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4民初6542号原告：孙建国，男，198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原告：孙艳芬，女，197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原告：孙振祥，男，195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英，武清区泉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孙振全，男，195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静，女，196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被告：孙绍江，男，196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强，天津强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建国、孙艳芬、孙振祥与被告孙振全、孙绍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9）津0114民初8705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6日作出（2019）津01民终810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津0114民初8705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建国、孙艳芬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英,被告孙振全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静，被告孙绍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确认被告孙振全与被告孙绍江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孙艳芬与孙建国系姐弟关系，原告孙振祥与二姐弟系叔侄、侄女关系。原告孙振祥共有兄弟四人，孙振祥排行在三，被告孙振全排行在四，大哥孙1某（2017年5月27日病故）系孙建国、孙艳芬之父，二哥孙2某于2007年2月4日病故。孙2某死亡前系单身且生前没有立下遗嘱，也没有订立遗赠协议。死亡后遗留下坐落在武清区××镇××村平房三间，上述房产属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三原告与被告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的房产享有合法继承权，被告孙振全却在三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被继承人亡故后的遗产据为己有，以其个人之名变卖给被告孙绍江，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三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贵院依法确认被告孙振全与被告孙绍江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请求贵院支持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二被告房屋买卖协议1份，证明被告孙振全将孙2某遗产卖给被告孙绍江的事实；2、河各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坐落在武清区××镇××村××排××号房屋系死者孙2某遗产；3、该诉争房屋实际照片1张，证明该房屋实际位置和现状；4、由武清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庭审笔录1份，证明2019年6月4日笔录的第四页第二十行至二十一行有关就该房屋买卖过程中是否有死者孙2某的委托手续被告孙绍江回答没有，该页的上半部分有被告孙绍江之妻对该房屋由来的说明，说明该房屋由河各庄村委会随便说的一个房屋号，与本房屋号不符。证明被告孙振全在没有死者孙2某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无权处分该房屋，将房屋卖给孙绍江，证明该房屋买卖协议无效；5、下伍旗镇村镇建设管理站证明1份，证明孙绍江的房屋在下伍旗镇政府并没有登记；被告孙绍江辩称，孙绍江不同意原告诉请，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诉讼费原告自负。理由：1、原告起诉合同无效主体资格不适格，本案协议双方是孙振全和孙绍江，作为缔约双方有权起诉确认合同效力，作为案外人没有权利确认合同效力。如果原告方认为原孙2某的房屋有继承权，可以以继承纠纷起诉。2、本案孙振全作为卖方，有权利处分案涉房屋，案涉房屋原登记权利人为孙2某，孙2某在监狱服刑过程中因发生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由孙振全夫妇接回照顾。孙振全夫妇为孙2某办理后事，孙2某名下房屋在其病逝前明确表示由孙振全夫妇继承，所以孙振全有权与孙绍江签订买卖合同。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07年7月7日，在次日本案原告方找到过孙振全，双方当时因卖房发生纠纷，但是从此之后原告方默认了卖房的行为，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如果从2007年7月8日计算继承权纠纷的起点，原告方起诉继承权纠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所以我认为原告为了规避时效的障碍，才改为起诉确认合同效力，属于可以规避对其不利的时效规定。但是这样起诉确认合同效力，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3、孙振全夫妇卖房时，被告方均知情。孙振祥当时也想买诉争房屋，当时由于听到孙绍江出价4000元太高，当时是2007年，原审有证人出庭作证真实了这点。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合同法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只有5条，本案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2007年7月7日签订买卖协议后，孙绍江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接管，并对房屋多次进行修缮，2008年孙绍江给予拆除3间厢房，从孙绍江接手房屋后，原告没有在找过孙绍江。房屋已经确权到孙绍江名下，诉争房屋登记在××村××排××号，正房3间。被告孙绍江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提交案外人张1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河各庄村2区3排8号是张1某的户籍地址。被告孙振全辩称，答辩意见与孙绍江一致。被告孙振全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房屋买卖协议1份，证明该房屋存在客观事实，现在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被告孙绍江；2、公安局户籍科对涉案房屋的登记在孙绍江名下，是二区一排12号房屋登记在孙绍江名下；3、河各庄村委会证明，证明二区一排12号房屋产权归孙绍江所有；4、房屋现状的照片4张，证明房屋实际由被告孙绍江占有、管理、修缮的客观事实；5、证人陈某、尚某、张2某、刘1某的证人证言，均证明孙振祥去陈亚静家，和陈亚静商议想要买诉争房屋。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建国是孙艳芬的弟弟，其二人生父是孙1某（2017年5月27日病故）。孙2某是孙1某二弟2007年2月4日去世，其留有遗产农村房屋三间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但双方对房屋的具体地址存在争议，三原告持天津市武清区下伍旗镇何各庄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4月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原我村村民孙2某2007年2月4日病故，孙2某死后，在我村留有平房三间，位于我村******”）主张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为二区三排8号，二被告主张依据该村委会于2019年6月1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下伍旗镇何各庄村2区1排12号，此地址房屋产权属于孙绍江，身份证号为12022219681018343Ｘ”）主张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为2区1排12号，二被告另提交案外人张1某的身份证（其中住址处显示为：天津市武清区下伍旗镇何各庄村2区3排8号）。孙振祥，孙振全是孙2某的弟弟。孙2某去世前未留有遗嘱，去世后没有继承法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故继承人为三原告及被告孙振全。2007年7月7日，孙振全与孙绍江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今有孙振全房三间原出售给孙少江，南边以道为准，东边以道为准，北边以道为准。房价肆千元整，立字为准，双方永不反悔。”见证人是孙殿全，刘2某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孙绍江依协议给付孙振全4000元。2018年农村房屋确权时，双方产生争议，遂成讼。庭审中，根据孙绍江、张振全的陈述，孙绍江对于房屋权属亦有相应的认知，孙绍江知道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孙2某，但其主张其通过中间人村里“大支”张2某帮问了，孙振全给孙2某发丧后孙2某的房就由孙振全继承，其随即从张振全处购买了诉争房屋，与其签订卖房协议的是孙振全。三原告并不认可诉争房屋由孙振全继承，不认可孙振全与孙绍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孙2某死亡后，按照继承法规定，对孙2某遗产享有继承权利的主体分别是孙建国、孙艳芬、孙振祥、孙振全。在继承事宜解决完毕前，孙振全对孙2某的房屋并不当然具有全部所有权，对此，作为房屋买受人的孙绍江是知情的，但孙绍江并未征询其他继承人的意见或未要求、查看孙2某取得房屋全部所有权的证书、手续。二被告签订的买卖协议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应属无效，原告主张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7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孙振全与被告孙绍江于2007年7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诉讼费40元，由被告孙振全、孙绍江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志巍人民陪审员  周登珊人民陪审员  高建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李静华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