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703行初213号 原告易群英，男，196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 委托代理人袁宜寿，汉寿县奋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童文杰，汉寿县奋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汉寿县人民政府株木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南省汉寿县株木山街道新城社区。 负责人孙瑜。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徐新兵，该街道办人大工委副主任，分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委托代理人黄少华，湖南龙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曾建喜，湖南龙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第三人汉寿县株木山街道新城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汉寿县株木山街道新城社区关山组。 法定代表人施长友。 原告易群英要求确认被告汉寿县人民政府株木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株木山街道办）强拆原告门面房屋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株木山街道办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追加汉寿县株木山街道新城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城社区）为本案第三人，并向其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袁宜寿、童文杰，被告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徐新兵及委托代理人黄少华、曾建喜，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施长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易群英诉称，原告于1999年通过拍卖方式购得的原株木山乡供销社门面房2间，面积125.4平方米，该门面房用于出租，每间门面每年租金9000元。二楼是住房，被告丈量面积为70平方米。2019年6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出具的《致××街道××镇村（居）民的一封信》（以下简称《一封信》），被告在信中认定原告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取得的原供销社房产为“后期形成违法实际的各类实体建筑物”，将于2019年6月26日至7月15日期间予以强拆，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20元。原告不服，参与推选代表邹光桂、刘旦初、戴辉、施昌华等5人到常德市人民政府上访。常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将上访材料转给被告，被告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关于邹光桂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以下简称信访答复），信访答复重申了《一封信》中的内容并向原告交代了诉权。被告从6月16日起开始强拆。原告认为，被告认定原告的临街门面系违法建筑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强拆原告门面房程序违法，且每平方米120元的补偿标准畸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被告强拆原告门面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强拆经营门面损失价值100.32元、二楼住房损失价值43.75万元、房屋被强拆的搬迁费1.25元、房屋被强拆给原告造成的租金损失1.8万元，合计147.12万元。 原告易群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收据，证明案涉门面是以48866元拍卖所得； 2、《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证明案涉门面始建于70年代，90年代依法进行产权登记，其房产系国有土地性质，案涉门面为原告合法财产，双方买卖关系合法； 3、汉株街发（2019）24号文件； 4、（2020）湘07行终2号行政裁定书； 5、来访事项告知书； 6、《一封信》； 以上证据3-6证明被告是强拆主体； 7、（2019）005、006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被告向原告交代了诉权，已自认是强拆主体； 8、图片，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前原貌； 9、U盘，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原告找被告理论，被告未否认自己是强拆主体，未否认自己侵犯了原告的利益； 10、红网百姓呼声，证明被告实施的强拆行为，株木山街道办主任表示认可； 11、《株木山街道：集中整治，重拳出击；脱帽褪衣，首战告捷》，证明被告负责人亲临现场指挥强拆的实况； 12、营业执照，证明案涉门面为合法经营门店； 13、赔偿明细及依据，证明原告诉求147.12万元赔偿数额的组成； 14、汉寿房产信息官网资料，证明汉寿县太子庙三产业园的门面价格为每平方米11800—15800元； 15、常德市政府令第10号《常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证明案涉门面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原告诉求的损失赔偿有法可依。 原告易群英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6、补偿协议书，证明：（1）第三人与原株木山供销社签订的《补偿协议》没有15米禁区记载；（2）该补偿协议界定了原告购买原供销社门面、房屋产权的范围，即“其集镇临街(1851线东侧)47间门面及后院住房、仓库、杂屋等资产全部拍卖”；（3）原供销社虽然通过拍卖形式将其门面、住房卖给了原告，但为了防止第三人侵害原告的个人财产，故原供销社与第三人签订了该份协议； 17、《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证明：（1）该转让协议与证据16《补偿协议书》所指的门面、住房买卖范围一致，同样也没有约定预留15米的字样；（2）该协议恰好证明强拆的门面是历史性的建筑物，并非被告所言是后期形成的违章建筑；（3）案涉门面是原告享受企业改制政策拍买所得，系原告的合法财产； 18、土地登记卡，证明案涉门面是原告的私有财产，已被依法确认。（1）原告在办理土地登记时，国土部门将《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也一并存档了，在土地登记卡上也注明了土地权属的来源系“企业改制”，故案涉强拆的门面是建在国有土地上的；（2）该证据仍然没有看到预留15米的禁区标志；（3）该土地登记卡上登记的四至也是原供销社拍卖给原告时的，原此地基没有改变； 19、《汉寿县控违拆违领导小组限期改正通知书》，证明：（1）被告是案涉门面的强拆主体，该通知书上有被告的印章，有被告的工作人员在送达处的签名；（2）被告认定案涉门面是违章建筑，是违背历史。 被告株木山街道办辩称：一、本案不属于行政赔偿的受案范围。原告诉称的临路房屋不是被告组织拆除，而是由原告房屋所在地的新城社区组织拆除。被告因落实国家、省、市、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案文件下发了《一封信》，该行为系人居环境整治宣传，不属于强制拆除诉争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新城社区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被告作为管理部门，仅对社区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监督和帮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被告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被告在原告所在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予以指导、支持、监督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作为汉寿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株木山乡辖区内的行政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具有人居环境整治的职权与职责。三、原告使用的临路房屋在改制过程中没有纳入转让范围，被告指导、监督新城社区拆除原告使用的临街房屋没有给原告造成法律意义上的损失。案涉房屋虽在2000年株木山供销社改制过程中被处分给原告，但根据原告与株木山供销社签订的《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约定，供销社转让的不是临路房屋，而是与该房屋相同宽度的距离省道1851线15米外的供销社土地使用权。因临路房屋位于公路保护区，故在供销社资产改制过程中，签订转让协议处置的是位于临路房屋后面与临路房屋相同宽度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包含原告使用的案涉临路房屋，该临路房屋也没有在宗地四至红线图之内，属于应当拆除的建筑。四、新城社区拆除原告临路房屋的行为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株木山供销社在改制资产转让过程中，并未真正将公路禁区范围内的临路房屋作为转让范围，而且原告也对此签字予以了确认，原告按理应当在新建房屋的情况下，同时拆除原有临路房屋，但原告却违反协议约定，在临路房屋后面已经建成新房的情况下，继续占用公路区域占路经营。即使该临路房屋曾经被颁发过集体所有的房屋产权证，原告也应当自行拆除。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对新城社区的拆除行为事后进行了追认，原告与拆迁主体单位新城社区签订了《违章建筑拆除协议书》，并依据该协议从新城社区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项，可见案涉房屋的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也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在自愿拆除并领取补偿款项的情况下，请求赔偿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株木山街道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没有实施拆除房屋的行政强制行为： 1、新城社区用于拆除房屋的各项费用开支明细，证明原告诉争的被拆除的临路房屋是由新城社区组织拆除的，非被告所为; 2、新城社区自2019年6月9日起社区请工明细，证明被拆除的房屋是由新城社区组织人员拆除； 3、株木山街道办汉株街[2019]24号文件，证明被告下发文件积极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宣传工作，依法对新城社区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证明被告根据国家政策要求组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并依法对乡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5、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被告依据省里文件要求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依法对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6、《常德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证明被告应当做好具体指导组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依法对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第二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对被拆除房屋没有所有权： 1、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及土地权属界限书，证明以下事实：（1）原告与供销社之间转让的并不是被拆除的临路房屋，而是与该房屋相同宽度的距离省道1851线15米外的供销社土地使用权；（2）按照协议原告应自行拆除公路禁区范围内的老供销社房屋； 2、调查笔录（宋国栋）； 3、调查笔录(宋兵)； 以上证据2、3证明以下事实：（1）2000年原株木山供销社在改制过程中，考虑到供销社现有临街（原省道1851线）房屋处于公路禁区内，因此在改制上述房屋资产时，明确只是转让临街房屋相对应距离1851线15米之外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而非该临街房屋所有权；（2）办理《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时曾有过建新拆旧的要求； 4、宅基地平面图，证明以下事实：（1）1996年3月20日汉寿县株木山国土部门就已有省道1851线15米禁区的要求；（2）原告与供销社之间转让的应是与该房屋相同宽度的距离省道1851线15米外的供销社土地使用权； 5、土地使用权证，证明以下事实：（1）1996年汉寿县株木山人民政府就已有省道1851线15米禁区的要求；（2）15米禁区内没有建筑占地，属于临时用地，应随时服从集镇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需要；（3）原告与供销社之间转让的应是与该房屋相同宽度的距离省道1851线15米外的供销社土地使用权； 6、违章建筑拆除协议及拆除奖补领条，证明以下事实:（1）该临街房屋系违章建筑；（2）原告与供销社之间转让的应是与该房屋相同宽度的距离省道1851线15米外的供销社土地使用权；（3）拆除房屋的行为是新城社区所为。 被告株木山街道办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汉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指挥部的通知（汉办[2019]6号），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农村人居集中整治的范围； 2、违章建筑拆除协议及拆除奖补领条。 第三人新城社区陈述称，原告与新城社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 第三人新城社区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恰恰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拆除主体是本案被告。对证据4、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人是被告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证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证人对购房情况不知情，其证词不可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不是原件，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不是原件，证据内容不合情理，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中界址说明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而可以证明被告关于距1851线15米的说法不属实。对证据6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新城社区不是强拆的主体，签订的协议无效，社区没有案涉拆迁专项经费，经费来源于被告的财政所，且认定案涉房屋为违章建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庭后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株木山街道不属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范围，不包括拆除街道和农村居住房屋。对证据2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是违章建筑，且新城社区签订协议协议主体不适格。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该土地与案涉房屋相对应，只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株木山供销社，而不是原告。对证据3、4、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被告对第三人的工作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证据6中案涉房屋不是签订协议后拆除，而是先拆除再签订的协议，且只就部分情况达成协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偷录的视频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可不代表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能证明被告对第三人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指导和监督。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能用于经营的房屋不一定就是门面。对证据13有异议，认为不属于证据。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具有可比性，地理位置和房屋质量等是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不具有对应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对证据16、17、18、19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该四份证据超过举证时限的规定，且均系复印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6的第三条可以证明原告修建新屋拆除旧房是不需要补偿的；证据17、18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落款公章是汉寿县控违拆违领导小组，属于县人民政府的临时机构，恰好能证明株木山街道办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另外补充：第三人的拆迁款项都是来源于乡镇财政所，案涉房屋前面不是国有土地，后面房屋是国有土地；对证据16,第三人认为不管哪个单位对案涉房屋拆除都不再另行补偿。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6、7、10、11、12、14，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8能够证明案涉房屋被拆除前的原貌，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9能够证明案涉房屋被拆除以及拆除后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的客观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3系原告自行制作，不属于损失的证明材料，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15系法律依据，不属于证据范畴。原告提交的证据16、17、18，被告及第三人对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能证明原告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经过，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9，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通知主体不是本案原告，且内容不清晰，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2，能够证明新城社区在××街道××镇整治拆违中实施的相关工作，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3、4、5、6，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内容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5、6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庭后提交的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被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原株木山供销社因企业改制，出售供销社房产，2000年12月21日，原告（乙方）与株木山供销社（甲方）签订《供销社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现就甲方转让其划拨土地使用权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该宗地位于株木山集镇，东至供销社通道，南至姚俊宅基，西至1851线，北至陈三元宅基；面积为125.4平方米；有房屋2间，建筑面积125.4平方米。二、为购置房屋和土地，乙方支付给甲方人民币48800元，所付房款必须在协议书签订生效五日之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清，付款地点为供销社，款项付清后，甲方在三十日内将土地、房屋及一切设施交付乙方使用。三、由甲方根据县有关文件精神，办理各种过户手续，乙方应为甲方办理有关手续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四、乙方三年内不得将转让的土地再转让他人，以后转让应依法交纳有关税费，完善手续……”。协议签订后，原告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是案涉房屋后面的土地，土地面积为125.4平方米，但未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案涉房屋与株木山供销社其他房屋仍统一登记在株木山供销社名下，共用一个房屋所有权证。 另查明，2019年5月23日，为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精神，加快推进株木山街道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株木山街道办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株木山街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及《××街道××镇重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2019年5月28日，被告制作《一封信》，载明：整治省道Ｓ205株木山路段，整治内容系拆除老Ｓ205公路两厢15米以内的违章建筑，包含原隶属株木山乡人民政府和供销社公开拍卖的房产，后期形成违法实际的各类实体建筑物；原株木山乡政府和供销社拍卖的相关房产及历史形成的实体建筑物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2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被告就落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制定书面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四、奖补方式标准：街道办将拿出专项资金对相关住户的违建在拆除后给予适当补偿。（一）1、鼓励和引导住户自行拆除，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2、对规定期限内拒不配合，采取各类、甚至极端方式对抗整治工作的违建住户，街道办将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依法依规对违建予以强拆。3、对依法强拆的所有违章建筑，街道办对其所有权的住户不予任何经济补偿。4、街道办或被授权、委托的村（社区）组织实施的统一拆违，拆除费用结算标准为敞口及封闭式钢架棚为每平方米3元，砖混封闭棚及实体建筑为每平方米8元……；（二）……3、对原株木山乡政府和供销社拍卖的相关房产及历史形成的实体建筑物面积按12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偿。4、仅对原株木山乡政府和供销社拍卖的相关房产，并已形成营业性门面的装修，视装修的程度，由街道办派专人现场核定后，酌情给予补偿，每户最高补偿额不超过2万元，其他违建装修不予补偿……五、1、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各村（社区）为集镇重点整治的主体……。2019年6月14日，案外人邹光桂就株木山供销社老房拆除补偿问题上访至常德市信访局，被告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书面回复，回复中确认对Ｓ205公路两厢15米以内违章建筑进行拆除的主体系株木山街道办；2019年6月19日，案外人施昌华等三人就株木山供销社老房拆除补偿问题上访至湖南省信访局，被告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与上述内容相同的回复。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新城社区具体实施了对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新城社区与原告在2019年8月1日签订了违章建筑拆除协议，约定新城社区给予原告房屋敞口、封口、实体奖补31875.6元，原告于签订协议当日领取了相应款项。 再查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第六条第一项指出，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六条第一项指出，县级党委和政府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主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负主体责任，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做好具体实施工作。《中共常德市委办公室、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四条第一项指出，县级党委和政府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主体，乡镇党委和政府要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汉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指挥部的通知》第四条第一项指出，村庄清洁行动由县级督促监督、乡镇（街道）组织实施、村级具体落实。 还查明，2000年12月30日，株木山供销社（甲方）与株木山乡株木村村民委员会（乙方，现更名为新城社区）签订《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以甲方资产整体出售、公房变私房为由，要求甲方给予经济补偿，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三、甲方职工所购临街门面整体拆迁修建新房时，甲方不负责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如乙方要求经济补偿，须按当时当地情况。房主给予补偿时，现已付补偿金按47间门面平均每间586元予以抵减……”。后原告在土地使用证登记的用地面积和范围内新建了房屋，新建房屋尚未办理房产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房屋拆除行为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案涉房屋拆除行为是否合法？3、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应当予以赔偿？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案涉房屋系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予以拆除，株木山街道办应为责任主体。根据查明的情况，中央、省、市、县四级党委政府发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案均明确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株木山街道办在实施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成立了由街道办主任任指挥长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株木山街道办对外发出《一封信》告知了村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还明确指出如若在规定期限内拒不配合，街道办将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对违建予以强拆，并明确了拆除的结算标准。由此看来，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株木山街道办应为其辖区范围内相关整治工作的职责主体，新城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仅系行政机关的行政助手和行政辅助者，犹如其“延长之手”。故虽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形式上系新城社区所为，但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株木山街道办承担。因此，原告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认为株木山街道办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委托新城社区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以株木山街道办为被告向法院起诉，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起诉条件。株木山街道办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被告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程序合法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均应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应遵循法定程序，即先由职能部门作出确认违法建筑的法律文书、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履行催告拆除程序、由具备强制执行权的主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等。本案中，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前没有任何行政机关向当事人送达限期拆除决定等法律文书，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一封信》，信中明确对老S205公路两厢15米以内的违章建筑予以拆除。且被告在其发布的整治实施方案中明确，对规定期限内拒不配合的违建住户，街道办将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依法依规对违建予以强拆。现案涉房屋已被新城社区实际拆除，但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上述程序，拆除主体亦不具备法定强制拆除权，因此案涉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实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保障公众身体健康，这既是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行政管理职责，同时也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尽的义务。虽然被告在实施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未依法定程序拆除原告案涉房屋，拆除行为违法，但案涉房屋被拆除后，原告与新城社区达成了违章建筑拆除协议，新城社区对房屋敞口、封口、实体奖补31875.6元，原告亦领取了该笔款项。另外，原告案涉房屋属于违章建筑，尽管《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的是包括案涉房屋所占土地在内的125.4平方米土地，但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因案涉房屋临近公路，而当时公路法已经颁布施行，离公路15米范围内不允许修建建筑物，该范围内的土地不能进行使用权登记，故当时办理的土地使用权证实际上是案涉房屋后面的125.4平方米土地。而案涉125.4平方米房屋，因位于离公路15米范围内，按照《转让协议书》签订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案涉房屋在原告购买时既已成为不符合公路法规定的建筑，且原告购买案涉房屋后亦未办理相关产权变更登记，因此，原告在购买该房屋时应当知晓并接受了案涉房屋系不符合公路法规定的建筑的事实。国土部门已经另行安排土地供原告使用且现原告已在土地证载明的范围内另行修建了房屋，结合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政策和原告案涉房屋属于违章建筑的实际情况，原告领取的补偿款符合中央、省、市、县四级党委政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文件规定，实际补偿合情合理，原告又未提交存在其他损失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的损失已经得到了补偿，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牵涉到公益性事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47.1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汉寿县人民政府株木山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强制拆除原告易群英购买的位于汉寿县株木山乡集镇、登记在汉寿县株木山乡供销社名下的房屋违法； 二、驳回原告易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汉寿县人民政府株木山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四华 陪 审 员  周元梅 人民陪审员  刘警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洪涛 书记员金圆媛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