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新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刑事判决书   （2020）陕0102刑初124号     公诉机关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某，男，50岁，1970年2月5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汉族，大学文化，原西安市xx区书记，局长，户籍地本市xx区，2019年7月1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西安市新城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12月16日被刑事拘留，次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张某xxxxxx。   辩护人王珂、李帅欣，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新检二部刑诉（2020）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犯受贿罪，于2020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侠、检察官助理郭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王珂、李帅欣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不可抗力中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在担任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主任、XX区XX委xx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赵某甲、张某乙、樊某某牟取利益,收受3人所送贿赂共计40万元:   1.收受赵某甲10万元   2016年8月21日西安市xx区发生“8.21寻衅滋事案”,之后,被告人张某多次以维护某某地区社会稳定为由,利用担任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主任、XX区XX委xx副书记的职务便利,插手干预xx区公安、检察院办案。由于张某的干预,该案件重要犯罪嫌疑人赵某甲、赵某乙等人未被公安机关立案追究,区检察院将本该继续羁押的战某某、刘某丙、王某某三名犯罪嫌疑人以退回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将三人取保候审。赵某甲为感谢张某上述帮助,于2016年9月一天在张某办公室给被告人张某感谢费10万元,张某陆续将此款用于自己日常消费。   2.收受张某乙20万元   2012年初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开始修建办公大楼,项目竣工后,承包方负责人张某乙为感谢被告人张某帮助以及之后顺利结算工程款,于2014年春节前夕在张某办公室给张某好处费20万元,后被告人张某陆续将此款用于自己老家建房及日常消费。   3.收受樊某某10万元   2014年7月,樊某某为其弟樊某甲能在拆迁补偿中得到照顾,找被告人张某帮忙,张某给赵某甲之子赵某乙打招呼对其予以照顾。为感谢张某的帮忙,2015年3月一天,樊某某在张某办公室给张某好处费10万元。后被告人张某将此款陆续用于自己日常消费。   为了证实指控的犯罪，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并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受贿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庭审中，被告人张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称其具有自首、退赃情节，请求对其减轻处罚。其辩护人辩称，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收受张某乙20万元已过追诉时效，收受樊某某10万元无法排除系樊某某向张某偿还借款的合理怀疑，上述两宗不应计入犯罪数额，请求对张某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张某在担任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主任、XX区XX委xx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赵某甲、张某乙、樊某某牟取利益,收受3人所送贿赂共计4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张某已将受贿款项退缴至中国共产党西安市新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账户。   一、收受赵某甲10万元   2016年8月21日西安市xx区发生“8.21寻衅滋事案”,之后,被告人张某多次以维护某某地区社会稳定为由,利用担任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主任、XX区XX委xx副书记的职务便利,插手干预xx区公安、检察院办案。由于张某的干预,该案件重要犯罪嫌疑人赵某甲、赵某乙等人未被公安机关立案追究,区检察院将本该继续羁押的战某某、刘某丙、王某某三名犯罪嫌疑人以退回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将三人取保候审。赵某甲为感谢张某上述帮助,于2016年9月一天在张某办公室给被告人张某感谢费10万元,张某陆续将此款用于自己日常消费。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张某的留置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证明，2019年7月1日张某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西安市新城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12月16日被刑事拘留，次日被依法逮捕。   2、张某的到案经过证明，其主动向侦查机关供述了监察机关并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3、本案的各阶段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的管辖机构。   4、西安市新城区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证明，2019年7月1日监察机关决定对张某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立案调查。   5、张某的干部任免审批表、任命文件三份、开除党籍、公职文件证明，张某于2012年3月19日起任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主任、党工委副书记；2017年4月14日起任西安市xx区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2019年3月6日任西安市xx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案发后已被开除党籍、公职。   6、中共某某街道工作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张某在某某街道办任职期间的分工文件三份证明，其在该街办任职期间，负责xx区某某街道办全盘工作，并先后分管财政工作、财政所、统计站。   7、西安市xx区政法委出具的情况说明、会议记录证明，其在政法委任职期间，负责主持政法委日常工作，并先后分管维稳工作、维稳办、办公室、政法科。   8、证人赵某甲的证言，2016年7月他的某松公司承包了xx区XX街XX村某某国家征地地面附着物赔付工程,8月因在对兆寨村地面漬表垒围墙过程中遇到村民阻挡,时任某某街办书记宋某某、主任张某及某某派出所的人让他儿子赵某乙的从某松公司找些安保人员到村上维持秩序。8月21日,赵某乙让战某某从韦曲街办夏殿村拆迁指挥部找来四五十人集到兆寨村,战某某带人和村民发生了冲突和打架斗殴,导致多个村民被打伤。当天派出所出警处置了此事件,当时关了三四个人,他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叫刘某丙、王某某、陈某,后来因为陈某是个在校大学生当天释放了,这几人他都不认识。事发后他多次和某某街办时任书记宋某某、主任张某商量协调解决“8.21”事件,考虑到事发也是因为街办的事情,宋某某和张某答应帮忙协调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对战某某等人从轻处理,期间,需要找人打点的时候他负责出钱,同时还要对伤者进行赔偿并安抚好村民。“8.21案件”发生第二天开始他就找张某,让帮忙给协调某某派出所想把案件尽快从轻处理,在张某的办公室里,他还和张某商量,这个事情起因是赵某乙叫的人,考虑到不想把儿子牵扯进去,可以让战某某冒称自己是事件的主谋和策划者,然后让战某某XX村XX组长孟某某说法保持一致,就说是孟某某找的战某某,让战某某叫的人来村上。他和张某商量好后就联系了战某某,让战某某把事情一担,就说人都是自己叫的自己是事情的主谋。事件发生后的两三天,战某某就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为处理这个事情,张某分别给某某派出所所长李某博高某乙、刘某甲多次协调联系,让他们从轻处理。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某某派出所把案子送到xx检察院。案子到了检察院以后,2016年年底的XX街XX委某某书记宋某某和张某去xx检察院找检察长李某某,协调给战某某等三人变更取保候审的事情,当时他在车上等着,宋某某和张某两个人进去找的李某某。过了几天公安xx分局将三人取保候审放了出来。在检察院协调案子的过程中，宋某某约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某甲在他公司吃过饭,当时他也在场作陪。2017年初,战某某等三人的案子到了xx区法院,经过他和张某商量,想协调法院给3人从轻判决最好能判缓刑,张某说他认识xx区法院的领导可以去xx区法院协调案子。同时,他也让战某某配合张某去法院找人协调案子的事情,因为战某某以前给张某当过司机,他俩本身就很熟。后来在张某的协调下,2018年4月,xx区法院对战某某等3人寻衅滋事的案子作出判决,对3人判处缓刑。他之所去协商这个案子办理，一方面是当天去的那些人毕竟是他儿子叫的人,他不想把事情闹大把儿子牵扯进去。他在XX村XX基地二期半征地项目”的地面附着物赔付工程,虽然村民阻挡垒围墙的事和他公司没直接关系,但是后面他参与地面附着物赔付的事情还需要某某街办的支持,所以事情发生后,张某、宋某某和他商量协调处理案子,他都是积极参与的,也是想配合街办把事情处理好,毕竟后面还要在兆寨村干工程。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出面，是因为某某派出所把人抓了后宋某某和张某给他说“8.21”案件以街办的名义找公检法协商比较合适,毕竟也是牵扯地方社会稳定的事情,他不适合直接出面,所以他就和张某、宋某某商量由对方出面负责协调公检法,需要找公检法的领导和办案人打点花钱的时候他就出钱,另外他还负责出钱给受伤的人赔付到位,把村民安抚好。2016年9月的一天，他为了感谢张某帮忙协调公检法，让公司财务黄某某准备了1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他用报纸抱着，1万元1沓。他拿着钱就去了张某的某某街办，见到张某后就把钱给了对方，并说后面不够了再说，张某看了跟他客气了一下，他把张某办公室抽屉打开把钱放进去。现场只有他和张某两人。   9、证人黄某某（某松公司出纳）的证言及相关账户银行流水证明，某松公诉负责拆迁工程，赵某甲是赵某乙父亲，赵某乙是公司法人，但是财务上赵某甲说了算。公司提现特别多，一般都是她从个人卡（赵某乙、张某、邢某某、高某，其中赵某乙、张某、高某，三人的卡是由她管理、保存、使用的，这些个人卡实际是某松公司的库存现金）上提现放到公司保险柜，要用钱的话赵某甲和赵某乙会提前跟她说，让她准备，然后打借条。2013年8月开始使用的是赵某乙名下的两张建行卡，到了2014年10月，期间也曾用过赵某乙朋友张某的建行卡支付过一段时间，2014年10月开始都用公司员工高某的建行卡了。现金部分都记账留存。公司其他人拿现金必须要赵某甲或赵某乙在借条上签字，之后借条交会计做账。她给赵某乙或者赵某甲提现的最大额是200万元或者300万元，100万经常提。赵某甲在她处提现很频繁，小的几万，大到上百万都有，以银行记录为准。赵某甲是老板，拿钱不会给她说用途的。根据某松公司、杜曲公司、赵某乙、高某建设银行流水明细来看，2016年9月，公司现金库存确实能为赵某甲提供10万元现金，是从高某的建设银行卡中取出的，2016年8月、9月，她都从高某卡中取出大量现金作为公司备用金，赵某甲2016年9月向她要现金，肯定就是从公司库存现金中取出来给的。   10、证人宋某某的证言，“8.21”事件发生前几天，某某街办主任张某说区上催得紧让抓紧启动垒围墙这个活，他表示要注意村上稳定，具体活怎么活动张某丁张某没有告诉他，他认为应当是按照之前定好的方案，让五组的组长孟某某去组织实施。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他不知道赵某甲会参与，8.21”事发后，他知道赵某甲在现场，还看到赵某甲在街办和几个群众讨论，就意识到这个垒围墙的活赵某甲应该参与了。之后公安把几名打人者抓了后，有一天张某对他说，垒围墙的活毕竟是街办的工作，还没有启动，并且这个活就是赵某甲的，打人者是赵某甲的人，张某安排赵某甲启动垒围墙的活，打架发生在垒围墙的过程中，打人者被抓也没有放，自己的压力很大，能不能一起去找区上的领导，对打人者从轻处理。赵某甲也曾找到他希望帮助协调公安把打人者放出来，他说自己去争取，后来他和张某就找到了李某某。第一次找李某某后的一段时间，赵某甲把谅解书交给他问能否转交给公安局和检察院，他告知张某后就拿着谅解书去检察院，但是没有见到李某某，他和李某某电话联系后告知了对方的情况，李某某让他直接交给张某甲，他就将谅解书交给了张某甲。最后这几个打人的就被放了。他之所以要帮赵某甲，一是想让垒围墙的项目尽快启动，项目需要赵某甲来支持；二是赵某甲和他之前就认识，有人情的关系。   11、证人战某某的证言，2016年8月22日中午，赵某甲电话找他，两人见面后赵某甲就将“8.21”打架的事情给他说了，并说已经被带走的两个人顶不住这个事情，想让他出面把事情顶下来，并让他和孟某某商量好，说是他承包的活，打架是他手下的人。安排好后，他就到夏殿村工地指挥部，给保安头侯士亮或者宋明阳说自己是领导，昨天打架的报案是他带去的，之后他就回家了。他之所这样做，是想讨好赵某甲，以后可以在赵某甲手下承某某点工程挣钱。   12、证人李某某（时任xx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证言，2016年11月，某某街办书记宋某某和主任张某就某某的一个寻衅滋事案件（“8.21案”）来检察院找过他，说检察院已经批捕了3人，且群众和被捕人的家属都在上访，区委责成某某街办迅速平息事端，防止上访，现在双方的工作都已近作通，都已经谈好了，只是还没有签谅解协议，希望检察院能对这3人尽快从轻处理，让人尽快出来把征地的围墙垒好。他表示如果双方能达成谅解协议，群众能够得到赔偿，3人可以从轻处理，也就是取保候审。他当时没有落实对方说的话就直接给张某甲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让看一下该案是否达成谅解协议，如果达成了就对嫌疑人从轻处理，也是对街办工作的支持。之后他就让对方去找张某甲沟通具体的事情。   13、证人张某甲（时任xx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证言，2016年12月，李某某检察长找到他说：“某某街办的稳定形势十分严峻，要协助某某做好稳定工作，我院有一个寻衅滋事的案子，区上让街办来人联系检察院看能否将战某某等3人取保，某某街办来人找你协调”。当天，某某街办的张某主任就来他办公室协调这个案件，张某说案发后群众和嫌疑人家属都一直在上访，现在群众得到赔偿后已经平稳，但是嫌疑人家属一直在闹，某某稳定不下来，需要这3个人出去做稳定工作。他就让对方先回去，自己了解一下情况。他当时没有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就以张某和李检所说的为依据。张某找他之前，二人并不认识。后来，他到了公诉科长韩某某的办公室了解案件，并将李检的指示告诉了韩某某，韩某某当时将案子的大概情况告诉他，并说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取得了和解，他就表示要考虑某某的稳定，把退补审批表报上来，然后他看都没看就批了。   14、证人韩某某（时任xx区人民检察院第四监察部副部长）的证言，2016年12月21日，办案人全某某将该案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表通过办案平涛上报给他，他看完后签字并同意该案起诉，21日下午上班后，张某甲检察长叫他去了办公室询问了这个案件的情况，并说让全某某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他说行，就回去给全某某说退给公安局，全某某就答应了。当时他没有给张某甲说案件已经办结的事情。第二天，张某甲又将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是否已经退回公安机关了，并问他能否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并说嫌疑人的家属已经赔付了医疗费达成了协议，他说给全某某说一声。当天中午11时，他将张某甲变更强制措施的意思传达给了全某某，全某某说可以就走了。23日，全某某就通过平台将退补审批表上报给他，他签字后上报给了张某甲。公安机关于12月27日对3名嫌疑人取保候审，并于2017年1月9日将案件补充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院。按照正常程序，应该办结后才有审查报告，但是他之前已经审结了，所以只能用之前的报告，2月20日，全某某将起诉审批表上报给他和张某甲，审批后就移送法院起诉了。   15、证人全某某（时任xx区人民检察院 “8.21案”主办检察官）的证言，这个案件他作为办案人一开始审查期间，认为这三个人应该继续羁押，他就提交了审查终结报告，韩某某科长领导审批后就可以制作起诉书起诉了，韩某某科长通过办案平台系统签字同意后，他就去找韩某某提出起诉，韩某某表示这个案件要找张某甲副检察长请示，请示后韩某某说张检建议他看下民事部分，双方是否达成民事协商，如果达成民事赔偿的话，由本院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他就按照韩某某科长的意思，没有直接起诉，而是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让对方补充侦查一次，同时附有补充侦查报告，主要是核实战某某方与受伤群众是否达成谅解，是否赔偿到位。他当时觉得取保不合适，但是由于张某甲副检察长的干预，他没有坚持工作原则。   16、证人周某某（时任xx区人民法院院长）的证言，2017年4月11日“8.21”案审委会他没有参与。关于该案政法委副书记张某向他说过两次，第一次是2017年的7、8月，他在区委开会时，张某让他回去问刘某甲副院长。之后他问了刘某丁情况，刘某丁说就是2017年5、6月曾到他办公室汇报的案件，他就要求按照区上的意见处理好即可。第二次是2017年8、9月，张某给他电话让他不要判的太重，他告知对方从轻处理必须双方达成谅解，张某表示区上和街办会给双方做工作的。后来他将刘某丁叫到办公室，并将张某的意见传达给了刘某丁，刘某丁表示自己知道了。这个案子刘某丁一共给他汇报过两次，一次是2017年5、6月的那次，第二次是2018年1月，刘某丁和主办人马某某、刑庭副庭长姚某某到他办公室汇报的。马某某说合议庭的意见让被告给本院押些钱，怕审判后部分群众又来法院提民事赔偿，以用于赔付。他同意了，也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区上维稳的效果。   17、证人刘某甲（时任xx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证言，周院长就该案一共问他两次，第一次是检察院将该案起诉到本院不久，周院长让他问承办人能否对战某某等人从轻处罚（判处缓刑）的问题，XX区XX委张某打过招呼的案子，关系到xx区的稳定和重点工程，希望能从轻处罚，判缓刑。他说可以，并表示向主办人马某某了解情况。之后他对马某某说了周院长的意思，并让马某某多重视该案，尽量从轻处理（判缓刑）。后来他也没给周院长回复。之后马某某提出要将该案上审委会研究逮捕，他不想干预办案，就也表示同意了。之后审委会一致同意将战某某等三人逮捕，但实际上逮捕并没有执行。第二次是周院长将他、马某某、姚某某三人叫到办公室汇报该案，协商关于给被害人协调赔偿的事情。之后马某某也没有给他汇报过判处缓刑的情况。   18、证人马某某（时任xx区人民法院“8.21”案主审法官）的证言，2017年4月11日开审委会的当天，她拿着审理报告给主管副院长刘某甲进行了汇报，说这个案子已经开庭，合议庭意见是决定逮捕，刘某甲问合议庭意见一致不，她说都一致，刘某甲就同意了合议庭意见。审委会上同意了对三名被告予以逮捕。会后不久，她就在系统上做好了逮捕决定书，报刘某甲审批后由书记员送到公安xx分局法制部门。之后xx分局一直没有逮捕，具体原因不清楚。2017年7月左右，政法委副书记张某找她和姚某某去了解案件情况，她们告知张某已经开过庭了，因为审判秘密，没有说逮捕的事，然后说村民高某乙在告民事赔偿，张某说要把民事部分处理好，可以让被告给法院交点钱，如果还有人去法院告民事赔偿，就可以赔付。又过了一段时间，周某某院长在5楼办公室给他们开会，说政法委过问过这个案件，让被告人给法院交钱。会上周院长还说了，这个案子政法委很重视，出于维稳的考虑，看能否从轻处理。   19、xx区人民法院2017年4月11日关于“8.21”案审委会笔录证明，合议庭决议对三被告人予以逮捕并提请审委会讨论，审委会决议意见为对三名被告人先予以逮捕。   20、被告人张某的供述，赵某甲主要在xx区搞建筑和拆迁的相关工作，是某松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一共有4个孩子，大儿子叫赵某乙是某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儿子叫赵松没有固定工作。2012年他在xx区XX路搞拆迁的时候由交通局招标，赵某甲在那承包工程，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他给赵某甲的工程队协调了相关工作，赵某甲派人给他送了5万元人民币，他给退回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认识了。后来他任某某街办主任的时候，他辖区某某街办的几个村征用土地后有地面附着物赔偿项目，赵某甲承包了某某街办相关地面附着物赔偿工程，在这个工程中双方是合作关系，慢慢就熟了。2013年3月27日区政府安排航天城二期征地联席会议,当时有航天管委会和xx区政府、韦曲区街办、某某街办、财政局、协调办等相关部门参会,会议定的和他有关的XX街XX村某某8041亩土地进行征用,会议结束后某某街办就召开会议布置并开始大规模征地工作。当时航天管委会给每亩地11.5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区政府每亩地要扣1.5万元,到街办的手上只能拨付每亩地10万元。街办每亩地给农民的征地标准是4.08万元,为了拉近他们街办和韦曲街办的赔偿标准,某某街办又给农民每亩地增加1万元作为奖励，按照5. 08万元的赔偿标准赔付给农民。土地拆迁地面附着物的赔付工作,按照正常应由街办工作人员做,但时任某某街办书记秦某某是他的领导，多次给他说韦曲已经将地面附着物赔付工作以每亩地4.8万的价格外包给赵某甲, 并专门给他赵某甲的电话让他和赵某甲联系。期间多名领导也分别给他打招呼, 向他提出让按照韦曲拆迁模式将某某街办这8041亩地的地面附着物赔付工作外包给赵某甲。由于当时时间紧,这个过程中他和秦某某定的以每亩地地面附着物赔偿4.5万元外包给赵某甲，由他代表街办和赵某甲签订的合同。4.5万元包括中小型企业(养殖业、种植业、大棚的设施、灌溉配套设施、苗木花卉等)的赔偿,耕地地面上的所有附着物,养猪场按照评估的价格给村民相应赔偿,赔偿的钱在4.5万元内包,赔偿的这些钱都是由赵某甲给村民赔偿。村民的迁坟费用是街办给村民出的,村民迁完迁坟后由村上统一统计给街办,街办再按照统计来的座数统一发放给村委会,村委会发放到村民个人手中,还有一个混凝土站,是航天管委会给迁移的,街办没有参与。赵某甲承包的某某7个村的附着物赔偿共计大概3.6亿元左右，合同里没有写明进度多少给付多少,但一般就是赔付一部分地后,赵某甲的公司就会找他来结算一部分费用,这都是需要他签字后才能给付,给付的方式是通过公对公账户支付给赵某甲。在他调离某某街办主任的时共计给赵某甲付了2.6亿元左右,还有1000亩没有赔付，还剩1亿多元。每亩地4.5万元外包的标准是参照韦曲街办当时的每亩4.8万元制定的，是他和秦某某商量后共同决定的。征地工作完成后,由于要给航天管委会移交,需要将征地的面积用围墙圈起来,2016年6月,经过街办的相关领导协商后这个围墙建设项目承包给了兆寨村,过了半个月,村领导来找他们说这个项目分包给5组了但经过几次的施工没有相关进展。2016年7月中旬赵某甲找他想承包这个项目,他说这个已经承包给了村上,后来他听王某乙副主任说,XX村XX组长孟某某承包了5组垒围墙的项目,孟某某把活交给了赵某甲父子但没有签合同，垒围墙实际上就是赵某甲、赵某丙父子的活。2016年8月21日，XX村XX组的村民因为垒围墙项目占地利润利益分配发生了僵持（对于给的利润是只给占地的村民分还是给所有的村民集体分），由于村民对利润的分配没有谈拢，部分村民在施工现场对施工队进行了阻挡，在此期间施工队与村民双方发生了群体性打架事件。10时多,因村民阻挡施工队施工，双方发生了打架事件,12时又在XX路XX村东口再次发生了打架事件。打架的当天是星期天,他当时并不在场，是村长赵某华给他电话说的。事发前一天，他曾给派出所所长李某博高某乙打电话要求公安做好备勤相关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所以案发当天早晨民警就在施工现场进行维护。在去往施工工地的路上发生了打架事件，民警赶到现场后制止了事态的发生，大约到了12时左右，又在XX路XX村东口发生了再次打架，致使多人不同程度受伤。之后，群众来到某某街办讨说法，他就在街办安抚群众。下午2时左右，赵某甲也到街办了，赵某甲找到他并告诉他自己被赵某华的媳妇打了，但没说两句就被群众围住了，之后赵某甲就离开了。当晚，群众聚集在省委大门口上访，市、区、街办等相关部门对上访群众进行劝访，他一直在安抚群众。8月22日早晨9时，赵某丙来找他说因为这个事情被关了几个人，有一个是在校大学生也没有怎么参与，就想让把这个人放出来，他就说给派出所的指导员刘某甲打电话说让查一下，如果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把娃放了。之后他将街办支航办的主任、主管“8.21”事发地的项目的蒋永某某叫到办公室，当着赵某丙的面让蒋带着赵某丙去派出所找刘某甲协调看能否放人，下午3时左右，他又安排将永某某带着赵某丙派的人去给派出所里羁押的人送饭。23号赵某甲带着一个女的到了街办宋某某的办公室，他俩要求赵某甲做好三项工作，第一是给群众看病赔钱，尤其是伤的比较重的；第二是安排人到村组主要路口掌握重点人员动向防止越级上访；第三垒围墙的工程全面停工。赵某甲答应并提出让他和宋某某出面给公安局说情、放人，他和宋就答应了。之后赵某甲又给他说他们找了战某某来“顶包”，不会将赵某甲父子扯出来。8月27日或28日，赵某甲又到他办公室找过他，表示已经和公安局说好了，也跟检察院打过招呼了，跟街办和跟赵某甲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正在找人跟病重的村民谈赔付的事情，争取出谅解书，并说也给宋某某书记汇报过了，并表示过一段时间再把战某某“捞”出来。赵某甲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对方已经把公安局的领导找过了，这件事肯定会从轻处理的，因为他和赵某甲关系好，所以他见到公安局的李某博局长的时候让对方从轻处理。2016年11月，他当时和宋某某以街办的名义去检察院找了检察长，希望能从轻处理。2017年他去了政法委任职，又以政法委副书记的身份召开了协调会，给法院院长打招呼，又亲自去法院找这个案子的主办人打招呼，希望能对涉案的三个人从轻处理。他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赵某甲给了他不少好处，他出于人情给赵某甲帮了忙，另一个是他在街办和政法委任职时都能在这个案子说上话，就给赵某甲帮了忙。2016年9月中旬,有一天赵某甲来到他办公室,拿报纸包裹着10万元钱放到办公桌的抽屉里,赵某甲对他说处理“8.21”这个事情方方面面还需要他帮忙，先放10万元随时用,不够了再说。后来他把钱陆陆续续拿回家用了。这10万元是赵某甲从包里拿出来的,拿报纸包的。他打开后看是都100元的面额,1万元1捆,共有10捆,有银行封条的那种。他把钱一部分是用于自己平时买烟酒、吃饭等个人消费,还有一部分拿回家里补贴家用。在“8.21”侦办过程中，他对公安局方面协调了三次，除了协调放大学生和送饭这两次外，第三次是8月25日左右,xx公安分局就“8.21”事件在某某派出所成立专案组,副局长李某博担任专案组组长,当天李某博让李某博高某乙给他打电话就该案进行沟通,李某博说区上对该案很重视,对打人者要求严肃处理,他当时把市级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和推进工作做了介绍,表示要限期完成项目,所以建议对打架这件事从轻从快处理,李某博就说自己心中有数,知道怎么办了。他对检察院方面，2016年10月下旬,xx区党代会结束后,宋某某让他一起去区检察院找李某某检察长,说区上领导的分工已经明确,李某某检察长包抓某某,让他一起去汇报工作,当时在李某某办公室宋某某就“8.21”的案子做了汇报,他认为他们两个去检察院主要目的还是为了“8.21”案件能从轻处理,到检察院给嫌疑人说情，也是给赵某甲帮忙。李检当时说,要想从轻处理必须让所有被打群众出具谅解书,并说这件案子主管是张某甲副检察长,回头给张打个招呼,让他们去找张某甲,最后他有事就一个人先走了,宋某某说去张办公室坐一下。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宋某某说自己已将被打群众的谅解书拿到检察院给了张某甲。法院方面,2017年4、5月赵某甲和战某某分别到他办公室,让他帮问一下，为什么法院将已经采取取保措施的“8.21”案嫌疑人要逮捕判实刑,他得知主办法官是马某某。后来,他先后在xx区会议中心和政法委李强书记办公室门口碰见法院周某某院长,他让周院长出面对该案进行关照。2017年5月中旬,他在xx区人民法院开会后找刑庭庭长姚某某了解该案的情况,姚某某将马某某一起叫到主管领导刘某甲办公室,马某某将该案为什么由缓刑改为实刑的原因告诉了他,说当时只有两名原告,都属于轻伤害,判缓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现在又多了一名叫高某乙的原告,而且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可能还会出现同一类上告人员,法院怕判缓刑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再一个是法院多次通知高某乙到庭,高某乙也不来也没有提供伤残鉴定,马某某认为是赔付不到位。马某某说自己已通知了公安机关逮捕被告，但公安机关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逮捕。最后他问马某某这类事如何处理比较好,马某某说只要赔付到位,当事人撤销诉讼,审判委员会就好通过判缓刑的审判结果。他就将情况给赵某甲反馈过去,之后就再也没管了。2019年6月20日前后,宋某某打电话找他说市XX委在调查“8.21”案件,市XX委已将张某甲叫去谈话了,张某甲已向市XX委说明是宋某某给他送的谅解书,下一步市XX委可能也要叫宋某某去。宋某某问他怎么办，他说这案子是市级重点项目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市上去年已经调查过了,现在也没有组织找过他谈话,而且也要看李某某咋向组织说,当时宋某某很着急,过了两天左右,宋某某去他家说李检被叫去了。李检回来给宋某某说“到时候市XX委叫你去谈话的时候不要说赵某甲参与过“8.21”案件的事,你送谅解书是维稳工作的需要就行,而且检察院和法院在量刑上又没有太大的错”,最后他就和宋某某先去找了区XX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谈了这件事,书记让他就实事求是的说就行了，然后他俩就走了,最后他俩在一起就这件事谈了两次,但是也没有什么新内容,直到后来他被XX委叫来。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二、收受张某乙20万元   2012年初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开始修建办公大楼,项目竣工后,承包方负责人张某乙为感谢被告人张某帮助以及之后顺利结算工程款,于2014年春节前夕在张某办公室给张某好处费20万元,后被告人张某陆续将此款用于自己老家建房及日常消费。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西安市某某建筑总公司的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西安市某某建筑总公司的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与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办公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某某街道办财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账目明细、工程结算书、原始记账凭证、白条等证明，西安市某某建筑总公司通过招标的方式中标某某街道办办公楼建设项目，并由挂靠方张某乙负责承建及工程款结算等情况。   2、证人张某乙的证言，他是以西安市某某建的总公司的资质通过招投标中标与某某街办签订施工合同后具体由他的施工队承建的。他的施工队具体由他的侄子张某丙负责,并与西安市某某建筑总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这个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是由他们垫资先建,然后陆续由张某丙在某某街办多次借款的形式将办公楼建成。之所以要以某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是因为他的施工队没有资质,而某某公司拥有招标条件的资质。他和某某公司的老板关系比较熟,他通过挂靠(内部承包)的形式取得这个办公大楼工程的承建资格。他依照内部承包合同向某某公司支付一定的管理费,其它的事项都与某某公司无关,由他的工程队完成。某某街办新建办公楼工程前期是他们垫资开工建设,期间大致按照工程进度以暂借的方式支取工程款,整个工程完成后,通过验收后进行决算审计,再付清余款。为了让张某能尽快结算工程款,大概在2013年9月前后他给张某送过2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他是从账号为2701XXXXXXXX取的现金,在2013年5月4号取现金3万元,5月7号取现金4万元,9月9号取现金10万元,9月18号取现金3万元，以上共计20万元,他把上述现金从银行取出后放在家里,后来送给了张某。张某是某某街办主任,他承建的办公楼工程款的结算由张某负责审批,所以他给对方20万元好处费,就是为了能够顺利结清工程款。张某怎样给他提供帮助他不清楚,但是后来工程款顺利结清了，他想是张某给他提供帮助了。   3、证人张某丙的证言，他参与了某某街办办公楼工程，是他叔父张某乙委托他负责现场施工管理以及与街办之间工程进度款的结算。他还代表张某乙与某某公司签订了挂靠协议即《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工程开始约定前期以垫资的形式开工建设，后来根据工程进度，由他代表施工队以借款的形式从某某街办预支工程款，待整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进行最终决算、清算，后结清工程余款。承某某某某街办新建办公楼这个工程是张某乙联系挂靠、投标、并协调与街办等相关部门的一些事情,这个工程实际就是他叔父承某某的工程。他只是受叔父张某乙的委托负责现场施工的管理并与街办协调一些工程款结算的事情。从某某街办预支工程进度款打了多少借条他记不清了,印象中陆续打了有6、7张借条,借教手续上都有他的亲笔签名,这些情况某某街办应该都有底子。这个工程最终结算是800万元左右,工程竣工后有审计和决算,这些都是张某乙负责处理这些事情,至于余款是啥时候结清他也不清楚。   4、被告人张某的供述，2012年年底,张某乙承建某某街办办公楼工程,当时他是某某街办主任。张某乙是因为新建办公楼工程进展比较顺利,按照合同约定前期工程款以预借的形式先支付一部分，需要他来审批,办公楼的装修工程他也给了张某乙干,加之后面大概还有200万元左右的工程尾款没有结,张某乙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他能尽快结清所有工程尾款,所以就给他送了20万元现金。大概2013年11、12月,大楼主体竣工后,当时他还在旧办公楼办公,张某乙来到他的办公室送给他20万元人民币现金,这20万现金是用报纸裹着,放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张某乙把钱放在他的办公室沙发靠背,他就收下了。他当时主要是考虑张某乙干的新建办公楼这个工程,总体质量通过检验还不错,他前期给张某乙按合同结算工程款比较及时,包括后面办公楼装修的活也让张某乙干了,所以他觉得收张某乙这个钱没有什么后患也是人之常情。还有就是下面还欠张某乙的工程款他也准备按合同按期结款。综合上面这些考虑,所以他就收了张某乙这20万元现金。这20万元他在办公室放了3、4个月,然后拿回家放在储藏室多半年,后来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老家装修房子,一部分自已用了,剩下的交给媳妇存了。他给张某乙的回报主要是按合同进度及时结款、把新建办公楼的装修工程让张某乙干(大概100万元工程)、将工程尾款大概200万元及时给张某乙结清。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三、收受樊某某10万元   2014年7月,樊某某为其弟樊某甲能在拆迁补偿中得到照顾,找被告人张某帮忙,张某给赵某甲之子赵某乙打招呼对其予以照顾。为感谢张某的帮忙,2015年3月一天,樊某某在张某办公室给张某好处费10万元。后被告人张某将此款陆续用于自己日常消费。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樊某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1年前后，他弟弟樊某某在XX街道XX村某某租赁了大约40亩土地在地上摘苗。2014年中旬，某某街办搞征地赔偿涉及到这40度亩地。他为樊某某在xx区某某的苗圃附着物赔偿的事找过几次张某,希望能帮忙把赔偿价格算高一点,赔偿款多给一些,并尽快结清。后来他和张某见面时,张某说苗圃的事联系好了，因为航天征地地面附着物赔偿这个事已由某松公司打包处理,张某已和某松公司负责人赵某丙(赵某乙)说好了,让樊某某直接去找赵某丙谈。后来他就让樊某某去找赵某丙, 樊某某找赵某丙的具体情况他就不清楚了。后来赔付的金额比较理想, 每亩宣大概2.6万元,共计400元万元左右，而且赔付的钱也给的比较利索,他也想和张某长期处好关系,作为感情投资,大约在2014年底到2015年初的时候约张某在韦曲步行街见面，说给对方送点茶叶。见面后他将10万元装在袋子里给了张某丁张某说是一斤茶叶，感谢张某在樊某某苗圃赔付事实上的帮忙。张某一开始让他拿回去，但是他后来硬塞到张某手上，转身就走了。对方提袋子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出来重量不对，但他俩都没明说。赔付的具体事宜他没有参与，但是他弟弟樊某某去沟通的，后来听说按照每亩2.6万元赔付的。这10万元都是100元的面值，分10捆，是他从自己银行卡里取的，给钱的事情他也没有给他弟弟说，也没有要钱。2015年4、5月,他向刘某乙（张某妻子）借了20万元人民币,当时他打电话给刘某乙说自己最近手头倒不开了,刘某乙说她手头没有多少,可能能凑20万元,最终这次刘某乙只借给他20万元,是刘某乙通过银行转账给他的。当时借条上写的被借款人是刘某乙,借款人写的是他自己(樊某某)。这20万元现在还没有给刘某戊。   2、证人樊某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2年下半年6、7月,他在xx区XX街道XX村某某承包了100多亩土地经营苗圃生意。到2013年6、7月,当时因航天基地征地,他承包的这个苗圃也在拆迁范围，航天征地拆迁办多次找他,说是他这个苗圃已经纳入征地范围,让他尽快办理地面附着物赔偿手续,当时他想着他哥樊某某在xx呆的时间长认识人多,就问他哥能不能找个熟人给说一说,把补偿价格能算的高一些,他哥是否找人说过苗圃赔偿的事他不清楚。2013年9月左右,他和负责赔偿的某松公司的赵某丙(赵某乙)签订了赔偿协议,11月他的苗圃补偿款就到位了。2013年9月左右,拆迁办的人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他到拆迁办,介绍赵某丙(赵某丁),说这是老板,让他具体事情和赵某丙谈,尽快达成协议。后来经过多次商谈,最终达成协议。他个人觉得最后这个赔偿价格也在合理范围,给他打款也很及时。这个苗圃总共给赔了348万多元,2013年1月3日某松公司给他开了两张现金支票,他拿到支票后就到建行转存到他的卡上(卡号:XXXXXXXXXXXXXXX7578)。他不清楚樊某某和张某之间的经济往来。   3、证人赵某乙（小名赵某丙）的证言，他认识樊某某，樊某某是渭南人,当时樊某某在xx区XX街XX村某某租赁了100亩地,当时他负责地面附着物赔付,地亩数五十亩以上的承包地的他都能记住。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他们公司开始在xx区XX街XX村某某地面附着物的赔付工作,樊某某在xx区XX街XX村某某租赁了100亩地种的苗圃,他就和对方多次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张某找到他,让他对樊某某多照顾,最后赔偿的时候钱给办快一点。他也想尽快把这块地地面附着物赔付工作协商好,就和樊某某最后定的每亩地大概是三万五千元左右,具体记不清了,应该有记录,价格协商好后他就直接给樊某某打钱了。政府和他公司的合同是每亩4.5万,当时他给樊某某大概是每亩地3.5万,这个赔偿也是正常赔偿,他没有给樊某某额外加钱。他就是按照张某说的和樊某某协议签完了后就直接把钱给了,没有拖欠。这个事情上张某就是给他打了个招呼,让他对樊某某承包的地附着物赔偿照顾一下,最后赔偿的时候钱给办快一点。   4、证人刘某乙（张某妻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证明， 2014年或2015年(具体时间以樊某某打的借条为准),樊某某给她打申话说手头紧,问她能不能倒些钱,最多能凑20万,后来她通过邮政储蓄卡转账给樊某某转了20万元人民币,樊某某某甲借条,借条上借款金额是20万元,被借款人写的是她,借款人是樊某某。这20万元人民币是她工资卡上的钱没有张某给的钱。   5、被告人张某的供述，2011年樊某某在XX街XX村某某承包了40亩地种植茧木,2014年西曹北村搞拆迁赔付,樊某某的苗木地也在赔付范围,由于赵某甲承包某某辖区赔付项目,在给樊某某的茧木种植地赔付之前樊某某找他，让他多照顾樊某某,他给赵某甲的儿子赵某乙就将这件事说了让给樊某某多照顾,后来樊某某找到了赔付公司做了赔付,具体是咋赔付的他不知道,赔付了多少钱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赵某乙应该是给樊某某帮了忙。2015年年初，樊某某约他在xx区XX园XX街见面,见面后散步聊天时,樊某某将手里提的一个塑料手提袋塞给他说:这是两盒茶叶让他拿去喝,他用手掂量了一下觉得重量不对里面应该有钱，他当时拒绝了,樊某某就跟着他回到家里(长乐小区7-1-3东户),闲聊了半个小时后樊某某某乙时就将这个手提袋放在他家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后来将手提袋打开后发现里边有两盒茶叶和10万元人民币现金。这10万现金他放在了家中鞋柜旁边的杂物柜中，一直也没有给媳妇说。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综上，张某受贿3宗，共计人民币400000元。   庭审中，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分别答辩如下：   一、关于收受张某乙20万元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理由。经查，被告人张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西安市xx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主任、XX区XX委xx副书记期间，分别于2014年春节前、2015年3月、2016年9月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中其收受张某乙20万元后，在追诉期限以内又陆续收受了他人财物，属在追诉期限内又犯新罪，该宗犯罪的追诉期限应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监察机关于2019年7月1日对张某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立案调查，故该宗犯罪并未超过追诉时效，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收受樊某某10万元无法排除系樊某某向张某偿还借款的合理怀疑。经查，根据庭审中对张某的讯问，张某称其确与樊某某有借贷关系但与该笔受贿款项无关，故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财物，数额巨大（人民币400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受贿罪。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的受贿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根据张某的到案经过，监察机关在对张某涉嫌职务违法问题进行审查时，张某能主动供述的监察机关并未掌握的其受贿的犯罪事实，属自首，可对其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张某案发后能主动退缴全部受贿款项，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根据被告人张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即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   二、扣押于中国共产党西安市新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被告人张某退缴之赃款人民币四十万元，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判长 蔡唯佳                              审判员李熹微                              人民陪审员邓丽霞                                         二0二0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张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