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1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俭，男，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敏劲，男，198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飞，广东圣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颜，广东圣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支卫，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谊，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诗田，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世伟，男，196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宗元，男，195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富述，广东中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5年3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系张县忠的配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2005年8月1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2009年3月2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上述被上诉人张某、张某2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85年3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系张某、张某2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58年6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系张县忠的母亲。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某，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二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文府，男，197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原审被告：广东省鸡山农场。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中六。法定代表人：林伟，该农场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昭定，该农场员工。上诉人陈俭、黄敏劲、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范文府，原审被告广东省鸡山农场（以下简称鸡山农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4民初2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俭、黄敏劲上诉请求：一、改判陈俭、黄敏劲与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陈俭合伙体与范文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陈俭合伙体与张县忠等工人不存在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陈俭合伙体与范文府、张县忠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雇佣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雇佣合同的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主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必须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可见，承揽合同当事人所注重的是承揽人的人力、技术、设备、资源等劳动条件，劳动条件决定承揽人的工作成果。本案中，第一，陈俭合伙体与范文府之间合同的标的物是砍伐的树木，范文府等人利用其工具及技术完成伐木工作后，通过交付劳动成果即按伐木的重量获得报酬，而非通过提供劳务本身计收报酬，合伙体期待的显然也是范文府所提供的劳动成果。第二，范文府邀约张县忠等人为陈俭合伙体伐木，均自备工具，自行决定人员的搭配及工作方式，按陈俭合伙体的要求交付劳动成果，独立从事砍伐作业并按约定独立完成工作，双方之间没有从属关系，陈俭合伙体与范文府等人没有形成人身管理关系。第三，范文府雇佣张县忠等人为其提供劳务，范文府是张县忠等人的雇主，张县忠等人与陈俭合伙体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据当事人反映，范文府早已在阳东一带定居，在阳江打拼十多年，在当地属于小有名气的工头，其专门雇佣一班工人为其伐木赚钱，张县忠是由其雇请，陈俭一方根本不认识张县忠，平时张县忠等人也是由范文府管理。且在一审中，张县忠家属也认定范文府作为雇主包工头而起诉。第四，陈俭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三《投保告知单》中，所有的员工的投保人联系电话都是填写了范文府的联系电话，可见范文府是张县忠雇主的事实已达高度盖然性，应予以认定并依法承担责任。以上四点，可以印证陈俭合伙体与范文府存在承揽关系，范文府与张县忠等人存在雇佣关系。二、本案死者张县忠过错明显，其应自行承担80%责任。（一）GB14192-2005《木材采伐运输安全通则》属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根据范文府陈述案发的过程，张县忠完全违背上述操作标准，同时也违背生活常理。在林木开始倾倒时，张县忠自己没有闪开，反而一同去拉树木倾倒的方向。如果不是张县忠去拉树木倾倒方向，加快树木的倾倒，很明显本案的事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张县忠完全没有尽到必须的审慎注意义务，自身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二）本案应认定死者自己承担大部分责任。三、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砍伐树木需要资质，法律只是要求砍伐树木需要砍伐证，陈俭合伙体可以委托任何自然人或者单位进行伐木，因此本案陈俭合伙体与范文府只是一般的承揽关系，陈俭合伙体作为定作人，无论是在选任或者定作指示方面均没有过错，不应该对本案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四、黄敏劲仅是陈俭合伙体的帮工，虽然在事故发生到现场处理事务、垫付张县忠的抢救费用及基于人道主义向张县忠家属支付生活费，但以上行为均是陈俭合伙体授权的代理行为，并不足以证明黄敏劲是本案伐木工作的权利人。至于新洲镇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是黄敏劲为促成调解的目的，才对部分事实进行认可，但合伙体与张县忠家属双方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在此情况下，该事实不得在诉讼中作为对黄敏劲不利的根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黄敏劲不应承担责任。五、张县忠伐木受伤后经阳江市中医医院救治最终死亡，可见致张县忠死亡的原因系多因一果，既有上述分析的范文府及张县忠等人操作不当所致，也有张县忠本人的原因，同时还存在医疗方面的原因，各方均应对张县忠的损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支持陈俭、黄敏劲上诉请求。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在本案的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主张的费用遗漏了医疗费用，其余部分并无不当。根据（2016）粤17刑终117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支卫辩称：一、李支卫不需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李支卫与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是合伙购买鸡山农场林木，各方之间有明确的份额约定。李支卫与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是按份购买林木的合伙人，这种合伙购买财产的合伙关系有别于其他合伙经营某项具有连续性事业的合伙关系。李支卫与陈俭、戴世伟、黄宗元的合伙关系终止随着李支卫对所购林木所有权的丧失而终止。李支卫与陈俭于2019年7月5日签订了《授权委托及声明书》，李支卫将其所购林木的份额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陈俭，自此以后，李支卫对该林木没有任何权利，也就不可能对该林木所引起的任何纠纷承担责任，更不存在对内责任与对外责任不同的问题。陈俭在上诉状称本案聘请砍木工砍伐林木是合伙体的行为和为合伙体利益与事实不符。二、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应由陈俭和范文府按各自的过错承担。陈俭与鸡山农场于2019年7月5日签订合同后，聘请范文府进行砍伐林木，范文府再找到张县忠等人参与砍伐，范文府、张县忠等砍伐工人在砍伐林木过程中造成张县忠死亡的事故。被砍伐林木所有权人是陈俭，选任范文府的人是陈俭，选任张县忠的人是范文府，张县忠等人砍伐林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归于陈俭，陈俭是该砍伐行为的受益者，这些都与李支卫无关。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应当由陈俭和范文府、张县忠按照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至于陈俭与范文府、张县忠各自的过错程度由法院依法认定。戴世伟辩称：戴世伟与陈俭是私人债务关系，不是合伙人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戴世伟为合伙成员与事实不符。1.陈俭、李支卫在2014年9月28日与鸡山农场签订的采伐合同已超过合同约定时效，为过期终结的合同，与后签的合同是两个合同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2019年7月5日陈俭重新与鸡山农场签订采伐协议是其个人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与戴世伟无任何关系。戴世伟没有委托陈俭签订任何协议，陈俭与任何人签订协议与戴世伟无关。戴世伟没有参与雇佣受害人及其他工人进行采伐作业，没参与采伐现场指挥及管理，更没有参与分享采伐林木的利润，戴世伟对该事故发生没有任何关联关系。2.2019年7月5日陈俭与戴世伟签订《还款承诺书》约定还款期限，其内容已明确表述于2019年10月30日之前将所有欠款全部归还戴世伟，并附注声明：其本人陈俭是执行鸡山农场采伐协议相关事宜的唯一责任人，与戴世伟是借还款关系，今后由采伐相关事宜引起的纠纷和造成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其责任由陈俭承担与戴世伟无关。黄宗元辩称：一、本案需要承担责任的主体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查明显名合伙人是陈俭，那么在对外法律关系上，应当由显名合伙人对外承担责任。黄宗元与陈俭、李支卫、黄敏劲、戴世伟之间是内部合伙关系，对外不符合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二、黄宗元与广东省鸡山农场之间不存在林木砍伐承包关系，与砍伐林木的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因而对受伤的受害人张县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广东省鸡山农场形成林木砍伐工程承包关系的是陈俭、李支卫。黄宗元与陈俭、李支卫之间形成的内部合伙关系，仅是合伙体内部关系，不对外形成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黄宗元对外不是适格的民事责任主体。三、由于黄宗元不是本案砍伐林木工程承包法律关系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黄宗元承担赔偿责任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黄宗元是承包林木砍伐工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证据证明黄宗元与受害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亦无证据证明黄宗元与其他内部合伙人协商雇佣受害人进行砍伐林木的共同意思表示。黄宗元对雇佣受害人砍伐林木不知情，对本案事故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四、一审判决在责任承担分配上处理不当。本案受害方与陈俭等人形成的是承揽关系，受害人在工作中承担注意安全义务的主要义务，一审判决仅认定其承担20%责任，明显处理不当。范文府辩称：一、2019年8月23日，张县忠、范志唐、李正华、范早会、卯会云及范文府共同与陈俭、黄敏劲老板达成口头协议，对伐木单价、管理（包括安全、质量及数量、自负费、工资支付等）进行口头约定。对于本次事故，根据法律规定，应由雇主承担过错责任。从雇主与雇员的经济等因素综合考虑，雇主购买了责任保险，所以将损失分配给保险公司承担。二、范文府不应列入被告承担责任。范文府不是雇主，与上述几人一样属于工人，没有证据证明范文府是雇主或包工头，也没有获得应何利益，平时拿工钱都是各自签收，受害人张县忠发生意外事故后，都是范文府与几个工友一起追收处理费用（保险费）。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私人老板是自然人，雇佣劳动者砍树，是劳务关系，几个雇工在砍树过程中意外遭受事故受害，应当由雇主按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该案属意外事故，雇工没有过错，所以按劳务责任赔偿处理。范文府依法不能列入被告，应该作为证人。李支卫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李支卫承担责任的内容，改判李支卫不需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陈俭、黄敏劲、范文府负担。上诉理由：一、陈俭在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没有申请的情况下，申请追加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为被告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中只有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有权起诉和申请追加被告。二、一审判决李支卫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1.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7刑终117号刑事判决确认了李支卫与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是合伙购买鸡山农场林木，李支卫与他们之间有明确的份额约定。李支卫与他们的合伙关系基于购买林木而发生，这种合伙购买财产的合伙关系有别于其他合伙经营某项具有连续性事业的合伙关系。李支卫与陈俭等人的合伙关系终止随着李支卫对所购林木所有权的丧失而终止。本案中，李支卫与陈俭于2019年7月5日签订了《授权委托及声明书》，李支卫将其所购买林木的份额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陈俭，自此以后，李支卫对该林木没有任何权利，不管陈俭与戴世伟、黄宗元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否存在，都与李支卫无关。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7刑终117号刑事判决认定李支卫和陈俭、戴世伟、黄宗元合伙承包山林砍伐的行为状态到他们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事拘留结束，而本案很明显是在刑事判决认定的合伙砍伐林木的事实状态结束后，陈俭、黄敏劲单方另行启动的一个法律行为，该行为不论事实上或者法律上都与上一个合伙砍伐行为没有任何关联。2.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应该由陈俭和范文府按各自的过错承担。陈俭与鸡山农场于2019于7月5日签订合同后，聘请范文府进行砍伐林木，范文府再找到张县忠等人参与砍伐，范文府、张县忠等砍伐工人在砍伐林木的过程中造成张县忠死亡的事故。被砍伐林木的所有权人是陈俭，选定范文府的人是陈俭，选任张县忠的人是范文府，陈俭是该砍伐行为的受益者，这些都与李支卫无关。陈俭与范文府、张县忠各自的过错程度由法院依法认定。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辩称：答辩意见与前述一致。陈俭、黄敏劲辩称：一、一审追加李支卫等人为被告经过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变更诉讼请求明确确认，一审法院处理追加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的问题不存在程序错误。二、关于李支卫与陈俭、戴世伟、黄宗元之间的合伙关系，该事实已有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确认，同时一审法院（2019）粤1704民初2021号案件对该合伙关系也正在审理，一审法院经过了解另案的庭审情况，认为本案不需要中止恢复审理，也印证了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之间的合伙关系应予以确认。范文府辩称：答辩意见与前述一致。戴世伟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黄宗元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戴世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案件受理费由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戴世伟作为合伙人成员对受害人的损失共同承担8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失当。1.2019年7月5日陈俭与戴世伟签订《还款承诺书》约定还款期限，其内容明确地表述“……于2019年10月30日之前（即陈俭本人承包鸡山农场20队桉树砍伐结束前）将所有欠款全部归还戴世伟……并附注声明：本人陈俭是（事故发生地）采伐相关事宜的唯一责任人，与戴世伟是借还款关系，今后由采伐相关事宜引起的纠纷和造成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其责任由陈俭承担与戴世伟无关。”2。陈俭、李支卫在2014年9月28日与鸡山农场签订合同已超过合同约定时效，应视为无效合同。2019年7月5日陈俭再与鸡山农场签订采伐协议是其个人行为，不代表戴世伟意愿，戴世伟没有参与和委托陈俭签订任何条约，没有与他人合股和口头约定经营，没有参与聘请受害人等五名工人进行采伐作业，戴世伟更没有参与分享采伐林木的利润。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戴世伟为合伙成员与事实不符，并不成立。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辩称：答辩意见与前述一致。陈俭、黄敏劲述称：假设本案陈俭需要承担责任，李支卫、黄宗元、戴世伟作为合伙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李支卫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黄宗元陈述：意见与前述一致。范文府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黄宗元上诉请求：一、依法驳回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对黄宗元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黄宗元等人承担主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提供的范文府于2019年9月29日的《证明》材料，可反映当时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是：“在砍伐桉树过程中，由受害人张县忠负责锯树，范文府、范志唐负责拿竹杆绑定的镰刀砍树枝，以控制树的倒向，在树快要倒时受害人张县忠跑过来和范文府、范志唐一起拉，就在桉树倒下的那一刻，我和范志唐迅速闪到一边避开，当回过神时，受害人张县忠已被倒下的桉树压在地上，双膝跪地……”。因此，综观上述事故发生的过程，在桉树即将倒下的瞬间，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会有被倒下的桉树砸中压伤的危险，在已经有范文府、范志唐两人拉树控制树倒向的情况下，受害人仍然自冒危险而致使自己受伤，过错明显因果关系紧密。一审判决仅以未为被雇佣方（受害人等）提供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认定黄宗元等人承担受害人80%的赔偿责任，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二、一审判决认定黄宗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实体处理失当。黄宗元作为合伙成员中的一员，是明确反对其他合伙人擅自砍伐桉树，并多次报警阻止，亦没有参与聘请受害人等五名工人进行砍树作业，更没有在砍树现场指挥、管理，与事故发生没有任何关联关系，黄宗元没有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三、一审判决认定劳务关系是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受害人等作为共同业务承揽方，以88元/吨的价格计算报酬即是以砍下桉树重量计算报酬，是以工作成果计算报酬的形式，显然是一种承揽关系而非劳务关系。注意安全的主要义务要由承揽人自身承担，而非由黄宗元等一方承担。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即便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提供劳务者纠纷的定性正确，但黄宗元与陈俭、黄敏劲、李支卫、戴世伟在事故中的责任也不同，一审仍判决黄宗元与陈俭等人承担相同的责任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判决，而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作出判决。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辩称：答辩意见与前述一致。陈俭、黄敏劲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李支卫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戴世伟陈述：对黄宗元的上诉不发表意见。范文府述称：意见与前述一致。鸡山农场对各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述称：一审判决认定鸡山农场与本案事故无关，对各上诉人的上诉没有意见。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一审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陈俭、黄敏劲、范文府、鸡山农场共同支付王某的丈夫张县忠的死亡赔偿金343360元、丧葬费53298.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91856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合计768514.50元。陈俭在一审诉讼中（2019年12月3日）申请追加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为被告共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同意追加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为被告后，于2020年1月16日及2020年6月5日两次的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陈述诉讼请求及理由，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回答是：诉讼请求和民事诉状一致，没有补充和变更，事实与理由和民事诉状一致，没有补充和变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5日，鸡山农场与陈俭签订一份《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书》，约定以761000元的价格由陈俭获得鸡山农场xxx队林木砍伐工程购买权，完成砍伐期限90天，必须在2014年10月9日前完成砍伐并清场等。2014年9月28日，鸡山农场与陈俭、李支卫签订一份《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一、由于甲方（鸡山农场）出具的林木砍伐工程范围的土地证明县林业局不予采纳，造成乙方（陈俭、李支卫）未能及时办理林木工程砍伐相关手续，导致乙方无法进行砍伐，现甲方同意先退还给乙方原支付给甲方的林木购买款，待甲方变更办理好林木砍伐工程范围的土地证明，乙方全部支付林木购买款后，甲方可给乙方出具林木砍伐工程范围的相关证明，由乙方负责办理有关砍伐手续。二、砍伐期限甲、乙双方重新协商确定。三、乙方增加合伙人李支卫，身份证号码××××。四、砍伐保证金的执行按照《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的第五条规定执行。五、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等等。2019年7月5日，李支卫以委托人身份与陈俭以受委托人身份签订一份《授权委托及声明书》，声明如下：本人因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办理位于xxx队所属辖区内的路边桉树采伐相关手续，现委托陈俭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并声明在采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及经济责任全部由陈俭负责，与委托人李支卫无关，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特别声明：为避免权属纠纷，特做如下声明：本人李支卫放弃所有权益，交给合伙人陈俭处理，其是采伐相关事项的唯一负责人，今后由采伐相关事宜引起的纠纷和造成的一切后果，其责任概由陈俭承担，与李支卫无关。签订委托的同一日，广东省鸡山农场与陈俭签订一份《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一、出售方鸡山农场于2014年9月28日与购买方陈俭、李支卫签订了林木购销合同，因2015年在大榜村土名牛角龙山错砍了村民的林木导致2014年9月28日的购销合同里鸡山农场xxx队的林木还未砍伐完毕，经甲方（鸡山农场）研究及购买方李支卫授权委托陈俭，并由乙方陈俭获得2014年9月28日的购销合同里鸡山农场xxx队的林木还未砍伐完毕的林木砍伐权，达成协议：一、名称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二、范围：鸡山农场xxx队林木。三、相关林木购买款在2014年9月28日签订的林木购销合同乙方已向甲方财务科缴清。四、砍伐期限：乙方必须在2019年10月31日前完成砍伐并清场，如遇不可抗力原因而延误施工后，工期可相应延伸，否则甲方有权无偿终止本合同。五、乙方已协助甲方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甲方同意乙方可使用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砍伐过程中其他相关手续。六、砍伐期间因修路、运输或其他行为造成对农田污染或损毁引发的纠纷和费用由乙方负责。七、乙方在砍伐林木过程中，要重视抓好安全生产，如发生安全事故全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等等。在取得砍伐许可之后，陈俭与黄敏劲经人介绍找到范文府，并由范文府联系范志唐、李正华、范早会、卯会云、张县忠等人，并一同前往现场讲价钱。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开始由上述农民工进场砍伐树木。2019年9月23日，因操作不当，在砍伐树木过程中，张县忠被倒下的林木压伤，经抢救于2019年9月24日死亡。抢救期间所支出的费用35843.60元已由黄敏劲付清。包括之前在新洲解调委员会调解期间黄敏劲支付的3000元生活费，陈俭、黄敏劲为事故支出38843.60元。另查，在新洲调解委员会调查期间，黄敏劲承认其从陈俭手中受让上述林木砍伐收益权利，在一审法院庭审期间，陈俭不承认已转让给黄敏劲。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6）粤17刑终117号《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确认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李支卫合伙承包广东省鸡山农场xxx队路边桉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因多原审被告在事故中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的不同，特别是原审被告有出售方、有砍伐方，砍伐方里面又存在合伙，合伙也存在显名合伙与隐名合伙，导致双方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相互推卸责任，终致本案无法达成调解。一、关于原审被告方应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范文府作为与张县忠、范志唐、李正华、范早会、卯会云一齐到现场与黄敏劲讲砍伐的人工钱，足以证明工人之间不存在范文府个人单独将工程接出再雇请张县忠、范志唐、李正华、范早会、卯会云砍木的事实，范文府没有单独获得利益，如由范文府对张县忠的死亡承担责任则明显不公，事故中范文府无需承担责任。鸡山农场由于是出售方，基于合同的有效性，且在将林木转让给陈俭后，实际并没有对陈俭的砍伐行为进行实际掌控，鸡山农场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无需承担责任。黄敏劲在事故中，因作为权利人主持了与范文府讲价、事故发生后又第一时间到场、支付了抢救费用，并在事故后支付生活费给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特别是在新洲镇调解委员会调查时也承认该片林木是陈俭转让给其砍伐的，从上述证据的连贯性，以及黄敏劲在处理善后时对自身责任的承认，足可认定黄敏劲作为雇主之一应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承担责任，由于显名合伙人陈俭在庭审中不承认黄敏劲的权利人身份，黄敏劲应在赔偿责任中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2016）粤17刑终117号《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确认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李支卫合伙承包该片山林，陈俭作为代表签订合同将林木接出后，其中李支卫作为权利人在补充协议里签名，虽然在砍伐树林前通过声明的方式退出权利人位列，但是，根据合伙的规定，李支卫的退出没有经过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对外不发生退出合伙的效力，故作为合伙体，其中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李支卫应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承担责任。二、关于死亡事故中，死者张县忠的死亡，各方的责任问题。张县忠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知道砍伐林木是危险工作，对于自身安全有注意的义务，同时，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李支卫作为雇佣方对于雇请的砍伐工的危险工作，也有义务给予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安全保障，从事故发生后经人告知才赶赴现场处理可知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李支卫的安全防范未尽到随时提醒、随时安排工作指导责任，根据本案实际，一审法院认为，陈俭、戴世伟、黄宗元、李支卫应对死者张县忠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80%责任。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在诉讼中请求赔偿死者张县忠的死亡赔偿金343360元，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17168元/年，死亡赔偿金应为343360元（17168元/年×20年），应予以支持。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请求赔偿丧葬费53298.50元，根据规定应为53298.50元（106579元/年÷12月×6月），应予以支持。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请求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291856元，根据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提供的证据，死者张县忠上有母亲杨某（1958年6月15日出生）健在，杨某共生育有二个子女，其一长女张英会，其二张县忠，张县忠的配偶王某，生育有二子张某（2005年8月12日出生）、张某2（2009年3月26日出生），张县忠应负担杨某的赡养费应为146404.50元（15411元/年×19年÷2），张县忠应负担二儿子的抚养费应为：大儿子张某30822元（15411元/年×4年÷2）；二儿子张某265496.75（15411元/年×8.5年÷2）；因张县忠承担的上述赡养费、抚养费的前面四年负担的费用已经超过人均生活支出标准，损失应为：1.前4年每年15411元共61644元，2.扣除前4年之后，杨某的赡养费应为115582.50元（15411元/年×15年÷2）、大儿子张某抚养费0元（已年满18周岁），二儿子张某2抚养费34674.75元（15411元/年×4.5年÷2），上述合计211901.25元。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请求精神抚慰金80000元，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以上累计688559.75元。因陈俭、黄敏劲已付抢救费用以及善后支付了3000元给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共38843.60元，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应赔偿80%，即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应赔偿581922.68元。扣减38843.60后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应实赔偿543079.08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共同赔偿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543079.08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黄敏劲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履行完毕后，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黄敏劲可根据合伙约定另行协商解决或另行诉讼确定各人应负担份额。三、驳回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85元，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负担3833元，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黄敏劲负担7652元。二审诉讼中，戴世伟提供一份陈俭于2019年7月5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部分内容如下：“本人陈俭现欠到戴世伟现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0元整（贰拾万元整）。本人郑重承诺如下：于2019年10月30日之前（即本人承包鸡山农场20队桉树砍伐结束前）将所有欠款全部归还戴世伟。在此期间，分4次归还。……并附注声明：本人陈俭是采伐相关事宜的唯一责任人，与戴世伟是借还款关系，今后由采伐相关事宜引起的纠纷和造成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其责任由陈俭承担与戴世伟无关。在此期间，若有转移资产、抽逃资金、劳务纠纷等可能导致延期或无法归还欠款及利息的情况，戴世伟可要求本人提前清偿本金及利息。本人承诺：若未按上述期限及时归还欠款，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赔偿戴世伟的所有损失。”拟证明陈俭当初向戴世伟借款20万元，陈俭承诺在砍伐林木的钱中还款给戴世伟，并承诺今后由采伐相关事宜引起的纠纷和造成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其责任由陈俭承担与戴世伟无关，戴世伟没有参与本案雇佣工人砍伐林木作业，本次事故与戴世伟无关，该20万元借款陈俭现在都没有还清。陈俭、黄敏劲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该《还款承诺书》的陈俭签名是真实的，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借款的凭证，里面的20万元的借款并没有实际交付，当时是合伙体委托陈俭去办理相关的砍伐手续，戴世伟担心砍伐之后不能取得合伙分红，所以让陈俭签写这份文件，如果戴世伟主张是借款那么对于借款的经过应予以说明清楚。李支卫对该证据质证认为：李支卫对《还款承诺书》的情况不了解，但陈俭确认了该承诺书的真实性，该承诺书中陈俭承诺其是采伐相关事宜的唯一责任人的事实，这个事实和李支卫上诉主张的事实是一致的。李支卫对陈俭刚才陈述其是受合伙体的委托去办理相关砍伐事宜的主张不予确认。黄宗元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对该份《还款承诺书》不清楚。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还款承诺书》的情况。范文府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还款承诺书》的情况。鸡山农场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还款承诺书》的情况。李支卫在二审提供一份阳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南支行盖章出具的李支卫账户的银行流水，内容反映李支卫的账户于2019年7月16日现金存入200000元，拟证明：该证据结合2019年7月5日李支卫与陈俭签订的《授权委托及声明书》可证实声明书明确了李支卫将涉案桉树的有关采伐权利义务全部让于给陈俭，陈俭在2019年7月16日向李支卫支付了该转让的对价款20万元，陈俭在2019年7月5日以其个人名义与鸡山农场签订了《广东省鸡山农场林木砍伐工程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陈俭、黄敏劲对该证据质证认为：首先，从《授权委托及声明书》内容的字面理解完全没有体现有转让合伙份额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讲明转让的标的、价款等转让合同必备的条款。其次，声明书的免责事项也是李支卫个人的单方声明，对陈俭不应有约束力，也是违背诚信原则，因此该声明书不能按照李支卫的主张来理解。关于20万元转账的问题，李支卫在一审期间经过两次庭审，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也没有任何的文件记载有20万元对应的转账价款，说明了该20万元和本案无关。陈俭在一审陈述过2019年7月16日支付给李支卫的20万元是陈俭支付的，但与本案无关。戴世伟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该转账事情。黄宗元对该证据质证认为：黄宗元知道李支卫转让砍伐权给陈俭，黄宗元也要求鸡山农场不要让陈俭砍伐林木，当初黄宗元是帮助李支卫砍伐林木，因为李支卫没有付清人工款给黄宗元，所以黄宗元向鸡山农场提出要求鸡山农场不要将砍伐证办理到陈俭名下。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该银行转账情况，在一审时李支卫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该流水凭证，不能作为新证据主张上诉的事实和理由。范文府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该转账事情。鸡山农场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当时陈俭和李支卫购买了涉案的林木，本来是由其两个人来办理砍伐证，所以农场要求陈俭需带齐陈俭和李支卫的相关资料来办理砍伐证，鸡山农场不清楚李支卫是否存在转让林木砍伐权给陈俭的情况，也不清楚该转账事情。黄宗元在二审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报警回执三份；证据二，照片7张，两组证据拟证明黄宗元不同意砍伐涉案林木，并报警阻止砍伐。陈俭、黄敏劲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该两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由法院依法审查。李支卫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和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黄宗元曾经报过警，但不能证明是由于不同意砍伐林木而报警；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及所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戴世伟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反映的事情不清楚。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予认可黄宗元提供的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范文府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该证据反映的事情，与范文府无关。鸡山农场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不清楚该证据反映的事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提起诉讼时，是以陈俭、黄敏劲、范文府、鸡山农场为被告，后陈俭在一审开庭前申请追加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为被告。在一审法院2020年1月16日、2020年6月5日两次庭审中，陈俭、黄敏劲、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范文府、鸡山农场均被一审法院列为被告参加，在2020年6月5日的庭审中，一审法院向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询问以下内容：“问：到底被告方对受害人承担多少责任？答：我认为在本案中被告方应该承担80%责任，原告方承担20%责任。问：被告主要承担的人是谁？答：直接责任由法庭来明确划分。问：你认为被告承担的是什么责任？答：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二审询问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请求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回答口头变更了，在庭审过程中没有变更。事故发生后，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曾对本案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及组织调解，其中范文府于2019年9月26日在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陈述如下：“……问：范文府，你之前是怎么和林山的老板沟通合作的？答：陈俭刚开始找到我商量伐木的事，我和张县忠一直是在新洲这边从事伐木工作，然后我就叫上他一起去工地看现场，陈俭当时承诺88元/吨价格给付伐木费用。……问：张县忠出事故时你在现场吗？答：我在现场。问：你说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答：张县忠到时在锯树头，我和另外一个工友在拉树，张县忠看见我们两个人不够力拉就过来帮忙，然后树倒下时，他跑错了方向，就被树压倒了，压到了后背，之前被树干撞到了头部，然后我们把他拉出来后通知老板过来。……问：另外一个工友叫什么名字？答：范志唐。……。”范志唐于2019年9月26日在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陈述如下：“……问：你是怎样过去木场那边拉木的？答：范文府当时叫我和其他人一起去看工地，当时老板也在现场，我们觉得可以做，就全部去帮忙做了，老板当时跟我们说按88元一吨木的价钱给费用，然后我们按工量算工钱，老板预支了一笔钱给范文府，给了5000元我作为生活费，我们6个工人约定按工量来分这笔工钱。问：出事故时你在现场吗？答：在，当时张县忠在那锯树，我和范文府在那里拉，张县忠怕我们拉不回来怕压到高压线，就跑来过帮我们一起拉，被树丫砸到头就往树倒的方向闪了，躲错了方向，就被树压倒了。……问：施工时有没有人指导你们怎么做的？答：没有，都是按自己的操作方式操作的。……。”陈俭于2019年9月26日在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陈述如下：“问：请你讲讲当时出事故的情况？答：9月23日，姓范的工头打电话给我朋友阿端，说他们在林场出了事，阿端告诉我之后我就赶过去看看，去到现场看到做工仔倒在地上，当时伤者还会说话，我就帮忙喊救护车过来抬伤者上车，直接送去了中医院，后来我就没有跟着去了，我当时给了三千元老范。9月24日，洪端告诉我说伤者死了，后来我都没有去跟进了。问：山林产权是你们的吗？答：原来是我的，后来出了证后我就将这块山林转让给黄敏劲。问：你和老范是什么关系？答：我和老范没有什么关系，是阿端请他做工，老板是黄敏劲。”2019年9月27日下午的人民调解记录部分内容如下：“……调解员：黄敏劲、陈俭，你们这方发表意见。洪端：我是负责在现场监工的，发生这次事故，我认为各方都有责任，刚开始我和范文府商量时，同意是按88元一吨的砍木钱结算，由范文府承包伐木工程，一切责任都由范文府承担，并且要求工人一定要买保险才能上岗。我方认为责任应当由各方分摊，我只跟范文府联系，并不认识死者张县忠，看工地时只有我和范文府去看现场，出事时我们管理人员都还没有到场，他们就自己开工了，他们这样做是有过错的，不可能是我方一方的责任，范文府作为包工头应该负责任，死者操作不当也应该负责任。黄敏劲：这批木是早几年投标获得的，这次是我私人找人来伐木。洪端：当时是范文府来找我问是不是找人伐木的，我不清楚范文府请什么人来干活，当时我和范文府口头约定如果发生工伤事故都是由范文府承担，我们只是协助买保险。黄敏劲：这批木是之前陈俭中的标，后来转让了给我，我叫洪端找人来伐木，我这边是给他们上了保险的，应当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又查明：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的（2016）粤17刑终117号刑事判决书部分内容如下：“……经二审审理查明，2014年7月份，陈俭、戴世伟和李文玺合伙承包鸡山农场xxx队路边林木砍伐，中标后由陈俭与鸡山农场签订承包合同，后因鸡山农场在短时间内未能批领采伐许可证，李文玺退出承包，后陈俭通过黄宗元介绍李支卫合伙承包，陈俭以原签订的承包合同为基础，同李支卫于2014年9月28日与鸡山农场签订补充协议。阳江市林业局于2015年4月10日发出采伐许可证，核定采伐树种为桉树。陈俭、戴世伟、黄宗元及同案人李支卫口头商定，陈俭与戴世伟为一股份，李支卫与黄宗元为一股份进行合伙经营。……。”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损失数额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四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一审法院同意陈俭的申请，追加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为被告是否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二是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在提起诉讼时并没有将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列为被告，但一审法院在二次开庭审理时将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列为被告参与诉讼，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并且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在2020年6月5日庭审中回答一审法院问题时认为“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可反映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并没有放弃请求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赔偿的权利，故一审法院将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列为被告并作出判决，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李支卫该项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陈俭、黄敏劲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按照本院生效的（2016）粤17刑终117号刑事判决书及本案的查明事实，涉案的林木采伐权是由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合伙承包。其次，按照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发生事故后对范文府、陈俭、黄敏劲所作的调查笔录可反映，黄敏劲自认参与承包涉案山林的砍伐权及找人进行伐木，洪端是陈俭、黄敏劲方请来负责现场监工，洪端与范文府等人协商砍伐价款事宜。陈俭、黄敏劲是在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调查过程中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的情形，陈俭、黄敏劲上诉认为该自认不得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依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事故发生后，陈俭、黄敏劲为事故支付了38843.60元给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因此，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陈俭、黄敏劲雇请范文府、张县忠等工人砍伐林木，陈俭、黄敏劲与范文府、张县忠等工人形成劳务关系。陈俭、黄敏劲作为范文府、张县忠等工人的雇主，负有保障雇员人身安全的义务，而且伐木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施工时，陈俭、黄敏劲亦应对工人的施工安全进行管理、监督，按照陈俭、黄敏劲雇请的监管人员洪端在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陈述：“出事时我们管理人员都还没有到场”，可见，陈俭、黄敏劲确实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形，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过错。由于陈俭在一二审庭审中不承认黄敏劲的合伙人身份，一审判决认定黄敏劲在赔偿责任中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对此并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本院生效的（2016）粤17刑终117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合伙砍伐涉案林木，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直接证明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三人已退出合伙体，故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依法应共同承担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合伙体债务。一审判决认定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对王某、张某、张某2、杨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陈俭、黄敏劲、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几人的内部关系及责任，应由其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受害人张县忠的责任问题。张县忠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应知悉砍伐林木工作的危险性，对于自身安全有注意的义务，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张县忠负有部分过错。范文府是陈俭、黄敏劲雇请的工人之一，无证据证明其是张县忠等人的雇主及范文府在本案中负有过错，一审判决范文府不承担责任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合上述情况分析，一审判决认定陈俭、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承担80%责任，张县忠自负20%的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俭、黄敏劲、李支卫、戴世伟、黄宗元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85元，由陈俭、黄敏劲负担2871.25元，李支卫负担2871.25元，戴世伟负担2871.25元，黄宗元负担2871.25元；陈俭、黄敏劲多预交的6359.75元，李支卫多预交的6359.75元，戴世伟多预交的6359.75元，黄宗元多预交的6359.75元，均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丽婵审 判 员 姜玉华审 判 员 施震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凤霞书 记 员 许佩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