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3民初7829号原告：杨某1，女，194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杨某2，男，195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原告：杨某3，女，1958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沙市天心区，居住地长沙市雨花区。原告：杨某4，男，196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沙市天心区，居住地长沙市雨花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佩虎，湖南国风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碧晴，湖南国风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某5，男，195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熙，女，196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系被告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劲松，湖南华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陆某，男，195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与被告杨某5、第三人陆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方群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冬冬、何春辉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第一次审理。由审判员方群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冬冬、黄旭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6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何佩虎、谢碧晴，被告杨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劲松、杨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与被告杨某5共同继承被继承人杨曙初和李淑珍的遗产，位于修文街的房产（产权证号：长房私字第××）；2、对被继承人杨曙初和李淑珍的上述房产进行分割，由各继承人继承房产五分之一的份额；3、将被告杨某5名下修文街房产办理上述相应份额变更至四原告的变更登记；4、被告杨某5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杨曙初和李淑珍是四原告与被告的父母。杨曙初与李淑珍生前共同所有一栋位于仓后街的私产房（房产权证：00××02）。1994年，在其父亲杨曙初去世后，仓后街私产房被依法拆迁征收，并由被告办理征收拆迁的全部手续，领受了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款的具体数额未告知其母亲及四原告。同时被告以该拆迁补偿款购买了第三人陆某名下的位于修文街房产，并单独登记在其个人名下。2015年原告母亲李淑珍去世。被告通过代管行为，领取原、被告父母所有的仓后街房屋拆迁补偿款，并用该款购买修文街一处房产，用于全家人生活居住。现杨曙初、李淑珍均已去世，且生前未订立遗嘱，修文街房产应属共同继承的遗产，由原、被告共同、平等继承。被告杨某5辩称：第一，本案案由为继承纠纷，其父亲杨曙初于1994年8月去世，此时其父亲名下位于仓后街23号的房屋尚未拆迁，故本案继承纠纷的财产标的物应当是仓后街23号房屋及其相关权益。第二，仓后街23号房屋拆迁时，本人受母亲李淑珍的委托，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房屋转让拆迁协议》和《补充协议》，并于2015年1月27日代表父母领取了拆迁补偿款34万元，该款项当天即全部交付给母亲，本人没有占有。其母亲就拆迁事宜第二天即告知了所有原告。原告杨某1、杨某3于1994年12月15日出具《赠送书》，自愿放弃继承。第三，根据《继承法》第八条规定“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其父亲杨曙初于1994年去世，母亲李淑珍于2015年去世。其母亲生前就涉案房产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对仓后街23号房屋拆迁及补偿事宜均无异议。四原告无权在本案中代表其母亲向被告主张权利。就其父亲的遗产的分配距其父亲离世已经有25年时间，且仓后街23号房屋的拆迁及领取拆迁款时间至今均超过了20年，四原告对其父亲的遗产不得再提起继承权诉讼。第四，四原告起诉时，距其母亲2015年4月24日死亡时间超过了3年，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第五，修文街76号房屋的权属纠纷，属于物权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本案中，该房屋系陆某于1995年5月以名为赠与实为买卖的方式，将该房屋出让给被告，被告依法独立取得涉案房产的产权，且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修文街76号房屋属于家庭财产，且被告购房前以个人名义承接装饰工程业务，被告有能力购买修文街76号房产。故修文街76号房屋与本案继承权纠纷没有任何关联。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陆某辩称：涉案房屋系被告于1994年从本人处购买，已有25年时间，房屋产权手续办理情况已经记不清楚。原告、被告系继承纠纷，与本人没有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定以下案件事实：被继承人杨曙初、李淑珍系夫妻关系。生育有五子女，即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与被告杨某5。被继承人杨曙初名下有位于长沙市西区（建筑面积32.76㎡）,由原、被告同其父母一起居住生活，后于1993年进行扩建。被继承人杨曙初于1994年7月去世。1994年12月14日，长沙国际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甲方）与仓后街23号房主杨曙初（乙方）签订《房屋转让拆迁协议》及《房屋转让拆迁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仓后街的房屋（其建筑面积128平方米，占地面积42.8平方米）房屋产权以贰拾陆万（260000）元人民币转让给甲方（包括搬迁、安置等一切费用）；自协议签订之日当天，甲方付给乙方贰拾陆万元，乙方在当天将土地使用权，房产权证等房屋有关一切证明文件交给甲方，乙方不再拥有与该房屋有关的任何权利;甲方同意将甲乙双方94年12月14日签订的仓后街房屋转让拆迁协议顺利实施后,甲方再付给乙方捌万（80000）元作为奖励。甲方长沙国际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盖章并由代表人签字确认，被告杨某5作为代表在乙方处签字确认。同日，杨某5作为收款人出具《房屋转让交单》载明“今收到长沙国际文化娱乐城有限公司拆迁款现金贰拾捌万元整（280000元），转账支票一张陆万元整（60000元）。”。1995年1月27日，被告杨某5领取了转账支票金额60000元。1994年12月14日，陆某作为甲方，杨某5作为乙方签订了《购房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坐落于修文街新建楼房一栋出售给乙方，整栋楼房价格为36万元。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预交购房款60%计20万元，甲方同时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双方在房屋交易所办理过户交易手续同时，乙方将余款一次付清，过户费用、交易税收费用，由甲方承担，过户手续由甲方在一个月内办理。双方签订上述《购房协议》后，于1995年5月4日陆某与案外人黄琼作为赠与人，被告杨某5作为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合同载明“赠与人是修文街房屋产权的所有人（产权证号00××50），自愿无偿将上述房屋赠与给杨某5所有。”买卖双方通过签订赠与合同的形式在房产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于1995年7月将上述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在被告杨某5名下，产权登记面积114.64平方米，另有违章134.87平方米未计入产权。另查明，被告于1994年12月购买上述房产后，杨某2、杨某4、杨某5随其母亲李淑珍一同居住在涉案房屋。2015年4月24日李淑珍去世。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杨某5向本院提交一份《赠送书》，载明“关于我父亲杨曙初房屋产权一事，我和杨迠安自愿赠送给杨某5。落款签署人为杨运玲，楊迠安，时间为1994年12月15日。”，杨某3申请对上述《赠送书》上“楊迠安”的签名字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杨某1提出记不清赠送书是否由其书写以及是否由其签名，但对签名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经当事人协商本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某3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湖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222号司法鉴定意见，认定送检的标注日期为“1994年12月15日”的《赠送书》上“杨迠安”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样本上杨某3本人签名字迹极有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2020年1月14日，本院就鉴定意见中“极有可能”具体是何种程度的可能及作出该表述的鉴定依据向该鉴定中心出具《征询函》，该鉴定中心出具《函》，载明根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对鉴定的分类，这种“极有可能”的判断在倾向性意见中是程度最高的，比“很有可能”的可断定程度更高。《笔迹鉴定技术规范》对倾向性的判定程度并没有一个量化指标，本案的鉴定人经过分析综合评断认为，本案“极有可能不是同一人书写的结论性鉴定意见”的判定程度应该是在九成以上。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进行质证，被告杨某5认为原告提供的样本存在代签或者补签可能；杨某3书写的比对件与书写该《赠送书》的环境不同，应当还原当时书写环境；本案比对件签名不能满足鉴定的要求，故提出补充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修文街76号房产是否属于原、被告父母共同共有的房产，涉案房产应该如何分割，产权比例如何确认；二、原告提出分割与分配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本案中，原、被告提出对登记在其父亲杨曙初名下的仓后街房屋均出资扩建，但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共同出资的事实，亦不能证明对该房屋构成与其父母共同共有的事实，本院确认登记在杨曙初名下的仓后街房屋系原、被告父母杨曙初、李淑珍共同共有的财产。其父亲杨曙初于1994年7月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各法定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应视为所有继承人均已接受继承，该房屋应属于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后仓后街房屋于1994年12月被拆迁，并获得拆迁补偿款34万元，此时因拆迁所得的补偿款应当由杨曙初法定继承人按法定继承的份额分割。首先由其配偶李淑珍分出一半，即获得拆迁补偿款170000元，其另一半由原、被告及其母亲李淑珍共同均等分配，各占拆迁补偿款28333、33元。被告杨某5主张1994年12月15日原告杨某3、杨某1出具《赠送书》将杨曙初房屋产权赠送给被告，经鉴定，该《赠送书》中杨某3的签名“极有可能”不是杨某3本人书写，被告不服该鉴定，并提出补充鉴定，但鉴定机构经双方协商选定，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对被告提出的补充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确认该份鉴定意见。根据该份鉴定意见，被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杨某3自愿将继承其父亲的房产份额赠送给杨某5，故原告杨某3依法继承其父亲杨曙初的房产份额。原告杨某1提出其不记得是否书写该《赠送书》，庭审中确认对其签名不申请笔迹鉴定，本院确认该《赠送书》上的杨某1签名的真实性。故原告杨某1将其继承其父亲的房产份额获得的拆迁补偿款28333.33元赠与给杨某5,杨某5应分得拆迁补偿款共计56666.66元。杨某3、杨某4、杨某2各享有拆迁款28333.33元，其母亲享有拆迁补偿款198333.33元（170000元＋28333.33元）。各方对上述拆迁补偿款并未实际分割，由被告杨某5出资360000元于签订拆迁协议的当天购买诉争的修文街房屋，随后其三兄弟随其母亲一起居住生活在涉案房屋，该房屋应由其母亲、杨某3、杨某4、杨某2、杨某5按照各自享有的拆迁补偿款的数额与房屋总价款36万元的比例享有各自的房屋产权份额，属于共同按份共有的房屋。鉴于杨某5经手出资36万元购买涉案房屋，而其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为34万元，其多出资2万元，应增加相应的份额。综上，其母亲享有的房屋份额为55.09%（198333.33元／36万元）、杨某5享有的份额为21.30%［（2万元＋56666.66元）／36万元］，杨某3、杨某4、杨某2各自享有的份额为7.87%（28333.33元／36万元）。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由其出资36万元购买，并认为由其领取拆迁补偿款34万元后交付十余万元给其母亲李淑珍，剩下的款项用于大家庭共同开支使用，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出资36万元购房的资金来源的证据，且其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给付其母亲十万余元的证据以及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其他资金用途，其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当天购买涉案房屋，并且购房款亦由其经手支付，后其三兄弟随其母亲一起居住生活在涉案房屋，其辩称涉案房屋由其出资购买，系其享有所有权的理由显然不符合常理，常情，本院不予采信。被继承人李淑珍于2015年4月24日去世，被继承人李淑珍享有的55.09%房产份额，应由原、被告均等分割，各自分得11.02%份额的房屋产权。综上，按照各自所占房屋的份额以及各自继承其母亲房产份额，本院确认被告杨某5对涉案房屋占有32.32%的份额，杨某3、杨某4、杨某2各自占有18.89%的房产份额,杨某1占有11.01%的房产份额。被告杨某5向第三人陆某购买涉案房屋后在1995年7月已办理产权转移至杨某5名下，双方之间系名为赠与实为买卖合同关系。鉴于产权已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现原告要求分割涉案房屋份额并要求被告协助将各自享有的产权份额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继承人杨曙初于1994年7月去世后，其名下的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仓后街房屋被拆除，拆迁获得的补偿款购买涉案房屋，原、被告父亲去世后，各法定继承人均未放弃继承，仓后街房屋系各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的房屋，后房屋拆迁后购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各自按份额共有，现原告对共有的份额要求分割与继承，涉及物权的确认与分割，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杨某1对登记在杨某5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1.01%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二、确认原告杨某3对登记在杨某5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8.89%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三、确认原告杨某2对登记在杨某5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8.89%的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四、确认原告杨某4对登记在杨某5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18.89%的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五、确认被告杨某5对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产权号：长房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享有32.32%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六、由被告杨某5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上述四原告将上述房产的相应份额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七、驳回原告杨某1、杨某3、杨某4、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原告杨某1、杨某3、杨某4、杨某2、被告杨某5各负担3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群英人民陪审员  张冬冬人民陪审员  黄 旭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姚倩书记员张用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