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26民初1149号原告:河南华信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榆东产业聚集区纬四路北。法定代表人：王传信，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平一方，河南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莉，河南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汉立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常平镇九江水村石路街。法定代表人：朱信民，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春，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振军，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河南华信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广东汉立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汉立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河南华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平一方、李莉莉，被告广东汉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河南华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已解除；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合作意向书》中约定的位于纬××路××北的延国用（2016）第0001号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恢复原状并立即搬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原告进行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价格暂定为560万元；被告向原告支付定金，在被告支付定金后6个月内，原、被告相互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将其房地产36110㎡和厂房8000㎡交由被告使用，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被告却迟迟不支付剩余转让资金。经原告催要无果，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于2020年1月18日向被告发函，解除了双方订立的合作意向书，被告已确认收到解除通知且至今未提出异议，故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已依法解除。截至目前，被告仍持续占用原告的土地及厂房，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广东汉立公司辩称，1.根据合作意向书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定金100万元，并超额支付了土地转让金250万元，而原告在收到前述款项后并未按约定将位于纬七路36110㎡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钢结构厂房8000㎡过户至新分立的河南汉立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河南汉立公司）名下，违反合同约定，被告拒付剩余款项合法有据。本案合作意向书的违约方是原告，被告并未违约，原告无权解除。2.原、被告双方依据合作意向书，约定由被告收购原告部分资产，实现的方式是将原河南华信公司派生分立为河南华信公司和河南汉立公司。合作意向书签订后，原告依据约定及法律规定，与河南汉立公司签订了公司分立协议，通过对原河南华信公司的减资、资产分割等法定程序，将涉案房地产注入进河南汉立公司，并完成了实际交付，形成了河南汉立公司的法人资产。河南汉立公司是依法登记注册的公司法人，享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至于原、被告之间属于债权纠纷，在原告依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先履行完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河南汉立公司名下的义务后，再向被告主张剩余的转让款。综上，对于涉案土地及厂房，原、被告均非权利人，原告无权对涉案土地及厂房主张权利，被告对涉案土地及厂房也无权处置，原、被告均非本案适格主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合作意向书复印件1份。2.河南华信公司、河南汉立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1份。3.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洪门支行电子回单各1份。4.个人活期账户全部交易明细1份。前四组证据证明，2017年12月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之后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100万元，原告将涉案土地及厂房交付被告使用，并将原告分立为河南华信公司和河南汉立公司，但剩余的股权转让金460万元被告未支付原告，已构成根本违约。5.广东汉立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6.催告函、顺丰速运快递单、快递单号查询单、被告股东武雪峰签收单各1份。7.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传信与被告的董事长王增龙微信聊天记录1份。8.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传信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朱信民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据5-8证明，经原告多次通知，被告始终未与原告联系并订立合同以解决剩余转让资金的问题，原告于2019年12月4日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限期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但被告未与原告联系；2020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作意向书的通知，被告已确认收到，且未提出异议，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已经解除，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涉案房地产。9.股份委托代持协议书4份。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付款申请及银行回单复印件各2份，证明被告已按合作意向书约定向原告支付了土地转让金，包括定金。2.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分立协议、公司分立公告、河南汉立公司章程、公司登记申请书、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涉案资产的权利所有人为河南汉立公司，而非被告。3.大门工程承包协议复印件1份，合同书2份，汉立零星工程补充合同、钢结构承包合同复印件各1份，证明河南汉立公司在涉案资产上进行了施工建设。4.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4张，证明土地使用税由河南汉立公司支付给原告代缴，涉案土地使用权归河南汉立公司所有。5.广东汉立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尽职调查报告部分内容的复印件3张。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有：1.对朱信民追记笔录1份。2.对王传信询问笔录1份。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根据合作意向书第三条约定，原告应在被告支付定金六个月内完成公司分立，并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新分立的公司名下，但原告至今未过户至河南汉立公司名下，充分证明原告违约；根据合作意向书第四条约定，定金为100万元，现被告已支付35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土地转让金，证明被告已超额支付。对证据2予以认可。对证据3予以认可，认为证明能够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已向原告履行了支付定金100万元的义务。证据4，对新乡洪门支行电子回单予以认可，能够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5日向原告支付250万元；对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王传信向朱信民转账250万元，此系私人交易，与被告无关。证据5，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催告函上无河南华信公司签章，不能代表河南华信公司，对催告函内容也不予认可，因为原告在收到100万元定金后未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河南汉立公司名下，系违约在先，因此原告所述其已经依约履行义务无依据。证据7、8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对其中涉及的函及解除合作意向书的通知书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称该函中显示“合同履行过程中，我司依约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将合作项目所涉房地产36110.00㎡和厂房8000㎡移交贵司使用，并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与事实不符，原告有义务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河南汉立公司名下，涉案房地产是河南汉立公司与广东汉立公司的，原告主体错误，该两项证据无法律效力。证据9，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经与朱信民、王增龙、武雪峰、李晋明沟通，该四份协议上的签名均非该四人所签；对合法性不予认可，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为王秀芹、王秀兰、王传振，王传信非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该股份代持协议不合法；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协议的目标公司是河南华信公司，协议的内容是委托代持股份，是自然人之间的私下协议，即使真实合法，也只能在当事人之间有效，与涉案合作意向书、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分立协议并无冲突，没有关联，不影响河南华信公司的分立；河南华信公司分立成河南华信公司和河南汉立公司是通过法定程序，由工商部门审核后注册成立，已向全社会公示，广东汉立公司已支付土地转让款350万元，河南汉立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土地及厂房。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首先合作意向书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非被告所称的土地转让金，被告在该客户回单上的备注内容系其单方行为，原告不予认可；其次，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向原告支付560万元股权转让金，其仅支付100万元，被告支付的250万元原告已按照被告指示转入被告指定的法定代表人朱信民账户，被告所称已按约定向原告支付是不成立的。证据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案涉房地产的权利人系河南汉立公司，能够证明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将公司分立成河南汉立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等，但河南汉立公司股东出资均为货币，分立协议未对案涉资产进行处置，亦未说明案涉房地产权属，其公司分立不意味着案涉房地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因被告未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金的合同义务，并配合原告办理过户登记，进而导致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证据3，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称该组证据均系被告与他人签订的承包协议，并未提供相关的工程款支付凭证，合同是否履行不清楚；且该证据能够说明朱信民能代表被告对外签订合同，该合同相对人是被告，由被告对案涉房屋施工建设，其所称的由河南汉立公司进行施工建设的理由不成立；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已将案涉房产交付被告使用，现合同解除，如被告对案涉房地产施工，应恢复原状立即搬离。证据4，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案涉土地未办理变更登记，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将土地交付被告使用，被告支付相关土地税费是合理的，但被告支付土地使用税不能说明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系河南汉立公司。证据5，系被告单方制作，不具有客观性；对真实性也有异议，认为，被告未提交完整的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只提交了其中的部分，不能客观全面反映被告公司股东出资情况，真实性不能确定，也不能作为一份完整的证据使用；被告也未提交出具该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人员的资质证书，无法确认出具该报告的机构及人员是否具备合法的资质，有无具备受托进行审计的资格，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报告也未附出具该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即使是有相关的材料，也是被告单方提交，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报告显示的王传信出资及股东信息与朱信民陈述不一致，其中的“账目记录”部分与“工商2018年度报告”中关于王传信的股东信息也相互矛盾，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王传信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应以被告出具的工商年度报告为依据；事实上，因被告资金紧张，向王传信索要250万元转让款，王传信应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传信的指示将250万元转入朱信民的个人账户，有理由相信朱信民能代表被告对外收取款项，现朱信民也认可其已将该250万元转至被告的对公账户，被告称已按合作意向书向原告支付款项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的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称人民法院调查时应当有两人以上共同进行，但该笔录中仅有一名法院工作人员，证据形式不合法；朱信民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所述内容不具有客观性；朱信民称王传信出资250万元，持有被告10股股份，其中4股给了别克军，由朱信民与别克军签订代持协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且被告提交的证据5也未显示别克军为被告的股东；另，一个人是否为一公司的股东应以出资协议、证明、股权证书、代持股协议、工商登记以及公司分红等相关证据为判定依据，在没有该部分证据的情况下，仅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为判定依据，于法有悖，于理不合；再者，王传信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对外出资、成为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不可能不索要任何凭证，签订出资或代持股协议，否则不合常理，更不符合交易习惯。证据2，对其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称从该笔录可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传信从未向被告出资，也非被告的股东；其他质证意见同其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的质证意见。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被告的四位董事从未进入到河南华信公司，该四人并非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也未参与河南华信公司的管理；河南华信公司提交的代持协议，朱信民在笔录中讲的很清楚，是王传信为了规避税收而单方制作，无被告四个股东的签字，该四人也未收到该代持协议；王传信非河南华信公司的登记股东，其无权将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份以自己的名义交由他人代持，该代持协议无法律效力；河南华信公司分立成河南华信公司和河南汉立公司，符合法定程序，已通过工商注册登记完成设立。证据2，对其真实性基本不予认可，称王传信笔录中只有关于当时签的合作意向书时，被告是出于购买原告的部分土地和厂房用于建厂的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1、2、3、5、9，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认定；证据4，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虽可证明原告曾向被告的股东武雪峰邮寄文件，但其上并未载明所寄文件的名称，无法证明其向武雪峰邮寄的即为其于庭审中所提供的催告函，故不予认定；证据7、8，因未提交原始载体，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定，且即便真实，也与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缺乏关联，无法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出被告确曾支付原告转让款350万元，但结合目前在案的其他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支付原告的转让款至目前仍为350万元；证据2、4，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认定；证据3，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系被告单方委托有关机构进行的财务调查，所涉内容及作出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均应系被告单方提供，该部分材料是否能够真实的反映客观事实，尚难以确定，而依据该部分材料所作出的结论是否客观公允，也难以确定，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是根据本院工作人员与朱信民的通话录音制作，能够客观完整真实的反映出双方的通话内容，且该追记笔录尚有通话录音附卷备查，同时，追记笔录系根据双方通话录音事后制作，与普通意义上的调查笔录仍有不同，原告等同视之，依据不足；关于朱信民所述的内容，部分内容与王传信所述能够相互印证，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其他内容，目前尚缺乏证据佐证，本院无法认定。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2，王传信所述部分内容与朱信民所述相互印证，对此部分予以认定；还有部分内容与在案证据相互吻合，亦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合作意向书，载明：根据合同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在相关房地产上投资建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一、合作项目涉及房地产基本情况（一）房地产座落为纬××路××北，地号：YJ2013-88号，图号：150G017002，地类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面积为36110㎡，终止日期：2064年1月20日，土地使用权号为延国用（2016）第0001号。（二）甲方已在该房地产所在地搭建有钢结构厂房4间，建筑面积8000㎡。二、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房地产交由乙方用于投资建厂。三、合作方式（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对甲方进行股权转让，乙方可以指定自然人或者法人持有受让的股权；而后由甲方依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公司分立，新设分立公司名称为“河南汉立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暂定），而后将上述房地产过户至该公司名下。（二）股权转让的价格暂定为人民币560万元；上述工作甲乙双方原则上应相互配合在收到乙方支付定金后六个月内完成；如遇政府相关职能部分办理程序原因，该期限可以顺延。四、定金的交付本合作意向书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10万元，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对甲方股权进行转让、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90万元；此后，甲乙双方相关人员相互配合在15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剩余股权转让资金由双方嗣后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合同，另行协商并签订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向原告支付100万元，款项备注为土地转让定金。2018年3月5日被告又支付原告250万元。2018年3月7日王传信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朱信民两笔各100万元，于2018年3月8日支付朱信民50万元。2018年8月1日原河南华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大会同意，原河南华信公司进行派生分立，分立后河南华信公司存续，并新设河南汉立公司，分立前河南华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分立后减至775万元，新设的河南汉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25万元；等等。同日河南华信公司与河南汉立公司的发起人签订公司分立协议1份，载明：甲方（即河南华信公司）采用派生分立方式，分立出乙方（即河南汉立公司），甲方主体资格保留。分立后，河南华信公司的注册资本由此前的1000万元减至775万元，分立前后的发起人不变，仍为王传振、王秀兰、王秀芹。分立后，河南汉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25万元，发起人为朱信民、李晋明、武雪峰、王增龙、王传信、王中宾。经审计分立前甲方的净资产为496.312499万元，分立后甲方保留384.642186万元净资产，乙方接受111.670313万元净资产。上述分立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8年12月13日李晋明、王增龙、朱信民、王传信、王中宾、武雪峰等作为河南汉立公司的发起人签署河南汉立公司公司章程。2019年1月7日，河南汉立公司注册成立。另查明，河南华信公司于2008年9月12日在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发起人股东为：王秀芹、王秀兰、王传振，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14年3月26日河南华信公司进行了投资人（包括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日期、投资人名称等）变更登记，由此前的王传信90%、王秀兰10%，变更为王传信和王中宾。2019年1月7日注册资本由此前的1000万元变更为775万元。2020年3月12日注册资本再由此前的775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为：王传信认缴且实缴870万元，王中宾认缴且实缴30万元，二人认缴出资日期均为2017年12月18日，实缴出资日期均为2018年4月26日。刘志宏及和茹茹认缴且实缴均为5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均为2020年9月18日，实缴出资日期均为2020年9月20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还显示河南华信公司股权变更情况为：王增龙、武雪峰、李晋明、朱信民四人变更前的股权比例均为4.5%，变更后的股权比例均为0；王传信变更前的股权比例为72%，变更后的股权比例为87%；王中宾变更前的股权比例为10%，变更后的股权比例为3%；和茹茹、刘志宏变更前的股权比例均为0，变更后的股权比例均为5%。另王增龙、武雪峰、李晋明、朱信民、王传信的股权变更日期均为2019年12月26日，公示日期均为2019年4月19日；王中宾的股权变更日期为2019年1月7日，公示日期为2019年4月19日；和茹茹、刘志宏的股权变更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公示日期为2020年10月16日。又查明，2017年12月18日王传信与朱信民、李晋明、王增龙、武雪峰分别签订了股份委托代持协议书，王传信与朱信民等四人分别约定，由朱信民等四人分别代持王传信在原河南华信公司4.5%的股份（计出资金额为45万元）。还约定，代持股份将通过股东变更登记程序，登记至乙方（即朱信民等四人）名下，乙方是名义股东；甲方（即王传信）作为实际出资人，在设立目标公司时对代持股份已完成了实际出资，乙方作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目的，在股东变更登记时不再支付相关股份转让款。还查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接受被告委托，对被告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8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尽职调查，于2019年1月18日出具了财务尽职调查报告。其中第五页载明：账面记录王传信认缴出资额及实缴出资额均为150万元，但在工商2018年度报告中均未披露。第九页第4部分2018年1月第三次股权变更部分载明：新增股东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为，王传信以货币出资人民币250万元，取得公司5.75%股权，其中实收资本150万元，资本溢价100万元。审理中，原告称，其已按合作意向书约定将案涉房地产交付被告使用，被告仅向原告支付定金100万元，未依约在定金支付六个月内支付下余460万元股权转让资金，其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于2020年1月18日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王传信微信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朱信民、董事长王增龙发送了《关于解除的通知》，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涉案合同已解除，被告应将涉案房地产恢复原状并立即搬离。被告对此辩称，其已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定金100万元，另已超额支付原告土地转让金250万元，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传信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朱信民支付250万元的行为仅代表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在分立成河南汉立公司之后，已将案涉房地产实际交付河南汉立公司控制使用，已形成河南汉立公司的法人资产，原告应按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地产过户至河南汉立公司名下，但原告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系原告违约，原告无权主张剩余股权转让资金，亦无权要求解除合作意向书。原告另称，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未进行事实性的股权转让；河南华信公司分立前未对土地及厂房进行评估，转让给被告的净资产为河南华信公司的电机；涉案合作意向书约定的560万元系河南华信公司价值520万元的厂房及厂房附近价值40万元的围墙、道路、配电室；该560万元，是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为进一步协商土地转让事宜所达成的意见，因被告一直未支付剩余的460万元，且未另行签订相关协议，此后河南汉立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土地租赁费、剩余款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均被拒，才于2020年1月18日向被告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被告称，原、被告之间系贸易合作伙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涉案合作意向书中虽有股权转让的表述，但根据协议的内容，本协议名义上说股权转让，实质上是资产收购协议；河南华信公司减资225万元，该225万元以土地、房产等形式分割注入到新分立的河南汉立公司；根据涉案合作意向书的约定，560万元即为购买前述资产的对价。为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审理中，本院依法对朱信民进行了调查。关于王传信于2018年3月7日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朱信民的250万元的问题。朱信民称，该笔款项系王传信入股被告的资金，当时被告新增第三批股东，其代持公司30股，第三批入股的股份就在这30股内，为了便于工商登记，入股款就先打给其个人，由其再转付被告，再进行相关变更登记。第三批股东每股是25万元，王传信入了被告的10股股份；但王传信为了生意好做，不想让公开王传信股东的名字，就让在其名下。当时王传信有个业务员叫别克军，王传信为了奖励别克军就给了别克军4股，然后王传信与别克军就写了个代持协议，但因为没有王传信的名字，这样写不准确，无依据，就将原来的代持协议撕掉，由其个人为别克军写了个代持协议，由其代持别克军的股份。被告内部有个股东花名册，王传信入的10股，还是王传信的，但都记在其名下；被告内部登记的王传信的股份是6股；这些都未进行工商登记，也未进行公示。当时其还要与王传信写个协议，但王传信说不用写了，所以王传信的6股就未签协议。但被告内部财务记录或者股东花名册都记有王传信，照相、开会王传信也都会到。关于合作意见书所涉的560万元的问题。朱信民称，560万元就是地钱，河南华信公司有三块地，为了降低税收，就进行土地分离，然后被告的四位董事就进入到了河南华信公司里，也办理了相应的手续，然后其四人与王传信和王传信的儿子6个人共同成立了河南汉立公司，就是土地分离，这样可以免一些税收；河南汉立公司的注册资本225万元，大家都未交钱，这个就是土地分离；公司分立协议也都是河南华信公司办理的，与其等人均无关系；河南汉立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开业，运营了一年；王传信等人不参与河南汉立公司的经营，与河南华信公司也无关，河南汉立公司都是广东汉立公司投资经营的，王传信等人也没有出钱。审理中，本院还对王传信进行了调查。关于涉案合作意向书。王传信称，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业务较多，有次被告来考察，发现河南华信公司空地较多，就说想用河南华信公司的土地建厂，还说将来会有三个厂用河南华信公司的产品，还可以节省包装费用和运输费用；后来双方就针对由河南华信公司转让被告土地及厂房事宜进行协商，暂定价格为560万元，具体的方法是，其先将其在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份分别交由被告的四个股东代持4.5%，其与该四人还签订了代持股协议，由该四人成为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公司分立；其与该四人属于股份代持，非股权转让，因为该四人并未支付其任何费用；河南华信公司分立时未交付河南汉立公司任何资产，河南汉立公司的注册资本六个股东也均未有出资；河南华信公司除了收到被告土地款100万元外，未再收到其他任何款项；还有，涉案土地、厂房及围墙、绿化当时就值五六百万，加上土地值一千五六百万，当时之所以同意以较低的价格转让涉案土地和厂房，就是因为朱信民说过会有三个厂用河南华信公司的产品，这个数量较大，而且会节省很多费用，少收些土地出让金也值。关于王传信于2018年3月7日、3月8日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给朱信民250万元的问题。王传信称，在被告给河南华信公司转款250万元前，朱信民曾给其打电话称土地款先给河南华信公司转来250万元，然后他们还要用钱，让其再给朱信民转过去，被告转过250万元，大概两天后，其就又按朱信民的指示转到了朱信民的个人账户内；该笔250万元是其先从河南华信公司账户内取出转到个人账户后转出的；当时朱信民并未说该款的用途，其也未问，也未给朱信民要手续，因为当时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业务较多，每个月被告都会付货款200万元，所以就不怕被告；之后问朱信民该250万元怎么办，准备何时还，朱信民说已经转到被告的对公账户上，但其未问为何，朱信民也未说干啥，只是说以后再说；后来就一直追问朱信民后续460万元的问题，朱信民说被告股东有矛盾，不知咋办，后在朱信民的提议下河南汉立公司与河南华信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朱信民还说前期支付的100万元就先作租金用，但到现在河南汉立公司也未付租金。关于上述250万元是否是王传信在被告处的入股资金问题。王传信称，其未入过被告的股份，朱信民也从未说过，其也未让朱信民代其入股，若其入股被告，应当为其出具凭证，但其无任何股权凭证，也未被登记为股东，亦未参与分红；其之前到被告处参与该公司的股东会，不是作为股东去开会的，而是去说明情况的；另其有个业务员叫别扣军，但并无朱信民说的奖励被告的股份给别扣军的事，至于别扣军与朱信民签协议是此二人之间的事，其不知情。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需要着重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双方所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的性质问题，主要是对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的目的，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协议所涉560万元的性质问题这三个小的方面进行审查；二是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合作意向书已经解除是否成立的问题；三是被告应否返还原告涉案土地及厂房，应否自此搬离的问题。关于第一个方面。本院在全面分析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的基础上，认为，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签订涉案合作意向书主要是为了实现被告受让河南华信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进而进行投资建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涉案560万元并非系被告受让股权所应支付的对价金，而是河南华信公司出让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厂房所收取的价款。理由如下：从涉案合作意向书的内容来看，涉案合作意向书文首部分载明“就乙方（即被告）在相关房地产上投资建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可见涉案合作意向书的具体条款是双方在围绕被告在涉案房地产上投资建设事宜进行协商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由此可知，双方签订涉案合作意向书的目的是明确的，仅为被告在涉案房地产上投资建设，非为其他。涉案合作意向书的第二条“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房地产交由乙方用于投资建厂”，亦可证实上述论断。同时，审理中，本院对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朱信民、王传信进行了调查，对此方面，朱信民称双方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土地分离；王传信称被告就是为了利用河南华信公司的土地建厂。从此二人的陈述来看，亦能印证上述论断。关于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的问题。双方在签订涉案合作意向书时虽然使用了“股权转让”等诸多词语，但仍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依据。所谓股权转让，顾名思义，是指某一公司的股东将其对该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益在其公司内部的股东之间或者该公司外部进行有偿转让，从而使受让人得以享有该特定股东权利的民事法律行为。从股权转让的含义来看，能够实施股权转让行为的主体只能是某公司的股东，因为只有股东才对其公司享有股东权益，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能成为股权转让关系中的出让人。本案中，涉案合同意向书系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两个公司所签订，即仅结合文义，应为河南华信公司作为出让人将其所享有的股权转让与被告。但河南华信公司作为公司其对其公司本身而言并不享有任何股权，除了其股东可以转让股权外，其自身并不能转让任何股权。同时，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河南华信公司已取得股东授权的情况下，河南华信公司并不能转让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利。由此来判断，双方之间是不能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另外，即便河南华信公司已取得了股东的授权，得以向被告转让股权，然而结合双方后续实施的一系列民事行为可知，双方之间或者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与被告之间仍然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结合涉案合作意向书，双方所意定的路径应当是河南华信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由被告受让或由被告指定自然人代持，进而对河南华信公司进行公司分立。但结合目前证据可知，被告的王增龙等四位股东确实在之后曾经分别持有河南华信公司各4.5%的股份，但王增龙等四人并未支付河南华信公司股东任何对价，而是代持了王传信在河南华信公司处的股份，即王增龙四人所持有的股份实际上仍属王传信所有。由此可知，双方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是代持股关系。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王增龙等四人曾分别持有河南华信公司各4.5%的股份，从而曾经成为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东。而在河南汉立公司成立后，王增龙等人即不再持有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份。由此可知，王增龙等四人曾持有河南华信公司的股份，其并非为了在河南华信公司实现其股东权利，而只是为了顺利实现河南华信公司进行公司分立的目的，从而使得其能在河南华信公司分立后而成为河南汉立公司的股东。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的合意和股权转让的事实，继而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在涉案合作意向书上约定，先由河南华信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由被告法人或指定的自然人代持，再进行公司分立，而后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通过分立新成立的公司名下。从这些方面来看，双方的终极目的以及真实的意思，实际上是实现土地使用权和厂房权属的移转，所谓的股权转让与公司分立也只是双方实现上述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关于涉案合作意向书所约定的560万元的款项性质问题。结合前文可知，河南华信公司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双方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的流转。同时，若该560万元系股权转让资金，那么该笔款项应当支付河南华信公司转让股权的股东，而非支付河南华信公司。再结合、朱信民与王传信的陈述可知，涉案合作意向书所约定的560万元并非河南华信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所应收取的对价金，而是其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厂房所应得的价款。在这里有必要对双方争议的被告支付的款项数额进行分析论证。结合在案证据可以确认的是，2018年1月31日被告通过其公司账户向河南华信公司的公司账户内转入100万元，2018年3月5日被告又支付河南华信公司250万元，2018年3月7日、3月8日王传信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共转入朱信民个人账户250万元。现在双方有争议的是王传信通过其个人账户转入朱信民个人账户的25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从被告提交的尽职报告及朱信民的意见来看，王传信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转入朱信民账户内的250万元，朱信民确实已转入被告公司账户内，且朱信民已经向被告披露该笔款项为王传信所提供。至于是否是王传信入股被告公司的股金，目前被告仅提供了有关尽职调查报告，虽然该报告与其主张的有关事实可以印证，但该报告系其单方委托有关机构制作，其向有关机构提供的材料是否客观真实，尚无法确定，有关机构根据被告单方提交的材料所制作的报告，其结论是否客观公正，也尚存疑。审理中，被告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可以证明王传信系被告公司股东的证据，仅凭上述尽职调查报告，尚不足以确定。需要说明的是，本院之所以在此着重说明该问题，皆是因为该笔款项与本案所存在的关联性。王传信称其转给朱信民的250万元是从河南华信公司账户内取出转到其个人账户内，再转到朱信民个人账户内的。被告支付原告该笔250万元是在2018年3月5日，而王传信转给朱信民款项的时间是在2018年3月7日、3月8日两日内。二者发生时间极为接近，从朱信民可以代被告收取款项的情况来看，朱信民也应当知道王传信所支付的该笔250万元实际上系河南华信公司所付的情况，或者至少不能排除存在朱信民知道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不能排除王传信支付朱信民的250万元系河南华信公司又转回被告的可能。关于第二个方面。河南华信公司请求确认涉案合作意向书已经解除，本院认为，河南华信公司并不享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且双方在涉案合作意向书中亦未约定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在合作意向书履行过程中，双方亦未协商解除合同。在此情况下，河南华信公司以其已通知被告解除涉案合作意向书，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而认为涉案合作意向书已经解除，缺乏法律依据。河南华信公司进而要求本院确认涉案合作意向书已经解除，亦难支持。但从目前双方履约的情况来看，双方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均相互指摘对方违约。河南华信公司认为被告未按期支付剩余款项，且未协商剩余款项的支付办法。而被告则认为其已按照约定超额完成付款，河南华信公司未按约定对涉案房地产进行过户登记，是河南华信公司违约。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在涉案合作意向书中，对如何完成款项支付未能作出全面系统的安排，仅对其中的100万元作出约定，即于合作意向书签订时，由被告支付原告定金10万元；待双方协商一致对河南华信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时，由被告再支付原告90万元。对下余的460万元，双方决定另行协商并签订合同。结合目前在案证据可知，被告支付河南华信公司100万元是在2018年1月31日，并非在涉案合作意向书签订时。同时，双方实际上也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行为和事实。那么以股权转让作为涉案款项支付的条件和节点，实无实际意义，也再难以此作为判断何方违约的依据。还有，双方在涉案合作意向书的第三条合作方式约定了先由河南华信公司进行股权转让，再由河南华信公司进行公司分立，再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新分立的公司名下。同时约定“上述工作甲乙双方原则上应相互配合在收到乙方支付定金后六个月内完成”。从该表述可知，双方对上述事项的完成时间的约定是原则性的，其倡导性高于强制性。经查可知，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支付河南华信公司100万元，而河南华信公司于2019年1月7日才完成公司分立，河南华信公司并未在其收到被告支付的定金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公司分立，但被告也并未追究河南华信公司的违约责任。由此可知，事实上，双方签约时对该部分事宜所需时间均有合理预期，其并非完全以该约定作为判断彼此履行合同义务是否适当的合同依据。从被告未按期支付河南华信公司定金10万元，而河南华信公司也未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亦可证实上述论断。故被告以此作为河南华信公司违约的事由和依据，尚有不足，不予采信。关于河南华信公司所称的被告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前文可知，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行为和事实，即便是形式上的股权转让也不存在，所以双方以股权转让作为履行其他合同内容的限制缺乏实际意义。比如双方约定“剩余股权转让资金由双方嗣后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合同，另行协商并签订合同”，实际上，涉案56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资金，同时双方也无股权转让的事实，更未签订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合同。而该条款也并未限定双方应于何时必须完成股权转让合同的协商与签订，即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进言之，双方并未约定双方必须于何时完成对支付剩余资金的协商并签订合同，目前也未通过协商或签订合同来确定被告应当支付下余转让资金的时间。故河南华信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被告违约，实际上也缺乏合同依据。即结合双方所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及目前双方的履约情况，本院尚难以确定哪一方构成根本违约。但不得不说，双方目前的合作已经停滞，缺失信任的基础以及继续合作的条件，已无法通过继续协商解决双方目前的争议，目前双方已形成僵局。且河南汉立公司目前停工数月之久，在此情况下，若仍强行维持双方之间的合作意向书，不仅无法实现双方的缔约目的，也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有鉴于此，本院认为，继续履行涉案合作意向书已无必要，本院支持解除涉案合作意向书。在此本院需要说明的是，河南华信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涉案合作意向书已经解除，本院虽不支持其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归根结底河南华信公司的根本目的还是解除涉案合作意向书，本院全面审查涉案合作意向书的履行情况，依法决定解除涉案合作意向书，实际上仍未超出河南华信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至于涉案合作意向书解除后的问题。鉴于牵涉到双方根据涉案合作意向书进一步分立的河南汉立公司以及所涉财产的后续处置、被告所交付的资金的处置等诸多问题，无法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双方对涉案合作意向书解除后的系列问题，可依法另行处理。关于第三个方面。本院认为，河南华信公司要求被告将涉案合作意向书中约定的位于纬××路××北的延国用（2016）第0001号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恢复原状并立即搬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虽然双方签订涉案合作意向书，并非为了股权转让，而是为了实现由被告收购涉案资产的目的。但河南华信公司确实根据双方签订的涉案合作意向书在之后分立出了河南汉立公司。河南汉立公司是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合法存在的企业法人，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目前，涉案土地及厂房实际由河南汉立公司使用，无论河南汉立公司是否由被告实际控制，均无法否认河南汉立公司的法人人格。并且，在双方缔约时，河南华信公司既已知道涉案土地和厂房将会由后分立的河南汉立公司使用，即河南华信公司对实际使用涉案土地的一方主体不存在错误认识。同时，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就涉案土地及厂房而言，是河南华信公司向被告完成的交付。于此场合，河南华信公司要求被告恢复原状，返还并搬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河南华信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汉立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驳回原告河南华信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长龙人民陪审员  卢家仁人民陪审员  张明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 记 员  母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