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3民终1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国成，男，195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少洪，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5030551251315X5。 法定代表人：张明扬。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晨宇，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宁，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郑春华，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何国成因与被上诉人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汀岐村委会”）及原审被告郑春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9）闽0305民初4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国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汀岐村委会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汀岐村委会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和条件，应依法驳回其起诉。1.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汀岐村委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讼争养殖场系其农村集体所有，不具有起诉主体资格。另外，汀岐村委会原审提供的证据一《关于后海垦区土地使用权属的通知》中，出具的单位是埭头镇人民政府，无权对滩涂作为确权；通知中的土地补偿情况表及附录的垦区布置图也无法证明系本案诉争的区域。2.汀岐村委会提起诉讼，没有具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第26条第2款、第29条、第30条规定的“农民代表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参加，所作决定应经到会人员过半数同意”的民主决策机制的前置条件，村民委员会主任张明扬无权个人代表汀岐村民意见而提起诉讼，汀岐村委会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二、一审法院判决何国成返还养殖场、支付占用费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汀岐村委会和郑春华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同书》期满后，汀岐村委会对承租人郑春华继续承租使用养殖场没有提出异议，双方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国成不是承租人身份，判决何国成返还养殖场、支付占用费违背法律规定。另外，一审判决在根据租赁合同关系纠纷，判决承租人郑春华退场、支付拖欠租金的同时，又根据侵权纠纷，判决何国成退场及支付占用费，也违反审理程序。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租金标准错误，分别判决要求郑春华、何国成支付自2015年7月2日起、2019年7月30日起按每年每亩645元租金标准来支付租金及占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要计算租金（或占用费），根据《合同法》第236条规定，租金（或占用费）也须按原《养殖场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每年每亩150元计。四、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第（三）项之规定“延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而汀岐村委会直到2019年7月22日才向郑春华发送《通知书》，故其起诉的2019年7月2日前的租金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一审法院只认定2015年7月2日前的租金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判决何国成、郑春华返还养殖场也违背事实和法律。1.因汀岐村委会和郑春华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若汀岐村委会要求收回养殖场，必须先诉求解除租赁合同，且要给予承租人返还养殖场的宽限期。但本案汀岐村委会并未提起解除合同的诉求，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审理程序。2.根据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何国成投放养殖物的特殊性，也不适宜判决返还养殖场，至少再给予何国成一年的宽限期。六、一审法院判决何国成和郑春华郑春华承担的诉讼费没有作区分，判决诉讼费由郑春华、何国成共同负担4161.5元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判决何国成、郑春华履行义务的内容不一样，即使何国成须履行一定的义务，也应和郑春华分别计算各自承担的诉讼费。 汀岐村委会辩称：1.汀岐村委会具备起诉主体资格和条件。首先，汀岐村委会对讼争养殖场享有不可争议的使用权。汀岐村委会由于历史原因取得后海垦区部分土地的使用权，早在1996年由原莆田县埭头镇人民政府发文确认。此后，这部分土地一直由汀岐村委会使用，相关政府部门未收回土地使用权。因此，汀岐村委会对讼争养殖场的使用权受到法律保护。其次，汀岐村委会提起诉讼无需村民会议决定。汀岐村委会提起诉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的任何情形。2.本案系承包合同纠纷，而非租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本案并不适用。2009年7月1日，以汀岐村委会这一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郑春华这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承包方，双方订立了《养殖场承包合同书》。《养殖场承包合同书》就承包范围、面积、承包期限等作了约定。只是双方囿于法律知识，将承包费当作租金。显然，本案系承包合同纠纷，并非租赁合同纠纷。本案既然是承包合同纠纷，就不能适用租赁合同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何国成辩称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36条的规定来认定承包期满后租金（实为承包费）数额及支付期限，这不能成立。3.郑春华辩称与汀岐村委会之间的《养殖场承包合同书》已于2015年7月1日解除，这缺乏事实依据。2015年7月1日养殖场承包期满。当日及此后，郑从未将养殖场交还给汀岐村委会，且任由何国成继续使用。郑春华主张已经将养殖场交回汀岐村委会控制，这完全失实。4.一判酌定郑春华、何国成按每亩每年645元承担承包期满后的租金（实为占有使用费），这并无不当。首先，承包期满后养殖场承包费与《养殖场承包合同书》订立时的承包费相比较有数倍的提升，按原租金每亩每年150元计算期满后的占有使用费对汀岐村委会显失公平。其次，曾仁忠等人与林金全于2015年8月25日订立《合同》中约定的租金，对本案占有使用费的确定具有极大的参照价值。该《合同》约定115亩养殖场的年租金为90000元，每亩年租金为782.6元。曾仁忠等人出租的滩涂在讼争养殖场附近，属于同一地段，养殖条件、环境基本相当。本案承包期于2015年7月1日届满，曾仁忠等人与林金全订立《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两者仅仅存在五十几天的时间差。5.何国成无权承租讼争养殖场。郑春华未经汀岐村委会同意私自将转租给何小剑，租赁合同无效。汀岐村委会并不知道转租的情况。何况，转租期限也早就届满。订立于2009年7月1日的《养殖场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已于2015年7月1日到期。何国成、郑春华占有使用养殖场已没有任何合法的合同依据。6.汀岐村委会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郑春华与汀岐村委会在承包期满后并未就后续承包费的金额及支付期限达成一致。既然未约定付款期限，主张后续承包费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从汀岐村委会第一次向郑春华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其次，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郑春华在一审庭审中承认，承包期满后，其曾收到汀岐村委会于2016年及2017年两次就承包事宜发出的通知书。这与郑春华在汀岐村委会2019年7月22日发出的《通知书》上备注的内容相符。再次，汀岐村委会提起诉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经开始实施，本案如需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均应按三年来计算。 郑春华辩称：1.埭头镇从2016年就查出问题却不进行整改，村委会却从来没有招投标，没招投标郑春华也不能做。2.郑春华2015年7月1日就合同期满了。合同期满后何国成在那里做，郑春华也没有收何国成任何钱，村委会也默认何国成在那里使用，也没有收何国成任何费用。租赁期满郑春华要求汀岐村委会招投标，汀岐村委会也没有招投标，郑春华要求按原来合同每亩150元继续承租汀岐村委会也不同意，既然期满那郑春华不应承担续租的费用。3.村干部严重违反规定。4.不定期租赁是不合常理的，郑春华有录音，何国成自认了村干部让他不要交钱。5.诉讼时效问题认可何国成的意见。 汀岐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春华、何国成将后海垦区面积88亩的养殖场返还给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2、判令郑春华、何国成向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支付养殖场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的租金13200元；3、判令郑春华、何国成自2015年7月2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每亩每年1200元的标准向原告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支付88亩养殖场的占有使用费(占有使用费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22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1日，汀岐村委会与被告郑春华签订《养殖场承包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汀岐村委会将其享有使用权的位于后海303垦区内的养殖场（面积共计88亩）以每年每亩150元（即年租金13200元）租赁给郑春华，用于水产养殖等开发，租赁期限自2009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双方还约定郑春华在承包合同签订时，必须同时交清当年度租金。每年租金应在当年7月10日前交清，逾期按日5%收取滞纳金，并取消本合同；郑春华在承包期间，若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汀岐村委会应视情给予适当减免当年度租金，并协助向上级申请救灾；承包期满后，郑春华应将场地无代价交回汀岐村委会，并保持各项设施完好，不得有人为破坏行为。郑春华所有机械设备在公平、合理、自愿的前提下，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所有权仍属郑春华，但必须在一个月内拆迁，逾期所有权归汀岐村委会；合同期限满后，在同等条件下，郑春华可优先续签承包协议。合同签订后，双方各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2011年7月1日，被告何国成之子何小剑与郑春华签订《后海汀岐养殖池承租合同》，郑春华将已承租的养殖场（池）转租给何小剑，租赁期限自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每年每亩380元，以90亩计算，年租金34200元。合同签订后，养殖场（池）实际由何国成占用、经营。2016年3月31日，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人民政府下属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村集体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向汀岐村委会发出《整改通知书》，指出后海垦区面积176亩养殖场在2015年7月1日承包期满后未发包及租金未上缴的问题。2019年7月22日，汀岐村委会工作人员向郑春华送达《通知书》，书面告知郑春华租赁合同已到期，并要求郑春华在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期间对占用的养殖场作清场处理。时郑春华本人签收通知书，并在通知书上备注“本人郑春华已于合同期期满后曾两次收到通知书停止对养殖场承租事宜”。2019年8月6日，汀岐村委会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郑春华、何国成返还后海垦区面积88亩的养殖场并支付拖欠租金。2019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现场勘查案涉养殖场，勘查查明：养殖场内用堤坝隔断出两口养殖池，养殖池现仍由何国成实际占用、经营（何国成亦自认该事实），池内尚有养殖物，一审法院现场从养殖池内打捞出若干美国花蛤。案经审理，因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致调解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于2009年7月1日签订《养殖场承包合同书》的内容来看，符合租赁合同的特征。该合同内容详实、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租赁期限于2015年7月1日届满,郑春华庭审时认为其已向汀岐村委会表示合同终止后不再承租,但郑春华并未提供其向汀岐村委会交还了案涉养殖场或办理相关交接手续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郑春华在签订案涉《养殖场承包合同书》租赁后又于2011年7月1日将案涉养殖场转租给何小剑使用,在2015年7月1日租赁期限届满后,次承租人何小剑的父亲何国成仍占有使用案涉养殖场,此事实也可以反映郑春华作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在租赁合同期满后并未返还案涉养殖场。因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双方在租赁期限届满后未续签租赁合同,郑春华未返还案涉养殖场,汀岐村委会对此又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之间在2015年7月2日后形成了不定期租赁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郑春华不因再次转租而免除其作为承租人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郑春华仍应受原租赁合同关系的约束，但双方可以随时解除该租赁关系。汀岐村委会主张其于2017年4月21日曾书面通知郑春华租期届满、要收回养殖场，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通知书证实其主张，且郑春华对此提出异议，仅凭两张照片不足以证实其已履行的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而汀岐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9年7月22日的《通知书》内容完备，客观真实，且有郑春华的签名确认，汀岐村委会在《通知书》内容中明确告知郑春华须对养殖场进行清场，并给予了7日宽限期（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故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在约定宽限期届满次日（即2019年7月30日）解除。承租人的租赁权来源于出租人,在出租人与承租人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承租人即丧失租赁权,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也随之解除或者终止。故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的租赁合同关系于2019年7月30日解除时,郑春华与何小剑的租赁关系亦于该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的规定，故郑春华应当返还案涉88亩养殖场给汀岐村委会。因郑春华与汀岐村委会之间的租赁关系解除,故次承租人何小剑之父何国成作为养殖场实际经营者不再拥有、使用租赁养殖场的合法依据,其继续使用将形成了对出租人所有的租赁物的无权占有,故汀岐村委会诉请何国成返还养殖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的租金问题，汀岐村委会之间主张该段租金（共计13200元）郑春华尚未支付，故诉请支付。郑春华辩称该段租金已经现金支付给原村干部林振善且主张即使未支付该段租金的诉求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郑春华主张其已支付该期间内的租金13200元，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且林振善亦已去世，亦无从核实，故不予采信。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限内不行使请求权,在该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稳定法律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诉讼时效中断需要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等法定事由。案涉《养殖场承包合同书》约定，每年租金应在当年的7月10日前交清，该条款系同一租赁合同下的租金分期支付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养殖场承包合同书》中约定了租赁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故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的租金属于最后一期租金。该期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2014年7月10日）起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延付或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故该期租金的诉讼时效于2015年7月10日届满。汀岐村委会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实该段租赁期间内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其于2019年8月6日才诉请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的租金13200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故对该段租金诉求，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自2015年7月2日后形成了不定期租赁关系，且租期一直持续至2019年7月29日（即约定宽限期届满之日），故郑春华应当向汀岐村委会支付自2015年7月2日起至2019年7月29日止的租金。关于租金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租期顺延后的租金标准可依照市场价格确定，现案涉养殖场租赁价格较六年前合同签订当时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以原合同标准继续履行显属偏低，将损害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利益，导致合同相对方权利义务失衡。基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参照相近时期、相近地段的养殖场租金的市场价格及本案实际情况，酌定自2015年7月2日起按照每年每亩645元计算案涉养殖场租金。经核算，88亩养殖场年租金为56760元，2015年7月2日起至2019年7月29日止（共计1488日）的租金应为231394.19元。因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的租赁关系于2019年7月30日解除,故自2019年7月30日起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汀岐村委会要求郑春华支付其2019年7月30日至今产生的租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何国成作为次承租人何小剑的父亲，系直接使用案涉养殖场的主体,也系现在案涉养殖场实际经营者及实际受益人,负有支付逾期返还养殖场产生的占有使用费的义务,故自2019年7月30日起何国成应当向汀岐村委会支付养殖场占有使用费。鉴于何国成确已在养殖池内投放了美国花蛤等养殖物，而养殖具有季节性特征，养殖物客观上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捕捞，立即返还养殖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何国成蒙受巨大损失，秉承谦抑、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一审法院给予何国成三个月（即90日）宽限期用于妥善处理养殖物并返还养殖场。自2019年7月30日起至实际返还养殖场之日止，何国成应按照每年每亩645元（88亩折合日租金155.5元）的标准向汀岐村委会支付养殖场占有使用费。何国成辩解其于2018年7月遭遇暴雨导致养殖场设备损坏、养殖物死亡故应当减免租金，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损失价值情况，且因汀岐村委会与何国成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国成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郑春华与何小剑、何国成之间的租金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另案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郑春华、何国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将位于莆田市秀屿区汀岐村民委员会；二、郑春华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自2015年7月2日起至2019年7月29日止产生的养殖场租金231394.19元；三、何国成应自2019年7月30日起至实际返还养殖场之日止按照每年每亩645元（88亩折合日租金155.5元）的标准向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支付养殖场的占有使用费；四、驳回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34元，由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汀岐村民委员会负担3672.5元，由郑春华、何国成负担4161.5元。 本院二审期间，何国成、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何国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当时养殖池不仅仅只有花蛤，还有各类的蟹虾。汀岐村委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郑春华将已承租的养殖池………”有异议，认为是承包的；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郑春华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郑春华虽然有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故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因案涉合同书中约定的租赁期限至2015年7月1日止，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就续租案涉养殖场达成合意，郑春华系《养殖场承包合同书》的相对人，而何国成又实际占用案涉养殖场至今，故一审法院判决郑春华、何国成搬离案涉养殖场并无不当。2015年7月1日案涉养殖场租赁期限届满后，郑春华未返还案涉养殖场，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也未续签租赁合同,郑春华又于2011年7月1日将案涉养殖场转租给何小剑使用,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日后汀岐村委会与郑春华之间形成了不定期租赁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郑春华并不因再次转租而免除其作为承租人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郑春华仍应受原租赁合同关系的约束。关于2015年7月2日起至2019年7月29日止案涉养殖场的租金计算标准的问题，因该期间双方未重新签订合同，造成了汀岐村委会预期租金的损失也只能按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每年每亩150元（即年租金13200元）计算。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郑春华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期限内缴纳上诉费，视为未提起上诉，一审法院判决郑春华向汀岐村委会支付自2015年7月2日起至2019年7月29日止产生的养殖场租金231394.19元，本院予以维持。不定期租赁合同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2019年7月22日汀岐村委会发出《通知书》明确告知郑春华须对养殖场进行清场，并给予了7日宽限期（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故双方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在约定宽限期届满次日（即2019年7月30日）解除。关于2019年7月30日后案涉养殖场的占用费问题。何国成系案涉养殖场的实际占有使用人,也系现在案涉养殖场实际经营者及实际受益人,一审法院判决自2019年7月30日起何国成应当向汀岐村委会支付养殖场占有使用费，并参照市场价格确认占有使用费标准为每年每亩645元（88亩折合日租金155.5元）是正确的。因何国成与郑春华共同负有向汀岐村委会返还案涉养殖场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何国成与郑春华共同承担诉讼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何国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161.5元，由上诉人何国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珊珊 审判员  陈利强 审判员  彭赵龙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林夏岚 附注：相关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