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812行赔初16号 原告杨友高，男，197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程春华、张健强（实习律师），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住所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法定代表人朱峰，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叶金涛，该局农业水利处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吴国雨，江苏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路**。 法定代表人朱松，职务主任。 出庭负责人刘伟，该街道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国雨，江苏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友高诉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以下简称“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徐杨街道办”）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8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友高及委托代理人程春华、张健强，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委托代理人叶金涛、吴国雨，被告徐杨街道办的出庭负责人刘伟及委托代理人吴国雨到庭参加诉讼。因案件疑难复杂，报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友高诉称，二被告于2018年11月8日，以“防治猪瘟”的名义，强制拆除了原告养殖场内2600平方米的房屋以及429.7米的围墙，将养殖场内所有物品深埋，导致养殖场内283只羊跑散或者被埋。该行为已由（2019）苏0812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向两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两被告置之不理。故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将违法拆除的原告养殖场内2600平方米的房屋以及429.7米的围墙恢复原状（若无法恢复原状，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赔偿金）；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其他各项损失10442233元。3、二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赔偿金100万元。 为支持其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9）苏0812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两被告拆除原告养殖场的行为被确认违法，被告应予以赔偿。2，赔偿申请、赔偿清单、协议书、现场照片、邮寄面单、快递单号查询结果，证明原告就两被告的违法行为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并且赔偿申请有理有据，但是两被告置之不理。3，行政赔偿清单及光盘以及光盘的文字描述，证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的依据。但因为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养殖场的物品损毁，部分物品无法取证，原告只能举证证明部分设施和物品。4，（2018）苏0891民初第983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起诉状、照片、叶金涛谈话笔录、李春林谈话笔录，证明被告将原告养殖场房屋2600平方米，围墙429.7米以及其他设施用挖土机推倒后填埋。5，处方笺、诊所清单、手写清单（3520元），销售单，证明原告一直在从事养殖。6，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原告奶奶夏祝珍于2018年10月31日去世，在原告失去亲人不到10天，被告对原告养殖场实施强拆，对原告身心造成巨大伤害。7，村干部书写的统计表，证明涉案的养殖场被拆除后，原告找到68只活羊、5只死羊。原告在积极挽回损失。8，申请证人蒋某、秦某到庭作证。证人蒋某陈述，其在养殖场内，从当日上午八点多开始拍摄视频，一直到十一点多。秦某陈述拆除当日，古董桌是否在养殖场，其没有看到，其亦未看到羊被深埋。 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辩称：一、原告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在国有土地上搭建建筑物，依法属于违法建筑，原告对其不享有合法权益，原告要求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均无法律依据。二、被告是开发区辖区卫生防疫主管单位，在开发区境内小堆村发现疑似猪瘟疫情的情况下，本着对人民群众安全、卫生负责的宗旨，根据规定和文件精神，对原告猪舍及排泄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虽因执法程序被确认违法，但被告该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徐杨街道办辩称：一、原告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在国有土地上搭建建筑物，依法属于违法建筑，原告对其不享有合法权益，原告要求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均无法律依据。二、原告的养殖场被拆除前，已通过违法使用土地的手段，获利多年。如果支持其损失请求，无疑是变相认可原告违法使用土地的行为。三、原告主张各项损失计1044223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徐杨街道办均未提供书面证据，申请证人杨某、邵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邵某均陈述，拆除养殖场前，将羊集中到了羊笼子里，未将羊群深埋。 经庭审质证，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意见，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2006年12月20日至2007年11月5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徐杨乡大砖桥村、徐杨村、砖井村的部分集体土地（包括案涉地块）被征收为国有土地。2008年4月15日，案外人富淮精密模具（淮安）有限公司与原淮安市国土局签订淮市土出2008字第10号《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并于同月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2012年，原告杨友高在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南鸿海路东（原徐杨乡徐杨村五组），即案涉的土地上搭建猪圈、羊圈、院墙以及供人居住的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建筑物，从事猪、羊的养殖活动，并于2015年取得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为杨友高，名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友高养殖场，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乡徐杨村**，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经营范围为畜禽养殖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11月8日，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被告徐杨街道办组织工作人员对上述原告经营的养殖场进行强制拆除。当日上午八点左右，被告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因为原告及其家人不予配合，紧锁大门，一直未进能进入涉案的养殖场，直到当日11点左右才开始拆除，将房子、圈舍、院墙及其他附属物予以挖坑深埋。下午4时左右拆除结束。 拆除前，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工作人员多次动员原告杨友高及其家人，将羊和狗移走，并承诺会保留羊和羊床。次日，二被告向原告杨友高作出《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通知要求……已于2018年11月7日，对小堆村200多头生猪捕杀，并现场深埋，对猪排泄物及猪舍进行无害化处理。你户养殖场紧邻疫情发生地，距离不足3公里，2018年11月8日上午，由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牵头，区公安、徐杨乡等单位参与，对你户养殖场猪的排泄物及猪舍已进行无害化处理。现场的羊圈及羊仍在原处，请尽快转移或变卖，否则造成的经济损失自行负责。 涉案养殖场被拆除的当天下午和晚上，羊群仍在养殖场空地上的羊圈里（带护栏的羊床）。原告及其亲友对羊群进行了拍摄取证。2018年11月13日，原告所在村组干部签字确认的清单显示：怀孕母羊2只，育肥羊54只，羔羊3只，小羊9只，共68只羊，另有死羊5只，合计73只。 涉案养殖场比较破旧。涉案养殖场被拆除当日，原告及其家人和多名亲友在养殖场内，从八点左右，开始用手机进行拍摄，直至11点左右。原告亲戚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养殖场存在：顶部由彩钢板搭建的建筑物，猪圈，怀孕的波尔山羊、育肥羊、羔羊若干只，1只狗，2台叉车，1台拌料机，5辆喂料车，4辆出粪车，1台大风扇，150包左右的草饲料，1.5包全价料，10来块垫料板，1块挡猪板，1台地磅，1扇铁门，5、6个摄像头，4、5根镀锌管，3根饮水软管，1架梯子，2张产床，2个保温箱，2块保温板，1辆电动三轮车，1辆汽油助力车，20-30个左右的发酵料桶，2辆电动自行车，5、6个大缸，1辆铁质小推车，铝皮做的羊槽，2个猪笼子，2个水塔，1个卖猪跑道，1个临时插排，羊床、护栏、电线、照明灯等。 原告杨友高对于二被告拆除其经营的养殖场的行为不服，于2019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9）苏0812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二被告于2018年11月8日强制拆除原告经营的，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南鸿海路东（原徐杨乡徐杨村**）的土地上的养殖场的行为违法。 2019年4月25日，原告杨友高向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徐杨街道办邮寄提交《赔偿申请书》，要求二被告对2018年11月8日拆除的原告养殖场2600平方米的房屋以及429.7米的围墙恢复原状，赔偿物品损失1101.1983万元。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被告徐杨街道办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后，未予答复。原告杨友高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 另查明，经区划调整，原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乡人民政府经区划调整合并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街道办事处。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受害人依照本法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十三条、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徐杨街道办强制拆除原告案涉养殖场的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且原告杨友高已经向两被告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原告杨友高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建筑物是否属于违法建设？二、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徐杨街道办就其违法强拆行为如何向原告杨友高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涉案建筑物是否属于违法建设的问题。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在原告杨友高建设养殖场之前，案涉土地已经被依法征收为国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已依法出让给其他单位。原告杨友高在未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签订承包合同，也未经任何单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占用土地建设养殖场，显然属于违法用地行为。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本案中，原告杨友高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未取得任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在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建筑物用于养殖，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第三，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号）第三条第一款“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向县级畜牧主管部门提出规模化养殖项目申请，进行审核备案”、第三款“经县级畜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县、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积极帮助协调用地选址，并到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办理用地备案手续”、《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第三条“从事设施农业建设的，应通过经营者与土地所有权人约定用地条件，并发挥乡级政府的管理作用……签订用地协议……公告期结束无异议的，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三方签订用地协议……用地协议备案……项目设立不符合当地农业发展规划布局、建设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分别由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告知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经营者，由乡镇政府督促纠正”，可见，规模化养殖畜禽不仅需要合法用地、建设经过规划审批，其规模化养殖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审批、备案。本案中，原告杨友高从事规模化养殖未经任何审批、备案，擅自建设养殖场，且经相关部门多次通知，均未及时整改，其行为显然违反上述规定。 综上，原告杨友高在其他单位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未经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同意，未取得任何规划许可手续，其规模化养殖行为本身也未经任何审批、备案，其擅自建设养殖场从事规模化养殖，显然属于违法建设行为。原告取得的营业执照只能证明其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不能证明案涉的建筑物属于合法建筑。 二、关于被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徐杨街道办就其违法拆除行为如何向原告杨友高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原告杨友高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对原告养殖场内2600平方米的房屋以及429.7米的围墙恢复原状，若无法恢复原状，房屋按照3000元/平方米、院墙按照200元/米的市场价赔偿。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其他各项损失10442233元。3、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赔偿金100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案涉养殖场为违法建设，建筑物已经被拆除，所在地块土地早在2008年已经被征收为国有并已经出让给其他单位使用，且案涉土地已经纳入城市规划的范围，故案涉养殖场依法不应恢复原状。故对原告杨友高要求将案涉养殖场内2600平方米的房屋以及429.7米的围墙予以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可见，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从而造成损失。本案中，原告杨友高对建设的养殖场不具有合法权益，建筑本身不受法律保护，应当予以拆除。如果行政机关采取合理、审慎的拆除手段，在此范围内造成的损害，属于拆除行为产生的必要损害，即使原告自行拆除也不可避免。拆除养殖场内建筑物后，建筑材料的损害程度、再利用价值，不是行政机关强制拆除时应当考虑的范围。拆除所产生的钢架、水泥、砖瓦等建筑垃圾，不具有可回收利用的价值，此部分的损害不予赔偿。故对于原告主张对案涉养殖场内建筑物按照市场价值3000元/平方米及院墙按照市场价值200元/米的标准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杨友高在案涉建筑物内的养殖物及其他动产是其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被告应就其强拆行为造成原告的此项损失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不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的认定。但是，确定行政赔偿数额，必须要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在双方对损失情况均不能举证证明，且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法官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理等，酌情确定损失数额。 原告杨友高主张的物品损失为10442233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养殖物损失314.3万元（其中怀孕母羊108万元、育肥羊24万元、羔羊2.3万元、极品藏獒、德牧犬损失180万元）；2、附属设施、机器设备、兽药及疫苗、养殖设施、办公用品等财产损失256.3233万元；3、古董桌损失100万元；4、停产停业损失200万元；5、财产利息损失120万元；6、装潢损失50万元；7、工人工资损失3.6万元。一方面，原告仅提供了损失清单及视频，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养殖物数量及屋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情况，原告的举证并不充分，但由于被告在强制拆除时未对案涉建筑内的养殖物及其他物品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养殖物及其他物品的具体数额，两被告应负有相应的责任。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合理的损失，被告应予赔偿，本院分别分析、认定如下： 1、原告主张的羊、犬、粉碎机、拌料机、喂料车、出粪车、柴油三轮卡、汽油助力三轮车、叉车、羊床、护栏、饲料、铁门、空调挂机、产床、保温箱、保温板、水管、羊槽、缸、玉米、大风扇、排风扇、冰箱、冰柜、电脑、热水器、洗衣机、坐便器、排污管、维修工具、卖猪跑道、饲料、兽药、注射器、插排、电线、地磅、宽带、监控等损失，因被告实施强拆行为时未能对现场进行拍照、摄像，也未对房屋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和保全，考虑到养殖场实际经营多年的实际，原告主张的上述物品的存在及养殖物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案涉养殖场已被拆除，相关物品及养殖物均已灭失，无法再通过鉴定、评估等方式确定物品及养殖物的价值，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通过走访本地养殖场进行调查、询价，本着相对有利于相对人的基本原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考虑折旧，运用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被告应赔偿原告养殖物及物品损失。（1）、羊的数量和价值。原告杨友高主张除村干部移交的73只羊外，另损失283头羊（被深埋或走失），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视频和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养殖场内的羊被被告的工作人员集中到带护栏的羊床上，置于养殖场的空地上。因羊床有护栏，羊群无法跑散，即使偶有一、两根木条损坏，也不会导致大量的羊群跑散。清单中的羊群73只，基本符合养殖场内羊群的数量。同时，拆除后的下午和当晚，原告及其家人两次来到养殖场现场，查看羊群情况，且被告在拆除后第二天亦张贴了告示，告知原告羊圈及羊仍在原处，请尽快转移或变卖。原告对于其养殖的羊群，亦有妥善处置的责任和义务，其应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如在此过程中，有羊遗失，原告自身亦有过错。结合原告提供的村干部签字确认的清单和视频，酌定二被告赔偿5只死羊的损失，其中怀孕母羊2只0.6万元，育肥羊3只0.7万元，共计1.3万元。（2）、酌定3只犬1.2万元。(3)、酌定粉碎机、拌料机、喂料车、出粪车、柴油三轮卡、汽油助力三轮车、叉车、羊床、护栏、饲料、铁门、空调挂机、产床、保温箱、保温板、水管、羊槽、缸、玉米、大风扇、排风扇、冰箱、冰柜、电脑、热水器、洗衣机、坐便器、排污管、维修工具、卖猪跑道、饲料、兽药、注射器、插排、电线、地磅、宽带、监控等屋内物品7.1万元。合计9.6万元。 2、原告主张的清洗机、消毒机、定位栏、保育床、赶猪器、恒温箱及B超仪、采精架、采精袋、显微镜等母猪繁殖设施，均是现代养殖企业的标准化配备，但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涉案的养殖场破损严重，不具有现代养殖企业的相关配套设施，且原告已于2018年上半年不再养殖生猪，原告主张拆除时存在上述物品，既未提供初步证据，亦于常理不符，依法不予支持。 3、原告主张的装潢(硬装)、道路、地坪、鱼塘、水塔、水塔座、化粪池、沼气池、井，即使存在，同上述猪圈、羊圈、院墙以及供人居住的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建筑物，因系违法建设，且客观上也无可回收利用的有价值的建筑材料，不应予以赔偿，故对于原告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4、原告主张的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系可移动的代步工具，原告在明知案涉养殖场即将面临拆除，多名亲友在场的情况下，将可移动的代步工具放置于案涉养殖场内，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5、原告主张的价值100万元的古董桌一张、价值5.6万元的化妆品一套、办公用具10万元、衣服3.6万元、中央空调3.6万元、开旅馆的床4.8万元、婚床10万元、吊扇1.15万元，对此几项价值较高的物品，原告并未进一步提供该物品客观存在的证据，结合案涉养殖场被拆除前的实际居住情况以及养殖场现状，同时考虑到原告有六套房屋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在明知案涉养殖场即将面临拆除且其实际另有住房的情况下，将如此贵重的物品放置于案涉房屋内，与生活常识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6、原告主张的疫苗16.6万元，原告未提供购买及存在的初步证据，且疫苗保质期较短，原告在明知养殖场即将被拆除的情况下，还大量购进疫苗储存，不符合客观实际，不予采信。 7、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财产利息、工人工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于法无据，亦不属于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依法不予赔偿，对于原告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街道办事处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杨友高物品损失9.6万元。 二、驳回原告杨友高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万春 审 判 员  邹晓琴 人民陪审员  冯桂珍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 琪 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四）造成财产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