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72民初4号原告：深圳市华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徐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龙，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侃圆，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被告：东莞市莞玻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朗厦村华厦二环路一街1号E栋B区。法定代表人：高大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萍，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华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莞玻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尹忠烈独任审理，法官助理为张唯权，书记员为梁景樱。后因工作调整，审判员尹忠烈变更为审判员徐春龙，法官助理张唯权变更为周茜。本院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刘亚萍参加庭审，李学贵作为证人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费用人民币43,431.39元（5700美元按2019年7月7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8827元折算为人民币39,231.39元，另外人民币4200元为额外增加费用）及其利息（以43,431.39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并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17日，被告员工李学贵通过微信委托原告办理一批玻璃自东莞至柬埔寨西哈努克的货运代理事宜。后双方通过微信订立了物流合作协议，载明被告委托原告办理货运代理相关事宜，并约定代理费用的报价。2018年12月29日，被告指示原告到被告住所地接收货物。2019年1月3日，原告委托的物流公司前往该地点后，却被告知货物尚未备妥，需前往阳江市装箱。原告根据被告指示安排物流公司到阳江接收货物。因被告未能依约交付涉案货物，原告额外向物流公司支付了返空费和高速费等费用4200元。接收货物后，原告委托海运公司将装载在TGHU6924360号（以下简称360号）集装箱内的货物经由海运运往柬埔寨。2019年1月18日，涉案货物被运抵被告指定的收货地交付。虽然涉案协议以及具体运输的地点均由李学贵与原告联系，但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以及被告的一名员工也在由原告员工、李学贵以及涉及报关、清关、退税等关联公司人员组成的微信工作群中，高大斌对于李学贵代表被告的行为未持异议，且其接收了原告实际控制人徐杰发送的相关对账单后也未提出异议。李学贵的行为应视为代表被告作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因此，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成立于原告和被告之间。而被告在收到原告发送的账单后，却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及逾期付款的利息。被告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1.李学贵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李学贵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协议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并不知情，合作协议发送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而高大斌系2019年1月2日才被拉入微信工作群。2.李学贵作为证人出庭，明确表明是其个人与原告之间成立委托运输关系。合作协议之所以出现被告的名称、李学贵向原告发送了被告的营业执照、高大斌及被告员工加入工作群，系因为李学贵与被告存在玻璃制品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向李学贵出售相关玻璃制品，作为货物出售方，被告介入原告与李学贵的委托运输事宜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货物交接工作，不等同于被告与原告成立合同关系。3.民事活动中默示承认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原告在向李学贵追索代理费未果后，原告实际控制人徐杰将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加为微信好友，向高大斌发送对账单，高大斌没有作出任何明示的承认。而高大斌的沉默不能认定其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合同关系以及相关费用的认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李学贵由被告申请作为证人，就涉案货物运输等事宜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原告和被告提交的证据，或为彼此均无异议的证据，或为可与证人李学贵的证言相互佐证的证据，或为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制件，对前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查明：2018年10月8日，被告与李学贵签订了GB-2018-10-08号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向李学贵出售一批玻璃制品及配件。该合同由被告加盖公章，并由李学贵签名及按指印。2018年12月，经他人介绍，李学贵与被告实际控制人徐杰以及员工吕湘俐取得联系，并互相加为微信好友。李学贵称其有相关货物需从我国运往柬埔寨西哈努克，询问吕湘俐相关货运事宜的报价，双方达成了由李学贵委托原告从事货运代理的初步意向。2018年12月15日，李学贵通过微信告知吕湘俐，涉及相关费用，必须体现在合同中。还告知合同抬头单位为被告，地址为被告住所地以及联系电话和传真。2018年12月17日，吕湘俐通过微信向李学贵发送了物流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委托方为被告，受托方为原告。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经友好协商，就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委托代理内容：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以原告的名义与船公司订舱，并为被告的利益办理国际货物运输。装箱地址为被告住所地，起运港为深圳，货物为玻璃、铝材及五金配件。费用报价：深圳到西哈努克，门到门含进口税，20英尺普通集装箱每箱4800美元，40英尺高集装箱每箱5700美元。若付人民币，按双方认可的中国银行实时汇率计算。委托代理期限：自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12月16日。代理费用及结算办法：被告应付费用以合同报价为准；被告支付费用以原告开具正规发票为依据，每月30号核对当月账单，次月1日开发票，从开发票日期起7天内被告支付费用。若被告逾期付款，应以每日千分之三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且原告有权终止合同并可采取必要途径向被告追讨欠款或暂时扣押被告的任何单据及货物直至被告付清相关费用。如双方在执行协议时产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同意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并未最终签订，被告亦未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李学贵出庭作证时称，其认可该协议所确定的相关运费标准等内容，但该协议仅是框架协议，就具体每票货物的运输安排，仍以双方微信确认的为准。为做好李学贵所称的相关货物的运输事宜，李学贵、吕湘俐、被告员工JUNE以及涉及提供报关、清关、退税等事宜的相关人员组建了微信工作群。2018年12月28日，原告员工“Miya玲”要求李学贵提供营业执照代码，称船公司需要录入系统。12月29日，李学贵将被告的营业执照拍照发送到微信工作群。同日，“Miya玲”询问李学贵下周2个集装箱是否都安排在2019年1月2日周三早上到工厂装货。李学贵表示同意，并询问了具体运输时间安排。吕湘俐回复称，2号装箱，3号报关，直航4天。2019年1月2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加入了李学贵、吕湘俐等人所在的微信工作群。同日，李学贵添加“Miya玲”为微信好友。2019年1月3日上午，“Miya玲”在微信群中发送了拟运送360号集装箱货物的司机以及运输车辆号牌等信息。运输车辆到达被告住所地后，因无人接听联系电话，“Miya玲”在微信群中询问。李学贵回复称，360号集装箱需要到阳江装货。“Miya玲”回复称，根据上周的沟通，这票货是在东莞装货，如果是到阳江装货，赶不上船。李学贵称还是到阳江装货，并由其负担高速费。后原告指定物流公司到李学贵指定的阳江地址装货。2019年1月7日，涉案货物装载于360号集装箱内由“WANHAI612”轮S030航次自深圳蛇口运往泰国林查班。涉案货物被卸载在泰国林查班港后，由驳船运往西哈努克港。2019年1月18日，涉案货物由原告安排的物流公司运往李学贵指定的工地。因涉案货物未能按照李学贵的预期时间运送到西哈努克港，李学贵与吕湘俐及徐杰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李学贵询问为何涉案货物未采取直航方式运输，吕湘俐表示如果采用直航方式，李学贵给出的费用报价过低无法安排。2019年1月9日至13日，李学贵与徐杰微信沟通过程中，李学贵表示如果涉案货物不是采取吕湘俐所称的直航运输方式而是目前采取的中转运输，李学贵就不委托运输了。徐杰称吕湘俐只想省钱了，对于时间把控和意外情况没有控制力，并称有意到柬埔寨向李学贵的相关客户进行解释说明。2019年1月28日，原告员工“Miya玲”向李学贵发送了涉案货物运输的账单，载明接收单位为被告，金额为5700美元、人民币4200元，请李学贵予以确认。2019年3月27日，吕湘俐将包括涉案货物的海运代理费用及其他4票海运、3票陆运代理费用的应收款明细账单发送给李学贵，要求其付款。账单载明结算单位为被告，应收款项为70,983美元、人民币8400元。李学贵在出庭作证时称，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向被告购买的相关货物需运往西哈努克的工地，为方便操作，其与原告之间的物流合作协议系以被告名义协商，但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并不知悉物流合作协议，也未授权其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物流合作协议，故物流合作协议并未由被告盖章确认签署。因其委托原告运输的几票货物延期到达西哈努克的工地，导致他被工程发包人扣款12万美元。另查明，2019年4月26日，徐杰将高大斌加为微信好友。4月26日至28日，徐杰向高大斌发送了包含涉案货物在内共计8票货物代理费用应收款明细账单。高大斌对其既未确认也未否认。被告股东李学林为李学贵的兄长。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纠纷。本院认为，原告以其为被告的货运代理人提起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之诉，涉案货物经海运运输至柬埔寨，本案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故本案系1宗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适用我国法律处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庭审调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和被告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所称的货运代理费用。关于原告和被告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由原告承担。从涉案物流合作协议的订立过程来看，与原告商定订立涉案物流合作协议的李学贵既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也不属于被告的员工，其行为不属于职务代理行为；李学贵未持有被告委托其代为商议或订立涉案物流合作协议的相关授权文件，虽然被告大股东李学林为李学贵的兄长，但没有证据证明李学贵的前述行为系代理李学林或被告作出，李学贵的行为不属于委托代理行为。虽然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加入到由原告员工和李学贵等人组成的微信工作群，但涉案物流合作协议商定时，高大斌并未在工作群中，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高大斌知悉前述物流合作协议。涉案物流合作协议明确载明，需以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为生效要件，而被告并未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涉案物流合作协议不能对被告产生约定或法定约束力。从涉案货物自广东至西哈努克的运输过程来看，货运代理费用的确认、相关货物运输的安排均由李学贵发出指示，被告法定代表人高大斌等人并未介入其中。由于李学贵与被告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高大斌作为被告的代表负责与原告对接涉案货物交接等工作，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从涉案货物运输完成后相关费用的追索来看，虽然原告在向李学贵追索费用未果后曾向高大斌发送相关账单且高大斌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目前没有法律规定高大斌前述的沉默可认定为认可李学贵的行为代表被告，原告和被告之间对于高大斌的沉默视为被告认可李学贵的行为代表被告既无合同约定，也无交易习惯支撑。因此，既不能根据高大斌的沉默认定李学贵的行为代表被告，也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原告所主张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更不宜认定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相关费用的确认。根据涉案物流合作协议的订立、履行以及履行后相关费用的追索过程并综合原告实际控制人徐杰、员工吕湘俐等人与李学贵的沟通联系过程以及李学贵在庭审中的证言，原告主张与被告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待证事实缺乏足够证据支持，原告的举证未能达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关于与被告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虽然李学贵确认原告代为安排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费用标准为5700美元且愿意承担涉案货物未能在东莞装货的高速费用，但如前所述，李学贵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其对前述费用标准确认的效力亦不及于被告，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前述5700美元以及人民币4200元的货运代理费用。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华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54元，由原告深圳市华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徐春龙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周 茜书 记 员 梁景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