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洛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1021民初785号 原告：冯建军，男，生于1967年6月29日，住洛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本万，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生奎，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李永年，男，生于1964年7月15日，住洛南县。 被告：陶智民，男，生于1951年10月27日，住洛南县。 原告冯建军与被告李永年、陶智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作出（2019）陕1021民初1468号民事裁定。原告冯建军不服该裁定，向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2020）陕10民终27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陕1021民初146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本万、杨生奎、被告李永年、陶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建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系高某、王某、张某1、李永年四人出资购买被告陶智民的洛南县野里石料厂后成立的，四人各持有某某公司25%的股权，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张某2、李永年二人。2017年10月19日，由张某1、张某2代表四个实际股东与原告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高某也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约定由原告支付70万元转让价款，双方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将某某公司的100%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指定人名下。采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支付了所有转让价款，但由于洛南县砂石场整顿，双方暂时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被告李永年已将某某公司的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公章和相关批文移交给原告。2018年3月19日，被告李永年在明知某某公司的100%股权已转让给了原告冯建军且原告已付清了全部转让价款的情况下，与被告陶智民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被告李永年名下10%的某某公司股权转让给了被告陶智民。二被告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起诉至法院，请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被告李永年辩称，原告诉称二被告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2015年7月15日，被告李永年和张某1与原洛南县野里石料厂法定代表人陶智民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原洛南县野里石料厂采矿权转让费为70万元，由于该厂位于洛南县XX园区XX大道，且位于洛河上游，县政府要求搬迁，依据原洛南县XX局洛XX发[2015]110文件予以搬迁。采矿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受让方被告李永年和张某1已给陶智民付清了转让费70万元，被告李永年依据张某1的委托办理了企业工商登记及林业、环保、国土等矿山相关手续。2015年7月29号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由张某1、被告陶智民二人组成，其中张某1占90%股权，被告陶智民占10%股权,二人股份均为代持即名义股东，实际持股人为高某、王某、张某1、被告李永年，每人各持25%股份，四名实际持股人于2015年9月24日签订了股份确认协议书,对某某公司100%股权进行了确认。后被告李永年取得其他股东同意，于2016年12月23日在洛南县XX局注册大厅将被告陶智民在某某公司所持的l0%股权变更登记到被告李永年名下，并告知了被告陶智民。由于市场发生变化，加之洛南县砂石场整顿，企业前景不明，2017年9月份经高某、张某1及被告李永年协商，决定将某某公司采矿权对外转让，后经被告李永年联系，原告冯建军及黄某等人有意购买采矿权，经双方协商于2017年10月19日在西安悦豪酒店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采矿权转让价款为70万元，实际持股人张某1、张某2、高某在转让合同上签字按印，被告李永年在场亦表示同意，原告于2018年3月17日前将转让价款70万元付给高某、张某1。2018年3月份被告陶智民找到被告李永年，称其现在有XX石料厂，让被告李永年把在某某公司所代持的10%股权转让给被告陶智民，就可证明某某公司有被告陶智民的股份，被告陶智民再收购一个石料厂，就可以在县政府砂石矿山整顿中保住被告陶智民的金利石料厂，让被告李永年务必帮忙，被告李永年当场告知被告陶智民，采矿权已转让给别人,若要帮忙，需征得买方同意，而且要保证股权是借的，以后务必归还，被告陶智民答应一定归还，被告李永年就将被告陶智民的意思转告原告冯建军及黄某，二人同意给被告陶智民帮忙，但表示以后必须归还，后被告李永年于2018年3月19日与被告陶智民签订《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某某公司所持有的l0%股权转让到被告陶智民的名下。在洛南县砂石企业市场整顿整合过程中，被告陶智民见利忘义，一直不兑现承诺，拒不返还被告李永年名下的10%股权，反而说10%的股权就是被告陶智民的，故才产生了股权纠纷；被告李永年认为,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无效协议，理由如下：该协议是在被告陶智民欺骗被告李永年的情况下所签，并非被告李永年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李永年对转让的10%股权并不拥有处分权；给洛南县XX局出具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并不知情，另一股东张某2也没有参与，转让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被告李永年转让10%股权并没有经另一股东和隐名股东的同意。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并非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恶意串通，而是被告陶智民欺骗了被告李永年，且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被告陶智民辩称，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3月19日被告陶智民与被告李永年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只有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因其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和责任，不能依据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原告冯建军不符合原告的条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要求确认被告陶智民与被告李永年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2015年7月15日，被告陶智民与张某1达成协议，将被告陶智民个人投资创办的原洛南县野里采石场的采矿权以70万元转让给张某1，并成立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当时被告陶智民与张某1约定某某公司投入资金500万元，张某1出资450万元，被告陶智民出资50万元，张某1占有公司股份为90%，被告陶智民占有公司股份10%，制定了公司章程，并在原洛南县XX局对公司进行了注册登记。2016年11月30日在被告陶智民不知情也未参与的情况下，股东张某1与张某2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张某1将其所持有的某某公司90%股权转让给张某2，同日被告李永年伪造了被告陶智民与被告李永年转让股权的合同，将被告陶智民所持有的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李永年，同时伪造了公司章程，将公司股东变更为张某2、被告李永年，张某2占公司90%的股权，被告李永年占公司10%的股权，对于被告李永年通过欺骗手段取得的工商变更登记，被告陶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后，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依法严肃处理。经多次协商，最终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达成协议，2018年3月19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李永年将其1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陶智民,当日双方进行了工商登记，使被告陶智民的10%的股权又回归到被告陶智民名下。上述事实表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充分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也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实事求是的纠正错误的合法行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同依法成立经合同当事人签字，已经生效。原告诉称的双方恶意串通根本不是事实；2017年10月19日张某1、张某2与原告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不具有法律效力，该合同中有关股东变更未经工商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采矿权转让的相关条款的内容未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2017年10月19日，张某1、张某2以某某公司代表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签订时公司实际持股l0%的股东即被告陶智民未参与也不知情，张某1、张某2对外转让公司采矿权、全部股权即张某2所有的90%的股权、被告陶智民所有的l0%的股权，均没有书面告知被告陶智民。为了正确认识该合同的法律后果，不妨分析一下合同的效力，一是张某2转让其自己所有的90%的股份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张2甲、张某1在转让其享有的90%的股权时，并未书面征求被告陶智民的意见，其行为侵犯了被告陶智民的优先购买权；二是张某2、张某1在没有召开股东会，也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将被告陶智民所持有的10%的股权也转让给原告，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该合同条款效力待定，对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才具有法律效力，作为权利人的被告陶智民对此没有追认，因为被告陶智民一直主张权利，要求恢复自己所持有的10%的股权的权利，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的涉诉合同的行为，也证明其没有追认张某2、张某1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效力，因此，2017年10月19日《采矿权转让合同》中转让全部股权中被告陶智民所有的10%的股权部分无效，三是2017年10月19日《采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约定转让的部分股权进行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合同虽然早于2018年3月19日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由于被告李永年和被告陶智民的股权转让进行了工商登记，前者是不能对抗后者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的，四是依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采矿权转让必须经过审批机关批准，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应当认定合同未生效。张某1、张某2以某某公司代表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中转让采矿权的条款未经有关国家机关批准，其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被告陶智民认为，首先，原告2017年10月19日与张某2、张某1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合同中有关采矿权转让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并没有取得某某公司的采矿权。其次，原告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合同约定转让的股权进行工商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在被告陶智民仍持有10%的公司股权的情况下，原告不是公司的合法股东，没有股东资格。再次，张某1已将其股权全部转让出去，张某1签字的协议是无效的。综上，原告依据尚未生效且违法侵权的合同主张确认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明显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原告在不具备合法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依据上述合同中的所谓权利，主张被告陶智民与被告李永年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不应受到法律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告陶智民与被告李永年之间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所以原告与本案主张的法律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主张确认被告陶智民与被告李永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故应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实体上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6日被告陶智民取得原洛南县XX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在原洛南县XX乡XX村开办个人经营的洛南县野里石料厂，经营范围为石料开采、加工、销售；同年3月19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013年7月16日洛南县野里石料厂取得原洛南县XX局核发的采矿许可证。 2015年7月15日，洛南县野里石料厂经营者陶智民与张某1签订《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陶智民将其经营的该石料厂的矿山采矿权转让给张某1，转让方式为整体出售，转让资产为采矿权，转让费70万元。协议签订后,因该石场位于XX园区XX大道,且位于洛河上游,洛南县政府要求整体搬迁,依据原洛南县XX局《关于洛南县野里石料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的批复》，将石料厂搬迁到XX镇XX村，企业注册登记为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矿山名称登记为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太白岔石料厂，由张某1委托被告李永年办理某某公司设立的相关手续，某某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由张某1、陶智民两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张某1占90%股权，陶智民占10%股权，但实际持股人为张某1、王某、高某，李永年四人，各占25%股份，张某1代持张某1、王某、高某三人股份，陶智民未实际出资也不知情，只将其身份证原件交予张某1，张某1委托李永年办理的公司注册登记事项。同年7月29日李永年从原洛南县XX局领取了核发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并刻制了公章（未备案），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1。同年9月22日办理了采矿许可证的变更登记，采矿权人变更为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张某1将其在某某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其弟张某2，被告李永年与张某2于2016年12月23日在洛南县XX局将张某1在某某公司登记的90%股权变更登记到张某2名下，同时被告李永年在被告陶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虚构股权转让协议，将被告陶智民在某某公司登记的l0%股权变更登记到被告李永年名下，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某1变更登记为张某2。2017年3月16日,被告李永年与李某又将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某2变更登记为李某，公司股东为张某2、李永年，其中张某2占90%股权，李永年占10%股权。 被告陶智民原经营的野里石料厂在转让前处于停产状态，转让后新成立的某某公司亦未能正常生产经营。2017年10月19日，张某1、张某2与原告协商后在西安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某某公司采矿权以70万元转让给原告，该合同有张某1、张某2、高某及原告冯建军签字，被告李永年表示自己在场且知情，亦表示自己同意转让。同年10月30日，张某2、李永年形成《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分别决定将各自手中的90%和10%股权转让予原告冯建军，免去张某2法定代表人职务，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冯建军、王某指派。11月3日，双方按公司股东会决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某某公司股东被告李永年同意将其在公司拥有的10%股权以50万元转让给原告冯建军，股东张某2同意将其在公司拥有的40%的股权以200万元转让给原告冯建军，50%的股权以250万元转让给王某。原告于2017年11月3日、2018年3月17日分两次给转让方付清了合同约定的采矿权转让价款70万元。后被告李永年将某某公司的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公司公章和公司相关文件移交给原告。原告因砂石场整顿等原因,至今未能在公司登记机关对某某公司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信息进行变更登记。2018年3月19日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某某公司名下登记的10%股权以5万元价款转让给被告陶智民,但被告陶智民未给被告李永年付款，同日在洛南县XX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被告李永年在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的10%股权变更到被告陶智民名下，其它未变更。 2018年3月20日，某某公司向洛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陶智民一人，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被告陶智民，在办理过程中洛南县XX局发现申请材料缺少公司营业执照，2018年4月3日，某某公司在《商洛日报》声明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2018年4月4日，被告陶智民持该《声明》和《洛南县工商登记信用承诺书》等申请资料，在洛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某变更登记为被告陶智民，公司股东亦由被告陶智民、张某2二人变更为被告陶智民一人。李某得知变更信息后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商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洛南县XX局2018年4月4日作出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判决后，洛南县XX局及陶智民提起上诉，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2017年7月12日，原洛南县XX局（现洛南县XX局）向洛南县XX局发出《关于建议不予注册登记下列矿山企业变更法人及投资人的函》，函告从2017年6月20日起不再受理砂石粘土企业采矿权的转让变更和延续手续，故建议对包括某某公司在内的43家砂石场，暂停企业转让、买卖等手续的注册登记，对股份制企业建议不进行法人变更登记。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谈话笔录、录音光盘、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18）陕1002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10行终23号行政判决书；被告李永年提供的采矿权转让协议书、洛南县XX局文件、某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被告陶智民提供的洛南县野里石料厂证件、某某公司成立时提交工商部门的材料、公司章程及询问笔录；本院调取的某某公司成立及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冯建军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018年3月19日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原告冯建军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是否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应根据其权益是否可能受到侵害进行判断，如果其权益可能受到侵害则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至于是否在事实上受到侵害，不属于原告主体资格审查范畴，而是实体审查范畴。本案中冯建军与张某1等人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采矿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了冯建军受让某某公司100%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冯建军支付了约定的转让款，虽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此后某某公司100%股权实际权利人应为冯建军，2018年3月19日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被告李永年代持某某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被告陶智民，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冯建军在某某公司实际持有的100%股权中已有10%股权被被告李永年转让给被告陶智民，冯建军利益受损与被告李永年、陶智民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冯建军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关于2018年3月19日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签订《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合同有效需要具备三个要件，即签订合同的双方要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公共利益。本案中，二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虽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第五十一条“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股权的继受取得是转让合同行为与企业变更登记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受让人必须根据与转让人的股权转让合同接受公司股权的让渡，并在公司股东名册上办理了过户手续之后，才最终取得股权，才能对公司要求行使股东的权利义务，才能对抗其他第三人。《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后，公司应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住所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规定，只是说明我国立法将这种公司登记作为股权变动的公示方式，而不是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成立或生效要件，是否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只影响到受让人对股权的取得，对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不具有任何影响，有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也不影响受让人对股权的取得。2017年10月19日，原告与张某1、张某2、高某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某某公司采矿权以70万元转让给原告，并将某某公司100%股权变更到原告指定人名下，被告李永年亦明确表示同意，虽未办理变更注册登记，但原告已实际支付了转让款，原告冯建军已实际上拥有了某某公司100%股权的实际所有权，被告李永年明知已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10%股权转让于原告冯建军，在未取得某某公司100%股权所有权人的书面授权情况下，与被告陶智民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其代持的某某公司10%股权转让给被告陶智民，协议签订后未得到原告冯建军的追认。同时，二被告2018年3月19日所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将被告李永年在某某公司名下登记的10%股权以5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陶智民,协议签订后被告陶智民未给李永年支付转让款，被告李永年辩称，其与被告陶智民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被告陶智民“借用”某某公司10%股权，从而在洛南县砂石场整顿整合中获益，其借用结束后是要归还的，被告陶智民辩称签订该股权转让合同是为了追回本应属于自己的10%股权，虽然在某某公司初始登记时，被告陶智民名下有10%的股权，但被告陶智民明确表示未出资，根据民事活动“对等原则”，享有权利，同时就应承担义务，而且彼此的权利、义务是相应的。被告陶智民享有了权利，却未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故被告李永年辩称的二被告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的目的是被告陶智民为了“借用”某某公司股权以应对洛南县砂石场整顿整合政策更符合常理，故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合同，但实为被告陶智民为了在某某公司名义上持有10%股权，履行公司法所规定对外转让程序而签订的一份仅具有形式上意义的合同，并不是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之间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李永年明知已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10%股权转让于原告冯建军，在未征得原告冯建军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陶智民签订转让协议，被告陶智民据此转让协议在工商登记部门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为原告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设置了障碍，导致原告在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时无法取得某某公司100%股权，损害了原告利益，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既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又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故二被告2018年3月19日所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被告陶智民辩称的其在某某公司拥有10%的原始股权，因被告陶智民在答辩状中所述的其10%股权的来源与其在庭审时所述10%股权的来源相互矛盾，且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在某某公司拥有10%股权，故对于被告陶智民辩称不予采信，二被告其余辩称之观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予以采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永年与被告陶智民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洛南县某某建材石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李永年、陶智民各负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伟 审 判 员  姚亚龙 审 判 员  王亚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飞 书 记 员  李 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