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27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炳同（LokPengTong），男，1972年7月2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才，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为，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丽，女，198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新世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889。法定代表人：戴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开，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宇，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纬尔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7804（集中办公区）/div>法定代表人：戴国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沛，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炳同（LokPengTong）与上诉人戴丽及被上诉人珠海市新世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悦公司）、被上诉人珠海市纬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4民初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陆炳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才、包为，戴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张丽，新世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开、李钦宇，纬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沛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炳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2095-1165商铺、2095-1168商铺、2095-2223商铺、2095-3204商铺、2095-3223商铺、2095-1074商铺、2095-1075商铺、2095-1076商铺、2095-1200商铺、2095-2202商铺、2095-1021商铺共11间商铺归陆炳同所有；3．改判戴丽、纬尔公司协助陆炳同将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2095-1165商铺、2095-1168商铺、2095-2223商铺、2095-3204商铺、2095-3223商铺、2095-1074商铺、2095-1075商铺、2095-1076商铺、2095-1200商铺、2095-2202商铺共计10间商铺过户登记至陆炳同名下；4．改判戴丽、新世悦公司协助陆炳同将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2095-1021商铺过户登记到陆炳同名下；5．诉讼费由戴丽、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一方面已经确认戴丽、陆炳同及罗盛宗所签《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物业分配清单》真实、合法、有效，且认定戴丽应依照《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将涉案11间商铺变更登记到陆炳同名下，但另一方面又不直接判决确认涉案房产物权归陆炳同享有，该处理结果与其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应依法予以改判。首先，确认涉案11间商铺物权归陆炳同享有，有合同约定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陆炳同与罗盛宗将委托持有的股权协助变更至戴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并计提1亿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陆炳同、罗盛宗彻底退出珠海市华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绪公司）；同时三方同意由戴丽负责注销华绪公司，华绪公司未销售的商铺按《物业分配清单》分配至三方个人，由三方自行持有或对外销售，销售所得归个人所有。《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戴丽应在2014年4月30日前将涉案商铺的房地产权证书变更到陆炳同名下，涉案商铺由珠海市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尔百货公司）使用并自2014年4月开始支付租金。其次，确认涉案11间商铺物权归陆炳同享有的约定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审计报告》，《退股协议书》约定的1亿元经营风险基金已经计提，陆炳同也已按照退股协议约定将委托持有的华绪公司等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戴丽及其指定的第三方，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陆炳同已经完成了《退股协议书》约定的全部义务。再次，戴丽也确认涉案11间商铺应归陆炳同享有。戴丽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华绪公司未销售的房产应分配给股东，也承认将未销售的房产（含涉案11间商铺）过户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名下，戴丽只是认为未达到分配的条件，尚不能分配给陆炳同。最后，基于上述合同约定依据和事实，一审法院已查明《退股协议书》约定的1亿元经营风险基金已经计提，陆炳同已将自己委托他人持有的股权变更至戴丽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且华绪公司已经注销，陆炳同有权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戴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一审法院已确认涉案11间商铺应归陆炳同享有的条件已经成就，戴丽、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应当将涉案11间商铺转移登记过户给陆炳同。（二）涉案11间商铺的持有人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戴丽，两公司是代持人，不构成善意取得，对涉案商铺没有任何权益，本案不存在因侵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而无法变更登记的障碍。首先，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新世悦公司由戴丽持股，纬尔公司由戴丽的父亲戴国元持股，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戴丽。《审计报告》也明确记载戴丽是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涉案11间商铺是根据戴丽的意思和安排登记至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的名下。其次，一审庭审中，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均明确说明两公司仅是代持行为，没有支付涉案商铺的任何对价，对涉案11间商铺产权没有权益。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在一审时虚假陈述，主张其代持涉案商铺是为了给返还小业主的租金作保证，这与涉案商铺登记的时间存在不一致。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商铺取得权属证书的时间是2015年1月14日，而小业主因租金引起的群访事件发生在2016年，时间完全不吻合。再次，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两公司既不是善意的第三者，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转让都可以撤销。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取得涉案11间商铺根本没有支付任何对价，转让人华绪公司、受让人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戴丽本人，本案并不存在无法变更登记的障碍。退一步讲，即便未销售的涉案11间商铺在未实际分配给股东前仍应属于华绪公司的财产，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华绪公司已被注销，而且注销的办理人就是戴丽，违约不分配涉案11间商铺的人也是戴丽，戴丽不能因为其违约行为而获利，否则违背了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此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案诉讼过程中，出现了新的事实，即戴丽将自己控制的珠海市狄加若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原名珠海市狄加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狄加若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罗盛宗的股权代持人黎瑞祥。也就是说，另外一名原股东罗盛宗也已根据《物业分配清单》通过受让狄加若股份的方式取得《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的应分配的涉案其他商铺。戴丽拒绝将应分配给陆炳同的商铺变更登记到陆炳同名下，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也对陆炳同严重不公平。戴丽答辩称，不同意陆炳同的上诉请求。（一）关于涉案商铺产权的问题，陆炳同支付对价不是事实。陆炳同、罗盛宗和戴丽在投资摩尔广场的时候，围绕摩尔广场的物业，有一系列主体参与，包括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以及后来的纬尔公司、新世悦公司等主体。涉案商铺是三位投资人在错误认为华绪公司还存在着剩余财产的情况下所做的分配，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这种分配方案中，陆炳同并没有支付对价。（二）陆炳同、罗盛宗和戴丽对华绪公司的清算以及分配剩余财产的约定行为违反法律以及税收相关的规定，《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中有关华绪公司的财产分配方案本身的合法性受到挑战。陆炳同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提出其已支付对价应获得涉案商铺的主张不成立。（三）新世悦公司和纬尔公司在一审中不存在虚假陈述。在小业主的群访事件发生前后，摩尔广场的小业主的租金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戴丽为解决小业主的租金返还问题，将华绪公司的剩余资产作担保而取得贷款是客观事实。新世悦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陆炳同的上诉请求。（一）本陆炳同和罗盛忠共同作为原告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的起诉状，后罗盛忠撤回起诉，陆炳同又单独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的起诉状。两份起诉状记载的诉讼主体和起诉时间均不一致，本案应当驳回起诉。（二）新世悦公司已在一审庭审时明确陈述代持涉案商铺的原因。由于摩尔百货公司不能维持小业主的返租租金，且陆炳同、罗盛忠不按《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支付款项，也不愿意承担小业主的返租租金，故戴丽在告知陆炳同、罗盛忠后，以新世悦公司的名义办理了涉案商铺的产权登记，向银行抵押贷款用于支付。陆炳同并未按照协议支付对价，新世悦公司不存在虚假陈述。小业主的租金返还问题并非因小业主上访才产生，其是一直存在的，这也是摩尔百货公司在与商铺小业主签署的经营管理合同中作出的承诺。纬尔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陆炳同的上诉请求，同意戴丽、新世悦公司的答辩意见。戴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对本案案由的认定；2．撤销一审判决关于陆炳同无需再对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承担责任的认定；3．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戴丽未按《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等合同约定交付涉案商铺、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4．驳回陆炳同的起诉；5．诉讼费由陆炳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立案程序错误，本案应驳回陆炳同于2017年9月12日的起诉。一审判决审理案件的基础是陆炳同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的民事起诉状。既然一审判决称罗盛宗原已撤诉，就应当依法作出裁定准许其撤诉，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将本案终止审理。陆炳同单独提交的起诉状，应当另案处理。（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因陆炳同、戴丽、罗盛宗合作投资经营摩尔广场商铺项目而引发的纠纷”，却将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应为合伙纠纷或合作纠纷。陆炳同、罗盛宗、戴丽三方合伙投资购买、经营摩尔广场以来，涉及多个主体及多个法律关系。陆炳同、罗盛宗、戴丽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仅是三方合伙关系的一个环节，并未囊括三方合伙关系的全部问题，且在履行上尚存在问题。《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签订后三方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合伙关系仍在延续，一审判决仅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及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就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未追加罗盛宗参加诉讼，属于遗漏当事人，程序上存在严重错误。陆炳同起诉的主要依据是陆炳同、罗盛宗、戴丽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审查三方投资人是否按协议履行是陆炳同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戴丽在一审中提出罗盛宗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应当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并未理会。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涉案商铺并非登记在罗盛宗名下，陆炳同的诉请与其并无直接关系”，一方面又认为“罗盛宗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起诉，且本院已裁定准许其撤诉”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是在同一天向戴丽送达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并未在一审判决作出前裁定准许罗盛宗撤诉，程序处理存在错误。（四）一审判决对本案关键事实没有查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判决对本案关键事实，《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履行，完全没有查明。根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三方约定“在计提本协议约定的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乙、丙两方无需为两公司的所有经营行为（包括本协议生效前）承担责任”，戴丽接手摩尔百货公司的账务后，摩尔百货公司的账面收益并没有10000万元收益且处于亏损，经核查后亏损额共计人民币17,576,836元，陆炳同也表示同意承担。根据《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三方约定“账面收益共计18,00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三方应立即开始对过往经营账目进行对账，并在2014年3月15日前完成对账；由乙方及乙方澳门公司保管的资金在扣除乙丙双方应该分配的现金后于3日内全部移交给甲方”，但是三方没有对账，陆炳同、罗盛宗也没有向戴丽移交现金。根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三方约定“对于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在现有账面收益中计提，用作填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形成的亏损或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三方完成资金交接后，视为华绪公司将该笔资金移交给了摩尔百货公司，并由甲方保管并运营。该笔资金应优先由于支付摩尔百货公司对小业主的租金债务并确保摩尔百货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前能按约履行付租义务”，但陆炳同、罗盛宗并未移交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2014年4月到2016年6月期间应付给小业主的租金共计150,335,559元，计提的风险基金根本不足以支付；且基于陆炳同前期对奢侈品的招商行动引起世界八大品牌商的诉讼，陆炳同、罗盛宗经营期间遗留了大量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计至2016年7月摩尔百货公司的经营亏损超过2.8亿元，陆炳同、罗盛宗退还的经营风险基金根本不足以弥补亏损。根据《退股协议书》第三条第七款，三方约定“在华绪公司成立前，三方以乙、丙两方的私人账户支付交易款。在投资经营的过程中，乙方亦将自己的私人账户免费提供给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使用，该账户收入及支出的所有资金均为两公司的现金流，纳入两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按照公司约定和本协议三方的约定使用及分配”，但陆炳同、罗盛宗并未将现金纳入公司财务管理体系，该账户被陆炳同挪作私用。一审判决只查明了退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情况，在上述关键事实尚未查清，尤其是履行情况未查明的情况下，认定“在签署《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计提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陆炳同无需对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承担责任”，进而以《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7]030072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认定“除尚有8650万元风险基金余额以外，华绪公司对摩尔百货公司的3850万元借款已由戴丽承接，故可视为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已计提，陆炳同无需再对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承担责任”，属于对审计报告的严重错误解读。摩尔百货公司自2014年开始建账，前期运营费用通过华绪公司或罗盛宗的名义代付，审计报告中提及的“3850万元借款”实际上是华绪公司自2013年6月至2013年12月31日支付给小业主返租的租金，是摩尔百货公司账务的表现而非“华绪公司对摩尔百货公司的3850万元借款”。其次，《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充其量只是一种意向不具有可履行性，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解决三方关系的最终依据是错误的。《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只是各方在没有对事实固定基础上的一种意向表达，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意思表示。《退股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三方确认，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两公司账面收益1.8亿元，签订协议后对过往经营项目进行对账，并在2014年3月15日前完成对账”，显然1.8亿元的账面收益并不是基于三方对账形成的结果，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该数据只是陆炳同凭空提供的数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存在严重瑕疵。《退股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款约定“华绪公司尚有部分商业物业未有销售，由于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注销华绪公司，故三方将尚未销售的物业按比例分配至三方个人”，该内容并未考虑华绪公司以陆炳同、罗盛宗名义收取售楼款后的税务处理，合法性受到挑战，故这种分配存在实质障碍。（五）一审判决对三方签订《退股协议书》后的事实不予查明，《退股协议书》签订后三方的行为足以证明合伙关系仍在延续。首先，摩尔百货公司因小业主集体上访而引发的群体性社会事件处理过程中，陆炳同、罗盛宗、戴丽三人于2016年7月14日达成协议，共同承诺“在剩余六年委托期内保证小业主合同条件下的租金收入，摩尔广场经营收入在扣除正常运营费用后，与应支付给小业主租金之间的差额，由三方按原股权比例承担并由政府监管支付”，随后三方投资人形成决议，决定投资人将分取的销售分红共计人民币17,280万元（其中戴丽6912万元、罗盛宗6048万元、陆炳同4320万元）支付给摩尔百货公司。戴丽、罗盛宗现已将分取的销售分红全额退还，罗盛宗甚至代陆炳同垫付了4020万元。其次，围绕摩尔广场的买卖经营问题所发生的系列案件，包括罗盛宗针对陆炳同提起的返还代垫款项案、摩尔广场小业主针对摩尔百货公司及三个投资人提起的返还租金案件，都说明三方投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仍在延续。以上行为足以证明《退股协议书》不能涵盖三方所有关系，且签订后的行为也进一步证明合伙关系仍在延续。陆炳同答辩称，不同意戴丽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对事实部分的认定没有错误，但处理结果与事实自相矛盾，应在结果中予以改判。陆炳同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转让了自己享有的全部股权，而本案诉讼请求就是要求戴丽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故本案性质是股权转让纠纷。首先，陆炳同与戴丽、罗盛宗三人的关系是基于《投资合作协议书》《合作备忘录》所约定按股权比例投资而形成的股东关系。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为该项目所成立的三家公司均是有限责任公司，三家设立的公司的股份均由陆炳同与戴丽、罗盛宗指定的人代持，都以其独立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其次，陆炳同诉戴丽的事实依据是《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并且陆炳同已按照协议将自己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戴丽，而本案纠纷是由戴丽未按前述两份协议的约定向陆炳同过户涉案11间商铺引起的，既然两份协议的内容约定的是股权转让的事宜，原判决认定是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陆炳同已经按协议履行了自己所有义务。华绪公司已按照《退股协议书》进行注销及清算，陆炳同已退出摩尔百货公司的管理和经营，退出后的收益及风险均由戴丽承担；三方在《退股协议书》中约定，清算及注销事宜由戴丽负责，根据一审证据显示，华绪公司已经经过清算并且注销。《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对罗盛宗和陆炳同对退出之后的剩余资产进行分配的协议。实际代陆炳同持有华绪公司和摩尔公司股份的郑丽君已经依据将全部股份转给戴丽指定的人持有，陆炳同已经根据约定退出了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的管理和经营。《退股协议书》中约定1亿元经营风险基金已全部计提给戴丽；根据《审计报告》，在退出华绪公司时，陆炳同与罗盛宗留下的资金已经实际超过约定的1亿元。在《审计报告》第45页第9-12行显示，陆炳同与罗盛宗退股后留给摩尔百货公司的风险基金为8650万元，以及摩尔百货公司账面记载对华绪公司的借款3852万元，合计12502万元。以上已经足以证实，陆炳同在2014年3月退股时已经留下超过1亿元的基金给戴丽，而这些资金绝大部分以招待费、送礼、VIP卡等各种方式被戴丽侵占。戴丽应继续履行《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将涉案商铺过户到陆炳同名下。戴丽履行自己过户商铺的义务条件已经成就。而戴丽枉顾诚信原则，将涉案商铺转新世悦公司与纬尔公司名下，这两家公司既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更不构成善意取得。根据《审计报告》及相关抵押贷款文件，新世悦公司与纬尔公司将涉案商铺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后，又将贷款提供给摩尔百货公司并收取了几千万的利息，导致小业主租金不能偿还，不能以抵押贷款为由认定涉案房屋无法过户给陆炳同。并且新世悦公司与纬尔公司当庭认可其代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应予撤销。综上所述，戴丽应该继续履行《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二）关于是否应追加罗盛宗为第三人的问题。本案诉讼过程中，戴丽已经将《物业分配清单》中分给罗盛宗的物业转移至了罗盛宗代持人黎瑞祥的名下，戴丽再追究罗盛宗与本案的关系已无必要。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本由戴丽实际控制的荻加若公司的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了罗盛宗的代持人黎瑞祥。所以本案中另一名原股东罗盛宗已经实际取得约定分配的商铺，戴丽也已经将商铺登记至其实际控制的新世悦公司名下，而唯独陆炳同没有分配到《物业分配清单》中应分配的物业。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无论是从《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应履行性或是可履行性出发，涉案11间商铺都应过户至陆炳同名下。否则，在其他两股东都分得物业的情况下，戴丽仍以其他理由拒绝过户给陆炳同，是对陆炳同极为不公平的。（三）陆炳同早已在2014年就退出了华绪公司的经营，戴丽所称“合伙关系仍在延续”只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无论是从工商登记，还是从经营管理的角度，陆炳同都不存在与戴丽延续合作关系。陆炳同与罗盛宗系因为与戴丽经营理念不合而退出华绪公司的经营，退出后与戴丽并未继续有“合作关系”。三方所签《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且协议中已经对之后的经营风险预留了足够的资金，并且明确约定了退出后的公司管理风险承担问题。另外，在摩尔广场与小业主因返租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陆炳同一直坚持认为已退出了项目，不再是公司股东，后期的经营风险均由戴丽承担，并拒绝退回销售分红款，并非戴丽在上诉状所称的三方合伙关系还在延续。因此，在陆炳同转让股权退出华绪公司经营后，都不应再对华绪公司后续的问题承担责任。（四）一审在审理过程中不存在程序问题。本案原本是由陆炳同、罗盛宗共同起诉，罗盛宗向一审法院撤回起诉后，陆炳同并未撤诉，故本案不存在另行立案起诉的问题。由于陆炳同的诉求和罗盛宗存在一定差异，在罗盛宗撤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求陆炳同就自己的独立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予以明确，以区分陆炳同和罗盛宗的共同诉讼请求。（五）关于摩尔商场小业主提出的返租问题。摩尔百货公司与小业主之间存在租赁关系，该租赁业务在《退股协议书》签订前即约定由戴丽负责经营管理，《退股协议书》签订后尤其是在华绪公司注销两年后，仍由戴丽经营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为继续履行与小业主之间的返租合同。由于戴丽擅自减租才引起了小业主的群访事件，这与华绪公司的清算和涉案商铺的分配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新世悦公司述称，认同意戴丽的上诉意见。纬尔公司述称，认同戴丽的上诉意见。陆炳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2095-1165商铺、2095-1168商铺、2095-2223商铺、2095-3204商铺、2095-3223商铺、2095-1074商铺、2095-1075商铺、2095-1076商铺、2095-1200商铺、2095-2202商铺、2095-1021商铺归陆炳同所有；2．判令戴丽、纬尔公司协助将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2095-1165商铺、2095-1168商铺、2095-2223商铺、2095-3204商铺、2095-3223商铺、2095-1074商铺、2095-1075商铺、2095-1076商铺、2095-1200商铺、2095-2202商铺共计10间商铺过户登记至陆炳同名下；3．判令戴丽、新世悦公司协助将广东省珠海市迎宾南路2095-1021商铺过户登记到陆炳同名下；4．诉讼费由戴丽、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案系因陆炳同、戴丽、罗盛宗合作投资经营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而引发的纠纷。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系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2095号（正邦岭秀城）F1商业裙楼（包括一、二、三层及夹层，总建筑面积23162.18㎡），可以办理房产证的建筑面积共17444.78㎡（即F1夹层不能办证）。一、《投资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备忘录》的内容罗盛宗作为甲方、陆炳同作为乙方、戴丽作为丙方，于2012年11月13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合作备忘录》，约定三方合作投资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2095号（正邦岭秀城）F1栋一、二、三层和夹层的商业物业。该物业开发商为珠海市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签订上述合作协议时的权利人为珠海市秉承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秉承公司）且已向发展商付清该商铺全款。为顺利完成购买上述商铺，三方作为合作投资人，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如下：“1．三方共同合作，甲乙两方负责先支付首期定金，再由甲方代丙方出各期周转资金购买上述商铺，丙方不必出资但应提供人脉关系并负责谈判争取到最有利的交易条件（含价款总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2．已与权利人达成初步购买意向，以约3.8亿元成交购买，其中定金为1000万元，余款的支付情况按已签定合同支付定金后每三个月支付约1亿元（第一期在2013年2月15日前支付的1亿元中含定金1000万元，第二期在2013年3月31日前支付1亿元，第三期在2013年5月15日前支付1.8亿元购房款）。三方对投资资金的支付以及签约主体约定如下：（1）关于定金1000万元，甲方负责出资700万元，乙方负责出资300万元，丙方按比例所须资金由甲方代付，丙方是负责去达成最有利的交易条件，并在成交后负责整个项目的运作。……由甲乙方出面签约并付款，但三方之间就此投资购置的物业的产权所有以及收益分配应按本协议的约定为准。3．甲乙方出面与卖家签署购买协议后，即可将所购物业对外转让，转让所收定金或房款均属三方所有，由三方共同收执，共同监管。……如本协议三方一致决定对外直接散卖该物业的，三方确认：为顺利转让出该商铺物业，需要聘请专门机构对物业的销售活动提供策划、包装、广告服务。三方同意该项费用预算不高于1000万元，该款由甲乙方垫付，但结算利润时扣除该项费用，三方按收益比例35%、25%、40%来承担。如三方与卖家约定的余款支付期限届满，仍有部分零散物业未售出的，三方同意将该部分未售出的物业统一办证到三方名下，由三方按前述35%、25%、40%的产权比例共同所有。三方可协商决定将该部分物业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后，用于支付未付的购房款。……4．为完成本次收购事务而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经得三方同意的），可以纳入投资成本，在收益分配前扣除。5．各方出面筹资产生的债务由各自承担，要以所购房产进行抵押贷款的，应经得合作三方一致同意。……”《合作备忘录》记载：“三方合作经营了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及荻加若公司，三方一致同意将上述三个公司的股权比例均调整如下：戴丽占40%的股权，罗盛宗占35%的股权，陆炳同占25%的股权，合作各方按该比例依法享有三公司的股东权利并相应履行股东义务。由于合作方均是委托名义股东代持自己在上述三公司的股权，故合作方应于本备忘录签订之后督促自己的名义股东按上述股权比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珠海正邦广场F1商业裙楼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华绪公司与摩尔百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2012年11月9日，秉承公司与陆炳同、罗盛宗签订《珠海正邦广场F1商业裙楼买卖合同》。后秉承公司又于2012年11月15日与华绪公司签订《珠海正邦广场F1商业裙楼买卖合同》。上述两份合同除买受方不同外，其他内容一致。对此，陆炳同称由于华绪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因此最初暂以陆炳同与罗盛宗名义签署合同，后又以华绪公司为买受人签订上述买卖合同。《珠海正邦广场F1商业裙楼买卖合同》记载，正邦公司与秉承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珠海正邦广场整体商业销售合同》，秉承公司于2012年4月30日向正邦公司付清全部购房款。秉承公司有权独自出售该物业的产权，并已获得正邦公司同意，秉承公司有权将该物业产权直接过户到买方指定的个人名下。《珠海正邦广场F1商业裙楼买卖合同》还就付款办法、期限、物业交付标准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12月31日，华绪公司作为甲方（出租方）、摩尔百货公司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摩尔百货公司向华绪公司承租涉案商业物业，租赁期为42个月，自2012年12月30日至2016年6月30日止（含免租期）。该《租赁合同》还对租金标准、租金支付时间、租赁物交付及各方责任等作了约定。三、涉案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运作模式涉案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的商业物业先由秉承公司从正邦公司购入，再以3.8亿元的总价转让给陆炳同、罗盛宗，陆炳同、罗盛宗利用戴丽的人脉关系，三方签署投资协议共同经营陆炳同、罗盛宗出资购入的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为开展该合作项目，陆炳同、罗盛宗与戴丽共同设立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珠海摩尔广场商铺以华绪公司散卖物业的方式卖给小业主，由购置商铺的小业主与华绪公司签署珠海摩尔广场商铺认购书，同时小业主与正邦公司签署商铺销售合同，房产证已办至小业主名下。此外，珠海摩尔广场商铺的小业主与摩尔百货公司单独签署九年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双方约定在委托经营期限内，本委托为不可撤销的委托。在委托期内每三年签订一次租赁合同，约定由摩尔百货公司按固定金额的租金返租给购置珠海摩尔广场商铺的小业主。前一次租赁合同期届满前的三个月，由项目全体业主推选的业主委员会委托第三方做出租金评估并制定下阶段租金标准并提出上调或者下调租金的方案，该租金方案通过后，摩尔百货公司与小业主双方签订下阶段租赁合同，如确需下调，原则上幅度不能超过10%。在委托期内（不含已经签订的租赁合同期内），如果小业主认为委托租金与摩尔百货公司达不成一致，小业主可以不委托，直接与商家签订租赁合同，如小业主需自行出租或自营的，其所经营的业种必须符合商场要求，并以书面形式报批通过，如经营业种不符合商场要求的，摩尔百货有权不同意该商家进场经营。四、涉案《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内容2014年3月9日，戴丽作为甲方、罗盛宗作为乙方、陆炳同作为丙方签订《退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书》记载：本协议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了华绪公司和摩尔百货公司，本协议三方为两公司的隐名股东和实际投资人；其中三方的股权比例为：甲方占40%、乙方占35%、丙方占25%；三方分别委托他人代持公司股权，其中甲方的受托人为陆春莲、乙方的受托人为黎瑞祥、丙方的受托人为郑丽君。在两公司运营过程中，本协议三方的经营理念产生了根本分歧。本协议三方现经友好协商，就乙丙两方从两公司退股达成一致意见。《退股协议书》约定：（一）退股约定：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丙两方从两公司退股，在两公司中委托他人持有的股权全部转给甲方；2．2014年3月15日前，乙、丙两方应将委托持有的股权协助变更登记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3．本协议签署前，三方已做了充分沟通，各方均对本次退股的原因、后果进行了充分了解，本协议是各方真实、自主的意思表示。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不得对外散布对其他方不利或有损其他方声誉的任何言论。（二）经营管理约定：1．本协议签署时，华绪公司的经营业务已基本完成；本协议生效后，华绪公司停止办理除本协议约定事项外的新的对外业务，待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甲方负责办理华绪公司的注销手续，华绪公司不再存续经营；2．本协议生效后，乙丙两方不再参与摩尔百货的任何经营管理，两公司的任何经营行为均与两方无关。乙丙两方持有的公司资料须全部移交给甲方；3．甲方承诺会按约履行摩尔百货已经及将要签署的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和商户签署的租赁或合作合同、和小业主签署的三年承租合同及九年委托经营管理合同；4．在计提了本协议约定的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乙丙两方无需为两公司的所有经营行为（包括本协议生效前）承担责任，无论两公司日后需要多少投入、造成多少亏损的，或两公司需要为自始至终的经营行为对外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小业主的赔偿）或承受任何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税务稽查处罚），均与两方无关；本协议生效后两公司的盈利亦与两方无关。（三）财务约定：1．三方确认，截至2014年2月28日止，两公司的账面收益共计约18,000万元（包含尚未发放的银行按揭贷款）；本协议签订后，三方应立即开始对过往经营账目进行对账，并在2014年3月15日前完成对账；由乙方及乙方澳门公司保管的资金在扣除乙丙双方应该分配的现金后于3日内全部移交给甲方，具体的移交方式三方另行确定。2．对于18,000万元的账面收益，本协议三方约定按以下方式分配：计提10,000万元作为经营风险基金，暂时不予分配；余额8000万元三方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在华绪公司的流动资金中提取现金分配给三方，该8000万的权益分配须于2013年3月15日前完成；3．对于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在现有账面收益中计提，用作填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形成的亏损或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如两公司在结束经营后，该风险基金仍无需动用的，则作为股东收益归甲方所有，与乙丙两方无关；公司未结束经营前，该风险基金由甲方管理。4．华绪公司尚有的商业物业未有销售，由于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注销华绪公司，故三方将尚未销售的物业按比例分配至三方个人，由三方自行持有或对外销售，销售所得归个人所有。具体的物业分配方案见本协议附件——《物业分配清单》；分配所得的物业由摩尔百货使用并支付租金。……6．华绪公司注销后的全部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接，应收债权由甲方负责收回并归甲方所有；应付债务由甲方负责支付。7．本协议三方合作投资的MOMALL商场是由三方以华绪公司的名义向秉承公司买受后再分拆出售给707户小业主并整体返租运营，在华绪公司成立前，三方以乙、丙两方的名义和秉承公司签订协议，在履约过程中由乙、丙两方的私人账户支付交易款。……2014年3月19日，戴丽作为甲方、罗盛宗作为乙方、陆炳同作为丙方签订《退股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约定：（一）原《退股协议书》第二条第4款修改为：在计提了本协议约定的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乙、丙两方无需为两公司的所有经营行为（包括本协议生效前）承担责任，无论两公司日后需要多少投入、造成多少亏损，及引起何种民事、经济、行政或刑事法律责任，均与乙、丙两方无关。上述法律责任包括：对小业主的经济赔偿；员工劳资纠纷；供应商及客户的债务纠纷；工商、税务、安全生产、消防、卫生等政府行政处罚责任；各种社会群体事件及维稳责任；违法经营或因此导致的治安、刑事责任。本协议生效后两公司的盈利亦与两方无关。（二）原《退股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修改为：对于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在现有账面收益中计提，用作填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形成的亏损或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三方完成资金交接后，视为华绪公司将该笔资金移交给了摩尔百货公司，并由甲方保管并运营。该笔资金应优先由于支付摩尔百货公司对小业主的租金债务并确保摩尔百货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前能按约履行付租义务。如两公司在结束经营后，该风险基金仍无需动用的，则作为股东收益归甲方所有，与乙丙两方无关；公司未结束经营前，该风险基金由甲方管理。甲方保证，在履行完毕对小业主的现有合同义务前，摩尔百货公司不能结束经营，否则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三）原《退股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修改为：华绪公司尚有部分商业物业未有销售，由于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注销华绪公司，故三方将尚未销售的物业按比例分配至三方个人，并由甲方负责在2014年4月30日前办理房地产权利证书到乙、丙两方名下，由各方自行持有或对外销售，销售所得归个人所有。具体的物业分配方案见本协议附件《物业分配清单》；分配所得的物业由摩尔百货公司使用并自2014年4月开始支付租金。（四）原《退股协议书》第四条修改为：1．本协议由三方签名后生效，各方均应诚信履行；2．三方的持股受托人应签名对原《退股协议书》进行确认，三方均应对己方持股受托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五）本《补充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退股协议书》的条款与本《补充协议》相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戴丽、罗盛宗、陆炳同，以及持股受托人陆春莲、黎瑞祥、郑丽君在上述《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签名。上述协议的附件为《MO商铺一、二、三层价格表（罗总）》《MO商铺一、二、三层价格表（陆总）》《MO商铺一、二、三层价格表（戴总）》。其中，《MO商铺一、二、三层价格表（陆总）》共载有11间商铺，铺号分别为：1165、1168、2223、3204、3223、1021、1074、1075、1076、1200、2202。五、涉案11间商铺的不动产权登记情况不动产权登记表记载：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迎宾南路2095-1021商铺自2015年1月14日起登记权属人为新世悦公司，产权来源为2014年向正邦公司购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迎宾南路2095-1074、2095-1075、2095-1076、2095-1165、2095-1168、2095-1200、2095-2202、2095-2223、2095-3204、2095-3223商铺自2015年1月14日起登记权属人为纬尔公司，产权来源为2014年向正邦公司购买。六、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华绪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成立，成立时法定代表人郑丽君，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发起人）为陆春莲（持股比例30%）、黎瑞祥（持股比例40%）、郑丽君（持股比例30%）。2013年6月27日，华绪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陆春莲，股东持股比例变更为陆春莲40%、黎瑞祥35%、郑丽君25%。2014年3月21日，华绪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郭静，股东变更为郭静（持股比例100%）。2014年10月11日，华绪公司登记注销。摩尔百货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成立，成立时法定代表人郑丽君，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发起人）为陆春莲（持股比例30%）、黎瑞祥（持股比例40%）、郑丽君（持股比例30%）。2013年6月5日，摩尔百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陆春莲，股东持股比例变更为陆春莲40%、黎瑞祥35%、郑丽君25%。2014年3月19日，摩尔百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卓正琼，股东变更为卓正琼（持股比例100%）。此外，2014年3月19日订立的《珠海摩尔百货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股东为卓正琼、以货币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0%。郑丽君接受法院调查时认可其受陆炳同委托在上述两公司中代为持股。七、涉案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专业审计情况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珠海分所接受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办委托，对涉案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及摩尔百货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并于2017年1月20日出具《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7]030072号）。该审计报告对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运作情况、对摩尔百货公司、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总体销售经营情况出具了审计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陆炳同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澳股权合同纠纷案件，应参照我国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选择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在我国内地，内地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故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审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戴丽、陆炳同及罗盛宗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合作备忘录》《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上述约定履行。至于《物业分配清单》，虽陆炳同不能提供《物业分配清单》原件，但各方对约定分配房产的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将本案争议的五个方面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陆炳同、戴丽及罗盛宗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本案案由问题陆炳同主张三人系股权合作关系，戴丽主张三人系合伙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从戴丽、罗盛宗、陆炳同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合作备忘录》来看，三方合作投资涉案商铺物业，并为此成立了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进行合作经营。上述三公司设立时均为有限责任公司，且根据《合作备忘录》的约定，股权比例均为戴丽占40%股权、罗盛宗占35%股权、陆炳同占25%股权，且三人均为隐名股东并分别委托陆春莲、黎瑞祥、郑丽君代持公司股权，而各方也按照上述比例依法享有三公司的股东权利并相应履行股东义务。可见，戴丽、罗盛宗、陆炳同三方作为上述三家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股东及实际投资人，系以约定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并以各自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并非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三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具备合伙关系的特征。第二，戴丽（甲方）、罗盛宗（乙方）、陆炳同（丙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第一部分“退股约定”第1条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丙两方从两公司退股，在两公司中委托他人持有的股权全部转给甲方”，可见陆炳同实际是将自己在摩尔百货公司、华绪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戴丽，而非从合伙企业退伙。综上，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系三方合作投资经营涉案商业物业的载体，三公司均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而并非合伙企业，相关协议及后续履行均未体现出合伙关系的特征，故戴丽主张三方系合伙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本案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陆炳同、罗盛宗两人通过转让股权的形式退出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的经营。二、关于是否应追加罗盛宗为第三人的问题虽然罗盛宗是涉案摩尔广场商铺项目的参与者，并与戴丽、陆炳同共同签订了涉案一系列合作协议、退股协议等，但是，一方面罗盛宗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起诉，且一审法院已裁定准许其撤诉，另一方面涉案商铺并非登记在罗盛宗名下，陆炳同的诉请与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无必要追加罗盛宗为第三人。三、陆炳同是否有权依照《退股协议书》《物业分配清单》《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戴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第一，《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戴丽承诺会按约履行摩尔百货公司已经及将要签署的所有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和商户签署的租赁或合作合同、和小业主签署的三年承租合同及九年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计提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陆炳同、罗盛宗无需为两公司的所有经营行为（包括本协议生效前）承担责任，在三方完成资金交接后，视为华绪公司将该笔资金移交给了摩尔百货公司，并由戴丽保管运营。该笔资金应优先用于支付摩尔百货小业主的租金债务并确保摩尔百货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前能按约履行付租义务。如两公司在结束经营后，该风险基金仍无需动用的，则作为股东收益归戴丽所有，与陆炳同、罗盛宗无关；公司未结束经营前，该风险基金由戴丽管理。戴丽保证，在履行完毕对小业主的现有合同义务前，摩尔百货公司不能结束经营，否则所有责任由戴丽承担。”根据协议约定，在签署《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计提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后，陆炳同无需对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根据《珠海摩尔广场商铺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7]030072号）的审计意见与结果，“计提的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由戴丽以借款形式支付给摩尔百货公司，并计入了摩尔百货公司对戴丽的短期借款，截至2016年10月31日，短期借款反映该笔风险基金的余额为8650万元。此外，摩尔百货公司账面长期借款反映对华绪公司借款3852万元，系华绪公司提供给摩尔百货公司的前期营运款”，可见，除尚有8650万元风险基金余额以外，华绪公司对摩尔百货公司的3850万元借款已由戴丽承接，故可视为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已计提，陆炳同无需再对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承担责任。第二，《退股协议书》第一部分“退股约定”明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罗盛宗、陆炳同从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退股，在两公司中委托他人持有的股权全部转给戴丽；2014年3月15日前，罗盛宗、陆炳同应将从委托持有的股权协助变更登记至戴丽或戴丽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第三部分“财务约定”第4条约定：“华绪公司尚有部分商业物业未有销售，由于本协议三方一致同意注销华绪公司，故三方将尚未销售的物业按比例分配至三方个人，并由甲方（戴丽）负责在2014年4月30日前办理房地产权利证书到乙、丙两方名下，由各方自行持有或对外销售，销售所得归个人所有。”上述约定实为罗盛宗、陆炳同从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中退股后应得到的股权转让对价。结合案件事实，陆炳同已将自己委托他人持有的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戴丽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且华绪公司已经注销。第三，对于戴丽主张的华绪公司未实际清算，留有的资产不足以偿付小业主费用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华绪公司已经注销，而办理注销程序前必须要依法进行公司清算，包括终止生产经营活动、了解公司事务、清理债权债务等；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计提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华绪公司注销后，全部债权债务由戴丽承接，陆炳同无需再对华绪公司及摩尔百货公司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戴丽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综上，约定的10,000万元的经营风险基金已计提，陆炳同已将自己委托他人持有的摩尔百货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戴丽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且华绪公司已经注销，陆炳同主张戴丽应依照《退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有事实及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陆炳同是否有权请求确认涉案11间商铺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办理登记手续为生效要件。而一审法院已查明，2095-1021商铺登记权属人为新世悦公司，2095-1074、2095-1075、2095-1076、2095-1165、2095-1168、2095-1200、2095-2202、2095-2223、2095-3204、2095-3223商铺登记权属人为纬尔公司。本案为合同纠纷，陆炳同直接依据《退股协议书》等请求确认物权，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陆炳同是否有权要求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协助办理涉案11间商铺的产权变更手续根据查明事实，2095-1021商铺的登记权属人为新世悦公司，2095-1074、2095-1075、2095-1076、2095-1165、2095-1168、2095-1200、2095-2202、2095-2223、2095-3204、2095-3223商铺的登记权属人为纬尔公司，该11间商铺未曾登记在戴丽名下。新世悦公司及纬尔公司均非《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缔约当事人，在本案中与陆炳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陆炳同根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约定主张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办理涉案11间商铺的产权变更手续，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涉案商铺已过户到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名下，且2095-1021商铺已经办理抵押登记，客观上不具备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的条件，陆炳同可以戴丽未按《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等合同约定交付涉案商铺应承担违约责任为由，另循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陆炳同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戴丽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摩尔小业主诉讼一览表（共79个案）；2．（2019）粤0402民初2855号民事判决书；3．民事起诉状；4．（2018）粤04民初70号应诉通知书；5．有关摩尔百货铺位租赁纠纷案件协调情况的说明；6．关于协助调查罗盛宗合同纠纷案的复函；7．2016年7月14日由陆炳同、罗盛宗、戴丽出具的《承诺书》；8．《专题协调处理摩尔百货矛盾纠纷工作会议纪要》；9．2016年8月11日签订的《罗盛宗、戴丽、陆炳同及珠海摩尔业主代表会谈协议》；10．《摩尔百货与商铺业主纠纷协调会议纪要》。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戴丽与罗盛宗、陆炳同属于合伙关系，而非股权关系，涉案《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只是解决华绪公司和摩尔公司股权关系的一部分，且该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陆炳同对上述证据2、3、4、6、7、8、9、10的真实性予以，对上述证据1、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予确认的上述证据证据2、3、4、6、7、8、9、10予以认定。上述证据1系戴丽提交的关联案件案号及当事人信息清单，本院经审核对其予以认定。戴丽提交了上述证据5的原件以供核对，陆炳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澳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所述意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认定是否正确；涉案《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有效；陆炳同关于确认涉案11间商铺属其所有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戴丽、罗盛宗、陆炳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备忘录》以投资涉案商铺物业，并为此成立了华绪公司、摩尔百货公司、荻加若公司进行合作经营。上述三家公司均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戴丽、罗盛宗、陆炳同该公司的作为隐名股东及实际投资人，其以约定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并以各自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案中，戴丽、陆炳同及罗盛宗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对陆炳同、罗盛宗退出华旭公司、摩尔百货公司经营事宜作出的约定，在三方当事人内部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戴丽以《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只是意向表示、不具有可履行性为由主张其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陆炳同提起本案诉讼，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请求法院确认涉案11间商铺属其所有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涉案11间商铺登记的权属人为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并非上述《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其不受该协议的约束。陆炳同依据《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主张确认涉案11间商铺属其所有并办理过户手续，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判决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至于陆炳同是否已履行《退股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及戴丽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当事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戴丽另以一审法院在罗盛宗撤诉后未对陆炳同单独提交的起诉状进行另案处理为由，主张一审程序审判程序违法。经查，罗盛宗与陆炳同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立案后，罗盛宗于2017年9月19日以其与戴丽达成和解协议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裁定准许罗盛宗撤回对戴丽、新世悦公司、纬尔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在裁定准许罗盛宗的撤诉申请以后，根据陆炳同提出的诉讼请求继续审理本案，审判程序并无不当。戴丽对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陆炳同、戴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的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68.56元，由陆炳同（LokPengTong）、戴丽分别负担78,784.28元。陆炳同（LokPengTong）、戴丽各自向本院预交诉讼费157,568.56元，本院分别向陆炳同（LokPengTong）、戴丽退回78,784.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莫 菲审判员  贺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卓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