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0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福元，男，194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平均，男，195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上诉人：田克凡，女，195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系已故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军妻子。上诉人：杨曙光，男，198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系已故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军儿子。上诉人：杨燕，女，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系已故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军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凌利，河南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清，男，196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鑫，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博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殿宝，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博爱县。上诉人苏福元、苏平均、杨国军因与被上诉人管殿宝、王富鑫、张海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2民初2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杨国军在提出上诉后于2020年3月18日死亡。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通知杨国军的妻子田克凡、儿子杨曙光、女儿杨燕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福元、苏平均及苏福元、苏平均、田克凡、杨曙光、杨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凌利，被上诉人张海清、王富鑫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福元、苏平均、杨曙光、田克凡、杨燕上诉请求：撤销沁阳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2民初字269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支持三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第10页第4、5行中确认2016年9月14日杨春霞对周长根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而且周长根本人在2016年10月14日沁阳市人民法院(2016)豫0882民初1372号案件第二次庭审时,当庭承认其给三上诉人的代理人杨春霞说的是事实,并且杨春霞在询问过程中不存在引诱、暗示的情况,也同时承认笔录的签字、按手印系其本人所为;第二,周长根对张海清提供的证据1,质证时称不清楚张海清证据1的内容,是对张海清提供的证据的否认,并且沁阳市西万法庭訾东东法官在2016年12月21日对被上诉人张海清、王富鑫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王富鑫承认当时是张海清和周长根照面去谈用地的事,周长根作为外地人在校尉营村使用土地办厂,和当地村民一起协商用地事宜符合客观逻辑,同时也佐证周长根向杨春霞陈述事实的真实性。并且当时校尉营村有多家外地来该村开办企业个人和单位,均是企业不干,土地交回,如:沁阳粘土矿、解放军营房、西万乡高炉、西万乡纸厂等均在企业停产后将土地交回村委会,不可能周长根等人的岩棉厂存在例外。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相互印证周长根陈述的其与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租赁三上诉人承包的林地开办岩棉厂的事实,并约定租赁期限截止至岩棉厂不干为止。周长根在调查笔录以及庭审中的自认能够有力证明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海清等人之间土地租赁事实。但一审仅凭周长根为了自己所代表一方的利益,违背我国民诉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在时隔一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15日，即(2016)豫0882民初1372号案件第二次开庭第二天的一份否认2016年9月14日调查笔录内容的书面证明,就否定调查笔录以及庭审中陈述的真实性,一审法院的判决确有偏袒张海清一方的嫌疑，也有违司法公平原则。第二，由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上诉人提供的张海清向村委会缴纳占地租金1,000元收据和村原任支部书记、村长孙为民在该案承办法官对其调查询问时的陈述，可证村委会和张海清签订的是土地租赁合同，租用的土地应该是5亩。而三上诉人租给被上诉人张海清等人的是8亩。无论从那一方面都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用15亩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3月22日的土地租赁合同是不真实的，更何况该村有1200余户，每15户有一个代表，代表共应80多名，根据《村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代表大会应由村民代表2/3代表参加才能形成决议，而被上诉人提供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签名的代表人数不到村民代表人数的14%，所以该会议记录因违背法律规定的形成要件应属无效，且上诉人杨国军、苏平均在2011年既不是村委委员，也不是村民代表，是不可能签字的，现恳请二审对二人的签字笔迹进行鉴定。第三，在一审时三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林权证能够证明三上诉人对诉争林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根据《物权法》第130条规定，在2011年、2018年三被上诉人的林地使用权在承包期内，村委会无权将该诉争林地承包给被上诉人张海清使用；按照以上诉人杨国军名义申请颁发的林权证要求，三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就是用于植树造林。上诉人转让给本村魏某、李某的林地也是用于种树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76条规定，被上诉人租赁三上诉人承包的林地不管是开办岩棉厂，还是养殖场，都改变了土地用途，属于违法使用土地。所以，不管双方的法律行为的性质如何，均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将农用地用于非农用途，属民事行为无效。在一审判决第8页倒数第4、5行，村原任支部书记、村长孙为民在该案承办法官对鞭调查询问时也确认2018年3月22日村委会未与张海清续租土地租赁合同。因此，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3月22日的租赁合同成立，在2018年3月22日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应将凭借与村委会的租赁合同使用三上诉人拥有合法使用权的林地归还三上诉人。综上，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三被上诉人与周长根租赁上诉人的林地开办岩棉厂，租赁期限至岩棉厂不干时止的事实。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海清、王富鑫辩称，2014年3月份岩棉厂经营不善停产关闭，只剩下养殖场在运行。2015年8月份中电投资来校尉营建设大型电厂，并且测量了养殖场所占土地。2015年12月24日，三原告口头通知其，说此养殖场是口头租赁，租赁时间是2011年至岩棉厂不干为止，还说2014年岩棉厂不干了，为啥不说？这期间杨国军等三原告总共去焦作找周长根三次，周长根在他们利诱和威胁下把转让协议原件给了他们。2016年4月13日，三原告拿到《土地转让协议》原件后，把张海清等人起诉到法院。后周长根写了土地确实是三原告转让给了张海清等人字据，并签了字、按了手印，交给了沁阳市人民法院。2018年7月周长根病逝。2019年8月份，一审走访了村支书苏跃敬和原村长孙为民。当过书记和村长的苏平均把土地流转给其后有书面协议，有苏福元和杨国军的谈话记录可证实。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林地租赁协议于2015年6月到期终止；2、依法判决被告归还租赁三原告的林地，并腾清林地上的附着物；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原告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以原告杨国军的名义，与沁阳市西万镇校尉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尉营村委）签订退耕还林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校尉营村委将大水池地东至三道沟，南至根奎、苏文，西至虎村界，北至虎村界的55亩退耕还林地承包给原告杨国军用于发展植树造林、牧草、药材，承包期限为50年，即2002年至2052年。2003年8月26日，三原告以杨国军名义申请林权登记。同年11月29日，沁阳市人民政府向杨国军颁发沁林证字（2003）第1314号林权证，确认了杨国军的林地使用权及使用期限。被告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及周长根（2018年7月12日死亡）因合伙经营岩棉厂，于2011年1月，由被告张海清出面与原告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协商土地事宜。经协商，原告杨国军、苏平均在收取被告张海清等四人40,000元土地款后，将杨国军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约10亩流转给被告用于兴办岩棉厂。同年3月18日，校尉营村委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同意了张海清占用上述林地搞养殖，按每亩200元征收管理费。同年3月22日，张海清又与校尉营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了校尉营村委将村西北大水池的土地租赁给张海清做养殖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3月22日至2018年3月22日止，租金采取按年支付先付后用的方式，年租金每亩200元。合同除分别由校尉营村委加盖了公章，被告张海清签字、按印外，还加盖了沁阳市西万镇人民政府的公章。同日，被告张海清向校尉营村委交纳养殖场占地租金1,000元。被告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及周长根在交付原告40,000元土地款后，即在案涉林地上兴建了岩棉厂，该岩棉厂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岩棉厂于2014年左右停产歇业后，被告张海清独自利用岩棉厂厂棚养殖牲畜至今。2015年底，被告张海清在岩棉厂厂区周围种植了若干核桃树。2015年12月24日，三原告在岩棉厂墙体上张贴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一份，载明：周长根、张海清：2011年10月，周长根、张海清因办岩棉厂租用我们的林地10亩，口头达成租赁协议，租金肆万元整（40,000元）直至岩棉厂不能正常生产。2014年3月份，岩棉厂已不能正常进行生产，2015年6月份，岩棉厂已经停产。鉴于此原因，我们三人现通知周长根、张海清解除我们之间的口头租赁协议，限你们30日内腾清该地，清除个人财产。逾期，你们将承担法律责任。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2015年12月24日。同时，三原告也将书面通知向周长根送达了一份。由于被告未按通知腾清土地，双方产生争议。原告苏平均、苏福元、杨国军于2016年7月20日以张海清、周长根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恢复原状之诉，请求责令张海清、周长根立即腾清林地及土地上附着物，恢复原状。本院以（2016）豫0882民初1372号案立案受理。同年12月22日，三原告以漏列主体为由申请撤诉，本院裁定准许撤诉。2017年1月4日，原告杨国军、苏福元、苏平均以张海清、周长根、管殿宝、王富鑫为被告再次向本院提起恢复原状之诉，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立即腾清林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砖房13间、厂房1大间、东边厕所、西边砖房，还有树木），恢复原状（恢复到这10亩地仍然处于正常种植林木的状态）。本院审理后，于同年8月29日作出（2017）豫0882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三原告对于被告曾支付40,000元土地款不持异议，被告无论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还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均表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被告的占用均应视为合法。原告在双方合同纠纷未经依法解决之前主张被告侵权进而请求被告恢复原状，理由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了原告苏平均、苏福元、杨国军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10月10日原告苏平均、苏福元、杨国军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1、依法确认三原告与四被告之间的林地租赁协议于2015年6月到期终止；2、依法判决四被告归还租赁三原告的林地，并腾清林地上的附着物；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本院以（2017）豫0882民初64号案件尚未结案，处于公告送达判决书阶段，两案诉讼请求部分重合，而在（2017）豫0882民初64号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况下，三原告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遂作出（2017）豫0882民初289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苏平均、苏福元、杨国军的起诉。2018年1月2日，原告苏平均、苏福元、杨国军再次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诉讼。在原审期间，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由原告苏平均、苏福元、被告张海清在场，对原、被告争执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勘验，勘验结果为：双方争议宗地位于沁阳市西万镇××村××水池西，宗地南边有厂棚一座，厂棚西边有房屋四间，北边有办公用房十三间，厂棚与办公用房之间种植核桃树若干棵，为张海清种植。另查明：1、本案在重审期间，原告杨国军等人自认其林地除了流转给被告的10亩地之外，还将其林地转让给本村魏某3亩多，转让费12,000元，转让给李某约6亩，转让费2万余元。因校尉营村委的公章在西万镇政府监管，2017年1月10日，被告张海清因五户联保贷款证明需加盖村委会公章，经校尉营村委原任主任孙为民同意，向其开具了用章申请表。但该用章申请表并未使用，被告张海清又在将“用章申请表”的用章时间由“2017年1月10日”改为“2018年1月10日”，并将用章事由一栏添加“土地租赁合同”内容后，到西万镇政府村章镇监管员处，由监管员在其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的其与校尉营村委会土地租赁合同加盖了校尉营村委会的公章。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在收到被告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及周长根交纳的40,000元土地款后，将原告杨国军名下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约10亩流转给被告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及周长根用于兴建岩棉厂，原、被告对此事实均无异议。土地流转方式是出租还是转让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原告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三原告主张与被告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之间的流转方式系出租，称双方为口头租赁协议，租赁费为40,000元，租赁期限至岩棉厂不能正常生产时止。但被告张海清等人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双方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被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校尉营村委会会议记录、2011年3月22日张海清与校尉营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交费收据。被告张海清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虽不足以证实其关于转让的事实主张，但可以证明被告张海清等人占用土地系经校尉营村委同意，校尉营村委并收取了相关费用。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杨国军、苏福元、苏平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与被告张海清等人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流转的事实主张，三原告依据出租的事实请求被告归还租赁三原告的林地，并腾清林地上的附着物等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管殿宝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20年5月11日校尉营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村委会没有和被上诉人签订过2011年3月22日的土地租赁合同书；证明村委仅允许被上诉人在村西北荒地上搞养殖，而没有允许被上诉人在其他群众林地范围内搞养殖。证据二谈话录音，证明双方是租赁关系，被上诉人多占2亩地是不对的。被上诉人质证称，1、村长和苏平均是亲戚，开个证明很简单，一审对苏跃敬和孙为民进行了调查，判决书上写得很明白。2、对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经审查，1、2020年5月11日校尉营村民委员会《证明》所写部分内容与一审调查时任村干部的情况不符，本院不予确认；2、关于录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规定，上诉人不能提供原始载体，且被上诉人又提出了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在收到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及周长根交纳的40,000元土地款后，将杨国军名下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约10亩流转给被告张海清、王富鑫、管殿宝及周长根用于兴建岩棉厂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土地流转方式是出租还是转让是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杨国军、苏平均、苏福元主张土地流转方式是出租虽提供了其曾经的委托代理人杨春霞调查周长根的《调查笔录》等以证明，但本院审查认为，周长根与张海清等人系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另结合张海清等人当时占用土地经校尉营村委同意，校尉营村委并收取了相关费用等情况，苏平均、苏福元等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关于出租事实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驳回苏平均、苏福元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苏福元、苏平均、杨曙光、田克凡、杨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苏福元、苏平均、杨曙光、田克凡、杨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军审判员 苏 杭审判员 米新秀法官助理薛雪丽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申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