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03民初2175号 原告：韦思放，女，1992年5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 被告：王若屿（曾用名张敬琦），女，199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韦思放与被告王若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思放、被告王若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思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人民币2,957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按年利率6%支付货款占用费利息人民币29.57元（以人民币2,957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4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为止，暂计至2019年5月14日）；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1至2项合计人民币2,986.57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4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采购品牌为“LauraMercier”，名称为“ginger”的化妆品，付款145元；2019年2月16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采购品牌为“3CE”，名称为“唇釉、眼影”的化妆品，付款316元；2019年2月17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采购品牌为“施华洛世奇”，名称为“项链、耳钉”的饰品，付款999元；2019年2月27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采购品牌为“MCM”，名称为“腰包”的包包，付款1,899元；2019年3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采购品牌为“bobbibrown”，名称为“五花肉”的化妆品，付款188元；2019年3月9日、3月14日原告通过微信分别向被告支付运费10元。被告在收到原告通过微信方式的订单后，同样以微信回复采购上述商品所需价格，即在此时原被告已经就买卖达成约定。达成约定后便原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货款，合计支付3,567元，详细付款数额见上。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惯例以及日常社会生活经验中的规则，被告作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称的“代购”（即销售商），在与原告就上述订单达成约定并接受原告购买上述产品的全部资金后，理当在保证质量、数量的情况下按时将货物交给原告。然而实际上，被告在收到全部款项后，仅向原告发送过施华洛世奇的项链一条（约定价值699元，运费10元），同时在面对原告的多次催促下也都是保持着一再拖延的态度，时至今日已经是无法再继续联系上了。截止至起诉之日，被告仅向原告发送过施华洛世奇的项链一条（约定价值600，运费10元）其余商品未能按约定时间发送，款项也未从退还。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货款人民币2,957元，并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赔偿货款占用利息费人民币29.57元（以人民币2,957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4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为止，暂计至2019年5月14日），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王若屿辩称：1.我方无法向原告发货系因供货商出了问题，我方已将款项转给供货商丁文婧，现其已被告刑事立案，我方正配合刑侦部门调查，一旦收到退款将立即返还原告，但现在我方无力返还；2.因为刑侦部门将我方手机扣押，我方无法自行提供我方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我方发货记录、退款记录。3.如果原告要求退款，需要按照交易金额的20%扣除跑单费即定金。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王若屿（曾用名“张敬琦”）通过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发布商品销售信息，收到定单后向第三方采购货物，后以其个人名义向买受人发货。2019年2月14日，原告韦思放通过微信向被告王若屿购买品牌为“LauraMercier”、名称为“ginger”的化妆品一块，价款为145元，原告当日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足额支付货款；2019年2月16日，原告当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品牌为“3CE”的唇釉及眼影，价款为316元，原告当日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足额支付货款；2019年2月17日，原告当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品牌为“施华洛世奇”的项链、耳钉饰品，价款分别为600元、399元，原告当日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足额支付货款；2019年2月27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品牌为“MCM”腰包一个，价款为1,899元，原告当日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足额支付价款；2019年3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品牌为“bobbibrown”，名称为“五花肉”的化妆品，价款为188元，原告当日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足额支付货款。2019年3月9日、3月14日，被告向原告分别收取运费10元。2019年3月27日，原告因仅收到2019年2月17日购买的施华洛世奇项链，而联系被告王若屿，2019年3月31日，原告因未收到退款信息亦未收到货物而再次联系被告，被告承诺将“3CE”的唇釉及眼影、“施华洛世奇”耳钉于一周后进行退款，金额分别为316元和399元，其他货物会尽快安排补发。但此后，原告因未收到退款及货物而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全部未发货货款2947元及运费10元，形成本诉。本案诉前调解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均无异议，但称被告王若屿称其手机已被刑侦部门扣押，但经本院核实，刑侦部门已通知其将手机取回，但王若屿因手机内容无法查阅为由，一直未予领取。 本院认为：1.原告通过被告王若屿发布的商品信息而向被告购买指定商品并按发布的商品价格支付价款，被告王若屿以其个人名义向第三方采购货物后，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发货，据其交易特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受买卖合同相关法律规定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王若屿仅向原告韦思放发放部分货物，其他货物至今未交付，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韦思放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解除。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19年3月31日双方关于“3CE”的唇釉及眼影、“施华洛世奇”耳钉达成退款协议，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即时解除，被告应按承诺于2019年4月8日（一周后）向原告退款；关于其他货物，原告未提供其在诉讼之前向被告提出退款要求的证据，故双方合同自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时即2020年4月26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于承诺返还之日或合同解除之日即返还货款并赔偿逾期返还的损失，原告在上述范围内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承诺发货之日至合同解除期间的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出卖人逾期返还货款的赔偿标准原、被告未作约定，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亦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计算标准予以采信，据此标准，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数额为4.50元，原告所诉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支付货款和运费的义务，被告王若屿应对其主张的发货、退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称存储证据的手机因被告扣押故无法举证，但经本院核实被告因自身原因未将手机取回，故对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原、被告交易时，原告购买的系被告发布的特定商品，并未限制被告的进货来源，被告亦未向原告披露供货商家，故涉案法律关系与被告与供货商之间的法律关系相互独立，被告不能以其与供货商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本案免责事由对抗原告的请求权，被告亦无权因此向原告主张相关费用的扣除，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因供货商违约而产生的损失，被告王若屿应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若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韦思放返还货款（含运费）2,24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242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6日起至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二、被告王若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韦思放返还货款715元，赔偿自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5月14日的利息损失4.50元，并2019年5月15日起继续赔偿利息损失（以715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三、驳回原告韦思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聘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薛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