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35118号原告：刘新权，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静仪，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鹿山，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北京市岳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芳，北京市岳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新权与被告江鹿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8）粤0111民初7518号民事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541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粤0111民初751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新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赖静怡，被告江鹿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新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5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0年左右相识，2012年开始有资金往来。2014年3月左右，被告向原告表示其在韩国有一笔资金没有收回，需要向原告借款50000元，等资金回笼后立即归还，无约定利息。原告表示同意并于同年3月29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交付借款50000元。后被告又向原告表示韩国的资金还需要一段时间，希望原告能再次出借款项，故原告于同年3月30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出借了30000元，同样无约定利息或还款时间。2014年4月，被告第三次以相同的理由向给原告借款，原告于2014年4月21日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转账交付借款18000元。于4月28日转账交付借款50000元，于7月19日转账出借3000元。后经对账，被告确认尚欠原告150000元，但双方无签订书面的债权文件。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均未向原告归还上述借款，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一、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原告于2014年3月29日、3月30日通过其中国银行66×××82账户分别向被告转账支付50000元、30000元。二、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原告于2014年4月21日、4月27日、7月19日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62×××33账户分别向被告转账支付18000元、50000元、3000元。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汇款电子回单，证实上述转入账户的持有人为被告。被告江鹿山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借款150000元。案涉款项150000元是原、被告共同投资煤矸石矿场的投资款项，且在投资期间，原告已经参与了分红8250元。与原告情况相同的还有案外人薛庆茹、周青松。当时原告与上述两人都同意签订投资协议，但薛庆茹、周青松签订协议后，原告却表示不同意签订了。原告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是认为其投资的煤矸石矿场已经没有利润。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资金往来，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具借条，更无证据证实原、被告就借款事实达成合意，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理由不成立。退一步而言，即使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但原告在本案原审2018年11月13日开庭时已经陈述借款期限大概是1年，则按原告陈述，案涉款项的还款期限自2015年7月届满，原告提起原审诉讼时，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共同投资协议书两份，显示：1.被告于2014年4月6日与周青松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以被告的名义在投资××××村桐子树下芫顺煤矸石矿场总金额为贰佰贰拾伍万元整，其中周青松投资金额叁拾万元以被告名义投资。2、被告与薛庆茹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以被告的名义在投资××××村桐子树下芫顺煤矸石矿场总金额为贰佰贰拾伍万元整，其中周青松投资金额贰拾伍万元以被告名义投资。二、《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显示：被告、林海贤、江光平、江道富、宋映红等五人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该协议书，约定：五方同意共同投资经营开发煤矸石矿场；合伙期限48年；投资总额9800000元，其中被告出资2250000元；在保障矿场日常开支的前提下，盈余资金以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依据，按盈余资金5分为标准进行分配；经营过程中的债务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合伙人共同承担等。三、合伙期间2014年-2017年的月份及年度收支表、挖机处理情况表，拟证实2014年-2015年2月份投资项目结余163820元，2015年2月分红452000元；2015年4月至12月期间投资项目年底亏损317372.4元；2016年至2017年期间投资项目亏损337448.6元；投资项目停止后，为偿还购买挖机的欠款，将挖机转让给第三人。四、《页岩矿转让协议》，显示刘洪和、陈世英、唐卫东（甲方、转让方）于2014年5月6日与林海贤、被告（乙方、受让方）签订上述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小江镇芫坝村桐子村下芫顺矿股东股份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总值人民币9380000元，原征下租用农户土地，以租用合同、收据及林权证为准；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为乙方在2014年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共计9380000元等。五、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显示被告于2015年5月8日向原告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刘新权投资矿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该证据与被告于2015年5月7日向薛庆茹、周青松开具的收据样式不一致。六、民生银行对账单及工商银行、招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案外人林海贤于2015年2月3日向被告支付15000元，于2015年2月12日向被告支付45000元；被告于2014年10月14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分别向刘新权转账支付2250元、3000元、3000元；于2014年10月10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分别向周青松尾号为“3085”的账户支付4500元、6000元、6000元。七、客户账明细及收条，其中客户账明细显示：被告于2014年5月6日向案外人刘洪和分别支付2500000元及51710元，林海贤于同日向被告支付50000元。收条显示：刘洪和于2014年5月6日向被告出具收条，记载：“今收到江鹿山人民币贰佰伍拾玖万元壹仟柒佰壹拾元整（￥2591710）（刘洪和转让股份金）。”八、江光平的情况说明，显示：江光平陈述江鹿山认识了原告、薛庆茹、周青松，江鹿山与薛庆茹在2012-2013年有业务往来。在煤矸石矿收购前3人都来过矿场考察，均表示投点股份在江鹿山名下，其在签订合同时周青松在场，并在开工当天周青松都在现场。开工后其三人也来过几次矿里面。江光平知道他们入了股份在江鹿山名下，且薛庆茹多次打过电话询问矿场情况。九、林海贤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林海贤与江鹿山合伙投资煤矸石矿，认识薛庆茹、周青松、刘新权，知道他们三人入股在江鹿山名下，具体金额不详。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原告陈述并非事实：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所显示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50000元，上述证据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利息，也没有书面的借条，不足以认定上述款项即为借款。原告实际上与薛庆茹、周青松等情况一致，均是与被告共同合伙投资煤矸石矿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共同投资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原告无关，被告不能就其与案外人签订的投资协议即认定其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其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致，或者直接认定其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协议直接适用于原告。二、《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协议书与原告无关。三、合伙期间2014年-2017的月份及年度收支表、挖机处理情况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原、被告之间并非形成合伙或委托投资的关系。2.被告提交的单据中部分的购货单位为其独资经营的企业，部分为通行费发票、购买水果的发票以及其他消费性发票，证实上述费用实际上是被告用于其名下的企业或者个人消费之用。3.根据周青松、薛庆茹的陈述，其与被告系于2015年5月份补签共同投资协议书的，而根据被告提交的财务报表显示，2015年4月开始，其投资的矿场已经出现严重亏损，足以证实被告要求薛庆茹、周青松补签协议的行为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性。原告当时不同意去签订所谓的投资协议，被告也曾经希望与原告共同投资其他项目，但均被原告拒绝。四、《页岩矿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协议书与原告无关。五、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原告从来没有收到过被告的收据，且该收据与被告向薛庆茹、周青松开具的收据样式不一致，明显属于被告为应对本案诉讼而自行制作的收据。六、民生银行对账单及工商银行、招商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陈述分红款曾经于2014年10月14日发放，但上述证据仅显示被告于2015年2月3日才收到分红款，被告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原、被告之间平时确实有小额现金借款，银行转账记录中并未备注为分红款，故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并非为股份分红。七、对客户明细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向刘洪和转账的事由原告不知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八、江光平、林海贤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江光平、林海贤均为被告的朋友，原告不认识上述两人员，对其情况说明内容均不予确认。经庭审质证、辩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一、对原告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汇款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于2014年3月29日、3月30日、2014年4月21日、4月27日、7月19日向被告转账支付共计151000元。二、对被告提供共同投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案外人薛庆茹、周青松已经确认其在被告的要求下与被告签订了投资协议书，但本案原告并未签署共同投资协议书或类似文件，不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已经就合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三、对被告提供的《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合伙期间2014年-2017年的月份及年度收支表、挖机处理情况表、《页岩矿转让协议》、客户账明细及收条，上述证据仅显示被告与案外人之间合伙关系的成立和履行情况，未显示原告曾经参与上述合伙事宜，故不足以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四、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因原告明确否认其曾经收到该收据，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确认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故对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五、民生银行对账单及工商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案外人林海贤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2日向被告支付两笔分红款45000元、45000元。但被告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向原告支付的款项3000元、3000元，无证据证实该款项性质，被告亦无提供证据证实其已经就上述款项的性质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故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股份分红款。六、江光平、林海贤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的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江光平、林海贤均为被告方的合伙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情况说明不足以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依据。另查明：本案原审案件[案号：（2018）粤0111民初7518号]审理过程中，江光平曾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作证时陈述：其与被告为乡亲关系，一直有来往，被告一直向证人介绍业务，关照证人；2011-2012年，被告以证人的名义投资煤矸石矿场300000元；2014年合伙人不合，将煤矸石矿转让给林海贤、宋映红、被告及证人；因购买矿场需要资金，四个合伙人均需要出资，且出资数额较大，所以都有可能找人共同出资，出资人的份额都是挂在合伙人的名下，被告当时投资了200多万元，也是有其他出资人的，至于其他出资人的出资数额，证人不清楚；原告、薛庆茹、周青松均去过矿场，原告在开工后问过证人矿场事宜，所以证人知道原告有投资，被告也向证人说过何人有份额；合伙共计分红过3次，2014年下半年分红过一次，2015年春节分红一次，最后一次具体时间不清楚。原告认为证人与被告为乡亲关系，且同为矿场的合伙人，基于利益关系无法保证证人陈述的客观性，证人一直陈述原告对矿场有股份，是否有入股均是听被告的陈述，其证人无法证明原告是否有投资矿场的行为。被告则认为证人证言证实了原、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另原告于该案开庭时，曾经主张出借时间为2014年3月29日通过多笔转账给被告，借款用途为被告说其自行去投资矿场，借款期限大概是一年时间，被告当时说一年左右就会归还，双方无约定利息。被告在本案中据此认为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解释为系被告表示大概在一年左右会归还，故原告于一年左右开始向被告追讨还款，2016年11月份曾经报警处理，也曾经到被告的工厂追讨。被告确认原告于2017年曾经到其工厂追讨款项，且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明确拒绝向原告归还案涉款项15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基于查清本案事实，对薛庆茹、周青松进行了询问，薛庆茹陈述：其认识刘新权，但仅听说过周青松；江鹿山儿子与薛庆茹女儿是同班同学，故薛庆茹与江鹿山比较熟悉；江鹿山曾经与薛庆茹提起其曾经和其他人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并邀请薛庆茹加入投资，薛庆茹询问是否有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江鹿山保证后续都能办到，薛庆茹表示即使能办到，其也不参与投资，因其是从事家具经营的，矿场并非其经营项目；后江鹿山向薛庆茹借款，但拒绝归还，要求薛庆茹入股矿场；薛庆茹则表示被告应当要有采矿许可证和国家规定的相关文件，并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后被告与薛庆茹即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后，薛庆茹要求被告提供账簿，但被告一直未提供，故薛庆茹认为借款转化为合伙不成立；2014年10月、2015年2月3日及2月14日，被告并没有向薛庆茹分红；共同投资协议书是被告带到薛庆茹处让薛庆茹签订的，是从借款转化为共同投资协议的，是在薛庆茹出借款项一年之后。周青松陈述：其与被告是朋友，而原告、薛庆茹此前与周青松没有过深的交往；被告从未与周青松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周青松曾经去过煤矸石矿场，但只是去游玩，当时同游的是被告、被告的朋友以及周青松；周青松曾经与被告签订过投资协议书之内的文件，金额为300000元，具体投资项目不清楚；被告曾经向周青松借款300000元，年底时周青松向被告催要款项，被告表示已经把上述款项投资到煤矸石矿场，询问周青松能否就把上述款项作为投资款投资到其名下，并保证收益，一两年即可收回本金；2014年10月的4500元、2015年2月3日的6000元以及2015年2月14日的6000元，是用于归还被告此前向周青松的借款；签订投资协议书时就只有被告及周青松两人。庭审中，被告确认其所主张原告的投资款150000元即为原告提供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记载的转账款项。诉讼中，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原、被告之间曾经约定合伙出资比例、出资数额、利润分配、风险负担的合伙必备条款，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以任何方式向原告告知合伙经营状况、盈利情况、合伙资金收支情况及分红等合伙具体事实，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曾经参与合伙经营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主张被告尚欠借款150000元未予清偿。被告主张上述款项为原告投资煤矸石矿场的投资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一、原告案涉款项其中148000元的交付时间为2014年3月至4月期间，而被告于2014年6月18日与案外人江道富、江光平、林海贤、宋映红签订《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被告因合伙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已经通过《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进行规则，从规避商业风险的角度出发，对于隐名合伙人，被告应当努力促成其与隐名合伙人达成或签订合伙协议，但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被告之间曾经约定合伙出资比例、出资数额、利润分配、风险负担等合伙必备条款，与常理不符。二、被告主张其于2014年10月14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向原告支付的8250元属于股份分红款，虽然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与案外人林海贤向被告支付分红款的时间基本一致，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以任何方式向原告告知合伙经营状况、盈利情况、合伙资金收支情况及分红等合伙具体事实，即使被告在与林海贤等四人的合伙组织中取得分红款，并将该款项的一部分支付给原告，亦不足以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性质同样为股份分红款。三、被告主张原告在向其交付款项时双方即达成合伙经营煤矸石款项的合意，但却未能提供其他辅助性证据证实原告参与了合伙经营。四、被告主张原告与薛庆茹、周青松均属于合伙人，但薛庆茹、周青松与被告均签订有共同投资协议书，且薛庆茹、周青松均表示该协议书是被告未能归还借款时，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原告拒绝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的行为，即表明其不认可案涉款项属于投资款。五、被告提供的《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合伙期间2014年-2017年的月份及年度收支表、挖机处理情况表、《页岩矿转让协议》、客户账明细及收条均只能证实被告与案外人之间合伙关系的成立和履行情况，尚不足以证实原告有参与合伙经营，江光平的证言以及林海贤的情况说明属于孤证，同样不能直接证实原告与被告形成合伙关系。综上，被告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与原告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原告确实在原审开庭中陈述借款期限大概是一年时间，但并未明确确认借款到期日，而原告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曾经于2016年11月报警处理，被告亦确认原告曾经于2017年到被告工厂主张债务，可合理推定原告确实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就案涉款项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无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向原告明确表示拒绝履行还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辩解无理，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原、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确认收取原告款项150000元，双方无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及借款利率，应认定为自然人之间的不定期无息借款。被告于2014年10月14日、2015年2月3日、2月14日支付的8250元，原、被告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的性质或者系被告用于清偿其他债务的款项，故应当认定为被告对本案借款本金的归还，被告实际尚欠原告借款本金数额为14175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并自原审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江鹿山向刘新权归还借款1417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4175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至上述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新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00元，由刘新权负担165元，由江鹿山负担3135元。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经由刘新权预交，刘新权同意由江鹿山在履行本民事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刘新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汝辉人民陪审员  李仁洲人民陪审员  蔡广俊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凤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