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5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凯丽，女，汉族，1977年7月15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井立斌，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泽荣，女，汉族，1970年8月3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原审第三人：汪青国，男，汉族，1963年4月1日生，住河南省固始县。上诉人周凯丽因与被上诉人余泽荣、原审第三人汪青国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凯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井立斌、被上诉人余泽荣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汪青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凯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周凯丽享有案涉房屋实际的所有权。首先,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诉讼的前提是平桥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认定涉案房产系第三人汪青国的房产而进行执行。该认定并没有依据任何产权证明,而是被上诉人余泽荣及第三人汪青国的陈述,即该房产系汪青国所建,从而认定汪青国系该房产的所有人而予以执行。该房产并没有进行所有权登记,但并不影响汪青国对该房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其次,既然在该房产没有任何所有权登记的情况下,不影响认定该房产属于汪青国,那么在汪青国将该房产抵债通过买卖方式转移于周凯丽后,同样并不能因为双方没有进行产权登记而否认合同的效力及转让的合法性。《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汪青国与周凯丽之间的房产买卖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周凯丽也已实际支付房屋所有款项。无论款项的支付是全部直接支付，还是部分抵扣债务支付,部分现金支付均是真实发生的客观事实行为,双方认可。第三、周凯丽与汪青国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订立履行发生在余泽荣申请执行汪青国执行案件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房产买卖交易的真实性。一审中上诉人明确提出若被上诉人对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进行鉴别。综上,一审法院没有评价周凯丽与汪青国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性及是否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仅根据《物权法》第六条规定,认为涉案房产没有转移登记到周凯丽的名下(事实上该房产因手续不全,根本不可能完成行政程序的转移登记),而否认周凯丽对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与在同样情况下认定房产属于汪青国，明显采取了双重标准。如此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不应影响房产所有权的认定。二、周凯丽与汪青国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性及是否履行完毕是确认涉案房产所有权的前提,涉及房产所有权的变更因果关系,应予确认评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周凯丽与余泽荣之间发生的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对执行标的是否排除执行的问题,而不是周凯丽与汪青国之间就合同效力发生争议问题。对周凯丽要求确认其与汪青国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协议书》合法有效问题，认为二者虽有联系，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处理。上诉人认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是解决房产所有权的问题,物权的变化必然通过买卖、赠与等合同行为发生。之所有上诉人周凯丽提出执行异议,是基于其与汪青国之间因房产买卖行为产生房产所有权转移。这是本案最重要的事实及法律行为,一审法院回避该事实认定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是错误的。该《协议书》合法性及是否履行完毕是确认涉案房产所有权的前提，涉及房产所有权的变更因果关系，应予确认评价。三、周凯丽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第三人汪青国欠付上诉人债务,2017年2月20日上诉人周凯丽与汪青国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汪青国将涉案房屋和地下室作价1589000元(差价187760元上诉人另行支付给被上诉人)抵偿给上诉人,以清偿上述债务。买卖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即接收房屋,装修居住,对该房产实际享有所有权。其次,周凯丽已提供证据,包括持有涉案房产唯一的证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房产现状照片以及第三人汪青国的陈述等充分证明其实际占有案涉房屋,足以证明其在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房屋。再次,周凯丽已支付全部价款,有相关借款、转款凭证、债权转让协议为证，最重要的是房屋买卖双方均已认可房产价款结清。综上,周凯丽所主张的民事权益符合上述规定,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上诉人周凯丽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和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上诉人周凯丽举证充分证明了其诉请事项,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余泽荣辩称，一、案涉房屋依法不能取得物权。二、被答辩人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和对房屋占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房屋的排他性权益。三、答辩人有理由怀疑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汪青国未予答辩。周凯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购买的位于信阳市××桥区××办事处××（组）红茶厂门口××路××层门面房屋的强制执行，年并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2、判决确认原告周凯丽于2017年2月20日与第三人汪青国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并确认信阳市××桥区××办事处××（组）红茶厂门口××路××层门面房屋和地下室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3日，余泽荣与汪青国签订协议，协议约定汪青国以自己所有的位于信阳市平桥区陆庙办事处范湾村靠路东头朝南第一排三间四层作价216万元抵偿所欠余泽荣的债务。之后，余泽荣提起诉讼，并于2019年9月26日依据已生效的（2019）豫1503民初2381号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1503执22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汪青国所有的位于信阳市××桥区××办事处××靠路东头××层”。2020年3月20日案外人周凯丽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理由为2017年2月20日，周凯丽与汪青国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汪青国以自己享有的位于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陆庙村范湾组红茶厂门口门面房三间四层和地下室清偿所欠周凯丽的债务。要求撤销对以上房屋的查封。2020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豫1503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周凯丽的异议请求。原告又于2020年5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停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查封并确认房屋所有权。另查，周凯丽为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方面提供了以房抵债协议，为证明以房抵债协议的客观真实性，又提供了证人王某的证言。另一方面，为证明其债权的客观真实性，提供书证证明，2013年11月18日，汪祖辉向信阳鼎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600000元，同日，该公司杨立新给汪青国转账汇款567000元。周凯丽诉称汪祖辉向其借款偿还信阳鼎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借款，并将债权转让给周凯丽，以房抵债协议便是凭证。但是，周凯丽提交的汪祖辉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缺少交易对象，无法证明周凯丽与汪祖辉之间存在资金交易，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汪祖辉与周凯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汪青国与余泽荣的以房抵债协议约定的“平桥区陆庙办事处范湾村靠路东头朝南第一排三间四房”房屋，与周凯丽以房抵债约定的“平桥区洋河镇陆庙村范湾组红茶厂门口门面房三间四层”系同一处房屋。汪青国只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没有其他任何手续。该房屋没有进行不动产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和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本案应由周凯丽承担针对其各项诉讼请求举证证明责任。（一）关于周凯丽是否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依登记发生效力。周凯丽虽主张案涉房屋经抵债而形成买卖关系，并取得案涉房屋，但该房屋未进行所有权登记，仅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仍显示的是汪青国，故周凯丽主张其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周凯丽要求确认其与汪青国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协议书》合法有效问题。本案是周凯丽与余泽荣之间发生的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对执行标的是否排除执行的问题，而不是周凯丽与汪青国之间就合同效力发生争议问题。二者虽有联系，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处理。（三）关于周凯丽就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首先汪青国对案涉房屋未进行所有权登记，其所拥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能证明汪青国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仅能证明汪青国对案涉房屋享有一定的民事权益。其次，周凯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房屋内居住，也未能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其在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房屋。再次，周凯丽主张已支付全部价款，该价款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债权，即汪祖辉向他人借款给汪青国使用，后又向周凯丽借款偿还他人，汪祖辉将该债权转让给周凯丽，但是，周凯丽提供汪祖辉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无法证明汪祖辉与周凯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和转账记录。另一部分是汪青国出具的收条，但未提供转账凭证相印证。故周凯丽主张已支付全部价款的证据链条不能闭合，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综上，周凯丽所主张的民事权益不符合上述规定，不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凯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61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组案涉房屋的水电费交费凭证，证明上诉人没有占有房屋。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案涉房屋在2019年就被查封，无人居住很正常，由于是小产权房，户名是汪青国，无法变更。二审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于2017年2月20日与第三人汪青国签订达成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范围，对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的问题，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1条的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应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及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诉争的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诉人请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对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的问题，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是以物抵债协议书，并不是一般的房屋买受人，设立以物抵债的目的在于消灭旧的金钱之债，以物抵债作为履行原来金钱之债的方法，上诉人作为债权人享有的本质仍然是金钱之债，不应优先于另一个金钱之债。故，上诉人主张阻却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二、对上诉人周凯丽要求确认其对位于信阳市平桥区陆庙街道办事处范湾村（组）红茶厂门口，靠路东头朝南第一排三间四层门面房屋和地下室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驳回起诉；三、驳回上诉人周凯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9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1元，由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凯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继田审判员  汪 涛审判员  吴 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徐书记员陈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