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行终3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何家坪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喻春林，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邓鹏，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强，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宜春市袁州区行政中心办公大楼6楼。法定代表人胡勇，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胡炜，该区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春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许南吉，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刘娜，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邦良，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庙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易立克，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张考明，男，195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系村民。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志福，男，1954年2月12日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志如，男，1951年10月2日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何家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何家坪组）因其诉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袁州区政府）、宜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宜春市政府）林业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行初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该案争议山林坐落在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早占龙山与苦株山，面积约665亩，山林植被以毛竹、杉树为主，东至何家坪组山，西至沅头组王**苦株山和路口村小里方组张云兵的山逢龙直上山脊分水岭为界，南至龙顶山脊线为界，北至山脚水坑、田边为界。土地改革后，该山归庙背组张富林、徐啟秀等人所有并经营管理。农业合作化后该山归入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归庙背组集体所有和管理。林业三定时期，该山由庙背组村民徐志福、徐志如二人承包，原宜春县政府为徐志福发放了林权证，并提供了林权使用证存根，根据该存根记载“早灯龙”山的四至为，东至何家坪，西至沅头，南至龙顶，北至房屋、龙分水与圳田界。2006年林改时袁州区政府为徐志福、徐志如仅分别颁发了59.8亩与59.9亩的林权证。90年代初期，何家坪组村民在该山林砍伐毛竹与庙背组发生争执，特别是近年来各村组在该山因开采高岭土而不断发生争议，导致矛盾升级，双方协商不下，且在村委会及镇林业办调解未果后，庙背组遂持其村民徐啟秀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其中记载有“早占龙”：东至曾世来山，南至富林山，西至邓荣中山，北至崇顺山）、张富林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其中记载有“苦朱山”：东至徐啟秀山，南至张高林山，西至谭长腾山，北至水坑）、村民徐志福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使用证存根以及徐志福、徐志如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主张对早占龙西部与苦株山东部的所有权，于2015年4月向袁州区政府申请调处。袁州区政府受理后指定该案由袁州区山林权属争议调处领导小组（以下简称调处小组）进行调处。2016年，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沅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沅头组）以争议山涉及其部分山林为由向袁州区政府申请参与该山林纠纷的调处，并提交了其原村民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四固定时期的相关山林所有执照等材料，调处小组调查核实后告知沅头组没有证据证实该争议山林涵盖了沅头组的山，并要求沅头组退出该山林权属争议，后沅头组同意撤回申请并拿回了调处申请及证据材料。为证明其对争议山拥有所有权，何家坪组拿出了其原村民曾其来1953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沅头组村民罗瑞华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何家坪组及其村民林业三定时期林权使用证存根以及何家坪组在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原件等证明材料，其中曾其来的土地房产证记载了“早占龙”与“倒窝立”两块山的具体界址，其中早占龙东至水坑，南至龙顶，西至张交（高）林山，北至习姓山，“倒窝立”不在争议山范围之内现仍归何家坪组所有。林业三定时期，何家坪组将原曾其来、邓崇顺、徐啟秀的早占龙山以及张富林、张高林等人的苦株山一并分给其统一户和各农户并由原宜春县政府填发了林权使用证，继而在林改时为何家坪集体和各农户填发了林权证。至此，在林业三定时，何家坪组的林权使用证与庙背组村民徐志福的林权使用证产生重复发证545.3亩。据此，袁州区政府经协调并调查核实后以原宜春县政府在林业三定时重复发放给何家坪组的林权证无权属来源和发证依据为由，于2018年8月6日作出处理决定：1.撤销林业三定、林改时期错误发放给何家坪组及其农户的早占龙山西部、苦株山东部山林的山林权属证书；2.在庙背组徐啟秀等原四农户的山林内，错误发放的林权证，若还有漏撤的全部撤销；3.撤销2715、2716、2766编号中错误发放在庙背组山林内的林权证，对何家坪组山林内的山林重新发证；4.早占龙山西部、苦株山东部的山林（665亩）权属仍归新坊镇花桥村庙背组集体所有，仍由承包人庙背组村民徐志福、徐志如承包经营管理。何家坪组不服该处理决定，遂向宜春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宜春市政府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宜府复决字﹝2018﹞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袁州区政府上述处理决定。何家坪组不服该复议决定，遂起诉至该院。另查明，为查明争议山林的具体四至与参照物的问题，该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山林进行了两次现场踏界和指认，并查明何家坪组与沅头组原实为一个联队，后分为两个村组。原曾其来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关于早占龙山以及其四至描述中的“早灯龙”、“习姓山”、“张交林”，实为“早占龙”、“徐姓山”（即原庙背组村民徐啟秀的山，当地没有习姓村民）与“张高林”。另外，袁州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该院提交了关于经调解无果而作出处理决定的相关调处记录的证据材料。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江西省森林条例》以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案属于集体之间发生的林权纠纷，袁州区政府依法有权对该山林权属纠纷进行调处。《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受理的山林权属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无效的，负责调处的人民政府应作出处理决定。根据该条规定，负责调处山林纠纷的人民政府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对争议各方进行调解，即调解程序是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前置程序。该案中，虽然袁州区政府逾期提交其对该案作出调解的证据，但该案争议各方对袁州区政府在处理案涉山林纠纷过程中作出调解的事实均无异议，且袁州区政府事后提交了调解记录予以佐证。据此，袁州区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的程序并无不当。该案的焦点问题是袁州区政府就林业三定时期对争议山林重复发证而撤销何家坪组的相关权证的处理决定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袁州区政府撤销何家坪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使用证是否具有事实根据的问题。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由于该案系林业三定时期重复发放了林权使用证，该案应当主要考查林业三定时期之前即农业合作化、四固定以及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依据。根据曾其来土地证关于早占龙西界址张交（高）林山与倒窝立北界址张交（高）林山，以及张富林土地证关于苦株山南界址张高林山的表述，尽管庙背组原村民张高林的土地遗失，但可以反推何家坪组原村民曾其来的早占龙山西边、倒窝立北边、张富林的苦株山南边的山属张高林的山。根据张富林土地证关于苦株山的西界址谭长腾山、王**土地证关于苦株山的北界址谭长腾山，尽管庙背组原村民谭长腾的土地房产证遗失，但可以反推张富林的苦株山与王**的苦株山之间是谭长腾的苦株山。虽然庙背组原村民徐啟秀土地证关于早占龙北界址崇顺山的的描述比较笼统，但结合沅头组四固定时期1962年的山林所有执照关于早占龙南界逢小龙的记载，可以认定邓崇顺的山（现为何家坪组所有）与徐啟秀的山系以小龙为界。袁州区政府所作的争议山林示意图（见案卷材料）与相关山林的具体四至描述相吻合，且符合争议山林的地形地貌特征，并据此认定争议山林早占龙山西部、苦株山东部早在土地改革时期就分给了原庙背组村民徐啟秀、谭长腾、张高林、张富林，继而认定林业三定时期在村民徐志福颁发了林权使用证）的同时，又向何家坪组发放该山的相关林权使用证没有权属来源和发证依据，从而作出撤销何家坪组的相关权证并将该争议山重新划归给庙背组具有事实根据，并符合尊重历史与现实情况的处理原则，该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袁州区政府因林业三定重复发证而撤销何家坪组的林权使用证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因土地改革时期重复分配或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重复确定权属而引起的山林权属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系天然林或荒山荒地的，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系人工林的，按山权各半，林权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原则处理。该案属林业三定时期重复确权而引发的争议，按照上述规定应当按照林权各半的原则进行处理。但是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规定，2003年7月17日，江西省林业厅就靖安县山纠办《关于调处山林权属纠纷问题的请示》作了《江西省林业厅关于山林权属争议调处有关问题的复函》，该复函明确表示“如对‘四固定’或‘林业三定’中颁发的山林权证提出疑议，就应当重新审查、核实其颁发的依据。若由于山主漏报漏登或政府工作人员失误，造成错发山林权证，则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纠正”。同时，结合《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证属错误发放，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并依法重新确定山林权属。据此，袁州区政府对因林业三定时期重复发证而引发的山林权属纠纷进行调查并核实其来源依据后重新作出处理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作出被诉处理决定依法有据。综上，袁州区政府作出的袁府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该院予以维持。宜春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家坪组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何家坪组上诉称，何家坪组村民曾其来、沅头组村民罗瑞华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均反映，早在1953年政府就将争议山林划归何家坪组和沅头组村民所有，林业三定时期政府再次给何家坪组村民颁发了林权使用证。庙背组村民张富林、徐啟秀等人的山林权证等反映山林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内，而在在相邻的部分山林。自古以来，横路之下不叫苦株山而应该是香炉山。争议发生时间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而是2015年，当时争议面积只不过2亩，而袁州区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却人为地扩大到整个山林，争议面积也扩大到了665亩，且全部划归庙背组。袁州区政府认定上诉人没有权属来源和发证依据，且始终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只是将争议山林中的苦株山和早占龙山的界址搞混，又故意不把两山之间的水坑标识出来，甚至依据形组的矛盾，把本属于沅头组及依据形组的部分山林划归何家坪组，又将何家坪组的山林划归庙背组。因此，原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袁州区政府答辩称，一、争议山场的权属概括。争议山场仅涉及早占龙（又称早灯龙）、苦株山（又称苦朱山）两块山林，该两块山林在1953年土改时期仅分给了三个组的七户村民，其中早占龙分给了何家坪组的曾其来、沅头组的邓崇顺、庙背组的徐啟秀，苦株山分给了沅头组的王**、庙背组的张高林、张富林及谭长腾。除上述七户外，其他村民没有在早占龙、苦株山分得了山林，且除沅头组邓崇顺的早占龙山林权属后归何家坪组外，其余六户的山林权属从1953年土改至今没有发生权属变化。七户村民山林的土地证和山林执照与山林现场相互吻合，没有任何地方不相符。虽然山林没有界碑，水坑也有两条，但有一个明显的地物标马形。邓崇顺山的山林所有执照记载：座落及小地名为早占龙，四至为东曾其来、南逢小龙、西马形、北依柱形，证明何家坪村庄的房屋后面的山是马形山林，马形山林上面是邓崇顺的早占龙山林，邓崇顺的早占龙山林上面是曾其来的早占龙山林，曾其来的早占龙山林的背面是曾其来的倒窝立山林。马形山林、邓崇顺的早占龙山林、曾其来的早占龙山林、倒窝立山林，现仍均归何家坪组所有且无争议，现争议山林是争议土改时期分给庙背组徐啟秀、张高林、张富林及谭长腾四户村民的山林。其中，徐啟秀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座落及小地名为早占龙，四至为东曾其来、西邓荣中、南富林山、北崇顺山，结合邓崇顺的山林执照载明的逢小龙，证明徐啟秀的早占龙山林与邓崇顺的早占龙是以逢小龙为界；张富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座落及小地名为苦株山，四至为东徐啟秀山、西谭长腾山、南张高林山、北水坑，结合徐啟秀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徐啟秀早占龙山与张富林苦株山相邻，徐啟秀的早占龙山山林与张富林的苦株山山林的界址就是早占龙与苦株山的界址。综上，土改时期曾其来没有分得苦株山的山林。土改及合作化以后，七户的生产队（后改为村小组）均按照证照记载的山林座落小地名及四至各自进行经营管理，从未发生山林权属争议直到林业三定。林业三定时期，庙背组村民徐志福、徐志如两兄弟承包了土改时期分给徐啟秀山、张高林、张富林及谭长腾四户村民的早占龙和苦株山（勾图面积655亩）并取得了林权使用证，该林权使用证存根记载：座落山名早灯龙，四至为东至何家坪队、南至龙项、西至源头队、北至房屋龙分水与圳田界，与土改时期分给徐啟秀山、张高林、张富林及谭长腾四户村民的山界相符，同时何家坪也将属于徐啟秀山的早占龙山、张高林苦株山、张富林苦株山及谭长腾的苦株山的车路下的山林当作曾其来的早占龙山错误划分给其村组及其村民且领取了林权证，致使徐啟秀山、张高林、张富林及谭长腾四户村民土改时期分得的山林从1953年至1984年的665亩，减少至119.7亩，被减少的545.3亩被错误登记给了何家坪组，该545.3亩山林何家坪组没有任何证据，没有权属来源和发证依据，属于错误发证。二、关于何家坪的上诉理由。1.曾其来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座落及小地名早占龙，四至为东至水坑、西至张高林山、南至龙顶、北至习姓山；座落及小地名倒窝立，四至为东至胡姓、西至李姓、南至龙顶、北至张高林山。该证证明曾其来的早占龙山是在早占龙，不在苦株山，其证载的两块山林从土改至今未发生过争议，不在现争议山场之内，现仍归何家坪组所有，面积约500亩。至于沅头组村民罗瑞华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何家坪组至今未提交该证原件，该证复印件记载的香炉山，袁州区政府工作组多次召集何家坪组干部和村民共十余人到山场指认，山名和四至都不相符，该证不能作为调处早占龙和苦株山山林权属争议的证据。2.土改时期，争议山场没有何家坪组上诉状提到的横路，该横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花桥村基建队为运石才修，张富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苦株山北至水坑，也证明现横路下的山是苦株山。3.关于争议发生时间和争议面积。2014年10月庙背组村民徐志福、徐志如两兄弟雇人在原谭长腾的苦株山中车路下的山砍伐毛竹时砍到2亩左右时发生争议，不是争议面积只有2亩左右而是545.3亩。2015年4月庙背组报袁州区政府调处，但这次争议并不是首次争议，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发生了争议，村、乡调解未果，只是没有报区政府调处而已，对此争议双方以及来调处的村、乡干部都清楚，且有记载和证据证实。4.袁州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对相关事实作了明确的陈述和认定，早占龙与苦株山之间的水坑示意图标的清清楚楚，不存在没有事实证据和故意不把两山之间的水坑标识出来的情况，也不存在人为制造矛盾把不同村小组的山林混淆划分的事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宜春市政府答辩称，宜春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被上诉人庙背组、徐志福、徐志如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期间经质证认证的证据材料随案卷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证属错误发放的，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并依法重新确定山林权属。本案中，上诉人袁州区政府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发现其在林业三定及林改时期就争议山场所颁发的权属证存在错误，其依据土地改革时期何家坪组村民曾其来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座落及小地名早占龙，四至为东至水坑、西至张交林山、南至龙顶、北至习姓山；座落及小地名倒窝立，四至为东至胡姓、西至李姓、南至龙顶、北至张交林山）、庙背组村民徐啟秀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座落及小地名为早占龙，四至为东曾其来、西邓荣中、南富林山、北崇顺山）、庙背组村民张富林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座落及小地名为苦株山，四至为东徐啟秀山、西谭长腾山、南张高林山、北水坑），并结合沅头组村民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座落及小地名为苦株山，四至为东龙顶、西田、南水坑、北长腾山）、沅头组1962年的山林所有执照（座落及小地名早占龙，四至为东曾其来、南逢小龙、西马形、北依柱形），以及上述证载山林权属除沅头组的早占龙后划归何家坪组外，其他山林权属从土地改革时期至今未发生权属变化的事实，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其认定何家坪组在争议山场的权属证无权属来源和发证依据的事实基本清楚。袁州区政府据此认定，其在的权属证属错误发证并予以纠正，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袁州区政府作出的袁府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何家坪组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何家坪村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进福审判员  陈雯雯审判员  谢丽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敏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并依法重新确定山林权属：（一）伪造发证依据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的；（二）发证机关工作人员在发证时徇私舞弊的；（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证属错误发放的；（四）违反法定程序发证的；（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