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923民初1159号原告：于吉乐，男，196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丰县人，原住江苏省丰县赵庄镇于家河1号，现住张家港市。原告：陈伦荣，女，1978年3月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建始县人，住河北省建始县，现住张家港市。于吉乐、陈伦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龙，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吉乐、陈伦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正宝，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屏南县人，住屏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屏南县众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于恒，男，198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江苏省丰县人，住江苏省丰县。原告于吉乐、陈伦荣与被告魏正宝、第三人于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吉乐、陈伦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龙、被告魏正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第三人于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吉乐、陈伦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解除《极品巴花合同》、《合同》，魏正宝双倍返还定金1320000元。事实和理由：于吉乐与陈伦荣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张家港市明扬泗海红木有限公司。2018年3月17日，陈伦荣与魏正宝签订《极品巴花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魏正宝向陈伦荣供应15种码单尺寸的巴花木材8.5515方，总额760000元，定金360000元，交货时间8月，交货地点攀华（攀华公司，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工业园）。合同签订后，陈伦荣根据魏正宝所指令的陆泽取银行账户汇款支付了360000元定金。2018年7月21日，于吉乐与魏正宝签订了《合同》，约定张家港市明扬泗海红木有限公司向魏正宝订购奥坎、塔立、红花梨大板共计300立方米，双方对于板材的单价、尺寸、质量、交付时间、付款方式等一并作出了约定，并约定货物交易地点为张家港市金港镇。合同签订当日于吉乐根据合同约定，通过农业银行跨行汇款，向魏正宝指令的陆泽取银行账户汇款支付了300000元定金。于吉乐、陈伦荣共支付了660000元定金，但双方合同至今没有履行，魏正宝也曾表示无合同所约定规格的木材可供，合同无法履行，魏正宝已根本性违约，应双倍返还定金。于吉乐、陈伦荣与魏正宝多次交涉无果，故提起诉讼，请予支持。魏正宝辩称，一、其与陈伦荣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已履行完毕。1.魏正宝与于恒于2019年5月12日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是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的补充合同。《巴花购买合同》的内容“双方协商魏正宝收巴花定金和红花梨定金共66万，甲方未按时间内交货，补还乙方66000元利息，货款76万-66万余10万减去利息66000元，余34000元，甲方还有一块心板未给乙方，余款等一块心板到后付清，编号为（SSJP-5），如果编号为SSJP-5板未到甲方要退还乙方货款。如果未能交给乙方编号为SSJP-5的板，甲方要给乙方80000元大板款。”依据上述《巴花购买合同》的内容不难看出，《巴花购买合同》是《极品巴花合同》的补充合同。2.《极品巴花合同》项下的货款已履行完毕。2019年5月12日《巴花购买合同》约定：2018年3月17日《极品巴花合同》项下的货款760000元用本合同的定金360000元及《合同》项下定金300000元抵充。同时还约定答辩人未及时交货，补偿于吉乐、陈伦荣经济损失利息66000元，其余货款等约定抵销。3.《极品巴花合同》项下合同标的物大板也已履行完毕。第三人于恒于2019年5月12日《巴花购买合同》签订当日出具给答辩人的便条载明“大板已到，已提走”。二、答辩人同于吉乐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合同》已作废，且该合同项下的定金300000元也已用于抵充案涉《极品巴花合同》项下的货款。1、依据《巴花购买合同》约定，案涉《合同》项下的定金用于抵充《极品巴花合同》项下的货款。2、同时，于2019年5月12日出具的“便条”：“红花梨定金三拾万元转巴花货款，大板已到，已提走，于恒，2019.5.12”。备注：“原合同作废、于吉乐签的作废。”此处“原合同作废、于吉乐签的作废”即是答辩人同于吉乐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三、第三人于恒同答辩人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对于吉乐、陈伦荣具有合同约束力。第三人于恒替其父母于吉乐、陈伦荣同答辩人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合法有效。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并判决驳回于吉乐、陈伦荣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于恒述称，魏正宝所述不属实。2019年5月12日，于恒在攀华市场，魏正宝于恒签订合同。合同日期是2015年5月12日，于恒不知道为什么魏正宝提交的是2019年5月12日。于恒与于吉乐是父子关系，于吉乐与于恒的母亲很早就离婚了，在港区（张家港）的木材圈里面都知道于恒与于吉乐父子关系不是很好，于恒与于吉乐一直是各做各的生意。于恒与魏正宝签的合同时，合同于恒也有一份。魏正宝让于恒在巴花购买合同上签字，当时魏正宝和于恒说，如果于恒在合同上签字就给其一批巴花大板，价值在300000元左右。于恒当时也担心签字有责任，但于恒看和上面日期是2015年5月12日。2015年于恒没有在张家港，于恒看《巴花购买合同》时间与实际时间不符，所以就签了，合同签订后魏正宝给了于恒一批大板，于恒出具一张收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无争议事实认定如下：2018年3月17日陈伦荣与魏正宝签订《极品巴花合同》，合同对巴花板材的规格及数量、价款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了交货时间及地点，同时约定，违反合同约定，超出时间每天支付定金的2%作为违约金，如果无法提供货物，魏正宝需赔付陈伦荣定金的双倍金额作为违约赔偿。同日，陈伦荣向魏正宝指定的账户支付定金360000元。2018年7月21日，于吉乐与魏正宝签订《合同》，合同对大板的数量、价格、尺寸及要求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了交货时间及交易地点。同日，于吉乐通过刘俊的账户向魏正宝指定的账户支付定金300000元。2019年5月12日，魏正宝与第三人于恒签订《巴花购买合同》，合同约定了巴花的数量、规格及价款。同时对违约责任也作出了约定，如未能交付第三人订购的编号为SSJP-5板材的情况下，魏正宝应该给予第三人于恒80000元的大板。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证如下：第三人于恒与魏正宝签订《巴花购买合同》的行为能否视为代理行为，陈伦荣、于吉乐与魏正宝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于吉乐、陈伦荣认为，其没有授权给于恒，于恒与魏正宝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不能视为代理行为。《巴花购买合同》、《合同》签订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17日、2018年7月21日，两份合同魏正宝均未履行。魏正宝陈述其与于恒签订《巴花购买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12月份，该时间同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时间相甚远。因此魏正宝已构成实际违约，现于吉乐、陈伦荣已无法达到当初签订合同的大板经营目的。按照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一般是签订合同，交付定金，由魏正宝交付木材，相应的交付手续由魏正宝出具，于吉乐、陈伦荣只负责接收货物。为证明其主张，于吉乐、陈伦荣提交证据一《极品巴花合同》，证明双方约定了15个码单尺寸的巴花木材买卖，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3月17日陈伦荣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定金360000元；证据三《合同》，证明双方约定奥坎、塔立、红花梨大板木材买卖，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四银行交易流水单，证明于吉乐于2018年7月21日支付定金300000元。魏正宝质证认为，原、被告签订的2018年3月17日的《极品巴花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案涉合同签订后，魏正宝确实没有及时履行合同，其后于吉乐、陈伦荣委托其儿子于恒向魏正宝提货，在提货的过程中魏正宝与第三人于恒签订了《巴花购买合同》。根据《巴花购买合同》的约定，将《极品巴花合同》项下的定金360000元及另一份《合同》项下的定金300000元冲抵了极品《巴花购买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660000元。而且第三人于恒还主张了由于魏正宝没有及时履行合同，还补了66000元的利息给于吉乐、陈伦荣。在魏正宝与第三人于恒签订合同的当天，于恒还向魏正宝出具了一张便条，便条中明确了2018年7月21日《合同》项下的定金300000元用于抵《极品巴花合同》项下的货款。该便条明确极品巴花大板已提走，该便条还备注了原合同作废，该便条作废。结合本案第三人于恒同于吉乐是父子关系，于恒作为儿子替父亲提货并签订合同是符合常理的，并且在提货过程中魏正宝有打电话征得于吉乐的同意。即使没有征得同意，基于于吉乐与于恒是父子关系，魏正宝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来提货可以代表于吉乐的行为，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魏正宝提交证据一《极品巴花合同》，证明合同约定总价款760000元，定金360000元；证据二《合同》，证明双方约定定金300000元；证据三《巴花购买合同》、证据四便条，证明魏正宝与陈伦荣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已履行完毕，2018年7月21日《合同》项下的定金300000元抵充《极品巴花合同》的货款。于吉乐、陈伦荣与魏正宝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及《合同》被魏正宝同于恒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替代；证据五申请证人周某、高某出庭作证，证明第三人于恒来到魏正宝处要求提板的过程，当时于恒是受于吉乐、陈伦荣的委托来提板的，于恒签订合同以及出具便条的行为，是受于吉乐、陈伦荣的委托。两位证人均说到于恒来提货时，魏正宝不让他提货，并要求其提供相关凭证。证人还讲到于恒与魏正宝在提货环节有争吵，从这一点来说，只有一种可能，即于恒是受到于吉乐的委托来提货，并不像于恒所述的是应魏正宝的要求签《巴花购买合同》。再结合证人说的于恒与魏正宝争吵以后都出去打电话，在该特定时间段内肯定是打电话给于吉乐。魏正宝打电话征求于吉乐意见，于吉乐是同意让于恒提货的，所以后面才补签的合同。当时于恒也打电话给于吉乐，如果没有经过于吉乐同意，魏正宝不可能同于恒签订《巴花购买合同》，也不可能让于恒把货提走。于吉乐、陈伦荣质证认为，魏正宝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与于吉乐、陈伦荣提交的证据是一致的，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是其提供的与第三人于恒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合同的内容大体可以看出双方之间是有明显的数字计算行为在内，而且该合同内容存在多处涂改：1.合同内容第二行“订金共66万元”，原金额应是60万后改为66万，2.落款签字处年份的时间也是有涂改的，所以于吉乐、陈伦荣对其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魏正宝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其他买卖合同关系，并不能说明该份合同签订之后，就可以冲抵于吉乐、陈伦荣所交付的定金。对于证据四于恒本人出具的便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于吉乐、陈伦荣并未要求和授权于恒去提取该巴花大板，魏正宝有充足的时间以短信、电话、微信等方式来告知于吉乐、陈伦荣，但是于吉乐、陈伦荣均未收到相关的信息。故于吉乐、陈伦荣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都不予认可。结合当时于吉乐与于恒之间父子关系紧张，不排除其二人串谋来损害于吉乐、陈伦荣的利益。证据五两名证人的证言达不到魏正宝的证明目的。证人周某用的词是“听说”，本质上讲是一种传来证据，也无法来直接证明魏正宝的证明目的。于恒认为，其与于吉乐是父子关系，两人的关系也很紧张。魏正宝知道于恒与于吉乐关系不和，于恒与于吉乐是各做各的生意。于恒和魏正宝之间本就有生意往来，于恒也有找魏正宝买巴花大板。魏正宝让于恒签《巴花购买合同》时，合同上面的日期与实际不符，所以于恒才在该合同上签字。关于证人证言，于恒和魏正宝就做了一次生意，因为所有的巴花都要找魏正宝购买，整个港区（张家港）的人都知道。于恒对第一位证人有印象，但是对第二位证人没有印象。至于证人所述细节于恒记不太清楚，于恒对魏正宝所述不认可。于恒与魏正宝建立买卖关系，是因为魏正宝找到于恒说要给其好处。现于恒将事实说出来，是因为那批货于恒完全没有得到好处，还给其带来麻烦，因为该批货太烂卖不掉，放在仓库里还占着很大的一个位置。当时魏正宝和于恒说这批货市场价是35000元，现30000元便宜卖给于恒，于恒购买了总价为820000元的货，亏了将近30多万。于恒事后找魏正宝，魏正宝不理于恒。并提交证据一《巴花购销合同》、证据二《巴花购买合同》证明其主张。于恒出具便条是因为魏正宝说若于恒出具便条，就给其一批巴花大板作为好处。关于2015年签订的《巴花购买合同》，当时于恒不知道细节，是魏正宝叫于恒签字，签完字后有一批货要交给于恒，这批货在国外放了很久，开裂、腐朽很严重。现在看来，这批货当时给于恒是因为魏正宝履行不了，然后就借机给于恒，就此代表于吉乐收了这批货。于恒是想签一个字就白得一批大板，于是就在该合同上签字，于恒看合同日期与实际不符，所以便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于恒已收到该批大板，现该批货还在于恒的仓库中没有变卖，魏正宝如果要可随时拉走。该批货在于恒的仓库存放了一年多，租金也浪费了将近一两万。本案系于吉乐、陈伦荣与魏正宝之间的纠纷，没必要将于恒追加进来。现魏正宝将于恒追加进来，耽误于恒一两天的行程，其参加诉讼的费用，应由原、被告负担。魏正宝质证认为，合同上写的2015年系笔误，故魏正宝将时间改成2019年并捺指模。结合第三人于恒向魏正宝出具的便条时间是2019年5月12日，说明签订《巴花购买合同》的时间和出具便条的时间是吻合的，可以证明时间是2019年而不是2015年。魏正宝将定金600000元改为660000元，亦是纠正笔误的行为。于恒认为其提取的板材现在还放在仓库，造成了仓储费用以及因为本次案件的诉讼产生的差旅费应当由原、被告承担，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于恒没有证据证明其提走的板材目前还搁置在仓库内。且于恒是受其父亲委托来提货的，货物已经提走了。于恒在便条中也注明了于吉乐与魏正宝签订的合同已经作废。同时，该定金抵作货款等。于恒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明白签定的买卖合同以及便条意味着什么。于恒陈述其与于吉乐父子关系不好，系应魏正宝要求损害了于吉乐的利益，显然这个观点是非常苍白的，故于恒的诉求难以成立。于吉乐、陈伦荣质证认为，于恒提供的《巴花购买合同》与魏正宝提供的《巴花购买合同》对比，明显存在多处的涂改，所以不排除魏正宝伪造证据的可能。结合魏正宝在庭审中的陈述，其2015年是不认识于恒的，于恒答辩时提到的是因为看到时间是2015年，所以认为不会追究其责任，这份合同是假的合同，所以于恒就签了字。魏正宝的陈述与于恒的陈述相结合，于吉乐、陈伦荣认为于恒的陈述是符合实情的。魏正宝与于恒签订这份《巴花购买合同》伪造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交易关系。对于恒提交的《巴花购销合同》，该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但是可以看出于恒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魏正宝也从事过其他的商业活动，所以于恒并不能代表于吉乐、陈伦荣与其他任何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后果，也不能归结于于吉乐、陈伦荣。本院认为，于吉乐、陈伦荣提交的证据《极品巴花合同》、《合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银行交易流水单，魏正宝提交的证据《极品巴花合同》、《合同》，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已归纳为无争议事实，在此不再赘述。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魏正宝提交的证据三《巴花购买合同》、证据四便条，于吉乐、陈伦荣对该两项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该两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于恒提交的《巴花购买合同》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该《巴花购买合同》的落款时间应为2015年5月12日，与于恒所述的其是看到该合同上时间与实际时间2019年5月12日不符，以为在该合同上签字就不需要负相应责任相印证。以上证据仅能证明2019年5月12日，魏正宝与于恒签订《巴花购买合同》，于恒在领取大板后向魏正宝出具了便条一张，但是无法证明于恒与魏正宝签订《巴花购买合同》及出具便条的行为系受于吉乐、陈伦荣委托；二、关于证据五周某、高某的证言，两位证人的证言仅能证明2019年5月12日，有人来找魏正宝提货，且在提货过程中与魏正宝发生过争吵，但是对于魏正宝所述的其有与于吉乐进行电话确认，两位证人对具体情形均不是很清楚，只是听案外人张淑丽所说，故证人高某、周某的证言尚不足以证明魏正宝在于恒来提货时有向于吉乐、陈伦荣进行确认，魏正宝应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魏正宝向本院申请调取魏正宝、于吉乐、于恒于2019年5月12日的通话清单，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分别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发出调查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函复：对原始话费数据（包括主、被叫电话号码、通话时长时间、通话时长等内容）保存6个月，2019年5月12日的通话清单现已无法调取。关于于恒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需满足以下条件：一、须是无权代理，即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为；二、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三、须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四、须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理应知道行为人是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那么就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相对人也就不能受到保护。本案中，魏正宝称其已经通过电话联系于吉乐确认是于吉乐委托于恒向其提货，但仅提交证据证人高某与周某的证言，但证人的证言仅能证明于恒提货时魏正宝有打电话，证人对魏正宝通话的对象及内容均不清楚，魏正宝、于吉乐、于恒2019年5月12日的通话清单客观上也已无法调取，魏正宝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故魏正宝认为于恒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本院难以采纳。于恒未经于吉乐、陈伦荣授权与魏正宝签订《巴花购买合同》，且于吉乐、陈伦荣未对于恒《巴花购买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故于恒与魏正宝签订《巴花购买合同》的行为不能视为代理行为，该合同不能视为魏正宝与于吉乐、陈伦荣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及《合同》的补充合同，应视为于恒与魏正宝间另立的合同关系。魏正宝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于恒的行为不能视为已向于吉乐、陈伦荣履行合同义务，魏正宝与于吉乐、陈伦荣间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陈伦荣按照《巴花购买合同》约定向魏正宝交纳定金360000元,但双方合同约定的合同总金额为76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双方在该合同中对定金约定过高,陈伦荣向魏正宝支付的360000元中应确定定金为152000元（760000×20%）,另208000元应确认为预付款。于吉乐按照合同约定向魏正宝交纳定金300000元，该合同中约定的定金数额未超过合同总金额的20%，本院予以确认。陈伦荣、于吉乐向魏正宝付款后,魏正宝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陈伦荣、于吉乐履行供货义务,已构成违约,故本院对陈伦荣、于吉乐要求解除双方分别于2018年3月17日、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于魏正宝违约,致使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故魏正宝应当向陈伦荣双倍返还定金304000元（760000×20%×2）及其他预付款208000元、向于吉乐双倍返还定金600000元。于恒主张其参加诉讼产生的费用应由原、被告负担，但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陈伦荣与被告魏正宝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极品巴花合同》；二、解除原告于吉乐与被告魏正宝于2018年7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三、被告魏正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于吉乐、陈伦荣双倍返还定金904000元及预付款208000元；四、驳回原告于吉乐、陈伦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80元，减半收取计8340元，由原告于吉乐、陈伦荣共同负担936元，由被告魏正宝负担74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益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蔡芳莲书 记 员 张天贵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中和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