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44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强，男，197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湛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冼亚妹，女，197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湛江市。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芸，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易特，上海市徐易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宇琦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李梦琦，总经理。上诉人陈志强、冼亚妹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宇琦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琦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5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陈志强、冼亚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两上诉人之子陈龙与宇琦公司之间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宇琦公司管理人员陈车轩(已经认定工亡)和陈龙于2019年6月20日凌晨在为宇琦公司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身亡。宇琦公司知晓陈车轩持续超负荷工作的状态,陈车轩因工作疲劳要求宇琦公司外聘送货司机,但宇琦公司持续敷衍、推诿、且坚持要求陈车轩在其正常的管理职责之外、再负责夜间送货,导致陈车轩因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在副驾驶上的随车送货人员陈龙亦当场死亡。两人当场死亡及用人单位的推诿在客观上加大了上诉人举证难度。从陈龙的角度分析，陈车轩一直在宇琦公司任职后勤部经理;陈龙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间在宇琦公司工作,工作内容由陈车轩安排,工资由宇琦公司先转账给陈车轩、再由陈车轩向陈龙支付;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陈龙在宇琦公司的工作内容、工作安排与之前的工作经历完全一致，故陈龙有理由相信陈车轩是基于其后勤部管理人员的职权、为了宇琦公司的用工需求聘用陈龙为宇琦公司工作,陈车轩的聘用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再结合上诉人提供的陈龙2019年6月19日半夜至次日凌晨在宇琦公司仓库搬运货物的视频录像、陈龙与陈车轩就工作内容沟通的微信记录、垫付水果款的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及陈车轩与宇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梦琦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2019年3月至6月间宇琦公司与陈龙之间存在用工事实。从用人单位角度分析，陈车轩基于其后勤部管理人员的职位,有为宇琦公司的业务需要聘用人员工作的权利;客观上，陈车轩一人身兼数职，其工作量远超单个劳动者合理的工作负荷,招聘陈龙完全具备合理性和必然性。综合上述分析，陈车轩为宇琦公司招用陈龙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陈龙与宇琦公司之间实际发生用工事实，故陈龙与宇琦公司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事故发生后,宇琦公司非但没有积极弥补陈龙因此遭受的损失,还故意推诿本应由用人单位主动提供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包括合理安排工作、休息时间、安排必要的辅助人员的义务等),企图逃避其法定义务。上诉人作为劳动者陈龙亡故后的继承人应依法获得救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宇琦公司答辩称，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19年3月18日、4月1日会议记录显示，宇琦公司招聘人员由人事部负责，陈车轩没有招聘人员的权限，由李梦琦最后批准。2019年3月26日陈车轩与李梦琦微信聊天记录也可证实这一点，当天陈车轩提出让自己的弟弟陈龙承包宇琦公司分拣送货业务，李梦琦最终并未同意。从劳动报酬支付情况来看，2019年3月至6月期间，宇琦公司和李梦琦个人并未向陈龙支付过工资报酬，陈车轩亦从未以陈龙劳务费或工资报酬的名义向宇琦公司申请报销。在陈龙与陈车轩的聊天记录中，2019年4月29日至6月5日期间均无聊天记录，仅在2019年6月6日有一组对话，是两人约见面，如果陈龙是在给宇琦公司分拣送货的话，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沟通记录，可见陈龙在此期间没有为宇琦公司干活。2019年6月20日事故发生后，李梦琦并不知晓陈龙在事故车辆上，而上诉人以陈车轩工作超负荷作为陈龙为宇琦公司工作的理由，要求宇琦公司为此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显然没有依据。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志强、冼亚妹一审起诉请求：判令确认两上诉人之子陈龙与宇琦公司之间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鉴于案件争议事项明确，且一审判决书已送达双方当事人，故对于一审判决书中事实查明及判决理由部分，本院不再重复表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志强、冼亚妹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宇琦公司的工作人员知晓陈龙为宇琦公司工作的情况，且财务主动与陈车轩沟通陈龙等人工资的支付方式，向本院提供了2019年3月26日陈车轩与宇琦公司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财务要求陈车轩将临时工的工资按月上报以便财务结算，并询问“你弟他们，我听锦华说已经跟着干了10来天活，你是要按照临时工那样给结，还是办录用……”，陈车轩回复“我结给他们，正式工他们不做的”。宇琦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聊天记录中的公司财务在一审中亦是上诉人方的证人，与宇琦公司有矛盾，且在该聊天记录之前，同一天陈车轩与李梦琦就陈龙承包公司的货物分拣业务进行过沟通，李梦琦并未同意，由此可见陈车轩清楚知晓招人需要经过李梦琦的同意。上诉人另提供了陈龙与陈车轩2019年5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陈车轩向陈龙转账1,000元，证明陈车轩向陈龙垫付工资的事实，宇琦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微信内容并不能证明陈车轩代表宇琦公司支付工资。本院另查明，一审中，上诉人提供陈车轩与李梦琦在2019年3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关于陈龙入职宇琦公司，陈车轩与李梦琦当日曾在微信上沟通，并约定于次日当面沟通，李梦琦对陈龙为宇琦公司工作的事实状态是知悉并默许的。微信中，陈车轩表示，“我跟我弟弟那边谈过了，说给他两百一天，分菜加送货结束，分拣有错误他们承担费用，我也跟陈姐说过了，他这几天也跟过流程，他那边有两个人，有一个会开车，你看是否可行，不行我跟他们说”，李梦琦问“还有哪一个”，陈车轩答“跟他一起的，在深圳做过”，李梦琦回复“我明天和你面谈这个事”。宇琦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当时陈龙与案外人想承包宇琦公司的分拣和送货业务，但后来由于费用问题没有谈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质，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一经建立，则劳动者必须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将劳动力的支配权交给用人单位，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工作时间、任务等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劳动者的工作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或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等，可认定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主张陈车轩由于送货工作负荷过大，故招用其弟弟陈龙为宇琦公司从事配送货工作，此举符合宇琦公司的利益，亦属其后勤经理的职权范围，宇琦公司则辩称招聘员工系人事部的职权，陈车轩无权招聘员工，且事故发生后宇琦公司员工及法定代表人李梦琦等人并不知晓陈龙随车送货，故宇琦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更无与陈龙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分析，2019年3月26日，陈车轩分别与李梦琦和宇琦公司财务人员有过微信沟通，陈车轩向李梦琦提出安排其弟弟从事分拣送货业务，李梦琦并未直接应允；而当财务人员询问陈车轩是否需为其弟弟等人办录用并结算工资时，陈车轩表示“我结给他们，正式工他们不做的”，就陈车轩与宇琦公司沟通的情况来看，并无安排陈龙与宇琦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的意图。实际履行中，目前仅有2019年3月、4月期间陈龙与陈车轩的微信记录能够反映陈龙的工作内容，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至事故发生之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陈龙仍然从事上述分拣送货工作，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也仅一次，不足以证明陈车轩代宇琦公司垫付工资的事实。至于上诉人关于陈车轩作为后勤经理招用陈龙的行为构成劳动合同表见代理的主张。本院认为，陈龙与陈车轩本系亲属关系，陈龙对陈车轩在宇琦公司的职位、职权应当是清楚的，结合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间其在宇琦公司工作的经历，陈龙对2019年3月份接受陈车轩的安排至宇琦公司从事分拣送货工作，是否意味着即将与宇琦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应该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尽管陈龙实际从事的工作内容是宇琦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但其仅接受陈车轩的工作指令，工作时间并不固定，且持续时间较短，显然更接近临时性、松散型的用工形式，不符合劳动关系中双方之间通常具有的人身依附性、财产从属性特征。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陈龙与宇琦公司自2019年3月至6月期间建立了非全日制劳动关系，依据尚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志强、冼亚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黄达审判长 孙 斌审判员 邬 梅审判员 易苏苏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朱贝晰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