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9895号 原告：杨光主，男，199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被告：沈秋鸣，女，198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原告杨光主与被告沈秋鸣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双方争议较大，本案转为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光主、被告沈秋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光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沈秋鸣向杨光主赔偿房屋租金24000元、押金2500元、违约金6100元、其他损失660元（被损坏药物460元，搬家费200元）。事实及理由：2020年8月1日，沈秋鸣与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委托合同》，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沈秋鸣支付押金2350元，合同期一年。2020年8月14日，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杨光主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杨光主向该中介公司支付了一年租金24500元，押金2000元。2020年8月20日，中介公司李鸿宇告知杨光主、沈秋鸣，中介公司跑路，无法将房租交给沈秋鸣，并通知其他房东收房，其后，杨光主与沈秋鸣协商，但沈秋鸣不接受协商方案，并责令杨光主2020年8月31日前搬离。8月26日，沈秋鸣带人强行撬门，将杨光主拉扯出门，经派出所警察协调未果。8月27日，沈秋鸣等人将杨光主房屋内家具搬离，致使杨光主无处落脚。 沈秋鸣答辩称，1.杨光主与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电子合同，与李鸿宇签订一份纸质合同，两份合同租金金额不一致，且与李鸿宇签订的合同没有公司盖章。杨光主将租金支付至李鸿宇，实际履行的也是和李鸿宇的合同，杨光主应该知晓其中的风险并承担风险；2.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与杨光主签订合同时并未出示其与我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跑路之后，我方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杨光主的权利，依法解除杨光主与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0年8月1日，沈秋鸣作为委托人与作为受托人的成都享加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享加寓公司）签订《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约定沈秋鸣将其所有的位于爱在城南1幢*室房屋委托享加寓公司出租；委托代理期限自2020年8月10日至2021年9月9日；第一年房屋租金每月3250元，免租期为2020年8月10日起至2020年9月9日；租金支付方式为押一付二方式，押金支付日期为2020年8月10日，首期租金于2020年9月10日支付，之后的租金依次类推。沈秋鸣同意将房屋委托给享加寓公司做独家委托代理，相应权限包括：代理沈秋鸣运营及出租房屋，代为收取租金，委托期间，享加寓公司为沈秋鸣提供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装修改造、租客管理等，以享加寓公司实际提供运营服务为准。该合同是电子版签章合同，由享加寓公司加盖印章。 2020年8月13日至14日，杨光主向其所称的享加寓公司的李鸿宇微信转账共计24500元，支付宝转账支付2000元，共计26500元。同时杨光主向本院提供其所称的李鸿宇向享加寓公司的转账记录，显示8月13日至14日李鸿宇向享加寓公司微信支付3050元，支付宝支付10000元。 2020年8月15日，杨光主作为承租人与作为房屋出租代管机构的享加寓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业主）沈秋鸣，合同约定：1.杨光主承租的房屋位于爱在城南1幢*室，面积48.98平方米，2室1厅1卫；2.租赁期限自2020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4日，租金每月3050元，支付方式为年付；3.押金为3050元；4.杨光主应将租金、押金等所有款项汇入享加寓公司指定的专用支付账户。该合同是电子版签章合同，由享加寓公司加盖印章。与租赁合同配套的还有签约确认书，载明：享加寓公司未授权任何个人（包括公司经办人员）收取任何款项，请勿将房屋租赁相关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押金、水电燃气费等）以现金或其他形式直接交给任何个人，否则产生的损失自行承担。 沈秋鸣向本院提供一份杨光主向享加寓公司承租案涉房屋的纸质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20年8月14日至2021年8月13日，月租金2000元，租金年付，押金2000元。合同落款时间为2020年8月14日。甲方处由李鸿宇签字捺手印，乙方处由杨光主签字捺手印。杨光主称，在签订前述电子合同之前，其要求享加寓公司经办人员李鸿宇与其签订纸质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交回公司盖章，签订合同之后，杨光主向李鸿宇转账支付享受优惠之后的12个月租金，由李鸿宇再转交公司，之后与公司签订的电子合同。 上述合同签订后，杨光主、沈秋鸣均认可，在2020年8月20日左右，享加寓公司无法联系，下落不明，沈秋鸣便联系杨光主，以其未收到租金为由，要求杨光主限期搬离，后杨光主与沈秋鸣协商解决方案，双方协商无果，杨光主于2020年8月27日搬离。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房屋租赁合同》《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转账信息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沈秋鸣与享加寓公司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以及杨光主与享加寓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光主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谁；2.杨光主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一、杨光主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谁 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本案的事实经过为：享加寓公司与房东沈秋鸣签订《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将房屋从沈秋鸣处接收，而后与杨光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房屋出租给实际的承租人使用。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务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包括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所获得的权利与产生的义务等。但从享加寓公司与房东沈秋鸣就案涉房屋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合同内容的约定来看，沈秋鸣的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将案涉房屋交付享加寓公司，而享加寓公司最主要的义务是按固定期限向沈秋鸣支付固定数额的租金，而在享加寓公司与杨光主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享加寓公司最主要的义务是按照约定将案涉房屋交付杨光主使用，杨光主的主要义务是按固定期限向享加寓公司支付固定数额的租金，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不一，且分别独立履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和第二百一十三条“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之规定，沈秋鸣与享加寓公司的《资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属于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符合租赁的法律关系特征，因此，享加寓公司与沈秋鸣之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围绕案涉房屋建立的租赁法律关系。而享加寓公司将房屋出租给杨光主的行为应为转租，故杨光主与享加寓公司之间实际建立的亦是房屋租赁关系，杨光主的房屋租赁合同相对方为享加寓公司。 二、杨光主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根据上述论述，本案所涉《房屋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杨光主与享加寓公司，并非杨光主所认为的沈秋鸣，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能约束杨光主与享加寓公司双方，也即是真正应当对本案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承担违约责任、承担多少违约责任的主体是本案租赁合同所涉的相对人享加寓公司，而并非本案的被告沈秋鸣，故对杨光主要求沈秋鸣承担退还押金和租金、支付违约金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光主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9元，由原告杨光主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翔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曾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