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4466号原告：余琪玮，男，1987年7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群，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家，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XIAOTONGZHU，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云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晴，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余琪玮与被告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斯拉上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又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琪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群和陈立家、被告特斯拉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云治和田晴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原、被告双方申请，本案庭外和解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琪玮诉称，2019年6月21日，原告在特斯拉尚嘉店向被告员工询问特斯拉是否会免税等问题时，被告知肯定不会免税。在被告的欺诈和误导下，原告于2019年6月26日向被告购买了型号为“特斯拉纯电动轿车E3D5”的轿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被告收取了购车款442,330元后开具了发票。2019年8月1日，原告缴纳了车辆购置税39,144.25元。2019年8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9年第32号公告，公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二十六批)，涉案车辆型号明确载明在该目录中。经调查，原告还发现被告对外公开声称曾多次进行免征购置税目录申请；国家相关部门曾于2019年6月20日通知各相关企业应于2019年7月3日前完成免征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申报；为了最大限度提升销售业绩，被告不但隐瞒正在申报免税的事实，还通过各种不诚信的营销手段欺骗客户尽快提车及缴纳购置税；被告在明知特斯拉车型免征购置税即将于2019年9月1日起实施的情况下，选择性地告知客户不同的信息。据此，原告认为购置税金额占车辆价格的10%，比重很大，对其决定是否购买特定车辆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被告所售特斯拉车辆是否免征购置税及是否正在进行免税申请等情况属于商品信息的重要内容，被告有义务主动向原告披露，但被告不但未履行披露义务，还在原告询问时采用了欺骗手段，已构成欺诈。为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购置税损失39,144.25元。审理中，原告又称涉案车辆的整车控制器型号为XXXXXXX，而该车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整车控制器型号却是XXXXXXX，前者为2.5版本，不具有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后者为3.0版本，是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两者功能上存在重大差异，但被告明知出售的涉案车辆应配置3.0版本的整车控制器却只配置2.5版本，构成欺诈，应按特斯拉官方关于“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的报价56,000元的标准予以赔偿，遂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95,144.25元(包括两项赔偿金额：39,144.25元和56,000元)。被告特斯拉上海公司辩称，原、被告订立车辆订购协议，原告按约支付价款，被告已完成交付车辆等义务，但未约定如国家后续出台车辆免征购置税政策则被告有义务保障原告享受免税优惠，故原告索赔车辆购置税损失没有合同依据。买卖涉案车辆时，被告就车辆购置税问题并不存在故意隐瞒或欺骗原告的情况，且原告的购车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国家的免税车型目录尚未公布，被告无从知晓车辆免税信息，不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况，将来是否免税亦不属于被告控制范围内的信息，被告没有义务披露是否正在进行免税申报。国家依法征收车辆购置税，而纳税是公民的应尽义务，是否免征车辆购置税由国家宏观政策控制，具有不确定性，被告对此无法预见，故原告向被告主张车辆购置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针对原告所称整车控制器版本问题，被告没有实施欺诈行为，也不存在欺诈原告的故意。“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是车辆的选装配置，原告并没有选装也没有购买，被告在销售过程中也没有宣传过该套件是涉案车辆的标配，并不存在隐瞒或欺骗原告的情况。原告所称涉案车辆型号的备案信息只是被告的关联公司在申报免征购置税时向国家行政部门提供的附随文件，并不属于宣传资料，被告从未通过任何渠道对此进行宣传，且该备案信息记载的是该车型的最高配置信息，也符合惯例。购车时，双方并未约定整车控制器的版本，也未约定需要具备“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这款软件，原告并未对车辆配置产生错误认识，该备案信息系原告此后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当时不可能因该备案信息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购车决定，被告交付的涉案车辆完全符合约定，原告在交付过程中也未对车辆配置提出异议，故并不存在被告欺诈原告的情况。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原告余琪玮在被告特斯拉上海公司开设的特斯拉金桥门店订购了涉案车辆，后原告已全额支付了购车款442,330元，并于当月完成了涉案车辆的交付。2019年6月26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了一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车辆类型为纯电动轿车，厂牌型号为特斯拉纯电动轿车E3D5，产地为美国，销货单位为被告，价税合计442,330元(其中含13%增值税)，不含税价为391,442.48元。2019年8月1日，原告缴纳了涉案车辆的车辆购置税39,144.25元。另查明，2019年6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关于同时开展〈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和〈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其中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二十六批)和《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十批)申报工作的安排分为企业材料申报和车型申报两部分，并要求于2019年7月3日前完成车型申报工作。2019年8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2019年第32号)，公布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二十六批)，其中纯电动汽车一栏中载明了生产企业名称为案外人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斯拉北京公司)的十六款车型，涉案车辆车型亦在其列。庭审中，原告称其购车时并未上网查询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车辆购置税的信息。又查明，2019年4月27日，新浪网发布新闻《特斯拉开了个硬件发布会，马斯克diss同行：傻X才用激光雷达》，其主要内容为马斯克和软硬件高管们一起正式推出特斯拉全自动驾驶产品，包含芯片、硬件以及软件配套方案，特别宣传了全自动驾驶的硬件即Hardware3.0的构造和性能等。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涉案车辆在相关自动驾驶部件(属于整车控制器的范围)标注了编号XXXXXXX(即Hardware2.5)。而特斯拉北京公司在进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申报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关于Model3E3D5版车型基本情况的附件载明其整车控制器型号为XXXXXXX(即Hardware3.0)。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上述备案信息应为2019年7月26日进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申报时提交，且原告称上述备案信息系其他购买特斯拉汽车的消费者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获得。再查明，2019年5月23日，相关特斯拉汽车的消费者曾收到以“特斯拉中国”名义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为“2019年5月31日前订购Model3长续航车型并于2019年6月30日前提车，可免费获得价值56,000元的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同年8月30日，相关特斯拉汽车的消费者又收到以“特斯拉中国”名义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为“即日起，特斯拉全系车型已进入中国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免征名录。……”。在特斯拉中国官网(www.tesla.cn)的在线预订系统显示“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先进的安全与便捷功能，旨在帮助您将驾驶化繁为简。所有全新Tesla车辆均标配基础驾驶辅助功能，如紧急制动、碰撞预警和盲点监测等”；而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属于选择配置，价格为56,000元，并载明配置完全自动驾驶车载电脑。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原告并未选购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还查明，特斯拉北京公司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相同，两者系关联公司。庭审中，原告出示了被告在另案中提供的由特斯拉北京公司出具的《关于申请购置税减免的情况说明》作为原告的证据使用，其中记载特斯拉北京公司于2017年底至2018年7月期间线下申报免购置税目录五批次均未获通过，于2018年9月30日提交企业申报后于当年11月6日被退回，于2018年11月9日提交企业申报后于当年12月4日被退回，于2019年1月3日提交企业申报后于当年3月4日被退回，于2019年3月5日提交企业申报后于当年4月8日获开通，于2019年4月17日提交车型申报后于当年5月20日被退回，于2019年7月4日提交车型申报后于当年7月25日被退回，于2019年7月26日提交车型申报后于当年8月30日审查通过。然而，原告同时表示该情况说明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因原告并不知情而不予确认。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收完税证明、关于同时开展《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和《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2号)及附件《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二十六批)(纯电动汽车部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截图、照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复印件、手机短信截图、官方网站上有关“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的报价页面截图、新浪网新闻“特斯拉开了个硬件发布会”网页截图、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关于申请购置税减免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各一份，被告提供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复印件一份以及原、被告在审理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从相关购车发票以及原、被告在审理中的陈述来看，应可认定原告于2019年6月在被告开设的特斯拉金桥门店订购了涉案车辆，并已向被告全额支付了购车款，被告亦将涉案车辆交付原告，故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庭审中，被告以一份《汽车订购协议》电子合同打印件主张涉案车辆原出售方系案外人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被告系通过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的方式取得涉案买卖合同主体资格，但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被告的上述主张与双方的交易过程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相关购车发票的内容相悖，被告又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谓的涉案车辆原出售方及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曾得到原告的认可，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亦不认可被告出示的《汽车订购协议》电子合同打印件对原告具有约束力。现原告主张被告未主动披露涉案车辆是否免征购置税及是否正在进行免税申请等情况，并在原告询问时采用了欺骗手段，且被告明知涉案车辆应配置3.0版本的整车控制器却只配置2.5版本，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欺诈，遂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95,144.25元，包括车辆购置税损失39,144.25元和整车控制器版本差价损失56,000元。对此本院认为，所谓欺诈，系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从而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为。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未主动披露涉案车辆是否免征购置税及是否正在进行免税申请等情况并在原告询问时采用了欺骗手段一节，一则因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买卖发生在2019年6月期间，当时涉案车辆型号并未纳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车型范围，且国家相关部门关于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第二十六批)申报工作尚未完成，在案外人特斯拉北京公司此前曾多次提交企业申报被退回、在企业申报获开通后提交车型申报也曾被退回的情况下，其何时提交本批次车型申报、车型申报是否涵盖涉案车辆型号以及车型申报能否经审查通过均具有不确定性，故本院难以将相关免税申报的情况纳入被告应主动披露的范围；二则原告虽诉称曾向被告员工询问特斯拉是否会免税，但并未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且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曾对其实施过欺骗的虚假陈述，反而原告表示对于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车型目录这一公开信息其在购车时并未上网查询，车辆购置税的金额在总购车费用中的占比又不足10%，可见车辆购置税是否免征并非足以影响原告当时购买涉案车辆的决定因素；据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在涉案车辆的购置税征收情况方面存在欺诈行为。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明知涉案车辆应配置3.0版本的整车控制器却只配置2.5版本一节，因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在订立买卖合同过程中曾约定涉案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硬件版本为Hardware3.0，原告亦未选购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套件，而且无论是新浪网的新闻报道还是案外人特斯拉北京公司在进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申报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涉案车辆型号的整车控制器型号信息，均无法认定系被告向消费者承诺其出售的涉案车辆均配置Hardware3.0的自动驾驶功能硬件版本，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来看，也不能得出原告系因涉案车辆配置Hardware3.0的自动驾驶功能硬件版本而作出购买决定的结论，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告在涉案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硬件版本方面存在欺诈行为。据此，原告以被告在涉案车辆的购置税征收情况方面和整车控制器版本方面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诉请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相关损失，缺乏相关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琪玮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8元，由原告余琪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 里人民陪审员  蒋美萍人民陪审员  陆忠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叶莉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