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11821号原告：梁明驰，男，1993年2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治，上海安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鸿，上海安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晨豪，男，1992年9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被告：黄从顺，男，1996年4月3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原告梁明驰与被告胡晨豪、黄从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19年7月16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明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治、被告胡晨豪、黄从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明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胡晨豪于2019年4月29日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13,000元；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违约金22,6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29日，二被告共同至嘉定区博园路XXX号上海二手车交易市场联系原告，欲将一辆牌号为沪C0XX**、车架号LHGRU5845KXXXXXXX、发动机号XXXXXXX本田缤智轿车(以下简称讼争车辆)卖给原告。被告黄从顺谎称自己为讼争车辆实际所有人，由其全款于2018年11月份在4S店购买，因其在上海没有购车上牌资格，故将讼争车辆挂名登记在被告胡晨豪名下。被告向原告承诺讼争车辆只行驶了3000多公里，车况良好、无重大事故。原告在简单查看车况后，与二被告达成购买协议，并由被告胡晨豪与原告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被告将讼争车辆作价113,000元卖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购车款汇入被告黄从顺账户，被告向原告交付了讼争车辆。当日，原告将讼争车辆送至上海湜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测，经鉴定讼争车辆发生过严重追尾事故，致使车架及底盘部分做过更换与修复。原告随即联系被告胡晨豪，才知晓买车事件的详情，讼争车辆由被告胡晨豪购买所有，因在浙江嘉兴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严重受损，被告胡晨豪向保险公司报案并取得理赔款60,000元后，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讼争车辆，讼争车辆由被告黄从顺以60,000元价格竞拍取得。二被告合意至嘉定二手车市场以隐瞒真相的方式销售讼争车辆，并瓜分卖车款。原告知情后联系被告要求解除购车合同并索回购车款，但未果，故涉诉。被告胡晨豪辩称，讼争车辆原本是我的，因出了交通事故，我通过保险公司将讼争车辆拍卖了，被告黄从顺通过拍卖取得讼争车辆。2019年4月29日，被告黄从顺到上海，要求我配合过户，讼争车辆验车后，被告黄从顺将讼争车辆卖给了原告，签合同前，我明确告诉原告讼争车辆已经不是我的了，原告还是要求我在合同上签字。2019年5月20日，原告的老板以保险过户为由将我骗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对我和我妻子进行了6个小时的监禁，逼我说了一些话进行录音，原告说我是欺诈，让我把钱还给原告，我没有收到钱自然不能答应，原告报警说我欺诈，警察出警后，认为我没有欺诈，让我离开了市场。综上，我不是合同主体，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从顺辩称，我是合同主体，合同的权利义务由我承担。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合同签订前，原告对讼争车辆进行了验车查看，我也向原告说明讼争车辆出过事故，原告确定车况后，签了合同，交付了车款，原告也知道被告胡晨豪是名义车主，原告还是要求被告胡晨豪签合同。原告在合同签订后，擅自在合同上添加了“无重大事故”的约定，当时签合同时双方没有这样约定过，原告是专业从事二手车交易的，知道讼争车辆是发生过事故的。另外，我收购讼争车辆的价格是78，000元，再加上维修费用2万多元，还有其他一些费用，我在讼争车辆上并没有赚很多钱。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过审理确认事实如下：讼争车辆的所有人登记在胡晨豪名下。2019年4月29日，胡晨豪、黄从顺至嘉定区博园路XXX号上海二手车交易市场联系梁明驰，商洽交易讼争车辆事宜。商洽中，胡晨豪、黄从顺向梁明驰明确讼争车辆系黄从顺所有、现讼争车辆产权登记在胡晨豪名下，梁明驰查验讼争车辆车况后，坚持要求与胡晨豪签订合同。鉴此，同日，胡晨豪与梁明驰签订《机动车交易合同》，约定：甲方(胡晨豪)将讼争车辆转让给乙方(梁明驰)，车款为113,000元，自乙方验车无误向甲方交付车款后，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违约，否则将追究违约责任，以车款的20%收取违约方的违约金，甲方要求将车款转到黄从顺银行账户内，等等。合同签订后，梁明驰指示案外人李刚将车款113,000元汇款至黄从顺银行账户内，同时梁明驰收到讼争车辆。梁明驰收到讼争车辆后，即委托上海湜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讼争车辆进行检测，经检测，该车表显里程为3,941公里，结论是：该车于2018年11月16日启用，车辆传统有修复，左右C柱切割更换，车尾更换，外观多处修复做漆，内饰较干净，车辆内部空调工作正常，收音机工作正常，发动机怠速正常，变速箱挂档正常，方向转动正常，检测共分六个部分，其中车架及底盘部分为一颗星，其余部分为五颗星，总体评价为一颗星。之后，梁明驰联系胡晨豪询问讼争车辆的具体情况，胡晨豪披露讼争车辆系其从4S店购买，后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拍卖讼争车辆，讼争车辆残值66,900元，另获理赔款64,900元，合计获得131,800元，讼争车辆由黄从顺拍卖所得，胡晨豪是应黄从顺要求配合办理过户手续的。由此，梁明驰要求胡晨豪退款，但未果，故涉诉。审理中，黄从顺陈述，交易时陈述讼争车辆的来源有误，但明确告知了讼争车辆发生过事故，虽然没讲左右C柱切割的事实，但梁明驰也查验了车况，知道有切割的事实，并以事故车为由进行了砍价，最终定价113,000元，由此才签订合同的，没有实施过欺诈行为。对此，梁明驰陈述，我不是车行老板，平时负责销售二手车，查车经验不足，车况查验过，知道有碰撞，价格砍了一点，如果有切割的话，价格应在7-8万元之间，但左右C柱有切割是看不出的，是在检测后才知道的。在胡晨豪、黄从顺再次明确合同主体的相对方系黄从顺的情况下，梁明驰坚持主张合同相对方为胡晨豪，并明确诉讼请求为：撤销梁明驰与胡晨豪之间的合同；判令胡晨豪返还车款并给付违约金。另查，梁明驰承认其提供的合同上“无重大事故”的记载系在胡晨豪签字后由其书写，但主张当时胡晨豪、黄从顺均在场，知晓此事。对此，胡晨豪、黄从顺予以否认，认为这是梁明驰自行添加的，双方当时的合同上并无记载。截止2019年7月17日，讼争车辆的表显里程为4,375.3公里。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调解未果。上述事实，有合同、转账凭证、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录音资料、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虽然在订立合同时知晓两被告的委托关系，但原告鉴于自己的考虑坚持要求与被告胡晨豪签订合同，由此可以证明合同只能约束原告与被告胡晨豪。被告胡晨豪以受托人的身份抗辩不是合同主体，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欺诈，法律规定，欺诈事实成立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二手车交易中，通常理解，车款和车况是决定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针对本案讼争车辆的车况，讼争车辆的左右C柱有切割更换的事实，但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无约定“无重大事故”，原告主张签订合同后添加的“无重大事故”经被告方同意，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此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能直接推定被告方隐瞒了讼争车辆的实际车况。本案所涉交易时，原告查验了车况，客观上，通过目测判断左右C柱是否有切割更换的事实是需要判断人具备比较高的专业经验，原告作为二手车经营的从业者主张其经验不足，值得商榷，当然，两被告在知晓讼争车辆的真实情况下，以告知原告有事故、原告自行验车的方式来让原告决定是否购买讼争车辆，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另外，原告签订合同后即委托案外人进行检测，那么在原告知道讼争车辆有事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前进行委托检测呢？原告陈述，查验车况时，知道有事故，故价格砍了一点，如果有切割的话，价格应更低。按照原告的陈述逻辑，这是不是基于实际车况的市场价值因素是决定原告是否购买的关键因素。本案中，讼争车辆成交价为113,000元，原告主张该价格背离了实际车况所应得的市场价值，被告则主张该价格与实际车况所应得的市场价值相符，本院考虑，拍卖的残值为66,900元，拍卖事故车通常理解为修理费昂贵不值得修复，故加上拍卖费用、修理费用等费用，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被告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告主张，被告黄从顺谎称讼争车辆系其自己从4S店购买、被告隐瞒拍卖的事实，属于欺诈行为，从而违背了原告购买讼争车辆的真实意思。上述已经分析，车况、车款是决定是否购买的关键因素，原告主张谎称、隐瞒的事实与原告是否购买的意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交易中，维护交易的安全性是优先考量的价值取向。综上，本院判断，原告主张欺诈事实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明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12元，减半收取1,506元，财产保全费1,198元，合计2,704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伟春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王 珏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