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9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法定代表人：龙朝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唐勇，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俊平，广东国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春市春城街道。注册号：4417********。法定代表人：方冬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奇林，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春城。注册号：4417********。法定代表人：刘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杰，男，197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春城，公民身份号码：441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荣军，男，196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河,公民身份号码：441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永根，男，197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春城,公民身份号码：4417********。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飞，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冬生，男，195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奕鹏，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现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奇林，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杭俊，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现在广东省四会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泽杨，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春农商行）因与上诉人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润本公司），被上诉人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春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2.将原审判决第一项“宏昌公司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改判为“宏昌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阳春农商行借款本金29000000元及利息(该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2月25日止为887075.43元，此后的利息以290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农村商业银行执行的逾期贷款利率标准和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标准，从2015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将原审判决第二项“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共同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赔偿责任”改判为“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对宏昌公司偿还阳春农商行借款本金29000000元及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宏昌公司向阳春农商行支付阳春农商行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35000元；5.判决阳春农商行对处置国富润本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抵押物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国富润本公司、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了重要事实，认定事实错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原审判决中没有正确查明阳春农商行的损失范围，遗漏了阳春农商行的利息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损失。阳春农商行是一家进行存款贷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当阳春农商行将款项贷给宏昌公司且宏昌公司没有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时，阳春农商行产生损失当然包括本金损失、利息(含逾期利息、复利)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损失等。但是，原审法院在认定阳春农商行的损失时，仅简单套用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犯罪人退赔金额，将刑事处罚中犯罪人承担的退赔赃款赃物责任直接等同为民法中的民事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案涉借款合同系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杰亲自来阳春农商行的办公室签署并加盖公章，且与该法定代表人面签借款合同的银行职员没有实施任何串通或其他违法行为，如实见证了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作为借款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是否属于出借资质以及如何出借资质问题，这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也不应该影响本案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3.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案涉抵押担保合同是在国富润本公司办公室、由国富润本公司的总经理谢杭俊加盖公章签署的合同；谢杭俊当时告诉卢虹说已经征得另外两位股东同意；抵押担保行为还在国土局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至今仍未被撤销，为有效的抵押。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阳春农商行发放案涉六笔贷款之后，“有一部分用于偿还私人借款的本息和银行贷款的本息，有2200万元用于投资某马水泥厂，约2600万元用于支付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土地税费”，该2600万元银行借款是直接用于国富润本公司，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国富润本公司应当全额偿还该部分款项及对应的利息给阳春农商行。但是，原审法院故意遗漏该部分事实，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阳春农商行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缺乏法律根据。原审法院认为，谢杭俊、刘立程骗取阳春农商行借款的行为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认定为犯骗取贷款罪，因此，阳春农商行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这种事实认定错误，缺乏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原审判决并未引用该法条。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无论是借款人还是出借人的行为都没有构成犯罪，也没有涉嫌犯罪，人民法院更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来认定借款合同的效力。2.退一步说，即使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根据案涉保证合同中有关保证的独立性条款和抵押担保合同中抵押担保的独立性条款之约定，保证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仍应为有效合同。案涉保证人从签字画押之当时就已经十分清楚，自愿对阳春农商行发放贷款承担保证还款责任。保证合同的签订仅仅约束保证人自身，并不约束担保人。但是，原审法院却错误的认为全部的保证合同都“必然损害担保人的合法利益”，进而认为“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这种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3.即使抵押担保合同最终被认定为无效，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来判决担保人应承担的责任也是错误的。首先，卢虹只是阳春农商行的一名职员，没有贷款发放的决定权，他本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但其事实上已经蜕变为犯罪分子，他并不是阳春农商行的代表人。无论谢杭俊等人与卢虹如何勾结并实施犯罪，都不能等同于阳春农商行也实施了该犯罪。阳春农商行在此过程中，最多也只是一种用人失察的过错。原审法院仅凭此一点，就断然豁免了保证人和抵押人三分之二的法律责任，让阳春农商行自行多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没有抵押、没有保证的法律后果，阳春农商行承担的该民事责任明显与自己的过错大小不相匹配。其次，如果案涉抵押担保被认定无效，国富润本公司在本次抵押担保中具有极大的过错，且该过错与阳春农商行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国富润本公司应当承担90%以上的过错责任。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国富润本公司的案涉土地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且该抵押登记行为系国富润本公司委托本公司人员前往国土部门办理并由国土部门给阳春农商行颁发他项权证书，办理抵押登记时所需要的抵押合同、股东会决议中有关虚假的签名内容及盖章等都是国富润本公司的总经理谢杭俊、副总经理刘立程及其他职员办理的，阳春农商行没有参与其中，卢虹也没有参与抵押资料的仿冒签名过程。该抵押登记一经办理，即对外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阳春农商行正是相信该抵押登记的公信力才向借款人账户发放贷款，并导致后来因未能收回贷款而蒙受损失。仅凭这一点，国富润本公司对于抵押担保的无效就应该承担90%以上的过错责任。庭审中的案涉证据材料还可以证明：谢杭俊是国富润本公司的总经理，管理公司一切大小事务，包括管理公司印章并有权直接对外使用印章；方冬生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怠于对公司进行管理，方冬生除了有用人失察的过错之外，明显还存在对公司公章管理不规范、长期许可或默认他人代其本人签名、对公司的资产长期不闻不问不查，对诸多土地使用证已经被抵押多年竟然都没有丝毫觉察等疏于管理的责任。而这一切，恰好是谢杭俊等人得以实施诈骗的便利因素，也是阳春农商行蒙受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再次，阳春农商行享有的他项权属于物权，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抵押合同无效，进而否定阳春农商行的抵押权，那么，国富润本公司对于该抵押及抵押权无效的发生当然具有极大过错。按照《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国富润本公司承担的过错责任不应当再受担保法司法解释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责任的限制，应当对阳春农商行的损失承担90%以上的连带偿还责任。（三）原审判决结果极不公正，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1.因原审法院没有正确查明阳春农商行的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导致阳春农商行很大损失未计入宏昌公司的偿付范围，对阳春农商行极不公平，判决结果不公正。2.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偏袒了保证人、抵押人，判决保证人、抵押人对阳春农商行不能受偿的损失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对阳春农商行极不公平，判决结果不公正。3.原审判决的这种错误裁判结果变相放纵了欺诈贷款、恶意逃废债务的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极坏的舆论导向，给当地金融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也使国有资产蒙受不应有的损失。（四）原审判决结果矛盾，判项不具有可执行性，是错误的。原审判决没有确定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时间，导致了判决书判项后面所载明的“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内容成为了空话，该判决事项不具有可执行性。（五）本案借款合同相对人为阳春农商行，卢虹与阳春农商行是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双方的意思表示和法律责任承担并不归一，刑事判决认定卢虹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阳春农商行为卢虹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受害人。一审判决未对阳春农商行作为受欺诈方、受害人的事实进行查清，仅以卢虹存在诈骗行为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主观认定错误。卢虹作为阳春农商行信贷业务办理过程中调查环节的业务人员，无放贷的审批权，且并非阳春农商行法定代表人，即使卢虹构成贷款诈骗，也并不能当然代表阳春农商行具有贷款诈骗的意思表示。相反，案涉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卢虹实施诈骗的行为是为了帮助借款人骗取具有发放贷款决定权的工作人员的信任导致其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放贷决定。因此，阳春农商行系卢虹等人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受害人。（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指出，民商事审判工作应通过检索案例，参考指导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决尺度，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七）《民法总则》规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受欺诈行为属于可撤销合同，最高人民法院优秀案例选判决也认定，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为可撤销合同。本案中，受欺诈方阳春农商行未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主债权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主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查明，《保证合同》中方冬生、黄奕鹏的签名是罪犯刘立程、林锦辉冒充签名，刘杰、韦荣军、谭永根、谢杭俊的签名均为真实，刘杰、韦荣军、谭永根、谢杭俊的连带责任保证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八）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用款人为国富润本公司，国富润本公司为其自身利益作出的担保为其真实意思表示，阳春农商行对国富润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机关决议文件内容的审查已经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在放贷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应认定国富润本公司作出的保证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国富润本公司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阳春农商行关于一审判决“未查明其损失范围”的理由与其一审请求不符，这是不同的请求，不属于二审审查的范围，该上诉理由无理。阳春农商行一审请求的是债务人全额返还贷款及利息，而不是一审判决第二项的第三人退赔责任，因此也不存在一审判决的“损失赔偿”范围审查问题，一审判决错误。（一）阳春农商行在上诉中继续主张借款合同有效，违背事实，且依法无据。首先，相关的刑事审判已经判决本案的借款合同系违法放贷罪、骗取贷款罪的共同犯罪结果，借款合同因违法而无效。其次，按照阳春农商行的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有效，那么债务人就合法取得了借款的所有权，而该借款被罪犯侵占挪用，受害人是本案的债务人，而不是阳春农商行，罪犯谢杭俊、刘立程、刘养仅应当向本案的债务人赔偿，阳春农商行仅有权向债务人追讨。由此主张，也能推断一审判决谢杭俊、刘立程赔偿阳春农商行确实是错误的，既没有当事人主张、也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二）阳春农商行主张根据案涉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性条款，国富润本公司的保证合同与抵押合同均为有效，该主张违背法律规定，且与事实不符。1.如前所述，案涉担保合同因犯罪行为而来，不是国富润本公司意思表示，依法无效，并非因为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因此，阳春农商行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2.所谓担保的独立性效力，这个因违法而无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4条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说理和规定，因此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三）阳春农商行主张**春农商行和其工作人员卢虹是不同的民事主体，卢虹的违法放贷罪与阳春农商行无关，是没有法律常识的辩解，于法无据。阳春农商行作为一个法人机构，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行使只能依靠其授权的自然人，该自然人的行为只能由法人机构承担和领受民事责任。（四）阳春农商行主张借款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该主张与其一审请求不符，不是二审的审查范围，且合同撤销后果是相应的民事行为归于原状，在该请求下，其一审、二审请求均得不到支持。（五）阳春农商行主张案涉银行贷款实际用于国富润本公司的经营活动以及国富润本公司基于自身的经营活动为债务人担保没有事实依据。国富润本公司的所有担保手续被证实是罪犯和阳春农商行工作人员为达到违法放贷目的共同伪造，不是国富润本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才被判为违法放贷罪和骗取贷款罪。综上，阳春农商行的上诉无理，应当予以驳回。宏昌公司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本案的纠纷已经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书确认谢杭俊、刘立程等人骗取银行借款的犯罪行为，案涉债务已经在该刑事判决书中明确，追缴工作已经进入法院执行程序，本案应当依法驳回阳春农商行的起诉。刘杰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宏昌公司的答辩意见。韦荣军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宏昌公司的答辩意见。谭永根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宏昌公司的答辩意见。方冬生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国富润本公司的答辩意见。黄奕鹏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国富润本公司的答辩意见。谢杭俊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没有作答辩。国富润本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撤销“二、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共同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赔偿责任”，依法改判国富润本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2.二审诉讼费用由阳春农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国富润本公司没有为谢杭俊担保，不应对谢杭俊、刘立程的退赔责任承担三分之一责任。一审判决第二项是无法无理无据、无基础法律关系与事实支撑、无当事人主张的错误判决。本案中，阳春农商行主张的法律关系、以及表面证据显示的法律关系，国富润本公司应仅对作为债务人身份的宏昌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是否担保有效另论)，而不对在本案中与国富润本公司没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的谢杭俊、刘立程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阳春农商行对国富润本公司的请求内容为“四、判令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对宏昌公司拖欠阳春农商行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却判决国富润本公司承担的不是连带清偿责任，而是对谢杭俊、刘立程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赔偿责任，该判决既不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没有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和事实的支撑，违背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弄不清法律关系与责任对象，应予撤销和改判。（二）本案强行审理违反法律规定，且事实上没有审理的基础。1.本案没有继续审理的法律依据。鉴于(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己经将本案的全部金额以及事实、法律关系纳入一并处理，并判决被告人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在国富润本公司30%股份价值作为涉案财产予以追缴及退赔被害人损失，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阳春农商行本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获得救济。此时，所提出的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不予受理，受理后应当驳回。2.本案没有审理的事实基础。(1)没有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中，阳春农商行坚持主张借款合同有效，其向宏昌公司发放了贷款，宏昌公司应当偿还，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这个诉讼意志和诉讼逻辑，本案贷款金额的权利人成为宏昌公司，宏昌公司才是被谢杭俊、刘立程犯罪骗取的受害人，谢杭俊、刘立程仅应该向宏昌公司退赔，而不应该向阳春农商行退赔。由于阳春农商行不能就同一标的主张两个相同的重复权利，阳春农商行在本案中的诉讼行为以及其在全部一审过程中的坚持主张，表明其仅向其它民事主体主张全额的民事责任，而不主张以刑事受害人的身份以及获得向谢杭俊、刘立程主张退赔的权利以及请求其他主体就型号赔偿不足部分的补充责任。一审判决在没有当事人诉讼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自行调整为刑事受害的民事赔偿关系，超审超裁，违法裁判。(2)没有明确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在刑事救济措施具有确定的赔偿财产来源和赔偿金额判决后，民事程序在刑事判决之外重复给予相同金额的救济措施，于法无据。正是我国的刑民交叉案件中，先刑后民的法理基础，以及刑民交叉时可分开审理的前提需要以标的明确、事实清楚，不以刑事处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并且同时需要当事人有诉讼请求。本案基于阳春农商行的诉讼行为以及具体事实，具有不可审理性，只能驳回起诉。如果刑事救济不够，阳春农商行再依据法律规定就救济不足的损失部分，向债务人、担保人提出其他主张。（三）即使强行审理，一审判决第二判项适用法律也是明显错误。表现在如下两个实质方面:(1)没有适用的前提。《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适用前提是主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担保合同无效，而并不适用担保合同直接无效的情形。本案中，国富润本公司自身并没有做出担保的意思表示，所有国富润本公司名义的担保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已决罪犯伪造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确认担保无效。并非是由于主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担保无效，换句话说，即使主合同有效，担保也是无效的。因此，本案没有该两法条适用的前提。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尽管结果正确，而所适用的法律也是错误的。(2)违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基本规则。国富润本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其对外担保行为首先受《公司法》的规制，《物权法》、《担保法》关于担保的规定则为一般法(事实上该两法律均规定有适用法律的例外条款，在法律另有规定时适用另外规定)。此外，一审判决还存在其它涉及主体法律关系、判项履行不清等基础错误，应予以纠正。阳春农商行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本案借款合同相对人为阳春农商行，卢虹与阳春农商行是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双方的意思表示和法律责任承担并不归一，刑事判决认定卢虹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阳春农商行为卢虹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受害人。一审判决未对阳春农商行作为受欺诈方、受害人的事实进行查清，仅以卢虹存在诈骗行为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属于事实查明不清，主观认定错误。卢虹作为阳春农商行信贷业务办理过程中的调查环节的业务人员，无放贷的审批权，且并非阳春农商行法定代表人，即使卢虹构成贷款诈骗，也并不能当然代表阳春农商行具有贷款诈骗的意思表示。相反，案涉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卢虹实施诈骗的行为是为了帮助借款人骗取具有发放贷款决定权的工作人员的信任导致其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放贷决定。因此，阳春农商行系卢虹等人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受害人。（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指出，民商事审判工作应通过检索案例，参考指导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决尺度，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三）民法总则规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受欺诈行为属于可撤销合同，最高人民法院优秀案例选判决也认定，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为可撤销合同，本案，受欺诈方阳春农商行未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主债权合法有效。阳春农商行对借款人及担保人提起本案诉讼，应视为其已放弃行使撤销权，本案《借款合同》由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本人在合同上签字并按捺指模，故应判决确认《借款合同》主债权有效。（四）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用款人为国富润本公司，国富润本公司为其自身利益作出的担保合同，为其真实意思表示，阳春农商行对国富润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机关决议文件内容的审查已经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在放贷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应认定国富润本公司作出的保证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五）阳春农商行在民事诉讼中，并未获得任何追赃款，因此阳春农商行有权就本案借款合同项下债权本息全额提起民事诉讼。请求驳回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请求。宏昌公司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本案诉讼是阳春农商行提起的，对阳春农商行的上诉我方表示应予驳回，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是基于阳春农商行的诉讼而起，故驳回阳春农商行起诉后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也不存在。刘杰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宏昌公司的答辩意见。韦荣军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宏昌公司的答辩意见。谭永根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宏昌公司的答辩意见。方冬生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意见。黄奕鹏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意见。谢杭俊对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没有作答辩。阳春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阳春农商行与宏昌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002********号）；2.宏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900万元及支付利息（该利息暂计至2015年2月25日止为887075.43元；此后的利息以29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农村商业银行执行的逾期贷款利率标准和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从2015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给阳春农商行；3.宏昌公司支付律师费用144000元给阳春农商行；4.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对宏昌公司拖欠阳春农商行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阳春农商行对处置国富润本公司用于借款抵押的抵押物所得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6.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阳春农商行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宏昌公司支付律师费3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的落款日期均为2013年12月26日。具体签订情况如下：1.宏昌公司作为借款人与阳春农商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002********号），主要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29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0日等内容条款；该《借款合同》由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杰加盖宏昌公司公章，刘杰本人在合同上签字并按捺指模。2.国富润本公司作为抵押人与阳春农商行作为抵押权人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编号：1012********号），主要约定国富润本公司提供其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的A地块、B地块和C地块作为宏昌公司上述借款2900万元的抵押物等内容条款，其中第十三条“抵押的独立性。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解除或无效而解除或无效。如主合同被确认为全部或部分无效，则抵押人以抵押物仍按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以及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仍承担担保责任。如抵押权人与债务人解除主合同的，抵押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以抵押物承担担保责任。”该《抵押担保合同》的抵押人栏加盖了国富润本公司的公章，但方冬生的签名和指模是罪犯刘立程等人冒充签名和按捺。3.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分别作为保证人与阳春农商行签订的7份《保证合同》，均约定上述保证人分别为宏昌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其中第六条约定“保证的独立性。本合同项下的保证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解除或无效而解除或无效。如主合同被确认为全部或部分无效，则保证人仍按本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以及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债权人与债务人解除主合同的，保证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保证责任。”该7份《保证合同》中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和谢杭俊的签名是其本人真实的签名，方冬生、黄奕鹏的签名是罪犯刘立程、林锦辉冒充签名，国富润本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2019年1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查明：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间，谢杭俊、刘立程、刘养为支付国富润本公司的投资款及向社会集资的高额利息，与阳春农商行信贷部卢虹互相勾结，成立万佳公司、祥发公司、东诚公司、顺兴公司等“空壳公司”，向他人借用润兴公司、宏昌公司、忠原公司和鸿盛公司，编造虚假的购销合同、虚假会计资料，用这八间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向银行贷款15笔共本金43500万元。其中，第一部分以国富润本公司土地为抵押物的贷款11笔，贷款本金31800万元，已偿还贷款5笔，偿还本金14400万元，利息37805437元，未偿还贷款6笔，其中祥发公司第二笔贷款已偿还贷款本金200万元，未偿还本金17200万元。第二部分分别以新世纪公司、阳豪公司、银达公司土地为抵押物的贷款4笔，贷款本金11700万元，已偿还贷款3笔，偿还贷款本金8800万元，利息18253363元；未偿还贷款1笔，未偿还本金2900万元。卢虹在担任阳春农商行贷款业务员期间，经办了除鸿盛公司以外的七间公司的第一笔贷款，担任阳春农商行业务部副经理期间，负责审批上述七间公司第二笔贷款及鸿盛公司的贷款，而且在明知刘立程、谢杭俊贷款后没有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下还多次协助刘立程等人进行走账。刘养提供宏昌公司作为贷款主体，还向他人借阳豪公司的土地为顺兴公司的贷款作抵押。林锦辉受谢杭俊、刘立程的指使，在抵押合同上冒签他人的签名。上述贷款中，（1）以润兴公司名义所借的第一笔贷款本金3000万元、以顺兴公司名义所借的第一笔借款本金2900万元、以鸿盛公司名义的借款本金2900万元，虽然在办理上述贷款手续过程中，谢杭俊等人存在编造虚假的购销合同和虚假的会计资料的情况，但是上述贷款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物真实足额，且已全部还清贷款本息；（2）以顺兴公司名义所借的第二笔借款本金2900万元（2013年12月20日借款，约定还款到期日2015年11月20日），虽然在办理上述贷款手续过程中，谢杭俊等人存在编造虚假的购销合同和虚假的会计资料的情况，但是该笔贷款的抵押物真实足额，办理了抵押登记，且至案发时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届满。综上所述，谢杭俊、刘立程以万佳公司、祥发公司、东诚公司、宏昌公司、忠原公司、润兴公司名义骗取银行贷款数额17400万元，已还本金200万元，未还本金17200万元。林锦辉在骗取贷款过程中，冒充国富润本公司股东签名，与谢杭俊、刘立程等人构成共同犯罪。刘养参与以宏昌公司名义骗取银行的第二笔贷款，骗取贷款数额290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谢杭俊、刘立程未经国富润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冬生和股东黄奕鹏的同意，以国富润本公司土地为贷款作抵押担保，由刘立程、林锦辉分别冒充国富润本公司股东方冬生和黄奕鹏的身份在抵押合同上签名，向银行贷款11笔，其中：……4、伙同刘养，以宏昌公司名义于2013年12月26日向阳春农商行贷第二笔款2900万元，约定最后还款日2015年12月20日，第二笔贷款本金未还，偿还了利息2086846元。该刑事判决还查明本案所涉的《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以及相关的《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抵押担保书》中所有方冬生与黄奕鹏的签名均是由罪犯刘立程、林锦辉分别冒充签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7刑初14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五、六项，即:一、被告人谢杭俊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五万元;二、被告人刘立程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五万元;五、被告人林锦辉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已执行完毕)，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六、被告人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在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30%股份价值作为涉案财产予以追缴及退赔被害人损失，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作出后，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尚未退赔给阳春农商行。庭审中，阳春农商行自认宏昌公司偿还了至2014年10月21日前的利息2086846.01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阳春农商行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113-1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查封登记在国富润本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A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春府国用[2012]第特0000***/1028***号）；二、查封登记在国富润本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B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春府国用[2012]第特0000***/1034***号）；三、查封登记在国富润本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C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春府国用[2012]第特0000***/1034***号）；四、冻结刘杰持有登记在案外人阳春市永丰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由阳春农商行发行的股票中的16096000股股票和分红款（股票编号：3250******；股东账号：5000********；分红账号：8002********）；五、冻结谭永根持有阳春农商行101000股股票和分红款（股票编号：3250******；股东账号：5000********；分红账号：8001********）；六、冻结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分别持有宏昌公司股份中的80%、10%、10%股权。以上六项财产查封、冻结价值以35000000元为限。以上六项财产查封、冻结期限均为三年，即从2015年3月23日起至2018年3月22日止。查封期间，被查封的国有土地由国富润本公司负责管理，但非经一审法院准许，不得改变现状、出租和不得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转让、赠与等变更登记手续；冻结期间，非经一审法院准许，不得办理被冻结股票及分红款、股权的抵押、转让、赠与等变更登记手续和不得提取该分红款。”2018年3月2日，申请人阳春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续行财产保全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6日作出（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113号之五民事裁定，裁定：“一、续行查封登记在国富润本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A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春府国用[2012]特0000***第1028***号）；二、续行查封登记在国富润本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B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春府国用[2012]特0000***第1034***号）；三、续行查封登记在国富润本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C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春府国用[2012]特000***第1034***号）；四、续行冻结刘杰持有登记在案外人阳春市永丰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由阳春农商行发行的股票中的16096000股股票和分红款（股票编号：3250******；股东账号：5000********；分红账号：8002********）；五、续行冻结谭永根持有阳春农商行发行的101000股股票和分红款（股票编号：3250******；股东账号：5000********；分红账号：8001********）；六、续行冻结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分别持有宏昌公司的80%、10%、10%股权。上述六项财产续行查封、冻结价值以35000000元为限。上述六项财产续行查封、冻结期限均为三年，即从2018年3月23日起至2021年3月22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应否裁定驳回阳春农商行的起诉；（二）案涉的《借款合同》是否无效及无效的责任承担；（三）《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是否无效及无效的责任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均抗辩称本案已经刑事审查并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不应再作民事案件立案审理，应裁定驳回阳春农商行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刑事程序是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犯骗取贷款罪和卢虹犯违法发放贷款罪进行审判，而本案还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保证合同关系，审理的是阳春农商行与宏昌公司的金融借款合同、阳春农商行与国富润本公司的抵押担保合同和阳春农商行与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的保证合同等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提出应裁定驳回阳春农商行的起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查明罪犯谢杭俊、刘立程、刘养为骗取贷款与阳春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卢虹互相勾结借用宏昌公司的名义与阳春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骗取借款2900万元。该《借款合同》是罪犯为了达到骗取贷款的犯罪目的而签订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利用宏昌公司的公章签订《借款合同》的方法进行骗取贷款犯罪,宏昌公司还协助贷款走账，从客观上促成了谢杭俊等人骗取贷款，宏昌公司具有过错，且该过错与被害人阳春农商行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宏昌公司应当赔偿因谢杭俊等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给阳春农商行。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谢杭俊等人犯骗取贷款罪，造成阳春农商行的借款2900万元无法追回，并判决责令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该损失。因此，本案中，宏昌公司应当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应退赔2900万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的《借款合同》是主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刑事判决查明《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以及相关的《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抵押担保书》中所有方冬生与黄奕鹏的签名均是由罪犯刘立程、林锦辉分别冒充签名。虽然《抵押担保合同》的第十三条和7份《保证合同》的第六条约定了抵押的独立性和保证的独立性，即约定了《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但是，罪犯谢杭俊、刘立程、刘养与阳春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卢虹恶意串通并采取编造大量虚假的材料和冒充签名的方法骗取贷款无法归还，必然损害担保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阳春农商行主张《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理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抗辩认为《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理由成立，依法予以采纳。国富润本公司在《抵押担保合同》中加盖公章并办理了抵押物登记的行为及刘杰、韦荣军、谭永根、谢杭俊、国富润本公司在《保证合同》中签名及盖章的行为，在外观上给阳春农商行在贷款的风险保障上有了更高的信赖度，客观上促成了贷款的发放，他们均存在过错。《保证合同》中，方冬生、黄奕鹏的签名是由罪犯刘立程和林锦辉分别冒充签名，方冬生、黄奕鹏不存在任何过错。国富润本公司抗辩认为其不存在过错，应由阳春农商行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理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方冬生、黄奕鹏抗辩认为他们不存在过错，理由成立，依法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共同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赔偿责任。谢杭俊是参与犯罪行为人之一，刑事判决已经判决责令谢杭俊等人退赔受阳春农商行的经济损失，该退赔责任已经覆盖谢杭俊在本案中需承担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综上，因本案《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7份《保证合同》均无效，阳春农商行请求解除《借款合同》并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请求国富润本公司、宏昌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支付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等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宏昌公司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二）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国富润本公司共同对谢杭俊、刘立程、刘养退赔29000000元给阳春农商行承担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赔偿责任；（三）驳回阳春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955元，由宏昌公司负担185365元，阳春农商行负担65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宏昌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抵押担保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解除或无效而解除或无效。如主合同被确认为全部或部分无效，则抵押人以抵押物仍按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以及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仍承担担保责任。如抵押权人与债务人解除主合同的，抵押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以抵押物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保证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解除或无效而解除或无效。如主合同被确认为全部或部分无效，则保证人仍按本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以及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债务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债权人与债务人解除主合同的，保证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再查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认定：“关于卢虹参与骗取贷款行为的定性。卢虹是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虽不具有发放贷款的决定权，但是，其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具体到本案，其违反国家贷款管理制度，不仅玩忽职守，对贷款担保的可靠性、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不进行认真的调查、审查，还与借款人相互勾结，共同虚构事实，帮助借款人以‘空壳公司’和借用他人公司的名义，编造虚假的购销合同，虚假会计资料，用这些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向银行借款，骗取具有发放贷款决定权的工作人员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放贷决定，且放贷数额特别巨大，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既构成骗取贷款罪、又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依法应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论处。”，判决“三、上诉人卢虹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十三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二审诉讼中，阳春农商银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北支行诉芜湖市新远针织有限公司、王旭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例，拟证明最高人民法院优秀判决案例认定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民事责任的认定，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而不受是否追赃的影响；2.《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纪要释义，拟证明刑民交叉案件，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如合同诈骗在合同法的效力是可撤销，应赋予受害人以撤销权，并由其决定合同是否无效；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拟证明国富润本公司注册资本仅2000万元，刘养与谢杭俊、刘立程因自有资金不足，遂通过向社会集资和银行贷款方式解决经营资金，银行贷款资金用于阳春国富润本公司的经营活动。4.《广东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凭证》2份，显示阳春农商行于2013年12月27日放款29000000元给宏昌公司账户，同日，阳春农商行受托从宏昌公司账户转账29000000元到阳春市天润贸易有限公司账户。经组织质证，国富润本公司发表以下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所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方冬生、黄奕鹏发表以下意见：对证据1、2、3的质证意见与国富润本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宏昌公司发表以下意见：证据1、2不属于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没有发表意见。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发表以下意见：同意宏昌公司的质证意见。谢杭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权利。经过各方当事人质证，证据1、2是法律资料，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作为本案证据。各方当事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4是阳春农商行进行转款时制作的转账凭证，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采纳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本案是阳春农商行与宏昌公司、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刘杰、韦荣军、谭永根、谢杭俊在履行《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保证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本案应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阳春农商行、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阳春农商行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二）本案《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三）阳春农商银行的损失应如何确定。（四）阳春农商银行主张对本案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应否予以支持。（五）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关于本案阳春农商行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问题。本案中，谢杭俊、刘立程与阳春农商行的信贷部原副经理卢虹互相勾结，编造虚假购销合同和虚假会计资料，虚构贷款用途，以宏昌公司、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刘杰、韦荣军、谭永根、谢杭俊的名义与阳春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骗取阳春农商行的款项，阳春农商行请求宏昌公司、国富润本公司、方冬生、黄奕鹏、刘杰、韦荣军、谭永根、谢杭俊承担民事责任而提起本案诉讼，本案是涉及刑事案件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在民刑交叉的案件中，基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基本原则，民事案件中对于被害人损失的认定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应依据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而不受是否退还赃款赃物的影响。同时，在民事诉讼的被告方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情况下，尽管刑事案件确定了追赃，但对于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审理。因此，本案诉讼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予立案受理。国富润本公司主张**春农商行应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获得救济，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应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经已生效的（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认定，谢杭俊、刘立程为支付国富润本公司的投资款及向社会集资的高额利息，与阳春农商行信贷部原副经理卢虹互相勾结，编造虚假购销合同和虚假会计资料，虚构贷款用途，以宏昌公司的名义与阳春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骗取阳春农商行的借款本金2900万元，所骗款项仅向阳春农商行归还了借款利息2086846.01元，谢杭俊、刘立程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签订本案《借款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骗取银行信贷资产，该《借款合同》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有关排除担保从属性的约定应当无效，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则《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也随之无效。虽然《抵押担保合同》中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解除或无效而解除或无效。”和《保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解除或无效而解除或无效。”，但该约定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担保从属性而无效。阳春农商行上诉主张本案《借款合同》有效，即使《借款合同》无效，但是《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约定了担保的独立性条款，《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应为有效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如何确定阳春农商银行的损失问题。谢杭俊、刘立程与阳春农商行信贷部原副经理卢虹互相勾结，编造虚假购销合同和虚假会计资料，虚构贷款用途，以宏昌公司的名义诈骗贷款，造成阳春农商行29000000元贷款及相关利息的损失。至于利息损失，因本案《借款合同》无效，阳春农商行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主张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5年2月25日止为887075.43元，此后的利息以290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农村商业银行执行的逾期贷款利率标准和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标准，从2015年2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利息损失应以2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上所述，《借款合同》无效，阳春农商行依据《借款合同》主张赔偿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35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阳春农商银行的损失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关于阳春农商银行主张对本案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应否支持问题。如前所述，本案《抵押担保合同》无效，阳春农商行依据《抵押担保合同》的约定请求对处置国富润本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的抵押物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首先，宏昌公司作为借款人与阳春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为谢杭俊、刘立程骗取贷款提供条件，宏昌公司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阳春农商行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宏昌公司应对阳春农商行的29000000元贷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书，已判决被告人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在国富润本公司30%股份价值作为涉案财产予以追缴及退赔被害人损失，如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已经向受害人阳春农商行退赔损失的，退还部分可从本判决确定的宏昌公司应给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第二，在本案发生期间，谢杭俊担任国富润本公司的总经理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其为骗取贷款，与阳春农商行职员卢虹互相勾结，提供虚假文件和伪造股东会决议，使用国富润本公司的印章以国富润本公司的名义与阳春农商行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从而造成骗贷最终得逞。上述骗取贷款犯罪的行为最终得逞与国富润本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密不可分。一审法院认为国富润本公司对《抵押担保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第三，刘杰、韦荣军、谭永根作为保证人分别与阳春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应对借款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尽到谨慎审查义务，现《借款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国富润本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对阳春农商行的损失以宏昌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为限向阳春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第四，虽然谢杭俊另外作为保证人与阳春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但是因谢杭俊亦是实施骗取贷款犯罪的行为人之一，其犯罪行为已经生效的（2018）粤刑终954号刑事判决判令退赔被害人阳春农商行的经济损失，该退赔责任已经覆盖谢杭俊在本案中需承担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第五，本案《保证合同》中“方冬生”、“黄奕鹏”的签名分别为刘立程、林锦辉所冒签，一审法院认定方冬生、黄奕鹏对《保证合同》无效没有过错，依法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综上，阳春农商行请求国富润本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方冬生、黄奕鹏、谢杭俊对宏昌公司偿还阳春农商行借款本金290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国富润本公司上诉主张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富润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阳春农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二、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损失29000000元及利息（以2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谢杭俊、刘立程、刘养已经向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退赔损失的，退赔部分可从本判决确定的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应赔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三、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刘杰、韦荣军、谭永根对上述第二项确定款项中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向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1410元，由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负担188583元，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8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阳春市宏昌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1410元，由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6736元，阳春市国富润本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646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国雄审 判 员 梁宗军审 判 员 蔡旻霏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晓敏书 记 员 许君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