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23679号原告：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楼****。法定代表人：王长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玖生，男，1974年9月9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诚信达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北广阳城村西环路**iv>法定代表人：张学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南，北京朗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启良，男，198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农安县，现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达公司）与被告北京诚信达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众公司）、张启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诚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玖生，被告惠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南，被告张启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诚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租金30万元及违约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2．判令被告支付租赁保证金11．25万元及违约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4月28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3．判令被告支付损失赔偿费用30．3235万元及违约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4．判令被告支付配件款40．79万元及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1月9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事实及理由：2018年4月28日，诚信达公司与惠众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协议约定：鉴于诚信达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1日为惠众公司垫付腾退保证金30万元，所以惠众公司认可其应于2018年5月31日以支付房屋租金的名义向诚信达公司支付30万元；并约定，惠众公司应在实际经营一年后向诚信达公司支付租赁保证金11．25万元；同时约定由于惠众公司阻挠诚信达公司搬迁的行为给诚信达公司造成损失30．3235万元，惠众公司承诺在两年内付清损失补偿款，即在补偿协议签订后每月向诚信达公司支付12635元；且若惠众公司不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按照每日5000元支付违约金。后惠众公司和张启良并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授权被告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并向被告提供所需设备、备件及合理库存，被告应在协议签订后5日内对原告所交付的物品进行盘点、交接并签署《交接清单》；并明确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配件库存总进价金额为40．79万元；同时约定被告消耗原告库存的，应在次月5号前依照双方财务核对清单向原告支付实际配件消耗货款，对于剩余库存，如果被告在2019年1月8日前无法继续经营的，原告清点后回收，2019年1月8日后所有剩余配件依照系统配件进价由被告全部买断。《补充协议》签订并交付配件后，被告并未及时与原告财务按约对账，且未支付消耗配件款，截止至今，被告仍持续经营，因此被告应按照协议买断全部配件，并支付配件款40．79万元。惠众公司辩称：一、诚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具备请求权基础。（一）诚信达公司的第一项、第二项诉求其所依据的是《补偿协议》第1条、第2条的约定。但是，《补偿协议》并未在原被告之间设立租赁合同关系。诚信达公司从未向惠众公司交付过任何租赁物，更从未与惠众公司有过向惠众公司交付租赁标的物的约定，诚信达公司又何来向惠众公司收取租金的权利。惠众公司于2010年12月18日向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房山区分中心缴纳租赁保证金11．25万元，该行为是惠众公司向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房山区分中心履行两者之间租赁合同关系的合同义务，惠众公司何来向诚信达公司支付租赁保证金的义务。（二）诚信达公司的第三项诉求依据的是《补偿协议》第3条中的约定。2016年9月1日，诚信达与张启良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其当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惠众公司由张启良承包经营；2017年8月，诚信达公司的经营场所—丰台区丰管路26号因政府拆迁，诚信达公司需要另择经营场所。后诚信达的法定代表人王长谦多次找张启良，要求强行将诚信达搬入惠众的经营场所经营。张启良依据其与诚信达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约定，主张其独立经营权不能受到侵犯，诚信达才未能搬入惠众公司的经营场所。后诚信达只能搬迁到其他经营场所经营，产生搬迁费用30．3235万元。但《补偿协议》中所述因乙方（惠众公司）阻挠造成损失费用30．3235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因拆迁诚信达已经获得了高达18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包含了其因搬迁所产生的费用，诚信达没有合法依据向惠众公司主张补偿。（三）诚信达公司的第四项诉求其所依据的是《补充协议》第四条。但是，《补充协议》并未成立，更未生效。《补充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为诚信达公司和惠众公司，但《补充协议》仅有诚信达公司的盖章，惠众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盖章。张启良虽然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并按压手印，但在2018年1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时，张启良并不是惠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启良无权代表惠众公司与任何民事主体建立合同关系。故此，《补充协议》并未成立，依法尚未生效。二、惠众公司与诚信达公司仅存在赠与合同关系。张启良原来是诚信达公司的员工，其老板也正是诚信达的法定代表人王长谦。自2005年9月到2016年9月，张启良在诚信达工作了11年之久。张启良迫于“老板”的压力同时念及多年上下级关系的情感，才被迫代表惠众公司与诚信达签订了《补偿协议》。在签订《补偿协议》之前，惠众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义务向诚信达支付《补偿协议》所约定的款项，诚信达公司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惠众公司负担《补偿协议》所约定的款项。《补偿协议》所约定内容，均是王长谦假借各种名目要求惠众公司向诚信达公司无偿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无偿提供的资金支持，构成赠与合同关系。而在（2018）京0111民初13375号案件审理中，惠众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属于赠与合同关系的《补偿协议》予以撤销。惠众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再次向人民法院做出表示，对属于赠与合同关系的《补偿协议》予以撤销。三、诚信达公司的第一项、第三项诉讼请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诚信达公司2018年就本次诉讼中的第一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对惠众公司及张启良提起诉讼，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2018）京0111民初133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诚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诚信达公司如今以相同的证据再次提起相同的诉讼请求，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综上，诚信达公司第一、二、三、四项诉讼请求不具有其行使请求权的事实基础及法律基础；诚信达公司第一、二、三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补偿协议》在法律关系上属于赠与合同关系，惠众公司已明确表示撤销该赠与；诚信达公司的第一、三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诚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张启良辩称：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就诚信达公司所主张诉讼请求承担任何责任。（一）诚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有原告诚信达公司盖章及原告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我当时作为惠众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补偿协议》上也签了字，且合同内容中甲方为诚信达公司、乙方为惠众公司，即《补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为诚信达与惠众公司。《补偿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惠众公司承担，而不应该由我个人承担。（二）诚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2018年1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由于我当时不是惠众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惠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补充协议》实际上并未成立和生效；并且，《补充协议》明确载明甲方为诚信达公司、乙方为惠众公司，我并不是《补充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诚信达公司无权对我个人提起诉讼；即便2018年1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时我是惠众公司法定代表人，诚信达公司也仅能够对惠众公司提起诉讼，而不能对我个人提起诉讼。（三）诚信达公司老板王长谦是我的老领导，我曾在诚信达公司工作10年，自从将惠众公司股权转让给我之后，由于我这边效益比较好，王长谦总是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我提供资金支持。《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都是在他的威逼恐吓下我才签字的，我要是不签字，他就说让我在汽车行业混不下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诚信达公司对我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8日，（甲方）诚信达公司与（乙方）惠众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甲乙双方2017年承包合同纠纷，乙方造成甲方损失，为合作共赢，经乙方申请、友好协商，自愿基础上，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2017年12月11日向土地储备中心缴纳30万元，用作惠众公司腾退保证金，现乙方认可作为房屋租金承诺于该协议签订后，2018年5月31日前依照租金缴纳。2、甲方全资子公司惠众公司2010年12月18日向土地储备中心缴纳租赁保证金11．25万元，实际经营一年后，乙方付款给甲方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继续作为乙方租赁保证金使用。3、2017年8月份甲方搬迁因乙方阻挠造成损失费用共计30．3235元，乙方认可、承担，并承诺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内按月给付甲方，月还款额为12635元/月。4、以上费用共计71．5735万元，按约定时限付款，如产生逾期，甲方可按照5000元/日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甲方诚信达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王长谦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张启良签字。《补偿协议》签订后至今惠众公司未履行约定义务。2018年1月9日，（甲方）诚信达公司与（乙方）惠众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甲乙双方签订《北京诚信达汽车许可销售合作协议书》后的未尽事宜的补充约定，与《补偿协议》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产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诚信达公司提交的《补偿协议》复印件、《补充协议》、土地储备中心发票、支出凭证、微信记录及损失的相关证据，惠众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2018）京0111民初13375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10612号民事裁定书、惠众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信息，在案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开庭质证，并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诚信达公司与惠众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补偿协议》签订后至今惠众公司未履行约定义务，构成违约。诚信达公司对惠众公司的前三项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惠众公司的主张，因没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双方约定的违约金5000元/日的计算标准过高，惠众公司请求适当减少，本院根据未给付价款的预期利益等因素予以调整。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张启良作为惠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落款处签名系职务行为，由惠众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张启良不承担民事责任。诚信达公司与惠众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与《补偿协议》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产生，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诚信达公司主张二者系同一法律关系，没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诚信达公司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基于《补充协议》而产生，本院不予处理，当事人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诚信达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租金30万元及违约金（以3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二、北京诚信达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租赁保证金11．25万元及违约金（以11．2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4月28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三、北京诚信达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损失赔偿费30．3235万元及违约金（以30．323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自2020年4月28日起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止）。四、驳回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23元，由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4541元，北京诚信达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128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永生人民陪审员  魏振山人民陪审员  蔡琳菁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陈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