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1（兼秦某2、秦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57年10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2，男，1984年6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3，女，2000年6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75年2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刘某，女，1970年2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强，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友军，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常某，女，1967年7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李某2，男，1966年1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文明，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秦某1、秦某2、秦某3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原审第三人刘某、常某、李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7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某1、秦某2、秦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1.改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东里×号楼×单元×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的权利由秦某2、秦某3共同享有；2.改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东里×号楼×单元×2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的权利由秦某1、李某1各占50％的份额。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秦某1已取得真实有效证据，证明两套房屋由四个安置人每人享有50平米的购房面积。二、秦某1有证据证明李某1与李某10、福某10、李某11签订《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真实原因、秦某1给李某1父母建房装修及当时秦某1的经济状况。李某1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秦某1、秦某2、秦某3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某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秦某1、秦某2、秦某3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涉案两套房屋已经属于刘某的合法财产，他人无权分割。涉案被拆迁的平房产权人是李某1，不是秦某1、秦某2、秦某3，平房是李某1父母和哥哥受赠所得个人财产。涉案的两套房屋的购房合同的权益人是李某1，李某1有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某。刘某购房协议书是唯一合法有效且至今没有被解除的合同，合同权益受法律保护，经多份生效判决确认。涉案两套房屋已经被合法转让给刘某，一审判决将×1号房屋判给秦某1、秦某2、秦某3享有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的结果实际上否定两份生效判决，导致生效判决确认的有效合同无法履行，产生冲突。由于两套房屋的协议书已经确认有效，刘某已经提起履行协议的诉讼，本案应在刘某起诉履行结束之后再进行判决，因此本案终止或者只处理变卖所得款。88年的平房是李某1和秦某1婚前所建，李某1父母写了文件明确了拆迁利益归李某1个人所有，其他人都属于被安置人，被安置人对该房产不应享有物权，涉案房屋是拆迁房款购得，应是李某1的个人财产。2012年李某1将房屋出售给刘某，秦某1都知道的。如果本案支持了秦某1、秦某2、秦某3的上诉请求可能会给刘某实现自己的权利造成障碍。一审开庭的时候，秦某1说就是嫌房屋卖便宜了。常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对于秦某1一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由法院裁判。李某2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不同意秦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下，依据对涉案房屋的贡献程度以及房屋占有情况判决×1号房屋归秦某1、秦某2、秦某3享有，没有证据支持。李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房屋分别买给了三位第三人，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如果本案在不保护第三人权益的情况下将房屋进行处理，会严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秦某1、秦某2、秦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1号房屋和×2号房屋，判定×1号房屋由秦某1、秦某2、秦某3居住使用，×2号房屋秦某1、秦某2、秦某3享有二分之一的权利份额。李某1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辩称，之所以能够购买×1号、×2号房屋，是因为父母赠与给李某1个人的×3号院中的两间平房被拆迁，是李某1个人签订的购买安置房屋的买卖合同，购房款也是使用拆迁款支付的，并不是因为秦某1、秦某2、秦某3所说的有四口人才取得的涉案两套安置房屋，×1、×2号房屋与秦某1、秦某2、秦某3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李某1个人的财产。李某1后于此后庭审中变更答辩意见称，认可安置人口对于×1号房屋和×2号房屋都享有权利，具体如何分割，听从法院判决。刘某在一审法院述称，不同意秦某1、秦某2、秦某3的诉讼请求。×3号院被拆迁的房屋是李某1的婚前财产，是李某1的父母把被拆迁房屋和相应拆迁利益只赠与给李某1个人，涉案两套安置房屋应为李某1的个人财产，李某1又签订买卖合同将两套安置房屋出售给了刘某，刘某与李某1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刘某已经向李某1支付了购房款，且没有证据证明秦某1不知道李某1出售涉案两套安置房屋，综上，不同意涉案两套安置房屋不应在秦某1、秦某2、秦某3、李某1之间进行分割。常某在一审法院述称，李某1曾经给常某看过家庭协议、情况说明、民事调解书等材料，显示被拆迁的房屋是李某1父母赠与给其个人所有，×2号房屋的购销合同上写明购房人是李某1，因此常某认为×2号房屋是李某1个人的。李某1与常某签订买卖合同将×2号房屋出售给常某，常某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李某1将购销合同原件和房屋交付给常某，常某花费25万元装修了房屋并居住使用至今，常某与李某1之间的买卖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常某是善意第三人，常某对×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不同意在秦某1、秦某2、秦某3、李某1之间分割×2号房屋。李某2在一审法院述称，秦某1与李某1离婚纠纷案件的二审判决对于本案所涉两套安置房屋的权属没有进行明确认定，涉案两套安置房屋是否是秦某1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涉及其他人员，需重新认定。涉案两套安置房屋是李某1的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拆迁的转化，秦某1、秦某2、秦某3没有证据证明对涉案两套房屋具有所有权，也没有证据证明两套安置房屋的取得是基于拆迁政策或者人口分配而享有相应的份额。李某2与李某1签订买卖合同购买了×1号房屋，李某2向李某1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12万元，×1号房屋的购销合同原件由李某2持有，李某2现也占有×1号房屋，×1号房屋的权利应由李某2享有，不同意在秦某1、秦某2、秦某3、李某1之间进行分割。李某1变更后的答辩意见，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秦某1、秦某2、秦某3以分家析产为由要求分割两套安置房屋的诉请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某1与李某1于2001年6月13日登记结婚，二人于2000年6月21日生育一女秦某3。秦某1系再婚，秦某2系秦某1与前妻生育之子。2014年5月，秦某1以离婚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16773号（以下简称1677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09年5月6日，李某1作为买方（乙方）与卖方（甲方）某公司签订《某区住宅楼拆迁认购（期房）购销合同》两份，其中一份约定：乙方自愿购买×1号房屋，建筑面积112.18平方米，价款合计为433978元；另一份约定：乙方购买×2号房屋，建筑面积93.27平方米，价款合计为328310元。购销合同随附的《某地区回迁人口确认单》显示：工程项目名称某村路环境整治项目拆迁工程，被拆迁人李某1，原住址海淀区某×3号。回迁人口总数肆人，姓名为：李某1、秦某1、（之子）秦某2（24岁）、（之女）秦某3。《某村路环境整治工程被拆迁人购买回迁房的安置政策》显示，1、回迁房的购房人，仅限于某村路环境整治被拆迁人家庭成员中经过审核得到认可的回迁人。2、回迁房为某区期房（毛坯房）和某期现房。3、购买回迁房的被拆迁人家庭按回迁人口每人每月560元标准给付三年的周转补助费，补助费一次性支付。如三年内回迁房不能按期交付，继续按现有标准给付补助费外，按照购房款的一定比例向购房人给付违约金。4、被拆迁人认购回迁房顺序，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交出被拆迁房屋的先后为序。5、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在拆迁地址有本市常住户口，并被认定为回迁人口，其配偶提供婚姻证明、户籍证明，经审核可计入其家庭回迁人口。6、被拆迁人家庭按被拆迁房屋面积除以认定的回迁人口中无其他住房的人口数计算，人均面积低于25平方米的，无其他住房的回迁人口所购回迁房按均价3600元每平方米下浮20％，结合楼层、户型及实际购房面积计算购房款。×1号、×2号房屋的购房款已自李某1签订的拆迁协议中应得的补偿款中抵扣而向某公司支付完毕。2014年4月29日，某公司向李某1交付了×2号房屋并办理了入住手续，入住时实测面积为93.02平方米。×1号房屋已经具备办理入住手续的条件，但由于该房屋被案外人强行撬锁并更换门锁，导致某公司无法实际控制房屋，未就该房屋与李某1办理入住手续。就×1号、×2号房屋，李某1主张×1号房屋、×2号房屋系拆迁安置购买的房屋，而被拆迁的房屋即某村×3号内的平房最西边两间，系李某1父母在分家时仅指定赠与李某1个人的财产。为此李某1提交《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协议》一份及《房屋所属说明》一份。其中《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系李某1与其父亲李某10，母亲福某10及其兄李某11于2008年1月3日签订。其中内容主要为：经四位共有人协商，对×3号6间房产进行分割。该协议系打印文字，其中约定李某11分得由东向西两间房产，李某1分得中间两间，李某10、福某10分得剩余两间。协议落款处有四位共有人的签字。但在上述打印字体约定的房屋分割结果旁，另有手写字体标注的“各共有人同意不再细分，李某1要最西边两间。其余三人同意”。此外李某1提交的《房屋所属说明》系手写形成的书证，主要内容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村×3号平房六间的其中西边两间平房及该平房拆迁一切所得利益包括拆迁所得房屋产权都给李某1个人。不给秦某1及秦某3及其它子女。”该书证落款时间为2008年3月15日，落款处有“李某10、福某10”手写字体。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秦某1均不予认可，为此提交（2008）海民初字第3128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李某1家人就财产分割并未能协商一致，系经过诉讼最终确认效力。因此李某1父母不可能给李某1书写指定赠与的《房屋所属说明》。根据调解书显示：2008年李某1以合同纠纷为由，将李某10、福某10、李某11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协议》有效。法院经调解，于2008年11月15日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3128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某1、李某10、福某10、李某11均同意四人于2008年1月3日签订的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协议有效。”16773号案件中，李某1经法院询问，表示无法提交原房屋拆迁协议。经秦某1申请，法院向多家拆迁企业核实，亦均未能获取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协议。就拆迁安置的×1号房屋、×2号房屋的入住、实际使用以及是否出售情况，法院在多次开庭和询问过程中进行过核实，但李某1对上述房屋情况的陈述一直模糊不清，且对房屋是否入住、是否出售、是否抵押、是否交由他人实际居住使用，均未能在第一时间明确进行说明，亦未主动就上述房屋的购房合同、入住手续向法院提交证据。16773号案件诉讼过程中，案外人刘某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主张其在2012年11月即向李某1购买了×1号和×2号房屋，并支付购房款246.5万元，但李某1一直未能向其交付购买的房屋，故诉请要求李某1履行合同约定。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李某1明确陈述，两套房屋已经另行出卖给他人，无法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刘某为此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某派出所（以下简称某派出所）报案，称李某1涉嫌合同诈骗。2017年7月3日，李某1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拘留时间从2017年7月6日至2017年8月2日。此后2017年8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向李某1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取保候审期限从2017年8月8日起算。根据法院向某派出所调阅查询卷宗，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李某1陈述如下情况：1、自己2012年将两套房屋出售给刘某，2014年又将房屋抵押给李某2和常某。2、刘某就所购房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次向李某1支付购房款226.5万元。3、李某1向李某2借款212万元，向常某借款200万元，上述借款均通过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并均已实际收到上述借款。4、李某1称将房屋出售给刘某后。再另行向李某2、常某抵押，是为了还刘某房款。但在公安机关询问其取得李某2、常某借款后，款项用途时，李某1表示其在涞水又另行购房，且因为涉及离婚，该房屋系以他人名义购买。法院在某派出所曾对×2号房屋实际使用人常某进行询问，询问中，常某表示李某1因病向其借款，房屋只是抵押给自己，并无房屋买卖情况。但根据李某1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提交的书证，李某1与常某早在2014年5月6日，就已就×2号房屋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就×1号房屋，李某1也与李某2在2014年5月6日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16773号案件诉讼过程中，李某2亦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李某1诉至法院。秦某1以确认合同纠纷为由，将李某1、常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李某1与常某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16773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1号、×2号房屋确系因某村路环境整治项目拆迁工程，拆迁位于某村×3号相关房屋而获得的回迁安置房，根据民事调解书以及李某1提交的《家庭财产分割协议》，足以认定被拆迁房屋应系李某1根据其家庭财产分割协议所获得。调解书生效时间、《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签订时间均在秦某1与李某1结婚登记之后。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的抗辩被拆迁房屋系其个人财产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在被拆迁房屋并非李某1个人财产，回迁安置过程中亦将秦某1及其子女作为回迁人口进行登记的情形下，×1号房屋、×2号房屋应属李某1秦某1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1未经秦某1同意亦未告知秦某1，多次将上述房屋向他人出售，并擅自将已交付入住的×2号房屋实际交给他人居住使用。且将出售房屋、抵押借款所得用于个人消费。即便根据李某1抗辩，其认为上述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但在秦某1已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主张分割上述房屋后，李某1亦未就房屋真实的出售、抵押情况以及居住使用情况向法庭如实陈述。相应行为有故意隐瞒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之嫌。考虑到双方分居后，秦某3一直由秦某1独自照料，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综合上述情形进行分割。最终判决双方离婚并对双方争议的财产问题进行了处理，其中判定×2号房屋由李某1居住使用，×1号房屋待具备入住条件后，由秦某1居住使用，由李某1协助秦某1办理入住手续。16773号判决作出后，李某1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京01民终4328号（以下简称4328号）民事判决书，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1号、×2号两套安置房屋为拆迁利益，拆迁过程中认定的回迁人口不仅为秦某1、李某1二人，还包括秦某2、秦某3，共四人，两套房屋的分割与秦某2、秦某3均有利害关系，此外，李某1将房屋出卖给刘某、常某，房屋的分配对案外人利益具有影响，故两套房屋的权属认定及分配，应由秦某1、李某1与其他全部回迁人员及有利益影响的案外人一并另案解决为宜，最终判决撤销了16773号判决中与×1号、×2号房屋有关的判项，对于其他判项予以维持。4328号判决作出后，秦某1、秦某2、秦某3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7月，刘某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某公司至法院，后撤回起诉。2018年7月，刘某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诉请确认刘某与李某1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李某1将×1号房屋出售给刘某的《协议书》真实有效，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43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李某1与刘某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该判决作出后李某1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京01民终98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9月，刘某另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诉请确认刘某与李某1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李某1将×2号房屋出售给刘某的《协议书》真实有效，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569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李某1与刘某于2012年11月28日就×2号房屋签订的《协议书》有效，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2017年7月，常某曾起诉李某1、刘某至法院，后撤回起诉。2018年10月，常某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诉请确认常某与李某1于2014年1月21日、于2014年5月6日、于2017年4月5日签订的关于×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60287号（以下简称6028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常某与李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质为双方借款合同的担保，常某与李某1之间没有买卖×2号房屋的真实意思，双方基于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2014年1月21日《房屋转让协议》、2014年5月6日《房屋转让协议》及2017年4月5日《补充协议书》。因此，常某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有效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判决作出后常某不服，上诉至本院，后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和提出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京01民终22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60287号民事判决，准许常某撤回起诉。2017年7月，李某2曾起诉李某1、刘某至法院，诉请确认刘某与李某1就×1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撤回起诉。2017年7月，李某2还同时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诉请李某1向其交付×1号房屋，后亦撤回起诉。2018年10月，李某2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为由起诉李某1至法院，诉请确认其与李某1于2014年1月21日、于2014年5月6日、于2017年4月5日签订的关于×1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京0108民初60280号民事判决，认为李某2与李某1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实质为双方借款合同的担保，李某2与李某1之间没有买卖×1号房屋的真实意思，双方基于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2014年1月21日《房屋转让协议》及附件、2014年5月6日《房屋转让协议》及2017年4月5日《补充协议书》。因此，李某2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有效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了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李某2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京01民终28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诉讼及本案证据，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11月28日，李某1（出卖人）与刘某（买受人）签订《协议书》两份，分别约定李某1将×1号房屋、×2号房屋出售给刘某，价款分别为1346160元和1119240元。2014年1月21日，李某1（甲方、出售方）、常某（乙方、购买方）、北京某2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丙方、见证方，以下简称某2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李某1将×2号房屋（使用面积93.27平方米）转让给常某，甲方转让该房屋的净得转让款为300万元，房屋现状为施工中，尚未办理产权登记。2014年5月6日，李某1（甲方、出售方）与常某（乙方、购买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内容除使用面积记载为92.82平方米外，其余内容同2014年1月21日《房屋转让协议》。2017年4月5日，李某1（甲方、出卖方）与常某（乙方、购买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21日、5月6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各一份，现针对协议中未约定的事项签订本补充协议。为确保甲方全面顺利履行合同，防止违约导致合同无法顺利履行给乙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房屋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价款300万元，包括房屋价款200万元与违约金100万元，总计为300万元。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日期为甲方取得房屋产权登记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应当在取得产权证书后三日内与乙方共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承担因过户登记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等费用。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为，2014年1月21日转让协议签订前支付首付款50万元，签订转让协议当日付清全部房款（150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的全部购房款由李某2代为向甲方支付。房屋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另行出具或形成的借款协议等，均与房屋转让协议无关，双方同意全部作废，自本补充协议签订日前形成的全部借款协议等书面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双方手中的原件各自自行销毁处理。如果房屋转让前/后房屋如存在第三人权益或存在本协议外第三人主张相关房屋权利的，因此所产生的责任全部由甲方自行承担。如果存在本协议外的第三人主张房屋权利的，甲方同意以持有甲方与开发商签订的原始拆迁购销合同原件（2009年5月6日甲方与开发商签订）作为主张房屋转让合同权益的唯一凭据。持有其他协议但无原始合同的第三人，甲方应当自行妥善处理，不得影响乙方依合同约定主张合同权利，因此产生的争议由甲方自行解决与乙方无关。如果因甲方原因或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可以提出解除房屋转让协议。2014年1月21日，李某1（甲方、出售方）、李某12（乙方、购买方）代李某2、某2公司（丙方、见证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李某1将其×1号房屋（使用面积112.18平方米）转让给李某2，甲方转让该房屋的净得转让款为320万元，附件补充协议约定：签订本协议当日乙方支付甲方320万元。甲方得到开发商领取钥匙的通知5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办理交房手续。改完底单后通过某2公司签订的协议作废。2014年5月6日，李某1（甲方、出售方）与李某2（乙方、购买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内容除甲方转让×1房屋净得转让款记载为312万元外，其余内容同2014年1月21日《房屋转让协议》。2017年4月5日，李某1（甲方、出卖方）与李某2（乙方、购买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21日、5月6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各一份，现针对协议中未约定的事项签订本补充协议。1、为确保甲方全面顺利履行合同，防止违约导致合同无法顺利履行给乙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房屋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屋价款320万元，包括房屋价款220万元（含开发商的违约金8万元）与违约金100万元，总计为320万元。2、因1.21签订的转让协议中房屋购买价款220万元包括当年开发商某公司应当给予甲方的违约金8万元，但此违约金甲方协议签订后未支付给乙方，因此，应当扣除该8万元，故5月6日双方另行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重新约定房屋价款为312万元（房款212万元与违约金100万元）。3、房屋的交付日期为开发商通知甲方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之日，甲方应当于收到开发商通知之日起三日内与乙方办理完毕房屋交付手续。逾期交付房屋的，以合同约定的总款项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直到房屋交付之日止。4、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日期为甲方取得房屋产权登记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应当在取得产权证书后三日内与乙方共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承担因过户登记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等费用。甲方逾期办理的，以合同约定的总款项320万元（下同）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到房屋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止。5、甲方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时间为开发商通知甲方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或提交相关手续届满之日起计算，包括要求甲方提供与办证相关的合同、税费等手续。如果甲方收到开发商通知后在通知期限内拒不提供相关办证材料或故意不交纳办证费用或相关税费，导致产权证未能及时办理的，自开发商通知期限届满之日起，甲方以合同约定的总款项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之日止。6、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2014年1月21日转让协议签订前支付首付款50万元，签订转让协议当日付清全部房款（212万元）。甲方与另一房屋购买人常某的房屋转让款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全部代为向甲方支付。7、房屋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另行出具或形成的借款协议等，均与房屋转让协议无关，双方同意全部作废，自本补充协议签订日前形成的全部借款协议等书面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双方手中的原件各自自行销毁处理。8、因房屋已经转让给乙方，自2015年5月6日起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应当将开发商发放的违约金8万元与实际租房交转金交付乙方，甲方逾期支付的，以欠付的总数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到全部付清之日止。9、因乙方签订合同时未提供其儿子李某12授权，视为乙方自行承担合同权利义务，与李某12无关，甲方予以同意。10、如果房屋转让前/后房屋如存在第三人权益或存在本协议外第三人主张相关房屋权利的，因此所产生的责任全部由甲方自行承担。如果存在本协议外的第三人主张房屋权利的，甲方同意以持有甲方与开发商签订的原始拆迁购销合同原件（2009年5月6日甲方与开发商签订）作为主张房屋转让合同权益的唯一凭据。持有其他协议但无原始合同的第三人，甲方应当自行妥善处理，不得影响乙方依合同约定主张合同权利，因此产生的争议由甲方自行解决与乙方无关。本案中，×1号、×2号房屋至今均未办理产权登记。现×2号房屋由常某占有，×1号房屋由李某2占有。秦某1、秦某2、秦某3主张两套安置房屋系基于四个安置人口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购房面积取得，但未向法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李某1、常某确认，系李某1在×2号房屋办理收房手续后将该房屋交付常某占有；刘某述称×1号房屋原由其占有，其曾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后李某2系撬锁进入而占有×1号房屋，秦某1、秦某2、秦某3则表示刘某此前占有×1号房屋亦系撬锁进入。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本案中，依据在案证据所能反映的拆迁政策和安置房屋的取得过程，秦某1、秦某2、秦某3及李某1对于涉案两套安置房屋的取得，均存在相应贡献，房屋应为四人共有之财产，现秦某1、秦某2、秦某3诉请分割，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具体的分割方式及份额，法院综合在案证据所能反映的各方对于房屋取得的贡献程度、安置人口对于安置房屋的需求、房屋占用情况等因素，酌情予以判定。在案证据无法证实涉案两套安置房屋之权利，已经完成法律上的转移而归由第三人享有，故对于第三人在本案中所提房屋不应在秦某1、秦某2、秦某3与李某1之间进行分割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各自的权利主张，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某1与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某区住宅楼拆迁认购（期房）购销合同》载明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东里×号楼×单元×1号房屋的权利，由秦某1、秦某2、秦某3共同享有；二、李某1与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某区住宅楼拆迁认购（期房）购销合同》载明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东里×号楼×单元×2号房屋的权利，由李某1享有；三、驳回秦某1、秦某2、秦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秦某1、秦某2、秦某3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08）海民初字第4151号卷宗复印件，证明秦某1出资将李某1家的房屋从普通住房改造成商业门面房；证据二：（2008）海民初字第31281号卷宗复印件，证明李某1父母和哥哥出具的《房屋所属说明》是伪造的；证据三：某饭庄工商登记证明，证明秦某1将李某1家的房屋装修成某饭庄并办理了工商登记；证据四：秦某1的工商登记证明，证明秦某1有企业，有经济收入，秦某1开洗浴中心很挣钱；证据五：拆迁安置政策，证明每人都有50平的安置面积；证据六：秦某1的租房证明（物业收据一张、燃气费一张、租赁合同三份、收款收据一张），证明秦某1没有房子，一直租房居住。李某1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女儿跟李某1说秦某1在租房居住。刘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刘某无法核实。常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无法确认，服从法院的认定。李某2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李某2无法核实。刘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装修合同一份及装修费用转帐记录两张、缴纳电费记录一张，上述证据证明2017年6月24日刘某对×1号房屋进行了装修。秦某1、秦某2、秦某3拒绝看原件，并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某1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常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某2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秦某1、刘某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李某1、常某、李某2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秦某1、李某1均认可根据某村路环境整治工程被拆迁人购买回迁房的安置政策，购房面积系按照经过认定的回迁人口，人均40-50平方米计算购买回迁房，回迁人口为李某1、秦某1、秦某2、秦某3。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号房屋和×2号房屋的析产份额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拆迁政策、认购购销合同中认定的回迁人口以及秦某1、李某1在庭审中的陈述，×1号房屋和×2号房屋应为李某1、秦某1、秦某2、秦某3四人之共有财产。虽然根据拆迁政策购房面积系按照经过认定的回迁人口，人均40-50平方米（销售面积）计算购买回迁房，但是考虑到拆迁院落房屋的历史来源、李某1的村民身份及户口在涉案院落等综合因素，一审法院对×1号房屋和×2号房屋的析产份额予以酌定，经审查并无不当之处，本院对此确认。综上所述，秦某1、秦某2、秦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燕周、秦某2、秦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扬新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赵 松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