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深国投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18633X2。负责人：尤程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广东卓建（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砖厂居民小组洲石路明金海科技园厂房****北侧组织机构代码697131173。破产管理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范文佳，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红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7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中止本案审理或改判驳回国红公司全部诉求；2.国红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保险事故涉及刑事案件，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进行民事判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本案2014年12月火灾事故发生后，首先由宝安区消防大队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在事故调查中宝安消防大队认为本案在排除了其他全部起火原因后，不能排除人为纵火原因，据此宝安消防大队将案件移交宝安区石岩派出所进行刑事侦查。根据《关于印发的通知》（文号（公消（2009)279号）第八条规定，本案中火灾事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首先要依据消防部门的意见。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消防部门移交公安机关的相关材料，一审法院并未调取，在一审判决中也未作任何解释说明，此处的事实未查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涉及刑事案件的依据，是审理期间石岩派出所向法院出具的《复函》，该材料中说明石岩派所处“暂未发现人为纵火嫌疑，故我所暂未予立案”。依据《公安消防火灾协作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案件移送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案件审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消防部门。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向消防部门退回案卷材料、移交火灾现场。”而该《复函》显然不是上述规定中所指的立案或不立案的最终意见，因此该《复函》不能作为本案火灾是否涉及刑事案件的最终结论性意见。本案系火灾案件，应当首先以消防部门的意见作为是否涉及刑事案件的直接依据，调取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以及刑事案卷材料，对上述问题予以查清。二、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可能涉及国红公司重大过失引起火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査清。上诉人提交的《中检公估报告》第二册附件第二十三，系公估人员对国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的谈话笔录，陈某某在笔录中提到，事发当晚其有带客户参观厂房，时间是在工人下班以后，陈某某为方便参观打开了工厂电源开关，但在参观完毕后未关闭电源，同时陈某某猜测有可能是未关闭电源而导致烫斗和烫床发热管发热时间过长引起火灾。如果上述情形在消防机关、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得到印证，那么陈某某的行为属于重大过失。陈某某作为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不可能不知道未关闭电源的后果，在中检公估人员对工厂其他人员的笔录中，工厂人员均称每天下班时都要检查电源是否关闭，而当晚值班人员郭某某受陈某某委托看守厂房，郭某某并非工厂职工（郭某某系国红公司股东之一），陈某某也未告知其关闭电源等注意事项，因此陈某某的这一行为显然构成重大过失。上述重大过失行为未必会构成刑事犯罪，故消防机关或公安机关未必会进行深入调查，但是对于本案民事判决而言则必须对该重大过失行为进行审查，如果该情况属实，依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第八条第一款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属于责任免除，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据此上诉人同样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申请调取程碧红、郭某某的笔录，或与此相关的全部材料，一审法院既未调取也未作说明，调查取证程序有瑕疵，案件事实未查清。三、关于浙江高邦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髙邦公司）的货物相关事实认定依据不足。一审判决书中已经查清了高邦公司委托国红公司加工的货物“布料”存在问题。但一审法院认为布料问题上诉人已经与浙江高邦公司协商解决，仅是延期发货这一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同时国红公司庭后还提交了份高邦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记载“国红服装生产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但高邦公司在2017年4月18日已经将企业名称变更为“浙江格拉夫服饰有限公司”，因此该份《情况说明》不仅不能证明高邦公司与国红公司就产品质量问题协商一致，反而证明国红公司涉嫌故意制造虚假证明文件，刻意隐瞒案件事实。该批货物既然已经认定存在质量问题，那么其产品价值就存在差异。本案中检公司系上诉人与国红公司共同委托的公估机构，其核损依据是国红公司提供的合同等，据此计算出的货物价值是合格产品价格，而并非是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价格。同时公估报告中并未将高邦货物计入最终核损金额，说明了公估人对高邦货物价值的认定是有保留意见的，并非最终结论。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清高邦货物存在布料问题后，依然按照合格货物价值予以计入损失金额，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国红公司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提及本案涉及刑事案件的问题，该案件从2014年事故发生到2018年起诉之前，石岩派出所已经过三四年的时间，均未发现涉案嫌疑人，无法立案，充分证明本案不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对于一审法院回函中亦写到“暂未发现人为纵火嫌疑，故我所不予以立案”。二、关于陈某某存在重大过失引起火灾，如果要陈某某承担重大过失的责任，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陈某某的行为是重大过失行为，二是陈某某的行为导致火灾。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陈某某的行为只是有可能导致火灾，也不够充分肯定导致火灾，其次即使陈某某在走的时候没有关闭电源，但关闭电源的责任并不在陈某某，而是按照公司内部的流程由其他人来处理，陈某某当时只是带客人临时去参观厂房，陈某某离开以后的所有厂房关闭的活动，均不应由陈某某来负责。基于以上两点，陈某某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过失。消防部门、公安部门的调查未确定纵火嫌疑人，更无法涉及到陈某某有重大过失行为。三、关于高邦公司货物问题。当时陈某某本人去浙江找到高邦公司遗留下来的主管人员，陈某某将情况向高邦公司人员讲述以后，高邦公司出具了该份情况说明，该份情况说明是高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陈某某并不知道高邦公司已经更名，且在高邦公司更名以后，高邦公司原有的公章并没有被销毁，所以用原有的公章出具了该份情况说明。国红公司一审提供高邦公司监督国红公司现场制作衣服时的检验报告，多份检验报告均证明国红公司的服装是合格的，也与情况说明相吻合。本案中，陈某某以及配偶曾某某的谈话笔录、工厂工作人员的谈话笔录、厂房物业管理人员的谈话笔录、运输公司的运输合同以及运输公司做的说明、高邦公司在国红工厂现场监督的检验报告等证据材料相互吻合，足以证明提供给高邦公司的服装是合格的，即将运输到高邦公司的货物。因此，上诉人应当按照财务上的价格给回被上诉人。国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支付火灾保险赔偿款7375594元；2.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从2015年2月9日起算至支付之日）。在诉讼过程中，国红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支付火灾保险赔偿款5106267.21元；2.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支付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红公司向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投保财产综合保险，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于2014年9月1日签发的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国红公司，保险期间共12个月，自2014年9月3日上午0时起至2015年9月2日下午24时止；保险标的地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北侧；其中，主险中的机器设备的保险金额为400万元（按照重置价值确定），装修及家具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按照账面原值确定），存货的保险金额为1300万元（按照账面金额确定），附加险中的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另，保险单所附《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五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其中第（一）项为火灾、爆炸；第八条约定，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其中第（一）项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2014年12月19日凌晨，上述保险单约定的保险标的存放地点即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明金海第二工业区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国红公司部分财产受损。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消防监督管理大队开展调查工作后，将案件移交深圳市公安局石岩派出所处理。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石岩派出所函询案件进展，石岩派出所于2018年8月15日《复函》称“我所在该案火灾事故的调查中，暂未发现人为纵火嫌疑，故我所暂未予以立案”。火灾事故发生后，国红公司、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分别委托双衡公司、中检公司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前者即双衡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显示：机器设备核损金额1604504元、扣除残值及免赔额后的理算金额为1417053.60元；装修的核损金额为459345.32元，扣除免赔额后的理算金额为326818.57元；家具的核损金额为125568.50元，扣除免赔额后的理算金额为89340.45元；存货的核损金额为6110584.21元，扣除免赔额后的理算金额为5499525.79元；清理残骸费用的核损金额为42856元，扣除免赔额后的理算金额为42856元，合计理算金额为7375594元。后者即中检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则显示：本次事故造成被保险人财产损失共计5826445.87元（含尚存争议的高邦货物损失2859438.61元），残值共计67030元（含尚存争议的高邦货物残值17190元），其中机器设备项损失959795元，残值约为30000元，装修及家具项损失682235.47元，残值约300元，存货项损失4141559.40元（含尚存争议的高邦货物损失2859438.61元），残值约36730元（含尚存争议的高邦货物残值17190元），清理残骸费用为42856元，剔除有争议的高邦货物损失的理算金额为2532773.99元。国红公司庭审时表示，理算金额同意按照中检公司的评估结果认定，但高邦货物损失不应当剔除。关于双方争议的高邦货物损失的认定，与之相关的主要证据包括：1.一审法院依据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申请从深圳市公安局石岩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两份。第一份笔录的被询问人为郭某某，系深圳明金海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处主任，其回答公安机关的询问时称“我听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的员工说，浙江高邦公司向该公司订了价格一千多万的羽绒服，付了30%的定金，不知是因产品质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这批货没有通过浙江高邦公司的验收，所以这一批货没有发出去，一直堆放在国红厂里面，把整个厂房车间仓库都堆满了货，我有跟国红厂的老板陈某某说这个问题，但是国红厂的老板陈某某一直说在找仓库，找到仓库就将货搬出去，结果没多长时间国红厂就起火了”“此外，大约在2014年12月17日，也就是起火的两天前，国红厂拉回一货柜的货，不清楚是外发的货运回来，还是其他厂家退回来的货，这些货被存放在国红厂里，一直到火灾发生”；另一份笔录的被询问人为曾某某，系国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的配偶，笔录中包含有以下问答内容：“本次受损的高邦货物部分款有装箱单，但贵司反馈尚未实际出货，贵司有何资料凭证可确定实际出货的货物？”“我们发货后我们自己知道，实际装箱出货后，装箱单会交到财务黄会计处做账对账的，但有时候会拖时间，不及时交”“事故发生前，高邦客户有货回厂吗？”“有，我们外发给其他加工厂加工的高邦货物陆续回到我们厂，事故发生前两天从万州柏丝瑞公司加工的高邦情侣款通过柏粤华物流公司运回来了，当时厂里休假，还是厂长安排人员卸的货”“据了解，贵司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拟出货的？哪个客户的货？发往何处？”“是，应是高邦客户的货，拟发往温州”“由谁联系的哪家物流公司？”“是跟单员曾娟娟联系的，具体哪一家物流公司我不清楚，因为2014年8月11日我在医院里，直到8月底才出院”“黄振芳是何时入职贵司？”“他是我7月份请假前两个月许到公司的，因为我要生孩子，所以由他负责我们公司的财务工作”“从贵司提交的订单看，高邦客户的货期是2014年8月份，为何直到2014年12月份才准备出货？”“因为高邦客户指定的布料供应商供应的布料有问题，布料送到我们公司就没有按期提供，故与高邦公司沟通后，延后交货”“贵司与客户平时是否对账？多久对账一次？有何凭证资料？”“我们在客户货物走货一个月许会与客户对账，有对账单，此工作由黄会计负责”“本次事故现场有无客户退回的货物及历史积压的货物？”“没有客户退回的货物，我们小仓库内有些原加工多出订单数量的少量货物，生产组上有我们尾部大查组查处需要返工的货物，具体数量不清楚”“贵司通常会在订单数量基础上增加或减少多少数量？”“具体要看面料的数量，按照订单合同，有5%～8%的上下浮动空间，布料多就会多生产，布料不够就少些，如星河图、碧艺林外单的能接受增加5%，超过的不要了，多余的我们会卖给员工，我们多做些也是防止中间有做不好的，有更换的”。2.国红公司提交的与深圳市鑫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书》以及该司出具的《证明》，高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高邦服饰有限公司尺寸抽检报告》。根据前两份证据显示，国红公司与深圳市鑫华天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书》，约定该司在一年内即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为国红公司提供运输服务，深圳市鑫华天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国红公司委托其“于2014年12月20日派车装运成品服装到温州，此情况属实”；后两份证据显示，抽检日期为2014年9月份的两份报告均载明胸腰摆围等尺寸存在问题，要求改善后方可出货，2014年10月份及11月份的报告则均载明尺寸OK，同意出货；另高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浙江高邦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委托深圳国红服装有限公司包工包料生产加工的2份合同（合同编号：K4-GH14053A/K4-GH140626A）订单，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在我浙江高邦服务有限公司的品质检验员严格检验和生产监督下出货的没有不合格产品，特此给予说明”。3.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的中检公司的保险公估报告。该公估报告第五点“事故经过及原因的核查”处载明：“公估人员向被保险人的员工李开发、潘远波、陈某某、张万红、刘世长等二十人了解了情况，关于事故发生情况，他们的陈述基本一致”“其中客户高邦公司的棉衣和羽绒服量多，因高邦公司未支付货款，故生产的货一直未出货，工人10月份的工资也一直无钱发放，但工人见现场这么多货，也都一直安心工作，原打算12月19日、20日左右出货后收回货款发工资，未曾想到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前，外加工厂加工的高邦的货物已送回公司，另事故发生前，即12月17日，被保险人从重庆万州（外加工厂）调回约300箱高邦的货物（棉衣、羽绒服）”，此外，公估报告第八点“损失核定”第（三）项“存货损失核定”中载明：“公估人员向石岩派出所连所核实情况时，其告知该所民警在调查国红火灾案，向浙江高邦公司了解情况时，获悉国红公司将该司订单货物做错，公估人员拟向其了解具体哪款货物做错时，连所未能透露，故高邦货物损失尚存争议”。另外，针对国红公司提交的高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高邦公司在2017年4月18日已经更名为“浙江格拉夫服饰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存在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二是关于事故损失的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财产综合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虽主张本案涉嫌人为纵火，但公安机关在回函中称“暂未发现人为纵火嫌疑，故我所暂未予以立案”，亦即，目前并无充分证据可证明国红公司主要负责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以前述免责条款作为其拒赔理由，事实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国红公司同意除高邦货物外的其余损失金额按照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委托的中检公司作出的评估结论认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部分损失金额为2532773.99元。关于双方争议的高邦货物损失问题，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主张该部分损失不应计入理算金额的原因在于，中检公司的评估报告提到“公估人员向石岩派出所连所核实情况时，其告知该所民警在调查国红火灾案，向浙江高邦公司了解情况时，获悉国红公司将该司订单货物做错”。一审法院依据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申请向石岩派出所调查取证，经该所同意调取的、与高邦货物损失相关的证据为两份询问笔录。两份笔录中被询问人的陈述内容与中检公司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向国红公司员工核查事故经过及原因时得到的信息，以及国红公司提交的高邦货物损失相关的证据之间均可相互印证，具体如下：1.关于高邦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园区管理处主任表示，听国红公司员工称“不知因产品质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这批货没有通过浙江高邦公司的验收”，该内容与国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陈述的“因为高邦客户指定的布料供应商供应的布料有问题，布料送到我们公司就没有按期提供，故与高邦公司沟通后，延后交货”可相互印证，即供应高邦公司的货物确实存在布料质量问题，该问题系造成高邦货物延迟交付的原因；2.关于高邦货物事故前有无交付的问题，园区管理处主任表示，听国红公司员工称“这一批货没有发出去，一直堆放在国红厂里面”，该内容与中检公司公估报告中载明的国红公司员工的陈述“其中客户高邦公司的棉衣和羽绒服量多，因高邦公司未支付货款，故生产的货一直未出货”可相互印证，即高邦货物在火灾事故发生前确实并未交付；3.关于火灾事故发生前运送至国红公司的一批货物是否为退货的问题，园区管理处主任表示“大约在2014年12月17日，也就是起火的两天前，国红厂拉回一货柜的货，不清楚是外发的货运回来，还是其他厂家退回来的货”，该内容与国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陈述的“我们外发给其他加工厂加工的高邦货物陆续回到我们厂，事故发生前两天从万州柏丝瑞公司加工的高邦情侣款通过柏粤华物流公司运回来了，当时厂里休假，还是厂长安排人员卸的货”，以及中检公司公估报告中载明的国红公司员工的陈述“事故发生前，外加工厂加工的高邦的货物已送回公司，另事故发生前，即12月17日，被保险人从重庆万州（外加工厂）调回约300箱高邦的货物（棉衣、羽绒服）”可相互印证，即火灾事故前运送至国红公司的300箱货物，应系外包加工厂加工完毕后送交国红公司的、准备用于交付高邦公司的货物；4.关于发货时间，国红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在回答“据了解，贵司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拟出货的？那个客户的货？”时称“应是高邦客户的货，拟发往温州”，该内容与中检公司公估报告中载明的国红公司员工的陈述“原打算12月19日、20日左右出货后收回货款发工资”，以及国红公司提交的物流公司出具的、确认国红公司于2014年12月20日派车装运成品服装到温州的《证明》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因此，从目前双方的举证情况看来，一审法院采信国红公司所主张的、因火灾事故造成损失的高邦货物系准备交付的货物，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关于该批货物系退货及瑕疵品并不应计入损失范畴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国红公司确认的、中检公司的公估结论计得高邦货物损失金额应当为2558023.74元[（损失2859438.61元－残值17190元）×（1－免赔率10%）]。综上，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应向国红公司赔偿保险金5090797.73元（2532773.99元＋2558023.74元），并应自国红公司起诉之日即2017年9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赔偿逾期赔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国红公司的诉讼请求超出本判决认定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赔偿保险金5090797.73元；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5090797.73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129元，因减少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收取47544元，由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44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4740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曾某某于2019年12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其之前在被上诉人安排的谈话笔录中谈到存在部分次品的原因。该份说明的主要内容为：被上诉人为高帮公司代工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当时上诉人安排的人员询问“有员工及其他人员在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买到浙江高邦服饰有限公司的产品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是说有人买的这个产品是在生产过程中工厂在满足客户正常订单数后有多余的货，当然多余的货里有部分是次品，这个情况在服装行业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因为工厂为了达到客户订单100%的正品交货量都会多做3-5%来防止有损耗及次品。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曾某某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的妻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该份说明不能等同于其他的证人证言。另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粤0306破申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陈某某对被申请人深圳市国红服装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1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指定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担任被上诉人的管理人，范文佳为负责人。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二审法庭调查情况，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保险事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二、涉案保险事故是否涉及因被上诉人重大过失引起火灾问题；三、高邦货物的损失应当如何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认为本案系火灾案件，应以消防部门的意见作为是否涉及刑事案件的直接依据，而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进行民事裁判不当。结合本案事实，保险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在对事故调查后将案件移交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派出所处理，石岩派出所经审查后向一审法院书面复函，称在火灾事故的调查中，暂未发现人为纵火嫌疑，故暂未予以立案。本案系被上诉人因遭受火灾事故请求上诉人理赔的民事案件，涉案保险事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是否应当立案侦查，均应以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为准，消防部门并非刑事案件的侦查主体，亦不具有法律赋予的侦查职权，其意见不能直接作为刑事案件的认定依据。而且，涉案保险事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综合全案事实作出民事裁判并无不妥。因此，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认为本案可能涉及因被上诉人重大过失引起火灾问题，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属于免赔事由。但是保险事故发生后，消防、公安等有权机关均未作出存在人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纵火行为的认定，在案亦无其他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纵火行为，以及被上诉人行为与火灾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认定。上诉人此项主张因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认为中检公司是按照合格产品的价格计算出高邦货物的损失，而一审法院在查清高邦货物存在布料问题后，仍然按照合格品的价值计损不当。根据在案询问笔录、运输合同、证明、尺寸抽检报告、情况说明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明火灾事故发生前两日，被上诉人外发给万州柏丝瑞公司加工的高邦货物已通过柏粤华物流公司运回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原本安排火灾事故次日将高邦货物运送至高邦公司所在地浙江温州，该批货物系被上诉人准备向高邦公司交付的服装成品，而非质量不合格的瑕疵品或者残次品。至于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高邦货物存在布料问题仍按合格品计损问题，事实上一审法院认定存在布料问题的依据是两份询问笔录，而根据询问笔录的记载：“从贵司提交的订单看，高邦客户的货期是2014年8月份，为何直到2014年12月份才准备出货？”“因为高邦客户指定的布料供应商供应的布料有问题，布料送到我们公司就没有按期提供，故与高邦公司沟通后，延后交货”。根据笔录记载，一审法院仅认定因早期存在布料质量问题，造成被上诉人向高邦公司交货迟延，但并未认定被上诉人至2014年12月准备向高邦公司交付的货物仍然存在布料质量问题，在案其他证据亦未能证明被上诉人准备交付的货物存在布料质量问题。相反，根据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1月出具的《高邦服饰有限公司尺寸抽检报告》，被上诉人生产的产品经抽检合格，同意出货，并有高邦公司品质检验员的签名确认；高邦公司曾出具书面情况说明，确认被上诉人生产的产品经其品质检验员严格检验和生产监督；被上诉人原定火灾次日向高邦公司发货服装成品。综上，在上诉人没有实质性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上诉人关于该批货物系退货及瑕疵品不应计入损失范畴的辩解，并以中检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核损的高邦货物2558023.74元为依据，扣减相应货物残值以及免赔额后，计算出该批货物的赔偿金额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436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茹审判员 范  志  勇审判员 费    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叶益力（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