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231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某1，男，199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华，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某2，男，194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华，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勇，广东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某3，女，196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某4，女，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苏玉华，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曾华权，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黎某1、黎某2因与被上诉人黎某3、黎某4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7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某1、黎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黎某3、黎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黎某3、黎某4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鉴定人出庭费用。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一、从法律上分析，涉案《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录音相印证，且经有资质鉴定机构认定为本人亲笔书写，该鉴定意见亦得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技术性证据审查认可同意，认定涉案《遗嘱》合法有效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一）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涉案的《遗嘱》为黎某亲笔书写、署名并标注时间，且作出该《遗嘱》时黎某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构成要件，合法有效。一审庭审中经法院摇珠确定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广绿司鉴所）作为涉案《遗嘱》笔迹的鉴定单位。2020年3月30日该鉴定所作出编号为穗司鉴204401000617900028《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涉案《遗嘱》并非黎某本人笔迹。后经黎某1、黎某2代理人在广东省司法厅官方网站查询得知，广绿司鉴所并未通过2019年度笔迹鉴定项目的司法鉴定能力验证（详见《广东省司法厅关于2019年度我省司法鉴定能力验证活动评价结果的通报》粤司办【2020】33号附件二），该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到该鉴定所后续能否继续作为法院库内鉴定机构供摇珠选择。结合黎某1、黎某2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及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时得知，该鉴定人实际上并未完成法院委托事项的全部内容，未对整份遗嘱307个单字和样本进行过任何的比对，仅仅只对遗嘱落款处“黎某”三个字与样本进行比对，机械地认为与样本不是同一个书写，进而以个人主观推断的方式认为整份遗嘱均非黎某本人书写并得出不负责任的鉴定意见，鉴定人同时在庭上承认是以个人主观推断的方式得出鉴定意见的论证过程且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并坚称自己的鉴定意见100%准确，如此武断的陈述已经严重偏离鉴定人的专业素养、按照目前的科学技术任何司法鉴定都不可能做出一个100%准确的结论。（二）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科学性、客观性、可信性值得怀疑，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基于以上原因黎某1、黎某2曾向一审法院提出意见并申请法院重新鉴定惨遭驳回。2020年5月8日，黎某1、黎某2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广明司鉴所）再次对涉案《遗嘱》进行笔迹鉴定，并在原有的样本基础上提供更多同时期的样本供鉴定用，2020年5月14日该鉴定所作出编号为穗司鉴204401000614900160《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涉案《遗嘱》与9份样本均是黎某本人笔迹。（三）结合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从鉴定机构能力水平，鉴定论证过程以及素材样本数量去综合考虑，由广明司鉴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无论在科学性还是客观性上，更具有参考价值，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但十分遗憾的是，经黎某1、黎某2多番申请，一审法院仍然罔顾事实罔顾法律，再次拒绝对涉案《遗嘱》进行重新鉴定。黎某1、黎某2无奈之下只能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沙区检察院）申请审判监督程序，经审查南沙区检察院于2020年9月1日决定受理，随后南沙区检察院向一审法院发出书面建议，建议一审法院不能仅以鉴定意见代替司法审理，应当结合全案证据，结合多方陈述综合考虑认定案件事实，并同时由南沙区检察院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广州市检察院）申请对一审两份截然相反的鉴定意见书启动技术性证据审查程序。2020年9月29日由广州市检察院分别作出编号为“穗检技审【2020】Z89号、穗检技审【2020】Z90号”两份《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其中穗检技审【2020】Z89号审查意见为“同意粤明鉴【2020】文鉴字第0192号的鉴定意见”，穗检技审【2020】Z90号审查意见为：“不同意粤广绿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324号的鉴定意见”，理由为“该鉴定意见存在以下问题：1.样本不充分。原鉴定委托事项为遗嘱全部内容，而送件样本仅有签名笔迹，样本材料不充分。2.检验内容不全面。根据原鉴定检验过程描述以及附件比对表所示，其仅就遗嘱签名与样本进行了签名笔迹的比对检验，未包含委托事项的全部内容。3.对笔迹特征的选取以及符合点、差异点的定性不客观。原鉴定在检材、样本的比对检验中陷于机械比对，不能客观、全面、准确地分析检材、样本笔迹特征的异同点，忽略笔迹的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的特征总和的稳定。4.原鉴定分析论证过程欠科学，原鉴定意见依据存疑。”黎某1、黎某2于2020年10月9日收到上述两份《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回到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涉案《遗嘱》由黎某本人亲自书写已经毫无疑问。二、从事实上分析，认定涉案《遗嘱》合法有效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涉案《遗嘱》上面有见证人“黎某2”签字及捺印，黎某2作为本案原审被告，立遗嘱人黎某亲生父亲，同时也是涉案遗产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假如按照法定继承来看，黎某2是遗产的最大份额继承人，但其作为利害关系人，签名见证确认内容对己方不利的遗产分配事项，反而更能证实《遗嘱》内容的真实性。黎某1、黎某2、黎某3、黎某4以及去世的黎某，均为黎某2至亲，80多岁的老人，完全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一个子女，其作出的陈述真实可信。法庭应予采纳。而对于黎某1，其本人假如怀有非法侵占涉案遗产的不轨企图，也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要承担刑事责任风险去伪造假遗嘱，可以安排爷爷黎某2及后于黎某去世的奶奶黄某立下一份遗嘱赠与其本人即可合法零风险达到一样的法律效果。（二）结合黎某1、黎某2一审时候提供的录音证据，黎某生前深知家庭成员关系较为紧张，为避免《遗嘱》出现争议，黎某在世时候还制作了一段录音。录音里，黎某明确广州市南沙东涌镇庆盛新街五街一幢的房屋为黎某5出资所建，希望其死后房屋能由黎某5的儿子，即黎某1继承，录音内容除了解释赠予的原因，还包含其本人诚恳真切地希望黎某3、黎某4停止纷争，几兄弟姐妹日后能够相亲相爱，相互扶持。该段录音里，能够确定黎某意识清醒，且根据其说话的语气不存在被胁迫情形。同时上述录音亦可以印证涉案《遗嘱》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三）黎某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与其父母，黎某1、黎某5夫妇共同居住，并且在住院期间均由黎某1及黎某5夫妇在尽照顾的义务。根据黎某1、黎某2一审提供的补充证据一，黎某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南沙东涌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直有对其进行密切走访。根据当时所作的谈话笔录，尽管黎某1一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富裕，但黎某患病期间一直尽心照料，轮流陪伴在侧。相反，黎某3、黎某4甚少出现。另外，黎某1一家不仅寻求中医为黎某治病，黎某无力承受的医药费也是黎某1一家主动承担的。黎某3、黎某4提出本案诉讼，将自己亲生父亲告上法庭，已经严重影响了亲人间的骨肉情谊，严重伤害了父亲的心，让父亲多个日夜以泪洗面，同时也与黎某的遗愿严重相悖。（四）黎某1、黎某2于2020年10月9日到南沙区检察院领取两份《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时，检察院一并向黎某1、黎某2提供了其向南沙司法局东涌司法所调取的《广州市社区矫正工作档案》，里面附有一份《社区服刑人员需求评估问卷》，其中家庭和婚姻调查一栏显示黎某在世时曾提及到其“与父母关系一直很好，父母较放任自己，约束不多，对弟弟、弟媳（即黎某1父母）感觉很好，其他姐妹（即黎某3、黎某4）一般”。在人生规划一栏提及到“多谢弟弟一家的接纳与生活照顾”。可见黎某生前与黎某1、黎某2一家关系亲密友好，与黎某3、黎某4关系一般，故其将遗产留给黎某1也是有前因后果，合情合理，符合一般生活常识及社会认知。综上所述，涉案《遗嘱》作为（2019）粤0115民初2564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涉案民事调解书）的裁判依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罔顾事实，罔顾法律，无法让黎某1、黎某2感受到司法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黎某3、黎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黎某3、黎某4辩称，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民事调解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该调解书的双方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明知黎某3、黎某4是合法的继承人，却互相串通隐瞒实际情况，骗取法院的调解书，请求二审法院对该违法行为进行惩戒。另，我方认为涉案民事调解书的程序和实体都严重违法。1.没有依法审查法定继承的主体，没有通知黎某3、黎某4到庭诉讼，属于程序违法。2.该遗嘱已经过鉴定并且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证明该鉴定没有法定撤销的事由。故此，涉案民事调解书中所涉及的遗嘱都是黎某1、黎某2伪造的。对黎某1、黎某2伪造遗嘱的行为，黎某3、黎某4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3.黎某1、黎某2在法庭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在一审法院庭审时已提出，对此，一审法院都已对此作出详细的认定，再次就不再累叙。4.在审理过程中，黎某1、黎某2违规骗取南沙区检察院对本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监督是不合法。但是，既然黎某1、黎某2申请了，更加促使本案的处理越加严谨公正。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没有其他违法行为，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广绿司鉴所作出的鉴定书合法有效，并没有违反审判规定。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撤销涉案民事调解书的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黎某3、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涉案民事调解书；2.判令黎某1、黎某2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黎某2与黄某（2018年5月16日死亡）是夫妻，二人共生育四名子女：黎某、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于2018年3月8日死亡，生前未结婚，未生育子女。黎某1以黎某2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遗嘱继承纠纷的诉讼，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涉案民事调解书，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确认立遗嘱人黎某于2017年12月10日自书《遗嘱》（继承人黎某1，见证人黎某2）有效。二、本案受理费1556元由黎某3、黎某4黎某1负担。”该调解协议于2019年6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在前述调解书中记载，黎某1诉称：黎某1是立遗嘱人黎某的侄子，黎某2是黎某的父亲。立遗嘱人黎某于2017年12月10日立下《遗嘱》：立遗嘱人黎某将位于东涌镇庆盛新街五街一幢二层楼房和个人的股份包括生产队的分红全部归黎某1。《遗嘱》经黎某2见证并由其保管。现立遗嘱人已于2018年3月8日病故，在办理完立遗嘱人黎某的后事后，黎某2将《遗嘱》交给黎某1，并询问黎某1是否同意接受遗嘱上的内容（即接受遗产并要扶养立遗嘱人的父母），黎某1明确表示接受遗嘱上的内容，并已经接受了涉案房屋，且把房屋对外出租。2019年9月26日黎某3、黎某4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涉案民事调解书。黎某3、黎某4、黎某1、黎某2当庭均确认黎某3、黎某4未参与（2019）粤0115民初2564号案的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黎某3、黎某4提出涉案遗嘱不是黎某亲笔所写并申请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广绿司鉴所对署名黎某的遗嘱进行鉴定，该所于2020年3月30日出具《广绿司鉴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粤广绿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324号），鉴定意见为送检的《遗嘱》正文内容、签名、日期与委托方提供的黎某笔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费6200元。黎某2于2020年5月8日自行委托广明司鉴所对涉案遗嘱进行鉴定，该所于2020年5月14日出具意见书，意见为涉案遗嘱与送检样本是同一人的笔迹。另，广绿司鉴所先是二次复函，对该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进行书面答复，后又根据黎某1、黎某2申请，该所鉴定人曹某庭，鉴定人出庭费用为1000元；广明司鉴所的温某亦出庭。上述事实有黎某3、黎某4、黎某1、黎某2提供的证据、广绿司鉴所的复函、法院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黎某1、黎某2对广绿司鉴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意见，评判如下：1.鉴定意见严重缺少与涉案遗嘱同期的比对样本，在比对样本质量、数量均不充分的情况下，广绿司鉴所在鉴定过程中并未要求委托方补充样本材料，也未咨询申请人是否能够提供样本材料的背景下，草率出具鉴定意见。经查，与涉案遗嘱进行比对检验的样本是黎某3、黎某4、黎某1、黎某2双方与一审法院、广绿司鉴所于2020年3月16日一同到广州市南沙东涌司法所调取，且黎某3、黎某4、黎某1、黎某2对调取的样本均未提出异议。黎某1、黎某2无证据证实广绿司鉴所在进行鉴定过程中比对样本质量、数量均不充分，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2.鉴定意见书中比对样本与检材签名以外其余相同单字较少，很大可能导致鉴定意见偏离事实。经查，广绿司鉴所书面答复称：正因为样本与正文相同字迹较少，所以采用文件检验中的系统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因为检材本身是一个整体，各要素之间都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系统鉴定法就是把全部（即整体）字迹关联起来，况且各个部分内容字迹与整体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关系，就更加有利于形成一个内在的证据链，字迹特征来源于检材，真实地反映检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鉴定意见，不存在偏离事实的问题，是全面、准确、可靠的。综上，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仅是主观臆断，并无证据证实，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3.在现场提取检材及样本的全过程，鉴定人并未到场参与，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经查，曹某、温某在庭审中均称在现场提取检材及样本全过程并非鉴定人均要到场。领取鉴定材料和现场提取鉴定材料不同，领取鉴定材料不涉及指导现场书写实验样本、现场甄别选取样本等必须由鉴定人完成的现场提取或现场检验鉴定材料的工作，而本案并非现场提取检材，因此，广绿司鉴所未派鉴定人到场不属于程序违法，对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不予采纳。4.广绿司鉴所未通过2019年度笔迹鉴定项目的司法鉴定能力验证，且2019年12月13日委托其鉴定的项目是两个：一是笔迹鉴定、二是形成时间的鉴定，但该所回函仅能对笔迹进行鉴定。综上，该鉴定所的笔迹鉴定能力和水平存在重大问题，不具备鉴定能力。经查，首先，广绿司鉴所仅对笔迹进行鉴定的回函已向黎某3、黎某4、黎某1、黎某2邮寄，黎某3、黎某4、黎某1、黎某2均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其次，不进行形成时间鉴定的原因，回函及曹某在庭审时均已解释因无统一标准，故不进行该项鉴定；最后，黎某1、黎某2提出的不进行形成时间鉴定和未通过2019年度笔迹鉴定项目的司法鉴定能力验证就表明该所鉴定能力和资质存在问题的意见，并无法律规定或其他依据，现广绿司鉴所已参加笔迹鉴定的测量审核并取得“比对结果一致（满意）”的审核结果，故对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不予采纳。5.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自司法鉴定委托书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向广绿司鉴所发送委托鉴定书，但该所直至2020年3月30日才出具鉴定意见，违反了上述时限的规定。经查，三十个工作日的起点是司法鉴定委托书生效之日，并非法院委托之日，故对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不予采纳。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广绿司鉴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没有承诺书，经查，前述规定是2020年5月1日施行，广绿司鉴所2020年3月30日出具鉴定意见时，前述规定尚未施行。故对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不予采纳。7.黎某1、黎某2自行委托鉴定的意见是涉案遗嘱为黎某本人笔迹，与广绿司鉴所的鉴定意见截然相反，因广绿司鉴所在出具鉴定意见过程中存在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人专业能力及技术水平偏低等问题，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及客观性值得怀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重新进行鉴定。经查，现无证据证实广绿司鉴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黎某1、黎某2自行委托鉴定而作出的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对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黎某1、黎某2提出的录音内容可以证明自书遗嘱内容的真实性的意见。经查，一方面黎某3、黎某4否认录音是黎某所作出；另一方面即使录音是黎某本人所作出，但该录音内容也无法证实涉案遗嘱是黎某本人书写。故对黎某1、黎某2的该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受理黎某1以黎某2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遗嘱继承纠纷的诉讼中，黎某3、黎某4均未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法庭也未就继承一事向黎某3、黎某4进行询问，遂作出涉案民事调解书。现经鉴定涉案遗嘱并非黎某本人书写，被继承人黎某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黎某的母亲黄某后于黎某死亡，黄某作为黎某的法定继承人可继承黎某的遗产，在黄某死亡后，黎某3、黎某4又是黄某的继承人，故涉案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立遗嘱人黎某于2017年12月10日自书《遗嘱》（继承人黎某1，见证人黎某2）有效”的调解内容，损害了黎某3、黎某4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30日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64号民事调解书。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黎某1、黎某2负担；鉴定费62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均由黎某1、黎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黎某1、黎某2提交了如下证据：1.穗检技审【2020】Z89号；2.穗检技审【2020】Z90号；证据1-2均拟证明：（1）由南沙区检察院向广州市检察院申请对一审两份截然相反的鉴定意见书启动技术性证据审查程序。2020年9月29日由广州市检察院分别作出编号为“穗检技审【2020】Z89号、穗检技审【2020】Z90号”两份《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其中穗检技审【2020】Z89号审查意见为“同意粤明鉴【2020】文鉴字第0192号的鉴定意见”，穗检技审【2020】Z90号审查意见为：“不同意粤广绿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1324号的鉴定意见”。涉案《遗嘱》由黎某本人亲自书写已经毫无疑问。（2）我方当事人有向南沙区检察院申请审判监督程序，南沙区检察院认为该案件有必要就向广州市检察院申请对涉案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做技术性鉴定审查，广州市检察院同意后，他们有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上门收集该素材，比如涉案的遗嘱、到村委会的原件、材料等，收集后他们才做这个技术性的审查，过程也是非常地严谨。3.《社区服刑人员需求评估问卷》；拟证明其中家庭和婚姻调查一栏显示黎某在世时曾提及到其“与父母关系一直很好，父母较放任自己，约束不多，对弟弟、弟媳（即黎某1父母）感觉很好，其他姐妹（即黎某3、黎某4）一般”。在人生规划一栏提及到“多谢弟弟一家的接纳与生活照顾”。可见黎某生前与黎某1、黎某2一家关系亲密友好，与黎某3、黎某4关系一般，故其将遗产留给黎某1也是有前因后果，合情合理，符合一般生活常识及社会认知。4.《送达回证》；拟证明黎某1、黎某2于2020年10月9日收到上述两份《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及司法所监外执行材料1册（含《社区服刑人员需求评估问卷》）。5.受理通知书；拟证明一审法院仍然罔顾事实罔顾法律，再次拒绝对涉案《遗嘱》进行重新鉴定。黎某1、黎某2无奈之下只能向南沙区检察院申请审判监督程序，经审查南沙区检察院于2020年9月1日决定受理。黎某1、黎某2质证称，1.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意见，黎某1、黎某2滥用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该案件在没有审结之前，审判人员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检察院理应不予受理黎某1、黎某2的申请。对检察院违规受理行为，我方保留向其上级机关申诉的权利。检察院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之下，对其单方提交的证据进行所谓的技术性审查，因为其提交给检察院的所有资料都没有经过双方签名核认认可的检材，检院仅凭黎某1、黎某2提交的这些资料就作出上述认定，程序就不合法，因为都是单方委托，所采取的检材都是由黎某1、黎某2自行提供，所以检察院其作出的结论与黎某1、黎某2在一审时候单方委托广明司鉴所作出的鉴定一致并不影响广绿司鉴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因为广绿司鉴所作出的鉴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广绿司鉴所的检材是由法院及双方签名即四方认可的检材，且广绿司鉴所作出的鉴定并没有出现法定的撤销事项。所以，一审法院采纳广绿司鉴所的鉴定意见是有理有据的。检察院在本案没有判决之前，介入审查证据的行为，严重干预了法院独立审判权的依法行使。2.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所谓的检材，我方也没有看过，他们也没有提交原件核对，也不是法院调取的，意见与证据一、二一致，这些检材的取得不合法。3.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意见，南沙区检察院在本案没有审结之前，不应当受理黎某1、黎某2的申请。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中，办案人员绝对没有违法违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院认为，黎某1以黎某2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遗嘱继承纠纷诉讼，请求继承黎某的遗产，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做出涉案调解书。根据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黎某生前没有结婚生子，其2018年3月8日死亡，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父亲黎某2和母亲黄某。黄某2018年5月16日死亡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丈夫黎某2、女儿黎某3、黎某4、儿子黎某5。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条规定，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故此，黎某1与黎某2的遗嘱继承案件遗漏了黎某3、黎某4、黎某5为诉讼当事人。黎某3、黎某4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其诉讼地位只能是当事人，而不可能是第三人，即使其未参加原诉讼，符合广义的案外人的概念，但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第三人范畴。黎某3、黎某4起诉请求撤销涉案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并判决撤销涉案民事调解书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黎某3、黎某4作为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权利，黎某3、黎某4起诉要求撤销涉案民事调解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一审诉讼期间产生的鉴定费及鉴定人出庭费用均由黎某3、黎某4负担。至于涉案遗嘱的效力问题，涉及实体审理，本案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百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74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黎某3、黎某4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黎某3、黎某4，鉴定费62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由黎某3、黎某4负担；黎某1、黎某2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学敬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