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4民初1717号原告：陈培华，男，汉族，1981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6。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广东烽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法定代表人：刘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红，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晖，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陈培华诉被告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都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培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被告润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红、谢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残疾赔偿金人民币330,083.26元（50,713元/年×20年×40%=405,704元，减去社保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8,703.2元及被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26,917.54元）；二、被扶养人生活费人民币300,074.85元（父亲陈称根生活费36,819元/年×19年×40%÷3=93,274.8元；母亲杨润转生活费36,819元/年×20年×40%÷3=98,184元；长子陈俊耀生活费36,819元/年×6年1个月×40%÷2=44,796.45元；继女梁敏琳生活费36,819元/年×8年8个月×40%÷2=63,819.6元）；三、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四、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人民币10,860元（人身损害100元/天-工伤待遇70元/天×362天）；五、营养费20,000元。后将诉讼请求一、二作如下变更：一、残疾赔偿金人民币366,131.26元（按上一年度即2019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55,219元/年×20年×40%=441,752元，减去社保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8,703.2元及被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26,917.54元）；二、被扶养人生活费人民币326,252.65元（父亲陈称根生活费40,031元/年×19年×40%÷3=101,411.87元；母亲杨润转生活费40,031元/年×20年×40%÷3=106,749.33元；长子陈俊耀生活费40,031元/年×6年1个月×40%÷2=48,704.38元；继女梁敏琳生活费40,031元/年×8年8个月×40%÷2=69,387.07元）。以上全部诉讼请求款项共计人民币783,243.91元。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告于2011年6月入职被告处，在原料车间从事合成工作，长期在工作中接触二氯甲烷、甲苯、甲醇、乙酸乙酯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2016年10月8月，被告安排原告在珠海市*******进行体检，体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11月4日，被告安排原告在珠海市*******进行体检复检，复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建议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一步诊治。被告却隐瞒前述体检结果并不告知原告及同事宣正权，原告因头晕等很不舒服，与宣正权去珠海市*******了解体检情况，才得知前述体检结果和处理意见，被告却以原告的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不是病不用治疗，拒不安排原告和宣正权去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一步诊治。11月28日，原告与宣正权自行去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健康体检，体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12月5日，原告与宣正权按体检意见再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建议申请职业病诊断和安排治疗。原告要求被告安排职业病诊断和治疗，被告以约床位紧张为由迟迟不安排原告及宣正权去进行职业病诊断和治疗，因而原告和宣正权自行向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预约床位，发现被告根本没有预约床位却以此敷衍原告及宣正权。2017年3月14日至7月19日，原告因“发现上腹部疼痛、乏力1年余，加重半年”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住院观察128天。2017年9月18日至2018年1月31日，原告因“上腹部疼痛、乏力2年，加重半年”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136天。2019年9月25日至12月20日，原告因“上腹部疼痛、乏力4年余，加重2月”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87天。2020年3月17日至3月27日，原告因“腹痛、腹胀、乏力3年，加重5天”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治疗11天。合计住院治疗362天。原告因病情需要长期门诊检查及治疗，医嘱建议长期加强养肝护肝等营养支持治疗。2017年7月25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原告为“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2017年9月1日，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患的“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为工伤。2019年10月8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七级。2018年7月24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符合延长医疗期规定，同意继续治疗，确认延长医疗期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至2019年1月24日。2019年1月9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工伤复发期（延长医疗期）为2019年1月25日至7月25日。2019年10月17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不属于工伤复发，但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确认治疗期为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1月14日。2020年3月2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不属于工伤复发，但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确认治疗期为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4月15日。因被告没有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护制度和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因而没有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导致原告在工作中长期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而罹患职业病。原告罹患“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至今难以根治，仍依靠药物进行后续治疗，以防恶化。现罹患职业病不仅使原告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而且使原告及家人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因工伤待遇赔偿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根据损失填平原则及公平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民事赔偿，原告特提起诉讼。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职业病诊断证明书》；2.《工伤认定决定书》；3.《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延长医疗期（确认）结论书》、《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4.《工伤保险伤残待遇核定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5.《出院小结》、出院记录和门诊病历；6.《体检复查结果》、《健康体检报告》；7.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出生证》、《结婚证》、证明和《离婚证》；8.《不予受理通知书》；10.《职业健康体检报告》。被告答辩称：（一）原告的职业病符合法律规定的工伤认定范畴，系工伤，属于劳动争议而非健康权人身侵权纠纷。首先，本案基本事实是：原告自2012年入职润都公司，于2017年9月1日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原告自患病后至今，被告一直安排其治疗和休养，自2017年3月后原告就再未到岗上班，而被告却全额发放其治疗和休假期间的工资并负担了其所有的诊疗费用。原告常年有饮酒的习惯，患病后也饮酒，不遵医嘱，其肝功能生化指标迟迟不能恢复正常，原告是有过错的。诊断治疗期间，原告未积极配合治疗，还多次通过摩托载客的方式获取额外的收入。可见，原告一边享受着工伤保险的待遇，一边领取被告发放的工资，在治疗间歇期间不上班，通过摩托载客的方式获取额外的收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这种情况非因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的，故本案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其次，对于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应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处理，并没有明确规定工伤赔偿后有再行主张侵权责任的权利。因此，该条法律规定已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赔偿排除在一般侵权责任之外,并将职业病患者民事赔偿法律指向了《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根据该规定，被告认为该项赔偿请求权需要“有关民事法律”作出具体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并不符合《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因为用人单位与工伤人员包括职业病患者之间是因劳动关系形成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与司法解释调整的侵权者与被侵权人的侵权赔偿法律关系并不等同，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亦明确规定不适用“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故原告请求按照该司法解释标准予以赔偿的请求权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应属于劳动争议，并非健康权人身侵权纠纷。（二）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鉴于原告的职业病已被认定为工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原告就其因工伤赔偿数额与被告发生争议的，依法应按照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原告作为劳动者，因为工伤争议经过仲裁，对劳动争议处理结果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因本案是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患职业病，要求原告予以赔偿，属劳动争议案件。原告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先行通过劳动争议仲裁解决争议。最后，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因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应进行仲裁前置，原告并未针对工伤赔偿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违反了仲裁前置的原则，原告的本次起诉明显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三）关于本案事实的回应。1.原告称被告隐瞒将2016年11月4日珠海慢性病防治中心体检复检建议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一步诊治的结果告知原告。实际情况是，被告在获得体检报告后按照企业内部管理流程的规定，将检查结果交由原告所在班组长，由班组长告知原告，被告并不存在隐瞒原告身体健康状况的情形。2.原告称2016年12月5日要求被告安排其职业病诊断和治疗，被告以约床位紧张为由迟迟不安排诊治。事实是，对原告的职业病诊治工作，被告本着对员工负责对企业负责的初衷，一直积极跟进处理。原告于2017年3月14日至7月19日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住院观察，这次诊疗正是在原告未被确诊为职业病的情况下，由被告主动预约的床位，并支付所有诊断及其他住院发生的费用，另包含原告的交通费、伙食费等。2017年7月19日，省职防院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原告为中毒性肝病（待诊断），2017年7月25日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显示原告为“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在原告未被确诊职业病前，均是被告负责预约床位并送其诊断治疗，被告对原告的诊疗予以了积极的配合与支持，履行了被告应尽的义务。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的后续治疗的所有费用，共计人民币266,270.20元，均是被告支付；截止2020年3月，被告每月按时向原告支付工资，自原告2017年7月被诊断为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后已支付34个月的工资人民币182,642.88元，另年底双薪人民币8073.58元，共计人民币190,716.46元；原告在此期间无考勤打卡记录，其要么在住院要么在休病假，近三年的时间未上过一天班，但被告仍然每月按时支付工资报酬，原告患病前的工资待遇与患病后的工资待遇并无变化。综上，被告对原告职业病的诊断与治疗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对原告非职业病的其他疾病的治疗也施以了人道主义的救助。被告对原告的健康情况积极关注，采取各种方式对原告的身体健康恢复提供支持。3.原告称被告没有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护制度和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导致原告长期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而罹患职业病。事实是，原告陈培华在已经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前提下，认为工伤保险赔偿不足以弥补其受到的损失，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即便是依照侵权责任法请求赔偿，也应满足过错责任的条件，原告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职业病诊断鉴定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陈培华工伤认定书》中，均没有认定被告提供的工作条件上存在过错，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患职业病存在过错。相反，被告提交的证据充分显示：（1）被告已建立健全相关制度。（2）被告已在《岗位员工安全生产责任书》及《职业危害告知书》中，告知原告所在岗位可能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以及相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3）被告有定期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参加安全培训，并对原告进行相关知识考核。（4）被告已定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对原告的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各项指标做检测，涉及的指标在限值范围内。（5）被告已经按照原告岗位的防护措施的要求对原告提供了劳动防护用品，并对员工的劳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做检查。综上，被告一直按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为企业员工做好职业健康防护措施，并不存在原告所述没有建立健全和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护的措施的情况。被告作为上市企业，一直都依法对企业进行规范化经营管理，遵守法律法规，也多次获得有关政府部门的嘉奖。被告对原告患有职业病并无过错。4.在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到，原告有饮酒的习惯，而饮酒可以直接导致转氨酶升高等生化指标升高，原告2016年诊断为脂肪肝，体检报告建议原告低脂饮食。原告不良的饮食习惯及饮酒习惯也会导致肝功能生化指标升高。原告在患病治疗期间不遵医嘱，仍旧饮酒，被告为原告健康恢复尽心尽责，而原告对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恢复放任不管，主观具有恶意，涉嫌民事欺诈。原告患职业病的因素并不能排除其个人的体质原因、不良生活习惯等，不排除原告就其罹患职业病有自身过错。（四）就原告各项具体诉讼请求答辩如下：1.残疾赔偿金。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未取得人体损伤致伤残程度分级的有效鉴定。根据人损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指出适用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等级。故，本案不应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已经按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工伤保险法律规定获得相应的伤残等级伤残补助金人民币72,481.5元，与原告诉求残疾赔偿金属于相同性质，原告根据同一事实再向被告要求伤残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等均系对丧失劳动能力所致经济损失的填补。因此，不能获得性质相同的双重赔偿。退一步讲，若原告坚持主张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应以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2010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以及《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业务规程》第一百八十四条：“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参保工伤职工劳动、聘用合同终止或者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除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死亡情形之外，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结工伤保险关系。”根据以上规定，被告只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向员工支付13个月的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只有当出现“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的特殊情形时，用人单位因员工此后可能没有收入和生活来源，为保障该员工后续的生活需要，才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也就是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设置是为了为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生活做最后的兜底保障。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五条的“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本质上相同的项目表”可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与“残疾赔偿金”在性质上为同类项目。因此，基于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和公平原则，原告在已经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及被告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差额后，仍然主张残疾赔偿金的，应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另，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2019修正）》第三十二条“（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七级伤残为二十五个月的本人工资”，若原告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向主张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的，因二者本质相同，也应以上述标准支付。2.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试图将其法定的扶养义务转嫁给被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工伤职工鉴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不仅负担原告职业病治疗的各项费用，也在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原告据此也同其他员工一样有正常的工资收入，能够自行履行其扶养义务。原告患病后实际收入并没有减少，并不发生原告要额外支出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情况，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这就等于原告要求获得额外的利益，这明显与法律的公平原则相违背，不能获得性质相同的双重赔偿。原告的《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显示原告生活自理障碍等级未达评级，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七级，并没有明确原告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的人身损害程度并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仍能通过劳动（摩的载客）获得报酬，具有劳动能力，精神创伤的巨大与否是其个人的判断，应符合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强调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以加害人的过错为前提，只有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无过错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原告罹患职业病，被告并无过错，原告诉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4.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且原告在住院治疗期间，被告已按工伤保险法律规定向原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25,340元，原告再诉求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10,86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5.营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而原告未提供医疗机构或医嘱要求且已实际发生的必要营养费对应的购买支付凭证及营养品清单，要求支付营养费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2012年-2020年的《劳动合同书》；2.2012-2016年度《个人培训档案目录》、《个人培训计划》及相关培训考试试卷、岗位应知应会培训清单；3.2013年5月18日《岗位员工安全生产责任书》；4.2014年5月25日《职业危害告知书》；5.《工作场所检测报告》（节选）、《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节选）；6.《劳动防护用品发放登记表》、易耗品领用记录、个人PPE发放记录、老厂区甲类区域劳动保护用品佩戴检查记录；7.《职业健康检查信息采集表》；8.《关于提供职业病诊断有关材料的函》、《职业病诊断质证通知书》；9.《考勤表》；10.《工资单》、《工资表》、银行转账回单；11.银行汇款（转账）通知及银行回单；12.职业病费用明细；13.社保报销凭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陈培华早年即入职被告润都公司工作，2012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有固定期限三年的《劳动合同书》，到期后续签至2020年9月1日。原告陈培华在被告处从事原料合成操作工的工作，在工作中长期接触二氯甲烷、甲苯、甲醇、乙酸乙酯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2016年10月8月，被告安排原告在珠海市*******进行体检，体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11月4日，被告安排原告在珠海市*******进行体检复检，复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建议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一步诊治。原告因感觉有头晕等症状，获知上述体检结果和处理意见后，遂于11月28日与同事宣正权去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健康体检，体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12月5日，原告与宣正权按体检意见再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显示肝功能生化指标偏高，建议申请职业病诊断和安排治疗。此后，2017年3月14日至7月19日，原告因发现上腹部疼痛、乏力1年余，并加重半年，而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住院观察128天；2017年9月18日至2018年1月31日，因发现上腹部疼痛、乏力2年，并加重半年，而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136天；2019年9月25日至12月20日，因发现上腹部疼痛、乏力4年余，并加重2月，而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87天；2020年3月17日至3月27日，因发现腹部疼痛、腹胀、乏力3年，并加重5天，而到中大五院住院治疗11天。以上合计住院治疗362天。原告因病情需要长期门诊检查及治疗，医嘱建议长期加强养肝护肝等营养支持治疗。在以上时间出院期间，原告均按医嘱在家休养，并未到被告公司上班。2017年7月25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原告为“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2017年9月1日，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患的“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结论为工伤。2019年10月8日，经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评定为七级。2018年7月24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符合延长医疗期规定，同意继续治疗，确认延长医疗期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至2019年1月24日。2019年1月9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工伤复发期（延长医疗期）为2019年1月25日至7月25日。2019年10月17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不属于工伤复发，但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确认治疗期为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1月14日。2020年3月2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不属于工伤复发，但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确认治疗期为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4月15日。2019年12月5日，经原告申请，珠海市******向原告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8,703.2元。2020年1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26,917.54元。2020年4月30日，原告自行委托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要求对其病情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序分级》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称原告所患职业病在《人体损伤致残程序分级》中无对应评级条款适用，对原告委托鉴定的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住院治疗362天，社保部门同时支付其住院伙食补助费25,340元（70元/天×362天）。从原告患病至今，被告均按双方劳动合同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原告发放工资。同时，被告所提交的录音录像材料显示，原告在2020年6月29日有同宣正权喝啤酒，以及平时有用摩托车载客获取收入的行为。原告进行职业病治疗期间，被告所提交相关票据证实为原告支付或报销挂号费、医药费、生活照顾费、诊查费、检验费、中草药费、伙食费、复印费等共计203,468.36元。被告述称后经社保部门审核，获准从社保支付报销共计77,873.82元，剩余125,594.54元系被告负担。另查明，原告父亲、母亲均健在，父亲陈称根出生于1956年7月6日，母亲杨润转出生于1958年10月1日，育有原告和女儿陈培英、陈培莲共三名子女。原告陈培华与前妻梁焕琴生育一子陈俊耀，出生于2005年8月15日；原告与黄双婵于2011年3月23日再婚，黄双婵携与前夫所生一女梁敏琳（出生于2008年2月28日，原告陈培华之继女）与原告陈培华共同生活至今。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在庭审中的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符合民事诉讼受理条件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又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原告因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已依《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途径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部分医疗费用亦经社保部门核准报销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仍不足以弥补原告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原告享有依职业病防治法向用人单位即被告要求赔偿的权利。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其中的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系指劳动合同关系解除而引发的纠纷，并不适用本案；工伤医疗费则是针对双方对应由何方承担此费用而产生争议的情形。本案中，原告因患职业病按《工伤保险条例》应获工伤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经济补助金均已支付完毕，原告并不存在对尚有由其支付的医疗费负担而与被告产生争议的情形，当然无需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而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而民事法律中关于人身健康权应获得的经济赔偿范围就是上述的“有关民事法律”。因此，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且没有具体“有关民事法律”规定原告有权提起诉讼，是被告自身理解的错误。（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在被告处长期从事接触二氧化烷、甲苯、甲醇、乙酸乙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作，2017年7月25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同年9月1日，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患的“职业性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为工伤。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对罹患职业病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认定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其已经建立建全相关制度，也向原告告知岗位职业危害，以及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提供劳动防护用品，但事实上并未能有效避免原告罹患职业病的后果，因此并不能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原告在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不足以填补其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时，当然有权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请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律。另外，虽然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在性质上均系对丧失劳动能力所致经济损失的补偿，但却是不同的法律规定赋予职业病患者的法律权利，并非重复主张，原告有权享受依法律规定而应获得的经济赔偿。（三）本案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2019年10月8日，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经鉴定，认定原告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七级。原告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其因工作造成的职业性慢性中度中毒性肝病所致伤情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以原告职业病所致伤情与《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无对应条款适用为由不予受理。在做人身损害标准不能对本案原告伤情作出鉴定结论的情况下，珠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的原告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七级，为本院计算各项赔偿的参照标准。（四）关于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结合本案证据及诉辩意见，核定如下：1.残疾赔偿金。原告在珠海市工作、居住多年，有稳定的收入，原告请求按《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9年珠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219元／年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应予支持。参照原告的七级伤残，本院酌定伤残系数按0.4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55,219元/年×20年×40%=441,752元。社会保险基金已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告亦向原告支付伤残补助金差额，均属对原告构成伤残的经济补偿，不应重复赔偿，应予以扣减。故，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残疾赔偿金为441,752元-48,703.2元-26,917.26元=366,131.54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9年珠海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0,031元/年，原告的伤残等级七级，本院酌定伤残系数按0.4计算。原告有兄妹2人，原告定残时其父亲陈称根年满63岁，母亲杨润转年满61岁；原告之子陈俊耀年满14周岁，继女梁敏琳年满11周岁。故，生活费应分别计算17年、19年、4年、7年，原告父亲的生活费为40,031元/年×17年×40%÷3人=90,736.93元，原告母亲的生活费为40,031元/年×19年×40%÷3人=101,411.87元，原告之子的生活费为40,031元/年×4年×40%÷2人=32,024.8元，原告继女的生活费为40,031元/年×7年×40%÷2人=56,043.4元，上述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80,217元，应由被告承担。3.精神抚慰金。原告构成七级伤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有权要求赔偿。本院酌情判决由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20,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原告住院共计35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00元/天×362天=36,200元，扣除工伤保险已支付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5,340元（70元/天×36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10,860元，应由被告承担。5.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提交的《疾病证明书》和住院病历中，有医嘱要求加强养肝护肝的营养支持。故，本院酌情支持营养费5,000元。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各项赔偿款合计682,208.54元。（四）原告对职业病的后果及经济损失是否存在自身过错的问题。被告主张原告有喜爱饮酒的习惯，对造成职业病的后果或未能治愈存在过错。但被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原告存在偶有饮酒行为，且职业病的造成和未能治愈是否与原告饮酒行为存在关联并无医学诊断证明予以证实，被告该主张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在停工留薪期间有用摩托车载客的行为，因没有医学诊断结论证实此行为可以否定原告患职业病并致劳动功能障碍七级的结论，也没有法律法规规定因此可以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陈培华支付赔偿金682,208.54元；二、驳回原告陈培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83元，原告陈培华承担798元，被告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53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曾 剑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 帆书 记 员  袁嘉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