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168号原告：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法定代表人：陈国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韩劲枫，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鲟鱼镇div>法定代表人：赵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林铮辉，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燕华，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3月12日，本院于开庭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同年6月4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韩劲枫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林铮辉律师、杨燕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其于2019年8月间与被告签订《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被告安排“腾峰28”轮将原告的四根钢管桩自江苏射阳运至张家港。被告将货物运至张家港码头后，因被告船舶没有合法船舶手续被海事局扣留，导致原告的钢管桩无法卸货，无法按原定计划驳载于原告租用的“建扬诚祥”轮继续运往广东阳江。原告只得让“建扬诚祥”轮先行驶往广东阳江，待被告船舶被允许卸货后，又另行花费人民币800000元（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租用“大件通运”轮将钢管桩运至广东阳江。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供合法船舶承运原告货物，违反了法律规定，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800000元。被告辩称，1、原、被告间并不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涉案航次运输是原告与案外人刘红星磋商，原、被告签署合同是在涉案航次运输完成之后，且被告系应原告和刘红星的要求为开票和付款需要签订合同，实际从事涉案运输的船舶也并非挂靠被告的“腾峰28”轮；2、原告为证明其存在损失所提供的两份运输合同和付款水单的内容并不能相互印证，且与正常业务操作规程不符，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损失实际存在；3、根据合同约定，码头装卸由原告负责，原告既未及时安排卸货，又未准时支付运费，卸货迟延系由原告自行造成，而非船方责任。即便因船舶存在违法行为，海事局下令不得进行卸货作业，但在涉案船舶已经抵港停靠码头的情况下，原告可以通过向海事局申请或向法院申请强制令等方式先行卸货，原告所称的损失系因其消极被动等待所致；4、涉案合同并未就货物抵港期限及迟延交货加以约定，故并不成立迟延交货，且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即便因迟延交货造成损失的，承运人的赔偿额也应以运费数额为限，原告诉请的损失明显超出运费数额，不符合违约损失的可预见规则。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所提交的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1、《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原告租用被告的“腾峰28”轮将四根钢管桩从江苏射阳运输至张家港。2、编号为6907570884的银行电子回单一份，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付清运费。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中的合同实际签订于2019年10月16日，当时航次运输已经完成，被告是为收款需要才签订该合同，实际都是刘红星个人与原告就运输事项进行协商，被告并不知晓相关情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系产生于原、被告之间，被告对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将结合在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第二组证据：3、签订于2019年9月10日的《水路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以证明原告向案外人南京丝路源通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船务）租用“建扬诚祥”轮将四根管桩及抱桩机从张家港运至阳江，运费为2040000元。4、收货清单、船舶载运货物舱单、水路货物运单、重装码头场地堆装抱桩器货清单，以证明2019年9月24日前后“建扬诚祥”轮在张家港装货的情况。5、出港报告、进港报告，以证明“建扬诚祥”轮于2019年9月28日驶离张家港，于同年10月6日抵达阳江。6、备装通知及卸货通知，以证明“建扬诚祥”轮于2019年9月17日抵达张家港并可以备货，于同年10月6日抵达阳江并可以卸货。7、编号分别为6907569069、7001779034的银行电子回单两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以证明原告已向丝路船务付清“建扬诚祥”轮运费。8、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单，以证明在原告租用“建扬诚祥”轮之后，丝路船务就船舶装载的抱桩机及附属备件自张家港到阳江的运输进行了投保。被告对证据3到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认可表面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称运费实际支付时间、金额均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在涉案四根管桩未装船情况下，相应运费应予扣减，原告不应全额支付运费，对于该合同履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保单签发时原告已经更名，但保单上被保险人名称并未做相应变更，且从保险标的信息中无法看出是否包括涉案四根管桩。本院认为，证据3到6的真实性均为被告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均予认定。证据7显示，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向丝路船务开具1000000元的承兑汇票，并于同年10月16日、11月8日先后向丝路船务支付900000元、200000元，累计支付2100000元，关于付款金额为何超出合同约定金额60000元，原告解释称系因汇票没有到期且付款时间晚于约定时间，多付的60000元用于赔偿丝路船务因此所受的损失。本院认为，证据7中的费用支付虽未严格按照证据3中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但付费时间均在合同签订后“建扬诚祥”轮从事运输的期间前后，合同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对支付时间和金额加以微调，并无明显有悖常理之处，且被告并未证明原告支付的款项系支付案外其他费用；证据3中的合同为航次租船合同，从合同约定来看运费金额是固定的，并不因装船货物的数量或重量而有所调整，被告关于应扣除涉案四根管桩的运费的说法并无依据，此外，该证据与证据14中丝路船务出具的证明亦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已付清“建扬诚祥”轮运费的事实，本院对证据7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证据8记载的被保险人、保险标的、运输工具、运输路线等内容均可与合同约定相互印证，保单所载原告名称未及时变更，并不影响其证明力，保单中将保险标的记载为“抱桩机及附属备件”亦无明显瑕疵，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能够佐证原告原定租用“建扬诚祥”轮运输抱桩机及四根管桩从张家港到阳江的事实。第三组证据：9、签订于2019年10月15日的《水路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以证明原告向丝路船务租用“大件通运”轮将四根管桩从张家港运至阳江，运费为800000元。10、进港报告两份，出港报告一份，以证明“大件通运”轮于2019年10月16日抵达张家港，同年10月19日驶离张家港，同年10月27日抵达阳江。11、港口建设费专用收据，以证明“大件通运”轮为运输四根管桩于2019年10月18日向张家港缴纳吊装费4520元。12、编号分别为6970113895、7001779098的银行电子回单两份，以证明原告已向丝路船务付清“大件通运”轮运费。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均系原告为诉讼制作的材料，运费支付时间和金额均与合同约定不符，合同中从张家港到阳江的这段航程支付800000元运费并不合理。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内容涵盖原告与丝路船务签订合同、支付运费的情况，及“大件通运”轮进出港和缴纳港口费用情况，与原告证据14中丝路船务关于“大件通运”轮运费已付清的证明及证据16中关于“腾峰28”轮卸货后换装于“大件通运”轮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租用“大件通运”轮将涉案四根管桩从张家港运至阳江的事实，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予认定。关于运费支付金额，被告辩称付款情况与合同约定不符，但本院认为，原告在运输完成后数日内分两次支付了合同约定的800000元运费，虽付款时间较合同约定有所调整，但并无明显有悖常理之处，且丝路船务亦认可收到该部分运费，故本院对原告支付运费的事实亦予确认。第四组证据：13、原告工作人员陈春平与被告联系人刘红星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租用被告船舶运输涉案货物，被告安排的船舶于2019年9月中旬将四根管桩运至张家港，但该船因存在违法行为被张家港海事局扣押，原告无法卸货，直至同年10月中旬被告才通知原告可以卸货，但要求原告先将运费付清。被告认可证据13的真实性，但认为实际承运船舶并非“腾峰28”轮，而是刘红星找的一艘内河船“苏连云港货1668”轮套牌“腾峰28”轮从事涉案运输，该证据反映出卸货迟延原因是原告未及时就卸货事宜进行沟通且迟延支付运费，并非船方原因所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原告工作人员与刘红星就涉案航次运输进行沟通的情况。至于卸货迟延原因为何，须结合在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第五组证据：14、丝路船务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原告已向该公司付清“建扬诚祥”轮和“大件通运”轮的运费。被告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明》上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名，且原告与丝路船务存在长期业务往来，该《证明》系为起诉而制作的材料。本院认为，证据14能够与原告的证据7、证据12相互印证，佐证原告向丝路船务支付“建扬诚祥”轮和“大件通运”轮运费的情况，被告虽主张原告与丝路船务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未提供足以反驳原告付款情况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第六组证据：15、原告工商登记信息，以证明原告的名称变更情况。被告对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亦予认定。第七组证据：16、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港务公司）出具的《关于“腾峰28”轮相关情况的说明》，以证明“腾峰28”轮因涉嫌违法，于2019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5日期间被责令不得进行装卸作业。17、照片两张，以证明涉案“腾峰28”轮于2019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5日靠泊于无法卸货的泊位。被告对证据1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说明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处罚船舶为“苏连云港货1668”轮，“腾峰28”轮没有违法行为，且码头作为原告的关联交易方，其所出具说明的真实性存疑，原告也未提交海事局要求码头协助不得进行装卸作业的通知予以佐证；对证据17，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证据16系张家港港务公司作为案外中立第三方对涉案船舶停靠和装卸的事实经过所作说明，该说明内容与原告第二组证据中涉案货物卸下后换装“大件通运”轮的情况及原告证据13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出的涉案船舶抵港时间、船舶违法行为处理过程及卸货情况等能够相互印证，结合原、被告在证据交换和庭审中所作陈述及在案其他证据可知，该说明中所称的“腾峰28”轮，实系在船体上套牌“腾峰28”轮的“苏连云港货1668”轮。被告未能就其所称的原告与张家港港务公司之间的利害关系提供证据证明，也无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否定张家港港务公司所作说明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17能够与证据16的内容相佐证，证明套牌“腾峰28”轮的“苏连云港货1668”轮在张家港码头的停泊情况，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亦予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所提交的证据及原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1、《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以证明“腾峰28”轮系挂靠被告的船舶。2、苏海事罚字2019060601000821-1-1号《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以证明张家港海事局并未禁止“苏连云港货1668”轮卸货。原告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合同并不影响原、被告之间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但认为因“苏连云港货1668”轮存在违法行为，码头应海事局要求不安排卸货作业，导致卸货迟延。被告所举证据1、2的真实性均为原告认可，本院对此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亦予确认，证据1能够证明“腾峰28”轮和被告的挂靠关系，但证据2中《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系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系针对“苏连云港货1668”轮于同年9月26日未将船舶识别号在船体上永久标记或者粘贴所作的行政处罚，该通知书中并未提及“苏连云港货1668”轮作为内河船违法在海上航行以及套牌“腾峰28”轮的情况，并不能由该份通知书得出张家港海事局未禁止船舶卸货的结论，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查明：原告原名上海博强机械制造工程有限公司，自2019年9月11日起更名为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9月份前后，原告工作人员陈春平与刘红星就四根钢管桩自江苏射阳到张家港的运输事宜进行磋商沟通。随后，原告的四根钢管桩被装载于船体标识为“腾峰28”的船舶上运至张家港港新码头。原、被告均表示，前述船舶实际为内河船“苏连云港货1668”轮套牌“腾峰28”轮。2019年9月26日15时49分，刘红星发送微信消息给陈春平，称“卸货码头请关照一下，船名腾峰28”。当日16点50分，套牌“腾峰28”轮的“苏连云港货1668”轮抵达张家港并停靠在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5#泊位。张家港港务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出具说明称，在该轮靠泊码头后，张家港港务公司接到张家港海事局指令，该轮因存在严重违章违法行为，在处理结果出来之前，不得对其进行装卸作业；同年10月15日该轮船方称其违章违法行为已经处理完毕，经与海事局联系确认后，张家港港务公司安排该轮于2019年10月16日卸货，换装于“大件通运”轮。2019年10月12日，张家港海事局向“苏连云港货1668”轮的所有人赵占华发出苏海事罚字2019060601000821-1-1号《海事违法行为通知书》，称2019年9月26日在张家港危险品锚地检查发现该轮未将船舶识别号在船体上永久标记或者粘贴，为此对赵占华处以3300元的行政处罚。赵占华于同年10月13日在该通知书上签字，并表示放弃陈述申辩。在涉案船舶停泊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期间，陈春平与刘红星多次通过微信进行沟通。2019年9月28日，陈春平发送信息给刘红星，要求用合格的船，并询问海事部门那边手续没办好能不能走，刘红星回复称“目前运这个管子套牌28了，目前这个船是4200吨的”，并就涉案四根钢管桩自张家港到阳江的后一航次运输向陈春平报价530000元。随后，陈春平称，海事部门打电话说船还不能走，要求刘红星积极配合海事部门把问题解决掉。在后续二人的微信聊天中，陈春平多次催促刘红星尽快处理船舶问题，称钢管桩不能及时转运给阳江的项目造成很大损失。同年10月15日，刘红星通知陈春平当日下午可以卸货了，但要求其先付清运费，并发送被告账号要求其将运费付至该账号。2019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署《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托运人为原告，承运人为被告，联系人为刘红星，运输货物名称为钢管桩四根，航线为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射阳码头到张家港港新码头，船名为腾峰28，运费包干价为270000元（含9%增值税发票）。在托运人责任中约定，托运人负责货物的码头装卸工作，安排由海事认可的安全泊位。在合同签字盖章处，分别有原告的盖章和陈春平的手写署名、被告的盖章和刘红星的手写署名。同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运费270000元。在涉案货物运抵张家港之前，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与丝路船务签署《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租用后者的“建扬诚祥”轮将抱桩机及涉案四根管桩从张家港重装码头运至阳江风场——安全作业水域，运费为2040000元，受载期为“计划2019年9月15日前后，准确时间双方提前确认”，还就免费装卸时间和滞期费标准加以约定。合同第4条约定，合同签订时，支付合同总价的20%为定金，船舶抵达装货港装货时，托运人向承运人支付单航次运费的50%；船抵卸货港卸货结束前，托运人将尾款及滞期费（如发生）一次性付清。合同第9条约定，如任何一方因违约取消合同，违约方须向另一方按合同运费的20%支付取消合同费。2019年9月17日，“建扬诚祥”轮抵达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丝路船务为“建扬诚祥”轮所载货物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后者于2019年9月18日签发保险单，记载投保人为丝路船务，被保险人为上海博强机械制造工程有限公司，保险标的为抱桩机及附属备件，总保险金额为20000000元，保险费为20000元。因涉案四根管桩仍装载于“苏连云港货1668”轮上未能卸货，“建扬诚祥”轮在装载抱桩机本体及其他设备后，于同年9月28日驶离张家港并于同年10月6日抵达阳江。为支付前述合同项下运费，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向丝路船务开具了金额为1000000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面到期日为2020年3月18日；原告又于2019年10月16日、11月8日先后向丝路船务转账900000元、200000元。2019年10月14日，原告为运输涉案四根钢管桩，再次与丝路船务签署《货物代理运输服务合同》，约定丝路船务以“大件通运”轮为原告将四根钢管桩从张家港重装码头运输到阳江风场——安全作业水域，运费为800000元。同年10月16日，“大件通运”轮抵达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同年10月19日该轮驶离张家港，并于同年10月27日抵达阳江。同年10月18日张家港海事局开具的编号为1857386105的港口建设费专用收据显示，原告为“大件通运”轮缴纳港口建设费4520元，该轮装载货物名称为钢管（管材及附件），数量为1130吨。为支付前述合同项下运费，原告于同年10月31日、11月8日先后向丝路船务转账500000元、300000元。丝路船务于2019年12月11日出具证明称，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租用“建扬诚祥”轮的运费2040000元及同年10月15日租用“大件通运”轮的运费800000元均已付清。另查明，“腾峰28”轮在涉案运输期间为挂靠被告名下的船舶。被告与案外人方义平于2017年11月5日签署《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方义平委托被告经营管理“腾峰28”轮，方义平每年向被告支付船舶管理费用36560元及安全体系管理费50000元，委托管理期限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22年11月7日止。本院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一、原、被告是否就涉案运输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二、“苏连云港货1668”轮的卸货迟延是否可归咎于被告的违约行为；三、如果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因之遭受的损失如何认定。一、原、被告是否就涉案运输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虽然前期与原告就涉案航次运输事宜进行沟通协商的为刘红星，且被告称刘红星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刘红星在向货主揽货后，多次租用被告船舶从事运输，与被告存在较多合作。但刘红星在与原告沟通过程中自称“安徽腾达刘红星”，系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磋商涉案运输事宜，且在涉案货物运抵张家港之后，被告签署《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行为，说明其认可刘红星的行为，且表达了与原告就涉案运输订立航次租船合同的意愿。该合同中将刘红星记载为被告联系人，刘红星在被告盖章处代表被告签字，被告的盖章行为应当视为被告对此前刘红星代理被告与原告进行磋商沟通、安排运输等行为的追认。被告向原告收取运费的行为，也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原、被告之间订立的航次租船合同的真实有效性。被告作为一个商业主体，在签署合同时理应知晓签约行为对其产生的法律约束力，以及相应设立变更民事权利义务的效果。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谨慎签署合同，并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被告关于其签署合同仅系为收款需要、其在本案起诉之后才了解运输情况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虽然原、被告间的《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签署于船舶抵港之后，但事后补签合同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本院认定，原、被告就涉案运输成立以涉案《航次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为证明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双方均应遵循诚信原则，严格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苏连云港货1668”轮的卸货迟延是否可归咎于被告的违约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在2019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6日期间，“苏连云港货1668”轮一直停泊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却未能卸货的原因是，“苏连云港货1668”轮是一艘内河船舶，不具备沿海航行的条件，却套牌“腾峰28”轮从事沿海运输，将涉案货物从江苏射阳运至张家港，为此，海事局指令张家港港务公司在处理结果出来之前，不得对其进行装卸作业。因此，“苏连云港货1668”轮的卸货迟延，是其因套牌和超航区航行行为被海事部门处理所致。被告虽辩称卸货迟延系因原告未及时安排卸货、未准时支付运费所致，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事实上，在2019年10月15日船方违法违章行为处理完毕之后，刘红星于当日通知原告支付运费，原告在次日即付清，并不存在迟延支付运费的情况。被告还辩称，原告本应通过向海事局申请或向法院申请强制令等方式先行卸货，但原告怠于采取前述行为，由此所致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在“苏连云港货1668”轮因违法航行行为被查处的情况下，对原告而言，诉诸于公权力机关处理相关纠纷，系原告的权利而非义务，且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如诉诸于海事部门或法院处理即必然能实现卸货的目的，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作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出租人，无论其以合同约定的“腾峰28”轮抑或其他船舶从事涉案运输，被告均有义务保证实际载货船舶是一艘合法适航适货的船舶。实际载货船舶“苏连云港货1668”轮是一艘内河船舶，却套牌“腾峰28”轮违法从事沿海运输，并因此被海事部门处理导致卸货迟延，这种卸货迟延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货物迟延交付，是因被告作为出租人违反了提供合法适航船舶的基本合同义务所导致，被告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便如被告所称，其在不知晓“苏连云港货1668”轮套牌和超航区航行的情况下即盲目轻率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被告自行承担。此外，被告虽主张其收取的运费金额远低于运费市场价，足以推断出原告明知从事涉案运输的是内河船，但一方面被告并未就其所称的运费市场价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在案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原告明知且同意被告以内河套牌船从事涉案运输。因此，被告未能依约提供合法适航的船舶承运原告的货物，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就由此所导致的卸货迟延承担向原告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三、如果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因之遭受的损失如何认定原告在涉案四根钢管桩尚未运抵张家港之时，即已租用丝路船务的“建扬诚祥”轮用于将涉案四根钢管桩及抱桩机自张家港运输至最终目的地广东阳江。正常情况下，原告可将四根钢管桩装载于“建扬诚祥”轮完成转运，只需要支付“建扬诚祥”轮的运费。在涉案钢管桩因“苏连云港货1668”轮存在违法航行行为待查处而不能及时卸货的情况下，原告因不能确定“建扬诚祥”轮的后续等待时间，综合权衡考虑各方面成本，作出让“建扬诚祥”轮先行驶往阳江的决定，是其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适当措施。在“建扬诚祥”轮驶离之后，原告另行租用“大件通运”轮将涉案四根钢管桩转运至阳江，并为此支付的“大件通运”轮的运费是因被告的违约行为所额外发生。虽然被告抗辩主张因涉案钢管桩未装载于“建扬诚祥”轮，原告所支付的“建扬诚祥”轮运费也相应扣减，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实际支付的“建扬诚祥”轮的运费因未装载四根钢管桩而减少，且从原告与丝路船务订立的合同内容来看，该合同为固定运费的航次租船合同，并不存在运费金额因载货量减少而减少的约定，被告所指出的合同第9条是取消合同情况下的违约责任约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且在案证据也证明了原告实际向丝路船务支付的费用金额超出了合同约定的2040000元。被告还抗辩称因丝路船务并未就“建扬诚祥”轮的涉案航次向原告收取滞期费，可以反推该费用支付情况不真实。本院认为，“建扬诚祥”轮就该航次是否有权收取滞期费尚无定论，即便存在滞期费，丝路船务和原告也有权自行协商处理相关费用支付情况，被告试图以此为由否定订约和费用支付的真实性，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被告的前述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原告支付的“大件通运”轮的运费系因被告未能依约提供合法适航的船舶承运货物所造成的额外损失，也系被告在订约时可以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虽然被告主张原告支付的800000元运费明显高于市场价，但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被告关于参照海商法关于迟延交货的规定处理损失赔偿的抗辩亦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被告应就其违约行为向原告赔偿运费损失8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800000元。如果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00元，由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博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安徽省腾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帆审 判 员  王金凤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龙 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