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8民初4689号原告：刘某，男，198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仓，重庆兴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某，女，198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靖，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刘某与被告黄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某返还刘某抚养费225091.11元；2.判令黄某返还刘某医疗费6000元；3.判令黄某返还刘某教育费30960元；4.判令黄某赔偿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判令黄某支付刘某鉴定费2000元。诉讼过程中，刘某变更第5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黄某支付刘某鉴定费240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9日，刘某与黄某登记结婚。2013年12月19日，黄某生育一女，取名刘某1。2019年9月3日，刘某与黄某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离婚后，刘某向黄某支付了刘某1抚养费9000元。2020年3月23日，刘某通过亲子鉴定得知，刘某与刘某1非亲子关系。黄某与婚外男性生育子女，使得刘某在不知情的情形下承担了抚养刘某1的义务，黄某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并对刘某的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刘某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黄某辩称，对刘某所述事实无异议，但黄某亦不清楚刘某1与刘某没有血缘关系；刘某主张的抚养费过高且无依据，黄某承认按照每月800元计算返还刘某抚养费用，同时刘某1于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系由黄某父母抚养，刘某与黄某均未向黄某父母支付抚养费用，刘某无权请求该期间的费用；承认返还刘某为刘某1出生而支出的医疗费用6000元；承认返还刘某为刘某1支出的教育费29010元；承认支付刘某鉴定费2400元；黄某就其与刘某离婚并无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故刘某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即便黄某应当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刘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亦过高，黄某承认支付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9日，刘某与黄某登记结婚，婚前二人已同居生活。2013年12月19日，黄某产下一女，取名刘某1。刘某1出生后，随刘某、黄某在重庆生活。2014年3月，黄某带着刘某1前往深圳，与黄某父母一起生活，直至2014年9月。之后，刘某来到深圳与黄某经营面馆，直至2016年6月。此后，刘某前往西藏承建工程，黄某则带着刘某1仍在深圳生活。刘某自2016年11月开始按月向黄某转款直至2019年8月，转款金额月均3000元左右。2019年9月3日，刘某与黄某协议离婚，约定：刘某1由黄某抚养，刘某每月支付刘某1抚养费1500元；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双方共有的位于重庆市渝北区xx小区房屋归刘某所有，房贷由刘某负担；各自名下债权各自负责；双方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共向黄某父母借款68000元，该款由双方各自偿还一半，刘某于2019年向黄某父母所借的30000元由刘某承担；刘某于结婚时承诺给付黄某彩礼30000元，该款一直未给付，由刘某于离婚协生效当月给付黄某；刘某自愿给付黄某100000元作为黄某过渡期生活补助资金，于2019年年底付清。刘某与黄某离婚后，刘某自2019年9月开始按月向黄某支付刘某1抚养费1500元，共计支付9000元。2020年3月22日，刘某就其与刘某1是否存在亲子关系委托安康（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用2400元。2020年3月26日，安康（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安康**物DNA检测意见书》，检测意见为排除刘某与刘某1的亲子关系。另查明，刘某与黄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管理各自收入。审理中，黄某承认刘某为其产检及生育刘某1支出医疗费用6000元，刘某为刘某1支出教育费用29010元。本院认为，黄某承认返还刘某医疗费6000元、教育费29010元及鉴定费2400元，故本院对刘某的这一部分请求即直接予以支持。刘某请求的其余教育费用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就刘某请求的抚养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双方的争议在于黄某应当返还的抚养费金额以及黄某是否应当赔偿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黄某应当返还的抚养费金额刘某请求的抚养费用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刘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的抚养费用，一部分为刘某于离婚后支出的抚养费用。双方就此的争议在于刘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抚养费用的计算期间与计算标准。在计算期间问题上，黄某主张刘某1于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系由黄某父母抚养，刘某无权请求上述期间抚养费用。刘某对黄某上述主张予以否认，认为刘某1于上述期间系由黄某父母帮忙照料，并非系由黄某父母抚养，且其负担了刘某1上述期间的抚养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按照黄某的陈述，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期间，黄某带着刘某1与黄某父母一同生活，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黄某与刘某在深圳经营面馆，刘某1由黄某同在深圳且相邻的父母照顾，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期间，黄某带着刘某1与黄某父母共同生活。从黄某的前述陈述来看并从常理上判断，刘某1于前述期间系由黄某父母帮忙照料更为符合情理。且从刘某向黄某转款这一事实分析，虽然由于二人系夫妻关系，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经济往来，因而无法认定刘某向黄某的转款全系刘某负担的刘某1抚养费用，但考虑刘某系按月向黄某转款、黄某不能就刘某按月向其转款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以及双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管理各自收入，刘某向黄某的转款中应当有部分为刘某负担的刘某1抚养费用具有高度可能性。基于这些因素，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应当将前述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与黄某。现黄某没有证据证明其前述事实主张，即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本院对黄某的前述事实主张不予认定，刘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抚养费用的计算期间应当为刘某1出生之日起至刘某与黄某离婚之日止。在计算标准问题上，刘某因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遂以刘某1生活地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其支出费用的计算标准，黄某主张该标准过高，但未提供证据。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刘某的计算标准，刘某月均负担刘某1抚养费用3100左右，且结合刘某的请求，该抚养费用并不包括刘某1的教育费。但应当注意，刘某1在受刘某抚养期间系婴幼儿，按照社会日常生活经验并以普通多数家庭抚养子女支出进行衡量，除特殊情形外，刘某主张的抚养费用显然超出刘某1的实际需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之规定，刘某支出抚养费的计算标准可以根据刘某1的实际生活需要、刘某1生活地的生活水平以及刘某与黄某的负担能力确定。同时鉴于本案实际，该计算标准还应考虑刘某支出的抚养费用系刘某与黄某之夫妻共同财产、刘某另行请求了教育费用以及黄某父母帮忙照料刘某1的因素。综合这些因素考量，本院就刘某主张的抚养费计算标准酌情调整为按照每月1000元计算。因此，按照上述计算期间与计算标准，黄某应当返还刘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的抚养费金额为68500元。加上双方无争议的刘某于离婚后支付的抚养费用9000元，黄某应当返还刘某的抚养费金额为77500元。二、关于黄某是否应当赔偿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黄某系于婚前怀孕。鉴于此，黄某是否应当赔偿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取决于刘某与黄某登记结婚时是否明知黄某孕育子女与其无血缘关系。理由在于如果刘某与黄某登记结婚时并不知晓黄某孕育子女与其无血缘关系，那么按照常理，刘某在抚养过程中定会对子女倾注自己所有的关爱，一旦发现子女与其没有血缘关系，势必将造成刘某精神损害，刘某因而即有权向黄某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由于刘某并未受精神损害，故其无权向黄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刘某与黄某登记结婚时是否明知黄某孕育子女与其无血缘关系这一问题上，依据黄某的辩称意见，黄某实际上系认可刘某并不知晓刘某1与刘某没有血缘关系。因此刘某有权向黄某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考虑黄某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刘某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本院酌情予以调整为30000元。综上，本院对刘某请求的前述抚养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黄某就抚养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刘某抚养费77500元；二、限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刘某医疗费6000元；三、限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刘某教育费29010元；四、限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五、限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刘某鉴定费2400元；六、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6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500元，由被告黄某负担5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 建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唐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