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沙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582民初1593号原告刘更安，男，194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现住沙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国，男，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沙河市，系原告儿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波，河北守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刘红国，男，1972年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现住沙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叶，女，198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沙河市，系刘红国妹妹，特别授权。原告刘更安与被告刘红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5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1日、2019年11月19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更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国、杨建波，被告刘红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更安诉称，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编号为0205040242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村东地2.8亩；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村于1989年第一轮分地时，在“村东地”分给我2.8亩，1999年延包30年，给我核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中标明该“村东地：2.8亩，东至刘、南至路、西至刘、北至五队地”，现在还在第二轮承包期内，该证书能证明我是该2.8亩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在1989年分地后，原告将此2.8亩承包地委托被告父亲刘更臣耕种，刘更臣去世后，该2.8亩承包地由刘更臣儿子即被告刘红国耕种至今。2018年原告向被告讨要此2.8亩承包地，遭被告拒绝，原告请求村委会民调给调解，现调解不成，村委会民调出具书面证明，我特向法院起诉。我村调解委员会《土地纠纷调解证明》中“经村委会核实”项下的“在1989年分地时，分给原告刘更安村东地2.8亩后，刘更安没有种，由刘更臣耕种，刘更臣已故后现在由刘更臣的儿子刘红国耕种”，这足以证明：原告的2.8亩村东承包地现在被被告刘红国耕种。结合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该2.8亩土地的合法承包人是原告，所以原告有权向被告追回该2.8亩承包地，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刘红国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1989年分地的时候，我们队是十一小队，全十一队的人口地有三块：后边地，西南河、西北河。责任田：砖窑南地和村南地两块。分地是按户口本上人口分，村东地因地质差没有人愿意分，就属于机动田性质，村里开会，包队干部说没有人分的话就将村东地给五队，在这种情况下，十一队的人报名，有报两份的，有报三份的，共报了十五份地，报了之后，大队派刘玉彬（已故）、刘亮的（已故）、刘志二（已故）、刘存良、王全京（已故）去测量地，分好十五块地之后通知报名的人到地，结果刘长海、刘臣保、刘更安等没有到地分。井在第四份地上，井西1-3号因井西树大，地质差，没有人愿意占，包队干部说如果没有人种的话就给了五队，后来我父亲刘更臣没有办法就将1-3号地种了，后包队干部让会计将分地的账更改，把1-3号地的名字改成我父亲的名字。原告是分的5号地，之后种了麦子，然后让我二姑刘爱的种了，一直种到大概2009年、2010年，种了20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刘爱的将5号地给了我五叔刘更军了。后原告刘更安一直到2016年之间都没有发争议，我家的窑南地2000年-2017年由刘更安种着，因为我们家地多，我父亲也生病了，所以就让刘更安种了。2017年土地确权，我家地打算要将窑南地确权确认到他们名下，当时顾忌的是亲情，后将被告的户口本和身份证都给了原告儿媳妇，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原告儿媳妇在大队和我五叔刘更军发生争执，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村东地和窑南地有争议，争议的理由是两块地互换了，原告儿媳妇想要回村东地。2017年经过村支书调解核实，原告的村东地属于5号地，当年给了刘爱的，和我们没有任何瓜葛，后双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了协议，证明这两块地并没有互换。之后他们怎么样就不清楚了，后来我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我认为原告应该起诉我二姑，不应该起诉我，原告的村东2.8亩地属于5号地，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种的是1-3号地。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证明村东地2.8亩是登记在原告名下，因此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2、土地纠纷调解证明，证明原告的2.8亩地现在由被告耕种，原告有权找被告要回；3、刘更军书面证明，证明原告在村东地分的是3号地，并不是5号地。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有异议，该证书上登记的不属实，2.8亩地从开始分地就没有种过，为什么1999年二轮承包的时候账上还有原告的名字。对证据2有异议，村东地和窑南地两块地并没有调换。刘臣保、刘更安分了这个地之后自动放弃没有种，之后我们调查证实刘更安的地是5号，3号地是属于我父亲刘更臣的。对证据3有异议，我认为该证据不真实。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7年12月27日刘红国和刘更安协议；2、2019年4月份刘存良书面证明一份；3、税票，证明地的性质是机动田，不属于人口地、责任田。4、地理位置图；5、补偿款发放表；6、分村东地的老账；7、录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1是反映的原告在窑南地的3.04亩问题，而本案争议的是村东地2.8亩地，不是同一块地。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刘存良未出庭，被告不能证明是刘存良本人所写，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对证据3，该票只有纳税金额，没有地的亩数和具体是哪块地，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据4不属于证据，证据是指对方或其他人员提供的证明，其自己所画的不属于证据范围。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该补偿款发放表并没有注明是哪一块地，不能证明是本案诉争的地。另外，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证书为准，并不是以谁领取土地租金或耕种来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对证据7，因该录音不是对原告方的录音，被告称是对案外人的录音，因所谓的案外人没有出庭，被告无法证明录音中确实是案外人本人的声音，我方对该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对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更安与刘更臣（已故）系亲兄弟关系，刘力国系原告刘更安之子，被告刘红国系刘更臣之子。1989年第一轮分地时，沙河市周庄办事处冀庄村分给原告刘更安“村东地”2.8亩，1999年延包30年后，沙河市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了020504024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该证上有“村东地”2.8亩，四至为：东至刘、南至路、西至刘、北至五队地。1989年分地后，原告刘更安并没有耕种村东的2.8亩地，而是由刘更臣耕种，后由刘更臣之子刘红国继续耕种。原告的“村东地”2.8亩现在已被政府占用，每年给予补偿，现原告向被告要回村东地时发生争议，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后，于2019年5月16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持有沙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020504024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该证上有“村东地”2.8亩，经过调查核实，分给原告刘更安村东的2.8亩地长期被刘更臣、刘红国父子耕种，结合当年分地人刘更军以及刘存良的证明，可以证实1989年分村东地时，原告刘更安分得的是3号地（四至为西至刘臣保、东至刘更军、南至路、西至五队地），但当时刘更安没有耕种而由刘更臣更种。故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应为原告，被告刘红国应返还原告刘更安020504024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村东地2.8亩。但是原告的村东地2.8亩现在已被政府租用，每年给予占地补偿费，导致目前无法返还土地，原告要求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因承包地被依法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故原告可以另行起诉，主张要求支付补偿费。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更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更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人直接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户名：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88×××455开户行：邢台银行桥东支行）。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又不提出缓（免、减）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宋 炜人民陪审员  张晓林人民陪审员  张秀卿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任利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