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丹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323民初87号 原告：罗顺强，男，藏族，1978年7月3日出生，四川省丹巴县人，务农，现住四川省丹巴县。 原告：瞿光富，男，汉族，1941年10月25日出生，四川省丹巴县人，务农，现住四川省丹巴县。 原告：李清秀，女，汉族，1942年11月7日出生，四川省丹巴县人，务农，现住四川省丹巴县。 原告：罗德垚，男，藏族，2001年9月19日出生，四川省丹巴县人，学生，现住四川省丹巴县。 原告：罗某某，女，藏族，2013年5月8日出生，四川省丹巴县人，学生，现住四川省丹巴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露，四川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丹巴县人民医院，住所：四川省丹巴县章谷镇嘉绒新区美人谷大道。 法定代表人：拥毅，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因，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昱，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顺强、瞿光富、李清秀、罗德垚、罗某某与被告丹巴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20年7月14日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顺强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露、被告丹巴县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因、戴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顺强、瞿光富、李清秀、罗德垚、罗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在整个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共计1,009,921.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26日上午11时44分,瞿秀芬到被告医院入院治疗，主诉：咳嗽、咳痰1月，加重伴心累、气紧3日。被告医院初步诊断：双下肺炎。下午17时55分被告向瞿秀芬的丈夫罗顺强出具丹巴县人民医院病危病重通知书，下午18时40分出现呼吸、心跳停止,19时10分宣布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循环衰竭。被告在本次对瞿秀芬治疗过程中有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导致了瞿秀芬死亡的后果。 被告丹巴县人民医院辩称，一、患者死亡后，其家属与被告就该医疗纠纷在丹巴县卫生健康局的主持下，与患方家属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并于2019年3月29日签署了协议书，约定被告就此次纠纷一次性支付患者家属40,000元，同时约定患者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就本次争议向被告索取任何费用，因此该医疗纠纷争议已经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原告无权再向被告主张赔偿。根据2018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布并实施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医疗纠纷解决的四种途径，第一种就是医患双方自愿协商。四川省人大颁布的《四川省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就是引导当事人和解。由此可见，无论国务院还是四川省人民政府，都是鼓励发生医疗纠纷后，将当事人和解、自愿协商解决医疗纠纷放在首位，被告与原告采取和解的方式化解纠纷，符合国务院和四川省政府的立法精神及法律规定。被告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后原告按协议书领取了救助费，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是双方对本案所涉民事权利的自治处分，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目前该合同既没有被撤销，也没有被法院认定为无效，该纠纷就已经通过协商解决，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处理完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也符合诊疗规范，患者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患者于2019年3月26日11:44入院治疗，17:30患者突然病情加重，19:10抢救无效死亡。由于患者属于重症肺炎，在被告处救治时间短，病情进展极快，其死亡发生迅速、突然是由于重症肺炎的自然转归所致，也是目前医学水平的无奈，被告对患者的不幸去世深表遗憾。患者死亡后原告方未进行尸检，患者的死亡原因是根据临床表现以及患者体征检查结果作出的，被告认为患者的死亡原因是因为重症肺炎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所致。重症肺炎病情危重发展迅速，救治困难，是医学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本案患者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迅猛发生发展的自然过程。在患者住院过程中，被告根据现有的医疗资源，按照诊疗规范积极进行救治，同时与患者家属积极进行沟通，并及时告知了患者的相关病情。被告认为被告在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已经尽到了一家少数民族地区县级二级甲等医院的职责，患者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三、本案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载明，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起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同时第二十六条还载明，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由此可见，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医疗损害侵权赔偿责任，就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诊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今为止，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诊疗过程存在过错及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瞿光富等人身份证及罗某某户口信息复印件，2.丹巴县人民医院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3.结婚证复印件，4.丹巴县公安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被告对于结婚证、户口本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其记载的患者信息，原告罗顺强的妻子的姓名为瞿秀芬，与亲属关系证明中记载的是瞿秀芳不一致，同时户口记录中登记的长子为罗德垚，亲属关系证明中记载的长子为罗德圭，所以被告认为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应以户口本、丹巴县公安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为准，虽有笔误，但能够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 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丹巴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病危通知书复印件；拟证明死者瞿秀芬在感冒后于2019年3月26日入住被告丹巴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因医院的相关诊断过失或未诊断造成瞿秀芬死亡，因此被告在本案中应当承担其过错责任。原告认为死者是2019年3月26日上午11:44入住被告医院，当时诊断医生的诊断是患者心累气急，应警惕重症肺炎，但在这种情形下被告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及时向死者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告知家属有关转院的事情，使死者失去了最佳的转院时机。从检测单可以看出，被告对病情的判断不正确，检查不及时。死者上午入院，当时只是做了一个DR检查，没有做血常规、尿常规检测，也没有心电监护，以及血氧饱和度检测。从血液样本可以看出来，是死者病情已经病危之后，才采集的血液样本。从死者的用药以及缴费记录上可以看出，被告医院做了菌培养，但是该院的病历上面不能提供时间。从所有的检查和诊断结论上面可以看出，只有关于肺部肺炎的相关内容，包括生化检测单上面关于肺部的检测，都是后来用手写的方式记录的。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1.被告对瞿秀芬的诊疗过程符合诊疗规范，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被告认为患者是2019年3月26日11:44入院，入院初步诊断双下肺炎，当时生命体征体温38度，心率120次，呼吸20次，血压109和60毫米汞柱。鉴于患者当时生命体征较为平稳，包括证人和原告所陈述的，输完液以后两点钟，患者感觉非常好，而且还要求要进食，所以当时不需要下达病危通知书。患者的病情是在当天17:30，突然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持续心电监护，显示心率升高到了130次，呼吸急促50次，血氧饱和度下降到了45%，这个时候考虑患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病情出现了进行性的加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危重，下达病危通知书，符合诊疗规范。2.被告在2019年3月26日17:55向患者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18:08送检患者的血液样本做检查，18:15作出血常规报告，从抽血到检验，出具检验报告，这个时间符合医院急诊时间的常规。3.被告决定对患者的痰液做痰培养，是一个呼吸道感染病人的医院诊疗规范常规，针对以后到底是一种什么细菌的感染或者是一种什么病毒的感染，在使用药物的时候有针对性。但是这个实验平均时间3到5天，患者是当天11点进来，晚上19点多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没法具体进行的。4.因为被告医院的病历在形成以后都需要打印出来签字，但是当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患者病情出现了变化，这个时候被告需要修正诊断，病历已经打印完毕，所以医院的所有的补充诊断只有在打印病历上手写修正诊断和时间，这符合诊疗规范，也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认为达不到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责任的证明目的。 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收条复印件、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复印件、合伙证明复印件、店铺经营门牌号复印件、面店照片复印件；拟证明死者瞿秀芬生前在城镇工作，且在丹巴县兴丹菜市场合伙经营面店，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居住在城镇，故相关的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赔付。原告申请证人蒲金松出庭作证，拟证明证人蒲金松跟死者及其丈夫罗顺强一起经营一家面粉加工店。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全部属于伪造，这四份证据出自村委会、丹巴县第二中学、合伙人、住房租赁房东，四个不同的主体所写出来的证明，瞿秀芬全部写成瞿秀芳，罗德垚全部写成罗德圭，这不可能四个不同的主体全部出现了同样的笔误。而这个所谓的笔误，在起诉书当中有三处，死者的名字均书写的是瞿秀芳，所以可以证明这所有的证明均为起诉书的起草人伪造的。对于合伙证明，证人蒲金松出庭作证，陈述合伙证明非本人书写，同时证人陈述死者叫瞿秀芳，而且死者家中几个姐妹中也有叫瞿秀芬的名字，也有叫瞿秀芳的名字，证人自己亲笔在庭上书写，而且说证人侄子的名字叫罗垚，跟合伙证明上的罗德圭完全不符。证人陈述的是他们合伙经营两年多，而合伙证明写的是一年，合伙证明的时间不符。证人陈述他们每个月的分红收入为17,000元，与合伙证明的每月12,000元不符。证人陈述他们居住在西河南路28号，而合伙证明写的是西河南路38号，所以这份证明完全是一份伪造的证明。对于第二份证明房屋租赁合同与收条系伪造，第一行承租方也写的是瞿秀芳与死者瞿秀芬名字不符，同时写的是甲方将位于丹巴县章谷镇西河南路出租给乙方办公使用，房东将一条路（注：丹巴县章谷镇西河南路）的房屋出租给了乙方作办公使用。而原告罗顺强的缓交诉讼费申请书载明，罗顺强四处打零工，经济收入低，不固定，与2020年4月27日的合伙证明以及证人出庭证明每月分红17,000元，年收入高达200,000元不符。同时房东将一条路的房屋出租给原告方，不符合生活逻辑。该合同没有付出租人房东房租的任何凭据，房屋的地址、面积、所有权人的信息均没有，收条载明的瞿秀芳也与瞿秀芬名字不符，所以被告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与收条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与原告方的实际情况不符，属于伪造。同时这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并没有说明是在城镇居住，而是一个办公使用，所以也不能证明原告方在城镇居住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店铺经营门牌号、门店照片，因为是照片，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认为原告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城镇务工和城镇居住一年以上，故被告对证人蒲金松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也不认同。本院对该组证据采信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采信，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丹巴县岳扎坝村村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丹巴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丹巴县第二中学出具的证明、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出具的在校学籍证明、丹巴县幼儿园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罗顺强与死者瞿秀芬于2010年2月就在外务工，其父母已年满60周岁，其儿子罗德垚和女儿罗某某是学生，证明死者瞿秀芬的抚养人的身份。被告认为罗德垚在校学籍证明，是一份彩色复印件不予质证。亲属关系证明瞿秀芳和罗德圭跟原告方的名字不相符，这个亲属关系证明系伪造的。2020年4月25日，岳扎坝村村民委会出具的证明，上面的名字为瞿秀芳与死者姓名不符，不能证明原告与死者之间的关系。2020年4月24日，丹巴县第二中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学生为罗德圭，从2015年9月到2018年6月就读于丹巴县第二中学，但是学籍又写的是2016年7月，既不是入学时间，也不是毕业时间，所以这一份学籍证明也是一个伪造的。2020年4月23日，丹巴县幼儿园出具的罗某某的幼儿园就读证明，因为没有相关的学籍资料、缴费凭证，其真实性无法认定。综上所述，以上证据涉及村委会、丹巴县第二中学，以及上组证据房屋出租人、合伙人等四个不同主体出具的全部证明，均把瞿秀芬写为瞿秀芳，罗德垚写为罗德圭，不符合生活常识，因为以上四个不同的单位和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的错误完全相同，同时与起诉书中三处书写的瞿秀芳错误一致，说明所有的证明为该起诉书撰写人伪造。原告罗顺强应被告的咨询在手机上出示原告瞿光富、李清秀与死者关系的丹巴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被告质证认为这家二女儿叫瞿秀芳，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四女儿叫瞿秀芬，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也就是死者本人。被告对于半扇门一村村支两委出具的证明，证明瞿光富与李清秀为夫妻关系，育有六个子女，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错误太多，本院仍以户口本、丹巴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为准，确定死者瞿秀芬与原告的关系。 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瞿秀芬住院病例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对本案患者瞿秀芬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患者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2.《告知书》一份，拟证明被告使用的药品符合规范。原告对住院病历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从住院病历恰恰可以反映，本案被告对死者的病情判断错误，导致死者丧失了最佳的转院时机，以及住院的六个小时期间一直按照双下肺炎进行治疗，导知病情加重死亡。原告对告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达不到被告证明的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瞿秀芬住院病例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中《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丹巴县人民医院出院费用汇总单复印件，拟证明该费用汇总单上记载瞿秀芬预缴费1000元，而费用合计为2077.9元，由于瞿秀芬一直未到医院进行结算，其尚欠被告医药费1077.9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2019年3月29日，被告与原告签署的协议书复印件，瞿秀芬的一张银行卡复印件，收条原件（收到被告支付的40,000元的一张收条）；拟证明被告与原告就该医疗纠纷已经签署和解协议，并且履行完毕，该案件已经和解结案。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协议上只载明了救助费用，该费用是救助费用，而本案起诉是赔偿费用，两种费用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该协议跟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的起诉。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9年3月26日上午11时44分瞿秀芬到被告医院入院治疗，主诉：咳嗽、咳痰1月，加重伴心累、气紧3日。被告医院初步诊断：双下肺炎。下午17时55分被告向瞿秀芬的丈夫罗顺强出具丹巴县人民医院病危病重通知书，下午19时10分宣布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循环衰竭。患者死亡后，2019年3月27日，患者家属要求封存药品，丹巴县市场秩序监督管理局检查后制作《告知书》，告知未发现药品及医疗器械存在质量问题。2019年3月29日，其家属与被告就该医疗纠纷签署了《协议书》，约定被告就此次纠纷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40,000元救助费用，同时约定死者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就本次争议向被告索取任何费用。 另查明，原告罗顺强与死者系夫妻关系，原告瞿光富与死者系父女关系，原告李清秀与死者系母女关系，原告罗德垚与死者系母子关系、原告罗某某与死者系母女关系。 本院认为，一、关于死者家属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原告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就本次投诉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是否丧失诉权的问题。原告认为死者家属与本案被告签订的40,000元赔偿补助金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该协议上面的事项是救助费用，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与本案原告请求赔偿的诉请事项完全不一致，从性质上以及金额上都不一致，与本案无关。从协议上的内容可以看出，协议跟本案是没有关系的，本案的诉请是人身损害赔偿，且本案诉请金额跟协议上不一致。原告认为在被告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享有要求被告予以赔偿的权利。被告认为2019年3月29日，被告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针对死者家属的投诉，给予了人道主义的补助40,000元，并且约定就该次纠纷，死者家属不得再向被告主张任何费用。现在原告依然在被告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向被告提起了医疗侵权损害之诉，违背了契约精神，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起诉只要符合该条的条件就能起诉，而该条的条件并未包括上述情形，故原告虽违背协议的承诺，但原告的诉权并未被剥夺。 二、关于被告对患者瞿秀芬医疗的整个治疗、护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在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因原告在庭审中无此类证据举证和陈述，故本院对原告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原、被告都向法庭提交了丹巴县人民医院关于瞿秀芬的住院病例，但原、被告据此对被告在治疗过程中有过错行为和无过错行为得出相反的结论。本院认为，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纠纷系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公认的难点，不仅体现在法院不具备判断专业医疗领域行为的相应知识，也体现在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矛盾积累难以平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原、被告都申请本院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因为没有检材无法鉴定，本院技术部门人员就此对双方的当事人进行了释明。在患者死亡时，其亲属采取的方法是提出了封存药品的要求，经丹巴县市场秩序监督管理局抽检，未发现问题，后其亲属又与被告达成《协议书》，被告按协议履行完毕，期间，其亲属未要求进行尸检以查明患者死因。在诉讼中，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法律规定，原告在本案中应负有举证证明被告有过错的责任，现法庭无法借助专业鉴定帮助，不能查明案件中被告有过错责任的行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对此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对此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顺强、瞿光富、李清秀、罗德垚、罗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164元，由原告罗顺强负担2632.80元，原告瞿光富负担2632.80元，原告李清秀负担2632.80元，原告罗德垚负担2632.80元，原告罗某某负担2632.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且祖奎 人民陪审员  冯春蓉 人民陪审员  魏群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 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