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3802号原告：燕惠鹏，男，197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告：燕皓，女，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嘉亮，天津拓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博文，天津拓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姜浩，女，197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燕惠鹏诉被告燕皓与第三人姜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6）津0116民初83094号民事判决书，燕惠鹏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津02民终34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津0116民初8309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燕惠鹏、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嘉亮、苏博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姜浩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其中10万元从2016年4月1日开始按照6%计算利息，40万元从2016年8月3日开始按照年利率24%计算，50万元从2016年8月11日开始按照每月利息5000元计息），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5年11月14日，被告以办理美国投资移民资金不足需100万元为由，向原告提出借款要求，考虑到为亲姐弟关系，原告答应借款。双方商议由原告向银行进行贷款借给被告，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利息。2015年11月3日，原告向天津民生银行贷款40万元，并按被告要求转至晏庆山账户，并于当天从晏庆山账户转至被告民生银行账户。自2015年12月1日起，被告开始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6年8月1日。2015年12月11日，原告向天津滨海德商村镇银行贷款50万元，并按照被告要求转至晏庆山账户，该款项于2015年12月14日从晏庆山账户转至被告民生银行账户。自2015年12月18日，被告开始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6年8月19日。2016年2月1日，原告又将1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被告出具借条。2016年9月，被告开始不再偿还利息。经原告多次追讨未果，故成诉。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存在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具体理由如下，一、不存在借贷合意：（1）本案最关键的证据借条系原告伪造，因借条中燕皓字样有擦拭痕迹，导致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不能确认签字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6年2月1日，也无法确认借条上的印刷体字迹和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异同，使借条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原告对于自身至关重要的证据理应加强保护，这是法定义务。令人不解的是，整张借条仅在燕皓签名处有明显人为擦拭痕迹，其他地方没有被污染，最终导致无法鉴定，应作出对于原告方不利的认定。而原被告系姐弟关系，被告曾于2015年5月和10月委托原告处理其与案外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曾向被告索要签有被告名字的15份空白A4纸用于委托，本案借条系原告利用上述纸张套打而成。2016年2月1日原告并未在家中，这一点原告当庭出示的姜浩微信朋友圈可以证明，且原告的多次开庭陈述，自称当日没有出门，其表述和事实之间是矛盾的。本案借条系伪造形成，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借条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条借贷合意，原告应当承担不利后果。（2）原告自述出借过程不符合生活法则和逻辑。被告在2015年11月14日首次向原告询问筹措100万元的意思表示。之前双方也没有对借款进行过协商和沟通，而原告第一笔贷款40万的申请时间为2015年9月11日，发放时间为11月3日，转款行为早于被告询问借款的时间，明显不符合正常的生活法则，而在2015年11月3日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过借款方面的沟通。关于借条中利息的表述问题，借条中体现的利息为40万元的利息每月9000元，年息为27%，50万的利息每月5000元，年息12%，10万元没有利息。亲姐弟之间如有债务往来，债务人给债权人打借条实属罕见，且利息约定及不规律明显是先制作账务往来，在制作借条印证账务往来。原告的一系列操作违反常理，更违反法律规定。（3）没有形成借贷合意的证据支持。原告在二审笔录第8页曾明确50万系为买车向德商银行申请贷款后转给案外人晏庆山，该50万元是原告与晏庆山之间汽车买卖交易款项，并不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交付。原告10万元现金的款项来源问题，原告于2014年10月和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2015年12月单位仍继续发年终奖金，还存在转账和交付现金的方式，本身是不可能的。原告仅凭借瑕疵证据以期证明双方存在10万元现金的借贷合意，不应被支持。二、原告不存在向被告出借款项的行为：（1）案涉40万元款项的性质。被告在二审申请调取晏青山的民生银行账户明细得知，账户明确记载该款项摘要为受托支付，40万元贷款的性质是消费贷款，原告因购车向民生银行申请贷款，贷款审批后，银行直接向交易对手晏庆山的账户支付交易款，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交付。在此之后，原告之妻姜浩私自通过晏庆山账户转给天津亿源达投资有限公司的转账行为，更是与本案所涉及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毫无关联性。结合二审笔录第8页，原告自认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指示原告向晏青山账户转账，而是原告之妻姜浩一手操作账户收付账款，且被告该段时间在国外的事实可以再次证实，该款项与被告无关。（2）案涉50万元款项性质，被告调取的晏庆山民生银行账户明细中记载该款项摘要为购买汽车。原告在二审笔录第8页明确表述以购买汽车的名义向德商银行贷款，可以看出案涉50万元是购买汽车的消费贷款，德商银行受原告之托直接将贷款作为购车款支付给销售方晏庆山。原告在笔录中对是否指定付给晏庆山账户没有印象，明显是回避敏感问题。原告向晏庆山支付汽车款的行为同样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交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与被告无关。（3）被告所称出借给被告的10万元现金并不存在，是原告虚构的出借条虚假证据之外，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2016年2月1日在家中向被告交付过上述现金。实际上原告当天携妻子姜浩和孩子在外地旅游，并未在家中，被告也未在2016年2月1日去过原告家中，结合上文提到10万元现金不合理性，可知原告虚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种类和性质直接决定了本案款项的性质，影响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原告委托贷款银行将款项直接转给交易对手晏庆山，与本案中款项交付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委托或指示晏庆山收取款项。原告爱人姜浩在此期间担任被告公司财务经理的工作便利，姜浩多次通过被告公司或者卡给原告打款，数额巨大达到840437.94元，目前公司已在查账过程中，会根据结果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三、原告表述与事实不符，原告虚构100万元借款事实，伪造借条，且有意隐瞒申请贷款的性质和过程，关键人第三人姜浩拒不出庭等。原告虚构本案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其所出示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被告所出示的证据已经完全可以达到民诉法规定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最低标准，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姜浩未到庭应诉。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被告自述双方为姐弟关系，庭审中原告自述职业为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自称为阿蒙斯特（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并称其为天津亿源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小股东。一、关于原告诉称100万元借款的构成2015年10月16日，原告燕惠鹏和姜浩与民生银行天津分行签署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燕惠鹏与姜浩向民生银行天津分行借款40万元，用于家庭消费，借款期限为2015年9月25日至2020年9月25日，担保方式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为年利率6.175%，贷款发放形式为受托支付指定交易对象，收款账户为晏庆山民生银行账户，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贷款发放日为2015年11月3日，还款日为每月3日，还款账号为62×××73。2015年11月3日16:25:49原告民生银行天津塘沽支行账户发放贷款40万元，同一时点该账户向晏庆山民生银行账户内受托支付40万元。同日16:27:29，晏庆山上述账户又向天津亿源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乐收银转账40万元，同日16:27:34被告民生银行账户（乐收银）收款40万元。2015年12月11日，原告与天津滨海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个人保证借款合同，向德商银行借款50万元，用途为购买汽车，借款期限为2015年12月1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月利率为8.4‰，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在个人借款申请书中，姜浩作为共同债务人签字捺印，原告在支付委托书中委托德商银行将贷款资金直接转入晏庆山民生银行账户内，德商银行于当日15:36:16发放上述50万元贷款至晏庆山的账户，摘要为购买汽车。2015年12月14日15:44:33姜浩持晏庆山的身份证及其本人的身份证，为晏庆山的上述账户办理了柜面取款手续，取现50万元。同日15:44:52被告民生银行账户内，收到柜台存现50万元。对于另外的10万元借款，原告称是被告在2016年2月1日到原告居住地开发区昱泉园收取了最后的10万元现金，并在借条上签字。对于10万元的来源，原告称来自2015年12月原单位发放的年终奖金，但2014年11月15日，因原告辞职，原告与原供职单位天津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对于双方聊天记录中的借款需求形成于2015年11月14日，与2015年11月3日原告已向被告转款40万元的事实时间逻辑不符，原告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庭审中被告辩称贷款进账的40万元与50万元，与本案所诉的民间借贷无关，但对于是否达成了汽车买卖交易，车辆交付手续被告未能出示任何证据。对于被告所在公司财务问题，被告称财务账簿不全，未做审计。原告自述其已将贷款还清，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二、关于借条原告提供借条一份，该借条打印部分内容为，今收到燕惠鹏借款现金10万元，累计从燕惠鹏处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利息约定如下,100万中的50万元从2015年12月11日开始计息，每月支付利息5000元，每月20日前支付；100万中的40万从2015年11月3日开始计息，每月支付9000月，每月1日前支付。2016年3月底前还清全部借款。落款为2016年2月1日，借款人处手写签名为“燕皓”。该借条除手写“燕皓”签名外，其他文字部分均为打印形成。对于上述借条的形成过程，原告陈述为2016年2月1日下午5、6点在原告家中，用原告的打印机打印形成，后被告当场签字。原告以此为依据，主张双方形成借贷关系，对于被告的借款用途，原告称2015年11月14日，被告通过微信询问原告，“我准备投资移民美国了...能筹到100万吗”，所以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100万元。案件原审期间，被告申请鉴定，申请鉴定事项为：1.借条是何种打印机打印形成；2.借条的“燕皓”签字部位是否有做旧痕迹；3.借条打印形成时间与“燕皓”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同一时间形成且均为2016年2月1日；4.借条是否为燕惠鹏鉴定期间所提供的打印机打印形成。经本院委托，2018年9月2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借条》原件上印刷体主文内容为喷墨打印机输出形成；2.送检《借条》原件落款“燕皓”签名字迹部位见局部有色液体污染和擦拭痕迹；3.不能确定送检《借条》原件上印刷字迹和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异同；4.不能确定送检《借条》原件是否为燕惠鹏鉴定期间所提供的打印机打印形成。其中，对于第三项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中写明，“落款处‘燕皓’签名字迹部位有明显的局部污染，不具备本中心目前采用的字迹形成时间理化检验的条件，因此不能进一步检验已确定检材的打印时间与“燕皓”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同一时间形成且均为2016年2月1日”。对于第四项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为，“由于无电源线和数据线，不能实施打印机具的同一性鉴定”。被告支付鉴定费12400元。三、原被告账户之间存在多笔流水。被告民生银行天津塘沽支行的账户自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8月19日期间，有多笔向原告的转账，共计向原告转出840437.94元：其中向原告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的账户分别转账15000元至150000元不等，合计转账624000元，针对上述三家银行的账户转账备注内容包括“YHPDK、DK、借款、还款”等内容；此外，自2015年12月1日开始，每月陆续向原告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0000元至8450元不等，集中在8600元上下，金额递减；第三，自2015年12月18日开始每月陆续向原告德商银行账户转账4340至10000元不等，金额集中在5000至4340元范围内。对于上述银行流转，被告称其无法判断转款84万余元的性质，被告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月16日在美国，2016年3月至4期间在欧洲，2016年5月回国，是原告之妻姜浩操作了一切，转账信息备注内容也是姜浩操作，原告无从得知，有部分转款被告并不知情，姜浩担任财务总监，具有转款的便利条件，被告称其仍在调查，并认为可能涉及到职务侵占的问题。被告自述因姜浩是公司财务主管，被告的银行卡都交由姜浩管理，被告日常支出使用信用卡，姜浩支取被告名下银行卡的款项就是支取公司的款项，被告当庭认可其个人名下银行卡的资金与公司的资金是混同的。原告对于上述84万银行流转的解释为：这些钱中打入民生银行和德商银行的是每月所还40万元和50万元贷款的本金及利息的金额，至于其他打入原告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账户内的钱款，原告则称是被告公司经营需要，原告曾通过刷信用卡的方式为被告公司提现，被告上述转账系向原告归还所刷信用卡的金额。对此，原告提交信用卡账单复印件，被告对该复印件证据不予认可，该账单复印件中可见原告有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亿源达商贸中心的多笔消费记录，金额在3万元至5万元左右不等。84万余元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银行流水。原告提交了部分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和对应的手机银行原始载体，能够看出原告于2015年3月18日分三笔共计向被告转账1350352元，此外2015年8月31日被告向原告转入116000元，2015年9月6日被告向原告汇入65000元。原告借此以期证明双方还存在其他往来，被告提交的84万元转账流水，不能抵销被告对原告所负的债务。四、双方沟通过程原告于2016年7月29日向被告发送微信，转发了民生银行的还贷提醒短信“2016年8月3日还款预计金额8450元，以实际扣款为准...”2016年8月10日被告给原告发送微信“惠鹏，姐就问你一句话，姜浩拿的就只是10万保险费吗？你从开始都不知道吗？没有参与吗？”原告于2016年8月29日再次向被告微信转发了民生银行的还贷提醒短信“2016年9月3日还款预计金额8416元，以实际扣款为准...”原告称“跟财务说一下”被告称“暂时这月你自己付吧，公司没有钱了，还差员工工资呢”原告称“这个月我先垫付可以，现在两个贷款每个月要还将近一万三，后面德商到年底有五十万本金要还，后面还款压力很大，你要做好安排”2016年8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民生银行的卡在公司财务那，你让他们把卡号发给我”被告回复“我问一下”9月2日被告发送微信“燕惠鹏62×××73”。经核对，此账号与原告民生银行贷款还款账号一致。五、其他事实姜浩在阿蒙斯特（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蒙公司）担任财务总监，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的期间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原告自述姜浩在2014年开始担任财务经理，在2016年的3-4月份就不再去被告的公司，而被告抗辩姜浩是在2016年8月份正式离职，社保也为其缴纳至2016年8月，原告对社保缴纳的停止时间不持异议。另查，阿蒙斯特（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更名为阿蒙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记载设立之时被告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90%，姜浩在2014年10月设立之初即为该公司监事，该公司工商登记手续也为姜浩办理。原告自述其与姜浩系夫妻关系，转款40万和50万时姜浩是被告的公司财务，所以姜浩知道晏庆山账户，40万贷款是原告找姜浩要到晏庆山账号后，将所贷40万委托支付给了晏庆山账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对此发表如下意见：第一，关于借款用途，原告主张出借给被告款项的原因为被告为办理投资移民而借款，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证据，被告在2015年11月14日才做出询问原告能否筹到100万元的意思表示。一方面，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并不完整，其中并未显示原告对被告作出何种回应，确认原告会进行出借的行为；另一方面，原告第一笔贷款发放及转账给被告的时间为2015年11月3日，明显早于原告所称的被告借款时间。款项出借行为完成在先，借款意思表示在后，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生活经验规则。第二、原告提供借条原件作为鉴定检材使用，但因该借条原件“燕皓”签名字迹部位被有色液体污染和擦拭，直接导致了鉴定机构不能对该签字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6年2月1日作出鉴定。基于该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法庭对于该污渍和擦拭出现的时间存在合理怀疑。比对原告起诉时所提交的借条复印件，“燕皓”签名字迹部位并无污染和擦拭的痕迹。原告在接受询问时也曾描述，该借条原件在起诉后放在文件袋中保存。结合原告的职业为律师，对于该借条的重要性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以上污渍和擦拭为何在需要提交鉴定时出现在借条原件上，原告应对此应作出合理解释。其次，法庭对于污渍和擦拭出现的部位存在合理怀疑。观察该原件，仅在签名部位有污染及擦拭痕迹，其他打印部位均未受到污染，原告应对仅在该部位出现的污染作出合理解释。庭审中，原告并未对以上两方面问题作出明确的符合逻辑的解释。不仅如此，根据鉴定结论，不能确定送检《借条》原件是否为燕惠鹏鉴定期间所提供的打印机打印形成的原因为无电源线和数据线，而原告既已向鉴定机构提供了打印机主机，但不能提供电源线和数据线，而电源线和数据线作为打印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告不能提供，显然有悖常理。原告应负有提供电源线和数据线的举证责任，故因原告不能提供鉴定所需材料导致鉴定不能的，应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借条原件中被告签字部位被有色液体污染和擦拭，且原告未能提供电源线和数据线，进而导致鉴定不能进行，系原告避免鉴定结论对其不利而采取的行为，故原告陈述该借条的形成时间和打印机来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该借条证据亦不予采信。第三，关于资金流转及操作，原告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其40万元和50万元贷款，经过原告的指示付款由银行直接拨付至晏庆山账户，经晏庆山账户流转后又最终进入了被告燕皓的账户，两笔贷款均由原告及姜浩为借款人，且均指示付款给晏庆山账户，原告庭审中亦自认其是通过姜浩而非被告本人获取的晏庆山账户信息。且上述账户流转取现亦由姜浩自行操作。原告虽自述其与姜浩系夫妻关系，但未提交结婚证证实，综合考虑姜浩与原告邮寄地址相同，二人共同申请贷款以及原被告庭审中对身份关系的陈述等情节，能够认定姜浩与原告存在密切的关系，原告拒绝携姜浩到庭接受询问，法庭依职权追加姜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经多次向原告释明风险，姜浩收到本院传票传唤，仍未到庭，仅以邮寄一纸情况说明应对，其邮寄地址与原告多次邮寄本院的挂号信地址一致。对以上情况，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诸多事实均与姜浩的行为直接相关，姜浩拒不到庭说明情况，应由原告燕惠鹏承担举证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进一步分析，姜浩自阿蒙公司设立之初即为该公司监事，身份为财务总监，其与原告以其二人名义共同向银行申请贷款，所获贷款又直接转入姜浩任职的阿蒙公司使用，被告银行账户对应的付至民生银行和德商银行的款项与两笔贷款的每月还款金额相符，姜浩于2016年8月自阿蒙公司离职，而对账单显示的被告名下银行卡向原告转账行为也结束于2016年8月。由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阿蒙公司的大股东，主张其名下的银行卡由公司使用，具有合理性。姜浩曾为阿蒙公司的财务总监，具有使用公司账户即使用被告名下银行卡的可能性。故原告以被告银行卡与原告有资金往来，证明被告认可借贷关系并还款及支付利息，该证据的证明力并不充足。第四，关于双方的意思表示，结合上述查明的情况，被告在微信中对于原告转发的银行还贷提示短信不持异议，并表示“暂时这月你自己付吧，公司没有钱了，还差员工工资呢”，还向原告提供了还贷卡号。由此可以判断被告对于原告贷款用于公司经营使用是知情的，而原告向被告提示50万元贷款到期压力让被告提前做好安排，也能够推断原告对90万元贷款的认知也是其办理的贷款实际用款人和债务人系被告而非原告自己。而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名下多个银行卡与被告名下银行卡和被告关联公司账户存在大额资金往来，原告也自认其名下银行卡（包括民生银行尾号为7173的银行卡和其他的信用卡）为被告所在阿蒙公司经营使用的情况，且原被告双方均只向本院提供了各自截取的部分银行流水信息，而非全部。故，本院认为判断原被告之间的真实关系不应囿于双方之间的银行流水片段和账务往来的微观层面，而是应在宏观角度，综合考虑原被告及第三人的亲属关系，第三人的任职身份，原告与第三人为被告所在阿蒙公司筹措资金用于商业经营，原告名下账户资金和原告自有资金与被告公司关联账户资金的交织关系等诸多因素。由此，能够判断原被告缺乏形成借贷关系的合意，而是原告参与了被告公司的资金运作，原告以名义借款人身份向银行申请贷款，充当了被告所在公司筹措资金的媒介。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资金往来系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其主张不具有合理性。结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标的为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案涉标的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燕惠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240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闫冉冉审 判 员  李 夏人民陪审员  王金菊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 记 员  陈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