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7民初12587号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塘下涌社区洋涌路74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250743C。法定代表人：刘志坚。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勇，男，系原告员工。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拓野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社区嶂背大道4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4640231P。法定代表人：凌琳。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峰，广东君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黄妙颜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没有交货的5台口罩机合同，退厂返修的4台口罩机予以退货；2、被告向原告返还上述9台口罩机货款351万元，并赔偿195万元自2020年2月18日起、156万元自2020年4月22日起至全部本息清偿完为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3、被告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暂计43568515.6元（暂计算至2020年4月9日）4、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2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口罩机《销售合同》，采购一拖二口罩生产设备15台，单价39万元／台，金额共计585万元，合同约定：2月20日前交货5台并完成安装调试使产品可正常运行，2月23日前交货5台并完成安装调试使产品可正常运行，3月5日前交货5台并完成安装调试使产品可正常运行，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约定为：自卖方交货之日起6个月内对所购设备免费维修保养。原告2月11日支付货款390万元，2月17日支付195万元，共计585万元货款，已全部支付完毕。被告目前只交付了10台设备：2月22日到货2台、2月26日到货2台、2月28日到货2台、2月29日到货1台、3月1日到货3台，剩余5台设备一直没有交货。2020年3月19日，由于设备质量问题太多，4台设备退回被告返厂维修，4月1日，被告仅拉回3台打片机及物料架，其余的耳带焊接机及接驳台并没有拉回，由于无法使用，3台残缺设备放在2号车间闲置。原告将上述问题反馈至被告，被告未予以回复，同时也不再回复任何原告的问题。2020年1月，发生新型冠状病毒，原告响应深圳市政府号召，生产社会急需的口罩、额温枪等防疫物质，并是深圳市政府指定口罩等防疫物质储备单位，但由于被告的延迟交货、不交货及交货的口罩机质量问题，已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及不良社会影响，2020年4月3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原告发出《关于退还口罩的函》：由于口罩带断裂强力等不达标，退回60万只口罩。上述口罩正是拓野公司口罩机生产的产品，按照原告提交的证据5《口罩BOM及成本表》，一个口罩成本为0.592元，利润为0.7354元，60万*0.592=35.52万元，给原告造成35.52万元的损失。2020年3月份，因拓野公司设备延误生产，无法满足客户交期，导致三诺电子有7家客户解除此前签订的口罩买卖合同，造成三诺电子销售收入减少742280元，合计退货数量为314000个，按照每个口罩0.7354元的利润计算，被告的行为已给原告造成利润损失230915.6元。截止到2020年4月9日，被告的设备仅生产了3915353个口罩（2月27日开始统计），加上2月27日前的37000个口罩，共计3952353,而且还是在原告投入了大量人力的情况下生产的，根据被告承诺的标准产能96000片／天，实际产能与标准产能的差额为58447647个口罩，按照每个口罩0.7354元的利润计算，被告的行为已给原告造成生产利润损失42982400元。以上共计43568515.6元。被告答辩称，第一，案涉销售合同是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签订，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国家和省、市政府号召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大局需要。被告的生产技术岗员工因疫情流失严重，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鉴于此，被告同意原告第一、二项诉请中关于解除没有交货的5台口罩机合同和退厂返修的4台口罩机作退货处理，并返还该9台口罩机货款351万元的诉请，但不认同原告主张解除及退货的理由。第二，案涉销售合同约定的15台口罩机，被告已于2020年3月1日前交付10台。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声波等关键配件供应紧张，客观导致一些履行困难，而双方在交付10台口罩机过程中，通过实际履行修正了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这符合疫情期间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政策，原告董事长在双方负责人沟通过程中对此亦予以充分理解和配合。该10台口罩机的交付存在合理延误。至于未交付的5台机器，因原告在3月10日前后要求将该5台口罩机变更为儿童口罩机，考虑到两者的工艺差别及相关配件需要重新下单，并必然导致交货期限受疫情影响等不确定因素，双方未就该未交付的5台口罩机达成共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该5台口罩机不构成违约。第三，原告以市监局退回的60万只口罩系由被告销售的口罩机生产为由，要求被告赔偿其退货损失35.52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暂且不论该60万只口罩是否由被告销售的口罩机所生产，即使系由案涉机器生产，也与被告无关，被告仅需对案涉机器本身产品质量承担卖方责任，机器生产的产品即口罩的质量问题及其他行政、民事责任和商业风险，依法应当由其生产者即原告负责。另外，从原告提供的退货视频来看，退回的口罩存在明显的外观瑕疵，原告仍旧将瑕疵产品外发出厂，显然是原告的产品质量管理存在问题，由此所造成的退货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第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客户解除口罩买卖合同而造成的利润损失230915.6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因不能满足交期而被解除口罩买卖合同的利润损失，属于商业交易中的正常商业风险，与案涉销售合同无法律上直接因果关系，与被告无关，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原告所谓退货合计314000个口罩系依据买卖合同计算得出，并非其实际发生了退货，原告也未就该7份买卖合同进行生产准备并生产出314000个口罩，原告并未就此实际支出或损失。第五，原告以所谓口罩机达不到承诺的标准产能96000片∕天为由，要求被告赔偿其生产利润损失429824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案涉口罩机不存在质量问题，同批次同规格的口罩机经国家机械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合格，同时原告在收货后也未曾对设备质量问题提出过异议，原告所述的口罩机产能问题不是设备本身存在质量问题，而是安装调试问题，被告没有违约不存在赔偿其生产利润损失问题。（2）原告所主张的生产利润根本不存在，因为其并未实际投入生产成本、工人工资、管理费用等资金进行实质生产，且其他影响生产利润的市场供需关系、购买方履约能力等各种市场因素均是未知状况下，完全是一种理想状态下凭空计算的结果，没有利润更谈不上由此产生的损失。（3）被告作为口罩机的供货商并未向原告承诺什么“标准产能”，案涉销售合同也未就案涉口罩机必须达到标准产能及如未达到相应产能如何处理进行相应的约定。另外，口罩机作为生产设备，只是口罩产能的影响因素之一，设备安装调试、生产环境、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口罩机配件及耗材、生产原料及辅料等都对产能存在相应的影响。（4）案涉口罩机根据合同第10条约定由原告自行负责安装调试，为此，机器产能不稳定或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依法应由原告承担相应后果，被告无须为此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双方签订和履行合同时，正处于广东疫情一级响应期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因受疫情不可抗力的影响，就涉案买卖合同的交付履行问题，应具体考虑疫情影响的情况，就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因疫情原因导致交付货物迟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2月6日签订一份《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15台一次性口罩生产设备一拖二，每套单价39万元，合计585万元；卖方提供的设备符合设备使用说明书所规定的技术规格，技术资料为操作使用说明书1套∕台；卖方收到设备全款585万元后，于2月20日前交付5台、2月23日前交付5台、3月5日前交付5台，设备均由卖方运至买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并完成安装调试使产品可正常运行后通过买方验收，验收标准为设备到货后确认产品型号和数量符合合同要求，设备动作正常，即视为最终验收合格；安装调试由买方负责；质量保证期自卖方交货之日起6个月，卖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免费向买方提供合同设备的售后服务；卖方提供合同设备的终身维护，在质量保证期外维护时酌情收取服务费及材料费；本合同卖方联系人为张海兵，买方联系人为邓磊。另，原告确认上述设备系其采购的第一批口罩生产设备。2020年2月12日，在“三诺-拓野对接沟通群”微信群中，原告员工问“口罩线速度多少”，被告方人员凌斌回复“80-120片∕分钟”。次日，被告联系人张海兵在群里发出一张图片，其上载明了“拓野机器人”全自动一拖二平面口罩机生产线的设备简介和技术参数，其中“产能”一栏注明为80-110PCS。2020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了货款390万元，后于17日又支付了195万元。被告共向原告交付了10台设备，其中2020年2月22日交付2台，2月26日交付2台，2月28日交付2台，2月29日交付1台，3月1日交付3台。2020年3月13日，原告部门经理邓磊通过微信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凌琳发消息，称“我们15台的合同，您这边已经完成了10台交付，后面有5台机器，按前两天跟您讲的，帮忙做成5台儿童口罩机尽快交给我们吧”，凌琳回复称“我把你们这些交完后面的合同我不跟你们签了”。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20年3月11日起，原告与被告在“拓野口罩设备交付与调试”微信群中就设备出现的问题多次沟通。原告反映机器出现压花滚轮损坏及超声波不稳定、过热或无超声波等问题，而现场却没有被告工作人员。被告同意更换压花滚轮，但称超声波的问题需要时间解决。3月15日，原告反映只有一台机器正常运转，要求被告派人调试机器至达标量产，保证正常运转两天后再由原告接手。被告回复称“我们马上出来的200套也是很稳，前面太急我们承认”，并同意“设备我慢慢跟您换”。3月16日，原告又在微信群里反馈机器停机情况，要求被告抓紧解决问题以赶产量。被告法定代表人凌琳同意次日带队到原告处开会。原告称双方人员于3月18日会面商议，但未达成一致。3月19日，原告将其中的4台口罩机送到被告处维修。4月1日，被告将其中的3台打片机及物料架送回给原告。4月5日，原告称返回的3台设备经过ME工程师调试后仍无法正常运转，而被告无人到场调试。4月9日起，原告继续在微信群里反映设备停机、异常、产能不达标等信息，并称被告供应的机器截至4月9日仅生产了3915353片口罩。2020年4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就此前交付的6台设备存在的质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返修的4台设备作退货处理，未交付的5台予以解除，原告须退回9台设备款共351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次日，被告签收该函件。另查明，广东省于2020年1月23日决定启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2月22日，原告作为乙方与甲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物资保障组办公室）（以下或简称市监局）签订《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订购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一性医用口罩5000万只，甲方负责协调第三方向乙方供应50吨熔喷布及配套的上下层无纺布，具体由乙方与第三方签订买卖合同；从2020年3月1日起，乙方每天向甲方交付不少于40万只口罩，自3月10日开始，每天交付不少于50万只口罩，直至交付完毕；如熔喷布交付延迟，乙方交付口罩时间相应顺延；口罩价格为1.5元∕只，必须符合相关标准（YY∕T0969-2013）；本合同所涉及口罩在保质期内，产品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协调解决。2020年3月25日，原告向市监局出具《未能按合同及时供应口罩的情况说明》，称按约定截至3月25日应交付1100万只口罩，实际已交付110万只，履约推进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口罩生产设备供应商未按时足量供应设备，且所供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无法正常运行，每日总计产量只能达到5-8万片，即每台日产量仅1万片左右，致使口罩产量缺口总计超过2500万片；原告已于3月初向多家设备厂商要约补充生产设备近80台，已有30多台到场调试投产使用；上述设备将于3月底悉数到场，到时日产口罩预计超过200万片，4月份日产将超过300万片，足以支撑交付市监局口罩的要求。2020年4月2日，市监局向原告发出《关于催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尽快履行合同的函》，称原告截至3月25日仅交付110万只口罩，且3月12日交付的60万只口罩经检测不符合标准需退回，原告须自即日起每日保证交付合同约定的50万只检测合格的口罩，并在4月30日前补足自3月1日起欠交的货物。2020年4月3日，市监局向原告发出《关于退换口罩的函》，称原告3月12日交付的口罩产品经检测有两项指标（口罩带断裂强力，通气阻力）不符合要求，抽检基数为60万只。2020年5月13日，原告与市监局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因订购合同签订时客观情况（疫情）发生变化，根据原告交货情况，双方协商同意订购合同采购数量由5000万减少为3000万，其中1000万只为一次性使用儿童口罩，因口罩采购量减少造成的库存及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于2020年3月上旬分别与7家客户签订了口罩订购合同，订购数量共计314000片，每片采购价格为2.2元或2.486元。后因交期不能满足客户需要，7份订购合同均予解除，原告向客户退回货款共计742280元。2020年3月11日，原告与唯品会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约定原告在4月19日前每周交付口罩280万片，之后每周交付350万片，4月30日交付完毕。4月30日，原告与唯品会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因紧急疫情已过，而截至当日原告仅交付290万片，无法完成合同需求，双方友好协商解除订购合同，唯品会公司已付货款2290万元，扣除290万元片口罩对应的货款580万元后，原告退还货款1710万元，不再交付尚未交付的1710万片口罩。还查明，被告提交了两则有关原告生产经理接受媒体采访介绍生产情况的新闻，以证明案涉口罩机所谓产能问题并未对原告整体口罩供应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其中，在深圳卫视2020年3月5日一则新闻报道中，原告生产经理向记者介绍称，原告已投产10条产线，每天产能在60万片左右，调试稳定后产能达80万片，另外20条线调试稳定后，日产能可达300万片。在2020年3月6日《深圳特区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原告生产经理告诉记者，原告每条生产线1秒钟生产1片口罩，至3月1日10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共有200名技术人员和工人24小时连轴转，10天内还将有30条生产线陆续投产，40条生产投产后，日产一次性医用口罩可达300万片，医用N95口罩10万只。原告则称上述两则新闻报道只是配合政府宣传需要，政府当时有派人在原告工厂驻点，监管口罩流向，而从原告截至2020年3月25日仅向市监局交付110万片口罩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当时的10条生产线根本不能达到每天60万片的产能，否则原告不可能迟延交付政府订单，因此认为上述新闻介绍的内容并非真实情况。另据被告提供的其他采购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同期供应的同型号设备在正常运转情况下产能可达80片∕分钟。再查明，根据原告2020年4月9日前采购原材料的付款凭证和部分发票，原告采购的熔喷布每千克价格为43.27元至221.24元不等，25g无纺布每千克价格为12.21元，30g无纺布每千克价格为13.1元，其他规格的无纺布每千克价格为13元至25.21元不等，鼻梁条每千克价格为28.32元，耳带每千克价格为92.92元或106.19元。原告制作了一份《口罩BOM及成本表》，列明25g熔喷布单价221.24元∕千克、25g无纺布单价12.21元∕千克、30g无纺布单价13.1元∕千克，鼻梁条单价28.32元∕千克、耳带单价92.92元∕千克。表中还列明了每片口罩的用料量、每公斤材料产出量等数据，计算出每片口罩的原材料成本为0.2632元（其中，中层熔喷布0.2011元、外层PP无纺布0.0119元、内层PP无纺布0.0136元、鼻梁条0.0056元、耳带0.0310元）。在原告制作的《口罩成本及利润分析》中，原告以每片口罩包装材料0.02元、损耗（10%）0.028元，加上上述原材料成本，计算出每片口罩的材料成本为0.312元；加上加工费及其他费用分摊0.28元，计算出每片口罩的成本为0.592元；原告按政府不含税采购价1.3274元∕片计算，得出口罩利润为0.7354元∕片。原告提交了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4月9日的生产日报表及口罩入库单，其上载明被告供应的10台设备在上述期间的每日生产数量，共计3915353片。原告称2020年2月27日前已生产了37000片。原告以80片∕分钟的产能，每机每天运行20小时，按设备应到货日期起算的设备运行天数，计算得出其购置的15台设备截至2020年4月9日的应有总产量为62400000片，减去上述实际产量3952353片，从而计算出产能缺口为58447647片，据此主张其生产利润损失为42982400元（0.7354元∕片×58447647片）。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计算依据均不认可，但未提供其认可的计算标准。另查，被告员工张海兵曾于2020年3月22日发微信“朋友圈”，称“口罩有货大量接单；CE认证，非诚勿扰”；被告方人员凌斌也曾在2020年4月3日发微信“朋友圈”，称“由拓野生产的口罩第一批货准时抵达西班牙，在场接货的所有马德里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市场都热泪盈眶”。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恪守约定，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仅向原告交付了10台设备，余下5台未按约定期限交付且一直未交付，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原告依法可以解除合同。原告以《律师函》通知被告解除合同，被告已于2020年4月16日签收，故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已于2020年4月16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未交付的5台设备对应的货款195万元和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原告将4台设备送至被告维修后，被告仅送还部分组件，致使原告无法继续运行该4台设备投入生产，原告要求将该4台设备作退货处理，并要求被告退还156万元货款和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合法有理，亦应予以支持。被告称原告要求将余下5台设备变更为儿童口罩机，据此主张其并非不履行交货义务。但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曾就此磋商，且被告法定代表人说“把你们这些交完，后面的合同我不跟你们签了”，表明被告并未同意变更为儿童口罩机，而是要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已就合同变更达成合意，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还主张被告赔偿其生产利润损失（包括因被告未交付、迟延交付和已交付的设备故障频发导致产能不足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原告因客户退货和取消订单而造成的损失），并提出了损失计算依据，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此为本案争议焦点，以下分别作出分析、认定：一、关于设备交付的问题。《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被告分批向原告交付15台设备，其中，2020年2月20日前交付5台、2月23日前交付5台、3月5日前交付5台。被告的实际交付情况为：2020年2月22日交付2台、2月26日交付2台、2月28日交付2台、2月29日交付1台、3月1日交付3台；3月19日，原告将4台设备送回被告处维修。可见，被告确实存在迟延交付，且尚有5台设备未予交付。被告因不交付和迟延交付已属违约，从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双方通过后来的实际履行修正了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但并未就此举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设备安装调试的问题。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设备交付后需进行安装调试，经调试可正常运行后通过验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交付的设备均未完成安装调试。设备因未完成调试而不能投产进而造成损失的，应先厘清安装调试责任主体，进而确定责任如何承担。案涉《销售合同》中既约定由卖方（被告）完成安装调试，又约定由买方（原告）负责安装调试，双方因此各执一词，认为对方才是安装调试的责任主体，但均未就合同冲突的内容作出合理解释。合同条款前后矛盾的，应视为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约定不明确且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就本案而言，认定由被告负责安装调试更符合常理，理由如下：首先，被告系设备的研发者和生产方，掌握设备的技术参数和操作规范，双方实际亦约定被告需向原告提供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可见原告并不具备自行安装调试的技术条件；其次，由设备供应方负责安装调试也是机器设备买卖交易中的行业惯例；再者，在微信沟通过程中，原告曾数次向被告提出尽快派人调试的要求，被告显然处于掌控安装调试的主导地位；此外，合同约定了安装调试完毕后由原告验收，假若由原告自行安装调试，则无再作验收的必要。据此，被告应为安装调试的责任主体。根据原告提交的“拓野口罩设备交付与调试”微信群中原告与被告的聊天记录，原告在收到案涉口罩机后不断反映口罩机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被告的回复未做否定表示，且提出解决问题及更换的主张，并同意4台口罩机返厂维修，再结合原告向市监局3月发函中提及未能按合同约定供应口罩的原因，应认定涉案口罩机未能调试到应有技术状态。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所供应的口罩机的安装调试，致使设备未能正常投产，从而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计算依据和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生产利润损失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预期利益损失。合法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赔偿主张应当得到支持，但同时应考量本案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企业复工复产受到的制约，当事人对市场供求变化、经营管理经验、商业风险等不确定因素的合理预见程度，以及当事人履约受阻的客观因素、违约程度、减损情况等，综合作出认定。据此，对原告提出的损失范围和计算依据评定如下：（一）产能标准。合同签订后，被告工作人员在微信中就产能标准作出的回复和提供的图片，不能视为双方就设备产能进行了补充约定。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产能标准，原告主张以80片∕分钟作为产能标准计算损失，缺乏合同依据。据原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的介绍（10条生产线调试稳定后每天产能达80万片，每条生产线1秒钟生产1片口罩），可以得知原告实际认可调试稳定后的设备产能可达60片∕分钟。相较于被告微信回复的产能标准，以及同期同型号设备的其他购买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产能标准，60片∕分钟的产能标准亦未超出被告在订立合同时的可预见范围。因此，本院酌定案涉设备的应有产能为60片∕分钟，按原告主张的每天运行20小时计，每台设备的应有产能为72000片∕天。（二）关于口罩的利润。原告提供了购买原材料的付款凭证和部分发票，以证明当时的原材料价格，并列表说明了每片口罩的用料量、成本等数据。该表格虽系原告单方制作，但材料价格、用料量等均有据可循，损耗、包装材料和加工费及期间费用分摊等其他成本数据亦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的口罩成本。原告以政府采购不含税价格作为口罩单价，据此计算出口罩利润为0.7354元∕片。被告虽然对原告列出的成本和利润提出异议，但并未就此提供其认为合理的计算标准。而且，从被告员工的微信内容可知，被告当时也有从事口罩生产，应当掌握同时期口罩成本、利润等生产数据，完全可以举证以证明原告数据的不合理之处。此外，2020年2月至3月，正处于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之时，防疫物资紧俏，口罩供不应求且售价一路上扬，原告取消的7家客户订单所约定的采购价格均在2.2元∕片以上，原告在本案中以相对低价的政府采购价来主张权利，并非一味地追高逐利，其主张的利润亦合乎情理。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口罩利润标准合理，应当采信。（三）关于生产利润损失的计算。原告主张以其订购的15台设备的应生产数量减去实际生产数量，计算出产能缺口，再以产能缺口数量乘以每片口罩利润，进而计算出产能不足造成的利润损失；其计算公式为：每台设备应生产数量=应运行天数×日应有产量，应运行天数为自约定的交货日暂计至2020年4月9日。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计算公式合理，可予采纳，但对其应运行天数的起止日期以及实际生产数量作如下认定：1、关于起算日期。原告主张按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作为设备应投产日期，却没有考虑到设备从安装调试到正式投产所必需的时间。双方并未约定安装调试期间，根据当时企业复工复产受限、技术人员不足等客观情况，以及当时新冠疫情防控对口罩需求的急迫性，本院酌定安装调试期间为2天，设备投产日期为约定交付日期再加2天，即，第一批5台设备应自2020年2月23日起投产、第二批5台设备应自2020年2月26日投产、第三批5台设备应自2020年3月8日投产。2、关于损失计算的截止日期。根据原告向媒体介绍的情况和向市监局出具的报告，可知原告另行采购的一批设备已于2020年3月中旬陆续投产，可以弥补之前的产能不足，故此，本院酌定产能缺口造成的损失计算至2020年3月15日。3、关于实际产量。根据原告提供的生产日报表，截至2020年3月24日，被告所供应的设备的实际生产出2355608片口罩。原告提供的口罩入库单所记载的数据与生产日报表数据基本对应，能相互印证。而在政府派人驻点跟进口罩生产流向的情况下，原告在2020年3月25日前仅向市监局交付了110万片口罩，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原告当时的实际产能严重不足。综上，原告的生产日报数据相对客观可信，被告虽不予认可但并未就此提供反证，本院采信原告的生产日报数据。根据生产日报表，截至2020年3月15日，被告所供应的设备的实际产量为1965872片。根据上述产能标准、利润和时间节点，可以计算得出第一批5台设备的应有产量为7920000片（72000片∕天×22天×5），第二批5台设备的应有产量为6840000片（72000片∕天×19天×5），第三批5台设备的应有产量为2880000片（72000片∕天×8天×5）。由此得出，应有产量合计17640000片，产能缺口为15674128片（17640000-1965872），因产能缺口而造成的利润损失应为11526753.7元（15674128片×0.7354元∕片）。2020年2月至3月，正是口罩供不应求的时期，且原告拥有5000万片的政府口罩订单，还有其他客户订单，上述应有产量如若付诸现实，原告应当能在短期内悉数售出，并不存在订单不足、销路不畅等不利影响，因此，上述产能缺口造成的利润损失可以全部认定为原告的生产利润损失，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生产利润损失11526753.7元。对原告主张的生产利润损失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冠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原、被告作为防疫物资的生产单位，更应从防疫抗疫、维护公共利益的大局出发，积极、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保障防疫物资（尤其是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的政府订单）有序供应，肩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因此，从公共利益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亦应对被告迟延交付、所供设备产能不足等违约行为作出否定评价。（四）关于客户退货或取消订单造成的损失。市监局出具的《关于退换口罩的函》载明，原告供应的口罩经检测有两项指标（口罩带断裂强力，通气阻力）不符合要求，抽检基数为60万只。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60万片退货口罩的成本损失。但该函件并未指出两项指标不符合要求系生产设备质量问题所导致，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该函件无法认定口罩质量问题与被告供应的口罩机存在关联。而且，原告作为口罩生产者，应对其产品质量负责，即便被告供应的设备生产出瑕疵产品，原告亦应履行质量控制责任，在出厂前完成口罩产品的质检工作，剔除不良品。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60万片退货口罩的成本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取消订单系因当时产能不足而作出的经营安排，取消订单造成的利润损失实际已包含在上述生产利润损失当中，不应重复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已于2020年4月16日解除；二、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退还未交付的5台口罩机对应的货款19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9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2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退厂返修的4台口罩机作退货处理，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退回该4台口罩机对应的货款156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56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4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赔偿生产利润损失11526753.7元；五、驳回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719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82193元，由原告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92061元，被告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01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妙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凤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