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622民初1203号原告：王水才，男，195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吴丰年，男，194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罗龙生，男，194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俞扩先，男，1966年9月3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余能根，男，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吴春兴，男，195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艾宪亮，男，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刘建江，男，196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原告：冯中华，男，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李长荣，男，195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齐权，男，195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刘军华，男，1979年5月1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黄桐英，女，197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原告：吴瑶生，男，194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方丽，女，198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陈美英，女，195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邬禾香，女，194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吴喜昌，男，194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陈根乐，男，1944年2月7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原告：赵小林，男，1963年6月7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以上20名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吴丰年、吴喜昌、刘军华。以上20名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简益平、李伟男、程丽萍，江西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淑俊，女，197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京才，公民代理（系被告的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兆，江西华星（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段双秀，女，192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被告：彭丽诗，女，1989年7月3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被告：彭梦军，男，1990年1月1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深圳市龙岗区。原告王水才等22人因袁淑俊与段双秀、彭丽诗、彭梦军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赣0622民初1151号生效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151号案），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简益平、李伟男、程丽萍，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京才、吴文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彭丽诗、段双秀、彭梦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均系死者彭秋水的债权人，原告未被通知参加本案的诉讼，不知道有此案件，属于不能归责于原告的事由。2017年8月5日晚7、8点左右，彭秋水在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在东乡与余江接境的一个小饭馆被迫与本案被告（其丈夫罗京才系余江区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签订了一份漏洞百出且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入股合同书，该合同标明的签订时间是2009年3月8日。为达到债权转为物权，更好地实现债权的目的，被告袁淑俊据此作为主要证据向余江区人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要求确认其对余江区白塔东路（原余江县茶果公司）一楼店面享有23％的物权份额，并对该房屋二楼、三楼及其附属房屋享有15％的物权份额，余江区人民法院在本案证据明显矛盾，未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未尽到审慎的责任，作出了（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确认位于余江区白塔东路余江县，二楼、三楼及附属房屋袁淑俊享有15％的物权份额，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原告未被通知参加本案的诉讼，不知道有此案件，在今年原告申请执行的过程中才发现该判决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请求贵院撤销（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第一，李海辉与彭秋水死前的电话录音和吴某的证词证明入股合同书是在彭秋水死前几天与袁淑俊签订的，该入股合同书的形成时间到底是2017年8月签订的还是2009年3月签订可以通过文检查清。第二，入股合同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1、入股合同书关于出资额、物权份额与购买该涉案物业总金额不吻合。彭秋水购买该涉案物业的总金额为617.4万元，其中拍卖款510万元，佣金20.4万元，土地使用费30.6万元，交易税27.54万元，交易费8.5万元，总金额617.44万元，按照袁淑俊占该物业份额15％计算，出资额应为92.616万元，而不是120万元，为什么被告袁淑俊要多出近30万元，不符合常理。2、被告袁淑俊关于出资额120万的支付情况说法矛盾。一说是“2008年12月10日付给彭秋水56万元，2009年3月8日付给彭秋水34万元，2012年12月1日支付股金30万元”。另一说是“17万借条，56万的收条，其中95.5万为直接转账，彭秋水代收的店租9万元，直接抵扣入股金，其余是现金给付”。但没有转账凭证相印证。3、彭秋水出具关于56万、34万元的收条与入股合同书第二条关于出资额的约定相矛盾。彭秋水2008年12月10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袁淑俊人民币伍拾陆万元正，用于购买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办公楼开支”。彭秋水2009年3月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袁淑俊人民币29万元，2008年12月10日到今天借款利息人民币5万元，合计人民币34万元，用于购买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办公楼开支”。上述两张收条并未载明这两笔资金是入股金，后一张收条明确了50万元人民币是借款，并支付了5万元的利息。而该入股合同书第二条约定：“乙方在拍卖方指定日期2009年3月9日之前将入股金90万元付给甲方。（乙方已于2008年12月10日付给甲方人民币56万元，2009年3月8日付给甲方人民币34万元）”。4、被告袁淑俊关于出资额120万的支付情况的陈述与彰秋水出资购买该涉案物业支付时间和情形不相吻合。证据显示彭秋水出资购买涉案物业时间和情形是：在2009年2月3日支付了保证金100万元，2009年3月9日支付拍卖款410万元和佣金20.4万元，2009年7月17日支付契税20.4万元，交易税27.5万元，交易费8500元，2009年9月9日支付土地使用费30.6万元。在当时月息2分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被告袁淑俊提前几个月支付入股金，这明显是编造入股金的支付情况。5、物权是以登记为生效条件，既然被告袁淑俊对涉案物业享有15％的物权份额，“入股”近十年在彭秋水死后才提起确权之诉，不合常理。6、被告袁淑俊对涉案物业的租金情况不清楚，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收取了涉案物业的租金，只是含糊其词说“彭秋水代收店租”。根据对以上事实和证据，完全可以得出作为该判决主要依据的入股合同书是假的。（2017）贛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的全部内容是错误的结论。第三，余江区人民法院（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的后果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民事权益。被告袁淑俊在彭秋水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逼迫彭秋水订了份没有实际发生的假的入股合同书，（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据此确认位于余江区白塔东路余江县，二楼、三楼及附属房屋袁淑俊享有15％的物权份额，被告袁淑俊的债权变成了物权，在彭秋水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其他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清偿率降低，严重影响原告的民事权益。特向贵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贵院的（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被告袁淑俊的代理人罗京才当庭辩称：茶果公司的办公楼拍卖第一次是2008年12月30日前摘牌，但是2008年12月30日却没有摘牌，我就要去把钱拿回来，彭秋水说推迟几个月一定会摘牌，如果超过一个月那么这段时间补偿我借钱利息，到2009年2月7日摘牌成功，规定3月9日前付齐拍卖款，彭秋水在2月7日摘牌以后要求再给他一些钱，增加投资额度，到3月8日我支付给彭秋水29万元，从2008年12月10日到2009年3月8日期间三个月差两天时间，他是按三分利息给我，彭秋水自己也算了一下，90万元大概是15%的股份，当时我们双方签订了一份15%的入股开发合同。被告彭丽诗、段双秀、彭梦军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是：1、（2017）赣0622民初1151号案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因不能归责于该案原告的事由导致本案原告未参与诉讼的情形；2、1151号案民事判决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否错误；3、1151号案民事判决是否存在内容错误损害他人民事权益；4、1151号案审理过程中是否程序错误。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Ａ1、原告的身份证和余江法院关于彭秋水遗产相关的判决书（复印件），证明：各原告均系彭秋水的债权人，与涉案物业余江县茶果公司的房产有利益关系，是本案的适格主体。Ａ2、（2017）赣0622民初1151号判决书（复印件），证明：1、该判决系原告要求撤销的生效民事判决；2、袁淑俊关于120万元入股金支付情况的陈述矛盾。Ａ3、吴某的调查笔录，证明：袁淑俊与彭秋水签订的入股合同书是在彭秋水死前三、四天签订的，不是2009年3月8日签订的。Ａ4、李海辉与彭秋水在2017年8月3日14点40分51秒的通话记录（光盘），证明：彭秋水往年借了罗京才（系袁淑俊的丈夫）的钱，所以才把涉案物业的股份给了他。Ａ5、拍卖确认书（系从1151号案中复印的），证明：涉案物业拍卖成交价为510万元，佣金为20.4万元。Ａ6、江西嘉盛拍卖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两份，证明：2009年2月3日，彭秋水向江西嘉盛拍卖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100万元，2009年3月9日向江西嘉盛拍卖有限公司支付拍卖款410万元。Ａ7、税务发票四张（复印件），证明：2009年7月17日支付契税20.4万元，交易税27.54万元，交易费8.5万元，2009年9月9日支付土地使用费30.6万元。Ａ8、彭秋水出具的收条两张（复印件），证明：彭秋水2008年12月10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袁淑俊56万元，用于购买与江西茶果杂品公司办公楼开发”，计入在2008年12月10日是收到56万元，为什么会有5万元的利息。Ａ9、（2017）赣0622民初902号原告余勇平、余艳萍的民事诉状，起诉时间是2017年8月6日，证明：1、涉案物业余勇平占10%股份，余艳萍10%，杨节辉20%，彭秋水60%。Ａ10、股金份额确认书，时间是2011年1月31日，证明：案涉物业余勇平占10%股份，余艳萍10%，杨节辉20%，彭秋水60%。Ａ11、（2017）赣0622民初90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1对涉案物业没有股份；Ａ12、（2017）赣0622民初902号民事庭审笔录，证明：杨节辉证言中没有讲被告袁淑俊占有涉案物业的股份，也陈述了当时涉案物业购买的过程。Ａ13、1151号民事案件中的诉状，证明：被告袁淑俊关于2009年2月7日与杨节辉、彭秋水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物业的陈述是虚假的，既然是三人出资，为什么杨节辉不知道，不符合常情常理。被告袁淑俊为支持其答辩请求，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Ｂ1、（2018）赣0622民初644号判决书，证明：于原告此次撤销之诉相类似的债权人刘早林早在2018年5月22日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了审理，该份判决也驳回了原告刘早林的诉讼请求，该份判决书证明原告应该超过了6个月的请求撤销时间。Ｂ2、2017年7月28日的协议书，证明：该协议就是原告证人吴某谈到的协议之一，该份协议法院进行了评判。Ｂ3、收条一份，证明：2012年12月1日彭秋水出具收条，收到了被告袁淑俊的所有入股金120万元，明确约定占茶果公司项目开发15%的股份。被告彭丽诗、段双秀、彭梦军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袁淑俊对证据A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应提供什么时候申请执行的证据；对证据A2中被告袁淑俊入股金没有矛盾之处，1151号民事判决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A3中的笔录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不合法性体现在证人应当出庭质证，证人是想当然地认为当时签订的是入股合同书，事实上在彭秋水死前，确实与被告袁淑俊签订了协议书，这份协议书在确权之诉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法院对这份协议书也进行了价值判断，认为这个就是债权，不能转换为物权；对证据A4三性均有异议，李海辉是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其通话内容得不到其他佐证；对证据A5、A6、A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A8的收条可能是原告认为违反逻辑的理由：1、这个收条是客观的、真实的、合法的，这个内容明确，是收到被告袁淑俊投资开发的入股金，计入5万元利息都是用于开发，可以肯定说这个收到的29万元不是借款；对证据A10、A11、A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入股合同书明确确定被告袁淑俊与彭秋水共同开发，彭秋水60%中的25%股份即整个项目的15%，所以原告提供的这三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A13关联性有异议，起诉书中明确说明出资在彭秋水60%股份里，被告袁淑俊是隐名在彭秋水名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袁淑俊提出的证据B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经超过6个月的除斥期间，根据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除斥期间应该是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知道该判决，刘早林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代表其他原告不可以提起撤销之诉，每个原告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2、对该协议的来源表示怀疑，另外说明被告袁淑俊在彭秋水死亡之前找过彭秋水。证据B3中收据的纸张都是公安机关的笔录纸，收条纸张和其他借条的纸张都是一样的，是一次性写好还是分次写的存在疑问。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1、对彭秋水出具的2009年3月8日收到袁淑俊29万人民币的收条时间和2009年3月8日彭秋水与袁淑俊签订入股合同书的彭秋水签署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形成时间是2009年还是2017年；2、对有彭秋水签字的2012年12月1日收到袁淑俊入股金20万元的收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彭秋水签字是在2012年12月还是2017年7月；3、对2009年3月8日彭秋水和袁淑俊签订入股合同书和2017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签署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2020年3月24日，广东统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粤通司鉴中心【2019】文痕鉴流字第497号（4号函）]，载明“现由于该案的申请鉴定人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贵院撤回对该案的鉴定委托……本中心已终止对该案的鉴定……”。1151号案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彭秋水，男，195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606221957********，于2017年8月11日死亡。被告段双秀系彭秋水母亲，被告彭丽诗、彭梦军系彭秋水儿子和女儿，三被告为彭秋水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2017年9月14日，被告彭丽诗、彭梦军向法院提交《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表示自愿放弃继承彭秋水遗产。2017年11月7日，被告段双秀口头表示放弃对彭秋水遗产的继承，但拒绝在笔录上签名。2009年2月7日，彭秋水与余江县杂品茶果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以530.4万元的价格购买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并约定2009年3月9日前向拍卖人交纳价款。2009年7月17日、9月9日，彭秋水交清购房款及办证税费后，于2009年9月9日及2012年7月20日彭秋水将上述房产全部登记在彭秋水名下，具体为赣（2017）余江县不动产权第0001037号、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原茶果公司）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35、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20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34、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18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33、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16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32、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12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31、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10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30、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08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9、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06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8、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02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7、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400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6、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398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5、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396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4、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Ｄ392号产权证号余江县2012Ｇ-023。2009年3月8日，彭秋水与被告袁淑俊签订《入股合同书》，约定：彭秋水与杨节辉合伙于2009年2月7日通过拍卖取得余江县杂品茶果公司位于办公楼用于房地产开发。彭秋水占整个项目60%股权，杨节辉占整个项目40%股权。彭秋水由于自有资金不足，特邀原告入股项目共同开发，并达成如下协议：一、袁淑俊投入人民币120万元给彭秋水入股茶果公司白塔东路2号办公楼项目，彭秋水将自己在该项目中60%股份中的25%转让给袁淑俊，即袁淑俊入股后占整个项目15%的股权；二、袁淑俊在拍卖指定日期2009年3月9日之前将90万元入股金付给彭秋水。（袁淑俊已于2008年12月10日付给彭秋水人民币56万元，2009年3月8日付给彭秋水人民币34万元）；三、袁淑俊入股后，按所占股份，茶果公司办公楼一楼营业房两间临街店面房所有权归袁淑俊所有，彭秋水与杨节辉分开店面后，袁淑俊在彭秋水分得的店面里任选两间店面，袁淑俊从彭秋水分得两间店面后应付清另30万元入股金。若该办公楼开发，彭秋水应为袁淑俊办理好该两间店面的房产证、土地使用证；若不能开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彭秋水应为袁淑俊办理好该两间店面的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办证费用由袁淑俊负担。茶果公司办公楼二、三楼及附属房袁淑俊占15%股份。四、茶果公司办公楼开发之前对外出租的租金袁淑俊分得两间临街店面的租金，办公楼二、三楼及附属房的租金袁淑俊按15%的比例分得；五、如该办公楼用于抵押贷款，袁淑俊只能按出资的比例获得抵押贷款的使用权；六、该合同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生效后均不得反悔，违约一方应按违约时的市场赔偿另一方违约金。彭秋水、袁淑俊签名、捺印，时间落款。签订《入股合同书》之前原告与彭秋水之间已有合作意愿，2008年12月原告通过用2007年2月16日彭秋水向原告丈夫罗京才借款的17万元（有借条及2007年2月16日汇款至彭秋水的交易明细）抵算；2008年2月1日原告通过农商银行支付8.8万元给彭秋水；2008年9月7日原告通过丈夫罗京才账户汇款23万元至彭秋水账户；其余款项原告及其丈夫于2008年9月3日、9月7日，通过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鹰潭农商银行、中国银行等账户支取现金支付给彭秋水，至2008年12月10日原告支付给彭秋水56万元，彭秋水于2008年12月10日一并出具一份收到56万元的收条给原告。内容为：“今收到袁淑俊人民币伍拾陆万元，用于购买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办公楼开发”，收款人彭秋水签名，时间落款。2009年3月8日原告用彭秋水应付借款利息5万元抵算；2009年3月8日原告丈夫罗京才通过农商银行取款18.25万、4.85万元，并于同日将上述23.1万元存入彭秋水账户；2009年2月28日、2009年3月7日原告及其丈夫通过工商银行、农商银行、建设银行等支取现金支付给彭秋水其余款项，至2009年3月8日原告支付给彭秋水34万元，彭秋水于2009年3月8日一并出具一份收到34万元的收条给原告。内容为：“今收到袁淑俊人民币贰拾玖万元，2008年12月10日到今天借款利息人民币伍万元，合计人民币叁拾肆万元。用于购买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办公楼开发”，收款人彭秋水签名，时间落款。2010年11月20日原告通过农业银行转款8万元至彭秋水帐户，2012年12月1日原告丈夫罗京才通过农业银行转款21万元至彭秋水，余款以现金支付，至2012年12月1日原告支付给彭秋水30万元，彭秋水于2012年12月1日一并出具一份收到30万元的收条给原告。内容为：“今收到袁淑俊入股金计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现袁淑俊入股茶果公司项目开发15%股份股金共计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全部付清”，收款人彭秋水签名，时间落款。即于2012年12月1日原告全部付清了股份为15%的入股金120万元。2012年12月1日彭秋水将156万元存入原告农商银行账户，该款为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房屋向农商银行贷款1040万元中的15%部分，即原告根据2009年3月8日与彭秋水签订的《入股合同书》第五条获得抵押物贷款15%部分的使用权。之后，原告自2013年2月至2013年12月，每月固定通过农商银行向彭秋水帐户汇款13500元，作为支付该156万元的银行利息。2014年2月28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汇款170万元至彭秋水帐户，同日通过农商银行汇款30万元至彭秋水帐户，2015年6月1日原告通过农商银行汇款100万元至彭秋水帐户。2017年2月28日，原告与彭秋水订立一份《协议书》，彭秋水为甲方，袁淑俊为乙方，内容为“甲方于2014年2月28日借乙方人民币贰佰万元，于2015年6月1日借乙方壹佰元整，现借款已到期因甲方无法按期归还乙方借款，双方经协商确定，甲方将茶果公司所占45%股份转8%给乙方，抵借乙方的150万现金及2016—2017年乙方应得租金13万元，并以Ｄ402号店面抵8%股份，Ｄ402号店面所有权及租金归乙方所有”，过户税费一切由乙方负担，甲方不负担任何税费。彭秋水、袁淑俊签名、捺印，时间落款。2017年7月28日彭秋水、余艳萍、余勇平、袁淑俊四人就余江县茶果公司产权分割进行协商，并拟定《余江县茶果公司产权分割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记载2009年彭秋水余艳萍、余勇平、袁淑俊四人合伙以彭秋水名字，以510万元的价格拍得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位于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用于房地产开发，彭秋水占37%股份，余勇平占30%股份，袁淑俊占23%股份，余艳萍占10%股份。并对该房产的贷款分担，产权分割进行了协商。但该协议书只有彭秋水、袁淑俊签名捺印，余勇平、余艳萍未签名捺印。2017年7月29日，彭秋水、余艳萍、余勇平、袁淑俊四人再次就余江县茶果公司产权转让进行协商，并拟定《余江县茶果公司产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记载2009年彭秋水余艳萍、余勇平、袁淑俊四人合伙以彭秋水名字，以510万元的价格拍得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位于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用于房地产开发，彭秋水占37%股份，余勇平占30%股份，袁淑俊占23%股份，余艳萍占10%股份。并约定一、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位于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作价2000万元由余勇平、余艳萍收购；二、茶果公司楼房在余江县农商银行抵押贷款的1000万元由余勇平及余艳萍承担归还；三、余勇平和余艳萍除归还贷款外以400万元人民币收购彭秋水37%股份，先付50万元，另350万元过户后付清；四、余勇平和余艳萍除归还贷款外以400万元人民币收购袁淑俊23%股份，过户后两个月内付100万元，剩余的半年内付清；但该协议书只有余艳萍、袁淑俊签名捺印，彭秋水、余勇平未签名捺印。2017年7月29日，余艳萍、李强出具欠条一份给原告袁淑俊，内容为：“今欠到袁淑俊转让茶果公司产权23%股份转让金计人民币400万元整，…。”1151号案民事判决认为：彭秋水依法可以转让自己的不动产份额，原告与彭秋水2009年3月8日签订的《入股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并生效，依法受法律保护。且原告与彭秋水双方对该《入股合同书》已经实际履行，原告向彭秋水交纳入股金的资金支付时间自2008年至2012年，资金流动清楚明晰，资金交付手续齐全，彭秋水先后三次出具收条予以确认系购买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办公楼入股金，彭秋水将余江县茶果杂品公司位于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拥有的60%的份额中的25%（整个共有物的15%）转让给原告的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且原告已经获得整个共有物相应15%比例的抵押贷款156万元的使用权，并支付了该部分贷款利息给彭秋水至2013年12月，更能够得到充分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共有物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虽然所有权登记在彭秋水一人名下，但依据上述事实及法律，应当确认原告享有上述共有物余江县办公房及附属房的15%的物权份额。对于原告与彭秋水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本院认为，该《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因彭秋水借原告3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由于笔误写成100元，但原、被告通过实际履行，原告2015年6月1日通过银行实际支付100万元资金的凭证及数额，依据意思表示的解释理论，该意思表示经由解释笔误可以得以消除，“误载不害真意”，能够证明原、被告的意思表示为2015年6月1日彭秋水借原告100万元。因彭秋水到期无法偿还，约定将彭秋水茶果公司45%股份转让8%给原告，抵借款150万元及租金，并以Ｄ402号店面抵8%股份，Ｄ402号店面所有权及租金归原告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该《协议书》中关于8%股份的转让是对彭秋水借原告150万元现金及租金的借贷法律关系的让与担保，而关于约定以Ｄ402号店面抵8%股份，Ｄ402号店面所有权及租金归原告所有，则为典型的代物清偿法律关系。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移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范围内，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能履行时，担保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物权。让与担保首先与《物权法》中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相违背，让与担保具有流质契约的特征，未经清算即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其次关于民间借贷中的让与担保具有从属性，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应坚持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原则，民间借贷中买卖（转让）型担保而言，当事人之间讼争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买卖（转让）合同仅应当被理解为以买卖合同形式为借款关系提供担保。从根本上来讲，出借人对于买卖（转让）合同的标的物并没有买卖的意思，其真实意思是要求借款人返还借款。如果仅审理买卖（转让）合同关系，属于本末倒置，其起诉的法律关系发生错误。为此，对原告与彭秋水之间关于8%股份的转让《协议书》实际上是对彭秋水借原告150万元及租金的让与担保，对原告主张该8%的股份不予支持，原告应就其与彭秋水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另行诉讼。代物清偿首先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约定由债务人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合同，其次是实践性合同而非诺成性合同，该实践合同必须以履行了他种给付义务为生效要件，要求他种给付已经完成，即动产交易的要完成交付，不动产交易的要完成公示，代物清偿合同才生效发生法律效力，但本案中并未对所涉Ｄ402号店面进行产权移转登记，所以该代物清偿合同未生效，不发生代物清偿的法律效力。1151号案民事判决确认：位于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余江县杂品茶果公司**营业房、二、三楼办公房及附属房【赣（2017）余江县不动产权第0001037号、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原茶果公司）产权证号2012G-035、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20号产权证号2012G-034、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18号产权证号2012G-033、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16号产权证号2012G-032、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12号产权证号2012G-031、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10号产权证号2012G-030、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08号产权证号2012G-029、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06号产权证号2012G-028、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02号产权证号2012G-027、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400号产权证号2012G-026、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398号产权证号2012G-025、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396号产权证号2012G-024、余江县邓埠镇白塔东路D392号产权证号2012G-023】原告袁淑俊享有15%的物权份额。综上所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童莉萍、左细科没有提供与本案有关的债权文书。1151号共有权确认纠纷案审理过程中没有查清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是否存在查封等）状况。其余查明事实与（2017）赣0622民初1151号判决一致。本院认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首先，1151号案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因不能归责于该案原告的事由导致本案原告未参与诉讼的情形。依据以上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符合以下主体与程序的条件：1、主体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2、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未参加诉讼。3、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六个月内。本案中，1151号案法院在审理袁淑俊与彭丽诗、彭梦军、段双秀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中，确认袁淑俊系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必然影响原告实现其全部债权的目的，原告未参加诉讼原因并不在自身，其认为上述判决的内容错误致其债权实现利益损害，在申请执行时才发现，属在法定时限内提出本案诉讼，应确认除童莉萍、左细科外的二十人均符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次，1151号案民事判决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否错误、是否存在内容错误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第三人撤销之诉亦应符合相应实体条件：1、撤销对象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2、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3、生效判决、裁定、调解的错误内容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原告诉称争议标的入股合同书为时间倒签系虚假合同，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据本院查明事实，本案争议指向的1151号案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提供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民事判决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也不能证明存在错误。1151号案在实体处理过程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致程序错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水才、吴丰年、罗龙生、俞扩先、余能根、吴春兴、艾宪亮、刘建江、冯中华、李长荣、齐权、刘军华、黄桐英、吴瑶生、方丽、陈美英、邬禾香、吴喜昌、陈根乐、赵小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原告王水才、吴丰年、罗龙生、俞扩先、余能根、吴春兴、艾宪亮、刘建江、冯中华、李长荣、齐权、刘军华、黄桐英、吴瑶生、方丽、陈美英、邬禾香、吴喜昌、陈根乐、赵小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祝根龙人民陪审员  宋细兰人民陪审员  汪小红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王 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