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邵美丽，女，汉族，1981年10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毅能，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晓芬，女，汉族，1980年9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遵振，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美丽因与被上诉人胡晓芬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7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二审期间，胡晓芬未按时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本院另行出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胡晓芬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美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依法改判：1.驳回胡晓芬要求邵美丽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2.支持邵美丽要求胡晓芬承担违约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定邵美丽于2018年11月1日向案外人南某支付的5,000元为《豆捞坊金海路店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错误。二、涉案协议明确约定，邵美丽有权将资金卡消费金额冲抵股权转让款。邵美丽已就预付资金卡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充分举证，形成了证据优势，但一审法院仅支持胡晓芬确认的25,261元，差额部分65,868.20元未予支持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邵美丽应承担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付款利息和违约金错误。1.涉案协议约定邵美丽有权将预付资金卡的消费金额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因此邵美丽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不确定，需要胡晓芬配合结算才可确认。2.因胡晓芬的原因，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相关债务并未得到解决，同时胡晓芬未履行债务移转及交付更换证照的义务，并导致邵美丽无法经营的实际后果。因此，邵美丽存在合法的付款阻却事由，不构成违约。四、胡晓芬怠于清偿债务，未妥善移交餐饮经营证照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并直接造成A公司丧失了特许经营的权益，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故胡晓芬应按约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30万元。胡晓芬辩称：不同意邵美丽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邵美丽作为涉案协议的付款方，其有义务向胡晓芬付款。胡晓芬已履行协议义务，故邵美丽应当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邵美丽未能按照协议约定付款已经构成违约，因此一审判决具有相应合同及法律依据。关于违约责任，胡晓芬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金额不认可，但未提出上诉。胡晓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邵美丽支付胡晓芬豆捞坊金海路店经营权转让款400,000元；二、判令邵美丽支付胡晓芬第1项诉请中因迟延支付转让款而产生的利息（1.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9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2.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1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4.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2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5.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1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6.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2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7.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8.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4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9.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5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10.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判令邵美丽支付胡晓芬违约金300,000元；四、判令由邵美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邵美丽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胡晓芬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3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作为甲方与胡晓芬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服务协议》，双方约定在2014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7日由乙方在上海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广场经营甲方所有豆捞坊品牌的连锁餐饮店。其中，第二条“品牌连锁服务合作”第1款约定：“品牌商标使用权服务费：每个店铺为RMB520,000元……”；第2款约定：“协议履行保证金，每个店铺为RMB伍万元，……合同期满后无息返还……”；第6款第（2）项约定：“乙方是由自身或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代理者从事经营……”。2018年7月9日，B公司作为甲方与邵美丽作为乙方签订《合作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之一，因乙方新入股A公司，现就甲方与A公司股东胡晓芬签订的原《合作服务协议》基础上，双方约定：一、乙方新入股A公司，成为该公司新股东，其中乙方占股50%，并全面负责甲方与该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广场的“豆捞坊”品牌连锁餐饮的合作服务项目运营工作；二、乙方同意并自愿承受原《合作服务协议》中一切对A公司股东胡晓芬的义务要求及其他合同约定对自己同等适用。根据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合作期间从2014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7日。……五、甲方保证继续履行《合作服务协议》中各种对己方的义务要求，同意乙方作为A公司新股东与甲方开展合作并同等享有《合作服务协议》中规定的权益要求。2018年8月7日，胡晓芬作为甲方和邵美丽作为乙方签订涉案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承诺将持有的豆捞坊金海路店（XX路XX号）50%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伍拾万元整”。第二条“付款方式”约定：“第一期支付拾万元整于2018年8月8日付清，剩余肆拾万元按月支付，分十个月分期支付完成，于每月10号支付”。第三条约定：“2018年6月16日之前贷款由胡晓芬统一打欠条给各个供应商，由胡晓芬进行清偿，于乙方邵美丽及豆捞坊金海路店没有任何关系，如因甲方之前经济纠纷造成豆捞坊金海路店无法正常经营，甲方必须即时（一周内）出面协调，并清偿所欠货款，恢复门店正常营运，乙方如不出面配合，则视为违约”。第四条约定：“豆捞坊金海路店所售充值卡，如有会员客户到店消费，消费必须告知胡晓芬客户卡号、消费金额及联系方式，其消费金额月度汇总后，在每月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里扣除”。第五条约定：“甲方在签订合约后，立即交出豆捞坊金海路店相关证照、公章及其他财务相关资料，并及时完成相关证照变更”。第六条约定：“如不遵守以上条约，付违约金三十万元”。同日，邵美丽通过电汇方式向南某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付10万元。2018年9月21日，胡晓芬作为甲方和邵美丽作为乙方签订《营业执照转让协议》，约定“自2018年9月21日起，甲方将营业执照转让给乙方，在此前的债务与乙方无关，变更过程中，甲方应全力配合乙方完成变更工作，在此期间，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资料作违法活动，变更工作完成后，该企业新产生的账款和甲方无关。”双方当事人就移交证件事宜签署清单，记载“收到胡小芬移交邵美丽的相关证件如下：1.上海A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发票领购簿壹本3.社会保险登记证4.上海A有限公司公章壹枚5.企业网银肆只（密码未告知）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一张（密码未告知）7.中国农业银行U顿一枚8.纳税申报卡一张9.单位结算卡（中国农业银行）及支密码器贰套。”2018年9月29日，A公司100%股权由胡晓芬持有工商变更登记为邵美丽持有。2018年10月31日，案外人南某在对账单上签字，该对账单记载有“邵美丽为胡晓芬所垫付款项（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一、2018年1月-2018年5月电话费￥615.00；二、退还老员工培训费（押金）及补发工资、探亲假等李某￥200.00，鲍某￥200.00，鲍某￥1,301.00（2017年探亲假3人），张某2017年年假￥770.00，张某2017年7月到11月交通费￥318.00”；三、补交2018年1月-2018年5月税收￥7,200.00；四、补交2018年1月-2018年6月社保任利春共计￥12,000.00；五、截止至9月30日资金卡消费：2018年7月资金卡消费：￥11,599.00，2018年8月资金卡消费：￥11,693.00，2018年9月资金卡消费：￥14,835.00；以上共计￥60,731.00（陆万零柒佰叁拾壹元），以上金额确认无误南某”。2018年10月30日，案外人南某在2018年10月30日抵扣清单上签字确认，该清单上记载有：“扣除邵美丽的垫付款项（截止2018年9月30日）￥60,731.00（陆万零柒佰叁拾壹元）9月股份转让款、10月股份转让款余款合计￥19,269.00（壹万玖仟贰佰陆拾玖元整）汇到南某指定账户如下：……南某同意并承诺与2018年11月10日部分偿还前蔬菜供应商（高）人民币壹万元整并从11月股份转让款里一并扣除。”2018年11月1日，案外人南某通过微信向邵美丽发送消息“先打我五千给我应急好吧”；2018年11月1日，邵美丽通过微信向南某转账5,000元。2019年7月18日，案外人B公司向A公司发送《律师函》告知因其未能提供食品卫生许可证和酒类专营许可证，且经过2019年6月26日送达催促办理相关许可证的律师函，故要求在收到该函后解除双方的合作服务协议，并要求立即撤掉涉案店铺门头和“豆捞坊（dollarshop）”的店铺装修等。2019年9月25日，案外人B公司再次A公司发送《律师函》，重申解除《合作服务协议》，要求豆捞坊金海店撤换门头，不得以“豆捞坊”名义继续经营等。2019年10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监局）作出沪监管浦处字（2019）第152019002982号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A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已于2017年12月25日到期，A公司自开业之日2018年8月起至检查之日2019年7月16日止属于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A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罚款。根据消费原始单据，涉案店铺卡号为000105的充值卡于2018年10月26日消费记录显示：本期结余2,711元，本期消费1,789元；2019年2月16日消费记录显示：本期结余3,362元，本期消费2,430元。另查明，案外人南某系胡晓芬的前夫，两人于2018年8月21日离婚。此外，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显示，2018年9月29日，A公司监事由南某变更为案外人潘某。在行政许可文件信息栏加载A公司具有区市监局颁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XXXXXXXXXXXX0058）有效期从2014年12月26日至2017年12月25日，许可内容为“不含熟食卤味，单纯经营火锅”。再查明，2018年11月2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浦劳人仲（2018）办字第7382号裁决书，对申请人于某与被申请人A公司因工伤待遇事宜作出裁决，认定申请人于某在2017年10月29日工作时受伤为工伤，并裁决被申请人A公司向申请人于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5,55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2,79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2,792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9,812元和医疗费15,090.98元。邵美丽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4月30日、5月31日和7月1日向案外人于某支付50,000元、24,000元、24,000元和24,000元。2019年8月28日，B公司在法院调查笔录中回答涉案店铺充值卡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服务协议》解除的情况。该笔录记载，B公司表示充值卡是涉案店铺自行发售且发售未经其同意，财务由各加盟店铺自行管理；双方解约系因邵美丽经营不符合国家和公司规范，证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庭审中，邵美丽自认“豆捞坊”金海路店自2018年8月7日以后一直正常经营到2019年7月，2019年8月关店装修后已改换门头继续经营。邵美丽还自认其在2019年5月前往有关主管机关了解办证情况，得知可以办理但需要补交违法经营期间的罚款，还需三个月时间并要现场验收。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一致，应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双方的本诉和反诉请求进行如下评述：一、关于胡晓芬请求邵美丽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利息和违约金的本诉诉请（一）关于胡晓芬本诉诉请的股权转让款对于胡晓芬主张股权转让款之诉请，邵美丽抗辩认为涉案协议系双务合同，因胡晓芬未能履行及时清理债务、交付证照等合同义务，故无权主张股权转让款。然根据涉案协议的性质和目的可知，涉案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转让A公司股权从而获得涉案店铺的经营权，且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邵美丽已支付首期10万元转让款并经营涉案店铺、100%A公司股权已变更至邵美丽名下之事实均无异议。因此，胡晓芬已经完成涉案协议项下其所承担的主要义务，邵美丽理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其所负有的支付股权转让款这一相对等的合同义务；即便胡晓芬未清理债务或交付证照，也属于涉案协议的附随义务且亦对此进行了约定，邵美丽可以依约向胡晓芬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胡晓芬诉请要求邵美丽按照合同义务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本案中剩余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因邵美丽的抗辩理由进行抵销的问题，将在后续论述部分予以评述。（二）关于邵美丽请求在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抵销其已代为支付款项的抗辩理由本案审理中，邵美丽明确要求在前述股权转让款项中直接抵销其代胡晓芬支付的各类款项，包括案外人南某签署抵扣清单上涉及的各抵扣款项以及其2018年11月1日发生的5,000元款项、2018年10月-2019年7月充值卡消费款项、案外人于某的工伤赔偿款和案外人陈某、王某工资和宋某培训费。1、关于案外人南某签署2018年10月31日对账单和10月30日抵扣清单上的款项是否能直接抵销股权转让款的问题首先，关于2018年10月31日对账单和10月30日抵扣清单的认证问题。胡晓芬称两人已XX故不知情且不认可该两份证据材料，但邵美丽提供了该两份证据的原件，且双方当事人对两份证据材料签署人南某以及抵扣清单中涉案店铺蔬菜供应商高某的身份无异议，结合两份证据材料内容与涉案协议的履行细节存在关联性，在胡晓芬并未提供任何反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其次，至于南某签署的前述两份证据所涉款项能否抵扣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胡晓芬主张其与案外人南某已于2018年8月21日XX，故南某签署清单时已与其无关；而邵美丽认为其并不知晓两人XX之事实，故胡晓芬应承担南某已确认过的款项。对此，在案事实显示涉案双方当事人签署涉案协议时南某系胡晓芬丈夫，而胡晓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邵美丽其婚姻状况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外人南某系无权代理人之事实。退而言之，即便案外人南某系无权代理人，但胡晓芬在本案中亦确认其已收悉2018年8月7日邵美丽打款至南某银行卡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南某在2018年9月21日前又是A公司的监事，故相对人邵美丽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南某有代理权，南某签署的对账单和抵扣清单对股权转让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部分款项签字确认并进行抵销之代理行为有效。因此，邵美丽主张基于南某系胡晓芬的代理人要求胡晓芬按照南某签字确认的款项和抵销方式对部分股权转让款直接进行折抵，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邵美丽要求抵销案外人南某2018年11月1日发生5,000元款项的问题根据邵美丽提供的其与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南某向邵美丽借该笔款项时系称“先打五千给我应急好吧”。因此，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与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有关，故该笔款项并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邵美丽可依据其与案外人南某就该笔款项之间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另案向其个人主张，邵美丽请求在本案股权转让款中直接予以抵销，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2018年10月-2019年7月充值卡消费款项抵销问题对于本案中所涉充值卡消费的抵销问题，胡晓芬认为因涉案协议约定条件和存在重复充值的情况，其只确认其中符合涉案协议约定的留有签名、联系方式的25,261元充值卡消费款，且因销售时存在促销折扣故只愿意承担前述确认的25,261元中的67%部分款项；而邵美丽抗辩要求抵扣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中有原始单据的全部91,129.2元充值卡消费款项，且认为胡晓芬诉称因售卡时存在促销折扣故只承担67%没有依据，涉案协议亦未约定在原始单据上全留签名和联系方式的条件，并认为胡晓芬发售充值卡时应有记录。首先，由于胡晓芬在审理中对邵美丽主张抵销的充值卡消费款项中的25,261元部分予以确认，但仅愿意承担其中的67%部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在签订时并未约定在抵销充值卡消费款项时需按促销比例进行折抵，且在南某对2018年9月前抵销时也未进行按比例结算，胡晓芬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充值卡发售时存在促销及具体折扣，故胡晓芬要求按67%比例支付确认充值卡消费款项，于法无据；但依据涉案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对胡晓芬认可的25,261元充值卡消费款项，可以根据涉案协议的相关约定抵扣股权转让款。其次，对于双方除前述25,261元以外的有争议的部分充值卡消费款项。一审法院审理中就充值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对，双方亦对核对时有消费者表示存在重复充值的情况予以认可，个别卡号也出现余额变大的情况，且案外人B公司表示财务系统系由A公司管理，邵美丽在审理中提供了A公司财务系统截屏照片。考虑到本案中，邵美丽虽提供充值卡消费原始单据，但并未提供完整的充值卡消费的财务系统核算明细等证据，从而证明其所主张的前述充值卡均系涉案协议约定应由胡晓芬承担的充值卡消费款项，故应当由主张抵销双方争议部分的充值卡消费款项的邵美丽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最后，关于如何将充值卡消费款项进行抵销。根据相应法律规定，抵销可以提出抗辩的方式行使，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而根据涉案协议第四条约定，如有会员客户到店消费充值卡，消费必须告知胡晓芬客户卡号、消费金额及联系方式，其消费金额月度汇总后，在每月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里扣除。然根据已查明事实，胡晓芬所确认的25,261元充值卡款项分别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累计，且邵美丽系在本案审理中提出抵销、相应数额也系在本案诉讼的第二次庭审中2019年11月26日才予以核算确认，故该笔25,261元充值卡消费款项应当依法并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在2019年11月26日开始抵扣股权转让款。4、关于案外人于某的工伤赔偿款的抵销问题。邵美丽认为案外人于某的工伤赔偿款发生在胡晓芬经营期间故在本案审理中提出抗辩要求予以抵销，而胡晓芬认为该笔款项并非货款，故与其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确认伤残救助金的劳动裁决书形成时间是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后，但根据该裁决书记载，案外人于某工伤事故发生时间在2017年10月29日，即发生在胡晓芬经营A公司和涉案店铺期间。此外，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协议中约定胡晓芬负责承担的是2018年6月16日之前的A公司货款，但在其后签订的《营业执照转让协议》中，双方另行有2018年9月21日之前的债务与邵美丽无关之约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于该笔争议款项未在涉案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但双方已经对A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债务承担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约定，且一审法院考虑到涉案协议的合同目的、履行情况以及兼顾公平原则，确认该笔工伤救助金应由胡晓芬承担，然而因邵美丽只支付了其中的12.2万元，故胡晓芬在本案中也仅需承担已发生的12.2万元工伤救助金。至于如何抵销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未在涉案协议中对工伤救助金的抵销顺序进行特别约定，故应当依法根据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主债权的顺序进行抵销。5、关于案外人陈某、王某工资3,606元和宋某培训费200元的抵销问题对此，邵美丽主张该款项系发生在胡晓芬经营期间，故应由胡晓芬承担；而胡晓芬则认为涉案协议没有约定，故与其无关，可另行主张。虽然邵美丽提供了付款请示单和收据作为证据，但其并未提供案外人陈某、王某和宋某等人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以及抵扣款项的具体支付凭证等证据；因此，邵美丽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胡晓芬在经营A公司期间应支付给案外人的工资和培训费，故应由邵美丽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要求在股权转让款中抵扣案外人陈某、王某和宋某等人工资和培训费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胡晓芬要求邵美丽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的本诉诉请1、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根据前述，一审法院对邵美丽关于因胡晓芬违约故不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抗辩理由未予支持；而已查明的在案事实显示，由于双方当事人已于2018年9月完成转让A公司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即涉案股权的转让手续，而根据涉案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自2018年8月8日支付第一期10万元后，剩余40万元按月支付，自2018年9月，分十个月分期支付完成，于每月10号支付；然而邵美丽至今未支付剩余的40万元分期股权转让款，故邵美丽逾期未支付各期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胡晓芬要求邵美丽赔付未依约支付每笔分期股权转让款所对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如前所述，由于双方当事人存在互相抵销的款项，且根据案外人南某2018年10月签署的对账单和抵扣清单可知，双方当事人已对2018年9月、10月和11月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的抵扣达成合意。因此，依据涉案协议约定以及2018年10月对账单和抵扣清单记载，故2018年9月的4万元股权转让款已全额发生抵销，因此，2018年9月该期股权转让款也不存在逾期支付的违约利息；至于2018年10月份双方亦确认已抵销了其中的20,731元，因此，邵美丽仍需对2018年10月股权转让款支付19,269元，而其并未依约支付剩余的19,269元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故需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另案外人南某还确认对蔬菜供应商高某1万元货款在2018年11月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故2018年11月份双方亦确认已抵销了其中的10,000元，邵美丽仍需支付30,000元的2018年11月股权转让款，但其也未依约按期支付，仍构成违约，胡晓芬诉请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不悖。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胡晓芬要求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一审法院将依法对利息标准部分进行调整。综上，邵美丽需要对前述未予抵扣的各分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胡晓芬要求依据涉案协议从每月11日起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胡晓芬主张由于邵美丽逾期付款故还需承担涉案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而根据涉案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故邵美丽需承担30万元的违约金。邵美丽则认为除关于因胡晓芬存在诸多违约行为故无权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外，其还认为该笔违约金过高要求根据实际损失进行调整。对此，一审法院已在前述论理部分评述因胡晓芬已履行其转让股权的主要合同义务，故其有权要求邵美丽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邵美丽未依约支付构成涉案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而审理中，邵美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晓芬的实际损失，胡晓芬同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邵美丽逾期付款导致的除利息之外的实际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考虑到邵美丽的逾期付款行为，胡晓芬已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并兼顾涉案协议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酌定邵美丽应向胡晓芬支付违约金7万元。二、关于邵美丽反诉请求胡晓芬承担因债权人讨要债务影响其经营以及未提供食品许可证支付等证照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违约金（一）胡晓芬是否需承担因债权人讨要债务影响邵美丽经营的违约责任根据涉案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当因胡晓芬的经济纠纷造成涉案店铺无法正常经营且其不及时配合则视为违约，然而邵美丽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实际履行中已发生符合前述因经济纠纷造成涉案店铺无法正常营业的违约情形，故邵美丽要求胡晓芬承担因其未及时处理债务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胡晓芬是否需承担未提供食品许可证等证照而产生的违约责任本案中，邵美丽认为胡晓芬未按照约定交付餐饮股务许可证、酒类零售许可证和消防验收合格证，故胡晓芬未按涉案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而胡晓芬抗辩其已将证照全部交付且证照应由案外人B公司办理。首先，根据涉案协议第五条约定，胡晓芬应交付涉案店铺相关证照，且双方当事人在此后签订的《营业执照转让协议》中约定胡晓芬将营业执照转让给邵美丽，并在移交证件事宜签署清单中明确记载双方交接了A公司营业执照。可见，双方当事人虽在涉案协议约定了需交接证照但对于证照的具体情况未予以约定且在此后的各补充约定中也无未另行协商，但考虑到涉案协议的合同性质和目的在于通过转让A公司股份从而经营涉案店铺，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因本案系餐饮企业的转让并且涉及到食品卫生等公共安全利益，故交接餐饮服务许可证等系胡晓芬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的义务。其次，根据现有证据中的交接清单记载，胡晓芬未交付邵美丽所主张的系争证照中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而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显示A公司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在涉案转让合同签订前的2017年12月25日已经过期，故胡晓芬主张已经交付系争证照，缺乏事实依据。最后，根据胡晓芬与案外人B公司签订的《合作服务协议》，双方约定A公司是由自身或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代理者从事经营，可见提供证照并非B公司签订的合同义务。胡晓芬关于证照系由案外人B公司提供，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同。综上，邵美丽主张胡晓芬未全面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约定的交付证照之合同义务构成违约，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认同。（三）关于胡晓芬需因其未交付证照承担多少违约金的问题根据涉案协议第五、六条的约定，因胡晓芬未全面履行涉案协议项下约定的交付证照之合同义务，故构成违约。而胡晓芬亦在审理中提出的违约金需按照实际损失调整。而审理中，邵美丽为证明实际损失提供了案外人B公司的解约函等材料以及区市监局作出的5万元行政处罚，而胡晓芬未提供证据证明因邵美丽实际损失。但在庭审中，邵美丽亦自认虽和案外人B公司解约但其后经过装修仍在涉案店铺经营以及其知晓餐饮服务许可证过期后未及时缴纳违法营业期间的罚款申请补办相关证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兼顾到涉案协议关于证照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因解除加盟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等因素，综合各因素酌定胡晓芬应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15万元。如前所述，由于双方当事人因各自存在违约行为而需承担违约责任，故双方互付违约金，双方违约金额相互抵销，故最终由胡晓芬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8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邵美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晓芬支付股权转让款304,008元；二、邵美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晓芬支付（1.以19,269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以3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4.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5.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6.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7.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8.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9.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1日计算至2019年11月25日；10.以14,739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26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胡晓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邵美丽支付案外人于某工伤赔付款122,000元；四、胡晓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邵美丽支付违约金80,000元；五、驳回胡晓芬的其余本诉诉请；六、驳回邵美丽的其余反诉诉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800元（胡晓芬已预缴），由胡晓芬负担1,725元，邵美丽负担9,07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0元（邵美丽已预缴），由胡晓芬负担2,175元，邵美丽负担72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邵美丽要求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其于2018年11月1日向案外人南某支付的5,000元有无依据；二、邵美丽主张资金卡消费金额91,129.20元有无依据；三、邵美丽是否存在逾期向胡晓芬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其应否向胡晓芬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四、邵美丽要求胡晓芬支付违约金30万元有无依据。针对争议焦点一，邵美丽上诉称其向案外人南某支付的5,000元是股权转让款性质，应予抵扣。对此本院认为：从南某通过微信向邵美丽发送“先打我五千给我应急好吧”的信息内容分析，南某是因为缺钱才要求邵美丽向其打款5,000元，双方并未约定该5,000元为股权转让款，并可在邵美丽应付胡晓芬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因此，邵美丽称该5,000元为股权转让款性质，应予扣除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二，邵美丽上诉称其主张充值卡消费金额91,129.20元依据的是原始消费底单，该笔款项应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邵美丽提供的充值卡消费底单显示，部分充值卡存在重复充值、消费余额变大的情况，故在邵美丽仅依据充值卡消费底单，而未提供完整的充值卡消费明细的情况下，本院对邵美丽充值卡消费金额为91,129.20元的上诉主张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胡晓芬认可的充值卡消费金额25,261元并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该部分金额，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同。针对争议焦点三，邵美丽上诉称其每月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需在扣除相应消费金额，且应由胡晓芬配合结算的情况下才可以确定，胡晓芬也没有履行债务移转及交付更新证照的合同义务，故其不应承担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及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协议第四条约定，会员客户消费情况月度汇总后，在每月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里扣除。而案涉店铺由邵美丽经营，因此邵美丽有义务每月主动与胡晓芬联系结算相应消费款项。在案证据显示，邵美丽与案外人南某间第一次结算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且邵美丽完全可以依据客户消费情况自行扣除相应费用后先行向胡晓芬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但邵美丽除支付第一期1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再未向胡晓芬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同时本院注意到，依据涉案协议第一条约定，邵美丽分期支付剩余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第一期付款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之前，此时并无证据证明邵美丽有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理事由；而胡晓芬未向邵美丽交付相应经营许可证照并未影响邵美丽初期经营，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邵美丽存在逾期支付胡晓芬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有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予以认同，邵美丽应承担相应逾期付款的利息及违约金。邵美丽认为其不存在该项违约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四，邵美丽上诉称胡晓芬未妥善续办和移交餐饮经营证照，已构成严重违约，故胡晓芬应支付违约金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案外人B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向A公司发送的《律师函》中载明，邵美丽在经营期间涉案店铺期间未能提供食品卫生许可证和酒类专营许可证，且不予整改故通知其解除合作服务协议。本院注意到，邵美丽在与胡晓芬的微信沟通过程中，曾要求胡晓芬提供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消防验收合格证，但其从未要求胡晓芬提供酒类专营许可证。涉案协议中亦未明确约定胡晓芬需向邵美丽提供酒类专营许可证，故本院难以认定提供酒类专营许可证是胡晓芬应尽的合同义务。此外，正如一审所述，邵美丽明知餐饮服务许可证过期后未予及时补办，因此导致案涉店铺无法继续经营的责任并不能仅归咎于胡晓芬一方，邵美丽亦有过错，故邵美丽要求胡晓芬全额支付涉案协议约定的违约金3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酌定胡晓芬支付邵美丽违约金1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邵美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邵美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