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1民初1010号原告：袁小杰，男，汉族，1968年7月6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原告：王艳艳，女，汉族，1982年10月1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中文、赵志阳，河南博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埠兴村福兴综合楼A楼。法定代表人：潘伟明，该公司董事长。被告：郑州福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州东站对面榆林北路36号绿地中央广场南塔3702室法定代表人：林栋，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潘伟明，男，汉族，1964年7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从化市。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云龙，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进，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小杰、王艳艳与被告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晟公司）、郑州福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福晟公司）、潘伟明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小杰、王艳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中文，被告福建福晟公司、郑州福晟公司、潘伟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云龙、严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袁小杰、王艳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福建福晟公司赔偿原告损失：38042874．75元（暂计算至3月31日，按照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目标公司的转让价值为基数，按照目标公司各项债务的确定利率以及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交付各项证照资料之日为止。）2、被告郑州福晟公司与潘伟明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约定了被告通过对原告持股的河南省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承债式受让原告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取得目标公司项目地块的事宜。《转让协议》还约定被告承债金额约为8.9亿元（实际支付或结算金额为准）以及另支付对价1.67亿元和18000平方的公寓实物，转让协议确定的项目总值为12．3749亿元。按照协议约定，目标公司的全部印章、证照、财务凭证以及其他资料都移交被告人员进行共管，具体存放在被告公司。协议履行期间，由于被告与债权人就付款与解押的非关键性细节条件存在分歧致合同履行出现迟滞，就在原告努力帮助解决该问题之时，被告突然向原告发出《解除〈“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的通知函》，并向人民法院起诉。2017年12月2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民初24号判决书，确认合同解除。判决同时指出“福晟公司以袁小杰、王艳艳尚未还款为由主张留置共管物品，亦缺乏依据……因袁小杰王艳艳诉请继续履行转让协议，并未主张退还共管物品，对此本案不作处理，可另行主张”。判决生效后被告不顾合同已经解除之事实与基本的商业伦理，仍然拒绝返还共管物品，致使目标公司完全丧失了一切企业行为能力，原告只能眼睁睁看着目标公司背负的债务利息与日俱增却无可奈何。原告于2018年3月依法起诉要求返还共管的证照与财务凭证资料，3月20日高新区法院通知到庭调解，被告律师到庭，但拒绝调解。高新法院不得已把案件由诉调中心转往业务庭。另：《转让协议》第十八条第2项约定了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地址，第4项约定了如果形成纠纷由项目所在地（郑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综上，由于没有任何证照、印章及财务资料，原告根本无法对目标公司资产进行任何处置，也就无法偿还基于目标公司资产形成的债务本息，这些巨额损失完全由于被告非法留置共管的证照、印章与财务资料导致，被告应该对这些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起诉，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福建福晟公司、郑州福晟公司、潘伟明辩称，一、袁小杰、王艳艳并非本案诉讼请求的适格原告，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赔偿原告损失38042874.75元”，原告在“事实与理由”的最后一段总结称“原告根本无法对目标公司资产进行任何处置，也就无法偿还基于目标公司资产形成的债务本息……被告应该对这些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但原告上述主张中，无论是目标公司资产的处置，还是目标公司债务本、息的承担，其法律主体均只能是目标公司——河南省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庆祥公司”）。两原告只是隆庆祥公司的股东，其以股东身份起诉主张所谓公司损失的赔偿，属于主体不适格。因此，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在诉状中主张被告“拒绝返还共管物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1款之约定，隆庆祥公司的证照、印章、财务资料是由原、被告双方共管，而并非移交给答辩人单独保管。双方设置双控共管保险箱用以存放上述共管物品，原告保管钥匙、被告保管密码。需使用相关证照、印章、资料时，由双方共同会签、审批，并在共管台账上登记。共管关系本身也属于合同关系。该共管合同关系虽然是基于《“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所产生，但一经产生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解除后，对共管合同关系的解除，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的结算和清理事务，应由共管关系的双方就共管期间共管物品的使用情况、法律责任及后果进行结算、清理以及办理后续配合手续，之后才能解除共管、办理移交。例如：本案共管期间，曾以共管印章、证照办理了设计招标、配电工程设计合同、办理项目基建电、签订售楼部施工合同、办理地产企业资质续期的增员等事项，这些事务在解除共管时应由双方办理结算、划分责任、配合减员等。但《“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6月10日解除后，原告从未要求结算、清理共管执行情况，更未要求解除共管、办理相关返还手续。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拒绝返还共管物品”没有事实依据。另，原告于2018年3月向郑州高新区法院起诉被告“返还保管持有的隆庆祥公司企业证照印章财务管理资料”，但该诉请所称的“保管”与双方约定并履行的“共管”根本不符，没有事实依据。三、《“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解除后，被告从未限制或影响原告对共管物的使用，原告的权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6月10日解除。原告始终未要求解除共管关系，更未要求办理共管的结算、清理手续。相反，原告还多次使用共管的证照、印章办理相关手续，被告均予以配合。被告从未限制或影响原告对共管物的使用，原告的权益没有因为共管受到影响，因此，原告在诉状中称“目标公司完全丧失了一切行为能力”明显与事实不符，该主张不能成立。四、隆庆祥公司的债务无法清偿与共管关系的存续无任何关系，原告主张因共管关系存续造成其利息损失扩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隆庆祥公司正是因巨额到期债务无法清偿，原告才进行股权转让。根据案涉《“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就本次转让被告承接隆庆祥公司既有债务即达89009万元。隆庆祥公司及原告无力清偿这些债务本身已达数年之久，更因这些案件在郑州各级法院的强制执行，而致使公司土地资产及原告所持股权被多轮司法查封及轮候查封。转让协议解除后，原告或隆庆祥公司也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要再行转让股权或项目的主张，且上述股权、土地由于包括被告在内的司法查封、轮候查封的存在，事实上也不存在能够自行转让以清偿债务的可能。现隆庆祥公司被贵院查封的两地块，已由贵院执行局完成评估，评估价72860.07万元，并已在阿里司法拍卖网上挂牌，将于9月17日进行拍卖。综上，隆庆祥公司债务无法清偿、利息持续增加与共管关系的存续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提出该所谓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五、原告诉请郑州福晟、潘伟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没有合同依据。根据《“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第十六条第1款的约定，郑州福晟、潘伟明对福建福晟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仅限于“为充分保障甲方后续款项、其他尚未剥离的工业用地及其他资产的安全”，并不涉及本案所涉共管物品返还事宜。因此，原告诉请郑州福晟、潘伟明就该事项所形成的争议承担所谓连带保证责任本身没有合同依据。综上所述，袁小杰、王艳艳并非本案诉请的适格原告，且诉讼请求与据以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为证明自己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共管资料清单一份（转让协议附件二），拟证明原告依据《转让协议书》移交被告的共管物品即企业证照、印章、管理与财务类资料，丧失这些证照、印章与财务资料，目标公司无法运转。第二组证据：1、《解除〈“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的通知函》，拟证明：被告福建福晟公司于2017年6月7日发出给原告，通知：解除《“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本解除通知自送达后立即生效，依照商业惯例，既然协议已经解除，被告依据协议保管的共管物品就应该主动返还原告。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协议确定解除，双方都没有上诉，判决书也明确指出，继续留置共管物品没有依据。第三组证据：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0191民调3294号受理案件通知书、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0191民调3294号到庭传票，拟证明在多次交涉仍然无法拿到共管的证照印章财务档案资料后，原告无奈起诉，要求返还共管物品，但被告拒绝调解、拒绝交付，并向法庭明示准备提起管辖异议，意图长期拖延诉讼、实质拒绝交付。第四组证据：1、债务明细表（转让协议之附件一），拟证明下述五项债务均经双方确认，属于协议交易价值的组成部分；2、《转让协议》，拟证明转让项目总价值12.3749亿元，转让协议第五条）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组已经提交，拟证明福建福晟公司代偿性投资234444564.34元及逾期的罚息）；4、窦艳芳一审判决书（证明本金与利率以及滞纳金）；5、信用社判决书（证明本金与利率以及滞纳金）；6、中牟村镇银行借款合同（证明本金与利率）；7、民间未涉案五人借贷凭证（证明本金与利率）；8、损失计算清单；上述第四组证据拟证明转让协议确定的8.9009亿元的组成以及组成该金额的各项债务的本金与利率；“隆庆祥项目”债务代偿本金后剩余净值4.8276909552亿元的计算依据（1.35769095亿+3.47亿，转让协议第五、十条）；由于无法及时处置目标公司资产以清偿债务导致的债务利息或资金闲置（指剩余净值）的利息损失38048373.75元（暂计算到3月31日，应该计算到证照印章交付，企业行为能力恢复时止）。第五组证据：1、洛阳银润置业公司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由于缺乏印章证照，导致已经协商结束、准备签订的合同被迫放弃，土地不能及时转让意味利息成本在继续上升，被告拒绝归还印章证照行为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2、福晟公司悬挂在拍卖地块的横幅照片，拟证明福建福晟公司在2018年8月17日被发现在拍卖土地上悬挂横幅（此前是否悬挂不清楚），声称属于自己开发项目，故意误导潜在竞拍人，意图通过影响竞拍人参与度进而影响拍卖成交价，压低成交价；3、隆庆祥员工王家富带领朋友去考察地块，对福晟接待员工崔先锋的录音文本（附录音），拟证明福晟公司故意误导潜在竞拍人，意图压低成交价，为自己竞拍成功提供不当方便条件，正是由于福晟员工的故意误导，夸大地块的潜在矛盾与障碍，导致该公司放弃该项目；4、当代地产（总部北京）考察人员与福晟实业总经理毕海涛的对话录音，拟证明福晟公司故意误导潜在竞拍人，意图压低成交价，为自己竞拍成功提供不当方便条件，正是由于福晟员工的故意误导，夸大地块的潜在矛盾与障碍，导致北京当代地产公司总部认为该项目地块过于复杂而放弃竞拍该项目；5、郑州中级法院8月17日公告，拟证明由于隆庆祥公司员工向郑州中法执行局反映了福晟集团员工在拍卖地块种种不合法行为，法院明确公告：不要相信其他人员介绍，土地信息请向法院了解；不得擅自进入土地。并且，2018年8月17日，中级法院执行局对土地进行清场，福晟派驻的两个员工及其生活用品被强行清退，确保了拟拍卖土地的整洁、确保了信息来源的权威；6、中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对郑州福晟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毕海涛的询问记录；第六组证据拟证明由于福晟集团的非法阻挠，导致多个潜在购买人或竞拍人由于认为该地块矛盾过于复杂而放弃收购或竞拍，这种结果必然延迟土地的成功转让或阻滞竞拍价格的合理上升，从而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共管资料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它的证明对象我们认为不能成立，首先这里面约定的是一个对这些物品是属于一个共管的状态，而不是像原告在证据证明对象所称的是移交被告，不存在移交被告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共管状态不影响目标公司的正常运转。对第二组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的第二段有异议，转让协议书的解除并不代表着共管关系的同时立即解除，共管关系的解除还应办理相应的结算清理手续，同时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共管关系，仍然按照共管状态申请使用相关共管物品，对第二份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判决书的援引内容我们认为存在着断章取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对象不成立，首先不存在原告多次交涉要求返还共管物品的问题的事实，其次原告在高新区法院的诉请，也不是要求解除共管关系，而是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保管的这些证照、共管物品，所以该主张本身是没有依据的。对第四组证据的第1、2、3、4、5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6.7份证据因为和原告方无关，所以我们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8这个损失计算表是原告单方自己的主张，不属于证据范畴。那么对这一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我们认为不能成立，因为从这组证据清楚看出隆庆祥公司的这些债务都是既有债务，并且已经生效的判决转入执行程序，并且是经过强制执行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履行，所以它的利息的增加，和隆庆祥公司所主张的这些共管物业的返还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就这些利息的增加和合共管物品的返还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第五组证据洛阳银润置业公司的证明我们认为这个属于书证的，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所以证人应当证人未出庭质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就这个应该不属于书证，属于证人证言，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明显存有异议，经过查询洛阳银润置业本身属于存在的巨大经营风险的一家企业，并无任何收购项目土地的这种现实可能性，原告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该公司之间的合同谈判的具体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该证言不能够作为一个证据来使用；第二个证据是横幅照片，对这个照片的具体情况我们这个不太清楚，因为看不出它的拍摄的时间，因为拍摄的地点就这个楼确实是隆庆祥公司，就是当时我们收购的隆庆祥公司所建设的售楼部，所以说这个横幅所体现的是福晟钱隆首府项目接待中心，以及上面体现福盛集团福建六建集团和这栋售楼中心本身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对第3、4份录音证据，对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我们都有异议，因为录音的录音人员的身份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录音应当是原告方以非法的方式骗取进行的，里面所体现的录音人员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意向竞买人，作为原告方纯粹只是为了骗取这个录音而进行的行为，所以并不能够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方所谓阻挠其这个土地拍卖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跟案件的关联性而言，证据3、4和本案对方所主张的共管物品的这个返还事宜所产生的所谓的赔偿责任纠纷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你方认为这个拍卖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认为由此造成什么损失，这个跟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你方可以另外去主张，证明对象也不能成立，因为作为福晟公司来说，并没有任何主动的去跟其他人员介绍相关的这种情况，只是有相关人员前来了解的时候进行根据我们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一个客观的介绍，不存在的证明对象所称的故意误导潜在竞买人；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我们有异议，因为这里讲到了原告方认为所谓存在福盛集团的这个不法行为，首先我们认为不存在所谓这个不法行为，作为中院执行局其实也只是告知我们这个不要在进行，不对这个情况进行说明的这种相应的介绍，作为毕海涛而言，我们认为他只是作为郑州福晟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对相关情况的介绍本身只是基于其自身的了解，并不代表着被告方福建福晟公司的这种行为，同时这两份证据也和本案讼争的所谓的共管物品的这个返还事宜以及产生的纠纷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如果对方认为拍卖事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另案去处理。这个证人证言我们也同样的说明一下，这个证人证言首先不符合这个证言的法定要件形式，第二个对于证言的真实性我们存疑，因为这个证人到底和原告是什么关系，否存在着一个真实的意向买家，实际上作为原告是无法证明，随便找个人出具的证言或者是协助他录音，并不能够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意向买家。三被告为证明自己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隆庆祥项目”转让协议书，拟证明：第八条第1款规定，双方是共管隆庆祥公司的证照、印章、资料，而并非被告单方保管，因此，不存在由被告单方返还的问题，而应办理共管解除及相应的结算、清理手续；根据第四条、第六条的约定，截至2016年底，隆庆祥公司债务已达89009万元，且多属长期无法清偿的涉诉、涉执行债务，因此，该债务无法清偿及由此导致利息增加与共管持续存在无关；根据第十六条第1款，共管事宜不属于郑州福晟、潘伟明的担保范围。证据二，印章、证照、资料借用（借出登记汇总表），拟证明双方在共管期间，涉及60项（次）的共管物使用，原告如要求解除共管，应提出解除要约，并由双方办理相应的清理、结算手续；2017年6月10日，转让协议书解除后，原告并未要求解除共管，且多次申请使用共管印章、证照，被告均予以配合，证明共管的存续并未影响或限制原告对共管物的使用，原告的权益未收到任何影响。证据三，部分的印章、证照借用审批表，拟证明双方对共管证照、印章、资料的具体使用审批流程；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6月10日解除，双方在协议解除前后对共管物使用的审批手续并无不同，被告并未因协议解除而影响或限制原告对共管物的使用。证据四，隆庆祥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郑州中院执行局提供的隆庆祥公司两被执行地块查封情况表、司法拍卖公告，拟证明法院因原告及隆庆祥公司大量在执案件已查封、轮候查封原告所持股权及隆庆祥公司土地，现已进入土地的执行拍卖阶段。因此，隆庆祥公司巨额债务无法清偿与共管关系的存续无任何关系，原告主张因共管关系存续造成其利息损失扩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告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不认可，合同既然已经解除，那么基于合同所获取的物品就应该返还，这是合同法明确规定的义务；第二，依据合同第16条第一款，那么丙方的担保责任与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是完全对等的，也就是说丙方应该为本案承担连带责任。对第二组证据印章证照借用登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它的证明对象有异议，我们是从河南省高院做了判决书以后才开始索要这些印章的，因为在河南高法诉讼的时候，我们的要求是继续履行，所以在判决之前我们不可能提出返还共管物品这样的诉求，但是根据这份印章的审批表原告方的使用时间截止到2017年8月8日，此后再无使用的记载，也恰恰证明了双方在高院判决前后关系彻底恶化的这样一个事实。对第三组证据部分印章证照节目审批单，客观性没有异议，但是其登记时间与第二组的时间范围是基本一致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高院判决前后双方关系发生质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第四组证据的客观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土地被查封并进入执行阶段与所有人对外转让土地并不矛盾，原告方与被告方的转让合同就是在执行阶段签订的，如果当初履行了显然就没有后续的利息成本增加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同样原告可以和被告签订转让协议，也就可以和其他任何第三方签订转让协议，被告的行为扣押证照印章、财务资料的行为，恰恰阻断了原告与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协商谈判并签署协议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导致原告完全无法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推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利息每天在上升，所以由于不能及时返还印章证照，从而阻断原告对外转让机会与能力导致的利息成本的上升被告应当承担责任。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2017年1月20日，袁小杰、王艳艳作为甲方，福建福晟公司作为乙方，郑州福晟公司作为丙方（乙方担保人），隆庆祥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共同签订《“隆庆祥”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第一条“隆庆祥”项目地块概况：目标公司名下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两幅地块（面积约合151.07亩），两幅地块已由目标公司设定抵押，并因诉讼案件被法院查封；第二条双方议定的转让方式为：甲方以承债式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的方式将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乙方通过100%持股目标公司实现取得“隆庆祥项目地块”的合同目的；第四条目标公司承接：在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中，甲方已向乙方披露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目标公司对外负债总额约89009万元，并提供了附表清单（附件一、债务明细表）。上述债务的帐务处理由双方协商在本协议签署后30日内完成。第六条涉诉债务的处理与目标公司股权、土地、银行帐户的解封：因目标公司部分债务已进入诉讼、执行程序，甲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项目地块以及目标公司帐户已分别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在数个案件中予以查封或轮候查封。甲方负责在本协议签订后协调相关法院同意按照以下方案办理债务清偿及解除股权、土地以及目标公司帐户查封等事宜。双方在股权得以解封及质押注销后立即办理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工商登记手续。1、涉诉非银行债务的处理。甲方及目标公司现涉诉10个非银行债务案件（部分利息、违约金尚未计算，具体金额以与各债权人最终确定的为准）约3亿元。（1）本协议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指定第三方向甲方指定帐户支付人民币3000万元作为定金。（2）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双方以郑州福晟公司名义在甲方指定银行设立一共管帐户（该共管帐户不开通网银支付功能），乙方在2017年2月13日前将7000万元汇入该共管帐户。双方购置一保险箱用于存放共管存放目标公司证照、印章及重要资料（附件二、共管资料清单）。该保险箱双方认可存放于郑州福晟公司办公室，乙方保管密码，甲方保管钥匙，需启用共管印鉴证照的，由双方共同到场开启，并作好用章记录，双方应对目标公司正常的用章予以配合。2、涉诉银行债务的处理，目标公司涉诉银行有三笔，分别为（1）郑州市效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团贷款本金合计2.4亿元、利息约为4668万元；（2）郑州市效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圃田信用社2600万元贷款、利息约为597万；（3）郑州市效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圃田信用社2700万元贷款、利息约为577万，即涉诉银行贷款本金约2.93亿元、利息约5842万元，本息合计3.5亿元。目标地块系作为上述债务的抵押物处于抵押状态外，目前也因上述三个案件被法院轮候查封、冻结。第八条目标公司移交：1、乙方按照本协议第六条第（一）部分第1款约定，将首期1亿元（含定金3000万元）资金进入共管帐户或指定帐户当日，甲、乙方即对目标公司证照、印章及所有资料进行共管。第十六条担保：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为了充分保障甲方后续款项、其他尚未剥离的工业用地及其他资产的安全，丙方自愿为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与责任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7年1月23日，福建福晟公司依约向原告指定帐户支付定金3000万元，至2017年4月1日，福建福晟公司应袁小杰、王艳艳通知，代其偿还债务累计付款234444564.34元（含3000万元定金）。2017年3月1日，原告就偿还本院（2015）郑民三初字第289号民事判决项下债务，向福建福晟公司发出付款209882636.32元的通知书，3月9日，福建福晟公司应原告通知，将209882636.32元转至本院执行专户，同时出具《付款说明函》，5月8日，福建福晟公司又向本院出具《申请报告》称：考虑到窦艳芳申请执行案件存在股权质押，质押手续需由其配合签署解押文件或由法院依职权解除，因此在向本院付款时明确了代偿条件，但因申请执行人窦艳芳拒不配合，被执行人未能与其就还款暨涂销质权达成和解，经多次沟通，执行工作仍未能推进。福建福晟公司依据《付款说明函》所述条件申请退款，6月8月，该笔209882636.32元从本院退回福建福晟公司。2017年6月7日，福建福晟公司向原告发出《解除〈“隆庆祥”转让协议〉的通知函》，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转让协议。2017年6月29日，福建福晟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袁小杰、王艳艳共同归还福晟公司已付转让对价款234444564.34元；2、判令袁小杰、王艳艳共同支付福晟公司违约金1亿元；3、判令袁小杰、王艳艳自2017年6月13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就第1、2项诉讼请求项下的未付款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款之日（暂计至2017年6月23日，金额为33444564元）；4、判令隆庆祥公司对袁小杰、王艳艳在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5、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袁小杰、王艳艳、隆庆祥公司共同承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福建福晟公司主张袁小杰、王艳艳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合理期限内完成转让协议第六.1（3）条约定义务，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转让协议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还认为依约由各方共管的隆庆祥公司印章、证照及其他资料，理应在转让协议解除后退还袁小杰、王艳艳和隆庆祥公司，福建福晟公司以袁小杰、王艳艳尚未还款为由主张有权留置共管物品缺乏依据。因袁小杰、王艳艳诉请继续履行转让协议，并未主张退还共管物品，对此该案不作处理，可另行主张。2018年3月2日，原告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被告福建福晟公司、郑州福晟公司返还隆庆祥公司证照印章财务管理资料。2019年1月11日，郑州福晟公司将其保管的隆庆祥公司证照印章财务管理资料全部返还隆庆祥公司。本院另查明，被告保管的印章证照资料借用（借出）登记汇总表显示，自2017年8月8日之后无借用登记。本院还查明：隆庆祥公司法人为袁小杰，股东为袁小杰、王艳艳，分别持股99%和1%。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关于原告袁小杰、王艳艳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系合同纠纷，袁小杰、王艳艳系《“隆庆祥”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且二人系隆庆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00%，故袁小杰、王艳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系本案适格原告，被告称袁小杰、王艳艳主体不适格依据不足。关于被告应否返还原告共管的印章、证照资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福建福晟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称袁小杰、王艳艳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合理期限内完成转让协议第六.1（3）条约定义务，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转让协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故转让协议解除后依约由各方共管的隆庆祥公司印章、证照及其他资料应在转让协议解除后退还袁小杰、王艳艳和隆庆祥公司，被告以尚未与原告就共管物品的使用情况、法律责任、后果进行结算、清理及办理后续配合手续为由主张有权留置共管物品缺乏依据。关于被告未及时归还公司印章、证照材料是否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的问题。第一，原告所称经济损失是指因被告未及时归还隆庆祥公司印章、证照材料导致其不能将公司资产出售，进而导致隆庆祥公司债务12.3747亿元自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产生的利息损失为38048373.75元；第二，本案中，原被告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的《“隆庆祥”转让协议》载明：截止2016年12月31日止，隆庆祥公司对外负债总额约8.9009亿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袁小杰、王艳艳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合理期限内完成转让协议第六.1（3）条约定义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了双方签订的《“隆庆祥”转让协议》。故协议解除原因是因为袁小杰、王艳艳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合理期限内完成转让协议第六.1（3）条约定义务；第三，根据原告所称目前隆庆祥公司债务本金为12.3747亿元，隆庆祥公司主要资产为案涉土地约150亩，目前案涉土地起拍价为728600700元，原告举证称洛阳银润置业有限公司有意购买隆庆祥公司资产，但原告未举证证明因该公司或其他公司有意购买隆庆祥资产而与被告协商使用隆庆祥公司印章、证照资料事宜；第四，原告举证与洛阳银润置业有限公司经过几轮谈判基本达成一致，在2018年2月10日准备签订合同时因原告无印章、证照等资料故无法进行合作。但自2018年4月2日本院受理本案以来，原告未向被告及本院主张使用公司证照、印章等资料来处置公司资产事宜，2019年1月11日，郑州福晟公司已将其保管的隆庆祥公司证照印章财务管理资料全部返还隆庆祥公司；第五，袁小杰、王艳艳二人拥有隆庆祥公司100%股权，被告未及时归还公司印章、证照材料不影响二人转让股权。综上，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未及时归还公司印章、证照材料导致二人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告袁小杰、王艳艳的起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小杰、王艳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014元，由原告袁小杰、王艳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钟晓奇审判员  张 晔审判员  邵晓斐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米 彦书记员  王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