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4884号原告：贺勇，男，197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北京张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强利民，男，197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庆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勇与被告强利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新、被告强利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庆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强利民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并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2.诉讼费由强利民负担。事实和理由：双方系朋友关系。2016年3月17日，强利民向贺勇借款400万元，用于给朋友临时周转，期限为一个月。出于对强利民的信任，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当日，贺勇向强利民账户转账400万元。强利民分别于2016年3月21日、2017年4月8日向贺勇支付借款利息54万元，之后本金及剩余利息未能支付，故贺勇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强利民与贺勇于2015年至2019年间长期存在合作关系，二人共同筹集资金后以强利民的名义向他人出借资金，双方账户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从转账记录上看，强利民向贺勇的转账已经超过了贺勇向强利民的转账。本案诉争款项实为贺勇与强利民各自筹集400万元资金向龚某出借。2016年3月17日贺勇将400万元转给强利民后，强利民当日将800万元转给了龚某。贺勇对于共同向龚某出借款项全程参与并知情，贺勇与强利民、龚某一起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路派出所报案时也曾陈述了相关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7日，贺勇向强利民账户转账400万元。同日，强利民向龚某转账800万元。庭审中，贺勇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陈述：贺勇曾跟我说强利民急需用钱，向我借款150万元。我们之间的借款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贺勇后来把钱还给我了。我不清楚贺勇借到钱后有没有把钱交给强利民。贺勇认可证人张某的证言。强利民对于张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法律关系。强利民申请证人龚某出庭作证。龚某陈述：2016年2月下旬，时任交通银行天津泰达支行行长的龚旭东告诉我，他们支行有一笔贷款即将到期，由于客户资金周转有困难，需要在3月18日前临时借款800万元用以贷款周转，龚旭东介绍客户信用良好、回款有银行贷款批复作保证，而且全程由他操作办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强利民，强利民回复我，他账上钱不够，需要跟别的朋友商量再做决定。2016年3月初强利民告诉我有朋友可以一起操作此事，为确保事情的真实与安全，需要和龚旭东面谈。我们约好在3月10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北塘小毛渔家（酒家）”见面。当时见面的有强利民、贺勇、安某、龚旭东和我。龚旭东对借款进行了介绍并做了口头担保。强利民也向龚旭东说明这笔借款的资金来源是他和贺勇共同出资。因强利民和贺勇均在北京生活工作，为方便联系和了解情况，大家认同我做此次借款的名义出借人，并在日后和龚旭东介绍的实际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2016年3月17日，强利民将800万元转到我个人账户，我即时将此笔款以网银汇款全额转汇到实际借款人公司账户。后续贷款因银行原因停止贷款，导致实际借款人无钱归还。强利民、贺勇与我之间是合作做项目，我只是名义上的中间人，我们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这个项目赔了钱不应当都由我来承担。后来龚旭东向我支付了100万元本金，我也转给了强利民，实际用款人也向我支付了部分利息，我也转给了强利民，但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当时民事案件要不回钱，由于龚旭东对当时的贷款存在隐瞒，我就和强利民、贺勇一起前往派出所报案，想通过刑事案件把钱要回来。为了方便立案，我和贺勇、强利民商量向警察陈述800万元出资中有一部分是我的自有资金。贺勇对于龚某证言中陈述800万元支付给实际用款人，龚某有权向实际用款人主张，800万元出借及偿还路径由强利民打给龚某，龚某打给用款人，用款人还给龚某，龚某再还给强利民，这800万元没有偿还完毕的事实予以认可。对于龚某陈述的已偿还100万元本金不认可，应当为偿还的利息，且借款之前贺勇并没有与龚某等人见过面。强利民认可龚某证言的真实性，并认为龚某只是名义出借人，其债权可以让渡给贺勇和强利民。强利民申请证人安某出庭作证。安某陈述：2016年3月10日左右，贺勇喊我一起去天津，说强利民那有个800万元的过桥垫资资金，想了解一下跟强利民一起合作做垫资。到天津后，龚某与银行行长龚旭东进行了接待，并介绍了垫资的情况。贺勇对于安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与安某因合作生意存在矛盾。强利民对于安某的证言予以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强利民的申请，本院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洞庭路派出所调取了2019年4月3日贺勇、强利民的询问笔录。贺勇在笔录中陈述：龚某和我说有一个买卖，龚某说认识龚旭东，龚旭东是交通银行的一个行长，龚旭东让龚某出资800万元人民币给某企业代还贷款，然后龚旭东所在的银行再给这个企业批贷款，这样就能回来本金和利息，龚某没有这么多钱，就找我和强利民借款，我和强利民也怕借款后有风险，于是才和龚旭东一起吃饭想问清楚这事。当时吃饭的时候有我、龚某、强利民和龚旭东。2016年2月的时候，具体日期记不住了，是龚某攒的饭局，当天的晚上在天津市塘沽区某地的一个海鲜馆，饭店的名字我就记不住了，当时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单间内，吃饭的过程中龚旭东当面和我们说他是交通银行泰达支行的行长，这个企业是他好几年的客户，一直从交通银行企业贷款，这个企业资金有困难的时候经常找别的人或公司代还贷款，还完贷款后15天之内他能再给这个公司贷款，贷出的钱用于偿还龚某的本金和利息。龚旭东吃饭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这笔钱用不了一个月，利息是月息百分之三，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龚某当时也同意这个利息了。由于我和龚某是多年的朋友，龚某相信龚旭东，同意出资800万元给这个企业代还贷款，于是我就借给龚某300万元人民币。后来龚某就把800万元人民币转给了窦华利。后来龚某把300万元本金还给我了。强利民在笔录中陈述：龚某和我介绍有一个可以挣钱的事，但是龚某没有这么多钱，想找我借钱，我怕资金不安全，我就问是什么挣钱的事，龚某说认识龚旭东，龚旭东是交通银行泰达支行的行长，龚旭东找龚某出资800万元人民币给一个企业代还贷款，然后龚旭东再给这个企业批贷款，这样就能回来本金和利息，龚某没有这么多钱，就找我和贺勇借款，我和贺勇也怕借款后本金回不来，于是才和龚旭东一起吃饭向问清楚这事。2016年2月的时候，具体日期记不住了，是龚某攒的饭局，当天的晚上在天津市塘沽区某地的一个海鲜馆，饭店的名字我就记不住了，当时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单间内，吃饭的过程中龚旭东当面和我们说他是交通银行泰达支行的行长，这个企业是他好几年的客户，一直从交通银行企业贷款，这个企业资金有困难的时候经常找别的人或公司代还贷款，还完贷款后15天之内他能再给这个公司贷款，贷出的钱用于偿还龚某的本金和利息。龚旭东吃饭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这笔钱用不了一个月，利息是月息百分之三，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龚某当时也同意这个利息了。由于我和龚某是多年的朋友，也想帮他挣钱，龚某相信龚旭东了，我也相信龚旭东了，认为把钱借给龚某本金不会有风险，于是我就借给龚某350万元人民币。后来龚某把350万元本金还给我了。针对询问笔录的内容，贺勇认为当时龚某要去报案，在派出所门口商量了一下，如果没有他自己的钱不好报案，所以我的金额就只说了300万元，我当时想把钱要回来，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了。在笔录中陈述的本金龚某已经偿还给我不属实，认可在该案笔录中进行了虚假陈述。强利民认为笔录当中关于合作过程及吃饭过程的陈述是真实的，当时为了让龚某报上案，把实际的借款金额说少了一部分，关于龚某还款350万元的陈述不属实，进行了虚假陈述。另查，贺勇与强利民之间存在多笔账目往来，均未签署书面协议。上述事实，有贺勇提交的交易流水、证人张某证言，强利民提交的交易流水、证人龚某证言、证人安某证言，本院调取的贺勇、强利民询问笔录及贺勇、强利民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贺勇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贺勇与强利民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下分别论述：其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贺勇、强利民对于贺勇支付400万元的去向并无争议。但贺勇主张与强利民之间存在垫资关系，双方的多笔垫资均未签订书面协议，本案诉争的400万元系强利民向其借款，用于支付向龚某提供的实际借款人的融资，强利民与龚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贺勇与强利民之间亦存在借贷关系。强利民认为此款并非强利民向贺勇所借，而是贺勇与强利民作为共同出借人向龚某提供的实际用款人提供的借款，只是通过强利民的账户汇总后向龚某转账。依据贺勇在报案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确认贺勇与强利民作为共同出借人向龚某提供借款。其二，虽然贺勇认为其在报案的询问笔录中进行了虚假陈述，但结合证人龚某的证言，可以认定询问笔录中关于贺勇向龚某提供款项的陈述应为真实。如贺勇认为其仅与强利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与龚某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往来，其没有必要配合龚某报案。另，贺勇与强利民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亦向公安机关承诺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现贺勇主张其在笔录中关于款项性质的陈述为虚假，本院不予采信。其三，贺勇与强利民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贺勇在庭审中亦认可其与强利民之间还有转账款项已经无法确认款项性质，强利民亦认可双方未就账目往来进行对账确认。现强利民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收到的款项性质为共同向龚某出借的款项。贺勇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贺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与强利民之间就本案诉争款项成立借贷关系，故贺勇的诉讼请求，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贺勇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9400元，由原告贺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莹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