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民初1335号原告：张某1，男，1939年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兼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张某2，女，1975年10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牛某1，男，1964年1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牛某2，男，1966年11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永，北京李自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牛某3，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张某1、张某2、牛某1与被告牛某2、牛某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兼张某1的法定代理人张某2、原告牛某1、被告牛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永、被告牛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牛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继承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院（以下简称×号）内房产。事实及理由：张某1系张某2、牛某1、牛某2、牛某3的父亲。张某1于1974年与妻子朱某1结婚（朱某1属于二婚，前夫牛某5于1974年去世）。朱某1带着其与前夫牛某5所生的牛某3、牛某1、牛某2三个儿子与张某1共同生活，当时三个儿子均未成年，最小的8岁，最大的12岁。张某1与朱某1于1975年生育女儿张某2。张某1与朱某1共同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2012年，朱某1去世。张某1与朱某1婚后住在朱某1与前夫的老宅中，即×号北房四间。一九八几年，牛某3、牛某1、牛某2都刚上班，还没有结婚，张某1与朱某1在上述院落中建造南房三间，我们全家都出力了。张某1和朱某1没有分过家，朱某1生前没有留过遗嘱。2018年牛某2在未与老人及其他兄弟姐妹沟通的情况下，就向村镇递交了翻盖老房子的申请，并把四间北房拆掉，建了新房。故张某1、张某2、牛某1诉至法院。牛某2、牛某3辩称，不同意张某1、张某2、牛某1的诉讼请求。老人给我们口头分过家，争议房产是分给牛某2的。争议院落中的南房是牛某3盖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朱某1与牛某5系原配夫妻，二人共生育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牛某3、次子牛某1、三子牛某2。二人婚后在位于×号建有北房4间。1974年，牛某5去世；同年，朱某1与张某1结婚，并于1975年生育女儿张某2。朱某1与张某1于1985年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以下简称×号）建北房4间，该房屋自牛某3结婚后，一直由牛某3居住；于1986年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区×号（以下简称×区×号）建北房5间，除牛某2结婚时在其中部分房屋短暂居住外，该房屋自牛某1结婚后，一直由牛某1居住；牛某3与牛某1在结婚前与朱某1、张某1、张某2等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牛某2虽参军不在家中居住，但亦将收入交到家里。朱某1与张某1婚后一直居住于×号院，直至2009年进入延庆区×敬老院生活，此后×号院被牛某2放置杂物占用。2012年朱某1去世。2013年张某1患多发性脑梗死；三四年前，张某1开始变得糊涂，不能有效语言沟通，交流困难。2018年5月31日，牛某2获×镇人民政府批准在×街建房；同年，牛某2将×号院内房屋拆除，并建二层楼新房，目前该房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另查，牛某5的父母早于牛某5去世，朱某1的父母亦早于朱某1去世。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了解到张某1有意识不清、不能正常表达的情况。经本院释明，张某2向本院申请对张某1的诉讼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双方经协商选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鉴定。经我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张某1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所患疾病影响，评定为无诉讼能力。北京市延庆区×镇×街村村民委员会指定张某2为张某1的法定监护人。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四：一是×号院中的三间南房建房人的认定；二是朱某1、张某1是否进行过分家及遗产范围的认定；三是牛某2与张某2名下位于××镇的楼房是否包含朱某1的遗产；四是牛某2对×号院房屋的翻扩建对遗产份额的影响。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号院中的三间南房建房人的认定。通过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可知，×号院中的三间南房系以朱某1和张某1夫妻二人为主、全体成年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建造的，即建房时牛某3、牛某1、牛某2对三间南房的建造均存在贡献，该贡献系子女对父母建房的无偿帮扶，而非基于对房屋共有之目的，因此并不影响该三间南房系朱某1与张某1婚后共同财产的性质。牛某3主张该三间南房系其独立建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朱某1、张某1是否进行过分家。牛某3、牛某2虽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朱某1曾表示过要将×号院内房屋分给牛某2，但仅为朱某1个人意向，所有证人均表示不清楚朱某1家庭内部是否曾进行过分家；牛某3、牛某2坚持主张老人曾召集全家进行过分家，但既未能提供分家单等证据，亦在家庭会议的相关细节描述上存在诸多矛盾，故对牛某3、牛某2主张的老人进行了分家并将×号院内房屋分给牛某2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结合证人证言可知，朱某1曾表示过×号院归牛某2，但时间是在牛某5去世以及朱某1与张某1建造三间南房后。因此，院落中的4间北房在牛某5去世时即发生继承，朱某1、牛某3、牛某1、牛某2作为牛某5第一顺位继承人，对该四间北房为4人共同共有状态；院落中的3间南房则为朱某1与张某1共同共有状态。朱某1、张某1在建造×号北房4间、×区×号北房5间时，牛某3、牛某1、牛某2均已成年并已有收入，且尚未结婚分家；张某2则尚未成年、无劳动能力。分家前，全体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都是家庭的财产，即所谓“同居共财”。因此，综合各项证据及建房之时各人的收入、劳动能力、家庭结构、家庭共同共有的建材使用等情况，应认定×号院北房4间、×区×号北房5间系朱某1、张某1、牛某3、牛某1、牛某2等家庭成员共同建造，为上述5人共同共有的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牛某3、牛某2、牛某1分别享有继承自牛某5遗产的×号中北房4间的1/4、×号院北房4间的1/5，×区×号北房5间的1/5的份额；张某1则享有×号中南房3间的1/2，×号院北房的1/5，×区×号北房5间的1/5的份额。因此，×号中北房的1/4、南房3间的1/2，×号院北房的1/5，×区×号北房5间的1/5属于朱某1的遗产。因×号已拆除、翻建为二层楼房，本院综合南、北房及间数等因素，认定张某1享有×号的1/6的份额，牛某3、牛某1、牛某2各享有×号的1/12的份额；×号的7/12则属于朱某1的遗产关于争议焦点三，即牛某2与张某2名下位于××镇的楼房是否包含朱某1的遗产。张某2、牛某1主张牛某2位于北京市××镇北关的楼房系由朱某1、张某1出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认可；牛某3、牛某2主张张某2位于×小区的楼房系由朱某1、张某1出资，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认可。关于争议焦点四，即牛某2对×号院的翻扩建对遗产份额的影响。被继承人死亡后，未经继承人同意，擅自对被继承人生前所有的宅基地上房屋进行翻扩建的，不影响已确定的该宅基地上房屋遗产的份额划分。本案中，牛某2未经张某2、牛某1、张某1等继承人的同意，擅自对×号院房屋的翻扩建，不影响其对该宅基地上房屋遗产的份额划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某1享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院内房屋1/6的份额，牛某3、牛某1、牛某2各享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院内房屋1/12的份额；张某1、牛某3、牛某1、牛某2各享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院内北房4间1/5的份额，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区×号**5间1/5的份额；二、张某1、牛某3、牛某1、牛某2、张某2分别继承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院内房屋7/60的份额，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号院内**4间1/25的份额，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街×区×号**5间1/25的份额。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某1、牛某1、张某2负担42元（已交纳）；由牛某3、牛某2各负担1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艳人民陪审员  王海英人民陪审员  赵利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张传生书 记 员  李 晶-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