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9民初2416号原告：付婧，女，1983年1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莲，河南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丹丹，女，1983年8月1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义良，黑龙江肖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国杰，男，1983年2月25日出生。原告付婧与被告刘国杰、赵丹丹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莲，被告赵丹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义良，以及被告刘国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婧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刘国杰赠与赵丹丹159905元钱款的行为无效；2、判令赵丹丹返还原告15990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刘国杰系夫妻，二人2013年登记结婚。刘国杰与赵丹丹于2018年底相识，赵丹丹在明知刘国杰有配偶的情况下仍然与其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刘国杰陆续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等形式，共给付赵丹丹159905元。原告认为二被告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婚外情关系，刘国杰将159905元赠与赵丹丹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德与善良风俗，主观上并非善意。刘国杰未经原告付婧同意，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赵丹丹，侵害了付婧的合法财产权益，该赠与行为无效。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求。赵丹丹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赵丹丹与刘国杰相识的时候，刘国杰说其已经离婚，没有家室，所以赵丹丹才与刘国杰相处并共同出资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开办设立北京恒辉永城五金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并由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利润与风险。第二，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刘国杰与赵丹丹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与事实不符。赵丹丹与刘国杰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赵丹丹从未接受刘国杰的赠与。二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双方共同出资于2019年7月12日开办恒辉公司，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前于2019年6月29日就已经实际从事经营活动。赵丹丹与刘国杰口头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平分利润与风险。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刘国杰也实际参与了经营。2020年4月，赵丹丹回黑龙江老家期间，公司交由刘国杰经营管理，直至公司停止经营。第三、刘国杰在与赵丹丹相识的时候隐瞒了其有家室没有离婚的事实，并自行联系房屋中介部门租赁住宅房屋、交付房屋租金供双方共同居住生活，且还带领赵丹丹与其父母相识。租赁房屋由双方共同生活居住使用，与赠与没有任何关系，该部分费用已经实际支出给房屋所有权人，根本不存在赠与的事实。第四，赵丹丹与刘国杰共同经营恒辉公司，故原告称刘国杰为赵丹丹垫付商铺租赁费4万元与事实不符，该4万元是刘国杰为共同经营公司支出的房屋租金。综上所述，赵丹丹与刘国杰是合伙的法律关系，不存在赠与的问题，双方之间分伙后没有对合伙账目进行具体清算。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不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刘国杰辩称，对原告所述无异议，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付婧与刘国杰系夫妻，二人2013年登记结婚。2018年年底，刘国杰与赵丹丹相识并开始保持婚外情关系。另查，恒辉公司于2019年7月成立，2020年4月注销，赵丹丹为该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刘国杰为该公司的监事。付婧主张刘国杰向赵丹丹赠与财产金额共计159905元，包括：1、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微信转账49489.01元。付婧提交微信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付婧表示，上述金额已扣除赵丹丹向刘国杰转账部分，且包括刘国杰为赵丹丹购买洗衣机(1494元)、冰箱（998.8元），为恒辉公司制作广告牌支出的费用(3800元)。经本院核算原告提交的上述微信转账情况，2019年与2020年刘国杰通过微信分别向赵丹丹个人微信转账23980.09元、22272元，共计46252.09元，2019年至2020年期间赵丹丹个人微信向刘国杰转账16842.01元（上述金额未计入购买洗衣机、冰箱、制作广告牌等费用，也未计入刘国杰微信与恒辉公司微信互相转账的金额）。2、房屋租金28600元、中介费1500元。付婧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支付宝付款记录予以佐证。上述证据证明，赵丹丹租赁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紫金新园二区×××2209室的房屋（以下简称2209室），刘国杰为其支付租金、中介费共计30100元。3、房屋租金40000元。付婧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予以佐证。上述证据证明赵丹丹租赁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兴南二路×××110室-2的房屋（以下简称110室），刘国杰为其支付年租金4万元。4、支付宝转账20000元。付婧提交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予以佐证。上述证据显示，刘国杰于2019年6月27日通过支付宝向赵丹丹支付宝账户转账20000元。5、进货支出19652.7元。付婧提交进货凭证，证明刘国杰为恒辉公司进货支出19652.7元。6、购买床垫支出664元，付婧提交订单截图，证明刘国杰为赵丹丹购买床垫支出664元。对上述费用及相关证据，赵丹丹质证意见如下：1、对微信转账凭证真实性认可，具体数额以法庭核实的为准，该证据显示二被告共同经营公司过程中资金来往的情况；2、对刘国杰支付2209室租金、中介费的事实无异议，但这是刘国杰为了达到与赵丹丹非法同居的目的，双方共同使用居住房屋，不存在为赵丹丹垫付租金和中介费的问题；3、认可刘国杰支付101室租金的事实，但这是二被告共同经营公司，是共同支付经营场地租金费用，不是刘国杰为赵丹丹垫付的租金；4、认可支付宝转账回单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款项是二被告为了日常经营公司产生的；5、认可进货凭证的真实性，金额以法庭核实的为准，进货凭证可以进一步证明二被告合伙经营公司的事实；6、认可刘国杰购买了洗衣机(1494元)、冰箱（998.8元）、床垫（664元），但这是刘国杰为了达到与赵丹丹非法同居的目的而购买，认可刘国杰为恒辉公司制作广告牌支出3800元，但该费用系二被告共同经营公司的支出。对付婧主张的上述费用及相关证据，刘国杰表示无异议，均予以认可。赵丹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收款收据（包括刘国杰经手的23张，赵丹丹经手的28张），证明赵丹丹与刘国杰合伙经营公司期间收取货款的事实。证据二，明细账，该明细账中有刘国杰、赵丹丹手写的账目记录，证明刘国杰与赵丹丹合伙经营公司期间销售货物、收取货款等事实。证据三、微信转账记录，能够进一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赵丹丹称，该记录显示刘国杰与赵丹丹在共同经营公司过程中有互相转账的记录，其中2019年赵丹丹给刘国杰转账24296元，刘国杰给赵丹丹转账25410元，2020年赵丹丹给刘国杰转账486.3元，刘国杰给赵丹丹转账14979.3元。此外，赵丹丹向本院补充陈述称：2019年10月1日至10月23日，以及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2月9日期间，赵丹丹两次回黑龙江老家期间，刘国杰独自经营恒辉公司收入24794.5元，其中包括2019年微信收款11720.5元，账本显示收入共计4100元，2020年账本显示收入为8973.5元。对赵丹丹提交的证据及相关意见，付婧质证意见如下：1、对收款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二被告是合伙关系，也不能证明刘国杰存在从公司收取收益的行为；2、对明细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无法证明二被告是合伙关系，即使刘国杰有记账和帮忙的行为，也不能证明刘国杰是合伙人之一，更不能证明刘国杰有收益的行为，因为恒辉公司是一人独资公司；对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该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有共同经营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在经营过程中的交易行为，而且在原告诉讼请求中已经扣除赵丹丹转给刘国杰的部分；对赵丹丹陈述其回老家，刘国杰有单独收入的情况，原告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刘国杰质证意见如下：1、开票人处写明“刘”的收款收据是我开的，赵丹丹忙的时候，我在恒辉公司帮忙收过款；2、赵丹丹不在公司的时候，我在恒辉公司帮忙记账，只要是我经手的事情，我都记上，所以赵丹丹在明细账标记出的我的记账部分，我认可，但我收的钱及收益都给赵丹丹了；3、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认可，转账到我微信中钱不是共同经营公司的钱，大部分是日常花销、日常开支、买水、买小件的东西、打车等其他的钱，也有去爱玛峪进货的钱，公司没有分给我任何收益；4、赵丹丹是回老家了，但这段时间经营获得的收入，除了用于进货支出和日常开销，我都给赵丹丹了，有转账，也有现金。因为赵丹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所以我才帮她开办了恒辉公司，公司的收入都归她，我没拿过钱。因为我一直从家里拿钱，为了让我给家里一个交代，赵丹丹曾经表示每月给我2291元，给24个月，一共给我55000元，但这个钱一直没给。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正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这种赠与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夫妻中另一方以侵犯共同财产为由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刘国杰在与付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赵丹丹形成男女朋友关系，且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该行为侵犯了财产共有人付婧的合法权益，有悖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法律行为，故付婧要求确认刘国杰对赵丹丹赠与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无效后，赵丹丹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关于赵丹丹称其与刘国杰属于合伙，二人共同经营恒辉公司的辩解意见，从工商登记上看，该公司仅有赵丹丹一个股东，且赵丹丹提交的收款收据、明细账、微信转账记录等仅能证明刘国杰确实参与了恒辉公司的经营工作，尚不能说明二人属于合伙关系。根据刘国杰的陈述，其也认可参与过给恒辉公司进货、收款、记账等工作。考虑到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刘国杰进货支出19652.7元，刘国杰支出的为恒辉公司制作广告牌的费用3800元，以及微信转账中涉及刘国杰微信与恒辉公司微信互相转账的相关费用，不宜认定为对赵丹丹个人的赠与，本案中不予处理。扣除上述费用后，赵丹丹应返还的财产包括：第一，微信转账29410.08元。经核算，2019年至2020年期间刘国杰通过微信向赵丹丹个人转账46252.09元，扣除2019年至2020年期间赵丹丹向刘国杰转账的16842.01元，还剩29410.08元。第二，刘国杰于2019年6月27日通过支付宝向赵丹丹转账20000元，赵丹丹未提交证据证明该20000元存在合法的转款原因，本院认定该20000元为刘国杰与付婧的夫妻共同财产，赵丹丹应予以返还；第三，赵丹丹个人租赁2209室、101室，刘国杰为其支付的房屋中介费、房租共70100元，赵丹丹应予以返还；第四，刘国杰购买洗衣机、冰箱、床垫共支出的3156.6元，赵丹丹应予以返还。经核算，赵丹丹应返还金额共计122666.68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国杰于2019年到2020年期间向被告赵丹丹赠与122666.68元钱款的行为无效；二、被告赵丹丹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付婧钱款122666.68元。三、驳回原告付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9元，由原告付婧负担373元（已交纳），由被告刘国杰负担688元，由被告赵丹丹负担68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1297元，由原告付婧负担163元（已交纳），由被告刘国杰负担567元，由被告赵丹丹负担567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兵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