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10555号原告：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蔡胜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凯波，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婷，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XXX号XXX区域615B室。法定代表人：官长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家微，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凯波、赵婷，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家微、陈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共计人民币440,339.7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40,339.7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数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的标准即上浮50%，自2018年6月9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明确逾期付款违约金就是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为：2016年10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供零合作合同》及其附件《永辉超市与供应商2016年度补充条款》，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其产品或代理产品的分销商，双方采用购销方式进行合作，并约定货款及相关费用的结算准则、合同有效期限、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等内容。合同签订后，被告相关门店(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等)通过其提供的“供应商服务系统”进行下单，相关货款对账、发票确认、货款支付等均通过该系统完成。原告也已按照约定全面、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但在原、被告双方就本案所涉货款440,339.70元完成系统内对账、发票确认、勾票、票核等所有程序后，被告一直未按约支付所欠货款，且自2018年6月中旬至本案起诉日，被告在该系统内一直未向原告下单，被告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原告遭受巨大损失。因原告考虑后续合作事宜，故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多次与被告沟通货款支付事宜，原告通过面谈、发函等措施多次催告被告，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但截至本诉请日被告仍拒绝支付所欠货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诉请。被告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原告起诉的货款440,339.70元大部分与被告无关。2、与被告有关的部分应当根据双方约定先行扣费，原告至今未对扣费金额进行确认，所以导致被告未进行结算。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供零合作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其产品或代理产品的分销商，被告同意有选择地销售原告提供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被告以购销、联营等方式(具体方式按双方订立的《永辉超市与供应商年度补充条款》确认)同原告合作，并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各项费用、货款等；被告将根据原告提供商品的销售情况不定期地通过书面订单、电子邮件、自动传真或临时紧急传真、或通过被告的“供应商服务系统”向原告订货；被告书面订单、电子邮件、电脑自动传真系统、“供应商服务系统”的记录及物流管理部门的催单记录将如实记录双方订货过程，双方同意上述记录作为被告向原告追究有关商品交付违约责任的凭据；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应先扣除已对账的账扣费用及双方确认的信控金额，若原告结算后的账款余额不足抵扣信控金额和未结算的费用金额(即结算时，已发生但未对账的费用)，被告有权停止当期货款的支付或不支付不足抵扣的金额；双方合作期间，被告将定期与原告沟通双方的合作情况；如原告有严重违反被告以下经营方针的，被告可单方面终止与原告的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原告无法配合被告全国、全区的商品销售策略等；本合同及附件及订单中所称“门店”为被告下属机构，商品进入该门店销售，即由被告与供应商进行货款和费用结算，相关费用特别约定由门店或所属其它机构结算的除外；本合同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前1个月，如双方同意继续合作，也同意按原合同继续履行的，双方只需另行签订《永辉超市与供应商年度补充条款》，本合同期限也相应顺延至新签订的《永辉超市与供应商年度补充条款》中约定的期限；如双方在合同期满时未签订《永辉超市与供应商年度补充条款》，但被告下达订单后原告接受的，则本合同及附件继续有效并对双方继续产生约束力，直至任何一方以书面形式明确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等。同日，原、被告签订《永辉超市与供应商2016年度补充条款》一份，内容为：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双方订立的《供零合作合同》基础上，就原告产品进入被告超市销售达成如下条款；合同区域为华东地区，合作部门为家庭用品，合作方式为购销(可退)，账期为票到30天，付款方式为账扣；为促进双方更紧密的合作，以实现新的销售目标，当含税交易总额达到双方约定的金额时，原告同意按含税交易总额的约定比例计算折扣支付给被告，双方协商确认折扣条款为达到含税进货额1,000元(含)以上时，百分比金额为按含税总额的6.50%，达到含税进货额200万元(含)以上时，百分比金额为按含税总额的7%等。原告盖章确认的《2016年度业务合作条款确认表》显示，结算账期为票到30天，目标返利为1,000(6.50%)，200万(7%)，运输折扣为一般输送3%，促销基金为1%(销售额百分比)，破损折扣0.50%/月(进货额百分比)，促销折扣(新店开业、春节、中秋)0.30%(进货额百分比)，信控额度为动态金额40%(库存金额百分比)，促销服务费300元/月(VSS)，堆头促销服务、端架促销服务、挂网促销服务、形堆促销服务为3%(销售额)，市场推广服务费6,000(新店)元/店，DM宣传500元/支/档，气柱拱门为气柱350/个，拱门500个(总共5个每年)。2018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开具金额为101,481.57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同年5月4日，原告向浙江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下简称浙江永辉公司)开具金额为78,966.09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同年6月7日，原告向北京永辉商业有限公司(下简称北京永辉公司)开具金额为95,360.92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同年6月8日，原告向北京永辉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82,972.67元、89,473.02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2019年9月17日，原告委托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陈尔曼律师向被告及北京永辉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及北京永辉公司尽快支付拖欠未支付的各项合同费用合计440,339.70元。在该《律师函》的第二部分提到：依据原告陈述及对相关材料的审查，应予以认定的相关纠纷事实如下：1、2016年10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供零合作合同》及《永辉超市与供应商2016年度补充条款》，合同就原、被告的合作方式、货款及相关费用的结算准则、合同有效期限、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等事项达成一致。2、原告陈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后经北京永辉公司要求，原告同样按照《供零合作合同》及《永辉超市与供应商2016年度补充条款》约定向北京永辉公司供货。但被告及北京永辉公司自2018年6月起，均以福建总部要求削减百货SKU为由擅自中止合作关系，并拒绝向原告支付合同款项。原告与被告及北京永辉公司多次沟通，被告及北京永辉公司不仅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门店退货数量亦超过原告供货数量，进一步扩大原告损失等。2019年11月19日，原告的员工卢凯波至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办理了保全证据公证。同年11月22日，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出具了(2019)沪徐证经字第12209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显示，原告的工作人员通过在页面地址栏输入http：//glzx.yonghui.cn/newvssportal/login.html字样网址，回车，屏幕显示为“供零在线”登陆页面，该页面下方显示“永辉超市版权所有”；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后，屏幕显示“供零在线”页面，点击“结算管理”，屏幕显示为“对账结算”页面，此时页面右上角显示为“XXXXXXXX”，点击“已票核待生成付款单”选项，显示序号1对账单号为DRXXXXXXXXXXXX，对账公司名称为浙江永辉公司，财务确认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本期对账金额为78,966.09元，入库金额为84,828.64元，退货金额为-356.88元，返利配送费为-2,765.87元，促销折扣为-2,739.80元，补差费、账扣通道费、代扣通道费均为0，匹配通知单号为PRXXXXXXXXXXXX，勾票日期为2018年5月4日，票核日期为2018年5月9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8年6月8日；序号2对账单号为DRXXXXXXXXXXXX，对账公司名称为被告，财务确认日期为2018年3月6日，本期对账金额为101,481.57元，入库金额为120,836.37元，退货金额为-5,730.42元，返利配送费为-10,448.89元，促销折扣为-3,175.49元，补差费、账扣通道费、代扣通道费均为0，匹配通知单号为PRXXXXXXXXXXXX，勾票日期为2018年3月13日，票核日期为2018年3月17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8年4月16日。点击“已付款确认”选项后显示，财务确认日期自2016年12月6日至2018年4月27日之间的对账单号共计10个，对账公司的名称分别为被告、浙江永辉公司及江苏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在当前页面点击右上角的“XXXXXXXX”，在显示下拉菜单中点击“XXXXXXXX·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栏，屏幕显示为相应的“供零在线”界面，此时页面右上角显示为“XXXXXXXX”，点击“已票核待生成付款单”选项，显示序号1对账单号为DRXXXXXXXXXXXX，对账公司名称为北京永辉公司，财务确认日期为2018年5月8日，本期对账金额为95,360.92元，入库金额为94,728.11元，退货金额为0元，返利配送费为632.81元，促销扣款、补差费、账扣通道费、代扣通道费均为0，匹配通知单号为PRXXXXXXXXXXXX，勾票日期为2018年5月9日，票核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8年7月13日；序号2对账单号为DRXXXXXXXXXXXX，对账公司名称为北京永辉公司，财务确认日期为2018年5月8日，本期对账金额为82,972.67元，入库金额为82,972.67元，退货金额、返利配送费、促销扣款、补差费、账扣通道费、代扣通道费均为0，匹配通知单号为PRXXXXXXXXXXXX，勾票日期为2018年5月9日，票核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8年7月13日；序号3对账单号为DRXXXXXXXXXXXX，对账公司名称为北京永辉公司，财务确认日期为2018年5月8日，本期对账金额为81,558.63元，入库金额为100,986.08元，退货金额为-8,776.98元，返利配送费为-2,736.08元，促销扣款、补差费均为0，账扣通道费为-2,412.57元，代扣通道费为-5,501.82元，匹配通知单号为PRXXXXXXXXXXXX，勾票日期为2018年6月8日，票核日期为2018年6月12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8年7月12日。点击“已付款确认”选项后显示，财务确认日期自2017年5月8日至2018年3月9日之间的对账单号共计3个，对账公司的名称均为北京永辉公司。在当前页面点击右上角的“XXXXXXXX”，在显示下拉菜单中点击“XXXXXXXX·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联营)”栏，屏幕显示为相应的“供零在线”界面，此时页面右上角显示为“XXXXXXXX”，点击“已票核待生成付款单”选项，显示序号1的对账单号为DRXXXXXXXXXXXX，对账公司名称为被告，财务确认日期为2019年8月6日，本期对账金额为2,700.19元，入库金额为2,700.19元，退货金额、返利配送费、促销扣款、补差费、账扣通道费、代扣通道费均为0，匹配通知单号为PRXXXXXXXXXXXX，勾票日期为2019年8月6日，票核日期为2019年8月28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9年9月12日。审理中，一、被告为证明系因原告未对扣费金额进行确认，所以导致被告未进行结算，提供了自其SAP系统中提取的扣费明细，1、该份扣费明细显示的门店除了位于上海的永辉超市门店外，还包括了部分的江苏盐城市、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的门店。被告表示，其在江苏昆山等地也有门店，但是被告的门店不包括浙江永辉公司和北京永辉公司的门店，应以对账主体不同来区分不同的付款主体；2、该份扣费明细只显示了总的应扣金额为55,862.55元以及部分扣费产生的时间、金额等，无法显示全部的扣费明细，且已显示的扣费明细时间全部发生在2018年4月28日之后，最晚一笔显示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审理中，本院要求被告明确扣款产生的时间及扣款产生的依据，但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被告并未就此作出回复。二、原告为证明付款的主体应为被告，提供了1、一组加盖了原告配送专用章的《销售送货单》，用于证明销售送货单下并没有区分是哪个地区的永辉。该组送货单上注明的客户简称分别为“永辉上海食品用品DC”、“永辉北京食品用品DC”、“永辉杭州食品用品DC”，其中的“永辉上海食品用品DC”的送货地址中包括了江苏省昆山市的地址。2、一份显示发布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的《点评永辉公司公告》及“云超七大战区”的截图，公告内容显示：永辉超市在公告之前分成两个集群各自运作，这种运作方式对公司早期突入各地区快速发展有利，……。“云超七大战区”截图显示，三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3、一组订单明细，订单名字中载明了要货门店包括苏州、北京、常州、扬州等大量的地址并非在上海门店。三、原告明确已经完成的交易中，付款的主体为相应增值税发票中被开票方，但发票都是在平台对账后，根据被告要求邮寄到永辉总部。四、本院向原告释明若本院认为被告应作为付款主体的款项仅为开票相对方为被告的货款101,481.57元，原告是否需要调整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自2018年4月16日起，原告表示需要调整。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供零合作合同》及《永辉超市与供应商2016年度补充条款》各一份，《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律师函》及送达凭证一组，(2019)沪徐证经字第12209号《公证书》一份，《销售送货单》一组，《点评永辉公司公告》一份，订单明细一组，被告提供的《2016年度业务合作条款确认表》一份，及本案庭审中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所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针对开票相对方为浙江永辉公司和北京永辉公司的买卖合同，被告是否应为付款相对方；二、被告主张系因原告未对扣费金额进行确认，所以导致被告未进行结算的理由是否能够成立。一、针对开票相对方为浙江永辉公司和北京永辉公司的买卖合同，被告是否应为付款相对方。本院认为，1、根据原告公证的“供零在线”系统显示的对账公司分别为被告、浙江永辉公司、北京永辉公司，原告对与其对账的主体是明知的，且根据该系统的内容看，该系统的版权所有为“永辉超市”，即永辉超市旗下的公司均可能通过该系统下单，并非只有被告一家公司可以通过该系统向原告下单，故不能当然推定通过系统向原告下单的必然是被告；2、从合同履行的情况看，原告提供的《销售送货单》中注明的客户简称明显区分为“永辉上海食品用品DC”、“永辉北京食品用品DC”、“永辉杭州食品用品DC”，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的开票相对方又分别为被告、浙江永辉公司、北京永辉公司，原告亦当庭明确在已经完成的交易中，付款方即为发票的开票相对方，故原告与浙江永辉公司、北京永辉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事实上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分别为原告与浙江永辉公司、北京永辉公司，而非原、被告；3、在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律师函》中也曾经提到，系经北京永辉公司要求，原告同样按照与被告签订的《供零合作合同》及《永辉超市与供应商2016年度补充条款》的约定，向北京永辉公司供货，即原告至少明知，向北京永辉公司下属超市的供货系基于与北京永辉公司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基于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4、原告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永辉集团内部对于合同的履行主体未作区分，更无法证明被告应为事实上发生在原告与浙江永辉公司、北京永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付款义务。综上，本院认为，针对开票相对方为浙江永辉公司和北京永辉公司的买卖合同，被告不应为付款相对方。二、被告主张系因原告未对扣费金额进行确认，所以导致被告未进行结算。对此，本院认为，1、在本院要求被告提供完整的扣费业务发生时间，并对扣费理由作出说明后，被告并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作出任何回复，被告需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责任；2、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被告有权停止当日货款的支付的理由是未结算后的账款余额不足抵扣信控金额和未结算的费用金额(即结算时，已发生但未对账的费用)，但被告目前提供的扣费明细显示的业务发生时间全部在2018年4月28日之后，最晚一笔显示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而根据原告公证的“供零在线”系统显示的对账公司为被告的账单付款日为2018年4月16日，即目前被告提供证据显示的扣款业务发生时间均发生在被告的账单付款日之后，故即使被告主张扣款的金额是合理的，在时间上亦不满足被告能够暂停付款的条件。故对被告辩称系因原告未对扣费金额进行确认，所以导致被告未进行结算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于原告主张的货款中购买方为被告的101,481.57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该诉请的货款，原告可另行与浙江永辉公司、北京永辉公司协商，协商不成，可另行诉讼。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鉴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见票30天，而“供零在线”系统显示的勾票时间为2018年3月13日，票核时间为2018年3月17日，预计付款单生成日为2018年4月16日，故原告主张自2018年4月16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原告主张按照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基准利率上浮50%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尚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应以此为标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货款101,481.57元；二、被告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101,481.5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倍计算，自2018年4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0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94元，减半收取计4,297元，财产保全费2,951元，合计7,248元，由原告上海含山瓷业有限公司负担4,730元，被告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负担2,5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薇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陆佳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2、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责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