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887号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张岸锦，男，汉族，1975年12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桃江县*****************，公民身份号码432************373。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翔，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24Y。法定代表人：雷小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健伟，男，汉族，1958年7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香港身份证件号码C****（8）。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岸锦因与上诉人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溢新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健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岸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翔，上诉人溢新公司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健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到庭参加案件查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岸锦上诉请求：改判（2020）粤1302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溢新公司、廖健伟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张岸锦返还款项20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一、张岸锦经溢新公司允许后将十平方米左右的锅炉放在溢新公司厂房空地一处十多天左右，当时双方处在一个磋商租赁厂房事宜期间，锅炉占地面积很小，且溢新公司一通知张岸锦拉走，张岸锦就及时将锅炉拉走了，不影响溢新公司对案涉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支配。故一审法院判决张岸锦支付35000元的占用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案涉款项是由廖健伟收取，溢新公司一审期间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廖健伟是代表溢新公司收取该款项，故应改判为溢新公司、廖健伟共同返还张岸锦的款项。溢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20）粤1302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驳回张岸锦全部诉讼请求，并需向上诉人支付租金104000元【19万元/30天×48天（2019.8.7-2019.9.27）】。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一、本案系列证据足以拟证自2019年8月7日起，直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张岸锦与溢新公司之间已形成租赁关系，如溢新公司提供的“2019.7.30下午10：48，廖叔：明天中午同您一起吃中饭，我去潼侨！具体事宜我们见面再聊”“2019.7.31上午10:22，廖叔：我是有诚意，中午您是否方便来潼仔厂，谢谢”之张岸锦的微信往来记录，已拟证张岸锦已向溢新公司发出了拟承租厂房租赁的要约意思表示。另双方“2019.8.7上午10:48，廖叔：是在哪开户的马上转二十万过去、是惠州仲恺吗”、廖健伟在2019.8.7回复“惠州市帝景湾支行”、张岸锦同日回复“好”，及同日上午11:11张岸锦转付20万元款项且发送支付20万元的回款凭证之微信往来记录，已拟证溢新公司与张岸锦经协商，初步达成了租赁合同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张岸锦遂支付了相当于一个月租金【据书面租赁合同，月租金为19万元】即20万的款项，并随后在2019年8月10日即已将其洗水用的锅炉设备安放在案涉物业，而溢新公司则接受了前述款项，也为此聘请保安看守张岸锦的财物。而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所体现的内在特征就在于承租方支付租金、占用并使用承租物业，而出租方则收取租金款项、让渡租赁物给承租方占有使用，因此，前述张岸锦和溢新公司付款收款、设备安放承租物业同意安放、聘请保安看守之系列行为可足以证实溢新公司与张岸锦自2019年8月7日起，直至2019年9月27日止已形成租赁关系的事实。试想，如果双方在该期间没有形成租赁关系，而仅仅是一直处于洽谈阶段，张岸锦又何以可以直接将设备安放在案涉物业，合意占有溢新公司的出租厂房，而溢新公司又何以同意张岸锦将其设备安放在自己的出租物业且特意为张岸锦聘请保安看守物业?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显然，张岸锦与溢新公司之间的前述系列行为进一步足以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在2019年8月7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租赁关系已经成立，依法已达成租赁法律关系。一审对租赁合同关系事实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二、20万元款项依法应属于定金属性。据《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下称租赁合同）第6.1条关于租赁保证金的条款约定，及第14条、第16条，可见租赁保证金即为定金。而据溢新公司提供的证据“2019.7.30下午10:48:廖叔:明天中午同您一起吃中饭，我去潼侨！具体事宜我们见面再聊”“2019.7.31.上午10:22廖叔:我是有诚意，中午您是否方便来潼侨厂，谢谢”及“2019.8.7上午10:48廖叔：是在哪开户的马上转二十万过去、是惠州仲恺吗”，廖健伟回复“惠州市帝景湾支行”、张岸锦同日同复“好”之关于支付20万元的系列微信记录，并结合张岸锦支付20万元后将设备安放在案涉物业的事实，已拟证20万元就是租赁合同第6.1条中约定的租赁保证金，也即是张岸锦承诺与溢新公司达成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即属成约定金属性；及另据廖健伟在2019.18上午10:23微信张岸锦“你叫财务先转30万订金过来”张岸锦回复“好”及廖健伟在2019.9.18上午11:56微信“张总，转了钱过来通知我一下”、张岸锦回复“好的”、廖健伟微信张岸锦“今天收不到订金，我就租给别人了，不想给你拖下去”及张岸锦微信回复“廖叔，要把合同签了就付完订金”、廖健伟2019.9.19下午12:20“你要先给30万订金可以吗?签合同再给100万押金”及张岸锦回复“廖叔，之前付了您二十万的呀!我们合同一签马上付完”等之系列微信往来记录，再进一步拟证张岸锦2019年8月7日先行支付的20万元及廖健伟和张岸锦而后与溢新公司曾一致达成的需再行支付30万元，均为张岸锦拟承诺与溢新公司达成租赁关系的合同签订保证金，20万元及拟新增的30万元属于成约定金性质。至于溢新公司在微信中要求给付的其他押金，根据租赁合同第14条、第16条，则属于租赁合同成立后的保证履行租赁合同的履约定金。综上，如上系列微信往来记录足已拟证张岸锦在2019年8月7日先行支付的20万元是张岸锦为避免丧失签约机会而向溢新公司支付的成约定金款，故原审以押金、保证金等没有约定定金性质为由而认定20万元不属于定金，属认定事实与法律适用错误。三、本案张岸锦与廖健伟之间的微信往来记录可以证明张岸锦存在恶意拖延，阻挡他人与溢新公司洽谈租赁合同之其他违背诚信行为的事实，原审不予认定存在偏误。溢新公司提供的证据“2019年9月3日上午10:52:（被上诉人）廖叔，下午打电话给您，我昨喝多了!明天下午我去您那里!”“2019年9月4日上午9:52（被上诉人）：廖叔，我下午去您厂，上午有点事情处理一下！”但张岸锦在与廖健伟预约2019年9月3日下午，后再约同年9月4日下午洽谈合同，但张岸锦又毁约未来溢新公司处；廖健伟在2019年9月5日下午12:31将案涉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发给张岸锦，张岸锦确认收到，及廖健伟催告张岸锦“张总，租赁合同看完复我，因为每天都是钱【备注:很多人在等着与溢新公司签约】”、张岸锦回复“好!我还在惠州昨晚上喝多了”及2019年9月6日上午11:41再次敦促“请尽答复我，外面太把人等着要”及张岸锦回复“好”，已拟证溢新公司当初的厂房有许多人具有承租需求，张岸锦在2019年9月5日就已收到租赁合同了，期间溢新公司一直在催促等待张岸锦尽快签约的事实。且结合溢新公司提供的微信往来记录，足以证实张岸锦自2019年9月5日即已收到溢新公司的完整的租赁合同，但一直处于“廖健伟催－张岸锦承诺见面洽谈-再催促－再承诺再拖延”的签约洽谈的内循环中，直至廖健伟在2019年9月24日下午3:43“张总，几时过来呢”、在2019年9月25上午11:21“张总，给你最后时间明天中午在侨场溢新等，我已约好我公司法人过来签合同”、在2019年9月26日下午1:50“张总，不知道你什么意思，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工厂你不租了是吧，你已耽误了2月时间，你要给我补偿，另外你锅炉也要处理”之连续催促张岸锦均不予理会，而后张岸锦在2019年9月27日上午10:22回复“廖叔，麻烦您打电话保安!谢谢”，最终拖延至2019年9月27日后，直接将锅炉拖回出厂，据此，从2019年9月5日收到租赁合同，溢新公司也要求其尽快提出意见，但张岸锦在二十几天均未提出具体的意见，一直在敷衍，直到溢新公司2019年9月25敦促在2019年9月26日前来签约，但张岸锦却不接电话、不回复。从张岸锦急匆匆交付20万元且立即将设备安放溢新公司处之急需租赁的心态之后，直到之后一直在迟迟拖延面谈合同、一直以需要谈细节但却一直长时间不提供具体拟洽谈内容且一直拖延不谈的“无所谓”、消极洽谈的不合日常租赁洽谈法则之行为足以推断出张岸锦实质明显缺失签约诚意，不讲诚信，嫌疑多方洽谈租赁合同，从而一直在恶意与溢新公司磋商以阻碍其他第三人与溢新公司洽谈租赁合同的机会的违背诚信的情形。因此，原审认定张岸锦属于正常洽谈，不存在违背诚信的事实，与事实不符，且势必纵容失信行为，打击坚守诚信的人。四、张岸锦交付20万元不足以偿付溢新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张岸锦要求退还20万元，缺失根据，缺失诚信，依法应予驳回，溢新公司的反诉请求合理，原审认定应退还165000元，驳回溢新公司的反诉请求，认定与判决偏误。1、20万元属于张岸锦为避免其他人与溢新公司签约而支付的成约定金。而据上述微信记录已组成证据链，再次证实张岸锦与溢新公司达成再行增加支付30万元押金的共同意思表示的事实，据此，根据民法总则及合同法，民事法律行为一经承诺即告成立并生效，张岸锦应按前述承诺在双方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前，再行支付30万元押金款。但另据2019.9.19下午12:20廖健伟微信“你要先30万订金可以吗?签好合同再给100万按金”、张岸锦回复“廖叔之前付了您二十万的呀!我们合同一签马上付完”、廖健伟2019.9.19下午12:38微信回复“你拖延我多少时间呀，6月底到现在差不多2两个月了，早就跟你说天天都是钱”“今天收不到订金，我就租给别人了，不想给你拖下去”、张岸锦微信“廖叔，要把合同签了就付完订金，合同还有细节需要修改，我二十二号回广东”，充分拟证张岸锦在已作出前述付款承诺后，却又以已支付20万元定金，30万元新增款项需要先签书面租赁合同等借口拒不履行，明显毁约，且最终未能与溢新公司签署租赁合同。因此，张岸锦要求退还其已支付的20万元成约定金款项，显然缺失理据及缺失诚信，有悖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序良俗，该诉求依法应予驳回，而原审仍认定应退还165000元，与社会诚信价值观相悖。2、即使20万元款项不属于定金款，但由于自2019年8月27日起，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双方已达成租赁关系，张岸锦依法应支付该期间的租金款项计304000元，故在冲抵20万款项后，张岸锦还需支付溢新公司租金损失。3、再退言之，即使20万元不属于定金款，双方也无租赁关系，但如原审认定所述，张岸锦自2019年8月10日起，直至2019年9月27日，一直占用溢新公司出租物业。本案微信记录也已证实，双方洽谈期间，一直有其他许多客户在等待与溢新公司签约，而出租物业不具可分性，基于诚信和法律，在张岸锦一直没有明确确认不再与溢新公司洽谈租赁合同事宜前，溢新公司不适宜，也不可能同时与其他方签约。因此张岸锦占用厂房期间，应参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核算占用期间占用租金费用，而不是原审按照设备占用平方而酌定35000元，原审在长达48天占用时间，仅酌定35000元占用费，对溢新公司确实是极度不公平的。廖健伟答辩意见与溢新公司一致。张岸锦与溢新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各自上诉意见一致。张岸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溢新公司、廖健伟共同退还张岸锦租房诚意金200000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溢新公司一审反诉请求：判决张岸锦向溢新公司偿付租金损失135666.67元（190000元/月÷30天×57天-已没收20万租赁押金）及自反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中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收至实际偿付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岸锦欲承租溢新公司位于惠州市仲凯高新区***********厂房，溢新公司一方由其股东即廖健伟与张岸锦洽谈租赁事宜，张岸锦与廖健伟于2019年7月17日互加为微信好友。张岸锦及廖健伟均提交了与对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廖健伟于2019年7月30日发送溢新公司的地址给张岸锦，张岸锦于次日称其有诚意见，并邀请廖健伟去*侨厂；2019年8月7日张岸锦要对方提供开户行其转给对方20万元，当天张岸锦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20万元给廖健伟；2019年8月10日，张岸锦称锅炉已到工厂，并问保安是否由对方聘请；廖健伟于2019年9月5日通过微信向张岸锦发送电子版《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并多次催促张岸锦看完合同后给其回复，张岸锦于2019年9月8日提出合同修改意见，询问对方合同押金能否优惠、能给多长时间进行整改，并提出见面协商修改合同，廖健伟于次日回复称押金最少200万，装修期最多2个月，2019年9月17日廖健伟再次询问张岸锦合同有哪些需要修改，次日约时间签约，张岸锦回复称“好”；2019年9月18日，廖健伟要求张岸锦转30万元订金，张岸锦答应，当天廖健伟再次向张岸锦发送“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电子版，当天下午6时10分廖健伟称其已将工厂租给他人；2019年9月19日，廖健伟要求张岸锦回复其是否承租厂房，张岸锦称肯定租，但有急事需解决，其将于当月22日回来，廖健伟催张岸锦交订金30万元，签合同再付100万元按金，张岸锦称已支付20万元，合同一签其立即支付，廖健伟称张岸锦在拖延，从6月底到现在差不多2个月了，并称当天收不到订金其将租给他人，张岸锦表示签了合同就付完订金，合同细节需要修改；2019年9月23日，张岸锦称安排人员在处理合同细节，次日，廖健伟多次询问张岸锦何时能到，张岸锦语音回复过一次；2019年9月25日上午11时21分，廖健伟称其已约好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合同，要求张岸锦次日中午在侨场溢新等，张岸锦未回复，下午1时50分廖健伟问张岸锦是否不租厂房了，并要求张岸锦赔偿及处理锅炉，张岸锦仍未回复。2019年9月27日，张岸锦要廖健伟给保安打电话。但双方就该厂房租赁一事未达成租赁合意，双方未能签订租赁合约。张岸锦提交的《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约定租赁保证金为130万元，在签署合同时一次性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间的月租金为19万元（不含税），每三年租金上调10%。双方最终未能签署租赁合同。庭审中，张岸锦称双方在微信中就合同条款进行过磋商，溢新公司称双方见面时就具体合同条款进行过协商，张岸锦称其已付的20万元是诚意金，在微信中称是订金，并称诚意金在合同约定下可退还，其是8月10日将锅炉搬至涉案厂房，但具体放了多久不清楚，溢新公司称张岸锦于2018年8月10日搬运锅炉至案涉厂房，于2019年9月26日搬走，并称双方已经达成租赁关系，张岸锦交付的20万元属于确认租赁关系的定金属性，由于张岸锦在已经明确同意支付30万元定金及就张岸锦提及的定金金额问题，溢新公司已经调整为130万元，只是张岸锦不同意支付已经承诺的款项，不签订书面合同而毁约，所以张岸锦应当罚没20万元定金并对租赁期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张岸锦的锅炉占地面积问题，溢新公司庭后回复称占地几百平方米，并称在占用期间其不仅无法将厂房另租他人，还需聘请保安为张岸锦看守设备。一审法院认为，从张岸锦、廖健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于2019年7月底互加为微信好友，此后就案涉厂房的租赁事宜进行磋商，但最终双方未签订租赁合同。张岸锦于2019年8月10日将锅炉搬至案涉厂房，但双方在此后才开始就合同条款进行磋商，故溢新公司主张张岸锦将锅炉搬至案涉厂房的行为表明双方已成立租赁关系，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故一审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无过错。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根据张岸锦与廖健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双方互加为微信好友至2019年9月26日廖健伟要求张岸锦赔偿历时近2个月，期间张岸锦对于廖健伟发送的电子版租赁合同中包括免租期、押金等部分条款提出异议，张岸锦要求装修期最少6个月并希望押金方面能有优惠，廖健伟坚持要求押金最少200万元，装修期最多2个月，直至2019年9月19日廖健伟称押金为130万元，但要求张岸锦即时付30万元，余款100万元签合同时付，张岸锦表示押金应在签订合同时支付。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一直在对于租赁合同相关条款进行磋商，张岸锦支付20万元款项的行为也表明其有承租涉案厂房的诚意，但双方对于押金的支付时间及免租期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未能签订合同，故溢新公司主张双方未签订租赁合同的责任完全在于张岸锦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张岸锦已付的2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问题。溢新公司主张该款项系定金，但定金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进行约定，无论是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是拟定的电子版《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从未约定该款项系定金，也未约定若合同未签订该款项如何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溢新公司主张没收张岸锦已付的2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溢新公司不能证实张岸锦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恶意磋商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其要求张岸锦赔偿租金损失，不予支持。但张岸锦占用溢新公司厂房的事实清楚，其应当支付相应的占用费。双方对于锅炉占地面积陈述不一，且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溢新公司称其聘请保安为张岸锦看守设备，与张岸锦2019年8月10日的微信内容相符合。根据溢新公司关于其将厂房另租他人的时间的陈述，张岸锦将锅炉放在案涉厂房期间，是双方就租赁事宜磋商期间，且若溢新公司明确要将厂房另租他人，可随时要求张岸锦将锅炉搬离，故其关于张岸锦放置锅炉影响其另行出租的意见，理由不充分。综合以上因素，对于占用费，根据双方协商的租金标准及占用时间，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张岸锦向溢新公司支付占用费35000元。综上，溢新公司应当向张岸锦返还20万元，张岸锦应向溢新公司支付占用费35000元，抵消后溢新公司应向张岸锦返还165000元。张岸锦及溢新公司主张的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廖健伟仅作为溢新公司的代表与张岸锦协商租赁事宜，其并不是出租方，故张岸锦要求廖健伟承担共同返还款项的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张岸锦返还款项165000元。二、驳回张岸锦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张岸锦已预交4300元），由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150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1506.5元，由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117.5元，张岸锦负担389元。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或上诉未请求部分，本院不作处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是占用费的计算标准；三是廖健伟是否对2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已查事实，张岸锦拟向溢新公司租赁案涉厂房，双方就此协商订立合同，在此期间虽张岸锦向溢新公司转账20万元，并将锅炉放置于案涉厂房，但该行为无法表明张岸锦已就合同约定履行了主要义务，不能据此推定双方已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反之，张岸锦前后对电子版《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中的免租期、保证金提出异议，且双方就此一直处于磋商中，因对该部分条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未能签订合同。因此，虽张岸锦为租赁案涉厂房有过一定的行为表示，但其与溢新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却仍在磋商之中，双方房屋租赁关系并未实际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而对于20万元的性质问题，在张岸锦与溢新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未成立的情形下，结合双方在磋商租赁事宜过程中的有关表述，无论是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称“订金”，还是电子版《厂房及设备租赁合同》中所称“保证金”，均未涉及定金，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未予认定20万元属定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占用费的标准问题，虽张岸锦与溢新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未成立，但张岸锦将锅炉放置于案涉厂房，且由溢新公司聘请保安进行看管的事实清楚，张岸锦应当支付相应占用费。而根据张岸锦与溢新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张岸锦将锅炉放置于案涉厂房期间，溢新公司也有与他人磋商厂房租赁事宜的情形，并于2019年9月18日明确表示工厂已租给他人，也即表明张岸锦将锅炉放置案涉厂房的行为并未实际影响溢新公司将厂房出租他人，据此，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溢新公司主张的放置锅炉影响其另行出租而以租金标准计算占用费的诉请，并无不当。对一审法院以租金标准及占用时间酌定占用费35000元，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上诉人廖健伟是否对2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廖健伟为溢新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张岸锦之间的磋商及收款行为属代表溢新公司与张岸锦磋商案涉厂房租赁事宜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归属于溢新公司，溢新公司在本案应诉及反诉的行为也明确承认了廖健伟的代表行为，而张岸锦在与廖健伟磋商案涉厂房租赁事宜的过程中，也明确知晓廖健伟的身份，亦未提出异议，据此张岸锦主张廖健伟应对所收取2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岸锦、溢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4300元，由上诉人张岸锦、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各负担2150元。上诉人张岸锦、惠州市溢新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多预交215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  永  宏审 判 员 徐  国  华审 判 员 刘  天  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徐  彦  怡书 记 员 张丽君、赵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