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1974年11月22日出生，满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梅，女，1981年2月10日出生，蒙古族，身份证住址内蒙古通辽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旭，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拉，女，1982年9月20日出生，蒙古族，身份证住址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可强，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伟、吴红梅因与被上诉人卓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9民初6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伟、吴红梅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卓拉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分别向李伟、吴红梅退回投资款23471元、15647.3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被上诉人购置物品的开支不能作为合伙经营的正常支出。一、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微信淘宝等购买记录，上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且被上诉不能证明购置的物品为合伙企业所用。二、合伙企业尚未正式经营，从未使用购置的物品，且物品均为可移动、可控制、有价值的，在散伙后，物品均由被上诉人控制、保管及处置，被上诉人享有物品全部的占有、使用、处分、所有权，因此该物品费用应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三、基于被上诉人的不诚信，恶意侵害合伙财产的行为，上诉人有合理理由质疑被上诉人存在故意购置物品以增加合伙支出的行为，因此，对被上诉人购置物品的支出，上诉人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装修装饰费用则是被上诉人和他人串通，企图达到侵吞合伙财产的目的，该支出也不应作为合伙企业的支出。被上诉人卓拉辩称，被上诉人购买的物品的收货地址均为当时约定的合伙企业的经营地址，购买的物品已经全部为合伙企业所用，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伟、吴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伟、吴红梅与卓拉于2018年5月3日签订的《三人股份协议书》；2.卓拉赔偿李伟投资款15万元；3.卓拉赔偿吴红梅投资款5万元；4.卓拉向李伟支付其已额外垫付的一个月租房费用18301元；5.评估费用2000元及本案诉讼费由卓拉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一、2018年5月3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三人股份协议书范本》，约定合伙经营“青春密码素颜管理工作室”。2018年5月4日，被告代表合伙体与案外人深圳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合伙经营场所确定为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海大道×××大厦×座705A。《三人股份协议书范本》协议第五条约定，被告卓拉负责发起项目（包括完成整套运营方案）、店面经营管理、技术服务，并出资5万元，占股50%；原告吴红梅负责技术服务，并出资5万元，占股为20%；原告李伟出资15万元，占股30%。该条同时约定，合伙人的出资交由合伙负责人统一保管，其他合伙人有监督和核查权。协议第八条约定，被告卓拉为合伙负责人，其权限为：在单笔交易额为伍万元内全权进行交易。协议第十三条“违约责任”约定，“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违反《合伙企业法》而导致合伙企业解散的，应当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5月4日，原告李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卓拉转款15万元，原告吴红梅分别以转账2万元、微信转款3万元的方式向被告卓拉支付合伙款项5万元。被告卓拉确认收到两原告上述款项，并对合伙经营场所进行了装修，购置相关经营设施。二、被告主张于2018年8月10日与案外人深圳市聚福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补签了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0日的《甲方委托设计施工合同》，约定案外人为涉案合伙经营场所进行施工，施工标的为“U2-FC3434”等11项代号，有“规格”“面积”“米”“张”“盏”等内容。合同约定费用为149450元，实收金额29450元，故被告主张实际支付120000元，其中5月18日微信支付20000元，5月19日微信支付30000元，6月14日现金支付40000元，6月25日现金支付30000元。被告另主张，为采购有关经营用品和设施，花费130394.26元。被告提供了有关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两原告委托深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合伙经营场所内装饰所用的铝制方格装饰架、铝制六边装饰架、铝制方格装饰柜、两种铝制屏风、桌架、墙壁电源插座等八类物品进行了评估，评估出的物品价值为48832元。两原告支付评估费2000元。三、2018年8月5日，原告李伟委托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升向被告卓拉发出《律师函》，该《律师函》载明：“……经李伟先生多次催促，要求阁下提供有关费用的支出情况，阁下始终未提供，亦未向李伟先生报告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鉴于阁下的不配合，隐瞒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李伟先生有理由相信该合作项目并未实际履行。现李伟先生正式提出解除双方的合伙协议。同时李伟先生要求阁下及时提供项目所有的支出情况并配合进行清算或全额退回李伟先生的投资款项……”。2018年8月5日，两原告与被告达成散伙清算的合意。原、被告双方确认于2018年8月13日解散合伙体，并于当日解除了与经营场所物业签订的租赁合同。关于经营场所内设施的处理问题，双方在2018年8月23日的聊天中，原告要求被告“作为物品采购及店面负责人，请你妥善保管好所有财物，以方便法院核查、清算。否则所有后果及损失由你个人承担”。被告回复为“我无力保管，现在就来清点处理，否则物品损失，大家一起承担”。被告称因为原、被告双方一直没有进行清点处理，2018年8月27日后，物业将店内设施自行处理掉了。一审法院电话向租赁合同上载明的出租方人员进行核实，出租方称承租人在解除租赁合同后，未清理经营场所。场所内价值比较高的设施就是一台电视和一台电脑。因承租人租金尚未结清，且经多次通知仍不对场所内的物品进行处理，物业自行作了清理，将场所另行出租。四、双方确认，2018年7月份的租金18301元，系原告李伟垫付缴纳。原告主张，被告与他人串通伪造施工合同，虚构和夸大经营场所装修装饰的金额，损害和侵吞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且拒不向合伙人提供财务支出状况的凭据，捏造财务亏损的事实并要求合伙人持续追加投资，违法合伙协议约定擅自进行大额支出，是导致合伙体解散的直接原因。被告应赔偿合伙体解散给原告造成的投资损失。同时原告自认，合伙体的租金可以列为合伙经营的正常支出，由各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承担，但装修装饰合同系被告与人串通伪造，支出系被告虚构。另被告购置物品的花费，不能作为合伙经营的正常支出，原因在于购置的物品不能证明为合伙企业所用，且物品未用于经营，在合伙解散后，物品处于被告控制之下，享有物品的全部价值，该物品的费用应由被告全部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三人股份协议书范本》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合伙人达成解除合伙协议的合意后，又到租赁场所进行退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三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协议，故该院对两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伙协议解除后，应根据合伙协议解除的原因，认定合伙人在合伙协议解除中的责任，承担合伙协议解除带来的损失。本案中，根据《三人股份协议书范本》第八条及第九条的约定，被告“在单笔交易额为伍万元内全权进行交易”，“合伙事务的决定权、监督权和具体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因此，对于金额在五万以上的支出，被告无权擅自处置。但在本案中，被告无证据证明装修装饰款120000元，系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支出。且在两原告对上述支出提出异议，要求查看有关合同和支出凭据时，被告不予提供，直到各方解除合伙协议的前3日，才与案外人补签施工合同，在本案发生诉讼后才提供上述合同及支出依据。据此，该院认定，被告存在违反合伙协议约定义务的行为，是造成合伙体解散的直接原因，应对合伙经营中的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装修装饰的支出，原告委托了深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经营场所内装饰所用的铝制方格装饰架、铝制六边装饰架、铝制方格装饰柜、两种铝制屏风、桌架、墙壁电源插座等物品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48832元。被告提供的《甲方委托设计.施工合同》系事后补签，且在施工尚未开始的5月18日、5月19日即向施工方付款，事后的付款7万元又均主张为现金支出，不符合一般交易规则，故被告提供的上述合同及支出情况证明力不足，且被告在装修装饰上的支出违反合伙协议对被告支出权限的约定，该院对被告关于装修装饰的支出不予采信。深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册鉴定评估机构，具有一定公信力，故该院对原告提供的评估报告予以采信，认定涉案经营场所的装修装饰费用为48832元。因对经营场所进行装修装饰系合伙体开展经营所必需，该院认定该48832元费用为合伙体正常经营开支。原告同时自认，合伙体发生的租金为正常经营支出，原告愿意按照出资比例予以承担。各方确认，5-7月房租及押金支出为88286元，其中7月份租金18302元由原告李伟代付。上述两项费用及评估费2000元共计139118元，应由各合伙人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则原告李伟应承担139118×30%=41735.4元，原告吴红梅应承担139118×20%=27823.6元。原告李伟代付的7月份租金18302元应从李伟应承担款项中扣减。关于被告购买经营物品的支出，被告总支出为130394.26元，系被告分散购买，且购买的物品均与合伙经营的项目相关。原告主张被告无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用于合伙经营，但原告作为诉请主张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物品被告用作其他用途。结合租赁物业对清理租赁物时存在有关物品的陈述，该院对发生的购买费用130394.26元予以采信。上述物品在合伙体解散后，属于合伙体的财产，但在合伙体解散后未搬出清理，被出租方清场，导致灭失。被告作为物品购买人、经营管理人、大股东，应对上述物品的管理和清理保存承担主要责任。两原告作为合伙人，对合伙财产亦有一定的清理和保管的义务，不应当放任不管导致损失的发生。故两原告应对上述物品的灭失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被告的行为系导致合伙体解散的直接原因，且在物品保管清理上承担主要责任，该院酌定被告应对采购物品的灭失损失承担70%的责任，两原告共同承担30%的责任。则130394.26元×30%=39118.3元。两原告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则在两原告之间，原告李伟应承担23471元，原告吴红梅应承担15647.3元。综合上述，原告李伟应承担合伙体的支出为41735.4元+23471元=65206.4元，原告吴红梅应承担27823.6元+15647.3元=43470.9元。原告李伟扣减已代付的租金18302元，实际应承担46904.4元。原告李伟已支付给被告投资款150000元，则被告应退回103095.6元；原告吴红梅已支付给被告投资款50000元，则被告应退回6529.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李伟、吴红梅与被告卓拉签订的《三人股份协议书范本》于2018年8月13日解除；二、被告卓拉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回原告李伟投资款103095.6元；三、被告卓拉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回原告吴红梅投资款6529.1元；四、驳回原告李伟、吴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2元，由被告卓拉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中，卓拉提交了涉案租赁经营场所装修完毕后录制的视频。本院二审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调查，经当庭播放该视频，李伟、吴红梅确认在视频中除一台脱毛仪器未见外，可见卓拉主张的已购置的其他物品。卓拉主张该脱毛仪器当时放在第一张床里面的小柜子里，是其与吴红梅一起到广州购置的，并提交了其与销售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销售方出具的收款收据，该两份证据显示该脱毛仪器价款为5600元，收款收据载明收货地址为双方为合伙经营租赁的场所地址，并注明物流送货上门。因卓拉为证明其已购置该脱毛仪器提交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确认其已购置该脱毛仪器的事实。关于卓拉主张的已购置物品的价款，鉴于卓拉对于其购置的物品在一审均已提交购买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记录等证据证明购置价，在李伟、吴红梅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卓拉主张的其购置物品的价款予以确认；对于卓拉主张的李伟、吴红梅购置的物品价款，李伟、吴红梅予以认可，本院对该部分物品价款予以确认。一审判决第3页第二段第六行“实收金额29450元”为笔误，应为“优惠金额29450元”。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合伙企业尚未营业，李伟、吴红梅对于卓拉主张的购置物品的开支是否应当分担。因卓拉主张的购置的物品与双方经营项目相关，且从二审当庭播放的视频看，以上物品均存放在经营场所内，据此可认定卓拉购置物品的目的确为合伙经营。双方协商散伙，并与出租人解除租赁合同后，卓拉要求李伟、吴红梅一起清点处理物品，但李伟、吴红梅并未应邀到现场处理，导致物品被出租人清走。一审认为所有合伙人对以上物品均有保管和清理义务，对于合伙各方对物品放任不管导致损失的发生，酌定卓拉对损失承担70%，李伟、吴红梅承担30%，并按照李伟、吴红梅的持股比例，酌定李伟、吴红梅分别应承担的损失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李伟、吴红梅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8元，由上诉人李伟、吴红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绿叶审判员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赖启彤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