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613行初26号原告刘超，男，198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代理人吕萍，女，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烟台市芝罘区，（系原告之母）被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78号。法定代表人杨国峰，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伟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涛，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奇山派出所工作人员。原告刘超诉被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下简称芝罘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1月16日向本院提交起诉材料，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于2019年2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原告委托代理人吕萍，被告委托代理人张伟健、张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超诉称，2018年2月23日晚8点左右，原告在芝罘区源泉浴池，无故遭到夏自强的拦截殴打、抢夺手机，原告当时打110报警，被告的奇山派出所民警林军到了现场时，夏自强已逃走。民警简单询问几句便离开，原告经医院诊断为头外伤、脑震荡、左肢部软组织挫伤等多处外伤，事后，原告提出伤情鉴定，被告不理不睬，原告在第一时间向办案民警林军提交详细经过笔录和现场对夏自强取证的视频，被告接收后没有依法开具接收证据清单。被告要求原告也得查找夏自强，直到一个月以后原告发现了夏自强，报告给被告后，被告才给原告出具受案回执。在这期间，原告多次去被告处要求依法办理此案，但是至今被告没有依法对夏自强进行行政处罚。被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下：1、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7条第2款和第95条第2款规定，没有及时给原告出具受案回执，至今仍未给原告出具证据清单。2、违反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的通知第十八条，应当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但是本案，被告至今没有给原告出具伤情鉴定委托书。3、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本案发生的时间是2018年2月23日，至今将近一年，案件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机关，依法负有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定职责。本案原告无故受到夏自强的人身伤害，被告接到报案后，压案不办，推诿扯皮，让夏自强逃避行政处罚，说明办案人员与夏自强可能存在一定的私情关系，使案件至今没有得到公正解决，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法有据，同时原告报案后，被告应当通过监控查找夏自强，而不是把查找夏自强的法定职责推卸原告，这属于严重的不作为。在原告找到夏自强后至今仍不处理本案，迫使原告不得不提起行政诉讼，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压力，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对夏自强进行治安处罚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原告刘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电话详单截图打印件，证明原告2018年2月23日晚20点06分打110报警，因为原告在四眼桥浴池被人打伤，所以报警。2、诊疗记录复印件四页，证明原告于2018年2月23日晚9点左右去毓璜顶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多处外伤及头部外伤，后2018年2月25日原告又去神经外科就诊，诊断为脑震荡。3、电话详单截图打印件，证明因原告自己抓到了夏自强，所以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9点10分拨打110报警。4、2018年6月1日原告、吕萍去被告奇山派出所与被告办案民警林军的录音文字整理材料一份，证明一、2018年6月1日被告告知原告处理不了，拒不履行法定职责。二、被告推脱责任，告知原告去法院起诉，让法院处理这个问题。5、原告于2018年12月4日在山东省信访局公开网站上投诉被告行政不作为网络截图一页打印件、烟芝（公）信访[2018]75号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复印件一份（针对原告于2018年11月28日向国家信访局网上受理平台反映问题的告知），证明原告多次网上投诉被告办案单位并督促履行法定职责，被告答复不予受理和诉求人反映问题不属实，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对案件不依法作出处理决定。6、2018年12月20日原告、吕萍去被告奇山派出所与被告刘锡鹏的录音文字整理材料一份，证明一、被告在2018年12月20日前从未对此案进行调查取证，全面调查。二、原告于2018年2月23日报警的案件，至2018年12月20日被告以证据不足、证据一对一拖延办理，拒不处理。三、原告在事发数日向办案单位提交了两份视频证据，被告却对此证据和内容一概不知继续让原告提供相关证据，可见证据已经毁灭。四、2018年3月22日是原告抓到夏自强。五、2018年2月23日原告无故被人打伤，当晚要求被告出具伤情鉴定委托，被告对原告的要求不予理睬。被告芝罘公安局辩称，案件来源：2018年2月23日21时许，原告报案称其当日20时许在芝罘区××桥源泉洗浴内××更衣室与××30岁左右的男子因双方互看了一眼后发生争执，后被对方殴打。被告依法履职情况：一、被告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作出烟公芝（奇）不罚决字[2019]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告接到原告报案及时受理案件并于2018年2月24日出具了受案回执，并由原告签字确认。案发后原告提供的现场手机拍摄的视频片段，被告已拷贝复制并刻盘附卷。三、原告称未告知其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与事实不符。案发后，办案民警联系芝罘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法医门诊，法医称原告的伤情作不出轻微伤以上的伤情鉴定，无法出具伤情鉴定报告。四、案发后被告及时开展调查取证，依法制作原告询问笔录、证人宋某询问笔录、调取现场监控，依法传唤询问嫌疑人夏自强，并多次将案件调查进展情况通报给原告，2019年1月15日，被告认定夏自强殴打原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依法作出了烟公芝（奇）不罚决字[2019]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四、被告将继续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如有证据证实夏自强有殴打原告的违法行为，被告将依法予以处罚。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询问笔录、视频资料、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病历复印件、到案经过、电话查询、信息查询记录、身份信息查询、烟公芝（奇）不罚决字[2019]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等证据证实。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被打一案已经依法履行职责，依法作出烟公芝（奇）不罚决字[2019]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芝罘公安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和依据：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传唤证两份、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两份、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8年3月22日、2018年3月23日、2018月12月24日对夏自强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8年2月23日、2018年12月20日对刘超的询问笔录、报案人请愿书一份、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8年2月24日9点50分、2018年2月24日16时对宋某询问笔录、烟台毓璜顶门诊病历、2018年3月22日芝罘公安局奇山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夏自强信息查询记录、电话查询记录、夏自强本地常住人口（新）详细查询结果、2018年3月5日芝罘公安局奇山派出所出具的工作情况、2018年2月24日芝罘公安局奇山派出所出具的工作情况，证明案件事实和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1）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第1-3、5组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4、6组证据，因原告未提交录音的载体，不予认可且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因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现被告已经作出处理，故原告的上述证据及证明内容均与本案无关。（2）被告芝罘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受案民警不是毕建强，因毕建强长休病假，无法参加工作，故受案民警签字属于伪造；对受案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毕建强从未办理此案，毕建强因病长休，无法办案，涉及毕建强的签字都是属于伪造的，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而真正办理此案的是林军，原告2018年3月22日抓到夏自强后，被告林军要求按照日期2018年2月24日在受案回执上填写，而不是3月22日，被告办案不合法、不合规，强迫原告填写，填写时间与事实不符；对2018年12月24日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表示要去起诉被告不作为，被告才为了应诉而补充传唤次数和家属通知书，因此被告才把放在手里300天的案子又重新启动传唤了，已是超期未办结行为违法；对2018年3月22日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是原告报警抓到夏自强后移交被告的，被告不得不制作传唤证，通知家属来走形式了；对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2月23日受理了原告被殴打、抢夺手机一案，最迟应于2018年3月23日前办结，原告2019年1月1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得知原告起诉后，为了应诉才下达违法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超期构成行为违法；对送达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告向原告2019年1月21日直接送达涉案的不予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治安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侵害人，向原告送达已超出4天且送达人不是毕建强、林军，存在造假，实际送达人是刘锡鹏，故送达程序不合法；对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8年3月22日对夏自强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2018年3月22日报警找到夏自强后，被告办案单位派出另外两人，前往芝罘湾派出所把夏自强带回，被告为了走形式作了简单不规范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反而可以给原告证明，在原告抓到夏自强之前，被告没有全面调查，没有锁定违法人，没有确认违法人信息，至原告抓到违法人时，已经到了被告办理行政案件的法定期限；对2018年3月23日夏自强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被告制作笔录时间是30分，第二次询问笔录与第一次询问笔录内容全部相同，存在伪造、伪证，不符合常理，逻辑性，笔录经过一模一样，足以证明这次询问笔录是按照第一次询问复制下来的；对2018年12月24日的夏自强的询问笔录的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被告严重超期未办结治安案件，在原告多方投诉举报，督促履行法定职责，并表示要起诉被告不作为，被告才不得不启动调查传唤，制作询问笔录，为了应诉而拼凑非法证据；对报案人请愿书及后附的事情详细经过补充均没有异议；对宋某的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上述两份笔录是被告为了应诉而准备的，询问笔录不规范，没有针对性提问，伪造证据；对门诊病历认可；对两份到案经过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到案经过系被告单方制作，存在造假，民警毕建强从未参与办理原告的治安案件，且毕建强与林军没有去港务公安，将夏自强传唤至所，是另外两人去的，期间原告是报警人全程在场跟随被告回所；对信息查询记录、电话查询记录、本地常住人口（新）详细查询结果、夏自强检测照片均与本案无关；对2018年3月5日的工作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单方制作工作情况，毫无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没有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接受了报案人的证据后，应当依法开具接受证据清单，将证据归档妥善保管，违反法定程序，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工作情况说明该视频拷贝并刻盘附卷，原告在质证时查看被告提供的刻录光盘，原告均未找到向被告提交的视频2份，足以证明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将原告提交的证据丢失、毁灭；对2018年2月24日的工作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此份证明是被告单方制作，是虚假证明、伪造证明，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被告开具的工作情况和事实情况严重不符，是被告拒绝给原告出具伤情鉴定委托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受理伤害案件后应当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并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2）被侵害人要求做伤情鉴定的，被告程序再次违法；对被告刻盘附卷光盘经原告查验，光盘里刻录的天网监控视频均为无效视频，无法播放，故原告不予质证，对光盘里附带一段执法记录仪视频，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反而可以证明被告出警期间反复强调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被告出警言语足以证明是不履行法定职责，不想受理原告报案，简单潦草询问几句便找借口离开，对案发现场没有进行调查、取证、勘察现场，被告出警不符合山东110接处警工作规范。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23日20时06分，芝罘公安局奇山派出所接到原告刘超电话报警，并制作烟公芝（奇）受案字[2018]67号受案登记表，该表记载的内容包括：“报案人姓名：刘超接报时间：2018年2月23日20时06分简要案情：2018年2月23日21时许，刘超报案称2018年2月23日晚20时许在芝罘区××桥源泉洗浴内××更衣室换衣服时，与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因双方互看了一眼后发生争执，后对方将刘超殴打。”2018年2月24日，被告芝罘公安局奇山派出所向原告送达受案回执。同日，被告对宋某（芝罘区眼桥源泉洗浴店的老板）进行了询问。2018年3月22日，被告对夏自强进行了传唤并制作询问笔录。2018年12月24日，被告对夏自强进行了传唤并制作询问笔录，对宋某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1月16日，原告向本院提交立案材料，要求依法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对夏自强进行治安处罚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截止原告提交起诉材料之日，原告未收到被告针对原告的报案作出的处理决定。2019年1月15日，被告作出烟公芝（奇）不罚决字[2019]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行为人：夏自强现查明2018年2月23日，受害人刘超报案称：2018年2月23日20时许，在芝罘区眼桥源泉洗浴内，该因琐事与夏自强发生纠纷，后被夏自强两次推搡左肩部，殴打左胸部两拳，并被夏自强推倒在地上。2018年3月22日夏自强被我单位抓获，经调查询问，夏自强承认与刘超发生纠纷，但否认该殴打刘超的违法事实。现场证人及现有证据均无法证实夏自强有殴打刘超的行为。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夏自强的陈述和申辩、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病历复印件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上述决定书于2019年1月20日送达给夏自强，2019年1月21日送达给原告。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受理原告报案至作出上述处理决定期间存在法定扣除办案期限的情形。庭审中，对于“被告已经作出行政行为，原告是否撤诉”的问题，原告明确表示“不撤诉”。另查明，庭审中，原告陈述其要求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的理由和依据是：被告对原告的治安案件长达300天不处理，不解决，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故，被告芝罘区公安局作为芝罘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芝罘区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实施治安处罚的法定职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安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批准，可以延长30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2月23日报案，被告于2018年2月24日受理，却于2019年1月15日才作出涉案不予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21日向原告送达，显然已超过上述规定的办案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本案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原告提交起诉材料后，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原告不同意撤诉，故本院就被告的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本院认为，赔礼道歉属于赔偿请求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公民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第三条（行政赔偿）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十七条（刑事赔偿）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原告以“被告对原告的治安案件长达300天不处理，不解决，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要求被告赔礼道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刘超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刘超要求被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超与被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各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淑杰人民陪审员  贺业猛人民陪审员  初善本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左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