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7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艳，女，196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水利部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锋（张春艳之婿），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鲁燕，女，196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水利部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颖秋，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春艳因与被上诉人刘鲁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7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春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春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鲁燕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张春艳已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予支持。刘鲁燕辩称，不同意张春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张春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鲁燕偿还张春艳借款本金1462694.75元并支付利息（以上述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由刘鲁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7日，刘鲁燕向张春艳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2017年10月31日借张春艳人民币2925389.50263元，借期息本一半（11月底），2925389.50263×26%/月。2017年12月底还。”张春艳据此借条起诉刘鲁燕要求刘鲁燕偿还上述借条载明的2925389.50263元的一半，即偿还借款本金1462694.75元。庭审中，张春艳又称实际出借给刘鲁燕的本金为130万元，其余款项应为利息。刘鲁燕认可该借条的真实性，但称该借条中“借期息本一半（11月底）”的内容并非其书写，其余内容为其书写，同时称，借条所载明的金额全部都是借款利息，没有本金，也没有发生实际借款。关于借款过程，张春艳称2015年至2017年，张春艳分8次借给了刘鲁燕130万元。具体借款过程为：2015年6月26日，张春艳给刘鲁燕转账15万元，2017年8月9日张春艳转账给刘鲁燕5万元，然后2016年4月27日刘鲁燕提前让张春艳准备好30万元现金，在张春艳家门口附近给了张春艳，然后刘鲁燕给张春艳写了借条，该借条原件已让刘鲁燕收走。2016年6月20日，在张春艳家门口刘鲁燕让张春艳准备5万元现金，然后刘鲁燕写好借条给了张春艳，该借条原件刘鲁燕亦已收走。以上四笔是有依据的，还有4笔刘鲁燕已经将借条收走，分别如下：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张春艳给付刘鲁燕20万元现金，具体给付日期记不住了，地点还是在张春艳家门口或者单位；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张春艳给付刘鲁燕20万现金，地点也是家门口，具体时间也记不清楚了；2017年张春艳给付刘鲁燕现金两笔，每笔20万元，具体日期也记不住了，地点也是在家门口。以上这四笔都是刘鲁燕提前写好了借条拿给张春艳。2015年到2017年的这几笔借款的借条都让刘鲁燕收走。关于张春艳陈述的上述借款过程中，为何大部分款项是通过现金给付的，张春艳称是应刘鲁燕的要求而采取此种方式给付的。关于给付现金的来源，张春艳称其向法院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作为证据，现金主要来源于该银行账单的取款，还有两套房屋的出租款。张春艳称自身家庭环境还不错，家里比较富裕，光凭银行账户就已经取了200多万元，还有两套房子出租，张春艳有现金出借的能力。庭审中，张春艳自认其取款记录中并没有单笔取款过20万元，最大数额的单笔取款为15万元和10万元。关于前述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数额为何并非整数而是一个零碎的金额，张春艳称该数额是刘鲁燕所写，其不知道这个数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张春艳为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向该院提交了其尾号为3426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包含2007年3月28日至2013年11月9日止），尾号为5202的交通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包含自2013年11月7日至2016年6月21日止），尾号为108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包含自2012年9月19日至2017年12月21日止），尾号为1814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包含自2012年1月16日至2017年12月26日止），尾号为4882的招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包含自2012年1月11日至2012年9月25日止）及其配偶张杰尾号为7694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包含自2012年1月19日至2017年12月26日止）等。刘鲁燕称对上述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认可上述证据能证明张春艳具有出借本案款项的能力，因为该交易记录中并未显示有大额的支出。张春艳另向该院提交了两张刘鲁燕向其出具的借条的复印件，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4月27日和2016年6月20日，欲证明刘鲁燕曾多次向张春艳借款的事实。其中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20日的借条载明：2016年6月20日借张春艳人民币伍万元整，月利息21%至2016年12月30日止。50000×21%/月。刘鲁燕为证明本案所涉借条所载金额实为高息累计而成，向该院提交了《刘鲁燕与张春艳借还款一览表》及刘鲁燕自2012年9月21日起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内向张春艳出具过的12份借条。上述12张借条中包括有张春艳所提交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4月27日和2017年10月27日的两张借条。上述借条载明的利息从15%至26%不等。其中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27日的借条载明：2016年4月27日借张春艳人民币328368.88万元至2016年10月31日止，月利息20%。328368.88×20%/月。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1日的借条载明：2017年7月1日至7月31日借张春艳人民币1231742.94894元×25%/月，到期本息返还。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的借条载明：2017年7月31日借款张春艳人民币1539678.68617元，止8月31日，1539678.68617×25%/月。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的借条载明：2017年8月31日至10月31日借张春艳人民币1924598.357，1924598.357×26%/月。刘鲁燕称本案张春艳起诉所依据的借条（即前述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7日的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2925389.50263元，为上述几张借条经逐一累计计算得出。具体计算方式为前一借条载明的本金与利息（前一借条出具日期至后一借条出具日期之间的利息）之和作为后一借条的本金，如此多次滚动后形成了2017年10月27日的借条。刘鲁燕向该院提交了其尾号为856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及尾号为2661的中国平安银行账号交易明细。上述交易明细显示刘鲁燕转账给张春艳多笔款项，时间和金额如下：2014年12月26日、467927.5元，2016年2月1日、50万元，2016年2月26日、40万元，2016年4月27日、30万元，2017年10月24日、87635.52元，2016年12月28日、3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2055563.02元。同时上述交易明细还显示，张春艳于2015年6月26日和2017年8月9日分别向刘鲁燕转款15万元和5万元。刘鲁燕称上述交易记录能够说明，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张春艳向刘鲁燕共借款本金是20万元，而刘鲁燕向张春艳支出共计2055563.02元。张春艳认可上述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但认为这些款项与刘鲁燕所书写的借条无关。这些款项是刘鲁燕买房子时向张春艳所借的应急款，而后刘鲁燕还款给张春艳所形成的，但张春艳称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张春艳刘鲁燕均确认无其他银行转账交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所涉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张春艳主张该借款实际发生，张春艳向刘鲁燕实际交付了130万元借款本金。刘鲁燕对此表示否认，刘鲁燕主张本案所谓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张春艳并未交付刘鲁燕借款，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只是超出法律规定的高息叠加而成。对此，该院有如下几点分析：一、张春艳所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前后不一致，且与借条载明的数额亦不一致，但未对其作出合理解释，同时张春艳对借条载明的金额如何计算得出无法说明，而刘鲁燕对该借条载明数额的形成过程作出了合理明确的说明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二、张春艳最后称实际借款本金为130万元，但根据其所陈述的借款过程，借款金额却为135万元，与其所称不一致。三、张春艳所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并无特别大额的存入款项和支出款项，交易时间亦有很多发生在其所称向张春艳出借款项的时间之前，即发生在2015年之前；关于房租收入和其他收入，张春艳亦未举证证明，故张春艳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有出借本案所涉的大额借款的能力。四、张春艳实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刘鲁燕的款项为20万元，而刘鲁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张春艳的款项为200余万元，二者差额巨大，张春艳虽称该200余万元款项为刘鲁燕向其归还的其他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结合本案的所有证据及张春艳刘鲁燕的陈述，本案所涉借款的交付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应当认定其不存在。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春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张春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12月26日刘鲁燕起诉张春艳不当得利起诉状、刘鲁燕提交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代理词、2019年2月26日与2019年3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2020年4月23日刘鲁燕起诉张春艳不当得利起诉状、刘鲁燕提交的交易记录总结，拟证明刘鲁燕在不当得利案件中的陈述与本案陈述均不符，刘鲁燕未如实陈述，张春艳与刘鲁燕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且真实发生。刘鲁燕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解释称刘鲁燕之所以有关于借条中的326368.88元是由15万因高息滚动而来的陈述，是因为刘鲁燕当时手机丢失，没有证据，也没有微信记录可以辅助回忆，导致记忆失误。实际上2016年4月27日借条中的326368.88元全部是滚动的利息，没有本金。且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无法证明张春艳的经济能力。张春艳向本院提交第二组证据：张春艳本人及张杰的银行取现明细，欲证明出借款项的现金来源。刘鲁燕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主要认为取款时间和借款时间无法对应，因银行取款明细时间跨度较大，无法排除是否系刘鲁燕家庭正常支出。刘鲁燕向本院提交了的微信记录完整性及恢复的鉴定申请。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春艳是否向刘鲁燕实际出借涉案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张春艳称自2015年至2017年间其向刘鲁燕共计出借款项130万元，其中20万元是转账，其余均为现金。刘鲁燕则称借条所记载金额为高息叠加形成，并提交了其向张春艳的转账记录共计2055563.02元，张春艳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称是归还其他款项，并非针对本案借条还款。在刘鲁燕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张春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审中，张春艳未能对实际出借过程进行合理说明，且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实际出借，亦未对刘鲁燕向张春艳的转账并非归还本案欠款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本院注意到，本案借条中所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6%，且双方此前的借条中所约定的月息15%至26%不等，远远超过法律所保护的最高利息标准。故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本案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张春艳未能举证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张春艳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因与本案争议焦点的关联程度较低，刘鲁燕关于微信记录完整性及恢复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张春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64元，由张春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磊审 判 员 罗珊审 判 员 李丽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爽书 记 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