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983民初3257号 原告：金某某，男，汉族，高安市人。 委托代理人：张熹，江西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梁刚，江西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华容某某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华容县。 法定代表人：阳某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秋萍，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欧阳婷，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金某某（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华容某某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熹、梁刚，被告华容某某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阳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任秋萍、欧阳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8000000元和自2017年6月5日起至2020年6月4日止的利息144万元，共计944万元；以及以8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6月5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6000000元和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6月4日止的利息2239890元，共计8239890元；以及以6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6月5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设立，阳某某系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阳某某找到原告称其公司需资金过桥向原告借款，几天后就还，原告分别于2014年3月17日和2014年4月14日转账600万元和200万元至被告银行账户。由于被告和阮某有经济往来，原告与阮某也有经济往来。被告称其向原告所借款项由阮某归还，三方相互充抵，充抵后余额由被告归还。原告征得阮某同意后，就没有强烈要求被告出具借据。此后，由于阳某某与阮某资金往来频繁，原告以为被告所欠的款项待其与阮某结算后会归还。殊不知，被告出尔反尔，对阮某归还的款项，在其起诉阮某借款纠纷案件中，就本案涉及的800万元并未充抵分文。原告得知后，向被告进行了严正交涉，但被告置若罔闻。由于三方资金往来均支付了利息，自被告起诉阮某借款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之日始，被告就有义务返还款项并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然而，被告迄今未付分文款项。原告为使自身合法权益得到法律切实维护，特具书起诉，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处理。 被告辩称，一、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人民币800万，本案两笔款项非借款性质。1、原告不具备支付本案讼争款项的能力，其中一笔600万元的来源为2014年3月14日阮某转入原告账户。该笔600万元实际为案外人阮某委托原告归还被告法定代表人阳某某的还款，原告、被告均为代收代付，非该笔款项权利义务人。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已明确，具体如下：①阳某某起诉阮某（2017）赣05民终150号案件中，阮某已明确该笔600万元用于归还阳某某债务，答辩人接受该笔600万元为代阳某某收款。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第22页：2017年4月17日该案件二审开庭时，法庭询问“2013年12月17日，某某公司转给某某公司1200万元，你们认为还了多少钱？”，阮某回复“自2013年12月17日后，总共付了19274452元，分别向金某某转了660万元、阳某某600万元，付某6674452元”；证据第21页：法庭询问“被上诉人，你们认为1200万元，上诉人这方归还了多少？”阳某某回复“有些可能是阮某通过转给付某或者原告，再由付某或原告转给阳某某，具体多少金额不清楚，以结算为准”。同时，该案中，阮某提供了“李某、阮某转入付某、原告、阳某某等人款项（二）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2014年3月14日转入原告账户的600万元系用于归还阳某某还款。②证据第33页：原告诉阮某（2015）渝民初字第03210号案件中庭审笔录及记录到，问“阮某打了1000多万到你账户，是什么性质的钱？”原告答“是还别人的钱．．．”，该案件还确认阮某总共转入原告账户的钱共1413.5万元，该金额包括2014年3月14日阮某汇入原告账户的600万元。阮某与原告的金钱往来关系中仅存在阮某向原告借款，不存在其他款项性质。假设阮某转入原告账户的600万元属于原告所有，款项性质只能是阮某对原告的还款。但该案笔录中，原告明确阮某转入的1000多万元（包含了本案的600万元）不属于对原告的还款，而是还别人的钱。这与阮某与阳某某均确认该笔600万系阮某通过原告账户对阳某某的还款吻合（双方仅对该笔600万元系用于清偿（2017）赣05民终150号中讼争的1200万借款还是双方间的其他借款存在争议，但清偿主体是明确的）。同时，证据第31页，原告已明确2014年7月1日阮某尚有借款本金250万元未归还，同时明确借款利息是年息25%。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7月1日前，阮某转入原告账户的钱高达1400多万元，而此前原告转入阮某账户的金额仅为960万元，但双方结算至该日期，确认阮某仍有近250万元本金未清偿，按照双方约定的年息25%，显然不可能得出该结果。可见，双方当事人进行债务结算时，均未将本案讼争的600万元作为阮某对原告的还款，原告也非常清楚该笔款项不属于自己，而是替阮某转汇至答辩人，用于归还阳某某的；2、本案讼争200万也非借款性质，而是案外人唐某某通过原告账户转至答辩人账户，用于对案外人付某的还款。原告对该笔款项进行汇款时明确手写备注“还款”，可见其十分清楚该笔款项不属于自己。从而200万的转账记录也可以知晓，2014年4月14日唐某某转入200万至原告账户后，其即刻汇至答辩人账户，一进一出且备注“还款”，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绝非原告对答辩人的借款；二、原告的借款主张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不足采信。原告职业为司机，帮案外人付某开车，月工资仅3529元，年收入不足5万。在2014年3、4月前，也从未经商或投资，不具备出借800万巨额资金的能力。如其向亲戚朋友借，必然需要支付拆借利息，本案借款高达800万，以民间行情最低月1%计息，每年利息也高达96万。如此微薄的收入，如此高额的借款成本，但原告却一反常理，未与答辩人或阳某某订立任何借据，也未约定任何利息，甚至在6年之后才启动本案进行追讨，难以置信，甚至与日常经验相悖。更为重要的是，原告常年进行民间放贷，非常清楚且熟悉借贷规则。在原告与阮某的借贷关系中，金额远比本案小的30万、40万均有借条，且均具备了借款利息、期限，借款人签字，款项性质等因素，甚至还进行多次结算、对账，足以证明其对借贷的专业性及严谨性。原告在具备如此丰富经验及操作的状况下，面临本案高达800万的借款却如此随意，显然不符合原告的行为习惯，更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及正常人的认知。另一细节是，原告主张其曾与阳某某就讼争800万元与案外人阮某达成债权债务转让，即该800万由阮某向原告清偿。依其逻辑，本案款项发生后，原告理应于阮某、答辩人（阳某某）进行三方确认、结算；但事实是，原告在多次与阮某结算自己的债权债务中，却始终未提及本案的800万元，不合常理。此后，阮某诉阳某某、原告诉阮某的两起案件中，阮某已非常明确与本案相关的600万元系其用于归还阳某某的，与原告无关。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仅有金融机构出具的转账凭证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答辩人已对讼争款项性质作出了合理说明及举证证明，本案800万绝非原告对答辩人的借款，原告仅为代收代付，不享有该笔款项的权利义务。其诉求及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求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对被告第一次开庭提供的证据二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被告提供的该证据为：1、李某、阮某转入付某、金某某、阳某某等人款项；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被告证明本案诉争600万元实际为2014年3月14日阮某转入金某某账户的600万元，该笔款非金某某本人所有。原告代理人张熹质证时认为“该600万元当初双方约定是作为金某某代阮某归还阳某某的款项”。在张熹发表质证意见后，原告代理人梁刚要求重新质证，发表质证意见为“确实收到了阮某转来的600万元，但是并不证明原告转入给被告的款项就是阮某的款项。因为账户上的资金在谁账户上，只要不是违法所得的，所有权就归谁”。第二次开庭时张熹又补充质证意见为“该600万元双方约定是作为金某某代阮某归还阳某某的款项并非事实，是被告为了逃避600万元的借款本金还款义务。”原告代理人张熹前后作出意思相反的两种表述，其解释为是因为代理人梁刚打断了其发言，导致话没说完。根据现场庭审质证情况及开庭记录，张熹在第一次开庭对该证据发表上述质证意见后，接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发表了质证意见，代理人梁刚并不是在其未说完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情况下就打断了其发言。故张熹在之后的作出意思相反的补充质证意见根据禁反言规则，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认定，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二、原告对被告第二次开庭提供的证据一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该证据为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5民终110号判决书、对账单。被告拟证明：1、付某与阮某的对账过程，2014年4月1日付某支付100万、2014年4月14日金某某支付200万，均非对阳某某1200万的还款。因该笔300万付某并未计入到其对阮某的债权中，阮某对该笔300万也未实际支付；2、2014年4月30日阮某支付给金某某的60万已作为对付某的还款；不能再重复作为对阳某某1200万的还款。原告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付某和阮某借款、还款的对账过程仅仅是付某一个人随意表述，并没有得到阮某的确认，也没有得到金某某的确认。按照判决书上面所表述的内容，付某在与阳某某合伙纠纷案件过程中，其中由阮某打给阳某某的两笔款项250万元和200万元，付某是作为阮某代付某支付的投入到阳某某的投资款项。但是在付某起诉阮某的案件中，并没有将该450万元作为阮某的还款，也就是说付某在其起诉另一案件中借款、还款的数额大部分都不是真实的；2、2014年4月1日付某支付的100万元，付某本人在二审庭审过后，付某向法院提交了完整的过程中，已经认可了代为支付阳某某140.85万元；3、关于2014年4月1日金某某支付的200万元，这200万元是2011年的时候由金某某打给唐某某的；4、对于被告证明目的第二点也不能成立，该60万元本身是从金某某账户上面转给阳某某的，第三人无权说三道四，而且阮某也把该60万元作为总共还阳某某款项的金额之一，因此该判决书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被告提供的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5民终110号判决书系生效判决书，对于该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该判决书仅能证明阮某2014年4月1日支付给付某利息100万元，2014年4月30日支付付某利息60万元，不能完全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采信，对其除以上证明目的之外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是新余农商银行前工会主席付某的司机，阳某某是付某的前任司机，原告和阳某某通过付某认识了在新余开公司的阮某，三人均向阮某出借大量资金以获取利息。因付某作为领导，不方便经常使用自己本人的账户，于是大量使用原告的账户进行转款。阳某某作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被告公司的股东之一。2014年3月14日，原告收到阮某转来的600万元，于2014年3月17日将该款转至被告账户。2014年10月18日，阳某某与金某某签订关于入股被告开发的湖南省华容县投资开发项目《合作协议》，该协议明确了金某某于2013年11月已经投入了500万元在被告开发的项目中，该500万元实际上是金某某和付某两人的共同投资款。2014年12月26日，阳某某退回122万元的投资款，金某某收取了20%，付某收取了80%。另外在2015年3月19日和2015年5月29日，金某某和付某收到阳某某转来该项目资金分别为两次6万元，双方均按上述比例进行了分配。 2011年9月14日，案外人唐某某找到付某，愿意接纳付某投入一定的资金入股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付某让阮某将200万元转入金某某账户内，再由金某某汇入唐某某账户投资入股。2014年4月14日，唐某某将之前入股的资金退还给付某，付某指示唐某某将该退股款200万元汇入金某某账户内，在金某某收到该款后，付某又指示金某某将该款汇入被告账户内。 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该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的，在被告对其主张已经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存在如下法律关系，分别分析认证如下： 一、关于原告能否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动变更诉求请求，撤销了2014年4月14日转给被告200万元视为是对被告的出借款项的诉求。虽然，被告不同意上述变更的请求，认为本案属于恶意诉讼，原告随意将其他转款当作借款来起诉，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但是，诉讼请求变更属于当事人的合理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本院依法予以认可。被告如果认为原告的诉讼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二、关于从借贷的主体和形式分析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600万元的借款问题。首先，本案中，原告主张向被告出借了600万元的款项，但是原告不能提供相应的借据予以证明，也不能提供相应的催款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原告的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如此大金额的出借行为，没有借据和相关催款证据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其次，根据证人付某的证言，证实该款实际上是阮某通过原告的账户归还阳某某的借款。此观点在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7）赣05民终150号案件中得到印证，该案庭审中阮某及其开办的江西某某实业有限公司阐明，向金某某转款660万元（包含本案诉争的600万元）是用于归还阳某某的借款；再次，原告本人对于该600万元不是借款是存在自认的，原告在与付某、阳某某合伙纠纷一案及本案庭审中均作出了自认的表述。该表述体现在以下四处：⑴、2018年11月21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8）赣05民终652号案件庭审时，原告自己说到：“若不是虚假，我打给阳某某的600多万就要还给我。”此言语，明确表示了该600万元被告是不需要还给原告的，即明确表示了该600万元不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⑵、在本案庭审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熹也自认了“该600万元当初双方约定是作为金某某代阮某归还阳某某的款项”；⑶、原告还在本案的起诉状中表述到：“由于被告与阮某有经济往来，原告与阮某也有经济往来，被告称其向原告所借款项由阮某归还，三方相互充抵，充抵后余额由被告归还”上述表述不管是否属实，均说明了原告自己都不认为该600万元是出借给被告的；⑷、本案法庭调查阶段，审判人员问原告，你借给阳某某600万元为什么没有借条？原告回答：2014年3月17日阳某某在华容，我在新余，当时没有明确是借款还是算投资款。即使该回答是与事实相符的，原告自己也没有确认该600万元就是借款。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就本案诉争的600万元款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三、关于该600万元汇款是否存在如原告所述的短期拆借或投资入股可能性问题。在本案庭审中，原告表示当初将该600万元汇入被告账户，是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阳某某商量好的短期拆借款项，也可以转为入股，但是最后没有确定。该款汇入到被告账户的时间为2014年3月17日，如果按照原告所述是短期拆借，那么即使双方关系好到大额资金不需要出具借条，在短期内被告未归还本息的情况下，原告必然会及时进行维权，而不是在诉讼时效已经超过若干年后再想到进行诉讼，甚至连催讨该款项的记录都不能提供，实在与常理相违。即便如原告所述，双方存在转为投资入股的情况下。那么双方应当签订相关入股协议，2014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阳某某就原告与付某在2013年11月已经投入的500万元签订了《合作协议》，如果原告汇给被告的该600万元也转为投资款的话，如此数额巨大的投资款，原告在款项汇出7个月后不可能不让被告或者阳某某留下相关凭证。而且，签订了《合作协议》的500万元有相关利润的分配，而原告所述的600万元借款却从未产生过利润分配，作为资金并不富裕的原告，在该情况下竟然没有任何维权记录，与常理不符。据此，可以认定原告汇给被告的该600万元不可能是借款或者投资款。 四、从原告对外出借款项及投资入股的交易习惯分析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通过法庭调查，原告对外出借款项均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借条，甚至出现原告将款项汇至阮某账户后，在阮某不能及时出具借条的情况下，由付某以自己的名义先替阮某出具借条。因此原告对外借款是十分注重手续齐备的。原告和付某将资金投入到阳某某湖南的项目上，双方后来还是补签了《合作协议》的。因此，如此巨额款项的出借没有让借款方出具借条，在未收到本息的情况下，不及时进行相关维权，不符合原告的交易习惯。因此可以排除该600万元是借款的可能性。 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本案诉争的600万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对于原告的诉求不予支持，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金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7880元，由原告金某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 建 人民陪审员 金 元 人民陪审员 刘会祥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