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481民初2053号原告：龚晓华，男，1955年8月8日生，汉族，住兴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生，男，1953年2月17日生，汉族，住兴城市。被告：兴城市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兴城市兴海北街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1481001217770D。负责人：牛春伦，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辽宁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营业执照号：211481196412150046。临时负责人：杨秀丽，女，1964年12月15日生，满族，住兴城市。原告龚晓华与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以下简称“种子公司”）、被告兴城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农业局”）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5）兴民初字第02542号民事判决，原告龚晓华不服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2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14民终184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2015）兴民初字第0254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2017年1月9日本院立案，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7）辽1481民初63号民事判决，原告龚晓华不服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3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14民终59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1481民初6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2019年9月19日，被告兴城市农业农村局和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以对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裁定不服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2020年3月25日本案恢复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晓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生、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临时负责人杨秀丽、被告兴城市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晓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39425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种子公司及兴城市原种场与被告农业局系隶属关系。兴城市原种场现已解体，债权债务均由被告农业局享有和承担。2007年5月1日，原告与被告种子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57年，并约定了土地范围、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依约在承包土地上合法种植和经营。但兴城市人民法院（2012）兴民二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确认该《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导致合同无效是被告种子公司的全部过错造成的，原告在承包土地上种植的树木和建设的房屋等设施均被强制拆除，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兴城市公证处已对原告承包土地上栽种的树木和附着物进行了证据保全。经原告与二被告协商多次赔偿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农业局辩称：2015年原告就本案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兴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裁定，发回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兴城市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再次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再次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以同样的理由再次作出裁定，发回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审判人员有两人也是相同的，我局认为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裁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兴城市人民法院在当事人第二次提起上诉之后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已经不再具有审判权利，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再次发回重审，因此，我局申请兴城市人民法院中止本案的审判，将上述情况依法报告给上级法院，我局也将申请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纠正错误，重新审理。种子公司辩称，2015年原告就本案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兴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裁定，发回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兴城市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再次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再次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以同样的理由再次作出裁定，发回兴城市人民法院重审，审判人员有两人也是相同的，我局认为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裁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兴城市人民法院在当事人第二次提起上诉之后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已经不再具有审判权利，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再次发回重审，因此，我局申请兴城市人民法院中止本案的审判，将上述情况依法报告给上级法院，我局也将申请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纠正错误，重新审理。本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2007年5月1日，被告种子公司与原告龚晓华及赵凤臣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种子公司将其所有的约22亩土地，发包给原告龚晓华及赵凤臣，承包期限50年。合同第三条“承包费及交付方式”约定：“承包费总计人民币五十万元，（甲方欠乙方房照贷款、借款、工资）合同签字后笔下一次交清”。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如甲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须付乙方违约金10万元人民币，并退还承包款”。合同签订后已经实际履行，原告龚晓华取得土地的管理使用及收益的权利，并经营使用。2010年6月7日，原告龚晓华诉至本院要求本案的被告种子公司、兴城市原种场要求支付原告从2005年10月至起诉2010年6月期间拖欠的工资。本院于2011年7月21日作出了（2010）兴民一初字第0096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拖欠原告龚晓华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劳动报酬69817元（2007年6696元、2007年11022元、2008年14801元、2009年16931元、2010年20637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7454.25元（69817元X25%）;二、驳回原告龚晓华对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的诉讼请求”。2012年5月31日，被告种子公司上级主管单位兴城市原种场诉至本院要求确认2007年5月1日种子公司与龚晓华及赵凤臣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本院于2012年11月19日做出了（2012）兴民二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述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判决宣判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此后，虽然原告龚晓华与被告种子公司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被法院判决无效，但兴城市原种场及本案被告种子公司均未要求本案原告龚晓华将其承包的土地交回。原告龚晓华继续占有使用。2013年6月4日，农村经济发展局对案外人李晓亮在2001年3月1日承包的兴城市原种场园艺研究所葡萄园进行核量并出具了核量报告，案外人李晓亮就此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款，该报告上盖有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局果树核量专用章。当时征占果树补偿标准为：梨（亩栽植株数不超过111株），树龄1年补偿标准5元、2年15元、3年25元、4年45元、…7年150元、8年220元……；榆树树龄7年20元……，香花槐3600元/亩。2014年6月17日，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局针对兴城市原种场土地征收的答复为“来信所反映的林木补偿标准是依据2002年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的，与事实不符，本次补偿中果树是按照2012年补偿标准执行的，树龄、数量以及各核量单位的核量结果为准”。2014年7月3日，原告龚晓华在得知政府欲征收该土地，其为保全证据到兴城市公证处申请对其承包土地上的林木、房屋等物品进行公证。《龚晓华原种场种子公司承包地内的财产清单》内容为：一、梨树：7年生2000棵，4年生1450棵。二、榆树：7年生236棵。三、柳树：20年生19棵。四、香花槐三片2.3亩（密未查）。五、铁网大门：3米×3米。六、铁网围栏：高1.5米，长260米。现场清点人周华、杨振宇、金崇林签字按手印，公证员周某、陈某签字，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8日兴城市公证处做出（2014）兴证民字第624号公证书。此后不久，该土地被政府征收，原告在该土地上种植的树木及建设的附属设施被拆除。2015年11月2日龚晓华在本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农业局以兴城市公证处所做的《公证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为由，向兴城市公证处提出撤销申请，2016年5月18日兴城市公证处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公证法》第十一条（九）项、《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指导意见》第五条（二）项、《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龚晓华并未履行如实陈述义务，明知其所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已被依法撤销，却仍向本处申请以此承包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保全公证，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其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导致公证处违反程序规定受理并出具了（2014）兴证民字第624号《公证书》，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2014）兴证民字第624号公证。原告对兴城市公证处做出的撤销决定有异议，向葫芦岛市公证协会提出复议申请，2016年8月22日葫芦岛市公证协会做出《复查争议投诉决定书》，维持了兴城市公证处《公证复查决定书》。2015年11月2日，原告龚晓华诉至本院要求本案的被告种子公司、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即本案的被告农业局）要求支付上述二被告借其房照、土地使用证贷款的利息。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了（2015）兴民初字第02541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龚晓华上诉至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了（2016）辽14民终195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15）兴民初字第02541号民事判决；二、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7日内给付龚晓华有偿使用房照及土地使用证报酬5万元；三、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017年10月11日，针对原告龚晓华与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被告兴城市原种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本院作出（2017）辽1481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一、维持（2012）兴审民初再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驳回龚晓华对兴城市原种场的诉讼请求；二、撤销（2012）兴审民初再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龚晓华人民币162,303.86元并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利率给付利息（利息从借贷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如逾期给付，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变更第一项为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龚晓华162076.30元及利息（其中本金140000元的利息自2006年6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本金22076.30元的利息自2006年12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018年8月9日，本院受理的原告龚晓华与兴城市公证处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辽1481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驳回龚晓华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中的庭审笔录（第一次）第6页中针对柳树（20年）生，原告的陈述为：“原告：…地上的19棵柳树20年生的原来土地上有的，不是我栽种的，”。2020年3月25日，原告龚晓华补充的代理意见中针对占用被告种子公司土地费用的陈述为：“被告提出原告原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在承包费交纳数额和方式是以被告所欠原告工资、用原告房产抵押的价值等完成的承包费交纳。后来，原告经过诉讼将其中的部分欠款索回。对此事实，原告承认。….二是，原告守法约法，对法律规定的“双返”认可，原告同意按约给被告交纳承包费，依据事实，原告实际使用土地7年，按合同约定的50年50万元的承包费，原告同意返给被告7万元。”2020年4月1日，本院依职权询问了2013年参与核量的被告农业局的科员刘玉明，其就案外人李晓亮承包地核量及按照政府补偿标准事实认可，并提出核量是根据当时兴城市原种场所提供清单上的土地进行核量，至于原告龚晓华的情况并不清楚。另查明：被告种子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者为兴城市原种场，投资比例100%。现兴城市原种场及下属企业已经改制。被告种子公司已于2007年1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告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局现更为兴城农业农村局。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兴城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兴民二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书、兴城市公证处《公证书》、《公证复查决定书》、葫芦岛市公证协会《复查争议投诉决定书》、（2018）辽1481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书、李晓亮葡萄园核量报告；被告提交的种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兴城市农村经济管理总站证明材料、兴城市人民法院（2010）兴民一初字第00962号民事判决书、兴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1481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4民终1952号民事判决书；刘玉明的询问笔录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载卷作证，并经本院庭审质证，可以依法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龚晓华与案外人赵凤臣与被告种子公司于2007年5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已被本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案涉合同被确认无效，双方并未对因合同行为所得的或产生的财产依法进行处理，导致原告龚晓华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至2014年7月期间事实上占有并使用该土地，因此，双方对上述事实的形成均有过错。按照合同第三条“承包费及交付方式”约定：“承包费总计人民币五十万元，（甲方欠乙方房照贷款、借款、工资）合同签字后笔下一次交清”。兴城市人民法院（2010）兴民一初字第00962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兴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1481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4民终1952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原告龚晓华已将合同约定的“房照贷款、借款、工资”部分索回，原告龚晓华对此事实已在庭审后的代理意见之中自认，并自愿按照自己实际承包期限7年给付被告种子公司7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龚晓华应给付占用被告种子公司所属土地期间的费用70000元。依照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案涉的土地因合同约定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双方的过错导致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4年由原告龚晓华经营管理，地上附着物应属于原告龚晓华所有，现地上附着物被拆除，原告龚晓华负有举证证明地上附着物的种类与数量。庭审中原告向本院举出了《公证书》以证明其承包地上被征收前有不同种树木及房屋等建筑设施，但因该《公证书》已被做出机关依法撤销，致该《公证书》不具有证据效力。但结合原告提交的李晓亮的葡萄园核量报告及本院依职权对当时的核量人员刘玉明进行询问笔录可以佐证，在被告原种场改制期间由当时原种场向核量人员提交清单，核量人员根据清单核量并出具核量报告，且当时本案类似情况的土地附着物已按2012年兴城市补偿标准执行。虽被告农业局提出其和被告种子公司未拆毁过原告龚晓华任何房屋、未铲除过任何树木，但二被告对原告龚晓华在合同无效后继续经营管理土地存在过错，且在庭审中也未提供在原种场改制后土地征收过程中针对原告龚晓华承包土地地上附着物核量或者进行处理的证据，故对二被告的抗辩事由不予支持，二被告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现原告龚晓华要求对自己种植的梨树（7年生【2000棵】、4年生【1450棵】）、榆树（7年生【236棵】）、柳树（20年生）、香花槐树（2.3亩）、铁网大门、铁网围栏的损失。关于柳树（20年生）原告曾在（2018）辽1481民初2423号案件中庭审笔录已经自认柳树（20年生）19棵并非自己所栽种，故对柳树赔偿损失不予支持。关于铁网大门、铁网围栏，原告龚晓华应在合同确认无效后自行拆除，但原告并未及时自行拆除且原告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上述物品的损失，故本院对此损失不予支持。关于梨树（7年生【2000棵】、4年生【1450棵】）、榆树（7年生【236棵】）、香花槐树（2.3亩），虽然公证书不具备证据效力，但是从公证书中所附的照片可以肯定在当时合同约定的土地上确实有果树并且非常密植。据此，本院酌定依据2012年兴城市补偿标准认定龚晓华梨树按照每亩栽种不超过111株的标准计算，原告龚晓华当时所承包土地大约为22亩，在去除香花槐树（2.3亩）后，余下约19.7亩；榆树有236株，占地约为2.1亩；19棵柳树按照19除以111棵=0.17亩；梨树占地亩数为：22亩-0.17亩（19棵柳树）-2.3亩（香花槐）-2.1亩（榆树236棵）=17.43亩（梨树），按照梨树（7年生【2000株】、4年生【1450株】）各自所占地的比例计算为：梨树（7年生）：9.96亩×111株×150元=165834元；梨树4年生：7.47亩×111株×45元=37312元；榆树（7年生【236棵】）：236株×20=4720元；香花槐3600×2.3亩=8280元，共计216146元，扣减龚晓华占用七年土地费用7万元。故被告种子公司应向原告龚晓华赔偿损失为146146元，因兴城市原种场及下属种子公司被农业局撤销，土地资产被农业局收回并出让，债权债务由农业局处置，故农业局对146146元损失在其接收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龚晓华地上青苗费146146元；二、被告兴城市农业农村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龚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本案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原告龚晓华负担3928元，被告兴城市原种场种子公司负担322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薄丽荣审判员  谢 芊审判员  朱家莹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胡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