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9民初3775号原告：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法定代表人：张连运，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江，天津蓟之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国良，男，1965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蓟州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刘艳丽，女，196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韵博（系刘艳丽之子），住天津市蓟州区。被告：天津市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蓟州区渔阳镇文昌街。法定代表人：王国梁，董事长。被告：天津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南20米。法定代表人：王韵博，执行董事。第三人：周长军，男，197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原告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崔店子村委会）与被告王国良、刘艳丽、天津市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益海公司）、天津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益海公司）、第三人周长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店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张连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春江、第三人周长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国良、刘艳丽、天津市益海公司、天津益海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店子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59193元，并自2020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王国良、刘艳丽租赁原告所有的位于蓟州区××街××路北的益海商厦商贸楼及建筑物附属设施和场地，租期自1997年5月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租期20年。租赁合同到期后，因王国良、刘艳丽未依照合同约定返还租赁物、支付租金，双方发生民事诉讼。2018年6月7日，蓟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19民初6138号判决书，判令王国良、刘艳丽返还租赁物、支付租金并自2017年5月1日起按原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标准支付租赁物占用费直至返还之日止。王国良、刘艳丽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津01民终5929号判决书维持原判。后经蓟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告于2020年6月5日收回租赁物。但王国良、刘艳丽在强制执行期间将益海商厦西数第一间、第二间门市房出租给了第三人周长军，并收取了2020年6月6日之后的租金59193元。现第三人周长军仍按照其与王国良、刘艳丽的约定使用原告享有所有权的租赁物，并要求原告保证其使用租赁物至到期日。综上，原告认为自2020年6月5日强制执行完毕之日起，王国良、刘艳丽已无权占有、使用、收益租赁物，其向第三人收取该日之后租金所得收益无法律和合同依据，现第三人仍继续使用租赁物，而原告无收益。该事实属于王国良、刘艳丽无法律和合同依据而一方受益，原告一方受损，且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故此，原告成讼。王国良、刘艳丽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第一，原告起诉的案由错误。1996年4月15日，原告与王国良、刘艳丽作为投资人和负责人的天津市柯迪广告公司蓟县益海商厦（以下简称益海商厦）签订了一份房屋联建和租赁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益海商厦与天津市益海公司于2000年5月19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后双方又与天津益海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原告所谓的不当得利的租金是天津市益海公司和天津益海公司依据上述协议及补充协议与第三方商户签订租赁合同后收取的正常租金，有合同及授权为证，是公司的正当收入，故不当得利案由不成立。第二，上述《合作协议》经原告同意，合同主体益海商厦和天津市益海公司及天津益海公司管理益海商厦底商并收取租金。王国良、刘艳丽本人行使的系公司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王国良、刘艳丽不是被诉主体。天津市益海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第一，1996年4月15日，原告与天津市益海公司作为投资合伙人及受托管理相对方的益海商厦签订了一份房屋联建和租赁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益海商厦与天津市益海公司于2000年5月19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后双方又与天津益海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天津市益海公司投入巨大，但仅半年后的2000年12月16日原告雇佣黑恶势力200余人强行占领了益海商厦主楼和天津市益海公司的所有经营区域（一楼五个独立对外出租商铺除外），导致天津市益海公司的业务全面停业瘫痪。直至2020年6月5日，原告也未将该物业和经营场地正式移交给益海商厦和天津市益海公司。天津市益海公司承受了被侵害和被违约的巨大经济损失，其保留向所有侵权方和违约方追索赔偿的权利。原告所谓不当得利的租金只是原告未侵害的一楼五个独立商铺的微薄收入，是天津市益海公司和天津益海公司依据上述协议及补充协议与第三方商户签订租赁合同后收取的正常租金，有合同及授权为证，是公司正当业务收入，故不当得利案由不成立。天津益海公司辩称，1996年4月15日，原告与益海商厦签订了一份房屋联建和租赁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益海商厦与天津市益海公司于2000年5月19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两方又与天津益海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天津市益海公司和天津益海公司根据上述协议及补充协议与第三方商户签订租赁合同后收取正当租金，有三方合同及授权为证，是天津益海公司的正当收入。益海商厦完全有主体资格将业务委托给天津益海公司。原告起诉王国良、刘艳丽及天津益海公司不当得利的依据是上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和（2017）津0119民初6138号和（2018）津01民终5929号判决书，但相关判决又是依据（2000）蓟民初字第1824号判决书和（2001）一中民终字第1679号判决书，该判决书错误认定益海商厦主体资格于2000年11月16日已被注销，但事实是截止至2020年5月11日益海商厦主体资格仍存在，作为承租人的权利并未丧失。最高法有明确司法解释，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不同请求权下其他案件的法律关系认定。综上，王国良、刘艳丽、天津市益海公司、天津益海公司根本不在同一法律关系，原告认为天津益海公司有不当得利于法不一。唯一与原告有法律关系的是案外人益海商厦，原告认为自己合同权益被侵害可以起诉益海商厦。请求法庭依法审理。周长军述称，对原告所述的事实及理由认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周长军系与王国良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上王韵博的名字系王国良代签，租金支付给了王国良，另周长军给付王国良押金20500元，要求王国良返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益海商厦商贸楼”实际承租人的认定王国良向本院提交益海商厦（甲方）与天津市益海公司（乙方）于2000年5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益海商厦（甲方）与天津市益海公司（乙方）及天津益海公司（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天津市益海公司于2015年7月18向王国良出具的委托书，拟证明王国良代公司行使职权。经质证，崔店子村委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要求法庭核实，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向本院提交（2000）蓟民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书及（2001）津01民终167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益海商厦商贸楼”实际承租人为王国良及刘艳丽，并主张王国良、刘艳丽与天津市益海公司、天津益海公司签订的协议为内部协议，不得对抗崔店子村委会。经审查，王国良向本院提交的2000年5月19日的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20年，补充协议约定合作时间自2016年9月3日至2036年9月2日，但是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是基于主合同即益海商厦与崔店子村委会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益海商厦的资产、债权债务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由王国良及刘艳丽接收，而上述主合同已于2017年4月30日因租赁期限届满而终止，王国良提交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均超过主合同期限，且均系内部协议，对崔店子村委会不产生合同约束力。崔店子村委会向本院提交的（2000）蓟民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崔店子村委会与原益海商厦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由王国良、刘艳丽继续履行。该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益海商厦商贸楼”实际承租人为王国良及刘艳丽，且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2.关于涉案房屋转租合同主体的认定原告及第三人向本院提交2018年6月1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1份，各方当事人对于合同主体各执一词。原告主张出租方系天津益海公司，四被告主张所有协议均系天津益海公司及天津市益海公司签订，周长军主张出租方系王国良个人。经审查，该租赁合同虽然记载出租方为天津益海公司，但却加盖为天津市益海公司公章，而周长军所交租房押金收据亦加盖为天津市益海公司公章，再结合王国良作为天津市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于2019年5月28日收取周长军租金的事实，考虑该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以及合同到期后周长军继续按照该合同使用租赁房屋的事实，本院认定该租赁合同系天津市益海公司与周长军签订即涉案益海商厦西数3-4间房屋转租合同主体为天津市益海公司与周长军。此外，周长军另承租了益海商厦商贸楼西数第1-2间房屋，用于经营“佳信通讯”，租期自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29日，年租金为7万元。双方虽未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结合收取押金的收据系天津市益海公司为周长军出具及周长军从天津市益海公司承租了益海商厦西数3-4间房屋的事实，本院认定周长军与天津市益海公司就益海商厦西数第1-2间房屋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租赁房屋权属情况原蓟县房地产管理局于1997年7月28日填发的津蓟房字第012989号《房屋所有权证》确认：座落于蓟州区××村××街××号××的房屋即“益海商厦商贸楼”所有权人为崔店子村委会。第三人周长军所承租的房屋属益海商厦商贸楼西数第1、2、3、4间门市房。二、本案被告诉讼主体基本情况天津市益海公司系从事五金交电、百货、服装鞋帽、箱包、防火保温材料批发、零售；展览展示活动、中介服务、咨询；租赁柜台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其成立于2000年5月18日，营业期限自2000年5月18日至2010年5月18日，2008年11月17日被吊销，法定代表人为王国梁，股东为王国梁、刘艳丽，其中王国梁持股60%，刘艳丽持股40%。天津益海公司系从事智能门锁制造、销售；二手房买卖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其成立于2016年9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王韵博，股东为王韵博、王国良、刘艳丽，其中王韵博持股40%，刘艳丽持股30%、王国良持股30%。经查，王国良与天津市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国梁、（2000）蓟民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王国梁系同一人。王国良系王韵博之父，刘艳丽系王韵博之母。三、涉案房屋租赁经过及诉讼情况1994年4月1日，王国良承包了蓟县文化馆开办的天津市柯迪广告装饰装潢公司。1996年4月15日，崔店子村委会作为出租方与被告王国良承包的柯迪公司作为承租方订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出租方将位于××镇××街××路北房屋及相关场地租赁给承租方，在原房屋和场地上拆迁扩建为商贸楼；合同期限20年，由扩建工程验收竣工之日计算；年租金60000元。”合同还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条款。该合同签订后，被告王国良、刘艳丽出资在租赁场地上建设了四层商贸楼及附属平房,房屋的产权人为崔店子村委会。1997年7月3日，柯迪公司成立分支机构益海商厦，由被告王国良与刘艳丽自行经营。1997年7月15日，王国良、刘艳丽以益海商厦名义与崔店子村委会重新修订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二十年，自1997年5月1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租金为每年60000元。2000年4月15日，蓟县文化馆与被告王国良解除承包关系，益海商厦的资产及债权债务由被告王国良、刘艳丽接收。2000年9月，原告以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租赁物付清租金。2001年5月29日，本院（2000）蓟民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原益海商厦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由王国良、刘艳丽继续履行，驳回双方其他诉讼请求。”后原告提出上诉，2001年1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4月30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因被告王国良、刘艳丽继续占用租赁物，崔店子村委会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国良与刘艳丽返还租赁物、给付租金并支付占用费。本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7）津0119民初6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国良、刘艳丽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个月内将坐落于蓟州区××街××路北租赁范围内的益海商厦商贸楼及附属建筑设施和场地返还原告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民委员会；二、由被告王国良、刘艳丽于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民委员会租赁费946700元；三、由被告王国良、刘艳丽给付原告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民委员会租赁物占用费，自2017年5月1日起至返还租赁物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四、驳回原告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王国良、刘艳丽反诉诉讼请求。王国良、刘艳丽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津01民终5929号终审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涉案房屋执行经过及周长军承租情况上述案件审理期间，天津市益海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及2018年3月25日先后两次收取周长军房屋押金共计20500元。2018年6月16日天津市益海公司与周长军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天津市蓟州区文昌路68号益海商厦西数3-4间建筑面积9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出租给周长军使用，租期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29日止，年租金为10万元，押金为年租金的10%。合同到期后，周长军继续使用租赁房屋并支付2019年8月30日至2020年8月29日租金10万元。除此之外，周长军又承租了益海商厦商贸楼西数第1-2间商业用房，租期自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29日，年租金为7万元。第三人周长军于2019年5月28日将上述租金17万元汇款至王国良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8××××0974的账户内。当日王国良为周长军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周长军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租金具体协议补充条款中说明）。王国良2019.5.28”涉诉商业用房由第三人周长军占有、使用至今。因王国良、刘艳丽未履行（2017）津0119民初6138号生效判决书，经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益海商厦商贸楼于2020年6月5日由原告接收。后崔店子村委会以强制执行完毕之日起被告所收取的第三人租金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本院，而成讼。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据此，构成不当得利须具备四个要件：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有损失；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结合（2017）津0119民初6138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于2020年6月5日所作执行笔录以及王国良于2018年6月16日以天津市益海公司名义与周长军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赁费的事实，能够确定崔店子村委会与被告王国良、刘艳丽的租赁合同关系因至2017年4月30日履行届满而终止、崔店子村委会经强制执行于2020年6月5日接收益海商厦商贸楼以及王国良代天津市益海公司收取周长军租金的事实，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崔店子村委会主张被告收取2020年6月6日之后的租金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以及应否返还、由谁返还；（二）崔店子村委会主张返还利息应否支持。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评判：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崔店子村委会与王国良、刘艳丽的租赁合同关系因至2017年4月30日履行届满而终止后，王国良、刘艳丽即丧失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且益海商厦商贸楼已于2020年6月5日由崔店子村委会接收，此后王国良再以天津市益海公司名义向周长军收取2020年6月6日以后的租金，无法律依据，周长军继续使用租赁物，而崔店子村委会未收到租金而受有损失，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现崔店子村委会主张由天津市益海公司返还2020年6月6日至剩余租期的租金，理据充足，故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国良应否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一节，本案中，周长军将租金交付给王国良个人，虽然王国良主张系天津市益海公司委托其代收租金，但王国良及天津市益海公司均未主张王国良已将租金交付公司，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而王国良作为天津市益海公司的股东，其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双方利益不清，公司收益进入其个人账户，由其占有、使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故其对天津市益海公司返还不当得利之债应承担连带责任。崔店子村委会主张由刘艳丽、天津益海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返还数额一节，因周长军已交付租金17万元，结合其租赁期间，经核算，2020年6月6日至剩余租期的租金为45409.83元。原告主张超出45409.83元的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案中，王国良以天津市益海公司名义收取周长军2020年6月6日之后租金所产生的利息属于孳息，应予返还，且王国良对其丧失涉案租赁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应属明知，故崔店子村委会主张由天津市益海公司及王国良支付自2020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返还利息计算标准一节，由于崔店子村委会主张的标准过高，本院依法调整为自2020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第三人周长军要求被告王国良退还押金，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综上，被告天津市益海公司应返还原告45409.83元及利息。被告王国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经调解未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天津市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村民委员会返还45409.83元及利息（自2020年6月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由王国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元，保全费640元，共计1920元，由原告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崔店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44元，由被告天津市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王国良负担15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学广审 判 员  王瑞珠人民陪审员  张 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刘明娇附：判决所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