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27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蠡县鲍墟乡西莲子口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35336123311N。 法定代表人：陈立杰，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红敏，河北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延坤，男，198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邸东清，男，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梓暄，女，198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剑飞，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玉立，男，198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君，河北奎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斌，河北奎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鸥公司）、上诉人张延坤因与被上诉人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立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芳、佟红敏、上诉人张延坤，被上诉人邸东清、徐梓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剑飞、被上诉人田玉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君、王慧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鸥公司上诉请求：1.除判令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连带给付北鸥公司货款868550元外，敬请中院对涉案2016年1-6月的所欠货款207650元和147件貂皮价值1107100元未予给付（共计131475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并判令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对上述债务依法承担连带给付义务；2.一审诉讼费、保全申请费、保险费和二审诉讼费等由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依法承担。事实和理由：1.交易过程。2016年1月初，经人介绍与四被上诉人认识，双方口头约定：服装单价计算标准为：每件衣服均有Ｐ160＋两位或三位数码检验号，该Ｐ160后的两位或三位数码乘以100，即为该件服装的价格，如检验号为Ｐ16078的貂皮大衣，其价格即为78Ｘ100＝7800元，该行业定价亦是如此，貂帽150元一顶。供货方式为邮寄和送货上门，由于双方是初次合作，为了表示诚意，上诉人允许被上诉人销售不出去的衣物可以退货。2016年1月11日即阴历2015年底，双方开始有业务往来。四被上诉人开始是在长春市朝阳区南郡水云天一栋110精品服饰店试营业，收件为被上诉人张延坤，其中一份快递单为2016年4月13日。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底，四被上诉人在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柜台继续经营，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签约人为张延坤，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签约人为邸东清，收发人是被上诉人徐梓暄（又叫小雪，电话：139××××8833）。在涉案交易期间，与上诉人业务对接比较多的人分别是：2016年1月至6月，邸东清主要与上诉人对接、核实业务。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邸东清和张延坤主要负责与上诉人对接、核实全部业务；2017年9月后，徐梓暄主要负责与上诉人对接、核实全部业务。上诉人为了便于记账沟通就分三个时间段记账列表与被上诉人对账，上诉人会计在和徐梓暄对账过程中，2017年8月2日早上11：57分徐梓暄微信说2016年1月至6月的账先放放，先对其他的帐目。自2016年1月11日至2017年9月9日，上诉人共给四被上诉人发货貂衣、尼克服2427件（500件＋1777件＋150件）。其中，被上诉人返货1706件（473件＋983件＋250件），被上诉人销售721件貂衣、尼克服和168顶貂帽﹝27件＋503件（包括赠给徐梓暄的1件貂衣）＋191件﹞，货款共计5283800元。被上诉人共给付货款3250000元，尚欠上诉人货款2033800元。其中涉案未退货的147件貂衣，货款合计1107100元未付，被上诉人同意按照约定价格结帐。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邸东清、徐梓暄和张延坤是合伙人是正确的，未认定田玉立合伙人错误。（1）证人李某1证实四被上诉人系合伙与上诉人做生意，且四被上诉人均一致认可。（2）被上诉人田玉立于2016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10日，先后给上诉人指定账户打款12笔，共计货款900000元，被上诉人均认可，该事实充分印证了田玉立是涉案合伙人的客观事实。（3）2016年9月5日，被上诉人徐梓暄成立“长百北鸥公主”微信群，被上诉人田玉立在该群中对合伙业务积极进行组织、策划、管理和业务指导并激励员工，证明田玉立是涉案合伙人、而且是一个主要合伙人。（4）被上诉人的店员李某2和崔世亮通过视频和录音形式向法庭证实被上诉人田玉立是涉案合伙人，尤其是证人李某2作为邸东清的亲妹夫，在多次的录音、录像中均始终证实田玉立是该案件中的合伙人，其证人证言的效力是非常高的，更加有力的说明了田玉立是适格的诉讼主体。3.所有案涉款项是确定的，原审判决不认可2016年1月至6月的业务往来是错误的。（1）四被上诉人开始是在长春市朝阳区郡水云天一栋110精品服饰店试营业至2016年6月份，案卷中的部分快递单邮寄地址即是该上述营业地，收件为被上诉人张延坤，其中一份快递单为2016年4月13日。证明该期间双方是有业务往来的。（2）上诉人会计在和徐梓暄对账过程中，2017年8月2日早上11：57分徐梓暄微信说2016年1月至6月的账先放放，先对其他的帐目。（3）2016年7月，四被上诉人在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柜台继续经营，上诉人和徐梓暄对帐，被上诉人确认欠上诉人货款207650元，言明正常经营后给付该款项。证人李某1作证说2016年8月底，上诉人的法人陈立杰带3名员工李某1、齐小培、赵汝山等人给被上诉人送货，同时和徐梓暄对账，把被上诉人到长百经营前的帐全部对起来了，欠上诉人20来万，但没有打手续，四被上诉人对该证人证言均认可。（4）上诉人提交的余姚朗霞支行出具的户名为王超的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复印件是2017年9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次对账时打印的，该明细清单清楚的记载了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货款的情况，2017年9月与被上诉人邸东清在长春对账时，邸东清对货物的明细情况、货款数额及其欠款数额均再次认可，但没有给上诉人出具书面手续，并说2016年初的货款等长百店经营红火后再慢慢还，现在先给在长百店经营的货款，故该笔货款一直搁置着，上诉人会计记账时都是单独分着记出来。因对账时该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原件被被上诉人留下了，故上诉人手中只有该复印件。一审中，被上诉人对该复印件的真实性均认可。4.在交易过程中，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送货或者发货过程中均附有所发货物清单，该清单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以便核对（这是基本常识），所以总共衣物清单是确定的。被上诉人的销售明细也是根据具体销售件数、货号、约定的单价结算货款，被上诉人退回上诉人的衣物也是具体、明确、双方核实好的，说明双方当事人均是按约定价款履行合同的，涉案147件衣服的价款应该是1107100元，故该款项是确定的。5.2017年9月27日的对账单，是按照双方的价格约定计算方式结帐的，说明被上诉人对涉案单价的计算方式认可，没有异议。除去2016年1月至6月的那笔帐外，至2017年9月27日，被上诉人共欠上诉人货款726600元。至于扣除的150000元货款，上诉人主张计算在147件未结帐的衣物里面。6.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适用了不当的法律规定，敬请中院依法撤销，并依法公正判处。 张延坤辩称，我认为一审认定我与邸东清、徐梓暄夫妻二人是合伙关系是错误的，因为我没有参与任何经营，只是帮朋友邸东清租赁柜台，按照长春百货大楼的要求，提供银行卡号代理转账，邸东清、徐梓暄夫妻二人在一审中也认可，本人除了没有参与任何经营外，也没有参与任何利润分配，这一点可以从我的银行卡流水中看出来，长春百货大楼要求，谁签的合同，必须将销售款打到谁的银行卡中，邸东清、徐梓暄二人在长春百货大楼前期销售款，即从2016年9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期间，长春百货大楼分别向张延坤工商银行卡号62×××27的账户中汇款18次，共计销售款项3228788.6元。在此期间，本人也按照邸东清的要求，分别将上述款项分次汇入了两个不同的账号中，第一个账号是：王超工商银行卡号62×××38先后十次共汇入175万元，（另有10万元为邸东清与张延坤的借款共计汇入185万元），一审中北鸥公司也确认这个数字。第二个账号是：马红燕建设银行卡号62×××00的账号，分别汇入8次，共计82万元（其中6次是直接汇入，2次是转入张延坤交通银行卡里，后用手机银行汇入）。在此期间，因邸东清请求，分别以不同形式先后偿还了田玉立帮邸东清夫妻二人代转款的90万元（其中直接从与长春百货大楼的结算卡中转出25万元，其它以垫付、提现或转至张延坤其它卡中再次转账的方式偿还，这在其与田玉立的银行流水中有体现，且双方认可），至此这3项支出共计357万元，从银行卡流水中可以看出，张延坤并没有参与利润分配，并且将包含成本和利润的所有销售款项按邸东清、徐梓暄的要求汇入了其指定的账号中，并超出了额度。因此，与邸东清也形成了债务关系。在此期间，受邸东清委托转账主要是两个账号，其中一个账号是王超（即厂家的账号），另一个即马红燕（邸东清的岳母，徐梓暄母亲的账号，当时是邸东清本人在使用），在2017年1月5日后，长春百货大楼再没有向张延坤转过任何资金，也没有和张延坤发生过任何财务接洽，至此从2017年1月5日后所有业务收入均打入了邸东清、徐梓暄夫妻管控的账号，均由他们自行分配管理，与张延坤并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次与长春百货大楼签订的合同，也是由邸东清本人直接与长春百货大楼签订的独立合同，张延坤没有与百货大楼签订续约合同，张延坤本人也多次去长春百货大楼要求其出示邸东清与长春百货大楼签订的合同原件，和一年前张延坤与百货大楼签订的合同原件，以证明这两份合同，是完全独立的两份合同，并非续约合同，但都被长春百货大楼以各种理由拒绝。因此，张延坤向法院申请调取以上证据，帮助查清事实，基于以上事实，上诉人张延坤只是帮助朋友邸东清代租柜台，并按其要求，将转入其卡内的资金转出，并没有参与任何经营管理，且没有参与任何利润分配，更是对邸东清、徐梓暄所欠北鸥公司货款一事毫不知情，在2016年至2017年之间，因邸东清业务需要，先后几次向张延坤借款，形成了30万元的债务关系，经张延坤多次索要，邸东清于2017年11月11日承诺于2018年6月30日一次性还清并于当天重新签订了借条，这份借条签订时，邸东清、徐梓暄仍然在长春百货大楼经营着皮草生意，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两人属于朋友关系，并非合伙关系，在此本人向法庭提供，以上所说的银行流水，欠条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书中所提（2017年4月10日徐梓暄微信北鸥公司要求陈立杰写一个授权书，授权给张延坤在长春百货大楼7楼销售北鸥公主皮草），是因为代签合同所致，不能就此认定张延坤为合伙人，另判决书中所提“徐梓暄微信北鸥公司称去年给北鸥公司结过多少钱，自己是真不知道，要张总去银行打流水”，也是这个原因。至于判决书中所提“张总出门了，过两天回来，然后把广告费、柜台费、人员开销全部加在一起赔多少钱，股东一平均分，把赔的钱拿出来就给北鸥公司返回去”，明显是邸东清、徐梓暄拒绝付款的托辞，张延坤本人并不知情，与张延坤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根据以上片面之词，认定合伙人关系，认为这是张延坤自始至终参与北鸥公主品牌皮草的经营证据，于法无据。 邸东清、徐梓暄辩称，对于上诉请求不予认可，我方坚持一审答辩意见，鉴于北鸥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我方没有补充意见。 田玉立辩称，我不是合伙人。证人李某1是北鸥公司员工，有利害关系，田玉立转入指定账户的90万元是张延坤个人借款。张延坤向我借款50万元，并让我打入指定账户，后张延坤于9月5日归还我25万，9月8日归还25万。张延坤向我借款40万元，让我打入指定账户，张延坤当日归还我19万。我进入微信群的个别发言，不能证明合伙关系。李某2和崔世亮未到庭，其二人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邸东清夫妻一审认可是夫妻二人经营。长春长百集团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我不是合伙人，我也未享有过合伙人的权利。 张延坤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635民初72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张延坤给付原告蠢县北鸥装革制品有限公司货款868550元，并依法改判；2.北鸥公司、邸东清、徐梓暄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张延坤与邸东清、徐梓暄夫妻二人系合伙关系是错误的。张延坤没有参与经营，只是帮朋友邸东清代租柜台，按长春百货大楼的要求代为提供银行卡号，代为转帐，对于邸东清、徐梓暄所欠北鸥公司货款并不知情。并且所欠货款均发生在2017年7月l日以后，即邸东清与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期间，本案欠款与我方无关，张延坤没有参与利润分配。事实上，张延坤仅是代为转帐，并没有参与利润分配。没有任何的收益。微信里提及“张总”，显然是邸东清、徐梓暄拒付货款的拖辞，不能仅以此做为认定合伙的依据。一审庭审中，邸东清、徐梓暄也否认与张延坤存在合伙关系。若张延坤为合伙人，邸东清、徐梓暄做为合伙人不可能否认这一事实，因为多一个合伙人，则多一人分担风险。将张延坤列为一审被告，是北鸥公司为了实现债权转嫁风险的一种手段。2.对一审认定的货款数额有异议。一审法院仅通过北鸥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认定货款数额，是不妥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删除的，有张冠李戴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微信聊天，认定货款数额，显然不妥。 北鸥公司辩称，一审认定张延坤系涉案合伙人是正确的。长春长百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徐梓暄微信聊天记录、崔世亮和李某2的证人证言、银行打款记录能够证实张延坤作为大股东，负责合伙财务账目和各方面关系协调管理。一审中法院责令张延坤提交证据，张延坤至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张延坤对一审认定的货款数额提出异议不能成立。 邸东清、徐梓暄辩称，对其内容，与我方无利害关系，我方坚持一审答辩意见。 田玉立辩称，田玉立不是合伙人，对其内部合伙情况不便发表意见，请法院依法认定。 北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连带给付北鸥公司货款2033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申请费、保险费等由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鸥公司经营制造、加工、销售裘皮服装等皮草制品生意，其服装品牌为“北鸥公主”。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张延坤和邸东清在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租赁柜台销售北鸥公司该品牌的服装，其中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租赁合同为张延坤所签，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租赁合同为邸东清所签，日常业务往来由邸东清之妻徐梓暄（又名小雪）负责与北鸥公司联系，双方口头约定卖不出的服装予以退货。2016年9月5日“长百北鸥公主”微信群建立，2016年9月8日，田玉立在微信群里进行业务指导。2017年4月10日徐梓暄微信北鸥公司，要求陈立杰写一个授权书，授权给张延坤在长百七楼销售北鸥公主皮草，并称等邸总回来才能安排广告时间；2017年9月9日，徐梓暄微信北鸥公司称，去年给北鸥公司结过多少钱自己是真不知道，要张总去银行打流水，张总出门了过两天回来，然后把广告费、柜台费、人员开销全部加在一起，赔多少钱股东一平均分，把赔的钱拿出来就给北鸥公司打过去；2017年11月23日，徐梓暄与北鸥公司约定收货地址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路人民大街1881号长百大楼七楼北鸥公主徐梓暄139××××8833；2017年11月26日北鸥公司微信徐梓暄，向被告发貂帽129个，单价为每个150元。庭审中北鸥公司认可卖出91个，退回38个，共计货款13650元；2017年12月1日，徐梓暄与北鸥公司微信对账，徐梓暄称：“九月份五件，33000.十月份九件66100.十一月份13件64800三个月共计27件163900你看看对不对”，北鸥公司对欠款数额表示认可；2017年12月6日，北鸥公司微信发送徐梓暄对帐表格一份，载明：邸总＋张总576600元，邸总个人207650元，小雪9月份销售33000元、10月份销售66100元、11月份销售64800元，合计163900元，累计948150元，徐梓暄称邸总那二十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质疑衣服价格过高，北鸥公司解释是2015年的貂衣、尼克服和帽子，徐梓暄不认可。徐梓暄通过微信向北鸥公司发送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载有日期、销售数量、金额，自2016年8、9月份至2017年8月份，货款合计3647000元，已付款共计2950000元，未付款共计697000元，该对账单备注处载明：“备注：2017.5-8月份销售差价29600元不在其内。697000+29600=726600元726600-150000=576600元截止2017.9.27”徐梓暄称只认可这一笔，北鸥公司认为对账单仅是部分货款，徐梓暄未进行回复；2018年1月2日，徐梓暄向北鸥公司发送2017年12月份对账单一份，销售18件退回一件，货款共计114400元，北鸥公司主张是114900元，徐梓暄未认可；2018年3月31日北鸥公主品牌从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撤柜。2018年5月17日告徐梓暄与北鸥公司微信对账，双方确认未结帐的衣服共计147件，同意按照约定价格结账。上述事实，北鸥公司提交双方微信记录予以证实。北鸥公司主张双方交易习惯为每件衣服的价格为检验号P160后的两位数乘以100，147件衣服共计货款1107100元，不予认可，称合作过程中对商品的数量型号及具体的销售金额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北鸥公司与徐梓暄通过微信协商确定，北鸥公司方指定收款账户为王超工行浙江省慈溪市周巷支行账户。2016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10日，田玉立向北鸥公司指定账户转账共计12笔，转款数额为900000元。2016年9月19日至2017年5月7日，张延坤 向北鸥公司账户转账共计12笔，转账数额为1850000元；邸东清于2017年9月27日向北鸥公司转账150000元，2017年12月15日向北鸥公司转款50000元，2018年1月4日，徐梓暄向北鸥公司转款50000元，2018年1月16日，邸东清向北鸥公司转款50000元。上述事实，由北鸥公司提交的王超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和田玉立提交的交易明细和银行流水予以证实。北鸥公司提交北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杰与邸东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李某2、崔世亮、田玉立的通话录音、北鸥公司库存单据和销售清单，并申请北鸥公司员工赵汝山、李汉民、李某1、齐小培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张延坤系合伙关系，欠北鸥公司货款2033800元。邸东清、徐梓暄否认与张延坤、田玉立系合伙关系，称系邸东清、徐梓暄二人经营，对银行流水数额无异议，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是双方对货物的数量进行核对，但并没有达成一致，微信中双方对货品的数额及金额并未达成一致，通话录音没有显示具体的货物数额，且对通话录音不认可，主张非二被告陈述。对北鸥公司提交的库存单据和销售单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均不认可，主张系北鸥公司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的签名或其他确认记载。对四位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均为北鸥公司的员工，其证言的真实性受北鸥公司影响，不足以作为单方证据。张延坤主张自己和邸东清及李某2有红木合作生意，系为邸东清代租柜台，不能证实自己系该案股东，该案与自己无关。对银行流水数额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实，认为通话录音并不是自身的陈述，与自己无关。田玉立称自己不是合伙人，否认自己在微信群里进行指导，主张该案与自己无关。对银行流水数额无异议。 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因为法院查封了自身的账户，才和北鸥公司进行联系的。田玉立提交其与张延坤的银行转账记录和转账情况说明，证实其系受张延坤之托进行转款，后张延坤多次向田玉立还款690000元。邸东清、徐梓暄对该银行转款记录和汇款事实无异议。北鸥公司主张该证据未在举证期间提交，系虚假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银行交易明细的起止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但其出示仅为9月的5日至10日这6天的银行流水，不具有完整性；同时认为银行流水与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合伙的事实相印证，田玉立负责合伙业务的账目。审理中，依北鸥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冻结张延坤中国工商银行吉林大路储蓄所账户42×××14、中国银行长春湖西路支行账户16×××30ＣＮＹ0中的相应存款。并于同日冻结田玉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秦岭路支行账户50×××77、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红旗街支行账户62×××52_000001中的相应存款，冻结期限均为一年。 一审法院认为，邸东清、张延坤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在长春市商场租赁柜台销售北鸥公司北鸥公主品牌皮草服装（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租赁协议系张延坤所签，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租赁协议系邸东清所签），徐梓暄自始至终参与经营，该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予以确认。徐梓暄、邸东清认为系代卖关系，但就具体代卖协商内容以及利润返款情况表述不明，故对其主张不予认定。长春市商场证据显示张延 坤租赁柜台售卖北鸥公司北鸥公主品牌，且张延坤2016年9月19日至2017年5月7日，向北鸥公司转账12笔共计1850000元。徐梓暄微信中也曾要求北鸥公司授权给张延坤在长百七楼销售北鸥公主皮草，确定被授权人为张延坤。徐梓暄微信当中认可“邸总＋张总576600元”，且称去年给北鸥公司结过多少钱自己是真不知道，要张总去银行打流水，赔多少钱股东一平均分。上述证据表明张延坤自始至终参与北鸥公主品牌皮草的经营，其主张自己未参与经营理据不足，不予认定，应认定张延坤为合伙人之一。关于田玉立是否是合伙人的问题，田玉立虽向北鸥公司进行银行转账，并不能说明转款人即为合伙人，且张延坤认可系其委托田玉立向北鸥公司转账，北鸥公司虽提交了证人证言及录音，但证人均为北鸥公司员工，录音均为间接证据，证据效力较低，本案中无其他证据证实田玉立参与经营，故北鸥公司认为田玉立系合伙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货款的问题，北鸥公司虽主张所欠货款为2033800元，但提交的发货清单和库存单据均没有被告的签名或其他认可货款的记载，故对该数额，不予认定。从北鸥公司提交的与徐梓暄的微信记录中，可以确定的货款数额为：1.2017年11月23日，北鸥公司向徐梓暄发货貂帽129个，每顶帽子150元，北鸥公司认可卖出91个，返还38个，共计货款13650元；2.2017年12月1日，双方认可九月份五件，货款为33000；十月份九件，货款为66100；十一月份十三件，货款为64800；三个月共计27件，货款为163900元；3.2018年1月2日，双方认可2017年12月份的货款为114400元；4.2018年7月，双方再次在微信上对货款对账，对账单显示截止到2017年9月27日双方的未结货款为576600元。上述四项微信记录可以确定的被告未付货款共计868550元，应由邸东清、徐梓暄、张延坤进行偿还。被告未给北鸥公司结账的147件衣服，北鸥公司主张双方交易习惯为每件衣服的价格为检验号P160后的两位数乘以100，147件衣服共计货款1107100元，被告不予认可，称合作过程中对商品的数量型号及具体的销售金额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因147件衣服系多次交易所剩衣服，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具体型号、价格，本案暂不作处理，北鸥公司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起诉主张权利。根据北鸥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自2017年11月23日被告欠上述货款之后，共计向北鸥公司转款150000元，诉讼双方结算147件衣服货款时应从中予以扣除。北鸥公司主张被告2015年貂衣、尼克服和帽子欠货款207650元，被告不予认可，北鸥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不予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被告邸东清、徐梓暄、张延坤给付原告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货款868550元。二、驳回原告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超出上述数额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对被告田玉立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70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共计28070元，由被告邸东清、徐梓暄、张延坤负担11987元，由原告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6083元。” 本院二审期间，北鸥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徐梓暄与上诉人会计的微信截图，证明2016年1月至7月的涉案货款共计207650元，四合伙人尚未给付北鸥公司。（1）证据是2017年8月2日早上11:57的微信截图，其中徐梓暄说2015年的先放一边，就说我们卖货的账，现在就有出入，证明徐梓暄承认2016年1月至7月的货款没有给付北鸥公司的事实。（2）证据2017年12月6日早上11:37分徐梓暄与北鸥会计康芳的微信截图，证明四合伙人没有给付北鸥公司2016年1至7月份的涉案款项，共计207650元，因当时，是邸东清与北鸥公司对接，为了便于记账，北鸥公司分段记账，记为邸总个人207650元，分别是193000加14650，其中193000是貂衣和尼克服的货款，14650元是销售77顶貂帽的货款，该截图中，对该内容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康芳说这样你能看明白吗，徐梓暄说看懂了，中间是前面的对吧，康芳说对，我给你们都分开记了，也有累计的总数，徐梓暄说嗯好的，看懂了。证明徐梓暄承认2016年1至7月份的货款207650元尚未给付北鸥公司。（3）证据，2018年5月20日早上10:39分徐梓暄与康芳的微信截图，徐梓暄称邸总让20万，我都不知道是咋算的，我也问过他，他说就差几万块钱，没有那么多，康芳说邸总的20万是2015年的貂衣和尼克服的还有帽子的货款，证明被上诉人邸东清、徐梓暄均承认没有给付北鸥公司2016年1月至7月的货款。（4）微信截图，是2017年1月6日14:45分的对账截图，其中，康芳与徐梓暄就2016年1月至7月的货款和2017年9月10月的货款进行了对账，还有2017年9月27日的结算单，进行对账，该结算单在一审当中，徐梓暄认可，并由一审法庭予以认定，第三张图片是2015年邸总销售明细，因为2015年阴历也就是201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货物明细，其中，准确的记载了货品的款式，规格，品名，色号，底价，价格，其中，底价是双方根据行业习惯约定的批发交易价格的确定，该行业习惯约定，按检验号后两位或后三位的数码乘以100，即为批发交易价格，确定了底价。明细中的价格，是涉案货品的吊牌价，其中，底价是我们和四合伙人的交易价，该微信截图中，徐梓暄称好的，账我收到了，证明徐梓暄作为合伙的代表人对2016年1月到7月的账目与北鸥公司进行核对，并认可无误，其中第二个截图里第二张照片清楚的显示，2015年的貂衣和尼克服价款是193000元，貂帽是14650元。第二组证据是两组书证。（1）肃宁县民政局与2020年1月3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肃宁县裘革行业协会于2008年11月经民政局批准成立，法人叫库翔伟。（2）肃宁县裘革行业协会于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北鸥公司系该协会会员单位，裘革行业对貂裘制品的批发销售交易价格，有行业约定即检验号P160加两位或三位数码构成，该检验号数码的后两位或三位乘以100即为该件貂裘衣品的批发交易价格，从而说明双方的约定符合行业约定，并且交易双方均按该约定从事买卖合同关系。张延坤质证称：第一组证据，是他们双方的事情，这不是与本人的聊天记录，所以本人不知道其真实性，本人对电脑截屏不知情，上面提及的张总，我不知道是谁。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其用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来证实2016年的事情，不具备证明力。邸东清、徐梓暄质证称，该微信的记录及电脑照片均为一审开庭前应有的证据材料，在二审中，上诉人提出理应不予采信，该材料所有的内容均在一审中认可，一审在判决中已认定2017年9月27日双方的未结款为576600元，全部已包括，不可能在重复计算，而且，被告之前在微信中所说的“好的”，是收到微信的礼貌回答，并不是认可对方内容，我方对真实性、关联性都不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所谓的肃宁县裘革行业协会的标 准既不是国家强制标准，也非地方法规，被上诉人并不认可其关联性。田玉立质证称：第一组证据，因为田玉立不是微信聊天的联系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他们双方所提到的2015年的交易，田玉立也不知情，田玉立2016年7月份之前，不认识本案的上诉人。第二组证据，对于协会的这份证明，作为证人应当到庭质证，由于没有到庭，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因北鸥公司提交的第一组微信截图证据系一审中已提交的证据，邸东清、徐梓暄在一审中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北鸥公司出具的肃宁县裘革行业协会证明虽为书证原件，但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张延坤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邸东清给我书写的欠条，证明我们不是合伙关系，而是朋友关系。证据二、我的银行卡流水，证明，其流水充分说明了我和邸东清、徐梓暄不是合伙关系，而是代理转款。证据三、徐梓暄于2020年6月15日发给我的短信截屏，证明我们不是合伙关系而是朋友关系。北鸥公司质证称，证据一、没有原件予以核实，我方不认可其真实性。如果法庭认定该欠条是真实的，只能说明张延坤与邸东清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张延坤作为合伙人没有关联性，另一种可能是张延坤与邸东清相互串通，以借条的形式分配利润，故，该借条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我方不认可。第二个证据，该明细清单是否是原件，请法庭予以核实，如果是原件，该清单明确记录了张延坤向北鸥公司支付货款185万元的客观事实，充分说明张延坤系涉案重要合伙人。张延坤所称其给马红燕打款与我方没有关联。第三份证据，对其内容真实性我方不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邸东清、徐梓暄质证称，对借条的真实性 不予认可，其内容与本案无直接联系。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微信记录真实性，内容认可。田玉立质证称，对借条，田玉立不是借条当事人，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能够证实田玉立与张延坤只是借款关系。对于微信截图，不是当事人，不发表质证意见。因张延坤提交的“欠条”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邸东清、徐梓暄、北鸥公司均不认可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对张延坤提交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北鸥公司虽不予认可，但认可张延坤给其转账185万元的事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银行流水不足以否认张延坤合伙人身份，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延坤未提供微信家庭的原始载体，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涉业务始于2016年1月份（阴历2015年底），在2016年7月1日张延坤租赁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柜台前，北鸥公司多次发送货物到长春市朝阳区郡水云天一栋110精品屋，发货单记载收件人为张延坤，联系电话为139××××4768，张延坤对该地址及电话系其地址和电话不持异议，其在一审中称“记不清是否收到货物，记不清收到什么东西”。在二审中张延坤否认其收到货物，其认可帮邸东清给北鸥公司发过一份快递。邸东清、徐梓暄认可2015开始零散的销售北鸥公司的货物。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北鸥公司主张2016年1月至 6月的欠款207650元未给付，其提交的2017年8月2日11时57分北鸥公司会计康芳与徐梓暄的微信截图，徐梓暄说“…15年的先放一边，就说我们卖的货的账，现在就有出入…”；2017年12月6日11时37分北鸥公司会计康芳向徐梓暄发送2016年1月至6月的欠款207650元的对账单，康芳问徐梓暄“这样你能看明白吗”，徐梓暄说“看懂了，中间是前面的对吧”，康芳说“对，我给你们都分开记了，也有累计的总数”，徐梓暄说“嗯好的，看懂了”。上述微信内容虽能够证明徐梓暄认可拖欠2016年1月至6月货款的事实，但徐梓暄并未认可欠款的数额。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在一审中对李某1的证言并未认可，北鸥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2016年1月至6月欠款数额为207650元证据不足。故此，本院在本案中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关于剩余147件货物的问题，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张延坤、邸东清、徐梓暄、田玉立对该数额均未提起上诉，应视为服判。一审法院未支持北鸥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判令其另案主张，是因为北鸥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品种、型号及单价，一审法院判令其另案主张并无不当。其在二审中虽提交了行业协会证明，但该证明仅是对会员的要求，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充分证明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且亦不能证实该部分货物的品种、型号，故本院对其主张亦不支持。 第三，案涉业务始于2016年1月份（阴历2015年底），在2016年7月1日前（张延坤于2016年7月1日开始在租赁长春长百集 团有限公司柜台），北鸥公司多次发送货物到长春市朝阳区郡水云天一栋110精品屋，收件人为张延坤，联系电话为139××××4768，张延坤对该地址及电话系其地址和电话不持异议。二审中，张延坤虽认可在此期间只帮邸东清给北鸥公司发过一份快递，否认其收到货物，但其在一审中称“记不清是否收到货物，记不清收到什么东西”、“不清楚了”，其对是否收到货物并未否认。2016年9月5日徐梓暄组建“长百北欧公主”微信群，张延坤系该群成员之一，2017年4月10日徐梓暄微信北鸥公司，要求北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杰写一个授权书，授权给张延坤在长百七楼销售北鸥公主皮草，2017年9月9日徐梓暄微信北鸥公司称，“咱们先负责把账对好，结账的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去年给北鸥公司结过多少钱自己是真不知道，要张总去银行打流水，张总出门了过两天回来，然后把广告费、柜台费、人员开销全部加在一起，赔多少钱股东一平均分，把赔的钱拿出来就给北鸥公司打过去，主要是赔钱了，他们要把所有的账都整明白在说。”2016年9月19日至2017年5月7日期间，张延坤向北鸥公司账户多次转账共计1850000元，并委托田玉立（2016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10日）向北鸥公司指定账户转账900000元。依据上述事实张延坤系邸东清、徐梓暄的合伙人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张延坤为邸东清、徐梓暄的合伙人并无不当。故此，本院对其不是合伙人、不应承担给付货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张延坤在上诉期间， 向本院申请调取长春长百大楼支付给其及邸东清销售明细，因该明细不是决定其是否为合伙人的关键证据，且张延坤在二审庭审中已提交其与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明细，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受理。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李某2和崔世亮二人的证言虽证明田玉立为合伙人，但其二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且未经本案其他当事人同意以其他方式作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李某2和崔世亮二人的证言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妥。田玉立虽为“长百北欧公主”微信群成员之一，但北鸥公司提交的田玉立在微信群里的发言截图不足以证实其进行了业务指导，田玉立给北鸥公司的转款系受张延坤委托，田玉立提供的资金转账明细证实了张延坤偿还了其转给北鸥公司的款项，一审法院未确认其合伙人并无不当。为此，本院对北鸥公司提出田玉立系合伙人的主张亦不予支持。北鸥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查询田玉立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的全部银行流水明细，因田玉立在一审中已提交了其与北鸥公司的转账明细，田玉立的其他银行流水明细与案件事实及北鸥公司不具有关联性。故此，本院对北鸥公司的申请亦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北鸥公司、张延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 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632.75元，由上诉人蠡县北鸥裘革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张延坤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5.5元，由上诉人张延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 月 审 判 员  郑金梁 审 判 员  陈 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佟锡尧 书 记 员  王翔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