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再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陶安修，男，197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勤，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娣，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韦厚林，男，196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克平，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陶安修因与被申请人韦厚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桂11民终390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桂民申418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陶安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勇勤、廖文娣，被申请人韦厚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陶安修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在审理（2019）桂11民终390号案件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依法撤销该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事实和理由：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借贷事实发生于2015年4月7日至16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申请人连续不断向被申请人主张债权和被申请人陆续还款的事实说明申请人一直在主张债权。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于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期间归还的6万元系偿还2015年4月7日的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判决适用《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认定2015年4月9日、4月16日两笔借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从而判决申请人失去胜诉权，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韦厚林答辩称，1.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表现在：（1）韦发耀向再审申请人陶安修转款1万元，属于韦发耀个人的行为，与本案无关。（2）陶安修在申请再审时提出的所谓其与韦发耀的电话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和其他三份所谓的电话录音一样，既不属于新的证据，更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能作为支持其主张的证据。2.本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表现在：（1）答辩人于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向陶安修还的6万元系偿还2015年4月7日的6万元借款，该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属自然之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涉及的是未到期或到期但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数笔债务清偿抵扣问题，未涉及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自然之债自愿偿还的问题。（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债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但在本案中，申请人陶安修未能举证证明被申请人韦厚林在涉案的12万元、4万元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其作出了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承诺或者行为，则在其起诉时该两笔借款债权因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而转为自然之债。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 陶安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韦厚林偿还借款本金16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迟延履行利息（以22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5月3日止,共计40770元；以16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韦厚林负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都是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告因为资金紧缺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5年4月7日、4月9日和4月16日分别借款给被告60000元、120000元和40000元，共计220000元。借款通过现金交付给被告，三笔借款被告都出具借条交原告收执，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2015年4月7日的借条约定于2015年4月20日前还清，4月9日和4月16日的借款160000元于2015年4月30日前还清。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归还，原告向被告催收，被告于2018年5月3日、5月10日、6月10日、7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还款60000元。因被告一直未归还剩余款，原告遂起诉至法院。 一审判决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对于2015年4月7日向原告借款6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该院予以确认。关于2015年4月9日和2015年4月16日的两笔借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原告未支付借款款项，两笔借款被告均出具了借条，借条明确约定借款金额和还款期限，再结合原告在庭审上的陈述，被告主张原告没有实际支付款项，借贷事实不存在，缺乏依据，该院确认这两笔借款的借贷事实存在，被告共向原告借款22万元。双方确认被告已向原告归还借款6万元的事实，故，被告尚欠原告借款16万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被告向原告借款，出具了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分别是2015年4月20日和2015年4月30日，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一直向被告进行催收，被告也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体现了行使债权的积极性。虽然诉讼时效届满，但在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期间，被告分四次归还借款6万元，属于自愿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被告履行还款义务也没有明确约定是偿还具体哪一笔借款，故被告关于其偿还行为属于清偿自然之债，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且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借贷行为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债务应当清偿”的规定，被告应归还原告借款16万元。因原告与被告对借款利息并无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主张逾期以22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5月2日；以16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符合上述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韦厚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陶安修借款16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付：以22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8年5月3日止；以16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 韦厚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2019)桂1103民初45号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有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新证据。除上诉人韦厚林认为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6日两张借据记载的相应款项并未收到及被上诉人从未向其催收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6日，上诉人韦厚林出具给被上诉人陶安修的两张借条所对应的借贷事实是否存在；二、如果借贷事实存在，两笔讼争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借条对借款金额、到期还款时间等有明确约定，同时在2015年4月9日立写12万元的借条后，又于2015年4月16日立写4万元的借条，且上诉人韦厚林在借条上签字，表明了其对借条内容的认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出具借条交他人收执的法律后果理应清楚。被上诉人陶安修对本案现金交付的情况也已作了合理说明，包括现金来源、交付时间、交付地点及借条形成过程等多次陈述前后一致。而上诉人主张借款未实际发生，对借款未实际发生后不主张收回借条等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凭证的解释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韦厚林于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6日出具给被上诉人陶安修的两张借条所对应的借贷事实成立，上诉人提出的未实际支付借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二审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二审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5年4月发生的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应分别从其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即第一笔借款从2015年4月20日起计算，第二笔、第三笔从2015年4月30日起计算，至本案一审起诉已经近四年时间，虽被上诉人主张曾多次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但上诉人予以否认，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实，在一审、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均提出超过诉讼时效抗辩或作为上诉理由予以上诉的情况下，依在案证据及事实调查情况，在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未曾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情形，为此，可以认定本案涉诉的三笔借款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上诉人主张其于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期间自愿归还借款6万元系偿还2015年4月7日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由于其归还的金额与该笔借款金额一致，且优先偿还先行到期债务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因此，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于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期间归还的6万元系偿还2015年4月7日的借款，该借款属自然之债。再次，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债权即债权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后，债权人就丧失了依法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胜诉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之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重新达成还款协议、重新确认原债务等之后，可以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债权债务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届满自愿履行完毕第一笔借款后，并未对本案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6日的两笔借款自愿履行、重新达成协议、重新确认原债务的情形，不存在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法律效果。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韦厚林的时效抗辩未予合理审查，亦未准确适用法律，确属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4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陶安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03元，合计6305元，由被上诉人陶安修负担。 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陶安修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韦发耀的户籍证明，拟证实韦发耀户住址为平桂区×××，其住所与被申请人韦厚林住所地相同，系韦厚林户分户出来。 2.陶安修的任职文件通知，拟证明陶安修系桂盛公司副总经理。 3.委派通知，拟证明陶安修被委派到亚太公司任董事及起始时间。 4.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桂盛公司入股亚太公司成为股东。 5.成立资产审计领导小组通知复印件，拟证明陶安修与韦厚林同是2016年5月15日成立的亚太公司领导小组成员，工作中存在见面商谈事项的事实，陶安修在见面时催促韦厚林还款，无需通话记录。 6.股东会决议复印件，拟证明陶安修与韦厚林同是亚太公司高管，工作中存在见面商谈事项的事实，陶安修在见面时催促韦厚林还款，无需通话记录。 7.录音光盘，拟证明韦厚林承认借款及韦发耀转账一万元的事实和陶安修几年来一直催促韦厚林还款的事实。 8.录音光盘转换成文字，拟证明的内容与证据7相同。 9.陶安修建设银行流水复印件，拟证明2018年2月3日，韦发耀向该账户打进1万元。 被申请人韦厚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5、6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不但与本案再审申请人的主张无关，还起到反证作用；对证据7、8,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录音可以经过技术处理，录音转换文字不具有真实性，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韦厚林的借款无关。 再审期间，被申请人韦厚林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2016年6月20日陶安修借款10万元给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 2.建设网上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2016年6月23日陶安修借款2万元给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 3.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记载与陶安修经济往来的《辅助明细账》，拟证明陶安修于2016年6月20日借款给公司的10万元，6月23号借款给公司的2万元，合计12万元，公司通过2016年9月30日向陶安修销售人造板材41254.2元即以货抵款41250.20元，公司还欠陶安修借款是78745.8元。 4.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记载与陶安修经济往来《辅助明细账》，拟证明公司于4月2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还清了欠陶安修的78745元本金，于8月31日调整由韦厚林代付款形式结清陶安修12万元借款的利息12685.59元。 5.建行网上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2017年4月26日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向陶安修还款78745元。 申请人陶安修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决定，但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于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意见如下：对申请人陶安修提交的证据1、2、3、4、5、6、9，被申请人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证明事项，故对该七项证据不作为本案的新证据采信；对证据7、8,虽然被申请人不确认其真实性，但未提交反证，且证据8佐证了证据7所证明的事项，应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证明申请人拟证事实应结合本案案情予以确认。 对被申请人韦厚林提交的证据1、2、3、4、5，其所涉及的内容是广西贺州亚太粉体有限公司与申请人陶安修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申请人主张的证明事项，故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作为本案的新证据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一致。 综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首先，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中，申请人陶安修于2015年4月7日、4月9日和4月16日分别借款给被申请人韦厚林6万元、12万元和4万元，共计22万元。三笔借款韦厚林都出具借条交陶安修收执，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2015年4月7日的借条约定于2015年4月20日前还清，4月9日和4月16日的借款16万元于2015年4月30日前还清。被申请人韦厚林在借条上签字，表明了其对借条内容的认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出具借条交他人收执的法律后果理应清楚。申请人陶安修对本案现金交付的情况也已作了合理说明，包括现金来源、交付时间、交付地点及借条形成过程等多次陈述前后一致。被申请人韦厚林于2015年4月7日、4月9日和4月16日出具给陶安修的三张借条所对应的借贷事实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于2015年4月间发生的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应分别从其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即第一笔借款从2015年4月20日起计算，第二笔、第三笔从2015年4月30日起计算，至本案一审起诉已经近四年时间，虽申请人主张曾多次向被申请人主张债权，但被申请人予以否认，而申请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实，被申请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依在案证据及事实调查情况，在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申请人作为债权人未曾向被申请人主张过债权，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情形，为此，可以认定本案涉诉的三笔借款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再次，被申请人主张其于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期间自愿归还借款6万元系偿还2015年4月7日向申请人所借款项，由于其归还的金额与该笔借款金额一致，且优先偿还先行到期债务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因此，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于2018年5月3日至7月31日期间归还的6万元系偿还2015年4月7日的借款，该借款属自然之债。第四，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债权即债权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后，债权人就丧失了依法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胜诉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之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重新达成还款协议、重新确认原债务等之后，可以导致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债权债务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在诉讼时效届满自愿履行完毕第一笔借款后，并未对本案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6日的两笔借款自愿履行、重新达成协议、重新确认原债务的情形，本院二审认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陶安修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桂11民终390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03元，合计6305元，由被申请人韦厚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甘怀新 审 判 员 覃祚著 审 判 员 宁 可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唐汝改 书 记 员 李碧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