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8民再41号 上诉人(一审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天山，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海，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申请人）：张朝江，男，汉族，1975年3月18日出生，新疆乌鲁木齐人，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杰，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再审申请人：丁天山，男，汉族，1966年1月1日出生，甘肃省武威市人，系若羌帝豪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米兰路帝豪大酒店。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海，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再审申请人：若羌帝豪投资有限公司，住址：新疆巴州若羌县米兰路帝豪大酒店6F。 法定代表人：丁天山，系该公司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海，新疆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再审申请人)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昭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一审被申请人）张朝江、一审再审申请人丁天山、若羌帝豪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帝豪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8日作出（2016）新2824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新2824民监003号民事裁定，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于2020年3月20日作出（2019）新2824民再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昭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昭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张东海，被上诉人张朝江，一审再审申请人丁天山、帝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军、张东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昭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2019）新28民再3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张朝江对我方的一审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未与被上诉人张朝江签订《借款合同》,也未收到被上诉人张朝江分文借款,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借款本息是错误的。1.2012年8月20日上诉人新疆昭泰公司与张朝江签订了一份《房产认购协议书》，同年12月15日张朝江向昭泰房地产公司交纳了448万元的诚信金(即房屋认购款),合同中约定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生效后,昭泰公司与张朝江从来没有签订新的协议来解除双方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因此该房屋买卖协议至今仍然有效,仍然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解除。2.《借据》的借款人是上诉人丁天山,上面只有丁天山一个人的签字,显然借据中并没有昭泰公司,该公司从未在该借据上签字盖章,即昭泰公司不是借款的主体,不是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承担人。同时借据中也没有约定昭泰公司负有将购房款转至丁天山个人账户中的内容,仅仅因为丁天山是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就想当然地认为丁天山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借据的出具主体是丁天山个人,出具借据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系个人行为,认定的事实却是职务行为,存在明显冲突、自相矛盾。另2012年12月18日签订借据的事实不存在,一审查明的该事实从何而来,不得而知。4.判决书的本院认为中,既然已经认定丁天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那么在对外的承担责任的方式中,是由被代表的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然后再由丁天山对公司承担责任,而非直接让职务行为人对外承担责任,现在一审判决直接判令丁天山承担责任,明显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同时,其引用的法律依据是《民法总则》第61条的规定,这条规定是法定代表人对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但本案中不论是房屋买卖合同,还是借款合同,都是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适用侵权法律规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判决丁天山、昭泰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如果以一审判决查明的个人行为作出判决,那么昭泰房产不应承担责任;如果以一审认定的职务行为作出判决,那么丁天山不应承担责任。丁天山出具借据的行为不可能既是个人行为,又是职务行为。一审判决结果与查明、认定事实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有悖于说法析理的裁判原则。6.《以物抵债协议》是不合法的证据，该证据一没有被上诉人张朝江签字;二合同内容不连贯;三有违常理,明显是拼凑的合同,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而被采信。张朝江出具的以物抵债协议书系经过伪造、变造的证据,且该协议未经各方当事人签署,未成立和生效,故该协议既不具备真实性、关联性，亦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7.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形成的起始日期应不早于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的日期，本案中，借据出具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方设立。因借贷的主体均为自然人且借款未实际提供，故借款合同尚未生效。一审判决将房产认购书项下的购房款认定为借款有悖于法理。退一步讲，即使勉强认定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也只能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利息。一审判决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通过主观推理，将支付购房款的日期确定为借款日期，并按照24%的年利率计算利息的裁判方式，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二、一审审理程序错误，错将房屋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在一起审理，造成查明事实混乱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应该分为二个案件分别进行审理,即: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借款合同纠纷。只有在彻底分开的前提下,才能清楚地对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否履行或解除,以及责任的承担；借款合同的效力,是否履行和解除,以及责任的承担作出清醒的判断,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结果。在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关系之前,是不可能正确地认定事实的,因此不可能正确的适用法律并进行裁判。在没有分开的情况下,错误的将昭泰公司收取的购房款认定为丁天山的借款,并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规定，本案一审属于审判监督程序，不属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一审法院适用陪审员制度属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昭泰房产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的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张朝江对我方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张朝江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各项请求：一、根据答辩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可证实，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了书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答辩人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了商品房认购款，上诉人对认购书的内容予以确认且也实际收到了答辩人支付的房屋认购款，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后由于上诉人未能实现商品房销售，上诉人便与答辩人协商后以回购款的形式向答辩人出具了《借据》及《以物抵债协议书》，可证实答辩人提供的600万元借款最终经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应履行返还借款本金、支付借款利息的法定义务，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认为本案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答辩人认为该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具体到本案事实，答辩人与上诉人于2014年1月1日，就双方的债权债务形成了书面的结算凭证，即答辩人原审提交的《借据》，该借据中明确列明了上诉人应还款金额、借款期限、利息及违约金标准，且由上诉人丁天山单方签字确认的《以物抵债协议》中，其也认可了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因此可确认，以上文书系答辩人与上诉人就相关债务达成了清算协议，因此，本案不应适用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按照民间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三、答辩人认为，本案真实借款本金应为600万元，152万元并不属于利息，上诉人在原审答辩过程中认可600万元系由448万元认购款转化成借款得出，答辩人认为，虽然448万元至600万元中存在152万的差额，但该差额部分并不是借款利息，首先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的448万元是认购款并非借款，最终确认的600万元也是基于上诉人未能实现销售承诺而应支付给答辩人的回购款。即按照约定实现回购条件后，答辩人作为债权人享有的债权为回购收益600万元，因此，该600万元均为本金，并不包含任何利息；答辩人原审诉请按照600万元支付本金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本案原审应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2%计算借款利息，2014年1月1日由人丁天山向答辩人出具《借据》，完全是基于昭泰公司不但未按照约定时限还款，同时已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答辩人为了保证自己债权的实现，由丁天山就债权金额进行确认，将回购款转化为借款，并以《借据》形式约定还款时限、利息标准，基于600万元均为借款本金，因此本案利息应以600万元按照月息2%计算借期内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答辩人原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并未超过约定标准及法律规定标准，也应予以支持。五、答辩人认为，本案中不存在债务转移或无权代理的法律行为，丁天山属于债务加入行为。1、债务加入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债务加入须由承担人和债权人或债务人达成协议或意思表示一致，具体到本案，本案中的原448万元认购款或600万元回购款的还款责任主体为上诉人昭泰房产，但上诉人丁天山通过向答辩人出具《借据》承诺还款的方式与答辩人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符合以上条件；②债务加入以原债务之有效和存在为前提，具体到本案，本案中的原448万元认购款及600万元的回购款均为合法有效债权，不存在任何无效、效力待定等情形，符合以上条件；③债务加入是担保由承担人负担与原债务同一内容的新债务的行为，承担人承担的债务不能超出原来的债务范围，超过部分无效，具体到本案，上诉人昭泰房产公司按照约定承诺应向答辩人支付回购款600万元，在上诉人丁天山出具《借据》时，其对600万元本金予以认可，并承诺还款，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丁天山以上行为并未超出原债务范围，若超出，丁天山也应对600万元本金部分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亦符合以上条件；④原债务人与承担人原则上须为另一人，具体到本案，原债务人应为上诉人昭泰房产，后加入的债务人为丁天山，符合以上条件；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丁天山系自愿加入昭泰房产与答辩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本案一审虽然系再字号案件，但一审程序是普通程序，且判决书给予双方当事人上诉的权利，原审合法，不存在违法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丁天山虽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但未按时缴纳上诉费，本庭依法按丁天山撤回上诉处理。 帝豪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丁天山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称，张朝江诉丁天山、帝豪公司、昭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1．一审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2014年1月1日出具的借据，双方是张朝江与丁天山，但张朝江并未向丁天山实际出借人民币6,0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该借款合同因张朝江未实际提供借款尚未生效。原告的诉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原告依据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系由其买卖商品房屋基础法律引起的，而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3．原告主张的6,000,000元借款是由4,480,000元购房款加1,520,000元利息计算形成的，其利息计算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张朝江诉丁天山、若羌帝豪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目的，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转化为已付购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审查，以防止当事人将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4．原告主张借款是由购房款转化而来，昭泰公司作为购房款收款人及实际支配人应是债务人。在昭泰公司并未将该债务转移至答辩人丁天山的情况下，答辩人丁天山承担该债务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昭泰公司并未将自己所谓的债务转移给丁天山，昭泰公司与丁天山之间不存在任何债务转让协议，因此答辩人丁天山不承担任何与昭泰公司有关的债务。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帝豪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原告起诉主张的借款，是根据其与昭泰公司于2012年8月20日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向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4，480，000元房屋认购款，后因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履约而转化成了6,000，000元借款。房产认购协议书的双方是张朝江和昭泰公司，4,480,000元的房屋认购款的是由张朝江向昭泰公司支付的。那么由该购房款转化而来的借款也应是张朝江和昭泰公司之间的纠纷。答辩人与原告均是独立法人，既不是《房产认购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也不是房屋认购款的收款人。原告主张答辩人偿还借款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二、答辩人不承担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应当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1．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出借人和借款人是张朝江与丁天山，答辩人为担保人。但张朝江并未向丁天山实际出借人民币6,0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张朝江与丁天山之间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担保条款）无效。答辩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2．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丁天山，是答辩人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答辩人提供的担保因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无效。3．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担保物为“若羌帝豪投资有限公司的帝豪大酒店100%股权”，该担保物不存在。若羌帝豪投资有限公司帝豪大酒店系答辩人的分支机构，不是独立法人，不存在股权，即便该股权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股权质押因未向相关部门进行登记而未设立。综上，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未生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担保条款）因不符合强制性规定以及未登记而未有效设立，因此答辩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三、原告主张借款是由购房款转化而来。一审购房款收款人及实际支配人应是债务人。在昭泰公司并未将该债务转移至帝豪公司的情况下，答辩人承担该债务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昭泰公司并未将自己所谓的债务转移给帝豪公司，昭泰公司与帝豪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务转让协议，因此答辩人不承担任何与昭泰公司有关的债务。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昭泰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称，不是本案被告，我方提出异议申请，请法庭予以裁决。 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一审再审认为，对于2012年8月20日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被申请人及再审申请人丁天山、昭泰公司均无异议，但再审申请人认为丁天山、昭泰公司基础法律关系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再审申请人昭泰公司在无售房资质或预售房资质情况下，被申请人张朝江与再审申请人昭泰公司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并未明确房屋位置，在2014年1月1日，再审申请人帝豪公司、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天山向被申请人张朝江出具《借据》一份，2016年7月8日，再审申请人帝豪公司、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天山在以物抵债协议书签名，被申请人提交的《房产认购协议书》、《借据》、《以物抵债协议书》，可以认定张朝江与昭泰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实际是对借款的一种保证方式，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润及以物抵债协议书可以认定为利息，故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再审申请人丁天山、帝豪公司认为借款是由购房款转化而来，昭泰公司作为购房款收款人及实际支配人，债务人昭泰公司并未将该债务转移至再审申请人丁天山，再审申请人丁天山承担该债务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丁天山系昭泰公司、帝豪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申请人张朝江将款项交至昭泰公司，再审申请人丁天山出具借据，虽为个人实施的行为，但系代表昭泰公司实施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第六十二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丁天山、昭泰公司应共同承担责任。再审申请人帝豪公司认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对再审申请人帝豪公司的起诉，因再审申请人帝豪公司在借款合同中未盖章，故不应承担责任。再审申请人昭泰公司认为应继续履行《房产认购协议书》，因再审申请人在出具借据中已约定原帝豪大厦房产认购书作废，应认定为解除认购协议。被申请人要求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6,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出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经计算，4,480,000元本金的利息为1,380,346.66元（2012年8月24日转账3,000,000元；2012年10月24日转账800,000元；2012年11月27日680,000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利息分别为974,000元、227,733.33元、178,613.33元，合计1,380,346.66元），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本金6,000,000元已超过合理的本金的5,，860,346.66元，故借款本金应认定为5,860,346.66元；对被申请人请求判令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利息2,120,533元（4,480,000元本金自2014年3月1日-2016年6月1日，按月息2%计）的诉讼请求，借款合同约定了2.5%月息，被申请人主张未超过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判决：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2016）新2824民初5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2016）新2824民初5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由再审申请人丁天山、昭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被申请人张朝江借款本金5,860,346.66元，利息2,120,533元，合计7,980,879.66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根据昭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及张朝江的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昭泰公司对张朝江主张的借款应否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一、昭泰公司与张朝江于2012年8月20日签订《房产认购协议书》，张朝江按照协议书约定向昭泰公司支付房产认购款4,480,000元，但昭泰公司一直未向张朝江交付任何房产。2014年1月1日，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天山向张朝江出具《借据》一份，其中载明双方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作废，2016年7月8日形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虽然没有张朝江的签字，但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天山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该协议中明确表述借款的形成系由双方签订的《房产认购书》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的房产认购款转化而成，该《以物抵债协议》结合2014年1月1日的《借据》，可以认定上述房产认购款已转为借款，昭泰公司称丁天山出具《借据》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该行为不能代表公司，与公司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丁天山向张朝江出具《借据》时，内容明显涉及昭泰公司与张朝江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作为债权人的张朝江理应认为其与昭泰公司签订的《房产认购协议书》已经作废，昭泰公司作为涉案款项的实际收取人、占有人，理应对《房产认购协议书》所涉认购款转变成的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丁天山与昭泰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天山在出具《借据》的时候载明借款本金为6,000,000元，在其签名的《以物抵债协议》中亦载明6,000,000元借款中包含1,520,000元利息，由此可以认定丁天山作为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可应当从涉案款项交付之日起给付利息。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6,000,000元借款中的1,520,000元作为利息处理并无不当。 三、昭泰公司认为本案系审判监督程序案件，不应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一）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三）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本案一审虽系审判监督案件，但仍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且本案历经原一审审理、再审审查、再审一审程序审理，符合案情复杂，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情形，故一审法院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审理本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昭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666.16元，由上诉人新疆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敖登高娃 审判员 王 俊 莲 审判员 蒋  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刘 帅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