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81行初81号 原告黄英，女，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原告梁桂如，女，194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原告宋书凝，女，199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林贞祥，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元涛，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成都市锦城大道366号。 法定代表人苏鹏，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刘康学，男，系郫都区人社局分管领导，197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代理人梁国钊，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君乐园调味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清河村6组41号。 法定代表人旷世军，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先进，成都市郫都区蜀都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诉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第三人成都君乐园调味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君乐园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向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2019年7月24日，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向被告成都人社局、第三人君乐园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田彦涛独任审理，并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黄英及三位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贞祥、林元涛，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出庭负责人刘康学、委托代理人梁国钊，第三人君东园公司委托代理人吴先进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因本案案情疑难复杂，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2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黄英及三位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贞祥、林元涛，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梁国钊，第三人君东园公司委托代理人吴先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成都人社局于2019年5月6日作出的〔2019〕17-002号《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调查核实，2019年1月26日下午16时28分许，宋玉林请假离开单位后，于1月26日下午16时47分，晕倒在友爱镇何家场社区新幼儿园大门对面路边。经郫都区中医院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出血并破入脑室；2、蛛网膜下腔出血。2019年1月28日11时27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宋玉林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情形，故决定不予认定为因工死亡。 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诉称，1、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通过原告提交给成都市人社局的黄英与第三人成都君乐园公司管理人员旷永利的电话录音可以确认，在2019年1月26日下午4点20左右，宋玉林在第三人处上班时，突然发病，当时脸上没有血色，无法继续工作。成都君乐园公司管理人员旷永利发现死者宋玉林当时情况很严重，不但没有立即打120，也没有通知其家属，反而是让死者宋玉林请假独自回家。显然是第三人想要规避自身的责任。在宋玉林出第三人厂门不到150米处就晕倒在马路边。路过的旁人发现后通知120，随即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到郫都区中医医院，该医院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出血并破入脑室；2、蛛网膜下腔出血。2019年1月28日11时27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能够明确地反映出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及宋玉林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事实。被告认为宋玉林的发病时间是在离开单位后，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2、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旷永利作为第三人处的管理人员，对宋玉林的工作、请假直接管理责任，其录音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能否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为〔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青冈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复印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2、郫都区中医医院出院病情证明书复印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遗体火化证明复印件；3、《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9〕17—002号）复印件；4、接（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5、光盘及电话录音书面记录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被告成都人社局对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宋玉林在工作期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仅证明宋玉林因自身突发疾病而死亡；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认为该录音证明宋玉林在事发当日是正常下班，在下班后才因自身突发疾病而死亡，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的行为，此种方式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人君乐园公司认可被告成都市人社局的质证意见，且认为入院记录、死亡证明、入院诊断及原告提交的派出所提交的情况说明载明当时宋玉林自称不舒服，坐在路边，晕倒在地受伤，说明宋玉林所受伤系在幼儿园门口，不知什么原因，倒在地上，形成外伤，诱发相关疾病，不能确认宋玉林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被告成都人社局辩称，1、被告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工伤认定程序中的《情况说明》、打卡记录、证人证言等、病历资料等证据足以证明宋玉林于2019年1月26日16时28分离开公司，当日16时47分突发疾病，在何家场新幼儿园门前晕倒，120将其送郫都区中医院诊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宋玉林显然系在离开单位后，未在工作岗位、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视同工伤的规定。2、被告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构成“视同工伤”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件：一是因突发疾病死亡或经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二是突发疾病时间系因工作期间；三是突发疾病地点系工作岗位。本案宋玉林的情形仅符合第一个条件，并未在工作岗位、工作期间突发疾病。3、被告坚持三公原则，依法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维护工伤保险基金的稳健运行。4、被告依法履行职责，进行受理、告知、送达等行政行为，案涉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成都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原件、工伤认定材料（证据）清单复印件、黄英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宋玉林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接（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遗体火化证明复印件、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复印件、病历资料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证明书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记录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出院病情证明书复印件；2、营业执照、《情况说明》、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证明书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复印件、郫都区公安分局友爱派出所情况说明复印件、旷世军、吴先进身份证复印件、唐明根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杨霞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打卡记录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急诊科120出诊病历记录复印件；3、黄英、唐明根、旷永利、旷世春询问笔录及旷永利、旷世春、唐明根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结合原告提交的病历资料、接（报）处警登记表、情况说明、打卡记录等材料；4、《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019]17—077号）、《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2019]17—016号）、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复印件、《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9〕17—002号）复印件；5、《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对被告成都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中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原件、黄英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宋玉林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遗体火化证明复印件、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复印件、病历资料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证明书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记录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出院病情证明书复印件无异议，对证据1中的工伤认定材料（证据）清单复印件无异议，但被告未出示录音光盘，有失其中立的角色；对证据1中的接（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认为该登记表的内容是有一名男子骑摩托车，说自己不舒服，下车后坐在路边并倒在地上，并不是像第三人陈述的是摔倒受伤，且证明宋玉林发生晕迷的地点是在离第三人处仅150米左右的地方；对证据2中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证明书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复印件、旷世军、吴先进身份证复印件、郫都区中医医院急诊科120出诊病历记录复印件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情况说明》的三性不认可，被告作为行政机关，不应当以第三人的单方陈述作为证据；对证据2中的郫都区公安分局友爱派出所情况说明复印件，认为此份证据无原件；对证据2中的唐明根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认为证明宋玉林在请假离开公司前，已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上突感身份不适而请假离开；对证据2中的杨霞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与本案无关，只证明宋玉林离开公司的事情；对证据2中的打卡记录复印件，对打卡时间无异议；对证据3中旷永利的询问笔录，认为被告的调查并没有查清事实，且旷永利的陈述与通话录音所载明的内容明显冲突，旷永利与本案事实认定有直接关系，请法庭责令旷永利到庭接受双方询问；对证据3中的唐明根的调查笔录，认为该笔录中载明宋玉林是因为身份不舒服向他请假；对证据3中的黄英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旷世春的调查笔录，认为证明宋玉林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已突感不适；对证据4中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4、5的其他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君乐园公司对被告成都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且认为从死者打卡离开企业的时间是16点28分，到死者晕倒的时间是16点47分，相隔接近20分钟，且死者骑的是摩托车，杨霞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其骑的摩托车，如果宋玉林身感不适，不清楚宋玉林是否在其他地方逗留或者迂回企业。第三人的公司员工请假事由一般是有事、身体不舒服，死者以不舒服为由请假离开公司并不能说明死者在公司突发疾病。 第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也未提交证据，但最后陈述意见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5，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英系死者宋玉林之妻，原告梁桂如系宋玉林之母，原告宋书凝系宋玉林之女。宋玉林系第三人成都君乐园公司员工，双方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1月26日下午，宋玉林称自己身体不舒服，向第三人成都君乐园公司生产组长唐明根请假，经唐明根及第三人管理人员旷世春同意后，于当日16时28分打卡，骑摩托车离开公司。当日16时47分，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友爱派出所接到报警。经友爱派出所处警人员前往郫都区友爱镇何家场社区新幼儿园现场调查，宋玉林骑摩托车称自己不舒服，下车后坐在路边并倒在地上，路边行人发现后报警。现场民警会同120，将宋玉林送至郫都区中医医院治疗，并联系宋玉林之妻黄英。 《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载明：“入院日期：2019年1月26日17：43：44。发现病史：1小时前患者被发现昏倒在路边，呼之不应，伴呕吐胃内容物，无四肢抽搐、角弓返张、口吐白沫、双目上视、腹泻等症状；行人遂拨打120急救，由我院急诊120出诊将患者接回我院，急诊院前行头颅CT检查……头颅CT检查提示：颅内出血，遂以‘脑出血’收入我科。入科症见：中度昏迷，带入气管插管，前额部皮肤擦伤，未见流血，大小便未解”。 《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记录》载明：“死亡原因：脑疝形成。最后诊断：中医诊断：出血中风（淤血阻窍）西医诊断：1、左侧额叶脑出血伴破入脑室脑疝形成2、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3、中枢性尿崩4、电解质紊乱（低钾、高钠血症）”。 2019年2月20日，原告黄英向被告成都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成都人社局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宋玉林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故对其不予认定因工死亡。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宋玉林应当被认定为因工死亡，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之规定，本院对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权、程序、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合法性审查。 关于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为履行社会保障职责的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认定。 关于程序。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在收到原告徐成林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据职权进行调查，在法定期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宋玉林的死亡情形是否属于该条款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本院认为，“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是否认定为工伤应从两个方面确定，一是“突发疾病”的性质，二是与“突发疾病”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关联性。“突发疾病”是指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突然发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一旦发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影响生命安全的疾病，具有不可预见性、危重性、紧急性的特点。同时，突发疾病地点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时间是在工作时间内。即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与感觉身体不适有本质区别。本案中，宋玉林在2019年1月26日下午因自己身体不舒服，向公司管理人员请假后，于16时28分打卡后骑摩托车离开公司，并于当日16时47分，坐在路边晕倒，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即宋玉林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仅为身体不适，并非突发不可预见性、危重性、紧急性的疾病。同时，根据《郫都区中医医院死亡记录》及《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宋玉林的死亡原因为“左侧额叶脑出血伴破入脑室，脑疝形成”。结合原告黄英陈述“宋玉林无高血压”及《郫都区中医医院入院记录》载明的“既往史”，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宋玉林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已发作脑出血，因其错误预判病情未及时就医。因此，被告成都市人社局经调查后，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认定宋玉林的死亡情形不属于视同工伤情形，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9〕17-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英、梁桂如、宋书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彦涛 人民陪审员  卜伟召 人民陪审员  罗雪莲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林芳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