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7民再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郜志伟，男，1960年9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牛亚君，女，196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秋涛，辽宁秋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玉琴，女，195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古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玉洁，女，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古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玉芬，女，197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古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士钊，男，1992年7月10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古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富春，男，195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凌河区。原审被告：王建华，男，1957年4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凌河区。上诉人郜志伟与被上诉人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景富春、原审被告王建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原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0日作出（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郜志伟向本院申请再审，2010年11月30日，本院作出（2010）锦立民申字第0005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提审本案后，2011年5月3日，本院作出（2011）锦审民再终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1年12月13日，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郜志伟不服，上诉至本院，2012年11月22日，本院作出（2012）锦审一民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郜志伟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2月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辽审三民再申字第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2013年6月6日，本院作出（2013）锦审二民终再字第0001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2）锦审一民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1）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3年12月13日，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郜志伟、芦昌永、牛亚君均不服，上诉至本院。2014年12月3日，本院作出（2014）锦审二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芦昌永、牛亚君均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2015年7月28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辽检民（行）监[2015]21000000117号民事抗诉书，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5年8月14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辽立一民抗字第1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2017年8月2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民再23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4）锦审二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3）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发回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4月25日，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703民再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郜志伟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郜志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被上诉人牛亚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秋涛，被上诉人卢玉琴、卢玉洁、卢玉芬、卢士钊、景富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建华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郜志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703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给付被上诉人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人民币193.1万元，不给付被上诉人景富春19.7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的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错误，根本未考虑上诉人将取得的款项偿还了矿山经营期间的支出和负债，未考虑上诉人在处理矿山遗留期间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身份，更加没有对合伙进行清算，其判决完全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共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案在凌河法院锦州中院和高院打了10年官司，开了无数次庭。本应属于全体合伙人的400万元的补偿，被扣在上诉人手里。其他合伙人至今一分未得到，这是本案的事实。但就本案情况，原审并没有完全保护被上诉人的利益，基于被上诉人的困难情况，认可现在原审法院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景富春辩称，同意其他被上诉人的意见。芦昌永、牛亚君在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案件中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郜志伟给付原告按持股比例应得款项237.75万元。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认定，2005年7月10日，芦胜印开办了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山乡钼矿。股东为芦胜印占股比例65%，景富春占股比例为35%，景富春负责钼矿管理及经营。2006年3月王建华入股占股比例为10%（由芦胜印、景富春各转让5%股权），2006年4月9日芦胜印去世，由芦胜印的父亲芦昌永及妻子牛亚君接受了芦胜印55%股份与其他股东继续经营，2006年6月8日郜志伟入股占股比例为15%，2008年7月21日，原、被告及景富春召开股东会，决定授权郜志伟、景富春全权处理矿山的资金引进与合作方的全权事宜，尽快将矿山的股权全部转让出去，转让价格不得少于600万元。2008年12月5日，芦昌永、郜志伟（乙方）与沈阳市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甲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为甲方给付乙方补偿款400万元，协议签订后给付50万元，七个工作日内给付200万元，一个月内150万元，协议生效后，乙方放弃有关（2008）巴民初字第1089号判决书的上诉权利。2009年9月18日郜志伟出具收条内容为，从协议生效日2008年11月5日起先后收到矿山投资款返还400万元。2009年11月27日，郜志伟又在付款协议上签字，公司再支付人民币13万元及现代牌轿车一辆抵顶人民币12万元，共计25万元，至此双方关于内蒙钼矿的遗留问题全部结清。又查明，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以（2009）古民一初字第0078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山乡钼矿已由郜志伟经手以400万元转让给他人。由被告芦昌永、牛亚君、景富春、郜志伟、王建华连带给付原告高建文劳务费6600元。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东会决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郜志伟按照股东会授权将钼矿以425万元价格转让后，理应按照原告持股55%的比例给付原告应得款项237.75万元。而其却没有给付，显系无理，被告应对此纠纷负全部责任，故对原告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诉求与事实不相符，认为不是转让而是收回投资款及对方的钱没有全部给付一节，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确认。郜志伟主张为要回矿场补偿款发生的招待费和礼品费等30万元不属于入伙协议中约定的出资范围，属郜为合伙事务的垫资，可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在400万元中剔除。故判决，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芦昌永、牛亚君股东投资补偿款237.75万元。案件受理费25820元由被告负担。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1）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本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另查明，2008年11月25日芦昌永经股东会决定，授权郜志伟全权处理巴林左旗、三山乡、东山湾、新立村分水岭以西方向0.35平方公里面积矿山（大班公司3号井）事宜。代为承认、变更、调解、上诉、领取法律文书和矿山作价谈判、回款分配接收等。关于25万元转让款是否已给付，二原告及景富春、王建华均表示本案不需要调整，暂时放弃对25万元的请求。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1）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审原、被告均为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山乡钼矿股东的事实存在，股东会确认了各股东所占股份比例，原审二原告占有股份55%，原审被告景富春占有股份20%，原审被告郜志伟占有15%、王建华占有10%股份。虽然内蒙古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陈笑楠与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但是没有否认芦胜印与郜志伟、景富春、王建华一起开矿的经营权的事实存在，判决中确认了芦昌永及合作人向大班鑫海矿业有限公司交纳钱款及大班公司同意芦昌永接替其子芦胜印执行原协议内容的工作事实。因此对于原、被告各股东在一起经营矿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郜志伟作为其他股东会授权的委托人对钼矿进行转让所得400万元及已给付王建华31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郜志伟在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09）古民一初字第00780号民事案件中承认400万元是钼矿转让款（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郜志伟私自占有此笔转让款显系不妥。故对于其他股东要求按股分配的请求给予支持。关于另外25万元是否给付一节，因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给郜志伟出具的付款协议，表示除给付的400万元后，另外再给付25万元，包括一台现代轿车抵顶12万元，给付现金13万元。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实25万元是否给付的证据，现无法查实，二原告及景富春、王建华均表示不需本案调整，放弃对25万元的诉求。本院尊重当事人意愿，此25万元不再调整。关于景富春提出用于矿山筹建、开采向别人借款和购买物品等有钼矿债务25万元，虽然其向法庭提交了欠条和证人证实材料，但这些债务其他股东不认可，不能证明借款确系为矿山经营所用，故本案不予调整。关于郜志伟所辩，400万元是投资回款，不是转让款，其投资280万元，应该从400中扣除280万元再行分配之意见，因各股东对投资款、开采权转化成了各自所占股份的比例，且各股东对所占股份比例均无异议，古塔区法院已按各股东所占比例对债权人起诉的劳务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判决。因此对郜志伟所辩不能支持。本院确认原审原告芦昌永、牛亚君占55%股份、景富春占20%股、郜志伟占15%股份、王建华占10%股份。王建华按10%股份应分得转让款40万元，已得到31万元，对应分得的9万元其表示放弃，9万元应该归其他股东按股份分配。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审被告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审原告芦昌永、牛亚君矿山转让补偿款2254948元；给付景富春矿山转让补偿款819983元；（二）驳回原审二原告其余之诉。案件受理费25820元，原审二原告负担2000元；原审被告景富春负担3750元；原审被告郜志伟负担20070元。本院作出的（2012）锦审一民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认定，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1）凌河审民初再字第13号案件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另查明，2005年9月2日，芦昌永之子芦胜印（已死亡）与景富春签订协议组建新的股份制矿山，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甲方（芦胜印）以在与原公司协议下取得的矿山区域的探采开发权为股份入股新矿山，并占总股本的65%。二、乙方（景富春）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甲方13万元后，负责矿山的基本建设、生产、探采等一系列前期生产投入，并占总股本的35%。前期投入包括，1、行政及生活用房100平米；2、修整矿区到村庄的道路及深水井壹眼；3、开掘采矿井壹眼，并配备全部的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4、开工同时新建25吨球磨浮选厂壹座，以尽早实现生产利润。三、甲方负责与原公司、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与电力部门协调，力争十日内将动力电源连接到矿区，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受干扰。四、乙方必须保证选厂产生利润前的正常生产投入及工人工资的发放。五、双方各指定一名现场管理人员，严禁其他委派人员参与现场管理。在25吨选厂产生利润后，做为资金积累于2006年5月份建成100吨选厂壹座，如利润富足在留足建厂资金后，双方可按比例分配部分利润。六、在100吨选厂投产后，双方各委派一名财会人员，所产生的利润在扣除生产费用，留足流动资金，税款及上缴资金后，甲、乙双方按所持股份按比例分配利润。2006年6月8日，芦昌永经景富春介绍与郜志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一、芦昌永将所持60%股份中的伍股以每股贰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郜志伟，价款共计壹拾万元整，一次性交清，此股权转让立即生效；二、郜志伟入股矿山后，与景富春之间的股份内部调整，芦昌永不做任何干预；三、郜志伟入股矿山后，矿山的一切生产选厂设备的安装及调试等一系列工作所需的生产资金必须全部到位，投资截止时间为选厂正式运转1个月后产出第一批钼砂为止，以达到以矿养矿的目的；四、此次股权调整后，矿山产生利润前的投资行为已得到确认。此后，不得产生第三次因生产不到位而发生的股份再次转让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五、如股东各方有重新签订股份备忘协议之意可在目前工作告一段落后，在尊重原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新协议；六、矿山产生利润前不得有拖欠材料款的问题。此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10万元，郜志伟已经给付芦昌永。又查明，巴林左旗大乾圆矿业有限公司诉芦昌永、陈笑楠探矿权转让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6日作出（2008）巴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认定巴林左旗大乾圆矿业有限公司系2007年11月5日由巴林左旗大班鑫海矿业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其股东是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勘察局一〇八队。巴林左旗大班鑫海矿业有限公司是在2005年7月27日由沈阳大班矿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勘察局一〇八队共同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8月7日陈笑楠（沈阳大班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与芦昌永之子芦胜印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大班矿业有限公司现生产矿山分水岭以北西方向0.35平方公里矿业面积划归芦胜印所有，并享有与第三人合作开发的权利，但不得将探矿开采权转让他人。协议另行规定原告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若干个工作日内将芦胜印前期入股本金21万元转入芦胜印名下，以作为矿山的启动资金。协议另行规定为充分保障原告方股东及一〇八探矿队的权益，芦胜印要按照其生产利润的一定比例上缴一〇八队或交与大班矿业有限公司代收，作为一〇八队探矿开采权的应得利益，一定利润的比例作为大班矿业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上缴大班矿业有限公司。但在协议中对两个利润的比例没有具体、明确的约定。被告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6年4月9日去世，芦胜印去世后由其父被告芦昌永继续对协议中规定的0.35平方公里矿业面积内继续探矿。该判决确认被告陈笑楠与被告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008年12月5日，郜志伟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沈阳市鑫鸿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准确名称为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该协议第2条载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甲乙双方就乙方的真实投资进行了多次评估、论证、调研。双方一致确认乙方的前期投资为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整。但甲方考虑到乙方几年来的资金成本以及隐性投资等因素，甲方愿意在前期投资的基础上，追加补偿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甲方给以乙方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该协议第3条载明：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放弃有关（2008）巴民初字第1089号判决书的上诉权利，并在七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做好3号矿井及相关附属设施的交接事宜。乙方应保证无任何遗留问题。再查明，凌河区人民法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芦昌永、牛亚君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凌河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3日裁定冻结了郜志伟部分银行存款。因合伙人经营的矿山欠工人工资，古塔区人民法院就相关劳务合同纠纷作出判决，凌河区人民法院协助古塔区人民法院从该已冻结账号中执行32万元。本院（2012）锦审一民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认为，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与景富春签订协议合伙经营矿山，芦胜印去世后，其父芦昌永及其妻牛亚君继承了芦胜印享有的相关财产权益与景富春继续经营。后因经营所需郜志伟、王建华先后加入成为合伙人，芦昌永、牛亚君、景富春、郜志伟、王建华之间形成了个人合伙关系。依照芦胜印与景富春于2005年9月2日签订的协议，应当确认芦胜印是以其与原公司协议下取得的矿山区域的探采开发权出资入伙，景富春对矿山建设负出资责任，其出资项目包括矿山基本建设、生产、探采等一系列前期生产投入、工人工资发放。芦胜印负责与原公司、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及与电力部门协调将动力电源连接到矿区。景富春因资金不足于2006年6月8日介绍郜志伟入伙，郜志伟对矿山建设继续投资。因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陈笑楠与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芦昌永、牛亚君继承的芦胜印通过与原公司协议取得探矿权因此丧失，合伙人的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合伙人面临散伙。芦昌永、牛亚君作为合伙人的主要义务是保证其作为财产性权益出资的探矿权的有效性，其应当对探矿权的有效性负瑕疵担保责任。因探矿权被原公司收回，芦昌永、牛亚君继承的探矿权丧失，故应视为芦昌永、牛亚君二合伙人出资不实，其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郜志伟以委托代理人身份于2008年12月5日与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08）巴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判决中，原告巴林左旗大乾圆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由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给付补偿款人民币400万元，其中包括矿山前期投资280万元，资金成本以及隐性投资等120万元，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判决的败诉方芦昌永放弃上诉权利。2009年9月18日郜志伟出具了收到矿山投资款返还400万元的收条。基于以上事实，应当认定400万元补偿款是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判决的原告方收回探矿权后对矿山合伙人实际投资及损失的补偿，而不是原告方对包括探矿权在内的矿山资产的回购，该补偿款中并不包含探矿权本身的价值，故该款项应按照矿山合伙人实际投资及损失数额在合伙人之间合理分配。关于郜志伟提出120万元已用于支付矿山外欠账，自己还多支付24万元及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还有12万元没有付清一节，因郜志伟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从芦胜印与景富春及芦昌永与郜志伟先后签订协议的内容看，芦昌永、牛亚君的主要出资内容为探矿权，其他合伙人为矿山建设的实际出资义务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芦昌永、牛亚君主张其存在除探矿权之外的其他投资，应由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关于芦昌永、牛亚君提供了大班公司张允天于2005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条，证明芦胜印曾为矿区购买架电材料出资3万元，对此证据景富春表示认可，综合考虑当时矿山的合伙人仅有芦胜印、景富春二人，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芦昌永、牛亚君提供的浩尔吐乡和平村民委员会与辽宁鑫海矿业集团签订的探矿土地使用权合同，合同约定土地承包期5年，承包费5000元，但该合同的乙方为辽宁鑫海矿业集团而非芦胜印本人，且合同签订日期为2005年1月7日，签订日期在陈笑楠与芦胜印2005年8月7日签订协议之前，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及承包费是否支付，是谁支付，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芦昌永、牛亚君提供的景富春于2006年6月8日出具的设备款还款说明，证明芦胜印曾用45000元为矿山购买设备2台，此款约定在矿山产生利润后由矿山支付给芦胜印。景富春表示此款为芦胜印所借，矿山产生利润后返还了，故应认定该设备系最终以矿山利润投资。对芦昌永、牛亚君主张的其他投资事实，因其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凌河区人民法院重审判决景富春应从400万元补偿款中分得819983元，并确认王建华已分得补偿款31万元，其他合伙人均未对此提出上诉，应视为其他合伙人对此认可，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处分原则，本院不予调整，按原判决执行。扣除景富春应分得的补偿款819983元及王建华已分得的补偿款31万元，余额2870017元，在扣除古塔区人民法院执行的矿山欠工资款32万元后，应在上诉人郜志伟和被上诉人芦昌永、牛亚君间合理分配。尽管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郜志伟为继景富春之后矿山的主要出资义务人，芦昌永、牛亚君可确认的直接出资仅为3万元。但郜志伟入伙时矿山已经出矿，存在以合伙利润投资的事实，郜志伟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具体的投资数额。此外，郜志伟与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中包含了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判决的败诉方芦昌永放弃上诉权利的内容，应视为400万元补偿款中包含了收回探矿权后给芦昌永一定数额的补偿。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剩余2550017元补偿款由上诉人郜志伟和被上诉人芦昌永、牛亚君均分为宜，即郜志伟应分得补偿款1275008.5元，芦昌永、牛亚君共同分得补偿款1275008.5元。关于郜志伟二审提出要求芦昌永返还入股费10万元及芦昌永、牛亚君、景富春应赔偿损失一节，因郜志伟原审未提出反诉，本案不予调整，郜志伟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景富春原审提出的矿山外欠账问题，因景富春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本案不予调整。综上，凌河区人民法院重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郜志伟的部分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凌河区人民法院（2011）凌河审民初再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二、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芦昌永、牛亚君人民币1275008.5元，给付景富春人民币819983元；三、驳回芦昌永、牛亚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820元，由芦昌永、牛亚君负担7287元，由景富春负担4686元，由郜志伟负担138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840元，由芦昌永、牛亚君负担10795元，由郜志伟负担14045元。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凌河审民初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5年9月2日，芦昌永之子芦胜印（已死亡）与景富春签订协议组建新的股份制矿山，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甲方（芦胜印）以在与原公司协议下取得的矿山区域的探采开发权为股份入股新矿山，并占总股本的65％。二、乙方（景富春）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甲方13万元后，负责矿山的基本建设、生产、探采等一系列前期生产投入，并占总股本得35％。前期投入包括，1、行政及生活用房100平方米；2、修整矿区到村庄的道路及深水井壹眼；3、开掘采矿井壹眼，并配备全部的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4、开工同时新建25吨球磨浮选厂壹座，以尽早实现生产利润。三、甲方负责与原公司、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与电力部门协调，力争十日内将动力电源连接到矿区，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受干扰。四、乙方必须保证选厂产生利润前的正常生产投放及工人工资的发放。五、双方各指定一名现场管理人员，严禁其他委派人员参与现场管理。在25吨选厂产生利润后，做为资金积累于2006年5月份建成100吨选厂壹座，如利润富足在留足建厂资金后，双方可按比例分配部分利润。六、在100吨造厂投产后，双方各委派一名财会人员，所产生的利润在扣除生产费用，留足流动资金，税款及上缴资金后，甲、乙双方按所持股份按比例分配利润。2006年6月8日，芦昌永经景富春介绍与郜志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一、芦昌永将所持60％股份中的伍股以每股贰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郜志伟，价款共计壹拾万元整，一次性交清，此股权转让立即生效；二、郜志伟入股矿山后，与景富春之间的股份内部调整，芦昌永不做任何干预；三、郜志伟入股矿山后，矿山的一切生产选厂设备的安装及调试等一系列工作所需的生产资金必须全部到位，投资截止时间为选厂正式运转1个月后产出第一批钼砂为止，以达到以矿养矿的目的；四、此次股权调整后，矿山产生利润前的投资行为已得到确认。此后，不得产生第三次因生产不到位而发生的股份再次转让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五、如股东各方有重新签订股份备忘协议之意可在目前工作告一段落后，在尊重原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新协议；六、矿山产生利润前不得有拖欠材料款的问题。此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10万元，郜志伟已经给付芦昌永。又查明，巴林左旗大乾圆矿山有限公司诉芦昌永、陈笑楠探矿权转让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6日作出（2008）巴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认定巴林左旗大乾圆矿业有限公司系2007年11月5日由巴林左旗大班鑫海矿业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其股东是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勘察局一O八队。巴林左旗大班鑫海矿业有限公司是在2005年7月27日由沈阳大班矿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勘察局一O八队共同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8月7日陈笑楠（沈阳大班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与芦胜印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大班矿业有限公司现生产矿山分水岭以北西方向0.35平方公里矿业面积划归芦胜印所有，并享有与第三人合作开发的权利，但不得将探矿开采权转让他人。协议另行规定原告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若干个工作日将芦胜印前期入股本金21万元转入芦胜印名下，以作为矿山的启动资金。协议另行规定为充分保障原告股东及一O八探矿队的权益，芦胜印要按照其生产利润的一定比例上缴一O八队或交与大班矿业有限公司代收，作为一O八队探矿开采权的应得利益，一定利润的比例作为大班矿业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上缴大班矿业有限公司。但在协议中对两个利润的比例没有具体、明确的约定。芦胜印于2006年4月9日去世。其父芦昌永对协议中规定的0.35平方公里矿业面积内继续探矿。该判决确认被告陈笑楠与被告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008年12月5日，郜志伟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沈阳市鑫鸿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准确名称为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该协议第2条载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甲乙双方就乙方的真实投资进行了多次评估、论证、调研。双方一致确认乙方的前期投资为人民币贰佰捌拾万元整。但甲方考虑到乙方几年来的资金成本以及隐性投资等因素，甲方愿意在前期投资的基础上，追加补偿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甲方给以乙方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该协议第3条载明：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放弃有关（2008）巴民初字第1089号判决书的上述权利，并在七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做好3号矿井及相关附属设施的交接事宜。乙方应保证无任何遗留问题。再查明，本院（2010）凌河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芦昌永、牛亚君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本院于2010年10月13日裁定冻结了郜志伟部分银行存款。因合伙人经营的矿山欠工人工资，古塔区人民法院就相关劳务合同纠纷作出判决，本院协助古塔区人民法院从该冻结帐号中执行32万元。2012年12月30日郜志伟支付王建华31万元。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3）凌河审民初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审原告芦昌永之子、牛亚君之夫芦胜印与被告景富春合伙经营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山乡钼矿的事实存在，芦胜印去世后，原审原告芦昌永、牛亚君继承了芦胜印应当享有的权益与被告景富春继续经营，后因经营所需被告郜志伟、王建华先后加入成为合伙人，至此，芦昌永、牛亚君、景富春、郜志伟、王建华之间形成了个人合伙关系，股东会确认了各股东所占股份比例，原审二原告占有股份55%，被告景富春占有股份20%，原审被告郜志伟占有15%、被告王建华占有10%股份。因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陈笑楠（沈阳大班矿业股东）与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因此，芦昌永、牛亚君继承的芦胜印通过与陈笑楠协议取得的探矿权丧失，致使原审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伙及股东转让协议无效。原审被告郜志伟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补偿款400万，虽原审原告称郜志伟另外还取得25万元，有付款协议，但只体现尚欠25万元，并无证据证明另收到25万元，故实际获得补偿款应为和解协议约定的400万元，该款是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判决的原告收回探矿权后对矿山合伙人实际投资及损失的补偿，而不是对矿山资产的回购，故该款项应当按照矿山合伙人实际投资及损失数额在合伙人之间合理分配。从原审原、被告先后签订的合伙协议看，原审原告的主要出资是探矿权，其他合伙人为矿山建设的实际出资人，原审原告主张其也为矿山投资，但提供的证据只有3万元得到当时合伙人景富春的认可，应当予以认定。对其主张的其他投资事实，因其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审被告郜志伟所辩，400万元已用于支付矿山所欠款项，但原审原告及被告景富春只认可被古塔区人民法院执行的矿山欠工资款32万元。关于给付王建华的31万元，原审原告芦昌永认可，原审原告牛亚君及被告景富春不认可，但有股权转让协议及王建华的收款收条，且前几次庭审原审原告牛亚君及被告景富春是认可的，故应予认定。原审被告郜志伟提供了周来政、周某、关键、于海清、张振江等人的证人证言，证实了其分别收到还款29万元、45万元、63万元、6.55万元、10万元及当时借款的事实，应予采信。关于原审被告郜志伟提供的其他支出，因未提供充分证据，无法采信。故在扣除以上款项后在原审原、被告间合理分配。尽管只确认原审原告的实际出资仅为3万元，但鉴于合伙期间已经出矿，存在以合伙利润投资的事实，此外，双方均无投资的具体数额，且原审被告郜志伟与沈阳鑫鸿签订的和解协议中包含了原审原告芦昌永放弃上诉权利的内容，应视为补偿款中包含了对原审原告芦昌永的补偿，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剩余款项183.45万元应在三方均分。关于其他矿山外欠账问题，因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本案不予调整。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审被告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审原告芦昌永、牛亚君人民币61.15万元；给付被告景富春矿山转让补偿款61.15万元；（二）驳回原审二原告其余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20元，原审二原告承担6641元；原审被告郜志伟承担12538元，被告景富春承担6641元。本院作出的（2014）锦审二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另查明，2006年6月8日，景富春与郜志伟分别作为出让方和受让方签订《股份出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如下：一、景富春将所持40%股份中的拾股以每股壹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郜志伟，价款共计壹拾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交清，此股权出让立即生效。二、郜志伟与景富春入股矿山后股权出让一事与芦昌永之间的股份无任何关系。也无权干预。三、郜志伟入股矿山后，协助景富春把矿山的选厂建立起来，所需选厂资金在郜志伟有能力的情况下已经拿出现金投资建厂，建厂资金共玖拾贰万元，交周某、景富春。资金到位后，如再出现资金问题，郜志伟终止投资。四、此次股权调整后，矿山生产的利润，按股份的制度，按股分成。郜志伟股份共计15股（其中芦昌永在60%股份中出让5股和景富春40%股份中出让10股）。各股东不得有其任何变动，如有股权变动时，各股东在尊重原协议的基础上共同商议解决，如有分歧变动无效。五、本次出让股权协议一式贰份，双方签字后生效。再查明，郜志伟分别于2009年7月18日、2010年4月2日、2011年1月17日通过刘国平的卡三次向景富春汇款4.5万元、1万元、5万元，共10.5万元。郜志伟还于2009年2月27日给付金辉电器材料款55629元。还查明，郜志伟于2008年12月8日支付侯玉发小卖店欠款46561.15元。本院（2014）锦审二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以及各合伙人所占股份比例的事实原判认定正确，应予确认。虽然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陈笑楠（沈阳大班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与芦昌永之子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但该判决也没有否认芦胜印与郜志伟、景富春、王建华一起开矿经营的事实，并确认了芦昌永及合作人向大班矿业公司交纳钱款及大班公司同意芦昌永接替其子芦胜印执行原协议内容的事实，况且矿山财产权益确实客观存在，因此该判决协议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补偿的事实也归于无效和出资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反而正是由于各合伙人的投资、经营、组织协调才逐步物化并形成了该矿山财产权益，如果该事实不被认可，对各方显失公平。同时，本案考虑到各合伙人合伙的事实以及财产权益均系由经营该矿山过程中所形成，且已转化为各自所占股份，并且古塔区人民法院又已按股东所占比例对债权人起诉的劳务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判决，因此，本案所涉款项应以各合伙人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为宜。至于上诉人郜志伟以合伙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于2008年12月5日与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补偿款400万元，从和解协议和授权上看，郜志伟的身份是委托代理人，因此其基于委托代理所取得的利益非其本人个人所独有，而且该400万元亦考虑了前期投资、资金成本以及隐性投资等部分，该利益应为各合伙人所有。另外，郜志伟授权中有分配的授权，故本案可在剔除其已偿还的外欠账、王建华投资款和因事务运作的合理支出等费用后，再依各自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关于400万元款项的合理支出问题，经查，原审根据上诉人郜志伟提供的周来政、周某、关键、于海清、张振江等人的证人证言，认定上诉人郜志伟支付给周来政等五人的153.55万元矿山借款，并同时对被古塔区人民法院执行的矿山欠工人工资款32万元，给付王建华的31万元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原审对上诉人郜志伟所提的以下投资款项及矿山欠款未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关于上诉人郜志伟所辩自己为矿山投资92万元的主张，经查，郜志伟与景富春于2006年6月8日签订的股份出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郜志伟已经支付现金92万元交予周某、景富春投资建厂，对此，有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实该92万元除了给芦昌永和景富春股权转让价款各10万元外，其余系郜志伟投入的资金，且景富春本人也在诉讼中认可郜志伟投资六、七十万元，故结合以上证据对上诉人郜志伟投资款认定为72万元。关于上诉人郜志伟所提支付给金辉电器拖欠的材料款55629元的主张，经查，此笔款项有巴林左旗金辉电料五金商店林伟出具的收款收条予以证明，并有张振江出具的证人证言，证实郜志伟确实支付了该笔款项，故对该笔矿山欠款本院予以认定。关于上诉人郜志伟所提为要回投资补偿款及因矿山事务所需的招待费和礼品费等各种费用共计近30万元应予返还的主张，经查，其中上诉人郜志伟称为执行合伙事务，要回该补偿款，用自己的车单独往返于内蒙古、沈阳、鞍山、朝阳等地，所发生的车辆燃油费、车辆保养维修费、高速公路费及食宿费用等共支出10万余元。对此10万元支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费用由合伙企业承担，且该行为得到了全体合伙人的授权并一致同意所发生的费用从回款里予以扣除。尽管郜志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但其为执行合伙事务往返于多个城市，必然花费大量金钱并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该10万元费用给予保护。另外，上诉人郜志伟称为了矿山事务及为解决矿山投入补偿问题，支付了多笔费用，包括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人情送往、往来人员的招待费等共计近20万元，此笔费用中包括一些就餐招待费用。根据上诉人郜志伟称在锦州接待矿山有关人员及与矿山有业务关系的有关人员时，其中牛亚君、景富春、周某等人曾参加就餐，对此芦昌永、牛亚君、景富春表示郜志伟花费的费用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应另案解决。本院认为，上诉人郜志伟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费用，尽管上诉人郜志伟对其垫付的相关费用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但郜志伟对此做出了合理解释，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且部分费用证人周某予以证实，故对该20万元应予认定。关于上诉人郜志伟所提支付侯玉发小卖店欠款46561.15元的主张，经查，除侯玉发收条证实外，景富春对此事实予以认可，其虽对欠款数额有异议，并主张欠款已部分偿还，但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据常理，欠款如果偿还欠条应该收回，现郜志伟主张自己偿还了该款项并提供了欠据原件，符合常理，故对此46561.15元应予以认定。关于上诉人郜志伟所提在芦昌永生病期间给芦昌永2000元及吃饭打车花费2000元共4000元的主张，尽管芦昌永认可自己收到郜志伟2000元，但此费用属于一般的人情送往，另外2000元郜志伟亦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4000元本院不予认定。关于上诉人郜志伟所提给被上诉人景富春14万元，其中3.5万元以现金形式分三次交给景富春的主张，经查，上诉人郜志伟分别于2009年7月18日、2010年4月2日、2011年1月17日通过刘国平的卡三次向景富春汇款10.5万元。现景富春只承认其中通过银行汇款的1万元和5万元两笔，对汇款的另外一笔4.5万元及3.5万元现金不认可。本院根据上诉人郜志伟的申请，调取了银行对该4.5万元的转账存款凭证，同时结合刘国平的证言，可以证实该4.5万元确系郜志伟通过农业银行汇款给景富春,故对上诉人郜志伟通过银行汇给景富春的三笔共10.5万元予以认定。此款应作为合伙财产予以返还并参与分配。对郜志伟交给景富春的3.5万元现金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上诉人郜志伟提供的其他支出，因未提供充分证据，无法采信。关于其他矿山外欠帐问题，因各方当事人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本案不予调整。故该400万元投资补偿款在扣除上述款项后加上景富春应予返还的10.5万元，剩余款项817309.85元按各合伙人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因原审被告王建华曾表示其已收到31万元投资款，不再参加诉讼，本院予以确认，其所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当事人合理分配享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判决：（一）上诉人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上诉人芦昌永、牛亚君人民币490385.91元。（二）上诉人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被上诉人景富春人民币78894.72元。（三）驳回上诉人其余之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8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0元,共51640元，由上诉人郜志伟负担12910元,由上诉人芦昌永、牛亚君负担38730元。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703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本院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有原判所列并载卷佐证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芦胜印与牛亚君系夫妻关系，芦士钊系芦胜印与牛亚君之子，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胜印系芦昌永与施秀清婚生子女。施秀清于1998年去世，芦胜印于2006年4月9日去世，芦昌永于2018年9月25日去世。又查明，2006年6月8日，景富春与郜志伟分别作为出让方和受让方签订《股份出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如下：一、景富春将所持40%股份中的拾股以每股壹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郜志伟，价款共计壹拾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交清，此股权出让立即生效。二、郜志伟与景富春入股矿山后股权出让一事与芦昌永之间的股份无任何关系。也无权干预。三、郜志伟入股矿山后，协助景富春把矿山的选厂建立起来，所需选厂资金在郜志伟有能力的情况下已经拿出现金投资建厂，建厂资金共玖拾贰万元，交周某、景富春。资金到位后，如再出现资金问题，郜志伟终止投资。四、此次股权调整后，矿山生产的利润，按股份的制度，按股分成。郜志伟股份共计15股（其中芦昌永在60%股份中出让5股和景富春40%股份中出让10股）。各股东不得有其任何变动，如有股权变动时，各股东在尊重原协议的基础上共同商议解决，如有分歧变动无效。五、本次出让股权协议一式贰份，双方签字后生效。郜志伟出资72万元。又查明，郜志伟分别于2009年7月18日、2010年4月2日、2011年1月17日通过刘国平的卡三次向景富春汇款4.5万元、1万元、5万元，共10.5万元。还查明，郜志伟自认2007年因矿山手续问题在巴林左旗诉讼聘请律师住宿等花费9万元，2008年-2012年为解决内蒙古法院判决后出现的问题往返鞍山、巴林左旗、赤峰、沈阳等地30余次，过桥费、油费、餐饮、招待等花费10万元，合计19万元原审原告对合理部分同意剔除。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703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为，芦胜印与景富春签订协议合伙经营矿山，芦胜印去世后，其父芦昌永及其妻牛亚君继承了芦胜印享有的相关财产权益与景富春继续经营，王建华、郜志伟先后加入成为合伙人，芦昌永、牛亚君、景富春、郜志伟、王建华之间形成了个人合伙关系。根据入伙协议内容及其履行情况，芦昌永、牛亚君以0.35平方公里矿区权益与景富春、郜志伟、王建华以资金形式共同出资，构成本案中的合伙财产，其中，芦昌永、牛亚君占55%股份，景富春占20%股份，郜志伟占15%、王建华占10%股份。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陈笑楠（沈阳大班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与芦胜印于2005年8月7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但该判决没有否认芦胜印与郜志伟、景富春、王建华一起开矿经营的事实，确认了芦昌永及合作人向大班矿业公司交纳钱款及大班公司同意芦昌永接替其子芦胜印执行原协议内容的事实，况且矿山财产权益确实客观存在，因此判决协议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补偿的事实也归于无效和出资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芦昌永、牛亚君对0.35平方公里矿区的权益形式转化为法律规定的权利。考虑到各合伙人合伙的事实以及财产权益均系在经营矿山过程中所形成，并已转化为各自所占股份，且古塔区人民法院已按股东所占比例对债权人起诉的劳务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判决，因此，本案所涉款项应以各合伙人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为宜。郜志伟以合伙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于2008年12月5日与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补偿款400万元，从和解协议和授权上看，郜志伟的身份是委托代理人，因此其基于委托代理所取得的利益非其本人个人所独有，而且该400万元亦考虑了前期投资、资金成本以及隐性投资等部分，该利益应为各合伙人所有。因郜志伟授权中有分配的授权，且其他合伙人同意在400万元中剔除，故在剔除其因处理矿山事务的合理支出等费用及法院执行的拖欠工人工资款后，依照各自出资及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芦昌永与郜志伟签订的协议中规定每股为2万元，故芦昌永、牛亚君投资的0.35平方公里矿区权益55%股份可量化为110万元。郜志伟辩称其为矿山投资92万元的主张，因郜志伟与景富春于2006年6月8日签订的股份出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郜志伟已经支付现金92万元交予周某、景富春投资建厂，有证人证实该92万元除了给芦昌永和景富春股权转让价款各10万元外，其余系郜志伟投入的资金，且景富春在原审诉讼中认可郜志伟投资六、七十万元，故结合以上证据认定郜志伟为合伙出资72万元。合伙人均认可王建华合伙出资31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郜志伟提出向周政来、周某、关键等人借款153.55万元用于矿山投资，虽然提交了收条及证人证言，但其他合伙人不认可，且从入伙协议看，郜志伟投入的资金属其履行出资义务，在合伙时投入的财产，不能证明这些借款为全体合伙人共同负担的债务，故周政来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郜志伟提出偿还王素兰矿山用地承包费、金辉电器材料款、侯玉发小卖店生活费用、支付张振江、徐金祥等工人工资、护矿工人生活费等，是在沈阳鑫鸿矿业公司的监督下进行偿还并得到认可，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其他合伙人亦不予认可，且根据入伙协议约定工人、购物等费用，属出资应负担的范围。郜志伟主张为要回矿山补偿款发生的招待费和礼品费等30万元，虽然未提交有效证据，但郜志伟自认2007年因矿山手续问题在巴林左旗诉讼聘请律师、住宿等花费9万元，2008年-2012年为处理合伙事务往返鞍山、巴林左旗、赤峰、沈阳等地30余次，垫付过桥费、油费、餐饮费、招待费等10万元，原审原告同意扣除在此期间发生的合理费用，且上述两笔费用合计19万元不属于入伙协议中约定的出资范围，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并在400万元中剔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分割合伙财产时应首先取回在合伙时投入的财产，仍有剩余的，作为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分配。故400万元剔除工人工资32万元、处理合伙事务费用19万元，余款349万元先支付合伙人的出资213万元后，剩余136万元按出资比例分配。王建华已得到31万元投资款并放弃其他权利，其他合伙人表示同意，本院应予准许，其应得部分由其他股东按股份分配。景富春已得10.5万元在应得款予以扣除。芦昌永去世后，其股东的财产权利归继承人继承所有。关于另外25万元是否给付一节，因沈阳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给郜志伟出具一份付款协议，表示除给付的400万元后，另外再给付25万元，包括一台现代轿车抵顶12万元，给付现金13万元。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25万元是否给付的证据，本案不予调整。综上，原审原告请求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审被告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审原告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人民币193.1万元；（二）原审被告郜志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景富春人民币19.7万元；（三）驳回原审原告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820元，由原审原告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负担4849元，原审被告郜志伟负担20971元。公告费900元，由原审被告郜志伟负担700元，原审被告景富春负担200元。本院此次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703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再审判决依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以“考虑到各合伙人合伙的事实以及财产权益均系在经营矿山过程中所形成，并已转化为各自所占股份，且古塔区人民法院已按股东所占比例对债权人起诉的劳务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判决”为由，对本案所涉款项作出“应以各合伙人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为宜”的结论性认定是正确的；进而判决上诉人郜志伟给付被上诉人牛亚君、芦玉琴、芦玉洁、芦玉芬、芦士钊和原审被告景富春相应款项亦是正确的。关于上诉人郜志伟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经查，上诉人郜志伟作为合伙人的委托代理人对合伙财产进行处置的行为，是代表全体合伙人行使权利，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和享有，本案涉诉的400万元款项，是上诉人郜志伟处置合伙财产所得收益，该收益并非是上诉人郜志伟的个人收益。由于上诉人郜志伟得到合伙人具有合伙收益分配的授权，原审认为“因郜志伟授权中有分配的授权，且其他合伙人同意在400万元中剔除合理支出，故应在剔除其因处理矿山事务的合理支出等费用及法院执行的拖欠工人工资款后，依照各自出资及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体现了对全体合伙人的公平保护和利益均衡。关于上诉人郜志伟在本次庭审中提出并未实际收到该400万元的合伙收益问题，经查，2008年12月5日，上诉人郜志伟作为芦昌永的委托代理人（乙方）与沈阳市鑫鸿矿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和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给以（予）乙方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2009年9月18日，上诉人郜志伟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从协议生效日2008年11月5日起，先后收到矿山投资款反（返）回肆佰万元整，此前所持的欠条等一切作废。收款人郜志伟”。在2010年4月19日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最初审理本案时，庭审中上诉人郜志伟对该《收条》的质证意见是有异议，其异议的内容是，与本案无关，不需要回答。并承认《收条》上的字是其所签。且在本案历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均认定上诉人郜志伟实际收到该400万元合伙收益款项，上诉人郜志伟并未提出过实质性否认意见或支持其该主张的有效证据，依据本案历次庭审情况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郜志伟已实际收到该400万元的合伙收益。故上诉人郜志伟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703民再1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0元，公告费700元，共计26520元，由上诉人郜志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涛审判员  庄晓审判员  李阳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董佳什书记员聂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