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1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逸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肖欣，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高登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漢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国洪，广东尚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湘屏，广东尚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逸芳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高登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登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9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严逸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高登基公司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42000元；3.改判高登基公司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4247元；4.改判高登基公司向严逸芳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500元；5.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登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罗念祖不仅是高登基公司的总经理，还是其实际控制人，代表高登基公司行使管理职权，负责高登基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有权决定严逸芳的工资标准。高登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声称罗念祖并非其公司总经理的陈述，与已有证据矛盾。一审法院在未综合考量双方举证能力、未综合全面审查本案证据的情况下，以严逸芳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为由否认罗念祖有权代表高登基公司决定严逸芳工资标准的事实，其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严逸芳是极不公正的。在本案中，严逸芳提供天河区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天劳人仲案（2019）25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书首页载明，罗念祖系高登基公司的总经理。高登基公司虽对此表示否认，提出该内容为劳动仲裁委的错误记载，但其在法院给予的合理期限内，未就此内容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据此，高登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在一审法院（2017）粤0106民初2548号民事判决书中，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陈述，广州市天河区高登基教育培训中心的实际控制人罗念祖又以贺恩恩及其亲属的名义，于2015年12月7日设立了广州市协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即高登基公司的原名称），又确认我方手机微信中微信号的真实身份即为罗念祖。并且，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07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美亚教育有限公司自述，“贺恩恩和万清萍分别作为广州分校和深圳分校的负责人，深圳分校做的不好的时候，由于罗念祖的普通话说的不好，贺恩恩会说英语，所以罗念祖会通过广州分校向深圳分校表达要求整改；深圳分校和广州分校的工作情况及业务是由美亚教育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调度的。”该案中，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为美亚教育有限公司代理案件，美亚教育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为罗念祖，判决中所提到的“广州分校”即为高登基公司。AAE英语培训是高登基公司、广州市天河区高登基教育培训中心和美亚教育有公司的主营业务，罗念祖通过设立包括上述三家公司内的经营主体在国内推行AAE英语培训教学。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作为其常年法律顾问或代理律师，对包括高登基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的内部管理情况非常清楚，其陈述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据此可以认定，罗念祖是高登基公司、广州市天河区高登基教育培训中心和美亚教育有限公司在内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庭审中，一审法官当庭通过严逸芳手机微信内容提取微信聊天对象罗念祖的电话号码13826******，核实该电话号码与一审法院（2017）粤0106民初2548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罗念祖的电话号码一致。通过罗念祖的电话号码13826******即可核查罗念祖的微信号。而从微信群“AAE核心工作组”和“AAE国内工作群”聊天记录，贺恩恩与罗念祖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出纳谭育女与严逸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看出，高登基公司的员工直接向罗念祖汇报工作。罗念祖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其有权聘用、解聘公司员工，决定员工劳动报酬。以上证据足以证实，罗念祖不仅是高登基公司的总经理，还是其实际控制人，有权决定严逸芳的工资标准。二、严逸芳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举证能力上弱于处于管理地位的高登基公司。对于双方约定执行的实际工资标准的举证能力，严逸芳在本案中已穷尽自身的举证能力。一审法院径行要求严逸芳举证证明罗念祖有权代表高登基公司对严逸芳的工资标准作出承诺，违反公平原则，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六十四条（2019年12月修改后为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罗念祖作为公司总经理，有权代表公司行使管理职权。根据高登基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经理行使的职权包括“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议；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实际上，无论是公司的股东贺恩恩、出纳谭育女，还是其他员工，均是向罗念祖直接汇报工作。罗念祖享有聘用、解聘公司员工，决定劳动报酬结算的权限。因此，从严逸芳是由罗念祖面试进入高登基公司工作，到罗念祖在日常中全面主持公司运营管理工作（包括业务开展、资源调配、人事管理、工作汇报、工资结算等）的情况，严逸芳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念祖有权代表高登基公司决定严逸芳的工资待遇。劳动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劳动者在举证能力方面本处于弱势地位，一审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应对劳动者的举证情况全案判断，或主动调查取证。在判决说理部分，亦应对双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而不是直接以一句“高登基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完全否定严逸芳的证据，且不进行任何说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严逸芳的上诉请求。高登基公司答辩称，1.严逸芳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维持原判。2.罗念祖并非我公司员工，也非实际控制人，无权对员工工资作出承诺，我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严逸芳的上诉请求。严逸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高登基公司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42000元、休息日加班工资14247元以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登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严逸芳于2018年11月5日入职高登基公司处担任高级课程顾问，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从2018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月工资为2200元。严逸芳每周上班六天，时间为8:30-17:30，中间休息1.5个小时，双方在仲裁中确认严逸芳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出勤天数分别为22天、23天、19天。严逸芳主张其休息日加班共计11天，高登基公司称其不存在加班情形。严逸芳称其在职期间未领取过工资，故在2019年1月24日以高登基公司拖欠工资为由向高登基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高登基公司称其是因无法做出业绩而提出离职，严逸芳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1月24日。严逸芳主张其在入职当天，高登基公司以劳动合同仅是备案和公司普遍做法为由，承诺严逸芳的实际工资并非以劳动合同记载为准，双方签署了月薪为2200元的劳动合同，高登基公司的总经理罗念祖承诺严逸芳试用期工资是12000元/月，转正后15000元/月，因为罗念祖是高登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以严逸芳相信其有权决定严逸芳的工资标准。对此严逸芳提交了其和罗念祖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另案劳动者和高登基公司的劳动仲裁裁决书予以证明。高登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其称罗念祖并非其员工，电话录音里的人的身份无法核实，即便罗念祖为高登基公司的员工，其也无权代高登基公司作出任何承诺。在庭审中，高登基公司表示已经向严逸芳支付了仲裁裁决的款项7573.56元，严逸芳确认收到。严逸芳于2019年2月25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高登基公司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42000元、休息日加班工资14247元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7500元。仲裁结果：高登基公司一次性支付严逸芳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工资6473.56元以及经济补偿金1100元。严逸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关于工资，严逸芳虽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及另案劳动者与高登基公司的劳动仲裁裁决书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但高登基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退一步说，即使罗念祖确为高登基公司的总经理，严逸芳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罗念祖有权代高登基公司向严逸芳的工资标准作出承诺，故对严逸芳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严逸芳于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工资为6473.56元[（2200元÷21.75天×（22天+23天+19天）]。关于加班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水平，即用人单位每月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可以包括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和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即加班时间）的工资。但是，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也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严逸芳每天工作7.5小时，每周工作6天，其每周工作天数较法定工作时间超1小时，即每月加班4小时，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并未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96.55元（2100元+2100元÷21.75天÷8小时×4小时×200%），因此，高登基公司的工资已包含休息日加班工资，对严逸芳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离职原因，高登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严逸芳工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是严逸芳因无法做出业绩而提出辞职，故对严逸芳主张的解除事由，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经济补偿金计算为1100元（2200元×0.5个月）。综上，高登基公司应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工资及经济关系补偿金共计7573.56元，因高登基公司已实际履行完毕上述款项，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严逸芳的诉请全部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严逸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严逸芳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严逸芳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2月23日以及2019年12月3日高登基公司的公司章程，拟证明高登基公司经理的职权包括“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议；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罗念祖作为总经理，享有聘用、解聘公司员工，决定员工劳动报酬的权限。高登基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方不认可严逸芳手中的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异议，我方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该章程不能证明罗念祖是我方员工，更不能证明罗念祖是我方总经理。二审期间，高登基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严逸芳的上诉及高登基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严逸芳工资标准;2.高登基公司应否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工资42000元；3.高登基公司应否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4247元；4.高登基公司应否向严逸芳支付经济补偿金7500元。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严逸芳工资标准问题。本案中，严逸芳对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及另案劳动者与高登基公司的劳动仲裁裁决书予以证明，但高登基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本案中，高登基公司与严逸芳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即使罗念祖为高登基公司的总经理，但严逸芳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罗念祖有权代高登基公司对其工资标准作出承诺，罗念祖的承诺不能推翻劳动合同的约定，严逸芳上诉主张按照罗念祖的承诺认定其工资标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采纳高登基公司的主张，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作为认定严逸芳工资标准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高登基公司应否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工资42000元问题。如上所述，本院已经认定严逸芳的工资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即2200元/月计算，严逸芳于2018年11月5日入职，其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1月24日，一审法院按该标准计算严逸芳该段期间的工资为6473.5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严逸芳上诉要求按照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支付其该段期间的工资42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高登基公司应否向严逸芳支付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4247元问题。如上所述，在本院已经认定严逸芳的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经计算认定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并未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即高登基公司支付的工资已包含休息日加班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严逸芳上诉要求按照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支付其该段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4247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高登基公司应否向严逸芳支付经济补偿金7500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严逸芳于2018年11月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在高登基公司工作，一审法院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计算严逸芳经济补偿金为11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严逸芳上诉要求按照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75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严逸芳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严逸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