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44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荣通俊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金融贸易中心****1门**-23。法定代表人：赵春胜，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圣和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煤炭交易市场>法定代表人：钟旭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峰，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晨旭，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荣通俊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肃圣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3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请求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圣和公司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用由圣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不应当将两份合同分开审理；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及违约情况，圣和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给荣通公司提供1000吨焦炭的事实，且荣通公司也没有收到；3.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圣和公司应于2019年3月29日给荣通公司开具发票，且荣通公司并未当庭拒收。圣和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荣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圣和公司支付货款260000元；2.判令圣和公司赔偿荣通公司利息损失，以260000元为基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3.诉讼费由圣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通公司、圣和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就合作投资焦炭贸易事项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对该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各执一词，圣和公司称该协议未生效，经双方签订的后两份买卖合同对其进行了变更，而荣通公司称其已经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双方另于2017年3月3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荣通公司购买圣和公司的三级冶金焦炭，数量为30000吨，单价为每吨900元，总金额27000000元，交货方式为自提，结算方式为以磅单为准，圣和公司全额开具17%增值税发票，荣通公司以转账方式汇入圣和公司账户。2017年3月29日，荣通公司、圣和公司又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荣通公司自圣和公司处购买规格为25-90mm冶金焦1000吨，单价含税1300元/吨，交货方式为2017年3月31日之前入天津港散货物流，检验标准以双方共同认可的检验机构化验为准，数量以天津港过磅为准，结算方式约定为合同签订后，荣通公司付80%，开票后结清余款，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3月29日至合同执行完毕。当日，荣通公司向圣和公司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690000元，此外荣通公司还向圣和公司提供了银行承兑汇票350000元，共计支付1040000元。双方制作有焦炭收货确认统计表，并对总收货吨数进行了确认。圣和公司自述在该统计表汇总吨数中包括了3月29日合同约定的1000吨货物。原审庭审中，荣通公司关于3月29日合同的履行情况，曾表示“货物确实已经收到”。发回重审后，荣通公司在庭审中予以否认，并称统计表中记载不含3月29日合同的1000吨货物，圣和公司并未按3月29日合同的约定发货，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另查，荣通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向张掖市国家税务局投诉，称圣和公司对于荣通公司支付的货款未开具相应发票。在本案原审判决作出后二审审理期间，圣和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开具了面额为1300000元的发票。庭审中圣和公司当庭向荣通公司交付发票，荣通公司拒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荣通公司、圣和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提出三份合同，一份在先的投资合作协议与后续签署的两份买卖合同。两份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数量、提货方式、单价、以及约定管辖条款均不同，双方亦没有对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作出共同的结算，故每份买卖合同都应进行独立的结算和付款，而投资合作协议与买卖合同亦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同原审审理范围一致，本案仅就荣通公司、圣和公司之间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进行审理。至于2017年3月1日的投资合作协议与2017年3月3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关事宜双方可另行解决。庭审中，圣和公司对法庭的上述释明不持异议，且在审理期间将原诉请两份合同的欠付货款调整为主张3月29日合同的20%尾款260000元。荣通公司、圣和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于法不悖，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圣和公司认可收到荣通公司2017年3月29日交付的货款1040000元，关于20%的余款，因圣和公司已在二审期间开具了发票，并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当庭主张向荣通公司交付，依照合同的约定，荣通公司支付20%余款的条件业已成就，荣通公司虽然当庭拒收，但不能免除其支付余款的合同义务。荣通公司抗辩未收到货物，与荣通公司原审陈述相悖，又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荣通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自认存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故一审法院对于荣通公司撤回自认不予接受。故圣和公司主张2017年3月29日的《购销合同》项下货款260000元，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因付款条件的成就系在法庭辩论终结时完成，故圣和公司诉请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荣通俊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甘肃圣和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6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荣通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荣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春胜与圣和公司员工马晓峰的微信聊天记录；2.圣和公司通过微信发给荣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春胜的照片截图；3.2017年3月3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结算书。拟证明圣和公司发给荣通公司的1000吨货物不是2017年3月29日《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圣和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均不认可证明目的。圣和公司提交了其向天津港散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转账的回单和天津港散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圣和公司在天津港有仓储设施储存煤炭。荣通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圣和公司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据荣通公司、圣和公司之间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向荣通公司主张未付货款，属于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仅就荣通公司、圣和公司之间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关于圣和公司交付的1000吨货物是否属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项下的问题，圣和公司提供了荣通公司加盖公章的焦炭收货确认统计表、嘉峪关货运中心武威货运营业部的铁路货运统计表予以证明。荣通公司在一审法院2019年2月18日第一次庭审中自认收到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项下的1000吨货物，后以陈述错误为由予以否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本案中荣通公司撤销自认的行为既未得到对方当事人同意，又不符合当事人的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情形，故本院对荣通公司撤销自认行为不予准许。关于圣和公司开具发票的问题，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并未约定开具发票的具体时间，且一审开庭笔录中明确记载荣通公司拒收发票。荣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天津荣通俊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振英审判员  陈 晨审判员  张 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朱茜茜书记员符笛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