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陕07刑终203号原公诉机关勉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振涛，绰号丁二，男，1990年5月3日生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武陟县，2018年12月30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被勉县公安局抓获审查，2019年1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8日被勉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勉县看守所。辩护人李智，陕西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树培，男，1990年9月21日生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武陟县，2019年2月11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自动到勉县公安局投案，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勉县公安局逮捕，同年4月29日被勉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9月24日被勉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勉县看守所。辩护人周冰洁，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师汉强，男，1979年10月7日生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住汉中市汉台区汉X食品有限公司院内，2018年12月29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自动到勉县公安局投案，同年12月30日被勉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15日，2019年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8日被勉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勉县看守所汉X。指定辩护人王骞，陕西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魏朋朋，男，1991年3月22日生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武陟县，2019年1月21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自动到勉县公安局投案，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5日被勉县公安局逮捕，同年4月29日被勉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9月23日被勉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勉县看守所。辩护人纪瑞华，陕西华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军，男，1969年3月18日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高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XX镇XX村****，现住陕西省勉县XX镇XX村。2018年12月28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被勉县公安局传唤审查，同年12月29日被勉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15日，2019年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8日被勉县公安局逮捕，同年3月26日被勉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9月23日被勉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勉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赵建华，陕西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仕虎，男，1972年1月22日生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XX镇XX村**，陕西省勉县XX镇XX村。2018年12月28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被勉县公安局传唤审查，同年12月29日被勉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15日，2019年1月5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被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18日被勉县公安局逮捕，于2020年2月27日被勉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汤九斌，陕西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王丰收，男，1983年5月25日生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武陟县，2018年12月31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被勉县公安局抓获审查，2019年1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8日勉县公安局逮捕，于2019年12月30日被勉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潘露，陕西省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杨凯凯，男，1990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修武县，2018年12月31日因涉嫌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被勉县公安局抓获审查，2019年1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8日勉县公安局逮捕，于2019年12月19日被勉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丁超，陕西省华沃律师事务所律师。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审理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丁振涛、周树培、师汉强、魏朋朋、王建军、邓仕虎、王丰收、杨凯凯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一案，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作出（2019）陕0725刑初5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丁振涛、周树培、师汉强、魏朋朋、王建军、邓仕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振涛及其辩护人李智、上诉人周树培及其辩护人周冰洁、上诉人师汉强及其指定辩护人王骞、上诉人魏朋朋及其辩护人纪瑞华、上诉人王建军及其指定辩护人赵建华、上诉人邓仕虎及其指定辩护人汤九斌、原审被告人杨凯凯的指定辩护人丁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人王丰收及其指定辩护人潘露、原审被告人杨凯凯经询问表示不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中旬，丁振涛在明知我国处于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期间，国家明令禁止跨省调运生猪的情况下，仍联系同乡周树培、魏朋朋等人同自己一起做跨省贩运生猪生意。2018年12月20日，丁振涛联系汉中市从事生猪屠宰的师汉强收购生猪，同时又联系销售中介任贝贝，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以每斤4.5元的价格购买生猪107头，总价12万元由丁振涛单独出资。随后，丁振涛联系河南省一货运公司老板薛某某商议拉运生猪事宜，薛某某指派司机王丰收、杨凯凯二人驾驶豫HXXX**货车联系任贝贝拉运生猪107头，次日，经丁振涛安排王丰收和杨凯凯跟随刘某甲，与周树培运输生猪货车一并进入汉中。2018年12月20日，丁振涛联系魏朋朋、周树培等人向汉中贩卖生猪，周树培、刘某乙开车绕道商洛、安康等地逃避检查到达汉中与丁振涛会合，丁振涛将周树培等人介绍给汉X屠宰场从事生猪收购的吴某某。之后，周树赔和刘某乙安排货车司机到河南省济源市通过中介以4.4元每斤的价格购买生猪92头，购买价9万余元，由周树培、刘某乙共同出资。司机按照周树培指定路线从河南省玉皇山出口下高速与丁振涛拉运生猪的车会合后一同行驶。丁振涛告诉周树培进城路线，周树培将路线通过微信群发给魏朋朋、刘某甲、苗某某、刘某乙等人。丁振涛为躲避检查站检查还通过微信向跨省检查站一工作人员（微信昵称：招XXX）转款1000元。2018年12月20日，丁振涛在河南武陟县当地给魏朋朋联系了一辆山西牌照的轻卡车，魏朋朋找司某某作司机前往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魏朋朋联系孟州市一养猪场以5元每斤的价格购买生猪26头，总价3.6万元，由魏朋朋和刘某乙共同出资。在丁振涛指引下，为躲避检查站的检查，魏朋朋和司某某从河南省孟州市上高速至河南省玉皇山收费站下高速，经地方道路进入陕西省商洛市，从商洛板桥收费站上高速准备运往汉中。途中魏朋朋在东坪服务区发现其车中7头生猪死亡并电话告知丁振涛，丁振涛让将死猪扔掉，魏朋朋便在镇安县租了一辆翻斗车，于21日晚将剩余的19头活猪移至翻斗车上，将7头死猪丢弃路边。之后，魏朋朋便和翻斗车司机驾驶翻斗车从东坪收费站上高速向汉中拉运。2018年12月22日23时许，丁振涛与魏朋朋在陕西汉中北收费站回合，并将翻斗车带到王建军的生猪收购点，丁振涛联系师汉强，师汉强又联系邓仕虎对19头生猪进行过磅、卸猪。魏朋朋支付了翻斗车司机租车费。2018年12月22日中午，丁振涛、周树培贩运的两车生猪到达十天高速汉中北服务区，丁振涛为逃避检查，安排周树培和刘某乙开车带着两辆大货车沿十天高速、西汉高速、宝巴高速转了三圈直到当日22时许听丁振涛说没有交警查车后，下高速进入汉中。期间，丁振涛给了师汉强10000元用于疏通关系以便顺利通过收费站，并告知了周树培。后许某某将王丰收拉运107头生猪的货车带到王建军生猪收购点，周树培将其所拉运的92头生猪通过吴某某联系运送至黄某某的生猪收购点，以售价5.6元每斤出售，总售价12万元。丁振涛拉运到王建军与邓仕虎养殖场的107头生猪在卸猪时发现23头死猪，邓仕虎将其中6头死猪埋在养殖场东边附近树林中，其余17头死猪因收购方拒绝接收，丁振涛便让司机先拉走等待处理。丁振涛在听闻周树培拉运的92头生猪中也出现了7头死猪，便与周树培在勉县堰河附近汇合，将周树培车辆上3头死猪转移至丁振涛拉运的豫HXXX**货车上，共20头死猪。周树培给其货车司机另200元让司机对其车上4头死猪自行处理，司机便离开了。丁振涛提议将20头死猪就地丢弃，刘某甲、王丰收、杨凯凯、魏朋朋等人同意，周树培不同意，但未坚持，当时因天快亮未实施丢弃行为。23日晚，丁振涛、魏朋朋、周树培、刘某乙和王丰收、杨凯凯将装运死猪的货车开至勉县堰河桥西侧桥头向北1公里处，将20头死猪丢弃在河道处后离开。期间周树培在场但未动手参与，也未制止。2018年12月23日晚，王建军给师汉强打电话说其存放在勉县养殖场的部分生猪有点“软”（意思是濒临死亡），提出在死亡前拉走，并让邓仕虎给其中8头生猪带上勉县天X养殖场的作废耳标，师汉强安排其内弟许某某趁晚上下班屠宰场无检疫人员之机，将8头问题生猪连夜拉往汉X屠宰场宰杀出售。2018年12月24日，王建军将勉县天X养殖场63个耳标交给邓仕虎，让给师汉强存放的生猪进行佩戴，带好耳标后邓仕虎持王建军办理的当地检疫证明将带有本地耳标的63头生猪拉往汉X屠宰场，师汉强进行了屠宰销售。2018年12月24上午10时，群众在堰河河道处发现被遗弃的20头死猪，将情况举报至勉县农业局，当日20时许，勉县农业局对遗弃的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同月27日17时许，勉县农业局对邓仕虎掩埋在树林中的6头死猪及收购点内师汉强存放的31头外地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2019年1月，黄某某通过冒充本地猪名义将购买周树培的85头外地生猪陆续办理了本地检验检疫手续，从而逃避动植物检疫部门的监管，顺利对所购买的外地生猪全部拉入本地屠宰场进行屠宰、销售。据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被告人在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期间，明知国家规定禁止跨省调运生猪（山西、陕西为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份，河南为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相邻省份），丁振涛从疫情省份山西，周树培、魏朋朋从疫情省相邻省份河南调运生猪，在运输途中会合，逃避检验检疫，随意乱扔死猪，王丰收、杨凯凯运输来自疫情省份的生猪，随意乱扔死猪，师汉强违反规定收购来自疫情省份、疫情省相邻省份的生猪，且逃避检疫，被告人王建军、邓仕虎帮助师汉强存放来自疫情省份、疫情省相邻省份的生猪，帮助师汉强逃避检疫，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公诉机关指控上述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唯部分事实情节认定有误，予以纠正。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丁振涛、周树培、魏朋朋、师汉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建军、邓仕虎、王丰收、杨凯凯均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周树培、魏朋朋、师汉强在案发后能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军、邓仕虎在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可视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丁振涛、王丰收、杨凯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庭审中亦自愿认罪，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故对上述被告人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对被告人丁振涛辩护人李智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丁振涛多年从事贩猪生意，熟知国家相关规定，在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期间，明知国家规定禁止跨省调运生猪而从疫情省份山西向疫情省份陕西贩卖生猪，并逃避检验检疫，随意乱扔死猪，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情节严重，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可谓不大。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人的犯罪事实，可认定为坦白，其只有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才应当认定为立功。故对辩护人李智辩称被告人丁振涛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具有立功表现，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丁振涛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对被告人周树培辩护人周冰洁的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被告人周树培贩卖的生猪来源于河南省，在案发前已解除疫情封锁，案发后亦未检出非洲猪瘟病毒，但河南省为国家规定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相邻省份，陕西为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份，其在运输中逃避检验检疫，到达目的地后亦未向当地申报检疫。虽然其不同意丁振涛随意乱扔死猪，但丁振涛扔的死猪当中有其三头死猪，其又将自己另外四头死猪交由货车司机自行处理，故其负有阻却他人乱扔死猪并向当地畜牧防疫部门报告的义务。农业部《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乳用、非种用动物到达目的地后，货主或者承运人应当在24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故对被告人周树培辩护人周冰洁辩称被告人周树培没有参与扔猪共谋，也未实施扔猪行为，不负有阻却他人行为的义务；本案不存在“危险源”，不具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危险，应当宣告被告人周树培无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同理，对被告人魏朋朋辩护人纪瑞华、王元元的辩护意见，除不具有引起疫情的危险，主观恶性小，对其宣告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对被告人师汉强辩护人王骞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师汉强违反规定收购来自疫情省份、疫情省相邻省份的生猪，且逃避检疫，其主观是故意而非过失，且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而非从犯。本案发生在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期间，虽未查出非洲猪瘟疫情，但在当地造成了较大影响。故对辩护人辩称的被告人师汉强系从犯、主观上是过失，建议对其判处6个月拘役并宣告缓刑的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予以酌情采纳。对被告人王建军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建军帮助师汉强存放外来生猪，逃避检疫，且知道有死猪后不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故对辩护人辩称的犯罪情节较轻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对被告人邓仕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除建议对其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对被告人王丰收辩护人潘露的辩护意见，经查，王丰收违反规定运输来自疫情省份的生猪，到达目的地后未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且随意乱扔死猪，故对辩护人辩称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为轻微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外，其余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被告人杨凯凯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七）项、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丁振涛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被告人周树培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三、被告人师汉强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四、被告人魏朋朋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五、被告人王建军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六、被告人邓仕虎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七、被告人王丰收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八、被告人杨凯凯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上诉人丁振涛上诉提出：1.其贩卖的生猪经检测并不携带非洲猪瘟病毒，不具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和疫情影响的情节；2.其不是主谋，也未参与、指使他人联系运输、中介及销售生猪，仅是生猪贩卖人，应与周树培、魏朋朋作用、地位相当，判处相同刑罚；3.其贩卖生猪给师汉强后未收取任何利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上诉人丁振涛的辩护人提出：对本案的贩运事实无异议，但经过检验检疫此次贩运并没有引起疫情，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上诉人周树培上诉提出：其所调运的生猪经专业机构检测已排除了与“非洲猪瘟”有关，且涉案生猪并不携带疫病，也不会引发疫情危险，其不构成犯罪，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宣告其无罪。上诉人周树培的辩护人提出：1.经专业机构检测及多部门核查，已排除涉案生猪与“非洲猪瘟有关”，生猪是因车厢垮塌而死亡，并无引发疫情危险；2.一审判决认定没有携带病毒的不可能引起疫情危险的调运、处置生猪行为为犯罪有误，周树培的行为不具备成立犯罪的客观要件，应撤销原判改判周树培无罪；3.根据《立案标准》的规定，上诉人并不具备该罪“情节严重”的情节，也不符合立案标准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不构成犯罪。上诉人师汉强上诉提出：其在本案中起到的是间接的辅助、帮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其对生猪来源并不知情，也未实施逃避检疫的行为，不具有主观恶性。其是因疏忽大意、或轻信能够避免可能会引起重大动物疫情的危险，是一种过失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具有的减轻、从轻情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师汉强的指定辩护人提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对师汉强从轻处罚。上诉人魏朋朋上诉提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罪名和事实无异议，但一审量刑过重，其系初犯、偶犯、从犯，且构成自首，请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或免于刑事处罚。上诉人魏朋朋的辩护人提出：涉案生猪不存在危险性，也不是来自于疫区，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上诉人王建军及其指定辩护人提出：对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定性无异议，但对构成该罪系情节严重的情节有异议。其系初犯、从犯，到案后积极认罪，构成自首，请求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邓仕虎上诉提出：其虽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但未造成疫情传播的后果，其到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可视为自首，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有期徒刑八个月。上诉人邓仕虎的指定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邓仕虎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人王丰收及其指定代理人潘露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原审被告人杨凯凯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原审被告人杨凯凯的指定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定罪量刑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汉中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量刑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丁振涛、周树培、师汉强、魏朋朋、王建军、邓仕虎、原审被告人王丰收、杨凯凯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事实是清楚的、正确的。有以下证据证实：1．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来源及立案时间。2．各原审被告人照片及身份信息证明，各原审被告人外貌特征及身份情况。3．抓捕经过及到案情况说明证明，各原审被告人到案情况。其中，师汉强、魏朋朋、周树培系自动投案。4．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证明，抛弃死猪的地点及现场情况，现场照片经原审被告人当庭辨认无异议。5．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证明，丁振涛、王丰收、师汉强、杨凯凯、邓仕虎、魏朋朋对同案人的辨认情况，对作案地点的辨认情况；证人吴某某对周树培、丁振涛的辨认情况。辨认照片经各原审被告人一审当庭辨认无异议。6．国办发明电〔2018〕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证明，2018年8月初以来，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相继发生5起非洲猪瘟疫情。7．农业农村部2018年8月31日农明字〔2018〕第29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证明，该《通知》规定：生猪及其产品调运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号有关规定，不得从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发生疫情的省，限制省内生猪调运。发生疫情的县、市、省，暂停生猪调出本县、本市、本省，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有2个以上（含2个）市发生疫情的省，暂停该省所辖各市生猪调出本市。8．农业农村部2018年9月11日农明字〔2018〕第33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的通知》证明，该《通知》规定：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并暂时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暂停时间从任一相邻省份发生疫情至其全部相邻省疫情解除封锁前。目前，疫情省的相邻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福建、江西、山东、湖北、陕西等10个省份。9．2018年11月14日印发的农办牧〔2018〕64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生猪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证明，该文件显示，当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十分严峻，疫情在17个省份发生，已传入我国南方腹地生猪养殖大省。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要加大对涉及多个省份违法违规调运生猪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跨区域违法违规调运行为。10．2017年9月21日印发的农医发〔2017〕28号农业部文件农业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证明，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是我国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之一。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现不明原因生猪死亡、野猪异常死亡等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各级兽医部门接到可疑疫情报告后，按照国家动物疫情报告要求，逐级上报至农业部兽医局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按防治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样品，送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检测，经检测为非洲猪瘟疑似疫情的，立即送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农业部根据确诊结果，认定并发布非洲猪瘟疫情。疫点为发病猪所在的地点。疫区为由疫点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的区域。受威胁区为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10公里的区域。野猪活动区，受威胁区为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50公里的区域。发生疫情省份暂停其生猪及相关产品跨省调出，暂停发生疫情县区的生猪及相关产品跨县调出。11．2018年8月8日印发的农办医〔2018〕38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防治非洲猪瘟加强生猪移动监管的通知》证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时，疫区所在地市为高风险区，省内其他地市和其他省份为低风险区。严禁疫区内的生猪及其产品调出。严禁高风险区内的生猪和未经高温处理的生猪产品调出。在低风险区间调运生猪及其产品的，禁止途径高风险区。严禁生猪养殖场（户）、从事生猪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动物产品生产经营者从高风险区引进生猪和未经高温处理的生猪产品。12．农业农村部信息证明，2018年10月17日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11月28日12时对疫区解除封锁；2018年10月30日，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分别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12月17日对疫区解除封锁；2018年12月6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12月2日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12月5日，四川省合江县、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北京市顺义区确诊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1月17日，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长安区对疫区解除封锁；2019年1月18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对疫区解除封锁；2018年12月9日，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确诊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1月21日，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对疫区解除封锁；2019年2月27日，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4月14日对疫区解除封锁；2018年8月14日，河南省郑州市经济开发区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10月1日对疫区解除封锁；2018年9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河南省获嘉县分别确诊非洲猪瘟疫情，同年10月31日，河南省获嘉县对疫区解除封锁；13．汉中市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出具的非洲猪瘟应急响应期间全国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清单证明，截止2018年12月21日15时，我国先后在四川、陕西等23个省份确认非洲猪瘟疫情95起，其中52个疫区已按规定解除封锁（其中河南、江苏、辽宁、浙江所有疫区全部解封），仍有43个疫区处于封锁状态。根据中省生猪及其产品跨区域调运监管规定，山西、陕西等19个省份为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份；陕西等14个省份为不能调运生猪产品的疫情省份；山西省临汾市等5个市为不能调运生猪产品的疫情市；河南等11个省份为不能调运生猪但可以调运检疫合格产品的疫情省相邻省份。14．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师汉强、邓仕虎、王建军因本案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情况。15．动物疫病检验报告书证明，勉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中心从王建军猪场采集的肉样、环样，经汉中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结果均为阴性。16．勉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办案说明证明，2018年12月24日，对勉县新桥河滩发现的死猪，县农业局已对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未对死猪留样送检；同年12月26日，王建军、邓仕虎到案后供述从外地运来的生猪一部分送汉中汉X屠宰场宰杀，还有一部分存栏。县农业局立即将存栏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未对该批生猪留样送检。2018年12月29日，汉中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动物疫病检验报告书中所检测的肉样为师汉强联系从外地运至邓仕虎生猪收购点的生猪，被邓仕虎宰杀后准备自用的样本。环样为本批次生猪当时存栏的猪圈环境样本。17．勉县价格认定中心关于生猪收购的中准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2018年12月23日市场生猪收购中准价格为6.83元/斤。18．证人卓某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2月23日晚上按照王建军的安排，将王建军收购点8头走路不稳的生猪于次日凌晨拉到汉X屠宰场屠宰后卖给了收肉的肉贩子，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左右。19．证人许某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2月22日晚上，他按照姐夫师汉强的安排，在宝巴高速距南郑协税收费站还有2公里处接一车货。接到一辆前四后八大货车后，他将一个过期的生猪检验表交给了车上人，后他们经过新集、镇川来到勉县县城，在一煤场过磅后，他将该大货车带到了王建军和邓仕虎经营的生猪收购点，下车后他将之前交给大车的那张生猪检疫表要过来当场撕毁了。他给邓仕虎打招呼后离开。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邓仕虎给他发微信，内容是死猪17头，他就打电话问邓仕虎是咋回事？邓仕虎说昨晚拉的这车猪，三层的猪掉到二层上，把猪压死了，卸下6头死猪埋了，还有17头死猪没卸，让货车拉走了。当天晚上8时许，师汉强又让他到王建军猪场去，看一下昨晚拉过来的猪里面有没有站不起来的猪，把这些站不起来、快不行（快死了）的猪挑出来让卓某某拉到汉X屠宰场。他去后查看了一下，大概有七八头站不起来，快不行的猪，卓某某到后，将这些猪拉到汉X屠宰场去了。大概过了两天，邓仕虎通过微信给他发了小视屏，拍的是晏河河坝扔了好多死猪。邓仕虎还说，这些人不是说的拉走，找地方掩埋，咋给扔这了，他给师汉强打电话说了，师汉强没说啥。20．证人黄某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2月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他经营的生猪养殖场的司机吴某某给他说有一车生猪价格是每斤6.5元，问他要不要，他感觉还便宜（本地生猪价格是每斤6.8元）就说要。过了两天，吴某某说晚上生猪就拉过来了，他就安排吴某某给他接货。后吴某某给他说一共91头，全部赶到猪圈了。于是他把这些猪在猪圈里养了十几天后就陆续拉到勉县和汉中的屠宰场宰杀了。这些猪听吴某某说是从商洛过来的，没有耳标，他收购后去兽医站领了一些疫苗和耳标，养了十几天后联系镇上的兽医说准备卖，由兽医对这些生猪进行了检验，检验合格就给他开具了检验检疫证明，他拿着证明就把猪拉到屠宰场宰杀了。在卸货时他没在场，不清楚有无死猪，在他养殖中没有死亡的。21．证人吴某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2月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个外地男子给他打电话说有一车生猪大概90头左右，问他要不要，他将电话给黄某某，黄某某在电话里和对方问了情况后对他说准备把这车猪收了，养一段时间等快过年时再卖了。让他和对方保持联系。第二天晚上8点多，对方打电话说等下运的猪就到了，他给对方说了黄某某家的位置，让其把猪直接拉过来，同时告知了黄某某，黄某某让他帮忙去卸猪，大概凌晨1点左右拉猪的车到达黄某某的养猪场，黄某某让他帮着把猪卸了自己睡觉去了，他就将过完磅的生猪关到猪圈。当天晚上运送生猪来了两辆车，一辆是拉猪的红色四桥车，车牌号是河南牌照，车上两个人，还有一辆黑色大众小轿车，小车上只下了一个人。这一车好像是91头猪，没有耳标。这批猪在黄某某家养殖场养了十几天后陆续送到汉中屠宰场宰杀后卖了。他们每次要往屠宰场运时，提前把猪装上车，拉到新铺镇兽医站，兽医通过检验后，就把耳标和检验检疫证明交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拉去屠宰了。22．上诉人丁振涛的供述证明，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做贩运生猪生意。2018年12月19日左右，他通过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的猪中介联系了其当地的一个养猪场老板，谈好价钱后又联系了河南省武陟县的一个大货车老板，货车老板派了曾经给他拉运过生猪的司机杨凯凯和王丰收驾驶豫HXXX**大货车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拉了100余头生猪来汉中，他让同学刘某甲帮他押车。到汉中后，他联系收购这批生猪的师汉强给联系好勉县一个养猪场存放该批生猪，师汉强安排了一个人开车带其到勉县那个养猪场，司机和刘某甲在卸货时给他打电话说货车货厢的架子塌了，压死了一些猪。他随后赶到勉县养猪场，王丰收给他说卸下了6头死猪，车上还有17头死猪养猪场不让卸。他和刘某甲还有两个司机商量，他提议将这些死猪就地扔了。因当时天快亮了，怕人发现没有扔。他就给杨凯凯和王丰收找了个停车住宿的旅社。此时已经是12月23日凌晨，他和刘某甲回到汉中。直到当日晚上21时许，他带周树培、魏朋朋、刘某乙来到勉县过磅秤再往里一点距离的河边，决定扔在此处，然后带王丰收、杨凯凯过来，将死猪全部扔到河滩上。他知道近期疫情期间禁止跨省、市调运生猪，为了躲避检查，一般都是夜间行车，大部分路都避开高速路走地方山路和乡村道路。从河南进陕西时，在商南有个省级检查站，他认识一个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说了XXXX车号，告诉其要过该车，给其转了1000元好处费，故他的车进陕西时没有被检查。另证明，2018年12月中旬，他和周树培聊天时，周树培也想做贩运生猪的生意，他就向其介绍了勉县的吴某某。过了几天，周树培说要拉运一车生猪。因为省界附近有检查站，周树培就在网上查询，发现了一条新路，这条路是从陕西商洛绕过秦岭到达汉中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周树培告诉他该路能绕开检查站，其本人先开着车走这条路走到了汉中。后周树培自己购买了一车生猪沿其那条路线在河南省玉皇山附近和他拉猪的车汇合在一起，然后从玉皇山下高速，沿着省道进入陕西境内，在商洛上高速，一直行驶到汉中南郑收费站下高速，然后由师汉强的内弟带路到了勉县。2018年12月23日凌晨4时40分许，周树培给他打电话说其拉运的生猪也死了几头猪，让装在他的运猪车上，这样可以先让一个车走，他答应后，周树培往他车上转移了3头死猪，这时，他车上就一共有20头死猪。另外，拉猪的车在南郑下高速时，师汉强打电话说通过检查站要交钱才得行，一车5000元，他告知了周树培，周树培同意，他通过手机给师汉强发的账号转了1万元钱。23．上诉人周树培的供述证明，2018年12月20日左右，朋友丁振涛打电话说陕西汉中生猪有销路，让他也从外地联系些生猪贩运至陕西汉中，从中赚取差价。当时他说和刘某乙在一起，丁振涛说两人一块贩猪。他给刘某乙说了此事，刘某乙同意和他一起干。当天下午，刘某乙驾车拉着他从老家赶往汉中。出发前，丁振涛给他说之前其走过陕西柞水县到山阳县新建那条高速，可以绕道到汉中，他用百度地图查了一下这条高速。查完之后，他将这条这条路线发到微信群里，微信群里有丁振涛、魏朋朋、刘某甲、丁振涛的朋友苗某某、刘某乙，还有给丁振涛拉猪的司机。他还将路线给丁振涛个人微信发了一条，他们通过这条高速时没有发现生猪检查站。第二天早上，他和刘某乙到达汉中并同丁振涛见面，见面后丁振涛说给他介绍一个收猪的老板，名叫吴某某，在汉X屠宰场见面交流后，他和吴某某达成了一个交易意向，丁振涛将吴某某的联系方式发给他。后他电话联系上他们武陟县生猪交易市场的一个货车司机，相互加了微信，他对其说要租其车贩运生猪，又通过朋友联系上河南省济源县的一个猪经济（中介），猪经济给他介绍了一个养猪场，生猪给他算4.4元每斤，他说要100头猪，猪经济说没那么多，他说能装多少是多少。刘某乙给他提供了济源县另一个猪经济的电话，他就联系之前的货车司机，让其到济源县联系两个猪经济装猪。总共装了92头余猪，货款总共9万余元，他付了4万余元，刘某乙当时也支付了大概5万元购猪款。司机把猪装好后，他让司机从济源县上高速往洛阳方向走，因为丁振涛当时也从山西买了猪，拉猪的车正往汉中运，双方的车在玉皇山服务区会合后一起走。因之前丁振涛说西汉高速秦岭服务区附近有生猪检查站，严禁跨省调运生猪，他们的车从河南玉皇山下高速后一直走的省道，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让运猪车辆走的那条陕西柞水县到山阳县的那条新建高速。当天下午，给丁振涛押车的刘某甲在微信里说车上猪叫的厉害，不敢在服务区停留，丁振涛让他和刘某乙开车去高速上接车，在西乡收费站同运猪车会合，因听说高速收费站有交警，他们商量等交警走了再下高速，他们带着运猪车从十天高速绕到西汉高速，又从西汉高速绕到宝巴高速，再转回十天高速，转到晚上10时许，他和刘某乙开小车从汉中东下高速，赶到宝巴高速南郑收费站附近等运猪车下高速，丁振涛打电话说运猪车被收费站查到，一个车要交5000元的罚款，他让丁振涛先帮他垫付。后他们跟着丁振涛的运猪车沿乡村道路到达勉县县城附近，他们就和丁振涛运猪车分开，他和刘某乙按照吴某某发的地址，领着运猪车到了勉县一个公路旁的养猪场，见到了吴某某，说好价格每斤5.6元，开始从车上卸猪，当时发现车里有4头猪死了，3头猪受伤奄奄一息，吴某某说不收这7头猪，过磅后算好猪价，总共是12万元，吴某某给了一部分现金，另外通过微信和网银给他银行卡转账，结清了12万。当时他车上有4头死猪，另外3头受伤的猪很快也死掉了，当时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联系丁振涛，丁振涛说其车上也有死猪，让他先将死猪拉上与其会合。他们就开车来到丁振涛说的地点，见面后，丁振涛说其车上死猪多，不行让他将他货车上的死猪先搬到其货车上，让他的货车先离开，他答应后，丁振涛和其货车上的两个司机将他货车上的死猪往其货车上转移，由于这些死猪都比较大，搬了三头以后大家都累得不行，丁振涛说天马上亮了，剩下的死猪不搬了，让司机自己处理。于是他就给自己的货车司机说让其把剩下的死猪拉走，多给其一点钱，司机同意，他就多给了他货车司机200元，他货车司机就开车拉上死猪就走了。当时已经是12月23日凌晨4点多了，他和刘某乙、魏朋朋、刘某甲、丁振涛及丁振涛联系拉货的两个司机商量如何处理死猪，先商量找个挖机，就地掩埋，但当时没有条件，实在没有办法后，丁振涛安排其两个货车司机拉上死猪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他们剩余人返回汉中休息。当天下午五六点，他们睡醒后又驾车返回找货车司机，见面后，丁振涛让货车司机开车拉着死猪跟在他们车后面去找处理死猪的地方。然后他和丁振涛及其朋友驾车引着货车在公路附近转悠，转到一个河边时，丁振涛说将车上的死猪趁晚上扔在路边，他当时没同意，认为这么做不合适便和丁振涛吵了几句，但丁振涛还是坚持其意见，在河边，丁振涛让货车司机将车辆尾部对准河堤，然后他就下车了，因为丁振涛说让他别管，所以他站在一边没有动手，丁振涛和剩下的人就将货车上的死猪推下去了。他没有动手扔猪，也没有阻止别人扔猪。扔完猪以后，他们都离开了现场。另外刘某乙还跟魏朋朋合伙贩运了一车生猪到勉县来了。具体拉了多少他不清楚，与他的这车生猪同一天运送到勉县的。24．上诉人魏朋朋的供述证明，2018年12月17日左右，丁振涛打电话让他从外面拉生猪到陕西汉中卖，丁振涛负责帮他联系买家和车辆，他同意。两三天后，丁振涛说车辆找好了，是辆山西牌照的轻卡。这期间，因买猪的钱不够，他便给刘某乙打电话说了，让刘某乙借给他一部分钱并向刘某乙承诺贩猪赚钱了给其分一部分，刘某乙同意，他便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将2万元转账给刘某乙，让其到时补齐猪款，用银行卡付款。之后，他便和朋友司某某驾车去孟县找刘某乙联系的猪经济，但没有谈成。他就自己在孟县找到一家养猪场，以每斤5元的价格买了26头猪，共计3万6千元，刘某乙通过手机银行将买猪的钱付清。当晚19时许，他按照丁振涛指引的路线从孟县上高速，至河南省玉皇山收费站下高速，经地方道路进入陕西省商洛市，从板桥收费站上高速，然后东坪服务区停车休息时，他发现车内有死猪就告知了丁振涛，丁振涛让他在当地找个偏僻的地方扔掉。他就在镇安县附近租了一辆翻斗车将轻卡上19头活猪转装在翻斗车上，然后他驾驶轻卡行驶至一偏僻地方将7头死猪趁天黑从车上推至路边。后他让司某某驾驶空车返回老家，他乘坐从镇安县租来的翻斗车从东坪收费站上高速，按照丁振涛指引的路线于12月22日凌晨3点左右到了汉中北收费站。下收费站后，丁振涛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带他们来到勉县县城附近，过磅卸完生猪后，他付给翻斗车司机车费5000元后，翻斗车司机便离开了。之后，他才知道丁振涛在他之前有一车猪也卸在那个他们卸猪的院子，丁振涛车上还有17头死猪，收猪的人不要，让丁振涛自行处理。周树培同样于当天也拉了一车生猪到勉县，车上也出现了死猪，其中3头已经转移到丁振涛这个车上。他们商量如何处理20头死猪，丁振涛当时提议找个偏僻的地点扔掉，由于天快亮了，丁振涛说先休息，等天黑了再处理。于是，丁振涛安排货车司机在附近招待所住宿，他同周树培、刘某乙、丁振涛及丁振涛的朋友返回汉中休息。12月23日晚上19时许，他和丁振涛、周树培、刘某乙等人来到勉县一个桥边停车，丁振涛和其两个朋友下车，大约20分钟后回来，丁振涛说找到扔猪的地方了。然后他们一起去找货车司机。当晚21时许，货车司机驾驶拉有20头死猪的车和他们一起来到丁振涛找的扔猪地点，丁振涛和其两个朋友及两个货车司机一起将车上的20头死猪连推带拉的扔到一个河堤下的河滩。后他和丁振涛等人返回汉中休息一晚后，他和刘某乙、周树培三人驾车回家了。出发前，丁振涛给他说过现在规定生猪不能跨省调运，每个出省的收费站都设有生猪检查站，他按照丁振涛说的路线，逃避了检查站的检查。25．原审被告人王丰收的供述证明，他是老板薛某某的货车司机。2018年12月20日上午，老板薛某某让他和小贝联系去拉运一车生猪，联系后，小贝给他发了装猪的具体位置，他就联系之前搭伴跑车的杨凯凯，二人一起驾驶豫HXXX**货车来到山西省运城市XX城县，装了105头生猪，小贝让他把车开到河南省三门峡市与丁二（指丁振涛）联系。他们于12月21日早上10点多来到三门峡丁二指定的地点。大约18时许，过来一个小伙说其是汉中来接车的，然后他和杨凯凯按照接车小伙指定的路线开到玉皇山服务区，这时已经是21日晚上10点左右，接车小伙说等另外一辆拉运生猪的车。大约2小时后，接车小伙说另一辆车已过服务区，他们就出发从玉皇山收费站下高速，沿着地方道路进入陕西境内。从商洛市板桥收费站上高速，走到汉中北服务区休息，等电话下高速。之前那个他们等候的那辆拉运生猪的车也停在服务区，和他的车型一样是前四后八的高栏车。当时是12月22日早上9点左右，当日下午5时许，接车小伙说发现车厢往下滴血，于是他们就开车离开服务区。当晚20时许，接车小伙接电话后让他们的车上宝巴高速，说距南郑收费站两公里指示牌下有一辆白色小车在等他们，到了后，白车司机递给接车小伙一张动检票，然后把他们带下高速。他按照接车小伙指引路线来到勉县，在白色小车带领下来到一个河堤边上称重，过完磅后，白色小车把他们带到河对面一个猪场卸猪。这时，他发现货车里的三层铁架子最上层垮了，猪掉在第二层上，有一部分猪被铁架子砸死了，车上有很多血，还有一部分猪被第三层上掉下来的猪压死了。经清点，一共死了23头猪，经协商，把之前推下去的6头死猪留在了猪场，其余17头死猪对方不要。他便开车去称重除皮，这时丁二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来了，这时，他发现他车后还跟着一辆拉运生猪的货车，从丁二车上下来的三四个人经车后面车上的3头死猪扔在他的车厢内，该货车开走了。丁二说先休息，死猪的事明天再说。12月23日21时许，丁二驾车带领他驾驶货车来到称重不远的河堤边，丁二指挥他把货车倒到河堤边车尾朝河滩方向，然后他和杨凯凯还有丁二带来的人一起把死猪都丢弃在河堤下的河滩里。他知道非洲猪瘟爆发后，河南和山西都发生了疫情，国家规定生猪不能跨省调运。但他是开车司机，老板让他往哪拉，他就往哪拉。26．原审被告人杨凯凯的供述与原审被告人王丰收的供述一致。另证明当晚一辆翻斗车也是给丁二拉运的一车生猪卸在该猪场。27．上诉人师汉强的供述证明，2018年12月22日，他之前认识的一个猪贩子丁振涛打电话说其收了一车猪想卖给他，价钱比本地每斤少了0.2元，他觉得利润大就同意要这批生猪。同时，他又给勉县从事养殖的王建军打电话说买了一车猪没有地方放，让先放在其勉县的生猪收购点，到时给其付点费用，王建军同意。当晚约22时许，丁振涛打电话说车快下高速了，让他去南郑高速路口接车，他就打电话给内弟许某某，让其在南郑县协税镇高速引道接车然后送到勉县王建军的收购点，同时让其去过磅、卸货。23日凌晨2点多，王建军收购点的合伙人邓仕虎打电话说其帮着卸货时发现死了些猪，有6头死猪已卸下了，还有17头死猪没有卸，问他咋办？他问猪是咋死的，邓仕虎说拉猪的车有三层，部分铁栅栏垮塌了，将一些猪压死。他让邓仕虎自行处理卸下的死猪，剩下的让原车拉走。12月24日中午，王建军打电话给他说存在其那里的那批猪里面有一些有点软（意思是看着快死的样子），让他赶紧拉走，并说其找机会给这批猪开具检验检疫证明。于是，他就让许某某到王建军的收购点，让其选一些快死的猪拉到汉X屠宰场。12月25日中午，邓仕虎驾驶其货车拉运了63头猪到汉X屠宰场交给他，同时给了他一张检验检疫证明，他拿上这张检验检疫证明就把这批生猪在汉X屠宰场屠宰，然后销售了。他一共从丁振涛手里购买了两车103头左右的的生猪，这些猪都是从外地运来的，都有原产地的耳标，他知道陕西省人民政府明文规定非洲猪瘟疫情期间，严禁跨市调运生猪，所以这批生猪到后，为了防止动检部门发现是外地运来的猪，他就给王建军说如果发现这批猪的耳标有问题，就将耳标都取掉。后因这些猪没有耳标，他让王建军给这些猪打上耳标。28．上诉人王建军的供述证明，2018年12月22日晚上约22时许，汉中的生猪贩子师汉强给他打电话说其从外地收了一车猪，想在他和邓仕虎合伙经营的生猪收购点存放一段时间，并答应支付费用。他同意后就告知了邓仕虎并让其协助卸车。23日凌晨5点多，邓仕虎打电话说有23头死猪，问他咋办？他给师汉强打电话，师汉强让把卸下来的6头死猪自己处理，没有卸的17头让原车拉走，然后，他就让邓仕虎按师汉强的意思办。23日早上，邓仕虎将这6头死猪埋在收购点后面的树林。当日，师汉强打电话让他帮忙给这批生猪办理合法手续，好顺利屠宰，并答应给他好处，他表示同意。当天下午，他从自己经营的养猪场取来一些本地的报废的耳标来到收购点，发现有几头猪已站不稳了，便给师汉强打电话让其赶紧拉走，师汉强说猪的数量太多，没地方放。他就让其先把站不稳的猪拉走。当晚9点多，师汉强的内弟许某某带了一辆轻卡把那8头站不稳的猪装在轻卡上，他让邓仕虎把他带来的耳标佩戴在这些猪耳朵上，许某某就把猪拉走了。当晚，他让邓仕虎把剩下的耳标佩戴在师汉强收购的这批生猪耳朵上，24日中午，邓仕虎将佩戴了本地耳标的63头外地生猪拉到郑建生兽医站，兽医查看了耳标后出具了检验检疫证明，随后，邓仕虎开车将这63头生猪拉到汉X屠宰场交给了师汉强。师汉强一共存放了103头外地生猪，其中，许某某拉走了8头，邓仕虎送到汉X屠宰场63头，无害化处理了31头，还有一头腿断了的被邓仕虎宰杀后腌制腊肉了。29．上诉人邓仕虎的供述证明，2018年12月22日晚上，他生猪收购点的合伙人王建军打电话说师汉强有车生猪要存放在收购点，到时付费用，让他接待。大约晚上11点多，师汉强内弟许某某开车接上他去新桥桥头给运猪车过磅。该运猪车是一辆红色四桥车，盖着蓝色篷布，车上坐了三个河南口音的男子，过完磅后他和许某某将该车带到收购点开始卸猪，发现车厢里的钢管架垮了，有一些猪被压死了，他们先将挡路的死猪推下车，然后把活猪赶到猪圈里，他查看了一下，车厢内有17头死猪，加之之前推下的6头死猪，该车共有23头死猪，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师汉强。师汉强打电话说让他把卸下的6头死猪处理，剩下的17头死猪让运猪的自行处理。师汉强还说还有一车猪运过来，让他收一下。他用三轮车将卸下的6头死猪拉到收购点后面的树林，又乘坐那辆货车去过磅称皮。到后发现一辆红色的翻斗车停在路边，他问是不是送猪的，对方说是，他就让四桥车称皮，让翻斗车称重。后他带翻斗车来到收购点，将该车上的猪赶到猪圈，又跟着去称皮，12月23日中午，他将放在树林里的6头死猪就地掩埋。当天晚上9点多，他到收购点后看见王建军、许某某还有许某某叫来的一个轻卡车司机都在，许某某说今天先把精神差的猪拉走，明天再用他们的车帮其拉运五六十头。后他们一同在猪圈里找了8头有些站不稳的猪往轻卡车上装，王建军交给他几个耳标，他和许某某把原来耳标取掉，换上王建军给的耳标。然后，许某某和那辆轻卡走了。王建军让他晚上再装了63头猪，并给了他耳标让他给猪戴上。12月24日中午，他将车开到周家山兽医站，王建军找兽医开具了一张检验检疫证明，然后他就把这一车63头猪送到汉中汉X屠宰场交给师汉强。当晚共运来两车生猪，存放在猪圈内共有103头，分别是许某某拉走8头，他帮师汉强送往汉中63头，被勉县农业部门无害化处理31头，他自己宰杀了1头腌制腊肉。当晚只有第一辆四桥车上有死猪23头，卸下来6头，车上还有17头。第二辆翻斗车上没有死猪。卸下的6头死猪被他掩埋，车上的17头死猪被原车拉走怎么处理的他不清楚。第一辆车过磅重量为30.73吨，卸猪后车辆过磅为17.36吨，则第一辆车猪重13.37吨。第二辆翻斗车过磅时该车总重量为20.88吨，车辆重量为16.97吨，则该车猪重3.91吨。这些生猪没有检验检疫资料。按照规定死亡5头以上生猪需要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进行无害化处理，因这批生猪是从外地拉过来且没有手续，他和王建军怕被处罚就共同商量就地掩埋。另外当时正值非洲猪瘟管控最严的时候，所有生猪不得跨市调运，如果被相关部门发现非法调运生猪，则全部要做无害化处理，所以为了逃避检查，王建军让他把这批外地生猪的耳标都换成本地的。二审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和指定辩护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以上证据，经原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应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丁振涛、周树培、师汉强、魏朋朋、王建军、邓仕虎、原审被告人王丰收、杨凯凯在我国正处非洲猪瘟疫情爆发期间，明知国家规定禁止跨省调运生猪（山西、陕西为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份，河南为不能调运生猪的疫情省相邻省份），为牟取非法利益，仍从事从疫情省份、疫情相邻省份向陕西调运没有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并实施了逃避检验检疫运输生猪、随意乱扔死猪、违规收购生猪等行为，违反了我国关于动植物防疫、检疫等相关规定，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危险，情节严重，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丁振涛、周树培、魏朋朋、师汉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王建军、邓仕虎、原审被告人王丰收、杨凯凯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从轻处罚。上诉人周树培、魏朋朋、师汉强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人的主要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上诉人王建军、邓仕虎在其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可视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上诉人丁振涛、原审被告人王丰收、杨凯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人的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现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指定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一、对本案是否属于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发生时间正值非洲猪瘟疫情爆发期间，国家对非洲猪瘟应急防控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跨省调运生猪，山西省、陕西省属于疫情省份，河南省属于疫情省相邻省份。非洲猪瘟属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上述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在明知国家规定不能跨省调运生猪的情况下，由上诉人丁振涛从疫情省份山西省，上诉人周树培、魏朋朋从疫情省相邻省份河南省调运生猪到疫情省份陕西省，并由原审被告人王丰收、杨凯凯采取了隐蔽方式绕路逃避检验检疫，途中随意乱扔死猪，上诉人师汉强违反法律规定逃避检疫，收购来自疫情省份、疫情省相邻省份的生猪，上诉人王建军、邓仕虎帮助师汉强存放违规收购的生猪和逃避检疫，以上行为已经侵犯了国家关于动物防疫、检疫管理规定，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且情节严重。案发后涉案生猪经检测不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情况不能成为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已实施了违法行为、触犯国家法律构成犯罪后用以抗辩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故上诉人丁振涛提出其贩卖的生猪不具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和疫情影响；上诉人周树培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调运的生猪未携带疫病不会依法疫情危险，不属于情节严重，周树培不构成犯罪；上诉人师汉强提出其是过失犯罪；上诉人王建军及其指定辩护人提出对犯该罪系情节严重有异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二、对本案主、从犯认定的问题。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在犯罪中有意思联络，相互配合共同故意犯罪，上诉人丁振涛首起犯意，主动联系上诉人周树培、魏朋朋商议生猪跨省调运事宜，安排运输路线，违法逃避检验检疫和检查，指使并实施了扔死猪行为，联系生猪收购人出售生猪，该三人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其中丁振涛作用大于周树培和魏朋朋。上诉人师汉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积极安排、协调收购来自疫情省份和疫情省份相邻省份的生猪，逃避检验检疫后进行屠宰并销售，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上诉人王建军、邓仕虎接受师汉强安排，提供场所帮助师汉强存放上述生猪并逃避检验检疫，在共同犯罪中起到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原审被告人王丰收、杨凯凯接受他人安排，驾驶车辆为逃避检验检疫和检查拉运生猪，参与乱扔死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到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故上诉人丁振涛提出其不是主谋，作用与周树培、魏朋朋相当；上诉人师汉强提出其应为从犯；上诉人魏朋朋提出其应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三、对本案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审法院在量刑时已根据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具有的从轻情节，结合犯罪情节、地位高低、作用大小、造成后果严重程度，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量刑适当。故上诉人丁振涛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周树培及其辩护人、上诉人师汉强及其指定辩护人、上诉人魏朋朋及其辩护人、上诉人王建军、邓仕虎认为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刘晓敏审 判 员 王 伟审 判 员 张小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思彤书 记 员 白植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