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105民初2790号 原告：周春升（曾用名：周春新，周春鑫），男，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岚，女，198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系原告女儿。 被告：长沙联盟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路11号第1栋1楼。 法定代表人：田桂宝。 被告：田桂宝，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第三人：邓志，男，197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周春升诉被告长沙联盟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盟典当公司）、田桂宝、第三人邓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春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岚、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桂宝、被告田桂宝、第三人邓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春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返还1664000元；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费299520元（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4月11日暂计算至2020年4月11日）；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诉两被告及第三人民间借贷一案，法院已受理。原告在整理证据时发现原诉状事实部分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借给原告以及原告还给被告的金额根据补充证据应变更为如下数据：2010年8月31日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80000元（当票为证），当日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支付现金4000元（收据为证），原告实际借款76000元。直至2011年4月11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才要求原告办理抵押手续并签订200000元的《最高额房屋抵押典当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实际上并没有产生新的债务。至2012年9月10日，原告每月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支付4000元（收据为证，部分遗失）。2012年9月10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转账250000元。2013年1月27日，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考虑到房产已经抵押在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又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借款，便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再次借款60000元。长期以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以各种形式向原告催讨债务，每次都以本息未还清为由要求原告继续偿还。原告因考虑到自己在事业单位上班，房产又一直抵押在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迫于无奈，在联盟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桂宝的建议下，于2013年9月11日以第三人名义向被告田桂宝个人借款190000元，原告作为担保人，当日被告田桂宝直接向原告转账190000元，原告随即取出（银行流水为证），其中约70000元还给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之后，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又以本息未还清为由多次以各种形式向原告催讨债务。2015年2月12日，原告又以同样的方式借第三人的名义自己做担保向被告田桂宝个人借款50000元，该笔款是先打到邓志银行卡再转给原告。为了解决与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田桂宝之间的债务问题，原告向朋友熊荣霞借款330000以清偿债务。熊荣霞于2015年8月18日向原告转账50000元，于2015年8月20日向原告转账280000元（银行流水、证人证言为证，录音），原告随即向被告田桂宝转账220000元，另外110000元为取现支付。但此后两被告仍然称债务未还清，需要继续还款。原告于2016年5月25日向被告田桂宝转账230000元（银行流水为证），2017年1月9日转账285000元（银行流水为证），拿现金至被告联盟典当公司15000元（收据为证），第三人2017年4月11日向被告田桂宝转账400000元（转账记录为证），2015年至2017年间，原告取现金130000元左右委托第三人拿到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录音）。2017年1月9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注销原告房屋抵押登记，直至2017年4月11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田桂宝才认可原告、第三人的债务全部结清。因时间跨度长、资金往来多，原告手上直接证据有限，但根据回忆、现有证据和被告田桂宝曾经的口头计算，原告和邓志共计向两被告支付约2130000元。因2010年8月31日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76000元，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违反了《典当管理办法》第26条“典当行不得经营发放信用贷款”，第41条“典当行经营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应当和当户依法到有关部门先行办理抵押登记，再办理抵押典当手续”，原告认为当票无效，原告与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典当关系不成立，该笔借款不应计息。因2012年9月10日原告已经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转账250000元，2013年1月27日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借款60000元应当被视为早已清偿完毕，不应计息。而第三人向被告田桂宝个人的借款240000元（2013年9月11日190000元、2015年2月12日50000元），因原告作为担保人，原告于2013年9月11日转回70000元给被告田桂宝，且此前原告多还款至少126000元，该190000元借款相当于原告与两被告的债务抵消。2015年产生的50000元借款即使按照年利率36%计算利息，半年本息仅为68000元，该笔款在2015年8月向熊荣霞借款330000元中清偿完毕。原告认为2015年8月的330000元中剩余262000元及此后原告和第三人的还款均为多还金额。根据现有证据，多还款共计1317400元。但事实上，原告向被告田桂宝还款共计2130000元。因时间久远，有346600元付款记录未查明，原告已提交申请请求调取。因此，1317400元加上346600元多付款共计1664000元两被告应当返还给原告，该笔款从2017年4月11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暂计算至2020年4月11日为299520元。 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田桂宝共同辩称，1、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十笔借款中，除原告的一笔30000元及第三人的两笔（190000元及50000元）是2017年4月11日还清之外，其余的借款均在2017年1月9日归还完毕。原告的诉状是2020年4月10日写的，如不是10日立案，则全部已过诉讼时效。就算10日立案，也只有三笔在诉讼时效内，也只需对这三笔进行审理。请法庭查实立案时间，若超过诉讼时效，请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与第三人借款共计10笔总计1040000元（含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员工尹志宏一笔）。一、2010年8月31日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80000元，约定月息费率5%（后来结算时实际只按3%计收），现金交付当金80000元。用途为还荣泰典当高息车贷，当期1个月、续当期6个月；二、2011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200000元，约定月息费率3%，现金交付当金200000元，用途为其中80000元用于归还第一笔80000元的本金，120000元用于个人结婚，典当期6个月，续当期2次，每次6个月；三、2011年12月13日，原告为其女儿周岚参军送礼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尹志宏借款60000元，约定月利率3%，第三人为担保人，现金交付本金60000元；四、2012年10月9日，为建鸡鸭养殖场、修整老家的房子（可获得征收补偿），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220000元，约定月息费率3%，现金交付当金220000元，典当期5个月，续当期2次，每次6个月；五、2013年1月27日，原告为女儿周岚转志愿兵给将军送礼向被告田桂宝借6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3%，60000元本金转账给原告；六、2013年9月11日，第三人向被告田桂宝借款19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2.5%，190000元本金委托转给原告，其中100000元用于购买鸡鸭，88800元用于归还借尹志宏60000元的本息；七、2014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借135000元，约定月利率为3%，现金交付本金135000元，用于处理与刘秀丽的购房纠纷（原告在抵押之前就已将房子卖给了刘，并收了100000元的定金，因房子涨价，原告反悔要回了房子）；八、2014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15000元，约定月息费率3%，现金交付当金15000元，用于还分期贷款；2015年2月12日，第三人向被告田桂宝借款5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2.5%，本金50000元转给第三人；十、2017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借3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3%，现金交付本金30000元，用途为房屋互换、变性费用（三户互换、经适房变商品房）；2、说明几点：一、借贷双方为借款方、担保方有原告及第三人两人，第三人借的钱也是原告使用，出借方有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田桂宝及尹志宏；二、关于第一笔80000元。2010年8月31日，原告找到被告田桂宝，原告说他以轿车为质押物从荣泰典当借款，因欠息荣泰要处置他的车，想以车为质借80000元去还账。起初谈定：以车为质借款80000元，借期6个月，月综合费率4.2%、月利率0.3%，室内停车费每月400元。即每月按5%，合计收取4000元。但原告想从荣泰拿回车之后，跑运营创收，故提出用房屋抵押贷款。因钱要得急，办抵押则时间上来不赢，请求先放款再办登记。考虑到原告是省体委在职干部的身份，荣泰要卖他的车，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就同意了。双方约定按5%先借一个月，办房屋抵押登记后再降为3%。当天，在签署合同及当票之后，按原告的要求，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给了原告现金80000元。原告赎回车之后来到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说：“以你们利率低为由与荣泰讨价，少付荣泰一些钱。联盟典当公司的变通为他应了急、保了车，既降低了成本，又可跑车创收，出于感激，原告送被告田桂宝烟酒并请吃饭，被拒之后，原告主动提出把月息费4000元付了。之后，因产权证不在原告手上，并未按约定去办理登记，直到原告再次要借120000元时才去办，本笔在结算时，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只按3%计收；三、关于第三笔60000元。2011年12月13日下班时，原告到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想借60000元为女儿周岚参军的事送礼。因房屋抵押担保额只办200000元，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不会再借，情急之下，原告想到省体委的同事邓志，想拿第三人邓志的房屋抵押借款。第三人不同意抵押，但同意为原告担保。因要得非常急（说是两天后走兵），被告田桂宝介绍联盟典当公司同事尹志宏借给原告60000元应急，约定月利率3%，原告签合同、第三人签担保之后，当晚按原告的要求给原告60000元现金。此笔借款直到第三人借190000元时才还清。经致电尹志宏了解，原告给付88800元时，好像将借款合同收回了，这应该是原告一直否认此笔借款的原因所在。因尹志宏已离开联盟典当公司，且多次搬住处，可能保留的原借款合同复印件暂未找到，但此笔借款的借与还第三人都知道，第三人应该记得；四、关于第七笔135000元，第八笔15000元及620000元的轮后他项。2014年1月28日，原告找被告田桂宝想借135000元退刘秀丽购房定金，考虑到原告及第三人从被告方多笔借款余额已达470000元，第三人借的钱也是原告使用，房屋担保额只有200000元，为防范风险，被告要求原告办理600000元的轮后项之后再借一笔整的，并将之前的几笔还掉。但原告要得急，又马上放假了他项也出不来，原告提议，先借给他处理好刘秀丽的事，在年后再办轮后他项。于是，原告向被告借了135000元。年后，虽办了轮后他项，原告考虑到第三人借的190000元那笔只有2.5%，借3%的来归还有点吃亏，故一直拖着。直到2014年10月27日，原告急需15000元还分期，原告才同意将多笔的本金归整，经对账，原告与第三人多笔借款本金余额为605000元，加上再借15000元，合计620000元，于是原告签了张620000元的当票。同时提出要求：190000元的那笔只能按2.5%结算。620000元又经5次续当后，续当期到2017年3月终止；3、关于还款。因借贷关系跨时长、年代久、笔数多、出借主体多，另暂时还没完全查清每笔还款明细，但只要与原告及第三人对一下账，定可彻底查清。被告方绝没有多收原告及第三人的钱，一则是，被告方的经营理念，再则是，原告不可能多给，原告每次结算时都要求予以优惠减免，中途结算少收了几万，最后结算时也少收了大几万。本案定有个总结算。关于原告提交的《周春升、邓志向联盟典当、田桂宝付款情况》，2016年5月25日的230000元与285000元、15000元、2017年4月11日的395400元被告田桂宝认账，但是日期不能确定，70000元不认，330000元中的220000元被告田桂宝认可，250000元认可，2014年11月28日69800元与11月26日65200元共计135000元被告认可，现金110000元没有；4、对于原告不认可的五笔借款再作说明：一、关于联盟典当的200000元及220000元两笔，原告均签署了抵押合同、借款合同、当票、现金收据，2次签署续当票，已构成完整充分的典当借款证据链，足以证明此两笔典当借款真实发生。哪有没有收到当金，还多次签署续当票的？显然原告在说谎；二、关于尹志宏的60000元。原告出具的借款凭据是《借条》，不是借款合同，《借条》载明“今借到尹志宏同志现金人民币6万元”，即表示，出具借条时已收到现金；担保人邓志对借款及还款都很清楚，有其当庭陈述及《补充说明》为证，以上足以证明此笔借款真实发生，原告在说谎；三、关于135000元，首先，2014年11月下旬，原告打被告田桂宝电话，说是可以付给被告方120000元，被告让原告转过来付欠息，但原告想用作还本，这样可以少付利息。考虑到他确实困难，因此，被告同意先还135000元的本，利息今后再给。因此原告分两笔给被告135000元，再者，原告出具的借款凭据是“借条”，不是借款合同，所载明的主要内容是“今借到田桂宝同志现金人民币135000元”，即表示出具借条时，已收到现金；还有，邓志是135000元本金还款的经手人，有邓志的《补充说明》为证；另外，办理600000元的轮候他项的逻辑关系也可证明，以上足以证明此笔借款真实发生；四、关于15000元。首先，2017年1月9日，原告带着285000元的转款凭证及15000元的现金到被告公司（邓志也一同来了），说实在是没有钱了，想用15000元单独还15000元那笔的借款本金（玩135000元的套路），再有，签署620000元典当借款的逻辑关系，邓志的《补充说明》，以上均能证明15000元的借款曾真实发生；5、原告的《承诺书》足以证明被告方陈述是事实，原告在说谎。2015年12月7日，原告到被告公司，说将有一大笔钱到，可以还清所有债务，于是双方对了账，原告于当日写了《承诺书》，载明：到2015年12月7日止，周春升（含邓志的）共欠被告方本息合计750000元。被告的《五笔计算表》还原了当时的对账结果，《承诺书》与《五笔对账表》互为印证，即《承诺书》无可辩驳地也证明了220000元与15000元曾真实发生；6、原告以被告方用现金交付本金，来否认收到本金的理由完全不成立。一、本金交付是按照原告的要求给他现金的；二、原告单次借钱不多，被告方有足够的现金交付能力。典当从业人员均知道，来典当行借钱的，大多都很急，且常有夜间来借款的，因此资金不会全部存在银行，会留存一定量的现金；三、大多都出具了现金收据，现金收据等同收到现金，这是常识；四、以现金形式交付本金，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五、原告签署了当票，意味着典当行履行了支付当金的义务。《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当票是典当行与客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原告持有的当票客户联上也载明了此条款；六、按照原告的逻辑，原告给的88800元，尹志宏更加可以不认；7、关于偷录的谈话录音及2130000元、330000元。一、被告见原告及李某的目的是，给他们讲明拆东墙补西墙，利滚利状况下债务增长的逻辑关系，根本不是说被告方利滚利；二、录音中根本没有“我们收到2130000元“的说词，也没有”我们收到熊荣霞33万“的说词或类似的表述。原告借熊荣霞330000元之后，只付给被告方220000元；三、原告根本不敢当庭播放录音，因依据录音翻成的文字，有多处与录音不符，且未提交原录音设备。 综上所述，原告除了虚假陈述之外，并没有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可以支持其诉讼请求，而被告方的证据足以证明十笔借款均真实发生，收取的利息合法合规，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第三人邓志述称，1、第三人总共帮原告在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了240000元，第三人一共还了两笔钱，一笔是还第三人自己的360000元，还有一笔是帮原告还了36100元，涉及到第三人做担保的借款实际是被告借的，其他的事情第三人不知道；2、关于向尹志宏借60000元的事。借款经过：2011年12月13日的晚上，原告和田桂宝找到第三人，原告的女儿参军急需60000元送礼，想要第三人用房子为原告借钱，第三人只愿意担保。协商后决定：由原告做借款人，第三人做担保人，月利息3分。签字后，第三人就走了，钱是怎样付的第三人不知道，事后才知道是向尹志宏借60000元；还本付息：中途付息的事第三人不知道，但在第三人向田桂宝借款190000元时，原告给第三人说过此款已还清，被告田桂宝说：那个60000元用190000元中的钱还清了；2、关于135000元的事。在经第三人的手给田桂宝135000元这笔款，事后听田桂宝说起过，原告向田桂宝借了一笔135000元的钱，解决了买房人刘秀丽的事。刘与原告的纠纷第三人也知道一点。2014年11月28日，原告给第三人打电话，叫第三人去给田桂宝送钱。原告给第三人钱的地点就在典当行边上200米处，当时第三人很纳闷，就问原告：“为何你不去？去了怎么说？周说：你给田总就行了，他知道的。钱给田桂宝后，经点数是69800元。之后于2014年12月6日，同样的，原告叫第三人送了65200元给田桂宝；3、关于2017年1月9日及2017年4月11日还款的事。为了还田桂宝他们的账，经协商，先由第三人在宁波银行借400000元，将原告欠田桂宝他们的钱还清，典当行将房子解除抵押，换大房子之后原告再向银行借款，再还第三人欠田桂宝的钱及第三人在外面给他借的400000元。事实是第三人再又从宁波银行借款400000元。2017年1月9日，原告叫第三人一起去典当行结账，当时原告分285000元及15000元两笔共给田桂宝300000元，将原告借田桂宝他们的钱全部还清了，因第三人借的240000元没有还，房子又要解除抵押，于是，原告叫同事刘兵为第三人的240000元做了担保。2017年4月11日，银行贷款下来后，原告让第三人分两笔363800元、31600元转到田桂宝的同一账户上，368000元用于归还第三人借田桂宝240000元的本息，31600元用于还原告的账；4、关于620000元的借款资料。事后，原告和第三人谈到过此事，田桂宝和第三人也谈过此事，根据当时的需要所办的手续只是一个担保措施。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最高额房屋抵押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工商银行流水记录、抵押权消灭证明、当票、收据、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第三人邓志向被告田桂宝银行转账记录、周春新向尹志宏出具的借条、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出具的借款金额为200000元的房屋抵押典当借款合同及当票与续当凭证与收条、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出具的借款金额为220000元的房屋抵押典当借款合同及当票与续当凭证与收条、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35000元的借条、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出具的借款金额为30000元的借条、催收函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并予以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田桂宝系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8月31日，因原告车辆解押需资金，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80000元，当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向原告出具80000元当票，当票上约定月费率2.7%，月利率2.3%，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于同日向原告支付现金76000元，另4000元作为第一个月费用与利息予以扣除，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向原告开具了4000元的收据一张。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2010年9月28日与2010年10月29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分别向原告开具了4000元收据。对上述该笔借款，原告与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均予以认可；2011年4月11日，原告作为出典人与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作为典权人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及《房屋抵押典当借款合同》，约定原告用其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作抵押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200000元，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200000元的当票，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出具了现金200000元的收条，并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对上述合同及收条原告认可系其亲笔签署，但其否认收到被告联盟公司的款项，原告称系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要其书写上述合同及现金收条是应被告要求去办房产抵押手续，所以做了这张收据，被告并没有支付200000元借款。对此，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称该笔200000元借款是原告借款200000元系用其中的80000元归还2010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80000元，另外120000元原告用于结婚，联盟典当公司实际向原告支付了现金120000元；被告田桂宝于本案审理期间提交了一份由原告亲笔向案外人尹志宏出具的60000元借条一份，该借条上第三人邓志作为担保人，拟证明2011年12月13日原告为其女儿参军送礼事宜需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因原告房屋已抵押贷款，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不同意向原告借款，被告田桂宝遂介绍该公司同事尹志宏向原告出借60000元，系支付的现金，对此，原告予以否认；第三人邓志在庭审中认可该借条是原告亲笔所签，其作的担保人，但对借款支付情况不知情，邓志述称曾听被告田桂宝称该笔债务原告已向尹志宏进行了清偿；2012年9月10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田桂宝的账户转账250000元；2012年10月9日，原告作为出典人与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作为典权人签订了一份《房屋抵押典当借款合同》，约定原告用其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作抵押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220000元，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220000元的当票，原告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出具了现金220000元的收条，对上述合同及收条原告认可系其亲笔签署，但其否认收到被告联盟公司的款项，原告称系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要其书写上述合同及现金收条是称被告联盟典当公司说原告还欠钱，所以要求原告重新签订合同并书写收条，被告并没有支付220000元借款。对此，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称该笔220000元借款是原告用于建鸡鸭养殖场与修整老家房子，联盟典当公司系通过现金向原告支付的借款；2013年1月27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借款60000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被告田桂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借款，对该笔借款，原告与被告田桂宝均予以认可；2013年9月11日，被告田桂宝作为债权人与第三人作为债务人及原告作为担保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向被告田桂宝借款190000元，借款期限5个月，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借款支付至担保人即本案原告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被告田桂宝按约定将借款190000元支付至原告银行账户。被告田桂宝提交一张由原告在2014年1月28日向其出具的金额为135000元的借条，该借条未约定利率与还款期限，对此，原告否认该笔借款，认为该借条是被告方对原欠款的结算，并没有向原告支付借款。被告田桂宝称该笔借款是原告为解决其与案外人刘秀丽房屋买卖纠纷而借，该笔付的系现金。2014年11月与12月，原告委托第三人分别向被告田桂宝偿还现金69800元与65200元，共计135000元。原告对该笔还款认为是偿还原欠被告方的其他借款。2014年10月27日，原告周春升向被告田桂宝借款15000元，该借款已于2017年1月9日偿还，被告田桂宝方向原告出具了归还借款的收据一份；2015年2月12日，被告田桂宝作为债权人与第三人作为债务人及原告作为担保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向被告田桂宝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3个月，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借款支付至第三人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被告田桂宝按约定将借款50000元支付至第三人银行账户，第三人将该50000元转给本案原告使用。2015年8月18日，原告向案外人熊荣霞借款330000元，熊荣霞将330000元转至原告银行账户后，原告于2015年8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田桂宝支付220000元；2016年5月2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田桂宝支付230000元；2017年1月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田桂宝支付285000元；2017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出具30000元借条一份，借条未约定利息与还款期限。2017年4月11日，第三人邓志向被告田桂宝银行账户分别转账363800元与31600元。该两笔转账第三人述称该363800元系偿还其作为债务人所欠被告田桂宝的2013年9月11日的借款190000元与2015年2月12日的借款50000元的借款本息，另31600元系代原告偿还其2017年1月10日向被告田桂宝所借的30000元的借款本息（第三人在借条及转账凭证的背面注明“此笔31600元的转账是本人自愿代周春鑫还他于2017年1月10号向田桂宝借的三万元的债务，本人不得向田桂宝追索，2017年8月31日”，被告田桂宝在借条注明“本笔由邓志代还，应收32700元，实收31600元，免1100元，结清，2017年8月31日”）。 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一份于2020年4月10日百世快递的催收函及送达情况复印件，拟证实于2020年4月10日向被告田桂宝快递了一份《催返还不当得利的通知函》及被告田桂宝于2017年4月13日收到该函。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于2010年8月31日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借款76000元，因原告提交了当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出具的4000元现金收据，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时事先扣除利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之规定，故该笔借款应认定为76000元；2011年4月11日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主张向原告出借200000元现金且抵扣了原告原所欠80000元，因该笔借款数额较大，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未提交银行转账、取款凭证予以佐证，且没有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故该笔借款本院不予认定；2011年12月13日案外人尹志宏向原告提供借款60000元的问题，因尹志宏系案外人，与本案合同相对性相悖，故本笔借款在本案中不予认定；2012年10月9日的220000元的问题，因该笔借款数额较大，被告联盟典当公司未提交银行转账、取款凭证予以佐证，且没有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故该笔借款本院不予认定；2013年1月27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的借款60000元予以认定；2013年9月11日与2015年2月12日的借款190000元与50000元予以认定；2014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出具的135000元借条，因该笔借款数额较大，被告田桂宝未提交银行转账、取款凭证予以佐证，且没有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故该笔借款本院不予认定；2014年10月27日被告田桂宝主张原告向其借款15000元，该笔借款本院予以认定；2017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田桂宝的借款30000元，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向两被告还款情况，认定如下：2020年8月31日4000元、2010年9月28日4000元、2010年10月29日4000元、2012年9月10日250000元、2015年8月21日220000元、2014年11月与12月，原告委托第三人分别向被告田桂宝偿还现金69800元与65200元，共计135000元、2016年5月25日230000元、2017年1月9日285000元与15000元、2017年4月11日395400元。因原告认为其向两被告偿还的借款本息金额远超出实际所应支付的借款本息金额，原告的该项请求属债权请求权，依法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张的2010年8月31日只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借款76000元，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给原告出具的当票上注明了利息及费用共计为月5%的标准收取，且原告也是按照每月4000元的标准向被告联盟典当支付，而原告于2012年9月10日向被告田桂宝转账支付了250000元，而根据当票约定的利率及费用标准计算，如认为该款是支付被告联盟典当公司的借款本息，原告应当明知其权利已受到了侵害，但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被告联盟典当公司主张权利，亦未向本院举证证明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事由，原告申请的证人李某当庭提供的证言，也未能证实其在2014年9月或10月及2014年11月或12月与2020年3月或2020年4月期间与被告田桂宝见面是代表原告向两被告催讨不当得利，同理，对于2017年1月10日前原告向被告田桂宝偿还的借款本息，均因原告在2020年4月23日方向本院起诉，已经超过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原告提交了一份于2020年4月10日百世快递的催收函及送达情况复印件，拟证实于2020年4月10日向被告田桂宝快递了一份《催返还不当得利的通知函》，故原告对2017年4月11日向被告田桂宝偿还的395400元，该笔款项多还部分的返还请求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经本院查明及第三人邓志的陈述，该笔转账395400元包括两笔，一笔为363800元，一笔为31600元，其中363800元为第三人邓志偿还其于2013年9月11日的借款190000元与2015年2月12日的借款50000元共计240000元的本息，另31600元为邓志替原告偿还其于2017年1月10日的借款30000元的本息，190000元借款的利息从2013年9月11日至2017年4月11日计算为207100元（190000×2.5%×1308天÷30），50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2月12日至2017年4月11日计算为32875元（50000×2.5%×789天÷30），另30000元的借款因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上述计算，第三人邓志于2013年9月11日的借款190000元与2015年2月12日的借款50000元共计240000元的本息合计为479975元，原告周春升的借款本金30000元，以上共计欠付被告方本息509975元，第三人邓志于2017年4月11日偿还被告田桂宝本息共计363800元，两相抵扣，原告所还借款本息与尚欠被告方借款本息相差较大，故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1664000元及资金占用费299520元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春升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2472元，由原告周春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标 人民陪审员  柯重光 人民陪审员  傅群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张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