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002民初1403号 原告：李冬梅，女，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群，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城路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713945135B。 主要负责人：胡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希，女，该行员工。 原告李冬梅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昱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冬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吴群群，被告农行昱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冬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农行昱城支行向李冬梅支付存款97万元，以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60万元从2012年6月29日起计算，37万元从2013年10月17日起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李冬梅于2008年1月4日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开设12×××49账号（以下简称“李冬梅”9949账号）。此后李冬梅向该账号内存款，后李冬梅前往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支取存款时，该分理处拒绝兑付该账号内的存款。依据该账号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6月29日、2013年10月17日分别被转取了60万元和37万元存款，但该两笔业务并非由李冬梅本人办理。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李冬梅主张存款本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另外，李冬梅曾于2017年7月21日对涉案存款本息提起诉讼，法院认为李冬梅的诉讼与汪东红刑事案件有关，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之后李冬梅撤回起诉，故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且未超过诉讼时效。涉案两笔理财产品办理完毕后，汪东红分别交给李冬梅两张取款凭条，汪东红在该凭条上书写了存款的相应内容，可以证明存款的事实，也使李冬梅有理由相信其与银行建立了理财业务关系，涉案账号已销户，但李冬梅持有的两张取款凭条是“李冬梅”9949账号内存款的延续记载，故销户不意味着双方之间存款关系的消灭，也不影响李冬梅主张存款本息。60万元转入汪玲玲、詹丽萍账户，不是李冬梅本人办理，也没有身份核验记录，李冬梅及孙某均不知情；37万元既没有李冬梅签字，也没有孙某签字，是汪东红代签的；涉案账号的销户不是李冬梅办理的，而是代理销户的。汪东红违反银行操作规定代理客户办理业务，利用职务便利及银行经营管理漏洞和失范，违规将李冬梅资金转入其控制的账户内，导致李冬梅存款损失，后果应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汪东红的行为虽构成犯罪，但李冬梅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与汪东红的部分犯罪事实有关联，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汪东红的刑事判决不能取代李冬梅基于储蓄法律关系而向农行昱城支行主张存款本息的权利。李冬梅对汪东红是基于其是银行工作人员，而产生的信赖并疏于防范，这与银行监管不力有密切关系，银行在本案中具有过错，应对李冬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李冬梅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农行昱城支行辩称，李冬梅的诉讼请求与汪东红集资诈骗罪一案有关，而该案件经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李冬梅所称的存款被法院认定为汪东红的犯罪行为，其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李冬梅提起本次民事诉讼无法律依据。“李冬梅”9949账号已于2014年1月20日办理销户手续，领取账号内的尾款，并签字确认，李冬梅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李冬梅”9949账号的开户资料显示，系李冬梅本人开户，且存款支取方式为密码支取。而“李冬梅”9949账号的实际掌控人是孙某，存折及密码均由其持有，李冬梅仅为名义上的存款人，涉案业务均为孙某自行办理，由其本人填写转账金额、自行输入密码。李冬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银行账号和取款密码等重要事项不予妥善保管，由此造成损失应当由李冬梅自行承担，而不应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依据“李冬梅”9949账号取款资料显示，2012年6月29日的60万元、2013年10月17日的37万元系孙某办理，根据业务操作规则，对于凭密码支取的活期银行存款，在账号真实的、密码正确以及没有挂失的情形下，农行昱城支行应当为取款人办理取款业务。涉案账号内的资金并非是李冬梅或孙某所有，该账号仅是汪东红刑事案件的关联账户。农行昱城支行业务办理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操作，李冬梅无证据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存在过错，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冬梅的诉讼请求。 李冬梅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下列证据： 1.李冬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冬梅诉讼主体资格； 2.“李冬梅”9949账号流水，证明李冬梅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开立账号并存款的事实，以及该账号于2012年6月29日和2013年10月17日分别被转取60万元和37万元存款的事实； 3.赵文鲜的情况说明，证明汪东红在2012年前存在私人账号大额资金频繁进出的情形，银行仅对汪东红进行了轻微处罚； 4.公安机关的起诉书和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证明汪东红利用职务便利进行集资诈骗的事实； 5.孙某徽商银行尾号2994账户的开户申请，证明该账户是朱吉生代开，而孙某与朱吉生并不相识，开设该账户也不知情，该账户的资金190.10万元孙某也未收到，亦不涉及本案的97万元； 6.（2017）皖10刑初5号刑事案件的鉴定意见，证明孙某、黄山顺达旅行社有限公司、李冬梅、孙淑颖名下账户共向汪东红控制的账户汇款3319.8282万元，收到汪东红返还2989.2514万元，包括孙某徽商银行尾号2994账户的190.10万元，差额为330.5768万元，加上190.10万元为520.6768万元，与孙某报案金额527万元相当，该527万元包括孙某无折存款回单160万元、2014年6月4日130万元存款、2014年5月26日60万元存款、孙淑颖的80万元存款及李冬梅的97万元存款。 农行昱城支行围绕抗辩意见依法提交下列证据： 1.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李冬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冬梅”9949账号为其本人开户及凭密码支取银行存款的事实； 2.取款凭条二份、联网核查凭证，证明李冬梅诉请金额的取款情况； 3.销户资料，证明涉案的银行账号销户情况； 4.身份证核查记录表，证明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对账号核查身份证，农行昱城支行在办理业务时活期现金销户，超过5万元以上存款业务需联网核查身份证，对5万元以下存款业务只需要核查身份证； 5.银行交易明细表，证明涉案账号资金往来的情况，涉案款项的交易对手是汪东红集资诈骗罪案件的受害者； 6.审计报告（节选），证明该账号为汪东红掌控的事实； 7.孙某的询问笔录、报案材料，证明李冬梅主张的两笔款项已经纳入汪东红刑事案件，李冬梅涉案存折内的资金并非来源其本人； 8.（2017）皖1002民初1733号案件中孙某的谈话笔录，证明涉案存折内的资金来源于孙某，以及存折及密码均为孙某掌控的事实； 9.《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及涉案账号的销户资料，证明涉案账号已于2014年1月20日销户，李冬梅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10.（2017）皖10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汪东红集资诈骗罪一案中孙某的损失包含李冬梅主张的涉案存款的事实，李冬梅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提出本次民事诉讼无法律依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农行昱城支行对李冬梅提交的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账号的存折是由李冬梅自行保管和使用的，涉案两笔款项是孙某本人操作的，不是所谓的转取，相应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具体数额应以生效法律文书和查明的事实为准。本院认为，李冬梅认可9949账号是孙某以其身份信息开设的，并由孙某保管存折，账号内的资金也是所有，孙某对取款凭条的签名也予以认可；汪东红虽因犯罪被判刑，但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存在违规或监管不力，应当个案审查；赵文鲜未出庭作证，也无其他证据佐证说明所述事实，其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孙某徽商银行尾号2994账户的开户情况与本案无关；孙某是汪东红集资诈骗罪的受害人，汪东红向其集资借款及损失数额应以刑事判决认定为准，对证据1、2、4予以采信，对证据6予以部分采信，对证据3、5不予采信。 李冬梅对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存款凭条借方3751#，贷方020#的账号是银行内部的账户，存款仍存放在银行，并没有支付给汪玲玲等人，没有明确指定的收款人，银行流水是系统内部自然生成的。对证据3、5、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李冬梅账号内的资金是真实的，即李冬梅账户有60万元、37万元存款的事实，该两笔款项被转走经办人员并非存款人自己，也不是孙某、李冬梅或其他人联手操作的做假。对证据8无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反映账号的资金以及账号管理的事实。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客户与银行之间储蓄关系是否消灭，要看客户资金是否已由客户支取，也不影响本案的诉讼时效，而李冬梅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储蓄关系依然存在。对证据10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李冬梅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本案的审理以及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受刑事案件的影响，民事案件可以独立进行。本院认为，“李冬梅”9949账号的存折是孙某以李冬梅的身份信息在银行开设的，李冬梅与孙某对存折、密码控制人及账号内的资金的权利人均无异议，孙某对其办理60万元、37万元转账取款和“李冬梅”9949账号销户的业务也不持异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终止；农行昱城支行对该两笔转账取款、“李冬梅”9949账号的销户按流程规定进行了处理，未违反相应规定，对证据1-10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李冬梅系孙某弟媳妇。2008年1月4日，孙某持李冬梅身份证向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申请开设个人结算账户，填写了个人结算账户申请，并在申请书的客户或代理人栏签署“李冬梅”。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对李冬梅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为李冬梅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开设尾号为9949的个人结算账户，并存入现金10元激活账号。申请书载明支取方式为凭密码。“李冬梅”9949账号的交易流水及凭证显示，孙某于2012年6月25日将李冬梅名下10万元到期存单中存款10万元存入9949账号；2012年6月28日，曹霞银行卡转入9949账号20万元；2012年6月28日，郝运银行卡转入9949账号30万元。2012年6月29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及身份证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60万元转账取款业务，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对李冬梅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联网核查凭证显示，客户姓名李冬梅，证件类型身份证，核查结果为公民身份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之后孙某在银行柜台输入支取密码，并在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取款凭条显示的交易码为1046（转账取款业务），序号为660K0025。同时，孙某将9949账号转出的60万元款项分别按汪东红指示转入汪玲玲账户30万元、詹丽萍账户30万元，汪玲玲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序号为660K0026、交易码为4210（转账存款业务），詹丽萍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序号为660K0027、交易码为4210（转账存款业务）。交易完成后汪东红向孙某交付了2012年6月29日60万元的取款凭条复印件，并一直由孙某保管至今。汪东红在取款凭条上书写了“2013年10月8日取，续存半年；2014年4月8日取，2014年10月8日取，2015年4月8日”。 2013年10月17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37万元转账取款业务，孙某在银行柜台输入支取密码，并在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取款凭条显示的交易码为1046（转账取款业务），序号为660n0020。同时，孙某将9949账号转出的37万元存款按汪东红指示转入詹丽萍账号，詹丽萍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序号为660n0021、交易码为4210（转账存款业务）。交易完成后汪东红向孙某交付了2013年10月17日37万元的取款凭条复印件，并一直由孙某保管至今。汪东红在取款凭条上书写了“2014年4月17日到期，2014年10月17日到期，2015年4月17日到期”。 2014年1月20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了销户业务，并领取了账号内的剩余存款839.48元，取款凭条、存折、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上签名均是“李冬梅”。 《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个人存款账户销户时须提供存款凭证，并按预留支控方式进行信息核验，定期储蓄存款提前支取并销户时，须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六条单笔金额人民币5万元以上现金取款业务或人民币50万元以上转账取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七条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不得代理。第三十二条支控方式为“凭密码”或凭“密码-凭证”且通兑方式为“通存通兑”的，可通存通兑；……。 李冬梅向本院出具说明，确认“李冬梅”9949账号是孙某以其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开设的，也是由孙某保管使用该账号的存折，账号内的资金亦是孙某所有。 另查明：李冬梅曾于2017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农行昱城支行向其兑付存款97万元及利息等诉讼请求【（2017）皖1002民初1733号案件】，并于2018年8月21日提出撤诉申请。李冬梅在（2017）皖1002民初1733号案件中称，其尾号9949的账号是委托孙某开户的，一直都是由孙某保管及使用。其与曹霞、郝运、汪玲玲、占英军、詹丽萍均不认识，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孙素颖是其女儿。农行昱城支行的会计凭证中的“李冬梅”签名均不是其所签，“李冬梅”9949账号销户都是委托孙某办理。汪东红案发后，孙某向银行主张“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存款，其本人没有向银行主张过。 孙某在该案件中称，“李冬梅”9949账号是其于2008年1月4日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开户的，密码也是其设置的；“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一直由其保管使用，未将“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交付给其他人，账户内的资金实际持有人也是其本人。汪东红和其说有理财产品，月息1分。2012年6月29日，孙某持有“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填写了取款凭条，并在柜台输入账号密码，60万元款项转入哪个账户是根据汪东红指示操作的，其只负责签名和输入密码。之后汪东红向其出具了盖具农行前园分理处业务办讫章的取款凭条复印件，并说这种理财产品没有正规的存款凭条，只有这种凭证，由其具体负责，其中取款凭条复印件中的手写部分是由汪东红书写的。2012年6月29日至2013年10月8日期间利息72000元汇入“李冬梅”9949账号；2013年10月9日至2014年4月8日期间利息72000元转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4月9日至2014年10月8日期间利息72000元转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10月9日的利息就没有支付了。2013年9月27日的2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7.2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2万元、2013年10月11日的3万元、2013年10月12日的6万元、2013年10月17日的9.6万元存款凭条上签名均是其本人所签。2013年10月17日，孙某持有“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填写了取款凭条，并在柜台输入密码，37万元款项转入哪个账户是根据汪东红指示操作的，其只负责输入密码，取款凭条上“李冬梅”签名也是其所签。汪东红向其承诺该笔产品月息2分。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利息44400元汇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4月18日至2014年10月17日期间利息44400元转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10月18日的利息就没有支付了。2013年10月8日的7.2万元是60万元存款的利息，2013年10月17日的9.6万元是孙素颖80万元存款的利息。“李冬梅”9949账号的销户也是孙某去办理的。汪东红向孙某集资借款总计527万元，包括孙某无折存款回单的16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的130万元、2014年5月26日取款凭条的60万元，李冬梅2012年6月29日的60万元、2013年10月17日的37万元，孙淑颖2013年4月15日的40万元、2014年4月17日的40万元。 再查明：汪东红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2015年6月4日被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6月11日，汪东红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查明，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原大堂经理，任职期间为朋友孙某管理黄山顺达旅行社有限公司在该行的对公账户。从2007年底开始，汪东红利用该对公账户累计资金的时间差，挪用该对公账户资金用于购买基金，导致亏损。为偿还挪用的资金，汪东红开始高息向他人借款。随着高息借款越来越多，资金漏洞越来越大，汪东红又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编造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高息理财、高息为他人做“过桥”业务等借口，向不特定人集资借款，并以后面借款偿还前期借款的利息和本金。汪东红还私自使用部分借款人或其近亲属的身份证在银行私自开立活期账号，并私自设置密码，随后让借款人将钱款汇入此类账户，并将无折存款回单交给借款人，让借款人误以为将钱存入银行，骗取借款人信任。随后，汪东红将其掌控的私自开立的活期账号中的钱款转账或直接提现，用于归还他人的借款。至案发时，汪东红实际从30名被害人处集资诈骗1722.9774万元。其中从2012年6月开始，汪东红虚构月息1分至2分的个人理财业务，向孙某集资借款总计527万元，除归还225.2407万元，其余301.7593万元被其非法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书证、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汪东红供述与辩解予以证实。其中被害人孙某（顺达旅行社经营者）陈述,其和汪东红以前就认识，2001年其办了顺达旅行社，2003年左右其到农行前园分理处办理团款转账业务，把团款从旅行社账号转到其个人账号，汪东红主动帮其办理。几次业务之后直到现在，团款转账业务其都是交给汪东红办理，中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2015年春节，汪东红让其将旅行社账号上的28.8175万元借给她，其同意了，汪东红就将这笔钱转出来，其中2015年5月29日汪东红最后还转了一笔5万元到汪玲玲的账号上。除了这个28万多元团款没有转给其，之前的团款汪东红都如数转给其了。2012年6月，汪东红跟其说农行现在有银行和个人的联合理财业务，从当月到2015年4月其陆续通过其本人及孙淑颖、李冬梅的账号存了527万元到汪东红指定的账号，月息1-2分，其总共拿了六七十万元利息，都是转账到其手里的几个账号上，从来没有现金支付。孙某是农行的账号，尾号是0517，孙淑颖的账号尾号是0555，李冬梅的账号记不清了。汪东红于2014年6月4日以其名义开了一个账号，尾号是5272，这个账号不在其手上，是方静去办的。 汪东红供述，从2007年的时候，孙某经营的顺达旅行社在其上班的前园分理处开的对公账号，是其帮她管理的。其在孙某不知道的情况下拿这个账号里面的钱来购买银行基金，所买的基金是亏损的，为了弥补这个窟窿，其就在外面高息借款，当时是以做银行过桥业务这个理由向别人借的，月息6分。第一笔借来的钱就还给孙某了，之后其按照约定付利息，到期之后实在没有钱还了，就再次以做银行过桥业务这个理由向别人借钱，拿来还给之前所欠的利息和本金。从那时候开始其就不断地借钱还钱和付利息，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13年底。从2014年开始，借给其钱的人本金都没有拿走，其还想借钱也很难借到了，还有那些到期的本金和利息仍然需要支付，于是其想到一个新的办法，其找到一些朋友告诉他们银行存款有任务，希望他们能帮忙把钱存到其上班的分理处来，等到他们同意将钱存进来的时候，其又对他们进行宣传，一种是钱存到银行里面可以帮他们做过桥转贷业务，另外一种是银行内部有相对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这两种宣传其当时都跟他们承诺月息1-2分不等。随着其能够及时兑现承诺，大家愿意把更多的钱拿来购买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又通过前面这些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把钱拿来做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再又把这些钱用来还别人的本金和利息。这些人借款给其都不是打入其自己的账号，因为其是银行职员，担心自己账号上资金流水过大，所以其用方静、曹霞、汪海峰、郝丽娟、吴光辉、郝运、郝龙驹等人的银行账号和他人之间进行借款还款及支付利息，利息支付基本上是转账到对方名下的银行账号里面。 在2013年下半年，其以银行有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银行内部有贷款过桥业务为由，利用银行有无折存款这种方式来操作。其让他们在柜台上办一张农行卡，再用其本人和他们的身份证在隔壁柜台上代办一张活期账号，并代为设定取款密码，接着其让他们把钱存到这张农行卡上，其回办公室帮他们填写了一张存款单，存款的账号是其代开的活期账号，然后其将存款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将农行卡上的存款转到活期账号上，柜员就会给他们一张无折存款回单，回单上写明了存款的时间、金额及账号信息，并盖了农行的业务章，当时他们本人不知道这个户头有一个活期账号，最后其再将无折存款账号上的钱转入其控制的账号上，用于支付之前借款本金和利息。 2012年开始，其跟孙某说银行有个人联合理财业务，月息1分，孙某就开始往其处存钱，第一笔好像是40万元。月息1分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快就是按月息2分计算了。孙某都是通过李冬梅、孙淑颖和她自己的账号与其往来的，孙某给其的钱有借款也有无折存款回单，孙某的无折存款回单是100万元或者160万元，其记不清了。是年前为了让她放心过年给她办的无折存款回单，这存单上的钱是其通过自己控制的账号打到其替孙某办理的账号上，银行柜台再给无折存款回单的，其支付孙某的利息记不住了，孙某总的给其的钱也记不住了。 安徽东方司法鉴定所皖东司鉴字[2015]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截至2015年6月4日，出资人为30人，关联人为20人；汪东红实际控制的51个账号。其中李冬梅为关联人，关联账号为12×××49。 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汪东红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以“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方法集资，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并造成巨额募集资金无法返还的严重后果，汪东红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还查明：2015年6月9日，孙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称，大概是2012年6月份的时候，汪东红跟我说农行现在有银行和个人的“联合理财业务”，月息1分，无风险，于是我就从弟媳李冬梅在农行的账号里转账60万元到汪东红指定的账号，到2015年6月26日我去农行查询，才知道这笔钱是从李冬梅账号转到汪玲玲的账号里去了。孙某通过汪东红办理的理财业务总额有527万元，其中2012年6月29日从李冬梅账号转账60万元到汪东红指定汪玲玲账号，月息1分，半年一存；2013年10月17日从李冬梅账号转账37万元到汪东红指定詹丽萍账号。利息是半年存期满了后支付的，利息转账到我手里的几个账号上，有孙某、李冬梅、孙淑颖，李冬梅收利息的账号我不清楚。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李冬梅”名下9949账号于2014年1月20日销户，相应的销户手续客户签名处均有签有“李冬梅”字样，李冬梅认可该账号的存折一直由孙某保管使用，孙某认可其本人办理了该账号的销户手续。从孙某和汪东红的陈述来看，该两笔款项的利息汪东红均支付至2014年10月，并且孙某已就该两笔款项在汪东红事发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刑事判决认定汪东红向孙某集资借款总计527万元，包括本案两笔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李冬梅”名下9949账号从2014年1月20日销户至孙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从孙某于2015年6月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起中断，且汪东红的刑事案件于2018年6月11日才审结，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应当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李冬梅、孙某与汪东红的陈述来看，自2007年5月29日以来汪东红为孙某管理黄山顺达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双方之间或控制账户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交易金额大。本案的两笔款项是孙某在汪东红编造虚假理财产品的情形下，将涉案款项从“李冬梅”9949账号转入汪东红指定的账户，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获取高额利息。李冬梅与孙某及汪东红共同确认“李冬梅”9949账号是孙某以“李冬梅”的身份信息在农行昱城支行开设的，且李冬梅对该账号内的存款属于孙某所有，该账号的存折一直由孙某控制、使用的事实不持异议。孙某以“李冬梅”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开立账号后，双方之间建立活期储蓄存款存折为表现形式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农行昱城支行仅对“李冬梅”9949账号存款余额范围内提供金融服务。 孙某分别于2012年6月29日、2013年10月17日持“李冬梅”9949账号的存折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柜台办理了60万元、37万元的转账取款业务，由孙某本人输入支取密码，也是其本人在取款凭条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确认本次交易成功。虽然孙某是按汪东红指示将涉案款项转入第三人账户，但涉案的两笔转账取款业务流程均由孙某自行在银行柜面完成的，且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对于超过50万元以上转账取款业务进行了联网核查。从两这笔款项业务凭证记载的内容来看，60万元、37万元属于转账取款业务，由于“李冬梅”9949账号系活期储蓄存款存折业务与收款人的银行卡业务需要跨系统处理，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在办理60万元、37万元转账取款业务时虽同时形成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但是一笔业务，从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序号、交易码可以佐证该事实。转账取款交易完成后汪东红向孙某交付了60万元、37万元两张取款凭条的复印件，并一直保管该两张取款凭条复印件至今；孙某于2014年1月20日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办理了“李冬梅”下9949账号的销户手续，期间孙某从汪东红控制的其他账户处收取长达两年多的高额利息，并且汪东红在所谓60万元、37万元存款到期时均在相应的取款凭条的复印件上书写下一期存款的到期时间。孙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是，应当知道存款到期后应由银行在柜台出具新的存单等债权凭证，当汪东红个人在取款凭条上书写存期时，对汪东红的权限未经核实即轻信，显然其没有注意到取款凭条的不合常理之处。二是，孙某作为“李冬梅”9949账号的实际持有人，对60万元、37万元款项已从“李冬梅”9949账号转出，“李冬梅”9949账号内已无60万元、37万元存款，以及将“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存款转入汪玲玲及詹丽萍账号的事实是知晓的。三是，孙某持有的是取款凭条复印件，应当能够理解取款凭条用途，当“李冬梅”9949账号已无60万元、37万元的存款时，孙某仍继续收取汪东红所代表农行昱城支行支付利息，既未对支付利息时使用账户的身份未提出过质疑，也未对汪东红编造的谎言及不符合常规的做法提出过质疑，显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四是，孙某在享有长期高回报的存款时，无视银行网点公布相应产品的收益，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放松了其自身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并非善意。鉴于孙某上述的行为导致其存款后被汪东红占有的后果，应自行承担。 农行昱城支行作为商业银行，责任是否免除应以其转账取款业务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为前提。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代理人可以持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存折和密码进行转账和取款。本案中，李冬梅认可孙某是以“李冬梅”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办理了活期存折，并设立了“凭密码”的支取方式，存折和密码一直由孙某本人掌握，孙某认可其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办理“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60万元、37万元转账取款业务时是其本人凭存折和密码交易的，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也对超过50万元的60万元的转账取款业务进行了联网核查，同时形成了交易金额的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孙某明确取款凭证处客户签名处“李冬梅”是其所签，故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在办理该两笔款项转账取款业务不存在违规的行为。李冬梅或孙某亦没有证据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在办理上述款项的转账取款业务中存在违反银行操作规程的行为，而且孙某已将“李冬梅”9949账号已销户，并领取该账号内的剩余存款，该行为意味着农行昱城支行对“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义务已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李冬梅”9949账号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的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不再存在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孙某基于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将存款转入按汪东红的指定的账户，但不足以认定农行昱城支行应对汪东红集资诈骗行为给孙某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孙某以“李冬梅”名义主张农行昱城支行兑付“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97万元存款本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孙某已就涉案款项报案，上述款项已作为汪东红集资诈骗犯罪数额，故孙某可通过刑事追赃程序主张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冬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原告李冬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巧云 审 判 员  张 怡 人民陪审员  汪团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 倩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