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11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西青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39号。法定代表人：勾玉旺，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霜，天津扬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春，男，天津市西青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海，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际（刘金海之表兄），男，195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树军，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法定代理人：张素芬（杜树军之妻），女，196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叶霞，天津元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环宇鸿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天祥工业园祥泰路8号。法定代表人：韩克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奎，男，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天津市西青区民政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39号。负责人：郭金花，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秋实,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西青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因与被上诉人刘金海、杜树军、天津市环宇鸿运物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天津市西青区民政局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1民初12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津市西青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军休所）的法定代表人勾玉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霜、张善春，被上诉人刘金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际，被上诉人杜树军的法定代理人张素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叶霞，被上诉人天津市环宇鸿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奎，原审被告天津市西青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民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秋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军休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庭审中遗漏重要主体,即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柒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刘金海道路运输证上载明“业户名称为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柒街村(刘金海)”,由此证明刘金海是挂靠在村委会的,该村委会作为被挂靠一方应负责管理挂靠方、对外开票,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义务,刘金海在有挂靠单位时,仍然不规范的进行经营交易,随意找单位代开发票,该村委会也不加以管理,村委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村委会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2.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军休所与刘金海之间是雇佣关系存在错误。即使刘金海与环宇公司均自认仅是代开发票的关系，那么也是刘金海与军休所之间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因为刘金海本人持有道路运输证及货运资格证，与军休所之间已经建立了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刘金海在履行运输合同的过程中雇佣了杜树军，其与杜树军之间才是雇佣关系，刘金海应自行承担雇主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军休所错误选任、未尽审查义务存在错误。通过向军休所前任所长核实，军休所在初次找装运单位时就已经审查了其相关货运资质，因此才连续多年一直延用原装运单位，军休所无需再次进行审查，况且刘金海客观上就具有货运运输相关资质。一审法院对杜树军受伤昏迷的原因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中对杜树军受伤的原因没有予以认定，但是根据杜树军受伤时的天气、环境状况，结合该案各方在派出所所做笔录，军休所完全有理由认为，刘金海在两次一审中均隐瞒杜树军受伤前的真实情况。首先，装运货物的两处地点相隔一千米左右，装货时间又是寒冷的冬季，杜树军没有理由不随车与刘金海一起前往下一装运地点，而该车虽是货车，仍有座位可供杜树军乘坐；其次，杜树军是刘金海雇佣来装货的，此前并不熟悉装货仓库附近的环境，因此杜树军不可能自己独自前往装货地。以上充分说明刘金海隐瞒了真实情况。杜树军受伤倒地的区域在两处装货地点之间，刘金海作为雇主并没有妥善的安排好杜树军的工作，而杜树军受伤的时间与本案起诉的时间相隔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内刘金海也一直未妥善处理其雇员杜树军的赔偿事宜，杜树军本来只起诉刘金海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但又追加军休所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其两方是为了推卸自身责任而提起的诉讼。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均未予以查清，在基本事实都未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就判决军休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刘金海与环宇公司的关系认定事实不清。虽然其双方都自认是代开发票关系，但该部分事实的真实性的可信度非常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刘金海以个人名义也能去税务局开具为劳务费的发票；环宇公司作为物流公司，应当明知代开发票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但刘金海为了不缴纳税款，对外一直是以环宇公司名义进行交易，环宇公司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刘金海第一年与军休所沟通时就表示自己是有单位的，能够开具正规发票。根据“外观主义”原则，交易行为人的行为意识应以其行为外观为准并适用法律推定规则，因此军休所有理由认为是和环宇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由环宇公司安排员工刘金海具体负责装运。整个交易过程，刘金海与环宇公司双方均存在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杜树军受伤与军休所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刘金海和环宇公司均是具有完备的货运运输资质的主体。军休所与刘金海的运输合同关系及刘金海与杜树军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分别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法院在判决承担责任时应分别适用不同法律，本案一审判决军休所承担30%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杜树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事实认定清楚。除了杜树军残疾赔偿金是根据高院最新规定需要作出调整外，其他我们都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刘金海辩称，1.刘金海与杜树军二人是同等被军休所临时雇用的农民工，是同等被雇佣关系，刘金海与杜树军不存在雇佣关系，二人是打工伙伴关系。2.法院不应把不熟悉法律的农民工说的话当做判案依据，这也是本案重要焦点之一。本案发回重审时，法院未对事实做任何调查，对刘金海合理合法主张不予支持。3.刘金海和杜树军是同时受雇于军休所的两个雇工，杜树军负责装卸，刘金海负责货车驾驶。那天装卸时刘金海听从王继伟的指令，杜树军也是按照现场负责人王继伟的指令，这个过程不存在谁支配谁，刘金海和杜树军是同时被军休所雇佣的打工者。4.装运货物过程中，王继伟到达现场是指挥调度负责人。军休所应承担现场全部调度指挥的责任，刘金海对杜树军没有任何调度指挥支派权。5.军休所连续几年拉年货都找刘金海，就是因为刘金海干活利落，为人实在，达到雇主满意，这些年拉货都是军休所通知安排，一直按照日工结算薪酬。结算时刘金海和杜树军结算同开一张用工发票，这是从第一次拉年货时就说定的，价格也是按照市场价格。军休所通过刘金海代为通知杜树军，同为装卸工。杜树军和刘金海，是装卸工与运输驾驶员的工作同伴关系。6.杜树军摔伤后，刘金海及时实施救助并垫付医药费，足以证明刘金海是诚实守信的好心人，但二人不存在法律上的雇佣关系。7.因为给刘金海书写答辩状的朋友是法盲，所以未能说明事实，答辩中重要内容被忽略，请法院查清事实，比对证据。刘金海不是承揽人，也不是发包方。军休所与刘金海从来未与刘金海订立相关拉年货的协议或合同，每次都是临时通知刘金海，刘金海和杜树军二人是同时给军休所做农民工的临时工，但从未与军休所商定过任何口头或书面承包协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引用判案法律依据错误，刘金海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理清本案事实，保护社会最底层劳工的权益。环宇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原判。民政局述称，杜树军错误的起诉了民政局，民政局和军休所是两个部门。听从法院判决。杜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264090.56元、辅助器具费11194.81元、特护费7436元、病例复印费63.5元、交通费1200元、住院伙食费7500元、营养费23450元、误工费70350元、护理费57691.69元、残疾赔偿金435080元、定残后护理费897960元、精神损失抚慰金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30日上午9时左右，杜树军随刘金海前往天津市东丽区北方自行车商城仓库拉货，杜树军负责装卸货物。原告与被告刘金海、军休所工作人员到达装货地点后，在第一个装货地点，原告与被告刘金海装完货物后应去往第二个装货地点，两个地点之间相距1000米左右，原告未到达第二个装货地点。上午10时左右，原告杜树军被保安发现躺在北方自行车商城G区80号仓库附近，该地点位于第一个装货地点与第二装货地点之间的靠近第一个装货地点的一个废旧仓库前，保安通知了刘金海并拨打110报警，刘金海拨打120急救。杜树军被送往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诊断为急性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疝、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创伤性硬膜下出血、颅骨骨折、头皮血肿、高血压，自2018年1月30日至2018年3月26日住院55天，后杜树军前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治疗，自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4月15日住院20天。杜树军支出医药费264090.56元、辅助器具费11194.81元、特护费7436元、病案复印费63.5元。刘金海为杜树军垫付医药费20000元。本案原审时根据原告申请，法院依法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杜树军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津明正（2019）临床鉴字第2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杜树军重型颅脑损伤遗留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2、杜树军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至评残前一日；3、杜树军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本案原审和本次审理，被告刘金海与被告环宇公司均主张双方无劳动关系，环宇公司仅为刘金海代开发票。被告军休所主张其与环宇公司形成运输关系，被告刘金海系代表环宇公司，其证据理由即为被告刘金海连续四年向其提供环宇公司出具的发票。被告刘金海四年为被告军休所提供运输服务均由军休所工作人员与刘金海本人电话微信联系，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刘金海驾驶的机动车为其自有的轻型普通货车，该车具备道路运输证，刘金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杜树军的受伤原因；2、原告与四个被告的关系；3、四个被告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4、被告刘金海与被告环宇公司的关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杜树军的法定代理人张素芬主张杜树军是在装卸货物过程中从车上掉下受伤，刘金海主张杜树军不是干活过程中受伤，但双方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杜树军本人自受伤至今亦尚未清醒，故对杜树军的受伤原因不予认定。刘金海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和本院第一次开庭所做答辩均表明其在事发当日雇佣杜树军从事装卸工作，故对杜树军与刘金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刘金海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二人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刘金海主张受军休所雇佣从事拉货工作，且军休所要求其带一个装卸工，并提供与军休所员工王继伟的微信记录，经向王继伟核实，王继伟对微信记录予以认可；军休所主张系通过刘金海联系环宇公司，与环宇公司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并提供环宇公司出具的发票作为证据，环宇公司对军休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与刘金海不存在雇佣关系，与军休所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只是应刘金海的要求出具发票，刘金海认可环宇公司的主张，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军休所在四年四次运输物资，均与刘金海联系，在雇佣刘金海运输货物时并未对刘金海的各项资质、刘金海与环宇公司的关系等必须审查的内容进行审查。刘金海使用自有的货车为军休所运输货物，其为解决发票和达到少缴税金的目的而找环宇公司出具发票的行为符合通常做法，对刘金海、环宇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故刘金海与环宇公司并非军休所主张的雇佣关系，军休所主张其与环宇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四个被告的关系是军休所雇佣刘金海从事运货工作，并要求刘金海带一个装卸工，刘金海雇佣杜树军从事装卸工作，环宇公司应刘金海的要求出具发票，民政局虽然原是军休所的上级单位，但军休所是有开办资金的独立法人单位，故相关责任应由军休所独自承担，与民政局无关。虽然杜树军的受伤原因无法确定，但杜树军是在从事雇佣工作的时间内受伤，即其受伤时全部雇佣工作并未完成，故其在工作时段受伤造成的损失应由雇主刘金海承担赔偿责任；军休所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应依法依规从事民事活动，与有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的正规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建立完善合法的运输关系，但其雇佣的刘金海个人，无法自行开具发票，被告刘金海为其提供环宇公司出具的发票，被告军休所亦未审查刘金海是否系环宇公司的员工，故军休所应承担其因错误选任、不履行审查义务的相应责任；环宇公司只是应刘金海的要求出具发票，与刘金海不存在雇佣关系，与军休所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故环宇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杜树军与刘金海形成劳务关系，杜树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工作过程中应尽到注意义务，但其却因不明原因造成自身严重伤害，故无论杜树军是从车上摔下受伤还是其他原因受伤，杜树军本人均存在一定过失，对自身受到的损害应承担次要责任。关于杜树军的损失，杜树军在此次事故中支出医疗费264090.56元、辅助器具费11194.81元、特护费7436元（2018年1月30日至2018年3月22日）、鉴定费6500元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确认；杜树军住院7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为7500元；因杜树军及护理人员均无固定工作，杜树军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均应按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误工费为57691.69元（2018年1月30日至2019年5月13日，469天×123.01元），护理费为51295.17元（按一人计算，2018年3月23日至2019年5月13日，417天×123.01元），定残后护理费结合原告的伤残情况酌情考虑5年为224490元（按一人计算，5年×44898元），期满后，如原告仍需护理，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主张；营养费为23450元（2018年1月30日至2019年5月13日，469天×50元）；交通费1200元，原告虽未提供有效票据，但结合原告伤情酌情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按照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54元计算20年为435080元；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结合原告的残疾等级，酌情支持50000元；原告主张的病历复印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1139928.23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金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杜树军各项赔偿款1139928.23元的50%即569964.12元，扣除刘金海已经支付20000元，实际应给付549964.12元；二、被告天津市西青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杜树军各项赔偿款1139928.23元的30%即341978.47元;三、驳回原告杜树军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金海在收到法院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不予缴纳，本案经合议后裁定，对其上诉请求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认为，刘金海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和庭审答辩均表明其在事发当日雇佣杜树军从事装卸工作，故一审法院认定杜树军与刘金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无误。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的杜树军赔偿数额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期间，杜树军提出其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予以调整。因杜树军未提起上诉请求，故其关于调整残疾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刘金海因在法定期限内未缴纳上诉费用，其上诉请求已按撤回上诉处理，故其赔偿责任按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比例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环宇公司不承担赔偿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1.是否遗漏村委会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上诉人主张，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村委会是被挂靠方，应追加其为当事人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上述规定适用的条件是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损害。而本案系健康权责任纠纷，杜树军的人身损害是其在雇佣活动期间发生的，非发生交通事故所致，本案不适用上述法律条文的调整，故上诉人关于遗漏村委会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主张不成立。2.对杜树军的人身损害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刘金海按上诉人要求，到指定的地点装卸并运输货物，双方形成承揽关系。上诉人通过环宇公司开据发票的形式给付刘金海承揽费用，且误以为刘金海系环宇公司员工，说明上诉人在选择承揽方时没有履行审查义务，存在选任的过错，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天津市西青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8元，由上诉人天津市西青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红审判员  姜海宽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