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13民初4893号 原告：青岛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 法定代表人：朱碧芳，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发，青岛李沧鼎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广东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负责人：张桂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男，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广东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聂文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宝光，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清华，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青岛某公司与被告广东某公司、广东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青岛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发、被告广东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清华、高宝光，被告广东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青岛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付欠原告货款3715684元及违约金450000元，计款4165684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在建设工程施工中，购买原告木方等材料，合同还约定了被告的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供货，但被告未按约定付款。故提起诉讼。 广东某公司辩称，被告的负责人在工商登记上现在依然能查询到是张桂荣，对于印章，公安鉴定这个备案的印章是在总公司存放，现在公安鉴定的结果是目前正在使用的印章和这枚备案印章不符，并没有说明这枚印章是虚假的，作为负责人刻制本公司的印章是允许的，从印章角度讲这个印章是合法有效的，分公司的负责人张桂荣是合法的。关于原告提交的合同，1、合同约定的很清楚把货送到甲方工地，没法证明工地是甲方的，2、关于王千，我们没有给王千出具过任何的授权，对于他验货收货没有依据，3、对于担保人盖章，不存在自己给自己担保。 广东某公司辩称，十六冶公司及山西分公司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涉案货款清偿责任；被答辩人与毕立武等人涉嫌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恶意串通，虚假诉讼，应予驳回；本案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应予驳回，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证据一，2018年11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购买原告产品的名称、规格、等相关事项，同时约定被告方收货人为王千。并更正购销合同中出现的2019年11月20日及所有涉及的2019年均属于笔误，应为2018年11月20日及2018年。在法庭询问中，原告主张上述陈述有误，应该是合同落款时间的2019年11月20日属于笔误，应为2018年11月20日。 证据二，送货单29张，证明被告在涉案工程中欠原告货款3715684元的事实。 被告广东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合同的担保章盖章是后填的、王千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是后填的，其他是真实的。 对证据二，送货单本身不能证明这个货是送到山西分公司工地上，王千和山西分公司没有关系。 被告广东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伪造的证据，首先合同上落款的是2019年明显是倒签的时间不是笔误，原告的公章是补盖的，这两份合同也是伪造的合同，担保人的公章不是山西分公司的印章，山西分公司没有印章。收料人王千、签约人毕立武均不是十六冶山西分公司的人员，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关系，原告没有提供该人员与山西分公司有关的劳动合同和社保关系，不能证明收料人王千、签约人毕立武是山西分公司人员的证明目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11月20日，该合同既是假合同也是未生效的合同，该合同第二页第九项规定自合同签字盖章之日生效，原告没有提供按合同约定的2019年5月20日前给付总货款的60%的收付款凭证，不能证明事实供应关系。 对证据二送货单，其累计金额与诉讼金额明显不符。原告提供的两本送货单就本案涉案的票据单号是连贯的，在交易中明显是不正常的。对于三性不予认可，送货单上的收货人毕作栋、王千、傅全林不是十六冶公司山西分公司人员，原告没有提供该三人的劳动合同关系和社保关系，不能证明系山西分公司的人员。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提供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6月3日的收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其供货事实。该组送货单与合同没有关联关系。 被告广东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关于成立广东某公司的通知，证明十六冶公司2011年6月20日成立山西分公司，负责人李永顺，技术负责人金学龙,财务负责人魏宁，且均由十六冶公司聘用，分公司无人事任免权。 证据二，关于启用广东某公司印章的通知，证明十六冶公司2011年07月18日合法刻制使用的唯一性印章：十六冶公司山西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枚印章的事实。 证据三，十六冶山西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模、启用、收回登记，证明十六冶公司唯一性启用的十六冶山西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于2015年8月5日收回公司总部保管至今。证明张桂荣伙同他人等人伪造公司印章犯罪的事实。 证据四，关于张桂荣等同志任免的通知，证明十六冶公司为了保留山西分公司，2015年7月22日仅聘任张桂荣山西分公司负责人，其他人员未做调整，分公司无人事任免权的事实。 证据五，报告一份，证明2015年8月18日，十六冶公司为了山西分公司场所变更需要，张桂荣办理新证移交手续，但山西分公司无任何业务，山西分公司及财务印章不作移交，由公司总部保管。证明张桂荣等人伪造公司印章犯罪的事实。 证据六，关于除去张桂荣山西分公司负责人的通知，证明原十六冶山西分公司负责人张桂荣因涉嫌私刻、伪造公司印章，进行犯罪活动，2017年5月17日被十六冶公司除去山西分公司负责人的事实。 证据七，关于注销广东某公司的决定，证明十六冶公司对山西分公司自2015年7月22日以来无经营业务，且已除去张桂荣分公司负责人，其不配合负责人工商变更，于2018年11月6日决定注销山西分公司的事实。 证据八，广东某公司基本管理制度之印章管理制度，证明未经十六冶公司书面授权，包括分公司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允许私刻印章和签订与经济有关的任何合同，违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证明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上的印章系不法行为人私刻、伪造印章的事实。 证据九，广东某公司基本管理制度之工程施工管理制度，证明十六冶公司下属单位未经授权，无权签订任何合同，且所有合同均由十六冶公司签订和备案的事实。 证据十，协议书、抵押合同，证明山西分公司承包期限三年，从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张桂荣必须遵守广东十六冶公司的基本制度，不得私刻、伪造印章，未经书面授权不得签订任何合同等，违者，承担法律责任，且协议未生效的事实。 证据十一，潍坊日报《律师声明》，因有人私刻伪造十六冶山西分公司印章，十六冶公司委托律师发布声明：将依法追究有关不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等等。 证据十二，山西光大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6月12日山西光大司法鉴定所对张桂荣等人伪造的“广东某公司”印章与十六冶公司合法的“广东某公司”印章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印文。证明张桂荣、毕立武等人伪造公司印章犯罪的事实，证明本案原告涉嫌合谋伪造“广东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捏造事实，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犯罪事实。 证据十三，(2019)晋0181民初13号《民事裁定书》，证据十四（2019）晋01民终616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张桂荣伪造“广东某公司”印章，与陕西博海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非法开设“十六冶山西分公司”银行账户，进行非法交易关系犯罪的事实。古交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与本案原告案系同一诉求，同一类型，同一性质，同一基本事实，同一伪造“十六冶山西分公司”印章犯罪的事实，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证据十五，受案回执，证明2019年7月22日，古交市公安局受理古交市人民法院移送的张桂荣涉嫌伪造“十六冶山西分公司”印章，非法开设“十六冶山西分公司”银行账户等合同诈骗犯罪材料，证明张桂荣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 证据十六，移送案件通知书，证明2019年8月8日，古交市公安局将张桂荣涉嫌伪造印章，合同诈骗案移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管辖并已受理，证明张桂荣涉嫌伪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 证据十七，证明及网查，证明十六冶公司2011年7月13日刻制的“十六冶山西分公司”印章系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的唯一合法公章，证明张桂荣伪造印章犯罪的事实。涉案印章的编码比备案印章的编码多一位数，也不是公安机关备案印章的序号。 证据十八，（2019）鲁0784民初607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与本案原告案系同一诉求，同一类型，同一性质，同一基本事实。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青岛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被告提交的全套证据真实性不清楚不予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2、被告内部问题与原告及本案无关，其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对外对原告没有抗辩力，3、被告广东某公司至今还是一个在有关机关备案的正规公司并非像被告广东某公司所说，4、不排除被告广东某公司有多枚印章在使用，刚才被告广东某公司的代理人宋伟也讲过此事，5、无论合同中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是否真伪均不能否认和排除被告欠原告款的事实。 被告广东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十五受案回执，没有任何意义，山西分公司是自负盈亏的独立公司，有独立的账号，有完税的证明，也给员工交社保。 对证据十八，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同时出现的还有3份民事判决书，证明山西分公司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对证据五，任命张桂荣为山西分公司负责人时曾经要把公章移交给张桂荣，但是张桂荣没有接受，因为山西分公司前任负责人的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然后张桂荣就刻制了另外的公章，交税的时候使用的公章，交税的证明也有，后期提交法庭。 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青岛某公司与被告广东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原告青岛某公司为乙方，被告广东某公司为甲方。合同约定，被告广东某公司向原告购买木方、木胶板；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为当乙方把货送到甲方工地时，甲方需在2019年5月20日前付给乙方总货款的60%，第二次付款甲方应在2019年7月20日前付给乙方总货款的80%，其余的总货款，甲方应在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合同同时约定，如甲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乙方付款，甲方应承担乙方应付款每日以2‰的滞纳金。合同还约定甲方指定的工地收料员为王千。合同还约定了交货期限等其他条款。合同甲方单位处加盖有被告广东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担保盖章处加盖有广东某公司字样，委托法定代表人处有毕立武字样，乙方法定代表人处有朱碧芳字样，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对落款时间，原告认为是笔误，应为2018年11月20日。被告广东某公司认为不是笔误，系倒签的时间，合同系伪造的。但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广东某公司认为担保章系后盖的，王千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是后签的，其他是真实的。其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 原告提交由王千签字的送货单29张，共计货款3715684元。 审理中，被告广东某公司认为，合同中的毕立武是挂靠在被告广东某公司，在即墨园从事扩大劳务，共十几个楼包工包料。 审理中，刘鲁平，孙清华均申请作为被告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均提交盖有“广东某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加盖有“广东某公司”印章的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该负责人身份证明书上标有负责人为张桂荣，原在我单位任负责人，2017年5月17日广东某公司除去其负责人。同时对宋伟作为被告广东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提出异议，认为，1、宋伟授权的被告广东某公司印章为伪造的印章；2、宋伟不是被告广东某公司人员，其没有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表等，不能够证明系被告广东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申请驳回宋伟的代理资格及权限。 被告广东某公司是被告广东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具有独立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证、税务登记证，具有独立的办公地点、银行账户、公章。2015年7月22日，被告广东公司聘任张桂荣为被告山西分公司负责人。 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原告认为系根据合同约定，分段计算，按照每日2‰计算，原告只主张450000元。被告广东某公司认为过高，双方均未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广东某公司主张原告与被告广东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伪造的，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被告广东某公司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广东某公司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对落款时间的笔误也未予否认，结合双方的陈述及送货单的时间，应认定合同的落款时间系笔误，应为2018年。故原告与被告广东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一、拖欠货款的数额认定；二、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是否成立；三、广东某公司的责任承担；四、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格认定；五、宋伟的代理资格；六、本案是否中止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一。 经原告提交王千签字的送货单，虽被告广东某公司认为王千的名字是后签的，王千不是公司的职工，公司也未委托王千收货，但被告认可合同的真实性，也认可毕立武挂靠广东某公司在即墨园从事扩大劳务，共十几个楼包工包料，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对原告提交的该送货单予以认可，该送货单对应的货款为3715684元。被告未证明其还款，故原告现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715684元，事实清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 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的标准，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货款构成违约，依法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要求按照每天2‰标准计算支付违约金，被告认为违约金过高，双方均未对实际损失予以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450000元，明显过高。原告主张超出部分违约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 被告广东某公司为被告广东某公司开办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广东某公司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四。 因被告广东某公司具有独立的营业执照，且被告广东某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聘任张桂荣为被告广东某公司负责人，现该公司营业执照上载明的负责人仍为“张桂荣”，故而刘鲁平、孙清华持有该公司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要求作为被告广东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且该公司负责人张桂荣亦不认可其代理权限，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律规定对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发生的外部争议，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故刘鲁平、孙清华在本案中不具有代理被告广东某公司参加诉讼的资格。至于二被告关于分公司控制权之争，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五。 关于被告广东某公司以分公司公章系私刻且宋伟未提交劳动合同等为由，要求驳回宋伟的代理资格及权限。审理中，宋伟提交加盖有被告广东某公司公章及负责人张桂荣签字确认的授权委托书，并提交与被告广东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人规定，故宋伟具有本案代理资格及权限。 关于争议焦点六。 关于被告广东某公司以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驳回原告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广东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清楚、明确，原告已按合同约定送货，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广东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即使涉及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相关规定，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故被告要求本院驳回原告起诉、移送侦查，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八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东某公司、广东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青岛某公司货款3715684元； 二、被告广东某公司、广东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青岛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欠款3715684元的60%即2229410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7月20日止；以欠款3715684元的80%即2972547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2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以欠款3715684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5月9日止。以上违约金，至2019年8月19日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1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5125元，均由被告广东某公司、广东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清华 人民陪审员  张筱萍 人民陪审员  王秀琴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