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03民初172号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高新区科技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006686218785。法定代表人：许世辉，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锦标，系该公司常务副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慧，系山西健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壮先，女，197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忻州市人，无业，现住忻州市。委托代理人冯晋苏，系山西卓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杜壮先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锦标、张佳慧，被告杜壮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晋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服裁决第一项，请求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2019年7月至9月期间的劳动报酬计11947.5元；2、不服裁决第二项，请求判令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92441.6元；3、不服裁决第三项，请求判令原告无须为被告办理并缴纳2011年4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单位部分。事实与理由：原告认为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市劳仲裁字（2019）第130号裁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原告不应向被告支付2019年7至9月的工资。被告2019年7月至9月期间，缺勤严重，未按照原告要求到其工作的新岗位进行考勤打卡，即便在此期间有零星考勤打卡，也是在不应当进行考勤打卡的地方进行签到签退，未能按照公司要求进行考勤打卡。被告在该三个月内未提供相应劳动，不能要求原告支付工资。被告所谓的未签到理由不能成立，其提供的与所谓供应商的断断续续的几次微信聊天记录，不能成为长期未考勤打卡情形下又进行工作的证据。根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工资的定义看，既然工资是“劳动报酬”，被告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当然不能要求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向其支付工资。原告不应当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被告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无依据。2019年10月，原告鉴于被告此前几个月以来不能正常进行工作及考勤，不按公司要求到代县工作的原因，停止被告的考勤打卡系统，但原告没有要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不论是合法解除或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用工单位均应有明确的与职工解除双方之间合同的意思表示。本案原告自始至终未通知过被告，要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被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有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仲裁委仅凭停止考勤签到系统及停止缴纳社保就认为是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的事实，并认定是违法解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无须为被告办理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办理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请求不应由仲裁部门直接受理裁决。其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追缴社会保险费是上述行政机关的职权，当发生社会保险争议时，不应通过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由此引发的争议不是劳动争议，不应纳入劳动仲裁和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应该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强制追缴。被告辩称：原告应支付我2019年7月至9月的劳动报酬11947.5元。我与原告时任主管经理张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我并非自愿请假。我与总经理杨总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我于2019年7月31日向领导反映情况，并非我不愿提供劳动。我与经销商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我在2019年7月、8月、9月均提供劳动，原告应支付劳动报酬。因原告单方将我的工作地点由忻府区变更为代县。在我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我每天向其请假，直至同意变更工作地点为止。造成2019年7月、8月、9月我的考勤不连续。对此，我不存在任何过错。期间我也为原告提供劳动，原告应支付报酬。原告实行的是综合工资，仲裁庭按照我的平均工资确定该三个月工资，对双方均公平。原告应向我支付经济赔偿金92441.6元。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明显矛盾，更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认为其在2019年10月初停止我的考勤打卡及不再缴纳社保并不是解除劳动关系，那请原告向法庭陈述清楚双方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劳动合同是一种什么状态？裁决书尊重客观实际，认定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是客观的。因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书在认定经济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将我在达利食品公司（山东）的工作年限一并计算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裁决书认定的经济赔偿金数额正确。我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定，社会保险争议属于仲裁裁决的范围，当然也属于人民法院司法权的干预范围。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被告就原、被告间的劳动争议纠纷申请过劳动仲裁；2、业务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签订了劳动合同；3、工资表，证明被告2018年至2019年期间的工资组成情况；4、关于忻州区域的职务调整通知一份，证明被告的职务等级在2019年4月由忻府区静乐一级销售组长职务降级为忻府区初级销售组长，工资中的职务津贴由1300元降为900元；5、山西饮料组长考勤表一份，考勤打卡图四页，证明被告2019年7月实际出勤为3天，2019年8月及9月被告未在原告安排的工作地点进行考勤打卡。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主张聘用合同最后一页无被告本人签字，该合同存在违法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主张被告任职期间未收到过降级通知。主张证据5仅是部分记录，不全面。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基本身份信息；2、主管经理（张炯）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2019年7月1日主管经理指令被告到代县工作，被告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主管经理便禁止被告继续打卡，要求被告每日均向其请假，以胁迫被告同意变更工作地点，但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3、被告与总经理杨总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通过微信向总经理请示工作安排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4、被告与客户（凯悦经销商）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7月、2019年8月、2019年9月被告均提供过劳动；5、原告为被告颁发的荣誉证书两个（2012年度及2017年度），证明被告完全能够胜任当前工作；6、申请书一份，邮件交寄单一份，快递单号查询打印件，证明2019年10月1日原告拒绝被告打卡签到，将考勤系统关闭，对被告做出了辞退处理；原告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被告遂向其主张权利；7、被告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工资统计表一份，证明原告至今未向被告发放2019年7月、8月、9月工资，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019.2元；8、养老保险登记簿一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1日才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2008年8月1日至2015按2月28日的保险至今仍未缴纳，应当缴纳；9、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审笔录，证明原告在本案仲裁期间的陈述，对人员的身份关系原告当时认可；10月1日停止考勤打卡、系统关闭，原告也认可。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安排被告在代县后，被告一直请假、不打卡，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该证据可证明被告在7、8、9月份未提供劳务，故原告未支付相应工资。对证据4主张经销商不确定是否为本单位客户，不能证明被告在原告的单位工作，对证明内容不认可。主张证据5的关联性不大。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8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9认可。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及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08年8月1日被告入职达利食品公司（山东达利公司）担任业务员，在忻州地区拓展业务。原告于2011年4月27日接收了被告，在忻州地区拓展业务，被告的岗位仍然是业务员。2011年9月被告的岗位由业务员调整为销售主管并在该岗位一直工作至2019年6月底。2019年7月初，原告的忻州地区城市经理张炯口头通知被告工作地点变更为代县、繁峙，并要求被告立即去工作。因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张炯遂要求被告每天都向其请假，每次请假天数不得超过一天，直至被告同意到代县工作。2019年8月26日，被告就此事通过微信向上级领导杨总经理反映，未得到明确答复。2019年7月后，原告以被告未提供劳动为由，未发放被告2019年7月、8月、9月的劳动报酬。2019年10月1日原告关闭了被告的考勤签到系统，并停止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及公积金。2019年10月8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了申请书（主要诉求为索要劳动报酬15000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10000元、补缴养老保险、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原告未答复。另查明：原告实行的是综合工资，工资由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工龄工资等构成。被告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原告提供的被告2018年至2019年的工资表显示：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分别为3347元、4622元、3538元、4190元、4080元、3788元、3525元、5648元、3503元、5225元、3848元、2476元，平均工资为3982.5元。2011年4月27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原告未给被告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3月1日后原告为被告办理了养老保险开户手续并一直缴纳至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被告向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12月31日忻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市劳仲裁字[2019]第130号裁决书，裁决：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7月、2019年8月、2019年9月期间）劳动报酬共计11947.5元；二、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赔偿金92441.6元；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办理并缴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011年4月27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单位部分（个人应缴纳部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具体数额按社会保险机构的计算金额为准。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书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原告调整被告的工作地点，该行为属变更劳动合同，应与被告协商一致。但在原、被告未就变更工作地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告于2019年7月、8月、9月停发被告工资并于2019年10月1日单方关闭被告的考勤签到系统并停止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及公积金，形成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之事实。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依法应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本案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系因何原因，于2011年4月被安排到原告单位工作，原告于2011年4月27日接收被告，在忻州地区拓展业务。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标准应为月工资4019.2元（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工资分别为4190元、4080元、3788元、3525元、5648元、3503元、5225元、3848元、2476元、3982.5元、3982.5元、3982.5元，平均工资为4019.2元）。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4019.2元×18个月=72345.6元。对于被告2019年7月、8月、9月的工资，因原告方原因致被告在此期间无劳动报酬，原告应按被告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平均工资每月3982.5元予以支付，共计3982.5元×3=11947.5元。被告要求原告为其缴纳2008年8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保险（用人单位应缴纳部分）。被告该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杜壮先劳动报酬11947.5元。二、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杜壮先经济赔偿金72345.6元。三、驳回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山西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小虎人民陪审员 茹云岭人民陪审员 连灵燕二○二○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郭育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