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821行初43号原告潘洪斌，男，199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吕大海，上海汇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住所地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高桥村。法定代表人罗德江，该大队大队长。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全显辉，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龙华，男，1967年10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张家界市永定区，系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歆，湖南澧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议机关），住所地张家界市永定区高桥村。法定代表人全际平，支队长。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卓曼丽，副支队长。委托代理人张维虎，湖南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潘洪斌因要求确认被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以下简称直属一大队）于2019年8月8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无效、请求撤销被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的张交复决字[202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洪斌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吕大海，被告直属一大队行政负责人全显辉及其委托代理人龙华、张歆，被告市交警支队行政负责人卓曼丽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维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直属一大队于2019年8月8日作出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308021205239570），认定原告将浙Ｅ×××××号汽车违法停放，阻碍行人和车辆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湖南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给予原告100元的罚款。原告不服，向被告市交警支队提出行政复议，被告市交警支队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张交复决字［202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直属一大队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仍然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潘洪斌诉称，2019年8月8日12时，被告直属一大队将原告停放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共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旁闲置场地上的车牌为浙Ｅ×××××的车辆拖走并扣留，在原告前往被告直属一大队处接受处理后,直属一大队作出处罚决定,罚款100元，原告不服向被告市交警支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交警支队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张交复决字［202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直属一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于2020年5月13日收悉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直属一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辅警一人制作完成并交付,且违停车辆的信息采集并拖移涉案车辆的人员亦非执法人员,因而该行政处罚决定无效,理由如下: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系编号为ＸＪ1065辅警张林涛单独一人制作完成并交付原告,民警龚学太、向顺荣并未在现场出现过,更没有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审核确认。根据执法记录仪录像可以明显看出,直属一大队的公章和两位民警的私章都是预先盖好的,程序也存在违法。辅警张林涛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填写完毕后,并没有加盖印章的动作,但在交付给原告时,被告直属一大队的公章和龚学太、向顺荣的私章都已经出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足以证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相应的印章是预先盖好了的,而绝非被告直属一大队在行政复议阶段抗辩时所称的“由辅警张林涛开具处罚决定书,民警龚学太、向顺荣加盖私章予以确认”。况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应当由执法人员填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4条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因而,行政处罚必须是由具备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作出,本案中编号为ＸＪ1065的辅警不是人民警察,没有执法权,不能作出行政处罚,其所做行政处罚决定无效,且作出行政处罚前必须出示执法证件,本案程序违法。二、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应当由执法人员调查收集。本案中违停车辆的信息采集并拖移原告违停车辆的人员并非执法人员,以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根据原告提供的直属一大队拖移违停车辆的视频录像,可以看到执行拖车的人员,虽然穿着袖标上有“警察”字样的警用上衣,其中一人下身为牛仔裤。上述两人服装上皆没有“警徽、领花、胸徽、警号肩章”。其中一人额外佩戴“ＸＪ1077”的辅警标号以及佩戴“见习警官”警衔。上述两人系辅警,并非正式民警。涉案车辆是由两名辅警拖移到停车场，未见张家界军威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涉案民警向顺荣参与。根据上述证据可以明显得知,在处理涉案违停拖车事宜时,两位辅警并未与民警向顺荣共同工作,也没有张家界军威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上述违停车辆的信息采集并直接拖移违停车辆的行为由两名辅警独立实施,并不存在秦汉群、黄新顺两位辅警在民警向太荣的安排下进行辅助性工作的情形。直属一大队在行政复议阶段指称“经执勤民警确认后,联系张家界军威汽车有限公司的拖车对违法车辆进行拖移”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直属一大队应当提交含有向顺荣影像或者声音的涉案车辆违停现场的执法录像予以证明。综上所述,被告直属一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并非由执法人员调查收集,行政处罚决定书亦非执法人员制作,且程序违法,因而该行政处罚决定无效,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1.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快递单及物流记录。拟证明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第二组：1.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证据清单。拟证明原告的复议请求及理由。第三组：在被告直属一大队指定的停车场拍摄的非法佩戴警用标注的拖车人员（非执法人员）录像的情况说明、光盘及截图打印件。拟证明被告直属一大队违停车辆的信息采集并拖移违停车辆的人员并非执法人员。第四组：被告直属一大队执法记录仪拍摄的2019年8月8日辅警人员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录像视频光盘及截图打印件。拟证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编号为XJ1065的辅警单独一人制作完成。被告直属一大队辩称，一、直属一大队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直属一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停车辆的信息采集并非辅警单独作出,而是辅警根据办案民警的指令所做的辅助性工作。1、2019年8月8日12时许,直属一大队执勤民警向顺荣警号（090642）带领辅警秦汉群、黄新顺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巡逻,发现浙ＥＬ238违法停车,阻碍行人通行,且当事人不在现场,影响车辆行人通行。经向顺荣确认现场后,固定相关证据,安排张家界市军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拖车将车拖至白羊坡停车场。车辆被拖移后,向顺荣通知文职警务辅助人员张林涛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该车辆信息以及车主的联系方式。2019年8月8日14时左右,向顺荣回到办公点,和民警龚学太警号（090548）一起商量对浙Ｅ×××××违法停车如何处理后,向顺荣安排张林涛用短信告知原告“车辆因交通违法被拖移以及处理地点、取车地点”，因向顺荣、龚学太有特殊情况事情需处理,在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好私章,安排辅警张林涛在当事人接受处理时具体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8月8日下午15许,原告到被告办公点接受了行政处罚。根据上述的案件事实,张林涛只是一个文职警务辅助人员,不在现场,不知案情,根本无法单独完成处罚，而是根据向顺荣的指令做了如下工作:1、查询车辆信息;2、短信告知原告违法事实及处理程序;3、填写法律文书,完成辅助的文书工作。根据《公安交通管理警务辅警人员管理规定》（试行）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文职警务辅助人员有“协助开展文书助理”这一工作职责。同时,在处罚决定书交通警察一栏中,辅警张林涛并未署名或盖章,而是由执勤民警向顺荣、龚学太确认并盖私章。因此,对原告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系民警向顺荣、龚学太的行政执法行为,辅警张林涛作为文职辅警只是行使填写文书等警务辅助工作,不是在实行行政执法的行为。原告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4条“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认为被告没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属于程序违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直属一大队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3条的规定即“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且原告并没有要求出示相关证件,因此出示证件并不是必须的。2、对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违停车辆的信息采集及拖移车辆违法情况,直属一大队是按照程序依法办理的,理由为:由于直属一大队没有大型的停车场,只能租用社会停车场（张家界市军威汽车有限公司的白羊坡停车场）对车辆进行妥善保管。在违法当事人接受处罚后,直属一大队对车辆信息、驾驶人信息进行核对无误后就可以取车。在本案中,2019年8月8日12时许,直属一大队执勤民警向顺荣警号（090642）带领辅警秦汉群、黄新顺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巡逻,发现原告违法停车后,通知张家界市军威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拖车,将浙Ｅ×××××拖移到白羊坡停车场并妥善保管,且和辅警黄新顺用执法记录仪对原告车辆录像取证。原告不能凭猜测、怀疑、推断就认定向顺荣、军威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参与。直属一大队对原告潘洪斌处理交通违法停车做出的行政处罚按照简易程序处理，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于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第四十二条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四）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五）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交通警察应当在二日内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以上说明直属一大队对原告使用简易处罚正确,程序合法。二、直属一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1、直属一大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56条、第93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第42条,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2、直属一大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7条、《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综上所述,直属一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308021205239570）》以及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张交复决字（202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直属一大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决定书》，拟证明因原告违法停车，被告依法按照简易程序对原告进行处罚。2、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拟证明被告的处罚符合简易程序。3、短信截屏，拟证明依法告知原告因车辆违停被拖移。4、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拟证明拖移车辆为社会车辆。第二组证据：5、张家界市军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胡三红、胡辉平为张家界市军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6、拖车人员身份证明，证明胡三红、胡辉平身份证明。7、拖移浙Ｅ×××××情况说明，拟证明工作人员拖车过程。8、向顺荣身份信息、拖车处罚情况说明，拟证明执法过程系民警在执法。9、龚学太身份信息、处罚情况说明，拟证明该处罚系民警所为。10、张林涛身份信息以及劳动合同书、处罚情况说明，拟证明张林涛作为文职警务辅助人员所做的工作。11、黄新顺身份信息、执法过程情况说明，拟证明系民警带辅警取证。12、秦汉群身份信息、执法过程情况说明，拟证明系民警带辅警取证。以上证据均证明对原告车辆的的执法过程是民警向顺荣、龚学太执法，拖移原告违停车辆是军威汽车服务公司。第三组证据：13、《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三条，拟证明着装人民警察出示证件不是必须的。14、《公安交通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规定（试行）》，拟证明文职警务辅助人员工作职责。1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八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七条，拟证明对原告予以交通违法处罚的依据。1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二条，拟证明处罚依据。17、《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105号令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拟证明处罚程序合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市交警支队辩称，一、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张交复决字(202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简称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潘洪斌不服直属一大队作出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308021205239570)(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9月22日向市交警支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交警支队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向慈利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慈利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湘0821行初8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市交警支队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市交警支队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不服提出上诉,经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19)湘08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市交警支队于2020年3月24日决定受理本案,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受理通知书》,2020年3月24日向直属一大队送达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直属一大队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市交警支队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复议决定书。以上事实表明,市交警支队就本案所作的复议程序是合法的。二、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直属一大队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直属一大队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具有违法停车的事实，根据《公安交通管理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规定》(试行)、《湖南省公安交通管理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警务辅助人员是根据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实际需要,面向社会招聘、协助交通警察从事交通管理工作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包括公安交通管理文职警务辅助人员和公安交通管理勤务警务辅助人员，《处罚决定书》虽然由辅警张林涛填写,但在《处罚决定书》交通警察一栏,辅警张林涛并未署名或盖章,而是民警龚学太、向顺荣确认并盖私章。因此,对原告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应视为民警龚学太、向顺荣的行为,辅警张林涛作为文职辅警只是填写《处罚决定书》而已,不能确认该行为是执法行为。同理,在原告违法车辆现场实施信息采集及将车辆拖移现场的行为,也是在执勤民警向顺荣的安排下进行的,辅警秦汉群、黄新顺只是根据执勤民警的安排作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不存在辅警单独现场执法采集信息的事实。综上所述,市交警支队认为,直属一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决定书》合法有效。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直属一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决定无效,请求撤销被告市交警支队的《复议决定书》,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交警支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张交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及法律依据。2、行政复议申请书。3、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的EMS快递单。5、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行政复议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44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接受询问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的规定，本院认为有必要要求被告直属一大队的行政执法人员向顺荣、龚学太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接受询问之前，向顺荣、龚学太签署了保证书。向顺荣向法庭陈述了以下事实：2019年8月8日，吃过中饭以后，我带领协警秦汉群和黄新顺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区值班巡逻，巡逻到子午路7天酒店旁时，发现一辆违停车辆浙Ｅ×××××号普通型客车，我们喊话后没有当事人到达现场，我们就通知张家界市军威汽车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派一辆拖车过来，几分钟后，拖车到达现场，我们就对违法车辆通过执法记录仪对车辆信息进行了录入，录入完成后我们就将车辆拖移到白羊坡停车场，然后我们继续在街上巡逻，同时我在巡逻车上电话通知文职辅助人员张林涛核实该车辆信息，并要求其在我办公室等待我回来。大概下午两点左右，我回到我办公室，当时张林涛和民警龚学太在办公室，张林涛告诉我车辆显示为正常，我就将该违停情况告诉了他们，并要求张林涛告诉车主，车已被拖移，并发信息告诉车主过来处理，因车主还没有到达我们的办公地点，我便指示张林涛在车主到了后，依据道路交通法56条的规定，对车主罚款100元，我和龚学太在涉案的空白《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分别盖上私章，交由张林涛负责填写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车主到达后，张林涛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时，我和龚学太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另一间办公室处理其他工作上的事情。龚学太向法庭陈述了以下事实：2019年8月8日下午两点，向顺荣队长来到办公室对我说，有一外地车辆影响行人通行已被拖走，我就叫辅警张林涛查询了车辆情况，显示为正常，我们商定对车辆适用简易程序给予处罚，当时处罚决定书没有填写内容，但是已经盖有直属一大队的公章，因当事人还没有来，我和向顺荣就分别在处罚决定书盖上私章交给张林涛，要求他等当事人来了以后完善处罚决定书的内容，给予当事人100元的罚款，然后我和向顺荣队长就到另一间办公室商量别的事情去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直属一大队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中的证据1有异议，原告的停车没有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对该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第二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只需要出示视频资料即可，并不需要出具民警等人的情况说明，另外出具说明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说明存有疑问；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当场出示证件；证据17，被告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因为没有人民警察在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是先盖章后由辅警填写，其程序不合法。对向顺荣、龚学太的陈述认为该处罚决定书上的公章和民警的私章是事先已经盖好了，属于违法。原告对被告交警支队提交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交警支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该视频拍摄时间是2019年8月28日，而车辆违停时间是2019年8月8日；该视频并没有完整体现执法过程，只能证明辅警张林涛填写处罚决定书的过程。对被告直属一大队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向顺荣、龚学太的陈述均无异议。被告直属一大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第四组证据中原告提交的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采集时间是2019年8月28日，本案发生的时间是2019年8月8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系民警龚学太、向顺荣在执法，辅警张林涛等只是进行辅助工作。对被告市交警支队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对向顺荣、龚学太的陈述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视频及截图打印件不能全面体现执法的全过程，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被告直属一大队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5、6、7、11、12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8、9、10、181、9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被告交警支队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8日12时左右，被告直属一大队向顺荣带领工作人员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区巡逻，巡逻到子午路7天酒店旁时，发现浙Ｅ×××××号小型普通客车停放在子午路7天酒店旁人行通道延长线的通道处，车辆停放路段设有全路段禁停标志，车辆停放的子午路为东西走向，该车辆停放方向为南北走向，阻碍行人通行且当事人不在现场。直属一大队工作人员将该车辆拖移至直属一大队指定的社会停车场即白羊坡停车场，并根据车辆登记的联系方式，通过短信告知车主潘洪斌车辆被拖移的相关情况。向顺荣巡逻完后回到办公地点，指示辅警张林涛对原告的违法停车行为适用简易程序予以处罚，因原告尚未到达，民警向顺荣、龚学太在已盖有“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一大队”公章的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空白《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交通警察”处盖上自己的私章，嘱咐张林涛在原告到达后填写具体的处罚内容，然后向顺荣、龚学太到另一间办公室商量其他事情。原告潘洪斌收到短信后，于2019年8月8日下午前往直属一大队接受处理，张林涛根据民警向顺荣、龚学太的指示，在已盖有民警向顺荣、龚学太私章及公章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填写相关处罚依据和罚款100元的内容。原告潘洪斌在收到的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填写了“并未妨碍其他行人及车辆，对拖车处理有异议”，并缴纳了罚款100元。被告直属一大队办理返还车辆的工作人员在原告对拖车行为提出书面异议的情况下，让原告前往法宣股或找分管领导反映情况再做处理。但原告未反映情况，拿走《返还物品凭证》未取车便离开。2019年8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直属一大队拒不向原告返还被拖移及扣留的车辆的行为违法；被告直属一大队立即返还原告被拖移及扣留的车辆；判令被告直属一大队赔偿原告因车辆被扣期间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湘0821行初6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张家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8行终0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仍然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19）湘行申126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同时原告于2019年9月22日向被告市交警支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被告直属一大队对原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无效，被告市交警支队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不予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湘0821行初8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市交警支队的《不予受理决定书》，责令市交警支队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不服，向张家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张家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19）湘08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市交警支队于2020年3月24日决定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涉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直属一大队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为此，原告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直属一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308021205239570）无效：2.撤销被告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张交复决字（202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本案中，原告潘洪斌将其所有的浙Ｅ×××××号小型普通客车停放在张家界市子午路7天酒店旁人行通道延长线的通道处，阻碍行人通行且不在现场，原告潘洪斌具有违法停车的事实，在被告直属一大队的工作人员将该车辆拖移至指定的白羊坡停车场，并通过短信提示告知，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第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四）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五）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交通警察应当在二日内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4条“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根据以上规定，对原告违法行为适用简易程序处罚，只需要交通警察在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未规定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必须由交通警察填写。根据《公安交通管理辅助人员管理规定》（试行）第四条规定“文职辅警可以承担下列辅助工作：……（二）协助开展文书助理、窗口违法查询、档案整理、材料收集等服务与证件办理；（三）协助开展信息采集与录入；……（八）其他可由文职辅警协助开展的工作。……”第六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警务辅助人员不得从事下列工作：（一）单独执法或者以个人名义执法；（二）采取强制措施；（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四）扣留车辆、证件，收缴物品或者罚款；（五）保管武器；（六）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从事的工作。”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张林涛作为被告直属一大队一名文职警务辅助人员，其依照执勤民警向顺荣、龚学太的指示填写涉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其行为不属于《公安交通管理辅助人员管理规定》（试行）明令禁止的行为，张林涛亦没有违反《公安交通管理辅助人员管理规定》（试行）的其他相关规定的行为，且因原告未在现场，亦未要求被告直属一大队的工作人员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因此，被告直属一大队作出涉案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本案中，原告对直属一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市交警支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交警支队依据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按照复议程序，履行了下列职责：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被告市交警支队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维持被告直属一大队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其行为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潘洪斌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洪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潘洪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辉人民陪审员 罗 英人民陪审员 胡长新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李 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