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47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育梁道水轩大厦2门**。法定代表人：王红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光，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涛，天津易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子星，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霞，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超，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文斌，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上诉人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子星、王文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4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晋津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合作协议》是否真实没有查清。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系依法应该出庭的当事人，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应责令二被上诉人出庭，如果拒不到庭可以依法拘传。2．王文斌与吕子星的亲属关系没有查清。3．王文斌是否收取过吕子星的款项没有查清。4．被上诉人王文斌签订《合作协议》时没有代理权。一审法院以其他案件中认定的《委托书》作为本案被上诉人王文斌具有代理权没有依据。5．即使王文斌有代理权，他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亦为无效协议。案涉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情形，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协议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情形，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常目的的合同无效。案涉协议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情形，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煤炭的开采、运输和交易，均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引用了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委托书”既没有明确王文斌的代理人身份，亦没有明确其代理公司签订合同的权限。不能判定王文斌在跟自己的亲妹夫吕子星签订合同时享有代理权。其次，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和相关认定来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但却没有说明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为何能适用于本案。再次，一审判决引用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定，但并未判决案涉《合作协议》无效，亦属适用法律不当。7．一审判决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8．案涉合作协议仅约定了吕子星出资430万元，每月按照30万元享受回报，没有约定吕子星合作风险承担的条款，故该协议实际为借贷合同，故该合同至少为部分无效。综上，被上诉人王文斌签订案涉《合作协议》时没有代理权，协议签订后亦没有经过上诉人的追认；即使王文斌具有代理权，案涉协议也因王文斌与其亲妹夫的恶意串通等非法行为而无效；一审法院既未查清相关事实，适用法律亦有错误。被上诉人吕子星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合作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合作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出资义务及合作内容。吕子星按照王文斌要求分7次支付现金430万元，作为上诉人员工王文斌向吕子星出具了收据。对于二被上诉人的身份问题，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即便曾经存在身份关系也不能推定存在恶意串通。王文斌系上诉人员工，上诉人对王文斌有授权委托。上诉人在王文斌和吕子星签署委托协议后出具了对账文书。一审中上诉人诉请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判决不违背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属于正确判决。吕子星由于在新疆，疫情原因无法到庭。王文斌未作陈述。晋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文斌以晋津公司名义于2009年10月9日与吕子星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2．判令《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由吕子星及王文斌承担，王文斌返还吕子星出资款43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吕子星及王文斌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0月9日，王文斌以晋津公司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为吕子星，乙方为晋津公司，协议具体内容表述如下：“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肆佰叁拾万元整（430万元），乙方负责提供煤炭、站台、山西省销办计划、铁路计划等共同合作运送电煤，发往华能沁北发电厂，因华能沁北电厂要求完成20万吨供煤合同统一结账，鉴于实际情况，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甲乙双方进行以下内容合作协议。甲方出资4300000元，乙方晋津公司向沁北电厂供电煤、煤炭的质量、列车计划、电煤到厂结算及火车大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每月向沁北电厂供电煤不少于贰列，给甲方每月三十万元的净收益；本协议要求双方每车结清利润，每月清算一次。如因乙方晋津公司原因，无法按约定向沁北电厂供煤，乙方晋津公司向甲方每月交三十万元损失费，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诉讼法律：1．乙方从煤款收到起赔偿甲方每月三十万元的损失费用；2．乙方同时赔偿货款的四倍利息，从煤款收到之日起到付清全部款项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3．乙方自愿赔偿甲方五倍的各项经济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一审、二审、审判监督、法院执行；咨询费、差旅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按山西标准）；4．乙方退还甲方全部煤款本金。”协议落款甲方处由吕子星签字捺印，乙方处加盖“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2）”字样的印章，并有“代理人：王文斌”字样的签字。案外人刘院保于2013年11月22日向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要求晋津公司退还煤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3）濮中法民三初字第00065号民事判决。晋津公司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如下：原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0月12日核准，其名称变更为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2009年2月26日，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委托书，内容为：“现授权委托我单位业务员王文斌为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长治集店煤炭发运站站长，负责集店煤炭发运站的组建、市场开发、日常业务管理，自筹资金三年完成20万吨煤炭发运量；公司负责发运站与省煤炭运销集团业务关联单位的财务处理和给用户提供增值税发票。本委托书从签发之日起五年内有效。特此委托。”该委托书下方盖有公司法人代表王红卫的印章和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的公章。2010年4月22日，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了一份与王文斌对账情况文书，该文书载明：“陈鹏等四客户的电煤从长治集店站发往华能沁北发电厂共七列，除一列自签结账，其他六列电煤全部没有结账，年底华能能源（北京）统一结账，公司按王文斌给客户签订的合同，支付客户全部货款和其他款项。安琦收王文斌用于省煤运公司走账款153.6万元，购煤、运费等其他款586万元，计739.6万元及安琦已购买未上站的原煤4700吨，漯河130万元在公司财务。公司年底全部退还王文斌个人走账及其他款98万元，计251.6万元和原煤4700吨。”文书下方盖有“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字样的印章。庭审中刘院保提交的王文斌证言显示，上述文书中所载明的“四客户”指的是陈鹏、刘院保、吕子星、石立军。经鉴定，2009年2月26日《委托书》中所盖的“王红卫”字样的名章印文和“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与王红卫名章印文样本和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的公章印文样本为同一枚印章所盖；2010年4月22日晋津公司与王文斌对账文书上所盖的“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样本与天津晋津煤炭销售公司的公章印文样本为同一枚印章所盖。晋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红卫和会计刘春花在2009年1月5日接受天津市南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询问时，均承认王文斌为其公司业务员，并代表公司进行业务活动。晋津公司不服（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968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的诉讼程序和鉴定程序合法，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晋津公司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故驳回晋津公司再审申请。另查，案外人濮阳市棉麻公司（以下简称棉麻公司）于2013年11月22日向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要求晋津公司返还棉麻公司出资、销售煤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3）濮中法民三初字第0064号民事判决。晋津公司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396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与（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相同。再查，案外人刘元萍于2018年11月12日向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刘元萍诉称，2009年10月9日，吕子星与晋津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吕子星向王文斌给付出资款4300000元，但晋津公司未能履行义务。2015年12月30日，吕子星将其对晋津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孟巧竹，并于2016年1月4日通过邮寄方式通知了晋津公司；2017年8月11日，孟巧竹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刘元萍，并于2017年8月13日以邮寄方式通知晋津公司。天津山投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投公司）、山西省投资集团景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程公司）系晋津公司投资成立的公司，其经营业务、人员、财务等均处于混同状态，应与晋津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刘元萍向该院提出要求解除吕子星与晋津公司于2009年10月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晋津公司、山投公司、景程公司连带退还刘元萍出资款及利息等诉讼请求。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民事裁定，以需以本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中止该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文斌是否具有代理权；二、《合作协议》仅约定晋津公司违约责任是否影响合同效力；三、吕子星履行出资义务与否是否影响合同效力；四、《合作协议》是否具有恶意串通，损害晋津公司利益的情形；五、《合作协议》是否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六、《合作协议》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关于第一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66号、（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396号民事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对如下事实进行了确认：1．晋津公司于2009年2月26日向王文斌出具委托书，授权委托晋津公司业务员王文斌为长治集店煤炭发运站站长，负责集店煤炭发运站组建、市场开发、日常业务管理，自筹资金三年完成20万吨煤炭发运量。2．晋津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向王文斌出具对账情况文书，确认陈鹏等四客户的电煤从长治集店站发往华能沁北发电厂共七列，除一列自签结账，其他六列电煤全部没有结账，年底华能能源（北京）统一结账，公司按王文斌给客户签订的合同，支付客户全部货款和其他款项。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晋津公司与王文斌系委托代理关系，王文斌在代理权限内，以晋津公司的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二点，《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即吕子星享有收益的权利和履行出资的义务，晋津公司接收出资款的权利和支付收益的义务。晋津公司以合同未约定吕子星的违约责任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无法律依据。关于第三点，吕子星是否支付出资款系《合作协议》的履行问题，本案审理的核心为《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合同是否履行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及合同效力。该事实应由（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案件予以审理查明，本案不影响晋津公司在上述案件中依法行使有关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关于第四点，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案中，晋津公司认为王文斌与吕子星存在姻亲关系，故二人系恶意串通。但晋津公司并未就王文斌、吕子星二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上述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即便二人存在上述关系，法律并不禁止具有上述特定关系之人共同参与民事活动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此外，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的委托书并未对交易对象的身份等进行条件限制。晋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作协议》具有恶意串通，损害晋津公司利益的情形，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五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晋津公司认为王文斌与吕子星以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掩盖二人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但晋津公司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六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本案中，晋津公司认为煤炭的开采、运输、买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但并未就《合作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各方当事人合意评价。本案中，王文斌按照晋津公司的委托行使代理权，在代理权限内，以晋津公司的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合作协议》，晋津公司应对王文斌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文斌以晋津公司名义于2009年10月9日与吕子星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合作协议》是签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签订的协议应为有效协议。本案王文斌作为晋津公司的代理人与吕子星签订了《合作协议》，晋津公司虽然否认王文斌的代理人资格，但晋津公司向王文斌出具的《委托书》、对账情况文书可以证明晋津公司与王文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生效判决对王文斌的代理资格亦进行了确认，故王文斌可以在代理权限内，以晋津公司的名义与吕子星签订协议。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基于吕子星与王文斌曾存在姻亲关系、《合作协议》仅约定晋津公司违约责任，主张《合作协议》系王文斌与吕子星恶意串通签订的虚假协议，双方实际是借贷关系，上诉人未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上述主张。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吕子星与案外人的离婚调解书的时间和协议条款尚不能认定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关于上诉人主张《合作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原审法院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本院不再赘述。关于吕子星是否支付出资款系《合作协议》的履行问题，该事实应由（2018）豫0902民初11206号案件予以审理查明，本案仅对合同效力进行判定，不影响晋津公司在上述案件中依法行使有关合同履行的抗辩权。综上所述，上诉人晋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上诉人天津晋津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赵永华审判员 刘 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单体玉书记员郝旭尧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