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初1050号原告：戴金隆，男，196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经常居住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乃文，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方，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官湖镇邳苍公路西侧。法定代表人：周国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水鑫，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金隆与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乃文、戴建方，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水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归还60,340,000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60,34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至2018年5月2日为1,812,184元）；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200,000元；四、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60,34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至2018年11月29日为20,998,32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18日，原、被告及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一份《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原告出借给被告120,000,000元，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15年1月16日止，A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合同签订后，被告通知原告将借款汇入A公司账户。原告遂于2014年3、4月间，向A公司账户汇入借款120,000,000元，被告出具一张《收条》。借款到期后，被告无力偿还借款本息，经原告多次催讨，仅陆续归还部分款项。截止2016年11月30日，经双方对账，被告尚欠原告60,340,000元。被告承诺在2018年2月底前全部清偿上述款项，如逾期未清偿的，将赔偿原告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然时至今日，虽经原告再三索要，被告仍未能清偿。被告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所谓《借款担保合同》和《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不是被告的意志和行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及案外人A公司签订的所谓《借款担保合同》，及由被告出具的《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的约定，所谓借款是由原告将款项直接汇入原告实际控制的案外人A公司的银行账户，而非被告的银行账户。其次，上述两份证据的落款处加盖的被告公章均由当时的公章实际控制人即原告自行加盖，并非被告的意志和行为。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上海B有限公司诉被告诸暨C有限公司、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A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为（2018）沪0112民初20928号]中，原告上海B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余某1。该案所涉的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股权转让的相关协议，也均只加盖公章而未有经办人签字及相关股东会决议。而且，经办人陈某（其身份为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的总经理）在（2018）沪0112民初20928号案件中出庭作证陈述，上述公章均由戴金隆（即本案原告）实际控制。因此，本案与上述案件情况类似，相关协议中加盖的公章，均为原告自行加盖。第二，根据工商资料查询可知，原告及其前妻余某1均担任过被告及案外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二人对上述两家公司均具有实际控制力。尤其是，原告诉请的120,000,000元借款，在款项汇入当日均被余某1及其关联公司转出，更加能够证明原告及余某1对上述公司的掌控。第三，原告表示其与被告除了本案所涉的120,000,000元借款外并无其它借款纠纷，但该陈述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还款协议书》、原告提供的所谓《股东会备忘录》记载内容及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均存在矛盾，原告不应以2016年11月30日《还款协议书》作为确认事实的依据。第四，从证据方面而言，无论是2014年4月30日《收条》或者2016年11月30日《还款协议书》，均只有被告盖章，而未有实际经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这也能够证明此段时间被告公章被原告实际控制而非被告加盖的事实。综上所述，被告并未实际收到借款，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实际借贷关系。原告及其前妻余某1利用实际掌握被告公章及关联公司的便利，虚构借款事实并诉讼的行为已经损害被告的利益，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证据一是原、被告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一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120,000,000元的事实及原、被告之间关于借款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2.证据二是被告于2014年3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一份，以证明被告指定原告将借款汇入案外人A公司的银行账户。3.证据三是交通银行《记账回执》17张，以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18日、3月20日、3月21日和4月9日分17笔共计向被告指定银行帐户汇款120,000,000元。4.证据四是被告于2014年4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一份，以证明被告已确认收到全部借款。5.证据五是原、被告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一份，以证明经双方对账，截止2016年11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60,340,000元；利率及逾期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被告未在2018年2月底前清偿全部款项，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实现债权的费用。6.证据六是原告和案外人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5月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案外人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27日向原告开具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12张（每张金额为100,000元，总金额为1,200,000元）、记账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的《上海银行业务回单》一份，以证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已支付律师费1,200,000元。7.证据七是2016年2月23日《股东会备忘录》、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左右出具的《说明》各一份，以证明被告在2016年2月23日尚欠原告借款60,000,000元。签署《股东会备忘录》时，案外人A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诸暨市D有限公司、诸暨市E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黄某。作为股东在《股东会备忘录》上签名的是：案外人张某（案外人诸暨市D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时任被告监事）、案外人余某2（案外人黄某的配偶）、案外人陆某（案外人诸暨市E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时任被告总经理、现为被告实际控制人）。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通过出具《说明》对该《股东会备忘录》予以追认。这就相当于被告的母公司A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确认当时被告尚欠原告60,000,000元。8.证据八是《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以证明被告的母公司A公司全体股东于2014年3月17日约定，被告的公章、银行印鉴章均由股东黄某的配偶余某2保管使用。对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的公章当时实际由原告控制，上述证据落款处所加盖的被告公章均由原告自行加盖，并不代表被告的意志和行为。2.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应为案外人A公司的《记账回执》，要获得该组证据必须由所属公司凭公章向银行进行查询。原告可以获得该组证据，说明原告实际控制着案外人A公司。3.对证据六中的《委托代理合同》《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六中的《上海银行业务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回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该回单载明的支付时间、金额与《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不符。4.对证据七中的《股东会备忘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该《股东会备忘录》不具备形式要件，其记载的欠款内容与其它证据存在矛盾。对证据七中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5.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均由被告财务人员施凤丹保管，而非由案外人余某2保管。被告为证明其辩称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据一是《戴金隆套路贷、虚构银行流水的进出明细（万元）》一份、银行流水单12页，以证明原告通过关联人余某1、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将汇入款项全部汇出的事实。2.证据二是《伊本捷与戴金隆、余某12010年3月－2018年3月银行转账往来明细》一份（制作依据是证据一中的银行流水单），以证明案外人A公司支付给原告、余某1夫妇138,822,644.80元及原告、余某1夫妇尚欠被告50,747,644.80元的事实。3.证据三是案外人F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信息，以证明案外人F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原告，且在2014年8月变更股东前，原告是持股85%的大股东的事实。4.证据四是2016年3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回单）》（金额为8,000,000元，被告付给原告款项，款项性质不清）、2016年4月26日《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记账凭证》（金额为157,886元，备注为房款，实际是用该房款抵充原告于2015年2月25日向被告出借的7,580,000元）、2016年6月3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付款）》（金额为1,000,000元，被告还原告欠款）、2016年6月3日《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回单）》（金额为4,000,000元，被告付给原告款项，款项用途不清）、2016年10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付款）》及《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金额为5,000,000元，被告还原告欠款）、2018年2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付款）》（金额为1,100,000元，被告还原告欠款）、2018年2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付款）》及《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金额为2,200,000元，被告还原告欠款）、2018年2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金额为540,000元，被告还原告欠款）各一份，以证明在2016年2月以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21,997,886元的事实。证据四中提及的还款均与本案所涉120,000,000元无关。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该组证据中的《戴金隆套路贷、虚构银行流水的进出明细（万元）》是被告自行制作的表格，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其次，余某1、F公司均系案外人，其与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原告无关。而且，案外人余某1是案外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案外人A公司的股东上海B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与案外人余某1的资金往来系公司内部转账，与本案借款无关。再次，对该组证据中的银行流水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该组证据是被告自行制作的表格，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其次，案外人余某1是案外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案外人A公司的股东上海B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与案外人余某1的资金往来系公司内部转账，与本案借款无关。再次，《借款担保合同》第四条约定，还款方式为通过汇款还给原告本人。因此，还给第三人的，应有原告的授权或者追认，否则原告不予认可。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案外人F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四中的2018年2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付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相关款项性质不明，且被告确认与涉案借款120,000,000元无关。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1.由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六、证据八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均予以采信。因在《股东会备忘录》上签字的人员均非被告股东，且出具《说明》的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同样并非被告股东，本院对证据七不予采信。2.由于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均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8日，原告（贷款方、甲方）、被告（借款方、乙方）与案外人A公司（担保方、丙方）签订一份《借款担保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壹亿贰仟万元，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17日至2015年1月16日。在本协议签订后，应由甲、丙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及完成质押登记后3天内，甲方将借款以汇款方式交付乙方，借款交付账户由乙方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为甲方开具收款收据。借款的还款方式为汇款偿还。借款期限届满前，乙方按照约定的方式将借款本金和利息还给甲方，甲方向乙方开具收据，由乙方保留收据。丙方同意为甲、乙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丙方同意以自己所持有的乙方的100%的股权为乙方向甲方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具体质押担保事宜由甲、丙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质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借款期限届满，如乙方未归还借款，甲方可以按照甲、丙双方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和相关法律规定处置丙方提供的担保物，并就相关价款优先受偿。丙方的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为实现债权和质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发生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用）。乙方借款期限届满未归还借款，视为违约，在归还借款前，以借款本金及全部应付利息为基数，每天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作为违约金。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交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该合同落款处甲方、乙方、丙方三处分别由原告、被告、案外人A公司签字或者盖章，且乙方落款处除被告盖章之外，还由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郭满娣签字。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载明：根据原告与被告、案外人A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现被告书面通知原告，将借款壹亿贰仟万元通过汇款方式汇入案外人A公司于交通银行上海莘庄支行的账户（帐号为XXXXXXXXXXXXXXXXX1900）。2014年3月18日、3月20日、3月21日、4月9日，原告通过银行分别向案外人A公司汇款30,000,000元（共分三笔，每笔均为10,000,000元）、30,000,000元（共分五笔，其中四笔均为5,000,000元，一笔为10,000,000元）、30,000,000元（共分三笔，每笔均为10,000,000元）、30,000,000元（共分六笔，其中五笔均为4,000,000元，一笔为10,000,000元），合计金额120,000,000元。2014年4月30日，被告出具《收条》，载明：被告已收到原告通过案外人A公司账户向被告支付的借款共计壹亿贰仟万元整。2016年11月30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就往来账款，经对账后，确认事实并约定如下：一、截止2016年11月30日，乙方尚欠甲方60,340,000元整（大写：陆仟零叁拾肆万元整），即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乙方同意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利息。二、乙方承诺于2018年2月底前清偿上述全部款项，逾期未清偿的，除按照利息标准支付逾期违约金外，还将赔偿甲方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标的额10%计）、保全担保费、交通费等。三、本协议项下争议，提交本协议签订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此前书面或口头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担保合同》等）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2018年5月2日，原告（甲方）和案外人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就甲方因其与被告合同纠纷委托乙方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达成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工作内容包括一审、二审和执行的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本案甲方的代理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200,000元整。2018年11月27日，案外人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12张《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每张金额为100,000元，总金额为1,200,000元。2018年11月29日，原告通过银行向案外人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支付1,346,750元。另查明，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案外人A公司是被告的唯一股东。2014年3月17日，案外人A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就案外人A公司以其所持被告100%股权为被告向原告借取壹亿贰仟万元提供质押担保事宜，达成如下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案外人A公司所持被告100%股权，为借款人被告与出借人原告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提供合同履行的质押担保，以担保人的身份签订相关担保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自即日起，被告重大合同的签订、大宗商品材料采购、除借款归还外其他应付款项支付的审批交由案外人余某2全权负责决定，被告的公章、银行印鉴章（式样留存）均交由案外人余某2保管使用。本决议自决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由案外人余某2向被告全体职工宣布。上述决议的落款处由时为案外人A公司的全体股东黄某、上海B有限公司、诸暨市E有限公司、诸暨市D有限公司签字或者盖章。再查明，被告在审理中表示，其对2014年3月18日《借款担保合同》《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2014年4月30日《收条》及2016年11月30日《还款协议书》上所加盖的被告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原告在作为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自行加盖的。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借款本金。《借款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此，当事人应当按照《借款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2014年3月18日、3月20日、3月21日、4月9日，原告通过银行分别向案外人A公司汇款30,000,000元、30,000,000元、30,000,000元、30,000,000元，合计金额120,000,000元。根据《还款协议书》约定，截止2016年11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60,340,000元，被告承诺于2018年2月底前清偿上述欠款。现上述欠款已于2018年2月28日到期。由于被告的欠款已到期，且其并未按照约定予以归还，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归还借款60,340,000元。被告辩称，涉案借款120,000,000元系原告虚构的。对此，本院认为，该辩称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借款担保合同》的落款处加盖有被告公章且有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郭满娣的签字。对《借款担保合同》上被告公章及郭满娣签字的真实性，被告从未提出异议。尽管被告提出《借款担保合同》上被告公章是由原告自行加盖的，加盖公章并不代表被告的意志，但被告对该说法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相反，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该决议与《借款担保合同》能够相互印证。需要指出的是，就被告是否存在向原告借款120,000,000元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在庭审的答辩意见中是予以否认的，但其又在此后表示其确实是要向原告借款120,000,000元（详见2019年6月24日谈话笔录）。可见，被告在本案审理中的相关表述前后矛盾。其次，原告所提供的《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收条》上均加盖有被告公章。对《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收条》上被告公章的真实性，被告从未提出异议。尽管被告提出《借款交付指定账户通知》《收条》上被告公章是由原告自行加盖的，加盖公章并不代表被告的意志，但被告对该说法同样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而且，原告提供了其向被告指定账户汇款的《记账回执》。也就是说，原告已按照被告的指示进行了汇款操作，被告的指定账户也的确收到涉案借款。至于原告在将涉案借款转账至被告指定账户后，被告如何进行自由处分，与本案无关。再次，原告所提供的《还款协议书》上加盖有被告公章。对《还款协议书》上被告公章的真实性，被告从未提出异议。尽管被告提出《还款协议书》上被告公章是由原告自行加盖的，加盖公章并不代表被告的意志，但被告对该说法同样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该协议书能够证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60,340,000元。第二，关于借款期限内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款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均约定，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该约定未超过年利率24%。同时，《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60,340,000元的最后时间是2018年2月底，而开始计算利息的时间为《还款协议书》的签订日即2016年11月30日。据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即以60,3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6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止。第三，关于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款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均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原告现要求被告按照借款期限内的利率即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具体而言，以60,3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第四，关于律师费。《还款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如果被告逾期未清偿的，其应当赔偿原告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标的额10%计）、保全担保费、交通费等。现原告因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而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诉讼中，原告为实现其债权而实际发生律师费1,200,000元。该费用的数额未超过《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诉讼标的额10%，且在合理范围之内。尽管原告向案外人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支付上述费用的时间及《上海银行业务回单》上显示的金额与《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不符，但原告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律师费1,20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金隆偿付借款60,340,000元；二、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金隆偿付利息（以60,3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6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止）；三、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金隆偿付逾期利息（以60,3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金隆偿付律师费1,200,0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4,491.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59,491.60元，由被告徐州欣华纳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朝炜审 判 员  庞建新人民陪审员  黄秀佩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