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1民初11801号原告：杜飞，男，199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杜飞之妻），女，199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被告：郭红利，男，198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杜飞与被告郭红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被告郭红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郭红利偿还杜飞借款7500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付利息（分别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4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郭红利承担。事实与理由：杜飞与郭红利原系同事关系。2019年9月起，郭红利以其有投资渠道能够保证资金安全且获得稳定收益等借口，陆续从杜飞处骗得资金750000元，并告知杜飞所谓理财期限于2020年3月到期。后郭红利未给付借款本息。郭红利辩称，不同意杜飞的诉讼请求。郭红利与杜飞原系同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杜飞转给郭红利的450000元系用于交给郭红利的朋友徐百灿经营炒股，按月付利息，徐百灿给杜飞打了450000元的欠条邮寄给杜飞了，因为杜飞跟徐百灿不熟悉，利息都是通过郭红利中转的。另外300000元系杜飞通过郭红利投资养羊，其中180000元系杜飞与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120000元投资款包含在刘小芳签订的合同里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17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180000元后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80000元，郭红利收款后的当日即向浙江圭祺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转账共计179400元。随后，郭红利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4200元。庭审中，郭红利称该款项系杜飞180000元投资的提成和优惠券的返钱。2019年9月19日，杜飞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贷放款450000元后，分九笔汇款至郭红利的宁波银行账户，郭红利收款后即向徐百灿转账450000元。2019年10月24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120000元后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20000元，郭红利收款后的当日即向浙江圭祺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转账120000元。2020年3月16日，郭红利通过宁波银行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后，杜飞偿还了贷款本金共计200000元。当日，郭红利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9366元。庭审中，郭红利称该款项系代浙江圭祺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向杜飞支付的投资收益。2020年3月17日，郭红利通过宁波银行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后，杜飞偿还了贷款本金100000元。2020年3月18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300000元后，于当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于2020年3月19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2020年7月19日，郭红利分两笔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00000元后，杜飞偿还了贷款本金共计300000元。2020年7月20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300000元后，于当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于2020年7月21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2019年9月2日至2020年9月1日期间，郭红利收到徐百灿通过支付宝转入的款项后，通过支付宝账户分别于2019年9月27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19年10月27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19年12月29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20年1月30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20年2月29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20年3月29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4月30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5月30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6月30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7月31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9月1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庭审中，郭红利称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转账给杜飞的五笔6750元均系徐百灿按年利率18%的标准向杜飞支付450000元借款本金的利息，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9月1日每月转账给杜飞的5625元均系徐百灿按年利率15%的标准向杜飞支付450000元借款本金的利息。审理过程中，杜飞与徐百灿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8月25日，杜飞称“灿哥，下月中旬我这边到期了，能提前嘛”，徐百灿称“要月底才可以”；2020年8月26日，杜飞称“灿哥，45万借款那个是九月十几号到期，如果到月底，会有记录啊，之前听郭哥不是说好的8月底嘛”，徐百灿称“那边要月底到期给钱，你的贷款到时我来帮你转下”；2020年9月9日，杜飞称“灿哥，最近老失眠，关于羊和贷款的事。实在承担不起啊，这几天一直和郭哥商议此事”，徐百灿称“羊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出钱我的意思是报警”，杜飞称“每个月转的利息，大部分都给银行了，我也只是做个中间商，每个人都各有难处，对灿哥我跟对郭哥一样支持”；2020年9月14日，杜飞称“灿哥，我先把邮政那个先还上吧，邮政那边今天提醒我了”，徐百灿称“邮政的多少”，杜飞称“45，带利息47多”徐百灿称“几号到”，杜飞称“利息我这边准备了已经，他们说让我这两天整好，周六”；2020年9月18日，杜飞称“我这边是活钱，可以再贷啊，逾期，以后就有记录了”，徐百灿称“要等对方货款到，现在还不知道”。另查一，2019年10月31日，案外人刘小芳（乙方、联养人）与浙江圭祺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甲方、联养平台）签订《种母羊联合养殖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湖羊销售方，同时也是“圭谷农场——共享农业联养平台”的运营主体，乙方作为圭谷农场平台注册用户，通过圭谷农场平台订购湖羊并与甲方进行湖羊的联合养殖合作，以获取对标的湖羊进行联合养殖后产生的收益。乙方作为联养出资人在甲方平台上认购湖羊并提供相应联养资金，并由甲方形成订单在合作养殖基地进行湖羊养殖，湖羊养成出栏后双方获取约定收益。合同显示，乙方以6000元每只的价格认购湖羊18只，认领时间180日，年化收益率14%，合计金额108000元，到期收益7456.44元。此外，合同亦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2020年3月14日，案外人刘小芳（乙方、委托方）与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受托方）签订《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养殖基地的运营方，乙方作为种母羊养殖的拥有者，乙方通过智溯农场平台进行种母羊委托养殖合作，以获取对标的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后产生的收益。本合同所涉及标的托管养殖的种母羊收益按溢价率年化14%计算收益，养殖周期180天，到期之日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标的种母羊所繁育的羊崽归甲方所有；由乙方根据所托管养殖的种母羊，自提所繁育的活体羊崽，并支付相关养殖成本。合同显示，乙方以6000元每只的价格认购奶山羊38只，合计金额228000元，认养时间180日，到期收益15741.37元。合同生效时间为2020年3月14日，结束时间为2020年9月10日。此外，合同亦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另查二，郭红利通过支付宝分别于2020年4月14日向杜飞转账1300元；于2020年5月14日向杜飞转账1300元；于2020年6月11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于2020年7月13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于2020年8月14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于2020年9月14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庭审中，杜飞、郭红利称上述款项均系为杜飞支付300000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另查三，2020年2月28日，杜飞（乙方、委托方）与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受托方）签订《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养殖基地的运营方，乙方作为种母羊养殖的拥有者，乙方通过智溯农场平台进行种母羊委托养殖合作，以获取对标的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后产生的收益。本合同所涉及标的托管养殖的种母羊收益按溢价率年华14%计算收益，养殖周期180天，到期之日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标的种母羊所繁育的羊崽归甲方所有；由乙方根据所托管养殖的种母羊，自提所繁育的活体羊崽，并支付相关养殖成本。合同显示，乙方以6000元每只的价格认购奶山羊30只，合计金额180000元，认养时间180日，到期收益12427.4元。合同生效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结束时间为2020年8月26日。此外，合同亦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另查四，2020年11月10日，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杜飞与我公司建立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的情况说明函》，主要内容为：兹有杜飞分别于2019年9月17日、2019年10月24日，分两次由郭红利代为向浙江圭祺物联网有限公司（“圭谷农场”运营主体）付款购买了50只种母羊并由“浙江圭祺”将上述羊只安置于其合作单位浙江赛诺生态农业公司的种母羊养殖基地进行认养合作，并由浙江圭祺直接与杜飞签订相关养殖合作协议，其相关的养殖合作分润收益均一直由“浙江圭祺”直接按期发放至杜飞个人账户。后因“浙江圭祺”经营不善，决定终止企业经营，原“浙江圭祺”付款购买同样羊只的部分客户共同商定将各自所属的种母羊羊只提取出来，并转至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托管养殖合作。其中上述属于杜飞在“浙江圭祺”付款购买的种母羊，分别于2020年2月25日和3月5日，委托阳黎华（身份证号：×××）作为经办人，前往“浙江圭祺”的养殖合作基地提取了上述属于杜飞拥有的50只种母羊。杜飞在“浙江圭祺”购买的上述种母羊委托阳黎华提转至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由双方签订了《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参与养殖合作的标的种母羊权属归其个人所有，并根据约定由浙江智溯向杜飞按期支付养殖合作的分润收益。上述50只杜飞的种母羊，其中2月25日提取的30只种母羊，由“浙江智溯”于2月28日与杜飞直接签署了托管养殖协议，3月5日提取的20只种母羊，因与“浙江圭祺”交接羊只时的统计错误，统计在了刘小芳名下，这20只种母羊根据对应的羊只识别耳标实际权属人仍是杜飞。后因杜飞自称其在“浙江圭祺”购买上述羊只的款项是短期贷款，需要临时周转，于2020年3月16日由郭红利向我公司“浙江智溯”实际投资人徐百灿沟通临时借款30万元，并从浙江智溯公司账户转款300000元至郭红利个人账户，上述款项郭红利于2020年3月20日归还至浙江智溯公司账户。上述事实，有原告杜飞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被告郭红利提交的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种母羊联合养殖合同、宁波银行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徐百灿的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杜飞与郭红利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杜飞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红利抗辩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交银行交易记录、合同、支付宝转账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该案涉款项并非因郭红利与杜飞之间的借贷关系产生，郭红利已就抗辩事项完成举证责任，杜飞对此予以否认，此时杜飞仍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但杜飞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杜飞与郭红利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杜飞要求郭红利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50元，保全费用4270元，由杜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董迪书 记 员 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