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28540号原告：张桂华，女，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容委废弃物管理中心退休职员，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天津澄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秀丽，女，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马如俊，女，193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孙乐，男，198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虹，天津云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市塘沽城建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福州道8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22986780E。法定代表人：李天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丽，天津承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桂华与被告孙秀丽及第三人马如俊、孙乐、天津市塘沽城建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沽城建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桂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被告孙秀丽，第三人孙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虹，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马如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张桂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的拆迁利益由张桂华、孙乐、马如俊享有，其中张桂华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屋过渡安置费、地上物补偿费、拆迁奖励以及房屋拆迁款共计441240元（拆迁利益包括过渡安置费暂计158400元、地上物补偿费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以及房屋拆迁款394550元，共计661860元，原告占三分之二的份额）。事实与理由：孙树松（已去世）系原告配偶，第三人孙乐之父，第三人马如俊之子。2000年5月10日，孙树松通过中间人刘承文介绍购买了中心庄村民司兰奎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购房款为31800元，由司兰奎收取。因无法过户到孙树松名下，孙树松通过与妹妹孙秀丽协商，将房屋过户到孙秀丽名下，但产权仍归孙树松所有。2010年涉案房屋所在村庄涉及拆迁，因该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只能以被告名义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签订《过渡安置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在2011年1月10日收到第一笔过渡安置费及搬迁补助费等14800元，并主动将该笔费用交付孙树松与原告。2016年12月，被告与塘沽城建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补偿安置方式为“实物安置”，以一宗宅基地为单位，以户口本载明的人口确定安置人数，每人按照45平方米标准安置，最终被告获得安置房屋两套，面积共计180平方米，并收取了地上物补偿费用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以及长达六年的过渡安置费用暂计158400元。因涉诉被拆迁房屋实际为孙树松购买，顶名登记在被告名下，以被告名义签订拆迁协议，但实际购房人应享有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因孙树松在2000年购买该房屋时与原告张桂华为夫妻关系，该房屋应系夫妻共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2016年6月13日，孙树松病逝，孙树松的拆迁利益应由张桂华、孙乐及马如俊按份共有，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综上，被告应将该房屋所获得的拆迁利益中的三分之二给付原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均拒绝。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孙秀丽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陈述的房屋买卖过程不属实，该房屋最初由孙树松与原告及母亲马如俊、父亲孙连周共同卖掉河北黄骅旧城镇西崔庄村的房屋后凑齐的房款，由孙树松一人与司兰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当时兄妹几人和介绍人都在现场，由于孙树松是长子，且父亲年纪大、母亲是聋哑人，所以买卖协议中由孙树松一人签字。因为案涉房屋属于集体土地，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且不能买卖，谈不上产权归孙树松所有。后期是被告向村委会申请补偿马如俊100000元，经房管局批准由被告和司兰奎到塘沽公证处做了公证手续，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因此案涉房屋是村委会批给被告的农村宅基地，被告是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也是合法的被安置人。被安置人必须是有农业户口的中心庄村村民，安置费需由合法的被安置人所有，孙树松、孙乐、马如俊均没有资格和权利获得安置费。另外，孙树松在世时先后从被告处借走400000多元至今尚有200000元没还，但未打欠条，孙树松死后原告却据不认账。第三人孙乐述称，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可原告陈述的全部事实与理由。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述称，《过渡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房屋安置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均属实，相关的拆迁补偿第三人已经发放给被拆迁人。第三人马如俊未出庭参加诉讼，未发表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对各方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依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马如俊与案外人孙连周（已去世）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孙树松（已去世）与被告孙秀丽均系马如俊与孙连周之子女。原告与孙树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9年2月4日登记结婚，第三人孙乐系原告与孙树松之子，孙树松于2016年6月13日去世。原告、孙树松及马如俊均系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城镇居民，被告孙秀丽系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心庄村村民。案外人司兰奎原系塘沽中心庄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塘集建（93）字第4116号”、地号为“07-01-16-6”宅基地的使用权人。2000年5月10日，孙树松（作为乙方、买主）与司兰奎（作为甲方、卖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载明“甲方有砖木结构正房四间，坐落在，现房出售。乙方经中心庄村民刘承文介绍买房”，约定“一、甲方砖木结构正房四间一个院，甲乙双方研究协定订价31800元，乙方付款后搬入；二、房屋建筑面积、院占地面积，以土地使用证正本为准；三、甲乙双方共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运作费用由乙方负责，税费甲乙双方负责（房屋买卖所产生的税）；四、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留指纹有效…”，落款处由甲、乙双方分别签字摁手印，且有“中间介绍人”刘承文签字。同日，司兰奎向孙树松出具收条，载明房款已经全部结清。2007年4月12日，孙树松与被告签订《协议》，载明“本人孙树松于2000年5月10日经中间人刘承文介绍，买得中心庄村民司兰奎于1993年前自盖砖平房4间，用地面积138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82平方米，此房坐落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塘集建（93）字第4116号，此房自2000年5月归本人孙树松所有。现因过户只可过户到本村户口居民的名下，所以暂时过户到其妹孙秀丽名下，但房屋所有产权仍归孙树松所有，现经其妹孙秀丽同意立此协议以示公正”，落款处由孙树松与被告签字并摁手印。2007年6月26日，被告（作为乙方、买方）与司兰奎（作为甲方、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经中心庄村民委员会及胡家园街城市管理委员会同意甲乙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一、乙方购买甲方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中华里108号砖平房四间（用地面积：138平方米，建筑面积：82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塘集建（93）字第4116号。二、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人民币叁万壹仟捌佰元整；三、付款时间与方法，乙方于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将房款已交付甲方，甲方于当天将上述房产交乙方；四、甲方将房屋已交付给乙方，一切房屋及相关建筑物的所有权即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任何关系，甲方不得向乙方提出任何要求；五、公证费及房屋过户费用由买方承担…”。同日，被告与司兰奎至塘沽公证处办理了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的公证手续。2017年8月27日，被告取得“塘民集用（2007）第04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土地所有权人为“塘沽区胡家园街道办事处中心庄村民委员会”，使用权面积为138平方米。2010年，因“三煤气”污染问题，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决定对胡家园街中心庄村等几个污染严重的村庄先行启动农村城市化。2010年12月23日，被告（作为乙方、被安置人）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作为甲方、过渡安置实施单位）签订《过渡安置协议书》，载明房屋坐落地点为，正房（砖）4间、78.91平方米，厢房2间、15平方米，《过渡安置协议书》签订后由过渡安置实施单位负责拆除被安置人宅基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并于20个工作日内通知被安置人领取过渡安置费，被安置人签署《过渡安置协议书》日期即为享受周转费的开始日期。约定按塘沽农村城市化过渡安置政策，被安置人4间正房计每月1600元，2间厢房计每月600元，合计每月2200元过渡安置费，过渡安置费由过渡安置实施单位每半年发放一次，每户一次性给予搬迁补助费1000元，约定上述费用总计14800元，在发放过渡安置费时同时给付。约定被安置人暂不领取被拆迁砖房每平方米1000元、土坯房每平方米700元的地上物补偿费和一宗宅基地15000元的拆迁奖励等相关费用（还迁房入住前一并领取相关费用及其产生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约定自本协议书签署36个月内，由过渡安置实施单位与被安置人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人口固化日期，并按照统一规划确定的区域还迁安置，如逾期未安置，适度增加过渡安置费。2016年12月15日，被告（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作为甲方、拆迁实施单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家庭成员包括“李静、孙秀丽、李桂彬、李正博”，约定乙方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一户一处计93.91平方米，乙方选择实物安置的补偿方式。实物安置是指属于符合安置政策的被拆迁人，以一宗宅基地为单位，以户口本载明的人口确定安置人数，每人按照建筑面积45平方米标准安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总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的还迁房，甲方以被拆迁人原居住房屋确认面积为基础按照砖混结构平房每平方米1000元、土坯房每平方米700元、楼房每平方米1500元，给予乙方一次性补偿费及93910元，本宗宅基地拆迁奖励费15000元，共计108910元。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2套还迁房，第一套还迁房所有权人为被告，第二套还迁房所有权人为李静、李桂彬。2016年12月29日，被告（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案外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安置单位，以下简称“滨海新塘公司”）签订《房屋安置协议书》，载明根据乙方与塘沽城建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头道沟还迁区选房办法》相关规定，由安置单位对被拆迁人进行房屋安置。载明乙方选定的安置房屋为“第一套：90平方米房屋，房地产所有权人为孙秀丽，房屋地址佳美苑04-01-1202，期房；第二套：90平方米房屋，房地产所有权人为李静、李桂彬，房屋地址佳美苑16-01-0101，期房”。2016年12月29日，被告（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作为甲方、拆迁实施单位）签订《延期安置租房费协议书》，载明乙方同意甲方向房屋所有权人发放延期安置租房费，在延期安置期间甲方按期为还迁房所有权人发放延期安置租房费，时间自临时租房费停发次日起，至公告通知领取房屋钥匙之日后3个月止。庭审中，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确认其针对房屋和宅基地拆迁安置合计发放的补偿费用分别为“地上物补偿费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搬家费1000元，空调移机费600元，地上物补偿等费用的利息24862.12元，过渡安置费212959.72元，延期安置费32000元”，上述费用其已全部按照协议约定发放给被告等。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曾于2011年1月10日将其名下发放首次过渡安置费14800元的存折交给孙树松，该款项由孙树松取出使用，被告认可曾将存折交给孙树松并由其取款的事实。现原告认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街房屋和宅基地的拆迁利益应由张桂华、孙乐、马如俊享有，被告不予认可，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故成诉。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特定身份而取得。孙树松并非塘沽胡家园街中心庄村村民，故其于2000年5月10日与司兰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买卖中华里108号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应属无效。该买卖过程可以体现，孙树松已于2000年5月10日将全部购房款支付给司兰奎，司兰奎同时将中华里108号宅基地及房屋交付给孙树松。因被告系塘沽胡家园街中心庄村村民，经孙树松与被告协商后，由被告于2007年6月26日与司兰奎就中华里108号宅基地及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过公证部门公证，应视为有效合同，且被告也依据该合同办理了宅基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但该《房屋买卖合同》约束的主要是司兰奎与被告（或孙树松）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孙树松与被告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对于孙树松与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双方事实上认可并确认的协议或约定为基础予以认定。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明确载明房产交易价格31800元、买方于2000年5月10日将房款已交付卖方、卖方于当天已将房产交予买方，与孙树松与司兰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体现的事实是一致的，与孙树松与被告于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所体现的事实也可以相互印证，可见当时被告对于系由孙树松实际出资购买取得房屋的事实是认可的。在孙树松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中，双方约定由于只可过户到本村户口居民名下故暂过户到孙秀丽名下，但房屋产权仍归孙树松所有。该约定内容可以体现双方认可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内容是，被告登记为该宅基地及房屋的产权人，与该房屋相关的其他权利义务原则上归孙树松所有，其他事项未明确约定。因此，针对该房屋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不应当由被告全部享有，而是应在孙树松与被告之间进行公平合理分配。2010年，因“三煤气”污染问题，塘沽胡家园街中心庄等数个村庄启动农村城市化拆迁安置工作。被告与塘沽城建公司于2010年12月23日签订的《过渡安置协议书》载明被拆迁安置房屋坐落地点为，正房（砖）4间、78.91平方米，厢房2间、15平方米。协议签订后，塘沽城建公司对案涉房屋实施拆迁。被告与塘沽城建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家庭成员包括“李静、孙秀丽、李桂彬、李正博”，乙方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一户一处计93.91平方米，乙方选择实物安置的补偿方式，即以一宗宅基地为单位，以户口本载明的人口确定安置人数，每人按照建筑面积45平方米标准安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总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的还迁房…”。庭审中，塘沽城建公司向法庭确认，在符合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人员范围的前提下，被告及其家庭成员只要户口登记在中心庄村，均有权利按照每人45平方米安置住房的标准享受安置权利。本案中也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选择此种安置方式是出于恶意损害孙树松民事权益的动机，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及其户内成员按照拆迁安置补偿获得的180平方米的还迁安置房屋属于其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本就应当享有的权利，故该部分权益或其转化均不属于孙树松应当取得的利益。庭审中，第三人塘沽城建公司确认其针对房屋和宅基地拆迁安置发放的补偿费用为“地上物补偿费93910元，拆迁奖励费15000元，搬家费1000元，空调移机费600元，地上物补偿等费用的利息24862.12元，过渡安置费212959.72元，延期安置费32000元”，上述费用塘沽城建公司已全部按照协议约定发放给被告等人。本院认为上述安置补偿费用均系直接或间接的基于被拆迁房屋而发生或取得，该部分安置补偿费用应当包含了属于孙树松的合理份额。针对该部分民事权益的分配，本院以本案证据和认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结合各方合理预期及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树松应当取得上述补偿费用中的90%，即342298.66元。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曾于2011年1月10日给付孙树松14800元，故该部分已付款项应予扣除。扣除后，被告应分配给孙树松的数额为327498.66元。现孙树松已于2016年6月13日去世，原告系孙树松配偶，马如俊系孙树松之母，孙乐系原告与孙树松之子，三人均系孙树松的法定继承人，孙树松享有的上述民事权益应由三人共同享有。现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上述权益的三分之二的份额并要求被告给付，本院认为该权益属于原告与孙树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入，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上述权益的三分之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人马如俊与孙乐的相关权益问题，双方均属有独立权的第三人，但双方均未在本案中向被告提出相应的诉讼主张，故二人可与被告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孙秀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桂华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分割款218332.44元；二、驳回原告张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20元，由原告张桂华负担3345元（已交纳），由被告孙秀丽负担4575元（原告已交纳，被告孙秀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向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郑 岩审 判 员  高铭延人民陪审员  张秀敏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陈 荔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三十一条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