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2401民初3330号 原告：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延吉市旺盛路**。 法定代表人：金龙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天宇，该公司人事部科员。 被告：郑凤兰，女，汉族，1969年2月26日出生，无职业，住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云鹤，延吉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告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里郎包装公司）与郑凤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阿里郎包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判决确认阿里郎包装公司与郑凤兰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阿里郎包装公司无需向郑凤兰支付经济赔偿金24399元；3、判决驳回郑凤兰在劳动仲裁中主张的其它仲裁请求；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郑凤兰承担； 事实与理由：阿里郎包装公司与郑凤兰之间曾于2015年11月20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8年11月19日，但在2018年1月2日，郑凤兰在辞职信上签名，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郑凤兰辞职回家。至2018年1月8日，经郑凤兰与阿里郎包装公司协商，阿里郎包装公司重新招聘郑凤兰，郑凤兰又回到阿里郎包装公司上班，在此过程中，阿里郎包装公司预与郑凤兰签订劳动合同，但在阿里郎包装公司向延吉市劳动局提交签订劳动合同备案时，其工作人员认为郑凤兰已临近退休年龄，不能签订劳动合同，并将签订劳动合同备案名册中郑凤兰的名字划掉。阿里郎包装公司遂向郑凤兰告知了不能签订劳动合同的具体情况，与郑凤兰签订了《劳务合同》。因此，双方成立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虽然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在郑凤兰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也未领取退休金的情况下，双方 仍然属于是劳动关系，但是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因郑凤兰的年龄问题。综上，阿里郎包装公司认为，双方于2015年11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于2018年1月2日协议解除，2018年1月8日，郑凤兰重新被招聘后，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但自双方于2018年9月1日签订劳务合同后，双方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自此解除，形成新的劳务合同关系。阿里郎包装公司认为，郑凤兰于2015年11月20日与阿里郎包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郑凤兰已于2018年1月2日辞职，故此前不存在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情形。2018年1月8之后，郑凤兰虽又回到阿里郎包装公司上班，但应视为双方新的劳动关系的开始，且该新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9月1日已经因双方签订劳务合同而终止，此后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亦也不符合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情形。另外郑凤兰现主张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双方在2018年1月以后成立新的劳动关系，即便计算经济赔偿金也应当从2018年1月开始计算，而不应当从2015年11月开始计算，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自2015年11月20日起来计算经济赔偿金是错误的。 郑凤兰辩称：延市劳仲（2020）54号裁决书的裁决正确，2015年11月20日至2020年4月13日，郑凤兰一直在阿里郎包装公司上班，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双方一直存在劳动关系，阿里郎包装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单方解除与郑凤兰的劳动关系，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所以劳动仲裁裁决是正确的。要求阿里郎包装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24399元，补缴未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在审理中，阿里郎包装公司举出如下证据： 证据1.“辞职信”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各一份，证明郑凤兰于2018年1月2日提出辞职，双方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双方此前2015年11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在2018年1月2日已经解除。 证据2.2018年1月份考勤表一份，证明郑凤兰在2018年1月2日与阿里郎包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郑凤兰没有上班，至2018年1月8日才重新上班。 证据3.延市劳人仲（2020）54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经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证据4.证人郎庆斌及陈英出庭证实，郑凤兰在钉箱组工作，在这个职位工作需要识字的。郑凤兰在2018年1月份有连续几天没上班的情形，听工人传说是郑凤兰辞职了。 经郑凤兰质证，延市劳人仲（2020）54号仲裁裁决书无异议。对“辞职信”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辞职信是阿里郎包装公司按照自己的需求设计制作的，只有郑凤兰的签字，没有分管领导、主管领导签字批准，也没有标注辞职信的提出时间，所以不能确认辞职信是郑凤兰主动提出，以及辞职信的形成时间，反而能够确认辞职信没有得到批准。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该证明书没有标注编号，没有填写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没有经办人的签章，没有证明书的出具时间，属于三无证明书，无法确认其法律效力。所以该份证据是阿里郎包装公司主动找到郑凤兰要求必须签字，否则让其回家，不是郑凤兰真实意思表示。对2018年1月份考勤表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考勤表是阿里郎包装公司制作并手工填写具有随意性，完全可以按照阿里郎包装公司的意志填写，考勤表如果有旷工行为应当有郑凤兰签字确认。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与阿里郎包装公司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纳。 在审理中，郑凤兰举出如下证据： 证据1.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一份，证明郑凤兰没有上过学，不识字。 证据2.阿里郎包装公司的借记卡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证明郑凤兰从在阿里郎包装公司工作开始直到解除劳动关系时止一直在上班并按月领取工资。 证据3.劳务合同一份，证明阿里郎包装公司提出的郑凤兰于2018年1月2日提出辞职不是郑凤兰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所谓的劳务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9月1日，而2018年9月1日之前郑凤兰仍然在阿里郎包装公司继续工作，阿里郎包装公司签订该份合同的目的是规避对郑凤兰的经济补偿责任；第二，郑凤兰与阿里郎包装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约定至2020年8月31日终止。因为该劳务合同实际是劳动合同，该合同内容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要求的条款内容，甚至合同的第一项就写了劳动合同期限，第八条更是约定了甲方支付给乙方工资已包含国家规定的各种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险费用在内的内容，劳务合同是不存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相关内容，所以该合同实际为劳动合同。郑凤兰与阿里郎包装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20年4月13日阿里郎包装公司要求郑凤兰离开公司为止。 证据4.证人毕荣会出庭证实，郑凤兰是钉箱组的，其是纸板线段长，双方是一个车间的，2018年郑凤兰没请过假，在2018年1月份郑凤兰是否有连续没上班的情况不知道。证人于洪亮出庭证实，其是纸板线组的辅助工，其每天都看到郑凤兰在上班。并承认其为一级智力残疾。 经阿里郎包装公司质证，对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村委会不是证明一个人文化水平有资质的机构，其证明没有意义。对借记卡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郑凤兰在2018年1月2日辞职后几天之后又经协商到阿里郎包装公司工作，所以，郑凤兰在1月份当月也是有工资的，工资每个月都有并不代表双方之间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是虚假的。另外，阿里郎包装公司是按计件方式计算工资的，计件的工资是压月发放的，2月份的金额是1月份的工资。阿里郎包装公司发放工资不按日计算，是按实际工作量计算。对劳务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郑凤兰又回到经阿里郎包装公司上班后，经阿里郎包装公司本想与郑凤兰重新订立劳动合同，但劳动局说郑凤兰已临近离退休年龄，不能签订劳动合同，阿里郎包装公司多次找劳动局协商，并要求给郑凤兰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劳动合同备案，但劳动局不给办理，并且在最后一次2018年8月9日阿里郎包装公司提交劳动合同备案申请时，劳动局相关人员将备案申请名册中郑凤兰的名字划掉，在这种情况下阿里郎包装公司才与郑凤兰签订的劳务合同。郑凤兰要通过此份证据证明2018年1月2日的辞职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与该劳务合同根本没有关联性的一项主观推断。阿里郎包装公司签订该合同也不是规避任何法律责任，反而是在劳动局不予劳动合同备案的情况下为了保障郑凤兰的权益而签订的。该证据无法证明郑凤兰主张的劳动关系一致持续的证明目的，如果认定该劳务合同属于劳动合同那么也仅能证明双方在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4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双方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是自2018年1月8日开始，此前2015年的劳动合同已解除，被告主张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存在不能成立。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不具有每天都能见证 郑凤兰上班的合理性，结合证人智力残疾的情况，其证人证言应当排除不应采信。 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评判如下：关于证人证言，证人郎庆斌原系车间副主任，证人陈英原也在钉箱组，而证人于洪亮原在纸板线组，且是一级智力残疾患者，证人毕荣会对郑凤兰是否上班未明确证明。结合考勤表，可以认定证人郎庆斌及陈英的证言证明力更大一些。故本院对证人郎庆斌及陈英的证言予以采信。关于“辞职信”，虽然是阿里郎包装公司制作的，但郑凤兰已经在辞职人栏内签字盖章确认，郑凤兰主张其不签字就让其回家，但没有证据证实其签字是被迫的，结合其亦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字确认及考勤表、证人证实其辞职后未上班的事实，可以认定辞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被迫签字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虽未有经办人签名，但加盖了阿里郎包装公司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公章，亦注明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18年1月2日，结合“辞职信”及考勤表、证人证实其辞职后未上班的事实，可以认定解除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确认，并支持阿里郎包装公司的证明主张。2018年1月份考勤表虽然是阿里郎包装公司制作并手工填写，但不能以此认定是假的，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认定郑凤兰确实在2018年1月份有几天是因为辞职没上班。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支持阿里郎包装公司的证明主张。关于延吉市小营镇新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因没有出具证明信的人签名，根据证据规则，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借记卡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不能证明是计件工资。关于 劳务合同，亦不能证明是因劳动局的原因不能签订劳动合同。故 阿里郎包装公司关于该两项证据的质证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根据庭审采信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11月20日，郑凤兰与阿里郎包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18年11月19日。此后，郑凤兰在阿里郎包装公司生产车间从事钉箱工作。2018年1月2日，郑凤兰在阿里郎包装公司提供的“辞职信”的辞职人栏内签名捺印，该“辞职信”注明郑凤兰进入公司时间是2015年11月20日，离开公司时间是2018年1月2日，因本人原因辞职。另郑凤兰在阿里郎包装公司提供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本人签字栏内签名捺印，阿里郎包装公司在法人签字栏内加盖了法定代表人金龙灿的名章，在单位意见栏内加盖了阿里郎包装公司的公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亦加盖了公章。此后，郑凤兰离开阿里郎包装公司，至2018年1月5日未上班。2018年1月6日、1月7日为周六和周日，阿里郎包装公司全体休息。2018年1月8日，郑凤兰又回来重新上班，扔继续从事钉箱工作，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 并注明因郑凤兰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半年，双方签订本合同，期限于2018年9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终止，从事钉箱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阿里郎包装公司于每月2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郑凤兰支付工资，支付的工资已包含国家规定的各种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险费用在内。2020年4月13日，阿里郎包装公司通知郑凤兰离职，解除了与郑凤兰的“劳务合同”关系，郑凤兰离开阿里郎包装公司至今。 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阿里郎包装公司的各项诉讼主张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2015年11月20日，郑凤兰与阿里郎包装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该《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8年11月19日，期间，郑凤兰因阿里郎包装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阿里郎包装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则阿里郎包装公司应按法律规定向郑凤兰支付经济补偿金。如阿里郎包装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则应按法律规定向郑凤兰支付经济赔偿金。但如因郑凤兰的原因主动提出辞职，双方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则阿里郎包装公司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更不需支付经济赔偿金。本案中，2018年1月2日，郑凤兰提出辞职，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且郑凤兰据此离开阿里郎包装公司，应视为双方协议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阿里郎包装公司并无过错责任，故阿里郎包装公司无需支付2018年1月2日之前的经济赔偿金。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认定郑凤兰在双方于2018年1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后仍继续在阿里郎包装公司从事钉箱工作，与本院在本案中查明的事实不符。延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裁决阿里郎包装公司向郑凤兰支付的经济赔偿金从2015年11月开始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2018年1月8日，郑凤兰重新回到阿里郎包装公司上班，应视为双方新的劳动关系的开始，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即使在2018年9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劳务合同》，但双方之间实际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的要素，故应认定双方还是劳动合同关系，只不过因特殊原因不能签订劳动合同。2020年4月13日，阿里郎包装公司通知郑凤兰离职，解除了与郑凤兰的劳动合同，应按法律规定向郑凤兰支付经济赔偿金，但应自2018年1月8日双方形成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时开始计算，至2020年4月13日，应按2.5个月的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的二倍向郑凤兰支付经济赔偿金。月工资标准的计算方式：2020年4月13日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工资总额为32532元；32532元÷12个月=2，711元/月。郑凤兰主张经济赔偿金的仲裁时效应自阿里郎包装公司通知郑凤兰离职，解除与郑凤兰的劳动合同时起算，故郑凤兰要求阿里郎包装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并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年的仲裁时效。至于郑凤兰请求阿里郎包装公司补缴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主张，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向被告郑凤兰支付经济赔偿金13555元（2711元／月x2.5个月x2）； 二、对被告郑凤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春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全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