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简玉艳，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传柳。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军（系郑传柳配偶）。上诉人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传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玉芬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金通达公司与郑传柳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7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一、二诉讼费由郑传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直接致使适用法律错误。一、金通达公司在郑传柳2017年7月入职时己依法为其参加了社会保险，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是劳动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凭证，郑传柳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应以金通达公司依法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时间为准。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郑传柳为2014年1月10日入职缺乏事实依据。二、郑传柳的银行流水无法反应其在金通达公司处接受连续性的用工管理，一审法院仅仅参考银行流水就断定郑传柳与金通达公司直接存续连续性的劳动关系属查明事实不清。即便入职的举证责任在金通达公司，但郑传柳提交的银行流足以证明其有部分年份的转账并非金通达公司，而是案外人以个人名义向其支付的“工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金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郑传柳答辩称，不同意金通达公司的主张，我方实际入职的时间为2014年农历正月初十，刚进去上班时，金通达公司是没有为我方购买社保的，我方一直要求金通达公司补买社保，我方不同意以购买社保的时间为劳动关系起始时间。根据打印的工资流水，可以印证金通达公司持续为我方发放了工资。金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金通达公司与郑传柳于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7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郑传柳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传柳于金通达公司任生产工，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20年2月17日。郑传柳等劳动者就其与金通达公司劳动争议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会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1663-16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确认申请人李新文等8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各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段为：……郑传柳2014年1月10日至2020年2月17日……）。”金通达公司不服该裁决结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郑传柳为证明其于2014年1月10日入职金通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自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期间银行户名“简哲”（郑传柳称系金通达公司员工）每月向其转账、2015年2月至同年5月期间银行户名“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每月向其转账并备注“工资”；2.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显示金通达公司自2017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为郑传柳缴纳社会保险费用。金通达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因公司搬迁导致郑传柳的入职资料丢失，公司在郑传柳入职时为其参加了社会保险，因此郑传柳的入职时间应为2017年7月。一审法院认为，金通达公司与郑传柳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权益均受法律保护。金通达公司主张郑传柳的入职时间为2017年7月但未能提交入职登记表，郑传柳主张入职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并提交早于金通达公司主张入职时间的工资发放记录。由于能够证明劳动者入职时间的登记表等资料由金通达公司掌握，金通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劳动者的入职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金通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采信劳动者关于入职时间的主张，即郑传柳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金通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中断的情形，故一审法院确认郑传柳与金通达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金通达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与郑传柳于2014年1月10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二审庭审时，本院要求郑传柳明确其入职时间，郑传柳对此回答称:“我方是农历正月初十入职的，转换成新历，应该为2014年2月9日，我方对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9日无异议”。本院据此进一步询问郑传柳：“根据郑传柳的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郑传柳于2014年1月10日入职与事实不符，郑传柳是否确认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9日？”。郑传柳对此回答称：“确认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9日。”金通达公司则表示：“我方只确认2014年农历1月10日为新历的2月9日，我方不认可该时间为入职时间，我方只认可购买社保的时间为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二审期间，金通达公司、郑传柳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金通达公司的上诉及郑传柳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郑传柳与金通达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如何认定。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金通达公司与郑传柳对于郑传柳的入职时间各执一词，郑传柳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主张其入职时间是2014年1月10日，金通达公司则主张郑传柳的入职时间为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金通达公司确认其与郑传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郑传柳的入职时间应以其司为郑传柳参加社会保险的时间为准，本院对此认为，由于能够证明劳动者入职时间的登记表等资料由金通达公司掌握，根据法律规定，应由金通达公司举证证明郑传柳的入职时间，金通达公司以公司搬迁导致郑传柳入职资料丢失为由未提交郑传柳的入职资料，应由金通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金通达公司提交证据的情况，采信郑传柳的主张，认定郑传柳入职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有一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鉴于郑传柳在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其是2014年农历正月初十即2014年2月9日入职的，此为郑传柳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应予准许，本院据此确认郑传柳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9日，其与金通达公司于2014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金通达公司上诉主张以其为郑传柳参加社会保险的时间即2014年7月1日作为郑传柳的入职时间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鉴于郑传柳在二审期间自认其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9日，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入职时间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5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65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与郑传柳于2014年2月9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金通达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