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6民初222号原告：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乐园大街**院****。法定代表人：沈洪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琪，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向东，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利，男，196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璟，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莹，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三博仁公司）与被告何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九三博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向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戚璟、韩雪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三博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0万元和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提出借款40万元用于个人资金周转，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的银行账户汇款到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的个人账户。2017年4月24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用于个人资金周转，原告又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的银行账户汇款到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环保园支行的个人账户，上述两笔借款被告均称使用一个月就还，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均未果，故诉至法院。何利辩称：1.何利与九三博仁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并非借款关系，九三博仁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九三博仁公司是一家个人独资公司，沈洪中是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该公司全资股东、实际控制人。2013年底，沈洪中向何利介绍了西夏陵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项目，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因项目招标需要资质，何利遂联系华迪计算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迪公司）参加项目投标并顺利中标。项目中标后，经何利与沈洪中多次沟通，最终确定了合作方式，并于2015年6月15日正式签署了《关于西夏陵安防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何利投入250万元用于项目的所有设备、材料、项目管理等费用的支出，并参与该项目的施工和管理；项目对外统一以华迪公司名义，内部则统一在九三博仁公司；余下项目利润由双方各50%平分。根据《合作协议》之约定，何利与沈洪中系“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合作关系，双方共担成本，共同对合作项目享有支配权、管理权及利润分配权。九三博仁公司作为沈洪中的全资公司及合作项目开展的媒介，其与何利亦属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何利与九三博仁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系基于合作关系而发生的垫资、报销、分红款，而非九三博仁公司主张的借款。何利与九三博仁公司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基础事实。2.九三博仁公司向何利的两笔转账分别是购车报销款和合作利润分红款，均不是借款。九三博仁公司主张曾于2017年2月28日和2017年4月24日分别向何利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40万元和100万元，但事实上，40万元是购车款、100万元是合作利润分红款，均不是借款。（1）诉争40万元是一期项目的购车款，不是借款。因项目用车需要，2017年2月23日，九三博仁公司向何利预付了40万元购车款。何利随后安排员工刘刚前往成都购车，并于2017年3月2日向刘刚转账37万支付购车定金及购车款，垫付了车辆购置税31629.93元，并为刘刚报销交通费、招待费等费用10956.5元。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①在2017年4月18日何利发给沈洪中的主题为《关于西夏陵安全防范系统二期收益分配表》邮件及其附件（证据7）中显示“……购车总费用414405.43元……一期购车费用只给何总打款40万元，剩余14405.43元也应该补给何总”；②刘刚买车对账单及购车发票（证据8），显示刘刚收到九三博仁公司转账37万并实际支付购车定金及购车款；③车辆购置税票（证据9），显示九三博仁公司垫付了税费31629.93元；④购车报销明细（证据10），显示九三博仁公司垫付了刘刚因购车发生的相关费用10956.5元。因此，九三博仁公司主张的借款40万元实为合作项目购车款，而不是借款。（2）诉争100万元是何利应得的合作利润分红款，不是借款。何利和沈洪中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利润分配条款，即“在满足项目设备、材料及项目管理费用的前提下，首先支付沈洪中、何利为该项目投入的资金，其次是支付沈洪中相关业务费用（占合同总额的10％），再次是何利和高美每个人1％合同额的前期项目奖励费用，最后余下项目利润由双方各50％平分”。在西夏陵项目一期工程结束后，何利与九三博仁公司继续参与了项目二期建设，双方决定延续原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并约定项目结束后何利分得利润的40％，沈洪中分得利润的60％。2017年4月，何利同沈洪中商议二期利润分配事宜，双方汇同公司财务刘霞通过E-MAIL就此问题沟通数次。2017年4月23日在沈洪中办公室，何利与沈洪中进一步沟通二期利润分配事宜。双方商定结果为：沈洪中向何利支付100万元分红款，此后何利不再参与二期项目的任何事宜，亦不再参与后续利润分配，双方合作关系结束。2017年4月24日，沈洪中通过九三博仁公司账户向何利转账100万元。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①2017年4月18日何利向沈洪中发送主题为《关于西夏陵安全防范系统二期收益分配表》邮件（证据11），该邮件附表显示：“项目二期合同总金额约1485.55万元，本次收到款项后支付到80.43%即1194.89万元，按照附件内容统计的预计收益是322.9749万元，80.43%收益为259.7688万元，其中60%为155.8613万元，其中40%为103.975万元。按照上面计算所得，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何总应收103.975万元收益，剩余部分是沈总的收益。”；②2017年4月24日九三博仁公司向何利转账100万元分红款（九三博仁公司诉状自认）。因此，九三博仁公司主张的借款100万元实为合作项目利润分红款，而不是借款。3.九三博仁公司对其主张未尽到举证责任，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证明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九三博仁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根据其陈述，其仅持有银行转账凭证，该凭证也仅能证明何利与九三博仁公司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不能证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且，在本案中，何利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非借贷关系进而推翻九三博仁公司的全部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人民法院理应驳回九三博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何利认为：九三博仁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本案实质是因双方合作关系引发的纠纷，九三博仁公司歪曲事实，以不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起诉，其诉讼请求理应被依法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5日，沈洪中作为甲方，何利作为乙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西夏陵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一期项目（以下简称西夏陵项目）的施工管理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本合作协议。一、协议主旨。1.西夏陵项目由甲方利用多年关系，并在乙方等各方面配合下，已经以华迪公司名义与银川西夏陵管理处（以下简称“项目建设方”）签署了施工合同，同时以甲方之公司九三博仁公司与华迪公司签署了内部承包、采购协议。双方共同认定，双方共同对该项目具有支配和管理权。2.鉴于项目合同的工程款的支付情况，乙方同意投入人民币250万元用于该项目的所有设备、材料、项目管理等费用的支出，并参与该项目的施工和管理。3.双方同意：关于本项目的设计部分，由甲方委托乙方实施，并按照以下约定执行：由乙方负责所有设计工作并满足该项目设计合同所规定的相应任务，甲方按月支付所有参与设计人员的工资、差旅费、住宿费、文件打印装订费等一切有关设计内容的费用；同时，设计合同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获得。4.西夏陵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范围内的新增项目（含但不限于西夏陵安防工程二期项目，但不包括将纳入一期施工中的部分）由甲方所有，具体如何合作，双方另行签订协议。二、合作模式和双方责任：1.对于西夏陵项目对外统一以华迪公司名义，内部则统一在九三博仁公司。2.乙方投入的￥250万元（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的项目投资资金，须打“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由甲乙双方共管之新开账户，统一支配，由项目部申请，甲乙双方同意后支付，“华迪计算机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资金也统一打入该账户，统一管理。3.双方同意：所有关于该项目的事项，必须得到双方一致同意后才可以执行。4.甲方有权利对项目实施进行监督管理，如材料、设备采购、人员工资，项目进度，成本控制等等。5.乙方负责该项目施工进度，质量和成本控制，并承担相应责任。6.双方同意，该项目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项按照以下原则分配：在满足项目设备、材料及项目管理费用的前提下，首先支付甲方、乙方为该项目投入的资金，其次是支付甲方相关业务费用（占合同总额的10%），再次是乙方和高美每个人1%合同额的前期项目奖励费用，最后余下项目利润由甲乙双方各50%平分，具体明细详见附件一内容（该附件是粗略的概算，以实际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数据为准）未经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自本项目全部款项收回后终止。落款处沈洪中和何利签字确认。另查明，沈洪中系九三博仁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2017年2月23日，九三博仁公司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何利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账户×××汇款40万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4月24日，九三博仁公司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何利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环保园支行账户×××汇款100万元，摘要为“借款”。除了以上何利和九三博仁公司的一笔40万元、一笔100万元的资金往来，双方账户自2015年以来发生数笔转账。2017年2月27日，何利向刘刚的账户转账5万元，摘要为西夏陵项目购车定金。2017年3月2日，何利分七笔，前六笔每笔5万元、最后一笔2万元，向刘刚共计转账32万元，摘要为西夏陵购车款。以上共计37万元。2017年3月2日，刘刚向成都中义弗星贸易有限公司转账5万元，摘要为购车定金。同日，刘刚再次向成都中义弗星贸易有限公司分七笔，前六笔每笔5万元、最后一笔2万元共计转账32万元，摘要为西夏陵购车款。何利提举的开票日期为2017年3月2日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车辆类型为客车，购买方为银行西夏陵区管理处，车辆识别代号为LS1A221B6GA000856，价税合计37万元。该车辆另发生车辆购置税31623.93元。2019年11月11日，九三博仁公司持诉称意见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被告就收到原告方40万和100万的款项予以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对借贷产生合意；2.何利提出买车支付40万元和100万元作为利润分配可否作为九三博仁公司主张借贷的有效抗辩。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首先在于出借方，出借方提举证据证明后，借款方则有责任提供反证予以推翻，继而再由出借方承担举证责任，任何一方未完成己方举证责任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九三博仁公司向何利转账40万元和100万元的摘要为“借款”，应当视为其对该两笔款项性质的单方意思表示，其转账之时并无其他证据表明双方已经达成借款的书面或口头意思表示。但是何利在收款后，并未在合理期限内对九三博仁公司认为系借款的单方意思表示作出反对，亦未退还相应款项，而是予以接受，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就双方的借贷合意的举证已经完成。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何利提举的证据证明存在与西夏陵项目有关的买车事实，且购车支出与40万元接近，转账时间亦能够对应。但是款项的用途不同于款项的性质，何利即便实际使用该40万元用于购买西夏陵项目项下的车辆，也并不影响该40万元是借款的性质，其现有的证据无法推翻该款项的借款性质。何利提举的证据能够证明何利和九三博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洪中因西夏陵项目存在合作关系，双方约定何利投入一定资金后可以获得项目分红。即便如此，何利没有充分证据证明100万元的转账系对其进行分红。因此，何利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在认定本案140万元系借款的基础上，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然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九三博仁公司起诉主张何利返还借款本金，何利应当予以返还。对于何利应当支付的利息，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本院支持自本案立案之日即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400000元；二、何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返还以14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76元，由北京九三博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51元（已交纳），由何利负担90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熊海水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亚妹书 记 员 林 英书 记 员 崔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