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凯峰。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红梅，该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静，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惠芬。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惠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已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依法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舜裕公司与罗惠芬的关系。一、舜裕公司与罗惠芬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舜裕公司与罗惠芬已签订《劳动合同》，虽合同期至2019年7月19日，但罗惠芬于2019年6月生育一孩，劳动合同因此延续；三、罗惠芬从事的工作虽涉及鼎诚公司名下的广州监狱项目，但该工作是舜裕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凯峰安排指定的业务，且舜裕公司与鼎诚公司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罗惠芬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为舜裕公司提供劳动；四、罗惠芬的工资长期由邱凯峰个人账户发放劳动报酬，离职前最后四个月的工资虽由陈光凯、范红梅转账发放，但该变更工资发放主体的行为是在未与罗惠芬协商并经罗惠芬同意的情况下单方作出的；五、罗惠芬的辞职信是向邱凯峰邮寄，之后舜裕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也确认了罗惠芬是其资料部员工及双方于2019年11月30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这一事实。综上，本院认定舜裕公司与罗惠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罗惠芬在《辞职信》中明确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是舜裕公司无法按时支付其工资。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舜裕公司确实存在未与罗惠芬协商一致便单方更改工资发放时间，最终导致未能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发放工资这一行为，故罗惠芬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舜裕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向罗惠芬支付经济补偿金。因双方对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为44166.67元无异议，故舜裕公司应向罗惠芬支付经济补偿金44166.67元。原审法院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向罗惠芬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4166.67元。二、驳回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4166.67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2018年4月之后，被上诉人没有再向上诉人提供劳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应该看双方是否发生了用工的事实。被上诉人自2018年4月卸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职务后就没有再向上诉人提供劳动，而是在广州鼎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诚公司)工作，仅负责广州监狱项目的资料管理。广州监狱项目是鼎诚公司向广东中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承包，属于鼎诚公司的业务范围，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负责广州监狱项目的资料管理实际上是为鼎诚公司提供劳动，并在鼎诚公司召开每周例会，接受鼎诚公司的劳动管理。因此，被上诉人与鼎诚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2、邱凯峰是以鼎诚公司股东的身份每月向被上诉人支付2018年5月—2019年7月的工资，被上诉人2019年8月—10月的工资则由广州监狱项目的分包方中凯公司代鼎诚公司支付，被上诉人2019年11月的工资则由鼎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红梅支付；且被上诉人的社保自2018年8月开始也由鼎诚公司购买。3、2019年5月，被上诉人休产假是向鼎诚公司申请，其向公司人事领取的《员工休产假申请及须知》记载的单位名称为鼎诚公司，且被上诉人对该《员工休产假申请及须知》进行修改时，也未对单位名称提出任何异议。可见，被上诉人明知自己的用人单位是鼎诚公司。4、2018年7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3日通过微信向邱凯峰提出要谈一下“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以及“被上诉人归哪边考勤”问题，可见，被上诉人明知其为鼎诚公司提供劳动，《劳动合同》记载的用工主体存在错误。5、上诉人与鼎诚公司在法律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仅仅因为上诉人与鼎诚公司是关联公司而必然导致鼎诚公司应承担的用工责任由上诉人承担的法律后果。6、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主张其工作是由邱凯峰安排，其负责的广州监狱项目及其他项目都是邱凯峰个人拿的，可见，被上诉人并不是为上诉人提供劳动，而是受雇于邱凯峰个人，与邱凯峰建立了劳务关系。二、被上诉人提出辞职，并与上诉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依法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1、根据被上诉人在《辞职信》中的陈述可见，被上诉人只是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希望得到公司的批准，而并非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时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被上诉人的《辞职信》，并同意在2019年11月30日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解除劳动合同是被上诉人提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2、被上诉人在《辞职信》中提及的辞职理由：一是“现生育了小朋友，生活上存在压力”、二是“公司无法按时支付岗位工资”。但被上诉人辞职后并没有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而是全职在家带小孩。可见，被上诉人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被上诉人要在家带小孩，无法在产假期满后回公司上班，所以，被上诉人主动提出辞职，并希望在产假期满时解除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辞职实际上与公司有无按时支付工资并无关联。三、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也不能成立。1、上诉人并没有拖欠工资的恶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立法意图在于防止用人单位恶意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而非用人单位没有在约定日期发放劳动报酬。上诉人入职后，公司一直都及时发放被上诉人的工资。公司没有按时向被上诉人发放2019年6月之后的工资是因为被上诉人负责的广州监狱项目工程款未到位，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但是2019年8月2日收到中凯公司工程款当天即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9年6月工资，2019年9月11日收到中凯公司工程款第二天即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19年7月工资。显而易见，上诉人并没有拖欠被上诉人工资的恶意。而且，被上诉人催发工资时，上诉人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及时进行回复、解释，并积极催促中凯公司付款，中凯公司也在上诉人的催促下于2019年11月1日和12月4日代发了被上诉人8月至10月的工资。如果在此情形下仍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不利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偏离了《劳动合同法》既保护劳动者也保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2、公司迟延支付工资并未超出合理的工资发放周期。虽然《劳动合同》约定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10日，但是2019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的周例会会议纪要中确认项目在建管理人员实行隔月发工资形式，被上诉人全程参加了会议，没有提出异议，并签名确认，应视为被上诉人同意隔月发工资的形式。公司没有违反隔月发工资的约定，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据不足。3、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向单位提供劳动后获得的对价。劳动者在没有实际提供劳动的情形下依据法律规定享有的有关金钱待遇不属于劳动报酬，如病假工资、生育津贴。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开始休产假后即没有向公司提供劳动，被上诉人主张公司拖欠其产假期间的工资实际上是“生育津贴”，不属于劳动报酬。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四条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参加生育保险，其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依法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公司并不是支付生育津贴的义务主体。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及时支付生育津贴为由要求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罗惠芬二审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在2018年4月份本人正式卸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但仍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1.2018年7月20日，本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广州市劳动合同》编号SY00002，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办公地点为广州市协晟（大厦）907。该合同（编号SY00002）的经手同事为欧阳婷，其可证实。合同内签订的工作地点为上诉人公示的营业场所，证实本人为上诉人工作。2．鼎诚公司公示的成立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在本人提交的证据中显示2017年7月6日已准备好“广州监狱—施工许可证发言”的文档，上诉人提及的广州监狱项目的资料管理工作，本人在该项目2017年7月开工并发施工许可证时已经接手。该工作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100％持股人邱凯峰的安排给本人的。3.由此至终，本与鼎诚公司根本处存在劳动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邱凯峰亦没有代鼎诚公司支付过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本人仅受聘于上诉人负责资料管理工作，并一直由邱凯峰支付工资。4.关于本人社保购买问题，上诉人后期通过鼎诚公司购买一事，本人根本不知情，而且上诉人购买社保根本不需要通过本人就可以直接处理。在2019年11月28日，本人查询缴费历史明细表才知道上诉人在2015年9月才开始帮本人购买社保，本人自上诉人2014年4月9日成立之日起已受聘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私自变更社保购买单位并没有告知本人且征得同意，上诉人在2018年3月、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两个时间段均用鼎诚公司帮本人购买社保，特别在2018年3月由鼎诚公司购买之后又改回上诉人购买，该情况很可疑，据我所知，鼎诚公司的营业资质证书就是在该时间段办理的，办理资格证需要有持证在岗人员数量达到要求并购买社保。4.上诉人现公示的经营场所为荔湾区周门北路38号（协晟大厦）16楼03房，鼎诚公司公示的经营场所为荔湾区周门北路38号（协晟大厦）16楼02房，两公司在搬入该大厦16楼时申报装修为一体（01房—03房打通装修），正门的公司logo既有上诉人亦有鼎诚公司。并且，邱凯峰在上诉人处持股100％，在鼎诚公司持股60％是实际控股人，另一持股人（持股40％）为范红梅，其与邱凯峰为夫妻关系。两公司有紧密的关联性。5.因两公司办公区域共有使用，在公司办公时，同事基本上共用资源，经常混乱使用上诉人及鼎诚公司的文档，因此用错表格的情况经常出现，己习以为常。因公司发展需求，为规范各个项目的管理，公司2018年7月同意统一签订劳动合同（此前，并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从而产生考勤问题。本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了办公地点为上诉人的经营场所，由于本人经常需要到广州监狱项目的现场处理资料问题，导致在上诉人经营场所的考勤不齐全，所以通过微信在2018年8月3日联系邱凯峰，提出需要落实合同的问题，指的是本人的考勤问题，与鼎诚公司无关。6.从上诉人成立之日起，本人己受邱凯峰聘请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后期卸任法定代表人后担任的管理工作，均为邱凯峰以上诉人100％持股人的身份聘请，非其个人行为。二、本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向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要求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符合法律规定。1．本人于2019年11月28日邮寄辞职信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邱凯峰(本人的直接领导)，并在2019年11月30日下午17:39微信联系邱凯峰落实是否收到，邱凯峰回复收到，辞职理由为公司无及时支付本人的岗位工资。2．本人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工资发放时间均在合同约定10号的后1、2天，2019年工资发放时间就已经推迟至月中甚至月尾，其中2019年6、7月(产假工资)拖延至隔月才发放。3．按照正常流程，如果上诉人有资金困难，理应先与本人沟通，是否能够延迟发放，但是邱凯峰并没有任何表示，直接无故拖延发放工资。4.上诉人提及的会议，本人确实有签名，但是该表仅是签到表，会议内容一般都是会议结束后，由记录人整理并发出，再由各个参会人员签名确认并传达到各自的项目中，该份会议纪要并没有任何签名记录，而且会议中亦没有说过工资隔月发放问题，可以要求参会人员中的欧阳婷作证。5.上诉人是2019年开始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并非仅仅产假工资。2019年5月工资，上诉人通过邱凯峰于2019年6月29日才发放，当时本人正在休产假。6.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产假期间是有工资的。《关于完善生育津贴计发方式的通知》职工在产假期间，用人单位都应当视同职工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产假工资(生育津贴)，不能等申领了生育津贴后才发放给职工。上诉人以生育津贴的支付不是其为义务主体为由拖延发放，不合理。7.根据《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本人不能自行申请，理应上诉人先行支付，新规还规定职工已享受生育津贴的，视同用人单位已经支付相应数额的工资。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给职工；生育津贴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原审判合法合理，证据充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二审庭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有效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认定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舜裕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肖逸思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罗倩雯曹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