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4496号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宇凯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9号2栋16层17室。法定代表人：李秉正，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志方，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俊琳，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男，196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莉勤，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子，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武汉宇凯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凯公司）与被告熊荣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被告熊荣华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宇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志方，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莉勤、林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宇凯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定作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货款849977.38元，及违约金1699954.76元，总计2549932.1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毛巾定作合同。合同约定为长期生产订单，每月壹到贰个40尺/高柜，并就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数量、运费承担、包装要求、结算方式、结算期限、违约责任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还指定了提货地点。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7年2月分两次向原告账户汇款人民币100000元，共计200000元，作为毛巾订单生产金，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随后，被告以相关手续已经履行完毕为由向原告分两次要回订单生产金分别为人民币10000元（现金、原告出具收条）、10197元（银行转账）。2017年5月10日、2017年8月28日，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分四次向被告发出货物，并运送到被告指定地点，四次发出货物的货款分别为人民币396711.24元、525255.84元、567048.72元、197611.74元，货款共计人民币1686627.54元。提货后，被告均予以签字确认，并于2017年9月30日至2018年1月12日三次向原告账户及原告指定账户汇款，共计人民币656847.16元。此后，被告未支付任何款项。由于被告未支付货款，导致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定作的四个货柜的货物积压受损。为此原告多次通知被告要求其支付货款并协商积压货物的相关事宜，而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支付。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熊荣华辩称，1、同意解除双方的定作合同。2、被告并没有违约，原告违约在先。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定制定作合同，原告应将被告特别定制的货物按照要求交给被告指定的收货人，但从本案的履行中可以看出，原告并没有根据双方签订的定作合同定制货物，还将其生产的普通商品直接装箱交给收货人。正是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被告在第三方处极为被动，产生货物无法销售，积压受损。3、原告没有按照定制合同要求如期发货，导致三期货物均延期发货。4、本案中诉称的四个货柜，其中第四个货柜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与第三方白老板认识之后，直接略过被告，与第三方直接进行交易，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5、原告从被告处收取的生产定金以及从第三方白老板处收回的货款，合计846847.16元，扣除与被告无关的第四个货柜197611.74元，前三个货柜金额总计1489015.80元。6、被告被迫从原告处收到的三个货柜的货物由于与白老板所订之货差别甚大，被告将滞销的货物全部打折处理，在处理之前，租赁仓库用于仓储，这些额外增加的费用均是因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导致的。被告用于仓储及滞销商品的成本购买办公设备、租赁写字楼，加上已经支付的货款和生产定金，合计为1508119.68元，已经远超原告的货款。7、按照双方签订的定制合同，原告违约，应该支付的违约金是货款金额的两倍，由于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的上限，被告按货款总额20%要求原告承担违约损失。综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判令原告赔偿被告损失316907.04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反诉原告熊荣华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反诉人与被反诉人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定作合同；2、判令被反诉人因违约造成反诉人的损失316907.0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7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对商品的名称、规格、数量、金额及交货时间均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反诉人依约定支付了生产金。但被反诉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品种供货，不仅延误了交货时间，并且未按照反诉人约定的产品发货，致使反诉人销售出现问题。尽管如此，反诉人还是对第一个货柜的货款如期进行了结算。2017年8月31日，被反诉人又发了一个货柜的难以销售的产品，对此菲律宾方面多次发来微信要求反诉人不要再送该类产品，反诉人也多次电话告知被反诉人不要再发这类产品了。但被反诉人又在2017年11月1日发去一个货柜的同样的产品。被反诉人擅自发过去的产品根本销不动，造成积压，反诉人只能租仓库存放。为了减少损失，反诉人不得不将这批产品折价处理掉。因被反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反诉人增加了仓储费用的损失，货物价款的损失，特别是信誉损失。当时反诉人多次与被反诉人联系要求协商处理，但被反诉人置之不理，从未与反诉人联系过。期间反诉人曾做过一次更换心脏手术。被反诉人还绕过反诉人直接找菲律宾方面结账，后又找到经侦队报案，称反诉人诈骗，未果后又向法院提起这次诉讼。反诉人认为被反诉人违约在先，又拒不与反诉人协商解决问题，反而采取极为不当的方式侵犯反诉人的权益。为此，反诉人提起反诉，请依法判如所请。反诉被告宇凯公司辩称，1、合同的撤销权应在订立合同后一年内行使，反诉原告诉请要求撤销合同不应支持。2、反诉原告称反诉被告交付的货物质量有问题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反诉被告发出四批货物，反诉原告均予以签收。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反诉原告于2017年12月27日确认已收到第四批货物。在最后一批货物签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反诉被告从来没有收到过反诉原告诉称货物有质量问题的通知或相关函件。在反诉被告多次催收货款时，反诉原告也从未提及货物质量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已证明反诉被告提供的货物没有质量问题。反诉原告支付第一批货款的时间已经是其接收到第二批货物之后的一个月后了，且反诉被告最后一批货物发出后，2018年1月12日，反诉原告还支付了第二批货物的部分货款。如反诉原告认为货物质量有问题，反诉被告是不可能按照反诉原告的指示发出多批货物的，且其也不会支付货款的。反诉原告辩称的货物质量有问题，一方面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3、反诉被告在提供了第四批货物后停止履行合同系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作为分阶段毛巾承揽定作合同，反诉原告自支付了第二次货物部分货款后再无支付任何款项。但鉴于反诉原告催要货物很急且每次都允诺会付款，反诉被告只得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了第三批和第四批货物。期间，反诉被告多次向反诉原告催收未果，反诉原告也无任何付款的意思表示。反诉被告有理由相信反诉原告可能丧失付款能力，在第四批货物发出后没有承做后续的订单以避免更大损失的发生。因此，反诉被告并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故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宇凯公司、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反诉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或未予反驳，对部分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有异议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在事实认定及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2、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二收条（第一个货柜），原告（反诉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且该收条的数字与双方均提供的第一单货物的出货清单确认的数额396711.24元不符合。本院认为，该收条载明的内容“今收到菲律宾白老板第一单货款计肆拾壹万陆仟贰佰捌拾叁元叁角贰分（$63073.23）”，被告（反诉原告）未出示该收条原件，也没有该金额对应的支付凭证，与双方均认可的第一单货柜金额396711.24元也不符。被告（反诉原告）自认其总计支付货款857416.365元，是由生产金20万元、支付货款31800美元、29755美元、25万元组成，不能证明该收条所载明的款项是否包含在货款总额中，故本院对该收条不予认定。证据二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该转账凭证载明的款项与被告（反诉原告）辩称的金额不合，与原告（反诉被告）诉称的金额相符，该证据刚好佐证原告（反诉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是出款金额，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是到账金额。其中的差额应该是汇率及其他扣除的费用所导致，应以原告（反诉被告）的到账金额为准。本院认为，该转账凭证与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十银行汇款单、证据十一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会计凭证所载明的金额一致，分别为29712美元即196669.67元，31757.50美元即210177.49元，原被告双方均将其作为证据提交，说明双方对该金额均予以认可。至于会出现被告（反诉原告）所辩称金额的原因，原告（反诉被告）的说明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可。故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相关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三宇凯出货清单，原告（反诉被告）对部分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有缺失，总数对不上。因双方对第一单货柜至第三单货柜的货款金额没有异议，且被告（反诉原告）承认已收到该三个货柜，故本院对与该三个货柜货款一致的出货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他与案件争点无关的出货清单不作认定，有异议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在事实认定及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反诉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反诉原告）只截取了部分内容，没有提交连贯性的对话。本院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包括被告（反诉原告）与原告（反诉被告）、案外人白志群的聊天记录，因被告（反诉原告）当庭出示了原始载体，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在事实认定及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证据五被告（反诉原告）与白志群之间的合同、补充协议和仓库租赁协议，原告（反诉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当事人均是被告（反诉原告）与案外人白志群，不涉及原告（反诉被告），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作认定。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原告（反诉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有异议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在事实认定及本院意见中综合阐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7日，原告（反诉被告）宇凯公司（供方）与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需方）签订两份《销售合同》，第一份《销售合同》约定：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及数量。产品名称：格缎浴巾，格缎童巾，格缎方巾，缎档浴巾，缎档童巾，缎档方巾；……交货时间及数量：注明：1、此合同是每个月的生产数量及金额。2、第一单交货时间2017年4月15日前上海港进仓。3、合同产品分批出货；总计金额：248814.72元。二、产品要求及标准：合同产品经双方确认后生产，并按确认的规格及重量、花色、数量、包装、生产。三、提货地点、方式：由供方海运交至菲律宾（马尼拉港）。四、到港和费用负担：由供方承担海运费。五、包装要求：详细包装要求见合同附页。六、验收标准：按合同的规格、重量、数量生产产品。可允许在正常范围内的误差（按国家部颁标准执行）。七、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成立需方付给供方生产金30%。生产金在合同尾单中结清。付款方式：D/P30DAYSFROMB/LDATE（由卖方指定境外托收银行）。八、付款其他方式及期限：供方提供发票、装箱单、运单给需方。九、违约责任：合同成立后单方不可违约。如单方违约，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一切责任。并按此合同货款金额双倍赔偿给对方。十、解决合同纠纷方式：双方友好合作，如发生合同纠纷，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供方所在地法院解决。十一、其他约定事项：此合同为长期生产订单，每月壹到贰个40尺/高柜，如产品需要调整数量、更换颜色等，需要提前30天通知供方。双方确认后进行调整。若遇原材料市场行情波动，双方酌情友好协商调整后期产品价格。十二、合同有效期：为签订合同后一年内有效，此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合同生效。第二份《销售合同》约定：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供货时间及数量。产品名称：普缎浴巾，白浴巾，素色、白色浴巾，素色、白色童巾，素色、白色方巾；……交货时时间及数量：注明：1、此合同是每个月的生产数量及金额。2、第一单交货时间2017年4月15日前上海港进仓。3、合同产品分批出货；总计金额：202922.40元。该合同其他内容与第一份销售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4日共计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了200000元生产金，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2月15日向其出具收条。2017年3月24日，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宇凯纺织品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2017年12月4日，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转账10197元。原告（反诉被告）共计向被告（反诉原告）发送了四批货柜至菲律宾（马尼拉港），案外人白志群系被告（反诉原告）指定的收货人。第一单货柜的货款为396711.24元，第二单货柜的货款为525255.84元，第三单货柜的货款为567048.72元。第四单货柜的货款为29900.40美元即196729.68元，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2月27日将提单发送至被告（反诉原告），被告（反诉原告）回复“收到”。四单货柜的货款总计为1685745.48元。被告（反诉原告）于2017年10月9日、2017年10月24日分别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196669.67元、210177.49元，于2018年1月12日共计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250000元，上述三笔款项均是案外人白志群经过被告（反诉原告）授权和同意后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综上，被告（反诉原告）共计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856847.16元。另查明，被告（反诉原告）购买的案涉产品要销往菲律宾客户白志群，因原告（反诉被告）有出口资质，可以代办出口手续，故原被告双方协商，由原告（反诉被告）负责把案涉产品送到菲律宾的指定港口。但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2月7日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为内销合同，无法办理出口手续，需要补签相应的外销合同，便于办理相关出口手续。故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及案外人白欣可名义于2017年2月23日另签订了两份《销售合同》，合同抬头载明的需方为ZYTREXENTERPRISE，合同落款载明的需方为白欣可、熊荣华。其中ZYTREXENTERPRISE，在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对原告（反诉被告）的业务经理梅青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梅青称该公司为案外人白志群的清关公司。白欣可，被告（反诉原告）称因为外销合同需要外方公司的签名，而当时其不知道客户白志群的名字，故使用了客户白志群的微信昵称“白欣可”，该签名系被告（反诉原告）代签，后来才知道白欣可为白志群的女儿，只有12岁。同时，原被告均确认，双方执行的是2017年2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认可双方是2017年2月7日《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应受《销售合同》约束。故《销售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10197元款项的性质。二是《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是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应支付第四单货柜的货款。一、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10197元款项的性质关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7年3月24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10000元，原告（反诉被告）称，系被告（反诉原告）要回的订单生产金，对此，被告（反诉原告）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10197元款项的性质，原告（反诉被告）诉称，该款项属于被告（反诉原告）向其要回的订单生产金。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又称，被告（反诉原告）是以回扣名义收到该款项，而被告（反诉原告）称，该款项不是回扣是差价，是其卖第一个货柜的利润。本院认为，根据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对原告（反诉被告）的业务经理梅青制作的询问笔录可知，梅青认可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被告（反诉被告）支付的10197元属于利润。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将该10197元款项认定为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的利润，不属于返回的订单生产金和回扣。二、关于《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反诉被告）称，其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反诉原告）发送货物后，被告（反诉原告）仅支付了三次货款，此后再未支付任何货款，致使定作的四个货柜的货物积压受损，故被告（反诉原告）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反诉原告）称，原告（反诉被告）违约在先，且存在以下违约行为：1、案涉合同属于定作合同，但原告（反诉被告）没有将其特别定制的货物交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指定的收货人，致使货物无法销售，积压受损；2、原告（反诉被告）未按照定作合同要求如期发货，导致三期货物均延期发货；3、原告（反诉被告）未向被告（反诉原告）提供发票、装箱运单和报关清单。故延期付款系被告（反诉原告）正常行使权利。对此，原告（反诉被告）称，1、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发出的四批货物均予以签收，且无提及任何质量问题。被告（反诉原告）支付第一批货款的时间已经是其接收第二批货物后的一个月后了，且原告（反诉被告）在发出第四批货物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8年1月12日还支付了第二批货物的部分货款。若货物质量存在问题，原告（反诉被告）不可能按照被告（反诉原告）的指示发出多批货物，被告（反诉原告）也不会支付货款。2、在原被告之间多次就签订的合同通过电话、口头进行变更，包括对出货时间及柜样进行了调整。双方虽然没有进行书面变更确认，但是实际履行已经表明被告认可变更后的货物并且对收到的货物没有书面提出任何异议，故应以最后收货为准。关于单据问题，如果单据不提供，清关公司及收货方也不能收到货和付款。本院认为，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关于产品的要求及标准、提货地点及方式、付款方式等问题，原被告双方均是通过手机聊天方式进行沟通调整确认的，已经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交易惯例。虽然《销售合同》约定，“第一单交货时间2017年4月15日前上海港进仓；……如产品需要调整数量、更换颜色等，需要提前30天通知供方。双方确认后进行调整。”但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指定的收货人白志群发货后，所有货物均已签收。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被告（反诉原告）未就货物延期发货问题和质量问题向原告（反诉被告）提出异议，也未要求退还货物，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包括在收到第四单货柜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8年1月12日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了250000元货款，均表明被告对原告销售的货物进行了验收并予以认可。同时，被告（反诉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应损失，或其损失是由于原告（反诉被告）延期发货和货物质量问题引起的。故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的上述相关抗辩，本院不予支持。2、虽然《销售合同》第八条规定，“供方提供发票、装箱单、运单给需方”，但不能据此对抗支付价款的合同主给付义务。同时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原被告就外运资料通过手机聊天进行沟通，被告（反诉原告）未提出异议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在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的调查资料中，被告（反诉原告）的配偶周润兰也签收了相关资料单，故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的上述相关抗辩，本院不予支持。3、被告（反诉原告）在收到原告（反诉被告）的四批货柜后，未足额支付完毕相应货款，至今仅支付了第一单货柜的货款和第二单货柜的部分货款，存在违约行为。综上所述，根据双方举证，原告（反诉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反诉原告）未按时支付货款，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关于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应支付第四单货柜的货款被告（反诉原告）确认已经收到前三单货柜，关于第四单货柜，原告（反诉被告）称，通过微信截图可以看到，被告（反诉原告）是知悉第四个货柜的，也回复收到了。被告（反诉原告）称，其知道第四个货柜，但是第四个货柜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反诉被告）在与第三方白志群认识之后，略过被告（反诉原告）与第三方白志群直接进行交易。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相关证据，被告（反诉原告）应支付第四个货柜的货款。理由如下：1、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2月27日向被告（反诉原告）发送该批货物的提单后，被告（反诉原告）回复“收到”，表明被告（反诉原告）知晓该批货物已经发货。因原被告双方均是通过手机聊天对货柜外运情况进行沟通和确认，按照交易惯例，可将2017年12月27日的回复理解为被告（反诉原告）对第四单货柜发货的确认。2、根据本院向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调取的证据中王警官与案外人白志群的聊天记录载明的内容“我方共收到四次供货（注:后两次供货是我方并没有要货的前提下他们公司擅自供货，后经熊荣华先生认可，我方也签收了该货品）”可知，案外人白志群已经收到第四单货柜，且经过被告（反诉原告）认可。同时案外人白志群称，后续货款因产品滞销等原因还没有办理最终结算手续，如果销售完毕其也会按约定与被告（反诉原告）办理相关结账手续。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四单货柜的交易相对方为原被告双方，被告（反诉原告）应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相应货款。第四单货柜货款为29900.40美元，原告（反诉被告）按照汇率6.609计算为197611.74元有误，因交货提单日期为2017年12月21日，按照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5795，故本院认定第四单货柜货款价值为196729.68元。关于原被告双方的诉讼请求和反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7年2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在庭审中亦同意解除上述合同，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对于原告（反诉被告）已经发货并经签收确认的第一单至第四单货柜，被告（反诉原告）应当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原告（反诉被告）共计向被告（反诉原告）销售了价值1685745.48元的货物，被告（反诉原告）仅支付了856847.16元的货款，因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3月24日又向被告（反诉原告）返还10000元，故被告（反诉原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货款838898.32元。合同解除后，非违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违约条款的效力不受影响。根据《销售合同》第九条“合同成立后单方不可违约。如单方违约，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一切责任。并按此合同货款金额双倍赔偿给对方”之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有权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本院认为，《销售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本案并非以资金借贷为标的的合同，结合合同性质、履行情况、过错程度及实际损失，本院酌定违约金标准按照年利率6%计算。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销售合同》约定付款方式：D/P30DAYSFROMB/LDATE，第四单货柜的提单日为2017年12月21日，故就整体货款而言，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1月21日。因此，被告（反诉原告）应以欠付货款838898.3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8年1月2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对于原告（反诉被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第一项反诉请求，被告（反诉原告）请求撤销双方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确认不变更该项诉讼请求，庭审后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又请求确认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合同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变更诉讼请求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因此，本院只对庭审中确认的反诉请求进行处理。原告（反诉被告）称，合同的撤销权应在订立合同后一年内行使，故被告（反诉原告）的该项请求不应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不论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属于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其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已过，撤销权归于消灭。且本案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2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销售合同》无关。故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项反诉请求，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因其违约造成被告（反诉原告）的损失316907元，被告（反诉原告）所称的损失主要包括仓储费用损失、货物价款损失及信誉损失。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结果，原告（反诉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故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相应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被告（反诉原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宇凯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于2017年2月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宇凯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838898.32元及违约金（以838898.3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自2018年1月21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武汉宇凯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熊荣华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599.50元(原告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武汉宇凯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724.50元，被告熊荣华负担98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027元（反诉原告已预交），由反诉原告熊荣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泽锋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