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1民初13386号原告：梁海森，男，194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16。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立勇，男，197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10，系原告儿子。被告：刘桂英，女，197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公民身份号码511************228。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辉，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公民身份号码511************21X，系被告哥哥。原告梁海森与被告刘桂英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海森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立勇、被告刘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海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工亡补助金892096元的30%份额计297365元。庭审中，因上述892096元含丧葬补助金44916元，在扣除丧葬补助金后，工亡补助金为847180元，故，原告将892096元变更为847180元，不再主张丧葬补助金分割。事实和理由：原告是本案病亡当事人梁立恒父亲，被告是本案病亡当事人梁立恒配偶。2020年4月11日，梁立恒在上班期间出现身体不适，事发后被送往中山市民众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因梁立恒参加了社会保险，后经单位申请该病亡为工亡。在2020年4月20日经单位申请和办理，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作出认定和工亡补助金赔付，该核定表中认定梁立恒死亡为工亡，并且一次性赔付工亡补助金（仅为工亡补助金，不包括供养亲属抚恤金、丧葬补助金及差旅费等）847180元。该笔工亡补助金由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账户直接打入本案被告银行卡账户。被告用另外一笔丧葬补助金等处理梁立恒的丧葬等善后事宜后，工亡补助金847180元被被告全部占有。经原告代理人及亲友多次调解未果，本案原告为死者具有赡养义务的父亲高达75岁高龄，在死者生前一直与自己的二儿子养育死者女儿。被告作为原告儿媳不仅对原告和女儿不管不顾，还独吞工亡补助金。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协商，希望被告可以看在原告年老体衰已无生活能力的情况下将补助金中原属于原告份额还给原告，但是被告多次拒绝。且补助金是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有关的规定给死者生前抚养、赡养亲属的一种补偿性费用，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精神慰藉和经济救济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用“继承丧失说”在第29条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具有遗产性质，应由死者的近亲属依法定顺序共同继承。原告系梁立恒生父，依法享有纷争财产所有权。加之原告年老多病，处于弱势，理应优先分割。被告独自占有，显然于法有违，于情相悖，故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7条、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条、第10条、第13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应属原告的工亡补助金三分之一份额297365元。原告梁海森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主要有：1.户口本信息；2.梁立恒身份证复印件；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4.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5.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6.病亡补偿协议；7.社会养老保险退休支付凭证；8.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伤死亡待遇处理审批表；9.录音。被告刘桂英辩称，请求在扣除工亡补助金应当支出的部分后，以每月生活费的方式打入原告账户，避免该笔款项落入他人手中。在2020年4月11日我的丈夫梁立恒因工伤死亡，2020年5月13日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当月18日就已经将原告应得的抚恤金转到了原告账户。一、关于工亡补助的定义及分配。原告提出采用继承丧失说解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意味着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性质就是死者的遗产，这是不合理的。《继承法》规定的遗产范围并不包括工亡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计算方法是以减少财产损失为标准计算的，而减少财产正是因为给家庭造成了损失，在正常情况下，该收入属于夫妻家庭共同收入。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最高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中已经确定，其并不是一种精神抚慰类补偿金，而是一种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对的物质财产性赔偿；不同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而是一种因死者预期工资损失造成与之具有经济依赖性的家庭成员生活损失的补偿。所以不认同直接以分割遗产的方式对这笔款项进行划分。二、关于原告处于弱势地位应当优先分配问题。在配偶、父母、子女中，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最大的是配偶，配偶应当在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中获得较大比例分配。原告本人已经享受厂里赔偿的抚恤金61351元和每个月固定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社保金额，并且原告每月还有承租地收入，除此以外，原告健在的儿女众多，生活条件富裕，完全能够支持原告的日常生活。然而我作为单亲妈妈，无依无靠，无产无业，在出事后渴望得到亲人的安慰，女儿尚在读书，家中却断了经济来源。刚刚失去丈夫，又被分割赖以生存的补助金。已经对我造成严重的精神打击。为了更好照顾女儿，我不得不辞职，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专心伴读，工亡补助金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三、关于录音证据。原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进行诱导性提问，对我不利于己的言论进行片段截取，然而却空口不提我多次要求的和原告本人谈的诉求，甚至说出“和原告本人谈无用”的言论。我与原告一直相处得很融洽，未曾听到原告亲口谈赔偿金事宜。四、关于解决方式。之所以不想和原告代理人谈论工亡补助的分割，是因为他透支了信用。作为一个失信人，合理怀疑其目的是想用这笔赔偿金抵债，对于赔偿金提出分割主张的，也都是代理人而非原告本人。早在事发前，我就经常接到原告代理人债主的骚扰电话和短信，内容就是让原告代理人偿还债务，从事发开始，原告代理人就一直惦记着这笔补助金。倘若分割工亡补助金是原告本人意愿，希望可以允许我在扣除应当支出的部分后（如：丧葬补贴、丧葬期间亲戚交通费、生活费等），以每月生活费的方式打入原告账户。被告刘桂英为其辩解和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主要有：1.农业银行转账单；2.农业银行转账回证；3.微信聊天记录；4.社保账户明细查询记录；5.通话记录；6.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公证书；7.原告代理人被催债短信；8.消费记录发票；9.工伤死亡待遇处理审批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海森是梁立恒的父亲，刘桂英原是梁立恒的妻子，梁海森、刘桂英系公公和儿媳关系。梁立恒生前是中山市中圣金属板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圣公司）员工，2020年4月11日，梁立恒在上班期间出现身体不适，经中山市民众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认定梁立恒为工亡。按照国家工伤职工死亡待遇有关政策,经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准，发放梁立恒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847180元、丧葬补助金44916元，合计892096元。上列两笔补助金由刘桂英领取。2020年5月13日，中圣公司（甲方）和梁海森、刘桂英（乙方）达成病亡补偿协议，约定，根据乙方代表提供的病亡者小孩身份证年龄信息，甲方一次性支付75666元作为病亡者小孩成长至十八周岁之抚恤金。根据乙方代表提供的病亡者父亲身份证信息，经双方友好协商，由甲方一次性支付61351元作为病亡者父亲养老之抚恤金，由于乙方代表向甲方已借支55000元作为伙食费及办理病亡者后事费用，故甲方应从以上两款抚恤金里面扣除乙方代表之借款。经乙方代表强烈要求，以上两款剩余抚恤金82017元均由甲方汇入乙方代表指定账户，由乙方代表自行监护调配。该抚恤金由刘桂英领取。庭审中，刘桂英称，梁立恒故后，因办理丧葬事宜花费69779.37元，应予扣除，并提交发票为证。梁海森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项支出在50000元左右，达不到69779.37元。另，刘桂英称已将梁海森应得的抚恤金支付给梁海森，其中银行转账50000元，现金支付11351元，合计61351元。梁海森确认收到61351元，但认为该笔款是中圣公司支付给梁海森的抚恤金，并非诉讼主张的工亡补偿金。另查，从2018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间，高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每月均向梁海森发放社保金，每月120元至170元不等。再查，双方共同确认，梁立恒生前近亲属，包括梁海森、刘桂英、及梁立恒和刘桂英婚生未成年女儿，共三人。本院认为，本案系共有物分割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是工亡补助金性质；二是工亡补助金分配比例；三是刘桂英转账给梁海森的款项性质。关于焦点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按照规定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对其近亲属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是对工亡职工近亲属的物质补偿，更是对其失去亲人的一种精神抚慰。故，工亡补助金不属于遗产,是工亡后由赔偿主体给予直系亲属的一种补偿。本案中,梁立恒直系亲属应为梁海森、刘桂英及梁立恒和刘桂英婚生未成年女儿，共三人。故，梁海森作为梁立恒父亲,有获得工亡补助金的权利。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关于工亡补偿金的分割问题,可按与死者生前生活的亲密程度结合被扶养人劳动能力的强弱等因素综合考虑。本案梁海森已年过七旬,正值年老多病需要赡养之际,对梁立恒生前的经济依赖度较高,梁海森诉请分割工亡补助金30%份额并无不妥。关于丧葬支出，刘桂英称支出69779.37元，应从工亡补助金中扣减，梁海森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项支出在50000元左右，因刘桂英提交的发票并不能证明用于丧葬支出，结合梁海森自认及病亡补偿协议中关于“乙方代表向甲方已借支55000元作为伙食费及办理病亡者后事费用”等相关事实，本院依法认定丧葬支出50000元，因刘桂英已领取丧葬补助金44916元。故，本院认定丧葬费差额5084元从工亡补助金中扣除，工亡补助金尚剩余842096元（847180元-5084元）。关于焦点三。双方确认刘桂英转账给梁海森61351元，刘桂英认为该款是刘桂英转给梁海森的工亡补助金的应得份额，梁海森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笔款是中圣公司支付给梁海森的抚恤金，并非梁海森诉讼主张的工亡补偿金。结合中圣公司（甲方）和梁海森、刘桂英（乙方）达成的病亡补偿协议，其中约定“由甲方一次性支付61351元作为病亡者父亲养老之抚恤金”，两笔款金额一致，且该款由刘桂英领取。本院采信梁海森的主张，依法认定上述61351元和中圣公司支付给梁海森的抚恤金为同一笔款项，不从工亡补助金中扣减。综上所述，本院依法认定刘桂英应向梁海森返还工亡补助金三分之一份额280698.66元（842196元÷3）。综上所述，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桂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梁海森返还工亡补助金280698.66元。二、驳回原告梁海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36元，减半收取计2768元（原告刘桂英已预交），由原告梁海森负担17元，被告刘桂英负担2751元（被告刘桂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给原告梁海森）。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磊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黎宗明吴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