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4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鹏程，男，199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蓉，女，199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有雄，男，196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奉节县司法局公平司法所工作人员。上诉人余鹏程因与被上诉人陈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6民初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鹏程，被上诉人陈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有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鹏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陪嫁款268888元归余鹏程所有。2.二审诉讼费由陈蓉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审认定事实错误。陈蓉与余鹏程签署的“和谐生活协议”并非双方当面签署，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余鹏程并未放弃对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奉节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因陈蓉涉嫌犯罪而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上诉人余鹏程在调解中没有主张对陪嫁款进行分割并不代表余鹏程明知陈蓉对陪嫁款进行了处分。3.一审认定陈蓉不存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错误。陈蓉单方取出陪嫁款并用该款进行消费、支付律师费，表明陈蓉具有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陈蓉二审辩称，余鹏程、陈蓉在公安机关的组织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明确双方没有共同财产，在双方协议离婚时载明双方之间无债权债务。双方签订了“和谐生活协议”载明余鹏程对268888元不具有支配权。余鹏程诉请268888元归其个人所有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鹏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蓉故意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判决268888元归还余鹏程一人；2、案件的诉讼费用由陈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4日余鹏程和陈蓉登记结婚。2019年5月5日陈蓉的父母将268888元陪嫁款存入陈蓉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xx号账户内，同日，余鹏程和陈蓉将该笔存款转存为半年定期存款并存入陈蓉的同一银行账户内。2019年5月6日余鹏程和陈蓉举办了婚礼，在婚礼的现场，总管宣读了陈蓉父母陪嫁的268888元礼金是赠与陈蓉和余鹏程的。为了和谐生活，2019年7月3日余鹏程和陈蓉达成了“和谐生活协议”，其中第3条约定，“女方结婚时女方父母赠与女方陪嫁钱268888元，男方不享有支配权”。2019年7月20日开始，陈蓉陆续将该笔存款取出。2019年10月9日，因感情不和，陈蓉对余鹏程提起离婚诉讼。2019年12月2日，余鹏程和陈蓉在奉节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2019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19）渝0236民初4418号调解书，调解协议的内容：一、陈蓉与余鹏程离婚；二、登记在陈蓉名下的渝xxxx别克牌小轿车一辆归余鹏程所有（已过户至余鹏程名下）；三、余鹏程放弃要求陈蓉返还彩礼的权利，余鹏程不再追究陈蓉侵害其名誉权、生育权的责任；四、陈蓉放弃追究余鹏程侵害其名誉权、隐私权的责任；五、陈蓉与余鹏程无债权债务；六、案件受理费240元，减半收取120元，由陈蓉负担。2020年3月6日余鹏程以陈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268888元归余鹏程一人所有。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根据余鹏程的申请，一审法院在2020年3月26日依职权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查询了陈蓉的xxxx号账户，查询结果显示，截止2019年12月21日该笔陪嫁款本金加利息还剩余2063.22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一、陈蓉父母存入陈蓉个人银行账户的268888元陪嫁款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二、陈蓉是否存在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关于焦点一，陈蓉父母存入陈蓉个人银行账户的268888元陪嫁款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赠与自己子女的财产，一般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案件中，陈蓉的父母在婚礼的现场，明确表示将268888元陪嫁款赠与陈蓉、余鹏程双方，故268888元陪嫁款应当认定为陈蓉父母对陈蓉、余鹏程夫妻双方的赠与。陈蓉抗辩，其父母将268888元陪嫁款在举行婚礼前就存入了陈蓉的个人银行账户，应当认定为父母对个人的赠与。一审法院认为，从时间结点上看，陈蓉的父母是在陈蓉、余鹏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将陪嫁款存入陈蓉个人账户，且陈蓉没有证据证明陪嫁款是陈蓉父母对陈蓉个人的赠与，故陈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陈蓉父母存入陈蓉个人银行账户的268888元陪嫁款是赠与陈蓉、余鹏程夫妻双方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关于焦点二，陈蓉是否存在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余鹏程明知陈蓉账户上有268888元陪嫁款，当双方于2019年7月3日自愿达成了“和谐生活协议”，约定余鹏程不享有对陪嫁款的支配权，从此时开始，陈蓉对268888元陪嫁款享有单方处分权。2019年12月2日奉节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在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时，余鹏程没有主张对陪嫁款进行分割，由此可以推定，余鹏程明知陈蓉已将陪嫁款进行了处分。即使陈蓉在201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28日期间对陪嫁款进行了不合理处分，也不能认定陈蓉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余鹏程没有证据证明，陈蓉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尚有268888元陪嫁款现实存在，余鹏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一审法院2020年3月26日在银行查询结果显示，该笔陪嫁款现实存在2063.22元，对存在的2063.22元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余鹏程可以依法分割1031.61元。综上所述，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遵循诚信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的规定，判决：一、陈蓉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余鹏程应分得的陪嫁款1031.61元；二、驳回余鹏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4元，减半收取2667元，由余鹏程负担2656.8元，陈蓉负担10.2元。二审中，余鹏程提交了其与陈蓉离婚案件委托律师之间在2020年5月30日之间的通话记录及尹先宝的律师函，拟证明律师费用是由陈蓉父母用现金支付的，协议不是双方一起签订的，且陈蓉对律师说268888元是余鹏程与陈蓉共同使用了。陈蓉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通话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属于律师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通话，律师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转移和隐匿财产没有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除上述证据外，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蓉对陪嫁款268888元的处分是否属于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陈蓉父母在陈蓉和余鹏程婚姻登记后将268888元存入陈蓉账户之内，并在次日当众宣布该268888元是赠与陈蓉与余鹏程，故该笔款项属于余鹏程、陈蓉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赠与而获得的财产。针对该笔款项，陈蓉、余鹏程在双方的“和谐生活协议”中，以书面方式明确约定了“女方结婚时女方父母赠与女方陪嫁钱268888.00，男方不享有支配权”，余鹏程认可该协议上的“余鹏程”系自己所签，亦认可签字时各项条款均已记载在协议上。余鹏程主张该协议无效，但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未举示证据存在无效的情形，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未损害国家、社会、第三人的利益，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陈蓉依据该协议取得案涉陪嫁款268888元的处分权，排除了余鹏程对该笔款项的支配权。在双方“和谐生活协议”签订后，陈蓉对该笔款项的使用属于其对自己权益的处分，不属于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故一审认定陈蓉享有案涉陪嫁款268888元的单方处分权符合法律规定，余鹏程关于该笔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陈蓉存在转移、隐匿的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一审法院对该笔陪嫁款现存的2063.22元进行分割，并判决由余鹏程分得1031.61元，鉴于陈蓉未提出上诉，在二审中也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4元，由上诉人余鹏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幸川杰审 判 员 李遇贵审 判 员 毋向娟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高书 记 员 姜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