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负责人：侯杰。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全，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春，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强，男，汉族，1968年4月28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本超，男，汉族，1972年9月21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原审第三人：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郭岳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立锋，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花，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深和所）、陈强因与被上诉人王本超、原审第三人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2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和所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二、依法改判深和所无需赔偿王本超1858533.78元。三、判决王本超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王本超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在本案中，他没有诉权。本案涉案的标的是版权索赔案款返还纠纷，因为王本超是中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本超仅仅是经手人，他代表中凯公司与深和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合同主体是中凯公司，而不是王本超。深和所代理的维权案件的（权利人）原告均是中凯公司，没有一件案件的原告是王本超本人。因此，深和所与王本超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深和所作为维权案件代理人，只能按照被代理人中凯公司的授权办事。深和所的代理权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虽然是转委托，但是在具体办理每一单维权案件中均由中凯公司的直接授权，并且是特别授权。中凯公司也多次函告陈强，要在授权范围内行事，不得将维权款直接交付王本超。并且声称“如果陈强律师违约，将向司法局投诉，使其陷入两难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69条规定：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按照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深和所在中凯公司的授权和王本超的授权发生冲突时，只能按照中凯公司的授权办理。三、四份《补充协议》，是王本超和陈强之间的个人协议，与深和所无关，对深和所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从形式上看，该四份补充协议，甲方和乙方都是王本超和陈强个人，甚至还有一个叫做程某的人。深和所没有在上面签章。其次，从内容上看，其内容与《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的内容99%不同，完全是一份独立的合同，只是名义上叫做补充协议而己。其条款构成严重冲突。尤其关于收费的方式，进行了颠覆更改，与《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的约定背道而驰，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再次，该四份补充协议实际上是个人协议，已经有生效判决书确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6号判决书中已经认定“四份补充协议均是个人名义签订，所以列陈强为第三人，不列深和所为第三人，是正确的。”综上三点，王本超和陈强签订四份补充协议，完全推翻了王本超代理中凯公司与深和所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王本超与陈强签订的补充协议是个人协议，与深和所无关。其纠纷也是他们的个人纠纷，与深和所无关。四、重一审在没有增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认为四份“补充协议”构成表见代理，是根本性的认定事实错误。1、2009年10月12日，王本超与深和所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合同中第四、五条已经明确约定：（1）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费。（2）本合同的变更或者修改，须经双方协商一致。2、王本超明知陈强没有代理权，详见王本超本人发给陈强的电子邮件。3、王本超和陈强故意隐瞒签订了补充协议，有恶意串通之嫌。2009年10月12日，王本超与深和所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同日（2009年10月12日）王本超和陈强签订了《补充协议》，如果不是故意隐瞒，二人为什么不出示该《补充协议》要律师事务所盖章？4、王本超住在深和所附近，距离深和所不到一公里，为什么不拿《补充协议》到深和所盖章。5、王本超长期从事法律维权工作，是知法懂法的。详见王本超本人提供的宁波成X公司的劳动合同和证明，其职务是公司法务部法务专员。还有网上可以查到王本超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的判决书几百份。6、本案纠纷是王本超为了个人利益，与陈强私下签订补充协议，恶意串通损害深和所权益。7、陈强作为代理律师只能从事法律事务，他不是律师事务所财务人员，无论根据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还是生活常识，他无权代理律师事务所向外收取款项。所以约定陈强私下收款，不能构成表现代理。因此，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表见代理的观点也已经被原一审判决否定。四、王本超要求深和所赔偿或者承担违约责任，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索赔有何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第二、王本超有何损失？第三、深和所有何违约行为？第四、王本超的损失与深和所的代理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五、深和所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不应当纳入重审的范围。因为：深和所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在原一审己经解决。原一审判决后，王本超没有上诉，表示王本超认可判决结果，即深和所不用承担责任，由陈强承担责任。陈强在上诉状明确表示“一审认定深和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无异议”，这说明涉案的各方都认可深和所不承担责任。重一审中，判决深和所承担责任，明显违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王本超的真实本意不符。至此，应当是案结事了。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没有上诉的，不需要审了。而重审程序，并不是一个案件重新开始，而是一个案件审理程序的延续，因此，前面的诉讼行为应当继续有效。陈强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在陈强的责任问题上，认定陈强不存在未按约定期限给付赔偿款以及未按约定进行调解、和解的情况，认定陈强是依据法律规定和委托权限代理案件，在履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2、判令王本超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补充协议效力问题上，对于代理合同纠纷，不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代理、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在认定事实时，选择性的使用证据，从而做出有利于王本超的错误的事实认定。二、一审判决在责任的问题上，只考虑王本超利益，对其违约行为和相关证据避而不谈。不考虑保障陈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人为作出错误认定。1、判决执行款法院直接转至申请人（本案第三人）账户，作为法官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不知道，陈强在一审中也多次明确提出。一审判决认定此类款项为未按约定期限给付的赔偿款，显然是错误的认定。和解款是代收、暂存。是依据授权和合同约定，是为了保障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行为。将此类款项认定为未按约定给付，并承担违约金，显属错误。2、维权案件代理过程中，不存在未按约定调解、和解的情形。一审判决不顾大量证据证明，调解和解是依法按约进行的事实，不顾代理过程中情势变更的事实，在证据引用中，偷换概念、断章取义，意图使其徇私、偏袒王本超的认定看起来合理。3、在延迟起诉案件的责任认定上，偏袒王本超。王本超延迟转交、扣留不交诉讼材料，导致延迟起诉、案件败诉是客观事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涉及陈强的责任问题，并明示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下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3条第1款的规定，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审判决结果，直接影响陈强的实体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官编造、篡改陈强的主张和意见，选择性使用证据，对陈强提交的证据视而不见，进行枉法裁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深和所针对陈强的上诉答辩称：一、陈强的职位行为是律师业务，其对外签订协议未经深和所许可和追认，均不是职务行为。否则任何律师私自签订的协议均认定职务行为，律所管理明显失控，明显违反公共秩序。二、陈强收取款项是基于中凯公司的特别授权，而不是深和所的指示，陈强既不是深和所的管理人，也不是财务人员，其职权并不包括为深和所收取款项。在无深和所特别明指授权的情况下，陈强收钱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深和所无关，否则任何律师、员工收款行为均认定为职务收款，明显导致财务管理失控，明显违反公共秩序。三、王本超与陈强签订的四份补充协议属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协议，这已被广州两级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及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福田法院重一审对这一事实做出相反的认定是错误的。陈强针对深和所的上诉答辩称：一、陈强在代理案件中没有恶意串通，而是按照法律坚持补充协议要经中凯公司确认，才导致了法院判陈强在案件中有责任。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是收取赔偿款，不是律师费。三、《补充协议1219》中陈强多次明确协议要经中凯公司的确认。王本超针对深和所的上诉答辩称：一、王本超与深和所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及系列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双方当事人应该依约履行。一审判决书关于四份补充协议是否约束深和所及效力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详实的认定，认定四份补充协议及《委托代理（辩护）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该遵约履行。二、关于赔偿的标准是按5000元每网吧，还是按照5000元每部影片的事实认定，在一审判决书有详细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认定应该以5000元每影片来作为调解和和解的标准是正确的，《补充协议1219》是存在笔误，我们维权每个网吧的成本为：交给中凯公司的版权费5000元每网吧，公证费1000元每网吧，取证所开支的交通生活成本约1000元每网吧，合计7000元每网吧。不可能以网吧5000元的和解标准签订此条补充协议。王本超针对陈强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第三人中凯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诉请并没有针对中凯公司，中凯公司对两上诉人的上诉没有异议。原告王本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履行代理义务，告知每个案件的代理情况、进展及结果；2、二被告返还维权款和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378797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4、第三人返还维权款和赔偿原告损失共计120万元；5、解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和系列补充协议；6、被告深和所对被告陈强的违法违规违约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18日，原告（乙方）与第三人（甲方）签订一份《民事委托合同》，就“甲方委托乙方对版权侵权行为进行侵权调查和侵权诉讼”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作为深圳市网吧普通维权代理，授权时间自2009年9月21日至2010年9月20日，甲方根据版权获得情况总共向乙方提供不少于50个节目用于维权；第二条约定：每家网吧保底维权代理费为2000元整，乙方向甲方申请150家网吧的维权代理，共计保底维权代理费用为30万元整，乙方在2009年9月25日前将此笔款项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当甲方确认款项到账后，授权乙方维权资格；第三条约定：为了确保合作双方共同利益，乙方需根据甲方提供的节目资料，尽快进行合法的调查、公证，并在2009年12月22日前完成合同约定网吧数量的公证手续；第四条约定：在合作期内，乙方已经采取的维权行动(包括已取证未诉讼等情形）不因本协议期满而失效，乙方继续享有上述已取证未诉讼案件的全部权利，甲方有义务提供上述案件相关资料让乙方顺利完成诉讼；第五条约定：乙方承诺已经充分了解代理区域的维权业务，并熟知维权事务的开展或拥有开展维权事务的有效资源，且乙方自愿承担可能出现的维权风险及承诺自负盈亏，故上述保底代理费除另有约定的情况下，甲方无需退还；第六条约定：乙方要求网吧将和解款或法院判赔款汇入甲方指定账号，网吧已经向甲方支付和解款或法院判赔款的，甲方有权收取其中的3000元作为版权费；甲方在收到网吧支付和解款或法院判赔款扣除约定的版权费后，将剩佘部分返还给乙方，每月25号对账，每月30号完成款项结算；为了良好的市场秩序，甲方要求乙方在合法的维权过程中对单一节目的和解金额不能低于3000元，但单一网吧的和解总金额不得高于5万元；合作期内，乙方于约定区域内不再代理其他人的相同或类似维权代理业务，否则，甲方取消乙方的代理资格，乙方如果在甲方签约前有代理业务，则不在此限；乙方自行承担调查、公证、诉讼、通讯、交通等维权成本；第十一条约定：除第七条因版权瑕疵导致案件败诉的以外，乙方自行承担案件败诉和未能获得侵权赔偿款的风险，甲方对乙方因败诉或执行未果等因素未能收回维权成本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如法院判决由甲方承担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用的，由乙方自行负责；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纠纷，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2009年10月1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深和所（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第一条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甲方因与深圳区域内网吧侵权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在和解、诉讼阶段的代理人(或辩护人)；第二条为：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此处未填写）元，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乙方一次性付清以上费用，如有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可在本合同第九条另行注明，上述费用不包括人民法院或其它单位收取的费用等；第三条为：乙方律师受托为甲方出差或协助甲方出差办案，其交通、住所等差旅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第四条为：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第九条为：律师费的收取双方另行签定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处，以补充协议为准。该协议底部加盖了被告深和所的印章，被告陈强作为承办律师亦在底部签字。同日，原告（甲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方经中凯公司授权,在广东省深圳市区域内采取合法手段对网吧侵犯中凯公司拥有的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采取法律措施（维权，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证据保全、行政投诉、提起民事诉讼、上诉、申请执行等），现甲方聘请乙方就上述广东省深圳市影视作品网络信息传播权维权事宜提供法律服务，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作为对委托合同的补充”。该协议第一条“合作内容”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维权中提供法律支持，并享有就维权索赔收入按比例收取律师费的权利”、“委托方式为全权委托，代发律师函、代为起诉、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代收法律文书、代收赔偿金”；第二条“甲方权利与义务”中约定“甲方承担完成维权工作所须的由乙方承担的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中约定“乙方承担完成维权工作所须的下列费用：诉讼所需的工商档案查询费、证据保全公证费、诉讼费，有关法律诉讼费用的退还部分，不计入维权收入，归乙方所有”、“乙方负责侵权网吧取证公证工作及签发律师函、进行和解、提供诉讼、代为申请执行等，乙方必须在2010年6月30日之前对200家的侵权网吧启动法律程序（包括签发律师函、提起诉讼)”、“乙方与侵权方谈判和解（含调解）的，若拟收取的和解（含调解）费用金额低于本协议约定之数额时,事先必须经甲方书面同意确认，否则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得委托任何第三方代表甲方参与维权项目”、“乙方应如实将和解情况通报甲方，不得采取欺瞒手段，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乙方指派陈强律师为维权项目联络人，其代表乙方就本协议项下合作事项向甲方或甲方维权代理人出具的任何形式文件或所为的任何行为均经乙方授权，其效力等同于乙方”；第四条“乙方可获得维权收入的分配比例及维权收入结算”中约定“乙方可获得维权收入的1/3作为律师费，可由乙方从维权收入中直接扣除”、“授权地区所有的维权收入，与侵权方和解的打入乙方账户，经诉讼调解或判决的打入甲方账户”、“维权收入包括侵权方根据法律裁判文书、和解协议或其它法律文件支付的侵权赔偿费”；第五条“维权和解、调解费用标准”中约定“对于立案前和解的，最低和解费用为35000元，对于立案后和解，最低和解费用为45000元，对于开庭后庭上调解的，最低调解费用为50000元”；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作为对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补充,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后再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被告陈强在该份补充协议底部乙方签章处签字。2010年1月19日，原告再次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2009年9月18日，中凯公司与王本超签订了民事委托合同，王本超作为中凯公司的维权代理人在深圳市从事维权的工作”、“基于王本超与中凯公司所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2009年10月12日，王本超与深和所的陈强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王本超将其所代理中凯公司的维权工作全部委托陈强、程某代理，并且约定了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承担的责任、分成的比例、先期各自投资的费用各自承担，所有和解款或者赔偿款的三分之一归陈强和程某所有，所有和解款或者赔偿款的三分之二归王本超所有”、“陈强、程某在收到每间网吧的和解款或者赔偿款的三个工作日内，应将和解款或者赔偿款的三分之二给王本超，并将与网吧所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等材料交给王本超，王本超将该协议书寄给中凯公司备案，陈强、程某对其所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负责，如果和解款或者赔偿款是侵权人汇到中凯公司账上，王本超在收到中凯公司回款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和解款或者赔偿款的三分之一给王本超委托的代理律师陈强、程某”、“2009年10月13日，为了方便的开展维权工作，王本超委托的代理律师陈强及程某律师向王本超提出，需要中凯公司的授权，经王本超向中凯公司申请，鉴于此，中凯公司于2009年10月13日签发了给陈强和程某律师的授权委托书”、“王本超和陈强、程某律师共同完成了对深圳市的网吧的调查、取证、公证的工作，已取证、公证的网吧有159个，详细名单由王本超向中凯公司备案确认”、“陈强与程某合作代理上述网吧维权案件，程某不另行收取费用”。被告陈强及案外人程某均在该份协议的底部签约人处签字。2010年12月28日，原告（甲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1219》，约定：1、中凯公司出具给乙方的授权书是应甲方的要求出具的，在甲方所代理的维权案件中凯公司与乙方没有直接的业务关系，中凯公司与乙方没有就甲方所代理的维权案件签订任何协议，乙方无需对中凯公司负责，中凯公司如果因此追究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乙方不需承担任何责任；2、甲方代理的经中凯公司已审核、备案的143家（准确数量以甲方提供中凯公司认可的书面审核通过的网吧名单为准）已经经过公证的侵权网吧的公证书，甲乙方已依据双方协议各自承担应承担的费用，甲方为该批公证书已经花费了承包费30万元，乙方为该批公证书花费了公证费14.3万元，双方商定，该批公证书暂时存放在乙方处，由乙方负责妥善保管，如因任何原因导致公证书失去证据效力或效力受到质疑或出现其他情形，严重影响维权，违约方对守约方承担双倍赔偿责任；3、甲方承诺积极配合乙方维权工作，不阻碍或干扰维权的正常进程，乙方在5000元/网吧（原告主张该处是笔误，实际应当是5000元/影片）的和解范围内决定和解节奏和和解方式，违反上述规定违约方按每家侵权网吧伍万元的标准赔偿对方的损失；4、维权所得收益归甲乙双方按约定比例所有，甲乙双方无权私自占有或挪用和解款或赔偿款，否则，违约方按占有或挪用额的双倍赔偿对方的损失；5、如果和解款或赔偿款以现金形式收取，甲乙双方按合同约定即时将该款的三分之一给乙方，三分之二给甲方，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支付给对方，违者按该应分配款额的双倍赔偿对方的损失;6、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由甲方向中凯公司出具书面文件,指定在和解款或赔偿款由侵权方或法院直接汇入中凯公司所指定的账户的情况下，中凯公司将所收款项的三分之一直接汇给乙方，余款由中凯公司和甲方按中凯公司和甲方之间签订的协议结算，并将本协议提供给中凯公司一份，中凯公司对此出具书面确认函给乙方；7、在维权过程中，乙方已经知悉维权款项的结算由中凯公司和王本超之间结算，如果中凯公司要求乙方将和解款或赔偿款汇给中凯公司，乙方承诺不将和解款或赔偿款打给中凯公司，而是按甲乙双方合同约定分配和解款或赔偿款，如果中凯公司因此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由甲方全部承担；8、乙方负责具体案件的办理工作，乙方需在该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将所有案件的起诉书等所需维权资料准备好发给甲方向中凯公司申请办理上述资料，甲方收到乙方要求提供和上述资料的电子邮件之日起十四日内须将上述资料交付乙方，乙方需在收到起诉书和解书等诉讼所需资料之日起本年内对相应网吧完成一次立案起诉工作或和解，如因甲方或乙方原因导致未按约定的期限起诉，均按分成约定比例（每部影片标准为5000元）向对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9、甲乙双方同意严格按照分别于2009年10月12日签订代理协议时的补充协议、2010年1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及本补充协议1219履行协议，其他协议申明作废；10、在此之前，双方所签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与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另行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该份协议的首部打印体部分载明乙方是被告深和所，联系人是被告陈强，被告陈强以被告深和所授权代表身份在协议底部签字。在上述协议之外，原告（甲方）与被告陈强（乙方）还签订了一份打印日期为2009年6月9日的《补充协议》,约定：起诉的案件达成和解的，和解条件为侵权方支付诉讼费及赔偿费（赔偿标准修改为每部片子最低5000元)；诉讼费原约定由乙方垫付，为尽快进入诉讼程序，双方协商同意，乙方垫付30件案件的诉讼费、第31件起诉诉讼费可从和解赔偿款中优先支付，双方设定监管账户，和解款侵权方转账支付的，转入监管账户，侵权方支付现金的，直接支付诉讼费，或在全部案件诉讼费支付后，甲乙双方按约定比例直接分配，监管账户中的资金，甲方分得三分之二，乙方分得三分之一。关于该份协议的签订日期，原告主张打印日期有误，实际应当是2011年6月9日；此外，原告还提交了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陈强依照该份《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1年8月5日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开立联名（监管）账户。另查，2009年10月13日，第三人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受托人包括被告陈强（深和所）以及案外人程某（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授权内容为“在广东省深圳区域内所有网吧非法播放委托人享有权利的影视作品侵权纠纷案中”作为代理人。2009年12月31日，第三人出具了一份《撤销授权声明书》,内容为：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王本超所代理的中凯公司的深圳市网吧维权业务不再授权给陈强和程某，特声明撤销2009年10月13日由中凯公司授权给陈强和程某律师的授权委托书，此授权委托书作废。2010年10月15日，第三人向“深和所陈强律师”出具一份《告知函》，载明：“权利人中凯公司与深圳王本超就深圳地区网吧维权法律事务签订合同后已实际履行，王本超指定由陈强律师作为其委托代理人，现就相关事项告知如下：一、中凯公司与深圳王本超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所有案件的和解款或赔偿款应汇入中凯公司指定的账号，由中凯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作为代理律师，由您代收的和解款或赔偿款，必须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汇入中凯公司指定的账号，不得做其他处理，否则，构成违约，中凯公司有权暂停后续案件的材料提供、授权及取消之前案件的授权；二、鉴于中凯公司收取案件赔偿款，陈强律师与王本超之间存在合作和利益分配的事实，中凯公司可考虑根据陈强律师与王本超之间的委托合同直接代理进行收入分配，以从源头保证三方利益....”。2011年1月18日，第三人出具了若干份《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就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期间向包括被告陈强在内的被告深和所指派的律师出具的各份《授权委托书》进行说明，说明中指出“中凯公司按照王本超指定......将该案件委托给与陈强律师合作办案的......代理,......律师表面上是中凯公司的代理人，实质上是王本超指定的委托代理人，中凯公司与陈强......之间就本案没有签订任何代理协议，王本超与陈强之间签有委托代理协议”、“......代理本案的代理费由王本超负责解决”、“王本超指定的代理律师于案件代理过程中若发生纠纷，责任全部由王本超负责，与中凯公司无关”。2011年1月25日，第三人出具了一份《关于2012年6月6日，原告向被告陈强及第三人发送主题为“请中凯公司撤销对陈强的授权”的邮件中告知被告陈强“我方决定中止你的代理权，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无权代表我处理任何中凯公司的维权案件”。2013年7月8日，第三人向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作出一份《关于王本超投诉陈强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的说明》,说明中称“我司合法授权陈强律师有权收取案件侵权赔偿款，代出收款凭证，收取赔偿款暂存在其个人处，不能直接分配”、“我司在得知龙X、千X网吧和解款被王本超拿走三分之二后，在强调王本超不能直接分配和解款的同时，为了维权的顺利进行，本着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兼顾资金的安全考虑，同意陈强律师收取的和解款（包括龙X、千X、松X网吧和解款扣除王本超拿走部分）由其暂存、待协商一致或案件结束后一并处理”。2013年7月15日，第三人向原告发出一份《解除协议告知函》，以原告签订的上述《委托（辩护）代理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事项，超出了原告基于《民事委托合同》所取得的代理权限为由，主张解除二者之间的代理关系。2013年11月7日，第三人在其出具的一份《说明》中称：深和所陈强代理的本公司与深圳市区域内网吧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所有案件，均经本公司委托授权，本公司授权陈强之代理权限均包括进行和解、调解,收取和解款、代出收款凭证，所收和解款都由其暂存，所有案件审结后一并处理，授权期限包括诉前和解、一审、二审、执行阶段，至案件和解、或判决生效、执行完毕止。又查，2012年，本案第三人（为该案原告）曾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原告(为该案被告）,本案被告陈强为该案第三人。该案中，第三人以原告未按约定向其交纳版权费用，并同时存在其他违约行为为由，请求解除二者之间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并要求原告向其支付版权费用、赔偿相关损失等。2015年4月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6号民事判决，生效判决判令“解除上诉人王本超与上诉人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18日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上诉人王本超向上诉人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版权费162000元”、“驳回上诉人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生效判决法院认为部分载明“依照《民事委托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在侵权网吧已支付赔偿款项的情况下，中凯公司有权按侵权网吧数量收取3000元版权费，剩余部分归王本超所有。除王本超确认收取的34967元外，其余款项均处于中凯公司或陈强保管之下。之所以出现赔偿款项未依照《民事委托合同》约定全部到达权利人中凯公司账号的情况，原因在于王本超在其和陈强签订的协议中，约定陈强不将款项交给中凯公司。因此，中凯公司在本案要求王本超径行支付版权费，法院予以支持。版权费的具体数额，应以实际支付赔偿款的网吧数量为准进行计算，共计162000元（3000元/间×54间网吧)。对于尚未实际支付赔偿款的网吧，并未满足《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的版权费支付条件，中凯公司要求王本超在本案予以支付，缺少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在王本超向中凯公司支付版权费后，其对于剩余款项享有合法的权利主体身份，有权向款项持有人追偿”、“中凯公司认为王本超违约，同时代理其他公司维权活动并恶意阻碍中凯公司正常维权活动，但对具体违约事实及损失金额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再查，关于已经收取的维权款项数额。原告确认收到了千X、龙X、松X三间网吧的和解款34967元，并向被告陈强支付了17487元（陈强称是18308元）作为律师费；被告陈强在原审时称本人收到的款项共计40余万元，支付给第三人的有10余万元，本次重审时则称,共计收到款项352608元(包括前述18308元）,另十几万元左右（其提交的清单中统计为182140.60元）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在原审时称收到了维权款十几万元，本次重审时提交的统计表中显示款项金额为7455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涉案的各份合同，无证据证明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关于案件中争议的各项问题，现分述如下：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签订的四份补充协议是否约束被告深和所以及效力问题。被告陈强是被告深和所执业律师，其代表深和所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并明确约定“律师费的收取双方另行签定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处，以补充协议为准”；随后，被告陈强以深和所名义与原告签订第一份《补充协议》，协议中约定了律师费用按维权收入比例分配。结合被告陈强的身份，以及前后两份协议内容的衔接性看来，被告陈强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已经足以使得原告相信其有权代表深和所就律师收费标准进一步协商并与之签订补充协议。再后，被告陈强以深和所指派律师的身份代理了《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约定的维权诉讼案件，被告深和所亦认可陈强的代理行为并为其出具数百宗案件的所函，且在长达两年多的合同履行期间从未就律师收费提出质疑或要求签订补充协议，被告深和所的前述行为，加深了原告对被告陈强已经取得签订补充协议代理权限的合理信赖，并由此陆续与之签订后三份补充协议。综上分析，法院认定被告陈强签订四份补充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四份补充协议均直接约束被告深和所。二被告主张四份补充协议未经被告深和所认可，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的辩解，法院均不予采纳。关于二被告提出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以及超越代理权导致合同无效等问题。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民事委托合同》，以缴纳保底费用的方式取得维权代理资格后，与被告深和所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将维权事务交由被告深和所指派律师具体实施，从第三人在合同履行期间签发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具的相关函件可知，第三人虽认可深和所在具体维权案件中的诉讼代理资格，但亦明确指出深和所是原告指定的代理人，且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就原告与深和所、第三人三者之间的外部关系而言，在具体维权事务的实施过程中，需直接以权利人即第三人作为原告，并以深和所指派的代理律师陈强作为诉讼代理人，且陈强的诉讼代理行为以及案件诉讼结果等直接约束第三人。但就三者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原告与第三人、被告深和所分别签订的委托合同中约定了不同的报酬计算方式,原告与深和所之间约定的利益分成条款显然不能直接约束第三人。本案是原告与深和所就履行二者之间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及相关利益分成等问题产生的分歧，属内部纠纷，故原告当然有权以本人名义起诉被告深和所。第三人虽对原告与深和所约定的律师收费条款持有异议，但并不影响《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二被告以此主张合同无效或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均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在原告与被告深和所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中，原告系委托人，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在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委托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原告亦有权请求解除与被告深和所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深和所在合同解除后的责任问题。如前所析，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同于一般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是以支付对价即保底承包费的方式取得第三人授予的网吧维权业务代理资格，且具体委托事项的处理结果即维权案件的诉讼结果直接影响原告依据合同可获得的收益。因此，虽然具体维权案件中是以第三人作为权利主体，且诉讼权利的处分由第三人决定，但无论是作为原告的第三人还是作为诉讼代理律师的陈强，在涉及具体案件的权利处分之时，均应当合理考虑原告在三者之间的地位以及依据合同享有的权利，否则原告的利益无法保障。本案中，被告深和所指派的代理律师即被告陈强的委托权限包括和解、调解及申请撤诉，就已经调解、和解或撤诉结案的案件，二被告均不能证明事先已经经过原告的确认，构成违约；此外，二被告亦存在收取案件赔偿款后，未按约定期限在保障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向原告支付款项等违约情形。就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各项损失，具体认定如下：1、未按约定期限给付的赔偿款。关于已经起诉至法院且已经取得生效判决书、调解书或签署有和解协议的具体案件的数量及金额等，原告委托审计机构审计制作的统计表，与被告陈强提交的自行制作的统计表大体一致，法院予以采纳（具体详见判决附表)。关于前述该类案件的履行情况以及实际收到的赔偿款金额等问题，首先，因第三人是各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陈强是代理律师，故第三人或陈强确认已经收到的案件赔偿款部分，法院予以釆信，按实际收到款项金额认定；其次，有执行文书证明部分，按照执行文书记载的款项金额认定；最后，有生效判决书、调解书或和解协议确认，但未有相关案件的执行或给付证据予以佐证部分，因代理律师陈强的授权范围包括收取案件赔偿款，因此，二被告有义务证明该部分案件所涉赔偿款的实际给付情况，在二被告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该部分款项应当系由陈强实际收取。按照上述认定标准统计，经判决、调解或和解取得的赔偿款金额合计为870110.66元。依照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网吧已经向甲方支付和解款或法院判赔款的，甲方有权收取其中的3000元作为版权费”约定，第三人有权就每间网吧按实际赔偿金额或3000元的标准收取费用，该部分金额合计327682.05元（判决174682.05元+调解132000元+和解21000元）。就剩佘部分542428.61元（判决241353.61元+调解246075元+和解55000元），依据《补充协议》，原告有权收取其中三分之二作为维权收入，扣除原告确认已经收到的34967元后，计得326652.07元【（241353.61元×2/3)+(调解246075元+和解55000元）×2/3-34967元】。再因，已生效的广州中院（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6号民事判决认定，向第三人支付版权费的义务主体为原告，故扣除第三人自认的已经收到的74550元后，被告深和所就已经收取的赔偿款应当给付原告的金额为579784.12元（326652.07元+327682.05元-74550元)。至于原告依据相关补充协议请求违约调解、和解款项金额的双倍给付部分，实际是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前述维权款所对应的诉讼案件均在2011年、2012年期间，从逾期时间上看，原告请求的违约金并不为高，法院予以采纳，该部分金额为318749.66元【（调解246075元+和解55000元）×2/3-34967元+调解132000元+和解21000元】。据此，计得被告深和所应向原告支付的赔偿款金额为898533.78元，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超出判决认定部分，不予支持。2、未按约定金额调解、和解的违约金。原告主张被告深和所未按约定金额进行调解或和解，应当按照5万元/网吧的标准向其支付违约金，与之相关的依据为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1219》条中关于“乙方在5000元/网吧的和解范围内决定和解节奏和和解方式，违反上述规定违约方按每家侵权网吧伍万元的标准赔偿对方的损失”的约定。原告与二被告对于前述条款中的“5000元/网吧”是否笔误存在争议，关于此，首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约定“单一网吧的和解总金额不得高于5万元”，与被告深和所签订的2009年10月12日《补充协议》约定“立案前和解的最低和解费用35000元，立案后和解，最低和解费用为45000元，开庭后调解的，最低调解费用50000元”，“5000元/网吧”的赔偿标准远低于前两份合同所约定标准，与常理不符；其次，依据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原告需向第三人缴纳30万元的保底费用，并就每一网吧向第三人支付版权费3000元，本案已经取证的网吧数量为143间，即每间网吧的维权成本在5000元左右，如按照“5000元/网吧”进行和解，原告显然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收益；最后，根据原告提交的打印日期为2009年6月9日、但实际日期应当为2011年6月9日的该份《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和解条件为“每部片子最低5000元”，亦可与原告主张的调解标准“5000元/影片”相互印证；二被告虽主张该《补充协议》的实际签订日期即为打印日期，但原告于2009年9月份与第三人签订《民事委托合同》并取得维权代理资格，后于2010年1月份与深和所签订诉讼代理合同将维权事务交由深和所代理，《补充协议》签订日期早于主合同，显然与常理不符；再者，6月9日《补充协议》中约定有“双方设定监管账户”的内容，而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被告陈强于2011年8月5日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开立联名(监管）账户，设立监管账户的日期亦与原告主张的实际签订日期2011年6月9日可相互印证。因此，法院认定该份6月9日《补充协议》的实际签订日期应当系2011年。基于上述分析，法院采纳原告主张的《补充协议1219》存在笔误，实际应当以“5000元/影片”作为约定调解或和解的标准。根据案件查明情况，除千X网吧、龙X网吧、松X网吧三间网吧，原告收取了赔偿款且未对赔偿标准提出异议外，其余48间网吧调解、和解金额均低于上述《补充协议1219》所约定的标准“5000元/影片”，被告深和所构成违约。关于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即每间网吧5万元，因违约金的性质系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并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已经公证的影片数量为681部，涉及的网吧数量为143间，按照约定的调解、和解标准“5000元/影片”，平均每间网吧可获得的收益为23800元左右，因此，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确实高于履行合同可获得的收益，存在过高的情形，应当予以调整。然而，二被告作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理应明确知悉该违约金条款的具体含义及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二被告在与原告签署该补充协议时，亦应当非常清楚该类型网吧侵权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赔偿标准，故二被告在确定违约金计算标准时，应当系就接受诉讼委托后可能获得利益与违约成本之间进行了合理的评估，并自愿接受该违约金中包含的惩罚性部分内容，二被告应当信守该承诺。综上两点，再综合考量原告为履行合同而支出的相关费用成本，以及前述认定的原告可取得的利益、被告深和所确实存在恶意违约等情形，法院酌情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每间网吧2万元，即被告深和所应当赔偿的违约金数额为96万元（2万元×48间网吧）。原告请求的违约金金额超出判决认定部分，不予支持。3、迟延起诉案件的违约金。根据案件查明事实，经公证取证影片数量为681部,原告起诉时确认交付被告深和所的授权资料为400套左右，与被告陈强提交的、其自行统计的判决、调解、和解、撤诉案件总量基本一致。就剩余数量的影片是否存在未按约定期限起诉的问题，因每一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需要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当事人的配合，其中涉及实体、程序资料的准备、审查及相关授权手续转交等各方面的环节，从原、被告提交的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的沟通邮件看来，难以认定该部分案件未能及时起诉可完全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系一方当事人的故意拖延导致。加之，法院上述支持的违约金部分，已经足以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故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深和所应当向原告赔偿的款项金额合计1858533.78元（898533.78元+96万元），原告请求的金额超出判决认定部分，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请求被告深和所告知每个案件的代理情况、进展及结果等，鉴于相关维权案件的权利主体即第三人已经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民事委托合同》,故原告在本案中请求被告深和所告知案件情况已无法律上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陈强的责任问题。如前所析，原告在本案中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及四份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均系被告深和所，被告陈强系被告深和所指派的律师，其诉讼代理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深和所承担，相关违约赔偿责任亦应当由被告深和所承担。被告深和所如认为被告陈强在履职过程中错在过错，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第三人的责任问题。本案涉及原告与被告深和所、第三人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之间虽有所关联但亦相互独立。在原告与被告深和所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中，追加第三人有利于查清维权款项的去向等相关案件事实，但原告在案件中同时以第三人未按约定履行《民事委托合同》而主张的损失等内容,则与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不存在关联性，亦不属于应当或必须合并审理的内容，故原告对第三人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王本超与被告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及四份补充协议；二、被告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本超赔偿损失1858533.78元；三、驳回原告王本超的其佘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430元（已由原告预交），法院收取33830元，由原告负担15222元，被告深和所负担18608元。本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9日的《补充协议》、2009年10月12日的《补充协议》、2010年12月28日的《补充协议1219》，均是王本超与陈强签订，深和所无盖章；2010年1月19日的《补充协议书》，是王本超与陈强、程某签订，深和所无盖章。另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8日作出的已生效的民事判决【（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6号）中认定：“与王本超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的相对方虽为深和所，但后续补充协议均是陈强以个人名义签订并具体负责网吧维权事宜，法院将陈强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深和所、陈强是否应对王本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本超与深和所于2009年10月1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有深和所盖章、承办律师陈强签名）中仅约定“深和所接受王本超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王本超因与深圳区域内网吧侵权中凯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在和解、诉讼阶段的代理人(或辩护人)，王本超向深和所支付律师费，律师承办业务，由深和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王本超与陈强于2009年6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09年10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1219》以及王本超与陈强、程某于2010年1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均无深和所盖章，该四份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涉及“合作内容、合作事项、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承担的责任、分成的比例（王本超三分之二、陈强三分之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8日作出的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6号）中认定“与王本超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的相对方虽为深和所，但后续补充协议均是陈强以个人名义签订并具体负责网吧维权事宜”。基于上述事实，王本超诉请深和所返还维权款及赔偿损失，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故深和所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采纳。至于王本超与陈强签订的上述四份补充协议，涉及王本超与陈强关于“合作按比例分成”的事宜，与本案诉讼代理合同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双方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深和所的上诉理由成立，其请求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陈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234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423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解除王本超与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辩护）合同》；三、驳回王本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430元（王本超预交），法院收取33830元，由王本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577元，由王本超负担21527元(深和所预交21527元，法院不退，王本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迳付深和所)、陈强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黄国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彭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