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395号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张绍辉，男，197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菁、卢心波，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红贤，女，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焦作市山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建枢，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波，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现在浙江省乔司监狱第八分监狱服刑。上诉人张绍辉与被上诉人李红贤、赵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张绍辉于2015年10月29日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2015）山民二初字第00783号民事判决。李红贤不服该判决，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811民申2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豫0811民再20号民事判决，维持（2015）山民二初字00783号民事判决。李红贤不服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0811民再20号民事判决，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豫08民终986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9）豫民辖218号民事裁定，指定济源市人民法院审理。济源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豫9001民再43号民事判决。张绍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绍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菁、被上诉人李红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建枢、被上诉人赵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绍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再43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项判决，并依法改判赵波归还张绍辉借款38万元及利息，李红贤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红贤、赵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无论从担保角度还是从夫妻共同债务角度来看，李红贤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官故意不抓住案件重点和主线，导致审判思维偏离，判决不公。1、张绍辉在一审提供的赵波和李红贤共同书写的“还款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胁迫情形。依据赵波庭审自认以及一审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足以认定还款协议中“张某50万元”与本案张绍辉所起诉的38万是同一笔款项，张绍辉38万借据系还款计划中所涉50万陆续偿还后再次结算所形成。2、李红贤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只是称其签字是胁迫，而一审却以协议签名有改动迹象，部分印证了李红贤被逼迫签字的判断，实属法官主观猜测，无法律依据。首先，该还款协议中仅有一处修改，将“见证人”变更为“担保人”，这是为了对责任表述更清楚，李红贤本人还专门在变更处按了指印作以确认，如此理性签订合同的行为，恰恰证明系在场各方自愿协商达成，不能仅凭一处改动就妄自推定为胁迫；其次，“还款协议”系在李红贤和赵波家里书写，从张绍辉提供的现场照片来看，没有任何胁迫的迹象；再次，李红贤是一名公安干警，完全清楚担保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但李红贤事后并未报警，亦未向法院主张该“还款协议”无效，事后还有还款行为；从李红贤的行为上合理推断，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3、“还款协议”中明确记载李红贤是担保人，至于李红贤是否赵波妻子，以及其夫妻目前财产剩余多少，是否用于共同生活种种因素，根本不影响法院对担保责任的单独认定，更不能对抗“担保责任”的承担。李红贤避重就轻，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条款下功夫，提起再审。本案张绍辉起诉后，李红贤夫妇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答辩、出庭，也未上诉，案件顺利执行三年，充分说明李红贤对该“还款协议”中担保人身份的认同，足以说明李红贤、赵波已接受原一审判决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1月18日实施，此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4月，一审判决时间为2015年12月，该司法解释并未施行，该案法官等于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红贤在还款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以及主动替赵波还款等行为，应当认定该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一审法院调查过程不严谨，导致对当事人的陈述理解偏差太大。1、案涉“还款协议”中李红贤作为担保人签字，视为李红贤的行为是事后追认，故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一审中张绍辉陈述李红贤前前后后还过三次款，李红贤在庭审中也承认还款2000元，庭审后其为了掩盖主动还款的事实，伪造一份《接处警记录表》，利用接处警一事谎称是出于人道主义给付2000元。张绍辉多次对该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为该表少了在场人当时的亲笔签名，接处警的民警与李红贤是同一单位，接处警登记表印章是由李红贤保管），庭审后，张绍辉的律师去焦作市公安局相关单位调取该证据原件和执法记录仪留存影像，但均无果；张绍辉向一审法官申请调取该证据原件，但法官对此置之不理，张绍辉的律师又调查了当时另一在场人周某，周某也证实此表非原始表。李红贤既然自认还款2000元事实和时间，证实其知道该笔借款，而且是在签订还款协议后履行的还款义务，就应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偏听偏信，仍然认定该2000元不是偿还借款，显失公正。3、一审法院判决书中称，证人张某在二次庭审作证的证言内容前后不一致。张某第一次陈述“三人临时在家结算了欠账数额，赵波出具了借条”，第二次陈述“赵波让其提前核算好欠款数额，把借条事先打印出来的”，两次陈述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一件事，从不同角度的陈述，当事人见面肯定要相互核算，余额无差错后，赵波在提前结算好余额的借条上签名确认。三、一审法院滥用自主裁量权，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主观臆断，导致判决严重不公。所谓夫妻共同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并不单纯指房车固定资产，甚至包括购置生活用品、医疗费、孩子教育、老人赡养、社交活动支出，而且有些消费是一次性的，花掉就不存在了，为了逃避债务故意转移财产和转存现金的现象也很多，目前家庭固定资产剩余多少不是判断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的依据。根据赵波的刑事判决书和李红贤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当年家里同时拥有一辆别克君越、一辆奔驰B200，足以使人相信李红贤的高消费状况。但一审仅凭李红贤提供了其众多银行账户中的一张银行卡流水，就排除了李红贤、赵波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夫妻之间资金往来不可能只靠一个账户转账、不用现金等其他手段，张绍辉认为仅仅是该账户的收支情况，不能证明李红贤与赵波是否有资金来往，且即便账户本身没有显示有来往，也不排除夫妻之间现金来往，且李红贤不止一个银行账户。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张绍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李红贤其它银行帐户及所持基金股票的申请，但是一审法院不予理采。四、一审法官扩大联想范围，导致判决不公。1、赵波与案外人引发的刑事案件，向他人借款1000多万用于挥霍等，与本案不具可比性，更与本案的“还款协议”的担保责任承担无关联。本案的借款是张某基于同事情谊向张绍辉在内的亲朋凑得款项，并没有要求赵波支付利息，其他人诉赵波、李红贤的民间借贷案件，各有各的不同借款经历和证据，根本不能参照。但审理该案的法官却凭着个人臆想，生拉硬拽，将该案等同于其他高额利息借款案。2、对赵波婚外情一事，即使赵波婚外有情人，因没有公安机关立案查证，任何机关都不能主观臆断赵波和李红贤分居的原因和事实，而且李红贤提供的其与侯某的录音里明显看出，其与侯某三角感情并存，说明和赵波有夫妻感情，否则婚姻早就解体了。五、一审法院认为因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从而对张绍辉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有违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虽然张绍辉与李红贤、赵波之间的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从张绍辉2015年起诉至今已经近五年时间，李红贤、赵波仍未偿还借款，在此期间的利息，李红贤、赵波应予支付，故张绍辉主张自向法院起诉之日的利息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李红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绍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张绍辉的上诉请求。一、张绍辉主张根据所谓的“还款协议”，认为李红贤为案涉债务的“担保人”，且为“事后追认”，以此认为李红贤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无任何法律和事实根据。1、张绍辉主张的“还款协议”涉嫌王莺燕与韩鲲夫妻对赵波实施“套路贷”违法行为，内容中载明的借款金额远远超过赵波实际借用金额，本身属于无效之行为。且“还款协议”中李红贤的签字处由见证人改动为担保人，很明显能够说明赵波与李红贤的签字系被胁迫以及被迫无奈情况下签署，无法律约束力。2、“还款协议”与本案张绍辉主张的债权无法律关联性。“还款协议”内容中并未标明张绍辉借款事实，所谓的欠张某50万元与本案张绍辉主张的38万元，在明显存在套路贷以及张绍辉自始至终从未就出借资金的事实提供资金出借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混为一谈。3、李红贤在“还款协议”中无论签署的是见证人还是担保人，均不能作为本案界定李红贤应承担责任的事实根据。第一、“还款协议”中记载的债权人并非本案张绍辉，张绍辉持该份“还款协议”主张李红贤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根据，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且该份“还款协议”并非原件，不符合民诉法关于证据要件的要求。第二、即便李红贤签字担保有效，那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应依据我国担保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界定李红贤的担保法律责任，“还款协议”形成时间为2015年1月13日，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5年4月19日前全部还清。根据担保法关于保证责任和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定，李红贤应依法界定为一般保证，应对该还款协议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超过6个月没有向担保人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则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第三、签字行为并不能界定为对夫妻共同债务性质的事后追认。从我国民事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来看，事后追认是针对无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所实施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所进行的规范，本案中不存在此种情况；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后追认，只有李红贤具有明确的关于认同赵波举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意与赵波共同偿还的意思表示，才可以界定为李红贤的事后追认，如不存在该情形，则不能界定为李红贤对赵波个人举债的事后追认。通过李红贤先行书写“见证人”被迫无奈改为“担保人”的基本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该份“还款协议”不能作为界定李红贤对赵波个人举债事后追认的事实根据。二、一审判决认定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内容前后矛盾毫无错误。1、张某的证言无任何事实证明力。通过本案调查可以明显看出，张某与王莺燕对赵波实施套路贷，多次让赵波重复出具借条，导致赵波真实的借款金额无法查实。因此，张某本身就是具有涉案当事人的性质，作为当事人与案涉争议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出庭作证等同于单方陈述，毫无任何证明力。2、张某关于涉案38万元借条出具背景的情况陈述，明显前后矛盾，“临时性把账结了下”和“借条是赵波让我提前核算后，写好的”存在实质性区别，临时性结账所反映的是双方一起核算并确认，而提前核算则明显并非双方一起核算，这种明显的实质性区别，构成前后矛盾。三、本案所涉债务明显超出夫妻正常生活所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理由详见一审答辩以及代理意见。四、李红贤对于本案张绍辉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始终不予认可，因张绍辉自始至终对于涉案出借资金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即便按照赵波所说是王莺燕套路其给张某出具的借条，就等于是借张某的钱还给了王莺燕，那么，本案作为资金出借方的张绍辉或者张某，也应提供把资金转账给王莺燕的相关事实根据，但李红贤始终没有看到相关证据。而本案一审认定借款事实存在的理由则是赵波自认这一关键事实，赵波虽然自认出具借条这一事实，但赵波也是自始至终主张出具借条是套路贷所形成，并没有认可收到资金这一事实。对此，虽然李红贤和赵波均未提出上诉，但并不代表李红贤对该事实的认可，只是由于李红贤没有任何能力提起上诉这个客观原因造成。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绍辉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赵波辩称，张绍辉自始至终没有出庭，查清案件事实需要张绍辉出庭。因为本案的纠纷，有人住进赵波的家，有人打砸赵波的家，有人开走了赵波的车，直到现在，这50万元一直显示在好几个人的借条上，有好几个人向赵波主张这50万元，有人主张的是50万元的部分，有人主张的是50万元的全部，有人在赵波偿还借款后，向赵波主张时减掉了偿还的款项，但借款越还越多，这两年就已经利滚利翻到了100多万元。赵波没有直接和张绍辉有资金来往，也没有向张绍辉借款，张绍辉持有的借条是不合法的，上一任债权人转给张绍辉的债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现在这么多人向赵波主张这50万元，赵波也无法区分究竟是欠谁的钱，这50万元的债权人不能查清的话，赵波没办法还款，也不会还款。另外，李红贤代赵波向法院转交2020年6月6日的书面材料，其他意见详见该书面材料。张绍辉于2015年10月29日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波、李红贤归还其借款本金38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山民二初字第00783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赵波与李红贤系夫妻关系。2014年4月，赵波向张绍辉借款50万元，后偿还12万元，剩余38万元借款未还。2015年10月27日，赵波向张绍辉重新出具38万元借条一份。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赵波向张绍辉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绍辉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并从诉讼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赵波、李红贤系夫妻关系，二人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二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赵波、李红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张绍辉38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10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保全费2470元，由赵波、李红贤承担。李红贤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5）山民二初字第0078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判决，改判其不承担涉案的民事责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民辖218号民事裁定，指定济源市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济源市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2014年，赵波因通过同事王莺燕向同事张某借用50万元，赵波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王莺燕将借条交于张某。之后，赵波归还了部分款项，张某也向赵波索要过借款，并称借款中有其弟弟张绍辉的款项。2015年7月2日，张某和周某一同到赵波家中索要借款，赵波不在家中，赵波的妻子李红贤报警，民警到场处理，后李红贤给了张某2000元，张某和周某离开。2015年10月27日，张某找到赵波，称仍有38万元未还，让赵波在打印好的借条上签字，借条内容为：“今借现金叁拾捌万元整（380000元）。（备注：原借款共计伍拾万元整，已归还部分款，原借据已收回）”。之后，赵波未归还该38万元借款。另查，赵波与李红贤于1996年10月1日结婚，于2018年7月10日经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赵波2008年从部队转业至焦作市工作后，开始购买足球彩票和炒股，投入资金数额越来越大。赵波2009年认识侯某，随后二人发展成情人关系，并生育一子。赵波通过向多人借款或进行诈骗，共计取得他人款项有两千余万元。其中，温县人民法院在（2017）豫0825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赵波诈骗毋某800万元，用于其归还债务，购买体彩、股票等，判决赵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波现在监狱服刑。2015年到2016年期间，先后有陈娅静、李添、张绍辉、吴冬程、解明山分别起诉赵波和李红贤共同还款5万元、8.8万元、38万元、47.3万元、128万元，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以上述债务均发生在赵波和李红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分别判决赵波和李红贤共同归还上述债务。判决后，二人均未上诉。2018年5月，李红贤对上述五人起诉的案件均向山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阳区人民法院认为李红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波所借陈娅静、李添的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驳回了李红贤对该两个案件的再审申请，对原告为张绍辉、吴冬程、解明山的三个案件裁定再审。经过再审，山阳区人民法院对原告为解明山的案件予以改判，认为赵波向解明山所借的款项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求，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红贤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后无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对原告为张绍辉、吴冬程的两个案件予以维持，李红贤提起上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两个案件发回重审，后移送至济源市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过程中，吴冬程撤回了对李红贤的起诉，该案改判由赵波承担还款责任，无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济源市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张绍辉要求赵波归还借款38万元，赵波辩称其没有借张绍辉的钱，只是在受到了张绍辉姐姐张某的威胁下，才出具了38万元的借条，而且之前其重复出具了多张借条，均未收回，在借款数额没弄清楚之前，其不同意还款。但赵波并无证据证明其是受到威胁才出具的借条，也无证据证明38万元借款包括在向他人所借的款项中。而且，按照赵波的陈述，其先借了同事王莺燕50万元，为了归还该笔50万元，王莺燕让其向张某借款50万元，由王莺燕倒换借款手续，其给张某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说明赵波认可向张某所借的50万元是为了归还之前借王莺燕的50万元，所以，剩余未还的38万元应为真实的债务。另外，赵波也述称，张某给其说过50万元中有45万元是张绍辉的钱，所以，张绍辉现持38万元的借条要求赵波还款，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赵波称出具38万元借条后，其还给过张某钱，但并无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对于张绍辉主张的利息请求，因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故对该项请求济源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张绍辉另要求李红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红贤申请再审称，赵波对外借款及诈骗他人款项达到两千余万元，均用于支付高额利息、大额购买彩票和股票、借后款还前款，以及个人挥霍，另外赵波在外包养情人并与情人生育一个孩子，其与赵波从2013年起分居，对于本案中的借款并不知情，该借款也未用于家庭生活，其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张绍辉诉称李红贤于2015年7月2日在李红贤家中归还了其姐张某2000元，李红贤辩称当时是因为张某和其他人去其家里闹，其报了警，因为张某说张某丈夫有肾病综合征，其出于人道主义，给了张某2000元；因李红贤当时报警后，民警也到达现场进行了处理，而且李红贤给张某的2000元发生在38万元借条出具之前，不能认定李红贤对该笔38万元借款知情并认可。另外，证人张某在证言中称38万元借条出具之前，李红贤总共归还了其三次钱，另一次的2000元是在其家附近归还的，第三次还款的时间、地点、金额其记不清楚了，对此，李红贤称除了张某去其家闹时给的2000元，其从未给过张某所说的另外两笔还款。因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对张某的该部分证言内容不予认定。张绍辉另称赵波是在家中给其姐张某出具了38万元的借条，李红贤也在家中，张某还让李红贤看了借条，对此，李红贤称赵波出具38万元借条时其不在场，什么情况下出具的其也不清楚。对于38万元借条的出具地点，赵波称是在洗浴场所的房间里给张某出具的，李红贤不在场；张某在本案再审后第一次庭审作证时称：“当时嫂子（李红贤）腿受伤了，我是拿着礼品去看嫂子的，刚好赵波也在家，三人临时性在家把账结了下”、“我当时让你（李红贤）看条了，说嫂子你看下金额对不对”，李红贤在当时庭审中称：“我腿受伤赵波根本不在家，他在侯某家”、“赵波所有的借条都是手写，唯有这张是机打”，张某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庭审作证时称：“借条是赵波让我提前核算后，写好的，是我打印出来的。当时我还让李红贤看了，看完后没说什么，我就收起来了”，从张某的两次证言来看，内容前后不一致，第一次说是三人临时在家结算了欠账数额，赵波出具了借条，第二次说是赵波让其提前核算好欠款数额，把借条事先打印出来的，因此，张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出具借条的地点是在赵波家中，也不能证明李红贤在场和知情。另外，从李红贤及其女儿名下的资产情况来看，仅有一套通过公积金贷款购买的83平方米的住房，没有其他有较大价值的财产。从李红贤提供的其与赵波各自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来看，并不显示赵波向李红贤转有款项，二人也未从事有共同的经营活动。赵波对外借款或诈骗款项共达两千多万元，数额巨大，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赵波将款项用于归还高额债务、大额购买彩票、股票，并且与情人同居生育子女，此事实可从赵波诈骗一案的刑事侦查卷宗和刑事生效判决得到印证。因此，不能认定本案中的38万元借款为赵波和李红贤的夫妻共同债务。另外，张绍辉提供了一张还款计划的照片，称李红贤在还款计划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说明对张某的50万元借款是知情的。对此，李红贤称当时韩鲲带人去其家，逼着赵波写了一个还款计划，其也在上面签了字，本来写的是见证人，韩鲲不同意，又写成了担保人，当时韩鲲还进行了拍照录像，而且还款计划中写的是张某的50万元，与张绍辉无关。赵波也称当时是被逼着写的还款计划，还有人照相。从还款计划的书写内容来看，李红贤签字一栏处确实由见证人变更为担保人，部分印证了李红贤被逼迫签字的主张，且张绍辉和张某并不在出具还款计划的现场，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也不持有该还款计划的原件，故不能证明李红贤对还款计划中载明的张某的50万元借款认可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原审判决生效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扣划了李红贤的部分工资款项，张绍辉同意暂不执行李红贤的房产，先由李红贤的工资偿还借款，李红贤也领取了相应的生活费，这些执行中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李红贤认可38万元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38万元借款数额较大，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且赵波还与情人同居且生育有子女，张绍辉并不能证明该借款系赵波和李红贤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所借，也不能证明该借款用于二人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该笔借款不属于赵波和李红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李红贤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李红贤的再审理由成立，对其的再审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济源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一、撤销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5）山民二初字第00783号民事判决；二、赵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张绍辉借款38万元；三、驳回张绍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保全费2470元，由赵波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李红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绍辉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2020年9月21日张绍辉的诉讼代理人王菁菁对周长圣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李红贤支付给张某的2000元并非是在2015年7月2日晚上，并非是对张某的人道主义赠送，而是对赵波借款的追认；2、2020年9月19日、20日张某、丁辉、周长圣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赵波认可本案借款，另证明李红贤多次对债务进行追认。张绍辉提供的两组证据均系证人证言，周长圣和丁辉均愿意出庭作证，但因本案庭审是异地审理，并需查验身份，二人没有到庭，张绍辉可以在庭后通知二人到庭进行调查。李红贤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人未能出庭，该两份证据的性质是书面证言性质，不具有法律的证明效力，不符合我国民诉法关于证人证言的要求；2、该两份证据载明的证人均系赵波的债权人，与本案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证人作证的内容明显带有证人的主观性，不真实，因此，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李红贤对赵波举债事后追认的事实。赵波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李红贤的质证意见。李红贤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2015年7月2日焦作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接处警表一份；2、2015年7月2日接处警登记表原件，该证据原审提供的是复印件；3、110出警执法记录仪录制的出警影像资料一份；4、110出警后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照片3张；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张绍辉在上诉状中主张李红贤在原审中关于接处警的事实证明为虚假的观点不成立；2、张绍辉在上诉状中称到公安部门调查这些资料，公安部门不配合，申请一审法院调查这些资料，一审法院未调取的事实均不成立；3、根据视频内容可以充分反映张某在李红贤家中所实施的过激行为；由此可以看出，李红贤向张某支付2000元的背景就是张某和周长圣因向赵波索要债务，前往李红贤家中进行打闹，××，没钱支付医疗费，这种背景下，也是出于同情，李红贤支付给张某2000元，支付的2000元不属于李红贤对赵波债务的事后追认。张绍辉对李红贤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虽然原审中李红贤提供的复印件和今天提供原件的内容一致，但在场人张某和周长圣称出警情况上二人只进行了签字，没有签字下方的内容，结合李红贤在公安部门工作，不能排除其后期在接处警登记表下方补充出警情况后，形成证据再交给原审法官；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这4组证据反映出李红贤并没有在2015年7月2日晚上支付给张某2000元，而且证据3中李红贤也亲口告诉出警的民警，是周长圣打砸了李红贤家里玻璃，并不是张某。另李红贤并没有在2015年7月2日支付给张某2000元，除了影像资料和周长圣证人证言外，当时周长圣的母亲身患癌症，正在治疗，周长圣携带救母的请愿书和医院的病历去讨要债务，两个债权人都是××，周长圣情绪过激，砸坏了玻璃，这种情况下，李红贤仅仅是对张某人道主义赠送了2000元不合常理，因此，李红贤支付给张某的2000元不是在2015年7月2日晚上，也不可能是在7月2日之后又单独找到张某主动赠送2000元，这种情况也不符合常理，所以这2000元是在2015年7月2日之前偿还的，该行为是对赵波借款的追认。赵波对李红贤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证如下：从张绍辉提供的证据1、证据2的内容来看，丁辉、周长圣均系赵波的债权人，张某系本案当事人张绍辉的姐姐，该三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张绍辉的证明目的；张绍辉、赵波对李红贤提供的证据1、3、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赵波对李红贤提供的证据2无异议，张绍辉对李红贤提供的证据2中签字下方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红贤在接处警登记表下方补充处警情况后交给原审法官的事实成立，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济源市人民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1、张绍辉在济源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提供了还款计划的照片，李红贤在该还款计划上签名，但是从还款计划的书写内容来看，李红贤签字一栏处由见证人变更为担保人，而且张绍辉和张某不在出具还款计划的现场，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同时张绍辉也不持有该还款计划的原件，故该还款计划不能证明李红贤认可还款计划中载明的张某的50万元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张绍辉称李红贤在2015年7月2日之前曾归还其姐张某2000元，该行为是对赵波借款的追认，李红贤称2015年7月2日，因为张某和其他人去其家里闹，其报了警，××，李红贤出于人道主义给了张某2000元；本院认为，由于2015年7月2日张某与周长圣确实去了李红贤家，并且李红贤当时报了警，民警也到达现场进行了处理，而且李红贤给张某的2000元发生在38万元借条出具之前，因而不能以此认定李红贤对该笔38万元借款知情并认可；2015年10月27日，赵波在打印好的借条上签字，借条内容为：“今借现金叁拾捌万元整（380000元）。（备注：原借款共计伍拾万元整，已归还部分款，原借据已收回）”，李红贤未在该借条上签名，张绍辉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赵波出具借条时，李红贤在场并知情；从赵波诈骗罪一案的刑事侦查卷宗和刑事生效判决可以印证，赵波对外借款或诈骗款项数额巨大，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赵波将款项用于归还高额债务、大额购买彩票、股票；就本案现有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李红贤与赵波存在从事共同经营活动的事实；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数额38万元，借款数额较大，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就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借款系赵波和李红贤基于共同意思所借，也不能证明该借款用于赵波和李红贤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该笔借款不应认定为赵波和李红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济源市人民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债务不属于赵波和李红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李红贤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张绍辉上诉称，本案所涉借款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张绍辉上诉称，还款协议中明确记载李红贤是担保人，李红贤是否为赵波妻子、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因素，不影响法院对担保责任的认定，更不能对抗担保责任的承担。济源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张绍辉提供了还款计划的照片，从还款计划的书写内容来看，李红贤签字一栏处确实由见证人变更为担保人，李红贤称该还款计划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因张绍辉和张某均不在出具还款计划的现场，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也不持有该还款计划的原件，而且张绍辉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张绍辉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采纳。3、本案的借款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且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济源市人民法院对张绍辉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张绍辉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张绍辉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张绍辉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再4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张绍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秋坪审判员  邓 燕审判员  谢高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二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