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22民初56号原告：邵其元,男，生于1951年4月5日，汉族，湖北省荆门市人，住荆门市东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男，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建，男，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承龙，男，生于1971年5月15日，汉族，湖北省沙洋县人，住湖北省沙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山，男，沙洋县曾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邵其元诉被告邓承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原告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请求判令1、被告继续向原告履行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富海牌”饲料21.84吨；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水产养殖户，在养殖鲟鱼期间，被告称其销售钟祥市富源饲料有限公司、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的饲料。原告在2014年5月至10月期间共向被告购买价值39万余元的饲料，其中购买被告宣称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的饲料21.84吨，价值96096元。原告使用了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富海牌”饲料后，造成鮰鱼死亡约2万斤。原告向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核实后发现，该公司在2014年从未向湖北地区销售过水产饲料，也未与邓承龙签订过任何水产鱼饲料销售合同，这说明邓承龙销售的饲料并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该饲料经过原告送检，发现其产品质量并不合格，对原告养殖鮰鱼的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向原告履行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富海牌”饲料21.84吨是无理要求，因为原告经营的该鱼池已于2015年10月转让给他人，原告已不再从事养殖渔业经营，而且原告本人也已不再继续购买该品牌饲料。其次，被告在提交的代理词中称原、被告之间其实没有签订过任何销售合同，事实是原告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签订饲料销售合同后，因其资金短缺，故通过被告代为申报并为其垫付资金，被告为原告两次代购饲料都是通过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业务员李爱花电话联系申报的，然后开票、提货、运输都是李爱花完成的，被告只是为原告代为申报并垫付资金而已。再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饲料不是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死鱼损失10万元，事实不清，于法无据，原告喂养的鱼死亡与被告销售的饲料没有任何关联，原告第一次进购饲料是2014年5月8日，第二次购进饲料是同年8月3日，按照原告的说法，原告进货几天后开始喂料，5天后发现死鱼情形，如果死鱼真与饲料有关，原告为什么不停止喂食？产品不合格为什么不报案经过相关执法监管部门鉴定处理？或者直接要求被告退赔饲料或赔偿损失？但原告把饲料用完了，在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所欠货款时，提出无理要求，完全是赖账行为，且该案已经过东宝区人民法院（2016）民初558号、（2018）民初918号，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8民终20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原、被告的结算时间是2015年元月9日，这与原告进货时隔近半年，如果死鱼是饲料原因造成的，原告完全可以不予结算，不予向被告出具欠条，或者向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0万元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原告的诉请属于产品质量纠纷，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及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东宝区人民法院（2016）鄂0802民初558号、（2018）鄂0802民初918号，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8民终203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据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三份证据恰恰说明原告欠被告饲料款的事实。经审查，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系原、被告构成鱼饲料买卖合同关系，对原告的该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发货单”（2014年邵老板鱼料账目清单）和2014年5月20日被告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委托人李爱花）签订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鱼料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上述二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发货单中鱼饲料账单，只能证明原告欠被告货款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二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其证明目的结合下述证据分析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李爱花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系伪造，认为李爱花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且均属于伪证。被告在提交的代理词中称：1.原告给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的来源和真伪不能确定；2.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在证明中称，2014年该公司未向湖北地区销售过水产饲料与事实不符，因原告在东宝区法院（2016）鄂0802民初558号案中，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和其申请的证人王某均称2014年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签订过水产饲料销售合同，且在荆门地区销售过；3.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上的公章是该公司三证合一后的新公章，如果说被告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上的原公章是伪造的，那么原告及其证人王某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使用同一合同版本、同一公章（原公章）签订的销售合同又作何解释；4.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在证明中称从未与被告、李爱花发生过水产饲料交易，但因该公司在湖北设有其他销售点，加上该公司管理也存在混乱，不排除李爱花从其他渠道或其他销售网点购得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饲料后再卖给原告使用。故原告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上述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系被告在2014年出售给原告的饲料系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鱼饲料而属于假冒伪劣饲料。其理由为：其一，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书面证明载明：“一、我公司从未与邓承龙、李爱花签订过任何水产鱼料销售合同或委托上述两人销售我公司任何产品，从未与邓承龙、李爱花发生过交易。二、邵其元提供的我公司与邓承龙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鱼料销售合同》系伪造，该合同上的签章并非我公司公章。三、我公司2014年从未向湖北地区销售过水产鱼料。”其二，李爱花出具的书面证明载明：“我李爱花，2013年之后未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有任何水产业务往来，也未从公司发过水产饲料。”从而证明被告在2014年间卖给原告的鱼饲料并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且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经审查，原告提交的李爱花出具的“证明”系复印件，被告提出异议，且李爱花也未出庭作证，故对李爱花出具的“证明”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中，该公司称邵其元提供的该公司与邓承龙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鱼料销售合同》系伪造，该合同上的签章并非该公司公章,但因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在证明后并未附原告提供给该公司与邓承龙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鱼料销售合同》文本附件，故难以确定原告向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提供的上述合同的来源和真伪性。其次，经核实东宝区人民法院（2016）鄂0802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原告提交的证据Ｂ１.水产销售合同一份，拟证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３日，原告与刘某（合同中载明郑州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法定委托人）签订过郑州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料销售合同(合同上签章为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认定销售商为启明公司饲料销售驻咸宁经销商），以及东宝区人民法院（2018）鄂0802民初918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原告提交的证据Ｂ１.水产销售合同一份，拟证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３日，原告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同时，经核实东宝区人民法院（2016）鄂0802民初558号卷宗笔录（笔录及相关材料附本案卷后）记载：原告申请的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时称2014年王某也与刘某（合同中载明郑州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法定委托人）签订过郑州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料销售合同(合同上签章为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认定销售商为启明公司饲料销售驻监利县经销商），并在荆门市掇刀区关公园区72号出售给王某富海牌饲料。故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在证明中称其2014年从未向湖北地区销售过水产鱼料，其存在自相矛盾或疏漏的问题。再者，即使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与李爱花在证明中均称2014年双方未发生过水产鱼料交易关系属实，但也不能排除李爱花从其他渠道及其他方式购得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鱼饲料后再销售给原、被告使用的可能性。故原告也不能以上述合同不真实确定被告向原告出售了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假冒伪劣饲料。且原告第一次进购被告饲料是2014年5月8日，第二次进购被告饲料是同年8月3日，原告的鱼死亡时间是同年8月15日左右，在2015年元月9日，原、被告双方对账时，原告已确认给付被告货款，当时原告并未提出饲料质量质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综上，故对原告上述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检验送检的产品抽检的样品数量、送检时的产品质量期限均不符合有关规定，且被告并未参与质量检验，故对原告检验的饲料称系被告销售的以及检验结果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该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系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鱼饲料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原告喂养的鱼大量死亡。经审查，原告提交的检验报告中，记载检验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检验样品名称为美国叉尾鮰鱼料，未载明型号规格和商标，样品描述为散装、颗粒，委托单位和委托人均为邵兵才，且该报告检验结果仅为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较低为２０．２３％，而导致鱼的死亡有各种因素，不能排除鱼的死亡原因系其他因素所致，或者不能认定所有鱼的死亡，均系饲料蛋白质含量低所导致的，故对原告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廖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廖某已出庭作证）及死鱼照片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人的证言及死鱼照片不能证明原告的鱼死亡与被告的饲料有因果关系，其缺乏关联性。经审查，该二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养殖的鱼有死亡的事实，但不能确定死亡的原因是什么，被告的异议成立，故对原告该二份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打款记录有异议，认为被告仅凭交易流水不能证明被告与李爱花之间有水产饲料交易往来，且交易流水应当提供原件，即便交易记录属实，也不能证明被告与李爱花之间系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的交易记录，且被告称与李爱花有水产交易记录，还应当提供买卖合同予以佐证。被告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系证明其与李爱花存在饲料交易关系，同时证明李爱花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是假的。经审查，被告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打款记录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李爱花未出庭作证，从其打款流水的频次、数量和时间上看，不能完全排除被告与李爱花存在交易的可能性，但不能确定被告与李爱花存在饲料交易，故对被告要达到证明其与李爱花存在饲料交易关系的目的，不予确认；被告也不能仅以此凭证推定李爱花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是假的，故对被告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原、被告诉辩称述，结合认定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邵其元与被告邓承龙同为养殖户，被告先后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和其他饲料公司购进饲料后，再出售给原告。2014年5月8日至10月8日，被告先后向原告提供饲料，原告支付部分饲料款给被告。2014年8月15日许，原告所养殖的鱼塘开始出现死鱼情形，死鱼情形持续多天，原告称其死亡的鱼约2万斤，损失达10万元。2014年10月9日，原告称将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饲料送国家饲料质量检验中心（武汉）进行检验，检验报告载明样品名称为美国叉尾鮰鱼饲料，型号规格及商标均未记载，送检样品描述为散装、粒状，送检单位和委托人均记载为邵兵才，同日出检验结果为饲料粗蛋白质含量为20.23%。2015年1月9日，原、被告进行对账，并出具“2014年邵老板鱼料账目清单”，载明时间、产地、数量、单价、合计货款392796元，已付208000元，下欠184796元，原告在该账目清单上签字确认“此数据属实，邵其元，2015年1月9日”。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2019年2月25日，李爱花为原告出具书面证言，其内容为李爱花2013年之后未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有任何水产业务往来，也未从该公司发过水产饲料。2020年5月23日，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为原告出具书面证言，其内容为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从未与被告、李爱花签订过任何水产鱼料销售合同或委托上述两人销售该公司产品，从未与被告、李爱花发生交易；原告提供的该公司与被告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水产鱼料销售合同》系伪造，该合同上签章并非该公司公章；该公司2014年从未向湖北地区销售过水产鱼料。现原告以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证言以及李爱花出具的书面证言为据，从而认为被告在2014年向原告出售的系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产品，且检验蛋白质含量未达标，系不合格产品，因此造成了原告养殖的鱼大量死亡约2万斤，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向原告履行给付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富海牌”饲料21.84吨，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院认为，原告因经营水产养殖向被告购买饲料，被告提供饲料后，原告支付部分款项，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原告认为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饲料系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问题。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饲料系非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富海牌”饲料21.84吨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认为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饲料因蛋白质含量低质量不合格，导致其养殖的鱼大量死亡，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的问题。因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养殖的鱼的死亡原因系被告所销售的饲料所导致的，即使是被告所销售的饲料其检验的结果只是蛋白质含量较低20.23%，也并不能确定全部鱼的死亡是由于饲料蛋白质含量较低造成的。且既然是由被告销售的饲料导致原告的鱼死亡，那么在2015年1月9日，原、被告双方对账时，按常理原告应当提出该问题，但其却未提出，也未在其确认的货款中予以扣减，且原告所称的损失数额为10万元，缺乏依据支持，被告又不予认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或由法院酌定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也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养殖的鱼死亡始于2014年8月15日许，原告将饲料送质检部门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结果的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即从该时日起，原告即应当知道其所购饲料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原告在该时日及以后一段时间未提出，在此后原、被告于2015年1月9日，双方对账时，原告也未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应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原告直到现在2020年1月才向本院起诉向被告主张该权利，虽然原、被告发生货款给付纠纷后，原告在东宝区人民法院和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的上述三个判决中（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提出过饲料鉴定报告的证据,质疑过被告销售的饲料的质量问题，但从未提出反诉主张。原告提交的代理词称诉讼时效应当从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后才知道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时计算，因原告提供的河南启明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的证据与其他事实自相矛盾存在瑕疵，且所涉饲料产品早已过保质期并已灭失，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故对被告认为原告关于产品质量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其元对被告邓承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22元，减半收取2111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正文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