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9334号原告：高胜宁，男，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原告：晦毅(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宏海公路XXX号XXX幢XXX室(上海庙镇经济开发区)。执行事务合伙人：高胜宁。上述两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乒，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仁，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宏海公路XXX号XXX幢XXX室(上海庙镇经济开发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宽毅(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告：李侃，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琳，上海耀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XXX号XXX层XXX区XXX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第三人：罗玉顺，男，198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曙光村西官田泾XXX号。原告高胜宁、晦毅(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侃、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第三人罗玉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本院无法向被告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送达诉讼文书，遂采用公告送达，于2020年6月22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仁及被告李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琳到庭参加诉讼,其余被告及第三人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或经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合伙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配合原告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于2019年7月24日准予的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登记及2019-07-23合伙协议备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云麦中心)成立于2015年9月1日，现共有四个普通合伙人，分别为原告高胜宁、晦毅(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晦毅中心)及被告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晦宽中心)、李侃。自2015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7月24日，原告高胜宁为被告上海云麦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年7月23日，被告上海云麦中心在未通知原告高胜宁、晦毅中心且未实际召开合伙人会议的情形下，形成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变更决定书》(以下简称《变更决定书》)、《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及《委托书》，将被告上海云麦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原告高胜宁变更为被告晦宽中心(委派代表为徐某某)。同日，被告晦宽中心授权委托第三人罗玉顺凭上述文件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合伙企业变更(备案)登记，2019年7月24日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形式审查，准予变更登记和“2019-7-23合伙协议”备案。但上述文件中“高胜宁”的签名均系伪造签署，原告晦毅中心所加盖的公章也未经晦毅中心或执行事务合伙人高胜宁的授权，并非原告高胜宁、晦毅中心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两原告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明确其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项之规定主张《合伙协议》无效。被告晦宽中心、上海云麦中心均未作答辩。被告李侃辩称，其并不清楚原告所陈述的上述事实，其未参与过就变更被告上海云麦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相关合伙人会议，案件受理费亦不应由其负担。第三人罗玉顺未作陈述。两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两原告提交了：1.被告上海云麦中心工商档案材料复印件，包括《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委托书》、《准予备案通知书》、《准予合伙企业登记决定书》，旨在证明上述《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中的“高胜宁”签字并非原告高胜宁本人签署，原告晦毅中心的印章亦处于失控状态，故上述材料并非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受理通知单》、《询问调查通知书》复印件、并出示原件，旨在证明就上述《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涉及伪造签名，两原告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相关部门进行了相关调查处理；3.(2020)沪0151民初903号民事判决书、(2020)沪02民终5611号民事判决书的复印件、并出示原件，旨在证明自2019年3月起原告晦毅中心的营业执照、公章均已处于失控状态，被他人侵占；4.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电子文件)复印件，旨在证明原告高胜宁于2019年7月16日至2019年8月5日期间在境外，其对被告上海云麦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事宜完全不知情。被告李侃对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1项证据，其未见过案涉《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其未参与过就变更被告上海云麦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相关合伙人会议，其仅确认《变更决定书》签字页上的签名系被告李侃所签，但签字时其未见《变更决定书》的内容，仅在签字页上签了名，当时其签字时签字页上是空白的，并无其他合伙人的签字和盖章；对第2、3、4项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与其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鉴于第1项证据均来自于工商内档，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鉴于原告提交了第2、3项证据的原件，故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鉴于第4项证据系复印件，两原告亦未当庭演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3份上海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其中2019年11月25日询问笔录的被询问人系原告高胜宁委托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虞燕溪；2019年12月10日14时询问笔录的被询问人系原告高胜宁委托的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德仁；2019年12月10日13时询问笔录的被询问人系案外人徐某某委托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郭雪，其中在该份询问笔录载明：“问：该单位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时，高胜宁是否在场？答：不在场。是这样的，当时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时的材料《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变更决定书》、《委托书》、《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合伙协议》是在今年2月由孔某在上海交给了高胜宁本人，今年2月22日孔某与高胜宁通过微信语音进行沟通，询问高胜宁何时将这些材料签完字以后交还，高胜宁声称在今年2月底3月初交还。由于2月底3月初这段时间孔某不在上海，就要求高胜宁把材料放在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位于上海市威海路石门二路晶采世纪大厦4楼的办公室中。孔某在3月初回到上述办公室后看到高胜宁已在这些材料签署了名字。问：孔某是谁？答：孔某是徐某某的儿子。”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3份询问笔录，两原告对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对2019年12月10日案外人徐某某委托代理人的相关陈述不认可；被告李侃对证据来源认可，但表示其不清楚询问笔录所涉内容。对上述证据，本院均在卷佐证。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被告上海云麦中心成立于2015年9月1日，合伙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35年8月31日。自2017年10月20日至今，被告上海云麦中心有4名合伙人，即原告高胜宁、原告晦毅中心、被告晦宽中心及被告李侃。2019年7月23日，被告上海云麦中心委托第三人罗玉顺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将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原登记内容由“高胜宁”变更为“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徐某某)”，该《申请书》的申请人签章处有被告晦宽中心的公章及案外人孔某、徐某某的签名。被告上海云麦中心亦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其中《变更决定书》载明：“经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定：一、经全体含伙人一致同意，决定由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担任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事务，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徐某某代表其执行合伙事务，免去高胜宁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二、通过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新的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第十四条载明：“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事务，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徐某某代表其执行合伙事务。”《委托书》载明：“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由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担任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晦宽(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徐某某代表其执行合伙事务。”上述《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均设单页的“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页”，在签章页上均有“高胜宁、李侃”的签名及原告晦毅中心、被告晦宽中心、上海云麦中心的公章，均署期“2019年7月23日”。2019年7月24日，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合伙企业登记决定书》，载明：“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及国家工商局行政总局《企业登记程序规定》，你的变更登记申请，本登记机关经审查，决定准予登记。特此通知。”同日，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备案通知书》，载明：“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经审查，你提交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准予备案。本次准予备案的事项为2019-07-23章程备案”。另查明，2019年10月18日，上海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受理告知单》，载明：“高胜宁：您来访反映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变更登记申请系他人伪造签名申请，要求撤销变更登记的事项我局已收悉。现您反映的事项已转我局业务部门处理…特此告知。”2019年10月28日，上海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询问调查通知书》，载明：“高胜宁：为调查了解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的登记情况，请于2019年11月25日l3时30分到青浦区三元路XXX号XXX室接受询问调查……”。后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2月10日，原告高胜宁及案外人徐某某均分别委托律师至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受询问调查。再查明，2020年1月16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受理晦毅中心与案外人蒋俞欢其他合伙企业纠纷一案，晦毅中心要求判令蒋俞欢返还合伙企业公章及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后2020年5月11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0151民初9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蒋俞欢将晦毅中心的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返还晦毅中心。后蒋俞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2020)沪02民终5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合伙协议应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上海云麦中心的相关合伙人有无实际对案涉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合伙协议》作出过意思表示，该《合伙协议》有无成立。首先，原告晦毅中心主张其对《合伙协议》、《变更决定书》及《委托书》均不知晓，其公章自2019年3月至2020年7月期间由他人控制，鉴于原告晦毅中心就此主张提交了相关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案涉《合伙协议》上虽盖有原告晦毅中心的公章，但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晦毅中心实际上未对《合伙协议》作出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李侃当庭确认其未见过案涉《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仅在《变更决定书》的签章页上签字，故本院认为被告李侃亦未对案涉《合伙协议》作出意思表示。故综上，案涉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合伙协议》中并无被告上海云麦中心两名合伙人的意思表示，《合伙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该《合伙协议》实属未成立之协议，尚无确认无效之余地。鉴于《合伙协议》未成立，被告上海云麦中心依该《合伙协议》等文件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登记及合伙协议备案的申请有误，应向相关职能部门申请撤销。两原告就此的相关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另外，关于原告高胜宁对案涉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变更决定书》、《合伙协议》及《委托书》中“高胜宁”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鉴于到庭参加诉讼的两原告及被告李侃均未持有上述文件的原件，且在本院已确认原告晦毅中心、被告李侃对《合伙协议》无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笔迹鉴定申请已无实际意义，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对原告高胜宁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委托鉴定。被告晦宽中心、上海云麦中心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对两原告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和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质证、辩驳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两被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合伙协议》不成立；二、被告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原告高胜宁至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于2019年7月24日被准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登记及2019-07-23合伙协议备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上海云麦投资中心(普通合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 燕人民陪审员  高继红人民陪审员  杨文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钱立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