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682、76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锦丰镇。法定代表人：沈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闻博，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茅国良，男，195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张家港市)樊家基39号，现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惠东，男，198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上诉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茅国良劳动争议纠纷两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31、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沙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项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双方于1999年9月建立劳动合同关系，2018年9月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茅国良的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认定错误。沙钢公司对于茅国良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已经足额支付，一审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加班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沙钢公司提交了茅国良签字的工资发放明细表，茅国良在签字时已确认了沙钢公司对于工资、加班工资等劳动报酬已经全部结清。现茅国良重新向沙钢公司主张加班工资等劳动报酬，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仅按照打卡记录计算茅国良的出勤时间不符合实际情况。茅国良自刷卡后，再到工作岗位再至开始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应当在扣减该段时间后计算加班工资。茅国良是2018年9月12日申请仲裁主张加班工资请求的，因此其2017年9月12日之前的加班工资请求已过法定时效。一审法院对茅国良经济补偿金的认定年限(自1978年12月起算)存在重大错误，退伍军人证明书载明茅国良于1979年1月1日入伍，1983年6月30日退伍，茅国良的入伍时间应从1979年1月起算，参伍时间不能计入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1978年12月至1983年6月)，1999年9月19日茅国良才到沙钢公司工作，尽管《张家港巿职工调配介绍信》中注明茅国良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78年12月，但不能将参加工作时间就理解为茅国良在沙钢公司的工作起始时间，因为茅国良到沙钢公司工作早已不是退伍之后的初次就业，茅国良在其他用人单位(已经经历过好几家单位)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应向其它用人单位主张。沙钢公司对茅国良的录用是个简单的人员招聘，不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茅国良在沙钢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当从1999年10月开始起算。一审法院认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15000元是错误的，因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茅国良距法定退休年龄已不足一年，故应按照全额的10%支付，即1500元，且沙钢公司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茅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1978年12月至2018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36万元。2、沙钢公司支付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含加班工资及基本工资30%差额）4万元。3、沙钢公司支付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年终奖8750元、绩效奖3690元、安保奖2887元。4、沙钢公司支付2018年8月的月度奖金2600元、9月工资2758元；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工资差额28917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708.6元、2003年8月至9月的年终奖差额400元。5、沙钢公司支付2013年工资差额1800元，2005年10月至2010年12月的工资差额10万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8万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万元。缴纳2018年9月份社保及公积金。沙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我公司无需支付2018年7月至8月的加班工资2118.9元。2、我公司无需支付2018年9月工资（含加班工资、月度奖）2866.83元。3、我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123644.02元；4、我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0日，茅国良至仲裁委申诉，要求:1、确认与沙钢公司于1978年12月至2018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与沙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沙钢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6万元。3、沙钢公司支付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4万元。4、沙钢公司支付年终奖5810元、绩效奖3984元、安保奖2490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按上年度计算）。5、沙钢公司支付2018年7月的月度奖2600元、8月工资6000元、9月工资2758元（不包括加班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8万元，一次性就业补助金1.5万元。6、沙钢公司为其缴纳2018年9月社保及公积金。7、沙钢公司支付2013年工资差额1800元、2005年10月至2010年期间的工资差额10万元。2018年12月14日，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8]第8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双方于1999年10月至2018年9月存在劳动关系。二、沙钢公司应支付茅国良2018年7月至8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2118.9元、2018年8月月度奖2505元、9月工资（含加班工资、月度奖）2866.83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933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0元、经济补偿金123644.02元，共计155464.75元。三、沙钢公司在履行完上述工伤待遇给付义务并协助茅国良取得社会保险工伤基金理赔款项后，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四、对茅国良其他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之后，双方均不服，来一审法院涉诉。一审审理中，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成。茅国良系沙钢公司的员工。在职期间，沙钢公司为茅国良缴纳了社会保险，并持续缴费至2018年8月。自2018年9月起，茅国良自行缴纳了社会保险。茅国良在沙钢公司工作至2018年9月12日，同日茅国良向公司领导雷学民、张勇前发送了手机短信，均写明因沙钢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强制性加班，要沙钢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张勇前随即回复，茅国良擅自休息，没有到公司正常工作，没有办理工作交接，要求茅国良于2018年9月12日下午准时到沙钢公司上班，如果不能到公司正常上班的，请根据自己的意愿提交辞职报告，并领取交接单，做好工作交接。茅国良回复，本人被迫离职。2018年9月21日，沙钢公司向茅国良邮寄了《旷工职工劝告书》，载明茅国良自2018年9月12日起，已旷工1天，要求茅国良于2018年9月30日前到公司按时上班，逾期不来上班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并于2018年10月11日前至公司组织人事处办理离职移交手续。该邮件因茅国良拒收而未能妥投。2004年8月10日茅国良受伤。2005年12月30日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茅国良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茅国良的伤残等级经鉴定为十级。嗣后，沙钢公司收到了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发的茅国良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9330元。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及终止方式茅国良作如下陈述：我于1978年12月入伍当兵，后转业在山西省阳泉矿务局，1986年我调回了张家港电子工业公司（仪表仪器总厂），现在仪表仪器总厂已经关门了，我调走的时候还没有关门，1993年7月我调到了华电大厦，华电大厦是张家港市发电厂管的，在1995年我被借用到杨舍镇的派出所，张家港市发电厂于1999年8月底关闭，后来市政府分流，我就到了沙钢，我们第一批40个人就被调到了沙钢，我是9月9日到沙钢报道的。因为是政府安排的工作，故原来的单位没有向我们发放经济补偿金，之后发电厂的员工因为政府没有安排工作，所以拿到了经济补偿金。我的工龄应从1978年12月起算。为此，提供了如下证据：1、《退伍军人证明书》（载明：茅国良于1979年1月1日应征入伍，现准予退伍，落款日期为1983年6月30日）。2、山西宏厦第三责任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茅国良于1978年12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矿、山西平定贵石沟煤矿服役，1983年6月转业阳泉矿务局第三工程处工程工作）。3、《煤炭系统基建工程兵战士集体转业改为全民固定工人登记表》（载明：茅国良于1978年12月入伍，参加工作年月为1978年12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36号文件规定，于1983年6月30日集体转业，改为全民固定工人，下方批准机关盖章处加盖了阳泉矿务局第三工程处的公章）。4、张家港市档案馆调取的《江苏省张家港市职工调配介绍信》（载明：茅国良于1987年6月，从山西阳泉矿务局调动至张家港市仪表仪器总厂，后又于1993年7月从张家港市仪表仪器总厂调动至华电大厦）、1995年1月10日张家港市发电厂与张家港市公安局杨舍派出所、茅国良三方签订的《借用协议书》（载明：张家港市公安局杨舍派出所向张家港市发电厂借用员工茅国良作为社会综合治安管理工作人员）。5、《个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载明1992年至1998年，沙钢公司为茅国良缴纳了社保，1999年1月至8月，张家港市发电厂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为茅国良缴纳了社保，之后沙钢公司为茅国良缴纳了社保）。6、从张家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和失业保险科调取的《一九八年度职工调动登记表》（载明：茅国良原工作单位为阳泉矿务局，调往仪表厂）。7、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室调取的《市内职工流动登记表（99年）》，载明包括茅国良、曹扣娣、季巧芬在内的三十人转出单位为发电厂，转入单位为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后一审法院又至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了曹扣娣、季巧芬（均已退休）的退休人员人事档案（显示：曹扣娣与季巧芬均于1999年9月17日与沙钢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鉴证机构均为张家港市劳动局，二人主要的工作简历均显示1999年9月之前工作单位均为市发电厂、1999年9月之后二人的工作单位均为沙钢公司，其中1999年9月14日张家港市发电厂人劳科向二人开具了《企业职工工资介绍信》，调往单位为沙钢公司）、《张家港市职工调配介绍信》[载明：编号为张劳调（99）字第615号，介绍了包括朱永才等36名同志到沙钢公司报到，原工作单位为发电厂，下方加盖了张家港市劳动局计划调配专用章，在该介绍信后面附加的《分流到沙钢集团人员花名册》表格中包括了曹扣娣、季巧芬等人，其中第29号为茅国良，工作时间为1978年12月，表格上加盖了张家港市经济委员会、张家港市计划委员会、张家港市劳动就业管理处的公章]以及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调取的张家港市华电大厦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主管部门出资人系张家港市发电厂，现企业状态为吊销，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双方对一审法院出示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者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出示的证据，可证明茅国良于1978年12月应征入伍，后转业至阳泉矿务局，之后又先后调动至张家港市仪表仪器总厂、张家港市华电大厦（张家港市发电厂），后于1999年9月中旬调动至沙钢公司工作，故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应为1999年9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若茅国良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沙钢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在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应自1978年12月起算。此外，双方确认劳动关系于2018年9月12日因茅国良向公司领导单方发放解除劳动关系短信而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1996年6月19日至2018年9月12日，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9月11日由茅国良单方解除。二、工资差额1、加班工资差额茅国良要求按沙钢公司提供的工资汇总表中载明的基本工资作为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若基本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则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并要求沙钢公司支付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33103元（4万元-基本工资差额6897元）,沙钢公司则同意按最低工资作为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对于上班情况，茅国良作如下陈述：我住在市区的范庄，是乘班车上下班的，我在新市河路和暨阳路的丁字路口的新市河桥乘班车，班车前一站为张家港宾馆，我的是第二站，所有住在花园浜附近的人都在那里上车，我上车时有时能看到朱卫星，朱卫星有时在沙洲路上车，接下来车沿着暨阳东路、杨锦公路一直开到沙钢车间门口，路上大约半小时。我上长白班，上午8：00-12：00，下午1：00-5：00（冬天，10月至次年4月）或下午1：00-5：30（夏天，5月至11月），中午我们安全员没有休息，我们上车就要打卡，早上6：45左右上车，大约7：15到车间门口，下车地点在我办公室附近，下车还要刷卡，我是安全员，在开早会之前先要去检查安全情况，包括道路安全及车况、有无佩戴安全帽，一般8：00之前开早会，要等领导开完早会回来向我们布置任务。下班乘班车要比正常的下班时间延后半个小时，上车就打卡，也是打两次卡，单位的客车先到厂区里来接我们，然后再到沙钢停车场转车，如果5点下班，6点左右在市区下车。周二晚上我们要开安全会议，开一个小时，在办公室开，比平常延后一个小时。沙钢公司对茅国良陈述的长白班的作息时间认可，但认为中午茅国良是休息的。仲裁阶段，沙钢公司提交了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考勤汇总表及电子打卡记录、手工考勤明细（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收入发放汇总表（工作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8年8月）、收入发放明细表（发放月份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相对应的工作月份为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2017年度年终奖及年休假加班工资报酬、2017年度绩效奖）。茅国良仲裁阶段质证后，对考勤汇总表、手工考勤记录中反映的出勤情况无异议；对于电子打卡记录不予认可；对于收入发放汇总表不予认可；对于收入发放明细表中2017年10月、11月的两张收入发放明细表中的签名不予认可，其余均无异议。茅国良为证实沙钢公司提交的电子打卡记录不真实，提供了一张考勤记录打印件（显示2018年8月21日、8月22日茅国良上、下班均刷两次卡，其中上班第二次刷卡的时间与下班第一次刷卡的时间与沙钢公司提交的电子打卡记录记载的时间一致）。沙钢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对于沙钢公司提交的收入发放汇总表表示只对其中的加班工资金额及月度奖金的金额不予认可，和其他劳动者一致认为沙钢公司将加班工资金额及月度奖金额进行了调整，将一部分月度奖加到了加班工资中，其每月一般能拿到500元加班费，春节的时候能拿到1000元出头，而国庆长假的时候，因为公司是调休的，所以加班费也不会增长。沙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还提交了2018年8月、9月的收入发放明细表，并表示当时茅国良已离职，所以没有签到，但钱已拿到了。茅国良表示上述款项已拿到。在吴惠琴、茅庆东与沙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吴惠琴与茅庆东均认可了沙钢公司出具的收入发放明细表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考勤汇总表及手工考勤明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茅国良对于上、下班工作时间的陈述，与沙钢公司提交的电子打卡记录也并不矛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一审法院据此来计算茅国良的工作时间。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中午用餐时间，系劳动者因自身的生理需要而必须中断正常工作的时间，也应计算为工作时间，时长掌握在1小时。茅国良所要求的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沙钢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表,茅国良对其中的部分表格其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表格系由茅国良所在车间众多劳动者签名,且参考其他案件中劳动者对沙钢公司提交的收入发放明细表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上述月份茅国良发放到的加班费金额，以表格中载明的金额为准。而沙钢公司提交的收入发放汇总表载明的加班费金额，虽然茅国良也不予认可，但与收入发放明细表中重合月份载明的加班费金额，基本一致，一审法院亦予采信。此外,虽然工资发放明细表备注栏上有“工资已全部结清”的字样，但有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劳动合同中当事人地位具有不平等性，不能仅依据劳动者的签字就认定用人单位已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一审法院仍据实计算沙钢公司是否拖欠劳动者的加班工资。经计算，沙钢公司尚应支付茅国良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加班工资差额15776.88元。2、基本工资差额茅国良主张基本工资差额为6897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并表示在上述期间，沙钢公司将基本工资（技能工资及普加工资）的30%放入本月度的绩效（比工资延后一个月）里予以发放。沙钢公司则不予认可，认为已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茅国良的该主张未经仲裁程序，但与本案其他请求具有不可分性，本案一并予以审理。但是，茅国良的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年终奖、绩效奖、安保奖1、年终奖茅国良在第一次一审庭审时表示其所主张的年终奖是按照惯例,沙钢员工每一年春节前都会发到的年终奖(比如2018年2月春节前会发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2019年春节前员工也发放了一笔款项,应该就是年终奖,但是公司备注该笔款项是2017年、2018年加班费。在陈东与沙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陈东于2019年4月25日的庭审中陈述沙钢海力物流的丁勤芬（又名丁勤芳）发到了2018年度的年终奖，沙钢公司为证明该笔款项实为2017年、2018年度的加班费，提交了如下证据：1、棒线装卸队2017、2018年度加班费、2018年年休假加班工资等发放明细表，其中丁勤芬实发额5662.05元。表格中有“丁勤芬”签字。2、交通银行张家港分行2019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其行下辖张家港锦丰支行2019年2月1日为沙钢公司办理了批量代付业务，沙钢公司提交给锦丰支行的单据上业务种类为空白，锦丰支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误认为该笔过年前的代发为年终奖，故向沙钢公司员工发送的手机提示短信及银行流水中备注为代发奖金。后经与沙钢公司确认实际业务种类为：代发工资——17、18年加班费。在上述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向当天旁听庭审的丁勤芬进行了调查，其陈述交通银行发送的手机短信显示的是“代奖金”，对沙钢公司提交的有其签字的明细表中其的签名表示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受理王兴诉沙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王兴陈述沙钢集团公司发放了2016年度、2017年度绩效奖，尚未发放2018年度绩效奖；沙钢公司春节前曾以加班费的名义发放了一笔款项，该款应为年终奖。在本案的第二次一审庭审中，茅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惠东表示:丁勤芬认为明细表中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丁勤芬本人系在年终奖发放单的表格上签字的；对交通银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沙钢公司则坚称前述向丁勤芬支付的款项为2017、2018年度加班工资。所谓的2018年度年终奖公司没有发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是否发放年终奖是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其次，根据交通银行出具的证明，以及另案当事人王兴的陈述，一审法院均无法认定沙钢集团公司已向全部在职员工发放了2018年度年终奖。第三，茅国良与丁勤芬非属同一部门，无论丁勤芬2019年2月1日收到的是否是年终奖，均不能直接证实茅国良亦应获得2018年度年终奖。茅国良关于2018年度年终奖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绩效奖与安保奖在第二次一审庭审中，沙钢公司表示沙钢公司的员工还未发放到2018年度的绩效奖与安保奖。茅国良则表示听同事讲2019年5月，沙钢公司向员工发放了一笔钱，至于转账备注的是何款项不清楚，但金额与上一年度的绩效奖相似。安保奖还没有发，估计也快发了。一审法院认为，现未有证据证实沙钢公司已向员工发放2018年度绩效奖与安保奖，茅国良的上述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2018年8月的月度奖、9月的工资（含月度奖）茅国良主张2018年8月的月度奖为2600元、9月工资为2758元（不含加班费），并认为其的工资发放周期和其他劳动者一致，工资延后一个月发放，月度奖延后两个月发放。其所主张的9月的工资是按之前的收入水平及出勤情况估算的。沙钢公司表示经计算，茅国良2018年8月的月度奖为2505元，茅国良的工资是当月预发的，即2019年9月10日其已预发到基本工资2605元。为此，沙钢公司在仲裁阶段提交了一份《江苏沙钢集团公司（10）月份工资单》复印件（未能显示是具体哪一年，在工资单标题下方显示“10日”、“部门处室为高炉车间，茅国良的标准工资为512元，多项补贴为134.5元，实发现金646.5元”），证明茅国良于1999年10月，当月工资当月发放。茅国良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茅国良对于沙钢公司所称2018年8月月度奖金额为2505元表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无争议的2018年8月月度奖250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沙钢公司认为茅国良当月预发当月的工资，为此提供了一份工资单复印件，但该工资单不仅是复印件，沙钢公司未能提供原始的财务凭证，即使该工资单是真实的，也系沙钢公司自行制作，未得到劳动者的确认，如前所述，包含茅国良在内的同一批分流至沙钢公司的员工均于1999年9月中旬至沙钢公司报到，且曹扣娣、季巧芬等人的档案还显示二人均于1999年9月中旬与沙钢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故茅国良等人应于1999年9月就至沙钢公司工作，即使1999年10月10日发放到了646.5元，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预发的1999年10月的工资。沙钢公司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茅国良离职前的工资水平结合其的出勤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沙钢公司应支付茅国良2018年9月劳动报酬（含月度奖，不含加班费）1890.45元。五、工资差额1、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的工资差额28917元一审审理中，茅国良表示该主张系30%的基本工资差额。沙钢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茅国良未能提供事实依据，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2003年8月至9月的年终奖差额400元茅国良表示因其2003年发生了工伤，导致其年终奖被扣了400元。为此提供了其工资银行卡的交易流水，并表示2004年1月9日注释为工资的1649元是发放到的年终奖，没有证据，年终奖基本上是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是估算的。沙钢公司对交易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该差额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茅国良发生工伤的时间是2004年，其所主张2003年8月、9月年终奖差额与该时间不吻合；其次，即使茅国良所述的时间系口误，根据茅国良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也无法体现其所谓的年终奖被扣的情况，茅国良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3、2013年工资差额1800元茅国良陈述，2013年，因一外协单位发生工亡事故，扣了其1800元奖金，当时其是烧结厂的安全员，事故发生在5月，当月发钱2013年5月10日发工资时扣了我1800元。为此茅国良提交了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3年5月10日其发到工资3891.1元，其余月份其工资为4400余元至5000余元不等）。沙钢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者陈述的工资延后一个月发放，奖金延后两个月发放的情况，若的确发生了相关事故，也不可能在2013年5月10日即扣发劳动者的工资或者奖金，而茅国良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4、2005年10月至2010年12月工资差额10万元茅国良陈述，2005年之前我是班组长，10月将我的班组长撤了，要求公司补足工资差额。沙钢公司则认为，劳动者从未向单位主张过相关权利，对此不予认可。后茅国良表示当时是为了工作，没有提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茅国良所称撤销其班组长是事实，沙钢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对其工作岗位进行适当的调整，该调整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而茅国良在调整后的工作岗位工作已超过一年，且在2017年上半年也均在沙钢公司制作的发放工资的表格上签字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现茅国良要求沙钢公司按其之前任班组长的待遇补足工资差额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工伤保险待遇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茅国良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8万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万元。沙钢公司分别同意按社保核算的9330元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9330元，同意支付15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审法院认为，茅国良于2004年8月10日受伤，被认定为工伤，构成十级伤残，如前所述，茅国良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双方一致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9月12日解除，茅国良依法应享有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且未过诉讼时效。沙钢公司为茅国良缴纳了城镇职工工伤保险，有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应由沙钢公司支付。现沙钢公司已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9930元，沙钢公司应向茅国良支付上述款项。此外，虽然茅国良提出与沙钢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但沙钢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之情形，应当全额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0元。2、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茅国良为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在仲裁阶段，提交了自2003年起的银行流水，并表示受伤后连住院只休息了一个月，当月只发了一个有的基本工资。沙钢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茅国良自述的受伤后休息的情况，结合茅国良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茅国良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2166.83元，受伤后，沙钢公司于2018年9月及10月分别向茅国良实发工资分别合计为3972元、3184.08元，故茅国良的该项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七、经济补偿金茅国良主张沙钢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要求沙钢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6万元。沙钢集团对经济补偿金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沙钢公司未足额向茅国良支付加班工资，茅国良因此解除劳动合同，沙钢公司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经计算，茅国良解除劳动合同前12月月平均工资为8546.54元，结合茅国良的工作年限，一审法院认定沙钢公司应支付茅国良经济补偿金为341861.6元。八、其他对于茅国良主张的补缴社保及公积金，不属一审法院审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据此判决,一、确认茅国良与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茅国良与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三、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茅国良加班工资差额15776.88元、2018年8月的月度奖2505元、2018年9月工资1890.45元、经济补偿金341861.6元，合计362033.93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四、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茅国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933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0元，合计2433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茅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予以免交。二审中，沙钢公司提供关于录用朱永才等40人的通知、张家港市职工调配介绍信、分流到沙钢集团人员花名册、干部行政介绍信、徐娅的情况说明、关于办理陈建生等15人劳动转移手续的通知，证明沙钢公司响应张家港市市政府的要求，优先聘用停产人员，且张家港市发电厂是支付了经济补偿金的，当时是对劳动部门及相关部门的一个手续，不是组织调动。茅国良质证认为，通过组织关系进行调配工作理应计算累计工龄，徐娅确实是拿到过经济补偿金的，但是茅国良没有拿到经济补偿金，当时第一批分流过去的40个人都是没有拿到经济补偿金，后续的人是拿到经济补偿金的。本院认为，茅国良任职沙钢公司期间存在加班事实，沙钢公司应足额支付茅国良加班工资。尽管沙钢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备注中有“工资已全部结清”字样，但有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劳动合同中当事人地位不完全具有平等性，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据实结算的加班工资差额15776.88元。沙钢公司关于加班工资已足额支付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中，沙钢公司同意支付茅国良2018年8月的月度奖2505元，茅国良认可该月度奖金额，应予以确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9月12日解除，沙钢公司应支付茅国良2018年9月工资，一审法院根据茅国良离职前的工资水平并结合出勤情况，酌定沙钢公司应支付茅国良2018年9月工资（含月度奖，不含加班费）1890.45元并无不当。沙钢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茅国良加班工资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沙钢公司应支付茅国良经济补偿金341861.6元，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沙钢公司关于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难以成立。沙钢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茅国良加班工资属实，茅国良于劳动关系解除前申请仲裁，属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故茅国良申请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沙钢公司关于茅国良2017年9月12日之前加班工资请求已过法定时效的主张难以成立。茅国良于1978年12月应征入伍，后转业至阳泉矿务局，又先后调动至张家港市仪表仪器总厂、张家港市华电大厦（张家港市发电厂），后于1999年9月中旬调动至沙钢公司工作，《张家港市职工调配介绍信》中注明茅国良参加工作时间为1978年12月，茅国良由相关部门安排调动工作单位，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沙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原用人单位向茅国良支付经济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在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时，茅国良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沙钢公司的工作年限，一审法院认定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自1978年12月起算并无不当。茅国良被认定为工伤十级伤残，茅国良依法应享有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应由沙钢公司支付。沙钢公司已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沙钢公司应向茅国良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9330元。虽然茅国良提出与沙钢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但沙钢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之情形，故沙钢公司应当全额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沙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沙钢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祝春雄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龚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