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4民终3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经济开发区联纺东路**总部基地**楼**。法定代表人：许登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则军，河北党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三路**div>法定代表人：余启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平，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冀0491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的（2018）冀0491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上诉人关于解除合同、被上诉人返还货款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突破《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审理是错误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石，超越合同相对性原则来审视某一合同，必然导致权利义务关系混淆、市场秩序混乱的结果。本案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明确的——只是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货款，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交付货物，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现实状态是明确的，一审法院依法应严格按照《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审理，并支持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审理，首先导致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合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混乱，剥夺了作为买方的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合同约定之验收权、异议权、提货权等等一系列之权利；其次导致了市场关系的混乱，既然在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货可以越过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则收取货款亦可在越过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甚至产生一物二卖，骗取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货款的情形。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交货义务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证据认定错误。1、本案中，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既未按照《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交货的约定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提货单，同时，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也未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出具收货收据及结算单，一审法院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完成交货义务缺乏证据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关于“交货方式”约定，交货地点：供方指定仓库；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需方凭提货单自提，自行解决运输工具并承担自提货后的相关运杂费，该条明确规定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需方自行提货并自行承担运输费用。如果本案的交货方式确系一审法院认定的由上海敬蔚公司直接交付给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下游公司（上海睿林公司），在《产品购销合同》中双方完全可以做出上述约定。在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做出明确指示交付的前提下，既然合同约定由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凭提货单自提，就说明货物应交付给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而并非睿林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货物交付给睿林公司显然违反合同约定，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依据案外人且相互为关联公司的敬蔚公司等向睿林公司等开具的提货单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完成交货义务，而未查明交货的具体细节，显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该提货单并非案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提货单，而是案外人敬蔚公司向睿林公司出具的提货单，一审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一直对该提货单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对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真实性异议置之不理，直接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退一步讲，即使该提货单真实，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也是直接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提货，案外人之间的提货单也不能证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其次，无论是从该提货单上记载的内容还是从提货单出具的主体分析，该提货单是敬蔚公司、睿林公司和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为应对诉讼而相互串通伪造的提货单。从提货单内容分析，该提货单根本无法达到提取货物的目的，该提货单在仓库地址、联系电话、提货人姓名及身份证号、车辆编号等重要信息都是空白，尤其是对仓储方信息只字未提，按照正常的货物交付惯例，该提货单是不可能提取出货物。从出具主体上看，该提货单上仅加盖了睿林公司、敬蔚公司的公章，并未加盖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公章，该提货单并未得到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认可，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庭审前也从未见过该提货单，再结合敬蔚公司、睿林公司和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三者为关联公司，根据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敬蔚公司、睿林公司存在着股东、董事、监事等方面的竞合，三者极易通过相互串通出具虚假的提货单以证明佳实公司完成供货义务。该提货单不具有证明力，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最后，如果该提货单真实，那么一审法院只需查明提货单上记载的仓库是否属实、在提货单记载的日期该仓库是否存储过标的货物、睿林公司何人提货、以什么方式提货、提货后货物如何处置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就能证明货物是否已经交付，然后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事实置若罔闻，仅仅依据极易伪造的提货单和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就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完成供货义务缺乏证据证明。3、在双方对是否交货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应结合双方以往交货惯例——《收货收据及结算单》认定是否交货。合同法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共签订《购销合同》38份，其中已经履行完毕的26份，已履行完毕的《购销合同》中，双方均在《收货确认函、结算单》上盖章，对提单号、仓储库、数量、金额等予以确认。与之对应的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下游公司之间也是按此方式交货及付款。未履行的12份合同中，其中3份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收货确认函、结算单》对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交货予以确认，只是未付货款，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份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出具的《收货确认函、结算单》起诉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双方最终以调解方式支付了未付货款；剩余9份因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未交付货物，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未出具《收货确认函、结算单》，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已经预付了部分货款，从而引发了此次诉讼。根据上述事实，在各方已经履行完毕且无争议的的26份合同中，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交付货物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都会出具《收货收据及结算单》以作为双方交货、结算依据。该模式已经得到双方多次认可，已形成各方的交易习惯，同时买方向卖方出具收货凭证作为卖方交货凭证也是货物买卖合同交易惯例，在双方对是否交货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应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收货收据及结算单》认定交货的依据。三、一审法院依据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接收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已交付货物，违反最高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混淆了增值税发票仅能证明双方付款情况，而不能证明交货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依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最高院之所以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单独认定交货依据就在于增值税发票仅能反映买卖双方的付款情况，而不能反映交货情况。结合《增值税暂行条例》、《发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增值税发票仅仅是经营者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凭证和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监督的工具，其主要具有确定交易具体金额的功能，不能用来证明货款实际支付的事实，亦不能证明货物实际转移的事实。开具发票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调整。另外，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将增值税发票申报抵扣，也并不足以说明已收到货物。增值税发票的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收票人抵扣增值税发票的原因有正常交易收货后抵扣；有委托收票抵扣；有虚开增值税发票抵扣；因贪图小利而收票抵扣等原因，所以，抵扣行为不具有排他性，不能仅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对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而推定其已收到了货物。本案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之所以在未收到货的前提下将增值税发票抵扣是考虑到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存在长期供货合作关系，即使双方存在争议也可以相互磋商解决，故先行对发票予以抵扣。因此，一审法院依据增值税发票已经开具并抵扣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已完成供货义务，适用法律错误。四、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提交《提货单》、《情况说明》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违反了证据适用规则。该提货单系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是否交货的关键证据，一审时，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对真实性明确提出异议，并且该提货单并非与本案相关的直接证据，而是来源于本案之外的证据，在证据分类上应归结为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应持谨慎原则，并按照《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规定要求案外人到庭接受询问。而本案中，睿林公司和敬蔚公司并未出庭作证，法院和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无法核查该《情况说明》和《提货单》是否属实。考虑到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睿林公司、敬蔚公司为关联公司，三者极有可能通过伪造《情况说明》和《提货单》相互串通、歪曲案件事实。因此，在案外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提货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此外，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与敬蔚公司、睿林公司的合作结束后多次赴上海，均无法找到并联系到二者，但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能找到敬蔚公司、睿林公司并出具相关证明，足以证明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串通一起以达到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不法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结合本案各方举证情况，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履行交货义务，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仍难以认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做出裁判。而根据《证据规则》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应当对交付货物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中，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虽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提货单证明其完成交货义务，但基于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认定交货依据、提货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该提货单为各方伪造虚假提货单，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敬蔚公司等向睿林公司等交付的货物系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合同项下的货物，即敬蔚公司等向睿林公司等交付货物应视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应依法撤销并予以改判。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系贵院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向原河北省邯郸县人民法院提起的（2016）冀0421民初2095号案件发回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的。贵院在（2017）冀04民终2328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指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是否向被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供货义务，请一审法院综合考量上诉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多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等情况解决纷争”。二、根据本案事实和河北省高院对本案当事人另案同类诉讼的终审判决，以及该判决认定证据增值税发票能证明供货义务人履行了交货义务的原则，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已履行了本案全部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而作为收货权利人的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诉请解除本案合同、由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其已交付的部分货款并支付利息，则实属无理。三、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上是，通过案外第三人上海荣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荣坤公司”）居间介引、协调，才按该第三人推荐版本签订了书面《产品购销合同》。双方实际上曾口头约定，按上海荣坤公司介引、协调的模式，由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第三人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履行书面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原不承认该第三人的存在及作用，违背事实及诚信，实属徒劳。四、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本案一审时当庭提交的“新证据”中的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5民初26677号《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竟然丧失了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并且是因其到期未请求兑付；其此项举证主张也涉及时间问题，系迟于2016年12月13日才获得该案诉讼的“立案”。五、因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并未付清前述各合同项下的大部分货款，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依双方合同关于在“原告所在地”法院诉讼的特别约定，已另案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付清所欠货款并承担其他违约责任，将获得人民法院的依法支持。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二审法庭调查阶段主张本案合同系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订立的虚假合同。根据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向本案法庭提交的其单方制作的《情况说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自认为”本案中其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涉诉交易，系虚假交易，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如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所述，则本案合同可能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而无效，若合同无效，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则不能得到支持。因此，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二审未变更一审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又主张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其第二百七十九条还规定：“对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公安部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为他人虚开案件，由开票企业税务登记机关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管辖。”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刚才当庭提交的邯公（经）立字[2018]0010号《立案决定书》显示，邯郸市公安局2018年8月17日的“决定”，是“对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立案侦查”。而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已明确承认，该案所涉是其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可见，此所谓刑事立案与本案无关！而时至今日，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既未收到邯郸市公安机关任何法律文书，也未接到武汉市公安机关接受邯郸市公安机关邯公（经）立字[2018]0010号案件移送的情况告知；由此可见，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言及的该刑事案件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无关。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双方签订的编号为JSJZ20140807-N-002、JSJZ20140811-N-001、JSJZ20140812-N-002、JSJZ20140812-N-001、JSJZ20140808-T-001合同；2、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已支付的货款800万元；3、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一倍的利息损失（按年息4.75%计算，2年计76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7日，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需方）与其上游公司上海戎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方）签订了编号为RWJS20140807-N-001号的“电解镍”《产品购销合同》。同日，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供方）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需方）签订了编号为JSJZ20140807-N-002号“电解镍”的《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一、产品描述产品名称电解镍，数量（吨）390，单价（元）128941，总金额（元）50286990.00。二、商品质量标准：按照国家质量标准执行。三、商品的定价：以上价格为暂定含税价格，最终价格以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准。四、商品的数量及计算方法：按供方提货单数量验收。产品交货数量的正负尾差、合理磅差和在途自然减（增）量规定及计算方法：低于2‰可忽略不计，高于2‰时，双方协商解决。五、商品的包装方式及包装品处理：包装费由供方承担，不锈钢包装（不回收）。六、交货方式：1.最终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2.交货地点：供方指定仓库。3.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需方凭提货单自提，自行解决运输工具并承担自提货后的相关运杂费。七、验收标准：需方提货时在提货地点依据双方协商标准对所需货物进行验收，若有问题请在提货当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八、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需方向供方以现汇的方式支付货款。供方相应地向需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九、违约责任：1.需方延付货款使供方造成损失，需方应承担该笔货款的20%的违约金。2.供方所提供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其他应当归责于供方的原因，造成需方损失的，供方应向需方支付合同该笔货款的20%的违约金。十、如因供方伪造数据，单方改变合同约定的货物单价等，而制作付款申请书请求需方付款的，需方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十一、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十二、本合同在执行中发生纠纷，签订合同双方不能协商解决时，可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十三、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2014年8月7日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供方）与其下游公司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需方）签订了编号为JZJR20140807-N-002号“电解镍”《产品购销合同》。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其上、下游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除单价及总金额外，其他内容均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之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需方）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供方）于2014年8月8日、8月11日、8月12日又分别签订了编号为JSJZ20140808-T-001、JSJZ20140811-N-001、JSJZ20140812-N-001和JSJZ20140812-N-002的《产品购销合同》。该四份《产品购销合同》除货物、单价及总金额外，其他内容均与2014年8月7日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该四份《产品购销合同》相应的货物、单价及总金额分别是：电解铜1730吨，单价50561元，总金额87470530元；电解镍155吨，单价131433元，总金额20372115元；3、电解镍390吨，单价131433元，总金额51258870元；电解镍225吨，单价131433元，总金额29572425元。签订该四份《产品购销合同》前后或当日，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需方）与其上游公司上海敬蔚实业有限公司或上海戎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方）分别签订了相应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JWJS20140808-T-001、RWJS20140811-N-001、RWJS20140812-N-001、RWJS20140812-N-002；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供方）与其下游公司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或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需方）也分别签订了相应的《产品购销合同》，编号分别为:JZRL20140808-T-001号、JZJR20140811-N-001号、JZJR20140811-N-002号、JZJR20140811-N-003号。上述合同签订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00万元。在原一审诉讼过程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预付款申请单（代借款单）》，该申请单显示预付理由“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荣坤）”。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上游公司上海敬蔚实业有限公司或上海戎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涉案合同相应的提货单，提货单均加盖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公司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或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提货单针对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五份《产品购销合同》JSJZ20140807-N-002、JSJZ20140808-T-001、JSJZ20140811-N-001、JSJZ20140812-N-001和JSJZ20140812-N-002货物数量分别为：390.0086、1750、154.4405、384.87、231.2915吨。另查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至26日针对JSJZ20140807-N-002、JSJZ20140808-T-001、JSJZ20140811-N-001、JSJZ20140812-N-001和JSJZ20140812-N-002五份《产品购销合同》出具了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显示货物数量及价税分别为：电解镍390.0085吨、税价50299786.25元；电解铜1748.751吨、税价88392368.05元；电解镍154.4405吨、税价20117419.53元；电解镍384.87吨、税价50031945.39元；电解镍231.2915吨、29866671.4元。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至28日向其下游公司出具的与本案涉案合同对应的增值税发票显示的货物数量分别是：电解镍390.0085吨、电解铜1748.751吨、电解镍154.4405吨、电解镍384.87吨、电解镍231.2915吨。还查明：2016年9月23日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上游公司上海敬蔚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戎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下游公司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针对本案涉案五份《产品购销合同》分别出具相应的情况说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上游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大致内容是：其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货物名称及数量相对应）项下的货物已按照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指示全部交给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下游公司。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大致内容是：其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货物名称及数量相对应）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交货义务通过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上游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其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了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复印件。又查明：2016年7月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采用公证邮寄送达的方式针对本案涉案五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了《货款催收函》。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将该公司业务员杨群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成赫男之间的QQ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并出具(2016)鄂江天内证字第14085号《公证书》，以证明双方在商谈结算单盖章事宜，并证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确实收到了货物。一审法院认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分别为JSJZ20140807-N-002、JSJZ20140808-T-001、JSJZ20140811-N-001、JSJZ20140812-N-001和JSJZ20140812-N-002五份《产品购销合同》，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该合同应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该合同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现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交付货物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以已经履行合同货物交付义务为由，要求驳回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合同项下货物是否交付？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为证明已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完供货义务，提供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双方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下游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其上游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上游公司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公司之间的提货单，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公司及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上游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前述证据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分别开出的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金额、货物数量与涉案合同的记载基本一致，且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开票时间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向其下游公司的开票时间，仅相差数天。本案中，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虽未出具指示交付和收货确认等函件，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对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为何接收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发票、为何向其下游公司开出发票以及两份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金额、货物数量基本一致做出合理解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也不能提供其存在与上述公司之间的与本案货物名称、数量、价款相同的其他购销合同。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开出发票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从未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催要过相应货物。故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其上、下游公司上海敬蔚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戎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为连环购销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虽未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交付货物的其他证据，但其提供用以证明完成供货义务的增值税发票、提货单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公司及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上游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相互印证，全部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仅以未出具收货确认单为由，不足以否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一系列证据。因此，综合考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多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等情况，可以认定上海戎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敬蔚实业有限公司向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交付的货物系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合同项下的货物，即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交付货物，应视为代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下游公司上海敬镕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睿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合同交付货物义务。同时，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向其下游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以及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也应能印证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游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如果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下游公司收到货物后未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或存在其他纠纷，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另，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认为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上、下游公司恶意串通，并提交了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和上、下游公司关系图。但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即使与上、下游公司存在关联性，上述证据亦不足以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上、下游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公安机关针对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立案决定书，要求中止本案审理，因本案与公安机关所立案件不具有必然联系，一审法院对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要求中止审理的要求，不予采纳。综上，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120.0元，由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提交邯郸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和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以此为由申请中止本案诉讼。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立案决定书一审已提交，《情况说明》未提交。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首先立案决定书已注明为此联附卷，应在公安卷内作为密件保存，上诉人（嫌疑人）手中不可能持有；《情况说明》形成的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而此前河北省高院已对本案上诉人同时因同类买卖合同争议，经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件作出的终审判决确认，双方当事人交易真实，供货义务已履行。邯郸市公安机关所谓说明并无否定河北高院生效判决的效力。且时间今日已近十个月，邯郸公安机关并未对本案上诉人举报自己涉嫌犯罪作出结论，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此说明并未认定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属虚开，而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作出的判决所采信的一个关键证据正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此增值税发票（已由上诉人向税务机关作申报抵扣）。邯郸市的公安机关也未告知法院系统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显然是阻止民事诉讼，也不合常理。本案是上诉人发起的，其请求是认定被上诉人违约，解除合同，由被上诉人返还已付款，这一请求的逻辑前提是有效，如上诉人坚持本案涉嫌犯罪，那么此说法的逻辑前提是合同无效，依理上诉人应撤销民事诉讼，另行主张刑事处理及追诉。被上诉人作为被告是被动，只能依法庭审理的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诉请抗辩，故是一个诉讼常识的问题。对上述证据的认定，在以下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下游公司之间的提货单、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否证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首先，上述证据中，双方分别开出的增值税票记载的货物名称、金额、货物数量与案涉合同基本一致，同时，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对主张未收到货物却接收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的发票、又向其下游公司出具发票且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金额、货物数量基本一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同时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也不能提供双方存在与本案同货物、同数量、同价款的其他买卖合同。另外，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开出发票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从未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催要过货物，这与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对此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也不能给予合理解释。其次，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虽未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交付货物的其他证据，但提交的购销合同、增值税票、结合上、下游公司的提货单、情况说明等，全部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第三，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未出具收货确认单、增值税发票系虚开、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上、下游公司串通为由，不认可货物已交付。关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主张的增值税发票虚开问题，所提交的立案决定书显示立案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今已一年有余，且系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自己报案称自己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以此来否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的证明效力，显然不具证明力；至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称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上、下游公司串通而出具提货单和情况说明，并无证据证明系串通。综合分析双方提交证据以及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关于“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以及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并综合考虑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与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多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等情况，能够认定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武汉长江佳实贸易有限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如果第三方公司收到货物后未向冀中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或存在其他纠纷，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120元,由上诉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忠军审判员  梁国华审判员  武运红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侯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