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终4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振华，男，197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虎娃，男，195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雄，男，197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民社，男，195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杨振华因与被上诉人王虎娃、原审被告赵民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子长县人民法院(2019)陕0623民初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振华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陕0623民初99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为上诉人与赵民社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欠款2182839.2元；2、依法撤销(2019)陕0623民初99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为上诉人对王虎娃与赵民社之间的102万元借款不承担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工程欠款金额的认定依据不足，且该认定与其他证据相悖，与王虎娃自认相悖。1、一审法院作出工程欠款的依据系王虎娃提交的形成于2017年12月7日的《结算单》。该《结算单》存在如下问题：(1)王虎娃提供该《结算单》系照片，依法属于复印件。其并未提供原件供人民法院及被告核对。依照法律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直接以该《结算单》照片认定赵民社、杨振华欠付王虎娃工程款为3087801元与法相悖。(2)王虎娃向一审法院陈述：因该《结算单》错误，所以双方已将该《结算单》撕毁。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一份双方均不认可的、错误的《结算单》作出工程欠款为3087801元的认定，明显违背双方意思表示，显属错误。2、从杨振华提供的证据来看，杨振华提供了李某某的证言及《子长县审计局关于子长县XX段河道治理工程通平桥至石窟寺段(k1+640-k1+917K0+683-k1+751)浆砌石方工程量审定情况的说明》。其中李某某向法院证明了三个事实，其一是2018年1月31日，在王虎娃胁迫下，杨镇华向王虎娃出具了400余万元的欠条；其二是双方关于工程量争议很大，项目部核算的量是20170方，李某某作为中间人给双方协调过多次；其三是王虎娃承包的是通平桥至石窟寺段工程，通平桥至李家岔方向是其他劳务分包人在2013年施工的【详见（2018）陕0623民初628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8页及第23页】。就李某某证言，王虎娃质证意见是：“对证人证言真实性，部门认可，部门不认可。理由是（1）应该拿出工程验收报告和工程结算报告来说工程量。（2）证人未拿出具有威胁的事实。对证人证言的其他部门予以认可。【详见（2018）陕0623民初628号案件庭审笔录第24、25页】”根据王虎娃的质证意见可知，其认为没有胁迫、工程量应该由决算报告来证实，对证人陈述的其他事实均认可。那么，这就表明王虎娃认可李某某陈述的王虎娃仅施工了通平桥至石窟寺段工程，其他工程由案外人施工这一事实。因此，在其已自认其施工范围为通平桥至石窟寺段，且子长县审计局相关文件已证明通平桥至石窟寺段工程量为22772.24立方米的前提下，则王虎娃完成的工程总量则不可能为24700立方米。故，一审法院故意忽视王虎娃自认事实，错误认定工程量，有偏袒王虎娃之嫌。二、一审判令杨振华、赵民社从2014年12月1日起承担利息错误。依照法律规定，在双方关于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方能从工程交付之日起计息。而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第十条关于付款时间做了约定，且工程交付后还应预留5%质保金。因此，一审判决直接从工程交付后计息明显系错误适用法律。三、一审将赵民社与王虎娃之间的借款与本案一并审理并判令杨振华对102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工程款与借款主体不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不应一并审理。2、王虎娃无证据证明102万元借款向赵民社交付了。在一审时，王虎娃先陈述该102万元是通过现金交付给赵民社的，后又改口为：有部分现金，有部分为银行转账。在被问及为何不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时，其又称2014年的银行转账记录无法查询，而在法庭辩论时又称是通过柜台汇款给赵民社的。在王虎娃多次更改交付方式，陈述前后矛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要求其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直接认定借款已实际发生，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3、一审判决依据赵民社谈话笔录即认定102万元借款已实际发生是错误的。第一，该笔录取得不合法。因该笔录系一审法官在送达开庭传票时在赵民社家中做的，已超出了送达范围。同时，该事项并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范围。第二，送达传票程序并非庭审程序，既然庭审程序尚未开始，则不存在当事人陈述和辩论意见。同时，如果将赵民社谈话笔录认定为陈述和辩论意见，则谈话人应为本案合议庭全体成员，而不能仅有张志斌、张昱法官。4、一审判决依据杨振华书写的“杨振华付赵民社欠王虎娃的欠款，工程款应分配赵民社多少付多少。”这一内容得出系杨振华对赵民社102万元借款的承诺担保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一，一审判决认为2017年12月17日欠条中杨振华书写的“杨振华付赵民社欠王虎姓的欠款，工程款应分配多少付多少。”这一内容是对102万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该认定明显与约定不符。根据杨振华书写的内容，我们只能得出杨振华的意思表示是“工程款中应分配赵民社多少款项，则杨振华在此范围内向王虎娃付多少。”而不是“杨振华对赵民社欠付王虎娃102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二，判令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案中，杨振华不是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也非连带担保人。因此，判令杨振华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第三，王虎娃与杨振华约定由杨振华从合伙利润中扣除赵民社应分得款项，用于清偿赵民社对外债务。该约定因涉及赵民社个人利益，必须取得赵民社同意，否则该约定无效。一审法院未查清赵民社是否同意由杨振华扣除这一事实，即认定扣除合法，明显与法相悖。第四，根据王虎娃提供的2018年1月31日欠条载明的“赵民社欠王虎娃壹佰零贰万元…不追究杨振华责任。”这一内容可知，王虎娃已明确表示该102万元款项不要求杨振华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令杨振华承担连带责任与证据相悖。王虎娃辩称：以一审判决为准。赵民社未陈述意见。王虎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二被告偿还原告工程款4154960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5月6日起至履行完毕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息)；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杨振华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杨振华2018年1月31日向王虎娃出具的欠条；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虎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子长县水务局主管的子长县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办公室经过招标，将子长县XX段治理工程发包给了陕西建工集团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公司)，并在2013年3月12日与该公司签订了《子长县XX段治理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19189486元，承包人陕建公司项目经理为张晶鑫、李某某，计划工期243天。后陕建公司将该工程交由二被告杨振华、赵民社实施。杨振华与赵民社在该工程中系合伙关系。二被告又将该工程对外进行劳务分包。原告系劳务分包人之一。2014年3月5日，被告杨振华、赵民社（甲方）与原告王虎娃（乙方）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劳务项目工程名称：子长县XX段治理工程；地点：子长县安定镇村；工作范围：基础开挖（入岩50cm）、基坑清理、砌筑、沟缝及养护等，土方的开挖、运输、回填等和其他附属工程”。第二条约定工期60日。第三条约定劳务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单价承包，劳务单价一次性包定（不含税、费）；价款：砌石330元／m3，土方开挖2元／m3，回填8元／m3；劳务价款由双方签认的工程数量乘以劳务单价确定。原告按二被告要求于2014年11月完工。该工程已经过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原告与二被告多次协商结算工程款。2017年12月17日，原告到二被告住所地西安市鄠邑区（原户县）找二被告结算工程款，经协商，二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欠条内容分两部分，上半部分为《结算单》，下办部分为欠条。《结算单》内容为：“结算单，工程量：17500方+7200方=24700方，总价：24700方×330元/方=8.151.000.00元，已付：5.332.000.00元，下欠：2.819.000.00元，另记：268.801元，合计欠：3.087.801元，证明：项目部刘平民处，南向如打82万欠条，帐已算清，刘平民处82万欠条作废。杨振华、赵民社”。该结算单的内容系杨振华所写，后面杨振华和赵民社的签名系二被告本人所签，并按了手印。下半部分的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到王虎娃人民币壹佰零贰万元正，（1020000.00元），赵民社，2017.12.17”。该欠条系赵民社所写。杨振华在该欠条左下角备注“杨振华付赵民社欠王虎娃的欠款，工程款应分配赵民社多少付多少”。原告王虎娃的儿子南向如在该备注下面写了“同意，王虎娃”，王虎娃本人在名字上按印。后王虎娃认为，二被告出具的《结算单》中将工程欠款3087801元写为“3.087.801元”，小数点的位置有问题，容易引起误解，另有四万多元双方对是否用于案涉工程有争议，当时未计算在内。于是，当被告杨振华和陕建公司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李某某在2018年1月30日到子长县水务局办理案涉工程结算相关事宜时，原告王虎娃及其雇佣的在案涉工程上打工的农民工找杨振华索要工程欠款，双方到子长县旭日宾馆，原告拿出2017年12月17日的欠条，要求杨振华再写一张欠条，于是杨振华又给原告重新出具了一张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王虎娃款项计4154910，肆佰壹拾伍万元肆仟玖佰壹拾元。一、其中工程款3134910元，叁佰壹拾叁万肆仟玖佰壹拾元；二、赵民社欠王虎娃私人借款102万，壹佰零贰万元。注：赵民社欠王虎娃私人借款102万壹佰零贰万元由我从工程款中扣除。南向如给项目部所打欠条全部作废。杨振华，2018.元.31”。李某某在下面写了“证明人李某某”。欠条写好后，杨振华要求王虎娃在其所写欠条下面再写一个声明，王虎娃不会写，杨振华起草了内容，让王虎娃的儿子王治雄修改后写在了欠条下面，内容为：“赵民社欠王虎娃壹佰零贰万元由杨振华由工程款利润分配赵民社款项中全部扣除。但赵民社欠王虎娃款项共同承担解决；不追究杨振华责任。王虎娃，2018.1.31”，王虎娃在其名字上按了手印。李某某在该声明下又写了“证明人李某某”。后二被告未向原告支付欠款，原告诉至本院，被告杨振华提起反诉，形成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王虎娃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二、原、被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双方是否对原告王虎娃完成的工程量以及工程欠款数额进行了结算；三、被告赵民社欠原告王虎娃的1020000元属于什么性质，该款能否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四、被告杨振华在2018年1月31日给原告出具的欠条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思，应否撤销；五、原告的诉请应否支持。一、关于原告王虎娃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二被告均主张原告在2014年11月完工，在2018年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据杨振华申请的证人李某某称，从2014年11月底原告完工至2017年12月，原、被告双方就工程结算谈判至少四五次，其从中协调。该证言与原告陈述，以及二被告在2017年12月17日给原告出具《结算单》和欠条的事实相互印证。可知原告在上述期间一直在向二被告主张权利。每一次原告向二被告主张工程欠款均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最后一次同时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发生在2017年12月17日，此时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原告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12月17日起重新计算，因此，原告王虎娃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二、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双方是否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以及工程欠款数额进行了结算的问题。案涉工程被陕建公司承包后，该公司将工程交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二被告实施，二被告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原告施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因原、被告双方均无相应的施工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因违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本案原告王虎娃完成了二被告分包给其的工程，且案涉工程已经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因此，依照上述《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有权参照合同约定的价款计算标准向二被告主张工程价款。关于原告完成的工程量和二被告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双方实际已经在2017年12月17日进行了结算。二被告共同签名按印确认的《结算单》中写明工程量为24700立方米，价款为24700立方米×330元/方=8151000元，已付5332000元，下欠2819000元，另记268801元，合计欠原告3087801元。虽然该《结算单》在2018年1月31日杨振华给原告重新出具欠条时被撕掉上半部分，但原告在二被告住所地西安市鄠邑区与二被告结算工程欠款并形成书面《结算单》和1020000元欠条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既然二被告对2018年1月31日杨振华重新出具的欠条以杨振华受胁迫和赵民社未签字确认为由不予认可，则对2017年12月17日的《结算单》和1020000元欠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本院对该《结算单》中确认的二被告欠付原告工程价款数额3087801元依法予以确认。二被告主张原告施工的是案涉工程的“通平桥段至石窟寺段”，并依据子长县审计局关于此段工程量的情况说明，认为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为22772.24立方米。但原告称其施工的工程量不只该部分河段，还包括在其他河段被告未施工的遗漏部分。原、被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中并未约定原告分包的工程范围是“通平桥段至石窟寺段”，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原告分包工程的范围是“基础开挖（入岩50cm）、基坑清理、砌筑、沟缝及养护等，土方的开挖、运输、回填等和其他附属工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二被告应举证证明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仅限于“通平桥段至石窟寺段”。虽然证人李某某在作证时陈述原、被告在2014年4月就案涉工程的通平桥至石窟寺段达成由原告施工的协议，但并未明确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仅限于此段，且该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系孤证，李某某又与二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该部分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被告关于原告工程量的主张不予采信。三、关于被告赵民社欠原告王虎娃的1020000元属于什么性质，该款能否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的问题。2017年12月17日，在同一张纸上，上半部分系二被告签字按印确认的《结算单》，在该《结算单》下面，系赵民社给王虎娃出具的欠条，内容为：“欠条，今欠到王虎娃人民币壹佰零贰万元正，（1020000.00元），赵民社，2017.12.17”。杨振华在该欠条左下角备注“杨振华付赵民社欠王虎娃的欠款，工程款应分配赵民社多少付多少”。王虎娃的儿子南向如在该备注下面写了“同意，王虎娃”，王虎娃本人在名字上按印。从上述内容可知，此1020000元欠款并非二被告欠付原告的工程价款，而是赵民社向原告王虎娃的借款。因杨振华和赵民社在案涉工程中系合伙关系，从杨振华所写的备注内容可知，杨振华承诺在合伙应分配给赵民社的款项范围内就此1020000元对原告王虎娃承担偿还责任。故该1020000元借款并非单纯的赵民社个人向王虎娃借款，而是与原、被告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法律关系密切相关，虽然系两种法律关系，但是，无论是2017年12月17日二被告出具的《结算单》和欠条，还是2018年1月31日杨振华出具的欠条，都将此1020000元与工程价款写在同一张纸上，一并确认。因此，原告将欠付工程价款和借款一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将涉及两个法律关系的欠款一并审理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并审理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故对被告关于此1020000元借款与本案工程欠款纠纷系两个法律关系不应一并审理、原告应另行起诉的主张，不予采纳。这102万元借款应如何定性：尽管原告陈述对支付方式因时间长了不确定，但被告赵民社自称该102万元是他经手的，原告向他支付了部分现金，部分转账，并向原告写了借据。赵民社称该款用于和被告杨振华的合伙工程，但不能证明其主张，且杨振华对此不认可，故该借款为王虎娃个人行为，赵民社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结算单》和欠条同写在一张纸上，并且有杨振华备注承诺在合伙应分配给赵民社的款项范围内就此102万元对原告王虎娃承担偿还责任，仅从这个表述中不能确定该102万元用于二被告合伙工程中，无法确定杨振华为共同借款人。该备注承诺是有范围的，即“……应分配给赵民社的款项多少付多少”，且应分配款不清楚，是二被告合伙分配事宜。杨振华在该结算单上表述承担偿还责任，是对原告一种承诺，被告杨振华和被告赵民社清算合伙账务时，有承诺在先，就有责任，在分配赵民社款中预留该102万元，故被告应对赵民社偿还原告102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内部合伙事宜自行解决或另行诉讼。四、被告杨振华在2018年1月31日给原告出具的欠条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思，应否撤销。被告杨振华在2018年1月31日出具的欠条的内容仍然是基于其和赵民社在2017年12月17日给原告出具的《结算单》和欠条，只是将工程欠款数额由3087801元变更为3134910元，增加了47109元。被告杨振华称其出具该欠条时受到原告王虎娃的胁迫和威逼。XX社XX沟通，并在写完欠条后要求王虎娃在其所写欠条下面再写一个声明，王虎娃不会写，杨振华起草了内容，让王虎娃的儿子王治雄修改后写在了欠条下面。上述事实有杨振华提供的其与赵民社的短信通信记录，当时在场人李某某的证言，与王虎娃的陈述互相印证，可以证实。可见：首先，杨振华在出具该欠条时，有通讯自由，若其受到胁迫和威逼，可以选择电话报警，但其没有，并且在出具该欠条后至原告起诉之前也一直未主张该欠条系胁迫下所写而要求撤销；其次，杨振华对欠条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王虎娃不识字，王虎娃的儿子按照杨振华起草的内容在欠条下面写了一段声明，此系杨振华自由意思的表达。说明杨振华出具该欠条并非完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杨振华反诉请求撤销该欠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该欠条系杨振华单方出具，并未得到另一合伙人赵民社的签字确认或事后追认，该欠条只对杨振华有约束力，对赵民社没有法律约束力。五、原告诉请二被告共同偿还工程款4154960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5月6日起至履行完毕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息）。关于二被告欠付原告工程价款的数额，应以二被告在2017年12月17日共同确认的3087801元予以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欠付工程价款利息，双方没有约定，根据《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应以308780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双方对工程款付款时间约定不明，原告主张从《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60日工期届满日即2014年5月6日起计算利息，二被告在诉讼时效抗辩中提出原告应从2014年11月起主张工程款，陕建公司项目经理李某某称原告交工是在2014年11月底，因此利息从2014年12月1日起计算为宜。至于赵民社借王虎娃的1020000元，依法应由赵民社承担偿付的民事责任。因杨振华承诺由其在合伙应分配给赵民社的款项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二被告在案涉工程中系合伙关系，杨振华对合伙工程应分配赵民社款承诺还款视为保证，应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如何分配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对内纠纷可另行诉讼。此1020000元的结算时间为2017年12月17日，但双方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故对原告主张此1020000元的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中于法有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反诉原告杨振华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民社、杨振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虎娃工程欠款3087801元及其从2014年12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由被告赵民社偿还原告王虎娃借款1020000元；由被告杨振华在合伙应分配给赵民社的款项范围内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王虎娃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杨振华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400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赵民社、杨振华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020元由反诉原告杨振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认证和二审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振华、赵民社与王虎娃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劳务价款由双方签认的工程数量乘以劳务单价确认，劳务单价一次性包定(不含税、费)价款为：砌石330元／m3，土方开挖2元／m3，回填8元／m3。2017年12月17日，双方就工程款进行结算并形成《结算单》，该结算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杨振华现主张该结算单认定工程量错误，其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依法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工程于2014年11月完工，故原审判决赵民社、杨振华于2014年12月1日起承担欠付工程款利息并无不当。杨振华在2017年12月17日出具的结算单上书写“杨振华付赵民社欠王虎娃的欠款，工程款应分配赵民社多少付多少”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审判决杨振华在合伙应分配给赵民社的款项范围内对102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振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25元，由上诉人杨振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晓 元审  判  员    贺    洁审  判  员    贾 玉 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但   勇书 记 员     南 慧 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