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10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发，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纪道萍，女，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某，女，199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真瑜，女，201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法定代理人：梅某（系张真瑜母亲），199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丹一巷88号。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均，湖北遇真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元波，男，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想，男，199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李元波、李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强，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李元波、李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萍，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修锋，男，198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磊，湖北立丰（十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诉人张玉发、纪道萍、梅某、张真瑜（以下简称张玉发等4人），上诉人李元波、李想因与被上诉人袁修锋生命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2019）鄂0381民初208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发等4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李元波、李想对张玉发等4人的各项损失承担40%的连带责任；2.二审诉讼费由李元波、李想承担。事实与理由：李元波、李想应承担40%的过错连带责任。第一，张毅钓鱼的场所是李元波、李想家庭经营管理的库汊，且李元波、李想管理的库汊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即凡是去钓鱼者，按200元/人收费管吃饭。据此，李元波、李想对钓鱼人员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第二，张毅没有取得相应的船舶驾驶资格，李想将小渔船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张毅驾驶，存在着选任错误；第三，张毅在驾驶小船时，李想既没有陪同，也没有提醒船上有救生设施和穿救生衣，未尽到安全保障提示义务；第四，张毅落水身亡的原因系被李元波经营的船舶固定的绳索所绊倒，李元波在公共河面上设置固定缆绳没有警示标志，且停靠船舶违反国家关于内河船舶停靠的管理规定，在本案中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张毅溺水身亡的原因与李元波、李想上述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李元波、李想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判认定李元波、李想承担22%的过错责任明显偏低。李元波、李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李元波、李想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该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玉发等4人、袁修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对证据的采信亦错误，严重偏袒张玉发等4人、袁修锋，最终作出了错误判决。首先，原审判决认定案涉的库汊实际由李元波、李想家庭管理经营使用，该认定错误。根据李元波、李想在一审庭审所举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可以证明，李元波、李想自2015年之后对案涉库汊没有使用权及经营管理权，实际上李元波、李想也没有经营使用。张玉发等4人、袁修锋庭审所举公安机关对李想的“询问笔录”第5页，问“你们还在里面养鱼没有？”答：“我们没有在里面养鱼，水消后里面多少会有鱼在里面”。据此，无论从书证还是言词证据，都证明案涉的库汊系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的水域，有人去钓鱼，李元波、李想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管理。因李元波、李想住在该水域旁边，有人来钓鱼，就近在其家中吃饭，李元波、李想收取的仅仅是饭钱，同钓鱼没有任何关系。张玉发等4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提起侵权之诉，依据该法规定，李元波、李想只有实施了侵权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才能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张玉发等4人没有证据证明李元波、李想实施了侵权的事实。据此，李元波、李想不应当对张毅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张毅的死亡已经确定为溺水死亡，但本案没有查清张毅是如何落水，原审判决认定张毅在穿过绳索时，被绳索绊住落入水中，该节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当时袁修锋站在船头，船头比船尾高很多，袁修锋顺利通过，张毅在船尾，船尾比船头低，并且张毅双手握桨，如何能被绳索绊住。张毅落水后，袁修锋、张晓光才发现，谁都没有亲眼看到张毅落水的过程。因此，张毅落水的原因原审判决没有查明，仅仅凭借想象去认定事实，认定责任人是错误的。第三，张毅溺水死亡的直接责任在其本人及同行者。1.张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安全性，具有完全的判断能力，对自己的安全具有完全的自我保障能力。2.张毅在钓鱼当天天气极差，大雨天在江面上钓鱼的危险程度张毅本人应当能够预料并应当避免去钓鱼或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张毅责任重大。其同行者袁修锋没有劝阻，同行的人员之间才具有法律上的互相安全保障义务。3.因袁修锋中午到访，张毅等人在酒店喝酒，酒后到江面钓鱼的风险其本人应该能够预料并应当采取谨慎的安全保障措施，袁修锋应当劝阻，但没有劝阻。4.下午去钓鱼的时候，张毅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船舶的资格，也没有划船的经验，其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钓鱼（比如不上船，就在岸边钓鱼），其本人应当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同行者袁修锋应当劝阻，采取安全措施钓鱼。5.根据公安部门的笔录可知，张毅及袁修锋在去钓鱼时是从李元波居住的房屋所在的山坡上直接下到江边库汊，而在其上岸时，舍近求远绕一大圈上岸，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发生不测。6.张毅在驾船穿过固定船只的绳子时，其提醒了在船前部的袁修锋注意绳索，不可能自己不注意安全穿过绳子。而在笔录中没有任何明确的证言或在场人亲眼看到张毅被固定船只的绳子挂到，张毅落水的真正原因不明，张毅的落水同李元波固定船只没有因果关系。7.张毅本人以及同行者袁修锋均各自知晓自己的水性，都不会游泳，在水面划船及乘船时应当考虑安全因素，并主动采取安全措施（比如穿上救生衣）。（二）李元波、李想对张毅没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认定李元波、李想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错误。根据李元波所举证据，可以明确的是，从2015年4月以后，李元波对该水域便没有使用权以及管理权，为了保持丹江库区的水质及库区环境保护，丹江口市政府已经将该水域的养殖经营权收回，不再让库区的养殖户在库汊中养殖。张毅等人来钓鱼，同李元波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李元波并不知道张毅等人在该库汊钓鱼。李元波的船只固定停靠于库汊水域有几年的时间，李元波所举证据证明了其船只均具有合法的证件，可以在该水域停靠，该水域不是钓鱼的区域，没有个人或单位在该水域开设钓鱼的服务项目，张毅等人的活动均属私自活动，自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张毅等人如果想使用李元波的该船只，应当经过李元波的许可，但其没有取得李元波的同意，私自使用李元波的船舶，而李元波船舶的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技术要求，不存在任何瑕疵，在该船舶上有配套的保护救生设施，只是张毅等人自己不去使用，不使用救生设施的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其同行者没有提醒或主动取出救生衣穿上，显然存在重大过错。李元波固定停靠的船舶，在水域停靠同其他养殖户的船舶停靠没有不同，库汊的船舶均以该种方式停靠，因该水域不是娱乐场所，不是船舶码头，不是钓鱼场所，不是行船通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制度对该种固定船舶有相关要求，船舶的正常合理停靠同张毅的溺水没有因果关系，更何况在通过绳索时，都已经观察到并做出了提醒对方的言语表现。李想为张毅等人送渔具使用的船只，被张毅等人使用，因李想本人并不在场，其有事去丹江口市市区，并为张毅等人准备免费的晚饭（基于张毅同李想的亲密朋友关系），张毅等人同李想没有钓鱼服务合同关系，对张毅等人的人身财产没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三）原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应当以职权或向张玉发等4人、袁修锋释明追加应当承担责任的张晓光作为本案被告，同时梅某也存在过错，应当减轻其他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张毅及袁修锋是张晓光开车将其带至案发库汊钓鱼，张晓光明知二位中午喝酒，明知当天天气下雨，张晓光的笔录记载其也明知张毅不会游泳，如此情况到库汊钓鱼的风险巨大，其没有劝阻，在张毅落水后，其没有实施救援措施。因此，袁修锋系同行者，其具有相互之间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原审庭审中，李元波、李想提出了本案遗漏被告，张晓光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原审判决没有作出处理，如果张玉发等4人、袁修锋不同意追加被告，应当在责任人承担的责任额度内减轻其他人的赔偿责任。当日中午，张毅的妻子梅某同张毅及袁修锋在一起吃饭，其明知二人喝酒后去库汊钓鱼、张毅不会游泳、天气不好，其作为张毅的妻子具有法定的劝阻义务，以保障张毅的人身安全，故此梅某存在明显过错，但原审判决未对法定义务人作出公平、合理、合法的责任认定，应当在该额度内减轻其他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四）原审对张真瑜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查明的事实，张真瑜出生在张毅去世之后，在张真瑜出生后，张毅不是其合法的扶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张毅非张真瑜生前的扶养人。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张真瑜必须是被害人即张毅依法应当具有扶养义务的对象，但张真瑜出生时张毅主体已经不存在，何来的依法去扶养张真瑜，因此，张真瑜的扶养人应当是其母亲梅某。原审判决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判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元波、李想没有对张毅实施侵权，不存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李元波、李想也没有同张毅等人形成提供钓鱼场所及工具的合同关系，不具有合同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张玉发等4人对李元波、李想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李元波、李想的合法权益。针对李元波、李想的上诉，张玉发等4人未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询问时共同辩称，1.张毅和袁修锋钓鱼的地方是李元波从事钓鱼经营的场所，张玉发等4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五，即公安机关调查李元波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其自身的证词充分证实了该场所是他自己经营的场所，因此对在其库汊钓鱼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2.张毅落水的原因是袁修锋在证词中说的李元波的固定在河中的船的缆绳将其挂倒。3.是李想提供给张毅的船，李想知道张毅不会划船而将船只交给张毅是选任上的错误。4.李元波将船停在河中央，没有停在岸边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同时没有告知张毅小船上的救护设置。针对李元波、李想的上诉，袁修锋未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询问时辩称，1.李元波、李想应当对张毅的死亡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李元波、李想是库叉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从其要求钓鱼就收取200餐费可以明显看出，李元波对库叉开展了垂钓业务，应当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李元波辩称的只是饭钱与事实不符，钓鱼与吃饭是一种捆绑关系，两种行为不可分。李想将船交给张毅，没有陪同，未提醒要求穿救生衣，救生衣的放置位置隐蔽，不易察觉，也未提醒救生衣所放的位置，故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2.张毅钓鱼意外落水溺亡没有争议，责任不在同行者袁修锋，袁修锋是被邀约方，本身也不会游泳，对张毅的意外落水并没有过错，相约钓鱼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行为，其风险级别较低，就像出门开车一样，并不能要求同行者袁修锋要进行劝阻，没有劝阻就要承担责任，此种说法过于牵强，也无任何依据。针对张玉发等4人的上诉，李元波、李想未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询问时共同辩称，第一，张玉发等4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对方提供的理由中第一条说家庭经营该库汊，从李元波的笔录中看出张毅来钓鱼没有收钱，并且晚上吃饭也是出于朋友关系免费的，因此不能认为李元波是经营者。第二，开展经营项目的工具应当是李元波提供，而本案中张毅钓鱼的工具是自带的，是一种私人行为。第三，李元波的笔录中说的很清楚，该库汊已经被政府接收清理，里面虽然还有一些鱼没有清理，但不能据此认定李元波从事了经营业务，且没有获利，因此对钓鱼人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张玉发等4人提出张毅没有驾驶船只的资格，这样的话张毅更应当承担责任而不是让李元波、李想承担责任。张玉发等4人称李想没有提醒张毅穿救生衣，在开庭笔录中已经查明在船上放置的有救生衣，只是受害人没有穿，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张玉发等4人称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本案原审就没有查明张毅是如何落水的，袁修锋的笔录中也说明是他发现船晃了才发现张毅落水，张毅落水的原因并不能明确。李元波的船只固定在岸边，这里不是航道也不是公共场所，没有法律规定要设置警示标志，因此跟张毅的落水也没有关系。综上，让李元波、李想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张玉发等4人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元波、李想、袁修锋连带支付张玉发等4人死亡赔偿金689000元、丧葬费30280.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819280.50元；2.判令李元波、李想、袁修锋连带支付张玉发、纪道萍赡养费479920元，支付张真瑜抚养费215964元，合计695884元；3.诉讼费用由李元波、李想、袁修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8日，袁修锋受其所在公司指派给客户（张玉发等4人的亲属张毅系客户之一）送礼品，袁修锋给张毅打电话联系后，开车到丹江口市城区和张毅及其妻子、朋友共五人一起吃午饭，期间二人共喝了四瓶啤酒。饭后袁修锋因饮酒不能开车，两人共商去钓鱼，张毅电话联系了其朋友李想（李元波的儿子），李想答应了张毅和袁修锋到其家庭管理经营的库汊去钓鱼，张毅让张晓光来开车送二人去。到达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村7组李元波、李想家后，张毅、袁修锋步行前往库汊，张晓光驾车与李想一起前往库汊的河堤上，由李想划船与张晓光一起把车上的渔具送到张毅、袁修锋所在位置。李想把船交给张毅后，与张晓光一同驾车离开，前往丹江口市城区办事。同日下午六点多雨下大后，张毅给张晓光打电话来接他们，张毅和袁修锋开始从钓鱼地点小库汊河边划船往大库汊河堤回返，张毅在船尾划船，袁修锋站在船头，在返回途中有李元波、李想家的一只大铁船停泊在库汊水面上，用三根绳索固定着，张毅划船穿过两根绳索后，发现了第三根绳索，张毅提醒袁修锋注意，袁修锋低头先穿过绳索，张毅在穿过时被绳索绊住落入河中。张毅落水后挣扎时，袁修锋因不会游泳不会划船，拿着船浆到船尾递过去施救未果。张晓光在河堤上发现张毅落水后，赶紧喊车上的李想，李想立即下车往张毅落水处跑去，在离张毅落水处不远的岸边，李想跳进河里游去，还没游到，张毅已沉入河水中溺亡。张晓光随后报警，警方组织人员将张毅的尸体打捞起。一审法院另查明，案涉库汊系李元波于2004年7月10日办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进行渔业养殖，每年进行年检，2015年以后因丹江口市库区进行网箱及库汊清理登记，证件不再进行年检。2018年丹江口市进行库汊清理后，因部分补偿款未到位，案涉库汊实际还由李元波、李想的家庭管理经营使用，平时有人来钓鱼，李元波按每人200元收费管吃饭，张毅生前与李想关系亲密，每次钓鱼未收取费用。案涉两艘铁船均系李元波所有，进行渔业养殖时使用，小铁船登记在李元波名下，大铁船登记在李元波的妻子尉汉芬名下，有时供他人钓鱼使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张真瑜于2019年10月21日出生，梅某作为张真瑜的法定监护人于2019年10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张真瑜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依法通知张真瑜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张玉发、纪道萍、梅某于2019年10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鄂0381民初2089号民事裁定，对李元波在丹江口市凉水河镇人民政府的库汊补偿款310000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为一年。张玉发等4人因张毅死亡所受损失经审核确定为：丧葬费30280.50元（60561元/年÷2）、死亡赔偿金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被扶养人张真瑜生活费215964元（23996元/年×18年÷2人）、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元，共计944344.5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想同意了张毅和袁修锋到其家庭经营管理的库汊去钓鱼，就有保障来钓鱼人员安全的义务。李想将小渔船交给张毅划船去钓鱼，而没有陪同，也没有提醒船上有救生衣并要求其穿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不作为即具有可归责性，造成张毅死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经庭审查明，李元波的库汊及渔船也对外经营开展垂钓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元波有保障垂钓人员安全的法定义务，虽然张毅与李想关系亲密，钓鱼不收费，但李元波对张毅平常来库汊钓鱼的行为是认可的，对于张毅在划船穿过其固定渔船的绳索时，发生意外落入河中溺水死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张毅落水后，袁修锋已经及时采取与其能力相符合的积极救援行为，但其不会游泳、不会划船，不是专业救生员，无救助专业技能，没有必须自己亲自去施救的义务，原则上没有过错，故对于张玉发等4人要求袁修锋因施救不当，没有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对张毅溺水死亡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不予支持。由于袁修锋因业务关系来丹江口市，与张毅一同钓鱼进行娱乐，可以根据公平原则，适当对张玉发等4人予以补偿。张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钓鱼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危险有全面了解，本人不会游泳，明知案涉库汊水深危险，在没有专业人员的陪同下，自行划船去钓鱼，张毅应该知道和判断这种做法的风险，却没有尽到高度安全注意义务并防范风险，将自身的生命健康置于危险境地之中，应对其死亡的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结合当事人的过错，酌定由李元波、李想共同连带承担22%的赔偿责任，张毅自行承担70%的责任，袁修锋按核定经济损失的8%对张玉发等4人进行补偿。因张玉发等4人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毅生前在丹江口市城区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参照湖北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标准计算为689100元（34455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并入死亡赔偿金，因张玉发等4人没有提交张玉发、纪道萍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证据，不予支持该二人的相关费用；李元波、李想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是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本案被扶养人张真瑜是在张毅去世后出生，在她出生时受害人主体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法律上的受害人进行扶养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胎儿在未出生前虽不具有权利能力，不享有被扶养的权利。但是胎儿在出生之前，已经事实存在，在胎儿孕育过程中，作为胎儿的扶养人被致死，其出生后应有行使扶养损害赔偿权，被扶养人张真瑜出生后正常存活，其享有作为本案原告的相关权利，故张真瑜的生活费计算为215964元（23996元/年×18年÷2人），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两项合计905064元。关于丧葬费，张玉发等4人按照201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0280.50元（60561元/年÷12个月×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张玉发等4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其诉请数额过高，根据当事方的过错责任大小及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结合本地区生活水平等，酌定为9000元，由李元波、李想连带承担6000元，袁修锋承担3000元。综上所述，李元波、李想连带赔偿张玉发等4人的经济损失数额共计为211775.80元[（905064元＋30280.50元）×22%＋6000元]，袁修锋补偿张玉发等4人的经济损失数额共计为77827.60元[（905064元＋30280.50元）×8%＋3000元]，其他经济损失由张玉发等4人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元波、李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张玉发、纪道萍、梅某、张真瑜各项经济损失211775.80元；二、袁修锋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张玉发、纪道萍、梅某、张真瑜各项经济损失77827.60元；三、驳回张玉发、纪道萍、梅某、张真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36.48元，保全申请费2070元，合计20506.48元，由张玉发等4人共同负担14354.54元，李元波、李想共同负担4511.42元，袁修锋负担1640.5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问题；2.张真瑜的生活费认定问题；3.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问题李元波、李想上诉主张应将张晓光追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未追加属遗漏当事人，因张晓光系驾车运送张毅和袁修锋去目的地钓鱼，与张毅溺水死亡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晓光亦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一审法院未追加张晓光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并无不当。（二）关于张真瑜的生活费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张毅作为张真瑜的父亲，在张真瑜出生前5个月非正常死亡，对张真瑜受抚养的权利必然造成侵害，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客观事实认定张真瑜的生活费为215964元（23996元/年×18年÷2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本院予以确认。李元波、李想关于原审判决对张真瑜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其所控制的建筑物、运输工具、配套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负有保障义务；第二，是对其所控制场所应当配备相应人员，以避免外界及第三人的侵害提供必要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因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侵权人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程度相一致。本案中，李元波、李想作为案涉库汊的实际经营者，对经其许可到该库汊钓鱼的人显然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该安全保障义务并不因被其许可的人未交费而免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李元波、李想对张毅前往其经营的库汊钓鱼的活动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正确，据此确定由李元波、李想共同承担22%的过错责任，与李元波、李想的过错程度基本相一致，并无明显不当，故二审对该责任比例不作调整。张玉发等4人要求李元波、李想共同承担40%的责任，以及李元波、李想要求不承担责任的主张，均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依法均不予采纳。此外，关于张玉发等4人针对袁修锋的上诉，以及袁修锋因本案提起的上诉，因张玉发等4人与袁修锋已达成和解协议，本院根据张玉发等4人及袁修锋的申请，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鄂03民终1022号民事裁定（裁定主要内容为：一、准许张玉发、纪道萍、梅某、张真瑜撤回对袁修锋的上诉；二、准许袁修锋撤回上诉）。综上所述，张玉发等4人，以及李元波、李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无明显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44元，由张玉发、纪道萍、梅某、张真瑜共同负担3667元，李元波、李想共同负担44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鸣审判员 李 君审判员 祝家兴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柏媛媛书记员唐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