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20民初22934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玮卉商务信息咨询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投资人：徐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毅，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华，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女，1987年3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被告(反诉原告)：石秀芬，女，1956年8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仕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玮卉商务信息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玮卉事务所”)与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2020年1月16日、2020年4月13日、2020年5月13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华四次到庭参加了庭审，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毅到庭参加了前三次庭审。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戴潆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到庭参加了前两次庭审，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聪到庭参加了第三次庭审，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仕琪到庭参加了第四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玮卉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玮卉事务所委托服务费人民币5,600,000元(以下币种同)。事实与理由：玮卉事务所与么菲菲、石秀芬于2018年12月11日签订了《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玮卉事务所受么菲菲、石秀芬委托，为么菲菲、石秀芬提供其实际控制的上海进睿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协飞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旌芃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置韬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垣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彧文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家合伙企业向第三方转让股权的相关服务，代理委托服务总费用为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5%。付款时间为1、上述6家合伙企业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后，玮卉事务所协助么菲菲、石秀芬完成个人所得税缴纳，么菲菲、石秀芬应在纳税行为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总金额的0.25%支付给玮卉事务所代理委托服务费；2、么菲菲、石秀芬在玮卉事务所对上述6家合伙企业合法合规完成注销流程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25%支付玮卉事务所剩余代理委托服务费。签订后，玮卉事务所协助么菲菲、石秀芬将上述6家合伙企业股权以448,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方后，协助么菲菲、石秀芬完成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么菲菲、石秀芬于2019年1月18日向玮卉事务所支付了1,120,000元。此后，玮卉事务所根据么菲菲、石秀芬要求完成了上述6家合伙企业的注销手续，按照协议约定么菲菲、石秀芬应向玮卉事务所支付剩余的代理委托服务费5,600,000元，但被告拒不支付上述款项。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原告诉讼来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辩称，不同意玮卉事务所的诉讼请求，玮卉事务所没有履行协议中约定的服务，因此，被告不应支付费用。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于2019年12月16日向本院提交反诉状，反诉请求：一、判令原告(反诉被告)玮卉事务所向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返还服务费1,120,000元；二、判令原告(反诉被告)玮卉事务所向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支付利息损失(以1,1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自2019年1月1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为48,720元；以1,12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11日，么菲菲、石秀芬与玮卉事务所签署《代理委托协议》，约定么菲菲和石秀芬委托玮卉事务所就其实际控制的上海进睿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协飞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旌芃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置韬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垣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彧文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第三方转让标的股权提供相关服务。《代理委托协议》第一条“委托内容”约定：“1.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要求，通过专业服务，为出让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提供咨询协调服务，促进其股权实现转让。2.乙方根据甲方委托要求，通过专业服务规范出让方股权转让税务行为，提升甲方整体税务风险控制能力，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第三条乙方责任约定：“……3.乙方应协助甲方成立以甲方为股东的出让方；出让方与第三方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和会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2019年1月18日，么菲菲向玮卉事务所支付了《代理委托协议》第2.1条约定的代理委托服务费1,120,000元，但玮卉事务所却并未向么菲菲、石秀芬提供《代理委托协议》项下约定的代理委托服务事项，其收取代理委托服务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应当向反诉原告返还收取的全部代理委托服务费。原告(反诉被告)玮卉事务所辩称，不同意么菲菲、石秀芬的反诉诉讼请求，玮卉事务所按照《代理委托协议》完成了合同义务。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进行了质证，就原、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代理委托协议》、《换股协议》、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工商信息、《清税证明》、工商内档)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么菲菲、石秀芬提供的聊天记录，本院予以认可。对于网页，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对于《招商服务项目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强，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1日，玮卉事务所与么菲菲、石秀芬签订《代理委托协议》，约定乙方(即玮卉事务所)根据甲方(即么菲菲、石秀芬)的委托要求，通过专业服务，为出让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提供咨询协调服务，促进其股权实现转让，另乙方根据甲方委托要求，通过专业服务规范出让方持股权转让税务行为，提升甲方整体税务风险控制能力，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全面提升甲方投资收益和价值，同时营造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良好有序的沟通协调关系，创造甲方和谐的税务环境。出让方为“上海进睿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协飞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旌芃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置韬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垣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彧文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为“上海近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丽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旌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晟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鞅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赏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靳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进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率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协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其中三、乙方责任约定：“1、乙方应保证代理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本行业道德标准，全力完成甲方委托事项，充分维护甲方利益。2、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信息以及商业机密负有向第三方保密的责任。3、乙方应协助甲方成立以甲方为股东的出让方；出让方与第三方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第4条第2点约定：“代理委托服务总费用为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5%。”2.1条：“出让方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公司，在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后，乙方负责协助甲方按照乙方委托责任要求实现个人所得税缴纳，甲方应在纳税行为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总金额的0.25%支付给乙方代理委托服务费。”2.2条“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对甲方成立的出让方合法合规完成注销流程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25%支付乙方剩余代理委托服务费。”2019年1月18日，么菲菲向玮卉事务所付款1,120,000元。后玮卉事务所认为合同义务已经完成，要求么菲菲、石秀芬付款未果，致涉讼。另查明，上海进睿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协飞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旌芃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置韬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垣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彧文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4月12日完成工商注销。上述合伙企业于2019年2月19日前结清所有税务事项。本院认为，原、被告达成的《代理委托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均应恪守。对于《代理委托协议》涉及的换股情况，玮卉事务所制作了《换股协议流程》，么菲菲、石秀芬对此表示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认可。经当庭查实，么菲菲、石秀芬完成涉案股权转让后，缴纳个人所得税税负为3.5%，涉案出让方已完成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相关合同内容均已完成。据《代理委托协议》第四条第2.2点的约定，玮卉事务所主张剩余服务费(转让总金额的1.25%)的条件已经成就。本院对么菲菲、石秀芬的观点阐释如下：么菲菲、石秀芬对于本案基础事实的基本观点是玮卉事务所未履行任何合同项下的义务，主要包含两点意见，第一，认为两人事前并不知晓税负本来就是3.5%，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税务筹划达到3.5%的目标，但事成之后发现税负本来即为3.5%，因此，本身即不需要玮卉事务所进行税务筹划。第二，相关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均系由园区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玮卉事务所亦未参与。而对于付款1,120,000元的行为，么菲菲、石秀芬认为是基于上述的错误认知。因此，玮卉事务所未履行合同义务，1,120,000元已付款应予返还。对于么菲菲、石秀芬的第一点意见，本院认为，在两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显示其于2018年9月27日即已知晓税负为3.5%，即涉案协议的签订时间晚于么菲菲、石秀芬知晓实际税负的时间(么菲菲、石秀芬自述，双方磋商时间为2018年10月底，正式签署时间为2018年12月11日)。该事实的发现导致么菲菲、石秀芬第一点意见的事实逻辑不能自洽，暴露出三个严重的漏洞：首先，么菲菲、石秀芬在知晓税负的时间上做了虚假陈述；其次，其论证玮卉事务所未履行义务的因果关系不攻自破；再次，其签订涉案协议的经济合理性无法解释，即两人在已经知道税负为3.5%的情况下，为何仍要与玮卉事务所签订合同总价为6,720,000元的《代理委托协议》。(对于2018年9月27日知晓税负3.5%的事实，被告的两位诉讼代理人又作出矛盾的解释：代理人郭雪称，签订《代理委托协议》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比3.5%更低的税负，而代理人张聪聪则称，3.5%的税负只是在磋商阶段，尚须领导确认。)对于么菲菲、石秀芬第二点意见，本院认为，依《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玮卉事务所并不负担代办各类注销手续的义务。涉案协议对此项义务约定为：“乙方(即玮卉事务所)应协助甲方(即么菲菲、石秀芬)成立以甲方为股东的出让方；出让方与第三方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上述文意清楚且无歧义，除协助么菲菲、石秀芬成立以她俩为股东的出让方，玮卉事务所并不负担代办各类注销手续的义务，仅须“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由于么菲菲、石秀芬上述两点意见不能成立，使得么菲菲、石秀芬自述付款1,120,000元系认知错误失去逻辑合理性，反而其付款行为可证明对玮卉事务所履行合同义务情况的知晓。即便按照误认的观点，么菲菲、石秀芬在发现误认后，亦从未向玮卉事务所主张返还，相反，待玮卉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后，方以反诉方式提出。本院另注意到，么菲菲、石秀芬解释《代理委托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包含“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服务”，而玮卉事务所即便履行了部分义务，也仅是极小一部分。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代理委托协议》第一条“委托内容”第2点已对合同主要内容做了明确约定，主旨即在“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其次，具体合同义务应作明确约定，上述内容除了第四条第3点外，未有具体的义务约定；最后，税务筹划过程并不排斥存在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内容之可能。综上，对于么菲菲、石秀芬的意见，本院均不予认可，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服务费，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承担继续付款的合同责任。玮卉事务自愿将服务费下调至不低于4,480,000元，系处分自己的主张权利，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玮卉商务信息咨询事务所服务费4,480,000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00元，反诉费7,659元，均由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石秀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阮瑜斌审 判 员  李 楠人民陪审员  金 超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罗嘉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