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10民初3137号 原告苏某1,男,汉族,1945年12月28日生,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峰,男,汉族,1975年2月3日生,住石家庄市裕华区,系原告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河北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某1,女,汉族,1936年10月6日生,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被告苏某2,男,汉族,1964年2月1日生,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被告黄某2,女，汉族，1936年1月1日生，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被告苏某3，女，汉族，1963年11月3日生，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石家庄市鹿泉振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苏某1与被告黄某1、苏某2、黄某2、苏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峰、张萍、被告黄某1、苏某2、黄某2、苏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及苏某2、苏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黄秀 英、苏某2给付原告110960元土地补偿金及利息17443.8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6年8月22日暂计至2020年11月21日，按照年利率3.85%计算），依法判决被告黄某2、苏某3给付原告114695元土地补偿金及利息18695.5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6年8月28日暂计至2020年11月21日，按照年利率3.85%计算），以上共计261758.3元；2、依法判决被告按照年利率3.85%支付自2020年11月22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等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983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时，原告的父母的4.785亩土地在小车行村第一队，原告父母生前和去世后的土地由被告大儿媳黄某1、被告二儿媳黄某2两家代为耕种。小车行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土地没有重新分配，依然延续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现状。2016年村里征地时，原告父母土地补偿款分别由被告黄某1之子苏某2和黄某2之女苏某3两家支取。原告多次向四被告主张权利，但四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利，根据我国法律有关规定，特起诉至贵院，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判，以达诉求。 被告黄某1、苏某2、黄某2、苏某3辩称，原告起诉主体错误，既然本案为继承纠纷，应列全部继承人为本案当事人，而原告只列了被告四人，明显遗漏当事人。原被告家庭共有姊妹五人，长女苏润姐2015年去世，长子苏鸿雁2009年去世，次子苏同雁1980年去世，三子苏群雁2015年去世。苏某2的奶奶黄书姐1996年去世，苏某2爷爷苏生辰1987年去世。 一、涉案承包地已由答辩人黄某1、黄某2两个家庭户依法承包，法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涉案的家庭成员共有兄弟4人，黄某1是长子苏鸿雁的妻子，黄某2系次子苏同雁（1980年去世）的妻子，三子苏群雁，四子苏某1，1983年分地时，苏鸿雁、苏群雁、苏某1户 口均为农业，苏同雁的长女已出嫁，户口迁走，长子户口也转为非农业，另三子和四子的家属庭成员户口也没有在本村。户口在本村的只有两人位老人、长子的妻子黄某1和4个子女、次子的妻子黄某2和2个子女，1983年本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分地时，因两位老人年级已高（黄某1婆婆80岁，公公73岁）已无能力耕种，故将两位老人中一人的承包地与答辩人黄某1家庭户的地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家庭户，另一人的承包地与答辩人黄某2的家庭户的地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家庭户。分地后由黄某1和黄某2两个家庭户一直耕种经营，并按政府要求交纳各种税费。两位老人并没有单独分地，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户，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的代耕代种行为。1987年答辩人黄某1、黄某2公公去世，1996年答辩人黄某1、黄某2婆婆去世，去世后两位老人的承包地均由黄某1家庭户和黄某2家庭继续经营一直也没有任何变化，直至被征用。鹿泉区上庄镇小车行村续签二轮延包合同时间是2002年5月18日，当时两位老人均已去世，村委会依据国家政策，家庭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已将承包地块延包至黄某1、黄某2承包户名下，由黄某1、黄某2家庭户内成员共同共有。二轮承包是一轮承包的延续，但在法律角度上，二轮承包重新订立的承包合同，是承包人取得新的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依据，是一份新的承包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即便原来有二位老人的地，现在因二轮合同的生效，黄某1、黄某2两个家庭已取得了该部分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两位老人已无承包地，已经由黄某1和黄某2家庭户内所有原1983年取得承包土地和尚未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本家庭或本户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共同共有权。 二、涉案征地补偿款不属于遗产，不能发生继承。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即家庭承包中，作为承包人的农户中部分成员死亡后，由该农户其他成员继续承包，不发生死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继承的问题，成员死亡后产生的土地补偿款，亦不能属于其遗产。1987年答辩人黄某1、黄某2公公去世，1996年答辩人黄某1、黄某2婆婆去世，两位老人去世后承包地一直由黄某1、黄某2二个家庭户各自经营，2016年因政府征收该承包地，按照法律规定上地征收补偿费不是遗产，更不能发生继承。现被答辩人主张继承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三、答辩人苏某2与苏某3只是代理行为，应驳回对二答辩人的起诉。 答辩人苏某2系黄某1的儿子，苏某3系黄某2的女儿。征地签合同时，因黄某1和黄某2均年岁已高，身体原因，委托其予女办理手续，但补偿款全部由政府出具支票，收款人均是依据承包地的户名黄某1和黄某2。现起诉苏某2与苏某3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苏某2与苏某3的起诉。 四、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自已的主张。 1、2020年7月6日鹿泉市上庄镇小车行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苏某1父母的耕地遗为分配调解经过和意见，该证明无论从真实性，合法性是均不能认可。该证明所截内容不能作为判决依据。首先从印章上，鹿泉市已于2014年9月9日变更成鹿泉区，现在2020年7月6日证明还是鹿泉市，故该印章的法律效力有待查证，该证明上也没有任何调解人员或村委会人员签字。从证明内容上看，称“代耕种”没有依据，当时分地时已将老人地分到黄某1、黄某2户内。并没有单独立 户，根本不存在代耕种的行为。“故苏某1父母应分地4.6亩”的计算错误，不准确。 2、被答辩人提交的分单想以此证明其尽了赡养义务，就应该继承涉案财产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根据法律规定承包地不能继承，故该证据的提交不能证明其主张。 五、被答辩人诉讼请求计算土地补偿金错误。 退一万步、就按被答辩人错误的论调讲，两位老人的地的补偿款应该继承，也是应由四个儿子继承，而不是分成三份，继承也只能继承土地补偿金每亩9.6万元，地表附着物（青苗）补偿款每亩5万元应归实际耕种者所有，也不能计算在内，更没有利息之说。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1、苏某2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出让合同，苏某2领款名单1份2页。证明案涉土地一部分由苏某2家庭耕种，该协议显示的苏某2将其承包的土地13.08亩交回小车行村委会，土地补偿费1255680元，地表附着物补偿费654000元，合计1909680元。2016年9月22日苏某2与小车行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出让合同，合同土地亩数单价96000元，亩数13.08，土地补偿款到账并由苏某2领取。 证据2、苏某3与小车行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出让合同、领款名单2份5页。证明2016年7月24日、2016年7月28日苏某3与小车行村村委会签订承包经营权转、出让合同，两份合同土地亩数单价均96000元，亩数4.653+5.366＝10.019亩，两次土地补偿款到账并由苏某3领取。 证据3、关于苏某1父母的耕地遗产分配调解经过和意见1份1页。证明原告父母的耕地亩数4.6亩（因是调解，数字不精确，实际亩数为4.636亩），征地款由被告两家支取且拒不给付原告应得的部分款项。原告父母分别由被告苏某3、黄某2 两家耕种，按照第一轮发包政策分配，二轮延包没有重新分配，依然按原来的土地亩数进行的土地流转，虽然土地承包合同钦到黄某2、黄某1两家，但是是以家庭承包方式分包的，所以原告的父母有分得土地，2016年土地被征收，原告父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不能继承，但是土地承包的收益是可以作为遗产进行分配的。小车行村调委会是按国家的政策准则进行多次调解，因为调解数字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均未调解成功。从调解过程来看，他们是认可原告的权益的。 证据4、现金日记账1份2页。证明被告两家庭占有土地的位置、面积，该账目系村内会计所写。 证据5、取款剩余地1份1页。证明被告两家庭剩余未被征收的土地亩数，黄某1家庭1.05亩，黄某2家庭1.04亩。 证据6、分家单1页1份。证明原告父母名下的财产均分，原告具有继承权利。 黄某1家庭：共6人，其中3个成年人黄某1、苏会萍、苏某2，2个未成年人苏会菊、苏会芬，一个老人原告母亲，1983年小车行村划分责任田按照人柒劳叁规则，即人员为3+（0.7人*3）＝5.1人。黄某1家庭共13.08亩减去1.2亩自留地，因此黄某1家庭占有老人留下的责任田11.88÷5.1*0.7＝1.63亩、荒滩地0.4亩、自留地0.2亩、菜地0.05亩，以上共计2.28亩。因此黄某1家庭应给付征地款2.28×146000÷3＝110960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6年10月22日暂计至2020年11月21日共四年一个月，按照年利率3.85%为110960×3.85%×4+110960×3.85%×1÷12＝17443.8元。故黄某1家庭应给付110960+17443.8＝128403.8元。 黄某2家庭：共4人，其中3个成年人黄某2、苏会玲、苏某3，1个老人原告父亲，1983年小车行村划分责任田按照人柒劳叁规则，即人员为3+0.7＝3.7人。黄某2家庭共10.019亩减去自留地1亩，因此黄某2家庭占有老人留下的责任田 9.019÷3.7×0.7＝1.706亩、荒滩地0.4亩、自留地0.2亩、菜地0.05亩，以上共计2.356亩。因此黄某2家庭应给付征地款2.356×146000÷3＝114659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6年8月28日暂计至2020年11月21日共四年二个月二十五天，按照年利率3.85%为114659×3.85%×4+114659×3.85%×2÷12+114659×3.85%÷365×25＝18695.5元。故黄某2家庭应给付114659+18695.5＝133354.5元。 以上共计261758.3元。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中苏某2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转出让合同两份、苏某3签订土地承包经营转出让合同一份真实性无异议，但苏某2与苏某3只是委托代理行为。对证据1中的领取名单及证据2中的领取名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均是代理行为，该款是给的黄某1和黄某2。 对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鹿泉市在2014年已更改为鹿泉区，到2020年用的还是鹿泉市的章，所以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所列的代耕代种等叙述错误，数额与原告的主张数额不一致。因为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继承财产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未调解成功。 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黄某1家庭在1983年取得承包地11.63亩，自留地2.4亩。黄某2家庭取得承包地8.89亩，自留地1.6亩。 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该分单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当时父母分家只是对现有财产进行了分割，无法证明其主体。 2020年10月27日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对其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明出具的承包地亩数与合同均不一致，印章也应为鹿泉区。 被告黄某1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一轮承包土地底账，证明黄某1家庭在1983年取 得承包地11.63亩，自留地2.4亩。黄某2家庭取得承包地8.89亩，自留地1.6亩。 证据2、2002年5月18日二轮延包合同书，证明黄某1家庭延续取得一轮土地。二轮延包括时二位老人均已去世，地已经续延到现有的人口承包经营。 证据3、村委会证明。 被告黄某2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1983年12月10日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取得承包地8.89亩，1.6亩自留地、荒滩、菜地。 证据2、河北农业税纳税通知书、农业税明白卡，证明黄某2家庭一直耕种承包地，并缴纳各种税费。 证据3、黄某22002年5月18日签订的二轮延包合同书，黄某2家庭继续取得1983年所分地块的经营承包权。二轮延包括时二位老人均已去世，地已经续延到现有的本村户口的人口承包经营。 证据4、黄某2的委托书，证明黄某2委托其他人去领取补偿款。 证据5、村委会证明。 原告质证意见：对黄某1、黄某2两家的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地块、亩数、明细、证件、账本、合同、农业税票据及1999年二轮延包合同均无异议，均证明原告主张的原告父母的土地分别在被告黄某1、黄某2两家名下。 对小车行村委会2020年10月10日的证明两份有异议，单位出具的证明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应当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但该两份证明中的苏秋河不是该村委主任，不符合证据规则关于单位证明的规定。该证明的内容显示的和原告陈述的一致，土地补偿费96000元，地上附着物每亩50000元，该数额准确，不论地上是否有附着物，均是按50000元补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款。按照鹿泉以往征地惯例， 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需要进行评估，由于龙泉湖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就没有按照通常意义上的青苗补偿费理解该50000元的补偿。 对委托书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某1、黄某2系原告苏某1的大嫂、二嫂。被告黄某1与被告苏某2系母子关系，被告黄某2与被告苏某3系母女关系。1983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时，原告父母的耕地在小车行村第一队，分别由被告黄某1、黄某2两家耕种，被告黄某1和一个老人共6人，责任田11.88亩，自留地1.2亩，荒滩地2.4亩，合计15.48亩；被告黄某2和一个老人共4人，责任田9.019亩，自留地1亩，荒滩地1.6亩，合计11.619亩。小车行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土地没有重新分配，依然延续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现状。1987年原告苏某1的父亲苏生辰去世，1996年原告苏某1的母亲黄书姐去世。2016年龙泉湖项目征地时，包括原告父母在内的土地被征用，土地补偿款由被告黄某1之子苏某2和黄某2之女苏某3支取。后双方为土地补偿款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家庭承包中，作为承包人的的农户中部分成员死亡后，由该农户其他成员继续承包，不发生死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继承的问题。成员死亡后产生的土地补偿费，亦不能属于遗产。但是，如果农户死亡前，就已经确定获得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此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份额已经转化为其生前应得的土地补偿费，故应当属于遗产。本案中，原告苏某1的父母分别于1987年、1996年去世，2016年包括原告父母在内的土地被征用，其父母在死亡后产生的土地补偿费，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也不发生继承的问题。现原告要求取得土地补偿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诉讼保险费，此系原告为实现自身债 权目的需要进行的担保方式，该费用由原告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65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1864元，均由原告苏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邮寄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 上诉案件受理费5330元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张文卿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邢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