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2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南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3122728060。 法定代表人：张子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季杨，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成，男，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冲、徐明良，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程宇，男，197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原审被告：王俊，男，197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审被告：汤彬彬，女，197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审被告：张子麟，男，195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原审被告：张秀云，男，196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审被告：王志强，男，196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原审被告：何光煊，男，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遍福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建成、原审被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民初4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遍福雨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19日，2016年8月23日起，张子麟、汤彬彬、何光煊、王志强登记为遍福雨公司的股东，公司注册资金由1000000元变更为10000000元，2017年8月17日，程宇、张秀云增加登记为该公司股东。目前，遍福雨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汤彬彬占42.5%，张子麟、王志强各占15%，何光煊占12.5%，张秀云、程宇各占7.5%，张子麟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俊以公司大股东汤彬彬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到遍福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 2、2016年5月22日，遍福雨公司与杭州富阳区灵隐寺签订《杭州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一份。约定：一、双方合作期限至富阳区灵隐寺寺庙全部修建完成。二、双方共同组成寺庙管理委员会。三、双方在合作修建过程中的权利及责任，1、甲方（杭州富阳区灵隐寺，下同）的权利及义务：在合作期内，乙方（遍福雨公司，下同）是富阳区灵隐寺主要合作伙伴，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与第三方合作。双方在合作期内寺院所有的收入及支出由甲方进行监督管理。合作过程中因政策因素和住持的更替或非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双方无法合作的，甲方承诺返还乙方的实际到账周转资金和合理利息，并且乙方有权在甲方所有的收入中（除必须的寺院日常开支外）优先扣取上述费用。2、乙方的权利及义务：乙方负责募捐资金用于寺庙建设，甲方予以全力支持、配合。建设后的寺庙及灵隐洞由寺庙管委会共同监管。所有的经营活动应当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四、富阳区灵隐寺的权属：富阳区灵隐寺的产权归甲方所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尽快把寺院修建成安僧渡众的文明寺庙。五、合作双方职责：富阳区灵隐寺内凡与佛教寺庙有关的结缘用品、文化用品及其他均由寺院管委会安排管理。寺院僧人管理，佛法弘扬由甲方负责。六、富阳区灵隐寺财务支付管理：寺院修建力求专款专用，各项收入全部统一入账，统一管理，统一支配。账号、银行卡及寺庙公章由双方共同监管。当寺庙建成后，寺庙收入的20%用于成立慈善基金，用于弘扬佛法、广种福田。七、违约责任：1、乙方在募建寺庙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2、甲方非因不可抗力原因不得解除本协议。如因甲方主持更替及其他任何原因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应当支付乙方全额到账周转资金及合理利息并赔偿损失（具体事项由双方合作修建期内，到账资金及乙方具体投入见补充附件）。协议分别加盖富阳区灵隐寺和遍福雨公司的公章，王俊以遍福雨公司代表的身份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至今，寺庙管理委员会一直未在有关部门登记注册。 3、2016年12月6日，经股东汤彬彬提议，遍福雨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确定遍福雨公司的股东汤彬彬、王志强、张子麟、何光煊每人转让3%的股权给张秀云，张秀云持有遍福雨公司12%的股权，张秀云须以现金实缴1200000元作为承让金支付给转让股权方，张秀云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后三日内承让金到位，即加入公司董事会，具有其他股东同等权益与义务，张秀云在公司的职责由公司与其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定。同日，张秀云与遍福雨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确定遍福雨公司在杭州市富阳区富阳区灵隐寺建设工程的现场总指挥由张秀云来负责（主管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及现场与政府部门的协调等工作）。在目前已进行的项目工程及将要开工的项目工程由张秀云暂时垫资至±0.00；目前张秀云已交付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及开工前工人工资与管理人员的工资作为股权转让金，在本次张秀云要交付的股权转让金里扣除。该协议还列举了张秀云已经垫资完成的工程量。2016年12月15日，遍福雨公司发出开工报告，确定建设单位为遍福雨公司、工程负责人为王龙飞、建设单位联系人为张秀云。而郑建成自2017年2月起即带领一帮工人为富阳区灵隐寺建设项目提供泥工等劳务服务，2017年9月5日，程宇以个人的名义与郑建成签订《工地劳务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杭州市富阳灵隐寺大雄宝殿项目工程的土建（根据施工图确定）由郑建成承包，承包方式为“清人工费”形式，但未确定施工期限。程宇同时对郑建成施工班组在2017年2月至8月间的劳务工资进行了签字确认，确认应付郑建成灵隐寺基础设施建设人工工资322952元。因郑建成通过与张秀云的微信聊天，见到《委托书》的照片一份，该委托书的内容为：遍福雨公司的大股东汤彬彬全权委托王俊作为杭州富阳灵隐寺项目代表，行使大股东一切权利及义务，2017年9月13日，应郑建成的要求，王俊以富阳区灵隐寺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与郑建成重新签订《工地劳务承包合同》一份，内容与程宇所签署的合同几乎一致，但明确确定本工程上梁期限为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6日止等。期间，程宇以工程建设需要为由向郑建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向郑建成借款200000元用于案涉工程。因工程发包方一直未向郑建成支付工资，2018年1月初，郑建成组织相关工人赴上海向张子麟等人催要工资，2018年1月7日，王俊、张子麟、程宇以遍福雨公司股东的身份在上海市公安局瑞金二路派出所共同签署《说明》一份，承诺，如富阳劳动局或富阳区万市镇政府认定工人劳动报酬由遍福雨公司承担，则工人来上海的合理支出由遍福雨公司承担。1月10日，张子麟出具书面说明一份，内容为“今由王俊代股东按股东会决议处理与工人劳动报酬事宜（股东决议发在群里）与王俊同工人付款协议同步。”同日，王俊作出书面《付款承诺》一份，承诺“第一笔付款30万于2018年1月13日付清，第二笔付款30万于2018年1月25日付清，第三笔付款894040元于2018年2月5日付清。以上所有付款必需由王俊、程宇、张秀云、张子麟、王志强、何光煊委托万市镇平山村，村镇两级单位主导参与并且以上人员全权委托王俊处理此事。”事后，遍福雨公司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并未按上述承诺付款。 郑建成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遍福雨公司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支付工程款1494040元及利息损失32495.37元（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自2018年2月5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8月4日止）；本案诉讼费由遍福雨公司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负担。 原审审理中，郑建成表示，其所提供的《杭州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遍福雨公司董事会决议等证据材料的复印件，均来源于王俊。王俊2018年1月10日出具的书面承诺书所载明的给付款1494040元，包括程宇于2017年9月因案涉工程需要而向郑建成所借的200000元款项，该部分款项，根据程宇的指示通过转账方式交付王俊150000元，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王俊5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郑建成2017年初至2018年1月间带领施工班组在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建设项目中提供劳务，经结算，富阳区灵隐寺基建项目尚欠郑建成劳务报酬及工程暂借款合计1494040元。该项事实有王俊出具的承诺书、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郑建成与遍福雨公司间是否存在劳务承包合同关系，遍福雨公司是否有义务向郑建成支付上述欠款？二是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作为遍福雨公司的股东是否应承担向郑建成付款义务？三是王俊是否应承担向郑建成付款的义务？ 就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原审法院认为，遍福雨公司与郑建成间存在劳务承包合同关系，遍福雨公司有义务向郑建成支付上述欠款。其理由如下，首先，郑建成所提供的《杭州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能够证明杭州富阳区灵隐寺的修建项目由遍福雨公司投资建设，建设资金的来源包括遍福雨公司的募捐及其自身的投资，根据该协议，遍福雨公司负有对外支付灵隐寺修建项目工程款的义务。其次，虽然遍福雨公司抗辩因至今未按协议的约定成立“寺院管理委员会”，上述合作修建协议未实际履行，但郑建成提供的遍福雨公司《董事会决议》和遍福雨公司与张秀云签订的《补充协议》、开工报告等证据材料，证明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已经在遍福雨公司的投资下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杭州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正在逐渐在履行过程中，故遍福雨公司主张上述协议未实际履行，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与郑建成直接产生联系和签订书面劳务承包合同的张秀云、程宇、王俊，均为遍福雨公司的股东或股东代表，郑建成虽然未能提供委托书等证明张秀云、程宇、王俊接受遍福雨公司的委托实施民事行为的证据材料，但其长时间在富阳区灵隐寺修建工地上提供劳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张秀云、程宇、王俊能够代表遍福雨公司与其就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建立起劳务承包合同关系。第四，张子麟作为遍福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月8日授权王俊与郑建成结算劳务工资，也能够证明遍福雨公司系富阳区灵隐寺建设项目的出资人。综上所述，遍福雨公司系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的投资方，程宇以个人名义，王俊以灵隐寺管理委员会名义与郑建成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王俊出具的付款承诺书，均构成代理行为，依法应由遍福雨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郑建成与遍福雨公司间就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存在劳务承包合同关系，现郑建成起诉要求遍福雨公司偿付劳务报酬和垫资款合计149404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遍福雨公司未按王俊出具的承诺书承诺的期限付款，已构成违约，现郑建成要求遍福雨公司计付自逾期之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日止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就争议焦点二，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作为遍福雨公司的股东是否应承担向郑建成付款义务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并非是案涉工程的直接投资人，与郑建成间没有直接的劳务承包合同关系。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作为股东的程宇等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对遍福雨公司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郑建成起诉要求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对上述债务承担付款义务，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王俊的民事责任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郑建成关于“王俊与其签订《工地劳务承包合同》，表明了王俊为该项目全部工程款进行担保”的主张，一方面，上述劳务承包合同并未反映出王俊本人愿对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的工程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王俊系遍福雨公司股东汤彬彬的代表，其代表汤彬彬行使遍福雨公司在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中的股东权利，其以富阳区灵隐寺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与郑建成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和向郑建成出具付款承诺书的行为属于代理遍福雨公司实施民事行为的代理行为，其本人对代理行为的相对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对郑建成要求王俊对上述债务承担付款义务，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遍福雨公司虽未直接与郑建成签订书面的劳务承包合同，张秀云、程宇、王俊在富阳区灵隐寺修建项目中因该建设项目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均应由遍福雨公司承担，现郑建成起诉要求遍福雨公司偿付欠款并支付逾期利息，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郑建成要求程宇、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王俊对上述债务承担付款责任，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汤彬彬、张秀云、何光煊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自动放弃民事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郑建成劳务工资及工程垫资款1494040元，并以149404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2月6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郑建成的其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39元，减半收取9269.5元，由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郑建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遍福雨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遍福雨公司与郑建成之间不存在劳务承包关系，遍福雨公司不应当支付劳务工资及工程垫资款。案涉建设工程是富阳灵隐寺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是富阳灵隐寺，而不是遍福雨公司。原审法院对该相关事实的认定错误。1、遍福雨公司没有投资建设寺庙修建项目。根据《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第三条第2项的约定，遍福雨公司的义务是负责募捐资金用于寺庙建设，而非由遍福雨公司直接投资建设寺庙，遍福雨公司只负责资金募集，不参与建设工程的具体事项。且《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中还约定需要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事实上该管理委员会也实际成立。原审中，遍福雨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该寺庙管理委员会的登记备案情况，但原审法院未予任何回复。退一步而言，即使该寺庙管理委员会没有登记注册，也不影响寺庙管理委员会客观上实施了案涉建设工程的有关的法律行为。2、原审判决认定王俊、张秀云、程宇代表遍福雨公司实施了案涉建设工程的有关行为是错误的。鉴于寺庙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且王俊是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寺庙修建工作，所以王俊是以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与郑建成联系或签订书面合同。更何况，王俊并非遍福雨公司股东，仅仅是股东汤彬彬的授权代表，不能推断王俊是遍福雨公司的代表。至于张秀云和程宇，起初是案涉建设工程的包工头，后来在王俊的安排下成了遍福雨公司的股东，因此，张秀云和程宇本就是和王俊以其参与案涉工程的建设，不能因为中途变成了遍福雨公司的股东，其行为就代表遍福雨公司，更不能让遍福雨公司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再者，寺庙建设的过程中，遍福雨公司从未与郑建成签订过任何协议或文件，也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所以原审认定遍福雨公司和郑建成存在劳务承包关系，显然缺乏依据。3、如果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中约定了由遍福雨公司投资建设寺庙，该约定也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五十三条关于禁止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等规定，因此该《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应当属于无效协议。正因如此，遍福雨公司在原审中向法庭陈述“开工报告、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等是代表寺庙管理委员会办理的”，所有有关寺庙建设的行为遍福雨公司均未履行过。现原审法院认为遍福雨公司是寺庙建设的发包人显然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的强制性规定。综上，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郑建成对遍福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郑建成在二审期间辩称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遍福雨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张子麟、何光煊的意见与遍福雨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秀云、王志强在二审期间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中，遍福雨公司向本院提交补充协议及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欲证明案涉工程系王俊代表富阳区灵隐寺实施的，与遍福雨公司无关。郑建成认为该两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且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审被告张子麟、何光煊认可遍福雨公司的举证。原审被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秀云、王志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遍福雨公司二审提交的补充协议未提交原件，且无法对该补充协议所针对的主合同作出合理说明，而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其举证目的，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郑建成、原审被告程宇、王俊、汤彬彬、张子麟、张秀云、王志强、何光煊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遍福雨公司是否应就郑建成施工完成的工程承担付款责任。遍福雨公司主张其并未投资建设案涉工程项目，其对郑建成的施工情况不知情，案涉工程所涉付款责任应由王俊或者王俊所代表的寺庙管理委员会承担。但根据审理查明，王俊系作为遍福雨公司的代表与富阳区灵隐寺签订《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遍福雨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而王俊系遍福雨公司大股东汤彬彬的全权代理人，代表汤彬彬行使遍福雨公司在案涉项目中的股东权利，且遍福雨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寺庙管理委员会已经备案登记以及王俊系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等事实。同时根据审理查明，在案涉纠纷的前期处理过程中，遍福雨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子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委托王俊代遍福雨公司股东处理案涉工程相关事宜。根据上述事实，遍福雨公司提出的王俊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相关行为系代表寺庙管理委员会，并非代表遍福雨公司的相关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遍福雨公司与张秀云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可知，遍福雨公司的股东张秀云系案涉项目工程的现场总指挥，结合遍福雨公司在案涉工程的开工报告、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中均有盖章，与郑建成签订《工地劳务承包合同》的系遍福雨公司股东程宇，以及遍福雨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子麟出面处理本案纠纷并委托王俊处理工程款事宜等事实，本院认为遍福雨公司提出其未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建设，对案涉工程均不知情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定遍福雨公司与郑建成之间就案涉工程建立劳务承包合同关系，遍福雨公司应当承担相关工程款的支付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遍福雨公司提出的其与富阳区灵隐寺所签订的《杭州市富阳区灵隐寺合作修建协议》存在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的强制性规定情形，该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亦与本案所涉工程款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39元，由上诉人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上海遍福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至本院退回多缴纳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