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2071民初5873号 原告：李锴，男，汉族，1971年6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信宜市***********，公民身份号码440************513。 被告：谢忠敏，男，汉族，1978年1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连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41************630。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辉，广东融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岗背村市*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9A。 投资人：肖美玲。 被告：肖美玲，女，汉族，1968年9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04。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炳星，广东万**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锴与被告谢忠敏、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以下简称盛利制衣厂）、肖美玲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锴，被告谢忠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辉，被告盛利制衣厂、肖美玲的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黄炳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足额发放工资6494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7月l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5000元（45000=5000×9月）；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7月1日的赔偿金10000元（10000=5000元×1个月×2）；四、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7月1日每个周周一至周五每天延时0.5小时加班工资共3944元(3944=5000元／月÷21.75天÷8小时×183天×0.5小时×l50%)；五、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7月1日未发双休日加班工资差题40057元（40057=5000元÷21.75天÷8小时×8.5小时×82天×200%）；六、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3日至2019年7月1日未发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4396元(4396=5000元÷21.75天÷8小时×8.5小时×6天×300%）；七、判令被告向原告补交9个月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保险费用。上述一至六项共计人民币109891元。庭审中，原告李锴增加诉讼请求：三被告支付经济赔偿损失费5000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10月3日由谢忠敏招聘进入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工作，在厂里车间工作，是一名技术工人，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自原告入职起，被告就从未和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未依法购买社保。且无故延长原告的工作时间，每日强制工作8.5小作，不分工作日、周末、节假日。甚至经常不按时发放工资，经原告多次催讨仍不支付。2019年7月2原告向厂里请假10天，之后回厂要求发工资，但是厂里给了2000元后就将原告无故辞退。原告认为，自己入职被告处工作，兢兢业业，但被原告不仅无故拖欠工资，更在原告追讨时非法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其行为已违法《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原告将情况多次反映至沙溪劳动局。2019年7月24日，原告和沙溪劳动局四个工作人员一起到了印花厂，谢忠敏负责接待，对方承认拖欠工资18494元，并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7月31号前支付5000元，剩下的13494元于201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毕。但是厂里给了12000元后，还剩6494元没有再支付。原告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沙溪仲裁分会开庭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被告谢忠敏借用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进行招工和生产经营，被告谢忠敏是印花厂的实际经营者，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是名义经营者，双方对拖欠工人工资、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事实负连带责任。1、谢忠敏用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名义招工。当初招工时，谢忠敏对原告说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是他开的，每月准时出粮，不会拖欠工人工资。原告看了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的大门口的厂牌和厂里的厂名等招牌，信服了谢忠敏的话。谢忠敏口头和原告进行了上班时间、地点、工资内容的约定没有和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沙溪劳动局工作人员也认定谢忠敏是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的负责人。原告向沙溪劳动局反映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存在拖欠工资情况。2019年7月24日，沙溪劳动局四个工作人员拿着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的营业执照和原告一起到了印花厂，谢忠敏负责接待。工作人员询问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的负责人是谁，谢忠敏称印花厂的负责人是自己，同时承认了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承认了拖欠原告工资18494元，并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7月31号前支付5000元，剩下的13494元于201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毕，签名按手印模确认。为做保证，并把自己的身份证放在劳动局工柞人员带来的营业执照上，让原告拍照。以上的过程有沙溪劳动局四个工作人员全程见证。二、被告谢忠敏与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签订的名为厂房租赁合同，实质是经营权租赁合同，该合同因为违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成为无效合同。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是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谢忠敏借用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的名义招工、生产经营的事实已经由沙溪劳动局四个工作人员予以确认。如果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不出借营业执照，谢忠敏个人是无法通过环保、消防、税收等相关门的检查、验收，也就无法办厂经营。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在劳动仲裁提交的证据中的第45页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中山市盛衣印花厂代谢忠敏上交环保费后，再向谢忠敏催收，双方存在经营权出借事实。因此，被告谢忠敏与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签订名为厂房租赁合同，实质是经营权租赁合同。1、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的后果：根据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以l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由此看来：出借营业执照行为是违法行为。2、租用营业执照的人对外所签订的民事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成为无效合同。3、《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告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真如仲裁开庭所言不知道谢忠敏借用其名义招工、生产经营，为何在原告提起劳动仲裁后，直至现在仍然没有拆除大门招牌和厂里的厂名的标志，任由谢忠敏使用。按常理，无法解释。4、《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因此，中山市盛利制衣印花厂在仲裁开庭时以该厂已经停产了为由，抗辩理由不成立，肖美玲作为印花厂的负责人，应就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以上的诸多事实需要谢忠敏出庭查实，沙溪仲裁分会没有依职权追加谢忠敏作为被申请人出庭审理，程序存在瑕疵，仲裁裁决有失偏颇。 原告李锴围绕其诉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上班打卡记录；2.承诺书；3.身份证和营业执照；4.盛利制衣厂厂牌照片；5.聊天记录；6.聊天记录（李锴与谢忠敏）；7.中劳人仲案字（2019）5251号庭审笔录。 被告谢忠敏辩称：答辩人确认共欠被答辩人劳动报酬6494元。被答辩人主张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差额、赔偿金、加班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上述诉讼请求。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事实上的劳动雇佣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答辩人、张健侨于2018年5月1日与中山市沙溪镇盛利制衣印花厂（以下简称“盛利制衣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星铁棚厂房，用于生产制衣。答辩人于2018年10月聘请李锴为制版工。约定工资每月5000元，加班费一小时10元计算。答辩人未办理工商登记，按照被答辩人的考勤记录支付工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劳动雇佣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因此，被答辩人主张未签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差额、赔偿金、加班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关于拖欠被答辩在提供劳务期间的工资和加班费问题，被答辩人提供的考勤卡手写32494元不是整数，证明该金额已包括加班费在内，约定加班费为每小时10元，双方当时均无异议，且考勤卡有记载具体金额。答辩人2019年7月24日签立的《承诺书》的欠款金18494元，己包括了被答辩人的工资和加班费。答辩人只欠被答辩工资及加班费共计6494元，无须再支付被答辩人加班费。三、答辩人与盛利制衣厂不存在经营权承包或租赁关系。答辩人2018年5月1日起承租盛利制衣厂的部分场地用于个体经营制衣生产，当时曾到中山市沙溪镇工商分局申办营业执照，因拟用的名称与其他厂名有重叠而未获批准。此后本人就没有再申办营业照，以个人的名义租赁盛利制衣厂部分厂房从事制衣生产至今。答辩人没有承租盛利制衣厂营业执照和经营权，《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答辩人、张健侨与盛利制衣厂是房屋租赁关系，答辩人也每月向盛利制衣厂交纳房屋租金，双方不存在承包关系，也非经营权租赁关系，该合同的内容没有只字提及承租《营业执照》，也没有只字提及承租经营权。事实上该厂也没有将《营业执照》交给本人使用。答辩人招聘工人时对外也只称印花厂招工，并未借用盛利制衣厂的名义，厂房内没有悬挂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答辩人也不是盛利制衣厂的负责人，除与盛利制衣厂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外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因此，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以盛利制衣厂的名义进行招工、《房屋租赁合同》实质是经营权租赁合同与事实不符。三、环保费实质是废弃物（垃圾）清运费。制衣印染行业产生的废弃物及废水，需统一委托专业公司清理处置，清理费习惯称“环保费”。但并非环保局的收费，本人承租厂房从事制衣印花经营，必然产生废弃物，故与盛利制衣厂约定了每年承担废弃物清理费12000元。由于盛利制衣厂内有多个单位承租厂房，故按比例承担，本人实际只支付了2019年的废弃物处置费12000元。该费用是本人清理废弃物产生的费用，也就是经营的成本，并非本人代盛利制衣厂交环保费，原告不应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综上所述，答辩人没有承租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和经营权，答辩人也没有以盛利制衣厂的名义进行招工，交纳的环保费实质是废物清运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劳动合同关系。答辩人除应支付被答辩人劳动报酬、加班费合计6494元外，无须支付被答辩人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差额、赔偿金、加班工资、社会保险费等费用，被答辩人该部分主张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该部分诉讼请求。 谢忠敏未就其辩解提交证据。 被告盛利制衣厂和肖美玲共同辩称：一、答辩人没有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答辩人的企业早在2016年6月己停业，原有员工已全部遣散，再没有雇请员工。此后答辩人也没有产生税务记录，直接证明答辩人没有实际经营。答辩人不认识原告，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没有提供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础证据。原告称2018年10月3日“进入”答辩人处工作，依法应对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础事实举证。但原告却没有对此举证，其提出答辩人支付“工资”等主张依法不成立。三、《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承租人应证照经营。张健侨、谢忠敏于2017年4月23日承租答辩人的厂房，期限三年，从2017年5月8日起至2020年5月8日止，每月租金20000元。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张健侨、谢忠敏在办厂过程中的一切投资、生产成本、债权债务以及经营管理等，由该两人承担。并特别约定该两人“要遵纪守法，证照经营，遵守劳动法规，按有关部门规定做好消防、环保和安全工作”，一旦发生事故，概由该两人负责妥善处理，与答辩人无关。此重要事实证明，租赁合同已约定张健侨、谢忠敏应办理执照经营。四、张健侨、谢忠敏交纳租金印证了双方是租赁关系。承租答辩人的厂房后，张健侨、谢忠敏两人合伙经营（后来张健侨退出经营），并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方式，向答辩人交纳租金及水电费。虽然该两人有迟延交纳租金的行为。但从答辩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微信截图等，均可印证张健侨、谢忠敏向答辩人交纳了租金及水电费等相关费用，与答辩人是典型的租赁关系。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谢忠敏与答辩人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5251号《仲裁裁决书》也认定答辩人与谢忠敏是厂房租赁关系。五、原告提供的证据反证了其与谢忠敏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提供的《承诺书》上，承诺付款的“承诺人”栏上，签名的是谢忠敏个人，并非答辩人，也无答辩人的盖章，此重要事实证明，倘若存在雇佣关系的是，是谢忠敏雇佣原告。“冤有头，债有主”，倘若原告被欠“工资”的，原告应向谢忠敏追讨，岂能将该两人的经济责任推卸给答辩人！六、答辩人没有将营业执照借给谢忠敏使用。原告没有举证证明答辩人“出借”营业执照给谢忠敏，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上，投资人是“肖要新”，而非现在《营业执照》的肖美玲，原告提供的是一份早己作废的营业执照。且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该执照是“劳动局工作人员带来”的，并非答辩人提供给谢忠敏的。且原告称谢忠敏的身份证也是他人放在营业执照上让原告拍照的，更反证了答辩人没有确认向谢忠敏提供营业执照。此外，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劳动局提供答辩人作废的营业执照的证据。七、答辩人出租的是厂房而非经营权。答辩人是企业，将停业后闲置的厂房出租，符合租赁合同关系的性质。答辩人不可能将自己出租给他人，事实上从租赁性质也不可能将自己出租给他人。因此，谢忠敏承租答辩人厂房后，没有以答辩人的名义对外经营。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答辩人仅将厂房出租给张健侨、谢忠敏，没有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章等交给该两人使用，也没有出租“经营权”，《房屋租赁合同》中没有只字提及出租“经营权”。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以答辩人名义，也没有盖答辩人的印章，印证了答辩人与张健侨、谢忠敏两人是典型的厂房租赁关系。八、原告不应将谢忠敏的责任转嫁给答辩人。答辩人在厂门外围墙上，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铜字厂名，是2003年企业成立建围墙时镶嵌在墙上，围墙内正面有框架结构四层厂房一幢，左侧另有钢结构（星铁棚）一层厂房一间。其中四层框架结构厂房分别出租给四户厂家使用，左侧钢结构厂房出租给谢忠敏、张健侨使用。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没有只字提及答辩人出借《营业执照》给谢忠敏使用。相反，答辩人在租赁合同第五条第4款中，明确规定谢忠敏要遵纪守法，证照经营，遵守劳动法规定，按有关部门规定做好消防、环保和安全生产工作。租赁合同约定办理执照、消防、环保是谢敏的责任，其是否办理执照及消防、环保，是否纳税与答辩人无关，原告不能将谢忠敏应履行的责任转嫁给出租方。九、清理处置废弃物的费用应由承租人承担。服装行业必然产生化学危险废弃物及废水，必须由专业公司清理处置，该费用习惯称为“环保费”，但并非中山市环保局收取的费用。承租厂房后，答辩人与谢忠敏约定，由谢忠敏每年承担环保费12000元，每月承担垃圾费300元、水池费720元。因多个承租厂家分担环保费，谢忠敏实际承担了2019年的环保费。清理经营期营期间废弃物的费用，是谢忠敏的经营成本，并非代答辩人上交环保费，与所谓的“出借经营权”风马牛不相干，原告不应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十、原告在仲裁庭当庭自认与谢忠敏存在聘用关系。在劳动仲裁开庭时，原告主张由谢忠敏聘用，但未能提交依据证明谢忠敏以答辩人名义招用原告，亦未能证明谢忠敏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答辩人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证实谢忠敏承租答辩人的厂房，且原告提交的上班打卡记录、承诺书等证据，均没有答辩人签名或加盖公章确认。承诺书由谢忠敏作出，不能证明答辩人向原告支付报酬，原告与答辩人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答辩人的职工，不能证明其受答辩人的管理，更不能证明其从事答辩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仲裁庭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驳回了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仲裁主张。综上所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裁判恰当。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盛利制衣厂、肖美玲就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2.NO901942号保证金收据；3.NO901943号保证金收据；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5.微信转账资料；6.微信结算资料；7.参保证明；8.涉税征信证明；9.营业执照；10.补充协议；11.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合同及发票；12.工业废水转移处理合同书及发票；13.盛利制衣厂门口照片；14.盛利制衣厂墙内建筑物照片；15.谢忠敏承租厂房照片；16.中劳人仲案字（2019）5251号仲裁裁决书。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锴称2018年10月3日，谢忠敏以盛利制衣厂的名义招聘其从事印花工作。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谢忠敏与其约定每天上班8.5小时，工资标准为5000每月，工资由谢忠敏通过微信支付。2019年7月2日其向厂里请假10天，之后回厂要求发工资．但是厂里给了2000元后就将原告无故辞退。李锴遂将情况多次反映至沙溪劳动局。2019年7月24日，李锴和沙溪劳动局四个工作人员一起到了盛利印花厂，谢忠敏负责接待，谢忠敏承认拖欠工资18494元，并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7月31号前支付5000元，剩下的13494元于201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毕。但是再支付了12000元后，还剩6494元没有再支付。李锴遂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盛利制衣厂支付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合计109891元，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经审理后，认为李锴同盛利制衣厂未建立劳动关系，遂驳回了李锴的全部仲裁请求，李锴不服上述仲裁结果，遂于2020年3月12日，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谢忠敏和盛利制衣厂均否认谢忠敏利用盛利制衣厂的名义招聘李锴，谢忠敏确认是以自己的名义经营制衣业务并以自己名义招聘了李锴，工资也有其发放。因其以个人名义经营并招聘李锴，所以其同李锴之间是雇佣关系，因此李锴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种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其在2019年7月24日签订的《承诺书》中的欠款金额已包含了所欠李锴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加班费。 李锴称谢忠敏是盛利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盛利制衣厂将经营权出租给谢忠敏。其依据有三点：一是2019年7月24日，沙溪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将拿着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同解决李锴的工资问题，当时谢忠敏承认其实盛利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并将身份证放在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上让李锴拍照。二是如果盛利制衣厂不出借营业执照给谢忠敏，谢忠敏就无法通过相关检查，也就无法办厂经营，同时盛利制衣厂代谢忠敏缴纳环保费后，再向谢忠敏收取。三是谢忠敏的厂房门口有盛利制衣厂的厂牌、厂名。谢忠敏和盛利制衣厂均否认谢忠敏是盛利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盛利制衣厂称根据李锴所述，营业执照是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带来的，反而证实其未出借营业执照给谢忠敏，其同谢忠敏之间仅仅是厂房租赁关系，其从未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盖章等交由谢忠敏使用，李锴所称的环保费实际是指清理处置废弃物的费用，而厂牌、厂名早在2003年就已存在，不据此认为出借经营权。谢忠敏亦称其同盛利制衣厂之间仅仅是厂房租赁关系，不存在经营权租赁关系。李锴所称的环保费实际是废弃物（垃圾）清运费。2019年7月24日是应劳动局的要求将身份证放在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上的。李锴提交的承诺书载明：李锴工资18494元，双方协商一致2019年7月24日至7月31日支付5000元，剩余13494于2019年8月31日支付。谢忠敏在承诺人处签名捺印，李锴手写同意以上方案并签名确认。承诺书签订后，谢忠敏通过微信向李锴支付了12000元，尚余6494元未支付。 另查：盛利制衣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2003年4月4日，原投资人为肖要新，2018年1月17日变更为肖美玲。2017年4月23日，盛利制衣厂同谢忠敏、张健侨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盛利制衣厂一楼钢铁机构厂房出租给张健侨、谢忠敏。2017年4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出租厂房涉及的垃圾费、水池费、环保费（危险废弃物及工业废水处置费）由承租方承担，其中每月垃圾费为300元，水池费为720元，每年承担环保费12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本案的焦点在于李锴、谢忠敏、盛利制衣厂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谢忠敏和盛利制衣厂之间的关系，李锴称盛利制衣厂将其经营权出租给谢忠敏，谢忠敏是盛利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9年7月24日是劳动局将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带到调解现场，而非谢忠敏，李锴称当天谢忠敏自称是盛利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李锴称盛利制衣厂替谢忠敏缴纳环保费的行为证明其出租经营权给谢忠敏，但对此谢忠敏和盛利制衣厂均称环保费就是废弃物（垃圾）处理费，并提供了相关的清运合同、协议加以佐证，其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认可上述解释。再次，盛利制衣厂虽然不再生产经营，但尚未注销，其门口的厂牌、厂名即使仍然存在也是合理的。因此，仅凭谢忠敏将身份证放在盛利制衣厂的营业执照上和盛利制衣厂代谢忠敏缴纳环保费以及门口外的厂牌、厂名就认定盛利制衣厂将经营权出租给谢忠敏及谢忠敏是盛利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依据不足。关于李锴和谢忠敏之间的关系，首先，李锴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和盛利制衣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李锴是由谢忠敏招聘并由谢忠敏负责发放工资，其用工主体是谢忠敏个人，谢忠敏是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并招聘员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根据前述法律确定的用工主体，李锴和谢忠敏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而应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劳务雇佣关系。因此，除劳动报酬外，李锴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尚欠劳动报酬的金额，2019年7月24日，在劳动局的调解下谢忠敏和李锴签订《承诺书》，双方在《承诺书》签字的行为表明谢忠敏和李锴就已就尚欠的工资金额及还款达成一致意见，即谢忠敏尚欠李锴的劳动报酬总额为18494元，双方均确认谢忠敏已经支付了12000元，尚余6494元未支付，谢忠敏未依约支付上述欠款，依法应当继续支付。 综上，李锴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谢忠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锴劳动报酬6494元； 二、驳回原告李锴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为10元、诉讼保全费1069元，合计1079元（原告李锴已预付），由原告李锴负担1015元，被告谢忠敏负担64元，被告谢忠敏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李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磊 人民陪审员  李德明 人民陪审员  彭耀峰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简佩琳 黄应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