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民初194号 原告（反诉被告）：游军，男，198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峰、刘媛媛，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男，198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卫华、彭惠枫，北京中伦文德（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福堂，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政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意，福建建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荣榕，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福意，福建建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游军与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被告陈福堂、被告郑荣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游军的委托代理人姜超峰、倪鹏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惠枫、陈福堂、郑荣榕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福意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游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倪鹏飞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36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6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1月28日起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陈福堂、郑荣榕在未付股权转让对价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初被告倪鹏飞提出与原告和钟婷三人共同出资成立公司，经营教育培训业务，约定被告倪鹏飞占股55%，原告占股30%，钟婷占股15%。三人作为原始股东分别于2015年8月7日成立厦门递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递加公司”）、2016年3月28日成立厦门英特加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加集团”）、2016年4月8日成立厦门英特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加公司”）。2017年10月份，游军与倪鹏飞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议，游军委托倪鹏飞转让其在三公司30%的全部股权。2017年12月18日被告倪鹏飞与被告陈福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三公司整体45%的股权以4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陈福堂，与被告郑荣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三公司整体30%的股权以4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郑荣榕，并签署了《公司资产交接清单》。原告协助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在上述三公司的股权份额已全部转让给三被告。依据两《股权转让协议》，三家公司整体75%的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为90万元，被告倪鹏飞转让的公司75%的股权中包含原告的30%股权，即原告应得股权转让款为36万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倪鹏飞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倪鹏飞以股权受让人被告陈福堂、郑荣榕未向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拒绝向原告履行义务。被告拒不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倪鹏飞辩称，1.原告游军与被告倪鹏飞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纠纷，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在案号为（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案件中，集美区人民法院已审查认定被告倪鹏飞系得到游军和钟婷的授权，代为处理股权转让的事项。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所从事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被告倪鹏飞在从事代理行为时并没有存在过错，被告陈福堂、郑荣榕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的全部价款，应由被告陈福堂、郑荣榕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应向被告陈福堂、郑荣榕主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而不是向被告倪鹏飞主张。2.本案所涉及到的三家公司整体75%的股权中，原告游军所持有的整体股权为22.55%,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计20.295万元。原告游军在递加公司中的股份为集团持股51%×25%＋个人持股17.15%=29.9%(约等于30%），在英特加集团的股份为25%，在英特加公司持有的股份为集团持股51%×25%=12.75%。所持有的整体股权为三家公司各持有的股权除以3，即原告游军所持有的整体股权为22.55%。三家公司整体75%的股份对应的价款为90万元，即每家公司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为30万元。按照原告游军在每家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来计算，其所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为30×29.9%+30×25%+30×12.75%=20.295万元。3.被告已在另案中已达成庭外和解书，截止至2019年8月25日，被告倪鹏飞总计收到被告郑荣榕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46万元，郑荣榕已按和解书内容履行完毕所有支付义务,包括违约金1万元；被告倪鹏飞总计收到被告陈福堂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161,094.01元，被告陈福堂未按和解书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倪鹏飞将按照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211民初2870号判决书的内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综上，被告倪鹏飞总计收到股权转让款为621,094.01元，按股权比例其中需支付给原告的转让款为140,056.70元。被告倪鹏飞在处理股权转让事项的过程中为拖欠的工资支付了105,434元，公证费3200元，按照持股比例原告游军应承担24,496.67元。除此之外，原告游军还应承担被告倪鹏飞在（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案件中所支付的律师费40,000元。故扣除相关费用后，截止至目前被告倪鹏飞应向原告游军支付的款项共计75,560.03元，剩余款项由执行回款乘以股权比例进行支付。4.原告游军在授权被告倪鹏飞处理股权转让事项时，并没有约定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要何时向其支付，法律对此也并无规定。另外在原告游军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及股权转让所获得价款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亦不应该支付原告游军对于支付利息或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陈福堂、郑荣榕辩称，1.在(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案件中，原告已经在法庭上承认是委托倪鹏飞转让，倪鹏飞也起诉陈福堂、郑荣榕，原告起诉陈福堂、郑荣榕没有合同和法律的依据。2.陈福堂、郑荣榕所接受的股权除了倪鹏飞的部分中尚有原告的股权，也有钟婷的股份。该部分应该由钟婷自己主张，本案原告并没有取得钟婷的授权，因此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3.本案郑荣榕已经按照和解协议书要求向倪鹏飞支付了款项，其中10,000元是违约金。郑荣榕已经支付了全部的价款，并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 倪鹏飞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游军按持股比例向反诉原告支付为处理股权转让过程中所花费用共计24,496.67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因集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二案所支付的律师费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送达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8日上午本诉被告陈福堂经过考察，且反诉原告经与反诉被告游军协商后，与本诉被告陈福堂签订了一份关于转让反诉原告（包含反诉被告的股份）所持有的英特加集团、递加公司、英特加公司三家公司整体75%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一份关于转让这三家公司10%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中午时分，本诉被告陈福堂称，其资金不够，要邀请一个朋友本诉被告郑荣榕入股需要重新签过协议。反诉原告同意，但是因与本诉原告郑荣榕以前根本不熟、不了解，如果要一起合作的话，必须重新商定转让价格。2017年12月18日下午，反诉原告与二本诉被告商定，并分别签订了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本诉被告陈福堂以45万元的价格收购反诉原告（包含其他股东）所持有的英特加集团、递加公司、英特加公司三家公司整体45%的股份；本诉被告郑荣榕以45万元的价格收购反诉原告（包含反诉被告）所持有的英特加集团、递加公司、英特加公司三家公司整体30%的股份。2.陈福堂、郑荣榕均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分别将每人转让股金10万元以转账方式支付给反诉原告指定账号，二本诉被告各自剩余转让股金35万元在40日内以转账方式支付给反诉原告指定账户。3.三方约定，所转让的股权应为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转让前公司债务由前股东成员按照各自出资份额的比例进行承担。4.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30%的违约金。同时，三方进行了交接，并签字确认了《公司资产交接清单》。2018年1月30日经过反诉原告、反诉被告及原其他股东与陈福堂、郑荣榕在工商局股权转让登记材料上签字确认后提交并按照2017年12月18日下午签订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份额经协商签字确认，并办理了股权登记，重新领取了营业执照。到目前为止，郑荣榕于2017年12月21日、2018年2月13日分别支付了股份转让款10万元、10万元，总计20万元，尚欠25万元；反诉被告陈福堂于2017年12月22日、2017年12月25日刷公司信用卡以及2018年2月9日分别支付了股份转让款6万元、4万元、5万元，总计15万元，尚欠30万元。后，经反诉原告多次催讨转让款，均未果。无奈，反诉原告与二本诉被告因股权转让纠纷案由集美区人民法院进行受理(案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该二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反诉原告收到转让款后为了确保转让股份不存在瑕疵并确保公司的正常营运，及时支付了原拖欠员工工资等105,434元。剩余款项准备按照3家公司工商登记股份分配给反诉被告游军，但反诉被告游军却要求反诉原告按照3家公司各29.9%（约30%）的股权一次性付清转让款，未追讨回的资金由反诉原告负责，同时其还违背原来口头约定的股权转让后原有股权同比例稀释的约定要求，突然提出要全部退出，剩余股份全部归反诉原告的要求。反诉原告其要求而未果。综上所述，反诉原告已按照其与反诉被告的约定办理好了股权转让事宜，并采取了合法的措施和手段追讨了剩余股权转让款；而反诉被告竟然违反协议的约定，严重侵犯了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反诉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反诉。对于(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这两个案件的违约金按照庭外和解协议，郑荣榕已经支付完毕，陈福堂支付了161,094.01元。 游军针对反诉辩称：一、反诉人支付老师的工资金额等105,434元无证据支持，且与委托事项无关。1、反诉人公证的账单仅为支出账单，无收入账单，无法核实交易及用途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支付老师工资的具体金额及情况的真实性，截屏中并非全部涉及支付的工资，也有其他款项，更有债权收益，属于公司盈亏的清算内容，与本案无关。2、根据反诉人提供的转账证据，收款方有个人、餐厅、滴滴等，用途有效果图、快递、超市、药品、工资、水电费、保洁费等，即除个人消费外，这些支出包括工资是属于公司经营成本支出，与委托事项无关，并非因委托事项产生的必要费用，不应由反诉被告承担。3、若反诉人有意进行转让前的公司盈亏清算，可另案提起诉讼。反诉被告保留主张分割转让前公司盈利的权利。二、反诉人主张由游军承担31,630.2元，也即105,434元的30%，表明其自认游军占股比例为30%。反诉原告当庭变更诉求不能否认第一次提交书面反诉状中其自认占股比例为30%。三、2018年9月1日反诉人支付的公证费3200元与委托事务无关。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18日，截至2018年1月三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事宜已变更完毕。至此，委托事务已全部处理完毕。2、在股权转让完毕8个月后反诉人的公证，并非处理委托事务必要的费用，该费用与作为委托人的游军无关。四、在反诉人与陈福堂、郑荣榕股权转让案件中二审以调解方式结案，没有征求反诉被告的意见，也没有参与调解，反诉原告放弃违约金损害了反诉被告的利益。 陈福堂、郑荣榕针对反诉没有作出答辩。 游军针对本案本诉及反诉依法提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资产交接清单》、录音材料、工商登记信息、集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211民初2870号、2871号、庭外和解书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2民终2885号、2884号作为证据。倪鹏飞针对本诉及反诉依法提交《股权转让协议》、《私营企业基本信息》、《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厦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业务受理单》、《公证书》、发票、英特加沟通协商群、《民事判决书》、律师费发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作为证据。陈福堂、郑荣榕提交了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7年10月，游军与倪鹏飞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游军委托倪鹏飞转让其在三公司的全部股权。 英特加集团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英特加集团成立于2016年3月28日，成立时股东为倪鹏飞、游军、钟婷，倪鹏飞持有55%的股权，游军持有25%的股权，钟婷持有20%的股权。 递加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递加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7日，成立时股东为倪鹏飞、游军、钟婷，倪鹏飞持有45%的股权，游军持有35%的股权，钟婷持有20%的股权。之后，递加公司股东变更为英特加集团、倪鹏飞、游军、钟婷，持股比例分别为51%、22.05%、17.15%、9.8%。 英特加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英特加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8日，成立时股东为英特加集团、倪鹏飞，英特加集团持有51%的股权，倪鹏飞持有49%的股权。 2017年12月18日，倪鹏飞与陈福堂签订2份《股权转让协议》和1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即转让75%股权的协议、转让45%股权的协议和转让10%股权的协议。同日，倪鹏飞还与郑荣榕签订1份《股权转让协议》，即转让30%股权的协议。经过（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判决书认定，倪鹏飞与陈福堂、郑荣榕签订的有效协议应当是转让45%股权的协议和30%股权的协议。 前述协议签订后，陈福堂于2017年12月25日前向倪鹏飞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00元，并于2018年2月9日再向倪鹏飞转账汇款50,000元，该笔转账汇款的交易明细备注为“股权认购金尾款”。郑荣榕于2017年12月21日向倪鹏飞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向倪鹏飞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 2018年1月22日，英特加公司召开由原股东英特加集团、倪鹏飞出席的股东会，形成1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倪鹏飞将所持有的22.05%的股权转让给陈福堂，并将所持有的14.7%的股权转让给郑荣榕。股权转让后，英特加集团持有英特加公司51%的股权，陈福堂持有22.05%的股权，郑荣榕持有14.7%的股权，倪鹏飞持有12.25%的股权。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倪鹏飞于当日分别与陈福堂、郑荣榕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英特加公司召开由英特加集团、倪鹏飞、陈福堂、郑荣榕出席的股东会，并形成1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倪鹏飞的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免去钟婷的监事职务，选举郑荣榕为执行董事，聘任郑荣榕为经理，选举倪鹏飞为监事，并决定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当日，英特加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之后，英特加公司将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提交给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2018年1月30日，英特加集团召开由原股东倪鹏飞、游军、钟婷出席的股东会，形成1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倪鹏飞将所持有的30%的股权转让给陈福堂，游军将所持有的15%的股权转让给陈福堂，游军将所持有的10%的股权转让给郑荣榕，钟婷将所持有的20%的股权转让给郑荣榕。股权转让后，陈福堂持有英特加集团45%的股权，郑荣榕持有30%的股权，倪鹏飞持有25%的股权。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倪鹏飞、游军、钟婷于当日分别与陈福堂、郑荣榕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英特加集团召开由倪鹏飞、陈福堂、郑荣榕出席的股东会，并形成1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倪鹏飞的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免去游军的监事职务，选举郑荣榕为执行董事，聘任郑荣榕为经理，选举倪鹏飞为监事，并决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当日，英特加集团修改了公司章程。之后，英特加集团将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提交给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2018年1月30日，递加公司召开由原股东倪鹏飞、游军、钟婷出席的股东会，形成1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倪鹏飞将所持有的22.05%的股权转让给陈福堂，游军将所持有的14.7%的股权转让给郑荣榕，游军将所持有的2.45%的股权转让给倪鹏飞，钟婷将所持有的9.8%的股权转让给倪鹏飞。股权转让后，英特加集团持有递加公司51%的股权，陈福堂持有22.05%的股权，郑荣榕持有14.7%的股权，倪鹏飞持有12.25%的股权。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倪鹏飞、游军、钟婷、陈福堂、郑荣榕之间分别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日，递加公司召开由英特加集团、倪鹏飞、陈福堂、郑荣榕出席的股东会，并形成1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倪鹏飞的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免去游军的监事职务，选举郑荣榕为执行董事，聘任郑荣榕为经理，选举倪鹏飞为监事，并决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当日，递加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之后，递加公司将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提交给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三被告已在另案中已达成庭外和解书，截止至2019年8月25日，被告倪鹏飞总计收到被告郑荣榕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460,000元，郑荣榕已按和解书内容履行完毕所有支付义务,包括违约金10,000元；被告倪鹏飞总计收到被告陈福堂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161,094.01元，被告陈福堂未按和解书的约定支付其余股权转让款。 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人游军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倪鹏飞价值360000元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游军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作出（2019）闽0211民初194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倪鹏飞价值369020元（其中保全标的额360000元、案件受理费6700元、保全费2320元）的等值财产。执行部门于2019年6月28日冻结被保全人倪鹏飞在中国工商银行41×××08账户内存款，实际冻结7041.51元，于2019年6月28日冻结被保全人倪鹏飞在中国工商银行62×××33账户内存款，实际冻结0元，于2019年6月28日冻结被保全人倪鹏飞在中国农业银行62×××79账户内存款，实际冻结15108.45元，冻结期限均至2020年6月28日。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思路为：1.确定受委托一方获得的收益中委托方占有多大的比例（就本案而言，关键在于确定游军在案涉转让协议中所转让股份的占股比例）？2.在受委托方所支付的费用中，应由委托方承担的费用金额？3.受托方与受托事项相对方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游军在案涉转让协议中所转让股份的占股比例？ 游军主张其占股比例为30%：1.游军系涉案三公司的原始股东，三方成立公司之初，即明确各股东的占股比例，即游军占股30%，倪鹏飞占股55%，钟婷占股15%；2.工商登记仅为形式登记，且公司经营期间一直由倪鹏飞自主负责，工商登记的变更都是倪鹏飞自主决定的，并未通知游军。根据工商登记的变更无法计算游军占三公司整体的股份。原告提交了录音证据证明倪鹏飞认可游军占股30%，且根据其主张的反请求要求游军承担30%责任，也表明其自认游军占股30%。 倪鹏飞认为原告游军所持有的整体股权为22.55%：原告游军在递加公司中的股份为集团持股51%×25%＋个人持股17.15%=29.9%(约等于30%），在英特加集团的股份为25%，在英特加公司持有的股份为集团持股51%×25%=12.75%。所持有的整体股权为三家公司各持有的股权除以3，即原告游军所持有的整体股权为22.55%。 本院认为，原告游军和被告倪鹏飞在庭审中均认为游军转让的是其持有的全部股权，因此游军在案涉转让协议中所转让的股份比例即为在案涉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原告主张其在成立之初即约定持股比例，原告提供的录音记录载明，游军：“我这边占30%”，倪鹏飞：“本身当时是说你这边占30%，最开始说是，后面因为你没空来，说你让点出来，就是这样子，只占25%，5%让给他”，游军：“这个股东大会都没开，为什么说我只占25%”，倪鹏飞：“···大家无非说白了，当时说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口头上这样说的嘛，只是觉得当时你不过来。不过现在你就是按照30%算也行，是吧。如果你去计较这个东西，但是说了，就是算好了”。被告倪鹏飞的回答肯定了游军的原始持股比例为30%，虽然录音资料里此处没有明确30%指的是具体哪家公司的股份，但因为游军与倪鹏飞均为案涉三家公司的股东，再联系录音资料的前后内容，前面讨论的内容为公司的经营投入，后面讨论的内容是公司的风险分担，可以认为游军和倪鹏飞的讨论对象为三家公司整体，此处的30%指的就是三家公司的占股比例。倪鹏飞在电话交谈中提出游军的股份份额变更为25%，游军提出当时并未召开股东会议讨论通过，倪鹏飞随后认可游军持股比例为30%，故本院对原告关于持股比例为30%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以上持股比例之确定，倪鹏飞认为应当按照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为据，虽然游军在与陈福堂、郑荣榕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了具体的股份比例，股权转让中的比例也与工商登记中的比例也能相互印证，但是在陈福堂和郑荣榕成为案涉三家公司的股东之前，游军与倪鹏飞之间已有持股比例的约定，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不具有对抗内部股东约定的效力，且案涉三家公司没有具体估值，其价值不能做等同处理，倪鹏飞与陈福堂、郑荣榕签订的转让45%、30%股份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是以三家公司的整体股权为对象、转让金额也是按照整体股权进行计算，倪鹏飞主张的计算方式将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相加后除以三，将三家公司的价值做等同处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游军在案涉转让协议中的股份比例为30%。 二、应由委托方承担的费用金额如何计算？ （一）关于支出的工资 倪鹏飞认为，倪鹏飞与陈福堂、郑荣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转让方需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倪鹏飞与陈福堂、郑荣榕于2018年按2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2月6日前完成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虽然在签订股权转让时，就已确认陈福堂、被告郑荣榕对于股份的受让，但在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之前转让方的义务并未履行完毕。倪鹏飞所支付的系拖欠员工的11月份、12月份的工资，系必要支出。游军理应承担委托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游军认为，倪鹏飞支付拖欠的工资是属于应尽的经营期间的管理义务，这些支出包括工资是属于公司经营成本支出，与委托事项无关。 本院认为，未支付员工工资并非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情况，因此不属于委托事项，且该支出系发生于股权转让之后，故本院对倪鹏飞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公证费用 倪鹏飞认为，公证费应作为委托事项支出的必要费用。 游军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18日，截至2018年1月，股权转让事宜已全部办理结束。《公证书》为2018年9月8日出具，所载内容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与委托事项无关，并非处理委托事务必要的费用，不应由游军承担。 本院认为，支付员工的工资尚且不属于委托事务支出的必要费用，为公证已支付员工工资而支出的公证费更不属于委托事务支出的必要费用，故本院对于此项诉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律师费用 倪鹏飞认为，陈福堂、郑荣榕因股权转让纠纷在集美区人民法院起诉倪鹏飞，由此形成（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两个案件。委托关系中，代理人所从事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倪鹏飞在从事代理行为时并没有存在过错，游军需承担为处理委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另外，需特别说明的是，在游军和陈福堂、郑荣榕三人的聊天记录中，游军明确表明要与陈福堂、郑荣榕合作，并在郑荣榕表示明面上倪鹏飞并没有违约的情况下，游军为其出谋划策，最终导致了陈福堂、郑荣榕向倪鹏飞起诉。故倪鹏飞因上述两个案件所支付的律师费40,000元，游军不应按照其持股比例，而应全部承担。 游军认为，律师费不是必要支出，如果法庭认为是必要支出也应该按照所转让的股份来分配。 本院认为，（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0号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陈福堂、郑荣榕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从结果可以看出倪鹏飞所支出的律师费是为了促使陈福堂、郑荣榕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义务，属于为履行委托事项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游军应承担相应部分，为16,000（30%÷75%×40,000）元。 受托方与受托事项相对方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院认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倪鹏飞共从委托事务中取得621,094.01元，依游军的占股比例，倪鹏飞应向游军转交621,094.01*（30%÷75%），即248,437.60元。对于倪鹏飞未能从委托事务中取得的财产，游军诉求倪鹏飞予以转交，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郑荣榕已经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义务，游军在庭审过程中撤回对郑荣榕的起诉，系处分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支持。 因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为避免本判决与2871号民事判决在执行过程中产生冲突，本院不再就游军对陈福堂的诉请作出裁判。在倪鹏飞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书对于陈福堂申请强制执行获得执行款项后，应当依30%/75%即40%的比例向游军支付所获得的执行款。当然，若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怠于就被执行人陈福堂所拖欠的款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告（反诉被告）游军可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就其中40%的部分以陈福堂为被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于原告提出的违约金诉请，委托合同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予以约定，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在目前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收到的621,094.01元中有350,000元系在（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之前支付的，时间分别为：陈福堂于2017年12月25日向倪鹏飞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于2018年2月9日再向倪鹏飞转账汇款50,000元；郑荣榕于2017年12月21日向倪鹏飞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向倪鹏飞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故对该部分款项中的40%（即140,000元），原告诉请中综合以2018年1月28日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时间起点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在目前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收到的621,094.01元中的271,094.01元基本系于（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支付的，对于该部分款项中的40%（即108,437.60元），本院酌定以厦门市中级法院庭外和解书中确定的2019年8月15日这一付款时点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时间起点。另，关于案涉保全费23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系诉讼费用,可依游军的胜诉金额进行比例折算后由倪鹏飞承担1601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游军支付股权转让款248,437.6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248,437.60元股权转让款为计算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其中140,000元，从2018年1月28日起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止，其中108,437.60元从2019年8月15日起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止）； 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游军支付保全费1601元； 三、原告（反诉被告）游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支付处理委托事项费用16,000元； 四、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对于被执行人陈福堂申请强制执行获得执行款项后的十日内，应当将其中40%的执行所得款项向原告（反诉被告）游军支付。若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怠于就被执行人陈福堂所拖欠的款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告（反诉被告）游军可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1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就其中40%的部分以陈福堂为被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陈福堂支付该笔款项后，倪鹏飞对于陈福堂的该笔收款权利即归于消灭，倪鹏飞仅得就以上判决中60%的部分向被执行人陈福堂申请强制执行； 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游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倪鹏飞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6700元，减半收取3350元，由倪鹏飞负担2312元，由游军负担1038元（已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706元，减半收取353元，由游军负担88元，由倪鹏飞负担265元（已缴纳），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 湧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吴淑贞 代书记员  陈小卢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