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6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思玉，男，197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玥，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文婷，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园，女，198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宵凌，男，198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林园、王宵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观春，福建其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园、王宵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慧华，福建其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丹，女，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观春，福建其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慧华，福建其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旋，女，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锦标，福建东方格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萍，福建东方格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纲贵，男，197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宏，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温汉忠，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浪，福建德和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燕松，女，198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原审被告：邓珊珊，女，198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审被告：厦门立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兴四路22号象屿大厦13B6单元。 法定代表人：黄纲贵,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厦门融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95号运通中心605单元之一Z19区。 法定代表人：黄纲水，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厦门迦禾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兴四路22号象屿大厦13B5单元。 法定代表人：叶恒隆，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陈思玉、林园、王宵凌、林丹与上诉人张丽旋，原审被告黄纲贵、温汉忠、蔡燕松、邓珊珊、厦门立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程公司）、厦门融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迪公司）、厦门迦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迦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5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思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玥、伍文婷，上诉人林园、王宵凌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观春、林慧华，上诉人林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观春、林慧华，被上诉人张丽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锦标、吴建萍，原审被告黄纲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宏，原审被告温汉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浪，原审被告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蔡燕松、邓珊珊、迦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思玉上诉请求：1、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203民初1530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203民初1530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3、依法改判上诉人陈思玉无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保全担保费。事实和理由：一、陈长义、叶恒隆与黄纲贵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以攫取上诉人的财产。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本案的款项来源、交易习惯、财产变化、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真实情况。1、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8日，黄纲贵拟通过立程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召集陈思玉作为其在立程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及法定代表人等单方签署并向张丽旋出具案涉空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960万元（人民币，如无标注币种下同），用于内保外贷业务。2016年3月8日，张丽旋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共计960万元借款支付予黄纲贵农业银行账户。2016年3月10日，黄纲贵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向张丽旋共还款四笔共计960万元。至此，各方为向张丽旋借款960万元所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行为及还款行为业已履行完毕。陈思玉作为黄纲贵在立程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及法定代表人，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的唯一目的系立程公司为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从事内保外贷业务）。黄纲贵所称2016年12月份在案涉《借款合同》中添加680万元金额、利率、期限等恰恰印证了原审被告黄纲贵与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恶意串通套用有上诉人等签字的或已履行完毕的《借款合同》，于事后伪造成再次向张丽旋借款680万元的案涉《借款合同》。此借款行为系黄纲贵及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是其单方意思表示。2、2016年12月7日，叶恒隆通过伪造陈思玉、周晶的签名将其房产、车位通过鑫赢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叶恒隆）进行网签。次日张丽旋诉至一审法院并在诉讼时将前述上诉人的财产进行保全。两日后陈思玉、周晶被黄纲贵诱骗至其住处并受到陈长义、叶恒隆伙同十来壮丁逼迫上诉人签订《借款对账单》（周晶被迫签字，陈思玉因未签字而受到暴力伤害，并被抢去2000元现金）。此时，陈思玉、周晶才知晓：黄纲贵与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恶意串通套用前述已经履行完毕的案涉空白《借款合同》向被上诉人实施新的借款。结合前述黄纲贵的矛盾陈述、案涉《借款合同》的实际用途以及前述陈长义、叶恒隆与黄纲贵通过一系列谋划可知，陈长义、叶恒隆与原审被告黄纲贵系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并涉嫌虚假诉讼以攫取上诉人的财产。2、2016年3月份陈思玉为黄纲贵从事内保外贷业务而签订案涉空白《借款合同》后至被胁迫前从未见过陈长义、张丽旋等人，更别谈各方达成合意。且从另案（（2016）闽0203民初15307号）合同日期（2016年6月16日）与本案合同日期（2016年6月20日）看，在如此相近的日期且同为一个债权人的情况下，两案《借款合同》格式与其相关资料明显为不同借贷公司之模板，此事实明显违背交易习惯，结合前述黄纲贵矛盾且模糊的陈述均可印证原审被告黄纲贵与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4、根据黄纲贵的银行账户记录，显示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与张丽旋及其员工叶恒隆存在大量、巨额的款项往来，且多次存在同一日相近时段明显系经过计算的款项（非整数）在双方或三方进出的情况，故本质上黄纲贵及张丽旋双方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实为合作炒汇并进行分红的合作关系；另，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称“其他被告与黄纲贵是内外贷的合作关系”后又称其“在出借（给黄纲贵款项）时没有过问借款用途”，显然自相矛盾且不符合常理。二、陈思玉就案涉《借款合同》中相关的签名等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在违背本案申请鉴定过程的真实情况下，认定陈思玉应承担其抗辩主张不成立的后果，系认定事实不清。1、2017年12月6日，陈思玉就案涉借款合同中相关的签名等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7年12月20日，前述鉴定机构以依现有技术条件无法完成绝对时间的鉴定为由退鉴。2017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分别于2017年12月28日、2018年2月9日、2月22日、4月19日分别就鉴定具体事项及需缴纳的鉴定费出具《鉴定说明函》；上诉人于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3日分别对前述《鉴定说明函》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征询函》，但均未得到一审法院的书面回复，而上诉人在2018年7月27日就鉴定问题进行质证时方获知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已于2018年5月4日向一审法院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2、事实上，正泰鉴定所于2017年12月作出两案的《鉴定说明函》：“当完全无法判断时，仍将收取40%的检验费用”；于2018年4月再次就两案作出《鉴定说明函》：“当完全无法判断时，我中心无法退还全部鉴定费用”。正泰鉴定所对于案涉鉴定费用收费比例前后存在较大出入，原为仍收取40%费用、现为收取100%费用，明显存在收费标准不明确、收费项目不明确、收费过高等问题。上诉人就前述问题陆续向一审法院发出《鉴定征询函》等函件以期待正泰鉴定所给予其鉴定价格等作出合理解释或建议一审法院更换更加合适的鉴定机构，但一审法院负责鉴定的相关部门并无相应书面回复直至正泰鉴定所发出《终止鉴定告知书》。由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在指定时间内履行缴费义务为由，判决上诉人依法应承担其抗辩主张不成立的后果是一审法院违背本案鉴定过程实际情况，认定事实不清，是极其武断与不公正的。三、一审法院以陈思玉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签署空白合同文本构成概括性承诺是违背本案基本事实的，亦无相应法律依据。1、根据相关判例及一般人的理解，“概括性承诺”的前提是承诺人知道自己承诺的具体事项，至于“概括”则应为承诺人明知该事项但并未明确具体内容。本案中，陈思玉从未与黄纲贵、张丽旋等对案涉借款或指定收款账户达成合意，亦不知该空白合同如何被黄纲贵为个人借款所套用，故陈思玉根本不可能对其未知事项进行承诺。一审法院关于“签署该空白合同文本亦构成概括性承诺，应对由此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的认定违背本案基本事实。2、即便陈思玉对其签署的空白合同构成概括性承诺，其承诺的主体是陈思玉作为黄纲贵在立程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就黄纲贵的授意于2016年3月8日签订案涉《借款合同》，为其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在案涉《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其承诺事项已经完结。3、本案案情复杂，涉及款项巨大，涉及当事人较多，一审法院不应仅仅以无法确认的《借款合同》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应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 林园、王宵凌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5306号判决书判决第一、二项；2、判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借款合同》及《借据》系张丽旋与黄纲贵共同伪造。“各被告签名及按指印”的是空白借款文本，甚至连“甲方（债权人）”栏也是空白的，形成时间为2016年3月间；“金额、利率、期限添加的时间”为2016年12月间，“各被告签名及按指印”的时间与“金额、利率、期限添加的时间”相隔至少半年以上；“各被告签名及按指印时”被张丽旋不在场；“金额、利率、期限添加”时未知会“各被告”；张丽旋提交《借款合同》及《借据》为后期变造，且为张丽旋与黄纲贵共同伪造；《借款合同》及《借据》落款时间之所以为2016年6月20日、21日，只是为与张丽旋与黄纲贵之间的银行账户流水对应一致，系典型的依银行账户流水制造虚构借条行为。二、张丽旋与黄纲贵均自认涉案款项用于非法用途，未用于正常经营活动。关于案涉借款用途的说明系张丽旋以自持来源证据方式提交于法庭，说明张丽旋对此并无异议；涉案款项被黄纲贵用于内保外贷业务，张丽旋对此完全知悉；“偿还融迪公司民生银行贷款”用途部分，张丽旋与黄纲贵实际无证据证明，最后自己予以否认；涉案款项实际用于内保外贷业务，而内保外贷无外乎为套取利差、汇差，因其无真实业务行为发生，属于破坏国家金融秩序行为，为相关部门打击清理对象，涉嫌违规违法。就涉案款项上述特殊用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明确要求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对“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原审未对涉案款项非法用途予以深究查证，已然违背当前司法精神和审判要求。三、张丽旋与原审黄纲贵之间实际为内保外贷业务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黄纲贵实际控制多家公司用于操作内保外贷业务；张丽旋及其幕后控制人为职业放贷人，为黄纲贵操作内保外贷业务提供资金支持；因资金巨大，黄纲贵又无法提供相应担保，双方实际形成合作关系，张丽旋及其幕后控制人曾商定并实际分享内保外贷业务收益；因国际汇率反常变动，内保外贷业务后期亏损，曾贷款银行又拒绝继续放款，黄纲贵资金链断裂，张丽旋及其幕后控制人于是强行对双方款项往来以民间借贷形式予以结算；张丽旋及其幕后控制人为保证款项回收，黄纲贵为减轻单方支付压力，双方便套用“各被告签名及按指印”空白借款文本伪造《借款合同》及《借据》，增加“各被告”为所谓共同借款人。四、张丽旋及其幕后控制人本案起诉前已然对除林园、王宵凌之外其他当事人进行强力逼债催讨，可以佐证上述事实。五、林园、王宵凌不是共同借款人。1、林园、王宵凌无向张丽旋借款意思表示，也非涉案款项收受人，亦未指示黄纲贵或其他被告为收受人；林园、王宵凌非涉案款项使用人，亦未指示原审被告黄纲贵或其他被告为使用人；林园、王宵凌非涉案款项受益人，亦未指示原审被告黄纲贵或其他被告为受益人。2、原审仅凭林园、王宵凌于《借款合同》及《借据》之签名及摁手印便认定上诉人为共同借款人极其片面，已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应予以纠正。六、涉案借款合同无效。涉案款项实际用于内保外贷业务事实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若无证据证明真实外贸业务发生，应径直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也明确要求“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七、涉案纠纷涉虚假诉讼。张丽旋与黄纲贵共同伪造《借款合同》及《借据》，后张丽旋提起诉讼，黄纲贵又始终回避出庭，令涉案关键、争议事实无法查明，极其反常蹊跷，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八、涉案纠纷已涉非法活动，张丽旋应依法接受法律惩戒。 林丹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5306号判决书判决第一、二项；2、判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判令全案发回重审；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林丹非涉案借贷共同借款人，亦非借款人黄纲贵之夫妻共同债务人。林丹并未在《借款合同》及《借据》借款人栏签名，显非共同借款人。涉案借贷虽发生于林丹与借款人黄纲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正如原审判决P14-15页释明“因借款金额已明显超出一般夫妻共同生活需要，依法债权人应对案涉债务系前述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根据张丽旋及借款人黄纲贵关于案涉借款用途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参与经营或从中受益。故，林丹不应因与借款人黄纲贵婚姻关系而成为涉案借贷共同债务人。林丹自2007年至今常年就职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且任职运营管理部高级职员，收入稳定，具有较强独立就业和自主生活能力，从未、也无需自借款人黄纲贵涉案借贷中收益（参与经营而收益、或分享借款人黄纲贵经营收益）。二、林丹在《借款对账单》上签名表示无异议的行为，不是对黄纲贵涉案借贷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更不是愿意与黄纲贵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承诺。1、林丹及黄纲水在落款处标注“无异议”并签名，应解释为对自己涉及借款的确认，即林丹确认两笔借款（2106.06.06、2016.06.16），黄纲水确认一笔借款（2016.06.16），不是对未经手、未涉及之黄纲贵涉案借贷（2016.06.20）的确认。2、若依原审逻辑，林丹在落款处标注“无异议”并签名，属于对黄纲贵涉案借贷的追认，那么基于同理，难道黄纲水在落款处标注“无异议”并签名，也是对黄纲贵涉案借贷（2016.06.20）的追认？显然，原审该释明经不起基本逻辑原理推敲。3、林丹不是黄纲贵涉案借贷（2016.06.20）合同相对方人和经手人，原本就无权对此予以追认。4、即便上诉人对黄纲贵涉案借贷（2016.06.20）追认成立，也仅限于对黄纲贵个人该借贷事实的确认，并不必然推定上诉人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从张丽旋与黄纲贵签署的《还款确认书》可以认定凡黄纲贵涉张丽旋借款，均与林丹无关所有借款均由黄纲贵个人收受、支配；所有还款均由黄纲贵个人支付、安排；所有款项往来几乎只在张丽旋与黄纲贵之间发生，只有张丽旋与黄纲贵知悉，其他人等均未经手；林丹仅因与黄纲贵之婚姻关系而不得不签署相关文件，任一借款实际均与林丹无关，林丹不是该等借款合意人、收受人、使用人、受益人。四、本案内情复杂，应充分警惕并严肃把关。1、林丹于《借款对账单》及《还款确认书》落款处标注“无异议”并签名，系张丽旋一方胁迫其所为，并非上诉人真实本意。张丽旋一方已涉非法活动，应依法接受法律惩戒。林丹经事后了解，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据》系张丽旋与黄纲贵共同伪造，并未真实发生；张丽旋与黄纲贵均自认涉案款项用于非法用途，未用于正常经营活动；张丽旋与黄纲贵之间实际为内保外贷业务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五、涉案借款合同无效。涉案款项实际用于内保外贷业务事实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若无证据证明真实外贸业务发生，应径直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也明确要求“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六、涉案纠纷涉虚假诉讼。张丽旋与黄纲贵共同伪造《借款合同》及《借据》，后张丽旋提起诉讼，黄纲贵又始终回避出庭，令涉案关键、争议事实无法查明，极其反常蹊跷，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张丽旋辩称，一、案涉借款合同对陈思玉具有法律约束力，陈思玉主张本案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虚假诉讼行为以及680万元的借款合同系套用960万元借款所签署的借款合同不具事实依据。王宵凌、林园一审中主张系向张丽旋过桥时签署的空白合同，温汉忠主张是为了借款100万元签署合同，各债务人的辩称并不相同，未认可陈思玉的辩解。陈思玉为黄纲贵的同学，在一审中其提供黄纲贵的还款凭证和证据与张丽旋核对，均需要黄纲贵协助。黄纲贵第一次出庭未提及套用合同，之后其在各债务人的压力下所作的陈述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显然不能证明存在“套用合同”的事实。陈思玉主张本案实为合作炒汇并进行分红的合作关系，纯属没有依据的臆测。黄纲贵一审时向法庭陈述其与张丽旋仅为借贷关系。张丽旋根据黄纲贵的陈述和出具的材料，在庭审回答法庭询问时判断其他被告与黄纲贵是内保外贷的合作关系，但张丽旋在出借时没有过多过问借款用途，并不存在矛盾之处。陈思玉拒不按鉴定机构通知的期限缴纳鉴定费用，应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鉴定机构在多次征询中提出预缴鉴定费，告知鉴定风险，前后历经近半年期间。2018年4月鉴定机构提及“无法退还全部鉴定费用”而非“全部鉴定费用不予退还”，与此前收取40%的鉴定费用并不矛盾。陈思玉在一审时提到鉴定收费过高等等问题，一审法院释明认为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陈思玉应当按规定的期限缴费，事后陈思玉可向其他部门寻求解决方案。陈思玉未缴交鉴定费用，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陈思玉陈述其签署空白合同文本亦构成概括性承诺，应对由此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并无不当，陈思玉应承担还款责任。陈思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商事主体的经营人员，其应当清楚签署空白合同的后果，并承担由此引发的责任。二、案涉借款合同对王宵凌、林园具有法律约束力，王宵凌、林园主张本案借款行为未真实发生，与事实不符。王宵凌、林园在一审中主张因过桥贷款需要向张丽旋借款并签署借款合同，与其他债务人陈思玉、温汉忠的说法不相同。张丽旋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据、借款对账单、还款确认书、还款明细对账单等证据，足以表明张丽旋对包括王宵凌、林园享有680万元借款债权。王宵凌、林园关于借款合同及借据内容形成时间的意见，均缺乏相应的证据，其以黄纲贵附和各债务人的说法作为依据显然是不成立的。王宵凌、林园主张张丽旋自认涉案款项用于非法用途与事实不符，黄纲贵承认的内保外贷业务亦不属于非法业务。黄纲贵于2016年11月28日出具《关于向张丽旋借贷资金流向的说明》，不能推断2016年6月借款发生时黄纲贵曾披露经营内保外贷业务，更不构成张丽旋的“自认”。内保外贷是指境内企业为境外注册企业提供担保，境外银行给境外投资企业发放相应贷款，该业务要经过银行的严格审核，属于银行正常开展的合规业务。王宵凌、林园主张张丽旋与黄纲贵实际为内保外贷业务合作关系，能提供证据，与在案证据明显相悖，依法不能成立。王宵凌、林园主张张丽旋对其他当事人暴力逼债，与事实严重不符，其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亦是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各债务人陈述其签署空白合同文本亦构成概括性承诺，应对由此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三、案涉借款合同虽然林丹没有签字，但林丹与黄纲贵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陆续共同向张丽旋申请出借多笔借款，林丹对于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处于明知状态。林丹在《借款对账单》《还款确认书》签字无异议，可视为黄纲贵借款债务的认可。一审中林丹接到本案应诉材料后，未应诉答辩，也可说明林丹对案涉借款债务不持异议。林丹上诉主张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及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与在案证据不符，应予驳回。四、部分债务人主张签署了空白合同，但并未对此进行举证。各债务人之间对借据的签署过程陈述并不一致，从各债务人的关系来看，不存在张丽旋与黄纲贵串通损害其他债务人的可能。本案并不存在暴力胁迫的情况。公安机关对陈思玉、周晶做了笔录，笔录中陈述被打了一拳，拿了2000元现金还账。周晶、陈思玉到黄纲贵家里是陈思玉打电话给陈长义要到黄纲贵家里进行协商，当时陈长义只带了五六个人去黄纲贵家里。公安机关的笔录并未陈述套用合同，只是陈述借款属实。2016年12月初陈长义通过黄纲贵给各债务人打电话要求将房产贷款，将余额拿来还债。陈长义发现两个债务人的房产在申请过户，但房产被查封了而退件。叶恒隆说房产产权人出具了授权手续办理网签，是考虑到房产涉嫌转移才办理了网签，持续时间不到10天就注销了。 黄纲贵述称，本案是张丽旋与陈长义、叶恒隆恶意串通损害黄纲贵及其他当事人利益，黄纲贵没有参与恶意串通行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黄纲贵与原审其他被告均不是借贷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无须承担合同责任。1、本案中张丽旋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并不是关于680万元借款的真实合同,真实的借款合同在张丽旋手上。在黄纲贵与张丽旋单独签订的680万元借款合同里,借贷双方是黄纲贵与张丽旋,并无其他人,更没有本案中的其他当事人。一审将原审的其他被告判定为共同借款人是错误的。2、张丽旋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中的其他原审被告没有任何一人在张丽旋面前签字或盖章,该借款合同系因厦门古戈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左右借用林园母亲名下位于翔安阳光城别墅在厦门而签订的空白合同，该合同中各方签字指向的借款是厦门农商行2016年3月左右的借款,不是2016年6月借款。厦门农商行的该笔借款业务完结后，各方签署的空白借款合同存放于张丽旋处未取回。张丽旋私自将该指向厦门农商行2016年3月左右借款的空白借款合同填写并不构成各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3、黄纲贵的还款金额除一审认定的金额以外,尚有境外多笔转账，金额高达500多万人民币,一审对此没有认定是错误的。4、2016年11月28日的《关于向张丽旋借贷资金流向的说明》和2016年12月6日的《借款对账单》及以房抵债协议均是张丽旋控制和非法拘禁黄纲贵的情况下进行各种威胁和高强度精神压迫，强迫黄纲贵在张丽旋单方面写好的材料上签字,不是黄纲贵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5、张丽旋对黄纲贵进行控制和非法拘禁的期间,将黄纲贵的有关账户及密码等资料自黄纲贵处获取后,由张丽旋操作将黄纲贵账户的钱款转账至张丽旋认可的账户,张丽旋却对此部分事实予以否认,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应依法将该涉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公安局。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张丽旋于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关于向张丽旋借贷资金流向的说明》、《借款对账单》及《以房抵债协议》均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一审依据无效的证据进行裁判是错误的.原审仅仅因为林丹在《借款对账单》签名就认定是追认,因此判决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也属于证据不足。对于黄纲贵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没有继续进行委托鉴定是错误的,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温汉忠述称，同意陈思玉、林园、王宵凌、林丹的上诉意见。 立程公司述称，同意黄纲贵的陈述意见。 张丽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纲贵、陈思玉、蔡燕松、立程公司、温汉忠、邓姗姗、林园、王宵凌、融迪公司、迦禾公司、林丹共同向张丽旋偿还借款68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2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各被告实际还款为止）；2、各被告支付原告支出的财产保全担保费19040元、保全费5000元。事实及理由：2016年6月16日，黄纲贵、陈思玉、温汉忠、林园、王宵凌、立程公司、融迪公司、迦禾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张丽旋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张丽旋借款680万元，按借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一计息，借款发放至黄纲贵账户。2016年6月21日，张丽旋将借款680万元汇入黄纲贵账户，黄纲贵也出具收到680万元借款的《借据》。2016年12月6日张丽旋与黄纲贵对账确认，前述《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余额为680万元，并应自2016年11月26日起按日千分之一计算利息。因此，黄纲贵、陈思玉、温汉忠、林园、王宵凌、立程公司、融迪公司、迦禾公司应偿还借款本息。林丹系黄纲贵的配偶，蔡燕松系陈思玉的配偶，邓姗姗系温汉忠的配偶，案涉债务属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0日，黄纲贵、陈思玉、温汉忠、林园及王宵凌签名及盖章，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及迦禾公司盖章，作为借款人与张丽旋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向张丽旋借款680万元，按借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一计息，借款人指令黄纲贵尾号8830的浦发银行账号为收款账户；借款人逾期还款引起诉讼，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等）由借款人承担。2016年6月21日，张丽旋将借款680万元汇入黄纲贵的前述账户；同日，黄纲贵、陈思玉、温汉忠、林园及王宵凌签名及盖章，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及迦禾公司盖章，向张丽旋出具收到前述账户680万元借款的《借据》。 2016年11月28日，黄纲贵出具一份《关于向张丽旋借贷资金流向的说明》，称2016年6月17日、6月21日，向张丽旋分别借款1238万元和680万元，用于内保外贷。经营中亏损约400万，另外支付境外贷款利息400多万。其余1000多万款项流入黄纲水和黄纲贵账户，陆续用于偿还民生银行水头支行的综合授信贷款共计1000多万元（全部贷款债务1300多万元）。黄纲贵同时提供一份2016年度民生银行水头支行对融迪公司审批的授信额度，金额为1000万，担保方式为古戈公司对全部额度出具还款承诺函，全部额度由立程公司、温汉忠及配偶邓姗姗、黄纲贵及配偶林丹、黄纲水及配偶伍香花、陈思玉、周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诉讼过程中，张丽旋向本院称，经了解前述民生银行水头支行对融迪公司的1000万元贷款未实际履行；黄纲贵用案涉借款偿还的系民生银行水头支行的其它贷款。 2016年12月6日，张丽旋与黄纲贵签署一份《借款对账单》，载明：一、本对账单涉及以下三笔借款：1、2016年6月6日黄纲贵与林丹、陈思玉、厦门古戈进出口有限公司共同向张丽旋借款400万元；2、2016年6月16日黄纲贵与林丹、陈思玉、周晶、黄纲水、陈凤莲、伍香花、黄朝周共同向张丽旋借款1238万元；3、2016年6月20日黄纲贵、陈思玉、温汉忠、林园、王宵凌、立程公司、融迪公司、迦禾公司共同向张丽旋借款680万元。二、黄纲贵的还款，按照先息后本的债务清偿顺序处理，每笔还款的具体用途由黄纲贵与张丽旋协商确定。三、经核算，扣除黄纲贵2016年12月5日之前的全部还款之后，前述三笔借款本金余额如下：1、2016年6月6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余额为95万元，应自2016年11月26日起按日息千分之一计息；2、2016年6月16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余额为1238万元，应自2016年11月26日起按日息千分之一计息；3、2016年6月20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余额为680万元，并应自2016年11月26日起按日千分之一计算利息。2016年12月6日，张丽旋与黄纲贵签署一份《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及还款明细对账单》，载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10笔共3460万元（不包含其中一笔250万元），案涉680万元在其中的第7笔，黄纲贵共还款19笔共16010095元，按先息后本（月利率3%）清偿后，尚欠本金20132296元;前述10笔借款均有相应约定日千分之一利息的原始债权凭证及转款记录，其中上述《借款对账单》涉及的三笔借款及第一笔34万元、第二笔80万元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其余5笔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在2016年7月15日至10月31日之间；黄纲贵的19笔还款均有相应转账记录。同日，黄纲贵与张丽旋前述一份《还款确认书》，对双方前述《借款对账单》之外的8笔借款确认已清偿完毕，其中包括前述约定还款期限的5笔借款及未约定还款期限的第一笔34万元、第二笔80万元。2016年12月9日，黄纲水、林丹在前述《借款对账单》签名表示无异议。 黄纲贵与林丹于2007年7月19日登记结婚，2016年12月19日登记离婚。陈思玉与蔡燕松于2011年5月20日登记结婚。温汉忠与邓姗姗于2008年12月22日登记结婚。黄纲贵、黄纲水系兄弟；陈思玉系黄纲贵的同学；周晶、王宵凌系黄纲贵的朋友。2012年12月，黄纲贵将拥有的立程公司80%的股份约定由陈思玉代持，2016年11月，立程公司另一股东周晶20%的股份转移至陈思玉名下，2017年2月27日，立程公司99%股份转移至黄纲贵名下，法定代表人由陈思玉变更为黄纲贵。融迪公司的股东为黄纲贵（占股30%）与温汉忠（占股70%）。王宵凌为迦禾公司的股东之一及法定代表人。黄纲贵为古戈公司的唯一股东。 2016年12月8日，张丽旋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12月9日，张丽旋向保险公司支付出具诉讼保全担保函的费用19040元。诉讼过程中，黄纲贵称张丽旋主张的借款确实发生，其他被告在案涉借款合同上签字都是基于对黄纲贵的信任，向张丽旋借款的用途是为以“内保外贷”的方式套取利差和汇差，张丽旋是专业放贷人员、没有参与前述的“内保外贷”业务，张丽旋知道黄纲贵的借款用途但没有证据证明。张丽旋称其他被告与黄纲贵是“内保外贷”的合作关系，该业务是合法的，张丽旋在出借时没有过问借款用途。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二、被告的还款金额。 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原告所主张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陈思玉、蔡燕松、立程公司主张，本案680万元借款系黄纲贵通过套用谎称已销毁的案涉空白《借款合同》再次向张丽旋实施新的借款行为而产生的（详见其答辩意见第一项），围绕该答辩主张，提供：1、黄纲贵尾号4677的农业银行账户，其中显示2016年3月8日张丽旋分3笔转入共960万元，2016年3月10日向张丽旋转出4笔共960万元，此外还分别显示该答辩主张涉及的其它款项往来。2、立程公司的2016年3月8日《客户首付入账通知》14张，记载立程公司在上海银行账户存入共10070万元。3、上海银行2016年3月9日出具的《抵押或质押品保管清单》，记载抵质押品为某理财产品、原币金额为1亿元。4、黄纲贵的银行账户记录，显示自2016年1月至10月期间，与张丽旋存在大量、巨额的款项往来。张丽旋的质证意见：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温汉忠、邓姗姗的质证意见：对前述证据均无异议。林园、王宵凌的质证意见：对前述证据均无异议。 此外，诉讼过程中，黄纲贵第一次称案涉借款合同各被告签名及按指印时，主文部分及甲方（债权人）是空白的；第二次称案涉借款合同大约在2016年3月份签订，其余被告大约于2016年3月份之前签订，该份合同中金额、利率、期限添加的时间应该是2016年12月，添加时没有告知其余被告。陈思玉、温汉忠、邓姗姗就案涉借款合同中相关的签名、指印及公章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2017年12月6日，就前述申请事项，我院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7年12月20日，前述鉴定机构以依现有技术条件无法完成绝对时间的鉴定为由退鉴。2017年12月26日，我院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分别于2017年12月28日、2018年2月9日、2月22日、4月19日分别就鉴定具体事项及需缴纳的鉴定费出具征询函，一审法院分别组织双方进行询问；2018年5月4日，该鉴定机构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原因之一为未收到相关鉴定费用。鉴定申请人对此持有异议。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一、被告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抗辩事由均不成立，理由如下：1、被告就案涉借款合同签名落款形成时间的主张，申请了相应司法鉴定，对于鉴定机构在多次征询中提出的包括预缴鉴定费在内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鉴定风险，应具备清晰认识，现因未在指定时间内履行缴费义务，依法应承担该抗辩主张不成立的后果。2、从各被告的陈述来看，其签署案涉借款时系空白文本，如果该陈述属实，各被告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基于与黄纲贵非亲即友的亲密关系，签署该空白合同文本亦构成概括性承诺，应对由此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3、根据黄纲贵的陈述及被告的举证情况，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具备合同成立的各项形式要件，且有相应的款项支付凭证，应属合法有效。 二、关于被告还款金额的问题。黄纲贵及陈思玉在诉讼中主张从2016年6月到2017年5月还款共16笔2000多万元（包括另一笔本金1238万元的借款），包括：（1）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1月23日期间共11笔；（2）2016年12月3日的15万元、2017年12月13日的3万元、2018年1月8日的5万元、2018年2月9日的5万元；（3）2016年12月9日、12月29日、2017年1月24日向张丽旋指定的境外账户汇款3笔共500余万元；（4）以林丹名下一套厦门市湖北大厦的房屋（嘉禾路343号1216室）向银行贷款200万元，其中50万元于2016年10月27日转给叶恒隆，另外的150万元由叶恒隆于2016年10月27日至11月1日刷卡取现；（5）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黄纲贵及配偶的三笔小额贷款15万、9万、25万元用于还债。（6）以嘉禾路343号1216室房产交由张丽旋抵债。张丽旋的质证意见:1、前述证据（1）的款项均发生在2016年12月6日案涉借款对账之前，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2）确认前述证据（2）的证明力。（3）对前述证据（3）的证明力有异议。（4）对前述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200万元款项已体现在2016年10月28日、10月31日、11月1日的还款110万、30万元及60万元中。（核对张丽旋提供的2016年12月6日与黄纲贵签署的《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及还款明细对账单》，以及陈思玉提供的还款说明明细，双方均确认前述三笔款项的来源及用途）。（5）对于前述证据（5），经核实，黄纲贵分别于2016年11月23日还款23万元、11月25日还款30万元、26日还款203000元，所称的小额贷款应当包含在前述还款中。陈思玉及黄纲贵未就本项主张继续举证。（6）对于前述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张丽旋与黄纲贵已就该套房屋达成冲抵2016年6月6日400万元中的879000元（该笔借款经对账单载明截至2016年12月5日本金余额95万元）。针对本项主张，张丽旋提供一份2016年12月6日与黄纲贵、林丹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载明前述内容。在前述举质证的基础上，张丽旋确认：（1）2016年12月6日案涉借款对账之前共偿还22153095元；（2）2016年12月6日案涉借款对账之后共偿还829689元，具体包括上述第（2）部分的28万元外，还有2016年12月8日12000元、2017年3月30万元、2017年3月10日63589元、4月10日9900元、4月11日3500元、4月12日5500元、4月13日2000元、4月26日53200元、4月28日5万元、5月9日5万元。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1、黄纲贵与张丽旋2016年12月6日签署《借款对账单》的效力。案涉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有多位，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黄纲贵与张丽旋之间存在多笔巨额的借款往来，同时系相关借款关系的主导者及款项的实际经手人。因此从举债到还债均由黄纲贵经手符合情理。再分析黄纲贵签署的上述对账单明细以及债务清偿确认单，可以发现双方的债务清偿约定亦符合“先息后本”、“已付利息不超过月3%”及“优先冲抵到期债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债务）”等法定原则。在此情况下，黄纲贵与张丽旋签署的《借款对账单》并未损害其他债务人的利益，应对其产生法律效力。2、关于黄纲贵及陈思玉的还款主张及所举证据。根据前述第1点的理由，2016年12月6日张丽旋与黄纲贵就案涉借款签署的对账单，具有清算协议的性质，且对其他债务人亦有约束力。因此，在该时点之前双方的所有款项往来，包括上述第（1）、（4）部分款项在内，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已由前述对账单予以确定，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再作变更。在该时点之后的还款，根据双方的举质证情况及意见，应认为上述第（3）、（5）、（6）部分的还款主张，其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上述第（2）部分的主张，可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张丽旋与案涉借款合同各债务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各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张丽旋依约要求其支付主张的案涉借款本息及诉讼保全担保费合法。二、林丹在案涉《借款对账单》签名表示无异议的行为，属于对黄纲贵案涉债务的追认，依法应承担案涉借款的共同还款责任。讼争款项虽然发生于陈思玉与蔡燕松及温汉忠与邓姗姗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因借款金额已明显超出一般夫妻共同生活需要，依法债权人应对案涉债务系前述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银行交易记录及张丽旋所提供黄纲贵关于案涉借款用途的说明，可以证实案涉借款由黄纲贵经手后用于两部分用途，第一部分为内保外贷业务，该业务主体为古戈公司和立程公司，股东当时分别为黄纲贵和陈思玉；第二部分为偿还融迪公司民生银行贷款。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蔡燕松、邓姗姗有参与前述两部分业务的共同经营或从中受益。据此，蔡燕松、邓姗姗不应承担案涉债务的共同还款责任。三、被告的还款金额，可按张丽旋自认的金额即829689元。因本案与另案本金为1238万元的借款存在债权人及主要经手债务人相同的特点，且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对应的借款关系，在此情况下，可根据“先息后本”的原则，按两案债务所占比例分配前述的还款金额，其中2016年12月3日的还款15万元，冲抵月利率为2%、按日计算的应付利息（2016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共8天为102293元）后，可抵扣本金47707元，按比例可分别抵扣本金16914元（本案）及30793元（诉求本金为1238万元的案件），据此，本案尚余本金为6783086元；其余的还款679689元，根据相应的还款时间，均不足以抵扣自2016年12月4日起、月利率为2%、按日计算的应付利息，故可按比例分别冲抵利息240974元（本案）及438715元（诉求本金为1238万元的案件）。 综上所述，对张丽旋的诉求在上述认定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纲贵、陈思玉、厦门立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温汉忠、林园、王宵凌、厦门融迪进出口有限公司、厦门迦禾供应链有限公司、林丹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张丽旋偿还6783086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6年12月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40974元可抵扣利息）；二、黄纲贵、陈思玉、厦门立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温汉忠、林园、王宵凌、厦门融迪进出口有限公司、厦门迦禾供应链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张丽旋偿还诉讼保全担保费19040元;三、驳回张丽旋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陈思玉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报案材料，拟证明陈思玉向厦门市思明刑侦支队报案控告张丽旋、陈长义、叶恒隆涉嫌虚假诉讼，案涉合同另有真实合同。证据2：录音光盘，拟证明张丽旋的配偶陈长义等人暴力胁迫陈思玉签订案涉合同。证据3：2019年9月20日及9月23日两份陈慧君录音光盘文字内容。证据4：周作宇录音光盘文字内容，证据3、4拟证明张丽旋及其配偶陈长义以唐碧芳、张贻潮的名义向陈慧君出借款项，系职业放贷人，并以本案同样方式，套用空白合同企图侵占非实际债务人财产。证据5：张丽旋及其相关案件所涉民间借贷案件图，拟证明张丽旋近三年来涉及民间借贷案件数量8件，涉及金额4315.28万元，涉及金额4315.28万元，金额特别巨大，数个案件均同样以套用空白合同重新向个人出借款项，企图侵占非债务人的财产，涉嫌套路贷。证据6：王宵凌、陈思玉、周晶、温汉忠审计报告，拟证明在2016年1月1日至12月6日，黄纲贵收到张丽旋33569万，收到叶恒隆11393.87449万；黄纲贵向张丽旋汇款30314.52万，向叶恒隆汇款16307.727万，黄纲贵共向张丽旋及其员工叶恒隆汇款多出1659万多元，银行流水往来复杂，与民间借贷不符，陈思玉、周晶未参与黄纲贵与张丽旋、叶恒隆等人的借贷或合作关系。证据7：陈思玉名下房产网签委托代理声明、机票信息及厦门鑫赢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政府公开信息，拟证明关于存量房出售独家委托代理声明，受托人为叶恒隆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厦门鑫赢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前述声明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7日，陈思玉并不在国内，非陈思玉签署该声明；张丽旋的工作人员叶恒隆伪造陈思玉及案外人周晶签名，网签陈思玉、周晶个人房产、车位。证据8：借款对账单，证据9：还款确认书，证据8、9拟证明：1、张丽旋在另案（2019）闽02民终2626号一审提交的证据一、二中第32至54页所含的全部《借款合同》均为相同的合同模板，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还款账户等内容均需手写补充，结合张丽旋及其代理律师涉及的多个民间借贷纠纷可见，张丽旋等人为职业放贷人，从事民间放贷业务。2、《还款确认书》证明黄纲贵先偿还在讼争款项之后的借款，结合上述可以时事后补充具体内容的《借款合同》可见，黄纲贵与张丽旋确认的此项还款方式均对该双方有利，而损害其他上诉人的利益。3、张丽旋在另案（2019）闽02民终2626号一审提交的证据一、二中第11页及第19页两份《借款对账单》，经比对，该两份借款对账单的打印文字内容一致，对账日期一致，但两份《借款对账单》中张丽旋与黄纲贵的签字明显不同。其中一份《借款对账单》有周晶、林丹、黄纲水落款不同日期的签字。内容相同的《借款对账单》张丽旋和黄纲贵重复签字，明显违背常理。证据10：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群众来信答复函，拟证明本案及另案（2019）闽02民终2626号当事人陈长义、张丽旋、黄纲贵及案外人叶恒隆涉嫌“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一案，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正在审查办理。因本案正由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审查，故本案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 张丽旋对陈思玉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报案材料无报案人的签名，资料残缺不全，不符合证据的要求。公安机关已对陈思玉等人的控告决定不予立案，上级公安机关复核决定维持不立案的决定。陈思玉认为张丽旋虚假诉讼无依据,更不能证明另有其他真实合同。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能证明陈长义胁迫签案涉合同，陈思玉的主张与录音内容不符，录音内容表明各债务人在对账单签名并未受到陈长义的暴力胁迫。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陈慧君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通话对方是陈慧君。且陈慧君与张丽旋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张丽旋申请执行陈慧君一百多万元借款债权），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且陈慧君也没有提到套用空白合同。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通话当事人为周作宇。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周作宇未出庭接受询问，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从通话内容来看，明显存在黄纲贵诱导周作宇说出签空白等话语，该证据不能采信。证据5属于陈思玉的陈述。陈思玉称唐碧芳和张贻潮代张丽旋出借没有事实依据，唐碧芳所涉两件案件为同一笔借款撤诉后重新起诉。陈思玉所列的第2、3件案件涉及黄纲贵等人借款的一审案件，第5、6件唐碧芳、张贻潮起诉的案件，陈思玉指证应认定为张丽旋系列起诉案件没有事实依据；第7件案件涉及泉港区法院审理的陈浦与庄炳山、肖德兴执行异议审查案件，张丽旋非该案的诉讼当事人，第8件案件为唐碧芳诉陈慧君案件，陈思玉表述错误。因此，自2016年起四年期间，张丽旋共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为4件（包括债务人为黄纲贵的2件），代理人同时也代理其他民间借贷案件，以代理律师推测属于张丽旋安排的出借人不能成立，张丽旋不符合司法实践中认定的“职业放贷人”标准，陈思玉指称均套用空白合同出借款项没有提供证据支持，不足采信。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报告书载明普和会计师事务所是对王宵凌等四人执行商定程序并报告执行程序的结果，目的仅是协助王宵凌等人了解流水明细，已执行的商定程序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该书证从性质上不属于鉴定结论，报告也明确载明不用于其他目的。证据第23页至38页所附的“原始流水”并非各银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只是王宵凌等人自行整理的数据，该数据缺乏基础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据，不是原始凭证或书证，也不是原始流水，由王宵凌等人单方提供的数据所得出结论不具有证明力。即使王宵凌等人提供的数据反映款项往来频繁，当天或短期两三天倒腾资金，黄纲贵庭审承认帮助其制造流水增加其资信，该款项往来不同于一般民间借贷，不能推导出案涉借款系由合作投资转化为借贷的结论。陈思玉签字确认共同向张丽旋借款，且发生多笔，款项是否流入陈思玉账户不影响其为共同借款人的认定。证据7该待证事实与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问题不具有关联性，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证据8、9是一审中已提交的证据，张丽旋使用相同的合同模版和手写填写借贷基本要素内容不足以证明张丽旋为职业放贷人，黄纲贵作为借款关系主导者及借款的实际经手人，与张丽旋协议债务抵充顺序并无不当。《借款对账单》一式多份，签字落款位置不同也是正常的。对证据10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答复函只是属于信访件，不能证明已经立案受理，不构成中止审理的条件。 林园、王宵凌、林丹、温汉忠、黄纲贵、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对陈思玉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二审中，林丹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家庭综合消费贷款核准确认书，证据2：兴业银行账号明细对账单，证据1、2拟证明：2016年11月23日，林丹向张丽旋指定的账户转款了4万；2016年12月2日，林丹向兴业银行贷款了15万，于次日向张丽旋指定的叶恒隆配偶陈罚治转账了15万。证据3：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产权类）、土地房屋产籍调查表、《存量房买卖合同》，证据4：公证书（2016）厦鹭证内字第48130号），证据5：委托代理合同、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凭证，证据6：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厦地房证第XXXX号）、厦门市土地房屋共有权证（厦地房共证第XXXX号），证据7：抵押房产交易声明、同意交易声明、询问笔录、抵押权人同意房地产转让证明，证据8：《以房抵债协议书》，证据9：《还款确认书》、《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及还款明细对账单》，证据3至9拟证明：1、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黄纲贵两人共同共有。2、2016年11月27日，张丽旋通过公证委托方式以低于市场价变卖了林丹、黄纲贵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房产；3、受托人是叶恒隆、买受人苏清白均是张丽旋指定的人员。4、张丽旋于2016年12月6日签署《以房抵债协议书》，黄纲贵、林丹签字并非真实意思表示。5、《以房抵债协议书》中的879000元并未在2016日12月6日《还款确认书》《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及还款明细对账单》列明，属自相矛盾，该两份协议为张丽旋强占林丹房产手段。 张丽旋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确认林丹于2016年11月23日分别向叶恒隆转账4万元和15万元，该还款属于2016年12月6日《黄纲贵向张丽旋借款及还款明细对账单》记载的2016年11月23日还款32万元部份。一审中陈思玉提供的对账证据第10笔和证据第32页里已体现，一审中陈思玉等人明确未查询到对账单中该32万元还款这一笔记录。对证据3、4、5、6、7表面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黄纲贵、林丹公证委托叶恒隆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房产交易事实和价格得到黄纲贵、林丹的书面认可，以房抵债并无不当。对证据8、9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以房抵债协议书》有黄纲贵、林丹的签名捺印，交易价格合理，林丹未在一年除斥期间提出撤销，一审中也未表示异议，其在二审又主张以房抵债协议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还款确认书、对账单仅针对黄纲贵现金还款部份进行对账，以房抵债另签订协议予以确认，不存在矛盾。 林园、王宵凌、温汉忠、黄纲贵、陈思玉、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对林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二审中，林园、王宵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厦门鑫圆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2017年4月17日前，被上诉人张丽旋是厦门鑫圆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2：ＢＡＮＣＳ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算（户名：袁丽霞、账号：41×××41、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渡支行），拟证明：1、2016年3月24收到厦门鑫圆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借款150万系通过张丽旋账号转入。2、2016年4月1日，按揭银行已实际划扣了袁丽霞按揭贷款。证据3：业务凭证（户名：王宵凌、账号：62×××16、开户行：厦门农商行悦华支行），拟证明：2016年4月6日，林园、王宵凌已实际归还了鑫圆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150万。由张丽旋指定转账到陈婷婷名下430万。剩余款项280万张丽旋、陈婷婷等人均未归还。 张丽旋质证认为，对证据1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显示厦门鑫圆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4月17日变更监事人选，公司监事由张丽旋变更为周凌峰，林园、王宵凌提出张丽旋担任法定代表人与证据不符。证据2已于一审时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 林丹、温汉忠、黄纲贵、陈思玉、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对林园、王宵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二审中，张丽旋向本院提交陈思玉、周晶的报警笔录，拟证明周晶、陈思玉的笔录表明案涉借款属实，黄纲贵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陈思玉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12月1日第2页的笔录载明“3月份借了一笔款，12月10日陈长义拿出了一份合同……”3月份共同借了一笔款，其中还有一笔6月份的款项周晶签字了，但是陈思玉并不同意签字才遭到胁迫。12月16日的笔录中也陈述签字、画押都是陈思玉本人，但都是被胁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合同内容是有异议的。 温汉忠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笔录中多次表示张丽旋采取了胁迫暴力。 黄纲贵、林园、王宵凌、林丹、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均同意陈思玉的质证意见。 二审中，黄纲贵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款对账明细4份，拟证明2016年11月29日、2017年1月24日，叶恒隆控制黄纲贵的银行Ｕ-ＫＥＹ，分别向张丽旋指定的境外账户汇款25957.56美元、60万元、621370美元，应予扣除。证据2：浦发银行流水对账单，拟证明黄纲贵和张丽旋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借款的真实金额应予以审计查实并扣减。证据3：黄纲贵的农行流水对账单（账号：62×××72），拟证明2016年11月22日、12月5日、12月6日，叶恒隆控制黄纲贵的银行Ｕ-ＫＥＹ分别向叶恒隆账户转账10万元、1万元、110万元、39万元，应予以扣减。证据4：黄纲贵农行流水对账单（账号：62×××77），拟证明黄纲贵和张丽旋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借款真实金额应予以审计并相应扣减。证据5：黄纲贵招行流水对账单（账号：52×××01），拟证明黄纲贵和张丽旋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借款真实金额应予以审计并相应扣减。证据6：黄纲贵招行流水对账单（账号：62×××21），拟证明2016年11月23日，黄纲水被叶恒隆上门划走4万元，应退还给黄纲水。证据7：林汉章工行流水对账单，拟证明2017年12月13日、2018年1月8日，林汉章共转给张丽旋8万元，应予扣减黄纲贵欠款或退还给林汉章。证据8：黄超周农信社回单，拟证明2018年2月9日黄朝周转账5万元给张丽旋，应予扣减黄纲贵欠款或退还给黄朝周。证据9：黄九秀农行回单，拟证明2016年11月23日，叶恒隆逼黄纲贵打电话让黄九秀转5万元给叶恒隆，应予以扣减黄纲贵欠款或退还给黄九秀。证据10：伍香花邮政储蓄银行回单，拟证明2018年8月22日，伍香花因车祸导致流产，对方赔款2万元转给张丽旋，应予以抵扣黄纲贵欠款或退还给伍香花。证据11：王宵凌浦发银行回单，拟证明王宵凌分别转给叶恒隆、张丽旋合计133万元，应予以扣减黄纲贵欠款。证据12：王宵凌建设银行回单，拟证明2016年9月28人，王宵凌转给张丽旋100万元，应予以扣减黄纲贵欠款。证据13：王宵凌农商银行回单，拟证明2016年4月6日，王宵凌转给陈婷婷430万元，应予以扣减黄纲贵欠款。 张丽旋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属于台湾地区的银行，对境外形成的证据要符合严格的形式要件，即履行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该组证据不适格。黄纲贵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权利属于其个人所有，收款人系张丽旋或陈长义指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2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黄纲贵与张丽旋已对2016年5月28日至2016年12月6日期间的借款及还款明细进行对账确认，一审中黄纲贵对此也无异议，黄纲贵二审中否定对账结论没有事实依据。对于2016年5月28日之前的往来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黄纲贵要求审计没有依据。一审中温汉忠曾提出审计的要求，但最终撤回。对证据3表面真实性无异议。2016年11月22日还款10万元包含在750万元对账单记载的2016年11月22日还款10万元（张丽旋一审证据第56页，2016年12月5日还款150万元），2016年12月5至6日的三笔转账共150万元，用于冲抵张丽旋、叶恒隆的750万元借款（张丽旋一审证据第56页，2016年12月5日还款150万元）。对证据4、5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二。对证据6、9真实性无异议，2016年11月23日黄纲水还款4万元，黄九秀还款5万元，连同林丹当日转账4万元和15万元人计入2016年11月23日的32万元还款，一审陈思玉已提供该证据。对证据7、8、10真实性认可，张丽旋一审中承认自起诉后收到的黄纲贵还款远超出黄纲贵的举证部份，一审判决中已扣减该部份的还款。对证据11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2016年5月26日的转款发生在对账单之前，与案涉争议无关联。2016年9月30日还款100万元已计入对账单中，载明当日还款100万元，借款60万元，按照借款40万元计息（张丽旋一审证据第14页）。关于2016年11月10日之后的三笔与叶恒隆的款项往来与案涉借款争议无关，一审中张丽旋已说明，如2016年11月10日王宵凌转账5万元叶恒隆（转账时间15：13：26），叶恒隆随之转给黄纲贵（转账时间15：15：17），其他几笔也是临时的拆借往来，主要资金流向黄纲贵。黄纲贵若有异议可另行主张。对证据12，对账单中已经明确扣除该部分款项。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款项与本案无关，本案对账涉及的是5月底到6月之间。 陈思玉质证认为：对黄纲贵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黄纲贵与陈长义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 林园、王宵凌、林丹质证认为：同意陈思玉的质证意见，黄纲贵是借款的经办人，归还借款由法院依认定，该份证据中第11-13组通过王宵凌转账至叶恒隆账号共计236万元、转至陈婷婷账号的430万元中280万系黄纲贵向上诉人王宵凌的借款，由黄纲贵指定转账的。 温汉忠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4、5关联性有异议，其他证据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4、5证明借贷关系不能成立。 融迪公司质证认为：融迪公司未参与，不清楚是否属实。 立程公司对黄纲贵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于二审期间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2016年12月11日，陈思玉向开元派出所称自己因跟鑫圆达投资有限公司的人有经济纠纷不愿意签欠条而被公司一名男子打了一下右太阳穴。开元派出所就此向陈思玉进行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陈思玉在笔录中陈述以下事实：其与周晶是立程公司的股东，黄纲贵是古戈公司的法人，2016年12月10日下午17时左右，自己与周晶在黄纲贵的住处文塔里2号403室，自己通过电话联系鑫圆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陈长义来商谈关于自己和周晶、黄纲贵与鑫圆达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的事宜，大概18时左右，陈长义应约带了几个人到文塔里2号403室，大概在今年三月份，自己和周晶、黄纲贵三人以两家公司的名义向鑫圆达投资有限公司借了一笔钱，自己和周晶、黄纲贵三人是借款的共同承担人，当时三人都有在借条上签字，晚上，陈长义拿出一份借款合同，要求自己在合同上签字，自己看了一下合同，里面还有一笔六月份的借款，周晶有在合同上签字，自己不清楚这笔借款所以不同意签字，双方争执了几句，陈长义那边的其中一名男子就动手打了一下自己的右太阳穴。民警问陈思玉，其和周晶、黄纲贵三人向陈长义所在的公司借了多少钱？这些钱陈思玉是否有经手？陈思玉答：今天看了陈长义出示的借款合同，自己才清楚总共有2000多万，自己经手的只有三月份那笔，其他则不清楚，但黄纲贵有承认之后都是他经手的。 2016年12月16日，开元派出所民警再次向陈思玉进行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陈思玉陈述在2016年12月10日晚各方在文塔里2号403室协商借款事宜期间，陈长义从自己（即陈思玉）的钱包拿走2000元及钱包里的银行卡要在他随身带来的POS机上刷卡，因卡内没钱所以刷卡不成功，当时自己报警被殴打，在派出所自己表示不追究陈长义他们殴打行为的过错，但后来自己想到陈长义从自己的钱包内拿走2000元现金，所以自己今天来派出所说明此事并报警陈长义抢劫自己2000元。民警问陈思玉对于2016年6月17日自己与黄纲贵等人向陈长义的妻子张丽旋借款1238万元及该月发生的其他两笔借款是怎么回事？陈思玉答对这些借款自己不知情，但承认自己有在那些借款合同上签字画押，同时表示自己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持有异议。 除本案讼争借贷外，张丽旋还另案起诉黄纲贵、陈思玉、蔡燕松、立程公司、谢雪琦、周晶、伍香花、黄纲水、厦门古戈进出口有限公司、林丹等人偿还另一笔本金为1238万元的借贷案件。2016年期间，张丽旋起诉案外人林世清等人要求偿还借款110万元；2017-2018年期间，张丽旋起诉案外人陈慧君偿还两笔借款，金额分别129.038万元、670万元；2017年期间，张丽旋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陈浦之间因债权债务纠纷诉至法院。 2019年8月，陈思玉、周晶、温汉忠、王宵凌向公安部门控告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黄纲贵存在套路贷、当面抢劫、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行为。2019年9月26日，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向陈思玉、周晶等人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陈思玉、周晶等人其于2019年8月29日提出控告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及黄纲贵有“套路贷”诈骗、虚假诉讼、抢夺犯案，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及黄纲贵等涉嫌“套路贷”诈骗犯罪，决定不予立案。2019年12月2日，厦门市公安局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维持不予立案决定。2019年12月13日，陈思玉等人向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控告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对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黄纲贵等人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罪不予立案侦查，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经审查后认定不符合立案监督情形。 另查明，2018年5月4日，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因下列两个原因，该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1.对申请方所提供的比对样本，当事人质疑其真实性，无法作为比对样本；2.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19日出具的鉴定说明函中说明鉴定费用，截至今天，鉴定中心仍未收到相关鉴定费用。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所载借款人以及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借款对账单》中各确认人对合同落款处的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鉴于《借款合同》及《借款对账单》系设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础凭据，其形成的过程与借贷事实的发生紧密相连，真实地反映了各方当事人借款、还款及对账确认等完整过程，其证明效力应优于主观色彩较强、且容易随个人立场改变的当事人陈述。因此，上诉人陈思玉、林园、王宵凌、林丹主张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款对账单》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应提供足以推翻前述书面凭据的相关证据。但鉴于：1、上诉人陈思玉、林园、王宵凌主张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名捺印，并于一审期间申请对《借款合同》《借据》上签名、指印及公章的形成时间及前后间隔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于数次征询中提出了包括预缴鉴定费等要求并告知由此产生的鉴定风险，但因当事人质疑比对样本真实性且上诉人未在指定时间履行缴费义务，最终导致鉴定机构决定终止鉴定工作。因此，陈思玉、林园、王宵凌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借款人应承担因无法鉴定而导致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鉴定不能之责任承担认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并无不当，陈思玉、林园、王宵凌关于鉴定程序不当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2、陈思玉、林园、王宵凌、林丹主张案涉《借款合同》《借款对账单》等系受陈长义等人暴力胁迫所签，且案涉纠纷涉嫌虚假诉讼及套路贷诈骗，但陈思玉围绕此项主张所举证的录音材料等所涉事实均系因陈长义催讨债务引起的争执，且陈思玉在接受开元派出所询问时自认其和周晶、黄纲贵三人以两家公司的名义向鑫圆达投资有限公司借了钱，陈思玉和周晶、黄纲贵三人是借款的共同承担人。因此，该部分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合同》《借款对账单》形成过程中存在所谓的“胁迫”情形。至于陈思玉举证的其与黄纲贵之间的录音资料以及林园、王宵凌举证的银行交易明细，林丹举证的银行交易明细及《以房抵债协议书》、公证书、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则当然不构成足以对抗债权人相关主张的有效证据。可见，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合同》系受暴力胁迫所签或本案涉虚假诉讼。3、上诉人林丹于讼争《借款对账单》上签名，系对案涉借款对账情况的确认，可视为对黄纲贵所负债务知情且进行了追认。至于林丹是否为案涉款项的使用人或受益人等均不影响其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认定，一审法院判令林丹应就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4、陈思玉等向公安部门控告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黄纲贵存在套路贷、当面抢劫、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行为，经厦门市公安局审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就陈思玉控告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对陈长义、张丽旋、叶恒隆、黄纲贵等人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罪不予立案侦查的问题再次审查，最终认定不符合立案监督情形。综上，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系借贷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表明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之情形，上诉人主张张丽旋系职业放贷人亦依据不足，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案证据表明，出借人张丽旋已通过银行转账向借款人黄纲贵支付合同项下全额借款680万元，该提供借款之事实亦获黄纲贵出具《借据》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共同借款人的黄纲贵、陈思玉、温汉忠、林园、王宵凌、林丹、立程公司、融迪公司及迦禾公司等对合同项下借款债务负有共同还款责任。黄纲贵在二审期间就自己所还款项提供的证据，其中一部分证据体现的是案外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在黄纲贵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与本案之间具有关联性的情况下，对黄纲贵的此部分还款主张应不予支持；另一部分证据所体现的还款已于一审中冲抵了案涉借款本息，不影响本案尚欠借款本息数额的认定。 综上所述，陈思玉、林园、王宵凌、林丹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400元，由上诉人陈思玉、林园、王宵凌、林丹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林 审判员 洪培花 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彭丽月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