故要求在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予以解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在享受了一定的工伤待遇之外，向被告基于生命权健康权提出的侵权赔偿是否应当获得支持的问题。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发生的争议为劳动争议，适用该法。故对于工伤保险待遇是否存在差额问题，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原告未经仲裁前置，且不属于民事侵权案件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原告本次诉请依据的基础是《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五十八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劳动者在已订立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用人单位违反前两款规定的，劳动者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结合本案证据，原告在1999年6月开始从原班车司机的岗位调整为从事接触粉尘的操作工岗位，职业危害因素是外观可见的，原告未提出异议，且被告至迟在2008年时已经开始安排原告逐年在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尘肺科进行职业病检查，且2008年开始的诊断既有双肺纹理增多增粗的诊断印象，由此可以推知原告对其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至迟在2008年时是知晓的，如原告不同意在该岗位继续工作，原告有权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但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曾经要求调整工作岗位被告拒绝或者其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此外，自2012年确认职业病工伤后开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时至原告本次起诉时已七年有余，原告也没有向被告主张过相应的民事赔偿，且被告对原告工伤医疗费予以报销的行为，并不产生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原告认为被告从未告知原告职业病危害因素，应承担侵权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次，《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之外的民事权利，必须以“有关民事法律”之规定为依据，原告提出的《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指的是一般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侵权赔偿，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由此可知，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遭受的人身损害，不应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范围。故本案情节不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中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鉴于目前并无与《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相对应的“有关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景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4元，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闫冉冉人民陪审员  孔凡娟人民陪审员  么海凤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钟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