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2425号原告：中山榄菊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罗永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升，上海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法定代表人：陈亚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良文，男，1981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被告：谢燕，女，198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第三人：上海榄菊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XXX号1607-1609室。法定代表人：邓国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升，上海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山榄菊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榄菊”)与被告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东建”)、冯良文、谢燕，第三人上海榄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榄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山榄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升，被告昆山东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被告冯良文，第三人上海榄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谢燕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山榄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昆山东建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259,189.7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59,189.76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冯良文、谢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1日，被告昆山东建与第三人上海榄菊签订《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约定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由上海榄菊向昆山东建销售蚊香、洗洁精等产品。同日，双方签订《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约定昆山东建在提供保证担保的前提下，可以使用授信向上海榄菊申请发货。另，上海榄菊与昆山东建、冯良文、谢燕共同签订《担保协议》，冯良文、谢燕同意对昆山东建公司欠上海榄菊的所有货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相关协议签订后，上海榄菊按协议约定及昆山东建的申请向其发货。2017年5月3日，经对账核实，昆山东建确认尚欠上海榄菊货款259,189.76元。2018年2月26日，原告与上海榄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从即日起上海榄菊将其享有的对昆山东建的所有债权转让给原告。上海榄菊分别于2018年2月27日、2019年5月10日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三被告。但三被告迟迟未付所欠货款，遂原告于2019年6月具状来院。审理中，昆山东建辩称2017年以前确与上海榄菊有业务往来，货款已结清，但自2017年起双方再无任何业务往来，对原告起诉事实不知情，故对加盖在《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市场维护承诺书》、《担保协议》及《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的印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经鉴定，《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及《担保协议》上昆山东建的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而《市场维护承诺书》与《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帐单》上昆山东建的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原告认为，该鉴定结论不能必然排除《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与《2017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上昆山东建的印章为其实际所有并使用，相反《市场维护承诺书》与《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帐单》恰能证明昆山东建与上海榄菊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为此，原告有权要求昆山东建立即偿还所欠货款，并按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至于对账后昆山东建向上海榄菊支付货款共计179,000元，原告同意昆山东建所述，系支付2016年拖欠的货款。被告冯良文与谢燕在《担保协议》上签名捺印，自愿为昆山东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昆山东建辩称，2013年至2016年，确与上海榄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账务已于2017年5月结清，2017年双方未签订经销协议，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之所以《市场维护承诺书》与《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的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一致是上海榄菊的工作人员拿着《市场维护承诺书》与《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过来后补的，当时昆山东建尚欠上海榄菊2016年货款260,000元左右，就在其上加盖公章了。2017年以前，冯良文是昆山东建的分销商，双方于2016年12月31日结束了分销关系。以往的交易习惯是昆山东建与上海榄菊签订合同后，昆山东建在CRM系统上向上海榄菊下单采购，但昆山东建实际并不掌握下单账号和密码，均由冯良文操作，下单后上海榄菊直接发货至冯良文处，由冯良文签收并销售，冯良文与昆山东建结算货款，昆山东建再将货款支付给上海榄菊，昆山东建与上海榄菊都在网上进行对账，故2017年5月3日的纸质对账单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另外，从2016年的付款凭证可以看出，昆山东建在每年1、2月份都向上海榄菊支付备货款，上海榄菊才予以发货，2017年昆山东建没有支付备货款，说明双方再未合作。根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的约定，授信赊销额度为200,000元，若昆山东建拖欠上海榄菊货款超过200,000元，上海榄菊不可能再发货，直接停止交易，因此昆山东建拖欠上海榄菊的货款不可能超过200,000元，为259,189.76元。被告冯良文辩称，《担保协议》上确系本人签名捺印，且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是否应对昆山东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法院依法裁判。本人与昆山东建并无关系，2013年年底案外人徐某某拿着昆山东建的营业执照来找本人做昆山东建的分销商，双方签订了《2014年分销协议》，协议签订后，上海榄菊直接将货发送至我的仓库，货款都是我与徐某某结算的，徐某某收款后再转交给昆山东建，至于昆山东建如何与上海榄菊结算就不清楚了。之后本人再未签订分销协议，返利也没有了，但每年上海榄菊的销售人员都会拿着空白的经销协议让我在乙方的“签约代表”处签名，每次我都会口头征询徐某某的意见，徐某某同意后我才在上面签字，直至签订《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为止，期间我代昆山东建收货，再将货物销售出去，赚取差价，所以并不是昆山东建所述双方于2016年12月31日就结束了分销关系。上海榄菊的销售人员将账号和密码告知于我，但我对系统下单操作不熟悉，所以每次都是我将需要的货物写给上海榄菊的销售人员，再由上海榄菊的销售人员帮我下单。上海榄菊送来的货都由本人签收，最后一次收货是2017年3月17日，但所有交货单存根已经找不到了。被告谢燕未到庭应诉答辩。第三人上海榄菊述称，第三人与原告的债权转让关系依法成立，且已向三被告履行了通知义务。昆山东建辩称2017年未与第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双方的交易模式是昆山东建通过CRM系统下单，每个客户都有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昆山东建的账号是XXXXXXX，昆山东建输入密码登陆CRM系统后即可下单，系统内都有下单记录，至于谁下的单第三人不清楚，因为客户账号是唯一的，所以第三人认为账号XXXXXXX下的单都是昆山东建的。客户下单后第三人才向客户发货，交货单上包括系统内预留的客户信息都是冯良文的电话，故第三人将货物发送至冯良文处。除2017年3月的交货单外，其余的第三人均无法提供，虽然第三人无法提供2017年4月28日的交货单，但对账单上有昆山东建的盖章，证明昆山东建对整个对账单上的内容包括2017年4月28日的交货记录以及2017年4月26日的回款均予以认可。至于昆山东建于2017年5月8日、5月17日向第三人支付共计179,000元，即是预付2017年5月19日所交货物的货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6月，中山榄菊具状来院，要求昆山东建支付所欠货款259,189.76元及违约金(以259,189.76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约定年利率10%计算)，陈学兴、冯良文、谢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昆山东建、陈学兴、冯良文、谢燕支付律师费10,000元。本院于2019年7月1日受理后，昆山东建认为2017年未与上海榄菊发生业务往来，故申请对加盖在《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市场维护承诺书》、《担保协议》及《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的印章进行鉴定；陈学兴表示不知情，故申请对《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及《担保协议》上的签名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冯良文承认《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及《担保协议》上其签名捺印的真实性，但对《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帐单》上的签名不予认可，却未申请笔迹鉴定；谢燕亦表示不知情，故申请对《担保协议》上的签名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昆山市公安行政许可服务大队于2019年7月29日出具《备案证明》，昆山东建于2005年4月21日在公安行政许可服务窗口有法定名称章(XXXXXXXXXXXXX)备案记录，但因时间较长，无法提供备案印文作为司法鉴定的样本。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最终以昆山东建认可的《2014年经销协议》、《2015年经销协议》及《2016年经销协议》上昆山东建的印文作为司法鉴定的样本印文。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鉴定意见：《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及《担保协议》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市场维护承诺书》与《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2017年经销商授信赊销协议》及《担保协议》上的“陈学兴”签名不是陈学兴所写，指印也不是陈学兴手指所留。谢燕逾期未交鉴定费，被鉴定机构作退案处理。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上海榄菊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中山榄菊申请撤诉，且明确表示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故本院依法裁定该案按中山榄菊撤回起诉处理。2020年2月，中山榄菊对昆山东建、冯良文、谢燕再次提起诉讼，并将上海榄菊列为第三人，诉请如上。2.2017年3月18日，昆山东建向上海榄菊出具一份《市场维护承诺书》，载明：“……二、保证不出现以下销售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种情况：1.越区销售：我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不论价格是否合理，只要超出与贵司签订的《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中所约定的经销区域范围销售任何榄菊产品的，均视为越区销售。……三、违约承诺：若我方有越区销售、低价销售或其它妨碍榄菊产品的正常销售秩序的行为，我方做出以下承诺：……3.若需承担上述违约金，我单位同意贵司直接从货款或诚信经销保证金中抵扣，并自愿放弃《2017年经销协议》等约定的贵司的诚信奖励及所有市场费用支持。我单位自愿接受贵司常年法律顾问的监督，配合其在调查中的合理要求。”3.2017年5月3日的《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显示：客户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本公司(上海榄菊)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发生业务如下，请贵公司(昆山东建)在收到本单三日内回复我方(上海榄菊)。上期应收256,175.16元、期间发货88,014.60元、期间退货0元、期间回款85,000元、期间退款0元、期间账扣0元、期间票扣0元、期间调账0元、期间其收0元、应收余额259,189.76元。经核对，上述往来正确。昆山东建在“客户确认盖章”处盖章确认，“客户经手人签名”处签有“冯良文”字样。《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下方列有“本期业务发生清单”，其中2017年4月28日分三批发货，发货金额分别为1281.60元、72,093元、14,640元，同时列明2017年4月26日回款85,000元。4.2016年12月1日，债权人上海榄菊与债务人昆山东建、担保人陈学兴、冯良文、谢燕共同签订《担保协议》，约定：协议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上海榄菊与昆山东建在经销合作中，昆山东建欠上海榄菊的所有货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双方发生的最后一笔货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调查费等；上述债务人与保证人所留地址为其法定送达地址，该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以及法律文书的送达，包括仲裁、民事程序中一审、二审、执行、再审，该送达地址发生变更时，债务人或担保人需要通过书面方式通知债权人，因其他各方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或变更地址后没有及时通知债权人或法院，导致文件、通知、法律文书等文件未能被其实际接收的，上述材料在他人接收之日或退回之日，即视为已经成功送达给债务人或担保人。经鉴定，《担保协议》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陈学兴”的签名不是陈学兴所写，指印也不是陈学兴手指所留；谢燕逾期未交鉴定费，被鉴定机构作退案处理。冯良文自认其上签名捺印的真实性。5.上海榄菊与中山榄菊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上海榄菊将其对昆山东建的所有债权转让给中山榄菊，中山榄菊同意受让，转让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上海榄菊先后于2018年2月27日、2019年4月27日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根据《担保协议》上确认的送达地址分别发送给昆山东建、陈学兴、冯良文和谢燕，邮件查询信息显示昆山东建和陈学兴均于2019年5月13日由他人代收，冯良文和谢燕均于2019年5月16日退回妥投。6.昆山东建分别于2017年4月26日、5月8日、5月17日向上海榄菊支付货款85,000元、60,000元和119,000元。7.2017年3月8日至16日，上海榄菊向昆山东建交货317,016.20元，交货单上均有昆山东建指定联系人冯良文签收。8.在(2019)沪0110民初1205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徐某某于2019年8月6日来院作如下陈述：我是昆山东建的员工。2014年至2016年上海榄菊与昆山东建的买卖合同由我具体经办。上海榄菊向昆山东建供货，昆山东建向上海榄菊支付货款，上海榄菊送来的货由我和昆山东建找分销商进行销售，冯良文就是我找来的分销商。截止2016年12月底，昆山东建与上海榄菊的货款已经结清，冯良文与昆山东建的货款也已经结清。至于《2017年经销协议》我公司不清楚，因为之后双方就没有交易了，我公司也没有再找冯良文分销了。该案中，昆山东建对徐某某的身份表述如下：徐某某与我公司没有关系，是陈学兴的亲戚，但我公司认可2017年前徐某某拿着昆山东建的营业执照寻找分销商的行为，但2017年之后就没有了。当被问及货款结算时，昆山东建表示：2017年之前的业务往来都是徐某某从分销商那里收款后将钱款转给我们，我们再把货款转给上海榄菊，徐某某和昆山东建的账已经结清，昆山东建和上海榄菊的账也已经结清，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17日我们分别向上海榄菊支付最后三笔货款85,000元、60,000元、119,000元，这付的是2017年以前发生的货款，之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以上事实，有原告中山榄菊提供的《市场维护承诺书》、《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2017年3月交货单14张、《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快递信息查询单，被告昆山东建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3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3份，以及本院调取的(2019)沪0110民初12052号案件部分卷宗材料等证据为证，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及本院审核，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7年上海榄菊与昆山东建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虽然经鉴定《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市场维护承诺书》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市场维护承诺书》是昆山东建于2017年3月18日出具给上海榄菊的，其中多处提及《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说明昆山东建知晓存在《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并清楚协议约定的内容。其次，《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载明双方就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发生的业务进行对账，昆山东建在上面加盖公章，表明其确认在此期间尚欠上海榄菊货款259,189.76元。昆山东建辩称以为是对2016年拖欠的260,000元左右货款进行对账，便在对账单上盖章了，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根据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冯良文一直是以昆山东建“签约代表”的身份在经销协议上签名，昆山东建也认可2017年前案外人徐某某拿着昆山东建的营业执照寻找分销商的行为，并承认2017年前冯良文是其分销商，在没有证据证明昆山东建已告知上海榄菊2017年冯良文不再是其分销商，无权在经销协议乙方“签约代表”处签名的情况下，上海榄菊有理由相信冯良文仍代表昆山东建，虽然《2017年榄菊经销协议》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不一致，但冯良文的签名是真实的，且上海榄菊一直根据昆山东建的指示将货物发往冯良文处，冯良文亦自认收到原告提供的14张2017年3月交货单上的所有货物，故冯良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由昆山东建承担。综上，2017年上海榄菊与昆山东建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截止2017年5月3日，昆山东建尚欠上海榄菊货款259,189.76元。债权转让后，上海榄菊分别向三被告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昆山东建称未收到。上海榄菊根据《担保协议》上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地址进行送达，快递查询信息显示寄送给昆山东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由他人代收。虽然《担保协议》上的“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不一致，协议上书写的地址不能作为昆山东建确认的送达地址，但昆山东建在庭审中承认《担保协议》上的地址是其注册地址，且其未向上海榄菊披露过地址，故上海榄菊穷尽查询手段，根据公示的注册地址，向昆山东建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并无不当，该转让对昆山东建发生效力。现原告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要求昆山东建支付所欠货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昆山东建分别于2017年5月8日、5月17日向上海榄菊支付货款60,000元和119,000元。上海榄菊述称是昆山东建预付2017年5月19日所交货物的货款，昆山东建则称是支付2016年拖欠上海榄菊的货款。双方各执一词，且都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均不予采纳。上述支付行为发生在双方对账后，故本院认为系支付对账单所确认的部分货款，即昆山东建至今尚欠货款80,189.76元。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实为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对账次日即2017年5月4日起算，于法不悖，可予支持，但应以所欠货款80,189.76元为基数。在(2019)沪0110民初12052号案件审理中，谢燕申请对其在《担保协议》上的签名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因逾期未交鉴定费，被鉴定机构作退案处理，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谢燕关于《担保协议》上的签名捺印非其本人所为等主张，因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冯良文对其在《担保协议》上的签名捺印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除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以外，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庭审中冯良文自认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上海榄菊根据谢燕在《担保协议》上确认的地址向其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视为已向谢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该转让对谢燕发生效力。且谢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系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依据《担保协议》与《债权转让通知书》，冯良文、谢燕应对昆山东建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担保协议》明确约定担保期间为上海榄菊与昆山东建发生的最后一笔货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现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最后一笔货物的交货单以确定最后一笔货款的履行期限，故本院以《榄菊公司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确认的对账日期2017年5月3日作为最后一笔货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就本案所涉纷争，原告于2019年6月第一次提起诉讼，距离2017年5月3日超过二年，且上海榄菊亦无证据证明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曾要求冯良文、谢燕承担保证责任，故冯良文、谢燕的保证责任予以免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山榄菊销售有限公司所欠货款80,189.76元；二、被告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山榄菊销售有限公司上述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货款80,189.76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原告中山榄菊销售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88元，由原告中山榄菊销售有限公司负担3383元，被告昆山东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8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红  华审 判 员 王    冰人民陪审员 何  建  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沈佳越邹瑞玥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