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22民初2427号 原告：蔡孝辉，男，197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王**曦，女，199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原告：焦芳，女，195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原告：王飞，男，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原告：李风磊，男，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原告：焦娟，女，197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原告：李雅鑫，女，197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淄川区。 原告：毕新宇，女，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王庆国，男，197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 原告：李艳屏，女，197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娄桂芹，女，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桓台县。 原告：焦丽，女，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原告：何伟，男，197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纪鲁川，男，197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上述十四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波，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良学，男，197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被告：周艳玲，女，197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高青县高城镇高淄路3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C9Q4768。 法定代表人：张良学，该公司经理。 被告：刘辉，男，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高青县。 上述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军娜，山东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秋，山东云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蔡孝辉、王**曦、焦芳、王飞、李风磊、焦娟、李雅鑫、毕新宇、王庆国、李艳屏、娄桂芹、焦丽、何伟、纪鲁川（以下简称原告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与被告张良学、周艳玲、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园公司）、刘辉种植回收合同、委托种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孝辉、焦娟，原告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波，被告张良学、周艳玲，被告张良学、周艳玲、福园公司、刘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军娜、陈梦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种植回收合同可得利益损失4660497.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蒜种款39550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应支付本案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5490.00元、律师费50000.00元；4.依法判令被告周艳玲对被告张良学应承担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依法判令被告刘辉对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9年秋，被告张良学以宣传单的形式，公开向社会发出明确要约：根据山东高速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在高青县与福园公司共同运作大蒜深加工项目，需要大蒜基地为依托，为高青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体现价，为当地农户增加经济效益，通过订单合作模式与农户联合发展大蒜种植，打造政策落实“共同致富实验田”。一、订单模式：公司为种植户提供脱毒蒜种，技术服务……；二、产品收购：通过保险公司托底保护种植户利益，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约定在大蒜收获后，公司以最低保护价1.8元/斤收购干蒜，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格、公司以市场价格收购，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保护价、公司以保护价收购。三、产量及效益：太空蒜（早熟）亩产量3500斤左右，蒜苔每亩产量约1000斤左右。金乡蒜亩产量3000斤左右，蒜苔每亩产量约800左右。今年大蒜种植亩产收入10000多元左右；以保护价收购，每亩收入6000多元；下一茬除外（玉米、蔬菜）。农户种植成本每亩约1800元（种子、肥料、地膜、整理土地、种植、收获），流转土地种植成本每亩约3300元，市场前景及效益可观。 2019年9月21日，原告蔡孝辉与被告开始洽谈在高青种植大蒜事宜，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了《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列明：订购方为山东福园公司（甲方）；产品名称：订购大蒜为乙方在高青县境内种植生产的订单大蒜和该大蒜所产蒜苔，不含外地种植产品；产品收购价格如果市场价格高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以市场价格收购……。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按保护价格收购。干蒜合同收购最低保护价格为1.8元/斤（鲜蒜、蒜苔随行就市收购）；货款结算办法采取现金结算，钱货两清；交货地点甲方在高城镇甲方公司内收购等内容。 2019年9月24日，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了《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列明：甲方付给乙方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等的一切费用，根据种植进度按时据实支付；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按不低于3000斤/亩的产量核算，单价不低于1.8元/斤的价格标准，计提利润总额的15%，即（销售额-种植费用）15%；若产量低于3000斤/每亩，将不产生保收种植管理费（因天气、洪涝灾害造成的普遍减产除外）等内容。 2019年9月28日，十四名原告签署《大蒜种植项目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364万元，委托山东福园公司土地流转，全流程种植、管理、收购大蒜项目；蔡孝辉为共同投资人法人，权限有：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作事业进行日常管理等。 原告方自2019年10月3日起，按照被告张良学的指定，向被告福园公司账户支付了蒜种款、人工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2651238.00元，还支付了土地流转费、化肥款、喷灌机款等费用，原告方共计支付生产成本400余万元。 2020年5月、6月份收获大蒜、蒜苔后，产品都存放在被告福园公司院内。原告要求被告按《大蒜种植回收合同》进行收购，但被告张良学却以没有投保为理由，拒绝履行按保护价收购干蒜及按照市场价收购蒜苔的义务，福园公司也未履行依约回收义务。为减少损失，经被告同意，原告方自行出卖了1374922.00元的干蒜和2740斤计3562.00元的蒜苔，剩余大蒜及蒜苔仍存放在被告福园公司处。 福园公司一直由被告张良学实际经营，福园公司的大量资金（2368699.00元）汇入被告张良学的个人账户，可以认定被告张良学是福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福园公司没有健全的财务资料，证明自己的财产与被告张良学的财产是可以区分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2011）苏商终字第0107号确认的裁判规则，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判令被告张良学对被告福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周艳玲与被告张良学系夫妻关系，依法对被告张良学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应共同承担责任。 被告刘辉是被告山东福园公司的唯一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山东福园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张良学、周艳玲、福园公司、刘辉辩称，蔡孝辉之外的其他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蔡孝辉与张良学在2019年9月21日洽谈种植大蒜的事宜，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各原告系在2019年9月28日签署《大蒜种植项目合伙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于2020年10月30日前集资完毕，并授权蔡孝辉对外开展业务，该协议仅对十四人内部产生效力。原告在庭审中也自认系蔡孝辉与被告张良学对大蒜的种植进行洽谈磋商，故蔡孝辉之外的其他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应驳回其起诉。 蔡孝辉与张良学并未就案涉回收及保收合同达成合意，原告要求张良学等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所涉《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及《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对合同主体、标的、数量、时间等均未作出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合同缺乏成立要件。张良学通过微信聊天的形式于2019年9月24日8时57分向蔡孝辉发送《新建officeword文档》14.2KB，该文档实际内容是《大蒜委托种植合同》，合同约定，种植方仅对委托方所种植的大蒜进行日常的管理，收取管理费，期间所产生的租地、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等费用由委托方负担。但该委托种植合同文本并非是原告起诉状中所诉称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原告自认其向被告张良学所发送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系在被告张良学发送的《大蒜委托种植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原告提交向被告张良学发送了三个版本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其中2019年9月24日向被告发送的第一个版本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是原告提交的证据7，其系在《大蒜委托种植合同》的基础上私自增加了第二条第2项“根据种植进度按时据实支付”、第3项“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按不低于3000斤/亩的产量核算，单价不低于1.8元/斤的价格标准，计提利润总额的15%；即（销售额-种植费用）*15%；若产量低于3000斤/亩，将不产生保收种植管理费（因天气、洪涝灾害造成的普遍减产除外）。”的条款。2019年10月1日向被告发送了第二个版本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该版本系在第一个版本的基础上删除了第二条第3项的后半部分“因天气、洪涝灾害造成的普遍减产除外。”增加了第三条第6项“在蒜薹和大蒜收获季节，乙方免费提供冷库和场地供甲方存放蒜薹和大蒜，甲方支付其场地使用期间的用电费用。”2020年7月15日向被告张良学发送了第三个版本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被告提交证据4-2），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条第3项后半部分“若低于2400斤/亩（80%的保收产量）乙方将按最低收购价（1.8元/斤）*（2400-实际产量）*1130亩，补偿甲方经济损失。”进一步证明蔡孝辉单方制作并向被告张良学发送了三份内容不一致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并对三个版本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三十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之规定，原告所发送的合同应为新要约，该要约未经过被告的承诺，双方并未就合同内容达成合意。宣传单仅仅是对大蒜种植事宜及市场前景及效益参照往年种植数据的一种分析与预估，应为要约邀请。众所周知，种植农作物是靠天吃饭，近几年的恶劣天气频发，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即使没有经验的老百姓，也不会对不确定收成的庄稼保产量。张良学从事出售蒜种、农用物资多年，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不会也不可能保证产量。宣传单与2019年9月21日被告张良学向原告蔡孝辉发送的空白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内容截然不同，回收合同仅约定产品收购价格、货款结算、交货期限、地点和方式及违约责任，并未对产量、保收价格、亩收益等内容作出约定，原告个人认为保产量是其主观臆断，不具有合理性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宣传单及《大蒜种植回收合同》不能作为回收及保证产量的依据。 蔡孝辉与张良学之间仅存在委托种植的关系。通过2020年1月7日下午3:31分（原告称“幸亏委托给你管理了！我自己弄就要命了！”）7月15日下午5：13分（被告称“你只是委托我管理，但是后来种植期间还是你说了算”原告称“都是根据你的种植进度和要求付款”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是委托种植关系，原告按照种植的进度向被告支付种植费用）7月19日下午6:37分（被告称“产量少是你的责任，价格低是市场决定的，我只是你们雇来干活的，负责给你们招工。按我的指导就不会这样了可惜你不听。技术员说你都不听。”证明双方仅存在委托关系且原告不听劝阻导致产量大幅减少）7月19日下午6：43分（原告称“问你要合同也是要了好几次，你也是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给我”足以证实双方至今未达成保收、回收的合意，未签订任何合同）的聊天记录，进一步证明双方系委托种植关系。通过双方于2019年10月2日上午8：33分（干活的人工费原告负责），下午7:08分（让被告列清单，多少钱）、7:22分（因化肥厂不接受私人汇款，原告将125000元的化肥款转入被告账户），10月3日下午2:56、3:15分（被告因播种时间晚怕影响产量催促原告尽快种植），10月5日下午4:31、4:41分(原告要求被告将需要支付款项列明细，由原告将清单交付财物向被告转账），10月6日下午12:46分（原告将500亩575000元蒜种款转入被告账户），10月12日下午1:16、2:41分（原告要求被告将物资和人工分开列清单），11月3日上午8:12-8:32分（被告向原告发送60余份并说明是赵店截止到31号的费用，人家来要钱了，原告回复一会儿跟财务去被告处，并声称“不能来就是急的呀！”进一步说明被告每笔费用的支出均系经过原告确认核实后向被告付款），8:44分（被告称我们公司是免费服务，意指原告向被告付款行为系被告代原告向他人付款），11月10日上午8:36（原告就被告提交的单据中部分内容提出质疑，经被告解释后原告明白缘由向财务解释说明），11月18日上午11:01分（原告称“先转过去15万，你先用着”，被告回复“我先给他们分分，省的老是说”），12月16日下午3:08分（原告问“还欠你多少钱？”被告回答“79703”）2020年3月16日下午1:00（被告将近20份人工明细等发送给原告，原告回复收到并将相应款项转账至被告账户），4月1日上午11:52（被告将赵店地里的明细发送给原告，经原告确认后拔草等费用共计51356元）12:10分（原告称“除草剂不管用再把也好说啊！”被告称“草高，打了一块实验田，效果不好”）4月2日上午10:03（被告将喷灌地的浇地明细向原告发送，并于当日向被告账户转账）4月8日下午4：44分（被告将人工费等费用明细向原告发送，经原告核实后将除电费之外的费用向被告支付，原因系原告以为重复，后经被告说明后另行支付，进一步说明原告对每笔支出均予以核实后向被告支付）5月4日上午7:46分（被告向原告发送大蔡、赵店费用及垫付费用明细经双方核实共计122821.58元）6月2日下午5:21分（被告称“加上次欠62830元共计75124元”并将相关明细发送至原告，原告回复“明天早上吧，财务今天去张店开会了，还没回来呢”）6月11日上午8:41分（被告向原告发送费用明细-被告证据3-1-17）6月16日下午7:10分（被告向原告发送费用明细-被告证据3-1-13、14、15）6月27日上午11:15日（被告向原告发送费用明细-被告证据3-1-19）7月3日下午4:10分（被告向原告发送费用明细-被告证据3-1-13、14、15）7月19日下午6:31分（被告称“你们欠老百姓工资36万元，还有电费、冷库费”该费用系截止6月24日原告所欠款项）的聊天记录可证实被告在需要购买蒜种、化肥、支付人工费前向原告将费用明细进行拍照通过微信发送图片等形式申请费用，经原告审核确认无误后向被告转账付款，被告收到该款项根据实际支出向村民、供货商等支付相应的种植费用。原告在自认经过确认后向被告支付相关费用后又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被告应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实际向村民、供货商支付的事实，被告认为，自认的事实无需再提交证据证明，且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已详细的记载了被告在支付前已将费用明细向原告申请支付，原告也在确认无误后向被告进行了转账，被告系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按照明细向工人等进行了支付。支付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仅限于银行转账，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向老百姓支付人工费通常系在田间地头，再已转账的方式要求农民提供银行账号不符合常理。进一步印证了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对大蒜进行管理并在经原告确认后向他人支付人工费等费用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与上述聊天记录能相互印证，从中可以看出被告是接受原告的委托从事大蒜的种植管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大蒜委托种植合同》。 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蒜种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张良学常年从事向老百姓收购、销售蒜种，并非所有蒜种均来源于供货商，部分还来源于老百姓。原告要求被告提交购买记录，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大蒜委托种植合同》中蒜种等费用由委托方支付的约定，原告在确认价格后向被告付款的行为足以证明原告对蒜种款的数量、付款金额是认可的，原告要求返还蒜种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蔡孝辉对种植过度干预，导致大蒜大幅减产，原告负有重大过错。通过2019年12月18日下午4:08分（被告称：她（陈喜华）说早盖就好了，我那跟你说啥时候你说那时候盖的时候到这，平均咱那蒜又得多长上，得五六公分高，他那样最好了，他说你看人家那都多么大了，你那还这么小呢，你越不盖二膜它越不长，你指望明年发棵就晚了，他说那根长不了那么快的，这造成大面积减产）4:54分（原告称“盖二膜太麻烦了，还得揭呢！”）2020年2月25日下午7:06分（被告称“没盖二膜就是最大的失误”原告称“问题不大，盖二膜咱弄不了啊！人不好弄啊”）2020年3月4日下午1:21分（被告称“如果找人拔草就抓紧时间了”“我这几天转遍了高青种大蒜的农户，老百姓的草基本都拔完了，你快定个调子，看看拔还是等着冲除草剂”“局部有很多的都把膜拱起来了”），2020年3月9日下午5：48分（原告称“用喷灌呀！”），3月15日下午1:09分（原告称“我建议还是喷呀，哪怕多喷两遍也好的”）1:15分（原告称“那是咱种晚了，着急呀，浇的时间仓促，急了点！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漫灌是很落后的灌溉模式了！”）6月15日上午9:05分（被告回复原告浇地80元/亩，原告称“太贵了，还是用喷灌吧”）7月7日下午3:54分（原告称“蒜在你院子里，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被告称“让你盖二膜你还不盖来，让你大水漫灌你还用喷灌来，你不懂农业你乱插手你还怨别人来，那你不懂农业，你打的除草剂干啥，你这出了事儿你还怨别人嘞，不说了，再说就更难听了，那行，大蒜明天就开始处理了啊。”证明原告对种植的干预并同意被告出售）7月19日下午7:06分（原告称“除草剂不行，找工厂啊”因原告为减少拔草的成本要求打除草剂导致大蒜减产）的聊天记录可知，大蒜在种植过程中因原告对管理的干预，导致大蒜在天冷需要加盖二膜时不加盖、因大蒜喜大水大肥该灌溉的时候使用喷灌、该人工拔草的时候喷洒不利于大蒜成长的除草剂、拖延收获等导致大幅减产，除此之外，部分大蒜被盗及按照原告的要求晚于正常时间收获大蒜也是导致大幅减产的原因之一。被告提交的证据五2020年11月1日张良学与陈喜华的录音系本案的重要证据，陈喜华既是供货商也是技术员，对大蒜种植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大蒜种植过程中因蔡孝辉不顾张良学及陈喜华的多次劝阻和建议，依然我行我素，仅凭百度了解的知识就对张良学的种植过度干预，导致大蒜在天冷需要加盖二膜时不加盖、该大水灌溉的时候使用喷灌、该人工拔草的时候使用不利于大蒜成长的除草剂，其中任何一项过错就可导致大蒜每亩减产几百斤，原告对此负有重大过错。 原告要求由被告履行投保义务违背客观事实也不具有合理性。以大蒜为投保标的，只有种植户才具备投保的条件，2019年9月21日下午6:16分的聊天记录可证实蔡孝辉将保险费用计入生产成本，进一步印证保险费由其负担的事实。被告仅提供管理，大蒜能否投保取决于种植户与保险公司，根据原告于2020年6月11日下午7:22分向被告张良学发送的聊天记录可知，无法投保的原因是政府政策问题导致种植户无法投保，原告要求由被告履行投保义务违背客观事实也不具有合理性。 福园公司、周艳玲、刘辉不应对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原告要求福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福园公司出借银行账号收取款项，其主张依据最高院指导案例第十五号，但该案例针对的是买卖合同中多家公司的人员、财务、业务等存在混同。就本案而言，原告将其承包地内所产生的必要支出款项转账至福园公司账户，被告张良学也认可其收到了上述款项，但张良学用福园公司的账户收款并不必然导致福园公司的收款行为与原告的诉求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1991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原告要求福园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周艳玲虽系张良学的妻子，但整个大蒜种植过程中周艳玲未参与，原告仅认为张良学个人账户收到福园公司公户内的巨额资金便认定上述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要求周艳玲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张良学接受原告的委托种植大蒜，种植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仅是被告代原告向第三人支付，根据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三，福园公司所收到的每笔款项均用于大蒜的种植。截止今日，原告尚欠被告张良学种植款项，便不会存在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形。其次，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周艳玲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民法总则》第六十条“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公司的债务由公司的财产承担。股东仅有在公司承担责任且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时，才会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辉系福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现张良学是福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原告要求刘辉承担责任缺乏依据。 被告张良学保留要求原告返还垫付款的权利。张良学为减少损失，将大蒜及蒜薹出售并用该款项支付拖欠的人工费，张良学已尽到了作为受托人应尽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之规定，张良学所垫付费用蔡孝辉应予返还。蔡孝辉在投资失利后企图通过恶意诉讼方式弥补自身损失，严重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张良学保留要求原告返还垫付款的权利。 原告要求由被告承担保全保险费、律师费没有依据。双方并未约定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的承担，且诉讼并不必然导致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的支出，上述费用与本案无关联且系非必要性支出，被告不予承担。 综上，原、被告至今未就保收、回收合同达成合意，但根据原被告提交证据及双方的当庭陈述，被告接受委托后，根据大蒜的种植需求向原告申请付款并在原告确认后将款项根据实际情况向第三人支付，双方存在委托关系。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优质的蒜种，并对大蒜的整个种植过程进行悉心的管理，在整个种植管理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张良学在接受委托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原告对委托事项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2019年秋，被告张良学以宣传单的形式，公开宣传《订单大蒜种植-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项目》，内容为：根据山东高速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在高青县与福园公司共同运作大蒜深加工项目，需要大蒜基地为依托，为高青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体现价，为当地农户增加经济效益，通过订单合作模式与农户联合发展大蒜种植，打造政策落实“共同致富实验田”。一、订单模式：公司为种植户提供脱毒蒜种，技术服务……；二、产品收购：通过保险公司托底保护种植户利益，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约定在大蒜收获后，公司以最低保护价1.8元/斤收购干蒜，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格、公司以市场价格收购，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保护价、公司以保护价收购；三、产量及效益：太空蒜（早熟）亩产量3500斤左右，蒜苔每亩产量约1000斤左右。金乡蒜亩产量3000斤左右，蒜苔每亩产量约800左右。今年大蒜种植亩产收入10000多元左右；以保护价收购，每亩收入6000多元；下一茬除外（玉米、蔬菜）。农户种植成本每亩约1800元（种子、肥料、地膜、整理土地、种植、收获），流转土地种植成本每亩约3300元，市场前景及效益可观。 2.2019年9月21日上午8:08分，原告蔡孝辉将被告张良学加微信好友后，开始洽谈种植大蒜事宜。当天8:14分，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了文件名为《合同》的文件一份。该合同为《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合同载明：订购方为福园公司（甲方）；生产方为空白（乙方）。第一条产品名称、数量：1.订购大蒜为乙方在高青县境内种植生产的订单大蒜和该大蒜所产蒜苔，不含外地种植产品；2.订购产品数量：大蒜种植面积亩，蒜头斤。第二条产品收购价格、货款结算：如果市场价格高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以市场价格收购，乙方保证将全部产品销售给甲方。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按保护价格收购。干蒜合同收购最低保护价格为1.8元/斤（鲜蒜、蒜苔随行就市收购）；货款结算办法采取现金结算，钱货两清；第三条交货期限、地点和方式：甲方在高城镇甲方公司内收购；第四条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甲方提供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乙方损失的，应按照实际损失予以赔偿；甲方未按合同收购的，应按照货款总值的5%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3.2019年9月24日，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了word文档一份并称“你看看修改吧，蔡总”。该文档内容为空白的《大蒜委托种植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委托方），乙方为种植方；第一条委托种植的数量和位置均为空白；第二条种植期间的管理和费用：租地、蒜种、机耕、灌水、是非、种植等一切费用由甲方支付，乙方负责具操作并根据甲方要求按时完成，费用部分（空白）；第三条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等。 4.2019年9月25日至10月1日，原告蔡孝辉与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协商向农户租赁土地，用于大蒜种植，租赁合同由原告起草，租地费用由原告蔡孝辉负责打入被告张良学指定信用社账户，被告张良学负责向村民办理租地事宜。10月1日下午4:19分，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蔡孝辉“根据时间，明天定好地，找人到齐，后天施肥，五号开始播种，时间很紧”“1200（亩）左右”。晚上10：53分，原告蔡孝辉通过微信向被告张良学发送三份合同文档：《土地流转合同》、《大蒜种植保收合同》、《大蒜收购合同》，以及一份大蒜种植与玉米种植资金投入测算文档。2019年10月2日上午7:19分至8:39分，双方通过微信就蒜薹的价格、管理人员的确定及人工费负担进行了协商。 5.原告蔡孝辉通过微信向被告张良学发送的上述《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系对2019年9月24日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了word文档的修改。主要修改内容为第二条种植期间的管理与费用：甲方付给乙方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等的一切费用，根据种植进度按时据实支付；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按不低于3000斤/亩的产量核算，单价不低于1.8元/斤的价格标准，计提利润总额的15%，即（销售额-种植费用）15%；若产量低于3000斤/每亩，将不产生保收种植管理费（因天气、洪涝灾害造成的普遍减产除外）；第三条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增加第6项：在蒜薹和大蒜收获季节，乙方免费提供冷库和场地供甲方存放蒜薹和大蒜，甲方支付其场地使用期间用电费用。上述《大蒜收购合同》与2019年9月21日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了文件名为《合同》的文档内容相同。 6.2019年9月28日，原告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签署《大蒜种植项目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364万元，委托山东福园公司土地流转，全流程种植、管理、收购大蒜项目；蔡孝辉为共同投资人法人，权限有：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作事业进行日常管理等。 7.2019年10月1日，原告蔡孝辉与高青县芦湖街道赵店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360亩，流转费700元/亩，期限为1年；原告支付流转费25.2万元；2019年10月6日，原告蔡孝辉与高青县高城镇大蔡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780亩，流转费750元/亩，期限为1年；原告支付流转费60万元。 8.自2019年10月3日至2019年12月17日，原告蔡孝辉向被告福园公司开设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15×××24）打入蒜种款26笔共计1300150.00元，还打入化肥款、地膜、人工费等851423.00元。自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7月11日，原告蔡孝辉还向该账户打入人工费等各种款项981179.58元。2020年6月6日，原告安排焦丽向被告张良学转款13万元，后偿还11万元；2020年6月17日，原告蔡孝辉通过微信向被告张良学转账30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3155752.58.00元。期间，购买蒜种、化肥、雇佣人工等种植经营管理事项均由被告张良学负责处理。 9.原告蔡孝辉曾对被告张良学种植经营中的盖膜、浇水、除草等事项的进行参与并决策。该事实在原告蔡孝辉与被告张良学之间的微信记录中予以体现：2019年12月18日，张良学：今日俺老师来地里看看，说要坏了，今回早就应该盖二膜，真是不盖二膜真是减产很厉害啊”“但是第一次我呢跟你说盖那时候就好了，那时候盖的时候可好了”；蔡孝辉：“盖二膜太麻烦了，还得揭呢！”。2020年2月25日，张良学：“没盖二膜就是最大的失误”；蔡孝辉“问题不大，盖二膜咱弄不了啊！人不好弄啊”；张良学：“你是农业外行”“再没产量我就赔大了”。2020年3月2日，蔡孝辉：“草怎么办”；张良学：“你问问他发货的时候，一块把除草剂发过来”；蔡孝辉：除草剂还要用他们吗？咱没有吗？”张良学：“也是从外地发”。2020年3月4日，张良学：“如果找人拔草就抓紧时间了”“我这几天转遍了高青种大蒜的农户，老百姓的草基本都拔完了，你快定个调子，看看拔还是等着冲除草剂”“局部有很多的都把膜拱起来了”。2020年3月5日，张良学：“最好是拔”；2020年3月15日，张良学：“这是他们冲的除草剂（图片）”；“这些除草剂很好，这不管的这么多么”蔡孝辉：“喷灌的先开始喷叶面肥，撒化肥啊，先开始喷呗”张良学：“我建议浇啊，喷的水量说啥也不行啊”蔡孝辉：“就是模拟的人工降雨啊，漫灌是很落后的灌溉模式了”张良学：“那就喷灌吧”。 10.自2020年5月份开始，蒜苔、大蒜相继收获。被告自认按照2400.00元/吨的价格为原告销售大蒜99.192吨共计238060.00元；按照0.5元/斤标准为原告销售蒜薹206730.00斤共计103365.00元；上述款项未支付给原告。原告自认自行出卖大蒜718818.32公斤共计1392403.00元，按照1.3元/斤标准销售蒜薹2740斤共计3562元。 11.2020年7月7日开始，就大蒜的产量、价格、回收问题原告蔡孝辉与被告张良学发生争执。该事实在原告蔡孝辉与被告张良学之间的微信记录中予以体现：2020年7月7日，原告蔡孝辉：“蒜在你院子里，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你说山东高速在高青推广种植回收大蒜。老百姓的你能按1.8元/斤回收，我们的就不回收了！你宣传3000斤/亩，委托你给种植的咋才1000斤/亩！悬殊咋这么大？这些事情得弄清楚吧。价格怎么回事？产量怎么回事？”被告张良学“你上哪儿找都不要紧，我又不贪不啥的，你愿意找谁都依着你吧，你既然这样弄，你不管3000斤也好，3000斤有的是也好，还有4000斤的来，让你盖二膜你不盖，让你大水漫灌你又喷灌，你不懂农业你乱插手还怨别人来，你打的除草剂还啥，你这出事你还怨别人，不说了。那行，大蒜明天就开始处理了”蔡孝辉：“不至于1000斤/亩吧，蒜种还用了350斤/亩了”张良学：“一个大的没有”蔡孝辉：“按你统计的账目，赵店是1600斤/亩，大蔡咋这么低呢？”张良学：“大蔡家请了多少你知不道吗？”“那你找保安公司找的保安，一开始口齿牙硬的找那个公安局、保安公司，捣鼓捣鼓啥也没有了”蔡孝辉：“你负责全过程种植啊”“也得投资人个说法啊”“按350万元投入的，现在支付了430多万元了，还不算我这里零星花费，真是吓人啊”。2020年7月15日，蔡孝辉：“按大蒜收购合同和大蒜保收种植合同，你要赔付的，财务已经核算好，我已经发给你了”张良学：“没有的事。你只是委托我管理，但是后来种植期间还是你说了算”蔡孝辉：“我只是督促协调而已，都是根据你的种植进度和要求付款。大蒜保收种植合同你也有的，你只是不承认而已，否则为啥给你转账付款啊”“不卖蒜你都不说有多少产量，这卖完蒜，纸包不住火了吧”张良学：“你自己早就知道，你找会计都两遍了”蔡孝辉发送合同图片一份，合同内容显示：“甲方（委托方）为蔡孝辉，乙方（种植方）为福园公司。委托种植的数量和位置:1.芦湖街道办赵店村350亩；2.高城镇大蔡村780亩。委托种植的管理和费用增加：若低于2400斤/亩（80%的产量）乙方得按最低收购价（1.8元/斤）（2400实际产量）1130亩，补偿甲方损失”并称“保收合同里，给你留了600斤大蒜的无责任，还不够吗”张良学：“简直是胡扯”。蔡孝辉发送粉红色宣传单图片一份；张良学：“很对，你发的下边这个红的很对啊，是我写的”。 12.2020年7月19日，就冷库电费问题原告蔡孝辉与被告张良学通过微信发生争执。被告张良学要求原告蔡孝辉支付冷库电费，原告要求被告张良学在应退款和违约金中扣除，双方未达成一致。并就合作问题再次发生争吵。 13.公司登记信息显示：被告福园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7日，注册资金5000万元，一人公司，公司股东和法人代表为刘辉，认缴出资未实缴。开庭过程中，被告自认张良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为名义股东，已于本案立案后的2020年10月27日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变更为被告张良学，股权转让未支付转让款。被告张良学与被告周艳玲为夫妻关系。 14．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蔡孝辉向本院提交2020年8月18日与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经双方协商，蔡孝辉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于合同签订后支付2万元，一审判决后支付3万元。2020年8月20日，该律所收取原告蔡孝辉法律服务费2万元并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种植回收合同和委托种植合同两个法律关系。 （一）关于种植回收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合同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经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订立合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当事人不断协商的过程，也就是交换各自意思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包括两类行为：一是要约，二是承诺。而宣传单一般应当认定为要约邀请，但对合同的成立有重大影响的，也可视为要约。本案中，被告张良学以宣传单的形式向社会宣传种植大蒜的行为应为要约邀请；原告蔡孝辉添加被告张良学为微信好友后，被告张良学于2019年9月21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应属于要约，该要约到达原告蔡孝辉微信时生效。2020年10月1日，原告蔡孝辉通过微信向被告张良学发送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内容完全相同，应属于承诺，该承诺到达被告张良学微信时生效。尽管两份合同的生产方及订购产品的数量条款均为空白，但结合双方微信沟通内容，可以确定生产方为原告蔡孝辉，种植面积为1130亩。《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双方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成立并生效。 （二）关于委托种植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张良学于2019年9月24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蔡孝辉发送的《委托种植合同》应属于要约，该要约到达原告蔡孝辉微信时生效。2020年10月1日，原告蔡孝辉通过微信向被告张良学发送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对《委托种植合同》进行了修改，其中关于“合同标题”、“种植期间的管理和费用”以及冷库和场地的使用部分应属于实质性修改，应为新的要约。《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及时作出承诺。因原告蔡孝辉的新要约并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结合双方通过微信方式协商合同情形，被告张良学应当及时作出承诺。被告张良学直至种植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未作出明确承诺却事实上履行了委托种植合同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蔡孝辉于2020年10月1日向被告张良学发送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事实上已经成立并生效。被告张良学在合同履行完毕并在双方发生争执后方提出异议，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于2020年7月15日发送给被告张良学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再次进行实质性修改，因原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被告张良学明确拒绝，该合同未生效，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合同依据。 （三）关于原告蔡孝辉之外的其他十三名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尽管上述两份合同以原告蔡孝辉一人名义与被告张良学磋商、签订并履行，但在纠纷发生后，原告蔡孝辉向其他十三名合伙投资人披露后，十三名原告也可与原告蔡孝辉作为共同合同主体向涉案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民诉法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原告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对于被告辩称蔡孝辉之外的其他十三名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被告张良学个人是否是涉案两份合同主体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被告张良学所制作的宣传单中以福园公司名义提供订单和产品收购、张良学向原告蔡学辉发送的《种植回收合同》中订购方为福园公司、被告张良学是福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股东、原告的投资费用均打入福园公司的农行账户并以福园公司名义对外支出等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福园公司应为涉案两份合同的主体，被告张良学在合同磋商、签订、履行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有被告福园公司承担涉案两份合同的义务。因此，被告福园公司既是《种植回收合同》的订购主体，也是《委托种植合同》的种植受托主体。对于被告张良学自认其个人为涉案合同主体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五）关于涉案大蒜及蒜薹产量、可得利益损失如何计算及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尽管原告修改后的《委托种植合同》添加了“保收”字眼，但合同内容并没有保收3000斤或2400斤的约定，只是约定“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在不低于3000斤/亩或低于3000斤/每亩产量时是否收取15%保收种植管理费的内容，原告据此作为计算大蒜、蒜薹的保收产量，证据明显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合同约定不明时处理的规定，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在被告受托种植过程中，原告作为委托方，在盖膜、浇水、播草等环节存在错误指示行为，对于产量的降低存在过错。因此，双方认可的赵店村350亩土地亩产大蒜1500斤应为正常产量。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因受托人有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结合被告自称大蔡村780亩土地亩产为1000斤的原因在于村民盗窃所致，这与作为受托方的被告管理存在过错存在直接关系；同时，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正常亩产产量为1000斤，根据证据规则，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大蔡村780亩土地的亩产产量也应按照1500斤/亩计算。综上，可计算出1130亩大蒜的总产量为1500斤/亩×1130亩=1695000斤。根据原告宣传单测算的标准“金乡蒜亩产3000斤，蒜薹亩产800斤”比例计算，蒜薹产量应为1695000斤×800/3000=452000斤。因被告福园公司同时系大蒜收购方，负有按照1.8元/斤收购大蒜的义务，大蒜的可得利益应为1695000斤×1.8元/斤=305.1万元。因蒜薹应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在原告无证据证明蒜薹价格为1.3元/斤的情况下，以被告自认的0.5元/斤为标准计算，蒜薹的可得利益为452000斤×0.5元/斤=22.6万元。按照327.7万元（大蒜305.1万元+蒜薹22.6万元）-原告自行销售所得1395965.00元（大蒜1392403.00元+蒜薹3562.00元）标准计算，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1881035.00元。因此，基于上述被告怠于履行委托管理义务和回收义务的认定，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福园公司对原告可得利益损失1881035.00元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原告律师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本案中，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为此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原告提交的其与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发票，证明其为实现案涉债权实际支付律师费2万元。综合考虑本案案件类型、标的额、案件复杂程度、数额并未超出山东省律师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因素，本院认定，该2万元律师费可计入违约损失，由被告承担支付责任。对于尚未支付的3万元部分，因尚未实际发生，本案不予处理。 （七）关于被告是否应返还款蒜种款395500.00元的问题。因原告证明蒜种款高于正常价格的证据仅为录音证据，本院无法确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项诉求明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八）关于被告张良学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福园公司为一人公司，在公司股东变更前，被告张良学系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权变更后为公司的唯一股东，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区分。因此，被告张良学应对被告福园公司的违约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九）关于被告刘辉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公司债权人向该股东提起诉讼，请求该股东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福园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在成立时未实际出资，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刘辉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变更股东为被告张良学，因其并未实际出资即转让股权，应在未出资50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福园公司的违约赔偿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十）关于被告周艳玲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张良学虽然与周艳玲系夫妻关系，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张良学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周艳玲承担责任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福园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对于原告要求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881035.00元及律师费2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良学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辉对该债务在未缴纳股金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条、第九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1881035.00元及律师费2万元，共计190103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张良学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刘辉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支付义务在未出资的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438.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负担40895.00元，由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良学负担18543.00元。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良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支付，逾期不交，本院将移交执行部门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桐光 人民陪审员  陈 海 人民陪审员  宋士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郭 乐 书 记 员  孙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