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3民初7048号原告：廖建华，男，1973年9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利津路XXX弄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利军，上海美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滔，男，1977年8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宝山二村XXX号XXX室。被告：姜春梅，女，1976年2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宝山二村XXX号XXX室。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标，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逸枫，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建华诉被告王滔、姜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廖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利军、被告王滔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宏标、毛逸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王滔、姜春梅返还借款人民币(以下币值均为人民币)230万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6%计算支付该款从2018年1月1日起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廖建华通过朋友介绍于2014年与王滔成为朋友。王滔是工程师，廖建华曾通过王滔的关系承包过建筑工程项目。2016年，王滔在安徽滁州负责博西华项目，廖建华在滁州也有建筑工地，双方来往更多，关系更加亲密。2016年4月15日，王滔提出向廖建华借现金230万元用于该项目营销，答应事成以后给廖建华一部分分项工程，并承诺博西华项目施工结束即归还这部分资金。廖建华回到上海，分别在2016年4月13日、14日、15日分四次从三个银行取出现金200万元，加上自己手头上已有的现金30万元，装在一个旅行箱里面，并在4月15日当天开车从上海到了安徽滁州，当时天已经黑，廖建华车子停靠在博西华项目工地外的临时道路上，王滔开着一辆面包车来接，从廖建华的后备箱里将这230万元带走了。当晚王滔向廖建华出具了借条。博西华项目在2017年初完工。廖建华在2017年4月向王滔要这笔钱，王滔说再等一等，等到工程结算完了一起把钱还给廖建华。2017年8月底，该工程办理结算，廖建华再次提出要钱，王滔还是借故推脱。直到2018年10月份的一天，王滔和他妻子姜春梅答应先偿还18万元，但事后又没有归还。博西华项目结束之后，廖建华就不再与王滔合作，就经常打电话催讨，王滔就是不给。廖建华无奈只能起诉。被告王滔辩称：涉案民间借贷纠纷项下的借贷事实未发生，廖建华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廖建华诉状陈述与王滔相识的过程与事实不符；二、廖建华诉状所提及的18万元，系此前王滔因购房向其借款所归还的借款本息。2014年，王滔曾向廖建华借款16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款时虽未约定利息，但由于占用资金时间较长，故在2018年10月7日归还该笔借款时多付了2万元作为利息，并在转账时备注了归还借款本息。廖建华将该笔购房借款与涉案借款混为一谈，并否认购房借款归还的事实，显然与事实不符；三、廖建华主张涉案借款实际发生缺乏事实依据，其诉状陈述矛盾重重，不符常理。王滔因博西华项目部营销工作需要，于2016年4月15日向廖建华提出借款230万元并出具借条，后考虑到国企财务规范性要求而取消了该笔借款。当时廖建华答应会销毁该借条，考虑到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且出于对其的信任，故认同了由廖建华销毁借条的建议而未收回借条。现廖建华以该借条向王滔主张所谓的债权，不仅有违诚信，更缺乏事实依据，且其陈述及相关证据材料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具体如下：1、廖建华在诉状中自认王滔是在2016年4月15日向其提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出具借条，但廖建华又陈述其回到上海后在2016年4月13日、14日、15日从银行取现并于2016年4月15日当晚以现金方式向王滔交付借款。该等陈述显然逻辑混乱、互相矛盾。2、廖建华在案证据材料显示其于2016年4月13日从建行华灵路支行取现80万元，2016年4月14日分别从建行华灵路支行和建行南翔支行分别取现50万元和30万元，2016年4月15日从建行宝翔路支行取现40万元。众所周知，建行超过5万元以上的大额取现需提前一天预约，且银行取现需经银行工作人员机器和人工两道核点手续。若该等资金系与涉案借贷资金有关，廖建华在所需资金金额明确的情况下，不辞辛劳繁琐，分多次从建设银行同一支行或不同支行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取现，显然不合常理。3、涉案借条载明“因博西华项目部营销工作需要，今借廖建华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今借”与“今借到”虽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今借到”表明借款已交付到手，而“今借”表明存在借款合意，但不足以证明发生借款交付的事实，结合廖建华的大学学历及其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其不可能不清楚该等差别，尤其在其主张涉案借款系现金交付的情形下，其未提出异议亦未要求王滔出具证明收到现金的收条，显然也不合常理。4、如前所述，王滔此前在2014年因购房而向廖建华借款16万元，廖建华出借该等小额借款(相较于涉案资金数额)时尚且通过银行账户转账，并在转给王滔的转账记录中备注了借款性质。而涉案借款金额巨大，王滔又并未要求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现廖建华主张其出借的23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而非通过其掌握的王滔夫妇的银行账户转账出借，又未要求王滔出具收到现金的收条，显然与廖建华以往与王滔之间借款的习惯不符。另，廖建华主张经常电话催讨借款，并无证据支持；廖建华与王滔之间互加了微信和QQ好友，廖建华也掌握王滔的企业邮箱和个人邮箱，但数年来从未通过以上途径向王滔催讨过所谓的借款。若借款真实发生而廖建华长期不催讨，显然不合常理。综上，要求驳回廖建华的诉讼请求。被告姜春梅辩称：廖建华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廖建华以王滔出具的《借条》为由要求姜春梅与王滔共同归还涉案借款及利息，但未见廖建华向王滔交付借款本金的证据材料，且该借条中的内容显示借款目的并非用于姜春梅夫妻家庭生活，姜春梅对此事从不知情。2018年10月通过银行转账归还廖建华的18万元，系归还2014年购房借款16万元的借款本息，与涉案借款无关。廖建华起诉姜春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廖建华的诉请。原告廖建华围绕诉请依法提交了《借条》、取款凭条、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婚姻登记资料等证据，被告王滔、姜春梅围绕抗辩依法提交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博西华南京项目中标通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等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质证。本院经审理后，根据经审查的相关证据及双方当事人所作陈述，确认如下事实：一、2016年4月15日，王滔在《借条》“借款人”处签名，并载明，借款单位：上海宝冶博西华项目部。《借条》内容为“因博西华项目部营销工作需要，今借廖建华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审理中，廖建华表示，王滔是在4月11、12日左右向廖建华提出借钱的，诉状上有关4月15日提出借款是笔误；博西华项目部营销工作，不是滁州的博西华项目，是其他地区的博西华项目；4月15日晚上，在滁州博西华洗碗机项目工地外的临时道路上，将230万元借款交给王滔，钱是用一个拉杆箱装的，廖建华将拉杆箱放到王滔面包车的后备箱，当时就廖建华和王滔二人，没有其他人在场；此后，王滔在项目部的办公室出具了《借条》。王滔表示，当天在王滔的办公室与廖建华见面，王滔在办公室出具了《借条》，但当天没有收钱。当时只有借款的意图，后考虑到合规性问题，就没有借。二、廖建华于2016年4月13日在建行华灵路支行取款80万元，2016年4月14日在建行华灵路支行取款50万元、建行上海南翔支行取款30万元，2016年4月15日在建行上海宝翔路支行取款40万元，合计200万元。廖建华并提供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三份，其中2015年12月21日165万元，2015年12月30日分别为20万元、50万元。王滔、姜春梅表示，王滔在2016年4月15日(晚上)向廖建华提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出具借条，廖建华在诉状中自认借款合意是在该日达成，廖建华在借款合意形成前的取现行为应有其特定功能，有关取款与待证事实无关；2015年年底的取款，应是廖建华支付农民工工资、辅材、机械台班费等费用结算款，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借款交付有关。三、王滔与姜春梅系夫妻。廖建华于2014年2月17日转给姜春梅6万元，2014年3月15日再次转款7万元，计13万元；廖建华于2014年5月15日转给王滔3万元，附言载明“借给你3万元”。以上合计16万元。2018年10月7日，姜春梅转给廖建华18万元，附言载明“还借款及借款利息”。审理中，廖建华表示，16万元应分成两部分，前两笔借款13万元与王滔、姜春梅购房款有关，因为廖建华分包到了埃马克项目中2365余万元的工程量，王滔给了廖建华很多帮助，该13万元是廖建华赠送给王滔的；另3万元属于借款，是王滔借给李天琼的，廖建华借给王滔该3万元是帮朋友救急。王滔、姜春梅归还的18万元就是本案借款，之所以在诉状上称王滔、姜春梅没有归还，是一种诉讼技巧，为的是促使王滔、姜春梅应诉。王滔、姜春梅表示，16万元是王滔、姜春梅购房时向廖建华所借，18万元是归还该16万元借款的本息，与本案无关。四、王滔于2015年12月受聘担任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博西华(滁州)年产300万台洗碗机及售后服务中心项目部项目常务副经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滔、姜春梅认为廖建华诉称中有关经常打电话催讨的事实不存在，廖建华从未催讨过涉案借款。廖建华未提供其向王滔、姜春梅催要借款的证据。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廖建华申请就230万元现金交付一事进行心理测试。王滔、姜春梅表示，廖建华负有举证义务，不是举证不能就可以申请测谎的，测谎不属于民诉法法定证据的形式，王滔、姜春梅没有义务配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借贷合同纠纷，而借贷关系的确立需要有表明借贷合意的借条、借款交付和出借款来源等客观证据佐证，廖建华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对王滔于2016年4月15日在其博西华滁州项目部的办公室向廖建华出具了《借条》的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廖建华称其在博西华滁州项目工地外的临时道路上将230万元的借款交付给王滔，之后由王滔在办公室内出具了借条，王滔则否认收到过230万元的借款。根据廖建华所作陈述，可以排除廖建华在王滔出具借条当时及之后向王滔交付借条所载明借款230万元的事实。至于王滔出具借条之前交付借款230万元的事实，廖建华没有提供直接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难以认定。廖建华提供有关取款的凭证，可以证明其具备出借230万元现金的经济能力，但有能力不等于已交付。廖建华在诉状中称王滔于2016年4月15日向其提出借现金230万元用于项目营销，审理中称王滔在4月11、12日提出该借款意思，诉状所载日期为笔误，该“笔误”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事实，廖建华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廖建华称经常打电话向王滔催讨借款，但至今未能提供通话、微信、QQ等方式催讨借款的证据，无法认定廖建华向王滔催要过借款。如此大额借款，却几年不进行催要，明显不符合常理。对于姜春梅于2018年10月向廖建华归还借款18万元的事实，有相关转账凭证为证，应予认定。廖建华称其在诉状上说王滔、姜春梅没有归还该18万元是一种诉讼技巧，为的是促使王滔、姜春梅应诉，如果该说法属实，可以表明，廖建华没有如实陈述事实，没有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诉讼，不能不令人怀疑其所称向王滔交付230万元的陈述是否属实；况且借条载明的借款原因为博西华项目部营销工作需要，并非用于姜春梅夫妻家庭生活，姜春梅是否知道都存疑，更没有必要和可能为项目部归还借款；王滔、姜春梅在2014年因购房而向廖建华借款16万元，其在2018年向廖建华归还18万元的借款本息的陈述是可信的。姜春梅向廖建华归还18万元的行为或事实，不能证明王滔、姜春梅向廖建华归还了本案争议的借款，进而也不能据此推论王滔收取了廖建华230万元的借款。此外，博西华项目部系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如此一个大型集团公司是否有必要向一个个人借款230万元用于营销？王滔个人是否需要为公司项目营销而向廖建华个人借款？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很小。王滔称因考虑到合规性问题而未实际借款，有其合理性。廖建华的鉴定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王滔、姜春梅不同意鉴定的理由成立。综上，在现有证据情况下，综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廖建华的主张实难采信。借条载明因博西华项目部营销工作需要借款，不属于夫妻家庭生活需要，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姜春梅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廖建华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准许。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建华要求被告王滔、姜春梅返还借款230万元及利息等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3,84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廖建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金敏浩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仇航宇书 记 员 石唐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