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85民初4345号 原告：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芝。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雨晴。 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亚。 第三人：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亚。 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萍。 原告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克特公司）与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公司）、第三人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服联公司）、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进行了审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芝、姚雨晴，被告汇源公司和第三人金服联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玲，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张丽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芝，被告汇源公司和第三人金服联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亚，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张丽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埃克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保险赔偿金80万元，两个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垫付的死者医疗费用2053.83元，第三人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晶找到原告说能给公司员工入国家统一的劳动合同保险，并承诺参保员工发生工伤身故或意外身亡每人赔偿的保险金额为80万元，医疗费20万。为减轻用工风险，原告与被告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书》，按合同规定的雇工宝保障条款，参保员工发生工伤身故或意外身亡每人赔偿的保险金额为80万元。每月的参保人员名单由原告公司以邮件形式发送，费用为每月每人60元，付款方式为公对公银行转账，该合同一直实际履行至案发时。原告与被告双方第一次业务往来及汇款发生时间为是2018年4月，合同一直履行至2019年6月份，原告公司每月都按时依约发送参保人员名单与支付保险费。但在这个过程中至案发前，被告从未告知原告，所投保的是什么公司，也从未有任何保险公司与原告进行过联系与告知，原告也不知道被告给投保了什么保险公司。2019年6月24日原告公司的员工宫志强在工作期间（下午5点20左右）意外猝死，后拨打120送至高密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具体经过详见大王庄派出所民警出警记录及口供），尸体已检验，结合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及调查情况，法医鉴定结论为工伤猝死，家属无异议，要求火化。6月25日高密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开具火化证明，26日宫志强在高密殡仪馆火化，同日我公司与宫志强的直系亲属在高密市北大王派出所签订赔偿协议书，根据协议我公司赔偿死者家属819672.5元，分三笔转给宫志强妻子王义霞，最后一笔已于2019年7月25日转入王义霞账户至此赔偿金819672.5元已全部付清。事情发生后我公司第一时间联系了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被告答复说让我们回去等着，保险公司会联系我们，直到2019年6月26日平安公司委托第三方的一名勘查员来我公司调查取证，并发来一份电子版本的《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保险单号：11216883900697917082），载明投保人为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并盖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专用章。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欺骗原告说自己具有保险公司会员资格而为我们代办保险业务，实则与两第三人串通将业务转让给其他公司操作，投保人亦非真实的投保人（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严重违反合作协议之约定。事发后高密汇源公司直到今天也未曾来过我公司了解情况，只是电话里沟通，让我们提供材料，我们去汇源公司送资料想了解赔偿金额，汇源公司未给出答复，经我们再三追问下汇源只答应赔偿25万，但是要求把所有的原件全部提交给他们才能给25万。但根据我公司与汇源签订的协议书规定合同保障条款工伤身故或意外身亡保险金额为80万元，汇源提出的赔偿金额25万与合同上的80万相差甚远，严重违约，并且如原告全部提交了他们则原告将无证据可供诉讼可供主张权利。原告已经赔偿了死者家属819672.5元，依照《服务合作协议书》之约定，我公司应就赔偿死者家属赔偿金中的80万元享有对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追偿权，两第三人与被告恶意串通，疏于履行法定义务，有重大过错，被告应当赔偿，两第三人对此应负连带责任。为保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汇源公司辩称，1、本案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原告将汇源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保险法》第119条的规定，保险经纪人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而汇源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劳务输出和人力资源服务的中介机构，未取得相关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的许可证，也从未以保险经纪人的身份开展保险经纪业务，其与原告签订的《雇工宝服务合作协议书》亦不属于保险经纪合同的特定范畴。本案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平安保险公司是涉案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和保险金赔偿责任主体。若原告所述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且原告已向死者家属支付全部赔偿金，则原告应当将平安保险公司列为本案被告，要求平安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原告赔付保险赔偿金及医疗费。 2、原告要求汇源公司赔偿原告保险赔偿金80万元及垫付的医疗费2053.83元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应不予支持。2018年4月，原告与汇源公司签订《服务合作协议书》，原告委托汇源公司协助办理商业保险事宜，协议有效期一年。2019年4月协议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但汇源公司为维护原告的利益，根据原告的要求，继续协助原告办理相应商业保险，2019年6月，汇源公司委托金服联公司为原告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本案所涉雇主责任险。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后，原告却违反《保险法》第22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及《服务合作协议》第四条的约定，经汇源公司多次通知催要，原告至今拒不通过汇源公司或直接向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相关的保险理赔材料，致使平安保险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保险理赔。原告至今未得到保险赔付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与汇源公司无关。 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汇源公司依法不予承担，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汇源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金服联公司述称，1、本案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保险法》第119条的规定，保险经纪人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而汇源公司和金服联公司均为专门从事劳务输出和人力资源服务的中介机构，未取得相关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的许可证，也未以保险经纪人的身份开展保险经纪业务。本案中，金服联公司仅作为投保人与平安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为原告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因此，本案将案由定为保险经纪合同纠纷实属不当。 2、本案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平安保险公司是涉案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和保险金赔偿责任主体。 3、根据《保险法》第10条的规定，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和保险责任赔偿主体，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而金服联公司不是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赔偿主体，在订立保险合同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金服联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述称，1、原告主张被告汇源公司与第三人金服联、答辩人恶意串通，要求答辩人与被告汇源公司、第三人金服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从原告提交的《服务合作协议书》看，原告委托被告汇源公司协助办理原告员工的商业保险事宜。诉前，答辩人对此并不知情。 2、原告雇员宫志强不属于上述《服务方案》的承保人员范围，答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根据《服务方案》第二条第一项约定，答辩人所承保人员为年龄十六到七十周岁，职业类别属于1-4类，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的雇员。原告及金服联公司投保时，故意隐瞒真相，将不属于保险范围的员工改为承保工种顺利投保。根据《服务方案》特别约定，答辩人仅承保职业1-4类人员，出险时，若被保险人雇员实际职业类别高于保险人员清单列明职业类别（1-4类）的，答辩人退还保险费，不承担保险责任。从答辩人调查的线索看，原告雇员宫志强工种属于电工，隶属职业类别5，高于保单人员清单列明的职业类别，不属于《服务方案》规定的承保人员范围，答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故仅应退还原告相对应的保险费。 3、原告具有隐瞒、编造保险事故发生原因的情形，其目的是为成功获得保险理赔金，涉嫌保险诈骗，建议法庭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原告埃克特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服务合作协议书》，证明合同签订主体：甲方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乙方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服务合作协议书》合同已有效成立，甲方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乙方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为甲方公司员工的商业保险进行办理。原告之雇员因意外事故身故，原告所应获得的赔偿金额为80万×100%，即人民币80万元。 证据二: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证明被告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无保险经纪从业资质； 证据三:《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保单号：11216883900697917082）一份，证明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串通将业务转让给其他公司操作，投保人亦非真实的投保人（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严重违反合作协议之约定； 证据四:2018年4月-2019年6月共计15个月的保险费与服务费的缴费发票；2018年11月-2019年6月共计8个月的参保期间的参保名单，证明原告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年4月-2019年6月期间内逐月、按时依约向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费用和服务费，从未间断。 证据五:《劳动合同》一份（甲方：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乙方：宫志强）；宫志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死者宫志强与原告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原告之员工，劳动合同期间为2017年12月5日至2020年2月5日。 证据六:2019年6月14日宫志强的《高密市中医院门诊病历》（就诊号：9000077522）与收费票据。（3页）；《死亡证明》（编号：0006875）（2019年6月25日）；高密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火化证明》（2019年6月25日）；户口《注销证明》（2019年7月22日打印）；高密市井沟镇马家沙岭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19年6月25日），证明原告员工宫志强已死亡，并认定系猝死。 证据七:《协议书》一份（2019年6月26日）；三份《收条》（2019年6月26日（第一笔30万赔偿金）；2019年7月10日（第二笔30万赔偿金）；索赔权转让协议一份。 证据八：宫志强、王义霞、宫思敏、宫洁容的户口本复印件。证明王义霞、宫思敏、宫洁容与死者宫志强的亲属与继承关系。 被告汇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服务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委托汇源公司协助其办理商业保险事宜，但发生保险事故后，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主体应为具体承保的保险公司，保险赔偿金具体赔偿亦由保险公司核定。 对证据二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和内容有异议。因为在营业执照中并没有汇源公司可以从事保险经纪的内容，办理社会保险应当是国家社会保险法中所称的社会保险，而本案所涉及的是商业保险，且在双方签订的服务合作协议中也都明确了是商业保险，而非社会保险。原告所称汇源公司欺骗原告没有事实根据。 对证据三１、《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保单号：11216883900697917082）三页、２、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汇源公司一直负责该业务的员工（小郑）之间的微信截图两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的证明对象和内容有异议。根据《保险法》第119条的规定，保险经纪人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而汇源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劳务输出和人力资源服务的中介机构，未取得相关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的许可证，也从未以保险经纪人的身份开展保险经纪业务。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在双方签订的《服务合作协议》中，只约定了汇源公司协助原告办理商业保险，但并未约定具体的投保人和保险人，且雇主责任险作为财产保险，不论委托哪家机构作为投保人都不影响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效力，更不会损害原告的保险利益。另外，原告所称其是2019年6月26日才收到的保单，因为该保险合同是当月的6月4日投保的，保单在投保人也就是第三人金服联公司处，交付保单因为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属正常。且发生保险事故后，原告收到保单也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保险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 对证据四1、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共计15个月的保险费与服务费的缴费发票（15张）、2、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共计8个月的参保期间的参保名单（8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同时进一步证明了汇源公司全面履行了《服务合作协议》中约定义务，按月及时为原告办理商业保险缴费事宜，在原告提供的汇源公司为其开具发票项目中明确了收费是人力资源服务费，而不是保险雇金，能进一步证明双方是人力资源服务关系，而不是保险经纪合同关系。原告向汇源公司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从原告提供的雇工宝增员缴费申报表中载明的雇员姓名宫志强的工作类型（工种）是维修工，汇源公司和金服联公司对宫志强的具体工种并不清楚，均为原告提供，金服联公司和汇源公司不存在向平安保险公司提供虚假工种的情形，如果说是虚假提供也是原告提供的，汇源公司和金服联公司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证据五1、《劳动合同》一份，2、宫志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代理人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应由平安保险公司进行审核。对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 对证据六1、2019年6月24日宫志强的《高密市中医院门诊病历》与收费票据3页。2、2019年6月25日“死亡证明”（编号0006875）。3、高密市年6月25日出具的《火化证明》。4、高密市公安局井沟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注销户口时间2019年7月22日。5、高密市井沟镇马家沙岭子村民委员会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证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否应作为本案保险理赔的材料，应当由保险公司来判定。 对证据七1、2019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两页，原告与死者宫志强家属（妻子王义霞、长女宫思敏,次女宫洁容）签订赔偿协议书；2、三份《收条》真实性无法确认。以上证据5、6、7作为保险理赔材料，最终应由保险公司进行审核判定。 对证据八宫志强、王义霞、宫思敏、宫洁容的户口本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金服联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汇源公司的意见。 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服务合作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公司对此协议书并不知情，根据该协议书第一页是汇源公司协助原告办理商业保险事宜，并未约定保险公司，第一条约定原告提交当月投保人员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工种，对工种明确要求。第二条商业保险及管理费用是空白，原告在起诉时诉称保费60元，但我公司实际保费仅为21元。 对证据二高密市汇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该组证明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汇源公司从事了超经营范围的业务属于行政责任，即不影响汇源与原告签订合同的效力，也更不是原告所说的构成欺诈的理由，原告选择汇源时自己对汇源公司的资质负有审查的责任，原告称汇源欺骗其办理的保险是社会保险，自称对保险条款不熟悉不专业，但合同明确载明了是商业保险，原告的辩称也不符合常理常情的。 对证据三１、《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保单号：11216883900697917082）三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材料是由我公司在金服联公司投保时我公司及时给的投保人（金服联公司），至于金服联公司什么时间给的原告，我公司并不知情。按照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的是对象是投保人，而原告什么时间拿到保险凭证并不影响保险合同包括免责条款的效力。另外，原告作为被保险人，保险费是按照每人每天0.7元计算的，每月21元，每个月原告的员工名单均有增加或减少，本案宫志强是当月6月5日才列入被保险人员工清单，只保险了19天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原告收到保险凭证的滞后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其收到保险凭证也说明其合法权益能够得以行使。 ２、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汇源公司一直负责该业务的员工（小郑）之间的微信截图两张，（当庭查看载体）。我们在查看载体的时候发现原告隐瞒了一份证据，在6月25日汇源小郑发给原告的一份书面说明，书面说明的内容是平安提示在2019年5月1日起工伤情形每人猝死的赔偿限额为25万元。申请法庭要求原告提交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25日所有的聊天记录。为防止原告毁灭聊天证据，请法庭立即调取该手机。 对证据四1、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共计15个月的保险费与服务费的缴费发票（15张）、2、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共计8个月的参保期间的参保名单（8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公司收到的保费仅为每人每月21元。对参保名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参保名单是原告提供，原告将宫志强的职务工作类型填写为维修工，隐瞒宫志强真实的职务和工作类型为电工，不属于我公司的承保范围。 对证据五《劳动合同》一份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签订日期。签名是否为宫志强本人所签，我公司不确定。但通过笔对印章与合同内容字迹看，形成时间明显不一致。宫志强的签名与合同内容手写并非同一支笔。我公司保留对该合同的形成时间及是否宫志强本人签字进行鉴定。因为该合同很有可能是后补。 对证据六2019年6月24日宫志强的《高密市中医院门诊病历》与收费票据3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门诊病历记载，宫志强为院前死亡，并没有对具体死亡原因作出医学意见。 对2019年6月25日“死亡证明”（编号0006875）有异议，死亡医学证明是由医院医疗机构出具，原告提交的该份死亡证明是由村卫生室出具。村卫生室根本没有出具死亡医学证明的资格。高密市中医院都没有得出死亡原因的结论。村卫生室更不可能对死亡原因作出结论。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不认可。死亡证明最下方有备注：死者家属持有此联到殡仪馆办理火化手续，医师签字及医疗卫生机构盖章有效。村卫生室并非该医疗卫生机构且医师必须具有医师职业资格证，死亡证明一共有四联，联与联之间加盖骑缝章，该联是由殡仪馆保存，但有原告持有明显不符合常理。 对高密市年6月25日出具的《火化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高密市中医院并没有对死亡原因作出结论，且在2019年6月26日尸体并没有检验，且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对尸体进行火化，原告主张尸体已经检验，高密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陈述尸体已检验应当提交尸检报告，猝死包括病源性猝死和电击猝死，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宫志强猝死是属于何种猝死。该火化证明从内容上看是高密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盖有的法医技术鉴定专用章，并非出具火化证明的合法机构。本案也没有法医司法技术鉴定的内容和过程，出具该证明并不合法，且该证明的对象为殡仪馆，与本案没有关联。 对高密市公安局井沟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注销户口时间2019年7月22日及高密市井沟镇马家沙岭子村民委员会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证明》均没有异议。 对证据七2019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两页，原告与死者宫志强家属（妻子王义霞、长女宫思敏,次女宫洁容）签订赔偿协议书，从该协议书的印章与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印章对比来看，印章的渗透度极为相似，基本一致，应在同一时间形成。对协议书中的事实及经过该陈述与事实不符，协议书中载明宫志强晕倒送医后抢救无效后死亡与事实不符，至于原告在签订该协议书时这样书写是照顾死者家属情绪还是隐瞒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我公司不清楚。原告的此种行为明显体现了原告的不诚信。对三份《收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电子回单没有异议 对证据八宫志强、王义霞、宫思敏、宫洁容的户口本及身份证复印件均没有异议。 被告汇源公司及第三人金服联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服务合作协议》原件一份，证明汇源公司只是协助原告投保商业保险，赔偿责任主体应为具体承保的保险公司，而非汇源公司。本案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原告将汇源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所述事故发生后，原告违反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一直拒不通过汇源公司或直接向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相关理赔材料，导致保险公司迟迟不能正常理赔，由此造成的损失与汇源公司无关。 证据二：保险合同原件一份，包括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及保险条款，证明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和保险责任赔偿主体，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本案案由应为保险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汇源公司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及赔偿责任主体，原告将汇源公司列为被告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诉讼主体不适格。 原告对被告汇源公司及第三人金服联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服务合作协议》原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该证据与原告的协议书证据的不同之处是被告填写了签约日期为2018年4月2日生效，原告的合同时间，被告交付时为空白。对于其中保险费结算中原告合同为商业保险费用及管理费用合计为空的数额，被告自行写了60元，原告也是按照60元每人每月实际交纳的费用。但是60元包含什么内容原告不知情。 对证据二保险合同原件一份，包括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二原告在事先均不知情，是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公司才告知了原告，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该保险凭证中投保人和承保人均不是原告其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也不适用于原告。也就是说第三人不能给合同之外的原告设定合同义务。而且根据第十五页的免责条款第五、六条中也不存在不予赔偿的情形。 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对被告汇源公司及第三人金服联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服务合作协议》原件，因为该协议平安并不知情，协议的内容也对平安没有任何约束力。如果按照原告的陈述要求按照该协议执行，不执行认为平安的保险凭证与条款对原告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话，那么原告就没有理由把平安保险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 对证据二保险合同原件一份，包括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及保险条款。该保险凭证的时间为2019年6月5日至6月30日，此时平安公司向各投保人发出的猝死赔付限额25万元早已生效。 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上海金服联与平安的《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服务方案》原件(P1-)；证明2019年6月1日，上海金服联代理原告作为投保人向我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A款），与第三人金服联公司签订《雇主责任保险服务方案》，被保险人雇员等在保障范围，每人死亡限额80万元，每人医疗限额20万元，扩展伤残等级赔偿比例特约条款B，保险期限：2019-06-01至2019-06-30。与本案相关的主要内容有：第二条第（一）项被保险人范围，承保人员为凡年龄十六到七十周岁，职业类别属于1－4类，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的被保险人雇员、被保险人关联企业的雇员、接受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关联企业所服务的客户单位雇员，在本保单可保障范围内。 证据二：与本案有关的投保明细、保险费交付往来邮件，根据证据一的约定，该邮件即为保险合同订立，双方按每人每天0.7元、每月21元计收保险费……“金服联－6月5日生效名单”显示上海金服联即第三人2提供的原告员工名单156号宫志强系维修工，1－4类。 证据三：保险公估机构出具的《代查勘报告》，证明高密市公安局刑侦技术室出具资料时陈述事实是不真实的。 证据四：申请调查令，申请持令前往高密市公安局、高密市中医院查询宫志强死亡的真实事故性质； 证据五：《职业类别表职业》及注释；表明维修电工、电工为职业类的第五类，高于保险范围的1-4类。不属于承保范围，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证据六：录音音频2份，提交光盘。证明宫志强所在村村民、宫志强弟媳均承认宫志强在原告处从事电工，系触电死亡。同时证明原告捏造保险事故的性质，骗取保险金，涉嫌犯罪。 原告对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上海金服联与平安的《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服务方案》原件，对合同真实性无法判别，原告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也不知该份合同的存在。从合同的形式要件上来说，该份合同系违法的合同，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对合同的签订主体应当具有审查义务。对证据一的证明内容也不认可，在服务方案中均不能给未参与合同的原告设定法律义务，应按照合同的相对性由合同相对方来承担。虽然第三人提交的保险的险种名称为雇主责任险，但是其中责任条款中约定的人身权利及与人的死亡和工伤、意外伤害均属于实质上的人身保险，而不能仅看名称。 对证据二与本案有关的投保明细、保险费交付往来邮件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 对证据三保险公估机构出具的《代查勘报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是单方制作的，对于其中涉及笔录中提到的尸检，我们认为尸检包括尸检查体，也包括尸体解剖，开庭前代理人也询问过鞠鹏，其认为尸检是尸体解剖，其并不知道公安对尸体的查体情况，其回答也不能否定和替代公安部门依职权作出的尸检情况和尸检形式。对于鞠鹏的笔录中并没有关于是电击或者如何死亡的情况，死亡情况应以事实为基础。另外关于是否猝死及工种等相关情况均不能否定原告证据一雇工宝协议中的约定内容。也不影响对于工伤或意外死亡中应赔付80万元的法律责任。 对证据四申请调查令，不发表意见。 对证据五《职业类别表职业注释》及注释，该组证据与原告无关，这是平安保险公司与金服联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溯及原告。 对证据六录音音频2份，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宫志强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工种，均不违背雇工宝关于工伤及意外死亡80万元的赔付标准。我方申请庭后提交宫志强弟弟通话记录来证明平安保险公司找到死者家属让他们指证死者是在原告公司作电工，这样他们可以多拿到钱。 被告汇源公司对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上海金服联与平安的《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服务方案》原件，对该组证据被告不清楚，但是对于平安保险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代理人认为该雇主责任险的服务方案是投保人金服联和平安保险公司的框架协议，具体的赔付范围和保险责任承担应当以具体投保的保险险种所确定的保险责任为准，也就是以具体的保险合同为准。平安保险公司所称的已将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猝死赔偿限额由80万元调整为25万并未与投保人金服联公司进行协商，属于单方行为，若发生保险事故以后仍然应以实际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为准。 对证据二与本案有关的投保明细、保险费交付往来邮件，对该组证据被告也不清楚，但是显示的原告员工名单宫志强为维修工没有异议。 对证据三保险公估机构出具的《代查勘报告》的真实性代理人不能确定，保险公估机构查勘时汇源公司并未在场，所以对该组证据的内容不确定。 对证据四申请调查令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平安保险公司的权利。 对证据五《职业类别表职业注释》及注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六录音音频2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代理人不能确定。 第三人金服联公司对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除同被告外还补充一点: 关于证据一上海金服联与平安的《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服务方案》，对于平安保险公司提到的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应结合具体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投保资料作变审查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对其向投保人金服联公司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至2019年，原告与被告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书》，按合同约定，参保员工发生工伤身故或意外身亡每人赔偿的保险金额为80万元，医疗费20万。每月的参保人员名单由原告公司以邮件形式发送，费用为每月每人60元，付款方式为公对公银行转账，原告每月均将每人每月60元的保费与参保名单交付至被告，一直履行至案发时。 原、被告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书》后，被告找到第三人金服联公司，由第三人金服联公司与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实际进行投保，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收到的保险费是每人每月21元。 2019年6月24日原告的员工宫志强在工作期间（下午5点20左右）意外猝死，后拨打120送至高密中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高密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尸体的检验，结论为猝死，2019年6月26日根据家属的要求将尸体在高密殡仪馆火化。 2019年6月26日，原告与宫志强的直系亲属在高密市北大王派出所签订赔偿协议书，根据协议原告赔偿死者家属819672.5元，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宫志强继承人将保险索赔权转让给原告。 2019年6月26日，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委托民太安公估公司来原告处进行勘察，并提供《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保险凭证》（保险单号：11216883900697917082）一份，载明投保人为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并盖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专用章。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保险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汇源公司虽然签订了《〈雇工宝〉服务合作协议》，但本案纠纷并非因该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而引起，而是保险事故发生后因保险金赔偿问题产生的争议。原告与被告汇源公司签订《〈雇工宝〉服务合作协议》后，汇源公司通过金服联公司为包括死者宫志强在内的原告员工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平安保险公司承保，原告员工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成立。 根据法律规定，被保险人的意外身故受益人应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保险人宫志强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共同与原告签订赔偿协议及索赔权利转让书，将宫志强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原告，该转让行为有效，原告有权向平安保险公司行使保险金请求权。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保险人宫志强是否属于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的承保人员范围及宫志强是否因工伤死亡。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宫志强不属于《金服联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服务方案》的承保人员范围且原告陈述的保险事故性质系捏造，宫志强系因工伤死亡。本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足以证明宫志强系电工且因触电死亡，高密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火化证明证实宫志强符合猝死且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宫志强系因工伤死亡。平安保险公司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原告起诉时虽将平安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但其请求是让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际上是做为被告地位来请求的，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是被告主体责任。鉴于本案事实，另行起诉已无必要。被告汇源公司及第三人金服联公司承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大小。本案中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已全部承担了原告的损失，被告汇源公司及第三人金服联公司无需再承担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汇源公司及第三人金服联公司承担责任，本院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偿付原告潍坊埃克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保险金800000元、医疗费2053.83元，共计802053.83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820元，保全费4530元，由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志东 人民陪审员  付晓明 人民陪审员  马桂华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