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3044号原告：王甲松，男，1981年6月17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盐城市滨海县,现住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韬，江苏普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惠根，男，1974年9月3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华，苏州市吴中区甪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甲松诉被告顾惠根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鲁超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变更由审判员王丽芳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甲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韬，被告顾惠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甲松诉称，2014年1月1日，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其实际所有的苏Ｅ×××××大型普通客车，挂靠在苏州市春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公司）名下经营。其聘请被告为苏Ｅ×××××车辆驾驶员，并约定如因被告过错或者部分过错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导致其损失的，其有权根据协议向被告追偿，被告赔偿其全部损失。2014年6月4日，被告驾驶苏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事故对方当事人方某受伤、王某死亡。2014年7月7日，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负事故同等责任。2014年7月7日，王某近亲属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0月16日法院判决其承担40676元。2015年4月15日，方某就其医疗费等赔偿事宜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判决其承担66683.12元。2016年6月15日，方某再次起诉，法院于2016年9月6日判决其承担917799.83元。以上赔偿款项均由春秋公司代为支付。2017年10月26日，春秋公司起诉要求其支付924078.82元。经双方协商，春秋公司同意由其支付550000元了结纠纷，后其向春秋公司支付550000元、执行费11641元。其与被告之间的协议合法有效，有权向被告追偿。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667859.1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729000.12元。被告顾惠根辩称，其与原告之间只有帮忙的关系，不存在聘用关系。协议书实际于事故发生后的2015年签订，其应原告要求将落款日期提前。当时原告告知其，签订协议后事故与其无关，所有赔偿由春秋公司承担。根据道路事故认定书，肇事车辆存在安全隐患，其临时帮忙开车，对车辆没有维修和保养的义务，原告应保证车辆符合安全驾驶的条件。退一步说，即使其是原告聘请的驾驶员，协议也是违法的，原告自2014年1月1日起，从未支付过工资；驾驶员的岗位有高度风险，且车辆本身存在问题，原告将雇主责任转嫁给驾驶员，显失公平，该协议无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于2014年6月5日给予原告80000元，原告应予退还。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4日，被告顾惠根驾驶苏Ｅ×××××大型普通客车通过路口时与方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方某及电动自行车乘客王某倒地受伤，后王某经送苏州九龙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发后，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工业园区大队委托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肇事车辆经过事发地点的行驶速度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苏Ｅ×××××大型普通客车的行驶速度约为70km/h。另有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结论为苏Ｅ×××××大型普通客车方向、制动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有关要求。交警部门认为顾惠根驾驶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行经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处时，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车速偏快，遇情况未采取有效措施，是造成该起事故的一个原因；方某驾驶搭载一人的电动自行车行经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处时，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是造成该起事故的另一个原因，认定顾惠根与方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原告王甲松为苏Ｅ×××××大型普通客车的实际车主，将该车辆挂靠在春秋公司名下经营。另查明，王某亲属就赔偿事宜将春秋公司、顾惠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下称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诉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后追加王甲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徐某作为春秋公司、顾惠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该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民事判决书，扣除春秋公司已付的30000元后，判决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赔偿王某亲属680000元，王甲松赔偿王某亲属8679元，春秋汽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甲松、春秋汽车公司负担诉讼费1997元。方某就先期医疗费对春秋公司、顾惠根、王甲松、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提起诉讼，徐某作为春秋公司、顾惠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2014）园民初字第01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赔偿方某167344.12元，王甲松、春秋公司负担诉讼费490元。后方某就赔偿事宜又两次将春秋公司、顾惠根、王甲松、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诉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徐某作为春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该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民事判决书，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赔偿方某239725.88元，王甲松赔偿方某64773.12元，春秋汽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甲松、春秋汽车公司负担诉讼费1910元；于2016年9月6日作出（2016）苏0506民初5040号民事判决书，扣除春秋公司、顾惠根、王甲松已付的60000元后，天安财保苏州分公司赔偿方某22930元，王甲松赔偿方某915117.83元，春秋汽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甲松、春秋汽车公司负担诉讼费2682元；（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徐某系苏州市平江区晨曦交通事故咨询代理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同时，上述判决均认定顾惠根系王甲松的雇员，在本次事故中未承担全责或主责，对外侵权行为所致的民事赔偿责任由王甲松承担，驳回了王某亲属及方某对顾惠根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2月20日，春秋公司将王甲松诉至本院，要求王甲松支付其垫付的赔偿款及诉讼费共计917799.8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春秋公司已全部履行（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2016）苏0506民初504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明春秋汽车公司赔偿王某亲属的30000元系被告王甲松支付；春秋汽车公司已从王甲松的营业收入中扣除了其垫付的（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8679元及诉讼费1997元、（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64773.12元及诉讼费1910元。本院于2017年3月18日作出（2016）苏0506民初87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甲松归还春秋公司917799.82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6279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后王甲松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春秋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924078.82元及相应利息、执行费11641元。2017年12月6日，本院作出（2017）苏0506执245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院（2016）苏0506民初8733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春秋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向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甲松及其妻子皋某清偿垫付款924078.82元。2018年2月1日，皋某向春秋公司的股东樊文革转账支付380000元。2018年2月3日，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922民初585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春秋公司与王甲松、皋某达成如下调解协议：王甲松、皋某向春秋公司清偿垫付款550000元，定于2018年2月1日给付人民币380000元（已经履行），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人民币170000元；案件受理费6520.50元，保全费用5000元，由春秋公司承担。2018年3月19日、6月8日，王甲松分别向春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尚雅珠转账支付100000元、70000元。2019年3月19日，王甲松向本院转账支付执行费11641元。后春秋公司以其与王甲松达成了执行和解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对王甲松的执行申请，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苏0506执恢12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院（2016）苏0506民初8733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又查明，王甲松于2014年6月5日向顾惠根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帮顾惠根代交柒万元人民币”。原、被告一致确认包括上述款项在内，顾惠根事发后共交付给王甲松80000元。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民事判决书、收条、扣款清单、执行裁定书、银行交易明细、情况说明，被告提供的说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审理中，原告称，其车辆挂靠在春秋公司名下，作为其他公司员工上下班的接送车辆，自2012年开始运营。2014年1月1日，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其聘请被告作为驾驶员，因交通事故导致其损失的，其有权向被告追偿。同时，双方口头约定工资4500元/月，没有签合同，不交社保。签订协议书时，其只有被告一个驾驶员，因没有生意，被告没有上班，实际从2014年6月开始上班。除被服务的公司休息外，基本每天都要开车，早晚各上三个小时。2014年1月至6月没有实际上班期间每月现金发放保底工资2000元，没有支付凭证。原告据此提交其（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聘请乙方为苏Ｅ×××××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为了确保车辆行车安全，乙方承诺谨慎安全驾驶车辆。如因乙方过错或者部分过错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因此导致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根据本协议向乙方追偿，乙方负责向甲方赔偿全部损失。协议书下方载明签约日期为2014年1月1日。被告否认其受原告雇佣，称其以前在私人租赁公司开过两年多的大巴车，于2012年一个人经营天意中介，2013年起与杨某合伙在重村租赁房屋经营捷诚中介，均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事发时其仍在经营中介生意。事发前半年左右，原告的朋友介绍其偶尔帮原告开车，平时都是原告自己开的，原告有事时其帮忙开。双方约定开一天200元，从清江或者凌港开到园区，早上开过去，晚上开回来把车停好后工作结束，第二天把钥匙给原告。包括事发那次合作在内，其最多为原告开过三次车。原告没有给其事发当天的费用，其为被告无偿服务，故双方之间是帮工关系。对协议书的内容不认可，双方在事发前后均没有约定过事故责任如何承担。协议书是事发两年多后，原告让其签的，当时双方已经没有往来。当时王甲松说事故所有的钱都是春秋公司付的，该份协议用来给春秋公司。签了协议后，春秋公司不会找王甲松要钱，从其这边是拿不到钱的，所以春秋公司也不会来找其要钱。同时，王甲松说他也不会来找其要钱。因为王甲松说其帮他开车出事对不起他，让其帮忙，并且王甲松说不会向其要钱，其才同意签字的。协议的内容和日期都是原告写的，由原告带过来并在甪直清江签订。对此，原告称，协议书上的日期应该是被告写的。本院向公安部门调取了询问笔录，顾惠根于2014年6月4日接受询问称，事发时车上只有其一人，其老板叫王甲松，其是给王甲松开车打工的，王甲松一个月给其4000多元工资，车子挂靠在春秋公司名下。肇事车辆平时就其一个人开，事发时其驾驶车辆从园区超威半导体出发准备送工人去甪直，车况良好。当时其在直行，抬头看前方直行是绿灯，距离停止线30米左右。有辆电动自行车速度很快从南往北闯红灯出来，其刹不住车，就撞了。经质证，原告对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称，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准，没有4000元/月的工资。其是开中介的，有时候帮王甲松去开开大巴车，没有固定工资。事发只是帮原告顶班，当时在交警队就是随便说的。另，在春秋公司与王甲松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春秋汽车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其与王甲松之间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日的《车辆资产抵偿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约定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事故损失及事故费用均由实际车主承担。王甲松称该协议系事故发生后于2014年6月补签的，其仅按春秋公司的要求在合同最后一页签名，对合同内容不清楚。其将车辆挂靠在春秋公司，每月向春秋公司交纳500元管理费，运输客户由春秋公司提供，春秋公司还从其每个班次的营业收入提取55元。王甲松向本院提交了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并申请追加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要求被告对其偿付责任承担清偿责任，本院对该申请未予准许。在该案中，有证人黄某到庭陈述，其作为驾驶员开过徐某2挂靠在春秋公司名下的车辆，于2014年认识王甲松。徐某2的车与王甲松的车跑一个厂，叫AMD公司。证人徐某3陈述，其与王甲松认识五、六年了，于2011年到2013年之间开过春秋公司的车。王甲松的车挂靠在春秋公司，当时跑AMD线路，春秋公司在营业费中扣除百分三十左右，再将剩余款项给王甲松。挂靠车辆的线路都是春秋公司给的，可能有的路线是自己找的，但是少。本院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姚某到庭陈述，其与被告是同村村民，很多年前将其位于的自建房屋出租给顾惠根和杨某做中介，名字叫吉成人力资源。租赁时间一年左右，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合同找不到了。对于被告开大巴车的事情，其只是听说他开中介的时候，经常去开大巴车，具体不清楚。后其听他人说被告开大巴车撞死了两个人，事故好像是在租赁其房屋期间发生的。不认识王甲松。杨某到庭陈述，其于2013年7、8月在重村开了杰成（音）中介，顾惠根当时没有事情做，来其店里玩，与其认识后谈的比较好，故与其合伙。双方各投资一半，利润五五分成，没有书面协议，借用他人的营业执照经营，总共合作两年多，2015年1月之前不做的。一开始是在重村开的，后来换了地方。其听顾惠根说他有空就临时开一下车，早晚各一趟，后来他说出事了，具体其没有问。平常其与被告都在店里，顾惠根到店里是上午九点以后，他可能是一大早就去开车。店里的事情12点左右就基本上结束，不需要上班了。本案事故是顾惠根在事发后过了好几天才告诉其的。不知道谁请顾惠根开车的，应该是不定时去的。春秋公司陈述，据其所知，王甲松只有涉案车辆一辆车，挂靠在其公司多年，都是王甲松自己开，在事故发生前一直正常运营。事故发生后，其才听说王甲松雇了人在开车。听其公司员工说，那个被雇的人好像只开了那一趟单程车。其没有见过被告，事故发生后各方也没有协商伤者的费用由谁垫付，交警部门通知过要出钱，应该是王甲松出钱的，但他不出，其就出了一部分，好像当时垫付了几万元，具体记不清楚了。没有见过原、被告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不知道被告垫付款项的情况。其委托律师处理事故，没有与王甲松接触，因此不清楚王甲松有无提过事故责任要由被告承担。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应判决进入执行后，其没有办法先行支付了款项，后来再起诉王甲松。在起诉前后其要求王甲松付款，都是由律师出面处理的，不清楚王甲松在该过程中有无提过王甲松与顾惠根之间关于事故责任承担的约定问题。经质证，原告称，上述证人的陈述不属实。顾惠根在为其开车之前一直为另一个叫王某的老板开车，车牌号是苏Ｅ×××××，具体不记得了。其是只有涉案车辆一辆车，之前是自己开的，后其有事才聘请被告开车。其一直在跑ADM线，但同时要为两个厂服务的，2014年1月至6月期间，因为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客户，所以只跑ADM线，生意较少。春秋公司知道其聘请顾惠根，也知道顾惠根支付了律师费及丧葬费共计80000元，被告支付丧葬费时春秋公司的老板是在场的。在交通事故受害者提起的赔偿诉讼中，其与顾惠根是共同被告，且法院没有全面调查其与顾惠根之间的关系，因此没有出示涉案协议书。春秋公司在垫付赔偿款后对其提起诉讼，其向法庭出示了协议书，法官要求其另案起诉被告，故春秋公司对涉案协议书是知情的。被告对以上证人证言无异议。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被告称，原告的车辆本身有问题，刹车刹不住。事发时，其是绿灯直行，没有闯红灯，对方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对此，原告称，事故认定书载明的车辆安全隐患是指刹车制动距离长短问题，车子是正常的。其车辆正常年检，但跑的时间长了以后制动效果会变差，一般是驾驶员自己去保养。事发时被告存在超速行为，且闯黄灯，按照当时的交通规则，是不允许闯黄灯的。关于追偿款项的构成，原告称，（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2016）苏0506民初5040号三份判决所涉的垫付款30000元、60000元均是其支付的，其余履行款及案件受理费共计995158.94元，都是春秋公司垫付的。后其与春秋公司经诉讼确定春秋公司已从其营业收入中扣除了（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8679元及诉讼费1997元、（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64773.12元及诉讼费1910元，剩余垫付款917799.82元及吴中法院的诉讼费6279元，共计924078.82元，其实际支付给春秋公司550000元。其另向吴中法院支付执行费用11641元。故其垫付款项为30000元+60000元+8679元+1997元+64773.12元+1910元+550000元+11641元=729000.12元。至于（2014）园民初字第01758号判决所涉的诉讼费490元，应该也是春秋公司付的，但春秋公司未向其主张。被告不认可上述金额，称原告与春秋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损害其利益，执行费用是原告延期支付款项产生的，与其无关。对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80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原告称，其中30000元用于支付律师费，50000元应该是另行支付给伤者的丧葬费。事发后，其、春秋公司与被告约定，三方所有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律师费都由被告支付。对支付丧葬费的事宜没有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主动支付治疗费、丧葬费，并支付律师费聘请律师处理诉讼事宜，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内未要求其返还款项，足以说明2014年1月1日的协议书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据此提交苏州市平江区晨曦交通事故咨询代理事务所出具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顾惠根支付的交通（事）故代理费用人民币叁万元整”。被告不认可上述款项性质，称事发后第二天早上，原告到其家中拿了50000元，下午拿了20000元，说是伤者抢救需要。半个月后原告打电话称打官司要10000元，经派出所调解，其给了原告10000元。给钱时原告说要抢救受害者，缺钱所以让其先行垫付，保险公司赔了之后再由原告把钱还给其，没有说事故责任由其承担。最后一笔10000元，王甲松让其给王甲松委托的律师，其实际将钱给了原告，原告再把10000元给律师。王甲松给律师钱的时候其在场，是王甲松打了很多电话带其过去的，当时王甲松没有说过要其承担律师费。其见过律师，事发后代表王甲松处理事故的，不记得律师代理其参加诉讼的情况。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如果是其承担律师费，应由其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事务所将收条给其，并开具发票。另，代理赔偿案件的“律师”实际不具备代理资格，属于公民代理，不应收费。原告进一步解释称，30000元律师费，被告分两次现金给其，一次20000元，一次10000元，均由其与被告一并交给律师。后其要求律师出具收据，被告不在场，律师说钱是被告出的，因此写了被告的名字。不记得收条的内容是谁写的。本院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徐某，其称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王甲松出面与苏州市平江区晨曦交通事故咨询代理事务所协商代理事宜，约定代理费用为30000元。该所指派其处理包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家属及保险公司协商、诉讼等所有事宜。代理费应该是原、被告一块到所里交的，当时其不在场，不清楚二人之间对于代理费如何约定。春秋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并未经手相关事宜，由律师全权处理，对当时谁出面找的律师、律师费如何约定、其有无支付律师费均不清楚，也不知道王甲松、顾惠根有无支付律师费。对此，原告称，律师是春秋公司的法律顾问，其与律师不认识。当时春秋公司找了律师，要求其与顾惠根承担律师费，但应该不知道律师费是顾惠根承担的，春秋公司认为是其与顾惠根一起付的。本院认为，就原、被告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自2014年1月1日起聘请被告做驾驶员，按月发放工资，被告对此不认可，称其仅在原告有事时替原告开车，按天结算报酬，原告未支付事发当天的工资，因此双方存在帮工关系。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只是偶尔为原告开车，且被告自认其为原告提供有偿劳务，故被告主张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帮工关系，缺乏依据。被告称其于2014年6月4日事发前半年左右开始为原告开车，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肇事车辆平时由其一个人开、每月4000多元工资，姚某亦称被告经常去开大巴车，被告及姚某的上述陈述与原告陈述相互印证，故本院采信原告的意见，认定原告自2014年1月起雇佣被告做驾驶员。关于原告是否有权就其损失向被告追偿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因被告过错或者部分过错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因此导致原告损失的，原告有权向被告追偿，被告向原告赔偿全部损失。原告称该协议书是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被告否认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称事发两年多后王甲松让其签订协议书，当时王甲松说签订协议书后春秋公司就不会找王甲松要钱，要其帮忙。同时，王甲松说春秋公司和王甲松也不会找其要钱，其才签字的。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时间是事发后两年多，而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与原告雇佣被告的时间相符。被告称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阻却春秋公司向王甲松追偿赔偿款，对此亦未能提供证据。另，被告称王甲松承诺不会依据协议书向其要钱其才签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与协议书内容不符，与王甲松在另案诉讼中依据协议书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事实亦不符。综上，本院采信原告意见，认定协议书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次事故中，被告驾驶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车速偏快，遇情况未采取有效措施，交警部门认定被告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被告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原告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追偿。关于损失金额，原告主张为729000.12元，具体构成为：交通事故垫付款90000元；（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8679元及诉讼费1997元；（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64773.12元及诉讼费1910元；（2016）苏0506民初504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915117.83元及诉讼费2682元、（2016）苏0506民初8733号民事判决书的诉讼费6279元，共计924078.83元，其实际支付给春秋公司550000元；（2016）苏0506民初873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费用11641元。上述费用支出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原告实际支出上述费用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费用中，诉讼费、执行费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原告应负担的诉讼成本，不属于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失，本院扣除（2014）园民初字第16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诉讼费1997元、（2015）园民初字第013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诉讼费的1910元及执行费11641元后，认定原告实际损失为713452.12元。关于追偿的比例，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事故导致的全部损失，被告认为将原告的雇主责任转嫁给其，显失公平。肇事车辆为营运车辆，在营运过程中存在较高的事故风险，且被告受原告雇佣驾驶车辆所获取的经济利益直接归属于原告，故原告本应承受相应的经营风险。同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本次事故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的相应判决也已明确被告无需对事故伤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虽然协议书约定由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全部经营风险，即由被告赔偿其全部损失，显失公平。另，原告的车辆存在安全隐患，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之一，原告对于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综上，本院根据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公平原则，酌定由被告支付给原告120000元。至于被告已经交付给原告的80000元，原告主张其中50000元是另行支付给受害者的丧葬费，被告对此不认可，称王甲松从其处拿钱时说是为抢救伤者，且王甲松会在保险公司赔偿后返还给其。原告对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余30000元，原告称春秋公司要求其与被告承担律师费，其又与被告约定由被告承担全部律师费，上述30000元就是被告支付的律师费，据此提交苏州市平江区晨曦交通事故咨询代理事务所出具的收条。被告否认双方约定律师费由其承担。原告自述收条是其在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要求事务所出具的，故收条不能证明原、被告对于律师费的承担作出了约定。原告主张双方约定律师费由被告承担，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另，根据各方陈述，律师由春秋公司或王甲松聘请，故律师费应由春秋公司或王甲松支付，与被告无关。综上，原告主张剩余30000元是被告支付的律师费，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80000元，应在本案中一并结算，故被告尚应支付原告4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顾惠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甲松人民币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90元，由原告王甲松负担10481元，被告顾惠根负担6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王丽芳人民陪审员  金素芬人民陪审员  金寿林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詹立平书 记 员  缪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