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03民初2475号原告：王华，女，198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术强，威海文登大水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丛嘉浩，男，198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威海市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沣，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昌娥，女，1964年5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环翠区。原告王华与被告丛嘉浩、第三人刘昌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第一次庭审，原告王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术强，被告丛嘉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第一次庭审后，本院依原告申请追加刘昌娥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第二、三次庭审，原告王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术强，被告丛嘉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沣，第三人刘昌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开庭审理前，本院依原告申请对被告的财产进行了保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偿还原告王华借款人民币70341元，并支付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如下：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称其手头资金周转紧张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7年8月18日、9月3日通过银行分别转账给被告钱款70000元、21000元，被告于2017年9月3日向原告还款4300元，同年9月22日还款16459元，余下70341元款项至今拒不支付。本案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5841元及利息。被告丛嘉浩辩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从未向原告借过款项，被告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诉状中所称的转款及还款并不是建立在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上，原告对被告的转款并不是对被告的出借款，而是原告向理财平台投资，由被告帮忙代收其投资款再代付给理财平台，被告向原告的转款不是所谓的还款，而是被告帮忙将原告在理财平台上的分红等收益代为支付给原告。第三人刘昌娥意见同被告，另述称，第三人系被告方的证人，而不是第三人，其已就所了解的相关事实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但其后被列为第三人，在程序和实体上是不恰当的，原告王华将刘昌娥列为第三人要求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也是没有根据的。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三人与被告系母子关系，2017年8月18日、9月3日原告通过银行分别向被告转账70000元、21000元，2017年9月3日、9月22日、2018年2月14日，被告通过银行分别向原告转款4200元、16459元、4500元。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列明如下：一、对事件经过，原告做如下陈述：原告与吕某在2011年左右出去旅游，在旅游过程中遇见了被告及其母亲，双方成为朋友，关系很好，一直互有往来，吕某还认了被告母亲做干妈，吕某坐月子当天被告和其母亲到文登来看望吕某，当日被告向原告推荐了理财项目，原告不同意投资，被告称将钱借给被告向原告支付高额利息，原告才同意并将基金的款项提取转给了被告，原告从未委托过被告进行理财投资项目，但是至今利息也没有向原告支付，案外人吕某和原告一起借给了被告70000元钱，后来原告又借给了被告21000元。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申请证人吕某出庭作证，吕某陈述：我和原告是朋友关系，2009年左右我俩一起出去旅游，认识了被告和第三人，回来后经常来往，关系都不错，我就认了第三人和她丈夫为干爹、干妈，2017年8月份被告和第三人到文登看我，把原告也叫过来了，吃饭过程中第三人主动提出她在一家公司任职，有个理财产品不错，想动员原告和我投资理财，当时说了好长时间，我和原告表示理财产品太复杂，我们俩也不懂，所以不想投，最后第三人就说我们俩的钱算借给她，然后她从回报中给我们分一部分，我和原告商量觉得还行就当天去银行分别转了7万元钱给被告的账户，当时第三人说产品有1000美元，10000美元，所以就转了7万元，转完钱之后一个月左右被告就给我通过微信红包，给我转了2次钱，一次700元，另一次400元，也不知道是转的什么钱，应该就是当时第三人承诺的高额回报。再后来我因为家里有事，我就找被告要求还钱，我想把钱某要回来，被告告诉我说钱到我账上了，我一查是63000元，然后我问被告，被告说剩下的钱过后还，为什么是63000元我也不清楚。有一年过年前，原告到我家说她爸不大好，想找第三人要钱，我说要吧，原告说之前打过电话，第三人说现在公司不好，钱拿不出来，我们俩就商量到威海去找第三人当面谈，然后我们俩就去了，第三人不在家，我们俩回来了，之后我听原告说她又去找过第三人，但是没有要到钱，之后再就没怎么提过这件事，前段时间我听说原告在起诉。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并无异议；被告提出异议称证人证言不属实，实际上是原告及吕某均为理财平台的独立投资人，本金收益风险责任等均为其与理财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及第三人无关，证人没有出具任何借款借据，也没有任何借款协议确认借贷事实，不足以证明其所称的借贷关系，并且有悖常理。证人认识原告王华在先，其二人为好朋友，且均在案涉理财平台上投资，在这一点上双方具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排除其有歪曲事实做虚假有利于原告王华陈述的怀疑，虽然其称通过旅游团认识了被告及第三人，还称第三人为干妈，系其单方自认为的，事实是为了套近乎，现在钱投到了平台，作为投资人急于返现回本，所谓的干妈与干闺女她自认为的说法也早就不存在了，在这一点上证人立场与被告及第三人是对立的，因被告及第三人向原告和证人介绍了涉案投资平台，其又进行了投资，故从利益的角度上不能排除其歪曲事实故意做不利于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事实上证人对投资的相关事宜，包括提供姓名、住址、邮箱等信息进行平台会员注册以及后续的部分相关事实是知晓的，其所称的63000元不是因借贷归还本金，而是其共投了7万元，其声称有事急用钱要求保留一小部分（1000美金），将大部分（9000美金）卖出去变现，事实上其也拿到了经转卖之后变现的63000元，尚余7000元人民币仍在OICC升级为CTD平台中，作为独立投资的会员，有电子钱包，有系统的核算。且证人和被告谈过恋爱，证人为了拉近和被告的关系，所以就认了第三人做干妈，后来没有谈成，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第三人提出异议称证人所述很多不属实，当时在证人家中，证人问第三人现在在干什么，第三人说有个小公司进行理财，她俩也动心了，第三人告知证人和原告说你们自己看着办，高额回报肯定有风险，她俩商量决定各投1万美元，后来吕某给第三人打电话说钱是她背着丈夫投的。如果丈夫知道了不好，问第三人能不能卖了，同时说她还不甘心，怕卖了吃亏，想留1000美金，所以就只给她卖了9000美金。第三人知道证人和被告谈恋爱，表态不同意，因为吕某比被告大好几岁，吕某说做不成一家人没关系，可以认干妈，所以就认了。被告同时提交其和证人的聊天记录一页，内容为证人告知被告其姓名、身份证号、住址、邮箱、电话号码等相关信息，2018年2月19日被告向证人发送转账记录截图两份，证人回某你给我都卖了吧”。为核实情况，本院再次传吕某出庭作证，吕某否认其与被告谈过恋爱，认可被告提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称当时是被告向证人索要上述信息，其就发给了被告，是完善相关信息用的，后来被告发的两张截图其都没有印象，因为被告告诉过证人钱某在理财平台上，所以应该是证人要钱的时候告诉被告让他把平台的钱某卖了，然后把钱还给证人，吕某同时陈述邮箱是被告帮其注册的，应该是要完善信息，所以才要注册邮箱，因为其不懂网络，所以被告帮证人注册，注册完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被告向其索要，其才通过微信发给被告，邮箱密码都是被告设置的，其不知道也没登录过，也没有使用。经质证，被告称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邮箱账户应该用了10年之久，是证人自己注册的，与被告无关。第三人提出异议称既然是借钱就不用去讲产品，何苦还要花2个小时讲产品，假如是借钱，也不用设立单独的账号，直接用第三人的账户就行了。二、被告对事件经过做如下陈述：2017年8月18日我和我母亲到文登看望吕某，当天原告和我母亲聊天得知我母亲投资理财平台，就非常急切的也想投资，我母亲就让我代收了原告和吕某的钱，当天晚上，我母亲把平台指定的收款账户告诉我，因为和我另一张卡是同一个银行，我就从另一张卡上将原告和吕某的钱转到了指定的收款账户，9月3日原告告诉我她母亲杨淑荣也想投资，投21000元，我说我只是代收，原告就把钱转给了我，这21000元我也只是帮忙代收代理，原告将这21000元转给我了之后，我母亲当天在烟台开了户，用的是我母亲自己的钱，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过了一段时间我用现金方式将这21000元给了我母亲。被告为证实其抗辩，于第一次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笔记本中的一页记录，证明在2017年被告将2017年9月22日代付给原告16459元的平台收益款所包括的原告为14058元，其母杨淑荣为2401元予以记录；2、刘昌娥与魏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内容为第三人将其与原告的聊天记录发送给魏某，记录中原告称“我不为难你大姨，我们俩就直接去找他们，这样才能直接解决根本问题，那个姓李的明天什么时候回来，明天我带我爸去找你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吧”，证实在第三人与魏某的聊天中体现出原告对自己为投资人的身份非常清楚，并就其投资和相关收益进行了相关询问。被告同时申请证人刘昌娥、魏某出庭作证，刘昌娥陈述：我和原告通过旅游认识，2017年8月18日我和被告到文登办事，办完事和原告一起聚一聚，聊天过程中原告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我退休了没干什么，只是经过朋友魏某的介绍投资了一个理财项目，原告很感兴趣就问我具体情况，我说是OICC收益也还比较可观，一共分三档，1000美元、3000美元和10000美元，原告就说她想投10000美元，也就是70000元人民币，我告诉原告理财有收益也有风险，原告坚持要投，我就给魏某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告诉她原告想投资理财，魏某说这两天平台特别忙，忙不过来让我先收着原告的钱，回头她再给我账户，我再转到账户内，因为当天原告不会手机操作转账，我也不会，我就让原告把钱转到被告的账户上，让被告帮忙代收，回威海后魏某给了我一个账户，应该是公司财务的，我就让被告把钱转到这个账户中。当天吕某也在现场，她也投了10000美元，和原告的钱一起转给了被告，后来吕某说家里有事，就把其中9000美元转给了我，她自己留了1000美元。后来9月初，原告打电话给我，说她妈也想投3000美元，我就给魏某打电话，魏某说对冲收益比较高，她第二天会在烟台，我就去烟台找了魏某，因为对冲基本都是现金，我向魏某交付了21000元现金，是我从家里拿的现金到烟台交的钱，我和我儿子都是一家人也不分彼此，他也没有单独给我这笔钱。当天魏某给了我4200元钱，说是王华的收益，当天我回威海还是通过被告将这4200元转给了原告，后来9月下旬，公司又发了一次收益，我记得王华是14000元左右，是根据账户中的VAK币算出来的，当时公司给了我现金20000多元，我通过被告账户转给了原告，之后公司一直没有分配收益，我也一直打电话询问魏某，2018年春节，我跟魏某说过年了无论如何都要发点收益，魏某跟公司申请，后来给了我20000元钱，这20000元因为魏某在东营，是转账给我的。因为我自己也有投资，威海还有其他投资人，魏某让我帮忙转给他们，我就按照投资比例的大小把这20000元分给了投资人，以后公司再没进行过分配，我们一直打电话找公司，去年原告找我说她父亲的事，我就把我和原告的微信聊天截图发给了魏某，魏某向公司领导汇报了原告的情况，但是也没有答复，原告还在微信聊天之中问我公司的李总（李芳毅）什么时间回来，说是要上烟台去找李总，我们这些投资人本金基本都亏了，但是也没报警，我们一直在找公司要钱。现在我一直和魏某联系，公司其他人联系不上。魏某陈述：2017年8月1日全球永续协会正式开始OICC项目，我当时到河北去考察过，河北有他们的农业基地，我觉得项目不错就投资了，当时投资分好几个档次，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每天都有收益发放，是以VAK币虚拟货币的形式发放到投资人的账户中，原告和被告母亲算是我发展的投资人，她俩如果也发展新的投资人也有一次性的推荐奖，所有的奖励都是以VAK币形式发放。2017年刘昌娥把王华的资料（身份证、手机号）给了我，我就在后台帮王华进行了注册，然后我把公司财务的账号告诉了刘昌娥，刘昌娥怎么转的钱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转了7万元钱，因为我收到转账信息才能进行注册，9月初刘昌娥告诉我王华的母亲也要投资，我就让她到烟台进行对冲，刘昌娥给了我21000元现金，我把王华对冲的收益4000多元给了刘昌娥，9月下旬我又给了刘昌娥20000多元的对冲收益，里面有王华的收益，但是多少我记不清了，2018年2月14日大年三十，我按刘昌娥给的账号又向刘昌娥转了20000元钱的对冲收益，2019年刘昌娥找我说王华父亲出事了，急着要钱，我就把情况汇报给公司，但是没有任何答复，公司现在都没人了，谁也联系不上，网站也登不上了。经质证，原告提出异议称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是被告2017年所记载的，该内容是被告自己进行记录，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不认可该证据；刘昌娥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与被告所述基本相同，可以推定其与被告在庭前进行串通，且其所述第二笔款项21000元被告没有向其支付，与被告所述相矛盾；证人魏某与原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对二证人所述并无异议。本案第三次庭审，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被告将原告及吕某的投资款共计14万元于2017年8月18日转给理财平台工作人员的账户；2、被告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内容为原告向被告提供原告母亲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电话、邮箱等信息，同时还有原告向被告发送OCF用户注册的页面截图，证实原告母亲杨淑荣通过原告与被告就投资相关事项进行确认，王华就其投资事项进行用户注册操作，并将注册页面发给被告，其独立注册并独立操作至今；3、被告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2页，内容为原告将其父亲住院的相关材料发给被告，并称其父亲病重住院，希望得到理财平台的帮助，被告和第三人进行沟通，可以证实原告作为平台的投资人和会员向平台申请帮助；4、医院门诊病历手册复印件及原告父亲出院记录复印件3页，证实原告提供了其父亲患病的相关材料；5、被告与吕某的微信聊天截图3页，其中吕某陈述原告向其询问有没有和被告联系，吕某告知原告没联系，原告说她的钱还没回来，吕某说我的也没回来，拟证实吕某试图向被告表示其对原告说了谎，故吕某的证言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效力，其证言无效；6、魏某与理财平台的区域负责人李芳毅的微信聊天记录5页，证实魏某作为平台的直接负责承办人员与李芳毅就涉案平台的运营相关事宜进行沟通。经质证，原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向谁转款与原告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是被告与第三人先给原告讲明其向原告借款用于投资，需要一部分信息，原告是应被告与第三人的要求提供的，与借款无关；证据3与原告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原告向被告索要借款用于父亲治疗，并将病历给了被告，用于证实父亲的病情；证据5、6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原告将91000元转给被告，被告后向原告支付25159元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两点：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对该争议焦点，应从以下几点予以认定：1、原告与证人吕某均陈述第三人要求其二人投资理财，但二人并未同意，后第三人表示款项算第三人的借款，并保证向其支付分红，原告与证人才将款项支付给第三人指定的账户，原告与证人的陈述内容一致，可以互相佐证，被告虽提出异议称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但证人予以否认，本院对被告该异议不予采信，吕某的陈述可以佐证原告的主张，原告已经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2、被告辩称原告系理财平台的客户，其系独立操作理财平台，并提供了与原告的相关聊天记录予以证实，从该聊天记录来看，本院认为可以证实原告对涉案款项用于理财是知情的，但原告知情并不等于原告委托被告将款项用于投资理财，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委托被告的事实存在，上述证据亦不能证实该款项系由原告进行操作，被告辩称系由原告独立注册并独立操作，假如被告所述属实，则原告并不需要将相关信息提供给被告，其自行操作填写即可而不需将详细信息告知被告，故不能排除原告告知被告相关信息后由被告进行注册的可能；3、原告及吕某的款项均系打入被告的账户，而非直接打入理财平台的账户，被告辩称的理财平台的收益也均系由案外人支付给第三人或被告，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且被告提交的其与吕某的聊天记录中吕某明确陈述“你给我卖了吧”，与被告辩称其对投资人的投资款无权进行操作显然相互矛盾，可以认定被告对涉案款项是有管理及操作权限的；4、被告提交的聊天记录中，原告虽然称要去找理财平台的负责人，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对涉案款项系用于投资理财平台是知情的，其聊天记录中也系要求第三人一起去找理财平台要求还款，而非直接要求理财平台还款，被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完整，仅系部分记录，该部分记录并未记载原告要钱的整个经过，故该部分聊天记录亦不足以证实被告的抗辩；5、被告提交了魏某与李芳毅的聊天记录，从该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魏某向李芳毅告知了投资人的邮箱和密码，李芳毅将该投资人的用户名、密码和邮箱再告知魏某，显然可以认定登录理财平台的密码是由理财平台进行设定，结合魏某的陈述及原告将相关个人信息告知被告的情况，可以认定用户名及密码均系由理财平台进行设定，并由魏某告知了第三人刘昌娥，根据被告辩称，该用户名和密码均应由原告独立掌握，即第三人从魏某处获得用户名和密码后告知了原告，如果被告抗辩属实，被告保存有其和相关当事人的完整聊天记录，理应向法院提交其告知原告用户名和密码的聊天记录，该证据足以证实被告的抗辩，但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聊天记录证实其将用户名和密码告知了原告，仅提供了原告向其告知信息的聊天记录，显然不符常理，被告该抗辩显然不能成立；6、从被告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来看，被告于2018年10月20日将原告父亲的相关材料发给第三人并告知第三人相关账号，第三人将理财平台提供的网址告知被告，亦可以认定平台的操作均系由被告和第三人进行，而非系原告早就知晓自行操作；7、原告向被告转账91000元，但被告仅提供了将70000元转给案外人的证据，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将21000元转给了第三人，且其陈述将该21000元后来交给了第三人，而第三人陈述被告没有将该21000元给第三人，二人陈述互相矛盾，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辩称的所谓的理财收益均系由魏某转给被告，由被告进行分配并决定向原告支付的具体数额，被告及第三人亦未对向原告支付相关收益的具体计算方式做出合理说明，该支付方式与证人吕某所述其不知道支付的钱是什么钱、如何计算的相吻合，即由第三人自行决定向原告支付款项的具体数额，显然不能认定为理财平台的收益。结合以上所述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的抗辩，本院对被告该抗辩不予采信，本院对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予以认定；二、被告与第三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可以认定，第三人系实际借款方，被告系根据第三人指示收取款项并转出，故第三人理应承担偿还责任，被告与第三人系母子关系，且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全程参与了借款及还款的过程，庭审中，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理财平台的款项均打入被告账户，被告与第三人均陈述所有操作都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进行，故可以认定被告丛嘉浩的行为等同于将其账户出借给第三人刘昌娥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有关“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被告丛嘉浩在本案中违反有关规定，出借银行账户给第三人使用，存在过错，其作为账户出借人应当在其银行卡接收的91000元本金及产生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刘昌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华偿还欠款65841元，并支付自2020年5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丛嘉浩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3元，由被告与第三人负担，保全费723元，由原告负担46元，由被告与第三人负担67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栾哲元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聂玉茹书记员姜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