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994、1995号上诉人（一审11323号案被告，17425号案原告）：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禹区***********天安总部中心15号楼601之五（自主申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MA5AMYYY29。法定代表人：李劲，该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两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健，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11323号案原告，17425号案被告）：王东波，男，197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1*****，公民身份号码为420************819。1994号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乃燕，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11323、17425号两案被告）：广东星美灿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908。法定代表人：王琴，系该公司董事长。两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祥，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壹串通中心）因与被上诉人王东波、广东星美灿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灿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323、17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东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星美灿公司与壹串通中心支付王东波2018年8月份至11月份的差旅费共计36773元。壹串通中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不存在劳动关系；2.壹串通中心无需向王东波支付2018年10月、11月工资50000元及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2922元；3.王东波、星美灿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东波主张在2018年8月7日由壹串通中心带其到星美灿公司开会并介绍给星美灿公司，由星美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琴面试入职星美灿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职务，因星美灿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遂于2018年12月6日离职。后王东波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厚街仲裁庭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星美灿公司：1.支付2018年10月份和11月份的工资50000元；2.支付2018年8月份至11月份四个月差旅费36773元；3.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12月7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00000元；4.赔偿由于未发工资86773元而产生的个人借贷半年利息；5.赔偿处理仲裁而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10000元；6.补签劳动合同与离职证明。星美灿公司主张与王东波不存在劳动关系，王东波是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后王东波将壹串通中心一并列为被申请人。厚街仲裁庭裁决：一、认定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6日已解除；二、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天内由壹串通中心通知并一次性支付王东波2018年10月份工资25000元、2018年11月份工资25000元及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2922元，以上款项合计122922元；三、驳回王东波在申诉中提出的其他请求。王东波对驳回差旅费的裁决内容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所涉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11323号。壹串通中心也不服裁决，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裁定移送一审法院处理，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17425号。一审法院将该案与（2019）粤1972民初11323号案合并审理。对于各方所争议的劳动关系以及差旅费，各方主张及证据情况如下：一、关于劳动关系。王东波主张是经壹串通中心李锦魁招聘而在2018年8月7日入职，由星美灿公司任命其为营销总监，星美灿公司在2018年10月18日支付了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工资19437.44元，在2018年11月26日支付了2018年9月份的工资22403元，后壹串通中心的陈韵婷在王东波入职两个月后向王东波提供了用人单位为壹串通中心的劳动合同，因为壹串通中心的李锦魁曾承诺若王东波完成销售任务就给王东波1000万元，但壹串通中心没有提供该承诺的书面协议，故双方最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壹串通中心主张王东波是壹串通中心引荐给星美灿公司的营销人才，由星美灿公司的董事长王琴在形成的会议记要中任命为营销总监，工资待遇均由星美灿公司负责发放，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不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壹串通中心提交了《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项目会议纪要》、仲裁阶段的庭审笔录、微信聊天记录、人事资料表等。其中，《合作协议》所载明的特别约定内容：“①2018年、2019年甲乙双方（甲方为星美灿公司，乙方为壹串通中心，下同）确认的硬性指标是指基本利润指标完成，2020年甲乙双方确认的硬性指标是指基本指标和超额双完成，如乙方团队未完成2018年、2019年、2020年确认的硬性利润指标，则乙方该年度顾问费用和营销团队人员工资减半，已收取的超出部分由乙方负责退还，并且奖励取消。②乙方负责制定月利润计划表，并由甲方确认，具体考核另行签订协议（于本合作协议签订生效后10日内签订）……”；费用说明内容：“1.顾问费用：乙方月顾问费用为100000元，实际按优惠比例执行；2.营销团队：营销总裁月薪酬为25000元，销售总监月薪酬为15000元，由甲方安排市场部和根据业务需要另由2-4位销售专员等相关人员进行配合，其营销团队由乙方团队负责管理，由乙方对结果负责，销售专员与本合同相关的工作由营销团队管理，营销团队由甲方提供办公场所及所有的办公用品。营销费用与甲方人员工资同时发放；3.营销差旅费用按实际标准实报实销……”。《项目会议记要》显示：1.时间是2018年8月7日，星美灿公司的参会人有王琴、文从兵、黎顺超、胡川，壹串通的参会人员有李锦魁、王东波、李劲、陈韵婷、曹康发、杨洋，会议主持人为李锦魁，记录人为陈韵婷；2.会议纪要第三项第4点营销部工作开展的内容为：任命王东波为营销总经理，开展渠道拓展及运营管理工作，并由黎顺超兼任市场部工作并协助王东波营销总经理对接企业内部资源和管理等工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8年10月7日，王琴问王东波“王总！您的上班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提交给财务部发工资，劳动合同等都签好了没？”，王东波回复“没有签，我下午过来一趟”；2.王东波向王琴发送有关本案纠纷的处理方案，当中有“虽在星美灿留有纸质签字件，但未留存指纹、印章等红色信息，此签字件无效，认同无劳动合同”的内容；3.2018年12月6日，王东波向星美灿公司的“周曼玲”发送“有空帮我把劳动合同和离职证明一起办了”，对方回复“东西放在那里，我一会上去处理”，王东波回复“我等你盖完章就走”；4.2018年11月5日，王东波问王利萍何时发工资和费用；5.王东波与“周曼玲”沟通王铁刚入职事宜；6.王东波向王琴、胡川汇报工作。仲裁阶段的庭审笔录显示王东波在仲裁阶段开始是只以星美灿公司为被申请人并主张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人事资料表是王铁钢的资料表。星美灿公司主张2018年10月7日王琴问王东波劳动合同签好没是指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的劳动合同，王东波于2018年12月6日以方便找工作为由，要求星美灿公司为其出具离职证明，但星美灿公司予以拒绝。星美灿公司主张王东波是壹串通中心指派给星美灿公司的乙方团队成员，《合作协议》上的费用说明第二点也证明了星美灿公司也只是向壹串通中心的团队支付薪酬，因壹串通中心未能完成销售任务，王东波的业绩不达标，故星美灿公司停止代发王东波的工资。为证明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星美灿公司除了提交《合作协议》、《项目会议记要》外，还提交了9至12月销售任务规划、微信聊天记录。其中，9至12月销售任务规划下方的签章依次是王东波、壹串通中心、王琴，且王东波和壹串通中心的签章均靠左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壹串通中心的陈韵婷向王琴发送工作计划和2018年9月30日的会议安排，当中的会议安排载明与会人员是“星美灿王琴董事长/壹串通小李总/王东波/陈韵婷/曹康发”；2.2018年11月28日，李劲请王琴将王东波和王铁钢的费用报销清单拍照发送给他，王琴在2018年11月30日发送了一张表格的图片给李劲，星美灿公司提交的微信截图未能看清表格内容，星美灿公司主张因公司已经停止经营，故无法提供微信图片。一审法院限壹串通中心庭后书面回复李劲请王琴拍费用报销清单的理由并提供表格图片。壹串通中心庭后回复称因王东波是壹串通中心引荐给星美灿公司的，而星美灿公司认为王东波申报的差旅费不合理并向壹串通中心反馈，李劲让王琴拍一下费用清单只是为了了解情况，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没有保存，故壹串通中心也无法提供微信截图中的表格内容。二、关于差旅费36773元。王东波提交了住宿费发票、交通费发票、微信聊天记录、住宿费用证明等。其中，住宿费发票大部分抬头都写着星美灿公司的名称。交通费发票没有注明星美灿公司或壹串通中心的名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8年9月11日，星美灿公司的董事长王琴向王东波发送“收到报销9074”；2.2018年8月至11月期间，王东波与爱施华魏伟（2018年8月20日，王东波向对方介绍自自己是星美灿公司的人员，内容是商谈台灯和对方水晶灯的战略合作，并向对方发送了星美灿台灯产品手册）、劳志峰广州装修公司（2018年10月12日，内容是“我是李劲朋友……我公司做酒店、别墅智控，定制灯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柯南西和从化项目部等对象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除了爱施华魏伟和劳志峰广州装修公司有提及与星美灿公司、壹串通中心有关的业务之外，其余的都未能体现与星美灿公司、壹串通中心有直接的关系；3.2018年10月30日，王东波问星美灿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利萍其出差费用是否可以发，对方回复等她安排，2018年11月5日，王东波又问对方何时发工资和费用，对方回复已经交给总监，后王东波又向对方发送“利萍，我的费用，收一下，王董事长签字，谢谢”，对方回复“好”，2018年11月8日，王东波又问对方发放时间，对方回复“流程已经过完了的，我回去了解一下”，王东波发送“我的10月费用快递收到了吧”，对方回复“嗯嗯，昨天收到了”，王东波发送“好的，帮我走一下流程。我在出差回不去了”，2018年11月13日，对方向王东波发送“费用报销单填写及附件粘贴规范”，2018年11月28日，王东波又问费用何时发放；4.2018年9月6日，李劲向王东波发送“明早约一个房地产同学，明早10:00见面，明天晚上（计划）约那户外灯工程项目沟通合作，你看时间如何安排，如晚上从古镇来广州南，可以坐地铁2号线到南埔站附近酒店入住，七天酒店，明早一起出发”；5.2018年10月5日，王东波向王琴报备在深圳的行程。住宿费用证明显示王东波在2018年9月6日入住广州悠然CRAZY连锁公寓（南浦店），金额为99元，在2018年9月3日入住如家快捷酒店（中山古镇新兴大道东店）。王东波主张李劲的微信记录与其提交的2018年9月13日上海赫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金额为2300元的发票以及9月6日当晚入住广州悠然CRAZY连锁公寓南浦店的费用相对应，因王东波都是在上海赫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订的住房，故发票是一起开的，向王琴报备的差旅情况是2018年10月5日的行程，对应2018年10月5日从光明城到广州南站金额为59.5元的高铁票以及2018年10月5日入住宝安区红阳商务宾馆金额为187元的发票。星美灿公司主张基于与壹串通中心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而代壹串通中心向王东波报销差旅费，王东波提交的报销单据所涉事项未经星美灿公司的同意，故星美灿公司没有支付。对于2018年9月11日星美灿公司的董事长王琴向王东波发送“收到报销9074”，星美灿公司主张已经报销了相关费用，但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王东波与何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2.王东波诉请的工资、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差旅费依据是否充分。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对焦点一。第一，关于星美灿公司的王琴在微信中问王东波劳动合同签了没有的问题，当中并没有明确是王东波与哪个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故该微信内容不能证明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2018年12月6日王东波向“周曼玲”发送“有空帮我把劳动合同和离职证明一起办了”的问题，因该内容发送的时间是王东波准备离职之时，而且星美灿公司最终都没有与王东波签订劳动合同，故该内容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第三，关于王东波向王琴发送的关于处理本案纠纷的微信内容所提到的纸质文件，该内容是王东波单方制作，未经星美灿公司确认，王东波也没有明确该纸质文件内容是什么，故该微信内容也不足以证明二者存在劳动关系。第四，关于星美灿公司向王东波支付劳动报酬及报销费用的问题。基于星美灿公司与壹串通中心所签订《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王东波作为营销总经理，负责为星美灿公司完成销售任务，其劳动成果主要以其完成的销售任务体现，而这些销售任务的完成需要先由星美灿公司进行确认，差旅费也是需要星美灿公司根据实际的业务发展情况进行核实，故《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约定王东波的劳动报酬和差旅费由星美灿公司支付，与星美灿公司和壹串通中心的合作模式是相符的，故星美灿公司向王东波支付劳动报酬和报销费用也不足以证明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五，《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约定“如乙方团队未完成2018年、2019年、2020年确认的硬性利润指标，则乙方该年度顾问费用和营销团队人员工资减半”，可见营销团队的工资属于壹串通中心一方应收取的费用。《项目会议记要》、壹串通中心的陈韵婷向王琴发送的会议安排明确载明王东波作为壹串通中心一方的成员参会，而且时间分别产生于8月7日和9月30日，可见在该期间壹串通中心也确认王东波为其工作人员。另外，9至12月销售任务规划下方的王东波和壹串通中心均在左边签章，李劲也让王琴将王东波报销费用清单拍照发送给他。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对焦点二。关于2018年10月和11月的工资问题。壹串通中心作为用人单位，应对王东波的工资待遇、上班考勤及工资发放情况予以举证，现壹串通中心没有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结合《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营销总裁月薪为25000元以及星美灿公司已经转账的金额，对王东波主张月工资标准为25000元，2018年10月份和2018年11月份两月上班满勤及2018年12月6日离职，一审法院均予以采纳。壹串通中心应向其支付2018年10月和11月的工资共50000元。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虽然王东波确认壹串通中心曾向其提供用人单位写着壹串通中心的劳动合同，但王东波同时也主张因壹串通中心未能就其关于除工资以外的承诺与王东波签订书面协议，导致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壹串通中心也明确没有向王东波提供过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壹串通中心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其法定义务，现双方未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壹串通中心未能举证证明是王东波责任造成，壹串通中心仍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自王东波入职后满一个月的次日起每月支付王东波二倍工资差额，结合王东波银行转账记录显示的工资情况，壹串通中心应支付王东波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2922元。三、关于差旅费的请求。关于王东波与王琴2018年9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报销费用9074元，星美灿公司主张已经报销，但未能举证，本院不予采纳，并认定王东波这部分报销费用未得到报销。至于其他报销费用，对9月6日入住广州悠然CRAZY连锁公寓南浦店金额为99元的住宿费、2018年10月5日金额为59.5元的高铁费用、2018年10月5日红阳商务宾馆金额为187元的住宿费，因分别有李劲和王琴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至于其余报销费用，因无相应的证据证明相关事宜已经得到星美灿公司或壹串通中心批准或为星美灿公司、壹串通中心的事务而产生，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对王东波诉请9419.5元范围内的差旅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该范围的差旅费，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王东波与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二、限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东波支付2018年10月工资25000元、2018年11月工资25000元；三、限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东波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2922元；四、限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东波支付差旅费9419.5元；五、驳回王东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东波和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有限合伙）各负担5元，其中王东波所需缴纳的5元已经申请免交并得到一审法院准许，故王东波无需再缴纳。上诉人壹串通中心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壹串通中心与王东波不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壹串通中心无需向王东波支付2018年10月、11月工资；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壹串通中心无需向王东波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2922元；4.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壹串通中心无需向王东波支付差旅费9419.5元；5.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6.判令王东波、星美灿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对当事人自认作出了规定，王东波在仲裁、诉讼的开庭中均稳定陈述与自认，且明确认可壹串通中心的证据，结合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和事实回避，不予论述回应，最终认定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属于枉法裁判。（二）一审认定了王东波主张在2018年8月7日由壹串通中心带其到星美灿公司开会并介绍给星美灿公司，由星美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试入职星美灿公司，担任销售总监，王东波在仲裁中也自认2018年10月17日下午，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由此可见，壹串通中心证据的第7页星美灿公司董事长王琴跟王东波谈及的劳动合同就是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其时间上都是2018年10月17日下午，对应上了。壹串通中心证据的第24页显示，王东波把劳动合同放在了星美灿公司的周曼玲处，并说“我等你盖完章就走”，结合仲裁第二次开庭笔录，可以得出王东波坚称与星美灿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只是星美灿公司没有给他。王东波在第一次仲裁开庭笔录自认是星美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招聘的，且在第二次仲裁开庭笔录中也强调是壹串通中心带王东波到星美灿公司开会，并介绍给星美灿公司，由星美灿公司董事长进行面试入职上班，任职星美灿公司销售总监。对此，一审法院无视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径行认定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构成劳动关系，属于枉法裁判。（三）一审庭审审查证据原件时，王东波出示了其微信个人名片的拍照版，名片内容显示王东波是星美灿公司的营销总监，对此一审法院也只字未提。（四）案件第二次开庭，星美灿公司缺席，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做任何处理。（五）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一致合意。1.《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壹串通中心的责任为“营销体系人才引进及营销体系组织架构设计”，营销体系指的便是星美灿公司的营销体系，所营销的产品便是星美灿公司的产品，而随后《项目会议纪要》显示正是在壹串通中心的引荐下，王东波于2018年8月7日被王琴任命为营销总监。2.根据王东波提供的与星美灿公司董事长王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提及的事项就是与星美灿公司的劳动合同，而不是与壹串通中心的劳动合同。3.上述论断有大量证据相互印证。与王东波的自认相互印证。与周曼玲的聊天记录相互印证。4.王东波最开始申诉的对象就是星美灿公司，诉请就包括补签劳动合同与离职证明。由始至终，王东波的入职、劳动指向对象一直是星美灿公司，而不是壹串通中心。（六）星美灿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王东波，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1.星美灿公司关于费用报销的制度适用于王东波，星美灿公司财务明确要求王东波按照公司财务报销流程报销。2.《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显示王东波的办公场所在星美灿公司，其有直接管理的下属，该下属即是星美灿公司的员工。3.发放工资的主体是星美灿公司。王东波的劳动工资由星美灿公司发放，有财务跟进，且该些事宜均得到星美灿公司董事长的过问推进，《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中约定报酬由星美灿公司发放，是为了对除壹串通中心收取顾问费用之外，再次对薪酬发放进行明确与强调，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这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的存在就能解释的，而是因为王东波从事的是星美灿公司的业务、工作，其劳动已经成为星美灿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且王东波是经星美灿公司法定代表人招聘任命成为公司员工的。（七）王东波从事的业务属于星美灿公司的核心业务组成部分。1.王东波的职务是营销总经理，负责对星美灿公司的产品进行销售，而非壹串通中心的业务组成。2.王东波作为星美灿公司的员工，所从事的业务即是星美灿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劳动力，人身已经与星美灿公司资本相结合。3.王东波还以星美灿公司销售总监的身份，负责招聘销售专员，签署了人事资料表，并安排下属开展工作，这不是壹串通中心的员工能享有的职权。（八）提起劳动仲裁的申请人王东波自认与星美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由星美灿公司支付工资报酬，而壹串通中心也在仲裁中主张与王东波不存在劳动关系，即双方根本无一致的、也没有单方的建立劳动关系的任何意思表示，且证据显示构成劳动关系的是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但是仲裁庭却认定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因此，综合案件所有因素，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与星美灿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与壹串通中心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王东波向本院答辩称：星美灿公司因被深圳的一家公司收购，于收购时和该公司签订对赌协议，协议约定了星美灿公司三年要达到的销售业绩，因星美灿公司无力完成，故找到壹串通中心拼团完成。但壹串通中心是咨询公司，不做实业，没有产品和渠道，于是经朋友介绍找到王东波，要求王东波前往星美灿公司销售产品，销售业绩完成之后，星美灿公司、壹串通中心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进行利润的分配。在此情况下，2018年8月7日王东波正式在星美灿公司处上班，任职销售总监，在职期间月工资25000元由星美灿公司发放。入职后，王东波认真对待工作，但星美灿公司和壹串通中心相互推诿，拒不依法为王东波购买社保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拖欠王东波在职期间工资，拒不兑现给予报销王东波在职期间差旅费的承诺。故王东波依法维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星美灿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之间有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相关义务应由壹串通中心承担。一审法庭调查中，王东波明确陈述，他是经壹串通中心李锦魁招聘入职的，壹串通中心的陈韵婷在王东波入职两个月后向王东波提供了用人单位为壹串通中心的劳动合同，但因李锦魁承诺若王东波完成销售任务就给王东波10000000元，但壹串通中心没有就该承诺提供书面协议，所以王东波就拒绝签署劳动合同。可见，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明确的。（二）星美灿公司与壹串通中心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王东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东波受壹串通中心招聘后，壹串通中心指派其到星美灿公司处工作，这是壹串通中心在履行与星美灿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王东波到星美灿公司工作是代表壹串通中心的职务行为。王东波是壹串通中心安排履行《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的营销人员，其在壹串通中心上班，指导星美灿公司的营销工作。《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对营销人员的职位、工作内容、薪酬进行了明确约定，并与王东波的服务期间，工作内容、薪酬、差旅费报销等相互印证。星美灿公司是按照《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的约定，代壹串通中心支付营销人员的薪酬。（三）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还有如下证据：1.星美灿公司项目沟通微信记录显示，王东波明确列为壹串通中心的人员。2.从项目会议纪要可以看出，壹串通中心一方任命王东波为营销总经理，开展渠道拓展及运营管理工作，星美灿公司一方由黎顺超兼任市场部工作并协助王东波对接企业内部资源和管理等工作，可见，王东波相对于星美灿公司是外部人员。3.王东波的服务期间、工作内容、薪酬、差旅费报销等与《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对营销人员的职位、工作内容、薪酬等约定相互印证。4.从壹串通中心工作人员陈韵婷、负责人李劲与星美灿公司董事长王琴的微信沟通中可以看出，营销会议都是由壹串通中心主持，再向星美灿公司提报工作计划。王东波是壹串通中心工作计划的实施人，2018年《9-12月销售任务规划》更是王东波、壹串通中心负责人李劲作为壹串通中心一方共同签署并加盖壹串通中心公章后向星美灿公司提报。5.从王东波向星美灿公司董事长发送的微信可以看出，王东波对其身份，《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和权利义务知道的非常清楚。综上，王东波与壹串通中心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壹串通中心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壹串通中心提起的上诉，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王东波与何方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壹串通中心主张王东波为其引荐到星美灿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职位，而星美灿公司主张王东波为壹串通中心安排履行双方协议的营销人员。诉讼中，各方均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王东波与何方建立劳动关系。壹串通中心提交了《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项目会议纪要》、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董事长王琴的微信聊天记录、劳动仲裁笔录、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员工周曼玲、王利萍、胡川的聊天记录、销售专员王铁刚人事资料表、银行流水等证据，星美灿公司则提交了《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项目会议纪要》、9-12月销售任务规划、壹串通中心负责人李劲、员工陈韵婷与王琴微信聊天记录、王东波与王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鉴于双方证据存在部分一致的情形，本院认为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应与案涉证据的分析紧密结合。其次，壹串通中心主张王东波的任职情况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王东波的工作范围是为星美灿公司销售产品、由其发放工资和进行差旅费报销、办公场所、对外名片上均为星美灿公司提供，王东波与星美灿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然则，《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约定了乙方壹串通中心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及自身资源来达到双方确认的目标利润，有明确的基本利润指标和超额利润指标的要求，并列明来了达成目标奖励、每月顾问费用、营销团队、营销差旅费用和第三方费用。尽管壹串通中心认为其是星美灿公司的顾问单位，负责为星美灿公司“营销体系人才引进及营销体系组织架构设计”，与星美灿公司不存在承包销售的概念。但是，不论营销与销售是否存在商业经营层面的区别，从法律层面上说，在《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中费用说明第2点，对于营销团队明确约定“营销总裁月薪为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该工资与王东波的工资标准相符，该协议更一步约定了“营销团队由甲方提供办公场所及所有的办公用品”，“营销费用由甲方人员工资同时发放”“营销差旅费用按实际标准实报实销”，由此可知壹串通中心与星美灿公司的合作协议中已经对营销团队具体用工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约定，而王东波是作为营销团队的成员与星美灿公司建立联系。再者，《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中对营销团队的运作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且还“特别约定”，如未完成年度利润指标，则顾问费用和营销团队人员工资减半。由此可知王东波在星美灿公司的销售业绩是与壹串通中心的利益密切相关。再次，壹串通中心主张王东波向仲裁庭自述为星美灿公司员工，但王东波本人亦表示因诉讼前并不知晓《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的存在，因星美灿公司向其发工资，故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自述为星美灿公司员工。考虑到王东波对壹串通中心与星美灿公司之间合作的具体信息不知情，王东波的前后自述不一致并不有悖常理，随后王东波在仲裁庭知晓《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后即向壹串通中心主张权利，也并不矛盾。至于星美灿公司董事长王琴和其他员工与王东波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聊天记录并未明确指向星美灿公司与王东波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曾签订过劳动合同，在壹串通中心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该项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星美灿公司曾与王东波之间签订过劳动合同。最后，本案各方都确认的《项目会议纪要》中将王东波列入壹串通中心参会人一栏，壹串通中心认为该《项目会议纪要》证明了王东波于2018年8月7日被王琴任命为营销总监，但该纪要载明“任命王东波为营销总经理”，并由黎顺超协助王东波对接企业内部资源和管理，上述内容与《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中关于“由甲方安排市场部和根据业务需要另由2-4位销售专员等人员进行配合，其营销团队由乙方团队负责管理，由乙方对结果负责”“销售专员与本合同相关的工作由营销团队管理”相吻合。至于壹串通中心提出的王东波在微信中对销售人员王铁钢的入职情况进行安排事宜，亦符合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综上述，诚然从外在表现形式上看，王东波代表星美灿公司开展销售工作、薪酬和差旅报销均向星美灿公司申请等，但结合到《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的约定，王东波的职务履行情况均与协议约定一一对应。综合考虑本案所有证据材料所反映出来的证明力，本院有理由相信王东波到星美灿公司工作是代表壹串通中心的职务行为，对星美灿公司关于王东波是壹串通中心安排履行合作协议营销人员的主张予以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壹串通中心与王东波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王东波10、11月工资、二倍工资差额及差旅费的主张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壹串通中心作为事实上的用人单位，对王东波离职时间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鉴于壹串通中心未能举证证明王东波离职时间及是否领取2018年10、11月工资，而星美灿公司则陈述其按《品牌营销顾问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了王东波2018年8月7日至9月份的工资，故一审法院采纳王东波的自述，认定离职时间为2018年12月以及壹串通中心应支付10、11月工资并无不当。再者，与王东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在无证据证明未签劳动合同责任在王东波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壹串通中心应向王东波支付自入职后满一个月的次日起每月二倍工资差额。二审中王东波并未对差旅费提起上诉，壹串通中心亦无证据证明差旅费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对于王东波主张的差旅费已做充分论述，则本院在此不再赘述。故一审法院认定壹串通中心应向王东波支付2018年10、11月工资合计50000元、二倍工资差额72922元、差旅费9419.5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壹串通中心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市壹串通品牌策略研究中心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胡文轩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熊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