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2民初21588号 原告：杨世彬，男，汉族，1985年11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燃，重庆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懿，重庆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翔宇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50087889J。 法定代表人：王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雨佳，上海段和段（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喆，上海段和段（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杨世彬与被告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晓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世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燃、李宏懿，被告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雨佳、陈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世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48289.2元（9674.7元/月×18个月×2倍）；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工资10958元。 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6月6日进入重庆宇通客车有限公司工作。2006年1月，重庆宇通客车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原告仍在恒通公司处工作。2011年3月，原告按照恒通公司的安排将劳动关系转移至重庆重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处，但其工龄、岗位保持不变。2012年7月，原被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的劳动关系转移到被告处，其工龄、岗位保持不变，2016年至2018年底，原告任公司的销售经理。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9日，原告在客户处开展营销工作，但被告却于2019年1月10日以原告旷工6天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解除后，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发放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报酬。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特提起诉讼，望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恒通公司辩称：1．就旷工事实，首先，原告未经被告允许，无故旷工多日，且在未前往被告处上班，严重违反了被告的规章制度及劳动合同确定的义务，因此被告依据公司规定和劳动合同法、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其次，原告作为被告员工，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到岗上班是基本的劳动合同义务，被告据此制定了有关考勤、旷工的规章制度，内容合法合规，且通过了公司内部民主程序，符合国有企业规章制度制定的管理规定；再次，被告在规章制度经合法程序制定后，通过学习培训，载入劳动合同厂区和办公室公示，等多种方式，让包括原告在内的企业全体员工对规章制度的内容进行学习了解，并反复强调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因此原告应该严格遵守被告的考勤管理制定；第四，为使员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原告旷工之后在被告做出解除决定之前，被告依法向企业工会征求意见，工会对原告旷工行为进行了独立调查，后经企业工会核实认为原告确存在严重旷工行为，因此批准同意了被告做出解除决定；第五，原告清楚并了解出差应当经过的审批和流程，也曾提起过出差审批流程，但在诉争月份原告并未如往常向被告提出出差审批流程，就擅自离岗旷工。后经查，原告实际已经在其他企业入职，原告为了获得从两个单位同时获得工资收入，杨世彬曾在旷工前向被告提出过出差两个月的不合理申请，欲欺骗公司工资补贴，被公司拒绝后只能我行我素离岗旷工。综上，原告旷工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被告依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管理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付经济补偿。2．就工资，原告入职被告处的时间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间为准，为2012年，而原告在2011年与被告申请自愿离职，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一年后才再次与被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被告认为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正常上班期间的全部工资，原告2019年1月没有正常上班，其上班日折算的工资尚不足以缴纳社保个人缴纳部分；原告主张的平均工资标准过高，请法院依法查明。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举示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包括超期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历年、个人）、民事裁定书、恒通公司关于杨世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给予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承诺函、中国建设银行收入明细交易明细、重庆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业务明细、员工离职手续移交办理通知单、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员工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申请表、恒通公司举示的请假条等，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为凭。 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评述如下： 1．原告举示的恒通公司请假条，恒通公司认可由时任董事长王元建签字，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就审批手续是否完善及公司是否批准原告请公差假，仍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2．情况说明，虽有相关公司盖章和经办人签字，但作为间接证据，仍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相关事实； 3．职工出勤统计表，系恒通公司单方制作，但因原告认可其在2019年1月2日至9日期间在客户单位而不在公司，故本院采信杨世彬该期间不在公司的事实； 4．恒通公司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恒通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及其发文稿纸、工会职代组长联席会审议决议，恒通公司作为制定方举示了原件，且决议有参会人员签字，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采信真实性； 5．职代会工作条例，恒通公司作为制定方举示了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 6．就照片和视频，恒通公司未举示原始载体，也无法确定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对真实性不予采信； 7．培训记录表、培训签到表，能够相互印证，且有原告签字，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认为其中关于加强原告劳动纪律管理通知的培训内容是事后添加的，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8．关于《恒通公司对杨世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给予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的复函，恒通公司举示了原件，本院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 9．就中国建设银行明细，被告认为原告逾期提供证据，不应予以采纳，但因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相关，原告举示了原件，本院予以采纳； 10．恒通公司发文稿纸，系原件，可以与解除决定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11．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考勤管理办法的通知及发文稿纸、职代会决议，恒通公司举示了原件，且能够与学习签到表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12．出差凭证和请假条，恒通公司举示了原件，且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13．面部考勤记录，系打印件，原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 14．恒通公司2017年、2018年营销中心运行方案及2019年销售公司运行方案，恒通公司举示了原件，且有相关人员签字审批，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就是否适用原告，需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认定； 15．汇达公司汽车销售合同，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9日，杨世彬作出了《员工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申请表》，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自愿与恒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11年2月25日，恒通公司作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与杨世彬签订的劳动合同2004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10日，因员工主动提出，经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2012年7月19日，恒通公司（甲方）与杨世彬（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主要约定：合同期限为2012年7月19日至2015年7月18日，杨世彬任销售重庆分公司业务员；甲方每月15日前足额支付乙方工资，乙方执行计件工资，按甲方的岗效结构工资制；第二十条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3．按重恒司字（2008）14号文件执行关于《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4．按重恒司字（2008）49号文件执行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2015年7月10日，杨世彬与恒通公司又签订了《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甲乙双方严格按《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重恒司［2008］14号文）、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重恒司［2008］49号文）。 2008年1月30日，经恒通公司经讨论通过了重恒司字〔2008〕14号文件《关于印发的通知》，其中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严重违反公司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公司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2008年3月31日，经恒通公司经讨论通过了重恒司字〔2008〕49号文件《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其中第二条第3款规定，连续旷工3天的属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第四条规定，凡员工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性质范畴的，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恒通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执行，公司将解除员工劳动关系，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2012年4月18日，恒通公司再次经讨论通过了重恒司字〔2012〕91号文件《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仍进行上述规定。恒通公司先后于2012年10月9日、2013年2月17日、2015年9月11日、2018年10月31日组织员工就重恒司字〔2012〕91号文件进行了培训，杨世彬在2012年10月9日、2013年2月17日、2018年10月31日的培训签到表上签字。 2018年7月16日，恒通公司经讨论通过了重恒司字〔2018〕81号文件《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考勤管理办法的通知》，主要规定，该办法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考勤统一实行人脸面部识别考勤为主，增加人工考勤和指纹考勤未辅的考勤方式；第六条第7款规定，若有事需请假或出差的，必须提前最少一个工作日将经部门主管和公司领导审批同意的请假条交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备，过期后不予以受理；第8款规定，请假条一式一份。附件恒通公司部门请假条的尾部备注，1天及其部门负责人前述意见，2天假期须部门分管领导签署意见，3天及以上除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外必须经总经理批准。2018年10月31日，恒通公司组织员工就该文件进行了培训，杨世彬在学习签到表上签字。 恒通公司在2018年1月至12月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按月向杨世彬转账支付了工资，金额具体为：14135.94元（附言1月工资）、29123.04元（附言2月工资）、2142.27元（附言3月工资）、2284.27元（附言4月工资）、2903.52元、5630.68元、5701.57元、3504.87元、14871.89元、3941.52元、5475.8元、3294.52元；以上款项多于每月中旬支付，均附言为工资。另，杨世彬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代扣代缴的社保个人缴费金额为986.48元/月。公积金个人汇缴金额为1137元/月（2018年1月至6月）、658元/月（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 2019年1月10日，恒通公司作出了《关于杨世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给予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载明杨世彬未经恒通公司和销售公司领导同意，于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9日止未请假离开公司，即连续旷工6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和重恒司字［2018］14号文件《关于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五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及重恒司字［2012］91号文件《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第二条第3项规定，杨世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决定从2019年1月10日起解除杨世彬与恒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当日，恒通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复函，同意恒通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杨世彬于次日办理了离职手续移交。 2019年7月29日，杨世彬向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恒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和拖欠工资。2019年8月5日，该委作出了超期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杨世彬遂起诉来院。 庭审中，杨世彬为证明其诉讼请求，还举示了：1．请假条，请假人有杨世彬等三人，请假类型为公差，起止时间为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事由为“重庆主城及周边区县公差”；王元建在总经理栏选择同意并签字，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销售办公室备案、部门负责人、部门分管领导栏均空白。该请假单尾部备注请假3天以上除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外，须经总经理批准。杨世彬称当时多个客户单位同时向其发出售后请求，其遂向董事长王元建请公差假一个月，以备向客户单位提供售后服务，但恒通公司在其售后回来之前便立刻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导致原告差旅费无法及时向其报销；当时王元建要组建销售团队，杨世彬等人直接受王元建本人领导，故工作审批由王元建个人作出；2．重庆市酉阳县翼龙装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翼龙公司）和秀山万方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源公交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恒通公司销售人员杨世彬于2019年1月2日至1月4日在翼龙公司处理恒通8.5米纯电动和10.5米油电混合动力客车售后相关事宜，于2019年1月7日至1月9日在万方分公司处理恒通8.5米纯电动客车售后及收款相关事宜；3．恒通公司向翼龙公司出具的承诺函（2018年10月11日），显示翼龙公司向恒通公司定购的客车存在问题，该司已组织售后服务经理及当地特约维修服务站逐一排修，恒通公司承诺质保期内出现问题24小时内解决，并在酉阳特约维修服务站对易损配件备件储存等；4．社保证明，显示恒通公司自2004年7月至2011年3月期间为杨世彬购买了社会保险，重庆重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客公司”）在2011年3月至2012年8月期间为杨世彬购买了社会保险，后恒通公司又于2012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又为杨世彬购买了社会保险；5.（2013）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87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重庆客车总厂与郑州宇通发展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资合同书》中的《人员安置方案》载明，对重庆客车总厂现有在岗职工进入合资公司进行安置，到合资公司工作的员工在劳动合同期内仍是原重客总厂全民职工身份，工龄连续计算；职工与原重客总厂签订劳动合同，与其具有法律上的正式劳动关系，与合资公司是集体用工关系。2012年7月23日重庆市公交控股集团《关于重客公司和恒通公司理顺劳动关系工作专题会议纪要》载明，为进一步理顺员工劳动关系，重客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以集体用工的方式成建制进入恒通公司用工的在岗员工，劳动关系成建制转移至恒通公司，并与恒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理顺完成时间为2012年7月25日前；6．个人活期明细结果、协助查询通知书，显示账号为“1015000009023140000050××××”的账户在2010年8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基本上每月20日左右向杨世彬转账，摘要备注为“工资”，另恒通公司账户在2010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向杨世彬有无规律的大额转账。恒通公司质证认可请假条王元建签字的真实性，但王元建签字后要求杨世彬必须按照流程报部门主管签字，但杨世彬并未告知直接主管刘小林，亦不认可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庭审中，恒通公司还举示了：1．杨世彬申请的请假条、出差凭证，显示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6月21日期间均按照请假条尾部的规定由部门负责人或部门分管领导等审批，天数基本上不超过2天；2018年10月31日杨世彬等三人请假2个月，王元建在总经理栏选择不同意并签字，销售办公室备案栏有刘小林签字，拟证明杨世彬知晓出差申报流程，即应同时经过分管部门领导刘小林和总经理王元建同时签字同意，并将申请交回被告人力资源部备案归档，假条只有一份，出差后杨世彬会申请对出差费用进行报销；2.2017年至2019年恒通公司运营方案，其中2017年任务分配杨世彬负责包括秀山、酉阳地区的渝东南，2018年运行方案修订文件附表显示杨世彬对应客户，并无翼龙公司或万方分公司，拟证明杨世彬并未负责作出情况说明的单位客户；3．发文稿纸，显示就恒通公司关于对杨世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给予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王元建予以签发。杨世彬质证，无法核实发文稿纸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运营方案即便属实也会根据实际调整。 庭审中，杨世彬和恒通公司均确认，因公外出不需要考勤。杨世彬陈述，其于2003年6月6日进入恒通公司，2011年3月，恒通公司安排将其劳动关系转移至重客公司，后又于2012年7月与恒通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应将其在重客公司的工作年限计入其在恒通公司的工龄；其一直工作到恒通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前一天；其举示的请假条原件是因为请假时间过长，一式两份；2019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驾车前往，出差凭证丢失，记不清车牌号和居住酒店，出差工作项目和成果因时间久远不记得了；之前划分了销售区域，但王元建组建销售团队后，由杨世彬等人统一对客户单位售后，即催款和记录车辆售后产生的问题。恒通公司陈述，员工工资在月中发放本月基本工资和上月绩效；王元建并未组建销售团队，公司在2017年就决定不销售了，员工都是从事收尾工作，主要就是收款，若客户有售后需要，有技术人员处理，杨世彬非技术人员，无法解决车辆售后；杨世彬没有将任何出差申请交回公司，且放弃差旅费报销，违反常理。 另查明，2018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元建。 本院认为：恒通公司以杨世彬在2019年1月2日-9日期间旷工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杨世彬认为其在该期间已经请公差假外派出差。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世彬在2019年1月2日-9日期间是否存在因公出差的事实。 首先，关于杨世彬举示的公差请假条。杨世彬举示的请假条请假起止时间为2019年1月2日-31日，请假事由公差，但请假单仅总经理栏有王元建签字，不符合该请假条备注的请假审批程序。杨世彬学习了恒通公司考勤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规定，员工请假须经部门主管及公司领导审批同意，请假条一式一份，报公司人力资源部备案。恒通公司举示的杨世彬以往请假条亦据此经部门负责人或部门领导审批，且请假条报公司备案。从恒通公司规定及实际履行看，杨世彬举示的此次请假条不符合公司规定及以往惯例。杨世彬认为本次请假为特例，王元建要组建销售团队，系杨世彬的直接领导，该主张缺乏基础事实依据，故杨世彬举示的请假条存在瑕疵。 其次，杨世彬有无实际出公差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此，杨世彬举示了翼龙公司和万方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翼龙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但恒通公司承诺函表明，翼龙公司购买客车售后维修问题仅涉及恒通公司售后服务经理及当地特约维修服务站，杨世彬关于出公差的主张仅有翼龙公司情况说明为证。情况说明虽称杨世彬于2019年1月2日-1月4日、2019年1月7日-1月9日在翼龙公司、万方分公司处理售后及收款相关事宜，但从基础证据看，两个公司未能提供有关杨世彬的确在该二公司处理售后或收款事宜的基础材料，从报修程序看，缺乏翼龙公司、万方分公司向恒通公司报请处理售后问题的交涉通知，从人员性质看，杨世彬并非技术人员或售后维修部人员。该情况说明作为间接证据，缺乏基础资料印证，存在重大疑点，不能单独采信。劳动合同约定杨世彬的岗位为销售重庆分公司业务员，杨世彬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向万方分公司收款的事实，另根据恒通公司举示的公司2017-2019年运营方案，杨世彬自2018年起负责的客户公司并不包括翼龙公司、万方分公司，且其作为销售人员既未举示恒通公司指派其到翼龙公司、万方分公司处理公事的文件或通知，也未解释其到该二公司处理车辆售后技术问题的合理理由，更未举示其于该期间实际到过酉阳、秀山的任何证据。杨世彬称其放弃报销差旅费，没有留存出差票据，驾车到酉阳、秀山记不清车牌号及酒店名称，故杨世彬主张于2019年1月2日-4日、1月7日-9日期间先后在酉阳、秀山因公出差，但未就出差事实举示基础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据此，即使认定杨世彬已经恒通公司准假出公差，但因杨世彬未能举证证明实际履行了出公差的义务，故其在2019年1月2日至1月9日旷工事实成立，恒通公司据此于2019年1月1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关于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五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及《关于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的通知》第二条第3项规定，以杨世彬连续旷工6天为由，解除了与杨世彬的劳动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杨世彬主张恒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工资。杨世彬主张恒通公司未向其支付该两月工资，恒通公司最后向杨世彬支付工资是在2018年12月中旬，因恒通公司陈述该公司为本月中旬发放当月基本工资和上月绩效，即恒通公司尚未发放2018年12月绩效工资。因恒通公司作为工资发放方应持有杨世彬绩效考核相关证据，其当庭未举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银行流水、社保参保记录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明细，杨世彬在2018年1月至11月期间发放的包括代扣代缴社保、住房公积金在内的平均工资为（14135.94元＋29123.04元+2142.27元+2284.27元+2903.52元+5630.68元+5701.57元+3504.87元+14871.89元+3941.52元+5475.8元+1137元/月×6个月+658元/月×5个月）÷11个月+986.48元/月=10062元（四舍五入取整数），本院酌情按此标准计算杨世彬2018年12月应发工资，即恒通公司应向杨世彬支付欠付工资差额10062元-3294.52元-986.48元-658元=5123元（四舍五入取整数）。而就2019年1月，杨世彬自1月2日起旷工，计薪期间应仅为2019年1月1日，经计算，应得工资10062元÷21.75天=463元（四舍五入取整数），小于恒通公司已代扣代缴的款项。故杨世彬主张2019年1月工资，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四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杨世彬2018年12月工资差额5123元； 二、驳回原告杨世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杨世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晓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李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