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822民初2514号 原告：程帮喜，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宁县，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河北春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大伟，男，198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爱民，安徽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慧惠，女，199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宁县。 第三人：张徐升，男，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宁县。 原告程帮喜与被告张大伟、被告黄慧惠、第三人张徐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受理后，依法追加张徐升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程帮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被告张大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爱民、第三人张徐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慧惠经本院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帮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借款143.8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313630元(自2017年1月至2020年8月)；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自1995年以来，原告在北京从事建材批发生意,2014年初,在北京经朋友介绍认识两被告。因原告与两被告都是怀宁县人,原告对两被告在北京的生意颇为照顾,曾多次给予其资金上的帮助,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两被告每次找原告借款后均能按时归还。2016年7月初,两被告又找到原告借钱,说是生意上需要周转,2016年7月29日，原告出借2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随后，被告又找到原告称银行贷款需要还旧贷新,又借了40万元,当时说好贷款下来就归还,后因贷款迟迟未批,原告也就只好等其贷款下来。2016年7月30日，两被告向原告借款5万元,2016年8月1日,被告又以生意周转需向原告借款,并出具一张20万元借条,因当时原告没有,答应其过几天,于2016年8月13日借给两被告14.7万元。之后两被告又多次以生意周转、办理贷款为名,分别于2016年8月16日借款24.6万元,2016年8月20日借款19.5万元,2016年8月21日借款5万元,2016年12月28日借款15万元,短短半年时间累计向原告借款143.8万元,后原告实在无流动资金,再也无法提供借款才止。2017年初,原告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需要,催其还款,但两被告总以种种借口拖延,原告及妻子董爱琴多次以电话及微信联系两被告,催要借款,两被告躲避不见,后干脆离开北京,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因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该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张大伟辩称：1．程帮喜诉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16年7月29日前，张大伟从未向程帮喜借款，张大伟不做生意，也不缺资金，无须向他人借款；相反，程帮喜因资金周转之需，多次向张大伟借款，共计借款118.55万元，仅偿还31.8万元，截至2016年7月29日，尚欠86.75万元。自2016年7月29日起，程帮喜向张徐升、吴飞鹏等人放款，找到张大伟，经与张大伟商议后，由程帮喜将款项转账至张大伟账户，同时提供对方账号，再由张大伟将款项转出，余额张大伟及时返还给程帮喜。经程帮喜再三要求，张大伟临时性、象征性向程帮喜出具借条（2016年7月29日及2016年8月1日各一份），正是因为张大伟非真正意义上向程帮喜借款，所以程帮喜的实际转款超过借条载明的金额，张大伟收到程帮喜款项后分别于2016年7月29日、2016年8月3日、2016年8月7日、2016年8月9日、2016年8月10日、2016年8月13日、2016年8月20日支付给张徐升各10.5万元、6万元、19.6万元、15万元、3.3万元、13万元、2.5万元，合计69.9万元。2017年，经程帮喜、张大伟以及张徐升一致同意，由张徐升向程帮喜出具60万元的借条和10万元的利息欠据。另外，张大伟收到程帮喜款项后支付吴飞鹏19.5万元（吴飞鹏向程帮喜出具了20万元欠条）、吴来发10万元、支付朱×峰（张大伟不认识该人，无法提供具体姓名）5万元，张徐升、吴飞鹏向程帮喜出具借条的行为说明上述债务已经转移到张徐升、吴飞鹏，与张大伟无关。2．程帮喜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从程帮喜与张大伟之间的交易流水来看，程帮喜转给张大伟的款项为241.17万元，张大伟转给程帮喜177.25万元，差额63.92万元，而张大伟经程帮喜同意将债务转移给张徐升60万元、转移给吴飞鹏20万元，可见是程帮喜欠张大伟16.08万元，张大伟并不欠程帮喜钱。3.程帮喜不能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张大伟、黄慧惠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程帮喜要求张大伟、黄慧惠夫妻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黄慧惠未作答辩。 第三人张徐升述称：2016年，我陆续向张大伟借款69.9万元，2017年3、4月份左右，张大伟告诉我这笔钱不是他的，而是程帮喜的。2017年8、9月份左右，我与张大伟、程帮喜三人在一起磋商，由我向程帮喜出具一份60万元的借条，由于借条中只含有本金，未约定付款时间及利息，于是我于次日又给程帮喜出具了一份10万元的利息借条，程帮喜对此没有异议并接受了借条。余款9.9万元依然是我向张大伟借的。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程帮喜在北京市从事建材批发经营时与张大伟相识。2015年5月28日至2017年9月12日，双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发生53笔交易往来（含程帮喜、张大伟庭审中认可的程帮喜转账支付张大伟10万元和0.52万元两笔）。其中程帮喜转给张大伟的款额为241.17万元，张大伟转给程帮喜的款额为152.25万元，差额88.92万元。53笔交易往来中，2016年7月29日，程帮喜转账给张大伟三笔款项，均为20万元，合计60万元；2016年8月1日，程帮喜转账给张大伟20万元。2016年7月29日、2016年8月1日，张大伟分别向程帮喜出具了两份借条，两份借条内容均为:本人张大伟今借程帮喜人民币20万元整。 2015年6月26日，程帮喜向张大伟出具一份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张大伟现金25万元，期限3个月。张大伟称该笔借款系现金支付，故借条上标注为现金。张大伟未提供资金来源、款项交付等证据证明该25万元借贷行为的实际发生。程帮喜认为其与张大伟之间的交易往来均以银行转账方式，从未以现金方式出借，该笔25万元借条不是真实的现金借款，而是系2015年6月26日前后其向张大伟五笔借款，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5月28日三笔各5万元、2015年6月26日一笔5万元、2015年6月27日一笔5万元的合计25万元。 程帮喜与董爱琴系夫妻，程帮喜为证明多次向张大伟催款的事实，提供了董爱琴与张大伟2017年5月31日至2019年3月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12月25日，董爱琴发微信给张大伟称：大伟，马上就一月份了，钱到底什么时候给哟。张大伟回复称：年前哦，阿姨。年前肯定要处理一部分的。张大伟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与董爱琴微信聊天中一直强调钱不是其使用的，其可以帮忙去要钱。 庭审中，张徐升称2017年8、9月份左右，其与张大伟、程帮喜三人在一起磋商，由其先后向程帮喜出具一份60万元借款本金和10万元利息的借条，程帮喜对此没有异议并接受了借条。程帮喜承认确实收到了借条，但其接受借条的前提是要求张徐升尽快还款，可张徐升至今未还款，不排除张大伟与张徐升串通损害其利益，并认为仅凭其出具的借条，不能认定其与张大伟以及张徐升三人之间构成债务转移。 案件审理中，张大伟提供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其制作的《张大伟与张徐升等四人资金往来一览表》，证明其自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1日收到程帮喜款项后分别支付张徐升69.9万元、吴飞鹏19.5万元、吴来发10万元、朱×峰5万元，并非其真正意义上向程帮喜借款，而是程帮喜使用其账户向张徐升、吴飞鹏、吴来发、朱×峰放款。况且吴飞鹏向程帮喜出具了20万元欠条，其所欠程帮喜相应数额债务亦应转移给吴飞鹏。程帮喜否认其委托张大伟向张徐升等四人放款，认为张大伟提交的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张徐升等四人与张大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程帮喜无关，并认为吴飞鹏给程帮喜出具欠据，不能说明张大伟对程帮喜形成的债务转移给吴飞鹏，且程帮喜和吴飞鹏交易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另查明：张大伟与黄慧惠于2014年8月2日登记结婚，本案案涉借款发生在张大伟与黄慧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程帮喜提供的张大伟出具的2份借条，程帮喜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及建设银行流水记录、户口本复印件、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董爱琴与张大伟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张大伟提供的程帮喜出具的1份借条、张大伟工商银行、民生银行流水记录、《张大伟与程帮喜之间资金统计一览表》、《张大伟与张徐升等四人资金往来一览表》各一份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2015年6月26日程帮喜向张大伟出具的25万元借条是否以现金交易方式真实出借；二、程帮喜、张大伟、张徐升三人之间的60万元债务转移合同是否成立。三、案涉债务是否为张大伟、黄慧惠夫妻共同债务，黄慧惠是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该份借条上载明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认定：1．在程帮喜与张大伟的资金往来中，双方共出具过三份借条，程帮喜向张大伟出具了一份此笔25万元借条，张大伟向程帮喜出具了两份借条，张大伟出具的两份借条中，2016年7月29日张大伟通过银行转账向程帮喜实际借款60万元，但借条载明金额为20万元，2016年8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程帮喜借款20万元与当天张大伟出具借条上金额20万元相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在他们资金往来中，借条内容与实际借贷行为并不是完全一致。2．从交易习惯上来看，张大伟提供的《张大伟与程帮喜之间资金统计一览表》及对应的银行流水均显示，张大伟与程帮喜资金往来中，除该份借条25万元外，均为银行转账支付，从未有过现金交易方式。3．25万元系大额款项，张大伟虽提供了借条这一证据，但未提供资金来源、款项交付等证据证明上述25万元借贷事实的发生。由此看出，张大伟虽持有借条，但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其主张与交易习惯等方面存在矛盾，而程帮喜关于该份借条并非张大伟所讲以现金方式出借的陈述较为合理。故本院对张大伟主张的此笔25万元借款不予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程帮喜与张大伟、张徐升三人在一起磋商，由第三人张徐升向债权人程帮喜出具一份60万元的借条，程帮喜接受了借条，视为债权人程帮喜同意债务人张大伟将6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第三人张徐升，且该份借条出具的行为系三方各自真实意思表示，故对程帮喜、张大伟与张徐升三方均具有约束力。程帮喜称其接受借条的前提是要求张徐升尽快还款，即该份借条为附条件的借条，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程帮喜、张大伟与张徐升之间的债务转移依法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债务虽发生于张大伟与黄慧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程帮喜与张大伟资金往来中，程帮喜均是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张大伟的银行账户转账，从未向黄慧惠转账，且程帮喜提供的两张借据仅由张大伟作为借款人签名，程帮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张大伟与黄慧惠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程帮喜关于案涉借款系张大伟、黄慧惠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讼主张，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程帮喜向张大伟提供借款88.92万元，有程帮喜和张大伟相互间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张大伟称2015年6月26日程帮喜向其借款25万元现金，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程帮喜、张大伟与张徐升之间的债务转移已发生法律效力，张大伟将所欠程帮喜的60万元转移给张徐升后，对于尚欠程帮喜借款28.92万元，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张大伟称程帮喜委托其向张徐升等四人放款，且吴飞鹏向程帮喜出具了20万元欠条，其所欠程帮喜相应20万元债务亦应转移给吴飞鹏，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程帮喜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张大伟此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程帮喜要求黄慧惠共同返还借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程帮喜与张大伟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程帮喜提供的董爱琴与张大伟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董爱琴于2018年12月25日向张大伟主张过权利，故程帮喜要求张大伟自2017年1月至2020年8月支付逾期利息依据不足，逾期利息可从2018年12月25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31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大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程帮喜借款本金28.92万元并支付该款逾期利息（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逾期利率按照年利率6%计算）； 二、驳回原告程帮喜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56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5565元，由程帮喜负担21344元，张大伟负担42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江时青 人民陪审员  查庆云 人民陪审员  汪名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汪娜 书记员何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