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13民初229号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大庆路北侧新兴商办楼1号楼。法定代表人：温瑞红，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莹，山西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振春，山西漠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城区南环路北侧。法定代表人：赵建国，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清，山西锦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莹、武振春、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建设所有的位于大同市南环路108号南环路与永泰南路西北角紫润芳庭楼体的广告牌；二、请求判令被告补偿原告广告牌使用费500元/天，从2019年8月1日起支付至实际拆除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为76500元)；三、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位于大同市南环路108号南环路与永泰南路西北角紫润芳庭楼体建设广告牌并发布广告，租期为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费用为5万元。合同到期后，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5月1日续签《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0日止，费用为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额租金。以上合同均约定原告拥有涉案广告牌的所有权及唯一经营权，未经原告允许，被告无权私自出售、出租该广告牌。合同期满双方终止合作后，原告有权自行拆除广告牌，被告不得阻止。根据合同约定及物权法规定，涉案广告牌应归原告所有，现合同约定的租期已届满，双方已终止合作，原告有权拆回广告牌另做他用。但是被告却予以拒绝，并企图据为己有。被告无理由占用原告所有的广告牌使用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使用费。为此，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我方一直要求原告拆除广告牌，但原告在2019年7月31日合同到期以后，就没了踪影，拒不拆除，我方多次寻找、打电话无人接听，将拆除通知送原告单位，原告仍拒不理睬，一直租赁我方广告位至2019年9月30日。无奈因原告拒不拆除，导致我方与第三方朗途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两个月后，我方实属无奈，只能履行与第三方朗途签订的合同。但原告从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1月4日一直阻挠破坏的，导致第三方无法使用广告牌。故原告的第二项请求应予以驳回。反诉原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反诉诉称，一、判令反诉被告（本诉原告）立即支付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广告租赁费50000/3×8＝133333元；二、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本诉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反诉原、被告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了《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租期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费用为5万元。合同到期后，反诉被告再三恳求，反诉原被告于2019年5月1日续签了《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从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租赁费为5万元。合同到期后，反诉原告多次向反诉被告下发了撤走广告牌通知单，但反诉被告所有人都失去联系，电话不接，相关人员找不到，反诉原告无奈，派人送到反诉被告单位，单位无人，工作人员从门下放到了反诉被告办公室。但反诉被告仍拒不撤走广告牌。2019年10月，反诉被告出面与反诉原告协调，并经派出所，双方协商可以签订拆迁合同，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三个月租赁费5万元，反诉原告要求合同中阐明“广告牌属于万象公司的，一切责任全权由万象公司负责，与恒翔公司无关”（因广告牌是柴斌安装的，反诉原告怕日后柴斌找我方麻烦），可反诉被告因“一切责任全权由万象公司负责”这句话不愿写在合同中，双方协商再次失败。2019年12月，双方再次在派出所的协调下协商，反诉被告同意将“一切责任全权由万象公司负责”这句话写入拆迁合同中，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租赁费，租赁费计算至2019年12月底，共计8万元。反诉被告不愿意出租赁费，反诉被告又没了踪影，拆迁协议再次失败。2020年1月15日，派出所再次出面协商，未妥。派出所作出了“在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进行现场做任何拆除工作。”至今，反诉被告共欠反诉原告租赁费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共计8个月租赁费50000元/3×8＝133333元。反诉原告同意反诉被告支付清全部租赁费后撤走其广告牌并承担一切拆除责任及费用。故此，提起反诉，请求依法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辩称：一、针对反诉请求的答辩：1、驳回反诉原告（被告）要求支付广告位租赁费133333元的诉讼请求；2、反诉费用由被告（反诉原告）自行承担；二、针对反诉事实与理由的答辩：1、反诉原告（被告）所述2018年10月16日、2019年5月1日与反诉被告（原告）签订并履行《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的事实属实。2、反诉原告（被告）把双方平等磋商续签合同的过程，说成是反诉被告（原告）再三恳求，言过其实。3、反诉原告（被告）所述到期后多次向反诉被告（原告）下发撤走广告牌通知单不是事实，说反诉被告（原告）及相关人员找不到、电话打不通不是事实，给反诉被告（原告）送到单位、从门下放到办公室也不是事实。反诉被告（原告）从未收到其撤走广告牌的通知。4、反诉原告（被告）所述反诉被告（原告）拒不撤走广告牌不是事实。相反，是反诉原告（被告）至今拒不协助反诉被告（原告）撤走广告牌，平常封锁广告位所在的建筑区域，阻拦反诉被告（原告）进入拆卸广告牌，从而双方多次发生矛盾，数次报警后诉至法院。5、反诉原告（被告）所述2019年10月反诉被告（原告）出面与其协调签订拆迁合同不是事实，反诉被告（原告）按照双方租赁合同约定，该广告牌所有权归属反诉被告（原告），反诉被告（原告）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不需要与其签订拆迁合同才能取走，反诉原告（被告）没有权利要求反诉被告（原告）在合同之外再签拆迁合同，其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障碍和麻烦，让反诉被告（原告）取不走广告牌，实质就是不愿返还反诉被告（原告）的广告牌。6、诉争的广告牌不是反诉原告（被告）投资建设，也不是案外人柴斌安装的，反诉原告（被告）无中生有的提到柴斌，是想将本案的纠纷与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挂在一起，达到不予返还的不法目的，反诉被告（原告）坚决反对。7、反诉原告（被告）所述2019年12月双方在派出所协调下，原告（反诉被告）同意将“一切责任全权由万象公司负责”并支付其租赁费8万元，不是事实，反诉被告（原告）从未承诺过，也不会承诺这种不公平的邀约。事实是合同到期前的2019年7月26日，反诉原告（被告）已将反诉被告（原告）的广告牌越权租赁给案外人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支持其使用发布广告，凭什么让反诉被告（原告）支付这8个月的租赁费呢？综上所述，反诉原告（被告）继续占用反诉被告（原告）的广告牌以及要求支付8个月租赁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以上答辩意见，恳请法庭裁判时考虑采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本诉、反诉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和一致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8年10月16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反诉被告）租赁被告（反诉原告）位于大同市南环路108号南环路与永泰南路西北角紫润芳庭楼体建设广告牌并发布广告；租期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费用为50000元/半年；合同第六条第7款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拥有该广告牌的所有权及唯一经营权，未经原告（反诉被告）允许，被告（反诉原告）无权私自出售、出租此广告牌；合同终止后，广告牌归属原告（反诉被告）所有，由原告（反诉被告）自行拆除，被告（反诉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阻止原告（反诉被告）拆除广告牌。合同签订后，双方如约履行。合同到期后，原、被告又于2019年5月1日续签了《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一份，租期为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费用为50000元，其他内容没有变化。双方继续依约履行了合同。2019年7月26日，被告（反诉原告）又与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户外广告大牌经营合作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自己经营建筑物上拥有独立所有权的户外广告三面翻广告位置交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营，由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此位置上进行文字、图像等广告发布；合作期为三年，从2019年8月1日起至2022年7月31日止；双方费用采用广告置换形式，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同等价格为被告（反诉原告）发布户外广告，以此费用置换紫润芳庭商业楼南侧户外广告三面翻位置经营权；合作期间，户外广告大牌维护费、维修费、电费等一切费用由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此后，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上述广告牌上发布了广告。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在《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因广告牌的拆除发生争议，双方均向本市向阳里派出所报过警，未果。2019年11月4日，原告（反诉被告）拆除了部分的广告牌，致广告牌停用。本诉、反诉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广告牌未能拆除是谁造成的；二、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补偿广告牌使用费的请求是否成立；三、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广告位租赁费的请求是否成立。本院结合本诉、反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作以下评判：一、对于第一个争议的焦点，《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广告牌未能拆除是谁造成的。原、被告间的《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依照合同约定，广告牌归属原告（反诉被告）所有，由原告（反诉被告）自行拆除，被告（反诉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阻止，被告（反诉原告）辩称，是原告（反诉被告）在合同到期后拒不拆除。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所辩已经通知原告拆除广告牌，其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送达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南环路108号南环路与永泰南路西北角紫润芳庭楼体建设广告牌受被告（反诉原告）控制，在《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原告（反诉被告）未经被告（反诉原告）同意，已经无法发布广告，原告（反诉被告）不同意拆除，之后由被告（反诉原告）利用并出租获利，显然不合常理。事实是，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年7月26日，又与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户外广告大牌经营合作合同》，从2019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由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此广告位置上进行文字、图像等广告的发布，该合同的起始时间与原、被告的《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的终止时间无缝衔接，而且在合同中，将该广告牌表述为“自己经营建筑物上拥有独立所有权的户外广告三面翻广告位置”，其意欲占用原告（反诉被告）设立的广告牌与第三方合作，并以此获利的意思表示明确，且第三方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利用该位置、该广告牌进行了广告发布。因此本院认为，《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广告牌未能拆除是被告（反诉原告）阻挠造成。二、被告（反诉原告）在《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到期后，未能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广告牌，且据此获利，理应赔付原告（反诉被告）使用费，使用费用应按照获利数额赔付，但因被告（反诉原告）与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收取的费用采用广告置换形式，无明确的数额，原告要求按照一天500元计算，本院参照原、被告间2019年5月1日续签的《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关于租赁费的约定数额，认为合理，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称由于原告（反诉被告）的阻挠，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2019年10月7日才使用的广告牌，无据为证，且与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该广告牌在被告（反诉原告）与第三方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户外广告大牌经营合作合同》后，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因此起始时间应从《户外广告大牌经营合作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2019年8月1日计算，使用结束时间双方无异议，一致认可为2019年11月4日，共计96天，使用费计算为48000元。三、根据以上认定，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广告位租赁费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间所签订的《户外广告位租赁合同》为双方合意，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到期后，被告（反诉原告）阻挠原告（反诉被告）拆除广告牌，显然违反了合同约定，理应承担违约责任，现原告（反诉被告）依照合同约定，要求被告（反诉原告）返还大同市南环路108号南环路与永泰南路西北角紫润芳庭楼体的广告牌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原告（反诉被告）自行拆除。合同到期后，被告（反诉原告）与第三方大同市平城区朗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户外广告大牌经营合作合同》，同意由第三方利用原告（反诉被告）设立的广告牌经营广告获利，理应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广告牌使用期间的费用。导致广告牌至今不能拆除系被告（反诉原告）造成，因此其要求原告（反诉被告）继续支付合同到期后的广告位租赁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反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诉被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本诉原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位于大同市南环路108号南环路与永泰南路西北角紫润芳庭楼体的广告牌，由本诉原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自行拆除；二、本诉被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本诉原告大同市万象传媒有限公司广告牌使用费48000元。三、驳回反诉原告大同市恒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6元，由本诉原告负担319元，由本诉被告负担58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83元由反诉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韵娥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何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