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1777号原告：张士初，男，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平，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余婷，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仇文彬，职务首席执行官。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一，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士初与被告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尊电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士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平、王余婷、被告宝尊电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士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30,000股限制性股票收益352,7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48,231元(以2018年11月30日的股价及美元汇率计算)；2、判令被告支付1,324股限制性股票收益15,554美元，折合人民币107,967元(以2018年11月30日的股价及美元汇率计算)。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5年11月9日入职被告处，双方签订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原告担任科技家居事业群互联网金融行业部总监。2015年11月23日，原、被告签订《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约定被告授予原告120,00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60,000股于授予日二周年时行权，30,000股于授予日三周年时行权，30,000股于授予日四周年时行权。2018年1月至10月期间，原告将已到期的60,000股行权完毕，被告共支付股票收益3,634,853.43元。2018年3月1日，原告因2017年度工作表现优异，又被授予1,324股限制性股票，约定于一年后行权。2018年11月14日，被告以旷工以及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并拒绝支付剩余的限制性股票收益。原告认为，限制性股票收益是原告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被告通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恶意阻止行权条件成就，逃避支付即将到期的限制性股票收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且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子虚乌有的，属于违法解除，故应支付剩余的限制性股票收益。现对仲裁决定不服，故提起诉讼，要求判如诉请。被告宝尊电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与《股权授予书》的签订对象是BAOZUNINC公司(以下简称宝尊开曼公司)，系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并非被告公司，且落款处宝尊开曼公司CEO仇文彬的签名是打印的，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即使存在《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限制性股票期权也是宝尊开曼公司授予的，被告不是该协议的主体，亦不是宝尊开曼公司的控制人，无义务支付股票收益；最后，根据《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的约定，给予原告限制性股票系一种超出雇佣范围的特殊补偿，无论原告的服务因为何种原因终止或者有没有原因，宝尊开曼公司均可以取消和终止限制性股票权利。原告履职期间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也无权获取后续的股票收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仇文彬签名的《关于张士初与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兑现股票收益争议案件的说明》，载明宝尊开曼公司认可被告在本案中的全部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向仇文彬核实情况，仇文彬称其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宝尊开曼公司的董事、主席和CEO，被告系宝尊开曼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案原告系被告的员工，与宝尊开曼公司无雇佣关系。因宝尊开曼公司系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制定有股权激励计划，而原告具备控股子公司员工的身份，故其代表宝尊开曼公司与原告签订《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允许原告参与该计划并授予限制性股票，原告也已行权获取了60,000股的限制性股票收益。后因原告存在严重违纪行为遭被告解雇，其代表宝尊开曼公司通知原告终止了后续的股票权益。此外，仇文彬对原告提供的《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股权授予书》以及《限制性股票奖励的终止通知》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另称被告提供的《关于张士初与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兑现股票收益争议案件的说明》系其代表宝尊开曼公司出具，宝尊开曼公司关于本案的意见与被告完全一致，也没有其他证据补充。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宝尊开曼公司系注册在境外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本案被告系宝尊开曼公司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仇文彬系宝尊开曼公司的董事、主席和CEO，也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于2015年11月9日入职被告处，双方签订期限为2015年11月9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战略发展部门总监。入职后，仇文彬代表宝尊开曼公司与原告签订《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载明根据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原告12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及授予生效日期均为2015年11月23日、到期日为2025年11月23日，另载明二分之一的限制性股票应在期权授予日的二周年时授予，四分之一应在三周年时授予，余下的四分之一应在四周年时授予。此外，该协议又明确限制性股票的价值是一项超出雇佣合同范围的特殊补偿，并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登记以及取消和终止的条件等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1日，仇文彬又向原告出具《股权授予书》，感谢原告在2017年的优异表现和辛勤贡献，授予原告1,324股普通股股权，并明确普通股与ADS的比例为3：1，将于1年后获得归属权。2018年1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以原告存在12个月内累计旷工5个工作日以及未报备自己注册的公司为由，决定于2018年11月14日解除劳动合同。当日，仇文彬亦向原告发出《限制性股票奖励的终止通知》，载明：“……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向您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根据您与宝尊公司(本公司)签订的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本公司特此通知，根据公司股份激励计划授予您的限制性股票奖励的权利将终止，于2018年11月14日生效……”。2018年12月3日，原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30,000股的RSUs股票期权收益352,7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48,231元；2、1,324股的RSUs股票期权收益15,554美元，折合人民币107,967元。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该争议不属于其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仲裁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参与了宝尊开曼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并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吴江支局登记。被告于2015年9月30日向该局出具《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授权书》以及《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劳动关系承诺函及员工持股情况》，授权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宝尊吴江分公司)作为境内代理机构，代为统一办理被告参与股权激励计划员工的外汇登记和备案，按照外管局要求安排行权交易和资金流转等事项，同时明确被告公司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员工总数量为157人，并承诺所有计划参与人均与被告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吴江支局的登记信息中显示，该股权激励计划的境外上市公司为宝尊开曼公司，境内代理机构为宝尊吴江分公司，受托管理机构为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再查明，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宝尊吴江分公司分六次向原告转账支付共计3,634,853.45元，银行交易明细中备注为“期权收益”或“JMSH5135”。审理中，原告称“JMSH5135”系原告的员工编号，上述款项系已到期的6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行权收益，被告对此予以认可。又查明，2018年12月13日，原告曾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1、自2018年11月15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按照每月37,000元的标准支付2018年11月15日至仲裁裁决之日的工资；3、支付2018年9月25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4,703元；4、支付2018年年度绩效工资88,800元。该委员会审理后作出劳人仲(2018)办字第1182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2018年10月及2018年11月扣发的工资差额23,645.98元，对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原、被告均对仲裁裁决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沪0106民初6218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故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9月25日至2018年10月2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289.66元，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2019)沪02民终826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第3条约定的内容，即限制性股票权利的终止条件产生较大分歧。原告提供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件，第3条载明：“如果服务因任何原因终止，不论该终止是由您、您的雇主或任何服务接受人所致，或者有无原因或经双方同意而终止，您根据本计划授予您的限制性股票奖励的权利(如果有)将于以下日期前终止：(1)您发出或获得终止服务书面通知的日期，(2)……。就本条而言，“原因”的涵义须具有在任何您与服务接受者签订的关于雇佣关系的当时有效的书面协议中应具有明确定义，或者在缺乏可作为依据的有效的书面协议和定义的情况下，根据管理者的判定，(ii)从事不诚实、故意不当行为或严重违反与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服务接收方的任何协议；(iii)涉及不诚实、违法信托或对任何人造成身体或情感伤害的罪行”。原告认为，上述规定明确无论原告因何种“原因”离职，限制性股票奖励的权利将终止，但该“原因”应限定为三类：一是基于双方对此有明确约定或管理者的判定；二是基于原告有故意从事不诚实和不当行为的重大过错；三是基于原告存在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在原告存在严重过错等自身原因或者双方协商一致从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享有限制性股票的权利才可以终止。本案中，被告违法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应继续支付限制性股票收益。被告对此持不同意见，并提供另一份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对该条规定的翻译件，载明：“倘若出于任何原因离职，无论该离职是否由于你本人、你的雇主或任何服务对象而起，或无论是否有理由或经双方协商一致，则你依照本计划享有限制性股票的权利(如有)将在以下两者中较早发生的时间点失效：(1)你发出或收到书面解职通知之日，或(ii)……。在本条中，“理由”一词的含义应以你受雇于某一服务对象所涉及的任何届时有效书面协议中明确规定的含义为准，或在缺乏该等届时有效的书面协议与定义的情况下，则取决于管理方确定：(i)你的作为或是不作为是出于恶意及意在损害雇主或任何服务对象；(ii)涉及不诚实、故意不当行为或严重违反与雇主或任何服务对象达成的任何协议；或(iii)实施涉嫌不诚实、违反信托义务或对他人造成身心伤害的犯罪行为”。被告认为，该条规定应理解为只要原告离职，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离职，例如单方提出或者协商一致，也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离职，限制性股票的收益权均将终止，而后续界定的三种情形仅是针对“理由”进行的规定。本案中，被告已合法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按此约定原告的限制性股票权利应予终止。本院认为，鉴于仇文彬对《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与《股权授予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认可原告已行权获取了部分限制性股票收益，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有权获取后续限制性股票的收益以及该支付义务的主体。对此，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第3条内容的理解。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双方在本案审理中对该条约定内容各执一词、理解不一，但对于原告在存在重大过错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不应继续享有限制性股票收益，双方系一致的。而原、被告之间关于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已经一、二审审理，均认定原告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因此，按照相应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不再享有后续限制性股票收益，其要求被告支付股票收益的主张难以成立；其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股权激励计划”是指境外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境内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员工等与公司具有雇佣或劳务关系的个人进行权益激励的计划；“境内公司”是在境内注册的境外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内的分支机构(含代表处)以及与境外上市公司有控股关系或实际控制关系的境内各级母、子公司或合伙企业等境内机构；参与同一项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个人，应通过所属境内公司集中委托一家境内代理机构统一办理外汇登记、账户开立及资金划转与汇兑等有关事项，并应由一家境外机构统一负责办理个人行权、购买与出售对应股票或权益以及相应资金划转等事项。本案中，原告坚持认为《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原告与被告，而非原告与宝尊开曼公司，又认为系被告将宝尊开曼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原告，故向被告主张后续的股票收益，对宝尊开曼公司无诉讼主张。但无论是从《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的内容，还是从仇文彬的陈述来看，《限制性股票奖励协议》均系仇文彬代表宝尊开曼公司与原告签订，并非被告与原告签订。并且宝尊开曼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已经我国外汇管理机构登记，宝尊吴江分公司作为登记的境内代理机构实际支付了原告行权部分的股票收益款，故从实际履行方式来看也确实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操作。虽然原告并非宝尊开曼公司的员工，但根据相关规定正是基于其系被告员工的身份以及宝尊开曼公司与被告之间的控股关系，原告才有资格参与宝尊开曼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并实际获取相应权益。因此，原告仅依据其并非宝尊开曼公司的员工即认为限制性股票系被告授予原告并向被告主张限制性股票收益，理由尚不充分，亦无相关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张士初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27,245元，由原告张士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 毅人民陪审员  高贵荣人民陪审员  施立富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周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