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81民初3430号 原告：大连桂元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661129223X，住所地大连甘井子区友谊街182号。 法定代表人：林桂元，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森林，系大连甘井子区辛寨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永栋，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824602894，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1号，实际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海防街1号。 法定代表人：刘征，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系该公司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良，系该公司非船事业部技术科科长。 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6799782584，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新生路绿欧园24号4-10号。 法定代表人：张永正，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卫东，系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禄，系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李鸿斌，男，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系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员，现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原告大连桂元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安装公司）与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务工程公司）、李鸿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年6月1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桂元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森林、林永栋，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张兴良，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卫东、吴建禄，被告李鸿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劳务费12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尚欠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2、由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2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依约为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非船事业部包给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在瓦房店展览馆项目施工中进行货物吊装劳务服务。2015年12月8日，由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被告李鸿斌，原告及其他实际施工人在西岗区召开会议，形成会议草案。确认该施工工程总体由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给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费用均通过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拖欠原告的劳务费120000元是由当时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核算现场施工工作量及价格的李鸿斌确认的。期间，原告曾多次找到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吴建禄（代表被告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在会议草案上签字）称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尚欠他们工程款未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称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找原告从事吊装劳务工作的，原告使用两台吊车在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位于瓦房店的瓦房店展览馆项目中从事钢结构吊装，具体就是卸货、装货，按指令将钢结构送到指定的位置，配合安装。从事劳务的期间是自2012年3月至5月份，干了两个多月。具体的联络人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王**。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的主体，原告起诉的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案涉项目系由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至6月与被告船务公司签订了三份合同，合同总金额81.7万元，案外人已全部支付了被告船务公司的款项，并不存在任何拖欠。庭审过程中，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承认案涉瓦房店展览馆工程是其公司的，在案涉工程签订承揽合同时，因我公司属于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我公司原从事军品和民品生产，军品不能作为上市公司的生产项目，所以两者分开。2012年的时候我公司将中标的瓦房店展览馆项目就落到了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来承担，并由案外人签订合同并付款。承认王**是其公司的非船事业部的副部长，在此项目中负责领导协调，但是不清楚原告是谁找去干活的。 被告船务工程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求我公司支付案涉的劳务费缺少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不予认可。我公司认为原告履行案涉劳务，但是劳务费支付的义务主体并非我公司，是案外人安排原告施工履行劳务义务还是其他人安排原告履行劳务义务，原告自身应该清楚。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公司和本案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签订了案涉项目总承包合同和结算协议。所谓会议草案并不是项目总承包合同，是一种会议的备忘录，而且也没有落实和实施，不是我公司和原告签订的会议草案，而是案涉项目的五家施工主体共同签字，是一种约定，没有履行。本案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我公司没有签订会议草案所约定的总承包合同和项目的劳务费转移支付的协议。恰恰相反，原告已经完成的劳务，包括劳务费标准总额的确定，都是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关联企业项目负责人确定，并非我公司确定。综上，原告的诉求，请求我公司履行劳务费给付义务，缺少事实和证据的支持，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被告李鸿斌辩称，我以个人的身份帮原告对其工作量进行核价，原告与本案其他当事人之间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原告撤回对我的起诉。庭审中，李鸿斌承认当时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价员，认识高峰，称高峰在2012年前后几年总在其工作的船舶重工集团出现，但不知道高峰是干什么。看到台班表上有高峰的签名没有什么想法。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三名被告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 证据1、桂元瓦房店吊车用车时间（台班）原件一张，用以证明原告在瓦房店市炮台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展览馆项目从事吊装劳务活动所使用的工具（吊车）、吊装的时间以及应付的劳务费，2012年6月份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项目经理高峰确认吊车的工作量，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现场负责人李鸿斌核准了应付的劳务费12万元。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吊车用车时间（台班）的真实性和所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没有公司盖章确认，而且上面所谓高峰的签字不是原件。被告李鸿斌承认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帮助原告核价，并不代表公司，而且公司也没有授权李鸿斌进行相关的核价事宜。 被告船务工程公司认为原告提交的吊车用车时间（台班）与其无关，该证据证明的是和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凭证，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清楚原告主张的事实。 被告李鸿斌对原告提交的吊车用车时间（台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是其签字的原件，当时这张纸上面的其他字都是写好了，我只是看了一遍在最下边写了一行字“最终协议价：12万元”，并签上我的名字。我并没有去过现场，我当时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价员，我出于私人关系给原告核价。 证据2、会议草案复印件一张，该证据原件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保管，因为当时签完字原件只有一份，我们只拿到了一份复印件。2015年12月8日上午9点在大连市西岗区，为瓦房店展览馆项目工程费用划分形成会议结论。用以证明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将瓦房店展览馆工程以形成合同的方式承包给被告船务工程公司，费用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支付给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再通过被告船务工程公司支付给债权人。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禄和原告的负责人林永栋、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非船事业部副部长王**以及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算员李鸿斌在会议草案上面签字。今天参加庭审的原告代理人林永栋，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代理人张兴良，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吴建禄，被告李鸿斌都在会议现场并且在会议草案上签了字，可以说明该会议草案形成是真实的。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对会议草案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所要证明的事项不予认可。辩称2015年就案涉项目本打算由我公司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签订总包合同，被告船务工程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的总包方，我们只对被告船务工程公司付款，由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再对各分包方支付。在该草案签订后我公司进行了核实，会议草案实际上并未实际履行。而是由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签订了三份合同，并由案外人支付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全部款项81.7万元，并不拖欠被告船务工程公司任何案涉项目的款项。 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对会议草案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会议草案的效力和证明的事项是否落实，能否作为证据，提出三点异议：第一，会议草案所谓的甲方主体不明确，既不是签字的自然人王**、李鸿斌，也不是企业，没有经过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企业法人的书面授权，会议草案第一项表述的主体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非船事业部，该事业部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内设机构，并非独立企业法人。会议草案没有加盖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公章，会后又没有得到追认。第二，会议草案内容仅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参会的五家施工单位，也包括我公司的一种书面约定，由于会后没有得到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认可批准和加盖公章，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我公司至今没有签订所谓案涉项目总包合同和项目结算合同。第三，签署会议草案会后也并非像原告和被告船舶公司所述。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只是支付我公司应得的工程款，并不是总承包款。 被告李鸿斌同意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对会议草案发表质证意见称其本人是会议记录人在会议草案上签名。 证据3、2018年12月5日14时52分，原告方的工作人员林永栋同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吴建禄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原告基于会议草案，通过被告船务工程公司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自会议草案签订后原告就同被告船务工程公司负责人吴建禄沟通，了解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付款情况、欠款情况。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录音是原告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之间的通话，与我公司无关。通话中关于我公司的内容系原告与被告船务公司之间的陈述，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持。 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原告干的活不是我公司分派给原告的，通话可以听出原告没有要求我公司向其支付劳务费，是研究如何共同向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索要劳务费。2015年12月份的瓦房店展览馆工程项目欠了五家劳务费，我公司是其中的一家债权人，在甲方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非船事业部主持下共同在一起召开了会议，主要协商怎么给钱的问题。会议上形成了草案，确定将总的工程款给我公司，再由我公司转付其他几家，但是没有实际履行，也没有签订合同。当时我们五家债权人把各自的工程款或劳务费的数额报给了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李鸿斌，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慈洪涛负责给我们协调申请钱款，当初是打算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公司，由我公司再向其他的人转付，通话内容属实。 被告李鸿斌同意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对录音资料的质证意见。 证据4、原告从社保中心调取的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从2005年8月份至2019年7月份为被告李鸿斌交付社会保险的缴费证明，用以证明李鸿斌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员工，被告李鸿斌自认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算员，也进一步证明了李鸿斌是在台班表和会议草案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对原告调取的缴费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所要证明的事项有异议，认为缴费证明仅能证明被告李鸿斌系我单位的员工，并不能证明其他事项。我公司并没有授权李鸿斌在案涉工程上代表我公司进行核价，李鸿斌当庭自认其签字的行为系帮助原告进行核价的个人行为。 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对原告调取的缴费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李鸿斌是受其单位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委派履行职务行为。 被告李鸿斌对原告调取的缴费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员工，2012年至2015年是被告该公司的核算员，现在是该公司的设备员。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原告及被告船务工程公司、李鸿斌针对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证据1、从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借阅的合同编号FCW2012—351承揽合同及付款支票存根，用以证明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就瓦房店展览馆项目签订了承揽合同，并支付了20万元费用的事实，也说明原告起诉的主体有误，我公司不是案涉合同当事人。证据2、合同编号FCW2012—218承揽合同及付款支票存根；证据3、合同编号FCW2012—200承揽合同及付款支票存根，与证据1要证明的问题一致，只是付款的数额不相同，分别为11.7万元和50万元。 原告对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的这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三份合同及付款支票存根与原告要求的劳务费没有关联性，况且原告所主张的劳务费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算员即被告李鸿斌亲自签字。 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对该组证据三份承揽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称按照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项目的习惯操作程序和做法，即先干活到结算程序时再补签合同。涉案瓦房店展览馆项目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原告、我公司及其他施工单位都是这个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举出这组证据，是在我公司履行义务后进入结算程序时，按照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项目程序的习惯做法先补签承揽合同，该承揽合同又是格式合同，可以重复使用，该合同并非像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所述。这不是总包合同，这里不包含吊装费。但是，合同编号FCW2012—218的承揽合同所涉及的11.7万元加工费我公司并没有收到。其余两笔款共七十万元我公司收到。从该组证据看，案涉项目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管理，包括会议草案，都证明了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是瓦房店展览馆项目的管理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的三份承揽合同是付款合同，而且付款方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关联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案外人是在结算程序才出现的，我公司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从来没有接触过案外人，都是和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履行权利义务。我公司和案外人签订的承揽合同都是为了支付款项才签订的，实际在施工过程中根本不存在承揽合同。案外人只向我公司支付了70万，不包含原告和其他主体的工程款或劳务费。 被告李鸿斌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 针对原告、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和辩论意见，本院综合分析如下： 庭审中，原告称2012年3月至5月期间，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非船事业部王**找原告用两台吊车到瓦房店展览馆项目从事钢结构吊装。各被告对于原告从事瓦房店展览馆项目的吊装工作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原告在该工程项目现场实际从事了吊装劳务工作。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自认案涉瓦房店展览馆工程项目是其公司中标的工程，承认王**是其公司的非船事业部的副部长，在此项目中负责领导协调。 庭审中，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解释称，因其属于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原从事军品生产，不能作为上市公司的生产项目，所以将军品生产和民品生产分开。2012年签订案涉工程承揽合同时，将中标的瓦房店展览馆项目让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来承担，由案外人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签订合同并付款。案外人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4月、6月与大连程源修船有限公司签订三份承揽合同，经本院核实，大连程源修船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9日变更为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即本案的被告船务工程公司。从上述证据及庭审情况可以看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因规避上市公司相关规则而将中标的案涉瓦房店展览馆工程项目交由案外人与本案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签订承揽合同并支付款项。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自认中标案涉工程并由其工作人员实际管理，虽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称不知原告如何进场进行吊装作业，但未否认原告为案涉项目实际付出劳务的事实。可以判断原告为其案涉工程从事吊装劳动，与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络，受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调度和管理，原告是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供劳务。 原告提交的“桂元机电瓦房店吊车用车时间（台班）”上面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核算员李鸿斌书写“最终协议价：12万元”并签名确认。虽然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否认委派被告李鸿斌对案涉瓦房店展览馆工程项目负责核算，被告李鸿斌也否认代表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在台班表上签字确认原告劳务费数额，辩称是其个人帮原告计算。从建设工程行业确认劳务工作的做法惯例看，从事劳务一方的现场工作量及劳务费应由接受劳务方核准确认。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工程项目现场必然有核算员对劳务费进行核算。被告李鸿斌时任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算员，如果按其辩解系个人帮原告进行劳务费计算，不需要在原告提交的台班表上签署协议价并署名确认。而且李鸿斌还参与了2015年12月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多名工作人员和原告等多方实际施工人签署会议草案，根据上述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认定被告李鸿斌在原告为案涉工程项目从事吊装核算劳务费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应由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李鸿斌未提交证据否定原告的主张，其辩解违反常规，缺乏合理性，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桂元机电瓦房店吊车用车时间（台班）可以确定原告在案涉工程项目现场从事吊装的劳务费金额，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没有直接关联性，不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为李鸿斌缴纳劳动保险的证明客观真实，可以证明李鸿斌系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员工，且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李鸿斌均承认该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的案外人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及付款凭证，不能证明案涉工程的总价款已结清，不能说明原告从事的吊装劳务费已支付。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交的三份承揽合同及付款支票存根，与本案诉争的问题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案涉工程项目由被告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总包，并由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向原告转付劳务费的约定。而且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均称会议草案涉及的内容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提交的会议草案不能证明原告的劳务费应按会议草案记载的内容履行，不能说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应承担向原告付劳务费的义务。但通过庭审调查，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自认会议草案上签名的王**、李鸿斌、高峰、张兴良、慈洪泰、梁建业均为其单位工作人员，结合原告提交的有被告李鸿斌签名的台班表，可以辅助证明原告从事了瓦房店展览馆项目吊装工作，原告提交的会议草案可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通过竞标承揽瓦房店市政府的瓦房店展览馆工程项目。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非船事业部副部长王**负责该项目领导协调工作。 原告于2012年3月至5月间为案涉工程进行钢结构吊装，具体工作为卸货、装货，按指令将钢结构送到指定位置，配合安装。经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核算员李鸿斌核准，确定原告吊装劳务费协议价12万元。 2015年12月8日上午九时，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非船事业部副部长王**、核算员李鸿斌及工作人员高峰、张兴良、慈洪泰、梁建业会同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吴建禄，原告工作人员林永栋等人在大连市西岗区签订“瓦房店展览馆项目工程费用划分”会议草案，载明：1、瓦房店展览馆项目，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非船事业部作为合同甲方，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合同乙方，双方签订总包合同，包括钢结构制作、安装、运输、吊装等一切内容。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对此确认无误。2、目前，将由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决算合同，对项目费用进行最终修正。3、该项目参与的其他企业，包括旅顺长城冶金机械厂、大连新舟重工有限公司、大连通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桂元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产生的一切施工费用，应由总包方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4、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上只与大连程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会签处有以上人员及其他与会人员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及各被告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通过庭审调查已查明，原告从事吊装工作的是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标的瓦房店展览馆工程，原告接受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指示从事吊装，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核算员李鸿斌对原告的工作量予以核准，确定劳务费协议价12万元。之后，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多名工作人员和原告等多方实际施工人签署了会议草案，这些事实表明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多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案涉项目的实际工作，根据法律规定，法人应当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责任。通过审理，可以判断原告与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存在事实劳务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从事吊装劳务，不违反法律规定，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船舶公司应向原告给付经核算员核准的劳务费用，并依法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 原告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之间并未就案涉吊装工作的实施、付款等问题进行书面及其他方式约定，亦无证据表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负有向原告给付劳务费的义务，原告与被告船务工程公司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给付劳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对被告船务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虽将李鸿斌列为被告，但并未对其提出诉讼请求，无具体的审理内容，根据不诉不理原则，对被告李鸿斌是否承担责任进行不予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桂元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费120000元，并自2020年6月10日（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二、驳回原告桂元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志宏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