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81民初3970号原告：危盛，男，汉族，1984年12月19日生，江西省瑞金市人，住瑞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明，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5695020234U。法定代表人：任国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小窑湾国际商务区**路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102133411461552。法定代表人：于凤仪。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行，，住所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红都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0781160801181K。负责人：谢冬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永敏，该支行工作人员。原告危盛与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所）、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瑞金支行）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8月18日向本院起诉。被告北商所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其异议，北商所提起上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危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明，被告北商所的委托代理人赵光，被告农行瑞金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永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危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危盛在被告北商所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2.被告北商所和大连大宗立即退还原告的交易本金565802元及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被告农行瑞金支行对被告北商所、大连大宗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一个自称王红梅的女士通过微信添加原告为好友，取得原告信任后将原告推荐给一名自称张军的指导老师，张军再推荐给证券客服经理，该客服让原告下载易商联合的电脑版和手机版交易软件。张军自述有渠道知道内幕股的信息，通过集体一起操作可以让股票市值翻倍。于是原告加入张军等人建立的内幕股QQ群，并按照张军的要求高价买进了“同参堂野山参1号和呼伦贝尔梅花鹿茸”，当时买入价分别为310元和72元每克，买入第二天开始就一直暴跌，且再也无法联系到张军等人。原告应客服人员的要求绑定开户行为农行瑞金支行的银行账户作为资金结算账户，并通过被告北京交易所的易商联合交易软件进行交易。但是后来通过银行查询得知，资金最终流入了被告大连大宗。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9日，原告共入金额753745.09元，共出金187943元，实际亏损金额565802.09元。交易期间，原告从未进行实物交收，也未收到任何商品。2017年2月3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银监会发出《关于商请敦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在该函所附违规交易场所名单中，被告北商所名列其中，违规事项为“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报批上线交易品种等”。2018年12月份，易商联合交易软件已无法正常登录和交易。被告北商所辩称：一、案涉业务在本案原告参与交易之前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北商所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及交易合同相对方，并非适格被告，原告要求北商所对其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北商所于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大宗签署了《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同日，北商所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北商所【2016】40号），告知交易商、经纪机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将自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并告知若不同意上述变更的交易商，可以完成提货及账户注销等事宜。大连大宗在其官方网站对收购事宜进行再次确认。相关收购事宜也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了公告。原告于2017年3月办理开户入金并开始持续交易，案涉资金全部流入大连大宗的银行账户而非北商所账户，且其全部交易也都发生在案涉业务发生转让之后。二、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案涉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所有挂牌交易商品均需办理实物入库等手续，案涉交易存在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即案涉交易商品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三、案涉业务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且案涉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四、案涉业务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动产可以通过指示交付完成物权变动，在案涉交易标的物全部清点入库仓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标的物的指示交付，即原告与其他交易商在交易平台上完成买卖交易后，就已经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买方交易商的商品持仓数量将会自动增加，其对买入的商品实物即时享有所有权，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案涉交易的交易标的物始终均为现货商品实物，与不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期货合约交易存在本质区别。所有案涉交易商品均具有质检、仓储、保险、物流等充分的保障，案涉业务具备完整的现货仓储体系，原告每一笔买入或卖出的均是现货商品，而非无实物依托的合约或权益类交易品种。五、北商所系经政府依法审批设立的合法现货交易场所，原告自主通过易商联合交易系统开展现货商品实物的相关买卖交易合法有效，原告交易账户下仍存有商品，其诉称存在交易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即便存在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相关交易合法有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农行瑞金支行辩称：一、农行瑞金支行依据规章制度为原告办理银行卡现存、转账业务，并不存在任何过错。2017年3月，原告危盛受微信好友张军推荐结识大宗商品交易公司证券化服务客服经理，应客服人员的要求下载了“易商联合”的交易软件，交易账户99×××15，绑定开户行农行瑞金支行，账号为62×××73的银行账户作为资金结算账户。自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9日，原告共入金753745.09元，共出金187943元，实际亏损金额565802.09元。上述银行卡发生的资金划转业务，农行瑞金支行均按照原告发出的指令进行，对瑞金支行而言该业务是资金转账结算的普通业务，瑞金支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农行规章制度提供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瑞金支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基础。二、农行瑞金支行不是原告与北商所之间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对原告可能产生的损失瑞金支行不承担责任。原告危盛因轻信微信好友虚假宣传，加入内幕股ＱＱ群并进行大宗商品买卖，整个交易过程中危盛与北商所之间是一对一的交易，瑞金支行自始至终均非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纠纷以及原告投资可能产生的损失与瑞金支行没有任何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其与北商所买卖合同项下可能产生的损失由瑞金支行承担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农行瑞金支行的诉讼请求。被告大连大宗未答辩。原告危盛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被告的企业信息资料、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部分交易软件截图、《关于北大宗现货挂牌业务的报告》、《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六份类案民事判决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开户行短信截图及北京市金融监督管理关于秦四金、方仲轶、谭宗华等投诉请求的答复意见。被告北商所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清理整顿工作情况说明的函”（2013年4月23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通过清理整顿检查验收的通知”（2013年11月13日）、北商所与大连大宗《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原告参与交易业务的买卖交易流水、原告账户持仓明细表、大连大宗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皇恩宠锡红茶”、“普瑞缇咖啡豆”、“俊荣号普洱茶”、“呼伦贝尔梅花鹿茸”、“同参堂野山参”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大连大宗官网上公告的挂牌商品申购流程“提货流程”“现货仓库”名单“检验机构”名单，关于现货实物提取流程，易商联合软件现货实物提取流程公证书（第1778号），朝阳区人民法院关于北商所提货及仓储勘验演示截屏等。被告大连大宗及农行瑞金支行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北商所是于2009年8月18日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其经营范围为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系被告北商所开发运营的交易客户端，其网站于2016年8月30日联网备案。2016年9月26日，北商所与大连大宗签订了《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约定由大连大宗承接北商所正在运行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同日，北商所及大连大宗分别在各自网站对收购事宜发布了公告，并称交易自2016年9月30日起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运行。2017年2月3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银监会办公厅发出《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商请银监会于2017年3月15日前通知并督导各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在该函件所附的违规交易场所名单中，北商所名列其中，违规事项为“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报批上线交易品种等”，地方，地方政府督促整改或查处情况为“正在整改”div>2017年2月13日，大连大宗网站发布关于变更结算银行的公告，称自2017年2月10日起，其与中国光大银行正式开通结算业务，北商所将停止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银行结算业务，其要求交易商于2017年3月1日至3月31日改签银行。2017年3月，原告危盛经人推荐，在被告农行瑞金支行开设了卡号为62×××73的银行账户，并于2017年3月20日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上开设帐户99×××15并入金交易。原告交易品种包括“皇恩宠锡红茶”、“普瑞缇咖啡豆”、“俊荣号普洱茶”、“呼伦贝尔梅花鹿茸”、“同参堂野山参1号”等商品。从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5月19日，原告在交易平台成交39次，入金总额为753745.09元，出金总额为187943元，原告实际累计亏损金额为565802.09元。通过查询银行流水，原告资金均进入了被告大连大宗账户。根据北商所提供的原告在“易商联合”平台持仓明细显示，“呼伦贝尔梅花鹿茸”订立数量319、订货均价60.82元、订货保证金485031.25元，“同参堂野山参1号”订立数量28、订货均价310元、订货保证金60760元。“易商联合”客服端现已无法交易。2018年9月26日，大连大宗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报告称，其与北商所签署协议后“按照北商所要求开立了银行监管账户并将该账户交给北商所实际控制和使用，并对外宣传已经进行了义务转移，但实际上北商所没有按照收购协议进行业务移交，始终实际控制现货挂牌业务。”2019年6月11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秦四金、方仲轶、谭宗华等投诉请求的答复意见》，指出北商所原经营包括“同参堂野山参1号”等14个品种，“呼伦贝尔梅花鹿茸”属于大连大宗借用北商所资金结算通道上线的交易品种。北商所存在交易业务未经报批、转移业务事宜未经报批、出借资金结算通道等违规行为。诉讼过程中，本院依原告申请，冻结了北商所银行资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在涉案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期货交易；二、原告在涉案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效力；三、被告北商所主体资格及责任承担问题；四、被告北商所和大连大宗是否应返还原告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五、被告农行瑞金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原告在涉案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期货交易的问题。北商所主张涉案交易行为属于现货交易。本院认为，现货交易是买卖双方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商品交易方式，功能在于促进商品流通，交易参与者表现为对商品供给与需求不尽相同，具有个性化、非标准化的特点。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的区别主要有：一是买卖的直接对象不同。现货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商品本身，有样品、有实物、看货定价。期货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期货合约，是买进或卖出多少或多少期货合约。二是交易的目的不同。现货交易是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马上或一定时期内获得或出让商品的所有权，是满足买卖双方需求的直接手段。期货交易的目的一般不是到期获得实物，套期保值者的目的是通过期货交易转移现货市场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从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中获得风险利润。三是交易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一般是一对一签订合同，期货交易是以集中竞争的方式进行交易。四是交易场所不同。现货交易一般不受交易时间、地点、地点的限制，交易灵活方便、随机性强，可以在任何场所与对手交易。期货交易必须在交易场所内依照法规进行公平、集中交易，不能进行场外交易。五是商品范围不同。现货交易的品种是一切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有限，主要是农产品、石油、金属商品以及一些初级原材料和金融产品。六是结算方式不同。现货交易一般是货到款清，一次或数次结清。期货交易实际每日负债结算，必须每日结算盈亏，结算价格是按照成交价加权平均来计算。本案中，无论是北商所还是大连大宗，其对外表现为现货交易的第三方平台，但其公布制定的交易规则，其品种、数量、开盘价等要素均已在交易前确定，符合标准化合约的特征。交易商在交易中选择买卖及数量，并不能对商品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行为表现为标准化合约模式。涉案交易均可以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各自的权利义务，交易商注册会员的目的亦在于实现差价的盈利，交易的标的物是以商品为基础设立的合约，非现货交易的交易对象。在涉案平台交易，可同时与其他会员进行买入卖出的行为，构成了集中交易的结果。涉案交易平台不断为客户提供买入和卖出的价格，并按照其提供的价格接受客户的买卖要求。原告所有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被告北商所、大连大宗也未提供其他交易商进行实物交收的相关证据。综上，应认定涉案交易属于期货交易。二、关于涉案交易的效力问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北商所、大连大宗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期货交易平台，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原告涉案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三、关于被告北商所主体资格及责任承担问题。原告危盛于2017年3月20日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随后通过其农行瑞金支行账号开始在平台入金交易。原告入金与出金均是与大连大宗发生，但是案涉交易在北商所与大连大宗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二者共同组织非法期货交易，北商所应与大连大宗共同承担责任。其理由如下：第一，北商所是易商联合交易软件的开设方，案涉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北商所又擅自将期货交易业务转移给大连大宗，该转移行为亦无效。第二，北商所仍然控制和管理涉案期货交易。大连大宗《关于北大宗现货挂牌业务的报告》称其按照北商所要求开立了银行监管账户并将该账户交给北商所控制和使用，北商所认为与事实不符，但又对《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中缺乏收购价格、付款条件等最基本的条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也未能提供与业务转移有关的交接手续、支付收购款的转账凭证、客户交易账户结算凭证、交易数据移交凭证等资料。相反，一是根据原告提供的多份生效判决显示，交易商在2016年9月30日后仍在与北商所交易，特别是胡雪鸿、周竑与北商所的开户和交易均发生在2016年9月30日之后。二是大连大宗公告变更结算银行后，原告仍能使用北商所的结算银行农业银行账户在交易平台注册成为交易商。三是北商所庭审时提交危盛参与交易业务买卖交易流水、持仓明细及朝阳区法院关于北商所提货及仓储勘验演示，从证据来源来看，上述证据的持有主体应为大连大宗。第三、行政主管部门对北商所的涉案非法行为进行了认定。《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认定北商所属于违规场所，《关于秦四金、方仲轶、谭宗华等投诉请求的答复意见》认定了大连大宗借用北商所资金结算通道上线的交易品种，北商所存在交易业务未经报批、转移业务事宜未经报批、出借资金结算通道等违规行为。四、关于被告北商所、大连大宗是否应返还原告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因原告在被告涉案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被告北商所、大连大宗应当返还原告危盛565802元交易资金。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原告危盛在投资过程中对北商所、大连大宗不具有经营期货交易资质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未对交易风险进行评估、预测，对于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其要求被告承担利息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被告农行瑞金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农行瑞金支行不是原告与被告北商所、大连大宗之间合同关系的主体，其仅为原告提供资金划转服务，对涉案交易无效不存在过错。原告诉请农行瑞金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危盛在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二、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危盛返还交易资金565802元；三、驳回原告危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91元，财产保全费3915元，合计14506元，由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振斌审 判 员  曾小妹人民陪审员  徐美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罗荣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