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1民初11757号原告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法定代表人徐国华。委托代理人刘浩富。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凌花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法定代表人于惠永。委托代理人刘西洋。委托代理人刘锡广。原告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公司）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凌花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储振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许庆健、恽敖兴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3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浩富，被告凌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西洋、刘锡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联公司诉称：他公司与凌花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由他公司向凌花公司提供硅溶胶、乳液。至2017年1月18日，凌花公司共结欠他公司货款278008元。2017年1月26日，凌花公司支付货款57736元。因凌花公司至今未付清货款，他公司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凌花公司支付货款220272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律师费及诉讼保全保险费。国联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购销合同1份，证明他公司与凌花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凌花公司向他公司购买硅溶胶及乳液，计货款60536元；双方之间存在购销关系；2、他公司会计黄晶与凌花公司会计于惠敏之间的电子邮件打印件1份4张，主要内容为：(1)黄晶于2017年1月18日下午3∶57向于惠敏邮箱138×××＠126.ｃｏｍ发送“于经理：您好!账单请查收附件，核对好后麻烦回传，谢谢!”；(2)附件的主要内容为：①抬头“江苏国联科技与天津滨海新区凌花涂料2016年往来明细”；②国联公司发货“128052.00(元)”；收款“170316.00(元)”；③上期余额：320272元；④累计余额：278008元；⑤落款时间“2017-1-18”；(3)于惠敏于2017年1月19日下午4∶12回复“黄小姐：您好!账单已查收，核对后金额无误，谢谢!”；(4)黄晶于2017年1月19日下午4∶29回复于惠敏“您好!传真麻烦签字(余额正确)，并回传或扫面发邮件给我公司，谢谢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月19日”，证明截至2017年1月凌花公司共结欠他公司货款278008元；3、凌花公司实际控制人于庆昌的微信资料、头像及2019年1月5日他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国华与于庆昌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各1份，微信聊天记录的主要内容为：(1)徐国华说“于总你好你我是多年的老朋友，2018年一直没有拿我公司乳液，还欠我220000万元款，你是否春节前给我一部份，2019年底之前给我结清，你看如何，盼你回复。”；(2)于庆昌回复“我已和大女儿按排了.春节前尽可能给你多按排.”、“财务有明细账”，证明凌花公司结欠他公司货款220272元；4、2019年1月23日徐国华与凌花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惠永的电话录音、2019年1月29日徐国华与于惠敏的电话录音及相应文字整理材料各1份，徐国华与于惠永的主要通话内容为：徐国华说“就是我这边的事情啊，你差我22万多一点，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今年年底你应该全部给我，春节前应该给我结完了吧”；于惠永回复“奥，这个，我不知道呢，我怎么，我问我爸，行吧？”;徐国华说“你爸都知道，让我找你或者找你妹还是你姐”；于惠永回复“这我姐”、“行行，那我回头跟她说一声，我跟我姐说一声”；徐国华与于惠敏的主要通话内容为：徐国华说“这个22万今年一定要给我啦”，于惠敏回复“呵呵，我也是这么想，呵呵”；徐国华说“因为时间也拖的比较长了，说实在的，我跟老于都是老朋友”，于惠敏回复“嗯”；徐国华说“对吧，我们大家相互支持，大家心态都要理解，对吧？”,于惠敏回复“是呀，是这么说呀，这个事徐总，这个账咱已经对完了，对吧？”；徐国华说“去年好象你没有回单过来，我没收到你回单”，于惠敏回复“去年还是前年，我跟您那黄小姐早就对完了账，没问题”，徐国华说“我问过她(黄静)，她说好象你没有回单，我们发了个单给你的，是的”，于惠敏回复“嗯”，徐国华说“22万，对”，于惠敏回复“对对对，没有问题，她知道这个，黄小姐她知道这个事，她已经，我跟她通过电话，那个已经弄，账已经对好了数，账没有问题的”；徐国华说“就是应该有个2-3年了吧，这个一分钱不给我，总不是办法”，于惠敏回复“不会不会，不是，徐总，咱这个说啊，这个给您钱这个事吧得跟于总那沟通”，徐国华说“哎呀，你这个，你们父子(女)两个，就不对了，我跟于总说了，他说我关照好我女儿了，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我否则不会给你打电话”；徐国华说“这个，你说你再踢到你老爸那里去，你老爸那么大年纪了，我也不愿意跟他提这个事情，说实在的”，于惠敏回复“恩，咱这样说，徐总啊，这个公司毕竟是老爷子的您知道吧”、“我作为会计来讲，我只能给对方哪家公司对对账啊，对吧”，证明凌花公司结欠他公司货款220272元，徐国华分别向于惠永、于惠敏进行了催款；5、2015年、2016年送货单10份、财务汇总凭证2份，证明他公司于2015年、2016年分别向凌花公司供货299640元、128052元；6、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证明他公司于2015年、2016年共向凌花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2769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律师函及相应邮寄凭证各1份，证明他公司于2019年3月寄发律师函，向凌花公司进行了催款。被告凌花公司辩称：他公司不结欠国联公司货款，请求驳回国联公司的诉讼请求。凌花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送货单12份、付款凭证10份，其中，部分送货单与国联公司所提供的送货单一致；于庆昌于2014年9月30日以汇款方式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于惠敏于2016年2月16日、2016年10月13日分别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40316元；证明：1、2013年4月22日至2016年7月20日期间，国联公司向他公司提供了价值482380元的货物；2014年2月13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他公司向国联公司支付了货款483203元；2、2017年3月7日，他公司向国联公司购买了价值41500元的乳液，并于当日付清货款；3、他公司已不结欠国联公司货款。对国联公司提供的证据，凌花公司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所载货款金额与国联公司主张的诉讼标的金额不符，国联公司应当继续举证；2、对电子邮件打印件不予认可，因为该电子邮件未经他公司、国联公司盖章认可；双方对其中所载款项278008元并未对账确认。国联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应的送货单、付款凭证予以证明；3、对于庆昌的微信头像无异议；对于庆昌微信资料的真实性不清楚；对徐国华与于庆昌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予认可，因为徐国华所述欠款未经双方对账确认，于庆昌也未认可，且该聊天记录系国联公司所截取，内容简短，相关解释断章取义；4、对徐国华与于惠永、于惠敏的电话录音及相应文字整理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于惠永并未认可他公司结欠国联公司货款220272元，于惠敏也不能代表他公司；两段录音仅能证明徐国华向他公司进行了催款；5、对送货单中日期为2016年10月14日的一份不予认可，因为该送货单未经他公司确认；对其他送货单无异议；对财务汇总凭证，因系国联公司单方制作，不予认可；6、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函及相应邮寄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凌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付款凭证，国联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凌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付款凭证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不完整；在2017年1月19日之后，双方确于2017年3月7日发生了一笔业务，凌花公司向他公司购买了价值41500元的乳液，并已付清货款。庭审中，国联公司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1、他公司与凌花公司已发生业务往来10年以上；2、2017年1月26日，凌花公司向他公司支付了货款57736元；凌花公司则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1、他公司与国联公司已发生业务往来近20年；2、于惠敏是他公司负责仓库、车间的工作人员，不是会计，没有其他职务；3、经核实，于惠敏确与国联公司工作人员有过邮件往来，故对国联公司所提供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4、于庆昌是他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惠永的父亲，其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于惠敏是于庆昌的女儿，于惠永的姐姐；5、在2017年1月19日之后，他公司仅于2017年3月7日向国联公司购买了价值41500元的乳液，并于同日付清货款；除该款外，他公司未向国联公司付过其他款项。为查明本案事实，国联公司工作人员黄晶经本院通知到庭演示了其与于惠敏之间的邮件往来情况，并表示：1、国联公司与凌花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是通过她与于惠敏、于庆昌、刘西洋进行联系的；2、她是公司会计，但也帮着出货，每年都与于惠敏对账。凌花公司委托代理人刘西洋表示，他知道国联公司有黄晶这个人，跟她有过电话联系，但未见过面。另查明，于惠永、于惠敏、于庆昌三人系凌花公司股东。2020年1月13日庭审结束后，国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国华到庭，向本案承办法官出示了其微信资料及其与于庆昌的微信聊天原始记录。经察看，徐国华所出示微信资料与国联公司提供的相关微信证据内容一致。根据国联公司、凌花公司的举证质证及庭审查明情况，本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1、对购销合同，因凌花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凌花公司所述该合同所载货款金额与国联公司主张的诉讼标的金额不符，要求国联公司继续举证的意见，因国联公司提供购销合同的主要证明目的为双方存在业务关系，而凌花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故本院不予采信；2、对电子邮件打印件、徐国华与于惠永、于惠敏的电话录音及相应文字整理材料，因凌花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确认；3、对于庆昌的微信资料、头像及徐国华与于庆昌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虽然凌花公司对于庆昌的微信资料不置可否，对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可，但结合凌花公司对于庆昌的微信头像没有异议、徐国华已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及该聊天记录与徐国华跟于惠永、于惠敏的通话内容相对应的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4、对国联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函及相应邮寄凭证，因国联公司与凌花公司已发生业务往来10多年，国联公司提供的仅是双方之间的部分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实质影响，故本院不作认定；5、对凌花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付款凭证，除2017年3月7日送货单及相应付款情况，因国联公司不持异议，且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本院予以确认外；对其余送货单、付款凭证，因并不完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全部业务情况，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无实质影响，本院亦不作认定。根据上述证据，本院查明本案以下事实：于庆昌、于惠永、于惠敏三人系凌花公司股东，于庆昌与于惠永、于惠敏分别系父子、父女关系。国联公司与凌花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由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购买硅溶胶、乳液。2017年1月19日，于惠敏在与国联公司会计黄晶的电子邮件往来中确认凌花公司结欠国联公司货款278008元。2017年1月26日，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57736元。2017年3月7日，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购买了价值41500元的乳液，于同日付清该笔货款。因催要货款无着，国联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将凌花公司诉至本院。另查明：2019年1月5日，国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国华通过微信向凌花公司于庆昌催要货款22万多元。2019年1月23日，徐国华向凌花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惠永电话催要货款22万多元。同日，徐国华向凌花公司于惠敏电话催要货款，于惠敏在电话中表示她是凌花公司会计，其已与国联公司会计黄晶对过账，账没有问题，确认凌花公司结欠国联公司货款22万多元。再查明：2014年9月30日，于庆昌以汇款方式为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2016年2月16日、2016年10月13日，于惠敏以汇款方式为凌花公司分别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40316元。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光盘、送货单、汇款凭证、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卷佐证。对国联公司要求凌花公司支付货款22027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理由如下：(1)因于惠永、于惠敏、于庆昌系凌花公司股东，彼此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结合于庆昌于2019年1月5日在微信中向徐国华表示“我已和大女儿按排了”、于惠敏于2019年1月29日向徐国华说“我作为会计来讲，我只能给对方哪家公司对对账啊”及于庆昌、于惠敏分别为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等情况，本院确认凌花公司属家族企业；于惠敏作为公司股东及财务负责人，其对账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对凌花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庭审中，凌花公司却表示，于庆昌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于惠敏不是会计。因此，凌花公司所作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本院有理由对其诚信产生合理怀疑，并加重其举证责任；2、2017年1月19日，于惠敏在电子邮件中确认凌花公司结欠国联公司货款278008元。2019年1月29日，于惠敏再次在电话中向徐国华确认其已与黄晶对好账，账没有问题。2017年1月26日，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支付货款57736元。2017年3月7日，凌花公司向国联公司购买价值41500元的乳液，并于当日付清该笔货款。根据上述情况，本院确认凌花公司尚结欠国联公司货款220272元(278008元-57736元)。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凌花公司结欠国联公司货款220272元，有电子邮件、送货单、汇款凭证等证据为凭，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凌花公司未能及时付清货款是纠纷产生的原因，理应承担给付之责。对国联公司诉请的律师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因国联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凌花涂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货款220272元。二、驳回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6270元(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天津市滨海新区凌花涂料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给付江苏国联科技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储振宇人民陪审员  许庆健人民陪审员  恽敖兴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