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93民初358号 原告：朱玉梅，女，196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原告：魏成龙，男，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 原告：魏成财，男，198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住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草泉，辽宁鼎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谭丽，女，197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中国华录信产物业有限公司员工，住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玉梅、魏成龙、魏成财与被告谭丽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玉梅、魏成龙、魏成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草泉及原告魏成龙、被告谭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玉梅、魏成龙、魏成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682,300元（43,550元×20×80%-14,500元），丧葬费43,796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合计：790,596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朱玉梅系黑龙江同乡，平时以姐妹相称。被告称呼原告朱玉梅的丈夫魏茂良姐夫。原告与被告均居住在大连市高新园区百合山庄，原告住在百合山庄屹馨南街XX号，被告住在百合山庄屹馨东街XX号楼。原告魏成龙系魏茂良长子，原告魏成财系魏茂良二儿子。2019年10月20日下午，被告招呼魏茂良下班后到家吃饭并帮被告将装杂物的框安装上。魏茂良下班后到被告家帮忙安装杂物框，安装过程中魏茂良坠楼死亡。魏茂良死亡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4,500元，并拒绝原告其他赔偿要求。原告因此诉至法院。 被告谭丽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陈述的帮忙一节事实不是客观情况，实际上是当时被告找到死者要求为其安装吊篮，死者当时量定尺寸后，根据尺寸定制了吊篮，事后负责安装并收取费用，当时约定的是80元。所以原告提供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第一，被告谭丽与死者魏茂良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谭丽于事发前在路上碰到死者魏茂良，口头商定做安装窗户外的吊筐，提供了相关的尺寸并约定了安装时间和价款。双方口头约定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所以被告与死者属于承揽合同关系。第二，被告谭丽对死者魏茂良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10月20日早上八点左右，死者按照约定前来安装被告定做的吊篮。安装过程中缺少零件，死者要求谭丽购买。在谭丽去购买回来的路上，死者发生坠楼死亡事件。谭丽不在案发现场，也没有对于死者做出任何指示，对死者坠楼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死者魏茂良生前在大连附属二院和四零三医院做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身体存在严重疾病。死者死后家属也未对其死因作出尸检，真正死亡原因并未查明，不能归责于是被告的原因造成的。第三，被告谭丽与死者魏茂良不存在帮工行为。帮工关系为帮工人无偿为被帮工人处理事务而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首先谭丽和死者并不熟悉，只知道死者从事电焊加工的工作，再者和死者之间有明显约定价款，不符合帮工关系的法律定义，遂两者之间不属于帮工行为，谭丽不对死者存在赔偿责任。第四，原告对于事发时间及过程描述错误。首先是死者带来的是加工完成的吊筐和工具进行安装，而非谭丽提供，原告所述错误；再者对于原告所述双方为熟识关系，谭丽自述为见过面不熟识，不可能存在帮扶行为，更不可能存在帮工关系。给予的14,500元，是被告基于人道及给予家属关怀的补偿金，并非被告认可是赔偿原告的款项，也并非认可双方之间具有赔偿义务。我们在死者当天进行抢救时被告对其垫付了医疗费用1,336元，有相应的票据为证。综上，我方对于对方的诉讼请求全都不予认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谭丽与原告朱玉梅系老乡关系，原告朱玉梅与魏茂良系夫妻关系。原告魏成龙、魏成财均系原告朱玉梅与魏茂良的儿子。2019年10月，被告谭丽联系魏茂良到其位于大连高新园区屹馨东街XX号楼XX号房屋制作安装室外吊篮。魏茂良于2019年10月20日早上8点左右自带制作好的吊篮及工具到达被告谭丽家，与被告谭丽一起吃蒸饺后开始安装吊篮。安装过程中，魏茂良需要新的膨胀螺丝，让被告谭丽下楼购买。被告谭丽购买后在返回途中，发现魏茂良从高空坠落受伤，遂将魏茂良送到医院抢救。魏茂良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10月20日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显示死亡原因：高坠。 另查，公安机关在2019年10月20日下午给被告谭丽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讲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答：大概三四天前，我和魏茂良联系，我们约好请他帮我做一个外吊篮并安装上，付给他吊篮和吊篮安装费用80元。……我俩边吃边聊，吃完饭就开始干活的。安装吊篮之前，我看见卧室地上有一根很粗的绳子，我当时问他用不用把绳子绑在身上，然后把绳子绑暖气上。他说没事不用，你在厨房那边帮我提着吊篮就行。他在卧室那屋安装，我在厨房通过窗户给他打下手。我家卧室和厨房挨着。我通过厨房窗外帮他提着吊篮，他通过卧室窗外安装。……” 再查，魏茂良生前系大连百思特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告谭丽在魏茂良抢救过程中支付医疗费用1,336元。魏茂良死亡后，被告谭丽给付原告魏成龙合计14,500元。 又查，三原告提交的阳谷县博济桥办事处鲁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魏茂良的父亲魏法申于1989年7月死亡、母亲许香萍于1993年死亡。庭审中，原、被告均表示三原告系魏茂良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此外，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 庭审中，被告谭丽表示之前与魏茂良商定制作及安装吊篮费用为80元，但尚未支付。三原告表示双方未协商价款，魏茂良系帮忙安装。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魏茂良与被告谭丽之间是帮工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二、被告谭丽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数额。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魏茂良与被告谭丽之间是帮工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庭审中，三原告主张系帮工关系，被告主张系承揽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三原告及被告双方均认可魏茂良系自带工具及制作好的吊篮到被告谭丽家安装。关于双方是否事先约定费用一节。三原告表示未约定，但被告表示已约定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是否约定费用，只有当事人较为清楚。公安机关在事发当天下午给被告谭丽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被告谭丽明确表示双方约定了80元的费用。该陈述能够较为客观反映案件事实。故本院认定双方约定了费用。综合以上分析，魏茂良与被告谭丽之间的关系更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三原告主张系帮工关系，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谭丽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数额。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魏茂良在安装吊篮过程中坠楼导致死亡，且在事发时，被告谭丽未在现场。魏茂良作为成年人，应合理遇见高空作业的风险，但其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因此魏茂良应对其自身死亡承担大部分责任。从事高空作业的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特种作业操作证。被告谭丽在定作时未考虑魏茂良有无高空作业资质，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双方的责任比例，本院综合考虑事发经过酌定为85%、15%。故被告谭丽应对合理费用的15%承担赔偿责任。合理费用为：1.医疗费：1,336元。关于三原告在庭审中提到的原告魏成财支付的800多元的医疗费，因三原告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2.死亡赔偿金：40,825元*20年=816,500元；3.丧葬费：7,110元*6个月=42,66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合计910,496元。故被告谭丽应赔偿三原告120,738.40元（910,496元*15%-1,336元-14,500元）。三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抗辩死者魏茂良生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身体存在严重疾病。死者死后家属也未对其死因作出尸检，真正死亡原因并未查明，不能归责于是被告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一节。本院认为，被告的此节抗辩仅是其主观推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而三原告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亦明确记载死亡原因为高坠。且从事发的经过来看，魏茂良确系从6楼坠落后受伤，后到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此，被告的本节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谭丽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朱玉梅、魏成龙、魏成财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20,738.40元； 二、驳回原告朱玉梅、魏成龙、魏成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706元，由被告谭丽负担2,715元，原告朱玉梅、魏成龙、魏成财负担8,99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金霞 人民陪审员  刘玉丽 人民陪审员  池春花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 蕾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