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126民初1888号 原告：柳广富，男，193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原告：柳怀军，男，196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原告：柳怀民，男，196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原告：柳怀利，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原告：柳怀郑，男，197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凤阳县板桥镇双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双碑村村委会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宋涛涛，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昌金，该村村民委员会文书。 被告：张祖成（又名张祖新），男，195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祥，凤阳县府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诉被告凤阳县板桥镇双碑村民委员会（以下称“双碑村委会”）、张祖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双碑村委会、张祖成于2015年签订的编号为341126110011000042J的《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二、判决双碑村委会、张祖成赔偿损失108853.80元(其中农业支保护补贴资金10876.20元,征地补偿款97977.60元)。事实和理由：柳广富与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系父子关系。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五原告与双碑村委会(原凤阳县李二庄乡立新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凤阳县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柳广富及柳怀郑合同编号014093，柳怀军合同编号014096，柳怀民合同编号为014095，柳怀利合同编号为014094，承包期限均为30年，同年滁州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一直按照199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耕种土地至今，后李二庄乡立新村更名为板桥镇双碑村。2017年1月,原告发现板桥镇政府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五位原告承包的土地进行了调整，五原告二轮承包的部分地块被确权给了张祖成。2008年凤阳县人民政府给张祖成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凤农地承包权**)，承包面积为16.98亩，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写明的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14094、014096”，明显属于登记错误。2015年换发新证时，双碑村委会又与张祖成签订了编号为341126110011000042J的承包合同,承包面积19.52亩。张祖成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户口已经迁出，不再是大新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时其没有与双碑村委会签订任何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任何承包地。2008年凤阳县给原告换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承包方代表柳广富,共有人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明、柳怀政、柳怀荣、柳怀芹、卢东华，承包合同编号014093、014095，面积20.4亩。”2015年柳广富领取的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成员写的是柳怀军、塘文兰、柳广富、卢华东,承包面积41.46亩，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名下均没有承包地了，双碑村委会在未经原告同意且未变更原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对原土地进行了并户并对承包地面积进行了调整。滁州市中级法院(2019)皖11行初72号判决书确认凤阳县政府于2008年向张组成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为违法。 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一、编号为014096、014095、014094、014093的凤阳县承包经营合同书复印件。二、证号为凤农村承包权2008第1102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副本。三、证号为凤农村承包权2008F11022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行初72号、73号行政判决书。五、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农户档案（张祖成户）。六、领取农业支持补贴资金记录。七、柳广富户341126110011000021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4475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张祖成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为：一轮土地承包时，该户人口7人，承包土地16.98亩。柳广富户家庭人口8人，承包土地20.04亩。后张祖成将土地交由柳广富耕种，双方约定，张祖成可随时要回土地，柳广富耕种期间自行承担了税费。二轮土地发包时，为方便收缴农业税，村里单方制作了014093、014096、014095、014094号四份合同，包含了张祖成、柳广富两户的全部土地。2008年土地确权时，经发包方调处，柳广富同意将张祖成交其耕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张祖成户名下，后政府向张祖成（张祖新）颁发了凤农地承包权（2008）第F11022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地块8块，面积19.98亩。为柳广富户颁发了凤农地承包权（2008）第F11022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承包人8人（含5原告），承包土地10块，面积20.04亩。2016年3月10日，双碑村委会与张祖成签订了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向张祖成颁发了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3899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承包地块7块，面积19.52亩。发包方另与柳广富户签订了341126110011000021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政府向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承包人包括柳怀军、塘文兰、卢华东。承包地块23块，面积41.46亩。二、张祖成户200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实体上合法。三、发包方与张祖成户签订的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四、张祖成户有权领取相关农业支持补贴和补偿款。请求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张祖成对原告方提供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原告方诉讼请求的目的。张祖成为证明自己的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张祖成身份证、户口本、双碑村委会文书甘昌金的情况说明及凤阳县板桥镇人民政府《关于张祖成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张祖成户的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柳广富户土地确权颁证农户档案等证据。 双碑村委会辩称：该村是依法律和政策、程序规定办理的（土地承包），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对张祖成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其他答辩意见、对原告方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张祖成。 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认为张祖成提供的情况说明、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不能证明其辩称意见，张祖成户的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柳广富户土地确权颁证农户档案中柳广富的签名、手印均不是柳广富的。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与张祖成（又名张祖新）均是凤阳县原李二庄乡立新村大新队村民，张祖成户系全家下放至该队并在该村居住、生活，李二庄乡立新村后撤并入板桥镇双碑村。1979年一轮土地承包时，张祖成户承包耕种16.98亩土地。1983年，张祖成将其承包的16.98亩土地交柳广富耕种。该节事实有凤阳县板桥镇人民政府信访意见书、凤阳县李二庄乡立新村和双碑村委会文书亦是本案合同管理重要亲历者甘昌金证言、张祖成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二轮承包期间，1998年4月1日，凤阳县李二庄乡立新村民委员会将柳广富户原承包土地包括代耕的张祖成户上述土地编制成四份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014093、014094、014095、014096号，承包方签约人分别为柳广付、柳怀利、柳怀明、柳怀军。 张祖成户承包土地被编入柳怀利、柳怀军与凤阳县李二庄乡立新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凤阳县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编号分别为014094、014096号，合同约定承包面积均为10亩，承包期限30年（从1998年4月1日至2028年3月30日），地块名称分别为：南湾、坡塘、大旱地、老荒地和塘窝、老荒地、湾地、塘冲。 2008年，在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专项工作期间，张祖成向双碑村委会及原告方主张承包权、承包经营权。经村文书甘昌金等人组织协商，双碑村委会、原被告三方达成一致，即原张祖成户交由柳广富耕种的上述16.98亩土地确权至张祖成名下（即前述014094、014096号合同项下土地），土地仍由柳广富耕种，原柳广富户名下20.04亩土地确权至柳广富名下（前述014093、014095号合同项下土地），柳广富、张祖成分别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双碑村委会未另行与张祖成、柳广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具体事实和权证内容如下：2008年5月15日，柳广富领取了凤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凤农地承包权（2008）第F110225号,发包方为双碑村委会，承包方为柳广富，土地合同编号为014093、014095号。承包期限为1998年4月1日至2028年3月30日，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明）、柳怀郑（政）、柳怀利、柳怀荣、柳怀芹、卢车华，证书同时载明了10块承包地具体地块名称。2008年5月18日，张祖成领取了凤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证书编号为：凤农地承包权2008第F110226号，承包方代表为张祖成，承包合同编号为014094、014096号。承包期限为1998年4月1日至2028年3月30日，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张祖成（新）、徐远云、张小六、张祖美、张武喜，土地面积16.98亩，证书同时载明了8块土地地块名称、面积、四至等内容。地块名称分别为：湾地、大旱地、老荒地、毛山、塘底下、老荒地、湾地、叉冲。该节事实张祖成的陈述、甘昌金证言、凤阳县板桥镇人民政府的信访意见书与柳广富、张祖成分别持有的上述经营权证内容能相互映证。 2014年至2016年，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和颁证工作中，双碑村委会与张祖成、柳广富对上节土地合同行为、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加以明确和确认。2016年3月10日，双碑村委会与张祖成签订了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人口2人，承包期限为1998年4月1日起至2028年3月31日。后凤阳县人民政府依据该合同向张祖成颁发了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3899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承包地块7块，面积19.52亩，地块名称分别为：大塘下、西塘底下、毛山、三管塘下、三管塘下、芦家坟、沟西地。同日，双碑村委会与柳广富户签订了341126110011000021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人口4人，承包期限为1998年4月1日起至2028年3月31日，上述土地一直被五原告耕种至今。后凤阳县人民政府向柳广富颁发了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4475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承包人包括柳怀军、塘文兰、卢华东。承包地块23块，面积41.46亩。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张祖成持有的涉诉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3899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柳广富持有的341126110011000021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4475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块名称、面积、四至及其他记载内容无冲突。 庭审中，五原告和被告张祖成分别提供了对方2014年至2016年间最新一轮的土地确权颁证农户档案，该档案包括新签订的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等内容，与柳广富、张祖成领取的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事项一致。1998年的014093、014094、014095、014096号四份合同未被登记为确定五原告和张祖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依据。 2019年12月6日，在柳怀利、柳怀军诉凤阳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中，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1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凤阳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5月18日向张祖成颁发的证号为凤农村（地）承包权（2008）F11022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主要理由是：凤阳县人民政府向张祖成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合同编号为柳怀利、柳怀军与立新村委会之间承包合同编号，行政行为依据不足。 本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本案纠纷所涉历史久远，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土地合同管理、确权登记等行为均不够规范，双碑村委会与原被告的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应当结合当事人陈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相关工作亲历者证词、基层组织和基层人民政府的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 2008年、2016年，五原告及张祖成与双碑村委会之间的合同行为、相关确权颁证行为的定性对确定双方土地承包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内容及真实意思表示至关重要。2008年，五原告即领取了凤农地承包权（2008）第F11022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载明的合同编号（014093、014095号）、土地面积、地块名称尤其是包括五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信息等非常明确，张祖成也领取了凤农村承包权2008第F11022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柳广富也明知张祖成领取了该证书。虽然当时基层自治组织土地合同管理普遍粗放、不规范，柳广富、张祖成也未与双碑村委会另行签订变更土地承包关系的书面合同，但上述两份承包经营权证书具备了土地承包合同的全部形式要素，内容具体，柳广富、张祖成与双碑村委会变更土地承包合同部分内容的意思表示是具体的、真实的，也是有效的。上述行为尤其是五原告领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视为五原告、张祖成、双碑村委会对1998年014093、014094、014095、014096号承包合同内容进行的修正和明确，视为五原告对承包合同内容的认可及与发包方、张祖成之间协商一致，事实上，在此以后当事各方均长时间实际履行并无异议。五原告和张祖成的法定的承包权、承包经营权在上述合同行为中也均得到了保障。上述变更、修正经过张祖成的答辩意见、经办人甘昌金的陈述和书面证词、经营权证书、凤阳县板桥镇人民政府的信访意见、双碑村委会的答辩意见也能相互映证，本院予以确认。2014年至2016年，在凤阳县最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工作中，张祖成、柳广富相继与双碑村委会签订了更加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领取了承包经营权证，该行为应当认定是三方对2008年原被告领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关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确认，土地面积、地块名称、四至更加清晰准确。张祖成户的合同编号为：341126110011000042J，承包经营权证号为：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38991号，承包面积19.52亩，土地7块。柳广富户承包合同编号为：341126110011000021J,承包地块增加到23块，面积增加到41.46亩。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虽未记入家庭成员信息中，但因柳广富户实际承包耕地地块数、地块面积不但未减少且较2008年确权登记时有大幅增加，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的土地承包权益未受到侵害、并未被剥夺。本院认为，有关土地承包的法律、政策禁止发包方在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土地、违法调整土地，但并不禁止发包方、承包方或相关纠纷当事方协商解决土地争议、对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依法变更或进行修正，基层实践中，也大量存在合同修正或变更现象。历经2008年、2016年两次土地确权工作，五原告、张祖成与双碑村委会之间土地承包权利义务关系、五原告与张祖成各自土地承包合同记载内容和物权内容已非常明确，1998年的014093、014094、014095、014096号合同仅能反映当事方当时的土地承包历史和粗放的合同管理现状，上述四份合同内容和地块名称简略、无四至记载，与此后张祖成、柳广富2008年、2016年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记载内容均不一致，地块位置、名称、承包土地面积均发生较大变化，在最新一轮的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和权证中，上述四份合同也没有成为确权依据，因此，上述份四合同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不再是双方现实物权来源及确认双方现实物权的依据，原被告的现实物权内容应以当事方现持有的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或土地确权颁证农户档案中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记载内容为准。双碑村委会与张祖成、柳广富对各自承包土地合同签约行为不构成违法调整土地，且上述土地合同行为和相关承包经营权已经政府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上述法律、规章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证明当事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官方文书，非设权凭证。凤阳县人民政府向张祖成作出的凤农地承包权2008第F11022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政行为虽然被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1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但该案是行政诉讼案件，是对行政登记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且更多的是对登记行为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是对政府行政行为质量的评价，该判决并未对五原告、张祖成是否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实质审查或作出带有确权性质的事实认定。凤阳县人民政府向张祖成颁证行为被确认违法，不能当然得出五原告即享有张祖成所持权证项下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另据庭审查明：张祖成现持有的341126110011000042J合同、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38991号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地块位置与五原告持有并主张物权的原014094、014096号合同记载内容无法准确对应，与五原告现持有的341126110011000021J合同及凤农地承包权（2015）第14475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内容也无冲突。 综上，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与双碑村委会、张祖成与双碑村委会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已被当事方依法自愿变更、修正，已较1998年签订的4份合同发生巨大变化，五原告持有并据以主张物权的原014094、014096号合同已无现实物权设定效力和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效力。原告方无充分证据证明张祖成与双碑村委会2015年签订的341126110011000042J号《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存在合同无效情形，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证据不足，事实和理由不充分，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77元，减半收取1238.50元，由原告柳广富、柳怀军、柳怀民、柳怀利、柳怀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仕利 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代理书记员  宫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