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6民初774号原告：薛力，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秀华，天津中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一柠，女，1984年9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明，天津儒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云刚，男，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艳红（夫妻关系），1970年5月1日出生，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伟中，天津津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娜，女，1976年4月22日出生，回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第三人：刘大柱，男，1950年11月14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芳，天津津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和平，男，195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柠（父女关系），1984年9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第三人：李书元，男，194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刚（父子关系），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第三人：李云凤，女，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刚（姐弟关系），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第三人：李云香，女，196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刚（姐弟关系），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告薛力与被告刘一柠、李云刚、刘娜及第三人刘大柱、刘和平、李书元、李云凤、李云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秀华，被告刘一柠同时作为第三人刘和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明，被告李云刚同时作为第三人李书元、第三人李云香、第三人李云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本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艳红、康伟中，第三人刘大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李云刚、刘娜连带给付原告款项96377.2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刘一柠、第三人刘和平共同给付原告款项56384.4元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7日，因拆迁问题原、被告达成《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1》。原告已配合三被告履行完成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手续，三被告及第三人刘和平在领取完拆迁补偿权益后，未全部履行协议约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刘一柠辩称，不同意原告第二、三项诉讼请求，第一项诉讼请求与刘一柠无关不发表意见。一、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刘一柠不清楚原告主张的56384.4元依据从何而来；二、本案是依据2017年《家庭拆迁款内部协议1》，但在实际履行中，刘一柠本人只从拆迁款获益95721元，该协议的内容与实际履行过程中情况不吻合，目前各方对协议的效力也引起了争议，该协议不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刘一柠也没有能力同意原告主张；三、刘一柠认为该协议的签订是具有客观因素的，是由于家庭矛盾一再升级导致刘一柠做出让步，并且除刘一柠外各方实际获得的金额都超出协议约定，刘一柠认为如果仍然按照协议约定提起本案诉讼，对刘一柠显失公平，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李云刚辩称，不同意原告第一、三项诉讼请求。一、原告所依据的协议1，李云刚与原告在合同中应该是并列关系，与原告不发生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存在李云刚的债务，合同约定的也很明确，原告占总拆迁补偿款10%，李云刚也占10%，原告与李云刚之间同样应从刘一柠处再获得100000元补偿，原告起诉李云刚没有事实、法律和合同依据；二、关于连带责任，依据协议1中没有约定刘娜应给付原告任何补偿，而且李云刚与刘娜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合同中也未约定连带责任，因此原告主张刘娜与李云刚连带给付原告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李云刚实际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一共是17万余元，按照协议1的约定，李云刚除了领10%的补偿款以外，还应当从刘一柠处得到100000元的补偿，而实际上李云刚的补偿款尚差数万元，也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拿到足额的补偿，所以李云刚不应当对原告进行任何补偿。综合以上三点意见，请求法庭对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和第三项予以驳回，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与被告李云刚无关，李云刚在此不作任何答辩。刘娜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两份家庭协议都是无效的，协议约定的分配方案也不是四个经办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取得所有合法继承人同意。其次，这两份协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虚假的，四家子女在拆迁部门私下商量的真实情况都没有体现出来，刘娜不予认可。第三人刘大柱述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大柱对两份协议均不知情，在无合法继承人授权情况下签署的协议，因无权代理而导致两份协议均无效。对于刘娜已经支付给薛力的款项损害了刘大柱的权利，应当予以返还。第三人刘和平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刘和平不知情的情况下原、被告签署协议，应属无效。第三人李书元、李云凤、李云香述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各方应按签订的书面协议履行，所有的拆迁款应该汇总到一起，重新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分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英品、杨化珍夫妇婚后共育有五位子女，分别为长女刘玉霞、次女刘秀霞、三女刘俊霞，长子刘大柱、次子刘和平。刘玉霞系原告薛力之母，于1999年11月15日死亡。刘秀霞与第三人李书元婚后生育三位子女，分别为第三人李云凤、李云香及被告李云刚，刘秀霞于2009年6月8日死亡。刘俊霞未婚无子女，已死亡。第三人刘大柱夫妇婚后育有一女即被告刘娜。第三人刘和平夫妇婚后育有一女即被告刘一柠。刘英品、杨化珍夫妇遗有坐落本市红桥区xx号房屋4间，其中正房两间（建筑面积分别为19.79平方米、13.91平方米），未登记房屋两间（建筑面积分别为4.85平方米、4.55平方米）。2017年11月17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1》，约定上述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总额为1129792元，薛力、刘娜、李云刚各占总房款的10%即112979.2元，刘一柠占总房款的70%即790854.4元，刘一柠自愿补偿其余三人各10万元。补偿款下发之后，薛力的补偿款由刘娜代收，对于此次动迁所获得的补偿应由实际落实到位后的三天内进行分配。协议落款处有原告及三被告签字并按捺手印，协议上还有两位见证人的签字捺印，分别为案外人赵秀珍、孙艳。同日，原告薛力与被告刘娜还签订了《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2》，双方约定：刘娜自愿出拆迁补偿款20万元给付薛力。（此次xx号拆迁补偿款，根据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1和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2，薛力共计获得拆迁补偿款412979.2元）协议上还有两位见证人的签字捺印，分别为被告李云刚、案外人孙艳。2018年1月3日，李云刚、刘娜就13.91平方米的正房及4.55平方米的未登记房屋与案外人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刘娜获得补偿款404054元，李云刚获得170362元。同年2月6日，刘和平、刘一柠就19.79平方米的正房及4.85平方米的未登记房屋与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地区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刘和平获得632055元，刘一柠获得95721元。上述征收补偿款总计1302192元，均已实际发放到位。2019年1月3日，被告刘娜给付原告薛力277457.6元，原告薛力向被告刘娜出具《收条》两张。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刘大柱作为原告向本院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1》《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2》无效，本案与该案合并审理。诉讼中，本院曾就征收补偿款中是否包含针对个人的补偿询问征收部门，其工作人员答复称，在签订正式征收补偿协议前当事人的确来指挥部进行过咨询，当时帮他们核算的总金额是1129792元，因为对未登记建筑是否给予补偿不确定，后来由于政策有所调整，等他们正式签协议时已经明确了未登记建筑可以给予补偿，也就是明细中的自行拆除自建生活附属用房补贴费，所以补偿款总数增加，但并没有针对某个人给予的额外补偿。庭审中，刘娜抗辩提出家庭内部协议1和2中的部分内容并非他们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一段形成于2017年11月17日之前的录音予以证明。录音中在场人有薛力、李云刚、刘娜及刘一柠配偶，录音中四人协商拆迁款由薛力、李云刚、刘娜各占10%，剩余70%归刘一柠，鉴于薛力放弃购房指标给了刘一柠家，再由刘一柠额外补偿给薛力30万元。但李云刚表示给薛力30万元的事实不能让李云凤和李云香知道，担心其二人不同意，书面协议要体现刘一柠给薛力、李云刚、刘娜每人10万元。本院认为，诉争坐落本市红桥xx号原有房屋四间，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系刘英品夫妇所遗留，现该房屋被征收后所应获得的征收补偿款项应系全体继承人共有。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刘英品夫妇的继承人为原告薛力、被告李云刚、第三人刘大柱、第三人刘和平、第三人李书元、第三人李云凤、第三人李云香。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四被告所订立的《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1》及《家庭拆迁款分配内部协议2》是否合法有效。从签署上述协议的四位当事人的身份来看，均系刘英品夫妇四位子女（除刘俊霞外）的子女，其中原告薛力、被告刘娜、被告刘一柠均系家中独子（女），被告李云刚也亦为长子，均具备代表各自家庭订立协议的基础。从签订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一系对红桥区xx号四间房屋全部拆迁安置补偿款项的分配方案，这与诉争房屋并未办理产权登记，征收补偿必须经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的生活常理相一致。从签订协议后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及各被告、第三人共同办理了律师见证手续，且被告李云刚、被告刘娜、被告刘一柠均先后与拆迁指挥部订立了征收补偿协议，获得了相应的征收款项，原告薛力按照协议的约定未与拆迁指挥部订立征收补偿协议，被告刘娜支付给原告薛力277457.6元，上述履行行为均印证了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被告刘娜抗辩提出协议约定内容与其提交的录音中分配方案不一致、并非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录音中体现的只是当事人曾经的协商过程，且按照时间顺序，录音在先，书面协议在后，不能仅凭录音而推翻书面协议的约定。对于被告刘娜是否有权签署协议问题。如前所述，被告刘娜系第三人刘大柱独生女儿，其参与四个家庭关于拆迁协议分配协商，并未在订立上述协议时向其余参与人明示自己的代理权限问题。签订上述协议后，被告刘娜亦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协议，并领取了拆迁款项，现刘大柱又主张刘娜系无权处分损害合法利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基于上述分析，上述两份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两份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两份协议的约定，原告薛力、被告刘娜、李云刚各得总征收补偿款的10%，被告刘一柠得总补偿款的70%，再由刘一柠分别给付薛力、刘娜、李云刚每人100000元，另刘娜给付薛力200000元。按照涉诉房屋所对应的实际总补偿款1302192元为基数，同时按照上述协议确定的获得征收款项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薛力应得430219.2元，其实际取得补偿款为277457.6元。被告刘娜、被告刘一柠实际所得征收款项均多于按照上述协议确定的应得征收款项，故二被告应继续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其中被告刘娜还应给付薛力96377.2元，被告刘一柠还应给付薛力56384.4元。关于原告薛力要求第三人刘和平与被告刘一柠共同给付上述款项，因刘和平与刘一柠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如前所述，在签订内部协议1时应将刘和平、刘一柠视为一个整体，且刘和平也实际领取了补偿款，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薛力要求被告李云刚对刘娜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薛力96377.2元；二、被告刘一柠、第三人刘和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薛力56384.4元；三、驳回原告薛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1元，由被告刘娜负担2190元，被告刘一柠、第三人刘和平共同负担12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庞 婕审 判 员  周 洁人民陪审员  韩春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杨德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