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8980号原告：臧清彩，女，1952年5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应县农机局退休干部，住山西省应县。原告：王淑芬，女，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和众泽益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王淑芳，女，197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供电局职工，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原告：王忠平，男，1981年5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林业大学教师，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江，北京智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法定代表人：胡盛寿，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圣文，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医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与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以下简称阜外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因鉴定扣除相应审限），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淑芬、王忠平及原告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委托代理人丁海江，被告阜外医院委托代理人刘圣文、朱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30086.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丧葬费53084元、死亡赔偿金369245元、交通费11154元、营养费1000元，以上共计465439.52元，由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232719.76元；由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鉴定费15000元，共计要求赔偿447719.7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臧清彩系患者王喜善之妻，原告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系患者王喜善的子女。患者王喜善既往体健，因发现冠状动脉左前降支近段狭窄约80％，曾于2017年4月11日，在被告医院择期行冠脉造影和支架植入术，在左前降支狭窄处置入一个支架，术后恢复可，无特殊不适。因医方要求术后一年之后可以择期复查，患者遂于2018年10月17日常规复诊，门诊以冠心病-劳力型心绞痛、PCI术后，高血压，高脂血症收入院，住内科3病区普通病房。术前，医方向患者及家属交代，介入手术室上台首先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目的一个是检查去年支架放的情况，有无再狭窄；另一个是检查心脏冠脉血管其他部位有无狭窄堵塞，并根据狭窄情况决定是否要再放支架。并同时，让患者与原告王淑芬签署了患者授权委托书，患者王喜善住院期间全部与诊疗有关的病情、诊断、治疗、手术、麻醉、操作以及与本次诊疗有关的告知通话记录、知情同意书的签字等，都全权交由王淑芬决定和办理。2018年10月18日下午15时许，患者进入手术室，第一术者为刘圣文，也是患者的负责医师。约16时13分左右，刘圣文到导管室与病人家属交谈的小窗口，告诉病人家属患者的心脏有两根血管拥堵，一个远端血管已经拥堵超过90％，建议必须放支架；一个是近段血管，但是只有60％，可以不放支架，同时提出可选择进口或者国产支架。病人家属当时决定拥堵超过90％的血管放进口支架；拥堵60％的血管根据医生判断是否要放。17时12分左右，刘圣文到导管室小窗口告诉病人家属手术结束，最终没有放支架，原因是由于是左前降支远段血管，不放支架也不会影响心脏和身体健康，所以就没有放支架。患者去世后，原告调取病历后才发现，医方在台上不仅仅给患者实施了冠脉造影，并为了放支架还给患方实施了左前降支狭窄部位的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成形术，而球囊扩张中造成了血管壁撕裂，暨血管夹层这个严重的病情，夹层远端冠脉一度几近闭塞，TiMi前向血流较扩冠前明显变差。但是，医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告知过患方曾经接受了球囊预扩，更没有告知过患方球囊预扩后出现了血管夹层的病情，自然更没有告知出现血管夹层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医方刻意隐瞒、欺骗患方。根据病历可知，术后患者回到3病区，术后30分钟，暨17时30分左右，患者出现胸痛。当时病房的医务人员告知患者的心脏出现了较大的心电图波动，心肌缺血处于危险状况，要二次上手术台进一步检查及处理，并开始准备，还让病人家属也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但是，病房医生在与刘圣文沟通后，刘圣文径直取消了上台手术，而是于18时53分给患者静推吗啡3mg止痛掩盖病情，告诉原告说患者没事了，转入CCU观察就行，19时48分患被者转入CCU病房。医方不仅仍自始至终隐瞒手术失误给患者造成血管夹层这个严重并发症病情；而且进一步隐瞒术后血管夹层病变自身也在持续进展加重，已经开始出现前壁、下壁心肌梗死的病情。医方以吗啡止痛，患者胸痛减轻来欺骗患者家属病情已经控制好转的假象，病情意外变化告知书，告知给患方的仍是：冠心病-劳力+自发性心绞痛、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此与术前住院病历诊断完全一致，仍是供血不足心绞痛。而实际上，患者已经是冠脉夹层病情进一步加重，而且已经出现了急性前壁、下壁心肌梗死，医方在转入CCU之前连病危通知都没有下，而在转入ccu后，要下个病危通知书，而给患方的仍是：冠心病-劳力+自发性心绞痛、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仍是供血不足心绞痛。医方如此刻意隐瞒，性质极为恶劣。患者去世后，原告调取病历后才发现，实际上，患者住CCU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心梗初发、进展演变的过程，而医方却是没有采取任何的积极治疗措施，没有请内科、外科相关科室进行会诊，完全是放任心梗的演变进展、放任冠脉夹层病情的进展，就是在等着患者冠脉夹层和心梗病情的进行性加重，看着患者最严重并发症的出现。患者住CCU病房后，原告也曾向刘圣文询问过病情，刘圣文仍然隐瞒患者的实际病情，没有告诉患者家属如此严重的病情，反而是告诉患者家属说病情观察一下，正在恢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其他医方人员也从未告知过原告患者实际病情。而原告后来回看病历却发现，医方却是一直知道扩冠出现冠脉夹层，出现下壁、前壁心梗，认为患者病情重，有心脏破裂的危险，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10月25日上午，CCU病房通知患者家属，患者情况可，准备26日早上出院，于当天下午将患者转回3病区普通病房。而原告回看病历发现，在转入到普通病房后，高晓津副主任医师查房，要求医方警惕心脏破裂风险，警惕猝死风险。但医方在明知需要防范心脏破裂风险的情况下，在明知心梗刚一周正处于心肌瘢痕愈合关键时机，却不仅没有让患者卧床静躺，还允许患者起身行走，反而让患者26日7时30分自行走出3病区，外出做了出院前要做的3项检查。心梗患者且还存在冠脉夹层患者过早下地活动，增加心脏负荷，这必然会进一步加重病情的进展，促使心脏破裂的发生。26日上午，患者走出病区，行出院前超声检查后，医方告知患者家属发现患者的心脏机能出现严重问题，并随时有破裂的可能性，患者家属多次向刘圣文询问病情情况，刘圣文于26日下午15时30分，将患者重新转入到CCU病房。令人气愤的是，当患者进入到CCU病房后，病房医护人员要求患者重新穿上CCU病号服，当时护士找不到体温计，在知道患者如此病重的前提下，不断的要求患者自己起身翻身来寻找体温计，反复折腾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于16时15分突然昏迷，假性室壁瘤心脏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需要指出，2018年10月18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中，医方对患方实施的冠状动脉腔内球囊扩张成形术（PTCA）和由此造成的冠状动脉夹层，这是患者病情出现变化，并加重进展的根源，医方却在患者出院诊断中唯独漏写了该两个诊断。并且，10月26日超声发现除左侧壁假性室壁瘤外，还存在心尖部室壁瘤形成合并附壁血栓，但医方在诊断证明和出院诊断中，也没有写心尖部室壁瘤形成的诊断。更加印证了医方刻意隐瞒相关病情的医疗责任。被告阜外医院是全国知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拥有全国最好、最多的心血管专业设备，无论心内科还是心外科科室齐全，优秀医师资源丰富。而患者也是住在专科病房住院的患者，医方却看着患者冠脉夹层产生而没有主动去积极采取医疗措施去检查和解决诊治病情，看着患者出现典型的下壁、前壁心梗，而不积极治疗，努力去挽救患者的心肌细胞，对待心梗的治疗方法极其消极，实际就是在放任患者心梗的发生、进展，放任患者透壁性心肌梗死结果的产生，是一种不作为。医方在诊疗活动中，完全没有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对患者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后果，医疗过错明显。只有在基层医院，在没有介入、溶栓、外科冠脉搭桥手术等条件，路途又遥远无法转上级医院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被迫只能等着输液，只能等着患者冠脉夹层和心梗产生、心肌坏死的情况。而被告阜外医院绝对不应如此，其在本案中的处理方式是不能被接受的、是严重的不作为，是放任冠脉夹层和心梗病情的进展、加重、放任最严重并发症心脏破裂的发生。同时，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被告医院和刘圣文不仅手术失败造成了患者最终的死亡，而且一直欺骗、隐瞒患者的实际病情，心梗直到患者去世前才告知原告，而曾经PCI介入中，给患者实施了球囊扩冠并造成冠脉夹层的病情，最终还是患者去世后调取病历和介入影像，经咨询其他医生专家才得知的。刘圣文在医方不履行告知义务，不给病人家属选择的机会，侵害知情权和选择权，错失了救治的最佳时机。刘圣文在介入术中给患者造成冠脉夹层，医学上很明确手术失败，其却在介入治疗报告单的结论中填写为：左前降支介入治疗部分成功。如此颠倒黑白、掩瞒事情，令人极为气愤。综上，被告在医疗活动中，违反诊疗原则常规；没有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告知义务，介入治疗失败，不及时和积极进行诊治，病情变化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检查、鉴别诊断和积极的针对性的治疗，严重延误了疾病的诊断、治疗，使患者错过关键的抢救时机，并侵害了患方知情选择权，同时，完全没有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病历可知，患者术前身体情况很好，各系统功能无异常，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直接导致患者的死亡，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阜外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即便根据鉴定意见，也分为次要责任和同等责任两种情况，原告直接按照同等责任计算赔偿，我们认为，被告不应该承担责任或者应该承担更少的责任，而不是原告主张的同等责任。根据鉴定意见，患者在出现冠脉夹层的并发症之后，医方向患方充分告知了病情的风险及相关处理措施，这种情况下，原因力大小应该是次要的，我方提供的光盘已清楚显示了当时在术中和术后多次跟患者本人还有患者家属沟通过程，而患者本人明确拒绝放支架，所以在告知上我方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同等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17日至同年10月26日，王喜善在阜外医院住院治疗，实际住院9天。入院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劳力+自发型心绞痛、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高脂血症、腔隙性脑梗死、甲状腺结节。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完善常规检查，胸片：两肺纹理偏重，未见明确实变；主动脉结宽，弓、降部迂曲；肺动脉段平直；左室圆隆；约L1椎体楔形变；心胸比：0.48。超声心动图：LV48mm，LVEF65％，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升主动脉轻度增宽。2018年10月18日行冠脉造影示：LM远段50％狭窄；LAD近段70％狭窄，中段原支架通畅，远段80％狭窄，RCA近段50％狭窄，球囊于LAD远段病变处预扩，远段出现夹层，医方称患者拒绝行支架植入；术后诉剧烈胸痛，查心电图示：ⅡⅢ、aVF及V2-V6导联ST段抬高0.2-0.4mv，床旁超声提示前间壁及心尖部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未见明显心包积液。当日转入CCU，复查超声心动提示LA35mm，LV53mm，LVEF59％，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左室心尖部）。胸片提示两肺纹理重，肋膈角模糊；左膈抬高；主动脉结偏宽；肺动脉段平直；左室圆隆。动态心电图提示24小时总心搏85938次，最慢52bpm，最快93bpm，平均69bpm，室上性异位搏动195次，窦性心律，房性早搏，短阵房性心动过速，ST-T改变。上级医师查房，予以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冠脉血供、控制血压、心率、调脂稳定斑块等治疗。后患者胸痛基本缓解，心电图较前稍有回落，心肌酶呈下降趋势，心包未见明显积液。患者心率、血压平稳，经上级医师查房，于2018年10月25日转入3病区继续治疗。10月26日行超声心动图示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心尖部室壁瘤形成合并附壁血栓，左室侧壁假性室壁瘤，左室收缩功能正常低限，少量心包积液。请成人心脏外科急会诊考虑暂无法行急诊外科手术治疗，建议保守治疗，8周后进一步评估外科手术指征。考虑患者猝死风险较高，转入CCU病房继续治疗。转入CCU后患者于2018年10月26日16：15突发意识失，呼之不应，颈动脉搏动、股动脉搏动消失，紧急给予胸外接压，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行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术。给予多巴胺及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药物静推及静脉泵入，给予纠正酸中毒，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急查床旁超声示：心脏未见明显有效收缩运动，心包腔探及中大量液性暗区。请成人心脏外科再次急会诊；同时紧急行床旁心包穿刺，仅抽出出院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前壁下壁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左心室假性室壁瘤、左侧心室血栓、心包积液、劳力+自发型心绞痛、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心功能IV级（Killip分级）、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高脂血症、腔隙性脑梗死、甲状腺结节。王喜善于2018年10月26日死亡，医疗费自付金额为30086.52元。王喜善与臧清彩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3人，即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王喜善父母已先于其死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申请，本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阜外医院在对王喜善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2020年9月10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一节载明：一、对阜外医院诊疗行为的评价1、患者王喜善于2018年10月17日以“阵发性胸闷、胸痛2年余”为主诉入住阜外医院（以下简称“医方”）。入院现病史载：患者2年前始出现胸闷、发憋，无明显胸痛，多于行走快、上楼等活动时出现，每次持续lO分钟左右，休息或含服速效救心丸后可缓解。2017年4月11在医方行冠脉造影示：LM中段狭窄50％，LAD近段狭窄80％，LCX近段开口狭窄70％，RCX中段狭窄50％。于LAD置入支架1枚。术后患者仍有活动及休息时胸痛。4月前（2018年6月）于户外行走过程中突发胸痛不适，伴意识丧失，完善检查考虑“心肌缺血”，予输液及药物治疗后好转。既往病史载：患者高血压病史30年，最高180/70mmHg；高血脂病史1年。有甲状腺疾病和腔隙性脑梗病史。根据患者的现病史、既往史、临床表现等，入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劳力+自发型心绞痛、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高血脂症、腔隙性脑梗死”成立。入院后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给予择期行冠脉造影，必要时行PCI治疗的诊疗方案符合医疗常规。2、医方拟行“冠状动脉造影，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形和支架植入术”，术前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患方签署了“介入诊断及治疗知情同意书”后于2018年10月18日手术。根据手术记录，球囊于LAD远端病变处lOatm预扩，远端出现夹层，心电图出现ST段抬高。患者出现冠状动脉夹层并发症后，医方表示术中告知了患者病情，并交代了支架植入必要性及可能的风险，但患者拒绝支架植入。术后也向患者家属进行了告知。患方表示医方并未告知患者出现冠状动脉夹层这一病情。该问题法院回函表示分情况进行鉴定。3、冠状动脉夹层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并发症之一。轻度内膜撕裂通常不影响手术结果。严重的夹层，如造影剂在管腔外滞留呈“帽状”、螺旋状夹层、管腔内充盈缺损、血流减慢或完全闭塞者，应紧急植入支架。本案，患者出现冠状动脉夹层并发症后，如果医方向患方充分告知了冠脉夹层的风险及相关处理措施等，而患方拒绝行支架植入治疗，则医方对这一并发症的处理无过错。如果医方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则体现医方对该并发症的认识不足，处理措施违反医疗常规，视为过错。4、患者2018午10月18日术后30分钟，出现胸痛症状，心电图检查提示广泛前壁、下壁导联ST段抬高，心肌酶增高，提示患者急性前壁、下壁心肌梗死。医方考虑认为再次介入治疗困难，给予药物保守治疗，但未及时请心外科会诊评估替代医疗方案，存在过错。5、医方病情告知欠充分。患者2018年10月18日术后出现急性心肌梗死，但医方的“病危通知书”中并未体现对该疾病进行告知，存在过错。二、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1、患者死亡后未行尸检，病理死亡原因不能明确。从现有的临床资料分析，考虑患者因左心室假性室壁瘤破裂致急性心包填塞死亡。左心室室壁瘤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心肌梗死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假性室壁瘤最长见于急性心梗死后5～lO天产生。本案，医方2018年lO月18日在对患者行心脏介入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冠状动脉夹层的并发症，术后约30分钟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医方给予保守治疗，10月26日检查发现左心室假性室壁瘤，当日心脏破裂。2、患者在出现冠状动脉夹层的并发症后，如果医方向患方充分告知了冠脉夹层的风险及相关处理措施等，而患方拒绝行支架植入治疗，则医方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无过错。患者术后出现的急性心肌梗死，医方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面，存在未及时请心外科会诊评估替代医疗方案的过错，影响患者的救治效果，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合患者的疾病特点、诊治风险及医疗过错等因素，建议医疗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3、患者在出现冠状动脉夹层的并发症后，如果医方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则体现医方对该并发症的认识不足，处理措施违反医疗常规。患者术后出现的急性心肌梗死与该并发症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且医方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面，存在未及时请心外科会诊评估替代医疗方案的过错，影响患者的救治效果，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合患者的疾病特点、诊治风险及医疗过错等因素，建议医疗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同等。鉴定意见为：阜外医院在对患者王喜善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因存在事实问题，法院要求分情况给予意见，意见如下：1、患者在出现冠状动脉夹层的并发症后，如果医方向患方充分告知了冠脉夹层的风险及相关处理措施等，而患方拒绝行支架植入治疗，则医方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无过错。患者术后出现的急性心肌梗死，医方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面，存在未及时请心外科会诊评估替代医疗方案的过错，影响患者的救治效果，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合患者的疾病特点、诊治风险及医疗过错等因素，建议医疗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2、患者在出现冠状动脉夹层的并发症后，如果医方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则体现医方对该并发症的认识不足，处理措施违反医疗常规。患者术后出现的急性心肌梗死与该并发症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且医方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面，存在未及时请心外科会诊评估替代医疗方案的过错，影响患者的救治效果，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合患者的疾病特点、诊治风险及医疗过错等因素，建议医疗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同等。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为此支付鉴定费15000元。另查，王喜善（1942年9月11日出生）户别为家庭户口，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按照2019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849元×5年=369245元。丧葬费的计算公式为按照北京市2019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6168元÷2=53084元。再查，庭审中，阜外医院为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提供介入导管室谈话间医师刘圣文与王喜善子女谈话的两段视频，分别为2018年10月18日16时13分的视频及2018年10月18日17时12分的视频。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对上述视频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住院病案、审核表、医疗费票据、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派出所村委会证明、户口簿、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王喜善在出现冠状动脉夹层后，阜外医院是否向患者或者家属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住院病程记录中“患者术中可见远端夹层，患者及家属拒绝行支架植入术。”的记载，这只是阜外医院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且阜外医院提供的第一段视频，当时夹层尚未出现，第二段视频则是手术结束之后与家属的谈话，均无法证明夹层出现后实施医疗措施前向患者或者家属对病情说明、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及替代方案等进行了充分告知，故本院认定阜外医院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对此负有过错。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根据臧清彩等人申请所进行的司法鉴定，程序合法，责任认定得当，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根据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王喜善在出现冠状动脉夹层的并发症后，阜外医院未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则体现医方对该并发症的认识不足，处理措施违反医疗常规，患者术后出现的急性心肌梗死与该并发症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且医方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面，存在未及时请心外科会诊评估替代医疗方案的过错，影响患者的救治效果，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合患者的疾病特点、诊治风险及医疗过错等因素，建议医疗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同等。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阜外医院对王喜善的损害后果按照50%比例承担侵权责任。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要求赔偿医疗费30086.52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收款凭证以及相应的病历、审核表为证，本院予以确认。臧清彩等人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符合法律规定，数额合理，本院应予支持。营养费本院酌定为450元，臧清彩等人主张的其他营养费，本院不予支持。臧清彩等人要求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于法有据，计算得当，本院应予支持。根据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交通费本院酌定为5000元，臧清彩等人主张的交通费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阜外医院应当按照本院确定的责任比例赔偿上述合理损失。根据阜外医院的过错程度以及损害后果，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70000元，臧清彩等人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阜外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鉴定费可根据其过错程度由双方分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赔偿原告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医疗费15043.2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营养费225元、交通费2500元、死亡赔偿金184622.50元、丧葬费265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合计299382.76元；二、驳回原告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16元，由原告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负担2113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负担5903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15000元，由原告臧清彩、王淑芬、王淑芳、王忠平负担7500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负担7500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王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王锋书 记 员 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