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8790号原告：胡勇，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新东，江苏庖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成，江苏庖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家港市鹏达针纺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陈庄村。法定代表人：周建新，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周建新，男被告：张桂红，女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少平，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胡勇与被告张家港市鹏达针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嗣后，被告鹏达公司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受理，并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本案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胡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成、被告（反诉原告）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胡勇于第一次开庭时申请追加周建新、张桂红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因鹏达公司未按期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按鹏达公司撤回反诉处理。本案于2020年11月9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成、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11月19日进行了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成、被告周建新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鹏达公司支付加工费2329750元以及以2329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被告鹏达公司实际清偿时止，按照2020年5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65%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鹏达公司承担(原告预缴部分由人民法院返还)。审理中，原告胡勇将诉讼请求调整为：1、判令被告鹏达公司支付加工费2329750元以及以2329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7日起按照2020年5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1.5倍计算至被告鹏达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被告周建新、张桂红对被告鹏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待原告胜诉后由人民法院退还。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23日，被告鹏达公司与安徽瑞德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公司）签订《委托生产合同》，约定由瑞德公司提供生产口罩所需各项原材料，委托被告鹏达公司生产KN95口罩半成品。原告在被告鹏达公司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亦使用自有设备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参与到上述合同中，即也使用瑞德公司提供的原材料生产相关口罩半成品，并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向瑞德公司交付加工物。2020年6月15日，经对账，原、被告达成协议，双方一致确认截止于2020年6月11日双方共计与瑞德公司生产口罩加工费为3459200元，被告鹏达公司加工费为499600元，原告加工费为2959600元，双方还确认被告鹏达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向原告支付加工费2959600元，扣除税收309850元。但至今，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鹏达公司仅向原告支付加工费320000元，被告鹏达公司尚欠原告加工费2329750元未付。催讨中，被告鹏达公司称因瑞德公司怠于支付相关加工费，故不予支付原告加工费。经核实，被告鹏达公司所称的该情形不属实，实际是因为被告鹏达公司向瑞德公司交付的加工物达不到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故而瑞德公司暂缓向被告鹏达公司支付加工费。另外，被告鹏达公司的股东为被告周建新、张桂红，二人系夫妻关系，因为两人未能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分割财产证明，且不能证明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故被告周建新、张桂红应当对被告鹏达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鹏达公司辩称，1、在与瑞德公司的交易中，我公司完全处于弱势地位：首先，《委托生产合同》虽然是由我公司与瑞德公司签订，但是整个缔约过程系由原告胡勇主导；其次，《委托生产合同》的履行系在原告与瑞德公司之间展开，由原告胡勇负责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同瑞德公司的联系、接收瑞德公司发送的原料、向瑞德公司交付成品加工物、催要加工费等；再次，原、被告在《委托生产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的收益与风险明显不对称，所有的口罩都是以我公司名义加工和送货的，一旦发生质量问题，瑞德公司只会依据合同相对性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因为原告身背巨额债务，我公司一旦承担责任后将面临客观无法追偿。2、涉案《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欺诈的可撤销事由，应予以撤销：首先，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的母亲于2020年6月11日去世，涉案《协议书》是原告胡勇利用周建新精神状态极度虚弱、缺乏判断能力签订，且存在利用周建新在委托加工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协议书》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存在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内容，应构成显失公平；其次，涉案《协议书》存在欺诈情形，我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委托律师起草了协议书蓝本，2020年6月13日，双方达成了由我公司向原告胡勇支付200000元的协议书，但因原告胡勇未签字，导致该次签约未成功，2020年6月15日，原告方人员持原告胡勇已签字的协议书而来，称原告胡勇已经在6月13日的协议书上签字了，让周建新签字，由于原告方的欺骗诱导，周建新误以为涉案的《协议书》就是2020年6月13日的协议书，所以在上面签了字，原告方的行为构成欺诈。3、原告胡勇向我公司主张2329750元加工费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在加工法律关系中，支付加工费的主体应当是瑞德公司而非我公司，原告胡勇认为之所以约定由我公司支付加工费2959600元是由于我公司生产的口罩质量不合格，但原告胡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我公司生产的口罩存在质量不合格，原告胡勇称由于我公司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从而导致瑞德公司未支付加工费系虚假陈述；其次，原告胡勇未提供证据证明总加工的口罩数量，也无法证明其应得加工费总额的确切数据。被告周建新、张桂红辩称，1、就本案合同纠纷，原告胡勇是否享有合法明确的债权，尚未得到法院的确定；2、虽然按照婚姻法规定，夫妻未做财产分割的情况下，财产属于共有，但不能完全等同认为，夫妻作为公司股东，就视为一个股东主体，夫妻财产共同制度与一人有限公司人格混同并非完全相符，公司法之所以规定一人公司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在于一人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监督，更容易造成人格上的混同，但夫妻公司明显有两个自然人股东，将夫妻公司类比为一人公司显然是援引法律错误，突破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原告胡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被告鹏达公司与瑞德公司签订的《委托生产合同》复印件1份，原件在被告鹏达公司处，证明被告鹏达公司与瑞德公司签订合同后，原告也参与到该合同中。证据2、原告与被告鹏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原件1份，证明被告鹏达公司明确承诺于2020年6月15日支付给原告涉案加工费。证据3、被告鹏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1份，证明被告周建新、张桂红为被告鹏达公司的股东。证据4、结婚登记申请书1份，证明被告周建新、张桂红为夫妻关系。证据3、4共同证明被告周建新、张桂红为被告鹏达公司的夫妻股东，应视为一人有限公司。如被告周建新、张桂红在设立公司时未能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分割财产证明，且不能证明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证据5、（2020）最高法民申1515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1份，打印自中国裁判文书网，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夫妻股东的有限公司应视为一人有限公司，如股东财产不能独立于公司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证据6、对账单打印件（无签字、盖章）1页、付款单2页、发货明细3页、应收材料明细1页、违约金计算明细表1页，均为复印件，原件在被告鹏达公司处，证明截止2020年6月26日终止合同，原告、被告鹏达公司与瑞德公司共产生加工费3872520元。其中原告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向瑞德公司交付合格加工物产生的加工费为2959770元，被告鹏达公司自己的加工费为912750元。证据7、送货单明细20张，证明原告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向瑞德公司交付货物，送货人张朔是原告方人员。送货单中记载数量为1500个的均是被告鹏达公司所交的加工物，其余为原告交付的加工物，当时是为了区分原告与被告鹏达公司各自所送的加工物。证据8、检测单明细复印件32页，原件在瑞德公司处，证明原告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向瑞德公司交付合格加工物。证据9、被告鹏达公司不合格检测单明细复印件15页以及部分不合格加工物的瑕疵照片打印件3页，证明被告鹏达公司向瑞德公司交付的加工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被退货，导致瑞德公司暂缓支付加工费。证据10、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页，系被告鹏达公司所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删减的部分，证明被告周建新的女儿当时已明确被告鹏达公司生产的口罩质量不合格，并保证今后按照质量标准去生产，被告鹏达公司明知向瑞德公司交付的加工物质量不合格导致瑞德公司暂缓支付加工费，后原告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被告鹏达公司同意支付原告加工费290余万元。证据11、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3日期间的成品检验记录复印件7份，证明2020年6月1日以后，原、被告都是通过原告向瑞德公司交付加工物，其中因为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的加工物不符合被告鹏达公司与瑞德公司的质量约定，屡被退货，牵连到原告一起交货的部分也被认定为不合格，证明正是因为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的加工物不合格，原告基于此种不安现状，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后达成《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被告鹏达公司、周建新、张桂红经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委托生产合同》的缔约和履行都是由原告胡勇主导，缔约的过程是原告胡勇将合同的电子版发给了被告鹏达公司，由被告鹏达公司盖好章后寄到原告胡勇指定的地址，被告方认可被告鹏达公司也参与了该份合同部分履行的事实，但被告鹏达公司处于弱势地位，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对《协议书》的客观存在没有异议，但对《协议书》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有异议，《协议书》第三条载明的原告应收金额为290余万元，但结合原告胡勇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实际已为瑞德公司加工290余万元；其次，《协议书》背景条款载明原告胡勇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与瑞德公司签订加工合同，《协议书》第四条也载明鉴于原告胡勇负责联系瑞德公司，可以看出在加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胡勇处于主导地位，原、被告信息不对称，被告鹏达公司自始至终都未能与瑞德公司取得过有效联系；再次，关于《协议书》的签订日期，原告胡勇签订于2020年6月14日，而被告鹏达公司签订于2020年6月15日，该份《协议书》实际上是原告胡勇自行填好金额以后，利用被告周建新母亲刚去世、内心悲怆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是6月15日由被告鹏达公司向原告胡勇支付200000元。最后，《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是原告胡勇要支付工人工资，而第三条却约定被告鹏达公司要支付290余万元，原告胡勇应举出相应证据证明其在6月15日要支付290余万元工资，《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了原告胡勇负责向瑞德公司催要加工费，在原告胡勇未催要成功，且被告鹏达公司仅收到80余万元加工费的情况下，被告鹏达公司要支付200多万元，明显与第四条矛盾，也违背了挂靠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合理性。3、对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详细理由同被告周建新、张桂红的答辩意见。4、对证据6中的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说明，对账单等证据并不掌握在被告鹏达公司手里，被告鹏达公司从未看到过该材料。从形式上看，该对账单没有单位盖章也没有经办人签字，不具备证据资格。但是从该对账单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原告胡勇一直将被告鹏达公司加工的口罩与江阴市广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跃公司）混同在一起，根本无法区分哪些口罩是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向瑞德公司发送；第二，对账单载明对应口罩产量为2992957个，依照原告胡勇提交的发货明细，统计的口罩加工数量为4081532个，依照原告胡勇提供的送货单统计，原告胡勇共发货2940100个，依照原告胡勇提供的检测单明细统计，原告胡勇发送的数量为2147700个，这些证据在口罩数量上存在明显不一致。由于以被告鹏达公司名义发送的加工物至少是与广跃公司混同，从原告胡勇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胡勇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以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发送了多少加工物，所以《协议书》载明的原告胡勇应收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结合代加工事宜都是由原告胡勇与瑞德公司联系，原告胡勇与瑞德公司关系密切，被告鹏达公司不掌握任何信息，《协议书》中原告胡勇应得加工费事实上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仅凭《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该份证据中的付款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该份证据只能说明瑞德公司向被告鹏达公司支付80余万元加工费的事实，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另外，该份证据中的发货明细载明2020年6月5日第一笔支付的120000元（用途加工费），是广跃公司的钱，至少从证据形式上看，原告胡勇自认该款是广跃公司的，但该款却打给了被告鹏达公司，说明原告胡勇与瑞德公司关系密切，已经密切到打款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足以让人怀疑被告鹏达公司的加工费会不会也打给了其他的主体，至少原告胡勇是有能力做到的。因此也说明《协议书》中原告胡勇应得加工费没有事实依据。对该份证据中的发货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是原告胡勇单方制作的，不具备证据资格，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从内容上看，存在大量的不合理处，同时也与原告胡勇提交的其他证据存在大量矛盾：首先，该证据的第1页第3行载明加工费120000元已付给广跃公司；其次，发货日期载明为6月9日的那天，竟然分9次给瑞德公司发货，明显不合理，说明除了原告胡勇自己借用被告鹏达公司的名义给瑞德公司发货外，原告胡勇还将被告鹏达公司的抬头借给了其他主体，否则不可能同一天发那么多笔加工物，由于被告鹏达公司自己的加工物也是送到原告胡勇处，再由原告胡勇统一发送给瑞德公司，因此被告鹏达公司的加工物与其他主体的加工物存在高度混同的可能性；再次，被告鹏达公司与瑞德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费单价为2元每只,但依照发货明细中的单价一列，在被告鹏达公司从未与瑞德公司协商的情况下，加工费却频繁变动，被告鹏达公司对此毫不知情，说明了原、被告信息不对称，原告胡勇与瑞德公司关系密切。考虑到《协议书》载明的金额是原告胡勇填写后让被告鹏达公司盖章的，该金额没有事实依据。对该份证据中的应收材料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从内容看，一个口罩只有一个鼻梁条，该材料明细中载明鼻梁条总数仅为120多万个，说明只能加工120多万个口罩，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原告胡勇主张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对该份证据中的违约金计算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首先，该表格将广跃公司与被告鹏达公司制作在一起，可以进一步说明被告鹏达公司自己加工的口罩可能已被原告胡勇狸猫换太子；其次，在《委托生产合同》履行中，被告鹏达公司是否违约、产品是否合格，应由司法认定；再次，该表格载明的加工费单价也反复变动，且加工的总数也与其他证据存在巨大矛盾。5、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首先，编号为6205321的送货单，载明了“江阴广跃”，说明原告胡勇还将被告鹏达公司的抬头借给了广跃公司；其次，送货单都是由原告方人员张朔签字，且上述送货单掌握在原告胡勇手中，所有加工物都是交到原告胡勇处，再由原告胡勇统一发送给瑞德公司，原告胡勇完全有能力决定谁的加工物合格，谁的加工物不合格。6、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从证据内容看，检测记录制作主体与来源主体都是瑞德公司，而瑞德公司作为加工业务的发包人，其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其做出的检测记录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其次，该证据有些没有经办人签字也没有单位盖章，且没有“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字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书证证据资格的要求；再次，该检测记录对应的各批口罩的加工主体无法区分，由于所有的加工物交付都是原告胡勇统一经办，因此不能证明是被告鹏达公司加工的口罩存在质量问题。况且，被告鹏达公司加工的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应由司法确认。7、对于证据10，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是原告胡勇与被告周建新女儿周婷。首先，该份聊天记录的时间是2020年6月2日，结合原告胡勇提供的发货明细，可知截止到2020年6月2日，被告鹏达公司总共才发货114800个口罩，那么即便被告鹏达公司所加工的口罩质量不合格，结合聊天记录的时间，也仅能证明在2020年6月2日之前，被告鹏达公司有多少口罩不合格；其次，该份聊天记录仅为原告胡勇单方通知被告鹏达公司口罩质量不合格，由于所有的加工物都是发送给原告胡勇，由原告胡勇统一交给瑞德公司，加工物在原告胡勇处存在混同的高度可能性，且结合原告胡勇与瑞德公司的密切关系，被告方认为该聊天记录仅能从内容表面上看出被告周建新的女儿误以为口罩质量不合格，并不能反应口罩质量不合格的事实。8、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被告方认可原告胡勇陈述的所有的加工物都是在其处汇总，再由其统一发送给瑞德公司的事实，这说明了加工物存在混同的可能性，不能说明是被告鹏达公司的加工物存在质量问题。另外，从检测报告本身来看，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内容无法说明是被告鹏达公司的加工物存在质量问题。被告鹏达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被告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的女儿周婷与原告胡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周婷与原告胡勇的微信账号信息打印件1份，证明《委托生产合同》的缔约、履行以及所有的商业信息往来都是由原告胡勇具体负责，原告胡勇处于主导地位，被告鹏达公司处于弱势地位。证据2、《委托生产合同》、《协议书》各1份，证明《协议书》第三条载明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且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存在明显矛盾，结合原告胡勇处于主导地位的事实，该条款也违背了公平合理原则。证据3、被告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母亲的户口注销证明1份，证明周建新母亲于2020年6月11日去世，签订《协议书》时周建新处于其母亲刚去世的悲痛中，加上连续熬夜守灵，精神状态虚弱，判断能力缺失。证据4、原告胡勇被执行案件信息打印件1份，来源于执行信息公开网，证明原告胡勇已身背巨额债务，在多案中被列为被执行人，在与瑞德公司加工业务中，被告鹏达公司一旦被认定为违约，将面临巨额赔偿，被告鹏达公司加工的加工物远少于原告胡勇，但风险却远大于原告胡勇，在挂靠的法律关系中明显不对称。证据5、《收条》1份，200000元的付款时间恰巧是《协议书》中约定的2959600元的付款时间，事实上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在6月15日付款200000元，而并非2959600元，被告鹏达公司付的该笔200000元加上6月9日已付的120000元，合计金额为320000元。《协议书》第四条载明被告鹏达公司应得的金额为499600元，第二条载明瑞德公司已付款项为811080元，那么原告胡勇应得的加工费实际上是311480元，结合《协议书》约定由原告胡勇向瑞德公司催要，被告鹏达公司已经支付的320000元，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原告胡勇应得的加工费。证据6、视频2份，原始载体为鹏达公司厂区内的摄像头，视频的内容是原告方人员张朔带领了一帮社会人员于2020年7月16日晚上19点到被告鹏达公司厂内寻衅滋事，对被告鹏达公司的人员进行推搡、吐口水，影响了被告鹏达公司的正常生产。证明原告胡勇利用周建新母亲去世之际，半威胁半哄骗，让被告鹏达公司签订了内容明显违背事实的协议，后又通过暴力威胁的手段索要非法利益，其手段与目的实际上已构成了刑事犯罪，请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原告胡勇经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聊天记录不具有完整性，部分内容被被告方刻意删除，删除的内容即原告方提交的证据10。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无论是原告主导还是被告鹏达公司的弱势地位以及周建新母亲的户口注销证明，被告鹏达公司、周建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承担民事相关责任以及相关的风险。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第四条内容因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的加工物质量瑕疵，导致瑞德公司暂缓付款。《协议书》约定就瑞德公司向被告鹏达公司支付的811080元，被告鹏达公司应收499600元，原告需要说明该811080元即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6中的发货明细，包括广跃公司、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的加工物总价，当时原是由广跃公司与瑞德公司进行承揽加工，后被告鹏达公司认为有利可图，与原告胡勇协商后，经瑞德公司同意，变更为被告鹏达公司与瑞德公司签订涉案《委托生产合同》，故811080元加工款由鹏达公司代为收款。811080元均为原告向瑞德公司交付加工物的加工费，而非被告鹏达公司在其提交的证据5中所说明的811080元中付了原告320000元，其余49万余元应由被告鹏达公司所得。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案涉290余万元，数额巨大，且被告周建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仅凭母亲去世悲怆缺乏判断力而签订《协议书》，从而不承担责任。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虽背负巨额债务，但无论从法律还是从社会责任来讲，均不能剥夺其从事商业或者劳动的权利。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811080元均为原告交付加工物产生的加工费。6、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虽然视频中发生了拉扯等违法事实，但是并不能证明视频中的人员是由原告所纠集，且被告周建新母亲于6月12日办理户口注销，视频中日期为7月16日，相距时间较远。原告认为上述视频不能认定与张朔体貌特征相似者即为张朔。被告方如果认为上述视频中的行为涉及违法犯罪，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警处理。被告周建新、张桂红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交判决书打印件2份，证明被告鹏达公司虽为被告周建新、张桂红夫妻二人开设的公司，但依据相关司法判例，被告周建新、张桂红不应承担连带义务。原告胡勇经质证，意见为对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6月，鹏达公司（甲方）与胡勇（乙方）签订《协议书》1份，主要内容：因甲乙合作，乙方以甲方名义与瑞德公司签订了《委托生产合同》一份，现因乙方急需取回加工费，办理员工工资事宜，现经甲乙双方结算，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一、截止2020年6月11日，甲乙双方共计与瑞德公司产生加工费为3459200元，其中由甲方完成加工，应支付/元（此金额包括乙方居间费，具体居间费参照居间协议为准），由乙方完成加工，应支付乙方加工费为2959600元，以上数额未扣除税点，双方一致确认实际支付加工费是扣除13%税点后支付，且开具项目为非加工费；二、现截止2020年6月11日，共计收到瑞德公司加工费为811080元，已支付乙方加工费为120000元（相应税款未扣除）；三、经双方一致确认于（2020）年（6）月（15）日，甲方支付乙方加工费（2959600）元，扣除税收（309850）元，剩余加工费在实际到账24小时内支付给乙方；四、鉴于乙方负责联系瑞德公司，故乙方有义务向瑞德公司催讨应收款，对于甲方应收瑞德公司加工费（499600）元，乙方应承担催讨责任，若瑞德公司怠于付款，则已收款项甲方有权先收，其余乙方款项到账后由甲方24小时内支付给乙方；五、合作过程中，甲乙双方各自交货，以瑞德公司验收标准为准，如遇质量退货问题，甲乙双方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六、以上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遇纠纷，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果，可至所在地受理；七、以上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应，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2020年6月14日，胡勇在乙方落款处签名，2020年6月15日，鹏达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在甲方落款处盖章、签名。《协议户》尾部另有“附：以上金额空白处因退货原因无法计算，待确认各自退货数量后，双方核定填写”字样。上述《协议书》的蓝本系由鹏达公司委托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卞伟利律师起草。2020年6月11日22点45分，该律师将起草的协议书以微信聊天的方式发送给周建新女儿周婷。该律师起草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鹏达公司，乙方：。因甲、乙合作，以甲方名义与瑞德公司签订了《委托生产合同》1份，现因乙方即需取回加工费，办理员工工资事宜，现经甲、乙双方结算，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一、截止2020年6月11日，甲、乙双方共计与瑞德公司产生加工费4852995元，其中甲方完成加工，应支付甲方的加工费为1038345元，由乙方完成加工，应支付乙方的加工费为3814650元，以上款项未扣除税点，双方一致确认实际支付加工费应扣除15%税点后支付，且开具项目为非加工费；二、现截止2020年6月11日，共计收到瑞德公司加工费为691080元，已支付乙方加工费120000元（相应税款未扣除）；三、经双方一致确认，于年月日，甲方支付乙方加工费元，扣除税款元，剩余双方加工费待实际到账后另行支付；四、鉴于乙方负责联络安徽公司，故乙方有义务向瑞德公司催讨应收款，对于甲方应收瑞德公司加工费1038345元，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瑞德公司怠于付款，则已收款项甲方有权先收，其余乙方款项到后由甲方另行支付；五、以上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遇纠纷友好协商，由甲方所在地法院受理；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年月日，乙方：年月日。另查明，2020年5月23日，瑞德公司（甲方）与鹏达公司（乙方）签订《委托生产合同》1份，约定由甲方负责提供生产口罩所需的各项原材料，包括无纺布、耳带、熔喷布（纳米膜）、鼻梁条等，乙方需要按照甲方提供的KN95口罩半成品产品质量标准保质保量完成加工任务。该合同对于加工物用料、加工费单价、产量、付款方式、交货时间、加工物运输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具体约定。又查明，瑞德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向鹏达公司汇款120000元，于2020年6月10日分别向鹏达公司汇款182280元、252000元、256800元，瑞德公司合计向鹏达公司汇款811080元。2020年6月9日，鹏达公司向胡勇支付120000元，2020年6月15日，鹏达公司向胡勇支付200000元，鹏达公司合计向胡勇支付320000元。以上事实，由《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委托生产合同》、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收条、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一、除了涉案《协议书》之外，原、被告双方是否还曾形成过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被告方在审理中陈述，被告鹏达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委托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卞伟利律师起草了协议书，其手写后以微信聊天的形式发送给被告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的女儿周婷。6月13日，被告鹏达公司拟与胡勇以卞伟利律师起草的协议书为蓝本（电子版由张朔打字）签订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第三条的给付金额为200000元，因胡勇不肯在协议书上签字，故没有签成。2020年6月15日，张朔拿着胡勇已签字的《协议书》也就是涉案的《协议书》来找周建新，当时已经晚上九点半，周建新因为母亲去世，连续几天没睡觉，再加上周建新以为该份协议的内容与6月13日的协议书内容是一致的，其受到了胡勇的欺骗误导，签订了涉案的《协议书》。原告胡勇则称其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自始至终只形成过一份协议书，即涉案《协议书》。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除了涉案的《协议书》之外，还曾经形成过另外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理由如下：首先，从涉案《协议书》的整体内容来看，在被告鹏达公司仅收到瑞德公司811080元加工费的情况下，即在《协议书》中同意于2020年6月15日向原告胡勇支付2959600元，涉案《协议书》对原告胡勇极为有利，而原告胡勇在庭审中却称“协议书本身是被告找律师起草，当时我不同意签字，是被告方非要压着我说签了协议才能给钱”，如果原、被告之间只形成过一份协议书即涉案的《协议书》，则原告胡勇的该陈述明显不合常理。在法庭要求原告胡勇就此作出解释时，原告胡勇称“当时我不肯签这个协议，是因为他们到账的80万元不肯付，所以我不同意签”，法庭追问“依照协议书的内容，被告已经愿意付给你2959600元了，80万元远小于2959600元，你为何称被告不愿意付80万元”，原告胡勇回答“当时瑞德公司已经付了80万元，所以我要求被告付80万元，我也同意余下的钱暂缓给我，当时还在合作，合作到六月二十几号了”，法庭进一步追问“既然上述款项你们协商暂缓支付给你，为何协议却约定6月15日支付”，原告胡勇回答“这个是被告愿意的”。原告胡勇的上述解释不但不能对其所称的《协议书》对其不利故其不同意签署的说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反而存在更多的自相矛盾之处，原告胡勇先是称对方连已经到账的811080元都不肯支付而是只同意支付200000元，之后却称对方愿意支付远高于200000元的2959600元。原告胡勇的上述陈述可以进一步印证其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曾形成过另外一份协议书，在该份协议书中，被告鹏达公司同意支付的金额应少于811080元，否则原告胡勇的上述陈述无从解释。其次，原告胡勇在庭审中陈述“因为钱已经打到被告鹏达公司账号上，当时想去拿货款，被告鹏达公司不肯支付，想支付200000元，被告要我必须签协议”，原告胡勇的上述陈述与涉案的《协议书》内容明显相违，反而与被告方所陈述的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曾形成过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一事可以相互印证。法庭就原告胡勇的上述陈述，向原告胡勇追问“原告，你刚才称想要被告支付200000元必须签协议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告胡勇回答“当时瑞德公司已经支付给了鹏达公司80多万元货款，广跃厂区已经无法支付工资包括房租、水电等费用，我要去鹏达拿这笔钱，所以鹏达趁此机会逼我签的这份协议书”。法庭进一步追问“原告，你当时为何只问被告要200000元”，原告胡勇回答“当时货款已经付给鹏达80多万元，然后被告不同意支付给我，中间我和被告之间协商了几次，最终他先说只同意支付200000元，所以我只问他要200000元”。原告代理人在审理中称“原告向被告并没有索要200000元，瑞德公司给付的80余万元口罩费和加工费都是原告的加工费，被告应给付原告，当时因为原告和广跃公司资金周转问题多次向鹏达公司索要上述货款，因为钱在鹏达公司，鹏达公司一直不予支付，鹏达公司将协议书中6月15日双方认可的被告加工费499600元，扣除后余款结算给原告，因为钱在被告处，原告被迫无奈只好接受”。瑞德公司已支付给被告鹏达公司的811080元扣除499600元，经计算为311480元，再扣除被告鹏达公司之前已支付给原告胡勇的120000元，所得金额恰与200000元高度吻合。原告方的上述回答可以进一步印证其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曾经形成过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方陈述的双方之间曾经形成过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可以与原告方的陈述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依照被告方的陈述以及双方之间最终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可知原告胡勇并未在该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上签字。原告胡勇否认其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曾形成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但该说法与其在审理中的诸多陈述相抵触，原告胡勇的该行为有违诚信诉讼原则。二、涉案《协议书》第三条的付款金额2959600元是由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经过协商后确定还是原告胡勇一方自行确定？原告胡勇在审理中称之所以形成涉案《协议书》第三条2959600元的付款金额，是因为原、被告一起向瑞德公司交付加工物，但是因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的加工物不符合与瑞德公司的质量约定，屡被退货，牵连到原告一起交货的部分也被认定为不合格，因为原告交付的加工物比鹏达公司多的多，原告基于此种不安现状，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后，达成了涉案《协议书》第三条关于付款金额的约定。被告方对原告胡勇的该种说法予以否认，称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在2020年6月13日洽谈之后形成的协议第三条是被告鹏达公司付款给原告胡勇200000元，原告胡勇当时未签字，后来原告方人员持胡勇已签字的协议书找被告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签字，周建新以为该份协议的内容与6月13日的协议内容是一致的，其受到了胡勇的欺骗误导，签订了涉案的《协议书》，被告鹏达公司与原告胡勇从未协商过因被告鹏达公司质量问题而付款给原告胡勇2959600元。依照原、被告双方在审理中的陈述，本院经分析，认为涉案《协议书》第三条的付款金额2959600元系原告胡勇一方自行确定，而非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后确定，理由如下：首先，原告胡勇称被告鹏达公司之所以在仅收到瑞德公司加工费811080元的情况下，即同意先行支付给原告胡勇远高于上述金额的2959600元，系因为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的加工物存在质量问题。囿于原告胡勇现提交的证据材料，况且瑞德公司也并非本案当事人，关于被告鹏达公司交付给瑞德公司的加工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本案无法也不宜直接作出认定。假使被告鹏达公司提供的加工物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被告鹏达公司当时与原告胡勇经过协商后同意径行支付原告胡勇2959600元的可能性也甚微，因为与瑞德公司直接订立合同的是被告鹏达公司，瑞德公司支付加工费的对象主体只能是被告鹏达公司而非原告胡勇，亦即对于收取自瑞德公司的加工费而言，是直接控制在被告鹏达公司而非原告胡勇手中，就此方面而言，被告鹏达公司事实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被告鹏达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不太可能在自身处于优势，且在自身仅收到811080元的情况下，与原告胡勇协商一致订立对己如此不利的协议。其次，如前所述，原告胡勇在审理中反复陈述其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订立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其认为该协议对其不利，故不愿意签署协议书。从被告鹏达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委托律师起草协议书蓝本，到原告胡勇于2020年6月14日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中间仅仅有三天时间，该段时间内并未发生重大变故，按照原告胡勇的说法，被告鹏达公司却从不同意将已收到的811080元全部给付给原告胡勇而仅同意支付200000元，经过与原告胡勇协商后，骤然转变为同意支付远高于200000元的2959600元。本院认为，被告鹏达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做出上述该种转变的可能性甚微。再次，原告胡勇在审理中陈述“瑞德公司都没有支付给被告290多万元，他凭什么付我290多万元”，在法庭要求原告胡勇就此作出解释时，原告胡勇回答“这句话的意思是瑞德公司不是没有支付给鹏达公司290余万元，而是由于鹏达质量问题，导致瑞德公司要求鹏达公司赔偿损耗，从而扣除了这290余万元”，原告胡勇的该回答显属答非所问，并未就其陈述作出合理说明。原告胡勇的上述陈述可以进一步印证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付款金额并非其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而形成，而是由其单方自行确定。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第三条的付款金额2959600元系由原告胡勇一方自行确定，而非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在经过协商后一致同意确定的金额。原告胡勇称该金额是由于被告鹏达公司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而由其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确定，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与其在审理中的诸多陈述相矛盾，本院对该说法不予采信。三、涉案《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已经分别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故涉案《协议书》已成立并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被告方称涉案协议存在显失公平与欺诈该两种可撤销事由，本院将分别考察涉案《协议书》是否存在上述两种可撤销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合同的可撤销事由包括：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在订立合同后，合同相对方申请撤销的事由包括：基于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合同成立时显失公平的。依照上述规定，合同法与民法总则关于合同的可撤销事由存在不一致，主要表现为合同法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作为两种不同的可撤销事由，而民法总则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并为显失公平，根据相关立法精神，民法总则中关于可撤销事由的规定属于新的规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故本案考察案涉的《欠条》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可撤销事由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依照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显失公平必须同时具备“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的主观要件与“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就客观要件而言，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在内部属于合作关系，就对外而言，由于与瑞德公司订立《委托生产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被告鹏达公司，亦即承揽加工合同的主体为瑞德公司与被告鹏达公司，如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向瑞德公司交付的加工物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违约的，基于合同的相对性，瑞德公司只能直接向被告鹏达公司主张权利。在被告鹏达公司仅收到811080元加工费，且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仍处于向瑞德公司交付加工物的合作期间内的情况下，《协议书》约定由被告鹏达公司径行向原告胡勇支付2959600元，上述约定对于被告鹏达公司显然存在重大不公平之处。本院认定涉案《协议书》具备“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就主观要件而言，被告鹏达公司陈述其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的母亲于2020年6月11日去世，涉案《协议书》是被告鹏达公司利用周建新精神状态极度虚弱、缺乏判断能力时签订，且存在利用周建新在委托加工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地位签订了《协议书》。本院经分析，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的主观要件亦即乘人之危，被告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的母亲虽然在签订《协议书》前刚刚去世，但该事件并不会导致被告鹏达公司处于危困状态；其次，如前所述，由于瑞德公司已经支付的加工费掌控于被告鹏达公司，且依照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关于内部如何处理收取自瑞德公司的款项并未在之前有明确的约定，被告鹏达公司在如何处理款项，亦即在给付原告胡勇款项时，关于何时给付、给付多少等问题，被告鹏达公司事实上处于优势地位而非弱势地位；再次，依照乘人之危的应有之义，申请撤销一方应当是明知协议内容对其不利，但另一方基于其优势地位，乘申请撤销一方之危，致使申请撤销一方在明知协议内容对其自身不利的情况下，仍不得不同意，但在本案中，依照被告方的陈述，被告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新在签字盖章时，误以为涉案的《协议书》就是之前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而非明知付款金额为2959600元，依照被告方的陈述，本案情形不符合乘人之危的应有之义。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虽在客观上确对被告鹏达公司存在重大不公平之处，但并不具备“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的主观要件。对被告方以涉案《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为由申请撤销涉案《协议书》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欺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不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如前所述，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曾经协商一致，形成过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只是原告胡勇并未签署而已。至于涉案的付款金额为2959600元的《协议书》，如前所述，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付款金额2959600元的形成并非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经过协商后确定，而系原告胡勇一方自行确定。对于一方未与对方协商形成的对账性质的协议，法律虽不禁止当事人为之，但理应在对方签署前告知对方协议的内容，待双方就此均无异议后，再行签署协议。本案中，因原告胡勇与被告鹏达公司之间曾经经协商形成一份付款金额为200000元的协议书，而涉案《协议书》的付款金额由原告自行确定为2959600元。原告胡勇在未与被告鹏达公司协商的情况下，自行将付款金额从原先商定的200000元调整为2959600元，该调整在性质上属于对于协议内容的根本性、重大性调整，原告胡勇理应在与被告鹏达公司签署《协议书》时告知对方该调整，而不应向对方隐瞒。依照本案案情，被告鹏达公司在签署《协议书》时确属不知上述金额上的调整，否则被告鹏达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不可能在无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在三天时间里由仅同意支付原告胡勇200000元而改为同意支付原告胡勇2959600元。原告胡勇在与被告鹏达公司订立涉案《协议书》时，未向被告鹏达公司告知其已单方将双方原先商定的由被告鹏达公司向其支付200000元自行调整为由被告鹏达公司向其支付2959600元，而是隐瞒了上述根本性、重大性调整，上述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应认定为欺诈行为。被告方以抗辩的方式行使撤销权，且行使该权利的时间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符合法律规定。对被告方以涉案《协议书》存在欺诈为由申请撤销涉案《协议书》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因涉案《协议书》存在欺诈的可撤销事由，应予以撤销。对原告胡勇依据涉案《协议书》要求被告鹏达公司支付加工费23297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胡勇可依照涉案《协议书》之外的其他证据材料，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438元，减半收取计17719元，由原告胡勇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任清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陈荣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