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4292号原告：许某，女，1931年2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芳，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晨雯，女，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李某，女，1984年6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宋某1，女，1950年4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宋某2，女，1951年9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宋某3，女，1954年6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宋某4，女，1960年4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左某，女，1954年7月10日出生，住美国。第三人：黄某，男，1953年9月11日出生，住美国。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金珠，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代理人：崔洋，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原告许某与被告李某、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第三人左某、黄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芳、郭晨雯与被告宋某2、宋某3及其与被告李某、宋某1、宋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阳，第三人左某、黄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某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宋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中属于宋某5的份额。事实与理由：我与被继承人宋某5于1983年9月2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宋某5与前妻共育有五个女儿：宋某1、宋某2、宋某6、宋某3、宋某4，其中宋某6先于宋某5去世，李某是宋某6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我与前夫育有一女左某。我与宋某5结婚时，双方的女儿均已成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折合双方工龄，我和宋某5又支付了37124元购买了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一套。我与宋某5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10年7月27日宋某5病逝，其生前未留有书面遗嘱。2016年2月前后，宋某4强行将我赶出涉案房屋并更换了房屋门锁。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辩称，涉案房屋属于宋某5、许某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同意按法定继承处理，将自己应继承的宋某5在涉案房屋的份额赠与给李某，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许某名下还有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及北京市西城区×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亦属于宋某5、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在诉讼期间才得知许某已将×1号房屋、×2号房屋出售，故要求按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售房款565万元。被告李某辩称，涉案房屋属于宋某5、许某夫妻共同财产，我同意按法定继承处理，并接受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的赠与，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对于×1号、×2号两套房屋的售房款565万元，我要求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第三人左某、黄某辩称，×1号房屋、×2号房屋是用我们夫妇工龄购买的，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因当时我们去了美国，户籍注销，所以才将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许某名下。上述二套房屋不能认定为宋某5、许某夫妻共同财产，现我们用售房款另行购买了其他房屋，不同意分割售房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宋某5与前妻生有长女宋某1、次女宋某2、三女宋某6、四女宋某3、五女宋某4，许某与前夫生有女儿左某。1983年9月20日，许某与宋某5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宋某6于2016年4月27日去世，留有独生女李某。宋某5于2019年2月8日去世，其去世前未留有有效遗嘱或遗赠协议。1998年12月10日，许某与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签订《购房权责协议书》，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折算许某46年工龄后以24469.31元的价格将×2号房屋售予许某。2002年8月23日，该套房屋取得产权证，产权人登记为许某，房屋建筑面积66.7平方米。1999年12月22日，许某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签订《国务院体改办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同意许某按北京1997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价格及有关政策购房，将×1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许某，房价款37281.8元。2000年12月8日，该套房屋取得产权证，产权人登记为许某，房屋建筑面积45.59平方米。2000年7月19日，宋某5与外交部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使用宋某548年、许某47年工龄后，将涉案房屋以37124元的价格出售给宋某5。2002年7月24日，涉案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登记在宋某5名下，房屋建筑面积123.83平方米。现涉案房屋由宋某4居住使用。庭审中，许某提出涉案房屋系其与宋某5的共同财产，要求按法定继承处理涉案房屋中属于宋某5的份额，不要求实体分割，五被告亦同意上述意见。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提出将其应继承的宋某5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赠与给李某，李某表示接受赠与，双方均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五被告还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许某婚后购买的311号房屋、15号房屋售房款中属于宋某5的份额，就此主张，许某不予认可，称上述两套房屋系女儿左某、女婿黄某以其名义购买，不属于其与宋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许某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如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房产管理处《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内容为：“外交部房产处：由于国家体制改革，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原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2003年并入我委，该单位所属产权也一同并入我委，故该单位的产权关系证明由我委出具。许某同志原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1984年与外交部宋某5同志再婚，外交部房改时以宋某5和她两人的工龄共同购买外交部×1号、×2号产权房一套。依据国家房改政策，许某同志不能再次参加国家体改委的房改。经原国家体改委领导彭森同志及房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吴某、王某同志证实，许某同志在体改委有两套住房，再婚前是她与其母、女儿女婿共同居住，再婚后，由其母和其女儿、女婿、外孙女继续居住。国家体改委经请示国务院房改办后，并根据国务院房改办的指示向其女儿左某工作单位（同仁医院）女婿黄某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他们在本单位都未分配住房后，允许他们参加在国家体改委的房改，上述两套住房由左某和黄某购买，同时向他们表明，不能再次参加其工作单位的房改。由于购房期间左某同志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黄某又去探亲，户口暂时注销，故由许某同志办理了购房手续并以许某同志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现许某同志的女儿、女婿欲将×1号、×2号房屋上市交易，我们认为此两套住房是国家体改委配售给许某女儿左某的住房，建议不与宋某5和许某同志共同购买的住房进行超标合并计算”，说明其后还附有①“吴某”“王某”的证明②北京同仁医院证明，证明左某于1990年4月自费去美国留学，其在职工龄19年③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司证明，证明黄某于1992年5月离开人民银行，根据档案记载推算工龄17年，在职期间未分配过住房。许某称上述证据原件在外交部相关部门保管；二、国家发改委回函，其中关于个人住房问题的内容为“经与基建物业管理中心认真对照有关政策，在无法院来函的情况下，难以出具涉司法程序的房产证明材料。您指出1999年购买的两套住房是替子女持有，有关情况比较特殊，涉及住房政策性较强，需要进一步核查原始材料后，依程序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汇报”;三、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显示姓名左某，原房款37281.8元，现房款137835元，补10553元；四、收据，显示交款时间为2016年2月3日，交款人为许某，收取×1号房屋补超标房款104553元。五被告对补超标房款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五被告提供（2005）海民初字第14744号民事判决书作为反证，证明×1号房屋系许某、宋某5的共同财产。许某、左某、黄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经五被告申请，本院于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调取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二份，其中一份合同显示2016年2月19日许某以245万元的价格将311号房屋卖给案外人赵某；另一份合同显示2015年9月8日许某以320万元的价格将15号房屋卖给案外人刘某。经询问，左某、黄某表示上述两套房屋的售房款由其二人支配，现已用于购买其他房屋。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向国家发改委房产管理处发出《协助调查函》，就×1号房屋出售对象是许某还是其女儿、女婿，购房时是否使用许某工龄，国务院房改办对再婚老同志参加房改有无照顾其子女的相关指示等问题进行调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于2019年12月26日给本院复函，复函当中并未就相关问题予以回复，仅表示按《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及“吴某、王某”等人的证明由法院酌情采用。2020年3月23日，本院再次向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该单位对×1号房屋、×2号房屋出售时的相关问题进行说明。截止2020年11月12日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时，国家发改委未进行回复。经许某申请，本院给许某出具调查令，向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调查上述两套房屋出售对象是许某还是左某、黄某，出售时是否存在因左某、黄某在美国，户口暂时注销，故由许某办理购房手续，并以许某名义办理产权证等情况。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亦未予以回复。本院认为，就双方争议的×1号房屋、×2号房屋实际产权人是左某、黄某还是许某、宋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房改房系原房屋产权单位通过优惠形式将公房出售给已经承租或使用该房屋的职工，具有强烈的福利性质和人身属性。根据庭审查明事实，×1号房屋、×2号房屋均系许某工作单位分配给许某使用的，在许某与宋某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房改成本价购买，两套房屋的所有权人长期登记在许某名下。其次，现未有证据证明左某、黄某实际支付了两套房屋的购房款，×2号房屋购买时显示使用了许某46年工龄，远远高于左某、黄某的工龄年限之和，加之左某、黄某按成本价购买许某单位的公有住房，亦不符合房改的相关政策；最后，吴某、王某未能出庭作证，而许某提供的《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及所附的相关证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补超标房款收据等证据，即使真实性能够确认，但《关于许某住房情况说明》系2015年许某为出售房屋，由国家发改委向外交部相关部门出具的，说明所附的相关证明、补交差额面积款项表格、补超标房款收据亦与出售房屋相关，并不能客观真实的还原×1号房屋、×2号房屋参加房改时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发改委未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两套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内容。综上，许某、左某、黄某提出的×1号房屋、15号房屋虽登记在许某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左某、黄某的主张，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登记在许某名下×1号房屋、×2号房屋及登记在宋某5名下的涉案房屋均为宋某5、许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为二人共有，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宋某5去世后，其在上述房屋中所占的二分之一份额作为遗产应予分割。宋某5生前未订立有效遗嘱或遗赠协议，故属于宋某5的遗产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许某，子女宋某6、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六人共同继承。鉴于宋某6先于其父宋某5去世，故宋某6有权继承宋某5的遗产份额由其独生女李某代位继承。诉讼中，双方坚持要求处理涉案房屋的份额，不进行实体分割，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宋某5去世后，许某未征得其他继承人同意即出售×1号房屋、×2号房屋，现五被告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两套房屋的售房款565万元，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售房款已汇入许某名下帐户，左某、黄某认可二人使用售房款购买了其他住房，故其余继承人应分得的部分由许某、左某、黄某予以给付。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表示将其应继承的宋某5在涉案房屋中的份额赠与给李某，李某亦表示接受赠与，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宋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一套，其中二分之一的份额归原告许某所有，剩余部分由原告许某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份额，由被告李某继承十二分之五的份额；二、原告许某、第三人左某、第三人黄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被告李某、被告宋某1、被告宋某2、被告宋某3、被告宋某4售房款各470833.33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700元（由原告预交81800元），由原告许某负担67492元，已交纳；由被告李某负担9644元，由被告宋某1、被告宋某2、被告宋某3、被告宋某4各负担9641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许某、被告李某、被告宋某1、被告宋某2、被告宋某3、被告宋某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左某、第三人黄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玫人民陪审员  朱**苹人民陪审员  任军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李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