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1422民初2405号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法定代表人：张某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告：李某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诉被告李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由本院审判员刘恩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辉，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告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出租林地协议；2.诉讼费依法判决。事实和理由：2006年4月7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出租林地协议》协议内容：一、出租林地四至；东至大凌河沿，西至小道，南至大凌河沿，北至村民耕地。二、出租年限；29年，从2006年3月30日起至2035年4月14日止。三、出租租金，共计80，000元，合同签订后一次性交清。根据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7年8月23日）、葫芦岛市国土资源局（葫国土规审（2017）001号）、建昌县发展和改革局（建发改[2018]16号）、建昌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2月16日），关于大凌河城区段治理工程（宫山咀水库坝下---建昌喀左交界）一期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文件精神，为了防洪抗灾，建昌县大凌河城区段已经纳入《国务院批准全国中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而被告承租的部分林地在规划治理范围之内，为保证大凌河建昌城区段区域防洪安全，进一步加强河道社会服务功能和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需求，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出租林地协议。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李某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有误。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出租林地协议”有误，应该是解除出租林地协议中“政府治河”占用部分，而不是全部，剩余部分继续有效。二、原告在诉讼请求中的“事实理由”，我方无异议。三、我方认为，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原国有建昌县南营子苗圃）单方终止合同，违反了《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款。原告的违约行为给我方的承租经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我方的具体要求是：（一）、返还政府治河占用林地剩余租期的租金和利息。我方承租林地102亩，租期29年（2006年3月30日——2035年4月14日），租金人民币80,000元，平均27元/亩年，政府治河占用我方承租未到期林地37亩。1、返还占用未到期林地租金37亩×15年×27元/亩年＝14,985元。2、原告应支付返还本金的利息。我方暂按5.0%的年利率计算，大约为18,631元。以上两项合计14,985元＋18,631元＝33,616元。（二）、原告要对占用我方未到期的林地给予合理的经营损失补偿。占用林地37亩，合同未到期期间15年（2020年4月——2035年4月）。1、承租林地栽种速生杨，15年正好是一个轮伐期。在我县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速生杨每个轮伐期间的产材量在0.5立方米—1.2立方米之间（每棵树），最高可以达到1.5立方米以上。平均计算，最低产材量也在0.6立方米以上。2、每亩林地栽种杨树74棵，平均每亩产材量为74棵×0.6立方米/棵＝44.4立方米。3、现在杨树的市场售价为900元/立方米（15年以后肯定要高于这个价格），收益为44.4立方米×900元/立方米＝39,960元。4、栽种杨树的成本为6,662元/亩。其中：地租成本80,000元/102亩＝784元/亩树种成本74棵/亩×20元/棵＝1,480元/亩管理费用2,400元/亩自然损失自然损失率按照5%计算，74棵×0.6立方米/棵×900元/立方米×5%＝1,998元。5、每亩地一个轮伐期（十五年）的经营收益为39,960元/亩－6,662元/亩＝33,298元/亩。6、原告应给予我方的经营损失补偿为37亩×33,298元/亩＝1,232,026元。（三）、原告要对我方承租的林地前期费用投入给予必要的损失补偿。我方承租林地租期为二十九年，栽种速生杨正好是两个轮伐期，所以我方是按照两个轮伐期的经营进行的前期投入。为了提高栽种速生杨的经济效益，我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所承租的林地进行了买土垫方、场地平整、坝墙砌垒、水井养护维修、林地看护管理等事项。据不完全统计，我方前期费用总投入至少在517,900元以上，平均每亩林地投入5,077元。原告应补偿我方费用损失37亩×5,077元/亩＝187,849元。以上三项，原告总计应补偿我方经营损失为33,616元＋1,232,026元＋187,849元＝1,453,491元。经审查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于2005年4月15日冯晓云与原告李某签订出租林地协议，该协议载明：一、出租林地四至东至大凌河沿，西至小道，南至大凌河沿，北至村民耕地；二、出租年限；30年，从2005年4月15日起至2035年4月14日止；三、出租金额，共计42，000元。于2006年4月7日冯晓云与被告李某之间签订了一份林地转租合同，该合同载明：一、出租林地四至东至大凌河沿，西至小道，南至大凌河沿，北至村民耕地；二、出租年限；29年，从2006年3月30日起至2035年4月14日止；三、出租金额80，000元。根据省、市、县三级政府文件，关于大凌河城区段治理工程（宫山咀水库坝下---建昌喀左交界）一期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文件精神，为了防洪抗灾，建昌县大凌河城区段已经纳入《国务院批准全国中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被告承租的部分林地在规划治理范围之内，为保证大凌河建昌城区段区域防洪安全，进一步加强河道社会服务功能和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需求。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出租林地协议。占用被告的林地双方一致认可为37亩，涉及到给付被告林地租期未满的经济损失，原告提交评估报告书及补充说明，证明征占林地评估价格每亩19，500元，原告给被告只能是37亩×19，500=721，500元，审计后下调了777.09元。另查明，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于2020年9月1日以冯晓云为被告起诉至本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辽1422民初1860号民事裁定，以“原告请求解除的林地承包合同已经转包给另一个合同相对人李某，并已经征得原告同意，双方有转包合同，同时该地的林权证书记载的所有权人也是李某，因此本案原告请求与被告冯晓云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以上案件事实，有2005年4月15日冯晓云与原告订出租林地协议复印件1份、于2006年4月7日冯晓云与被告李某签订的林地转租合同复印件1份、辽海馨评咨字[2020]字006号报告书复印件1份、评估技术说明复印件1份、葫芦岛市国土资源局葫国土规审（2017）001号文件、建昌县发展和改革局建发改[2018]16号文件，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被告双方对以上案件事实均无异议，载卷为凭。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起诉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出租林地协议。但本案出现的合同文本分别为于2005年4月15日原告与冯晓云之间签订的出租林地协议、于2006年4月7日冯晓云与本案被告李某之间签订的林地转租合同。原告诉求中针对的协议并非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本案出现的林权变更申请，指向的并非林地出租或者转租的债权，指向的权利为物权，系冯晓云向原告作出的处分行为意思表示，即并非负担行为意思表示。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故前述处分行为的意思表示与本案的合同纠纷的负担行为意思表示之间在法律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原、被告双方尽管一致认可本案解除的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就是原告与被告，但本院依法无法予以认可。原告要求解除的合同即2006年4月7日的林地转租合同的当事人并非本案的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而是案外人冯晓云与被告李某之间签订的林地转租合同。故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并非本案拟解除合同的相对人，如果原告认为其具有案涉争议的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于案外经各方权利义务主体充分协商后，将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确定、明确之后，可持有效的合同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时，遵守合法原则，包括程序合法、内容合法，本案虽然原、被告双方均同意调解，但基于前述事由的考虑，虽然双方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并不符合解调处理的条件，故不予以调解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不是案涉2006年4月7日的林地出租合同的相对人，故其不是该案的适格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800元免收，退回原告建昌县生态实验林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恩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韩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