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111民初837号原告：乔开科，男，1982年5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稷山县，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原告：王玲，女，1985年3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山西律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媛，女，1984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绍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灯塔实嘉织造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法定代表人：李振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强，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华喜，女，1981年8月28日生，汉族，住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第三人：郭永强，男，1982年2月10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第三人：万杨，男，1985年7月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原告乔开科、王玲与被告范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范媛要求追加灯塔实嘉织造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灯塔公司）、吴华喜、郭永强为本案被告，追加万杨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6日通知灯塔公司、吴华喜、郭永强、万杨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乔开科、王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到庭，被告范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绍英到庭，第三人郭永强、万杨到庭，第三人灯塔公司、吴华喜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开科、王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回原告款项71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3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乔开科与王玲系夫妻关系，王玲与范媛系朋友关系。2020年3月20日，范媛与王玲联系称，其有正规的厂家可以帮王玲采购服装产品，双方就服装的质量标准、数量、价款、发货时间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赖，自2020年3月24日起，分十次共计向被告转款880000元。后因被告提供的服装不符合质量要求，原告通知被告停止运送并因此产生运费5300元。被告提交的服装被原告退回后，被告拒不返回原告支付的款项，尚欠原告款项710000元，并给原告造成损失5300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公民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未能履行义务应当返还价款，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范媛辩称：一、范媛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与两原告形成有关诉争内容的防护服买卖合同关系的卖方并非范媛，而是案外人灯塔公司，范媛仅系居间人身份，与两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不负有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1.本案的真实交易背景是2020年3月份，国内新冠××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但国外疫情正处于高发期。两原告长期在德国生活，当时德国境内疫情比较严重，有关防疫物资短缺。范媛与两原告系同学关系，其一直与两原告保持联系，期间多次沟通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国内采购渠道事宜。后两原告向范媛寻求防护服的国内购买渠道，范媛通过其朋友万杨、郭永强、吴华喜的关系为其找到了销售厂家，期间也多次向其提供了厂家有关ＣＥ证书等资料和信息供原告验证。原告验证材料真实性后，直接找到厂家进行了沟通，也与范媛微信交换了交易所需合同内容，书面合同最终虽未正式签章，但其与该厂家就防护服的采购数量、标准、价款、物流等内容最终也都进行了实质性的确认，拟采购10000件防护服，单价为人民币88元，总计880000元，并约定了工厂交货，原告也实际从工厂验货并提货，实际履行了合同内容。事实上，原告知悉并认可的实际出卖人也仅系该防护服厂家即灯塔公司。但基于和范媛的熟人关系，两原告并没有绕开范媛，期间也多次认可范媛和范媛的朋友作为中间人应当赚取中间费用。因此，对范媛系居间人的身份，原告是没有异议的。2.范媛接收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仅仅为代收货款的行为，范媛并非卖方和收取货款方。范媛期间仅仅作为中间人代为沟通，代为收取货款。且范媛代为收取货款的行为，也系原告担心资金不安全主动要求先行支付至范媛处保管的，待原告验货提货后，再行将货款转交给厂家。最终收取货款的仍系合同的卖方即灯塔公司。二、合同履行完毕后（工厂提货后），原告主张产品质量问题系原告与厂家之间的合同售后问题，与居间人无关。本案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在工厂提货后，其与厂家约定的交货义务既已完成，范媛作为居间人促成交易的义务也已实现和结束，且范媛与朋友扣收佣金后也已将货款转交给了厂家。因此，范媛并无退回货款和佣金的义务。尽管如此，考虑到作为朋友关系，范媛仍将自己赚取的佣金8万元退回了原告，并协调其他部分中间人万杨退还了佣金7万元，郭永强退回了佣金20000元（剩余90000元未退），共计退回170000元。其他中间人吴华喜以及厂家未退回剩余款项。综上，范媛已经完成了中间的居间义务，原告针对范媛的诉请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且对象错误，范媛并非责任主体，其可申请追加，人民法院也可依职权追加遗漏的必要的其他案件当事人，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灯塔公司述称：一、本案法院追加我公司为第三人属程序不当。本案实质为连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数个独立的且有牵连的买卖合同形成了本案事实。每个买卖合同内容都不一致，当事人权利义务都有差异。我公司与原告及被告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亦无法根据其与被告的买卖合同内容迳行向我公司主张权利。法院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驳回本案当事人追加我公司作为诉讼主体第三人参加本案民事诉讼的请求。二、我公司与吴华喜建立了买卖合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只有我公司或吴华喜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决定是否行使及如何行使，法院不宜直接进行干预。吴华喜与我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通过手机微信达成购买10000件防护服合同，合同价款为500000元。双方通过微信及电话对合同履行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吴华喜给付我公司合同款项400000元，余款未付。我公司按照中国GB19082的标准生产了10000件防护服，按照吴华喜的要求，我公司配合购买人将防护服运输至上海浦东机场。该批货物办理出口手续既不是我公司的合同义务，更不是附随义务，我公司不应更不能对货物未能如期出关承担任何责任。现由于吴华喜未能将余款100000元给付我公司，也不到我公司处办理提货手续，致使该10000件防护服囤压于我公司库房，双方买卖合同履行处于停止状态。我公司与吴华喜之间已经多次联系，我公司要求吴华喜将余款尽早给付，并将货物提走;或者我公司将货物单方处置后，在吴华喜补偿我公司的损失后，将合同价款返给吴华喜，但是吴华喜一直未予认可。由于我公司与吴华喜就买卖防护服业务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我公司本着最大诚意愿意与之协商妥善处理好此事。根据法律规定，我公司与本案原告及被告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我公司不应参加本案诉讼，我公司有权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与吴华喜解决双方因买卖合同履行所产生的问题。吴华喜未作陈述。郭永强述称：我跟吴华喜认识，通过吴华喜转交了这笔货款，吴华喜再和灯塔公司联系，通过灯塔公司把空白合同由我转发给万杨，万杨再转给原告，让原告填上他们所需要的技术指标再转发过来，再经我转发给吴华喜。经吴华喜跟灯塔公司沟通确认没问题以后，由我代表灯塔公司签字，签字后再转发给万杨，要求原告签字盖章后再回传给我确定订单，但转发以后原告一直未签字盖章返回。后经我了解是原告跟范媛在聊天记录中不认可我的签字，我们当时需要灯塔公司再盖章确认，原告一直没有签字盖章所以造成灯塔公司没有确认。原告说已经打款了，需要与灯塔公司现场验货，经我们跟灯塔公司沟通，将灯塔公司的联系方式给了原告，灯塔公司和原告沟通后原告派人到灯塔公司实地验货及沟通，确认后发货。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原告曾和我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和灯塔公司联系上了，他们沟通得很好，他们可以直接和灯塔公司沟通。万杨述称：当时范媛和我联系说原告需要防护服发往德国，问我们是否认识厂家，当时我知道的是郭永强和吴华喜在做防护用品，我就直接跟郭永强对接，问他有没有关于防护服的厂家，一定要符合原告要求资质的厂家，并要把资料发给我，郭永强就把灯塔公司的资料发给我，我转发给范媛，范媛转发给原告。当时所有的资料是通过原告肯定以后我们才联系郭永强，商谈货款价格，因为需要签合同，我当时就让郭永强和灯塔公司要了一份空白合同发给范媛，让范媛转发给原告确认合同是否可以，是否需要修改，然后经过几轮修改后郭永强签字后把合同发给我，我再发给范媛，我要求范媛和原告说尽快签字并发还给我，我好发给灯塔公司以便确认。当时灯塔公司要求的是要发货必须先付整个货款的50％，原告就同意把货款发给范媛，范媛扣除了80000元后把剩余的800000元发给了我，我扣除了70000元的介绍费就把剩余的730000元发给了郭永强，中间的其他过程郭永强已经陈述了。之前我们没有建微信群，后来原告直接与灯塔公司电话联系并添加了微信，在已经付了一半货款的情况下原告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范媛、郭永强、灯塔公司都拉进了群，范媛再把万杨拉进了群，吴华喜不在群里。第一次范媛打给我的款项是360000元，原告要求确认厂家是否有德国允许的CE证书，在原告确认后我才把290000元（扣掉了我的70000元）打给了郭永强。原告在厂家确认后就把剩余的款项打给了范媛，范媛再打给我，我再打给郭永强。原告从灯塔公司提货出来时发现CE证书有问题，原告在群里说了产品有问题的事情，我就说如果不行就尽快退款，我把我收的70000元退给了范媛，范媛把这70000元退回给原告。我们一直配合原告在与吴华喜和灯塔公司处理这个问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乔开科、王玲所举证据一（原、被告的身份信息），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乔开科、王玲所举证据二中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电子回单）予以采信，对涉及运费的（账单详情），因无法核实收款人身份，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三（录音光盘）因无法核实通话双方的身份情况，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对证据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务部官网截图）不予采信。对范媛所举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部分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三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三（银行转账明细）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乔开科与原告王玲系夫妻关系，原告王玲与被告范媛系同学关系，两原告在德国生活。2020年3月20日，范媛通过微信找到王玲询问是否需要防护用品。双方通过反复沟通，王玲确认向范媛采购防护服10000件，约定防护服的CE证书必须符合德国质量标准，国内交货方式为原告自行去厂家验货并提货。乔开科与王玲在2020年3月24日至3月30日期间分多次共向范媛支付防护服货款880000元整。范媛扣除了80000元后将剩余的800000元转给万杨，万杨扣除了70000元后又将剩余的730000元转给郭永强，郭永强扣除了130000元后将剩余的600000元转给了吴华喜，吴华喜扣除了200000元后将剩余的400000元转给灯塔公司用以支付上述10000件防护服的货款。后灯塔公司将上述防护服运至海关交给原告，原告提货时发现灯塔公司出具的CE证书不符合德国质量标准，原告遂将防护服运回灯塔公司，并将情况告诉被告。原、被告为退款事宜协商未果，该批货物现仍在灯塔公司仓库内。另查明：2020年4月5日，被告向原告退回17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范媛主张其作为居间人，已促使乔开科、王玲作为买方与灯塔公司作为卖方订立了买卖合同，乔开科、王玲与灯塔公司对此观点均不予认可，且范媛未提供证据证实乔开科、王玲与灯塔公司之间签订了买卖合同。其次，从现有证据可看出乔开科、王玲向范媛支付的880000元全部为货款，未有证据显示乔开科、王玲有向范媛支付居间报酬的行为。第三，如范媛所称居间合同属实，则居间费用高达480000元，甚至高于买卖合同的总价款，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范媛所称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买卖合同双方为原、被告，至于被告如何向第三人采购涉案货物，并不足以变更诉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现因涉案货物附属证书未达成双方约定的标准，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被告退还170000元货款的行为也表明双方达成了解除合同的合意，故现原告要求返还剩余货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的交货方式为原告自行到工厂提货，现货物未提出，不存在退货的情形，故对被告要求原告退货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300元，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乔开科、王玲的诉讼请求中合法有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乔开科、王玲货款710000元；二、驳回原告乔开科、王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53元，保全费4124元，合计15077元，由原告乔开科、王玲负担107元，由被告范媛负担149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丹人民陪审员  万丽丽人民陪审员  杨 惠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谢羽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