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604、16605号上诉人（原审27357号案原告、原审27380号案被告）：周小娥。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27357号案被告、原审27380号案原告）：广州葆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春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尚荣，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雯，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小娥、广州葆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葆宁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两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357、27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两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小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周小娥与葆宁公司自2014年3月6日至2019年2月2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自2019年3月1日之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改判葆宁公司向周小娥支付2015年至2018年年度的未休年假工资17437.49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葆宁公司向周小娥支付经济赔偿金94816.4元；4.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葆宁公司向周小娥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工资共计37926.56元及拖欠工资的金额50%的赔偿金18963.28元。事实和理由：一、截至周小娥提起仲裁之日，葆宁公司并未明确告知周小娥离职，更未办理相应的离职手续，故双方劳动关系应当视为存续。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应以仲裁时的请求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司法解释（四）》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仲裁庭审情况，葆宁公司主张此前劳动关系已解除，但没有履行最基础的“明确告知劳动关系解除”的通知义务。葆宁公司提交的2019年1月的律师函与其陈述的所谓离职交接工作的时间（2018年10月29日）存在矛盾，其对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何时解除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葆宁公司解除与周小娥配偶的劳动关系时，出具了一份解除通知，由此可以推断葆宁公司存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或至少解除时存在书面通知的情况，但葆宁公司对周小娥并未履行前述手续或程序。结合周小娥要求回去上班、葆宁公司未明确告知劳动关系解除的情况，所以在周小娥提起劳动仲裁之前，应当视为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因此，周小娥与葆宁公司自2014年3月6日至2019年2月2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自2019年3月1日起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二、关于工资标准问题。周小娥认为，仲裁阶段认定的工资标准更符合周小娥收入的实际情况。首先，葆宁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确认2400元房补为支付给周小娥与何振强夫妇，而非仅支付给案外人何振强一人；其次，因周小娥已在本案中将房屋2400元作为工资构成进行主张，故案外人何振强在穗云劳人仲案〔2019〕4836号中并未将住房补贴计入其工资构成之中。周小娥工资构成应该包含2400元的住房补贴，周小娥的月均工资标准，应当认定为每月9481.64元。三、关于未休年假工资。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意见》第一条的规定，针对“劳动报酬及加班工资”的诉讼时效是两年。不论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意见》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此处的时效指的是提起诉讼的时效，而非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时限，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直至因葆宁公司拖欠周小娥工资而周小娥请求解除劳动关系。基于周小娥与葆宁公司劳动关系的存续情况，周小娥在主张2015年至2018年的未休年假工资有合法依据。根据仲裁认定的月均工资标准9481.64元/月，葆宁公司应当向周小娥支付2015年入职至2018年的未休年假工资17437.49元。四、关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应付未付工资及相应赔偿金。关于本案在岗、周小娥提起诉讼等情况：2018年10月19日，葆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春红因与周小娥配偶存在矛盾，牵连周小娥，认为周小娥的岗位属于敏感岗位，口头通知要求周小娥不要回来上班，待周小娥说服周小娥配偶后再一并办理离职手续。周小娥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不合理，多次找葆宁公司行政人员马某要求解决但均未获得公司明确答复；周小娥也多次与葆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春红和副总何**（公司股东）沟通，双方协商无果。另，周小娥在此过程也曾多次与葆宁公司行政人员马某要求回葆宁公司上班，但未果，直至周小娥提起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双方之间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不存在协商一致的情况。葆宁公司应当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工资共计37926.56元及按拖欠工资的金额50%的赔偿金18963.28元。五、关于经济赔偿金。葆宁公司存在未依法履行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拖欠周小娥工资等违反劳动法律规定的情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应当由葆宁公司举证其履行了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葆宁公司存在拖欠工资及需要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的情况，应向周小娥支付94816.4元的经济赔偿金（2014年3月至2019年3月）。葆宁公司不同意周小娥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葆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葆宁公司无需向周小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408.2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周小娥承担。事实与理由：在证据采信上，葆宁公司已提交《调休申请书》佐证是周小娥主动要求调休并离职的，周小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2018年10月29日上午，周小娥提交一份打印的《调休申请书》要求调休。葆宁公司让周小娥在落款申请人处手写签名时，周小娥拒绝，然后第二天便不回葆宁公司上班。该申请书内容为“因本人来葆宁公司在葆宁公司4年多工作期间加班，及产假未休过假期，现申请补调休假期。在职期间每周六调休一天，小孩不舒服及学校活动时才调休。离职后不给予其加班工资及假期。望领导批准。”从周小娥表述来看，其调休后直接离职，因此向葆宁公司提出，希望同意批准。员工离职前把之前没休完的假期调休后直接离职，符合一般社会实践。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葆宁公司已举证。周小娥主张葆宁公司为非法辞退，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周小娥未进行举证的情况下，不应视为葆宁公司先提出并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葆宁公司从未作出让周小娥离职的意思表示，更未作出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或口头通知，事实上是周小娥由于其配偶被开除产生不满情绪，周小娥不想在葆宁公司待下去，于是主动要求离职。同时，周小娥在一审时提到葆宁公司并未明确告知其离职，也未办理相应的离职手续，体现了葆宁公司从来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周小娥不同意葆宁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周小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周小娥与葆宁公司自2014年3月6日至2019年2月2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自2019年3月1日之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判决葆宁公司向周小娥支付2015年至2018年年度的未休年假工资17437.49元；3.判决葆宁公司向周小娥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工资共计37926.56元及按拖欠工资金额的50％的赔偿金18963.28元；4.判决葆宁公司向周小娥支付经济赔偿金94816.4元。葆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葆宁公司只需要向周小娥支付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471.26元；2.判决葆宁公司无需向周小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408.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葆宁公司是2014年3月6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周小娥入职葆宁公司处工作，工作岗位先后为财务、采购等，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11月开始葆宁公司为周小娥参加社会保险。葆宁公司每月15日左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周小娥上月工资。周小娥最后上班至2018年10月29日，自2018年10月30日开始未回葆宁公司上班。2019年3月13日，周小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白云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一、确认周小娥与葆宁公司在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及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1日；二、葆宁公司支付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工资52973元及拖欠工资金额50%赔偿金26486元；三、葆宁公司支付2015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9484.30元；四、葆宁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5946元；五、葆宁公司向周小娥出具离职证明。2019年7月11日，广州市白云区仲裁委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113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周小娥与葆宁公司在2014年3月6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二、葆宁公司支付周小娥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4359.37元；三、葆宁公司支付周小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408.20元；四、葆宁公司向周小娥出具离职证明；五、驳回周小娥的其他仲裁请求。周小娥和葆宁公司均不服前述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该两案诉讼。一审诉讼中，双方对于周小娥的入职时间、工资构成、离职时间、离职原因、未休年休假工资等争议较大。周小娥主张：其于2014年3月1日入职葆宁公司工作；工资构成为每月基本工资4500元/月+提成工资+住房补贴2400元，月均工资10594.60元（含社会保险单位应缴纳部分1112.96元），葆宁公司每月分两部分向其转账支付工资，基本工资由葆宁公司账户支付至其的工商银行账户，提成工资和住房补贴由葆宁公司的私人账户支付至其的农业银行账户；其最后工作至2018年10月29日，自2018年10月30日开始葆宁公司拒绝让其返回公司上班，葆宁公司要求其与配偶一起才能办理离职手续，但截至2019年3月1日葆宁公司都没有履行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手续，也没有支付前述期间的工资，故其主张自2019年3月1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认为葆宁公司应承担违法解除和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责任；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仲裁裁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葆宁公司应支付其全部工作期间的年休假工资。为证实其主张，周小娥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3月至12月工资条；2.广发银行交易历史，证据1、2拟证明周小娥2014年3月入职葆宁公司，葆宁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夏春红的个人账户发放工资；3.2018年10月19日周小娥与葆宁公司副总、股东何**的QQ聊天记录；4.葆宁公司QQ群成员截图，证据3、4拟证明葆宁公司限制周小娥劳动权利；5.2018年10月20日周小娥与葆宁公司行政人员马某聊天记录；6.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10日周小娥与葆宁公司行政马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6拟证明葆宁公司要求周小娥必须与其配偶一起签署离职相关协议的事实；7.周小娥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8.周小娥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证据7、8拟证明周小娥离职前12个月的工资情况，一部分工资通过葆宁公司公账转到周小娥的工商银行账户，另一部分通过葆宁公司的私账转至周小娥的农业银行账户；9.葆宁公司关于汇款账号调整的通知，拟证明林庆达、李芳洪的账户为葆宁公司私账，葆宁公司通过该账户给周小娥发部分工资的事实；10.穗云劳人仲案〔2019〕1136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周小娥已于2019年7月16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并认为裁决书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存在错误，请求法院予以改判。经质证，葆宁公司对周小娥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不予认可，工资条上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也没有领款人签名；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法定代表人夏春红与周小娥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体现不了资金的性质和用途，从交易金额来看，每笔金额相差较大，不符合工资的特征；对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5、6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因周小娥配偶被开除，周小娥有情绪自己想离职，葆宁公司并没有要周小娥离职的意思表示，葆宁公司认为周小娥离职没问题，但是周小娥要处理好相关交接手续，实际上周小娥的交接手续没有办理完毕；对证据7、8、9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公司只通过公账发放工资，没有使用私账，而且私帐存在多笔款项往来，证明不了是工资的性质。林庆达、李芳洪的账户，公司仅用来对外交易、付款、收款，并不用来发放工资，周小娥是财务和人事的负责人，故周小娥持有并可使用这些账户的银行卡；对证据10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葆宁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起诉。葆宁公司主张：周小娥于2015年11月入职葆宁公司工作；周小娥的工资为4000元/月，葆宁公司仅通过公司账户支付周小娥的工资，不存在私人账户支付工资的情况，周小娥陈述的每月住房补贴2400元实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春红个人支付给周小娥配偶何振强的补助，不属于周小娥的工资组成部分，但确认周小娥的每月社会保险单位应缴纳部分为1112.96元；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解除原因为周小娥不满葆宁公司开除其配偶何振强，故周小娥主动提出离职，葆宁公司表示同意，但要求周小娥办理好离职手续，但周小娥未配合完成交接手续；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2018年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诉讼时效，周小娥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天数应为4天。为证实其主张，葆宁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查询，拟证实周小娥于2015年11月1日入职葆宁公司；2.通知、开除通知书，拟证明周小娥的配偶何振强被开除，导致周小娥产生不满情绪，是周小娥离职的主要原因；3.财务交接资料、采购工作交接事项，拟证明周小娥已交接部分工作；4.调休申请书，拟证明周小娥主动要求调休和离职；5.周小娥与葆宁公司行政马某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1月10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就离职交接多次协商，但周小娥不肯办理有关手续，以及擅自离职的事实；6.葆宁公司员工马某及何**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周小娥的岗位、职责范围、工作时间、擅自离职等情况；7.律师函、EMS单、短信；8.2017年、2018年公司和国务院放假通知，拟证明周小娥的年休假已休完；9.支付证明单、费用报销单，显示支付证明单和费用报销单上的事由或者用途均填写为支付小何房补，拟证明每月2400元的房补是葆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春红个人给周小娥配偶何振强的补助，并非周小娥的工资待遇；10.劳动仲裁申请书，显示该申请书上周小娥填写的离职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拟证实周小娥于2018年11月19日申请过劳动仲裁。经质证，周小娥对葆宁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从周小娥配偶离职推导周小娥也具有离职意向；对证据3中的第12页至15页、18页至20页不予认可，其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葆宁公司的书面证据主张双方的交接工作基本完成，但其又主张周小娥的交接工作没有处理完成，葆宁公司的主张与其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能体现双方有调休的磋商过程，不能体现周小娥有离职的意向及行为；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4页第四组截图和证据26页第三组截图可以看出，葆宁公司要求周小娥离职的事实；对证据6不予认可，首先，证人马某是葆宁公司的员工，证人何**为公司股东，两名证人与葆宁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其次，书面的证人证言与两位证人在仲裁阶段当庭发表的证人证言存在矛盾，应以证人在仲裁阶段当庭陈述的证人证言为准；对证据7不予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用人单位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年假天数来处理所有员工的年休假；对证据9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但认为这是葆宁公司支付给周小娥及其配偶何振强两人的住房补贴；对证据10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再查，一审庭审中周小娥陈述“……是在2018年10月20日左右，当时我是简单的交接之后就没有回公司上班……我当时是同意公司当时说的方案，我和我丈夫一起离职，然后公司给以补偿”，并陈述“2018年11月19日申请了一次仲裁，诉讼请求是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葆宁公司在劳动仲裁时答辩陈述，认为周小娥关于2015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劳动仲裁时效。以上事实，有工资条、银行账户交易历史明细、QQ聊天记录、QQ群成员截图、微信聊天记录、账户调整通知、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查询、通知、开除通知书、交接资料、调休申请书、证人证言、律师函、放假通知、仲裁申请书、支付证明单、费用报销单、仲裁裁决书和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周小娥入职葆宁公司工作，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关于入职时间。本案中，葆宁公司虽不认可周小娥主张的入职时间，但未提交入职登记表等证据予以反驳，而葆宁公司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亦不能有效证实周小娥的实际入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葆宁公司主张的入职时间不予采信。因葆宁公司于2014年3月6日始注册成立，其司在2014年3月6日之前尚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14年3月6日。关于离职时间。双方均确认周小娥最后工作至2018年10月29日及周小娥自2018年10月30日开始未回去葆宁公司上班，并结合双方一审庭审陈述、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周小娥已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10月30日已经解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周小娥与葆宁公司在2014年3月6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关于工资。因工资支付发生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葆宁公司虽主张周小娥每月固定工资4000元，但未提交工资支付台账等证据予以证实，亦无提交证据推翻周小娥提交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及葆宁公司分两次转账支付周小娥工资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对于周小娥主张的工资构成，因葆宁公司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和费用报销单上明确载明每月支付的住房补贴2400元为公司支付给小何（即周小娥配偶何振强）的房补，周小娥主张前述住房补贴2400元为其工资组成部分，该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周小娥每月工资数额为7081.64元（10594.60元-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分1112.96元-2400元）。因周小娥于2018年10月30日已经离职，其关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及未支付工资50%赔偿金的诉讼请求，该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周小娥于2019年3月申请劳动仲裁，其关于2017年之前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葆宁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已安排周小娥休2018年年休假，周小娥主张葆宁公司支付2018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小娥于2018年10月30日离职，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周小娥2018年度可享受带薪年休假为4天。扣除周小娥已领取的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经计算，葆宁公司应支付周小娥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2604.74元（7081.64元÷21.75天×4天×200%）。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周小娥主张系葆宁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葆宁公司主张系周小娥自行提出离职，但双方均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且双方已缺乏继续履行劳动关系的基础，并结合双方一审庭审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因葆宁公司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葆宁公司应支付周小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经计算，经济补偿金应为35408.2元（7081.64元/月×5个月）。因涉案仲裁裁决书已认定葆宁公司应向周小娥出具离职证明，双方对该项裁决内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判决如下：一、确认周小娥与葆宁公司在2014年3月6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葆宁公司一次性支付周小娥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604.74元；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葆宁公司一次性支付周小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408.2元；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葆宁公司向周小娥出具离职证明；五、驳回周小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葆宁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7357号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周小娥负担；27380号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葆宁公司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询时，周小娥向本院提交了（2019）4836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拟证明周小娥的配偶何振强在另案仲裁中并未将2400元认定为其工资构成，该2400元是以何振强名义发放，但该笔款项是实际支付给何振强、周小娥夫妇，并由周小娥账户收取该款项，故周小娥主张该2400元作为工资构成，并未重复主张。葆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何振强未主张相应的工资属于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该裁决书无法体现该住房补贴属于周小娥。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葆宁公司主张该住房补贴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给何振强个人的补贴。再查明，二审时，双方对于周小娥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10月29日不持异议，但是对于周小娥的离职时间和原因问题存在争议。周小娥主张其系葆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起不让其上班，但是未明确解除劳动关系，因葆宁公司拖欠工资，故周小娥于2019年3月1日申请劳动仲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葆宁公司则主张周小娥自2018年10月30日起擅自离岗，但除了周小娥提交的调休申请书外，无提交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双方确认的周小娥调休申请书载明：“因本人来公司在公司4年多工作期间加班，及产假未休过假期，现申请补调休假期。在职期间每周六调休一天，小孩不舒服及学校活动时才调休。离职后不给予补偿其加班工资及假期。望领导批准。”本院认为，关于周小娥的离职时间、原因以及经济补偿金问题。双方对于周小娥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10月29日不持异议，但是对于周小娥的离职时间和原因问题存在争议。周小娥主张其系葆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起不让其上班，但是未明确解除劳动关系，因葆宁公司拖欠工资，故周小娥于2019年3月1日申请劳动仲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葆宁公司则主张周小娥自2018年10月30日起擅自离岗。对此，本院认为，葆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管理职责，对劳动者的工作以及离职情况具有举证优势。虽然葆宁公司提交了周小娥的调休申请拟证明周小娥系自动离职，但是周小娥在所提交的申请中仅客观陈述了调休后在离职时不再补偿相应加班费以及假期，并未表明系由周小娥自行提出离职，故葆宁公司请求无须支付周小娥经济补偿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周小娥上诉请求葆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但是周小娥在一审时曾陈述同意葆宁公司提出的离职补偿方案并且在工作交接后未回单位上班。结合周小娥办理了部分交接手续且在2018年10月29日后未回上班，以及随后周小娥就加班费以及经济补偿金提起仲裁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系由葆宁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于2018年10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并判令葆宁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周小娥请求葆宁公司支付2018年10月30日之后的工资、未支付工资50%赔偿金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周小娥的工资标准问题。二审时，虽然周小娥向本院提交了（2019）4836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其配偶何振强在另案仲裁中未将2400元作为何振强的工资构成部分进行主张，但是周小娥亦确认该2400元是以何振强名义发放，故周小娥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以何振强名义发放的住房补贴属于周小娥的工资组成部分。周小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年休假工资问题。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设置目的系为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属于福利待遇范畴，不属于劳动者提供劳动所获得的报酬，故应该受一年仲裁时效的约束，仲裁时效从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因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排，故周小娥在年休假对应自然年度结束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对于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周小娥最晚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向葆宁公司主张。虽然周小娥提交了调休申请，但是在该调休申请中周小娥仅申请对加班以及产假进行调休，未向葆宁公司主张未休年休假问题，而在2019年3月1日才就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提起仲裁，故其2017年度及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已超过了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周小娥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一审法院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周小娥、葆宁公司上诉的其它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0元，由广州葆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周小娥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