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647号原告：常喆，男，195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佳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国华投资大厦****。法定代表人：翁振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丽，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学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喆与被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喆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懿、莫佳玉，被告国都证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丽、寇学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充养老金约300万元（最终养老金数额以《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及相关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为依据由人力资源部核定金额）；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2001年12月28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11月30日从被告处退休，共工作17年。原告在职期间，被告于2013年3月1日通过了《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及相关补充文件。被告向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并由被告按公司总部在职员工工资总额的5%，并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及公共账户存量，提取和缴纳保费。对于公司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在公司服务满十年的员工，在退休时可以选择按月或者一次性领取补充养老金。被告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交纳了保费，共计2900万元。2017年财务预算交纳600万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缴纳。现原告已符合享受补充养老金申领条件，被告未发放，原告与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沟通也未果。现钱在保险公司，没有被告的指令，保险公司是不予发放的。对于被告称经理办公会议，对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这个会议是开过，但次日原告就找到被告的高管询问此事，被告知没有形成一致意见，高管里面也有面临退休的人员，另外没有会议纪要，也没有与会人员的签字，因此这个暂停发放的说明是不真实。对于原告任职总经理期间的业绩问题，2017年、2018年公司都完成了指标，公司是盈利的，有审计报告为证。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国都证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中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现原告已退休，并且领取了退休金，原告再主张按照补充养老保险合同主张保险待遇属于退休后用人单位的非法定福利待遇，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被告于2012年起向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给员工购买保险属实，当时制定了领取的政策也属实。被告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各购买保险一份，被告共趸交2900万元，后单位未再购买。这是一个补充养老保险，是被告给原告的非法定福利，被告有权制定、修订相关制度，从而明确支付办法。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只是一个条件，另外还要根据补充养老保险的管理规定。该规定中明确，到达退休时符合条件，具体怎么领取是公司决定的，因保费都是被告全额缴纳的，员工分文未出，因此，被告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议，商讨了该补充养老保险的政策，后被告发出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之前制订的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待被告对退休人员补充养老保险政策进行调整，具体方案拟定后，在履行审批手续及民主程序后执行，不是不给原告发放，只是目前暂停发放，被告的做法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系2018年11月30日退休人员，就要等待新的制度出台后才能领取，所以不能给原告发放。再有，被保险人范围是动态的，公司有权根据账户和人数确定领取标准。具体领取时间和方式是需要领取时才确定的，不管依合同还是管理办法，能否领取养老年金是不确定的。之前制订的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现在看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2017年被告不再交纳保险费，现在就有这点钱，已经退休的人员都把钱领走了，后来还有很多年轻的员工，今后这些人是享受不了该待遇的。对于领取的办法保险公司是要有被告的手续才能给原告发放该补充养老金。现被告无法给原告计算补充养老金的数额，也不能出具任何手续，原告是不能自己到保险公司领取。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常喆向法院提交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常喆在国都证券担任副总经理等职务。2、退休证，证明2018年11月30日常喆离岗，国都证券向常喆支付补养老金的时间条件已成就。3、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证明自2001年12月至常喆退休一直在国都证券，工龄17年，符合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领取条件。2017年8月国都证券为常喆办理了退休手续，2020年5月7日国都证券出台的暂停发放的说明不适用于常喆，与常喆无关。4、国都证券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证明自2013年3月1日起国都证券制定了管理办法，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对于符合条件的员工退休后可享受补充养老金待遇。5、宋伟玲退休证和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宋伟玲于2018年12月27日收到了国都证券的指令，人寿保险公司支付了补充养老金30余万元。国都证券于2020年5月7日作出的暂停发放说明称是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总经办公会议不真实，形式不合法，不发生法律效力。6、柳世英银行汇款回单，证明退休员工柳世英收到了国都证券委托第三方代付的补充养老金84万余元。7、工商查询，证明是帮助委托人向委托人的员工代付相关款项。国都证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2015年常喆开始分管资产管理工作。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认可常喆2018年11月30日正式离岗，不能证明常喆即符合领取补充养老保险金，这只条件之一，还要根据账户余款、员工情况等因素而定。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该管理办法已暂停执行。对证据5、证据6,真实性认可，宋伟玲是2017年3月31日退休并离岗，柳世英是2015年4月退休并离岗，他们二人退休时，管理办法仍在执行中，2018年1月1日起才暂停执行。而常喆是在管理办法暂停后即2018年11月30日才退休离岗，因此暂时不能支付。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该证据证明是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联具体受谁委托支付了该款不祥，关联性不认可。国都证券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2012中国人寿团体年金保险单，2、2014年中国人寿团体年金保险单，两组证据证明保费都是国都证券缴纳的，常喆未出资。保费全部进入公司公共账户。3、国都证券团体养老年金管理规定，证明员工退休后领取的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公共账户可用余额为0时，领取终止。国都证券有权对运行情况进行调整。4、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和退休证，证明常喆2017年8月办理退休，9月应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但常喆又被单位返聘至2018年11月30日才正式离岗。再有常喆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5、暂停执行补充养老金管理办法的说明，证明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暂停执行，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由人力资源部拟定，履行审批手续及民主制定程序后执行。6、国都证券工商信息，证明是2001年12月28日成立的。常喆对上述证据1,证据2,没见过，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明目的不认可。申领保险金的主体是国都证券。国都证券需提交手续，保险公司收到后在30日内核定，60日内给付。保险合同规定的组合领取条件，表达了常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具备了申领条件。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办法的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劳动法规定和公司制度，常喆退休前现行有效的管理办法，应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员工退休领取标准根据职位、司龄、等级等确定。公共账户为0的情况不存在。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购买保险是受董事会批准实施的，列入公司支出范围，依管理办法常喆退休领取补充养老保险是与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同步的，常喆2017年8月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管理办法领取的必备条件，公司应向常喆支付补充养老保险金。国都证券以常喆离岗时间为标准没有法律依据，且诉讼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形式上看，是国都证券单方的陈述，落款时间是回溯的。2018年1月1日暂停执行的说明是为了本案制作的。总经理办公会议没有权力废止该管理办法。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公司发生过变更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另查，常喆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11月18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常喆不服裁决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双方当事人认可常喆2001年12月28日入职国都证券，2018年11月30日办理退休手续，认可常喆符合领取补充养老金的对象。常喆在职期间，国都证券投保了团体补充养老保险，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购买了保单，共缴纳保费2900万元，2017年起至今中断缴纳保费。国都证券于2013年3月1日制定了《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内容：“第二条，保险费的筹集和缴付，保险费每年提取一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超过公司总部在职员工工资总额的5%。公司可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及公共账户存量，决定保费的提取额。保险费设定为年缴，每年缴费时，公司保费统一划至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账户。第三条，参加人员，参保人员为工资关系在公司总部且从公司退休的总部正式员工。第四条，账户设置及分配，公司所交保费全部计入公共账户。员工达到退休时的领取标准根据退休时的职位等级、司龄等因素确定，职位系数见附表。具体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因公司中断缴费或本团险终止的，在公共账户可用余额为O时，领取终止。第五条，领取，员工补充养老的领取原则上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步，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退休时在公司总部工作不满10年的，不享受本团险待遇。员工达到领取条件时，经公司核准金额，由人力资源部通知保险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退休时由员工决定按月领取或一次性领取。公司于每年缴纳保费时向保险公司提供当时在岗的总部所有员工名单，当年度新入职的人员不列入名单。本办法可视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运行和国家政策情况及险种条款变更情况由公司调整。董事长、总经理级：月领取25000；副总经理级：月领取17000；总助或总监级：月领取14000；部门正职级：月领取10000；部门副职级：月领取7000；高级经理级：月领取4000；其他员工：月领取2500”。2020年5月7日，国都证券作出《关于暂停执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说明》，内容：“2018年10月24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讨论了公司总部退休人员补充养老保险待遇等相关问题，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自2018年1月1日起，原《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执行。公司将对退休人员补充养老保险政策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拟定，在履行公司审批手续及民主程序后执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国都证券是否应向常喆支付补充养老金。根据常喆提交的退休证记载时间，常喆于2018年11月30日退休。双方均认可，常喆退休后属于领取补充养老金的对象，领取方式由国都证券提交完备手续后，保险公司进行发放。现国都证券以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对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暂停执行，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由人力资源部拟定，在履行审批手续及民主制定程序后执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用人单位具有自主经营管理权，国都证券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属于用人单位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国都证券制订的《补充养老保险管理办法》中亦已明确，国都证券可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及公共账户存量，决定保费的提取额。员工达到退休领取时，除参照系数等多种因素外，具体金额每年由公司结合领取人数、当年可分配总金额、人员职位变动等因素确定。因公司中断缴费或本团险终止的，在公共账户可用余额为O时，领取终止。其次，事实上，目前国都证券只缴纳2900万元保费后，自2017年至今已中断缴纳保费，虽然中断缴费，公共账户可用余额目前还未为O，但公共账户内的存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国都证券根据现实的状况对上述管理办法进行调整，暂停发放补充养老金，待新政策出台后，再行领取，属于国都证券的自主决定事项。故由于发放补充养老金的条件未成就，现常喆主张国都证券支付其补充养老金3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为常喆可待政策出台后，再行主张权利。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常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常喆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