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4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建林，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坤，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鑫，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乔文涛，男，197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哉，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惟壁，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建林、乔文涛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0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陆建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乔文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建林支付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股份公司）2%股份截止2019年7月18日的股份回购款2,999.216万元以及以1,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乔文涛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年息24%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4%的利息是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股份回购价格计算方式，并非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一审判决不应调整，股权回购款的金额应根据约定标准持续计算至乔文涛实际履行义务之日。双方在《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已经约定了违约金计算方式，即便按照一审认定的股权回购款自乔文涛收到陆建林回购请求之日即确定，也应按照年息24%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乔文涛有义务在陆建林提出回购请求的60日内付清回购款，现乔文涛未能按约履行显然构成违约.乔文涛基于其违约行为，反而可以按照年息6%来计算利息，有悖于基本法律原则，也将导致乔文涛进一步迟延履行义务。乔文涛辩称，陆建林主张的债权转为投资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双方也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陆建林要求乔文涛履行回购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乔文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陆建林原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原审没有查明所谓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也未查明借款转投资款这个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实际是陆建林支付给案外人黑龙江B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股份公司）2,200万元投资款的对价。原审认定乔文涛协议中的股权由B股份公司代为转让，系认定错误。B股份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陆建林签订合同、收取投资款，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等，这些行为后果与乔文涛无关。乔文涛持有的A股份公司股份并没有任何变化，其并未出让自己的股份。李某与乔文涛的债务与本案无关，陆建林与之没有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关系，其主张的2,200万元借款系虚构。本案中借款和转投资款两个意思表示均为虚假，对应的合同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陆建林于2014年明确向乔文涛提出要求，乔文涛明确拒绝回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早已超过当时法律规定的期限，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陆建林的身份证载明其住所地为徐汇区，而本案诉状中陆建林自称住所地在松江，乔文涛一审中提出异议，但是法院并未查明。陆建林辩称，不同意乔文涛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借贷关系是双方签订债权转股权的背景，并非前提。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乔文涛是否有股权回购的义务，对于陆建林已经取得股权双方是没有争议的。股权交付是通过关联公司代为交付的，一审对此事实也已经查明。根据双方合同合意的约定，乔文涛作为A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承担股权回购的义务。关于管辖问题，一审时乔文涛已经提出过管辖异议，法院对此也已经作出终审裁定，二审中对此不应再予审理。陆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乔文涛支付股权回购款3,036万元（对应A股份有限公司2%股份40万股，截止至2019年7月18日）；2.乔文涛支付逾期利息（以1,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乔文涛支付陆建林财产保全担保费2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B股份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原登记法定代表人为乔文涛，2020年1月变更登记为王质华，现乔文涛仍备案登记为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股份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备案高级管理人中还包括乔某1。2016年12月10日之前，B股份公司登记股东为乔某1持股10%，黑龙江C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股份公司）持股60%，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研所持股30%；2017年1月，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研所持股30%变更登记为乔文涛持股30%。审理中，乔文涛确认其与乔某1系兄弟关系。C股份公司成立于1998年5月，登记的发起人为乔文涛与乔某1，原登记法定代表人为乔文涛，2016年6月变更登记为乔某1，之后再变更登记为案外人；2017年8月，C股份公司股权由乔文涛持股66.38%和乔某1持股33.62%，变更登记为乔某1持股95%和乔某2持股5%。A股份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1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登记的发起人为乔文涛、乔某1、陆建林与李某，登记经营范围包括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项目投资等。A股份公司取得过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煤炭勘探许可。A股份公司设立时，登记股东出资情况为乔文涛认缴出资200万元、乔某1认缴出资200万元、B股份公司认缴出资800万元、C股份公司认缴出资800万元；2015年1月13日变更登记为乔文涛认缴出资920万元、乔某1认缴出资920万元、陆建林认缴出资80万元、李某认缴出资80万元。二、2012年3月18日，陆建林（甲方，出借方即投资方）与乔文涛（乙方，借款方即股权转让方）签订《借款转投资协议》，载明：双方就甲方出借给乙方借款转为对A股份公司股权投资事宜达成本协议；（一）甲方将2011年8月15日出借给乙方的借款，截至目前本息合计2,200万元转为对A股份公司股权投资款；（二）乙方所投资A股份公司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煤碳》项目资源当前股价为11亿元（即20元/吨），双方同意按此价50%（5.5亿）进行投资，借款转投资后，甲方持有A股份公司总股本4%的股权；（四）乙方承诺A股份公司的三岔口煤炭矿山煤炭总储量不少于5500万吨，乙方负责办妥探矿、采矿手续并持有相关证照，乙方同意甲方有优先出让权；（五）如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同时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由乙方偿还甲方本金和实际占用时间的利息。2012年3月14日，上海XX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XX合伙）向B股份公司转账支付600万元，付款用途注明为“投资款”；同年3月23日，XX合伙向乔文涛转账支付600万元，付款用途亦注明为“投资款”；同年5月8日，XX合伙再向B股份公司转账支付1,000万元，付款用途注明仍为“投资款”。XX合伙成立于2011年5月，登记合伙人为陆建林与王某1，各占50%份额，陆建林出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审理中，XX合伙向法院出具说明，明确其于2012年间向乔文涛及B股份公司合计转账的2,200万元均系代表陆建林向乔文涛支付的投资款。2012年4月24日，陆建林与B股份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为B股份公司自愿将在A股份公司的4%股份（80万元）转让给陆建林，变更后股东承担变更前的债权债务。审理中，双方确认该80万元未实际履行。2012年4月24日，A股份公司召开原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同意B股份公司将4%股份合计80万元转让给李某，将4%股份合计80万元转让给陆建林；同日，A股份公司召开新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成立新股东大会，成员包括B股份公司、C股份公司、乔文涛、乔某1、李某、陆建林，修改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十条。2012年4月24日，乔文涛作为A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A股份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表决修改公司章程，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第四章第十条。修改内容为将首期出资640万元，由B股份公司2009年8月10日出资540万元、乔文涛2009年8月10日出资100万元，变更为首期出资640万元，由B股份公司2009年8月10日出资380万元、乔文涛2009年8月10日出资100万元、李某2012年4月24日出资80万元和陆建林2012年4月24日出资80万元；将第二期B股份公司、C股份公司、乔文涛、乔某1的出资1,360万元期限由2009年12月30日变更为2012年5月30日。2013年1月5日，陆建林（甲方、投资方）与乔文涛（乙方、股权转让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一）鉴于甲乙双方2012年3月18日签订《借款转投资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计价方式，此次甲方对乙方追加的300万元，仍按此股权计价方式，以12.4元/吨的价格，对该公司进行投资；此次300万元投资完成会后，甲方累计持有公司总计4.44%的股权，亦即甲方同意受让乙方同意转让其所投资的A股份公司三岔口煤炭项目4.44%的股权；（二）乙方承诺并同意在2013年6月30日后，甲方可要求乙方对其所持有的股份进行回购，并承担年24%的利息，且必须在甲方发出股份回购要约之日起60天内付清所有回购款及利息。落款处，陆建林与乔文涛签字，另有手写字迹“注：此笔款项委托李某代收”，乔文涛在手写字迹下签字确认。2013年1月6日，陆建林向李某转账支付300万元。2015年1月4日，A股份公司召开新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由乔文涛、乔某1、李某、陆建林组成新股东大会等。乔文涛、乔某1及陆建林在该决议上签字。2015年1月4日，乔文涛作为A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A股份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表决修改公司章程，修改章程第四章第十条，修改后章程记载A股份公司发起人及认购股份数等为，乔文涛认购股份数920万股，出资比例46%；乔某1认购股份数920万股，出资比例46%；李某认购股份数80万股，出资比例4%；陆建林认购股份数80万股，出资比例4%。2019年5月23日，陆建林向乔文涛发函，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转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陆建林持有A股份公司4.44%股权，按补偿协议约定，要求乔文涛于收到函件60天内回购该4.44%股权。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该函。三、2011年11月17日，陆建林向李某转账支付1,000万元。2012年3月18日，乔文涛与李某签订与陆建林相同版本的《借款转投资协议》。2012年11月9日，陆建林与李某签订《协议书》，载明：鉴于2011年11月17日李某向陆建林借款1,000万元，约定利息每月1.5%，李某又将钱款借给乔文涛，双方就欠款归还有关事宜达成本协议；等等。2018年1月13日，李某与乔文涛签订《股权回购暨债务抵偿协议》，就乔文涛回购李某所持A股份公司4%股权及乔文涛替李某偿还李某对嫩江县XX有限公司欠款抵销股权回购款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其中A股份公司4%股权回购款29,088,664元，资金占用费7,088,664元。四、为本案诉讼，陆建林申请对乔文涛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担保书》作为担保，为此，陆建林支付保险费5万元。法院经审查准许陆建林的申请，裁定冻结乔文涛银行存款27,833,0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陆建林依据与乔文涛签订的《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及补偿协议约定，主张乔文涛履行A股份公司2%股权回购；乔文涛则辩称，《借款转投资款协议》所约定的基础借款关系不存在，陆建林无权主张乔文涛回购，且陆建林主张超诉讼时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股份回购约定，若有，陆建林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分析裁断如下：一、陆建林与乔文涛间《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及投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乔文涛应按约回购陆建林所持A股份公司2%股权。按《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的记载，陆建林在2011年间借款给乔文涛，至协议签订时本息2,200万元，但陆建林确实未在2011年间向乔文涛出借过款项。《借款转投资款协议》该部分记载与实际不符，然《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的核心权利义务关系不在于对借贷关系的确认而在于“转投资”，陆建林确实在《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签订前后合计向乔文涛或B股份公司合计支付了投资款2,200万元，陆建林也实际按该协议约定取得了A股份公司4%股权，登记为A股份公司股东，并参与过A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过股东权利。乔文涛在A股份公司有关决议中亦予确认，双方就陆建林已享有A股份公司4%股权并无异议。关于陆建林所享有A股份公司4%股权来源，陆建林主张B股份公司系乔文涛控制，由B股份公司代乔文涛交付股份；乔文涛则称系陆建林与B股份公司直接股份转让所得。法院认为，在《借款转投资款协议》签订时，B股份公司由C股份公司持股60%、乔某1持股10%，C股份公司当时又由乔文涛与乔某1完全控股而乔文涛与乔某1系兄弟关系，乔文涛系B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结合同日李某与乔文涛签订的相同内容的《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履行情况，可知乔文涛在该协议中所出让给李某的A股份公司4%股权实际也由B股份公司代为转让；陆建林与B股份公司间并无真实的股份转让协议，仅有为变更登记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双方均确认该协议中4%股权对价80万元未实际履行。因此，法院有理由相信，现登记为陆建林享有的A股份公司4%股权来源于乔文涛转让，乔文涛通过B股份公司向陆建林交付该股权。陆建林所持有A股份公司4%股权的来源在本案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陆建林实际支付了2,200万元对价款，成为A股份公司股东。2013年1月，陆建林与乔文涛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陆建林追加投资300万元，取得对应A股份公司0.44%的股份，陆建林也实际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指定的收款人李某支付了300万元，李某确认收到该300万元。因A股份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依法自由转让股份，乔文涛应将A股份公司0.4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8万元的股份）转让给陆建林。补充协议另约定，2013年6月30日后陆建林有权要求乔文涛按年24%利息回购所持股份，且应在收到回购要求60天内支付回购价款。陆建林于2019年5月23日向乔文涛发函要求回购所持A股份公司全部4.44%股权，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该函。乔文涛未按约履行回购义务，遂涉诉。因乔文涛不认可负有股份回购义务，陆建林在起诉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A股份公司未来经营预期考虑，要求乔文涛回购2%股权，并无不当。乔文涛辩称，依据公司法，股东间没有回购义务，法院认可。公司法未对股东强制回购股份作出规定，但不限制股东之间自行作出约定。补充协议中约定了乔文涛的回购义务，且该回购义务未附条件，仅附期限即陆建林回购请求权应在2013年6月30日后行使。该期限早已届满，陆建林主张乔文涛回购其所持A股份公司2%股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二、陆建林回购主张未超出诉讼时效。乔文涛辩称，陆建林在2014年提出过股权回购，之后又同意继续持股，现再来主张超出时效。但乔文涛对该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即便乔文涛该主张属实，亦不影响陆建林的回购主张，因双方补充协议中对回购主张的次数、数量等并无限制的约定。陆建林即使在2014年间主张过回购，经协商，陆建林决定继续持股，之后完全有权再依约主张回购。乔文涛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三、乔文涛应支付陆建林股权回购款2,958.56万元及合理的逾期利息并承担陆建林主张债权的合理费用。关于2%A股份公司股权的回购价格，依据双方间补充协议的约定包括投资款本金和利息部分。2%股权对应投资款本金1,100万元，补充协议中对利息起算时间未作约定，故应以投资款完成交付之日为准，即2012年5月8日。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陆建林的回购主张，资金占用期间为7.04年。补充协议中约定利息按年息24%计算，并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限制，故乔文涛应支付陆建林回购价款2,958.56万元（1100+1100×24%×7.04）。乔文涛支付该回购款后，陆建林应将A股份公司2%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万元的股份返还乔文涛。关于乔文涛还有0.4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8万元的股份未交付陆建林，因陆建林未在本案中主张，而乔文涛也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双方可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乔文涛未按约支付回购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陆建林主张逾期利息仍按年利率24%计算。因乔文涛对回购义务本身已予否定，而补充协议中对逾期支付回购价款的违约责任或利息并未约定，基于计算股份回购款时利息标准已较高，依公平原则，法院酌情调整陆建林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计算基数仍为陆建林主张的1,100万元；起算时间，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按收到通知60日满后计算，即2019年7月24日起。为主张债权，陆建林在诉讼中申请了财产保全，以保险公司担保书为担保，为此支付保险费5万元。陆建林主张乔文涛支付担保费22,000元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乔文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建林股份回购款2,958.56万元；乔文涛履行该付款义务后，陆建林所享有的A股份有限公司2%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万元的股份）归乔文涛所有，陆建林应配合办理相应变更或备案登记；二、乔文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建林逾期付款利息（以1,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乔文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建林财产保全担保费22,000元。如果乔文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71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98,710元，由陆建林负担3,872元（已付）；乔文负担194,83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法院）。本院二审期间，乔文涛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陆建林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一审查明的陆建林住所与其身份证上载明的不一致；2、（2018）沪01民初168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陆建林在2018年向法院起诉时提供的住所地还是徐汇区；3、B股份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陆建林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B股份公司的经营，股权转让发生在陆建林与B股份公司之间，与乔文涛无关；4、A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欲证明陆建林取得的股权是从B股份公司处受让取得，并没有与乔文涛之间发生股权转让关系。陆建林在2014年还认可其持有A股份公司4%的股权，不存在要求乔文涛回购股权的事实；5、李某、王某2与乔文涛、B股份公司签订的质押借款合同，欲证明李某一审期间主动到法院做笔录是应陆建林的要求做的伪证。质押借款合同中明确，李某只出借了1,500万元，另外500万元是王某2出借的，且其中的1,000万元乔文涛已经归还给了李某，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6、2018年2月3日签订的多方债权债务清偿协议，证明乔文涛于李某之间的债务属于另外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该协议也明确确认乔文涛只欠鑫顺公司1,900余万元，一审对于乔文涛与李某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陆建林质证意见如下：1、真实性无异议，并于庭后提供了陆建林的户口簿复印件，证明陆建林的户籍地目前在松江区；2、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案当时在松江法院起诉，因标的超过1亿元，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书载明的是身份证地址，但当时户籍已经迁至松江区；3、真实性没有异议，B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乔文涛，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4、意见同证据3；5、真实性无法确认，陆建林并未参与该合同的签订，即便合同真实，也不能证明乔文涛要证明的内容；6、真实性无法确认，陆建林并非合同相关人。证据5与证据6的内容互相矛盾。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均欲证明陆建林的户籍地在上海市徐汇区，户籍地应以户籍登记为准，从陆建林提供的户口簿记载来看，其户籍地为上海市松江区。对于乔文涛的证据1-2，本院不予采信。同样，乔文涛上诉理由中关于陆建林户籍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证据3-4均欲证明陆建林系从B股份公司处受让取得A股份公司的股权。从证据形式上看，证据3-4均为证人证言，现有证据不符合形式要求，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6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陆建林在本案中没有新的证据提供。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签订的《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发生在陆建林与乔文涛之间还是陆建林与B股份公司之间；二、股权回购款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计算。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乔文涛主张其与陆建林之间不存在借款本息2,200万元的事实，借款转投资款的基础事实不成立。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在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转投资协议》中约定将陆建林出借给乔文涛的借款本息合计2,200万元转为对A股份公司的股权投资款，而实际陆建林于2012年3月14日至同年5月8日陆续向B股份公司和乔文涛支付了2,200万元的投资款，款项的支付情况确实与协议约定的不符。《借款转投资协议》中陆建林的主要义务为支付2,200万元的对价，乔文涛的主要义务为向陆建林交付A股份公司4%股权。尽管陆建林支付对价的方式并非如协议表述的由借款转投资款，但其确实基于该协议约定支付了对价。应该认为，陆建林已经履行了协议的主要义务，乔文涛也已接受，双方均应继续按照合同履行。乔文涛关于借款基础事实不成立，故股权转让事实也不成立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查明事实，陆建林取得A股份公司4%的股权系从B股份公司处转让得来，但双方在一审审理中均确认就陆建林与B股份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80万元转让款并未实际履行。乔文涛主张股权转让发生在B股份公司与陆建林之间，但除了未履行的《股份转让协议》之外，并无其他B股份公司与陆建林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依据。相反，从乔文涛与陆建林的《借款转投资款协议》可以看出双方达成了转让股权的合意，该协议并未特别指向系乔文涛个人名下持有的股权，且陆建林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对价。原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协议签订时乔文涛对B股份公司的持股关系，认定陆建林持有的A股份公司4%股权系来源于乔文涛的履行行为，乔文涛通过B股份公司向陆建林交付股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乔文涛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陆建林与乔文涛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陆建林有权在2013年6月30日后要求乔文涛就其持有的股权进行回购，并承担年24%的利息。2019年5月23日，陆建林发函要求乔文涛回购，乔文涛于2019年5月25日收到。陆建林诉请要求乔文涛回购A股份公司2%股权，对应的投资款本金为1,100万元，从投资款支付完毕之日，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年息24%计算到乔文涛收到回购通知之日。原审据此判决乔文涛向陆建林支付回购款2,958.56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陆建林主张股权回购款应计算到2019年7月18日，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权回购权的逾期付款利息，补充协议中约定回购款在陆建林发出回购要约之日起60天内付清，但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协议的履行情况、双方对于股权回购款利息的约定等因素，酌情确定了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标准，于法无悖，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乔文涛就本案诉讼时效提出的异议，原审法院已经阐述详尽有据，本院予以认同并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陆建林和乔文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7,420元，由上诉人陆建林负担193,710元，由上诉人乔文涛负担193,7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闻淙审判员  何 玲审判员  卢 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杨琼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