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2民初5729号原告：潘志强，男，199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原告：李光兰，女，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告：张建宇，男，197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也，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蓉，女，197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第三人：张子峰，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策，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志强、李光兰与被告张建宇、杜蓉、第三人张子峰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志强及李光兰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被告张建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也、第三人张子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杜蓉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志强、李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以被告张建宇名义竞拍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的原沈阳建行和平支行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房产权(现房权证号沈房权证市和平字第××号，N060744281)中有原告50%的份额，房屋价值536万元；2.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09年，潘兴山经朋友介绍认识张子峰、杜蓉夫妻。当时张子峰系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负责人，妻子杜蓉在评估所工作。经张子峰介绍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建行房地产正在进行拍卖。经双方协商2009年7月1日杜蓉与潘兴山签订了一份联合购买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50%联合购买该房产。2009年9月3-4日潘兴山委托朋友将购房款280万元通过农行转账给张子峰，随后拍卖公司出具了一份280万元的收款收据，2009年7月8日，该房产开始拍卖，同年7月15日潘兴山、杜蓉又委托张建宇作为代表参加拍卖，最终该房产以536.3万元成交，由张建宇代表潘兴山、杜蓉在确认书上签名确认。该房屋后来一直由杜蓉及张建宇使用。2016年潘兴山因病去世，原告听说该房产已过户到受托人张建宇名下，原告得到消息后就多次来沈阳找杜蓉、张建宇进行沟通、协商要求确认属于原告的一半房产，但多次协商无果。2017年原告起诉至法院，在原审案件（2017)辽0102民初3577号案件中，法院认为本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故此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现公安机关已侦查完毕，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故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再次向法院起诉。被告张建宇辩称，一、张建宇系涉案房产唯一合法所有权人。本案原、被告均承认涉案房产系通过拍卖程序变更所有权，故应当适用特别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八条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第五十二条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之规定。张建宇交付了竞拍保证金、竞拍价款，参与竞买并签署了成交确认书，其后又依法办理了所有权证书，故张建宇系涉案房产合法所有权人。二、无充分合法证据证明潘兴山、杜蓉委托张建宇作为代表参加拍卖、并代为签署成交确认书。1.关于原告自称潘兴山与杜蓉签订联合购买协议的问题，我方认为该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系无效协议。首先，2016年8月15日法院第二次庭审笔录（卷宗171页）杜蓉自认“7月拍卖时根本不认识潘某，只是在10月份吃饭时见到潘某，还什么都没谈”。由此可见潘某与杜蓉实际是虚构了于2009年7月1日签订联合购买协议的事实。其二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意图损害张建宇的房产所有权益，该协议应属无效。其次，张建宇是2016年诉讼中首次见到该协议，此前对该协议的存在一无所知，更无人与张建宇说明其只是代理竞拍房产，故该协议对张建宇没有法律约束力。最后，2016年诉讼中原告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杜蓉提供的与张建宇签署的联合购买协议（第一次庭审笔录123页），该协议签署人是杜蓉与张建宇。上述二份协议内容中不但签署人不同，未体现出张建宇是代理人，更未体现张建宇与潘兴山有联合购买的意思表示。两份协议杜蓉的签名笔迹明显不是同一人所签署，事实也证明所谓杜蓉与张建宇签订的协议中杜蓉签名是伪造的（2019年7月26日公安询问杜蓉笔录中，杜蓉承认了该事实）。2.关于原告自称交付280万拍卖款的问题。首先，原告自认“胡月”将280万元转账到张子峰个人银行账户并非拍卖公司账户，故只能证明张子峰个人收到该款，无法证明是拍卖公司实际收到了“潘兴山”或“胡月”以竞买人名义付出的款项，更何况潘、胡二人未按拍卖程序取得合法的竞买人资格。其次、原告称所谓拍卖公司出具的280万收款收据，我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均有异议。根据张子峰2019年8月6日公安笔录可知，其由个人账户汇150万转拍卖行、110万转给张建宇，剩下20万用于收取所谓的手续费、佣金。由此可见拍卖公司根本未收到280万，此280万的收条系虚构的。另外，2009年7月16日拍卖公司已经与张建宇签署成交确认书，当事人在2009年9月3日即使要汇款也应直接汇至拍卖行账户，而不应是张子峰个人账户。根据张建宇已经办理房产更名过户的事实可知拍卖公司已经全额收到了张建宇交付的所有竞拍款项，那么拍卖公司就不可能多收（胡月）280万元拍卖款，财务账目不可能相符。再有，如此巨额款项的收付事实不能仅凭一张三联据证实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更何况原审中证人胡某承认不知道该款去向（第一次庭审笔录125页），收据也是张子峰个人给的胡某的（第一次庭审笔录126页）。且该三联据的填写时间与张建宇提供票据填写时间仅相隔几天但票号及票据样式却出现了明显不符常理的变化，故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再有根据公安查询记录可知，张子峰虽然以个人名义（不是潘某、胡某名义）在2009年9月4日汇款150万给拍卖行，但是该款根本未支付建行，而是在9月4日当天直接转移到沈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账户。所以不存在潘某支付280万竞拍款的事实，其性质已经转变为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公安的这份笔录同时也证明了张子峰在2017年所做说明是虚假的。3.关于公证书的问题。首先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均有异议。首先，2016年8月15日法院第二次庭审笔录（卷宗171页）杜蓉自认“7月拍卖时根本不认识潘某，只是在10月份吃饭时见到潘某，还什么都没谈”。2019年7月26日公安笔录中，杜蓉也承认是在拍卖后，后签订的。而该公证书系2010年11月4日出具的，但被公证的协议书却是2009年7月1日签订的，显然被公证的协议书是虚假的。该公证书充其量只能证明2010年11月4日，见到了该协议书，但证明不了该协议是否为2009年7月1日签署，及是否为签名人的签字。因为该协议是谁在什么时间签署的无从考证，故该公证书对此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具备证明力。更何况该协议杜蓉处签名与杜蓉自行提交的协议签名笔迹严重不符。且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低于成交确认书、购房发票、房屋所有权证的证明效力。原告提交所谓的佣金收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效力。2017年庭审中我方已经向法院提交辽宁地税网络查询结果的证据，证明了收据是已经作废的票据，且该票据打印的银行根本不存在。另外该票据金额仅为五十几元，不可能是拍卖公司收取拍卖房产的佣金费及手续费。4.关于所谓“委托书”问题。该委托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均有异议。首先，2019年7月26日公安笔录中，杜蓉也承认委托书不是其签署。其次，无任何证据表明张建宇知悉并接受了该委托。该委托形成时间也无从考证。最后，该委托的杜蓉签名与公证书记载的签名笔迹也严重不符。另外，张建宇根本也不认识潘某，更何况购房8年不主张权利，严重不符合常理。5.关于张子峰2019年5月29日说明的问题。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均有异议。张子峰系犯诈骗罪羁押期间出具该说明，且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个人收受的胡月280万汇款的真实用途无法考证，其妻子杜蓉还自称有房产份额，故其个人说明充其量是有利其自身权益的表述，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更何况2019年8月6日公安对张子峰笔录中，其对于杜蓉与潘某签订协议的时间上也做了虚假陈述。其称该协议于7月1日签订，而根据杜蓉2016年8月15日法院第二次庭审笔录（卷宗171页）自认“7月拍卖时根本不认识潘某，只是在10月份吃饭时见到潘某，还什么都没谈”。2019年7月26日公安笔录中，杜蓉也承认是在拍卖后，后签订的。如果该协议是后补的，可以断定该协议是在10月份以后补签的，并非在拍卖房产之前或期间。三、原告不存在享有涉案房产份额的事实及法律基础。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建宇系代理人，且现有证据表明原告已故亲属潘兴山与张建宇从未有过联合购买涉案房产的合意，而张建宇系按照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依法确认的房产所有权人，故原告已故亲属潘兴山不可能享有房屋所有权份额，原告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四、原告对于其诉讼主张有举证的义务，且应当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现无充分证据证明依法交付给拍卖公司竞拍款，无充分证据证明张建宇是代理人，故应当自负其责。五、张子峰2019年8月6日公安笔录内容是虚假的。其称“2009年7月1日与潘某签订联合协议，后期为保证拍卖资金又找到张建宇”。根据张建宇与杜蓉的协议可知，2009年7月1日双方即签订了联合购买协议不存在所谓的后期找张建宇。另外，根据杜蓉2016年8月15日法院第二次庭审笔录（卷宗171页）自认“7月拍卖时根本不认识潘某，只是在10月份吃饭时见到潘某，还什么都没谈”。所以也不存在2009年7月1日与潘某签合同的事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杜蓉未到庭，在本院庭后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2007年我和张子峰登记结婚，2015年离婚。本案这个事是发生在2009年，当时张子峰是国宏拍卖行的经理，张子峰不方便以自己的名义购买，让我去举牌，张子峰说交保证金等事情，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张建宇，我在此之前见过张建宇一面，我与张建宇不熟，我也不清楚张建宇为什么和我一起去参加拍卖，签确认书时我坐的比较远，张建宇坐的比较近，所以确认书是张建宇签的。整个拍卖过程我没有交过钱，张子峰说由他来负责。交房子后房子一直空置状态，我于2014年使用到2015年做的火锅店，我做的装修。后来因为旁边房子在拆迁，灰比较大我就没有再使用，2016年张建宇给我打电话说房子已经落户到他名下，他要使用房子，之后房子一直由张建宇使用。过了几年之后张子峰才告诉我说这个房子张部长（张建宇的父亲）、胡部长（胡某）都拿钱了，具体多少钱张子峰没有说。我当时就问他不对呀，房子不是我和老胡的吗？在2009年9月份至11月份期间我曾经去中法对面的公证处签过公证，公证这个房子是我和老胡的，当时公证时是我和潘兴山签的字，公证房子我和潘兴山一人一半，因为潘兴山和老胡是一伙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房子是我和老胡一人一半，公证时我还带着房产证、土地证，所有的拍卖手续、确认书、发票等，当时房产证上写的还是建行的名。我把这些手续放在保险柜了，离婚后，我打开保险柜房产证不在了，我问张子峰，张子峰说这些材料都给了张建宇了，这个时候他才告诉我说房子张部长也出钱了。2016年张建宇让我搬走，我就问他这个房子我也有份，张建宇说虽然房产证写的我名，这个房子我们两家一人一半，他一直都这么说。我认为这个房子潘兴山拿钱了，我没有拿钱，我认可这个房子我不占份额，我认为这个房子张建宇与潘兴山应该各占50%。第三人张子峰述称，对原告陈述的事实，第三人认为基本属实，该房产虽然成交拍卖价格是536.3万元，但是该房屋第三人张子峰和杜蓉都对该房屋进行了投资，总值130、140万元，包括房屋拍卖的佣金，还有房屋需要维修改造的费用，以及过户的税费手续费等，既然原告要求对房屋份额进行确认,应当以各方投入的实际金额确认所属份额，对于张子峰和杜蓉投入的款项也应当确认其房屋份额。经审理查明，潘兴山与原告李光兰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一子二女，分别为长子潘志强、长女潘海燕、次女潘蕊。潘兴山的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潘海燕与潘蕊于2017年办理《公证书》，声明放弃对潘兴山所涉案涉房产的继承。案涉房产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16-19轴B-E轴）（建筑面积901.4平方米）。产权登记人为被告张建宇，登记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原告主张该房产系潘兴山与被告杜蓉联合购买，并委托被告张建宇参与拍买，拍卖公司为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张子峰在当时为该拍卖公司的经理。原告举证：1.于2010年11月4日公证的《联合购买协议》，甲方为杜蓉，乙方为潘兴山，其上记载：“甲、乙双方就联合购买建设银行自由房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房产，甲乙双方各出资50%联合购买该房产。二、除竞拍底价536万元外，所发生的拍卖款及过户费所有费用均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三、竞拍该房产成功后，未来该房产的收益权甲、乙双方各享50%。四、认购该房产成功后，所有的投资风险双方共同承担。……”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1日。同时该《公证书》后附数额为53.63元的《发票》一张及《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其中《发票》记载：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市二街25号，品名房产，单价5,363,000元；《拍卖成交确认书》记载：成交日期2007年7月16日。2.向张子峰转账存款的银行业务回单两张及《收款收据》一张。其中日期为2009年9月3日的回单存款金额为80万元，日期为2009年9月4日的回单存款金额为200万元。原告主张该280万元均是由案外人胡某转账给张子峰的，其中包括胡某的40万元，李新政的40万元，潘兴山的200万元。《收款收据》加盖有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日期为2009年9月3日，交款人为胡月，数额为280万元，收款事由载建行项目成交款。原告主张胡月为胡某的女儿，受委托将购房款280万元交付拍卖行。3.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1×××39）的银行流水及业务申请书。显示：2009年9月4日，张子峰向拍卖行的前述账户转账存入150万元；当日，张子峰向被告张建宇名下账户转账110万元。被告张建宇主张，案涉房产系其通过拍卖所得，为房屋唯一所有权人，并举证：1.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与原告提交《公证书》后附确认书一致，买受人签字处为张建宇签名，成交价格为536.3万元，并加盖有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印章。2.被告主张交纳房款的证据，2009年7月16日张建宇父亲张海文转账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账号03×××07）55万元的银行业务申请书；2009年8月31日沈阳三通牧业有限公司转账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245万元的进账单；2009年8月31日沈阳三通牧业有限公司转账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110万元的进账单。3.案涉房屋发票。开票日期为2009年12月21日，付款方张建宇，收款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金额5,363,000元。另，二原告曾于2017年将本案被告及第三人以同一事由诉至本院，本院经审查，以原告主张事实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为由，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35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于2019年8月7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本案没有犯罪事实。在（2017）辽0102民初357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杜蓉曾举证有杜蓉及张建宇签名的《联合购买协议》一份，杜蓉主张其上自己的签名为张子峰所签，张建宇主张因时间较长记不清是否为本人所签，但确实有与杜蓉签协议的事，杜蓉未按协议约定交付款项，该协议未履行。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确认其享有案涉房产50%的份额，现案涉房产登记在被告张建宇名下，由此，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50%所有权的证据。从原告举证来看，一方面，潘兴山与杜蓉确达成合意联合购买案涉房产，且为履行该协议，向张子峰转账280万元，但就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并未竞拍成功案涉房产，更无法依据联合购买协议享有案涉房屋50%的产权。另一方面，被告张建宇以竞拍者的身份购买案涉房产，并登记于其名下，原告虽主张是委托张建宇参与竞拍，但张建宇对其就此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且该授权委托书亦无张建宇接受委托的签字，同时，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与张建宇之间就案涉房产存在联合购买的合意。由此，原告所举拯救并不能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50%的产权，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志强、李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660元，由原告潘志强、李光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凤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姜立娟书记员张锐妍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