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1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忠玲，女，195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微电机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秀（上诉人吕忠玲之妹），女，天津市数控传动研究所退休职工，住天津市西青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忠焕，女，195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第八塑料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忠来，男，195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漂染二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忠英，女，196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勤俭道五金交店退休职工，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忠秀，女，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数控传动研究所退休职员，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军，男，1975年2月7日出生，汉族，天津邮政集团职员，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霞，女，197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职员，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钰，女，198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小学教师，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元浩，男，198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华熙欢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红梅，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宝，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立华，女，195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天津市色织十四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红梅，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宝，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娜，女，1987年8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芒果娱乐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红梅，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宝，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李学勇，男，1953年8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红桥区职工大学退休职工，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钰（原审原告李学勇之女），女，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小学教师，住天津市西青区。原审第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建设里4号楼底层。法定代表人：白金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伟，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忠玲、吕忠焕、吕忠来、吕忠英、吕忠秀、张艳军、张艳霞、李钰因与被上诉人吕元浩、邹立华、王娜、原审原告李学勇、原审第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房拆迁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6民初5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吕忠玲、吕忠焕、吕忠来、吕忠英、吕忠秀、张艳军、张艳霞、李钰、李学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6民初5863号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除三被上诉人应向八上诉人返还1001943元以外,还需向八上诉人返还1008664元。2.本案案件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原审第三人征补政策的解读权（责任）。首先，一审判决书中依据《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十九条和红桥区的《征补方案》认定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负有解读征收补偿政策及具体操作的责任。而《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十九条和红桥区的《征补方案》从未指出本案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具有解读征收补偿政策的责任。相反该规定说明了公有住房承租人应当获得补偿。其次，八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不具有解读征收补偿政策权力(责任)，具有此项权力(责任)应当是天津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政府部门,而非具体实施拆迁的企业法人单位。政策的表现形式也不应该以“情况说明”形式出现,否则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更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情况说明也只用了“倾向于与实际使用人进行协商”说法,这也并非确定性指示。且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所出具的房屋现状调查表与其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前后不一致。调查表中所说现居住人情况只有邹立华一人,而其情况说明却又说三被上诉人是实际使用人。再次，一审判决已经确认了八上诉人具有承租人的身份,也确认上诉人应当享有安置补偿权利。且一审判决所引用《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十九条的第二款明确指出“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给予补助和奖励。”又因，第十七条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于3日内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公告的房屋征收决定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区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宣传、解释工作。结合此次拆迁的政策,第三人没有解读政策的权力。二、关于被上诉人所签的具结书、担保书及协议书，其他事项中与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约定安置补偿款七分之一。首先，三被上诉人签上述文件时具有独占安置补偿款的意图，单方面与原审第三人进行协商。事后被上诉人发现后又想单独把该款项全部转移，在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出手殴打上诉人吕忠来。其次,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应知道其行为的后果。而原判决书却以生活常理这样说辞为几个成年人不负责的行为开脱。再次,一审判决中所指涉案款项文字表述并不一致,“安置补偿权利”、“安置补偿总款”“安置补偿款”虽在字面上有所不同,但基于相同的事实、同一的拆迁政策而作出的,而拆迁政策从未提及“实际使用人”这一说法。被上诉人均已在上述文件中签字并按手印,应当就全部2010607元进行返还。三、关于所谓“实际使用人”的问题。首先,实际使用人是吕秉德和袁玉珍及其子女,因为涉案的房屋是吕秉德于1979年福利分房取得，并于1995年4月1日与单位签订天津市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其次应当是上诉人吕忠来,他于1979年就在此居住,所谓“2002年离家出走”一说并非事实。只是因夫妻矛盾及工作原因回家较少。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实际使用人”的说法,那么作为实际使用人的吕忠来有要求返还实际使用人的款项的权利。再次,作为被上诉人邹立华系基于婚姻关系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且依据《天津市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不能取得承租人的身份,其地位只相当于免费租住于此租客而已。被上诉人吕元浩于2002年开始就在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其配偶被上诉人王娜也与吕元浩长期居住于北京,所以吕元浩、王娜不是现在居住人、也不是承租人、更不是使用人。四、一审判决中未明确具体家庭成员问题。上诉人吕忠来与被上诉人邹立华夫妻关系尚存。如果一审法院认为驳回部分款项是给家庭的财产也应当对其明确进行分配。吕忠来既是安置补偿权利的享受人也是户主。五、拆迁协议并未体现原审第三人所作的情况说明及2019年12月25日询问所述款项分配情况。上诉人认可的是拆迁协议,协议中明确了2010607元系全部拆迁安置补偿款。被上诉人吕元浩系保管人、被上诉人邹立华和王娜系连带保证人。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不能用一个情况说明推翻与被上诉人所签协议。六、安置补偿权利应当上诉人全部享有。一审判决所参照《天津市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第六条这规定应当由上诉人享受安置补偿权利。因吕忠来尚在人世，不应由其配偶及儿子享受安置补偿权利。被上诉人吕元浩、邹立华、王娜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八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房屋现状调查表中记载的房屋使用人是邹立华，拆迁部门的工作人员到被征收房屋内调查所记录，而吕元浩自小居住在该诉争房屋内，与王娜共同居住，并影响现居住人邹立华认可该2人也为房屋实际使用人。原审第三人根据调查结果和客观事实认定邹立华、吕元浩、王娜为实际使用人并不矛盾。2.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作为征收实施单位，也是在征收现场与被征收人房屋使用人的协商主体。经征收人的授权，其具有对征收政策解读的权利。且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非常清楚与被征收人、使用人协商的过程及双方的真实意愿，其给出的意见以及事实陈述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也符合征收政策的要求。在征收过程中，除了房屋权利人承租人实际使用房屋的情形之外，配合征收单位腾迁房屋的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与腾迁房屋相关的补助奖励归于使用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政策要求，亦不影响房屋的权利人、承租人依法获得征收补偿的权利。3.原审判决按照生活常理判断，吕元浩签署具结书，即邹立华与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商谈时的真实意愿，并无不当，亦是尊重客观事实的表现。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所述与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作出的说明，既反映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协商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由吕元浩保管款项的范围以及应给予实际使用人奖励补偿的范围，亦还原了客观事实。一审判决的认定是正确的。4.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吕忠来自2002年离家出走，邹立华独自抚养被上诉人吕元浩成人，且始终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原审第三人调查的事实亦是如此。上诉人所述的理由是混淆了房屋实际使用人的概念。无论邹立华基于与吕忠来建立婚姻关系而居住在诉争房屋内，还是基于租赁关系或其他民事关系，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均不影响其实际使用人的身份。邹立华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几十年，上诉人也从未要求其腾房。亦是认可邹立华、吕元浩乃至后来王娜居住在诉争房屋内的表现。5.吕忠来与邹立华之间的身份关系及家庭财产如何分配，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就此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中证人证言所证的事项为邹立华、吕元浩以及王娜为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本案提交的现状调查表，情况说明及庭审中所陈述的意见，足以印证上述事实。邹立华、吕元浩、王娜为房屋实际使用人的证据链来看，能够相互佐证。原审原告李学勇述称，依法判决。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述称，维持一审判决。1.对于上诉人当庭陈述的补充上诉意见内容较多，无法一一质证。对于原上诉状第2页倒数第二行，与一审判决不符，一审判决仅仅载明8人具有变更承租人的资格一个公产房屋，不可能确定八个承租人。上诉人在此问题上进行了概念偷换。2.针对上诉人刚才补充的问题：本案一审及诉请，为返还拆迁安置补偿款，而补充的陈述中大量针对了《协商搬迁协议》本身，该协议具有行政特征，如果协议本身被作为上诉标的，是超出了一审的诉请，该协议如果不能签署，其安置款项根本不可能存在。我们认为上诉人超出了一审的诉请。吕忠玲、吕忠焕、吕忠来、吕忠英、吕忠秀、张艳军、张艳霞、李钰、李学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九原告拆迁安置补偿款201060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秉德（2001年12月19日死亡）、袁玉珍（2015年5月18日死亡）夫妇婚后育有六女一子，分别为长女吕忠芹（2006年12月3日死亡）、次女即本案原告吕忠玲、三女吕忠萍（2014年8月23日死亡）、四女即本案原告吕忠焕、五女即本案原告吕忠英、六女即本案原告吕忠秀、长子即原告吕忠来。吕忠芹、张家增（2018年11月18日死亡）夫妇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即本案原告张艳军、张艳霞。吕忠萍的配偶系本案原告李学勇，二人婚后育有一女即原告李钰。原告吕忠来与被告邹立华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一子即本案被告吕元浩。被告吕元浩与被告王娜系夫妻关系。吕秉德原系天津市标准件机床厂工人，1979年该单位向其分配平房一间，坐落天津市红桥区桃花堤5排4号，计租面积28.86平方米。后吕秉德于1995年4月1日与该单位就诉争房屋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承租人为吕秉德。2019年初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发布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4号《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及房屋征收公告，同时公布《红桥区丁字沽平房片区及周边零散平房（二期）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补方案），内容为对涉诉房屋所在片区进行征收，征收部门为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实施单位为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房屋征收签约期限为30天，自2019年3月17日至2019年4月15日。征补方案还规定，征收补偿的依据为公有房屋承租人凭合法有效的房屋权属证明，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2019年3月26日三被告曾在《今晚报》刊登寻人启事，内容为因家中拆迁，急需联系到吕忠来、吕忠琴、吕忠玲、吕忠萍、吕忠焕、吕忠秀、吕忠英，请见报后速联系。2019年4月11日天津品诺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见证书》两份，其中一份的内容为具结人三被告证明诉争房屋为吕秉德承租，邹立华、吕元浩一直在诉争房屋居住，保证无任何权属纠纷，如出现权属纠纷，他人主张权利，吕元浩愿意承担法律责任，邹立华、王娜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另外一份的内容为现诉争房屋面临拆迁，依据法定继承，吕忠来、吕忠琴、吕忠萍、吕忠焕、吕忠英、吕忠秀各享有诉争房屋安置补偿款七分之一份额。经具结人吕元浩、邹立华协商一致，将诉争房屋安置补偿总款设置保管款，由吕元浩领取并保管，并由邹立华、王娜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9年4月18日被告吕元浩与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签订《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编号为dzg09062076。协议内容为诉争房建筑面积23.22平方米，协商搬迁人被告吕元浩自愿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其中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816183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4644元、搬迁补偿费2000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18576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50000元、自行购房补助费62694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185760元、搬迁奖励费139320元。上述各项合计2010607元。其他事项中约定根据法律见证书（2019）津品律见B字第239号、240号，该房屋由吕忠来、吕忠琴、吕忠萍、吕忠焕、吕忠英、吕忠秀各享受安置补偿款七分之一份额，因上述七人无法取得联系，由吕元浩领取并保管，并由吕元浩之母邹立华、吕元浩之妻王娜承担连带责任。协议签订后，三被告搬离诉争房屋，该房屋已经被征收，目前上述款项已拨付至被告吕元浩名下。天津市红桥区退出企业职工托管中心于2019年2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原天津市标准件机床厂职工吕炳（秉）德，承租标准件机床厂企业产房屋红桥区桃花堤5排4号，据其长子之媳邹立华及孙子吕元浩提供情况，租赁合同原件丢失，现标准件机床厂已撤销退市，其企业产房屋仍延续历史状况。第三人提交2018年8月6日诉争房屋的《房屋现状调查表》，表中记载诉争房屋现居住人为邹立华。后第三人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三被告为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就本案实际情况，在协商搬迁期内给予的补助及奖励费倾向于与实际使用人进行协商。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对第三人进行了询问，要求其对上述《情况说明》中提及的“协商搬迁期内给予的补助及奖励费”进行明确，第三人表态这部分款项具体到本案中，应为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4644元、搬迁补偿费200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50000元、自行购房补助费62694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185760元、搬迁奖励费1393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诉房屋系企业产，原承租人系吕秉德。参照《天津市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吕秉德死亡后，其生前亦未指定承租人，其配偶、子女、父母可以申请过户。承租人子女已故的，已故子女的子女可以申请过户。故本案九原告中除原告李学勇之外，均享有变更承租人的资格。现该房屋并未实际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且已经被征收，故该涉诉房屋所对应的承租人应享有的征收安置补偿权利应归上述八原告享有，其中原告张艳军、张艳霞均系吕忠芹的子女，应共同享有其中七分之一的权利。被告吕元浩与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订立了《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事先虽未接受上述八位原告的委托，但八位原告认可上述协议的效力。三被告对协议的效力亦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上述协议的其他事项中约定上述房屋的安置补偿款由吕秉德的七位子女各得七分之一，由被告吕元浩保管。原告认为依照该条款本案诉争的全部安置补偿款均应由八原告享有，且其在见证书、担保书中也写明八原告享有全部权利。三被告认为其与拆迁征收部门协商搬迁，应由实际使用人享有的部分，应由三被告享有。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表态认为本案中安置总款中除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816183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185760元之外，其余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4644元、搬迁补偿费200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50000元、自行购房补助费62694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185760元、搬迁奖励费139320元均系倾向与实际居住人协商的补助及奖励费。对于实际使用人，第三人亦表态，诉争房系家庭使用，上述款项给至被告邹立华的家庭，具体家庭内部如何分割与其无关。由此可见，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协商搬迁补偿协议所确定的总额为2010607元款项，是否应由八原告全部享有，其中是否包含应给付实际使用人的部分。二、被告吕元浩所签协议及见证书、具结书中关于拆迁安置款/总款设置保管款，并由权利人各享有七分之一的表述，是否系被告吕元浩对八原告应享有全部拆迁权益的自认。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诉房屋位于征收片区内，按照《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对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给予补偿。补偿内容为：（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红桥区《征补方案》也对涉诉平房片区如何实施征补进行了规定，并由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作为实施部门负责具体操作，第三人负有解读征补政策及具体操作的责任。现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确认诉争房系被告邹立华家庭实际居住使用，协商搬迁系与三被告协商，后三被告腾交了诉争房屋，同时第三人亦表示安置款项中协商搬迁期内给予的补助及奖励费倾向于与实际使用人进行协商确定的。第三人的上述意见系第三人与被告吕元浩所订立的《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的基础，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吕元浩虽在具结书、担保书及协议其他事项中与第三人约定八原告享有安置补偿款七分之一。但按照生活常理而言，被告吕元浩与母亲长期居住使用诉争房屋，且其母亲名下并无住房，其不可能与第三人协商同意全部安置补偿权利与其无关，否则他可以和母亲直接搬离诉争房屋。故其表示协商过程中，第三人曾承诺其协商搬迁可以享受相应的补助和奖励的情形应存在，且该情形与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表达的意见一致。同时具结书、担保书及协议其他事项中关于涉案款项的文字表述并不一致，分别为“安置补偿权利”、“安置补偿总款”、“安置补偿款”。被告吕元浩在签订上述文件时，对该特定词语所对应的具体款项数额并未明确，故不能以此认定上述特定词语所对应的具体数额为本案诉争的全部标的即2010607元。现被告及第三人作为协议的签订方，对上述表述所对应的数额意见基本一致，八原告亦对协议效力无异议，故不能以此认定被告吕元浩自认保管的款项全部应由八原告享有。综上，在涉诉款项2010607元中对应的承租人应享有的部分即被协商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816183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185760元，共计1001943元，被告吕元浩作为保管人，负有返还保管款的义务。双方未约定返还时间的，权利人可以随时要求返还，故对于九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邹立华、被告王娜依据《担保书》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吕元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吕忠玲、原告吕忠焕、原告ud、原告吕忠英、原告吕忠秀、原告李钰、原告张艳军、原告张艳霞1001943元。二、被告邹立华、被告王娜对上述款项的给付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吕忠玲、原告吕忠焕、原告吕忠来、原告吕忠英、原告吕忠秀、原告张艳军、原告张艳霞、原告李钰、原告李学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85元，由原告吕忠玲、原告吕忠焕、原告吕忠来、原告吕忠英、原告吕忠秀、原告张艳军、原告张艳霞、原告李钰负担11397元，由被告吕元浩、被告邹立华、被告王娜负担1148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丁字沽派出所出具的《走失人口查询登记情况》，证明吕忠来并不是失踪人口。三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提交过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丁字沽派出所报警情况说明，以及勤俭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信，均能证明吕忠来自2002年出走下落不明。该证据也未说明吕忠来从未走失过，而且也明确说了邹立华2002年4月30日报警称吕忠来不知去向。只是因为吕忠来本人现来到派出所提出撤销失踪人口登记，并不能证明在此期间吕忠来没有出走，没有下落不明。原审原告李学勇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这份证据。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所载明的情况是吕忠来作为人口行政管理上的异议与否。而本案中需要探讨的事实是吕忠来作为家庭成员相对于其妻儿失踪与否。因此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涉案《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所确定的总额为2010607元款项，是否应由八上诉人全部享有，其中是否包含应给付实际使用人的部分。根据《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十九条以及红桥区《征补方案》的相关规定，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作为拆迁的实施部门负有解读征补政策及具体操作的责任。从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在拆迁前对入户调查的情况显示，本案涉案拆迁房屋实际居住人为邹立华。被上诉人吕元浩与被上诉人王娜虽已结婚，但他处无住房，其作为儿子、儿媳与被上诉人邹立华共同生活亦符合常理。原审第三人红房拆迁公司亦确认诉争房系被上诉人邹立华家庭实际居住使用，协商搬迁系与三被上诉人协商，后三被上诉人腾交了诉争房屋，同时亦表示安置款项中协商搬迁期内给予的补助及奖励费倾向于与实际使用人进行协商确定。一审法院结合原审第三人的上述意见，认定涉诉款项2010607元中对应的搬迁房屋价值补偿金额816183元、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补助费185760元属于承租人应享有的部分，其余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费4644元、搬迁补偿费2000元、特殊困难补助费50000元、自行购房补助费626940元、自行购房奖励费185760元、搬迁奖励费139320元属于原审第三人与实际居住人协商的补助及奖励费并无不当。八上诉人主张全部拆迁补偿利益均为承租人所享有的权益，要求改判三被上诉人返还拆迁款2010607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吕忠来与被上诉人邹立华仍系夫妻关系，其应属于被上诉人家庭成员之一。至于上诉人吕忠来另作为被上诉人邹立华家庭成员所应享有的权益，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分析，当事人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吕忠玲、吕忠焕、吕忠来、吕忠英、吕忠秀、张艳军、张艳霞、李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78元，由上诉人吕忠玲、吕忠焕、吕忠来、吕忠英、吕忠秀、张艳军、张艳霞、李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红审判员  姜海宽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