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8903号原告：陆小元，男，195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永祥，张家港市东方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张家港市民联机械厂，住所地张家港市南丰镇民联村。投资人：黄永才，系该厂厂长。被告：黄永才，男，196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被告张家港市民联机械厂、黄永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辉，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施洪彬，男，196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原告陆小元与被告张家港市民联机械厂（以下简称民联厂）、黄永才、施洪彬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小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永祥、被告民联厂的投资人黄永才（即被告黄永才）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施洪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小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合伙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合同约定的分配给原告的利润407505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被告因看到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市场口罩紧缺，生产口罩是挣钱的有利时机，于是在三月初通过电话与原告联系，要求原告与他合伙生产口罩机，当时原告在别的厂家生产，故没有答应。后被告承诺和原告合伙生产利润各50%分成，为此原告于2020年3月8日与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本案被告黄永才，签订了一份书面合伙生产半自动焊片机、打片机书面协议书一份，该合同甲方当时签名为施红兵，原告以为被告民联厂的法定代表人就是施红兵，后又于2020年3月29日与被告黄永才签订了一份图纸保密协议，当发现该协议的签名为被告黄永才时才知道被告民联厂的法定代表人不是施红兵，而是黄永才，后原告将自己购买的二套口罩打片机的零配件与被告开始生产口罩机，至2020年4月16日止，共生产成品口罩机和半成品机架共8台并已全部销售，获利润815009元，被告伪造了生产成本，将利润合算为总利润5万元，同意分配给原告25000元。由于原被告共同生产的口罩机和半成品机架所购原材料和销售价格原告一清二楚，实际利润应该为815009元，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被告于5月21日上午报“110”经处警民警到场处警时，被告承认其提供的成本核算单是编造的，并当场撕毁该核算单。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民联厂辩称，1、原告与民联厂之间不存在合作或合伙生产口罩打片机的合同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与原告合作的向对方是施洪彬，而非被告民联厂。对此，原告是明知的。被告民联厂从未在相关协议上加盖公章或者同意他人以民联厂名义签订相关协议，故被告民联厂不是适合被告。2、至于原告主张的合伙利润分配请求，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合伙关系，故不应得到支持。被告黄永才辩称，1、原告与黄永才之间不存在合伙生产口罩打片机的合同关系。2、至于原告主张的合伙利润分配请求，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合伙关系，故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施洪彬辩称，关于双方的合伙情况，我方于2020年3月28日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共同生产焊片机、打片机，由原告提供图纸和技术支持，由我方提供资金，产生效益后的纯利润由双方各得50%，但双方的合作未能正常履行。关于原告的诉请，对原告提出的解除合伙关系，我方表示同意。由于市场因素以及原告没有履行相关义务，双方的合作也未能取得效益，原告要求分配利润的请求根本不具备。请求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请。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的主张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对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3月28日（落款时间是2020年3月8日，实际时间为3月28日），陆小元（甲方）、施洪彬（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由施红兵（协议内容写成该名字）、陆小元共同生产半自动焊片机、打片机，达成协议如下：1、生产地点由甲提供（在现有民联厂房内）。2、甲方负责前期资金投入。3、乙方投入焊片机图纸、打片机、技术服务（属于前期资金投入）。4、产生效益后的纯利润分成：甲、乙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5、甲乙双方合作开始必须建立好台账。该份《协议书》落款签字为“施红兵”、“陆小元”，其中“施红兵”的签字为黄永才所签，黄永才表示是受施洪彬委托签订。2020年3月29日，黄永才在一份《图纸保密协议》上签字，内容为：经由王永才、施红兵、陆小元约定，由陆小元提供的焊片机、打片机图纸，知识产权属于陆小元，未经陆小元同意不得外漏。如果发现陆小元有权追究法律责任。因陆小元认为合伙利润未分配，引起本案纠纷。2020年3月29日，案外人钱福田与黄永才签订一份合同，内容为钱福田向黄永才购买一次性口罩打片机一台，总金额贰拾万元。该份合同抬头定作方打印为钱福田，承揽方打印为陆小元（黄永才）。黄永才表示钱福田是陆小元带过来的客户，所以在承揽方上写了陆小元（黄永才），设备出卖的好处费在4月5日通过微信支付给了陆小元2400元。陆小元表示其不认识钱福田，是钱福田直接找黄永才购买设备，收到的2400元是其购买分流板及鼻梁弹配件垫付的款项。对于黄永才为何在图纸保密协议上签字，黄永才表示当时陆小元说帮其做焊片机，就签了图纸保密协议，但是机器一直没有做出来。本院要求陆小元明确和谁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陆小元明确是和黄永才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当时不知道是黄永才，看到黄永才签字签的施红兵，以为叫施红兵，后来才知道签字的人叫黄永才。本院认为，原告陆小元主张要求解除与被告黄永才之间的合伙合同关系，根据原告陆小元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陆小元和被告黄永才之间不存在合伙合同关系，理由如下：原告陆小元与被告黄永才之间存在合伙合同关系的依据是2020年3月28日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的双方是施洪彬和陆小元，虽然该份《协议书》上“施红兵”的签字是黄永才所签，但被告施洪彬明确认可该份《协议书》，应当视为被告施洪彬对被告黄永才代其签字的确认，故合伙合同关系发生在原告陆小元和被告施洪彬之间。原告陆小元提供的图纸保密协议上虽有黄永才的签字，但仅凭该份协议不足以证明其和被告黄永才之间存在合伙合同关系。综上，原告陆小元要求解除与被告黄永才之间的合伙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陆小元要求分配合伙利润407505元，因原告陆小元与被告民联厂、黄永才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故原告陆小元针对被告民联厂、黄永才提出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陆小元和被告施洪彬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是根据原告陆小元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合伙合同约定的义务，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在合伙期间产生了利润，故原告陆小元对被告施洪彬提出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陆小元举证的被告黄永才与案外人钱福田之间的一台口罩打片机买卖产生的利润是否应当分配的问题，与本案原告陆小元主张的合伙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告陆小元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施洪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小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6元、保全费2770元，合计6476元，由原告陆小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10555301040017676。审判员 吴 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