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13民终7772-77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晓民等二户业主（具体信息详见附表）。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满良，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信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T。 法定代表人：陆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张艳红，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江晓民等二户业主与被上诉人博罗信德实业有限公司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二件系列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原审案号详见附表），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系列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系列案所涉及上诉请求、基本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相同，以下行文以（2020）粤13民终7772号案件为例进行表述、论证。） 上诉人江晓民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粤1322民初2047号民事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返还人民币6170.13元及利息(利息以6170.13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75%计算,自2018年7月31日起,计算至被上诉人全额返还款项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2月29日,计算为人民币464.05元)；三、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契税损失人民币92.55元；四、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一、综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之(三)及其附件四、《补充协议》第四条第(六)项及第九条第(三)项的内容,所购房屋的计价方式为价款(不含税)+10%的税率所对应的税金组成,前者是固定值,后者是可变量,应多退少补。一审判决认为买卖双方约定的总价款系固定价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之(三)尾部“该商品房价款的计算方式…具体约定见附件四”,而附件四之(四)的内容为“…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的,其效力高于本款约定”,《补充协议》首部“…与正文条款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条款为准”,即《补充协议》中涉及房价的具体内容其效力高于前述买卖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第四条名称为“合同价款和付款方式”,即表明其是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关于合同价款的变更,该条第六项以醒目的表格列出,该房屋总价款由价款(不含税)+10%的税率所对应的税金组成,税率变则税金变,税金变则导致价款总额变,这是众所周知的简单数字运算规则。2、《补充协议》第九条名称为“登记与税费”,即表明其是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关于税费承担内容的变更。该条之(三)项约定“…或税费政策变更等,导致登记费、物业管理费、契税以及其它税费增加的,多支出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在购买商品房过程中的税,除了契税之外只有增值税和印花税,即该条约定了如果增值税增加,则增加部分由买受人承担。即增值税税金实际上是由买受人承担人的,在政策改变导致税金增加时则对增加的税金上诉人具有补足义务,反之则是在政策改变导致税金减少时则对所产生的余额上诉人具有索回的权利,因为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是对等的。3、《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均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有关“对款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即便对《补充协议》条四条第六项价款表格有对适用税率的列明及对税率、税金的具体约定两种解释,现在税额减少的情况下,也应当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即该表格属于对税款金额的具体约定的解释。否则当税率上调时,信德公司又是另一个说法,好处让他占尽,受伤的总是消费者,显然100%不公平。二、纳税人与税额承担主体是两码事,一审判决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存在错误。如前所述,信德公司通过合同将增值税税额承担主体约定为商品房消费者,增额由消费者承担、减量就应由消费者享有。纳税人是税收征管法上的概念,用于规范税收征收管理的问题,属于行政法律、法规,而本案是处理平等主体的开发商和住房消费者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适用民法法律规则,根据合同约定,体现公平自愿。三、被上诉人在开具发票时单方提高价款(不含税)部分的金额,属于自知理亏后的掩耳盗铃行为,足证其亦自知应当退还差额,却试图通过玩数字游戏加以掩饰。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10%的税率所对应的税金,属于预收款性质,实际产生费用之后应多退少补。被上诉人在开具发票时单方调高价款(不含税),玩数字游戏侵害上诉人权利,使之多缴纳契税61.70元(6170.13元×1%),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特向贵院上诉,请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博罗信德实业有限公司发表答辩意见：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价款为固定含税总价款，合同并未约定降税即降价，上诉人无权单方变更房价款计价方式及金额。1、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签署的《认购单》、《商品房认购书》、《温馨提示》《惠州新城悦隽项目签约信息确认单》、《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项目入驻结算清单》等一系列资料均可看出涉案商品房销售价格系固定含税价格，该价格系商品房建筑面积*固定单价计算得出。上诉人购买该房屋时知晓该固定价格，以固定价格购买该房屋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再者，从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第六款第（1）点和第（4）点约定：除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单价、总价金额均包含税金，本合同载明面积补差款、违约金、赔偿/补偿金等其他所有款项均为包含增值税金额可看出，双方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并未特意区分含税价和不含税价，均以固定含税价格交易和履约。合同补充协议列明不含税价、税率、税额、含税总价系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根据税局要求而罗列，该按照现行税率对合同房款客观罗列没有变更合同固定价款的意思，也不能视为对合同价款计价方式的变更和房款金额变更。2、从交易习惯来看，目前商品房销售过程中通行的做法均以含税价格作为订约、履约的依据，可以说以固定总价交易是房地产行业也是整个商品销售市场的惯例。除双方特别约定因税率调整而调整合同价款外，不得因国家税率政策调整而变更合同价款，这是维护商品交易稳定性的必然做法。不然，一般交易在前，税率政策在后，价格浮动，交易永无稳定，严重影响正常民商事经济活动也极易制造纷争。3、从商品房预售政府监管来看，商品房预售时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开发商申报房屋销售价格，并将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价格公示。答辩人系按照经政府物价物管部门批复确认的商品房销售价格表，该表列明销售价格为固定价格，包括了合理的开发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无论答辩人开发建设成本最终多少、相关税、费最终承担多少，相关税、费亦或是开发成本降低或提高，均不会影响该固定房价款。二、增值税法定纳税义务人为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即答辩人，而并非作为购房人的上诉人，由答辩人按照国家税局规定缴纳增值税，作为纳税义务人的答辩人缴税的种类、税率、金额等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已经约定的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1、从增值税纳税主体来看，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而且，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答辩人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在其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答辩人，而非本案上诉人。增值税税率税费的降低或提高所产生的商业风险均由纳税义务人自行承担。2、从交易习惯来看，增值税为流转税，每个生产流程、环节均会产生增值税，一般市场交易过程中，提供商品一方在报价时考虑含增值在内的相关税款成本，将税费考虑进交易价款中是一种标准交易习惯，含税报价并非上诉人所称代扣代缴关系。3、从增值税缴税计算方式来看，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房屋售价并非计税依据。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开发商应缴纳增值税额系由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余额计算得出，也即是说增值税实际缴纳数额还与答辩人开发建设成本有关，而并非按照税率9%或10%直接计算得出。再者，按照前述公式，如增值税率调整的，销项税率和进项税率都同时调整，不能简单认为税率降低1个点答辩人就获利了1个点。4、从降税政策的目的来看，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政府工作报告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政策，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激发市场活力。因此，即使因减税而获利，该直接受益人应是答辩人，而非上诉人。如按照上诉人要求退还1个点税额，不仅未能给企业减轻税负而是大大增加了税负，还破坏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稳定，制造大量纠纷，违背国家制度相关政策的初衷。三、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契税属于行政行为，具体征收方式、金额系税务机关规定，答辩人无权干涉也无权调整，具体如何缴纳应由上诉人直接与税务机关沟通确定。契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为上诉人，由上诉人自行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具体计税方式、缴纳金额由国家关于税务的规章或政策规定，与答辩人无关。另补充协议第九条第（三）款已明确约定，如因税费政策变更等，导致登记费、契税以及其他税费增加的，多支出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再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也并未提交任何契税损失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江晓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人民币6170.13元及利息（利息以6170.13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75%计算，自2018年7月31日起，计算至被告全额返还款项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2月29日，计算为人民币464.05元）；2、被告赔偿原告契税损失人民币92.5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9月5日，原告江晓民与被告博罗信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博罗（2018）********《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所有的位于博罗县******************商业住宅楼8层02房[预售许可证号为博罗房预许（2018）******号]出售给原告，房屋建筑面积共89平方米；计价方式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商品房单价每平方米7626元，总价款为678714元，原告应于2018年7月30日前支付首期款208714元，余款470000元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支付；对本合同中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内容，双方可根据具体情况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见附件十一）；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8年9月6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本合同正文中载明的房屋价款即为已享受完各种优惠后的房屋最终成交价，为买受人须实际支付给出卖人的购房价款总额；价格风险由出卖人与买受人双方各自承担，双方均不得提出补差或者退差；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本协议中载明的面积补差款、违约金、赔偿/补偿金等其他所有款项，均包含增值税金额，或包含增值税金额的款项为基数进行计算；价款内容为房屋总价款（不含税）617012.73元，税率10%，税金61701.27元，价款总额（含税）678714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支付了全部房屋价款678714元；被告于2018年9月7日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给原告，税率为9%。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江晓民与被告博罗信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博罗（2018）*********]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39号），自2019年4月1日起，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增值税税率从10%下调为9%,商品房总价款是否应作相应调整。对此，本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增值税税率下调，商品房总价款不应作相应调整。首先,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案涉商品房的价格计算为按建筑面积及单价计算，案涉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合同中的价款均包含税金，该商品房总价款系固定含增值税总价款。《补充协议》中关于不含税价格和增值税税额的约定，系双方在固定购房总价的基础上，适用当时的10%税率后计算出的不含税价,该不含税价系双方在固定总价款的前提下，对适用税率的列明，并非对房款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亦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其次，从增值税的性质来看，其系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税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了案涉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系增值税纳税义务人。被告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被告作为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被告缴纳增值税税率、税额的变化系被告的商业风险，与购房者无关，增值税税率下调所产生的获益应由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即被告享有。此外,从效果上来看，双方已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固定总价款实际进行了履行，被告因增值税税率降低，提高不含税价款的开票行为，未违背双方关于固定总价款的约定，亦未加重购房者的义务和风险。综上，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商品房总价款不产生影响。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晓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江晓民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系列案系商品房销售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系列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房屋总价款是否因增值税税率下调而相应减少；2、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退还因增值税税率下调而少交的税款。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房屋总价款问题。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商品房计价方式为商品房建筑面积乘以固定单价，从而得出房屋总价款。《补充协议》中第四条第六项，是在国家“营改增”的政策背景下，为了税务处理之便利而对不含税价、税率、税额等进行的客观罗列和说明，该条款并不能视为对房屋总价款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更不能推断出双方作出了因税率调整而可以相应调整房屋总价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无论税率下降或上调，均对房款总价款没有影响。上诉人关于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系被上诉人提供格式条款应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一方解释的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税款退还问题。从增值税的性质来看，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之规定,本案中增值税的纳税人为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是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其发展，从长远看，也必将惠及广大消费者。税务机关根据新的规定的少收的1%税款原取之于纳税人，亦应退回给纳税人，即被上诉人。该部分税款并不当然转为房款，在双方没有约定降税即降价的情况下，该部分税款应当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退还。从社会效果上来看，商品房等不动产属于家庭的大额财产，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总价款的约定，有利于保障交易双方的权利，也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除双方特别约定因增值税率调整而调整房屋总价款外，如遇增值税上调则房总价上升，遇增值税下调则房总价下降，房地产市场交易无稳定性，则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交易的顺畅开展。 综上，增值税税率无论下降还是上调，对房屋总价均不产生影响，税务机关少收的税款并不当然转为购房款。在发票中的价税合计金额与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相对应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应对国家减税政策对发票税前金额进行调整，不存在单方变更房价款的行为，以合同约定总价款为基数缴交的契税亦是合理费用。故上诉人关于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因增值税下降而少交的税款和赔偿契税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系列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预缴，经核准，均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娟 审 判 员  于海砚 审 判 员  胡 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林 琳 书 记 员  黄 慧 附表： 序号 二审案号 一审案号 上诉人 1 （2020）粤13民终7772号 （2020）粤1322民初2047号 江晓民 2 （2020）粤13民终7773号 （2020）粤1322民初2073号 王玉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