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21797号原告：红胡子酒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LILING，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翰，上海普盛律师事务所律所。被告：上海泽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杨斐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丹毅，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砾，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红胡子酒业(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泽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丹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红胡子酒业(上海)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9月开始就酒类产品进行买卖，双方口头约定以月为单位结算，每月15日前结算上月款项。原告自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2日共向被告发货酒类产品1599瓶，货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06,308元，被告共付款131,177.54元，尚有75,130.46元未付。原告于2019年10月10日、同年11月5日两次催促被告结算，被告均未回复。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上述货款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原告称上述诉讼请求中所涉部分货物(酒类产品315瓶、货值64,394元)已由其取回且因被告原因导致变质，故调整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被告：1、支付货款17,576.46元；2、赔偿损失64,394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上海泽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双方为寄售模式，即原告将货物寄放于被告处销售，每月原告根据清点的当月销售货物数量开具相应发票，被告付款，该模式系双方口头约定。原告每次供货均有供货单，具体供货情况被告未统计，仅在被告销售完成时才需支付货款。2、原告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11月12日，除被告自留的部分产品外，原告已将库存产品全部提走，系原告自行清点，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2019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最后一张发票，金额为9,435元。双方合作期间，原告开票总额为148,292.13元，该金额即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总金额，其中包括至2019年11月12日被告自留的产品。3、除原告已统计的付款131,177.54元外，被告还向原告支付过货款12,892.56元，故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144,070.10元，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20年1月23日，被告的欠款金额仅为4,222.03元。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因被告提交其取走库存产品的证据而变更诉讼请求为赔偿损失，有悖诚信；库存产品由原告在未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擅自取走，自其提取库存至首次开庭前均未提及变质事宜，不符常理；且被告处有冷藏条件，不存在货物变质情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由原告向被告经营的餐厅供应酒类产品，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9月2日。关于双方的交易模式，原告称，原告系按被告要求将酒类产品送至被告经营的餐厅，被告于每月告知原告已销售酒类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原告按被告告知的数量开具发票并由被告支付货款，原、被告之间就结算单价在送货前已达成合意。被告称，原告将酒类产品寄放于被告处销售，每月根据清点的被告当月销售数量由原告开具相应发票，被告支付货款。2017年10月16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原告向被告开具总金额为148,292.13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其中开票时间为2018年8月8日、编号为XXXXXXXX、金额为5,168.47元的发票系双方的走账发票，不计入货款发票中，与被告于2018年8月10日的付款5,168.48元对应。开票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编号为XXXXXXXX、金额为884.08元的发票亦系走账发票，与被告于2019年2月18日的付款884.08元相对应。上述884.08元由被告法定代表人杨斐烨付至原告销售人员陈瑞治的支付宝账户。原告确认被告的付款金额为131,177.54元。除上述款项外，被告还于2018年7月25日、2018年9月26日、2019年1月9日、2019年1月24日付至陈瑞治微信或支付宝账户840元、840元、2,580元、2,580元。故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138,017.54元。2019年11月12日，原告至被告处提取库存产品，但未办理移交手续。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发票、付款凭证、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以上书证经当庭及庭后举证、质证，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可予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原告就其主张的被告欠付货款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双方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原、被告双方对交易模式的陈述基本一致，即原告按被告要求将酒类产品送至被告经营的餐厅，被告于每月告知原告已销售酒类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原告根据被告告知的销售情况开具发票并由被告按票面金额支付货款。由此可知，就被告已售出的产品，需由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被告按票面金额与原告结算货款，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原告于诉讼中称其发货数量共计1647瓶、发货金额共计213,148元。原告虽就其供货情况提供了签收单，但原告自认其于2019年11月12日至被告处提取库存产品。鉴于提取库存产品系原告单方行为，其提取库存产品时未与被告进行协商并对数量进行核对，原告所提供的提取库存明细表为其单方制作，不应以此作为认定数量的依据。从双方的交易模式看，原告是在确认被告提供的销售数量和货款后向被告开票，故开票金额是双方结算的结果及结算货款的依据，原告最后一次开票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在原告提取库存产品之后，故提取库存产品的因素在该次开票时已考虑在内，该次开票即为对双方交易情况的最终结算。据此，本院采信被告的观点，以原告的开票金额认定原告的实际供货金额和被告的应付款金额。扣除原、被告双方确认的用于走账的2份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金额分别为5,168.47元、884.08元)，原告的供货金额共计为142,239.58元。再次，关于付款情况，根据被告举证，除原告确认的付款金额131,177.54元以及与上述走账发票对应的2笔付款外，被告还于2018年7月25日、2018年9月26日、2019年1月9日、2019年1月24日付至陈瑞治微信或支付宝账户840元、840元、2,580元、2,580元。原告虽以其从未同意被告将货款付至员工账户为由，对上述付款不予认可，但原告确认陈瑞治系其销售人员，此前亦存在被告法定代表人向陈瑞治支付宝账户付款，用于两公司之间就涉案合同进行付款、开票、走账的情形，加之原告对上述4笔款项的收款事由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更未能举证，故上述4笔付款应认定为支付本案货款。据此，本院认定被告的付款金额共计138,017.54元。综上，原告的供货金额为142,239.58元，扣除被告已付款138,017.54元，被告的欠款金额为4,222.03元，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上述欠款。此外，原告于庭审后将部分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64,394元，对此，被告已书面答辩不予确认并阐述了理由。原告于庭审后变更诉讼请求超过法定期限，考虑到被告已进行抗辩，为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讼累，本院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本院认为，提取库存产品系原告单方行为，其时原告未与被告进行协商及清点、核对，原告主张的库存产品数量和状况均系其单方陈述。鉴于无证据表明原告所称的变质产品即为原告从被告处提取的库存产品，即原告未能证明其主张的变质产品与涉案库存产品之间存在关联，且原、被告双方的交易模式为被告销售完成后与原告进行结算，双方并未就库存产品的处理作出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泽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红胡子酒业(上海)有限公司货款4,222.03元；二、驳回原告红胡子酒业(上海)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8元，减半收取计839元，财产保全费771元，共计1,610元，由原告红胡子酒业(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520元，被告上海泽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慧莉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乐 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