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1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沈阳恒久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15号二楼228。法定代表人：范文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辽宁仲领达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思搏，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员工，住沈阳市皇姑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晨，女，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玲，北京市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沈阳恒久华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恒久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辽01民终5106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辽民申533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恒久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付思搏，刘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久华公司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刘晨的诉讼请求，支持恒久华公司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的洗护费用金额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认定的2770285元洗护费用依据的是刘晨单方制作的数据统计表，不属于证据，原审没有以《告知函》为事实依据，刘晨庭审主张的洗涤费用的时间段与《告知函》记载的时间段仅相差9天，费用却相差170余万元。事实是现有订单都是充值办卡的消费者，洗涤的真实费用都应当按照打折后的价格计算，所以《告知函》才是按照真实的折后价格计算出来的数据，才是真实的洗涤费用的数据，也与恒久华公司主张的数据相近。2.原审判决恒久华公司向刘晨支付洗护费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刘晨作为自然人起诉，其没有洗涤任何衣物，不产生任何洗涤费用支付问题。恒久华公司与刘晨之间的纠纷产生于《合作协议书》，核心问题在于《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出资义务，而不是刘晨洗涤了衣物，恒久华公司向刘晨支付洗涤费用，在《告知函》第三条中刘晨已经自认恒久华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恒久华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的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而是不是向刘晨支付洗涤费用。3.关于刘晨的主体问题，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原告应该是老九华沈水洗衣店。刘晨辩称，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刘晨为适格主体。沈水洗衣店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一致，刘晨即为合伙人之一，也为沈水洗衣店的经营者，刘晨请求恒久华公司支付洗护服务费是合伙内部纠纷并非合伙外部纠纷，恒久华公司未履行的出资义务造成老九华沈水洗衣店经营损失。2.原审判决认定刘晨洗护费金额正确。刘晨的诉讼请求是基于2018年2月23日至7月9日洗衣件数、加工件数、金额得出，并有完整的计算方式和详细数据，而恒久华公司未提交任何详细数据加以反驳，故一、二审以我方证据作为认定洗护费用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告知函》内容未督促对方履行义务，并不是结账的数据，且仅是两家门店的清洗费用的粗略计算。3.原判驳回恒久华公司反诉正确。本案本诉与反诉之间并不具有牵连性，反诉无法抵销、吞并本诉。4.恒久华公司为失信执行人，不诚信经营，其恶意拖延诉讼，造成刘晨诉累。刘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恒久华公司支付刘晨为恒久华公司单方收费办卡客户提供服务所耗费用2393375.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久华公司承担。恒久华公司反诉请求，1.判令刘晨将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印章、证照交给恒久华公司管理；2.判令刘晨承担本案反诉部分全部诉讼费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刘晨、恒久华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证据。刘晨拟证明双方共同投资，合作经营“老久华衣装生活服务体验馆”的事实，同时证明刘晨既是合作的合作方，也是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个体经营者，因此刘晨具有双重身份。恒久华公司拟证明按该协议第五条1、2款约定，应由恒久华公司负责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具体运营、印章和证照的管理。刘晨、恒久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不认可对方拟证明的事实。恒久华公司认为刘晨在反诉答辩中称是基于承揽关系，也就是老久华沈水洗衣店为恒久华公司提供了洗衣服务提起了诉讼请求，现刘晨提供的协议书是刘晨个人与恒久华公司签订的，因此刘晨提供的该证据与其诉讼请求和本案没有关联，实体方面对内容没有异议。刘晨认为该协议书虽然规定了证照管理由恒久华公司（甲方）负责，但该规定与法律规定不符，按照工商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经营必须悬挂营业证照，因此该证照只能悬挂在经营场所，不能交给恒久华公司管理。鉴于刘晨、恒久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刘晨提交的“老久华洗衣加工价目表（店内公示版）”、“洗衣单价表（系统导出版）”、“加工单价表（系统导出版）”、“2018年2月23日-7月9日洗衣加工件数及金额汇总（包含明细）”、“费用说明”、“费用说明录音”证据。刘晨拟证明产生的具体洗护明细及恒久华公司累计欠款2770285元的事实。恒久华公司对“老久华洗衣加工价目表（店内公示版）”、“费用说明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刘晨拟证明的问题，对该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系刘晨单方面制作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于恒久华公司对“老久华洗衣加工价目表（店内公示版）”、“费用说明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另，就诉争洗护项目及金额的具体明细，恒久华公司提交“数据统计”证据，恒久华公司拟证明洗护明细及总计产生1262586.5元洗护费用的事实，同时主张序列号是有明确标记的，其中的数据导入是根据出场、包装作业进行的统计，相关排列是根据小程序生成，每一件衣服对应不同条码，在一位顾客清洗多件衣服的情况下，生成一个收衣单号，所以收衣单号具有重复性，如果一位顾客同时拿来两件以上衣物进行洗涤，表格中的实付款是每件衣服的均价，付款的金额是按照实收款列明的，洗衣办卡包括一些促销活动对洗衣单价都是会有相应的打折的，统计的总付款是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实收款项。刘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编号”及“入场日期”一栏排序混乱，缺乏合理顺序和规律，无法统计得出洗护件数为结尾处48397件的数据结果，与刘晨主张的48958件数据不符，“收衣单号”的内容未显示收衣数量、单价、品类等明细，无法计算每个单号的真实应收金额，最后一页总付款金额也无法核实，统计不完整，“促销价”一列全部用字母NULL代替，没有具体价格，无法核实付款价格是如何计算的，与刘晨从洗衣店系统中导出的数据进行抽样对比，发现价格明显不一致，恒久华公司提供的实付款金额系单方面打折，价格明显偏低，刘晨提供洗衣加工服务，应按店内公示价格为准。关于诉争洗护项目明细及费用的事实，刘晨、恒久华公司均负有向法庭举证的义务，现双方均提交了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争议证据进行如下认定：（1）就刘晨提交的“洗衣单价表（系统导出版）”、“加工单价表（系统导出版）”证据，虽系刘晨单方整理制作，但该组证据来源于店内洗衣操作系统的数据导出，该操作系统的提供者系恒久华公司，且就具体洗护的品类项目、单价、数量、总计等内容均列出了详细数据，关于其中显示为“A类”项目的品类及价格刘晨以“费用说明”证据的方式予以解释，主张“A类”项目价格实系恒久华公司推出的洗护活动而使得实际价格低于“老久华洗衣加工价目表（店内公示版）”证据载明的价格，计算方式亦存在合理之处，且存在促销价格的事实已被刘晨提交的“费用说明录音”证据所证明，恒久华公司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2018年2月23日-7月9日洗衣加工件数及金额汇总”证据实系刘晨对其主张的洗护明细及费用的具体说明，包含了各加盟店洗护品类项目、数量及价格等内容的组成，有序排列，数据的采样及结论均与前述证据保持一致；（2）恒久华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其自制的“数据统计”证据，缺少洗护项目数据编号、品类等信息，截至一审法院判决作出前，恒久华公司仍未向法庭提交带有明确编号的统计数据，故无法核实其抗辩的总计洗护数量为“48397”件的事实。另，恒久华公司抗辩该证据中数据的排列顺序系由“小程序生成”，但并未明确小程序排序的具体依据，且其列明的“实付款”价格与刘晨提交的证据内容并不一致，刘晨主张按“老久华洗衣加工价目表（店内公示版）”证据载明的价格计算，即店内公示价格，恒久华公司抗辩该价格系因客户的不同类型而产生了相关折扣的折后价格，该折扣价格为其实收款项，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按照会员折扣实际金额作为计算标准，该折扣价格系恒久华公司为吸引消费者办理洗衣会员卡所做的推广行为，该价格仅约束于恒久华公司与消费者之间，而无法对抗刘晨，如该折扣价格认定为恒久华公司洗护费用的实际价格，不符合公平原则，且“实付款”一栏下的若干项目的数据内容为“NULL”，该字符串系零或无效的意思，而庭审中恒久华公司抗辩产生“NULL”的原因系“部分顾客拿过来的衣服就直接放在店里了，没有进行刷卡，当顾客取衣服的时候又会拿来一部分新的要洗的衣服，因为上次没有刷卡，所以会显示NULL或者是0，但是在下次刷卡的时候会将上次未刷卡的金额一并补齐”，该抗辩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对于恒久华公司抗辩的“实付款”的数据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结合前述，因恒久华公司就其否定刘晨的抗辩并未向法庭提供有效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刘晨产生的洗护项目数量为48958件、洗护金额为2770285元。3.刘晨提交的“老久华沈水店已收到收入说明”、会计王某的“微信记录”证据。刘晨拟证明已收到恒久华公司洗护款376909.6元，恒久华公司尚欠洗护款2393375.4元的事实。恒久华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老久华沈水店已收到收入说明”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是单方制作的资料，“微信记录”证据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程序上违法，该证据属于电子证据，关于手机的所有人及群聊的人员身份均不确定，不符合电子证据的证据形式，其内容也不能证明刘晨待证明的问题，关于双方财务的问题，合作协议第4.4条约定每年11月8日合作项目应进行财务结算和盘点，并出具书面结算报告，由双方签字确认，因此有关老久华沈水洗衣店财务数据问题必须经过双方进行盘点和签字确认，刘晨单方面提供的证据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不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为，“老久华沈水店已收到收入说明”证据虽系刘晨单方整理制作，但鉴于本案系刘晨向恒久华公司主张洗护款，而该证据系刘晨自认已实际收到的款项，现刘晨主张的洗护数额系对此进行扣减后的实际款项，系刘晨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微信记录”证据的提交并未超过举证期限并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形式的规定，虽恒久华公司对该组证据存有异议，但就其抗辩并未进行举证，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即刘晨已收到案涉洗护款376909.6元。4.刘晨提交鲁某劳动合同书、于某、杨某的社保缴费证明、王某与恒久华公司股东及财务闫某琴微信聊天记录、（2018）辽0102民初10303号民事判决书、（2018）辽0102民初1048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鲁某、于某、杨某、刘某某均为恒久华公司派遣到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员工，即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管理是由恒久华公司负责并参与。恒久华公司对“鲁某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刘晨没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该证据，故恒久华公司对此保留相应的举证权利，该劳动合同书是辽宁沃锐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鲁某签订的，不能证明鲁某是恒久华公司的员工，更不能证明由鲁某来代表恒久华公司对老久华洗衣店进行管理，对“于某、杨某的社保缴费证明”未发表质证意见，对“王某与恒久华公司股东及财务闫某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二人劳动争议的诉讼案件正在进行过程中，相关事实以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为准，刘某某情况不清楚，也不能证明印章和证照并非由刘晨个人保管和占有，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并非生效裁判文书，于某、杨某是否上诉不清楚，该两份判决法院认定的是于某、杨某与刘晨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是证明于某、杨某为恒久华公司员工。鉴于恒久华公司未对“鲁某劳动合同书”、“于某、杨某的社保缴费证明”、“本院（2018）辽0102民初1030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8）辽0102民初1048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虽恒久华公司对“王某与恒久华公司股东及财务闫某琴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恒久华公司并未提供否定其真实性的相反证据，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定。5.恒久华公司提交的“告知函”证据。恒久华公司拟证明刘晨称2018年2月23日至2018年6月30日形成的洗涤费用是1019340.2元，这与庭审中恒久华公司提供的数据是相近的，说明刘晨清楚洗涤费用的具体金额和计算方式与其起诉状中所主张的277万元洗涤费用完全不符，且根据刘晨提供的2018年2月23日至7月9日洗衣件数金额汇总表证据，可以认定刘晨主张的金额277万元对应的阶段是2018年2月23日至7月9日，而刘晨在该证据中所主张的阶段是2018年2月23日至6月30日，两个阶段仅相差9天，而金额却相差177万元之多，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拟证明刘晨认为恒久华公司未支付定单产生的费用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主张恒久华公司对未出资的部分丧失获得利益的权利。刘晨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认为该函的本意系刘晨督促恒久华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义务，所提出的数据并非当时发生的真实业务数据，因收款系统是掌握在恒久华公司手中，刘晨所掌握的数据也仅为粗犷的数据，真实数据应以恒久华公司所掌控的收款系统为准。鉴于刘晨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7年11月8日，刘晨（乙方）与恒久华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一条合作项目：1.项目名称：老久华衣装生活服务体验店（拟定）；2.项目地址：沈阳市和平区；3.项目内容：服装洗涤、鞋靴洗涤、箱包养护、洗护用品等衣装服务项目；4.项目主体：双方以乙方名义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作为项目主体，归双方共同所有；第二条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为3年，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20年11月8日止；第三条双方出资额、方式、期限：1.出资额及方式：双方各出资250万元，各占50%份额，具体方式如下：（1）甲方出资：甲方以实物洗涤设备及现有订单业务（见附件一）方式出资，计250万元，出资比例为50%。其中洗涤设备作价150万元出资，现有订单业务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带入200万元出资，作价100万元。如果甲方现有订单业务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带入不足200万元，则甲方有权选择在第二年以现金方式补足出资，补足数额按照项目营业收入不足差额的二分之一计算，或选择稀释相应的出资比例。当甲方将设备投入合作项目且第一年带入订单业务达到200万元或补足出资后，即甲方已经履行完毕本合作项目的全部出资义务；（2）乙方出资：乙方以250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50%……第四条利润分配和亏损、债务负担：1.在任一方未收回全部投资时，合作项目利润按照如下方式分配：（1）合作项目运营前三年不分配利润，累计的利润除了弥补亏损外不得挪作他用；（2）从第四年开始分配前三年积累的利润，优先向乙方分配直至乙方累计获得分配利润达250万为止，后续利润优先向甲方分配直至甲方累计获得分配利润达250万元为止；（3）当前三年累计利润不足以完成上述分配时，从第四年的利润分配开始，其后的利润分配继续按前款规定进行，直至达到前款规定的条件；2.在甲乙双方全部收回各自的250万元投资后，合作利润由双方按出资比例分配；3.合作项目自2018年开始，房屋租赁合同期满后双方结算经营期内的利润，从合同第四年开始，合作项目每年11月18日前按照本协议的分配规则分配上一年度的利润。利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标准计算；4.每年11月8日，合作项目应进行财务结算和盘点，并出具书面结算报告，书面结算报告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任何一方对结算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一次重新结算，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进行重新结算，费用由异议方承担，重新结算结果作为结算的最终结果，对甲乙双方具有最终的约束力……第五条权利与义务：1.乙方负责项目总体管理，甲方负责具体运营，具体人员双方共同确定；2.乙方负责财务管理，甲方负责印章、证照管理……4.当合作项目投入运营后，甲方砂山总店不在（再）进行洗涤生产，如果合作项目产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甲方有权开设新店，但乙方对新店有优先投资权……第七条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应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该协议书尾部“甲方”处由恒久华公司盖章，“乙方”处由刘晨签字并捺印。该协议书附件一列明恒久华公司出资的具体设备清单，附件二列明各门店的地址。2.2017年12月11日，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登记成立，经营者系刘晨，类型系个体工商户。2018年2月23日，该店正式投入运营。对于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实际出资情况，双方一致确认刘晨已实际出资250万元、恒久华公司以设备出资150万元及恒久华公司尚有100万元未实际出资的事实。自2018年2月23日至同年7月9日，刘晨为恒久华公司各加盟商及团单客户提供洗护服务的总量系48958件及产生洗护费用共2770285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晨以刘晨身份提起本诉是否适格；2.刘晨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3.恒久华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是否应与本诉合并审理。关于刘晨以刘晨身份提起本诉是否适格。诉争《合作协议书》系由刘晨与恒久华公司签订，约定以刘晨名义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即老久华沈水洗衣店作为项目主体，故刘晨具有双重身份，既为《合作协议书》的合伙人，又为老久华沈水洗衣店的经营者，刘晨、恒久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应围绕《合作协议书》进行认定，现因恒久华公司并未按《合作协议书》约定履行，恒久华公司存在违约行为，而刘晨基于《合作协议书》为恒久华公司的各加盟商及团单客户进行了实际洗护服务，而恒久华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刘晨产生损失，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刘晨有权向恒久华公司主张权利，故刘晨以刘晨身份提起本诉，主体适格。而恒久华公司提出“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的抗辩，否定了刘晨与诉讼标的间的内在联系。本案中，刘晨基于承揽因恒久华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而导致自身权益受损并提出诉讼,故一审法院对恒久华公司提出的关于刘晨主体否定性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刘晨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刘晨主张自2018年2月23日至同年7月9日期间产生洗护费用2770285元的事实客观存在,对于恒久华公司是否应支付该笔费用,恒久华公司虽予以否定并抗辩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该费用应认定为恒久华公司的出资方式，即如认定恒久华公司出资不到位,恒久华公司可选择补足相应的现金或者稀释相应的股权,但《合作协议书》约定：“现有订单业务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带入200万元出资，作价100万元”，而诉争洗护费用系刘晨、恒久华公司合作前已由恒久华公司通过办卡方式自各加盟店铺处收取归为已有，系恒久华公司的原固有业务，但恒久华公司并未完成对应的洗护服务，而该费用对应的劳务系由刘晨于合作期间完成，故该费用无论是视为其是合作出资，还是认定是恒久华公司出资方式以外的业务收入，宜应将该费用的收入交付于双方共同合作的载体即刘晨，刘晨取得后，或为恒久华公司办理相应出资手续，或作为双方合作收入共享，均不违反双方协议约定，现恒久华公司不仅未按约定交纳注册资金，还占有了刘晨提供服务的劳务收入，这种双向取利，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双方合作本意。虽恒久华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告知函”证据，但其中载明的洗护数据并不能构成刘晨的自认，因此，对恒久华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结合前述，因恒久华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对于刘晨请求恒久华公司支付洗护费用2393375.4元（2770285元-376909.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恒久华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是否应与本诉合并审理的问题。恒久华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系主张返还洗衣店印章、证照等材料，而本诉的诉讼标的系给付货币，二者并不具有牵连性，本案不因恒久华公司反诉的提起而抵消或吞并本诉的请求，因此，本诉、反诉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的规定，故对恒久华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本案不予合并审理，恒久华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对刘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恒久华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沈阳恒久华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晨洗护费用2393375.4元；二、驳回沈阳恒久华公司的反诉。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48元，由沈阳恒久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恒久华公司；申请费5000元，由沈阳恒久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恒久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晨的诉讼请求，支持恒久华公司的反诉请求。2.请求判决刘晨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新证据，二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恒久华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生产记录统计分析表列印，证明：该列表是从沈水洗衣店后台管理系统导出，证明2018年2月23日至2018年7月9日，沈水洗衣店的洗衣数量为48509件。第二组证据，营业收入日报表列印，证明：该列表是从沈水洗衣店后台管理系统导出，报表能够显示洗衣的日期、具体时间、洗衣单号、客户姓名、洗衣单号、扣卡额、卡折等信息。证明2018年2月23日至2018年7月9日的洗衣总计金额为1249836.35元，其中实体店金额869732.85元，网络订单金额380103.5元。刘晨发表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体现洗衣类别及洗衣数量、单价、实际付款金额等，无法与刘晨实际洗衣的情况进行核对，且根据刘晨原审提交的从系统导出的完整数据资料，金额与数量存在较大差异，故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刘晨原审提交的证据系从系统中即时导出，为最真实的数据。该系统后台由恒久华公司掌控，可以对数据进行更改，刘晨只能导出数据，不能对系统中数据进行更改。恒久华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并不能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三组证据，沈水洗衣店店长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恒久华公司和刘晨按照《沈阳老久华和平工厂店与加盟店财务结算管理规定》对账核算。聊天群里定期会上传营业收入日报表、月报表和沈水洗衣店与各个门店的分成收入等财务数据，王某作为沈水洗衣店的财务人员也是刘晨的代表，在群里接收相应的财务数据，对相关数据是明知的。洗衣折扣、门店和沈水洗衣店的收入是五五分成，都体现在聊天群里。刘晨诉讼主张的数据是虚假的。刘晨质证认为，对该聊天记录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聊天记录不能完整体现刘晨原审的诉请金额及件数，沈水洗衣店员工王某与对方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的对账结果。第四组证据，2018年6月6日沟通函。证明刘晨称截止2018年6月6日，为恒久华公司已收费办卡客户提供服务，洗衣费用764536.4元。而刘晨诉讼主张至2018年7月9日洗衣费用为2770285元。刘晨两个主张的时间点仅相差一个月，不可能相差200余万的金额，结合刘晨2018年7月7日发送的告知函可以认定刘晨在诉讼中主张的数据是虚假的。刘晨质证认为，该沟通函所标注的金额与刘晨主张的2770285元关联性有异议，该764536.4元是如何组成的需要与洗衣店核实。第五组证据，申请证人于某（原沈水洗衣店店长）、马某（原恒久华公司系统维护技术人员）出庭作证，证明刘晨通过微信聊天群和后台管理系统知道实际洗衣数量、实际洗衣的折扣、金额等洗衣数据。刘晨质证认为，该证人为恒久华公司派遣到沈水洗衣店的员工，其与恒久华公司有关联关系，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存有异议。曾向该证人所在单位请求查阅调取诉请所争议的系统原始数据，但被该公司拒绝。刘晨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刘晨二审自认恒久华公司、刘晨现仍合作，双方合作期间收入属于沈水洗衣店所有，本案争议的服务费用属于双方合作的业务收入。本院二审认为，本案恒久华公司、刘晨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刘晨诉请恒久华公司支付2018年2月23日至2018年7月9日的洗护服务费用，实质是双方合作期间沈水洗衣店的营业收入。刘晨作为合伙人之一，也为沈水洗衣店的经营者，恒久华公司提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关于“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刘晨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因该规定的实质是为了防止实际经营人和名义经营人不一致，损害债权人利益。本案不涉及实际经营人和名义经营人不一致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恒久华公司提出刘晨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二审不予采信。关于案涉洗护费用数额问题，双方就洗衣数量及洗衣价格的确定争议较大，刘晨主张按照各门店报告汇总计算，洗衣数量为48958件。恒久华公司主张按照系统导出数据统计，洗衣数量为48509件，系存在退货、不洗等情况，导致两者洗衣数量不同。因恒久华公司未能提供电脑系统中关于退货、不洗等相关明细记载，故本案洗衣数量应按照刘晨主张的各门店报告汇总数量48958件计算为宜。关于洗衣价格，双方合作协议关于“恒久华公司以洗涤设备作价150万元出资，现有订单业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带入200万元出资，作价100万元”的约定，可知恒久华公司为完成出资义务，洗衣办卡打折更有利于对其出资的约定。现双方合作协议对洗衣价格折扣未作约定，双方对洗衣折扣也未达成一致，故洗衣折扣价格对刘晨无约束力。关于恒久华公司提出的承诺函问题，因该承诺函中仅体现3个门店，承诺函中主张的数额不宜认定为全部洗护费用，一审按照沈水洗衣店的门店定价确定洗护费用，并无不当。关于恒久华公司主张的返还证照、印章的反诉请求问题，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恒久华公司的出资事宜，非本案的审理范围，均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998元，由恒久华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一、二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晨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2.恒久华公司是否欠付刘晨洗护费用，如欠付，欠付数额如何确定；3.恒久华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否应予合并审理。首先，关于刘晨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在本案法律关系中，因老九华沈水洗衣店的收入来源为该个体工商户的另一合伙人，因此本案既具有内部合伙法律关系，亦具有对外承揽法律关系，而刘晨既为老九华沈水洗衣店的合伙人，又为该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中载明的经营者，因此在刘晨明确诉请为个体工商户的承揽经营收入情形下，刘晨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符合上述法律关系的要求，并无不当。第二，关于恒久华公司是否欠付刘晨洗护费用问题。按照恒久华公司与刘晨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恒久华公司实际系以对外承揽的洗衣加工服务作为合伙出资的部分来源，在其承揽该部分服务后，由老九华沈水洗衣店实际从事清洗、加工，该个体工商户由此取得收入，而恒久华公司作为投资合伙的出资部分系在老九华沈水洗衣店取得该收入后再行按照约定比例折算，实际上，恒久华公司的出资系以老九华洗衣店取得上述收入为前提，因此在老九华沈水洗衣店已经实际完成清洗、加工服务后，刘晨作为老九华沈水洗衣店的登记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之一请求恒久华公司给付洗衣加工费用具有法定和约定依据，本案亦非恒久华公司是否履行出资义务问题。关于恒久华公司欠付的清洗、加工费用数额问题。根据双方的庭审自认，对于老九华沈水洗衣店实际清洗、加工的衣物总计数量及每一种类的衣物数量双方并无异议，对于清洗、加工费用的计算方法亦无不同，双方实际争议的为每件衣物的清洗、加工价格问题。恒久华公司主张按照其自行从老九华沈水洗衣店软件系统中倒出的价格计算，而刘晨则主张按照该门店店内公示的价格进行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从本案法律关系来看，恒久华公司对外承揽加工、清洗衣物所制定的价格折扣，并不及于老九华沈水洗衣店，上述衣物的清洗、加工亦应作为该店通常的业务来源，在该店进行清洗、加工服务之时应依据该店制定价格规范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且依据恒久华公司与刘晨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已经按照一定折扣计算恒久华公司的承揽业务投入，若再行按照恒久华公司与相应客户之间的折扣价格计算承揽投入，明显不合常理且显失公平。关于恒久华公司提出的《告知函》中载明的数额与刘晨主张的数额不一致问题，本院认为，从《告知函》和《沟通函》的内容来看，两份函件的提交日期分别为2018年7月7日和2018年6月6日，虽与刘晨主张的费用期间相近，但上述两份函件仅具有催告性质，《告知函》虽明确了已形成的清洗费用金额，但在该函件中亦明确载明上述金额仅为部分门店所形成的，在双方均认可恒久华公司所承揽的业务的门店为22家的情形下，无法认定上述函件所确定的金额为双方真实发生数额，因此，原审未采信上述函件载明的费用金额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老九华沈水洗衣店清洗、加工衣物的金额为刘晨所主张的2770285元并无不当。第三，恒久华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应否合并审理问题。本院认为，本诉与反诉应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且两者之间应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刘晨所主张的系老九华洗衣店经营收入所得，为承揽法律关系，而恒久华公司所提出的反诉为印章、证照返还之诉，该诉请系以恒久华公司与刘晨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为依据，因此恒久华所提之诉并非刘晨所提本案诉请之反诉，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原审判决未予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辽01民终510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曌鋆审判员  徐 亮审判员  孙晓娟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黄卓书记员郭丹丹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