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再29号 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高江涛，男，197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建，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玉平，女，198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河北归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玲，河北归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卫龙，男，198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新乐市。 再审上诉人高江涛因与再审被上诉人刘玉平、刘卫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7）冀0682民初3060号民事判决，刘玉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8）冀06民终211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高江涛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冀民申35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后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冀06民再5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冀06民终211号民事判决及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7）冀0682民初3060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日作出（2019）冀0682民再2号民事判决。高江涛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高江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建、张龙,再审被上诉人刘玉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玲、徐宏，再审被上诉人刘卫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上诉人高江涛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2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刘玉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再审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高江涛与刘卫龙恶意串通损害刘玉平的合法权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认定是错误的。（1）本案不具备恶意串通的客观条件。刘卫龙恶意隐瞒其权利瑕疵，而高江涛对此并不知情，没有任何过错及恶意行为，双方不构成恶意串通。（2）本案不具备恶意串通的主观条件。刘玉平与刘卫龙为夫妻关系，刘卫龙不可能与高江涛串通损害其妻子的利益。且在诉讼庭审中刘卫龙极力配合刘玉平主张合同无效，二人利益目标一致。其真实情况为刘玉平与刘卫龙夫妻二人串通，损害高江涛利益。刘卫龙与高江涛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时，刘卫龙有出售意愿并希望通过出售房屋化解债务，但签订合同后，随着雄安新区的成立、房价上涨，刘卫龙夫妻二人才恶意反悔主张合同无效。刘玉平对出售房屋的事实自始知情。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一直是高江涛缴纳本案房屋贷款及物业费。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刘玉平对其房屋贷款不闻不问，明显不符合常理，证明其知晓房屋出售的事实，一直处于默认的状态，直到房价上涨，提起诉讼。（3）原审判决认定“恶意串通”缺乏证据支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原审判决认定“恶意串通”损害了高江涛的人格权、名誉权。刘卫龙在签订合同时隐瞒其权利瑕疵是其单方过错，与高江涛无关。原审判决侵犯了高江涛名誉权应承担民事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房屋买卖协议未约定具体价款不影响合同成立及效力。双方对合同价款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规定予以确定。本案合同虽然未显示具体的价款，但是基于刘卫龙、张增红、高江涛三方相互抵债的约定，该房屋实际是有价格约定的，同样也不影响合同成立，并且刘卫龙与高江涛也已经实际履行完房屋的买卖手续，通过高江涛办理物业备案、缴纳相关费用等可以证明。2、本案中，高江涛在合同价款中填写的“350000”应当认定有效。刘卫龙主张，双方签订合同时，合同价款空白。但根据最高法院判例，在空白合同签字视为对合同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认定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后，不能以此为由否认合同成立及生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312号、(2017)最高法民申3858号、(2017)最高法民申744号文书均可佐证。3、本案实际应为无权处分订立的买卖合同，但无权处分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本案买卖合同有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刘卫龙、刘玉平主张合同无效不应支持。三、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背离社会价值，请求依法维护高江涛的合法权益。综上，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刘玉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再审被上诉人刘玉平辩称，一审再审判决判定高江涛与刘卫龙所签商品房买卖协议书无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不违背法律规定，高江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高江涛与刘卫龙在签订协议时尚未就合同价款达成合意。高江涛所主张的三方相互抵账仅系高江涛单方陈述，并无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在双方所签协议中并未涉及三方相互抵账的事实约定，其抵账的陈述也与高江涛持有的协议书中另行填写的35万元价款以及现金给付等约定内容相矛盾。二、高江涛主张三方相互抵账的事实，不具有可信性。高江涛自始至终都在回避刘卫龙与张增红之间的债务金额。高江涛是张增红的债权人，张增红是刘卫龙的债权人，刘卫龙用房屋抵账抵顶5万元的债务，张增红给高江涛抵顶了28万元的债务，这样的交易并不对等，也不是刘卫龙的意思表示。结合协议书中的内容可见，双方没有就抵账金额达成合意，故而无法确定房屋的转让价格，高江涛主张相互抵账的事实难以成立。三、判决认定高江涛与刘卫龙，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玉平的合法权益，根据高江涛与刘卫龙所签协议书的内容可以证实。合同双方对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否则不会在协议中约束并限制刘卫龙，排除刘卫龙配偶应享有的财产权益。刘玉平对本案协议并不知情，该协议损害了刘玉平的权益，应认定无效。四、高江涛主张刘玉平与刘卫龙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事实根据。银行贷款的缴纳全部由刘卫龙负责，刘卫龙有意隐瞒，刘玉平不可能知道贷款缴纳人是高江涛，双方也没有办理按揭贷款交易变更手续，刘玉平不可能知道贷款已经发生变更。 再审被上诉人刘卫龙辩称，其与高江涛原本不认识，是通过张增红介绍买房认识的。刘卫龙跟高江涛的协议价格没说好，是空白的，不存在刘卫龙与高江涛互相抵债一事。刘卫龙的房子首付交了不到11万元，按高江涛说的抵债，刘卫龙欠张增红大概5万元左右，加上刘卫龙交了两年的房贷，大概三到四万，刘卫龙不可能用房子抵债。事实是张增红介绍刘卫龙卖房后，刘卫龙要把卖了房子的钱给张增红，刘卫龙拿出来5万元左右给了张增红。因为价格没谈好，高江涛自己在上面写了35万元，其随便涂改、造假，协议无效。刘卫龙没有和刘玉平串通，卖房没有给刘玉平说，刘玉平不知情。 刘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高江涛、刘卫龙所签《商品房买卖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高江涛、刘卫龙承担。事实和理由：刘玉平与刘卫龙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2年6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在高碑店市白沟镇按揭贷款购买了白沟津保路南侧荣域住宅小区第5幢3单元2701号房产一处，并于2013年4月在工商银行高碑店支行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2017年4月刘玉平、刘卫龙对该房进行装修并使用至今。2017年7月，刘卫龙告知刘玉平其与高江涛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协议书》。在此之前，刘卫龙一直隐瞒刘玉平，刘玉平对此拒绝追认。高江涛在签房屋买卖协议时就知道所要买的房屋是刘卫龙与刘玉平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不构成善意取得。要求确认高江涛、刘卫龙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刘玉平与刘卫龙系夫妻关系。2012年10月12日刘卫龙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总价款355436元，首付107436元，购买高碑店市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位于高碑店市处。2013年4月19日刘卫龙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碑店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上述房产作为担保抵押物，向该行贷款248000元，按月还款，期限20年，合同抵押人处署名刘卫龙，抵押物共有人处署名刘玉平。上述合同签订后，刘卫龙向银行支付了2015年2月底以前的月还款（月供）。2017年2月21日，刘卫龙与高江涛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书》，将上述房产出卖给高江涛，协议主要内容为：高江涛购买刘卫龙的该处房产，刘卫龙对该房屋享有合法所有权、处分权，该房屋不涉及转让、抵押、买卖、遗嘱继承分割、遗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被人民法院查封等情形。该协议第2条约定内容为购房款数额，刘卫龙提交的协议第2条内容为空，高江涛提交的该协议第2条有高江涛自行书写的房款“350000”“叁拾伍万元整”字样。高江涛提交了与刘卫龙和案外人张增红的录像文字资料，内容显示刘卫龙已将房屋抵顶其欠张增红的欠款（约5万元），该房屋由张增红抵顶欠高江涛的欠款（约28万元）。刘玉平对此录像文字资料不予认可，称张增红与高江涛具有利益关系，录像资料系高江涛与案外人张增红恶意串通，且系偷拍取得，但刘玉平对此主张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刘卫龙不认可上述录像文字资料，但未否认高江涛陈述的张增红是刘卫龙的债权人，高江涛是张增红的债权人，张增红给高江涛抵顶了28万元的债务，高江涛、刘卫龙和案外人张增红是在抵顶欠款的基础上签订的买卖房屋协议。高江涛提交银行对账单、物业收据，证明在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高江涛为刘卫龙向银行偿还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房贷月供及罚息42594元，缴纳了天然气初装费、装修管理押金、采暖费、物业费、电梯费、生活垃圾清运费共计13706元。高江涛陈述当其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时，受到刘玉平阻扰，装修未果。现争议房屋由刘玉平和刘卫龙占有使用，尚未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审理过程中，高江涛申请追加案外人张增红为本案第三人，合议庭认为张增红与本案标的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未予准许。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高江涛、刘卫龙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第2条约定内容为购房款数额，刘卫龙提交的协议第2条内容为空，而高江涛提交的该协议第2条有高江涛自行书写的房款“350000”“叁拾伍万元整”字样，庭审中刘卫龙对于价格数额不认可；高江涛提交的录像文字资料的证明目的是证明该涉案房产系刘卫龙、高江涛与第三方张增红的债权抵顶所得，但该录像文字资料的内容所显示双方的债权数额不确定、不对等，且差额较大；高江涛所举证据不能证实争议房屋的价款是多少，且双方不能就价格达成一致；刘玉平与刘卫龙系夫妻，刘卫龙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碑店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本案房产作为担保抵押物，抵押人处署名刘卫龙，抵押物共有人处署名刘玉平，上述房产系该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高江涛应当明知刘卫龙对涉案房产无独自处分权，刘卫龙亦应当明知其对涉案房产无独自处分权，高江涛、刘卫龙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刘玉平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涉案房屋买卖的事宜。综合以上分析,应当认定刘卫龙与高江涛对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损害了本案刘玉平的合法利益，且系双方恶意串通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刘卫龙与高江涛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为无效协议。综上，该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卫龙与被告高江涛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9820元，由被告刘卫龙负担4910元，被告高江涛负担491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再审庭审中，高江涛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打印件两份，证明高江涛与刘卫龙所签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刘玉平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刘卫龙称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本案中，2017年2月21日高江涛与刘卫龙就涉案房屋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协议书》，协议落款处有刘卫龙签名捺印、高江涛签名确认。该协议中明确记载了出售人为刘卫龙、买受人为高江涛，对协议标的即涉案房屋的坐落位置明确具体，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也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高江涛为刘卫龙偿还部分房贷，且缴纳了部分初装设施费等费用，可见协议履行时刘卫龙与高江涛并不存在争议。根据高江涛提交的刘卫龙、案外人张增红的视频证据分析，刘卫龙、张增红、高江涛具有三方协商约定由刘卫龙将涉案房屋抵顶其欠张增红的欠款，再由张增红将房屋抵顶高江涛欠款的客观事实存在。故在《商品房买卖协议书》中双方虽未明确写明合同价款，但从高江涛履行协议约定及刘卫龙接受高江涛履行行为来看，协议双方对交易的价值认可，应认定合同成立。 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高江涛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书》时与刘卫龙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高江涛与刘卫龙签订协议系因与案外人张增红三方抵顶欠款的原因，并非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协议签订后，高江涛履行了协议约定，替刘卫龙偿还了部分房贷，缴纳了天然气初装费、装修管理押金等费用，而刘卫龙也接受了高江涛的上述履行行为。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高江涛与刘卫龙在签订协议时具有共同损害刘玉平利益的恶意。而刘玉平在多次审理中均主张涉案房屋系其与高江涛一直居住使用，却称对高江涛偿还房贷、缴纳部分设施初装费、与物业办理房屋相关手续的情况自始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刘玉平在审理中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高江涛与刘卫龙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原审判决关于高江涛与刘卫龙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致使协议无效的认定，缺乏证据证实。 关于刘玉平一审起诉刘卫龙无权处分涉案房屋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刘卫龙未告知刘玉平而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不能成为本案协议无效的合法理由。刘玉平一审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2民再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再审被上诉人刘平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820元，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共计9900元，由再审被上诉人刘卫龙、刘玉平均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皓 审判员 刘华锋 审判员 段 超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