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3112号原告：戴丽云，女，1962年7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范道村范道999-2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沙立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妥紫荣，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XXX号XXX层-XXX室。法定代表人：彭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玲，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甲34号2号楼四层282室。法定代表人：陈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敏，福建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何龙，男，1986年8月2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北城区大道观街商集东路XXX号。原告戴丽云与被告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丰)及第三人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创富)、何龙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于同年5月25日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丽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沙立星、妥紫荣，被告上海创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第三人北京创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龙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丽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是上海创丰的股东，并持有上海创丰0.4%的股份；2.判令上海创丰将原告所有的上述股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北京创富及上海创丰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上海创丰与北京创富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23日，原告与何龙签订《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以下简称《代持协议一》)，约定原告委托何龙以北京创富的名义代持上海创丰0.45%的股份，对应价款为18,000,000元。同日，何龙与北京创富签订《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以下简称《代持协议二》)，约定北京创富代何龙持有上海创丰0.5%的股份，对应价款为20,000,000元。上述两份《代持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2018年6月15日，原告处分了其中0.05%的股份。现北京创富持有上海创丰7.37%的股份，其中0.4%为原告通过北京创富间接持有，故原告为被告实际股东。至于北京创富向何龙发出《关于解除股权代持协议的通知》，何龙已签收，并不表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代持协议二》，且何龙从未告知原告，原告对此不知情。被告上海创丰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请求被告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无需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被告上海创丰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何龙不是上海创丰的登记股东，北京创富是上海创丰的股东之一，但北京创富与原告未签订代持协议，原告主张成为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必须以何龙为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为前提条件。第二，根据北京创富提供的证据，《代持协议二》已于2017年3月9日解除，何龙自始至终没有通过代持的方式享有上海创丰的股权，故原告与何龙签订的《代持协议一》没有事实基础，原告主张成为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原告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情况。最后，无论本案处理结果如何，诉讼费不应由目标公司即被告承担。第三人北京创富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北京创富和上海创丰对原告与何龙签订的《代持协议(一)》均不知晓，也不认识原告，原告要想成为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北京创富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二是上海创丰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现原告未经北京创富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成为北京创富的股东，更不用说成为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28条之规定，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上海创丰与北京创富有过半数以上股东知晓原告实际出资及原告行使股东权利之情形，且原告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第三，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均系他人与何龙往来款明细，而非原告与何龙往来款明细，故原告无法据此证明其为代持上海创丰的股份已支付对价。第四，因何龙未将20,000,000元支付给北京创富，故北京创富书面通知解除《代持协议二》，何龙未提出异议并签名同意，另行与北京创富的法定代表人陈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向陈某支付20,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经北京创富股东会决议通过，何龙成为北京创富的股东之一，双方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至此原告不具备成为上海创丰显名股东的基础。第五，何龙将20,000,000元中原告的款项18,000,000元直接转至陈某名下而不是北京创富名下，说明原告对这一切都是明知的。原告与何龙的本意是想通过成为北京创富的股东而间接成为上海创丰的隐名股东。第三人何龙未到庭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上海创丰成立于2014年8月15日由案外人上海创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昕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赛闲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开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上海开晟投资事务所发起设立。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1,000,000元，现公司注册资本146,992,100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有：上海开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开晟投资事务所、上海昕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瑞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郭娟、上海赛闲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泰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丰受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温州慧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宸吉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定丰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及福州汇富阖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告自认，2015年11月北京创富通过一次增资方式成为被告股东，出资额为1,750,000元，持股比例为10%，后公司经过多次对外融资及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目前北京创富认缴股份数为1083.66万股，持股比例为7.37%。第三人北京创富成立于2013年7月16日，登记股东为案外人黄某某、王某与韩桂峰；后于2015年11月变更为案外人黄某某与陈某；又于2017年5月22日变更为案外人黄某某、陈某、林某1、林2与第三人何龙。现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某。2016年9月23日，何龙(甲方)与北京创富(乙方)签订《代持协议二》，约定：“甲方同意以人民币贰仟万元(￥20,000,000.00)的价格转让获得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0.5%的股份并交由乙方代为持有。具体付款方式如下：1.2016年9月30日前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2.2016年11月15日前支付人民币捌佰万元(￥8,000,000.00)；3.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10,000,000.00)。……甲方自愿将实际持有的公司0.5%的股份委托给乙方，乙方为甲方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将受托行使的代表股份作为出资在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行使公司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甲方作为上述投资的实际出资者，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乙方仅以自身名义将甲方的出资向公司出资并代甲方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乙方须无条件同意及接受。……乙方有权以名义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但不得利用名义股东身份为自己牟取任何私利。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持股份及其相关股东权益。……在甲方拟向公司之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代持股份时，乙方应对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但该等转让乙方享有优先受让权。……任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最终的法律约束力。”同日，戴丽云(甲方)与何龙(乙方)签订《代持协议一》，约定甲方同意以人民币壹仟捌百万元(￥18,000,00.00)的价格转让获得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0.45%的股份并交由乙方代为持有，其余内容同《代持协议二》。2016年11月11日，案外人庞印良分两次向何龙银行转账共计6,000,000元，审理中原告提供庞印良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该6,000,000元系其代原告向何龙汇款，用于投资上海创丰，实际付款人与最终受益人均为原告；2016年11月15日，原告向何龙银行转账2,000,000元；2016年12月26日，陈某分两次向何龙银行转账共计9,000,000元；次日，陈某又向何龙银行转账1,000,000元。原告称其至此已向何龙支付代持上海创丰股份的对价共计18,000,000元。2016年9月27日，何龙将2,000,000元转入陈某的银行账户内；2016年11月15日，何龙将8,000,000元转入陈某的银行账户内；2016年12月27日，何龙将10,000,000元转入陈某的银行账户内。2017年3月9日，北京创富向何龙发出《关于解除股权代持协议的通知》，内容为：“何龙先生，您与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至今未支付贰仟万元的转让款，经催告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特通知您解除双方签订的《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何龙在该通知下方“签收人”处签名。北京创富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载明：1.增加新股东3名：何龙、林2、林某1；2.同意增加何龙为新股东，同意陈某将其持有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4%的股份划转给何龙，经全体股东表决一致通过；……4.同意黄某某将其持有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4.5%的股份划转给何龙，经全体股东表决一致通过。5.调整后的持股比例表：黄某某70.5%、陈某19%、何龙8.5%、林21%、林某11%。陈某与何龙于2017年5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何龙与北京创富签订的《上海创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已解除，何龙将存放于陈某处的贰仟万元人民币全额用于转让陈某持有的北京创富4%的股份；陈某负责将4%的北京创富股份变更登记至何龙名下等。后双方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代持协议一》、《代持协议二》、《情况说明》、银行流水，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及股东名册，第三人北京创富提供的《关于解除股权代持协议的通知》、《股权转让协议》、《北京东方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工商信息查询材料等以及原、被告与第三人北京创富的陈述为证，并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及本院审核，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戴丽云要取得被告上海创丰的股东身份，应建立在其与上海创丰的名义股东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且已向上海创丰实际出资。戴丽云与第三人何龙于2016年9月23日签订的《代持协议一》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本院认定该协议有效。但关键在于何龙的身份，本院逐层予以论述。首先，从上海创丰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股东名册来看，第三人北京创富于2015年11月起至今一直是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而何龙自始至终都不是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上海创丰的显名股东北京创富与戴丽云之间无代持股之约定。其次，何龙与戴丽云签订《代持协议一》当日，又与北京创富签订了《代持协议二》，在暂且不论出资的情况下，形成了连环代持，即戴丽云委托何龙代持、何龙再委托北京创富代持上海创丰的股权，但该连环代持关系因北京创富与何龙于2017年3月9日协商一致解除《代持协议二》而被打破，戴丽云是否同意及何龙是否及时告知戴丽云，都不影响该解除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最后，何龙与北京创富法定代表人陈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北京创富股东会决议通过，何龙向陈某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陈某为何龙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何龙成为北京创富的显名股东。综上，戴丽云与何龙签订的《代持协议一》没有事实基础，客观上已无法履行。再从戴丽云的出资情况来看，其提供的所谓何龙的银行流水显示戴丽云、何龙、陈某三方经济往来密切，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难以证明2016年12月26日、27日陈某向何龙银行转账共计10,000,000元系受戴丽云指示向上海创丰代为支付的投资款。故戴丽云主张成为上海创丰的股东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戴丽云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若戴丽云存在损失，可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2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丽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戴丽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红  华审 判 员 王    冰人民陪审员 何  建  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沈佳越邹瑞玥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28.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