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0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木森。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志辉，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俊奎。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雷，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苏洋，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近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雷，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苏洋，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萍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余晴。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信衍。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公仁，陕西省安康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同明，陕西省安康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颜淑海。 原审被告：黄美婵。 原审被告：邓琅。 原审被告：萧雨。 原审第三人：黄铭梓。 上诉人吴木森、张俊奎、张近东、邹萍萍、温余晴因与被上诉人马信衍、原审被告颜淑海、黄美婵、邓琅、萧雨、原审第三人黄铭梓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2016）粤0391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俊奎、张近东、邹萍萍、温余晴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各项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吴木森、张俊奎、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共同出资成立了深圳益大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大家公司）作为温余晴、黄美婵成立的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雨公司）与被上诉人资金交易的平台。被上诉人与大雨公司双方签署有投资合同、平台益大家公司作为中间人存在。因2015年外管局8月11日外汇新政，人民币连续跌停，导致大雨基金跨境供应链项目巨亏、后有反弹。益大家公司亦通过深圳市世纪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公司）的渠道投入了陆港间的跨境供应链项目。大雨基金出于对中国大陆经济基本面不断向好的判断认为人民币升值仍然应为主流大趋势，故未斩仓，2016年3月中，人民币长期未见转折，大雨基金只能清盘。黄铭梓因负有判断失误和经营不善责任被委以清算任务,而被被上诉人等围困，黄铭梓在债权人会议上报告了经营亏损状况，但被上诉人等继续围困，无理要求益大家公司加入、要求黄铭梓承担还款责任。黄铭梓本人只得签署了还款书、并利用保管益大家公司公章之便盖了益大家公司公章。与股东出资有关的事实是：2014年11月21日，吴木森、张俊奎出资至益大家公司账户、益大家公司将款项投资陆港跨境项目；2015年5月7日吴木森、张俊奎、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认缴、当月11日实际缴资至益大家公司账户，益大家公司通过另一平台永辉公司投入陆港跨境供应链项目。2015年6月23日温余晴、黄美婵出资成立大雨公司并实际缴交出资。同一天大雨公司通过渠道转至陆港跨境供应链项目。由上可见，吴木森、张俊奎、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于2014年成立平台公司、注册资金到位后被益大家公司转出、温余晴、黄美婵于2015年成立大雨公司、注册资金到位后被大雨公司转出，均用于陆港跨境供应链项目。被上诉人并非善意的不知情、而是非常知情才与其丈夫反复加大投资于跨境供应链项目。因此，各上诉人注册资金到位，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本案中，各股东均无转出行为、也无收到公司转出行为的注册资金。一审要求上诉人股东承担应由公司承担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将股东未追究公司和经营者责任之法律关系与股东是否出资抽逃混合也是错误的。即使公司不提供投资凭证，也不能归责于股东。何况银行转账凭证表明公司收取注册资金后转给了永辉公司（和其他公司以实现跨境供应链项目）。被上诉人即使不知道具体中间人公司，但对于大雨基金使用自己的资金于陆港跨境供应链的事实却是必然知道、大为认可的。公司与被上诉人发生多次往来、被上诉人应清楚公司的外汇资质、并跨境项目充分了解。公司通过地下钱庄参加境外人民币外汇交易是被上诉人认可而投入的，两家公司收到注册资金即投入此。人民法院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应当依法处理，而不是利用当事人对刑案的畏惧心理企图认定各股东抽逃出资。 上诉人吴木森上诉请求：一、吴木森仅仅是股权代持人，对公司没有控制权，2015年5月7日吴木森与黄铭梓签订了《代持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了吴木森代黄铭梓持有益大家公司45%的股权，代持期间未经黄铭梓同意吴木森不得参与公司的管理，吴木森必须严格按照黄铭梓的授权才能行使相应的权益，2018年3月9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在主持调解黄铭梓诉益大家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公司的其余几名股东方楚旭、谢庆彪、郑奇荣均确认委托吴木森代持益大家公司股份的事实，因此吴木森仅仅是益大家公司的显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决策权、没有管理权。二、吴木森已经履行完对益大家公司认缴的出资额。在益大家公司增资前，吴木森作为显名股东，认缴金额700万元，2017年11月21日吴木森通过本人农业银行账号将投资款700万元汇入益大家公司尾号8902账户，交易用途备注为“投资款”，深圳博众会计师事务所向益大家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了吴木森的出资额，益大家公司增资后，吴木森认缴了出资额为人民币2250万元，2015年5月11日，吴木森通过其本人建设银行账户将剩余1500万元投资款账户益大家公司5419账户，交易备注“吴木森投资款”，深圳鹏飞会计师事务所向益大家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了吴木森的出资，自始吴木森对益大家公司共完成了人民币2250万元的出资，其出资义务已经完成。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根据该条规定，股东只需要将出资款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其出资行为即为完成。因此，吴木森按照认缴的出资额足额完成了出资义务的这一事实是可以确定的。三、吴木森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1、吴木森没有抽逃出资的能力。益大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黄铭梓，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都由黄铭梓决定，吴木森与其他股东对公司的管理层没有指挥权，尤其是财务人员，没有黄铭梓的指示，财务不会对外进行任何转账；2、没有证据证明吴木森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吴木森履行完出资义务后，出资款进入了公司的账户，便属于公司的财产，如要将相关款项转出，一般而言，会基于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公司对外投资，二是公司出借款项，三是股东抽逃出资，四是公司员工侵占挪用公司的资金。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应当明确提出哪一股东实施了怎样的抽逃出资行为，而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不在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只规定了股东应当承担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而证明股东有抽逃出资的举证证明责任，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确定，退一步而言，即使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也应当由被上诉人初步举证证明哪一股东实施了何种抽逃出资的行为，而在原审中，被上诉人仅仅依据公司转出款项为由，请求认定全部股东抽逃出资，原审法院仅仅查明了益大家公司在股东完成出资后，从公司账户转出款项便认定该转账行为是股东抽逃出资，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四、没有证据证明益大家公司丧失了偿还能力。即使认为益大家公司与马信衍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益大家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当首先承担清偿责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马信衍仅能向益大家公司主张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在公司没有清偿能力的前提下，对于公司未清偿的部分，才能要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在本案宣判时，马信衍与益大家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并没有进入执行程序，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益大家公司丧失了偿还能力，此时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方才拿到确定益大家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判决书，从该判决书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纠纷案是2017年3月22日受理，而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是2017年3月25日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是2017年7月6日出具判决书，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案是2017年7月12日出具判决书，故这两案几乎是同时审理，同时作出判决，从程序上讲，这样的审理方式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马信衍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2016）粤039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粤03民终2046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认定，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两公司应当向被上诉人偿还该笔借款。二、益大家公司和大雨公司及本案原审第三人黄铭梓均无力向被上诉人偿还该笔借款。在原审中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及黄铭梓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无力偿还所有债务的证据。三、被上诉人对该生效判决已向前海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8）粤0391执836号查封结果通知书及（2018）粤0391执83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证实益大家公司与大雨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黄铭梓无力向被上诉人偿还该笔借款。四、关于两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及代持股问题。吴木森称其“代持股但不能对抗两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的股东及股权的登记”，其诉称“未实际管理经营公司”为假，自2014年9月12日至2016年3月10日（公司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吴木森为益大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并管理公司一般事务。本案所有股权、股款转出的时间发生在上诉人吴木森任职期间及两公司股权存续期间，根据两公司的章程及章程规定，各股东对公司债务、负担、财务支出、经营范围等有详细的规定，两公司转出资金为6000万元（其中益大家公司为5000万元，大雨公司1000万元），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的经营投资应经股东大会进行决议，而两公司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吴木森作为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应当进行经营和管理，对该资金的转出应是知晓的，两公司转出的资金在一审及二审庭审中均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支出的依据及相应的凭证，也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该笔资金又返回公司；5、各股东股权转让几乎是零转让，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基于这几点，两公司的各股东均应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颜淑海、黄美婵、邓琅、萧雨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马信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审各被告对益大家公司和大雨公司所欠马信衍债务1009000元及利息（暂定1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一、益大家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及出资情况 益大家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总额1000万元，股东为郑奇荣、张俊圭，分别认缴出资700万元（出资比例70%）、300万元（出资比例30%）。郑奇荣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聘任总经理，张俊圭为监事。2014年9月12日，郑荣奇与吴木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益大家公司所享有的股权即占比7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吴木森。同日，益大家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吴木森出资额700万元（出资比例70%）、张俊圭出资300万元（出资比例30%），同时变更吴木森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同年10月9日，益大家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修改了公司章程。2014年11月21日，张俊圭、吴木森分别向益大家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户41×××02转入投资款300万元、7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并办理了公司变更（备案）手续。同日，益大家公司转出了上述投资款1000万元，并注销了该账户。次日，深圳博众会计师事务所向益大家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审验了张俊圭、吴木森的上述出资，审验意见：益大家公司股东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2015年5月7日，益大家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新增资的4000万元，由张俊奎认缴700万元、吴木森认缴1550万元、邹萍萍认缴750万元、颜淑海认缴500万元、张近东认缴500万元。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张俊奎出资1000万元（出资比例20%）、吴木森出资2250万元（出资比例45%）、邹萍萍出资750万元（出资比例15%）、颜淑海出资500万元（出资比例10%），张近东出资500万元（出资比例10%）。同日，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手续。2015年5月11日，张近东投资款500万元、颜淑海投资款500万元、吴木森投资款1550万元、张俊圭投资款700万元、邹萍萍投资款750万元，合计4000万元，分别汇入益大家公司中国银行账户76×××19。同日，深圳鹏飞会计师事务所向益大家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截止2015年5月11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肆仟万元整。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的累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同日，该账户转出4000万元至永辉公司，未注明用款事由。2016年3月9日，张近东将其持有的益大家公司的股权（出资额500万元，出资比例10%），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颜淑海。同日，益大家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颜淑海在该公司股权占比变更为20%，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3月10日，益大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吴木森变更为黄铭梓。2016年3月22日，吴木森、邹萍萍分别将其持有的益大家公司股权均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邓琅，张俊奎、颜淑海分别将其持有的益大家公司股权均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萧雨。同日，益大家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至此，益大家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邓琅出资额3000万元（出资比例60%），萧雨出资额2000万元（出资比例40%）。2016年3月28日，益大家公司监事变更为萧雨。 二、大雨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及出资情况 大雨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黄美婵、温余晴，其中黄美婵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10%），温余晴认缴出资900万元（出资比例90%）。黄美婵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温余晴为监事。2015年6月23日，黄美婵、温余晴向大雨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户41×××50分别转入100万元、900万元。同日，深圳博诚会计师事务所向大雨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审验意见：截止2015年6月23日止，公司已收到黄美婵、温余晴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其中股东黄美婵、温余晴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00万元、900万元整。同日，该账户转取1000万元，未注明用款事由。2016年3月22日，黄美婵将其持有的大雨公司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邓琅，温余晴将其持有的大雨公司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萧雨。同日，大雨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邓琅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10%）、萧雨出资额900万元（出资比例90%）。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3月30日，大雨公司变更黄铭梓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三、马信衍债权情况 2015年7月，马信衍通过互联网购买益大家公司的益钱包互联网活期理财产品。2015年7月2日至2015年11月12日，马信衍投入益钱包的资金共计113万元，产生收益61697.65元，除赎回的资金外，尚有1009071.04元未赎回。2016年3月15日，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与黄铭梓作为借款人共同向马信衍出具了《借款借据》一份，确认借到马信衍借款1009000元，并对该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3月17日，黄铭梓、大雨公司向债权人马信衍等出具债权人签署大会协议一份，确认截止当日尚欠包括马信衍在内所有债权人借款本金合计人民币81219671.57元，因债务人资金周转困难需债权方同意给予缓冲期……。2016年3月23日，马信衍以民间借贷案由对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黄铭梓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0391民初字第460号。一审法院已依法判决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黄铭梓连带给付马信衍马信衍借款本金1009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诉讼中，马信衍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涉及的债务即为（2016）粤0391民初460号案件所确认的债权。 庭审中，针对原审各被告提出各股东已经出资到位且有转账凭证及验资报告佐证，马信衍认为益大家公司和大雨公司均无力清偿所欠马信衍债务，原审各被告作为两公司股东，在转入投资款当日又全部转出，且无相关证据证明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正常经营，两公司股东后又将股权以近乎零价格进行了转让，且对两公司账户内大额支付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两公司股东有抽逃出资的嫌疑，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第三人黄铭梓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并非涉案法律关系当事人。本案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各原审各被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二、若存在抽逃出资事实，则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一、各原审各被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之后，股东不得抽逃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亦列举了股东抽逃出资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同时规定了“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兜底性条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股东是否抽逃出资，应审查股东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是否侵害了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本案中，张俊圭、吴木森于2014年11月21日向益大家公司出资的1000万元，当日出资验资后即转出。2015年5月7日益大家公司增资的4000万元，吴木森、张俊圭、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认缴了增资相应份额并成为公司股东。同年5月11日，上述股东向公司账户汇入了各自认缴的投资款，验资后，又于当日将该4000万元转入案外人永辉公司，且未注明转款事由，事后亦未见该款转回。大雨公司股东黄美婵、温余晴于2015年6月23日，向公司账户转入各自认缴的投资款合计1000万元，验资后，亦于当日将100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转取，且未标明用款事由及款项流向，事后亦未见该款转回。马信衍据此认为，两公司上述股东转入投资款当日又全部转出，且无相关证据证明上述注册资金用于正常公司经营，后两公司股东又将各自股权以近乎零价格进行了转让，故两公司股东有抽逃出资的嫌疑，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马信衍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马信衍基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两公司银行账户对账单，对原审各被告具有抽逃出资行为提出了合理质疑。各股东及作为公司实际管理人的第三人应就两公司上述两次转款行为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往来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各被告及第三人仅以各股东出资款到账当日两公司立即进行了对外投资，且该投资行为是否合理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为由进行抗辩，未能提交相关投资凭证，故原审各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益大家公司股东吴木森、张俊圭、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及大雨公司股东黄美婵、温余晴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 颜淑海于2016年3月9日，以1000元的价格受让了张近东在益大家公司的10%股权；邓琅、萧雨于2016年3月22日，均以1元的价格分别受让了两公司各股东的相应股权。均属以明显不对等、不合理的价格受让股权，可以推定颜淑海、邓琅、萧雨在受让股权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存在抽逃出资行为。 二、原审各被告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审法院（2016）粤039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已确认马信衍对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享有债权，现马信衍举证证明益大家公司及大雨公司偿债能力明显不足，影响了债权人的利益实现。益大家公司股东吴木森、张俊奎、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及大雨公司股东黄美婵、温余晴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故上述股东应在其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中，益大家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金额应为：张俊奎1000万元、吴木森2250万元、邹萍萍750万元、颜淑海500万元、张近东500万元。大雨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金额应为：黄美婵100万元，温余晴900万元。上述抽逃出资的利息均从实际抽逃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颜淑海还应就其受让的张近东的股权对张近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邓琅、萧雨应分别就其受让的股权对前手股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马信衍要求各原审各被告对涉案债务均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吴木森、张俊圭、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对益大家公司所欠马信衍的债务即（2016）粤039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其各自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俊奎本金1000万元，其中300万从2014年11月21日起算利息，700万从2015年5月7日起算利息；吴木森本金2250万，其中700万从2014年11月21日起算利息，1550万从2015年5月7日起算利息；邹萍萍本金750万、颜淑海本金500万元、张近东本金500万元，均从2015年5月7日起算利息；以上利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黄美婵、温余晴对大雨公司所欠马信衍的债务即（2016）粤039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其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黄美婵本金100万元、温余晴本金900万元，均从2015年6月23日起计算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颜淑海对第一判项中所确定的张近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邓琅对第一、二判项中所确定的吴木森、邹萍萍、黄美婵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萧雨对第一、二判项中所确定的张俊圭、颜淑海、张近东、温余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马信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71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吴木森、张俊奎、邹萍萍、颜淑海、张近东、黄美婵、温余晴负担，邓琅、萧雨负连带责任。 原审第三人黄铭梓陈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一、张俊奎、张近东因股东知情权纠纷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益大家公司提供自公司成立以来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供其查阅、复制；2.益大家公司披露公司2014年11月21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出的人民币1000万元、2015年5月11日通过中国银行账户转出的人民币4000万元的流向及具体用途。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91民初928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了张俊奎、张近东的起诉。张俊奎、张近东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粤03民终1494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黄铭梓、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不服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字第460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因该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交纳二审上诉费，本院于（2017）粤03民终20460号民事裁定，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吴木森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共同投资深圳益大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综合协议》；2.《关于深圳益大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持股协议》；3.《代持股协议书》；4.（2018）粤0391诉前调27号调解笔录；5.2014年11月21日吴木森出资以及益大家公司转出款项的银行流水单；6.深圳前海大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7.2015年5月11日吴木森出资以及益大家公司转出款项银行流水单；8.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口保付业务合同；9.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口项下保付加签业务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10.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业务总协议书；1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权利质押合同及出口贸易融资合同。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张俊奎、邹萍萍、张近东、温余晴、原审第三人黄铭梓对吴木森的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代持股协议》不能对抗工商部门的登记，且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2.股东代持股份能否免除其作为公司股东的责任。 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包括：1.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2.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3.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4.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张俊奎、吴木森系益大家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二人于2014年11月21日向益大家公司分别出资300万元、700万元，又根据益大家公司各账户的银行流水，2014年11月24日益大家公司向吴木森账户转款950万元、向深圳市博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款40万元；吴木森、张俊奎于2015年5月11日向益大家公司分别出资1550万元、700万元，又根据益大家公司账户银行流水，2015年5月11日益大家公司向永辉公司账户转款人民币4000万元。黄美婵、温余晴系大雨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二人于2015年6月23日向大雨公司分别出资100万元、900万元，又根据大雨公司账户银行流水，同日大雨公司转出1000万元。被上诉人称上述情形属于抽逃出资，而上诉人称这是公司对外投资的行为。本院认为，股东出资是为了公司运营提供物质基础，一旦出资，即为公司资产，其运作需要经公司决策机构同意并遵循相关财务制度，否则公司将缺乏必要的监督，使公司成为股东行使个人意志的空壳，造成公司与个人的人格混同。上述出资均在出资的当天或者几天内被转出，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关于抽逃出资合理怀疑的证明，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汇出是为了与其他公司进行各种金融外汇业务合作，但其提交的证据仅是深圳市元亨物流有限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合同，不能证明益大家公司和大雨公司与深圳市元亨物流有限公司或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其转款符合益大家公司和大雨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故本院认定上述转款系股东未经法定程序抽回出资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情形。上诉人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黄铭梓，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都由黄铭梓决定，本院认为，股东对公司及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职责，其将公司交由他人实际管理，这系公司的内部治理，对外产生的法律后果仍应由股东自行承担，上诉人关于实际控制人转出资金的说法不能免除股东抽逃出资的责任。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吴木森主张其是代持股份，不应承担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代持股权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工商登记公示的对外效力，被上诉人有权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向被上诉人主张股东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吴木森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855元，上诉人吴木森、张俊奎、张近东、邹萍萍、温余晴各预交人民币13971元，由五上诉人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萍 审判员 梁  乐  乐 审判员 赵  雪  琳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詹伟文（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