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3行初156号原告赵美玉，女，1984年2月1日出生，朝鲜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任天日，男，1983年8月20日出生，朝鲜族，吉林省龙井市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易燕，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李东，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000093243F。法定代表人陈志勇，主任。委托代理人佟洪双，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办事处民生保障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楠，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美玉、任天日诉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光明街道办）不履行办理生育登记法定职责一案，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受理后，于2020年5月15日向被告光明街道办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任天日及原告赵美玉、任天日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易燕、李东，被告光明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佟洪双、张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美玉、任天日诉称：赵美玉与任天日自由恋爱多年，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赵美玉为北京市户籍居民，2020年3月11日二人在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生育一女任某。2020年3月16日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赵美玉、任天日均系初婚，任某是两人共同唯一子女。按照北京市户口登记工作规范及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规范要求，办理相关申请必须提交由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光明街道办）出具的生育登记服务单。2020年3月19日，赵美玉、任天日通过“北京市生育登记服务系统”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生育登记，申请领取北京市生育登记服务单时申报失败，光明街道办工作人员反馈表示赵美玉、任天日属于未婚生育，无法进行生育补登，日前不能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单。赵美玉、任天日认为造成未婚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光明街道办采取的疫情隔离政策前后的巨大调整和变化致使赵美玉、任天日错过办理结婚登记的最后机会导致未婚生育的结果。赵美玉、任天日认为光明街道办不予发放生育登记服务单的行政行为不具备适当性，未充分考虑到赵美玉、任天日所处的实际处境及政府防疫政策变化的不可预测性，光明街道办仅因为孩子出生证明日期在结婚登记日期之前就不予发放生育登记服务单的行为明显具有不公正性，损害了赵美玉、任天日的合法权益，赵美玉、任天日前期与光明街道办、顺义卫建委进行多次电话沟通及书面情况说明均未能获得光明街道办及顺义卫健委的理解和支持。根据《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已经怀孕或者其子女已经出生的，申请人可以提交包括《出生医学证明》在内的相关材料的申请办理《生育服务证》。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1.判决光明街道办审核通过赵美玉、任天日于2020年3月18日申报的生育登记；2.诉讼费由光明街道办承担。原告赵美玉、任天日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出示了以下证据：1.结婚登记照片、顺丰速运单及运单详情，证明赵美玉、任天日在积极准备办理结婚登记事宜。2.2020年3月3日北京调整境外人员入境隔离政策，证明赵美玉、任天日因疫情隔离政策调整导致不能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从而延误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3.居家观察联系服务卡、报警门磁，证明赵美玉、任天日因疫情隔离政策不能出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4.任天日与工作单位人事袁海玲的聊天记录，证明赵美玉、任天日主观上已经认识到要尽快办理结婚证，但因积极配合政府隔离政策及孩子的早产，导致赵美玉、任天日预约的结婚登记日期晚于孩子出生日期。5.北京市生育服务系统在线申请生育登记界面，证明顺义区光明街道办不予通过服务单申报。6.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证明赵美玉、任天日在隔离期满和孩子出生后第一时间去办理结婚登记。被告光明街道办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赵美玉、任天日的起诉不在该条所规定的十二种受案范围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机关以倡导、示范、建议等方式，引导公民自愿配合而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行为，属于非权力行政方式，其特点是自愿性原则。自愿性原则是指行政指导行为应为行政相对人认同和自愿接受。行政指导行为不是一种行政主体以行政职权实施的，期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指导不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性行为，其没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可以遵从，也可以不响应，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不响应的，也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生育登记服务即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赵美玉、任天日未实行生育服务登记并不会因此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更不会影响其正常生育。光明街道办也不具有任何强制手段强迫其进行生育服务登记。二、2020年3月11日，赵美玉在顺义区妇幼保健院生育一女，此时赵美玉与任天日并未领取结婚登记证，赵美玉、任天日系违法生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相关规定。计划生育系我国的基本国策，足见其地位之重要。自实施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公民，应当严格依法生育。赵美玉、任天日违法生育一孩，却要求光明街道办对其违法生育一孩的行为予以登记，显然违背了法律，破坏了我国的基本国策，违背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违法生育行为需要向计生部门缴纳罚款，即社会抚养费。现赵美玉、任天日要求对其违法生育的一孩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单的目的是向社保部门报销生育保险，赵美玉、任天日企图因自己的违法行为而获利，享有与守法公民同等的待遇，此种行为有违法理，光明街道办无法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确认，对赵美玉、任天日的申报作出不通过的决定并无不当。三、赵美玉、任天日的违法生育行为已经无需登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办指导发[2016]20号）第一条指导思想规定，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目的是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见，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目的是指导夫妻在生育前做到“负责任，有计划”的生育，是为了对夫妻生育进行服务和指导所设立的一项工作。赵美玉、任天日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违法生育，其已经完成了生育行为，故无需光明街道办对其“负责任，有计划”的生育作出指导，也就失去了生育登记服务的意义。四、赵美玉、任天日不属于登记对象的范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办指导发[2016]20号）第一条规定，夫妻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子女的，实行生育登记，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因此，登记对象系夫妻。该条明确写明“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登记；生育前未登记的，可在生育后及时补登”。该条虽规定可以补登，但前提仍然是夫妻。即，该条从语句上完整的表述应当为“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登记；夫妻在生育前未登记的，可在生育后及时补登”。但是，赵美玉和任天日在生育前并非夫妻，二人不符合生育服务登记对象的范围，不能为其办理一孩生育登记。五、子女已出生无法网上登记。《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员会关于两孩以内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通知》（京卫指导[2016]7号）第二条规定了两种登记方式，一是网上登记，二是现场登记。网上登记需填写夫妻双方的结婚登记信息，若未办理结婚登记或不填写则无法提交，该种登记方式并未规定可以补登。赵美玉、任天日在女儿出生后采取网上登记，不符合该文件的要求。现场登记的方式规定了补登的情形，如果是补登应当采取现场登记的方式。因为补登需要审核《出生医学证明》，网上补登是无法对《出生医学证明》进行核实的。六、生育登记服务单并非光明街道办办理，光明街道办亦无权制作。生育登记服务单系北京市生育登记服务系统自动生成的，只要夫妻双方的生育符合条件，在依法登记后，该系统会自动生成“一孩生育登记服务单”。赵美玉、任天日要求光明街道办为其办理“一孩生育登记服务单”无法律依据，亦超出光明街道办的权限范围。七、赵美玉、任天日的起诉无法律依据。赵美玉、任天日在起诉状中引用《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但《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已经废止，相应的实施细则已经失去了意义。该实施细则规定的为《生育服务证》，而其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办理的是生育登记服务单，其以办理《生育服务证》的实施细则要求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单显然不当。综上，赵美玉、任天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赵美玉、任天日的起诉。被告光明街道办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均为节选）：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证明赵美玉、任天日提起之诉非法院受案范围。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证明赵美玉、任天日提起之诉非法院受案范围。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修正），证明赵美玉、任天日系违法生育。4.《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证明赵美玉、任天日已经生育无需进行生育服务登记，且其亦不属于登记对象范围。5.《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关于两孩以内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通知》，证明已生育补登不适用网络登记方式。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赵美玉、任天日提交的证据1、5、6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赵美玉、任天日结婚、生育以及申办生育登记等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赵美玉、任天日提交的证据2-4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赵美玉、任天日于2018年9月22日举办结婚典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赵美玉于2019年7月中旬左右怀孕，其预产期为2020年3月22日。2020年2月28日，赵美玉之母池英淑从韩国直飞回北京，同赵美玉、任天日共同居住生活。根据北京当时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池英淑于2020年2月28日至2020年3月12日居家隔离，赵美玉、任天日可以外出。2020年3月3日，北京调整境外人员入境隔离政策，要求凡从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等疫情严重国家经北京口岸入境的，若目的地是北京，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均实行14天隔离观察。2020年3月3日晚上，居委会工作人员电话通知赵美玉，与池英淑共同居住生活的赵美玉、任天日从即日起亦须进行居家隔离，居家隔离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12日。2020年3月11日快傍晚的时候，任天日告知居委会工作人员因3月12日为解除隔离的日期，其将于3月12日与赵美玉去办理结婚登记，居委会工作人员同意。2020年3月11日晚上，赵美玉因羊水破裂紧急住院，并于当晚剖腹产生育一女，即任某。2020年3月15日，赵美玉出院。2020年3月16日，赵美玉、任天日至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2020年3月17日，任天日以赵美玉名义在北京市生育服务系统进行登记，并进行网上申报，申请办理京籍一孩生育登记，因办理事项类型选择错误被退回。2020年3月18日，任天日重新提交申请，办理状况一栏勾选的是“已生育补办理”。2020年3月19日，光明街道办工作人员电话告知任天日其申请失败被退回，网上信息显示当前进度为不通过。3月19日，任天日知道申报失败的结果后，其就此情况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邮箱进行反映，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3月24日予以答复，答复内容为：“您的情况属于未婚生育，无法进行生育补登，目前不能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单”。赵美玉、任天日对此不服，于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本院提起涉案之诉。本院认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办指导发[2016]20号）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县级卫生计生部门负责本区域生育登记服务的组织领导工作。乡镇（街道）卫生计生机构具体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工作。《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规定：市、区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根据上述规定，光明街道办卫生计生机构具体办理其辖区内的生育登记服务工作，光明街道办具有具体办理生育登记的法定职权。《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办指导发[2016]20号）第二条规定了生育登记的登记对象和登记内容。（一）登记对象。夫妻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子女的，实行生育登记，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生育前未登记的，可在生育后及时补登。根据以上规定，进行生育登记是夫妻的法定义务，且要求双方在生育前已经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成为法定夫妻。赵美玉于2020年3月11日生育一女，但赵美玉与任天日于2020年3月16日才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疫情期间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预约方式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并不影响当事人婚姻登记权利的行使，赵美玉在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之前生育系赵美玉、任天日自身原因造成。光明街道办据此对赵美玉、任天日的生育登记申请未审核通过，认定事实清楚、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不当。因此，赵美玉、任天日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美玉、任天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赵美玉、任天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鑫人民陪审员  刘旭东人民陪审员  马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付艳侠书 记 员  徐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