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99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惠珍，女，195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勇，广东公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迪璁，男，197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大昌粮食购销部（原名称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岑村松岗大街6号147房。法定代表人：邬洁华。上述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光越，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惠珍因与被上诉人袁迪璁、原审第三人广州大昌粮食购销部（以下简称“大昌购销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8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卢惠珍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勇，被上诉人袁迪璁、原审第三人大昌购销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惠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发回重审或改判决驳回袁迪璁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袁迪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诉讼程序违法，无故剥夺了卢惠珍参加诉讼的权利。2019年5月底，卢惠珍回国参加因袁迪璁以同样理由起诉案号为（2019）粤0105民初8365号案件的开庭，在开庭过程中，主审该案的法官已向袁迪璁释明法律关系，除了财务账册等资料移交外，其他的诉请并不合法，建议袁迪璁撤诉。当时双方同意法官的意见，同意卢惠珍将公章和部分账册移交给袁迪璁，袁迪璁在庭审中也承认之前已经收取了部分帐册，所以双方和解现在有多少账册就交接多少，不够的部分由袁迪璁承担，就因为这样就双方调解成功，当时袁迪璁为了能退回诉讼费，才提出要求不出调解书，由他撤诉。该案结案后，卢惠珍以为事情已经了结便回了澳大利亚生活和养病。到了2019年11月初，卢惠珍因为国内房屋被查封才得知本案件的存在，便马上联系了一审的书记员杨晓燕，将卢惠珍现定居澳大利亚身患重病暂时不能参加开庭的情况向法院作了详细说明，当时该书记员也向卢惠珍保证如果确实有理由不能开庭，是可以延期的，但要向法院申请并提供证明。卢惠珍便于2019年11月21日在澳大利亚写好《申请延期开庭书》以及医生证明邮寄给一审法院。邮件寄出后，卢惠珍在开庭前一直追问书记员是否收到她的申请书，由于情况比较紧急，卢惠珍便多次致电给书记员，当时还是肯定可以延期的，但到了开庭前一天，便告知卢惠珍是要按期开庭的。因此，卢惠珍认为，由于卢惠珍确有理由在国外无法参加庭审，且《申请延期开庭书》以及《医生证明》是卢惠珍在开庭前半个月邮寄给法院的，虽然一审法院说是开完庭后才收到，但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供材料的以邮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卢惠珍提供给的《申请延期开庭书》以及《医生证明》已产生延期开庭的法律效力，即使该案已经开庭也不应当按被告缺席审理的方式进行，而应当视卢惠珍的情况择日再开庭才能保证卢惠珍参加诉讼的权利。显然，一审法院以卢惠珍开完庭后才收到《申请延期开庭书》以及《医生证明》为由决定本案缺席审理，明显违反了民诉法的法律程序。另外，一审法院开庭后将开庭笔录和询问函邮寄到澳大利亚给卢惠珍，该开庭笔录载明，袁迪璁的代理人在开庭的时候是当场提交了新证据，袁迪璁在庭审中也变更了诉讼请求，根据民诉法规定，袁迪璁变更诉讼请求，应当给予卢惠珍答辩期。但一审法院在没有给予答辩期的情况便继续审理到作出判决，明显违法了民诉法的法律程序。（二）、在实体方面，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卢惠珍与袁迪璁的两份合同的《股权入股补充协议书》、《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权利与义务。《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的约定表明，袁迪璁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只是取得卢惠珍所占有购销部的股权和两台汽车、所有办公物品包括办公室所有电脑、打印机、税控机、办公台、办公用品、红太阳酒和“13711762321”的手机号的一年使用权。其他仓库货物、商品、应收款项、未收货款等财物须由袁迪璁另注入资金承接，因此，袁迪璁虽然经强制执行后向卢惠珍支付了40万元股转款，但不等于袁迪璁获得了购销部全部权利。根据《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第二条第3款、第二条第5款、第二条第7款、第三条第1、4、5款均说明，公司货物、应收、未收款在乙方（袁迪璁）须另行注入资金与甲方交换才获得上述物品、应收、未收款的权利。卢惠珍与袁迪璁对货物、应收、未收款是另有约定的，在袁迪璁没有按价值注入相应的资金与卢惠珍人进行交换，这些货物、应收、未收款是属于卢惠珍的，袁迪璁无权要求占有或分割，但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将现金、存货、固定资产移交给袁迪璁，和第三项判决将2018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37770.36元及预付账款185117.39元的债权相关证明文件移交给袁迪璁。明显是没审查清楚双方对货物、应收、未收款是另有约定的，是附条件的交易。（三）、卢惠珍与袁迪璁在《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第一条第1、2款约定将大昌购销部的流动资金当作袁迪璁支付给卢惠珍的股权转让款，显然属违法行为，应属无效。袁迪璁不能以支付了执行款40万元就可以要求退回流动资金40万元。该双方共同出资的80万元是大昌购销部的运营资金，不是个人财产。《股权入股补充协议书》是卢惠珍与邬洁华签订的，第8条约定“乙方出资40万元作为购买甲方公司49.99%股权购买费，另双方各出资40万元作为大昌购销部运作的流动资金。”，乙方是邬洁华，且不说邬洁华出资的40万元，是否同等于袁迪璁的权利，但各出资40万元的流动资金是双方的出资款，说明80万元股东出资给大昌购销部的运营的资金，权属人为大昌购销部。而卢惠珍与袁迪璁却在《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第一条第1、2款约定将大昌购销部的流动资金当作袁迪璁支付给卢惠珍的股权转让款，显然属违法行为，大昌购销部是股份制合作企业，属于企业法人，其财产是独立的，抽逃出资本身就不合法。因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83号（以下简称“983号案件”）就此作出的判决，并不认可40万元可以直接由大昌购销部划转给卢惠珍顶替股权转让款，而是判决由袁迪璁直接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卢惠珍。983号案件对此已经作出认定并判决，在相关的审判机关并无作出撤销该案判决的情况，一审法院却认定该40万元可以在查明卢惠珍举证不能的情况再建议袁迪璁另行起诉，明显是错误认定。（四）、袁迪璁在一审提供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应引用该报告数据作出判决。首先，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尽职调查报告是非鉴证服务，与审计报告鉴证业务有明显区别，而且该份《财务尽职调查报告》并无相关注册会计师的签名鉴证，因此，并无法律证明效力。其次，该份《财务尽职调查报告》所引用的依据只是大昌购销部在2014到2018年之间部分财务帐册作出的调查结果，而大昌购销部至今尚在经营，其所得结果必然与大昌购销部的实际的经营情况显然是不同的。（五）、袁迪璁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资格，卢惠珍与袁迪璁原本都是大昌购销部的股东，而大昌购销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袁迪璁所主张的40万元流动资金、所有的财务帐册等各项资料，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均属大昌购销部，袁迪璁只有属行职务进行交接工作，但不是接受移交的主体，也不是接受赔偿的主体，一审法院判决向袁迪璁移交或赔偿是错误认定。（六）、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的纠纷在983号案件中作出判决，卢惠珍于2015年9月28日申请强制执行，袁迪璁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被强制执行的对象，包括要配合卢惠珍进行盘点和交接。也就是说，袁迪璁的诉讼权利应当自作出983号民事判决开始计算，但袁迪璁为了拖延履行强制执行义务，并无另行起诉，也无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袁迪璁现在才起诉显然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却以袁迪璁在2018年12月9日和2019年2月1日才履行判决内容，请求返还的权利才产生，诉讼时效也在履行判决开始计算，显然是错误的。袁迪璁是否被重复收取股转金，是从判决生效之日开始产生，其被侵害权利也是从判决生效开始自然而然就知道，那么该诉讼时效就应当从判决生效开始计算两年，也就是到2015年11月左右结束，显然2015年11月距今已4年有余，明显是大大超过诉讼时效。（七）、一审判决卢惠珍移交资料、货物、账册、债权凭证显然与9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袁迪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卢惠珍对大昌购销部进行盘点和交接相矛盾。因为983号案件已经强制执行，袁迪璁也已与卢惠珍进行盘点和交接，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由于袁迪璁故意拖延执行法律文书，一直不配合盘点与交接，在多次执行笔录中多次承诺如果因一方行为导致无法盘点与交接的，由造成无法盘点和交接一方承担责任。根据《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的约定，盘点与交接均需具备条件，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袁迪璁须注入资金200万元左右承接卢惠珍的库存货物、应收、未收款等，但由于袁迪璁故意拖延执行，在过执行过程强辞导理，导致无法真正完成交接，实际上，所谓的交接就是由袁迪璁注入资金承顶卢惠珍的库存货物、应收、未收帐款。所以袁迪璁不先注入资金，根本就不存在交接的问题。而且在2019年1月2日执行过程中，袁迪璁不同意注入资金也不同意接收旧货，同意由卢惠珍清空旧货，因为如果不清空就会导致货物发臭，所以这样旧货都是因为他放弃的，与卢惠珍无关。（八）、本案真正权利人应为大昌购销部，购销部所有的帐册应当属大昌购销部所有，虽然账册等资料属于大昌购销部所有，有些给了袁迪璁他说丢了也难以追回，但袁迪璁多年来不诚信履行判决不履合同约定，造成今天无法盘点无法交接，导致大昌购销部无法正常运作及亏损，也直接导致卢惠珍损失了200多万元，上述责任应由袁迪璁承担。此外，袁迪璁于本案的起诉也违反了不得重复诉讼的法律原则，属于一事再诉，双方纠纷已在983号案件中处理完毕。袁迪璁、大昌购销部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在983号案件开庭笔录中，卢惠珍明确我方只需将流动资金划给其作为股权款就可以拿走购销部的剩余股权，无需再支付对价。法院生效判决判令我方另行支付股权款，则我方在实际支付后，该流动资金就应当定性为借款。卢惠珍并无证据证实该笔款项其个人收取后划入大昌购销部用于经营，应当视为其个人对袁迪璁的借款。（二）、983号案件开庭笔录中，卢惠珍明确其已经将大昌购销部的资源资产留在购销部，只要划拨走40万元流动资金作为股权转让款就可以了，这个资源，当然包括购销部的所有库存、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及应收债权。《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第1.1、1.2、1.3条，对于卢惠珍应当履行的交付义务有清楚界定，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存货、应收账款等需要另外签署协议或者支付款项才能够获得。（三）、983号案件生效后，我方要求对方盘点资产、审计大昌购销部财务状况后，再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是对方以各种措辞推脱，拒不配合盘点和交接工作，所以我方直到2019年才支付股权转让款。在完成变更前，大昌购销部必须先进行资产盘点和审计。（四）、一审法院对《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的定性正确。大昌购销部不能够进行完全审计的原因，在于卢惠珍未提交完整的财务账册。大昌购销部从2008年-2019年，一直由卢惠珍经营控制，我方无法伪造财务账册。此外，2019年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卢惠珍也没有及时进行资料的交接。在移交前，卢惠珍还声称，因我方多年不配合盘点，卢惠珍已处理了大昌购销部资产。我方有理由相信，大昌购销部已被卢惠珍掏空。而在2013年、2016年，大昌购销部账上还是有100多万元的资产。且这些年来，大昌购销部一直有经营，但全部的资金流动，完全是卢惠珍一人控制。即使大昌购销部有亏损，也是卢惠珍造成的，应当由其承担责任。（五）、2019年6月双方完成盘点和移交后，我方发现大昌购销部的全部资产已被卢惠珍处置，但处置后的资金去向不明。大昌购销部从2016年资产高达100多万，到如今负债累累，袁迪璁受让股权的利益无法实现，卢惠珍对此应当承担赔偿损失责任。袁迪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卢惠珍返还袁迪璁在大昌购销部的预存股权转让款40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至之日止）；2、卢惠珍返还其擅自处理大昌购销部财产、库存所获收益中袁迪璁所占份额对应的收益；3、卢惠珍向袁迪璁移交大昌购销部自2009年以来的所有账册、债权债务凭证等相关文件，具体包括：（1）2009年3月-2013年12月期间所有的会计凭证、明细账、科目余额表、总账、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资料；（2）2014年1月-2018年5月期间除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财务费用、应交税金（增值税）明细账之外的其他所有明细账、科目余额表；（3）2009年3月-2018年12月期间所有业务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同、单据、收付款记录等；4、卢惠珍与袁迪璁对大昌购销部的现金、存货、固定资产等实物类资产办理盘点和交接手续，并移交债务类资产的债权相关证明文件；5、卢惠珍与袁迪璁办理大昌购销部同福分部的所有权交接手续；6、卢惠珍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大昌购销部是1993年12月1日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30000元，股东为卢惠珍、林浩、韩珍，各占33.33%出资比例。2002年9月13日大昌购销部经批准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为330000元，股东为卢惠珍、林浩、韩珍，各占33.33%出资比例。2009年4月2日，大昌购销部经批准变更股东为袁迪璁、卢惠珍、邬洁华，其中卢惠珍出资17.16万元，出资比例为52%，袁迪璁出资7.92万元，出资比例为24%，邬洁华出资7.92万元，出资比例为24%，法定代表人为卢惠珍，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袁迪璁及邬洁华（乙方）、卢惠珍（甲方）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股权入股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投资入股甲方设立有限责任性质的大昌购销部（以正式工商登记注册为准），甲方出资4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01%，乙方出资4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99%，甲方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乙方主要负责采购业务工作。袁迪璁、卢惠珍于2009年10月11日签订《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约定袁迪璁出资400000元将卢惠珍在大昌购销部处剩余股份买断；袁迪璁、卢惠珍签订协议后前往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和股权转让手续，手续办完后袁迪璁将其存放于大昌购销部处的流动资金200000元划归卢惠珍名下作为首期购买股权款；袁迪璁、卢惠珍在盘点交接之日起2个月交接期内交接所有工作，在所有交接工作完成后剩余200000元流动资金划归卢惠珍，以完成购买股权资金的全部划转；交接工作的具体细则为（1）公司所有证照的转名手续，包括税务、车辆、电话等证照转名并确认成功；（2）把双方之前的所有账号、利润分红分别结清；（3）厂家、业务相关单位的交接；（4）把大昌购销部的所有权在内的交接工作完全交接给袁迪璁。该协议约定，卢惠珍必须保证交接大昌购销部的全部业务关系，做到彻底交接，使袁迪璁能继承原先的所有业务关系，使袁迪璁能独立运作原先所有业务；卢惠珍应将大昌购销部的所有原固定资产（包括两台汽车、经营场所内的办公用品、手机号等）交接给袁迪璁，袁迪璁买断股份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卢惠珍承担；在袁迪璁的资金未全部支付至卢惠珍的情况下，按3月19日签订的合同执行，袁迪璁、卢惠珍双方股权仍为50%，利润分成继续按双方各占50%分成；袁迪璁成功贷款和交接完成后，应按合同规定注入资金，承接占用卢惠珍资金的现有库存商品和应收款项；正式交接之日起做好盘点工作，厘清之前的债权债务，袁迪璁用资金继承盘点后仓库货物、未收货款等财物和公司的运作账号等相关手续；当袁迪璁盘点后并注足资金交清货物货款和用资金将公司的所有货物、物品、未结货款用资金承接后之日为交接日期，交接后的公司货物、应收、未收款都归袁迪璁所有。袁迪璁、卢惠珍因履行《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产生纠纷，卢惠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袁迪璁继续履行该协议。该案经二审程序，由本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983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故判决袁迪璁配合卢惠珍办理将卢惠珍名下的大昌购销部的股权转至袁迪璁名下的变更手续并撤销卢惠珍法定代表人身份；袁迪璁配合卢惠珍对大昌购销部进行盘点和交接；袁迪璁向卢惠珍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庭审中，袁迪璁表示《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无法执行，故不同意继续履行该协议。卢惠珍确认袁迪璁已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流动资金800000元。袁迪璁表示不同意大昌购销部变更登记后卢惠珍就可从大昌购销部处取走400000元。因袁迪璁未按上述判决履行义务，卢惠珍遂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5）穗海法执5383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袁迪璁于2018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支付400000元，于2019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支付102426元。袁迪璁表示上述款项是用于支付上述判决规定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执行费。袁迪璁、卢惠珍亦于2019年1月11日签订《根据法院判决第三条现办理交接盘点如下：》，载明双方对大昌购销部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税控盘、发票领购本、税控电脑主机、发票专用章、若干空白发票等进行交接，双方确认大昌购销部自2019年1月9日税务运作正常，袁迪璁、卢惠珍亦对大昌购销部的业务（进货渠道）、销售渠道进行交接。该文件还载明经清算后发现不符合袁迪璁要求新货才接受的要求，故将库存货物全部清空。袁迪璁与大昌购销部于2019年3月27日对卢惠珍、林浩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卢惠珍将大昌购销部经营所用会计账册、银行印鉴、名下财产及经营的物品等交回大昌购销部接收；卢惠珍与林浩向大昌购销部返还530000元；卢惠珍与林浩向袁迪璁与大昌购销部赔偿损失120000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袁迪璁、卢惠珍于2019年6月12日签订一份交接清单，对大昌购销部的物品及账册交接内容如下：三枚用章；组织机构代码数字证书；2014年至2017年的纳税申报及会计报表；2014年至2017年的明细账本、应交税金（增值税）账、总账、会计档案记账凭证；2014年至2018年申报扣税凭证（若干月份缺失）；2018年记账凭证；2018年作废发票；明细分类账、总分类账；2018年6-7月财务报表、总账、明细账；2014年至2017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发票存根联；卢惠珍与林浩在该案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和房产证明。随后袁迪璁于2019年6月17日将上述账册移交至广州辰长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处，双方在该交接清单中签名确认。广州辰长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9年8月25日作出《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称其接受大昌购销部的委托对大昌购销部资产相关事项进行财务专项尽职调查。该报告书载明，调查范围包括2014年至2017年的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十七栏明细账本、应交税金（增值税）账、总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2014年至2018年的记账凭证；2018年6-7月财务报表；2018年6-12月明细账及总账。该报告书指出，根据袁迪璁、卢惠珍于2019年6月12日签订的交接清单，卢惠珍并未移交大昌购销部的部分财务及业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1）2009年3月-2013年12月期间所有的会计凭证、明细账、科目余额表、总账、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资料；（2）2014年1月-2018年5月期间除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财务费用、应交税金（增值税）明细账之外的其他所有明细账、科目余额表；（3）2009年3月-2018年12月期间所有业务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同、单据、收付款记录等。该报告书又指出，根据上述交接清单中的材料，该会计师事务所模拟编制了大昌购销部2018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和2018年度利润表；根据该资产负债表，大昌购销部于2018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为586528.31元，主要资产包括货币资金25456.73元（现金25429.54元、存款27.19元）、应收账款37770.36元、预付账款185117.39元、存货313637.14元、固定资产净额24546.69元（轻型货车一辆，原值66866.52元），应付账款-280639.35元（应重分类至预付账款）；其中，现金及存货、固定资产等实物类资产均未办理盘点和交接手续；其他债权类资产均未移交债权相关证明文件。该报告书还指出，该会计师事务所清理了2014年至2018年期间的会计凭证，发现大昌购销部与卢惠珍、林浩、吴迪生等个人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其中大昌购销部向卢惠珍借款175000元（实际借入175000元，归还52000元）、大昌购销部向林浩借款835354.3元（实际借入571354.3元，归还729354.3元）、大昌购销部向吴迪生借款1090442.36元（实际借入1329442.36元，归还1010442.36元）；因无大昌购销部2014年之前的财务明细账、会计凭证等资料，该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合理确定大昌购销部自成立以来与卢惠珍、林浩、吴迪生之间的资金往来发生额和余额；据大昌购销部2018年8-12月明细分类账（其他应付款-吴迪生），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大昌购销部应付吴迪生余额557000元；据了解，卢惠珍为大昌购销部原法定代表人，林浩与卢惠珍为夫妻关系，吴迪生是大昌购销部原员工；上述借款协议疑似同一模板，且均无出借方签字，部分借款协议无双方签章记录；归还金额中除2015年5月11日归还林浩周转金100000元、2016年3月9日归还卢惠珍周转金52000元为银行转账支付外，其与均为现金还款，且均无还款签收记录；上述归还周转金行为均无内部审批记录，卢惠珍违反了前述《投资入股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甲方支出公司资金需双方签字同意”的约定。该报告书另指出，大昌购销部于2016年6月1日处置了原值为65800元的旧车，且未产生任何残值；大昌购销部2014年1、2月的工资表显示当月应发、实发卢就成工资均为1800元，上述工资表无员工签收记录；据了解，卢就成为卢惠珍亲戚，且卢就成自2006年4月19日起即担任大昌购销部同福分部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庭审中，袁迪璁明确其第2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卢惠珍返还其擅自处理大昌购销部财产、库存所获收益中袁迪璁所占份额对应的收益，实为卢惠珍擅自处分了大昌购销部的库存等财产，但处分后的收益并未体现在账册中，故要求分割相应收益。袁迪璁表示根据《转让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的约定，在双方办理盘点前，大昌购销部的利润分成应按袁迪璁、卢惠珍各占50%分配，故其要求卢惠珍将收益的一半支付给其。法庭向袁迪璁释明，袁迪璁既然主张收益，则收益并非资产本身，对此袁迪璁表示要求直接分割上述《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中记载的大昌购销部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袁迪璁又表示既然其要求分割上述大昌购销部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故其第4项诉讼请求即对大昌购销部的现金、存货、固定资产等实物类资产办理盘点和交接手续，并移交债务类资产的债权相关证明文件，存在诉讼请求的重复之处。袁迪璁明确其第2项及第4项均是仅针对《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中记载的大昌购销部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其中第2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分割资产中的货币、现金、存货和固定资产，第4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卢惠珍将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的相应债权文件移交给袁迪璁。袁迪璁表示，《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中约定卢惠珍应将大昌购销部的所有权完全交接给袁迪璁，该所有权应当包括大昌购销部的分支机构，故其要求该分支机构即大昌购销部的同福分部一并交接给袁迪璁。袁迪璁表示该同福分部的所有权交接手续应当包括该分部的经营状况、财产状况等。法庭向袁迪璁释明该同福分部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在该民事主体或该民事主体的负责人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本案无法处理该分部的资产、账册等材料的交接。对此袁迪璁表示可在本案中不处理该项诉讼请求。另查，袁迪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粤0105民初280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卢惠珍价值413243.33元的财产进行保全。一审法院认为：袁迪璁、卢惠珍签订的《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结合983号民事判决对于该协议效力的认定，一审法院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的效力问题，根据袁迪璁、卢惠珍于2019年6月12日签订的交接清单显示，袁迪璁将该交接清单中的相关账册、会计凭证移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有相应审计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对上述账册、会计凭证出具的调查报告具有相当的证明力。卢惠珍未举证证明该调查报告存在错误之处或违法法定程序，故一审法院对该调查报告予以认可。根据该协议约定以及卢惠珍在第983号案中的陈述，在袁迪璁、卢惠珍签订上述协议时，袁迪璁已向卢惠珍支付400000元作为大昌购销部的流动资金。现袁迪璁主张其依据983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已另向卢惠珍支付了4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故其要求卢惠珍将本拟转为股权转让款的400000元流动资金返还给其。该诉讼请求属于返还之诉，是基于袁迪璁主张其多支付款项才产生返还请求权，而袁迪璁于2018年12月9日、2019年2月1日才履行上述判决内容，即袁迪璁所述的多支付款项在2018年12月9日、2019年2月1日才实际发生，袁迪璁所主张的多支付款项返还请求权在该时间才产生。因此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亦应从2018年12月9日、2019年2月1日开始计算。袁迪璁现起诉主张返还款项，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故卢惠珍的时效抗辩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虽袁迪璁已向卢惠珍支付400000元的事实已经卢惠珍确认，但根据《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的约定，该400000元的性质是属于大昌购销部的流动资金，即该款项的所有权应归大昌购销部。现袁迪璁主张卢惠珍返还该400000元，且大昌购销部对此亦表示同意，鉴于袁迪璁支付该400000元是在上述协议签订前，而袁迪璁、卢惠珍办理大昌购销部的盘点和交接手续是在10年之后，则袁迪璁与大昌购销部应当举证证明该400000元仍在卢惠珍处。根据卢惠珍在《答复函》中的陈述，卢惠珍夫妻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已投入大量资金运营大昌购销部，而根据袁迪璁提供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显示，卢惠珍夫妻二人在经营大昌购销部期间向大昌购销部出借了大量款项。从常理而言，在10年经营期间内，大昌购销部的流动资金应当发生很大变化，应已转变为资产、利润或亏损。另《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亦显示在2018年12月31日大昌购销部有价值586528.31元的总资产，袁迪璁亦未能举证证明该总资产与上述400000元流动资金无关。因此，袁迪璁在未能举证证明卢惠珍仍持有该400000元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主张卢惠珍返还该流动资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诚然，正如《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所述，因卢惠珍未提交大昌购销部的2009至2013年期间的账册和会计凭证等资料，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对大昌购销部该期间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查，无法核实袁迪璁所述的400000元流动资金的去向。但袁迪璁亦已在本案中要求卢惠珍移交该段期间的账册和会计凭证等资料，该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应待本案生效后才能认定。若本案的生效判决认定卢惠珍应当移交上述资料而未移交，袁迪璁才可以卢惠珍拒不移交上述资料为由，主张卢惠珍应当承担该400000元流动资金去向的举证责任，并据此主张卢惠珍返还该400000元。关于袁迪璁要求分割大昌购销部的货币资金、存货、固定资产金额的诉讼请求。根据《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的约定，在袁迪璁未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卢惠珍的情况下，袁迪璁、卢惠珍在大昌购销部的股权仍各占50%。则《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认定的大昌购销部在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应属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的资产，当时大昌购销部应由袁迪璁、卢惠珍各占50%股权。现大昌购销部对袁迪璁主张的分割该部分资产表示同意，故该部分资产亦应依据该协议约定，由袁迪璁、卢惠珍各占50%。现袁迪璁、卢惠珍在办理大昌购销部的交接手续时，卢惠珍并未将现金、存货、固定资产交付给袁迪璁，卢惠珍又未能举证证明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上述财产因大昌购销部的经营而存在变动，故袁迪璁主张卢惠珍直接将现金、存货、固定资产交付给其，合法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根据《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卢惠珍应向袁迪璁交付现金25429.54元、于2018年12月31日价值313637.14元的存货、于2018年12月31日价值24546.69元的固定资产（即轻型货车一辆）。若卢惠珍未能交付实物，卢惠珍应按上述价值予以赔偿。关于袁迪璁要求卢惠珍移交财务及业务资料的请求。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一般分为10年和30年。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起”的规定，2009年的会计档案应自2010年开始至少保存10年。故在2019年，卢惠珍应当保存2009年至2018年期间的全部会计档案。《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约定袁迪璁、卢惠珍应做好盘点工作，厘清大昌购销部的债权债务，故卢惠珍作为交接前大昌购销部的负责人，应当将全部会计档案移交袁迪璁以用作盘点。另在交接前袁迪璁亦为大昌购销部的股东，亦有权要求卢惠珍提供会计档案查阅。现《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载明卢惠珍尚未移交2009年至2018年期间的部分会计档案，故袁迪璁于2019年提起诉讼，主张卢惠珍移交：（1）2009年3月-2013年12月期间所有的会计凭证、明细账、科目余额表、总账、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资料；（2）2014年1月-2018年5月期间除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财务费用、应交税金（增值税）明细账之外的其他所有明细账、科目余额表。对于袁迪璁主张的第（3）项即2009年3月-2018年12月期间所有业务相关资料，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六条“下列会计资料应当进行归档：”中的第（一）项“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的规定，该部分业务资料应属会计凭证，而袁迪璁已在第（1）项中要求卢惠珍提交（1）2009年3月-2013年12月期间所有的会计凭证，故一审法院对袁迪璁第（3）项要求调整为2014年至2018年12月期间的会计凭证（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同、单据、收付款记录等），卢惠珍亦应向袁迪璁移交该第（3）项会计凭证。《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约定卢惠珍应做到彻底交接，使袁迪璁能承接、独立运作大昌购销部的业务。故卢惠珍在与袁迪璁进行交接时，应当移交大昌购销部的相应债权文件。如前所述，根据《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记载，袁迪璁、卢惠珍在办理大昌购销部的交接手续时，卢惠珍并未将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的相应债权文件移交给袁迪璁。故袁迪璁主张卢惠珍向其移交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的债权证明文件，合法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袁迪璁主张办理大昌购销部同福分部的所有权交接手续的问题。因《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约定的是袁迪璁向卢惠珍购得大昌购销部的股权，袁迪璁购得大昌购销部股权后，大昌购销部的股东仅为袁迪璁与其妻子邬洁华，即袁迪璁夫妇已取得大昌购销部的100%股权。袁迪璁与邬洁华作为大昌购销部的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该股东权利包括对大昌购销部的分支机构即大昌购销部同福分部的控制权。该分支机构属于民事主体，而所有权针对的是民事客体，则袁迪璁主张民事主体的所有权亦不恰当。至于袁迪璁主张应对该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财产状况等进行调查，该请求实为袁迪璁行使其股东知情权的请求。其应当对该分支机构及其负责人提出，而并非对大昌购销部及其原法定代表人提出。袁迪璁主张对该分支机构的资产、账册进行交接，因交接义务人是该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袁迪璁亦应向该分支机构负责人提出该主张。因此袁迪璁该项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主体亦不适格。故一审法院对袁迪璁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卢惠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袁迪璁移交大昌购销部的现金25429.54元、于2018年12月31日价值313637.14元的存货、于2018年12月31日价值24546.69元的固定资产（即轻型货车一辆）；若卢惠珍未能移交上述财产，卢惠珍应按上述财产价值向袁迪璁予以赔偿。二、卢惠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袁迪璁移交大昌购销部的以下会计档案：（1）2009年3月-2013年12月期间所有的会计凭证、明细账、科目余额表、总账、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资料；（2）2014年1月-2018年5月期间除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财务费用、应交税金（增值税）明细账之外的其他所有明细账、科目余额表；（3）2014年至2018年12月期间的会计凭证（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同、单据、收付款记录等）。三、卢惠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袁迪璁移交大昌购销部于2018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37770.36元及预付账款185117.39元的债权相关证明文件。四、驳回袁迪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9元，由袁迪璁负担901元，卢惠珍负担6598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卢惠珍提交大昌购销部2018年度财务分析、资产负债表及利润、2018年8月-12月总分类账及明细分类账，拟证实大昌购销部2018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为-1963959.67元，严重亏损，不应当向黄迪璁支付任何资产。经质证，袁迪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卢惠珍提交的证据是2020年才制作形成，且大昌购销部2018年8月-12月总分类账及明细分类账，与卢惠珍在2019年移交给袁迪璁的财务资料中的内容，存在明显不同。袁迪璁向本院提交其所持有的大昌购销部2018年8月-12月总分类账及明细分类账、以及一审法院在执行983号案件过程中，双方核对的大昌购销部2016年3月2日资产情况，证明在2016年3月份，大昌购销部还有库存及资产180多万元。卢惠珍在处理完库存后，没有将款项入账，应当返还。经质证，卢惠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大昌购销部2018年8月-12月总分类账及明细分类账，应当以其提交的资料为准。此外，卢惠珍在983号案件生效后，实际已全部转让大昌购销部股权，也不参与大昌购销部经营管理，对经营亏损和风险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于2019年10月9日核准变更名称为“广州大昌粮食购销部”。二、983号案件生效后，卢惠珍、袁迪璁分别作为申请执行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分别为（2015）穗海法执字第5383、6009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先后作出多份问话笔录。其中，2015年12月16日笔录中，执行法官向袁迪璁交付卢惠珍2015年11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1.要求袁迪璁先行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2.要求袁迪璁准备约200万元资金，承接大昌购销部日常经营，卢惠珍再将应收、应付、库存、未收款等与袁迪璁交接。否则，大昌购销部不能正常经营，风险和后果由袁迪璁承担；3.若袁迪璁不接手大昌购销部经营，建议找职工接手。袁迪璁表示另行向法院书面报告对该《情况说明》及大昌购销部盘点、交接工作的回复意见，并表示，暂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自行承担不办理的相关后果。2016年2月26日笔录中，袁迪璁、卢惠珍一致同意2016年3月10日进行大昌购销部的盘点和交接。2016年3月7日笔录中，双方确认收到卢惠珍提交的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保安一巷2号首层的交接清单，袁迪璁要求对方补充提交其他资料，卢惠珍表示会尽快核查。双方同意3月10日前往大昌购销部实际经营地进行盘点交接。在双方交接清单中，包含有库存商品、应收账款、在途货款、办公室物品清单等内容。2016年3月9日笔录中，卢惠珍同意按照双方已核对的清单以及袁迪璁补充要求的资料内容进行盘点交接，但表示，袁迪璁应向卢惠珍支付应收账款、在途货款、盘点库存的顶手费，暂计1803906.6元。袁迪璁认为其不需要向卢惠珍支付任何其他款项，不同意在盘点和交接过程中支付。双方一致表示，鉴于双方无法对盘点和交接的内容形成一致意见，请求法院暂不进行盘点交接手续，暂不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同时，袁迪璁坚持要先进行盘点交接，再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否则不予支付。卢惠珍则要求立即执行股权转让款40万元。2016年3月22日笔录中，卢惠珍表示，因袁迪璁不同意支付应收账款、在途货款、库存及其他应付款合计1803906.6元，故对于盘点和交接的执行项目，可以终结执行。同时，鉴于交接盘点工作无法进行，也同意一审法院对983号判决第二项、第四项内容终结执行。三、双方均确认，袁迪璁于本案诉请交付的各项会计档案资料，系983号案件生效判决第三项下，各方应当完成的资料盘点交接内容。四、在983号案件开庭笔录中，卢惠珍有明确，其在涉案《转让广州市海珠区大昌购销部余下股份协议书》项下的义务，是把大昌购销部现所有的资源全部留在大昌购销部，但并没有表示，袁迪璁支付的股权对价款40万元，已包括承继库存商品、应收债权的所有费用，也无明确表示袁迪璁无需在额外投入资金。卢惠珍明确表示，库存商品需要盘点后再交接，但不知道现在有多少。袁迪璁在该案笔录中陈述，其需要通过大昌购销部名义进行贷款，以协助运作，但没有贷到。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经审查，卢惠珍确认收到一审法院寄送的开庭材料，但以其身在境外治病为由，主张延期开庭。但是，卢惠珍申请延期开庭的时间长达12个月，若接纳其该种延期时间请求，显然对于袁迪璁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影响一审法院正常的司法审判进程。此外，卢惠珍完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表其参加诉讼，其本人并非必须亲自到庭。之后，卢惠珍委托人员虽提交相关授权资料，但是，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委托内容、日期与本案并不相符，故不认可卢惠珍一审所委托人员之代理身份，并无不当。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在卢惠珍未到庭情况下，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并不存在程序错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实体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卢惠珍应否向袁迪璁交付其诉称的大昌购销部会计档案、债权凭证文件，以及应否向袁迪璁移交大昌购销部2018年12月31日止的现金、固定资产及存货财产权益？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983号案件生效判决，已判令袁迪璁、卢惠珍进行大昌购销部的盘点和交接工作。该判项内容既是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应当履行的义务。且在983号案件执行过程中，双方也实际进行了部分资料的交接和资产的盘点工作。因此，对于大昌购销部现有资产以及现存会计档案的盘点和交付，应当是双方在983号案件执行程序中继续解决的问题，而非本案审理范畴。第二，执行必须依托于执行当时现有的资产状况。大昌购销部保持持续经营状态，其在2018年12月31日的现金、存货及固定资产，经过时间的流逝和经营活动，已转化为大昌购销部现有资产的组成部分。卢惠珍不可能以过去某一静止时刻大昌购销部的资产情况，于现时完成交付。袁迪璁在一审时变更其诉讼请求，从要求卢惠珍进行大昌购销部收益分配，到要求卢惠珍进行大昌购销部资产返还，在本质上系要求卢惠珍对其在2018年12月31日应交接的资产而未实际交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从执行笔录来看，对于大昌购销部的盘点和交接工作未能进行，系双方根据自身利益考虑而一致同意的终结执行行为，不能进行盘点和交接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责于卢惠珍。另一方面，袁迪璁提交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书》，仅是其单方委托作出，且相关数据的得出仅是会计师事务所模拟编制，无相应的会计凭证支持，也缺乏客观性。因此，本院对袁迪璁要求卢惠珍按其提交的报告书记载的大昌购销部资产价值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卢惠珍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关于卢惠珍应承担资料交付和资产权益移交义务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280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袁迪璁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499元、财产保全费25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98元，均由被上诉人袁迪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