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26民初1188号、3428号、3429号、3432号、3437号、3440号、3441号 原告（3428号、3429号、3432号、3437号、3440、3441号被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星碧大道**。 法定代表人：朱兰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杰，沈卫东，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3428号原告）：顾孔林，男，197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麦韵静（实习律师）。 被告（3429号原告）：刘尚英，女，198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麦韵静（实习律师）。 被告（3432号原告）：祝杰，男，198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麦韵静（实习律师）。 被告（3437号原告）：张小莉，女，197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麦韵静（实习律师）。 被告（3440号原告）：陆恒春，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麦韵静（实习律师）。 被告（3441号原告）：马文武，男，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麦韵静（实习律师）。 原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方公司）与被告顾孔林、刘尚英、祝杰、张小莉、陆恒春、马文武（以下简称顾孔林等六人）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案号为（2020）浙0726民初1188号。后原告顾孔林为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刘尚英为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祝杰为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张小莉为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陆恒春为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马文武为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分别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期间，被告顾孔林等六人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20）浙0726民初118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顾孔林等六人的管辖权异议，后顾孔林等六人不服裁定，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浙07民辖终25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7月31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将原告顾孔林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刘尚英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祝杰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张小莉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陆恒春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马文武与被告前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共六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案号分别为（2020）浙0726民初3428号、3429号、3432号、3437号、3440号、3441号，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20年8月25日本院根据案情需要，裁定将上述七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9月22日将该七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前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杰、顾孔林等六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前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请）：1、请求法院对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穗劳人仲案（2020）921-926号裁决书第一、二、三项错误裁决予以纠正，并依法判决原告不承担支付义务；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六被告劳动争议仲裁一案，经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受理并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裁决。裁决一，确认以各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和离职时间为准存在劳动关系；裁决二，原告需支付各被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裁决三，由原告支付各被告经济补偿金；具体金额详见裁决书。原告对该裁决不服，理由如下：一、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各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并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项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各被告，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各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以原告主张的时间为准，仲裁委裁决以各被告主张为准，这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二、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就如同原告主张的并且仲裁委也认可的顾光伟并不能代表原告公司做出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的决定，原告并没有与各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广州开发部在2019年12月底进行了办公场所的搬迁，当时已安排全部员工放假，来年来不来开发部继续上班完全是劳动者自己的选择问题，原告公司并没有让他们不要来上班。原本公司将在2020年2月份复工的，但是受疫情影响，公司一直无法复工、复产，直到3月初，才允许复工，原告也是在3月3日第一时间通知了包括六位被告在内的所有开发部员工复工，但至今只有四位员工来上班，六位被告均没来上班。原告认为，并非是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各被告自己离职，仲裁委认定是原告提出，并与各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这是错误的认定。因此，原告也不需要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三、关于年休假工资问题，原告均已安排了各被告2019年度的年休假放假，放假5天。因此，关于被告主张的年休假工资，应予以驳回，仲裁委裁决原告需支付各被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是错误的。综上，原告不服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起诉，望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顾孔林等六人共同辩称：六被告是入职于原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顾光伟作为广州开发部的最高负责人，代表原告公司在2019年底多次对开发部的全体员工称解散开发部，并以此为由辞退了开发部全体员工，顾光伟的上述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原告公司承担，六被告多次向顾光伟提出要求原告因不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需支付赔偿金的诉求，没有得到公司采纳。此后公司在2020年1月2日将广州开发部的大门紧锁，并且撬走了大门旁边的指纹打卡机。根据最高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原告公司应当对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劳动争议负举证责任。但是原告公司没有履行举证义务，在六被告已经就相关请求分别履行举证的情况下，原告公司没有提出相应的反证，法庭应当采纳被告的证据，支持相关的请求。原仲裁裁决没有支持被告部分仲裁请求，属于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在存在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被告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请求，并支持被告方作为原告的全部诉请。 顾孔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自2010年3月3日起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00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终奖17000元；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66000元；5、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89672元；6、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5793元；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刘尚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自2008年7月12日起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00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终奖7000元；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55000元；5、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74727元；6、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828元；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祝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自2008年6月13日起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20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终奖25000元；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8000元；5、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119563元；6、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7724元；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张小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64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终奖5000元；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8400元；5、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65760元；6、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248元；7、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陆恒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自2007年6月22日起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00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终奖6500元；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55000元；5、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74727元；6、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828元；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马文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自2009年9月6日起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82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终奖8000元；4、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4100元；5、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46331元；6、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2993元；7、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顾孔林等六人提起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一、顾孔林自2010年3月3日起入职被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任版师一职，负责出格等工作。刘尚英自2008年7月12日起入职被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任面部主管一职，负责剪裁皮料等工作。祝杰自2008年6月13日起入职被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任版师一职，负责楦底调版、开版、出格及鞋模制作等工作。张小莉自2017年3月1日起入职被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任面版一职，负责鞋面制作等工作。陆恒春自2007年6月22日起入职被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任底部一职，负责制作底版等工作。马文武自2009年9月6日起入职被告在广州设立的开发部，任采购一职。六原告自入职至2019年12月被告口头通知广州开发部解散，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清楚，六原告入职后，被告未曾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原告购买职工社保，严重损害原告劳动者合法权益。原仲裁裁决对此部分处理正确。二、被告通过广州开发部总负责人顾光伟口头宣布解散广州开发部，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仲裁裁决认为“由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错误的。被告依法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而并非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三、2019年年终奖是属于原告除基本工资外每年固定发放并逐年递增的奖金，是被告发放的除平时发放的基本工资外的奖金，其本质属于原告工资的组成部分，而并非被告所声称的是视员工表现及效益而酌情发放的奖金或是原仲裁裁决认定的“属用人单位根据其自身经营状况给予员工的一种激励奖金”。原告以2018年年终奖为标准要求被告计发2019年年终奖合理，法庭应予支持。四、原告主张“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首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未签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双倍工资，支付双倍工资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未支付双倍工资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拖欠工资的行为，原仲裁裁决未将“被告未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行为认定为“拖欠工资”，明显是对法律理解错误。其次，原仲裁裁决将“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简单适用一年仲裁时效的规定，明显是错误的。拖欠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4款的规定。六原告从入职起至2020年1月止，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一直处于存续期间，被告一直未依法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性质上就属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持续拖欠工资的行为，依法应当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原仲裁裁决对此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裁决严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五、原告已就平时加班，甚至周末及节假日也无法安排休息的客观事实进行了充分举证，被告掌握员工打卡考勤记录而拒不提供并作出虚假陈述否认需要考勤，依法应当承担加班事实推定存在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依法应当履行支付加班费的法定义务。原仲裁裁决未支持加班费的请求属于严重错误，恳请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六、原仲裁裁决支持被告应当支付2019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请求，但在计算上未按照原告所主张的平均工资进行计算，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用人单位不提供其掌握的原告2019年的考勤情况，依法应当承担未休2019年年休假这一事实被推定存在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支付2019年年终奖、加班工资及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劳动合同》《劳动法》等法律规定，被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原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作出的裁决严重损害了原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六原告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公平公正处理。 前方公司辩称：关于六原告主张的入职时间有误，对顾孔林、张小莉的入职时间无异议，对其他人员入职时间都有异议。祝杰于2014年6月入职，马文武于2013年6月入职，刘尚英于2013年7月入职，陆恒春于2015年6月入职，关于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要以我方主张时间为起算，之后六原告确实没有在公司上班是属实。关于第二项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诉请，公司认为六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公司提出解除六人的劳动关系，也没有书面通知，虽然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六原告跟开发部的总监提出过诉求，但是公司并不知情，也没有做出过答复，更没有明确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至于2020年六原告没有来上班，是因为公司在广州的开发部工作场地搬迁，公司在2020年3月国家允许复工之后，才通知员工上班，所以公司没有解除六原告，是六原告自动离职，要求驳回第二项诉请。关于年终奖，公司并没有做过承诺，发放年终奖也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故2019年公司没有发放年终奖，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对于六原告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该诉请超过仲裁时效，最晚入职的张小莉入职时间是2017年3月1日，另外五位的入职时间比张小莉更早，六原告在2020年1月申请仲裁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该诉请应予驳回。关于加班工资，六原告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双休日放假，不存在加班事实，另外即使存在加班，被告也已经安排调休；至于马文武的工作是采购，对他采用的是不固定上班时间，所以应当驳回。关于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因被告已经安排六原告放了5天的年休假，所以应当驳回。综上要求驳回六原告的全部诉请。 前方公司作为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顾孔林等六人作为被告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短信通信记录复印件3页，证明前方公司于2020年3月3日短信通知包括顾孔林等六人在内的所有广州开发部的员工复工。 证据2、通话记录复印件7页，证明因顾孔林等六人没有来报到上班，前方公司于2020年3月6日电话通知顾孔林等六人，但顾孔林等六人未接电话。 证据3、微信群移除记录复印件1张及复工照片1张，证明顾光伟将包含顾孔林等六人在内的所有广州开发部人员移出群聊，目前部分移出人员已在公司复工。 证据4、穗劳人仲案（2020）921-926号仲裁裁决书1份，证明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及仲裁结果。 证据5、广州仲裁委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双方的庭审情况及举证质证情况。 上述证据，顾孔林等六人质证后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早就在2020年1月前就辞退六被告，六被告提起劳动仲裁之后，原告方为了应对仲裁，向六被告发送所谓的复工短信，是为了逃避其赔偿义务，故该证据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即使复工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已经与六被告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原告已经事先违法辞退六被告，不存在复工问题。对证据3中的微信群移除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恰恰反映了广州开发部辞退全体员工的事实，而且被移除的全体人员中大部分都已经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复工；对于复工照片的“三性”都不予可认，因为拍摄时间、、地点及人员都不明确也无法证明该处办公场所是原告设立的广州开发部，与本案无关，即使照片是真实的，也不能否定原告公司违法辞退六被告的事实。对于证据4、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六被告已经提起诉讼，庭审笔录可以证明原告公司是确认有加班的事实，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在原告公司承认有加班事实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支持我方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诉请。 顾孔林等六人作为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前方公司作为被告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穗劳人仲案（2020）921-926号仲裁裁决书1份、仲裁文书送达证明1份，证明原仲裁裁决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加班费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等相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不服据此在限期内依法起诉具备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2、公司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租赁该场地作为广州开发部办公用途使用多年的事实。 证据3、2013年1月至2017年11月广州开发部工资表原件1份，证明被告通过会计给员工发放工资。 证据4、2011年-2016年年终奖签名条，证明每年发年终奖的事实。 证据5、录音（在光盘里）及文字记录打印件1份。证明2019年12月中下旬被告以开发部解散为由口头告知所有员工离职的事实。 证据6、2020年1月2日广州开发部现场视频（在光盘里），证明2020年1月2日六原告发现公司大门紧锁，被告以实际行为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事实。 证据7、照片（在光盘里），证据8、2019年7月-10月考勤记录表，共同证明被告在开发部正门设置了指纹打卡机、员工上下班需要考勤的事实，2020年1月开发部解散后指纹打卡机被拆除的事实及原告每天加班、周末及节假日也难以安排休息，被告却未向原告支付2019年加班工资及年休假工资的事实。 证据9、广州仲裁委庭审笔录1份。 证据10、顾孔林、刘尚英、张小莉、陆恒春、马文武的应聘人员登记表各1份，证据11、顾孔林、刘尚英、祝杰、陆恒春、马文武的人员资料卡各1份，证据12、六人的钉钉员工个人页截图各1份，证明顾孔林等六人入职时间及职务。 证据13、顾孔林的收入证明1份，证明顾孔林的月平均收入为6500元的事实。 证据14、顾孔林、刘尚英、祝杰、陆恒春的农行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六人的建行交易清单各1份，证明前方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及年终奖的事实，前方公司应当补发2019年年终奖。 证据15、钉钉前方公司管理人员截图4张，证明顾光伟职位是开发总监、是广州开发部最高负责人，季洪源是公司财务部人员，胡瑾文是公司会计，顾光伟代表了公司方，顾光伟与六原告沟通开发部全体解散及辞退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职务行为。 前方公司质证后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裁决结果前方公司已经通过本案起诉，请求予以驳回。对证据2、证据3、证据4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据2没有原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证据3、证据4前方公司并没有相关资料。对证据5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录音是六人事先预谋，仅仅体现了六人跟顾光伟在协商，并不能证明顾光伟代表前方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且文字记录与录音内容有出入，文字记录中有好多表述错误，不能真实反映录音实际内容。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前方公司违法解除员工的事实，当时并不是为了辞退员工，而是为了放假，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7、证据8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前方公司没有相关资料。对证据9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证据11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材料中并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相关工作人员签名，前方公司不存在上述材料。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顾孔林的收入证明与真实收入不符，收入证明是顾孔林为了办理按揭贷款，让前方公司出具的。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银行交易明细只能体现各员工2019年的收入情况，并不能证明前方公司每年要发放年终奖，且交易明细体现的月平均工资与各人诉称的月工资不符。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人员身份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顾光伟的职务是开发总监，只是负责技术开发，不能代表公司有人事任命的权利，最终的人员招聘及辞退要由公司决定。 本院认证后对前方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中的微信群移除记录、证据4、证据5因顾孔林等六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庭审事实在本院认定事实和说理中予以阐述；对证据3中的复工照片因无法确认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及人员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定。对顾孔林等六人提供的证据1、证据5的录音、证据9、证据12、证据13、证据14、证据15因前方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因无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不作认定；证据3、证据4因无公司公章或负责人签名，对其真实性不作认定；证据5的文字记录因前方公司有异议本院以录音为准；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0、证据11因职员入职时间的举证责任在前方公司，而前方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本院根据该证据确定六人的入职时间及职务；至于顾孔林等六人提供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综合庭审事实在本院认定事实和说理中予以阐述。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前方公司在广州设立开发部，顾孔林于2010年3月3日入职，刘尚英于2008年7月12日入职，祝杰于2008年6月13日入职，张小莉于2017年3月1日入职，陆恒春于2007年6月22日入职，马文武于2009年9月6日入职。顾孔林等六人于2020年1月2日离职。顾孔林等六人在职期间，前方公司均未与六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顾孔林等六人离职后与前方公司在广州开发部的开发总监顾光伟就离职后的经济补偿问题要求顾光伟向前方公司进行反映，但无果。顾孔林等六人遂于2020年1月7日分别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921-9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顾孔林自2010年3月3日至2020年1月2日、刘尚英自2008年7月12日至2020年1月2日、祝杰自2008年6月13日至2020年1月2日、张小莉自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2日、陆恒春自2007年6月22日至2020年1月2日、马文武自2009年9月6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与前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由前方公司一次性支付顾孔林等六人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分别为顾孔林3372.88元、刘尚英2798.23元、祝杰4377.02元、张小莉2832.19元、陆恒春3084.51元、马文武1732.14元；三、由前方公司一次性支付顾孔林等六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分别为顾孔林52400元、刘尚英49993.38元、祝杰81600元、张小莉13200元、陆恒春62296元、马文武28255.5元；四、驳回顾孔林等六人的其他仲裁请求。现前方公司因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并提出如上诉请，顾孔林等六人也因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并提出如上诉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关于顾孔林等六人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前方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顾孔林等六人的入职时间、离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入职时间，前方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依据顾孔林等六人提供的应聘人员登记表和人员资料卡确认顾孔林等六人的入职时间。对于离职时间，虽然前方公司提供了短信通信记录、通话记录及微信群移除记录，主张2020年1月2日为放假时间而非离职时间，但前方公司并未提供放假证明予以证实，而前方公司通知员工上班时间为2020年3月5日，期间长达2个月，且顾孔林等六人已提起劳动仲裁，故前方公司的主张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根据顾孔林等六人提供的他们与顾光伟谈话录音，本院确认顾孔林等六人的离职时间为2020年1月2日。本院认定顾孔林等六人在上述期间与前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顾孔林等六人要求本院确认他们在上述期间与前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前方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顾孔林等六人的劳动关系问题，根据《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七条规定，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是哪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发生争议的，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举证责任。顾孔林等六人主张是前方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提供的证据为他们与顾光伟谈话录音，但该录音只能证明顾孔林等人要求顾光伟代他们向前方公司反映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经济补偿问题。故本院认为因顾孔林等六人无证据证明顾光伟有权作出解除前方公司与他们的劳动关系的决定，顾孔林等六人的主张证据不足，其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顾孔林等六人承担；同理，本院对前方公司主张的顾孔林等六人仍在职的证据也不予采信。本院根据顾孔林等六人实际已离职的事实，认为前方公司违法解除顾孔林等六人的劳动关系证据不足，顾孔林等六人要求前方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但前方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支付顾孔林等六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根据顾孔林等六人提供的建行交易明细并剔除六人自认的2018年度年终奖金额，分别为顾孔林（8000元+3000元+5000元+24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12个月=5533.33元/月，刘尚英（7500元+2500元+4167元+3333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667元）÷12个月=4763.92元/月，祝杰（12000元+4000元+5600元+3200元+8000元+7200元+8000元+7200元+8000元+8000元+8000元+8000元）÷12个月=7266.67元/月，张小莉（6400元+2400元+3667元+3227元+4400元+4107元+4400元+4400元+4400元+4400元+4253元+4253元+4400元+4400元）÷12个月=4925.58元/月，陆恒春（7500元+2500元+4167元+3667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833元+5000元+5000元+4833元+5000元）÷12个月=4791.67元/月，马文武（3600元+1600元+2600元+1500元+2800元+2600元+2300元+2000元+2600元+2600元+2700元+3000元+2900元+3100元）÷12个月=2991.67元/月。故顾孔林等六人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分别为：顾孔林5533.33元/月×10个月=55333.3元，刘尚英4763.92元/月×11.5个月=54785.08元，祝杰7266.67元/月×12个月=87200.04元，张小莉按其自认的月平均工资计算4400元/月×3个月=13200元，陆恒春月工资按前方公司自认的月平均工资计算4792元/月×13个月=62296元，马文武2991.67元/月×10.5个月=31412.54元。 三、关于2019年年终奖问题，因年终奖作为用人单位的一种激励奖金，属于用人单位自主权范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顾孔林等六人以2018年发放金额主张2019年年终奖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因双方并未订立劳动合同，前方公司应支付顾孔林等六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差额。但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中的一倍不是基于劳动者提供了劳动，而是基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中的一倍工资在法律意见上属于惩罚性赔偿，对该项权利的主张适用申请仲裁时效一年的规定，而顾孔林等六人的入职时间分别为2010年3月3日、2008年7月12日、2008年6月13日、2017年3月1日、2007年6月22日、2009年9月6日，故顾孔林等六人要求前方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2019年加班工资问题，因顾孔林等六人提供的考勤记录表既无审核人的签名，也无公司公章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故顾孔林等六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顾孔林等六人的该诉请不予支持。 六、关于2019年年休假工资问题，根据顾孔林等六人提供的应聘人员登记表、人员资料卡显示顾孔林等六人参加工作的时间分别为顾孔林1996年、刘尚英2008年、祝杰2008年、张小莉2000年、陆恒春2009年、马文武2003年，工龄均满十年，可以享受10天年休假。因顾孔林等六人只主张7天年休假工资，本院予以认可。前方公司主张年休假可休5天，顾孔林等六人已休5天，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顾孔林等六人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分别为：顾孔林5533.33元/月÷21.75天/月×7天×200%=3561.68元，刘尚英4763.92元/月÷21.75天/月×7天×200%=3066.43元，祝杰7266.67元/月÷21.75天/月×7天×200%=4677.40元，张小莉4400元/月÷21.75天/月×7天×200%=2832.18元，陆恒春4792元/月÷21.75天/月×7天×200%=3084.51元，马文武2991.67元/月÷21.75天/月×7天×200%=1925.6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并案被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并案原告）顾孔林、刘尚英、祝杰、张小莉、陆恒春、马文武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19年年终奖、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019年加班工资。 二、驳回原告（并案被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确认被告（并案原告）顾孔林自2010年3月3日至2020年1月2日、刘尚英自2008年7月12日至2020年1月2日、祝杰自2008年6月13日至2020年1月2日、张小莉自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2日、陆恒春自2007年6月22日至2020年1月2日、马文武自2009年9月6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与原告（并案被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四、由原告（并案被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并案原告）顾孔林经济补偿金55333.3元、刘尚英经济补偿金54785.08元、祝杰经济补偿金87200.04元、张小莉经济补偿金13200元、陆恒春经济补偿金62296元、马文武经济补偿金31412.5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五、由原告（并案被告）浙江前方鞋业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并案原告）顾孔林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561.68元、刘尚英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066.43元、祝杰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677.40元、张小莉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832.18元、陆恒春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084.51元、马文武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925.6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六、驳回被告（并案原告）顾孔林、刘尚英、祝杰、张小莉、陆恒春、马文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法院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应秀萍 审 判 员  周利民 人民陪审员  周彩燕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张琳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