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社区丹农路**海吉星物流园A21。法定代表人：张钧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镇东升村牛栏岗。法定代表人：王锦海。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莉，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艳霞，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禾公司”）与上诉人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记农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9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正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上诉人勇记农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莉、邝艳霞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正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1302民初9730号判决第三项。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告严重违约，应当赔偿原告的所有损失。被告在执行与原告的合同中有以下违约行为：1、被告签订转租土地合同时，已经得知涉案土地会被政府征收，政府征收的土地是不能转租的。2、原村委土地方将土地承租给被告时，明确不能转租，被告为规避合同约定，以合作方式将全部承租土地转租给原告。3、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第3条规定，“合作期内，如遇地方政府征收土地，乙方（原告）也需自己承担与甲方（被告）无关，国家补贴青苗款归乙方（原告）所有”。但是在被告提供其租赁相关村委的土地承包合同中，除了与陈江街道东升村黄屋村民小组中约定了征收所得的50%归被告所有，其余村民小组的承包合同中均约定征收所得全部归村民小组所有。被告隐瞒其与相关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条约，违约将涉案土地转租给原告，造成原告受到不公平的条款对待。4、政府相关部门启动征收程序后，2018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一起在被告的办公场所与政府征收人员见面商谈征收事项。事后，原告专门向政府部门递送了征收补偿的报告。被告与原告约定：属于原告现种植的蔬菜基地，征收事项全权委托原告与政府部门商谈，最终确认的征收款无条件归原告，双方也签订了相关的授权委托书。但是被告自己单独签订了补偿协议并拿到了补偿款。到目前为止，原告种植的蔬菜基地有多少面积被政府征收，原告也不清楚，而且对征收土地的补偿款多少原告也不清楚。对于以上事实，原审法院并未调查清楚。首先，政府是何时启动征收程序的？法院并未向相关的部门查询或调取相关的征收文件，判决中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次，相关村委是否同意被告转租涉案土地，是否了解原告在承包涉案土地，也无从得知。最后，被告何时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了什么款项?补偿了多少钱?这些都是被告委托原告去跟政府和村民小组协商的事项（原被告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被告撇开原告自己签订协议自己拿到了赔偿款，这些事实判决书上只字未提。二、青苗款的赔偿应当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转租给原告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征收的青苗款应当全部归原告所有。而且被告在庭审中也承认了签订了相关的补偿协议，并且在庭审的调解过程中愿意以49万的青苗赔偿款来与原告调解，但是法院却因为”原告未能举证证实案涉土地的青苗款被告已经领取，国土部门向本院作出的回函中也称其未向被告发放补偿款”为由驳回原告对青苗款的诉求，是明显偏袒被告的行为，严重颠倒了原被告的举证责任。在被告已经承认了签订了相关赔偿协议（如果协议不是跟国土部门签订的，就是跟村民小组签订的），而且愿意以49万青苗款作为条件的来调解的情况下，法院竟然要求原告来举证被告是否收到了青苗款，简直是匪夷所思。到目前为止，征收土地上的楼房都已经快建好了，但是被告却“没有收到青苗补偿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勇记农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8）粤1302民初973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返还固定收益的诉讼请求（争议标的金额为1280769.23元）。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为转让合同关系，并非合作关系，更非转租关系，222万元的性质为转让相关土地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配套设备设施对应的转让款而非租金收益，一审法院认定为转租关系，222万元为52个月的租金收益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是对与各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同时转让上诉人所有的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设备设施。从《合作合同协议书》上诉人收取“固定收入”、“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合同事项不变”及乙方自担风险等内容，以及被上诉人直接向各村小组支付租金可以看出，《合作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是对与各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而从上诉人收取议定合同的固定收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222万元时备注“买基地款”、“厂房”、“买基地钱”可以认定，上诉人在转让土地合同的权利义务时，同时转让土地上上诉人所有的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设备设施。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222万元的性质，是土地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设设备设施对应的转让款，而非租金收益。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在《合作合同协议书》并未约定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向上诉人汇222万元，更不可能在其汇给上诉人的款项中备注“买基地款”“厂房”“买基地钱”。如果这是土地租金，被上诉人不可能向相关村小组再次支付土地租金：如果是土地租金，被上诉人也不可能不备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租金。一审法院认定为转租关系，直接忽略了被上诉人取得承租人权益的同时，取得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设备设施权益的事实；认定222万元为52个月的租金收益，忽略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并备注的“买基地款”“厂房”“买基地钱”的同时，又向出租人各村小组支付租金的事实。被上诉人不可能支付两次租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为转租关系，222万元为52个月的租金收益认定错误。二、上诉人已经将土地及所有设备设施交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实际受让并使用，被上诉人要求返还，违反诚信，依法无据。上诉人将其花费巨资和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建成的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后，上诉人将土地及设备设施已经交付给了被上诉人，交易已完成，而被上诉人使用已近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厂房、宿舍、办公室及其他设备设施所有权已经转移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因自身不再经营供港蔬菜种植基地，不再需要这些配套设备设施，违反诚信，企图将完成的交易推翻，不承担厂房、宿舍、办公室及其他设备设施的所有风险，不返还所有厂房、宿舍、办公室及其他设备设施的情况下，还要求222万元转让款全部退还，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此次征收只征收了上诉人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小部分面积，剩余大部分面积及设备设施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即使被征收后，《合作合同协议书》也完全可以继续履行，而无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违约停止交纳土地租金，致使出租人解除承包合同收回相关土地。一审法院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认定合同由被上诉人通知解除，认定事实错误。（一）此次征收只征收了小部分土地（212.91亩），征收后剩余的大部分土地（420．09亩）完全符合供港蔬菜种植基地的要求，而上诉人转让给被上诉人的相关配套设施并未被征收，完全可以继续作为供港蔬菜生产基地。除了因征收，合作面积减少小部分外，此次征收并未影响原合同目的的实现，《合作合同协议书》完全可以继续履行。此次征收只征收了双方合作的部分面积，其中征收黄屋村135.91亩，石泉岭小组、奎一村小组及渡头村小组77亩，共计212.91亩[详见《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仲恺高新区潼湖科学城项目（二期）用地土地征收预公告所附的征地红线图]，剩余的大部分土地（420.9亩＝633亩-212.91亩）及土地喷淋灌溉系统、生产车间、工人生活设施（办公室、检测室、宿舍、饭堂）、冻库、农药残留检测设施未被征收，仍可继续使用，能够成规模种植蔬菜，完全能达到惠州地区作为供港蔬菜种植基地的要求。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土号令）第七条规定“申请注册登记的菜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300亩以上的固定连片种植面积或者适当规模的室（棚）种植面积，足以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供港澳蔬菜”。2009年11月1日起新施行的《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120号令）第十条甚至删除了面积要求，只规定“土地固定连片，周围具有天然或人工的隔离网带，符合各地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土地面积要求”惠州市的检验检疫机构并未制定新的土地面积要求，仍执行原定的300亩标准。因此，此次征收并不影响被上诉人申请作为海关备案的供港蔬菜种植基地，不影响双方的合同目的。（二）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约定，土地被部分征收，合同应继续履行。被上诉人违约停止交纳土地租金，致使出租人解除承包合同收回相关土地，是《合作合同协议书》解除的根本原因。201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第1条约定：“乙方每年新历12月31日前交第二年（1-6月地租款）和每年新历6月30日前交下半年（7-12月地租款）”，第2条约定：“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的合同事项不变。”而上诉人与渡头村小组、奎一村小组及黄屋村小组签订的《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均约定：“在合同期如遇征收该土地，甲方需提前3个月通知乙方，如没有完全征完的，剩下的按实际面积计算租金，征收的所有赔偿归甲方所有”。被上诉人自签署《合作合同协议书》以来，一直按照向合作土地所在的村小组直接支付土地租金。2017年10月18日，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惠府[2017]146号《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仲恺高新区潼湖科学城项目（二期）用地土地征收预公告》，确认拟征收土地位于仲恺××新区××街道××村，属仲恺××新区××街道××村××、××、××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后，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日，继续向出租小组支付2018年1月至6月的租金。亦即，此时，被上诉人仍然按《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之约定继续履行合同。根据上诉人与××小组、××小组及××小组《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之约定，案涉土地可能被征收是双方可能预见并接受的情况。即使合同期间有征收，只要未征完，被上诉人就应该继续履行《合作合同协议书》，继续按照原定的租金标准和征收后剩余面积直接向合作土地所在的村小组支付土地租金。一审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合作合同协议书》及与各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可见被上诉人完全知悉上述约定，并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按约定实际继续支付了2018年1月至6月的租金。根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下半年（2018年7月至12月）租金，然而，被上诉人至今未支付。被上诉人未按《合作合同协议书》第1条及《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约定支付租金，严重违约，导致相关村小组按照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第四条第2款：“乙方要按时付地租给甲方，如逾期10天未付，每天按滞纳金（按本期地租计）5%，逾期一个月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但租金照付，还要赔偿甲方经济损失”约定及三份《农田承包合同书》第三条：“……乙方不得拖欠田租，如拖欠10天以上，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的约定，将相关土地收回了。可见，《合作合同协议书》不能继续履行并解除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违约。因此，一审法院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认定合同由被上诉人通知解除，认定事实错误。四、《合作合同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在于被上诉人违约，根据严禁违约获利的立法本意，因被上诉人违约过错而导致的损失应该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的损失，返还被上诉人1280769.23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未按《合作合同协议书》第1条及《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约定支付租金，严重违约，导致相关村小组按照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及三份《农田承包合同书》第三条约定，解除合同，将相关土地收回。《合作合同协议书》不能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违约，严禁违约者因违约获利应是立法的应有之义，因此，因被上诉人违约而导致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转让合同关系，222万元为转让款而非租赁收益，《合作合同协议书》而无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违约停止交纳土地租金，致使出租人解除承包合同收回相关土地，因被上诉人违约而导致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其未继续利用配套设备设施的转让款1280769.2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8）粤1302民初973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返还固定收益的诉讼请求（争议标的金额为1280769.23元）。上诉人勇记农业答辩意见如下：一、本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征收行为，答辩人在《合作合同协议书》的履行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合作的小部分土地不能按原约定利用的原因是政府征收，而征收是属于政府实施的国家行为，非答辩人行为，非答辩人所能控制和预见，是双方均不能避免和克服的不可抗力，应按照不可抗力的处理原则来处理。因此，答辩人不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合作合同协议书》签订后，答辩人按照约定提供了土地及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系列设备设施，并未提前收回。被答辩人实际利用并使用土地及相关设备设施，在征收前也并未有任何异议。2017年10月18日惠州市政府启动国家征收，导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合作的小部分土地（只占合作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不能按原约定用途使用，但这并不是答辩入主观追求的结果。国家征收既不会提前告知答辩人，也不会以答辩人意愿为转移，国家征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也不能克服，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之规定，案涉征收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并非答辩人所为，也非答辩人所能控制，答辩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政府对案涉片区征地预公告发布在《合作合同协议书》签订一年后，答辩人签订合同时不可能对政府征收知情，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在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时知晓该土地将要被征收，既不是事实，也不合情理，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6年9月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而惠州市人民政府发出案涉土地公告惠府[2017]146号《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仲恺高新区潼湖科学城项目（二期）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的时间为2017年10月18日。案涉土地征收公告发布时间迟于双方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一年多的时间，答辩人对未来将征收不可能知情。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在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时知晓该土地将要被征收完全是异想天开的主观臆测，既不是事实，也不合情理，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各村小组知晓并认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被答辩人知晓并认可答辩人与各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各方均按上述合同履行，答辩人不存在违约。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于2016年9月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时，已经取得答辩人与个村小组签订的所有《土地承包合同》，且根据协议书第2条：“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的合同事项不变。”之约定可见，被答辩人清楚并知悉答辩人与个村小组签订的合同的所有约定并自愿接受。在《合作合同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被答辩人持续使用答辩人交付的土地及其他配套设施设备，直接向各村小组缴交租金，村小组直接收取原告支付的租金并向其出具收据，各方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以上足以证明村小组知晓并认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被答辩人知晓并认可答辩人与各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答辩人并不存在违反与村小组的约定转租的情况，更不存在违约。二、此次征收并未影响被答辩人合同目的的实现，根据《合作合同协议书》及与个村小组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合作合同协议书》应该继续履行。此次征收只征收了双方合作的部分面积小部分土地（212.91亩），征收后剩余的大部分土地（420．09亩）可以利用，420.09亩的土地及设备设施，完全符合《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1号令）第七条规定及《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120号令）第十条规定，此次征收并不影响被答辩人申请作为海关备案的供港蔬菜种植基地，被答辩人合同目的未受影响，仍然可以继续实现。此外，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第2条：“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的合同事项不变。”，及被答辩人知悉并认可的答辩人与渡头村小组、奎一村小组及黄屋村小组《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在合同期如遇征收该土地，甲方需提前3个月通知乙方，如没有完全征完的，剩下的按实际面积计算租金，征收的所有赔偿归甲方所有。”之约定，即被征收后剩余面积应当继续履行，被答辩人完全可以也应该继续履行《合作合同协议书》，并按剩余实际面积支付租金。三、被答辩人违约停止交纳土地租××小组收回相关土地，被答辩人根本违约，无权解除合同。被答辩人根本违约导致《合作合同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其过错不在答辩人而在被答辩人，其损失应该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被答辩人自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以来，根据协议书第2条约定直接向村小组支付土地租金。并且，被答辩人完全知悉并认可答辩人与各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根据《合作合同协议书》第2条及答辩人与××小组、××小组及××小组《农田承包合同书》第8条的约定，被答辩人就应该继续履行《合作合同协议书》，继续按照原定的租金标准和征收后剩余面积直接向合作土地所在的村小组支付土地租金。然而，被答辩人从2018年7月起，未再支付过土地租金。被答辩人行为违反了《合作合同协议书》及《农田承包合同书》约定，属根本违约行为。被答辩人根本违约，其作为违约方，无权解除合同。由于被答辩人的根本违约行为，各村小组根据《土地承包合同》第四条第2款及《农田承包合同书》第三条约定，终止了承包合同，并将相关土地收回了，从而导致《合作合同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被答辩人明知根据合同约定应当继续交租而不交，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过错在于被答辩人，其损失应该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四、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为转让合同关系，222万元的性质为转让相关土地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配套设备设施对应的转让款而非租金收益，被答辩人无权要求返还。从《合作合同协议书》答辩人收取“固定收入”、“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合同事项不变”、被答辩人自担风险等内容，被答辩人直接向各村小组支付租金、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转账222万元时备注“买基地款”“厂房”“买基地钱”可以看出，《合作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是对与各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的222万元的性质，是土地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设备设施对应的转让款，而非租金收益。如果222万元是土地租金，被答辩人不可能再向相关村小组支付土地租金。答辩人将其花费巨资和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建成的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设备实施转让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按合同约定向答辩人支付转让款，合情合理，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案涉土地及设备设施已经转让给被答辩人，交易早已完成，而被答辩人也实际使用近两年，现因被答辩人违约且不想再利用而要求退还，违反诚实信用严重，于情于理于法不应得到支持五、案涉青苗补偿款中原只有××小组征地面积135.91中的50%属于被答辩人，其余均归各村小组所有。2015年，答辩人与××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第四条双方责任第3款约定：“合同期间，如政府需征用此地，甲方需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地上一切设施及青苗归甲方所有（生产设备除外）”。2015年9月4日，答辩人与××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合同期间，如政府需征用此地，应土地厂房蔬菜大棚赔给甲方，其他征收所得甲乙双方各得50%”。2015年11月24日，答辩人与××小组、奎一村小组及××小组各签订了《农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第8条均约定：“在合同期如遇征收该土地，甲方需提前3个月通知乙方，如没有完全征完的，剩下的按实际面积计算租金，征收的所有赔偿归甲方所有。”2016年9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第2条约定：“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的合同事项不变。”根据答辩人与村民小组合同约定，合同期间，如政府需征用此地，除与××小组中约定其他征收所得双方各得50%外，与其他村小组的约定均为所有赔偿归村小组所有。因此，被答辩人所称青苗补偿款中原只有××小组征地面积135.91中的50%属于被答辩人，其余均归各村小组所有。综上，《合作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得到了村小组的认可，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此次征收只征收了双方合作的一小部分面积，剩余的大部分土地及配套设施设备未被征收，不影响双方的合作目的。《合作合同协议书》因被答辩人根本违约导致村小组将土地收回而无法继续履行，被答辩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及后果，其损失应当自行承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为转让合同关系，222万元的性质为转让相关土地厂房、宿舍、饭堂、办公室、农残检测室、冷库、喷淋节水灌溉系统等配套设备设施对应的转让款而非租金收益，被答辩人无权要求返还。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正禾公司答辩意见如下：对于勇记农业认为第一个观点是本案的合同是转让合同关系，但是一审被告在庭审中和任何书面答辩中，却从来没有提出过此观点，现在提出此观点，让人对其合同的把握存疑，而且也与本案的合同名为合作实为租赁的事实是不符合的。一审被告的第二个观点是其认为涉案土地上面有厂房宿舍设备转让给正禾公司，正禾公司明确表态，勇记转租的土地上不存在厂房、宿舍、设备等任何财产，就是一块空地。双方的合作合同中从未提及有任何厂房设备和宿舍，双方也没有任何交接清单，这个事实一审已经完全查清楚。勇记农业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对于勇记农业的第三个观点，称政府这次征收正禾的土地上面是212.91亩，问题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征收的亩数，因为勇记农业拒绝提供与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拒绝回答法庭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正禾公司此次上诉的原因，政府到底征收了属于一审原告租赁合同中多少面积的土地，正禾公司不清楚，勇记农业也不提供，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清楚。但是正禾租赁土地的现场现状是所有租赁场地的蔬菜全部被机械破坏，所有灌溉设施都被切断，所有的租赁土地都不可能再种植蔬菜了。当征收的机械去铲平涉案土地的时候，施工队向我方称勇记已经跟政府签了补偿协议，所以他们是依据政府的要求来施工的，但是正禾一直被蒙在鼓里，损失重大，各种设施蔬菜都被破坏。对破坏场地设施正禾公司也不可能提出证据，因为已经被破坏了。法庭可以现场勘测，可以看到所有被破坏的设施，而且根据正禾公司了解涉案土地上征收已经完成，楼房已经建起来了。所有一审对正禾公司的损失没有作出公平的判决，对正禾公司是不公平的。对于勇记农业的第四个观点，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由谁来承担，首先是勇记农业在违约，勇记农业与正禾公司在签订合作合同的时候，正禾公司没有看到勇记农业与各村小组的租赁土地合同，否则勇记农业与正禾公司的租赁合同中不会出现以下条文“青苗赔偿款一切归正禾所有，而据勇记农业现在的说法是除了××的50%青苗款可以赔偿，其余的都归村小组所有。”这个条款明显与一审原告和一审被告双方的合作合同是相违背的，如果正禾公司能看到勇记农业与各村小组签订的合同原件，是不会与勇记农业签订相互矛盾的合同条款。所以说勇记农业是违规转租了涉案的土地给正禾公司，同时在征收的日期双方都没有提供准确，政府发布通告征收的日期根据常理推定政府的征收工作是在发文之前就会向基层政府机构做公告，要求基层政府做好村民的工作。所以根据常理规定，勇记农业可能是在已经知道征收的情况下，故意将涉案土地转租给了正禾公司。在发生了机械把正禾公司的所以蔬菜都铲掉的时候勇记农业与正禾公司曾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此授权委托书也作为证据提交了。一审法庭勇记农业全权授权，正禾公司与村小组和政府谈判征收赔偿的事宜，而且接收征收赔偿的。勇记农业也违反了授权委托书，是再次违约。基于上述理由，所以违约的责任都在于勇记农业。勇记农业认为涉案土地无法继续租赁，是因为正禾的原因。但是正禾与村小组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应该是勇记农业。村小组交租才是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由于勇记农业没有向村小组交租才导致村小组涉案的土地收回的，而正禾公司除了向××村的银行账户转账是按照勇记农业的要求之外，其他的都是交付现金给勇记农业，勇记农业系直接交给村小组的。正禾公司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627亩土地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收取原告的222万元固定利润；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违约造成原告损失200万；4、判令被告将政府补偿的原告种植蔬菜的青苗损失款约50万元支付给原告（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数额为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2015年，被告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记农业）与陈江××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勇记农业承包××村民小组267亩土地，承包期限从农历2015年12月22日至2021年1月21日，每亩每年租金为1700元，合同期间，乙方勇记农业如转让土地，必须经过××村民小组同意；乙方勇记农业要按时付地租给东××村民小组，逾期一个月村民小组有权终止合同；合同期间，如政府需征收用地，××村民小组需提前三个月通知勇记农业，地上一切设施及青苗归石泉岭村民小组所有（生产设备除外）。2015年9月4日，被告勇记农业与××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勇记农业承包××小组518亩土地，承包期限从农历2016年1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每亩每年租金为1700元，合同期间，乙方勇记农业如转让土地，必须经过××村民小组同意；乙方勇记农业要按时付地租给××村民小组，逾期一个月村民小组有权终止合同；合作期间，如政府需征用此地，应土地厂房蔬菜大棚赔偿给黄屋村民小组，其他征收所得双方各得50%。2015年11月24日，被告勇记农业与××村民小组签订《农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勇记农业承包××村民小组13亩土地，承包期限从农历2015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0日，每亩每年租金为1700元；未经××村民小组同意不得转租，否则××村民小组有权终止合同；在合同期如遇政府征收该土地，××村民小组需提前三个月通知正禾公司，如没有完全征完的，剩下的按实际面积计算租金，征收所有的赔偿归××村民小组所有。被告勇记农业与××村民小组签订上述《农田承包合同》的同日与××村民小组也签订了《农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勇记农业承包××村民小组15亩土地，承包期限从农历2015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0日，每亩每年租金为1700元，未经××村民小组同意不得转租，否则××村民小组有权终止合同；在合同期如遇政府征收该土地，××村民小组需提前三个月通知勇记农业，如没有完全征完的，剩下的按实际面积计算租金，征收所有的赔偿归奎一村民小组所有。以上土地共计813亩。另查一，2016年，原告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禾蔬菜）作为乙方、被告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记农业）作为甲方，双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合同协议书》，约定：“甲方不参与管理和盈亏，只收议定合同的固定收入；合作日期从2016年9月10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止，共计四年零四个月，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与村民签订合同事项不变；甲方愿意将东升场种植水田转租给乙方，水田面积如下：(1)××村水田面积332亩，(2)东升村黄屋水田面积17亩，(3）×××水田面积15亩，（4）××水田面积13亩，（5）××水田面积267亩-20亩余247亩；（6）××水田面积3亩（无签订有合同）；以上6份水田一共627亩按原合同每亩每年1700元田租计，每年田租分二次交租；乙方每年新历12月31日前交第二年(1-6月地租款）和每年新历6月30日前交下半年（7-12月地租款）；合作期内，如遇到地方政府征收土地，乙方也无需自己承担与甲方无关，国家补贴青苗款归乙方所有。”原告称，其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勇记农业收取了其整个合同期间即四年四个月的固定收入共2220000元。为对此进行证明，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吴晓莉名下的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及张均海名下银行交易明细单，其中，吴晓莉名下对账单显示：案外人吴晓莉于2016年9月19日向王锦海（勇记农业法定代表人）转账500000元，摘要信息“买基地款”；于2016年9月20日向被告勇记农业转账120000元；于2016年10月29日向被告勇记农业转账500000元，摘要信息“厂房”；于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勇记农业转账500000元，摘要信息“正禾张均海转”；于2016年12月22日向王锦海转账500000元，摘要信息“买基地钱”。张均海名下的交易明细单显示：张均海于2017年5月15日向王锦海转账100000元。以上转账金额共计2220000元。原告提交的分别以吴晓莉、张均海名义于2018年9月1日出具的银行转款说明中称，上述从吴晓莉、张均海名下账户中转出的款项均为原告正禾蔬菜的款项。原告称，上述2220000元是支付给被告的租金，其与被告口头约定，按照每年55万元的标准支付。被告勇记农业则称，该2220000元是对案涉土地上厂房、车间等配套设施的补偿费，该补偿费即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另行签订的议定合同的固定收入，议定合同的原件在原告处，合同约定固定收入是2350000元，原告并未支付完毕。被告为证明案涉土地的喷淋系统系由被告勇记农业实际施工建设，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农田水利建设与设施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合同书》、仲恺高新区财政支农资金直接支付申请表及喷淋系统安装前后照片，上述材料显示，被告勇记农业于2015年向惠州市农业局申请于2015年9月至12月期间投资建设农业示范中心节水灌溉系统，并申请财政专项经费200000元。被告还称，其与原告正禾蔬菜签订上述合作协议后，原告正禾蔬菜已经实际使用案涉土地及地上设备，原告正禾蔬菜也按约直接向相应的村民小组支付了租金，相关村民小组对此知晓且认可。为对此进行证明，被告勇记农业向本院提交了收款收据，××村民小组于2018年1月2日向原告正禾蔬菜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收到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田租款267亩×850元，226950元。”××村民小组于2018年1月12日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收到正禾农业开发公司交来2018年上半年田租款850元×355亩，301750元”。另查二，被告勇记农业为证明案涉土地的征收公告发布于双方签订《合作合同协议书》之后，向本院提交了惠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18日发布的《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仲恺高新区潼湖科学城项目（二期）用地土地征收预公告》惠府【2017】146号文件，该文件称“拟征收土地位于仲恺××新区××街道××村，属仲恺××新区××街道××村××、××、××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面积为41.1613公顷集体土地，作为仲恺高新区潼湖科学城（二期）项目用地……（二）青苗、房屋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按《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86号）执行。”2018年1月15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与惠州仲恺高新区××经济合作社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协议书》（协议书编号：2017-203），协议书中载明：现依法征收××经济合作社438.4595亩集体土地，作为仲恺高新区潼湖科学城项目二期建设项目用地，按程序上报审批；市政府于2017年10月18日发布了该项目用地征收预公告[惠府（2017）146号]，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土地征收协议如下：一、土地征收补偿……二、地上附着物、青苗、零星果树及其他设施等另行补偿；……。”另查三，2018年7月9日，原告正禾蔬菜向被告勇记农业邮寄了《解除租地合同的函》，该函件中称：“一、贵司租用该农用地时，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己启动征收土地的工作；依法属不能再租赁的情况。二、贵司与村委签订的租地合同明确不能转租。贵司为谋利以合作的方式（实为租赁）转租给我司；此行为构成违约。三、贵司违反与我司约定，政府征收时，涉我司种植蔬菜的土地，征收补偿由我司全权处理。但贵司在未经我司同意也不告知的情况下，将我司现种植的蔬菜与政府签订了征收补偿合同。在我司追问下，也不提供补偿合同告知我司；致我司种植的蔬菜地被政府部门组织施工队严重损坏；终止租赁地种植蔬菜行为。目前，有多少地属政府征收范围，我司茫然不知。鉴于贵司以上严重违约行为，我司不能实现合同种植蔬菜供应香港的合同目的。现正式发函告知贵司，函到达之日起解除双方的合作合同；除政府征收的土地，剩余土地交还贵司；贵司违约行为给我司造成的损失，希望妥善解决……”。该函件于次日送达。2018年7月15日，原告又向被告邮寄了《移交土地函》，该函中称，被告已于2018年7月10日收到原告发出的解除双方租赁合同的函，原告工作人员于2018年7月12日全部搬出该种植地，除政府征收的土地（数量不知情），其余土地移交给被告，被告自行处理与村小组之间的租赁关系。被告于次日收到了该函件。庭审中，原、被告均认为，双方之间的案涉合同已不能履行。被告勇记农业称，由于村小组因原告逾期交付租金已达到被告与村小组约定的解约条件，土地已被村小组收回，合同已无法履行。另查四，被告勇记农业称，其虽与政府签订了案涉被征土地的补偿协议，但政府并未将补偿协议的原件交给被告，其也未收到政府的补偿款。被告还称，案涉土地被征收的面积为212.91亩，征收补偿方案的补偿面积是135.91亩，只赔偿青苗和喷灌，青苗按每亩5000元，喷灌按评估（3772元/亩），青苗和喷灌只补偿50%。被告提交的《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惠府（2017）189号】中显示，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标准中，短期农作物（蔬菜类）耕地每亩最高补偿标准为5000元。被告提交的《附属物估价明细表》显示，喷灌系统的估价为3772元/亩。2018年10月26日，本院向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发函调查被告勇记农业与国土局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及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仲恺高新区国土分局于2018年11月22日复函称：“被告勇记农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有集体土地承租的第三方关系。经核实，我局并无与上述公司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书及其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另查五，依原告正禾蔬菜提出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作出（2018）粤1302民初9730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勇记农业名下的银行存款，冻结的金额以4500000元为限，冻结期限为一年。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双方签订的虽名为合作合同，但双方约定被告不参与管理，不承担盈亏，只收取固定收益，由此观之，原、被告之间成立的显然应为转租关系，而非合作关系；虽然被告与案涉村小组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被告转让土地须经村小组的同意，但该约定并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合同协议书》的效力。上述合同签订后，案涉土地中有部分土地被政府征收，仲恺高新区××经济合作社也于2018年1月15日与国土部门签订了集体土地征收协议，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的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7月9日向被告邮寄《解除租地合同函》，被告也于次日收到了该函件。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合同协议书》于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上述解除通知时（2018年7月10日）即已解除。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解除后，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2220000元固定利润，对于该2220000元固定利润，原告认为属于双方口头约定的租金（550000元/年），被告则认为属于对其原有厂房、车间等配套设施的补偿，虽然双方对此未能达成一致，但从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来看，该款项应为双方所约定的“固定收入”，因双方约定的转租期限为4年零4个月，现因政府征收，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于2018年7月10日被提前解除，被告也于2018年7月16日收到了原告发出的《移交土地函》，从公平合理的原则出发，被告理应将剩余期限所对应的收益返还给原告，从2018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15日共30个月，被告应返还的收益为1280769.23元（2220000元÷52个月×30个月），原告请求被告返还的固定收益中超出该1280769.23元的部分，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违约损失2000000元，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对于双方之间租赁关系解除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而且其也未能对其所主张的违约损失举证予以证明，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青苗补偿款，但其并未能举证证实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被告已经领取，国土部门向本院作出的回函中也称其未向被告勇记农业发放补偿款，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与被告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协议书》于2018年7月10日解除；二、被告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返还固定收益1280769.23元；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勇记农业是否需要返还固定收益1280769.23元给正禾公司；二、正禾公司是否应当向勇记农业支付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违约造成的损失。关于勇记农业是否需要返还固定收益1280769.23元给正禾公司的问题。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虽名为合作合同，但双方约定勇记农业不参与管理，不承担盈亏，只收取固定收益，由此观之，双方之间成立的显然应为转租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对于勇记农业收取的222万元，上诉人勇记农业认为其属于转让款，上诉人正禾公司认为属于土地租金。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书内容以及双方履行的情况，该款项应为勇记农业向正禾公司转租涉案土地的综合费用，原审认定该款项应为双方所约定的“固定收入”并无不当。因此，由于仲恺高新区××经济合作社也于2018年1月15日与国土部门签订了集体土地征收协议，在双方签订协议后的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该协议书应予以解除，对勇记农业收取的固定收入应按照合同的剩余期限予以返还，原审计算勇记农业应返还固定收益1280769.23元，计算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勇记农业上诉认为该222万元为设备设施的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正禾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违约造成的损失给勇记农业。本案中，正禾公司请求勇记农业支付青苗补偿款，但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的具体金额并不明确，国土部门向原审法院作出的回函中也称其未向勇记农业发放补偿款，因此正禾公司请求勇记农业支付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果正禾公司有证据证明其应当享受的青苗补偿款，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正禾公司上诉称勇记农业隐瞒了与相关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征收的情况，导致正禾公司的损失，应赔偿其所有损失的意见。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合作期间一切按原甲方（勇记农业）与村民签订合同事项不变”，并且约定了如遇征收土地的相关情况处理，双方亦于2018年3月13日一同商谈征收事宜，故上诉人正禾公司称勇记农业严重违约，隐瞒与相关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导致正禾公司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776元，由上诉人勇记农业开发（惠州）有限公司负担18623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正禾蔬菜有限公司负担341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娟审判员 丁晓鹏审判员 严丽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佳汝书记员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