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6民初1781号原告：甘来城，男，196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妮春，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茂坤，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淑菊，女，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妮春，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茂坤，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晓琳，女，198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被告：吴泊言，男，198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君，天津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甘来城、王淑菊与被告甘晓琳、吴泊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来城、王淑菊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妮春、于茂坤，被告甘晓琳，被告吴泊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来城、王淑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506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起诉之日2020年5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甘晓琳系二原告之女，被告吴泊言系二原告之女婿。二被告因婚后购车还车贷、网络贷款和生活开销的需要，于2016年12月开始至今，陆续向原告借款总计506000元。现原告得知二被告正在法院诉讼离婚，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甘晓琳辩称，对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无异议。吴泊言辩称，我对二原告陈述的事实理由不清楚，对二原告的诉请不认可。我对该借条既没有签字也不知情，我认为本案是二原告与被告甘晓琳串通所致，二原告及被告甘晓琳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主观明知本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因二被告系正在离婚诉讼中，故作为甘晓琳的父母，才与被告甘晓琳进行串通，成本诉；2.二原告诉讼目的为了获得非法利益；3.原告实施了伪造事实诉讼的行为，企图给被告吴泊言造成经济损失，二原告与被告甘晓琳不仅是虚假诉讼，而且恶意串通，是恶意诉讼的行为，应驳回原告的诉请，同时吴泊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留对二原告及被告甘晓琳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依法认定事实如下：甘来城与王淑菊系夫妻关系，甘晓琳系甘来城与王淑菊之女。吴泊言与甘晓琳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10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0月分居。吴泊言曾于2019年4月9日被刑事拘留，后于2020年1月2日被释放。甘晓琳曾于2020年5月18日诉至本院请求与吴泊言离婚，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判决驳回甘晓琳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2016年12月26日，王淑菊向甘晓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汇入95000元；2017年1月28日，王淑菊向甘晓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汇入10000元；2017年12月5日，甘来城向甘晓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汇入25000元；2018年1月16日，甘来城向甘晓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汇入30000元；2019年11月25日，甘来城向甘晓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汇入7000元。2020年1月22日，甘来城向甘晓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汇入152000元。庭审中，甘来城及王淑菊陈述：2017年12月5日，甘来城向甘晓琳转账汇入25000元后，甘晓琳于同日又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甘来城转账5000元，故2017年12月5日的出借数额为20000元；2017年至2020年期间，甘来城及王淑菊分25笔从二原告账户取出并以现金方式存入甘晓琳账户合计133000元；2017年至2019年期间，甘来城及王淑菊向甘晓琳分12笔给付现金合计31400元，另零散给付现金5200元。关于上述款项的借款用途，甘来城及王淑菊陈述除最后一笔152000元系用于偿还车贷产生的网贷和日常生活外，其余每一笔款项均是用于偿还车贷和日常生活。甘晓琳陈述上述借款系用于为偿还车贷、旅游花销、装饰房屋、偿还网贷、日常生活开销以及礼金支出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二原告主张向二被告出借款项506000元，应当对款项的实际交付及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予以举证证明。二原告与被告甘晓琳系父母子女关系，被告甘晓琳与被告吴泊言于2018年10月分居，甘晓琳曾于2020年5月起诉要求与被告吴泊言离婚，现二原告起诉要求二被告偿还的款项均未向吴泊言给付，吴泊言对此亦不认可，故鉴于各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及甘晓琳与吴泊言目前的婚姻状况，二原告与甘晓琳应对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进行更为充分的举证证明。关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二原告主张为借款的款项部分的借款合意的认定。根据甘晓琳提供的证据及甘晓琳陈述，吴泊言与甘晓琳于2016年10月21日登记结婚。甘晓琳于2016年10月29日支出购车首付款106215元，并于11月28日及12月26日支出两期车贷还款共计30332元，以上合计136547元。甘晓琳于2016年10月21日收到其记载为彩礼的款项110000元，吴泊言亦有工资收入，故甘晓琳于2016年12月26日向其父母借款95000元并无必要性和紧迫性。二原告向甘晓琳给付的其他款项，均为小额多次给付。就上述款项，二原告与甘晓琳签订的借条为2020年后补签，二原告及甘晓琳均未能说明上述款项的直接、特定用途，二原告及甘晓琳对于双方就上述款项存在借款合意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二原告及甘晓琳就上述款项存在借款合意不予确认，对于上述款项的借款性质不予认定。关于2020年1月22日152000元款项的借款合意的认定。2020年1月22日，甘来城向甘晓琳转账汇入152000元。当日，甘晓琳向甘来城及王淑菊出具了借条，说明其于当天向父母借款152000元。该笔款项为实际给付，甘晓琳于款项给付当天向甘来城及王淑菊出具了借条，故本院对甘晓琳与二原告之间就该笔款项存在借款合意予以认定。二原告与甘晓琳未约定借款期限，现二原告起诉请求甘晓琳予以偿还，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与甘晓琳未约定利息，现二原告请求甘晓琳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其主张的利息标准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自甘晓琳收到起诉状之日即2020年5月18日开始计算。吴泊言已于2018年10月与甘晓琳分居，二原告及甘晓琳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述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特定用途，故本院对二原告要求吴泊言承担上述款项及利息的偿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甘晓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甘来城、王淑菊借款本金152000元及利息（以152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二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60元，由原告甘来城、王淑菊负担6198元，由被告甘晓琳负担266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令波人民陪审员  朱志萍人民陪审员  黄振强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王静书记员张明月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