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12567号原告：王旭涛，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中农云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黄学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全林，男。被告：上海不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田小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上源，男。原告王旭涛与被告中农云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上海不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不同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旭涛、被告中农云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全林、被告上海不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上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旭涛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中农公司支付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差额85,068.96元；2、要求被告中农公司支付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068.96元；3、要求被告不同公司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1日，原告通过BOSS直聘在上海柒工坊艺术茶轩经被告不同公司兼职招聘人员Penny介绍，认识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小冲，田小冲是上海柒工坊艺术茶轩以及被告中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面谈，田小冲聘用原告担任被告中农公司副总经理，并约定月工资20,000元。2019年4月8日，原告正式入职，在田小冲的领导下工作，直接向田小冲负责，联系人是被告不同公司行政人员吴雅萍。由于被告屡次借故推脱不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亦不按约发放工资，故原告向田小冲提出辞职申请，并于2019年9月30日办理离职手续。经与田小冲多次交涉，吴雅萍才于2019年10月9日向原告提供任职证明以及只有原告单方签字的《试用期合同》。因多次催讨工资无果，原告向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申请调解，但被告中农公司仅补发工资5000元。根据田小冲的承诺，原告月工资20,000元，前两个月试用期为16,000元/月，再扣除请假十天，被告中农公司还欠原告工资85,068.96元。另，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二倍工资。鉴于两被告的人员、业务、办公地址相互交错在一起，故要求被告不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中农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中农公司签订过试用期合同，试用期两个月，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试用期工资5000元/月。原告入职后担任被告中农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销售从山东运来的蔬菜瓜果，但是货品没有销售出去。2019年6月初，公司要求原告清退员工，但原告没有谈成，最后都由代理人杨全林出面解决。6月底，中农公司已经歇业。7月由原告牵头组建了一个新的销售团队，8月底原告连续请假，离开了这个团队，所以原告的工资只应结算到8月底。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其9月10日之前没有去过嘉定，9月下旬又请假三天，说明原告9月没有正常上班，不同意支付9月工资。关于原告主张的月工资标准20k，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2019年4月8日原告入职之前，这只是当时商谈的意向不是最终决定，且田小冲不能代表被告中农公司，应按书面合同金额履行。综上，原告与被告中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不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中农公司同意按照50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入职后至2019年8月底的工资差额，其余诉讼请求不予同意。被告不同公司辩称，不同公司和中农公司是两个系统，不同公司与原告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原告指纹考勤等资料。田小冲和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但是发生在原告入职之前。两被告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12月31日，原告向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申请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20年1月9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中农公司支付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90,000元。2020年5月22日，仲裁委出具杨劳人仲(2020)办字第128号裁决书，裁决被告中农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工资差额1091.95元。审理中，原告提供仲裁申请书，证明当时提出三项请求：要求中农公司支付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未发工资9万元；要求中农公司缴纳2019年4月至9月社保公积金；要求中农公司加付拖欠工资赔偿金4.5-9万元。原告认为仲裁委只对其第一项请求进行了裁决，但实际原告在仲裁时就提出过要求中农公司赔偿的请求，且金额与本案第二项诉请金额相差无几，应视为已经进行了仲裁前置。2.关于入职，双方均确认由经营上海柒工坊艺术茶轩的Penny介绍原告与田小冲认识，原告由田小冲招入被告中农公司。田小冲是被告不同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表示田小冲招录原告是为了做水的项目，但因为水项目进展缓慢，故让原告先做蔬菜瓜果项目。被告中农公司则表示公司在山东有一蔬菜瓜果项目，法人代表黄学祥聘请田小冲担任项目业务总经理，田小冲才会以中农公司名义招录原告。而水的项目是由被告不同公司于2019年9月开展的项目。3.2019年4月8日，原告签署一份《公司员工试用期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中农公司招聘原告为试用员工，试用期2个月，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止。原告岗位为总经办部门副总经理，基本工资4200元、电话费300元、饭贴300元、交通费200元，合计5000元，试用期内按照约定工资总额80%支付。绩效工资另行签订，期满考核合格，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原告表示当初签订该份合同时人事称是为了缴纳社保，之后还会签订绩效合同，但一直未签。原告处没有该合同原件，直到离职后才由吴雅萍通过微信发送，且合同上没有被告公章。4.关于工作地点及考勤，被告中农公司表示被告不同公司注册地、办公地均为嘉定沪宜公路。被告中农公司办公地起先在鸿海大厦，原告入职后也是在鸿海大厦办公。2019年6月底，鸿海大厦办公室租期届满，原告于7月搬至金鼎路办公，考勤机也搬到金鼎路。8月23日，因为欠租，被告中农公司剩下的人员搬到嘉定沪宜公路办公。原告在8月底就离开了。9月1日开始除了原告以外中农公司原先留下的人员都已改为和被告不同公司签约，并更换不同的考勤机，在嘉定考勤。原告称2019年8月23日以后只是部分人员搬到嘉定，原告8月底请假回老家，9月第一周请假，回来后无法再指纹考勤，因为没有录入原告指纹。原告9月10日之前没有在嘉定办公，之后在嘉定上班，有公司员工外出登记表为证。被告不同公司表示外出登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9月正常上班。原告提供公证邮件，证明2019年9月11日，被告不同公司的吕士伟向原告发送名为“不同8月考勤”的附件，文件内容为2019年7月、8月考勤记录表。两被告对此无异议，表示与中农公司提供的考勤表一致。审理中，原、被告确认原告2019年6月请假4.5天、7月请假0.5天、8月请假5天。原告庭审自述9月第一周请假。原告发送给田小冲、吴雅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九月底请假三天。庭审中，原告陈述九月底三天进行调休，休年假。被告中农公司表示原告刚入职，没有年假。5.被告中农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2020年1月15日分别向原告转账支付工资3264.37元、5000元。2019年5月31日，案外人盛某某向原告转账3264.37元，摘要为“另一部分”。被告中农公司庭审时称盛某某是中农公司财务，其转给原告的3264.37元应该是2019年4月的工资。当法庭问及4月两笔工资金额为何超过5000元时，被告中农公司又改口称该笔转账非工资，且无法明确款项性质。关于工资标准，原告提供其与田小冲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其中2019年3月30日对话，原告发微信称“田董，上次我们谈的合作模式，我考虑对一位高层管理者是有合理性(底薪必要，但激励政策强，吸引力就大)，我愿意按目前情况做适当调整(每月20k)，以保证我目前家庭支出需要，您在给出具体意见。”田小冲回复OK手势的图片。2019年6月30日，原告发微信给田小冲称，“田董，我工资发了两次，但总计六千多(我们确定是月底薪20k啊)，上次处理佳佳离职时你说还有一半后发是如何安排不清楚，请告知我，谢谢您。”田小冲对此微信未予回复。2019年10月7日，原告发微信表示田小冲没有接听原告电话，原告打电话是希望公司出具欠保欠工资说明，承诺缴纳社保，约定近半年的工资九万元延迟偿付的时间。田小冲回复，“在处理事，别误会”。2019年4月30日，原告与田小冲的对话显示，原告询问公司人事蒋佳佳的工资标准，田小冲回复是8000。6.原告提供其与田小冲、吴雅萍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在田小冲直接或通过吴雅萍领导下工作。其中2019年4月30日的微信显示，原告根据田小冲的指示，按8000再八折的原则协商人事蒋佳佳工资给付事宜。6月17日，原告发微信称Penny发来了人事简历，询问是否需要田小冲及徐总复试。6月18日，田小冲微信通知原告，新来的人事表现不理想，次日不用再上班，让财务结算一天的工资。2019年5月27日，原告微信询问吴雅萍补充合同和正式期合同签订问题，吴雅萍回复要和田总商量一下。2019年7月，原告发微信将其他员工要工资的情况汇报给吴雅萍，吴雅萍回复发工资其不能决定，要问田总后答复原告。7.2019年9月17日，原告通过微信向田小冲提出离职。10月7日，吴雅萍通过微信发送被告中农公司出具的证明：王旭涛系中农云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的员工，试用期为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实际上班时间为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止。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的不利后果，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原告王旭涛根据被告中农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应聘后入职，并签署用人单位为中农公司的书面合同，在职期间工资由中农公司发放，且中农公司对二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并无异议，故本院认定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原告与中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标准，原、被告各执一词。被告认为应以所签书面合同约定为准，原告则提供微信证据以及实际发放依据进行反驳。两被告对微信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20K的标准是原告签署合同之前与田小冲商谈的意向，并不代表中农公司同意该工资标准。就此本院认为，原告在微信中多次按照月20K的标准向田小冲主张工资，田小冲并未提出异议。而且2019年5月底，中农公司以及公司财务分别向原告转账的金额均为3264.37元，两笔款项之和已经超过合同所载的5000元/月的标准。中农公司书面答辩时认可财务转账的3264.37元是已付工资，庭审时无法解释实发工资高于合同标准时又改口称该笔款项不是工资，但又无法说明款项性质。中农公司在审理中前后作出不同陈述，又不能提供相应依据作出合理解释的，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从财务个人转账金额看，与中农公司提供的5月工资表金额不一致，转账摘要记录为“另一部分”，故本院有理由相信该笔转账是原告4月份工资，原告的月工资不止5000元。此外，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中农公司人事的月薪是8000元，原告主张其工资标准不可能低于其下属的意见，亦符合实际。鉴此，对比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以及举证，本院采纳原告的主张，即其月工资标准为20,000元。丞需指出，在核算原告工资时，还应扣除请假期间的工资。原告主张9月底请假三天是休年假，未提供依据，本院难以采信。被告中农公司出具给原告的在职证明确认其上班至2019年9月30日，那么在劳动关系终止之前原告是否出勤应由中农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中农公司没有要求原告在9月进行考勤，没有对原告出勤进行管理，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中农公司自行承担。鉴此，中农公司主张原告无考勤即无工作，不予支付工资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计算，原告在职期间应得工资为89,241.38元，减去已付工资11,528.74元，被告中农公司还应支付原告工资差额77,712.64元。根据庭审查明，田小冲虽为不同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原告由其面试招入中农公司，原告根据田小冲的指示工作，接受田小冲的管理，向其汇报工作，且两被告在用工管理、办公地点等诸多因素上存在混同的情况，故原告要求被告不同公司就中农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未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作为独立的请求提出，属未经仲裁前置，本案不予处理。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农云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旭涛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9月30日工资差额77,712.64元；二、被告上海不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主文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中农云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 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沈奕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