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再10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被申请人）：石永伟，男，197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小河，河南三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再审申请人）：袁江涛，男，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路自立，河南厚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永伟与被上诉人袁江涛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423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袁江涛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2020）豫0423民申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经审理，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豫0423民再11号民事判决。石永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石永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小河，被上诉人袁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路自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永伟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2020）豫0423民再1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袁江涛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袁江涛承担。事实与理由:1、袁江涛提供的所谓“欠条”,是其通过非法胁迫的手段强迫石永伟为其出具的，当时是在袁江涛家中,袁江涛夫妇二人以不写欠条就不让离开相要挟，根本不具有真实合法性，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后石永伟曾就此向公安机关报警。除该欠条之外，袁江涛也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石永伟确实还欠其运费。例如再审判决认定双方所谓“结算单”上记载有“七车水渣”等内容，但该清单上其他部分运输车次均记载有承运车辆的车牌号,唯独该“七车水渣”,袁江涛自始至终也不能说明究竟是其哪几辆车运输了该部分水渣,但却计入所谓的结算金额中,这都充分说明了该“结算单”上的记载是不真实的，明显是袁江涛胁迫石永伟所为。石永伟最初报警时间是2019年4月2日,即在受袁江涛胁迫出具欠条后,但因当时鲁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以“属于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受理，经多次交涉无果后,石永伟才于2019年4月15日又拨打“110”报警,经“110”指令,城关派出所才受理此案。2、石永伟早已将应付袁江涛的运费支付完毕，不存在欠其运费的情况。袁江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早在本案原一审程序中,石永伟即曾向法庭提供过袁江涛自行记录的、在双方合作期间（2015年9月-11月)袁江涛对石永伟的收款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石永伟早在2015年底之前，即已将应付袁江涛的运费30余万元支付完毕，不存在还拖欠其70800元运费的情况。袁江涛的诉请无任何客观事实根据。3、袁江涛无故缺席本案原二审程序，被按撤诉处理后又提起再审申请系滥用诉权的恶意诉讼行为，不应得到支持。袁江涛辩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再审判决。第一，石永伟所主张欠条是通过非法手段在胁迫下出具的理由不能成立。2019年3月31日，石永伟在没有通知袁江涛的情况下直接到袁江涛家中要求对双方的运输费用进行结算，袁江涛即拿出2018年双方算账的明细，让石永伟自己去算，算账的过程与一审及再审认定一致，最后石永伟在结算单右上方按照自己的计算的结果书写了“综上第一页ABCDE各项多少钱”，石永伟给袁江涛书写了2019年3月31日经袁江涛共同结算此清单欠运费7.08万元，在石永伟与袁江涛结算后7.08万元是双方对原来价格进行下调经协商出具的结果，并且石永伟在清单上注明自愿三日内结清，袁江涛认为石永伟三日内即可结清，原没有打算让石永伟出具欠条，后袁江涛的妻子要求石永伟给出具欠条，在此情况下袁江涛的妻子对双方结算的流水清单进行拍照，石永伟将自己标注有结算明细的结算单带走。事后袁江涛即向石永伟要钱，2019年4月11日13点32分，袁江涛的妻子向石永伟通话要钱的情况，石永伟直接回答“钱一分不欠的将钱还完”，这个一审已经出示，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欠条的出具是石永伟充分计算并且要求降低价格情况下出具，而后自愿说出三日内付清运费并且带走单子，可以看出石永伟出具欠条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称4月2日报警与客观情况不符，2019年4月11日还答应欠袁江涛款项支付完毕。第二，石永伟称早已支付完毕的理由不能成立，从石永伟与袁江涛结算的单据和日期以及2019年4月11日袁江涛妻子索要运费情况，可以看出运费确实存在。第三，关于袁江涛是否存在恶意诉讼，原一审判决后，袁江涛不服，上诉后袁江涛确实没有收到开庭传票及相关信息，导致原二审按撤诉处理，这并非袁江涛本意，而后袁江涛通过再审程序纠正原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滥用诉讼的情况，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江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清偿原告欠款708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起，袁江涛为石永伟运送货物，石永伟向袁江涛付运费，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袁江涛诉称石永伟尚欠运费，石永伟辩称运费已经付完，对袁江涛所述事实不予认可。2019年3月31日，石永伟向袁江涛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袁江涛运费柒万零捌佰元整（70800元）石永伟2019年3月31日（身份证号）电话135××******。后石永伟于2019年4月15日电话报警，于2019年4月17日向鲁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控告袁江涛敲诈、非法拘禁。后袁江涛又向石永伟讨要款项无果，引起诉讼。法院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袁江涛出示的欠条所依据事实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债务存在的真实性及债务的多少，且石永伟对欠条依据事实不予认可，因此袁江涛诉请的证据不足，故对其诉求，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可在对运费进行结算后另行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袁江涛出示的欠条所依据事实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债务存在的真实性及债务的多少,且石永伟对欠条依据事实不予认可,因此袁江涛诉请的证据不足,故对其诉求,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可在对运费进行结算后另行主张。判决，驳回袁江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袁江涛从事货物运输，2015年9月至11月，袁江涛为石永伟运送货物，由石永伟支付运费。期间，袁江涛为石永伟运送了水渣和铁粉，石永伟陆陆续续支付了部分运费。因剩余运费袁江涛一直催要，2019年3月31日，石永伟到袁江涛家中，双方就运费进行了结算。双方在具体结算时，因石永伟称自己的记账底册找不到了，由石永伟依照袁江涛的记账底册进行结算，由石永伟在袁江涛的记账底册上核对，每核对一笔袁江涛的妻子书写记录一笔，石永伟用红笔在记账底册上勾画一下，结算完毕后由袁江涛在结算单第二张的右下方合计书写，袁江涛算账时按水渣运费45元一吨、铁粉运费40元一吨结算，该部分字体显示“合计97车，净吨水渣7830.6×45=352377元，铁粉4车460.55×40=18422元，共计352377＋18422=370799元，还差6车水渣”。石永伟亦进行了结算并在结算单第二张的右上方将核算的结果进行了书写，石永伟把水渣、铁粉均按40元一吨运费、剩余7车水渣按6车进行了结算，该部分字体显示“综上第一页A1563.1T×40元=62524元，B1895.92T×40元=75836元，C1844.74T×40元=73789元D1677.59T×40元=67103元E1309.8×40元=52392元，2019年3月31日经双方共同结算袁江涛运费共331644元，另袁江涛说差6车按每车80吨，计480吨×40元计运费19200元，总合计运费350800元，按袁江涛说已付运费合计280000元，下欠70800元”。在该部份字体上侧石永伟另书写“2019年3月31日经袁江涛共同结算此清单下欠运费柒万零捌佰元整（￥70800元）三日内结清石永伟2019年3月31日”。石永伟核算的吨数与袁江涛核算的吨数相一致。该结算单原件当时由石永伟拿走，石永伟另给袁江涛出具了一张条据：“欠条今欠袁江涛运费柒万零捌佰元整（70800元）石永伟，2019年3月31日，身份证号，电话135××******”。后石永伟未清偿所欠的70800元运费，袁江涛于2019年4月17日诉至法院。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豫0423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袁江涛的诉讼请求。后袁江涛不服提起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豫04民终3060号民事裁定书，按袁江涛自动撤诉处理。后袁江涛向法院申请再审。另查明，1、庭审中，袁江涛提供了2019年4月11日其妻赵玲与石永伟的电话录音一份，赵玲说“那天说类三天，今都初几了”，石永伟说“现在车里，估计再有两天，最多三天都到家了”。赵玲说“再有三天到家有数没数”，石永伟说“有数有数”。赵玲说“有数能给我安排多少”，石永伟说“弄利量”。2、石永伟于2019年4月15日电话报警，于2019年4月17日向鲁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控告袁江涛敲诈、非法拘禁，后公安机关对双方进行了询问。一审法院再审认为，袁江涛为石永伟运送货物，石永伟支付运费，双方系运输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袁江涛提供了2019年3月31日的结算单和石永伟当天出具的欠条，证明石永伟欠其运费70800元，石永伟对结算单上其书写的字体及条据不持异议，但认为系在袁江涛胁迫下所出具。纵观双方算账的全过程以及石永伟报案的时间看，2019年3月31日系石永伟主动到袁江涛家中就运费进行的结算，袁江涛主动拿出记账底册让石永伟核算，且从结算结果上可以看出袁江涛计算的单价和数额高于石永伟计算的单价和数额，而袁江涛愿意按照石永伟结算的较低的单价和数额予以确定拖欠的运费，并且石永伟又拿走了算账的结算单，石永伟报警时间系4月15日，距离结算当天即石永伟所说胁迫之日已半月有余。另外，石永伟报警后，虽然公安机关对双方进行了询问，但其未提供公安机关认定欠款条据系其受胁迫出具的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袁江涛以给其本人或者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的证据，且至今石永伟也未对该欠条提起撤销权之诉，故石永伟认为欠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2019年4月11日袁江涛之妻与石永伟的电话录音中，石永伟对所欠运费没有否认，且称“有数”、“弄利量”，综合相关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石永伟欠袁江涛运费的事实。故对袁江涛请求石永伟支付运费70800元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2019）豫0423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袁江涛在判决生效后依据新证据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袁江涛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作出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的裁定，故该案再审程序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石永伟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法院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的（2019）豫0423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二、石永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袁江涛运费708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石永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2019年3月31日石永伟为袁江涛出具的欠条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石永伟是否应当清偿该笔欠款。经查，本案中，袁江涛据石永伟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石永伟辩称该欠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运输费用已支付完毕，并称案涉欠条系受胁迫所签，但从一审在卷证据材料来看，案涉借条出具于2019年3月31日，石永伟向公安机关反映却系在2019年4月15日，且未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石永伟虽辩称其在2019年4月2日已报警过一次，但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项辩解不予采信。在袁江涛妻子与石永伟通话录音中，石永伟未否认欠款，并有同意解决的表示，一审再审庭审中，石永伟亦认可了该录音内容的真实性，能够证实石永伟对欠款一事认可。至于石永伟上诉所称结算单上叙述不清的问题，袁江涛已作出了合理解释，石永伟的辩解显然不足以推翻现有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且石永伟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院对案涉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石永伟所称的已超额还款的意见，袁江涛解释称石永伟所支付的款项系向其合伙人支付的，一审再审中，证人袁江涛的合伙人作证称其与石永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袁江涛无关，而石永伟亦未能继续举证证实其主张，石永伟自认其已超额支付了运费说法，又明显不符合常理，对于石永伟关于已偿还完毕运费的辩解不予采信。对于石永伟已支付的款项，袁江涛自认已偿还了29.6万元，仍欠70800元未支付，根据石永伟提交的转账凭证等证据，无法证明在2019年3月31日案涉欠条出具后，石永伟向袁江涛偿还过任何款项，故石永伟对该70800元仍负有偿还责任。综上所述，石永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石永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文平审判员  李 勇审判员  崔伟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郭洋洋书记员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