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2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高区大连路**。法定代表人：杨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作兴，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郁葱，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远松，男，1969年8月19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州市中心医院，，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解放南路**法定代表人：王培安，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铁军，该院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叶，女，该院职工。上诉人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远松、原审被告徐州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作兴、林郁葱，被上诉人汪远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原审被告徐州市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吉威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不存在医疗损害纠纷的前提条件，不构成侵权。首先，构成医疗损害的前提是造成被上诉人的伤害及损伤，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曾选定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无法出具伤残等级及伤害程度的鉴定，因此，没有证据或医学结论证明被上诉人构成伤残或损伤的事实，本案中没有被上诉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即没有侵权的前提条件。其次，被上诉人或其亲属已经在“手术知情同意书”签字，对于发生手术过程中及术后的有关风险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实施的手术并未影响其结果，因此，本案损害的结果并未发生，不存在赔偿的前提条件。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所植入的心脏支架发生支架分离征象在没有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的的情况下，片面的依据与主治医生的谈话录音即认定产品存在瑕疵，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一，对与主治医生的谈话真实性存在异议，且主治医生作为普通的医生，若作为专家意见至少应当由该医生书面签字或以专家意见的形式接受法庭的询问，以确定其意见正确与否。其二，徐州市中心医院在庭审过程中并未承认产品存在缺陷，而作为职工的个人意见显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认定产品存在缺陷，属于主观臆断。3、产品质量是否存在瑕疵或缺陷，主要依据为司法鉴定。在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选择鉴定机构对产品鉴定，由于无法鉴定或无法选择能够鉴定的机构，导致无法鉴定，其责任在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举证不能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产品存在缺陷是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通过一审被告代理人将有关专业学术问题及有关医学研究资料向一审法院陈述后，可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产品出现分离征象并非为存在缺陷断裂。医疗产品是否有缺陷、该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等问题，是正确划分责任的依据。而对上述专门性问题，一审法院的不能仅凭单方陈述，也不能仅凭医疗机构的病历记载、或医疗检查报告的记载作出判断。使用医疗器械后产生不良后果，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如植入被上诉人体内的支架是否真的发生了断裂、被上诉人本人的体质因素与疾病自然发展等因素是否导致了本没有缺陷的产品在植入后出现了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专业技术，非经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确认。因此，在没有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等证据支持的基础上，主观臆断产品存在缺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而吉威公司作为生产者，提交的证据不能该证明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也不能证明系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属于逻辑错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但由于各种因素未能鉴定，而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却以上诉人不能证明不存在缺陷为由进行判决，进而强加给上诉人举证责任，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产品合格，且得到国家有关主管单位的批准和许可，并符合行业标准和相关产品质量标准。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8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应由吉威公司在本案中就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该判决属于理解和使用法律错误，该规定“(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进行免责事由举证的前提是“缺陷产品”，而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解决涉案产品是否为缺陷产品问题，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或申请鉴定认定涉案产品为缺陷产品，何来上诉人进行举证证明免责事由，因此，一审法院混淆基本的逻辑关系，在没搞清楚产品是否为缺陷产品的前提下，错误地适用了证据规则的规定，理应纠正。3、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吉威公司提交的批次检验报告、生产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的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显然属于基本的逻辑错误，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任何人无法证明自己无罪，一审法院直接实行了罕见的“有罪推定”的荒谬理论。产品不存在缺陷，不是由上诉人提供证据，而上诉人提供了符合国家标准的批文及相关生产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即可，应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证明产品存在瑕疵，一审法院却强加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据此，医疗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缺陷、该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当由作为患者一方完成举证，一审法院置之不理。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的医疗费全部由上诉人承担显然错误。退一万步讲，即使涉案产品鉴定后存在瑕疵，被上诉人两次的医疗费，其中一次系产品质量缺陷所致，但另一次显然属于正常的医疗支出，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且该费用应当考虑农合报销等因素。2、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申请伤残鉴定未果后，被上诉人不构成伤残，但一审法院仍然判决较高的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3、一审时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6万余元，但一审法院支持其中的58389.89元，与其诉讼请求相差较大，但一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上诉人承担，也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举证原则，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汪远松辩称，一、本案是因医疗产品缺陷而导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医疗产品存在缺陷，完成了举证责任。本案是因心脏支架断裂引起的纠纷，属于《侵权责任法》第59条列举的医疗器械的缺陷，因此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支架的摄片、住院病案材料、被上诉人家属同主治医生的现场咨询录音，以此证明涉案支架为缺陷产品。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11月5日的冠脉诊断报告、手术记录、2018年11月9日的出院记录均明确记载“左前降支近中段原支架内可见支架分离征象”。为了进一步确定“支架分离征象”这句医学术语的含义，被上诉人的家属特地向主治医生进行了现场咨询，主治医生明确表示就是断了的意思，而这一结论在2019年8月6日开庭笔录的第7页中也得到了徐州市中心医院的确认。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版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第5页的5.1.5中记载：可视性支架应能被射线探测到，说明心脏支架可以通过X射线探测到。这一结论也在2019年8月6日的庭审笔录第13页中得到一审被告的确认：可以看到的X片就可以。因此上诉人总是强调没有鉴定结论就不能认定产品存在瑕疵，纯属简单机械理解，通过基本的医学检查就能得出的结论，何必劳民伤财。上诉人认为不能仅凭医疗机构的病历记载或医疗检查报告的记载，判断涉案产品存在缺陷，徐州市中心医院作为一家三甲医院，专业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完全可以认定涉案医疗产品存在缺陷。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涉案医疗产品存在缺陷，完成了举证责任。二、在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使用医疗产品受到损害的情形下，上诉人未能对涉案产品不存在缺陷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法律明确规定上诉人应就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共有三款规定，它的适用是有先后顺序的，当被上诉人提交了适用第一款的证据时，就不需要适用第二款。而第三款规定是针对第一款而言，在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使用医疗产品受到损害的证据下，上诉人作为医疗产品的生产者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对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次,上诉人并没有完成举证证明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认为产品是否为合格产品，是由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抽查以及上诉人自身的生产记录及检验报告结果来认定。上诉人强调其提供了生产记录、批次检验报告，就认为其上市的所有产品均为合格产品，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抽查合格只是推定检验的所有产品为合格产品，并不排除未抽查到的个别产品,仅通过上诉人单方面的检验就被认定为了合格产品。而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产品合格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对温度都是有要求的，而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其现场检查中发现存在未按规定的温度条件进行贮存的问题，因此不排除上诉人投入市场的产品，因自身检验不严谨或者贮存不规范而导致产品存在缺陷的可能。具体到本案当中，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涉案产品为缺陷产品，而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的具体支架系为抽查合格的产品，因此上诉人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上诉人的产品缺陷给被上诉人造成了损害，侵害了被上诉人的生命健康权，一审判决其承担各项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没能进行伤残鉴定，就认为被上诉人的生命健康权没有受到损害，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规定的。事实上本案因不能鉴定，已经让被上诉人承担了对未知风险与结果的恐惧。更让被上诉人不能获得更多的损害赔偿。众所周知，心脏器官关系人的生死存亡，而有了此次支架断裂的经历，导致被上诉人日夜担心会不会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这对被上诉人的精神摧残是无以言表的。因此一审法院支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只是对被上诉人些许安慰。关于第一次医疗费用是否应赔偿的问题，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4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本案中恢复原状是不可能，而第一次被上诉人的费用支出，当然应该由上诉人进行赔偿。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的各项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徐州市中心医院述称，因争议焦点与原审被告无关，不做具体答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汪远松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依法判令赔偿疗费60142.19元、误工费33301元、护理费12000元、营养费36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61675.19元；2、保留后续继续主张费用的权利；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0日，汪远松因发作性胸闷痛1周，加重1天至徐州市中心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冠心病、急性前间壁心肌梗塞，后于2016年10月26日行冠状动脉造影术+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术，术中使用的支架为吉威公司生产，产品批号分别为111160627、111160576，经对症治疗好转后，于2016年10月31日出院，出院医嘱要求定期复查心电图等，建议术后第9-12月复查冠脉造影，并终身服用拜阿司匹灵、至少服用一年替格瑞洛片、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盐酸贝那普利片、瑞舒伐他汀钙片。在此次治疗期间，汪远松共花费住院医疗费55690.63元，其中个人支付20984.97元。2018年10月28日，汪远松因冠心病、急性心肌梗塞、PCI术后入徐州市中心医院，后在2018年11月5日行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术+冠状动脉造影术，术中见左前降支近中段原支架内可见支架分离征象，以药物支架一枚于前降支病变处扩张释放，经对症治疗，于2018年11月9日出院，出院医嘱要求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等，建议术后6-9月复查冠脉造影，出院后继续服药，终身服拜阿司匹灵，至少一年服替格瑞洛片，服用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阿托伐他汀钙片、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盐酸贝那普利片、雷贝拉唑钠肠溶片。在此次治疗期间，汪远松共花费住院医疗费43552.97元，个人支付19426.99元。在第一次入院治疗后，汪远松又多次购买出院医嘱口服药品及复查，共花费7818.96元。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汪远松申请对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和营养期限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经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认为汪远松自身存在心脏疾病，支架断裂造成的损害程度及三期情况无法明确，故将委托案件退回。另查明，在2018年10月24日，汪远松与马鞍山市横山石臼湖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汪远松自愿加入合作社，使用合作社位于丹阳湖圩区亩土地开展养殖生产，合作期限两年，自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双方还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等。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汪远松因患冠心病、急性前间壁心肌梗塞于2016年10月20日入徐州市中心医院治疗，期间经手术植入心脏支架；在2018年10月28日再次入徐州市中心医院治疗，期间术中见支架分离征象，汪远松认为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植入的心脏支架属缺陷医疗产品，要求徐州市中心医院及吉威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各方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应由吉威公司在本案中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在吉威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明确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由患者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但是汪远松在本案中确系因产品质量责任主张民事权利。根据汪远松提交的其在徐州市中心医院2018年10月28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住院病案显示，汪远松于2016年10月26日所植入的心脏支架发生支架分离征象，通过汪远松与主治医生的交谈可知分离征象的普通理解即为断裂，汪远松已经完成了对缺陷产品的举证义务，通过病案可以明确植入汪远松体内的心脏支架发生了断裂。其次，吉威公司提交的批次检验报告、生产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的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汪远松因患冠心病等植入心脏支架，心脏支架植入后并非汪远松个人可以操控适用方式和频率等，完全是人体自然的生理行为，故支架断裂不能归结于汪远松的过错，且在支架断裂后，汪远松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以药物支架一枚于病变处扩张释放，断裂的支架已无法取出，无法使用仪器对此断裂处进行检查，更无法确定断裂的具体原因。再次，没有证据证明支架断裂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吉威公司作为生产者，并没有提交这方面的病历资料及医学研究材料。对于患者而言，其认为支架断裂系产品缺陷原因造成，符合常理。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既不能强人所难，也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依法分配举证责任。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汪远松已经提交了初步证据证明植入体内的心脏支架发生断裂，在此情况下，应当将缺陷产品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生产者，方符合公平正义，而吉威公司作为生产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也不能证明系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最后，在无法通过鉴定确定断裂原因的情形下，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确定由吉威公司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另外，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医疗产品的缺陷系由医疗机构的原因造成，而徐州市中心医院亦在手术记录中也详细载明了生产者的信息，故不应当与吉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汪远松的各项的损失确定为：1、医疗费，汪远松提交了住院治疗期间所花费的医疗票据及购买医嘱药品和检查的票据，可以证实其花费医疗费的数额为合计为48230.92元。虽然汪远松自身患有原发疾病，但是植入的心脏支架系缺陷医疗产品，扩大了汪远松不必要的支出，包含第一次住院治疗在内的费用及此后由汪远松个人支付的费用应作为损失，计入医疗费中；2、误工费，汪远松参照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心脏损伤120-210天计算该项费用没有依据，因汪远松的损害结果并非是心脏损伤，其因支架断裂所致的第二次住院期间，可以作为计算误工期限的依据，参照2017年度江苏省细分行业渔业的平均工资，误工费计款1902.97元（57882元/年÷365天×12天）；3、护理费，鉴于汪远松的病情，可按1人护理计算，每天100元，计算12天，计款12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50元，计算12天，计款600元；5、营养费，按每天38元，计算12天，计款456元；6、交通费，汪远松未提供相应票据，依据其住院治疗的需要，酌情确定为1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应考虑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考虑到上述因素，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5000元。以上损失，包括医疗费48230.92元、误工费1902.97元、护理费1200元、营养费4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合计为58389.89元，由吉威公司承担。遂判决：一、吉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汪远松支付各项赔偿共计58389.89元；二、驳回汪远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吉威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根据上述规定，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有两个:一是产品是否符合法定标准；二是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其中法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不合理危险是产品存在明显的或潜在的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标准都属于缺陷产品。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时，并不代表产品就不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首先，关于涉案产品是否符合法定标准问题。尽管吉威公司提交了相关批次检验报告、生产记录等证据，但是载明涉案批号产品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检验报告，系加盖的该公司的检验专用章，为该公司所出具，并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出具。而其提供的由相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2016年8月11日所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号为Y2016051757），该次检验产品的批号为111160312，该次检验抽样日期为2016年5月11日，而涉案产品生产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3日、2016年8月3日。也就是说，该次检验抽样时，涉案批号的产品还未生产出来。编号为Y2017072109的检验报告涉及的批号为111170425，生产日期为2017年6月6日；编号为2018-GC2-0057的检验报告涉及的产品批号为111180149，生产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编号为2018-GC2-0140的检验报告涉及的产品批号为111180322，生产日期为2018年4月26日。也就是说，载明涉案批号产品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检验报告，为吉威公司所出具，并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出具。而吉威公司提供的由相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出具的检验报告，所检验的产品并非涉案批号的产品。在是否符合强制标准方面，吉威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其次，关于涉案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问题。根据汪远松提交的其在徐州市中心医院2018年10月28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住院病案显示，汪远松于2016年10月26日所植入的心脏支架发生支架分离征象，通过病案材料及庭审中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植入汪远松体内的心脏支架发生了断裂。涉案心脏支架作为医疗器械产品，其用途就是治疗心脏疾病，汪远松为治疗心脏疾病，经徐州市中心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术+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术，符合该产品的使用用途，庭审中吉威公司和徐州市中心医院均认可，涉案心脏支架没有明确的保质期，而汪远松体内植入的涉案心脏支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使用仅两年就发生断裂，显然不具备合理期待的安全性能，涉案心脏支架存在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汪远松已初步完成了对缺陷医疗产品的举证义务。再次，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吉威公司还认为产品质量是否存在瑕疵或缺陷，主要应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在一审中汪远松申请鉴定机构进行产品鉴定，由于无法鉴定或无法选择能够鉴定的机构，导致无法鉴定，其责任在汪远松。本院认为，由于植入的涉案心脏支架在体内无法取出，这一客观原因导致本案无法进行鉴定，并非汪远松不愿意鉴定，对于无法鉴定的后果归责于汪远松也有失公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对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血液合格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于法有据。综上，鉴于吉威公司在是否符合强制标准方面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汪远松也初步完成了对缺陷医疗产品的举证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心脏支架存在缺陷并无不当。最后，关于本案是否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及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本案没有证据或医学结论证明汪远松构成伤残或损伤，不存在损害事实，本案缺乏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尽管汪远松一开始系对自身患有原发疾病进行治疗，但是,汪远松第二次治疗住院病案显示，汪远松于2016年10月26日所植入的心脏支架发生支架分离征象，即植入汪远松体内的心脏支架发生了断裂。从病案资料看，因植入的心脏支架发生了断裂，徐州市中心医院第二次手术中不得不以药物支架一枚于前降支病变处扩张释放，也就是说，缺陷产品是汪远松第二次住院治疗的一个重要因素，扩大了汪远松不必要的支出。从整个案件看，因汪远松系基于产品质量问题向相关当事人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关于本案不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损失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将包含第一次住院治疗在内的费用及此后由汪远松个人支付的费用应作为损失，计入医疗费中于法有据。上诉人关于对于正常的医疗支出、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的主张，本院也不予采纳。另外，上诉人还主张汪远松不构成伤残，一审法院仍然判决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本院认为，心脏系人的重要器官，一旦受到伤害或病变，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而本案中植入的心脏支架却发生了断裂，现仍在汪远松体内，是否发生不良后果会时常导致汪远松生活中的担心甚至是恐惧，一审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本案实际。综上所述，吉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吉威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陈 禹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