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信义。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川，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蓝岚，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桂玲。委托诉讼代理人：银朝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沅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彭燕群。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川，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蓝岚，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常信义因与被上诉人陈桂玲、原审被告彭燕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0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常信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桂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陈桂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协议书》的理解及认定严重错误。《协议书》中涉及的越秀区起义路37号房屋，在性质上属于“公房”，并且在签署协议之前，涉案37号房屋已经实际由常信义独立承租并管理，不具有协议中利益交换的基础。首先，涉案37号房屋是由常信义与越秀区第二土地房屋管理所签订，该房屋在性质上属于“公房”，是由常信义独立承租的。该房屋根据常信义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的看出，该房屋早在1984年就已经由常信义承租并实际交纳“管养费”，远远早于协议签署的1996年8月，因此不存在协议第一条所称的“放弃使用权”的前提条件。涉案房屋早在协议签署前一直就由常信义承租，陈桂玲的丈夫即协议的一方常富义在协议签署前根本没有对37号房屋承租作出任何义务上的负担，其本人也没有对37号房屋履行任何义务，现即使常信义签署了协议书，也只能表明常信义对常富义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并且这种帮助是常信义基于常富义是亲兄弟的身份关系而给予的，主体及对象均是明确的，这也说明为什么陈桂玲与常富义于1993年登记结婚，在1996年签署协议时，协议上没有陈桂玲签字的重要依据，陈桂玲无权向常信义主张权利。其次，一审判决确定“鉴于上述协议明确约定常信义逐月支付生活费……房屋拆迁之日止”也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如上所述，37号地下房屋属于公房，常信义对该房屋具有所有权，仅仅只能依据租赁合同享有租赁权，涉案房屋的拆迁与否与常信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双方所谓的交换没有基础条件，也没有公平、对等可言。发生上述协议约定内容，只能说明各方在1996年时对37号房屋的性质理解错误导致。二、基于第一点论述的观点，常信义于陈桂玲起诉前，有向陈桂玲每月支付1000元的赠与或补助，虽常信义坚持对协议内容存在误解的观点，但退一万步讲，常信义也只需支付1000元，并且这种支付常信义可以随时终止。早在本案陈桂玲起诉前，常信义便每月给予陈桂玲1000元的经济帮助，陈桂玲在此期间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认可的。同时，关于每月给予常富义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该协议在性质上符合合同法中的“赠与”的性质，赠与人在赠与前依据合同法规定，有任意撤销权，常信义有权选择不对常富义进行经济补偿性质的赠与。三、协议对不属于常信义物权的石溪村富全街68号804房处分，也属于无效。协议内容处分了由彭燕群所有的石溪村富全街68号804房，属于未经过产权人同意进行的处分，彭燕群在一审时明确提出并主张协议无效，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考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常信义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常信义又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补充上诉意见》，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常信义家庭基本情况和承租起义路37号的经过；2.关于常信义在起义路37号经营的过程；3.关于常富义的为人及其与家庭的关系；4.关于常信义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原因和经过；5.关于常信义终止支付生活费的经过。陈桂玲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答辩意见》，具体内容如下：一、原审判决对《协议书》的理解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二）“每月支付5000元生活费”是常信义应当向常富义履行的合同义务，亦是常富义依法取得的合同债权。（三）常富义去世后，常信义每月给付5000元生活费的债权依法应由常富义的继承人继承，常信义主张的“经济帮助”纯属主观臆测。二、常富义是否具有协议中利益交换的基础不是常信义拒绝给付生活费的理由，“起义路37号可营业”是常信义给付常富义生活费的唯一条件。（一）协议开篇要解决的就是常信义与常富义对37号房产使用中利益问题。（二）常富义是否具有“37号房屋使用权”和“37号房屋使用中的利益”是两个不同概念。（三）“起义路37号可营业”是常信义给付常富义生活费的唯一条件。（四）协议约定给付生活费的截止期限为房屋拆迁之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约定仅为常信义和常富义对生活费给付截止时间的一个参考依据。综上，常信义主张常富义不具有协议中利益交换的基础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常信义混淆“未主张”和“无权主张”两个概念，错误将“未主张”等同于“无权主张”。陈桂玲基于常信义与常富义系兄弟关系，尽管常信义在2016年4月之前，未按照协议约定每月给付5000元的生活费，陈桂玲未主张，并不代表其无权主张。四、石溪路富全街68号804房的权利归属不是本案争议事项，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常信义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审判决。彭燕群答辩称，同意常信义的上诉请求。陈桂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常信义向陈桂玲支付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的费用共180000元（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时止）；二、彭燕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受理费、律师费3000元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常信义、彭燕群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8月29日，常富义（已于1999年9月6日死亡）与常信义签署手写的《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内容包括：对起义路旧住家的使用中的利益兄弟俩商量议定如下，一、常富义本人对起义路37号地下的使用权放弃（其条件是常信义将石溪富全路2号楼五栋804号房建筑面积93.5平方米的新楼的使用权作对等）；二、在起义路37号可营业的情况下，由常信义向常富义每月提供五仟元作生活费；三、如常信义在议定起义路37号不能营业时，交由常富义居住（条件是常富义必须退回在石溪前注的新楼给常信义）；四、因起义路37号拆迁之日起（a）常信义就不再向常富义提供每月五仟元的生活费；（b）石溪富全路二号楼五栋804房（以下简称804房）产权归常富义所有；五、生效期在一九九六.九月一日生效。另查，常富义与陈桂玲于1993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常富义与常信义系兄弟关系，常信义、彭燕群系夫妻关系。诉讼中，关于上述协议约定5000元/月的生活费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陈桂玲表示：当时因为越秀区起义路37号由常信义经营，收益具体不清楚，当时收益肯定高于5000元，所以再给5000元生活费。对此，常信义则表示：考虑弟弟生活困难，常信义也有生意经营，就给予补贴，当时协议没有告诉彭燕群，当时具体情况代理人没有与当事人核实，但有部分时间没有赚到这么多也给5000元的生活费。关于生活费实际履行和支付情况，陈桂玲表示：在1996年9月1日开始，到1999年8月份，常信义按照协议的约定每月有给付常富义5000元的生活费；从1999年9月常富义去世当月，常信义没有给付生活费5000元；从1999年10月到2015年5月29日，常信义从最开始以现金方式给付，后通过存入陈桂玲银行存折的方式每月支付1000元/月的生活费，从2015年6月到现在，常信义没有再给付生活费。对此，常信义则表示：之前确实有支付过5000元的生活费，后面有支付过1000元的生活费，具体时间及给付方式就记不清楚，为何给付1000元生活费，是因为常富义去世后及陈桂玲小孩没工作，常信义基于关怀赠与给陈桂玲的，2015年6月之后不再支付是因为陈桂玲大女儿找到工作了，且2016年已经承租了海珠区经济适用房，综合上述情况，常信义就没有再给付生活费；从以上可以看出，陈桂玲配偶在世时给过5000元，过世后给的1000元也没有提出异议，陈桂玲清楚该1000元的含义；我方有一个案件以彭燕群名义向陈桂玲提出返还原物的诉讼（协议书的第四大点第b小点），针对的就是陈桂玲所住的房屋，就是因为我方起诉，陈桂玲才提出起诉的。关于协议所涉越秀区起义路37号使用权的情况，陈桂玲表示：在70年代时常信义与常富义的母亲常转，因为当时常转带着四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广州政府部门为了照顾其母亲与一家人，所以分配了越秀区起义路37号地下给其母亲居住，在80年代因为大哥二哥成家立业不在此处居住，剩下老三和老四跟着老母亲居住在越秀区起义路37号，越秀区起义路37号在海珠广场附近，一家人发现该地段有商机，做生意比较好，所以当时就由家庭在开始经营，当时以母亲名义经营各种事项，在90年代之前，因为经营打理确实是常信义在负责，常信义当时把涉案当铺出租给了外人，租金有400元/月，该数额的分配是常信义得100元/月，彭燕群100元/月，母亲100元/月，常富义100元/月；90年代之后，常信义自己用涉案当铺做生意，生意的经营收入分成三部分，常信义及母亲、常富义各得一部分，具体生意陈桂玲不清楚，只清楚分三份，各分多少不清楚；从90年代开始由常信义经营涉案当铺，经营的时候常信义与常富义与母亲三家均在该处居住，但是结婚了住在一起很拥挤，所以1996年8月29日常信义与常富义就签订了涉案协议书，就约定了对越秀区起义路37号使用中的利益具体分配。对此，常信义则表示：不完全是陈桂玲所述情况，据常信义所述之前不是住在越秀区起义路37号，1979年之前是住在文昌北幸福南直4号3楼，是父母及四兄弟（共13人）居住，该房子是私房要卖，房东另外找了越秀区起义路37号地下给他们居住，该房屋的性质是政府的公房，刚开始确实发现有商机，但并不是整个家庭经营，而是因为彭燕群有经济头脑与常信义说兄弟一起做，老大老二搬出去了，就找了常富义，常富义说他不会，就让常信义自己做，母亲说需要补偿一点给常富义，因为是最小的儿子，所以才有经济补偿给常富义。陈桂玲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协议书；2.银行流水；3.结婚证复印件；4.殓葬证；5.广州市越秀区小小电器百货店登记信息；6照片；7.委托合同及律师费发票。常信义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涉案越秀区起义路37号房屋在性质上属于公房，不得作为住房使用，依据常信义陈述，在1979年左右已经由常信义作为唯一合法承租人承租该公房，远远早于协议书签署的1996年8月，协议第一条常富义放弃使用权，是对当时现状的误解，之所以签署协议书的情况如前述，所以才会出现明明由常信义承租的公房，还给予常富义经济补助的情况，该协议的签订主体及对象是明确的。陈桂玲无权向常信义主张权利。越秀区起义路37号自始至终都是公房性质，常富义是承租人，但房屋的拆迁与承租人除搬迁补助，其他与承租人无关，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条件与实际情况是不符，这更加说明该协议签署时对客观情况的认知是错误，也不属于协议的对等条件；该协议处分了彭燕群的石溪富全街68号804房，彭燕群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协议无效；对证据2，户主是陈桂玲，不是协议的任何一方，虽然其是常富义的配偶，但长期给予帮助的对象是常富义，其帮助具有身份特定的指向性，陈桂玲的个人银行不等于其主张，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意见同上；对证据4，因为是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我方认为该证可以证明被给予帮助的对象已经于1999年去世，常信义方没有义务履行支付所谓的债务的义务；对证据5，是复印件，无法核对，即使所述的登记是登记在常信义名下，能印证我方证据3，是商业用途的公房，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确认是涉案房屋的现场照片；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律师费没有协议约定，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没有转账凭证，请求驳回。常信义、彭燕群则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宅基地使用权证；2.宅基地使用权证；3.广州市直管房（非住宅）租赁合同；4.“公房”管养费收据。陈桂玲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我方针对的是协议的第二条，生活费的给付问题，至于涉案房产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对证据2，质证意见与证据1意见一致；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对证据4，该证据仅是收据，且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984年的1月到8月份的收据，没有其他年份的。陈桂玲于2019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常富义与常信义于1996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关于每月支付5000元生活费的约定，现无证据反映上述双方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或是有悖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常富义身故后，陈桂玲作为常富义上述权益的继受人，在本案主张常信义按照上述标准支付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的生活费，符合双方上述协议约定，亦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陈桂玲主张的上述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应认定为主张的期间为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更符合常理。现陈桂玲主张上述期间的生活费合计180000元是陈桂玲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并未超过双方的协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鉴于上述协议明确约定常信义逐月支付生活费系以常富义放弃起义路37号地下的使用权作为对价，亦明确约定该项生活费支付至上址房屋拆迁之日止，故常信义、彭燕群抗辩该项给付生活费约定构成对常富义无偿赠与的意见，与上述协议约定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鉴于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及违约条款，故陈桂玲主张常信义支付上述生活费的利息以及承担律师费，理据欠缺，一审法院则不予支持。另，因彭燕群未在上述协议签字，故陈桂玲主张彭燕群共同承责，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常信义向陈桂玲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生活费180000元；二、驳回陈桂玲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00元（陈桂玲已预付），由常信义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常信义、彭燕群共同向本院提交了12份证据：1.广州市私房租簿，拟证明1970年代，常信义即承租幸福南直35号供家庭居住，置换到起义路37号是常信义努力的结果，与常富义无关。2.李某2于2020年5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租簿》取证过程。3.陈锦辉于2020年5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980年代常信义在起义路37号经营，与常转及常富义均无关系。4.常某于2020年5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常信义因为经济条件较好，受母亲之托长期关照常富义，除生活费外，还出资帮助常富义创业、给其治病等。5.何某于2020年5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常信义品行良好，孝顺父母，长期关照常富义。6.案外人卢宇华与李春荣签订的《租赁合同》；7.案外人黄裕斌与谢永元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据6、7拟共同证明37号相邻的39号和51号，2019-2020前后出租价格仅6000-8000元/月。协议书约定5000元显然不是出于权利置换和等价有偿的考虑。8.李某1于2020年5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9.彭某于2020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彭燕群与陈桂玲在1999年达成协议，资助对象从常富义改为常子君，资助目的从生活费改为学费，资助金额从5000元改为1000元，资助期限到常子君大学毕业。10.常信义的出院诊断书、慢××诊断证明书、超声报告、胃镜报告、心脏超声诊断报告，拟证明常信义在2000年代就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等多种疾病，到2010年初就丧失劳动能力。11.工商银行存折，拟证明常信义病休后主要靠每月2800元养老金生活。12.陈永祥等35人出具的《对常信义个人品格的说明》，拟证明陈永祥等35人证明常信义一向品格良好。陈桂玲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常信义没有原件，是用手机拍照取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的内容是常信义承租幸福南直35号房屋的情况，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3《情况说明》的三性也不予认可，《情况说明》的内容无法核实，并且与本案也无关，租簿的取证过程和本案无关。对证据4、5即《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7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由于37号、39号和51号都分别是不同的租户，故不能以39号、51号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来确认37号的租金，此价格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对证据8即《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认可，彭燕群与我方并未达成协议，从未涉及生活费金额的变更。对证据9即《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由于该证据主要是证明常信义的身体情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2，由于该证据是关于常信义个人品格的说明，与本案无关，我方对该《说明》中的内容不清楚，对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二审期间，常信义向本院提交《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证人彭某、李某1、何某、李某2、常某出庭作证。二审庭审时，经本院释明，常信义表示同意只申请证人常某、李某1出庭作证。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准许常信义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因庭审期间，证人李某1于庭外观看了庭审直播，常信义更改为证人常某、彭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常某出庭陈述：1.我是常信义的哥哥，常信义提交的我方出具的《情况说明》系由我方陈述，常信义的代理律师代为打印出来的，其内容系我方真实意思表示;2.本来我们不是住在起义路37号的，是住在文昌的，之所以后面住到起义路37号，是因为租了文昌，原来的房东要卖房子，希望我们搬走，后来就搬到了起义路37号。搬过来以后，是常信义、常富义和父母亲在居住；3.起义路37号房屋需要与房管站签订租赁合同及缴纳租金，由于父母年纪大了，办理租赁手续很麻烦，故以常信义的名义去办理租赁手续；3.我不清楚起义路37号房屋的租金情况，但听说很便宜，该房在首层，有20多平方米，有阁楼，但没有厕所，厨房是前一个居住的人搭建的。该房之前是住人的，大概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商铺用，下面经商，阁楼上住人；4.两个弟弟和父母亲是70年代初就搬进去住了，后来由常信义和他的同学把37号作为经商使用；5.我不清楚常信义和常富义签订涉案协议的情况，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有这份协议。证人彭某出庭陈述：1.我是彭燕群的妹妹，我经常去起义路37号，但很少见到常富义在家里住；2.常信义人很好，很大方，一直帮助常富义做生意，给他治病，供他女儿读书；常富义去世之后，常信义还继续帮助陈桂玲，每个月给她钱。现在常信义身体多病，无法继续做生意，档口收入也很低；3.起义路37号的产权是属于房管站的，以常信义的名义承租，之前的租金数额我不清楚，但现在是4000多元；4.我不清楚常信义和常富义签订涉案协议的情况，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有这份协议。常富义死亡不久，陈桂玲过来拿钱，彭燕群说生意不好，不可能给5000元，只能给1000元，我才知道这回事，但协议的全部内容是陈桂玲起诉之后我才知道的。二审庭审后，陈桂玲于2020年5月15日向本院邮寄提交了一份书面《质证意见》，有关内容与其二审庭审时发表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另查明，在二审庭审后，常信义、彭燕群又于2020年6月1日共同向本院邮寄提交了13份证据（证据编号为13-25，其中证据19予以撤回，常信义没有提交该部分材料）。上述证据具体情况如下：13.起义路37号电费收据；14.起义路37号水费收据；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常信义一直单独负担起义路水电费。15.关于收回房屋的通知，拟证明本案二审庭审后，房管局突然决定收回起义路37号。16.东碧物业公司管理通知单，拟证明陈桂玲并未在案涉房产中居住，案涉房产长期处于空置状态。17.2011年1月26日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出具的养老待遇核定单；18.2012年2月27日社会保险基金中心出具的养老待遇核定单；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常信义与彭燕群的收入情况。19.出院诊断书、慢××诊断证明书等材料，该部分证据未向本院提交。20.公证书首页，拟证明常信义医疗资料经新西兰公证机关予以公证。21.出院总结，拟证明医生鉴于常信义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建议“全科医生跟进，考虑DSL推荐和家庭帮助的组织”。22.DSL网站截图，拟证明DSL的性质和适用对象包括老年痴呆。23.全科医生转介—老人与康复，拟证明专科医生诊断常信义患有老年痴呆病症，现阶段的问题包括：视力障碍、有影响日常生活的认知障碍、需要协助管理自己的药物等。24.支持生活费医疗证明，拟证明常信义的身体和经济条件需要新西兰政府提供“支持生活费”资助才得以维持，“支持生活费”是政府对因为伤病残疾或年龄原因不能经济独立生活的人提供经济补贴。25.网站截图，拟证明“支持生活费”资助的适用对象包括老年痴呆。陈桂玲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主要内容如下：1.对证据13-1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两份证据仅为1993-1995年期间部分月份的水电收据，非常信义银行缴费流水，仅能反映起义路37号在1993-1995年期间的用水、用电的情况，既无法证明常信义单独承担水电费，亦与本案无关联。2.对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系广州市越秀区第二房屋管理所于2020年5月27日出具，本案陈桂玲追索的仅是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这三年期间的生活费，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16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东碧物业公司对富全路68号804房2020年3-5月的管理通知单，该三张证据涉及的是804号房屋，非本案所诉生活费，与本案无关联。且本案陈桂玲一直居住在804房。常信义证明内容所述并未在案涉房产中居住，案涉房产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不符合实际。4.对证据17至证据25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1-2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7-18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常信义收入情况与本案无关联，且养老待遇收入也不是常信义与彭燕群的唯一收入。对证据20-25的三性不予认可。首先，该部分证据均是常信义在2020年5月之后制作的，与本案追索2016年至2019年期间的生活费无关联。对证据21所示仅为“考虑DSL推荐”，并非确认。对证据22即DSL网站截图的三性不予认可，网站内容未经确认和公证，不能够作为证据提交。对证据23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52-53页，备注“她希望我提供所需文件，帮助解决正在中国受理的一些法律问题，然而，目前，我无法做出正式诊断。如果没有正式诊断，我不方便提供相关文件。他讲粤语，所以我所知晓的病史全部由他女儿转述。”由此可见，该份证据系常信义有意针对诉讼所制作的证据，且证据的病史全部是其女儿的口述。其次，证据第59页，“报告：心脏纵隔和肺门轮廓均在正常范围内……未发现破坏性骨病变。意见：未见明显异常。”由此可见，常信义的身体情况与其所描述的真实情况不符。常信义将“疑是”和“是”混为一谈。对证据24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亦与本案无关联，且该份材料仅是单方面申请材料，内容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5的三性不予认可，网站截图未经确认，截图内容未经公证，根本不能作为证据提交。二审期间，陈桂玲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于常信义、彭燕群二审期间共同提交的证据，结合证人出庭的陈述，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常富义与常信义于1996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本院对常信义、彭燕群二审提交该证据拟证明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常信义的上诉及陈桂玲、彭燕群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常信义是否需要向陈桂玲支付生活费及应按何标准支付。本院对该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陈桂玲依据常富义与常信义于1996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要求常信义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生活费180000元。常信义、彭燕群则主张《协议书》无效，不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向陈桂玲支付生活费。对于双方争议的《协议书》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涉案协议于1996年8月29日签订，且双方均确认曾按协议约定的标准即5000元/月向常富义支付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费，常信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协议非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或是有悖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内容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常富义身故后，陈桂玲作为常富义上述权益的继受人，在本案主张常信义按照上述标准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生活费，符合上述协议约定，亦于法不悖，一审判决常信义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生活费18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常信义逐月支付生活费系以常富义放弃起义路37号地下的使用权作为对价，亦明确约定该项生活费支付至上址房屋拆迁之日止，故常信义、彭燕群在本案中主张该项给付生活费约定构成对常富义无偿赠与的意见，与上述协议约定相悖，一审法院对常信义、彭燕群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常信义上诉主张协议书对属于彭燕群所有的804房进行处分，故协议应为无效的问题。本院对此认为，首先，常信义与彭燕群是夫妻关系，其处理彭燕群所有的房产构成表见代理；其次，常富义依据涉案协议取得804房并由常信义向其支付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费，由此可知彭燕群对协议内容是知悉的，但其并没有提出异议，常信义以此为由上诉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生活费的标准问题，常信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于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标准进行了变更，在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常信义要求按照1000元标准支付生活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常信义、彭燕群二审期间共同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常信义上诉主张，常信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常信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