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5民初21224号原告：深圳市视通联合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岭北五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8950092P。法定代表人：曹贤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棋，广东广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华连达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九江大道璜矶段综合场简志标、简志全车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4WCCD47H。法定代表人：张辉根，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峥，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视通联合电子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市华连达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棋、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货款13万元及其利息（以货款13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存在KN95口罩机产品买卖合同关系，交易过程中双方采取先付款后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2020年4月25日，原告支付了购机款项73万元。2020年4月28日，双方签订了一份《产品销售合同》，确认购买一台KN**口罩机（价款60万元）。后被告依约交付了口罩机产品。原告为此多支付了购机款13万元（按73万元-60万元计）。2020年8月1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律师函，要求被告退还多付款项13万元。被告收到函件后，拒不履行退款义务。经原告多次追讨未果。被告辩称，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口罩及口罩机成为紧缺产品，2020年4月中下旬甚至出现口罩机一机难求局面，供求关系变为“卖方市场”即买家必须付清全部货款才能购买口罩机。在此特殊背景下，原告通过被告客户、朋友介绍了解到被告有口罩机现货。由于原告急于购买口罩机以尽快投入生产抢占市场先机。2020年4月25日，原告按被告当时的口罩机销售价73万元/台，向被告收款账户分四笔汇入货款，购买口罩机。被告收到款项后于2020年4月25日晚上9时通过物流方式向原告交付了口罩机。原、被告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被告的口罩机交付的主要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在诉状中亦确认收到一台口罩机。原告收到口罩机后，被告就只需向原告提供设备安装、调试、售后服务支持。原告提交的2020年4月28日《产品销售合同》是原告提出向被告另行购买另一款口罩机而由被告向原告提供的，与上述单价73万元的口罩机是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是事后补签的合同，双方没有实际履行该《产品销售合同》。原告认为该《产品销售合同》是关于上述单价73万口罩机买卖的事后补签合同，缺乏事实、法律依据。该《产品销售合同》根本没有反映有事后补签合同的意思。2020年4月27日19时53分，被告售后跟踪人员（龚某）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曹贤毅）通过添加微信好友方式联系，对关于设备调试等提出指导意见。同日20时13分，龚某向曹贤毅问“曹总，还打算加设备吗？”。20时25分，双方就新增购买设备事宜进行微信通话，最终达成购买新设备意向，新设备价格为60万元。4月28日16时50分，曹贤毅微信通知龚某带合同过去并将原告的单位信息发给被告。龚某问原告“曹总，要几台”。16时54分，龚某与原告微信通话，且与原告确认新购设备1台。被告根据原告的单位全称、双方确认一台口罩机设备、双方谈好的价格制作了《产品购销合同》，加盖了被告印章及代表签名，于2020年4月28日交给原告。由于原告当时有客户，故曹贤毅收到合同后匆忙离开。由此可知，被告提交的签名日期为4月28日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原告向被告购买另一台口罩机，不是4月25日所购买的口罩机的补签合同。由于原告未将《产品销售合同》交还给被告，也没有向被告付款，因此《产品销售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从《产品购销合同》落款时间2020年4月28日及交货时间2020年4月29日来看，如果是补签合同，势必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到被告向原告交付口罩机之前，而口罩机已于4月25日通过物流方式交付，即不可能存在合同所约定交付期4月29日的条款。口罩机货款金额明显不符，既然原告之前通过被告客户、朋友将口罩机货款支付给被告，购买口罩机的价格已经确定，被告不可能将补签的《产品销售合同》中关于交易标的价款这一重要细节搞错。由此该《产品销售合同》所反映的口罩机价格并非原告与被告于4月25日交易的口罩机价格，是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亦与补签合同无直接关系。从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来看，原告于2020年4月25日分四笔转账汇入被告指定收款账户。2020年4月28日新《产品销售合同》中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付款方式：签订合同时付订金30万元，余款在验货合格后，在提货前付清”。原告所有付款金额均与此合同中要求的订金30万元完全不吻合。综上所述，原告意图通过混淆两次买卖合同的形式形成其少付货款的目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经审查，原告出示的证据1（产品销售合同），被告对合同内容及被告的盖章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原告出示的证据2-3（汇款电子回单、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报告）、被告出示的证据1-2（线下付款订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经对方质证表示无异议或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出示的证据4（律师函及其邮寄信息），被告对邮寄过程无异议、对函件内容有异议，本院确认原告向被告作出函件内容的意思表示。被告出示的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质证表示异议且其内容与双方争议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龚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中，经与其他证据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25日，原、被告通过第三方（客户、朋友）获知口罩机“有需求”、“可供应”的信息。同日7时至19时期间，原、被告按各自指定的个人账户转、收款项，被告收到原告四笔款项共73万元。同日21时，被告预约物流订单，通过物流方式向原告交付了1台口罩机（以下简称“涉讼口罩机”）。次日（4月26日），原告收到了口罩机。2020年4月27日19时53分，曹贤毅（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添加龚某（被告的售后服务人员）微信后，龚某就口罩机售后提供服务，向曹贤毅解答调试、运行问题。期间，（20时13分）龚某问“曹总，还打算加设备吗？”；（20时25分）双方进行微信通话（时长3分39秒）。2020年4月28日16时50分，曹贤毅向龚某微信告知“龚，今天让合同带过来吧”；龚某问“曹总，要几台”；随即双方进行微信通话（时长1分56秒）。2020年4月28日，原告（购方）与被告（销方）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1台口罩机，优惠价为60万元,交货期为4月29日。（第三条）签订合同时付订金30万元，余款在验货合格后、在提货前付清。（第四条）被告工厂交货，客户自提；运输费用由原告负责，被告保证将设备完好无损运输至原告指定生产地，原告负责卸货。2020年8月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退还款项13万元等。2020年8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一）2020年4月25日，原、被告双方获知彼此供求信息后，原告开始转账付款、被告收到款项后即通过物流方式交货（涉讼口罩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以上述行为实际完成了买卖交易[协商（获知彼此供求信息）后，买受人支付价款、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交付）]。结合双方履行主要义务的连续性、被告现货供应的实际情况，被告认为原告已付款73万元是涉讼口罩机的全部价款，符合常理。原告认为双方约定先预付款后进行多退少补结算，被告表示异议且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在获知彼此供求信息时进行了该约定。（二）根据曹贤毅与龚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龚某问“曹总，还打算加设备吗？”，是在原告已收到涉讼口罩机且该机在运行调试服务过程中。即龚某问话中所涉“加设备”是指涉讼口罩机之外的新增设备。次日，曹贤毅称“龚，今天让合同带过来吧”；龚某问“曹总，要几台”。根据双方微信意思表示的前后关系，结合龚某出庭作证的证言（销售口罩机有提成，所以问曹贤毅是否添加设备的想法；老客户购买有优惠价；我又问曹总要多少台）解释说明，被告关于上述交流是双方商讨新增设备买卖的主张，具可信性。（三）对比双方于2020年4月25日的履行实况，2020年4月28日的《产品购销合同》所载明交货期（4月29日）、付款期（签订合同时付订金30万元，余款在验货合格后、在提货前付清）是对未来事项的约定而不是对已发生的事实（2020年4月24日的买卖行为）进行确认。原告认为2020年4月28日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对2020年4月24日发生的交易行为而补签的合同，与事实不符。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原、被告就已交付的涉讼口罩机约定的价款为73万元。原告认为涉讼口罩机价款为60万元并要求被告退还购机多付款项13万元及其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视通联合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50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合共262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深圳市视通联合电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敏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