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628民初782号 原告：王天飞，男，汉族，1976年9月3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王某的长子。 原告：王天群，男，汉族，1979年9月9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死者王某的次子。 原告：王天云，男，汉族，1983年4月4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王某的三子。 原告：贺凤，女，汉族，1956年6月21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系王某的妻子。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正华，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农志辉，云南汉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岑俊，男，壮族，1971年10月7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告：吴新田，女，汉族，1975年7月20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盛华，云南青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岑延易，男，壮族，1997年12月5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义，云南青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梁秀梅，女，壮族，1952年6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告：庞某3，男，壮族，1981年9月20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告：高团，女，汉族，1981年1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告：庞某1，男，壮族，2005年10月20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法定代理人：庞某3，男，壮族，1981年9月20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被告：庞某2，女，壮族，2010年12月29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法定代理人：庞某3，男，壮族，1981年9月20日出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 原告王天飞、王天群、王天云、贺凤（以下简称“王天飞等四人”）与被告岑俊、吴新田、岑延易、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案件疑难复杂，于2020年5月12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5月2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天飞、王天群、王天云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正华、农志辉，被告岑俊、吴新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盛华，被告岑延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义，被告梁秀梅、庞某3、高团及被告庞某1、庞某2的法定代理人庞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岑俊、吴新田、岑延易、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连带赔偿王天飞等四人因挡墙倒塌造成王某死亡的经济损失604822.5元（死亡赔偿金：33488元／年×18年＝602784元、丧葬费：104077元／年÷12个月×6个月＝52038.5元，扣减已支付50000元，还需赔偿604822.5元）。事实与理由：岑俊、吴新田、岑延易户系新挡墙建设人（以下简称“岑家”），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户系老挡墙所有人（以下简称“庞家”），新砌挡墙在老挡墙下面。2019年8月19日14时许，罗某、王某、许某等人在新华镇团结社区平桑小组为岑家砌挡墙时，庞家的老挡墙倒塌造成罗某、王某、许某等三人死亡，事故发生至今，岑家只支付了王某家属50000元用于处理后事，其他经济损失，经王天飞等四人与岑家多次协商未果。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岑俊、吴新田辩称，一、王天飞等四人起诉遗漏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许某、王某、罗某、韦某是以每立方95元的报酬承揽砌挡土墙作业，约定平均分配劳动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相关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王天飞等四人起诉时遗漏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王天飞等四人诉请岑俊、吴新田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岑俊、吴新田与许某、王某、罗某、韦某之间是承揽关系。本案许某、王某、罗某、韦某是以每立方95元的报酬承建砌挡土墙作业，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二）岑俊、吴新田在承揽关系中没有任何过错。1.涉案的工程是农村自建挡土墙，房屋建筑结构不包含该挡土墙，双方约定施工内容是砌挡土墙。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农村自建挡土墙的工匠必须有相关资质。为此，岑俊、吴新田在工匠的选任上没有过错。2.岑俊、吴新田对庞某3家挡土墙的坍塌在主观上是不可预见的，在客观上是没有过错的。岑俊、吴新田开挖挡土墙基槽是在自家地界的四至界限范围内，没有侵占庞某3家挡土墙的地界。从开挖基槽到事发均是晴天天气，也是时隔一天才发生坍塌的。为此，岑俊、吴新田对庞某3家挡土墙的坍塌在主观上是不可预见的，在客观上是没有过错的。3.岑俊、吴新田在工人施工过程中没有作任何过失的指示。罗某是宋传忠让罗克军（罗某之子）联系过来看工地的，许某、王某、韦某是罗某联系过来的，岑俊、吴新田没有与工人面谈如何施工及具体安排作息时间等与施工相关的事宜。工人是在岑俊、吴新田未通知就进场，五位工人是相互邀约进工地施工的，岑俊、吴新田是在案发后才知道有工人已经进场施工。为此，岑俊、吴新田在工人施工过程中没有任何过失的指示。三、王天飞等四人以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各项费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王某已经62岁，王天飞等四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王某生前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且其收入来源是靠在城镇打工所得。为此，王天飞等四人以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各项费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岑俊、吴新田已经给予50000元的经济补偿，再也没有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定责任。岑俊、吴新田在对王某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已经给予50000元的经济补偿，根据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规定再也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另外，挡墙的基槽是何鸿用挖掘机开挖的，双方约定完工之后酌情支付一定的报酬，岑俊、吴新田只交代开挖基槽能砌挡墙就可以了，对开挖过程中再也没有做任何的指挥和安排。 岑延易辩称，一、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在城镇工作生活。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房产证等证件相互印证，属于孤证；并且出具《证明》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不和死者居住在同一小区或者小组，其并不清楚死者是否在该地居住、生活；同时，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经办人、负责人共同签字，只有一个人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所出具的证明的形式。（二）现有证据最多只能证明死者生前在城镇生活，但不能证明其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必须同时满足居住一年以上和收入来源于城镇两项条件，死亡赔偿金才能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故王天飞等四人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二、涉案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定作人对承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负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双方约定包工不包料，工程完工后按照95元每平方米计算。至于何时开工，多少人进场施工等等，均由施工方自行安排，故属于典型的承揽合同。而根据承揽合同的性质，定作人的义务只是给付报酬，不负责承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故王天飞等四人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三、定作人的定作事项不违法，选定承揽人不存在过错，事故责任在于承揽人，应由承揽人自行承担责任。岑俊、吴新田合法持有《不动产权证书》，说明岑俊、吴新田的旧房是符合规划的。涉案挡墙是在原房屋旧址内砌建，符合规划要求，不存在违建情况，故定作人的定作事项不违法。承揽人任某的证言证实，经其测量，拟建的挡墙长8米，宽1米，高3米，工钱为每平方米95元，即总工程量为24平方，总工钱为2280元。根据《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涉案工程投资额不足300000元，建筑面积不到300平方，属于小型工程，不要求施工方具有资质，故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定没有过错。相反，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七条：“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因定作人怠于答复等原因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承揽人应当赔偿损失，换言之，定作人及时答复，或者承揽人根本没有通知而定作人无法答复的，定作人不需承担责任。本案中，五个承揽人接受定作工作，本应当自己尽到注意义务、承担安全责任，但因其未经过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意识淡薄，未能意识到施工环境存在的隐患，贸然盲目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前及施工过程中，均未发现安全隐患，更未报告定作人，故定作人对其损失不承担责任。四、被告岑延易主体不适格。（一）涉案房屋不属于岑延易所有。根据《云（2019）富宁县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涉案房屋属于吴新田、岑俊共同共有，岑延易没有份额。（二）涉案工程工人不是岑延易招募。根据证人证言，涉案工程是工人宋传忠联系的，而后由吴新田和罗某商谈价钱。这过程，岑延易并没有参与。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罗克军等四人对岑延易的起诉。 庞某3、梁秀梅、高团、庞某1、庞某2（以下简称庞家）辩称，施工不是庞家叫去做的，庞家挡墙是2013年就已经建好的，建好后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2013年再建的时候跟岑家还有纠纷，当时社区也去调解过。三位死者来施工的时候不是庞家请来做工的，具体情况庞家也不清楚，他们建挡墙、挖基槽的时候庞家也不清楚情况，挖好挡墙基槽后请几位死者来做工的事情庞家也不清楚，垮下来的挡墙也是岑俊家的，岑家的挡墙垮下去后庞家的挡墙才跟着垮下来一部分，直到消防人员来把死者挖出来后，过了几天下雨后庞家的挡墙才完全垮下来的，岑俊家的挡墙是砖墙，压死人的墙也是砖墙。庞家并没有过错，王天飞等四人起诉庞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对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申请证人任某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为：证人与罗某、王某、许某、韦某一起到岑俊家做工，约定由罗某与岑家要工钱后几个人平分，岑俊家挖的基槽与倒塌的砖墙没有相平，而是往外斜一点下来，向下挖深60公分，几人在做工前查看过砖墙没有泥土落下来，倒塌的砖墙与石墙距离约四十公分。发生事故前，岑家对工人的工期和上下班没有要求，只说会有危险，要尽快将基础做起来。证人向某应急管理局做的询问笔录陈述的是真实情况。另证人陈述其与罗某、许某、王某一起做工好几年了，罗某一直住在富宁头塘片区，许某一直住在富宁城北菜市，王某是移民搬迁到富宁罗非鱼厂片区一直居住在那里。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无异议。岑俊、吴新田对证人证言中主人家催工情况有异议，实际是罗某跟岑家联系的，且是罗某请来的工人，对其他部分的证言无异议。岑延易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与本案死者具有相同的利益关系，所作的证言中对岑俊等不利的可能存在趋利避害的情况，证言能证实本案属于承揽关系，因为主人家没有对工作时间、内容进行指挥安排，都是其自行安排；砖墙倒塌的原因是石墙下滑的作用；基槽的开挖最少离庞家的石墙有40公分，基槽的开挖不会给石墙造成威胁，岑俊、吴新田对石墙的下滑没有过错。庞家对证人陈述的基槽距离自家石墙有40公分不是事实，岑俊家砌的砖墙离庞家的石墙有40公分，证人陈述的“石墙滑下来正好落在砖墙上”的陈述不是事实，石墙是下滑了一点，但在救人的时候还用挖机抵着庞家的石墙，等下面的人救出来后石墙才慢慢滑下来的，证人的其他证言不清楚。 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内容客观，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且能证明王某系在为岑俊家做工过程中因砖墙倒塌压埋致死的情况及王某死亡前的居住地情况，予以采信。 2.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提交的1号证据《接出警登记表》，用以证明经富宁公安局新华派出所出警，证明2019年8月19日14时许，罗某、王某、许某等人在富宁县岑俊家砌挡墙过程中死亡的事实。 经质证，岑俊、吴新田对该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岑延易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当时有事情发生，但是不能证明倒塌挡墙的所有权人，即不能证明挡墙是岑延易的，不能证明岑延易是适格被告。庞家认为王某死亡的事情不是其造成的，因此该证据与庞家无关，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与岑俊、吴新田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以及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3.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照片》，用以证明挡墙倒塌的事故现场 经质证，岑家、吴新田对该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岑延易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反映事发现场，不能证明是否跟岑延易有关。庞某3等五人认为罗某死亡的事情不是其造成的，因此该证据与庞某3等五人无关，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与岑俊、吴新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以及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庞家对证人陈述的基槽距离自家石墙有40公分的情况不是事实，岑俊家砌的砖墙离其家的石墙有40公分，证人陈述的“石墙滑下来正好落在砖墙上”的陈述不是事实，石墙是下滑了一点，但在救人的时候还用挖机抵着证人家的石墙，等下面的人救出来后石墙才慢慢滑下来的，证人的其他证言不清楚。 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内容客观，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且能证明王某系在为岑俊家做工过程中因砖墙倒塌压埋致死的情况及王某死亡前的居住地情况，予以采信。 4.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提交的3号证据：《亲属关系证明》，证明王某的亲属关系情况。 经质证，吴新田、岑俊、岑延易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单位出具的《证明》应同时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该证据只有负责人签名。庞家认为与其无关，对证据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5.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提交的4号证据《证明》《房屋征收安置协议》，用以证明王某于2016年至死亡时一直在城镇居住生活，其经济赔偿标准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 经质证，岑俊、吴新田对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只有负责人签字没有经办人签字，对客观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没有反映出王某从2016年12月7日一直居住在新华镇团结社区头塘小组，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证据本身没有反映待证事实的内容；对《房屋征收安置协议》的合法性、客观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反映待证事实。岑延易该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系孤证，没有购房合同、购地合同、租房合同、租地合同、水电费票据等相互佐证，无相关核实的材料不能证明居委会的人员是否真实核实过。对合法性也有异议，单位出具的证明应该同时有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再加上单位公章，至于真实性则由法庭核实；对《房屋征收安置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死者有三个儿子，无法确定死者是和谁一起居住。庞家认为本案与其无关，对证据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与证人任某的证言能够印证，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6.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提交的5号证据：王某身份证，用以证明王某1957年5月14日出生，于2019年8月19日死亡，死亡时，年龄为62岁。 经质证，岑俊、吴新田、岑延易对证据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该组证据能够客观反映王某的住址在富宁县小组。岑延易的质证意见与岑俊、吴新田质证意见一致。庞家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7.岑俊、吴新田向本院提交的1号证据《询问笔录》，用以证明①涉案的工程是农村自建挡土墙，房屋建筑结构不包含该挡土墙；②岑俊、吴新田是在自家老屋地基范围内开挖挡土墙基槽的，从开挖挡土墙基槽至事发是晴天天气；③双方约定以每立方95元的报酬承揽砌挡土墙作业，许某、王某、罗某、韦某约定平均分配劳动报酬；④罗某是宋传忠让罗克军（罗某之子）联系过来看工地的，许某、王某、韦某是罗某联系过来的，岑俊、吴新田没有与工人面谈如何施工及具体安排作息时间等于施工相关的事宜；⑤岑俊、吴新田未通知进场，五位工人就相互邀约进工地施工，岑俊、吴新田在案发后才知道有工人已经进场施工；⑥许某、王某、罗某被挡土墙滑落压埋死亡，韦某是被压伤。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待证事实第一点，挖的基槽、砌挡墙的行为是建房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建房未经审批就擅自开工属于违法行为；对待证事实第二点天气晴朗恰好证明两扇挡墙的倒塌是由于岑家擅自开挖基槽改变了挡墙的受力结构造成的倒塌，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工钱是内部分配，与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无关；对待证事实的第四、五点，岑俊、吴新田未通知工人进场施工与客观事实不符；正因为岑俊、吴新田开挖基槽后担心存在危险才及时通知工人在大中午进场施工，进场施工的时候有吴新田在场；对王某是被砖墙倒塌压死亡的事实无异议。岑延易对该证据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庞家对证据三性和待证事实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是不能证明第四、五待证事实，对待证事实予以部分采信。 8.岑俊、吴新田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文政复（2019）99号文件及事故调查报告，用以证明经文山州应急管理局事故调查认定，本案事故属于村民自建挡土墙意外事故。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恰好能够证明造成土挡墙倒塌的直接原因是岑俊、吴新田岑延易擅自开挖基槽，致使原来上方的石墙改变重力导致承载力不足致使毛石挡墙下滑造成事故的发生。岑延易、庞家对证据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具有关联性，能证明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因等情况，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部分采信。 9.岑延易向本院提交的1号证据《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用以证明涉案不动产为岑俊、吴新田所有，案涉标的和岑延易无关。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宅基地的使用权的取得是以户为单位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确定以户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的建筑面积时一般以该户农村村民人数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岑延易作为岑俊一家的家庭共同成员，建好的房屋其作为共同共有人，故岑俊一家的建房行为是包括岑延易在内的共同行为；岑延易的户口还跟岑俊和吴新田在一起，并没有分户，他们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成员。岑俊、吴新田对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无异议，岑延易在归朝镇××上班，是公务员，并没有与岑俊、吴新田共同居住。庞家对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地上房屋构筑物所有权人为岑俊、吴新田，予以采信。 10.岑延易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宋传忠《询问笔录》，用以证明罗某等人是宋传忠叫去施工的，工钱和吴新田谈，岑延易未参与任何洽谈、招聘，涉案施工合同和岑延易无关。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罗某即使是宋传忠叫去的也是为了完成砌墙的工作，岑俊与宋传忠的关系有待调查，与本案土挡墙倒塌的原因无直接的关系。岑俊、吴新田，庞家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11.岑延易向本院提交的3号证据：任某证言，用以证明涉案挡墙总工程量为24平方，总工钱为2280元，工程投资额不足30万元，建筑面积不到300平方，属于小型工程，不要求施工方具有资质。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村民使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应该由乡级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或土地规划批准，岑俊、吴新田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擅自建房属于违法行为。岑俊、吴新田，庞家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12.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庞某3家从2013年建好挡墙一直没有动过，此次事故的发生与三人无关。 经质证，王天飞等四人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证据只能证明石挡墙的所有人是庞某3，与本案挡墙倒塌没有关系。庞某3是石挡墙的所有人、管理人，对该挡墙具有管理和修缮义务。岑俊、吴新田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协议书的内容明确了庞家新建挡土墙应保持现高度并保证墙体牢固，挡墙没有基础，建在平地上没有基础不牢固，没有完全履行协议书内容，导致案件发生。岑延易的质证意见除与岑俊、吴新田的质证意见一致外，认为石墙往下顺滑是因为它自身基脚问题，岑俊、吴新田开挖基槽离石墙有40公分以上，基槽的开挖并不对石墙的顺滑具有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该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与岑俊、吴新田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及庭审时向岑俊核实的事实一致，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岑俊、吴新田系夫妻关系，岑延易与岑俊系父子关系。庞某3、高团系夫妻，梁秀梅系庞某3的母亲，庞某1、庞某2系庞某3的未成年子女。庞某3家的房屋与岑俊家的老房子均位于富宁县，两家房屋前后相邻，庞某3家位于斜坡上方，岑俊家位于斜坡下方。两家在中间处各自砌有挡墙。2019年岑俊、吴新田决定将位于富宁县的老房子推倒重建，重建之前决定在老旧挡土墙外侧再建一道挡土墙加固和保护原有的挡土墙，事发场地为原坡地挖出的平整地。 2019年8月16日，岑俊请人在地基上开挖一条通长基槽，基槽边离原砖砌挡土墙的距离约为200-300ｍｍ，以便施工新建挡土墙。2019年8月19日，岑俊、吴新田经人介绍雇请王某、罗某、许某、任某、韦某为其砌挡墙，当日13时，王某等人到施工现场，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发生挡墙垮塌事故，垮塌的挡墙压埋准备做工的王某、罗某、许某，导致王某等三人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文山州人民政府与文山州应急局、公安局、纪委监委、人社局、住建局、总工会及富宁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2019年9月9日，文山州人民政府组建事故调查小组，聘请工程专家对本案事故进行调查，经调查后，同年次日作出《富宁县村民自建房挡墙坍塌“8.19”事故直接原因调查报告》，专家组认为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开挖的通长基槽，使原砖砌挡土墙地基失去水平支撑，承载力不足，毛石挡土墙在重力惯性作用下顺坡滑移，导致砖砌挡土墙崩塌。同年11月8日，事故调查组作出《富宁县村民自建房挡墙坍塌“8.19”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本案事故的原因如下：（一）直接原因：开挖的通长基槽，使原砖砌挡土墙地基失去水平支撑，承载力不足，毛石挡土墙在重力惯性作用下顺坡滑移，导致砖砌挡土墙崩塌，造成事故发生。（二）间接原因：1.劳动组织不合理。业主岑俊安全意识淡薄，没有考虑雨季刚过土质疏松的实际，未能预见在石挡墙和砖砌挡墙下方开挖通长基槽存在的隐患；开挖基槽时未要求采取分段进行作业施工。2.施工人员无任何资格证书，未经过任何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意识淡薄，未能意识到施工环境存在的隐患，冒然盲目进行施工作业。2019年12月31日，文山州人民政府以文政复［2019］99号文件，同意前述调查报告中的事故责任认定。 事故发生后，经新华镇人民政府组织调解，岑俊先行向支付王某的家属支付50000元用于处理王某的后事事宜。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为此，王天飞等四人向本院起诉要求岑俊等八人连带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604822.5元。 另查明，王某在事故发生前长期与其儿子王天云在富宁县，王某死亡时年龄为62周岁。2012年庞某3家建房时，为其房屋安全，在岑俊家老房子所建的砖砌挡土墙上部靠后的位置，砌了一面毛石挡土墙。 本院认为，1.关于对王某死亡的损害结果岑俊、吴新田以及死者王某本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予赔偿。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岑俊、吴新田进行旧房重建过程中，劳动组织不合理，安全意识淡薄，没有考虑雨季刚过土质疏松的实际，未能预见在石挡墙和砖砌挡墙下方开挖通长基槽存在的安全隐患，开挖基槽时未进行分段作业，直接开挖通长基槽，使原旧房砖砌挡土墙地基失去水平支撑，承载力不足，庞某3家的毛石挡土墙在重力惯性作用下顺坡滑移，导致砖砌挡土墙崩塌，造成本案事故发生，并导致王某被崩塌的挡墙掩埋当场死亡，岑俊、吴新田对王某的死亡存在主要过错，应当对王某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王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安全意识淡薄，在施工前未对工地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冒然决定开始施工，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岑俊、吴新田认为其与王某等人之间是承揽关系，不应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责任，但就砌农村挡土墙而言，不需要具有相应的资质，也不需要专业设备及专业技术技能才能完成工作，且岑俊、吴新田答辩中自认砌农村挡土墙不需要相关的资质，且经本案查明的事实，几名死者为岑家砌挡土墙系包工不包料，双方约定按砌好的挡土墙按95元／立方米计算报酬，是对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符合当地的交易习惯。故许某、罗某、王某砌挡土墙的行为不具备承揽的法律特征。因此，对岑俊、吴新田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另外，岑俊、吴新田辩称本案遗漏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韦某，但本案是生命权纠纷，韦某不是本案的侵权人，故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结合本案实际，确定本案责任比例为：岑俊、吴新田应承担60%的经济赔偿责任，死者王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 2.关于岑延易是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岑延易提交的案涉宅基地的不动产权证书，证明岑俊、吴新田的建房行为与其无关联，且该不动产权证中载明的权利人为岑俊和吴新田，故岑延易反驳王天飞等四人的辩解，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予以采纳。因此，岑延易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3.关于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是否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庞某3家与岑俊家建房的位置上下相邻，两家中间各自砌有挡墙，案涉事故中的毛石挡墙的管理人系庞某3家，但在岑俊家未建盖新房时挡墙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因岑俊、吴新田建房时开挖的通长基槽，使原砖砌挡土墙地基失去水平支撑，承载力不足，使庞某3家毛石挡土墙在重力惯性作用下顺坡滑移，导致砖砌挡土墙崩塌造成案涉事故发生，因此，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岑俊、吴新田建房行为所致，故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4.关于王天飞等四人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的具体数额。本案中，王某生前长期在城镇居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以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参照《云南省2020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计算，王某的丧葬费为106514元／年÷12个月×6个月＝53256元，死亡赔偿金为36238元／年×18年＝652284元，但王天飞等四人主张丧葬费为52038.5元、死亡赔偿金为602784元，两项合计654822.5元，是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确认的责任比例，扣减岑俊、吴新田已经支付的50000元，岑俊、吴新田还应向王天飞等四人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数额合计342893.5元（654822.5元×60%-50000元＝342893.5元）。 综上所述，王天飞等四人的诉讼请求，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岑俊、吴新田连带赔偿王天飞、王天群、王天云、贺凤死亡赔偿金、丧葬费342893.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岑延易、梁秀梅、庞某3、高团、庞某1、庞某2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三、驳回王天飞、王天群、王天云、贺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48元，由王天飞、王天群、王天云、贺凤负担4235元，岑俊、吴新田负担56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判决书规定的义务，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赵显萍 审判员  师 芳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