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5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守洺，男，197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培淳，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英格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咸水沽镇海河科技园区创意经济服务中心聚兴道****楼**。法定代表人：李德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香，天津双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洋，天津双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守洺因与被上诉人天津英格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格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2民初9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守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英格林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英格林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应当在3个月内审结，但是在2019年11月28日审限届满前，本案仍未结案。郑守洺申请变更为普通程序，但是一审法官拒绝。本案因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分歧巨大、案件标的较大，郑守洺不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鉴定、公告、和解等扣除审限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简易程序。庭审中，一审法院剥夺郑守洺向出庭英格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提问的权利，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二、一审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本案民间借贷成立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并且违背日常交易逻辑：一审未查明出借资金的来源，英格林公司高利率借入巨款，然后在股东认缴出资未到位、公司经营需要大量经营性现金流的情况下出借给股东，而且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行为违背常理；案涉款项均不是经由英格林公司的公司账户汇入相关账户，其中有李德成、李某、吴某等账户，除了李德成系法定代表人，李某自称为公司会计、吴某自称为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均未能在庭审中予以查实，英格林公司与郑守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李德成与郑守洺在微信聊天中从未提及本案所谓的借款的来源、金额、期限、利息等相关涉及借贷的磋商信息，且在前债未还的情况下又再次出借，不符合常理。英格林公司在立案时向法院提交的记账凭证在庭审中并未作为证据提交，该记账凭证真实性值得怀疑，进一步证明了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2．一审在证据认定过程中存在不合法的情形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未采信郑守洺质证意见，径直采信英格林公司证据，难以令人信服。对证据8、9中与证据6中交易明细附言存在款项性质不一致的描述也未予以认真查明。对证人李某、吴某的证言，仅以“本院将结合具体案情及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考虑”一语带过，在之后的判决书中未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认证，对是否采纳二位证人的证言未予明确。对郑守洺对二位证人的身份质疑和证言内容的质疑则均未在判决书中予以回应。其次，对郑守洺提交的证据未进行合理说明，径直予以否认。如证据1《合作协议》足以证明郑守洺的证明目的，但是一审法院在分析认证时否认证明效力的理由是该协议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该理由武断且缺乏逻辑。3．一审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郑守洺认为一审法院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的规定，将应由英格林公司承担的对借贷关系的成立的举证证明责任予以人为的减轻，对“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予以人为的降低。按照本证与反证的分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本案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的事实，应当由英格林公司负证明责任，而不可能由双方都负证明责任。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要求郑守洺不但要证明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还要求郑守洺得证明本案系其他法律关系。郑守洺所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郑守洺作为股东享有分红权、作为业务开拓者享有提成和领取业务费用的权利，足以使本案事实真伪不明，动摇一审法官的“内心确信”。然而，一审法院更进一步强加给郑守洺举证证明责任即证明前期投入、提成及业务费用的具体数额，却罔顾英格林公司至今无法提交完整合法的财务报表、公司从未进行审计、股东之间正在进行核对账目的事实。英格林公司辩称，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1．在案涉款项的收款事实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郑守洺与英格林公司均为本案适格主体，英格林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英格林公司客户公司证明及证人证言之间的相互印证，旨在证明英格林公司已将案涉款项10000000元给付了郑守洺。而且郑守洺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实际收到了英格林公司的案涉款项10000000元，只是辩称该款项为英格林公司给付他的“投入、提成及业务费用”。因此，在郑守洺已经认可收到案涉款项的前提下，再行对上述包括证人证言在内的任何证据提出质疑已是无任何意义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本案在基础事实上，郑守洺收到了英格林公司的案涉款项，双方均是适格的主体。因郑守洺系公司股东，有一定的销售资源，并且也是用这种资源作为公司的股东的投入，公司的主要业务均是郑守洺联系。这就是在郑守洺向公司请求借款时，公司借款再出借给郑守洺的原因。虽然出借给郑守洺的款项不是从公司账户转给郑守洺，但均是为了便于操作，先从公司账户转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会计或业务员卡上，再转给郑守洺。李德成、李某、吴某个人与郑守洺没有任何过往，其向郑守洺转款的行为都是受到公司的指示所形成。之所以没有让郑守洺出具书面借据等材料，也完全是因为郑守洺系公司股东，以及前述的原因而造成。记账凭证是公司自己的记账形成，在英格林公司提供了向郑守洺转账的相关证据后，已经足以证明了借贷的事实。2．在一审中，英格林公司已就双方之借贷关系履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英格林公司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及汇款回单中显示，向郑守洺的汇款中，已经明确注明转款性质属于“借款”。郑守洺在数次收款过程中，也从未就此提出异议。而英格林公司数次向郑守洺汇款的方式、汇款习惯十分相似，也可以进一步印证案涉汇款均系双方的借贷关系。结合英格林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备注，可印证英格林公司已就双方之借贷关系履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的分配及适用法律正确，郑守洺在一审期间没有就其抗辩履行初步的举证责任，郑守洺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与案涉款项有关的其他性质的款项。郑守洺在一审时抗辩案涉款项系“投入、提成及业务费用”，但却既无法说明每笔款项的具体数额，也无法对每笔款项的具体性质予以明确说明，因此就其所谓的“业务、提成”款是否真实存在的这一情况便无法印证；而在这种情况下，郑守洺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均看不出与案涉的款项有关，在关联性上完全不具备证明力。英格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郑守洺偿还借款10000000元；2．诉讼费由郑守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0日，英格林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李德成持有60%股权，郑守洺持有40%股权。2017年3月20日，英格林公司向案外人李秉哲借款10000000元，并为李秉哲出具“往来收据”。遂，李秉哲将该笔借款汇入李德成账户。同日，李德成将其中7000000元汇入英格林公司对公账户。2017年3月23日、2017年4月1日，李德成分别向郑守洺转款2000000元、3000000元。2018年2月13日，英格林公司会计李某向郑守洺指定的案外人廖诗友账户转款2000000元，用于替郑守洺偿还债务。2018年3月19日，英格林公司业务员吴某向郑守洺指定的案外人梅传瑶账户转款3000000元，用于替郑守洺偿还债务。庭审中，英格林公司方主张全部款项均系借款；郑守洺方称上述款项系其本人应得的前期投入、提成及业务费用，既无法说明具体数额，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英格林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郑守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郑守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郑守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英格林公司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英格林公司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要求郑守洺偿还全部借款。郑守洺抗辩全部款项均系其应得的前期投入、提成及业务费用，应当对该抗辩意见尽到初步证明责任，但郑守洺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庭审中，郑守洺对收到的款项既无法说明每笔款项的具体数额，又无法对款项的性质作出合理解释。结合英格林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中的所注明的内容、郑守洺自认部分款项用于偿还民间借贷的债务这一说法，一审法院认为，英格林公司主张其与郑守洺之间系借款关系，并提交转款凭证。郑守洺辩称双方不是借款关系，但未就自己主张的法律关系完成举证证明义务，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英格林公司、郑守洺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英格林公司要求郑守洺偿还借款10000000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郑守洺主张英格林公司应当支付其提成、利某的主张，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郑守洺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偿还英格林公司借款10000000元；如郑守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40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9050元，由郑守洺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郑守洺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英格林公司浦发银行明细账（2016.8.31-2018.5.31），证明英格林公司发给郑守洺的电子邮件没有将汇给郑守洺的款项注明为借款；证据二、英格林公司浦发银行明细账（2018.1.2-2018.12.20），证明英格林公司发给郑守洺的电子邮件没有将汇给郑守洺的款项注明为借款；证据三、双方与2019年太原国安建设集团结算形成的协议，这是一审中英格林公司提交给法庭的证据，郑守洺拍照，该协议明确了支出11850000中包括郑守洺提前提走利某5000000元，应视为英格林公司在一审时的自认；证据四、2019年7月12日郑守洺、李德成、张世奎三方在太原国安建设集团总部办公室核算过程录音，证明三方在核算过程中对10000000元款项性质始终未确定为郑守洺向公司的借款；证据五，英格林公司成本表，证据六，全运会销售表，证明双方在全运会项目中进行了沟通，郑守洺从英格林公司获得的款项属于利某、业务提成分配，符合协议约定和公司章程、公司法规定。证据七，梅传瑶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英格林的股东张世奎打电话给郑守洺转本人接听，几天后证人账户共收到两次汇款5000000元，此款是郑守洺之前向证人借款的归还款，至于该5000000元属于业务提成还是公司分红，证人不清楚。证据八，电子邮件，证明郑守洺从公司获得的款项属于利某分配，符合协议约定和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英格林公司提供如下证据：福建鼎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坤公司）给英格林公司的对账单一份、催款函一份、英格林公司向鼎坤公司支付货款的电汇凭证等，证明英格林公司与鼎坤公司发生的业务共17738300元，英格林公司通过电汇等方式16次共计向福建公司支付货款14573858元，尚欠货款3644412元。经质证，英格林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部分打款记录中注明郑守洺的名字，说明该款项是通过李德成、吴某、李秉伟转给郑守洺或郑守洺指定的收款人，故公司流水中不会有借款字样显示。对证据三，认可由英格林公司提交的复印件，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份材料是郑守洺书写，不是协议书，只能说明英格林公司的两位股东李德成与郑守洺二人对公司应收款及应付款的账目有一个对账的过程，但未形成协议，且也能体现郑守洺曾拿走5000000元及3000000元的事实。特别是3000000元，郑守洺自己写的是支走3000000元，后面利某产生后归还的字样，也说明款项的性质是借款。对证据四，郑守洺提交的录音不完整，真实性无法确认，李德成和郑守洺曾对英格林公司的账目对过账，当时有吕会计及张世奎在场，但是无法达成一致；不认可关联性、合法性，录音是郑守洺偷录的，不具合法性；录音中郑守洺认可其收到了10000000元的事实，认为结算利某时退还或视为是利某，录音是公司股东对英格林公司的应收款及应付款进行对账，不存在所谓的三方协议的事宜。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与本案无关，这些材料显示的是公司的经营成本分析与开票问题，不能证明利某问题，不认可证明目的，这些表中没有任何人签字或者盖章，也没有说明达成任何共识。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现在梅传瑶没有出庭，对于证言是否是本人书写，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都无法核实。而且证人也不可能知道英格林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利某等。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这八组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郑守洺对英格林公司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对郑守洺提供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目的；对证据三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利某分配协议，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四，因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五、六系单方出具，且无法显示利某问题，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七因证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八未出示原始载体，亦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英格林公司提供的证据，因该证据系英格林公司与鼎坤公司之间发生，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2020年9月22日，案外人鼎坤公司出具证明，载明鼎坤公司在2017年5月24日收到郑守洺电话告知其通过英格林公司汇款给鼎坤公司2000000元，系垫付英格林公司与鼎坤公司天津体育馆项目中的灯具款，同意上述垫付款项在两家公司之间的应付账款中予以抵扣。2020年10月15日，英格林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同意在本案中将上述2000000元在一审诉请的借款数额中进行扣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英格林公司提供了转账凭证，要求郑守洺偿还借款，郑守洺上诉称该转账并非借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且诉争款项系基于该法律关系而发生，因郑守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相关主张，英格林公司提出的转账凭证及汇款回单对其向郑守洺支付款项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结合英格林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中所注明的内容、郑守洺自认部分款项用于偿还民间借贷的债务，一审法院认定英格林公司与郑守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妥。二审审理过程中，福鼎公司出具说明，认可收到郑守洺通过英格林公司向其汇款2000000元，并同意该款项在福鼎公司与英格林公司之间的应付账款中予以扣除，英格林公司亦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照准，将英格林公司向郑守洺主张的借款数额调整为8000000元。综上，由于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一审判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2民初9202号民事判决；二、郑守洺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天津英格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借款80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0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9050元，由天津英格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810元，郑守洺负担40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天津英格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6360元，郑守洺负担654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杨宝华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睿书记员单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