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再215号、221、222号再审申请人（二审17841号案上诉人、二审17840、17842号案被上诉人、一审4528-4530号案被告）：张丽。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纯，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二审17840-17842号案上诉人、一审4528-4530号案原告）：贾永世。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华才，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二审17840-17842号案被上诉人、一审4528-4530号案被告）：邓伟秋。被申请人（二审17841号案被上诉人、一审4529号案被告）：邓兰香。原审第三人（二审17842号案、一审4530号案）：刘卓平。再审申请人张丽因与被申请人贾永世、邓伟秋、邓兰香及原审第三人刘卓平民间借贷纠纷三案，不服本院（2017）粤03民终17840-1784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分别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粤03民申2377、2378号民事裁定，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粤03民申237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三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三案。再审申请人张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纯，被申请人贾永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华才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邓伟秋、邓兰香及原审第三人刘卓平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三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丽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二审判决；2、驳回贾永世要求张丽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3、判令贾永世、邓伟秋、邓兰香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二审对4529号案、4532号案的利息计算错误，根据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补充协议》，该两笔借款的利息分别为1.3%/月、1.7%/月，二审判决统一采用3%/月的最高标准计算利息，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四案统计的本息偿还金额计算错误。（一）一审4529号案（二审17841号案）贾永世与邓伟秋最终约定的借款利率为1.3%/月，而不是融资服务费2.2%/月、利息1.8%/月。1、2010年12月27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20101227-2号）第四条约定：“借款利息：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1.8%/月（一月为三十天）”。同日，邓伟秋出具的《承诺书》第二条约定：“1、融资服务费：按借款金额的2.2%/月计收（一月为三十天）。2、借款利率：借款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1.8%/月（一月为三十天）”。2、2011年5月27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20110527-1号）第四条约定：“借款利息：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1.8%/月（一月为三十天）”。同日，邓伟秋出具的《承诺书》第二条约定：“1、融资服务费：按借款金额的2.2%/月计收（一月为三十天）。2、借款利率：借款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1.8%/月（一月为三十天）”。3、2012年2月7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对上述合同第四条的借款利率和费用进行变更。经双方协商一致，现对双方签署编号为20110527-1号的《借款合同》的第四条变更为：①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1.3%/月（一个月为三十天）。②如乙方在2013年1月26日前提前还款，则利息调整为1.8%/月，乙方应一次性向甲方支付2012年1月26日起至提前还款日止的所有利率差额（0.5％/月）。”根据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数份协议来看，两人对借款利息约定进行了调整，由最开始的“融资服务费2.2%/月、利息1.8%/月”调整为“利息1.3%/月”，没有融资服务费，利息也进行了变更，在计算应付利息时应当按照1.3%/月来计算。（二）一审4531号案贾永世与邓伟秋最终约定的借款利率为1.7%/月，而不是融资服务费1.8%/月、利息2.2%/月。1、2011年6月22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20110627-2号）第四条约定：“借款利息：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2.2%/月（一月为三十天）”。同日，邓伟秋出具的《承诺书》第二条约定：“1、融资服务费：按借款金额的1.8%/月计收（一月为三十天）。2、借款利率：借款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2.2%/月（一月为三十天）”。2、2012年2月7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对上述合同第四条的借款利率和费用进行变更。经双方协商一致，现对双方签署编号为20110627-2号的《借款合同》的第四条变更为：①按月计收利息，利息为1.7%/月（一个月为三十天）。②如乙方在2013年1月26日前提前还款，则利息调整为2.4%/月，乙方应一次性向甲方支付2012年1月26日起至提前还款日止的所有利率差额（0.5%/月）。”根据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数份协议来看，两人对借款利息约定进行了调整，由最开始的“融资服务费1.8%/月、利息2.2%/月”调整为“利息1.7%/月”，没有融资服务费，利息也进行了变更，在计算应付利息时应当按照1.7%/月来计算。（三）二审判决在计算该两案利息时，采用年36%、日0.1%的标准来计算，导致该两案利息计算错误，最终导致四案的本息偿还金额统计错误。二审判决认为贾永世的融资服务费与利息总和高于法定最高利率，故对于已经支付的款项部分按照月3%即日0.1%的标准进行抵扣，但四案中4529号案与4531号案的利息分别为1.3%/月、1.7%/月，而不是3%/月，二审判决明显利息计算错误，最终导致四案的本息偿还金额统计错误，依法应当通过再审予以纠正。二、贾永世与担保人杨某东、邓某欢已就4531号案彻底、完整地和解，4531号纠纷已经了结，贾永世不得再向邓伟秋、张丽主张任何法律责任，二审判决不应当用邓伟秋偿还的借款再去冲抵4531号案的借款利息，即便冲抵也应当由贾永世另案起诉，经过一审、二审正当程序后判决冲抵，而不是在另外三案的二审阶段直接冲抵，二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两审终审”的基本原则，剥夺了邓伟秋、张丽等人的辩论权利，程序严重违法。贾永世同一时间对四笔借款进行起诉，在四案审理的过程中，贾永世与杨某东、邓某欢于2016年2月16日就4531号案达成了和解，签订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第四条约定：“原告收到上述款项100万后二个工作日内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向宝安区人民法院撤回本案起诉，无条件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纠纷就此了结，原告保证不再就本案追究被告邓伟秋、张丽、杨某东、邓某欢的任何法律责任。”据此，本案纠纷已经了结，贾永世不得再向邓伟秋、张丽主张任何法律责任，该等“法律责任”应当包括因96万借款本金和2011年6月23日借款之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段的利息、2014年7月1日至清偿之日期间段的利息产生的法律责任，而不是单独是96万借款本金与2014年7月1日至清偿之日期间段的利息产生的责任。二审法院认为“贾永世放弃的是在该案起诉时主张的100万元本金及自2014年7月1日起计算的尚欠的利息，而不包括对2014年6月30日前已支付利息的放弃”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首先，如果在和解的过程中，对于一笔本金单独留出一段时间的利息没有处理，担保人杨某东、邓某欢根本不可能同意和解，因为这样的和解方式意味着即便杨某东、邓某欢支付了100万，贾永世仍可以再就2011年6月23日借款之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请求两者承担担保责任，这势必与和解当事人的初衷与心理预期存在巨大落差。故4531案的和解只可能是针对该笔借款彻底完整地和解，而不可能是部分、分段地和解。其次，4531号案件被告除了杨某东、邓某欢之外，还有邓伟秋、张丽。在和解之时邓伟秋、张丽并没有参与，杨某东、邓某欢若仅是对100万元本金及自2014年7月1日期计算的尚欠的利息进行和解，则明显损害了邓伟秋、张丽对本案本金与利息进行申诉答辩的权利，杨某东、邓某欢的偿还也不会得到邓伟秋、张面的认可。再次，若按照二审法院的认定“贾永世放弃的是在该案起诉时主张的100万元本金及自2014年7月1日期计算的尚欠的利息，而不包括对2014年6月30日前已支付利息的放弃”，则表明贾永世没有起诉要求偿还2014年6月20日之前的利息。既然没有起诉，二审法院更不应该在没有经过一审审理的情况下径直认定冲抵，二审法院此举违反了民事诉讼“两审终审”的基本原则。若贾永世欲冲抵4531号案96万本金在2011年6月23日借款之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段的利息，贾永世应当另行提起诉讼，经过正常的一审、二审程序后再进行判决认定，而不是在另外三个案子中的二审阶段直接由二审判决冲抵，此举严重侵害了邓伟秋、张丽、杨某东、邓某欢的举证、答辩的合法权益。三、4528-4531号四案出借款项时间不同，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利息金额不同，邓伟秋在2011年1月29日至2015年2月27日期间不规律地偿还了57笔共计382万元还款，计算还款时应当按邓伟秋每笔还款分别计算应付利息并抵充本金，二审判决一次性冲抵计算明显违背《借款合同》约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邓伟秋四次向贾永世借款，分别是4528号案2013年1月31日借款96万元、4529号案2010年12月29日借款96万元、4530号案2011年4月13日借款100万元、4531号案2011年6月27日借款96万元。该四笔借款出借时间并不是同时，而是有先后顺序的，则产生的利息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在2010年12月29日至2011年4月12日期间，仅有4529号案需要计算利息；在2011年4月13日至2011年6月26日期间，有4529号案、4530号案需要计算利息；在2011年6月27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有4529号案、4530号案、4531号案（如前所述，张丽不认可4531号案需要冲抵，此处仅分析讨论，下同）需要计算利息；在2013年1月31日之后，有4528号案、4530号案、4531号案需要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本息的，应当先抵充利息，有剩余再抵充本金。亦即，如果邓伟秋的每一笔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的本息，则先抵充应付利息，有剩余再抵充本金。二审法院针对邓伟秋每一笔还款应当分开计算，若邓伟秋当笔还款超过当期应支付的利息，则剩余部分应当抵充该笔借款本金，而不是全部合在一起不分时间的一次性抵扣利息。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结息约定均是“乙方应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借款月的首日”、“到期一次性还本”，亦即每笔借款的利息会在每个月的1号到期结算一次，而本金是最终到期一次性结算。二审判决认定本金没有到期，所以利息也没有到期，并对利息按照本金到期时间进行了一次性计算冲抵，而不是按邓伟秋每个月每笔还款分开冲抵，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而且如前所述，二审法院计算利息存在明显错误，则利息的冲抵结果也存在错误，应当通过再审予以纠正。四、从四案的借款合同、利息约定、借款续期、本金支付等情况来看，债权人贾永世明显属于“职业放贷人”，贾永世职业放贷行为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贾永世与邓伟秋之间的借款合同、承诺书、补充协议应当无效，邓伟秋依法返还贾永世借款本金，法院不应继续按照高额利息计算本息偿还情况。（一）首先，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为统一格式，在内容上除了金额、利息、借款期限不同外，其他内容几乎全部一致。而且，每份《借款合同》存在完整的有规律的合同编号，例如20101227-2号、20110527-1号、20110627-2号等，明显非偶然借贷行为习惯，而是长期放贷、为方便区分其他人的贷款而形成的格式模板。其次，除了要求邓伟秋签订《借款合同》外，同时还要求邓伟秋签订《承诺书》，《承诺书》也是采用统一的格式版本。每份《承诺书》都会增加“融资服务费”，“利息”与“融资服务费”合计均是48%之高的年利率，变相突破年利率36%的法定最高利率红线。贾永世该手段明显非普通的借款人，而是具有法律常识、企图用表面的《借款合同》、实质的《承诺书》规避法定利率红线、以此获取超高非法受益的职业放贷人。再次，邓伟秋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贾永世，借款前两人并不认识，在邓伟秋未如期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的情况下，贾永世后续却仍借款给邓伟秋，特别是在2010年、2011年近300万借款本金没偿还的情况下，2013年又出借了96万本金，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四笔借款到期之后，贾永世并非起诉追逃借款，而是与邓伟秋多次签订《补充协议》，对借款期限进行了多次展期，该行为不符合一般借款人的特征，而是职业放贷人企图继续榨取高额利息的常规手段。又次，四案的借款本金在《借款合同》中均约定为100万元，但实际上每笔借款都会被预扣借款利息4万，实际出借均是96万元。该预先扣除利息的手段同样属于职业放贷人放贷的常规操作。（二）邓伟秋在四案中共收了借款本金384万元，2010年至2015年期间总共偿还了382万，担保人杨某东、邓某欢已支付100万，而这482万的还款不仅本金没有偿还，连2014年7月1日之前的利息都没有偿还完毕，加上二审判决要求再支付290多万借款本金以及按24%的年利率从2014年7月1日计算至今的利息，邓伟秋总共还款金额将超过1200万，如此巨额的溢价明显是职业放贷人牟取高额借款利息以及无限放长借款期限所导致，严重扰乱正常金融秩序。五、张丽没有在借款合同、承诺书、补充协议上签字，对借款之事毫不知情，没有共同借款的合意。张丽有稳定的收入，足以支付日常生活所需，且借款期间张丽与邓伟秋并未购置大宗资产，根本没有大额借款的必要。张丽虽名义上为深圳市裕烽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烽钢铁公司）的股东，但并未参与裕烽钢铁公司经营，工商登记资料中“张丽”的签名均为伪造，张丽没有与邓伟秋共同经营，案涉借款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数份《借款合同》、《承诺书》、《补充协议》上均没有张丽的签字，张丽事后也没有对案涉借款进行追认，对借款之事并不知情，张丽与邓伟秋之间没有共同借款的合意。（二）首先，张丽母亲邱某在深圳白石龙有一栋九层的小产权房用于出租，自2008年邱某移居香港生活后，张丽便帮其母亲管理租房、收取房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每月固定房租收入2万多，全部归张丽自己使用，经济收入完全能保障张丽及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支出，没有大额借款的必要，也无需邓伟秋给付家用。本案借款期间，邓伟秋与张丽也没有购置任何大宗资产。登记于邓伟秋名下的新锦安雅园（D区）X栋1座XXC房屋为邓伟秋2005年购买，购买价约90万元，首付款约16万元，2005年开始每月还贷4000元，根本无需大额借款。其次，邓伟秋常年独自在外经营生意，且自双方结婚以来一直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入不敷出，根本拿不出钱为家庭生活支出。婚后，邓伟秋多次向张丽母亲、舅舅借款，邓伟秋婚前也存在一些债务，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家庭支出，实际上也没有承担过家庭支出。张丽自结婚以来一直在家抚养两个孩子，从未过问邓伟秋的生意，自己负担生活开支，邓伟秋的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张丽也未因此受益。再次，除本案所涉借款外，邓伟秋另涉多起民间借贷纠纷，自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其多次大额举债，目前已被起诉的债务已达800万元。如此巨额的借款，根本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最后，2015年9月25日张丽与邓伟秋因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婚，双方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2.女儿邓某怡和儿子邓某铭归张丽抚养，跟随张丽生活，邓伟秋每月支付1600元抚养费，直至邓某怡和邓某铭都年满18周岁止”、“4.男女双方各自名下的生活用品、金银首饰以及其他登记在各自名下的存款、股票、有价证券和不动产等财产都归各自所有”、“5.我们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对外的债权债务，离婚后由各自享有与承担”。从《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张丽与邓伟秋完全是平等、公平地分配夫妻财产，并非假离婚逃避债务，张丽并没有在离婚时索要更多的财产，连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张丽都仅要求每月支付1600元。张丽根本没有基于邓伟秋的借款而受益。（三）张丽虽名义上为裕烽钢铁公司的股东，但并未参与裕烽钢铁公司经营，工商登记资料中“张丽”的签名均为伪造，张丽没有与邓伟秋共同经营，案涉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二审判决认为邓伟秋的借款用于工程钢材的周转资金，张丽虽然名义上是裕烽钢铁公司持股20%的股东，但该股东登记是邓伟秋使用张丽的身份资料进行的登记，张丽从未在裕烽钢铁公司上班，也未在工商资料上进行任何签名，裕烽钢铁公司资料上“张丽”的签名均为伪造，张丽也不清楚裕烽钢铁公司的经营情况。申请人张丽与邓伟秋实际并不存在共同经营，张丽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本三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导致不知情、未共同生产经营、未受益的张丽无端背负高额债务，判决结果明显不公。被申请人贾永世辩称，一、本案仅张丽申请再审，邓伟秋及担保人邓兰香并未对债务提出异议。二、邓伟秋与贾永世之间关于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仅变更了利息，未变更融资服务费，邓伟秋对四笔借款均承诺按月支付融资服务费，融资服务费实际属于利息的组成部分，利息、融资服务费、违约金总计在月3%范围内的部分应予支持。三、根据贾永世与邓伟秋的约定，邓伟秋未偿还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还款顺序首先是按照双方约定，从双方的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可判断邓伟秋不存在偿还本金的意思表示和事实。本案共四笔借款，其中一笔的还款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其余三笔最后一次延期还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2月5日，延期还款到期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邓伟秋最后一笔还款时间是2015年2月11日，债务本金未到期。根据双方约定，可以确定邓伟秋没有提前偿还本金的意思和行为。邓伟秋所还款项不能定性为归还本金。四、即使不按贾永世与邓伟秋的约定，按照先息后本，任何一笔还款超过应付利息部分可冲抵本金来核算，除第一笔还款冲抵了本金10240元之外，此后每笔还款均不足以抵扣当时所欠的利息。五、邓伟秋的还款中，部分是偿还（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531号案的96万元借款利息。该案中贾永世不再主张2014年7月1日之后的利息，但2011年6月27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属于邓伟秋已还款项中的一部分。该笔借款的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证据，均在2017年12月27日二审调查时出示了原件。六、本案借款是邓伟秋和张丽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张丽与邓伟秋共有三家合资公司，张丽均为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张丽在一审的庭审答辩中和其上诉状中，均自认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是用于投资公司。邓伟秋和张丽经营的公司一共有三家：裕烽钢铁公司、深圳市金舟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饕客缤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三家公司的股东都是并且仅有邓伟秋和张丽两人，张丽并担任两家公司的监事。（二）张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承担公司债务。张丽认为在裕烽钢铁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张丽”的签名不真实，但实际上，在黄万灵起诉邓伟秋和张丽的（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580号另案中，裕烽钢铁公司收取借款，邓伟秋和张丽出具借款收据。并且，张丽明确自认她就是公司股东。可见，二人共同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张丽也认可其应当承担公司债务。钢铁贸易属于高投入的经营，对启动和周转资金要求较高。由于钢铁行情低迷，导致二人的经营负债较多。深圳市饕客缤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二人共同投资的，日常也由张丽管理，根据深圳市海雅缤纷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起诉的（2015）深宝法西民初字第2284号案民事判决书，该公司从2014年5月租赁场地约94平方米，月租金700元/平方米。因经营不善该公司负较多债务。张丽参与了以上这么多投资，投资款、运营资金都是借来的，张丽不能举证自己另有独立的收入完成投资。（三）邓伟秋、张丽的财产与他们经营的公司财产高度混同。邓伟秋、张丽投资的公司，从股东到管理人员，都是只有他们两人，。两人的个人财产或者家庭财产以及公司财产，是完全混同且无法区分的。根据邓伟秋的借款用途完全可以认定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的。（四）借款期间，张丽与邓伟秋有亲密的家庭生活和紧密的公司经营合作。邓伟秋、张丽声称两人感情不好，但二人在借款发生期间，于2011年6月XX日生了女儿邓某怡，2013年3月XX日生了儿子邓某铭。2011年6月29日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金舟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1月6日共同投资设立裕丰公司，2014年10月30日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饕客缤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案中，邓伟秋和张丽的日常生活所需，既包括日常消费所需，也包括日常经营所需，邓伟秋所借资金并未超出二人日常所需的范围。并且根据上贾永世提供的上述公司登记资料以及另案判决确认的张丽承担裕烽钢铁公司债务的情况，可以证明本案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贾永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丽、邓伟秋共同偿还贾永世三笔借款各人民币100万元，利息340000元(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按月2％计算至清偿之日)。2、张丽、邓伟秋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三案的事实分别为：1、4528号案：2013年1月31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邓伟秋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期限三个月，自2013年1月31日至4月30日，月利率2.5%。当日，贾永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邓伟秋汇款96万元。后经双方协商，借款期限延至2014年4月30日。2、4529号案：2010年12月27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邓伟秋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期限五个月，自2010年12月27日至2011年5月25日，月利率1.8%。逾期还款需另支付每日0.5%的违约金。当日，邓兰香出具担保保证书，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满两年，同时保证书还约定，若借款期限延长，保证期限自动顺延至延长的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而无需征得担保人的同意。12月29日，贾永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邓伟秋汇款96万元。2011年5月27日，借贷双方通过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将本案借款期限延至2011年12月26日。后双方于2013年1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将本案借款期限再次延至2014年1月26日。3、4530号案：2011年4月13日，贾永世向第三人刘卓平汇款100万元。次日，贾永世与第三人刘卓平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刘卓平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期限6个月，自2011年4月12日至2011年10月11日，月利率2.4%。逾期还款需另支付每日0.5%的违约金。当日，刘卓平出具借款借据，载明收到贾永世借款。刘卓平分别于2011年4月13日、14日将30万元、66万元转入邓伟秋账户，其主张4万元为现金支付。2012年3月13日，贾永世与刘卓平签订补充协议，将借款期限延至2012年6月11日。当日，刘卓平与邓伟秋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双方因合作供应惠澳高速公路工程钢材，由刘卓平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用于上述工程钢材的资金周转，利息由邓伟秋按月支付贾永世。该协议约定，邓伟秋需在收到相应货款的次日将100万元及利息偿还贾永世。若应收货款不足100万元，由邓伟秋垫付差额部分。后贾永世与邓伟秋另于2014年12月1日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邓伟秋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期限2年，至2016年11月30日，月息2.5%。邓伟秋出具借款借据。邓伟秋与张丽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9月XX日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对外债务各自承担。邓伟秋未到庭应诉，但书面答辩称确认向贾永世借款的事实，但每月都有归还借款本息，同意偿还未归还的款项，但款项与张丽无关。张丽辩称：1、邓伟秋与贾永世有多笔借款，已还款362万元，现只欠本金902468元，截止2015年2月11日利息尚欠30106元；2、邓伟秋已于2014年8月22日还清了17842号案件的借款本息；3、涉案债务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张丽日常开支来源为张丽的母亲出租房屋所得租金，邓伟秋与张丽之间财产相互独立，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邓伟秋已还款362万元，贾永世予以确认，但主张所归还的款项涉及四个案件，案号分别为（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528、4529、4530、4531号，其中4531号案件已撤回起诉，本案中不作处理。因借贷双方涉及多笔债务，对所归还的款项，未明确约定还款顺序，亦未明确约定归还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贾永世与邓伟秋之间借贷事实清楚，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邓伟秋应按约定偿还借款。关于借款本金，贾永世主张4528、4529号案中各现金支付4万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且结合多笔借款的支付情况，贾永世主张4万元为现金支付，法院不予采信，故法院认定4528、4529号案借款本金为96万元、4530号借款本金为100万元。邓伟秋已还款362万元，而法院审理的贾永世与邓伟秋之间的三笔债务均已到期，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因此，邓伟秋所归还的362万元优先偿还4530号案所涉的2011年4月12日至2011年10月11日的借款100万元，该笔还款经法院核算，从2011年4月13日款项出借之日，按月利率2.4%计算（因2012年6月12日起需计算违约金，故月利率按3%计算），截至2013年6月6日，邓伟秋需支付利息数额为535484元，应付本息合计1535484元，此期间邓伟秋已还款项为162万元（超出的84515元归还下一笔款项），亦即邓伟秋已全部偿还贾永世4530号案所涉的借款本息，无需再偿还。余款依次序归还4528号案所涉借款，经法院核算，截至2014年3月4日，按月息2.5%计算，邓伟秋应付利息213074元，合计应付本息1173074元，此期间已还款1234516元，即邓伟秋已全部偿还4528号案所涉的借款本息，无需再偿还。余款再依次序归还4529号案所涉借款，经核算，截至2015年2月11日，邓伟秋归还最后一笔款项，邓伟秋应付利息为1013184元，邓伟秋仅归还944797元，约付至2014年11月1日，此后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之日。4529号案所涉债务发生于张丽与邓伟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属于虚构或非法债务，亦无证据证明债权人知道该债务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故贾永世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法院予以采纳，张丽应就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4529号案所涉担保人邓兰香责任问题，根据其出具的担保保证书第五条约定，若借款期限延长，保证期限自动延长且无需征得担保人同意，故邓伟秋关于保证期间已过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邓兰香的担保期限尚在法定期间内，贾永世诉请其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邓伟秋、张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贾永世借款本金9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96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二、被告邓兰香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三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各16860元，由原告贾永世负担34395元，被告邓伟秋、张丽负担16185元，被告邓兰香对邓伟秋、张丽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贾永世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贾永世（17840号案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伟秋、张丽共同偿还借款100万元,利息340000元（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按月2%计算至一审起诉之日，要求继续计算至清偿之日），邓伟秋、张丽负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邓伟秋、张丽承担诉讼费用。贾永世（17841号案件）上诉请求：1、改判邓伟秋、张丽、邓兰香增加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期间的利息80000元；2、判令邓伟秋、张丽、邓兰香承担诉讼费用。贾永世（17842号案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伟秋、张丽共同偿还借款100万元,利息340000元（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按月2%计算至一审起诉之日，要求继续计算至清偿之日），邓伟秋、张丽负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邓伟秋、张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张丽（17841号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邓伟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贾永世借款本金9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96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2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本院二审期间，贾永世提交了下列证据：一、4531号案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状、借款证据、裁定书，证明2011年6月23日邓伟秋收到借款100万元，该款项也在产生利息，邓伟秋偿还贾永世的款项中包括该笔借款在2014年7月1日前的利息和融资服务费，共计月4%，该案由杨某东和邓某欢对本金及2014年7月1日之后的利息和解付款后贾永世撤诉；二、邓伟秋出具的承诺书，证明三个案件中邓伟秋应当承担总的利息和融资服务费为月4%，承担至全部还款为止；三、补充协议，证明三笔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6月26日，截止最后一次签署延期是2015年2月5日，双方确认本金尚未偿还。张丽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已核对贾永世当庭提交的证据一原件与当庭收到的复印件一致。关于证据一，由法院核实是否与4531号案提交的证据一致，4531号案涉及的借款本金应当是96万元，而不是100万元，因为转账记录是96万元，一审判决在4528、4529、4530号案计算过程中已经考虑了4531号的利息问题；2、对于承诺书和补充协议，张丽不予确认，是否是邓伟秋签署的张丽不知情，这些证据贾永世在一审时也并未提交，而一审时该证据已经存在；3、关于贾永世提到的融资服务费，张丽不清楚，张丽认为与涉案借款无关，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4、即便证据是真实的，对于涉案的3笔借款是否到期也不应当看最后变更确定的还款期限，而是应该根据邓伟秋具体还款情况当时来对照借款是否到期，所以这些证据并不能影响一审法院对4528、4529、4530号案推算过程。张丽提交下列证据：一、两份证人证言及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社保清单；二、谈话笔录和谈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三、张丽母亲缴纳房产的税收证明、缴纳涉案房产的水电费证明；四、上诉人张丽优品美装饰有限公司的账目。张丽主张上述证据证明张丽有个人经济来源，不需要共同举债，邓伟秋没有能力对家庭承担经济义务。张丽另外向法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法院调取邓伟秋名下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流水，以证明邓伟秋的还款情况。贾永世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邓伟秋所借的债务没有用于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因为二人共同担任公司的股东，共同居住和购买住房，张丽提交的证据最多只能证明张丽另有收入来源，而不能证明本案债务是个人债务。对于调查取证，贾永世认为邓伟秋不存在其他还款。被上诉人邓兰香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同意张丽的意见。本院二审另查明，4531号案的借款事实为：2011年6月22日，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邓伟秋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期限一个月，自2011年6月27日至2011年7月26日，月利率2.2%，逾期还款需另支付每日0.5%的违约金。当日，邓伟秋出具承诺书承诺按借款金额的1.8%/月向贾永世交纳融资服务费。当日，刘卓平、杨某东出具担保保证书，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满两年，同时保证书还约定，若借款期限延长，保证期限自动顺延至延长的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而无需征得担保人的同意。2011年6月23日，贾永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邓伟秋汇款96万元。2012年2月7日、2013年1月7日、2015年2月5日贾永世和邓伟秋分别签订补充协议将上述借款期限延期，最后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上述借款期限变更为2011年6月27日至2015年6月26日。4531号案件的审理情况为：2016年12月2日，贾永世向一审法院起诉称邓伟秋向其借款100万元，经核算，邓伟秋的利息实际支付至2014年6月30日，故请求邓伟秋偿还本金100万元及自2014年7月1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的34万元利息，并请求张丽及担保人杨某东、邓某欢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2月16日，贾永世、杨某东、邓某欢在该案中达成和解协议，大致内容为：一、贾永世本案起诉邓伟秋支付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及利息34万元；二、杨某东、邓某欢代替邓伟秋向贾永世一次性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00万元；三、贾永世收到上述100万元后向法院撤回本案起诉，无条件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纠纷就此了结，贾永世保证不再就本案追究邓伟秋、张丽、杨某东、邓某欢的任何法律责任。邓伟秋对于4528、4529、4530号案所涉借款，均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出具承诺书承诺按借款金额的1.5%/月或2.2%/月向贾永世交纳融资服务费。贾永世、邓伟秋于2015年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4528号案所涉借款的借款期限作出变更，变更为2013年1月31日至2015年6月26日。贾永世、邓伟秋于2015年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对4529号案所涉借款的借款期限作出变更，变更为2011年5月27日至2015年6月26日。根据张丽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对邓伟秋在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号流水进行查询，邓伟秋于2011年1月29日向贾永世转账40000元，于2011年5月12日向贾永世转账40000元，于2012年11月13日向贾永世转账20000元，于2015年2月17日向贾永世转账100000元。贾永世、张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可上述款项应当计入邓伟秋的还款数额。裕烽钢铁公司由邓伟秋任法定代表人，邓伟秋、张丽为该公司股东，注册资本5000万元。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580号案查明，邓伟秋、张丽出具借款收据确认向该案原告借款200万元，该款系转账支付至裕烽钢铁公司账户，并由裕烽钢铁公司还款。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三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四：一为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二为借款期限；三为还款应当如何抵扣；四为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一，关于涉案四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首先，贾永世和邓伟秋签订的四笔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均为100万元，但其中4528、4529、4531号案实际转账金额为96万元，4530号案转账金额为100万元，贾永世主张4528、4529、4531号案所涉的每笔借款另有现金支付4万元，未提交充分证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二审亦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4528、4529、4531号案的本金为96万元，4530号案的本金为100万元。其次，贾永世在一审、二审提交了贾永世和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承诺书，邓伟秋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但在一审时书面确认借款事实，其他当事人未对贾永世提交的借款合同和承诺书的真实性提出有效抗辩，故本院对上述借款合同和承诺书予以采纳。根据上述借款合同和承诺书的约定，邓伟秋每月应当支付的利息和融资服务费总和均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制，故对于邓伟秋已经支付的款项只能按照月息3%抵扣利息，未偿还部分的利息应当按照月息2%计算。第二，关于四笔借款的借款期限。首先，关于借款的起始时间。4528、4529、4530号案所涉借款的实际转账之日均等于或晚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起始日，故该三笔借款的期限应当自借款实际转账之日起计算，4531号案所涉借款的实际转账之日早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起始日，故应当按照双方的借款合同从2011年6月27日起计算借款期限。其次，关于四笔借款期限的截止时间。4528、4529、4531号案由贾永世和邓伟秋多次签订延期的补充协议，且当事人每次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约定将借款期限变更为自该笔借款合同首次签订之日起至延期的截止日止，该三案均于2015年2月5日签订最后一份延期补充协议，约定三案的借款期限延至2015年6月26日，故邓伟秋的部分还款虽存在其还款时前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到又尚未签订新的变更借款期限的补充协议的情形，但因贾永世、邓伟秋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是变更借款期限，故应当视为双方对前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日至签订补充协议前的空档期亦追认为借款期限，因此，该三笔借款期限的截止日应当为2015年6月26日。4530号案系由刘卓平与贾永世于2011年4月13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1年4月12日至2011年10月11日，之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延至2012年6月11日，同日，邓伟秋与刘卓平签订协议认可上述刘卓平与贾永世签订的借款合同实际由邓伟秋支付利息并约定由邓伟秋继续支付借款本息，同时，邓伟秋本人与贾永世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对上述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并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因此，刘卓平与贾永世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对邓伟秋亦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借款期限至2012年6月11日，但对于2012年6月12日之后至邓伟秋本人与贾永世签订借款合同的2014年12月1日期间是否属于借款期限，各方签订的合同对此未明确约定，鉴于邓伟秋本人与贾永世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之后的两年亦为该笔借款的借款期限，故本院认定该笔借款期限截止至2016年11月30日。第三，关于还款应当如何抵扣。本案一审时已查明邓伟秋于2011年9月13日至2015年2月11日陆续还款362万元，二审时查明邓伟秋于2011年1月29日向贾永世还款40000元，于2011年5月12日向贾永世还款40000元，于2012年11月13日向贾永世还款20000元，于2015年2月17日向贾永世还款100000元，因邓伟秋向贾永世借款共计四笔，按照常理，邓伟秋所还款项应当包括对四笔借款的还款，因此，4531号案虽因该案担保人杨某东、邓某欢向贾永世支付100万元而达成和解，但和解协议已注明贾永世放弃的是其在该案起诉时主张的100万元本金及自2014年7月1日起计算的尚欠利息34万元的请求，而并不包括对2014年6月30日前已支付利息的放弃，因此，贾永世主张邓伟秋已还款项中包括了对4531号案所涉借款利息的支付，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邓伟秋还款的抵扣应当将四笔借款同时考虑。同时，根据本院对涉案四笔借款的借款期限的认定，邓伟秋支付上述还款时四笔借款均未到期，经过计算，除邓伟秋于2011年1月29日向贾永世所还的40000元已超过当时借款96万元借款利息29760元（96万元×0.1%×31天），故需抵扣本金10240元，因此，该笔借款本金尚欠949760元，其余每笔还款均不足以抵扣当时所欠的利息，故截止至贾永世起诉主张的付息日前一日即2014年6月30日，涉案四笔借款的应付利息为：4528号案96万元×515天×0.1%＝49.44万元；4529号案949760元×1248天×0.1%＝118.53万元；4530号案100万元×1174天×0.1%＝117.4万元；4531号案96万元×1099天×0.1%＝105.5万元，总计390.87万元，而邓伟秋仅还款378万元，仍欠付利息12.87万元，贾永世仅请求邓伟秋偿还4528、4529、4530号案所涉借款从2014年7月1日起的利息，系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但4529号案借款本金应为949760元，故邓伟秋应向贾永世偿还借款本金共计2909760元，利息以2909760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第四，关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涉案借款合同虽然仅以邓伟秋名义签署，但根据双方的一、二审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尤其是4530号案刘卓平与邓伟秋签订的协议中确认涉案借款系用于工程钢材的周转资金，而事实上邓伟秋、张丽夫妻共同注册登记成立了裕烽钢铁公司，且该公司仅有其夫妻二人为股东，故贾永世主张涉案借款系用于邓伟秋、张丽共同生产经营，具有事实依据。张丽主张其对裕烽钢铁公司的经营完全不知情，夫妻婚后感情冷淡等，其该项主张与张丽在另案中为裕烽钢铁公司的借款出具借款收据的事实以及邓伟秋、张丽二人于2008年结婚后分别于2011年、2013年生育两娃的事实明显不符，其主张用于收取租金的小产权房实际登记在其母亲名下，且即使上述小产权房收益归张丽，亦仅能说明张丽另有收入来源，而不能充分反驳涉案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贾永世主张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支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其他认定未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不再审查。综上所述，贾永世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张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528-4530号民事判决；二、邓伟秋、张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贾永世借款本金2909760元及利息（利息以2909760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三、邓兰香就上述债务中的本金949760元及利息（利息以949760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贾永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共50580元，由贾永世负担1350元，邓伟秋、张丽负担49230元，邓兰香对邓伟秋、张丽负担部分的16185元承担连带责任。三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52380元，其中张丽应当预交的上诉费16860元，本院已同意免交，其余上诉费35520元，由贾永世负担948元，邓伟秋、张丽负担34572元，邓兰香对邓伟秋、张丽负担部分的11366元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再审查明，张丽一审庭审答辩时称：涉案债务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且贾永世起诉状中也明确说借款系用于钢材款，借款时贾永世明确知道邓伟秋所借款项用于投资公司，并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张丽与邓伟秋结婚前就知道邓伟秋外面因生意有些欠款，具体数额不清楚，结婚后邓伟秋未支付过家庭生活开支。张丽上诉时称其并不参与借款合同的签署，也不参与邓伟秋名下公司的经营与借款的使用，对借款及借款使用等均毫不知情，不排除邓伟秋借款后将款项用于个人挥霍。另查，深圳市金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29日，认缴注册资本5万元，股东为：邓伟秋，持股比例60%；张丽，持股比例40%。裕烽钢铁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6日，认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股东为：邓伟秋，持股比例80%；张丽：持股比例20%。深圳市饕客缤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30日，认缴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为：邓伟秋，持股比例80%；张丽，持股比例20%。张丽主张其对自己成为上述公司股东的情况均不清楚，上述公司中张丽作为股东的登记注册信息均是邓伟秋伪造张丽签名办理的，张丽也从未参与上述公司经营，其提交了一份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主张鉴定意见是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裕烽钢铁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包括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文件上“张丽”的签名均是伪造。贾永世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主张张丽自己亦认可其是裕烽公司股东，裕烽公司的资产是其夫妻共同财产，并且张丽与邓伟秋还同时经营了另外两家公司，足见二人是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张丽再审时提交了《邓伟秋收取案涉借款后实际用途情况表》，主张根据邓伟秋的银行流水，其在收到借款后数日内即将款项通过转账、支取等方式消耗了，款项并未转给张丽，也未用于家庭生活，甚至没有用于钢铁经营。上述银行流水载明，涉案四笔借款转入邓伟秋银行账户后，在数日内即以转账、支取、汇款、现支等方式消耗，账户余额基本与转账之前的余额持平。部分转账、汇款等显示了对方账号及户名。黄万灵起诉邓伟秋、张丽、裕烽公司、第三人深圳市昌雄贸易有限公司、黄贤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580号。该案一审、二审邓伟秋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再审中张丽、邓伟秋共同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张丽在该案中提交了邓伟秋的有关银行流水及邓伟秋于2018年5月31日出具的个人陈述。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承诺书、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如果合同有效，邓伟秋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三、涉案债务是否系邓伟秋与张丽的夫妻共同债务，张丽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分述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丽主张从四份借款合同格式及利息约定、借款续期、本金支付等情况来看，债权人贾永世属于“职业放贷人”，张丽申请本院调取贾永世出借涉案款项的银行账户流水以查明贾永世多次放贷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借款人主张出借人为职业放贷人，需证明其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且需证明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款项目具有营业性。张丽主张贾永世属于职业放贷人，仅以贾永世与邓伟秋之间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为依据，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在张丽没有举出贾永世涉及其他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初步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提出的调取贾永世银行账户流水的申请不予准许。张丽的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协议，未超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其中又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涉案借款的利率。张丽主张根据贾永世与邓伟秋签订的数份协议来看，两人对借款利息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融资服务费，利息也降低了，在计算邓伟秋的应付利息是应当按变更后的利息来计算。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借款的利息实际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二是邓伟秋签署的承诺书中约定的融资服务费，即变相的利息，该两部分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贾永世与邓伟秋在签订借款合同及承诺书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对借款合同中的利息进行调低，但并未约定取消或者变更融资服务费，则签订补充协议后涉案借款的利息仍是由利息及融资服务费两个部分组成。张丽主张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取消了融资服务费，该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再审不予采纳。经计算，变更后的借款利息与融资服务费的总和仍然超过年利率36％，本院二审对邓伟秋已经归还的利息按照月息3％计算，对于尚欠的利息部分按照月息2%计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是贾永世在4531号案的和解中是否放弃了该案中借款产生的2014年7月1日之前的利息。经查，贾永世起诉了本三案和4531号案，各案的诉讼请求均是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340000元（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按月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在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陈述“经核算，邓伟秋的利息实际支付至2014年６月30日”，从其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事实、理由来看，其将邓伟秋的多次还款视为归还的四笔借款的利息。4531号案因该案担保人杨某东、邓某欢向贾永世支付100万元而达成和解，但和解协议已经注明贾永世放弃的是其在该案起诉时主张的100万元本金及自2014年7月1日起计算的尚欠利息34万元的请求，而并不包括对2014年7月1日前已经支付利息部分的放弃。故贾永世在本三案中主张的邓伟秋的还款是归还的包括4531号案在内的四笔借款的利息，该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丽再审主张的4531号案的和解应视为贾永世放弃了该案借款的全部利息，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再审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本三案及4531号案的四笔借款的借款期限的认定，符合贾永世与邓伟秋之间的约定；对本三案的出借金额的认定，符合查明的事实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院再审均予以确认。邓伟秋已分多笔向贾永世偿还382万元，其支付上述还款时四笔借款均未到期，则其还款应认定为先归还借款利息，超出月息3%部分的还款应抵扣本金部分。本院二审经核算，认定邓伟秋2011年1月29日的还款40000元即其第一笔还款已超过当时借款96万元的借款利息29760元，故需抵扣本金10240元，因此该笔借款本金尚欠949760元，此后的每笔还款均不足以抵扣当时所欠利息，二审对四笔借款逐笔计算截至贾永世主张的付息日的前一日即2014年6月30日的应付利息，总计390.87元，而邓伟秋仅还款378万元（382万-40000），仍欠付利息12.87万元，由于贾永世仅请求邓伟秋偿还本三案所涉借款从2014年7月1日起的利息，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但4529号案借款本金应为949760元，二审认定邓伟秋应向贾永世偿还借款本金共计2909760元，利息以2909760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处理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主要举证责任在于债权人，但诉讼中不能把全部举证责任推给债权人一方，而应当根据债权人、债务人配偶两方各自的举证能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债权人能够举出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初步证据的情形下，债务人配偶一方亦应承担举出相应的反驳证据的责任。本案中贾永世主张涉案债务用于邓伟秋、张丽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张丽则主张其并不参与邓伟秋的经营活动，本院对双方的举证及相关证据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借款用途是否为邓伟秋的经营活动。涉案借款合同均载明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其中4530号案原是由第三人刘卓平向贾永世借款，后刘卓平与邓伟秋签订的协议载明双方于2011年4月共同合作供应惠澳高速公路工程钢材，由刘卓平向贾永世借款100万元用于工程钢材的资金周转。刘卓平与邓伟秋签订的上述协议表明，该笔借款用途系用于经营工程钢材。虽然裕烽钢铁公司设立于2012年1月6日，但邓伟秋在该公司设立前已经在从事钢材生意。张丽一审庭审时也认可邓伟秋所借款项用于投资公司，仅是抗辩称借款并不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二、邓伟秋与张丽是否存在共同经营活动。张丽与邓伟秋均是裕烽公司的股东，并且在黄万灵起诉邓伟秋、张丽的（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58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邓伟秋与张丽共同出具借款收据确认向黄万灵借款200万元，该款系转账支付至裕烽公司账户，并由裕烽公司还款。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张丽参与了裕烽公司的经营活动。另外，邓伟秋、张丽还分别于2011年6月29日成立深圳市金舟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成立深圳市饕客缤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证明除裕烽公司之外，邓伟秋与张丽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还有其他的共同经营活动。张丽抗辩称该三家公司均是由邓伟秋冒名登记设立，并于再审时提交了其单方委托的笔迹鉴定，主张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取的裕烽公司的19份档案材料中“张丽”的签名并非由其所签；其又提交裕烽公司的员工出具的证言，主张其并未在裕烽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并未参与裕烽公司的管理经营。对此，本院认为，公司的股东等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效力，要否定股东身份，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张丽仅以裕烽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张丽”的签名并非由其所签为由，否认其作为裕烽公司的股东，证据并不充分；并且，如前所述，其曾与邓伟秋共同向黄万灵借款，由裕烽公司账户收取及归还借款，足以证明其参与裕烽公司的经营活动，裕烽公司的员工因与张丽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本院再审不予采信。本案证据显示邓伟秋、张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着较为紧密地共同经营活动。三、涉案借款的具体流向问题。根据邓伟秋的相关银行流水显示，涉案借款进入其银行账户后在数日内即以转账、划款、汇款等各种形式使用殆尽，部分交易流水反映了对方户名。如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每笔款项的去向与邓伟秋的经营活动的具体关系，则实属对债权人举证责任的苛求，根据前述分析，涉案借款系用于邓伟秋的经营活动，而邓伟秋、张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着较为紧密地共同经营活动，则贾永世对于涉案借款系用于邓伟秋、张丽的夫妻共同经营活动已经举出初步证据，此时相应的反驳证据的举证责任应由张丽承担。另外，张丽另案中的举证情况，反映出张丽对于涉及邓伟秋的事实具有一定的举证能力，在黄万灵起诉邓伟秋、张丽、裕烽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中，邓伟秋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而张丽在该案一二审中提交了邓伟秋的有关银行流水及邓伟秋于2018年5月31日出具的个人陈述。本案中，邓伟秋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但其书面答辩称借款均与张丽无关。本案借款到账后均是数日内通过几笔大额的转账、汇款等方式消耗，且部分交易对方有明确的户名，如本案借款到账后的流向确实与邓伟秋、张丽夫妻共同经营活动无关，则张丽理应能通过联系邓伟秋获取相应证据，以证明借款的具体用途。现张丽仅以借款到账后并未转到其自己的账户为由否认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并不充分。因此，原审认定涉案债务属于邓伟秋、张丽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张丽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7）粤03民终17840-1784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利鹏审判员  刘自正审判员  乐 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林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