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6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植良，男，汉族，1974年1月2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冚下新村10巷12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41900197401240878。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光，男，汉族，1979年7月3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民中路333号丰瑞居6栋1单元301，公民身份号码为44132219790730271X。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广东康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植良因与上诉人刘国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国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袁植良支付货款200772.95元、税点款18272元；二、刘国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袁植良支付货款利息（截至2016年8月18日利息31304元及2016年8月19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利息35000元。其余利息均按照月利率2%计算，其中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3日期间的利息以货款590772.95元为基数计算，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的利息以货款390772.95元为基数计算，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的利息以货款320072.95元为基数计算，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3月12期间的利息以货款260072.95元为基数计算，2019年3月13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以货款200072.95元为基数计算）；三、驳回袁植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530.61元、保全费2520元（袁植良已预交），由袁植良负担2073元，由刘国光负担4977.61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193号民事判决。袁植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第二项中对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按月利率2%计算的货款利息180773元不予支持，这部分应予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用费由刘国光承担。刘国光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的“刘国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袁植良支付税点款18272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三、本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袁植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袁植良、刘国光皆为自然人主体，都不具备开局税务发票的资质，袁植良在对账表中计入“收取7%税点款18272元”无任何法律依据。二、本案件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纠纷，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并没有约定袁植良交付钢材的期限，也没有约定刘国光支付钢材款项的期限，双方之间是“滚动供应钢材、滚动支付货款”的关系，对账表中的利息“31304元”及“35000元”既缺乏合同依据，也没有逾期天数、逾期本金、计算利率等事实依据。三、尽管在欠条中刘国光“承诺于2018年4月30日还清所欠货款”，但欠条中“超期按月利率2%”所表达的法律意思并不完整，或者没有表达下去。对逾期违约责任的约定不明确的。从法律上讲，可以视为没有约定。四、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中逾期付款应承担的违约金即使有约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也不得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原审法院以月息2%计算刘国光应承担的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显然“过份高于损失”，按照原审判决第二项，至刘国光收到原审判决书之日，利息款项已经接近“未付货款200772.95元”。五、在未付货款的金额上，刘国光与袁植良一直存在争议。争议期间，刘国光不应当承担任何形式的逾期付款法律责任。六、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逾期付款的损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只能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针对袁植良的上诉，刘国光向本院答辩称：袁植良的上诉没有事实和理由，应依法驳回，刘国光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针对刘国光的上诉，袁植良未发表任何答辩意见。二审期间，袁植良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6年8月18日的欠条，证明刘国光一直有拖欠货款，存在刘国光超期后按照月利率2%与袁植良结算的协定习惯。双方多年来都是刘国光没钱给就按照货款及逾期月利率2%打欠条的方式进行合作。由于刘国光一直恶意欺骗拖欠货款，每隔一段时间袁植良就会要求刘国光重新计算利息、重新打欠条，每次打新欠条就要把旧欠条原件归还给刘国光。在2018年2月14日打新欠条时，袁植良把2016年8月18日打的欠条原件交还给了刘国光，并留存欠条复印件，而欠条复印件上的金额跟对账表上的金额完全吻合，且原审判决第二判项的2016年8月18日利息31304元是生效的。该欠条可以充分体现出31304元的利息是按月利率2%计算出来的，刘国光也认可签字。双方合作这么久袁植良从未单独收取过利息。针对袁植良二审提交的证据，刘国光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欠条只是复印件，袁植良在其提交的证据情况说明中已明确陈述该欠条没有原件。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袁植良、刘国光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袁植良主张的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利息180773元是否应予支持；二、刘国光是否应支付税点款及相应货款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对账表详细记载了袁植良与刘国光二人自2016年2月21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的交易往来，包括税点款、利息在内的交易总额为675348.95元。从对账表记载的内容来看，仅有2016年8月18日31304元、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12月31日35000元两笔利息，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并无任何关于利息的记载。而袁植良二审提交2016年8月18日欠条显示的“至2016年8月18日止，共欠货款人民币531010元，利息款人民币40265元。共欠人民币571275元”中，除尚欠总额571275元与对账表中2016年8月18日的余额一致外，利息款及货款数额均不能与对账表对应；且该2016年8月18日欠条记载的也仅为落款日期之前的事项，并不能证明双方此后又约定了利息。袁植良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相应举证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对账表为案涉双方对2016年2月21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交易的确认与结算，刘国光没有任何证据推翻对账表，袁植良据此诉请的税点款及31304元、35000元货款利息均应予支持。2018年2月14日欠条中记载的尚欠总额虽与对账单不符，但其中刘国光关于2018年4月30日前清偿所欠货款、超期则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的承诺清楚明确，在刘国光对其签名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承诺系刘国光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并未超出法定利率的上限，刘国光亦无任何证据证明该约定过分高于袁植良所遭受的损失，故刘国光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植良及刘国光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09.56元（均已预交），由袁植良负担3915.46元，刘国光负担3894.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丽莉审判员  邹凤丹审判员  罗艳艳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邓绮琪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