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24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健，男，汉族，1973年10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风雨，河南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鹏，男，汉族，1974年4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辉，河南倚天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志琴（系王亚鹏之妻），女，汉族，1976年1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利红，女，汉族，1971年12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州市。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典亚丽，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舜尧华科陶瓷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西华县.法定代表人：刘永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党辉，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健因与被上诉人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河南省舜尧华科陶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尧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立案后，王亚鹏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豫1622民初229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审理。该院作出（2019）豫0482民初6276号民事判决后，刘健、王亚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亚鹏未在本院指定期间预交上诉费用也没有依法办理缓交手续，本院已于2020年8月28日作出（2020）豫04民终2405号民事裁定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上诉人刘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风雨，被上诉人王亚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辉，被上诉人耿志琴、翟利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典亚丽，被上诉人舜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党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健上诉请求：1.改判原判第二项为：耿志琴与王亚鹏、翟利红共同支付刘健650万元并退还股权转让款65万元；2.改判舜尧公司对耿志琴与王亚鹏、翟利红共同支付刘健的650万元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耿志琴与王亚鹏、翟利红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一、一审应认定王亚鹏在2015年9月28日、2016年3月3日与刘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时隐瞒土地抵押的事实，刘健行使合同履行抗辩权才未及时给付股权转让款，由于耿志琴、翟利红与王亚鹏又将股权转让他人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而解除,刘健支付的65万元股权转让款应予退还。一审采信证人张某证言，认定刘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时知道土地抵押的事实，是严重错误的。（一）张某与刘健存在严重私人矛盾。2016年8月张某隐瞒刘健私刻公司公章及法人私章在外偷偷以在建楼房做抵押借高利贷100万元（有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原件为证），刘健发现后非常气愤自此与张某矛盾升级爆发。2017年1月张某从与刘健的合作中退出，张某心生怨恨，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另张某作为刘健的合伙人为何会为王亚鹏出庭作证，其证明目的值得怀疑，证言不能采信；（二）张某的证言与2016年3月3日刘健与王亚鹏签订补充协议严重不一致，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及股权项下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追索。否则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这一约定是原协议没有而“补充协议”增加的内容，目的在于强调“转让的股权及股权项下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当事人对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判决以一个可变证人证言去否定白纸黑字的协议，完全背离了民事诉讼证据认定的基本原则；（三）1.2016年7月12日刘健向王亚鹏转款5万元的基本事实是，此时刘健已经知道土地抵押，但鉴于刘健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刘健提出王亚鹏必须想办法解押，合同还可以履行，如不能解押，合同不再也无法履行。王亚鹏同意尽快解押，但提出手头资金紧张，要刘健出点钱办理解押，于是刘健无奈又给了王亚鹏5万元;2.2016年10月17日会计汇给张某的5万元，是因为当时张某作为合伙人在工地负责办公楼建设，工地开支花钱是正常开支，会计汇给张某的款是办理其他事宜，与王亚鹏办理银行贷款无关。至于张某又把款汇给王亚鹏，刘健根本不知道此事，更不知道土地又被抵押。一审法院仅从时间以及张某的身份就推定刘健知道是错误的；（四）若按照一审法院上述逻辑推论，王亚鹏为达到不法目的，可以罔顾基本事实，悍然伪造变造2017年9月7日“证明”，那么也应推定王亚鹏诱使贿买张某作虚假证言,其证言不应采信。二、一审判决认定“即使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王亚鹏将土地抵押的“违约情形，合同也未赋予刘健拒付转让款的抗辩权”。刘健认为，合同虽然未赋予刘健拒付转让款抗辩权，但法律明确赋予刘健合同履行抗辩权！合同法第66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所以当刘健知道公司股权项下的土地被抵押时，有权拒付转让款，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错误，所以应当判决耿志琴、翟利红与王亚鹏共同退还股权转让款65万元。三、耿志琴、翟利红应当与王亚鹏共同支付刘健650万元。（一）耿志琴、翟利红与王亚鹏均是舜尧公司股东，无论他们三人与刘健之间转让股权还是后来把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东劲物流公司，刘永胜，耿志琴、翟利红均同意转让。一审判决以合同相对性认为耿志琴、翟利红未在2017年9月7日“证明”签字为由判决二人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2017年9月7日“证明”虽然只有王亚鹏签字，但是他们三个股东共同的意思表示。另耿志琴、翟利红二人写有委托书，委托王亚鹏为代表人与刘健签订协议；（二）耿志琴、翟利红明知刘健在受让股权期间曾在公司建设有办公楼房，明知其股权又转让案外人东劲物流公司刘永胜，必然涉及刘健所建办公楼处置问题，也明知东劲物流公司刘永胜受让公司股权支付的款项包括公司股权项下的资产的办公楼（见三人与东劲公司刘永胜协议约定“承担债务——办公楼建筑费用”）（三）耿志琴、翟利红一方面享有转让公司股权以及公司股权项下资产转让费的权利，却不承担公司股权项下资产办公楼的建设工程款，一审判决确认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是错误的。四、一审未判决舜尧公司承担支付办公楼工程款的连带责任是错误的。舜尧公司应当在办公楼工程款范围内对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承担不真正连带（非相互承担）支付责任。一审判决已认定，案涉办公楼由刘健投资兴建，根据物权法，建设工程谁投资，谁享有建设工程物权所有权。本案中，刘健因当时未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在舜尧公司建设的办公楼属于法律意义上在他人财产之上添附财产。因此刘健就添附财产（办公楼）请求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支付投资建设款，实际上是基于物权请求权形成的债权，基于物权请求权，无论刘健投资建设的办公楼在何人占有之下，刘健均有权向占有人请求返还，不能返还物的，才能按照物的价值返还。这是物权的基本原则。舜尧公司依照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办公楼占有使用权，但由于刘健是办公楼实际所有人，所以刘健请求办公楼占有人承担投资建设款付款责任，是刘健对办公楼享有物权请求权的应有之义，一审以舜尧公司不是2017年9月7日“证明”的当事人、合同方，明显是混淆了物权、债权的区别与联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亚鹏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刘健的上诉，维持原判。另王亚鹏是因为经济困难才无力预交上诉费用的，但就案涉工程是否只有650万元，王亚鹏对这个数额是不认可的。同时根据2015年9月28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保证第二款，规定是乙方保证按本合同约定付款，如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第一条的2、3、4、5、6小项任何一项付款办法付款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无偿收回生产用地，乙方在生产用地上增加的任何附属物均无偿归甲方所有，以前所付款项概不退还。因此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刘健支付的65万元转让款不应当予以返还。耿志琴、翟利红辩称，一审判决驳回刘健对耿志琴、翟利红的诉讼请求，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刘健严重违约在先,无权要求返还6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一）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刘健对《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无异议，根据协议约定，刘健无权要求返还65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审时，刘健对与王亚鹏于2015年9月28日和2016年3月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都己成立并生效无任何异议，两份协议中都明确约定，刘健应当在2016年7月31前付清全部转让款600万元，如果刘健没有按照约定付款，则所付款项概不退还。而刘健自始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和金额付款，因此无权要求退还65万元股权转让款；（二）一审认定刘健违约证据充分，刘健违约在先无权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刘健认为与王亚鹏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先后履行顺序，应同时履行，又以王亚鹏隐瞒涉案股权项下资产设有抵押担保为由，认为其享有拒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权。刘健该抗辩理由是对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和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严重曲解。1.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先后履行的顺序。根据协议约定刘健应当在签订之日付定金3万元，刘健未履行，已构成违约；协议签订后45天内，刘健应当进厂施工，进厂之日付60万元，2015年9月28日协议签订后，王亚鹏即将公司交由刘健经营，允许其进厂施工，王亚鹏方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刘健到2015年11月11日才支付了6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反了进厂当日即应付60万元转让款的合同约定，再次违约；自支付了6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直至2017年7月12日，刘健又支付转让款5万元,再次严重违约。上述约定，对双方履行协议义务的顺序约定的非常明确，刘健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而且是主要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2.即使对股份转让协议上述约定约定不认为是履行顺序，刘健也无权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权。《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且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而本案中，耿志琴和翟利红包括王亚鹏都不欠刘健任何债务，因此刘健以同时履行作为拒付股权转让费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3.即使王亚鹏隐瞒了转让股权项下资产设定有抵押担保，刘健也不能以此拒付股权转让款，刘健与王亚鹏2016年3月3日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为王亚鹏承担责任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股权项下资产设有抵押或质押；（2）有第三人追索。而本案从协议签订到2017年9月7日协议解除，没有任何第三人向转让股权项下的资产主张权利，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或可能影响股权转让的事项和情形。因此，刘健以此作为拒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仍然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该项事由如果发生，由王亚鹏承担责任，但没有约定刘健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4.耿志琴和翟利红虽然授权王亚鹏进行股权转让，并认可王亚鹏将股权转让给刘健的行为，但王亚鹏在《补充协议》中作出的保证是王亚鹏的个人行为，耿志琴、翟利红并未授予王亚鹏代为转让股权以外的其他权限，王亚鹏的个人行为不能要求耿志琴、翟利红承担共同责任。综上，无论是根据协议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刘健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都已构成严重违约。而耿志琴、翟利红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刘健无权主张返还65万股权转让款。二、刘健要求耿志琴和翟利红共同支付6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一审已查明且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耿志琴、翟利红和刘健之间产生法律关系的只有股权转让协议，且根据协议约定，耿志琴、翟利红的义务只有两项：1.收取股权转让款并将公司交付刘健经营；2.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配合刘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于刘健获取经营权后如何经营，是否投资建设办公楼，投资的数额等均是刘健的单方意志行为，与股权转让行为无关，刘健无权要求耿志琴、翟利红承担股份转让协议以外的其他义务；（二）即使耿志琴、翟利红知道刘健在经营舜尧公司过程中投建了办公楼，刘健也无权要求耿志琴与翟利红支付其建设办公楼的投资。知道不等于确认，投资建设办公楼是刘健独立行使经营权的体现，更是耿志琴与翟利红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明。耿志琴与翟利红无权干涉刘健的经营行为，同时也没有义务承担刘健经营不当的不利后果。刘健对经营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和风险自行承担责任，无权要求耿志琴与翟利红支付建设投资款;（三）如前所述，在经营期间增建办公楼是刘健的自主意愿，耿志琴与翟利红从未确认过刘健的行为，更没有表示过愿意承担刘健建设办公楼的投资。且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因刘健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转让款，其在舜尧公司生产用地上增加的任何附属物均无偿归王亚鹏、耿志琴与翟利红所有。按照协议约定，刘健要求耿志琴、翟利红与王亚鹏共同支付其6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刘健不守诚信，严重违约在前，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舜尧公司辩称，我司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刘健要求我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刘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健与王亚鹏于2015年9月28日、2016年3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判令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退还刘健股权转让款65万元；3．四被告共同向刘健支付建设投资款7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9月7日起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原系舜尧公司股东，翟利红原系舜尧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9月28日，王亚鹏作为转让方（甲方），刘健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袁*、张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并按指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将持有的舜尧公司的全部股权、土地及附属物以60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转让支付方式，1．签订转让协议之日付定金3万元；2．乙方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45日内进厂施工，进厂之日付转让款60万元，付款后方可施工；3．工程开工之日起3个月内付转让款200万元；4．工程开工之日起5个月内付转让款140万元；5．工程开工之日起7个月内付转让款100万元；6．工程开工之日起9个月内付转让款100万元。二、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份，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责任有甲方承担。如乙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付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无偿收回生产用地，乙方在生产用地上增加的任何附属物均无偿归甲方所有，以前所付款项概不退还。乙方付清全部转让款后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将股权变更到乙方指定的人员名下。2016年3月3日，王亚鹏作为甲方，刘健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张某作为见证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名并按指印。补充协议约定：出资转让于2016年7月31日前完成，付款方式如下：2015年11月底前乙方向甲方支付60万元；2016年3月31日前支付转让款150万元；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转让款200万元；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转让款190万元。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签订本合同前已通知各工商登记名义股东，各登记股东对本次转让无任何异议。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及股权项下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如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履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生产经营厂地。收回经营厂地时，甲方有权对乙方在生产用地增加的任何附属物选择如下处理方法：（1）要求乙方在指定期限内拆除并恢复原状；（2）无偿收归甲方所有。乙方如对甲方解除合同通知有异议，应在接到书面解除合同通知5个工作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各方均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约时，违约方均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00万元，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损失时，应继续赔偿损失。乙方违约时，已付转让款直接冲抵违约金。庭审中，耿志琴、翟利红明确表示对王亚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予以认可。关于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2015年9月28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王亚鹏将舜尧公司交由刘健经营管理，刘健将尧舜公司原临街门面楼拆除并新建综合楼。2015年11月11日刘健向王亚鹏支付转让款60万元。2016年3月3日补充协议签订后，刘健于2016年7月12日向王亚鹏支付转让款5万元。刘健向王亚鹏支付转让款共计65万元，下余款项没有支付。2017年9月7日，王亚鹏与刘健签订证明一份，内容为“王亚鹏与刘健双方协商，关于河南省舜尧华科陶瓷电子有限公司转让事宜达成如下：一、①王亚鹏代表土地方；②刘健代表综合楼建筑方。二、刘健委托王亚鹏全权代表谈判综合楼相关事宜。三、①刘健在综合楼实际投入叁佰陆拾万元；②刘健尚在综合楼外欠工程款贰佰玖拾万元，合计共陆佰伍拾万元整。”该证明由王亚鹏书写，刘健签名并按指印，证明原件由王亚鹏持有，刘健用其手机于2017年9月7日18时28分13秒拍照留存。刘健同时（当日18时28分24秒）拍照留存的还有王亚鹏书写的“陶瓷厂转让后相关事宜”一份，内容为“王亚鹏与刘健协商后达成下面意见：一、双方同意以玖佰万的基础价格与第三方谈判，王亚鹏有义务努力将价格向上面谈判。二、玖佰万到位后，做如下安排：①信用社贷款贰佰万圆；②刘健外欠款贰玖拾万元整；③王亚鹏付给刘健贰佰万圆整，作为王亚鹏对刘健的实际支付补偿费用；④剩余转让款贰佰壹拾万元，归王亚鹏所有。三、刘健承诺外欠款清单以外的债权债务均由自己负责，与王亚鹏无关”，但该内容上并无刘健签名。2017年9月7日之后，刘健将舜尧公司又交还给王亚鹏经营管理。2019年5月20日，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作为转让方（甲方），西华县东劲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劲快递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以760万元的价款将舜尧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在本合同双方签字2日内向甲方支付现金80万元（偿还甲方为河南双丰肥业有限公司抵押借款利息及法院诉讼执行评估等费用），剩余现金交由甲方，在甲乙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代偿甲方为河南双丰肥业有限公司抵押贷款200万元，承接债务（办公楼建筑费用含各种费用）300万元，6个月后剩余180万元，（2019年11月16日起每月16日支付10万元）18个月内支付完毕。该股权转让合同落款转让方处加盖舜尧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签字，受让方处加盖东劲快递公司印章，并由东劲快递公司股东刘永胜、刘斌签字。同日，河南省西华县公证处作出（2019）豫周西证内民字第434号公证书，对该股权转让合同进行公证。同日，舜尧公司变更登记，股东由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变更为刘斌、刘永胜，法定代表人由翟利红变更为刘永胜。之后，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将舜尧公司交由刘永胜经营至今。庭审中，四被告称，该股权转让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受让方仅支付部分转让款。2015年9月28日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前，舜尧公司以其名下的位于西扶路北侧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号：西国用（2012）第114号），为河南省双丰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丰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耿志琴，王亚鹏系该公司股东之一）在西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200万元贷款登记抵押担保。2016年10月18日，该笔贷款偿还后重新办理贷款手续，舜尧公司仍以上述不动产为其登记抵押担保。刘健以王亚鹏隐瞒舜尧公司不动产登记抵押为由，主张王亚鹏违约并拒付剩余转让款。庭审中，刘健主张其于2016年3月才得知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情况。王亚鹏主张，2015年9月28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刘健就知道抵押情况，并申请案涉协议见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系刘健的原合伙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同日（2015年9月28日），刘健与张某、袁林签订《河南省舜尧华科陶瓷电子有限公司项目开发合作协议》，约定袁林、张某各占项目股份25％，刘健占项目股份50％。2017年1月22日张某、刘健签订《关于张某的退股证明》，约定张某退出2015年9月28日所签合作协议中的25％股份，该25％股份由刘健收购，刘健补偿张某130万元。张某出庭作证称，谈判的时候王亚鹏说，土地证在农村信用社抵押，有复印件，3个月把贷款还了原件取出来给我们；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那期200万转让款就是用来偿还贷款的，因我们资金一直没有到，所以没有偿还银行，中间有一次过桥，因为我们没有钱还，王亚鹏找的资金，过桥费是我们出的；2016年3月我们签订补充协议时，再次说了银行贷款的事。王亚鹏主张，因刘健未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在3个月内支付200万元转让款，致使王亚鹏未能偿还抵押贷款，在抵押贷款到期前利用过桥资金的费用由刘健支付。王亚鹏并向法庭提供张某的银行交易明细一份，以证实3.5万元过桥费系刘健支付的事实。该明细显示，2016年10月17日殷刘勇（刘健会计）向张某转款5万元，张某当日给王亚鹏转款3.5万元。现刘健以王亚鹏隐瞒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且将舜尧公司股权转让他人并变更登记为由，主张王亚鹏违约，要求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退还转让款65万元，并支付建设投资款700万元及利息，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刘健诉至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主张，王亚鹏已于2016年7月4日向刘健发出解除转让协议通知书，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于该日解除，并向原审法院提供视频6段，但该视频并不显示王亚鹏直接向刘健送达解除通知书的内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亚鹏提交的上述2017年9月7日证明原件中显示，除上述刘健手机拍照的证明中显示的内容外，在行间距或句尾增加有其他内容，增加内容有：第一项增加“③由于资金困难，双方愿赔钱转让”；第二项后增加“王亚鹏与第三方签订转让合同后，刘健自动放弃对楼权益”；第三项后增加“王亚鹏代付上述外欠工程款”；新增第四项“四、双方自愿解除所签合同，刘健应得壹佰壹拾万圆补偿”。刘健于2019年11月1日、20日向该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分别申请鉴定证明中上述增加内容是否由王亚鹏一次性、流畅地连贯书写形成；是否符合书写习惯，被检文件是否系变造形成。经该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64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上述增加内容字迹与证明上除落款刘健署名字迹和日期字迹外的其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但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连贯书写；2．上述证明正文符合添加变造文件特点，其添加文字为上述增加内容字迹。刘健预付鉴定费41300元。该院司法技术科于2020年4月22日向法庭移交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院组织质证后，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于2020年5月21日向该院提交《关于对鉴定结论的异议》。鉴定机构于2020年6月8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6465号（质）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异议的书面质证意见，并于2020年6月16日移交法庭。法庭当日向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送达，并向其告知：若仍有异议应于7日内提交鉴定人出庭申请书并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但其并未在该院指定的期限内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健主张的王亚鹏隐瞒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情况构成违约的问题。刘健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张某出庭证实，双方在谈判时王亚鹏已讲明土地证原件在农村信用社抵押。张某系刘健案涉项目的原合伙人，也是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见证人。基于张某上述身份的特殊性，对其出庭证言应予采信。2．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担保的200万元贷款，曾于2016年10月18日偿还后重新办理了贷款手续。王亚鹏及证人张某均称，因刘健未按协议约定支付200万元那期转让款，致使王亚鹏未能偿还抵押贷款，在抵押贷款重新办理手续时的过桥资金费用3.5万元由刘健支付。根据王亚鹏提供的张某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0月17日殷刘勇（刘健会计）向张某转款5万元，张某当日向王亚鹏转款3.5万元。该转款时间系2016年10月17日，与抵押贷款重新办理贷款手续的时间2016年10月18日相吻合，据此可以印证证人张某的出庭证言，并证实刘健对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情况知悉。3．刘健主张其于2016年3月才得知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情况，并据此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根据2016年7月12日刘健向王亚鹏支付转让款5万元的事实，可以证实刘健上述主张并不属实。综上分析，该院应认定刘健对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情况是知悉的。虽然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所转让的股权及股权项下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但因刘健对舜尧公司不动产抵押情况知悉，其不能据此主张王亚鹏违约。二、关于刘健逾期支付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对转让款的支付期间作出明确约定，但刘健仅支付65万元转让款，剩余款项未能按期履行，存在违约情形。刘健主张，因王亚鹏隐瞒不动产抵押情况，其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该院认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及股权项下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据此约定，即使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该违约情形，合同也并未赋予刘健享有拒付转让款的抗辩权。因此刘健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已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2017年9月7日王亚鹏与刘健签订证明一份，双方关于舜尧公司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由刘健委托王亚鹏全权代表谈判综合楼相关事宜。自此之后，双方均不再履行案涉协议，且刘健将舜尧公司又交还给王亚鹏经营管理。据此事实应认定，双方已于2017年9月7日达成一致，实际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故此，该院应对上述解除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刘健要求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已无处理必要。王亚鹏、耿志琴、翟利红主张，王亚鹏已于2016年7月4日向刘健发出解除转让协议通知书，案涉协议已于该日解除。因其提供的相关视频并不显示王亚鹏直接向刘健送达解除通知书的内容，而刘健对此又不予认可，且2016年7月12日王亚鹏还接受刘健向其支付的5万元转让款。故此，对其该主张不予认定。四、关于案涉协议解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刘健建综合楼一栋，在2017年9月7日王亚鹏、刘健所签证明中，双方均认可刘健所建综合楼共计650万元（含外欠工程款290万元），因双方已于2017年9月7日实际解除案涉协议，现刘健要求王亚鹏支付建设投资款，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支持650万元（含外欠工程款290万元）。对于刘健过高部分的建设投资款请求，因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对于刘健的利息请求，因刘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情形，不予支持。对于刘健主张的返还65万元转让款请求，因2015年9月28日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王亚鹏已将舜尧公司交由刘健实际经营至2017年9月7日，且刘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情形，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亚鹏提交的证明原件中增加内容的问题，因经司法鉴定，该证明符合添加变造文件特点，其添加文字为上述增加内容字迹。故对王亚鹏持有的该证明原件中增加内容不予采信，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刘健为此预付的鉴定费41300元，应由王亚鹏负担。王亚鹏基于案涉协议的相关权利，其可另行主张。五、关于刘健要求舜尧公司、耿志琴、翟利红承担相关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中，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系王亚鹏与刘健签订的，耿志琴、翟利红并非合同相对方，而舜尧公司系案涉协议的转让标的公司，舜尧公司本身也并非案涉协议一方当事人，案涉协议对其均不具有约束力，故对刘健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各被告的其他答辩意见，均因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刘健与被告王亚鹏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2016年3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于2017年9月7日解除；二、被告王亚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健支付650万元；三、驳回原告刘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837元，由原告刘健负担12537元，被告王亚鹏负担57300元。鉴定费41300元，由被告王亚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时，王亚鹏为反驳刘健起诉请求所依据事实，已提供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的见证人张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2015年9月28日王亚鹏与刘健签订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时，刘健知道案涉土地已抵押的事实。张某一审时已作为王亚鹏的证人出庭证明上述事实并接受了当事人质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2015年9月28日当日，刘健又与张某、袁*签订了《开发合作项目协议》，约定刘健占50%，张某和袁*各占25%，在案涉土地上共同建造案涉综合楼等房屋，随后刘健3人确实在案涉土地上原始建造取得了案涉综合楼等房屋。2017年9月7日王亚鹏与刘健签订《证明》中明确标明刘健作为综合楼（案涉土地地上物）建筑方，王亚鹏代表土地方，证明刘健确实在案涉土地上建造有楼房。案涉土地是否依法抵押，任何人均可以到有权机关查询了解，且相应土地使用权证上还应该依法加盖有抵押印章，即综合楼的建造方即刘健等是有义务且有能力知道案涉土地已被抵押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根据张某的出庭证言再结合上述证据，经综合分析判断后认定，刘健在与王亚鹏签订上述2份协议时是知道案涉土地已被依法抵押的事实，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刘健与王亚鹏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人于2016年3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刘健依约在指定期间支付了约定款项完毕后，王亚鹏才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实际是王亚鹏具有先行履行抗辩权，刘健不具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故刘健上诉主张因王亚鹏隐瞒案涉土地已抵押事实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刘健与王亚鹏在签订案涉《补充协议》时，王亚鹏已书面告知刘健，其他2位登记股东是代王亚鹏持有股份，转让的股权是王亚鹏合法拥有的股权，另舜尧公司股东情况刘健是可以在相关权力机关的公开网站查询了解，故刘健在签订案涉2份协议时是明确舜尧公司股东情况的。另连带责任为严格民事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能判决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故刘健上诉请求该2位股东与王亚鹏对一审判决第二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需舜尧公司承担股东的民事赔偿责任，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召开股东会讨论通过等，现刘健上诉请求舜尧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二项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显然不具备法定条件，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850.0元，由刘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小青审判员  尚少辉审判员  王光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