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25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弋，男，汉族，1980年10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桐雨，重庆乐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月，重庆乐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义，男，汉族，1981年7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阳，重庆山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小强，重庆山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吉安，男，汉族，1952年4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阳，重庆山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小强，重庆山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男，汉族，1980年8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原审第三人：张绍华，女，汉族，1954年4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华之子。原审第三人：罗莉，女，汉族，1980年7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莉之夫。原审第三人：潘欣，女，汉族，1987年4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原审第三人：重庆市涪陵区志贤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焦岩村三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X21228389E。法定代表人：李吉安，总经理。上诉人代弋因与被上诉人周义、李吉安，原审第三人**、张绍华、罗莉、潘欣、重庆市涪陵区志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贤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11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周义、李吉安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周义、李吉安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的订立主体为代弋、李吉安、周义、**、罗莉、潘欣，有关协议的撤销问题涉及各方的共同利益，故一审判决将**、张绍华、罗莉、潘欣等列为第三人不当。志贤公司并非《股份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与本案诉讼标的不具有任何利益，其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2018年1月1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针对代弋作为公司股东应当承担的196万元借款及相关房产置换的内容，该决议并未否定志贤公司向代弋出具的五份借条的效力，代弋依据《借条》提出诉前财产保全行为具备事实基础，不构成滥用权利。3.志贤公司与浙江名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发货前三天（即2018年4月19日前）支付货款60%（即47.04万元），代弋于2018年4月24日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可见志贤公司在代弋提出诉前财产保全之时就已经构成违约，而志贤公司账户在被查封冻结时并无资金可供支付，志贤公司在其公司账户被查封后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支付合同款项。另，代弋作为隐名股东，在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时并不知道志贤公司正在申办贷款，且志贤公司申请贷款的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代弋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构成威胁。代弋作为持股49%的大股东，如果志贤公司利益因保全而受损，代弋就是主要利益受损方，代弋通过牺牲自身利益来胁迫公司和小股东也与常理不符。因此，代弋在本案中并无胁迫的故意，也未实施胁迫行为。4.周义、李吉安与代弋订立《股份转让协议》是当事人自行协商的结果，代弋在该协议项下收取股权转让对价款的期限长达16年，明显与胁迫的效果不符。从股权转让的对价来看，该对价包含了股权转让的对价款421.4万元以及代弋对志贤公司的借款本金144.5万元，不存在周义、李吉安所称的“高价受让”。周义、李吉安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还于2018年5月11日要求代弋出具不得再次冻结公司账户的承诺，并在股东会决议上要求代弋手写“在担任公司股东期间没有私下使用公司公章及法人印章”等内容，充分说明当事人之间的缔约过程是互动的，不存在被迫签约的情形。周义、李吉安辩称，1.第三人均为担保方，而担保合同系从合同，一审法院未将第三人列为主合同的主体并无不当。2.代弋所称的五份借条均系其伪造，不具有真实的债权基础。2018年1月1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已明确记载了代弋的借款为105万元，明确否认了代弋举示的2017年1月13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4月12日三张借条。志贤公司尚欠代弋款项为144.5万元，但主张该款的前提是代弋要拿出等额资产去银行贷款。代弋违反股东会决议申请财产保全，系滥用诉权。3.代弋作为志贤公司的股东，对企业融资或购置资产的事实均知晓。代弋将志贤公司账户予以保全时正值公司向银行还贷后融资的时间点，代弋申请财产保全造成银行无法向志贤公司发放贷款。与此同时，志贤公司还要向供应商缴纳部分机器设备款项，就被迫接受了代弋的请求。4.从《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也可以看出，双方协议约定了解除保全的事宜，足以说明周义和李吉安是基于账户被违法保全而被迫签订了协议。**、张绍华、罗莉、潘欣、志贤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周义、李吉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依法撤销周义、李吉安与代弋于2018年5月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4日，志贤公司召开股东会，对企业向各股东借资的具体事宜和企业收款账户的说明事宜形成股东会决议。关于企业向各股东借资的具体事宜，企业向各股东按各股东出资比例借资，用于偿还企业之前的对外借款及储备企业营运资金，企业借资总额为400万元或等值的银行可做贷款的不动产，李吉安借资金额132万元，周义借资金额72万元，代弋借资金额196万元，出资形式均为等值房产；李吉安于2018年1月1日已拿出等值房产，周义于2018年1月1日已拿出等值房产，代弋已于2018年1月1日借资给企业现金105万元，并承诺于2018年1月19日借资企业30万元、2月28日前借资企业10万元，代弋未足额借资给企业，但代弋承诺最迟于2018年5月30日前拿出等值196万元房产借资给企业并置换出代弋之前借给企业的145万元现金；由于李吉安、周义、代弋最终是以企业贷款名义质押自己的房产为借资形式，故企业需支付各股东借资金额的银行贷款利息，代弋在之前拿出的现金部分，企业仅需支付同等银行贷款利息，按月息6厘计算等。关于企业收款账户的说明事宜，公司设置4个账户为企业收款账户，两个对公账户，两个对私账户，企业收款对私账户分别为以李吉安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尾数为76075的账户、李吉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立的尾数为35286的账户。周义、代弋、李吉安在该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名处签名，志贤公司在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盖章。2018年1月19日、1月26日，代弋分别转款30万元、95000元给志贤公司。2018年4月24日，代弋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要求分别对李吉安、**、志贤公司价值60万元、26万元、344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理由分别为李吉安于2017年2月6日至2017年3月22日期间向其借款60万元，到期未返还；**于2017年5月9日向其借款30万元，**承诺于2018年8月还本付息，但**迄今只支付了利息，返还了部分本金；志贤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1月26日期间向其借款4107141元，志贤公司在此期间仅偿还本息660900元。2018年4月25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8）渝0105财保280号、（2018）渝0105财保281号、（2018）渝0105财保282号民事裁定，对代弋的保全申请予以准许，并对李吉安、**、志贤公司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2018年5月5日，代弋（转让方、甲方）与周义（受让方、乙方）、李吉安（受让方、丙方）、**（担保人）、罗莉（担保人）、张绍华（担保人）、潘欣（担保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为志贤公司股东，甲方于2016年12月20日从志贤公司原股东**、张绍华处购得49%的股份，于2017年3月21日登记在志贤公司章程和工商备案信息。由于企业贷款需要，又于2017年4月18日从志贤公司章程和工商备案信息里撤销，由志贤公司股东李吉安代为持有甲方49%的股份。乙方占志贤公司18%的股份，丙方占志贤公司82%的股份（其中丙方为甲方代持49%的公司股份）。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的志贤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丙方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甲方转让志贤公司49%的股份给乙方、丙方，转让后该股份由乙方、丙方自行协商分配；转让价格565.9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9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12月30日前支付15万元、2019年2月3日前支付15万元、6月30日前支付70万元、2024年6月30日前支付122万元、2029年6月30日前支付122万元、2034年6月30日前支付121.9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资金利息，月息1%，在支付甲方股份转让款期间，乙丙方按实际占用股份转让款本金计息，本协议签订之后的每年2月10日前结算上一年度的利息，甲方的股份转让款，乙丙方可随时提前还款；本协议签订后，代弋在2018年5月7日解除对李吉安、志贤公司的全部诉前保全，包括李吉安所有私人账户（农行、建行、工行、邮政储蓄）的保全、志贤公司所有账户和资产（农行、建行、一台本田商务车）的保全，解除后，本协议生效；乙丙方如不按本协议之约定支付任意一笔股份转让款和利息，甲方可一次性向乙丙方追偿余下的全部股份转让款，并承担甲方为此所承担的律师费、诉讼费、诉前保全费用等；担保人及担保单位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本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为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等。代弋、周义、李吉安分别在甲方、乙方、丙方处签名并捺印，**、罗莉、张绍华、潘欣分别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印，志贤公司在担保单位处盖章。同日，志贤公司三股东周义、李吉安、代弋召开股东会，同意代弋将其持有的志贤公司49%的股份作价565.9万元转让给周义和李吉安，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两份，周义、李吉安、代弋在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处签名并捺印，志贤公司在股东会决议落款处盖章，代弋并在其中一份股东会决议上手书“代弋承诺在2016年12月20日至2018年5月5日在担任公司股东期间，没有私下使用公司公章及法人印鉴章对自己及他人进行借款和担保活动，没有对外签署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如代弋违反上述承诺，对公司造成损失，一切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由代弋自行承担”。代弋同时在自身签名处捺印。2018年5月7日，代弋以其与李吉安、志贤公司达成和解为由，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出撤回保全的申请。同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5财保280号之一、（2018）渝0105财保282号之一民事裁定，对代弋解除保全的申请予以准许。2018年5月17日，代弋以其与**达成和解为由，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出撤回保全的申请。同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5财保281号之一民事裁定，对代弋解除保全的申请予以准许。另查明，2018年3月9日，志贤公司与名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志贤公司向名博公司购买价值784000元的计量机、灌汤机、提升机、输送机等包装设备，交货时间为定金及预付款到账40天发货，志贤公司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天内按合同总价的30%预付名博公司（其中20%为定金、10%为预付款），发货前3天付合同总价60%的货款，余款在设备安装调试好后一年内付清，若志贤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款项，每延后一天，志贤公司需支付给名博公司合同总金额2‰的违约金等。2018年3月11日，志贤公司支付名博公司17万元。志贤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结清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涪陵分行）贷款本息，并于2018年4月27日向建行涪陵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400万元。2018年6月7日，重庆兴农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志贤公司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价格评估报告》。该《价格评估报告》载明：志贤公司建筑物评估值223.64万元、构筑物评估值30.20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值0.44万元、集体建设用地评估值96万元、机器设备评估值24.86万元，合计375.14万元。一审庭审中，代弋为证明其对志贤公司享有借款债权，提供了加盖有志贤公司印章印文，时间分别于2017年1月13日、3月15日、4月12日、2018年1月19日、1月26日的借条五份，该五份借条全部采用打印文本，其中2017年1月13日借条主要内容为志贤公司因企业经营所需，需要购买一台商务车，特向代弋借款300141元，借款期限4个月，借款利息按月息3%收取，每月12日付借款金额的利息，到期还本等；2017年3月15日借条主要内容为志贤公司因企业归还银行贷款，特向代弋借款892000元，借款期限11个月，借款利息按月息3%收取，每月14日付借款金额的利息，到期还本等；2017年4月12日借条主要内容为志贤公司因企业归还银行贷款，特向代弋借款252万元，借款期限10个月，借款利息按月息3%收取，每月11日付借款金额的利息，到期还本等；2018年1月19日借条主要内容为志贤公司因企业经营归还银行贷款，特向代弋借到现金3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借款利息按月息3%收取，到期还本金及利息等；2018年1月26日借条主要内容为志贤公司因企业经营所需，特向代弋借到现金95000元，借款期限1个月，借款利息按月息3%收取，到期还本金及利息等。志贤公司对该五份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志贤公司于2018年3月3日左右将公章交代弋持有7天左右，借条上的印章印文是代弋私自加盖的。代弋则称该五份借条是2018年元旦节后由**交付代弋。一审庭审中，代弋提供加盖有志贤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载明，2018年5月5日，志贤公司原股东代弋将所持志贤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志贤公司股东李吉安和周义，股份转让款为565.9万元，此股份转让款的构成说明如下：1.2016年12月20日，代弋通过**家债转股+现金方式从**和张绍华处以志贤公司净资产860万元，作价421.4万元购得志贤公司49%的股份；2.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代弋累计借给志贤公司410.7万元，截止到2018年5月4日，**及李吉安累计归还代弋本金166.2万元（不含利息），且代弋与**在秀山有合作项目，代弋自愿放弃向志贤公司追讨其借款中的100万元，截止2018年5月4日，志贤公司还欠代弋本金144.5万元，两项相加为565.9万元，即为此次股份转让金额；3.为了在2018年5月7日解除对志贤公司和李吉安的诉前保全，代弋的股转协议签订较为仓促，致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间，代弋借给志贤公司的借款利息还未完全对账，以及2017年、2018年前5个月的分红还未分配，但双方约定于2018年年底前结算完成。志贤公司印章加盖在单位签字（盖章）和落款时间2018年5月5日的右侧。志贤公司质证认为，情况说明载明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5月5日，与两份股东会决议的形成时间一致，但情况说明与股东会决议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股东会决议均有股东签名，志贤公司盖章位于志贤公司名称上面，情况说明盖章位置在空白处，情况说明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与股东会决议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志贤公司三股东于2018年1月14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志贤公司三股东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该次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对周义、李吉安、代弋有法律约束力。本次股东会实质上对志贤公司向代弋借款进行了清算，并对志贤公司向股东融资进行了安排，其主要内容为截至2018年1月1日，志贤公司尚欠代弋借款105万元，代弋向志贤公司提供借款196万元或等值房产，因代弋已借款105万元给志贤公司，故代弋承诺于2018年1月19日前提供借款30万元，2月28日前提供借款10万元，2018年5月30日前提供价值196万元的房产置换其向企业借款145万元。代弋在2018年1月14日股东会后，于2018年1月19日、1月26日分别提供借款30万元、95000元给志贤公司，至此，代弋对志贤公司享有144.5万元的借款债权。由于代弋未完全按股东会决议履行义务，于2018年5月30日前向志贤公司提供价值196万元的房产置换其借给志贤公司的144.5万元，故代弋虽对志贤公司享有144.5万元的借款债权，但不得请求志贤公司返还该借款144.5万元，亦不得请求志贤公司支付相应利息。以给企业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代弋利用加盖志贤公司印章的五份借条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对志贤公司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但代弋参加了2018年1月14日的股东会，明知其在2018年5月30日前提供价值196万元的房产后，方可置换其借给志贤公司的144.5万元，在未提供价值196万元的房产的情形下，代弋不得请求志贤公司返还借款，支付借款利息，故代弋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行为系滥用权利的行为。志贤公司的财产被采取保全措施之际，正值志贤公司须支付包装设备款和融资之时，志贤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财产被采取保全措施后，志贤公司支付设备款和融资将陷入困境。代弋滥用权利的行为使志贤公司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作为志贤公司股东，周义、李吉安为避免志贤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与代弋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代弋股权，换取代弋申请解除对志贤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周义、李吉安作为志贤公司股东，受让代弋持有志贤公司股权的行为，应认定为系受胁迫所为，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周义、李吉安诉请撤销2018年5月5日《股份转让协议》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撤销周义、李吉安与代弋，第三人**、罗莉、张绍华、潘欣、志贤公司于2018年5月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案件受理费51413元，由代弋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主争议焦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张绍华、罗莉、潘欣的诉讼地位问题。本院认为，原审原告虽将**等四人列为第三人，虽有瑕疵，但各第三人并无异议，且不属于严重程序问题并影响结果公正，故上诉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是代弋采取财产保全行为是否属滥用权利行为的问题。结合2018年1月14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代弋虽然对志贤公司享有合法债权，但根据该次股东会决议，公司认可代弋已出借105万元现金给公司的基础上，代弋还承诺在2018年1月19日再向公司出借30万元，2月28日再出借10万元，且最迟于2018年5月30日前拿出等值196万元房产代交给公司并转换出代弋之前借给公司的145万元现金。据此，在2018年5月30日提供房产进行置换前，代弋无权向公司主张该部分债权。代弋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表明其认可上述约定。但是代弋在未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于2014年4月24日持5张借条向法院申请对志贤公司344万元财产予以保全，存在明显违约行为。审理中，双方对5张借条的真实性存在争议，本院人认为，即便5张借条属实，结合股东会决议确认的已借款105万元，以及后续的395000元借款，与代弋持有的后两份借条的吻合性来看，至少代弋据以提出保全申请的部分债权金额已为股东会决议所约定，故代弋就该部分债权申请诉前保全，致使志贤公司高达344万元的财产被采取保全措施，代弋申请保全行为违反其与公司的约定，属于滥用权利行为。三是代弋申请保全是否对志贤公司的合同履行构成威胁的问题。代弋辩称，其在申请诉前保全之前，志贤公司履行《购销合同》中已存在违约行为，且公司账户被查封后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支付合同款项。本院认为，志贤公司虽未在2018年4月19日前付款，依据合同须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其尚在积极筹措资金付款及防止违约损失扩大，代弋的违约保全行为无疑使志贤公司陷入更大困境；同时，从2018年1月14日股东会决议看，志贤公经营困难，一直在向股东举债偿还对外借款及储备营运资金，对此，代弋作为股东应当是明知的，代弋的5份借条上亦均载明“因企业经营所需”或“因企业归还银行贷款”等内容，亦可知代弋对企业资金困难的状况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代弋违背约定采取保全措施，应当认定其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意。四是代弋申请保全是否对志贤公司申请贷款构成威胁的问题。代弋辩称其作为公司隐名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没有证据显示其在保全前或保全时知道志贤公司正在申请贷款。本院认为，公司融资是公司的重大事务，代弋作为持有志贤公司49%股权的大股东，其辩称不知情与常理不符，从志贤公司2018年1月14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向股东借款，代弋参与其中，亦可得到印证。另，双方将解除保全措施约定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要件，且根据代弋陈述，上诉人在2018年5月11日要求代弋承诺不得再次冻结公司账户，也反映出李吉安、周义担心代弋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不解除财产保全，从而对代弋进行了制约，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解除财产保全的交换条件，李吉安、周义为避免公司再次陷入困境，与代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其目的是是为了解除保全措施，而不是受让股权，故《股权转让合同》不宜认定为李吉安、周义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代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413元，由代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章兴东审 判 员 向 川审 判 员 汪 骞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钟 慧书 记 员 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