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28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桂梅（系费干妹的二女），女，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费干妹，女，192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祖德（系费干妹的儿子），男，195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被告：宋艳梅（系费干妹的长女），女，194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原审被告：宋小爱（系费干妹的三女），女，196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原审被告：宋雪梅（系费干妹的四女），女，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宋桂梅因与被上诉人费干妹、宋祖德及原审被告宋艳梅、宋小爱、宋雪梅赡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法院（2020）鄂1182民初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桂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由宋祖德对费干妹承担全部赡养义务。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家政服务合同》是2020年6月20日签订，卷宗中没有其它证据直接证实费干妹2019年度是否雇佣保姆以及实际发生费用，法院直接认定费妹2019年度雇佣保姆，并以上一年度服务护工收入情况来计算保姆费用，要求宋桂梅支付7200元保姆费，没有证据支撑，于法无据;2、本案中《家政服务合同》中约定的保姆费用为2500元/月，月休4天另补偿200元，故每年保姆费用应为(2500+200)×12÷5=6480元，在有明确保姆费用支出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仍以上一年度服务护工收入情况来计算2020年分摊的保姆费用，明显不合理、不合法。3、本案中家庭情况特殊，宋祖德(男)、宋艳梅(女)系费干妹与前任丈夫所生子女，宋桂梅(女)、宋小爱(女)、宋雪梅(女)系费干妹与后任丈夫所生。虽然五子女均由费干妹所生，但是当地及当时年代“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思想严重，费干妹带宋祖德、宋艳梅改嫁后任丈夫后，宋祖德是家中唯的男孩，家中将所有的资源全部投入到其身上，供其上学，期望儿子有出息，来赡养老人。而四个女儿，尤其是本案中的宋桂梅12岁开始过早从事体力劳动挣工分，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就被迫出嫁，为生父养老送终，照顾两个妹妹，并未享受家中其他资源，占用家中绝大部分资源的宋祖德应当对费干妹承担全部赡养义务。且在费干妹在有劳动能力时一直在为宋祖德付出，帮其照看子女、承担家务，其他四个女儿并未得到费干妹帮助，宋祖德在得到费干妹全部付出后，亦应当反哺。按照当地“养儿防老”的民俗习惯，儿子对年迈父母承担主要或全部赡养义务，只有当儿子没有赡养能力时，女儿才承担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本案中，宋祖德系退休领导干部，有高额的退休金，且在北京有多处房产，生活条件优越，按照当地民俗习惯应当由宋祖德承担主要或全部赡养义务。民俗习惯是在长期社会生活历史中形成的、为大家内心所确信的，凝结着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准则，如果在裁判中不考虑当地的民俗习惯，便不利于实现案结事了，提升司法的公信力。4、法院在审理时，应当考虑到不同子女的经济条件不同，生活状况不一，合理划分子女的赡养责任比例。宋桂梅今年59岁，丈夫杨早清65岁，目前两人均无业，没有收入来源，主要靠子女赡养。宋桂梅岁数大，且自身存在心脏病、冠心病、低血糖等多种疾病。另外宋桂梅的丈夫杨早清岁数较大，2016年患脑内出血、中风、高血压以及脑内动脉瘤，生活自理存在一定困难，村委会已经对上述情况出具证明材料。目前，宋桂梅的儿子和儿媳均在外地务工，宋桂梅需在家照看孙子女及丈夫，没有能力、精力和时间去陪护费干妹。而宋祖德作为费干妹唯一的儿子，经济条件优越，具有足够的赡养能力，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宋祖德、宋桂梅存在的巨大经济差距以及双方生活状况，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宋祖德对费干妹承担全部赡养义务。费干妹未作答辩。宋祖德辩称，1.我母亲费干妹近30多年来一直随我在北京共同生活，其间所有费用均由我负担，没让四个女儿分摊一分钱。后因母亲思乡心切，强烈要求回乡养老。为了母亲的心愿我独自出资在武穴市购买一套80平方米商品房并装修好，母亲既回家乡居住，因不适应天气中风，至2019年1月上旬出院回家居住，需要人照顾，当时四姐妹说轮换照顾没有时间，便请保姆照顾，由五子女分摊保姆费用。2.母亲因宋桂梅去年不出保姆分摊费用很生气，且她家还新建了七层楼房，母亲要求去看看，不让母亲去看。3.母亲费干妹只要求分摊保姆费用，并不涉及其他任何费用。4.孝敬、赡养父母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作为儿子我尽到了义务和责任。只要求分摊保姆费用，其他衣食住行生活费、医疗费、保健用品等一切费用均由我负责。宋艳梅、宋小爱、宋雪梅均未作答辩。费干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决宋祖德、宋艳梅、宋桂梅、宋小爱、宋雪梅每人陪伴、照顾费干妹73天，或者支付陪护费（保姆费用）9630元；2.要求宋桂梅支付2019年度保姆分摊费用7200元。诉讼过程中，费干妹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判决宋祖德、宋艳梅、宋桂梅、宋小爱、宋雪梅自2020年起，每人每年陪伴、照顾费干妹73天，或者支付陪护费（保姆费用）9630元；2.要求宋桂梅支付2019年度保姆分摊费用7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费干妹1922年9月9日出生，先后生育宋祖德、宋艳梅、宋桂梅、宋小爱、宋雪梅五个子女，现居住在武穴市邻江公馆宋祖德购买的房屋里，生活费用由宋祖德承担，自2019年起由宋祖德雇用保姆照顾。2019年，宋祖德、宋艳梅、宋小爱、宋雪梅均已履行赡养义务，只有宋桂梅既不陪护，也不支付分摊的保姆费用。五个子女因保姆费用的分摊发生矛盾，费干妹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一、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法律明确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赡养扶助就是子女在物质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生活上予以关心、照料，因此，一切有经济负担能力的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对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维持生活的父母，都应予以赡养。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费干妹已年满97岁，年老体弱，已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五个子女在生活上应予以关心、照料，但五个子女由于客观原因，没有亲自照料，宋祖德代为雇用保姆照料原告费干妹，产生的费用理应由五个子女承担。费干妹要求五个子女支付保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二、费干妹提供的保姆费用方面的证据有瑕疵，但雇用保姆已实际发生，且有必要，故保姆费用可按本地护工收入情况确定，参照上一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8897元计算，由五个子女分摊，各承担7779.40元；三、宋桂梅在2019年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费干妹要求其承担保姆费用7200元，低于当地护工平均收入水平，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宋祖德、宋艳梅、宋桂梅、宋小爱、宋雪梅自2020年起每年支付费干妹保姆费用7779.40元，限于每年9月1日前支付；二、限宋桂梅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2019年度的保姆费用7200元。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费干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宋桂梅提交证据二组：证据一、宋桂梅家庭情况证明一份、宋桂梅照顾生父证明一份、宋桂梅养老保险证明三份、杨早青（宋桂梅丈夫）医院诊断证明二份、杨早青慢××手册复印件一份、杨早青领取农村养老保险证明三份，拟证明宋桂梅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证据二宋祖德为中联部干部证明一份，拟证明宋祖德退休后收入比较高。费干妹、宋祖德、宋艳梅、宋小爱、宋雪梅均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宋桂梅提交的二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明目的后续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宋桂梅是否应当承担母亲费干妹保姆费用的问题。宋桂梅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保姆费用，应由宋祖德承担全部赡养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和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一审据此判决宋桂梅履行赡养义务承担保姆费用正确，宋桂梅上诉主张其不应当承担保姆费用，由宋祖德承担全部赡养义务，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费干妹聘请保姆的事实，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认定保姆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宋桂梅主张费干妹保姆费用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桂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宋桂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扬洲审判员  易树龙审判员  姚 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严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