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02民初172号 原告：蒋春红，女，1971年4月12日出生，蒙古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崔风祥，男。 被告：邹春红，女，197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原告蒋春红与被告邹春红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9日、2020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春红、被告邹春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崔风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春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二、赔偿因被告侵权，原告就医产生的医疗费627.39元。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姐夫王延才在通化市医药高新区张家村经营一处仁爱敬老院，原告有时间也去敬老院帮忙。敬老院与被告家相邻，有一天敬老院组织5、6个人栽葡萄苗，被告丈夫王某前来帮忙时，原告见过王某一面。此后被告通过敬老院的人打听到了原告的手机号并加了微信，并通过微信发文侮辱、谩骂原告与其丈夫王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原告将其微信拉黑后，被告又分别于2019年11月23日、24日通过手机发短消息继续侮辱、谩骂原告，并扬言要将敬老院搅黄了。原告认为：被告无中生有，恶意捏造、虚构事实并通过微、短信方式侮辱、谩骂原告，使原告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侵害了原告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使原告产生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伤、抑郁、绝望等不良情感，造成精神痛苦。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8月7日颁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解答第4款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该解释明确了自然人名誉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告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侵害后，产生的焦虑悲伤抑郁，导致牙龈肿痛，甲状腺机能亢进，多次到中心医院就诊治疗，共医疗费627.39元，该费用只是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被告应承担给付责任。现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邹春红辩称，原告起诉的内容只是原告的一面之词，原告在2018年就认识了王大琦（原告丈夫），我要和王大琦离婚了。我在大连陪孩子读高中，原告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原告的姐夫把原告介绍给王大琦，我听说原告离婚了。原告的姐姐和我是邻居，关系很好，原告姐姐和我说过原告的事情。我没有往别出想。2018年的时候，我发现王大琦手机里多了一个微信好友，叫我爱我家。去年，原告总是让王大琦去养老院干活，我怀疑王大琦去干活的动机。我骂过原告。原告要求我丈夫和我离婚。原告是为了要钱，才起诉的我。我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原告提交的门诊病历，本院认为，无法证明该诊治内容与被告的辱骂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申请的三名证人的当庭证言，被告有异议。但本院认为，该三名证人虽与原告为亲属或同事关系，但证明内容可以与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相佐证，可以证明被告通过微信方式辱骂过原告，结合被告陈述可以证明被告向证人李伟、王延才发微信叙述过原告与王大琦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内容。 对于被告提交的照片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票据，本院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故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申请的证人王大琦发表的当庭证人证言，被告预证明王大琦与原告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原告对此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王大琦与原告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并无涉及王大琦与原告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内容，且证人当庭陈述内容含糊，逻辑不清，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本案被告预感其丈夫王大琦可能与本案原告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后，于2019年通过微信、短信向原告及案外人李伟发送消息，对本案原告进行侮辱、谩骂，并称原告与被告丈夫王大琦存在不正当关系。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后，被告又向李伟、王延才发微信称被告与王大琦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对被告及证人王延才、李伟进行辱骂。 本院认为，名誉是指人们对公民或者法人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质的社会综合评价。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保护和维护的人格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原告的名誉权是否受到侵害，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结合本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实施过通过微信、短信向原告及案外人李伟、王延才发送消息对本案原告进行侮辱、谩骂的行为，并称原告与被告丈夫王大琦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被告虽主张原告与王大琦之间确系存在不正当关系，但被告提交的证据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被告对自身行为存在过错。又因被告侮辱、谩骂的内容及无根据的指责已经被他人知晓，虽被告发送的内容具有特定指向，局限在具体的人员之间，但其发送的内容言辞激烈、极端，亦对原告的精神心理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虽未造成原告社会评价的广泛降低，对原告的名誉权侵犯造成的影响有限，但却已经实际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讼请求仅对其中4,000.00元予以保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诉求，因原告已经当庭向被告赔礼道歉，道歉内容诚恳，并向原告书面送交了道歉信，该道歉信已足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原告的诉求已经得到救济，故对原告的上述诉求，本院不再重复保护。对于原告停止侵害的诉求，被告道歉之后，应立刻停止对原告的侮辱、谩骂和无根据的指责行为，本院对该诉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就医产生的医疗费的诉求，本院认为原告无法证明该就医行为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邹春红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蒋春红名誉及人格尊严的涉案行为； 二、被告邹春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原告蒋春红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0元； 三、驳回原告蒋春红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邹春红负担。 被告到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原告向本院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菁华 人民陪审员  刘玉霞 人民陪审员  鞠永利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浩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