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983民初4038号 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江西省宜春市。 法定代表人：聂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帆，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梅书慧，广东广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江西省吉安市。 法定代表人：刘某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爱平，湖南光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帆、梅书慧，被告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樊爱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移交数量不足部分的母猪款123776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移交数量不足部分的公猪款2565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扣减原告应付被告的2640638.25元，以上合计为9993461.75元）。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原告将其养殖场的生产经营整体托管给被告，托管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合作期间所产猪仔产权归被告，被告则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保育猪仔的固定利润；合同期满后，被告需确保交付原告同等数量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数量不足部分按时价赔付原告（经产母猪不低于3500元／头、公猪不低于5800元／头）；如任何一方单方终止合同，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400万元。同日，原告与被告还签订了一份《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高安市的猪场育肥生产交给被告托管，托管期限与前一份合同一致；合作期间，原告需按500元／头的标准向被告购买肥猪仔，并交由被告进行育肥，并由被告收取一定的肥猪增重成本，原告则根据出栏率考核指标对被告进行奖惩；如任何一方单方终止合同，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3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养殖场、各类猪只，以及经营管理权等，均悉数移交给被告，并按要求将种猪补足至合同约定的数量。2019年1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并声明即将撤离全部驻场人员并停止饲料、兽药的投喂。被告单方解约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现原被告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始终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综上所述，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就本案赔偿事项将被告起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1、非洲猪瘟在2019年7-8月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爆发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更是造成猪场种猪严重减损的根本原因，并非答辩人管理不善所致。但对“不可防控之疾病”的责任约定，双方在2018年3月28日《猪场（种猪）合作合同》未进行任何约定，但双方在同日同时所签订的《猪场（肥猪）合作合同》第三条第7款明确约定了“目前行业内不可控之疾病或无法防控之新发疾病等所造成的损失，乙方免责”，根据合同法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处理规则，在双方无法补充约定或者协商解决的情况下，考虑到无论是种猪还是肥猪，在非洲猪瘟面前都是同样的脆弱不堪与不可防控，是无差别对待的，应当可以适用姊妹合同的责任条款处理，认定答辩人免责；2、原告在非洲猪瘟爆发之初就擅自进入猪场擅自采取不当措施处置种猪、接管猪场、怠于履行猪场周边环保义务是猪瘟在猪场全面爆发的直接原因。正是对猪场的独立管理权被严重侵犯，被告不得不提出终止合作协议，并非被告单方面擅自解约。按照合同约定，被告作为专业的猪场运营公司，面对猪瘟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机制的，在非洲猪瘟在猪场爆发之初，仅是小范围小数量的，被告在及时告知原告的同时，准备采取绝对隔离处理的措施，遵循确诊感染坚决掩杀上报，绝对避免交叉感染的原则，但原告的股东刘某乙却不听劝阻，擅自决定使用中药控制，擅自购买不明中药进入猪场强迫饲养员拌料用药，不听劝阻四处串舍，造成了大面积感染，刘某乙急于转嫁损失给被告，不顾劝阻要求再次盘点现存种猪数量，被告一方反复提出此时盘点会交叉感染全部猪舍种猪与肥猪，但刘某乙一意孤行，擅自强行逐栋盘点，造成全部母猪舍的进一步感染。在被告一方追溯病毒源头时，发现距离猪场大约1公里处，有一废弃养殖场租给他人作为餐厨垃圾处理场地，大量餐厨垃圾被遗落在共用道路上，导致进入猪场的车辆携带病毒进入猪场，被告将该情况向原告反映，要求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周边环保保障义务，向主管部门投诉关停，但遭到原告反对，此事不了了之。实际上，如果原告方不擅自不惜违约接管控制猪场不当处置种猪，按照被告相对成熟的处理应急经验，完全可以平稳度过非洲猪瘟爆发期，并及时补齐后备种猪，在后来的涨价期间将之前的损失全部弥补并且能够实现共同盈利的。可见，原告的一系列严重违约行为是造成被告对猪场运营无法进行正常进行的直接原因，也是猪场种猪不当扩大损失的重要因素，被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完全有权利，同时也是不得已提出终止合同，原告应当对不当损失与违约责任承担后果；3、被告为了促成双方和平解约在解约协议中作出的让步不能成为原告主张所谓权益的真实、客观的依据。被告认为，实际移交的种猪数量应当以双方在补充协议与2019年1月存数处理方案上签字认可的1600头计算，单价应当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约协议的2019年5月8日的市场价计算。同时，该1600头的基数应当减去原告从2019年8月开始实际接管控制猪场后擅自处理卖出的426头，再减去双方2020年3月21日书面确认的交付盘点数190头，即（1600-426-190）头×2019年5月8日同一地区的市场价。同时，答辩人向原告主张的应收款项并非被告所选择的最低数额2640638.25元，被告的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应支付被告的全部款项包括应收猪只往来款、应收人工费用、应收盘点交付资产、应收饲料款、应收保证金共五项，合计4043712.03元。归纳之，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补齐的差额种猪金额应为（1600-426-190）×2019年5月8日的同一地区的市场价-应收款项4043712.03元的数据，同时在考虑原告的上述严重违约行为，按照责任比例来判决被告补偿原告的实际损失。综上所述，我方恳请法庭依据事实与法律公正决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求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九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该组证据为《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8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原告拟证明种猪（公猪、母猪）的市场采购价在10000元以上。被告认为原告方必须提供发票、流水、合同才行。因原告购买的上述种猪不具备普遍代表性，结合原告在诉状中仅主张母猪赔偿6400元每头，公猪赔偿9500元每头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提出异议，该两组证据分别为生猪过磅单和结算单、转账凭证复印件，被告拟证明2019年8月后，原告已经违反合同约定，实际控制接管猪场，将猪场面临猪瘟困扰的问题种猪进行非法出售并实际控制销售款项，全部款项进入原告法人聂某某的账户。原告认为猪只过磅单和销售结算单上的签名人员均是被告方厂长及工作人员，原告方的签名仅仅是证明生猪销售的事实，该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已实际接管控制猪场。结合被告在此之后的2019年11月底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作合同并办理交接事宜，并且双方于2020年3月21日签订交付盘点表的事实，可以认定猪场的经营与管理在2020年3月21日之前均是由被告主导的，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但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3、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提出异议，该组证据是被告单方面制作的原告擅自处分猪场种猪的处分表和原告对被告应付账款的汇总表，证明从2019年8月份后原告方非法处分种猪的数量为426头，所有款项均由聂某某收取。原告认为该证据是由被告方单方制作，所以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因卖猪的事实双方均认可，对卖猪的数量双方也经过了对账核实，但双方实际交接时间为2020年3月份，在此之前，均是由被告在卖猪。故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采信，但对被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原告将其养殖场的生产经营整体托管给被告，托管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原告按照合同要求新建或改建栏舍及设施设备，并补充适当的后备母猪及公猪使猪场基础母猪群达到2000-2500头；合同期满或中途合同终止，被告需确保交付原告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数量不足部分按时价赔付原告（经产母猪不低于3500元／头、公猪不低于5800元／头）；现有存栏母猪、公猪数移交被告后，淘汰收益归被告，补充后备母猪、公猪也由被告补足。同日，原告与被告还签订了一份《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猪场合作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高安市的猪场育肥生产交给被告托管，托管期限与前一份合同一致。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向被告移交猪群，被告进场养殖。2018年11月14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为确保猪场正常运营，按照存栏基础母猪2000头规模，原告须按照如下标准配置足够栏舍给被告，同时备注，按现有栏舍满负荷生产约可存栏1600头母猪。经原告不断补充种猪，2019年1月22日，双方经过盘存，原告移交了37头公猪、2017头母猪给被告。同时，双方约定为保证猪场正常生产，将其中繁殖性能低下之母猪共淘汰417头，但因栏舍不足，无法如期补充相应后备母猪，被告允许原告欠款70万元。在原告于2019年5月31日前完成栏舍扩建以确保猪场产能，同时，被告及时补充后备母猪。2019年11月29日，被告因经营不善，委托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并要求办理交接事宜。2020年3月21日双方办理交接，被告共向原告返还公猪10头、母猪190头，其中母猪90头双方约定转育肥猪，实际返还母猪100头。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以保护。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将猪场交付给被告经营，被告应当依照合同约定依法经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原告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共计向被告交付了37头公猪和2017头母猪（其中417头双方约定转淘汰），而被告提前解除合同时仅交还给原告10头公猪和100头母猪（另外交付的90头双方约定转育肥），对于交还数量不对等的补偿，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赔偿给原告，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种猪交付数量不足部分赔偿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存在如下争议焦点，分别分析认证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考虑非洲猪瘟引起的不可抗力问题。被告一直强调是因为非洲猪瘟导致其经营无法进行下去，无法履行合同。但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猪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猪只减少的原因是被告在不断地卖猪，而没有新增猪只。也没有提供任何政府检验部门出具的该猪场有相关疫情的证明，及发生猪瘟后政府对死亡猪只进行填埋的证明。因此，对于被告主张的应当考虑因疫情引起的不可抗力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如何认定交付及交还种猪数量的问题及归还时种猪按照什么价格计算赔偿的问题。双方主要争执的是母猪数量的问题，截至2019年1月22日，原告实际向被告交付了2017头母猪，但同时，原告又同意淘汰417头母猪。因此，原告交付给被告的育龄母猪数量应当认定为1600头。2020年3月21日被告交还给原告母猪190头，该190头中包含产房母猪6头、母猪9头、后备母猪46头，后备母猪107头、老母猪22头，双方同时约定后备母猪107头中的90头转育肥，即双方认可的是交还母猪数量为100头，其中含后备母猪63头，育龄母猪15头，即将淘汰的老母猪22头。根据双方“需确保交付同等数量同等且胎龄结构合理种猪”之约定，因此，只能视为被告归还了原告育龄母猪15头，其余后备母猪63头，按照2019年1月22日双方签订的盘存数处理方案“在原告完成栏舍扩建后，被告应当及时补充后备母猪”之约定，可以充抵被告归还的补充后备母猪，除该63头外，被告仍需归还原告后备母猪354头。被告已经归还的22头老母猪如何处理，双方可以另行协商处理，上述后备母猪及老母猪的处理问题，因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本案不予处理，双方可以另行诉讼。综上，被告应归还原告公猪差额为27头，母猪1585头。关于单价问题，原告提供了2020年2月到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购买公猪和母猪的发票，证明截止至交接之日止，市场上公猪价格达到每头12000头至18000元，母猪价格达到每头10000元。原告仅主张的价格为公猪每头9500元，母猪每头6400元，低于实际成交价，原告认为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其主张的单价。被告认为应当按照“查猪价”软件上2020年3月的每公斤62.88元，每头按照70公斤计算母猪价格。因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于公猪和母猪的赔偿有一个最低赔偿价格的约定，即经产母猪赔偿不低于每头3500元、公猪不低于每头5800元。在2018年3月签订合同时，按照“查猪价”软件上母猪价格为每公斤32.65元，而双方约定的赔偿价格为不低于每头3500元，由此推算，双方是按照每头约107公斤计算母猪价值的，根据2020年3月的母猪价格计算，107公斤的母猪每头价值约为6700元，高于原告主张的每头6400元。故原告主张的赔偿价格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经本院核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公猪和母猪移交数量不足部分损失共计10400500元。 三、关于被告在经营期间，原告是否到被告经营的猪场强行卖猪的事实认定问题。被告提供的部分销售单上有原告方工作人员的签名，卖猪的钱也是被原告收取的，被告据此认为是原告卖的猪，对于原告卖猪造成的损失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合作期间所有仔猪产权归被告所有，被告有完全处理或销售权。但同时规定原告负责猪场周边社会关系和治安、环保等问题，在不影响生物安全的情况下，定期接受原告指定人员检查监督。庭审中，被告也承认卖猪需要原告的配合，包括猪只出门、检疫都需要原告的配合。因此，原告参与卖猪并在被告销售单上签字也是符合双方合作要求的。销售单由被告制作，由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名，原告的签名仅仅是证明销售属实，属于对账性质，不能认为是原告强行卖猪。至于原告收取卖猪款，则是因为原告看到被告经营的猪栏中猪只的数量逐渐变少，为防止被告将来拖欠原告大量款项，而采取的自助行为，况且该自助行为是得到被告认可的，因为直至本案庭审，被告均未对此有过其他任何维权行为。再结合被告在2019年11月底向原告发出解除合作的律师函及2020年3月双方实际移交猪场的事实，足以证明在2020年3月均是被告在自主经营猪场，并销售猪只。 四、关于原告主张的扣减金额问题。本案中，原告仅仅是主张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种猪数量减少部分的损失，双方在合作期间还有大量的账目需要进一步核对，包括各种费用开支及违约金的承担，移交后如何补充后备母猪或者如何进行赔偿等问题，双方至今未达成一致。现原告对于部分费用予以认可，主动要求扣减2640638.25元，该主张属于有利于被告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扣减的明细为：1、2020年7月21日被告发给原告对账单上显示的2258017.85元；2、2020年3月3日110头肥猪购仔猪55000元及增重成本93172.4元；3、2020年3月21日交付盘点时应付的购仔猪及后备母猪、育肥猪增重成本共计461948元；4扣减疫苗代垫款14250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拖欠的MSY款85000元，其中前三项是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的，第四项为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的，扣减后，原告认可应支付给被告2640638.25元。上述扣减费用如被告认为扣减的数额不足，双方可以再另行诉讼解决。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公猪、母猪交还数量不足损失计10400500元，扣除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自愿承担的应扣减费用2640638.25元，被告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仍需支付给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7759861.75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7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6754元整。由原告高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承担18800元，由被告吉安某某农牧有限公司承担679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须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 建 人民陪审员  黄春红 人民陪审员  胡雪芬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