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3616号原告：徐美玲，女，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莹，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长溪村。法定代表人：黄昌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流，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投资人：罗荣国。被告：罗闯，男，198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告：张菡芝，女，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辉平，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美玲与被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太公司）、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以下简称古港花炮厂）、罗闯、张菡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美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董莹，被告龙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流，被告张菡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辉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古港花炮厂、罗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美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7593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759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06年开始与被告古港花炮厂及投资人罗荣国发生业务往来，由原告向其供应烟花用的牛皮纸筒，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31日在原告处赊购花炮牛皮纸筒多次，2017年，经双方对账确认其共计欠付原告95939元，后仅偿付了20000元。2019年，罗荣国去世。原告认为，罗荣国原为被告龙太公司与被告古港花炮厂的法定代表人，且两个企业的厂址、注册地址和资产均存在混同行为，被告龙太公司应对债务承担共同偿付责任。再者，被告古港花炮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应以其家庭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罗荣国去世后，其遗产和债务已由被告罗闯、张菡芝按遗嘱继承，两被告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告龙太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龙太公司从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2.本案实际债务人系被告古港花炮厂；3.原告起诉被告龙太公司，被告龙太公司主体不适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龙太公司的起诉。被告张菡芝辩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张菡芝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张菡芝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不予保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古港花炮厂、罗闯均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罗荣国于1999年8月25日在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投资成立了古港花炮厂，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烟花类：组合烟花类（Ａ、Ｂ、Ｃ）级、喷花类（Ａ、Ｂ、Ｃ、Ｄ）级、吐珠类（Ａ、Ｂ、Ｃ）级、升空类（Ａ、Ｂ、Ｃ）级，礼花类（小礼花，Ｂ）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7月21日。2004年1月9日，古港花炮厂出资1794000元、美国ＧＰ企业公司（以下简称ＧＰ公司）出资1656000元，注册成立了龙太公司，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罗荣国，住所地为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龙太公司成立后即开始使用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2004年3月22日，古港花炮厂经浏阳市古港镇企业服务站和浏阳市公安局古港派出所同意，将名称变更为龙太公司，并在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的门柱上挂上了“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牌子，其办公室的墙上也挂上了龙太公司的《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说明：《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中写明：“单位名称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地址古港镇烈园路6号、负责人姓名罗荣国、经济性质中外合资、2004年4月8日核发、至2007年3月内有效”）。2005年5月13日，龙太公司在浏阳市建好后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将其住所地由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变更为浏阳市溪江乡（后并入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长溪村。后来，龙太公司将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的厂房改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以下简称龙太公司古港分厂）。2011年12月29日，浏阳市中天烟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于2005年注册成立）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李雄受让ＧＰ公司在龙太公司的股份后，龙太公司的股东由古港花炮厂、ＧＰ公司变更为罗荣国、李雄，公司类型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私营企业。2014年11月3日，黄昌文（说明：黄昌文当时是中天公司的股东）代表龙太公司向公安部门申请刻制了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4301810092917”的公章，并于2014年11月4日在《浏阳日报》上刊登了《声明》，该《声明》的内容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原行政公章作废，自2014年11月4日0时起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2015年6月2日，中天公司受让李雄的全部股份及罗荣国的部分股份后，龙太公司的股东由罗荣国、李雄变更为罗荣国（持股比例10%）、中天公司（持股比例90%），法定代表人由罗荣国变更为黄昌文。徐美玲经罗荣国联系自2006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徐美玲供应花炮纸筒。2017年1月17日，由工作人员沈艳与徐美玲就双方往来进行了对账结算，并出具了《对账单》，确认所欠货款为95939元。《对账单》的具体内容为：“销货单位名称：徐美玲：经双方核对，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止我公司尚欠贵单位业务往来款金额为玖万伍仟玖佰叁拾玖元零角零分（95939。00）。”徐美玲在销货单位的核对人处签署姓名及日期，沈艳在购货单位的核对人处签署姓名及日期，并加盖了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出具《对账单》时，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出具《对账单》后，由罗荣国经手分别向徐美玲支付货款15000元、5000元，剩余货款75939元至今未付。另查明：1.2019年1月，罗荣国因病去世。罗荣国去世后，古港花炮厂处于停止经营的状态。罗闯系罗荣国之子，张菡芝系罗荣国之妻。2.龙太公司2012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单位地址为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3.在本院受理的（2020）湘0181民初504号张月飞与龙太公司及案外人李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为依法推动烟花爆竹产业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古港花炮厂并入龙太公司，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工区（分厂），该工区负责人为罗荣国，并使用单位名称为龙太公司的编号（湘）ＹＨ安许证字［2016］010599（2-2）《安全生产许可证》。4.徐美玲于2019年10月10日就本案货款债权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于2019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湘0181民初94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徐美玲撤回对龙太公司的起诉。5.在本院受理的（2019）湘0181民初1872号陶皇荣与龙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陶皇荣在诉讼期间到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拍摄的照片显示，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门柱上挂的是“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牌子，而没有“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的牌子，厂区公示牌上写明的企业名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其办公室的墙上粘贴了《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工会委员会》的宣传栏，其2018年8月制作的对外公示的《安全生产重点单位隐患整改责任牌》中写明：“企业名称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分厂、法人代表罗荣国”，在该《安全生产重点单位隐患整改责任牌》中还粘贴了很多加盖有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公章的《隐患排查治理（违章职工处理）情况通报》。该案中另查明古港花炮厂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显示，古港花炮厂于1999年8月25日注册成立后，于2007年7月23日进行了经营期限变更，于2009年7月13日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于2013年7月26日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2013年7月26日进行经营范围变更时使用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写明：单位名称“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浏阳市古港出口花炮厂）”，主要负责人罗荣国，单位地址浏阳市，有效期2013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1日。此后，古港花炮厂未进行过变更，也未被注销。诉讼中，龙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罗荣国于2019年1月1日立下的《遗嘱》，《遗嘱》的主要内容为：一、本遗嘱处理的财产范围1、本人拥有的登记在本人名下的“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10%的股权。2、原古港出口花炮厂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工区所有的厂房、土地、设施。……6、附表所列债务。二、立遗嘱人对本遗嘱所涉及财产的处理意见……附表《应付账款明细表》中载明了对徐美玲（黄龙蛟）所负的75939元的债务。龙太公司陈述《遗嘱》是从遗嘱执行人李健处复印而来，但李健不愿意在《遗嘱》的复印件上签字证明复印属实。龙太公司另提出：古港花炮厂是罗荣国的个人独资企业，龙太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罗荣国系该公司的股东，占有10%的股份，两个企业系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并无人、财、物的交叉与混同；罗荣国既是古港花炮厂的投资人，又是龙太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其身份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不能由此推定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财产混同；古港花炮厂的注册地一直位于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龙太公司在2004年4月12日领取营业执照时登记的住所地为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但在2005年5月13日领取新的营业执照时登记的住所地已经变更为浏阳市，徐美玲认为两个企业的厂址、注册地址混同无事实依据；虽然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古港花炮厂因生产资质的原因与龙太公司共用《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安全生产许可证》仅是生产资质的许可，判断企业是否是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应以营业执照为准，而非以《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徐美玲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的“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并非备案印章，亦非龙太公司使用的印章，经手与徐美玲进行对账结算的沈艳并非龙太公司的员工，徐美玲收到的货款系由古港花炮厂支付，而非由龙太公司支付；徐美玲在起诉状中自认是从2006年开始与古港花炮厂及投资人罗荣国发生业务往来，而非与龙太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交货地点也是在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因此，本案的实际债务人应当认定为古港花炮厂。徐美玲陈述：虽然每次货物都是送至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但因古港花炮厂自2006年开始即在其经营的场所门口悬挂“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牌匾，且龙太公司最初的注册地与古港花炮厂的注册地一致，均为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龙太公司亦确实在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设立了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罗荣国在2015年6月2日之前一直担任龙太公司的法定的代表人，徐美玲有理由相信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实际系龙太公司的分支机构。罗荣国长期持刻有“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对外使用，龙太公司亦并未阻止和声明，应视为对其行为的默许，故罗荣国在《对账单》上的购货单位处加盖该公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罗荣国作为古港花炮厂的投资人，兼龙太公司的股东，其在与徐美玲进行对账的时候选择使用“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而非古港花炮厂的公章说明其对由谁来承担该笔债务作出了选择，即由龙太公司承担向徐美玲支付货款的责任。张菡芝称其未参与古港花炮厂的生产经营，对徐美玲与古港花炮厂之间的往来不知情。根据徐美玲提交的《对账单》，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推翻《对账单》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否则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对方系龙太公司。龙太公司与古港花炮厂系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不同主体，不存在人格和财产混同。张菡芝知晓罗荣国在去世前立有《遗嘱》一事，但其并未在场，不清楚《遗嘱》的具体内容，更无法确认诉讼中徐美玲与龙太公司提交的《遗嘱》是否即为罗荣国所立《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在实际继承范围内承担债务。即使《遗嘱》内容属实，《遗嘱》中的财产范围是否就能成为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尚不确定。本院认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有权向买受人主张相应的货款债权。原告徐美玲供应花炮纸筒给买受人，双方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应当及时向原告徐美玲支付相应的货款。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徐美玲是将货物送至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但因在该地址上同时设立了被告古港花炮厂和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致使本案买受人的认定存在争议。从被告古港花炮厂的生产经营资质上分析。被告古港花炮厂虽系经工商核准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企业，但其现工商登记信息中显示《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7月21日，且根据被告龙太公司的陈述，被告古港花炮厂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是与被告龙太公司共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被告龙太公司2012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单位地址既包括了被告龙太公司的住所地浏阳市，亦包括了被告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故被告古港花炮厂因其生产资质受限对外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可能性更大。从被告古港花炮厂与被告龙太公司的成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分析。被告古港花炮厂成立在前，被告龙太公司成立在后，罗荣国既是被告古港花炮厂的投资人，亦是被告龙太公司的发起人，其所投资成立的被告古港花炮厂系被告龙太公司的原始股东，被告龙太公司刚成立时的注册登记地与被告古港花炮厂的注册登记地一致，均为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基于上述关联性，被告龙太公司为确保被告古港花炮厂的生产合法合规在被告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成立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亦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而本院在（2020）湘0181民初504号案件中已经查明被告古港花炮厂在2016年已并入了被告龙太公司，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工区（分厂），该工区的负责人为罗荣国。从被告古港花炮厂所在厂房悬挂的牌匾及办公地点张贴的公示资料分析。在（2019）湘0181民初1872号陶皇荣与被告龙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陶皇荣到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拍摄的照片显示该地址并未悬挂被告古港花炮厂名称的牌匾，而是悬挂着被告龙太公司名称的牌匾，厂区的公示牌上亦是写明该厂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上述客观事实说明被告古港花炮厂的主体资格实质上已经消灭，而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存续。从罗荣国所立《遗嘱》的内容上分析。该《遗嘱》因无原件核对，且复印该《遗嘱》的经手人亦未到庭予以确认其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若该《遗嘱》属实，则该《遗嘱》能进一步佐证被告古港花炮厂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对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首先，罗荣国在其遗嘱需处理的财产范围中明确“原古港出口花炮厂现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古港工区的厂房、土地、设施”，说明被告古港花炮厂与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共用厂房、土地及生产设施，亦说明被告龙太公司在被告古港花炮厂的住所地设立了龙太公司古港分厂；其次，财产处理范围第6项中附表所列债务中载明了本案原告徐美玲主张的货款，能够证明原告徐美玲与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之间的往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综上，虽原告徐美玲是将货物送至了浏阳市古港镇烈园路6号，且在起诉状中陈述是与被告古港花炮厂及罗荣国发生业务往来，但基于直接联系业务的人系罗荣国以及罗荣国与被告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古港花炮厂即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故虽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被告古港花炮厂仍处于存续状态，但实际上被告古港花炮厂对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均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而是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进行，本案的买受人应当认定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非被告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系被告龙太公司设立的生产部门，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和能力，故其对外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被告龙太公司承担。被告龙太公司关于本案实际债务人系被告古港花炮厂，要求驳回原告徐美玲起诉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徐美玲要求被告龙太公司支付货款7593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虽然被告龙太公司已于2014年11月4日在《浏阳日报》上刊登《声明》，宣布“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原行政公章作废，自2014年11月4日0时起启用新公章（说明：新公章的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4301810092917’）”，但该《声明》并不能证明《对账单》上加盖的印文为“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是被告龙太公司的原行政公章，被告龙太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印章系伪造或私刻的印章，故本院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如前所述，被告古港花炮厂因生产资质受限等原因客观上不能以其名义而只能以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名义对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罗荣国作为龙太公司古港分厂的负责人必然需要使用“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原告徐美玲作为债权人，无法对被告龙太公司、被告古港花炮厂、龙太公司古港分厂之间的关系予以确认和甄别，亦有理由相信《对账单》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以及罗荣国使用该印章的行为系被告龙太公司知晓并认可的，故被告龙太公司应承担《对账单》上“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印章产生的法律后果。因出具《对账单》时并未对付款期限作出约定，故被告龙太公司应当在出具《对账单》后及时支付所欠货款。逾期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原告徐美玲主张自出具《对账单》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虽本案原告徐美玲起诉之日2020年4月13日距离出具《对账单》的日期2017年1月17日已过3年，但原告徐美玲已就本案所涉货款债权于2019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并于2019年10月31日被本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而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止并未超过3年，故本案货款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当自2019年11月1日起重新计算。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4月13日止未超过3年，故原告徐美玲在本案中主张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本院已认定本案的买受人系龙太公司古港分厂，而非被告古港花炮厂，故对原告徐美玲要求被告古港花炮厂及被告罗闯、张菡芝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徐美玲货款75939元及自2017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徐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8元，减半收取计849元，由长沙龙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银辉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谢君影书记员谢君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