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802民初3657号原告：景振海，男，197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河南星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岳军政，男，197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河南苍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景振海与被告岳军政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0日、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振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被告岳军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景振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344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0年12月29日和2011年2月10日以卡转账的方式，通过焦作市商业银行向被告转账36000元和308000元，共计344000元用于偿还原告前妻王玮婧借被告的借款。2017年8月，被告将王玮婧起诉至山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王玮婧偿还借款200000元。该案经山阳区人民法院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终判决王玮婧偿还被告借款173800元并支付利息。该案中被告不认可原告代前妻王玮婧偿还了344000元，法院判决也没有认定344000元冲抵被告所称的借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岳军政辩称，1.原告诉称的344000元系代前妻王玮婧归还被告借款，在诉状中予以认可，在山阳法院与王玮婧的案件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在2011年11月29日到2012年2月18日，本案诉称的344000元发生在2010年和2011年系归还在此时间之前出借给王玮婧的借款，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冲抵山阳法院案件中的借款；2.在山阳法院的案件中王玮婧即本案被告都陈述本案的344000元是归还被告之前的借款，与本案中原告所陈述的也一致，事实上王玮婧与被告自2009年开始即发生多笔借贷和资金往来，本案诉称的344000元是在这期间发生的归还的借款，因此原告主张不符合不当得利，不应当予以返还，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的344000元是否系不当得利，应否予以返还。原告景振海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起诉状、山阳区法院的庭审笔录、判决书、被告的上诉状、中级法院的庭审笔录、中级法院的判决书，证明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王玮婧共向被告借款520000元，王玮婧于2011年2月10日偿还300000元、2011年2月16日分两次偿还了200000元和106400元，共计偿还606400元，而这阶段发生的借款金额为520000元，也就说王玮婧多支付了86400元，2010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账户转款36000元、2011年2月10日转款308000元，该款用于清偿前一阶段发生的520000元借款，后被告在起诉王玮婧时隐瞒了原告转款的事实，已构成不当得利，该阶段被告共收到款项344000元和606400元；2.汇款凭证2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款项的事实；3.王玮婧与原告的离婚证，证明在2017年5月之前双方系夫妻关系。被告岳军政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指向有异议。在庭审笔录中王玮婧及本案原告支付被告的款项凭证的证明目的均是偿还被告之前的借款，由此可以看出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取得该款项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在山阳法院的案件中发生的有证据证明的出借520000元即归还的606400元、344000元都是发生在原告起诉的出借800000元款项之前，不存在被告隐瞒原告转款，因为发生的3笔款项与山阳法院起诉的款项没有关系，也不可能存在抵偿借款的情况；根据二审中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几年发生多笔借贷资金往来可以看出本案原告代王玮婧归还的借款确实存在被告之前出借款项的事实。被告岳军政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被告向王玮婧支付借款的凭证16页，证明2011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的300000余元之前，王玮婧就借了被告900000元（具体数额以凭证为准），数额远远高于这笔钱，也证明被告向王玮婧出借款的事实。原告景振海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证据已经经过山阳法院的确认，确定的数额是520000元，并且该笔钱已经偿还完毕，这是判决书判决的结果，应该以判决书确定的事实为准。原件被告也看不到，有些没有显示是存入王玮婧账户的明确信息，是否进入王玮婧的账户也不清楚。本院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29日原告景振海通过焦作市商业银行向被告岳军政卡号尾号为6037的银行卡中存款36000元；2011年2月10日原告景振海通过焦作市商业银行向被告岳军政卡号尾号为6037的银行卡中存款308000元。另查明，原、被告素不相识，被告与原告前妻王玮婧（景振海与王玮婧于2017年5月9日登记离婚）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后因王玮婧拒不还款，被告岳军政于2017年8月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山阳区人民法院，山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7）豫0811民初2512号民事判决：判决王玮婧返还岳军政借款73800元及利息。现该民事判决书已生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现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就以上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2010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6000元以及2011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08000元的事实，但对于转账的原因及性质各执一词。首先，原告与被告不并认识，原告之所以向被告转款，根据被告与王玮婧民间借贷案件中王玮婧的举证以及陈述来看，其自认案涉转款系其前夫即本案原告替其偿还所借被告款项，加上原告与王玮婧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案涉款项的具体支付对象不存在错误。其次，原告在本次起诉的诉状中陈述，在被告与王玮婧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案涉款项冲抵借款，但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王玮婧并未上诉。最后，原告向被告转账距今已8、9年之久，如原告所诉，如果系转账错误，其应尽早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在被告起诉其前妻王玮婧，并是在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另行起诉。在一审法院庭审时法官曾询问王玮婧“被告，如你所述你前夫替你向原告归还借款数额高达344000元，你是否知情”，王玮婧回答“当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被告与前夫发生争吵，被告让景振海替自己归还借款，景振海说不管，就走了，但景振海还是替被告向原告还款了，也没有给被告说，所以被告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听说被告打官司了，才将其替被告向原告还款的事情告知被告，并将还款的证据交给被告”。如王玮婧陈述，其也是在时隔8、9年之久才知道原告替其还款的事，但作为其与原告的夫妻关系以及原告替其偿还的大额还款，显然其陈述不符合常理。同时，根据被告庭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与王玮婧之间存在大量多笔的经济往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344000元实际上仍是基于被告与王玮婧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产生的，其基础法律关系仍是民间借贷。现原告作为给付人仅能证明被告收到该笔款项，但未能举证被告收取此款项缺乏法律依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景振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230元，保全费2270元，由原告景振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原 琳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