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保刚，男，197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职业：原贵州保恒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鹰，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昀，男，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职业：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贵州智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向阳路5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158626855N。法定代表人：聂吉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林，江西撼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费强，男，198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永鹏，贵州引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钊，贵州引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保刚、王昀因与被上诉人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原审被告费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2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保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鹰、上诉人王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被上诉人中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林、原审被告费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永鹏、金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保刚的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43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中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2年4月26日的《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与案涉项目无关。1.2011年4月2日中恒公司与欧昌权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是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3-7号楼项目由欧昌权承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11年4月15日签订，《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约定承包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欧昌权承包案涉项目是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之前，故案涉项目并不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范畴内。即使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存在回溯约定承包期限时间的情形，也不能及至案涉项目，案涉项目自始就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无关；2.根据《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关于“乙方应积极拓展市场，如乙方在承包区域内发现甲方有关系的议标、邀标项目或乙方无意向项目，甲方有权参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项目收益部分甲方视情况给予配合费”的约定，要王保刚等人积极拓展市场不等于中恒公司自身不能去拓展市场或要中恒公司放弃自己可自行取得的市场。该合同的签订意味着中恒公司仍然要在继续自行开展项目的基础上，由王保刚拓展和填补因中恒公司无关系或无能力而存在的空白市场。即便签订了《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也并不当然意味着在承包期限内贵州省内中恒公司名下的项目均属于王保刚、王昀、费强承包的项目。中恒公司在本案中无证据证明王保刚提供类似配合的帮忙行为就要承担对应项目的债权债务责任；3.《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相关条款存在未生效或未履行的情形，故该合同已出现了“视为提前自动放弃承包”的约定情形。即使《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生效，也属于缺乏契约的要物性和要式性的预约合同。该合同系为今后真正承包具体或特定的项目进行的前期准备及约定。中恒公司无证据证明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之间是合伙人、案涉项目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有关，中恒公司有就其名下各项目与实际承包人单独达成书面承包约定的惯例，事实上在贵州省内以中恒公司名义签订的施工项目具体由实际施工人承包，则必须由实际施工人与中恒公司进行一对一的单独合同约定，不能因为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字了，就将中恒公司在贵州省内的全部建设项目及由此发生的全部责任均归于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二、根据欧昌权与中恒公司签订的具有承包性质的《劳动合同书》，结合本案《协议》提到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承诺书、情况说明、购销合同、多份裁判文书等证据，足以证明欧昌权与中恒公司构成案涉项目的承包关系、欧昌权是实际施工人的事实。1.本案债务均发生在欧昌权承包和实际施工期间，中恒公司出示的银行流水也显示了其与欧昌权、欧昌庆、羌金花的频繁巨额经济往来；2.根据中恒公司与欧昌权在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协议》第六条和第八条可知，中恒公司投标承揽了本案项目并内部承包给欧昌权，中恒公司与欧昌权之间除了《劳动合同》还有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欧昌权还同时在案涉项目中承包了贵州省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的另一个标段。欧昌权在2014年11月21日出具《承诺书》，特别承诺了给中恒公司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承担；3.中恒公司主张的案涉诉讼之债务发生时间均在2011-2012年，完全是在欧昌权承包案涉项目的时间段，众多民事判决书和中恒公司的银行流水也可予以佐证，故债务应当由承包人欧昌权承担而非王保刚；4.根据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4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时至2018年，中恒公司仍然是向法院指证欧昌权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执行人、实际施工人，并未提及案涉项目是由王保刚一人或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承包。而在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4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中，中恒公司完全承认案涉项目由其施工建设，没有提到欧昌权是实际施工人。中恒公司是在多次诉讼中因指证欧昌权不成而反咬王保刚、王昀、费强，再次说明了中恒公司对案涉项目与王保刚无关一事是明知的；5.根据中恒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分公司银行账户流水，2012年6月12日、8月23日中恒公司向欧昌权转账款项，备注安顺北山预付款、安顺北山工程款；2012年1月13日中恒公司向欧昌权的亲属欧昌庆转账；2011年7月22日中恒公司向欧昌权的配偶羌金花转账，可见欧昌权实际承包了案涉项目。本案涉及到王保刚的所谓借款协议等，虽然在形式上似可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但并非实质证据。三、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效力比较方面有失客观公正。１.中恒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生效并履行、案涉项目的承包范围涵盖在上述合同中，还应证明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系合伙关系、王保刚与案涉项目存在承包关系，否则，中恒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对中恒公司与欧昌权之间的一系列庭审材料证据只字不提，更未发表任何是否采纳的意见；2.中恒公司一审出示的《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等证据的效力，明显低于王保刚一审出示的众多民事判决书及中恒公司与欧昌权之间的一系列材料等实质证据；3.本案中，中恒公司在未与欧昌权解除承包关系的情况下，与王保刚签订《借款协议书》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四、其它方面。1.在2019年《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一期工程３、４、５、６、７号楼内审定表》中，经中恒公司盖章和其高管李智群签字，同意审定金额为53000610.23元，说明中恒公司在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后的，一方面欲通过2014年与王保刚的协议将案涉项目的损失转嫁给王保刚，另一方面又做好了今后由自己收尾的准备；2.案涉项目是以中恒公司名义进行，王保刚没有案涉项目的施工和财务资料等，也不掌握当中的情况，如果判决王保刚承担案涉项目责任，将导致无法处理如发包方的工程款、质量保修义务、材料商供应纠纷等问题。相反，如果二审法院判决中恒公司败诉，则中恒公司自然会先行承担项目收尾工作，通过手上的施工和财务资料，认真处理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处理好材料商供应纠纷、做好质量保修，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且拥有对欧昌权进行追究的权利。针对王保刚的上诉，中恒公司答辩称：中恒公司答辩称：1.《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签署时间虽然是2012年4月26日，该合同确定的承包期限开始时间为2011年8月1日，虽然起算时间有些晚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2011年4月1日），但根据建设工程的实际现状可知，建设工程并非严格准确地按照合同确定的时间开展施工建设，且因开展施工的准备等过渡期间需要，相差四个月时间并无不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与案涉北山片区安置房3-7号楼工程的实际施工、以及对外负债的形成时间没有必然关系。一审提交的中恒公司贵州分公司账户流水可以反映中恒公司贵州分公司同王保刚的合伙人王昀之间存在资金支付关系（发生时间为2011年7月12日）。事实上，中恒公司贵州地区的业务一直都是由王保刚等人承包、负责，只是后来为规范经营需要，统一按照分公司承包经营模式集中管理；2.《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虽然存在中恒公司可自主经营的例外性规定，但根据中恒公司提供的贵州分公司流水以及案涉工程部分决算等书面证据，贵州分公司账户同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就案涉工程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关系，其三人也分别于不同时间在不同工程资料当中进行署名，且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关系持续时间长，可以确定案涉北山片区3—7号楼项目同贵州分公司以及该三人之间存在密切经济往来及工程管理的客观事实，上诉人王保刚主张案涉北山片区安置房项目并非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范围之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欧昌权系案涉北山片区安置房3—7号楼工程的承包人，也为该工程实际施工人，但该项目系在贵州分公司经营承包范围之内，受贵州分公司业务管理。从贵州分公司账户流水可以反映，案涉项目同贵州分公司必然存在资金结算关系。为了便于工程管理，中恒公司同欧昌权之间签订了工程经济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但该承包关系仅仅是基于建设工程本身，同本案各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此外，王保刚所提及的多份法律文书明确记载了中恒公司在该项目当中的地位以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前述法律责任系针对本案以外的第三方债权人而言，而本案所要处理的是因公司经营内部结算关系所引起的诉讼，王保刚主张中恒公司对外的责任承担同贵州分公司承包人应否承担责任之间不相矛盾；4.中恒公司在一审中分别提供了分公司账户部分流水、案涉工程部分决算资料、工程资料以及王保刚的书面承诺等证据，一审法院也向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核实了王保刚等人的具体身份，确认了王保刚等三合伙人实际参与了北山片区工程管理。王昀、费强均答辩称同意王保刚的上诉意见。王昀的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4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王昀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昀、王保刚、费强与中恒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上述合同的实质内容为中恒公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通过承包经营的方式变相允许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王昀、王保刚、费强借用资质，以其名义承揽工程，该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王昀、王保刚、费强与中恒公司所签的《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王昀、王保刚、费强不能成为中恒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承包人，也就无法享受或负担承包经营贵州分公司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二、《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限为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但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4月1日，明显早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故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不在王昀、王保刚、费强承包贵州分公司经营范围内。至于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回函中称王昀参与了案涉项目的现场管理工作，系因王昀为安顺本地人，同时挂靠中恒公司在安顺的其他项目，当时应中恒公司要求为案涉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提供协助，王昀并非该项目的承包经营者，且该项目的相关承包、分包合同，材料采购合同及款项支付等资料并无王昀签字，因此不能认定王昀系该项目的承包经营人。三、案涉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的实际承包人（施工人）系欧昌权，中恒公司应向欧昌权行使追偿权。欧昌权于2013年1月16日出具“承诺书”、于2013年6月18日出具“安顺市北山片区安置房一期1-2号楼工程资金使用情况说明”、中恒公司于2014年8月30日向南昌县县委出具“关于威海市城南人家项目部负责人王传根、安顺市北山安置房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欧昌权挪用资金等犯罪的情况汇报”、欧昌权于2011年4月1日与中恒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欧昌权于2013年1月30日与中恒公司签订的“协议”等证据，足以证实案涉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的总承包人为中恒公司，实际承包人为欧昌权。四、案涉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一期项目工程款尚未结算支付完毕，项目尚未清算，盈亏尚不清楚，中恒公司是否存在损失尚不确定，目前尚不具备追偿条件。案涉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由中恒公司与建设单位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签订，结算事宜由中恒公司与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完成，工程款由建设单位直接支付至中恒公司账户等客观事实，即使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且案涉工程系中恒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承包范围，中恒公司向王昀主张损失的时间应在案涉项目结算完毕且经双方清算发现确有亏损之后。五、王保刚与中恒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的性质为王保刚个人向中恒公司借款用以清偿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对外负债，与王昀无关，对王昀没有法律约束力。中恒公司按照王保刚的委托向案外人贵阳思璐贸易有限公司、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转账，中恒公司因代贵州分公司承担债务而享有的债权得以全部清偿，中恒公司对贵州分公司的债权转化为对王保刚个人享有的债权。且在王昀、王保刚、费强与中恒公司签订《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之后，王保刚又向中恒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贵州分公司系由王保刚个人承包经营，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债务均由王保刚个人承担。针对王昀的上诉，中恒公司答辩称：1.《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之合同，合同当事人应受本合同条款的约束并履行相关合同义务。该合同仅规范调整经济责任承包关系，明确了基于承包期间因工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承担方式，但工程建设具体事务则由中恒公司实际开展，上诉人王昀将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关系等同于违法分包、出借资质、违法挂靠等行为，据此主张该合同无效的结论不能成立；2.案涉北山片区3-7号楼安置房工程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范围之内。《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签署时间虽然是2012年4月26日，但该合同确定的承包期限开始时间是2011年8月1日。虽然该时间晚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间，但根据建设工程的实际现状及开展施工准备过渡期的需要，相差四个月并无不妥。上诉人王昀主张未在具体合同当中签字，但其所称的合同等资料仅仅为具体工程事务本身，具体工程施工事实上由各自具体的实际施工人进行管理，同贵州分公司的承包运营和结算不存在任何矛盾，也没有必然关系。欧昌权仅为案涉具体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本案中恒公司主张的是基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关系所产生的应由承包人承担的经济责任，同具体实际施工人之间并无必然关系。事实上，王保刚、王昀、费强均各自先后承包了贵州分公司承包范围内的具体工程，具体工程承包人同贵州分公司就经济责任关系进行结算；3.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贵州分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各方虽就案涉北山片区安置房项目仍未完成结算，但中恒公司就贵州分公司承包范围内的经济损失已经客观形成，基于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承包人义务业已形成，中恒公司有权依据《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向承包人主张权利。至于王昀主张的案涉具体项目结算事宜是工程建设项目的本身事务，同已经发生的损失、以及基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所应承担责任之间没有关系；4.虽然王昀未在借款合同当中签字，但本案借款发生的基础系承包经营期间各承包人所应负担的经济责任，系各承包人之间的合伙债务，依法应由合伙人共同承担。王保刚作为合伙人之一有权对合伙债务进行确认，即使未有任何合伙人签字确认，中恒公司依据已经形成的经济损失也有权要求各合伙人承担还款责任。王保刚答辩称：对王昀上诉主张称王保刚向中恒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贵州分公司系由王保刚个人承包经营、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债务均由王保刚个人承担的观点不认可，其他方面同意王昀的上诉意见。费强答辩称：1.本案案由应为追偿权纠纷；2.王昀、王保刚、费强与中恒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王保刚与中恒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是王保刚的个人行为，且未实际支付款项给王保刚。费强是因无力支付高昂上诉费才放弃上诉，若二审法院支持了中恒公司对费强的诉讼请求，我方将依法申请再审。中恒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王保刚、王昀、费强立即返还中恒公司被划扣账款人民币7129959.25元；2.判令王保刚、王昀、费强自实际划扣账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利息计算至实际返还全部被划扣账款本息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王保刚、王昀、费强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6日，中恒公司（甲方、发包人）与王保刚、费强、王昀（三人共为乙方、承包人）签订《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为拓展建设市场业务，甲方决定在贵阳市设立分公司，现乙方主动向甲方商议承包经营贵州分公司，经甲方研究同意乙方承包。承包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分公司承包期间单独建账，进行税务登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范围仅限乙方在贵州省管辖范围内承担房屋建筑等甲方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范围内的工程施工业务。如因乙方经营不当，致使甲方的利益受到影响，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乙方承包期间，第一年向甲方预交纳管理费伍拾万元，本合同签订后，乙方于2012年1月1日前向甲方全额交纳，以后每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预交管理费伍拾万元。承包期间，乙方按工程总造价的0.6%向甲方缴交纯管理费（预交的伍拾万元充抵管理费）。乙方承接业务必须以集团公司印章签订合同，不得以分公司印章签订合同。甲方为乙方在分公司所在地设立专用账户，乙方在施工期间所有工程款必须先汇入甲方总部账户内，甲方一收到款当天即转入分公司的专用账户，乙方不得任意将建设单位工程款转入其他账号，乙方实行专款专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按财务制度建好账。乙方承包期间，必须及时结清与纵横单位之间的债务往来，包括甲方没有签订担保合同的用于乙方及所属项目工程赊欠的材料款、欠款、租赁设备款、拖欠民工工资等。如乙方赊欠经司法机关查实，导致司法机关冻结甲方账户或划拨账款等，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外，每出现一次乙方自愿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万元。”2013年1月13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张建诉中恒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筑民二（商）终字第18号二审民事判决，判决中恒公司向张建承担支付租金、返还钢管等的民事责任（一审为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审理）。2014年5月12日，中恒公司被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划扣账款8195467.38元。2014年8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归还中恒公司多划扣账款1695467.38元。2013年1月13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刘国文诉中恒公司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筑民二（商）终字第19号二审民事判决，判决中恒公司向刘国文承担支付租金、返还租赁设备等的民事责任（一审为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2014年4月1日，中恒公司被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划扣账款629959.25元。2014年9月2日，王保刚与中恒公司就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划扣中恒公司银行存款650万元归还事宜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划扣中恒公司银行存款650万元是因为王保刚承包贵州分公司期间钢管租赁合同纠纷引起，此款由王保刚负责归还中恒公司，王保刚并愿意从划款至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同日，王保刚与中恒公司就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划扣走中恒公司银行存款629959.25元归还事宜签订《还款协议》，确认：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划扣走中恒公司银行存款629959.22元是因为王保刚承包贵州分公司期间钢管租赁合同纠纷引起，此款由王保刚负责归还中恒公司，王保刚并愿意从划款至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另，该院依职权向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发出协助调查函，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向该院回函称：“案涉项目施工合同上签订的具体施工承包单位为江西中恒建设集团公司。关于王保刚、王昀、费强等人相关情况，我中心了解到他们参与了项目的现场管理工作，但具体分别以什么身份、职务范围等情况不了解。”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院予以确认。王保刚、王昀、费强在该承包经营合同中确认在王保刚、王昀、费强承包分公司期间，因赊欠材料款等导致中恒公司被司法机关划拨账款的，中恒公司的全部损失由王保刚、王昀、费强承担。中恒公司因案涉项目所引发的租赁合同纠纷在2014年被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和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划扣账款650万元和629959.25元，王保刚通过与中恒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的方式确认该两笔划扣款项系因为其承包贵州分公司期间相关纠纷引起并承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在王保刚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是受胁迫、欺诈等原因出具该两份还款协议书的情形下，该两份还款协议书应当为王保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王保刚应当依照该两份还款协议书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故对中恒公司主张王保刚向其返还被划扣账款共计7129959.25元并自实际划扣账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诉请，符合双方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王昀和费强辩称其未在该两份还款协议书上签字故其二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经查，虽然王昀和费强未在该两份还款协议书上签字，但王昀和费强同为贵州分公司的承包经营人，依照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其理应对其承包贵州分公司期间分公司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且根据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的回函，王昀和费强也实际参与了案涉项目的现场管理工作，故对王昀、费强的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但鉴于王昀和费强未在该两份还款协议书上签字，故王保刚在该两份还款协议书上承诺的支付利息的约定对该二人无法律约束力，该二人仅对中恒公司被划扣的账款共计7129959.25元承担还款责任，对利息的支付不承担责任。另，王保刚、王昀、费强辩称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系欧昌权，本案应当追加欧昌权为当事人及由欧昌权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院认为，王保刚、王昀、费强的抗辩意见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和两份《还款协议书》的约定相悖，欧昌权并非本案合同相对人，与中恒公司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故对王保刚、王昀、费强的抗辩意见，该院亦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保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中恒公司被划扣账款人民币7129959.25元并支付利息（其中650万元从2014年5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629959.25元从2014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王昀、费强对上述被划扣账款人民币7129959.25元与王保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中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400.3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15400.37元，由王保刚负担，王昀、费强共同负担其中的577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保刚向本院提交一组新证据：1.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4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2.由欧昌权本人签字的《情况说明》及签字过程的视频光盘，证明：欧昌权是案涉施工项目的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王保刚等人与案涉施工项目无关，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即欧昌权与中恒公司之间的建筑工程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与王保刚等人无关。中恒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1.（2018）黔04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中恒公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中恒公司作为工程总包单位应当承担的外部经济责任关系。本案所要处理的是《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双方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属于经营期间发生的内部经济结算关系，与本案的责任无关；2.案涉北山片区的实际施工人是欧昌权，但该项目系在贵州分公司管理下开展运营的。欧昌权承包的项目同分公司承包人之间存在经济结算关系。因此欧昌权是否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同承包人在经营承包合同中是否承担责任是两个不同的责任关系；3.案涉工程不仅仅是欧昌权同中恒公司签订工程经济责任承包经营合同，王保刚、王昀、费强等三人也先后在贵州地区就有关工程项目同中恒公司签订了内部责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内部经济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仅仅限于工程本身，但《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解决的是承包经营期间的重要工程经济结算关系，与具体建设工程是两个不相冲突的法律关系。王昀、费强质证认为，对王保刚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因中恒公司、王昀、费强对王保刚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自2011年7月12日至2014年3月24日，中恒公司贵州分公司通过52×××74账户以“劳务费”、“材料费”、“借款”、“付安顺北山借支”、“付安顺北山报销”、“付安顺北山农民工工资”等多种用途分别向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的账户付款61次，款项合计32269004.25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筑民二（商）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5月4日，张建经营的贵阳乌当展达建筑设备租赁站与中恒公司安顺北山片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签订了《周转材料租赁合同》。自2011年5月11日至2012年12月29日，张建先后向中恒公司安顺北山片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提供了钢管772.912吨、扣件98250套、顶托16203支。至2013年4月2日，中恒公司未归还的架料按合同约定的赔偿价值为4826214元。2011年5月11日至2013年3月31日产生的租金、赔偿费、运费等共计2230818.35元，中恒公司尚欠1110818.35元未付。该院二审判决中恒公司向张建支付租金等费用1110818.35元、违约金222163元，中恒公司返还张建钢管、扣件、顶托等租赁物，不能返还的则赔偿。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筑民二（商）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国文系贵阳正大建筑物资租赁站个体工商户。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将安顺市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一期工程3-7号楼发包给中恒公司承建。2013年3月15日贵阳正大建筑物资租赁站与中恒公司安顺北山片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签订了《建筑物资租赁合同》，刘国文从2012年3月16日起共计先后交付给中恒公司安顺北山片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架管358.5434吨，扣件67920套，顶托1505根。至2013年4月18日止，共计产生租金及上、下车费460531.98元。中恒公司安顺北山片区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于2012年9月19日向刘国文支付了租金16985元。该院二审判决中恒公司支付刘国文租金443546.98元、违约金110886.75元，合计554433.73元。中恒公司退还刘国文租赁物，不能返还的则赔偿。2014年9月11日，中恒公司与刘国文达成和解协议，确认该案件涉及的所有款项总额为1675280.73元。中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答辩状及二审庭审的证据交换中均认可欧昌权系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王保刚、王昀、费强与中恒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若认定为借款关系，王保刚的借款系个人借款还是合伙人共同借款？三、欧昌权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王保刚、王昀、费强与中恒公司签订的《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有效正确。关于王保刚、王昀、费强与中恒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中恒公司起诉的依据是中恒公司（甲方）与王保刚、王昀、费强（乙方）签订的《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根据该合同内容，贵州分公司是中恒公司在贵州设立的分公司，王保刚、王昀、费强共同作为乙方承包经营分公司，其承包范围限于乙方在贵州省管辖范围内承担房屋建筑等甲方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范围内的工程施工义务，承包期限为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因此，王保刚、王昀、费强与中恒公司系企业内部承包经营关系。根据中恒公司与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涉案工程安顺北山片区拆迁安置房3-7号楼系中恒公司承揽的工程，属于贵州分公司工程管辖范围。虽然涉案项目实际施工人系欧昌权，但王保刚、王昀、费强实际接管了涉案工程的管理。安顺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也证实王保刚、王昀、费强参与了项目的现场管理工作。从中恒公司在贵州分公司设立的尾号为“1074”的银行账户流水看，自2011年7月12日至2014年3月24日，王保刚、王昀、费强投资案涉项目并以“劳务费”等名义提取项目利润有61笔，金额达32269004.25元。贵州分公司发现实际施工人欧昌权挪用建设工程款、涉嫌私刻印章、非法收取施工班组保证金时，也是由王保刚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上诉人王保刚、王昀称《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履行、上诉人没有接管涉案工程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王保刚与中恒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和《还款协议书》，实际涉及二笔中恒公司的债务，一笔是涉案工程中恒公司向张建承担支付租金、返还钢管等的民事责任共计6500000元，该款项发生于2011年5月11日至2013年3月31日；另一笔是涉案工程欠刘国文的租金等物资租赁费629959.25元，该款项发生于2012年3月16日至2013年4月18日。第一笔款项的发生时间虽早于《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但该租赁行为在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承包贵州分公司期间一直持续至2013年3月31日，故可以认定上述债务的发生时间均在《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内。根据《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财务管理部分第4项约定“乙方承包期间，必须及时结清与纵横单位之间的债务往来，包括甲方没有签订担保合同的用于乙方及所属项目工程赊欠的材料款、欠款、租赁设备款、拖欠民工工资等。如乙方赊欠经司法机关查实，导致司法机关冻结甲方账户和划拨账款等，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外，每出现一次，乙方愿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万元”可知，如果属于乙方及所属项目工程赊欠的材料款、设备租赁款等导致司法机关冻结甲方账户和划拨账款的，依约由乙方承担。本案中，王保刚基于这一约定条款以《还款协议》和《还款协议书》的方式与中恒公司签订协议并承诺还款。因此，本案债务实质是王保刚、王昀、费强承包经营贵州分公司期间对涉案工程管理所产生的债务转化而成，是中恒公司与王保刚、王昀、费强内部结算形成的二笔债务，一审根据《还款协议书》《还款协议》内容以合同纠纷确定本案案由并无不当。上诉人王昀关于本案系追偿权纠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借款是王保刚个人行为还是王保刚代表贵州分公司的共同行为，王昀、费强应否对该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借款源自案涉项目所欠债务，属于贵州分公司所辖管理项目，按照《贵州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应由王保刚、王昀、费强三人作为乙方共同承担。《还款协议》上尽管只有王保刚的签字，但王昀、费强作为共同承包人参与了项目的管理，也以“劳务费”等名义分配了利润，涉案项目后续还要与中恒公司进行内部结算，王昀、费强也应依约对案涉项目所产生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此，王昀上诉称王保刚与中恒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系王保刚的个人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了王昀、费强与王保刚均应对其承包贵州分公司期间分公司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但其关于“王昀和费强未在该两份还款协议书上签字，故王保刚在该两份还款协议上承诺的支付利息的约定对该二人无法律约束力，该二人仅对中恒公司对涉案项目垫付的款项7017119.43元承担还款责任，对利息的支付不承担责任”的认定不当，不符合合伙人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鉴于中恒公司并未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应视为中恒公司认可王昀、费强仅在7017119.43元的本金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欧昌权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王保刚、王昀、费强与中恒公司签订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后，实际接受了中恒公司对涉案项目的管理，案涉北山项目虽然由欧昌权实际施工，但属于贵州分公司管理范围，管辖项目，中恒公司向欧昌权支付工程款也是通过贵阳分公司账户支出的。贵州分公司与欧昌权之间的债权债务以及欧昌权施工期间挪用工程款、私刻印章、非法收取施工班级保证金造成贵州分公司损失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王保刚、王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572元，由上诉人王保刚负担123862元，上诉人王昀负担617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章辉审判员  赵建艳审判员  肖玉华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蔡静书记员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