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志勇，男，197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宜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凯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红，女，1972年5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二芳，广东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男，198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陈志勇因与被上诉人余红、刘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21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志勇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撤销第二项，确认上诉人陈志勇与被上诉人余红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5年5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以及被上诉人刘波对被上诉人余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被上诉人刘波、余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陈志勇与被上诉人余红于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改变了主合同支付对应款的时间，重新约定在被上诉人余红保证上诉人陈志勇拆除完原楼以及在没有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连续施工五个工作日，上诉人陈志勇就要支付被上诉人余红250万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上诉人陈志勇与被上诉人余红的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被上诉人刘波既与上诉人陈志勇签订委托合同作为上诉人陈志勇的专项法律顾问又与被上诉人余红签订相同的委托合同，为双方代理人，在协议约定的条件未成就时要求上诉人陈志勇向被上诉人余红支付305万元，使得上诉人陈志勇的利益受损，还帮助被上诉人余红转移财产，将被上诉人余红购买的车辆登记在其名下，被上诉人余红将财产转移被上诉人刘波和卢远军名下，其与被上诉人余红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陈志勇利益证据充分，应当判决被上诉人刘波与余红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余红答辩称，1.确认合同有效，被上诉人余红无须向上诉人陈志勇返还款项。上诉人陈志勇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已确认合同有效，被上诉人余红无须返还款项，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余红返还款项有误。2.上诉人陈志勇起诉时主张的不是被上诉人余红承担违约责任，而是主张合同无效，原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超出了上诉人陈志勇的诉讼请求。3.原审法院没有理清楚法律关系，错误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余红的反诉请求。深圳市景福股份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福公司）是委托人，上诉人陈志勇委托被上诉人余红是转委托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余红是转委托的第三人，上诉人陈志勇是受托人。景福公司指示和同意被上诉人余红的工作及接受和认可被上诉人余红的工作成果是景福公司的权利，这也是对被上诉人余红和上诉人陈志勇之间的委托合同的变更。景福公司已经确认工程款中有650万元是代办报酬，上诉人陈志勇义须按照景福公司的指示将65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余红。被上诉人刘波答辩称，1.被上诉人刘波是基于朋友关系提供帮助，上诉人陈志勇与被上诉人余红在重建过程中所有的款项往来其并不清楚，他们支付的款项名目、方式支付都是他们双方自己协商确定，只有在需要起草协议的时候被上诉人刘波根据他们双方的口述草拟协议，由上诉人陈志勇与被上诉人余红核对、确认无误并签字。上诉人陈志勇称被上诉人刘波与被上诉人余红串通没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陈志勇称被上诉人余红将财产转移在被上诉人刘波名下没有事实依据，其在诉讼过程中查封被上诉人刘波名下的财产都是被上诉人刘波的个人财产，被上诉人刘波的房子在本案发生之前就已购买。陈志勇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陈志勇与余红于2012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5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2.余红退还310万元给原告，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向原告支付损失至付清款项之日止；3.刘波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4.余红、刘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余红一审的反诉请求为：1.陈志勇支付余红345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余红支付利息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诉讼费由陈志勇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原为5层）需拆旧重建一事，2012年陈志勇经案外人张雄介绍认识了余红。2012年9月6日陈志勇（甲方）与余红（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目前宝安区西乡街道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已成危楼，景福新村村民代表大会及村委会决定重建（新建）新的办公大楼，甲方（或甲方挂靠的建筑公司）与景福新村村委会（股份合作公司）已签订建筑承包合同意向书，现甲方就委托乙方代办景福新村新建综合办公大楼的重建所有相关审批手续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宝安区西乡街道景福新村新建综合办公大楼拟新建办公楼楼层21层，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甲方负责与景福新村村委会签订《建筑承包合同意向书》，对旧办公大楼的拆除及新办公大楼的建造、负责与景福新村村委会（股份合作公司）的工程款结算等事宜；因甲方事务繁忙，景福新村办公大楼拆除重建的所有相关审批手续委托交由乙方有偿代为办理；乙方尽量争取该办公大楼能顺利重建及重建后的办公大楼楼层达21层或以上的所有相关审批手续；如在建设过程中因甲方没有按照重建审批手续的规定、施工图纸的要求施工导致停工等事情，均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乙方在办理完新办公大楼重建相关所有审批手续后应立即通知甲方，甲方收到通知后在7个工作日内向有关行政部门核实所有重建审批手续文件的真伪，在该7个工作日内对乙方代为办理的审批手续真伪未提出异议的，甲方应按照协议第四条约定支付代办费用；甲方承诺向乙方支付办理重建景福新村新办公大楼的相关所有审批手续事项的代办费用为650万元，该代办费不包含甲方或景福新村村委为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向国家缴纳的税费，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当缴纳的一切税费与乙方无关，均由甲方负责另行处理；甲方除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代办费外，不再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乙方在代办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招待费、通讯费、复印费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在代办过程中应及时告知甲方相关行政部门就新办公大楼报建所需的文件资料，甲方应当积极配合乙方准备或提供报建所需一切文件资料；甲方向乙方支付代办费用的条件一旦成就，甲方应按本协议确定的付款时间、方式支付，甲方与景福新村村委会是否已按时结算工程款不影响其支付代办费的义务，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支付40万元保证金由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刘波律师予以资金监管，本协议签订时，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已将保证金足额交付给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刘波律师；乙方按约定期限代为办理好景福新村重建所需的各部门相关审批手续，经甲方核实重建手续真伪并无异议后，资金监管律师有权一次性将该40万元支付给乙方；乙方若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办理好新办公大楼的重建审批手续到期后3个工作日内，由资金监管律师将保证金40万元无息退还给甲方；甲方确认乙方交付的审批手续文件真实性后，且持有该审批手续足以达到甲方合法重建新办公大楼的条件，视为付款条件成就，甲方应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代办费用650万元；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拟报建的楼层为21层，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高于21层的，甲方承诺每增加一层向乙方加付代办费30万元，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低于20层的，则乙方同意每减少一层扣减代办费50万元，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为20层的，则约定的代办费总金额不变；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为17层或以下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期限为6个月（即自2012年9月6日起至2013年3月6日止），乙方在该期限内应当办理完毕全部的新办公大楼重建所需的审批手续，所办理的审批手续应当符合新办公大楼额合法开工建设的条件。乙方未能在协议签订后3个月（即2012年12月6日止）就新办公大楼的重建向甲方出示任何深圳市相关行政部门审批通过的合法有效文件，本协议自动失效，用于监管的保证金40万元由资金监管律师在本协议自动失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甲方，甲乙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违约责任。若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即2012年12月6日前）向甲方出示任何深圳市相关行政部门审批通过的合法有效文件，则本协议自动续期3个月（至2013年3月6日止）。乙方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好新办公大楼重建所需的审批手续，无须乙方同意资金监管律师有权直接将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给甲方。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2012年9月6日，陈志勇与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波、张雄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波、张雄为陈志勇就景福新村办公大楼重建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同日，刘波、张雄向陈志勇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陈志勇支付的40万元监管保证金。2013年12月4日，陈志勇与余红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还补充约定甲方同意将乙方办理重建手续的期限延期至2014年3月1日。刘波以在场见证人身份在补充协议上签名。2014年4月17日，陈志勇向余红支付了代办费250万元。收条中注明“上述费用不含税费”。刘波以在场人身份在收条上签名。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6月12日陈志勇又向余红转款608000元。2014年9月30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颁发景福文化创意大楼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大楼层数为5层，规定的建筑面积为3192.14平方米。2015年5月29日，陈志勇与余红再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双方确认陈志勇已向余红支付了305万元，未付费用为345万元。补充协议书还对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6月3日，余红将景福文化创意大楼（即原来的“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出让合同、环境影响审查批复、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意见书等相关资料的原件交给了景福公司。2017年4月19日余红将景福创意文化大楼的施工许可证交付给了景福公司。另查，2014年1月1日广东省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与景福公司签订《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1401），约定广东省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承包建设景福公司发包的深圳市景福综合办公楼，工程总建筑面积约45631平方米，建筑高度98.7米，地下室二层，合同价款为110883330元，开工日期为2014年3月1日，合同工期为600天。庭审时陈志勇陈述，景福新村综合办公楼原是5层，需要拆除重建，因余红承诺可以办理好21层的重建手续，陈志勇遂与景福公司商量，如果可以办理超过5层的重建批文，超过5层部分由陈志勇承租，景福公司回复如果陈志勇可以办理好相关手续，可以让陈志勇承建工程并将超过5层部分让陈志勇承租，但不管办证的费用。后陈志勇挂靠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承包了该办公大楼的重建工程，但被告仅办理了重建5层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故该工程被相关政府部门责令停工，从2015年6月开始至今工程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如果余红可以办理好重建21层的手续，陈志勇自认可以赚取很大的利润，故愿意向被告支付650万元的费用，该费用实际还包含向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行贿的费用。景福公司至今尚未付清陈志勇工程款，也没有支付任何代办费用。陈志勇没有向相关部门支付过任何办理重建手续的费用，如果要缴纳相关税费，陈志勇是将相应款项转至卢远军的账户。但税费问题与本案无关。庭审时余红陈述，协议书约定的650万元是被告代为办理相关证件手续的报酬。目前涉案大楼的重建手续已经办理齐全。被告代办相关审批手续时，自行先垫付相关税费，后再找陈志勇支付，陈志勇再凭相关票据找景福公司。陈志勇再将票据的对应款项转至余红指定的卢远军的账户。景福公司未直接支付过余红任何费用。余红所收取的305万元全部都是佣金，不包含办理重建手续的相关费用。庭审时余红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7年12月1日景福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2年9月景福公司委托陈志勇、余红代为办理办公楼重建（规划21层）事宜，若陈志勇、余红能按约定办理重建手续，景福公司支付650万元（包括工程款内）作为报酬。截至2015年6月3日，陈志勇、余红已将办理好的重建（规划5层）手续原件交给景福公司，至此，景福公司不再委托陈志勇继续办理有关重建手续，并按约定向陈志勇支付已办理证件的报酬650万元（包括工程款内），对于陈志勇、余红之前所办理的代理事宜予以认可。景福公司已按约定足额支付报酬，无须再支付任何代理办证费用。余红是否足额收到全部代理费用与景福公司无关，其自行向陈志勇主张索取。此后，景福公司重建手续事宜全权委托余红代为办理。2017年4月19日余红向景福公司交付施工许可证。目前，景福公司重建项目仍在继续进行，有关证件的办理事宜将另行与余红协商确定。庭审时余红还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广东省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4年1月1日韶关二建公司与景福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韶关二建公司承建景福公司景福综合办公楼。陈志勇和李美阳作为二建公司内部承包施工人员与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为了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公司在分批收到景福公司工程款后，因陈志勇委托余红办理相关项目手续和批文，公司已经通过梅州市华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分批转账或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陈志勇和李美阳支付工程款，其中的650万元是余红的代办费用。对余红已经完成的工作，景福公司完全认可和接受，且景福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从余红手中接收了相关手续和批文的原件。对于陈志勇是否将650万元交给余红，公司不知情，余红可向陈志勇追讨，与二建公司无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函询广东省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该公司函复原审法院称，景福综合办公楼工程是由该公司承包，但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陈志勇，施工范围为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工程是否办理相关报建手续其不清楚；涉案工程目前尚未竣工，已将完成基坑、支护及承台桩基础，地面部分及地下负一楼、负二楼的主体建筑尚未开始施工；其已按合同约定收到部分进度工程款，其将进度工程款扣除税费后支付给了陈志勇，但其与陈志勇尚未进行工程款结算，其与景福公司也没有进行工程款结算；该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系余红单方找到公司盖章的，在公司对该内容不知情、未仔细核实的情况下加盖了公章，对相关情况未予以核实清楚；公司不清楚代办费一事，公司与余红也没有发生经济往来，没有向余红支付过任何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亦函询景福公司，该公司函复原审法院称，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确为陈志勇，该工程已办理报建手续；工程到目前为止未完工，仅完成地下室的土方工程及建筑物的桩基工程；目前尚未结算工程款，公司多次要求陈志勇结算工程款，但陈志勇拒不结算。公司已向陈志勇支付部分工程款（含代办报酬）及办理相关手续的各类税费。已向陈志勇支付工程款1800余万元，该工程款系按进度支付。支付方式为通过银行转账向广东省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分多次转账支付。据陈志勇口头说，其中工程款约1000万元，余红代办报酬650万元，办理各类证件手续税费约150万元；公司确曾委托陈志勇代办涉案工程的报建手续，余红是陈志勇带来的，公司未直接委托余红办理。委托方式为口头委托，在办理过程中，陈志勇带余红来公司开具办理所需委托书，公司有向余红开具书面委托书，委托事项为代为办理涉案工程的所有相关报建或建设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申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办理环评报告、办理建筑图纸设计等涉案工程建设有关事宜；公司与陈志勇的委托关系已撤销，撤销陈志勇的委托关系为口头方式，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3日。再查，2016年陈志勇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卢远军，要求卢远军偿还借款1790350元。该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2017）粤03民终20282号]，驳回了陈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查明陈志勇在2013年7月22日至2015年5月30日期间向卢远军银行转账1790350元。该判决认为“陈志勇主张卢远军返还1790350元系基于其与余红的《协议书》，陈志勇与余红签署该《协议书》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各方均确认卢远军收到1790350元与《协议书》标的景福新村新建办公楼的重建工程有关，故陈志勇转给卢远军的1790350元中含有多少税费金额、代办费金额，卢远军是否应当返还及返还金额，属于陈志勇与余红委托合同关系中应审查的事项，陈志勇与卢远军并无借款合意，陈志勇与卢远军没有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故陈志勇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卢远军返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庭审时陈志勇与余红均确认所收取的305万元全部都是佣金，不包含办理重建手续的相关费用。庭审后刘波陈述1790350元中有一部分是包含在305万元款项中，但具体包括多少不清楚，1790350元中也有一部分是税费，一部分是报酬，但无法确定各自的具体数额，因为有部分支付凭证在陈志勇处。余红亦表示不清楚具体金额及构成。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涉案协议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书均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陈志勇利益的情形，故上述协议均为有效，双方应严格全面履行。陈志勇主张协议中约定的代办费用实际上包含给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贿赂款，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申请审批重建事项是景福村委的权利，原、被告双方无权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协议也损害了景福村委的利益。协议约定的事项是陈志勇委托余红代为办理景福新村办公大楼拆除重建的所有审批手续，该重建事宜虽然涉及景福公司的利益，但景福公司明确是其委托陈志勇、余红代办审批手续，故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不损害景福公司的利益。现无证据证明协议约定的代办费用包含贿赂款，无法认定上述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陈志勇主张上述协议无效，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陈志勇委托余红代为办理景福新村办公大楼拆除重建的所有审批手续，因此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涉案协议书约定“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拟报建的楼层为21层，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高于21层的，甲方承诺每增加一层向乙方加付代办费30万元，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低于20层的，则乙方同意每减少一层扣减代办费50万元，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为20层的，则约定的代办费总金额不变。若最终相关部门审批手续确定可建楼层为17层或以下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从该约定可以看出，陈志勇向余红支付代办费用650万元的前提是余红代办的审批文件批准的重建楼层至少为20层，如果低于20层的，每减少一层扣减代办费50万元。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原为5层，最终审批文件批准的重建楼层亦为5层，余红虽完成了重建大楼的相关审批手续，但未能达到重建20层的要求，按照上述约定，陈志勇可不予支付余红650万元的报酬。对于余红在代办过程中垫付的相关税费等费用，庭审时双方均确认涉案305万元均为报酬，不包含税费等费用，税费等费用已支付给案外人卢远军，而且，陈志勇提供的收条显示陈志勇向余红支付的250万元并不包含税费，银行转账记录也显示出具收条后陈志勇又向余红银行转账608000元，该款项明显不同于陈志勇向卢远军转账的1790350元，可认定陈志勇向卢远军转账的1790350元并不包含在涉案305万元之中。另外，在法院指定期限内，被告也未提供办理相关审批文件缴纳相关费用的票据。故陈志勇要求余红退还305万元报酬款，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余红辩称委托人是景福公司，委托人景福公司已经认可和接受被告的工作成果，并且已经支付了650万元的代办费用给陈志勇，反诉要求陈志勇支付剩余的345万元。余红与案外人景福公司未签订任何委托合同或相关协议，以明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及报酬数额，且景福公司的回函也明确是曾委托陈志勇代办报建手续，未直接委托余红办理。相反，余红是与陈志勇签订相关协议书，明确委托关系和报酬数额的，因此，余红是与陈志勇而不是与景福公司成立委托关系，余红辩称委托人是景福公司，理由不成立。另外，景福公司的回函明确代办报酬是包含在工程款中的但未明确报酬金额，而是表述“据陈志勇口头说”，证明景福公司不清楚也不关心余红的代办报酬问题，因此，余红辩称委托人景福公司已经认可和接受被告的工作成果，并且已经支付了650万元的代办费用给陈志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余红反诉要求陈志勇支付剩余报酬345万元，不予支持。刘波与陈志勇签订的是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为涉案项目的重建事宜由刘波向陈志勇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刘波并非涉案协议书的合同主体，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刘波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与余红恶意串通、损害陈志勇合法权益的行为，陈志勇要求刘波与余红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至于刘波是否按约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或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否符合约定属于陈志勇与刘波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陈志勇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余红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陈志勇退还代办报酬款305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余红的全部反诉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陈志勇负担4740元，余红负担268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余红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7200元，由余红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上诉人陈志勇的上诉意见，本院评判如下：上诉人陈志勇与被上诉人余红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第七条违反建筑法规定，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但协议其他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仍然有效，上诉人陈志勇主张协议全部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刘波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上诉人陈志勇、被上诉人余红与被上诉人刘波均未约定被上诉人刘波应对被上诉人余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陈志勇认为被上诉人刘波帮助被上诉人余红侵害其利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陈志勇主张被上诉人刘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志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瑞香审判员  刘杰晖审判员  袁劲秋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魏思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