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05民初4623号原告：刘荣春，男，196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中山北路与华新大街交口东南侧鼎盛大厦1-1510。法定代表人：任望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海，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天津天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茱萸湾老年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501-331B。法定代表人：郝宗政。第三人：天津源丰万家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江西路与合肥道交口西南侧富润中心1-1219。法定代表人：郝宗政。原告刘荣春与被告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天津茱萸湾老年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源丰万家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荣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被告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海、李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天津茱萸湾老年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源丰万家房屋租赁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荣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9979666.20元；2.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1月2日起至付清9979666.20元止的该购房款利息；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初，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出售的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具体房号为：3111、3112、3113、3114、3115、3116、3117、3118、3119、3120、3004、3005、3006。2018年1月2日，对于上述13套房屋，每一套分别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重新确定13套房屋的每一套房款，总房款为9979666.20元，确定房屋交付日期为2019年6月30日之前。原告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房款。之后，原告要求被告将上述房屋进行网签，并确保能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交付房屋，但被告称《协议书》、《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盖公章是伪造的，拒不交付房屋。既然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要求按照不当得利判如所请。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任何不当得利情形，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17年9月3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诗景公寓销售合同，合同中约定第三人可委托第三方交付款项，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及其指定的第三方共向被告交付意向金3660056元及其中14套房屋的首付款10073726元，上述14套房屋已经办理完毕网签手续，该款项第三人确认系由其向被告交纳，第三人也认可该款项是其履行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款项中包括了原告交纳的意向金1026481元及14套网签房屋中的12套房屋的首付款8953185.2元；第二，被告针对每套房屋的缴款流程先向第三人发送针对该套房屋的缴款通知书，每张缴款通知书均有编号，而后第三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进行汇款，汇款时汇款人在附言中列明谁交付及缴款通知书对应的编号，被告收到款项后开具收据，交够30%首付款后，双方进行网签。本案涉及12套房屋的缴款通知书及银行回单、收据，可以看出原告系明知款项是代第三人交纳的由第三人购买的相应房屋的房款，所以，被告收取的是第三人交纳的款项，而原告只是作为第三人的指定代缴人出现；第三，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自己获得利益而让他人受到损失，本案中，被告系基于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收取其对应的购房款，被告收取款项具有合法依据，而且被告收取款项的对价系卖与第三人相应的房屋，因此没有获得利益，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主张不当得利于法无据；第四，从刑事卷宗及笔录，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陈述第三人已付给原告近600余万元，表示是资金占用费，表明原告是借给第三人款项，并非自己购买房屋；第五，原告附言中有六份与原告提交的合同编号不一致，即原告不可能不知道其书写的编号并非购买房屋编号，更证明了原告不是真实购买房屋；第六，原告提交的所谓三方协议书可以看出，每套房屋卖给原告的价格均不足该房屋实际款项的30%，这种明显不合理的销售合同说明了原告对上述合同根本不是实际购买房屋是完全知情的，其知道上述款项是代第三人进行垫资；第七，原告陈述买卖合同均没有签字，不合常理，买卖未成立，原告不是买房，并且原告汇款数额与购房款也对不上，是多付，不合常理。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天津茱萸湾老年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源丰万家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30日，被告与二第三人签订了《1D××××1号楼LOFT公寓及2号楼写字楼销售合同》，被告将1D地块公寓部分及2号楼写字楼出售第三人，约定：1D地块公寓部分总价款为401732140元，2号楼写字楼总价款为867232985元，同时约定第三人及第三人指定的第三方同意并确认自愿承担本合同项下的双方交易费用。合同签订后，被告与第三人天津源丰万家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分别就坐落×××××，配建1-1-2305、2302、2304、2312、2314、2315、2407、2418、2419、2508、2510、3008共12套房屋，签订了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9208609、2017-9208618、2017-9208619、2017-9208612、2017-9208613、2017-9208607、2017-9208610、2016-0065979、2016-0065980、2016-0065989、2016-0066049、2017-9208611，总房屋价款为29843947元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十二份。后被告与二第三人签订了《1D××××1号楼LOFT公寓及2号楼写字楼销售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双方经协商同意自2018年3月1日起解除原合同，在该解除协议的“合同执行情况”一节中，双方约定自合同签订被告未收到第三人支付的定金款项，共收到过1号楼14套房的首批房款（约30%）共计金额10073726元。庭审中，原告自述，其为承揽装修工程，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第三人的代表人杨波。2017年11月，在被告办公地点，原告（买受人）与被告（出卖人）及第三人（购买人）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建设开发的坐落河北区房屋，总房价款10000000元，被告于2019年6月1日前将13套房屋交付原告。同时约定该合同项下购买的全部房屋，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30天后按套购买本合同商品房，第三人同意从原告处购买，第三人应在6个月内，将原告合同项下房屋全部购买完毕，原告持有商品房期间，由第三人按照月3%的费用支付给原告。全部购买期不超过6月。超期部分按双倍费即月6%费用，支付原告”。原告表示《协议书》中被告方的公章是杨波将《协议书》拿走盖好章后交给原告的，原告没有见到被告盖章过程。《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月2日陆续将总房款9979666.20元（其中1026481元定金）汇入被告开户账号内。杨波将盖有被告财务专用章的《往来收据》十三张合计9979666.20元交付给原告。2018年1月2日，原、被告就上述13套房屋签订了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9208605、2017-9208606、2017-9208607、2017-9208608、2017-9208609、2017-9208610、2017-9208611、2017-9208612、2017-9208613、2017-9208614、2017-9208615、2017-9208616、2017-9208617，总房屋价款为9979666.20元（其中1026481元定金）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十三份，该十三份合同由杨波加盖被告印章后，与《往来收据》一并交付给原告。原告向被告汇款时就每笔汇款附言：“源丰万家2017-9208619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7-9208618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7-9208612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7-9208613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7-9208607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7-9208610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6-0065979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6-0065980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6-006598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6-0066049跨行转出、源丰万家2017-9208611跨行转出。”被告在庭审中，认可收到原告购房款9979666.20元，确认该款系第三人购买其14套房屋中的12套房屋的首付款，同时表示该款是第三人指定原告向其公司打入的。另查，2019年7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向原告及案外人杨波出具津北公（技）鉴通字[2019]120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对《协议书》、《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进行了文件检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根据津公技鉴字[2019]第0288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与公司提供样本留有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公司提供样本留有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根据津公技鉴字[2019]283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公司提供样本留有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向被告购买房产的本意是为了能接到工程，将来第三人控制人杨波可以回购，被告为了增加销售业绩，认可并同意该事情，而且是先付款后收到合同，付款是受杨波指示，房产是自己出资自己购买，编号不一致是杨波指示，合同编号事后才得知，所留附言六份与原告合同编号一致，六份不一致是原告之后才拿到合同。现原告以诉称为由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则以辩称为由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能到庭。上述事实，以当事人陈述及书证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向被告账户付款，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取得房款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经公安机关鉴定，原告所持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被告合同专用章与被告公司提供样本留有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故《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带有被告单位名称的印章不能认定系被告加盖，无法认定被告就该《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过同意签约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涉及被告的内容均不成立，原告基于上述并不成立的合同向被告支付房款9979666.20元，被告占有该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予返还。关于被告所提原告系受第三人指示代第三人支付房款的抗辩意见。原告主观上是基于相信前述《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才向被告支付房款，现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编造了前述《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主观上知悉前述《协议书》及《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被告的公章不真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知悉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认定原告系代第三人支付房款的依据不足。《协议书》写明原告购买被告建设开发的房屋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30天后按套购买本合同商品房，第三人同意从原告处购买，表明系先由原告向被告购房，然后再由第三人从原告处购房，因此原告的付款行为应认定系为自己支付房款而非代第三人垫付房款，该9979666.20元系原告出资，并非二第三人出资。再者，被告与二第三人签订的《1D××××1号楼LOFT公寓及2号楼写字楼销售合同》中约定，第三人及第三人指定的第三方同意并确认自愿承担本合同项下的双方交易费用。表明虽第三人可指定第三方承担交易费用，但第三方须履行同意并确认手续方可成立，本案交易费用未经原告同意并确认，且交易数额较大，仅凭原告所留附言内容，不足以成为其同意并确认手续成立的充分条件，故无法认定原告系在第三人指示下代第三人清偿债务。综上，被告从原告处取得的款项9979666.20元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主张被告返还9979666.2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自2018年1月2日起至付清9979666.20元止的该款利息，原告未证明被告因占有该款项实际产生利息收益，且根据原告所持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协议书》的内容，原告出资向被告购房，第三人从原告处购买该房屋，在第三人购买之前由第三人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利息），这实际上具有融资担保的性质（但并不能以此认定原告主观上系代第三人支付房款）。原告自述已从第三人处获得500余万元利息，如再允许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利息，将构成重复获利，本身也属不当利益，故原告关于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刘荣春9979666.20元；二、驳回原告刘荣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672元，由原告刘荣春负担3014元，被告中铁房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1658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荣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治审 判 员 杨 君人民陪审员 刘 捷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刘鑫培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