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8民初4348号原告：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虎丘路4-1号。经营者：董航，男，197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信，江苏孚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佳玮，江苏孚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西环路2988号。经营者：王方萍，女，197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信，江苏孚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佳玮，江苏孚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袁建峰，男，198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桑爱萍（系被告袁建峰妻子），女，198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被告：桑爱萍，女，198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原告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与被告袁建峰、桑爱萍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信、苏佳玮，被告桑爱萍，被告袁建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爱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佣金1万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纳金（以1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6月11日，由原告提供居间服务，二被告作为出售方与案外人顾丽华、陶敬芳作为买受方就苏州市姑苏区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一份。该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为207万元，买受方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2万元。签订合同时，二被告将房产证、土地证交予原告。根据合同第六条约定，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中介费1万元，后因两被告要求售后返租被拒绝，案外人与二被告于2020年6月16日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解除了该买卖合同。原告作为居间方促成二被告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已经完成了居间服务，故原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二被告支付佣金及滞纳金。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袁建峰、桑爱萍共同辩称：我方与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没有委托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销售房屋，我方系委托给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代为销售房屋的。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明确知道我方是要求返租的，但其没有将返租的约定写在合同里，没有得到我方的认可，我方不同意支付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佣金。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袁建峰、桑爱萍系夫妻关系，坐落于苏州市姑苏区的房屋系两被告共同共有。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均系个体工商户，其中，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经营者为王方萍。2020年6月11日，袁建峰（甲方、售房人）、桑爱萍（甲方、售房人）、顾丽华（乙方、购房人）、陶敬芳（乙方、购房人）、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丙方、中介方）、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丙方、中介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一份，约定：1、甲方自愿将坐落于苏州市姑苏区房屋转让给乙方。甲方出售房屋已征得房屋共有人的同意，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权属纠纷或债务纠纷，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由甲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乙方对上述房屋已经充分了解，愿意购买上述房屋。2、经双方协商一致，议定不含过户税，房款为207万元。房屋产权过户有关房地产税、费由乙方负责交清，过户手续主要由乙方办理，另一方必须积极配合，否则视为违约。3、甲乙丙三方签订合同时，乙方应付中介费20000元给中介方。4、款清交房，过户当天中介费付清。桑爱萍本人在合同第六条空白处书写“本人付一万元中介费”。该合同甲方处有桑爱萍本人签字及桑爱萍代袁建峰签字字样，乙方处有顾丽华、陶敬芳本人签字，中介方处加盖有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印章以及傅常彦、王方萍签字字样，中介方处还有“众友房产中介”、“好多多房产”字样。上述合同签订后，顾丽华、陶敬芳即向桑爱萍支付了定金20000元。2020年6月11日晚上20:01，桑爱萍通过微信将其与其丈夫袁建峰的聊天记录截屏发送给了傅常彦。该聊天记录内容为：桑爱萍：老公。袁建峰回复：什么事？桑爱萍说：现在有人出207万，同意就卖了。袁建峰回复：可以考虑去看房子了。桑爱萍回复：好的，那我跟人家说卖了。袁建峰说：返租谈一谈。桑爱萍接着回复：他们要住进来的。袁建峰回复：那也要看着租房子啊。2020年6月11日晚上20:37，桑爱萍继续微信发信息给傅常彦，说：阿姨，你帮我们找个房子吧，如果要搬我们得找地方住，有带自行车库的。2020年6月12日上午10:38，桑爱萍微信发信息给傅常彦，说：阿姨，房管局也有建行的，托管的钱到时放在建行卡吧。傅常彦于11:13回复：对的。此后11:38，桑爱萍发信息给袁建峰：到底怎么说，卖不卖。袁建峰回复：不返租，到手207万。下午1:18，桑爱萍说：身份证拍我。袁建峰回复：发什么发，价格谈这么低，别谈了不卖了，我这边还有事呢。2020年6月14日晚上21:44，桑爱萍微信发信息给傅常彦，说：阿姨，我老公回来了，他说要返租。当天晚上22:12，桑爱萍继续微信发信息给傅常彦：阿姨，不知道那家同不同意。2020年6月16日，袁建峰（甲方、出卖人）、桑爱萍（甲方、出卖人）与顾丽华（乙方、买受人）、陶敬芳（乙方、买受人）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于2020年6月11日就闻钟苑31幢201室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由于甲方夫妻二人在处置房屋时要求在完成房屋更名过户后对标的物进行返租，乙方对于房屋过户后返租存在异议，不同意进行返租。鉴于双方在买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原房屋买卖协商基础不在，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一致约定，原6月11日房屋买卖协议作废，不生效。甲方同意乙方不购买该房产，乙方同意甲方不出卖该房产。双方同意互不追究双方责任，互不承担违约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不便互谅互让，不作追究。上述《合同解除协议》签订后，桑爱萍将2万元定金退还给了顾丽华、陶敬芳。顾丽华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定金）桑爱萍定金首付款2万元整。2020年8月18日，顾丽华、陶敬芳出具《情况说明书》一份，内容为：由于中介方没有把返租情况沟通清楚，双方就返租事宜存在重大误解，三方经过多次沟通，于2020年6月16日现场协商同意解除草签协议，中介方收回房屋买卖协议原件，卖方归还我方2万元购房押金，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此结束。当日，袁建峰、桑爱萍出具了同样内容的《情况说明》一份。庭审中，原告陈述：1、因为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有房源，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有客户，所以两家中介一起合作。其中，傅常彦代表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王方萍代表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2、根据桑爱萍举证的6月11日其与袁建峰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袁建峰是同意出售房屋的。对于返租，桑爱萍当时已明确告知袁建峰买房人是要住进来的，夫妻双方未就返租一事达成一致，所以也就有了袁建峰后面说那也要租房子的话。3、对于返租是在签订合同几天之后，桑爱萍提出要返租，而且要求返租一年。据我方了解，是因为另有买受方愿意全款直接向袁建峰、桑爱萍直接购买案涉房屋，两被告意图违约而提出的无理要求。4、被告与顾丽华、陶敬芳签完合同解除协议之后我们才知道合同已经解除了，但由于是两原告促成的合同成立，所以中介当时去做了协调，在交接定金和归还房产证时我方是在场的，但被告的合同解除并不能免除向我方支付中介费的义务。顾丽华、陶敬芳陈述：我方系在签订完毕《房屋买卖合同书》几天后才收到中介打电话说袁建峰、桑爱萍要返租，我们说不同意返租，要自己住。桑爱萍陈述：1、当时我把我与袁建峰的聊天记录发给傅常彦的，只有这份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中介是知道我要返租的，没有其他书面证据。2、合同解除协议是我老公袁建峰书写的，我们签完解除协议之后，中介说要看一下，我就拍给中介了。以上事实，由房屋所有权证书、结婚证、房屋买卖合同书、聊天记录、合同解除协议、收条、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及本院庭审笔录等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居间合同系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桑爱萍、袁建峰提供了居间服务，促成买卖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至此，应当认定原告已完成了居间合同的核心义务。因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约定的报酬通常还包含居间人后续应提供的办理网签、贷款、资金托管、过户等一系列服务，鉴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由买卖双方协议解除，原告未提供后续一系列的附随服务，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居间服务费酌情认定为7000元。两被告辩称，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明确知道我方是要求返租的，但其没有将返租的约定写在合同里。本院认为，根据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6月11日当晚，桑爱萍说现在有人出207万，同意就卖了。袁建峰回复说可以考虑去看房子了。桑爱萍回复说好的，那我跟人家说卖了。袁建峰说返租要谈一谈，而桑爱萍的回复是他们（顾丽华、陶敬芳）要住进来的，接着袁建峰即回复那也要看着租房子啊。可见，在6月11日晚上，两被告内部就是否返租并未达成一致。而在当天晚上，桑爱萍还请求原告帮忙找租房子。在6月12日上午，桑爱萍还进一步询问原告房款能否托管到建行账户。上述聊天内容足以证明两被告的共同的售房意愿，而对是返租还是自行租房子两被告并未有清晰的定论。此外，两被告也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时两被告已明确告知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返租的意思表示及要求将返租写在合同里，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两被告还辩称，其与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没有委托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销售房屋，而是系委托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代为销售房屋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一致确认，两被告确系一直与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的傅常彦沟通与对接，但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的王方萍参与了房屋买卖合同书的签订经过，顾丽华、陶敬芳亦系与王方萍对接与沟通，且在该房屋买卖合同书上明确载明了众友房产中介和好多多房产，可以认定系两原告共同促成了上述房屋买卖合同书的签订和成立。此外，居间费也并非会因居间方是单方还是双方而有所增减，对两被告的实质权利义务并未造成影响。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袁建华、桑爱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姑苏区众友房产中介服务部、姑苏区好多多房产中介部居间服务费7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7000元中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计算标准，自2020年8月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袁建华、桑爱萍负担，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成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