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终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BANKOFCOMMUNICATIONSTRUSTEE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中121号远东发展大厦1楼（1/FFarEastConsortiumBuilding，121DesVoeuxRoadCentral，HongKong）。授权代表：李绍基（LiSiuKei）、伍炳光（NgPingKwong），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珏，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雨飞，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南街2号院1号楼2层1单元203。法定代表人：滑会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韶松，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峤，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交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银信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国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935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交银信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国储公司支付案涉债券本金4亿美元及债券利息11840000美元（以400000000美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1日起累计至2019年7月3日，以年利率5.55％计算，且根据每年360天、每月30天确定）；2.判令国储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逾期利息1665000美元（以400000000美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日起，以年利率5.55％计算，且根据每年360天、每月30天确定，暂计算至2019年7月30日为1665000美元）；3.判令国储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律师费等。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4日，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国储控股公司）、国储公司与交银信托公司共同签署《关于5.55％2021年到期保证债券的信托协议》（以下简称《信托协议》），设立了本金4亿美元、年利率5.55％、2021年到期、ISIN编码为XS1376566714的保证债券（以下简称案涉债券）。国储控股公司为发行人，国储公司为保证人，交银信托公司作为债券持有人的受托人，代表债券持有人行事。同日，国储公司与交银信托公司签署《关于400000000美元5.55％2021年到期保证债券的保证协议》（以下简称《保证协议》），由国储公司为发行人国储控股公司在案涉债券下应付的所有款项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保证。案涉债券现由中国人寿信托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019年4月14日，国储控股公司未能根据《信托协议》的约定支付该期利息。由于上述违约情形，2019年7月3日，交银信托公司根据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指示向国储控股公司发出案涉债券加速到期通知，国储控股公司至今仍欠付案涉债券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以及相关费用。根据《信托协议》的约定，交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有权直接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同时，依据《保证协议》，交银信托公司无需先行向发行人国储控股公司主张责任，而可以直接要求国储公司付款。国储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中《信托协议》14.2条及《保证协议》7.2条均约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明确排除了内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构成了对法院选择的合意，各方均应受管辖条款的约束。据此内地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国储公司申请驳回交银信托公司的起诉。交银信托公司针对国储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答辩称，一、包括《保证协议》在内的债权文件并未约定双方就债券争议一致同意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保证协议》管辖条款系仅约束保证人的不对称管辖条款或单边法院选择条款，该条款并非同时约束受托人或债券持有人以及保证人。二、《保证协议》管辖条款系“不对称管辖条款”，不产生约束交银信托的效力，且该条款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规定亦为“不对称管辖条款”。三、《信托协议》和《保证协议》是并行和独立的关系，法院有权依据《保证协议》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四、本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是不方便管辖的法院。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法院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国储能源公司的注册地为北京市石景山区，故北京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市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交银信托公司注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且本案为金融类商事案件，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请求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交银信托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设立的公司，故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适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适用民事诉讼法其他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交银信托公司、国储公司、国储控股公司三方签订的《信托协议》14.2条约定：“就本信托协议或债券下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排他的管辖权。发行人和保证人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是解决任何争议的最适当及方便的法院。相应地，发行人和保证人不会主张任何其他法院更适当或更方便代表其接受任何程序的传票之送达。”从该条约定的内容来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于《信托协议》项下的纠纷具有排他的管辖权。交银信托公司与国储公司签订的《保证协议》作为《信托协议》的从合同，其中7.2条约定：“保证人同意（ⅰ）为了受托人和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对因本保证协议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拥有排他的司法管辖权；（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是解决任何争议最适当及方便的法院；及（ⅲ）相应地，其不会主张任何其他法院更适当或更方便代表其接受任何传票的送达。”从该条约定的内容来看，保证人同意的第一项内容是为了受托人和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因《保证协议》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拥有排他的司法管辖权。该约定体现了受托人和债券持有人认为因《保证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排他的司法管辖权，保证人为了受托人和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而在合同中明确作出了同意上述约定的承诺，且该约定与交银信托公司、国储公司、国储控股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信托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相一致，故《保证协议》中对于管辖法院的约定是交银信托公司与国储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协议管辖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基于《信托协议》与《保证协议》的主从关系，《保证协议》中约定的债务即为《信托协议》项下的案涉债券所产生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等债务。现双方均认可未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对于《信托协议》中的主债务数额进行过确认，本案审理过程中必然要在对《信托协议》项下的主债务数额作出认定的基础上才能对《保证协议》中保证人的责任作出判决。但交银信托公司、国储公司、国储控股公司三方在《信托协议》中约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于《信托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一审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无法对案涉债券所产生的债务数额进行审理和认定。上述矛盾之处，会导致本案诉讼无法进行，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同时，案涉债券是依据《信托协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且《信托协议》及《保证协议》均约定适用的准据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故与《信托协议》及《保证协议》有关的纠纷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从而解决当事人的纠纷。综上，国储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所提出的异议理由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本案具有排他的管辖权，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交银信托公司的起诉。交银信托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交银信托公司认为，一、应当适用协议选择法院地法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来判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和含义。二、根据《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解释报告第三十二段“……不对称管辖条款，即一方当事人只能接受某一特定法院的排他性管辖，但是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其他法院起诉的管辖条款……”，《信托协议》和《保证协议》中的管辖条款均系仅约束保证人和发行人的不对称管辖条款，不约束受托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司法辖区起诉。三、涉诉《信托协议》和《保证协议》并非中国内地法律规定的主从合同关系，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并行的法律关系，《保证协议》项下的保证人的债务为独立的债务，受托人仅以《保证协议》起诉，四中院应以《保证协议》来确定管辖。四、实体审理阶段事实是否易于查明与管辖权问题并无关联。五、本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存在任何困难，因此并不符合“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更有利于查清事实为由拒绝管辖是错误的。故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国储公司针对交银信托公司的上诉意见答辩称，一、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是约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因《保证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管辖条款系合法有效条款，上诉人通过签署《保证协议》，确认了同意管辖条款中的安排，即同意所有争议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双方在《保证协议》中达成了对法院选择的合意。《信托协议》中的管辖条款进一步印证了双方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本案争议的意思表示。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具有排他的管辖权。《保证协议》和《信托协议》的管辖条款符合法律规定的排他性管辖条款的认定，我国2017年9月12日签署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三条第二项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明示约定，指定某个缔约国的法院或者某个缔约国的一个或者多个特定法院的选择法院协议应被视为排他性的”，涉案管辖条款应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排他性管辖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纪要》第十二条载明：“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协议约定外国法院对其争议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时，可以认定该协议并没有排除其他国家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如果一方当事人向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我国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可以受理。”根据这一规定，若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了争议交由外国法院管辖的同时并未约定中国内地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内地法院管辖的条件是相关管辖条款必须明确约定外国法院的管辖是非排他性管辖。三、《保证协议》7.2条构成不对称管辖条款既非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案涉管辖条款的明确约定。本案中《保证协议》明确约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因本保证协议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拥有排他的司法管辖权，上诉人签署《保证协议》的行为已经表明其认可和同意本案争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享有排他的司法管辖权，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本案争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排他性管辖。此外，根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供的案例也可说明，法院认可不对称管辖条款的前提是管辖条款除了对管辖法院进行了约定外，还明确了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不受前述约定的限制，其享有向其他司法辖区的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中管辖条款并无类似约定，并未赋予上诉人向其他法院起诉的权利，故不属于不对称管辖条款。四、《保证协议》与《信托协议》是否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项下的独立关系，均不影响双方在《保证协议》中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排他管辖的约定。五、本案实体争议是否易于查明应属于法院确认管辖权问题的审查因素。综上，同意一审裁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交银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双方主要形成如下争议焦点：一、本案争议管辖条款的法律适用应以中国内地法律规定为据还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为据；二、一审法院的管辖权是否被协议排除。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及本案管辖法院的确定本院逐一论述如下。一、关于争议管辖条款的法律适用问题交银信托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设立的公司，本案属于涉港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其他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当事人向中国内地法院提起涉外、涉港澳台民事起诉，应依据中国内地法律确定诉讼程序事项，管辖权的确定属于诉讼程序事项，应依据法院地法即中国内地法律进行审查。二、关于一审法院的管辖权是否被协议排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我国内地法律赋予了合同当事人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权利，协议确定管辖法院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体现，其保障的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而非必须选择相同的管辖法院。因此，当事人达成的管辖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系真实意思表示，均应认定有效。国储公司主张依据《信托协议》14.2条、《保证协议》7.2条之约定，明确排除了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本案系交银信托公司依《保证协议》向该合同相对方国储公司提起的诉讼，《保证协议》7.2条为本案相关的涉案管辖条款。第二，《保证协议》7.2条约定，国储公司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拥有排他的司法管辖权、不主张任何其他法院更适当或者更方便代表其接受任何传票的送达等。上述约定属于国储公司通过《保证协议》对己方起诉的管辖法院进行了选择，系其依法行使和处分诉讼权利，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及专属管辖的情况下，该管辖协议条款合法有效。第三，《保证协议》第7.2条仅系国储公司约束己方起诉时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并不排斥或限制涉及交银信托公司起诉时选择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国储公司主张依据《保证协议》第7.2条，交银信托公司无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缺乏依据。综上，涉案《保证协议》中不存在关于交银信托公司不得向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法院起诉的排他性管辖协议，在《保证协议》未做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交银信托公司依法选择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三、关于本案管辖法院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被告国储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本案应由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另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按照现有级别管辖规定受理北京市辖区内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第一审民事案件。一审原告交银信托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本案属于涉港商事案件，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935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指令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 艳审判员 唐 亮审判员 谷 升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