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93民初344号原告：刘宁宁，男，1989年10月26日出生，住辽宁省北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佳璇，辽宁卜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辽宁慧之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建国，男，1993年8月19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治澔，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静怡，女，1993年3月1日出生，住辽宁省庄河市。原告刘宁宁与被告吕建国、第三人孙静怡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宁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佳璇和李梅、被告吕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治澔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孙静怡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宁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投资款2157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5日，原、被告签订《股份合同协议书》，约定原、被告投资成立健身房，投资数额为280000元，其中原告出资49%，被告出资51%。合同签订后，原告的妻子李荣莹共计向被告及其女朋友孙静怡（即第三人）打款215700元。2017年5月19日，被告注册成立了大连高新区型动健身工作室（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吕建国，工商注册信息并未记载原告合伙人身份，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成立合伙企业，一直隐瞒原告此事实。据第三人陈述，原告设立大连高新区型动健身工作室，所有的投入资金均来自原告一人投资，被告未投入分文资金。在经营期间，被告采取虚报经营收入、装修及材料费、器械费、房租等方式欺骗原告，违反双方签订的《股份合同协议书》，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使原告严重利益受损。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吕建国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在起诉状及庭审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应当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在被告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且健身馆经营亏损的情况下，其要求被告返还出资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健身馆注册信息里投资人没有体现原告一节，原告所述不属实。当时原告在北京赛普健身学院任职，该学院不允许员工经营、投资同类业务，故原告自己提出不出现在注册信息一栏，并且不允许第三人知道他投资健身馆（型动健身教练王大智、杨启明均由原告在赛普招聘）。2、原告称不知道健身馆的名字，营业执照没发给他，不属实。原、被告是2017年5月5日签的合作合同（合同里载明了健身馆的名字和地址），而健身馆的营业执照注册日期是2017年5月19日，且健身馆的名称、地址和合同载明的一致。被告已将上述注册信息告知原告，原告作为合伙人，若其不知道上述情况，是不可能在2018年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退一步讲，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营业执照的注册信息属于可依法查询的公开信息，原告是应当知晓的。3、原告称被告虚报经营收入，不属实。健身馆经营期间支出、收入都由微信和电话发给原告，2018年春节期间，原、被告在朝阳见面又报告了经营情况（原告从健身馆成立到关闭只来过一次）。相关经营收入及支出，被告将补充提供微信、支付宝的收支记录，以证明健身馆的经营情况。4、关于合作期限，原告称双方只合作了一年不属实，实则双方合作了两年。根据原告于2018年再次出资及健身馆的存续期间（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均可证明双方在事实上合作了两年。具体经过为：第一年经营后，健身馆账目上只余38000元，所以双方商量了一下，再干一年看看，所以双方继续合伙经营，故原告于2018年4月27日转给被告第二年的投资款48000元（并于2018年5月26日追加投资款8000元）。5、第三人的庭审陈述均不属实。因为被告与第三人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被告也不懂法律及庭审程序，所以被告第一次开庭时说本案与第三人无关。实则原告第一年的投资款全部打到第三人账户，并且第一年的房租、物业、暖气费、内外装修、保洁、室内用品、瑜伽器材等，都是由第三人支出，被告基于信任没有让第三人提供相应账目。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被告认为第三人作为参与健身馆经营管理的人员，应当提供其支出明细，若第三人未将原告的投资款全部用于健身馆，那么原告的投资款就应当由第三人返还。且健身馆的瑜伽经营收入都进入第三人账户并由其管理，该部分账目第三人也应提供。6、第三人于2018年4月离开健身馆后瑜伽项目解散，相应退款全是由被告支付，直接导致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018年7月，小平岛又开了一家健身馆，对双方的经营造成打击。直到年底，健身馆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被告和原告商量外兑，但外兑未果。2019年4月，经被告和原告多次微信、电话沟通且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健身馆于2019年4月底关闭（由于被告手机曾经坏过，相应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提供）。健身馆亏损的情况原告是明知的，健身馆关闭后的学员退费、墙体恢复原貌、器材的处理均由被告处理，至今还有部分学员及教练工资无力支付。原告当时对以上情况是知情且没有任何异议的，不知为何突然提起本案诉讼。若原告继续违背事实无理诉讼，被告将提起反诉或者另诉要求原告依法承担经营亏损，以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孙静怡称，第三人不了解原、被告沟通的事情，但知道健身馆的装修款及房租情况，其他的事情均不了解。原告把钱打到第三人的卡里，第三人已将钱转给被告，并于2018年初离开健身工作室。当事人围绕诉请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股份合同协议书》、结婚证，被告提交的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吕建国微信转账记录、被告吕建国支付宝转账记录，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打款记录，其中2016年10月10日支付宝转账被告的6000元，原告在双方2019年10月14日的通话录音中已认可该款系借款，故该笔款项并非原告的投资款。2.原告提交的原、被告在2019年10月14日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一直向被告索要合伙企业账目明细，被告承认2018年4月份已经撤出租赁房屋，被告称器材让其卖了，但没有说卖了多少钱，也不退给原告，还有一部分器材让被告拿去经营其他健身房了。被告吕建国未当庭质证且庭后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亦未提交相反证据，故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案外人高明雪与原告刘宁宁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高明雪并不是卖健身器材的，而是被告老家的女朋友，被告提交的证据存在虚假。经查，因原告未提供聊天记录原始载体，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提交的支付宝支出明细及账单、微信支出明细及账单，拟证明被告对健身房投资260469.94元。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明细是被告自己打印的，而交易的对方无法证明身份，是否用于购买用于经营的器械及其他物品无法证实，被告应当提供相关的购买发票，经营需要的相关账目，而且被告转账的对方均是个人，体现不了每笔转账的实际用途及对方的身份。经查，被告的支付宝及微信账单体现的交易对方均系个人，交易对方的身份不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5.被告提交的微信收入明细及账单、支付宝收入明细及账单，拟证明工作室收入情况。原告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应提供相关学员协议和合同。经查，被告的微信账单中能体现被告收取相关学员款项为33540元，被告自认支付宝及现金收取学员款项为81830元，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曾收取部分会员相关款项115370元，但并不足以证明健身工作室的全部收入情况。6.被告提交的其与第三人微信、支付宝往来账单，拟证明被告向第三人转账58930元，第三人向被告转账26106元，第三人并未将原告的投资款转给被告，原告的投资款完全由第三人支配。原告认为第三人与被告是男女朋友关系，二人间的转账与本案无关。经查，被告提交的与第三人的微信及支付宝往来账单并非案涉合同履行期间的完整往来明细，且被告曾与第三人系情侣关系，对于原告投资款的流转及使用情况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7.被告提交的被告2018年6月、7月支付宝和微信账单，拟证明被告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向其雇佣的教练发放工资，从而证明该健身工作室从2017年持续经营至2019年，并非原告陈述只合作了一年。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除了原告认识的王大智以外，其他教练原告没有看见过，原、被告的通话录音中被告称还欠王大智的工资，所以应是被告陆续给付拖欠王大智的工资。2018年5月之后，被告另开了一家健身房，把一部分器械挪到另一家健身房，一部分器械给卖了。经查，被告2018年6月、7月支付教练工资，并不能证明工作室持续经营至2019年5月，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8.被告提交的瑜伽会员退款明细及账单，拟证明第三人2018年5月不再经营瑜珈馆，学员要求退还已支付了瑜珈费用，被告替第三人进行返还。原告不予认可。经查，被告的微信账单并未体现交易对方的身份，仅有2018年5月15日转账给瑜伽会员王子文1500元，其余的收款方身份不祥，且在被告微信收入中曾于2017年6月9日、10日收取瑜伽会员款10000元，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9.被告提交的微信支付房租表，该表系被告单方制作，收款方身份不明，不能证明被告已于2018年4月27日交付第二年房租，故该证据不予采信。10.被告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24日、2018年5月26日向被告支付宝转账18000元，该款系第二年追加的投资款。鉴于被告于庭审中承认该款系向原告借款，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11.第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及取现记录，拟证明原告转账给其的投资款均已交付被告或用于健身工作室。被告认为转账中的47000元系用于健身工作室的房租、物业费、取暖费等，对其余转账及现金给付款项均不予认可。经查，从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转账记录及提现记录看，其收到原告的投资款后并未一次性全部转账给被告，上述交易记录也并非系全部案涉投资款的使用及转账记录，鉴于被告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已将全部投资款交付给被告，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投资款支付情况：原告的妻子李荣莹于2017年4月27日向第三人孙静怡转账60000元、于2017年5月2日向第三人孙静怡转账77000元、于2017年5月9日向第三人孙静怡转账10000元、于2017年6月4日向第三人孙静怡转账14700元。2018年4月27日，原告的妻子李荣莹向被告吕建国转账48000元，被告主张该48000元系交纳第二年房租款。被告吕建国与第三人孙静怡原系情侣关系。2017年5月1日，被告吕建国（乙方）与案外人刘宁（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大连市甘井子区小平岛东街XXX号的房屋及其设备在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5日；年租金72000元，付款方式为半年度付款，每次付款金额36000元，每半年到期前十五日需足额缴纳下半年的租金。该房屋所有权人为案外人黄泽华，2017年5月2日，案外人黄泽华出具授权书，载明：兹委托刘宁代表黄泽华签署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小平岛东街XXX号的租赁合同。2017年5月5日，原告刘宁宁（乙方）与被告吕建国（甲方）签订《股份合同协议书》，约定公司的名称为健身型动1号店，场所位于小平岛XXX号楼；经营期限自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5日止；出资数额为280000元，甲方出资143000元整，占总股份51%，乙方出资137000元整，占总股份49%；双方出资共计280000元，公司经营期间双方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示分割；合股人按比例分取利润或分担亏损，按比例分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未经协商同意单方面造成损失由个人按实际损失承担）；入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入股人可以退股：1、经营期限届满，合伙人不愿继续经营；2、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股；3、经营期限届满经甲、乙双方同意可以退股；4、甲、乙双方发生难于再继续股份经营时可以退股；退股人退股需提前三个月告知合股人并经合股人协商同意可以退股；6、未经合股人同意而自行退股给其他合股人造成的损失，由退股人承担。2017年5月19日，大连高新技术产和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大连高新区型动健身工作室，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吕建国，经营场所为大连市甘井子区小平岛东街******。双方未进行过收益分配。庭审中，被告主张该工作室经营了两年，自2017年5月5日至2019年5月5日，并主张已交付第二年租金。经本院与被告提交的租赁合同中出租方刘宁（租赁合同中电话XXX）联系，其表示租赁合同只履行一年，合同到期后被告并未再租赁房屋。庭审中，第三人称租赁的房屋和装修事宜是其联系的，装修花费11000元、前期半年房租39000元（包括押金），并称原告投资款并未全部用完，被告没有任何投款，工作室的账目是被告管理的，第三人瑜伽馆的收入也转给被告。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案涉纠纷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只是负责收款，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否认收到第三人转交的原告投资款，并称原告转账给第三人的投资款是由第三人支配的，健身房的房租、装修、瑜伽馆的装修、设备都是第三人负责的。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收入明细及账单、支付宝收入明细及账单，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健身工作室收入115370元。被告健身馆关闭后关于学员的退费、租赁房屋墙体恢复、器材等均被告进行处理。被告称器材卖了2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原、被告2019年10月14日就案涉合同相关事宜进行电话沟通，原告对被告经营期间的支出、房租、退款、卖器械等事宜提出质疑，要求被告出示进出账明细。被告称钱和账都是第三人孙静怡管理的，并称2018年6月第三人离开工作室，其提供不了账目。被告在录音中称4月份从租赁房屋中撤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等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个人之间的合伙是指各个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本案中，第一，依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合同协议书、被告注册成立大连高新区型动健身工作室的登记材料、原告与被告的通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系合伙的法律关系，双方应当按照出资比例获得相应利润或分担亏损。第二，因案涉股份合同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经营期限是自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5日止，且结合本案在审理期间向案涉租赁房屋的出租方了解的情况，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的合伙关系自2018年5月5日之后实际已经终止。又因双方约定成立的大连高新区型动健身工作室并未由被告自2018年5月5日之后单方继续经营，且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要求被告退还2018年4月27日之前由其支付的出资款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情形，故原、被告双方在未通过审计清算等方式对合伙关系终止时的相关财产分配问题予以解决的情况下，原告在本案中直接要求被告返还2018年4月27日之前由其支付的出资款的主张并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第三，虽然原告在双方合伙关系终止之前的2018年4月27日向被告转账48000元，但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并未将该笔款项实际用于合伙经营的项目之中，故综合本案情况，原告对于该笔款项的出资应由被告予以返还。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一节，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双方在案涉《股份合同协议书》中并未对此有约定，且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对此有达成补充协议等情况，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宁宁480**元；二、驳回原告刘宁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86元，由原告刘宁宁负担3721元，被告吕建国负担10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洪梅人民陪审员  刘福顺人民陪审员  杨春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宋晓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