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84民初2512号 原告：俞勇，男，1984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曹敏，女，1957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潘笑笑，江苏晨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卫平，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海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斌，江苏清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学兵，男，195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海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黄平、吴心莉，江苏海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俞勇、曹敏与袁卫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刘学兵与本案的处理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勇、曹敏及其诉讼代理人陈刚，被告袁卫平及其诉讼代理人张振斌，第三人刘学兵及其诉讼代理人蔡黄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勇、曹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袁卫平赔偿其死亡赔偿金944282.88元、丧葬费384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400元，合计1038180.88元，扣除已收取的40000元，还需支付998180.88元。事实与理由：俞勇、曹敏分别是俞某的儿子和妻子。2020年3月30日，俞某受雇于袁卫平至其经营的位于南通市海门区的海门市德亿洋树木种植场挖树。在挖树过程中，俞某突然倒地，被工友发现后告知袁卫平，但袁卫平未使用自己的汽车将俞某送医院救治，而是等待120急救车，致使俞某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而死亡。俞某作为袁卫平的雇员，在执行雇佣活动中死亡，袁卫平应当因俞某死亡所致的各项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袁卫平辩称，首先，袁卫平将其林场的挖树事项发包给刘学兵，俞某系刘学兵雇请，袁卫平与俞某之间不存有雇佣关系。其次，俞某在并未受到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突然倒地，继而死亡，其死亡原因应当为自身原因与他人无涉。最后，袁卫平在得知俞某倒地后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不存有迟延救治的过错。综上，请求驳回俞勇、曹敏的诉讼请求。 刘学兵称，刘学兵与案外人秦某,4、肖某,4等数十人常年共同从事挖树工作，刘学兵系召集人，接到工作后，谁有空谁去，共同劳动，同工同酬。刘学兵因帮忙记账，电话联系工作的原因，全体一致同意每人每天从报酬中给刘学兵5元“辛苦费”，刘学兵与俞某等人系松散型合伙关系。2020年，袁卫平因其经营的林场需要挖树联系刘学兵，后刘学兵通知俞某、肖某,4等人共同至袁卫平林场挖树。俞某在挖树过程中因自身原因死亡，与刘学兵无关，刘学兵不应当承担责任。此外，俞某死亡后，所有的工人经协商从大家的工资中扣除20000元补偿给了俞某家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袁卫平、刘学兵对于俞勇、曹敏提交的调解协议、身份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俞勇、曹敏、刘学兵对于袁卫平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与刘学兵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刘学兵申请证人秦某,4、肖某,4、朱某,4到庭作证，俞勇、曹敏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袁卫平则认为存有虚假陈述。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基本一致、相某,4，可作为证据使用。据此，根据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刘学兵、秦某,4、肖某,4、朱某,4等数十人长期共同从事挖树作业，平时均由刘学兵联系业务，通知人员，记录账目，开具工单、结算钱款，年底依据刘学兵开具的工单结算报酬。刘学兵与袁卫平等需要挖树人员商谈的每人每天的报酬与刘学兵实际支付给秦某,4等工作人员的报酬并不一致，具有一定的差额。 袁卫平系原海门市德亿洋树木种植场经营者，曾就挖树工作联系刘学兵。2020年袁卫平因其林场需要挖树，再次联系刘学兵，要求其召集人员挖树，并确定按每人每天165元计算，需要挖取的树木由袁卫平指定。刘学兵遂召集俞某、秦某,4、沈思良等人进行挖树，并约定报酬为每天160元。 2020年3月30日下午1时许，俞某在挖树过程中在无外力作用下倒地，一同挖树的沈思良见状后即通知刘学兵拨打120急救电话，但俞某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因俞勇、曹敏拒绝对俞某进行尸检，致使俞某死亡原因未能查明。 2020年4月1日，经南通市海门区公安局三星派出所主持，俞勇与刘学兵、袁卫平达成调解，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明确2020年3月30日下午，俞某在袁卫平苗圃进行挖树时猝死，各方对于俞某死亡原因均无异议，并约定：刘学兵先行向俞勇支付20000元，袁卫平自愿先行向俞勇支付40000元，合计60000元用于处理俞某后事；后续赔偿问题，若协商不成，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协议达成后，刘学兵与袁卫平已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应的钱款。 根据当事人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俞某与刘学兵、袁卫平存有何种法律关系？ 俞勇、曹敏认为俞某与袁卫平之间是雇佣关系，袁卫平委托刘学兵帮忙寻找工人挖树，刘学兵遂通知俞某，系中间人。 袁卫平认为其将挖树工作发包给刘学兵，报酬与刘学兵商谈并直接支付给刘学兵，其与刘学兵系承揽关系。俞某由刘学兵通知到场工作，报酬亦由刘学兵发放，两者之间应当存有雇佣关系，刘学兵系雇主。 刘学兵则认为，其与俞某等人同工同酬，共同劳动，系松散型合伙。 本院认为，袁卫平因挖树所需联系刘学兵，要求其帮忙召集人员挖树，袁卫平追求的是将树木从土地内移除这一工作成果，刘学兵等人通过自身的劳务、工具、经验、技能完成挖树工作任务，其付出的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的手段。袁卫平仅指定挖树的树木，对于如何挖树等具体工作并未干涉，至于刘学兵单人完成，还是与他人合作完成亦不过问，俞某等人也并不是袁卫平通知。据此，应当认定袁卫平与刘学兵之间存有承揽关系，袁卫平将挖树工作交由刘学兵承接。 关于刘学兵与秦某,4、俞某等人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证人秦某,4、肖某,4、朱某,4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因刘学兵在本地关系比较广泛，容易承接到挖树工作，通常由刘学兵承接挖树工作后通知其他人共同参加，去年以每人每天150元计算报酬，今年则以每人每天160元计算报酬，均由刘学兵与发包人商谈报酬以及结算。刘学兵结算到报酬后支付一部分，并发放记工单，以便年底支付剩余款项。刘学兵与发包人商谈的金额与实际发放的数额有差额，该部分差额作为刘学兵联系业务、记录账目、结算报酬、发放报酬所付出劳动的费用。 本院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首先看双方是否存有书面或者口头的雇佣合同，劳动力与报酬是否成为交易对象，其次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最后看双方之间存有是否存有隶属关系。本案中，袁卫平发包的挖树工作虽系刘学兵联系，但是刘学兵从事了与俞某在内其他人员一样的劳动，对于工作内容、工作过程也没有进行指挥，彼此间系平等的协作关系。其次，虽然刘学兵与袁卫平商谈的报酬为每人每天165元，刘学兵支付给俞某等人的报酬为每人每天160元，但该差额肖某,4、朱某,4等人均知晓，且明确系给与刘学兵联系业务、记录账目、结算钱款的补贴，如由刘学兵独自承担挖树中的风险不甚公平。最后，共同参加挖树的秦某,4、肖某,4、朱某,4均不认为其与刘学兵系雇佣关系，俞勇、曹敏亦未以俞某与刘学兵存有雇佣关系主张权利。据此，应当认定刘学兵、秦某,4、肖某,4、朱某,4等人在长期共同劳动中形成以刘学兵为牵头人的松散型合伙关系，共同从事挖树工作。 挖树系简单劳务，并不需要特殊技能，袁卫平将挖树工作发包给刘学兵等人，并不具有选任的过错，且对于俞某的死亡也不存有指示的过错，故作为发包人不具有过错。俞勇、曹敏主张袁卫平未尽到及时救治义务，但俞某倒地后袁卫平已经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不存有未及时救治的过失，俞勇、曹敏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我国侵权法理论中的损害，是指因他人的加害行为或者其他物的危险发生而对受害人产生的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通常是指来自于外界的伤害。俞某虽然在挖树过程中猝死，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俞某因受到撞击等外力因素而死亡，且具体死亡原因因其家属拒绝进行尸检而无法查明，故俞某死亡与挖树工作不具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不适用侵权法的赔偿原则。 现无论是作为发包人的袁卫平，还是合伙事务召集人的刘学兵，对于俞某的死亡均不具有过错，但俞某作为合伙组织的一员，在执行合伙组织承接的挖树工作中死亡，袁卫平及刘学兵作为受益人，基于公平原则，应当给与一定的补偿。根据俞勇、曹敏主张的损失，可酌定由袁卫平补偿40000元，刘学兵补偿20000元，该款与袁卫平、刘学兵已支付的钱款相抵后，无需再支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袁卫平补偿原告俞勇、曹敏40000元，该款与被告袁卫平已支付的40000元相抵后，被告袁卫平无需再支付。 二、第三人刘学兵补偿原告俞勇、曹敏20000元，该款与第三人刘学兵已支付的20000元相抵后，第三人刘学兵无需再支付。 三、驳回原告俞勇、曹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原告俞勇、曹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380元。 审 判 长  杜开宇 人民陪审员  茅祖生 人民陪审员  周玉萍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季珊珊 书 记 员  季婧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