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3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阿兹慕游艇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B3区7-6号。法定代表人：穆彩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建荣，男，汉族，1958年5月20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理人：李桂虹，女，汉族，1964年3月28日出生，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系顾建荣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华，辽宁北方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慧，辽宁北方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虹，女，汉族，1964年3月28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华，辽宁北方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慧，辽宁北方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大连阿兹慕游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兹慕公司)与顾建荣、李桂虹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7)辽72民初180号民事判决书后，阿兹慕公司与顾建荣、李桂虹均对该判决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辽民终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重审。大连海事法院重审并作出（2019）辽72民初826号民事判决后，阿兹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阿兹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李桂虹、顾建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阿兹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为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重要事实查明和认定有误。1.原审法院（2012）大海商初字第184号案（以下简称“第184号案”）诉讼的提起并不能等同于对顾建荣购买游艇的法律行为效力做出了认定。从逻辑角度，在该案未做出终审结果前，第184案争议在法律上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不能确定案涉游艇销售合同已经或有很大可能性被认定无效。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阿兹慕公司在被上诉人提起第184号案诉讼时即应暂停履行购入游艇订单、支付价款等行为缺乏事实基础。2.第184号案经过两级法院审理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其结果并非是阿兹慕公司在诉讼提起时能够合理预测的。鉴于双方均对顾建荣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证据来支持各自观点，没有事实可推定阿兹慕公司应在第184案诉讼提起时就确信顾建荣游艇销售合同是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阿兹慕公司在第184案起诉时就应判断和认为顾建荣购买游艇的合同法律关系会归于无效，并不符合该案当时的客观情形。3.案涉游艇在第184号案一审审理过程开始后不久即已经完工，阿兹慕公司履行游艇订单并进口游艇并无不合理之处。因此，阿兹慕公司为履行顾建荣游艇销售合同而进口游艇的行为与第184案一审并不相关，事件发生时间关系也不能以该案的审理程序和判决时间来认定阿兹慕公司继续购买游艇并支付价款等行为是扩大损失的行为。4.一审判决对于《经销商合同》与阿兹慕公司损失之间的关系认定有误。阿兹慕公司是为证明，基于理性商业人的合理考量，若终止履行对外的案涉游艇订单，将会导致游艇订单的合同违约，还会导致其违约。而根据《经销商合同》的条款，这种违约的后果将是阿兹慕公司所不能承受的。故被上诉人要求阿兹慕公司以对外国公司违约的方式来达到“减损”的目的是不合理的要求。（二）一审判决认为阿兹慕公司未采取减损措施的观点依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阿兹慕公司承担减损义务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合同法》下的“减损义务”并不适用本案中“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阿兹慕公司不承担法定的“减损义务”。其次，因阿兹慕公司在法律上并不负有“减损义务”，故如被上诉人认为阿兹慕公司存在任何行为导致案件损失扩大，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认为阿兹慕公司未采取减损措施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存在逻辑悖论和不合理性。首先，在案涉游艇销售合同效力未定的情况下要求阿兹慕公司停止履行对外订购合同作为减损措施并不是“合理的减损”。其次，一审法院没有明确阿兹慕公司“应采取的减损措施”究竟是什么。（三）一审判决对于本案重要的法律问题的认定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忽略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对于“合同无效”情况下责任承担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义务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则明确了一般性“合同无效”情形下，有过错一方的赔偿责任。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责任应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被上诉人作为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阿兹慕公司因合同无效带来的损失。一审法院仅以《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为依据认为阿兹慕公司诉请的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缺乏依据。2.一审判决在本案中对“信赖利益”损失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合同法》中并未有“信赖利益”的法律定义。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和第五十八条的措辞，相关损失范围的认定仍应以因果关系原则来确定。本案中，阿兹慕公司所主张的案涉游艇转售损失、停泊费、看船费等一系列损失，均是针对案涉游艇的购买和管理行为产生的，且其中的转售损失、游艇管理费用等损失项目也均是发生于案涉游艇销售合同效力纠纷发生之后，而若无此纠纷，上述损失及管理费用并不会产生。故与案涉游艇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再次，即使按一审判决对“信赖利益”的定义，阿兹慕公司诉请的损失项目也均属于“合同订立和履行”中产生的损失。本案中，阿兹慕公司提出诉请的损失在性质上产生于阿兹慕公司因履行顾建荣的游艇销售合同而向外方订购并进口游艇的事实。虽然部分损失发生在游艇销售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但损失产生的原因仍是阿兹慕公司进口游艇，而该进口行为本身仍是履行顾建荣购买游艇的销售合同所必须的环节。所以，阿兹慕公司的损失仍应属于一审法院所认为的“订立和履行合同中”产生的支出、费用和损失。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错误。顾建荣、李桂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请求驳回阿兹慕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证据采信与事实认定方面。（一）一审判决中有关阿兹慕公司上诉部分认定的事实清楚、正确。1.关于重庆参展费用。阿兹慕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当庭陈述“在最高院判决前，案涉合同效力不确定，不能对外出售游艇，直到2016年出判决才可以卖”，事实上阿兹慕公司于2014年将游艇运至重庆，花费40余万费用，阿兹慕公司的观点和主张显然是自相矛盾。而这也恰恰证明了，阿兹慕公司为其经营和推广使用案涉游艇的真实状况。2.关于借款和利息损失。(1)阿兹慕公司购进游艇共花费人民币4832423.72元，其中包括游艇购进价款4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388761.60元）、进口杂费人民币20288元、进口消费税人民币400363.60元，进口关税人民币342392.40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680618.12元。顾建荣于2012年3月29日已经向原告支付了200万元。差额仅为280余万元，阿兹慕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且已实缴，应当完全有能力承担，不存在必须借款的必要性，且阿兹慕公司借款400万元与差额的280万元相差甚大，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2)2017年6月，阿兹慕公司已经将该游艇售出，收回货款300万元，如果阿兹慕公司果真为购进案涉游艇借款，此时也理应偿还借款。但是，截止到一审开庭时，阿兹慕公司代理人当庭陈述借款没有偿还，并主张借款利息至一审开庭，开庭后阿兹慕公司为了诉讼之需，于一审开庭后签订还款协议,并仅支付了利息和违约金。这些都更加印证了该笔借款（假使借款真实，被告并不认可）与购进该游艇无关。3、经销商合同及游艇采购合同，该部分证据是域外证据，未经公证认证，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认可，符合法律规定。（二）顾建荣方对一审采信的部分证据和认定的事实有异议。1.对《游艇订购单》签订于2012年4月2日的认定不正确，顾建荣方认为签订于2012年4月9日。2.对一审认定了阿兹慕公司与辽宁启诚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付款凭证予以采信不认可。3.对一审采信了阿兹慕公司提交的《船舶停靠协议书》、泊位费发票、游艇托管合同、管理费支付凭证等，有异议。顾建荣方对该部分费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即使阿兹慕公司花费了该部分费用，也是阿兹慕公司的经营费用，与缔约过失责任无关。4.一审认定的事实中遗漏了以下重要事实：(1)2012年3月27日，证人宋某与顾建荣一起去了阿兹慕公司公司，阿兹慕公司的朱嘉楠和穆世嘉接待，宋某告知朱嘉楠，顾建荣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不要签协议。当晚穆世嘉要请吃饭，因为不想买游艇，不想欠人情，所以按照李桂虹的意见，宋某结的当晚吃饭帐。(2)2012年3月28日穆世嘉为李桂虹举办生日宴当日，李桂虹原本不想参加，但是为了阻止原告卖游艇给顾建荣，所以才参加生日宴。3月28日晚，李桂虹明确向原告表示不想买游艇，自己怕水，游艇与她的生活没有关系，抵触与水有关的运动，顾建荣有精神问题。穆世嘉回答，务虚不务实，只是谈意向，买游艇这么大的事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就能定的。(3)2012年4月5日，李桂虹听顾建荣说签了游艇合同，所以一早就到了原告公司，得知穆世嘉和朱嘉楠都出差在外，通过电话联系到穆世嘉和朱嘉楠。询问是否签订了合同，穆世嘉否认，说只是谈些意向，没有签订合同。李桂虹明确告知顾建荣患有深度忧郁症，已患病十多年，正在发病。如果没签约最好，如果签了要立即终止，不能履行。穆世嘉和朱嘉楠表示一切等其从海南回来再说，都来得及。(4)2012年4月11日，李桂虹和宋某又去原告公司，要求见朱嘉楠和穆世嘉，原告公司的人说他们不在，我们已经告知事情紧急。原告销售朱嘉楠回到大连后，先找顾建荣单独见面，回公司后，将该次见面的情况向穆世嘉汇报。过了一两天，穆世嘉和朱嘉楠一起约顾建荣、李桂虹和被告代理人王律师见面，主要内容是顾建荣有几十年的××史，签订合同时属于发病期。5.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顾建荣方不认可。一审认定阿兹慕公司为案涉游艇支付游艇款、消费税、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进口杂费及停泊费、托管费等。顾建荣方认为阿兹慕公司所购买游艇与案涉合同无关。（三）第184号案无论是否审结，顾建荣的起诉行为均可以证明顾建荣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明确告知阿兹慕公司：自己将不会继续与阿兹慕公司履行案涉合同。做为合同相对方的阿兹慕公司，2012年4月17日已明知案涉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仍决意购入游艇、支付价款，是阿兹慕公司的单方意思，与顾建荣方无关。（四）阿兹慕公司完全曲解了一审法院对第184号案的认定，一审判决第13页第八行记载“顾建荣及李桂虹以诉讼的方式明确告知阿兹慕公司其不再履行合同。”一审判决仅认定顾建荣提起第184号案是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并未直接认定在第184案起诉时就认定案涉合同归于无效。第184号案如何判决，并不影响阿兹慕公司在明知顾建荣起诉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人，阿兹慕公司应当认识到须采取一切手段以减少己方的损失，而不是一味地任意扩大损失。（五）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合同未成立或者未生效情况下的一种赔偿责任，责任范围限于对方的直接损失，直接损失包括：1.缔约费用，包括邮电费用、赶赴缔约地或察看标的物所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等；2.准备履行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为运送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等；3.受害人支出上述费用所发生的利息损失；4.其他直接的费用支出。这些损失必须是在可以客观预见的范围内，必须是基于信赖利益而产生的损失。如果不是基于信赖利益而产生的损失，即使一方支付了大量的费用而造成了损失，也不能视为信赖利益的损失。且上述损失不能超出订立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或应当可以预见的违约损失。阿兹慕公司于2012年4月5日已经接到李桂虹的通知，得知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不能继续履行合同。阿兹慕公司一方面对李桂虹隐瞒已经签订合同的事实，另一方面于2012年4月9日向意大利公司支付首笔游艇款，购买游艇，显然该损失并非必然发生，完全可以避免。而顾建荣于2012年4月17日提起诉讼，阿兹慕公司已明知顾建荣以诉讼的方式明确表达不再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时，后续继续支付游艇货款并在2012年8月16日购进案涉游艇，支付这种费用，进而产生后续的损失，已超过缔约过失责任项下应主张的损失范畴，由此产生的损失不应归入本案中的损失范围。（六）一审判决对《经销商合同》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阿兹慕公司作为商事活动中的合同相对方，应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民商事活动。在明知顾建荣将不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为了其所谓的《经销商合同》不违约，其本质是保住其经销商资质，而任意扩大案涉合同的损失，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且《经销商合同》并非原被告双方形成，顾建荣方也不知，《经销商合同》中的任何约定都与顾建荣方无关，更不是顾建荣与阿兹慕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情形。二、案涉合同无效的责任主体。1.案涉合同签订前，宋某和李桂虹已经分别跟阿兹慕公司的朱嘉楠和穆世嘉告知顾建荣“精神不好”“有精神问题”，虽未直接说明顾建荣有精神疾病正在治疗，但是该做法符合人之常情，加之阿兹慕公司负责顾建荣业务的朱嘉楠在与顾建荣接触中已经明显感觉到其不正常，因此阿兹慕公司应当谨慎地注意到顾建荣可能不适宜签订案涉合同，尤其是案涉合同标的高，并非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2.合同签订后，2012年4月5日，李桂虹电话联系到阿兹慕公司的朱嘉楠和穆世嘉时，李桂虹已经明确告知顾建荣的病情，穆世嘉还故意隐瞒其已经与顾建荣签订合同并收取顾建荣首付款的事实，对李桂虹说“尚未签订合同，一切都来得及”，随后的2012年4月9日，阿兹慕公司向意大利公司付款订购游艇。3.2012年4月11日，李桂虹与阿兹慕公司的朱嘉楠和穆世嘉见面，再次明确告知顾建荣正在就医治疗后，阿兹慕公司仍然，以李桂虹未提供证据为由不信，须知精神疾病因其特殊性，本人及家属手中并无就诊病志，就诊病志仅存于医院，作为家属的李桂虹只能告知，这已是能力所及之全部，阿兹慕公司仍一味的以不信为由，已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4.顾建荣虽有精神疾病并多次就医，但在本次案件起诉前从未做过有关行为能力的鉴定，一审法院以李桂虹“未明确告知阿兹慕公司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认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继而认为李桂虹对案涉合同的订立存在过失，显然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三、关于阿兹慕公司的损失问题。信赖利益损失是指因一方合同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造成对方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能够履行而遭受的相关费用损失，主要包括缔约准备费用、缔约成本、机会损失等。信赖利益赔偿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此种利益损害发生于合同生效后的履行阶段。第二，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合理信赖。第三，此种信赖利益损失是因另一方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第四，保护信赖利益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处于合同从未订立的状态。（一）根据一审已查明事实，2012年3月27日、2012年3月28日、2012年4月5日、2012年4月11日，顾建荣及妻子李桂红就案涉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与阿兹慕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期间，李桂红多次明确表示不想买游艇。此时，阿兹慕公司就应当预见到其与顾建荣之间有可能不能达成案涉合同，案涉合同有可能不能继续履行，有可能造成其与意大利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进而导致以后的相关损失。基于此情形，阿兹慕公司应积极采取与意大利公司进行协商等方式，做好减少损失的预案，以减少损失。（二）至2012年4月17日顾建荣正式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之时，顾建荣已不能与阿兹慕公司继续履行案涉合同，阿兹慕公司出售游艇的计划已完全不能实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合同违约的情形，守约方有减损义务的规定，阿兹慕公司在合同的缔约阶段同样具有减少损失的义务。阿兹慕公司不能因顾建荣一方不履行案涉合同，就无限扩大损失，进而要求顾建荣承担其扩大的全部损失。四、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正确。（一）《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了合同无效的责任主体。58条规定了责任主体、42条规定了损失范围。本案的案由是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审判决依据58条确定了本案的责任主体，依据42条的规定确定损失赔偿范围，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两个法条的适用并不矛盾。（二）缔约过失责任系缔约之际，因一方违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保护、通知、协力、保密等先契约义务而致相对方信赖利益、固有利益遭受损失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在缔约阶段，当事人已由原来的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的信赖关系。基于该信赖关系，双方当事人都为成立乃至履行做了程度不同的准备工作，因此，信赖利益产生于合同订立过程中。阿兹慕公司所主张的游艇转售损失、停泊费、看船费等一系列损失，均是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系正常的经营损失，不应归于本案的信赖利益损失。阿兹慕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顾建荣、李桂虹连带向其赔偿游艇价值损失人民币450万元、游艇在辽宁省大连市的停泊费人民币188000元、游艇在辽宁省大连市的托管费人民币28万元、参加重庆市展会费用人民币96240元、游艇在重庆市的托管费人民币33万元、借款利息人民币24万元、同期利息人民币1352132元，并由顾建荣、李桂虹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3月27日，宋某陪同顾建荣与阿兹慕公司的穆世佳、朱嘉楠商谈购买游艇事宜。宋某通过电话告知顾建荣妻子李桂虹，顾建荣正在与阿兹慕公司商谈购买游艇，阿兹慕公司要求与顾建荣签订书面合同。李桂虹请求宋某阻止顾建荣购买游艇。2012年3月28日，阿兹慕公司为李桂虹举办生日晚宴，穆世佳、朱嘉楠、顾建荣、李桂虹均参加了晚宴。晚宴期间，阿兹慕公司播放了顾建荣意欲购买的同类型游艇的视频，介绍了游艇文化。李桂虹当场表示，其曾溺水现已恐惧水上运动，“游艇离我们家的生活很远，不是我们家能够消费起的”。2012年3月29日，阿兹慕公司与顾建荣签订《游艇销售合同》，约定顾建荣向阿兹慕公司购买一艘贝尼蒂公司生产的游艇，型号为AZIMUT_40S，正式交货日期为2012年7月5日前，船价款人民币750万元，合同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货款人民币200万元，顾建荣收到贝尼蒂公司出具的完工通知书二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货款人民币150万元，2012年5月12日前顾建荣支付第三期货款人民币400万元。双方在该合同附件中对游艇的具体配置进行了约定。同日，顾建荣向阿兹慕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货款人民币200万元。阿兹慕公司员工在与顾建荣商谈和签订《游艇销售合同》过程中，未感知和认为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2012年4月2日，阿兹慕公司与贝尼蒂公司签订了《游艇订购单》，约定阿兹慕公司向贝尼蒂公司购买其生产的AZIMUT_40S游艇，船价款42万欧元，合同签订时支付定金84000欧元，装运前支付剩余款项，CIF大连；该合同附件中约定的游艇配置与《游艇销售合同》附件一致。2012年4月5日，顾建荣告知李桂虹，其为李桂虹购买了游艇作为生日礼物。李桂虹当日即联系阿兹慕公司，告知穆世佳及朱嘉楠：顾建荣患有深度抑郁症正处于发病期，要求阿兹慕公司立即终止《游艇销售合同》。2012年4月9日，阿兹慕公司向贝尼蒂公司支付游艇价款人民币693504元(84000欧元)。2012年4月17日，顾建荣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游艇销售合同》无效以及阿兹慕公司返还其合同价款人民币200万元。原审法院调取了该案卷宗，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8日向阿兹慕公司进行了送达。之后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以(2012)大海商初字第184号案号立案受理。2012年6月14日，阿兹慕公司向贝尼蒂公司支付游艇余款人民币2695257.6元(336000欧元)。2012年8月16日，涉案游艇运抵辽宁省大连市。阿兹慕公司为办理游艇的进口清关手续，缴纳了游艇进口消费税人民币400363.6元、进口关税人民币342392.4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680618.12元，并向大连忠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了进口杂费人民币20288元。2012年9月至10月、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阿兹慕公司将涉案游艇停泊在辽宁省大连市星海湾码头，向大连星海湾国际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支付停泊费人民币188000元。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阿兹慕公司委托大连佳海游艇有限公司托管涉案游艇，并支付托管费人民币28万元。2014年12月1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大海商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顾建荣于2003年10月18日经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患有双相情感障碍；2012年3月28日至2012年3月29日为不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目前为缓解期，顾建荣在该期间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该判决认定：顾建荣签订涉案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买游艇的行为未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亦未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游艇销售合同》无效，阿兹慕公司应返还顾建荣货款人民币200万元。阿兹慕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辽民三终字第00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阿兹慕公司不服该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16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阿兹慕公司的再审申请。2017年6月15日，阿兹慕公司将涉案游艇以人民币300万元出售给辽宁启诚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了《游艇销售合同》。原审法院调取了(2012)大海商初字第184号案件中，顾建荣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的门诊病志，该病志2012年3月22日的诊断载明：顾建荣兴奋、话稍多、挥霍，继续治疗。在本案原审期间，原审法院根据阿兹慕公司的申请，裁定冻结阿兹慕公司为履行(2016)辽72执43号案义务向顾建荣支付的执行款项人民币210万元。2019年7月10日，原审法院依据阿兹慕公司的续封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9)辽72民初8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继续冻结阿兹慕公司为履行(2016)辽72执43号案义务向顾建荣支付的执行款项人民币21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李桂虹是否为适格被告；《游艇销售合同》无效的责任主体及应承担的损失数额。关于李桂虹被告主体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顾建荣在合同签订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妻子李桂虹为其法定监护人，阿兹慕公司主张顾建荣因缔约过失给其造成损失，以顾建荣、李桂虹为共同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李桂虹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游艇销售合同》无效的责任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应当以过错主体与合同无效有无因果关系确定责任主体。首先，阿兹慕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问题。根据顾建荣的诊断记录，顾建荣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处于精神疾病复发期的缓解期，该躁狂发作不伴有××性症状，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即使感觉到顾建荣有些许不正常，也很难甄别出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阿兹慕公司与顾建荣就涉案游艇价款、配置等进行多次磋商，在此期间，与顾建荣接触过的阿兹慕公司员工均不认为顾建荣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因此，阿兹慕公司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已尽普通人的审慎注意义务，对合同的订立不存在过错；其次，顾建荣所患精神疾病症状之一即“兴奋、话稍多、挥霍”，顾建荣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判断其购买奢侈品游艇的行为后果，亦不可能在订立合同时告知阿兹慕公司其处于精神疾病复发期，李桂虹作为其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最后，李桂虹是否存在过错问题。顾建荣在涉案合同订立前数日内因精神疾病复发到医院就诊，李桂虹在得知顾建荣有购买游艇的意向时，应清楚地知晓顾建荣正处于疾病复发期，不能完全控制和知晓其行为的后果。但李桂虹通过电话告知宋某阻止顾建荣购买游艇时以及在参加阿兹慕公司为其举办的生日晚宴期间，李桂虹仅以顾建荣配偶的身份表示无意购买游艇，未明确告知阿兹慕公司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亦未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订立合同，其放任顾建荣与阿兹慕公司协商购买游艇事宜，间接导致合同的订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李桂虹作为顾建荣的法定监护人，得知顾建荣在精神疾病复发期意欲购买游艇，实施明显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其未积极履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未如实向阿兹慕公司告知顾建荣的精神状况，李桂虹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李桂虹对《游艇销售合同》的订立及无效存在过错。李桂虹关于“其对合同的订立不存在过失”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损失数额问题，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其根据在于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基于信赖利益，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支出的费用和对价，从而在合同无效后，蒙受一定的损失。本案中，阿兹慕公司信赖顾建荣有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其订立合同，并积极履行该合同，于2012年4月2日向贝尼蒂公司订购游艇。李桂虹于2012年4月5日告知阿兹慕公司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要求终止履行合同。因李桂虹非合同的缔约方，且其未向阿兹慕公司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顾建荣患有精神疾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阿兹慕公司基于对已成立的合同的信赖，继续履行合同，向贝尼蒂公司支付游艇定金84000欧元。但顾建荣于2012年4月1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游艇销售合同》无效、返还已支付的购船款，顾建荣及李桂虹以诉讼的方式明确告知阿兹慕公司其不再履行合同，阿兹慕公司最晚应在其知晓顾建荣起诉时即应采取减损措施。但此后，阿兹慕公司坚持购进游艇，支出游艇价款、进口税费、停泊费、托管费等费用，已远超出阿兹慕公司信赖利益的损失范围。因阿兹慕公司未证明截止其知晓顾建荣起诉时，其因信赖涉案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而受到的损失数额，阿兹慕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阿兹慕公司提交的《经销商合同》因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即使该合同是真实的，在顾建荣已明确表示不履行《游艇销售合同》的情况下，阿兹慕公司负有减损义务，其应证明购进游艇的行为符合减损要求。而《经销商合同》与《游艇销售合同》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二者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评价阿兹慕公司减损措施是否合理的有效证据。而且，阿兹慕公司是否依据《经销商合同》的约定购买游艇及按期付款，属于其作为代理商的合同义务及经营风险，是顾建荣与其签订《游艇销售合同》时不能预见到的损失，故阿兹慕公司将《经销商合同》作为其主张损失的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对阿兹慕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驳回阿兹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大连阿兹慕游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711.6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大连阿兹慕游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认定的事实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自己的过失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所引起的权利义务纠纷，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二审期间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阿兹慕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否应予支持。关于李桂虹的过错，原审认定正确，即李桂虹未妥善履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以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顾建荣与阿兹慕公司签订了总价人民币750万元的游艇购买合同。但李桂虹在合同签订后的第七天（即2012年4月5日）得知案涉合同被签订后，即明确通知阿兹慕公司法定代表人穆世佳及业务联系人朱嘉楠，顾建荣患有深度抑郁症正处于发病期，要求阿兹慕公司立即终止《游艇销售合同》，并在作出通知后的第十二天即2012年4月17日，和顾建荣一起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案涉合同无效，在此阶段，李桂虹积极补救，其行为并无过错。而阿兹慕公司在2012年4月5日前和外国公司签订了订购游艇合同，在诉讼前向外国公司支付了20%的款项，在诉讼后付了全款，将游艇购入并管理、出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据此，阿兹慕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损失与李桂虹2012年4月17日以前的过错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首先，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合同未成立或者未生效情况下的一种赔偿责任，尽管目前尚未明确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但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该损失不能超出订立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或应当可以预见的损失。阿兹慕公司作为外国公司的代理经销商与顾建荣签订的游艇买卖合同，从经济视角分析，当事人所能预见的应当是阿兹慕公司从这次交易中获取的利润，该利润数额应为合理损失，但阿兹慕公司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其次，阿兹慕公司主张如果不继续履行与外国公司签订的购船合同，其损失将更加巨大，但其提供的证据形式上不符合要求，内容上也不能证明如果其终止从外国订购游艇的合同，其将产生损失和损失的数额，故其此项理由证据不足。第三，阿兹慕公司主张其继续履行游艇购入合同、对游艇进行了近五年的管理后卖出所支付的费用约人民币700万元为合理损失。但在案涉合同业经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的情形下，阿兹慕公司在李桂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后仍然实施上述行为，显然不是基于对顾建荣、李桂虹的信赖，而更偏重于阿兹慕公司自身的营销需要，故在现有证据情况下，阿兹慕公司主张的损失与李桂虹的缔约过失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鉴于上述分析，原审不支持阿兹慕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予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阿兹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711.6元，由阿兹慕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岩松审判员  金 莹审判员  刘善超二〇二〇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张曈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