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82民初1563号原告（反诉被告）：孙凤祥，男，1953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全，焦作市温县君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反诉原告）：吕平州，男，1964年1月2日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被告（反诉原告）：李红兵，男，1976年6月2日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被告（反诉原告）：郭军强，男，1972年11月3日生，汉族，住焦作市马村区。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龙，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明，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孙凤祥与被告（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1月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豫0882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书。孙凤祥、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不服，上诉至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豫08民终794号民事裁定书，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如下：1、撤销沁阳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2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沁阳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6月5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孙凤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全、被告（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龙、张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凤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2015年秋季玉米分成款144809元；2、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2016年秋季大豆和玉米收成款1589831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秋季，原告与三被告合伙种植西万镇景明村2640亩耕地，由三被告提供所承包的土地，原告负责投资管理，所获利润按四六分成。结果该季玉米由三被告收获变卖，原告按沁阳市统计局公布的产量计算，应分配利润144809元。2016年秋季，三被告将土地转包给原告经营，原告种植2000亩大豆和640亩玉米，投资1000000余元，收获时三被告故伎重演，强行将农作物收割，至今不与原告结账。按沁阳市统计局公布的产量计算，该季收入2528831元，扣除被告垫付承包费924000元和被告借原告的150000元，应支付原告1589831元。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辩称，1、原告孙凤祥诉称2015年、2016年两年秋季农作物由三被告强行收获变卖，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收获季节，原告无人无钱无机械，后三被告征得原告同意，共同抢收农作物。收割后，原被告共同将农作物去水分、去杂质后卖掉。因收割大豆系原告雇用机械完成，若原告不同意共同变卖，被告根本不可能单方面完成变卖。原告怠于收获和销售，以逃避亏损责任。2、原告孙凤祥主张2015年秋季玉米收成款应分成款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因为原被告均认可2015年秋季利润按比例分成，均认可2015年秋季赔了。3、原告主张数被告共同返还2016年秋季大豆和玉米收成款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2016年秋季农作物大豆和玉米的净销售收入746709.85元还不够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支出的承包款1180080元，原告还应该向吕平州三名被告补足2016年秋季承包款。2015年秋季农作物原告孙凤祥参与收获变卖。该季农作物几乎绝收，其单产明显低于当地平均数据。因原告孙凤祥负责投资经营管理，故原告孙凤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承包费数额，2015年承包款1200000元。即使按照孙凤祥原一审中的自认，2015年承包费为894元/亩，计算秋季单季承包费为447元/亩，2640亩秋季单季承包费为1180080元，并非原告诉称的924000元。2016年秋季承包费数额与2015年相同。4、①关于2016年秋季收入。a.2016年秋季玉米几乎绝收，只好连杆带玉米棒论吨卖单价260元/吨，总计售卖292.175吨，总货款=292.175吨×260元/吨=75965.5元。b.2016年秋季大豆收获毛重总计324870公斤，2016年秋季大豆净重总计211830公斤，单价3.6元/公斤，总货款=211830公斤×3.6元/公斤=762588元。②2016年收豆成本费用：收割机机械费60000元；运费35元/吨×324.87吨=11370.45元；（加工费+装车费）40元/吨×211.83吨（净重）=8473.2元；场地费5000元；杂工工资7000元。合计91843.65元，由吕平州支付。③2016销售净收入为：连杆带玉米棒论吨卖75965.5元+大豆销售毛收入762588元-大豆销售前费用91843.65元=746709.85元。综上，原告明知其经营亏损，不想承担责任，原告起诉事实虚假，建议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追究其法律责任。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决反诉被告孙凤祥向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立即支付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损失赔偿金539837.5元、垫付工人工资190000元，并支付其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银行贷款报价利率计付，计付至反诉被告清偿完毕之日止）。2、请求判决反诉被告孙凤祥向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立即支付2016年承包款428790.15元，并支付其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银行贷款报价利率计付，计付至反诉被告清偿完毕之日止）。3、请求判决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反诉费用。事实理由：一、2015年秋季。2015年秋季，三名反诉原告按照口头约定，向反诉被告孙凤祥提供2640亩土地，交由反诉被告孙凤祥耕种、施肥、除草、浇水，收获时四人共同参与。按照口头约定，反诉原告只提供土地，其他一切投资管理义务均由反诉被告完成；利润分成按照反诉被告的说法是四六分成，即反诉被告一方得四成利润，反诉原告一方得六成利润。由于原一审中当事人双方均承认2015年秋季赔了，所以，双方均不能分得利润，反诉原告只能就经营损失和垫付部分追究责任。反诉被告为逃避投资缺位、管理不善及亏损责任，故意消极参加秋收活动，消极搜集秋收证据，企图浑水摸鱼，倒拉一耙。在秋收明显减产的情况下，再不及时秋收，减产将更为严重。为此，反诉原告果断组织力量，开展秋收活动。反诉原告的积极行动反而被反诉被告诬陷为强行秋收。由于被告投资管理缺位，造成2015年秋季农作物严重减产，销售收入1017355元，销售毛收入还应扣除收割、除杂、晾晒、销售、包装、运输、装卸、过磅等费用，还应扣除反诉被告自认已得款项，反诉原告酌定该项费用金额为100000元，反诉被告已得款项为59899元，下余857456元为反诉原告已得销售净收入。反诉原告该已得销售净收入857456元，尚不足以弥补反诉原告一方实际投入的承包款1200000元。即使按照反诉被告孙凤祥第一次一审中的自认，2015年承包费为894元/亩，计算秋季单季承包费为447元/亩，2640亩秋季单季承包费为1180080元，减去反诉原告已得销售净收入857456元，反诉原告直接损失为322624元。根据反诉被告本诉中的自认，按沁阳市统计局公布的产量计算，孙凤祥应分配利润144809元，占四成。据此推算，全部利润应为362022.5元，三名反诉原告应分配利润占六成，利润金额应为217213.5元。该应分配利润为反诉原告一方的间接利益损失。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直接和间接利益损失均应受法律保护。上述反诉原告一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相加之和为534757.5元。反诉被告未尽合伙协议约定义务，导致经营亏损。反诉原告一方的直接经营损失、间接经营损失，反诉被告依法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反诉被告已经自认，农作物管理过程中，反诉原告还为反诉被告垫付工人工资190000元，该款项反诉被告依照协议约定应予承担。二、2016年秋季。为弥补2015年秋季收入减产的情况，力争2016年秋季打一个翻身仗，为进一步调动反诉被告的工作积极性，2016年秋季，反诉原告一方将上述案涉土地转包给反诉被告孙凤祥。但是，遗憾的是孙凤祥投入更少，该季几乎绝收，2640亩地，销售净收入居然不足80万元，还不如2015年秋季销售净收入情况。反诉被告为再一次逃避投资缺位、管理不善及亏损责任，再次故意消极参加秋收活动，消极搜集秋收证据，企图浑水摸鱼，倒拉一耙。在秋收几乎绝收的情况下，再不及时秋收，亏损将更为严重。为此，反诉原告再次果断组织力量，开展秋收活动。反诉原告的积极行动反而再次被反诉被告诬陷为强行秋收。（一）2016年秋季玉米农作物收入情况。2016年秋季只好连杆带玉米棒论吨卖，单价260元/吨，总计售卖292.175吨。总货款：292.175吨×260元/吨=75965.5元。（二）2016年大豆农作物收入情况。1.2016年秋季大豆收获毛重总计324870公斤，2016年秋季大豆净重总计211830公斤，单价3.6元/公斤。总货款：211830公斤×3.6元/公斤=762588元。2016年收豆成本费用：2.1收割机机械费60000元；2.2运费35元/吨×324.87吨=11370.45元；2.3（加工费+装车费）40元/吨×211.83吨（净重）=8473.2元；2.4场地费5000元；2.5杂工工资7000元。合计91843.65元，实际由吕平州支付。2016年秋季净收入：农作物玉米收入75965.5元+大豆农作物收入762588元-大豆秋收成本费用91843.65元=746709.85元。（三）2016年秋季转包价。2016年秋季转包价款反诉原被告虽无书面约定，但是该转包款数额应当不低于反诉原告一方承包景明村村委会的承包价款金额1175500元。理由如下：1.反诉原告承包、转包土地，其目的不是赔钱，而是挣钱。若转包价款低于承包价款，违反转包合同根本目的。2.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价款约定不明的，以市场价为准。反诉原告承包村委会土地的承包价款正好反映了当地的市场价。3.反诉原被告曾口头约定，转包价款不低于承包价款。该口头约定虽然无证据支持，但是符合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4.麦季和秋季净收入相同或大致相同。因此，承包价也应相同或大致相同。（四）反诉被告尚欠反诉原告一方转包价款。2016年秋季转包价款1175500元，2016年秋季收入746709.85元，反诉被告尚欠反诉原告一方转包价款428790.15元。综上，反诉被告孙凤祥应向三名反诉原告支付2015年秋季经营损失赔偿金534757.5元，支付反诉原告代为垫付的2015年秋季工人工资190000元，支付2016年秋季承包款428790.15元。为维护反诉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请依法支持。反诉被告孙凤祥辩称，反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因本案系发还重审案件，原审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和原被告当庭的陈述及质证意见可以印证和反驳被告的反诉请求，所以被告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本院归纳本案的庭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对2015年所约定的四六分成，是如何计算（按利润分配还是收成分配）；2、双方约定的秋季承包2640亩土地承包费是多少；3、2015年玉米收成，2016年玉米、大豆的收成（每亩单产）及单价；4、原告孙凤祥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5、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围绕争议焦点，原告孙凤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2018）豫0882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书（第6、7页）、2019年4月16日沁阳市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套（20页）、被告吕平州答辩状一份、（2019）豫0882民初57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2013年9月5日以李红兵的名义与沁阳市西万镇景明村委会签订了2640亩土地承包合同书，2015年原告孙凤祥因到被告处推销玉米种子，原被告达成共识，由被告出土地承包钱，原告负责种子、打药、耕种管理，收获时四六分成，原告得四，被告得六，在这种情况，被告借给原告55万元用于2640亩的种子、农药、管理等上面，结果当年收成全部被被告收走，至今未与原告结算。被告2016年秋季将2640亩土地全部转包给原告孙凤祥，由其耕种管理。为此被告又借给原告15万元，其中7万元直接由被告代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结果2016年原告耕种的2640亩农作物（玉米、大豆）全部被被告强行收走，经原告多次找被告，至今未果。证据2、2013年9月5日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书一份、2018年8月27日景明村委证明一份。拟证明：被告将2015年秋季、2016年秋季和2017年麦季共三季农作物全部收走的事实，同时与证据1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15年原被告合伙耕种的2640亩秋季农作物和2016年原告一人耕种的2640亩地秋季农作物被被告全部收走的事实。证据3、2019年8月26日沁阳市统计局证明一份，拟证明2015年全市秋季玉米亩产978斤和2016年全市秋季玉米亩产931斤及2015年全市秋季大豆亩产403斤的事实。证据4、山东华信种业有限公司赵友仁2019年8月26日证明一份（4页）、2015年6月18日温县恒丰种植专业合作社收款收据一张、温县信合农业合作社岳某收条证明两份（见证人王某）及岳某和王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2015年原被告合伙经营土地期间原告投入：种子款158400元、喷洒机款32000元、化肥款689000元、农药款97400元，合计1166800元，包括被告借给原告的55万元。证据5、2016年大豆订购协议书一份、沁阳市王曲乡彩霞家庭农场任玉庆证明一份、陈小四养猪场证明一份。拟证明：2015年玉米市场价每斤0.95元，2016年玉米市场价每斤0.93元，2016年大豆市场价每斤2.75元的事实。证据6、王某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证人王某在2013年开始在合作社上班，2015年、2016年合作社委托证人代表合作社与原告孙凤祥对接，2015年秋季孙凤祥与合作社、吕平州等合伙经营承包沁阳市西万镇景明村2640亩土地，秋季玉米全部被吕平州收走卖掉，未给孙凤祥结算，孙凤祥应分得秋季收入的40%，2016年秋季是孙凤祥一人承包的，种有大豆2000亩和玉米640亩，收成全部被吕平州收走。经庭审质证，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对原告孙凤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指向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比例分成问题，二是两年秋季农作物全部被被告收走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沁阳市人民法院（2018）豫0882民初1704号判决书已经被上级法院撤销，因此该判决书认定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证据2有异议，该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成立，因为该证据并不反映数被告在2015年、2016年将农作物全部强行拉走的事实，也不反映原被告之间约定的承包价款数额及数被告与景明村委约定的土地承包价款数额，景明村委作为单位证人依法应当委托或委派自然人代表该单位证人出庭作证，但没有按照法定要求出庭，系证据形式不合法，从证据真实性来讲，其只看到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关联性来讲，沁阳市统计局这份证明与本案无关。这份书面材料不能证明案涉土地2015年、2016年两年秋季农作物的真实产量及质量，其产量和质量与经营管理者的投资、管理有很大关系，投资管理不同，收益千差万别。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证人未到庭作证，对证据指向有异议，原告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缺乏数被告的监督制衡，仅靠几个证人不能证明其真实的投入管理情况。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相关证人未到庭作证，对证据指向有异议，不能证明2015年、2016年秋季农作物市场的真实价格。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证人王某与原被告均有利害关系，其出庭证言不应采信。围绕争议焦点，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2015年秋季玉米棒过磅单（1页），拟证明2015年秋季玉米毛重由原告孙凤祥亲自过磅，原告诉称被告收获变卖2015年秋季农作物的说法是虚假的。证据2、2015年秋季玉米烘干销售统计表1份（1页），拟证明2015年秋季玉米由原告孙凤祥烘干销售，原告诉称被告收获变卖2015年秋季农作物的说法是虚假的。证据3、2016年秋季欠条1份（1页），拟证明2016年大豆收获由原告雇佣机械完成，收割2000亩大豆费用为6万元，原告诉称被告故伎重演，强行收获变卖2016年秋季农作物的说法是虚假的。该欠条现为被告吕平州持有，被告为原告（××）支付了收割费6万元，换回了该欠条。证据4、2016年秋季收条1份（1页），拟证明被告吕平州为原告（××）支付了2016年秋季大豆收割费6万元。证据5、2016年秋季收条1份（1页），拟证明2016年秋季玉米连杆带棒毛重292175公斤。证据6、2016年秋季大豆毛重过磅单（20张），拟证明2016年秋季大豆毛重324870公斤。证据7、2016年秋季大豆净重过磅单（7张），拟证明2016年秋季大豆净重762588公斤。证据8、2016年秋季收条1份（1页），拟证明秋季承包费为1175500元，并非原告诉称的924000元。证据9、2019年12月24日景明村委会证明1份（1页），拟证明被告承包村委会案涉土地的承包价款金额。经庭审质证，原告孙凤祥对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是2015年秋粮出售的一部分，不是2640亩全部出售的产量，该统计表证明不像被告所称的几乎绝收。对证据2的真实性也无异议，签字是孙凤祥本人所签。过磅单与统计表的款，全部打到了吕平州的银行卡上，可能是农行，时间长忘了。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只证明原告欠收割大豆6万多元，但收割的机器是吕平州联系的，原告直到结账时才知道，这不能证明原告和吕平州是合伙关系，两千多亩大豆是吕平州收的，卖的钱也是吕平州得走的。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时间有改动，原来是2006年，现在改为2016年，这个条是证明收割2000亩大豆的钱是6万元，但不能证明是合伙关系，两千亩大豆的豆款都是吕平州得了，理应支付原告收大豆的费用。5、对被告出示青贮总重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有这个事情，但重量绝对不对，等于说这个账还没结，但这个钱是原告的。对证据6、7有异议，认为过磅单原告从来没有见过，数额什么的也不清楚。对证据8、9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个款应该交给村委会，不应该交给监督组个人，按照村委会规定，就没有这个监督组，监督组没有权利收取土地承包费。这里所证明的钱是按450元算，一年两季一样的钱，但不能证明是吕平州将地承包给原告的款，原告承包的款是350元每亩。根据原、被告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对原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的证据2中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2018年8月27日景明村委会证明，系复印件，不能与原件进行核对，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的证据3，与本院调取的证据相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的证据4，一则王某曾在本院（2018）豫0882民初1704号案件中隐瞒其与王涛涛的父子关系，作过虚假陈述；二则其他证据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均未到庭，不能接受质询；三则原告所述投资款数额较大，没有与之相应的转账凭证加以佐证，故对证据4不予采信。对原告的证据5，一方面证人未到庭，另一方面原告也未与该证人发生交易，亦不采信。原告补充提供的2019年8月27日景明村委会证明，虽为复印件，但与郭军强陈述一致，予以认定。对原告的证据6，对原被告双方认可的部分予以采信，对双方不认可的部分不予采信。对被告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据4，本院认为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可以证明吕平州支付收割费6万元，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据5，原告代理人提出异议，后原告本人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5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据6、7，为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说理部分详细论述。对被告的证据8、9系被告与景明村委会之间的承包费约定，与原被告之间的承包费无必然联系，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沁阳市统计局关于沁阳市2015年-2018年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数据的证明、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说明、对沁阳市西万镇景明村村民委员会、李喜亮的调查笔录、沁阳市人民法院（2018）豫0882民初1704号卷宗材料，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根据原、被告诉辩陈述及上述有效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3年9月5日，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三人合伙承包沁阳市西万镇景明村土地，李红兵代表三人与景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承包土地约2640亩，承包费以每年每亩700斤小麦、100斤玉米为基础，以当年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三等）为标准现金支付，实际按每亩894元执行。2015、2016年的麦季由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三人经营。2015年秋季，三被告与原告孙凤祥合伙种植玉米，约定承包费由三被告负责，地面以上投资由原告负责，收成按四六分成。收获时四人共同参与，经孙凤祥手卖347355元，孙凤祥取款59899元，吕平州取款287456元。按郭军强陈述，其经手处理480000元交付给了吕平州。按吕平州陈述，其经手处理190000元。2016年秋季，三被告将土地转包给孙凤祥，种植大豆2000亩，其余为青贮玉米。收获时四人在场，青贮玉米按吨出售，由吕平州得款75965.5元。大豆由吕平州处理，款项为其持有。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对焦作市山阳区精诚酒粮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另查明，根据沁阳市统计局于2020年7月23日出具的关于沁阳市2015年-2018年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数据的证明显示，2016年西万镇大豆播种面积487公顷，总产量为1424吨；2016年西万镇玉米播种面积647公顷，总产量为4482吨。经计算，大豆产量为390斤/亩、玉米产量为924斤/亩。对大豆、玉米的单价国家没有保护收购价。2017年秋三被告将案涉土地承包给李喜亮耕种，承包费为每亩420元。李喜亮证实大豆产量在300-350斤左右，但受气候、管理、投入等影响较大。此为本案事实。本院认为：一、关于2015年秋季的合伙关系及玉米结算。首先，当事人对2015年秋季系合伙关系，原告负责地上投资（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管理等），被告负责地下投资（承包费），收入按四六分成均无异议，对2015年秋季种植玉米亏损的事实亦无异议，双方的争议在于对四六分成如何计算的方式方法上。原告庭审中明确按收成款分配计算，即原告对地上投资与被告对地下投资归各自投入，互不负担，仅对玉米收入按四六分成。被告主张按利润分配计算，即玉米收入减原告地上的投资款项减被告支出的土地承包费减被告销售前（收割、除杂、晾晒）的费用减销售中（包装、运输、装卸、过磅等）的费用。但双方对原告地上投资部分与被告地下投资部分、销售前后的支出费用互有异议，原告地上投资账目、被告秋季缴纳的承包费及销售前后支出，双方互不认可，经营期间也无需对方审查同意。其次，本院认为，按收入分配计算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本意，且在双方均认可亏损的情况下按利润计算分成也显与事实不符。第三，2015年秋季双方为合伙关系，那么对玉米均有处分权，实际上双方也是各自找渠道处理的。原告主张吕平州还处理有一部分玉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综上，2015年秋季玉米销售收入1017355元（347355元+480000元+190000元），按40%计算，原告应得406942元，扣除原告已取的59899元，被告还应支付347043元。二、关于2016年秋季的转包关系及大豆、玉米结算。首先，双方对2016年秋季系转包关系、承包费由三被告缴纳、原告种植2640亩耕地（其中2000亩大豆、其余为玉米）、玉米收入为75965.5元、大豆由吕平州收割并出售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在于秋季承包费按多少计算及2000亩大豆的亩产及单价上。其次，关于承包费。一方面，双方对转包费的数额本无约定，现原告同意按380元/亩计算，被告坚持按447元/亩计算，双方各执一词。众所周知，秋季明显比麦季的种植时间短，被告按全年承包费894元/亩的一半收取转包费，有失公允。另一方面，本院通过了解农村的承包习惯，秋季的承包费要低于麦季，2017年秋季对案涉土地由三被告承包给李喜亮，承包费为每亩420元，故本院酌定按420元/亩计算承包费，这也是原、被告双方未明确约定承包费应承担的后果。据此，2016年秋季转包费应为1108800元（2640亩×420元/亩）。第三，关于大豆亩产及单价。被告主张每亩324.87斤，价格是1.8元/斤，亩数为2000亩。原告主张每亩403斤，价格是2.45元/斤，亩数为2000亩。就大豆价格而言，经本院咨询相关从业人员，并查询2016年大豆价格，被告陈述的每公斤收购价3.6元符合当时行情，本院予以采信。就大豆亩产而言，原告主张的大豆亩产403斤过高，考虑到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种植情况，结合沁阳市统计局出具的关于沁阳市2015年-2018年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数据的证明以及对西万镇景明村委、李喜亮的询问调查笔录，本院酌定大豆产量为350斤/亩。综上，2016年秋季大豆收入为1260000元（2000亩×350斤/亩×1.8元/斤），加之双方均认可的青贮玉米款75965.5元，合计1335965.5元，扣除原告应付的承包费1108800元，被告应付原告款227165.5元。三、关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的本诉与被告的反诉实质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双方对2015年秋季合伙、2016年秋季转包关系的结算，在本诉对原告诉请审查的同时对被告抗辩及反诉请求亦一并进行了审查。其次，反诉原告要求孙凤祥承担2015年秋季合伙期间的亏损赔偿责任，因为本诉已分析双方四六分成的实际含义，双方对亏损如何承担亦无约定，各自支出对方亦不进行审查监督。对2015年秋季合伙期间的亏损责任应各自承担。反诉原告在本诉中不认可反诉被告的利润计算方法，却在反诉中按此推算自己所得，进而要求反诉被告赔偿，相互矛盾，与情理不合，亦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第三，2016年秋季大豆收入即亩产乘单价，双方计算标准不一样，因为2016年秋季双方系转包关系，被告无权对原告玉米及大豆进行处分。对玉米的处分，原告认可被告处分的价格，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大豆的处分，本院责令被告提交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其销售收入的合理性，但被告拒不提供，故适用推定规定来酌定大豆的亩产及单价。第四，反诉原告主张的运费、加工费、装车费、场地费、杂工工资等，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凤祥对此也有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反诉原告主张的借款、农民工工资等已另案处理，本院亦不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孙凤祥款项574208.5元。二、驳回原告孙凤祥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12元，原告孙凤祥负担10870元，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9542元。反诉费7614元，由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席小玲人民陪审员  杨运生人民陪审员  郭秋红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任东芳书记员吴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