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终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岳云，男，1954年7月15日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瑶，湖南路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致雅，湖南路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楼区洛王街道办事处洛王社区洛王组负责人：汪文忠，该组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楼区洛王街道办事处洛王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胡文成，该居委会主任。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旺，湖南惠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岳云、方立生因与被上诉人岳阳楼区洛王街道办事处洛王社区洛王组（以下简称洛王组）、被上诉人岳阳楼区洛王街道办事处洛王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洛王居委会）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6民初25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岳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瑶、被上诉人洛王组组长汪文忠、被上诉人洛王居委会与洛王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岳云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6民初2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方岳云鱼池承包权合法有效；三、判令洛王组向方岳云支付征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共计2015331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方岳云承包案涉鱼池属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原审判决将案涉鱼池认定为经营承包田，认定事实错误。1984年，方岳云与洛王组签订《承包鱼池合同书》约定方岳云承包案涉鱼池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该《承包鱼池合同书》系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国家政策规定。2.方岳云作为家庭代表与洛王组签订《承包鱼池合同书》，当时方立生没有单独立户，共同经营鱼池，故方立生也应当享有合同的权利、分担合同义务。3.原审法院认定方岳云在签订《承包鱼池合同书》后又承包责任田，系认定事实错误。洛王组提交的《岳阳市郊区农耕地承包合同》系洛王组伪造，方岳云对此并不知情，也从未参与签订该合同。方岳云在一审中多次向法院申请对该合同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核实该事实。方岳云一审中提交的洛王组村民签字确认的《证明》，足以证明方岳云是代表全家与洛王组签订的《承包鱼池合同书》，案涉鱼池是方岳云家庭承包的责任田。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规定，认定方岳云因为缴纳上交款违约，《承包鱼池合同书》1992年终止有误。本案争议的鱼池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范围，而《民法通则》规定的是商业经营承包关系，因此本案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而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2.原审法院认定方岳云请求安置费及补偿款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错误。农村土地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洛王居委会、洛王组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案涉鱼塘不是方岳云的责任田。洛王居委会前身为岳阳市知青场洛王工区，成立于1979年，所辖的洛王队就是今天的洛王组，属于企业性质。1980年根据中央政策田地到组，1981年田地到户，包括方岳云、方立生在内的全体村民都分到了田地。1984年洛王组将田地改为菜地。1990年4月2日，洛王工区对洛王队农户所承包的耕地补签《岳阳市郊区农村耕地承包合同》，约定洛王队耕地面积共计为18.52亩，其他的改成了鱼池，对内外承包。方岳云分得了耕地0.24亩，方立生分得了耕地0.36亩。鱼池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土地，不是责任田。方岳云与方立生1984年签订承包合同时享受菜农粮待遇，《承包鱼池合同书》第六条中约定了其不承担任何责任田，由洛王组按平均销粮供应方岳云与方立生，与其他所有村民一样全部凭证购粮。1992年，原知青场将案涉鱼塘按20000元价格征收，同年将该鱼池承包给万长贵。后因其他原因，洛王组多次要求知青场返还鱼塘，最后协商决定，知青场与万长贵所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到合同期满，由知青场机关向洛王组每年上交1000元，待1997年12月底合同期满后再将产权移交给洛王组，洛王组收回后1998年承包给万长贵经营。二、《承包鱼池合同书》在1992年已经解除。方岳云、方立生在分摊银行1500元贷款后，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上交。方岳云与洛王组的承包合同的有效性，洛王组并不持异议。但方岳云自1984年承包后从未支付过每年400元的上交款，没有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洛王组及知青场终止与方岳云的承包关系符合合同和法律规定。案涉鱼池1992年被部分征收，1992年和1998年两次发包，方岳云、方立生均未提出异议，并依法及时主张权利，方岳云、方立生称一直经营鱼池至今，与其不知上述事实自相矛盾。按照法律规定，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方岳云、方立生自1992年起两年内应当主张权利，现在已过去20多年，早已丧失了请求权。三、方岳云、方立生无权请求支付2015331元土地补偿款，无权享有承包人的一切权利。《承包鱼池合同书》约定，合同期满后鱼池的一切利益归洛王组所有。2015年征收涉及的水面为22.2075亩，征地补偿款为2015331元，其中涉及到洛王居委会所管辖的大桥组网租出的一个鱼塘在内，该款项已经由洛阳楼区洛王路拆迁指挥部向洛王居委会支付，现已分发到各户。洛王组不是征收主体，也不是征收款支付主体，只是该笔征收款的代收代付单位。四、《承包鱼池合同书》只有方岳云一个人签字，方立生并非合同相对方，方立生与洛王组无合同关系，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起诉并无错误。方岳云、方立生一审起诉请求：1.《承包鱼池合同书》合法有效；2.确认《承包鱼池合同书》的承包面积为48亩；3.判定洛王居委会、洛王组向方岳云、方立生支付土地安置费400万元（按照国家实际支付为准）；4.洛王居委会、洛王组支付方岳云、方立生承包鱼池附属设施费等费用950万元；5.洛王居委会、洛王组承担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3月26日，方岳云与原岳阳市知青场洛王工区第三生产队（以下简称第三生产队）即洛王组的前身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第三生产队将筲箕坡鱼池承包给方岳云，承包时期按政策不变定期十五年，期间方岳云不得中途退出合同。方岳云须在每年十二月底以前向第三生产队上交纯利四百元整。合同签订后，方岳云完成了分摊贷款的义务，共计偿还1500元。洛王组认可该1500元可以抵方岳云近4年的上交款（每年400元），其余上交款方岳云未向第三生产队交纳。1992年，洛王工区108亩土地征地拆迁，将该鱼池征收了约5亩多，青苗费由陈乐贤领取。按当时知青场和洛王工区的政策，土地安置费全部归集体。1992年12月28日，由岳阳市知青场将该鱼池发包给万长贵，并签订了《承包鱼池合同》。合同约定万长贵承包的鱼池面积为28亩，另知青场给万长贵土地7亩作饲料基地。承包期暂定五年（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底），五年期满后，优先万长贵继续承包。万长贵每年上交知青场承包款4200元（每亩定价150元）。饲料基地每年上交承包款350元（每亩50元）。万长贵必须在当年的十二月底一次交清一年的上交款，先完成知青场分摊的贷款数，还清贷款后的每年上交纯利归甲方作公积金储存。1998年1月1日，由洛王组与万长贵签订《筲箕坡鱼池承包合同》，将该鱼池发包给万长贵，期限五年，万长贵经营至2000年双方的协议终止。洛王组陈述自2000年后至今，该鱼池未再进行经营，方岳云、方立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2000年之后有经营开发鱼池的事实。至起诉时，该鱼池已经荒废，部分已经被土掩埋，鱼池原址边界及地上附着物已不能完全体现。2013年9月15日，岳阳市政府启动洛王路建设，岳阳楼区洛王路拆迁指挥部与洛王居委会签订《征收协议书》，收购洛王居委会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洛王街道办事处洛王社区居委会土地作为项目建设用地，并补偿洛王居委会征地费用（含土地费、安置费）5588653元、社区误工费80000元。《征收协议书》另约定，零星的私人青苗设施补偿由国土部门按政策核算后由岳阳楼区洛王路拆迁指挥直接支付给个人。在2013年7月2日，由征收方制作的洛王路02-08地块项目征收补偿计算表显示的涉及到水面被征收的土地为：水面22.2075元，征地补偿金额2015331元，青苗补偿金额69287元。征地补偿款2015331元由岳阳楼区洛王路拆迁指挥部向洛王社区支付，而青苗及附属设施补偿款由岳阳楼区洛王路项目建设管理部直接向个人支付。在征收款项发放过程中，方岳云、方立生认为其应按照鱼池承包经营者享有绝大部分的安置费、土地补偿款，以及全部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洛王组不予同意，认为鱼池征收的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费应以全组参与共同分配。另该鱼池设施经岳阳三权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折合鱼池实际面积，现值为1313660元。另查明，洛王组提交《洛王组蔬菜园承包情况》、《岳阳市郊区农村耕地承包合同》，能够认定在1984年签订《承包鱼池合同后》后，方岳云承包菜地0.24亩，方立生承包菜地0.36亩。《一九八七各队各项上交》证明方岳云、方立生按照各自分得菜地面积上交费用，根据《岳阳市统一收款收据》能够认定方岳云、方立生上交的费用为农业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方立生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1984年方岳云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后，方岳云和方立生是否承包了责任田。三、洛王组、洛王社区是否应向方岳云、方立生支付土地安置费及鱼池附属设施费958万元。关于焦点一,《承包鱼池合同后》只有方岳云一个人签字，方岳云、方立生均主张该鱼池承包是家庭责任承包而不是商业经营承包，而方立生在诉讼过程中认可1984年洛王组已施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其与方岳云均已单独立户。按照当时土地承包政策，土地承包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方立生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方岳云为合伙承包鱼池，故据此可认定方立生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院亦已另外制作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方立生的起诉。关于焦点二，一审开庭中，洛王组提交《洛王组蔬菜园承包情况》、《岳阳市郊区农村耕地承包合同》能够认定在1984年签订《承包鱼池合同后》后，方岳云承包菜地0.24亩，方立生承包菜地0.36亩。《一九八七各队各项上交》证明方岳云、方立生按照各自分得菜地面积上交费用，从《岳阳市统一收款收据》能够认定方岳云、方立生上交的费用为农业税，根据相关规定农民自留地不需要上交农业税，故方岳云、方立生分得菜地具有责任田性质。从《一九八七各队各项上交》，查明1986年洛王组共计人口120人，菜地面积18.52亩，人均可分得菜地0.152亩，根据人口方岳云家5口人应分得约0.76亩，方立生家4口人应分得约0.61亩，方岳云实际分得菜地0.24亩，方立生家实际分得0.36亩。但经查明当时洛王组分配菜地责任田，是根据菜地的等级、人口、劳动力等综合因素考虑，且其他农户分得菜地面积也不均一，故方岳云、方立生实际分得菜地面积少于人均面积也符合常理。综上，1984年方岳云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后，可认定方岳云、方立生承包了责任田。关于焦点三，方岳云1984年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后，于1986年分配了0.24亩菜地（责任田），并于1990年与岳阳工区补签《岳阳郊区农村耕地承包合同》，说明方岳云签订案涉鱼池承包合同后，仍然分配了责任田。且双方当事人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后，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但方岳云未能完全履行每年支付上交款的义务，其称陈乐贤代其交纳上交款，未提交相关证据，而洛王组称陈乐贤未交纳过上交款，故此才有之后收回鱼池重新发包于万长贵的事实。方岳云对其主张的事实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提出陈乐贤为其代交上交款的意见不能成立。洛王组主张的方岳云违约事实成立。1992年岳阳市知青场对该鱼池接管，并作为发包方将鱼池发包于万长贵承包，以及1998年洛王组重新收回鱼池，再次发包于万长贵，从法律后果来说，在1992年时知青场即已终止了与方岳云的鱼池承包关系，并在1998年鱼池承包经营权再次发包。方岳云提出其一直经营鱼池至今的主张与证据证明1992年后是万长贵承包经营的事实不符，在庭审中方岳云又提出万长贵系由其转包，但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实，故方岳云陈述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洛王组关于方岳云在1992年因未交上交款等原因被鱼池产权人解除承包合同，1992年即不再享有鱼池承包经营权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双方之间的鱼池承包关系在1992年已经终止。另方岳云又提出，知青场及洛王组将鱼池于1992年、1998年分别发包于万长贵系违法发包应归于无效，洛王组对于方岳云主张合同无效的请求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经审查，方岳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于鱼池的承包经营权被侵害向知青场或洛王组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且方岳云陈述鱼池由其承包经营至今，而1992年至2000年万长贵与知青场及洛王组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该鱼池，方岳云也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证明其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故在方岳云提出的不知道权利被侵害而未主张权利，和洛王组提出的方岳云一直在当地居住，知道鱼池已被发包于万长贵，因方岳云自身未交上交款违约，以及无心经营而未提出异议的两种意见之间，洛王组的意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理由也更充分。洛王组认为方岳云对于鱼池承包经营权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方岳云主张其在2013年鱼池征收时仍都享有鱼池承包经营权，应获得大部分鱼池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费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合同约定承包年限的问题。双方签订《承包渔池合同书》的时间为1984年，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故洛王组在合同中约定土地承包期15年符合当时国家的法律及政策规定。至于1992年之后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及法律的调整与规定，因方岳云当时的鱼池承包合同已被解除，方岳云也未在诉讼时效期间提出主张，故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关联。2013年征收时鱼池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方岳云要求洛王组支付该款项，经查证，因该款项的支付方并非洛王组，发放对象及数额也并非由洛王社区或组里确定，故方岳云将洛王组作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支付主体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洛王组支付该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故洛王社区、洛王组不应向方岳云、方立生支付土地安置费及鱼池附属设施费958万元。综上，方岳云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第三款、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方岳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00元，评估费15000元，由方岳云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洛王居委会、洛王组提交新证据《1986年方岳云、方立生上交农业税的收款收据》，拟证明方岳云、方立生1992年分配土地的面积及上交农业税的数额。方岳云、方立生质证称，该证据仅载明1986年方岳云、方立生的上交款数额，并未明确系农业税或是其他项目，不能证明上交的款项为方岳云、方立生上交的责任田农业税。经审查，洛王居委会、洛王组提交的新证据未载明方岳云、方立生上交的款项性质，证据内容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综合方岳云的上诉请求和洛王居委会、洛王组的答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承包鱼池合同书》的效力与性质问题；二、案涉《承包鱼池合同书》是否已经解除；洛王居委会、洛王组收回案涉鱼池另行发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方岳云是否有权请求洛王居委会、洛王组支付土地安置费及鱼池附属设施费。一、关于焦点一。第一，关于《承包鱼池合同书》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在此之前我国已实行两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即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第一轮农村土地家庭经营责任制承包，第一轮承包期15年到期后，1990年代末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案涉《承包鱼池合同书》签订于1984年，系双方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本案中合同双方对于合同效力均无异议，因此《承包鱼池合同书》为合法有效合同。第二，关于《承包鱼池合同书》的承包性质。方岳云上诉称，案涉《承包鱼池合同书》约定的承包是家庭承包经营，并非其他形式的承包经营。根据一审已查明事实，1986年洛王组有人口120人，菜地面积18.52亩，人均可分得菜地0.152亩，根据菜地等级、人口、劳动力等因素不同，每户最终分配到的菜地面积略有区别。从一审洛王组提交的证据《岳阳市郊区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可知，1984年案涉《承包鱼池合同》签订后，方岳云承包菜地0.24亩，方立生承包菜地0.36亩，与洛王组的其他村民分得菜地面积相当。方岳云、方立生称《岳阳市郊区农村耕地承包合同》系伪造，两人的签名为虚假。本院认为，虽然方岳云、方立生不认可合同上的签名，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上的签名为伪造，且除方岳云、方立生的合同外，还有20余户其他农户的承包合同，这些合同上除承包方个人签名、手印外，还统一加盖了发包方印鉴“岳阳市北港知青综合场洛王工区”和鉴证单位印鉴“岳阳市北港知青综合场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从合同纸张、手写字迹、签名、手印、印鉴等表面特征来看，明显不是双方发生本案纠纷后新形成的。另外，从一审证据《一九八七各队各项上交》《岳阳市统一收款收据》可以看出，方岳云、方立生按照各自分得的菜地面积上交了农业税，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留地无需缴纳农业税，由此可知方岳云、方立生分得的菜地的性质应为责任田。洛王组不是以渔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只有少量的几口鱼塘由两户承包，其他绝大多数农户没有承包鱼塘。不论洛王组耕地具体有多少，耕地是可以平等、公平地分配到每户家庭承包经营，而少量的几口鱼塘无法满足每户家庭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在非渔业地区，鱼塘承包一般不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而是采取协商或招标等其他方式承包经营。案涉《鱼池承包合同书》在前言部分明确写明：“为了完善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生产，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本队（甲方），现将烧机坡鱼池承包给方岳云，经双方协商特订合同如下”，而且鱼池面积与其他村民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相距甚远，可见合同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承包面积也非按农户平等分配。同时，方岳云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就案涉鱼池缴纳过农业税，也可印证案涉鱼池系采取经营性承包方式发包。方岳云主张涉案鱼池承包合同系家庭联产责任制承包性质，证据不足，政策、法律依据也不足。因此，案涉《鱼池承包合同书》不具有家庭承包经营性质，而是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经营。二、关于焦点二。方岳云上诉称，洛王组收回其承包的鱼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认定《承包鱼池合同书》于已经解除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承包鱼池合同书》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严格依据合同履行相关义务。《承包鱼池合同书》约定承包期为15年，承包方每年须上交400元承包款。洛王组认可在合同履行期间收到方岳云上交的承包款1500元，并主张因方岳云在1987年以后未上交承包款，1992年鱼池被知青农场收回另行发包给他人承包。方岳云称其在1987年将案涉鱼池转包给陈乐贤，由陈乐贤代交承包款，但诉讼中方岳云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1987年以后曾上交承包款，也未提供陈乐贤曾代其上交承包款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方岳云因1987年以后未上交承包款而违约，洛王组在1992年将案涉鱼池收回后另行发包给他人，已经实际解除了《承包鱼池合同书》。1982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因《承包鱼池合同书》不具有家庭承包经营性质，而是一般的商业承包性质，故洛王居委会、洛王组在方岳云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解除《承包鱼池合同书》，将案涉鱼池收回另行发包符合法律规定。三、关于焦点三。方岳云上诉称，洛王居委会、洛王组应当向其支付征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费共计201533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因此，方岳云主张的征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费主要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方岳云在涉案土地被征收前早已未从事农业生产，无权主张青苗补偿费；案涉鱼池先后又有多人承包，方岳云无法举证证明自己添附了地上附着物及其价值，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案方岳云要求洛王居委会、洛王组向其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本案争议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已经洛王社区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方岳云、方立生及其家庭成员与洛王组其他村民享有了同等分配份额，其作为村民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并未被剥夺和侵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鱼池不属于方岳云家庭承包土地，而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土地，该承包合同因方岳云违约不上交承包款而被洛王组解除，故方岳云在案涉鱼池被征收时不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依据《鱼池承包合同书》主张安置补助费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本案方岳云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方岳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22元，由方岳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元清审判员  陈盎然审判员  尹玄海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胡翔俊书记员李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