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6民初4646号原告：王俊红，男，198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勇，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伍贤君，男，1977年4月26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户籍所在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现住武汉市，原告王俊红与被告伍贤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谢琳独任审判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王俊红于2019年8月7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保全人伍贤君的银行存款200,000元或查封、扣押伍贤君等额的其他财产，其提交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函作为诉讼财产保全的担保。同日，本院依法制发了（2019）鄂0116民初46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保全人伍贤君的银行存款200,000元或查封、扣押伍贤君等额的其他财产。2019年8月26日，本案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俊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勇，被告伍贤君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王俊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3,5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保险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王俊红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如下：2019年1月8日，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在原告处借款200,000元。借款发生后，被告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借条1张，约定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之后，被告于2019年6月29日还款4,500元，2019年7月5日还款2,000元，合计还款6,500元。此后，被告一直未予还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法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原告王俊红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除非特别说明，均系复印件）：一、伍贤君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的借条1份及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3份。拟证明：1、2019年1月8日，被告原告处借款200,000元；2、借款发生后，被告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借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3、原、被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依法应履行还款义务。二、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2份。拟证明：1、被告于2019年6月29日还款4,500元，2019年7月5日还款2,000元；2、原告对被告享有193,500元债权。被告伍贤君辩称：2019年1月8日原告转给我货款190,000多元，我不欠原告的钱。被告伍贤君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庭审中，被告伍贤君对原告王俊红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发表了质证意见如下：被告伍贤君对原告王俊红提交的证据一中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称当时在借条上签字是为了帮原告的忙，借条上的金额是243,800元，不知原告起诉中为什么陈述借款200,000元；对证据一中的3张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是收到了原告的转账款200,000元，但这200,000元是原告向被告给付的货款，被告称其有1个证人，可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购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这6,500元转账是事实，当时原告说缺钱，被告就转了两笔钱给原告，被告认为这两笔钱是还款。庭审中，原、被告当事人各自陈述了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和2019年4月17日借条形成的经过：原告王俊红称：1、我和被告是朋友关系，借款事实是2019年元月8日发生的，原告转了3笔钱一共200,000元给被告，当天被告借我的钱，说好3月底还钱，但是被告一直到5月份也没有还我的钱；2、借条上的金额由280,000元改为243,800的原因是打印时打字打错了，改金额时伍贤君是按了手印签名了的。被告出具借条时的243,800元中真正欠款额是230,000元，其中我借款200,000元，另有30,000元是我付货款时付超了的货款，被告应当退还给我，余下的13800是按银行年利率计算的利息，这个利息是对方算的，我们当时核算的借款本金是230,000元。这个借条是我事先草拟好的，后来发现金额算错了，对方更改的；3、我是卖数码相机的，我在伍贤君那里进货，双方的货款已经结清了；双方的交易没有合同、没有进货单，结账时现金和转账都付过，我们之间的最后一笔货款是12月24号支付的。我们之间除了借款、货款之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补充陈述如下：1、借条金额243,800元中的43,800元是利息，是按月利率7%计算的；2、2018年12月24日，我的委托人与被告之间有转账支付货款120,000元的经济往来，双方的货款已经结清了。被告伍贤君称：1、我和王俊红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我卖相机和镜头给王俊红，我们之间没有合同、提货单、送货单及结算单之类的书面凭证，双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口头协议，当面交易，我们之间的货款结清了，最后一笔货款结清时间是元月8号，也就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200,000元。双方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来往；2、我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9年4月17号，王俊红当时说欠别人的钱，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有回款的话会帮忙，王俊红称让我打个借条，以应付他的债权人，我就出具了借条。我跟原告是很多年关系了，关系非常熟才帮他这个忙的；3、借条上的金额为什么更改我不知道原因，借款上更改的数字是我更改的，我认为大小写不一样就把它改了，“243,800元”这个金额是原告说的，原告没有给被告转款243,800元的记录，说明我不欠原告的钱。这个借条是对方打印出来让我签字的，手印也是我按的；4、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载明的我转款6,500元给原告是事实，这两笔钱是还款，原告跟我说要截图给别人看，有借有还才说明借款是真的。我认为我不差原告的钱，原告也不差我的钱，我们双方之间除了货款、除了这200,000元和我向王俊红还款6,500元，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因案情复杂，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0月30日，本院依法制发（2019）鄂0116民初464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继续进行审理。2019年11月19日，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谢琳担任审判长，同人民陪审员韩建、熊奇辉组成合议庭，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俊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勇，被告伍贤君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原告王俊红当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将其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193,5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变更“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7,3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被告伍贤君当庭表示要求给予其答辩期及举证期，但不要求15日的答辩期及举证期，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庭当庭通知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1月27日继续开庭审理本案。2019年11月27日，本案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俊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勇，被告伍贤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俊红向本院提出了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7,3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保险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王俊红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与其第一次开庭时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一致。原告王俊红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序号从“三”开始）：三、原、被告之间的手机通话记录2份（附文字版）（2019年7月14日的通话录音是原告拨打给被告的，2019年8月26日的通话录音是被告拨打给原告的）（该2份手机通话记录当庭播放）。拟证明：原告对被告享有237,300元的债权；四、2019年11月27日，原、被告之间短信聊天的截图1份。拟证明：在短信聊天的过程中，被告称“一起想办法”，证明被告对案涉债务是认可的。被告伍贤君辩称：1、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被告在2019年4月17日出具的借条系原告打印好交给被告签字的，当时原告称其对外借了钱，被人找到家中逼债，所以原告请被告帮忙写1张借条应付追债人的骚扰，在原告的苦苦哀求下，被告在借条上签了字，同时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由打印好的“贰拾捌万元整”手写改成“贰拾肆万叁仟捌佰元整”，防止原告将借条用作其他用途，被告在借条上签字后原告未将280,000元支付给被告，这就是这张借条产生的真实原因；2、从借条内容可以证明，原告未向被告支付出具款项。（1）此借条上注明“今借给”，即借条出具之日应完成出借款项的支付，但原告并未支付此款；（2）此借条上注明借款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即借条款项的支付只可能发生在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但原告没有证据证实此期间支付过280,000元或243,800元给被告；3、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1）转账记录发生在2019年1月8日，明显与借条上的内容相违背；（2）转账记录的金额与借条金额不一致，也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一致；（3）原告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借款金额变来变去，随意性很强，难道原告作为出借款项的一方，不知道自己出借了多少款项？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4）2019年1月8日的转账记录上未注明为“借款”，换了任何人，大笔金额借款，应当在转账记录上备注。4、原告2019年1月8日分3笔向被告转款200,000元是支付其从被告处买走佳能24-70镜头的货款，而该批货物是被告和供货商张黎共同送到原告手中，原告收到货物后分3笔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送到货款后立即支付给了源头供应商。被告为了达到伪造借款事实的目的，采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方式，企图将借条与货款的打款凭证进行嫁接混淆视听。被告伍贤君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24份（被告称此24笔转款记录全部是买货人给被告转款的记录，这24笔是随机挑出来的，包括原告买被告的货转账的钱）。拟证明：原告所称的2019年1月8日向被告转款200,000元是转的货款而不是借款。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发表了质证意见如下：被告伍贤君对原告王俊红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二中发表补充质证意见：伍贤君对2019年6月29日、2019年7月5日两次还款共6,500元有异议，认为被告确实转过钱，但认为这不是还款，而是原告向被告借的钱；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手机通话录音和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借条是一样的，通话录音前，原告事先告知了被告要录音，这两段录音主要是为了放给原告的债权人和原告的妻子听，这是原告有目的的录音，是原告为了骗被告的钱；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在短信聊天中只是陈述有人证可证明原告所称的200,000元是货款，不是借款，且证人会出庭作证。原告王俊红对被告伍贤君提交的证据1中的涉及到原告转给被告的5笔转账予以认可，该5笔转账均发生在2019年1月之前，在第一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已经确认双方买卖相机及镜头的业务于2018年12月底已经全部结束，原告认为这5笔转账记录与案涉借款无关。庭审中，原、被告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和2019年4月17日借条形成的经过进一步进行了陈述：原告王俊红称：1、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相机和镜头等商品，双方的交易方式是：被告有时先拿货再付钱，有时先付款再拿货，被告主要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因为双方已合作多年，在货物买卖过程中，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凭证。两人的最后的一次交易是在2018年12月24日，当天原告在被告处购买镜头，原告支付货款后，被告当天没有将原告所购的镜头全部发给原告，原告找被告要过镜头，但是被告一直拖着，所以在2019年4月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时，将超付的货款30,000元计入借款总额。2、原告的诉讼标的额237,300元是借条中的243,800元减去被告已偿还的6,500元。借条出具的经过为：2019年1月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打款，原告的两个账号分三次支付了200,000元；2018年12月24日当日超付的货款是80,000元，所以原告起草、打印的借条中计入了货款80,000元；2019年4月17日被告在借条上签字时，被告说已经给了原告50,000元，原告回忆起之前原告找案外人吴先祥拿的被告用自己京东账号下单购买的货，拿的50,000元的货。原告没有记在账上，原告就将该50,000元金额减去；借条上的另13800元是被告承诺的利息，被告称230,000元本金自2019年1月8日起计算一年的利息。借条上的金额243,800元是被告自行修改的。借条上的借款期限为13天是因为：钱是2019年1月8日借的，被告一直没有还，到2019年4月17日被告出具借条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将还款时间宽限到月底，也就是2019年4月30日。3、原、被告双方之间除了借条及买卖合同货款的纠纷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被告向原告的两笔转款4,500元和2,000元是被告还原告的钱。4、被告所称的“通话录音前，原告事先告知了被告要录音，这两段录音主要是为了放给原告的债权人和原告的妻子听，这是原告有目的的录音”这个陈述不实，不存在编造事实及被告所称的“有目的的录音”，且第二个录音是被告打给原告的。被告伍贤君称：1、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19年1月8日，当时被告购买的是22个佳能镜头，货款是19万多元，原告分三笔将货款转给被告。是我被告开车送去的，和被告一起送货的人本来要出庭作证，但是临时有事没来。原告方有买货的记录。2、原、被告双方事先说好是被告帮原告的忙，在原告打印的借条上签字，让原告拿着借条应付原告自己的债权人，帮原告争取时间。原告当时非常急迫，说要去杭州，请求被告帮忙，被告签字时认为金额较大，就问原告为什么欠这么多，原告拿着手机算了一下说金额不对，就让被告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改为243,800元，被告就改了金额，原告要求被告在借条上签字捺印，被告就按原告的要求签字并捺手印。被告认为此借条是为应付原告的债权人。被告没有想到原告会来起诉。被告认为借条修改后就没有法律效力，被告没有想到原告带着印泥要求被告按手印。被告按手印的时候不知道法律后果。3、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被告也没有在原告处借款。2019年2月过完年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借钱，被告借给原告两笔钱，分别是4,500元和2,000元也就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的两笔钱。本院根据诉辩双方意见、庭审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确认事实如下：一、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9年1月8日，原告通过其支付宝账户，向被告转账3笔，分别是80,000元、70,000元、50,000元，合计200,000元。二、2019年4月17日，原告打印了1张借条，该打印件上载明：今王俊红（出借人）借给伍贤君（借款人）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整，即28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共13天，全部本息2019年5月30日一次性偿还。如未还清全部款项出借人有权走司法陈（程）序解决还款问题。借款人：伍贤君，身份证号码：，借条出具时间：2019年4月17日（该打印件下发附有伍贤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当日，伍贤君对上述借条上的内容作了如下更改（手写），并在更改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捺上手印：1、将“贰拾捌万元整”更改为“贰拾肆万叁仟捌佰元整”；2、将“280,000元”更改为“243,800元”。在该借条尾部，伍贤君签有自己的名字并捺有手印。三、2019年6月29日，7月5日，伍贤君通过支付宝向王俊红转款两笔，分别为4,500元、2,000元。四、2019年7月14日，王俊红打电话给伍贤君，通话记录显示：王俊红称别人催他还款催得紧，所以就催王俊红还款，伍贤君对王俊红对其催要借款并未表示反对，一直称自己经济困难，没有办法。2019年8月26日（本案第一次开庭之日），伍贤君打电话给王俊红，通话记录显示：王俊红称别人催他还款催得紧，被别人逼得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伍贤君表示知道这个事，称自己也很困难，估计9至10月才有钱回，伍贤君对王俊红申请诉讼保全表示不满。五、王俊红和伍贤君在2019年4月17日前有买卖合同关系，王俊红长期在伍贤君处购买相机及镜头等商品，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经济往来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提货单、送货单、结算单等书面凭证，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为口头协议、即时交易，被告有时先拿货再付钱，有时先付款再拿货，被告主要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六、王俊红和伍贤君之间除买卖合同关系及本案所涉的伍贤君向王俊红出具借条引发的借款纠纷外，无其他经济往来。2019年8月2日，王俊红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由此，双方发生诉争。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本院从被告所述其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否采信、该借条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等方面对此予以明确。一、被告所称“出具借条是为了帮原告的忙，以应付原告的债权人的逼债，借款并不存在”的辩述意见的认定：被告的此项辩述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和大众的普遍认知，缺乏逻辑性，现实生活中，不排除小概率的会发生此种情形，但被告需提交证据以证实其此项辩述的真实性。本案审理中，被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此项主张，原、被告的两次通话记录中被告对原告的催债并未否认，也未提及其所称的“被告并未在原告处借款，出具借条是为了帮原告的忙，以应付原告的债权人的逼债”【被告所称“通话录音前，原告事先告知了被告要录音，这两段录音主要是为了放给原告的债权人和原告的妻子听，这是原告有目的的录音”的辩述，因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本院对被告的此项辩述意见不予采信，即该项辩述不能作为否认借款关系成立的依据。二、借条的形式要件：1、案涉借条注明的“今借给”，按通常的大众能够接受的理解及能够接受的书写习惯，“今”并非特指出具借条之日出借款项，该“今”更多的是为了强调和说明借款的事实的发生。对被告所称“此借条上注明“今借给”，即借条出具之日应完成出借款项的支付，但原告并未支付此款”，以此否认借款发生的辩述，本院不予采纳；2、案涉借条中注明的“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系借款期限，而非被告所称的“借款时间”，对被告所称“原告未在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4月30日完成出借款项的支付”的辩述，本院不予采纳；3、法律并不禁止借款人在实际借款日之后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款的凭证，对被告所述“转账记录发生在2019年1月8日，明显与借条出具的日期相违背”的辩述，本院不予采纳；4、款项的出借人在转款凭证上是否标注“借款”等款项用途，不是判断该款项的用途的标准，对被告辩述“2019年1月8日的转账记录上未注明为“借款”，换了任何人，大笔金额借款，应当在转账记录上备注”，以此作为否认借款关系成立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5、被告称其将借条上的借款金额由打印好的“贰拾捌万元整”手写改成“贰拾肆万叁仟捌佰元整”，是为了防止原告将借条用作其他用途的辩述，无证据予以证实，亦不符常理和大众通常的理解，本院不予认定；6、被告称“原告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借款金额变来变去，随意性很强，难道原告作为出借款项的一方，不知道自己出借了多少款项？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本院认为：变更诉讼请求系原告的诉讼权利，该变更并不影响案件实体的认定，对此辩述，本院不予置评；综上，案涉借条的形式要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将根据查明的事实，判断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以此明确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三、借条的实质要件：被告所称的转账记录的金额与借条上的金额不一致，也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以此否认借款真实性的辩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述金额是否一致并非认定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法定要件。庭审中，原告称此243,800元借款由3部分组成，本院将逐一对其所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无证据支撑进行判断，以确定是否有借款事实发生及如有借款事实发生，借款金额任何确定：1、原告所述“2019年1月8日借款200,000元”：对被告所称该2019年1月8日转款200,000元系货款的辩称，本院认为：被告无证据证实该200000转账系原告向其支付的货款（被告第一次庭审和第三次庭审时均称有证人可证明2019年1月8日当日卖了190,000余元的商品给原告，但其未提交证人出庭作证，以便原告质证及本院查明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主张借款关系的成立，不仅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也有被告出具的借条），本院对被告的此项辩述意见不予采纳，并依法确认原告于2019年1月8日转给被告的200,000元系被告在原告处的借款，该款系案涉2017年4月17日的借条中“借款金额243,800元”的组成部分。2、原告所述“货款余额30,000元转为借款”：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之间合意将不属民间借贷的合法债权转化为借款，但原告的此项陈述并无证据支撑，其第一次庭审与第三次庭审中对此30,000元的陈述前后矛盾【第一次庭审时陈述“2018年12月24日，我与被告之间有转账支付货款120,000元的经济往来，双方的货款已经结清了”；第三次庭审时陈述“此30,000元系2018年12月24日当日超付的货款80,000元扣减已收价值50,000元的货物而得来”】，本院对其第三次开庭的此项陈述不予认可，并依法确认：此30,000元不计入被告在原告处的借款。3、原告在第三次庭审时所述“被告给原告算的以23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8日起计算一年的利息13,800元，”。原告的此项陈述与其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相冲突【原告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借条金额243,800元中的43,800元是利息，是按月利率7%计算的】，即使该项陈述（第三次庭审时的陈述）属实，亦违反法律规定【1、本金数额中合法有效的只有200,000元；2、将2019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8日的利息纳入了2019年4月17日的欠款数额之内】，是此，本院确认：此13,800元不计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借款额243,800元之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综上所述，本院判定：原告于2019年1月8日转给被告的200,000元系被告在原告处的借款，该款系案涉2017年4月17日的借条中“借款金额243,800元”的组成部分，该“借款金额243,800元”中的余款43,800元，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因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明确其于2019年6月29日向原告转款4,500元，2019年7月5日向原告转款2,000元，合计6,500元系向原告还款，本院依法确认此6,500元从原告的借款额200,000元中予以扣减。被告所称“这两笔转款6,500元是还款，王俊红跟我说要截图给别人看，有借有还才说明借款是真的”的辩述亦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和大众的普遍认知，缺乏逻辑性。其随后陈述的“我不差原告的钱，原告也不差我的钱”亦反证了其此项陈述的不可信。被告在第三次庭审时称该6,500元为其借给原告的钱的辩述，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可自该借款逾期之日（2019年6月1日）起要求被告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自其起诉之日（2019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该处分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侵害他人利益，本院予以许可，对该项利息的起算时间及利率标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提到“保全的保险费”，该项费用并非诉讼费用，原告虽提出此项诉讼请求，但未提交其支出该项费用的依据和相关票据，被告无法对该项费用发表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本院对此亦无从审查，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证据证明其在向原告出具借条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期限的情况下，自行修改借款金额，在借条上签名并捺印，对该借条中符合法律规定，经本院认定的合法借款200,000元，本院依法予以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伍贤君向原告王俊红偿还借款本金193,500元；二、被告伍贤君向原告王俊红偿还借款利息，利息以193,5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8月2日计算至该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俊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0元，由原告王俊红负担660元，被告伍贤君负担4,200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伍贤君负担。被告伍贤君应负担的费用为5,720元，此款已由原告王俊红预交，被告伍贤君在给付上述案件款时，将此款一并付给原告王俊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必须履行。涉及款项交付的，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本院案件款账户【账户名：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账号：32×××3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百秀支行，清算行号：829388，跨行行号：102521000974】，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该期间从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开始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开始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审 判 长  谢 琳人民陪审员  熊奇辉人民陪审员  韩 建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谈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