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9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平，男，196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星，女，196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祖发，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州亚商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西128号加城大厦128号幢12A座。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亚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琼）。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雯，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18号院3号楼12层1201内1208室。法定代表人：葛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乐，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因与被上诉人苏州亚商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亚商）、原审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66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志平、刘红星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苏州亚商对李志平、刘红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李志平、刘红星与苏州亚商签订的《关于Z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收购深圳XX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的约定系“债务的加入”系错误。从该《补充协议》第一条来看，李志平、刘红星与苏州亚商之间签署该协议的目的有二：其一，苏州亚商若依据《关于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的约定承担了连带赔偿、补充责任等，苏州亚商有权向李志平和刘红星追偿；其二，若标的公司不能完成2015-2017年的业绩对赌，导致包括苏州亚商在内的原股东对标的公司承诺的利润全额承担连带补偿责任并支付补偿款，李志平、刘红星保证支付差额部分给苏州亚商。因此，李志平、刘红星是保证苏州亚商收到全部3,250万元股权转让对价。《补充协议》中两次出现“保证”字样并约定了保证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前，可以看出上述可能发生的债务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连带责任债务，另一部分是补偿责任债务。同时，合同还约定了保证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之前，李志平、刘红星保证支付差额部分，保证苏州亚商收到全部收购对价，故李志平、刘红星对苏州亚商支付差额部分系连带保证担保，而非债务加入。2.一审判决李志平、刘红星对原审被告中安消公司应承担的未支付给苏州亚商的股权转让款5,987,542.9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及对其余款项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李志平、刘红星与苏州亚商之间存在“债务加入”，而双方从未约定对“差额补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中安消公司应承担的未支付给苏州亚商的股权转让款5,987,542.9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合同依据。3.李志平、刘红星与苏州亚商之间存在保证担保法律关系，因苏州亚商未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向李志平、刘红星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故李志平、刘红星不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4.一审判决李志平、刘红星承担自2019年8月1日起以10,795,900元为基数的银行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苏州亚商辩称：李志平、刘红星的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责任的规定，应当直接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责任。李志平、刘红星的合同义务是对苏州亚商在2018年6月30日前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与标的债务的差额承担补充责任，其中既包括中安消公司应付未付债务,也包括中安消公司有权扣减的款项。从金额上来看，保证债务的长度、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然而本案中李志平、刘红星承担的债务金额可能大于中安消公司应当承担的债务。本案中，李志平、刘红星不享有中安消公司对苏州亚商的抗辩权。李志平、刘红星主张2018年6月30日是保证期间，但其承担的不是保证责任，不存在保证期限，该日期只是债务履行的宽限期，到期后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原审被告中安消公司陈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苏州亚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安消公司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5,987,542.98元。2.判令中安消公司支付以5,987,542.98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3.判令李志平、刘红星就股权转让价款差额款项10,795,900元向苏州亚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李志平、刘红星共同赔偿逾期差额补足义务给苏州亚商造成的损失（以10,795,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中安消公司反诉请求：1.判令苏州亚商支付盈利补偿款3,009.98万元。2.判令苏州亚商支付逾期违约金，以3,009.9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0月，Z公司作为甲方、中安消公司作为乙方、李志平、刘红星与案外人王某、徐某及苏州亚商作为丙方签订《关于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愿意收购标的公司深圳XX100%的股权，且丙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予以转让。协议书第四条“标的资产”中4.1条约定，标的资产为丙方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及其相应的全部资产（包括债权债务、权益等），其中丙方李志平持有标的公司36.86%股权、丙方刘红星持有标的公司43.64%股权、丙方苏州亚商持有标的公司12.5%股权等。第五条“交易价格及支付”约定，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5第381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5年6月30日，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2.6亿元；第5.2条支付方式约定，苏州亚商认缴标的公司562.5万元，持股比例为12.5%，交易对价为0.325亿元；第5.3条约定，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对价由乙方分四次支付，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交易总额的30%支付首期对价款；于承诺期间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根据甲方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且标的公司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目标净利润数的前提下，分别按照本次交易总额的20%、20%、30%的比例支付，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需达到目标净利润数额。其中第四期股权转让款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17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7,800万元（其中应支付给苏州亚商的金额为975万元）；第5.4条约定，根据立信评估就本次交易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5第381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对应的2015年度、2016年度以及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1,975.50万元、2,677.97万元及3,490.69万元。标的公司2015年度的目标净利润为1,975.50万元、2016年度的目标净利润为2,677.97万元、2017年度的目标净利润为3,490.69万元。丙方承诺：标的公司对应的2015-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累计不低于8,144.16万元。丙方承诺，如标的公司在上述会计年度中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上述承诺金额，则丙方将连带向乙方承担相应的补偿义务，其具体方式和相关事项安排由各方另行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该等协议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第十五条“违约责任”第15.3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依据协议约定向丙方按时支付价款，每逾期一天，应向丙方支付逾期款项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如丙方因乙方违反其于本协议书中的相关保证或承诺事项而造成损失的，丙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其实际遭受的损失。2015年10月20日，Z公司作为甲方、中安消公司作为乙方、李志平、刘红星与案外人王某、徐某及苏州亚商作为丙方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其中第二条“承诺利润”约定：1、根据立信评估就本次交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对应的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1,975.5万元、2,677.97万元及3,490.69万元。2、丙方承诺，标的公司对应的2015-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累计不低于8,144.16万元。3、除各方另有约定外，丙方对标的公司承诺利润全额承担连带补偿义务。第三条“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应当在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审计时对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数与目标净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甲方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承诺期结束后，对标的资产在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数与目标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第四条“补偿方式”约定，若盈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目标净利润数，丙方需连带向乙方进行现金补偿。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目标净利润数的，则丙方应予前述每个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对乙方进行连带足额补偿。每年现金补偿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目标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盈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对价总额-已支付现金补偿额。净利润数均以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利润补偿的上限为丙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转让价款总额。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内每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目标净利润，则乙方有权根据本条约定在已约定的当年年度股权转让对价款中优先扣除当年的补偿金额。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乙方及时、足额支付补偿的，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每逾期一日，按未能支付的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五连带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同日，李志平作为甲方、刘红星作为乙方与作为丙方的苏州亚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第一条，如丙方因承担收购协议因承担《关于Z公司和中安消公司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如第5.4条、10.4条、12.2条、15.2条）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如第二、四、五、六、七条）中设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补偿责任等连带责任的原因，向Z公司和中安消公司实际承担了补偿（赔偿）义务，丙方有权向甲方和乙方全额追偿，甲方和乙方在收到丙方出具的书面追偿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应将追偿款全额支付到丙方指定的账户。如丙方未能足额收到每期约定付款，甲方和乙方保证支付差额部分。无论任何情况，甲方和乙方保证在2018年6月30日前，丙方收到全部收购对价3,250万元，否则向丙方补足差额。第二条，为保证上述第一条的执行，甲方和乙方在收到《关于Z公司和中安消公司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一笔收购款后10个工作日之内，将支付300万元到丙方指定账户，作为上述第一条的履约保证金。如《关于Z公司和中安消公司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三年期内（2015年到2017年），丙方实际未能收到全部收购对价3,250万元的部分，将从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差额由甲方、乙方继续补足。第三条，就上述两条约定的义务，甲方和乙方共同对乙方（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0月，Z公司、苏州亚商与中安消公司签订《关于〈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一、各方同意，免除苏州亚商在协议书、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关于向Z公司、中安消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条款；本次收购中，苏州亚商以其于本次收购过程中收取的转让对价为限按其在本次转让前所持深圳XX的股权比例向Z公司、中安消公司承担责任，不再与其他各转让方承担连带责任。二、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协议书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符或有冲突的条款，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五、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如苏州亚商违反协议书、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或本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则需向Z公司、中安消公司支付3,250万元承担违约责任，如因此对Z公司或中安消公司造成损失的，亦应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11月10日，深圳XX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经核准了深圳XX的股东变更。2015年11月24日，中安消公司向苏州亚商支付投资并购款975万元。2016年3月18日，中安消公司向苏州亚商支付并购款650万元。2016年3月8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出《关于中安消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同日，中安消公司出具《中安消公司关于深圳XX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2016年3月30日，Z公司董事会作出《Z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公告》。上述文件均载明深圳XX达到了2015年度所承诺的业绩。2017年5月5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出《关于Z公司之子公司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2017年5月5日，Z公司董事会作出《Z公司关于2016年度盈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上述文件均载明：深圳XX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预测数为2,677.97万元，实际数为2,200.61万元，得出深圳XX原股东对2016年度的补偿额为836.71万元（其中苏州亚商应承担的补偿金额为104.59万元）。2017年8月，中安消公司向深圳XX的五位股东均发出了《企业询证函》，载明了截止2015年12月底和2016年12月底的投资并购款金额。苏州亚商、李志平、刘红星等五股东均在询证函上签字或盖章确认。2017年，苏州亚商曾向中安消公司发出《收款信息确认函》，称：根据《收购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条款，本单位委托贵司将扣除补偿金额后的第三期对价款545.41万元支付至苏州亚商账户。2017年5月12日，中安消公司向苏州亚商支付并购款545.41万元。2018年4月13日，中安消公司向刘红星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为43,190,600元；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为16,786,936.02元；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业绩补偿金额）为26,403,663.98元。同日，中安消公司向李志平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为39,334,900元；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为14,178,883.18元；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业绩补偿金额）为25,156,016.82元。同日，中安消公司还向苏州亚商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为10,795,900元；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为4,808,357.02元；其他应付款（股权转让款-业绩补偿金额）为5,987,542.98元。同时，中安消公司在上述《企业询证函》中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同时，中安消公司还向深圳XX的另两位股东也发出了《企业询证函》。苏州亚商、李志平、刘红星与2位案外人股东均未盖章或签字确认。2018年4月27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Z公司关于深圳XX2015-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同日，Z公司出具《Z公司关于深圳XX2015-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载明：深圳XX2015-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6,939.24万元，与累计业绩承诺差异1,204.92万元，完成业绩承诺期盈利的85.21%，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深圳XX原股东刘红星、李志平、王某、徐某和苏州亚商合计应向公司补偿现金3,846.69万元，目前已补偿现金836.71万元。当时，Z公司董事会作出《Z公司2017年度盈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载明：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深圳XX需向公司累计补偿现金3,846.69万元，扣除目前已补偿现金836.71万元，尚需向公司支付补偿金额3,009.98万元，上述金额将从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2018年8月31日，苏州亚商向中安消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称：我司在2018年4月收到贵司签发的《企业询证函》，显示贵司尚欠我司关于深圳XX的第四期股权转让款5,987,542.98元。请贵司在收到本催款通知书后两个工作日内，将上述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到苏州亚商账户。2018年9月5日，苏州亚商委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向中安消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中安消公司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与委托人取得联系，并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5,987,542.98元及其违约金。2019年2月15日，中安消公司向刘红星和案外人徐某发出了《企业询证函》，载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其他应付款分别为26,403,663.98元和957,962.88元。刘红星与徐某在上述询证函上签字确认。另查明，案外人王某曾以苏州亚商身份于2018年8月对Z公司、中安消公司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318,400元及违约金。审理中，苏州亚商、李志平和刘红星确认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5月14日。一审法院认为，苏州亚商与中安消公司之间的《关于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所涉及的他们双方之间的协议内容系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严格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一，上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关于中安消公司享有行使抵销权的权利，在中安消公司发函抵销后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协议约定，中安消公司于承诺期间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且标的公司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符合协议约定的目标净利润数的前提下，向苏州亚商支付股权转让款。还约定，苏州亚商等各原股东应于每个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对中安消公司进行连带足额补偿未达到目标的相应净利润。同时，在《补偿协议》中又约定，如标的公司在承诺期内每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目标净利润，则中安消公司有权根据本条约定在已约定的当年年度股权转让对价款中优先扣除当年的补偿金额。即上述条款中对于苏州亚商等各原股东应当补偿的未实现的净利润额、与中安消公司支付的股权对价款在双方互负债务的情况下，赋予中安消公司行使抵扣的权利。同时，法律也规定双方可以抵销的债权需均届清偿期。现从实际履行情况看，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7日出具了《Z公司关于深圳XX2015-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该报告中载明了深圳XX2015-2017年度经审计未实现业绩承诺。而中安消公司却早在2018年4月13日向苏州亚商等各原股东发出了《企业询证函》，并在《企业询证函》中将其应支付的第四期股权转让款与苏州亚商等各原股东应承担的补偿款，在区分各股东的股权转让份额的比例上自行进行了直接抵扣，虽抵扣的金额也与《Z公司关于深圳XX2015-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所确定的相应金额相一致，但双方约定双方各自支付债务的时间为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即中安消公司在双方的债权尚未届清偿期时行使抵销权，故上述《企业询证函》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争议焦点二，中安消公司是否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拒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如上所述，《企业询证函》中双方债务的抵销并未发生法律效力。而此后，在苏州亚商结欠中安消公司的补偿款，以及中安消公司结欠苏州亚商第四期股权对价款的债权至清偿期时，中安消公司并未行使抵销权。但从双方互负的金额看，苏州亚商结欠中安消公司的补偿款小于中安消公司结欠苏州亚商的第四期股权转让款，且虽然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相同，但同时约定，中安消公司在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符合协议约定的目标净利润数的前提下，向苏州亚商支付股权转让款。由此可见，便于合同的履行，以及结合双方的合同目的，中安消公司可以主动债权行使抵销权，且从中安消公司之前发出的《企业询证函》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其具有抵销的意愿。故双方互负的债务抵销之后，中安消公司应当向苏州亚商支付剩余的第四期股权转让款5,987,542.98元，苏州亚商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苏州亚商要求中安消公司支付逾期付违约金的主张，因中安消公司之前未行使抵销权，且苏州亚商此前也未补足其补偿款，故苏州亚商的上述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中安消公司认为由于苏州亚商等各股东未先履行支付补偿款义务，而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并拒绝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的意见，因其自身能行使抵销权而不行使，导致双方僵持不下，不利于合同的履行，故对于中安消公司反诉要求苏州亚商连带支付补偿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从苏州亚商与中安消公司签订的《关于〈收购深圳XX100%股权的协议书〉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中也看出，苏州亚商仅承担其收购过程中收取的转让对价为限按其在本次转让前所持深圳XX的股权比例向中安消公司承担责任，不再与其他各转让方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中安消公司的反诉主张也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焦点三，李志平与刘红星对苏州亚商作出的在3,250万元范围内补足差额，是何种法律性质。苏州亚商与李志平、刘红星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丙方（苏州亚商）未能足额收到每期约定付款，甲方（李志平）和乙方（刘红星）保证支付差额部分。无论任何情况，甲方和乙方保证在2018年6月30日前，丙方收到全部收购对价3,250万元，否则向丙方补足差额”，现苏州亚商与李志平、刘红星对上述条文的理解发生争议，苏州亚商认为属于债务的加入，而李志平与刘红星认为系保证。对此，需要通过上述条文的文义优先原则进行解释，李志平与刘红星需保证苏州亚商每期足额收到股权转让的对价款，并且如在2018年6月30日前没有能收到足额的3,250万元的情况下，李志平与刘红星就要对差额部分予以补足，由此可以看出，李志平与刘红星所保证的债务相对是独立的，结合上述条款的全部内容理解，李志平与刘红星债务的发生、变更及消灭均不从属于中安消公司应当向苏州亚商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可能需抵扣业绩补偿款）的“主债务”，其债务金额可能大于上述“主债务”，李志平和刘红星不享有中安消公司的抗辩权、抵销权等防御性权利。上述约定相当于对在2018年6月30日前就3,250万元差额增加了新的债务人，但它和保证一样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仅该债务并不是从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约定系债务的加入。且根据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李志平与刘红星之间的差额补足义务是连带的。因此，一审法院支持苏州亚商据此要求李志平与刘红星就股权转让价款差额款项10,795,900元向苏州亚商承担付款责任的请求，其中对苏州亚商第1项诉请中的5,987,542.9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其余4,808,357.02元向苏州亚商承担清偿责任。就3,250万元的差额部分何时偿付的问题，苏州亚商与李志平、刘红星并未作出约定，但从上述协议第一条的文字词句出发，李志平和刘红星应补足对于中安消公司每一期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且之后再约定在2018年6月30日前保证苏州亚商收到全部股权收购对价3,250万元，如苏州亚商在此期间还未能足额收取的话，李志平和刘红星应补足。故李志平和刘红星应当在上述2018年6月30日之后的合理期间应当及时予以补足，由于李志平、刘红星违约至今未能补足给苏州亚商造成的损失，故应当承担。一审法院酌定自2018年8月1日起应由李志平和刘红星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安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州亚商股权转让价款5,987,542.98元；二、李志平、刘红星对中安消公司就上述判决第一项股权转让价款5,987,542.98元向苏州亚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志平、刘红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4,808,357.02元向苏州亚商承担清偿责任；三、李志平、刘红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苏州亚商逾期付款利息的损失，以10,795,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10,795,900元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四、驳回苏州亚商的其余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中安消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补充协议》中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对被上诉人苏州亚商作出在3,250万元范围内补足股权转让对价差额的约定，是债务加入还是保证担保。本院评析如下：首先，从涉案《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来看，该条款约定了三方面内容：1.被上诉人苏州亚商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向中安消公司承担连带补偿（赔偿）责任，并有权向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追偿；2.苏州亚商若未能足额收取每期付款，李志平、刘红星保证补足差额部分；3.李志平、刘红星保证苏州亚商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于2018年6月30日前收到股权转让款3,250万元，否则应向苏州亚商补足差额。鉴于2015年10月，Z公司、苏州亚商与中安消公司签订的《关于及的补充协议》已免除苏州亚商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偿协议》中向Z公司、中安消公司承担连带补偿（赔偿）责任的相关条款，故上述《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第二、三方面约定即为李志平、刘红星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其次，结合在案《补偿协议》的约定，若标的公司完成承诺利润，则中安消公司应当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每期股权转让款；若标的公司未能完成承诺利润，苏州亚商需就未完成部分按其持股比例向中安消公司补偿。在苏州亚商需对中安消公司予以补偿的情况下，中安消公司应付的转让款必然少于《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每期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此时，李志平、刘红星需补足苏州亚商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收的每期股权转让款。由此可见，李志平、刘红星需补足每期股权转让款的情况包括：1.标的公司完成承诺利润情况下，中安消公司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2.标的公司未完成承诺利润情况下，中安消公司在抵扣苏州亚商支付的利润补偿款后亦未足额支付实际应付股权转让款；3.标的公司未完成承诺利润情况下，中安消公司已足额支付抵扣苏州亚商支付利润的补偿款后实际应付股权转让款，而苏州亚商因已向中安消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导致其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少于每期约定。上述2、3情况下，李志平、刘红星的补足金额会因苏州亚商支付的利润补偿金额不同而超过中安消公司当期实际应付的股权转让款，故如一审法院所述，李志平、刘红星的该项债务发生、变更、消灭不完全从属于中安消公司应当向苏州亚商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保证”补足的差额亦可能超过中安消公司实际应付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故《补充协议》中关于“苏州亚商若未能足额收取每期付款，李志平、刘红星保证补足差额部分”中的“保证”并非李志平、刘红星对中安消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的保证担保，而是对苏州亚商最终获得3,25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一债务增加了债务人，属于债的加入。再次，如前所述，从《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方面的约定来看，无论标的公司是否完成承诺的利润，被上诉人苏州亚商都有权要求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保证”其最终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获得每期股权转让款，即共计3,250万元的转让款，差额部分应由李志平、刘红星补足。该约定与《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三方面关于“李志平、刘红星保证苏州亚商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于2018年6月30日前收到股权转让款3,250万元，否则应向苏州亚商补足差额”的约定实质相同，“2018年6月30日前”仅是设定了李志平、刘红星补足差额的期限。因此，《补充协议》中关于“李志平、刘红星保证苏州亚商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于2018年6月30日前收到股权转让款3,250万元，否则应向苏州亚商补足差额”的“保证”亦非李志平、刘红星对中安消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的保证担保，而是对苏州亚商最终获得3,25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一债务增加了债务人，属于债的加入。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关于其应对原审被告中安消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向被上诉人苏州亚商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本院注意到，本案一审判决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对原审被告中安消公司应付未付股权转让款5,987,542.9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判决李志平、刘红星就4,808,357.02元向被上诉人苏州亚商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李志平、刘红星系加入了苏州亚商最终应获得3,2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之中。苏州亚商现距获得3,250万元股权转让款尚缺10,795,900元。其中，5,987,542.98元系中安消公司欠付的转让款，李志平、刘红星加入前述债务后，应当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中安消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对中安消公司应付未付的5,987,542.98元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李志平、刘红星加入前述债务后，对其保证苏州亚商最终获得3,2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另剩余的4,808,357.02元亦应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决，并无不当之处。此外，本院还注意到，关于3,250万元的差额部分何时偿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志平和刘红星应当在2018年6月30日之后的合理期间及时予以补足，现因李志平、刘红星至今未能补足，给苏州亚商造成了损失，故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据此酌定自2018年8月1日起应由李志平和刘红星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然而，在一审判决主文第三项中，一审法院将上述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错误记载为“2019年8月1日起计算”确系笔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主文中存在明显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6600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二、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6600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上诉人苏州亚商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逾期付款利息的损失，以10,795,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10,795,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反诉受理费均按照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3,712元，由上诉人李志平、刘红星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桂佳审判员  王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肖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