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788、9933号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3788号案原告、9933号案被告），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苏元庄东街自编88号。法定代表人:蔡永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雄，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锋，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某（3788号案被告、9933号案原告），女，1987年12月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贵港市。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与梁某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光华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锋，梁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格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产假工资差额28816.16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梁某产假到期后由于没有人为其照顾小孩擅自离职，没有回来上班，但为了能够领取生育津贴要求我司为其继续代缴社会保险，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应于2018年11月9日已终止。梁某的产假待遇应以正常工作的基本工资1895元/月计算。我司已经为梁某垫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用，即使需要支付产假工资差额，也应扣减我司已经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由于梁某存在严重过失，导致我司客户少付货款19948.85元，造成我司经济损失，即使应当支付产假工资差额，应当扣减该损失19948.85元。对于梁某的诉请，梁某在仲裁的时候明确双方劳动关系截止到2019.3.19，现在主张劳动关系截止到2019.3.30没有任何依据。且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11月30日已经终止，梁某的入职时间是2016年11月1日，我司才为梁某购买社保。提成发放是需要继续跟单才有提成，也要客户进行付款，梁某自行离职，没有进行跟单以及客户付款，因此没有提成，我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已经安排新的跟单员跟进。梁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2015年8月5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产假工资差额39433.22元；三、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提成10513元；四、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2015年8月5日入职格琳公司，担任外贸业务跟单，双方未签订合同，转正后工资为5500元/月+提成，产假前12个月的平均月实发工资为7631.62元。我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休产假，格琳公司没有足额支付产假工资，我应该享有208天的产假工资，扣减格琳公司已经支付的3101.66元产假工资和产假津贴10377.68元后，生育的产假工资差额应为39433.22元。关于提成工资，我提交了工资条、与格琳公司财务陈美余的聊天记录、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能够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提成的约定、发放条件以及不予发放的情形进行约定并实际履行。2015年8月5日我入职时填写过入职登记表，内容包括底薪及提成的计算方式，该文件由格琳公司持有。关于提成的申请流程为：货款到账后两个月内，我可以申请提成，每个月我会向格琳公司财务陈美余提交提成申请表，由陈美余核算后经我直接领导签字，然后每月领工资前一天，陈美余会让我签收工资条以及在提成单上签字。2019年5月21日陈美余向我发送我的提成表以及《2018年9月-11月业务已收款提成表》，我回复看到。格琳公司并未对此持异议。格琳公司应当支付我提成。我不清楚产假的规定才跟公司协商购买社保，格琳公司要求我生完小孩第二个月就回去上班，如果不回去就逼迫我辞职，最后我是在2019年3月13日发出离职短信提出离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梁某为格琳公司员工，从事外贸业务跟单工作。梁某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由格琳公司处参加社会保险。格琳公司2018年10月、11月已分别支付部分工资1954元、1147.66元，2019年3月已向梁某支付产假津贴10377.68元。诉讼中，梁某为证明其诉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8月至2018年7月的部分月份工资单，工资单显示的实发工资金额与其提交银行流水所主张的工资发放数额基本对应；2.社保明细；3.银行流水，显示从2015年9月至2018年11月梁某每月15日左右固定有转账收入，其中2016年4月至7月、2016年9月、11月、12月、2017年2月、3月、5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的转账收入均来自吴芳凤；4.出生证明、住院记录；5.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于5月17日询问其提成有没有批？为何没有收到钱？对方告知没有批下，他不签名；其询问还有多少提成没有付，其要找老板，对方发出表格，显示未付提成为10513元，表格并显示收款时间为2018年9月至11月5日。经庭审质证，格琳公司认为对证据1不予认可，工资单没有其司盖章，且该工资单容易自行制作，不排除造假的可能性；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社保显示其司2016年11月为梁某购买，梁某2016年11月入职；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2015、2016年的转账不是其司转账，无法证明与其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不予确认，当时梁某离职没有继续跟单不符合提成发放条件，由于梁某在工作上的疏忽导致公司少收取客户货款19948.85元，产假工资差额应该将该数额予以扣减。格琳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个人保险费申请个人明细统计表，拟证明其司代梁某垫付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9150.91元；2.工资表，2018年2月至7月的工资表，上述工资表与梁某提交的对应月份的工资数额及工资构成均一致；3.劳动者与财务总监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财务总监在2018年11月9日告知梁某产假已经结束，因为没有准时回公司报到公司只能重新招聘一个新业务接手工作；梁某回复明白；对方表示社保可以继续购买，但费用需梁某自行承担，会从梁某的应得提成中扣减，直到领到生育金为止；梁某回复好的。2019年3月13日，梁某发出信息表示其本来打算过完年回去上班，但由于没人带孩子，可能得辞职。经庭审质证，梁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当时其不清楚产假有208天，公司强制要求其回去上班，其才发出不回去上班的短信，而且产假期间的社保应该由公司购买，不应该由其个人购买，公司还要求其生完孩子第二个月就回去上班，不符合法律规定。庭审中，格琳公司确认吴芳凤为其司的财务，但不确认吴芳凤个人账号发放的都是其司发放的工资。双方对于仲裁认定的梁某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的实发工资计算月平均工资为7631.62元均无异议，梁某认为应以此计算其产假工资，格琳公司认为应以1895元/月计算产假工资。双方均确认梁某从2018年8月24日开始休产假，之后梁某没有回格林公司上班。对于格琳公司主张的造成19948.85元货款损失的问题，梁某认为对于该笔交易没有计算提成，且并非其原因造成。关于提成的发放，梁某主张，正常提成的发放是卖出去一双鞋一毛钱提成，确认收到货款以后2个月才可以发放提成；格琳公司有规定货款收到才可以拿业务提成，休产假后货款其也有跟进，且货款在格琳公司重新安排新的跟单员之前都已经回款。格琳公司主张梁某的提成没有得到批准，因为部分货款没有回来、梁某已经休产假没有继续跟单、且梁某因疏忽少收客户货款都不符合提成发放的条件，其司的微信记录显示其司已经安排了新的跟单员跟单。另查，梁某于2019年6月3日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确认双方在2015年8月5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格琳公司支付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产假工资差额42456.19元；三、格琳公司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提成10513元。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247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格琳公司支付梁某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产假工资差额28816.16元；驳回梁某的其他仲裁请求。梁某、格琳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均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本案中，梁某主张2015年8月5日与入职格琳公司，并提交了工资条、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证实。格琳公司虽否认工资条的真实性，但其司提交的部分月份工资条与梁某提交的一致，且工资条显示的工资发放金额与银行流水可以相互佐证。同时格琳公司确认吴芳凤为其司财务，且格琳公司没有提交劳动合同、入职申请表、职工名册等证据证实梁某的实际入职时间，仅凭社保购买记录不足以证实梁某的实际入职时间。综合上述分析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并考虑双方各自的举证能力，本院采信梁某主张的入职时间。关于劳动关系的持续时间。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以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梁某享有208天产假，因双方均确认梁某从2018年8月24日开始休产假，且梁某提前休产假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格琳公司也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故梁某的产假期应为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3月19日。因产假期满，梁某没有回去上班，且在此之前其也发微信表示可能辞职，本院认为本案应为产假结束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故本院依法确认梁某与格琳公司自2015年8月5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产假工资差额。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按照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逐月垫付，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用人单位……职工已享受生育津贴的，视同用人单位已经支付相应数额的工资。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当将生育津贴余额支付给职工；生育津贴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本条所称职工原工资标准，是指职工依法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产假工资的计算标准应以梁某依法享受产假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格琳公司认为按照1895元/月计算产假工资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对于仲裁计算的梁某产假前12个月平均工资7631.62元没有异议，且梁某认可以此作为为标准计算其产假工资，本院予以认可。梁某依法可以享受产假208天，经核算产假工资应为52912.57元（7631.62元/月÷30天×208天），扣除格琳公司已支付的产假工资3101.66元和产假津贴10377.68元后，梁某主张格琳公司还需支付产假工资差额39433.22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提成。双方均确认梁某的工资构成中包含提成。梁某主张格琳公司拖欠其提成，并提交了显示提成计算方式表格、确认提成数额等内容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初步证实其主张的格琳公司没有支付其2018年9月至11月提成的事实。格琳公司认为提成没有得到批准，梁某不符合提成的发放条件，但格琳公司就其司主张的部分货款没有收到、梁某没有继续跟单、因梁某疏忽少收客户货款等事实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其司安排新业务员也是2018年11月。本案现在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梁某不符合提成的发放条件。综合上述分析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梁某要求格琳公司支付提成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提成的数额，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在没有其他证据能证实格琳公司尚欠梁某提成数额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梁某以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成表格所显示的未付提成额10153元作为主张的依据合理，本院予以采信，故格琳公司需支付梁某提成10153元。关于格琳公司提出的抵扣意见。首先在梁某休产假期间，用人单位继续交纳社保是法定义务，同时本院在计算产假工资时按照梁某休产假前的实发工资进行计算，因此格琳公司主张抵扣其司为梁某交纳的社保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格琳公司认为梁某造成其司损失，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没有提交劳动合同等证据证实其司与梁某存在关于因工作原因造成公司损失可以进行抵扣或者如何进行抵扣的约定。因此对于格琳公司认为应抵扣货款损失19948.85元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梁某与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在2015年8月5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支付梁某产假工资差额39433.22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支付梁某提成10153元；四、驳回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受理费共20元，均由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负担（广州格琳鞋业有限公司已交纳受理费10元，还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本院交纳受理费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光华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郑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