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11452号原告：邹国平，男，198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艺宸，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进棋，男，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原告邹国平与被告汪进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公告送达，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国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艺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汪进棋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2,000元及逾期利息91,856元(注：逾期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现暂从2019年6月20日计算至2020年1月5日，按年利率24%计息)；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利息差额10,957元。诉讼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75,550元，及以975,55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从2019年6月20日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资金周转多次向原告提出借款。具体情况如下：2013年4月12日借5万元，2013年5月16日借23,550元，2013年7月15日借5万元，2013年8月12日借15万元，2013年10月17日借3万元，2014年1月15日借5万元，2014年1月25日借6万元，2014年3月28日借5万元，2014年4月12日借10万元，2014年12月29日借75,000元，2015年4月15日借125,000元，2015年4月25日借48,700元，2015年4月30日借5万元。上述借款期间，被告分数次返还部分本金及利息，剩余40万元本金未归还。2015年8月20日，被告向原告重新出具总借条，载明原告借给被告款项4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率为2.6%。经原告同意，被告接受了案外人刘某在原告处的20万元债务移转。被告将2015年8月20日借条中的40万元借款加上其接受移转的刘某的20万元债务，于2018年1月28日向原告出具借款为60万元的新借条，口头约定月利率2.6%，每月20日支付利息。另外，原告又于2015年11月3日借给被告30万元，于2016年4月28日借给被告192,000元，此两笔借款未约定利息。被告于2018年9月27日归还约定利息的60万元本金中的3万元本金及21,200元利息，又以57万元本金为基数于2018年10月30日归还利息4,820元、11月10日归还利息1万元，归还完毕2018年9月20日至10月20日利息14,820元。后被告于2018年11月15日归还利息1万元，11月22日归还利息4,820元，归还完毕2018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利息14,820元。2018年12月19日，被告仅归还了10,400元利息。2018年12月24日，被告归还5万元本金。2019年1月15日，被告归还4万元本金、以48万元本金为基数计算的利息12,480元以及之前利息差额3,223元。2019年2月21日、3月20日、4月17日，被告每月归还利息12,480元。后被告并未按时归还，仅于2019年6月7日归还4月20日至5月20日的部分利息5,000元，于6月20日归还4月20日至5月20日部分利息6,600元，于6月22日归还5月20日至6月20日部分利息2,000元，于6月25日归还5月20日至6月20日部分利息1,600元。自2017年起，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及时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但被告至今仍未偿还。无奈之下，原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汪进棋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原告邹国平多次向被告汪进棋转账付款，具体情况如下：4月12日转账5万元、5月16日转账23,350元、7月15日转账5万元、8月12日转账15万元、10月17日转账3万元、10月26日转账4,380元，其中10月17日的转账摘要为借款。被告分别于同年4月6日、7月20日、10月22日向原告转账2万元、5万元、15,000元。2014年1月14日，被告出具了借条，言明向原告借10万元。次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万元，转账摘要为借款。2014年1月2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6万元，转账摘要为借款。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6万元的借条。2014年3月28日及同年4月12日、12月29日，原告分别向被告转账5万元、10万元、75,000元，其中4月12日及12月29日的转账摘要均为借款。被告分别于同年3月18日、4月3日及9月30日向原告转账10万元、11万元、103,900元。2015年4月，原告向被告转账合计223,700元。2015年8月20日，被告又出具了借条，载明：今向原告借40万元整。2015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万元，转账摘要为内调。2016年1月21日及同年2月19日、4月6日，被告各向原告转账6,000元。其中，2月19日及4月6日的转账摘要均为利息。2016年4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92,000元。自2016年5月21日至2017年12月20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微信、手机银行等方式向原告转账多笔款项，金额合计215,000元，其中2016年6月28日的转账摘要为利息。2018年1月28日，被告作为借款人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言明向原告借6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同年2月，被告向原告转账两笔款项，每笔金额12,000元。同年3月，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15,600元。同年4月8日至5月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31,200元。同年5月2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5,600元。同年6月，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15,600元。同年7-8月，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15,600元。同年9月14日及9月2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万元、51,200元，合计61,200元。同年10月30日及11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14,820元。同年11月15日及11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14,820元。同年12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0,400元。同年12月24日，被告向原告转账5万元，转账摘要为还款。当天，原告通过微信询问被告“怎么变5万了？”，被告回答“等我一下，我再安排”“帐上钱算错了，现在不够啊”，原告称“170000*0.026/30*4=589”，被告称“这周先转你4万，上次差的利息一起补给你”。2019年1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万元及12,480元，并通过微信联系原告，称“上个月差的利息我算给你”，原告问“算好了伐”，被告称“我还没算，你是怎么算的”，原告回答“17万4天(12月21到24号)12万22天(12元25到1月15)8万5天(1月16到20)”“一共3223”。当天，被告又向原告转账3,000元，另于次日向原告转账223元。之后，被告分别于2019年2-4月每月各向原告转账12,480元；另于同年6月7日、6月20日、6月22日、6月25日向原告转账5,000元、6,600元、2,000元、1,600元。另查明，2014年3月10日，原告向案外人刘某转账4,000元。2014年3月19日，刘某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言明借款20万元。被告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落款处签字。次日，原告向刘某转账20万元。2014年9月18日，刘某向原告转账103,000元。2015年5月22日及同年6月24日、7月28日，原告分别向刘某转账2万、10万元、10万元。刘某分别于同年6月2日、7月24日及8月4日向原告转账2万元、5万元、15万元。诉讼中，原告称：2014年1月14日的10万元借条对应的是2013年10月17日的借款3万元及2014年1月15日的借款5万元，再加上了2万元利息得出，当时按照月息1%计算；2014年1月25日的6万元借条对应的是2014年1月25日6万元的转账；刘某向原告借的20万元债务转移给了被告；2015年8月20日的40万元借条是双方结算后被告还欠原告的钱款，不包括刘某的20万元；2018年1月28日的60万元借条包含了2015年8月20日借条中的40万元及刘某的20万元借款；上述40万元和60万元借条所对应的款项，均不包含2013年4月12日的5万元、2013年5月16日的23,550元、2013年7月15日的5万元、2013年8月12日的15万元、2015年11月3日的3万元及2016年4月28日的192,000元；原、被告之间还存在厂房租赁关系，被告于2013年7月20日支付的5万元及2013年10月22日支付的15,000元均属于房租；被告于2014年3月18日支付的10万元、2014年4月3日支付的11万元、2014年9月30日支付的10万元、2018年9月27日支付的51,200元中的3万元、2018年12月24日支付的5万元、2019年1月15日支付的4万元，均为归还本金，其余还款均为支付利息；被告于2014年9月30日支付的3,900元利息按月息1%计算，于2016年1月21日至2016年10月20日所支付的利息是以4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1.5%计算，于2017年1月12日至2018年2月12日所支付的利息是以6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计算，于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7日所支付的利息是以6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6%计算，于2018年10月30日至2018年11月22日所支付的利息是以57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6%计算；因被告承诺归还17万元本金，故其于2018年12月19日所支付的利息10,400元是以4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6%计算，后被告只还了9万元本金，故其于2019年1月15日及1月16日支付了利息差额合计3,223元；被告自2019年1月15日起所支付的利息是以48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6%计算；除了利息差额外，2018年12月20日之前的利息被告均已付清；其主张的利息差额包括：以5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按月利率2.6%计算的利息差额为1,197元，以4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按月利率2.6%计算的利息差额为880元，以4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按月利率2.6%计算的利息差额为8,880元。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业务凭证、账户交易明细、借条、微信聊天记录、单笔历史交易明细查询、支付宝交易记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汪进棋向原告邹国平借款的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业务凭证、借条等证据所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被告作为借款人，理应按照约定及时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被告在借款后确有还款，至于目前结欠原告的借款金额，因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发生时间较早且交易次数繁多，原告的付款摘要有借款、转支、内调等，被告的付款摘要有利息、还款、网银转账等，且原告亦陈述双方另具有房屋租赁关系，故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并非全部为借款，需结合被告出具的债权凭证、原告付款的时间和金额、被告的还款情况及相关转账摘要内容等因素综合确定被告所欠的借款金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针对被告出具的数份借条，其中2014年1月14日的10万元借条以及2014年1月25日的6万元借条，原告所述的款项组成方式能够与双方转账记录显示的交易时间、金额、摘要内容相对应，本院可予采信。关于被告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40万元借条，根据原告的陈述，具有结算性质，包含了上述2014年1月的2份借条款项及被告拖欠的其他借款。结合原、被告之间的转账记录可知，自2013年1月7日至2015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合计866,630元，被告向原告转账合计398,900元，相关款项差额为40余万元，且被告在出具40万元借条后，连续向原告支付三笔6,000元款项，其中两笔备注为利息，相应的付款金额与原告所称以4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1.5%的利息计算方式相吻合，故原告所述双方于2015年8月20日经结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可予认定。关于被告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的60万元借条，根据原告的陈述，包含了2015年8月20日借条中的40万元及刘某的20万元债务。其一，债权凭证系认定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被告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言明借原告60万元，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并承担出具上述借条的法律后果。其二，原告提供的其与刘某之间的借条、转账凭证等证据，能够证明刘某曾向原告借款20万元之事实，故原告所述被告承担了刘某的20万元债务，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况且，被告系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对原告亦负有还款义务，不排除被告自愿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承担上述债务的可能性。其三，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有部分备注为利息，可见双方之间对借款确实存在利息约定。被告在出具60万元借条后，于2018年3月20日至同年9月27日向原告转账支付数笔15,600元或31,200元款项，相应的转账金额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且与原告所述以6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6%计算利息的方式相对应，双方亦在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0.026”，能够侧面印证双方曾约定月息2.6%，故原告所述被告于2018年3月20日至同年9月27日所支付的款项(2018年9月27日支付的51,200元中的3万元除外)性质为利息，可予采信。鉴于被告自2018年3月20日至同年9月27日实际以6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6%向原告支付了利息，故本院认定截至2018年1月28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0万元。其次，针对原告主张未包含在借条内的6笔款项，即2013年4月12日的5万元、2013年5月16日的23,550元、2013年7月15日的5万元、2013年8月12日的15万元、2015年11月3日的3万元及2016年4月28日的192,000元，本院认为，其一，根据前述分析，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双方往来的款项并非全部为借款，现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上述6笔款项另行达成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二，原告既称上述款项未包含在涉案借条内，但又表示40万元和60万元借条具有一定的结算性质，其陈述自相矛盾。若被告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借条对此前所欠原告的借款进行结算，但未将2013年4月12日至2013年8月12日的款项计入，明显有违常理。同理，被告在时隔多年后于2018年1月28日出具60万元借条将2015年结算所得的40万元借款及刘某的20万元债务一并计入，却未将上述6笔款项计入，亦不符合一般人的借贷结算行为。其三，根据前述分析，被告在出具40万元及60万元借条后，均以40万元或60万元为本金支付了利息，始终未另涉及上述6笔款项的利息支付，虽然原告称该6笔款项未约定利息，但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不具有可信性。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在2018年1月28日出具60万元借条时，应已对双方之间的所有借款一并进行了结算，原告另主张被告归还上述6笔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针对被告的还款，因双方对款项性质未作约定，且根据前述分析，双方对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对涉及借款的还款，应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其一，关于被告于2018年9月27日之前的还款，根据原告的陈述，有房租、借款本金及利息，但双方于2018年1月28日经结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0万元，之后被告自2018年3月20日起以60万元为本金实际支付利息至2018年9月27日，且相关的利息金额、利率标准亦未超过国家有关限制性规定，故本院对此前被告的还款性质不再赘述。鉴于原告认可被告于2018年9月27日归还借款本金3万元，故截至2018年9月27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7万元，后续计息基数应调整为57万元。其二，关于被告于2018年9月28日之后的还款，根据原告的意见以及双方的转账记录，被告自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共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9万元、支付利息108,383元，结合被告的还款金额、付款时间及相关的利率标准，本院认定截至2019年6月25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8万元、利息差额10,619元。综上所述，被告拖欠借款的行为显属不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之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上述分析，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利息差额及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计息基数均应予以调整。被告汪进棋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进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邹国平借款本金48万元，并支付原告以4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二、被告汪进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邹国平截至2019年6月25日的利息差额10,61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55.5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邹国平负担6,813.95元，被告汪进棋负担6,741.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建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殷晓晨书 记 员 顾斐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