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建良，男，汉族，1981年4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034。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四季，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倩雯，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镇华，男，汉族，1986年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016。上诉人叶建良因与被上诉人邓镇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叶建良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邓镇华偿还叶建良借款20000元及利息1923.67元（从2018年7月17日开始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本案一审诉讼费由邓镇华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叶建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48元，由叶建良负担。前述受理费叶建良已预交。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叶建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为判令邓镇华立即归还叶建良借款本金20000元及1923.67元利息（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以上合计21923.6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邓镇华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在认定方面前后表述显然相互矛盾。本案中，邓镇华缺席，也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原审法院另一方面的事实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导致判决错误。第一，案涉200000元借款的事实有邓镇华亲笔出具的《借据》和出具《借据》的现场照片为证，明确邓镇华已收到现金。邓镇华作为成年人，在东莞市公安局做过辅警，显然对于是否收到200000元现金的事实还是能够分辨的。前述借据虽是格式版本，但并非事先打印，是双方达成合意后才打印的，双方之间关于借款的意思表示真实，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第二，叶建良从没主张过有现金交易习惯，所谓现金交易习惯是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断之词，即使双方之间资金往来主要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进行，亦不能据此否认现金交付的必要和事实。第三，双方的银行往来资金和微信转账凭证足以证明叶建良有支付借款的经济能力。叶建良提供的微信转账凭证显示自2018年10月7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共向邓镇华微信转账198600元，充分证明了叶建良有支付借款的经济能力。叶建良未在指定期间提交东莞农商行的对账单是其记忆错误，以为将该对账单与2018年6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一起提交了。叶建良提供的补充证据2018年6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亦佐证叶建良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原审法院统计在此期间邓镇华向叶建良还款的金额为333096.88元，超过了叶建良的借款总额284240元，两者差额为48856.88元，这间接说明邓镇华确实欠叶建良的款项。否则，邓镇华不可能会在2018年7月15日、2018年7月17日、2018年11月1日分别向叶建良出具书面的借据。从叶建良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对账单显示的记录可知，在此期间叶建良共向邓镇华转账支付了434780元款项，邓镇华共向叶建良转账支付了373988元款项，应有差额60792元。从东莞农商行和微信资金往来汇总来看，也是邓镇华欠叶建良11935.12元。而上述资金往来并没有显示有利息支付。显然，2018年7月17日该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均未偿还。借款事实已经过去，除现金借款外，还有银行和微信资金往来。另外，2018年11月微信借款、还款的资金分别为77700元、97508元，而案涉200000元现金借款借据是在2018年11月1日出具。显然，邓镇华确实欠叶建良借款。如果邓镇华不是确实拖欠叶建良的借款，其也是没有必要四处躲债。正是由于邓镇华急需要钱到香港做试管婴儿才需要大量借款。邓镇华和叶建良双方是同事，又是本镇人，在2018年11月1日邓镇华来到叶建良家里要求借款，叶建良在家当场支付200000元现金给邓镇华，邓镇华拿着《借据》拍照存证，案涉借款事实客观存在，亦符合常理。第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理应由邓镇华提供证据来否认上述借款事实。叶建良提供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据》和借款时照片以及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的证据，这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理应依法支持叶建良的诉请。邓镇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出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补充调查：叶建良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其与邓镇华在2018年8月15日起至2018年11月2日止双方通过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资金往来情况储蓄对账单，主张上述期间叶建良转账434780元给邓镇华，而邓镇华则归还373988元给叶建良。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叶建良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叶建良在二审中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的《借据》的款项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叶建良在诉讼中提供了邓镇华于2018年7月17日出据的《借据》，主张邓镇华现金向其借款20000元。虽然邓镇华经法院依法传唤后没有合法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不利的后果应由邓镇华承担。但作为权利人，叶建良对其出借款项的主张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中，叶建良除提供《借据》外，并无提供其于2018年7月17日有交付20000元现金给邓镇华的其他证据。叶建良主张其有租金收入，具有支付20000元现金的能力，对此并无提供证据佐证。另一方面，从叶建良向法院提供其与邓镇华于2018年6月至2018年11日期的微信借款及还款情况来看，叶建良于2018年6月及7月间，共向邓镇华支付27340元，案涉的《借据》亦产生于该段期间，《借据》反映的金额不排除通过微信交付方式而支付。叶建良认为微信支付的款项与本案《借据》反映的款项无关，微信记录没有备注说明，不足以证明《借据》反映的款项与微信款项各为独立，反而从叶建良提供的微信支付证据，证明叶建良与邓镇华之间的借款习惯与其主张的现金交易习惯不符，故本院对叶建良的主张不予采信。再者，叶建良还陈述其于2017年7月15日及2018年11月1日分别现金出借20000元及200000元给邓镇华，而该两笔借款均另处理，且都无提供邓镇华在上述日期出具《借据》的当天交付现金的相关证据。叶建良在诉讼中亦确认其借款大部分是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支付，结合其在二审期间提交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资金往来情况，反映叶建良在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11月12日其转账434780元给邓镇华，而邓镇华在上述期间还款373988元给叶建良，进一步证明叶建良与邓镇华不存在现金交付的习惯。因此，在叶建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存在现金支付的情形下，叶建良在诉讼中提供了其微信或银行支付的情况，该微信或银行支付的款项不必然与《借据》反映的款项无关，本院对叶建良要求邓镇华归还案涉《借据》的本息不予支持。退一步来说，即使认定叶建良于2017年7月17日现金支付了邓镇华20000元，但邓镇华于在2018年通过微信向叶建良归还的款项多于20000元，亦可认定叶建良归还了案涉的借款。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建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48元，由叶建良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黎淑娴审判员  刘冬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梁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