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50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高新区掇刀区培公大道171号。法定代表人：邹德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琴，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冯某，系受害人孔祥虎之妻，198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孔某甲，系受害人孔祥虎之女，201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法定代理人：冯某，系被上诉人孔某甲之母，198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孔某乙，系受害人孔祥虎之子，201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法定代理人：冯某，系被上诉人孔某乙之母，198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孔某丙，系受害人孔祥虎之子，201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法定代理人：冯某，系被上诉人孔某丙之母，198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孔某，系受害人孔祥虎之父，195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系受害人孔祥虎之母，195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令新，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男，1992年7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邵某，系被上诉人杨某之妻，199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经济开发区。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友元，北京盈科（荆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威信仁济中医医院，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高田乡高田街。法定代表人：杨杜鹃，该院院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陶某，男，197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人民路18号。负责人：陈吉齐，该公司经理。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南坪街道办事处白马社区柳叶大道3038号常德商会大厦。负责人：张友军，该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帅，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粤湘，男，197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湖北省常德市武陵区。上诉人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冯某、孔某甲、孔某乙、孔某丙、孔某、张某、杨某、邵某、威信仁济中医医院、陶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9)鄂1022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事故认定，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陶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孔祥虎、张军鹏、田玉林、田灿文涛、张家成、张君庭无责任。根据司法实践，主次责任应按7:3划分责任。上诉人作为事故路段的经管管理者，负有对事故路段进行日常养护、保障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清扫、巡查义务。而前车遗落物品时间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相距仅16分钟，因时间太短，上诉人来不及也无法启动清障程序。事故发生后，上诉人配合交警部门清查了事故现场，说明上诉人尽到了管理义务，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怠于行使管理职权没有依据，判决杨某承担60%的责任，陶某承担25%的责任，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不当；2、前车于2018年8月25日6时40分在襄荆高速五里收费站出站下高速，交警部门认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6时30分许，事故发生地点距离襄荆高速五里收费站出站口为26公里。综合上述数据，遗落物品时间最长为16分钟。一审判决认定遗落物品时间长达25分钟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部分诉讼费不当。被上诉人冯某、孔某甲、孔某乙、孔某丙、孔某、张某辩称：1、答辩人于2020年4月28日对事故现场及两车行车路径进行了实地勘察，落实了案涉时间和距离。事故地点距离五里出口25.6KM,鉴于货车合法行驶速度为60-80KM/小时，设定湘Ｊ×××××货车行驶速度为70KM/小时，则该车走完该距离需耗时21.9分钟（不含匝道及候车出卡时间），则前车厢体顶盖留存路面时间至少为21.9分钟。清障车辆按照120KM/小时上路清障，只要清障工作落实到位，无论从哪个路口上路均有时间完成清障工作。但上诉人怠于全路监控、网点布控不能满足清障实际需要，从而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一审认定前车厢体顶盖遗留路面长达25分钟左右有事实依据；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就交通事故之事实及交通事故参与人的责任作出的认定，不包括全部侵权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量事故成因确认事故责任主体。上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的消极行为是本案交通事故构成的原因之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于法有据，酌定比例适当。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杨某、邵某辩称：同意冯某等人的答辩意见。补充如下：1、上诉人作为高速公路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长林等六人与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违约赔偿纠纷一案的函复》（2002）民一他字第6号精神，高速公路管理方负有必要安全保障义务，其不作为行为成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交通事故系因前车厢体顶盖遗落在高速公路上，上诉人未及时清障导致后车为了避让障碍物发生侧翻，上诉人的不作为行为与本案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上诉人作为高速公路运营方，案涉货车在进入高速路口时，上诉人仅对其发卡、收费，却未对即将上高速的货车进行安全检查，也存在一定过错。被上诉人威信仁济中医医院辩称：1、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在上诉人管辖的高速公路路段内，其他车辆掉落厢体顶盖在公路上，上诉人未及时清除异物，导致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按理、依法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2、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陶某辩称：同意冯某、杨某等人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辩称：1、上诉人作为案涉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者，对其所经营管理的高速公路负有保障安全通行的法定义务。上诉人怠于行使管理职责是引发本案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上诉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2、答辩人已履行了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辩称：1、虽然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涉及到的主体仅限于事故发生的人员，但并不意味着事故责任仅由导致事故发生的驾驶人员承担。一审查明上诉人作为高速公路经营者未尽相关管理义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判决上诉人作为赔偿责任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正确的；2、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路况巡查表只能证明其按内部管理制度履行巡查义务，并不能证明其已达到保障公路安全通行的目的。定期巡查是上诉人作为高速公路经营者最低限度的义务，上诉人依据其履行最低限度义务进行免责抗辩缺乏合理性；3、一审判决结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答辩人已经按一审判决履行了赔偿义务。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冯某、孔某甲、孔某乙、孔某丙、孔某、张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杨某、邵某、威信仁济中医医院、陶某、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六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57391元，被告杨某、邵某和威信仁济中医医院互负连带责任；2、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在各自的保险限额内对六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杨某、邵某、威信仁济中医医院、陶某、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4日23时42分，陶某驾驶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从二广高速公路东岳庙收费站上二广高速公路向北行驶。2018年8月24日6时05分许，该车在广二向1738KM+600M处遗落厢体顶盖至高速公路路面。当日6时30分许，杨某驾驶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从云南省昆明市前往江苏省连云港市行驶至此，在避让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脱落于路面的厢体顶盖的过程中，冲撞高速公路右侧护栏并翻至路外，造成乘车人孔祥虎当场死亡、杨某及乘车人张军鹏、田玉林、田灿文涛、张家成、张君庭等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路产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9月26日，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三支队公安大队第“4283021201800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杨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陶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孔祥虎、张军鹏、田玉林、田灿文涛、张家成、张君庭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孔祥虎的近亲属即本案六原告为处理善后事宜，支付了交通费2794.50元。2018年8月28日，杨某向冯某支付了丧葬费30000元。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由杨某和邵某夫妻二人共同出资购买并登记在威信仁济中医医院名下。威信仁济中医医院于2017年11月1日就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车上人员责任险（七座，每座保额100000元）各一份，车上人员责任险已同时购买了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从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1日。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车主是陶某，陶某于2018年5月25日为该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100万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从2018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25日。另认定：受害人孔祥虎，男，汉族，1985年11月13日出生，户籍地为江苏省东海经济开发区范埠村二组，农业家庭户户籍性质。于2009年10月16日与冯某结婚，于2010年4月4日生育长女孔某甲，于2012年3月3日生育长子孔某乙，于2017年10月6日生育次子孔某丙。2012年5月16日受害人孔祥虎所承包的耕地被政府征用后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了“东海县驼峰乡孔祥虎肉牛养殖场”，从事个体肉牛养殖，直至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孔某及张某户籍地均为江苏省东海县驼峰乡范埠村，农业家庭户户籍性质。二人于1982年7月20日生育长子孔祥龙，于1985年11月13日生育次子孔祥虎。还认定：六原告的损失：1、丧葬费30280.50元；2、死亡赔偿金944000元（47200元/年×20年）；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被扶养人孔某的生活费265158元（29462元/年×18年÷2人）；被扶养人张某的生活费235696元（29462元/年×16年÷2人）元；被扶养人孔某甲的生活费141619.40元【（29462元/年×9年+29462元÷365天×224天）÷2人】；被扶养人孔某乙的生活费169830.27元【（29462元/年×11年+29462元÷365天×193天）÷2人】；被扶养人孔某丙的生活费252283.50元【（29462元/年×17年+29462元÷365天×46天）÷2人】。因年赔偿总额已超出2018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本项损失实际为515585元；5、交通费2794.50元。上述损失共计154266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本案交通事故伤者张家成、张君庭提交了书面申请，放弃向本案侵权人及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主张民事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受法律保护。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受害人近亲属有权向肇事责任方主张并获得民事赔偿。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作为本案交通事故涉案高速公路的经营者及管理者，负有对所经营及管理的高速公路保障安全通行的法定义务。从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遗落厢体顶盖至随后跟进的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为躲避该遗落物而发生交通事故，时间长达25分钟左右，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并未及时发现遗落物，亦未启动清障程序。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怠于行使管理职责的过错行为是引发本案交通事故的原因力之一，应对六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其不是本案交通事故涉案责任人且已经尽到管理职责为由免于赔偿六原告损失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酌定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本案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为15%。鉴于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三支队公安大队第“4283021201800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均不持异议，对该事故认定予以采纳。依据该事故认定，确定杨某承担事故60%责任，陶某承担事故25%责任。威信仁济中医医院已为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处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七座，每座保额100000元）一份，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对六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陶某已为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100万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应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六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然后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参照陶某的责任比例对六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保险赔偿不足的六原告的损失部分再由陶某予以赔偿。本案事故同时造成张军鹏、田玉林、田灿文涛受伤，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应在交强险分项赔偿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按比例予以分配。案外人万永东系威信仁济中医医院职员，持有威信仁济中医医院加盖了公章的空白纸，其在与杨某签订《车辆挂靠协议》时已具备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威信仁济中医医院以不知情为由否认《车辆挂靠协议》的法律效力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六原告诉请杨某、邵某与威信仁济中医医院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邵某与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了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用于家庭经营，应与杨某共同承担云Ｃ×××××牌号小型专用客车经营行为所引发的侵权之债。六原告诉请邵某与杨某共同赔偿其损失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没有提交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在投保前车辆状况的证据，无法核实陶某在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投保后实施了私自改装该投保车辆，存在增加保险风险的行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据此提出的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免于赔偿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受害人孔祥虎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在江苏省东海经济开发区从事个体肉牛养殖时间已届满一年，六原告诉请按照江苏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六原告诉请30280.50元丧葬费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六原告诉请按照江苏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数额，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需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交强险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按照各权利人的损失数额比例分配保险赔偿款。故六原告的损失154266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47753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373726.75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0元。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赔偿224236.05元，余下损失796944.20元由杨某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各项损失人民币47753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向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支付各项损失赔偿款373726.75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向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支付各项损失赔偿款100000元；三、被告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各项损失224236.05元；四、被告杨某与被告邵某共同赔偿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各项损失796944.20元。减除已经垫付的丧葬费30000元，实际还应赔偿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各项损失人民币766944.20元。被告威信仁济中医医院对被告杨某及被告邵某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驳回原告冯某、原告孔某甲、原告孔某乙、原告孔某丙、原告孔某、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给付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20元，被告杨某与被告邵某共同承担5652元，被告陶某承担2355元，被告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1413元。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冯某、孔某甲、孔某乙、孔某丙、孔某、张某向本院提交其于2020年4月28日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一组及情况说明，拟证明：1、事故现场至五里收费站及周边收费站的距离；2、上诉人有充足的时间清障。上诉人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质证意见：该照片及情况说明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事故地点至五里收费站距离为25.6公里。被上诉人杨某、邵某、威信仁济中医医院、陶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信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中心支公司均对上述证据表示无异议。其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二审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事故现场照片及情况说明虽系其单方制作，但上诉人认可事故地点至五里收费站距离为25.6公里，故对该证据中关于该事实的部分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认定前车遗落障碍物停留事故地点时间长达25分钟是否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是否适当；3、上诉人应否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关于一审认定前车遗落障碍物停留事故地点时间长达25分钟是否有事实依据。经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地位于二广高速公路二向1738KM+600M襄荆高速路段，该路段距离五里收费站为25.6KM。车辆最高限速小型车辆110KM/H,中型及以上车辆90KM/H，所有车辆最低限速均为60KM/H。案涉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6时30分，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从五里收费站出站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6时40分30秒。一审综合湘Ｊ×××××牌号轻型厢式货车法定行驶速度、案发地点至五里收费站的距离以及车辆行驶匝道及候车取卡出站需要耗时等因素，认定前车遗落障碍物至事发地点长达25分钟左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是否适当。本案系因在高速公路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高速公路是由专门机构管理的具备高速、封闭、机动车专用等特性的道路，上诉人作为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者，对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高于普通公路。上诉人虽提供了其对高速公路进行了清扫和日常巡查保障公路路基及相关设施完好安全的证据，但未举证证明其设置了高速公路上遗撒物的发现及处理制度，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仍未提供。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尽到保障道路畅通的义务，与事故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交通事故事实、遗撒物停留在高速道路上的时间等客观因素，判决上诉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以其已按照相关部门规章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路运营有限公司路况检查管理实施细则》履行了日常养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义务，遗落物品时间距离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太短，其无法启动清障程序，即使其改进和加强后期服务，也不可能确保高速公路随时整洁、平整为由，主张其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应否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9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决上诉人分担部分一审案件受理费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3元，由上诉人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 芳审判员 葛筱立审判员 杨叶玲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索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