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26民初930号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248号6F，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7456421638。负责人：朱海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峰，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哲，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玉福，男，198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被告：凤阳县国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6795069553T。法定代表人：张兆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雨，安徽皖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与被告张玉福、凤阳县国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合保险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哲、被告国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玉福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玉福、国丰公司连带支付保险代位求偿款1049579.2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变更诉讼标的为1049580元。事实与理由：被保险人上海电气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向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投保了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保单号为011731220002021B000005，保险期间为2017年2月24日至2018年2月23日。2017年2月25日,被保险人委托上海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汉铁公司)将一套高温加热罐,从上海运往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青山镇中电(普安)发电厂,上海汉铁公司又转委托张玉福进行实际承运,承运车辆为皖Ｍ×××××。2017年3月8日,承运车辆行驶至贵州省安顺市镇宁黄果树镇贵黄公路黄果树收费站出口北600米处时，因转弯过急导致货物滚落至高速路面，造成货物损坏。事故发生后，安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玉福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又因国丰公司是承运车辆的被挂靠单位，根据法律规定,国丰公司应对上述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进行了现场查勘,并根据被保险人所提供的索赔材料进行了保险赔付,保险赔付金额为1049580元,赔付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并依法取得了对被告的保险代位求偿权。随后,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已通过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的方式告知被告通知请求权转让事宜,但被告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起诉讼。国丰公司辩称，一、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起诉国丰公司主体错误。国丰公司对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诉称的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不知情，对案涉货物的运输既未参与，也没有任何磋商或权利义务关系约定的意思表示，不是运输合同的合同主体，更不属承运人。皖Ｍ×××××车辆实际所有人为李天龙，国丰公司仅是车辆挂靠单位。该车由车辆实际所有人自主经营，即使实际所有人在经营过程中造成承运货物毁损，在挂靠单位未参与且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求挂靠单位承担责任也没有相应法律依据。二、国丰公司系皖Ｍ×××××牵引车被挂靠单位，并不是挂车被挂靠单位，如果国丰公司系适格被告，则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漏列挂车登记车主。挂车、牵引车的实际车主和被挂靠单位均应成为共同被告。如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诉称的承运人上海汉铁公司将货物转委托张玉福属实，则上海汉铁公司为承运人，货物在运输过程发生毁损其应依法对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故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应向或同时向上海汉铁公司主张权利。三、国丰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交接单中虽然记载了承运人姓名为张玉福，但是张玉福与上海汉铁公司是何种法律关系并不明确，不能排除双方之间系雇佣、劳务或租赁等法律关系，不足以证明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主张的转委托承运的法律关系。即使存在转委托承运关系，由于张玉福与国丰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且张玉福系具备合法资质的驾驶行为，故无论张玉福是否承担责任，国丰公司都不应承担责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国丰公司亦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国丰公司不是涉案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与该案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货损没有承担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起诉国丰公司属主体错误，依法应驳回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对国丰公司的起诉。张玉福未提出答辩，也未提交证据。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保险单抄件、保险条款各一份，证明联合保险上海公司与被保险人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此次事故符合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四项因碰撞导致货物破损的约定。经质证，国丰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保险条款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主张保险合同关系的成立，应当提供被保险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出具给被保险人的保单，而该组证据系保险公司单方制作，且抄件中载明的签单及核保日期是2017年3月9日，但保险时间从2017年2月24日起计算。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辩证认为提供的是从系统里打印出来的抄件，未提交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签字盖章的保险合同原件及保险条款附件，保险单原件仅在被保险人处，保险公司处没有保险单原件。证据二、上海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发运交接单复印件、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保险人将涉案货物交由上海汉铁公司运输，上海汉铁公司又转委托给张玉福运输。经质证，国丰公司对交接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确定上海汉铁公司与原告诉称的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行驶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挂车不是挂靠在其公司。证据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张玉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无原件提供。经质证，国丰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四、工商银行业务电子回单三份，证明原告已经进行了保险赔付1049580元，依法取得了对两被告的代位求偿权。经质证，国丰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应提供原件，即使该业务回单属实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付款人名称是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原告，原告未提供委托付款的相关证据材料，且收款事由不明确，是否是原告主张的案涉保险理赔款不能证明。证据五、《出险通知书》、《损失清单》、《查勘理赔报告》、《事故结案上报报告》、《赔款计算书》各一份，证明被保险人向原告投保，原告进行查勘后根据货物的实际受损情况做了保险赔付，该组证据系由原告制作出具。经质证，国丰公司对真实性及记载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如果存在货损，该价值应当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核定，原告主张的保险理赔款全部是由原告单方计算，且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撑。查勘报告中出现了上海电器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该厂与原告主张的被保险人是何法律关系不清楚。证据六、《销售成本核算表》、《可行性方案分析》各一份，证明受损保险标的价值，保险标的只能作报废处理。经质证，国丰公司认为无制作单位，真实性不予认可。国丰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车辆挂靠合同》、《车辆转让协议书》、机动车登记证书各一份，证明国丰公司系皖Ｍ×××××牵引车登记车主，该车的实际车主是案外人李天龙。经质证，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认为转让协议及挂靠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车辆信息应以行驶证为准。本院认证如下：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交的证据除工商银行业务回单系电子回单外，其余证据均系复印件或其公司自行制作的材料，国丰公司的异议理由基本成立，本院对其综合证明力不予确认。国丰公司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皖Ｍ×××××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实际车主为李天龙，挂靠于国丰公司经营，登记车主为国丰公司。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认为被保险人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在其公司投保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后，发生保险事故，提起本案之诉。审理中，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抄件）载明：签单日期为2017年3月9日，核保日期为2017年3月9日；保险期间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2018年2月23日止，保险金额946万元；此保单系中华与人保、太保共保，中华承保总保额的38%，人保承保总保额的38%，太平洋承保总保额的24%；报案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出险时间为2017年3月8日，出险地点为贵州省安顺市贵黄公路，出险原因为不可预料、不可控制的突发事件；保费约定付款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3月25日，实收保费到账日期为2017年4月26日。2018年4月12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三笔向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账户付款398840.40元、398840.40元、251899.20元，合计1049580元，三份电子回单载明的业务种类均为“收付款”，用途为“中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所提交的用于印证保险事故及承运事实发生的基本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物流发运交接单均系复印件，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字迹模糊，辨识不清。对此，联合保险上海公司解释认为系其保险公司所处角色所致。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可见，依据该法律规定，联合保险上海公司的陈述理由并不能成立。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保险标的损失价值未经相关鉴定机构定损，系其自行核定损失数额及赔付比例。根据联合保险上海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抄件，保险事故系由三家保险公司按比例承保，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只承保其中的38%，而其提交的三张支付凭证，累计数额为核定的全部损失数额且未载明付款事由。结合以上情形分析，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成立。对此，联合保险上海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46元，减半收取7123元，由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燕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婷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