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02行初58号原告耿宇阳，女，198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南区。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7号。行政负责人柴智，政委（因法定代表人变更，已交情况说明）。委托代理人刘海勇，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关剑飞，系该单位工作人员。第三人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斯泰来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10号路6甲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6046138951。法定代表人滨口洋，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孟卫军，该公司法务部总监。第三人韩冬，男，198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原告耿宇阳诉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第三人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韩冬确认行为违法一案，于2020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及第三人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韩冬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耿宇阳，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刘海勇、关剑飞，第三人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孟卫军，第三人韩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耿宇阳诉称，原告于2008年12月25日入职安斯泰来公司，并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不定时工作制度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于2019年9月25日收到安斯泰来公司员工韩冬（原告直线经理）的邮件，内容为《关于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并且以旷工理由不予支付劳动赔偿金，原告要求查看证据并且给出合理说明，安斯泰来公司不予理会。原告于2019年10月25日提起劳动仲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并于2019年12月9日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安斯泰来公司提交一份原告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首席仲裁员当庭质疑来源，表示只有原告本人及法院可以调取，安斯泰来公司法务部人员及代理律师均不置可否，但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仍被采纳并出现在证据链条中，同时安斯泰来公司提供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也表示公司是根据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开除原告，并在纪要中同时写明东北大区人员调查并获得出入境记录，并非公司法务部人员孟卫军和李益娟。原告于2019年12月11日去被告单位，用本人身份证拿到一张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对比两份结果发现，格式版本不同，内容相同。在被告的三楼8号窗口，经询问，只有公检法办案机关才有权查询公民的出入境记录，企业不可查询打印。原告拿出安斯泰来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要求给出合理说法,并告知工作人员刚才的对话原告均录音录像。工作人员经查询表示未看到查询痕迹，并当场联系领导询问是否有人查询出入境记录，有一名叫姜冰的工作人员表示是她查询并开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原告要求见姜冰并给出理由，但她说忙，并表示她开具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是有合法手续，会调取给原告，让原告回去等消息。原告再次去被告单位要求查看合法手续及相关法条，直到下班前才终于见到姜冰本人，姜冰表示不认识韩冬，当日也并未出具相关合法手续及法条证明她的行为合法。原告于2019年12月13日再次来到被告单位，被告向原告展示安斯泰来公司的手续，包括一份介绍信及两名法务部人员身份证。原告发现介绍信内容中并未说明查询原告出入境记录的原因，也没有相关文件可以证明企业有权查询。原告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及《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均未写企业有权查询，并且被告有义务核实介绍信的真伪，被告认为如果原告觉得违法就去告他们，还提醒要去和平区法院，别走错了。原告分别在市公安局局长信箱及民心网投诉。后市公安局内部监察部门人员与原告联系做笔录，并回复原告：姜冰和韩冬认识，且开具公民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的行为是违法，但如果想要赔偿只能走司法程序，已给予姜冰党内行政处分。原告于2020年4月7日得到开发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书不支持原告的劳动赔偿金，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在证据链条中并被当庭采信。但是裁决内容刻意回避了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这明显是市公安局相关人员去劳动仲裁委员会沟通的结果。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合法利益，并且在发生此事件过程中，姜冰说谎态度恶劣，对原告造成身心伤害。同时被告的行为也违反《宪法》中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规定。原告在与被告工作人员交谈中，工作人员也表示会帮朋友查询出入境记录，通常是拍照，但不会开具带公章的查询结果。很显然，公民的隐私已经得不到保障！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入境管理法》、《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被告2019年8月23日开具原告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道歉。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诉讼合理开支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诉讼费等费用5000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由于出具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导致原告被解聘的劳动赔偿金451368.72元。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失费10000元。原告耿宇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安斯泰来公司处罚委员会决定书》，证明：答辩状中的描述为编造，事实是2019年8月23日，东北大区人员即第三人韩冬到被告处开具证明，在原告2019年12月11日去被告处了解情况后，被告才要求安斯泰来公司补交公函，造成了孟卫军、李益娟去申请调取的假象。2.《第三人韩冬与原告的邮件》，证明2019年8月23日第三人韩冬已经拿到了出入境证明，时间吻合，才要求原告回公司面谈。3.仲裁庭举证的《证据清单》，证明安斯泰来公司对出入境证明来源的合法性存在疑虑。4.安斯泰来公司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与原告开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形式不一致，证明被告出具的查询结果是截屏伪造，不是正规渠道出具，所以在系统中无查询痕迹。5.录音记录1，6.录音记录2，证明姜冰说企业可以查询公民出入境信息，而被告窗口人员却说只有公检法才能查询7.录音记录3，公安局答复案件调查结果，面对面答复内容，证明被告认为姜冰查询并泄露出入境信息的行为构成违规，已给予姜冰党内记过处分，时效12个月，扣除本年度绩效奖金。未给原告出具姜冰和韩冬口供，向原告告知如后续法院调取或需要监察人员出庭作证，监察人员可以配合法院。”（总计光盘1张）8.《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于2019年9月25日收到邮件及电话通知，原告于2019年10月1日收到此通知书。证明原告发邮件要求安斯泰来公司给予可以证明原告旷工的合理合法证据，安斯泰来公司不答复。9.沈开劳人仲字（2019）321号《仲裁裁决书》，原告申请的被安斯泰来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额451368.72元未被支持。10.《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五条，证明被告行为违反本法。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告可以一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八条、第十一条，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12.《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第十五条，证明被告行为违反本规定。13.诉讼合理开支相关票据包括交通费、诉讼费、法律咨询费、快递费，证明原告为诉讼支付了相关费用。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辩称，2019年7月1日,安斯泰来公司纪律检查部门工作人员孟卫军、李益娟到我局申请调取该公司员工耿宇阳的出入境记录。我局受理并留存了该单位公函和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在后续审核过程中,我局发现该公司公函内容不全需要补充,于是通知该单位重新出具公函。2019年8月23日,该单位将新的公函递交我局,我局于同日向安斯泰来公司出具了耿宇阳的出入境记录。耿宇阳认为我单位不应该给企业出具其出入境记录,并在局长信息和民心网进行投诉,并认为我局的行为损害其合法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行为虽构成违规,但未达行政违法程度。本案的起因,来源于我局内部认定有关民警违反《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下称《查询规定》)向安斯泰来公司提供原告出入境记录,并对该民警给予了纪律处分,进而使原告误认为我局该行政行为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本案中我局相关责任民警违反的《查询规定》是内部规范性文件,是公安机关为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而内部规定的用于约束所属工作人员的操作规范。原告认为“存在违规行为即构成违法”是对法律的曲解。我局行为主要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我局对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中获取的政府信息,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的职权。出入境记录属于我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中获取的政府信息,安斯泰来公司可以向我局申请公开。原告提出的相关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我局在本案中的行为与原告被第三人解除劳动合同一事不具有关联性,该后果是因原告违反工作纪律无故旷工导致,而非因我局提供出入境记录导致,故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据2、沈阳市政府法制办《关于确认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复函》；证据1、2证明被告是沈阳市公安局设立的内设机构，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的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我们可以负责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证据4、查询公函；证据5、查询人证件复印件；证据3-5证明，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信息以外，安斯泰来公司可以向我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且提交相应的手续。证据6、《国家赔偿法》第三人安斯泰来公司辩称，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企业调查企业员工涉及旷工的出入境记录；其向被告提出调查工作人员出入境记录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没有侵犯员工个人隐私的个人意图，即使被告在这个时候没有提出出入境记录，我们在后面的仲裁时也会向法庭提出申请；关于营商环境的改善问题，国家一直在提倡为企业营商提供更好的环境，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特殊的情况，比如像本案企业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维持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调取员工出入境记录的申请是一个合理的诉求，并不涉及到侵犯所谓的个人隐私，而被告出具原告的出入境记录正是回应了我们的诉求。对于原告一再违反我们公司的规定，在2018年已经受到了一次处罚，再加上这次的旷工行为，即使没有被告出具的查询记录，我们依然会按照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第三人安斯泰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就业规则》，《员工纪律处罚细则》，证明依照这两份规定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而且原告是充分知晓的。第三人韩冬辩称，我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原告在微信朋友圈已经显示她出国旅行，在公司系统中没有她的请假记录，在2019年3月4日显示有她半天的请假记录，但是她微信朋友圈显示她出国的时间在10天左右，在此期间她伪造了公司的拜访记录、工作记录，都有相关证据。因此我提交给公司，公司也会因为她没有请假私自外出旅行造成旷工而与她解除劳动合同，我是原告的直线管理者。第三人韩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朋友圈截图5张，证据2、系统截图9张、确认函、关于给予耿宇阳严重警告处分的通知、处罚委员会决定书2份、东北大区合规调查汇报及处罚委员会会议纪要、关于解除耿宇阳劳动合同通知的复函、关于解除耿宇阳劳动合同的通知；证据3、就业规则，证据1—3证明原告是因为未请假、伪造工作记录、旷工而被解除劳动合同，不涉及赔偿，按照公司规定不予赔偿。经庭审质证，耿宇阳对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证据的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出入境记录不仅仅属于政府信息，更确切的属于个人隐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第三人公司仅凭原告的身份证号码就查询到了原告的出入境记录，违反了自己举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第三人公司处罚委员会决定书》内容，能够确定孟卫军、李益娟不属于东北大区，具体工作性质不清楚，答辩状与《决定书》矛盾，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三人对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证据无异议。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原告提供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耿宇阳所陈述的出入境查询记录的格式有差距，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认为2019年8月23日出具的记录的格式是该局最早的格式，后根据移民局的规定为了保持统一性，我们重新制作了出入境查询记录的格式。根本不是原告所说的伪造的、主观臆断，如果该证据不是原告搞突然袭击我们可以截屏证明格式与原告提交的格式不同。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对出入境记录的出具有一个查询规定，那只是公安部内部警种出具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但法律效力很低甚至低于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当中说了他依据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以我们根据其上位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具出入境记录是合法的。证据7关联性不认同，我们的监察部门只是检查违规问题。证据8、9无异议。证据10-12，我们认为我单位作出的出入境查询记录是合法的，耿宇阳一直陈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涉及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我们认为出入境记录不属于个人隐私，正如原告刚才自己所述他只是对个人信息的一个定义，并不是指的个人隐私。2018年11月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施行律师调查令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第五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不予签发律师调查令，但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有不少律师持法院出具的委托律师调查令到我单位调取个人的出入境记录，由此可见，个人出入境记录并不属于个人隐私。原告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个人隐私只是引用了个人信息的概念。证据13，我们认为原告所要求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安斯泰来公司对耿宇阳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公司的法务部是公司处罚委员会的事务局负责对违纪员工的调查，并提请处罚委员会作出处罚决定，在本案中法务部接到了原告违纪的报告，针对其旷工的事实进行了调查，依据我们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认定原告旷工的事实证据确凿，依据公司相关的管理工作对其作出解除劳动的处罚合法合规。在调查过程当中东北大区相关人员协助法务部取得相关证据，被告出具的有关原告其出入境记录只是证明其旷工事实的证据之一，在仲裁过程当中仲裁员只是询问了出入境记录的取得及来源，并未有任何质疑的举动，法务部也并没有对这种质疑也没有所谓的不置可否。韩冬对原告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述我没有向公司举报。我已经将她公司工作记录和她朋友圈的截图向公司举报，并提供了她的工作记录、请假记录的公司系统截图，显示她伪造了公司的工作记录，并且没有请假；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我确实给原告发了邮件。证据3-7与我无关；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发邮件要求第三人安斯泰来公司给予可以证明原告旷工的合理合法证据，我没有收到此邮件，原告也未提供此邮件的证据；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是由于自己本人未请假旅游，伪造公司记录而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所以公司不应给予她赔偿，因为公司规定明确写明连续旷工就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证据10-12均无异议；证据13我没有看到，与我无关。原告提供的她证据1当中有一页文件显示是2018年的日期，这是两个不同的文件，2018年的是原告被严重警告的处罚决定书，2019年是原告是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书。原告对安斯泰来公司提供证据认为：安斯泰来公司所阐述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第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能减轻被告违法责任，被告违法在先且直接导致原告被解聘未获得劳动赔偿金，安斯泰来公司会议纪要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并且提供的相关证据真实性存在异议，本人并不知晓就业规定及员工处罚细则，也并未签署过确认函，在劳动仲裁庭审中也质疑过确认函的真伪。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韩冬对安斯泰来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韩冬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韩冬提供的相关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并且相关证据涉及伪造，会在事后的劳动仲裁中举证质证，不再赘述。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安斯泰来公司对提供韩冬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证据的1-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证。证据4-7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9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证。证据10-12为国家法律、法规，不属证据。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供证据的1-3为机关代码、复函、法规性文件，不属证据。证据4、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为国家法律，不属证据。安斯泰来公司、韩冬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证。经审理查明，耿宇阳系安斯泰来公司的员工，韩冬系耿宇阳直线经理。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7日耿宇阳出境至荷兰。耿宇阳在荷兰期间发朋友圈显示其在国外旅游，其直线经理韩冬发现向安斯泰来公司汇报耿宇阳未履行请假手续私自出国旅游。2019年8月23日，安斯泰来公司派单位纪检部门员工孟卫军、李益娟至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查询耿宇阳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提供了安斯泰来公司介绍信和孟卫军、李益娟的身份证明。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为安斯泰来公司查询并出具了书面查询结果。另查，2018年11月13日，安斯泰来公司因耿宇阳存在虚假报销行为，给予耿宇阳严重书面警告处分；2019年安斯泰来公司认为耿宇阳在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7日期间存在长达8.5天旷工行为，与耿宇阳解除了劳动合同。耿宇阳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安斯泰来公司支付绩效奖金、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安斯泰来公司向仲裁部门提交了耿宇阳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及出入境查询记录，耿宇阳认为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为安斯泰来公司出具查询结果违法，向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上级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检举，沈阳市公安局调查后给予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具查询结果的工作人员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后耿宇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可以有由该派出机构、内设机构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作为沈阳市公安局内设机构具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公境[2011]3224号《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第一条规定：为规范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记录条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第四条规定：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公安边防总队、边防检查站和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受理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纪检监察以及审计、海关、税务、军队保卫等部门因公查询出入境记录的申请。公安机关经授权的民警因需要可以在公安信息网数字证书授权范围内按照规定查询、使用出入境记录。根据上述规定，对具有查询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信息记录权限的申请单位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案中，安斯泰来公司为外国法人独资有限公司，非《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中规定的具有查询权限的相关部门，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受安斯泰来公司的查询申请进行查询并出具了书面结果，违反了法律规定，应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关于耿宇阳提出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支付劳动赔偿金及交通费用的主张，因安斯泰来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认定的是耿宇阳存在未请假无故旷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耿宇阳出境的事实其本人亦已在朋友圈散发出境旅行的图片，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与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具查询结果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因此，耿宇阳的此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于2019年8月23日为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出具耿宇阳出入境记录结果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耿宇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蔡 婷审 判 员  张云鹤人民陪审员  李艳彬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徐一凡书记员任天一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