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928民再5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魏国安，男，195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留顺，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文娟，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唐秀华，女，196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雪，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高桂梅，女，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刚，河南琮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市任丘路与大庆路交叉口。组织机构代码：66092770－9。法定代表人：吴文英，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吴文英，女，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告张军林，男，196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与被申请人高桂梅、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张军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不服本院作出的（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民申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濮阳县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7月12日本院作出（2018）豫0928民再2号民事判决，因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不服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9年11月28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9民终23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928民再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还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潘全义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世虎、马传聪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留顺、再审申请人唐秀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雪，被申请人高桂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刚均到庭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因原审原告高桂梅与原审被告魏国安、唐秀华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原审原告高桂梅自愿撤回对原审被告魏国安、唐秀华的起诉，本院已依法准予。被申请人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吴文英、张军林经公告送达期满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高桂梅诉称，五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与原告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六个月，月息3.6分，被告龙行天下公司是借款人，被告吴文英用其在濮阳市××区近水楼台小区的房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和质押，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是担保人。该笔借款的新贷款还旧贷。是为了偿还2014年10月13日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借濮阳市××区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那1,000,000元而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两笔借款的担保人都是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原告按被告龙行天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英的要求将1,000,000元借款打给了濮阳市××区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会计刘某,4。借款后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利息。借款到期后未偿还借款本金。原告要求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要求对吴文英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龙行天下公司辩称，公司一共有两个股东，吴文英和张军林。1,000,000元借款属实，这笔借款是公司借的。公司收到了这笔1,000,000元借款，原告没有预扣利息。借款期限是六个月。借这笔钱是为了偿还另外一笔借款，公司借了刘某,4的1,000,000元借款，因为到期无法偿还就借了原告1,000,000元还刘某,4。向原告借款时已经说明了这笔钱是用于偿还另一笔借款，吴文英让原告直接把这笔钱打到了刘某,4的账户上。担保人中张军林是吴文英的爱人，唐秀华、魏国安也都是吴文英找来的担保人。借款之后公司没有向原告偿还过本息。公司同意偿还原告这笔1,000,000元借款。原审被告吴文英辩称，她是龙行天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笔钱是用来偿还公司债务的。她与被告张军林是夫妻，2014年7月份，她为了公司经营，向刘某,4借款1,000,000元，由被告唐秀华、魏国安提供连带担保，刘某,4向其转款1,000,000元。借款到期后她一时资金紧张无法偿还借款，她向原告高桂梅借款1,000,000元，用于偿还刘某,4的借款，还是唐秀华、魏国安提供连带担保，他们知道这次借高桂梅的钱是为了还账，张军林也是这笔借款的担保人，高桂梅把钱直接转入刘某,4的账户上了，这是她同意的事。她是以抵押人的身份签字的，用华龙区近水楼台的房产做了抵押。那套房租没有房产证所以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当时她是拿着她的购房合同、发票等相关手续给原告做的抵押，原告也知道这套房子没有房产证。办理抵押的时候我没有跟担保人说房子没有房产证的情况，担保人也都没有问过我。她同意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被告唐秀华辩称，唐秀华虽然为龙行天下公司提供担保，提供担保属实，但是原告与龙行天下公司的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根据庭前代理人查看原告提供的证据，该笔借款并未汇入龙行天下公司的账户，而是偿还了吴文英个人所欠刘某,4的债务，因此原告并未将款支付给龙行天下公司，唐秀华作为担保人对未履行的合同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根据龙行天下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其约定的借款用途为因生产经营项目的实施临时需要资金，但实际上原告与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并未按照该合同约定将借款汇入龙行天下公司的账户，而是由原告直接将款项转入刘某,4的账户，对此原告应该明知该借款的用途不是用于龙行天下公司的生产经营，其改变借款用途是原告与龙行天下公司共同协商的，但未取得担保人唐秀华的书面同意，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也应该免除唐秀华的担保责任，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对唐秀华的诉讼请求。当时吴文英借高桂梅的这个钱时说是公司进货用，根本没说是还2014年10月13日那笔借款的事。签字时是吴文英拉唐秀华去签字的，没有见到其他人，唐秀华是最后一个签字的。吴文英向高桂梅借款时用其房子质押担保了，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是他们的事，不能让唐秀华承担责任。吴文英借款时没有跟唐秀华说是还以前的借款，前面说的那笔借款，吴文英跟唐秀华说已还过了，从来没有向唐秀华说过要还老账。所以唐秀华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被告魏国安辩称，他作为担保人，参与了合同的签订，他跟原告和其他被告都是朋友关系，他要对原、被告都负责任，他与唐秀华原来是同事，唐秀华介绍他认识了借款人吴文英，担保属实，借款属实。2014年10月13日龙行天下公司借濮阳市××区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1,000,000元是他、张军林、唐秀华提供的担保，这笔借款到期后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程相竹一直找借款人和他们三个担保还钱，后来没有办法他与唐秀华商量后，决定找原告帮忙，他与唐秀华都认识原告，由他出面就找了原告，后来他与唐秀华又一起见了原告，唐秀华跟原告说正在给吴文英办理贷款，办下来就可以还上这笔借款。原告就同意替吴文英还上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这笔借款，由龙行天下公司为借款人，由吴文英用其房产作抵押，由原来的担保人也就是他、张军林、唐秀华继续作担保与原告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原告给吴文英钱时，吴文英让原告直接把钱打到了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会计刘某,4的账户上了。唐秀华也知道这笔钱是用来偿还旧债的。吴文英用房产抵押时他与唐秀华都知道这个房子没有房产证，办不了抵押登记。签合同时他跟唐秀华不是一起去签的字。他同意承担担保责任，但是现在能力有限。原审被告张军林未到庭，未作任何答辩。原审查明，2015年6月26日，原、被告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借款金额1,000,000元，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第三条约定借款利息3分6厘即3.6%。每月1日为付息日。第六条约定吴文英愿以自己名下位于濮阳市××区近水楼台小区的房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第八条约定借款人未能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属借款人违约。原告有权在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不成，向原告所在地法院起诉。借款人处有被告龙行天下公司的公章一枚，法人处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英的签字及手印。被告吴文英在抵押人和质押人处签字并按手印。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分别在保证人处签字并按手印。2015年6月26日，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月利率36%。借款人处有被告龙行天下公司的公章一枚，并有吴文英的签字及手印。借款后，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利息，原告催要无果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20,000元（按月息2分，自2015年6月26日至2015年7月26日，之后利息按月息另行计算）；要求对吴文英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对借款合同、借据的真实性和借款的真实性认可无异议，承认收到原告的借款并用于偿还2014年10月13日的借款，两笔借款担保人相同。借款后没还本息，同意偿还借款，但以无能力偿还为由提出抗辩。被告吴文英对用其房产抵押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认可无异议，承认其要求原告将借款打入刘某,4名下，用于偿还2014年10月13日借款。同时其将购买该房产的发票一份和收款收据二份质押给原告处，其房产没有办理房产证，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其同意承担还款责任，但以经济紧张无力还款为由提出抗辩。被告魏国安对担保事实认可无异议，承认其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是新贷还旧贷。同意承担保证责任，但以应先用吴文英抵押的房产偿还借款，自己偿还能力有限为由提出抗辩。被告唐秀华对担保事实认可无异议，但以借款没有实际履行，该笔借款没有汇入借款人账户，原告与被告龙行天下公司改变借款用途未取提其书面同意，其不知道该笔借款是用于偿还其担保的另一笔借款，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应驳回对其的起诉为由提出抗辩。被告张军林未到庭，未作任何答辩。另查明，2014年10月13日，被告龙行天下公司作为借款人，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作为担保人与濮阳市××区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另证人刘某,4证实，其是濮阳市××区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出纳，是打工的。该社的来往钱都是通过她本人的账户转账。2014年7月22日，通过她的账户，她向吴文英转款1,000,000元，这是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钱，是该社的领导让她打给吴文英的。2015年6月29日，高桂梅向其账户转入1,000,000元，这是给联信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钱，不是其自己的钱。上述事实，有原告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被告庭后法院调查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被告龙行天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英承认收到了原告的借款，并认可是其要求原告将1,000,000元借款打入刘某,4的账户内，与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履行出借义务，故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应当承担偿还1,0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原、被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为3.6%，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规定，超出部分本院不予保护，故该借款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应自2015年6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关于房产抵押问题。被告吴文英自愿在借款合同抵押人处签字，承诺用其名下房产作抵押，为被告龙行天下公司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向原告提交了该房产销售不产统一发票和维修基金收款收据、办证费用收款收据，但该房产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以城市房地产抵押的，应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故本案房产抵押担保无效。原告诉求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关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自愿在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保证人处签字，对签字后产生的保证效力应是明知的，故其签署的保证承诺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唐秀华辩称，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但被告龙行天下公司与原告协商改变借款用途没有经过其本人书面意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的规定，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责任。但该笔借款原告、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魏国安均认可知道借该笔借款是为了偿还另一笔借款，且两笔借款的担保人相同，是新债还旧债。原告提交的2014年10月13日借款合同和2015年6月26日借款合同均显示两笔借款的借款人及保证人均相同，与原告、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魏国安的陈述相互印证。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作为2014年10月13日借款合同和2015年6月26日借款合同的同一保证人，不论是否知道主合同以贷还贷的事实，均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唐秀华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另依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或者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灭失而没有代位物的，保证人仍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虽被告吴文英以房产抵押担保无效，但仍不影响三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此，原告在保证期限内向保证主张权利，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应对该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履行上述连带清偿责任后，对被告龙行天下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被告张军林经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答辩、质证，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原、被告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高桂梅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2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息）；二、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履行上述连带清偿责任后，对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经再审查明，2015年6月26日，借款人（甲方）龙行天下公司与贷款人（乙方）高桂梅、抵押人（丙方）吴文英、质押人（丁方）吴文英、保证人魏国安、张军林、唐秀华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一份。该合同首先载明甲方因生产经营项目的实施临时需要资金，乙方有闲置资金。为此，各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经充分协商一致签订本借款合同，并保证共同遵守执行。合同第一条约定借款金额100万元，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第三条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3分6厘，每月1日为付息日。第六条约定龙行天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英愿以自己名下位于濮阳市××区近水楼台小区××套建筑面积85.80m2、评估价值30万元的房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第八条约定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属甲方违约。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应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借款人处加盖有被告龙行天下公司的公章，法人处有吴文英的签字及手印，抵押人和质押人处均吴文英签字并按手印，保证人处有魏国安、张军林、唐秀华签字并按手印。附言注明吴文英、张军林同意用其近水楼台小区住宅的购房合同做该借款质押。2015年6月26日，龙行天下公司向高桂梅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为100万元，月利率36‰，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人处加盖有龙行天下公司的公章，并有吴文英的签字及手印。2014年7月，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至2015年6月26日尚有100万元借款未偿还。再审认为，原审原告高桂梅与被告龙行天下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可以确认，原告高桂梅要求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6厘，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超出部分本院不予保护，故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应自2015年6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被告吴文英应在其提供抵押房屋的价值范围内承担30万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在保证期限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没有符合免除保证责任的约定或法定事由，应当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连带清偿责任。但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吴文英履行上述连带清偿责任后，对被告龙行天下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告吴文英在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吴文英履行上述连带清偿责任后，对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四、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第五项。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再审申请人魏国安申请再审称：1、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具体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担保的2015年6月26日100万元借款用于偿还了2014年10月13日所担保的100万元借款及借款担保合同有效是错误的。事实是2014年10月13日申请人所担保的100万元借款合同根本没有履行。该借款担保合同没有出借人濮阳市××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联信合作社）公章与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法定代表人对该借款担保合同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所谓出借人根本没有向借款人履行出资义务，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履行出资义务，可见2014年10月13日申请人所担保的100万元借款合同是虚假的。2015年6月26日申请人所担保的100万借款合同同样也是虚假的。本合同约定高桂梅向龙行天下公司贷款100万元，用于龙行天下公司生产经营的临时资金。而事实上高桂梅根本没有按合同约定的用途与借款主体向借款人龙行天下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而是未经担保人同意擅自改变借款用途，改变借款主体，将100万元借款转给刘某,4用于吴文英偿还个人债务。故被申请人高桂梅称刘某,4代表联信合作社向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发放100万元贷款而自己又给吴文英贷款100万元用于偿还联信合合作社是虚假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申请人所担保的前后两笔借款均是虚假的，同时该两份合同申请人均是被骗取的担保。一审判决应该适用主合同变更未经担保人同意与担保人被骗取的担保，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条款而不是所谓的贷新款还旧款。本案不存在贷新款还旧款，也不存在吴文英的物保无效或被撤销的事实，而是物保未经登记本身就是抵押担保没有成立与不生效。故一审判决适用《担保法》第38条、解释第39条是错误的；3、高桂梅长期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发放高利贷为业。申请人原本不了解，当时只是觉得熟人朋友，为其帮忙并遵循善良的诚实守信认可担保责任。但不知道他们背着申请人恶意串通，以借款担保合同为耳目骗取申请人担保，然后又采取偷梁换柱方式掩盖其内幕交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被申请人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或者非法集资。综上，申请人所担保的2014年10月13日所谓的100万元借款和2015年6月26日所担保的100万借款合同均未履行，均为虚假的，均系被骗取的无效担保。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2015年6月26日的合同签订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有重大变化，一个是借款用途，合同约定是生产经营，而实际是新款还旧款，还账的风险与经营的风险是有重大区别的，还账的风险要远高于经营的风险。第二是履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借款是龙行天下公司，本款本应打给龙行天下公司，而实际履行是吴文英和高桂梅协商转给了刘某,4，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合同履行发生重大变化，应当经担保人书面同意，现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6月26日的合同上面规定有吴文英的房产作为担保，这是物保，而原告在主张权利的过程中怠于行驶权益，致使该房产后来被他人执行，应当在物保的范围内免除担保人的责任；原告是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是早八晚五专门设立门市专门经营放贷的，那样法律是不允许的，所讲的职业放贷人是根据最高院、省高院、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规定来认定的，根据庭审调查显示的高桂梅有多次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判决书，以及作为其他放贷单位如濮阳民信社等，也有十几起作为原告的案件，高桂梅作为放贷人，根据中院关于职业放贷人的意见，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在濮阳市两级人民法院检索的案件看，高桂梅已构成职业放贷人。根据有关规定，职业放贷人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作为关联的保证合同也无效。请求法院驳回高桂梅的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唐秀华申请再审称，2015年6月26日所签的借款抵押合同，上面出借人没有签字，合同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字后生效，出借人高桂梅没有在合同上签字，按照规定，该合同不生效，那么保证合同同样也不生效；合同和借据均没有约定借款的履行方式，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应当向借款人履行合同，但实际上出借人高桂梅没有向借款人龙行天下公司履行合同，因此应视为高桂梅没有履行合同，那么保证人也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高桂梅在原一审中自认该合同是为了偿还2014年10月13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2014年10月13日的借款合同保证人与2015年6月26日借款合同的保证人是一致的，其目的是为了让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这也能推定2015年6月26日签订借款保证合同时高桂梅也是以此为理由让保证人签字承担保证责任，而实际借款目的不是为了偿还2014年10月13日的借款，高桂梅再次隐瞒的事实真相，使保证人产生重大误解，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以欺诈等形式骗取他人签订合同的，合同为无效合同。6月26日的合同是高桂梅以欺诈方式让保证人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高桂梅系联信社的高管，在原审中其提供的工资表等联信社的记账凭证均显示联信社的费用报销以及支出均由高桂梅签字才能报销或者支出，说明高桂梅是联信社的实际控制人，刘某,4是联信社的会计，高桂梅与刘某,4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高桂梅在2015年6月29日将100万元汇入刘某,4的账户，在30分钟后该100万元由刘某,4的账户汇入高桂梅账户899,750元，汇入魏国安账户100,000元，无论刘某,4的账户还是高桂梅本人账户均在高桂梅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该款是在联信社内部进行了内部的周转，不能认定高桂梅向龙行天下公司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本案经过多次审理，原告高桂梅在法庭的陈述多次改变，其对事实的陈述每次均是有利于其自己，但其陈述的事实与书证多次产生矛盾，这说明高桂梅没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合同是为了新贷还旧贷，担保的本意是偿还2014年10月13日借款的100万元，而不是偿还2014年7月21日借款300万元中剩余的100万元。2014年7月21日借款的300万元唐秀华不知道，也不是唐秀华担保的。请求法院驳回高桂梅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高桂梅辩称，2014年7月21日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向联信合作社借款300万元，在2014年10月21日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向联信合作社偿还了200万元。在2014年10月21日吴文英偿还联信合作社200万元后，根据联信合作社的奖金制度，本社员工担保借款的业务还款后享有提取担保利息差的奖励，联信社的出纳刘某,4的账户向魏国安按时提取了担保利息差18,000元，有转账凭证与会计证明。2014年10月21日后龙行天下公司继续向联信合作社每月支付剩余100万元借款利息36,000元，支付到2015年6月18日最后一笔利息。龙行天下公司在2015年6月26日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由魏国安、唐秀华、张军林签订了担保，并且魏国安、唐秀华、吴文英等均向高桂梅提供了由其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而且身份证复印件都清楚的写明用于吴文英担保借款使用，并签订了年月日，时间是2015年6月26日，所以唐秀华、魏国安等对该担保事实、借款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也是认可的。按照龙行天下、吴文英及三个担保人的意思，该笔钱汇入到华龙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刘某,4账目内，汇入该笔钱的目的是为了偿还吴文英及龙行天下等欠华龙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剩余借款100万元，该100万元是龙行天下与吴文英向华龙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借款300万元剩余的100万元，从此联信合作社与龙行天下公司300万元的债权债务清偿完毕。高桂梅出借这个钱和300万元有直接的关联性，而且这个2015年6月26日的100万元高桂梅已经实际履行，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2014年10月13日的借款合同是魏国安拟定的，至于是否履行高桂梅不清楚；关于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从种种情况来看高桂梅和联信社是两个不同的出借主体，高桂梅这个钱不是新贷款还旧贷款，所以担保人所称不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高桂梅是从事建筑行业和其他行业，不是以职业放贷为主，高桂梅不是职业放贷人。请求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再审申请人魏国安补充说明，2014年7月21日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300万元，并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只是联信合作社的会计提供了打款凭证，打给吴文英的，分6笔扣除利息108,000元及保证金30,000元后共打款2,862,000元，在2014年10月21日归还了200万元，这个节点就是付息换约的时间，如果签订的合同是续借合同，本金应该是300万元，而不是高桂梅所说的续借100万元，对这300万元我不知情，魏国安更没有对这300万元进行担保。龙行天下公司账户上和联信社账户上的剩余100万元利息一直付到2015年6月18日，如果付息换约的话，应该从2015年6月18日开始，2014年10月13日与2015年6月18日相差十个多月。2014年10月13日的合同不是续借合同，这个合同就是借款人向出借人联信社申请贷款的，高桂梅是联信社的股东、发起人、实际控股人，这个合同就是高桂梅主持签订的，当时签订合同谁都没有说是续借合同，要是续借合同魏国安、唐秀华不会签字，这个合同用途是生产经营，付息换约的合同必须有老合同换成新合同的记载，但是根本没有，吴文英在借据上约定了出借人出借款的账号，如果是付息换约是绝对不会有的。本案经再审审理查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重审裁定书认为，二审中当事人提供了新证据。高桂梅起诉基本事实是2015年6月26日合同，但实际上还涉及到2014年10月13日合同和之前存在的300万贷款的事实，魏国安并提出了高桂梅存在职业放贷问题，上述合同、事实之间的联系涉及到本案的处理结果。因当事人提供新证据导致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结合裁定内容，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主张的被申请人高桂梅的答辩，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300万元与本案的100万元是否有关联性；第二、2014年10月13日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100万元与2015年6月26日龙行天下向高桂梅借款100万元的合同是否有关联性；第三、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是否有效，保证人魏国安、唐秀华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四、原告是否以放贷为职业，能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再审申请人魏国安补充说明：针对合议庭的焦点认定魏国安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几点：排除了本案当中高桂梅提供的2014年10月13日合同是个虚假合同，但是由于虚假合同导致了担保人又在2015年6月26日的签字，因此2014年10月13日的合同是高桂梅套路贷的开始，而7月份的打款凭证可以排除是与本案毫无关系，那么2015年6月26日的借款合同的打款行为是套路贷的继续。认定2015年6月26日合同29日打款100万元是还到2014年7月份的账上，在本案中高桂梅陈述的是还的2014年10月13日的贷款。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交易查询单，显示高桂梅于2014年10月13日向龙行天下公司法人吴文英中国银行账户划款964,000元。此证据证明是原告高桂梅本人于2014年10月13日向龙行天下公司出借的100万元，而不是原判决书上认定的高桂梅诉称的联信种植农业合作社向龙行天下公司的贷款，龙行天下公司法人吴文英收到了此笔扣掉1个月利息后的汇款964,000元，还证明2014年10月13日合作社出借给吴文英这个合同未履行，而高桂梅出借给吴文英的100万保证人没有担保；证据二：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查询单，证明被告龙行天下公司用了高桂梅3个月借款后，于2015年1月12日由股东与保证人张军林向高桂梅还款80万元；证据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原告高桂梅于2014年10月13日给予龙行天下公司借款100万元，被告龙行天下公司股东与保证人张军林于2015年1月12日又归还20万元，该100万元已全部还清；证据四：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证明原告高桂梅将该案2015年6月26日担保人魏国安、唐秀华所担保的借款合同没有履行，而高桂梅向刘某,4转款的100元担保人没有担保。高桂梅没有向龙行天下公司指定的账户汇款；证据五：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刘某,4于2015年6月29日收到高桂梅100万元后在30分钟内又都回转给了高桂梅，而没有还给联信种植农业合作社。该款是在联信社内部进行的循环，实际上不是借款；证据六：法院于2016年9月3日对联信种植农业合作社法人程相竹所作的笔录，证明原告所说的旧贷款合作社没有贷，不存在，没有履行以及主合同虚假。以上六组证据为原一审再审证据，以下为新一审再审新证据。证据一、高桂梅2015年－2018年从事民间借贷判决书、裁定书39份目录，其中十四份高桂梅是作为民间借贷的原告。证明：出借人高桂梅通过低吸高贷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借入贷出以赚取高额利息，被别人起诉以及起诉别人，其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及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以借贷为业，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依据各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与标准，足以认定原告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证据二、濮阳县民信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信息1份。证明：高桂梅是该企业的股东。该企业的经营行为与高桂梅有密切关联关系；证据三、濮阳县民信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裁判文书14份。证明：该企业从事职业放贷业务，高桂梅作为改企业股东，与该企业的职业放贷行为密不可分。双方存在关联关系；证据四、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证明：该通知规定了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及以借贷为业的职业贷；证据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证明：该通知规定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处理；证据六、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判决书。证明：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从事放贷业务，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借款合同》无效；证据七、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濮中法［2020］70号文件1份。证明：原告的的行为构成职业放贷人。被申请人高桂梅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100万元借款是高桂梅和吴文英之间的借款，该借款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况且该借款吴文英的丈夫张军林已清偿完毕；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申请人证明的目的有异议，第四组证据证明高桂梅已履行了出借义务，该100万元应借款人吴文英及担保人魏国安、唐秀华所邀请汇至联信社会计刘某,4名下，吴文英、魏国安、唐秀华对高桂梅进行汇款的真实性都不持异议，同时也证实魏国安、吴文英、唐秀华等人没有偿还剩余联信社借款100万元；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联信社将高桂梅替吴文英等人偿还的100万元，联信社又将100万元的部分钱款付给高桂梅，这是联信社内部之间的事务，和本案借款没有任何关联性；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高桂梅与联信社是2015年年底分开的，虽然钱吴文英与联信社已经清账，但是结合程相竹在中院的笔录，吴文英欠联信社的钱是在2015年6月份结清的，再根据吴文英提供其公司的账单显示吴文英偿还联信社100万元也是发生在2015年6月份，故吴文英与联信社之间300万元的债权债务在2015年6月份结清。以上质证意见为原一审再审案件证据的质证意见，以下为新一审再审案件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有异议，职业放贷人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持续性，而且认可职业放贷人最关键的一点是以放贷为主要业务获得以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是高桂梅有正当的职业，而且还承包了建筑工程，建筑工程包括濮阳县城关镇旧房改造项目、新乡辉县御墅园小区以及丽景上品小区，而且这些工程涉及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所以高桂梅并非以放贷为职业，所以高桂梅的行为与职业放贷人毫无关系。对第一大组证据，第1组与高桂梅没有关系，第2组中的靳根会是亲戚之间的借贷，不是不特定对象。对第一大组第二组证据，王志军、宋九连与高桂梅系朋友关系，不是不特定对象。关于第二组的第2组，高桂梅与靳玉宽是亲戚关系，并且还是合伙人，和赵金玉、程利飞也是亲戚关系，不是不特定对象。这些都属于亲戚之间的资金流转。对第一大组第三组证据，第1组与本案无关。第2组证据中（2017）豫0928民初9040号民事判决书，这个钱不是借贷，而是用于濮阳县城关镇乡村改造项目。第3组证据李海平系高桂梅表哥这也是亲戚之间的流转，不是不特定对象。对第一大组第四组证据，第1组这个案件是应魏国安和唐秀华的要求出借的，而且魏国安是高桂梅的员工，且唐秀华和龙行天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文英是朋友关系，该笔借款是由魏国安和唐秀华牵线搭桥形成的，不属于不特定对象。第2组证据这是商品买卖合同，不是民间借贷。上述所有案件有的是工程用款，有的是在亲属之间发生的，还有的是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高桂梅没有从事非法经营业务活动，也不是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也不是以借贷为业，故高桂梅不是职业放贷人；对第二大组证据，对信息没有异议，但是高桂梅是该企业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靳玉宽；对第三大组证据，从提供的证据看，高桂梅也是作为被告，因为这是民信社行为，与高桂梅没有关系，因为高桂梅在企业中占得股份仅仅是20％。对第四、五、六、七大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就此认定高桂梅就是职业放贷人。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补充说明：以高桂梅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无论借款人用途是什么，均不影响高桂梅与借款人之间是一种民间借贷，且这些借款均约定了高额利息，显然是一种经营性的行为，高桂梅虽然是民信社的股东，不是法人代表，但根据濮阳市中院关于审查职业放贷第三条规定，属于关联出借人就是指同一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工作人员或者具有其他关联关系，因此高桂梅与民信社具有关联行为，民信社的行为高桂梅是直接受益人。被申请人高桂梅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5年6月26日借款抵押合同一份、2015年6月26日借据一份、2015年6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1份、被告借款人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的事实以及魏国安、张军林、唐秀华借款事实，同时证明了被申请人高桂梅将1,000,000元按吴文英所说的打到了刘某,4的账户上，合同确实履行的事实。以上证据为原一审再审证据，以下为新一审再审新证据。第一组证据：联信合作社与龙行天下公司借款300万元的明细；龙行天下公司与联信合作社账目一份，证明2014年7月21日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300万元；第二组证据：建筑施工合同、合伙协议、承包协议书各一份。证明高桂梅所需的钱财主要用于工程，高桂梅有正当的职业，并不是以放贷为职业，高桂梅不是职业放贷人；第三组证据：濮阳县人民法院（2017）豫0928民初464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史旭东、平洪州、李瑞琴、郭梦丹证言。证明魏国安也是长期从事放贷业务，专门从各个信用社赚取利息差价。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质证意见为：对原一审再审证据真实性本身无异议，但是在借据还有合同中龙行天下公司或者吴文英均没有向高桂梅指令将款汇入刘某,4的账户，三个保证人也没有要求高桂梅将款汇入刘某,4的账户，高桂梅将款汇入刘某,4账户未取得借款人同意，保证人也不知情，结合刘某,4在收到该100万元后，在30分钟内又将该款汇给高桂梅899,750元，刘某,4又是联信社的会计，高桂梅是联信社的实际控制人，该款是在联信社内部进行了周转，不能认定高桂梅实际履行了借款义务，其次唐秀华、魏国安之所以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是基于2014年10月13日二人为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向联信社借款100万元提供了担保，高桂梅在原一审中也是主张该借款100万元是为了偿还2014年10月13日的100万元，这让保证人产生了重大的误解，认为是该担保行为是2014年10月13日借款担保的延续。以上质证意见为原一审再审案件证据的质证意见，以下为新一审再审案件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龙行天下向联信社借款300万元，唐秀华、魏国安没有提供担保，唐秀华对该300万元借款不知情，因此在2015年6月26日龙行天下向高桂梅借款时不知道是为了偿还2014年7月21日的借款，并且2015年6月26日的借款合同也约定是公司经营需要借款，而不是约定了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对第二组证据，高桂梅所提供的合伙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部承包协议上的当事人均不是高桂梅本人，这些合同也没有高桂梅的签字，不能证明高桂梅不是职业放贷人；对第三组证据，这四个证人是联信社的股东或者工作人员，魏国安曾经在联信社上班，与这些人员系同事，本案高桂梅是原告，需要审查的高桂梅是不是职业放贷人，如果这四个证人证明魏国安从事了职业放贷业务，那么魏国安代表的是联信社，联信社也就属于职业放贷，高桂梅是联信社的股东，也是联信社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以上也可以推出高桂梅属于职业放贷人。关于第三组证据，本案原告是高桂梅，高桂梅在本案中属于出借人，主要是审查高桂梅是不是职业放贷人的问题，而魏国安在本案中是被告人、担保人，不应当审查魏国安是不是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是在一个法律概念，而不是社会概念，根据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职业放贷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在两级法院作为原告和关联原告地位的案件起数以及合同的借条、欠条是否有格式化，是不是收取高额利息、罚款等费用，是不是提前扣除利息等这些行为来考察和甄别职业放贷人，而魏国安在两级法院作为原告身份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仅此一起，故不构成职业放贷。通过庭审的陈述、答辩和对争议焦点的举证、质证，合议庭对以下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对争议焦点一的事实认定如下：2014年7月21日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社借款300万元（联信社会计刘某,4在扣除利息108,000元和保证金30,000元后，分六笔汇入吴文英账户2,862,000元，有汇款凭证为证），期限3个月，2014年10月21日龙行天下公司归还200万元（龙行天下公司记账凭证），2015年6月26日归还100万元（龙行天下公司记账凭证）。2015年6月29日，高桂梅向联信合作社的出纳刘某,4汇款100万元。随后刘某,4以支付客户存款为由分五笔（299850、300000、600、99400、199,900元）转给高桂梅共计899,750元，转给魏国安10万元。对争议焦点二的事实认定如下：2015年6月26日龙行天下公司向高桂梅借款100万元，该款用于归还争议焦点一所剩余的100万元。该款于签订合同后的6月29日由高桂梅汇入刘某,4账户。2014年10月13日，龙行天下公司作为借款人，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作为保证人与联信合作社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4年10月13日起至2015年1月12日止。2014年10月13日，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人处加盖有龙行天下公司的公章，有吴文英的签字及手印，并附言“请将此款汇入中国银行吴文英帐号：62×××08”。保证人处有魏国安、张军林、唐秀华的签字及手印。当日，原告高桂梅向龙行天下公司吴文英中国银行帐号62×××08转款964,000元。但2014年10月13日的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100万元的与本案涉案2015年6月26日的合同无关。2014年10月13日高桂梅借给吴文英100万元（扣除利息实际借964,000元），该笔借款吴文英丈夫张军林已于2015年1月12日分两次（80万、20万）清偿完毕。这笔借款与本案标的2015年6月26日的100万元没有关系。本院再审认为，一、在庭审中到庭当事人对2014年10月13日的龙行天下公司向联信合作社借款100万元的与本案涉案2015年6月26日的合同无关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对于2014年10月13日龙行天下公司与联信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履行，本院不再做为争议焦点审理。二、对于2015年6月26日的借款抵押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问题；首先本案到庭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系本人亲自参与签订的，对于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015年6月29日，原审原告高桂梅向联信合作社的出纳刘某,4汇款100万元。借款人龙行天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英在原审中承认收到了原告高桂梅的借款，并认可是其要求原告将100万元借款打入刘某,4账户内的。保证人魏国安在原审中认可2015年6月26日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高桂梅给吴文英钱时，吴文英让原告直接把钱打到了联信合作社出纳刘某,4的账户上了。证人刘某,4在原审中证明2015年6月29日，高桂梅向其账户转入100万元，这是给联信合作社的钱。纵观本案当事人通过银行转款进行资金往来的情况，龙行天下公司的收支款是通过吴文英或张军林的个人账户进行的，联信合作社的收支款是通过刘某,4的个人账户进行的，两家企业之间及其与其他当事人之间均没有通过对公账户进行资金往来，当事人对于这种转款交易的方式也都予以认可，因此对于本案中通过吴文英、张军林、刘某,4个人账户进行涉案款项的收支应视为其所代表企业的资金往来。综上，可以认定2015年6月26日借款抵押合同已经履行，并且是偿还的龙行天下公司尚欠联信合作社2014年7月21日借款300万元中经过归还后下欠的借款100万元。2017年2月16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对联信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程相竹的询问笔录中，程相竹称其对2014年10月13日联信合作社与吴文英100万元贷款合同的真实性不清楚，但认可其曾向吴文英、魏国安索要他们欠联信合作社的100万元贷款，后来高桂梅打电话说她替吴文英还了。结合高桂梅提供的刘某,4向吴文英的转款凭证、龙行天下公司的记账凭证，可以认定2015年6月龙行天下公司尚欠联信合作社100万元借款未还。对于申请人称刘某,4收到本合同出借人高桂梅的100万元后在30分钟内又打回高桂梅的账户，证明刘某,4将100万元借款及时偿还给了高桂梅。对此高桂梅在再审中提供了联信合作社会计凭证和转账明细及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对联信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程相竹的询问笔录，证明刘某,4收款后分五笔向高桂梅转款899,750元、向魏国安转款10万元，是联信合作社支付给魏国安及其他客户在联信合作社的存款。程相竹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因为公司清帐，高桂梅说客户要把钱取走，我说取吧，包括魏国安也给我打电话要他存在公司的10万元，我说你把那笔100万的借款还了我就把你的10万给你”。该证言与联信合作社的会计凭证和转账明细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刘某,4向高桂梅转款899,750元并非是对高桂梅100万元借款的偿还。故申请人认为刘某,4将100万元借款及时偿还给了高桂梅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吴文英向高桂梅提供其购房发票、缴费收据等购房手续，承诺以其房产为涉案借款提供抵押，是否应该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原审根据《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规定，以城市房地产抵押的，应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认定本案房产抵押担保无效，对于原告高桂梅诉求的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中，提出“本案中不存在贷新款还旧款，也不存在吴文英的物保无效或被撤销的事实，而是物保未经登记本身就是抵押担保没有成立与不生效。故原审判决适用《担保法》第38条、《担保法解释》第39条是错误的。”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申1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吴文英抵押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只是导致不能成立抵押物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双方的抵押合同成立且有效，吴文英是否需要在抵押担保的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需要查明。再审开庭时，再审申请人虽未对该房屋的抵押问题提出申请再审的请求，但提出吴文英将购房合同、发票等都交给了高桂梅，高桂梅自始至终不予主张，又不采取任何保全措施，一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保证人的财产，其目的就是为了骗取、欺诈保证人。经查，被申请人高桂梅在原审时提出了要求吴文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和对吴文英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并在原审执行过程中了解到吴文英向其提供抵押的房屋已被其他债权人占有的情况，故对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不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原审以吴文英抵押房产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不能成立抵押物权，对原告诉求的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未对吴文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进行审理，属于漏审漏判，应当予以纠正。本案中的借款抵押合同成立，因被告吴文英提供抵押的房屋没有办理房产证，无法在房地产登记部门进行抵押登记，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生效，被告吴文英应当依法承担合同责任。本案出借人、借款人、抵押人在借款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抵押房产的评估价值为30万元，说明抵押人吴文英愿意在3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我国法律关于不动产担保物权的设定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的规定，系为贯彻公示原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对公示原则的违反尚不构成为法律秩序和法律的基本价值所不容的行为，故对于未履行登记手续的抵押合同，其法律行为并非确定无效。为救济其法律效力的瑕疵，可以通过法律行为的转换将其转换为有效的担保行为，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故本案中吴文英应当在其认可的30万元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高桂梅长期以发放高利贷为业，要求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但在诉讼过程中，原审原告高桂梅与原审被告魏国安、唐秀华已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对此问题不再争执。综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被告龙行天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文英承认收到了原告的借款，并认可是其要求原告将1,000,000元借款打入刘某,4的账户内，与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履行出借义务，故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应当承担偿还1,0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原、被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为3.6%，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规定，超出部分本院不予保护，故该借款被告龙行天下公司应自2015年6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但应扣除魏国安代偿款827,827元（判决本金350,000元＋利息162,266元＋2017年11月2日至2020年12月11日的利息261,100元＋诉讼费4,461元＋现金50,000元）及唐秀华代偿款180,000元；关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自愿在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保证人处签字，保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字后产生的保证效力应是明知的，故其签署的保证承诺是合法有效的。本案再审申请人主张系受欺诈、被骗取提供保证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被告吴文英以房产抵押担保无效，但仍不影响三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原审原告高桂梅与原审被告魏国安、唐秀华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原告高桂梅自愿放弃被告魏国安、唐秀华的担保责任，并自愿撤回对原审被告魏国安、唐秀华的起诉，系高桂梅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准予。因此，原告在保证期限内向保证主张权利，被告张军林应对该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被告张军林、魏国安、唐秀华、吴文英所履行的连带清偿责任，对被告龙行天下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吴文英、张军林经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答辩、质证，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原、被告之间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一项为：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高桂梅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2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息），扣除魏国安代偿款827,827元及唐秀华代偿款180,000元；二、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吴文英在3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告张军林对上述第一项在扣除房产300,000元以外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魏国安、唐秀华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告张军林、吴文英履行上述连带清偿责任后，对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被告魏国安、唐秀华已为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偿的款项，对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五、变更（2015）濮民初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第五项。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被告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潘全义审判员  刘世虎审判员  马传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