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泽杨，男，196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安，湖北辨和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瑜，男，198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民，湖北山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宗超(周荣楼之子)，男，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万伏(周荣楼之妻)，女，195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园，湖北群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黄家冲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黄家冲村4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50673680911X3法定代表人：张光明，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周泽杨、周瑜因与被上诉人周宗超、杨万伏、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黄家冲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家冲村委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瑜未在本院通知的期限内依法预交上诉费，本院已另行裁定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泽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周泽杨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周泽杨与受害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在受害人与周瑜商谈拆除房屋事宜的过程中，只是起了从中帮忙联络的作用。无论是出于村组长责任，还是作为周瑜此前的邻居，热心帮忙联络，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周泽杨与周瑜系承榄关系，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周泽杨是受周瑜之托帮其找人拆除房屋，以及受害人与周瑜电话直接商谈拆除房屋的事实严重不符。本案的事实为：2018年10月13日，黄家冲委会召开由村干部、组长、中心户参加的宅基地复垦动员会议，要求组长下去做好符合条件农户的思想工作。时任该村7组组长的周泽杨按要求参加了此次会议。周瑜原系该村村民，与其母亲在该村7组有一幢房屋，因长期无人居住和管理而坍塌，属于宅基地复垦的范畴。周泽杨由于周瑜与其母亲不在黄家冲居住，周瑜想让周泽杨帮忙在村里找人拆除房屋。正如周瑜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们是邻居，平时关系还不错，有什么事都是互相帮忙”(见询问笔录第3页第5行），加之周泽杨又是7组组长，有义务敦促周瑜复垦。当周瑜提出希望能帮忙找人拆除房屋时，周泽杨不便推辞。受害人周荣楼（周瑜的伯父）得知消息后，表示愿找人拆除。于是周泽杨电话告知周瑜，并将电话交由受害人周荣楼与周瑜商谈，拆除房屋的工钱如何计算，包括估算大概需要多少工钱，都由受害人与周瑜商定。之后，受害人联系了同组村民周某、陈传发共同拆除房屋。二、一审法院查明“周荣楼对拆除房屋的人工工资进行估算，得出4人约6天完成，每人每天150元，大概需要4000元”。既然周泽杨是承揽人，就没有必要让受害人与周瑜商谈，而且作为承榄报酬应当明确具体，而不是估算可变的金额。按4人150元/天计付工钱，很明显是提供劳务者的劳务报酬。三、一审法院认定“待拆房完工并经验收后由周瑜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周泽杨，再由周泽杨负责转付，应当视为周泽杨承揽该劳务的行为”，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受害人估算4人约6天完成，每人每天150元，因具体天数暂无法确定，估算大概需要4000元。周泽杨没有任何收益，没有收取承揽报酬。四、周瑜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与周泽杨对话“我长期也不在家，到时候搞清白了具体好多钱，我就用微信转给你”（询问笔录第3页）。应理解为具体多少人多少天完成拆除房屋，届时按每人每天150元据实计算，确定提供劳务者报酬，由周瑜用微信支付给周泽杨，再由周泽杨帮忙转付给受害人。五、一审查明，“周荣楼即邀同组村民周某、陈传发共同拆屋，言明每日工价150元，本人提供午餐”。上述情况充分印证周泽杨并非承揽人。六、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审判员询问证人周某，“你们在拆屋时知不知道周泽杨去了没？”周某回答“头天11月2日去过说没有生效不能搞”。周瑜的代理人询问证人周某，“当时你们施工周泽杨阻拦你们施工没有？”周某回答“阻拦了，说没有搞好你们不慌搞”。在第一次开庭时，周泽杨还不是本案被告，而是周瑜申请的证人之一。从当时的庭审情况来看，受害人开始拆除房屋不仅周泽杨没有安排，而且还明确予以制止。第一次庭审，周瑜的代理人询问己方的证人即周泽杨（后由周瑜申请追加为被告），“开工后你通知过周瑜没有？”周泽杨回答：“2号晚上周荣楼通知了，我没有通知。”说明受害人与周瑜存在直接的联系，这与周某在法庭上陈述周泽杨制止受害人施工相吻合。七、周瑜向村委会交纳300元意外伤害保险费，目的是为了转移施工过程中给周瑜本人带来的赔偿风险。周瑜与村委会签订《农村个人宅基地拆房安全协议书》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人身伤亡事故及其他意外事故；均由乙方周瑜承担赔偿责任。八、周宗超、杨万伏在起诉时没有将周泽杨列为原审被告，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始终坚持周瑜是受害人的雇主，追加周泽杨为本案共同被告不是其二人本意。周宗超、杨万伏辩称，一、根据周泽杨在上诉状中的表述，周荣楼是接到了周泽杨的电话，才去与其商议给周瑜拆房事宜。同时在其公安机关的询问中描述“我和周荣楼商量完后，就现场给房主周瑜打电话，将拆除方案给他汇报一下，后经过现场电话中达成协议后这个事情我们就商量好了。”由此可见，对于拆房的事宜并非是由受害人周荣楼和周瑜商定的。二、对于上诉理由第六项中表示“周泽杨对于拆房的过程予以制止……”，在周泽杨等三人的描述可以看出，开工的第一天上午周泽杨已经到达了施工现场，在发现三人已经在施工的情况下，仅仅是嘱咐要注意安全，并没有说明确的制止，由此可见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持放任态度。三、本次事故的发生，已经让周荣楼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一审法院对于周荣楼30%的责任划分，也足以与其过错程度相一致。而周泽杨在一审中，先是作为周瑜的证人出庭作证，后被周瑜申请追加为本案被告，关于周泽杨与周瑜是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其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请求法庭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判决。对于周泽杨上诉请求不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提供午餐”不代表周荣楼主动邀他们在家中吃饭，根据陈传发的询问笔录，实际的情况是施工的多人住的较远，不方便回家，所以在周荣楼随便吃点。黄家冲委会辩称：一、据了解，周泽杨是起到了私人介绍的作用，这个房屋是周瑜母亲所有，但其母亲患有××，周瑜是其母亲的监护人，所以房屋的事情一直是他在处理。二、周泽杨当时是组长，但是周瑜委托其办理私人事务，无论是基于邻里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都不是履行工作职责，其是否承担责任都与村委会无关，村委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周瑜的确向村委会缴纳了300元保险费，但由于村委会购买的是集体险，所以必须要等所有人保费交齐了才会购买保险，然后再开工。村委会代收保险费的原因不是针对周瑜一人，周瑜当时也清楚这个事情，由于村民不是统一来交保险的，所以村委会将保费代交给保险公司需要时间。周泽杨在向周瑜介绍施工人员的时候，也告知了保险的情况，要求等到购买保险后再施工，但周瑜和周荣楼都没有听从，施工前周荣楼还问了周泽杨保险的生效时间，周泽杨告诉他还未生效。到保险生效后村委会也在村中进行了公示。村委会和周瑜签订的协议也明确约定需要等到购买保险后再开工，周瑜未按照协议约定提前开工与村委会无关。四、本案是侵权之诉，不是合同之诉也不是保险合同纠纷，村委会和周瑜的纠纷不适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周瑜辩称：对于周瑜和周泽杨之间的承揽关系无异议。但对于周泽杨称其不承担责任有异议，周泽杨应当承担责任。一、周瑜常年不在家，一直生活在外地，周瑜通过电话联系将这件事全权交给了周泽杨处理。二、具体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开工的，直到出了事故，亲戚才给我打电话。三、周瑜并不清楚保险什么时候生效，以为意外保险是12小时就生效，当时保费已经缴纳了20天了，的确不知道保险还未生效。四、周瑜之所以想要周泽杨帮我处理这件事，也是基于信任周泽杨是村里的干部，周泽杨履行的村干部的职责，村委会也应当承担责任。五、周瑜对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不服，村委会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受害人周荣楼虽然值得同情，但其自身存在过错，亦应承担部分责任。六、周泽杨明知保险未生效，自己又是村干部，第一天开工也到了现场，却对施工未进行阻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周宗超、杨万伏一审诉讼请求：1.周瑜、黄家冲委会连带赔偿各项经济损失255216.75元；2.本案诉讼费由周瑜、黄家冲委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家冲委会为落实《宜昌市夷陵区2018年度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工作任务，根据夷陵区国土资源局的实地测绘，对全村村民没有使用的危房(或坍塌)进行了清理，符合宅基地复垦条件的农户达220多户，属于有偿复垦。2018年10月13日，村委会召开由村干部、组长(中心户)参加的动员会议，要求组长下去做好符合条件农户的思想工作，由农户先申请，签订安全施工协议，缴纳意外伤害保险费，特别强调等全村保险费收缴完毕入账、保险公司险种生效后，再通知各户方可施工，不要擅自进行。周瑜父母在黄家冲村××（××）有土木结构住房1栋及猪圈(占地面积182㎡),其父周云台于2003年4月去世，周瑜的妹妹在宜都市为其母亲望开春购买房屋1套，望开春即到宜都市居住，周瑜结婚后也离开黄家冲到其妻所在的宜都市陆城街办头笔社区居委会5组居住。原在黄家冲老家的房屋因长期无人居住、修缮而坍塌，属于宅基地复垦的范畴。周泽杨(黄家冲7组组长)与周瑜老家系邻居，遂电话联系周瑜回老家办理宅基地复垦手续。周瑜于2018年10月18日向黄家冲委会提交农村个人宅基地复垦申请书，申请对其老家现有的土木结构房屋175.04㎡自愿拆除，将原土地使用证面积复垦成耕地，验收后由村委会无偿收回。同时与村委会签订《农村个人宅基地拆房安全协议书》，约定于2018年12月30日前完成拆除工作，还约定“若乙方(周瑜)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人身伤亡事故及其他意外事故，均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及损害赔偿责任，与甲方(村委会)一概无涉”。签订合同的当天，周瑜将300元保险费用交给黄家冲委会，村委会告知周瑜保险需要等到全部人员收齐后才会统一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须等到保险生效后才能开始施工。周瑜因不在黄家冲居住，遂全权委托周泽杨负责帮忙找人施工。同组村民周荣楼(周瑜伯父)得知后遂与周泽杨商谈，愿找人拆除。同年10月31日，周泽杨在得到周荣楼的肯定答复后，即要求周荣楼对拆除房屋的人工工资进行估算，得出4人约6天完成，每人每天150元，大概需要4000元。于是，周泽杨电话告知周瑜，并将电话交由周荣楼与周瑜商谈。周瑜答复本人不能回来，待房屋拆除并符合村委会验收标准后即付款，款项通过微信转账给周泽杨。周荣楼即邀约同组村民周某、陈传发共同拆屋，言明每日工价150元，本人提供午餐。同年11月2日周荣楼三人进场施工，周某、陈传发见现场拆除房屋难度大而不愿做工。周泽杨接到周荣楼的电话后，回复“既然不想拆，那就不开工了，过段时间我找人来搞”。随后，周泽杨来到拆屋现场查看，见三人已在施工，便叮嘱要注意安全，对拆屋现场进行了拍照。第一天，周荣楼三人对猪圈进行了拆除并清理。次日(即11月3日)上午，周荣楼三人拆除正房，中午到周荣楼家吃饭，吃饭时三人喝了白酒。下午14时30分许，周荣楼在用锄头挖墙脚时，墙体突然倒塌，周荣楼躲避不及而被倒塌的墙体掩埋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周泽杨向他人借款15000元、在村委会借支15000元，共计30000元支付给周荣楼家属用于办理周荣楼丧葬事宜。周宗超、杨万伏就赔偿问题向有关责任人索赔未果，遂于2019年2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3812元/年×17年)234804元、丧葬费(55903元/年×50%)27951.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633元/年×18年÷2人)104697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合计407452.50元；由周瑜、黄家冲委会连带赔偿各项经济损失(407452.50元×70%-30000元)255216.75元；2.本案诉讼费由周瑜、黄家冲委承担。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据周瑜的申请，依法追加周泽杨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审判决同时认定：1.周荣楼生于1955年12月15日；杨万伏系周荣楼之妻，周宗超系周荣楼之子。2.周瑜向村委会交纳300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费后，因该保险为团体险，每份保险需要达到交费人数20人后方能投保。由于黄家冲离集镇较远，事故发生前村委会仅收取较少农户的保险费，尚未到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周宗超、杨万伏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黄家冲治保委员会《证明》，派出所《死亡户口注销证明》，周瑜《农村个人宅基地复垦申请书》及《农村个人宅基地拆房安全协议书》，黄家冲增减挂钩保险缴纳花名册，太平溪派出所在事故发生后询问周泽杨、周某、陈传发、周瑜时分别制作的《询问笔录》，周宗超在太平溪派出所向周泽杨了解事发经过的谈话录音(整理的文字材料)；有被告周瑜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土地使用证，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信息，周瑜与陈传发通话记录，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的证言；黄家冲委会提供的会议记录，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周瑜、周泽杨、黄家冲委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2.周瑜、周泽杨、黄家冲委会各自应当承担多少赔偿金。关于周瑜、周泽杨、黄家冲委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案涉旧房拆除过程中，宅基地复垦申请书和《农村个人宅基地拆房安全协议书》均由周瑜签订，周瑜是否构成责任主体与其户籍是否迁出黄家冲无关。因周瑜常年不在黄家冲居住，不可能在现场进行管理，而周泽杨作为黄家冲本地人，又是组长，熟悉宅基地复垦相关事务，且其根据周荣楼的经验预估工价后，确定拆房工价在4000元以内，并将施工方案和人员向周瑜汇报，周荣楼等人施工以及报酬的发放按照周泽杨与周瑜的口头约定，待拆房完工并经验收后由周瑜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周泽杨，再由周泽杨负责转付，应当视为周泽杨承揽该项劳务的行为。周瑜与周泽杨之间构成承揽关系，周荣楼与周泽杨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在拆除旧房过程中，周瑜对周泽杨是否具有承揽资质和周荣楼等人是否具有提供此类劳务的能力具有选任上的过失，加之周瑜系宅基地复垦后的受益人(政府给予一定的费用)，故周瑜应当承担30%的责任；周泽杨明知村委会召开动员大会强调的安全施工及保险生效后方能施工的会议精神，在村委会尚未投保、做工人员周某、陈传发仍拆房难度大欲放弃做工的情况下，没有阻止周荣楼等人的施工，对周荣楼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具有现场安全管理上的过失，应当承担40%的责任；对于要求周瑜、周泽杨共同承担70%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荣楼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过失，周宗超、杨万伏自愿因此承担30%的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周瑜、周泽杨关于自己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提供劳动者受害的侵权之诉，黄家冲委会在召开动员大会时已明确要求，宅基地复垦施工需等待投保并生效后方能施工，具体施工时间由村委会通知。周瑜在向村委会交纳300元保险费时，经办人员也将上述要求予以强调。但周泽杨、周荣楼等人没有按村委会意见办理而提前施工，村委会没有过错。对周宗超、杨万伏关于要求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难以支持。对于各项经济损失的确认：主张死亡赔偿金(13812元/年×17年)234804元、丧葬费(55903元/年×50%)27951.5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1633元/年×18年÷2人)104697元，事故发生时，周荣楼已满60岁，与其妻子杨万伏的扶养义务应由其子周宗超承担，主张对杨万伏18年的扶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经济损失262755.50元，由周瑜赔偿(262755.50元×30%)78826.65元，由周泽杨赔偿(262755.50元×40%)105102.20元。周宗超、杨万伏主张精神抚慰金40000元过高，结合周瑜、周泽杨、死者周荣楼各自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周瑜、周泽杨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周瑜、周泽杨各自赔偿10000元。周瑜实际应赔偿(78826.65元+10000元)88826.65元；周泽杨应赔偿(105102.20元+10000元)115102.20元，其在事故发生后已支付的30000元应予扣除。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周瑜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周宗超、杨万伏经济损失88826.65元。二、周泽杨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周宗超、杨万伏经济损失115102.20元(扣除已赔付30000元后，实际应赔偿85102.20元)。三、驳回周宗超、杨万伏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并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元，由周宗超、杨万伏负担510元，周瑜负担632元，周泽杨负担634元(因周宗超、杨万伏已预交，应由周瑜、周泽杨在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周宗超、杨万伏)。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周瑜、周泽杨、周荣楼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以及对于周宗超、杨万伏主张的因周荣楼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谁负担的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如何认定周瑜、周泽杨、周荣楼之间的法律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委托人可以特别处理一项或数项事物，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周瑜因定居在外不便回乡处理复垦事宜，请邻居周泽杨帮忙负责联系拆屋复垦事宜，并由周泽扬向其汇报施工费用确定及款项转付问题，一方面，周瑜并未举证周泽杨系以承揽劳务为业或此前有相关交易习惯，另一方面，本案实际拆屋的人员与周泽杨之间并无直接劳务合作关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周瑜与周泽杨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关系的相关特征，一审认定周瑜与周泽杨之间构成承揽关系不当。周某、陈传发系周荣楼联系参与拆屋，并与周荣楼一起提供劳务，根据劳务工资的约定及计算方式，该三人与周瑜之间形成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二、关于因周荣楼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谁负担的问题。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公安机关对事故在场人员周某、陈传发的询问笔录，周荣楼在施工前明知拆屋工作有难度仍劝说参与人员开工，施工前后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其对自身的损害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本院根据其过错程度酌定其对自身损失承担40%的责任。作为接受劳务的周瑜一方，其未能规范施工人的施工活动、为施工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支持，本院酌定其承担60%的赔偿责任。同时，受托人处理受托事务，应当为委托人的利益尽到勤勉义务，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周泽杨虽表示其曾口头劝阻“不好搞就不搞”、去施工现场发现已开始施工后叮嘱“注意安全”，但未能有效阻止没有安全保障的施工，亦应对委托人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内部责任问题，本院一并予以处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前述周瑜应承担的60%的责任中的20%由周泽杨对周宗超、杨万伏直接承担，即对周宗超、杨万伏主张的因周荣楼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由周瑜实际承担40%，周泽杨承担20%。由此，周宗超、杨万伏因周荣楼受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262755.50元，另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20000元，由周瑜合计负担118435.50元，由周泽杨负担59217.80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更正。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二、周瑜在本判决生效之后十日内赔偿周宗超、杨万伏经济损失共计118435.50元。三、周泽杨在本判决生效之后十日内赔偿周宗超、杨万伏经济损失59217.80元（扣除已赔付30000元，实际应赔偿29217.80元）。三、驳回周宗超、杨万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元（周宗超、杨万伏已预交），由周宗超、杨万伏负担710元，周瑜负担710元，周泽杨负担3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6元（周泽杨已预交），由周泽杨负担488元，周瑜负担244元，周宗超、杨万伏负担244元。上述各当事人应负担的诉讼费，应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予以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红洲审判员  王明兵审判员  关俊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戴倩倩书记员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