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0381民初2219号 原告：陈家旺，男，1949年5月10日生，汉族，居民，文盲，现住宣威市。 原告：陈昆林，男，1980年9月18日生，居民，大学文化，住址同上。 原告：陈昆伟，男，1981年5月4日生，居民，大学文化，住址同上。 原告：陈漂漂，女，1989年11月18日生，居民，大学文化，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根，云南铭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 负责人：杨锐，任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周，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晖，云南和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陈家旺、陈昆林、陈昆伟、陈漂漂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家旺、陈昆林、陈昆伟、陈漂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根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周、李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家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因被保险人朱吉芬意外身故的保险金30万元；２、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朱吉芬以自己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购买一份“爱家宝”的保险，投保单号为1144530056919718，保单生效日期是2018年6月21日，失效日期是2019年6月20日，保险险种包括国寿绿舟意外伤害险（2013版）、国寿附加绿舟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及国寿附加绿舟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其中国寿绿舟意外伤害险（2013版）的保额是30万元，其保险责任是意外身故或意外残疾。2018年11月17日，朱吉芬在昆明市盘龙区茨坝机床厂三村小区33幢592号（原告陈昆林的小姨妹家）吃饭时，因眼睛患有白内障，视力不好，绊倒椅子上致其头部撞在墙上，摔倒在地后昏迷，后被送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抢救，但到医院时朱吉芬已经无意识，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消失，经抢救无效于当天20时18分死亡。朱吉芬死亡后，原告多次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受理后，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于2019年3月29日通知原告。原告认为死者朱吉芬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朱吉芬因意外摔倒后死亡明显属于保险合同赔偿的范畴，被告拒不履行给付保险金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辩称：本案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是意外身故保险事故，保险条款中第一款第四条明确保险公司承保范围是意外伤害保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应向答辩人提交意外伤害引发身故的依据，但在本案中原告方并不能提交相关材料证明死者是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原告所诉的内容与保险合同的内容相悖，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原告诉请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朱吉芬的死亡是不是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所导致的身故，原告方是否能获得300000元保险金赔偿。 原告为证实其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实原告的主体资格； 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实死者朱吉芬购买的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的保额是30万元，其保险责任是意外身故或者是意外残疾的事实； 3、昆明市延安医院呈贡医院/呈贡人民医院情况说明和死亡推断书各1份，用以证实朱吉芬因意外摔倒后于2018年11月17日20时18分死亡的事实； 4、火化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实死者朱吉芬依照殡葬改革要求已经火化的事实； 5、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实被告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于2019年3月29日通知原告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第2组、第4组和第5组证据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并对第2组进行说明：该投保为电子投保，保险利益详见相关的第一条款，该保险单只是组成合同的一部分，只证实合同约定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对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的两份证据材料，对第一份情况说明，认为虽加盖了医院签章，但死亡原因载明的是院外死亡，而不是原告所主张的意外伤害身故，且真正的病情证明应由医院对外出具病情证明的医务科出具，同时还要有具体出具的人进行署名，而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是内四科出具的，也没有出具人的签字，该情况说明不能推断出死者是意外伤害死亡，与第二份居民死亡证明（推断）书相互矛盾，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第二份居民死亡证明（推断）书，认为只证明是院外死亡对，而没有证明是因外伤导致死亡，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认为该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第2组证据、第4组和第5组证据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该4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据使用。对第3组证据材料的第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朱吉芬2018年11月17日因意外摔倒昏迷，被家属送到本院抢救，患者到达本院时已经无意识，大动脉博动消失，心音消失。经抢救无效，于当晚20时18分确认朱吉芬死亡。”该证明所述意外摔伤昏迷并不等于意外摔伤致死，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该情况说明只说明朱吉芬因意外摔伤昏迷，并未证明朱吉芬是否是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也无对朱吉芬外伤情况的记录。按照民事诉讼规则，该情况说明没有出具人的签字。因此，该情况说明证明内容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明形式不符合证据要件要求，本院对该证据材料不予采信。对第3组证据材料的第二份即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在死亡原因一栏，填写的是院外死亡，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关于朱吉芬的死亡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主张，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保险合同复印件1份，用以证实双方签定了保险合同，该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是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或残疾，才属于保险范围，同时该条款十一条还约定了应提交的理赔资料； 2、理赔申请受理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9年3月11日被告受理了原告方的理赔申请，在理赔申请附件中，原告方提供了《昆明市延安医院呈贡医院（呈贡区人民医院）患者死亡通知书/尸检建议书》，证明原告所诉的被保险人死者朱吉芬在院外意外伤害死亡的保险事故并未发生； 3、理赔格式调查报告，用以证明被告方到相关医院进行了调查，在宣威市云峰医院和呈贡医院调查到死者朱吉芬的病情，朱吉芬曾经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糖尿病，医院不能向我们出具相关病情报告单，我们已经申请法庭调查取证，同时还走访了相关的村民，村民也证实死者朱吉芬平常身体不好，患病多年，透析治疗十年，以此证实死者死亡的原因是被保险人身体不好，不能证实原告所诉的意外伤害致死的保险事故客观存在。 经过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但对第1组证据的条款内容认可，对于标识出来应明显告知投保人的义务的条款，被告方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也没在保单中特别说明；对第2组证据，认为充分证实了原告方已经按相关规定申请理赔，而被告方作出了拒绝理赔，院外死亡并非不是意外死亡，是在送医院经过30分钟的抢救，死者朱某死亡，情况说明和死亡诊断是相互印证而不是矛盾的；对第三组证据材料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并对调查笔录不予认可，认为是根据电话录音进行整理，也没有陈昆林的签字，应提交相关的录音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相同，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可；对第2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能够证明保险合同签订和理赔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认可。对第3组证据材料，因未经被调查人员的签字，又未附录音资料，原告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规定，本院不予认可。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申请本院调取朱吉芬在宣威市云峰医院肾内科和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内四科的病历资料，用以证明朱吉芬被诊断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糖尿病，其死亡原因是因朱吉芬患病多年并做透析已经十年。庭审过程中，原告认可朱吉芬患有被告所述疾病，故被告申请调取证据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予。 根据庭审和质证、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陈家旺系死者朱吉芬之丈夫，原告陈昆林、陈昆伟、陈漂漂分别系朱吉芬之长子、次子和长女。2018年朱吉芬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购买了一份人寿保险，根据双方认可的保险单载明：保险名称爱家保，保险费365元，投保单号1144530056919718，保单生效日期2018年6月21日，失效日期2019年6月20日，受益人为：身故保险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除身故保险金之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被保险人险种名称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责任为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每人保额300000元，保险利益在保险单【特别约定】4、保险利益详见条款：《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年版）利益条款》。《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年版）利益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依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一、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在第十四条释义对意外伤害作出解释为：“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朱吉芬在向被告投保之前，已经患有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肾衰竭等病，死亡之前随其子陈昆林在昆明生活，并在医院进行维持血液透析治疗。2018年11月17日，朱吉芬在随家人到亲戚家吃饭时因视力不好被椅子绊倒，发生昏迷，被家人送到昆明市延安医院呈贡医院（呈贡区人民医院）抢救，但到医院时朱吉芬已经无意识，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消失，经抢救无效于当天20时18分死亡。该医院随即向原告发出《昆明市延安医院呈贡医院呈贡区人民医院患者死亡通知书/尸检建议书》，并在该文书中建议：“为了明确病理诊断及死亡原因（或涉及医疗争议事件的），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议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对死者进行尸检。尸检由死者亲属向有资质尸检机构申请，费用由亲属承担。”但原告未申请对朱吉芬朱的尸体进行尸检，于次日对朱吉芬进行火化。2019年3月11日，原告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理赔，要求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300000元。保险公司受理后，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于2019年3月29日通知原告，以被保险人无直接材料证据证明意外身故，本次事故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300000元保险金。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不请求调解，本案无法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朱吉芬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投保国寿绿洲意外伤害险，包括意外身故和意外残疾，是与重大疾病保险相区别的险种。双方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保险事故，原告只有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才能获得理赔，即朱吉芬的死亡是遭受意外伤害并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按照原告所诉，朱吉芬视力不好被绊摔倒致其头撞到墙上，摔倒在地后昏迷。从死亡原因的角度看，仅凭“摔倒倒头撞在墙上致昏迷”这一表象并不能得出朱吉芬之死属于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结论，何况朱吉芬自身患有足以致命的疾病，这样的结论显然缺乏依据。在抢救医院明确不能确定死亡原因并建议尸检的前提下，原告不申请进行尸检，也不向被告报险，而将朱吉芬的尸体进行了火化。直到2019年3月11日，原告陈家旺在朱吉芬的尸体已经火化后才向被告报险并提出理赔申请。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重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是《保险法》对原告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而在本案中，及时通知保险人、申请进行尸检并提供检验报告，是原告能够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因此，原告未按照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报险，由此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被保险人朱吉芬身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也未按照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尽到原告初始的举证责任。因此，原告应承担败诉的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支付300000元保险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家旺、陈昆林、陈昆伟、陈漂漂请求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威市支公司支付保险金300000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9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 泽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黄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