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97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雷，男，198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卓男，辽宁圣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继林，男，197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卓男，辽宁圣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旭，男，198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鑫，辽宁华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春雷、孙继林与被上诉人张旭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1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春雷、孙继林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辽0103民初11151号的民事判决，并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请；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从诉讼费10元的金额可以佐证本案性质和案由。劳动争议案件法律强制性规定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张旭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先进行了劳动仲裁，而之后的诉讼中却直接将上诉人张春雷、孙继林列为被告进行诉讼，二上诉人未参加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而直接进入诉讼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仲裁前置的强制规定，一审法院严重程序违法。2.“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所在地在深圳，在沈阳市并无分支机构亦无营业场所。在公司清算注销的法律文件中已经明确记载了“公司未设分支机构，无对外投资”，依据法律规定该案应当由深圳地区的法院管辖，沈阳法院并无管辖权。3.本案审理中，被上诉人也说明了其主张“因清算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侵权责任”，那么依据法律规定在公司清算过程中造成的债权人损失属于侵权责任，应由侵权行为发生地或被告住所地进行管辖，那么本案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的诉讼，沈阳法院均无管辖权。因清算行为发生在深圳，而二上诉人的住所地亦非在沈阳，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本案均不应由沈河区法院管辖。4.一审法院“本院认为”中明确说明被上诉人变更被告的行为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关于仲裁前置程序规定。一审法院前述的法律依据何在？《仲裁法》何处有规定？一审法院审判严重适用法律错误，所作裁判毫无法律依据。5.本案审理中，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均是其自行制作，没有“深圳华人华侨公司”盖章确认，其举证的银行流水中亦是由与“深圳华人华侨”公司毫无关系的个人向其支付的所谓的工资，与深圳公司毫无关系。更有甚者其证据中唯一张加盖“深圳公司”印章的辞退通知书中的印章不是“深圳华人华侨”公司的合法印章。本案中双方均提交了“深圳华人华侨”公司的清算法律文件，该文件中有明确的公章记载，该公司合法印章带有防伪编码，这是印章真伪的最最粗浅的标志。而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中所盖印章连编码数字都没有，不是“深圳公司”的公章，一审法院审理中完全无视证据的合法性，在明显不具备证据合法性和诸多证据连原件都没有的情况下，罔顾事实，毫无根据更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本案事实，实属枉法裁判。6.二上诉人作为“深圳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均是按照工商机关的要求，采取登报公告等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公司清算注销，其注销属于清算注销，从程序和实体上均是依据法律规定和国家机关的要求进行，完全合法，并无不当。清算注销之后企业法人资格消灭。如被上诉人认为与“深圳公司”有未决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在公司的清算公告期间申报债权，现被上诉人径行起诉二上诉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鉴于一审法院裁判中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有诸多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公正裁判。张旭辩称：1.关于案由和程序的问题。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在劳动仲裁和一审立案之后、判决做出之前完成的清算注销程序。华人华侨公司注销后，失去了诉讼主体资格，又因上诉人张春雷、孙继林作为该公司股东和清算组成员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被上诉人依法改列二人为本案被告。上诉人承接了原华人华侨公司的诉讼地位，而非被上诉人另行起诉上诉人，无需重新提请劳动仲裁。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部分第2条明确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结合本案事实，纠纷的起点是劳动关系，双方诉争的焦点也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主法律关系，清算责任是从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为劳动争议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3期（总第161期）中邹汉英诉孙立根、刘珍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与本案情况类似，可作为本案参考。2.关于劳动关系和管辖的问题。实践中普遍存在企业异地经营的情况，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住所地以外的地区履行职务的情况尤为普遍。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有关工作场所的照片和公司工作群的微信聊天截图，足以证明华人华侨公司在沈阳市沈河区设有办公地点并开展业务。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几十人在沈河区青年大街51号商会总部大厦A座21层大张旗鼓地为华人华侨公司工作了大半年，这种事实是不可能被湮灭的。反而言之，假设被上诉人没有为华人华侨公司工作过，不可能对该公司的各类情况如此掌握，不可能有该公司主要人员包括法人张春来的联系方式，总之，身在沈阳的被上诉人不可能与这家住所地在深圳的公司产生联系。因被上诉人的工作地点在沈阳市沈河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一审由沈河区法院管辖并无不当。3.关于清算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作为华人华侨公司的股东和清算组成员，在本案立案后，通过股东决议解散公司，在明知拖欠被上诉人工资的情况下，没有直接有效地告知被上诉人申报债权，反而采用不在沈阳发行的《深圳商报》公告。其后，上诉人故意隐瞒拖欠被上诉人工资的事实，虚构《清算报告》并完成注销程序，导致上诉人不能向华人华侨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189条之规定，判令上诉人承当赔偿责任并无不当。4.关于工资和印章的问题。使用个人账户向劳动者发放工资几乎成为一些无良用人单位的惯用伎俩，目的就是给认定劳动关系制造障碍，这里不值一驳。华人华侨公司在给与被上诉人的《辞退通知书》上使用的是否为该公司的公章，被上诉人无从得知，更不能左右。在实践中，公司使用不同印章用于不同事务也属常态，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在辞退通知书上使用公章。如前所述，如果没有事实基础，被上诉人没有可能虚构与千里之外的华人华侨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更没必要为此制作一枚印章。至于该章真伪，是华人华侨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如果触犯法律，自然应由责任人承担相应后果。此外，《上诉状》中多出提到“罔顾事实”。然而，恰恰是上诉人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多次虚假陈述事实，甚至否认华侨华人公司在沈阳开展业务及向张旭发工资这类不可能被掩盖的事实，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浪费诉讼资源，妨碍案件审理，依法应予惩处。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张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8,831.26元；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元；4.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3月12日至2019年7月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3,671.26元；5.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五险一金公司承担部分16,590元；6.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缴纳失业保险导致原告无法领取失业金的损失3,402元；7.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不能在领取失业金过程中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损失1,573.2元；8.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明确第四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为原告补缴2019年2月—2019年7月的五险一金，并撤回第六项、第七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2日，原告入职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培训主管职务，试用期为三个月，自2019年2月12日至2019年5月11日，试用期工资为5,600元（税前），转正工资为7,000元（税前）。2019年7月4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作出辞退通知书，以原告工作效能不能满足岗位及公司发展要求，决定自2019年7月4日起免除其职务并终止与原告的劳动雇佣关系。2019年7月5日，原告完成工作交接。原告在职期间，2019年2月实发工资3,640元，3月实发工资5,600元，4月实发工资5,600元，5月实发工资5,600元。2019年7月10日，原告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沈阳市沈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沈河劳人仲不字〔2019〕125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于2019年8月6日起诉至法院。经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4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春雷，股东为被告张春雷、孙继林，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2019年10月15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张春雷，清算组成员为孙继林。2019年10月16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商报刊登清算公告，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因公告后没有债权人申报债权，2019年12月3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根据清算报告记载，清算财产分配情况为清算开始日财产为5,000元，清算费用2,000元，职工工资已付清，税务部门税款已全部缴清，无海关业务，企业无应偿还债务，公司剩余资金3,000元，其中张春雷分配1,530元，孙继林分配1,470元。另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虽未在沈阳注册经营地址，但其在沈阳市沈河区设有办公场所。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受聘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在沈阳市沈河区，担任培训主管职务，应认定其自2019年2月12日起至2019年7月4日期间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现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注销，被告张春雷、孙继林为该公司股东和清算组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和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春雷、孙继林系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亦是清算组成员，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作出解散决定之后，公司注销之前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对本案原告张旭履行相应的告知程序，亦未如实申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的事实，二被告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不能免除张春雷、孙继林承担给付原告张旭合理费用的法定责任，故二被告应对原告的合理主张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支付工资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原告向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劳动，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理应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根据原告提交的薪酬确认单和银行交易明细记载，原告于2019年5月11日试用期结束，自2019年5月12日起应按转正工资7,000元计算，故原告主张的5月工资差额及6月、7月工资数额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应给付原告工资共计8,831.26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的问题。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原告工作效能不能满足岗位及公司发展要求而辞退原告，不符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故用人单位无故辞退原告应属违法解除，应当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根据原告工作时间及平均工资数额（以整月工资计算），二被告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6,207.5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经计算，原告的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春雷、孙继林应给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3,671.26元。关于原告主张补缴五险一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原告的该项主张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本院不予审理。关于被告抗辩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问题。因原告已于2019年7月10日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注销，原告申请变更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仲裁前置的程序规定，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春雷、孙继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旭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7月4日的工资8,831.26元；二、被告张春雷、孙继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旭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3,671.26元；三、被告张春雷、孙继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旭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6,207.5元；四、驳回原告张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张春雷、孙继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全国企业信息网，字号为华人华侨深圳相关公司的查询记录，该记录表明以华人华侨为字号的相关公司多达10余家，其属地以及字号都非常接近，而一审法院仅以沈阳一家写字楼中有华人华侨字样的公司就直接认定该公司是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种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关深圳华人华侨字样的公司有：深圳市华人华侨杂志社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人华侨活动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华人华侨医学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华人华侨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深圳华人华侨国际金融大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华人华侨现代服务业产业园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提供与张春雷在诉前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9年8月30日就欠薪一事进行过沟通，因此本案中涉及的用人单位就是上诉人张春雷曾任法人的深圳华人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张春雷在本次沟通后一个月清算注销了华人华侨公司，属恶意清算，应承担相应责任，且上诉人张春雷在上次庭审中否认张旭与华人华侨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在法庭作了不实陈述。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通话录音中张春雷对张旭说“说白了，我代持的公司，你仲裁到我身上了，我就可以找他们了，有个正当的理由去折腾他们，懂了吧，对你是有利的，我不一定说是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微信聊天记录中张春雷给张旭发的信息：我对你有印象，我们还喝的酒呢。那回陈总招待那次。张旭问：知道那个办公室啥时候到期吗？张春雷：不清楚。张旭：了解一下。张春雷：我记得是9月份到期。另查，一审卷宗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的“华人华侨运营中心内勤群”中工作人员发送“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链接”，并发送微信内容：大家好，经过公司领导和集团品宣部的批准，华人华侨产品宣传链接已经完成，此链接可以发给自己的亲友，也可以作为微信朋友圈展业工具，请做好收藏，祝大家工作顺利。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等在一、二审卷宗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项是否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案应否予以审理。如应审理二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关于本案是否予以审理的问题，被上诉人提供的沈阳市沈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沈河劳人仲不字[2019]125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被上诉人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就本案的请求事项申请了仲裁。因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注销，而变更了本案二上诉人为主体，并不能以此否认被上诉人就本案的请求事项申请过仲裁请求的事实，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请求的事项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案应予以审理。关于上诉人二审中提出的管辖异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管辖异议，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异议提出期，且在一审中已经出庭应诉，一审法院审理并未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故对二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的管辖异议，本院不予审查。关于上诉人应否支付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二审提供入职登记表、薪酬确认单、入职承诺书、企业花名册、面谈记录表、辞职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与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虽部分证据是复印件，但作为劳动者的被上诉人已经穷尽其举证能力，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其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已全额支付工资、及存在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应支付被上诉人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加盖并非是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该公司在沈阳未设机构等主张，因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应知和明知被上诉人所工作的单位是以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工作的事实，且上诉人表示“你仲裁到我身上了，我就可以找他们了”，故应对此承担法律责任。结合二上诉人作为公司的清算人和股东在与被上诉人的沟通过程中明知被上诉人主张债权，在清算的过程中并未告知被上诉人，其在深圳商报刊登和清算公告，并不能证明对被上诉人进行有效的告知等事实，二上诉人应承担深圳华人华侨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的上述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春雷、孙继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颖审判员  刘风霞审判员  郝梦思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斌书记员席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