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86民初1958号 原告：温晓勇，男，汉族，1974年9月29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沈阳，山东恒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允琦，男，汉族，1990年11月7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被告：魏永川，男，汉族，1958年3月21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原告温晓勇与被告赵允琦、魏永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晓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沈阳，被告赵允琦、魏永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温晓勇依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布匹款180000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赵允琦原受雇于原告，于2014年期间向被告魏永川发货（布匹），合计价款180000元。现两被告对于布匹去向互相推诿，导致原告财产权益受损。 被告赵允琦辩称，证明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写的，具体多少钱不知道。 被告魏永川辩称，与我无关，从来没有和温晓勇之间有买卖布匹的关系。 原告温晓勇依法向本院提交《昌邑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证明条一份，本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并出示2016年4月份温晓勇、魏永川、赵忠武、温钦娟询问笔录各一份，2018年3月温晓勇询问笔录一份，2018年8月赵允琦、魏永川、温晓勇、陈乃建、胡刚询问笔录各一份，2019年1月份胡刚询问笔录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原告温晓勇提交《昌邑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被告赵允琦声称发给另一被告魏永川布匹，原告去找魏永川追要货款时魏永川说不欠原告款，为此原告到昌邑市公安局以魏永川涉嫌经济诈骗而报案，后经公安局查实，不构成犯罪，没有犯罪事实。二被告质证称对该事实不知情。本院认定意见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温晓勇提交证明条一份，证明被告赵允琦在2016年5月10日出具该证明条，说明2014年被告赵允琦曾将原告价值18万元的货发给魏永川。被告赵允琦质证称：2016年5月10日，温晓勇和其家人到我家里胁迫我写证明条，因为这个事温晓勇和赵忠武打架致使双方住院，打仗时报警，公安出警到我家，我就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出来时温晓勇的姐姐和姐夫还有一个叫建设的在柳疃派出所门口逼迫我写的证明条，当时我不写条他们不让我走。被告魏永川质证称：我从来没有找赵允琦买布匹，都是找赵忠武买的布匹。本院认定意见为：该证明条系被告赵允琦出具，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被告赵允琦主张是在受胁迫情形下出具的证明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认定该证明条出具过程合法，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 3、本院出示2016年4月份温晓勇、魏永川、赵忠武、温钦娟询问笔录各一份，2018年3月温晓勇询问笔录一份，2018年8月赵允琦、魏永川、温晓勇、陈乃建、胡刚询问笔录各一份，2019年1月份胡刚询问笔录一份。原告温晓勇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赵忠武及赵允琦的笔录可以看出该厂是温晓勇个人的，被告魏永川在2015年也曾经到原告处拉过布匹。被告赵允琦质证称：温晓勇家人说这个条不起诉我，我记账都是根据温晓勇的安排指示，所有账目都在温晓勇处，对笔录无异议。被告魏永川质证称：我只和赵忠武有买卖来往，和这个案子其他人都没有来往。本院认定意见为：上述笔录系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根据原被告陈述、举证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5月10日，被告赵允琦出具证明条一份，载明：2014时，在温晓勇工厂打工期间，发给魏永川布匹，有尾款18万元。给胡刚布匹，有尾款60万元。仅作为打工者行使工人权利。 另查，2016年4月13日，原告温晓勇以其欠条被盗为由向公安报警，公安机关对原告温晓勇，被告魏永川，案外人赵忠武、温钦娟制作询问笔录，经调查后未予立案。 原告温晓勇在2016年4月13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一共被盗三张欠条，第一张是赵忠武打给我的40万元的欠条。2014年底我不干了，我对账发现还有40万元货款没有收上来，赵忠武给我负责卖布，我就找到赵忠武，赵忠武说货款客户还没给。我没见货款也没见欠条，我就在2015年三、四月份让赵忠武给我打的40万元的欠条。2015年我给魏永川织了20万元的布，魏永川没给钱。后期我找魏永川要钱时，魏永川说布让赵忠武提走了，还说赵忠武告诉他我的厂是赵忠武的，赵忠武还欠他远不止20万元，叫我要钱找赵忠武要。我找到赵忠武，赵忠武承认他提走了布，但布发出去没要上钱来，我就让赵忠武在2015年冬天打了一张20万元的欠条。第三张是一张赵忠武打给我的一张欠条证明，共计十七万六千多元，2014年底我与赵忠武已解除了雇佣关系，2015年赵忠武说又发给外地一匹布，货款共计二十六万多，赵忠武说是要回一部分，钱在他手里，还有十七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元的货款没要上来，我就在2015年冬天让赵忠武给我打了一张欠条，共计十七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元。截止到现在这二十六万多元的欠条，一份钱也没给我”。 又称：“40万元的欠条是在柳疃镇宜然家纺门口二楼签的，只有我和赵忠武俩人，无外人在场，基本内容就是赵忠武欠我40万元。20万元的欠条是在昌邑市北海××小区××海路西侧十六道菜馆赵忠武给我打的，基本内容是赵忠武欠我20万元。十七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元的欠条是在柳疃镇政府西侧赵忠武开的淘宝店一楼赵忠武给我打的，基本内容是赵忠武欠我十七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元”。 被告魏永川在2016年4月25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我认识（赵忠武、温晓勇），之前我与赵忠武我有过业务往来，跟温晓勇没有来往。2015年上半年，我从赵忠武厂里拉过二次布匹，我给他干加工，然后赵忠武拉走去卖。再加上我们自己从别的地方拉的布加工后也被他拉走去卖，赵忠武欠我们加工费共计40多万。2015年下半年赵忠武从南通拉回一些布加上部分现金顶了我40来万，现在还欠4万左右。我跟温晓勇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不过，2015年温晓勇找过我说赵忠武只是给他干活，厂是温晓勇的。我告诉温晓勇，赵忠武说厂是赵忠武的，我跟赵忠武的业务与温晓勇没关系，他们俩之间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温晓勇找我要我拉赵忠武的布钱，这些布是我去赵忠武的厂里拉的，只是加工，最后被赵忠武拉走去卖了，赵忠武欠我加工费，我不欠布钱”。 案外人赵忠武在2016年4月21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我没有给温晓勇打过欠条，我是2016年1月份跟温晓勇彻底没有业务瓜葛的，之前的经济账都是我顶名跟温晓勇干期间造成的，我只是被温晓勇雇佣，2012年以前我负责经营管理，之后温晓勇负责管理，我只是顶名，但厂子是温晓勇的，经济纠纷应该有温晓勇去承担。温晓勇的厂一直给魏永川织着布，2014年我们厂又开始卖布，我们也一直从魏永川、陈乃建那里进布去卖。2014年底，卖布赔了，还压下很多布卖不了。我们厂欠了魏永川60多万的布钱，欠陈乃建30多万元的布钱，我就把一部分卖不了的布加上一部分现金共计40多万的欠账还给了魏永川，魏永川还欠温晓勇十几万，算是两清了。又将一部分布给了陈乃建，顶了17万多的欠款。后期温晓勇说是因为我的事，魏永川不还给他钱了，把事情怪我身上了。从一开始我就给温晓勇说卖布不行，他就是不信，现在赔了还赖我身上。2015年我没有向外卖过温晓勇厂里的布。我反应的问题温钦娟知情，她负责收布”。 案外人温钦娟在2016年4月25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赵忠武是我姑家的表哥，温晓勇是我大爷家的堂哥。温晓勇一开始雇佣赵忠武给他管理织布厂，2012年温晓勇开始经营卖布，赵忠武就在南通给温晓勇经营，2012年8月份温晓勇雇佣我给赵忠武跟单。我在2014年初就不干了，他俩之间有什么经济纠纷我不清楚，但后期我听温晓勇说他们对账对不起来。我主要负责在昌邑当地给赵忠武跟单，经营和销售主要是赵忠武负责”。 2018年3月18日，原告温晓勇称涉嫌经济诈骗为由向公安报警，公安机关对原告温晓勇，被告魏永川及赵允琦，案外人陈乃建、胡刚制作了询问笔录，经调查后未予立案。 原告温晓勇在2018年3月18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9月份我经营纺织厂，给魏永川织的布，魏永川没给我加工费，我觉得魏永川这是诈骗。2014年我经营纺织厂期间，魏永川和我是合作关系，他是布贩子，提供布料让我给他加工布匹，魏永川再将加工的布匹拉走贩卖。魏永川提供布料只提供纬线，经线和加工我负责，账目年底结算。2014年9月份至12月份，我和魏永川一直维持着这个合作关系，魏永川几乎每两天就到我那里拉一车布匹。赵允琦的父亲赵忠武是我父亲的亲外甥，我雇赵允琦负责给我发布，给魏永川发布的就是由赵允琦负责。到12月份时，赵允琦到魏永川那里对账，回来给我说是欠我加工费和料钱共计18万。过了几天，我找魏永川要钱，魏永川说是这些布匹被赵忠武从他那里提走了，赵忠武没有给他钱，他也不给我钱。” 又称：“2010年我就开始经营纺织厂，因为当时我还经营着废旧钢材，顾不上，我就雇佣赵忠武全面负责管理。2012年底，我开始经营卖布，不再让赵忠武负责纺织厂，安排他去南通负责卖布。由于卖出的布匹客户压钱压的太厉害要不上来，2014年春天我就让赵忠武在南通那边撤了门头回来，不卖布了。赵忠武觉得卖布还有希望，而且门头还没到期，就想使用着我租赁的门头自己在南通干。从这时开始，我和赵忠武就不再是雇佣关系了，赵忠武的一切业务也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给我卖布期间的账目，由他负责给我要账。我给魏永川加工布匹，从来就没有提过赵忠武，一直是我跟魏永川联系，但是，我跟魏永川要钱，魏永川一直说我的织布厂是赵忠武的，按照他的意思就是赵忠武从魏永川这里进布，魏永川又让赵忠武织布厂加工，最后收回再卖给赵忠武，这明显就不合逻辑，但具体魏永川和赵忠武之间怎么捣鼓的我不清楚，明显就是诈骗。后期我又找赵忠武，赵忠武说他和魏永川之间的业务与我没有关系，我和魏永川之间的业务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想把赵忠武和魏永川找到一起谈这事时，两人总是逃避，一直就找不到一块”。 原告温晓勇在2018年8月14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3月份，南通卖布亏损，我就不让赵忠武不给我卖布了，但房租不到期，赵忠武依然借用我租赁的门头，自己在南通卖布并给我要着账。我让赵忠武给我把南通的库存运回来，赵忠武说是他卖布时看看能不能顺便给我也卖了，我就听他的了。也就在这个时期，我通过磨毛厂联系到了一个东北客户胡刚，从我纺织厂买布。2014年8月份，胡刚不从我这里买布了，欠我布钱60万元，年底胡刚也不给我结账，胡刚告诉我赵忠武从他这里还买的布，赵忠武还欠着他85万，还说俺俩是一块事，所以就不给我结账，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结算。我和胡刚业务往来时，赵忠武已经不给我干了，而且在2014年底时我已经给胡刚讲明了，并且在2015年我还和胡刚有过业务往来，胡刚给我提供布料，我给胡刚织着布，我们之间没有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宋卫芬就是赵忠武在南通给我卖布期间雇佣的一个跑业务的女子，东营人，现在找不到人了”。 又称：“赵忠武在南通给我卖布期间，我去过几次南通，几乎都能碰见袁月，他是我们的客户。2014年初，赵忠武不给我干了后，给我留了个库存明细，我知道南通还有200多包布，我让赵忠武把南通的库存发回昌邑来，赵忠武说要带着给我卖了，钱给我打回来。之后赵忠武每个月给我二、三万元。后期赵忠武说布价行情好转，袁月要来昌邑看布样品，我就同意了。袁月来昌邑看了看我厂里的库存，表示看好了，让我发货。我当时昌邑库存148包，我就发货到了南通赵忠武处，价值至少40余万元。发过去后，袁月和赵忠武迟迟不给我打钱，我就打电话给赵忠武，赵忠武说袁月没要这些布，我又给袁月打电话，袁月说价格不行就没要。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南通，发现南通的门头没人了，仓库也不租赁了，我问赵忠武，赵忠武始终说是在外地要账，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些布的去向。当时148包布是我堂妹温钦娟往赵忠武处发的货。南通库存的200多包布和我发到南通的148包布都是赵忠武处置的，具体怎么处置的我不知道。” 被告魏永川在2018年8月13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当时赵忠武在南通卖布，我去南通考察市场，赵忠武接待的我们，赵忠武说他在柳疃有织布厂，可以让我给他加工，然后他提走。有时他也从从别的厂送来布让我给他加工，有时花型不足，我也给他找一些布。这样的业务关系持续不到两年。赵忠武生意不好，钱也给不了我。2015年我算了算欠我40多万。我就让赵忠武还钱。赵忠武还不上钱，就用布匹和成品布抵账。截止2015年10月份基本还清，还剩3万多元赵忠武也没什么可抵账的了，我也没再找赵忠武。” 被告赵允琦在2018年8月13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2011年温晓勇经营纺织厂，温晓勇雇佣我和我父亲赵忠武给他打工，我父亲一开始给赵忠武管理纺织厂，我负责维修，后期我父亲去了南通给温晓勇卖布，我负责在纺织厂内计数。2015年初我父亲在常家庄租一个门头，需要人经营，就让我去了，我就不给温晓勇干了。我父亲好像也不给温晓勇干了。我父亲何时去的南通我忘记了，大约在2012年初前后。他去了南通后，我和我家人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温晓勇从来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他在南通卖布，我和我家人就一直认为温晓勇自己纺织厂织出的布，我父亲在南通卖。我母亲多次要去南通看看，温晓勇都不让。2014年底前后，我父亲就不给温晓勇卖布了，从南通拉回至少三、四十包毛布，具体我父亲怎么处置的我不知道。后来我父亲在常家庄租赁了一家门头卖床单被罩，就不让我给温晓勇干了，2015年初我就不给温晓勇干了，和我父亲在常家庄门头卖床单被罩。床单被罩都是我从棉纺城进的棉布，我们自己在门头加工。我认识魏永川，他是我们纺织厂的客户，2012年后就让温晓勇给他织布，魏永川提供部分布料，我们给他织布，织出布来后魏永川安排人拉走，我们就不管了，年底对账。魏永川有时是温晓勇联系，有时是我父亲联系，他俩人自始至终什么事基本都不和我说，具体谁联系的魏永川我不知道。2014年底温晓勇让我找魏永川对过一次账，也都对完了，但时间太久，魏永川欠温晓勇多少钱我忘记了。直到后来，温晓勇和我父亲闹僵，温晓勇把责任推到我和我父亲身上，温晓勇认为我发出的布就应该有我把钱要回来，其实我只是干活的，往哪里发布都是温晓勇安排的，我只负责记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往哪里发货都有单子，我不干了后，把单子都给了温晓勇”。 案外人陈乃建在2018年8月14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底，当时我跟温晓勇不熟，当时温晓勇的妹妹温钦娟在赵忠武纺织厂负责账目，赵忠武在南通卖布，自己厂里织的布不够卖，温钦娟就让我帮他们织了一些布匹，钱都结算清楚了。2015年过年，我就认识温晓勇了，才知道这是温晓勇和赵忠武的纺织厂。2015年初，温钦娟又让我给他们织了一个半月的布匹，但是赵忠武在南通卖布亏损，欠我30多万的布钱没有给我，我就不给他织了。到了2015年年底，我和温晓勇对账，温晓勇欠我31万多，温晓勇就给了我1万，还剩下30万。2016年初赵忠武从南通回来，在××庄××。我就找赵忠武要钱，赵忠武要用布顶账，然后就从租赁张铁凤的仓库里提了3万多米的毛布，大约40包，抵了16.5万元的账，当时仓库里还有，花型不符我就没要。后来我再找赵忠武要布要钱，赵忠武就不给了，让我向温晓勇要，温晓勇也不承认，温晓勇说是赵忠武从我这里提的布，就应该找赵忠武要。赵忠武和温晓勇两家也是经常打架，我实在没办法，就没有再找他们要钱。赵忠武用布匹抵账，温晓勇知情，我跟温晓勇说过”。 案外人胡刚在2019年1月15日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初我和温晓勇就有业务往来，2014年夏天我开始跟赵忠武有业务往来。2014年初温晓勇给我织布，赵忠武的儿子赵允琦一直给我发货。2014年夏天的时候一个叫陆玉（后来我知道真名叫宋卫芬）的女子给我打电话要从我这里拉布，我当时正好去南通，就去了陆玉的仓库，然后认识了赵忠武，赵忠武当时告诉我他厂给我织布，我问哪个厂，赵忠武说温晓勇的厂是他和温晓勇的，赵允琦是他儿子。当时我没有给赵忠武提供布。后来赵忠武回到柳疃西付村给我打电话把我叫到他们厂里去，当时温晓勇也在，我们一起谈业务，当时赵忠武和温晓勇也没说这个纺织厂是谁的，我一直认为这个纺织厂就是他俩合伙的。谈好后，温晓勇和赵忠武的纺织厂给我织布，然后我拉去印好花型，再卖给赵忠武，发货都是发给陆玉，陆玉和赵忠武是一块事。合作了三四个月，赵忠武欠了我85万元，我就不再给赵忠武提供了，我和温晓勇那边的账目也没有结清。但2015年和2016年我和温晓勇继续合作，账目都结清了。2014年从温晓勇织布厂进的布匹一共是52万元的账目没有结清”。 又查，原告温晓勇在本案庭审中陈述：温晓勇纺织厂在西付村租赁的一个厂房，2016年就不干了。赵忠武是在厂里，是雇佣关系，温晓勇雇佣的赵忠武，干到2014年年初就不在纺织厂干了。赵忠武负责对外卖布。赵忠武不干了后和温晓勇纺织厂没有任何关系了。赵忠武在南通利用原告一个租赁未到期门头和一个女的卖布。赵忠武不干了之后赵允琦还在厂里干，赵允琦在厂里是会计兼对外发货，一直到企业终止，证明条是赵允琦自愿书写，是为证明其将原告的布匹发出后未追回的货款作出证明，且在该证明条中所发给另一个人胡刚的尾款60万元，原告已通过昌邑市人民法院追回，且如果该条系胁迫所写，被告应该在一年内申请撤销，或者向公安局报案，以证明该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时至今日，被告赵允琦并没有申请对该条的撤销，也没有报案说自己受到胁迫，书写了该条，这足以证明该证明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又陈述：温晓勇和魏永川发生业务的时间是在赵忠武脱离温晓勇之后发生的，当时赵忠武已经另起炉灶、自行经营。温晓勇与魏永川谈妥业务之后，魏永川安排安排磨毛厂人员到温晓勇工厂提货，温晓勇的工厂由赵允琦负责发货，赵允琦清点货物米数、规格后开具发货单，在发货单中注明购货人名称，然后由提货人（磨毛厂人员）在发货单上签字（发货单一式二份，赵允琦留存一份，磨毛厂持有一份），该发货单作为发货依据。因赵允琦未将发货单交给温晓勇，所以温晓勇向魏永川追索货款时，魏永川矢口否认，魏永川也未支付货款。原告和魏永川之间的业务关系，赵允琦知情，温晓勇安排他负责发货及记账，因赵允琦在雇佣期间将布匹发出，但是其所指的收到布匹人魏永川并不承认收到该布匹，赵允琦应该承担这部分布匹的赔偿责任。原告厂里所有账目已被赵忠武盗取后销毁。 被告赵允琦在本案庭审中陈述：2013年到2015年我在温晓勇纺织厂打工，所有的布发给谁我不知道，磨毛厂来拉布我就发给磨毛厂，我只负责计数，所有的账单、账目我一概不知，都在温晓勇手中，我不知道原告为什么让我写证明条。证明条上写的尾款和发给谁的布匹的内容是原告他们让我写的，是在柳疃派出所门口逼迫我写的证明条，当时我不写条他们不让我走。赵忠武是我父亲，赵忠武也在温晓勇厂里干，赵忠武和温晓勇怎么操作我不知道，我只负责计数和发货。 被告魏永川在本案庭审中陈述：2014年赵忠武在南通卖布，我是三人合伙卖布，去南通考察市场，碰到赵忠武在南通市场开门头，我和他谈了谈，当时说是我们回昌邑后由赵忠武代卖我们的布匹，有的是赵忠武自己提供白坯布，我给他印花赵忠武拿印花费自己去卖，自己提走。有时候赵忠武在南通不回来，要求我提供白坯布给他印花，从我们这里买成品，他自己卖，不管发生什么业务都是双方通过电话沟通，没有其他人。赵忠武现在还欠我的钱，欠我31625元。后来经过双方协商，双方清账，不再要这个钱了。我和赵忠武的合作关系大约从2014年到2015年。赵忠武提供的白坯布从哪来我不知道。我们提供的是我自己买的。赵忠武和温晓勇和织布厂之间的关系当时我不清楚。当时合作期间赵忠武向我提供了多少白坯布记不清了。赵忠武提供的白坯布一般都是磨毛厂去拉布。有时候我通知，有时候他通知。我有没有去过温晓勇赵忠武争议的厂拉布记不清了。2014-2015年我和赵忠武从合作到结束总的发生金额多少钱没有数，中间赵忠武也付给我钱，账目都没有了。 又陈述：原告所述不属实。2014年之前我和赵忠武没有业务来往，2014年开始有业务来往，2015年结束。原告说的和我发生业务给温晓勇打电话，当时温晓勇是谁我都不认识，没有和温晓勇通过电话，赵允琦我也从来没联系过，只要要布都是和赵忠武联系，当时赵忠武说这个厂是他自己的，也听说温晓勇这个厂是赵忠武个人的，是我找赵忠武安排白坯布送到哪个磨毛厂，然后赵忠武自己联系拉到磨毛厂加工后送到印花厂，包括他自己提供的，也包括我从赵忠武处买的布。后来到厂里去过看布匹的质量，从来没有见过温晓勇，赵忠武也不在场。当时都没有书面凭证，操作模式都是赊销。买卖完了还有一部分没卖出去的。 再查，原告要求二被告自起诉之日以18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事实争议较大，温晓勇认为是直接和魏永川发生的经济业务往来，魏永川欠其布款未付，与赵忠武无关。而魏永川主张是和赵忠武发生的经济往来，赵忠武欠其货款，与温晓勇无关。对于以上相互矛盾的主张，原、被告均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赵忠武与原、被告双方的经济关系，赵忠武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温晓勇的厂一直给魏永川织着布，2014年我们厂又开始卖布，我们也一直从魏永川、陈乃建那里进布去卖。2014年底，卖布赔了，还压下很多布卖不了。我们厂欠了魏永川60多万的布钱，欠陈乃建30多万元的布钱，我就把一部分卖不了的布加上一部分现金共计40多万的欠账还给了魏永川，魏永川还欠温晓勇十几万，算是两清了”。从赵忠武的以上陈述看，其陈述表达的意思包括：1、2014年至2015年，赵忠武未认可其从温晓勇所称的纺织厂离职；2、从魏永川处购买布匹是以纺织厂的名义（我们也一直从魏永川、陈乃建那里进布去卖）；3、纺织厂欠魏永川布匹款（我们厂欠了魏永川60多万的布钱）；4、赵忠武用布匹抵顶了债务。即赵忠武主张为：温晓勇的纺织厂织布卖到魏永川处，由魏永川加工后再卖给温晓勇的纺织厂对外贩卖。 综合以上分析，首先，原告温晓勇所主张的与赵忠武无关的陈述，与魏永川、赵忠武等人的陈述不一致，被告魏永川也予以否认，温晓勇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依据不足。应当认定原告温晓勇、被告魏永川之所以对双方主张的事实发生争议和矛盾，实为赵忠武在原、被告中间的不明确的身份造成。同时，结合案外人陈乃建、胡刚的陈述看，陈乃建陈述：“2014年底，当时我跟温晓勇不熟，当时温晓勇的妹妹温钦娟在赵忠武纺织厂负责账目，赵忠武在南通卖布，自己厂里织的布不够卖，温钦娟就让我帮他们织了一些布匹，钱都结算清楚了。2015年过年，我就认识温晓勇了，才知道这是温晓勇和赵忠武的纺织厂。2015年初，温钦娟又让我给他们织了一个半月的布匹，但是赵忠武在南通卖布亏损，欠我30多万的布钱没有给我，我就不给他织了。”胡刚陈述：“当时赵忠武和温晓勇也没说这个纺织厂是谁的，我一直认为这个纺织厂就是他俩合伙的。谈好后，温晓勇和赵忠武的纺织厂给我织布，然后我拉去印好花型，再卖给赵忠武”。从以上二人的陈述看，也印证了赵忠武及魏永川所陈述的交易模式，即从温晓勇织布厂织布后由买受人购买，买受人加工后再卖给赵忠武（或买受人认为的温晓勇和赵忠武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对于温晓勇、赵忠武、纺织厂的身份关系，合同相对人魏永川、陈乃建、胡刚均存在过混淆或不能区别的情形，其中陈乃建在笔录中也陈述了与本案一致的争议情形：陈乃建认为纺织厂温晓勇和赵忠武的，要求赵忠武和温晓勇还钱，赵忠武认为应由温晓勇承担还款责任，温晓勇又认为是赵忠武的债务。结合赵忠武曾在纺织厂负责经营管理的事实，以及魏永川、陈乃建、胡刚笔录中均涉及到赵忠武以温晓勇纺织厂联系业务的陈述，能够认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赵忠武有相应的权利订立合同。原告温晓勇虽然主张已经告知过魏永川纺织厂不是赵忠武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赵忠武以其足以让相对人相信的身份订立合同、抵顶债务，其民事法律后果应当由温晓勇承担，温晓勇在债务关系、债务数额等证据确凿充分的情况下可以另行追偿相应的损失。其在本案中要求魏永川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温晓勇要求被告赵允琦承担责任的主张，从温晓勇的陈述看，赵允琦作为其雇佣的员工，在温晓勇的指示安排下工作，并不存在过错，赵允琦所写的证明，并不能作为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的依据，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温晓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合计5320元，由原告温晓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骞 审 判 员  刘国华 人民陪审员  曹先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孙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