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203民初900号 原告：胡忠平，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临川县人，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 原告：蔡婷，女，197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平，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甘肃恒大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210932131949。 法定代表人：王权，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杨尊梓，男，198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苍虎，甘肃策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忠平、蔡婷与被告甘肃恒大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杨尊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20年6月9日依法作出（2020）赣0203民初9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即裁定驳回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依法作出（2020）赣02民辖终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就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忠平及其与原告蔡婷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邵平、被告恒大公司及被告杨尊梓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苏苍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忠平、蔡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恒大公司向两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60万元，并分别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息1.2%支付借款利息（该利息算至2020年5月为136.08万元）；2、判令被告杨尊梓就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受理费和保全保险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胡忠平和前妻蔡婷（两人于2019年9月16日离婚）分别于2017年7月19日、8月29日、12月25日及2018年8月14日向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人员（即被告杨尊梓）个人账户转账100万元、200万元、10万元及50万元，共计360万元。被告杨尊梓向原告胡忠平出具对应的《借据》并加盖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印章。原告胡忠平与被告恒大公司于2017年9月1日签订《股东内部协议》，约定被告恒大公司以吸收原告胡忠平入股为名向原告胡忠平借款，并约定原始股金按月息一分二厘计算。被告杨尊梓作为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人员违法借用其个人账户给被告恒大公司使用，并明知结息纳入财务成本，依法应对上述借款的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于2019年多次要求被告恒大公司偿还借款本息，但被告恒大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搪塞。现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胡忠平、蔡婷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一、原告胡忠平的身份证复印件、离婚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及原告蔡婷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署期为2017年7月19日的收据（100万元）、署期为2017年8月29日的收据（200万元）、署期为2017年12月25日的收据（10万元）署期为2018年8月14日的收款凭证（5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一组，证明被告杨尊梓作为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人员借用其个人账户收取两原告向被告恒大公司支付借款的事实；三、署期为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一份，证明在两原告出借300万元后，被告恒大公司要求与原告胡忠平签订名为股东内部协议，实为月息一分二厘的借款协议；四、被告恒大公司注册信息（其中含署期为2017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7年10月26日公司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署期为2019年7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一组，证明2017年9月1日，原告胡忠平与被告恒大公司的原股东签署《股东内部协议》之后，该公司股东变更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以公司100%股权出质的《股东会决议》上均无原告胡忠平的姓名，亦无原告胡忠平的签名。从而证明原告胡忠平并未行使股东权利，原告胡忠平并非被告恒大公司的股东；五、被告恒大公司的考勤表一份，证明原告胡忠平在被告恒大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一职；另原告胡忠平、蔡婷当庭提交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报表（2017年11月份、2018年6月份、2019年8月份）一组，证明该财务报表中记载的原告胡忠平所投入的360万元是临时借款；同时还有股东陈道爱的应付本金及利息明细、付款申请表。股东陈道爱在2019年8月，从被告恒大公司处领取了借款本金2230万元；同时股东陈道爱在上述财务报表中均有股东入股金额的记载，而股东陈道爱领取的借款本金2230万元并不在其入股资金范围内，且上述2230万元借款所记载的利息为47683833元。 被告恒大公司辩称，一、两原告与被告恒大公司之间并无民间借贷的合意，亦无借贷合同或借条，两原告与被告恒大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两原告与被告恒大公司从未商谈过借贷事宜，也从未达成有关民间借贷的合意，更没有借款合同或借条，故两原告与被告恒大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次，自第一笔转款之后，两原告从未认为转款系借款。至2019年3月，原告胡忠平在与被告恒大公司董事长的微信中依然谈论的是剩余投资如何到位，而不是主张归还借款，足见两原告确认转账系投资款而非借款。再次，两原告在转账之后长达三年时间里从未要求过签署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条，更未向被告恒大公司主张过还款事宜，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最后，原告蔡婷自认的两原告之间协议，即转让其对被告恒大公司股权的行为本身，也说明两原告认为涉案款项系对被告恒大公司的投资款。故两原告与被告恒大公司之间根本没有民间借贷事实，也没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二、原告胡忠平指令原告蔡婷向被告恒大公司的转款，实际是向被告恒大公司入股。被告恒大公司聘用原告胡忠平后，原告胡忠平在工作过程中发现被告恒大公司的发展前景很好，遂于2017年5月初提出入股被告恒大公司。后经与全体股东协商于2017年9月1日达成《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原告胡忠平出资500万元占股10股，原告胡忠平委托原告蔡婷向被告恒大公司转账系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在签署《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后，原告胡忠平即以股东身份参加被告恒大公司的重要会议，并在此后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和其他需要股东签名的文件中以股东身份签名，足以证明原告胡忠平在行使股东权利，故其转账系履行出资义务。 三、收据关于借给被告恒大公司二线投资款的标注及《股东内部协议》中利息的约定并非民间借贷的证明。如前所述，原告胡忠平在工作中发现被告恒大公司发展前景很好，遂提出向被告恒大公司入股，但经过多次协商，原股东均无人愿意转让股份，后原告胡忠平又提出以内部股东入股。为保证其尽快成为股东，在就入股达成初步意向尚未签署入股协议的情况下，原告胡忠平即已将主要投资款（分两次转账300万元）转入被告恒大公司财务主管（即被告杨尊梓）的账户内。此时入股协议尚未签署，被告恒大公司出具收据并注明“借给恒大公司二线投资款”，很显然该标注应按文意理解为投资款，而不能曲解为借款。2017年9月1日《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签署，之后原告胡忠平分两次转账60万元，被告恒大公司鉴于原告胡忠平认购投资500万元尚未全部到位，在收据上继续沿用和以前相类似的标注并无不妥，在其全部投资到位后，被告恒大公司再出具投资证明并不违背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第三条“由于各股东成员实际投资金额与所占股份不成比例及股东成员实际投资款到账时间不等，为平衡各股东利益，决定对股东所投的原始金按实际投资时间和金额计息：月息按一分二计算，结息一次纳入财务成本”的约定，按照文意理解显然规定的是投资和股东权益，而不是民间借贷。至于利息约定的目的是督促股东投资尽快到账、鼓励先到账、约束后到账。在原告胡忠平提出入股时，其他股东认缴股本已经全部到位，根据约定应当是对其他股东已经到账的股金计息，直至原告胡忠平的全部认缴股份到账之日为止。即根据该协议，也不可能给原告胡忠平的投资款股金计息，故根据《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有关利息的约定也不能反推出涉案款项系民间借贷。 四、原告胡忠平冒用“原告蔡婷”的名义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根据被告恒大公司出具的录音证据，原告蔡婷本人并未行使诉权，而是原告胡忠平冒用“原告蔡婷”的名义起诉，本案在立案时立案庭疏于审查，现在在审判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本案涉案转款系原告胡忠平履行其出资义务，并无民间借贷的事实，也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对被告恒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被告杨尊梓辩称，首先，本案案涉款项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合同款；其次，两原告之所以将款项打入被告杨尊梓的账户，是在两原告与被告恒大公司其他股东协商，达成入股意向，尚未签订投资协议的情况下，两原告急于实现投资，所以提前转账，并非两原告所称的，通过个人账户借款给被告恒大公司；再者，即使被告杨尊梓作为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人员，以个人账户代替公司收款，违反法律规定，也仅承担行政管理上的法律责任，而非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因为连带责任属于加重责任，必须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才能适用。 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一、署期为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及会议记录一组，证明1、原告胡忠平按照协议应当在被告恒大公司投资500万元，实际投资360万元；2、涉案资金为投资款，不是借款；二、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一组，证明原告胡忠平以被告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三、录音一组，证明1、原告蔡婷自认两原告向被告恒大公司转款的本意是向被告恒大公司投资；2、原告蔡婷自认原告胡忠平以公证协议的方式将原告胡忠平持有的被告恒大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原告蔡婷；3、原告蔡婷自认并未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被告恒大公司；4、原告蔡婷自认本案诉状上“蔡婷”的签名为他人冒名签署。 就诉争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诉争双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就原告胡忠平、蔡婷在举证期限内所提交的证据，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二，两被告并没有看到该组证据的原件，原告胡忠平称该组证据的原件在原告蔡婷处，目前仍在邮寄中，所以两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蔡婷”并没有主动行使其的诉权，因该组证据为复印件，故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从文件内容上看，记载的是内部股东入股事宜，并不是民间借贷；该组证据恰好能够证明原告胡忠平与被告恒大公司的其他股东达成合议，作为内部股东向被告恒大公司入股的事实；证据四，真实性两被告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两原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显示的是作为被告恒大公司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材料，因原告胡忠平是被告恒大公司的隐名股东，故在该组材料中不会显示其的名字；证据五，两被告不予认可，因为该组证据没有被告恒大公司的签章；对原告胡忠平、蔡婷当庭提交的证据，两被告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没有任何真实性来源的证明，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要求；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两原告的证明目的。就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在举证期限内所提交的证据，原告胡忠平、蔡婷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其中署期为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该协议只能证明原告借款给被告恒大公司的事实，该协议记载了月息一分二，没有记载原告胡忠平需承担被告恒大公司经营风险的事宜，协议载明的500万元，仅仅是借款金额，并不是股东投资金额；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中投入500万元，该500万元是借款，并不是以股东身份出资500万元。在2019年1月13日的聊天记录中，陈道爱在回复中称“利息高一点点也行”，也就是说借款利息高一点，陈道爱也不反对；对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会议记录并没有参加会议人员的签名，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二，对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文字内容两原告没有异议，但是原告胡忠平在该决议中并不是以股东身份签名，而是以董事长助理身份签名的；对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两原告无异议，但请法庭注意：1、原告胡忠平的签名并不是其作为股东身份签名，而是作为董事长助理见证该事实签名的；2、受让方孙政在受让股权之后，并没有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由此孙政也是隐名股东；两被告认为原告胡忠平是被告恒大公司的隐名股东，按理相应股权转让方应当提供原告胡忠平受让股权的转让协议书；对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廉政承诺担保书》，原告胡忠平的签名仅仅是作为董事长助理签署的廉政承诺担保书；证据三，可以现场与原告蔡婷视频通话，而且原告胡忠平也可向法庭提交原告胡忠平与蔡婷就起诉的聊天记录。 经审理查明，胡忠平与蔡婷于2019年9月1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恒大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该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办理了“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即由投资人王权、邹爱华、芮福兵、陈道爱变更登记为陈道爱（出资额为1200万元）、邹爱华（出资额为500万元）、王权（出资额为300万元）。杨尊梓任恒大公司出纳一职。胡忠平原任恒大公司董事长助理一职。 2017年7月19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蔡婷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给恒大公司（二线投资）”；2017年8月29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蔡婷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给恒大公司（二线投资）”。（上述两笔款项均由蔡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 2017年9月1日，王权、陈道爱、邹爱华、芮福兵及胡忠平签订《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一份，该《协议》中载明：“2017年9月1日，恒大公司股东陈道爱、芮福兵、邹爱华、王权、胡忠平在恒大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会议一致同意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经全体股东友好协商，根据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原则，就投资款项事宜，订立以下协议条款：一、公司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各股东成员按所占股份比例分担债权债务，各股东按其所占股份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及亏损。总投资人民币9500万元，折合110股。陈道爱出资金额3600万元，占股40股，出资方式现金；芮福兵出资金额2250万元，占股25股，出资方式现金；邹爱华出资金额2250万元，占股25股，出资方式现金；王权出资金额900万元，占股10股，出资方式现金；胡忠平出资金额500万元，占股10股，出资方式现金。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三、由于各股东成员实际投资金额与所占股份不成比例及股东成员实际投资款到账时间不等，为平衡各股东利益，决定对股东所投的原始股金按实际投资时间和金额计息：月息按一分二计算，结息一次纳入财务成本”。 2017年12月25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1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给恒大公司”（其中的4.5万元，系由蔡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2018年8月14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蔡婷出具《收款凭证》一份，该《凭证》上载明的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品名为“借款”（该笔款项系由蔡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 2018年7月29日，陈道爱、邹爱华、王权及胡忠平签订《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胡忠平在该《决议》尾部，即“股东签字”处署名。2018年11月22日，王权（作为转让方，亦为甲方）与孙政（作为受让方，亦为乙方）就甲方在恒大公司合法持有15%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恒大公司拥有的5%股权，而乙方愿购买甲方的5%的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在该《协议书》尾部的“股东签字”处，陈道爱、邹爱华及胡忠平亦签名并捺印。在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胡忠平在该《担保书》中“股东签字”处签名及捺印，即由其向恒大公司作出廉政承诺。 另，由胡忠平所作的一份恒大公司《会议记录》上，其写有“……从我的股份里面扣……”的字样。 在陈道爱与胡忠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如下内容表述：……胡忠平称：“当时说投500万元，是拿了恒新的担保书，认为钱肯定能拿到，没预料恒新倒闭”……、……陈道爱称：“你是股东有权过问”，胡忠平在2019年3月14日晚18:39回复：“好的”……陈道爱称：“你关注一下，况且你又是股东……”，胡忠平回复：“好的，董事长”……。在恒大公司所开设的“恒大内部股东群”中，胡忠平于2020年元月12日16:07向恒大公司发出《辞职申请》，陈道爱在17:22的回复中称“胡总你是内部股东辞啥职，正月十六来移交”。 在恒大公司2017年11月的《财务报表》“二线往来账款明细表”其他应付款一栏中，有如下记录：胡忠平，期初余额300万元，方向“贷”，期末余额300万元。在恒大公司2018年6月的《财务报表》“一线借入资金明细表”中，有如下记录：胡忠平，金额10万元，利率月1.5%，2017年12月25日借入；在该《报表》的“二线其他应付款”一栏中，有如下记录：二线胡忠平，金额300万元，利率月1.5%，临时借款。在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股东入股明细表”一栏中，有如下记录：胡忠平入股金额360万元；“二线短期借资”一栏中，有如下记录：二线胡忠平，300万元，贷，300万元。“一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有如下记录：借款单位或个人：胡忠平60万元，本金10万元及50万元，月利率1.5%，起息时间：2017年12月25日及2018年8月14日，均备注：入股不计提；“二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有如下记录：二线胡忠平，本金300万元，月利率1.5%，备注：入股不计提。 另，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就恒大公司、杨尊梓所提交的两段录音向蔡婷予以求证，并作出《民事谈话笔录》一份，蔡婷认可上述两段录音中，其均为谈话人一方，其对本案诉讼的提起并不持异议；就涉案款项360万元，蔡婷自述其转款354.5万元，胡忠平转款5.5万元（与胡忠平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一致）；蔡婷自认是胡忠平称将354.5万元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 现胡忠平、蔡婷认为两人向恒大公司所支出的360万元为借款，因恒大公司拒不返还，导致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因恒大公司、杨尊梓对胡忠平、蔡婷诉请所持分歧意见较大，故本案调解无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原告胡忠平的身份证复印件、离婚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及原告蔡婷的身份证复印件**；二、署期为2017年7月19日的收据（100万元）、署期为2017年8月29日的收据（200万元）、署期为2017年12月25日的收据（10万元）、署期为2018年8月14日的收款凭证（5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一组；三、署期为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一份；四、被告恒大公司注册信息（其中含署期为2017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7年10月26日公司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署期为2019年7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一组；五、被告恒大公司的考勤表一份；六、被告恒大公司的财务报表（2017年11月份、2018年6月份、2019年8月份）一组；七、微信聊天记录及会议记录一组；八、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廉政承诺担保书》一组；九、录音一组；十、2020年10月20日的《民事谈话笔录》一份；十一、原告胡忠平、蔡婷和被告恒大公司、杨尊梓向法庭作出的陈述及辩称。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为胡忠平、蔡婷就涉案款项360万元的定性主张理由是否成立。 现胡忠平、蔡婷作为本案的原告，两人主张涉案款项360万元系借款，而恒大公司、杨尊梓作为本案的被告，两被告则辩称涉案款项360万元系胡忠平向恒大公司的投资入股。胡忠平、蔡婷及恒大公司、杨尊梓为彼此的诉请及辩称之成立均提交了相应的证据。 现本院就相应证据所致的证明效力作出如下论述：1、就署期为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该《协议》首先在正文首段中即明确了是由恒大公司股东陈道爱……胡忠平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且会议一致同意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此时，胡忠平的身份为恒大公司股东（到会的恒大公司股东一致认可了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且其参与的是恒大公司的全体股东会议。其次，该《协议》中明确了恒大公司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恒大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即各股东按所占股份比例分担债权债务，各股东按其所占股份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及亏损。由此，该协议条款对包括到会人胡忠平在内的恒大公司股东均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再者，该《协议》中就包括胡忠平在内的参会股东各自作为恒大公司的出资人，各自的出资金额、占股及出资方式均以表格形式化确认；另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恒大公司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即函括胡忠平在内的恒大公司股东对胡忠平在恒大公司的股东身份具有“隐名”性质的特征均予以认可，这亦与该《协议》的全称称谓相对应；最后，该《协议》中，各股东对“股东所投的原始股金按实际投资时间和金额计息，月息按一分二计算，结息一次纳入财务成本”的此一约定条款适用的前提或是原因明确为“由于各股东成员实际投资金额与所占股份不成比例及股东成员实际投资款到账时间不等，为平衡各股东利益”。由此，该《协议》的正文主旨在于约定投资入股事宜，亦对各股东认缴出资额的及时到账赋予一定的褒奖机制鼓励。2、就收款凭证、收据，在署期为2017年7月19日的《收据》（金额为100万元）及2017年8月29日的《收据》（金额为200万元）上，恒大公司在注明“借给”字样的同时，亦标注“二线投资”的字样；在胡忠平、蔡婷所提交的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二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亦有该“借款”“入股不计提”的备注。虽署期为2017年12月25日《收据》（金额10万元）及署期为2018年8月14日《收款凭证》（金额50万元）中载明的是“借款”，但在胡忠平、蔡婷提交的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一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亦有该借款“入股不计提”的备注；另在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股东入股明细表”一栏中，亦有“胡忠平入股金额360万元”的记录；现胡忠平、蔡婷主张上述三份《收据》及一份《收款凭证》中所载明的涉案款项（合计360万元）为借款的诉请理由，因证据本身的含糊表述度及各项证据之间的不一表述力，造成证实款项性质唯一性的缺乏。3、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含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在2020年10月20日的《民事谈话笔录》中，蔡婷亦证实其是受胡忠平的指示，将涉案款项汇入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但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蔡婷汇出的涉案款项系其和胡忠平所主张的系借款。4、恒大公司注册信息，就署期为2017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7年10月26日公司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及署期为2019年7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因在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中，胡忠平对其在恒大公司享有的股东身份予以“隐名”的表现方式，亦以自身作出的相应民事行为（即对恒大公司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此项协议条款的认可）予以确认，故由王权、邹爱华、陈道爱、芮福兵签署署期为2017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由王权、邹爱华、陈道爱签署署期为2019年7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及恒大公司在2017年10月26日办理的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行为并无不妥；5、恒大公司的考勤表，该表中反映出胡忠平原系担任恒大公司董事长助理一职，胡忠平担任董事长助理一职与其既为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于法并不相悖，且在该表中亦反映出同为恒大公司股东的王权，亦担任恒大公司的总经理一职。6、恒大公司的财务报表（2017年11月份、2018年6月份、2019年8月份），因上述三份报表中，对涉案款项的性质定位，均有模糊表示，故使得胡忠平、蔡婷所主张的涉案款项系借款的理由不充足，缺乏款项性质单一性论证的基石。7、微信聊天记录，在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道爱在不同的时间段（含私聊及群聊）中，均表明胡忠平的股东身份，胡忠平亦对此称谓予以应允，故胡忠平以自身的明示行为肯定了其在恒大公司所享有的股东身份；8、会议记录，胡忠平庭审中亦自认一份恒大公司的《会议记录》是由其本人所书写，其在该份《会议记录》中写有“……从我的股份里面扣……”的字样，故胡忠平的此行为亦以表明其享有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9、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胡忠平在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均签名捺印，在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亦签名，这亦是其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之职责所在。10、录音，结合上述证据各自及糅合形成的证据链所表现出的证明效力，就录音中，蔡婷所谈及到的有关涉案款项的所涉内容部分予以确认。 另，胡忠平主张其是以董事长助理的身份在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签名的，但在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胡忠平均是在“股东签字”处予以签名及捺印，在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胡忠平亦是在“股东签字”处签名，且该《决议》的机打字体上，在“股东”处亦机打有胡忠平的姓名。因胡忠平就上述签名身份的诉称主张与其在签署上述文书中落笔处的名称记载不一，故本院对其该项署名身份的诉称主张不予确认。关于其就孙政受让股权方式的诉称主张（即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孙政受让股权，是因王权愿意转让其就恒大公司所享有的部分股权，故双方达成转让协议；而胡忠平的入股是经恒大公司股东协商，是股东协商的结果，并非受让而来。故本院对胡忠平的此项诉称主张不予确认。 综上，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胡忠平、蔡婷作为本案诉请之主张方，就本案诉请之成立，举证并不充足，理由并不充分，故胡忠平、蔡婷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本院对胡忠平、蔡婷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忠平、蔡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4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486元，由原告胡忠平、蔡婷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齐方 人民陪审员  黄小明 人民陪审员  徐 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