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564、25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富祥湾。法定代表人：苏志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思源，男，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卫华，男，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海彦，男，197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泾亮，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海彦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20）粤0491民初423、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长隆公司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5188.48元；3.本案诉讼费由江海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江海彦存在多项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根据《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长隆公司有权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1.江海彦消极怠工，经长隆公司多次催促，仍未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导致工作进度严重滞后。首先，关于江海彦迟延完成维修车间整改方案的情形。2019年1月10日，长隆公司要求作为维修主管的江海彦提交维修车间整改方案，江海彦也在会议上表示继续跟进。但直至2019年2月14日，江海彦也未向长隆公司提交任何工作成果，多项工作任务已严重滞后。2019年2月21日，江海彦仅向长隆公司提交初步的整改方案，且该方案尚不具有实操性，其他工作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也就是说，自长隆公司在2019年1月10日向江海彦布置工作任务以来，直到2019年2月14日的一个多月期间，经长隆公司多次督促，江海彦也未向长隆公司交付任何工作成果，这证明江海彦消极怠工，未按长隆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导致工作进度严重滞后。其次，关于江海彦迟延完成废旧电池合同的回收工作的情形。在2019年1月10日，江海彦已经表示正在跟进相关的工作。在2019年2月1日，长隆公司再次提醒江海彦跟催废电池回收合同。在2019年2月14日，公司再次催办废旧电池回收工作。在2019年2月21日，长隆公司表示废旧电池工作已经布置达半年，至今仍未有结果。前述会议江海彦均有参加。由以上情形可知，江海彦消极怠工，未按长隆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导致工作进度严重滞后。最后，关于江海彦迟延完成应急救援车辆方案的情形。在2019年2月1日，公司要求江海彦提出应急救援车辆采购要求、车辆配置要求等报价方案。在2019年2月14日，相关方案仍未完成。由以上情形可知，江海彦消极怠工，未按长隆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导致工作进度严重滞后。江海彦不仅拖延某一项工作，而是多项工作都存在拖延的问题，这充分证明江海彦消极怠工，导致工作进度严重滞后。此外，江海彦拖延的工作属于维修车辆的工作，不仅影响长隆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更是对司机、乘客的人身安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上述行为已构成《员工手册》第48页第2条第6点规定“未能履行职责完成岗位任务造成企业重大损失或十分恶劣影响的”以及第7点规定“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履行职责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根据《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长隆公司有权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2.未经公司许可，江海彦私自携带亲友进入工作场所，造成安全和管理隐患。无论是部门领导、其他同事或是江海彦本人的陈述，均可确定江海彦在未经长隆公司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携带亲友进入工作场所，给长隆公司造成安全及管理上的隐患。该行为已构成《员工手册》第48页第4条第4点规定“违反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引致重大安全隐患或导致安全责任事故的”以及第5点“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安全、卫生或办公室管理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根据《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长隆公司有权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3.江海彦私自将维修手套和后视镜等公司财产赠与驾驶员，给公司造成损失。无论是驾驶员常志进、部门领导及江海彦本人的陈述，均可确认江海彦存在违规领取、私下截留和擅自处分公司财产，主动将公司的维修手套及后视镜送给驾驶员常志进的行为。前述违纪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其严重性不在于江海彦所赠送的物品价值多少，而在于江海彦行为性质。江海彦违规领取、私下截留、擅自处分公司的财产，哪怕仅是领取、截留、处分公司1块钱的财产，也同样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该行为已构成《员工手册》第48页第2条第7点规定的“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履行职责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长隆公司有权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4.在无实际维修需求的情况下，江海彦通过自行及安排员工冒签、代签其他同事签名等方式，擅自领取大额零配件，使该批物料脱离长隆公司的实际控制。无论是从部门领导、部门员工及江海彦的陈述均可得知，江海彦在没有实际维修需求的前提下，通过自行及安排员工冒签、代签其他人员签名的方式领取物料，且这些物料并未用于维修车辆，并已脱离公司的控制。经过盘点，江海彦违规领出的配件数额超过3万元。上述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其严重性不在于擅自领取零配件价值的多少，而在于江海彦行为的性质。首先，江海彦自行及安排员工以冒签、代签其他员工姓名的方式领取物料，在没有实际维修需求的情况下领取零配件，这本身就是很严重的诚信问题，严重扰乱公司的财务管理秩序，已经突破长隆公司的底线。其次，虽然有部分零配件放置在了江海彦的办公室，但是不能因为放置在江海彦的办公室就认为没有脱离公司的实际控制。零配件要么应该被安装在车辆上，要么应当放置于仓库，如果零配件既不在车辆上，也不在仓库，那么就已经脱离了公司的实际控制。因此，江海彦的前述行为与贪污、偷盗公司的财产无异，哪怕是贪污、偷盗了公司价值1块钱的财产，其性质也极其恶劣，已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再次，根据江海彦签字确认的访谈记录，他称之所以要将零配件领出来，是为了消除库存，不要对汽车中心的考核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常理，能够对汽车中心的考核产生负面影响的库存不可能是一两件物品，肯定是大量的物品。因此，从江海彦签字确认的访谈记录可知，江海彦领取了大量的零配件。最后，由于大量的零配件已经处于脱离公司的实际控制，现场盘点时在江海彦办公室发现的零配件很有可能仅是江海彦违规领取的部分零配件，对于其他因江海彦违规领取而失控的零配件，很有可能已经不在江海彦的办公室。本案江海彦并未举证证明周建军确实有指示江海彦领出零配件到办公室，故江海彦要求其下属领出零配件，并放置于办公室的行为属于违规领取、违规放置零配件的行为。根据以上分析，以上行为已构成长隆公司《员工手册》规定的第1条第11项“偷盗公司、员工或客人财物的”行为、第1条第15项“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日常行为方面特别严重过错的行为”、第2条第7项“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履行职责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长隆公司有权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综上，江海彦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根据《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珠海公司有权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二、江海彦已签收了长隆公司的《员工手册》，并承诺遵守《员工手册》的相关要求，故《员工手册》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三、长隆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已依法征询工会意见，并于2019年5月13日解除了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所以长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合理，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综上，由于江海彦存在多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故长隆公司在通知工会后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合法合理，无需向江海彦支付赔偿金。江海彦辩称，长隆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长隆公司在上诉状中指出江海彦消极怠工，迟延完成整改方案，且整改方案不具有实操性，这不能成立。实际上，整改方案是集体讨论和研究的成果，是否可行要在改革实践中检验，而不是一面之词。长隆公司的这种认为显然极其苛刻，不能成立。二、长隆公司在上诉状中再次指出江海彦让亲友进入工作场所，造成安全和管理隐患。一审中进入工作场所的珠海市两新组织党委、党委的支部书记到庭作证，证明是新经济组织党支部要吸收江海彦为入党积极分子，前来谈话，这本是正常的党建党务活动，谈话是在维修车间办公室进行的，没有造成任何隐患，长隆公司对此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长隆公司还指出，党支部书记来到时没有经过门卫许可，事实上，整个汽车中心的进入都有门卫栏杆控制，党支部书记是开车进入那么如果没有经过门卫许可，不可能进来并找到江海彦的。党支部书记在作证时已经强调，按党的基层组织相关规定，对于农民工、合同工以及社会流动人员当中的党建工作，均由两新组织党委负责。三、关于维修手套和后视镜。江海彦原为汽车中心的普通员工，因技术熟练，后被提拔为维修车间副主管和主管。作为技术能手和骨干，即便在当了主管以后，江海彦也要随时参与汽车的维修和重大故障的排除，经常是亲力亲为，爬上爬下。作为维修工作劳保福利的手套，本来本是低值易耗品，在修理工作中必不可少，江海彦将自己节余出来的手套交给一线员工使用，这正是应当弘扬的助人为乐、互帮互助的精神，也有利于生产。长隆公司对此大做文章，显然是极其刻薄的行为。此外，案涉后视镜是用于汽车中心的特型大巴车上的特种设备，私家车不能使用，江海彦将多余出来的后视镜用在本单位的特型大巴车上，作为维修主管，使物尽其用，同时确保汽车运行安全，这何错之有。如果说公序良俗原则的话，江海彦上述两项行为恰好符合中华民族的公序良俗。四、关于清理仓库、领用配件问题，根据长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即汽车中心经理接受公司审计部门的调查谈话以及仓管财务及内勤人员接受审计部门的谈话内容可见，作为汽车中心最高领导的经理明确指示，仓管、维修及财务等人员为加强清仓理库，要对仓库内积压的案涉零配件，由维修车间领出以备不时之需。这些证据与江海彦当时接受公司审计部门的谈话内容相吻合。长隆公司在一审中对该谈话内容也认可，因此长隆公司的该主张自相矛盾。换言之，如果说汽车中心经理的决策有不当，那么作为执行者均无过错。对方提出，领出的零配件是放在了维修车间的个人专用柜，这一点严重违背事实，因为在一审中长隆公司已经认可维修车间只有这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办公人员达四个人，而且平时维修车间的全体人员中午休息都在办公室的里间，且不存在专用柜，这个物品柜子也放在办公室的里间。仓管证实，审计部门调查时这些零配件在办公室的该公用柜没有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认定江海彦将零配件据为己有了呢？长隆公司讲到零配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并没有装在汽车上，这不错。但是他违背维修的实际，零配件只有在汽车需要的时候领用，难道不需要也要领用安装吗？所以这种说法极其刻薄苛刻，也脱离实际。维修车间作为汽车中心的一个车间，平时经常办公室都不锁门，难道专门对某一个柜子上锁，且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休息。所以长隆公司的说法都不能成立。关于签收了员工手册问题。江海彦没有违背规章制度，更没有违法行为。因此以员工手册来生搬硬套地借题发挥也是徒劳的。长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隆公司无需支付江海彦赔偿金115188.48元；2.本案诉讼费由江海彦负担。江海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长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9254.13元；2.判令长隆公司支付加班费144179.13元；3.本案诉讼费由长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海彦于2013年10月24日入职长隆公司，2018年9月起担任维修主管，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根据长隆公司提交的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资明细表核算江海彦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9599.04元，江海彦对此无异议。长隆公司提交的有江海彦签名的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考勤表显示，江海彦每月应出勤工时、在岗工时、上月积休余额、本月补休、月末积休变化、月结加班工时、未休年假等内容均是累计计算，2019年2月江海彦签名的考勤表载明其“月结加班工时”为24小时、“本月积休余额”为3小时。2019年3月20日，因长隆公司认为江海彦存在诸多违纪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故暂停江海彦工作，但正常发放了江海彦2019年3、4月的工资。2019年5月13日，长隆公司经征询工会意见后，以江海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通知江海彦自2019年5月1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长隆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及相关事实如下：1.长隆公司主张江海彦消极怠工，经长隆公司多次催促仍未完成，工作严重滞后。长隆公司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依据是《员工手册》中“未能履行职责完成岗位任务造成企业重大损失或十分恶劣影响的”“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履行职责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之规定，事实依据是《汽车中心部门例会记录》、对员工刘洋的访谈记录。江海彦对长隆公司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2.长隆公司主张江海彦未经长隆公司许可，私自携带亲友进入工作场所，造成安全和管理隐患。长隆公司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依据是《员工手册》中“违反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引致重大安全隐患或导致安全责任事故的”“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安全、卫生或办公室管理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之规定。双方确认的基本事实是：2019年3月17日，珠海市致福爱心公益协会党支部书记符海亚同志根据党组织预定的计划，前往长隆公司汽车中心走访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江海彦，其开车到汽车中心大门口门卫室向长隆公司工作人员说明了来访事由，征得同意后开车进入长隆公司工作区域，停留约20分钟完成预定事项后离开。3.长隆公司主张江海彦私自将维修手套和后视镜等公司财产赠与驾驶员，给公司造成损失。长隆公司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依据是《员工手册》中“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履行职责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之规定。长隆公司、江海彦陈述以及与证人证言、访谈记录相一致的基本事实是：长隆公司对于运营的大巴车有指定专门的汽修厂，江海彦与汽修厂工作人员相熟。汽修厂提出长隆公司车辆后视镜老化的意见后，保险公司经核定后向汽修厂进行了理赔，汽修厂派员带着新的后视镜过来安装时，江海彦就以原有后视镜老化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为由让汽修厂不作更换，将新的后视镜留存下来放在其主管的汽车中心。长隆公司员工常志进与江海彦关系较好，其发生安全事故，为帮助常志进规避公司处罚，江海彦就将留存的新的后视镜送给了常志进装在其驾驶的大巴车上。此外，江海彦曾将领取而未实际使用的维修手套赠与其他员工使用。4.长隆公司主张江海彦在无实际维修需求的情况下，冒领大量零配件，使该批物料脱离长隆公司的实际控制。长隆公司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依据是《员工手册》中“偷盗公司、员工或客人财物的”“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日常行为方面特别严重的过错行为”“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或尚未公开的重大决策的”“公司认为需要处理的其他履行职责方面的特别严重过错行为”之规定。长隆公司、江海彦陈述以及与证人证言、访谈记录相一致的基本事实是：江海彦所在部门的上级主管周建军经理称财务部门会对江海彦所在的汽车中心维修配件进行考核，指示江海彦先从仓库领出来装到车上。江海彦就安排其他员工签字后从长隆公司仓库陆续领取了大批零配件放在汽车中心办公室的柜子里，后被人力资源部发现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周建军在调查笔录中称，其安排江海彦是按需领取直接安装到车辆上面去。2019年6月4日，江海彦申请劳动仲裁，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20年2月1日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9〕1584号仲裁裁决，由长隆公司支付江海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188.48元、2019年5月工资2359.08元。对于2019年5月工资的裁决项，江海彦不持异议，长隆公司也未申请中级法院撤销。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长隆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否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长隆公司应对其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长隆公司主张的江海彦四项违纪事实，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关于第一项违纪事实，长隆公司所举的证据未经江海彦确认已如前所述，且该事实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第二项违纪事实，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符海亚同志是在履行正常的党建工作职责，进入长隆公司工作区域前已征得门岗同意，应视为经过了长隆公司同意，且长隆公司也无证据证明符海亚同志此次职务行为造成了何种安全隐患，故长隆公司主张的该项违纪事实不成立。关于第三项违纪事实。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江海彦确有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处分公司财物的行为。但应当看到，江海彦留存的后视镜虽是由长隆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向定点汽修厂支付理赔费用而来，但是，长隆公司的车辆后视镜需要更换是经过相关部门核定的结果，相关费用的发生是必要的，江海彦利用职务之便指示汽修厂工作人员未作更换处理而将后视镜私下留存，客观上未造成长隆公司财产损失，且赠送给其他员工也是用于长隆公司车辆之上，因此，江海彦的行为尚不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同理，江海彦将其节余的维修手套赠与其他员工使用也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一般过错，该维修手套已经经过规定程序发放到江海彦手中，并未造成长隆公司实际损失，亦不构成特别严重的过错行为。因此，长隆公司主张的江海彦上述行为应属于道德评价范畴，尚不足以上升至认定为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关于长隆公司主张的第四点违纪事实，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江海彦将大量维修零配件从长隆公司仓库中领取确实是基于上级主管的指示行为，只是双方对于指令的具体内容存在分歧，且江海彦领取材料后存放于工作区域，并无证据证明江海彦吞占或将相关材料转售牟利，也无证据证明长隆公司因此遭受了经济损失，故江海彦的行为属于与上级主管领导沟通不畅、执行指令不到位的一般履职过失，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亦不应科以严重违纪的评价。综合以上分析，长隆公司对其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合法性举证尚不充分，一审法院依证据规则认定长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江海彦赔偿金。江海彦对于仲裁裁决依长隆公司证据核定的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径行依仲裁裁决认定长隆公司应支付江海彦赔偿金115188.48元。长隆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江海彦诉讼请求按照129254.13元计算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长隆公司应否支付江海彦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江海彦应对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江海彦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其加班时长得到双方确认或符合客观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之不利后果。长隆公司提交的有江海彦签字确认的2019年2月考勤汇总报表载明了江海彦累积的剩余休假时长，江海彦并无相反证据推翻双方之间的该结算行为，而江海彦每月应出勤工时、在岗工时、上月积休余额、本月补休、月末积休变化、月结加班工时、未休年假等内容均是累计计算，江海彦在2019年3月20日之后未实际提供劳动，长隆公司也正常发放了江海彦2019年3、4月期间的工资，即使江海彦在此期间有接受过长隆公司的调查，但所占用的时间极其有限，长隆公司将上述有薪期间作为安排江海彦补休的期间已经充分平衡了双方利益，仲裁裁决未予支持江海彦的加班工资请求并无不当。江海彦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对于仲裁裁决的2019年5月工资事项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径行予以确认，即长隆公司应支付江海彦2019年5月工资2359.08元。综上，长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江海彦部分诉讼请求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长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长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支付江海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188.48元、2019年5月工资2359.08元，合计117547.56元；三、驳回江海彦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长隆公司提交《珠海区综合事务部汽车中心管理规定汇编手册》，自称由长隆公司珠海区综合事务部于2018年初制定，因之前没有找到而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用以证明长隆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有明确规定，严禁私自占用、存放、拿或私自送别人公司的财物，违者按偷盗行为处理，并按员工手册处理。手册第39页上方的培训照片证明江海彦参与培训。江海彦质证称，之前从未见过，这个图片是网上套的，和这个制度学习没有任何关系。长隆公司在二审期间才提交《珠海区综合事务部汽车中心管理规定汇编手册》，未说明正当理由，而且手册上没有制作时间，长隆公司也未能证明该手册是公司员工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江海彦是否存在严重违反长隆公司规章制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长隆公司主张的江海彦四项违纪事实的实际情况是，第一项仅有汽车中心的部门负责人签名的例会记录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江海彦对此不予认可，长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江海彦的行为造成企业重大损失或十分恶劣影响；第二项，符亚海为开展党建工作进入江海彦工作场所向其了解情况，其从门岗进入厂区，前后停留20多分钟，即便江海彦存在没有事先向长隆公司正式报批的问题，长隆公司也未能证明该行为确实引致重大安全隐患，属于特别严重的过错行为；第三项，江海彦私自将维修手套和后视镜等公司财物送给驾驶员，其行为确实存在擅自处分公司财产的问题，但后视镜是用在长隆公司的车辆上，手套也是赠与公司其他员工工作使用，客观上未造成长隆公司的实际损失；第四项，虽然江海彦与其部门负责人对于从仓库中领取大量案涉维修零配件的原因和用途的说法不一致，但综合相关证据可以确定江海彦是依其部门负责人的指示安排人员从仓库领取零配件，而且案涉大量维修零配件存在于办公室这一公共区域，没有证据证明江海彦侵吞或转售零配件牟利，也无证据证明长隆公司因此遭受了损失。长隆公司在《员工手册》第十章过错处分中规定，公司对员工违纪行为的纪律处分种类分为：口头警告、警告、记过、记大过、辞退五种，同时还规定了每一种处分所对应的行为。从上述四项违纪事实的具体情形可知，江海彦存在违规行为，但长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江海彦的行为属于《员工手册》规定的应给予辞退处分的特别严重违纪过错行为。因此，一审判决以长隆公司对其解除劳动关系决定的合法性举证不充分为由，认定长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长隆公司提出的江海彦存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的上诉主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长隆公司违法解除与江海彦的劳动合同，应向其支付赔偿金。综上所述，长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刘秋萍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