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刑初399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伏林，男，1967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都江堰市。因涉嫌组织卖淫罪，于2016年2月14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刑事拘留，经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6年3月22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执行逮捕，于2017年7月31日被我院取保候审。经我院批准，于2019年7月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冉桦，四川蓉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燕，四川蓉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以成华检公诉刑诉〔2016〕3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伏林犯组织卖淫罪，于2016年6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因多次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发送补充侦查意见书要求对关键性证据进行笔迹鉴定、对关键证人进行询问制作询问笔录未果后，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判处被告人周伏林无罪。后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此期间提交了笔迹鉴定意见书和证人证言询问笔录，2018年5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刑终1046号刑事裁定，以出现新证据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成华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18年8月22日、2019年3月29日向本院申请延期。本院另组合议庭，于2018年6月29日召开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1月15日、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并未涉及个人隐私问题）进行了审理。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敏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伏林及其辩护人冉桦、杨燕、证人辛某、陈某1、袁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本案证据较为繁杂，本院依职权决定召开庭前会议。在庭前会议中，承办法官就控辩双方在管辖、回避、异议证据等方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出了鉴定申请。庭前会议中，明确了本案争议的焦点，并形成了庭前会议报告，提交合议庭。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伏林自2011年9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为牟取非法利益，承租成都市成华区金玉阳光酒店四楼阳光康体中心（以下简称康体中心）用于经营，并在该中心雇佣朱某担任客服经理，陈某2担任总经理，赖某、陈某3担任经理，作为会所工作人员，组织卖淫女在会所从事卖淫活动（上述人员均已判决）。2013年11月3日，公安民警对阳光康体中心进行检查时，现场挡获陈某2、赖某、陈某3以及在会所Ｖ05翡翠等房间进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曾某、任某、康某等人，并现场查获工资表、考勤表、赃款等物品。2016年2月14日，被告人周伏林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伏林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周伏林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其与金玉阳光酒店之间的承包合同已于2013年8月份到期，到期后就离开了酒店由客服经理朱某继续经营管理，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酒店；从来没有见过在案证据中的房屋租赁合同和会谈纪要，上面的签名均不是自己本人签署，也从未参加过酒店的会议；在合同期内康体中心的经营是正规合法的，并没有任何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故认为其并不构成犯罪。 其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2013年8月31日前，康体中心在周伏林承包合同期内不存在卖淫行为。公诉机关所出示的证据，尤其是朱某、陈某2、赖某等人的供述、证人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的问题，证明力不足；2、2013年8月31日，因合同到期未续约，周伏林从康体中心撤出，由朱某继续实际经营管理康体中心，周伏林不存在组织卖淫行为，也不知晓离场后康体中心的经营情况；3、《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层房屋租赁合同》与《会谈纪要》上“周伏林”的签名并非周伏林本人笔迹；4、法院对陈某2等的判决并未认定周伏林是康体中心的老板，并未认定康体中心在2011年9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有组织卖淫嫖娼的情况，仅是对2013年11月3日当日卖淫嫖娼的情况予以了认定。综上，指控被告人周伏林犯组织卖淫罪的证据不足，请求法院判决其无罪。 公诉机关为了支持公诉，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被动到案的经过； 2、被告人周伏林的基本情况、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主体适格； 3、检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明公安机关查获康体中心卖淫嫖娼现场的情况。 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公安机关查获康体中心时扣押了工资表、考勤表、交接本、即时签到本及相关的公司制度等物品； 5、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同案犯朱某、陈某2、赖某等人被刑事处罚以及卖淫嫖娼人员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6、《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层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酒店将附楼4层及该楼层的现有设备（该楼层为原酒店所设的康体中心）租赁给周伏林；期限两年，从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限届满前30日内，周伏林如续租，享有优先权，双方另行订立合同；周伏林租赁后只限于经营与康体相关的项目如：浴足、保健按摩及美容美发，不得将该房屋用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经营行为，未经酒店书面许可，不得改变、扩大经营范围；酒店还要求工作人员着装、行为、服务要符合酒店行业规范和服务标准；合同期限届满时，合同自行终止，酒店如果欲继续进行承包经营的，在同等条件下，周伏林享有优先选择签约的权利。证明2011年9月至2013年8月期间，被告人周伏林系康体中心的实际承租人； 7、《会谈纪要》，2013年12月23日17:00时，在金玉阳光酒店倪总办公室，酒店方的倪某、徐某、沈某、张某及被告人周伏林参加会议并形成《会谈纪要》，其主要内容为：租赁期已到，双方同意不再续签合同，租赁关系于11月4日自动中止。双方签字时间为12月24日。证明被告人周伏林与金玉阳光酒店的租赁关系终止于2013年11月4日，在康体中心被查处时实际经营者仍是被告人周伏林； 8、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3月5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2013年12月24日《会谈纪要》“承租方签字”栏的“周伏林”签名笔迹，与被告人周伏林《中国公民普通护照》第一页身份证号码“5101811967××××××××”及姓名“周伏林”字迹，第二页签名“周伏林”、第三页受理栏签名“周伏林”，及年月日“2013.10.8”数字笔迹均是同一人书写习惯形成。证明《会谈纪要》上签字为被告人周伏林亲自书写； 9、证人曾某、任某、张某某的证言，均系卖淫人员，陈述了2013年11月3日晚在康体中心卖淫被抓获的情况，并陈述陈某2负责招揽客人、安排小姐上钟和客人发生性关系，并定时召集小姐开会，赖某负责小姐请销假、安排工作时间，为小姐安排客人，陈某3负责小姐培训。三人于2013年9月后陆续开始在康体中心提供卖淫服务。证明康体中心提供卖淫嫖娼服务的事实以及陈某2等人的分工职责情况； 10、证人罗某、康某、陈某的证言，均系嫖娼人员，主要陈述了2013年11月3日晚在康体中心嫖娼被抓获的情况。证明康体中心提供卖淫嫖娼服务的事实； 11、证人肖某1、肖某2、李某蓉、刘某祝、罗某群、张某的证言，系现场挡获的客人、浴足技师、当晚前去应聘浴足技师的人员，证明2013年11月3日晚公安机关查处康体中心的情况； 12、证人张某的证言及辨认，其系金玉阳光酒店副总经理，主要陈述到：酒店与周伏林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8月31日，具体内容是将酒店附楼的4楼租赁给周伏林用于浴足、保健及美容美发，时间从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一共签了两年，每年租金12万元。2013年11月被公安机关查处时，承租人还是周伏林。2013年8月31日后，一是周伏林承租期内，因西博会酒店接待公安局通知暂停营业一个半月，后来与周伏林口头协商后，答应将租赁合同期限后延两个月，二是周伏林当时还有3万元保证金在酒店，并且周伏林也和酒店说了还要继续承租康体中心，只是由于在租金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就没有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证明被告人周伏林在合同到期后仍然系康体中心的实际经营者； 13、证人徐某的证言及辨认，其系金玉阳光酒店副总经理，主要陈述到：租赁合同在2013年8月31日到期后康体中心还是由周伏林进行经营管理。在租约到期前周伏林向酒店提出继续承租的要求，酒店要求若再续租不能以个人名义要以公司名义承租，当时一直在谈这个事。2013年8月31日以后直至2013年11月初案发，金玉阳光酒店四楼康体中心的实际承租经营者是周伏林。2013年12月23日的《会谈纪要》签订时，参会的有倪某、沈某、张某及其本人，周伏林也在场，《会谈纪要》上的签名是周伏林本人签署。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证明被告人周伏林在合同到期后仍然系康体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并由其本人签署了《会谈纪要》； 14、证人沈某的证言及辨认，其系金玉阳光酒店运营副总，主要陈述到：2013年底康体中心被查处时，康体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应该是周伏林，因为是他签的租用合同；2013年12月23日的签署《会谈纪要》时有倪某、徐某、张某、周伏林及其本人参加，周伏林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证明被告人周伏林在合同到期后仍然系康体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并由其本人签署了《会谈纪要》； 15、证人詹某的证言及辨认，其系康体中心工作人员，主要陈述了其是2013年3月经朋友介绍来上班的，主要就是收银员，不知道老板是谁；康体中心存在卖淫嫖娼的情况；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是公司制定的，是朱某告知其的；员工和技师会不定期开会，都是陈某2主持，并给技师下任务。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证明康体中心在2013年3月就存在卖淫嫖娼的情况； 16、证人朱某的证言及辨认。其于2015年4月29日、5月20日、6月18日、7月28日的陈述内容均比较一致，主要内容为：会所一直提供“歪保健”服务，周伏林告诉过我会所就是要提供这些服务，这些服务项目以及收费标准和提成标准都是会所老板周伏林制定的。每天的营业款我都是在第二天的凌晨3、4点钟签字领走，之后再把钱交给老板周伏林。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提成都是老板周伏林安排我发放的。5、6名做“歪保健”的小姐工牌号也是周伏林安排我制作后发放给她们的。会所规章制度、酒店上房服务都是周伏林规定的。周伏林基本上每天都要来会所，周末不会来。陈某2、赖某、“胖妹”都是老板周伏林招聘进来的，当时招聘他们的时候我跟老板都在场，老板让我跟他一起面试他们。他们主要负责会所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管理保健技师和浴足技师，然后负责给来此消费的客人介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高，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招揽消费“歪保健”的生意，胖妹还要负责培训保健技师以及给她们提供避孕套。其于2017年7月28日陈述到：在我看来这个康体中心直到2013年11月份被你们公安机关查处时都一直是周伏林在承租经营。当天被查处后，次日凌晨他给我打电话让我陪他一起回康体中心。回去后他上楼把自己的随身物品都拿了下来，后来我还陪他在万象城附近的一个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把关联康体中心ＰＯＳ机银行卡上的钱取了出来。其于2019年3月26日陈述到：“阳光康体中心”的老板是周伏林，这个场所的老板一直是周伏林，从来没有换过；周伏林要召集我们经理开会，主要是交代一下管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因为平时周伏林都在“阳光康体中心”，如果在运营中有什么问题，周伏林就直接说了，所以开会的次数就比较少；“阳光康体中心”每天的营业收入的日报表都是清楚的周伏林；不清楚康体中心的租期何时结束；在2013年11月份“阳光康体中心”因为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查处的当天，周伏林就叫我开车将他送到都江堰，去之前还去银行取了钱。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所称的胖妹为陈某3。证明康体中心的运营情况，直到康体中心被查处之时被告人周伏林一直是康体中心的控制者和经营者，在康体中心经营期间周伏林实施了组织卖淫的行为； 17、证人陈某2的证言及辨认。其在2013年11月4日、5日的两次陈述到：我是2013年7月左右在康体中心上班的，是通过赖某介绍给经理朱某，朱某给我安排的工作，赖某和我一样负责接待客人和安排及时为客人服务。老板姓周，平时一周来两三次。我不知道有色情项目。其在2013年11月19日陈述到：2013年11月3日，由我接待了3个客人，分别介绍了3个技师给他们做全套服务，也就是卖淫嫖娼，后被查处了。我负责管理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技师和服务员，招揽、安排客人，提供做全套服务的技师。我和陈某3、赖某、朱某商量决定各项规章制度，由我们报给老板周伏林，这些制度必须报给周伏林，他同意后，我们就会实施，收费标准以及技师的提成标准都必须报周伏林。老板是清楚技师要去为酒店的客人提供全套服务的，我是听朱某说的他们以前的主要收入就是靠技师上房服务。陈某3主要负责技师的管理和培训，招揽客人、安排客人做全套服务。老板还要求技师统一着装，基本上每天都要来，我是6月11日来上班的，面试我的是朱某和周伏林，他们还带我熟悉了公司，介绍了工作流程。其在2015年5月21日、2019年3月26日的供述与2013年11月19日基本一致。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证明康体中心运营的基本情况，直到康体中心被查处之时被告人周伏林一直是康体中心的控制者和经营者，在康体中心经营期间周伏林实施了组织卖淫的行为； 18、证人赖某的证言及辨认。其在2013年11月4日当天两次陈述到：我是2013年6月底左右在康体中心上班的，是陈某3介绍我和陈某2来上班的；有个朱某的是经理，负责管理财务和后勤，招揽客人，安排技师做全套（涉黄）服务，他是主要和周总联系的人；陈某2赖某和我一样，负责管理技师的请销假、招揽客人和安排技师为客人做全套服务；陈某3负责技师的培训，也招揽客人和安排技师为客人做全套服务；陈某2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后，就会和我、朱某、陈某3一起商量后共同决定；一个收银员，每天凌晨把收益以及提成交给朱某，由他再交给老板周总。我们的提成是老板周总给我们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技师的提成标准是由我和陈某2共同决定的。周总每隔3天会来一次，他安排朱某管理财务。其在2013年11月20日陈述到：我们的提成是老板周总给我们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技师的提成标准是由我和陈某2、陈某3和朱某共同商量后，由朱某报给周伏林同意后决定的。中心要求所有技师着装统一，全套服务的制度是老板周伏林决定的，中心要向酒店的住宿客人提供全套服务，周伏林肯定清楚，肯定是周伏林规定的；老板周伏林管理经营情况，有什么问题都会给朱某说，朱某来给我们说，他一个星期2、3天就会来一次，安排朱某管理财务；我是2013年6月底经陈某3介绍来上班的。其在2016年3月7日陈述到：大概是2013年9月份，经陈某3介绍来中心上班的，面试的先是朱某，同意后又由周总面试我，周总同意后，就开始上班了。并辨认出了本案被告人周伏林。证明被告人周伏林是康体中心的经营者，在康体中心经营期间周伏林实施了组织卖淫的行为； 19、证人陈某3的证言，其主要陈述了自己经朱某面试进入康体中心上班的经过，仅认可自己系洗脚的服务员，其他都不知道。 20、被告人周伏林的供述及辨认，其主要供述到：康体中心是我在2010年6、7月份的样子承租的，每年和酒店签一次合同，交给酒店5万元的押金，用于做浴足保健服务，具体收费标准我不知道；一共签了三年，每年租金12万元。在三年的合同期内，康体中心肯定没有提供卖淫嫖娼服务；这三年我都是聘请专门的人来具体管理，先后请了四个人，朱某是最后一个；合同结束后，酒店将押金退还了3万元左右（因2013年初有个洗脚的技师，因没签合同，把酒店告了，酒店赔偿了2万多元，而技师是康体中心的，所以这个钱就由我支付）。我是康体中心的承租人，2013年7月份前的，8月份后合同就到期了，酒店的张总找到我，让我继续管理，我本人不想，让他去找朱某，朱某愿意管理就让他们继续管理，不愿意就撤。我也找过朱某，他愿意管理，从此我就没有参与康体中心的管理，具体经营者就是朱某，他在里面经营什么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认识朱某一个人，因为他是经理，其他的人员不认识，都是朱某负责招聘的，并负责管理。2013年11月4日或5日，酒店方张总、倪某某、沈某某、徐总这四个老总给我打电话，让我回酒店续签康体中心的承租合同，当时觉得很诧异，之后和张总联系得知，11月初康体中心被公安机关查封了。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第4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并未看到本案证据材料中有公安移送的扣押物品和相关资料，无法确定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该扣押清单中的证据公安机关的确未向本院移交，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予以确认，故对该项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第6、7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两份证据系伪造，上面的签名并非系被告人本人签署，对第8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已经被第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予以否定，无法鉴定出6、7项证据中“周伏林”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签字。本院认为，第8项证据由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依照合法程序作出，其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的检材样本并不一致，后者虽然明确了无法对笔迹进行鉴定的结论，但并未作出该笔迹并非被告人周伏林书写的鉴定意见，故并未推翻第8项证据中的鉴定意见，因此，本院对第8项证据予以采信，据此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可第7项证据的真实性。而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第7项证据最后一页与其他页并非在同一时间形成，导致第7项证据真实性存疑，故本院对第7项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第12、13、14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三人均系酒店方的相关人员，酒店方为了规避责任将所有事情推卸到周伏林身上，故所作出的证言并不可信。本院认为，该三人的证言与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康体中心其他工作人员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第15、16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詹某的证言并不属实，而朱某是在周伏林离开康体中心后继续负责经营康体中心的人员，与本案存在着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对第17、18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二人的证言多次、多处存在矛盾之处，其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本院认为，虽然赖某、陈某2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几次证言中对于何时入职，由谁面试、被告人周伏林多久到康体中心一次等细节上确有出入，但是对于被告人周伏林一直作为康体中心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者直至康体中心被查处、主观明知并组织康体中心提供卖淫嫖娼服务、参与制定了卖淫制度和提成标准等关键性问题的陈述与朱某的证言是基本一致的，结合詹某的陈述，四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出异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指控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人的辩护人当庭出示以下证据： 1、工商档案、旅游饭店星级划分与评定，证明康体中心属于金玉阳光酒店的一个下属部门，实际经营方是酒店； 2、证明、发票、营业执照，证明周伏林开设有自己的公司； 3、社区证明，证明周伏林一贯表现良好； 4、西博会的时间截图，证明2013年西博会的举办时间是10月23日至27日，并不存在酒店方所述因为西博会的召开而延长租赁合同期限的情况； 5、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人自愿提供新的签名样本，请求对《会谈纪要》上“周伏林”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同时对《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楼房屋租赁合同》上“周伏林”的签名真实性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楼房屋租赁合同》前五页和第六页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结论，因被告人提供的样本字迹均为实验样本，且样本字迹与检材字迹的字体和书写速度存在明显差异，比较条件差，依据现有材料，无法确定《会谈纪要》原件“承租方签字”处“周伏林”署名字迹是否周伏林本人所写；无法确定签订日期为《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楼房屋租赁合同》原件第6页“乙方”处“周伏林”署名字迹是否周伏林本人所写；该《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层房屋租赁合同》原件第1、2、3、4、5页与第6页不是同机同时形成；该《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层房屋租赁合同》原件第6页“乙方”处“周伏林”署名字迹不具备形成时间的鉴定条件。证明此次鉴定无法确定《会谈纪要》上签字是周伏林签署，该鉴定结论推翻了之前求实鉴定司法所的鉴定意见，《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层房屋租赁合同》最后一页与前几页不是同时同机生成，上面的签名也不真实； 6、证人辛某的证言，其系康体中心前员工，主要陈述到，自己从2008年9月到康体中心上班，其和周伏林是雇佣关系，在其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康体中心主要提供健身房服务，附带一些足浴和按摩等。证明康体中心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7、证人陈某1的证言，其系康体中心前员工，主要陈述到，自己于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20日在康体中心上班，是通过朱某的面试到康体中心上班的，其不清楚周伏林和康体中心的关系，康体中心的主要服务内容是足浴和按摩等，没有涉及违法的行为。证明在自己工作期间，康体中心没有卖淫嫖娼的行为； 8、证人袁某的证言，其系周伏林的生意伙伴，主要陈述到，2013年夏天以后，周伏林在忙于和自己一起筹建合资公司。证明被告人周伏林已于2013年夏天离开康体中心并未继续经营。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公诉机关提出1、2、3、8项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周伏林是否开设另外的公司以及平时表现等问题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该四项证据不予采信；公诉机关提出第4项证据只是证明了西博会召开的时间，当时成都各大酒店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正是为了西博会的顺利召开而关闭了某些场所，与证人证言并不矛盾。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西博会召开的时间并不影响本案康体中心是否存在卖淫嫖娼行为的认定，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公诉机关提出第5项证据，无法鉴定出《会谈纪要》上的签字是否为被告人周伏林本人书写，并未推翻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应当以求实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准。本院认为，该份鉴定意见书作出的程序合法，内容也并未与之前的鉴定意见发生矛盾，本院予以采信。公诉机关认为第6项证据的证人工作时间大概是2008年9月至2011年上半年，该时间段并非本案指控的犯罪时间段，故该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指控期间康体中心是否存在卖淫嫖娼的行为。本院认为该证人在康体中心工作的时间是在2011年9月之前，早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时间，其证言无法达到被告方的证明目的，故对该项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公诉机关提出第7项证据的证言仅系单方证言，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多名证人证言内容相悖，其证言内容无法得到佐证，故对该项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1年9月至2013年8月，金玉阳光酒店与被告人周伏林约定，将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金玉阳光酒店四楼康体中心出租给被告人周伏林经营。被告人周伏林承租后，在康体中心开展保健浴足业务外，还为客户提供卖淫嫖娼服务。被告人周伏林招聘朱某（已判决）担任客服经理，负责收取康体中心营业款、发放工作人员和卖淫人员工资，安排卖淫人员提供卖淫服务，对康体中心的日常事务进行全面管理。后康体中心陆续招聘赖某（已判决）、陈某2（已判决）、陈某3（已判决），负责康体中心保健浴足以及拉客招嫖、培训技师等具体工作。被告人周伏林还参与制定技师收费标准以及各相关人员提成标准。在约定的合同期限届满后，被告人周伏林继续经营该康体中心。2013年11月3日，公安民警对康体中心进行检查时，现场挡获在Ｖ05翡翠等房间正在进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曾某、任某、康某等三对六人，并挡获陈某2、赖某、陈某3等人。2013年12月23日，被告人周伏林与金玉阳光酒店签订《会谈纪要》，约定双方租赁期已到，不再续签合同，租赁关系于11月4日自动中止。被告人周伏林以及酒店方代表倪某、徐某、沈某、张某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确认。 另查明，陈某2、赖某、陈某3以及朱某被控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两案，经本院审理已于2014年4月9日、2015年9月15日作出判决，分别判处陈某2、赖某、陈某3、朱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2016年2月14日，被告人周伏林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周伏林是否实施了组织卖淫的行为。所谓组织卖淫，是指以招募，雇佣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卖淫的具体行为。就本案而言，首先，2011年9月至2013年8月期间，康体中心由被告人周伏林实际承包经营和控制管理，虽然其与金玉阳光酒店签订的《金玉阳光酒店附楼4层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存疑，本院未予采信，但是其在该期间实际承租康体中心的事实各方人员均能予以证实，被告人周伏林也予以认可。在经营期间，被告人周伏林聘请朱某负责康体中心全面事务，后来又招聘陈某2、赖某、陈某3等人组成经营管理团队，而朱某、陈某2、赖某等多人的证言，均能证实康体中心在此期间就提供卖淫嫖娼服务，且指认被告人周伏林系康体中心实际控制人会时常到康体中心，并参与制定、同意批准了康体中心相关涉黄收费标准以及人员提成标准，能够证明被告人周伏林实施了提供场所、组织指挥卖淫活动的行为。其次，在康体中心工作的朱某、赖某均指认康体中心被查处时实际经营者仍然系被告人周伏林，而在案《会谈纪要》以及参加该次会议相关人员的证言，也证实被告人周伏林在合同期满后并未撤场，而是继续经营直至被查处，结合2013年11月3日公安机关在康体中心现场挡获卖淫嫖娼人员的情况，能够证实康体中心实际存在卖淫嫖娼的行为。因此，本案在案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周伏林在康体中心经营期间实施了组织卖淫的行为。故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周伏林犯组织卖淫罪事实清楚，罪名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在被告人周伏林经营康体中心期间康体中心并未有任何卖淫嫖娼服务以及合同期满后被告人周伏林彻底离开康体中心由他人继续经营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为获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应当给予经济处罚。 综上，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和良好道德风尚，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周伏林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5日起至2023年1月17日止。所处罚金限被告人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逾期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蒋晓蕴 人民陪审员  陈远发 人民陪审员  梅志超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秦 学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