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81民初4129号原告：冯力，男，1989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波，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留保，男，1961年5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被告：李国华，男，1968年10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溧阳市。被告：沈国忠，男，1965年2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力与被告戴留保、李国华、沈国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后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8月25日、11月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力（参加第二次庭审）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晓波、被告戴留保、沈国忠（参加第二次庭审）及其委托代理人史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国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撤销三被告于2016年4月22日和2016年6月7日签订的位于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梅园贝桥花木场的树木转让协议。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10月与被告戴留保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借出借款1300万元。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戴留保支付借出借款，但被告戴留保未归还分文。原告于2020年5月在向被告戴留保催要借款过程中发现如下情况：被告李国华曾为被告戴留保向银行的贷款向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后被告李国华被担保公司追究担保责任，但被告李国华实际至今未向担保公司履行任何反担保义务。2013年5月26日，被告李国华要求被告戴留保与其签订位于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的苗圃150亩的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400万元，如政府征收，则征收补偿款应首先归还港南公司的代偿借款，但实际被告李国华未支付分文。2016年4月22日，被告李国华先与被告沈国忠就上述苗木树木签订协议，将树木和地上附着物转让给被告沈国忠，意图逃避港南公司已向法院提起申请强制执行的前述债务。2016年6月7日，又在众多案外无关人员在场逼迫的情况下，两被告要求被告戴留保又签订转让协议，以165万元转让前述协议中的树木。企图恶意串通，以极端不合理的价格转让资产，损害被告戴留保的债权人、第三人港南公司和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且被告李国华和被告戴留保均未收到上述金额转让款。原告认为，三被告签订上述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以极端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原告依法有权要求撤销。因此，原告依法具状法院，请求处理。被告戴留保辩称，当初其的确向原告冯力借款1300万元是事实，因其先在华夏银行认识沈某，沈某是溧阳市华夏银行行长，华夏银行借款给我200万元的前提下，由于我本人发展农业需要巨大资金，当时发展农业的企业名称为苏台农业，该企业在2010年度被全国评为优秀企业，同时同年度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全国农业会议，当时得到了省市的高度重视，在此前提下沈某通过冯力借款给其资金。戴留保收到了沈某通过银行划拨的1300万元，都是通过银行账户划拨。对于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的请求，从被告戴留保个人观点是同意的，原因是当时其与沈国忠在2016年6月7日签订的协议不是和沈国忠签订，是与季海清签订，季海清当时家里20多个纹身光头的人威胁下签订，签订协议时戴留保同意将梅园花木场以50万元的价格卖给季海清，当天戴留保没有拿到一分钱，就逼着戴留保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收款收据，事后一个多月戴留保多次打电话、发微信催要上述款项，最后季海清通过周宏伟付给戴留保的弟弟戴留生账户上19万元，至目前为止戴留保总共仅收到19.6万元。以上戴留保所陈述的都是事实，请法院调查。被告沈国忠辩称，一、原告冯力没有撤销权主体资格。原告在起诉时提供了原告与戴留保于2012年10月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并没有提供履行依据，也没有提供该债权现在是否存在。撤销权的权利人应该具有合法的债权人资格，但原告未提供，所以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此外，原告的不真实的债权人资格，也是一种涉嫌虚假诉讼行为。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沈国忠与戴留保、李国华的苗木买卖事实，发生在2016年4月，如原告的债务真实存在，其应该对戴留保的财产情况予以关注，就应该知道戴留保转让苗木的事实。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申请查封涉案苗木的补偿款，沈国忠提出查封异议及以后的执行异议之诉已经过了近三年的时间，原告在2020年5月才知道沈国忠与戴留保、李国华之间的苗木买卖事实是不真实的。原告到2020年7月2日才起诉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三、沈国忠与戴留保、李国华签订转让协议没有恶意串通，也不存在低价转让。原告诉称，三被告恶意串通，以极端不合理的价格转让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且被告李国华、戴留保均未收到上述转让款。沈国忠认为，原告陈述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就恶意串通、低价转让、沈国忠履行依据的事实，在沈国忠与其他二被告、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等当事人的异议之诉案件中已经涉及并审理。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4民终2118号民事判决书否认了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对于转让协议的价款，也认定系由协议当事人根据转让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自由协商约定的，已否定一审判决中低价转让的认定，对沈国忠支付对价的履行依据进行了质证，沈国忠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已履行了支付义务。不存在恶意串通与低价转让的事实，已有生效判决所羁束。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超过了起诉的除斥期间；撤销事由已被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所羁束，望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借款协议书载明：2012年10月9日，甲方冯力、乙方戴留保签订上述协议，甲方同意借出人民币1300万元给乙方，借款时间为三年，年利率15%等。借款协议书由冯力、戴留保签名捺手印。根据原告提供的该借款的交付情况，原告提供了华夏银行的交易明细：2012年10月10日，冯力汇款给戴留保225万元；10月22日，冯力汇款给戴留保500万元。其余借款事实、汇款情况及被告戴留保是否向冯力归还借款，原告要求证人沈某到庭陈述。沈某在庭审作证时陈述：借款是从冯力银行帐上转账给戴留保，至于其他事情其不知道，1300万元全部从银行上走账，1300万元冯力支付给戴留保后，付款过后几天，我（沈某）、冯力、戴留保在场，冯力与戴留保签订借款协议。在2020年11月3日庭审中，法庭要求原告冯力就其与戴留保之间借款合同的次数、金额、汇款情况向法庭作如实陈述。冯力均答“不知道”。另查明，冯力曾于2020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戴留保、江苏江山矿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号为（2020）苏0481民初1248号。冯力诉称，2006年3月23日，被告戴留保与原江苏省社渚农场（江苏球星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原社渚农场一大队的300亩土地发包给戴留保经营。2012年10月8日，冯力与戴留保签订山林转包合同一份，约定将戴留保承包的山地转包给冯力，并约定以1500万元的价格买断性支付戴留保承包山地上的树木所有权和处置权及剩余的承包经营权，合同签订后，冯力依约支付给戴留保1500万元。该案中冯力提供1500万元的支付凭证中，有2020年10月10日支付的225万元、10月22日支付的500万元。即冯力将这两笔计750万元的汇款，既用于1248号案件中购买戴留保的转让合同时支付对价，又用于本案撤销权纠纷中，作为其享有行使撤销权因其与戴留保存在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对该一次汇款用作二案证据使用的行为，冯力陈述“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事情，去看过山地，具体金额我不清楚，与戴留保之间，我也没有这么多钱，我父亲只是让我去代签一个协议，当时我才20岁出头，具体他们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同时就本案诉讼的提起其是否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冯力表示“其委托了，但这里边的事情我也不清楚，我怎么交代呢”。戴留保对冯力提供的借款协议、汇款情况及其他证据质证发表的意见认为原告所陈述的都是事实，本人全部同意。对于两笔汇款分别在两个案件中使用同一笔汇款作为证据重复使用，戴留保称以上情况我也不清楚。原告以合法债权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13年5月26日戴留保与李国华签订的位于上阁楼村委的苗圃转让协议两份；2016年4月22日李国华与沈国忠签订的同上标的的转让协议；2016年6月7日戴留保、李国华与沈国忠签订的上阁楼贝桥花木场的所有树木转让协议。以上协议在（2018）苏0481民初9184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予以了审查，并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相应判决。沈国忠不服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常州中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沈国忠作为本案执行中的案外人，已向法院提供了其与案涉花木场原承包人戴留保及其名义代表人李国华于2016年6月7日共同签订的转让协议、收款收条及支付转让款的转账记录和戴留保与李国华的承诺书，另外沈国忠还提交了与众多案涉花木场的土地承包人（村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以及其接手后又增加了大量树种的证据。其中上述有关案涉花木场的转让协议，其真实性已经得到协议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且该转让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现并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存在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或受胁迫所为，故应当依法确认沈国忠与戴留保、李国华于2016年6月7日共同签订的案涉花木场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关于该转让协议的价款数额及履行方式等约定，系由协议双方当事人根据转让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自由协商约定，其并不直接产生对协议效力的影响。本案中，如案涉‘苗木转让协议’当事人认为一方履行协议存在违反约定情形，可依法向相对方主张合同权利。关于一审法院认为戴留保与李国华曾在2013年5月26日签订的案涉花木场苗木转让协议，因双方已明确系为了规避执行而订立，应确认为无效协议的观点，因该协议与上诉人沈国忠于2016年6月7日和戴留保与李国华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据此作出认定上诉人与戴留保及李国华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亦有恶意规避执行之嫌缺乏依据。溧阳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对案涉苗木补偿款作出（2013）溧执3430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查封戴留保、溧阳市茅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委的苗木补偿款850万元，其执行措施系发生在上诉人沈国忠受让案涉苗木的所有权之后，故对上诉人沈国忠在溧阳法院查封之前的受让行为无约束力。综上，本院对上诉人沈国忠提出排除对溧阳法院查封的案涉苗木补偿款的执行，并确认其对该款项享有实体权益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常州中院作出（2020）苏04民终211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9184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由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持有的案涉苗木征收补偿款；三、确认由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村民委员会持有的案涉苗木征收补偿款归上诉人沈国忠所有；四、驳回江苏港南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在诉讼中，原告申请要求查封戴留保所有的位于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苗圃150亩的征收补偿款350万元，并已提供担保，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已裁定冻结征收补偿款350万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书证及庭审陈述予以附卷佐证。本院认为，经庭审查明，冯力对本案出借款项的金额、支付方式及一次汇款用作二案作为证据的行为等事实上均回答“不清楚”。因原告作为拥有合法债权人的汇款凭证已在（2020）苏0481民初1248号案件中使用，本案原告冯力未提供其出借款实际交付的其他证据，其将在另案中作为支付依据的证据在本案中再次作为支付的证据使用，并主张权利，是故意提供虚假证据。而戴留保始终参与两个案件的诉讼，又是案件的当事人，对案件的事实最清楚，其对冯力提交的虚假证据是明知的，而戴留保却对该虚假证据在庭审质证时没有任何异议，全部认可。据此可以认定，冯力与戴留保间存在恶意串通、虚构民事纠纷的行为。原告冯力与被告戴留保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另相关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花木场转让协议已经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及认定为真实有效，且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原告提起以“属于恶意串通，以极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第二条第（一）项、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力要求撤销被告戴留保、李国华、沈国忠于2016年4月22日和2016年6月7日签订的位于溧阳市溧城镇上阁楼村梅园贝桥花木场的树木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8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在递交上诉状副本7日内凭判决书可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也可采取银行汇款方式预交，收款人为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东新人民陪审员  朱志勤人民陪审员  吴晓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李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