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19民终92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诉讼代表人：蓝晓寒。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瑶，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上九生物降解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钟屋围。 破产管理人：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杰，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粤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沥江围小组沥江围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彭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华昌，广东臻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银笑，广东臻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邓威球，男，197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1××××××××××××714。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上九生物降解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上九公司）、东莞市粤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粤发公司），原审第三人邓威球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信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第二判项；2.对粤发公司向上九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400797.6元不予确认;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上九公司、粤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案件关键事实，裁判错误。各方提供的证据足以反驳（2014）穗仲莞案字第2359号广州仲裁委员会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是虚假的，粤发公司作为次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合法的，其申报的债权亦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一、一审判决未对邓威球与上九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1.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厂房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以前述广州仲裁委员会调解书已生效为由确认前述租赁合同效力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十条的规定。即便前述调解书不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程序被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该生效的仲裁调解书在民事诉讼中并非牢不可破的证据，是否可以直接作为法院采信的证据，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8年3月1日施行，信达公司于2018年3月下旬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但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告知案涉仲裁裁决已执行完毕，信达公司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并非信达公司从未向法院提出过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调解书，而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年修正）对于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损害案外人的情形尚未有案外人可申请仲裁机构撤销生效的仲裁裁决或调解书的有关法律规定，案涉仲裁调解书尚无法由案外人申请撤销。3.根据《上九公司法定代表人祝光富与王美智律师微信谈话截图》，祝光富已向信达公司代理人自认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是虚假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规定，该证据为电子数据证据，应作为认定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真伪的新证据。二、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回避了两个案件的执行情况。在案涉仲裁调解书生效后，2015年6月8日，邓威球依据该调解书申请执行，要求将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的全部租赁物完成清偿并交给邓威球。执行法院于2016年3月9日作出（2015）东一法东执字第165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该案终结本次执行。2016年3月24日，邓威球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执行法院以（2016）粤1971执恢384号案继续予以执行，于2017年10月26日执行结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邓威球或粤发公司均未表示其占有案涉房产是通过执行法院清偿交付的，根据信达公司代理人了解，执行法院在两次执行程序中均未向邓威球交付执行标的原因是执行法院认为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有虚假嫌疑而未予实质执行。信达公司在一审中曾申请法院调取（2015）东一法东执字第1652号案、（2016）粤1971执恢384号案的执行案卷，但一审法院未查明该两案的具体执行情况及为何法院未将邓威球申请执行的标的通过执行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向申请执行人交付。三、即便案涉1500万元资金最终为上九公司所使用，仍不能认定该笔资金的实际使用性质为租金，并证明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是真实的。1.2012年2月14日，东莞市新淦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往来”的名义汇款465万元和1035万元给上九公司，该“往来款”不能直接认定为“租金”。2.信达公司提供的2011年11月28日、2014年6月26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物清单中，在“抵押物有否出租”一栏填写的内容均为“否”，并盖有上九公司的公章，上九公司向贷款银行确认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没有出租。3.邓威球代理人在（2016）粤1971执异192号案中自称《厂房租赁合同》的原件已毁，但上九公司的管理人在一审的庭前会议中坚称在审核粤发公司提交的债权申报文件时见过该合同的原件，且在复印件上加盖了与原件相符的认证章；邓威球代理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前会议中再次表示无法提供该合同的原件。邓威球之所以拒绝承认持有该合同的原件，是为了避免该合同进行司法鉴定，若该合同经鉴定签约时间为虚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邓威球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4.邓威球在案涉仲裁调解书中的自述与该调解书事实认定相互矛盾。也就是说邓威球在提起仲裁申请中陈述的“至今，被申请人都没有把租赁标的物交付给申请人使用”的事实不存在，邓威球与上九公司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纠纷或矛盾，邓威球之所以申请仲裁是为了取得一份生效的仲裁调解书对抗日后债权人对上九公司土地及厂房的处置。5.上九公司的《年检报告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可以证明上九公司在2011和2012年度仍正常投产开业，可进一步证明上九公司与邓威球签订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6.粤发公司提供的东莞东城供电局营业部于2016年9月2日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在2015年11月前，上九公司是不拖欠电费的。如2015年11月的电费是邓威球缴纳，其应提供相应的缴费凭证。上九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可进一步证明该期间上九公司的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并不为邓威球因房屋租赁关系而占有使用。 被上诉人粤发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信达公司的请求存在不合理。一、中信银行和信达公司存在疏于检查厂房A和员工宿舍楼租赁使用情况的过失。1.信达公司不是《厂房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无法知晓该合同的签订情况。2.上九公司和邓威球于2011年11月26日签订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中信银行与上九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厂房A、员工宿舍楼为上九公司2011年11月28日至2016年11月28日作抵押担保。3.中信银行作为抵押权人，有义务查验审核厂房A、员工宿舍楼的租赁和使用情况，中信银行疏于查验审核义务导致的损失，由上九公司和中信银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和抵押合同约定各自承担，中信银行无权要求邓威球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中信银行的损失。4.2015年5月26日，中信银行与信达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中信银行对上九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依法享有对案涉房地产的抵押权，如信达公司认为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是虚假合同，可依照抵押合同约定主张上九公司违约，要求实现抵押合同的有限受偿权，但信达公司无权要求邓威球依照抵押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信达公司损失。二、信达公司无直接证据证明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为虚假合同。1.如祝光富认为该合同属于虚假合同，应依法提出再审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调解书。信达公司提交的祝光富微信聊天记录，属于传来证据，在祝光富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2016）粤1971执恢384号案件与本案无关，信达公司不是案涉《厂房租赁合同》及该案件的当事人，其主观臆断因该合同属于虚假合同，执行法院终止执行该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2011年至2012年上九公司仍在使用案涉厂房，案涉厂房存在质量瑕疵需要修复，上九公司拒绝向邓威球完全交付案涉厂房是上九公司与邓威球发生争议的原因，信达公司2015年才接受中信银行的债权包，并不清楚上九公司和邓威球的争议。4.根据案涉仲裁调解书，2012年2月14日，邓威球通过案外人东莞市新淦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上九公司支付1500万元，信达公司认为“往来款”不能直接认定为“租金”是错误的，上九公司如何使用1500万元与本案无关。案涉仲裁调解书作为生效调解书，其认定的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的事实应作为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邓威球已按照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了租金1500万元，上九公司最终向邓威球交付了厂房A和宿舍楼。邓威球行使承租人权利向粤发公司转租厂房A的宿舍楼并收取租金，且上九公司允许粤发公司修复厂房A和宿舍楼，上九公司与邓威球已履行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信达公司认为该合同属于虚假合同与事实不符。四、粤发公司作为厂房A和宿舍楼的使用权人，有权要求占有适用案涉厂房的上九公司支付场地占有使用费。信达公司不是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要求法院确认该合同是否属于虚假合同。本案仅应审核案涉债权的申报程序和核实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审核该合同的真实性。粤发公司向管理人申报场地使用权费的债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信达公司提出本案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五、根据邓威球与粤发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京东拍卖网站显示，机器设备存在于厂房A内，存放时间应自邓威球进场之日2014年12月31日至机器设备拍卖成功之日2019年10月31日，经管理人审核后，只确认场地使用时间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0月24日共24个月，面积1669.99㎡，按《租赁合同》约定租金10元/平方米计算，场地使用费为400797.6元。经一审法院审查核实，认定存放时间为23个月，占有使用费为384097.7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上九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信达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邓威球与上九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经生效仲裁文书确认，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并无不当。上九公司、邓威球之间关于案涉厂房的租赁关系，案涉仲裁调解书予以查明和确认，在文书中亦显示仲裁机构系根据当事人的证据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且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可直接作为法院予以采信的证据。本案中，信达公司认为邓威球与上九公司恶意串通，通过倒签合同诈取虚假仲裁调解书，实为主张案涉仲裁调解书错误，不属于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审查范围。二、两执行案件的具体执行情况不影响租赁物的实际交付。根据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邓威球将案涉标的物转租并无不可。两执行案件是以不具备执行条件而终本，并非因执行法院认为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有虚假嫌疑而未予实质执行，执行法院并未否认邓威球作为承租人的法律事实。执行程序并非当事人实现权利的唯一途径，邓威球已实际占有使用上九公司的厂房及土地并转租给粤发公司，粤发公司再转租给东莞市金太阳精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两执行案件的具体执行情况不影响租赁物的实际交付。三、案涉仲裁调解书确认邓威球通过东莞市新淦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向上九公司建设银行账户支付了20年租金1500万元。同日，上九公司在前述建设银行账户分三笔每笔500万元，共1500万元转账至上九公司中信银行账户。同日，上九公司分497万元、511万元、430500元将合计14385000元转支付至上九公司中信银行保证金专用账户，该账户的保证金业务种类为“承兑业务保证金”。除此外，该账户流水并未发现资金转回迹象。结合案涉仲裁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及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等现有证据，案涉1500万元资金性质应认定为邓威球向上九公司支付的租金。 原审第三人邓威球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对粤发公司向上九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400797.6元不予确认；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粤发公司、上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粤发公司对上九公司享有破产债权384097.7元；二、驳回信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11.96元（信达公司已预交），由信达公司负担7007.79元，由上九公司负担304.17元。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 1.信达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①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执恢384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该案于2017年10月26日执行结案；②《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及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信达公司曾于2018年3月下旬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但因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未予立案；③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4）珠和民二初字第11号送达回证、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湖南省人民法院工作证、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查封了案涉厂房所在土地；④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再42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查明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查封了案涉厂房所在土地，直至2019年10月29日查封。经质证，粤发公司对证据①、证据③、证据④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九公司对证据③、证据④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2.信达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再42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6月26日，中信银行与上九公司重新签订2011莞银最抵字第11X406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查封了东莞市东城区×××钟屋围[东府国用字(2002)第特191号]土地使用权。 本院认为：本案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信达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信达公司要求不予确认粤发公司向上九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能否成立。综合案涉证据以及各方陈述，本院分析如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九公司、粤发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银行流水、（2014）穗仲莞案字第2359号仲裁调解书、租赁合同、流水账单等证据已能相互印证证明上九公司与邓威球、邓威球与粤发公司就案涉厂房和宿舍楼存在租赁关系。信达公司主张上九公司与邓威球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为虚假合同，则应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本案中，信达公司提交的微信谈话截图中聊天对方并未直接明确确认厂房租赁合同为虚假合同，且上九公司、粤发公司、邓威球对该部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故并不足以据此认定信达公司关于虚假合同的主张；信达公司另主张（2015）东一法东执字第1652号、（2016）粤1971执恢384号案件可以反映案涉《厂房租赁合同》有虚假嫌疑，但相关执行裁定书等并未显示存在虚假合同情况，本院对信达公司就此提出的主张亦不予采纳；信达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2019）粤民再42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用以证明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查封了案涉厂房所在土地，但此后2014年6月26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6.2条亦记载抵押物“未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故未能仅凭《最高额抵押合同》或其附件的记载而否定案涉厂房存在抵押或出租。信达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关于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真伪性的主张，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粤发公司作为承租人对案涉厂房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上九公司存放的机器设备占有粤发公司承租的厂房，粤发公司主张上九公司应参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场地占用费于理有据，一审判决确认粤发公司对上九公司享有破产债权384097.7元并无不当，信达公司诉请对粤发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依据不足，本院对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信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的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007.79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祁晓娜 审判员  李远伦 审判员  伍小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潘因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