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02民初2925号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定代表人：狄多勇，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鸿灏，新疆卓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县钟多街道。法定代表人:苟宇，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笙，重庆信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达北域公司）与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弥年贸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瀚达北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狄多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鸿灏、被告弥年贸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货款950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800元（95000元×6%/12个月×8个月，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4.被告按年息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2019年2月15日直至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原、被告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4500561366），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焦煤，数量为3000吨，单价为725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6月24日，买方按批（1000吨）预付卖方95000元的货款，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打款95000元，被告却迟迟未发货。被告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退还预付款。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侵害原告利息，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弥年贸易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从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煤炭采购合同》，被告从未见到过，其中的内容被告也完全不知晓。原、被告双方之间有大量的经济往来，但是并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在2018年2月，原告曾经向被告供煤，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供煤款及其他相关费用，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总计费用超过了应该支付的供煤款，将近9万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款项，实际上是原告向被告退换的多支付的款项，因双方一直未对清楚账，所以金额稍有差距。经过庭前，被告方单方统计已经支付给原告的款项，确认多支付了原告88099.38元，原告多支付的部分，我单位同意退还。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瀚达北域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双方于2018年6月24日签订《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购买焦煤；证据2：打款凭证，凭证附言中记载，是购煤款，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95000元购煤款，不是退款；证据3：原告在另案起诉中提交的《煤炭采购合同》一份，形成时间是2017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证明这是原告向被告供应煤，供应煤炭的单价是397元；证据4：《补充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每吨煤返利18元的事实；证据5：原告单位自己制作的《汇总表》一份，证明合同履行、交货、开票以及返利情况，证明原告在2018年1月至3月期间共向被告发货2311.66吨煤炭，被告支付了货款682427.3元的事实，以及41633.28元的返利款的事实，并且说明货款由被告单位的对公账户支付，返利款由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支付；证据6:2018年3月6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证明原告单位向上游单位购买沫子煤的价格在206元至270元之间，还证明我方向上游单位购买的沫子煤的价格高于被告辩称的口头合同的价格，原告是贸易公司，不可能高买低卖。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对上述证据1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在这份合同中，也有童亮的签字，是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原告在另一案件中出示的买卖合同，陈述童亮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童亮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此事实，另案中法院已经查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上面记载的款项和附言是原告单方添加的，附言内容完全可以依据其提供的证据1的假合同予以添加。对证据3、4、5的真实性都不认可，并且法院已经认定，原告仍然将我方支付的货款认为是返利款，没有任何依据，法院已经驳回了原告关于返利款的事实和主张。我方从不认为已经支付的货款是给原告的返利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我方在之前的案件中从未说过我们是口头约定的煤炭单价，我们主张的单价是根据实际的购煤款除以实际的购煤数量，得出的平均价格。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加盖的弥年贸易公司公章不是该公司备案和现在使用的公章，且不能证实加盖该公章时系弥年贸易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2系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被告弥年贸易公司支付款项的凭证，款项用途表述形式与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向瀚达北域公司支付货款是的表述形式一致，故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3、4、5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不真实，故本院对此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述证据6系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其上游企业购买沫煤时开具的发票，能够证明其在2018年3月6日购买沫煤的税后价格有320元/吨、310元/吨，被告弥年贸易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为证实其抗辩理由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银行电子回单18页、银行对账单三张，共计22笔款项，其中16笔款项是公对公账户，两笔款项是共对私账户，即被告单位对原告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打款，个人账户向个人账户的交易是4笔，即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打款。对个人账户的交易额共计41633.28元，也就是原告在另案中主张的被告向其支付的返利款，但是没有得到支持，以上证据证明我方共向原告付款724169.98元，减去我方应当支付的款项636070.6元，我方实际多支付了88099.38元。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其中16张单据中，有两张是原告单位向被告付款的单据，金额为95000元，附言中写的很清楚，是购煤款；对公的账户的货款有零有整，双方单位也一致，转给原告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款项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返利款的金额恰好吻合，由此说明，双方对返利款的约定是属实的。被告所主张的履行的口头合同并没有说每吨煤是多少钱，被告在另案中也陈述，根据原告的数量以及被告支付的款项，倒算出每吨煤是多少钱，由此说明被告是清楚的。被告提出的636070.6元是我方开具发票的数额，而其所谓的724169.98元是其支付的货款和返利款的总额，现在按照这两个数字进行加减，这两个数字与本案无关，不可能通过这两个数字相加减之后得出多支付的款项。本院认为，此组证据中，有16张银行回单是原、被告双方的往来交易明细，在附言栏均注明款项用途，其中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在2018年1月至3月6日期间向原告瀚达北域公司的14笔付款的附言栏注明是“货款”；2018年6月6日，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被告弥年贸易公司支付的95000元附言栏注明是“购煤款”，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仅否认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收到此笔95000系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其退还多付货款的事实，此组证据中除95000元以外的款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并作出处理，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95000元对应的两张银行回单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依据此组证据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9日，瀚达北域公司持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加盖弥年公司印章的《煤炭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证据，诉至本院，要求弥年公司按照此两份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返利款1038366.72元。该案中，弥年贸易公司对此两份合同的印章不予认可，与其备案及现在使用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证，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此项事实，同时认可瀚达北域公司确实向弥年贸易公司供煤（沫煤）2311.66吨，弥年公司向瀚达北域公司支付煤款682427.7元，瀚达北域公司向弥年贸易公司开具了7张发票，金额合计636070.6元，此外，弥年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苟宇向瀚达北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狄多勇账户付款41633.28元。2018年3月6日以后，瀚达北域公司未再提供双方约定的沫煤，弥年贸易公司也不再支付货本院依据查明的前述事实，作出(2019)新0102民初8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瀚达北域公司要求支付返利款的诉讼请求，现该份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6月6日，瀚达北域公司向弥年贸易公司账户汇款95000元，在附言栏中注明是“购煤款”。2019年4月10日，瀚达北域公司又持一份加盖弥年贸易公司印章的《买卖合同》诉至本院，以被告弥年贸易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焦煤为由，要求被告弥年贸易公司返还预付的购煤款95000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告瀚达北域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加盖的印章与弥年贸易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不是同一枚，瀚达北域公司提交的此份《买卖合同》及前述两份合同上均有案外人童亮的签名，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否认童亮是其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但知晓童亮是煤炭行业的个人中介、经常活跃与新疆地区。此份《买卖合同》约定，卖方是弥年贸易公司、买方是瀚达北域公司，货物名称为其他焦煤、数量为3000吨，单价为725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6月24日。在本案庭审中，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对双方发生的2311.66吨煤炭交易的购买单价表示不清楚，仅陈述用其实际支付的款项724060.98元（682427.7元+41633.28）减去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金额636070.6元，得出其公司多支付88099.38元、双方经过对账后、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应向其公司予以退还的结论。至于其公司何时、与谁进行的对账，弥年贸易公司表示不清楚，并表示同意退还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多向其公司退还的款项。本院认为，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瀚达北域公司提交的三份合同加盖的公章均不是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备案的或现在使用的印章，弥年贸易公司据此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在第一份《煤炭采购合同》的落款时间2017年12月31日之后实际发生了煤炭买卖关系，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被告弥年贸易公司提供了煤炭，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向瀚达北域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并收取了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开具的发票，双方当事人在2018年3月6日之后已实际未向对方再履行任何义务，应认定此份合同已实际终止履行。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对双方发生交易期间的煤炭单价不清楚，这与常理不符；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实际向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狄多勇付款合计支付724060.98元，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636070.6元，二者实际差额为87990.38元，而非被告弥年贸易公司自认的88099.38元，既然双方有明确的对账，确认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多支付了款项，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在退款时，又多退了应当退还的数额，这也与常理不符。被告弥年贸易公司未就何时与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对账予以明确，也未就此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瀚达北域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向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供货期间，所提供的煤炭税后买入价为310元、320元不等的事实，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依据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计算出煤炭税后价格为275.16元/吨（636070.6元÷2311.66吨），此价格明显低于供货方瀚达北域公司的买入价格，这亦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定，原告瀚达北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退还的95000元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的煤炭买卖合同无关，对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关于此95000元系退还多支付款项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本案中，原告瀚达北域公司提交的履行期间为2018年5月26日至2018年6月24日《买卖合同》，虽然加盖的公章不是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备案的或现在使用的公章，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双方交易期间银行回单记载的附言栏的内容，根据证据优势原则，能够认定本案争议的95000元是另一买卖合同，即原告瀚达北域公司作为买方、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作为卖方的买卖合同中涉及的款项。被告弥年贸易公司不认可双方存在此项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又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此笔款项是另一已经履行合同中退还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弥年贸易公司在收取货款95000元后，应当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现其未履行此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原告瀚达北域公司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返还预付货款950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二、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返回预付货款95000元；三、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800元（95000元×6%/年÷12个月/年×8个月），并按照年息6%的利率继续支付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95000元货款自2019年2月15日至实际还款日期间的利息。以上款项，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0元（原告已预交3405元）,由被告重庆弥年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于本判决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日前一并支付给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剩余1135元由本院退还给原告乌鲁木齐瀚达北域贸易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盖明霞人民陪审员  石景荣人民陪审员  阴小丽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周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