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983民撤1号 原告：闫某某，男，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 委托代理人：胡大龙，江西筠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徐某，男，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 委托代理人：金莉，江西三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黄树林，江西三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王某某，男，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 被告：新疆某某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闫某某（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徐某（以下简称被告一）、被告王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二）、被告新疆某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三）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大龙，被告一的委托代理人金莉、黄树林，被告王某某，被告新疆某某陶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高安市人民法院（2018）赣0983民初406号《民事调解书》；二、诉讼费由被告徐某、王某某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初，被告王某某利用其担任新疆某某陶瓷有限公司（下简称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掌控公司印章的便利，将伪造加盖某某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交给被告徐某。被告徐某凭此伪造的《借款收据》，在未提供任何银行转款凭证的情况下，向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追偿权纠纷的诉讼。要求王某某及某某公司归还其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向李玲波支付的借款本息36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王某某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后，未告知某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其本人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于2018年4月25日参加了该案的诉讼。高安法院主审本案的法官在王某某未提交加盖某某公司印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等手续的情况下，批准王某某同时以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参加了庭审。庭审中达成由被告王某某与被告某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徐某借款本息360万元并自2016年5月21日起至还清为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承担案件诉讼费的调解协议。该协议违背了事实和某某公司的意愿，是违法的协议。但高安法院据此制作并向徐某、王某某送达了（2018）赣0983民初406号《民事调解书》。王某某、某某公司未按时履行上述调解书规定的在30日内归还360万元款项的义务，徐某向高安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高安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向霍城县人民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徐某参与了霍城法院对某某公司处置财产即拍卖款的分配。原告闫某某是某某公司原股东，于2015年4月1日与王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持有某某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王某某，转让借款为10,772,600元，由王某某在2015年10月1日前支付2013年至2015年3月30日的股本金利息款2,672,600元，在2016年9月15日前支付450万元，余款450万元在2017年1月25日前付清，由王某某按年利率24％承担自2015年4月1日起至付清为止的利息。某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担保单位处盖章。2015年5月18日，王某某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欠款金额还款方式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一致。某某在欠条上担保单位处盖章担保。由于被告王某某、某某公司未按协议和欠条的约定向原告付款，原告于2018年1月5日向新疆自治区伊犁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被告王某某按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判令被告某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由于被告王某某在诉讼中以原告曾参与签订《关于同意王某某解除转让合同的算账细则》、《股权转让协议》被解除为由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原告不服该判决而上诉至新疆自治区高院，该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伊犁州中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判决，判令被告王某某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702,600元，并承担自2015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被告某某公司对王某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某某收到判决书后提起上诉，但至2020年3月30日仍未交上诉费，新疆高院作出按自动回上诉的裁定，一审判决书自该裁定送达之日发生法律效力。因霍城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处置拍卖了某某公司的财产，徐某参与执行分配，按该院制作的《分配方案》，徐某将获得360万元的受偿。而原告因案件当时在诉讼中相应排位于后，未有资产受偿。显然，徐某案件的分配受偿己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司法权威。 被告一辩称，一、本案中原告作为普通债权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驳回其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构成如下要件：1、主体要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原告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主体不适格；2、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要件，法律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则于自己的诉讼不能参加诉讼，本案原调解书2018年高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既没有参加原诉讼，他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参加，据此原告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该程序条件；3、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条件，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也就是说第三人撤销之诉要在法定的6个月之内，而涉案的调解书是2018年4月25日作出的。原告在时隔两年多之后才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早已过了法定六个月的除斥期间；4、要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要件，要证明生效文书内容错误。本案涉案的民事调解书有王某某签字的收款收据，有新疆某某陶瓷公司的盖章，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于2018年4月25日参加高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有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新疆某某陶瓷公司三方在高安市法院主审法官主持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其中王某某以及该公司对徐某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都没有异议，认可王某某及该公司向债权人李玲波借款300万元，认可徐某为王某某及该公司进行担保，确定了徐某为该公司代为清偿了360万元本金和利息。本案原民事调解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伪造的证据，不存在虚假诉讼；5、涉案调解书并没有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利；6、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是不能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7、普通债权人要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除了要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之外还需要满足前面的诉讼确实是虚假诉讼，且无其他常规救济途径方可确定普通债权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本案中涉案的调解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即使原告要提也应当先行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或者申请再审、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应当直接提起撤销之诉。二、原告与被告王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违法，被告某某陶瓷公司为其担保无效，该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4月1日原告与王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在新疆某某公司的18%的股权转让给王某某，新疆某某公司为此提供担保。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否则是无效的。综上，原告作为普通债权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当驳回其起诉。 被告二、被告三辩称，一、我和徐某是2018年4月2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从2015年4月1日起我的股权是69%，有权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署调解协议；二、所出具的借据是真实的。 当事人围绕诉求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收款收据》提出异议，被告一提供该收款收据主要证明，被告二向李玲波的借款是被告二与被告三的共同借款，该借款用于被告三公司经营，被告一作为该借款的担保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二和被告三追偿。原告认为该收据不是收据上载明的时间即2015年2月6日形成的，根据证人熊某的证言，该收据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6月3日之后，因此该收据是虚假的证据。因庭审中原告及作为公司股东的被告二均认可，被告三在该收据上盖章的行为未通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因此该收据中被告三盖章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且根据原告提供的两份审计报告证明该款并未用于被告三公司的经营。被告一承认该收款收据出具的对象是李玲波，而实际上并未给李玲波，而是给了被告一。本院认为，即使该《收款收据》是在2015年2月6日形成的，因该《收款收据》并未实际出具给李玲波，因此，被告三的签章加入被告二与李玲波的债务也未实际发生法律效力。而该借款也未用于被告三的公司经营，无法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被告一对原告提供的江西上高诚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上诚会审字【2015】第027号、028号《审计报告》提出异议，认为该审计是原告委托的，2015年原告就把股权转让给了王某某，转让之后无权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该审计报告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庭审中，被告二及原告均承认委托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告三账目进行审计是经过被告三全体股东开会共同决定的，被告二为审计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并且事后对审计报告也未提出过异议，因此该审计报告是客观的、真实的，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6日，被告二向李玲波借款3,000,000元，被告一作为担保人签字担保。在上述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后，被告二未能归还该款，2016年5月20日，在李玲波的催讨下，作为担保人的被告一主动向李玲波归还该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3,600,000元。2018年1月11日，被告一以被告二和被告三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追偿权之诉，2018年4月25日，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达成由被告二、被告三偿还被告一借款本息3,6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调解协议，本院依照该调解协议，制作了（2018）赣0983民初40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被告一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另查明，被告三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4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现有股东4人，分别为原告、被告二、熊某和何建勋，原告占股比例为18%、被告二占股比例为51%、熊某占股比例为16%、何建勋占股比例为15%。被告二在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个人承包经营被告三公司。目前，被告三在新疆霍城县机器设备及其他附属物被新疆霍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拍卖，被告三的上述财产被拍卖后，因被告三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新疆霍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制作出（2018）新4023执恢104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对被告三财产的拍卖价款进行执行分配，其中被告一作为被告三的债权人，可以分得3626493元整，原告也作为被告三的债权人，可以分得490302元，原告尚有大量债权因清偿顺序问题，未分配受偿。原告认为，被告三在本院（2018）赣0983民初406号民事调解中承担责任导致原告的执行分配受损，在该案中被告三不应当承担责任，该调解书违背了事实和被告三公司的意愿，所确定的被告三的债务是虚假的，该债务属于被告二的个人债务，故申请本院撤销该调解书。 本院还查明，2015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在被告三公司享有的18%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二，被告三为该转让付款进行担保。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超过后，因被告二未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原告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15日，该院作出（2019）新40民初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二、被告三应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772,600元及相应的利息。被告二、被告三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因二被告未缴纳上诉费用，2020年3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新民终19号民事裁定书，按被告二、被告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该裁定于2020年4月17日送达双方当事人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中存在如下争议焦点，分别分析认证如下： 一、关于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的问题。被告一认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条件，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涉案的调解书是2018年4月25日作出的。原告在时隔两年多之后才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早已过了法定六个月的除斥期间。因该除斥期间的计算是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期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的六个月，原告作为被告三的股东和债权人，对于被告三与被告一的诉讼是否损害其合法权益，原告是在霍城县法院的执行分配方案作出后才确定的，因此，原告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应当是原告收到霍城县法院的执行分配方案之日起计算的，该执行分配方案是2020年3月10日才作出的，而原告在2020年5月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 二、关于本案原告是否有资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问题。被告一认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原告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主体不适格，无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驳回其起诉。但本院认为，原告有权提起该诉讼，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中规定了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其中规定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是虚假的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原告在能够证明本案所涉的（2018）赣0983民初406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债权内容存在虚假的情况下，是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而且原告作为被告三公司的股东，公司对外进行债务加入会间接损害其合法权益，其也是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提起本案件诉讼的； 三、被告二与李玲波的借款是否用于被告三公司经营的问题。原告提供了被告三委托江西上高诚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来看，被告二的该笔借款并未在被告三公司的账目中反映，该审计报告是被告三股东共同研究决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被告二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最大的股东，为审计提供了被告三公司的必要资料。审计后，各股东均未对审计报告提出异议。因此，该审计报告是客观的、真实的，能够反映被告三的真实经营情况，该债务未在审计报告中体现，证明了该债务仅仅是被告二的个人债务，被告三不是该债务的借款人。被告三的盖章行为仅仅是一个债务加入行为，主动加入被告二与李玲波的债务； 四、关于本案双方对形成时间存在争议的《收款收据》是否需要进行形成时间鉴定的问题。对该《收款收据》形成时间的分歧，主要证明该份收款收据的合法性问题。在被告一诉被告二和被告三的追偿权纠纷一案中，被告一起诉被告三依据的是被告二提供的一张盖有被告三公章的收款收据。被告二庭审中陈述，该收据是在2015年2月6日由其本人交给被告一的。而原告认为，在2017年6月3日，证人熊某在被告二新疆的住所拍摄到该份收据时，该收据是空白的，内容并未填充，因此，该收据的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6月3日之后。如果该收款收据是在2017年6月3日后形成的，则被告一在2016年5月20日履行保证责任时，被告三并不是被告二与李玲波借款的借款人，依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仅能向借款人追偿，被告一无权向被告三追偿，据此可以撤销本院（2018）赣0983民初406号民事调解书中被告三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退一步讲，即使该收据是在2015年2月6日被告二向李玲波借款时形成的，并且给了被告一，被告三在该收据上加盖公章属于债务加入的行为，该债务加入行为未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故该行为依法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该《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对本案的认定无任何影响，故本案中不需要对该《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五、关于被告二能否不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议直接决定被告三公司对外债务加入问题。本案中，被告三除了2015年2月6日加入被告二与李玲波的债务之外，还有另外一次债务加入，即本院审理（2018）赣0983民初406号案件时主动与被告二一起承担责任。根据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之规定，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公司可以对外担保（债务加入同担保）。2015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在被告三公司的18%股份转让给了被告二，此时，被告二已经取得被告三公司股份的69%，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不需要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有权决定被告三公司的对外债务加入。因此，以2015年4月1日为界线，之前被告二无权决定被告三公司的债务加入，之后有权决定公司的债务加入。在2018年4月25日，被告一诉被告二及被告三追偿权纠纷一案中，被告二作为被告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取得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有权在本院（2018）赣0983民初406号案件中决定被告三公司加入其个人债务。故本院（2018）赣0983民初406号调解书无法定撤销理由，本院对于原告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三百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闫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原告闫某某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须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建 人民陪审员  罗嵘 人民陪审员  金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