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3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匡小平，男，196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泰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晓明（匡小平之弟），曾用名匡小明，男，197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井冈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爱荣（匡小平姐夫），男，196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泰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和县天湖山林场，住所地江西省泰和县沙村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1026322560131H。法定代表人：杨赞明，该林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法，该林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文，江西西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和县灌溪镇阳丘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尹振平，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匡小平因与被上诉人泰和县天湖山林场（以下简称天湖山林场）、泰和县灌溪镇阳丘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阳丘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泰和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6民初3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5月22日、7月16日、7月28日接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匡小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匡晓明、曾爱荣，天湖山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文全程到庭参加诉讼，阳丘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尹振平5月13日到庭参加诉讼，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5月22日、7月16日、7月28日的庭审活动，天湖山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法5月13日、5月22日、7月16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限法定3个月，因防疫新冠××疫情被批准增加2个月，因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3个月，合计为8个月，至判决之日尚未届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匡小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全面重审，判决案涉《林业承包合同书》《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关于“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涉及上诉人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未生效；3.判令被上诉人履行《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八条约定，归还未造林山场；4.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关于《民事起诉状》、一审庭审、《匡小平诉泰和县天湖山林场等林业合同纠纷案代理词》中陈述的事实和法律，置若罔闻，司法枉法，怠于查清事实，慑于公权干预，导致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法官利用上诉人代理人首次参加开庭、不懂诉讼程序，出现违反审判程序和不规范行为。一是一审开庭前，上诉人书面申请将泰和县公证处列入诉讼第三人，遭到一审合议庭拒绝。庭审中再次书面申请全面核实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仍置若罔闻，甚至与公证处串通，捏造《调查笔录》。二是将被上诉人天湖山林场多达五、六十页的证据要求当庭质证，导致上诉人代理人不能充分消化证据并发问质询。未“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①回避认定上诉人证据6；②错误地认定上诉人证据7-13，错误地采信天湖山林场证据2-6；③很多事实没有查证：灭荒造林文件、公证真伪、匡思凤是否村民代表、是否拖欠税费、承包经营权是否善意取得、是否支付合理对价、表见代理中是否善意无过失相信。④庭审中法官质疑上诉人证据非原件，而天湖山林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很多会计要素看不清、看不到，却只字不提。⑤选择性、忽悠地调查被上诉人需要的事实：散生油茶树、村民未自发种树、领过分成款等。三是受一审审判长误导，本案焦点并非“合同效力”如此简单。审判长多次打断上诉人代理人发问和发言，并误导上诉人代理人“下次不开庭”。四是法庭调查期间，法官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及代理人回答“不清楚”情况下，采取肯定性语气发问，诱导被上诉人及代理人作肯定回答，甚至帮腔、自答得出结论。五是上诉人席上的显示器不是显示书记员的庭审笔录，而是庭审画面（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多次怀疑并对书记员说“记得赢吗？”）；书记员对上诉人代理人陈述的许多重要法律事实未记录。庭审结束要复制被上诉人天湖山林场的证据材料，等到中午十二点多，书记员以庭审直播为准和以下班吃饭为由，叫上诉人的代理人匆匆忙忙在庭审笔录上没有审看就签字。六是开庭原定上午九点整，陪审员迟到二十一分钟。（二）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7、8不足以证明二原审被告违法违约签订侵害原审原告权益的事实，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7、8足以证明二被上诉人违法违约签订侵害上诉人权益的事实。（1）二被上诉人是知晓被上诉人阳丘村委会无处分权、案涉山场所有权归纯塘组、使用权归上诉人的。①《林业承包合同书》第一部分（山场名称、界址及面积）载明“庵下”“下阳丘”“陂田”“文江”“岭上”“杨梅”等村小组名称，第二部分（所有权限）载明“如今后发生原山场山权争执（含乙方村与村、组与组、村民之间），应由乙方理妥”，第五部分（收益分配）载明“至于各村民小组之间的分成款，由乙方与各村民小组自行处理”，落款“乙方在场人”一栏大多数村小组组长（或会计）到场并签名捺印。由此可知二被上诉人知晓案涉合同山场所有权归村小组，尤其提到村民之间山权争执问题，可知二被上诉人知晓案涉合同山场使用权归村民。②《林业承包合同书》附件《逐山登记表》载明“杨（梅）段”“杨梅”“上阳丘”“下阳丘郭家组”“下阳丘桥头”“陂田”“文江”“岭上”“纯塘”9个村小组的名称、山主姓名、座落山名、山权证号码、山场面积、四址界角、备注等详细内容，其中纯塘组十座联营山场，案涉山场为“坑尾岭”“鹅形岭”“上坑岭”。可知案涉合同山场所有权归村小组，案涉山场所有权归纯塘组；纯塘组《逐山登记表》为本组会计匡思铭亲笔造册登记，二被上诉人理应知晓案涉林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③《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载明“联营协议”，鉴证单位为天湖山林场主管机关泰和县林业局；附件载明“联营山场”，核定单位为泰和县林业局调查设计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5）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林地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之规定,泰和县林业局依法负责林地监督、管理、登记、颁证等，可知被天湖山林场及其主管机关知晓案涉山场所有权归纯塘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联营相对方是上诉人。④泰和县林业局依法知晓案涉林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仍然多次替代二被上诉人签订案涉《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关于“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等，两次替代天湖山林场支付山价分成款。⑤上诉人《林权证》载明“国户联营”，也可知天湖山林场及其主管机关泰和县林业局知晓案涉林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是，在未经上诉人授权、纯塘组村民会议授权，甚至没有纯塘组法人代表参加合同签订现场并签名捺印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擅自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书》。为了达成合同签订目的，合同签订当天，天湖山林场用货车将村委会所有干部和大多数村小组组长（或会计）拉到石溪林场，大肆吃喝中晚餐，再用货车将村组干部送回家，存在请吃行为。特别是，在未经上诉人授权、纯塘组村民会议授权、阳丘村委会会议授权，仅有二被上诉人的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附件无纯塘组村民代表签名，附件内容未经“现场核定”。（2）二被上诉人违约行为表现在：①在清山造林、抚育中，没有履行《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四部分（经营管理）第5条约定义务，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在成片油茶林中造林，违反了该合同约定“成片的油茶林不划外，其他均属乙方发包给甲方造林山场”。②联营过程中天湖山林场的经营投入成本从来没有阳丘村委会和上诉人的参与、监督、核实、认可，也没有财务审计报告，均为天湖山林场一手暗箱操作，导致抚育面积高开虚报十几倍近二十倍，套取国家造林资金。③《林业承包合同书》系天湖山林场单方公证甚至未公证，违反了该合同第九条约定：“本合同系甲、乙双方自愿向泰和县公证处申请公证，经公证处发给公证书起生效。”该合同未生效。④《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林业承包合同书》约定“按国家规定林价”“山场不得出卖或转租他人”。改变了《林业承包合同书》的性质和经营方式：由“联营”变成了“转让”。随林权一起无偿转让了上诉人的林地使用权。擅自改变了《林业承包合同书》诸多内容：取消了间伐分成；取消了松脂分成；未转让《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四部分（经营管理）第5条约定义务；山价分成面积由《林业承包合同书》及其附件约定承包山场面积和山权证面积，改按《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及其附件约定“实际营林面积”，不及承包山场面积的1／5。⑤《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直接转让林权，转让面积和价格均为天湖山林场主管机关一手暗箱操作；未按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规定“聘请有资质资格的林业评估机构和国资评估机构做好前期评估”“竞价公开拍卖”“公证”“分成兑付到农户”；也未按《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平均每亩340元”定价支付；隐瞒了有间伐收益分成的事实。至今上诉人没有得到被上诉人一分钱山价分成款。⑥《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到2017年底到期，已经随意私自延迟至今，二被上诉人从来没有解释延迟原因，无形中又侵犯了上诉人2018年以来的林地收益权。⑦时至今日，天湖山林场一直隐瞒了有松脂分成的事实，导致上诉人和纯塘组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松脂分成款。松脂采割数量和松脂销售价格从来没有阳丘村委会和上诉人的参与、验收、核实、认可，均为天湖山林场一手暗箱操作。（3）《林业承包合同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1）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一（一）第1、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三）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一款第（一）（二）（三）（四）（五）项、三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一）（二）（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五）（七）项、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9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合同无效、未生效。《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九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第七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一）（二）（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三）（四）（五）（七）项、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9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9经核实，签约时泰和县公证处派公证员赖某前往天湖山林场进行现场公证，该公证书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无证据证明《林业承包合同书》进行了公证尤其是现场公证。案涉公证书系天湖山林场单方公证甚至未公证，由天湖山林场与公证处伪造而成。①现场公证不符合逻辑常理。《公证书》记录合同签订时间为1988年10月26日，而公证落款时间为1988年11月7日，时间不一致；公证员未在《林业承包合同书》上签字盖公章，也未现场制作《公证书》并现场送达。②《公证书》未显示公证员赖某进行了现场公证，也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说明“当事人确有困难时，公证员可到当事人所在地办理公证事务”的理由；原件是否赖某亲笔字迹无法核实，落款只有赖某的印章，并非其亲笔签名，也没有二被上诉人法人代表签名捺印。③公证书档案没有“公证笔录”，没有双方当事人申请公证的“申请书”“身份证件”“法人有代表权的证件”等；《泰和县公证处送达公证书回证》只有天湖山林场签收，并没有该回证提及的县林业局、县林业工业公司、灌溪乡政府特别是阳丘村委会签收。④泰和县人民法院《调查笔录》系法院与公证处恶意串通所为。《调查笔录》并非调查公证员当事人赖某，赖振文证言反映的是记忆中认为赖某前往林场办理公证，属不能确定；赖振文是接赖某班工作的，两人不可能同时在公证处共事多年，无法见证赖某公证；若公证书档案有陈某的签名资料，根本无需《调查笔录》。⑤加盖“泰和县公证处”钢印的《林业承包合同书》（打印稿）中4个法人单位均未盖章，20个当事人均未签名捺印，乙方在场人匡重花、匡思桂、尹礼庠、尹传莉、罗兴补等姓名错误百出，公证员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从侧面印证合同未现场公证。⑥加盖“泰和县公证处”钢印的纯塘组《逐山登记表》，公证员在知晓山权归纯塘组的情况下，没有合理注意审查阳丘村委会的“民事权利能力”“有代理权的证件”；泰和县林业工业公司石溪林场不具备合同法人资格也未审查。从侧面也印证合同未公证。⑦以上事实与陈某书面《说明》及其一审证言“没有说要去公证”“没有公证处的人在场”“事后没有收到公证书”相吻合；也与陈某在一审证言：签订合同时除了村里的人，“全部都认识，但不知道名字”相吻合，因为石溪林场、灌溪乡政府驻地在灌溪乡，与陈某同一个乡镇，人员之间属于认识但不知道名字的情形，而公证员远在泰和县城，属于不认识也不知道名字的情形，可印证公证员未在现场公证。再说，公证员要对法人代表陈某做现场“公证笔录”，不可能不知道公证的事。（2）案涉公证书违反了公证法定程序而无效。合同附条件未生效。公证员及其公证机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条之规定。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10（证人陈某亦出庭作证）因陈某年事已高，当庭陈述其与镇村干部在石溪林场办公室谈的合同期限为30年，并未到泰和县公证处办理公证，其余事项均不清楚，而根据证据9记载的‘双方在石溪林场会议室，签订前面的《林业承包合同书》’及核实情况，签约当时公证员现场公证，与陈某关于‘没有到泰和县公证处公证’的陈述并无冲突，陈某陈述‘合同期限为30年’与其已签名确认的《林业承包合同》记载内容不一，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有利的证人证言一律不采信，用“其余事项均不清楚”搪塞，荒谬至极！有庭审笔录和庭审直播录音整理为证！与公证处恶意串通，捏造《调查笔录》，司法枉法！《林业承包合同书》原件存在重大明显瑕疵，甚至涉嫌变造。请求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审查《林业承包合同书》原件、公证书原件及附件。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11、12系相关部门对匡小明的咨询及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无法达到天湖山林场主观恶意拒绝补签并落实收益分成款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证据11《关于匡小明咨询林改有关问题的复函》清楚载明:“我办根据省林改办领导的指示，近日与灌溪镇政府有关领导、阳丘村委会干部，以及灌溪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一道再次对你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而且强调了“再次”；证据12《匡小明同志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清楚载明:“相关人员在阳丘村委会召开了一次调查协调会，参加人员有当事人匡小明、灌溪镇分管领导欧阳效远副镇长、阳丘村尹有蓉书记、老书记郭修浪、灌溪林业工作站戴元璟站长、石溪分场周海法场长……”可见复函意见是二被上诉人及其主管机关共同意思的真实表示。（2）证据11、12信访复函与本案合同皆为书证，均有被上诉人主管机关的公章，上诉人的证据不予采信，而天湖山林场的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案涉合同订立时有阳丘村委会及各村小组村民代表、乡政府等多方签字盖章确认，天湖山林场有理由相信系合同所涉山场使用权权利人的真实意思。”显然自相矛盾，明显是双重标准。整个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天湖山林场关于被上诉人主管机关文书效力上均存在双重标准，比如“工资单”付款方为泰和县农林垦殖局、山价分成款付款方为泰和县林业局、泰和县林业局签订的系列案涉合同，均认定天湖山林场所为。（3）上诉人正是严格按照《林业承包合同书》第七条约定咨询信访的，先找二被上诉人协商解决不成，再找其主管机关调解无效，最后请人民法院处理，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做法并无不妥。（4）《匡小明给王局长信中所反映之事了解调处会议记录》也能证明天湖山林场拒绝完善补签合同、落实分成款。（5）复函内容扭曲事实、歪曲政策，拒绝按林改政策“依法完善和补签林地承包（流转）合同”。①2010年复函仅以签订《关于湿地松采脂收益分成的补充协议》就算完善补签了合同，拒绝按林改政策完善合同主体、合同签订民主程序、合同其它内容（提高农户分成比例、按毛利分成、抚育间伐纳入分成、分成必须如数兑现农户、缩短承包期等）。②2019年复函也是歪曲政策。详见上诉状第26-28页“二（三）13”。以上足以证明天湖山林场主观恶意，至少是非善意。5.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13与本案无关联，亦无法证明天湖山林场疏于管理，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亦与一审确认“合同签订后，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分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承包山场进行植树造林（包括湿地松）等经营管理”自相矛盾。（1）证据13与本案息息相关。国户联营吃“大锅饭”，联营荒山分摊了上诉人的分成款。（2）上诉人证据13恰恰证明天湖山林场证据四不成立，证明其疏于管理、粗放经营，并未“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事实，天湖山林场也没有提供投入人力、物力和造林的证据。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特别代理人陈述的天湖山林场存在“林中造林、荒山撂荒”“纯塘组约500亩国户联营山场，撂荒面积约250亩”的事实（撂荒主要为匡思铭、康恭源、匡东华、匡思凤等户山场），也未经查明该事实以及“只种不养”的事实。相反，偏听偏信天湖山林场陈述和复印件证据四，亦未查明天湖山林场隐瞒的大量不属于自有投入造林资金，比如育林基金、中央省市县财政造林补贴等等。天湖山林场种植的只有湿地松，不是“包括湿地松”，《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联营山场面积核定现场核定书》中写得很清楚。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的证据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特别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对天湖山林场的证据认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天湖山林场提交的六份证据均为复印件，未见一份原件，有的复印件会计要素看不清、看不到，一审法院却认定证据2至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显然是错误的，应当是不能确定。1.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证据2客观记载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签约时村民在案涉山场并未自行种植树木，无显失公平情形，案涉林业承包合同对承包范围、期限、分成等均作了约定，阳丘村委会、镇政府均签字盖章，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公证书》无效。详见上诉状第7-8页“二（一）2”。（2）证据2记载内容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显失公平。详见上诉状第6页“二（一）1（3）”、第21-23页“二（三）8”。（3）“村民在案涉山场并未自行种植树木”失实。详见上诉状第16-17页“二（三）6”。（4）证明目的1有异议，村委会干部无权处分，群众大会无会议记录，阳丘村委会无权发包；证明目的2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天湖山林场履行了“对油茶林等林木处理约定”，给付了“造林经费”“苗木补偿费”，承包方匡小平从未履行合同义务；证明目的3有异议，天湖山林场将合同承包期限从30年篡改为60年，分成约定严重不合理；证明目的4有异议，只能证明村委会、镇政府知法犯法。2.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证据3真实有效，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2）合法性有异议。2002年已将林权转让给何发富。（3）关联性有异议。《林权证》中“林班”、“小班”号与上诉人《林权证》的不一致，与本案无关。（4）证明目的有异议，“林地使用权权利人”在天湖山林场《林权证》中为空白，在上诉人《林权证》中为匡小平，不能证明林地使用权归天湖山林场。3.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证据4能反映天湖山林场签约后对案涉山场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予以采信”，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真实性不能确定。复印件，有些会计要素看不到、看不清。（2）合法性有异议。“工资单”系单方记账，未经任何方参与、监督、核实、认可。上坑岭与鹅形岭相邻、时间相差11天，每亩抚育工资却悬殊百分之十几，随意定价；而且，抚育面积比《逐山登记表》高出十几倍近二十倍，存在严重虚报套取造林资金行为。（3）关联性有异议。①出资单位系“泰和县农林垦殖局”，并非天湖山林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②ＮＯ.0027094、ＮＯ.0040543号凭证与本案无关；ＮＯ.0027044、ＮＯ.0027084号凭证均有两张重复。③泰和县取名“鹅形”“上坑”山岭很多，不能确定是否所属纯塘组山场。以上证明天湖山林场一贯弄虚作假，违背合同诚信原则。（4）证明目的有异议。①没有证据证明投入了人力、物力。②未有造林资金投入，坑尾岭未有任何投入。③不能证明投入大量资金：当时中央省市县有大量造林补贴、育林基金、维简费等，不属于天湖山林场自有投入资金；工资单仅显示抚育3.8元／亩或4.3元／亩。④上诉人认为是别人种错了，免费种的，不构成侵害，无需提出异议，如果是砍树必定提出严正抗议。4.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证据5可以证明天湖山林场履行了支付收益款的合同义务，予以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真实性不能确定。复印件，有些会计要素看不到、看不清。（2）关联性有异议。付款方系泰和县林业局，并非按《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分成给乙方”。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证明目的有异议。①2003年分成款仅为泰和县林业局支付给“灌溪镇农经站”。②2002年山价分成款只能证明给了无代理权的阳丘村委会，不能证明给了纯塘组、上诉人。上诉人《林权证》明确载明“国户联营”，应该由联营方天湖山林场支付给联营相对方上诉人，也违反了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按比例兑付到农户”和赣林改字〔2006〕1号文件第六条“必须如数兑现给农户”之规定，本案属于合同履行不能。③未支付合理对价。详见上诉状第20-21页“二（三）7（5）③第三”。（4）一审法院完全没有查明该事实。阳丘村委会、纯塘村小组、上诉人分别有多少亩联营山场面积？阳丘村委会、纯塘村小组、上诉人又分别有多少山价分成款？都是一笔糊涂账。5.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证据6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同意县林业局拍卖国有林场山林经营权的批复》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批复主体与被批复主体均不适格，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三（二）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未查明批复所涉《关于拍卖国有林场山林经营权的请示》；“扣除造林成本80元／亩”无依据，《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四部分（经营管理）第1条已约定由天湖山林场负担，否则山价七三分成不合理。（2）《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①甲方合同主体不适格，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三（二）第二款之规定；乙方合同主体不适格，不是《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丙方；合同签订没有二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参与、监督、认可；合同书没有阳丘村委会的备份；②山价“平均每亩340元”单方定价无依据，未按《林业承包合同书》约定“国家规定林价”；每亩85株折价无依据。未按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规定“必须聘请有资质资格的林业评估机构和国资评估机构做好前期评估”“竞价公开拍卖”“经公证机关公证生效”。③必须确保完成“泰和县刨花板厂供材计划”存在垄断压价行为。一审法院未查明合同所涉《泰和县松脂采集运输管理暂行办法》（泰府字〔2001〕58号）《泰和县人造湿地松工业原料林经营权拍卖实施办法》《关于批转〈泰和县人造湿地松工业原料林经营权拍卖实施办法〉的通知》（泰改试办字〔2001〕3号）等文件。（3）《泰和县国有林场第二批湿地松林木暨经营权转让合同》，与本案无关：时间上对不上；甲乙双方合同主体均不适格。（4）《〈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合同主体不适格，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三（二）第二款之规定；甲方合同主体不适格，不是案涉《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丙方；合同书没有阳丘村委会的备份；没有阳丘村委会和上诉人的参与、监督、认可。一审法院未查明合同转让书所涉《关于“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5）《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不予认可：未经上诉人授权、纯塘组村民会议授权、阳丘村委会会议授权；未按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规定“必须聘请有资质资格的林业评估机构和国资评估机构做好前期评估”“竞价公开拍卖”“经公证机关公证生效”。一审法院也未查明案涉协议书所涉泰府办〔2001〕251号文件及定价依据。（6）证明目的有异议。前四份复印件均没有阳丘村委会的备份，所有合同二被上诉人均未催告或告知上诉人，无法提出异议。再次，一审法院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有……（纯塘村小组村民代表匡思凤作为在场人签字确认）”。纯属信口雌黄、罔顾事实、强奸民意，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没有证据证明匡思凤系纯塘组村民代表，一审法院以“有胡子就是爹”的推定是完全错误的。（2）一审法院无视庭审中上诉人特别代理人陈述的“匡思凤是以村委会会计身份参加、并非以村民代表身份参加”的事实，无视上诉人特别代理人庭审中提交的匡思凤《特别说明》书面证言和一审证据13中匡思凤宣读《特别说明》视频，也未对匡思凤本人查明核实，存在严重渎职行为。事实上《林业承包合同书》乙方签订当事人为村委会所有干部以及大多数村小组的组长（或会计）；纯塘组组长匡达亮未参加，纯塘组未召开村民会议授权、组长也未授权匡思凤参加，匡思凤参与合同签订是正常履行村委会会计职务的行为；杨（梅）塅、陂田、纯塘村小组有国户联营山场但组长（或会计）未参加；庵下、德塘村小组没有国户联营山场但组长尹传莉、尹为锜参加了，所在组村干部陈某、罗兴补也参加了；上阳丘、郭家组、桥头组、文江、岭上村小组有国户联营山场，组长尹少华、会计尹礼庠、会计匡唐枝、组长匡思钊、组长匡重花参加了，所在组的村干部尹传兰、尹礼庠、匡萃蔼、匡思桂、胡先光也参加了。不存在“村民代表”一说。2.一审法院确认：“第361号公证书档案内有上述合同原件及附件。”属于查明确认事实不清。查阅一审法院案卷，并未发现合同原件的附件。3.一审法院确认“合同签订后，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林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承包山场进行植树造林（包括湿地松）等经营管理。”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详见上诉状第10页“二（一）5”、第12页“二（二）3”。4.一审法院确认“根据泰府办字〔2007〕71号文件精神，2002年1月24日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林场、阳丘村委会与江西泰和县松泰林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属于确认事实错误。（1）“泰府办字〔2007〕71号文件”应为“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2）根据该文件规定，被上诉人并没有“必须聘请有资质资格的林业评估机构和国资评估机构做好前期评估”“竞价公开拍卖”“经公证处机关公证生效”、将分成款“兑付到农户”。5.一审法院确认“据阳丘村委会干部解释，纯塘组应得的山价分成款用于抵扣了纯塘组历年所欠的农业税和水利等费用，抵扣后还存在欠帐。”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信访复函“据阳丘村委会干部解释……”逻辑不严谨，也未查明事实。上诉人、纯塘组欠了什么税？欠了多少税？欠了哪几年的税？又欠了什么费？欠了多少费？欠了哪几年的费？又抵扣了多少税费？还欠多少税费？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2）纯塘组农业吃天水，不存在欠水利费问题。纯塘组农户疑似拖欠了农业税取消前两三年的农业税，当时村支书郭修浪带人上门催收，村民以国户联营山价分成款已经到了村委会、村委会没有给农户为由拒绝纳税。抵扣办结手续好像在取消农业税后的2005—2006年间。抵扣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2）第六十九、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第三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二第四款，国发〔2003〕12号文件第九条第二款，国办发明电〔2004〕21号文件第五条之规定。6.一审法院确认“另查明……当时山场除了有些散生茶树等外，没有村民自主种植”，属于确认事实错误。（1）这是在阳丘村委会回答“不清楚”的情况下，一审法官违反审判程序，用肯定性语句诱导阳丘村委会作肯定回答，甚至帮腔、自答得出的错误结论。（2）《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四部分（经营管理）第7、9、10条载明9个村小组山场均为“油茶林”“原有的松木、木材”“成片杉木幼林”“散生的杉木幼林”。可见是在造林背景下统一种植的。（3）《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联营山场面积核定现场核定书》载明：“马尾松林10.0亩”“其他树种10.0亩”，未计算油茶林面积。（4）天湖山林场“证据二”也认定山场为“油茶林等林木”。（5）从事实上看，至今案涉山场仍有大量油茶树和马尾松、少量杉树林。无论散生或种植的按自留山政策都永远归上诉人所有。（6）从基本常识看，油茶树是很难野生的，成片的杉树、成片的马尾松也是很难野生的。签约之前，案涉山场油茶林、马尾松林、杉树林是纯塘组前辈村民种植而成，林业“三定”时期作为自留山分配给上诉人之父长期无偿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诉人之父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等政策号召，召集子女、女婿在案涉山场进行了植树造林，纯塘组农户都有植树造林，种苗由上级部门提供。天上不会掉下来，否则也无需灭荒。7.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订立时有阳丘村委会及各村小组村民代表、乡政府等多方签字盖章确认，天湖山林场有理由相信系合同所涉山场使用权权利人的真实意思。”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纯属强奸民意行为，有联营山场的杨（梅）塅、陂田村小组无一人在场、签印，纯塘组匡思凤是以村委会会计身份并非以村民代表身份在场、签印。详见上诉状第14-15页“二（三）1”。（2）阳丘村委会签章不能自己证明自己有权处分；天湖山林场及其主管机关泰和县林业工业公司不能自己证明阳丘村委会有权处分；灌溪乡政府及其干部签章，是依法履行指导机关职能职务行为，而且二被上诉人签章在前，乡政府签章在最后。以上不能充分证明阳丘村委会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和法律上有代理权的联系，不能作为认定阳丘村委会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现形式要素。（3）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之情形。①表见代理制度不适用于村委会或村小组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村组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凡事必须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授权才能行使代理权。本案无村组村民会议和会议记录，纯塘组更未委托授权阳丘村委会。②本案天湖山林场是将阳丘村委会作为适格合同主体，并非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合同，更非将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并非因相信阳丘村委会有权代理上诉人而签订合同，从合同乙方名称可见一斑，《林业承包合同书》也清楚载明:“乙方愿将自己所属的山场发包给甲方经营”，故本案合同仅对阳丘村委会产生约束力，不构成表见代理。③无效合同不适用表见代理。其一，从设立表见代理制度目的看，法律创设表见代理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交易，保护合法行为，维护交易安全。显而易见，若把表见代理适用于非法签订的无效合同，则与设立表见代理制度的目的格格不入，是对合同立法精神的误解和运用。其二，从无效合同的属性看，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无效合同由于其违反了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不能产生当事人逾期的法律后果。因此，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代理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内容对被代理人不具有任何效力。据此，合同法第49条确立的表见代理所要求的“代理行为有效”这一前提条件不能成立。其三，从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看，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不是无效合同本身约定内容的效力，而是法律对无效合同评价所产生的强制性后果，即承担返还财产等民事责任，这与表见代理制度要求被代理人去直接承担代理人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的后果可谓相去甚远。④表见代理制度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瑞典、法国等）引进的一项制度，适合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之情形，不适用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之情形，表见代理概念模糊，很难界定，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4）本案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要件。①《林业承包合同书》签订地点是石溪林场，并非上诉人所在村组；并非以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天湖山林场代理词也强调“与村组联营”；约定分成款只是给村组自行处理，并非给上诉人；事实上，上诉人也未得到收益分成款；甚至多次找被上诉人及其主管机关要求完善补签合同、落实分成款屡遭拒绝。②上诉人、纯塘组均未参与本案合同签订和履行。③上诉人、天湖山林场、阳丘村委会三者彼此不熟，一审庭审笔录中陈某证言可得到佐证，也从来未有过往来交易历史。天湖山林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对阳丘村委会产生信赖的理由。（5）天湖山林场不具备表见代理主观因素要件。①天湖山林场主观上非善意。第一，天湖山林场在明知阳丘村委会无处分权、案涉山场所有权归纯塘组和使用权归上诉人的情况下，擅自与阳丘村委会签订《林业承包合同书》《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详见上诉状第3-4页“二（一）1（1）”。第二，《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十条约定“本合同一式十八份”，实际上只有公证处一份原件，其它十七份均为法人单位未盖章、当事人未签名捺印的无效合同（合同签订数月后给当事人的）。在当时具备打印、刻蜡纸条件下只签订一份原件，存在明显故意，为后期变造留下了巨大法律漏洞。事实上《林业承包合同书》原件在形式上存在明显重大瑕疵，篡改了承包期限等内容。据时任阳丘村委会会计匡思凤回忆，《林业承包合同书》签订之后村委会公章被时任村支书匡萃蔼借出三个月后归还，合同上几十枚修改处手印非法人代表陈某的。第三，泰和县林业局依法负责林地管理、监督、登记、颁证工作，明知案涉林地使用权归上诉人、阳丘村委会无处分权的情况下，依然代替二被上诉人签订案涉《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等文件，从来没有阳丘村委会和上诉人的参与、监督、认可、签章、合同书备份。②天湖山林场存在重大主观过错。除上诉状第5-6页“二（一）1（2）”中主观过错外，还有：第一，《林业承包合同书》《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标的物数量大，没有尽到合理注意阳丘村委会合同主体资格的义务，没有审慎审查山权证书、村民会议记录、上诉人和纯塘组的委托证明等。第二，天湖山林场有机会通过其主管机关泰和县林业局便利、免费地查明案涉山场权属，却没有去查实，存在明显疏忽、懈怠的过失。签订合同之前也没有充分知悉表见代理权利外观事实。第三，《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按当时活立木蓄积量和价格转让林权的同时，无偿转让了上诉人林地使用权，致使上诉人从2002年1月至今丧失了林地收益权。未按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规定“聘请有资质资格的林业评估机构和国资评估机构做好前期评估”“竞价公开拍卖”“公证”、分成款“兑付到农户”等。第四，湿地松未成材、投资成本最低、生长速度最快时期被转让，存在杀鸡取卵的短视、短期经济行为，上诉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第五，在明知阳丘村委会无权处分情况下，非法经营30多年从未催告上诉人追认，上诉人主动行使追认权屡遭拒绝。第六，纯属“林中造林、荒山撂荒”“只种不养、粗放经营”的形象政绩工程，导致经营效益极其低下，林农折算1.92元／亩·年，湿地松郁闭使油茶林被遮阴枯萎，均导致上诉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③天湖山林场主观上是恶意的。第一，故意假借虚无的消灭荒山政策文件，诱使阳丘村委会签订《林业承包合同书》《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欺诈行为。并以灭荒造林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独吞、霸占、挪用各项造林补助资金，虚高十几倍近二十倍抚育面积套取冒领国家造林资金。第二，《关于匡小明咨询林改有关问题的复函》《匡小明同志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故意扭曲事实、歪曲政策，屡次拒绝上诉人按照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政策文件“完善和补签合同”。详见上诉状第10页“二（一）4（5）”和第26-28页“二（三）13”。第三，分成款未支付合理对价，存在盘剥、克扣行为。如分成面积按《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未经各组代表现场核定签字的单方捏造面积，未按《林业承包合同书》及其附件约定承包山场面积和山权证面积。第二次转让：《〈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又按承包山场面积，存在恶意串通、阴阳合同。如湿地松林权转让价格并非《林业承包合同书》约定“国家规定林价”，而是天湖山林场主管机关单方定价。如《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约定价格“平均每亩340元”，偏离赣发（2004）19号、赣财综〔2004〕80号文件规定“360元／立方米”价格甚远。如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规定“扣除造林成本80元／亩后分成”存在重复扣除成本。《林业承包合同书》已约定天湖山林场负担包括造林等一切投资费用。如《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再抠价约定200元／亩，未按《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约定340元／亩支付；也偏离同年《泰和县国有林场第二批湿地松林木暨经营权转让合同》按承包山场面积拍卖折价288.89元／亩。天湖山林场及其主管机关与该合同相对人存在恶意串通、合同欺诈行为。如山价分成款给阳丘村委会后截留10%作为管理费，违反了法律政策禁止性规定。如2002年1月按当时活立木蓄积量和价格转让后，上诉人的林地一直被松泰公司（后为飞尚林产公司）无偿占用至今。如一直隐瞒有间伐、松脂分成款的事实。如上诉人从未得到一分钱山价和松脂分成款。8.一审法院认为：“即便村委会存在无权处分情形，合同内容并未显失公平，天湖山林场对涉案山场的承包经营权亦属善意取得，且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属于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林业承包合同书》内容显失公平。①60年承包期过长，透支了上诉方几代人的承包经营权。案涉山场71.3亩，是上诉人全家主要生产资料和主要经济来源，导致上诉人全家成为失地农民，被迫外出务工。据电话调查，江西遂川、铜鼓、崇义、德兴等林改试点县以及吉安县、宜春各县市等均按林改发〔2009〕232号文件第（十三）条规定“缩短流转期”，已到期的愿意联营继续签订合同，不愿联营的都归还了农户。强烈要求被上诉人在近期砍伐湿地松之后立即归还上诉人自留山。②存在诸多不合理免责条款。《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四部分（经营管理）第2条：“承包期内，乙方群众不能在甲方上述承包山场内砍伐人工造针、阔叶树木及天然生马尾松、樟树等贵重树种”；第4条：“甲方在承包乙方上述山场内搞林业生产方面的建筑……占用乙方的荒山、荒地则不予补偿”；第7条：“其他散生的油茶树……炼山损坏甲方不负责任。甲方造林郁闭后，山上的散生油茶树任其自然淘汰”；第9条：“原有的松木、木材补给造林经费、苗木补偿费”，实际上未补偿；第10条：“散生的杉木幼林由乙方自行处理”。擅自处置上诉人林地上原有合法林木，违反了中发（1981）12号文件（二）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第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第七十五条、七十六条等法律政策禁止性规定，损害了上诉人权益。③分成比例过低。联营就应当扣除联营双方实际成本后五五分成，应按林改发〔2009〕232号文件第（十三）条规定：价格过低通过让利进行调整，以及泰和县林业局给《匡小明同志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承诺“可适当提高林木分成款”兑现。联营双方《林权证》均载明山场林种为“用材林”，即以采伐林木为主，就应按《林业承包合同书》第五部分（“收益分配”）第1条约定：“林木成材后，由甲方依法砍伐（包括间伐）等内规格材（8公分以上含8公分）”。至少应按天湖山林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当初约定“15年一茬”成材计划进行砍伐，而不应成材后仍以采脂为主，造林30多年还未砍伐。若以采脂为主，按纯利润8：2分成不合理，降低了上诉人的分成比例；而且松脂按“纯”利润分成不合理，合同已约定甲方负担“一切投资费用”，退一步说，按“纯”利润至少应按山价的七三分成，或者成本倒推法进行分成。④没有约定“松脂采割、销售应通知乙方派员参加验收，未参加验收应如实告知乙方”，失去监督导致松脂分成严重不公。（2）《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详见上诉状第5页“二（一）1（2）④-⑤”。（3）《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内容显失公平。天湖山林场主管机关单方定分成面积和价格，未按《林业承包合同书》约定“按国家规定林价”，也未按泰府办字〔2001〕1号文件规定“聘请有资质资格的林业评估机构和国资评估机构做好前期评估”“竞价公开拍卖”“经公证机关公证生效”。（4）承包经营权未取得也不属善意取得。详见上诉状第19-21页“二（三）7（5）”。（5）本案合同违反了诸多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详见上诉状第6-7页“二（一）1（3）”。9.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亦进行了公证，证明合同的签订过程及约定事项的存在。”属于确认法律事实错误。案涉公证书无效。详见上诉状第7-8页“二（一）2”。10.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签订后，天湖山林场即进行了大规模荒山造林”，属于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不完全相关。（2）一审认定无证据，天湖山林场提供的只有部分抚育凭证并没有造林凭证，也未查明案涉山场不属荒山的事实。虽然上诉人自留山使用证“山地类别”栏有6宗地记载为“荒山”，事实上除大岭窝实属杉树山外，其余5宗地均为油茶林、马尾松林、少量杉树林。详见上诉状第16-17页“二（三）6”。（3）一审认定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政策依据，案涉上诉人自留山不属天湖山林场灭荒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26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造林。”《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开发“四荒”资源工作的通知》一（四）项强调：“对在‘四荒’使用权的承包、租赁或拍卖中涉及到的‘两山’（自留山、责任山）问题，应慎重处理。‘两山’是林地的组成部分，不在‘四荒’之列”。（4）天湖山林场纯属“林中造林、荒山撂荒”的形象政绩工程。仅纯塘组国户联营山场，撂荒面积达一半以上。详见上诉人一审证据13视频。导致分成面积按实际造林面积，不及联营面积的1／5。11.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一直对案涉山场进行着经营管理，理应知晓上述事实，一直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案涉合同的认可，其仅仅是在2009年、2019年对国户联营合同完善手续、分成款等有关事项进行咨询信访，上述咨询信访不能认为系（原审）原告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行为。”属于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理应知晓事实、未提出异议为由，从而推定认可案涉合同，完全是主观臆断。①上诉人确实知晓案涉山场植树的事实，一直认为是别人种错了，免费种的，权利未被侵害，无需提出异议。如果是在案涉山场砍树，当时必然会提出严正抗议。②签订系列合同以来，天湖山林场均未催告上诉人追认，清山、造林、抚育、间伐、支付分成款等一切均未告知上诉人；阳丘村委会也从来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况且案涉合同经过两次转让，上诉人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条件知道侵权人是谁，无法向侵权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知晓侵权存在的事实。③咨询信访从侧面印证上诉人对侵权事实的不知情。上诉人并非仅仅2009、2019年两次信访，上诉人特别代理人仍保存大量信访件，虽然信访不是主张合同无效，但毕竟是主张权利，之所以主张完善补签合同、落实收益分成款，原因之一是按照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政策要求，原因之二是在多次找被上诉人及其主管机关要回案涉山场无望的情况下，面临巨大权力压力所作出的妥协做法。④上诉人得到《林权证》并从中得知“国户联营”概念后，第一时间向二被上诉人及其主管机关主张了权利，反复地上访信访、电话咨询、法院起诉上诉足以证明对案涉合同的否定。（2）确认合同无效并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上诉人一经发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条、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6条第（一）（二）项之规定，随时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合同无效，法院也应主动确认合同无效。（3）无权代理、无效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最显著的特征是违法性，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其违法的性质，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违法行为变成合法行为、使违法合同变成合法合同、使违法收益变成合法收益。否则，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案涉合同的认可，则是纵容违法者逍遥法外，任意践踏法律，不符合立法精神、立法宗旨、立法目的，也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12.一审法院认为：“天湖山林场按约将分成款支付给了合同相对方阳丘村委会后再下发至各村小组，并无不当，原告所在村小组所领的山场分成款因抵扣历年来拖欠的税费等而未分配至各农户，（原审）原告未实际领取分成款并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属于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上诉人《林权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清楚载明“国户联营”，并非国村联营，就必须将收益分成款从联营方天湖山林场支付给联营相对方上诉人。而阳丘村委会无权处分（代理），案涉合同无效，附条件未生效，没有法律约束力。泰府办字〔2001〕71号文件明确要求“按比例兑付到农户”，赣林改字〔2006〕1号文件第六条也明确要求“必须如数兑现给农户”。上诉人从来没有得到被上诉人任何一分钱收益分成款，本案属于合同履行不能。（2）上诉人收益分成款与纯塘组毫无关联。本案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合同法律关系：第一层面，纯塘组发包林地承包经营权给上诉人，构成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层面，上诉人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天湖山林场，构成承包方与受让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纯塘组与天湖山林场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本案合同涉及的是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并非发包承包关系；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权利人是上诉人，并非发包方纯塘组，更不是阳丘村委会。故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收益归上诉人，并非归发包方纯塘组，更不是归阳丘村委会。再说，纯塘组从未参与本案合同的签订、履行。故上诉人的收益分成款与纯塘组不搭架，与阳丘村委会没有一毛钱关系。天湖山林场将分成款支付给村委会，从侧面印证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3）纯塘组并未“领取”山场分成款。阳丘村委会截留10%山价分成款、抵扣税费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法律政策禁止性规定。详见上诉状第16页“二（三）5（2）”。（4）分成款与拖欠税费是两个层面法律关系，应一码归一码，桥归桥、路归路。第一层面，分成款作为专款必须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不能证明给了上诉人收益分成款；若被上诉人不给分成款，上诉人可以诉至法院，不能用案涉山场湿地松抵扣。第二层面，不合理税费过重导致拖欠，若上诉人不缴纳税费，可以诉至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最起码要履行完备手续：阳丘村委会责成上诉人出具领取山价分成款的收据，与此同时，阳丘村委会出具上诉人缴纳税费的收据，金额一致，才可以平账。（5）直接抵扣简单粗暴，事实存在用上诉人的山价分成款抵缴没有国户联营农户的税费，导致财务混淆，违反了财经纪律。而且，抵扣中没有国户联营农户不纳税费，对上诉人显失公平。（6）阳丘村委会并未提交纯塘组和上诉人欠税费的证据，于法无据。国发〔2003〕12号文件九第二款明确规定暂停收缴税费尾欠，采取核销、减免、挂账的办法处理。对此，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实，毫无证据而妄下结论。13.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赣发〔2004〕19号、赣林改字〔2006〕1号文件精神，应尊重历史，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性，联营山林必须保持现有的权属关系稳定，按照联营合同继续由国有林场经营管理等”。纯属确认法律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对赣发〔2004〕19号文件的解读纯属歪曲政策、颠倒是非。该文件“总的原则”之二完整表述为：“坚持尊重历史，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性。本次改革是对林业‘三定’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不得借改革之名打乱重来，重新分配。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通过协商方式予以解决，确保林区社会稳定。”主要针对1997年开始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有的地方打乱重新分配或被集体以行政手段收归统一经营等乱象提出的原则要求,而且强调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按照法律、法规、协商予以解决。涉及本案，该文件明确规定：“自留山稳定不变……被集体以行政手段收归统一经营的自留山，大部分群众强烈要求归还的，应当归还农户经营。”“妥善处理已经流转的集体山林……对群众意见较大的，要本着尊重历史、依法办事的原则，妥善处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并依法完善或补签林地承包（流转）合同，换发林权证书。”“已经流转但手续不完备的，应当补充完善。”然而，天湖山林场无动于衷。（2）一审法院对赣林改字（2006）1号文件也是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选择性解读。该原则是适用“关于国乡联营山林的处理问题”，即“无主”山林，并非“国户联营”之情形，已承包到户的“有主”山林并不适用。该文件关于国乡联营总的原则完整表述为：“总的原则是，联营山林必须保持现有的权属关系稳定，按照联营合同继续由国有林场经营管理。但联营双方应当根据本次林改的精神，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原联营合同进行补充和完善，并适当提高农户的分成比例。凡是原合同中约定以主伐后的纯利润分成的，应当调整为按毛利或实物分成，且抚育间伐和松树采脂等收入都应纳入分成范围。合同约定的利益分成必须如数兑现给集体或农户。”然而，本案联营双方“充分协商”不成，被上诉人并没有遵循江西省《关于规范全省森林资源流转的紧急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林改精神：“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山林的经营权还给林农，把经营山林的利益让给老百姓”、并没有“对原联营合同进行补充和完善”、并没有“适当提高农户的分成比例”、并没有“按毛利或实物分成”、并没有“抚育间伐和松树采脂等收入都纳入分成范围”、并没有按“合同约定的利益分成必须如数兑现给农户”。该文件还特别强调：“签订的合同没有违背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转让程序等方面不够规范，大多数村民对某些条款有意见的，应本着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原则，原则上维护原合同，并对有争议的条款在当地政府和林业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补充完善，协商解决；对合同内容明显不合理，少数人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严重侵犯集体和村民利益，经协商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予以纠正。”本案明显属于后者之情形。（3）《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政策问答》（《林业工作研究》2005年第5期）明确规定：“34.已到户的自留山被村集体流转的如何处理？答：按照国家有关自留山政策规定，依法划定的自留山，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归自留山主所有，未经自留山主同意，村集体流转已划定给农户的自留山的，属侵权行为，应停止侵害。尚未造成损失的，要依法恢复原状，归还自留山；造成损失的，村集体要依法照价赔偿，并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归还日期或重新划给自留山。对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自留山主应在诉讼时效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71.林业‘三定’时已确权归村民小组所有的林地、林木，未经该村民小组同意，被乡镇或村委会以转让、租赁、承包等形式流转给其它单位或个人经营的应如何办理？答：林业‘三定’时依法确权归村民小组所有的林地、林木，其权属仍归该村民小组所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未经村民小组同意，乡镇或村委会擅自将属村民小组所有的林木、林地通过转让、租赁、承包等形式流转给其它单位或个人经营的，属侵权行为，应停止侵害。尚未造成损失的，要依法恢复原状，归还山林；造成损失的，要依法照价赔偿，并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归还日期。”（4）本案应根据国办发明电〔2004〕21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对法律和政策已有明确规定的，必须坚决按规定执行”；中发〔2008〕10号文件（八）第二款规定“已经承包到户或流转的集体林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依法纠正”；林改发〔2009〕232号文件第（十二）条规定：“对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的流转行为……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要依法予以纠正。”因此本案合同应依法律政策确认涉及上诉人自留山范围内的无效。总之，法律效力高于政策效力，当政策与法律相冲突时，政策规定必须绝对服从法律规定，毕竟习**总书记提出的是“全面依法治国”，不是“全面依政策治国”，法院判案是以法律为准绳，不是以政策为准绳。（三）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1.《林业承包合同书》于1988年签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颁布实施，存在新法套旧法，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同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2.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属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排除。故本案应适用物权法第106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特殊情形。3.本案不适用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三项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天湖山林场非善意，存在重大主观过错，甚至是恶意的。详见上诉状第3-7页“二（一）1”、第19-21页“二（三）7（5）”。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善意的认定”，符合第十六条“非善意的认定”。（2）天湖山林场并未支付合理对价，更未支付上诉人一分钱价款。详见上诉状第20-21页“二（三）7（5）③第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3）本案合同属于“国户联营”，案涉山场涉及承包经营权“转包”（是联营，非严格意义上“转包”），并非承包经营权“转让”，所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林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应当登记，至今“使用权权利人”仍登记在上诉人的《林权证》中，并非登记在天湖山林场的《林权证》中。故本案不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综上，本案对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三条件无一具备，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一审判决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之规定。1.《林业承包合同书》于1988年签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颁布实施，表见代理制度才设立，存在新法套旧法，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同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2.天湖山林场知晓阳丘村委会超越权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详见上诉状第3-4页“二（一）1（1）”。3.本案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详见上诉状第17-21页“二（三）7”。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第14条之规定。再次，一审判决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之规定，纯属张冠李戴、本末倒置。1.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被上诉人签订的本案合同，特别是天湖山林场主管机关签订的系列本案合同，上诉人毫不知情、一概不知；二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履行催告或告知义务。应当举证责任倒置，由被上诉人举证。一审法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7条、第17条之规定。2.一审法院适用程序法不当。一审庭审中，面对上诉人特别代理人发问，天湖山林场代理人或牛听弹琴，或一问三不知，或顾左右而言他，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法律后果；受一审审判长的误导，时间限制，没有再发问。天湖山林场没有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阳丘村委会具有代理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之规定。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请求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全面重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判决案涉合同涉及上诉人自留山部分无效，支持上诉人的上述请求。根据匡小平的上诉状和其当庭陈述，本院综述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书》以及转让合同书涉及匡小平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未生效（转让合同书专指《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关于“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以下简称转让合同）；2.判令被上诉人履行《林业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归还未造林山场；3.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一是未准许追加泰和县公证处为第三人，对要求全面核实案涉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申请置若罔闻，甚至捏造调查笔录，错误采信该公证书。二是当庭突击质证，证据内容多、质证时间短，导致未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三是一审法院的本案审判长误导本案争议焦点为合同效力问题，一审法官在庭审中提问偏袒被上诉人。四是庭审笔录在开庭过程中显示器不显示，在庭审结束后匡小平未阅即签，陪审员开庭迟到。2、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明显错误。理由有：一是阳丘村委会对案涉山场无处分权，无权作为发包方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案涉山场的所有权归纯塘组，使用权归匡小平，天湖山林场与阳丘村委会违法签订违约履行承包合同侵害了匡小平的合法权益。签订承包合同违法表现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1）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一（一）第1、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三）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一款第（一）（二）（三）（四）（五）项、三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一）（二）（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五）（七）项、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9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签订转让合同违反合同法、民法通则等规定。履行承包合同违约表现在未遵循成片的油茶林不划入联营范围、经营投入皆为天湖山林场单方暗箱操作与联营的合同目的不符、承包合同系单方公证甚至未公证与合同的该项约定不符、转让合同将联营和不得转租变成转让且取消了间伐和松脂分成以及分成面积改为实际营林面积、转让价格不符合政府文件规定、转让期限到期后随意私自延期至今等方面。据此，承包合同、转让合同无效、未生效。一审法院认定阳丘村委会可以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明显错误。二是承包合同的公证书错漏百出，不应被采信。该公证书由天湖山林场单方公证甚至未公证，系天湖山林场与泰和县公证处伪造而成。合同签订时间与公证时间不一致，故现场公证不合逻辑不合常理，公证书原件是否为公证员亲笔书写无法核实，而且，无公证笔录、无申请公证书、无当事人身份证件、无代理授权文书，公证书送达回证只有天湖山林场签收，一审法院形成的调查笔录达不到证明公证书系公证员赖某完成的目的。公证书所附承包合同为打印稿，当事人未签名捺印，在场人匡重花、匡思桂、尹礼庠、尹传莉、尹兴补等人的姓名错误百出。公证书所附《逐山登记表》明确记载山权归纯塘组，公证员应某知阳丘村委会不具有签订承包合同的主体资格却不尽审查义务，错误出具公证书。同时，公证书违反《公证暂行条例》和《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的规定。证人即承包合同签订参与人陈某证明当时没有说要去公证。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承包合同的公证书完全错误。三是承包合同不具有真实性。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一式十八份，但天湖山林场、阳丘村委会、林业主管部门均不能提供当事人签字确认的承包合同原件，实际上只有公证处一份当事人签字的原件，其余十七份均为当事人未签名盖章的无效合同。而且，该份原件不同页面书写的行间距、字体大小不同，有的页面行间距紧凑，有的页面在末尾空余多行，页与页之间没有加盖骑缝章，涂改之处按捺的手印非陈某的，所盖阳丘村委会的公章也是私自加盖，为合同变造留下巨大漏洞。陈某证实当时约定承包期为30年，合同承包期限从30年篡改为60年。合同原件签名的在场人为村委会干部或村小组组长，没有村民代表，匡思凤系村委会会计也不是作为纯塘组村民代表参加。一审法院未审查认定前述事实明显错误。四是承包合同内容显失公平。承包合同存在承包期限60年过长、对承包方天湖山林场免责不合理、分成比例过低、监督缺失致松脂分成严重不公等显失公平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内容并未显失公平，天湖山林场属善意取得，与本案事实不符。五是权利方匡小平未取得合同对价。匡小平系案涉山场的权利人，无论联营还是转包的收益分成款必须支付给匡小平，不应归纯塘组，更不归阳丘村委会。且阳丘村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分成款抵扣税费的事实，即使抵扣也违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实际上，纯塘组也未领取过分成款。一审法院认定分成款抵扣了税费，匡小平未实际领取分成款不影响案涉合同效力的事实和理由错误。3、一审法院认证及说理错误。一是一审法院不采信陈某的证言、相关部门对匡晓明咨询及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以及匡小平所举证据13（案涉山场的照片和视频）明显错误。二是天湖山林场提交的6组证据均为复印件，未见一份原件，有的要素看不清、看不到，一审法院反而采信其全部证据。三是在本案一审案卷中并未见一审法院调取了公证档案中的承包合同原件及附件，但一审判决却对此进行了认定。四是天湖山林场对承包山场经营投入资金情况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签订后天湖山林场即进行了大规模荒山造林的事实错误。五是因无评估、拍卖、公证，也未将分成款兑付到农户，一审法院采信转让合同也属错误。六是仅凭村干部解释，即采信分成款抵扣了税费。七是油茶林难以野生成林，案涉山场至今仍有大量匡小平及家人种植的油茶树和马尾松及少量杉树，一审法院认定当时山场除了有些散生茶树外，没有村民自主种植的事实明显违背本案实情。八是即使天湖山林场在案涉山场进行植树造林，因无人向匡小平告知有关情况，匡小平有理由相信系错种或免费种植，故无需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匡小平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承包合同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匡小平信访虽未主张合同无效，但主张了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信访不能认为系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行为也属错误。九是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故一审法院认定天湖山林场有理由相信签订承包合同系合同所涉山场使用权权利人的真实意思同样错误。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解文件精神不正确。一是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合同法第49条错误。二是理解赣发（2004）19号、赣林改字（2006）1号文件精神不完整、不全面、不正确，按前述文件确定的林业政策，本案属于应予纠正之列。天湖山林场辩称，其一，匡小平超出一审诉请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匡小平在一审中只诉请承包合同涉及其山场部分无效并返还山场，并没有诉请转让合同涉及其山场部分无效，故其在二审提出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的上诉请求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其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泰和县公证处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必要追加其为第三人。如果合同无效，经过公证也是无效。其三，匡小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匡小平在上诉状中陈述的理由大部分是合同已经履行，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而其上诉请求的是合同无效，合同无效不存在违约问题，合同有效才是确认违约的前提，故其自述的理由已经证明合同有效。其四，阳丘村委会具有与天湖山林场签订合同的资格。依据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阳丘村委会有权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不存在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的问题，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天湖山林场善意取得的问题。该合同1988年履行至今，天湖山林场持续投入30年，付出巨大成本，按照合同约定将分成款支付给阳丘村委会，不存在天湖山林场违约的问题。匡小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理由支持，应予驳回。阳丘村委会辩称，现任村干部对合同签署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但看过承包合同后，当时签署的承包期限是60年，对此没有意见，当时就是这样订立的。其他的由法院裁判。匡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原审被告于1988年10月26日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书》涉及匡小平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并将上述案涉山场归还给匡小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8年10月26日，泰和县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分场（甲方）与阳丘村民委员会（乙方）签订了一份《林业承包合同》（附《承包山场山权逐山登记表》），约定阳丘村委会将其下属各村小组（包括匡小平所属纯塘组）约计1500亩的山场（包括匡小平的自留山71.3亩）发包给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分场造林，山权仍归乙方所有，林权归甲方所有，甲方对上述山场有合理使用、自主经营管理和木材销售的权利，但山场不得出卖或转租他人（国营林场之间划拨除外）；承包期限自1988年11月1日起至2048年10月31日止，为期六十周年。该合同有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分场当时的负责人颜修武及其他在场人，阳丘村委会时任主任陈某、副主任尹传兰，阳丘村委会各村小组村民代表签署（纯塘村小组村民代表匡思凤作为在场人签字确认），林场主管机关江西省泰和县林业工业公司和该村委会主管机关泰和县灌溪乡人民政府代表均签字盖章。上述合同由泰和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88）泰内证字第361号公证书档案内有上述合同原件及附件、手写公证书原件、公证书送达回证等〕，公证书由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代为领取并转送。合同签订后，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分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承包山场进行植树造林（包括湿地松）等经营管理。2002年、2003年间，天湖山林场将山场分成款支付给了阳丘村委会，阳丘村委会按照山场权属将分成款分配给了下属各村小组，各村小组将上述款项用于村组公益事业等，未分至村民个人。2015年6月24日，天湖山林场获得泰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泰府林证字（2015）第7302020014号、第7302020010号、第7302020005号林权证，证载林地所有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泰和县天湖山林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泰和县天湖山林场。为盘活林业资产，根据泰府办字〔2007〕71号文件精神，2002年1月24日天湖山林场下属石溪林场、阳丘村委会与江西泰和县松泰林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石溪林场、阳丘村委会同意将国有林场部分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给松泰公司经营，期限为十六年（200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09年间，匡小平的弟弟匡晓明函询国户联营合同完善手续、分成款等有关问题，2010年4月20日泰和县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函：因我县联营山林达50万亩，且分布广、面积大，牵涉到6万余户农户，若要分户补签，工作量非常大，我县目前还没有以户为单位补签合同，只有以村、组为单位补签了联营山林的合同；据阳丘村委会干部解释，纯塘组应得的山价分成款用于抵扣纯塘组历年所欠的农业税和水利等费用，抵扣后还存在欠帐。2019年8月初，匡晓明就上述问题进行信访，8月12日，泰和县林业局书面答复处理意见：林业局已付林木分成款，由于合同是与阳丘村委会签订，你应与村组商量，经村组同意，并出具会议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林场可把分成款直接付给山主；林场联营山场牵涉千家万户，情况复杂，根据省委赣发〔2004〕19号文件精神，应尊重历史，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性，国户联营的山场要保持稳定，联营合同没有到期的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不宜与山主重新签订合同。另查明，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纯塘生产队分配45亩（估测面积）油茶山和杉树山给匡小平父亲匡显熹作为自留山长期使用，次年获得泰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西省泰和县自留山使用证》两本〔（泰）留证字0067358号、（泰）留证字0067359号〕，其中除了“坑尾东面”（面积3亩）山地类别载明“另？油茶”，其余地块均载明“荒山”，上述油茶树一直由匡小平管理。1988年间，阳丘村委会有十个村小组，当时山场上除了有些散生茶树等外，没有村民自主种植。2005年开始林改，2007年3月27日，泰和县人民政府向匡小平发放编号为泰府林证字（2007）第4118100023号林权证，将匡小平父亲（1989年去世）持有的自留山权证更换为林权证，证载林地即案涉山场，总面积71.3亩，证载林地所有，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匡小平，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及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未注明，注记“国户联营”。匡小平自述其于2008年间在上述山场上自行种植了部分湿地松，现还未采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就是《林业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合同系八十年代末天湖山林场为响应县政府“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泰和”的号召而产生，政府主导，当时全县范围内许多村组与国有林场均存在国户联营造林，合同签订主体亦是以各村委会为相对方。案涉合同订立时有阳丘村委会及各村小组村民代表、乡政府等多方签字盖章确认，天湖山林场有理由相信系合同所涉山场使用权权利人的真实意思，即便村委会存在无权处分情形，合同内容并未显失公平，天湖山林场对涉案山场的承包经营权亦属善意取得，且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案涉合同亦进行了公证，证明合同的签订过程及约定事项的存在。合同签订后，天湖山林场即进行了大规模荒山造林，匡小平一直对案涉山场进行着经营管理，理应知晓上述事实，一直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对案涉合同的认可，其仅仅是在2009年、2019年对国户联营合同完善手续、分成款等有关事项进行咨询信访，上述咨询信访不能认为系匡小平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行为。而天湖山林场按约将分成款支付给了合同相对方阳丘村委会后再下发至各村小组，并无不当，匡小平所在村小组所领的山场分成款因抵扣历年来拖欠的税费等而未分配至各农户，匡小平未实际领取分成款并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因此，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另外，根据赣发〔2004〕19号、赣林改字〔2006〕1号文件精神，应尊重历史，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性，联营山林必须保持现有的权属关系稳定，按照联营合同继续由国有林场经营管理等。综上，一审法院对匡小平主张案涉合同中涉及其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将上述案涉山场归还给匡小平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匡小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匡小平承担。二审中，匡小平向本院提交了17组证据。第一组为一审法院庭审录音部分内容，拟证明一审法官违反审判程序。第二组为“灭荒造林”文件、报道、合同，拟证明天湖山林场捏造文件虚假欺骗诱骗签署合同。第三组为阳丘村2008～2015年松脂分成款收据及部分清单，拟证明大的村小组都有松脂分成款，小的村小组没有松脂分成款，匡小平没有领取松脂分成款，天湖山林场隐瞒松脂分成的事实。第四组为《天湖山林场高开虚报造林抚育面积对比表》等，拟证明天湖山林场高开虚报抚育面积，违反国家利益。第五组为案涉山场、合同山场照片，ＰＰＴ图片展示，拟证明案涉山场大部分为油茶林、马尾松林，少部分为杉木林，案涉山场有很多荒山，天湖山林场疏于管理，人种天管。第六组为一审中陈某的证言录音部分内容，拟证明陈某没有去公证，公证人员某没有到现场公证，公证书没有其他人签收，打印合同书是泰和县公证处加盖钢印，且公证书中的当事人的名字错漏百出，所以公证书是假的，一审法官捏造调查笔录。第七组为《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何发富），拟证明天湖山林场的林权证是非法的，案涉匡小平的山林重复登记在何发富名下，天湖山林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6涉及林木经营权是不正确的，其属于欺诈行为。第八组为信访件及复函，拟证明匡小平多次向被上诉人及相关部门要求更改完善合同，主张支付分成款。第九组为学术论文《湿地松造林投资和效益分析——以吉安市规划为例》，拟证明一审法院存在重大主观过错。第十组为匡思凤证词《特别声明》以及其在二审的当庭陈述，拟证明承包合同的期限是30年。第十一组为《1988年阳丘村组干部及签订合同当事人一览表》等，签订人是村干部，匡思凤是以会计名义参会，不是村小组成员参加。第十二组为“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文件，拟证明被上诉人都没有贯彻落实文件，违背林改精神。第十三组为农业税费政策文件，拟证明阳丘村委会截留、扣留匡小平的收益。第十四组为灌溪镇村前村湿地松间伐分成款收据，拟证明灌溪镇村前村有分成款，而天湖山林场对案涉山场进行几次间伐但是都没有支付间伐款。第十五组为江西省林业发展“十一五”和中长期规划等，拟证明江西森林蓄积量增长、吉安地区森林生产力状况、2004年江西省活立木定价、转让合同确定的定价显失公平。第十六组为电话采访记录等，拟证明江西省很多县市都是按照林改发（2009）232号文件执行，本案承包期过长，匡小平要求缩短承包期。第十七组为石溪林场等企业组织的信息，拟证明石溪林场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天湖山林场质证认为，证据一属于一审庭审的一部分材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一审法官办案程序违法；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是本案案涉山场的票据；证据四证明目的有异议，抚育面积表登记的1988年林地面积是估算的，比较正确的面积是2006年测量计算的，误差是因为测量手段等原因导致的，不是虚报面积，证据四的文件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五照片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照片内容大部分是湿地松、马尾松林，马尾松是飞机播种的，湿地松系天湖山林场种植的，存在荒山是冰冻灾害造成的；证据六“三性”均有异议，因为陈某当时在合同上签字现在又反悔，前后矛盾不符合事实；证据七不是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是无偿转让给何发富。证据八不是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天湖山林场存在恶意；证据九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十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了，不属于新证据，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匡思凤也在承包合同上签字，该证据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证据十一“三性”均有异议；证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十六不是新证据，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证据十七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阳丘村委会的质证意见同天湖山林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匡小平所举前述证据对证明案涉承包合同涉及其自留山部分无效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故不予采纳。根据匡小平的要求，本院依法向泰和县灌溪镇人民政府调取了包括案涉公证书在内的该镇所属石溪、阳丘等9个村委会与天湖山林场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公证书整本归档卷宗（全宗号未填、目录号39、案卷号5），从泰和县公证处复印了案涉公证档案的全部材料包括卷宗封面目录、附承包合同和逐山登记表打印件的公证书、用钢笔书写由天湖山林场、阳丘村委会以及阳丘村在场人、泰和县林业工业公司、灌溪镇人民政府签字盖章确认的承包合同和逐山登记表原件、用笔书写的加盖公证员赖某印章和该公证处公章的公证书原件、加盖阳丘村委会和天湖山林场公章的公证申请表及介绍信、公证书送达回证、公证处收款收据以及阳丘村委会1993年要求复制该档案材料的报告，天湖山林场根据本院要求提交了附承包合同打印件的公证书原件，拟证明阳丘村委会与天湖山林场是否真实签订了本案承包合同的事实。对本院调取的前述证据，匡小平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天湖山林场质证认为对其“三性”均予认可，阳丘村委会对此未提交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依法调取的前述证据对证明阳丘村委会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具有证明力，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故应予采信。经本院通知，泰和县林业局、泰和县林业工业公司、阳丘村委会均以未找到为由未提交承包合同约定的留存在其处的合同文本。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在卷证据加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匡小平的上诉请求是否超出其一审诉请；2、匡小平主张承包合同涉及其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并要求归还其自留山的上诉请求能否予以支持。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一）匡小平的上诉请求明显超出其一审诉请。匡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原审被告于1988年10月26日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书》涉及匡小平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2、判令两原审被告立即将案涉山场归还给匡小平;3、本案诉讼费由两原审被告负担。匡小平向本院上诉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全面重审，判决案涉《林业承包合同书》《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协议书》《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关于“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的补充协议》《〈泰和县油脂化工厂经营权及国有林场湿地松林木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等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转让书》涉及匡小平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未生效；3.判令被上诉人履行《林业承包合同书》第八条约定，归还未造林山场;4、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据此，匡小平主张承包合同未生效，转让合同涉及匡小平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未生效，要求天湖山林场、阳丘村委会履行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归还未造林山场的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请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的规定，因天湖山林场不同意调解和一并审理，故对匡小平前述超出一审诉请范围的上诉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评判。（二）匡小平主张承包合同涉及其自留山范围内的部分无效并要求归还其自留山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阳丘村委会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有权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1986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因此，阳丘村委会对该村集体所有的案涉山场享有法律赋予的经营、管理权，其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匡小平上诉称阳丘村委会对案涉山场无处分权、无权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的抗辩意见与前述土地管理法的该条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驳回匡小平的诉请，处理结果正确。2、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存在承包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1981年12月13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②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③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④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本案中，阳丘村委会与天湖山林场签订的承包合同旨在绿化荒山，改善环境，发展经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违反国家利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采取欺诈胁迫、超越代理权限的无效情形。虽然匡小平在二审中提出承包合同存在诸多错漏，合同存在伪造、变造的漏洞，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天湖山林场与阳丘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存在该法条规定的无效事由，尤其是匡小平提出的承包合同条款内容不公、天湖山林场违约、其未获得分成款等抗辩意见均不属于合同无效事由。故匡小平上诉称承包合同违反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法律规定无效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3、公证书造假与否并不影响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认定承包合同的效力，关键看合同是否成立、是否违反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本案中，阳丘村委会与天湖山林场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有合同相对双方确认，有证人证言证实，无论是否对承包合同进行公证或存在公证造假，均不影响存在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以及承包合同的效力。案涉公证书有公证档案佐证，一审法院采信公证书并无不当。匡小平上诉提出了公证书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所举证据尚不足以推翻该公证书，故对其主张不应采信公证书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此外，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并无不当。该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本案，依法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未支持匡小平申请追加泰和县公证处为本案第三人的要求并无不妥；一审法官依法履职，制作调查笔录，当庭组织质证，主动引导释明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并无明显不当；匡小平主张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该项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匡小平反映一审庭审笔录在开庭过程中显示器不显示，陪审员开庭迟到的问题，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关，且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但是，一审法院适用行为发生之后的法律规定以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等进行说理，存在瑕疵，因处理结果正确，故判决应予维持。匡小平关于本案应适用行为时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理，天湖山林场不构成善意取得，阳丘村委会不属表见代理等抗辩意见正确，予以采纳。由于阳丘村委会有权签订承包合同，故采信匡小平的前述抗辩意见并不影响本案处理。阳丘村委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匡小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匡小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晨审判员 杨思铭审判员 陈治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朱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