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2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公园南路218号楼。法定代表人：李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宏宇，男，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娥，内蒙古希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彬，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玫，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彩虹，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太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文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6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或理由，本院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向各方当事人予以释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太房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6661号民事判决，支持国太房地产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文彬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案由应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并不是原审法院确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具体理由如下:民间借贷案由主要查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等事实，而本案国太房地产公司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需查明的事实不仅仅是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更重要的是查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出具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其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作出、公证机构及公证员作出的公证内容是否存在违法或与事实不符、是否存在违反公证程序及实体的事实、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等事实。公证债权文书国家赋予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那么，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就应该严格的按照法定程序及按照法律规定，审查公证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否则，当事人合法权益会受到侵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未出台前，当事人对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侵害其合法权益，没有有效维权的法律途径。事实上，实践中存在大量公证机关及公证员没有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审查公证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故2017年我国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司发通[2017]83号第二条规定，禁止公证机构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融资合同公证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综上所述，为了有效的维护国太房地产公司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规定，本案的案由应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公证书的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案公证书自始无效(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该公证书自始无效)。本案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同时，该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依据刘文彬提供的证据2014年4月27日的《说明》，认定国太房地产公司尚欠刘文彬借款1600万元，是双方前期债权债务关系合意转为借贷法律关系。事实上，《说明》中本案借款本金1600万元中“含有超过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再以1600万元为借款本金，按月利率2.24%再计复利，很显然以上事实证实公证书的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庭审中刘文彬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证实本案公证文书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借款1600万元是由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贵院申请执行国太房地产公司，原审法院作出（2013）新执字第571号民事裁定书，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已执行969万元，尚欠385万元的债权转让刘文彬;冠中公司房产给刘文彬折算人民币400万元;乌拉特前旗纳川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地款5亩×4.2万元=21.5万元，按月息3%计息，计入1600万元中的借款为125万元;另借款1600万元的组成中包括385万元利息;另借款200万元刘文彬只支付了174.8万元，另支付100万元，以上合计1600万元”，通过以上刘文彬陈述的关于借款1600万元借款的组成可以看出，其中385万元是利息、地款125万元中含有高额的利息，借款1600万元组成中本身就有高额利息，公证文书以1600万元为本金再按照月利率2.24%计息。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约定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故超出部分属于非法所得，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予以收缴。以上法律法规规定证实，本案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约定的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已违反前述规定，属违反法律的强制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应为有效，故本案公证文书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双方前期债权债务，国太房地产公司已归还刘文彬1920万元，已全部归还完毕了。其次，本案未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于2014年4月4日签定《借款合同》后，刘文彬未向国太房地产公司支付借款。本案高额借款金额（1600万元），不可能是现金交付，却没有银行支付凭证，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刘文彬按借款合同约定已支付国太房地产公司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故本案公证文书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最后，公证机关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查核实的义务，根据2008年4月23日中国公证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就履行过程中订立新的协议，并就新的协议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公证机构可以受理，但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原债权真实、合法的证明材料，并对证明材料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核实。而本案公证档案材料除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并没有其他证实原债权真实、合法的材料，故公证处就当事人原债权真实、合法的证明材料并没有进行核实。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二)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三)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和《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公证机构向债权人出具执行证书，应当审核已履行了债权文书约定义务的证明材料以及第十二条:“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除需要按照《联合通知》第五条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外，还应当重点审查下列内容:(一)债权人提交的已按债权文书约定履行了义务的证明材料是否充分、属实;(二)向债务人(包括担保人)核实其对债权文书载明的履行义务有疑义，以及债权人提出的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主张是否属实”的规定，公证机构应依法要求债权人提交已按债权文书约定履行了义务的证明材料并且对其提交的证明材料是否充分、属实进行必要的核实和审查。而本案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只是和债权人、债务人做了一份简单的询问笔录。公证机关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查核实的义务，其作出的(2014)呼青证内字第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确有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规定，依法应不予执行。本案公证书的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该公证书自始无效:根据公证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九条以及根据2006年《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103号)》(下称公证规则)第二十四条、二十六条、四十一条规定，公证机关应对申请公证事项是否真实、合法应进行审核;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公证机关及公证员不得为不真实的事项出具公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七项以及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公证机关对申请公证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不予办理公证”;另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公证员不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禁止行为，故本案公证书的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及公证员违法根据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200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主席令第39号)》第三十九条规定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该公证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综上所述，以上事实均证实，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同时，该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同时，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公证程序及实体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故本案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同时该公证债权文书内容及公证程序违反法律(即:公证法)禁止性规定，所以本案公证书尤效。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规定，请求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102民初66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国太房地产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刘文彬辩称，一、案由错误不影响案件实质法律关系的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不属于法院审理案件适用的案由。案由错误不影响案件实质法律关系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二、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出具的案涉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1.青城公证处工作人员对国太房地产公司、刘文彬、案外人陈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相应的询问笔录。国太房地产公司承认向刘文彬借款1600万元，双方据此签署的借款合同，国太房地产公司对于借款合同的内容清楚、认可，并表示若到期不偿还借款自愿接受强制执行。青城公证处依据上述承诺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具了相应的执行证书，该公证书是依据双方的申请作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2.根据《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在有关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公证机构不得办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商务主管部门、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资金融通业务的机构及其分支机构除外)的融资合同公证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案涉借款合同是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对多笔债权进行重新结算形成的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双方依据该合同向公证处申请出具赋予上述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该债权文书并非通知规定的融资合同，性质不同。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三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2015年2月5日，出具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的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作出《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答复》，明确答复国太房地产公司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不予撤销。刘文彬在上文已经阐述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均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根本不存在无效情形。退一步讲，即使国太房地产公司认为公证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公证书自始无效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也应当向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是否有效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三、双方达成了借款本金1600万元的合意，并签署《借款合同》。公证处出具公证债权文书依法赋予该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因国太房地产公司不履行该债权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公证处依国太房地产公司申请出具执行证书。上述两份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与事实相符，本案不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一)案涉债权本金1600万元形成过程：1.案外人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国太房地产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国太房地产公司应支付案外人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190万元及利息，案外人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涉案债权1190万元转让给刘文彬，且已经通知国太房地产公司;2.海南冠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退还刘文彬投资款400万元，海南冠中房地产公司以其所有的405万房产抵顶该部分款项，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协商，由其退还刘文彬投资款，国太房地产公司一直未向刘文彬支付该款项;3.刘文彬是纳川供热公司的股东，2012年，纳川供热公司将土地21.5亩，出让给案外人王某，取得转让款1462万元，全部款项分配给各股东。刘文彬将分红款出借给国太房地产公司，本金及利息共计125万元;4.国太房地产公司以其所有的华侨新村酒店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刘文彬借款人民币200万元;5.国太房地产公司向刘文彬借款人民币100万元;6.前述款项截止至2014年4月30日的利息(远高于385万元)，以本金385万的金额计入1600万借款之中。上述款项合计金额2400万元人民币。7.案外人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国太房地产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上述第一笔款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4月从国太房地产公司账户内扣划的执行款969万元支付给案外人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后案外人呼和浩特市大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刘文彬。2014年4月27日，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协商一致，仅从上述1-6项欠付金额2400万元中扣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扣划的执行款800万元，国太房地产公司要求刘文彬返还少扣除的执行款169万元，刘文彬依据国太房地产公司的要求向国太房地产公司指定的陈某的账户内转款人民币169万元。双方基于上述债权重新进行结算达成了借款本金1600万元的合意，并签署《借款合同》。公证处也赋予了该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国太房地产公司不履行义务，公证处依刘文彬申请出具执行证书(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上述文书均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与事实相符，本案不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二)公证处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本案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与事实相符，不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在为双方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时，国太房地产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某与刘文彬均到场，且在公证处出具的《公证申请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借(还)款合同(协议)公证告知书》、《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告知书》、《申请办理公证风险提示书》等告知书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公证处在出具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证询问，国太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刘文彬均到场接受询问，陈某对于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并签字确认。在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双方积极配合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公证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不宜对公证处苛以超越法律规定过重的审查义务。本案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与事实相符，本案不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四、刘文彬在此补充一点关于本案执行情况。国太房地产公司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本案中，国太房地产公司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申请已经视为放弃自己的救济权利。同时，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对案涉事实予以认可。现本案又已经进入恢复执行阶段，国太房地产公司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完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其行为亦造成对司法资源的浪费。综上，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国太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不予执行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年4月24日作出的（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额16238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4月4日，国太房地产公司作为借款人与刘文彬作为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600万元，期限自2014年4月4日至2014年4月23日，借款月利率22.4‰。同日，给刘文彬出具了一份借款凭证，内容为：今借到刘文彬人民币1600万元，月利息2.24％，2014年4月23日前还清本息。当事人同时就该《借款合同》向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申请公证，青城公证处出具（2014）呼青证内字第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书载明上述借款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因国太房地产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青城公证处于2014年4月24日根据刘文彬的申请出具（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刘文彬于2014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28日立案后，先后作出（2014）新执字第289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并对国太房地产公司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2018年11月20日，国太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以刘文彬没有履行出借义务为由，请求判令不予执行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于2014年4月4日作出的（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年4月24日作出的（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额16238900元。2.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在为双方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时，国太房地产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某与刘文彬均到场，且在公证处出具的《公证申请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借（还）款合同（协议）公证告知书》、《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告知书》、《申请办理公证风险提示书》等告知书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公证处在出具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证询问，国太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刘文彬均到场接受询问，陈某对于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并签字确认。3.2014年4月27日，由刘文彬签字确认《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我和陈某国太房地产公司的借款结算如下：①原先新城法院查封1190万；②海南房押款400万；③供热公司的款125万；④原先拿华侨新村酒店壹房抵押借款200万；⑤2013年底供热公司还款借款100万；⑥以上借款结利到2014年4月底利息共计385万，以上六项合款贰仟肆佰万元整，减去2014年4月29日从工行账上扣走捌佰万，至2014年4月30日共计欠刘文彬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整，此款于2014年4月25日在大天酒店10楼进行了公证（从2014年5月份开始按月结息叁拾贰万元整），付清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壹年）。特此证明。”国太房地产公司在该份《说明》上加盖公章，陈某在《说明》上书写“同意”字样，并签字确认。庭审中，国太房地产公司对于上述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陈某的签字是否真实，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国太房地产公司未予到庭核实和说明。国太房地产公司主张其与刘文彬之间的上述1600万元借款系由该份《说明》上载明的债权组成，对于上述各项债权的产生，刘文彬提供了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结算业务申请书、收据、民事判决书、企业信用公示信息、短信截图、借条、说明、银行流水、审计报告、客户回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消、免除等原因全部或部分消灭。国太房地产公司主张不予执行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执行证书》，需要证明本案所涉公证文书具有上述法定情形。本案中，根据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双方法庭陈述及所提举的证据，可以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系双方就前期债务进行结转后形成，其中包含了双方前期形成的借款、投资返还、股份分红、债务更新等多种法律关系。2014年4月，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就上述债权债务进行详细结算后，由国太房地产公司确认尚欠刘文彬借款1600万元，并确认双方就该笔借款进行公证的事实。因此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已对前期债权债务关系合意转化为借贷法律关系，故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关系，国太房地产公司关于刘文彬未履行出借义务的主张并不能成立，本案中并不存在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国太房地产公司提出其法定代表人之所以对本案所涉借款反复进行确认且未在公证处提出异议，系迫于执行压力，该种情形并非导致债权文书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国太房地产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可撤销情形，亦未举证证明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消、免除等原因全部或部分消灭，故其主张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情形。关于公证处的审查义务，公证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国家公证机关依法出具的证明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司法证明。公证制度是我国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公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制度，该项制度具有快速实现债权、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优势，在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通过法定程序对债权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迫使当事人履行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义务。同时为保障公证制度真正发挥纠纷预防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及《公证程序规则》均规定了公证处的审查义务，对于申请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证，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因此对于真实、合法且双方当事人在公证时均无异议的债权文书，只要公证程序合法，除非有明确证据予以推翻的，不应轻易否定经过公证的债权文书，否则，公证制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本案中，案涉全部公证事项均由国太房地产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陈某亲自前往公证处办理，对于公证处依法告知的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和风险，陈某均予以签字确认，对于公证员询问双方借款是否真实、是否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等事项，陈某全部予以认可，并未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因本案债权文书所确认的借款系前期债务结转而来，并非双方当事人之间新产生的借款关系，公证处基于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确认的事实出具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在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双方积极配合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不宜对公证处苛以超越法律规定过重的审查义务。同时，国太房地产公司在明知上述债务形成过程且相关公证文书已进入执行程序多年的情况下，以刘文彬未提供打款凭证为由提出合同未生效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国太房地产公司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公证债权文书或公证书确有错误的证据，综合上述情况，对国太房地产公司主张依法不予执行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年4月24日作出的（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233元，由原告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国太房地产公司提交了四组新证据，即证据一为2020年7月29日由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支行出具的银行流水查询单，拟证明：刘文彬未按照涉案经公证《借款合同》的约定于向国太房地产公司交付借款。证据二为《借（还）款合同（协议）公证告知书》，拟证明：刘文彬未按照涉案经公证《借款合同》的约定于向国太房地产公司交付1600万元借款，该《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公证处出具涉案《公证书》及相应《执行证书》错误。证据三为国太房地产公司开户许可证，拟证明：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转入借款账户账号存在错误，刘文彬未按照约定支付借款。证据四为同类型案件案例两份，拟证明其诉讼请求有同类型案可以参考。刘文彬对以上四组新证据真实性与合法性认可，拟证明问题不予认可。刘文彬提交了三组新证据，即证据一为国太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说明》，拟证明国太房地产公司认可欠付刘文彬1600万元本金。证据二为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于2015年2月5日就国太房地产公司《撤销公证申请书》出具的《答复》，拟证明国太房地产公司已经向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申请撤销本案涉案《公证书》，但被答复不予撤销。证据三为两份《和解协议》，拟证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执行过程中自愿签订《和解协议》，多次确认执行案涉款项金额。国太房地产公司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拟证明问题不予认可，对证据二及证据三不予认可。本院二审另查明，国太房地产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载明国太房地产公司认可其欠付刘文彬借款本金1600万元，仅主张与刘文彬之间就利息计算存在争议，同时承诺到期后全力归还，并以此请求一审法院解除对部分房产的查封。再查明，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于2015年2月5日就国太房地产公司《撤销公证申请书》出具的《答复》，载明（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均是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自愿提出申请出具，并在公证申请表及公证询问笔录上签名盖章，故公证书不予撤销。还查明，刘文彬与国太房地产公司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于2014年11月25日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国太房产公司所欠刘文彬本金1600万元，承诺于2015年5月底还清，并约定了相应利息的计算及支付方式，案外人海南冠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债务承担人于该《和解协议》加盖公章。2015年10月15日，国太房地产公司、刘文彬、债务承担人海南冠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保证人乌拉特前旗纳川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就本案执行再次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国太房产公司所欠刘文彬本金1600万元，国太房地产公司及保证人承诺于2015年12月底偿还本金1000万元及自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间的利息640万元，并约定了剩余债务的履行方式及保证责任承担。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人国太房地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目的为阻却涉案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故本案案由应为执行异议之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消、免除等原因全部或部分消灭。”据此，国太房地产公司若主张不予执行涉案公证债权文书，则需举证证明本案存在上述三种法定情形，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该条例外规定确立了清算债务可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的基本原则，即认可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原债权债务关系经过清算后所签订借款合同的效力，故公证处亦可经法定程序后对相应的借款合同予以公证。具体到本案中，刘文彬认可涉案《借款合同》及相应的（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上约定的160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放，并主张该《借款合同》系以其他债权债务经与国太房地产公司清算后达成的协议。涉案由刘文彬于2014年4月27日出具的《说明》上列明了其与国太房地产公司基于双方前期形成的借款及债权转让等多种债权债务关系，并经清算后确认国太房地产公司尚欠刘文彬人民币1600万元，时任国太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在该《说明》上书写“同意”，并加盖公章的行为表明国太房地产公司对《说明》上载明的各项债权债务关系及债务总额予以认可，且国太房地产公司在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所作公证询问笔录、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说明》及两份于本案执行过程中出具的《和解协议》中均自认其欠付刘文彬借款本金1600万元，同时刘文彬亦提交了《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借条》、《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了其与国太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原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认定刘文彬与国太房地产公司之间原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基于此，双方当事人经清算后达成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可以认定刘文彬与国太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本金为1600万元的借贷事实，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亦可对国太房地产公司与刘文彬之间就该16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予以公证。需要强调的是，刘文彬于2014年4月27日出具的《说明》上载明了双方16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于4月25日在大天酒店十楼进行了公证。因时间相距较短，且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办公场所确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北路1号大天酒店写字楼十层，以及国太房地产公司之后于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自认公证书所载明的1600万元借款本金事实，故该《说明》上所载案涉1600万元借贷事实于4月25日在大天酒店十楼进行了公证的表述实际应当为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4月24日共同前往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经过调查询问，基于原（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基础上作出了（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如上所述，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在刘文彬与国太房地产公司自愿申请的情况下，经过法定公证程序，在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询问调查后，分别于2014年4月4日及2014年4月24日作出了（2014）呼青证内字2910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4）呼青证执字第6号《执行证书》，上述两份公证债权文书系对刘文彬与国太房地产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约束的意思表示所进行的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在国太房地产公司向呼和浩特市青城公证处申请撤销涉案公证书的请求被答复不予撤销后，国太房地产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两份公证债权文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情形，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刘文彬之间涉案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消、免除等原因全部或部分消灭，故本院对国太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太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233元，由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 怡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齐兴宇书记员 翟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