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4民撤1号 原告：胡长翠，女，195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灵，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立，女，198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赵发标，男，195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原告胡长翠与被告林立、赵发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长翠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灵及被告林立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发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长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8）闽0104民初54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案涉判决书”）。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9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仓山法院”）对林立与赵发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作出案涉判决书，判决：林立享有赵发标与福州市住房保障局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福州市房管局”）、福州融和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为30027）（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项下的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仓山法院据此作出（2019）闽0104执1750号执行裁定书，于2019年6月18日向融和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林立享有的赵发标与福州市房管局、融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项下的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2019年7月，胡长翠和赵发标前往融和公司欲领取安置房时，被告知安置房涉及诉讼，无法领取。 胡长翠与赵发标于1980年在福州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1982年1月生育长女赵秀娟，1986年6月生育二女赵巧玲，1988年2月生育长子赵江铃。其中1982年3月3日胡长翠户籍由四川省广安县龙滩迁进福州市盖山镇天水村。2012年3月23日长子赵江铃、林立登记结婚，同年12月1日生育赵博宸。1998年，赵发标依法申请《仓山区个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与胡长翠共同出资建造“仓山区盖山镇天水村天水××号”房屋（总面积350.99平方米，其中产权面积180平方米，无产权面积170.99平方米）（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系赵发标与胡长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应归夫妻共同所有。 2012年6月3日，福州市房管局、赵发标与融和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码：30027）（以下简称“《协议书》”）。附件《收储天水、六凤周边商服用地、天水安置地项目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规定：“产权调换：按确认的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结合人均基本保护面积（签约期内搬迁的按人均45平方米计，不足45平方补足45平方）为基础后，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安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土地管理费实施条例》、《福建省实施〈中华人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案涉房屋被政府征收后，有关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经过产权置换，依法应归赵发标与胡长翠共同所有。 案涉房屋征收时，赵发标与胡长翠被拆迁合法住宅面积为350.99平方米，征收部门在考虑村民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350.99平方米）结合人均基本保护面积（签约期内搬迁的按人均45平方米计，不足45平方补足45平方），确认赵发标该户可按照9人享受低价商品房计划面积为405平方米，即为该户补了54.01平方米的空方。2019年9月11日，因为胡长翠长子一家系独生子女家庭，依据独生子女户籍或原户籍在本村的家庭可增加一个人口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福州市住房保障局和房地产管理局、赵发标与融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赵发标选择购买住宅90户型壹套，总建筑面积90平方米，产权归赵发标。即赵发标在考虑户口及独生子女家庭（赵发标、胡长翠、长女赵秀娟、二女赵巧铃、林鑫源、林鑫琰、林鑫语、长子赵江铃，林立、赵博宸10人，享受11个人口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的情况下，增加了可购买低价商品房计划面积144.01平方米。 （2018）闽0104民初549号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因赵博宸出生，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赵发标选择购买住宅90户型一套，《补充协议》的签订系因赵博宸出生享受45平方米的基本面积人口政策，又因其父母办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故增加享受45平方米的基本面积，即，若无赵博宸的出生并领取独生子女证，赵发标便不可能再签订补充协议……林立、赵江铃、赵博宸三人系独生子女家庭，依据独生子女户籍或原户籍在本村的家庭可增加一个人口享受基本面积保护的政策，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增加一个人口应为对林立、赵江铃、赵博宸家庭的补偿，赵博宸从中享有三份之一的补偿”是错误的。如无对赵发标与胡长翠被拆迁合法住宅的征收事实在先，即使赵博宸的出生并领取独生子女证，林立、赵江铃、赵博宸三人的独生子女家庭根本无法获得人口基本面积补偿，该判决是在未依法追加胡长翠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的情形下，未查明胡长翠对涉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共同所有部分，并以此为据判决林立享有赵发标与福州市房管局、融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项下的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错误认为胡长翠和各家庭其他成员一样仅享有4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故发生法律效力的案涉判决书在因不能归责于胡长翠的事由未参加本案诉讼的前提下对胡长翠的民事权益作出认定，该判决书错误并损害了胡长翠的民事权益。 根据不动产所有权的固有法律属性和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普遍性的政策规定，安置权益属房屋所有权的综合性权能，一般包括被拆迁房屋补偿款、搬迁费用、新建房屋补贴、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等。林立所享受的‘村民依法享受基本面积人口政策45平方米’，是使用低价购置商品房的计划面积，在购房时享受到一定面积内价格的优惠，而非直接获得特定房屋面积，林立在赵发标拆迁安置权益中可享受的是可购买低价商品房增加面积16平方米（144.01平方米÷9人）的低价商品房的计划面积的权益。如果赵发标户主下的其他家庭成员都据此诉求4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依照（2018）闽0104民初549号判决内容，胡长翠和赵发标将从被征收前享有合法住宅面积为350.99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变为仅剩享有4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为维护胡长翠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2018）闽0104民初549号民事判决。 林立辩称，一、本案案由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胡长翠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案涉判决书于2018年10月27日己经生效，该判决公开且己经在裁判文书网可供查询。胡长翠如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在生效之日起的半年内向仓山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胡长翠系2020年1月8日起诉，己超过诉讼时效。况且，胡长翠与赵发标为配偶，双方居住在一起，赵发标曾起诉林立及赵博宸三个案件，官司如此之多，还有进入再审，最终法院均认定了林立及赵博宸均享有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因此胡长翠其实对于诉讼是完全知情的，这些诉讼也是赵发标与胡长翠共同合伙谋划而发起的，意图就在于排除林立的安置补偿份额。胡长翠的诉讼违背客观事实的，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胡长翠的起诉是与赵发标的恶意串通行为，胡长翠与赵发标在再审无果的情况下，再次向法院提起虚有的诉讼，应当驳回其不当诉求。林立起诉赵发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前后，林立共起诉了三起案件，分别起诉要求享有45平方权益、代赵博宸要求90平方米权益、要求享有15平方米权益。胡长翠在第二起案件一审庭审时还亲自到法院参加了旁听，其在旁听期间均没有提起过任何异议，对于赵发标参加诉讼可见胡长翠是认可的。胡长翠之所以现在对此不予认可，完全是因为一审以及再审赵发标均以失败告终的原因。赵发标的目的不能实现，故与配偶恶意串通，无视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其诉讼目的并不是出于维护个人合法利益的真实目的，法院对这样的诉讼行为应当严惩不贷，驳回其诉讼请求。 三、胡长翠并不能证明其未参加原审诉讼是出于不能归责于其个人的事由，也不能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损害其民事权益。首先，胡长翠因为与赵发标是配偶关系，两个人是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居住生活，胡长翠还参加过之前案件庭审的旁听，对于家庭之间的拆迁补偿纠纷是非常了解的，胡长翠具有文化知识水平，熟悉法律规定，其本人行动也没有受到限制，因此其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是否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而且赵发标的案件均有委托律师，律师属于专业人员，诉讼也是其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其在审判过程中没有参加诉讼，均是胡长翠的自愿放弃行为。其不存在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因此其作为第三人诉讼权利己经丧失，不应当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其次，《协议书》的签订均是由赵发标作为当事人，夫妻一方的签字行为，如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均视为是赵发标代理了胡长翠的行为，签订的协议中也并没有胡长翠的名字，故林立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合同的签订当事人作为原告与被告参加诉讼进行审理是完全符合程序的。胡长翠只是赵发标的夫妻共同共有人，胡长翠如有纠纷的，应当单独以婚姻财产纠纷为由起诉赵发标一人，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2018）闽0104民初549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赵发标在答辩中所自述的内容，均是说明房屋是其个人所有，比如说到，“赵发标系仓山区盖山镇天水村天水××号房屋的产权人”、“位于仓山区盖山镇天水村天水××号房屋，系赵发标在1998年6月27日依法申请、该房屋依法应当认定为赵发标个人所有……定安置房产权归赵发标所有”等等（详见胡长翠提交的判决书中的赵发标答辩部分），可见在赵发标的答辩中，所述的房屋建设，赵发标均是说明他是一个人建设的，并没有提到配偶共建，这与现在胡长翠的起诉陈述前后矛盾，鉴于胡长翠与赵发标配偶的特殊关系，对于前后矛盾的陈述，法院不应当采纳。故从赵发标的答辩内容也可以看出，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是已经审理清楚的，不存在遗漏了胡长翠作为第三人的情况，而且此前赵发标在再审中也曾向再审法院以遗漏第三人为由作为再审申请，但是也己经被驳回，可见这个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而林立也有理由相信案涉房屋可以由赵发标进行处分，至于夫妻配偶的共同份额，是属于其内部的关系，应当由赵发标与胡长翠自行协商分割；第四、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胡长翠还需要证明原审判决有错误，但是原审判决经过一审与再审均已经认定同一事实，案件也己经生效。可以说明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己经生效的，而且经过上级法院的再审又得到进一步确认的事实，不可推翻的生效判决，没有错误，无须纠正。同时，胡长翠也不能证明其因（2018）闽0104民初549号的生效判决书导致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因为判决中，林立只是拿走其个人享有的份额，对于赵发标的份额，林立并没有构成多分或侵占行为。 四、胡长翠不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的资格。本案中胡长翠与赵发标是共同利益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应当是只限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见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情况，应当说是胡长翠对案涉判决的归林立所有的15平方米有单独的请求权，这15平方米本应当归胡长翠但是却判决给了林立，这样胡长翠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胡长翠只是赵发标的内部共同共有人，其并不是本案的第三人，其与赵发标的利益共同体，导致其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此胡长翠也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五、仓山法院判决认定林立享有《补充协议》项下的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案件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林立所享受的安置权益符合政策规定，依法应当由林立享受15平方米的安置权益。《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收储天水、六凤周边商服用地及天水安置地项目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方案的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第七条第3款写到：“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本村农经合成员，其独生子女户籍或原户籍本村的家庭，可增加一个人口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因为林立一家，符合条件，才签订了补充协议，如不符合条件的，则不可能再签订补充协议。故补充协议的签订完全是受国家政策的优待照顾才享有的，这个安置权益的来源虽然是以拆迁事实的发生为基础，但是实际上是对独生子女一家的奖励措施，真正的受益人应当是独生子女成员，而不是被拆迁房屋的建造者。 赵发标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胡长翠、林立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赵发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本院认定如下： 1.胡长翠提交的案涉判决书、（2019）闽0104执17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其真实性因林立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明2018年10月9日，仓山法院对林立与赵发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作出案涉判决书，判决如下：林立享有赵发标与福州市房管局、融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项下的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该判决现已生效。2019年6月18日，仓山法院作出（2019）闽0104执17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融和公司协助执行案涉判决书。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2.胡长翠提交的居民户口簿，其真实性因林立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明赵发标与胡长翠系夫妻关系。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3.胡长翠提交的《告知书》、《协议书》、《补充协议》、仓山区个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证，其真实性因林立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4.林立提交的（2019）闽民申2442号民事裁定书、（2019）闽01民申254号民事裁定书、（2019）闽01民申287号民事裁定书，其真实性因胡长翠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载明的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林立主张因上述文书均已生效且在裁判文书网可供查询，胡长翠作为赵发标配偶对此全部知情，因胡长翠并非上述文书所涉及的当事人，且普通民众在一般情形下并不必然会查询裁判文书网，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赵发标与胡长翠系夫妻关系。林立曾系赵发标、胡长翠的儿媳，与前夫赵江铃育有一子赵博宸。赵博宸系赵江铃、林立的独生子女。 2012年6月3日，福州市房管局（征收部门）与赵发标（被征收人）、融和公司（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协议书》，约定福州市房管局委托融和公司依法征收案涉房屋（总面积350.99平方米，其中产权面积180平方米，无产权面积170.99平方米），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福州市房管局同意付给赵发标各项补偿费、补助费及奖励金，并在指定地点，配给赵发标购买安置房指标，用于购置安置房。 2014年9月11日，福州市房管局（甲方：拆迁人）与赵发标（乙方：被拆迁人）、融和公司（丙方：拆迁实施单位）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福州市房管局委托融和公司依法征收案涉房屋，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福州市房管局同意付给赵发标各项补偿费、补助费及奖励金，并配给赵发标购买安置房指标。赵发标同意在安置地点选择购买住宅90户型壹套，总建筑面积90平方米，产权归赵发标所有。 《补偿方案》规定：“本地块征收补偿采取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相结合的形式，实行产权调换的，按确认的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结合人均基本保护面积(签约期内搬迁的按人均45㎡计)为基础后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安置。在本征收范围内，符合享受基本面积政策的被征收人并在签约期内搬迁的，人均45㎡内（含45㎡）给予350元/㎡征收安置补助；现有住房面积不足45㎡，不足部分给予房屋区位补偿费、搬迁奖励和拆迁安置人口补助。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本村农经合成员，其独生子女户籍或原户籍在本村的家庭，可增加一个人口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 2018年1月17日，林立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对赵发标提起诉讼。2018年10月9日，仓山法院对该案作出案涉判决书，判决：林立享有赵发标与福州市房管局、融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项下的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该判决现已生效。后赵发标对该判决提出再审申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闽01民申287号民事裁定：驳回赵发标的再审申请。2019年6月18日，仓山法院作出（2019）闽0104执17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融和公司协助执行案涉判决书。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一、关于胡长翠是否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胡长翠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胡长翠与赵发标为配偶的特殊关系，（2018）闽0104民初549号案件历时将近10个月，该期间胡长翠未向法庭提交参加诉讼的申请，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未参加诉讼不是由于其自身过错造成，而是由其他客观事由造成，胡长翠应承担不利后果。 二、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案涉判决书内容是否有误。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是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和其他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被拆迁人以合法有效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等计户，拆迁补偿安置按户进行。案涉房屋被拆迁时，林立的户籍在案涉房屋所在地即仓山区盖山镇天水村101号，其作为被拆迁人依法享受相应的拆迁安置权益。案涉房屋被拆迁后赵发标已与福州市房管局、融和公司签订《协议书》，对房屋拆迁补偿进行约定。赵博宸出生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赵发标选择购买住宅90户型1套。胡长翠诉讼中未对《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且其在诉状中称“2019年7月，胡长翠和赵发标前往融和公司欲领取安置房时……”，可以认定胡长翠对该两份协议知晓并认可。林立及赵江铃、赵博宸三人系独生子女家庭，根据《补偿方案》规定：“本地块征收补偿采取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相结合的形式，实行产权调换的，按确认的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结合人均基本保护面积(签约期内搬迁的按人均45㎡计)为基础后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安置。在本征收范围内，符合享受基本面积政策的被征收人并在签约期内搬迁的，人均45㎡内（含45㎡）给予350元/㎡征收安置补助；现有住房面积不足45㎡，不足部分给予房屋区位补偿费、搬迁奖励和拆迁安置人口补助。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本村农经合成员，其独生子女户籍或原户籍在本村的家庭，可增加一个人口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独生子女户籍或原户籍在本村的家庭可增加一个人口享受基本面积保护，该政策系对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肯定和补助，故《补充协议》中增加一个人口应为对林立及赵江铃、赵博宸家庭的补偿，林立从中享有三分之一的补偿，即1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于法有据。本院据此作出案涉判决书，程序合法，且判决书内容无误。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由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案涉判决书内容无误，且胡长翠未举证证明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故胡长翠提出撤销案涉判决书的请求不成立，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赵发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胡长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胡长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文玲 人民陪审员  谢健丽 人民陪审员  蒋铭官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宋一旻 书 记 员  林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