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再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879173358Y，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代表人：战胜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卓朴，湖北今天（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湖北今天（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发富，男，195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贤辉，男，198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远安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贤芳，女，198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竹溪县，现住远安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贤松，男，199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贤超，男，199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玉娥，女，192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平利县。上列6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节，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列6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清宇，湖北沮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君，男，198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与被上诉人沈发富、沈贤辉、沈贤芳、沈贤松、沈贤超、孙玉娥（以下简称沈发富等6人），被上诉人吴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沈发富等6人于2019年1月25日向远安县人民法院起诉。2019年4月4日，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525民初216号民事判决。2019年8月12日，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525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9年11月25日，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525民再1号民事判决。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保财险宜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卓朴、被上诉人沈发富等6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节、被上诉人吴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远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5民再1号民事判决；2.改判人保财险宜昌公司赔偿沈发富等6人各项损失393466.22元（其中给付沈发富等6人292190.50元，给付吴君101275.70元）。事实和理由：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三条明确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该合同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人民法院不得排除对该条款的适用，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应负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责任比例应为50%。被上诉人沈发富等6人辩称，人保财险宜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吴君辩称，人保财险宜昌公司的业务员是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其销售该保险产品的，业务员在微信中并未提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且合同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保险合同一直由业务员所持有，直到保险合同生效后其才拿到保险合同，之前并未看到保险条款。故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不管机动车方最终赔偿责任是50%还是60%，均应由人保财险宜昌公司承担，其本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沈发富等6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吴君赔偿各项经济损失684787.1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05891元，丧葬费27951.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197.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1447.50元，财产损失1300元。上述经济损失先由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113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剩余部分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60%。保险公司不赔偿的部分由吴君赔偿。一审法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2018年8月27日21时10分，吴君驾驶鄂Ｅ×××**号轻型自卸货车沿远安县鸣凤镇安泰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安泰大道航天花园路段处时，遇受害人余某（1957年3月3日出生，殁年61岁）骑三轮自行车沿安泰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此左转，吴君驾驶的鄂Ｅ×××**号轻型自卸货车与余某相撞，致余某受伤。余某经远安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三轮车受损。2018年9月28日，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420525120180000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君驾驶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违法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余某驾驶三轮车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在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下车推行，且在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其违法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认定吴君、余某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吴君支付余某医疗费1175.70元，拖车费100元，支付余某家属赔偿款10万元。吴君对其驾驶的鄂Ｅ×××**号轻型自卸货车在人保财险宜昌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50万元），保险期间均为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3月26日。吴君为该车辆在宜昌市交通运输部门办理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2018年3月20日至2022年3月19日。事故发生后，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8月28日委托宜昌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鄂Ｅ×××**号轻型自卸货车进行了鉴定，宜昌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宜车综检司鉴所﹝2018﹞鉴字第1087号《车辆安全技术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该车前照灯性能、制动性能、安全防护装置均不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安全技术不合格。一审法院另查明，受害人余某生前自2014年起即从户籍地湖北省来到远安县城随其子沈贤辉居住生活，事故发生前自2017年2月起在宜昌七彩园林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绿化管养工作。余某与沈发富共生育沈贤辉、沈贤芳、沈贤松、沈贤超4名子女；孙玉娥为余某之母，1926年1月23日出生，共生育余某等子女7名。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损失为：医疗费1175.7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621088元（31889元/年×19年＋21276元/年×5年÷7人）、丧葬费27951.50元（55903元/年÷12个月×6个月）、财产损失1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841.50元（93.50元/天×3人×3天）、拖车费100元，合计674456.70元。一审法院原审判决：1.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沈发富等6人经济损失393466.20元（在674456.70元损失中，交强险赔偿112475.70元；剩余561981元损失，按吴君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所负同等责任比例，商业三者险内赔偿50%即280990.50元），其中给付沈发富等6人292190.50元，给付吴君垫付的费用101275.70元；2.驳回沈发富等6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94.50元，由沈发富等6人负担460.80元，人保财险宜昌公司负担1133.70元。一审法院再审判决确认了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另查明，原审判决生效后，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已按原审判决对沈发富等6人及吴君赔付完毕（含原审诉讼费）。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机动车和非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划分为同等责任情形下，民事赔偿责任如何确定；2.若机动车方承担60%赔偿责任，保险合同约定同等责任下保险公司承担50%赔偿责任能否适用；3.赔偿项目中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属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非机动车、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都明确规定了受害人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抵触，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定的责任并不当然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轻型自卸货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相较于非机动车、行人来说，具有高度危险性，本案事故发生在夜间，事发路段无照明，吴君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谨慎的驾驶责任，交通事故责任比例虽为同等责任，但根据《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60%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以上规定，人保财险宜昌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的内容，系比例赔付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原审及再审均查明，吴君系通过电话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且该条款第二十三条并未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加以提示，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就比例赔付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吴君作出解释说明，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未履行法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比例赔付条款对投保人吴君不产生法律效力。沈发富等6人因受害人余某死亡所致各项经济损失，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后，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60%赔偿责任。3.沈发富等6人提供了受害人余某居住证明及其生前务工、领取工资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余某去世一年前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远安县城，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不能提供有效的反证予以推翻，原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再审判决：1.撤销该院（2019）鄂0525民初216号民事判决；2.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于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沈发富等6人各项损失449664.30元（在674456.70元损失中，交强险赔偿112475.70元；剩余561981元损失，按吴君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所负同等责任比例，商业三者险内赔偿60%即337188.60元），其中给付沈发富等6人348388.60元，扣减已赔付的292190.50元，还应赔偿56198.10元；给付吴君垫付款101275.70元（已履行）；3.驳回沈发富等6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89元，由沈发富等6人负担641元，人保财险宜昌公司负担2548元。本院二审时，被上诉人吴君向本院提交了人保财险宜昌公司的业务员向其销售案涉保险产品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人保财险宜昌公司未向其提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人保财险宜昌公司对此的质证意见是，该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与吴君签订合同前的沟通过程，并不能证明合同签订的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吴君提供的其与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业务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中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业务员未向吴君提示并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吴君签订合同时另履行了对免除其责任的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本院认定人保财险宜昌公司业务员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吴君销售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时，未向其提示并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人保财险宜昌公司系通过电话向吴君销售保险产品的事实有误，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内容为，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款内容为，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第三款内容为，涉及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以法院或仲裁机构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上述条款中，第二款适用的前提是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的情形，而本案是由司法程序最终裁决的，应适用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约定，第二款约定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一审法院根据《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确定由机动车一方负担60%的赔偿比例，不属于上诉人所称对当事人合同约定予以排除的情形。即使该条款适用本案，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该比例赔付条款对投保人吴君不产生法律效力亦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二审应予维持。上诉人人保财险宜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遵玉审判员  杨正强审判员  黄君梅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春柳书记员刘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