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2636号原告：李长歌，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贵，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鲍焕沙，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龙新，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长歌与被告鲍焕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长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投资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人民币50万元；3.判令被告偿付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LPR计算)。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14日,原告与被告商讨共同投资开设餐饮公司,就投资相关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出资4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50万元，占比12.50%，餐饮公司选址为松江区三新北路XXX弄XXX号，公司取名为上海茸城小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茸城公司)。原告按协议约定于2018年11月14日将第一笔投资款25万元转入被告个人账户，后又分三次支付剩余投资款，总计投资50万元整。茸城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登记成立并开业，但原告事后查询得知，被告在公司登记时仅将被告自己登记为公司股东，而未将原告登记为股东。原告于2019年11月12日向被告提出异议，被告也曾发信息确认原告的股权份额，并表示后续会将原告变更为股东，但被告在2019年12月21日进行的股权变更中，仍未将原告变更为股东。在公司内部管理上被告亦从未征求过原告的意见和建议，原告无法获知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因投资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曾致函被告要求解除双方约定的《投资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但被告拒不同意，被告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被告鲍焕沙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按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出资系为了获得股东身份。茸城公司成立前，五名股东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原告出资50万元，占比12.50%；被告出资200万元，占比50%；案外人胡建造出资100万元，占比25%；案外人钱某出资25万元，占比6.25%；案外人艾全武出资25万元，占比6.25%，共同设立茸城公司。后该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设立，注册资本30万元(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不一致，财报显示实收资本为400万元)，初始股东登记为被告(占比50%)和上海博纳菲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纳菲公司，占比50%)(案外人胡建造为法定代表人且持股99%)。2019年12月21日，茸城公司股东进行变更，变更后股东为被告(占比75%，其中被告实际持股50%，代持原告12.50%、艾全武6.25%、钱某6.25%)和胡锡演(代胡建造持有25%，两人是朋友关系)，注册资本未变。原告出资已投入茸城公司，且原告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余出资人对原告的股东身份均不持异议，原告可通过申请变更登记成为茸城公司的显名股东，被告及其他股东均愿意配合原告。因此，被告认为原告的出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投资款已到位，原告仅以未进行工商登记为由，要求被告返还出资款和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原、被告口头协商共同出资开设餐饮公司，原告出资50万元、占比12.50%，并确定了公司选址和公司名称为茸城公司。2018年12月3日茸城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30万元，原始股东为博纳菲公司与被告，各占比50%；原告为公司监事。2019年11月21日，茸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和胡锡演，前者出资22.50万元、占比75%，后者出资7.50万元、占比25%；公司监事职务不变。另查明，自2018年11月14日至2019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和茸城公司共转账48.50万元。原、被告均确认原告投资总额为50万元，但原告认为剩余15,000元出资系现金交付被告，被告认为该款项系原告直接为公司购买原材料的支出。再查明，2020年7月1日案外人钱某亦对鲍焕沙提出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案号为(2020)沪0118民初12637号，诉请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投资协议并返还投资款、利息。该案中，艾全武到庭表示：其知道茸城公司的股东有他本人、安琪(即李长歌)、鲍焕沙、胡锡演，2018年10月左右公司召开过一次股东会，当时出席人员中包括李长歌；其将入股款25万元转入鲍焕沙账户，由鲍焕沙代持股份并实际经营公司，其不参与公司经营，财务每月通过短信向其发送公司经营情况的报表。胡锡演到庭表示：茸城公司前期筹备阶段及实际经营开业时，李长歌均以股东身份进行了参与；其参加过两次股东会，2019年4月的会议主要讨论公司运营方向和菜单更新，2019年5、6月份左右的会议主要是对近期公司运营状况的说明，李长歌均出席了上述两次股东会；其通过鲍焕沙提供的纸质报表或鲍焕沙不定时通过微信发送的电子报表，了解公司运营情况。同时，艾全武和胡锡演均确认，茸城公司从未进行过分红。以上查明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茸城公司企业信息材料各一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书、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投资者出资情况表、章程修正案各一份，股东会决议两份(以上证据均为打印件)，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银行流水打印件一份、茸城公司存款对账单复印件一组，原告律师函复印件一份，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31日茸城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打印件一组，原告名片原件一份，及法院调取的(2020)沪0118民初12637号案件谈话笔录一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等证据佐证，经当庭出证、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均确认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系为了成为茸城公司的股东。原告认为，其未实际获得股东身份，且未取得股东身份是被告违约行为所致，故其有权通知被告解除合同。被告认为，原告已通过被告代持股权的方式取得茸城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被告不存在违约，故原告无权解除合同，其作为股东要求返还投资款和利息亦无合法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2018年12月3日茸城公司设立、直至公司实际经营的一年多时间内，甚至在公司2019年12月21日变更股权登记时，原告均未提出过将其登记为显名股东的要求。原告虽称2019年9月和10月向被告提出过显名问题，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次，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原告一直认为其系股东，且自认其参与了公司设备购买、人员招聘、客户营销等方面的经营事宜。虽然原告称其是以店长身份参与上述事宜，但该说法与原告一直所述的自认为股东的说法相矛盾，故本院难以采信；同时，原告于2020年3月1日发给被告微信中提到“关于股份的事情，一切进出账我只承担到1月24日……我们坐下来聊一下股份如何操作退出的问题”，若原告仅具有店长身份，不存在承担经营成本并退出股份的问题。再次，原告作为店长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且被告每月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原告亦认可发送报表的行为保证了其权利，故原告作为股东的参与经营权和知情权得到了应有的保证。最后，茸城公司登记股东为被告与胡锡演两人，两股东均在另案中到庭确认原告的股东身份，且被告当庭表示愿意配合原告进行显名登记。综上，原告投资目的系成为茸城公司股东，而被告确认与原告之间的代持关系并承认原告系隐名股东，在原、被告双方没有将原告注册为登记股东的约定、原告已充分享受了股东权利且被告无根本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并偿付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长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14.30元，减半收取计4,557.15元，由原告李长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沈 雯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明明书 记 员  朱雯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