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3698号原告：北京任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2层商业4-039室。法定代表人：彭金道，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云南仁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崇磊，云南瀛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105号读者新媒体大厦第三层办公室A区311房间。法定代表人：张学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泽，该公司法务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亮，该公司法务经理。原告北京任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达公司）与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被告运达公司向该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云2901民初46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运达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该案移送本院处理。原告不服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云29民辖终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被告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43000元（暂计算至2019年9月30日）；2.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仁汇公司）的13位股东之一,认缴并实缴1000000元注册资本,占公司股比1%。2019年3月12日,经数次磋商后,达仁汇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在被告起草的《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约定将各自持有的达仁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原告持有的1%达仁汇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其中,第二条（交易方案）第1款及1.1和1.2项约定:鉴于达仁汇公司及项目地块在本阶段受海东新城整改政策影响,后续效益及风险暂不明确,在充分了解本项事实的情况下,本着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原则,双方同意整改后项目地块可继续开发的,股权转让价含税1800000元（其中原始股本金1000000元,股权溢价800000元）;终止开发的,转让价含税1100000元其中原始股本金1000000元,股权溢价100000元）。第二条第2款及2.1和2.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告协调达仁汇公司在大理市城区被告指定银行设立股权转让款专属账户,账户设立后3个工作日内被告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汇入该账户,该账户的印章及网银Ｕ盾交由被告方保管。首笔股权转让款汇入该账户之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被告操作将该1100000元支付至原告账户。根据约定,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签约当日,即协调达仁汇公司以被告方经办人“吴洁”和其手机号“135××××3808”为“单位财会负责人”和“单位联系电话”,在中国农业银行大理新桥支行开设了专属账户,并由被告保管该专属账户印章及网银Ｕ盾。但被告并未依约于3个工作日内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汇入该账户并支付至原告账户。后原告方代表、达仁汇公司总经理黄志强等多次与被告沟通未果,原告于2019年5月底向被告寄送了《关于解除与天津大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的函》（2019年5月31日签收）,要求被告于2019年6月10日17:00点前付款,否则股权转让协议自2019年6月11日起解除,请被告于解除日起7日内依约支付违约金,但被告迄今置之不理。因该协议第四条(违约责任)第3款约定:被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根据逾期天数及应付未付金额,按照年费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每月30日前支付当月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或未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原告解除合同的,被告应支付与逾期未付款等额的违约金,不足以覆盖原告全部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被告应予补足,且被告已投入达仁汇公司和本项目的全部资金不再退还,视为其对公司和本项目的赠予。故,依约被告当前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100000元;若今后政府明确项目地块能继续开发的,被告还应再支付违约金700000元。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系被告起草及其严重违反诚信原则的故意违约行为等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主动降低协议约定的违约金额,仅要求被告以原告实际损失(含直接和可得利益损失)为基础支付违约金,截至2019年9月30日,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315900元[（24%÷360×195天×1100000元+100000元）×1.3=315900元]，故成讼。被告运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被告之间虽形成了书面合同文本，被告也加盖了公章，但双方未形成合同关系。2019年，被告欲收购达仁汇公司100%股权，与其13位股东共同磋商该事宜并达成一致，进入合同订立阶段,原告即13名股东之一。3月12日，被告在13套股权转让协议加盖了公章并交付股东代表黄志强，待原告盖章或签字后再送回被告处。但原告直至2019年6月21日才把7位股东盖章、签字的合同送达被告。该协议加盖被告公章并送达原告的行为属于要约，如原告对该要约发出承诺，则双方形成合意，成立合同关系。但一方面，合同也未以支付转让款、办理股权交割手续等实际行动予以履行，因此原、被告之间当然不成立合同关系。第二，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合同解除通知，不应视为行使解除权，而应视为拒绝被告要约。2019年5月29日，原告以被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违约为由，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由被告支付违约金。但此时被告仍未收到过原告盖章、签字的协议。原、被告之间没有建立合同关系，被告违约无从谈起，原告更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基础，因此该通知函只能视为原告拒绝要约。在2019年5月29日，被告要约失效。第三，2019年6月21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已盖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行为不应视为发出承诺送至被告，而应视为向被告发出要约。达仁汇公司股东代表黄志强在2019年6月21日将7名股东盖章、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交付被告，并与被告法务人员王永亮签署文件交接单。股权转让协议签章部分虽然有机器打印的日期即2019年3月12日，但这仅是被告盖章的日期，原告尚未签章表示同意，因此合同真实成立的时间不能仅以合同打印日期为准。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而上述7名股东盖章、签字后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9年6月21日送达被告的，被告是在这一天才知道该7名股东有接受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但因为该7名股东已先于该意思表示之前就已经拒绝了被告的要约，协议虽经被告盖章但已经失效，对被告不产生约束，该7名股东的发出的接受协议的意思表示也就无法做为生效承诺，而只能视为向被告按照原协议内容发出新要约，而其余6名股东至今也未向被告送达股权转让协议，未发出新要约。第四，被告对于7名股东的新要约无意接受。被告的初衷是收购达仁汇公司的100%股权，将其作为独资子公司，而非取代原先部分股东成为新股东，而各股东也担心利益受损，要求整个洽谈过程、股权估价要公开透明，因此在前期磋商中被告是与各股东共同磋商的，并形成统一协议文本交于各股东分别签署。但截至目前，13位股东中有7名股东重新表示愿意接受股权转让协议，6名股东未作表示，被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不接受7名股东在2019年6月21日发出的合同要约。因此原告与全部13名股东均未成立合同关系。对于本案涉及的于欣义、李永勤、冯浩然、黄雪平、丁毅的劳动关系不在被告处，但属于被告告下属子公司工作人员，与被告存在关联关系。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达仁汇公司基本情况和黄志强董事兼总经理身份；证据2.《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2019年3月7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具体由公司总经理黄志强负责；证据3.《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不动产权证书》，证明：双方股权转让价格、违约责任等股转让协议内容，及股权让转协议涉及的宗地位置等基本情况；证据4.《中国农业银行对公活期账户信息》、《中国农业银行印鉴卡》、《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证明：2019年3月12日，达仁汇公司即在农业银行大理新桥支行开设了专户并且预留的电话及印鉴都是被告员工的信息；证据5.达仁汇公司总经理黄志强在被告违约后和被告法人代表李占通及创新地产板块总经理于欣义（于总）等高管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黄志强催促被告履约及被告答复和解释情况。证据6.解除函和顺丰运单及黄志强和被告高管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向被告寄送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函，和被告签收及此后双方进一步沟通情况；证据7.2019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任免职文件、公司章程，证明：双方合同签订后召开股东会议对高管进行了重新聘任。其中于欣义、李永勤、冯浩然、吴洁为被告方人员。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公司的相应章程及决议也基于该协议已予以变更。证据8.身份信息三张，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相应公司人员信息。证据9.照片一张及唐玲与黄宗平的聊天记录，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的谈判过程。黄雪平与黄宗平为同一个人。证据10.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证明：达仁汇公司已做好了变更准备，被告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后即可变更，佐证协议已经生效。证据11.机票行程单、飞机航空单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黄志强于3月10日乘坐飞机去北京找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资料，3月12日来天津找被告盖章。证据12.搜狐网网页，证明：于欣义是大通集团总裁助理兼创新投资中心总经理，黄雪平是地产板块项目总经理，均同属于大通集团。被告运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中长卓永（天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示信息查询表及吴洁社保缴费清单复印件，证明：吴洁是中长卓永的工作人员，而非被告的财务人员。证据2.文件交接单，证明：原告于2019年6月21日收到原告发来的签过字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6、7、8、10、12及证据5中黄志强与李占通的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11及证据5中黄志强与于欣义、李占通、黄雪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本院对被告无异议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黄志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因不能提供原始载体，被告不予认可，故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证据9、11仅能反映双方的谈判情况及黄志强的出行信息，并不能直接证明涉案合同签署情况，故对该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大理达仁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0元，全部实缴出资。公司现有13名股东，其中股东原告任达公司认缴并实缴1000000元，占公司股比1%。2019年3月7日，达仁汇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同意以下股东股权转让事宜，……股东北京任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1%的股权共1000000元出资额转让给天津大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所有股东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盖章。2019年3月12日，原告、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尾部原告签字捺印，被告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占通签字，日期均显示为“2019年03月12日”。该协议约定：任达公司（转让方）向运达公司（受让方）转让在达仁汇公司的1%的股权。该协议第二条交易方案：1、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按以下情况确定：在本次海东新城整改政策下项目地块可继续开发的，转让方将其持有公司1%的股权共计1000000元出资额，以含税价18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原始股本金1000000元、股权溢价800000元。如因政府本次海东新城整改政策原因，项目地块终止开发的，转让方将其持有公司1%的股权共计1000000元出资额，以含税价11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原始股本金1000000元、股权溢价100000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协调达仁汇公司在大理市城区内受让方指定的银行设立股权转让专属账户，受让方将本协议所涉及每一笔股权转让价款1100000元于账户设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汇入该专属账户，该专属账户的印章以及网银U盾交由受让方进行保管。2.3上述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支付至转让方账户之次日起3各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召开新一届股东会，并完成（或申请）如下工商变更，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调整股权比例，将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五分之三变更为受让方提名人员，将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变更为受让方提名人员。第四违约责任：3、受让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受让方按照按年费率24%的标准、根据逾期支付天数及应付未付款金额向转让方计算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于每月30日前支付当月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日或未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的，则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如转让方解除合同的，则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与逾期未付款金额等额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覆盖转让方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则受让方还应就不足部分予以赔偿，且受让方已投入公司和本项目的全部资金不再退回，视为受让方对公司和本项目的赠予。2019年3月12日，达仁汇公司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如下：一、通过新的公司章程。二、聘任于欣义、李永勤、冯浩然、吴洁、周致训、唐玲、选举黄志强，共7人为董事会成员……。三、公司不设监事会……，本届聘任丁毅为监事。董事会决议如下：选举吴洁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为三年，选举黄志强为公司经理，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日，达仁汇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大理新桥支行开设了专属账户，账号为24×××15，开户日期为2019年3月12日，启用日期为2019年3月16日，预留印鉴处盖有达仁汇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吴洁的印章，预留吴洁的手机号码。2019年6月20日，达仁汇公司的总经理黄志强向时任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占通发送短信，内容为：大理签约以来我多次与于总黄雪平总沟通，没有任何结果。5月底各股东解约函送达大通近一月，大通未做回复……。因被告未付股权转让款，原告向其邮寄《关于解除与天津大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的函》，李占通于2019年5月31日签收，该函内容为：双方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截至目前，被告仍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款项且已逾期超过30日，给原告带来了重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要求被告于2019年6月10日17:00前将应付未付款全额支付至原告账户，如被告未按要求支付全额应付未付款，原告确定依据协议约定的权利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解除事宜于上述付款时限届满之次日起生效……。后原、被告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处理事宜未达一致，故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被告是否应当给付违约金及应如何计算。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原告的签字捺印、被告的公章且有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被告认可上述公章为其公司公章，故该协议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时成立、生效。被告辩称，该协议系被告先盖章签字再交由原告签字，被告的行为属于要约。原告在2019年6月将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交给被告之前，已向被告发出解除协议的函，故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首先，达仁汇公司于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召开了股东会及董事会，并作出了相应决议，其决议内容均是基于协议成立的前提下股权发生转让以后的相关工作，且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相印证，能够显示出所有股东均有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被告辩称该承诺未能到达原告，有违常理，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其次，一般来说，如被告在发出要约后，等待原告承诺的过程中突然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应表现为积极与原告沟通，但现被告未作任何回应，亦与常理相悖，且被告对其抗辩意见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可。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被告是否应当给付违约金及应如何计算。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的当事人均应按约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该协议已经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协议签订之日达仁汇公司已申请开设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预留了吴洁的个人印章、电话，被告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现被告逾期付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辩称，吴洁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不掌握上述账户、印章及U盾。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约定了支付方式，且达仁汇公司已经开设了相应的银行账户，吴洁是否属于被告工作人员不影响被告未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现被告未付款，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已于2019年5月31日到达被告，结合该解除函的内容，原、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于2019年6月11日解除。对于原告要求以其实际损失(含直接和可得利益损失)支付违约金的主张，被告辩称，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本院予以调整。本院认为，因被告并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直接经济损失，如按双方约定支付违约金，明显过高，依法应予调整。考虑到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1100000元含原始股本金1000000元及股权溢价100000元，因此该股权溢价100000元，可以视为原告的可得利益。故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被告对股权价值不申请评估的意见，本院酌定支持违约金为100000元，对于原告其他违约金部分的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津运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任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39元，减半收取3019.5元（原告已预交本院），由被告负担955元，原告负担206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施 丹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范伟平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