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10民终12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庞某，男，汉族，居民，住庆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某，男，汉族，庆城县信访局职工，住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甘肃君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甘肃君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栗某，女，198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庆城县。上诉人庞某因与被上诉人卢某、原审被告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庆城县人民法院（2020）甘1021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庞某与被上诉人卢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到庭参加诉讼。栗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决庞某、栗某立即归还卢某借款200000元，并支付2011年2月23日至2019年9月（共计110个月）的借款利息440000元；2.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全部由庞某、栗某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庞某、栗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返还卢某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2011年2月23日至2019年9月23日的借款利息164800元，合计244800元；二、驳回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卢某负担6466元，由庞某、栗某共同负担3754元。庞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自然人之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出借人和借款人形成了借贷合意；二是出借人支付了款项，完成了出借款项的义务。这两个要素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2010年，上诉人与卢某在庆城县土桥乡共同上班时相识。上诉人从未向卢某借款80000元，上诉人于2014年向被上诉人借款60000元属实。2011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娱乐会所，经上诉人介绍，双方约定以被上诉人名义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800000元，用卢某、卢某父亲、上诉人三人的房产抵押贷款，上诉人使用200000元。2011年2月初，因上诉人购买车辆，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借款20000元（随后抵扣本金）。2011年2月23日，被上诉人将800000元借款贷出后，当天向栗某名下转款80000元，合计100000元，另外100000元被上诉人直接扣除，作为合伙股金。2011年3月25日，上诉人请求同事谢鹏飞借款100000元，谢鹏飞当时也没有资金，遂向庆城镇农村信用社贷款100000元。上诉人将该笔借款向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当天出具了200000元的入股收条。因此上诉人与卢某根本没有80000元借款的合意，基础法律关系属于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在上诉人提交200000元收条后，收条的数字已经远远大于被上诉人转款数字的情况下，一审应当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完成举证责任。2014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可以转贷240000元，被上诉人使用180000元，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借款6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5分。2016年1月1日，以利滚利的方式，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60000元本金的基础上出具了200000元的借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被上诉人套取银行贷款后，再次高息向上诉人出借，双方形成的60000元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请求贵院予以查明。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本案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200000元收条，被上诉人当庭对该收条予以否认。因此，一审以收条落款姓名不一致为由，直接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收条。被上诉人出具收条时书写本人名字后，故意涂改为“卢君”，足以说明其出具收条时具有赖账的心理准备。一审在上诉人提交了基础证据收条的情况下，应当核对收条其他部分笔迹后，向上诉人释明是否需要申请笔迹鉴定，而不是直接不予采信。卢某辩称，一、庞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庞某应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2011年2月23日庞某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被上诉人借款200000元。被上诉人当日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庆城县支行向庞某的妻子栗某账户转入80000元，后又分别于2011年3月4日、6日、14日在中国邮政银行分别取现金20000元、26000元、49000元，加上其原本有的25000元现金一并交付给庞某，共计200000元，庞某收到借款后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双方约定利息为2分。后因庞某无偿还能力，于2016年1月1日向被上诉人重新出具了借条，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再次到期后庞某仍未还息付本。被上诉人提交的庞某向其出具的200000元借据可以证实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汇入栗某邮政银行尾号为5771的账户80000元的银行流水可以证实款项已交付的事实。剩余款项系被上诉人从银行取出以现金方式交付或者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但一审法院认为仅凭取款的银行流水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实际将120000元现金交付于庞某，故认定借款本金为80000元。虽对被上诉人来说，该事实认定显失公平，但被上诉人因客观原因再无法补充提供相应证据，加上被上诉人与庞某系同事、合伙关系，一审所判本金、利息之和可以弥补被上诉人的本金损失，故未提出上诉。二、庞某主张其仅欠被上诉人60000元，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首先，庞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合伙关系独立存在，庞某将两者完全混淆。一方面，庞某主张其欠被上诉人借款6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无法提供2014年收到款项时的凭证及借条，所有借款事实仅凭自己的口头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印证；而庞某提供的收条、股份转让协议仅能证明合伙的事实，不能证明借款与合伙款项支付之间存在关联；另一方面，按照庞某所述2011年庞某与栗某存在的重大支出为200000元股金及购买东风起亚汽车，庞某存在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前提条件。其次，庞某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明显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按照双方所述，双方之间合伙设立的紫金圣会休闲娱乐会所设立于2011年，在设立初期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庞某作为入伙人要向被上诉人支付股金，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将其所称的200000元全部用作股金，没有必要向栗某支付80000元后，再次收取股金，完全是多此一举，而且两笔款项发生的时间完全不同，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此80000元是向其支付的贷款中的约定的款项；另一方面，按照银行贷款转贷操作流程，在800000元尚未还清的情况下转贷只能是贷新还旧，所贷款项根本不可能发放到借款人手中，何来被上诉人使用180000元、上诉人使用60000元的事实；同时，上诉人陈述其向案外人借款100000元，用于支付股金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最后，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经商者，不可能不知道借条与欠条的法律后果，如果对于200000元的借款本金有异议，上诉人庞某必然会及时提出异议或者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自借条更换后时隔四年时间，上诉人没有提过任何异议。三、一审法院未释明是否申请笔迹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先不谈庞某提供的收条的真实性问题，从该收条的内容上来说，只能说明“卢君”收到了庞某的入股本金，二者之间存在合伙经营关系，并不能说明庞某向被上诉人归还了借款本息。也就是说庞某提交的该收条与本案借款本金的认定及款项的归还不存在关联性，故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也就不存在释明的问题。四、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栗某应当共同归还。在2011年出借款项时，庞某与栗某系夫妻关系，借款本金中80000元直接汇入栗某邮政银行尾号为5771的账户中，并且栗某也认可该卡属于其所有，可以视为该笔借款是基于庞某、栗某的双方意思表示。本院二审期间，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责令卢某提交案涉贷款相关资料，卢某提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好借好还”个人商务贷款额度申请表》各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放款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借据》各二份，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庞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案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1年2月23日的贷款采用固定利率，年利率为8.385%。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2.案涉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3.一审对借款本息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庞某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条载明的系股本金而非庞某归还的借款，该收条与案涉借款无关联性，无鉴定之必要，故一审无须向其释明进行鉴定，庞某以一审未向其释明进行鉴定为由认为一审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系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的片面理解，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将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资金全部或者部分转贷给他人，以此谋取利差，实际上属于从事银行业务活动。该行为破坏了金融秩序，扩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损害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规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本案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卢某发放贷款的当天，卢某即向栗某账户转账出借80000元，并约定借款月利率2%，该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且庞某对此知情；卢某实施的出借行为完全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特征，故案涉借贷行为无效。卢某辩称其出借资金系其自有资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信用贷款与信贷资金并非同一概念，信用贷款只是贷款的一种形式，是信贷资金的子概念，故卢某提出的案涉贷款系担保贷款而非信用贷款进而不适用前述规定的理由系对信贷资金与信用贷款的混淆，该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一审对借款本息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卢某提供的债权凭证虽载明借款金额为200000元，但庞某予以否认，且卢某提供的款项支付凭证仅证实其向庞某的妻子栗某账户转账80000元，卢某主张其余款项系现金交付，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庞某上诉称借款本金为6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一审认定借款本金为8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认证规则。借贷行为无效，双方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当然无效；合同无效后，卢某的损失实则为利息损失，故案涉借款利息应参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卢某发放贷款时确定的利率核算。卢某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的案涉贷款年利率为8.385%且为固定利率，据此核算，庞某、栗某应付2011年2月23日至2019年9月23日共计103个月的借款利息为57577元（8.385%÷12个月×103个月×80000元）。综上所述，庞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庆城县人民法院（2020）甘1021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庆城县人民法院（2020）甘1021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庞某、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返还卢某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2011年2月23日至2019年9月23日的借款利息57577元，合计13757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案件受理费共计20400元，由卢某负担12240元，由庞某、栗某共同负担81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小栋审判员 王 军审判员 杨立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