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21民初1485号原告：刘富立，男，1963年3月18日生，汉族，住扶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见，扶沟县大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聂建设，男，1975年6月18日生，汉族，住郑州市。原户籍地址扶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发亮，扶沟县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富立与被告聂建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富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见和被告聂建设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发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富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聂建设给付刘富立货款3894987.65元并给付刘富立应承担的诉讼费用55828元，合计3950815.65元；2、案件受理费由聂建设负担。事实和理由：刘富立、聂建设系雇佣关系。2012年至2013年间，刘富立受聂建设委托在湖北粤海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粤海公司）购买棉纱，后染布17621条布匹，其中聂建设自用与销售12910条布匹，下余布匹4702条湖北粤海公司折价370万元；2013年6月16日刘富立、聂建设与湖北粤海公司三方经清算后签订书面协议，原来4702条布折价370万元协议作价333万元，约定聂建设承担还款333万元，余款由刘富立承担。但刘富立并不是该余款债务的承受人，仅是经手人，在签订该协议前，所有的货款形成的债务均应有聂建设承担。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裁判，确定刘富立对湖北粤海公司承担3894987.65元还款责任及案件受理费55828元；依据湖北高院的判决，刘富立承担的3894987.65元债务包含在12910条布匹中，该12910条布匹已由聂建设自用与销售，聂建设己占有该批布匹的价值或价款。刘富立要求聂建设承担3894987.65元债务清偿责任遭到拒绝，为维护刘富立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望贵院院支持刘富立诉请。聂建设辩称，刘富立诉称的事实及理由已经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陵法院）、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荆州中院）和湖北高院多次审理，最终作出（2018）鄂民再444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刘富立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货款3894987.65元并承担诉讼费用55828元，聂建设能向法庭提供上述判决书以证明聂建设答辩的事实客观真实。刘富立和案外人湖北粤海公司为达到其不法目的，曾向江陵县公安局诬告聂建设涉嫌合同诈骗，江陵县公安局对聂建设涉嫌合同诈骗进行立案，并对其刑事拘留近两个月，江陵县公安局在2016年认为够不上合同诈骗罪撤销此案，上述事实在聂建设答辩的第一个观点中所提到的判决书中有明确记载，在此聂建设保留向刘富立及湖北粤海公司的相关责任人追究其诬告陷害的刑事责任，并保留向江陵县公安局要求刑事国家赔偿的权利；从2013年至今刘富立包括湖北粤海公司多次提起恶意诉讼，导致聂建设经济上、时间上和精神上遭受很大的伤害和损失，这次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追究刘富立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刘富立的诉讼请求应依法判决驳回，因货款的给付责任已经生效的判决确定，退一步讲即便聂建设与刘富立是雇佣关系，但依据刘富立和案外人湖北粤海公司及聂建设签订的三方协议，刘富立自愿向湖北粤海公司承担3894987.65元，且该货款已经生效的判决予以确认，刘富立的诉求要想达到其目的，从程序上应先撤销湖北高院的民事判决。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刘富立的诉讼请求。刘富立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湖北高院（2018）鄂民再44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刘富立系聂建设的业务员，刘富立从湖北粤海公司供应的棉纱加工、染色布匹17612条，其中聂建设自用与销售12910条，其余4702条布折价370万元，该判决确定的刘富立承担的3894987.65元债务包含在聂建设的12910条布中。2、2013年6月16日刘富立、聂建设、饶启泉三方签订的协议复印件、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三方协议及证明印证，协议中聂建设承担的333万元的布款就是4702条布的价款，4702条布原来价款为370万元，经三方协商确定价值为333万元。刘富立承担的3894987.65元布款包含在聂建设自用与销售的12910条中。3、饶启泉出庭陈述的证词；证明聂建设欠湖北粤海公司的货款还有近400万，要求聂建设支付给湖北粤海公司；三方签订三方协议的过程如下，当时聂建设欠湖北粤海公司货款700多万未支付，经与聂建设沟通，聂建设让饶启泉去其所在的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梦采婷制衣厂（以下简称梦彩婷制衣厂），经三方协商由饶启泉执笔起草三方协议，饶启泉当时想聂建设和刘富立是一伙的，他们谁还饶启泉款都可以，当时聂建设让刘富立来到现场说梦彩婷制衣厂还有4000多条布，把4000多条布尽快处理掉来偿还湖北粤海公司的货款，当时聂建设承诺仓库里库存的4000多条布折价333万元，由聂建设偿还给湖北粤海公司，但聂建设、刘富立对外还有400万左右的货款没有收回，除去333万元，刚好下余近400万元，当时就约定欠饶启泉的余款近400万元由刘富立偿还，聂建设当时说他们所享有的近400万元债权由聂建设和刘富立一起收回，再由聂建设交给刘富立，由刘富立直接偿还湖北粤海公司，这样饶启泉就不要找聂建设索要下欠货款。4、江陵法院作出的（2016）鄂1024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也是聂建设、刘富立、湖北粤海公司三方认可的事实，印证了聂建设从湖北粤海公司购买棉纱共加工成布17612条，聂建设自用与销售12910条，湖北高院判决刘富立承担的3894987.65元的布匹在聂建设自用与销售的12910条布中，因此刘富立提起本次诉讼有事实依据；不论湖北粤海公司是否对湖北高院的判决申请执行，都不影响刘富立对聂建设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3894987.65元。聂建设对刘富立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达不到刘富立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刘富立的诉讼请求及其主张的3894987.65元货款应由其本人承担，该判决书中并没有要求聂建设向刘富立支付其主张的货款；也证明不了刘富立是聂建设的业务员，因从湖北粤海公司与刘富立签订的两份工贸合同中均能证实刘富立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证据2中的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三方协议反而证明刘富立作为合同的一方主体出现，并非聂建设的业务员，刘富立自愿承担该协议中案涉的货款，而且该协议的真实性经湖北高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中的证明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请求法庭核实，况且也没有聂建设的签名，不能达到刘富立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证人出庭陈述的证词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理由如下，证人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是湖北粤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另一案的当事人之一，证人当庭陈述偏袒刘富立，其陈述的内容不客观不真实，更不能对抗生效的法律文书，证人既不放弃对刘富立的债权3894987.65元又主张聂建设再向其偿还400余万元的债权，这就相当于证人多得了一倍的货款，真实情况是在证人了解到刘富立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继而和刘富立恶意串通否定三方协议，试图把偿还的责任推卸到聂建设身上，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否定不了生效的判决书，其证人证言不能采纳。对证据4该份判决的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因该判决已被撤销，刘富立从2013年至今主张其是聂建设的业务员、不承担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货款的责任，江陵法院和荆州中院通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及湖北高院再审最终确定了刘富立应向湖北粤海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刘富立的一切证据和抗辩都对抗不了生效的判决书。聂建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江陵法院作出的（2017）鄂1024民初336号民事判决书、荆州中院作出的（2018）鄂10民终520号民事判决书、湖北高院作出的（2018）鄂民再44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刘富立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已经司法机关审查并作出确认，其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与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2、聂建设上诉状一份；证明刘富立主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及理由已经司法机关进行审查和确认，针对刘富立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早在2017年12月份聂建设已作出了书面的答辩及反驳。刘富立对聂建设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均无异议，对江陵法院（2017）鄂1024民初336号判决书第13页认定的事实与刘富立的证据1的证明目的相一致，该判决书第13页最后几行认定刘富立系聂建设的业务员，荆州中院（2018）鄂10民终520号判决书第9页认定的事实与江陵法院（2017）鄂1024民初336号判决书第13页认定的事实和刘富立提供的证据1能印证刘富立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管聂建设如何辩解，该三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无需举证；对证据1聂建设提供的上诉状刘富立不发表意见，因该上诉状上诉理由没有得到法院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1、本院（2013）扶民初字第97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刘富立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如有与本庭相矛盾的情况，应以本庭认定的事实为准。聂建设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判决书与刘富立提交的湖北高院的判决书相互印证，证明了刘富立、聂建设及案外人湖北粤海公司订立的三方协议合法有效，与湖北高院的审理方向是一致的，同时该判决书也能证明刘富立向湖北粤海公司购买棉纱及签订合同的基本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刘富立、聂建设均无异议，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对刘富立提交的证据1证明力的认定聂建设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是在再审时对一、二审情况进行表述，而不是对刘富立主张的该证明力进行认定，该证据在事实的认定和本院认为部分均未对刘富立主张的该证明力进行确认，故，对该证据证明的该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2、对刘富立提交的证据2证明力的认定聂建设对该证据中的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聂建设对该证据中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系复印件，刘富立未提交原件和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经综合分析判断，该证据无法达到刘富立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3、对刘富立提交的证据3证明力的认定聂建设对该证据不认可；该证据与刘富立、聂建设真实性均无异议的湖北高院（2018）鄂民再444号民事判决不一致，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4、对刘富立提交的证据4证明力的认定聂建设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认可，该证据为未生效判决，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5、对聂建设提交的证据1证明力的认定该证据之间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链条，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6、对聂建设提交的证据2证明力的认定刘富立对该证据不认可；该证据仅是聂建设的个人观点，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25日湖北粤海公司以聂建设、刘富立为被告向江陵法院提起买卖合同诉讼，要求聂建设支付棉纱款576.66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及要求刘富立承担连带责任，江陵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鄂1024民初94号民事判决，判决聂建设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棉纱欠款240万元及利息、刘富立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棉纱欠款2624987.65元及利息、驳回湖北粤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湖北粤海公司、聂建设均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荆州中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鄂10民终368号民事裁定，发回江陵法院重审。江陵法院于2017年5月27日立案，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鄂1024民初336号民事判决，判决聂建设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棉纱欠款4538631.35元及利息、驳回湖北粤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聂建设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荆州中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鄂10民终52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聂建设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湖北高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鄂民申289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湖北高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鄂民再444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荆州中院（2018）鄂10民终520号民事判决及江陵法院（2017）鄂1024民初336号民事判决、聂建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棉纱款643643.7元及相应利息、刘富立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棉纱款3894987.65元、驳回湖北粤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湖北高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其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2年11月30日聂建设个人独资成立梦采婷制衣厂（通过全国企业公示系统现已无法查询相关信息）。2012年5月9日、2013年1月6日湖北粤海公司与聂建设签订两份棉纱买卖合同。2013年6月10日湖北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饶启泉与梦采婷制衣厂进行结算：湖北粤海公司已向梦采婷制衣厂提供的棉纱价值11594655.65元，已支付4369668元，尚欠7224987.65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上面有湖北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饶启泉和刘富立的签名。该结算内容与2013年9月11日法院依职权到梦采婷制衣厂调取的财务账簿内容相印证，且上面有梦采婷制衣厂会计陈楠签名。2013年6月16日刘富立、聂建设与湖北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饶启泉签订三方协议，协议内容为：“就有关刘富立所购买湖北粤海公司所欠棉纱款人民币柒佰贰拾贰万肆仟玖佰捌拾柒元陆角伍分（￥7224987.65元），现达成如下协议。一、现刘富立所做成白布成品叁佰叁拾叁万元（￥3330000元）（误写成333元），现三方同意由聂建设分伍个月时间均等付款给湖北粤海公司（每月付陆拾陆万陆仟元整）￥666000元。二、余款由刘富立直接返款湖北粤海公司。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复印件与原件一并生效，三方签字生效。”该协议落款处有刘富立、聂建设、饶启泉的签名。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9月9日聂建设支付湖北粤海公司货款117万元，尚欠6054987.63元。2013年7月27日至28日，湖北粤海公司从聂建设处拖走布匹1927条未结算。2013年9月29日聂建设以刘富立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刘富立返还多付布款512755.24元，本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扶民初字第97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聂建设的诉讼请求。江陵县公安局于2013年11月12日对聂建设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于2016年5月23日撤销该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富立主张聂建设给付货款3894987.65元及诉讼费用55828元是否应得到支持。湖北高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鄂民再444号民事判决为生效判决，在该判决中对2013年6月1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本院（2013）扶民初字第978号民事判决亦认定该协议为有效协议】，并依据该协议判决聂建设、刘富立分别向湖北粤海公司支付棉纱款643643.7元及相应利息和3894987.65元，对三方之间的争议予以明确解决，该协议应视为三方最终清算的依据。刘富立以聂建设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聂建设给付3894987.65元及诉讼费用55828元，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刘富立于2020年9月16日申请去江陵县公安局调取本案涉及的17612条布匹的去向方面的证据材料，结合刘富立申请调取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经综合分析判断，该证据调取申请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刘富立以聂建设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聂建设给付3894987.65元及诉讼费用55828元，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富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407元，由刘富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邹鹏举审判员  王军荣陪审员  何留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许小兰书记员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