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11民初2884号 原告：杨立伟，男，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福，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明，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世文，男，1964年8月2日出生，苗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有，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雅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宋荔新，女，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炎（系被告丈夫），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杨立伟与被告张世文、宋荔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方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变更审判人员。原告杨立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明，被告张世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有及被告宋荔新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立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张世文回购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权，被告张世文向原告杨立伟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250,000元及利息【其中，1,125,000元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付，另1,125,000元自2017年4月28日起计付，均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30日为人民币412,952元】，暂计人民币2,662,952元；二、判令被告宋荔新对被告张世文的前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责任保险费均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经他人介绍，原告与被告张世文认识。此后，原告与被告张世文及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鹰公司”）其他股东多有接触，被告张世文及波鹰公司其他股东多次向原告介绍波鹰公司的各种优势和美好前景，并称几年后波鹰公司将在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不含新三板）。基于对被告张世文及波鹰公司其他股东的各种介绍及承诺的信赖，原告开始筹集巨额资金购买波鹰公司的股权。其中，2017年3月初，原告与被告宋荔新、张世文三人签订了一份《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宋荔新将所持有的波鹰公司1.5%的股权，即150万元出资额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50万元,实收资本150万元）以2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2017年3月24日前，将股权转让费的一半112.5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被告宋荔新，余下部分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协议第四条“股权回购”约定，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在36个月内（从付清转让费之日算起）未上市或不上市（仅指主板，不含新三板）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张世文按年息6％回购，被告张世文承诺于30天内无条件完成回购。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17年3月22日向被告宋荔新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125,000元，于2017年4月28日再向被告宋荔新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125,000元。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协议的目的是波鹰公司能在三年内在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不含新三板），从而获取较高利润，但原告付清股权转让款至今已届满36个月，波鹰公司未在主板上市，也没有任何上市筹划和准备，且波鹰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不太好，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二被告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特别巨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及《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张世文按年息6％回购股权，被告宋荔新应对被告张世文的股权回购、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隐瞒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向外借款1000万元的重大债务，该重大债务经法院审理，2019年法院判决张世文和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偿还程么坤借款1500万元及利息，二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和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也违反了合同法和公司法等规定，被告张世文应当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条的约定，承担股权回购的义务，宋荔新应当对张世文的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法院起诉，恳请法院判如诉请。 张世文辩称：一、在原告、被告宋荔新及答辩人三方签于2017年3月初签署的《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旧协议”）中，答辩人的地位为保证人。后原告与被告宋荔新两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署了《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新协议”），原告与被告宋荔新进行了股权的交割。在新协议中，答辩人并非新协议的合同签署主体且未在新协议上签字。关于担保义务，新协议已替代了旧协议，答辩人的担保义务随之消灭。由此，原告要求答辩人回购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1、在旧协议中，答辩人作为“保证方”签字，原告已明确知晓答辩人的实质地位为保证人。本案讼争的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原由被告宋荔新转让给原告。对被告宋荔新与原告之间关于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的股权转让，其权利义务由被告宋荔新和原告享有或承担。答辩人在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转让的旧协议中，并不享有任何利益；2、因为旧协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本身不符合逻辑。为此，新协议中，已排除了“股权回购”条款，答辩人已未在新协议上签字，不再承担保证义务。被告宋荔新将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转让给原告，出让方为宋荔新，所谓“回购”，本身应由被告宋荔新与原告之间进行。因旧协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本身不符合逻辑，答辩人也不愿承担所谓“回购”的保证义务，为此，答辩人已未在新协议上签字，不再承担保证义务；3、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原告取得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权，完成股权交割的合同依据是新协议，被告宋荔新与原告就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办理了变更登记。但就新协议而言，答辩人并非新协议的合同签署主体且未在新协议上签字，答辩人的担保义务随之消灭。担保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中，就“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的提出处理意见，认为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与贷款人订立新的借款合同，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贷款人以旧贷上的担保物权尚未进行注销登记为由，主张对新贷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从属性的界定，新协议已无关于答辩人“股权回购”的条款，答辩人不应承担“股权回购”的义务，答辩人的担保义务随之消灭。二、退而言之，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未上市的原因并非在于答辩人。2018年，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更换，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原告恶意阻止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原告亦无权要求答辩人进行股权回购。1、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7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免去张世文董事长职务，重新选举王移山为公司董事长；解聘张世文总经理职务，重新聘任王移山为公司总经理。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更换，答辩人不再担任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已发生变更。其中王移山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15.6569%股权，原告杨立伟持有公司10.5582%股权，郭文煌持有公司7.6583%股权。答辩人仅持有公司6.9095%股权。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公司的营业方向非答辩人主导。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和营收发生变化，未上市的原因并非在于答辩人，而是在于原告主导下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方向发生变化，因原告恶意行为，导致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未上市，在此情形下，原告亦无权要求答辩人进行所谓股权回购。综上，在新协议已替代了旧协议，答辩人的担保义务随之消灭。退而言之，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和营收发生变化，未上市的原因并非在于答辩人，而是在于原告主导下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方向发生剧变，因原告恶意行为，导致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未上市，原告亦无权要求答辩人进行所谓股权回购。为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宋荔新辩称：一、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是原告与张世文约定在一定条件下由张世文向原告购买股权，答辩人并未承诺回购，也没有任何条款约定答辩人就张世文购买股权事宜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从来就没有承诺过回购股权，更没有任何的回购连带义务，股权转让已经完成3年多了，答辩人也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所以这个案件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二、原告从答辩人处受让股权时，本身已经是公司股东，并在公司先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全面控制并亲自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状况非常清楚。1、原告2015年3月就成为波鹰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与当时董事长张世文是老乡和好朋友，业务上也经常来往，对波鹰公司经营与财务等事务就非常了解。2017年，原告主动找到答辩人，与答辩人商量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协议是到答辩人办公室签署，并非原告所述在波鹰公司签署的；2、答辩人只是财务投资人，没有在波鹰公司任职，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只是例行参加每年度一次的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财务与下一年度的计划进行投票，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也与原告不熟。三、波鹰公司经营情况不好，没有上市，是原告自己经营、管理不善所致，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1、自2015年3月后，原告就陆续收购波鹰公司股份，并在公司先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全面控制并亲自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因其无能，经营管理不善，才导致波鹰公司多年连续亏损。原告是对公司前景失去信心，对自己当初收购股权感觉后悔，投资失败，才恶意说受到欺诈。而且直到现在，原告还占有波鹰公司10.56%的股份，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也有重大影响，应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负责；2、股权转让后，答辩人已经不再是波鹰公司的股东，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干扰、影响波鹰公司的经营，公司经营的盈亏、利润分享与亏损分担，是否上市等事项均与答辩人无关。综上所述，原告针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围绕本案诉讼，杨立伟依法提交了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储蓄活期明细查询、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8）晋1002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171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张世文依法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波（2017）股字第01号股东会决议、波（2017）股字第02号股东会决议、波（2017）董字第01号董事会决议、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018年董事会会议决议、中标通知书（系列）、2019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等证据。双方当事人并做当庭陈述。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7年3月，以宋荔新为甲方、杨立伟乙方、张世文为丙方（保证方），三人签订了一份《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三人合同”），协议约定，被告宋荔新将其所持有的波鹰公司1.5%的股权，即150万元出资额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50万元，实收资本150万元）以2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告杨立伟。原告同意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至2017年3月24日之前，将股权转让费的一半，112.5万元支付给被告宋荔新，余下部分则于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其中，该协议第四条“股权回购”约定，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在36个月内（从付清转让费之日算起）未上市或不上市（仅指主板，不含新三板）的，杨立伟有权要求张世文按年息6％回购，张世文承诺在于30天内无条件完成回购。 在前述“三人合同”签署完毕后，于2017年3月15日，以被告宋荔新为甲方、原告杨立伟为乙方，两人又另行签署了一份与“三人合同”的合同名称相同，但实质内容发生部分变更的《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两人合同”），其与“三人合同”相异内容主要体现为：1.股权转让金额为1,500,000元；2.删除了“三人合同”中的协议第四条，即关于被告张世文“股权回购”义务之内容。 原告于2017年3月22日向被告宋荔新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125,000元，又于2017年4月28日向被告宋荔新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125,000元，以上共计2,250,000元。 另查，杨立伟、张世文现均为波鹰公司股东。 又查，距杨立伟付清股权转让款至今已届满36个月，波鹰公司未在主板上市。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经审查，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闽0211民初2884号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宋荔新、张世文价值2,662,952元的等值财产,后原告向本院申请解除对宋荔新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经审查，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2020）闽0211民初2884号之一裁定，解除对被申请人宋荔新价值2,662,952元的等值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 原、被告诉称、辩称的其他事实，于本案审理无涉，不再一一查明。 本院认为，围绕杨立伟所提之诉请及各方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点主要为：一、本案所涉及的两份合同（即“三人合同”与“二人合同”），当事人于分别订立此两份合同时，是否均具真实之意思表示？二、杨立伟是否存在恶意阻止波鹰公司上市之事实？三、宋荔新是否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分别就以下争点进行分析： 一、本案所涉及的两份合同（即“三人合同”及“二人合同”），当事人于分别订立此两份合同时，是否均为真实之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基于原告杨立伟所提供的《储蓄活期明细查询》以及被告宋荔新当庭对于已收受股份转让款数额的再次确认，可知原告所交付与被告宋荔新的股权转让费总计为2,250,000元无误。结合原被告分别提交的两份内容不同的《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协议内容，显然表明当事人是以该“三人合同”为依据，从而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履行结果已然显示出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而关于该“二人合同”，基于前述之合同履行情况，系当事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产物。在此情形下，应以“三人合同”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杨立伟是否存在恶意阻止波鹰公司上市之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被告张世文所提供的《2019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于2019年3月3日，原告杨立伟持有波鹰公司10.5582%股权，为该公司内第二大股东。但从被告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杨立伟于2019年3月3日前后确有掌握波鹰公司经营策略的能力及责任，但不能证明杨立伟存在恶意阻止波鹰公司上市之事实，故对于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三、宋荔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由前述关于第一个争点的分析，应认为该“三人合同”为唯一发生法律效力之合同。基于此项事实，并结合该“三人合同”中第四条股权回购之内容，可知该“股权回购”之义务仅由被告张世文承担，而被告宋荔新仅承担转让股权之义务，该项义务并不及于“股权回购”，故本院认为被告宋荔新无需承担关于“股权回购”义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原告杨立伟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另就原告杨立伟于举证中所提出的《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8）晋1002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10民终17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该证据虽能确定波鹰公司于2013年负有1000万元的对外债务，但结合原告多年的波鹰公司股东身份，以及多次的股东大会出席记录，应当认为原告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具有相当程度之了解，故对于该项数额较为重大之债务也应多少具有了解及了解之可能，故即便三方于签署“三人合同”时并未明确提起该项事实，也应认为二被告并未有恶意隐瞒该项事实之行为。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三人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该合同的约定，“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在36个月内（从付清转让费之日算起）未上市或不上市（仅指主板，不含新三板）的，杨立伟有权要求张世文按年息6％回购，张世文承诺在于30天内无条件完成回购”，现波鹰公司未在主板上市，合同约定的条件已成就，张世文应依约向杨立伟支付案涉股权价金及利息，用于受让杨立伟持有的波鹰公司1.5%的股权。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内容明确但表述内容有不严谨之处，本院在判决主文中径行予以规范。案涉股权受让过程中必然涉及股权转移登记等相关手续的办理，杨立伟、张世文对此应当积极配合。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世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依约向原告杨立伟支付股权转让款2,250,000元及利息(其中，1,125,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付，另1,125,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4月28日起计付，均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用于受让原告杨立伟持有的波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权； 二、驳回原告杨立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28,104元，由被告张世文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已由申请人杨立伟向本院缴纳），由被告张世文负担，由张世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杨立伟给付。保全责任保险费由原告杨立伟自行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 湧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超岚 代书记员  陈达旺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