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26民初1352号原告：李铁柱，男，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原告：刘改琴，女，198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系原告李铁柱妻子。原告：李鑫，男，200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法定代理人：李铁柱，系李鑫父亲。原告：李慧，女，201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法定代理人：李铁柱，系李慧父亲。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舟，河南省内乡县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魏书同，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淅川县上集镇东方社区三组负责人：李周明，职务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辉，河南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诉被告淅川县上集镇东方社区三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9日开庭审理此案，后于2019年7月12日依法变更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铁柱、刘改琴和原告李鑫、李慧的法定代理人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舟、魏书同，被告淅川县上集镇东方社区三组的负责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辉两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李铁柱、刘改琴、李鑫、李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淅川县上集镇××社区××组向四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和组集体收入分红共计2823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2年，原告李铁柱经被告集体村民同意将户籍迁入该组。2003年3月，经原告李铁柱申请，被告集体给其分了一份宅基地，原告李铁柱在分得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之后其他三原告也在所建房屋居住至今）。2005年3月9日，原告李铁柱与原告刘改琴登记结婚，同时刘改琴的户籍也迁入被告集体。2005年9月，李铁柱和刘改琴在被告集体承包了土地耕种。上述二原告于婚后2005年11月12日生育了儿子李鑫，又于2010年5月18日生育了女儿李慧。原告李鑫和李慧出生后，均依法办理了入户手续，户籍地均为被告集体。四原告一家人一直在被告集体生活居住至今，且完全履行了作为集体成员的相关义务。自2006年1月起至2017年6月，被告集体的土地因被四次征用共分配了四次土地补偿款和分红，分配方案均是人均分配。但被告在分配时，没有同等对待四原告一家人，仅在2013年腊月支付原告一家1万元，2017年6月支付原告一家7100元，以相同标准综合计算仍有282300元没有支付。为此，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且也多次向上级机关信访反映，但至今没有结果，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一是四原告在2017年之前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应的就不享有领取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二是原告主张前三次补偿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共四次分配土地补偿款，原告到2015年到信访局主张权利时，距离前二次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年。第三次发放补贴款时，2016年2月6日向原告发放1万元，但其直到2019年4月22日才起诉主张权利。三是原告已经放弃了村民待遇。原告在本村空挂户口时签有协议，主动放弃了村民待遇，且原告在领取1万元时，书写有保证书，放弃了权利。四是不同意给原告分配补偿款系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应驳回原告起诉。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当庭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七组证据：第一组：四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村委会出具的上集镇××社区××组组长系李周明的证明一份。证明方向：证明四原告的户籍地为上集镇××社区××组，其诉讼主体身份适格，以及被告组长为李周明的事实。第二组：淅川县上集镇石板河村委会（经办人：梁符合）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方向：证明自2002年，原告李铁柱户籍从上集镇石板河村迁出，在原户籍地没有享受承办土地等村民待遇的事实。第三组：淅川县上集镇东方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经办人为李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证明方向：证明四原告一家作为被告的居民，依法享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并履行了土地承包经营义务的事实。第四组：2018年10月18日，上集镇东方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二份。证明方向：证明因集体土地被征用，原告一家于2013年领取承包土地的1030元赔青款，2014年12月领取1万元土地补偿款的事实。第五组：收款收据四份，自来水交费凭证、粮食补贴证明材料、新农合及养老保险交费凭证、被告集体为原告刘改琴办理的低保凭证、原告李铁柱、刘改琴交纳社会抚养费的凭证、计划生育孕检证明，计划生育证，以及原告李鑫和李慧的出生医学证明和预防免疫接种证明材料。证明方向：证明原告一家履行了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相关义务，以及享有了相关的集体成员权益的事实。第六组：《证明》两份和土地补偿款分配明细两份。证明自2006年1月起至2017年6月30日，被告集体共分配四次补偿款，以及每次分配均是人均分配的事实。第七组：原告信访材料。证明方向：证明原告主张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主张未超过法定时效的事实。第八组：原告李铁柱一代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方向：证明其于2003年已经取得上集镇老刘沟三组的户口。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理由，向法庭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第一组：李铁柱与老刘沟村三组（被告改为社区前的名称）的户口协议书一份。证明方向：证明原告李铁柱落户缴费，并放弃享受老刘沟村三组各项待遇的事实。第二组：李铁柱签的《保证书》一份，内容为收到李玉洲门前地钱1万元整，从今永不提此事，不用过节。证明方向：证明原告领取1万元，保证不再主张征地补偿款一事。第三组：2018年2月4日会议记录。证明方向：本组村民不同意给原告分红，其不应享受村民同等待遇。第四组：上集镇石板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粮补证明》。证明方向：证明原告在石板河村有耕地并领取粮食补贴到2018年的事实。第五组：上集镇东方社区居委会证明一份、老刘沟三组2017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淅川县2018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清册（表一）两页。证明方向：原告李铁柱在2017年获得一人土地承包权，在2018年享受粮食补贴，原告在获得承包权后才取得村集体组织的资格。本院当庭将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予以公示，并组织进行了公开质证。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三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仅对证明方向存异，本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有异议的以下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第二组证据。被告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同为上集镇石板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粮补证明”（被告出示的第四组证据）存在矛盾，故对原、被告提交的这两份证明本院均不予认定。2、第四组证据。该两份证明经办人均为“李周明”，庭审中李周明作为被告的负责人，承认签名的真实性，仅对内容中的发钱的时间有争议，结合原被告庭室陈述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将发放1万元的时间认定为2016年。3、第五组证据。被告认可原告一家居住在本村，且发放有粮食补贴的事实。原告提供了2006年元月6日的“水利集资费”收款收据，被告抗辩其履行的为村集体的义务，而非组集体的义务，但并无其他证据向法庭提交，且组集体的义务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从自然村的管理来看，在义务履行上，村集体的义务常常以人口、土地分配给组成村集体的村小组，由村小组组织村民实施。因此，该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履行了村集体和组集体的义务，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4、第六组证据。被告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经办人李周明（系被告负责人）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且分配明细与两份证明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5、第七组证据。其中，秦振才签字的材料、信访人登记表，该两份材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但对《信访事项转送办理通知书》该证据系信访机构依据其法定职能出具，被告虽不予认可，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可以认定自2015年1月13日起，原告开始就享受村民分红待遇问题进行信访。6、第八组证据。按照身份证更新换代规定，换证后旧身份证要予以收回，原告提交的该身份证已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仅仅是证明方向有异议，本院将在评理部分评述，在此不再赘述。对被告提供，原告有异议的证据：1、第二组证据。原告虽认可其真实性，但从“保证”书反映的字面意思来看，并无原告放弃土地补偿款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方向。2、第三组证据。原告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但认为内容违法。对该证据所能够证明的开会讨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3、第四组证据。在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认定中，已经予以评述，在此不再赘述。4、第五组证据。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于是否获得家庭联产承办的权利，或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而粮食补贴是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对种地农民的一种政策性补贴。并非土地确权的依据，故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方向，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依法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2年4月25日，原告李铁柱向被告缴纳2000元整，交款名称为“生产队决定下一个户口2000元现金，接收李铁柱1人。”2003年元月12日，原告李铁柱向上集镇老刘沟村委员会缴纳户口管理费用500元整。2005年3月1日，原告李铁柱（乙方）与被告（老刘沟村三组，甲方）达成协议，双方签订了《户口协议书》，约定“甲方按乙方每人上一个户口，收费五千元整；乙方无权享受甲方各方面待遇；乙方有义务参加甲方所有义务工。”当时被告组长李周明、原告李铁柱在协议上签名确认。2005年3月9日，原告李铁柱与原告刘改琴登记结婚。2005年9月，经当时的组长李周明、会计李景伟、现金保管李洪春经办，被告给原告李铁柱分大块地0.58亩、红薯地1.5亩。2005年11月12日，原告李铁柱与原告刘改琴生育儿子原告李鑫，又于2010年5月18日生育了女儿原告李慧。原告李鑫和李慧出生后，均依法办理了入户手续，一直在被告社区居住。2017年，原告一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豫（2017）淅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99422号】，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09月30日止。自2006年1月起至2017年6月，被告集体土地因被四次征用共分配了四次土地补偿款和分红，经村组集体决定，分配方案均是人均分配。具体分配情况为：1、2006年1月，土地赔偿款每人5000元；2、2012年，“小马沟”土地补偿款每人7000元；3、2013年，“大块地”土地补偿款每人57000元；4、2017年6月，“全家沟”土地补偿款每人7100元。但被告在分配时，没有同等对待四原告一家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四原告于2015年1月13日开始到上级机关信访反映，一直没有解决。庭审中，四原告认可2016年收到征地补偿款1万元，2017年6月收到7100元。2018年2月4日，在上集镇和村干部参与下，被告召开了“关于东方社区三组李铁柱一家四口要求参与三组世居群众利益同等待遇群众表决会议”，参加群众代表除原告李铁柱外均不同意给其同等待遇。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该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二是四原告是否具有被告集体经济成员身份，若具有于何时具有该身份；三是四原告要求分配土地补偿款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争议焦点一：集体经济组织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上主要指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集体所有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形式，集体成员依法享有集体所有权，这是集体成员权益产生、存在和行使的依据。依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产生的纠纷的根源，不是对多少补偿款作为分配的总数额的争议，而是依据被告形成的分配方案，四原告认为其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个人集体权益受到侵害。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精神，补偿款数额分配明确后，个人集体权益转化为个人私有财产，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到侵害后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设置“侵害集体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的原因，故本院认为该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争议焦点二：四原告是否属于被告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主体，即是否属于被告集体组织成员。这应当综合考虑四原告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尤其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原告李铁柱自2002年将户口自原户籍地迁入被告所在地，一直到2005年3月1日，原告李铁柱与被告签订《户口协议书》，2005年3月9日，原告李铁柱与原告刘改琴登记结婚。2005年9月，被告给原告李铁柱分配大块地0.58亩、红薯地1.5亩。之后原告李铁柱与原告刘改琴共同生育一子一女。即自2002年，原告李铁柱将户籍迁至被告所在地后，其妻子、子女一直在被告所在地居住生活至今，户籍地亦在被告处，且履行了村组义务。2017年，原告一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豫（2017）淅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99422号），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09月30日止。从以上事实可知，原告李铁柱、李鑫、李慧一直在被告所在地生活居住，且其生活保障来源也来源于农村，因此原告李铁柱、李鑫、李慧应具有被告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但原告刘改琴虽然户籍在被告所在地，但从土地分配来看，被告并未给其分配土地，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原户籍地丧失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故对其是否具有被告集体组织成员人员，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但2005年3月，原告李铁柱于被告签订了《户口协议》，承诺放弃村民待遇，从村民待遇上来看，就本案所产生的权益，即财产权的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据上述规定，财产所有权人享有对其拥有的财产的处分权，结合案件事实，即原告李铁柱自愿放弃其拥有的集体组织成员权益。原告李鑫、李慧因出生而拥有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其从未表示放弃过集体组织成员权益，况且从其户籍及其他事实中，他们也并没有其他社会保障，若不给予其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其将游离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保障体系之外，也不利于保护儿童的权益，这对原告李鑫、李慧也是极不负责的，因此原告李鑫、李慧自出生即享有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综上，结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李铁柱、李鑫、李慧具有被告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原告李铁柱已自愿放弃集体组织成员权益。因此，原告李鑫、李慧属于被告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主体，享有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争议焦点三：结合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第一次分配土地补偿款在2006年，此时原告李鑫已经出生，享有分配的权利，即按照被告形成的分配方案，应分配5000元。被告第二次分配土地补偿款在2012年，此时原告李鑫、李慧已经出生，享有分配的权利，按照被告形成的分配方案，原告李鑫、李慧应分配14000元。第三次分配土地补偿款在2013年，按照被告形成的分配方案，原告李鑫、李慧应分配114000元。第四次分配土地补偿款在2017年，按照被告形成的分配方案，原告李鑫、李慧应分配142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中，首次补偿款分配发生在2006年，第二次补偿款发生在2012年。从现有证据来看，为补偿款一事原告自2015年开始信访。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首次和第二次补偿款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因此，对被告关于首先和第二次补偿款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予以采信。第三次土地补偿款的诉讼时效，四原告通过信访一直在要求维护自身的权益，2016年还收到2013年土地补偿款1万元，况且2018年2月4日，被告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解决四原告补偿款的事宜，这一切表明四原告一直在通过不同的方式，且政府机关也在想尽办法化解双方的争议。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结合以上事实，关于第三次补偿款的分配，至少在2018年2月4日，四原告都没有放弃维护自身的权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四原告要求第三次补偿款的分配不超诉讼时效。同理，第四次补偿款的分配也不超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对上述各争议焦点的认定，原告李鑫、李慧请求支付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的土地补偿款的诉求应予支持。关于补偿款的数额，庭审中原告认可已经收到2013年补偿款10000元，2017年收到7100元，故在扣除上述已经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外，被告应向原告李鑫、李慧支付土地补偿款1111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淅川县上集镇东方社区三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李鑫、李慧支付111100元。二、驳回原告李铁柱、刘改琴、李鑫、李慧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35元，由原告李铁柱、刘改琴、李鑫、李慧承担3357元，被告淅川县上集镇东方社区三组承担217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少普审判员  谢蕊娜审判员  王建钊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田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