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7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浩，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鸣，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香玉，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1936号（自编号H6栋）1110房。法定代表人：刘伟，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城北工业园文诚路北首西。法定代表人：刘顺启，总经理。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成，男，汉族，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员工。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英桀，山东成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浩与上诉人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上诉人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科特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姚伟华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浩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确认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支付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15日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51371.7元；3.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支付从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因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王浩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1379元（15000元/月×10个月＋15000元/月÷21.75天×2天）；4.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5.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出具离职证明；6.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庭审中，王浩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隆科特公司的住所地在山东省沂水县，其于2017年9月25日设立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并由其副总经理刘伟兼任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王浩主张其于2018年8月4日入职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岗位为外贸业务经理；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则主张王浩于2018年8月3日应聘到隆科特公司外贸部任职。原审庭审时，刘伟出庭作证，承认其在广州招聘了王浩，但又辩称该招聘是受隆科特公司的委托。王浩提交的其与刘伟在2018年6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时王浩向刘伟询问社保、住房公积金、上班时间、带薪年假、提成等事宜，刘伟回复称：“广州公司还处在筹建阶段，一些相关的制度还未出台，但是我们的政策一定会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点你不用过多地担心”。入职以后，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王浩在隆科特公司培训期间曾签署《承诺书》和《保密协议》。《承诺书》是王浩关于自身健康状况良好的书面承诺，载明王浩于2018年8月3日到隆科特公司报到上班。《保密协议》则约定王浩在隆科特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以后保守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对此，王浩辩称其曾对《承诺书》的内容提出异议，但因对方拒绝修改而被迫签名，而《保密协议》用人单位记载为隆科特公司是事后补充的。王浩另提交有其与名称为“办公室张某智”的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显示对方于2019年7月10日向其发送了一份待签的劳动合同的照片，令其签名后找刘伟盖章，该劳动合同载明的用人单位为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王浩主张张某智为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人事部员工，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在职期间，王浩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广州，有时也回隆科特公司汇报工作、参加培训。王浩提交的《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表》《数字证书网上业务确认表》《委托扣款登记确认书（单位版）》以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业务登记单》《电信业务申办单位授权书》显示，王浩曾受托为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办理公积金和电信业务。此外，王浩提交的其与刘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伟曾为王浩安排广州地区的相关工作，而王浩也曾于2019年3月13日向刘伟询问广州分公司的人员，刘伟确认包括王浩。王浩另提交有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出具的《误工证明》，记载：“兹证明王浩先生系我单位员工，自2018年8月4日入职。该员工目前月收入为8000元。其因额头受伤接受治疗，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日、7月4日上午、7月5日上午、7月8日上午、7月10日上午、7月12日上午未上班工作，根据本单位规定，扣发期间工资总计为2182元”。该《误工证明》落款处加盖有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公章。对此刘伟出具《声明》称，该《误工证明》是王浩事先准备好的，其未仔细看清内容就加盖了公司公章。王浩确认其在2019年7月请假6天，工作日上班5天。各方均提交有考勤记录。王浩提交的其与名称为“王某瑾”的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浩于2019年7月11日向对方索要自己的考勤表，对方向其发送了名称为“广州分公司考勤表”的文件。隆科特公司确认王某瑾为其司员工，但主张王某瑾没有考勤权限，王浩的考勤由其司外贸部经理江秀国负责，为此提交了其方自行制作的考勤人为江秀国的考勤簿为证。王浩每月工资由隆科特公司通过转账形式发放，其日常开销也由隆科特公司进行报销。此外，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自2018年9月起为王浩在广州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对此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解释称隆科特公司根据王浩的要求委托了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代缴社保。关于工资差额。各方确认隆科特公司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发放的工资标准为15000元；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发放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在2019年4月至5月期间发放的工资标准为8000元；在2019年6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标准为1063.7元，王浩当月社保养老保险个人缴费277.52元，失业保险个人缴费4.2元；在2019年7月发放的工资标准为12.6元。王浩主张其每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自2018年12月起未足额发放工资。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则主张公司向王浩发放的是预支提成工资，由于王浩的销售业绩为0，故公司根据《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对预支提成工资进行调整。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提交的《2018年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第11.1条记载：“销售人员执行提成工资制，公司根据上年回款情况每月预支生活费1500-9000元，预支款年底纳入提成统算，多退少补。”对此，王浩表示在职期间其从未看过该文件，但其也确认曾在隆科特公司2019年1月3日、2月16日的《销售学习、会议签到表》上签字。《销售学习、会议签到表》除载明会议时间、会议内容为“销售工作会议”以及人员签到信息外无其他具体内容。上述两次会议的《销售会议纪要》记载上述两次会议曾强调、讲解了《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但会议纪要为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单方制作，上面无任何与会人员的签名，王浩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2019年7月15日，王浩通过电子邮件向刘伟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且擅自降薪为由，向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刘伟确认收到该邮件。2019年7月25日，隆科特公司下发《关于王浩连续旷工违纪处理通报》，以王浩自2019年7月15日起无故连续旷工为由，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九条及公司《考勤管理制度》的规定予以解除合同。隆科特公司主张其曾向王浩送达该通报，但未举证证明，王浩对此予以否认。2019年7月16日，王浩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1.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34000元；2.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45379元；3.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000元；4.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按1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15日的工资18448元；5.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出具离职证明。2019年10月29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169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王浩全部仲裁请求。王浩收到上述《仲裁裁决书》后，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19年11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保密协议》《承诺书》、飞机航班行程截图、《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表》《数字证书网上业务确认表》《委托扣款登记确认书（单位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业务登记单》《电信业务申办单位授权书》《误工证明》《中国农业银行批量代付明细打印回单》、差旅费报销单据、《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销售学习、会议签到表》《销售会议纪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穗埔劳人仲案[2019]1699号《仲裁裁决书》、刘伟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是确定与王浩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主体。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从招聘主体上看，王浩系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刘伟在广州地区招聘，尽管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主张该招聘是受隆科特公司委托，但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原审法院难以采信。结合入职前王浩向刘伟咨询相关待遇条件时，刘伟答复称将依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制定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制度、政策等事实，可以反映双方系就入职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达成合意。其次，从劳动合同的履行上看，在职期间王浩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州地区办公，从事的工作内容也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相关，且社会保险也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广州地区缴纳，而隆科特公司除为王浩发放工资和报销日常开销外，并未举证证明有对王浩进行用工管理，或者王浩实际上是为其司提供劳动，应当认定王浩是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成立事实劳动关系。至于隆科特公司提交的考勤簿，由其单方制作，原审法院难以采信。最后，从现有证据上看，尽管隆科特公司与王浩签订有《承诺书》《保密协议》，但上述文件均非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隆科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方主张与王浩建立劳动关系，但却从未与王浩正式签订劳动合同，本身便应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此外，根据王浩提交的《误工证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确认王浩是该分公司员工，对此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对王浩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认定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差额。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均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构成，对此应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即便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主张依据《2018年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王浩实行预支提成的工资制度，并提交了《销售学习、会议签到表》《销售会议纪要》拟证明王浩对该工资制度已知悉，但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公司已向王浩告知相关工资制度且双方就适用该工资制度达成了约定。实际上，王浩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工资为15000元，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为10000元，远高于《2018年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规定的销售人员每月预支生活费1500至9000元的标准，故原审法院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根据王浩入职后前四个月的工资发放情况，采信王浩的主张，认定其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自2018年12月起减发王浩工资缺乏法定或约定依据，对此应向王浩补足差额。经核算，该数额为51090.3元｛（15000元-10000元）×4个月＋（15000元-8000元）×2个月＋（15000元-1063.7元-277.52元-4.2元）＋[15000元÷21.75天×（11天-6天）-12.6元]｝。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由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未与王浩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应向王浩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2931.03元｛（15000元÷21.75天×21天）＋（15000元×9个月）＋[15000元÷21.75天×（11天-6天）]｝。王浩仅主张151379元，视为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尽管原审法院认定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需向王浩补齐工资差额，但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的原因在于双方对工资标准存在争议。实际上，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已按月向王浩发放了大部分工资，可见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并无拖欠工资的故意。因此，本案中王浩以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未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且擅自降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情形。现王浩诉请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隆科特公司的承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系隆科特公司的分支机构，现王浩诉请隆科特公司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离职证明。由于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7月15日解除，故王浩诉请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一、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王浩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15日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51090.3元；二、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王浩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1379元；三、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向王浩出具离职证明；四、驳回王浩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负担。判后，王浩、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驳回王浩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王浩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一、原审判决程序错误。1、王浩与隆科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之间无任何关系。因隆科特公司住所地在山东省沂水县,王浩与该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履行地也在山东省沂水县。所以王浩仲裁程序中诉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为被申请人显属主体错误，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无管辖权。王浩通过仲裁程序主张权利应到山东省沂水县山东隆科特公司的注册地（即王浩与隆科特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张权利。但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均置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的抗辩于不顾，继续审理本案，违反程序规定。2、王浩超范围起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王浩在仲裁程序中，仲裁申请书所列的被申请人是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仲裁裁决书送达后，王浩不服仲裁裁决，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起诉，却添加了隆科特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超出了其原仲裁申请书中所列当事人的范围，也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对隆科特公司来讲，剥夺了其仲裁前置程序，原审判决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3、王浩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变更且扩大了其在仲裁程序中所提仲裁请求的范围，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①王浩劳动仲裁申请书中，仲裁请求事项并没有“请求法院确认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中却增加了“请求法院确认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随意扩大了诉讼请求范围。原审庭审时，王浩撤回了该请求。足见其随意扩大、变更当事人范围及诉讼请求范围的主观恶意。②王浩劳动仲裁申请书中，仲裁请求事项第1条请求支付的工资差额是34000元，而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2中却变更为51371.7元，随意增加了诉讼请求数额。③王浩劳动仲裁申请书中，仲裁请求事项第2条请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45379元，而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3中却变更为151379元，随意增加了诉讼请求数额。但原审法院置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的抗辩于不顾，作出违背法律规定及违背事实的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本案基本事实：王浩于2018年8月3日经应聘到隆科特公司外贸部任职，并于当日与隆科特公司签订《承诺书》、《保密协议》。协议签订后，王浩在隆科特公司入职，并由隆科特公司每月预支销售提成工资。因王浩提出其入职之前的社保（包括住房公积金）一直在广州缴纳，申请隆科特公司想办法在广州继续为其缴纳社保及公积金，隆科特公司根据王浩的要求同意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广州当地代缴，因广州分公司处于筹建阶段，并未实际运行且没有工作人员，隆科特公司随委派王浩出差期间代为办理相关手续。王浩属于隆科特公司的员工，并与隆科特公司签订协议，其工作岗位、工作安排、销售提成工资发放等均在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王浩提供的劳动是隆科特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且隆科特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王浩，王浩受隆科特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隆科特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不存在任何工作关系，也无任何经济往来。王浩身为隆科特公司员工，蓄谋己久，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公司的信任，于2019年7月12日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刘伟谎称其额头受伤后，保险公司需要一份公司“误工证明”，刘伟在不知其恶意的情况下，在王浩自己事先打印好的“误工证明”上加盖了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印章（庭审中王浩承认“误工证明”是自己事先打印好的），刘伟并未看实际内容。2019年7月15日15:28王浩向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发送电子邮件提出蓄谋已久的所谓的“辞职”，未能按照规定于30天前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交书面辞职手续和交接手续，擅自离岗至今。庭审中，王浩提供该骗取的“误工证明”，证实其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仲裁程序中、原审程序中，刘伟均证实2019年7月12日“误工证明”内容是虚假的，是王浩哄骗刘伟加盖的印章，不是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仲裁程序中，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未采信该“误工证明”的内容，但原审判决采信了该“误工证明”。2、原审庭审中，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大量证据，充分证实了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无任何关系。①承诺书1份，证明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关系。②保密协议1份，证明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书面劳动合同关系。③差旅费报销单据3张，证明王浩在隆科特公司工作期间，去广州是因隆科特公司业务出差，其业务区域为华南地区，因此去广州市出差的次数较多、滞留时间较长，以上单据中也明确注明了费用报销单位是隆科特公司。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庭审中王浩提供的航班行程单，其费用全部由隆科特公司予以报销，该行程单即为上述差旅费报销单的附件，证明了其去广州是出差，其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浩提供的该证据恰恰印证了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主张。④企业网银发放销售提成预支工资网页截图，证明王浩的销售提成预支工资是隆科特公司发放，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庭审中王浩提供的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付款单位也是隆科特公司，也证明了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⑤隆科特公司王浩所在的部门自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的考勤薄，证明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反驳了王浩所提供的所谓考勤表是虚假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⑥证人刘伟出国期间的视频资料及书面证言一份、证人刘伟出庭作证当庭证人证言充分证实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所提供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还证明王浩所提供的2019年7月12日“误工证明”内容是虚假的，不是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还证明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上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无任何工作及经济关系。原审判决不顾及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以上证据不予采信。毫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认定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明显偏袒王浩的用心又一次暴露无遗。3、王浩诉讼请求第二项，要求支付51371.7元工资差额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庭审中，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提供了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证明隆科特公司王浩所在部门业务人员薪酬的发放依据为每月预支销售提成，年底通算，多退少补。还提供了隆科特公司《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培训学习签到记录、会议纪要。证明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包括王浩在内的有关销售人员，已经认真学习了《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并受《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约束。又提供了《公司管理制度下发签批表》，证明隆科特公司《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通过职代会、公司工会讨论通过并获批准执行，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隆科特公司《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规定：销售人员执行提成工资制，公司根据上年回款情况每月预支生活费1500元-9000元，预支款年底纳入提成统算，多退少补。每月工资作为预支付，年底根据销售额统算，完不成销售计划的，按比例扣回，因此发放的工资是预支提成。王浩也多次参加了隆科特公司《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的培训学习，熟知公司该规定。王浩一年内业务额为零，没有任何提成。因此预支提成方面公司有权调整。考虑到王浩前期业务开展需要经费，自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11月31日，月提成工资按15000元预支，期间王浩因没有任何业务开展，并且受其业务能力限制，短期内也没有客户开发能力，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月提成工资按10000元预支；但之后王浩业务仍没有任何进展，于2019年4月1日起月提成工资按8000元预支。故王浩要求支付51371.7元工资差额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浩自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己从隆科特公司领取预支提成款共计115000元。在一个公司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而且没有任何销售业绩，给公司贡献为零的人，却从公司领取了总额115000元的预支提成款，隆科特公司将保留通过法律渠道依法向王浩追回该115000元的预支提成款的权利。原审判决不顾及以上事实，凭主观臆断，主观猜测，毫无任何依据的经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支付51371.7元工资差额，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王浩诉讼请求第三项，请求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两倍工资差额151379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浩2018年8月3日入职隆科特公司时，与该公司签订了《承诺书》及《保密协议》，该《承诺书》及《保密协议》己经包含了劳动合同的内容，所以谈不上二倍工资的问题。原审判决不顾及以上事实，凭主观臆断，主观猜测，毫无任何依据的经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151379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5、王浩诉讼请求第四项，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浩身为公司员工，只是在2019年7月15日15:28向隆科特公司副总经理刘伟，发送电子邮件提出蓄谋已久的所谓的“辞职”，未能按照规定于30天前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交书面辞职手续和交接手续，擅自离岗至今，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旷工行为，理应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进行处罚。且如前所述，王浩在隆科特公司销售业绩为零，按公司制度规定，无任何薪酬。所以王浩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原审判决所作出的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论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6、王浩诉讼请求第五项，请求出具离职证明的请求，无依据。旷工违纪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王浩私自离岗连续旷工，隆科特公司根据制度规定己经于2019年7月25日下发了《关于王浩连续旷工违纪处理通报》，给王浩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该通报己下发至王浩所在的隆科特公司销售系统各部门。庭审中，隆科特公司提供了《关于王浩连续旷工违纪的处理通报》一份，该通报下发签收记录一份。所以隆科特公司可以为其出具因王浩严重违纪，被公司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是：可以先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法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分公司由总公司开办、设立，在公司内部分公司与总公司不是平等主体，不能判决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故，原审判决认定隆科特公司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浩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驳回王浩要求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判决，改判隆科特公司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王浩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2、维持原审判决书中除经济补偿金部分以外的其它判决内容。3、本案第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承担。主要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应得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王浩在职期间，工作岗位与工作职责始终未发生变化，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处领取的劳动报酬仅包括工资一项，并没有奖金、津贴、补贴等其它收入。王浩提交的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上的附言亦证明了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给王浩的仅为“工资”。因此，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从2018年9月-2019年8月向王浩支付的摘要/附言为“工资”的金额应视为王浩相应月份的劳动报酬。再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凭借单方面制作且没有王浩签字的《2018年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及《销售会议纪要》毫无法律依据，更无法证明其与王浩就适用该工资制度己达成一致，应视为举证不能，需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与在面试时约定王浩入职后的工资为15000元/月，但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2018年8月-2018年11月以1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了上四个月工资之后，在未与王浩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先后两次擅自降低王浩的工资，并在此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未按此前约定的1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王浩的劳动报酬。期间，王浩虽然多次向其提出异议，并要求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按面试时承诺的15000元/月的标准发放工资，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仍置之不理，导致王浩的劳动报酬先从15000元/月降至10000元/月，而后又降至8000元/月，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实际上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故王浩以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擅自降薪为由提出与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情形，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要求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由于王浩在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处工作的时间为十一个多月，属于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情况，因此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需按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王浩支付经济补偿，即15000元。综上所述，要求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诉求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王浩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王浩提交的其与刘伟在2018年6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刘伟称王浩为王经理，并表示目前业务人员提成是按月发放。二审中，刘伟出庭作证，表示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没有报销权限，没有独立核算，所以王浩没有在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报销过，王浩报销的是隆科特公司的业务。二审庭后，王浩提交了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庭审笔录，拟证明王浩在仲裁时更改了仲裁请求，将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金额变更为151379元。该庭审笔录显示，当仲裁员询问仲裁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是否仲裁申请书一致时，王浩表示第二项请求金额更改为151379元，计算公式为15000元/月×10个月＋15000元/月÷21.75天×2天。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为：一、王浩在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后一个半月提交该证据，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规定，对此应不予采纳；二、1.依据该仲裁笔录，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仲裁时答辩称王浩的仲裁请求第一项要求支付34000元工资差额、第二项请求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两倍工资差额145379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浩并没有变更数额，否则，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不会对34000元及145379元数额进行答辩，也不会在本案一审答辩状及上诉状、上诉答辩状中针对34000元及145379元数额进行答辩。2.王浩原审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变更且扩大了其在仲裁程序中所提仲裁请求的范围，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3.王浩超范围起诉，其在仲裁时被申请人是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向法院起诉时却增加隆科特公司为共同被告，剥夺了隆科特公司的仲裁前置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三、王浩属于隆科特公司员工，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不存在任何工作关系，广东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无管辖权。四、仲裁笔录中王浩明确承认为了报保险，王浩自己事先打印好了误工证明，让刘伟加盖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公章。印证了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所主张的“王浩以保险理赔为幌子，骗取刘伟在王浩事先打印好的误工证明上盖章，刘伟加盖公章的行为不是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所以王浩提供的误工证明系无效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与王浩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主体是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还是隆科特公司；二、用工单位是否应向王浩支付工资差额；三、用工单位是否应向王浩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四、用工单位是否应向王浩经济补偿金；五、隆科特公司是否应承责；六、用工单位是否应出具离职证明。与王浩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主体问题。鉴于，1.从招聘主体上看，王浩系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刘伟在广州地区招聘；2.在王浩向刘伟咨询相关待遇条件时，刘伟答复称将依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制定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制度、政策等事实，可以反映双方就入职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达成合意；3.从劳动合同的履行上看，在职期间王浩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州地区办公，从事的工作内容也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相关，且社会保险也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广州地区缴纳；4.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出具给王浩《误工证明》，确认王浩是该分公司员工，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主张该证明是王浩骗取的并无依据；5.隆科特公司提交的考勤簿，由其单方制作，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妥；6.隆科特公司与王浩签订有《承诺书》《保密协议》，但上述文件均非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不能以这两份文件直接认定王浩与隆科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7.隆科特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对王浩进行用工管理，或者王浩实际上是为其提供劳动，其为王浩发放工资和报销日常开销可视为其代其分支机构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王浩是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隆科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方主张与王浩建立劳动关系，但却一直未与王浩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应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其的主张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工资差额。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均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构成，对此应由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即便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主张依据《2018年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王浩实行预支提成的工资制度，并提交了《销售学习、会议签到表》《销售会议纪要》拟证明王浩对该工资制度已知悉，但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公司已向王浩告知相关工资制度或双方就适用该工资制度达成了约定，而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刘伟在微信聊天中告知业务人员提成是按月发放的，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上述主张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王浩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工资为15000元/月，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工资为10000元/月，远高于《2018年隆科特销售政策及考核办法》规定的销售人员每月预支生活费1500元至9000元的标准，故原审法院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正确。综上，原审法院根据王浩入职后前四个月的工资发放情况，采信王浩的主张，认定其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并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向王浩补足差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王浩在起诉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2019年6月至7月15日的工资的问题，由于该请求与王浩申请仲裁时请求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基于同一劳动关系产生，且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与仲裁争议具有不可分性，为减少诉累，原审法院一并审理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因王浩于2018年8月4日已入职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王浩离职时仍未与王浩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应向王浩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5137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隆科特公司与王浩所签订的《保密协议》未约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及劳动报酬，《承诺书》亦仅由王浩单方出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要件，故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以上述《保密协议》及《承诺书》为由拒绝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认为王浩该主张中的金额在仲裁与一审诉请不一致的问题，根据王浩提交的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庭审笔录证实，王浩在劳动仲裁中已将金额变更为151379元，该金额与原审诉讼请求已一致，故隆科特公司、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该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经济补偿金。虽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需向王浩补齐工资差额，但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的原因在于双方对工资标准存在争议，且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已按月向王浩发放了大部分工资，可见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并无拖欠工资的故意。因此，本案中王浩以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未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且擅自降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情形。现王浩诉请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隆科特公司的承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本案中，虽王浩在申请仲裁时未将隆科特公司列为被申请人，但其在原审中已将隆科特公司列为被告，鉴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系隆科特公司的分支机构，现王浩诉请隆科特公司对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离职证明。鉴于劳动关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发生劳动关系解除的法律效力，无需以提前30天通知对方为前提，据此，隆科特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王浩发送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即视为王浩已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告知隆科特广州分公司，故该解除权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在劳动关系已解除的情况下，再主张劳动关系解除是因王浩旷工所致无理，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王浩与隆科特广州分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7月15日解除，故王浩诉请隆科特广州分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浩、隆科特广州分公司、隆科特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浩负担5元，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胡 华书记员  郑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