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6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华琼。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日月生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华琼。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雄进，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寿春，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中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吴少彬。上诉人邵华琼、广州日月生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生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少林、广东中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上诉请求：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刘少林在2019年3月12日之前咨询去台湾旅游时，邵华琼发给其选择的套餐是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机场直飞的，因此才与刘少林说不用港澳通行证，有台湾通行证即可。刘少林正式交钱报名后选择的是香港飞的套餐。邵华琼多次文字通知刘少林告知其要用到港澳通行证的事项。刘少林于2019年3月12日报名，3月28日出发，中间有16天的时间，其有足够时间办理港澳通行证。刘少林未办理，也未告知邵华琼。二、日月生辉公司只是旅游代理公司。本案主体应是地接旅行社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和刘少林。三、刘少林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参加台湾旅游团的旅游者是案外人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并非刘少林。四、刘少林和罗贵石夫妇自行在携程APP购买的机票和酒店，该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在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的退款范围内，刘少林的钱并非转账给邵华琼，也并非邵华琼为刘少林和罗贵石提供相应旅游服务。五、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剩余的部分资金在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处，应由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将钱款直接退给刘少林。六、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领队2019年3月27日晚上才联系刘少林已经太晚了，因为3月28日早上就要出发，应当提前两三天与刘少林联系。2019年3月27日晚上，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业务员何豪豪也与邵华琼电话联系，如果领队早两天联系刘少林，知道其还没有补办港澳通行证，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还可以补一份名单表，以致顺利出团。七、刘少林报名时说的是四个大人一个小孩，后来改成三个人报名。后来刘少林在携程APP上订机票和酒店时，看到价格这么贵，其又想五个人报名，但当时2019年3月28日的旅游团已无空位。刘少林答辩称：其不同意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员工与邵华琼沟通过程中，已经告知游客参加赴台旅游应准备的证件，尽到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不存在过错，但因邵华琼与刘少林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存在误解，导致游客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未准备港澳通行证而无法出境，主要责任在于邵华琼及刘少林二人。二、本案为旅游合同纠纷，游客为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三人，刘少林并非游客，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三、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取了邵华琼支付的费用后，为三名游客办理了入台证并预订了机票、酒店，该费用已经实际支出无法退款。刘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少林与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的口头旅游服务合同于2019年3月28日解除；2.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向刘少林返还旅行团费用11170元并赔偿机票损失1304元、酒店损失2397.26元及入台证办理费损失245.37元，以上共计15116.63元；3.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向刘少林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5116.63元为本金，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至付清之日止）；4.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诉讼中，刘少林明确上述旅行团费用为案外人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的报团费用，机票损失1304元、酒店损失2397.26元及入台证办理费损失245.37元为刘少林及丈夫罗贵石台湾地区自由行无法出行的相关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少林与罗贵石为夫妻关系；罗思涵为刘少林与罗贵石的女儿；田瑞英、刘埂堤分别为刘少林的母亲及父亲。刘少林主张需携带家人前往台湾地区探亲及扫墓，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邵华琼发布代办台湾地区旅游业务信息，遂联系邵华琼协商。2019年3月10日，邵华琼通过微信向刘少林发送“跟团所需资料：一、团队入台资料……三、补充资料：……2.L签客人：请准备港澳通行证，出境时（1）通行证有效期6个月以上，（2）有有效相关签注（澳门出发时，需有澳门签注），并告知“按照这份资料提供”。刘少林随即告知邵华琼“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没有港澳通行证”。邵华琼回复称“去台湾只需要台湾通行证，不需要港澳通行证”、“你不是说办理台湾团签吗，先把那证件拍照给我看一下，我再看一下你需要办的东西”。2019年3月11日，邵华琼通过微信告知刘少林“办团队入台证所需资料：白底照+身份证正反面+台湾通行证首页+签注页+港澳通行证（未满18周岁小童额外提供全家户口本+父母不随行同意书）”。2019年3月12日，刘少林通过微信向邵华琼发送名为“旅行社团游资料”的文件。2019年3月14日，邵华琼通过微信通知刘少林需要补罗思涵的白底照片、出生证明及修改父母委托书。2019年3月25日，邵华琼通过微信向刘少林发送“抱团旅行0328大台北五天出团通知书”，其中温馨提示第1点记载“请各位贵宾准时集中并携带台湾通行证原件、护照（外籍客人或持护照过关的客人）、身份证原件，以备口岸核查使用外籍人士或自备证件的贵宾请携带本人护照或台湾通行证原件（6个月以上有效期）、出入境证件和入台证原件。如因证件问题导致不能入台，所有费用由客人自理。”2019年3月27日，刘少林微信询问邵华琼次日出发应如何联系旅行团，邵华琼回复称“抱团旅行0328大台北五天出团通知书”有记载领队联系方式。一审诉讼中，邵华琼质证认为，其最初确实没向刘少林提出要港澳通行证，但在收到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发送的所需资料清单及其他相关信息后已马上告知刘少林，故不存在过错。刘少林回应称其在2019年3月12日向邵华琼发送相应资料后随即电话询问邵华琼是否需要港澳通行证，邵华琼当时称“忽略”，且邵华琼其后通知刘少林补充资料时未提出要办理港澳通行证。邵华琼不予确认，主张未收到过刘少林前述电话咨询。就该主张，刘少林未提交证据。因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未办理港澳通行证及有效签注，无法跟团出行，刘少林与罗贵石据此亦未按照原计划出行。刘少林就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本次台湾地区跟团游共计向邵华琼转账支付11170元。另，刘少林主张其为台湾地区自由行预订酒店及机票，并提交网页截图、手机短信记录及付款记录拟予证明，包括：1.2019年3月28日至30日期间台北洛碁大饭店2晚1间，为此支付1016元；2.高雄德立庄酒店1晚1间，为此支付690.63元；3.香港至台北机票2张，为此支付2074元，刘少林申请退票时支付退票费560元，仅退回1514元。4.台北至深圳机票2张，为此支付2424元，刘少林申请退票时支付退票费1680元，仅退回744元。邵华琼主张，刘少林与罗贵石当时确实有陪同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一并出行的意向，但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无法出行与刘少林与罗贵石的自由行行程无关，刘少林与罗贵石自行取消自由行行程，与其无关。2019年3月29日起，刘少林与邵华琼通过微信及电话协商。2019年4月，邵华琼最后一次通过微信方式向刘少林提供的和解方案为退还团费11170元及赔偿慰问费3000元。刘少林未予同意，要求退还20000元。双方至今协商未果。一审法院另查明，案涉交易过程中，邵华琼通过微信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沟通。2019年3月9日，邵华琼通过微信告知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那你先保留两个一位，我再问他们要资料”、“就是要他们那个入台签证是吧”。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通过微信向邵华琼发送“跟团所需资料：一、团队入台资料……三、补充资料：……2.L签客人：请准备港澳通行证，出境时（1）通行证有效期6个月以上，（2）有有效香港签注（澳门出发时，需有澳门签注）”，并告知“按照这份资料提供”。2019年3月10日，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通过微信向邵华琼发送“办团队入台证所需资料：白底照+身份证正反面+台湾通行证首页+签注页+港澳通行证（未满18周岁小童额外提供全家户口本+父母不随行同意书）”。2019年3月12日，邵华琼通过微信向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发送名为“旅行社团游资料”的文件，并转账支付6000元。2019年3月26日，邵华琼再向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转账支付3670元。2019年3月12日，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通过微信向邵华琼发送名为“TO邵华琼03**大台北五天3人抱团确认书”的文件。该确认书“账单备注”栏第3点提及“请提醒台湾通行证是L签的客人自备港澳通行证及出发日期时的有效签注”。2019年3月27日，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向刘少林发送出行温馨提示短信，提醒出发时带好身份证、台湾通行证及港澳通行证，港澳通行证需要一次有效签注。刘少林与邵华琼发生纠纷期间，邵华琼亦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通过微信协商，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同意按照旅游合同的约定退还团费的30%即2901元，并再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赔偿，共计5901元，邵华琼称客人不同意该方案。后邵华琼要求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直接与刘少林协商，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未予同意，认为案涉纠纷应由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自行解决。另邵华琼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的电话录音内容显示：邵华琼称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未审核罗思涵等人是否持有港澳通行证及是否办理签注，亦未予提醒，存有责任。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员回复称已向邵华琼发送资料告知相关事宜，且其审核的资料用于办理出入台湾许可证，确实不需要港澳通行证，但客户必须持有港澳通行证才能出境搭乘飞机。2019年4月16日，刘少林向“12301旅游投诉平台”投诉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并要求其赔偿15116.63元。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主张该次投诉处理结果认定其不存在过错。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账单，主张其已就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参团支付机票款3665元、地接导游费2080元。一审法院再查明，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确认其于案涉旅游服务合同项下权利由刘少林主张，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以上事实，有刘少林、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现本案焦点为：一、案涉交易相对方是谁？刘少林与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二、刘少林主张日月生辉公司、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邵华琼返还案涉款项及赔偿损失是否有依据？关于焦点一。一审诉讼中，刘少林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确认双方存有合同关系。从刘少林诉请的事实理由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少林委托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办理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三人台湾地区旅游的相关业务，包括代为向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资料、委托付款等。刘少林诉请要求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承担退款及赔偿责任的原因在于其收取案涉款项后未告知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出行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及有效签注，导致无法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无法出行。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亦确认收取了案涉款项，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刘少林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但未签订书面合同。至于刘少林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系为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提供旅游服务的最终相对方，虽然双方未在出行当日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一直以邵华琼为中间人协商沟通旅游具体事项。刘少林全程代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履行合同，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对此亦予确认。故刘少林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事实上亦存有旅游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二。从各方交易习惯来看，刘少林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通过微信方式沟通，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再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沟通，刘少林直至出行前一天才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导游联系。从双方沟通记录来看，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多次明确告知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台湾通行证为团签的客人需要自备港澳通行证及办理有效签注，并要求其提醒旅客，已履行合同相应义务。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主张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时未提出缺少资料，存有过错。然而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取的资料用于办理入台证，其在审核资料后未提出缺少港澳通行证，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该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履行旅游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其无须就刘少林及其家人无法出行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的责任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少林在最初确实告知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未办理港澳通行证。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当时亦回复称不需要。虽然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其后将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发送的相关通知全部转发给刘少林，但其对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多次通知需要港澳通行证的问题未予重视，包括未向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实亦未向刘少林解释提醒及给予正确指引，导致刘少林产生误解，确实存有过错。刘少林在多次收到通知后未谨慎注意向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核实，自身亦存有过错。如刘少林主张，其与家人此次赴台湾地区旅游主要目的在于探亲及拜祭，若田瑞英、刘埂堤及罗思涵无法出行，刘少林与丈夫罗贵石确实亦难以独立出行。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少林就其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的委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双方合同关系。因刘少林及其家人无法出行，其因本次旅游支付的款项确实属于损失。除入台证费用外，刘少林就其他损失已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对有证据支持的损失予以确认。经核算，该部分损失共计14871.26元（11170元+1304元+2397.26元）。因刘少林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均存有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各自对此承担50%的责任。故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应向刘少林赔偿损失7435.63元。刘少林诉请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刘少林诉请的资金占用利息，由于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的责任经本案审理后才确定，故刘少林诉请的资金占用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判决如下：一、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少林赔偿损失7435.63元；二、驳回刘少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78元，由刘少林负担89元，日月生辉公司、邵华琼负担89元。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后，刘少林于2020年6月20日签收一审判决书，并于2020年7月19日向一审法院寄出上诉状，上诉状中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9日。因刘少林提交上诉状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日的法定上诉期限，故本院对刘少林的上诉请求，不予审查。又查明，二审庭询后，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2017）》；2.《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团名单表》管理办法；3.题为“游客被拘，‘L签’直飞香港有风险！到底该如何安全入境/过境香港？”的新闻报道截图，上述三份证据拟证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应该制作旅行团出团名单表组织旅行者出境，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要求旅行者持港澳通行证和护照从香港过关飞往台湾地区是违法的，可能面临拘留等惩罚。本院向刘少林确认地址邮寄了上述其证据，但是其在指定期间未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本院向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地址邮寄了上述证据，显示邮件未妥投（拒收）退回。再查明，根据邵华琼与刘少林的聊天记录，2019年3月10日邵华琼向刘少林发送的资料中注明需要港澳通行证以及香港签注（澳门出发时需要澳门签注），刘少林向邵华琼询问是否需要港澳通行证，邵华琼回复不需要；3月11日邵华琼向刘少林发送的资料中注明需要港澳通行证但是未说明签注情况；2019年3月12日刘少林向邵华琼发送相关“旅行社团游资料”时，邵华琼审核资料后要求刘少林补充的资料中亦未包括港澳通行证及其签注；3月25日邵华琼向刘少林发送的出团通知书上注明需要护照或者出入境证件。根据邵华琼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在出行前的电话录音，邵华琼主张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未制作旅行团出团名表单出境存在过错，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陈述“就是用港澳通行证过关，用护照过关的话，我们做假机票（飞巴厘岛的机票）坐商务车过关，跟台湾机票没有关系，要有效港澳通行证过关。没有护照也可以做，这些你不需要了解……”。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刘少林与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以及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二、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以及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应否向刘少林赔偿相应的损失。关于刘少林与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以及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刘少林向邵华琼支付相关款项委托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代办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的台湾地区旅游相关事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刘少林与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接受刘少林委托后，为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报名了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组织的台湾地区旅行团。虽然刘少林主张其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亦存在旅游合同关系，但是旅游合同系约定旅游者以及旅游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而涉案合同中旅行者为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故一审法院认为刘少林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存在旅游合同关系，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而且，刘少林上诉请求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亦已经超过了15日的上诉期，本院不予审查。对于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的旅游合同纠纷，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以及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应否向刘少林赔偿相应损失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又根据该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少林委托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为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代办台湾地区旅游事宜，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旅游证件办理以及相关出行政策属于较为专业繁琐的事项，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依靠其从事旅游业务方面的专业能力收取相关代办手续费用，应确保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审查资料的完整性，以保证旅行者能顺利出行。根据刘少林与邵华琼的沟通过程，刘少林就到台湾地区旅游是否需要港澳通行证的问题，专门向邵华琼进行了咨询，邵华琼明确告知刘少林仅需台湾通行证，无需港澳通行证。虽然邵华琼抗辩称其向刘少林发送的资料中有注明出行需要港澳通行证，但是就邵华琼前后多次向刘少林发送的资料来看，相关备注属于格式化的说明且存在前后不一致，例如在2019年3月10日的资料中注明需要港澳通行证以及香港签注（澳门出发时需要澳门签注），在3月11日的资料中注明需要港澳通行证但是未说明签注情况，而在3月25日的出团通知书上又注明需要护照或者出入境证件。在3月12日刘少林向邵华琼发送相关“旅行社团游资料”时，邵华琼审核资料后要求刘少林补充的资料中亦未包括港澳通行证及其签注。从邵华琼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出行前沟通的录音以及邵华琼在诉讼过程中的主张来看，邵华琼实际上系主张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应该制作旅行团出行名单表出境，而无需旅客自备港澳通行证。由此可见，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主张其已经明确告知刘少林赴台湾地区旅游需要港澳通行证及签注，证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故，在刘少林已经向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支付代办手续费用并就相关事宜专门咨询邵华琼，以及已经提交材料给邵华琼审核的情况下，若再要求刘少林在繁琐的手续以及资料中主动识别所需要的证件，难免过于苛刻，亦失去了付费委托代办手续的意义。据此本院认为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未尽到合理说明以及材料审查义务，导致委托事项未能完成，应该向刘少林赔偿相应的损失。虽然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主张其系因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过错导致三旅行者未能出行，但是涉案委托合同关系存在于刘少林、邵华琼以及日月生辉公司之间，故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之规定，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应该向刘少林承担违约责任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与中航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的纠纷。关于赔偿的数额问题。根据双方沟通的过程，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明知刘少林委托其为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代办台湾地区旅游事宜系为了全家出游，且刘少林与三旅行者分别是年迈父母以及年幼子女之间的关系，故因田瑞英、刘埂堤、罗思涵三人未能出行而导致全家出游目的落空所产生的机票、酒店损失以及刘少林为此支付的报团及代办费用，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均应予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之规定，鉴于刘少林对于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的赔偿比例及数额的上诉请求已经超过了上诉期限，且一审法院支持的数额未超过邵华琼、日月生辉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是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邵华琼、广州日月生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