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422民初1052号原告（反诉被告）：史幼国，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家胜，安徽郢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新歌，女，1986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安徽博弈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多建，安徽博弈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原告（反诉被告）史幼国与被告（反诉原告）刘新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审理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史幼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家胜、刘新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和李多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幼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新歌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并立即向史幼国支付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年度租金18000元；2.判令刘新歌向史幼国支付其逾期支付房屋租金的滞纳金27000元（日滞纳金按年租金的5%计算，共计算30天）。3.判令刘新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刘新歌与史幼国于2019年3月30日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刘新歌承租史幼国的位于寿县寿春镇城关北照壁巷的一间商铺从事商业活动，租期3年，从2019年4月1日起到2022年3月31日止，年租金18000元。刘新歌在支付了第一年度租金后，即在所租商铺内从事服装经营。到支付第二年度租金时，虽经史幼国多次催要,刘新歌均借口推脱，到目前为止，刘新歌已逾期一个多月，仍未向史幼国支付第二年度租金。2020年4月1日下午,史幼国从外面买菜回家,刘新歌等在史幼国所住小区楼下，乘史幼国不备，突然将所租商铺卷闸门钥匙塞入史幼国装菜的袋子内转身就走,并说商铺不租了，且将史幼国的电话和微信均拉黑，使史幼国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刘新歌在承租房屋期间，疫情防控虽对其经营产生有限影响，但未达到令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故承租人刘新歌无权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史幼国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史幼国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如双方合同确实无法履行，请求判令刘新歌支付违约金25200元；2.判令刘新歌将承租的房屋恢复原状，并结清租赁期间的水电费；3.判令刘新歌将其承租的房屋对外出租（租金可酌情降低），未租出之前的租金由刘新歌承担。刘新歌针对史幼国变更前的诉讼请求辩称，第一，史幼国与刘新歌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请求法院驳回史幼国的诉讼请求。第二，史幼国主张的房屋租金滞纳金27000元过高，法庭应予以调整。另外，双方已经解除合同，刘新歌不需要再向史幼国支付滞纳金。第三，史幼国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刘新歌在2020年3月26日已经通过微信告知史幼国要求解除合同，史幼国接到要求后，开始予以认可，只是要求刘新歌对其承租的房屋恢复原状，包括交清水电费。史幼国后因其提出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对双方之间已经认可的解除合同予以反悔。我方在2020年4月1日将承租房的钥匙交给史幼国，史幼国已经接收，我方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在事实上已经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既已解除，刘新歌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向史幼国支付租金。针对史幼国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刘新歌答辩如下：从诉讼程序方面说，史幼国变更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史幼国在第一次庭审中已经明确了其诉讼请求，刘新歌也提出反诉，双方的诉讼主张在第一次庭审中已陈述完毕。法院可以向当事人释明法律，但是释明法律的前提是基于史幼国诉请的法律关系与事实法律关系不同，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史幼国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变更诉讼请求，我方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实体方面说，（一）案涉合同在诉前因不可抗力，刘新歌在合同到期前已经将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了史幼国，合同已经解除，刘新歌不应当再承担违约金。而且合同中有关违约金的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并且合同已经履行了一年，史幼国是按照三年计算违约金的。（二）我方已经将房屋腾空交还，合同订立时案涉房屋是什么状况不清楚，无法恢复原状。（三）史幼国要求刘新歌为其出租房屋并承担该房屋租出之前的租金，属于无理要求。刘新歌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史幼国与刘新歌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2.判令史幼国返还刘新歌房屋押金2000元。事实及理由同其答辩意见第三点。史幼国针对刘新歌的反诉请求辩称，刘新歌要求法院确认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的诉请不能成立。合同可以通过协商解除，也可以依法解除，案涉合同既没有协商解除，也没有依法解除，因此不存在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既然合同没有解除，史幼国有权要求刘新歌继续履行合同，房屋押金2000元应继续存在。另外，刘新歌擅自腾空房屋强行交付钥匙，这是其单方行为，刘新歌以其行为表明其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史幼国因此同意解除租赁合同，但并不认可合同在诉前已经解除的事实。刘新歌强行解除合同，应当给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恢复房屋原状。史幼国请求法院驳回刘新歌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幼国提交了如下证据：1.《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其与刘新歌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刘新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及违约解除合同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合同约定的刘新歌对承租房不得转租、转让、转借、抵押、联营等内容的合同条款无效。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史幼国与刘新歌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至于合同个别条款的效力问题，与证据的合法性无关。2.照片21张。用于证明刘新歌应当对案涉房屋进行修复的地方，包括：门头灯箱处的两个洞口，因损坏而无法锁定的卷闸门锁，室内电表，呈弧形的室内西南角墙体等。刘新歌质证时提出，房屋出租当时卷闸门就没有门锁；电表是与隔壁合用的，出租时就没有独立电表；门口灯箱实际是我方自己做的“艾拉屋”门头招牌，现在我方可以帮他拉好。本案庭审后，本院在双方到场的情况下，对案涉房屋现状进行了查看，发现：案涉房屋坐西朝东，卷闸门的门锁已损坏，其室内屋顶与其右（南）侧门店室内屋顶装潢方式一致，两间店铺室内的通道（门）已封堵。案涉房屋室内西南角因试衣镜未拆除致使该处墙体呈弧形。对于史幼国所指的门头灯箱处的两个洞口，刘新歌当场称，该处的两个洞口是为处理卷闸门开启故障时预留，隔壁也是这种状态。经查看，隔壁确有洞口，但洞口有盖板，不影响美观，而案涉房屋的两处洞口无盖板，且洞口有损坏，影响美观，需要修复。经开启电源开关，室内照明正常；经查看，室内东北角墙面有一个四方小洞口，洞口处预留有电源接头线。史幼国称该洞口处是电表原悬挂处，不知道电表现在在哪里。刘新歌称其接手该房时就没有电表，与隔壁合用一块电表，其是通过支付宝交电费，不欠电费。史幼国又发现案涉房屋正面右（南）扇玻璃门下端有裂痕（已用透明胶布粘住）。刘新歌则称其接手该房时就是此种状态。本院认证认为，刘新歌在接手承租房后的一年时间内并未提出该房屋设施存在瑕疵，应认定房屋在交付时符合使用目的。从店铺防盗角度分析，案涉房屋门头的两处洞口及卷闸门锁可认定是刘新歌在承租期间损坏；从刘新歌承租案涉房屋及隔壁店铺并将两间店铺打通、统一装修的事实分析，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室内的电表是刘新歌在承租期间移除。至于案涉房屋正面右（南）扇玻璃门下端破裂问题，是否是刘新歌承租期间造成，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刘新歌针对其反诉请求提供了其本人与史幼国文字聊天的微信截屏3张、叶某与史幼国语音聊天的微信截屏3张及经过整理的叶某与史幼国聊天语音转文字稿1份，并申请了证人叶某出庭作证。以上证据用于证明其与史幼国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史幼国对其与刘新歌微信聊天截屏3张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与叶某聊天的语音转文字稿的真实性，认为无法确认；还提出，从聊天内容看，双方未能协商解除合同，即史幼国没有同意解除合同；认为叶某的出庭证言可以证明双方对解除合同未能协商一致，双方的合同尚未合法解除。本院认证认为，刘新歌仅提供了叶某与史幼国聊天语音转文字稿1份，没有提供录音比对，本院不予认定；史幼国对其与刘新歌微信聊天截屏3张以及证人叶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能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以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30日，史幼国与刘新歌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史幼国（甲方）将其位于寿县寿春镇（城关）北照壁巷中段一间建筑面积为23平方米、坐西朝东的房屋出租给刘新歌（乙方）作商业使用，租期3年，从2019年4月1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月租金1500元，年租金18000元，押金2000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缴纳第一租赁年度租金18000元，以后每租赁年度提前一个月交付下一个租赁年度的租金18000元，不得拖延，否则每天按照房屋总租金的5%计算滞纳金。在租赁期间，乙方对租赁房屋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租、转让、转借、抵押、联营或其他有损甲方利益的行为。合同书第七条“合同的解除”记载：本合同发生下列情形外（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合同期内完全有效，不得单方解除合同。1.租赁期届满。2.因乙方过错造成房屋损坏的。3.出现不可抗力造成房屋损坏达不到使用目的的。4.政府强制征收或拆除该房屋的。5.乙方迟延交付房租超过7天的。合同书第八条“违约责任”记载：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终止合同的应向对方赔偿合同总租金7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其他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合同书第九条“补充约定”记载：承租期内，若因国家政策变动或不可抗力因素需提前终止合同，甲方应提前半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必须按通知要求办理终止合同手续，按时退出所租用房屋，甲方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但甲方必须退还乙方未使用期间的预付租金。合同签订后，刘新歌交付了第一个租赁年度的租金18000元以及押金2000元。2020年3月26日下午，叶某受刘新歌委托与史幼国协商退回承租房问题，双方于当日下午5时13分加微信成功并进行了沟通，至当天下午6时14分，双方结束语音聊天。当天下午8时，史幼国向刘新歌发送“本来我不打算起诉的，既然你们都让我起诉，我也就只好这么办了”的文字信息。随后刘新歌回复史幼国：“我们按你的要求把你房子还原，房租也没欠你的，现在疫情特殊原因，人家都免房租，你一分也没免，而且我们都经营不下去了，你非要让我们继续租，你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又不是我们让你退（房）租，我们只是房子不继续租了，把房子该搞的给你搞好，你还不满意，你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呢，你看你做的可合适，如果你觉得疫情期间，你这样做是对的，那你就继续吧。”史幼国随后回复刘新歌：“好吧，我们不说了，让法律说吧。我们现在说下去伤和气没意思”。刘新歌回复：“随便你吧”。2020年3月31日下午2时06分，叶某向史幼国发送“在吗？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拿钥匙”的文字信息。史幼国未回复。当天下午8时27分，刘新歌向史幼国发送“（钥匙）今天发信息给你，你也不来拿钥匙，是什么意思。”的文字信息。史幼国也未回复。2020年4月1日上午10时42分，叶某向史幼国发送“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你拿钥匙”的文字信息。当天12时26分，刘新歌向史幼国发送“我们在你单位门口，等你，你来拿钥匙，你如果再这样不露面拿钥匙，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房子该给你搞的搞好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的文字信息。当天下午1时45分，刘新歌向史幼国发送“钥匙给你了，押金我也不要了，你空房对外租好租的，屋里我都给你搞好了，钥匙你收好，谢谢”的文字信息。史幼国回复“我没拿你钥匙更没看到你钥匙，我们按合同办。”刘新歌回复“你这样讲话不好了吧，钥匙刚小区楼下给你了，都有监控看着的，人讲话要凭良心，反正该做的事我都做了，随便你吧，谁撒谎谁遭报应，我都亏的那样了，押金也不要了，而且又遇到疫情，人要讲点人情，就这样吧，钥匙给你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当天下午2时32分，刘新歌又向史幼国发送“钥匙给你了，不行我们去调监控，我房租也给你清了，房子不租了也提前告知你了”“我去找你，调监控，人在做天在看，我倒要看看你在公安局上班还能扭曲事实嘛？”当天下午2时46分，刘新歌又向史幼国发送“你下来，我在你家楼下，我在你家楼下给你钥匙你不承认，那我们就去调监控，或者打110，让他们去调监控看到底给没给你”的文字信息。双方因解除合同，产生纠纷，形成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租赁合同在本案诉前是否因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二、案涉租赁合同是或因刘新歌单方通知了史幼国解除而解除。三、史幼国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四、史幼国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以及刘新歌的反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从刘新歌提供的微信截屏内容看，刘新歌委托叶某在2020年3月26日下午与史幼国协商退还房屋问题。史幼国在当日下午8时向刘新歌发送“本来我不打算起诉的，既然你们都让我起诉，我也就只好这么办了”以及“好吧，我们不说了，让法律说吧。我们现在说下去伤和气没意思”等文字信息，刘新歌回复“随便你吧”等文字信息，以上事实表明双方在该日对解除合同问题未能协商一致。2020年3月31日下午，叶某、刘新歌先后发信息给史幼国，要史幼国拿回钥匙，史幼国并未同意。2020年4月1日，叶某、刘新歌先是到史幼国工作单位附近，后又到史幼国居住的小区要求将其承租房的钥匙退还给史幼国，不久双方就因钥匙是否交还发生争议，由此说明刘新歌是非正常向史幼国交还承租房钥匙，史幼国并不同意解除合同。应当指出，双方在协商过程中，无论史幼国提出的解除合同条件是否苛刻，均表明史幼国不同意按刘新歌提出的条件解除合同，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并未因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关于焦点二。刘新歌提出，合同在履行期间发生了“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刘新歌依据合同约定，向史幼国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史幼国提出，首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情形之一是“出现不可抗力造成房屋损坏达不到使用目的的”，而“新冠××疫情”并未导致案涉房屋损坏不能使用；其次，如果按照刘新歌的说法，那么所有的商铺租赁合同都不能履行，而现实是本地目前已经复工复学，商铺可以正常经营。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规定：“依法妥善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按照以下规则处理：（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5条规定：“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展览、会议、庙会等特定目的而预订的临时场地租赁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该活动取消，承租人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6条第2款规定：“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对其明显不公平，承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案涉《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是3年，尽管租赁期间发生了疫情，刘新歌的经营因疫情及疫情防控受到一定影响，但该种影响并未达到需要解除合同的程度，刘新歌可以与史幼国就“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等事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刘新歌可以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或判决，而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刘新歌无合同解除权而单方通知史幼国解除合同，其通知行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刘新歌在本案诉前已经以腾空房屋、交还钥匙的行为表明其不再继续履行合同；而史幼国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刘新歌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刘新歌给付2020年度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年度租金、滞纳金；刘新歌针对史幼国的诉讼请求，并未提出在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下要求史幼国“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抗辩意见，而是坚持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其无须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在双方已陷入合同僵局的情形下，征询史幼国是否变更要求刘新歌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以便解决纠纷，是正当履行审判职权；史幼国在此情况下变更了诉讼请求，不违反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关于焦点四。（一）关于史幼国要求刘新歌支付违约金25200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刘新歌与史幼国在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任何一方因违约终止合同的应向对方赔偿合同总租金的70%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其他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史幼国主张违约金25200元，是按合同剩余期2年租金的70%计算的，刘新歌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违约金应当参照市场行情按三个月租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史幼国仍可以将案涉房屋出租而获取收益，其主张违约金25200元虽符合合同约定，但明显过高，应予调整。史幼国在2020年6月12日庭审时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合同，故该日可确定为双方解除合同日期，从合同解除之日至案涉房屋重新租出之日，需要一定期间，本院参考刘新歌提出的意见，酌定期限3个月，该期间的租金损失，刘新歌应予赔偿。另外，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12日，双方因合同是否应当解除、是否已解除而产生争议，史幼国在争议尚未依法解决前，既未获得该期间的租金，也未能就重新招租作准备工作，该期间的租金损失，刘新歌也应给予适当赔偿，本院考虑“新冠××疫情”对租赁合同的影响，酌情确定刘新歌赔偿史幼国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12日的租金损失2000元。本院确定刘新歌因违约解除合同合计赔偿史幼国租金损失6500元。（二）关于房屋恢复原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本案中，经现场查看，刘新歌租赁的房屋经过了装修，房屋室内西南角因试衣镜未拆除致使该处墙体呈弧形，该处是房屋装修的一部分，史幼国未要求刘新歌对室内装修的其他部分拆除，该处也可以保留。关于右扇玻璃门下端破裂问题，因双方订立合同时没有对房屋设施签署移交清单，史幼国未能证明该玻璃门下端的裂痕是在刘新歌承租期间形成，故刘新歌可不予维修。根据涉案房屋现状，本院确定刘新歌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修复卷闸门门锁、门头两处洞口，并告知史幼国室内电表移往何处或为该房另行设置电表；逾期由史幼国自行修复，押金2000元折抵修复费。（三）关于刘新歌的反诉请求应否支持问题。刘新歌认为其与史幼国与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该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在上文已述。本院对其请求确认其与史幼国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在本案诉前已经解除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刘新歌交付的押金2000元具有担保其合理使用租赁物及设施的目的，在刘新歌对承租房的损坏部位修复后，史幼国应予返还。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刘新歌违反合同约定，擅自终止合同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院对史幼国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刘新歌合理的反诉请求，也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新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史幼国租金损失6500元。二、刘新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修复其承租史幼国房屋的卷闸门门锁、门头两处洞口，并告知史幼国其室内电表移往何处或为该房另行设置电表；逾期由史幼国自行处理，押金2000元折抵修复费。三、驳回史幼国的其余诉讼请求。四、刘新歌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修复义务后，史幼国返还刘新歌押金2000元，从刘新歌应赔偿的6500元中抵销。五、驳回刘新歌的其余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25元，由刘新歌负担137元，由史幼国负担78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刘新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余益辉审 判 员  吴家奎人民陪审员  金 阳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陶 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第二百一十九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