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2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华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钻石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222143616。法定代表人：林黔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周杰，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雨，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汉，男，197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海松，贵州舸林（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春，男，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友谊路**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2588W。法定代表人：白云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飞，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凤冈县黔通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凤冈县河坝乡河坝村信用代码91520327675434683L。法定代表人：吴建春。上诉人贵州华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烟公司）、贵州省凤冈县黔通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通公司）、吴建春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6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诚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6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王汉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吴建春的行为代表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并据此作出上诉人应承担付款责任的判决结论，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也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的依据是：中烟公司给务川烟叶库出具的调运委托函，委托函上载明华诚公司，联系人为吴建春；湄潭烟叶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吴建春出具给王汉的借条上署名的借款人为“华诚公司吴建春”。首先，调运委托函是中烟公司出具的，中烟公司是烟叶运输业务的业主方，包含务川烟叶库在内的所有烟叶保管单位存储保管的烟叶的所有人均为中烟公司。中烟公司之所以出具调运委托函，是因为各烟叶保管存储单位必须要见到作为烟叶所有人的烟公司出具的调运委托函才会放行。而调运委托函上之所以载明华诚公司以及联系人为吴建春，一是基于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华诚公司是该合同约定的承运人；二是基于华诚公司与黔通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华诚公司通过该合同将运输业务转给了黔通公司，中烟公司认可实际承运人已经变更为黔通公司，而吴建春是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中烟公司将吴建春列为联系人。该调运委托函起到的是介绍信的作用以及证明中烟公司认可吴建春是务川--湄潭烟叶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的联系人。其次，委托书是华诚公司出具给烟草保管存储单位的“介绍信”，只是起到“通行证”的作用。由于华诚公司与中烟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以及中烟公司出具的调运委托函上载明华诚公司，包括王汉在内的所有具体承担务川--湄潭烟叶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的司机，必须出示中烟公司出具的调运委托函以及华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包含务川烟叶库在内的各烟草保管存储单位才会发货放行，王汉等司机才能成功运烟。实际上，华诚公司给所有实际承担了务川--湄潭烟叶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的司机均出具过委托书。因此，华诚公司给王汉出具委托书，不等于华诚公司与王汉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不能仅凭王汉手上有一份华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就认定王汉与华诚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庭审中的所有案件材料均表明，从运输合同的接洽、实际履行、结算直至付款的全过程，都是在王汉与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春之间进行，从未与华诚公司有过任何的直接联系。王汉在历次庭审中，均对此表示认可。再次，借条署名的借款人为“华诚公司吴建春”，不能据此认定吴建春就是代表华诚公司。理由是：第一、吴建春本人并未出庭，也未对该借条进行过质证，该借条是否吴建春亲笔书写和签名无法核实；第二、哪怕该借条上是吴建春亲笔书写，也只能证明王汉与吴建春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三、历次庭审已经查明，吴建春是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华诚公司的代表人或代理人，也不是华诚公司的员工，华诚公司从未授权吴建春与被上诉人王汉接洽任何业务；第四、借条署名的“借款人：华诚公司吴建春”字样哪怕是吴建春亲笔书写，也只是吴建春的个人行为，华诚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更谈不上认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汉有理由相信吴建春是代表华诚公司，简直就是荒谬！按此逻辑，若此处的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吴建春”，一审法院岂不是要据此认定吴建春代表国务院。相反，该案经历次庭审已经查明，上诉人华诚公司与吴建春的黔通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运输合同关系，吴建春是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春与华诚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代表或代理关系。此次庭审也已查明：“本院认为，原告王汉与被告吴建春之间虽未签订运输合同，但根据双方货物（烟叶）运输及运费支付的实际情况，货物运输合同依法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见判决书第六第三段）。也即是说，一方面，一审判决书实际已经查明王汉与吴建春之间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且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即王汉与华诚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而另一方面，一审判决却又认定吴建春的行为代表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即王汉与华诚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完全是自相矛盾。综上，上诉人华诚公司与吴建春的黔通公司均是拥有合法运输资质的企业，双方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至于黔通公司及吴建春怎么和王汉约定运输单价以及运费支付方式，上诉人根本不清楚，即使该公司真的存在拖欠王汉运费未付清的情况，也应当由黔通公司及吴建春承担付款责任。二、一审罔顾上诉人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的事实，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严重地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历次庭审均已查明，本案包含了三个合同关系：一是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之间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二是华诚公司与黔通公司之间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三是黔通公司及吴建春与王汉之间实际履行的货物运输合同。上诉人与王汉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同，也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烟公司与上诉人华诚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上诉人华诚公司与黔通公司之间，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春于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签收单表明：“保证金及运费”已全部结清，上诉人华诚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与黔通公司的合同义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至于黔通公司及吴建春欠王汉运费，则属于吴建春及黔通公司与王汉之间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完全不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汉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以及上诉人对黔通公司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的事实，无限制的扩大被告的主体范围，严重地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等于是将被上诉人黔通公司及吴建春对被上诉人王汉的合同义务直接转嫁到了上诉人头上，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依法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王汉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王汉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货运单由吴建春已经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根据货运单进行结算，上诉人对吴建春运输烟叶的事实是认可的，通过吴建春出具的欠条及证人的证言能够确定王汉为吴建春运输烟叶的事实。而中烟公司出具的委托调运函是上诉人提供的信息，王汉看到该函载明联系是吴建春，以及根据吴建春在烟叶站办理的运输手续，完全有理由相信吴建春就是上诉人的运输代理人。同时运输过程中，吴建春在上诉人公司为王汉办理了上诉人的烟叶运输工作证，上诉人的该行为是对吴建春是代理人的默认及追认。中烟公司辩称，我方与王汉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王汉也提到我方出具调运函的问题，也就是认可我方不承担责任的结果。我方与上诉人的合同关系，已经完成付款义务，我方与上诉人的合同关系已经结束。因此我方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黔通公司、吴建春未作答辩。王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诚公司、吴建春、中烟公司连带支付运输费202816元；2、华诚公司、吴建春、中烟公司按银行年利率6%支付运输费202816元自2016年8月18日至付清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华诚公司、吴建春、中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3日，华诚公司与黔通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黔通公司为华诚公司运输烟叶，运输路线为：“正安—湄潭复烤厂、遵义南白—湄潭复烤厂、凤冈—湄潭复烤厂、湄潭复烤厂—遵义烟厂”，合同还对结算单价、运输总价、结算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免责事由、索赔、合同期限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吴建春作为黔通公司代表在合同中签名。2014年10月20日，华诚公司与中烟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合作关系并签订《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与2014年10月13日华诚公司与黔通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除费用结算方式外，其约定运输货物名称、运输路线、结算单价、运输总价、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免责事由、索赔、合同期限（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9月9日）均雷同。在合同五条中约定“乙方应确保为甲方提供及时、安全的运输服务，并指派专人与甲方协调相关的运输业务”。2015年9月5日，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续签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9月10日至2016年9月9日。2015年10月22日中烟公司向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烟叶营销中心务川烟叶库出具调运委托函，委托华诚公司承运务川—湄潭复烤厂的烟叶，其联系人为吴建春。次日华诚公司向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烟叶营销中心务川烟叶库出具委托书，委托王汉办理务川—湄潭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吴建春遂找王汉为其承担运输业务，王汉雇请徐波、龚应波、龚勇等二十余名货车司机承担务川—湄潭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货车司机在运输烟叶的货运单上载明货物为华诚公司与中烟公司。货车司机在运输完烟叶后按流程将货运单交王汉、吴建春、华诚公司、中烟公司结算运输费，中烟公司结算后按反向流程将运输费结至王汉。2016年8月18日，吴建春出具借条给王汉，借条载明“经运烟2015年共计37852件，按每件8元计算，共计302816元，已支付100000，下欠202816元，打款后此条作废属实。借款华诚公司吴建春”。2015年2月16日至2016年12月27日期间华诚公司共收到中烟公司运费2746961.61元。2016年12月23日，吴建春出具签收单，签收单载明“兹有我公司与贵州凤岗县黔通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现于2016年12月23日结束，经甲乙双方核对无误就余款的结算达成如下协议：一、退还保证金金30万元；二、支付运费余额268792元用油款方式支付，另加挂失油卡5000元，共计273792元。以上两条共计支付承兑汇票25万元，油款323792元，即全部结清保证金和运费。签收人：吴建春”。2015年2月14日至2016年12月23日华诚公司向黔通公司（吴建春）支付运费共计1214583.18元。庭审中华诚公司对吴建春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签收单予以说明，签收单中载明的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系2014年10月13日华诚公司与黔通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中合同履行开始时间。一审法院认为，王汉与吴建春之间虽未签订运输合同，但根据双方货物（烟叶）运输及运费支付的履行情况，货物运输合同依法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吴建春向王汉出具的借条，足以说明拖欠王汉运费202816元的事实，故王汉主张支付运费2028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从案件查明事实，黔通公司与华诚公司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为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9月9日，而王汉运输烟叶在其期间外。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合同约定，华诚公司应指派专人与甲方协调相关的运输业务，从2015年10月22日中烟公司向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烟叶营销中心务川烟叶库出具调运委托函中，明确华诚公司的联系人为吴建春。23日，华诚公司又向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烟叶营销中心务川烟叶库出具委托书，委托王汉办理务川—湄潭复烤厂的烟叶运输业务。2016年8月18日吴建春出具的借条中也签名为华诚公司吴建春。吴建春的上述行为足以使王汉有理由相信吴建春的行为代表华诚公司，吴建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华诚公司应承担运输费的支付责任。因中烟公司与王汉无法律关系，中烟公司不承担责任，对王汉诉请中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对王汉与华诚公司、吴建春、中烟公司、黔通公司之间就拖欠运费问题未约定违约责任，华诚公司、吴建春、中烟公司、黔通公司未及时给付运费，给王汉造成了实际的损失，王汉主张自出具借条之日（2016年8月18日）起要求华诚公司、吴建春、中烟公司、黔通公司按照欠款金额202816元，以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贵州华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汉运费202816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王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42元，由贵州华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王汉为谁运输货物，即涉案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是谁；二、王汉的运费为多少。关于涉案运输合同的相对方的问题，王汉认为，吴建春挂靠华诚公司，吴建春是烟叶运输项目的实际管理人。华诚公司认为，其与黔通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其与王汉没有关系，不是王汉主张运输合同的相对人。本院认为，一方面，黔通公司与华诚公司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为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9月9日，而王汉运输烟叶在这期间外，是在2015年10月23日以后；另一方面，2015年10月23日，华诚公司向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烟叶营销中心务川烟叶库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公司员工王汉办理烟叶运输相关事宜，从该委托书的内容看，虽然王汉不是华诚公司的员工，但该委托书明确了华诚公司委托王汉办理运输业务。故从现有证据看，涉案运输合同的相对人应当为华诚公司。原审法院认定王汉与吴建春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即使吴建春找王汉为其承担运输业务，由于华诚公司已经向王汉出具了书面的办理运输业务的委托书，从证据的角度，与王汉形成事实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只能是华诚公司，而非吴建春。关于王汉的运费为多少的问题，由于涉案项目的业主方为中烟公司，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也签订了运输合同。2015年10月22日中烟公司向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烟叶营销中心务川烟叶库出具《调运委托函》，委托华诚公司承运务川—湄潭复烤厂的烟叶，其联系人为吴建春。而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双方在合同五条中约定华诚公司应确保为中烟公司提供及时、安全的运输服务，并指派专人与中烟公司协调相关的运输业务，故吴建春应当为华诚公司承运务川—湄潭复烤厂烟叶的联系人。2016年8月18日，吴建春出具借条给王汉，借条载明“经运烟2015年共计37852件，按每件8元计算，共计302816元，已支付100000，下欠202816元，打款后此条作废属实。借款华诚公司吴建春”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认为王汉有理由相信吴建春作为华诚公司承运务川—湄潭复烤厂烟叶的联系人，能够代表华诚公司向王汉出具借条，并无不当。由于中烟公司、华诚公司、王汉均认可结算的依据为运输单，中烟公司与华诚公司已经进行了结算，说明华诚公司已经将运输单据交付给中烟公司，而华诚公司运输单据的来源应当是运输车辆的车主，故对王汉陈述吴建春打借条后已经将运输单据全部交付吴建春，本院予以采信。故原审法院按照王汉提供的借条金额确定王汉的运输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贵州华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法律关系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2元，由贵州华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龙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金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