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光海，男，1969年4月20日生，汉族，现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晓蔚，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雪飞，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千里，男，1974年6月8日生，汉族，现在山西省晋中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斌，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光海与上诉人马千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7民初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光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马千里返还上诉人614万元，并赔偿损失4611898.25元，共计10751898.2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马千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马千里之间的《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是正确的。合同无效后，马千里因合同取得上诉人的财产614万元，应返还上诉人；因马千里的过错造成上诉人的损失4611898.25元，应赔偿上诉人。但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这两项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一、马千里因合同取得上诉人的财产614万元，在合同无效后，应返还上诉人，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依据《承包合同书》取得的550万元，在合同无效后应全部返还上诉人。《承包合同书》签订前后，上诉人依约支付给马千里730万元，其中有430万元的承包款和300万元的垫付款。减去以车抵债的180万元，这部分应当返还的是550万元。这430万元是承包款，完全是依据《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支付给马千里的，也就是说，马千里因合同取得的上诉人的财产，在合同无效后，应全部返还上诉人。但一审法院错误地将这430万元认定为400万元，并且作为损失，由双方各承担50%。一审法院的这一错误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这300万元是上诉人给马千里的垫付款，马千里支付给石乾美后，让石乾美退场，上诉人进场。300万元包括石乾美已开采的4.5万吨矿石的劳务费和三台旧装载机、三台旧空压机等设备款。因马千里无钱支付给石乾美，与上诉人协商后，由上诉人先行垫付，将来再付给上诉人。一审中，上诉人所举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事实。但一审法院错误的将这300万元认定为330万元，并且认为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钱款的性质、用途和基础法律关系，因此而错误地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使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为垫付款，上诉人所举的证据也可以证明是上诉人因履行承包合同所产生的损失，马千里也应当赔偿上诉人。（二）依据《补充协议》上诉人为马千里垫付的64万元设备款和安装费，在合同无效后应全部返还上诉人。根据上诉人一审中的所举的证据可知，依《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本应由马千里购买安装的选厂设备，因其无钱购买，通过《补充协议》约定改为由上诉人垫资购买和安装，投产后从马千里的承包款中扣出。因此，上诉人为履行《补充协议》而垫资的64万，包括62万元的设备款和2万元的安装费，在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应返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垫付的62万元设备款，因设备不能返还马千里或不能证明设备实际交付马千里，而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双方都认可选厂设备购买和安装的事实，上诉人的举证也足以证明上诉人为此共花费了64万元。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62万元设备款中从山西祥源能源有限公司转给唐山市矿山机械厂的金额是30万元还是32万元，这个钱实际是上诉人还是马千里支付的，不涉及设备的交付和返还问题，何况设备当时就在马千里的矿区内进行的安装。诉讼中，马千里也没有提出反诉，请求返还设备。因此，一审法院的裁判超出了双方当事人主张和辩论的范围，由此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因马千里的过错造成上诉人在履行《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的过程中，产生了4611898.25元的损失，在合同无效后，马千里应赔偿上诉人。马千里欺诈上诉人有采矿的合法手续，并与上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为履行合同从2014年4月至9月，共投入4611898.25元，包括生产性物料耗费、运输车辆耗费、劳动保护费、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工资、水电费用、日常办公管理费用、其他垫付款和购入生产设备费用。在合同无效后，马千里应赔偿上诉人。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马千里赔偿采矿投资损失430万元，是明知违法情况下产生的损失，应自行承担，因此错误地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要求马千里赔偿的损失，起诉时主张的是430万元，举证期间内上诉人通过委托第三方进行会计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书》，确定的损失是4611898.25元，上诉人对诉讼请求作了相应变更。但一审法院对这一经过双方质证的事实和证据，在判决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彻底回避了不予采信的理由和诉讼请求变更的情况。上诉人在《承包合同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马千里一直谎称有合法手续，故意隐瞒没有《采矿许可证》的事实。上诉人也一直以为马千里是有合法的采矿手续。上诉人带领着几十个农民工在马千里的矿区内，并且是在军事管制区域内，能按部队的规定自由出入，就是最好的证明。但直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生效后，上诉人才最终知道马千里的采矿行为确实不合法，被马千里欺诈了。因此，上诉人并不是明知马千里没有合法采矿许可而实施的采矿投资行为，更不是明知违法情况产生的损失，不应当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全部损失，而应当由马千里赔偿上诉人的损失。三、一审法院遗漏了上诉人第一次申请变更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起诉后，申请变更过两次诉讼请求。第一次是在2019年1月，书面申请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2.判令被告马千里返还原告人民币794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4611898.25元，共计12551898.25万元。”第二次是在庭审中，口头提出变更减少180万元返还款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仅涉及了第二次变更的诉讼请求而遗漏了第一次变更的诉讼请求。马千里针对耿光海的上诉辩称：一、耿光海共计向答辩人转款713万元，而非730万元，一审认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400万元承包款，另原告向被告支付330万元用于进场采矿，共向被告支付730万元”源自（2016）晋刑终204号第51页。一审质证耿光海2014年4月16日转款100万元、2014年4月21日转款100万元、2014年5月9日转款100万元，其合伙人邓和举2014年5月9日转款200万元、2014年5月12日转款25万元，2014年6月6日通过案外人向答辩人转款38万元，其合伙人李恒伟2014年5月6日转款100万元，其合伙人杨东2014年6月12日转款50万元，共计向答辩人转款713万元，而非耿光海上诉中所称730万元。二、耿光海上诉称300万元为垫付款与事实不符，耿光海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说明300万元是用于购买案外人石乾美原矿或是答辩人的设备，答辩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答辩人通过农业银行转给案外人石乾美300万元的转账记录、答辩人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制的耿光海辩护律师意见“投资的钱没有获利和分红，买来的铁粉未销售就被抓”已证明300万元是购买而非垫付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刑事案发前：耿光海在2014年9月15日向66443部队《有关矿区旷工反映情况》“祥源公司把原矿生产、加工、销售及对以前遗留设备的处理权承包予耿光海，耿光海向祥源公司预先支付45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325万元设备处理费，共计775万元整”。2、侦查阶段：2014年10月24日耿光海向侦查机关供述：我自己从马千里手里花了300多万买来三台旧的装载机、三台空压机，我还买了三台拉矿的卡车和一台新的空压机。后来我还买了两台选厂用的破碎机。3、刑事一审中耿光海向法庭提供的收条：2014年5月9日原承包人石乾美向耿光海出具的收条，耿光海辩护律师称该收条证明耿光海购买石乾美4.5万吨铁矿石的事实，辩护意见为获利情况和犯罪结果，投资的钱没有获利和分红，买来的铁粉未销售就被抓。三、耿光海所称垫资64万元设备款和安装费与其在侦查机关的陈述、《有关矿区旷工反映情况》、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鉴证报告书在设备数量、金额自相矛盾。（一）答辩人与耿光海关于购买采矿设备短信聊天记录。1、忻州中院案卷127页，时间为2014年7月3日23点29分。2、忻州中院案卷123页，时间为2014年7月5日10点28分至10点40分。（二）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书第36页，耿浩2014年7月13日转款30万元，收款人为杨志广。（三）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书第61页购买颚式破碎机两台32万元。（四）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书第62页购买锤式破碎机两台30万元。（五）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书第74页支付设备款30万元。（六）耿光海在2014年9月15日《有关矿区旷工反映情况》，耿光海于2014年7月15日，出资80万元用于购置并安装生产所需的两台机械设备。（七）耿光海2014年10月24日向侦查机关陈述：后来我还买了两台选厂用的破碎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耿光海在《有关矿区旷工反映情况》、侦查机关陈述中均称购买两台设备，而在鉴定报告书中却出现四台设备总价62万元设备，2万元安装费。耿光海通过耿浩仅支付了30万元，如何购买价值62万元的四台设备，而在此之前耿光海与马千里的聊天记录亦能证明马千里出资30万元的事实，如耿光海否认该事实，应举证证明其全额支付62万元设备款的事实，而且该设备安装时间为耿光海工队2014年7月12日停产后的2014年8月2日，该设备未曾使用，四台设备中有马千里出资30万元购买的两台，自始至终处于耿光海及其亲属的实际控制之下据为己有，刑事判决书并未没收上述设备。四、关于耿光海上诉赔偿其461.189825万元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川德联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书违反会计师审计基本准则，存在诸多虚假，且单方委托，不能作为证据。（一）按照会计核算费用期间的相关要求，应该明确耿光海投入费用从2014年5月2日-7月12日。（二）按照财务制度，在以上期间内的费用应该不包括：个人生活和家庭的所有支出、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虽然与生产经营有关，但不符合财务制度和会计凭证手续的字条和单据。（三）明细账必须有原始凭证，涉及到银行实际支出的在有原始银行回单的基础上有银行对账单才有效，否则即使是由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明细账都不具有任何真实度。（四）一审中对2014年投入、垫付款支出汇总明细表质证意见。1、生活杂费。与生产经营无关，无正式票据，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2、医疗费。1名驾驶员及1名工人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无发票、病历及身份信息，且用工主体为66443部队。3、办公费用。出库单、入库单等均无发票，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4、技术咨询费。聘请山东籍技术人员所支出的两笔84000元无发票，其中一笔4000元发生在2014年4月1日，而承包期限为2014年5月1日-2015年5月1日，另外一笔8万元发生在2014年7月12日停产当日，无发票，无转账凭证，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5、招待费。其中一部分费用为耿光海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聘请律师、亲属乘坐交通工具、住宿、餐饮费用，基本无票据，少数有票据无名字，不能证明与生产经营有关，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6、差旅费。基本无票据，少数有票据、无名字，不能证明与生产经营有关，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7、交通运输费。基本无票据，少数有票据无名字，不能证明与生产经营有关，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8、材料工具款。无发票，基本为收条，不能证明与生产经营有关，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9、车辆维修费。无发票，不能证明与生产经营有关，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10、电费。2014年5月至7月电费无发票，对忻州市中院案卷中128页、129页的2014年5月51000元、7月24657.77元、8月19000元认可，该电费为部队、马千里、耿光海三家共用的电费，耿光海用电量最大，无法区分各自的用电量及具体的费用，且8月30日发票明确显示结余67889.05元，耿光海应向66443部队主张结余电费。11、工资。工资发放时间与实际生产日期不符，且仅有耿光海妹妹耿光丽签字，没有工人身份信息，没有其他合伙人签字，证人耿某时称，任何支出必须有两个以上合伙人签字才有效，真实性不予认可，不符合财务制度，用工主体为66443部队。12、工程款。无施工合同，无转账凭证，无发票，不符合财务制度，不予认可，应由发包方66443部队在拖欠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13、刘君借款。不能证明与生产经营有关，不予认可。14、设备款30万元。无发票，无设备具体名称，答辩人认为该款62万元为购买四台破碎机答辩人出资购买两台的部分，与上诉状中所称垫付64万元为一件事，重复计算。15、双桥车。根据耿光海供述，不能证明其购买该车的事实，若确实购买该车，其作为所有权人可向66443部队主张权利。16、自卸车。购买时间为2014年6月3日，车辆所有权人梁小中可根据所有权向66443部队主张所有权。五、耿光海2018年8月28日提起诉讼，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承包合同》的期限届满之日为2015年5月1日，耿光海应当自2015年5月1日起两年内行使诉权，诉讼时效至2017年4月30日已届满。六、原最高院民二庭庭长，现任最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三庭庭长宋晓明就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提出的若干疑难问题答记者问中称，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2017）最高法院民终548号民事判决的裁判观点可以佐证。七、耿光海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1、一审中，答辩人向法庭提供了邓和举、梁小中、耿光海三人向答辩人出具的180万元收条后，耿光海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180万元已支付，答辩人若将该收条遗失，耿光海的虚假诉讼将得以实现。2、耿光海在一审时对通过答辩人向案外人石乾美支付的300万元购买原矿的事实矢口否认，在答辩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转账记录、答辩人提交石乾美向耿光海出具的300万元收条后，耿光海在二审中又改称为垫付款。3、在所谓的损失461.189825万元中，工资款存在虚假诉讼，如果耿光海已向朱美利、吴永付支付工资70.7086万元，何来朱美利、吴永付诉讼之词。八、耿光海所称答辩人欺诈耿光海有采矿的合法手续，并与上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与事实不符，（2016）晋刑终204号第57-58页，耿光海的供述可以佐证。马千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晋0727民初99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耿光海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耿光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退还耿光海承包费的理由为“因原、被告双方均无合法的采矿许可而自始无效，且原、被告对各自无合法采矿许可证系明知，故对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400万元承包费损失，应由原、被告各自承担50%，即分别承担200万元，鉴于被告马千里己向原告退还180万元承包费（以马千里自有三辆小车作价180万元）故马千里应退还原告20万元承包费”，于法无据。（一）耿光海主动找到上诉人并签订《承包合同》，上诉人不存在欺诈、诱骗行为。耿光海在2014年4月16日第一次在太原见到上诉人，商量后，怕上诉人不承包给他这个矿，耿光海就告诉上诉人说先给上诉人打100万元算是把这个矿给定下来。（二）上诉人与耿光海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不仅仅是简单的违法，而是触犯刑律。上诉人与耿光海签订《承包合同》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导致犯罪，均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在确认合同违法无效后并不必然产生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允许其请求返还财产明显违背了这样一句法彦“任何人不得以其恶行主张权利”。如甲、乙共同合伙投资非法生产、销售毒品，后甲乙双方均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现乙通过人民法院向甲主张退还非法生产、销售毒品犯罪行为的投资。本案中耿光海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以个人名义签订《承包合同》显然内容侵犯了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己被生效的（2016）晋刑终204号判决书所确定，系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耿光海在签定合同时明知合同是违法的，就是意图摆脱法律秩序而谋求不正当利益。二、一审中上诉人提出耿光海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上诉人与耿光海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1日，上诉人应当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主张权利，而耿光海在2018年8月28日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己超过诉讼时效。耿光海针对马千里的上诉辩称：1、本案不存在欺诈是错误的。在签订承包合同时，马千里对耿光海说是部队的尾矿治理工程，谎称有合法手续，所以答辩人在刑事卷中误以为马千里是一包，答辩人是二包，同时因为耿光海一直承包国有企业的煤矿开采，所以在本案中答辩人误以为是有手续的合法的矿，所以答辩人认为签订合同时马千里欺诈答辩人，而且答辩人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的二审刑事判决书生效后才知道自己被欺骗。2、针对马千里陈述的签订合同触犯刑法的问题，答辩人认为该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刑法是罪刑法定的原则，只有法律明确规定是犯罪才是犯罪，而本案中签订承包合同本身是不构成犯罪的，并且答辩人在签订合同时也不知道马千里存在非法采矿的事实。当时马千里就在管理区域内采矿，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在生产，马千里带答辩人到采矿现场，看到三个洞在生产，而且有车辆在拉铁粉，如果当时马千里有采矿许可证，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因马千里没有承包许可证，因此合同无效。3、马千里认为合同无效后所取得财产不予以返还答辩人认为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马千里通过合同所取得的730万元，在扣除以车抵债后，剩余550万元是应该返还的，而且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因为答辩人如果知道当时马千里没有手续的话是不会签订合同的。4、马千里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依据最高院公告案例（2005）民1终字104号，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即使从2017年5月2日二审刑事案件判决书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8月28日答辩人起诉之日也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耿光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耿光海、马千里签订的《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马千里返还792万元，并赔偿损失430元，共计1222万元；3、判令马千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7日，耿光海、马千里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马千里将原平祥源铁矿（原平市上阳武村）的开采、选矿、销售承包给耿光海；承包时间自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1日；承包费用按当日精粉720元每吨，马千里350元、耿光海370元，上浮了的精粉价格由双方各按50%分成；付款方式为每月月初耿光海付给马千里人民币450万元整，月底按产量结清。马千里负责向耿光海移交选厂完好的选矿设备，乙方承包之前的一切债权和债务由甲方承担等内容。合同签订前后，耿光海向马千里支付400万元承包款，另耿光海向马千里支付330万元用于进场采矿，共向马千里给付730万元。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马千里不能将选厂完好的选矿设备等按照约定移交耿光海，双方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以前所定由马千里承担购买安装的选矿设备，变更为由耿光海负责垫资购买和安装，投产后从马千里承包款中扣除，承包时间以正式投产为准。《补充协议》签订后，耿光海称其为马千里垫资62万元，用于购买选矿设备。合同履行过程中，耿光海、马千里均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因此，耿光海因无法继续采矿，于2014年9月底撤出该矿。2014年9月20日，马千里以三台自用小车作价180万元退还耿光海承包费180万元，耿光海据此减少诉讼请求180万元。2017年5月12日，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马千里采矿行为为非法采矿。一审法院认为，耿光海、马千里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因耿光海、马千里双方均无合法的采矿许可而自始无效，且耿光海、马千里对各自无合法采矿许可系明知，故对于耿光海向马千里支付的400万元承包费损失，应由耿光海、马千里各自承担50%，即分别承担200万元，鉴于马千里已向耿光海退还180万元承包费（以马千里自有三辆小车作价180万元），故马千里还应退还耿光海20万元承包费。对于耿光海称其因第三人石乾美拒绝退出铁矿，而向马千里支付330万元用以进场采矿的陈述，马千里辩称其认可该事实，但该330万元系耿光海向第三人石乾美购买4.5万吨原矿和部分选矿设备而产生，系耿光海与第三人石乾美之间的合同关系，与马千里无关，马千里只是作为中间人转款而已，对于上述耿光海、马千里的陈述和辩解，双方虽然认可该转款330万元的事实，但对钱款的性质、用途以及该330万元的基础法律关系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加以佐证，且又无法与第三人石乾美核实相关陈述及证据，无法对该事实做出准确认定，故对于耿光海要求马千里返还该330万元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待耿光海有新的证据后可另行起诉。对于耿光海要求马千里返还62万元垫资款的诉讼请求，虽然耿光海、马千里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对此有明确约定，但返还垫资的前提是耿光海应当将垫资购买的财产返还马千里，庭审中耿光海、马千里均陈述其未实际掌控垫资购买的财产，现在该财产不知所踪，故对耿光海的该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待耿光海有新的证据证明马千里持有该财产或耿光海将垫资购买的财产实际交付马千里后，耿光海可另行起诉要求马千里返还垫资款。对于耿光海要求马千里赔偿采矿投资损失430万元的诉讼请求，耿光海系明知马千里及自己无合法采矿许可而实施的采矿投资行为，该投资系耿光海在明知违法情况下产生的损失，该损失应由耿光海自己承担责任，故对耿光海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马千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耿光海20万元。二、驳回耿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第一项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耿光海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5000元，因耿光海减少诉讼请求至10400000元，故应退还耿光海诉讼费10800元；剩余案件受理费84200元，由耿光海负担82581元，马千里负担1619元。二审中，上诉人马千里提交：（2015）原民初字第452号、（2016）晋098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欲证明：耿光海未支付工人工资，鉴定报告存在虚假。上诉人耿光海质证称：判决书为复印件，也没有法院印章，真实性有待核实，判决书中的工人在耿光海没有接手时就在铁矿工作，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两份判决和本案损失没有实质上的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1、原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2、上诉人马千里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耿光海614万元，并赔偿上诉人耿光海损失4611898.25元；3、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评判如下：1、经审查，耿光海于一审庭审中将原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马千里返还原告人民币792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430万元，共计1222万元”变更为“判令被告马千里返还原告人民币794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4611868.25元，共计12551898.25元”，诉讼请求项目未变，诉讼请求金额增加，但耿光海未交纳相应案件受理费，且原判决对相应诉讼请求项目未予支持，对耿光海上诉所称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对此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3、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耿光海所举转账凭证并结合马千里在其非法买卖、储存爆炸物罪及非法采矿罪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应当认定耿光海向马千里支付730万元。马千里主张耿光海支付款项中330万为耿光海购买石乾美原煤等物品的费用，但其所举收条显示石乾美收到300万元，应当认定耿光海支付马千里承包费用为430万元。耿光海称其支付石乾美的款项系为马千里垫付，马千里不予认可，耿光海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并结合耿光海在其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对耿光海该节主张不予支持，其与石乾美之间的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耿光海主张垫付62万元购买设备，马千里以其中32万元通过山西祥源能源有限公司账户支付为由而主张该32万元由马千里支付，但结合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耿光海垫资购买及安装选矿设备的约定，应当认定耿光海的主张成立。耿光海主张安装费2万元，所举收条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应支持。川德联鉴企征〔2019〕001号鉴证报告书系单方委托，鉴定所依据的凭证未经质证，不足以证明耿光海的投资损失。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案涉《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无效后，马千里因该合同取得的承包费430万元，应予返还，核减马千里已经返还的180万元，尚应返还250万元。对于耿光海垫付62万元购买设备产生的损失，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马千里应当赔偿耿光海31万元。5、本案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及合同无效后处理纠纷，且耿光海、马千里均涉及因案涉《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相关的刑事案件，对马千里上诉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7民初9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马千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耿光海250万元并赔偿耿光海31万元，共计281万元。二、撤销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2018）晋0727民初9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耿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000元，由马千里负担21845元，耿光海负担731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611元，由马千里负担20836元，耿光海负担69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永丽审判员  杨姣瑞审判员  元晓鹏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沂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