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民初9453号原告：邓小倩，女，196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智，天津洪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055263158C），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卫国道**。法定代表人：李亦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扬，北京嘉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彦，北京嘉润（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王贞，女，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乌海市海渤湾区。原告邓小倩与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之堂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审理中，邓小倩申请追加王贞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准予。因本案案情复杂，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小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智，星之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扬、白彦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贞仅到庭参加2020年8月14日的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2020年10月26日的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小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星之堂公司返还50箱“品乐塔奇”品牌红酒或赔付红酒款80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星之堂公司承担。2019年12月3日，邓小倩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星之堂公司赔偿50箱“品乐塔奇”品牌红酒的折价款80400元；2、诉讼费由星之堂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1日，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的经理王贞协商达成共识，邓小倩在星之堂公司酒窖内存放“品乐塔奇”品牌红酒50箱（每箱6瓶，共计300瓶，每瓶价值268元）（以下简称诉争红酒），并交纳了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租金600元。至2019年初，星之堂公司电话通知邓小倩“酒窖搬迁请把所存红酒搬走”，后转天邓小倩到星之堂公司取酒，发现邓小倩在星之堂公司存放的50箱红酒不知所踪，为此邓小倩报警。后双方协商未果，故邓小倩诉至法院，望判如诉请。星之堂公司辩称，不同意邓小倩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之间的保管合同不成立，双方之间无任何书面协议。且通过几次庭审，邓小倩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将诉争红酒存放在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内。双方之间既没有书面的保管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保管行为；二、邓小倩所提供的收条、收据均为邓小倩与第三人王贞之间的行为，并无星之堂公司的法人签字，所以本案系邓小倩与王贞之间的个人行为，真正的债务人为王贞，邓小倩系恶意诉讼；三、邓小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完全清楚，如将诉争红酒委托公司保管，应从公司索取票据。但根据邓小倩提供的票据信息，其一直找王贞签字。我们认为邓小倩的本意是将诉争红酒委托王贞个人保管，而非星之堂公司，且星之堂公司并未收过保管费，不应承担损害后果；四、即便存在保管诉争红酒的行为，邓小倩的诉讼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王贞述称，王贞系星之堂公司的库房保管员，自2013年10月开始工作，2017年5月30日正式离职。本案诉争红酒的保管事实发生在王贞履职期间。在王贞离职前，星之堂公司清点了库房，公司的负责人、财物、出纳、新来的库管均在场进行清点，共计清点了6次，后王贞将库房钥匙上交星之堂公司。当时诉争红酒存放在3号库内，同在库中的还有倪志强的酒、李亦然的酒。诉争红酒是李亦然安排邓小倩存放在星之堂公司的库房内的，存放时李亦然在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邓小倩提交如下证据：一、2016.2.26收条一份，拟证明星之堂公司收取了红酒保管费，同时证明费用是从2015.7.1-2016.6.30止。收条中收款人处表明为“星之堂酒窖”，王贞在此处签字。星之堂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确认该签字是否为王贞签署，且星之堂公司并未收取该笔费用，并非公司的经营业务，纯属王贞的个人行为。王贞对证据认可。二、2015.3.21收条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形成保管合同的时间。星之堂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收条中仅列有一些数字，不能证明邓小倩的证明目的。王贞对证据认可。三、邓小倩购酒的证明，拟证明邓小倩从天津市津南区敦普日用品经营部购得的品乐塔奇的酒，证明其价值。星之堂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邓小倩无法证明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王贞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价格过高。四、邓小倩向公安机关报警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邓小倩在2019年3月20日报警。星之堂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邓小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委托的是王贞，而非公司，邓小倩应当要求王贞返还货物。王贞对询问笔录内容部分不认可，邓小倩在酒丢后曾找过王贞，王贞表示不在星之堂公司工作了，而非不知道，笔录中表述的酒的保管费用也不属实。五、照片一张，拟证明诉争红酒的品牌。星之堂公司对证据不认可。王贞对证据认可，确认诉争红酒的品牌。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邓小倩提供的证据一、二，经王贞确认，系其本人签署，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三无法证明“证明”中的红酒为涉案的红酒，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证据四系公安机关出具，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五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星之堂公司并未提供证据。王贞提交出库单一份，拟证明邓小倩于2016年5月4日提取了10箱红酒，尚剩余40箱。邓小倩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取出的10箱红酒并未计算在诉讼请求中。星之堂公司对证据不认可，出库单上仅有王贞与邓小倩的签字，没有印章，不符合公司正常流程。本院认证：王贞提交的出库单有相连的其他出库单相佐证，并非单独存在，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诉讼中，邓小倩申请对于诉争红酒的价值进行鉴定。经法院组织双方选取天津岳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诉争的五十箱红酒市场价值进行鉴定。该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出具鉴定报告书，认定五十箱诉争红酒市场价值为72696元。邓小倩对鉴定报告认可。星之堂公司认为鉴定报告缺乏客观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证：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具有相应资质，鉴定程序合法，结果客观真实，本院对鉴定报告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经审查确认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星之堂公司经营有酒窖一处，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卫国道奥兰宾馆地下**。王贞曾系星之堂公司的库房管理员，负责酒窖的管理工作。王贞自2013年10月入职，于2017年5月正式离职。2015年1月1日，邓小倩将诉争红酒存放于星之堂公司酒窖内，王贞于2015年3月21日出具收条一份，上载：20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50箱红酒，共计330元；其中2015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为60箱，每箱为1元，180元，201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50箱，每箱为1元，150元。2016年2月26日出具收条一份，上载：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余50箱品乐塔奇租费600元，每箱为1元整。星之堂酒窖处王贞签字，交款人处邓小倩签字。2016年5月4日，邓小倩取走品乐塔奇红酒10箱，出具出库单一份，上载：品乐塔奇，规格为6瓶每箱，出库数量10箱，余40箱。出库单的主管和仓库处王贞签字，经手人处邓小倩签字。2017年5月30日王贞从星之堂公司离职。2017年年底星之堂公司将酒窖搬至高教印刷厂院内。2019年3月20日，邓小倩到星之堂公司处提取诉争红酒，发现诉争红酒不在酒窖内，故向公安机关报警。后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就诉争红酒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及合同关系的性质；二、邓小倩要求星之堂公司赔偿的诉争红酒的数量及价值。一、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及合同关系的性质。王贞系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库房管理员。按照通常的生活经验，库房管理员主要负责物品的入库、出库、物品管理及保管费用的代为收取。本案中，王贞向邓小倩出具收条，收取租金，提取物品，出具出库单的行为系出于其工作范围或职责而实施的，与个人无关。且在收条中明确载明“星之堂酒窖”“主管、仓库”字样，显示王贞系以星之堂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法律行为，而非以个人名义，故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星之堂公司负担。本案中，邓小倩与星之堂公司间虽未签订书面保管合同，然邓小倩将诉争红酒存放在星之堂公司的酒窖内，并交纳保管费。星之堂公司收取保管费用，提供保管服务。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足以推定双方有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愿。该保管合同自交付保管物时成立，无效力瑕疵，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各自义务。邓小倩将诉争红酒交由星之堂公司保管，并支付保管费用。星之堂公司即应承担妥善保管的合同义务。现因星之堂公司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灭失，应由星之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星之堂公司辩称王贞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其向邓小倩出具收条的行为违反公司的正常流程，但星之堂公司就此并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星之堂公司的该抗辩不予支持。二、诉争红酒的数量即价值根据王贞提交的出库单显示，邓小倩于2016年5月4日取走10箱诉争红酒，剩余40箱保存在星之堂公司内。现邓小倩主张赔偿50箱诉争红酒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计算，40箱诉争红酒的市场价值为58156.8元，本院在该范围内予以支持。就星之堂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本案中，邓小倩可以随时要求提取诉争红酒，故邓小倩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邓小倩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在上述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邓小倩40箱“品乐塔奇”品牌的红酒款58156.8元。二、驳回原告邓小倩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第三人王贞不承担责任。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0元、鉴定费6000元，共计7810元，由原告邓小倩负担2161元，被告天津星之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6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宝新人民陪审员  王俊玲人民陪审员  刘俊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晓旭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三百六十五条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七十六条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当事人对保管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约定保管期间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不得要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