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02民初4175号原告邵世贤，男，197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代理人陈威，上海方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青城区石角镇塘头居委会辖区内清三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417250922。法定代表人李春新，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彭茵茵、王敏（实习），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世贤与被告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世贤及委托代理人陈威，被告博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茵茵、王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世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收益款3202433.39元，逾期利息按每年度按月息2分计算直至所有收益数付清为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申请财产保全支付的保函费4803.65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开展合作，并放在被告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原料四部经营，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主要约定原、被告双方在被告提供的平台上展开项目合作，双方合作项目所需要的运行资金全部由被告提供，原告享有所有双方合作项目净利润5％的干股分红，净利润每年分配一次，乙方不承担合作项目的亏损及债务等主要内容……，并经由被告盖章及其副总经理韦坤泉签字确认。2020年4月27日被告安排其财务总监曾彦容对双方合作的项目进行财务对账，并出具了历年利润分配清单及资金占用费清单，确认2015年至2018年度利润总计为55175886.75元，资金占用费总计18506261.72元。原告认为自双方2015年合作以来，原告为该项目付出了大量心血，被告也因该项目获得了巨额的收益，但被告仅向原告分配了部分收益款项，未按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原告分配收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至2018年的收益款项，望判如所请。被告博宏公司辩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合作协议》约定的“干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原告和被告的《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在甲方提供的平台上开展项目合作，双方合作的项目乙方不直接以现金或等价物等方式入股，双方所有合作项目所需的运行资金全部由甲方提供，乙方以产品项目的方式占有双方合作项目5%的干股。乙方享有所有双方合作项目净利润5%的干股分红，但乙方不承担所有双方合作项目的亏损及债务等。”该约定的“干股”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07)22号）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的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故“干股”实际上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合作协议》约定的“干股”亦应是如此界定。结合实际情况，原告从未以产品项目的方式折抵入股本金，因此不存在原告“以产品项目的方式”占有双方合作项目5%的股份，原告只是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却占有了5%的“干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即只有在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红的情况下，才可以不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原告不出资、不担风险，却可以根据被告博宏公司净利润的5%进行分红，该约定没有经过博宏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规定的“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原告以“净利润5%的干股分红”，导致了博宏公司的股东利益受损，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综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合作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二、起诉状所谓被告需支付原告收益款3202433.39元，缺乏事实依据。第一，虽然《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享有所有双方合作项目净利润5%的干股分红”，但是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开展合作，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构橡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中为被告提供何种合作。第二，原告认为“自双方2015年合作以来，原告为该项目付出了大量心血，被告也因该项目获得了巨额的收益。”但是，原告所谓的付出了大量心血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原告是国有控股企业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的在职工作人员，其并不可能也没有为被告的相关业务提供相应的劳务或者工作。因此，并不存在原告为被告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情况，其所谓根据被告的利润直接参与5%的分红，是不恰当的。第三，原告称“2020年4月27日被告安排其财务总监曾颜容对双方合作的项目进行财务对账，并出具了历年利润分配清单及资金占用费清单。”但是，曾颜容仅是博宏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虽负责财务工作，被告却从未授权曾颜容与原告进行对账，其个人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代表博宏公司出具任何有效文件。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被告授权安排曾颜容与原告进行对账。第四，从证据来看，曾颜容出具的“原料四”上2015年-2020年的数据并非被告公司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的净利润，原告基于该数据表2015-2018年数据主张自己的收益款是不合理的，李泽榕出具的“资金占用费”表格上的数据不是被告公司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的净利润，原告不能据此要求从中进行分红。被告公司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确实存在“资金占用费”，但是该资金占用费是因开展该项目大量采购产品而进行资金拆借所产生的费用，即为库存货品积压所产生的资金拆借费用（2015年货品库存17617122.68元、2016年货品库存442151871.27元、2017年货品库存103493144.37元、2018年货品库存106824357.82元、2019年货品库存96800586.7元、2020年货品库存99876071.86元）,这是开展该项目才产生的必要开支，并非可以用于分红的利润。2018年以前采购的货品从2019年2月份并始出现严重滞销，货品挤压导致被告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资金成本急剧上升，经营经营陷入困境。第五，涉案合作项目每一年的纯利润必须是扣减了该项目所涉及的所有成本、货损、仓储费、资金占用费、因销售产品后不能收取的货款等坏账及库存产品无法销售导致有效期届满等的减值准备，最后得出的利润才属于可以分红的纯利润。经公司核算，该项目2015年至2018年来的纯利润为12970462.11元，该纯利润的5%为648523.1055元。第六，根据公司调取相关银行流水记录，足以证明被告在2017年-2018年曾分4笔向原告转账597000元。另，据被告了解，原告从河北中祥汇泰医药有限公司收取本属于被告的转售货款860007元。根据被告的核算结果，原告从被告处实际获得的费用已经高于该项目纯利润的5%，故原告无需再支付给被告任何费用。综上，原告主张分红的《合作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同时，原告主张的收益款数额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为了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日被告博宏公司（甲方）与原告邵世贤（乙方）就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主要约定：一、双方皆承认双方为战略合作伙伴，甲方提供合作平台，乙方利用自身优势互相配合共同开展工作。二、乙方在甲方提供的平台上开展项目合作，双方合作的项目乙方不直接以现金或等价物品等方式入股，双方所有合作项目所需的运行资金全部由甲方提供，乙方以产品项目的方式占有双方合作项目5%的干股。乙方享有所有合作项目净利润5%的干股分红，但乙方不承担所有双方合作项目的亏损及债务等。净利润每年分配一次。个人所得税由乙方自行负责。三、乙方应该按照甲方制定的策略方案去开展业务，但乙方有权利向甲方提供一些市场信息或者指导性建议并且有权利对双方合作项目保密。乙方开展双方合作项目过程中如果需要出差的，经甲方同意后应该给予报销日常差旅费。双方合作的项目的账目对乙方需公开、透明，销售记录、财务报表等每个月需向乙方发送一份电子文件，但是乙方有义务对此类文件保密。四、双方合作期限暂定5年，期满后双方可以约定续签协议。五、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双方应该本着友好协商进行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可以依法向双方所在的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的合作义务，合作期间，被告于2017年度、2018年度合计向原告支付利润分成597000元。合作协议届满后，原告到被告处要求被告提供双方合作期间的财务账目，2020年4月27日被告财务工作人员曾颜容向原告出具了2015年度至2020年3月期间的名称为原料四清单一份，该清单内容为：2015年226483.89元、2016年21395722.4元（减18828889.27元）、2017年36419711.78元、2018年15962857.95元，2015-2018年合计55175886.75元；2019年负17706442.59元，2020年1-3月负13600857.3元。同日被告财务工作人员李泽榕向原告出具了名称为资金占用费清单一份，该资金占用费清单内容为：2018年8872791元、2019年8668384元、2020年965087.1元，总计18506261.72元。2020年5月19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终止合作协议书文件，该协议书记载双方协议期内利润为23868586.96元，该利润计算的依据是2015年度至2018年度总利润，减去2019年度至2020年度3月份前的亏损，即23868586.86元（55175886.75元-17706442.59元-13600857.3元）。因原告不同意被告的上述利润分配方法，双方协商未果，形成纠纷。另查明，原告邵世贤系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和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本案《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针对某一具体项目进行的合作约定，涉案合作协议约定的“干股”不是真正的股份，是对合作项目进行利润分配而设定的分配方式，与公司法性质上的股份是不同的概念。被告认为，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干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07)22号）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的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故“干股”实际上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合作协议》约定的“干股”亦应是如此界定。原告是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却占有了5%的“干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有在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红的情况下，才可以不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原告不出资、不担风险，却可以根据被告博宏公司净利润的5%进行分红，该约定没有经过博宏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涉案《合作协议》属无效合同。综合原、被告双方意见，本院综合分析认为，原告虽是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但被告并未主张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约定的“干股”是基于为利用原告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利益而给予原告的利润分成，且被告答辩中又明确主张是因原告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没有为涉案项目提供相应的劳务或工作，不应获得5%的利润分红。综上，涉案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原告占有的5%“干股”实质是双方对合作的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这一具体项目进行利润分配的约定；原、被告就枸橼酸喷托维林医药原料及制剂总代理项目签订的合作协议，并不涉及被告博宏公司股权及公司经营，不存在股权概念，本案非股权纠纷，故不应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涉案合作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约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未提交原告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未尽到协议义务的有效证据，结合被告已支付原告部分收益款的事实，应视为原告已履行了协议义务。综上，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收益款3202433.3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名称为“原料四”的清单，实际是双方合作期间的合作项目年度利润清单,结合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终止合作协议书文件记载，能够确认2015年度至2018年度期间双方合作项目的净利润为55175886.75元。被告未按协议约定，按年度向原告分配利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按双方合作协议净利润每年分配一次之约定，原告应获得合作项目利润为2758794.34元（55175886.75元×0.05），扣除被告已支付原告的59700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收益款2161794.34元（2758794.34元-597000元）。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收益款的合理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双方对违约责任并未明确约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收益款利息及因采取保全措施而支出的保函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双方合作期间，原告收取了河北中祥汇泰医药有限公司支付的属于被告所有860007元货款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原告对该款项不予认可，且被告对其抗辩理由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邵世贤收益款2161794.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邵世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09.7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209.73元，原告邵世贤负担4159.73元，被告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负担170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勇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孙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