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12989号原告：徐建英，女，195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晓蓉(徐建英丈夫)，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王美蓉，女，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明(王美蓉丈夫)。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毅，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建萍，男，195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龙杰，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冬傲，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建英、王美蓉与被告徐建萍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晓蓉、侯毅，原告王美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明、侯毅，被告徐建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龙杰、柏冬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建英、王美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依法履行赠与协议，支付两原告暂定款项1,246,770元(房屋款350万元*59.37%*30%*2倍)；诉讼费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姐弟三人，三人的母亲徐去宝生前曾留有遗嘱，将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东园一村XXX号XXX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中属于自己份额部分留给被告一人继承。2015年8月24日，被告与两原告签署赠与协议，约定被告取得徐去宝遗产后，将其变卖折现，分别赠与两原告30%，两原告表示接受；相应的，两原告应每月不少于四天前来照顾徐去宝。故此系附义务赠与合同，且具有道德性质，被告不可撤销。现两原告已履行照顾母亲义务至其去世，被告也已实际取得系争房屋，却未依约履行赠与义务，故诉至法院，要求履行。被告徐建萍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首先，此合同性质为赠与合同，赠与财产尚未移转，故被告享有任意撤销权。从协议内容看，并未加重两原告作为徐去宝亲生女儿本就应负担的扶养义务，故此合同亦非附义务赠与、道德性质赠与，况且两原告实际也没有履行照顾母亲义务。其次，根据合同，赠与的前提是由被告继承母亲徐去宝所有的房产份额、将其变卖折现。然赠与协议签署后，在双方另案的法定继承纠纷中，两原告均表示不认可母亲的遗嘱，故原告已以自己行为表示不会履行赠与协议。且被告现虽取得系争房屋所有权，但尚未变卖，亦不满足赠与前提之“变卖折现”。故赠与协议已经失去履行前提。此外，在之前双方的法定继承纠纷中，双方已经就系争房屋分割达成一致，故该赠与协议已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对此，两原告表示，既然母亲将遗产都给了被告，就应当由被告照顾母亲，但被告与原告协商，希望原告也去照顾母亲，双方才签署赠与协议，故系附义务赠与。至于双方另案的法定继承、共有物分割纠纷，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原告在上述案件的陈述不影响本案中主张赠与协议履行。至于房屋是否变卖，其前提是被告同意履行赠与协议，现被告明确表示不履行赠与，故原告有权利要求被告立即给付价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徐建英、被告徐建萍系徐去宝与第一任丈夫共同生育，1962年12月徐去宝与第二任丈夫王德胜结婚，婚后生育了原告王美蓉。王德胜在与徐去宝结婚前，另有一段婚姻，王德胜与前妻生育有儿子王忠瑜、女儿王晓晖(2016年8月1日过世，王晓晖育有女儿胡璎、儿子沈珏，沈文彬系其丈夫)。后王德胜于2001年10月5日过世，徐去宝于2016年12月1日过世。两位老人过世后，留有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东园一村XXX号XXX室房屋(即本案系争房屋)，因子女间就该房屋分割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徐建英将徐建萍、王美蓉、王忠瑜、沈文彬、胡璎、沈珏诉至浦东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系争房屋。该院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2017)沪0115民初51927号判决书。根据该案生效判决书内容，系争房屋为徐去宝与王德胜夫妻共同共有，在王德胜及其女儿王晓晖去世后，徐去宝在系争房屋中的财产份额为59.37%。2005年12月26日，徐去宝立下代书遗嘱“本市浦东东园一村XXX号XXX室房屋系立嘱人夫妻的共有财产，属于立嘱人所有的部分由小儿子徐建萍全部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享有”，该遗嘱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故最终判决结果为系争房屋由徐建英、王美蓉、王忠瑜各占8.33%的产权份额，徐建萍占67.70%的产权份额，胡璎、沈珏各占3.655%的产权份额。该判决生效后，上述继承人又于2020年5月19日在浦东区人民法院就系争房屋的共有物分割达成调解协议。即系争房屋归徐建萍所有，徐建萍支付徐建英、王美蓉、王忠瑜房屋折价款各30万元，支付胡璎、沈珏房屋折价款各14万元。该调解协议内容已履行完毕。庭审中，双方确认在上述两案件处理中，两原告曾经提出要求履行本案系争的赠与合同，但案件法官告知另案处理。故在上述两案件法律文书中，亦均未言及赠与合同事宜。2.2015年8月24日，原被告三人曾签署《赠与协议》，约定被告为赠与人，两原告为受赠与人。协议中具明：一、徐去宝的遗嘱内容，并称该代书遗嘱由徐建萍保管，徐去宝身故后生效；二、徐建萍继承母亲上述遗产房屋后将其出售变卖，其现金自愿赠与徐建英30%、王美蓉30%，两原告表示接受；三、两原告自愿表示，每月各自不少于四天前来照顾母亲。母亲遇有特殊情况，徐建萍电话告知，两人应当及时赶到。四、本协议是赠与人真实意思表示，三方表示绝不反悔，本协议经赠与人和受赠人签字生效。该协议上另有一见证人陈奇签字，经原被告称，此人系街道的法律咨询志愿者。同日，两原告还曾向被告出具《承诺书》，具明两原告承诺按照赠与协议的要求做，如有违反，被告有权撤销协议。关于该上述协议签署背景，双方陈述如下：被告离异后一人独居，2005年开始，由被告和母亲徐去宝共同居住在系争房屋，直至徐去宝过世。2015年，徐去宝身患重病，几个子女言及系争房屋继承问题。被告遂向两原告出具了母亲所立代书遗嘱。被告表示，当时因为继父的几个孩子都不管母亲，为了让母亲能安详离开，所以承诺原告赠与部分财产，希望两原告在此后好好共同照顾母亲，但是两原告实际没有好好照顾。两原告则称看到遗嘱当时就认为很不公平，但是由于母亲年纪已大再加上有老年痴呆，无法另立遗嘱，后被告主动提出愿意赠与，故双方签署系争协议。3.庭审中，两原告还就其照顾徐去宝一节，提供了2015年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部分医疗费票据以及赠与协议签署后原告自行记录的探视笔记本等为证。被告对上述笔记本不认可，称原告没有照顾母亲；认可医疗费票据，但称该票据大部分系赠与协议签署前产生，且相关医疗费用实际并非原告负担，因当时被告陪床无法脱身故将钱款交由原告去医院缴费，此钱款实际属于母亲徐去宝个人存款支出，原告对此亦表示认可。被告另提供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医疗票据若干，表示直至母亲去世前，一直是自己履行赡养义务。原告对上述票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此部分钱款亦属于母亲个人存款支出，不代表被告多尽赡养义务。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法律规定，除经公证或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此系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本案中，原告主张系争合同为附义务赠与、道德性质赠与，不可撤销，然法律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时并未将附义务赠与合同排除，且本案亦不属于道德义务赠与，故被告享有任意解除权，现赠与财产权利尚未移转，被告并明确提出要求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我院采纳其主张。需赘言，赠与合同属双方行为，但系单务、无偿合同，即便附义务的赠与，其所附义务与赠与财产之间亦不形成对价关系，不改变赠与合同无偿性质。原告一直强调本合同为附义务的赠与，从在案的赠与协议及同日签署的承诺书内容看，协议确实有着两原告需履行照顾母亲义务方可获得被告赠与之含义，但该义务与被告履行赠与之间显然不存在对价关系，这也是任意解除权行使未将附义务赠与合同排除在外的法理所在。况且，两原告作为徐去宝亲生女儿，本身负有照顾、赡养母亲的法定义务，各方在赠与协议中仅仅约定“两原告每月不少于四次探望母亲”，显然并未加重原告本身的照顾义务，亦未造成两原告额外经济支出。诚然，被告与母亲共同居住、母亲立遗嘱将财产留给被告，于情于理都应由被告承担对母亲的大部分照顾义务，但并不意味两原告完全免除了对于母亲的照顾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徐建英与原告王美蓉要求被告徐建萍履行《赠与协议》、支付1,246,770元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801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徐建英、王美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龚 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李丝丹书 记 员  石 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