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行终3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沅头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李希丁，组长。委托代理人龙娜，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宜春市袁州区行政中心办公大楼6楼。法定代表人胡勇，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胡炜，该区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春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许南吉，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刘娜，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邦良，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庙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易立克，组长。委托代理人张考明，男，195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系村民。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志福，男，1954年2月12日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志如，男，1951年10月2日生，汉族，住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沅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沅头组）因其诉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袁州区政府）、宜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宜春市政府）林业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行初3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该案争议山林坐落在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早占龙山与苦株山，面积约665亩，山林植被以毛竹、杉树为主，东至何家坪组山，西至沅头组王**苦株山和路口村小里方组张云兵的山逢龙直上山脊分水岭为界，南至龙顶山脊线为界，北至山脚水坑、田边为界。土地改革后，该山归庙背组张富林、徐啟秀等人所有并经营管理。农业合作化后该山归入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归庙背组集体所有和管理。林业三定时期，该山由庙背组村民徐志福、徐志如二人承包，原宜春县政府为徐志福发放了林权证，并提供了林权使用证存根，根据该存根记载“早灯龙”山的四至为，东至何家坪，西至沅头，南至龙顶，北至房屋、龙分水与圳田界。2006年林改时袁州区政府为徐志福、徐志如仅分别颁发了59.8亩与59.9亩的林权证。20世纪90年代初期，何家坪组村民在该山林砍伐毛竹与庙背组发生争执，特别是近年来各村组在该山因开采高岭土而不断发生争议，导致矛盾升级，双方协商不下，且在村委会及镇林业办调解未果后，庙背组遂持其村民徐啟秀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其中记载有“早占龙”：东至曾世来山，南至富林山，西至邓荣中山，北至崇顺山）、张富林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其中记载有“苦朱山”：东至徐啟秀山，南至张高林山，西至谭长腾山，北至水坑）、村民徐志福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使用证存根以及徐志福、徐志如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主张对早占龙西部与苦株山东部的所有权，于2015年4月向袁州区政府申请调处。袁州区政府受理后指定该案由袁州区山林权属争议调处领导小组（以下简称调处小组）进行调处。2016年，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花桥村沅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沅头组）以争议山涉及其部分山林为由向袁州区政府申请参与该山林纠纷的调处，并提交了其原村民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四固定时期的相关山林所有执照等材料，调处小组调查核实后告知沅头组没有证据证实该争议山林涵盖了沅头组的山，并要求沅头组退出该山林权属争议，后沅头组同意撤回申请并拿回了调处申请及证据材料。为证明其对争议山拥有所有权，何家坪组拿出了其原村民曾其来1953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沅头组村民罗瑞华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何家坪组及其村民林业三定时期林权使用证存根以及何家坪组在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原件等证明材料，其中曾其来的土地房产证记载了“早占龙”与“倒窝立”两块山的具体界址，其中早占龙东至水坑，南至龙顶，西至张交（高）林山，北至习姓山，“倒窝立”不在争议山范围之内现仍归何家坪组所有。林业三定时期，何家坪组将原曾其来、邓崇顺、徐啟秀的早占龙山以及张富林、张高林等人的苦株山一并分给其统一户和各农户并由原宜春县政府填发了林权使用证，继而在林改时为何家坪集体和各农户填发了林权证。至此，在林业三定时，何家坪组的林权使用证与庙背组村民徐志福的林权使用证产生重复发证545.3亩。据此，袁州区政府经协调并调查核实后以原宜春县政府在林业三定时重复发放给何家坪组的林权证无权属来源和发证依据为由，于2018年8月6日作出袁府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1.撤销林业三定、林改时期错误发放给何家坪组及其农户的早占龙山西部、苦株山东部山林的山林权属证书；2.在庙背组徐啟秀等原四农户的山林内，错误发放的林权证，若还有漏撤的全部撤销；3.撤销2715、2716、2766编号中错误发放在庙背组山林内的林权证，对何家坪组山林内的山林重新发证；4.早占龙山西部、苦株山东部的山林（665亩）权属仍归新坊镇花桥村庙背组集体所有，仍由承包人庙背组村民徐志福、徐志如承包经营管理。何家坪组不服该处理决定，遂向宜春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宜春市政府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宜府复决字﹝2018﹞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袁州区政府上述处理决定。何家坪组不服该复议决定，遂起诉至该院。另查明，为查明争议山林的具体四至与参照物的问题，该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山林进行了两次现场踏界和指认，并查明何家坪组与沅头组原实为一个联队，后分为两个村组。原曾其来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关于早占龙山以及其四至描述中的“早灯龙”、“习姓山”、“张交林”，实为“早占龙”、“徐姓山”（即原庙背组村民徐啟秀的山，当地没有习姓村民）与“张高林”。另外，袁州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该院提交了关于经调解无果而作出处理决定的相关调处记录的证据材料。原审认为，该案的焦点问题是袁州区政府所作处理决定是否涉及沅头组的苦株山。根据沅头组提供的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使用证中关于苦株山四至的描述，以及庙背组村民徐志福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使用证关于早灯龙的四至描述，可以认定沅头组的苦株山系与庙背组的早占龙山相邻，至于相邻的具体界址和地标物各方权证都表述不具体。但根据调处小组在2016年对沅头组的小组长邓红年、庙背组村民谭金财（谭长腾之子）、徐国珍（徐啟秀之子）与路口村小里方组村民张云兵的询问笔录来看，沅头组原村民王**的苦株山与庙背组谭长腾的苦株山以及与路口村张云兵的狮子山都是以龙为界，即逢龙直下，该表述符合依据地形地貌特征划分山林界址的划界原则，且沅头组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该争议山林苦株山部分进行过经营管理，至于沅头组提供的租地协议书以及王梓庭的土地房产证以及罗瑞华关于香芦山的土地房产证由于与本案山林权属争议无直接关联性，该院不予采信。据此，袁州区政府根据调查作出早占龙西部、苦株山东部关于西界址“西至沅头组原王**的苦株山和路口村小里方组张云兵的山逢龙直上山脊分水为界”的处理决定并未涉及沅头组的苦株山，该处理决定与沅头组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宜春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并无不当，但在作出复议决定时就袁州区政府的处理决定并不涉及沅头组的苦株山而未单独作出驳回沅头组的复议申请，仅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该院依法予以指正。但复议决定的处理结果并不实质损害沅头组的合法权益，其结论无不妥。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沅头组的起诉。上诉人沅头组上诉称，一、袁州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认定王**山“东至龙顶”中的龙顶与实际龙顶不一致，处理决定将沅头组苦株山中的部分地块划为庙背组侵犯了沅头组的合法权益。沅头组提供了本组村民王**1953年土地房屋所有证，该证载明的四至界址为东至龙顶、西至田、南至水坑、北至长腾山。从常理上看，一座山的龙顶应当为山脊线的最高处，每座山只有一个龙顶，不会因为有略高的地方有山脊线就认为有龙顶，袁州区政府认定龙顶是所谓的“一脚踏三户”的龙顶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村里从来没有一脚踏三户的说法，该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从沅头组提供的1983年林权使用证看，沅头组的林地主要有五块组成，其中苦株山分为三块，三块地南边都与小地方交界，然而处理决定作出后，只剩下其中的三号山和小地方交界。二、按照袁州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徐志福、徐志如的林地面积高达660多亩，与其签字确认的林权登记表中确认的120亩左右不符，且除了该地块所分给他们的林地外，二人在其他地方大概还有200亩的林地，二人的林地就有900多亩，而庙背组另69户仅有1000亩左右，明显与常理不相符。由此可见，林权登记表中登记的林权亩数与事实相符，可以佐证处理决定将沅头组的山林裁决给了庙背组。三、原审法院据于定案的曾其来的1953年的土地房产证，其中倒窝立及四至明显有涂改痕迹，据了解，均为后续自行填写，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原审裁定认定沅头组与被诉处理决定没有利害关系明显有误，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袁州区政府答辩称，一、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苦株山分给了庙背组的张高林、张富林、谭长腾和沅头组的王**。徐啟秀的早占龙山西边，上面是张高林的苦株山，下面是张富林的苦株山，张高林、张富林的苦株山西边是谭长腾的苦株山，谭长腾的苦株山西边是沅头组王**的苦株山。沅头组王**的土地房产证记载苦株山东至龙顶、南至水坑、西至田、北至长腾山；沅头组的林权使用证记载苦株山东至庙背组、南至小里方山、西至本队2号山、北至田；该山承包人庙背组村民徐志福的林权使用证记载早占龙山东至何家坪队、南至龙顶、西至源头队、北至房屋分水与圳田界。上述证件证明沅头组与庙背组的山相邻，但没有写明山界的地物标。二、从调查笔录来看，三方调查笔录都证明了沅头组村民王**的苦株山与庙背组村民谭长腾的苦株山是以龙为界。沅头组组长邓红年在2014年11月9日沅头组与新坊镇路口村小里方组周运厚发生权属争议时所作的询问笔录称：“争议山叫苦株山（又名苦树山，东至庙背组人的山，叫徐志福的人，以龙为界，西至本组集体山，南至小里方人的山，叫张云兵的人，以龙为界，北至荒田。）”现在邓红年的说法与原来说法却不一致，说明沅头组对龙顶之说完全不符合事实。庙背组村民谭金财（谭长腾之子）在2016年9月26日的询问笔录时称，其父谭长腾的苦株山，东至张富林、张高林的山交界，南至龙顶与路口村三茨组张云兵山界逢龙倒水，西至三角峰（一脚踏三组的地方）逢龙直下，北至山脚水渠田边。庙背组村民徐国珍（徐啟秀之子）在2016年11月9日的询问笔录时称，在三角峰一脚踏三户的地方逢龙直下，西北边是王子亭的山，东北边是谭长腾的山，南面是三茨组张云兵的山。路口村小里方组村民张云兵在2016年9月23日的询问笔录称，张云兵的山与沅头组王**的山、庙背组谭长腾的山三户人家的山都在（路口人说狮子山，沅头、庙背组叫苦株山）三角峰的地方交界，南向是我的山，西北向是沅头组王**的山，东北向是庙背组谭长腾的山，三户人家的山两边都是逢龙到三角峰交界。以上三方询问笔录都证明了沅头组村民王**的苦株山与庙背组村民谭长腾的苦株山以及路口村小里方三茨组村民张云兵的狮子山都是在三角峰一脚踏三户的地方逢龙直下，西北边是沅头组王**的山，东北边是庙背组谭长腾的山，南边是三茨组张云兵的山，都是认为以龙为界，由此可见沅头组争议的龙顶就是一脚踏三地的就近龙顶，而不是上诉人所指的远处龙顶。三、该山界虽已争议多年，但两个村小组开矿等经营管理还是以龙为界，各自在自己的山内进行开矿等经营管理，并未越界。沅头组提出龙顶就是最高山顶与事实不符。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的规定，被诉处理决定庙背组谭长腾的苦株山与沅头组王**的苦株山逢龙直上山脊分水为界，没有侵害其利益。原审裁定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被上诉人宜春市政府答辩称，宜春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被上诉人庙背组、徐志福、徐志如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期间经质证认证的证据材料随案卷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袁州区政府作出的袁府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是否涉及上诉人沅头组的苦株山。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的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本案中，沅头组以袁州区政府认定其村民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苦株山东向界址“龙顶”所在位置错误为由，主张被诉处理决定涉及其苦株山。沅头组主张被诉处理决定涉及其苦株山的主要权属凭证为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记载的苦株山，四至界址为东至龙顶、西至田、南至水坑、北至长腾山。沅头组认为该东向界址“龙顶”所在位置应为最高处的龙顶，但从争议山场现场图及上诉人在二审谈话中的陈述内容看，沅头组苦株山所在地由近及远存在多个大小不一的龙顶，袁州区政府以最近的地物标“龙顶”确定争议龙顶的所在位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此外，结合袁州区政府对沅头组原组长邓红年、庙背组村民谭金财和徐国珍、路口村小里方三茨组村民张云兵所作询问笔录的相关内容，袁州区政府认定争议龙顶为上述三村民小组的山场交界所在地的最近龙顶，而非沅头组主张的远处最高龙顶，并无不当。沅头组以袁州区政府认定其村民王**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苦株山东向界址“龙顶”所在位置错误为由，主张被诉处理决定涉及其苦株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袁州区政府作出的袁府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未涉及上诉人沅头组的苦株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沅头组与被上诉人袁州区政府作出的袁府决字〔2018〕2号处理决定没有利害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沅头组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万进福审判员  陈雯雯审判员  谢丽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