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84行初19号 原告：都江堰市习福商贸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青灌温路80号。 法定代表人：马嘉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四川都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琴，都江堰市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奎光塔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江安东路下段25号。 法定代表人：丁华平，街道办主任。 出庭负责人：黎浩，中共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武装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红天晓，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远，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 原告都江堰市习福商贸公司（以下简称习福公司）诉被告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奎光塔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奎光塔街道办）行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习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张琴，被告奎光塔街道办分管工作负责人黎浩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与委托诉讼代理人红天晓、杨志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7月23日，奎光塔街道办作为甲方，习福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按照都府发【2015】3号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拆迁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房屋总面积2813.17平方米。生产办公用房面积1894.56平方米，附属房屋966.61平方米。房屋补偿费：生产办公用房688,345.5元，附属房130,532.4元。2.其他地上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为101,688.5元。3.拆迁附着物损失费（含搬运损耗及水、电等设施迁改费，搬运费用和停工损失等）结合工商、税收等情况，经核定按地上附着物补偿总额的10%，即92,056.64元。以上1-3项费用合计1,012,623.04元，甲方共计应支付乙方1,012,623.04元。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原告诉称，被告奎光塔街道办与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都江堰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征地批后实施委托协议书》系2016年8月29日签订，都府土【2016】54号文《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系2016年8月15日签发的，都土报【2016】259号《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系2016年7月28日上报的。而被告奎光塔街道办与习福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却早于上述相关政府拆迁文件于2016年7月23日签订。这一程序的倒置，让本案所涉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习福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嘉强未参与签订协议，协议上的签名不是马嘉强本人签署。原告对征收事宜没有异议，但，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致使原告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2016年7月23日被告与习福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违法。2.撤销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2016年7月23日被告与习福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习福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拆迁补偿协议书》。证明该协议由马越代马嘉强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协议内容中还有案外人都江堰市元亨装饰建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亨公司）的部分财产，该协议形式和内容违法。 第二组证据：1.邮政快递单证4份；2.习福公司制作的习福公司和元亨公司的财产汇总表；3.灌府办（1983）年1号文；4.都江堰市幸福砂石公司产权说明两份；5.都江堰市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都产权【2005】01号”。证明：1.习福公司、元亨公司为维权于2017年4月27日由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嘉强向奎光塔街道办闵佐权书记快递了习福公司和元亨公司的财产汇总表、都江堰市幸福砂石公司产权说明两份；2.习福公司和元亨公司的财产品种和数量，马嘉强才是被拆迁人，而不是马越，马越无权代表马嘉强；3.习福公司的所有财产系马嘉强个人所有；4.习福公司系灌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企业；5.马嘉强多次向领导反映习福公司和元亨公司的财产情况，但并未得到解决。 第三组证据：1.习福公司电费发票；2.成都电业局更名过户处理单；3.配电房借用协议；4.电力部门向习福公司、元亨公司出具的用电户头证明；证明习福公司、元亨公司各有一套正在使用的配电房设施，习福公司还有一套闲置的配电房设施，但《拆迁补偿协议书》中却没有赔付该三套配电设施。 第四组证据：1.张家湾建工建材公司不动产明细表、市场都江堰经济开发区企业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2.2005年10月17日《开发区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3.2002年9月都江堰市精益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绘制的都江堰市幸福砂石公司地形图；4.习福公司鱼塘、大坑回填预算总价书。证明：2001年4月5日之前习福公司的基础设施设备的名称、数量。2005年10月习福公司的实际投资额已经达到400万元。《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漏掉了习福公司的大量财产包括A、预制构件产品生产基座2820平方米。B、变电配电设施两套（一套正在使用，一套闲置）。C、厂房结构标准确认错误，赔偿标准错误。D、其他项目漏赔比如鱼塘、大坑共计20,000余立方米的回填量共计价值3,874,011.69元。 第五组证据：1.幸福砂石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2.都江堰市幸福镇幸府发（1992）33号文；3.2018年8月14日奎光塔街道办签署意见的《情况说明》。证明都江堰市幸福砂石公司有国有土地以及在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现已被拆除，但未予赔偿。 第六组证据：成都市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在马嘉强多次找奎光塔街道办领导的情况下，奎光塔街道办仍然在未与马嘉强见面且哄骗马嘉强的情况下，将马嘉强不接受的拆迁款进行提存公证，是违法的。 第七组证据：习福公司制作的习福公司、元亨公司财产明细表。证明：习福公司和元亨公司的财产明细，习福公司被拆迁时其财产总价值为9,007,911.94元，元亨公司被拆迁时其财产总价值为2,007,692.8元。 第八组证据：1.《征地批后实施委托协议书》；2.都府土【2016】54号文《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3.都土报【2016】259号《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4.中国工商银行17×××31号凭证；5.2017年12月31日奎光塔街道办的《记账凭证》；6.其余三份账单。证明：1、案涉拆迁行为行政程序倒置，行政行为违法。2、政府准备支付给习福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应为264万余元。 第九组证据：1.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2026号民事裁定书；2.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759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本案系行政诉讼案件。 第十组证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不再受理告知书》。证明1、2018年7月31日之前习福公司的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都未拆迁。2、行政机关让原告起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第十一组证据：1.（2001）都江经初字124号民事判决书；（2002）成民终字第270号民事判决书；关于不动产处置协议；1998年10月5日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发放的基座等级证书。证明原告持有2740平方米的基座，基座具有财产价值属性，但本次赔付中并没有赔付。 被告奎光塔街道办辩称，案涉征地补偿行政行为在市政府征收公告（都土告【2016】3号）发布后，具体由被告组织实施。原告并非案涉被依法征收土地的所有者（被征收人），其中习福公司（原幸福砂场公司）因其自1984年起即与被征收人（原幸福镇安顺村五组）签订了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协议，并一直延续至案涉征地行政行为实施之时，按照农村集体土地“房随地走”的原则，应当对被征收集体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一并予以补偿，因此基于以上事实将其确定为被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对象即被补偿人。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7月4日发布《奎光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都土告【2016】15号)，公告期至7月19日止。公告异议期内，并无人对该次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出异议，原告也未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异议。因此，在公告期结束后，被告与原告习福公司，按照公告的补偿方案和前期普查登记确定的地上附着物内容，与之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就该份《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签订程序看，有市政府依法发布的征地公告，和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发布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以及普查登记为依据，符合行政行为程序正当的要求。就该份《拆迁补偿协议书》所载内容看，与普查登记确定的被补偿人地上附着物登记内容一致，补偿标准与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内容一致，因此协议书所载内容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虽然，原告认为《拆迁补偿协议书》签订时间早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社区）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的形成时间，据此主张确认案涉拆迁补偿协议违法。被告认为，市政府对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并不直接产生对外法律效力，且该批复实际并未对诉争《拆迁补偿协议书》所载内容作出调整，也未对被补偿人的实际权利产生影响。因此，该批复形成时间晚于诉争《拆迁补偿协议书》签订时间，并不必然导致被告对原告的补偿行为违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即使出现批复内容与公告补偿安置方案不一致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补充协议方式对原《拆迁补偿协议书》进行调整。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诉《拆迁补偿协议书》程序合法、实体内容客观真实，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奎光塔街道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被告法定代表人任命文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3.《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实施方案的批复》成府土【2013】568号；4.都江堰市征地公告及公告情况照片（都府土告【2016】3号）；5.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都土告【2016】15号）；6.征地普查登记表及汇总表；7.普查登记结果公示（照片）；8.《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意见及反馈及放弃听证回执》；9.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行审2号生效裁定。证明：案涉征地项目经过法定批准程序，依法按照两公告一登记程序组织实施，征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已经司法程序审查得到法院生效裁定确认。 第三组证据：10.习福公司（原幸福砂场）与原安顺村五组土地租赁协议（两份）；11.2016年7月5日马嘉强委托马越为习福公司就拆迁事宜的特别授权人的《委托书》。12.习福公司（幸福砂场）普查登记公示表；13.马越签字的普查登记表；14.《拆迁补偿协议书》；15.2016年8月24日习福公司向都江堰市政协做出的《关于幸福砂场公司的情况汇报》；16.关于幸福砂场公司场地拆迁的情况说明（2016年8月4日）。证明：习福公司与被征收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习福公司被确定为补偿对象的依据，马嘉强委托马越为习福公司拆迁事宜的特别授权人，征收补偿工作实施前，已对被补偿人习福公司租赁土地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情况进行了全面普查，被委托人马越在普查登记表上对普查情况进行了签字确认，普查结果得到了习福公司的委托人的确认，奎光塔街道办与习福公司就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及其他相关费用达成补偿协议，证明该份协议由特别授权人马越所签署，协议载明的地上附着物情况与调查登记表及调查结果公示所记载一致。在政协转交的原告书写的情况汇报中，最后一句载明“我公司权属范围内的财产现正在及时拆除，将来接受政府制定的赔付标准，如果没按要求时间拆除完毕愿意放弃对遗留财产的所有权。”，该文件记载了习福公司对地上附着物普查和拆迁情况，证明了本案没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补偿实施期间，原告仅就其租赁人蒲平吉补偿费用结算一事向被告提出过要求。 第四组证据：17.公证书；18.《告知书》；19.《财政支出报销凭证》；20.四川省增值税普通发票；21.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22.习福公司提存申请书、银行卡、笔录。证明：因原告与相关租赁人之间分配补偿费用存在争议，一直没有领取补偿款，为保证征收工作的顺利完成，被告不得不采取提存方式支付补偿费用，现原告已从成都市公证处领取了相关补偿费用。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5、10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13、1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8、11、12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5、16、17、18、19、20、21、2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六、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三、四、五、十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七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八、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六、九因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二、三、四、五、十、八、十一组证据，因与本案审理的拆迁补偿行政协议案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用。对原告提供的第七组证据，属于原告自行制作，仅能反映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作为证据采用。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九因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用，对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实施方案的批复》（成府土【2013】568号），同意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将包括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办顺江社区（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在内的39.9408公顷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2016年4月27日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在滨江街道办范围内的征地公告》（都府土告【2016】3号），将批准征收情况予以公告，同时载明：“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已将征地补偿登记具体工作统一委托给涉及的奎光塔街道办事处，请被征地单位和个人按照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办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办理补偿登记手续。2016年7月4日，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都土告【2016】15号），将《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作为公告附件予以了公布。原告习福公司因与1984年被征收人原幸福镇安顺村五组签订了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协议，并一直延续至案涉征地行政行为实施之时，因此被作为被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对象。随后，由奎光塔街道办、幸福片区国土所、社区、组干部和3-4名居民议事会成员、社区监委会成员组成联合调查登记工作组，完成了奎光塔街道安顺社区原金江村5组滨江新区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地面附着物封户调查登记，奎光塔街道办于2016年6月30日发布《关于对奎光塔街道安顺社区原金江村5组滨江新区建设项目范围内地上附着物调查登记结果的公示》，公示期为2016年6月30日至7月6日。2016年7月5日，习福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马嘉强共同签字盖章出具《委托书》，载明：“兹委托马越全权处置位于奎光塔街道安顺（原幸福乡安顺五组）的习福公司（原幸福砂石公司）因拆迁涉及的残值协商作价、签订协议、代办款项等所有拆迁事宜。”。2016年7月7日，由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奎光塔街道办事处、以及习福公司租赁土地地上附着物所在的村、组，共同填写了《都江堰市地上附着物拆迁联合调查登记表》，由调查单位和人员签字、盖章，马越代表习福公司进行了签字确认。2016年7月23日，由马越作为习福公司代表与奎光塔街道办与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奎光塔街道办共计应支付习福公司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12623.04元，并约定在协议后10日内完成拆迁腾地。但习福公司在完成拆迁腾地并经奎光塔街道办验收后，拒收拆迁补偿费，因此奎光塔街道办于2017年5月25日将《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拆迁补偿费共计人民币1012623.04元公证提存于四川省成都市公证处，并于2017年6月28日对习福公司进行了告知，告知习福公司持相关证件到成都市公证处予以领取。2017年7月13日，习福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公证处递交《提存申请书》，领取了拆迁补偿费共计人民币1012623.04元。2016年8月4日，习福公司向奎光塔街道办递交《关于幸福砂石公司场地拆迁的情况说明》，对习福公司与案外人蒲平吉的合作情况进行说明，主要内容为：双方合作时间为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住房自行投入有些装饰费用，生产场地内搭建有钢架类型的大棚，在拆迁普查时已经登记在内，等候按政策处理。2016年8月24日，习福公司又向都江堰市政协递交《关于幸福砂石公司的情况汇报》，主要内容为：1.反映与租赁合作户陈建的租赁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且普查时无明显附着物；2.再次反映与案外人蒲平吉的合作情况；3.反映租赁合作单位市新美居公司，部分场地及办公该公司使用，为该公司成立时的注册地址，协议时间2011年9月1日起至2021年8月31日止，所用库房为元亨公司投入资产，新美居公司在2015年12月10日向金江社区缴纳了99588元的租地费用，新美居公司装修有投入，没有其它附着物，元亨公司财产已经在拆迁普查时做了登记，以后按赔偿政策处理。同时反映另有一处钢架房及树木、电力设施和一处土地没有在这次拆迁范围内的情况，并表明虽然对赔偿标准存在意见，但是愿意起好带动作用先行拆迁，如果没按要求时间拆除完毕愿意放弃对遗留财产的所有权。2018年12月24日，习福公司和都江堰市元亨装饰建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都江堰市人民政府、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都江堰市土地储备中心、奎光塔街道办为共同被告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拆迁二原告的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撤销2016年7月23日奎光街办与都江堰市习福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3.判令被告依法给予原告习福公司拆迁补偿款9007911.94元；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习福公司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3606164.78元；4.判令被告依法给予原告元亨公司拆迁补偿款2007692.8元；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元亨公司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803077.12元。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习福公司、元亨公司撤回了对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因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移送本院受理。本院受理后，在审理中，元亨公司申请并经本院允许退出诉讼，同时，习福公司撤回对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都江堰市土地储备中心的诉讼，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奎光街办与习福公司于2016年7月23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违法并撤销《拆迁补偿协议书》。 上述事实有：《成都市2013年第81批城镇建设用地实施方案的批复》成府土【2013】568号、都江堰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在滨江街道办范围内的征地公告》（都府土告【2016】3号）及公告情况照片、原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都土告【2016】15号）、征地普查登记表及汇总表、普查登记结果公示、《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意见及反馈及放弃听证回执》、习福公司（原幸福砂场）与原安顺村五组土地租赁协议两份、习福公司的《委托书》、习福公司（幸福砂场）普查登记公示表、马越签字的普查登记表、《拆迁补偿协议书》、2016年8月4日习福公司给奎光塔街道办的《关于幸福砂场公司场地拆迁的情况说明》、2016年8月24日习福公司给都江堰市政协的《关于幸福砂场公司的情况汇报》、公证书、《告知书》《财政支出报销凭证》、四川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习福公司提存申请书、银行卡、笔录、2016年8月29日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为甲方，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办事处为乙方、都江堰市土地储备中心为丙方签订的《征地批后实施委托协议书》、2016年8月15日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都府土【2016】54号文）、都土报（【2016】259号《关于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协议。”本案中，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目标，与行政相对人达成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补偿协议，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同时，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习福公司和被告奎光塔街道办分别为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相对方，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是否违法？是否应当撤销？ 针对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拆迁补偿协议书》涉及的被征收集体土地于2013年12月30日经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实施方案的批复》（成府土【2013】568号）批准征收为国有土地。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7日发布《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在滨江街道办范围内的征地公告》（都府土告【2016】3号）启动征收补偿工作，在该公布中告知了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已将涉及的征地补偿具体工作统一委托给奎光塔街道办，因此，奎光塔街道办具有签订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的主体资格。同时，马越向奎光塔街道办出具的经习福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马嘉强签字的《委托书》签署于2016年7月5日，因此马越在普查登记公示后，于2016年7月7日对习福公司地上附着物普查登记表记载内容签字确认属于有权代理，其法律后果及于习福公司。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经马越签字和习福公司盖章，习福公司签订合同主体适格。《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补偿范围与地上附着物普查登记表记载一致，补偿金额符合《奎光塔街道办(原滨江街道办）安顺社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奎光塔街道办具有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亦无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原告以都江堰市统一征地办公室与奎光塔街道办、都江堰市土地储备中心共同签订的《征地批后实施委托协议书》时间晚于《拆迁补偿协议书》签订时间，因此认为奎光塔街道办不具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主体资格的主张，因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前，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7日发布的《关于成都市2013年第81批（都江堰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在滨江街道办范围内的征地公告》（都府土告【2016】3号）都府土告已明确告知统一征地办公室已将涉及的征地补偿具体工作统一委托给奎光塔街道办，该公告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文书，行政机关的内部协议时间不影响生效行政文书对外法律效力，因此，对原告认为奎光塔街道办不具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主体资格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程序倒置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认为马越不具有代表习福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主体资格的主张，因习福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向马越出具了全权委托处理拆迁补偿事宜委托书，本院亦不予支持。 针对原告请求撤销《拆迁补偿协议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原告习福公司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马嘉强签字授权马越全权处理习福公司拆迁补偿事宜，在普查登记公示后，习福公司未在公示期内对本公司地上附着物普查登记公示情况提出异议。此后，马越又代表公司在普查登记表上对经公示的习福公司地上附着物登记表进行签字确认，习福公司盖章、马越签字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随后习福公司又申请领取了合同约定的补偿费用，原告习福公司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合同的签订存在因重大误解订立和在订立合同时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本院对原告请求撤销《拆迁补偿协议书》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都江堰市习福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都江堰市习福商贸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冬开 人民陪审员  戢 琼 人民陪审员  王旭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帅 师 书 记 员  周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