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广东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系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香玉，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星因与上诉人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星行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8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龙星行公司向刘星返还捐款14758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龙星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查明认定捐款总额不清，应当依法纠正。一、龙星行公司向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刘星的相关情况》中已经确认，公司组织员工捐款和公司捐款共15万多元。龙星行公司委托律师向刘星寄发的《律师函》已经确认“一共募集捐款总金额15万多元”，两份证据可以互相印证捐款共计15万多元。龙星行公司提供的捐款统计表只是统计191位员工的捐款，但并未统计公司股东的捐款，另有50000元是公司股东代表公司捐赠的，但原审法院仅凭龙星行公司单方制作的捐款统计表就认定捐款总额只有员工捐赠的107580元，未认定公司股东捐款50000元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从本案基本事实可知，刘星并非捐款的直接收取方，刘星是极难知悉、甚至充分举证证明实际募捐的具体金额，完全是龙星行公司单方统计、制作、披露的。但目前刘星已经提供证据可认定表明捐款总金额有15万多元，其中《律师函》是由龙星行公司出具的，是其对捐款总额15万多元该事实的确认和负有法律责任。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奉行的是高度盖然性规则，目前刘星的证据存在龙星行公司的捐款金额的确认，刘星已经具备明显的证据优势，此时，原审法院仍然将剩余50000元差额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刘星承担，明显对刘星不公平。二、刘星在2019年7月10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投诉龙星行公司挪用、侵占刘星的捐款。信访局回复说让刘星起诉，让法律制裁龙星行公司，至今，龙星行公司仍然一直霸占捐款，经刘星多次要求、甚至起诉至法院，仍拒不返还刘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也已经涉嫌构成侵占罪、挪用特定款物罪。三、因龙星行公司已转账支付了刘星1万元捐款，对此，刘星予以确认，故龙星行公司应当依法向刘星返还捐款是14758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星的上诉请求。针对刘星的上诉，龙星行公司答辩称，本案我方已提起上诉，坚持我方上诉状的意见。龙星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星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刘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捐款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捐款人依法撤销捐款于法有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捐款是以龙星行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而不是以刘星个人名义，龙星行公司作为捐款的发起人，受捐款人的委托，对该笔捐款的使用具有管理、监督的权利。捐款人将捐款交付至龙星行公司并非当然发生与交付至刘星的同等法律效果。刘星作为捐款特定目的的受益人，其并未实际占有捐款，仅在“治病”的基础上对该笔捐款享有使用请求权。原审法院认定的“已将捐款无偿给予受赠与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众捐款人2015年4月20日撤销捐款符合法律规定且已发生法律效力。且龙星行公司自2019年9月28日起应众捐款人的要求已退回捐款，刘星丧失向龙星行公司主张返还捐款的事实基础。原审法院以“基于龙星行公司霸占捐款拒不支付给刘星致使刘星并未实际收取”为前提继而认定“龙星行公司以部分191位员工撤回赠与为由拒不返还捐款给刘星于法无据”属适用法律错误，“霸占”一说更属无稽之谈。二、龙星行公司亦为利益受损方，原审法院判决有违公平正义。2010年7月，刘星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需入院治疗的治疗费。当时刘星并未被确诊为职业病，亦未被认定为工伤，龙星行公司并无救助刘星的法律义务，帮助刘星解决治疗费难题纯属出于对员工的关怀及对生命的尊重。在龙星行公司的认知里，一直认为10万元转账就是捐款的支付。2019年9月20日，因刘星诉请龙星行公司返还捐款，众捐款人得知后不愿刘星因捐款获利，随后纷纷请求龙星行公司退回捐款，龙星行公司已垫资向众捐款人退回捐款共计89750元。现原审法院判决龙星行公司再次向刘星支付97580元捐款，不仅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而且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星的诉讼请求，支持龙星行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龙星行公司的上诉，刘星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一、龙星行公司股东及员工捐款的实际对象是刘星，而非龙星行公司或工会，龙星行公司及工会只是代为倡议并代为收取捐款，而非受赠人，更不享有对捐款的所有权。各赠与人在捐款完毕后，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至受赠人刘星，赠与行为已经完成。至于龙星行公司提到的捐款人是委托龙星行公司、工会对捐款进行管理、监督，但龙星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捐款人的授权材料，也无设置专用账户、账册、公示捐款使用情况等，可见，龙星行公司的行为实际上擅自控制、支配、霸占本应交予刘星的捐款，属于无权占有。另外，本案的赠与事实是基于刘星治疗因在龙星行公司工作引发的职业病，且刘星家庭经济困难，因此，本案捐款具有扶贫性质，且捐款人作为公司股东、刘星的同事均自愿承担了道德义务，故本案属于不可撤销的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二、原审法院已经认定龙星行公司是在刘星提起本案诉讼后，才发动员工要求向其退回对刘星的捐款。可见，捐款人撤销赠与并非基于法定情形，属于无权撤销，且捐款行为发生在2010年，退回捐款行为发生在2019年，故已过赠与撤销除斥期间，已丧失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龙星行公司的撤销权已经消灭。三、龙星行公司擅自垫资向捐款人退回捐款89750元的行为，表明龙星行公司一直没有认识到捐款人与刘星之间的赠与法律关系，在明知刘星已就本案提起诉讼之后，在法庭审理查明事实及法律关系之前，未经受赠人同意，擅自将刘星的受赠财产进行处分。同时，也可看出，龙星行公司霸占捐款长达9年，若刘星一直不起诉龙星行公司返还捐款，龙星行公司极可能仍然违法霸占捐款，而非主动退回捐款人，故龙星行公司非但不是利益受损方，反而是违法获利的一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龙星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刘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龙星行公司向刘星返还捐助捐款157000元；2.龙星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龙星行公司于2004年2月18日成立，是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销售、汽车修理与维护等。刘星是龙星行公司的员工。2010年7月，刘星被诊断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2014年12月15日，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为工伤。2016年10月8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穗劳鉴[2016]017015号《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三级及生活自理障碍程度未达级。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于2019年4月1日向刘星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证明刘星确诊慢性髓系白血病，并股骨头坏死、膝关节剥脱性软骨炎。另查，龙星行公司得知刘星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后，龙星行公司的工会于2010年7月7日向龙星行公司员工发出《倡议书》，倡议大家向刘星捐款，捐款方式为写明捐款数额，然后统一在工资中代为支付。龙星行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7月14日”的捐款统计表格，显示龙星行公司公司包括郑旭在内的191人合共捐款金额为107580元。龙星行公司于2010年7月9日向刘星尾号为9907账户转账10万元，转账备注“用途：借款”。龙星行公司的记账凭证显示该笔10万元备注为“其他应收款-员工”。2011年12月30日龙星行公司向刘星尾号为9907账户转账1万元，转账备注“领用捐款”。2012年4月27日龙星行公司向刘星尾号为9907账户转账1万元，转账备注“医疗费”。2011年12月16日，刘星向龙星行公司递交《申请书》，该《申请书》主要内容如下：本人刘星于2010年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至2011年底，全年医疗费用自费开支共计37105元，申请龙星行公司支付2012年医疗费35000元，作为后期中治疗费用。2014年6月24日，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接受龙星行公司的委托，向刘星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律师函》，《律师函》的载明以下内容：在你患病期间，龙星行（龙星行公司的简称）通过各种关系，为你联系手术医院和医生，并发起捐款活动，一共募集捐款总金额十五万多元，该笔捐款全用于你的骨髓移植手术及后续治疗。得益于上述捐款，以及龙星行为你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你最终顺利完成治疗并获得痊愈。本案龙星行公司应诉后，龙星行公司多名员工向龙星行公司联合署名提交《关于退回对刘星给予救助款的申请》，内容如下：“2010年刘星因被诊断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公司组织捐款帮助刘星治病渡过难关,我出于对公司的信任与对生命的尊重，向公司捐款，同意由公司对捐款进行管理，用于刘星治病医疗费用。后因刘星被认定为工伤，我于2015年4月20日向公司请求撤销对刘星的救助，捐款仍由公司代为保管，便于必要时候给其他人提供帮助。现得知刘星起诉公司要求返还捐款，我特向公司申请退回我的全部捐款，我愿意用这笔钱给社会上更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上述员工还在《退回捐款确认表》上签名，最早的日期为2019年9月28日，最迟日期为2019年12月7日，有部分捐款人没有签名。部分员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蒋家明或何瑞心办理向龙星行公司申请退回刘星捐款事宜。诉讼中，刘星提交了《借条》及《证明》各一份。《借条》的主文及落款“借条人：刘星”均为打印内容，《借条》主文主要内容如下：我刘星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要手术治疗，估计要30多万元手术费及其他费用，申请龙星行公司救急先借10万元作为住院押金。《借条》左侧落款处写有“与原件相符2011年6月29日”文字及“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证明》是复印件，落款处有“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日期为2011年7月8日，主要内容如下：我司员工刘星在2010年3月因感冒、咳嗽症状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于7月9日到省人民医院做了手术，费用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还需要20至30万元或更多的高额医疗费，公司上下全体员工捐款帮助刘星，且公司另外借款十万元作为入院手术费的押金。龙星行公司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于庭审结束后向法院对《借条》落款处“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对龙星行公司申请鉴定事宜进行审查，查明龙星行公司申请鉴定的事项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龙星行公司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公民和法人为公益事业进行的捐助行为，应属于赠与行为，无论是捐款人的赠与权利，还是受赠人接受捐款的权利，均应依法受到保护。龙星行公司在刘星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后，向其员工发出《倡议书》，龙星行公司提交的捐款统计表格显示员工合共捐款107580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捐款人（赠与人）为龙星行公司191位员工（以下称191位员工），被捐款人（受赠人）为刘星，该次捐款的金额为107580元。虽然刘星举证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向刘星的《律师函》写明患病期间龙星行公司共募集捐款总金额150000多元，但该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除191员工捐款107580元外还有50000多元捐款，一审法院对刘星主张龙星行公司处保存其员工捐款157000元不予支持。龙星行公司该次捐款募集完毕之前于2010年7月9日向刘星账户转账100000元，转账备注用途为借款。龙星行公司向其员工发出的《倡议书》写明捐款方式为填写捐款数额，之后由龙星行公司在员工此后的工资中代扣，捐款统计表格的制作时间在2010年7月14日，因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捐款统计表格完成时间作时间（2010年7月14日）就是捐款完成的时间。按照《倡议书》上的捐款流程，龙星行公司统计完各位员工的借款金额后，应及时将捐款107580元直接支付给刘星，之后再由龙星行公司在191位员工工资中扣减各位员工签字确认的捐款。龙星行公司发动员工捐款的时间在2010年7月7日，龙星行公司在向刘星转账这100000元之时并不清楚其员工总共捐款金额，该笔100000元的转账事由不是预付员工捐款而是借款，龙星行公司主张向刘星转账100000元是支付刘星捐款缺乏理由及依据，一审法院对龙星行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认定该笔款项是龙星行公司借支给刘星用于治病的款项，与案涉捐款无关。如前所述，191位员工在龙星行公司捐款统计表格完成之日即完成了捐款行为，即191位员工已实际将各人的捐款无偿给予了刘星，只是由龙星行公司代收了191位员工的107580元捐款。龙星行公司通过发送《律师函》及其他方式告知刘星其员工有捐款给刘星，龙星行公司因此负有义务及时将员工捐款交给刘星手中。本案龙星行公司并未履行将代收捐款交付给受赠人的义务，直至本案刘星提起本案诉讼，还发动191位员工中的部分员工要求向其退回对刘星的借款。即便《关于退回对刘星给予救助款的申请》是部分191位员工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赠与人（191位员工）已将捐款无偿给予受赠人（本案刘星），只是基于龙星行公司霸占捐款拒不支付给刘星致使刘星并未实际收取，龙星行公司以部分191位员工撤回赠与为由拒不返还捐款给刘星于法无据。龙星行公司代收191位员工捐款107580元后，仅于2011年12月30日向刘星转账支付了捐款10000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龙星行公司处尚有191位员工捐给刘星的捐款97580元，龙星行公司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刘星。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刘星主张龙星行公司返还捐款157000元诉求不予支持，支持龙星行公司向刘星返还捐款975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星返还捐款97580元；二、驳回刘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40元，由刘星负担1302元，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138元。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星、龙星行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刘星、龙星行公司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龙星行公司收到的捐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2.龙星行公司应否向刘星返还捐款及应返还的具体数额。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龙星行公司收到的捐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龙星行公司收到的捐款数额存在争议，并各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龙星行公司主张其收到员工捐款共计107580元，龙星行公司对其该项主张提交了落款期为2010年7月14日的《捐款统计表格》予以证实；刘星主张龙星行公司共募集捐款总金额150000多元，刘星就其该项主张提交了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6月24日向其出具的《律师函》及龙星行公司出具给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的《关于刘星的相关情况》函件。对于双方关于捐款数额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星主张龙星行公司共募集捐款总金额150000多元，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刘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龙星行公司共募集捐款总金额150000多元，一审法院对刘星的主张不予采纳并认定龙星行公司收到员工捐款共计1075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龙星行公司应否向刘星返还捐款及应返还的具体数额问题。如上所述，本院已认定龙星行公司共募集捐款总金额为107580元，龙星行公司向其员工发出的《倡议书》写明捐款方式为填写捐款数额，之后由龙星行公司统一在员工的工资中代为支付，捐款统计表格的制作时间在2010年7月14日，原审认定捐款统计表格完成时间（2010年7月14日）就是捐款完成的时间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按照《倡议书》上的捐款流程，龙星行公司统计完各位员工的借款金额后，应及时将捐款107580元直接支付给刘星，该赠与合同已履行完毕。对于员工能否撤销捐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员工根据龙星行公司发出的《倡议书》向刘星捐款，该捐款属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191位员工在其已完成捐款行为的情况下，再主张撤销赠与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龙星行公司未及时向刘星支付涉案员工捐款，不能发生赠与合同可撤销的法律后果，龙星行公司以部分191位员工撤回赠与为由拒不返还捐款给刘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龙星行公司于2010年7月9日向刘星账户转账100000元问题，如原审所分析，龙星行公司在向刘星转账该100000元发生在其向员工募捐款项之前，转账备注用途为借款，龙星行公司主张向刘星转账100000元是支付刘星捐款缺乏理由及依据，一审法院对龙星行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龙星行公司代收191位员工捐款107580元后，仅于2011年12月30日向刘星转账支付了捐款10000元，一审判决龙星行公司返还捐款975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期间，刘星虽上诉坚持认为龙星行公司共募集捐款总金额150000多元及龙星行公司上诉主张捐款人已撤销赠与为由不同意返还捐款，但本院审理期间，刘星、龙星行公司均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刘星、龙星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1元，由刘星负担1011元（经本院院长批准，予以免交），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2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