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8535号 原告：谢某，男，201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法定代理人：罗某，女，198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系原告之母亲。 被告：高新区唐人舞蹈工作室，经营场所：成都高新区（西区）阳光街18号。 经营者：杨宠，男，199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原告谢某与被告高新区唐人舞蹈工作室（以下简称唐人舞蹈室）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被告唐人舞蹈室及其经营者下落不明，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吴希孝担任审判长，并与人民陪审员张明、祝捷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某的法定代理人罗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人舞蹈室经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谢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立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培训合同，退还剩余课时费2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8年3月20日收取原告舞蹈培训课时费肆仟柒佰元，约定原告参加舞蹈培训（72＋8＋3）节课时。2018年12月24日，被告交给原告《唐人舞蹈会员协议》一份，决定“所有学员课程暂停”，“计划在2019年5月1日前开课”，同时口头告知原告剩余课时费为贰仟贰佰元，但时至今日，被告既没有重新开课，也没有退还原告剩余课时费，甚至许多时候还失去联系。 被告唐人舞蹈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到被告处报名舞蹈培训，并于2018年3月20日，向被告唐人舞蹈室支付了培训费4700元。被告唐人舞蹈室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谢某年卡4700元；（72＋8＋3）节。”双方建立了舞蹈培训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之后，原告到被告处参与舞蹈培训，被告亦依约向原告谢某提供培训舞蹈的服务。被告于2018年12月左右单方面进行停课，原告自认剩余课时为34节课。 2018年12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唐人舞蹈会员协议》，约定：因2018年12月18号教育局下达通知，所有少儿培训机构需要办理办学许可证及办理办学许可证的要求；在唐人舞蹈搬迁正常之前所有学员的课程暂停，不计算课时期限；唐人舞蹈计划在2019年5月1日前完成以上国家规定开课，如果没有准时开课，唐人舞蹈会将会员的原本剩余课时费全数退还。 2019年2月19日，被告通过微信群发的方式向原告告知：唐人舞蹈办学两年以来，有很多家长对我们非常信任，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办学许可证要求的场地还没有找到，时间耗时太久，所以唐人舞蹈所有老师决定先退还家长所剩课时的费用，如果我们场地定好，继续办学，家长可以选择再报。我们选择先退费。我们会真诚的对待。请家长把家里的详细地址，还有能接的到的电话发过来。明后天，tom老师会亲自上门和家长签署退款协议。因为退费数额较大，所以tom老师一定要当面和家长讲清所有……”。 但被告并未按其承诺向原告退还剩余的课时费，且直至本案庭审终结前，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唐人舞蹈室已按约退还原告谢某上述2200元。 原告亦在庭审中认为其在收到上述被告重要通知的当日（即2019年2月19日）与唐人舞蹈室解除了服务合同。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唐人舞蹈会员协议》、微信聊天截图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经过庭审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虽然本案中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但根据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唐人舞蹈会员协议》、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成立舞蹈培训的法律关系。双方本应按照该舞蹈培训的法律关系，切实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但被告未依约履行其舞蹈培训等合同义务是导致本案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 本案中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重点论述下面几个问题： 1、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原告谢某出生于2013年，在该服务合同成立及履行期间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本案的一审诉讼期间亦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亦无诉讼行为能力。那么原告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意味着原被告成立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是无效的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本案所涉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似乎也应当无效的。但本院同时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由沈德咏主编的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中，更进一步指出“既然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概无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利之可能，亦无再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判断之必要，故宜直接认定其有效，以使民事法律关系尽快得以稳定。”同时，该文同时提出“司法实践中，可在确保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就对细小生活行为能否准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民事行为效力之规定，进行探索。”故，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在学术理论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存在例外之情形。 但本案中，既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亦非“细小生活行为”，而是双务、有偿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合同的名义人系原告谢某与被告，同时双方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唐人舞蹈会员协议》亦以原告的名义订立，故似乎应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了上述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但如果再结合该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内容，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上，就会发现，这些权利义务内容，并非原告所能理解亦非原告可以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来设定。因此，本案的主体问题就成了一个值得细细考察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所有的服务合同关系从签订到履行到最后的协商解除合同、退款，乃至提起诉讼等，均并非原告个人实施，而是在其法定代理人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意思表示的发出并非原告独立而为，而是有很强的其法定代理人的意思表示的色彩。但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该服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愿意以原告本人的名义进行签订合同、乃至提起诉讼，故认定原告为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更符合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同时，原告虽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具有诉讼权利能力，是可以作为诉讼中的当事人的。故原告诉讼主体，其资格也并未违背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禁止性规定。 但本案认定原告为合同的相对方以及诉讼主体，依然面临一个更重大的理论挑战，即原告在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中，不仅有权利，同样也有义务；原告在诉讼法律关系中，不仅有胜诉的可能性，亦有败诉的可能性，甚至如果被告提起反诉的情况下，原告亦可能成为反诉被告。故，似乎也就推翻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制度本身。但再细致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立法初衷系：防止无行为能力人贸然闯入充满风险的交往世界而自我伤害。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行为能力欠缺者的保护，优先于交易安全。因此，该条的设置实际上隐含了一个隐形条件，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单独）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本案中，原告所为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都是在其法定代理人的参与之下完成的，有的甚至是其法定代理人代其所为，因此，在有法定代理人参与的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名义相对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且其不仅可以作为原告，亦可作为被告，既可以有权利，亦可以有义务。这也符合现在市场经济之现状，比如大量的房屋、存在等财产，登记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名下，房屋买卖合同系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名义签订的，而合同的相对方也最终成为了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已经存在大量的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名义签订的双务合同，而其效力应考虑其并非单独作出的意思表示，从而应当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2、本案被告的法律责任应如何认定？在判项中应如何表述？被告系个体工商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体例安排，个体工商户在自然人一章中。《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规定：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本案中，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高新区唐人舞蹈工作室为被告，同时由于该个体工商户在营业执照上登记为个人经营，并确定经营者为杨宠，故也应列明经营者杨宠的基本信息。但这样的处理，则在判项中出现为难之处，是该表述字号为承担责任的主体，还是该表述经营者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抑或是应同时表述？本院认为，个体工商户虽列明为当事人，但属于自然人范畴。故在判项中不仅应列明个体工商户，亦应列明经营者为承担本案的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 且本院认为：为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的同时，还应当注明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家庭住址等。这主要是为防止有些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将执照转包或者出租给他人经营使用，或者以更换字号的方式，逃避债务及法律责任的行为。故对经营者基本信息的列明，实质上亦是强调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且个体工商户作为字号，可以依法进行变更登记，如出现字号未变而经营者变动的情形，则势必对后面的实际经营者产生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例如在（2019）苏05民终986号民事判决书中，就出现了字号未变动而经营者变动之情形）。故在判项表述中应当将经营者一并在判项中列明，以防止责权不统一之情形。 3、针对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培训合同，本院认为，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以通知的方式，通知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决定先退还家长所剩课时的费用，如果我们场地定好，继续办学，家长可以选择再报”，表明了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课时费，而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亦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合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本院确认原被告的培训合同于2019年2月19日解除。 另，2018年12月24日原被告签订的《唐人舞蹈会员协议》中约定“唐人舞蹈计划在2019年5月1日前完成以上国家规定开课，如果没有准时开课，唐人舞蹈会将会员的原本剩余课时费全数退还”，后被告又于2019年2月19日明确以微信通知的方式，告知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退还剩余课时费。因被告并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现有证据原告主张按照一年72节课计算，还有34节课没有上，因此被告应退还原告金额为4700÷72×34=2,219元。原告主张被告退还2,200元，少于2,219元，系其放弃部分权利的行为，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被告的服务合同关系于2019年2月19日予以解除； 二、被告高新区唐人舞蹈工作室（经营者杨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谢某退还剩余课时费用22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及后续因送达本判决文书发生的公告费，由被告高新区唐人舞蹈工作室（经营者杨宠）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希孝 人民陪审员  张 明 人民陪审员  祝 捷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何啟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