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72民初595号原告（反诉被告）：天津旭岳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仕景苑**。法定代表人：张熙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盘胥路**（****）负责人：李龙阁。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一，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惠路****2-1-40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琳，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天津旭岳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岳公司）与被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汇通苏州分公司）、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通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答辩期内，被告汇通苏州分公司提起反诉。2020年7月22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旭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熙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汇通苏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一到庭参加诉讼，汇通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因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案尚未审结，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津72民初5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11月16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旭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熙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汇通苏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一到庭参加诉讼，汇通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岳公司就本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汇通苏州分公司给付原告运费495997.78元；2.请求判令汇通苏州分公司给付原告上述款项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8777.09元（暂计算至2020年6月15日）；3.请求判令汇通苏州分公司给付原告因运费发票而抵扣税款的157479.3元收益；4.请求判令汇通公司就前三项诉讼请求向旭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服务费、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及（2020）津72民初661号案件中旭岳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律师服务费、利息等相关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10月28日，旭岳公司与汇通苏州分公司签订了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旭岳公司为承运人，汇通苏州分公司为托运人。合同约定旭岳公司以“帮洋17”轮为汇通苏州分公司运输汇通苏州分公司3000吨苯乙烯自青岛至江阴，运费按照每吨145元计算。2019年11月7日，旭岳公司与汇通苏州分公司签订了合同变更协议，对上述航次租船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装货港由青岛变更为天津，卸货港由江阴变更为漕泾，运费由145元/吨变更为175元/吨。旭岳公司依约完成了运输任务，实际承运苯乙烯2834.273吨，汇通苏州分公司拖欠运费拒不给付。2019年11月，旭岳公司向汇通苏州分公司开具了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项下总金额为495997.78元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张，汇通苏州分公司已将上述发票抵扣税款，汇通苏州分公司相当于不正当获取了抵扣增值税44639.8元、企业所得税112839.5元的收益，二者共计157479.3元。另外，因汇通苏州分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导致旭岳公司被案外人舟山帮洋船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帮洋第一分公司）另案索赔，在（2020）津72民初661号案件中旭岳公司为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已支付了运输本案货物产生的运费481826.41元及律师服务费、案件受理费等费用。汇通苏州分公司为汇通公司的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综上，旭岳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2020年12月23日，旭岳公司撤回要求汇通苏州分公司退回已抵扣税款收益157479.3元以及要求二被告承担（2020）津72民初661号案件相关案件受理费、律师服务费、利息等费用的诉讼请求。汇通苏州分公司辩称，第一，关于二被告之间的责任，旭岳公司认为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由汇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该逻辑，则汇通苏州分公司不应成为本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意是指在总、分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下，才应当由总公司承担责任，总公司承担的并非连带责任；汇通苏州分公司与汇通公司之间实际为挂靠关系，即汇通苏州分公司将自己运营的船舶挂靠在有资质的航运企业名下。综上，在汇通苏州分公司有独立财产的情况下，不应要求汇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从事国内水路运输，没有取得水路运输运营资质的承运人所签订的运输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无效，旭岳公司无权依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主张运费。第三，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旭岳公司不仅加插了上海至宁波航次，导致原本既定航次产生了船舶落空的预期可见情形，甚至在后期基于减损而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延迟到港对汇通苏州分公司造成了损失，因此汇通苏州分公司有权要求损失与运费相抵。第四，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旭岳公司要求汇通苏州分公司承担另案费用没有依据。在合同无效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应由过错方向非过错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且旭岳公司的身份地位是“帮洋17”轮船东的船舶代理，二者利益一致，旭岳公司在另案中承担的责任不应由汇通苏州分公司承担。第四，旭岳公司要求汇通苏州分公司返还157479.3元税费收益没有依据，旭岳公司计算上述税费的前提是汇通苏州分公司不应向旭岳公司支付运费、旭岳公司不需要开具运费发票的情况，但实际上汇通苏州分公司从未否认应向旭岳公司支付运费，只是主张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当支付的运费要少于已经开具的发票的票面金额。且旭岳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部分：企业所得税是收到收入后所应缴纳的税费，本案中汇通苏州分公司系支出运费的一方，不存在任何所得；增值税部分则与本案没有关联，旭岳公司应向税务机关主张。汇通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答辩的权利。汇通苏州分公司就反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旭岳公司支付汇通苏州分公司因增加航次造成的延误损失59572.92元及其利息（以59572.92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等法律费用由旭岳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10月21日，案外人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湾公司）委托汇通苏州分公司承运3000吨苯乙烯从青岛至江阴。基于旭岳公司承诺“帮洋17”轮未执行的航次仅为京唐至宁波和青岛至烟台两个航次，此后将执行汇通苏州分公司托运的青岛至江阴航次。如中间增加航次造成延误，旭岳公司将赔偿汇通苏州分公司30%运费。汇通苏州分公司遂与旭岳公司签订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合同第一、二条约定：装载期为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1月10日，因中间增加航次造成的延误，每延误一天赔对等滞期费给货主。同时合同还约定：滞期费率为30000元/天，因旭岳公司原因导致船舶落空，应赔偿总运费的50%。2019年10月29日，旭岳公司突然通知汇通苏州分公司要增加上海至宁波的航次，导致“帮洋17”轮无法按期到达青岛装载货物。旭岳公司在汇通苏州分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仍增加了上海至宁波的航次，最早能于11月12日到达青岛装载货物，明显可以预计将造成船舶落空。汇通苏州分公司为避免损失扩大，只能请求汇通公司派遣原本停泊在舟山修理的“汇通33”轮替代执行诉争航次。而“汇通33”轮执行青岛至江阴的运费计收标准为160元/吨，现旭岳公司增加航次导致汇通苏州分公司遭受预期收益损失59572.92元，应当予以赔偿。旭岳公司辩称，第一,如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有效，由于双方通过签订合同变更协议的方式已经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双方就“帮洋17”轮装卸港及其时间做出了变更，该轮于2019年11月16日到达天津港装载了约定的货物，汇通苏州分公司并未产生损失，汇通苏州分公司当时也未向旭岳公司主张过损失，旭岳公司对汇通苏州分公司主张的损失不知情亦无法预见。第二，如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无效，则违约责任条款亦无效，汇通苏州分公司主张的相关损失也失去了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由于旭岳公司营业执照上列明的经营范围包括水路货物运输，旭岳公司系依法经营，即便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亦非旭岳公司主观过错导致。综上所述，应驳回汇通苏州分公司的反诉请求。旭岳公司在本诉中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证明汇通苏州分公司委托旭岳公司承运货物，双方就包括托运人、承运人、船舶、装货港、卸货港、运费及付款时间在内的合同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证据二、合同变更协议，证明旭岳公司与汇通苏州分公司就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装货港变更为天津，卸货港变更为漕泾，运费变更为175元/吨，装港时间调整为11月12-13日，卸港时间调整为11月16-17日。证据三、商检单，证明旭岳公司实际为汇通苏州分公司运输货物2834.273吨。证据四、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汇通苏州分公司签收邮件的凭证、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涉案运费共计495997.78元，旭岳公司已经开具发票，汇通苏州分公司已收到发票。证据五、应付款明细，证明汇通苏州分公司迟延支付运费的利息，应自其收到发票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根据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证据六、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及银行回单，证明旭岳公司为本案实际支付律师费25000元。证据七、天津海事法院（2020）津72民初6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旭岳公司在另案中为本航次需支付的费用。证据八、利息计算明细，证明旭岳公司依照另案判决书应支付的利息金额。证据九、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旭岳公司已实施向帮洋第一分公司支付运费、诉讼费、律师费等。证据十、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及银行回单，证明旭岳公司在另案中支付律师费15000元。汇通苏州分公司对旭岳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至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存在异议，双方在合同变更协议中仅对装卸港和运费进行了变更，约定其他条款不变，意味着装载时间并没有变更。合同变更协议只是减损措施，不代表汇通苏州分公司放弃向旭岳公司主张相应的滞期费损失。即使按照旭岳公司所称装载时间发生了变更，船舶最终也未能在11月12日到达天津港，旭岳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滞期费。证据五只是旭岳公司单方的主张，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另案判决书仅能证明旭岳公司拖欠帮洋第一分公司运费，但该判决书并未就帮洋第一分公司增加航次所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进行认定。该判决显示，旭岳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帮洋第一分公司增加航次，其并非不知情。证据八系单方的计算标准，不应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旭岳公司要求汇通苏州分公司承担其在另案中所支出的费用没有相应依据。对证据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该费用系基于旭岳公司与帮洋第一分公司之间的争议而产生，与本案无关。汇通苏州分公司在本诉中未提交证据。汇通公司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汇通苏州分公司在反诉中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聊天记录，证明汇通苏州分公司在旭岳公司承诺不会加插航次后，委托旭岳公司承运货物。证据二、聊天记录，证明旭岳公司不顾汇通苏州分公司反对，强行加插航次导致无法按期到达青岛承运货物。证据三、SGS报告，证明“帮洋17”轮直至2019年11月16日才到港装货。证据四、聊天记录，证明双方结算时就延误索赔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交由法院确定延误损失后支付运费。证据五、化学品水路运输航次租船合同、合同补充说明及发票，证明汇通苏州分公司受总公司委托承接托运人运输业务，为托运人运输货物寻觅承运船舶，故汇通苏州分公司在接受托运人运输要求后与旭岳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涉案航次运价为155元/吨，汇通苏州分公司原本可以获得44679.69元收益。证据六、请求函，证明旭岳公司不顾汇通苏州分公司反对，强行加插航次导致船舶落空，为减少损失，汇通苏州分公司只能请求总公司派遣原本在舟山修理的“汇通33”轮前往青岛运输涉案货物。证据七、航海日志、SGS报告，证明替代船舶“汇通33”轮前往青岛于2019年11月6日装载诉争货物。证据八、包运协议，证明替代船舶“汇通33”轮后续航次费率为160元/吨，执行本航次，亏损14893.23元。旭岳公司对汇通苏州分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插航次后双方另行商定了船舶动态和航次。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帮洋17”轮未能于11月13日抵达天津港是因为在烟台港遭遇大风封港。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五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证明的内容系汇通苏州分公司与案外人海湾公司之间的运输业务，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七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同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八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且证据显示的时间为2020年，与涉案业务发生的时间不具有关联性。旭岳公司在反诉中未提交证据。本院对旭岳公司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证据一、三、四的证明效力均予以采信。证据二能够证明旭岳公司与汇通苏州分公司就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中的装货港、卸货港和运费做出变更。证据五系旭岳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案利息计算方式的说明，对于据此计算的利息能否得到支持本院将在文书说理部分进行评判。证据六能够证明旭岳公司为本案支付律师费25000元，就该费用的承担主体问题本院将在文书说理部分进行评判。证据七至十能够证明旭岳公司在另案中需支付的相关费用。本院对汇通苏州分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证据一至四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证据五能够证明海湾公司与汇通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化学品水路运输航次租船合同，但合同补充说明系复印件，在无其他佐证材料的情况下，无法证明汇通公司委托汇通苏州分公司承接涉案的青岛至江阴的运输业务。对于证据六，汇通苏州分公司未提供关于该函件向汇通公司实际发送的证明材料，对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证据七能够证明“汇通33”轮于2019年11月6日在青岛董家口装载2978.646吨苯乙烯。证据八无原件可供核对，该协议内容未明确指向“汇通33”轮，协议记载的履行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与“汇通33”轮装载货物的时间即2019年11月6日并非同期，故该协议中的运费标准不具有可参照性，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28日，汇通苏州分公司与旭岳公司签订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汇通苏州分公司为承租人，旭岳公司为出租人，货物为3000吨正负5%的苯乙烯，承运船舶为“帮洋17”轮或其他替代船舶，装载期为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1月10日，装运港为青岛，卸货港为江阴，运费为145元/吨，付款时间为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另外，合同还记载了青岛至江阴航次之前“帮洋17”轮既定的两个航次即京唐至宁波、青岛至烟台，并约定，除不可抗力外以及前一航次货主临时变更始发港或目的港造成的动态延误不承担责任，因中间增加航次造成的延误，每延误一天出租人赔对等滞期费给承租人。10月29日，旭岳公司告知汇通苏州分公司“帮洋17”轮要加插上海至宁波航次，汇通苏州分公司表示不同意。后汇通苏州分公司告知旭岳公司因“帮洋17”轮加插航次，原定的青岛运至江阴的货物改由其他船运输，青岛下一批货物最早要11月18日装载，旭岳公司表示不能等待。11月7日，双方签订合同变更协议，约定装货港由青岛变更为天津，卸货港由江阴变更为漕泾，运费由145元/吨变更为175元/吨。同时，协议记载船舶动态“11月08-09日青岛、11月10-11日烟台、11月12-13日天津装、11月16-17日漕泾卸”。“帮洋17”轮于11月16日抵达天津港，实际装载苯乙烯2834.273吨。该航次完成后，旭岳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开具抬头为“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的五张编号为07394696、07394697、07394698、07394699、073947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495997.78元，汇通苏州分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收到上述发票。旭岳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25000元。另查明，旭岳公司不持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完成涉案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运输业务，旭岳公司以承租人身份与帮洋第一分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由帮洋第一分公司提供“帮洋17”轮承运涉案货物。后帮洋第一分公司在天津海事法院提起对旭岳公司的诉讼，天津海事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津72民初6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旭岳公司向帮洋第一分公司支付运费481826.41元。该判决书生效后，旭岳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向帮洋第一分公司支付运费481826.41元。本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的效力；2.本诉中汇通苏州分公司应向旭岳公司支付的费用及金额；3.本诉中汇通公司是否应承担向旭岳公司承担支付费用的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4.反诉中旭岳公司是否应向汇通苏州分公司赔偿因增加航次造成的损失及具体金额。一、涉案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的效力《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依法取得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旭岳公司作为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出租人，不持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未取得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经营的相关资质，其与汇通苏州分公司订立的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二、本诉中汇通苏州分公司应向旭岳公司支付的费用及金额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在涉案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该合同关于运费的约定亦属无效，故对旭岳公司要求汇通苏州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运费标准支付运费495997.78元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考虑到旭岳公司完成了涉案天津至漕泾航次的运输，并为此向帮洋第一分公司实际支付了481826.41元运费，此项费用应视为汇通苏州分公司因该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旭岳公司。对于该笔费用的利息起算时间，虽然涉案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无效，但考虑到旭岳公司已履行完天津至漕泾航次的运输义务，旭岳公司主张以汇通苏州分公司收到发票后的三十个工作日为付款时间较为公平、合理，故对于旭岳公司以汇通苏州分公司收到发票后三十个工作日届满之日的次日即2020年1月8日作为利息起算日的请求，应予支持。汇通苏州分公司应向旭岳公司支付481826.41元款项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关于旭岳公司主张的其为本案支出的25000元律师费，本院认为，虽然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第九条载明“违约责任包括所有可证实的损害及一切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但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违约责任，旭岳公司要求汇通苏州分公司承担其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的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本诉中汇通公司是否应承担向旭岳公司承担支付费用的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故，本案中，对于汇通苏州分公司应当向旭岳公司支付的费用，应首先由汇通苏州分公司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汇通公司承担。四、反诉中旭岳公司是否应向汇通苏州分公司赔偿因增加航次造成的损失及具体金额对于汇通苏州分公司主张的原本可获收益44679.69元损失，本院认为，首先，汇通公司与海湾公司签订的化学品水路运输航次租船合同系长期合同，汇通苏州分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汇通公司委托汇通苏州分公司实际承接了涉案的青岛至江阴的运输业务，汇通苏州分公司以化学品水路运输航次租船合同载明的运费标准与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载明的运费标准之间的差额计算其原本可获收益缺乏事实依据。第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本案中，即便汇通苏州分公司实际承接了涉案的青岛至江阴的运输业务，其所主张的原本可获收益损失系以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有效为前提，在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汇通苏州分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对于汇通苏州分公司主张的因替代船舶“汇通33”轮执行涉案青岛至江阴航次所造成的14893.23元运费亏损损失，本院认为，首先，包运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协议关于履约船舶的约定未指向“汇通33”轮，协议记载的履行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与“汇通33”轮装载青岛至江阴航次货物的时间即2019年11月并非同期，故该协议中的运费标准不具有可参照性，该项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第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所受到的损失。本案中，汇通苏州分公司所主张的该项损失系基于20191028号航次租船合同原定的青岛至江阴航次未履行，而非该合同无效所导致，故对汇通苏州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本诉被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本诉原告天津旭岳海运有限公司为运输涉案货物支出的费用481826.41元；二、本诉被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本诉原告天津旭岳海运有限公司上述款项相应利息（自2020年1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本诉原告天津旭岳海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4424元，由本诉被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297元，由本诉原告天津旭岳海运有限公司负担127元。案件反诉受理费645元，由反诉原告上海汇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文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锐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