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22民初5644号 原告：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之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MA0YD1Y24F。 法定代表人：付娜，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利，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郯城润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郯城，住所地：郯城县振兴路龙泉嘉园沿街**代码91371322MA3EJT2E5N。 法定代表人：夏学军，公司总经理。 被告：夏学军，男，197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郯城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敬贤，山东正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称辽宁金泓公司）与被告郯城润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郯城润生公司）、夏学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辽宁金泓公司法定代表人付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利，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夏学军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敬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辽宁金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撤销原告辽宁金泓公司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并依法判令被告郯城润生公司、被告夏学军连带退还原告辽宁金泓公司购货款232500元、违约金23250元及赔偿原告辽宁金泓公司损失50000元；2.请求本案一切费用由被告郯城润生公司、被告夏学军负担。事实和理由：郯城润生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应日本客户需要，辽宁金泓限公司于2020年4月6日向郯城润生公司订购一次性医用口罩15万片，郯城润生公司向辽宁金泓公司承诺所购口罩随行单包括所有出口相关手续，具体详见与郯城润生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辽宁金泓公司依约向郯城润生公司、夏学军、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了全部购货款。后郯城润生公司选定的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公司向辽宁金泓公司邮寄了所购货物，没承想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没有《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并隐瞒了其生产口罩只能在本地区使用。郯城润生公司隐瞒欺诈行为导致原告无法达成再行销售目的并给原告造成损失50000元。后经与郯城润生公司多次协商退货索赔未果。无奈，为维护原告公司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郯城润生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4月6日签订《供货合同》，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全部义务，即提供口罩无任何质量问题，相关手续均已交付原告。至于原告的用途与被告无关，被告并不存在任何隐瞒欺诈行为，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作为一家专门经营医疗器械进出口货物公司，明知涉案口罩系临时备案产品，取得了临时备案证、生产备案临时凭证，不可能同时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因此，对《供货合同》中约定的口罩随行单包括所有出口相关手续的内容不能进行扩大解释，而应是《供货合同》中约定的企业营业执照、二类医疗器械临时备案证、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临时凭证、合格证、检测报告、出口证书。三、签订合同前及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多次向原告提供了上述手续，原告对口罩没有《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也早已知情，被告并不存在违约情形，原告要求违约赔偿的请求不能成立。四、签订合同时，被告对是否只能在本地区使用并不知情，并不存在隐瞒。事实上，据被告后来了解，该口罩一直向各地区进行销售，并不存在只能在本地区使用的情况。该口罩作为防疫产品，无任何质量问题，该限制仅为管理性规定，并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主张的只能本地区使用的理由不能成立。五、至于原告购买口罩的用途，不属于《供货合同》约定，将口罩再行销售以及销售给谁，与被告无关，其向被告主张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六、本案系撤销之诉，因原告明知口罩仅有临时备案证，无注册证，不能出口的情况下，收货后仍自行报关，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其已丧失撤销权。七、口罩不能出口后，被告多次向原告建议当前口罩价格具有优势，并可联系厂家协助出货。原告明知无法出口仍进行报关，同时放任口罩价格持续走低，是导致其自身损失的全部原因，原告只能自负盈亏。综上，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被告夏学军辩称，被告公司与原告公司产生该笔口罩业务，被告公司收取了原告公司232500元，其向江西焱起公司支付了按照单价1.5元共计支付了210000元，被告公司获得差价22000余元用于公司经营及发放员工工资，被告夏学军与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证明： 一、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原告主体资格； 二、被告郯城润生公司企业信息，证实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在财产混同情况下法定代表人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原告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证实被告郯城润生公司承诺所发货物包括所有出口手续并证实被告公司指定口罩供应企业为江西焱起医疗器械公司； 四、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原告多次明确告知被告郯城润生公司所购口罩用于出口； 五、销货清单，证实被告郯城润生公司选定江西焱起公司已给原告发送涉案口罩； 六、涉案口罩货款支付凭证，证实原告已依约向被告郯城润生公司支付全部货款； 七、原告与日本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及赔偿违约金30000元的收据，证实因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公司供应口罩无法出口日本公司，导致原告损失30000元； 八、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交款单据，证实原告因被告郯城润生公司选定公司不能提供报关出口的挂网《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被行政罚款20000元并已缴纳； 九、原告法定代表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实被告郯城润生公司选定的江西焱起公司公司备案的口罩为临时备案产品，不属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产品，其根本没有出口资格； 十、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2020年2月17日政府文件，证实被告选定的江西焱起公司生产口罩仅供当地疫情防控期间普通防护使用，但江西焱起公司没有在其生产口罩上明确标明； 十一、解除合同告知书及回单，证实原告已给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公司发送解除“供货合同”告知，但被告没有在告知期限内退还原告货款及赔偿损失等； 十二、原告申请调取的郯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之前，杜华新已向被告明确说明购买口罩用于出口日本：一、对原告法人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购买口罩是用于出口日本的；对杜华新所做的笔录第二页、第三页均能证实杜华新告之购买口罩是用于出口日本的；二、杜华新的微信聊天截图中所反映的夏学军微信内容可知，夏学军在其微信相册中也多次注明涉案口罩出口无阻，隐瞒了涉案口罩只能在本地销售的情况；三、杜华新与夏学军儿子微信名称“柚子”的微信聊天记录第5、6、7页中显示，夏学军儿子问杜华新“出口哪里？”杜华新回答“出口日本”；四、山东维坊N95厂家杜总战友群中第二页文件下有杜华新与原告法人在原、被告签订合同前，原告法人在微信群中发送的预购买口罩出口日本的情况“你发给我看一下，日本人做事比较精细”，证实原、被告签订合同前原告法人即告之杜华新购买口罩出口日本的，杜华新是原、被告买卖合同的介绍人。 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夏学军提供如下证据： 一、原告的员工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的员工与原告的员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签订合同之前被告已将供货合同约定的所有手续及口罩的外包装交付原告审核，而且原告也派人到被告公司实地考察，之后双方于2020年4月6日签订了供货合同； 二、微信聊天记录（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证明原告的法人于2020年4月7日才与被告公司法人成为微信好友，同时证明原告公司已于4月8日之前便早已知道该产品没有注册证书，系其自行向大连海关进行报关，根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原告公司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对供货合同的撤销权，而此后因其它原因不能通关之后，原告公司要求退款退货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不能出口之后被告公司已多次向原告公司告之其可进行国内销售，并可协助厂方予以内销，但原告置之不理，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无理的举报导致对被告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三、《供货合同》（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证明被告的义务为提供质量合格的口罩及合同明确约定的相关手续，并不负责向海关进行通关即包清关，产品质量如果存在问题被告才有义务进行赔偿退还货款，然而本案被告提供的货物无任何质量问题； 四、被告公司提供的所有相关手续，与聊天记录中的相关手续即江西公司的营业执照、临时备案凭证、生产临时备案凭证、检测报告、二份出口证书，证明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了所有相关手续，原件都已随货物交付给原告公司了，在原告法人和被告法人聊天记录中也可体现出通过邮寄方式交付； 五、原告法人的战友与被告夏学军孩子微信名称“柚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版，用于证明原告方明知该批口罩有可能有不能出口的风险，其次用以证明供货合同中签订的所有出口手续仅是指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相关手续。被告夏学军的儿子针对原告方战友回复的出口日本的相关信息，其回复的可以并非是被告方对原告方作出包出口的承诺，而是与原告方法人战友核对口罩外包装及下午能否发货问题的确认。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相互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同时能够证明原告作为主要经营医疗器械及货物进出口公司，其应具备医疗器械经营的有关常识，对本案口罩系临时备案产品拥有临时生产备案证早已经知情，同时证明原告主张要求提供注册证书的要求不能够成立；对证据二企业信息没有异议，被告公司作为焱起公司的经销商，企业收入盈利仅够公司经营及员工工资发放，并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对证据三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证明内容有异议，合同中货物随行单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原告公司审核，货物随行单所有出口相关手续是指合同中约定的那几项特定的证书；证据四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予以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通过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被告在签订合同之前被告已将相关手续的电子邮件交原告进行审核，双方于4月6日签订的供货合同，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至于原告提出的用于出口日本与合同内容无关，且原告在4月8日前早已明知该批口罩没有注册证，然后其自行向大连海关进行报关，导致了相关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证据五、证据六没有异议，对证据七“三性”均有异议，该供货合同没有签订日期，其与第三方签订的供货合同也与被告无关，收款证明没有支付凭证，同时该违约也非被告原因导致，损失亦不应由被告承担；对证据八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公司在明知产品没有注册证书的情况下仍自行进行通关，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同时根据该处罚决定书中申报总价26.25万元人民币并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七中的供货合同，同时能够证明该供货合同中相关价格品名是一次性民用口罩而非被告提供的二类医疗口罩，因此可以证明原告的证据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九该意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作为口罩的供货方而非作为原告的包清关方，只需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质量合格的口罩，对于其是否出口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对证据十真实性有异议，该文件系复印件，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该通知也系管理性规定而非法律强制性规定，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十一告之书系原告单方制作，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告在发送解除通知书后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因为其欲证明的内容不能成立，被告没有退还原告货款及赔偿损失的义务。对调查笔录调取及询问过程没有异议，但是对被调查人及被询问人陈述有异议，首先是原告法人的陈述，其仅告诉了杜华新也就是原告方法人的战友口罩要进行出口，但并未明确告之被告方，且签订合同前已经审核并认为被告提供的口罩资质齐全（详见笔录的第2页的第11行），同时笔录中显示4月7日也就是合同签订后原告也未与二被告沟通，告之出口问题，同时原告法人笔录中隐瞒了其在4月8日便明知海关需要口罩注册证，详见原告法人与被告法人4月8日的聊天记录，但原告方于4月10日收到货后自行向海关报关；针对杜华新的询问笔录，杜华新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与原告方有利害关系，该询问笔录杜华新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陈述中也多次与事实不符，但同样的是杜华新也审核并认可了被告方提供的口罩资质及外包装图片，从以上二份笔录中没有看出被告向原告方作出过包原告方出口的任何承诺。对原告法人与被告法人的聊天记录的质证意见同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第三组证据不完整，被告将提供完整的记录，用于证明原告方明知该批口罩有可能有不能出口的风险，其次用以证明供货合同中签订的所有出口手续仅是指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相关手续。第四组证据是原告方法人与原告法人的战友的聊天记录，与我们无关，我们并没有向其作出任何承诺。针对被告法人的朋友圈信息，因为原被告方签订有书面的供货合同，该朋友圈信息并未针对原告方，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提出异议，被告提交证据不能证实是被告员工与原告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不能证实是被告员工和原告员工及法人的聊天记录及聊天内容，也不能证实被告主张，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让相应证人出庭作证；对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异议，该聊天记录能够清楚证明涉案货物是要出口日本的，并且至2020年4月8日原告将涉案货款全部支付给被告公司；对供货合同无异议，该供货合同所指的江西公司是被告公司联系的，因此被告公司需要对所有出口手续负有举证及查证责任；对证据四营业执照、临时备案凭证、检验报告，江西公司当时确实随货物邮寄，对被告提交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经营表及证明书原告不予认可，因当时涉案货物及随行手续是江西公司给邮寄的部分证明材料。被告提交证据五也证实中间人杜华新告之被告夏学军儿子出口日本的事实情况，但对被告提交证据欲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可以作为认定原、被告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三、五、六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三相一致，可以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履行货物及货款相互交付义务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四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五均为双方公司法人及其他人员为介绍、洽谈合同签订及履行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将根据各自当事人微信聊天的时间、地点、内容，、地点析以确定其内容对本案合同的订立所起的作用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七系原告与其他合同相对人所签订的供货合同，在本案中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对证据八、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应结合合同条款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违约责任等事项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十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应结合本案全部事实再确认。被告公司提交的证据四与其提交的证据三及原告提供的证据三供货合同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货物随行单义务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双方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系于2018年12月27日注册成立的医疗器械经营、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洗涤用品、环保设备等产品批发，国内一般贸易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郯城润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于2017年9月15日由夏学军独自注册成立的医疗科技开发及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等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系由自然人控股或控股的法人投资的，于2020年3月3日注册成立的医疗器械生产与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等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4月初，原告辽宁金泓公司因向日本出口一次性口罩需要，其法定代表人付娜委托杜华新帮忙寻找供货企业，2020年4月5日杜华新以微信名称为“爱尚家用@寻求直播微商合作口”在朋友圈发布购买45万个一次性口罩出口日本的信息，被告夏学军的儿子以微信名称为“江西一次性”（昵称：柚子）添加上杜华新微信，双方通过微信进行洽谈采购口罩事宜，杜华新告知对方采购该批口罩的包装标准及要求，夏学军之子告知杜华新其本人是销售商，一手对接厂家，还将郯城润生公司资质及供货合同样本、口罩的样品图片、外包装规格等信息发送给杜华新，同时向杜华新发送公司位置共享信息，并以文字形式告知杜华新公司地址，杜华新将采购口罩的包装规格要求信息发送给夏学军之子，让其按照该要求准备一套包括证件一起打包准备，准备第二天拿货，同时双方就口罩价格及返利问题进行商谈，夏学军之子询问杜华新订购25万还是45万片口罩？杜华新回答是这个订单是270万，因为担心出不去所以分批定，出去的话立马就可以订第二批，夏学军之子再次追问订多少，杜华新回答在等日方打款，夏学军之子告知厂家通知了明天涨到1.6，今天能打款可以直接和厂里签还是1.55，杜华新表示今天可以发15万，并表示发货要带齐全部资料，夏学军之子答应没问题。当天下午，杜华新委托其妹妹到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现场查看后，告诉杜华新公司资质和图片一致。之后，杜华新向原告法人付娜发送微信信息告知给你找好了，并将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的资质、口罩样品及外包装图片、所商定的口罩外包装规格、标准、装箱规格等信息发送给付娜，付娜询问杜华新他的公司有没有出口资质，杜华新将口罩中英文包装图片发送给付娜回答还是双认证，全球发，原告法人催促杜华新今天下午赶紧弄，先交点定金都不要紧，并提醒杜华新要稳妥点。4月6日杜华新与夏学军之子及被告夏学军对所购货物外包装规格、标准、发票开具要求及发货条件、时间等进行再次确认后，将被告夏学军发送的《郯城润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供货合同》交由原告法人付娜审核确认网签后回复给被告夏学军。合同约定：商品名称为耳挂式一次性医用口罩，数量150000片，10片/包，生产企业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付款方式预付定金，全款后发货。价款为232500元。合同还约定：1.签订合同之日起两日内以快递方式发出全部货物，货物接收地为合同采购方地址。2.口罩质量合格，符合国家医用标准，完全符合图片及包装要求，货物随行单包括所有出口相关手续：企业营业执照，二类医疗器械临时备案证，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临时凭证，合格证，检测报告，出口证书。经营企业相关资质：营业执照，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出库单。3.甲乙双方如有违约按照货款的10%赔付给对方。4.出现不符合产品质量问题厂家无条件赔偿并退还货款，5.运费由买方负责。 2020年4月7日，杜华新将被告夏学军联系电话推送给原告法人付娜，双方添加微信后就发票开具及货款支付、货物运输及提供的资料等事宜再次沟通协商。因为原告通过对公账户转付给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的货款迟迟未到账，被告未发送货物。4月8日中午原告将货款分三笔支付到被告郯城润生公司账户，被告从江西新余通过顺丰物流将货物向原告发送。当天下午，原告法人通过微信发送《关于D类口罩出口通知》文件，让被告夏学军核实其所供产品是否有产品注册证，并称买的时候说的很清楚是出口，医用产品必须有产品注册证，且已经把被告发送的证件发给海关了，看海关能不能接收。4月10日原告收到货物后安排报关，询问被告厂家证件有没有准备复印件盖章给发送过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邮寄单号，而原告称今天是周五着急报关，明天到手可能耽误事，被告建议让证件盖章后发扫描件由原告通过彩印打出来，并将扫描件通过邮箱发送给原告。4月11日上午10时40分，被告夏学军询问原告现在海关明确要求还需要什么？原告答要求必须是在中国医疗器械网上备案能够查到的，并将报关员的电话推送给被告，让被告与报关员沟通，被告夏学军称工厂是有临时备案证，最初是先发资料给你们了，你们当时没咨询好吗？各地政策不一样，有些省临时证也可以出口的。原告则称出口日本最终是海关确认，前提是厂家协助出口，由此双方产生争执。被告夏学军建议原告两手准备，如这15万出不去抓紧内销，目前价格有优势，再一我让殷总挂老厂资质抓紧组织货别耽误出口单，原告法人予以认可。 2020年4月23日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向原告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20年4月10日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委托欧西爱司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向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申报一票出口日本的医用口罩，向海关提供《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临时凭证》作为其声明已取得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20年第5号》（注：3月31日公布，自4月1日实施）规定，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口该票15万只医用口罩，在向海关申报出口是未能提供规定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影响海关对于医疗器械出口的监管秩序，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科处罚款2万元。原告辽宁金泓公司当日缴纳了该笔罚款。2020年5月8日原告要求退货，被告则认为其公司提供的相关证件是按照合同提供的，也是和合同签订之前业务洽谈时提供电子版相符的，公司无过错，对于原告公司提出销售过程中无法完成出口交易造成的损失，是原告未能及时了解防疫物资出口政策、个人业务操作决策失误所致，由此产生损失应自行承担，建议：趁目前价格行情还可以尽快出货止损。2020年6月1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送达《解除“供货合同”告知书》，要求被告返还口罩款232500元、违约金23250元、损失50000元，逾期依法提起诉讼。 2020年8月21日原告以郯城润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夏学军、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8月28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了对被告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起诉。 另查明，2020年4月29日原告法人对被告夏学军微信朋友圈的信息进行截图，被告夏学军微信名“四季如歌”4月7日、4月8日10的信息显示“一次性医用非无菌现货，中英文包装，双认证，出口备案！万起1.65，资质齐全对公带票，工厂直出！受熔喷布等原材料涨价影响，所有定货以当天报价为准”、“不用纠结名单，外汇打工厂，工厂可以直接给你出口”等文字内容，同时配有口罩片装样品图片、中英文外包装图片，检测报告、合格证、出口证书等文件图片。2020年5月29日，江西省新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原告公司法人付娜下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对其信访事项予以答复：新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3月11日为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办理的一次性防护医用口罩临时备案凭证，由于该公司备案的口罩为临时备案产品，不属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产品，不会在网站公示，所以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不到该公司口罩备案证等相关信息。原告向郯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被告虚假宣传问题，该局进行调查取证，但未作出最终处理意见。 原告主张口罩出口日本，并提供了与日本一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订单号：IE200007M），合同甲方栏公司名称为外文（内容不详），收尾均未加盖公司外文印章，在合同金额条款美元金额处加盖黑色印章（外文），第一条款采购货物内容品名第一栏为一次性普通民用口罩，数量150000只，单价1.75元，小计262500元；第二栏为一次性医用口罩，数量150000只，单价2元，小计300000元。原告提交的该公司收款证明加盖了与合同中相同的印章。原告主张赔偿该公司30000元损失，其提供了收款证明，收款证明加盖了与合同相同的印章，本院对合同相对方的公司名称及印章的真实性不能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辽宁金泓公司在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前，已经委托杜华新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就所采购的一次性医疗口罩的类型、规格、外包装、价格进行充分协商，并对被告公司及生产厂家的资质，一次性医用口罩是否具备出口相关手续进行充分了解、考察、核实，对被告方提供的相关证件原告审核后才与被告签订了供货合同，合同约定的条款齐备，权利义务清晰，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从双方签订供货合同目的及意图来看，原、被告双方对原告购买口罩用于出口日本的意图也是明确的，基于该目的，在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出口手续得到原告认可的情况下才签订了供货合同，并在合同第2条款中对口罩质量、标准、包装要求，货物随行单包括所有出口相关手续的证件、证书作出明确具体的记载。在合同签订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对该批口罩的质量、标准、包装等均无异议，原告方并未提出货物随行单的出口手续中应包含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而直到4月8日下午，原告向被告发送《关于D类口罩出口通知》文件，让被告夏学军核实其所供产品是否有产品注册证时，原告才明确报关所需要的手续中须提供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原告主张被告承诺出口货物随行单包括该证书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事实上，从双方在合同协商、签订及履行的过程看，原告对于涉案一次性医用口罩出口日本应提供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而非临时备案凭证，在报关前是不明确的，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商务部及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自4月1日起出口医用口罩须提供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这一政策变化是没有及时了解和掌握的，以至于原告报关时采取的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方式，这点从原告知悉《关于D类口罩出口通知》文件内容后，才向被告询问能否提供产品注册证的要求，在被告不能提供该证书的情况下仍采取看海关能不能接收等一系列言行上可以得到验证。因此，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并没有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原告出口日本口罩不能通关的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被告隐瞒其生产口罩只能在本地区使用的事实，提供了江西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颁发的《关于对部分疫情防控急需口罩第二类医疗器械实施特殊管理的通知》证据予以证明，从该通知内容看，虽然通知规定经备案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非无菌）须在明显处醒目标明“疫情应急产品，仅供地区疫情防控期间非医疗机构人员普通防护使用”的内容，但该规定仅是地方政府为疫情防控需要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为地方管理性规定而非法律强制性规定，被告作为产品销售公司对该规定并不知晓，生产厂家江西焱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被告提供的各种证件足以使被告相信，事实上经原告审核，也足以让原告有理由相信其生产的产品具备对外销售的条件，况且事实上涉案的该批口罩在交易过程中，并未受当地政府出境限制，造成原告不能通关的后果也并非因该批口罩受该通知限制引起的，原告出口不能的原因与该事实无关联，故原告此项主张不能成立，被告郯城润生公司对原告销售一次性医用口罩的行为并不存在隐瞒和欺诈。原告作为经营医疗器械销售的专业性公司，在采购出口商品签约过程中，应当针对出口商品所需报关条件，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应原告要求，被告已将该批货物所有的手续提交原告任由原告审核的情况下，仍不能通关，该风险责任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被告不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原告以被告存在隐瞒欺诈行为行使撤销权，请求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供货合同，无事实依据，其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合同撤销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货物质量合格，符合原告合同约定的规格要求，原告在报关前明知没有报关手续而有可能通关不能的情况下，仍强行报关，以至于造成被海关处罚20000元的后果，该部分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在通关不能后果发生后，被告积极向原告建议尽快内销并愿意协助联系厂家出货，以避免损失的扩大，被告已经履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原告仍坚持解除合同坚持退货的主张，放任口罩价格持续走低，导致口罩滞销、损失扩大的后果发生，被告没有过错，该部分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因出口目的不能实现，导致其公司赔偿合同相对方违约金30000元的事实无论是否成立，因被告郯城润生公司不存在违约事实，该损失也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夏学军系郯城润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本案中的合同行为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原告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记载，转账支付的货款是支付到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的账户，并非被告夏学军的个人账户，不存在个人与公司人格、财产混同的事实，原告请求被告夏学军个人承担合同责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辽宁金泓公司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郯城润生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并判令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购货款232500元、违约金23250元及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被告郯城润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夏学军的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86元，由原告辽宁金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 祎 人民陪审员  孟凡魁 人民陪审员  杜玉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