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刑初1069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吕健，男，1974年3月4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大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因涉嫌犯侮辱尸体罪，于2019年9月2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拘留，于同年10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票据诈骗罪，于2019年10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于同年11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辩护人邓妍，北京翰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公诉刑诉〔2020〕10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健犯票据诈骗罪、侮辱尸体罪，于2020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案件审理期间，因新冠疫情爆发本院裁定中止审理，8月11日恢复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小倩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吕健及其辩护人邓妍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健于2001年5月至6月间，在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1号锦湖园公寓××座××，在明知其开户的银行账户内无款的情况下，签发并使用空头支票骗取北京某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爱立信T29型手机300台、摩托罗拉T2988型手机50台。经鉴定，上述涉案手机价值人民币638400元。被告人吕健于2019年8月26日6时许，在其母亲任某1因病去世后，将尸体抛弃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沙阳路××车站北侧树林中。被告人吕健于2019年9月2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抓获。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证人证言、书证、鉴定书、视听资料以及被告人吕健的供述等证据材料，指控被告人吕健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构成票据诈骗罪和侮辱尸体罪，提请法庭对其依法惩处。同时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吕健有认罪认罚的从轻情节，建议以票据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吕健有期徒刑十至十二年并处罚金，以侮辱尸体罪判处被告人吕健拘役六个月，然后数罪并罚。被告人吕健对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没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吕健在归案后，对于指控的事实均予以供认，认罪态度较好，且其因做生意期间需要资金流转才实施了票据诈骗行为，在逃跑后，因被通缉和无力承担火化费用才将其母亲尸体遗弃，因此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故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票据诈骗的事实2001年5月间，被告人吕健以北京某通讯器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某中心）名义，采用开具空头支票抵账的方式，从北京某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当时经营地为本市朝阳区）骗取爱立信（型号T29）手机300台、摩托罗拉（型号2988）手机50台，并将上述手机全部用于抵偿其他债务。经鉴定，上述涉案手机价值人民币638400元。被告人吕健逃匿后于2002年1月被公安机关列为涉案在逃人员。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证人王某2001年7月6日的证言证明：我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经营地址在朝阳区白家庄东里1号锦湖园公寓××座××。我来报案是因为我单位被别人用空头支票骗走了价值63万元的通讯器材，包括爱立信T29型手机300台和摩托罗拉2988型手机50台，价值共计638400元。支票的票号是××，出票日期2001年6月6日，盖有吕健的人名章和某中心财务专用章。案发时我在外地出差，是我公司的业务员何某经办的。证人王某2019年10月10日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某公司是我于1994年开的一家经营通讯器材的公司。2001年吕健跟我公司业务员何某签订合同购买我公司的爱立信（型号：T29）手机300台、摩托罗拉（型号2988）手机50台共计价值63.8万元，他提供了一张63.8万元的支票，当时说支票里现在没钱，等他把货卖了就可以入账了，因为当时都是这样操作我也没多想。后来公司要入账的时候支票账户里还是没有钱，吕健又把这张支票换了回去，他换了一张40多万的转账支票给我，说余款给现金。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入账的时候发现这张40多万的支票也不能入账，吕健一直也没有给我现金。后来他来公司找我的时候我正好回家吃饭，让公司的人看住他，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不在了，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2.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1996年底我到某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销售手机。2001年5月20日左右，吕健给我打电话说要进货，我们谈好以爱立信T29每台19**元，摩托罗拉2988每台12**元的价格成交，他要300台爱立信T29，要50台摩托罗拉。后来他给了一张638400元的交通银行转账支票，还说支票账上没有这么多钱，支票先给我，等过个四五天账上有钱了再入账。然后他分两次提走了约定的手机。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打电话给他说公司要入账了，吕健说他手上没有那么多钱，分两次给结账吧，于是就用一张406800元的支票换走了原来那张638400的支票，并说余款随后送过来。后来我公司财务入账的时候发现这张支票也是空头支票，并且再找吕健的时候其以各种理由拒绝付款。再后来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了。据吕健公司的业务员说，吕健公司的会计就是他妈妈。3.证人孔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北京某2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吕健是某中心经理。吕健是我公司老客户，有时他从我公司进货。2001年5月初，吕健从我公司进了价值人民币618000元的西门子手机，当时给了我两张支票，一张是交通银行的转账支票，一张是商业银行的转账支票。我公司入账的时候发现都是空头支票，我打电话给吕健让他还钱，他答应了。后来在2001年5月20日左右，吕健给我打电话说是要用一笔货物抵货款，我同意了。当天下午他把货物送过来，第一批是爱立信T29型180台，摩托罗拉2988型50台。隔了一天之后，他又让我去他公司拉了第二批货物，是爱立信T29型120台。我收到后就把这批货物销售出去了。4.证人谭某的证言证明：我们公司在西城中宇电讯市场搞业务，2001年3月吕健租用我公司的一间房子经营电讯器材，给了我6个月的房租。到了6月，他就没来过了。他叔叔吕某平时帮他管理，偶尔来一下，说吕健干得不好。5.证人吕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吕健的叔叔。我2000年11月21日到吕健的某中心上班，给他帮忙。直到2001年5月中旬，许多人找吕健要账，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吕健的母亲任某1在吕健的公司看门。我6月初见过吕健一次，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6.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我于2001年3月在吕健公司上班，负责售后服务。到了6月，吕健说公司一直亏损，他开公司是借的高利贷，所以一直扎货堵窟窿，到现在是没希望了。6月底、7月初，一家叫某通讯公司的人把吕健叫过去谈欠货款的事，我和吕健的母亲任某1一起去的，在楼下等。到了晚上六七点钟，吕健的母亲让我叫吕健下楼吃饭，我把吕健叫下楼，他说钱还不上了，要跑。然后打了一辆车就和他母亲走了。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他手机也停机了。吕健扎了别人200多万的货。吕健从某公司拿的货堵给别的公司了。7.转账支票（复印件）证明：票号为××的交通银行转账支票，出具日期为2001年6月6日，出票人为某中心，持票人为某通讯公司，票面金额为406800元，盖有吕健人名章及某中心财务专用章。该票据被退回，交通银行退票理由书中“退票理由和法律依据”一栏填写为“空头”。8.某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和收条证明：某公司于2001年5月23日和24日向某中心出库的货物为摩托罗拉2988型手机50台，爱立信T29型手机300台。9.某公司的注册登记材料和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该公司于1998年1月8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某，注册资本950万元。营业期限至2028年1月7日。10.某中心营业执照（复印卷）和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该中心为股份制（合作）企业法人，股东为吕健和任某1，法定代表人吕健，成立于2000年5月，注册资本3万元。11.某中心在交通银行开户申请书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该中心账户在2001年4月18日申请开户，截止2001年4月29日时账户余额不足10元，之后没有交易记录。12.吕健本人交通银行账户查询情况证明：吕健在交通银行账户卡号×××,于2000年7月开卡，至2001年9月14日查询时余额为138.01元。该账户显示，2001年3月至5月之间，有多笔大额进出。其中余额最多时为30余万元，后经多次取款支出，于5月19日时账户余额仅为355元。在6月期间，虽然有2万余元的进账，但是至7月1日余额仅为160余元，之后除银行扣除利息税外没有交易行为。13.任某1工商银行账户查询情况证明：任某1活期账号×××，至2002年3月7日查询时余额38.39元。14.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经北京市朝阳区价格事务所鉴定，摩托罗拉2988手机50台、爱立信T29手机300台价值共计人民币638400元。15.某公司的报案材料，证明该公司报案的情况。16.在逃人员登记表和被告人吕健的户籍材料证明：本案被告人吕健因涉嫌票据诈骗被公安机关于2002年1月列为通缉的在逃人员。17.被告人吕健的供述：我2000年成立了某中心，我是法定代表人，我和母亲任某1是公司股东。2001年我通过某公司销售员何某订购了63万元的手机，但是因为没有钱，就开了我公司的空头转账支票给对方，并分两次将手机提走，后来对方联系我说转账支票转账没有成功，我就给对方换了一张40多万元的支票，并将之前的60多万的支票换了回来，但是这张40多万元的支票实际也没有钱。提走的手机我用来冲抵之前欠孔某公司的货款了。我因为经营亏损和经济原因始终还不上钱，就用这种开空头支票的方式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出具假支票，然后先提货运转着，在几家公司之间来回倒腾，用下一家公司的手机贴补上一家公司的账，我拖欠了其他六七家公司的货款还不上，总金额大概有两百万元左右，我感觉自己肯定被公安机关通缉了，于是就和母亲换掉手机号离开了这个生意圈。我母亲把房子卖掉后帮我还了一部分债务，后来我就一直在北京郊区及北京周边打零工，租住在北京郊区，但是我不敢经常和我母亲同住，晚上我都是在我母亲周边不远的地方找公共场所或者是24小时店休息睡觉，一直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被告人吕健当庭供述：由于我自己运营的问题，公司开始出现亏空，我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但是手机掉价很快，所以就越亏越多。我个人的银行账户也用于公司的结算。我亏空的数额太大，还不了了，人家也不给我时间还，所以我就跑了。二、侮辱尸体的事实2019年8月22日左右，被告人吕健的母亲任某1（殁年72岁）在本市海淀区西闸村的租住地因乳腺癌等疾病去世。8月26日晨6时许，吕健因害怕暴露身份及经济上无力殡葬母亲等缘由，遂将任某1的遗体用床单、被子包裹后，使用一辆小推车运至本市海淀区上庄镇沙阳路××公交站北侧的树林里（距沙阳路北侧辅路17.35米，距西侧便道18米）。被告人吕健供称其选择了既隐蔽又不太偏僻的抛尸地点，是希望母亲的遗体被发现后由公安或政府机关帮助处理。2019年9月23日17时许，任某1的遗体被市民发现后报警。经公安机关检验，任某1遗体已呈风化状态。被告人吕健于2019年9月27日被北京市海淀分局刑侦支队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9月23日17时50分左右，我在海淀区上庄镇××公交车站等车时想上厕所，就一个人往公交站北侧的树林里走，在树林里发现了一辆小推车，小推车上有个被裹，上面缠着白色的细绳，我当时很好奇，用脚踹了小推车的把手一下，才发现推车上放的像是人的尸体，我就赶紧回到公交站牌附近，刚好看到一名年轻男子路过，我就叫上他跟我一起过去再次检查。那名男子确认小推车上就是人脚，我们还在小推车附近发现了一双黑鞋，还闻到小推车的被裹里发出恶臭。然后我们俩就到公交站附近报警了。除了我用脚碰了一下小推车外，我们没有接触小推车。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9年9月23日17时50分左右，我下班准备回家，走到××公交站的时候一名男子喊我说树林里有一个东西像是死人，我跟着对方走到××公交站后面的小树林里，看到树林里有一个包，用布包着，一只脚露在外面，黑色的，用绳子捆着，绑在小推车上，小推车附近还有一双深色鞋，包裹有臭味。我就打110报警了。喊我的那男子说用脚踹过小推车，但我没有触碰。3.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主治医师，任某1是我的病人，之前多次来我院就诊，其来就诊时称自己胸闷、憋气，后经检查发现任某1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乳腺癌等疾病，其乳腺癌已经全身多发转移，治疗基本是为了减轻痛苦，她的乳腺癌随时可能导致死亡。4.证人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我是海淀区上庄西闸村的出租屋房主。2018年5月26日一个大约40多岁的北京男子租了我家后院的房间。他说是因为他自己和母亲都喜欢养猫，城里不好养就在这里租房养猫。租房的第二天这个男的带了一个老太太来，她是坐一辆黑色的轿车过来的，送了四五只猫来，然后两个人就走了。这个男的平时不在这里居住，就放了几只猫在屋里养。2019年5月15日因为养猫味儿太大，我就让他到前院6号房居住。后来我想别让老太太和猫住一起，就在前院2号给他收拾了一间房，让老太太住，但是老太太一直没来。7月18日，该男子就把2号的房子退了，继续租住前院6号房。唐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辨认出本案被告人吕健及其母亲任某1。5.证人张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我平时开黑车拉点活，从2015年开始就拉任某1去看病。在2019年8月20日前后，任某1给我打电话说是她的病严重了，也没有人照顾她，需要我把她拉到西闸村找她侄子照顾她，我就开车把任某1从屯佃的住处拉到西闸村，当时任某1收拾了几个小包裹一并带过去了。到了西闸村她侄子出来接她，我就驾车离开了。任某1全身是病，自己不能行走，需要人抱上轮椅。张某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辨认出任某1，辨认出吕健就是其陈述中提到的老太太的侄子。6.证人刘某3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我是双塔村世纪华联超市的老板，民警带来指认的男子我之前见过，从2019年开始他经常来我这里买东西，每次买的不多也就是买点吃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店里有两种绳子，一种是塑料纸绳，还有一种是白色的三股尼龙绳，但是我不记得这名男子是否买过这种绳子了，我店里没有销售记录。我不知道这名男子住在哪里。他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我店里。7.证人任某2的证言证明：任某1是我大姐，大姐夫1994年去世，吕健是他们的儿子，我们很少往来。8.110接处警记录证明：2019年9月23日17时53分，公安机关接到刘某1报警，称在887路××公交站旁疑似发现尸体。9.公安机关出具到案经过证明：2019年9月27日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3**医院楼内将犯罪嫌疑人吕健抓获。10.辨认笔录证明：吕健指认××公交站北侧树林为遗弃尸体的地点。海淀区上庄镇西闸村××号出租房是任某1去世地点。海淀区史各庄村某蔬菜水果店前就是其抛尸后扔掉自己衣物的地方。11.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海淀公安民警将抛尸所用的小推车、尼龙绳八段以及现场提取的被子、床单、袜子、裤子予以扣押。12.航空总医院住院病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具的急诊病人记录表证明：任某1于2017年7月在航空总医院住院，接受右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膝下截骨内固定术。人民医院就诊记录显示任某1乳癌肺转移、骨转移，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陈旧性胫骨平台骨折、重度骨质疏松等病症。2019年6月至8月间，任某1多次到医院就诊，以输液为主。2019年8月16日6时许在人民医院因憋气看急诊。13.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明：2019年9月23日19时许，公安机关对海淀区沙阳路北侧××公交站北侧绿地进行勘验，2019年9月27日13时许对海淀区上庄镇西闸村××号前院房间吕健的暂住地进行勘查，并从相关位置提取了粘取物。经勘查，弃尸现场距沙阳路北侧辅路17.35米，距西侧便道18米。14.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2019WZ5887）证明：鉴定人员将从尸体的牙、指甲以及被子、绳子、小推车等物品上提取的粘取物中提取的DNA与从吕健的血样中提取的DNA进行比对，得出结论为⑴不排除死者是吕健的生物学母亲；⑵送检的01-07、10号检材检出一男性分型，在本案中未找到来源。15.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HD2019WZ2761）证明：鉴定人员对海淀区上庄镇西闸村××号前院房间6进行勘查时提取的粘取物、尸体指甲、吕健血样等检材提取的DNA进行比对，结论为门框内侧粘取物、轮椅靠背粘取物、轮椅右把手粘取物中检出的STR分型与吕健血样在D8S1179等15个基因座基因相同，其似然率为2.12×1021；轮椅左扶手粘取物检出混合基因型，包括吕健和涉案尸体的DNA分型。16.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侦查人员在发现任某1尸体时，尸体已经呈风化状态，后侦查人员通过任某1体内所打钢板的编号信息，查询到该钢板系任某1在航空总医院接受治疗时使用，由此确定了任某1的身份。17.任某1的户籍材料，证明其身份信息情况。18.被告人吕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明：我父亲是2000年以前去世的，当时我母亲任某1的身体就不好，2001年我的公司出事，我母亲把房子卖掉帮我还了一部分债务。之后我就带着我母亲在北京郊区租房居住，但是我不敢经常和我母亲同住，晚上我就在我母亲周边不远的地方找公共场所或者24小时店休息。2015年10月份我母亲出车祸，身体状况更加恶劣，随后在2018年于人民医院查出乳腺癌并且已经扩散。一方面我们没钱治疗，另一方面我不敢抛头露面，再加上家里的亲戚已经不来往了，所以我母亲虽然一直吃药但是没有好转，她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去医院输液，去医院输液我母亲有时候也不告诉我都是自己去。2018年七八月份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在西闸村租了一间房，房东姓唐，平时主要是我放东西用，很少回那里休息睡觉。2019年8月16日上午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人民医院，16日至19日我母亲一直在医院里面留观输液，我在医院周边停留，不定时去看一下我母亲的情况。19日上午我母亲说不治疗了回家，她自己叫了一辆车把她送到西闸村，我在西闸村接的她，之后我母亲一直在我租的房子里床上躺着，直到22日0时至0时30分之间，我半睡半醒之间听见我母亲说喘不上气，我起来打开灯之后发现我母亲左手垂在床边，人没有反应，也没有鼻息，我知道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用被子把我母亲的脸盖上后在屋子里坐了一宿，天亮之后我就出去漫无目的四处乱走，期间回到住处一两次，都是在门口看一眼就走了。22日至25日期间，我去过一次八宝山火葬场，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老人病逝在家中也需要打999或者120，将遗体拉到医院开具死亡证明才可以火化，我不敢抛头露面，而且我的经济条件也不能支持殡仪费用，我就想把我母亲的遗体放到一个相对隐蔽但是又可以被发现的地方，让公安机关或者政府机关处理我母亲的遗体。所以25日下午我在村口的华联超市买了一根白色尼龙绳，天黑之后回到住处。当时家里已经有腐臭的气味了，我母亲遗体的腿部也有表皮脱落。26日早晨4点左右，我将我母亲从床上挪到轮椅上，之后又挪到手推车上，头朝着拉杆方向，仰面，我用绳子把右腿固定在推车把手的横梁上，左腿蜷曲到躯干处，然后用被子盖住我母亲的尸体，并用买来的绳子固定住，之后我用床单在我母亲右脚的位置进行了遮盖。我拉着车出村走到沙阳路再向西走到575路公交车××车站，把我母亲的遗体放在了距离车站15米左右的小树林里树的后面。当时我戴了一顶黑色鸭舌帽，穿白色偏粉色的长袖衬衫，灰色休闲裤，土灰色旅游鞋。之后我就回家换了一身衣服，并将换下来的衣服扔到史各庄附近的垃圾桶里。然后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四处游荡，不知道要做什么，直到今天上午在309医院被警察抓获。我母亲和家里的亲戚关系不好，所以我母亲去逝的事我没有和他们讲过，这些年我也不敢交朋友，没有能说这事的人。被告人吕健当庭的供述：母亲去世后，由于非常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做，随机选择了一个挨着路边近一点的地方遗弃遗体，也是希望有人能够报警通过政府帮忙解决。后来因为担心被抓，所以一直也没有回到遗弃地点看过。上述证据，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吕健签发空头支票骗取他人财物，且骗取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吕健给被害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本院依法责令其予以退赔。关于刑法规定的侮辱尸体罪，侵害的客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即公众对死者遗体所秉持的虔敬情感和正当的殡葬习俗。被告人吕健归案后供称因为担心自己身份暴露以及经济上无力承担丧葬费用才将母亲遗体遗弃，并选择了既隐蔽又不太偏僻的地点遗弃遗体，希望由政府部门将其母亲安葬，该供述本院认为具有可信性，符合其遗弃遗体时的心态。但是从被告人吕健遗弃其母亲遗体的地点来看，虽然属于较为偏僻的地方，然而根据现场勘验，据公共道路仅为10余米，且任何人均可以自由通行，仍然属于公共场所，符合在公共场所曝尸的客观状态，侵害了正常的殡葬习俗；另一方面，被告人吕健出于担心暴露身份的一己私利，在遗弃遗体后长达月余的时间内，从未到遗弃地点查看其母亲遗体的情况，放任不良后果的发生，以至于在任某1的遗体被发现时已经呈现风化状态。妥善安葬逝者遗体，不仅是对逝者尤其是尊长、亲族表达尊重和缅怀的方式，也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这种情感和法规的忽视或蔑视都是对整体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被告人吕健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对任某1遗体所应秉持的虔敬情感，而且也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被告人吕健遗弃其母亲遗体的行为符合侮辱尸体罪的构成要件，侵害了社会秩序，构成侮辱尸体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吕健犯票据诈骗罪和侮辱尸体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吕健，在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始终表示认罪认罚，故本院对其所犯各罪予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发表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根据被告人吕健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百零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吕健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27日起至2030年9月26日止。罚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吕健退赔北京某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人民币六十三万八千四百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朱旭晖人民陪审员  王艳芳人民陪审员  崔金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孙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