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32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相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仁恒公寓门面房D-07。法定代表人：张黎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军，江苏润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晓博，男，1979年9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泰州市，现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小建，江苏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至诚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漓江路**。法定代表人：马先智，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岭，男，1975年12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上诉人江苏相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晓博及原审被告宿迁至诚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诚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1311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书；后马晓博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9）苏13民终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8）苏1311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书，将该案发回重审；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另立（2019）苏1311民初2521号案件重新进行审理，并追加徐春岭为被告；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请示，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苏13民辖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苏1302民初8469号民事判决书。现上诉人相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9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公开进行听证。上诉人相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军，被上诉人马晓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小建参加了听证。被上诉人至诚公司、徐春岭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相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依法增判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苏源洋河酒价款904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案涉苏源洋河酒的权益归属相与公司。根据马晓博和徐春岭一致陈述，2018年1-2月相与公司向马晓博提供苏源洋河酒的目的均是用于代售，马晓博出具的相关收条亦由相与公司持有。徐春岭作为相与公司的原销售人员，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销售公司酒水。马晓博确认其出具收条收取案涉苏源洋河酒的行为是代为销售相应的苏源洋河酒并承诺按照收条约定的金额向相与公司回款。因此，马晓博属于受相与公司的委托去销售属于相与公司的酒。对此，马晓博和徐春岭均是明知的。相与公司在2018年春节后委托工作人员向马晓博催收案涉酒款时，马晓博尚要求延期至2018年正月底支付。即便之前马晓博不清楚案涉苏源洋河酒的权属，至此时马晓博是应明确知晓案涉酒水系相与公司所有。马晓博在2018年3月向徐春岭表示拒绝支付苏源洋河酒价款。马晓博提出拒付的理由是徐春岭尚欠马晓博及其岳母款项，要求抵付。相与公司得知上述拒付内容后，直接予以拒绝并向马晓博主张结算案涉苏源洋河酒事项，遭马晓博拒绝，遂引发纠纷和本案诉讼。2.马晓博和徐春岭之间协商以酒抵债行为无效。从时间点上看，本案中存在两个主要民事行为。第一个是以2018年2月1日马晓博出具收条为时间点的相与公司向马晓博交付苏源洋河酒用于代售的行为；第二个是以2018年4月4日为时间点的马晓博、徐春岭协商以酒抵债的行为。相与公司认为，前者在相与公司和马晓博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后者系马晓博和徐春岭的个人行为，这种以酒抵债的合意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相与公司的权益，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情形。相与公司对马晓博与徐春岭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自始不予认可，徐春岭也无权将相与公司财产拿来抵偿个人债务。3.志诚公司、马晓博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原审中，相与公司基于马晓博2018年2月1日出具的收条按买卖合同主张给付价款。在本次重审庭审中，因马晓博和徐春岭一致陈述马晓博收到案涉苏源洋河酒是代售，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变更为要求志诚公司、马晓博返还现存的苏源洋河酒和支付价款904000元。从原审中马晓博的陈述看，马晓博和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近亲属关系，财产关系混同，且案涉苏源洋河酒系应马晓博的要求送至志诚公司仓库，故相与公司认为案涉民事责任应由志诚公司、马晓博承担。4.相与公司主张的苏源洋河酒价款904000元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马晓博处分的案涉苏源洋河酒，应按照市场价予以确定损失，因相与公司拒绝对案涉白酒申请司法鉴定，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白酒市场价值为由，要求相与公司对此承担举证不利后果。相与公司认为上述认定不妥，相与公司主张苏源洋河酒价款904000元应予支持，理由如下：（1）马晓博一审中自认收条上载明的价格属于约定的回款价格。相与公司认为，相与公司与马晓博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终止后，马晓博应当基于约定向公司支付已售苏源洋河酒价款并返还剩余的酒。（2）在嗣后2018年4月4日，马晓博和徐春岭商谈的以酒抵债中，对于案涉苏源洋河酒的价格仍然是按照收条上记明的单价进行作价。（3）相与公司提供的《特约经销合同》可证实案涉苏源洋河酒的市场指导零售价。经相与公司进一步查证，该市场指导零售价与案涉酒水包装条码扫码单价及京东商城官网报价一致。该市场指导零售价远高于案涉收条载明的苏源洋河酒单价。（4）即使认为合同不成立、无效等情形，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条中规定，将合同约定的价款作为计算折价补偿数额的基础。马晓博一直对2018年2月1日出具的收条不持异议，该收条上载明了酒的品种、数量及单价，可以作为结算依据。相与公司认为，结合补充的新证据可以证实，相与公司主张苏源洋河酒价款904000元应予支持。马晓博辩称，马晓博在本案交易中依法取得交易标的物的所有权，相与公司基于所有权要求返还货物，不能成立，请求驳回相与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1.马晓博在本案交易中依法取得交易标的物的所有权，相与公司要求返还交易标的物，不能成立。（1）所有权人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基础是转让人无处分权，而非转让人无所有权。《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按照上述规定，所有权人返还财产请求权的基础是转让人无处分权，而非转让人无所有权。相与公司仅依据徐春岭无所有权即主张马晓博应返还货物，不能成立。（2）徐春岭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第一，无论本案交易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还是代售合同，均涉及处分权转移，即徐春岭可以依据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取得交易标的物的处分权;本案交易系徐春岭与马晓博直接协商达成合意，故马晓博所取得的处分权必然从徐春岭处继受取得。另，相与公司认可徐春岭与马晓博之间存在交易，即应认定其认可徐春岭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第二，相与公司一直准许徐某1以个人名义从事苏源洋河酒的交易活动，根据该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徐春岭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徐春岭在其经营的棋牌室上悬挂有“苏源洋河”广告标识并实际销售苏源洋河酒，相与公司对此明知且并不禁止徐春岭从事该业务，该事实足以证实相与公司一直准许徐某1以个人名义从事苏源洋河酒的交易活动。按照该交易习惯，徐春岭完全有能力从相与公司处取得本案交易标的物并享有合法处分权。本案中，徐春岭在与马晓博交易过程中从未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进行披露，即本案中徐某1仅以个人名义与马晓博进行磋商缔结合同，并实际享有合同权利;而相与公司亦不以自己的名义与马晓博交易，且准许徐春岭采用个人名义进行交易。本案所采取的交易方式与徐春岭在其经营的门店进行销售的交易习惯具有一致性。徐春岭曾多次以苏源洋河酒抵偿他人债务;且相与公司亦曾认可徐春岭因销售苏源洋河酒对其负有大量债务，也可以证实徐春岭具有相关标的物的处分权。第三，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权利的享有的公示方法，以占有的转移、交付作为权利变动公示方法。徐春岭能够合法占有标的物并能够向上诉人交付标的物，即可认定其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本案中徐某1以个人名义与马晓博进行磋商并缔结合同，其取得的合同权益只有通过隐名代理披露或债权转让才可能由相与公司取得:但本案交易过程中，徐春岭从未向马晓博披露交易标的物的实际所有人，亦无债权转让事实，故相与公司与马晓博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在此情形下，无论相与公司与徐春岭之间是买卖关系、代理关系、代售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徐春岭能够依据其与相与公司的合同关系合法取得标的物并能够以个人名义与马晓博实际交易并交付标的物，必然以徐春岭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为前提。（3）转让人有处分权的，所有权人无权追回转让标的物。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所有权人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基础是转让人无处分权，在转让人具有处分权的情形下，所有权人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基础不能成立，所有权人无权追回转让标的物。善意取得制的适用，以转让人不具有处分权为前提。在转让人具有处分权的情形下，无需对受让人是否为善意进行审查、评价。2.马晓博在本案交易中完全有理由相信徐春岭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其在本案交易中善意、无过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照上述规定，相与公司主张马晓博返还财产，应对徐春岭无处分权且马晓博在交易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相与公司未能证实上述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2）如前所述，徐春岭应当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即使徐春岭确实对交易标的物不享有处分权，基于前述理由，马晓博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徐春岭对交易标的物享有处分权，且已对交易对价进行了结算并实际取得标的物，其在本案交易中善意、无过失，更不可能存在重大过失。（3）《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按照上述规定，即使徐春岭与相与公司存在隐名代理法律关系，相与公司行使介入权直接向马晓博主张权利，马晓博与徐春岭在交易过程中以案涉交易标的物抵冲徐春岭债务，也符合隐名代理相关规定，不应据此认定马晓博在交易中存在恶意。3.相与公司主张马晓博应另行支付904000元，不能成立。（1）相与公司基于所有权提出返还财产主张，即应按照合理市场价格确定其相关损失，但其又主张按照合同价款支付对价无法律依据。（2）即使按照相与公司陈述，其主张返还财产的价格也仅是特约经销合同约定价格的一半，如按照条据价格返还，必然导致其不当获利。（3）相与公司错误理解《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条规定，其基于该条规定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至诚公司、徐春岭二审均未作答辩。相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马晓博、志诚公司返还苏源洋河牌红钻酒470箱（规格为酒精度42%vol、净含量480ml/瓶、6瓶/箱）、苏源洋河牌蓝钻酒98箱（规格为酒精度42%vol、净含量480ml/瓶、4瓶/箱）；2.马晓博、志诚公司赔偿苏源洋河酒价款904000元；3.诉讼费用由马晓博、志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12月15日，相与公司与江苏国能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特约经销合同》，相与公司取得宿迁市区、江西省全省苏源洋河酒经销权。《特约经销合同》约定苏源洋河牌红钻酒、蓝钻酒每瓶净含量480ml，分别有酒精度42%vol、52%vol两种规格，红钻酒为每箱6瓶，蓝钻酒为每箱4瓶。相与公司委托徐春岭为其销售白酒。2018年1月，徐春岭向马晓博提供237箱苏源洋河牌蓝钻酒（酒精度42%vol），由马晓博帮忙代售。2018年2月1日，徐春岭向马晓博提供800箱苏源洋河牌红钻酒（酒精度42%vol）、600箱苏源洋河牌蓝钻酒（酒精度42%vol）用于代售。同日，马晓博向徐春岭出具收条，内容载明：“收到苏源洋河酒600箱（500元/箱）蓝钻，800箱（1000元/箱）红钻，合计1400箱。马晓博2018.2.1”。2018年4月4日，徐春岭自马晓博处收回290箱苏源洋河牌蓝钻酒（酒精度42%vol）。徐春岭、马晓博与案外人徐尊康、徐某2商谈债务，徐春岭、马晓博达成合意，徐春岭以放在马晓博处的苏源洋河牌白酒抵偿其借款债务。马晓博知晓该酒非徐春岭所有，双方约定由徐春岭负责处理和白酒所有权人之间的纠纷。后相与公司索款未果，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释明，相与公司现以保护物权为由向一审法院主张诉讼请求。另查明：至本案辩论终结之日止，马晓博处尚余苏源洋河牌红钻酒470箱、蓝钻酒98箱，其余白酒已被处置。一审法院认为：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相与公司以案涉白酒所有权人为由要求志诚公司、马晓博返还白酒并赔偿损失。马晓博辩称其已善意取得案涉白酒。关于马晓博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一审法院认为，相与公司委托徐春岭销售白酒，而徐春岭将案涉白酒用于抵偿其个人借款，且徐春岭自认相与公司对其行为事先不知情，事后不认可，故徐春岭该以物抵债行为属于无权处分。马晓博与徐春岭在以物抵债时已知晓徐春岭非白酒的所有权人，并约定由徐春岭负责解决和所有权人间纠纷。一审法院认为，马晓博清楚知道徐春岭的以物抵债行为未得到白酒所有权人的授权，故其受让白酒时并非善意，其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现相与公司对徐春岭的处分行为不予追认，相与公司作为所有权人有权要求马晓博返还白酒。马晓博自认其尚余苏源洋河牌红钻酒470箱、蓝钻酒98箱，对相与公司主张马晓博返还上述白酒，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马晓博已处分的白酒，相与公司主张马晓博按收条价格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相与公司的损失应以白酒的市场价值予以确定，以收条价格认定损失缺乏依据。经一审法院释明，相与公司拒绝对案涉白酒的市场价值申请司法鉴定，亦无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案涉白酒的市场价值，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对其在本案中的索款主张不予支持。志诚公司与相与公司既无买卖合同关系亦非无权处分的受让人，对相与公司要求其返还白酒并赔偿损失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马晓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相与公司苏源洋河牌红钻酒470箱（规格为酒精度42%vol、净含量480ml/瓶、6瓶/箱）、苏源洋河牌蓝钻酒98箱（规格为酒精度42%vol、净含量480ml/瓶、4瓶/箱）；二、驳回相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20元，由相与公司负担12840元，马晓博负担80元。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上诉人相与公司对“相与公司委托徐春岭为其销售白酒”有异议，认为徐春岭系履行相与公司职务行为销售白酒；被上诉人马晓博对“相与公司委托徐春岭为其销售白酒”无法确认，因马晓博并未介入徐春岭与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故其双方系代理关系还是职务行为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其并不确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马晓博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江苏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购买方为至诚公司，销售方为宿迁市宿缘商贸有限公司，拟证明苏源洋河蓝钻价格为660元/箱；2.宿缘酒水仓储直销中心出具的发货单，拟证明苏源洋河红钻价格为360元/箱。被上诉人相与公司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文书说理部分予以详述。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鉴于马晓博就本案提起的上诉已被依法裁定按照撤回上诉处理，且一审法院判决并不存在上述规定中的除外情形，故本院对马晓博答辩状中关于其是否依法取得交易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系无权处分，是否系善意取得，不再予以审理；相应的，相与公司上诉理由第1、2点涉及的案涉酒的权益归属问题，也不再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归纳。按照一审判决，马晓博应对其自认的尚余苏源洋河牌红钻酒470箱、蓝钻酒98箱，返还给相与公司。而对于马晓博已处分的白酒应如何赔偿的问题，以及至诚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的问题应归纳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二，关于马晓博已处分的白酒应如何赔偿的问题。相与公司主张应按收条价格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相与公司的损失应以白酒的市场价值予以确定，但经一审法院释明，相与公司拒绝对案涉白酒的市场价值申请司法鉴定，亦无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案涉白酒的市场价值，故一审法院认定相与公司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对其在本案中的索款主张不予支持。对此，本院认为：1.相与公司与马晓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马晓博出具的《收条》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类似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故不应以《收条》记载的价格作为认定马晓博赔偿损失的依据。2.相与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只是询问其是否对案涉白酒价格进行鉴定，并未予以释明。对此，本院二审庭审中再次询问其是否对案涉白酒的价格进行鉴定并予以释明，相与公司表示不申请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相与公司主张马晓博应赔偿其酒款904000元，该904000元系根据案涉《收条》中载明的红钻500元/箱、蓝钻1000元/箱计算得出。但本院上文已述，相与公司与马晓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收条》也不能作为认定马晓博赔偿案涉酒款的依据，故相与公司依据《收条》向马晓博主张赔偿，本院不予支持。3.鉴于马晓博实际已经处分了相与公司的部分白酒，相与公司也因此受到损失，故马晓博应向相与公司赔偿其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对于该部分损失，首先，关于酒的数量，双方一致确认红钻酒应赔偿数量330箱；蓝钻酒存在290箱的争议，该290箱酒在马晓博出具《收条》之后，徐春岭又从马晓博处拉走，故马晓博并未实际占有该290箱酒，也未处分，故不应承担该290箱蓝钻酒的赔偿责任，故蓝钻酒应赔偿数量为449箱。其次，关于酒的单价，相与公司经释明不申请鉴定，马晓博二审中自认市场价红钻酒350元/箱，蓝钻酒600元/箱，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市场价红钻酒360元/箱，蓝钻酒660元/箱，鉴于酒的零售价与批发价存在差异，在相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白酒市场价值的情况下，本院依据马晓博的自认，依法酌定按照红钻酒350元/箱、蓝钻酒600元/箱的单价计算损失。经计算，马晓博应向相与公司赔偿酒款384900元（350元/箱×330箱+600元/箱×440箱）。第三，关于至诚公司是否应承担返还白酒及赔偿酒款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志诚公司与相与公司既无买卖合同关系亦非无权处分的受让人，故不应承担相应的返还和赔偿责任，对相与公司要求至诚公司返还白酒并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至诚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1302民初846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撤销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1302民初846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三、马晓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苏相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酒款384900元；四、驳回江苏相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对宿迁至诚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江苏相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920元，由江苏相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0元，由马晓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赵振亚审判员  张 熠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马 畅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