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114刑初2167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田勇（曾用名：田东生、庞勇），男，198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中江县。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2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花都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虞官胜，广州金鹏（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以穗花检公刑诉[2019]20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田勇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于2019年12月18日以穗花检公刑追诉[2019]20号追加起诉决定书向本院追加起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田勇及其辩护人虞官胜到庭参加诉讼。因公诉机关补充侦查，本案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8月，被告人田勇以“庞勇”的虚假身份租赁广州市花都区金狮东路156-1的一栋房子做厂房，未经工商登记设立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并聘请王程为厂长，田太平任包装部组长，实际经营者为田勇）。2016年8月至12月，被告人田勇在经营期间利用先供货、先加工后再付款以及先归还小额货款、加工款的方式，骗取二十三名被害人货款、加工款共计人民币1487422.6元，后逃匿。具体分述如下： 骗取被害人赖某（佰诗嫚皮具厂）货款共计106090元，骗取被害人盛某货款共计102499元，骗取被害人姚桂华货款共计93334元，骗取被害人刘某1货款共计45693元，骗取被害人潘某货款共计196348元，骗取被害人刘某2加工款共计72545元，骗取被害人谢某加工款共计26000元，骗取被害人曾某加工款共计173324元，骗取被害人陈某2加工款共计30000元，骗取被害人唐某加工款共计27360元，骗取被害人李某加工款共计46062元，骗取被害人陈菊银加工款共计26000元，骗取被害人陈某4加工款共计69398.5元，骗取被害人陈某1加工款共计27568元，骗取被害人彭某加工款共计28700元，骗取被害人张某加工款共计42847.5元，骗取被害人吴某1加工款共计83616元，骗取被害人王某2加工款共计32789元，骗取被害人王某1加工款共计93535元，骗取被害人陈某3加工款共计63711.6元，骗取被害人蒋某1加工款共计26778元，骗取被害人蒋某2加工款共计28080元，骗取被害人吴某2加工款共计45144元。被告人田勇拒不交待收取被害人货物后的去向，拒不支付被害人货款、加工款，于2017年1月开始逃匿。 2019年2月6日，民警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哈哈商务宾馆抓获被告人田勇。 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证据，认为被告人田勇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在收受多名被害人给付的货物后逃匿，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结合被告人田勇的犯罪金额、认罪态度等，建议本院对被告人田勇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上九年六个月以下，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田勇辩称：其是没收到货款，收到的货物以及合同的金额也不确认，其没有主观要诈骗被害人，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田勇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才用了庞勇作为化名的，事实上有进行经营，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所以没有支付货款，且对于涉案的数额，大多数没有经被告人的确认，是被害人单方面的确认，本案只是普通的合同交易，认为被告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2.如果被告人田勇构成犯罪，被告人田勇是初犯，涉案的金额也需要核实，且被告人田勇的厂房、设备等，都已经被被害人处理了，应该予以扣除，建议对被告人田勇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被告人田勇以“庞勇”的虚假身份租赁广州市花都区金狮东路156-1的一栋房子做厂房，未经工商登记设立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并聘请王程为厂长，田太平任包装部组长，实际经营者为田勇）。2016年8月至12月，被告人田勇在经营期间利用签订合同或者约定口头协议等方式，以先提供原材料生产、先加工后再付款以及先归还部分货物、部分小额货款、部分加工款的方式，骗取二十三名被害单位或被害个人的原材料、货款、加工款共计价值人民币1487403.1元，后于2016年12月29日开始逃匿。具体分述如下： 骗取被害单位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原材料至少共计价值106070元，骗取被害单位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原材料共计价值93334元，骗取被害人盛某货款共计102499元，骗取被害人刘某1货款共计45693元，骗取被害人潘某货款共计196348元，骗取被害人刘某2加工款共计72545元，骗取被害人谢某加工款共计26000元，骗取被害人曾某加工款共计173324元，骗取被害人陈某2加工款共计30000元，骗取被害人唐某加工款共计27360元，骗取被害人李某加工款共计46062元，骗取被害单位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江源皮具厂加工款共计26000元，骗取被害人陈某4加工款共计69398.5元，骗取被害人陈某1加工款共计27568元，骗取被害人彭某加工款共计28700元，骗取被害人张某加工款共计42847.5元，骗取被害人吴某1加工款共计83616元，骗取被害人王某2加工款共计32789元，骗取被害人王某1加工款共计93535元，骗取被害人陈某3加工款共计63711.6元，骗取被害人蒋某1加工款共计26778元，骗取被害人蒋某2加工款共计28080元，骗取被害人吴某2加工款共计45144.5元。 2019年2月6日，民警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哈哈商务宾馆抓获被告人田勇。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单位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受托人赖某的陈述，证实：我公司叫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在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陈新平。我在2016年12月跑业务的时候认识庞勇，当时庞勇自称在花都区狮岭镇经营一家名叫聚亿加工厂，主要负责加工手袋，在12月初，庞勇来到我公司，他称想与我公司做生意，主要是我公司提供各种型号的皮料、里布、五金给聚亿加工厂生产出各种手袋，当时我们没有立刻答应。我公司的业务员到达聚亿加工厂视察了环境，当时由于我公司接了很多订单，必须年前出货，所以我公司答应了和庞勇做生意，期间我们和庞勇商谈了加工皮包的价格。在2016年12月5日，庞勇在我公司签订了外发合同单，签订合同单后第二天，庞勇到达我公司领取了加工手袋的皮料、里布、五金，几天后，庞勇来到我公司，称可以加量，他的加工厂可以再接单，所以我公司于12月8日再次签订了外发合同单，签订合同单后庞勇在我公司又领取了加工皮包的料回厂加工。到了交货日期（12月30日），我到达聚亿皮具厂，看见该厂大门关闭，立刻联系庞勇，他称不在广东，当时我看见聚亿皮具厂门前聚集很多加工厂和供应商来追货和追收货款，聊天中得知庞勇是用假的姓名与我公司签订合同。两张合同都是我公司拟定出来的，庞勇看了合同后无异议在合同的乙方上签名。庞勇共领取了我公司里布、五金、皮料共货值人民币15万元，（如果）庞勇按时给我公司生产完该两批皮包，我公司需支付人民币10万元加工费。两次都是庞勇到达我公司领取的，领取时庞勇在领取单上签名，证明已领取我公司材料。 期间我曾到达聚亿皮具厂看过，当时我看见聚亿皮具厂还没生产我公司的手袋，向庞勇了解，他说已外发加工，可以按时交货的，叫我放心。聚亿皮具厂位于花都区，合作前我公司业务员到达，看见该厂约有40多人在该厂加工，庞勇是该厂的经营者，我认识一名厂长，叫王程，电话号码186××××7199，致电给他不予理睬，该厂没有领取营业执照。 庞勇提供的租赁合同是我公司与庞勇签订合同时要他提供给我公司的，甲方是出租人：陈某5，电话：137××××3838，承租人是庞勇，地址在花都区。聚亿皮具厂关门后我没有联系出租人了解该厂房是否庞勇承租的。庞勇，男，汉族，住址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身份证号码5130231985××××××××，电话号码134××××5622。后期我与同行聊天得知庞勇的名字叫田勇，身份证号码5100231987××××××××，住址四川省中江县。附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委托书。 2.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提供的外发合同单二份、领货单三份，证实：合同的甲方为佰诗嫚皮具，乙方为聚亿皮具庞勇，签订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5日、12月8日，约定由甲方提供原材料，乙方负责生产，交货时间2016年12月30日，合同金额分别为72282元、33788元，庞勇签收了佰诗嫚皮具提供的原材料。 3.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提供的庞勇身份证复印件、租赁合同，证实：姓名庞勇，男，汉族，1985年10月4日，住址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身份证号码5130231985××××××××，庞勇于2016年8月5日租赁出租人陈某5位于广州市花都区。 4.被害人潘某的陈述，证实：我于2016年9月通过同行介绍认识庞勇，认识后庞勇自称在花都区狮岭镇经营一家名叫聚亿皮具厂，他是经营者，刚开始时庞勇到我店以现金结算的方式购买各种型号的五金制品，到了11月，庞勇称以月结30天的方式结算货款，当时我并没有立刻答应，他邀请我到聚亿皮具厂视察，我到达后看见该厂约有13个工人正在加工，并且该厂机器设备齐全，所以我答应了庞勇提出月结方式结算。从2016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庞勇共向我店订购各种型号的五金制品货值人民币196000元，每次都是庞勇到达我店亲自下订单或通过微信下单，我店就按时按量把货做好并送到聚亿皮具厂的仓库，到达后该皮具厂的仓管员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货已收到。到了12月15日，我到达聚亿皮具厂追收货款，庞勇称20日结算货款，期间我多次到达追收货款，但庞勇以各种借口拖延。到了12月30日，我到达时看见该厂大门关闭，联系庞勇，他称在外地追收货款，当时我看见很多供货商在聚亿皮具厂追收货款。到了2017年1月初，电话还能接通，但庞勇电话偶然会接听，现在再次致电还是能够打通但他不接听。据我所知庞勇收到我店送到的五金制品再次发往其他加工厂加工手袋，成品后再送回聚亿皮具厂包装，出货到哪里我就不清楚。我店与聚亿皮具厂没有签订订货合同，都是口头承诺。 聚亿皮具厂位于花都区，庞勇是该厂的经营者，该厂没有领取营业执照。庞勇，男，汉族，住址：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身份证号码：5130231985××××××××，电话号码：134××××5622，后期我与同行聊天得知庞勇的名字叫田勇，身份证号码：5100231987××××××××，住址：四川省中江县。 被害人潘某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5.被害人潘某提供的建浩五金送货单三十八张，证实：送货单上的客户均为聚亿皮具，时间由2016年11月至12月20日，货款共计为196348元，均注明未付款。 6.被害人盛某的陈述，证实：2016年10月28日，一个名叫庞勇的男子来到了我所经营的裡布行，其自称其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希望向我们进购生产皮包的原材料。于是我们双方口头进行协定，我所经营的裡布行向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提供裡布等原材料，每个月月底，庞勇出货后会将货款给我。后我行于2016年10月28日至2016年11月20日期间由我丈夫殷金根送货给聚亿皮具厂，总共送了7次货，价值共计102499元，庞勇皮具厂的员工收货后会在销售单上签字确认，但庞勇一直没有将货款结算给我们。我向庞勇询问情况，庞勇一直说要等到出货后才能将货款结算给我，后于2016年12月28日，庞勇告诉我在2016年12月31日去聚亿皮具厂结算货款，我于2016年12月31日去到聚亿皮具厂才发现该厂大门紧闭，庞勇等人已经不知去向了。 我共供货给聚亿皮具厂7次，每次提供的货物都是裡布，分别在2016年10月28日提供了价值11070元货物、2016年11月7日提供了价值8100元的货物、2016年11月11日提供了价值12690元的货物、2016年11月15日提供了价值10800元的货物、2016年11月16日提供了价值22199元的货物、2016年11月18日提供了价值21440元的货物和2016年11月20日提供了价值16200元的货物。每次送货都是由我丈夫殷金根亲自负责的，货物都送往了广州市花都区聚亿皮具厂一楼。我与庞勇之间都是进行口头协议的。“超超禅布行销售单”是以前档口的名字，当时印了许多这种销售单，而后来我们档口换了名字叫“悦盛裡布行”，但是和庞勇做生意时还是用的以前的“超超裡布行”销售单。我并不清楚庞勇有没有把我们提供的裡布制成成品卖出去，但是庞勇一直没有将102499元的货款给我。 我12月31日的时候去到聚亿皮具厂，看到大门紧闭，没有人在里面。庞勇，也有人说他叫“田勇”，男，约30岁，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其本人只在第一次来过我经营的裡布行，之后都是通过电话要货的，我对他本人的样貌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其身高约1.65米，偏瘦身材，联系方式:134××××5622。 当时田勇告诉我只要拿着供货的销售单过去就可以结算货款，因此聚亿皮具厂并没有给对账单给我，至今为止，聚亿皮具厂一次货款都没有给过我,仍欠我原材料款项共计102499元。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悦盛布行的营业执照。 7.被害人盛某提供的销售单七份，证实：销售单的客户名称均为聚亿皮具，时间2016年10月28日的金额为11070元，2016年11月7日的金额为8100元，2016年11月11日的金额为12690元，2016年11月15日的金额为10800元，2016年11月16日的金额为22199元，2016年11月18日的金额为21440元，2016年11月20日的金额为16200元，共计为102499元。 8.被害单位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受托人姚桂华的陈述，证实：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为姚桂兰，经营范围皮革、毛发、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聚亿皮具厂，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田勇，至于该厂的的人员结构以及公司架构等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2016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自称为“庞勇”的男子找上我所经营的欢祐公司，告诉我说他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希望跟我做生意，于是我们双方就加工生产皮包方面的事情谈了很久。当时我们双方口头协定，由我公司提供生产皮包的所有原材料，庞勇在拿到原材料后的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前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给回我公司，我公司在当月月底前将加工款清算给庞勇。后在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庞勇开着面包车，陆陆续续从我厂里拿走了皮包原材料，并在2016年9月13日至2016年12月21日期间，将部分原材料加工成皮包交回给我公司，我通过微信转账以及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将13万元货款结算至庞勇的微信内以及庞勇指定的银行账号内。在2016年12月30日的时候，我听其他几个生意伙伴说庞勇经营的聚亿皮具厂出问题了，于是我在2016年12月31日去到了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查看情况，发现该厂大门紧闭，庞勇已经不知所踪，现在庞勇的电话还可以打通，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庞勇一共欠我价值93334元的皮包原材料。 我从2016年8月份开始与聚亿皮具厂的庞勇做生意的，期间，庞勇一共向我经营的欢祐公司拿了价值约358900元的原材料，并将部分原材料加工成皮包给回了我公司，我支付了12万元的加工款给庞勇，现在庞勇人联系不上了，还有价值约93334元的原材料没有给回我。我一共损失了价值93334元的原材料。 我都是使用我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43×××71）以及微信转账支付加工款给庞勇的，期间在2016年9月29日，我通过微信支付给庞勇10000元：2016年10月9日，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庞勇60000元;2016年11月7日，我通过微信支付给庞勇10000元：2016年11月23日，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庞勇20000元；2016年11月30日，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庞勇20000元。庞勇接收加工款的账号为62×××40,开卡人：彭曦。我一共转了13万元的加工款给庞勇。我提供的原材料包括五金、面料、里布、拉链、包装材料等。我与庞勇做生意没有签订相关合同或者协议，我们双方都是进行口头协议的。我后来再次去到聚亿皮具厂查看过，发现还有一部分皮包原材料以及相关生产器材也在工厂里面，不过那批生产器材的电箱等值钱部件已经被人拿走了。价值93334元的皮包原材料是从2016年11月26日至2016年12月2日期间提供给庞勇的，之前提供的原材料庞勇已经全部加工完成后给回我公司了，只有从2016年11月26日至2016年12月2日期间所提供的原材料庞勇没有给回我。庞勇，我听其他人说他也可能叫“田勇”，男，四川人，约28岁，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身高约1.65米，偏瘦身材，联系方式：134××××5622,现在电话还可以打通，但一直没人接。 姚桂华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经营者。 9.被害单位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委托书、生产单9份、出库单8份、领料出货明细4份、建设银行卡，证实：（1）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姚桂兰，该公司委托姚桂华处理本案相关事宜；（2）出库单为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2月2日，分别为相应的各种原材料型号、数量等，领料人签名为庞勇；（3）生产单为2016年11月16日至11月28日，分别为应当生产的皮包型号、数量等，签名人为庞勇；（4）领料明细为2016年11月26日的原材料共计为14241元，2016年12月2日的原材料共计为80818.7元。 10.被害人吴某1的陈述，证实：我当时向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庞勇承租位于花都区狮岭镇作为经营场地，每年的租金为13000元，租金直接从货款里面扣除。我主要从事加工皮具、皮包、手袋等业务，但是我所经营的加工厂并未从有关部门处取得营业执照。聚亿皮具厂的老板是庞勇，厂长是王程，该厂工作人员有一名文员、三名包装工、三名裁床工、一名煮饭的阿姨还有一名保安。我的加工厂是独立，不属于聚亿皮具厂名下的，田勇也不需要给工资我。但是聚亿皮具厂的庞勇对外称我的加工厂是属于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出具了一份《厂房承包合同》给我。 在2016年9月19日至10月30日，聚亿皮具厂都会陆续把原材料交给我厂加工成手袋，加工费共10万元，但是聚亿皮具厂只结算了6万元，然后将对账单收回了，当时我马上停止和聚亿皮具厂的合作。后于2016年11月17日，庞勇找到我，称想继续和我厂合作，然后把欠我厂的加工费4万多元结算了。 2016年11月1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我厂共加工了聚亿皮具厂提供的四批手袋。第一批加工的手袋是2016年11月17日至2016年12月15日这段期间，加工的手袋数量共4420个，总加工费48427元，这段期间签订的《聚亿加工厂合同》有5份，因为我厂就在聚亿皮具厂的楼上，所以交货十分方便，期间陆陆续续交货了多次。2016年12月15日全部加工完成并交货完毕后，聚亿皮具厂在当天收回了所有合同并出具了一张对账单给我。第二批加工的手袋是2016年12月中旬至12月28日这段期间，加工的手袋数量共2000个，总加工费是27189元，签订了两份《聚亿加工厂合同》，期间陆陆续续交货了多次，并在12月28日全部加工完成和交货，聚亿皮具厂在当天也是收回了所有合同并出具了一张对账单。第三批手袋加工的时间是2016年12月24日至到2016年12月30日这段期间，加工的手袋数量共780个，总加工费是12480元，签订了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在2016年12月30日加工完成并交货完毕，当天合同被聚亿加工厂的文员收回了，而文员因为到下班时间了，所以没有给我对账单。2016年12下旬（具体日期忘了）至2016年12月30日我还给聚亿皮具厂加工了第四批手袋（第三批手袋未加工完成时就已经接了第四批手袋来加工，是和第三批手袋同时交货)，第四批的手袋数量是1000个，总加工费是8000元，签订了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在2016年12月30日加工完成并交货（和第三批手袋同时交货），当时因为聚亿皮具厂还没有对账，所以这份合同还在我手里。从2016年11月17日至2016年12月29日，我共给聚亿皮具厂加工了四批手袋，这四批手袋的加工费共96096元都没有结算给我。 我和王程、庞勇都有接触，谈生意是和庞勇谈的，因为我的厂房就是在聚亿皮具厂的厂房的楼上。我加工好的手袋没有数量或者质量上的问题，聚亿皮具厂的包装部员工已经全部收货了。每次收货聚亿皮具厂都会在第二天给我一张收货单，现在所有的收货单都已经给回了聚亿皮具厂，还没有对账的部分由于收货后的第二天聚亿皮具厂已经停止营业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收到货单。庞勇给我租赁合同上签的名字是“庞勇”，听说他还用过“田勇”这个名字。 2016年9月18日至2017年9月18日期间，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是我向田勇租赁的，当时他在租赁合同上写的是庞勇，我在田勇离开后也就不在广州市花都区继续经营加工厂了。田勇在2016年9月18日至2017年9月18日期间有带人前往广州市花都区，并告诉别人该加工厂属子聚亿皮具厂，但实际上，广州市花都区是我向田勇租赁来经营加工厂，和聚亿皮具厂只有合作关系，并没有从属关系。我只看到聚亿皮具厂有5个员工，3个是负责开料的，一个是文员，还有一个是厂长王程，田勇也经常在厂里面，厂里面一直都有人在干活，但是田勇都是等到晚上没人了才把加工好的手袋运走，我也不知道运去哪里了，至于聚亿皮具厂的其他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田勇在结束经营聚亿皮具厂时，其厂内还有冲床两台、沙发、空调一台、办公桌2张等物品，至于电脑等田勇就自己拿走了。田勇留在厂内的全部物品加起来大概5、6万元的样子。田勇留在厂内的设备在晚上就被人拉走了，至于是谁拉走的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派出所有过来查看一下情况，然后也有政府部门的人过来，把设备以外的东西（如沙发、空调等）卖掉了用于给现场工人发工资了。厂内设备都被人拉走了。 被害人吴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11.被害人吴某1提供的厂房承包合同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一份、聚亿对账单二份，证实：（1）厂房承包合同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庞勇，乙方为吴某1，时间为2016年9月18日，由乙方承租甲方聚亿皮具厂房四楼生产经营；（2）加工厂合同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吴某1，加工金额为8000元，时间为2016年12月18日；（3）2016年12月15日聚亿皮具厂对账单金额为48427元，2016年12月28日聚亿皮具厂对账单金额为27189元。 12.被害单位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江源皮具厂受托人陈菊银的陈述，证实：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江源皮具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周江春。2016年12月7日，我通过路边的宣传单了解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正在寻找代加工厂，于是我在当天去到上述地址了解广州市聚亿厂的情况。当时是该厂的厂长王程负责接待我的，我们双方于当天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合同商定：我厂负责加工款号为3488#的皮包，数量1000，单价13元，金额为13000元，而原材料由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提供，交货日期为2016年12月19日，如果当月20日之前出货的，月底结账，如有推迟交货日期没造成损失的，聚亿皮具厂可以根据情况推迟付款。签完合同后,我于当天将全部原材料拉回我厂进行加工生产。后在2016年12月12日，我再次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签订了一份新的《聚亿加工厂合同》，合同商定：我厂负责加工款号为3489#的皮包，数量1000，单价13元,合额为13000元，其他内容与上述签订的合同一致。签完合同后我同样将原材料一次性拉回厂里加工生产。2016年12月20日，我将第一批加工生产好的1000个皮包交付给聚亿皮具厂，2016年12月24日，我将第二批加工生产好的1000个皮包交付给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的收货员给了我两张收货单（我不记得收货单上的内容了），并告诉我现在聚亿皮具厂需要对账，要我在2016年12月28日再过来结算货款。我于约定好的日期到了聚亿皮具厂后，对方将两张收货单收回并给了我一张聚亿对账单，然后告诉我说老板现在不在，暂时不能给我货款，我打电话给王程询问情况，王程一直拿各种理由推脱我。在2016年12月31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发现该厂大门紧闭，相关人员已经不知所踪。直到今天，聚亿皮具厂也没有结算加工费给我。 现在我手上的这两份《聚亿加工厂合同》是我之前复印的。我加工的皮包没有质量问题，质量全部都及格，聚亿皮具厂也全收了。聚亿对账单注明加工的皮包数量共2000个，单价13元一个，总加工费26000元，并没有聚亿皮具厂的盖章和负责人的签名。我主要是和王程做生意，但我知道聚亿皮具厂的老板叫田勇，不过我没怎么和田勇接触过。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江源皮具厂的营业执照、委托书。 13.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江源皮具厂提供的聚亿加工合同复印件二份、聚亿对账单一份，证实：（1）聚亿加工合同甲方为聚亿皮具厂，乙方为陈菊银，时间为2016年12月7日，交货日期为2016年12月19日，加工金额为13000元；（2）聚亿加工合同甲方为聚亿皮具厂，乙方为陈菊银，时间为2016年12月12日，交货日期为2016年12月23日，加工金额为13000元；（3）2016年12月28日聚亿皮具厂对账单金额为26000元。 14.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证实：在2016年10月23日，我通过朋友介绍得知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需要加工两批手袋，2016年10月24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见到厂长王程，王程当时就提供了第一批手袋原材料给我加工，当时口头约定：款号86010数量500个，加工费单价9元一个，款号86015数量500个，加工费单价7元一个，款号ＣＬ-753数量720个，加工费单价13元一个，这三个款式总价总的加工费是17360元。2016年11月10日聚亿皮具厂的王程通过微信转账把3000元的加工费转到我妻子陆必金的微信上（微信账号：×××），2016年11月17日，王程通过微信转账把2000元的加工费转到我妻子陆必金的微信上（微信账号：×××），2016年11月18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向王程索要2000元的加工费，王程将2000元的加工费用现金付给了我。2016年11月30日我将这第一批总数量1720个的手袋加工完毕并交货给聚亿皮具厂，然后聚亿皮具厂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交给我一份“聚亿对账单”，“聚亿对账单”的内容写明了款号、加工的数量、单价和加工费总金额。 2016年12月1日，我再次去到聚亿皮具厂拿第二批手袋原材料加工，当时口头约定：款号6152数量5000个，加工费单价5元，款号29187#数量840个，加工费单价12.5元，款号29187#还需要加工拉链布，价钱是202元，这第二批手袋加工费共35702元。我在2016年12月19日加工完成并交货给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2月24出具了第二批手袋加工的“聚亿对账单”给我，“聚亿对账单”的内容写明了款号、加工的数量、单价和加工费总金额。 我和聚亿皮具厂做过两笔生意，就是加工了两批手袋，第一批手袋加工费共需17360元，聚亿皮具厂只付了给我7000元；第二批手袋加工费共需35702元，而聚亿皮具厂一分钱都没有给我。第一批加工的手袋和第二批加工的手袋都有签订一份“聚亿加工合同”，但是所签订的合同的内容和时间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合同是聚亿皮具厂厂长王程签的名字。在这两批手袋加工完成交货时，聚亿皮具厂以需要对账的理由收回了这两份合同，所以这两份合同都没有在我手上。一共有两张“聚亿对账单”，第一张是2016年11月30日开具的，合计加工费17360元，备注已付7000元的加工费，有聚亿皮具厂田勇的签名，没有盖章。第二张是2016年12月24日开具的,合计加工费35702元，没有签名和盖章。我加工的手袋没有质量问题，质量及格，聚亿皮具厂已全都收货了。在2016年10月28日，我在聚亿皮具厂见到一名男子，他对我自称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我主要是和厂长王程做生意，和田勇很少接触，但我知道田勇是聚亿皮具厂的实际经营者，是老板，我催收加工费都是打电话给田勇，王程是给田勇打工的一个厂长。 15.被害人李某提供的聚亿对账单二张，证实：（1）2016年11月30日对账单金额为17360元（已付7000元），田勇签名确认；（2）2016年12月24日对账单金额为35702元。 16.被害人唐某的陈述，证实：我在2016年11月份的时候看到聚亿皮具厂发布的寻找加工厂的广告，然后我通过广告上的电话号码138××××9761联系上了该厂的厂长王程，并于当天去到聚亿皮具厂与王程商谈生意，我们双方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我已经不记得合同的内容了），签订合同后，我于2016年11月15日至2016年11月16日期间，去聚亿皮具厂将原材料拉回来进行加工生产，并于2016年11月27日左右我将加工好的皮包送回到聚亿皮具厂，该厂的包装部的员工收取了皮包后开具了一张凭据给我。在2016年12月2日，我再次与聚亿皮具厂的王程签定了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聚亿加工厂合同》，合同约定“我负责加工生产皮包，面料、里布、五金等原材料等由聚亿皮具厂提供，如果在当月20日之前出货的，月底结账”，我于签订合同后的笫二天将原材料拉回来进行生产，然后在2016年12月16日左右的时候将皮包给了聚亿皮具厂，该厂的包装部员工再次开具了一张凭据给我。2016年12月22日，我拿着两次做生意的合同以及凭证去到聚亿皮具厂的财务处结算货款，聚亿皮具厂的财务将两份合同以及两张凭证收取后，给了我一张聚亿对账单，王程答应我在当月月底前将货款给我。可是到了2016年12月29日的时候，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催收货款的时候，发现该厂已经大门紧闭，我打电话给王程和田勇询问情况，但是他们都一直在以各种理由推脱，也不肯露面。现在聚亿皮具厂一共欠我货款（加工款）27360元。 我一共与聚亿皮具厂做了两次生意，两次都是代加工生产皮包，第一次是在2016年11月份签订的合同，我于2016年11月27日将皮包送到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本应给我13800元货款；第二次是在2016年12月2日签订的合同，我于2016年12月16日将皮包送到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本应给我13500元货款，但两次货款我至今都没有收到。我与聚亿皮具厂签订了两份《聚亿加工厂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合同我有拍照留底，发现上面只有王程的签名，但没有聚亿皮具厂的盖章（当时我并没有留意，现在才发现的）。现在这两份合同都已经被聚亿皮具厂的财务人员收回去了。聚亿对账单是聚亿皮具厂的财务人员在2016年12月22日给我的，两次加工生产方式均为纯加工，但该份对账单上一样没有聚亿皮具厂的公章，这个我当时没有留意，也没有向聚亿皮具厂询问过原因。我加工生产的皮包聚亿皮具厂包装部的员工亲自验收了，并开具了凭证给我，并不存在数量或者质量上的问题。我去到聚亿皮具厂的时候发现该厂的大门被人撬开了，相关的生产器材还在厂内。田勇，男，约30岁，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身高约1.65米，偏瘦身材，联系方式：134××××5622。 被害人唐某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实际经营者。 17.被害人唐某提供的聚亿对账单一份，证实：2016年12月22日对账单金额为27360元。 18.被害人刘某1的陈述，证实：2016年8月份的时候，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叫王程的男子，当时王程说他是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现在加工皮包需要回力胶、杂胶、无纺布、皮糠纸、玲珠棉等原材料，于是我和王程口头约定“我提供上述原材料给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通过月底结账的方式结算货款”。约定后，我从2016年8月23日开始供原材料到聚亿皮具厂，每次送货都是我亲自将原材料送到聚亿皮具厂里，然后王程确认后会在送货单上签名。2016年8月29日，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将2016年8月份的货款1118元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给了我，然后把2016年8月份的送货单给收走了。后在2016年9月30日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将2016年9月份的货款15700元通过现金的形式给了我，然后把2016年9月份的送货单给收走了。之后就没有再结算货款给我了，现在聚亿皮具厂拖欠我2016年10月份至12月份的原材料款项共计45693元。期间我一直向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催收货款，王程叫我不要担心，会给的，我又向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也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我。后在2016年12月23日，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聚亿皮具供应商对账单，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后在2016年12月29日，我去到上述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发现该厂已经大门紧闭，厂房门前聚了一大批人，田勇、王程以及聚亿皮具厂的员工已经不知去向了，现在田勇、王程的电话还可以打得通，但是一直不接电话，在微信上偶尔王程会回复我，但是也是一直在找理由推脱。 2016年8月份至2016年12月份，我一共提供原材料给聚亿皮具厂约20次，金额共计62511元，期间田勇在2016年8月29日给了我1118元的货款，在2016年9月30日给了我15700元的货款，现在聚亿皮具厂还欠我原材料款项共计45693元。因为有时候我送货过去的时候刚好王程不在，所以就没有在当天签名，因此有部分送货单是隔了几天后王程才在上面签名的。聚亿皮具供应商对账单是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在2016年12月23日给我的，上面写明了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0月份欠我货款12338元，2016年11月份欠我货款30795元，2016年12月份欠我货款2560元，总共欠我45693元的货款，但是该对账单上并没有聚亿皮具厂的印章,也没有王程、田勇以及聚亿皮具厂工作人员的签名。我提供的原材料没有数量或者质量上的问题，聚亿皮具厂巳经全部收货了。都是口头约定，并没有签订相关合同。王程，男，是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约32岁，身高约1.72米,偏胖身材，联系方式：138××××9761。田勇，男，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约31岁，身高约172厘米，偏瘦身材，联系方式134××××5622、158××××2400。 被害人刘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19.被害人刘某1提供的聚亿对账单一张、送货单十一张，证实：2016年12月23日对账单金额为45693元（2016年10月至12月）,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聚亿，送货时间为2016年11月9日至12月5日共11次，金额共计为33355元。 20.被害人刘某2的陈述，证实：2016年8月份，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法人代表田勇，2016年9月2日，我与田勇约定，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提供原料，由我工厂作坊生产袋子，供货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并约定好加工袋子的价格、每月的20日对账以及月底付款给我的相关细节。当月，我工厂作坊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发出了加工费用约27500元的货物，但是只收到了田勇给我的25000元现金，尚欠我约2500元。2016年10月，我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发出了约1000个袋子，加工费用总价值10000多元，但是田勇只通过微信转账给了我6000元，并承诺尾款于11月份一同付清，到了11月份，我又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送出了1000多个袋子，加工费用总价值10000多元，但是田勇在11月底只给了我5000元现金，并又承诺只要我继续给他供货，他会把尾款一并于12月份付清给我，到了12月份，我继续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供货，于2016年12月16日送出了加工费用价值33211元货物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于2016年12月25日送出了加工费用总价值18659元货物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田勇则于12月份通过微信转账给了我2000元、通过现金支付给了我5000元，尚欠我约62000元的加工费未付清，2016年12月30日，我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发现该工厂已经关门停业，法人代表田勇去向不明无法联系。 我的工厂作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主要生产旅行包，有6名员工。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法人代表是田勇，厂长是王程。原料是由广州市聚亿皮具厂购买的，我们用三轮车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里取原料，由收发员签字提取，单据在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里。我们生产好货物后，会使用三轮车把货物送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包装组里，对方会给我一张对账单，用于月底的收付款凭证。对账单上没有对方公司签名、盖公章是因为对账单有两份，有一张有田勇签名和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公章的，但是现在那张单都放在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处，我们拿到的只是存根。都是田勇通过微信支付或者现金支付的方式付款的。从2016年9月份到2016年12月份，我总共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发出了价值共约105045元的货物，田勇共支付了我43000元货款，现在尚欠我约62000元。田勇，男，四川省中江县人，1987年出生，30岁，户籍地址：四川省中江县，联系电话：134××××5622。我主要和王程接触，谈生意也是和王程谈。田勇主要是付加工费给我，平时不接触，生意也不是和田勇谈的。田勇是通过微信转账和现金的方式付加工费给我。田勇通过微信转账转给我微信里共转了9000元，但田勇是先把钱用微信转账给王程，王程再通过微信转账给我，第一笔是在2016年12月15日，王程转账2000元给我，第二笔在2016年12月29日，王程转账1000元给我。这3000块我于2017年1月1日提现到我名下的中国银行卡内（卡号：62×××09）。还有6000元也是田勇先把钱用微信转账给王程，王程再用微信转账给我名下的农业银行卡内，但该张农业银行卡已经丢失，我已经去银行挂失了该卡，该卡的卡号我不记得了，现在使用的农业银行卡是重新开的银行卡，与挂失的那张农业银行卡无关。现金给了我18000元，是在10月份至12月份分6次给我的，我只记得其中有一次5000元是田勇的老表拿给我的；其他五次是田勇当面给我，但具体金额和时间我忘记了。我有和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签订相关合同。我和王程签了七份《聚亿加工厂合同》，都是一式两份的，我自己留一份，但是结算的时候，我需要把我的那份合同交给王程他们厂的财务，他们才结算工钱给我，七份合同仅有一份因为没有结算，所以还在我手里，其他的都已经交给了该厂的财务了。《聚亿加工厂合同》甲方是广州聚亿加工厂，乙方是我。合同写明了款号、加工方式、数量、单价和金额。生产要求料、里布、五金由甲方提供,乙方不能擅自采构；付款方式是在当月20日之前出货的，月底结账，如有推迟交货日期没造成损失的，甲方可以根据情况推迟付款。我加工的货品质量以及数量都没有问题。我不能确定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厂长的名字是王呈还是王程，对方两个名字都用过。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一共需要给我98545元，已经支付了26000元，还剩下72545元没有给我。 被害人刘某2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拖欠其货款的男子。 21.被害人刘某2提供的微信截图1张、聚亿加工厂合同1份、聚亿对帐单3份、聚亿皮具生产单17份、报价成本明细表3份，证实：（1）加工合同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刘某2，金额为21000元，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2）聚亿对账单2016年10月至11月的金额为25675元，2016年12月16日的金额为33211元，2016年12月25日的金额为18659元；（3）微信昵称“天天开心”分别于2016年12月15日、12月29日通过微信向被害人刘某2转账2000元、1000元；（4）聚亿皮具生产单、报价成本明细表主要为生产皮包的数量、时间、原材料等。 22.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证实：睿睿皮具厂于2013年2月份开始经营，但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我本人，主要从事皮包加工等业务。聚亿皮具厂，应该是2016年7月份开始经营的，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田勇，厂长是王程，除此之外，田勇的哥哥田太平负责该厂的包装、收货、出货等业务，至于该厂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2016年9月份的时候，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叫田勇的男子，当时田勇表示其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现在有一批原材料需要我加工成皮包，我同意了。于是在2016年9月13日，我去到上述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将原材料提回到我厂进行加工生产，后在2016年9月18日，我与该厂的厂长王程补签了《代加工合同》，该合同一式两份，现在已经被聚亿皮具厂的员工收走了，该合同的具休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合同上写明如果20日前出货，那么在当月月底就可以结账，如果超过20日，那么就在下个月月底前结账。签订合同后的笫二天，我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交给了聚亿皮具厂包装部的田太平，田太平确认后在收货单上签名。过了一段时间，聚亿皮具厂的田勇将加工费共计15000元以现金的形式交给了我并收回了我手上的《代加工合同》以及收货单，后来我又和聚亿皮具厂做了三次生意。 在2016年9月23日，我又与聚亿皮具厂的王程签订了一份类似的《代加工合同》并在当天将原材料提回去加工生产，我在2016年9月28日将合同交还给了聚亿皮具厂（当时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厂月底需要对账，所以需要我先把合同交换给他们厂，于是我就照做了）。后在2016年9月29日，田勇带着王程驾驶着一部黑色的大众轿车（车牌我不记得了）去到我厂以急着出货的名义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给提回去了。第三次做生意是在2016年10月3日，我与王程签订了一份的《代加工合同》，然后在签订合同当天将原材料提回去加工生产，在2016年10月11日，田勇一个人开车过来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提走了。第四次做生意是在2016年10月21日，我再次与王程签订了一份《代加工合同》，然后在签订合同当天将原材料提回去加工生产，2016年10月25日，我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送到了聚亿皮具厂，该厂的田太平确认后在收货单上签名。后两次所签订的合同以及收货单我分别在2016年10月27日以及2016年11月15日交还给了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开了两张对账单给我。 之后我一直没有收到田勇的货款，我打电话给田勇询问情况，田勇一直在找理由推脱我。在2016年11月16日，田勇通过微信将第二次做生意时的2000元加工费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转给了我，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在2016年12月30日的时候，我去到上述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发现该厂大门紧闭，王程、田太平、田勇等人已经不知去向，现在田勇的手机号码还打得通但一直没有人接听，至今聚亿皮具厂一共欠我代加工款项共计27568元。 我一共和聚亿皮具厂做了四次生意，第一次是在2016年9月13日提的原材料，在2016年9月18日补签了《代加工合同》，在2016年9月19日我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交给了聚亿皮具厂：第二次是在2016年9月23日签订《代加工合同》以及提取原材料，在2016年9月29日，田勇、王程驾车到我厂将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提走了，第三次是在2016年10月3日签订《代加工合同》以及提取原材料，在2016年10月11日，田勇亲自驾车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提走了；第四次是在2016年10月21日签订《代加工合同》以及提取原材料，在2016年10月25日我将加工生产好的皮包交给了聚亿皮具厂。 我一共和聚亿皮具厂的王程签订了4次合同，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18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0月3日、2016年10月21日，现在这些合同已经全部交还给了聚亿皮具厂，该合同的具休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合同上写明如果20日前出货，那么在当月月底就可以结账，如果超过20日，那么就在下个月月底前结账。收货单一共有四张，是聚亿皮具厂的田太平交给我的，上面有田太平的签名，但具休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现在全部的收货单已经全部交给了聚亿皮具厂。对账单一共有两张，第一张是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0月27日给我的，上面的内容为“加工方式：纯加工，数量分别为600、1200,单价为：6.2,金额分别为：3720、7440,总金额为：11160元”，第二张是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1月15日给我的，上面的内容为“加工方式分别为：纯加工、拉链布，数量分别为200、1300、181，单价分别为：7、11.5、0.32，金额分别为：1400、14950、58，总合额为：16408元”。我有提供原材料给聚亿皮具厂，在第四次做生意时，我提供了拉链布给聚亿皮具厂，总价值为58元。《代加工合同》以及收货单已经全部给聚亿皮具厂收走了，但对账单在我手上，我可以提交。我一共损失了代加工款以及原材料费用共计27568元。田勇，四川人，约28岁，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身高约1.70米，中等身材，联系方式：134××××5622，现在电话还可以打通，但一直没人接。 被害人陈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23.被害人陈某1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2份、微信截图，证实：（1）2016年10月27日对账单金额为11160元（王程签名）、2016年11月15日对账单金额为16408元；（2）微信昵称“天天开心”于2016年11月16日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给被害人陈某1。 24.被害人彭某的陈述，证实：我的加工作坊有4个工人，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地址在花都区，主要加工女式手提皮包，没有申领相关的营业执照。聚亿皮具厂，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老田”，厂长是王程。 2016年8月的下旬，我通过朋友介绍，得知聚亿皮具厂需要加工一批皮包，于是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在聚亿皮具厂的办公室见到了厂长王程，王程说需要我帮他们生产加工皮包，我同意了。在2016年9月6日，我再次去到聚亿皮具厂，王程与我签订了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并把加工的皮包原材料给了我，这份“聚亿加工厂合同”里写明了需要加工的款号、加工方式、数量等内容，交货日期是10月20日，结算日期是10月30日。我在2016年9月底的时候将加工好的500个皮包，全部交货给聚亿皮具厂并收到一张收货单，然后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在2016年10月20日以对账为由收回了聚亿皮具厂给我的第一批皮包加工的“聚亿加工合同”，并出具了一张“对账单”给我。该对账单写明了我帮聚亿加工厂加工皮包款款号、加工方式、数量、单价和总加工费5600元。后在2016年10月底，我再次与聚亿皮具厂的王程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然后隔了约1个星期，也就是2016年11月初的时候，我把第二次需要加工的皮包原材料拿回去加工生产了，之后在2016年11月下旬的时候，我将加工好的840个皮包，全部交给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又出具了一张收货单给我。2016年11月12日，我再次与王程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并在签订完合同的一个星期后将原材料提回去加工生产成皮包，然后在2016年11月20日至2016年12月初期间，我陆陆续续将这加工好的840个皮包全部交给了聚亿皮具厂，聚亿皮具厂再次出具了一张收货单给我。在2016年12月20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将2016年10月底签订的《聚亿加工厂合同》交给了聚亿皮具厂并拿到了一张对账单。后来聚亿皮具厂一直没有给代加工款给我，我觉得不对劲，就没有将2016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以及收货单交还给聚亿皮具厂，后在2016年12月29日晚上，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催收货款，发现该厂大门紧闭，平常守夜的员工、“老田”还有王程等人都巳经不知去向了，至今为止,聚亿皮具厂没给过我一分钱货款，聚亿皮具厂至今仍旧欠我代加工款项共计人民币28700元。 因为聚亿皮具厂的“老田”一直没有将货款结算给我，我觉得不对劲了，所以就没有将2016年11月12日签订的对应款号为29039#的《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收货单交给聚亿皮具厂，后来该收货单我已经找不到了。 我一共帮聚亿皮具厂加工了三次皮包，第一次是在2016年9月6日与聚亿皮具厂签订的合同并在当天将原材料拿回去加工生产，后在2016年9月底我将加工好的500个皮包全部交给了聚亿皮具厂；第二次是在2016年10月底与聚亿皮具厂签订的合同并在一个星期后将原材料拿回去加工生产，后在2016年11月下旬的时候，我将加工好的840个皮包全部交给了聚亿皮具厂；第三次是在2016年11月12日与聚亿皮具厂签订的合同并在一个星期后将原材料拿回去加工生产，后在2016年11月20日至2016年12月初期间，我陆陆续续将加工好的840个皮包全部交给了聚亿皮具厂。合同甲方是聚亿皮具厂，乙方是我，内容有写明需要加工的皮包，款号为29039#,加工方式是纯加工，数量840个，单价是11.5元，加工费总金额9660元，由甲方提供原材料，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在当月15日之前出货的，月底结账，交货日期是2016年11月23日，有王程的签名和盖了一个聚亿皮具厂的公章。我手上一共有两张对账单，第一张单是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0月20日出具给我的“对账单”，内容写明需要加工的款号是20037#和CL-754#。20037#加工方式是纯加工，数量300个，单价10元一个，金额3000元，CL-754#加工方式是纯加工，数量是200个，单价13元，金额2600元，加工费合计5600元，但没有聚亿皮具厂的盖章和相关负责人的签名。第二张是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2月20日出具给我的“对账单”，内容写明需要加工的款号是822#，加工方式是纯加工，数量840个，单价15元一个，金额12600元，日期是2016年12月20日，也没有聚亿皮具厂的盖章和相关负责人的签名。开始两张收货单我已经交回给聚亿皮具厂了，剩下的一张我已经搞不见了。我还帮聚亿皮具厂交了840元的激光皮包车花费用，这笔费用是用来将第二次加工完成的840个皮包进行激光车花，这笔费用原本是由聚亿皮具厂出的，但是当时王程要求由我来先垫付这笔费用，当时聚亿皮具厂给了我一张“送货单”给我，日期是2016年12月20日，送货单详细内容是进行激光车花加工的840个皮包单价和总的加工金额，单价是1元，总加工金额是840元。这张“送货单”不是聚亿皮具厂出具的，是由将这840个皮包激光车花加工的厂出具的。 聚亿皮具厂没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等任何方式将代加工费给我。我共损失了28700元，包括了全部皮包加工费27860元，和由我垫付的激光车花费840元。 我生产的皮包没有问题，聚亿皮具厂都已经收货了。我没有主动联系过“老田”和王程催收货款，因为我看其他人联系他们两人都没有结果，所以也就没有联系了。我谈生意都是和聚亿皮具厂的王程谈的，“老田”我比较少接触，只知道“老田”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被害人彭某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老田”。 25.被害人彭某提供的聚亿加工厂合同1份、聚亿对账单2份，证实：（1）聚亿加工厂合同的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彭某，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12日，加工金额为9660元，交货时间为2016年11月23日前；（2）2016年10月20日对账单金额为5600元、2016年12月20日对账单金额为12600元。 26.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我的手袋加工作坊没有营业执照，是家庭式的小作坊。我的手袋加工作坊是我和我妻子吴成燕两个人经营的，专门负责把配件和原材料等加工成手袋成品。聚亿皮具厂，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厂长王程，老板是田勇，至于该厂的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2016年11月18日，我在我的加工作坊旁边的墙上看到聚亿皮具厂粘贴出来的宣传单张，内容写着需要加工一批手袋，所以我在当天联系到了宣传单张上的联系人王程，我在11月18日去到聚亿皮具厂的办公室里和王程谈了笔加工手袋的生意，当时王程需要我帮他加工2000个手袋，原材料和配件由王程提供，当时口头约定每加工一个手袋单价15元，2000个手袋总加工费为30000元，交货时间12月20日，加工费在12月30日前结清给我。后在2016年11月18日当天我把手袋原材料和配件拉回自己的加工作坊，并按照要求在12月20日前完工并交货完毕，接着在2016年12月20日，聚亿皮具厂开具了一张聚亿对账单给我，单据里写明加工手袋的款号、数量、单价和总价。但是接着就没有下文了，我打电话给聚亿皮具厂的王程询问情况，王程说他回老家了，款项方面的问题要我直接去问老板田勇，我再次打电话给田勇，但是田勇却一直在在各种理由推脱。在2016年12月31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查看情况，发现该厂大门紧闭，厂里面的人都已经不知所踪了。聚亿皮具厂直到现在都没有结算加工费给我，我现在也联系不上聚亿皮具厂的王程了，我在12月30日之后就联系不上他了。 我有签订相关合同，我一共与聚亿皮具厂签订过两份合同，但是合同在我交货时被王程收回了，我也不记得合同上的内容了，我也没有问对方收回合同的原因。现在在我手上的只有我加工完后交货时聚亿皮具厂出具给我的一张“聚亿对账单”和加工前给我的“聚亿皮具生产单”，“聚亿皮具生产单”的内容是聚亿皮具厂提供给我的配件、原材料和加工要求。我交货的时候聚亿皮具厂有开一张“入仓单”，“入仓单”写明了收取我们交货的货品数量，但是没有给我。我的加工作坊加工出来的手袋没有任何问题，聚亿皮具厂把我加工完成的手袋全收取了。我加工的2000个手袋加工费共30000元聚亿皮具厂都没有付给我。我与聚亿皮具厂没有其他生意。我不认识田勇。我一直以来都只是和王程接触和做生意，并没有接触过田勇这个人，但我知道田勇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聚亿皮具厂给我的加工费要比市场价高，平均每个皮包加工费高于市场价格1元左右，当时聚亿皮具厂的王程告诉我快过年了，需要赶工，所以才提高了加工费。 被害人陈某2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27.被害人陈某2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1张、聚亿皮具生产单4张，证实：2016年12月20日对账单的金额为30000元，生产单为具体的皮包生产要求、数量等。 28.被害人陈某3的陈述，证实：我的油边厂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勋成油边厂，经营范围为加工油边，经营场所广州市花都区雄狮东路自编78号三楼。广州聚亿皮具厂地址在花都区，该厂的厂长是王程，老板是田勇，负责收发货的工作人员是王春梅。 我在2016年8月份，经我亲戚介绍，我知道聚亿皮具厂需要加工一批手袋油边，我在2016年8月24日找到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和他商谈加工手袋油边的生意，王程需要我帮他加工一批手袋油边，当时口头约定加工费先压一个月，压了一个月后每月结算一次加工费，是在月底最后一日结算。2016年9月2日，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给我电话，让我去到他的厂里提取原材料回去加工，我当天在王程的厂里提取了一批原材料后，就回来自己的厂里开始加工手袋油边。9月份这个月加工的手袋油边大概有1万多个，加工的费用是14100元，因为约定了加工费要压一个月，所以当月我没有向聚亿皮具厂收取加工费；10月份我厂共帮聚亿皮具厂加工手袋油边大概1万个，加工的费用是24100元。10月底我向聚亿皮具厂索要9月份的加工费14100元，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通过现金支付的形式给了我10000元，剩下的4100元加工费厂长王程以聚亿皮具厂资金不足的理由没有支付给我。11月份我厂帮聚亿皮具厂加工手袋油边大概23000个，加工费用是41998元；12月份我厂帮聚亿皮具厂加工手袋油边大概22000个，加工费用是21711.2元。2016年12月15日晚上19时16分，一个微信名称为“天天开心”的人加了我的微信，自称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然后给我微信转帐了3000元的加工费，从此以后，11月份和12月份的加工费聚亿皮具厂的王程以年底没有资金为理由，均没有结算加工费给我。从2016年9月2日至到2016年12月月底，我帮聚亿皮具厂加工手袋油边的费用共101909.2元，聚亿皮具厂共给我支付了13000元的加工费，还剩下88909.2元加工费没有给我。2016年12月30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发现厂门紧闭，田勇等人不知所踪了。 我没有签过任何合同和协议，都是口头约定。我只有加工完成后送货给聚亿皮具厂时的送货单。送货单都是我厂出具的，9月份和10月份的送货单都被聚亿皮具厂收了，所以我没有9月份和10月份的送货单，只有11月份和12月份的送货单。这些送货单有写明收货单位，送货月份和送货的货物名称、规格以及数量和加工费的价格，其中，2016年9月份、10月份、11月份的送货单上面均有该厂负责收发货的工作人员王春梅的亲笔签名，但是王程告诉我由于王春梅在2016年12月份已经离职，所以12月份的送货单上没有王春梅的签名，新过来的负责收发货的工作人员不愿意在送货单上签名，告诉我说直接把货放在厂里就行了，现在我将这些送货单都交给你们公安机关。向聚亿皮具厂结算加工费时需要提交我厂出具的送货单。9月份和10月份的送货单因为送货的时候聚亿皮具厂需要核对货品所以被聚亿皮具厂收回了。11月份和12月份的送货单因为暂时没有人核对，所以聚亿皮具厂的文员将这两个月的送货单退回给我，所以我才保留有11月份和12月份的送货单。要把送货单交给聚亿皮具厂因为结算加工费是要压一个月的，而交货时我就会把送货单交给聚亿皮具厂，下一个月结算时才能拿回。但是在10月底结算9月份加工费时，我把9月份的送货单交给聚亿皮具厂，但是聚亿皮具厂的文员称老板没有在聚亿皮具厂，需要老板在场对账完后才能归还给我，所以我没有拿。11月底我也是把10月份的送货单交给聚亿皮具厂，想结算工钱，但是老板还是没有在厂里，所以我也没办法拿回10月份的对账单。我共损失了88909.2元的手袋油边加工费。分别是9月份加工费14100元、10月份加工费24100元，11月份加工费41998元和12月份加工费21711.2元。这些加工费聚亿皮具厂只支付了13000元，还剩下88909.2元没有支付给我。 我帮聚亿皮具厂所加工的手袋油边，没有任何问题。我主要和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接触，生意也是和王程谈的。我认识田勇，他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但是我和田勇接触得比较少。 被害人陈某3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29.被害人陈某3提供的营业执照、退（换、补）料单、聚亿皮具送货单34份、聚亿皮具生产单18份，证实：（1）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勋成油边厂为由陈某3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勋成油边收到聚亿货款10000元；（2）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聚亿厂（部分签收人为王春梅），时间为2016年11月的金额为41998元，2016年12月的金额为21713.6元；（3）生产单为具体的皮包生产要求、数量等。 30.被害人蒋某1的陈述，证实：源发手袋厂，并未在相关部门处取得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平南街二巷，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我本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老板叫田勇，厂长叫王程，至于该厂的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2016年9月份，我通过一个叫“小吴”的手袋加工厂老板了解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有一批手袋需要加工，于是我找到该厂的厂长王程了解情况，经协商后，在2016年10月份我们双方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合同约定：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提供全部原材料给我厂，由我厂负责把原材料加工成手袋，交货当月的月底结账。加工模式为“我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将原材料拉回我厂，将原材料加工成手袋后，再由我亲自将成品送至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二楼，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仓管员确认收货后，会在送货单上签字，后我拿着送货单后连同之前所签订的《聚亿加工厂合同》去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三楼找该厂的文员换取对账单”。由于2016年10月份的加工款只有3600元，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没有去对账，后在2016年11月份，我再次帮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加工了三次手袋，加工款分别为9000元、4320元和11760元，这一次我用《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送货单去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三楼换取了对账单，但该厂文员告诉我老板不在，需要过几天才能结算加工款，我同意了，于是继续和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做生意。 到了2016年11月底，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开车来到我厂，给了我10000元现金，并告诉我这是2016年10月份以及11月份的货款，剩下的尾款之后再结算，我答应了，于是继续和对方做生意。到了2016年12月份，我再次帮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加工了两次手袋，加工款分别为14500元和15000元。在2016年12月31日，我去到上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催收加工款，结果发现该厂大门紧闭，田勇、王程等相关人员已经不知去向。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只给过我10000元的加工款，除此之外，就再没有结算过货款给我了，加上518元购买拉链的费用，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欠我加工款以及材料费共计48698元。 我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共签订过5次《聚亿加工厂合同》，帮助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加工过5次手袋，2016年10月份我帮助该厂加工了1次手袋，金额为3600元；2016年11月份我帮助该厂加工了3次手袋，金额分别为9000元、4320元和11760元；2016年12月份我帮助该厂加工了2次手袋，金额分别为14500元和15000元。至今为止，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只在2016年11月底通过现金的形式给了我10000元的加工款，就没有再给过我加工款了，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欠我加工款以及材料费共计48698元。《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送货单都已经被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收走了，并换取了2张对账单，所以《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送货单暂无法提供。2张对账单中，其中1张是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1月17日给我的，上面的金额分别为3600元、9000元、4320元，共计16920元；另1张是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2月25日给我的，上面金额分别为11760元、14500元和518元，共计26778元。我还有一张《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送货单是在2016年12月28日交给了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文员，加工款项为15000元，但是当时我交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文员的时候，该厂文员告诉我厂长不在，暂时不能给我对账单，对方告诉我可以先把合同以及送货单拿回去，等过几天再过来对账，但是我担心合同还有送货单搞不见，于是就把合同以及送货单留在了广州市聚亿皮具厂。2016年11月底，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给了我10000元的加工款，因此，加上518元我购买原材料拉链的费用，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欠我加工款以及材料费共计48698元。我加工好的手袋没有问题，聚亿皮具厂的收货员已经全部收货了。 被害人蒋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31.被害人蒋某1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1份、生产单1份，证实：2016年12月25日对账单的金额为26778元（含12月17日），生产单为具体的皮包生产要求、数量等。 32.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证实：丹阳8090皮具厂，并没有取得营业执照，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我本人和我老婆王苏亚。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经营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老板是田勇，该厂厂长手机号码为138××××9761，该厂还有一个女性发料员（手机号码：156××××1676），负责将原材料发给我厂，但我不知道厂长以及发料员的名字，除此之外，我对该厂就不是很了解了。 2016年7月份的时候，我通过ＱＱ群了解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正在寻找加工商，于是我就按着ＱＱ群里提供的电话主动联系上该厂的厂长（我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我们双方在电话中约定“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提供原材料给我，而我厂负责将原材料加工成手袋，20日前能出货的，那么当月月底结账，如果20日后出货的，那么下一个月月底前结账”。后我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我从2016年7月下旬开始陆陆续续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拿原材料回我厂加工，每次去拿原材料都是我亲自去的，加工生产成手袋后也是由我亲自送过去的，手袋送过去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会给我一张收货单，在月底的前几天，我会去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对账，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员工会将我手上的《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收货单收走，然后给我一张对账单，并告诉我过几天再凭对账单结算加工款。我厂和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就一直按照上述模式进行生意合作，期间的加工款项都能够正常结算，直有最后两次的加工款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一直都没有给我，在2016年12月5日田勇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了我1000元货款，2016年12月11日田勇通过另一个人的微信转账2000元货款给我（对方微信我已经删除了，现在已经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了），后在2016年12月30日，我发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已经大门紧闭，相关人员都已经不知所踪了。至今为止，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拖欠我加工款共计93535元。我厂从2016年7月份开始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做生意，至今为止，我厂总共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做了约14、15次生意，每次做生意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都会重新与我厂签订一份《聚亿加工厂合间》，交货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又会给我厂一张送货单，然后我厂凭借《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送货单》向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换取对账单，再凭借对账单结算货款。之前的加工款共计约4.8万元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都已经通过现金支付或者微信转账的形式给我了（具休交易时间我已经忘记了），并收走了我手上的《聚亿加工厂合同》、《送货单》以及对账单，只有2016年11月27日以及2016年12月22日的对账单由于没有还没有结算加工款，所以还没有被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收回，我可以将上述两份对账单提供给公安机关。2016年12月5日田勇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了我1000元货款，2016年12月11日田勇通过另一个人的微信转账2000元货款给我。之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就再没有结算过货款给我了，至今为止,广州市聚亿皮具厂至今总共拖欠我93535元加工款。每次做生意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都会重新与我厂签订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但是现在所有的合同都已经被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收走了，所以我也记不清合同上面的内容了，只记得合同上有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厂长的签名，但是由于签的太潦草了，所以我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送货单也已经全部被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收走了。我手上有两份对账单，一份是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1月27日给我的，上面的日期分别为2016年10月6日、2016年10月26日和2016年11月27日，总金额为46535元；另一份是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12月22日给我的，上面的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总金额为50000元。我一共损失了两笔加工款，其中一笔为46535元，另一笔为50000元，共计96535元。2016年12月5日田勇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了我1000元货款，2016年12月11日田勇通过另一个人的微信转账2000元货款给我，现在广州市聚亿皮具厂还欠我加工款93535元。我的加工作坊加工出厂的手袋没有任何问题。田勇，男，四川人，是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约30岁，身高约1.68米，偏瘦身材，联系方式为：134××××5622。 被害人王某1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33.被害人王某1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2份，证实：2016年11月27日对账单的金额为46535元，2016年12月22日的对账单金额为50000元。 34.被害人蒋某2的陈述，证实：我的手袋加工厂名称是“宏发加工厂”，没有营业执照，厂里的工作人员有二十多名，主要经营手袋加工，就是把手袋配件加工成成品。我工厂的地址在广州市花都区。广州聚亿皮具厂地址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厂长是王程。聚亿皮具厂里面有文员一名、打包装的工作人员四名。 2016年11月1号，我经我的朋友介绍，知晓聚亿皮具厂正在找厂家加工手袋，然后我在2016年11月3号去到聚亿皮具厂找到厂长王程，王程称需要我厂帮忙加工一批手袋，数量是1560个，单价18元，总加工费是28080元，加工费在12月月底结算。2016年11月16日，我与聚亿皮具厂签订了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合同里写明需要加工的手袋数量、单价和总加工费，合同里有聚亿皮具厂的盖章和厂长王程的签名，然后当日我就把聚亿皮具厂提供的原材料运回我厂开始加工，在2016年12月8号加工完成并把加工完成后的成品手袋送到聚亿皮具厂，负责收货的是聚亿皮具厂的包装部组长田太平，田太平有在我的送货单上签名，2016年12月28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找到厂长王程，要求按照约定结算加工费,王程让我明天（2016年12月29日）再找他结算加工费，我在2016年12月29日再次去到聚亿皮具厂，发现聚亿皮具厂大门紧闭，已经停止营业，我马上给电话给厂长王程，王程在电话里称他已经回老家，没法给我结算加工费。 《聚亿加工合同》里写明甲方是聚亿皮具厂，乙方是我；需要加工的手袋款号28962#加工方式是“五大件”，数量780个，单价18元，加工费共14040元，款号287958#加工方式是“五大件”，数量780个，单价18元，加工费共14040元，这两个款总加工费是28080元；原材料由甲方提供，交货日期是2016年12月5号，结算日期是12月月底；合同底部有王程的签名和聚亿皮具厂的章，签订日期是2016年11月16日。合同上写明2016年12月5号交货，我12月8号才交货是因为当时聚亿皮具厂提供的原材料当中的拉链头出现了质量问题，需要我找聚亿皮具厂更换质量没问题的拉链头，经过和聚亿皮具厂厂长王程协商后，王程同意我厂推迟到2016年12月8号才交货。送货单是我加工厂自己出具的，上面写明送货的货品名称28962#和28958#，数量各780个，送货单上有聚亿皮具厂包装部组长田太平的签名，因为送货的时候，厂长王程不在这里，没有人签名盖章，所以没有要求我交回合同，没有收回我的送货单，也没有出具相关对账单给我。我加工的手袋没有质量问题，聚亿皮具厂已经全部收货完毕。我共损失了28080元的手袋加工费。我主要和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接触，生意也是和王程谈的，交货的时候是田太平收货。 35.被害人蒋某2提供的送货单1份、聚亿加工厂合同1份，证实：（1）送货型号为28962＃和28958＃，数量各780个，签收人为田太平；（2）加工合同的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蒋红军，加工产品为28962＃和28958＃，数量各780个，时间为2016年11月16日，金额共计为28080元，甲方签名为王程及加盖公章。 36.被害人张某的陈述，证实：在2016年7月，我经同行介绍认识王程，当时王程称在花都区聚亿皮具厂当厂长，该厂负责人是田勇，王程当时说他厂有手袋外发加工，问我有无意向跟他厂合作，主要是由我到达聚亿皮具厂领取五金、里布、辅料等回我厂加工，领料都是我找到王程领取加工料，聚亿皮具厂就开具一张生产单给我（生产单有明细写明我有领取了各种加工料），我厂就负责加工女装手袋，加工好后送回聚亿皮具厂。当时是每月20号到聚亿皮具厂找该厂的文员对账，30号找田勇结算当月货款，所以从那开始我就和聚亿皮具厂加工了，当时田勇能按时结算货款。从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我厂共与聚亿皮具厂加工了5200个女装手袋，加工费共人民币42847元，期间我每完成一批手袋就把手袋送到聚亿皮具厂，当时聚亿皮具厂收到我加工好的女装手袋，该厂的检查员就开具一张送货单给我，证明已经收到我厂加工的手袋，由于在10月底和11月底我厂与聚亿皮具厂加工的手袋数量较少，田勇和王程都说晚点就一起给，我想着以往都能按时结算，所以我相信了他们的话。但到了12月20日，我到达聚亿皮具厂对账时，该厂的文员把送货单都收回，出了两张对账单给我，叫我30号找田勇追收加工费，但到了30号我到达聚亿皮具厂，看见该厂大门已经关闭，很多供货商在该厂门口聚集追收货款。其中我在2016年12月26日我与聚亿皮具厂加工的1700个女装包由于领取材料不齐，不能按时完成，现在这些料都还在我厂，没有生产好女包（该批加工费人民币20400元）。所以在2016年10月至12月的加工费至今没有收到。生产单是聚亿皮具厂的文员打印出来的，生产单上有详细写明我到达聚亿皮具厂领取了材料回我厂加工。我厂与聚亿皮具厂有签订加工合同，每下一款都有加工合同，但在对账时田勇要求把加工合同和收据交给他，但他开具了对账单给我，对账单上该厂的文员给我的，并没有签名和盖章，但是田勇有看到文员开具的对账单，他也是承认的。据我所知田勇把我厂加工的女装手袋发往义乌销售，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厂帮聚亿皮具厂加工的女装手袋没有质量或数量问题。聚亿皮具厂位于花都区，该厂约有10个人在该厂工作，田勇是该厂的经营者，我认识一名厂长，名叫王程，电话号码：186××××7199，该厂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田勇，身份证号码5100231987××××××××，电话134××××5622，住址四川省中江县，后期与同行聊天得知他有用庞勇的名字与别人做生意。 被害人张某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37.被害人张某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2份、聚亿加工厂合同1份、生产单6份，证实：（1）2016年11月24日对账单的金额为13447.5元，2016年12月28日对账单的金额为9000元；（2）加工合同的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张某，加工产品为8573＃，数量各1700个，金额为20400元，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甲方签名为王程及加盖公章；（3）生产单为加工皮包的原材料型号、数量等。 38.被害人谢某的陈述，证实：聚亿皮具厂，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厂长是王程，老板叫田勇。只有聚亿皮具厂的王程和我接触，我一直都是和王程做生意，并不认识聚亿皮具厂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没有见过该厂的老板田勇。 2016年11月14日，我姐夫陈圣斌看到聚亿皮具厂粘贴在树上的宣传单张写着需求加工厂合作制作皮包。于是我和我姐夫陈圣斌去到王程所经营的聚亿皮具厂了解情况，看到聚亿皮具厂规模和人员后，我觉得可以和聚亿皮具厂合作，因此在聚亿皮具厂的办公室里和王程就合作细节进行商谈。我们双方口头约定“原材料由聚亿皮具厂提供，每个皮包的加工费为13元，比当时市场价多出1元，当月月底结算货款”。后2016年11月25日，我与王程签订了《外发加工合同》，接着我于签订合同的第二天开始陆续去到王程的皮具厂取原材料，还有部分原材料是王程要求其他供货商送过来我厂的，后我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皮包，我一共加工了2000个皮包有两个款式，每种款式数量各为1000个，聚亿皮具厂总共需要给我26000元的加工费。我在2016年12月23日已经将聚亿皮具厂提供给我的原材料全部加工完成，并把做成成品的挎包在当日全部送到聚亿皮具厂，由聚亿皮具厂的包装部员工收货，聚亿皮具厂的员工告诉我在2016年12月28日过来拿对账单，之后凭对账单结算货款，于是我于约定好的日期去到聚亿皮具厂取回了对账单。2016年12月31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让王程结算加工费给我，但是看到该厂发现大门紧闭，相关人员已经无法联系了。2017年1月3日我收到王程的电话，王程说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田勇会结算加工费给我，但是至今我都没有收到加工费，我怀疑王程和田勇已经逃跑了。 我一共去聚亿皮具厂提过三次原材料，时间分别为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2月2日、2016年12月8日，期间还有部分原材料是王程委托其他供货商送过来的，我加工了2000个包，并在2016年12月21日送了800个皮包给聚亿皮具厂，2016年12月22日送了700个皮包给聚亿皮具厂，剩下了500个皮包，是在2016年12月23日送过去的，聚亿皮具厂本应该给我加工费26000元，但至今都没有将加工费给我。对账单是聚亿皮具厂的文员在2016年12月28日给我的，上面包括皮包的款号，加工方式，数量，单价以及金额等内容，但是对账单上并没有聚亿皮具厂的印章，也没有王程等人的签名，我也没有就这方面问题向聚亿皮具厂提出疑问。加工这些挎包的原材料是聚亿皮具厂的王程提供的，王程让我开车到他们厂拿的原材料。我是2016年11月25日与聚亿皮具厂签订了一份“外发加工合同”，但是该合同被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收回了，当时该工作人员称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需要收回合同，我也没有问收回合同的原因就直接把合同交回给他们了，我已经不记得合同的内容了。 我已经把所有加工完成的挎包送到了聚亿皮具厂，但是聚亿皮具厂至今还没有结算加工费给我，共欠我26000元加工费。我不清楚聚亿皮具厂有没有把我们加工成成品的挎包出售。我从2016年11月25日开始和聚亿皮具厂做生意的，对方从没有给过货款给我，我一共损失了2000个挎包的加工费，共计26000元。我2017年11月10日去到该皮具厂看过，该厂已经被搬空了。我提供给聚亿皮具厂的皮包不存在质量或者教量上的问题，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已经将所有皮包都收走了。 39.被害人谢某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1份、生产单4张，证实：（1）2016年12月28日对账单的金额为26000元；（2）生产单为加工皮包的原材料型号、数量等。 40.被害人王某2的陈述，证实：争荣皮具厂，并没有取得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西瓜岭经济社18巷1号，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我本人和我老婆黄秀容。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经营地址广州市花都区东156号，该厂的老板是田勇，厂长王程，包装部负责人是田太平。 2016年8月份的时候，我老婆黄秀容通过QQ认识了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厂长王程，当时王程告诉我老婆黄秀容有一批手袋需要赶工，问我老婆是否有兴趣，我老婆黄秀容表示有兴趣接这单生意。后于2016年8月初，我和王程碰面并签订了《聚亿加工厂合同》，合同商定“甲方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提供原材料给我，而我厂负责将原材料加工成手袋，如果20日前能够交货那么就在当月月底前结账，如果在20日之后交货则在下一个月的月底前结账”，签订合同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开始陆陆续续将原材料提供给我厂，每次都是由我或者我厂员工将原材料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拉回来进行加工的。加工完成后，再由我或者我厂员工将加工好的手袋送回给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确认收货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包装部负责人田太平会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然后过一段时间，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员工会电话告知我去该厂换取对账单并收走我手上的《聚亿加工厂合同》和《送货单》。接着我就凭着手上的对账单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结算加工款。之前的加工款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都已经通过现金支付以及微信转账的形式给我了，只有后两次的加工款共计32789元没有给我，在2016年12月30日，我去到上述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经营地址催收货款，结果发现该厂已经大门紧闭，相关人等都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厂从2016年8月份开始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做生意，至今为止，我厂总共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做了约7、8次生意，每次做生意广州市聚亿皮具厂都会与我厂签订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交货后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又会给我厂一张送货单，然后我厂凭借《聚亿加工厂合同》和《送货单》向广州市聚亿皮具厂换取对账单，再凭借对账单结算货款。之前的加工款广州市聚亿加工厂都已经通过现金支付或者微信转账的形式给我了（具体交易时间和金额我已经忘记了），并收走我手上的《聚亿加工厂合同》、《送货单》以及对账单，只有2016年12月11日所签订的《聚亿加工厂合同》、《送货单》以及对账单没有给回广州市聚亿加工厂。2016年11月30日，广州市聚亿加工厂的老板田勇将5000元的加工款通过现金的形式给了我老婆黄秀容，2016年12月23日，广州市聚亿加工厂的厂长王程来到我厂给了我3000元现金，2016年12月25日，广州市聚亿加工厂的老板田勇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共计转了2000元给我。之后广州市聚亿加工厂就再没有结算过货款给我了，至今为止，广州市聚亿加工厂至今总共欠我32789元加工款。《聚亿加工厂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11日，加工费为11500元，合同约定甲方广州市聚亿加工厂提供原材料给我，而我厂负责将原材料加工成手袋。付款方式出完货到本厂，查完货，包装完，袋子没问题，对好单就结账。该合同上有广州市聚亿加工厂的厂长王程的签名以及广州市聚亿加工厂的印章。该送货单是广州市聚亿加工厂的包装部负责人田太平给我的，上面有田太平的签名。该对账单是广州市聚亿加工厂在2016年11月17日给我，上面的日期分别为2016年10月13日和2016年11月17日，总金额为31070元。 因为上一次的货款广州市聚亿加工厂没有结算给我，所以我有点担心，于是就没有将这一次的《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送货单给回广州市聚亿加工厂，所以我手上就有一份《聚亿加工厂合同》以及一份送货单还有一份对账单。我一共损失了两笔加工款，其中一笔为11500元，另一笔为31070元，共计32789元，还有219元的原材料钱。我的加工作坊加工出来的手袋没有教量或者质量上的问题，聚亿皮具厂把我加工完成的手袋全收取了。田勇，男，四川人，是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老板，约30岁，身高约1.67米，中等身材，联系方式为：134××××5622、158××××2400。 被害人王某2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41.被害人王某2提供的聚亿加工厂合同1份、聚亿皮具厂对账单1份、送货单1份，证实：（1）2016年11月17日对账单的金额为31070元；（2）加工合同的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王某2，加工产品为006＃，数量各1000个，金额为11500元，时间为2016年12月11日，甲方签名为王程及加盖公章；（3）送货单的货物为006＃，数量1000个，收货人为田太平，时间为2016年12月23日。 42.被害人陈某4的陈述，证实：我于2014年在花都区开了一家名叫荣旺加工厂，我是该厂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加工手袋，我经营的加工厂并没有领取营业执照。 我在2016年9月经同行介绍认识了田勇，当时田勇自称在花都区经营皮具厂，名叫聚亿皮具厂，他是经营者。认识不久，田勇说有一批手袋需要我厂加工，交货后十天内结算货款，我答应了，当时是我到达聚亿皮具厂领取材料回来我厂加工的（五金、布料），加工后按时把手袋交到聚亿皮具厂，该厂的包装组长田太平（据说是田勇的哥哥，电话：131××××5154,现在无法联系），交货后田勇在月底按时结算加工费给我厂了。在2016年9月到12月23日，我厂共帮聚亿皮具厂加工了七个款共9440个女装手袋，加工费共人民币69398元，加工材料都是我到达聚亿皮具厂找人领取材料后回厂加工的，每做好一批我厂就把货整理好送到聚亿皮具厂，送到后聚亿皮具厂的田太平检查质量并写上单据，签名后给我一张，以便月底对账。到了12月19日，我厂把所有女装包都做好并送到聚亿皮具厂，每次送货田太平都有开具收据给我，到了12月23日，我把所有的单据都找到聚亿皮具厂的文员对账，文员对账后整理了对账单，田勇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欠我厂加工费人民币69398元，期间我多次找到田勇要求结算货款，但田勇以多种借口拖延，到了12月30日，我到达聚亿皮具厂，看见该厂大门已关闭，同时该厂有很多供应商聚集在大门外追收货款，致电给田勇称在外追收货款，叫我们继续等待，现在致电给田勇已无法联系。生产单是聚亿皮具厂的文员打印出来的，生产单上有详细写明我到达聚亿皮具厂领取了材料回我厂加工。我厂与聚亿皮具厂有签订加工合同，每下一款都有加工合同，但在对账时田勇要求把加工合同交给他，但他开具了对账单给我，对账单上有田勇的签名。据我所知田勇把我厂加工的女装手袋发往义乌销售，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厂帮聚亿皮具厂加工的女装手袋没有质量或数量问题。聚亿皮具厂位于花都区，该厂约有10个人在该厂工作，田勇是该厂的经营者，我认识一名厂长，名叫王程，电话号码：186××××7199,该厂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田勇，身份证号码：5100231987××××××××，电话：134××××5622，住址：四川省中江县，后期与同行聊天得知他有用庞勇的名字与别人做生意。 被害人陈某4经照片辨认，指认出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43.被害人陈某4提供的聚亿皮具厂对账单2份、生产单7张，证实：（1）2016年11月29日对账单金额为34738.5元（田勇签名），2016年12月23日对账单金额为34660元；（2）生产单为加工皮包的型号、原材料、数量等。 44.被害人曾某的陈述，证实：我的手袋辅料店名称叫“城润手袋辅料店”，是和我弟弟曾伟城合作经营的，零售、加工手袋辅料、手袋过胶等。聚亿皮具厂，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庞勇，我只和他联系过，他厂里其他人我不认识。 2016年8月20日，一名自称“庞勇”的男子通过电话联系到我，称其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需要我帮他将一批手袋原材料过胶和添加辅料。手袋原材料由聚亿皮具厂提供，过胶和添加辅料由我店提供。在2016年8月20日开始至2016年11月31日期间，我每天都会开车到聚亿皮具厂接取一批手袋原材料到我店加工，加工费由于每种材料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单价。庞勇在2016年10月底的时候将部分加工费共计11000元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转到了我微信账号上，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于2016年12月底的时候多次打电话给庞勇，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其所经营的聚亿皮具厂也已经停止经营了，聚亿皮具厂至今仍旧欠我2016年9月份至11月份的加工费共计173324元。 我们都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相关合同，只有我加工完后交货给聚亿皮具厂时出具的“华润回力胶辅料批发店送货单”和庞勇在2016年12月20日写给我的一张欠条，我已经将这些资料复印并把复印件交给公安机关了。因为印“华润回力胶辅料批发店”送货单的时候还没有申领个休工商户营业执照，当我去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工作人员告知我不能用“华润回力胶辅料批发店”的名字，所以改成“城润手袋辅料店”，所以送货单没有更新名称并且一直使用“华润回力胶辅料批发店”这种送货单据。“华润回力胶辅料批发店”送货单写明了收货单位是聚亿皮具加工厂，加工货品的名称和规格，每种不同货品都写明数量、加工费单价和加工费总价，签收人是王程。但是我提供的这些送货单中有大部分我都没有写清具体日期，只写了年份和月份。我只有2016年10月份和2016年11月份的送货单，2016年8月份和2016年9月份的送货单被庞勇以对账的理由收回了。在我手上的送货单共34张，这34张送货单的加工费总价是119142元。除了在十月份中有一小批因返工被扣除加工费983元外，其他成品都没有任何问题。除了给了8月份的加工费，9月到11月份的加工费都没有给我，共计173324元。 聚亿皮具厂有给我对账单，当时聚亿皮具厂的工作人员在2016年12月18日给了我一张对账单，上面写着聚亿皮具厂在9月份欠我货款55166元；10月份欠我货款55070元，返工扣除983元；在11月份欠我货款64072元，共计173324元。后于2016年12月20日，聚亿皮具厂的田勇将对账单收回了，并写了一张欠条给我。欠条上的内容有欠款人田勇的签名和指纹，田勇的身份证号××××××××,九月份欠款55166元，十月份欠款55070元，十一月份欠款64072元和这三个月欠款总金额173324元，备注写明因质量问题返工的货品由我的辅料店负全责。欠款人写得是“田勇”而不是“庞勇”，是因为当时庞勇签这份欠条时，我要求庞勇出具身份证，但是庞勇没有提供给我，只提供了他的驾驶证，驾驶证上他的名字写的是“田勇”，“田勇”是否他的真名我并不清楚。驾驶证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清楚。我与聚亿皮具厂没有做过其他生意。 我不认识王程。庞勇，他驾驶证上写的是“田勇”，男，约30岁，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其身高约1.65米，偏瘦身材，四川人，联系方式：134××××5622。 45.被害人曾某提供的欠条1张、送货单17份，证实：（1）欠条，今聚亿皮具欠华润过胶九月货款55166元，十月货款55070元（扣除返工983元），十一月货款64072元，共计173324元，欠款人田勇；（2）送货单为2016年10月至11月，共计送货金额为123782元。 46.被害人吴某2的陈述，证实：我在2016年8月份的时候看到聚亿皮具厂发布的寻找加工厂的广告，然后我通过广告上的电话138××××9761联系上该厂的厂长王程，并于当天去到聚亿皮具厂与王程谈生意，我们双方于2016年9月28日和10月6日签订了《聚亿加工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我帮聚亿皮具厂加工手袋，签订合同后，我于2016年10月26日完成聚亿给的手袋加工订单，对方承诺10月底给我钱，但是到10月底迟迟没付钱，我于2016年11月8日找厂长王程要货款，王程承诺晚点支付货款给我，并在对账单上签字，于是我继续和他做生意。2016年11月20日，我完成聚亿皮具厂发给我的订单，并找到聚亿皮具厂厂长王程签对账单，王程告诉我说老板田勇没钱支付，不授权我签字了，后面我就没再跟他们合作了，事后我多次上门要过货款，但王程一直以没收到货款或者钱拿去买材料为由搪塞我，直到2016年12月30日，我去到聚亿皮具厂催收货款的时候，发现该厂已经大门紧闭，我打电话给田勇询问情况，但是他都挂断我电话。现在聚亿皮具厂一共欠我货款45144元。 我从2016年8月份开始与聚亿皮具厂做生意，2016年8月至9月做的几次生意都能正常结算货款。2016年10月至2016年11月做订单就开始出现结不到货款的情况了，货款至今我都没有收到。我与聚亿签订了多份《聚亿加工厂合同》，现在留底的就只有二份，一份为2016年9月28日签订，一份为2016年10月6日签订，还有11月20日对账单上的两份金额为4000元和14300元的合同在对账时被聚亿皮具厂的文员收回去给田勇。我都是找聚亿皮具厂的文员对账的，我手上的对账单就是她打出来给我的，正常情况下我拿着对账单去找田勇，田勇给我现金。后面田勇开始拖欠货款，就推脱让我找王程签字，以各种理由拒绝给我结算。我跟聚亿合作对账单从来没有盖章，也没有向聚亿皮具厂询问过原因。聚亿皮具厂包装部的员工亲自验收了，并开具凭证给我，皮包并不存在数量或者质量的问题。 被害人吴某2经照片辨认，指认被告人田勇就是聚亿皮具厂的老板。 47.被害人吴某2提供的对账单2份、聚亿加工厂合同2份，证实：（1）2016年10月26日对账单的金额为26844.5元，2016年11月20日对账单的金额为18300元；（2）二份加工合同的甲方为广州市聚亿皮具厂，乙方为杨兴金，加工产品为28520＃和1002＃，数量为1200个和1120个，金额为13200元和13440元，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和10月6日，甲方签名为王程。 48.证人陈某5的证言，证实：我在子给一个叫庞勇的男子。我不是上述位置厂房的房东，我是第二手自己租的，房东吴金水是狮岭益群人，租期是十年，2018年12月30日到期。庞勇他开了一间聚亿皮具厂，经营是手袋加工。庞勇有与我签订租赁合同。在2016年8月5日，庞勇与我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租期到2018年12月30日，租金每年65000元。 在2017年1月2日，我接到村的治保主任电话说聚亿皮具厂的老板跑路，工人在讨薪闹事，我也一直在联系庞勇解决问题，他也称说在筹钱解决问题，电话还在正常使用中，人就没有出现过，工厂里面都停止运作。不清楚庞勇现在还有没有欠工人工资。庞勇没欠租金，水电是应该还没有交。我可以提供与庞勇签订的租赁合同。我跟庞勇不熟，他提供了一个身份证复印件，我了解到他是四川人，联系电话134××××5622。不清楚聚亿皮具厂的具体情况。 49.抓获经过，证实：2019年2月6日21时许，公安民警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哈哈商务宾馆抓获被告人田勇。 50.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田勇曾用名田东生，出生于1987年3月25日，案发时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51.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实：在电脑企业登记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花都区聚亿皮具厂”的记录。 52.银行客户资料及交易明细清单，证实：（1）建设银行账户43×××71的户名姚桂华，该账号于2016年9月3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0月31日转账60000元、2016年11月23日转账20000元、2016年11月30日转账20000元给彭曦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62×××40；（2）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089585782579的户名秦娟，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089223783476的户名兰婷婷，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469789038475的户名兰婷婷，农业银行账户9559980129194342413的户名田勇，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491219638013的户名田勇，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089463120173的户名田勇，农业银行账户9559980491510813612的户名田勇；（3）工商银行账户6212263602093708014的户名兰婷婷，工商银行账户6222023602057170250的户名彭曦。附上述银行账号的交易明细清单。 53.中国移动通讯公司出具的客户资料及通话记录，证实：手机号码134××××5622的登记人为杨健崇，在该号码于2016年11月13日至2017年2月10日的通话清单中，从2016年12月29日开始，通话地就一直是离开广州到佛山、清远、永州、广安等地，没有显示有到过浙江省义乌市；手机号码158××××2400的登记人为兰婷婷，从2016年11月13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通话记录。 54.调取证据清单以及腾讯公司出具的微信资料，证实：微信号×××、×××的注册信息和交易记录。附光盘1张。 55.公安机关出具的侦查工作情况说明，证实：民警电话联系彭曦156××××3691，其称本人曾借过名下的银行卡给田勇使用，但具体的借卡情况已经记不清楚了，其人在重庆，暂时不方便前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56.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田勇涉嫌合同诈骗案的情况报告，证实：民警暂未能联系到王程、田太平以及聚亿皮具厂的其他工人前来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无法提供田勇2017年2月6日至今的手机通话记录，无法联系到兰婷婷前来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57.110警情表，证实：（1）手机号码134××××5622于2017年1月7日12时50分许拨打110，聚亿皮具厂负责人称其在四川，听狮岭的朋友说有人将其厂内的东西都搬空了，要求警察到场查看，合益派出所回复事主回来后有需要再到所备案；（2）手机号码134××××5622于2017年1月10日13时19分许拨打110，称劳动局拍卖其东西，没有人联系他，警情性质为劳资纠纷。 58.广州市花都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穗花价认函[2019]47号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证实：在田勇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中，因公安机关已确认双方交易价格，按规定不予鉴定。 59.被告人田勇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聚亿皮具厂在2016年5月份开始经营的，没有取得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实际经营者仅有我本人，厂长是王程，包装部组长是田太平，没有其他股东，聚亿皮具厂主要从事女装包的生产生意。聚亿皮具厂有约20名员工，发工资、结算货款等财务事项及收发货方面由我负责，打包装由田太平负责，生产车间由王程负责。聚亿皮具厂开始收益还好，每月纯利润1.2万元左右，2016年8、9月份聚亿皮具厂开始出现亏损，所以在2016年年底我结束了聚亿皮具厂的经营。 我不记得聚亿皮具厂共计亏损了多少金额。因为袋子做工质量不好，客户经常扣货款，所以出现亏损。聚亿皮具厂只有一个客户，我没有见过这个客户，平常都是微信下单的（我手机里面已经没有客户的微信了，也没有客户的手机号码），我也是通过物流发货的，我不知道客户的情况，现在也联系不上客户。一般都是客户在微信下单，然后我从各个原材料供应商那里订购原材料，生产女包的部分工艺，像过胶、油边等都是交给其他加工厂来处理，我厂只负责开料、缝及包装等工艺，成品通过物流发给客户，货款按月结算，客户直接将货款通过微信（微信昵称：天天开心，微信号我不记得了）支付给我，由于女包手工质量差，所以客户经常扣部分货款。我结束聚亿皮具厂的经营之后就不再使用这个微信了。我不记得扣除质量问题女包的部分货款后，剩余货款客户是否有如数支付给我。客户没有要求我将存在质量问题的女包进行返工，客户只是扣除了我部分货款。我名下没有银行卡。我提供不了与客户的订单、送货单等相关单据。我与客户做生意没有签订相关合同或者协议。卖给客户的包的价格在30元至50元之间，客户每个月下单的数量有多有少，少的时候每月有下单7、8千个包，多的时候每月有下单约2万个包，每个包我能赚到的纯利润约为1、2元。我供应给客户的女包大部分都存在质量问题，加工工艺各个部分都有出现过问题，我只告诉厂长王程把质量抓好一点，但效果不大，女包有质量问题，我还继续向供应商订购原材料，将原材料交给加工商加工并将女包交给客户，因为我有尽量向客户争取继续做生意的机会，也想做好一点。我是在2016年年底结束经营聚亿皮具厂的。结束经营聚亿皮具厂后我去了四川成都。我有拖欠货款或者加工款，但是我记不清楚具体金额了。我前往四川成都的时候，没有告知我厂的原材料供应商以及加工商。我结束经营聚亿皮具厂后，厂里面还有一些设备，我当时买这些设备用了大概十来万元，我听朋友说，这些东西都被卖掉了。聚亿皮具厂是我本人租的，也是用我本人名义租赁的，但是我在签租赁合同的时候，我把我的名字写成“庞勇”，我的外号叫庞勇。 我只有一个亲哥哥，就是田太平，后来上户口的时候，我哥哥就改名成田小军了，事实上，田太平和田小军是同一个，我不知道田小军在哪，也联系不上他。聚亿皮具厂所生产的女包通过物流发给义乌的客户了（我厂只有一位客户），都是发到义乌的物流点客户自己去取，我不记得客户的联系方式了，微信也没有了。聚亿皮具厂的客户没有提供原材料给我生产女包，所有原材料都是我向其他供货商订购的。我不记得聚亿皮具厂的对账流程，不记得对账的时候，聚亿皮具厂是否需要收回供应商或者加工商手中的单据了，忘记了对账的时候，聚亿皮具厂是否需要开具对账单。货都是别人送过来的，没有验收就直接入仓库的。我不记得收货后聚亿皮具厂是否有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 结束经营后我先去了义乌催货款，但是没找到客户，后来我朋友打电话给我（我不记得我朋友的名字了，我也不记得我朋友的电话号码了）说这边有人已经把我厂里面的机器卖掉了，然后我就直接从义乌去了成都打散工了。义乌的客户有拖欠我货款，但是具体拖欠货款多少我不记得了，我于2016年的时候坐车去义乌催收货款。因为我生产的女包有问题，所以义乌的客户扣了我部分货款。扣除部分货款后，剩余货款客户有支付给我，都是微信给我的。客户支付给我的货款我都给了供应商或者加工商。我对义乌的客户的情况不清楚，也不知道客户的住址等情况。我当时脑袋一热就去了，我就去市场上找。 我就一个微信，昵称叫“天天开心”，不记得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的情况，我也不记得绑定了多少张银行卡，不记得微信绑定的是否都是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不记得我的微信号是多少。 我厂生产的女包一开始没有问题的（第一个月所生产的女包是没有质量或者数量的问题的），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厂所生产的女包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聚亿皮具厂所生产的女包不存在数量上的问题。我不记得了客户怎么付货款了。我没有向聚亿皮具厂的加工商提出返工的要求，因为已经做成袋子了，无法返工了。我有跟厂长王程说这件事。我不记得是否有支付过原材料货款或者加工款。我不记得聚亿皮具厂当时有拿过货的供应商或者委托加工过的供应商的名字或者情况了。聚亿皮具厂向供应商订购原材料以及委托加工商加工，都有签订合同或者协议的，都是以“田勇”的名字签订的。不记得是否有以“庞勇”的名字与供应商或者加工商签订过合同或者协议，我只记得在租厂房的时候是以“庞勇”的名字签订租赁合同的。我有拖欠过货款或者加工款，但是拖欠谁，拖欠了多少我不记得了。 部分单据（广州市花都区佰诗嫚皮具厂外发合同单、广州市花都区佰诗嫚皮具厂发货单、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出库单、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生产单）上面的签名“庞勇”是我签名的。《花都狮岭镇益群东二经济社厂房及一楼商铺租赁合同》，这份合同是我和房东签订的租厂合同，租厂是为了经营聚亿皮具厂，我在该份合同上也是用“庞勇”的名义签订的。签订合同的时候有提交身份证明给房东，我给了一张庞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房东。我不记得当时为何要在上述单据及租赁合同上面签名为“庞勇”。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号码：××××××××，姓名：庞勇），是我交给房东的那张庞勇的身份证复印件。我不清楚关于我提交给房东的庞勇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我提交给房东的庞勇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照片是我本人。我不记得这张庞勇的身份证复印件从何而来。这张庞勇的身份证掉了，我也不知道在哪里。除我之外没有别人使用这张庞勇的身份证。我只是拿庞勇的身份证用来复印。我租厂的时候有提交给过房东，还有就是和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做生意的时候，有提供一张庞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对方。我只和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做过一次生意，当时双方在2016年12月8日签订了《外发合同单》，我当时是以庞勇的名义签订的，合同约定由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提供女包原材料，我厂负责加工，交货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加工款交货后再凭借合同单、包装收货单结算。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有按合同约定提供原材料给我厂，我前往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将原材料拉回我厂进行加工，后因为聚亿皮具厂的货款没有收齐，所以我就去了义乌追讨货款（具体出发时间我不记得了），未果后就直接前往成都工作了。 聚亿皮具厂的客户由于我供应的女包存在质量问题所以才扣除了我厂部分货款。我去义乌追讨货款的时候，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供应给我厂的原材料还没有开始加工，我听我朋友说，聚亿皮具厂里面的东西都被追债的供应商及加工商变卖了。我当时心里面很着急，所以出发前往义乌前没想到要联系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我不记得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后来是否有联系过我，当时电话比较多。我不记得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供应给我的原材料价值、数量分别是多少。 微信呢称“天天开心”的微信号一直是我在使用。现在已经没有使用微信昵称“天天开心”的微信号了。我不记得我是何时开始停止使用微信昵称“天天开心”的微信号。微信昵称“天天开心”的微信号没有交给其他人使用。我不记得微信昵称“天天开心”的微信号是以谁的名义注册的。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有注册过微信号。我只使用过微信昵称“天天开心”的微信号。我现在没有使用微信软件了。我没有使用过QQ软件或者支付宝软件。 我认识彭曦、秦娟，我不记得他们的联系方式了。我有向彭曦或者秦娟借过银行卡使用。当时我经营聚亿皮具厂的时候，和姚桂华经营的公司做生意，姚桂华委托我厂加工女包，在结算加工款的时候，对方要求提供固定银行的银行卡转账给我，我手上没有该银行的银行卡，所以我向其他人借了一张银行卡用来收款（我不记得是向彭曦还是向秦娟借的，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一，具体是哪个银行的，卡号是多少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姚桂华经营的公司向我转账过几次加工款。我厂和姚桂华公司一直有合作做生意，姚桂华经营的公司负责提供原材料，我厂负责加工女包。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借银行卡收取加工款，也不知道借了多久，我只借了一张银行卡，我将银行卡号记下来就还给对方了，但是也没有问对方要银行卡密码，当时是我亲手将银行卡交还对方的，但是交给对方的时间我不记得了。因为对方卡里面有钱，所以就没有要密码，靠信任保障我能成功收到加工款。除了用于收取姚桂华经营的公司的加工款之外，没有用于收取其他款项。我收到加工款后，通知银行卡所属人将钱取出来给我，然后我将收到的钱款以现金方式交给供应商及加工商了。我和姚桂华一直在合作做生意，双方只签订了出库单和生产单（均是以庞勇的名义签订了），双方口头约定姚桂华经营的公司负责提供原材料，我厂负责加工女包，每次都是我叫车去拉原材料回来，从第二次领原材料开始，每次都需要押一笔加工款给姚桂华经营的公司，等下一批原材料加工好后再另行凭借生产单结算加工款。姚桂华经营的公司有拖欠我加工款，但具体金额我不记得了。因为我向姚桂华经营的公司领取了一批原材料（我不记得这批原材料的价值及数量了），但是还没有交还给对方就去了义乌，所以对方才没有结算加工款给我。 我当时在外面贴照片广告，王程、田太平（也叫做田小军）看到我发的照片广告就过来应聘，我当时有通过现金或者转账的形式支付他们工资，但具体转到哪张银行卡我就记不清楚了。我不记得是用哪张银行卡将工资转账给王程、田太平（田小军）等人的。我不记得聚亿皮具厂员工的情况了。 被告人田勇对租赁合同、其提供的庞勇身份证以及部分聚亿加工合同、出库单、生产单、发货单、外发合同单、对账单、送货单进行了指认。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问题。经查：证人陈某5的证言证实被告人田勇利用“庞勇”的名义租赁厂房，被害人赖某、潘某、盛某等人的陈述证实被告人田勇利用“庞勇”的名义与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等被害单位、被害人签订书面合同或者达成口头协议，由被害单位、被害人在短时间内多次提供原材料进行生产或者加工，而交付少部分货物或者支付少部分货款给被害单位、被害人，被害人李某、唐某等人的陈述证实被告人田勇利用广州市聚亿皮具厂的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加工合同，由被害人在短时间内多次领取原材料后进行加工皮包，在被害人加工完毕并将相应的货物送回广州市聚亿皮具厂后，只支付少部分的加工款。被告人田勇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单位、被害人订立和履行合同，在收受被害单位、被害人交付的原材料以及加工完成的皮包后，只交付少部分的货物或者支付少部分加工款，弃用其租赁的用于经营的厂房等方式予以逃匿。被告人田勇的上述犯罪事实清楚，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规定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田勇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合同诈骗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综合被害单位受托人、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单位、被害人提供的外发合同、加工合同、领货单、送货单、销售单、对账单、欠条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田勇是与被害人签订加工合同来约定加工皮包的型号、数量以及加工费用等，在收取加工好的皮包后会出具对账单，被告人田勇在领取加工皮包原材料时也有签领等，故上述的外发合同、加工合同、领货单、送货单、销售单、对账单、欠条等书证中所记载的金额可以作为本案合同诈骗金额认定的依据。经统计，本案合同诈骗的数额应认定为1487403.1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田勇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勇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法应当对被告人田勇适用“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幅度予以处罚。被告人田勇合同诈骗他人财物1487403.1元，且没有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结合被告人田勇的认罪态度，应予相应惩处。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为此，根据被告人田勇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田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6日起至2028年2月5日止），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二、责令被告人田勇退赔1487403.1元给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等二十三个被害单位、被害个人（详见附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何金渭 人民陪审员  陈汝昶 人民陪审员  黄露莲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戴梓莹 谢莲兴 附表：                            序号                       被害单位（个人）                       退赔金额（人民币）                               1                       广州市佰诗嫚皮具有限公司                       106070元                               2                       广州市欢祐皮具有限公司                       93334元                               3                       盛联珍                       102499元                               4                       刘远强                       45693元                               5                       潘嘉威                       196348元                               6                       刘文斌                       72545元                               7                       谢建成                       26000元                               8                       曾悦城                       173324元                               9                       陈家仕                       30000元                               10                       唐顺祥                       27360元                               11                       李秋文                       46062元                               12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江源皮具厂                       26000元                               13                       陈海荣                       69398.5元                               14                       陈昆                       27568元                               15                       彭业松                       28700元                               16                       张天文                       42847.5元                               17                       吴云刚                       83616元                               18                       王争争                       32789元                               19                       王志锋                       93535元                               20                       陈勋                       63711.6元                               21                       蒋琼                       26778元                               22                       蒋洪军                       28080元                               23                       吴常英                       45144.5元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