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91民初2340号原告：何凤姣，女，汉族，1987年5月15日出生，住址：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捷奕，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长城，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怡景商业中心L层FL100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7884740F。法定代表人：黄国钢。第三人：虎虎堂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夏街社区潮州西街2号美加广场A-11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三人：黄国钢，男，1982年9月29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月，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何凤姣与被告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堂本家公司）、第三人深圳虎虎堂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虎虎堂）、黄国纲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凤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捷奕，被告堂本家公司、第三人虎虎堂、黄国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刘华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凤姣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持有被告20%的股权；2.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被告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持股比例20%），将原告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红利人民币812964.37元（包含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0月至2020年3月红利）；5.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自2018年6月至2020年3月期间被告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帐薄，供原告查阅；6.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0万元；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第三人黄国纲通过第三人虎虎堂间接持有被告59.5%的股权。原告与黄国纲签订《入股协议》，约定原告出资人民币115万元投资黄国纲间接持有的被告股权，黄国纲代原告持有被告20%股权。根据工商信息，虎虎堂持有被告85%的股权，黄国纲持虎虎堂70%的合伙份额，即黄国纲通过虎虎堂间接持有被告59.5%股权。2016年3月16日，原告与黄国纲签订《入股协议》，约定原告出资人民币115万元，投资黄国纲通过虎虎堂间接持有的被告股权，即由黄国纲代原告持有被告20%的股权。根据《入股协议》第二条第2款第（1）项，黄国纲完全认可原告隐名和实际投资人身份。根据《入股协议》第一条第3款，原告应向黄国纲支付出资款人民币115万元。2016年3月28日，原告向黄国纲支付出资款人民币50万元。2016年4月25日，原告委托案外人杨天佑向黄国纲支付出资款人民币65万元。至此，原告已向黄国纲支付出资款合计人民币115万元，履行了出资款支付义务。根据《入股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4）项，黄国纲应每月向原告发放被告损益表，并于每季度后第一个月25日前向原告指定账户发放红利。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期间，黄国纲按约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并支付红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实际投资人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公司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公司股东名册应记载股东姓名，股东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原告和被告签订了《入股协议》，明确约定原告持有被告20%股权。《入股协议》签订后，原告已履行出资义务，向黄国纲支付被告股权出资款人民币115万元，且黄国纲亦通过被告损益表、代为原告支付红利的方式认可原告实际出资人身份，故原告和黄国纲构成股权代持关系。原告有权请求确认原告为持有被告20%股权的股东，有权要求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持股比例20%）并将原告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二、《入股协议》签订后至2018年5月期间，黄国纲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并支付过两笔红利至原告指定账户。但自2018年6月起，黄国纲未再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亦未向原告指定账户支付红利。根据《入股协议》第一条第4款，利润分配方式依照不计摊提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根据《入股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4）项，黄国纲应每月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并于每季度后第一个月25日前向原告指定账户发放红利。原告口头与黄国纲约定将红利支付至案外人KINGTHAIHISEN的银行账户，由其代原告收取红利。《入股协议》签订后，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黄国纲未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黄国纲每月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2018年5月后，黄国纲停止向原告提供损益表。《入股协议》签订后至今（2020年3月），黄国纲仅向原告指定案外人KINGTHAIHISEN的银行账户支付过两笔被告红利。第一笔于2017年7月31日支付，包含被告2017年4月至6月红利，金额为人民币55000元，第二笔于2017年11月6日支付，包含被告2017年7月至9月红利，金额为人民币75252元。除前述两笔红利外，黄国纲未向原告指定账户支付过被告其他时期的红利。自2018年5月起，黄国纲便停止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经原告多次口头、电话催缴，仍迟迟未履行提供被告损益表、支付红利的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分取公司红利。黄国纲自2018年6月起未向原告支付被告红利，且经原告催促仍未缴纳。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0月至2020年3月红利。具体红利计算标准如下：1.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因该期间黄国纲未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因此该期间红利以被告2016年8月、9月、10月损益表计算的分红额平均值为标准计算，即[（39992.59+15810.64+30009.89）÷3×4（月）=113581.49]，故该期间红利合计为人民币113581.49元；2.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因该期间黄国纲已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因此该期间红利以各月损益表实际净利润金额为标准计算，故该期间红利合计为人民币200083.88元；3.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因该期间黄国纲未来相同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因此以原告收取过的两笔分红款（55000元、75252元）取平均值为标准计算，即[（55000+75252）÷2÷3×23（月）=499299]，故该期间红利合计为人民币499299元；上述红利合计人民币812964.37元。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帐薄。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向原告提供自2018年6月至2020年3月期间被告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帐薄，供原告查阅。三、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分红、未将原告登记为被告股东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自黄国纲逾期支付红利后，原告多次口头要求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但被告拒绝配合办理，未将原告变更为被告股东、未将被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和记载于公司章程、未及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的工商登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给原告持有被告股权价值造成约人民币200万元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1.原告出资款人民币115万元的资金占有使用费；2.被告未能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导致原告预期利益损失；3.被告因股东资格纠纷导致融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导致原告预期利益损失。综上所述，原告与黄国纲签订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已按照《入股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系被告实际出资人，持有被告20%的股权，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黄国纲自2018年6月起未向原告支付红利，亦未向原告提供被告损益表，且被告拒绝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红利，并且赔偿原告损失。原告特此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堂本家公司辩称，一、原告没有向被告出资，没有从其他股东处继受被告的股权，也从未对被告行使过股东权利，不能确认其享有被告的股权。二、原告不具有被告股东资格，不能享有被告的任何股东权利。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00万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虎虎堂辩称，原告主张黄国纲通过虎虎堂间接持有被告59.5%的股权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逻辑不通。本案与虎虎堂无关。第三人黄国纲辩称，一、原告投资对象是拟成立的3家新点，非堂本家公司。二、黄国纲已按《入股协议》的约定按季度向KINGTHAISIEEN分红，共计322177元，已无可分配利润。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民事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和证明标准，本院查明和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3月16日，黄国纲（甲方）与何凤姣签订《入股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投资甲方所经营堂本家公司旗下深圳3间餐饮门店，占总投资额20%股份，包括益田假日广场堂本家、滨河时代堂本家、滨河时代堂小锅。第一条为股份比例，第一款约定，预计3间餐饮门店实际出资人民币575万元左右，可能会有5-10%的预算超额（以最终预算为准）。第二款约定，投资方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占股比例：乙方何凤姣作为出资方，预计出资额115万元，占3间门店的20%股份，最终按照实际总投资与投入资金核算。第三款约定，出资方式为：采取现金方式。分三次入账，2016年3月1日左右出资40万元，2016年4月1日出资45万元，2016年5月5日出资30万元。如已签约商场开业时间延期将协商顺延出资时间。第四款约定，甲乙双方协议利润分配方式依照不计摊提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本次投资视为3间门店现有合同租期年限内的投资，各单店合同终止前半年，双方协商单店后经营与合同续约事宜。第二条为甲方的权利义务。第一款第四项约定，甲方每月20日前应以邮件方式发放上月损益表到乙方指定邮箱，如乙方收到损益表后认为有疑问随时可以提出账务复核申请，甲方并定于每季度后的第一个月25日前发放上季度的利润到乙方指定账户。2016年3月28日，何凤姣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黄国纲转账50万元。2016年4月20日，案外人杨天佑向黄国纲支付65万元，黄国纲确认该款项系收到涉案投资款。2016年8月18日至2017年11月6日期间，黄国纲分五次共计向何凤姣支付红利共计322177元。前述《入股协议》签订时，堂本家公司名下已有7家分公司，分别为：华强分公司、蔬予华强分公司、连城分公司、万象天地分公司、重庆观音桥分公司、京基分公司、重庆九龙坡分公司。《入股协议》签订后，益田分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注册成立，益田假日广场堂本家在该分公司名下经营。第三人黄国纲陈述，滨河时代堂本家、滨河时代堂小锅分别在深圳仓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仓田实业有限公司下沙分公司名下经营。堂本家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注册成立，其原股权结构为刘念占股50%，石昂松占股50%。2016年7月22日，变更为刘念占股100%。2018年4月27日，变更为许娜占股100%。2019年8月30日，变更为虎虎堂占股95%，汪梦姣占股5%。2019年10月15日，变更为虎虎堂占股85%，汪梦姣占股15%。虎虎堂于2019年7月26日注册成立，黄国纲为普通合伙人占股70%，汪梦姣为有限合伙人占股30%。本院认为，第三人黄国纲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为涉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中，原告何凤姣主张确认在堂本家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享有该公司的股东知情权等股东权利，该主张涉及到股东权利义务，应适用堂本家公司登记地法律，即我国大陆法律。关于应否确认原告何凤姣为被告堂本家公司占股20%的股东的问题。原告据以确认其为堂本家公司股东的依据为其与第三人黄国纲签订的《入股协议》。首先，该协议签订时，堂本家公司已经注册成立，该公司名下已有7家分公司。而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告投资的为堂本家公司尚在筹备过程中的3间餐饮门店，原告所占有的股份也为该3间门店的20%，并未约定原告投资入股的目标公司为堂本家公司。而约定的该3间餐饮门店仅有其中的益田假日广场堂本家在2016年4月13日成立的堂本家公司益田分公司名下经营。故从协议本身的约定来看，双方并未达成由原告投资入股堂本家公司的合意。其次，有限公司是具有人合性的法人组织，成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应经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特定程序。《入股协议》签订时，堂本家公司已经注册成立，原告要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应通过受让股权或者在该公司增资扩股时成为新股东的方式实现。在2016年3月16日的《入股协议》中，黄国纲并未作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且在该协议签订时，黄国纲并非堂本家公司的登记股东。堂本家公司亦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故原告主张确认其为堂本家公司占股20%的股东，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与第三人黄国纲签订的《入股协议》仅约束合同的双方，不产生原告入股堂本家公司的法律效力。原告以堂本家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的股东知情权、红利分配权、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在股东资格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亦不能支持。综上，原告何凤姣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凤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224元，由原告何凤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何凤姣、被告深圳堂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叶人民陪审员 周 洁人民陪审员 张丙林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姚雅菊书 记 员 关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