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鄂1002行初28号原告：左洪玉，女，汉族，1946年12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原告：左绪华，男，汉族，1971年9月18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原告：郑子琳，女，汉族，1991年1月30号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高祖，沙市区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清军，沙市区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荆州市城乡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分局，住所地荆州开发区管委会院内。法定代表人：李家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钟顺良，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颖，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汪家锐，男，汉族，1968年10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监利县，第三人：周娥，女，汉族，1966年3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第三人：刘兵，男，汉族，1975年6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公安县，第三人：郑元和，男，汉族，1947年3月22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第三人：郑本忠（郑元和之子），男，汉族，1967年11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原告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以下简称三原告）诉被告荆州市城乡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规划局开发区分局）、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郑元和、郑本忠行政许可一案，于2019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及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郑元和、郑本忠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本院于2019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子琳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高祖和邓清军，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的出庭负责人邓伟及委托代理人钟顺良、杨颖，第三人郑元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9年8月13日，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分别向第三人周娥、刘兵、汪家锐颁发了荆规私200903079号、荆规私200903080号、荆规私20090308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原告诉称:原告左洪玉与第三人郑元和系夫妻，二人育有两子，长子为本案第三人郑本忠，次子为本案原告左绪华，长子郑本忠育有一女，为本案原告郑子琳。2009年某日，郑元和一家开会商量，欲以左洪玉及左绪华、郑子琳三人的名义向胜利村村委会申请三块宅基地，合建一栋楼房。地点位于郑元和、郑本忠父子宅基地的北边，紧邻幸福路，此地块面积约200㎡，由郑元和一家四代人占用半个世纪之久。此地原为一块无主荒地，由郑元和家开垦，并在二十多年前在此地建造了平房九间，面积约290㎡，用于出租和经营商店。2009年6月，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三人向村委会递交了个人建房申请书，打算在这块地上建房，这块地再加上由郑元和父子让出的约20㎡宅基地即足够建造一栋楼房。按照村委会的要求，三原告填写了《荆州市个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申请表》和《荆州市个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经胜利村委会书记王纪军签批，并当面通知村财务室按每块宅基地5000元的标准收费，共计15000元。此时原告申请程序完成，就将申请表交给第三人汪家锐办理后续手续。之所以将申请表交给第三人汪家锐，是因为三原告共同委托第三人郑本忠与汪家锐签订了一份《合资建房合同》，约定了建房资金和工期，并约定该房完工验收后，二层以上（不包括二层）冲抵承建人的建房款。合同中还约定该房的手续包括房产证、土地证委托第三人汪家锐办理，第三人汪家锐接到三原告的审批申请表后，打通村委会办事人员的关系，偷梁换柱，将三原告的名字改为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三人。由于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根本不是本村村民，又无祖宅，也没有占用事实，根本就没有建房资格，于是第三人汪家锐便私刻省公安厅和沙市公安分局联合派出所的公章，伪造了三份户籍资料和由第三人郑元和签名的《邻居建房协议》，把本不属于本村村民的汪家锐、周娥、刘兵说成本村村民，还谎称是郑元和的邻居，胜利村村委会明知第三人汪家锐造假，违法签署了同意意见，并将该三份虚假申请表申报给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和荆州市国土资源局荆州开发区分局，荆州市荆州开发区联合办事处在审核申请表时严重失职，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也在申请表上签署了同意申报的意见。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不严格审核，未到现场核查，也没有向本村村民或者郑元和一家询问了解真实情况，就批准了该申请书，并向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建房申报造假，申请及审批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有关法律和行政规章，严重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于2009年8月13日向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2.确认该住宅为三原告所有，并责令被告为三原告办理相关手续；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辩称：一、本案系多个行政许可行为，三原告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本案中，我局分别向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颁发了荆规私20093079号、荆规私200903080号、荆规私20090308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属三个行政许可行为，原告认为上述行政行为违法，应当分别提出诉讼。二、我局的行政许可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请求撤销不能得到支持。第三人周娥、汪家锐、刘兵拟在荆州开发区联合乡胜利村××组建房，分别向我单位申请行政许可，并提交了户口本、《荆州市个人建设工程规划申请表》、《个人住宅用地通知书》、用地定位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图纸等资料，胜利村委会和联合乡政府明确同意其用地建房，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第二款的规定，分别向第三人周娥、刘兵、汪家锐颁发了荆规私200902079号、荆规私200903080号、荆规私20090308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实体得当，原告申请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三、原告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不享有诉权，第三人周娥、刘兵、汪家锐经村委会、乡政府批准用地建房，向我局提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申请，我局依法作出行政许可，这与原告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没有任何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的规定，三原告与本案的行政许可行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既不是行政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不享有诉权，无权提起行政诉讼。四、原告超过法定期限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六个月之内提出。我局于2009年8月13日作出行政许可，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三原告于2009年6月6日与周娥、刘兵、汪家锐签订《邻居建房协议书》，其房屋和周娥、刘兵、汪家锐修建的房屋相邻，知晓房屋许可、修建的事实，但是直到2019年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起诉期限，应当驳回起诉。综上，被告在办理登记过程中无过错，原告的起诉有违“依申请登记”的原则，恳请法院驳回其诉求。第三人汪家锐提交书面陈词述称：一、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1.原告所称在申请程序完成后将申请审批表交给我办理后续手续之事不实，我与三原告及第三人郑元和、郑本忠素不相识，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才认识郑元和、郑本忠，双方相识的目的是郑本忠提出与我合作建房，由我出资在宅基地上建设房屋，然后由双方按照约定的方式对建成的房屋进行分配。2.原告所称我拿到审批表后打通关系将三原告的名字改成汪家锐、周娥、刘兵之事不实，我在与郑本忠签订《协议建房合同》后，由于建房手续不全，被相关部门责令停止建房，为此我找到郑本忠问其缘由，郑本忠提出只要我能提供三张身份证复印件，即可由他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后继续建房。我为了避免前期已经投入的十多万元建房资金受损，于是将我本人及周娥、刘兵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郑元和、郑本忠，当时我的身份证载明住所地是监利县，周娥身份证载明住所地是荆州，刘兵身份证载明住所地是公安县，之后没过多久便可正常施工。在此期间，我除了与郑元和、郑本忠于2011年5月27日签订《协议建房合同》外，从未在任何其他文件上签字，周娥和刘兵也未签署过办理宅基地使用的申请资料，所有材料都是郑元和、郑本忠一手办理的。至于是如何办理相关手续的，我不得而知，而且当时我并不知道外村人不能在胜利村办理宅基地使用手续。3.原告所称我私刻省公安厅和沙市公安分局联合派出所的公章伪造户籍资料之事不实。我认为这一诉称是毫无根据和证据支撑的，而且伪造国家机关的印章是一种刑事犯罪，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诬陷我有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我保留追究原告诬告陷害罪刑事责任的权利。二、原告的起诉完全是一种恶意诉讼的行为，三原告的非法权益不应得到法律支持。1.从三原告和第三人郑元和、郑本忠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是直接的亲属关系，郑本忠在与我于2011年5月27日签订的《协议建房合同》中明确约定，因建房地点、周边邻居等所引起的一系列纠纷一概由甲方负责。然而原告在诉状中又称我在建房过程中占用了第三人郑元和、郑本忠20㎡的宅基地使用权，难道在出资建房的过程中，郑元和、郑本忠不知情吗？原告左洪玉作为郑元和的老婆难道不知情吗？2.在我出资完成建房后，三原告实际占有、使用该房产长达十多年，而且对我将根据协议分得的房屋出售的事实也知晓，为何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三、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当驳回其起诉。三原告对于以我和周娥、刘兵的名义建房的手续本身就是郑元和及郑本忠办理的，其此次提起诉讼已超过6个月的时间，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三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并恶意编造谎言诬陷我，且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起诉。第三人周娥提交书面陈词述称：我大概在2008年底跟自己和丈夫刘兵办理医保，向我弟弟汪家锐咨询时把我和刘兵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了汪家锐，刘兵对此并不知情。对在本案中我和我丈夫的身份信息变更为胜利村××组村民并办理宅基地一事，我和刘兵都不知情。第三人郑元和述称：以左洪玉三人为原告，是因为当初根据村委会意见，以他们三人作为申请宅基地的申请人便予以审批。实际上我与我的长子郑本忠也是可以作为原告的，因为第三人汪家锐、周娥、刘兵三人私刻省公安厅、联合派出所的公章，伪造户籍，模仿我的笔迹伪造所谓的《邻居协议》，得到被告逐级审批。审批的宅基地又占了我和郑本忠的宅基地20多㎡，我还依与汪家锐的《建房合同》拆了我四代人实际占有使用半个多世纪290㎡的老宅子。《建房合同》正是受三原告委托所签订，所以说，我与郑本忠也是有诉权的。汪家锐、周娥、刘兵的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全家人的合法权益，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被告的答辩就是掩耳盗铃。一、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接到过涉案宅基地不属于我们的通知，如果有，请被告和第三人向法庭出示，相反的是，我近十年无数次向被告索要规划许可和土地证，被告就是不告知这三块宅基地是汪家锐、周娥、刘兵的，也不让查看和复印资料，被告的工作人员多次与我发生肢体冲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们家四代实际占有使用拆除的老宅子所建新房住了近十年还是别人的。二、被告的答辩没有法律依据。三、我们全家除了我以外，都是胜利村老村民，即农业人口，原来的老宅基地是按照农村前面留七米，后面留八米的老规矩办理，后来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全部转成非农业户口。原来胜利村的老村民都是按照前面留七米，后面留八米的老规矩留空地。我的妻子左洪玉属于“世居户”，左洪玉申请撤旧建新是合规的，不然的话，汪家锐等人不会冒着坐牢的风险，谎称是胜利村村民申请宅基地。第三人刘兵、郑本忠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词。经审理查明：原告左洪玉与第三人郑元和系夫妻，二人育有两子，长子为本案第三人郑本忠，次子为本案原告左绪华，长子郑本忠育有一女，为本案原告郑子琳。原告左洪玉和郑子琳均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其户籍所在地不××胜利村，原告左绪华户籍所在地为沙市区××村，于2005年因搬迁，户籍由荆州市教育学院宿舍移入现址，但其户口性质为非农业人口。涉案房屋宅基地位于胜利村××组，占地面积共300㎡，申请用地时分为汪家锐、周娥、刘兵三户，每户100㎡，但房屋整体连片建造，紧邻第三人郑元和原建房屋。涉案房屋于2009年建成后，一楼、二楼由第三人郑元和一家占有和使用至今，**以上房屋已区分出数间出售给他人。涉案房屋于2009年建造，被告规划局开发区分局于2009年8月13日分别向第三人周娥、刘兵、汪家锐颁发了荆规私200903079号、荆规私200903080号、荆规私20090308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认为被告向第三人周娥、刘兵、汪家锐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系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包括六种情形，“（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其中第一项系针对行政许可中的相邻权人和公平竞争权人，在本案中根据原告在诉状中的记载，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原本是以原告的名义申请建造，被第三人汪家锐“偷梁换柱”，即原告认为自己系公平竞争权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均非胜利村的村民，其户籍均为非农业人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可知，三原告依法不能在胜利村获得宅基地以建造房屋，故三原告不可能是本案行政许可的公平竞争权人，被告向第三人周娥、刘兵、汪家锐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会对三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故在本案中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因三原告委托第三人郑本忠与第三人汪家锐签订了《合资建房合同》，遂在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三人在完成用地申请审批后将审批表交由第三人汪家锐办理后续手续”，可知三原告对申请建造涉案房屋是知情的，且第三人郑元和在陈述词中称“近十年数次前往被告单位索要规划许可和土地证”，均能证实三原告及第三人郑元和均对涉案房屋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涉案房屋于2009年即已建造完成，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于2009年8月13日颁发。经本院到现场核实，涉案房屋与三原告一家原有房屋前后相距只有两米左右，房屋建成后三原告及第三人郑元和、郑本忠占有并使用涉案房屋的一楼、二楼，且一直未有相关部门对涉案房屋进行规划方面的处罚，若推断三原告对涉案房屋已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和生活常识，因此推断三原告至迟于2009年8月13日即应当知道涉案房屋已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于2019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自原告应当知道涉案行政行为起至原告提起诉讼时止，期间早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关于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自2009年8月13日起至2019年3月19日止，期间已经超过一年，故三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对被告荆州市城乡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分局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左洪玉、左绪华、郑子琳。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香人民陪审员  杨芳人民陪审员  陈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廖兆铭书记员彭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