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3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崇德，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台湾地区身份号码P122487175。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梅娟，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住所申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84X。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广东君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烨，广东君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崇德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旭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崇德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607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爱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爱旭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合法有效”，系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第一，秦崇德系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实行就业许可制度。用人单位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台、港、澳人员的，应当为其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经许可，并取得就业证的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的规定，违反就业许可制度而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八条对此也明确作出规定：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未依法办理《外国人就业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应认定有关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外国人、港澳台地区居民已经付出劳动的，由用人单位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同样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或港澳台地区居民在中国内地就业发生的用工关系，按劳动关系处理。上述人员未依法办理《外国人就业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应认定有关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外国人、港澳台地区居民已经付出劳动的，由用人单位参照劳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上述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虽然根据2018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以及2018年8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关于废止〈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从2018年7月28日起，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不再需要办理就业证。因秦崇德于2014年4月10日进入爱旭公司，2018年4月23日离开爱旭公司。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在此期间，秦崇德仍然属于需要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人员，而爱旭公司未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职责，未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为秦崇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也未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故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秦崇德与爱旭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第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故《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当然无效，对秦崇德不具有约束力。秦崇德与爱旭公司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如秦崇德掌握爱旭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双方作如下约定见《保密承诺书》。秦崇德当日同时签订了《保密承诺书》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上述两份承诺书均系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是一个整体，是对劳动合同相关条款的进一步细化，也是和劳动合同同时签订。如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故《保密承诺书》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当然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显然是错误的。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理解与适用》明确阐述：就业许可制度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第（3）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的规定，违反就业许可制度而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对于就业许可制度的性质认定错误。第二，一审法院未能认识到《保密承诺书》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劳动合同的附件，劳动合同与《保密承诺书》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一个整体。在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整体无效的情况下，作为劳动合同附件的两份承诺书当然无效。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保密承诺书》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与劳动合同割裂开，片面地认定两份承诺书有效，违反了整体与局部的一般关系和处理原则。第三，《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系2014年4月10日《广东省劳动合同》的附件，该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于2017年5月19日重新签订了新的《广东省劳动合同》一份，但双方没有再签订新的《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爱旭公司实际上以不签订《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行为，主动放弃了对秦崇德竞业限制的要求。第四，《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采用爱旭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且免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了劳动者的主要权利，依法也应当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条款属无效条款。例如，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中规定的是公司应按秦崇德在公司工作最后12个月的月平均基本工资标准的30%每季度支付。其中的“月平均基本工资标准”“每季度支付”都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再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中规定的是公司连续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超过六个月的，秦崇德可不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应提前书面通知公司。其中的“超过6个月”“应提前书面通知公司”也均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二、爱旭公司对于劳动合同、《保密承诺书》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无效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秦崇德无需承担竞业限制义务。对于无效劳动合同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及第八十六条关于“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用人单位只需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认以及按照造成无效劳动合同的过错程度分担劳动者的损失，用人单位无权要求无过错的外国人、港澳台地区居民按照无效的《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承担竞业限制义务。《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实行就业许可制度。用人单位拟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台、港、澳人员的，应当为其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由此可见，为台港澳人员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爱旭公司明知秦崇德系台湾地区居民，却一直未为秦崇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对于劳动合同及《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无效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秦崇德对于劳动合同及《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无效，并无过错。爱旭公司无权要求无过错的秦崇德按照无效的《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承担竞业限制义务。一审判决秦崇德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系错误地划分过错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第八十六条规定，理应撤销并依法改判。三、一审判决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违约金、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等65万余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如前所述，劳动合同及《保密承诺书》《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无效，完全因爱旭公司单方原因导致，对此爱旭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当然无权要求秦崇德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第二，爱旭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爱旭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秦崇德赔偿4737062.79元，完全是赤裸裸的讹诈，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一审酌定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违约金、律师费、公证费、翻译费等65万余元，无任何法律依据。并且，一审法院认定秦崇德仅仅是研发部一名排名靠后的普通经理，并非高级管理人员，年收入仅为38万元左右，如果按照一审判决执行的话，那么意味着秦崇德两年期间几乎所有收入要全部上交爱旭公司，这对于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养家糊口、还承担供楼供车费用的秦崇德来说，是绝对无法承受的，一家人的生活也将迅速陷入极为窘迫、困顿的境地，小孩也即将面临辍学的危机，这是秦崇德一家无法承受之重负。四、即使一审判决认定《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有效，秦崇德入职通威太阳能（成都）公司（以下简称通威公司）仅负责中威新能源（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威公司）的筹建事宜，入职中威公司后所负责的产品技术、销售市场等与爱旭公司存在本质区别，不属于竞争产品，秦崇德并未违反《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秦崇德一审提交了刘正新及吴俊旻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二审提交了上海交大太阳能研究所所长沈文忠、成都质监院光电信息事业部副部长夏庚培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前述四人均为国内光伏行业的权威专家，其中刘正新、沈文忠系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他们出具的《情况说明》充分证明，虽然通威公司、中威公司与爱旭公司企业登记信息的经营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但秦崇德入职中威公司所负责的产品在工艺方案、制造流程、设备选型、原辅材料，乃至产品销售市场等诸多方面，与爱旭公司的产品存在本质区别，技术上不能互通，完全不属于竞争产品。更何况秦崇德在通威公司任职期间，仅仅负责中威公司筹建事宜，工作职责根本不涉及任何行业技术信息。因此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和中威公司，不会对爱旭公司产生任何影响，并不违反《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秦崇德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五、退一万步，即使秦崇德构成违约，一审法院酌定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违约金600000元，明显数额过高，应予大幅调低。第一，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在出现约定违约金数额过高时，人民法院应参照劳动者的违约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大小进行相应调整。本案中爱旭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及中威公司的行为，给其造成了具体的实际损失。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爱旭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客观上讲，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及中威公司后承担的工作职责，与爱旭公司的产品技术信息、销售市场等均不存在任何交叉，爱旭公司根本不可能因此产生任何实际损失。第二，一审法院结合爱旭公司应支付给秦崇德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数额，酌定违约金600000元时，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爱旭公司支付的几个月竞业限制补偿金，秦崇德均第一时间予以退还，到目前为止秦崇德仍分文未收，而该笔补偿金日后能否收到更是未知数。显然，一审法院据此酌定违约金数额极不合情理。第三，竞业限制是对劳动者劳动权利的限制，它的限制甚至伤害了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实现，用人单位应该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现秦崇德千里迢迢从台湾来大陆谋生，其作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上有年迈父母待赡养，下有年幼婴儿要抚育，妻子刚过哺乳期，尚待业在家，一审法院在秦崇德分文未收补偿金的情况下，仍判赔违约金600000元，相当于让秦崇德超过两年没有任何收入，如此高额的违约金，已经远远超出秦崇德实际承受能力，令整个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实在有违公平合理原则。因此，秦崇德认为二审法院应充分考虑秦崇德并无违约的主观恶意，分文未收竞业限制补偿金，且未给爱旭公司造成任何实际损失，以及秦崇德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承受能力等因素，最多在3至5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范围内确定违约金数额。六、一审法院判令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支出的合理性费用，即律师费50000元、公证费7284元、翻译费648元，各项合计57931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首先，《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中仅约定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追偿违约金时，劳动者需承担合理性费用，却没有约定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时，用人单位需承担维权合理费用，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爱旭公司作为本协议的提供方，该格式条款明显排除其自身责任、加重了劳动者责任、排除了劳动者主要权利，对劳动者显失公平，应认定无效。其次，爱旭公司为维权支出的所谓合理费用，应当属于爱旭公司实际损失的一部分，违约金已经足够弥补该损失，不应重复支持。一审判决一方面明确强调违约金具有弥补损失的功能并判赔高额违约金，另一方面又支持爱旭公司额外主张的所谓合理费用，相当于让秦崇德重复赔偿该笔费用，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最后，关于律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律师费增值税发票作为完税凭证，并不能证明爱旭公司支付的实际金额，还需要用付款凭证等予以佐证，且律师费数额明显过高，爱旭公司起诉了包括秦崇德在内的数名离职人员，该费用不应当由秦崇德一人承担；关于公证费和翻译费，一审中秦崇德仅认可其真实性，爱旭公司所公证的证据于本案而言并无公证的必要，翻译的证据网页本身已有中文，更无翻译的必要，秦崇德对该费用的支出合理性并不认可，不应由秦崇德承担。七、关于案件受理费的计算方式及负担问题。第一，本案案由应为劳动争议中的竞业限制纠纷，案件受理费应按10元/件缴纳。案由是案件性质的高度概括，不同案由直接决定诉讼费的计算方式。本案系秦崇德与爱旭公司之间无效劳动合同引发的竞业限制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本案案由应为第十七大类劳动争议、第169小类劳动合同纠纷中的第（7）项竞业限制纠纷。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案案件受理费应按10元缴纳。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并按财产案件计算受理费，明显歪曲了本案案件性质，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即使人民法院认定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以爱旭公司诉讼请求金额为基数计算二审诉讼费，严重违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相关规定，应予以纠正。《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判决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违约金及律师费等合计657931元，秦崇德不服该一审判决，根据前述规定，需要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理应以657931元为基数进行计算，案件受理费应为10379.31元。一审法院通知秦崇德按照一审爱旭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4746758.35元的标准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预交费用高达44696元，明显违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相关规定，应予纠正。第三，秦崇德并不构成违约，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均应由爱旭公司负担，秦崇德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应全额退还；即使二审法院认定秦崇德构成违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也应根据违约金最终支持比例进行分配，一审判决要求秦崇德负担一审受理费15000元，过分加重了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负担比例，违反公平合理原则，应大幅调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过错划分不当，判决秦崇德承担巨额赔偿费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爱旭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承诺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正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秦崇德应当严格履行，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二、一审判决从经营范围、商标注册、种类行业排名、生产perc电池等方面，认定秦崇德所提供服务的通威公司及中威公司是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承诺书中约定的竞业限制单位正确，秦崇德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对于秦崇德应支付的违约金，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应当支付468万，一审法院在充分考虑了秦崇德的实际情况后对数额进行大幅度下调，虽然该金额远不足以弥补爱旭公司所受到的损失，但爱旭公司对一审判决予以认可，秦崇德应当按照一审判决履行义务。爱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秦崇德立即支付爱旭公司违约金4628284.8元；2.判令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合理支出118473.55元，包括律师费100000元、公证费7284元、翻译费647元、差旅费9293.05元、打印装订费1249.5元；3.判令秦崇德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辞职后两年内未经爱旭公司同意，不得在与爱旭公司公司及公司的关联单位经营同类业务、提供相似技术服务、生产同类产品、或使用相似、相近生产技术的，或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及该单位投资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单位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4.诉讼费用由秦崇德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10日，爱旭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秦崇德作为劳动者签订《广东省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从2014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秦崇德的工作部门为研发部，岗位为管理岗位，秦崇德的工作任务或职责是负责所管理部门或团队工作的计划、执行、监督与控制过程，确保所管理职能在公司要求下高质、高效运作；合同期限内月度税前基本工资15700元，岗位津贴3500元、综合补贴800元；如秦崇德掌握爱旭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双方作如下约定见《保密承诺书》（秦崇德负有保密义务的，爱旭公司可与其约定竞业限制，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秦崇德经济补偿。秦崇德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爱旭公司支付违约金。竞业限制的人员仅限于爱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后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同日，秦崇德还签订了《附件保密承诺书》，约定“保密信息”是指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客户、代理商、成本、佣金、费用和销售政策、员工、产品、服务、事件业务或者战略有关的全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商业秘密、技术知识、概念、思路、设计、程序、工艺、发明、发现、基础数据、数据库、客户名单或信息，销售或者营销计划、研究、软件、记录或者其他在本人任职过程中了解到与公司、公司关联方或者他们的客户或者供应商有关的信息，但公共领域中通常可以得到的信息除外。秦崇德在本承诺函项下的义务是本人在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以外的义务，且在本人将来离开公司后仍然有效。同日，秦崇德还签订了《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承诺在公司竞业限制期内（包括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内，离职时间自完成离职、交接手续起算），未经公司同意，不得在竞业限制单位内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在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条件成就后，公司应按秦崇德在公司工作最后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基本工资（以工资单为准）标准的30%给予竞业限制补偿金；补偿金每季度支付。若因秦崇德原因未领取，或其他非归属公司主观原因的情形导致不能支付补偿金的，不影响秦崇德履行本承诺书项下义务，但可以要求公司补发补偿金。若秦崇德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该协议条款的，秦崇德应支付相当于本承诺书项下竞业限制补偿金总额20倍的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公司损失的，公司可就秦崇德违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主张权利，包括并不限于公司市场份额减少的损失、合理的调查费、消除负面影响所需费用，以及仲裁或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仲裁费、诉讼费及律师费。“竞业限制单位”是指与公司及公司的关联单位经营同类业务、提供相似技术服务、生产同类产品、或使用相似、相近生产技术的，或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及该单位投资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单位。2014年4月10日的《广东省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了《广东省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上述两份《广东省劳动合同》除期限及月薪工资外，其他内容基本一致。2018年4月2日，秦崇德以“家庭因素”为由提出辞职申请，于同月23日完成工作交接。《离职工作交接表》记载秦崇德目前工作项目及进展情况有多晶杜邦Z1077提效实验、单晶PERC利德背银BY02、双面PRRC利德背铝BL03A等多个工作项目；其他需交接工作项目或遗留问题有客户送样、样品进度追踪等项目。秦崇德离职前12个月即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工资收入包括工资202927.65元、2017年年终奖金48705元、生活补贴96000元。2018年5月14日，秦崇德作为研发部经理入职案外人通威公司。同年7月，秦崇德入职案外人中威公司，担任工艺设备部门工程师岗位工作。秦崇德与通威公司、中威公司均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2018年6月20日、7月4日、8月29日，爱旭公司向秦崇德发出《竞业限制催告函》。同年7月13日，爱旭公司向秦崇德名下622*************581账户汇款23914.2元，汇款附言为2018年4月23日-2018年7月22日竞业限制补偿金。7月21日，秦崇德向爱旭公司退回该款，汇款附言为退回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7月22日竞业限制补偿金。从同年9月21日起爱旭公司每月按照竞业限制补偿金9642.26元/月的标准向秦崇德上述账户转账，汇款附言均为竞业限制补偿金。秦崇德每次收款后均如数退回了款项。一审法院另查明，秦崇德在爱旭公司公司任职期间，双方未完成爱旭公司为秦崇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以下简称就业证）的手续，秦崇德未取得就业证。爱旭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向佛山市三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三水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秦崇德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等。三水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对于秦崇德任职的通威公司和中威公司是否属于秦崇德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的竞业限制单位问题，爱旭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硅片电池等，爱旭公司向知识产权局申请的秦崇德作为发明人之一实用新型专利有：双面P型PERC太阳能电池、背钝化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低光衰减率背钝化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局部铝背场晶体硅太阳能电池、N型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叠片式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等技术。通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安装、硅片制造、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太阳能热水器及太阳能光热应用产品制造等；通威公司网站宣传公司生产太阳能电池，包括单晶太阳能电池片TW059、单晶PERC太阳能电池片TW064、单晶PERC双面太阳能电池片TW066等。通威公司向知识产权局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有P型晶硅双面太阳能电池、PERC电池背面钝化工艺、P型晶硅双面太阳能电池及电池制造方法等。中威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作、硅片制造、光伏产品批发与销售、太阳能热管、太阳能热水器及太阳能光热应用产品制造等。通威公司是中威公司的股东之一，秦崇德在通威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组建中威公司，并负责中威公司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和叠瓦片组件的开发。《2017-2018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中描述：“国内产能前十名的企业中，除通威、爱旭尚未大规模布局组件产能以外，其他8家企业均为垂直一体化企业，……目前我国外售量较大的电池片企业主要有通威、爱旭、鸿禧等”。《2017年我国主要电池片企业产能/产量情况》表中有15家企业，包括了通威公司和爱旭公司。通威公司网上发布的《通威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电池片厂家出货排名次序依次为通威、爱旭。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通威公司、中威公司属于秦崇德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中约定的“竞业限制单位”中的经营同类业务、提供相似技术服务、生产同类产品、或使用相似、相近生产技术的，或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单位的事实。对于爱旭公司举证证明的开支是否属于真实、合理且必需的开支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爱旭公司为提起本案诉讼支出了律师费、公证费及翻译费，至于开支的数额是否合理，由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进行陈述。一审法院认为，秦崇德是台湾地区居民，该案具有涉台因素，属于涉台民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6号）于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施行就业许可制度，用人单位拟聘雇台、港、澳人员的应当为其申请办理就业证。2018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取消了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同年8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关于废止的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37号）废止《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6号），从2018年7月28日起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不再需要办理就业证。双方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广东省劳动合同》《附件保密承诺书》及《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一份，又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广东省劳动合同》《附件保密承诺书》，但一直没有办理秦崇德的就业证。虽然至双方就上述协议发生纠纷时，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制度已经废止，但从上述规定的内容来看，并未免除在2018年7月28日前台湾人员在大陆就业的申请许可义务，故该案秦崇德依然属于需要办理就业证的在大陆就业的台湾人员。双方未办理秦崇德就业证的手续，秦崇德未取得就业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爱旭公司和秦崇德不具有劳动关系。现双方之间因应否履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的权利引起的纠纷，应按一般民事合同纠纷处理。案涉《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在大陆签订，并未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而爱旭公司是大陆法人，双方当事人均在大陆履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争议发生在大陆，双方当事人庭上均表示适用大陆法律，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该案的法律关系应适用大陆法律审理。该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1.双方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效力问题；2.秦崇德应否支付爱旭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具体金额应该是多少；3.秦崇德应否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4.爱旭公司主张的开支费用应否得到支持，该支持多少。对于双方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效力问题，爱旭公司认为《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秦崇德认为竞业限制适用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爱旭公司和秦崇德不存在劳动关系，《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签订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范畴，且秦崇德不具备就业证，并不妨碍双方当事人按照《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故秦崇德以其不具备就业证而抗辩其与爱旭公司所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其次，秦崇德认为其不属于应受竞业限制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爱旭公司和秦崇德在《广东省劳动合同》中已经约定了秦崇德的工作岗位是研发部的研发经理，且在爱旭公司申请的多项实用新型专利中作为发明人之一，双方还签订了《保密承诺书》。虽然因为秦崇德未取得就业证，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上述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清楚理解约定的含义，且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了《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了秦崇德的竞业限制义务，双方当事人不构成劳动关系不影响秦崇德获悉了爱旭公司的技术信息而成为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也不影响双方履行竞业限制的义务。故秦崇德抗辩认为其不属于应受竞业限制的人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秦崇德认为2014年4月10日《广东省劳动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没有重新签订《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故认为竞业限制已经在2014年4月10日《广东省劳动合同》期满就已经终结。由于《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间是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内，离职时间自完成离职、交接手续起算，故秦崇德的该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秦崇德认为爱旭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此，秦崇德只是收到了爱旭公司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汇款后退回了款项，并未对补偿金金额提出异议；且数额上的些许出入不影响爱旭公司履行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义务，秦崇德对数额有异议的，双方可以根据约定的计算方式对数额进行重新核对确认，不构成爱旭公司不履行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而免除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形。综上，《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对于秦崇德应否支付爱旭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具体金额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双方通过《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了秦崇德的竞业限制义务，秦崇德于2018年4月23日离开爱旭公司，在竞业限制期间内于同年5月14日入职通威公司，同年7月入职中威公司，通威公司与中威公司属于《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的竞业限制单位，秦崇德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爱旭公司主张按照约定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总额20倍”支付违约金4628284.8元，秦崇德认为爱旭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予下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该案中，秦崇德从爱旭公司公司辞职后不久即到了与爱旭公司生产同类及相似产品、使用相似及相近生产技术，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公司工作，违反了双方的竞业限制约定，秦崇德应当向爱旭公司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应当以爱旭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当事人的过错等综合因素进行确定。首先，该案中爱旭公司并未提供具体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具体的实际损失。其次，秦崇德也因为一直认为自己未持有就业证不属于劳动关系中的竞业限制人员，故也一直没有收取爱旭公司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说明秦崇德也并非主观恶意去违反竞业限制。第三，秦崇德是爱旭公司的研发部经理，是爱旭公司部分专利技术的发明人之一，排名也相对靠后，其在爱旭公司工作五年，年收入也只是380000元左右，说明其掌握的只是爱旭公司的部分技术并非全部技术，也并非是首席技术人员。第四，从爱旭公司提供的《2017-2018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和通威公司发布的信息来看，爱旭公司在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和中威公司后，爱旭公司以及通威公司、中威公司的产能对比及各公司出货排名也并未有重大变化。第五，秦崇德在爱旭公司担任研发部经理，年收入约380000元左右，秦崇德现入职中威公司也是工艺部工程师，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入职中威公司后收入有大幅提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发挥违约金的弥补损失和惩罚违约行为的功能，结合爱旭公司应支付给秦崇德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数额，确定秦崇德应支付的违约金为600000元。爱旭公司诉请过高，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秦崇德应否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问题。秦崇德承诺了在竞业限制期内，未经爱旭公司同意不得在竞业限制单位内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虽然该案判决秦崇德支付了因为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违约金，但不因此免除秦崇德从离职之日起两年内的竞业限制义务，故爱旭公司诉请秦崇德按照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符合双方的约定，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秦崇德是在2018年4月23日完成工作交接从爱旭公司公司离职，故秦崇德的竞业限制时间应从2018年4月23日起，计算两年；竞业限制内容为未经爱旭公司同意，秦崇德不得在与爱旭公司及公司的关联单位经营同类业务、提供相似技术服务、生产同类产品、或使用相似、相近生产技术的，或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及该单位投资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单位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对于爱旭公司主张的费用开支应否得到支持，该支持多少的问题。爱旭公司主张因秦崇德违反竞业限制爱旭公司进行取证并委托律师提起该案诉讼，支出律师费100000元、公证费7284元、翻译费647元，爱旭公司要求秦崇德负担。秦崇德在《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中承诺爱旭公司可就秦崇德违约造成的损失主张权利，包括合理的调查费以及仲裁或者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仲裁费、诉讼费及律师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爱旭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爱旭公司为了取证及提起诉讼委托了律师，并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及翻译，为此支出一定的费用，其中的公证费秦崇德予以认定，且也有具体的开支发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律师费开支，秦崇德认为过高，爱旭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符合合理的收费标准，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为50000元。为此，一审法院判决秦崇德赔偿爱旭公司因该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公证费7284元、翻译费647元，合共57931元。爱旭公司诉请过高，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秦崇德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爱旭公司违约金600000元；二、秦崇德在竞业限制期间内（从2018年4月23日起算，计算两年）未经爱旭公司同意，不得在与爱旭公司及公司的关联单位经营同类业务、提供相似技术服务、生产同类产品、或使用相似、相近生产技术的，或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及该单位投资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单位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三、秦崇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爱旭公司律师费50000元、公证费7284元、翻译费647元，合共57931元；四、驳回爱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696元，由爱旭公司负担29696元，秦崇德负担15000元。秦崇德在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沈文忠教授《情况说明》及身份资料；2.夏庚培教授《情况说明》及身份资料；上述证据拟证明虽然通威公司、中威公司与爱旭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但秦崇德入职中威公司所负责的产品在工艺方案、制造流程、设备选型、原辅材料，乃至产品销售市场等诸多方面，与爱旭公司的产品存在本质区别，技术上不能互通，完全不属于竞争产品。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和中威公司，不会对爱旭公司产生任何影响，并不违反《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秦崇德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且两位证人的工作单位、专业技术职称等，证明证人系国家光伏行业的顶尖专家和行业权威，他们对本案秦崇德与通威公司、中威公司研发及使用的核心技术是否存在交叉重合、产品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等问题作出的《情况说明》极具权威性、专业性，应予采信。3.登记证书；4.专利文件，上述证据拟证明爱旭公司研发和使用的核心技术专利并无秦崇德的参与，秦崇德作为爱旭公司的一名普通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并无权限接触、知悉、掌握爱旭公司的核心技术秘密，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竞业限制主体，无需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爱旭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为：该两位专家与通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1.该两份情况说明及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三份说明中关于对技术内容的陈述，存在多处完全相同的地方，包括标点符号都是相同的，所以上述说明并非专家基于专业知识出具，而是通威公司出具了模板后邀请专家签名的（爱旭公司已经提交了情况说明比对表，作为对证据1和证据2质证意见的补充说明）；2.该三份说明有完全一样的陈述，秦崇德就职的情况不属于三位专家专业知识的范畴，技术专家知道该信息，说明专家与秦崇德存在利害关系；3.夏庚培是成都（国家）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检验中心主任，该机构从2018年起就与通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专家与秦崇德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不能证明爱旭公司只有PERC技术，可以证明爱旭公司具有PERC技术。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质证理由与证据3的质证意见一致。爱旭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新闻报道》，拟证明秦崇德是通威公司的研发经理，秦崇德在通威公司所从事的技术领域与其在爱旭公司从事的领域是相同的；2.秦崇德作为发明人的通威公司专利与爱旭公司专利，拟证明至少至2019年3月27日止（该时间在一审开庭后），秦崇德均在通威公司任职并为通威公司提供服务；3.新闻；4.“创新科研基地”揭牌仪式在通威太阳能成都公司隆重举行，证据3和证据4拟证明夏庚培专家与秦崇德存在利害关系；5.两份新闻报道，拟证明异质结项目和perc专利的应用市场均是电站，存在销售市场重叠的情形，两者具有竞争关系；6.爱旭公司及通威公司的专利著录项目及专利扉页，拟证明：1.秦崇德在爱旭公司申请了至少20项perc专利，且这20项专利的发明人均有秦崇德，爱旭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通威公司同样是从事perc技术领域且申请了perc专利，因此双方存在竞争关系；2.秦崇德作为发明人在爱旭公司申请了至少六项shj专利，通威公司也有至少十项的shj专利；3.秦崇德在爱旭公司作为发明人申请了28项清洗或返工片处理专利，秦崇德作为发明人在通威公司申请了2项电池返工片清洗专利，秦崇德从爱旭公司离职后，入职通威公司后作为发明人申请了与爱旭公司相同的电池返工片清洗专利，说明爱旭公司和通威公司存在竞争关系；4.秦崇德作为发明人在通威公司申请专利已经证明秦崇德在通威公司任职且为通威公司提供服务，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秦崇德经质证认为：对爱旭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为：1.证据1的报道是为了对外宣传之用，并不是秦崇德的真实任职身份；2.秦崇德作为发明人之一，在爱旭公司处申请的专利中排名相对靠后，秦崇德掌握的只是爱旭公司的部分技术，并非权威技术和全部技术，虽然通威公司与爱旭公司在登记经营范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但秦崇德在通威公司负责的产品在工艺方案、制作流程、设备选型、产品技术及销售市场等方面与爱旭公司的产品存在本质区别，两者不属于竞争产品；3.秦崇德在通威公司任职期间，仅仅负责中威公司的重建事宜，不涉及技术行业的技术信息，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及中威公司不会对爱旭公司产生任何影响。经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秦崇德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从内容看，其证据种类属于证人证言，由于证人依法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爱旭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且秦崇德对证人不能出庭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证据1、2的证明力存疑，故本院对证据1、2不予采信。证据3、4的来源合法，爱旭公司虽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证据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爱旭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爱旭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秦崇德虽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爱旭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广东爱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经佛山市市*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经核准的变更登记事项如下：企业名称由广东爱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案涉纠纷的法律性质；2.《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3.秦崇德是否需要承担竞业限制的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具体数额；4.秦崇德是否需要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5.秦崇德是否需要承担爱旭公司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费用开支；6.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的收费标准。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本案案涉纠纷的法律性质问题。本案系因竞业禁止合同而引起的纠纷，在涉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当事人有权选择提起合同诉讼或是侵权诉讼主张其权利。从违约角度来看，员工违反了合同约定，泄漏、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从侵权角度来看，员工泄漏、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侵害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权，符合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竞业禁止合同虽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解除劳动关系时订立，但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合同。因此，权利人可以依据该合同，按照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提起违约之诉，也可以以该合同为证据，提起侵权之诉。由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法律后果、责任主体范围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故当事人若提起违约之诉，则属于劳动合同争议；若提起侵权之诉的，则属于知识产权中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结合本案，爱旭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向佛山市三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三水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秦崇德向该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等。三水仲裁委以“申请人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其后，爱旭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从爱旭公司上述的维权路径可以印证，爱旭公司就案涉纠纷选择提起劳动合同违约之诉以主张其权利。一审法院认为爱旭公司与秦崇德之间的纠纷属于因应否履行《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的义务而引起的纠纷，故应按一般民事合同纠纷处理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有关规定，因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引起的竞业限制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处理的范畴。因此，本案的纠纷应为劳动争议，应当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理。关于《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效力问题。爱旭公司认为《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秦崇德则认为竞业限制适用主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爱旭公司和秦崇德不存在劳动关系，《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于秦崇德与爱旭公司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论述：第一，秦崇德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具有涉台因素。《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6号）于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其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施行就业许可制度，用人单位拟聘雇台、港、澳人员的，应当为其申请办理就业证。2018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取消了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制度。同年8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关于废止的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37号），宣布废止《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6号），从2018年7月28日起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就业不再需要办理就业证。爱旭公司与秦崇德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广东省劳动合同》《附件保密承诺书》及《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又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广东省劳动合同》《附件保密承诺书》，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秦崇德一直未办理就业证。虽然在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时，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制度已经被废止，但从上述规定的内容来看，并未免除2018年7月28日前台湾地区人员在大陆就业的申请许可义务，故秦崇德依然属于需要办理就业证在大陆从事就业的台湾地区人员。由于爱旭公司没有为秦崇德办理就业手续，秦崇德未取得就业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爱旭公司和秦崇德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二，秦崇德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故《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当然无效，对秦崇德不具有约束力。从竞业限制协议产生的原因来看，劳动合同与竞业限制协议处于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竞业限制协议的订立必须以劳动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竞业限制协议的存在亦无意义，竞业限制协议要依赖于劳动合同，在此意义上，劳动合同与竞业限制协议处于主从关系。但即使是主从合同关系，劳动合同关系无效并不会必然导致竞业限制协议无效，理由如下：首先，两者的目的不同。劳动合同的目的在于确定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竞业限制协议的目的主要在于规范双方当事人的劳动关系消灭后，劳动者不得利用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不得从事相竞争的行业以及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义务等内容。其次，两者发挥功能的时间不同。劳动合同主要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挥作用，而竞业限制义务主要在劳动关系消灭后发挥功能。因此，尽管竞业限制协议的订立与劳动合同存在依赖关系，但竞业限制协议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再次，即使典型的主从合同关系，在消灭的效力上亦并非一体对待。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担保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中，主合同解除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上述规定的原因在于担保合同所负担的功能。因此，如果不加以区分一概认为劳动关系消灭必然导致竞业限制协议消灭，会导致竞业限制条款难以发挥其应有功能，造成利益失衡的后果。最后，公司员工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应秉持诚实、善意的动机为正当行为，忠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这是公司员工理应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体现。如果公司员工违背基本的忠诚义务，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导致双方诚信关系的根本破裂，劳资关系赖以存续的信赖基础丧失。而竞业限制协议的存在则为公司寻求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为员工违法成本的付出提供了保障和依据。因此，如果仅仅认为劳动关系无效，从而否定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这与该制度设立的初衷和宗旨是相悖的。综上，秦崇德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故《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附件也当然无效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关于秦崇德是否需要承担竞业限制的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具体数额问题。第一，秦崇德是否属于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爱旭公司与秦崇德签订的《广东省劳动合同》，已经约定了秦崇德的工作岗位是研发部研发经理，且在爱旭公司申请的多项实用新型专利中作为发明人之一，秦崇德在爱旭公司工作过程中知悉该公司的技术秘密，属于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人员的范畴，应当依法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第二，秦崇德以其没有收取爱旭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由主张免除竞业限制义务是否成立。经查明，2018年6月20日、7月4日、8月29日，爱旭公司向秦崇德发出《竞业限制催告函》；同年7月13日，爱旭公司向秦崇德名下622*************581账户汇款23914.2元，汇款附言为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7月22日竞业限制补偿金；同年7月21日，秦崇德向爱旭公司退回该款，汇款附言为退回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7月22日竞业限制补偿金；从同年9月21日起爱旭公司每月按照竞业限制补偿金9642.26元/月的标准向秦崇德上述账户转账，汇款附言均为竞业限制补偿金。秦崇德每次收款后均如数退回了转账款项。秦崇德在诉讼中主张其没有收取竞业限制补偿金的理由为爱旭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标准予以支付，但对于其本人在上述期间收到款项后因何原因没有立即提出异议，对每次收款后均如数退回的行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秦崇德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秦崇德若对竞业限制补偿金数额有异议，可以与爱旭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对经济补偿金数额进行重新核对确认。在竞业限制补偿金实际支付数额与约定数额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前提下，数额的差异不构成秦崇德主张免除竞业限制义务的理由。因此，爱旭公司已经履行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义务，秦崇德对竞业限制补偿金予以退回应视为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秦崇德以其没有收取爱旭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由主张免除竞业限制义务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秦崇德是否构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形。爱旭公司与秦崇德签订《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了秦崇德的竞业限制义务。秦崇德于2018年4月23日离开爱旭公司，在竞业限制期间内于同年5月14日入职通威公司，同年7月入职中威公司。通威公司与中威公司均属于《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约定的竞业限制单位，秦崇德在上述公司担任的职务、工作范围与其在爱旭公司工作期间担任的职务、工作范围相似、重叠，通威公司、中威公司与爱旭公司生产同类及相似产品，使用相似及相近生产技术，存在竞争性的同类业务，秦崇德在与爱旭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公司工作，已经构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秦崇德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不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形，但其在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秦崇德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提出的没有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第四，秦崇德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具体数额。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爱旭公司应支付给秦崇德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数额，确定秦崇德应支付的违约金为600000元。秦崇德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数额过高，应予大幅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一审法院结合爱旭公司的实际受损状况、秦崇德掌握爱旭公司核心技术的紧密程度、秦崇德离职前后的工资收入比对以及秦崇德入职通威公司和中威公司后，爱旭公司与通威公司、中威公司在产能及出货排名方面并未出现重大变化等情况，综合发挥违约金的弥补损失和惩罚违约行为的功能，酌情判定秦崇德应支付的违约金为6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秦崇德是否需要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问题。秦崇德在爱旭公司工作期间，已经书面承诺在竞业限制期内，未经爱旭公司同意不得在竞业限制单位内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秦崇德即使支付了因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违约金，也不能因此免除其从爱旭公司离职之日起两年内的竞业限制义务。一审判决认定竞业限制时间从2018年4月23日起，计算两年；竞业限制内容为：未经爱旭公司同意，秦崇德不得在与爱旭公司及公司的关联单位经营同类业务、提供相似技术服务、生产同类产品、或使用相似、相近生产技术的，或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及该单位投资或者实际控制的关联单位担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提供技术支持等），也不得自己或与第三人经营同类业务，包括开设公司、合作项目或者提供项目顾问服务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秦崇德是否需要承担爱旭公司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费用开支问题。秦崇德在《保密（竞业限制）承诺书》中承诺爱旭公司可就秦崇德违约造成的损失主张权利，包括合理的调查费以及仲裁或者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仲裁费、诉讼费及律师费。经查明，爱旭公司因本案案涉纠纷进行了取证，并委托律师提起诉讼，亦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公证及翻译，为此支出一定的费用。秦崇德对公证费用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翻译费用属于对公证文书翻译的必要支出，故该费用亦应当属于爱旭公司主张损失的范畴，本院予以确认。虽然爱旭公司在诉讼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律师费用的实际支出，但爱旭公司因本案案涉纠纷确实已经委托律师代为诉讼，应视律师费用已经实际产生，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律师费用为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秦崇德需要承担爱旭公司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费用开支金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的收费标准问题。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如前所述，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故受理费应当按照上述办法规定的标准予以收取。秦崇德的主张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0元，由上诉人秦崇德与被上诉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当事人多缴纳的受理费由其各自向缴纳法院依法申请办理退费手续。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谢达辉审 判 员 梁亦民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巫江禺书 记 员 段啸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