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1038号原告：天津市宏信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众兴里1-5-6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97431168D。法定代表人：李冬艳，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振广，天津冠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北大街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56514824K。法定代表人：许天平，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女。被告：天津友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金山里1-3-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052050827R。法定代表人：龙湘新，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佳，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富友万得（武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二路特一号富士康科技园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059163445Y。法定代表人：陈聪汉，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女。原告天津市宏信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达公司）与被告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富锦公司）、天津友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友宝公司）、富友万得（武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友万得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宏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劳务费等共计100000元；2、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4年7月份对被告鸿富锦公司厂区范围内的自动贩卖机及周边卫生提供保洁服务（同时负责提供相关的保洁设备及保洁用品）至2016年12月底，每月费用2万元。在此期间，原告所得的每一次费用均由被告天津友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但实际仅付至2016年7月，尚欠五个月费用共计10万元未予支付。被告富友万得公司对鸿富锦公司区域范围内的自动贩卖机拥有所有权，并应当负责对贩卖机的保洁工作。原告向保洁服务的受益人鸿富锦公司及富友万得公司及实际付款方天津友宝公司主张所欠的劳务费时相互推诿，拒不支付。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原告宏信达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邵志宏名下中国光大银行的客户对账单，天津友宝公司自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共计支付42万元，证明本案代付的主体是天津友宝公司，实际支付主体是富士康公司，即代替本案第三被告垫付；证据二、邵志宏与高洪波的四段手机通话录音，邵志宏是原告的股东和实际负责人，高洪波是富友万得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明双方欠款金额，被告富友万得欠款的原因，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证据三、（2018）津0116民初80282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高洪波是富友万得公司的员工；证据四、自动售货机运营合同，富友万得公司项目的联络人是高洪波，证明高洪波是富友万得公司的员工，在与宏信达之间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证据五、（2019）津0116民初27924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高洪波是作为联络人出现在本次项目当中。被告鸿富锦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鸿富锦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自2012年以来鸿富锦公司为富友万得公司自动售货机提供场地及所需电力、网络资源的支持，富友万得公司将自动售货机设置于鸿富锦公司厂区，但自动售货机内的商品销售及运营则由富友万得公司自行选定之运营厂商负责；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富友万得公司之自动售货机运营厂商为北京友宝科贸有限公司。依据鸿富锦公司与富友万得公司间的约定，鸿富锦公司提供场地给富友万得公司设置自动售货机不收取场地使用费，然而富友万得公司需负责自动售货机所在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期间鸿富锦公司仅确保上开区域的清洁卫生，至于保洁工作具体由谁执行，鸿富锦公司均不予过问。原告宏信达公司与被告天津友宝公司均非鸿富锦公司之供应商，且鸿富锦公司与宏信达公司或天津友宝公司之间自始至终未曾有过任何合作或交易行为。再者，原告宏信达公司未提出证据证明其与鸿富锦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亦未举证证明其诉称劳务服务的劳务项目、服务期限、收费标准、付款条件等合同及商业交易必备条件。原告宏信达公司要求鸿富锦公司与本案其他被告共同给付2016年8月至12月的劳务费10万元，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上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宏信达公司对鸿富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鸿富锦公司无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鸿富锦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被告天津友宝公司辩称：原告因劳务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天津友宝公司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务服务合同关系或者口头约定，且天津友宝公司也不是劳务服务的接收方或者受益方，因此，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与天津友宝公司并无法律关系，请求驳回原告对天津友宝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友宝公司提交记账凭证照片打印件，显示的是天津友宝公司垫付富士康卫生费用。被告富友万得公司辩称：第一，富友万得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1.富友万得公司与宏信达公司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亦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未发生商业交易；2.宏信达公司认为自己向自动售货机周边区域提供过卫生保洁服务，但这些区域并非由富友万得公司所有、占有和使用，富友万得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第二，富友万得公司与宏信达公司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1.富友万得公司的自动售货机放置在天津园区内，但富友万得公司的合作方是北京友宝科贸有限公司，宏信达公司并不是富友万得公司《自动售货机运营服务合同》的签约方和合作方，且服务合同第1.2.4条和4.3条已明确约定“自动售货机的清洁工作由北京友宝科贸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场地使用费、水电费由北京友宝科贸有限公司自行向场地和水电提供方支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富友万得公司与宏信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宏信达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称卫生保洁劳务服务的范围、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质量、价款、付款条件、验收标准、实际履行情况等合同和商业交易必备条件为何，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宏信达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富友万得公司曾向其支付过卫生清洁费；4.宏信达公司提供的“高洪波”录音中从未表明过录音人员的身份，富友万得公司也从未授权高洪波与宏信达公司接触和洽谈业务，且录音中的“高某”多次提到“富士康领导不认可清洁费用”，“宏信达没有与富士康签订合同”等信息，说明富友万得公司自始至终没有与宏信达公司缔结商业合同和建立商业交易的意思表示。综上，宏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富友万得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与宏信达公司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请求驳回宏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富友万得公司提交《自动售货机服务运营合同》，证明该服务合同中1.2.4条和第4.3条明确约定自动售货机的清洁工作，由合同相对方北京友宝科贸有限公司负责。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原告陈述，原告自2014年7月份对被告鸿富锦公司厂区范围内的自动贩卖机及周边卫生提供保洁服务（同时负责提供相关的保洁设备及保洁用品）至2016年12月底，每月劳务费用2万元。在此期间，原告的所得费用均由被告天津友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实际付至2016年7月，尚欠五个月劳务费用共计10万元未予支付。被告富友万得公司对鸿富锦公司区域范围内的自动贩卖机拥有所有权，并应当负责对贩卖机的保洁工作。原告提供保洁服务的受益人鸿富锦公司及富友万得公司及实际付款方天津友宝公司应共同承担给付原告主张的劳务费用。被告鸿富锦公司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以及与被告天津友宝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合作、交易行为。被告富友万得公司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且否认授权“高洪波”与原告洽谈业务。根据原告提供的邵志宏名下的中国光大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显示，天津友宝公司多次向邵志宏账户转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三被告均予以否认，原告并未提供其与三被告签署的书面合同，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与三被告订立过口头合同。同时，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提供保洁服务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及劳务人员。故对原告主张的合同关系及提供保洁服务的事实，本院无法确认。原告提供的天津友宝公司向邵志宏账户转款的证据亦无法证实系被告鸿富锦公司或富友万得公司委托天津友宝公司向原告垫付劳务费用。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亦无法证实原告主张欠付劳务费的数额，故原告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宏信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2300元，由原告天津市宏信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 琴审判员 武亚楠审判员 张永权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程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