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596、1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会玲，女，汉族，1976年1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民身份号码429************745。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剑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河路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35J（1-1）。法定代表人：方洪波。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强，男，汉族，1986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尚斌，男，汉族，1985年9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65U。法定代表人：刘勋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强，男，汉族，1986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尚斌，男，汉族，1985年9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张会玲因与被上诉人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得公司）、武汉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安得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4559、15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两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11月19日判决：“一、原告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安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张会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9270.18元；二、原告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张会玲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148.97元；三、驳回被告张会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9）粤06民初4559号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安得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019）粤06民初15038号案受理费10元，本院准予免交。”上诉人张会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内容和上诉请求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违法解除与张会玲的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559364元。1.一审判决认定张会玲收取杨英君、程欢给予的价值3000元购物卡，违反了与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私拿甲方、客户或第三方财物的，有回扣及不正当得利行为的”的规定，认定依据是张会玲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的《关于杨英君购物卡说明》。但该《关于杨英君购物卡说明》已经明确写明三张价值3000元的购物卡是杨英君给予张会玲的。杨英君原定与程欢一起去给张会玲拜年，因杨英君没去成，故给予张会玲购物卡。这是杨英君与张会玲作为同事感情友好，逢年过节按照传统习惯表达情谊的举动，与程欢没有关系。一审期间，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程欢给与张会玲其他好处费或回扣等，因此，一审判决根据《关于杨英君购物卡说明》认定张会玲收取杨英君、程欢给予的价值3000元购物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2.首先，虽然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陈述相关的规章制度已在系统上进行发布，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已发布，即使其当庭向一审法官展示了系统上有该制度，但本案自发生之日起已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安得公司和武汉安得公司有可能为了应对仲裁、诉讼，将相关不利于张会玲的制度上传到系统，故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己经过民主程序并告知张会玲，故《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不能适用于本案。其次，《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第7点规定的是私拿甲方、客户或第三方财物，但张会玲拿的是同事杨英君的购物卡，该主体并不符合上述劳动合同的规定，该规定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适用于张会玲；再者，《“十大职业禁令”承诺书》第二条规定：“严禁向供应商及其他相关利益体借车、借款、要求接送及报销费用，或收受礼金、礼券、价值昂贵的礼品”。如前所述，张会玲拿的是同事杨英君的购物卡，并不符合该规定的主体。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以张会玲承认收受杨英君价值3000元购物卡为由，依据《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第7点、《“十大职业禁令”承诺书》第二条规定、《责任追究管理办法》5.1.1.2之a规定,对张会玲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是违法的。二、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的规定，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未将解除张会玲的行为告知工会，该行为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依法应当向张会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三、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违法解除与张会玲的劳动合同，应支付张会玲2017年度工资（年终奖）81327.6元。根据《关于启动2017年员工绩效等级评定及年终奖核算的通知》和2017年分公司财务主任年度绩效等级SA名单，张会玲的2017年年度绩效等级为S-卓越。根据《2017年年终奖发放规则》“五、员工浮薪标准”之“（二）经营单位员工”的“财务主任（经理）甲类6个月”，由于张会玲的岗位为财务主任，因此张会玲的绩效奖励标准为6个月的月薪。依据《安得物流2017年经营责任书（财务主任)》中的计算公式：S级别的分配系数（1.80)，计算如下：张会玲2017年绩效奖金=11685(月薪）×6(财务主任6个月，甲类分公司）×80%+11685×1.8×20%=56088+25239.6=81327.6(元)。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在2018年1月30日美的集团审计文件出具的当天对张会玲作辞退，扣除所有绩效工资的行为是违法的。张会玲2017年绩效考核和评定己完成，2017年年终奖是张会玲2017年度工资的组成部分，即使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2018年1月30日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亦应向张会玲支付2017年绩效工资。因此，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应支付张会玲2017年度工资（年终奖）81327.6元。四、一审判决认定张会玲与武汉安得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武汉安得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张会玲自2002年加入美的集团，在武汉工作长达16年，期间工作岗位多次轮换，但实际工作地点在武汉安得公司。虽然《劳动合同》是与安得公司签署，但实际用工单位是武汉安得公司，与武汉安得公司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审判决仅以《劳动合同》签署的一方为安得公司，而认定张会玲与武汉安得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属于混同用工，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张会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连带向张会玲支付2017年度工资(年终奖)81327.6元；3.改判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连带向张会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59364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承担。针对张会玲的上诉，被上诉人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张会玲收受供应商财物（购物卡），违反公司廉洁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依据《劳动合同》及相关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张会玲收受供应商财物（购物卡）的事实，在其2017年12月21日接受审计调查时自书的情况说明已经明确承认，仲裁及一审庭审过程中，张会玲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2.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的规章制度均是通过办公系统发布，张会玲作为公司十年以上的老员工，拥有公司办公系统账户，明知公司规章制度。《劳动合同》、《“十大职业禁令”承诺书》、《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也对员工廉洁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且张会玲按照《关于开展2017年度廉正制度学习与考试的通知》参加了廉政制度考试，成绩为合格，进一步说明张会玲对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清楚的。二、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并未成立工会组织，因此，相关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三、张会玲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有权依据规章制度的规定，取消年终工资绩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张会玲的全部上诉请求。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在二审阶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企业信用报告、营业执照、程欢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程欢为安得公司的供应商黄石市诺信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安得公司供应商系统截图、合同，拟证明黄石市诺信物流有限公司与安得公司的合作关系，为安得公司供应商。张会玲经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并非在二审庭审后形成，不属于新证据，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超过举证期限举证；2.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系统截图及合同是安得公司与案外人签署，系统内容可以在后台更改，合同可以补做，根据合同的纸张可以看出并非在2017年签署，若程欢是安得公司的供应商，安得公司应在一审或二审庭审前提供相应的材料，其也可以提供交易的银行流水证明合作关系，综上，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程欢系安得公司的供应商。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本院予以采信。张会玲在二审阶段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程欢于2015年9月成立黄石市诺信物流有限公司，承接安得公司湖北分公司物流服务业务，为安得公司业务伙伴。本院认为：两案为劳动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及已查明的事实，本院对两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进行如下综合分析。关于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是否需要向张会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经查，2018年1月30日，安得公司以张会玲2017年春节期间接受程欢给予的好处费3000元，属于违纪行为，根据《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廉洁协议》、合同等条款，对张会玲作辞退处理，扣除所有工资绩效，列入集团黑名单。张会玲认为其没有违反安得公司的规章制度，安得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且安得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关系没有通知工会，程序不合法，故安得公司解除与张会玲的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应向张会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安得公司与张会玲于2014年签订的的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第7点规定：“乙方（张会玲）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安得公司）按严重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即时解除本合同，且甲方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3、私拿甲方、客户或第三方财物的，有回扣及不当得利行为的；……”张会玲签名确认的《“十大职业禁令”承诺书》第二条规定：“严禁向供应商及其他相关利益体借车、借款、要求接送及报销费用，或收受礼金、礼券、价值昂贵的礼品。”该承诺书尾部注明：“本人已详细阅读，并充分知悉上述内容的含义及公司的廉洁制度，且在此郑重承诺：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及公司的其他廉洁制度，且在违反时愿意承担公司给予的赔偿损失、负激励、降职、辞退、列入美的集团黑名单、追究法律责任等处罚。”本案中，张会玲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关于杨英君购物卡说明》，内容如下：“大概17年春节后某天，杨告诉我说放了个快递在我抽屉，我看后发现是三张购物卡，共3000元，后来，我问杨英君怎么回事，他说他和程欢本来要去拜年，结果没去，就给点礼物，我推托几次退给他，他未收。我一直觉得过意不去，后来便找了个时间给杨及程小孩买了三套衣服，价值大约700至800元左右，现卡在我处，已交回公司”。张会玲作为安得公司湖北公司财务主任，其上述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私拿甲方、客户或第三方财物的，有回扣及不正当得利行为的”及《“十大职业禁令”承诺书》关于“严禁向供应商及其他相关利益体借车、借款、要求接送及报销费用，或收受礼金、礼券、价值昂贵的礼品”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安得公司的规章制度，故安得公司据此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的规定，因安得公司称其没有设立工会组织，而张会玲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安得公司成立了工会组织，其关于安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未通知工会，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安得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安得公司解除与张会玲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是合法解除，无需向张会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张会玲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安得公司、武汉安得公司是否需要向张会玲支付2017年绩效81327.6元的问题。2018年1月30日，安得公司根据《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廉洁协议》、合同等条款，认定张会玲作为财务主任，存在违纪行为，对张会玲扣除所有工资绩效。张会玲上诉主张安得公司扣除张会玲的绩效没有依据，安得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己经过民主程序并告知张会玲，《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不能适用于本案，且2017年年终奖是张会玲2017年度工资的组成部分，即使安得公司2018年1月30日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亦应向张会玲支付2017年绩效工资81327.6元。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责任追究管理办法》能否适用本案的问题。安得公司称其已通过办公系统、电子邮件及美信向张会玲送达了《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且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相关制度通过办公系统发送。张会玲抗辩称《责任追究管理办法》是安得公司为应诉而上传至办公系统的，故不适用于本案。经查，安得公司在一审庭时当庭展示登录办公系统显示，《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于2017年9月20日上传更新，张会玲认为该次上传系安得公司为应诉而上传，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张会玲承担不利的后果。且《责任追究管理办法》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没有明显不合理之处，故该《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可以作为用人单位管理员工的制度依据，即《责任追究管理办法》可以适用于本案。其次，安得公司对张会玲作出扣除所有工资绩效是否合法的问题。《责任追究管理办法》3.7规定：“业务伙伴：指供应商、经销商、代理、客户等与公司有业务往来或将要发生业务往来的组织或个人。”5.1.1道德责任规定：“员工或其利害关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员工应承担道德责任。……5.1.1.2a)在业务活动中向业务伙伴索取利益，或收受业务伙伴提供的利益。……”5.3责任追究的方式规定：“5.3.1责任追究方式包括……撤职和辞退；……取消激励。……5.3.3.4规定：“取消激励，指取消公司给予员工的绩效激励、股权激励等……。”5.4.1.1载明存在5.1.1规定的道德责任行为的，均按情节严重或情节较重处理。a)“情节严重的，应给予撤职或辞退处分，……和取消激励。”本案中，如前所述，张会玲收取了安得公司业务伙伴程欢的购物卡，违反了安得公司《责任追究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故安得公司依据《责任追究管理办法》等规定，扣除张会玲所有工资绩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无不当。张会玲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张会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行政审 判 员 陈庆莉审 判 员 黄春英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区晓颖书 记 员 禤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