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2民初5885号原告（反诉被告）：黄国才，男，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立群，北京市京师（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赫苓，北京市京师（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经四路西侧、纬三街南侧国瑞名仕苑**楼****901。法定代表人：黄晓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秉剑，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局，男，198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秉剑，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包乌日塔，男，1970年1月4日出生，蒙古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告：吴宛潞，女，198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告：徐祥，男，1973年8月13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被告：黄晓娟，女，198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反诉被告）黄国才与被告（反诉原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然公司）、张局、包乌日塔、吴宛潞、徐祥、黄晓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黄国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立群、被告（反诉原告）臻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秉剑、被告张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包乌日塔、吴宛潞、徐祥、黄晓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国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订立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2、被告臻然公司返还原告货款181.5万元，并以832500元为基数，赔偿原告自2019年11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416250元为基数，赔偿原告自2019年11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416250元为基数，赔偿原告自2019年11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5万元为基数，赔偿原告自2019年12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基数，赔偿原告自2020年1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截至2020年9月30日，利息暂计63560.17元）；3、被告张局、被告包乌日塔对第2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吴宛潞在171.5万元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被告徐祥在10万元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6、被告黄晓娟对181.5万元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返还责任；7、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订立《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作为买方向作为卖方的被告臻然公司购买羊肉50吨，总价款277.5万元，合同签订后，买方支付总货款的30%；生产中，买方支付总货款的30%；货物到达二连浩特口岸后，买方于提货前支付剩余的40%货款。合同指定收款人为被告吴宛潞，收款账号为62×××79，付款人为郝丹丹，付款账户为62×××05。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分别在合同中签字、盖章。被告张局系被告臻然公司监事，其在合同上签字。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原告按约于2019年11月6日分两笔向吴宛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832500元，即总货款的30%。之后，原告于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1月27日分两笔向吴宛潞的银行账户支付832500元，即总货款的30%。2019年12月11日，原告按照被告臻然公司要求再次向吴宛潞的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作为货款。但被告一直未向原告交付羊肉。2020年1月12日，原告与被告张局、包乌日塔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前述合同中所购的羊肉，原告增加4000元/吨的配额费，配额费分两次支付，于收到第一批货物后支付第二次配额费，配额费交付至被告徐祥，收款账号为62×××70，第一批羊肉于2020年1月20日前交货，第二批羊肉于2020年2月5日前交货。原告按《补充协议》约定，于2020年1月12日分三笔向徐祥支付第一批羊肉配额费10万元，但原告至今仍未收到羊肉。被告臻然公司作为出卖人，迟延履行交货义务，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请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被告张局、包乌日塔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就原《购销合同》与原告订立《补充协议》，为债务加入，应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吴宛潞、徐祥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取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其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臻然公司辩称，一、被告臻然公司并未参与本案涉及的合同交易，被告臻然公司在《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被告包乌日塔借用被告臻然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理由如下：（一）《购销合同》的内容以及收款人信息均系包乌日塔提供，被告臻然公司从未收到过原告支付的任何货款。《购销合同》的内容，包括产品、价格、数量以及结算方式等内容均为被告包乌日塔提供，被告臻然公司从未与原告对接商讨从蒙古国进口肉类事宜。并且收款人信息也是被告包乌日塔提供，该收款人系被告包乌日塔的配偶，根据原告提供的支付记录，也显示货款支付给了被告吴宛潞，被告臻然公司在本案中未收到原告的任何货款，也未参与到本案涉及的合同交易。（二）被告臻然公司没有从事境外肉类贸易的经验，不会以公司为主体签订案涉《购销合同》。被告臻然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做过境外肉类贸易，不会贸然签订肉类贸易的相关合同。并且与蒙古国签订《工作合同》的主体是被告包乌日塔，报关、运输、提货、配额、储藏等手续均为被告包乌日塔一人办理，被告臻然公司均未参与，包括《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货物运输至二连浩特口岸后，被告臻然公司多次协调原告与被告包乌日塔协商解决纠纷，但未能成功化解矛盾。截至目前，第一批货物仍由被告包乌日塔控制。二、被告臻然公司一直催促被告包乌日塔积极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购销合同》不具备解除的条件。理由如下：（一）包乌日塔借用被告臻然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后，被告臻然公司一直让公司工作人员张局代表被告臻然公司催促被告包乌日塔向原告交付货物。被告包乌日塔解释未能交付货物并非其个人本身原因。合同签订时，原告知道蒙古国处于关闭边境口岸状态，羊肉不能对外出口，便口头约定待开通边境口岸后将羊肉运送至二连浩特口岸。后因配额费上涨，被告包乌日塔与原告多次沟通配额费承担主体问题，后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20年1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后又因海关关闭边境口岸及疫情原因，蒙古国一直关闭边境口岸，导致货物无法运至国内。被告臻然公司认为包乌日塔一直在履行合同义务，但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包乌日塔未能向原告交付货物，《购销合同》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之相关规定，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货物已经运抵合同约定地点，包乌日塔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第一批货物的相关义务。2020年10月13日，被告包乌日塔已将合同约定的第一笔货物运抵二连浩特口岸汇通冷库，原告表弟已于2020年10月14日前去看货，被告臻然公司也多次通知原告前去提取货物。目前，货物仍在被告包乌日塔的控制下，原告不按合同约定提取货物已经构成违约。二、原告的诉讼金额中部分金额不属于货款，被告臻然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责任。理由如下：（一）2019年12月12日的5万元并非货款，而是原告与收款人的个人经济往来。《购销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9年11月6日向吴宛潞转款832500元，系合同约定的货物总货款的30％。2019年11月13日，原告向吴宛潞转款416250元，系合同约定的前25吨货款的30％。2019年11月28日，原告向吴宛潞转款416250元系第二柜羊肉款的第二笔30％。原告每次打款都是根据合同约定金额比例打款，但是2019年12月12日的5万元并非合同中约定的按照付款比例计算出的金额，其性质不是货款，被告臻然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二）2020年1月13日的10万元并非货款，而是原告自愿承担的配额费。《购销协议》签订后，因蒙古国羊肉配额费用上涨，原告通过包乌日塔找被告徐祥帮忙争取配额，并自愿承担配额费用，该笔费用也未支付至合同约定的吴宛潞账户。并且《补充协议》已经失去效力，原告应按照原《购销合同》履行相应义务，与被告包乌日塔解决纠纷，该10万元的性质不是货款，而是原告与被告徐祥因配额费引起的纠纷，被告臻然公司不应承担该笔费用的返还责任。三、原告主张自转款之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无论是《购销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均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并且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被告包乌日塔正在履行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被告臻然公司不是案涉纠纷的主体，被告臻然公司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系被告包乌日塔借用被告臻然公司名义，被告臻然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并且《购销合同》约定的第一批货物已经由包乌日塔运输至约定地点，原告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原告主张被告臻然公司承担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局辩称，一、张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将张局列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错误。2019年11月份，原告与被告包乌日塔在蒙古国考察进口肉类业务。2019年11月6日，原告决定由被告包乌日塔为其在蒙古国购买进口熟羊肉，共计两柜50吨（每柜25吨）。因被告包乌日塔没有自己的公司，让被告张局帮忙寻找能够签订合同的公司，并要求将原告支付的所有货款全部支付给被告包乌日塔的配偶。被告张局找到被告臻然公司按照被告包乌日塔的要求拟定合同条款，并先行在空白合同上加盖公章，以微信的形式传给被告包乌日塔，被告包乌日塔将合同打印出来后，在蒙古国借用被告臻然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购销合同》。同日，被告包乌日塔以自己的名义与蒙古国公司签订《工作合同》，约定由包乌日塔负责在蒙古国公司购买羊肉等相关事宜。回国后，原告找到被告张局，以《购销合同》系在打印件上签字为由，要求被告臻然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被告张局找到被告臻然公司重新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因该《购销合同》签订时，被告包乌日塔不在现场，被告张局又是被告臻然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张局遂以被告臻然公司代表人的身份在《购销合同》上签字。2020年1月，因被告包乌日塔得知蒙古国肉类贸易配额费上涨，就要求原告承担上涨的配额费用，并由被告包乌日塔的朋友徐祥负责解决配额问题。经多次交涉，原告同意承担配额费用。意见达成统一后，由原告、被告臻然公司、包乌日塔共同签订《补充协议》。因签订《补充协议》时，被告张局未带被告臻然公司公章，便代表被告臻然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被告包乌日塔由于在蒙古国，也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虽然被告张局代表被告臻然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但根据《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均按该补充协议执行，如任何一方违约按原合同执行”，截至目前，原告并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去二连浩特提取货物，因此原合同的签订的双方应当按照《购销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相关义务。本案中，被告张局的签字行为均代表被告臻然公司，系职务行为，并非以自己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不是《购销合同》的签订方，原告将张局列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错误，被告张局不应承担向原告返还货款的连带责任。二、原告主张自转款之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持。本案中，无论是《购销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均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并且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被告包乌日塔正在履行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被告张局不是合同的签订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主张被告张局承担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包乌日塔、吴宛潞、徐祥、黄晓娟均未答辩。被告（反诉原告）臻然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反诉被告）黄国才向被告（反诉原告）臻然公司支付货款555000元（第一批货物40%尾款）；2、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6日，黄国才与臻然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因疫情海关封锁，导致合同中约定的货物于2020年10月13日到达二连浩特口岸汇通冷库5号库。货物到达二连浩特口岸后，臻然公司电话通知黄国才提货，但黄国才不予履行提货义务。按照《购销合同》约定，货物到达二连浩特口岸后，黄国才提货前，应该支付前25吨货物剩余40％的尾款。黄国才不支付货物尾款并且不提取货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的约定。故提出反诉，望判如所请。原告（反诉被告）黄国才针对反诉辩称，黄国才自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1月12日就已支付货款共181.5万元，付款数额早已满足并超出2019年11月6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柜货的提货条件及付款金额。该合同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买方需向卖方支付50吨货款的30%订金，即832500元；生产中付前25吨货款的30%，即16250元；货品达二连浩特口岸后，由买方提货付前25吨剩余40%货款，即555000元。待买方提走前25吨货款后卖方用订金的一半订货，付生产中后25吨货款的30%，即416250元；货品达二连浩特口岸后，由买方提货付后25吨剩余40%货款555000元，货款全部付清。按照以上约定，黄国才提取第一批（柜）货物只需要付够1803750元货款即可。而黄国才已经超额付款前提下，在距今近一年的时间内，臻然公司仍未能交付货物，已构成违约，其反诉要求黄国才继续支付尾款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20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承担剩余所有费用，将货品熟山羊肉运出二连浩特海关办理所有清关检疫手续后交于甲方，期间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第五条约定交货时间为：乙方第一次付货物日期2020年1月20日前，乙方第二次付货物日期2020年2月5日前。在上述协议约定的履行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开始，即便后来爆发疫情也并未影响蒙古国与我国羊肉通关。在此期间一直有蒙古国羊肉进口我国，臻然公司以疫情封关为借口显然不能成立。臻然公司自与黄国才签订合同后，多次以履行交付第一柜货物为借口，不断诱使黄国才向其支付货款。经了解，其将收取的货款部分用于房屋装修等。本案各被告涉嫌恶意串通、合同诈骗。综上，臻然公司以继续支付合同尾款作为履行交货义务的条件，违反合同约定，请求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1、被告臻然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6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被告黄晓娟系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2、2019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主要约定：产品品名：蒙古去皮熟山羊肉，保质期：24个月（-18℃保存）；产品产地：蒙古；产品数量：50吨；合同总货款：277.5万元；装期及提货方式：货到二连浩特海关口岸，清关后买方自提，或者由卖方负责找货运公司。如由卖方找货运公司，运费按双方协商为准，由买方负责；货物质量及检验标准：本合同约定山羊肉质量以卖方实际进口货物为准。卖方保证提走的肉质无问题，保证100%蒙古山羊肉，具体标准以图片为准。买方在提货时应充分确认货物品质后，再装车运走。卖方承诺合同项下货物将在清关完成后可在规定时间内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发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货款结算方式：本合同签订后，买方需向卖方支付50吨货款的30%订金：832500元；生产中付前25吨货款的30%：416250元；货品到达二连浩特口岸后，由买方提货付前25吨剩余40%货款：555000元。待买方提走前25吨货款后卖方用订金的一半订货，生产中付后25吨货款的30%：416250元；货品到达二连浩特口岸后，由买方提货付后25吨剩余40%货款：555000元，货款全部付清；违约责任：买方应在约定日期5日内提货。如10个工作日仍不提货，卖方不退回买方已支付的定金和已收取的其他款项，同时卖方享有货物的处置权；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罢工、战争等原因导致买卖双方不能履行合同条款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卖方指定账户：收款人：吴宛潞，账户：62×××7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付款人：郝丹丹，账户：62×××05，开户行：海拉尔区甘珠尔支行。诉讼中，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各提交《购销合同》一份，两份《购销合同》的内容相同，其中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为原件，该合同落款处卖方处加盖臻然公司印章，卖方代表签字处签有“张局”。买方代表签字处签有“黄国才”，合同上载明合同签订地点：臻然贸易公司。被告臻然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为复印件，该合同落款处卖方代表签字处签有“包乌日塔”，卖方处加盖臻然公司印章。买方代表签字处签有“黄国才”。对于上述《购销合同》的签订过程，原告陈述：2019年11月6日，被告张局通过微信向原告黄国才的妻子郝丹丹发送电子版的《购销合同》一份，原告将该购销合同打印下来，与被告张局通过微信沟通后，在蒙古国与被告包乌日塔同在打印的《购销合同》上签字。几天后原告回国，与被告张局见面，在被告臻然公司处且在被告黄晓娟、张局均在场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被告张局作为被告臻然公司的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被告臻然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复印件即为在蒙古国签订的《购销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臻然公司陈述：郝丹丹去蒙古国之前，与被告张局联系想要订蒙古国的羊肉，被告张局介绍其去蒙古国找被告包乌日塔进行考察，被告包乌日塔在蒙古国接待了原告黄国才以及郝丹丹。因被告包乌日塔没有公司，其让被告张局找公司签订合同。被告张局将加盖被告臻然公司公章的包乌日塔拟定的《购销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包乌日塔和郝丹丹，被告包乌日塔提供其妻子吴宛潞的银行账号作为收款账号，郝丹丹和包乌日塔将该份购销合同打印下来，原告黄国才和被告包乌日塔在打印下来的购销合同上签字。几天后郝丹丹回到郑州，原告和被告臻然公司的代表张局签订一份《购销合同》，被告臻然公司在该《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被告张局陈述：郝丹丹去蒙古国之前，和被告张局联系欲订蒙古国的羊肉，被告张局介绍其去蒙古国找被告包乌日塔进行考察，被告包乌日塔在蒙古国接待了郝丹丹和原告黄国才。因被告包乌日塔没有公司，让被告张局找公司签订合同，被告张局将加盖被告臻然公司公章的包乌日塔拟定的《购销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包乌日塔和郝丹丹，被告包乌日塔提供其妻子吴宛潞的银行账号作为收款账号，郝丹丹和包乌日塔将该份《购销合同》打印下来，原告黄国才和被告包乌日塔在打印下来的《购销合同》上签字。几天后郝丹丹回到郑州后，原告黄国才和被告臻然公司、张局签订一份《购销合同》，被告张局作为被告臻然公司的代表人在该份《购销合同》上签字。3、2019年11月6日，原告分两笔向吴宛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32500元、40万元，共计832500元。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1月27日，原告分别向吴宛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16250元、416250元。2019年12月11日，原告向吴宛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万元。4、2020年1月12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张局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约定：1、由于蒙古国配额涨价，经双方协商，甲方愿承担每吨4000元配额费。该配额费甲方分两次支付，在收到第一批货物后支付第二次配额费。本配额费由甲方直接交于二连浩特市祥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徐祥，收款账号：62×××70，开户行：二连浩特市农业银行迎宾支行；2、乙方承担剩余所有费用，将货品熟山羊肉运出二连浩特海关办理所有清关检疫手续后交于甲方，期间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3、根据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销售合同，甲方已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71万元。待第一柜货可以交于甲方时，甲方收15吨货物抵扣所付货款832500元，乙方另付甲方10吨货物的配额费4万元；4、根据甲方预付货款抵扣乙方支付15吨货物货款后剩余部分为877500元，此剩余货款在第二柜货交于甲方时，乙方交付25吨货物给甲方，甲方根据原销售合同补齐剩余货款，提走货物；5、乙方第一次货物日期2020年1月20日前，乙方第二次货物日期2020年2月5日前；6、甲乙双方均按该补充协议执行，任何一方违约按原销售合同执行。该《补充协议》落款甲方处签有“黄国才”，乙方处签有“张局”，见证人处签有“徐祥”。诉讼中，被告臻然公司称其同意其公司员工张局代表该公司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但认为被告张局代表臻然公司签字的行为仍是被告包乌日塔借用臻然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且该《补充协议》现已经失去法律效力，臻然公司不应对该份《补充协议》承担任何责任。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当天，原告分三笔向徐祥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万元、4万元、2万元，共计10万元。此后，被告臻然公司未按《补充协议》约定期限向原告交付货物。5、被告臻然公司提交《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落款卖方代表处签有“包乌日塔”；包乌日塔于2019年11月6日与蒙古国公司签订的《工作合同》打印件一份；包乌日塔于2020年10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郝丹丹向吴宛潞的转账记录打印件一份；被告张局与原告黄国才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据。用以证明：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黄国才与被告包乌日塔，从蒙古国订货、运输、储藏、货款接收均由被告包乌日塔个人负责，被告臻然公司从未参与。到货以后，被告臻然公司工作人员张局作为中间人向原告黄国才和被告包乌日塔传达对方的想法，且现在货物在被告包乌日塔管控之下。被告包乌日塔借用被告臻然公司名义与原告黄国才签订合同，被告臻然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的责任。经质证，原告对于被告臻然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购销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是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不存在被告包乌日塔借名被告臻然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对《工作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打印件，且内容大部分是外文，被告臻然公司未提供中文译本。且该证据形成于蒙古国，被告臻然公司应当对该证据进行公证或者驻外领事机关的认证，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要件。对包乌日塔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包乌日塔是本案当事人，并非证人，即使是证人也应当出庭接受质询，该《证明》无法核实其真伪，其性质相当于当事人的单方陈述。对郝丹丹向吴宛潞的转账记录打印件一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系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货款。对被告张局与原告黄国才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录音内容来看并不能确定被告张局所称的本案所涉羊肉已经到达二连浩特，该录音的形成时间是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已经延迟交货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被告以本案所涉羊肉已经到达二连浩特为借口企图让原告撤诉。在原告已经满足第一柜货的付款条件的前提下被告张局声称包乌日塔仍然要求原告支付40%的尾款，被告已构成严重违约。6、被告臻然公司提交货物进口相关手续打印件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抽/采样凭证》各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打印件一份、《二连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打印件一份、七段视听资料证据、被告张局与原告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据。用以证明：2020年10月14日，合同约定的首批货物已由被告包乌日塔提供至合同约定地点二连浩特港口，原告委托其表弟在存货仓库中查验货物。2020年10月15日，被告通知原告前往约定提货地点取货，但原告拒不履行提货义务。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臻然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货物进口相关手续打印件系外文，未附中文译本，不具备证据效力，也无法核实该货物进口的手续与本案有关联。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抽/采样凭证》，该两份证据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其上没有证明机关的签字或盖章，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二连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并非原件，而且显示收货人与本案的各被告并无任何关系，无法确证被告所称的该批货物即为本案购销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对七段视频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该七段录像形成于原告起诉之后，原告在被告严重违约的前提下已经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购销合同。被告在原告起诉后提出首批货物已由包乌日塔提供至二连浩特港口，原告作为守约方可以选择按照诉讼请求解除合同，也可以要求被告履行交付第一批货物的义务。视频资料并不能确定被告所称的货物是否系合同项下的25吨羊肉，在此前提下原告要求按照其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的购销合同。如果被告具备交货条件，应当无条件向原告交付第一批货物，而不是以反诉的形式继续要求原告支付合同尾款。因为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款结算方式，原告已经支付181.5万元，符合被告交付第一批货物的付款条件。被告的证据系其在原告起诉后以到货作为借口企图让原告撤诉，或者为其延期交货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对被告张局与原告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录音形成于原告起诉之后，被告延迟交货近一年，且被告要求原告支付40%尾款作为提货条件并提起反诉，在被告严重违约的前提下，原告为避免损失扩大，要求被告不得擅自出售货物，并且录音中也不能确定被告张局所称货物已到二连浩特是否属实。7、被告臻然公司提交视听资料三段、《补充协议》（打印件）一份，人民网2020年8月25日报道的关于“蒙古国决定将疫情防控高度戒备状态期延长至9月15日”的新闻（打印件）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和浩特海关机构概况（打印件）一份，2020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和浩特海关关于《呼和浩特海关严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跨境传播》的新闻（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购销合同》签订后，被告包乌日塔一直履行合同义务，但因配额费上涨、蒙古国关闭通商口岸、疫情等原因导致货物无法进入国内并运送至合同约定地点。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臻然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三段视听资料的形式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该三段录像资料是被告包乌日塔和徐祥的单方陈述，且其陈述的内容均是被告延迟交货的借口，如果被告不能按约履行交货义务，则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已收货款退还给原告。被告在严重违约的前提下提出了各种货物无法进入国内及运送至交货地点的借口，均不能成立。对《补充协议》（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补充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原告与被告张局、包乌日塔，不存在张局代签或借用臻然公司名义签订补充协议。之所以签订该《补充协议》，是因为《购销合同》签订以后原告支付了高达171.5万元的货款，而被告迟迟不能交货，在郑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介入后，被告张局、包乌日塔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合同债务履行的主体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被告张局、包乌日塔作为合同当事人加入到了原购销合同的履行义务中，故应当承担本案货款及利息的返还责任。对人民网2020年8月25日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和浩特海关机构概况打印件、2020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和浩特海关关于《呼和浩特海关严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跨境传播》的新闻报道打印件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在购销合同签订时，我国尚未发生新冠疫情，完全具备合同履行的条件。即使后来发生新冠疫情，司法实践中并未将其作为不可抗力予以认定。被告的网页打印内容并未显示因为疫情影响而终止了我国与蒙古国的正常商业贸易。被告提出的配额费上涨系其拒绝履行交货义务的借口。8、庭审中，法庭询问原告：如果被告臻然公司能够证明到达二连浩特海关口岸的25吨羊肉系合同约定的货物，原告是否同意接收该批货物？原告答：“如果被告臻然公司能够无条件将该25吨羊肉立即交付给原告，原告同意接收；如果被告臻然公司附有条件交货，原告不同意接收这25吨羊肉”。法庭询问被告臻然公司：臻然公司是否同意无条件将该25吨羊肉立即交付给原告？被告臻然公司答：“因为该25吨羊肉在包乌日塔手中，臻然公司只能和包乌日塔联系沟通才能确定”。上述事实，有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关于2020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虽然在该《补充协议》签字的为原告与被告张局，但根据该《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该《补充协议》是对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补充，诉讼中被告臻然公司认可被告张局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并同意被告张局作为臻然公司的代表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故被告张局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臻然公司承担。该《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与被告臻然公司均应依约履行。原告在与被告臻然公司在签订《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后，按照《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于2019年11月6日向被告臻然公司支付货款832500元，于2019年11月13日向臻然公司支付货款416250元，于2019年11月27日向被告臻然公司支付货款416250元，于2019年12月11日向被告臻然公司支付货款5万元，于2020年1月12日向被告臻然公司支付配额费10万元，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臻然公司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向原告交付货物，其已构成违约，且其违约行为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要求与被告臻然公司解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被告臻然公司返还原告181.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于被告臻然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黄晓娟系该公司的股东，且被告黄晓娟未提交证据证明臻然公司的财产独立于黄晓娟自己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黄晓娟对于被告臻然公司应返还的181.5万元及承担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张局、包乌日塔对被告臻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张局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张局、包乌日塔对被告臻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本院对其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吴宛潞在171.5万元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徐祥在10万元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吴宛潞、徐祥并非涉案买卖合同当事人，被告臻然公司指定被告吴宛潞、徐祥的银行账户作为收取货款及配额费的账户，系辅助资金交付，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吴宛潞、徐祥将其银行账户长期提供给被告臻然公司使用并因此获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吴宛潞、徐祥提供银行账户接收原告货款及配额费与原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吴宛潞在171.5万元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徐祥在10万元金额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臻然公司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黄国才向其支付货款555000元（第一批货物40%尾款）的反诉请求。由于臻然公司要求黄国才支付货款555000元的前提是《购销合同》继续履行，而本院已支持原告要求与被告臻然公司解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故对于臻然公司要求黄国才向臻然公司支付货款555000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黄国才与被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黄国才181.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法：以832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162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162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2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黄晓娟对本判决第二项被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854元，由被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46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河南臻然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昌晓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白仁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