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08民初2497号 原告：苏州创元大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分区春辉路**。 法定代表人：荀书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林，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健，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菏泽市国花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南京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赵双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浩，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州创元大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创元公司）与被告菏泽市国花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国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20年9月27日、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州创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林、丁健，被告菏泽国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杰、孔令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州创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应收款项19824051.59元并从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9824051.59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18日，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金额3011645.65元，合同签订地点：苏州干将西路399号，原告按期交货并开具三份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发票金额3011645.65元。2019年4月18日，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金额8119012.32元，合同签订地点：苏州干将西路399号，原告按期交货并开具三份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发票金额8119012.32元。2019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进行业务往来款项的财务对帐，经双方确认截止2019年8月31日，被告结欠原告业务往来款项13351393.62元；后继续开展业务活动，由原告于2020年1月9日向被告发出询征函，截止2019年12月31日，被告盖章确认结欠原告款项19824051.59元。现被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引发纠纷。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菏泽国花公司辩称，原告诉请的19824051.59元与事实不符。第一，原告诉请中的13351393.62元系抵押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债务。被告向苏州创元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借款3000万元，由被告的土地、厂房做抵押担保。原告将款项借出后转由被告使用，该133513936.2元（133513936.2元存在砍头息、复利等情况）即由此产生。第二，原告所述2019年1月18日《购销合同》项下的3011645.65元，被告不欠该款项，且超出合同金额额多支付了82578.26元，应在本案中抵销。第三，原告所述的2019年4月18日《购销合同》项下的8119012.32元，被告亦不欠该款项，且超出合同金额多支付了114582.45元，应在本案中抵销。第四，被告同意原告扣减已支付的46580000元。综上，被告认为如果按照原告请求权基础错误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如果按照金钱债务的角度，被告欠原告8496232.91元（13351393.62元-82578.26元-114582.45元-4658000元），但被告上述扣减中未考虑13351393.62元中的本、息的不合法的问题。请法庭查明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裁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苏州创元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出具的预付账款询证函，菏泽国花在该份函的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确认截止2016年12月31日欠苏州创元公司15442483.48元。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上述询证函于2017年3月1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项情况中菏泽国花公司1年以内未结算的金额为15442483.48元；期末其他应收款主要明细情况中菏泽国花公司1年以内资金利息为577800元。 苏州创元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出具的预付账款询证函，菏泽国花在该份函的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欠苏州创元公司31858612.42元。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上述询证函于2018年3月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项情况中菏泽国花公司1年以内未结算的金额为31858612.42元。 苏州创元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出具的企业询证函和2019年1月23日出具预付账款询证函，菏泽国花在该份函的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确认截止2018年12月31日欠苏州创元公司20237904.89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苏州分所依据2019年1月17日的询证函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预付款项情况中菏泽国花公司期末余额为20237904.89元。 2019年9月27日，苏州创元公司向菏泽国花公司出具对账单，载明：贵公司与我公司业务往来至2019年8月31日止，我公司应收贵公司业务往来款余额为13351393.62元，望贵公司收到对账单后给予核对，并将回执填好加盖财务章和公章后，回复我公司。如贵公司核对结果与我公司不一致，请与我公司进行财务核对，无需回复《对账单回执》。2019年10月11日，菏泽国花公司确认苏州创元公司上列情况属实，在对账回执单中加盖公司公章及公司财务专用章，且其法定代表人赵双镇亦签字。 苏州创元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的企业询证函，菏泽国花在该份函的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确认截止2019年12月31日欠苏州创元公司19824051.59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苏州分所依据上述询证函于2020年3月16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应收账款情况中菏泽国花公司1年以内期末余额为14758846.7元、1至2年期末余额为5065204.89元。 2、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编号19011801），合同约定：买卖的标的品种为皮棉，数量190.0298吨，单价15848.27元/吨，金额3011645.65元；质量标准按GB1103.1-2012《棉花锯齿加工细绒棉国家标准》；交货方式需方自提，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结算需方在2019年10月31日前按合同金额支付，如逾期，需方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向供方支付资金占用费；供方在2019年10月31日前向需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落款签订日期为2019年1月18日。原告于2019年10月30日开具三份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3011645.65元。被告认为其自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5月9日期间累计支付原告11笔，金额合计3585700元系支付编号为19011801的合同的货款。 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编号19041801），合同约定：买卖的标的品种为皮棉，数量545.89552吨，单价14872.83元/吨，金额8119012.32元；质量标准按GB1103.1-2012《棉花锯齿加工细绒棉国家标准》；交货方式需方自提，结算需方在2019年11月18日前按合同金额支付，如逾期，需方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向供方支付资金占用费；供方在2019年11月31日前向需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落款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18日。原告于2019年11月26日开具八份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8119012.32元。被告认为其自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累计支付原告32笔，金额合计8885000元系支付编号为19041801的合同的货款。 原告苏州创元公司确认从2019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收到被告菏泽国花公司支付款项33笔，金额合计4658000元，并主张被告自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5月9日期间累计支付的3585700元及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支付原告24笔，均已在双方2019年9月27日的对账金额中予以抵扣。因被告迄今拒绝支付，原告于2020年6月11日诉至本院。 被告菏泽国花公司陈述：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模式和合同签订流程是：原、被告之间不签订书面购销合同，被告需要棉花就将购棉款汇款给原告，原告与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原告付款给供应商，被告去供应商的仓库提货。达到一定数量后，原告并向被告开具发票，然后原告按照发票金额拟定一个汇总性的《购销合同》，打印好一份，到菏泽交给被告，由被告盖章，然后原告把合同拿回苏州盖章，合同就算签订完成。原告仅给被告一个合同复印件，被告根本不持有合同原件。因此本案中原告所述的2019年1月18日的合同实际签署的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5日之间，其内容是原告拟定好的合同，同样原告所述的2019年4月18日的合同实际签署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6日。 被告为证明合同签订时间并非落款时间，被告提供了原告公司员工许盼盼与被告员工赵杰2019年11月26日和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26日许盼盼发送：“本次开发票开具545.89552、金额8119012.32，将上一次剩余的16.25311吨开具完毕，本次剩余32.95119吨没开具”，赵杰回复：“好的，我们整理下”，许盼盼随即发送：“我把销售合同做一下”、“今天下午把发票寄出”。 本院认为，关于应收款项金额的认定问题。第一，原、被告于2019年9月进行对账后，被告菏泽国花公司于同年10月11日确认截至2019年8月31日止原告应收被告业务往来款为13351393.62元，且有被告法定代表人赵双镇签字，故对此金额，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虽抗辩该款项系原告于2016年出借款项的确认，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本院不予采信。第二，被告对案涉的两份《购销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合同签订时间不是落款日期。本院认为合同签订的时间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诚信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中分别约定被告需在2019年10月31日前、2019年11月18日前支付3011645.65元、8119012.32元。被告虽抗辩已按合同履行支付义务，但其主张的支付的金额跟合同约定的金额并不对应，且原告亦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2017年至2020年的询证函及审计报告，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每年一直都存在对账的交易习惯。被告已在2020年1月9日原告出具的企业询证函确认截止2019年12月31日欠苏州创元公司19824051.59元。原告亦陈述上述金额系将截至2019年8月31日止被告确认所欠的13351393.62元加上案涉两份合同的应付货款3011645.65元、8119012.32元，并扣除被告自2019年9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的4658000元后得出。综上，原告苏州创元公司要求被告菏泽国花公司归还款项19824051.59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损失的认定。虽《购销合同》中约定未按期支付货款需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资金占用费，但原告主张归还的19824051.59元中仅部分为涉案合同的货款，且被告亦在2019年期间支付过部分款项。同时，2020年1月9日的询证函中明确“仅为复核帐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综上，本院酌情调整利息损失为以19824051.59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1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菏泽市国花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苏州创元大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款项19824051.59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19824051.59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0744元，减半收取703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5372元，由被告菏泽市国花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员  樊 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卞琳琳 书 记 员  徐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