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05民初1173号原告:陈得昌，男，汉族，1975年1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启兰、张浩男，青海智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伟斌，男，汉族，1986年4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平、张国龙，青海凡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得昌与被告胡伟斌解除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得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启兰、张浩男，被告胡伟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平、张国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价款555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以55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0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4、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35199.8元;5、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日，原告陈得昌与被告胡伟斌签订了《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将其享有质押权的一辆型号为陆地巡洋舰、车架号为401618、发动机号为3UR3147P22的白色丰田汽车连同质押权及所有权以5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并且被告保证:“转让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走私、套牌车辆。”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价款，并缴纳了各项规费合计35199.8元。2019年6月，原告欲对上述汽车进行商业险投保，被告知该车辆存在重复投保情况，且该号牌车辆于山东聊城有行驶记录。经原告核对，被告转让的车辆行驶证中载明的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与该车实物不一致，被告转让给原告的车系套牌车辆，违反相关法律。除此之外，原被告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对该质权担保的主债权，既未注明该主债权情况，也未说明该质权可否单独转移，基于此种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原被告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效力应当为自始无效，基于协议产生的物权变动亦为无效行为。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胡伟斌辩称：一、关于2017年1月2日签订的《质押債权转让协议》的性质问题。本案所涉及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名为车辆转押协议，实为买卖协议。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主债权，不存在质押担保的前提要件，也不符合质押担保的基本要件。而且根据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到的“……连同质押权及所有权以5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双方具有转让车辆所有权的合意。合同明确约定车辆价款，车辆所有权转移条款及所有权转移后的责任转移条款，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属于买卖合同。二、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协议无效的情形。而且通过上述第一条的论述，该协议系买卖协议，而不是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因此也不存在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抵押权不得与債权分离而单独转让”，从而认定为协议自始无效的情形，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三、关于原告主张利息方面，即便是认定涉案协议系无效合同，那么根据法律规定，由于合同都已经宣告无效，所以主张利息的诉求于法无据，而且，该协议也没有就利息和违约责任进行过任何约定，所以，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方面，由于案涉车辆于2017年1月2日交付原告后，原告基于使用该车辆(即享受权利)而缴纳的各项费用应由自己承担，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被告保证案涉机动车不是盗、抢、租赁、走私、套牌车辆。2、银行交易流水，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价款共计555000元。3、机动车行驶证；4、机动车号牌；5、机动车发动机以及车架号拓印膜；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以及车辆发动机号码、机动车车架号号码信息。6、《关于号牌号码为×××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鉴别情况的复函》，7、鉴别证明；上述证据拟证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机动车号牌不是重庆市车管所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与公安备案不相符。另交付给原告的机动车行驶证证芯编号与现在登记不一致。8、回复函；拟证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机动车上车架号、发动机号与注册登记时的不一致。9、轨迹精确查询，拟证明号牌×××机动车在山东省有行驶轨迹。10、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拟证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机动车未更换过车架号、发动机号的事实。第一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将案涉机动车出售给原告，原告向被告支付价款共计555000元，原被告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但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机动车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二组证据：1、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拟证明原告向保险公司对涉案车辆投保商业保险，保险费为16805.56元，保险期间为2017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10日。2、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向保险公司对涉案车辆投保商业保险以及交强险，保险费为16904.24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2月3日至2019年2月2日。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拟证明原告向保险公司对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保险费为1100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6月2日至2020年6月1日。5、青海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6、青海省嘉顺通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收费凭证，拟证明原告对涉案车辆进行年检所花费的款项共计390元。第二组证据共同证明因被告向原告交付的车辆不符合约定，导致原告受到损失共计35199.8元。经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银行流水仅为449900元，被告实际收到车款为540000元；对证据3-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为被告向原告交付的号牌，该车原告已使用了3年之久，无法证明原告有无更换；对证据6-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车辆行驶证是否由被告于2017年1月2日向原告交付无法确定；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本案涉案车辆没有去过山东省；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查询结果单无法证明被告交付给原告的车辆未更换过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费用是原告使用车辆期间所产生的费油，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飞机乘坐纪录，拟证明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12月25日乘飞机前往昆明查看本案车辆的车况，其已经知悉本案车辆的所有情况；2、委托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通知书，拟证明被告携带该份委托书到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和核发本案车辆的合格检验标志，并于2016年12月30日完成审验，说明该车辆在交付前不存在套牌现象，否则无法办理检验审核；3、车辆转押协议，拟证明被告从其上家王×手中通过车辆转押协议，以53万元取得本案车辆，显示该车辆的车架号为401618，发动机号为3UR3147922，车牌号为×××，并且该协议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中的内容关于车辆信息是一致的，原告也是经过查验认可的；4、涉案车辆购买保险记录，拟证明原告在使用该车辆后于2018年2月3日购买本案车辆的交通强制保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2月3日至2019年2月2日，说明本案车辆交付后保险是正常购买的，并不存在购买不了的情况。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飞机票不能证明原告知悉车辆的具体情况，且原被告在协议中明确了标的物权利瑕疵的约定，既不能是盗抢、套牌车辆；对证据2认为，检验合格标志仅证明该车辆的初始证明，被告长期从事二手车买卖，办理检验合格标志等系其经常从事的工作，该检验合格标志不能证明被告交付的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和权利瑕疵问题；对证据3、4认为，原告诉求解除合同的依据为自2019年10月原告发现不能购买商业保险后，认为被告存在根本违约，而不是被告有无处分权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不能作为本案抗辩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双方对证据提出的意见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将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在判决理由中作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被告胡伟斌系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个人。2016年12月25日，原被告至云南省昆明市，被告与案外人王×签订《车辆转押协议》，王×将牌照为×××号,车架号为401618，发动机号为3UR3147922的丰田牌陆地巡洋舰汽车，以53万元的价格转押给胡伟斌。2017年1月2日，胡伟斌将该车辆以5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并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具体车辆信息为车牌品牌：丰田，型号为：陆地巡洋舰，发动机号：3UR3147922，颜色：白色，车源地为重庆。同时约定，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权质押的，保证该债权的真实性，并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走私、套牌车辆。协议签订后，被告将该车辆交付原告，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车辆价款449900元，现金支付105100元，共计555000元，被告仅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车款为540000元。原告于2017年1月10日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投保商业保险，保险费为16805.56元，保险期间为2017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10日，进行非营运自行使用。2018年2月3日原告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保险以及交强险，保险费为16904.24元。2019年6月2日原告向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保险费为1100元，保险期间至2020年6月1日。2019年6月，原告对车辆进行商业险投保，被告知该车辆存在重复投保情况，且该号牌车辆于山东聊城有行驶记录。经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管理科于2019年12月13日出具“轨迹精确查询”予以确认。原告即向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查询该车信息，2019年12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确认车辆信息为：号牌号码×××号，车辆品牌为陆地巡洋舰，车辆型号为JTMHY05J，车辆识别代码为JTMHY05J3D4016186，发动机号3UR3147922，车身颜色为白色。机动车所有人为任和斌。登记住所：重庆市渝北区观音岩路502号附156号，行驶证芯编号为5000008252442。2020年2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向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回复函”，主要内容为：“×××小型汽车，车架号：JTMHY05J3D4016186，发动机号：3UR3147922，经与档案内拓印膜比对，贵单位提供的车架号拓印膜为点状，档案中拓印膜不为点状，并且贵单位提供的拓印膜比档案中的拓印膜长半个字母，与注册登记拓印膜字体、长度不符，贵单位提供的发动机号拓印膜2UZ1435676与登记时的3UR3147922不一致。”2020年2月23日重庆路易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向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具“鉴别证明”，内容为：“经鉴别，贵单位提供的小车号牌（×××）（两块），防伪标识及反光材料与我公司在公安部备案不相符，号牌材料、外廓尺寸、字符式样等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36-1992、GA36-2007、GA36-2018》不相符。确定该号牌不是我公司制作。”2020年2月24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向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关于号牌号码为×××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鉴别情况的复函”，内容为：根据《办理使用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工作规范（试行）》的规定，经鉴别，你单位于2020年2月21日送交的号牌号码为×××、号牌种类为小车号牌的机动车号牌，不是我单位核发的机动车号牌。经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1月23日该车使用的行驶证证芯编号为5070004610255,2017年1月24日至今该车的行驶证证芯编号应为5000008252442.由于我所无鉴定机动车行驶证真假的资质，如需鉴定机动车行驶证真假请发函至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相关部门。原告于2019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1月9日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撤诉，本院依法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原告在重新取得证据后，于2020年4月1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陈得昌与被告胡伟斌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1月2日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从王×处转让所得车辆，以5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该协议实为车辆买卖合同。车辆的运行必须经交通运管部门登记，佩戴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等登记证书。对于已经车管部门登记上户的车辆买卖，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买卖，车辆的号牌、检验合格标志、行驶证等登记证书往往依附于车辆一并转让，如果车辆没有合法的行驶证、号牌及登记证书，其运行就违反法律规定，应受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严厉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本案中，被告向原告转让的车辆是否为套牌车辆，虽未经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认定，但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和重庆路易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向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关于号牌号码为×××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鉴别情况的复函》、《鉴别证明》、《回复函》、《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均证实被告向原告转让车辆的车辆号牌、车架号、发动机号及行驶证证芯均与该车辆在车管所的原始档案登记不一致，同时，在山东聊城存在一辆×××同一号牌的机动车，致使原告不能对该机动车进行商业保险投保，不敢且不能使用该机动车。因此，被告向原告交付与该车辆在车管所档案登记不一致的车辆，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对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车款555000元的诉求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返还车辆，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购车款。本案中，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购车款555000元，向本院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该凭证显示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购车款449900元，对剩余欠款为向被告现金支付，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在两次的庭审中仅认可原告向被告现金支付购车款为90100元，收到原告的购车款共计54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合同价款与实际付款不一致的情形，因此原告还应举证证明向被告现金支付剩余购车款15000元的证据，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本院依法支持540000元。三、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和赔偿损失35199.8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本案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40000元，系基于双方车辆买卖所产生的购车款，而非借款，且在合同中未约定违约金和利息问题，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的逾期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35199.8元，该款项系原告购买车辆保险的费用，系原告在使用该车辆期间享受权利而缴纳的相关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陈得昌与被告胡伟斌于2017年1月2日签订的《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二、被告胡伟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陈得昌向其交纳的购车款540000元；三、原告陈得昌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被告胡伟斌《质押债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丰田牌陆地巡洋舰汽车一辆；四、驳回原告陈得昌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案受理费9702元，本院已减半收取4851元，保全费3876元，被告胡伟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育宁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马丽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