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5民初7831号原告:陈国良，男，汉族，1955年3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杰，湖南茶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慧，女，汉族，1981年10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系原告儿媳。被告：温雅琴，女，汉族，1982年6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被告：陈雪春，女，汉族，1956年10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琦，湖南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勇达，男，汉族，1980年2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原告陈国良与被告温雅琴、陈雪春、第三人陈勇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杰、徐明慧，被告温雅琴及其与被告陈雪春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琦，以及第三人陈勇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国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陈雪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二、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10万元并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判令两被告承担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上旬，被告温雅琴称其一同学经营长沙星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勤公司”），自己是该公司的法律顾问，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很了解，并称该公司经营的项目很好，要原告的儿子即第三人陈勇达投资，保证到2019年元月份即可分红，同时口头约定由第三人陈勇达出资做隐名股东，由被告温雅琴做显名股东代持股份。因第三人陈勇达信任被告温雅琴，经全家商量后，同意以原告的名义出资作为隐名股东。于是，原告于2018年11月20日、21日先后分两次（每次5万元）通过建设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温雅琴的银行账户共计转入10万元。被告温雅琴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18年12月7日，在第三人陈勇达的强烈要求下，被告温雅琴才以其婆婆即被告陈雪春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一份《股份代持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原告实际出资做隐名股东，由被告陈雪春做显名股东代持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利益由原告享有，代持股人不得滥用权利给股份代持协议实际出资人造成任何损失。2019年4月，由于原告一直没有享受到公司的红利，就委托第三人陈勇达向被告温雅琴询问原因，被告温雅琴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搪塞，可能要到2020年元月以后才会有收益。2019年11月5日，在原告的再三要求下，被告温雅琴通过微信给第三人陈勇达转发一份由被告陈雪春与案外人姚巍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收到微信转发的该份协议书后，原告委托第三人陈勇达与被告温雅琴进行交涉，提出该份协议书的签订没有经过原告同意，两被告明显违反了双方关于代持股份的相关约定，同时要求两被告退还原告的全部出资。但被告温雅琴以公司亏损为由拒不退还。原告认为其与被告陈雪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遵守。原告将出资款支付给被告温雅琴后，被告温雅琴并未按约定将原告的出资款进行投资由被告陈雪春代持股权，而是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该款项以被告陈雪春的名义进行了转代持，由案外人姚巍代持股权。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权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被告温雅琴、陈雪春辩称，一、《股份代持协议》为无效合同。1、《股份代持协议》并非陈国良与陈雪春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陈国良与陈雪春从不认识、从不联系，没有任何股份代持的意思表示。陈国良为代其儿子陈勇达投资，陈雪春为其儿媳温雅琴代为签字，对协议的内容双方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磋商。该份协议实际上是为了掩饰陈勇达公务员身份投资盈利的非法目的，属于无效合同。2、《股份代持协议》违反公务员法的规定也应当无效。陈勇达与温雅琴关系要好，多次询问温雅琴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2018年10月17日，温雅琴与陈勇达就直播行业双方进行交流，温雅琴如实讲述了其对直播行业的了解，以及所关注的星勤公司的发展。星勤公司自2018年5月成立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基本收回投资成本，它是案外人姚巍在长沙星沙参与经营管理的第一家直播公司。陈勇达觉得这一行业值得投资，并表示愿意投资10万元参与星勤公司的经营。于2018年11月20日和2018年11月21日要其父陈国良向温雅琴总共汇入10万元作为投资经营。为了避免公务员投资的法律风险，陈勇达以其父亲陈勇达的名义与陈雪春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实质上是陈勇达自己投资。陈勇达系国家公务员，根据公务员法和合同法相关规定，该份《股份代持协议》无效。二、即使《股份代持协议》有效，陈雪春转委托持股没有违约，相反是履行受托人的管理义务。陈勇达委托温雅琴投资，原告将投资款10万元转账给温雅琴后，温雅琴随后于2018年11月29日将投资款转让给了星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巍，投资事务已经完成。但是，对于陈勇达投资盈利的具体方式双方并未约定，是以购买姚巍的部分股权或是星勤公司增资扩股直接取得星勤公司的股权以取得股东分红，还是直接借给姚巍或星勤公司以收取利息，双方对投资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详细约定。投资关系完成后，陈国良在与陈雪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因根本不存在股份代持的基础导致该份《股份代持协议》不具有可操作性。一是陈国良根本不是星勤公司股东，没有股份可代持，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二是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陈雪春也不可能直接成为星勤公司的股东，以代持陈国良的股份。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星勤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巍认可陈国良在星勤公司出资10万元（占股5%）的方式来获取公司股权分红。在此情况之下，陈雪春才与姚巍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以维护实际投资人的权益。因此，陈雪春不但没有违约，反而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投资款已经作为星勤公司的运营资金使用，公司亏损，现在解除合同不可能从姚巍或星勤公司处将投资款取回，因此即使解除合同亦无实际意义。投资亏损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应当由投资者即陈勇达自行承担。三、温雅琴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更没有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义务。投资行为的磋商过程全部是陈勇达与温雅琴之间进行，但陈勇达和温雅琴均不是合同主体，温雅琴在此过程中只是代为陈勇达转投资款，该投资款既非温雅琴所使用，若有盈利亦非温雅琴所享有。原告要求温雅琴返还投资款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合同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陈国良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陈勇达向本院陈述，原告所称完全属实，我和温雅琴曾是非常好的朋友，她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有一个好项目，是她的高中同学在做，而且做得非常好，现在星沙有一家公司，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说可以。我回家与父母商量后，2018年11月20日、21日，我父亲陈国良分两次转款到温雅琴的账户上。因为一直没有签订协议，我们觉得有点不妥，2018年12月，在我们再三要求下，温雅琴以其婆婆陈雪春的名义与我父亲签订一份《股份代持协议书》。2019年4月，因为我父亲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分红，就委托我向温雅琴咨询，她以各种理由搪塞。在我父亲再三要求下，温雅琴向我转发一份陈雪春与案外人的股份代持协议书，因该协议书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违反了我父亲与陈雪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我父亲要求退还出资，但对方予以拒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庭审审查，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陈勇达与被告温雅琴曾是朋友关系，2018年11月份左右，被告温雅琴向第三人陈勇达介绍了星勤公司的项目，第三人陈勇达与家人商量后，同意以其父亲即原告陈国良的名义出资。2018年11月20日、21日，原告陈国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温雅琴支付了10万元。被告温雅琴收到原告投资款后，第三人陈勇达要求签订相关协议，经商量后，由被告温雅琴的婆婆即被告陈雪春签订相关协议。2018年12月7日，原告陈国良（实际出资人，甲方）与被告陈雪春（名义股东，乙方）签订一份《股份代持协议书》，鉴于甲方拥有星勤公司的股份，甲方将全部股份委托给乙方代为持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代持股份实际由甲方所有并实际出资，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乙方以自己的名义，代理甲方对外持有股份，依据甲方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甲方委托乙方并以乙方名义代为行使的股东权利包括：在股东名册上具名；按照甲方意愿，参与公司股东会并依据甲方意愿行使表决权利；代理甲方行使公司法、公司章程项下的其他股东权利；代领或代付相关利润款项、投资款项；股份代持关系，可以理解为隐名股东、隐名代理等类似法律概念，但均需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甲方将其拥有的星勤公司计出资金额10万元，通过本协议作为“代持股份”；代持股份将登记至乙方名下，并委托乙方以自己名义对外代为持有；甲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在设立星勤公司时对代持股份已完成了实际出资，乙方作为名义股东，仅为代持目的，在工商变更登记时不再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乙方应根据本协议的委托目的，按照甲方的意愿代持股份；代持股份项下的股份收益，由甲方实际受益人所有；公司的利润分红款将汇入乙方名义股东账户或由乙方名义股东领取的，乙方在代领包括利润分红在内的股权收益后，将汇至甲方账户；甲方有权实际享受代持股份项下的利润分红在内的股权收益；如乙方未按照甲方意愿，超越权限或擅自行使股东权利，包括擅自转让、质押、擅自对外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借款、担保等损害星勤公司情形，乙方上述行为造成甲方或公司的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关责任；乙方承诺其将根据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合法实施代持行为，保障和实现甲方对代持股份的合法权益；乙方有权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框架范围内，对外行使股东权利；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本协议项下的代持股份的全部或部分事务进行转委托、转代持；乙方根据甲方意愿和指令，以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或履行股东义务的行为，其经营盈亏均由甲方自行承担。协议签订后，因原告一直未享受星勤公司的分红，第三人陈勇达向被告温雅琴询问原因，被告温雅琴以各种理由搪塞。2019年11月5日，被告温雅琴通过微信向第三人陈勇达转发一份由被告陈雪春与案外人姚巍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告陈雪春将其拥有的星勤公司5%的股份委托给姚巍代为持有。原告称被告陈雪春与案外人姚巍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未经其同意，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温雅琴、陈雪春退还投资款，但被告以公司亏损为由拒不退还，遂酿成本案纠纷。另查明，星勤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成立，案外人姚巍曾系该公司股东。2018年11月29日，被告温雅琴向姚巍转账支付了10万元。2018年12月3日，星勤公司出具一份《出资证明》，其上载明：“兹证明陈雪春向公司出资十万元，占公司5%的股份。”2020年3月10日，星勤公司还出具一份《证明》，其上载明：“兹特此证明陈雪春名下10万元股本，已用于公司的运营费用。”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陈国良与被告陈雪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是由被告温雅琴向第三人陈勇达介绍投资星勤公司的事宜，但之后由第三人陈勇达的父亲即原告陈国良向被告温雅琴支付了投资款，并由原告与被告温雅琴的婆婆即被告陈雪春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原告与被告陈雪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署该协议的法律后果，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原告与被告陈雪春均有约束力。第三人陈勇达与被告陈雪春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故被告主张该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实际上系第三人陈勇达，且因其系公务员，该协议无效，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二、关于《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以及投资款返还的问题。原告与被告陈雪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是由被告陈雪春代持其在星勤公司的股份，并享受股东的相关权益。虽然根据被告温雅琴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被告温雅琴收到原告10万元投资款后，将10万元支付给了星勤公司的股东姚巍，但被告陈雪春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又与姚巍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被告陈雪春的行为实际上是转代持行为，已违反其与原告之间协议的约定，现原告至今未享受股东权益，其合同目的亦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陈雪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陈雪春虽然未直接收取原告的投资款10万元，但双方认可原告向被告温雅琴支付的10万元系本案投资款，被告陈雪春作为原告的合同相对人，合同解除后，有向原告返还投资款的义务。另外，虽然被告温雅琴未与原告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但投资款由原告向其支付，合同解除后，其无权收取原告的投资款，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被告温雅琴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关于利息损失。本院考虑到被告收到原告投资款后，将投资款支付给了星勤公司的股东姚巍，自己并未一直占有原告投资款，结合本案被告的违约情形，酌情确定利息从本案立案之日即2020年9月8日起计算至投资款返还之日止。关于利率标准，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陈国良与被告陈雪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二、被告陈雪春与被告温雅琴连带返还原告陈国良投资款10万元，并从2020年9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陈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0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合计2170元，由被告温雅琴、陈雪春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剑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宋 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