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9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席珍，女，194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惠强，男，196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唯真，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健，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达文，男，1963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晖，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嘉成，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席珍、林惠强因与被上诉人周达文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8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席珍、林惠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广州市××路××号（原××号）房屋的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的遗产，由林席珍、林惠强继承；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周达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涉案房屋第五层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期间国家出台过不同的政策与法律，产权归属认定应回归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涉案房屋第五层的所有权应属于林洪、关容仙，为林洪、关容仙的合法产权。（一）关于涉案房屋一至四层所有权的问题及相关法规政策。涉案房屋在1967年前仅为甲石四层楼房，建筑面积317.508平方米。1954年4月，林洪、关容仙一家自费在四楼楼顶搭建木棚居住，搭建木屋符合当时的法律政策。1958年国家实施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涉案房屋一至四层共317.508平方米的面积被国家经租。根据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租房的业主实际上丧失的所有权》的批复，原业主已实际丧失了所有权。根据1966年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精神，被纳入私房改造的房屋产权归国家所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1985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中亦明确，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归国家所有。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颁布。2004年11月25日，涉案房屋一至四层被发回原业主管业，撤管原产权册记面积317.508平方米。2005年3月，周达文受赠涉案房屋，但只是甲石四层（原产权证穗房字**），面积317.508平方米。（二）涉案房屋第五层是林洪、关容仙在国家所有的经租房上建造，不在私房改造范围内，合法建造事实行为完成时，林洪、关容仙自始享有所有权，无需与业主特别约定。1.一审法院认定在没有证据证实林洪与原业主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改建部分不属于林洪、关容仙所有，是错误的，也违背了当时广州市政府的政策。林洪、关容仙1966年对涉案房屋第五层进行改建，1967年完成。根据1966年2月27日广州日报房管部门负责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的内容可知，不管木屋还是砖屋，因是居住人自己建造的，所有权仍属于居住人；改建后的业权问题关键在于改建的材料及费用是居住人还是业主承担，居住人承担的，业权归居住人所有，无需居住人与业主另行约定。林洪向单位借款筹建涉案房屋的第五层，也提供了建房的发票，足以证实涉案房屋为林洪、关容仙所有。2.涉案房屋一至四层属于经租房，林洪、关容仙改建时政府才是涉案房屋实际业主，林洪、关容仙改建第五层时不可能与原业主协商，第五层也不属于原业主所有。木屋改建是响应党的号召和根据广州市政府对木危房改造改建有关政策规定为之，政府作为业主，已同意改建，在相关部门批准颁发改建木屋许可证明确“此物改建后归林洪、关容仙管业和住用”后，林洪、关容仙对第五层的改建不需要原业主同意，更不需要与原业主有特别约定，事实上也无法与原业主约定。在私房改造期间，第五层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原业主。3.编木改字第XX号《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改建木屋许可证）是对林洪。关容仙享有第五层所有权的确认。1967年，正值“文革”时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改建的第五层如何取得房屋产权证？编木改字第**《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改建木屋许可证）已明确“（1）第五楼为合法建造；（2）第五楼建成后由林洪管业和住用”，即是对林洪、关容仙对第五层享有所有权的确认。林洪“管业”应包括处分的内容，林洪管业非受他人所托、指派，其管业是对自身物的控制、占有、处分，是权利本身拥有的属性。4.涉案房屋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合法、自费改建的。改建的第五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均由林洪、关容仙自付，房产税也由林洪、关容仙自行缴纳。几十年来林洪、关容仙一家对第五层都行使着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的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二、周达文用虚假材料篡改周某乙、周某甲1953年购买房屋时的原产权证册记，擅自将林洪、关容仙合法建造的第五层物权登记载入其名下，侵犯了林洪、关容仙的合法权益。1.周某乙、周某甲原产权册记：①1953年12月21日《广州日报》刊登：‘周某乙、周某甲买受黄常青所有石屎四层楼’，登记入穗房证字：XXX号。②1953年12月21日至2005年7月21日（共52年时间）周某乙、周某甲《广州市房地产产权情况表》穗房证字××号册记，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甲石）；层数：4层；建筑面积：317.508平方米。③2004年11月25日荔湾撤字第832号撤管面积是原产权册记面积：317.508平方米；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层数：4层。可见，周某乙、周某甲自1953年至2004年的产权登记，均为甲石1-4层，原产权册记面积317.508平方米。2.2005年2月18日何某甲、何某乙将穗房证字××号赠予周达文，周达文2005年3月17日接受赠书，2005年8月24日在继承人何某甲、何某乙名下时就将周某乙的产权证，变更为粤房证字第××号册记，原产权册穗房证字××号甲石4层，面积317.508平方米，被篡改为：“建筑结构：混杂；层数：5层；建筑面积：432.4528平方米”。因2005年7月21日原产权册记是甲石4层，面积317.508平方米，所以周达文受赠的房产并不包括林洪、关容仙所建的第五层楼。3.2018年9月14日《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载明，周达文××登记字××号册记又变更为：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32.45平方米；层数不明确。4.周达文在何某乙、何某甲无产权证的情况下去办赠予公证，该公证书无效。2005年2月18日何某乙、何某甲没有登记入册第五层，依据物权法第三十条“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的规定，是不发生物权效力的。2005年8月24日何某乙、何某甲的产权证号是穗房证字××号，将周某乙的原产权册记甲石四层，面积317.508平方米，变更为：建筑结构：混杂；层数：五层；面积：432.4528平方米。2005年9月9日，周达文起诉关容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越法民三初字第1646号），2008年3月11日撤诉。2010年11月周达文起诉广州市房管局，案号为（2010）越法行初字第422号，2010年12月26日，法院裁定驳回周达文的起诉。综上所述，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应以原产权册记（（穗房字**为准。周达文的2011登记字XXX号产权证篡改了周某乙、周某甲穗房证字××号的原产权册记。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一审判决忽视与错判涉案房屋第五层改建的历史背景及跨越几十年的房产政策、法规，适用现行法律，其处理规则及逻辑思维严重违背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客观真实性，适用法律错误。周达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席珍、林惠强提出要求继承涉案房屋，无事实依据。一、涉案房屋并不登记在林席珍、林惠强父母名下，因此与林席珍、林惠强之间不存在有继承关系，其并不是继承法约束的主体。二、涉案房屋是周达文合法取得并办理了产权登记，周达文对该房屋有处分权。三、涉案房屋不属于林席珍、林惠强继承的遗产，且本案中林席珍、林惠强是否属于遗产的继承人并不清晰。2018年10月24日，林席珍、林惠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广州市××路××号（原××号）房屋的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的遗产，由林席珍、林惠强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出具的《房地产权证》记载座落于广州市越秀区××路××号的房屋，现权属人为周达文，登记时间为2011年7月13日，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赠与，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砖木结构，层数为详见附图，建筑面积为432.45平方米，共用面积为79.86平方米。案外人林洪、关容仙因不服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对涉案××房屋作出的产权登记行为，曾于2005年12月23日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越秀区法院审理后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06）越法行初字第61号行政裁定：驳回林洪、关容仙的起诉。其中查明了如下事实：广州市××路××（原为××号，钢筋混凝土1-4层）原为周某乙、周某甲共有的房产。该房屋曾经国家经租。1967年4月25日，林洪经批准取得编木改字第××号《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许可对上述房屋五楼改建木屋，该许可证注明：改建后由林洪营业和住用。林洪一直交付房地产税。2004年11月15日，广州市公证处以（××）穗证字第××号公证书确认周某乙占有的上述房屋二分之一产权的遗产由何某甲、何某乙共同继承。同年11月25日房管部门发还上述房屋给周某甲等管业。2005年1月24日，周某甲、何某甲、何某乙向市国土局申请继承产权转移登记，市国土局受理后经审查于2005年8月29日核发粤房地证字第**房地产权证、粤房地共证字第××号、Ｃ0××47号房地产共有（用）权证，确认广州市××路××（5层，总建筑面积432.45平方米）产权人为周某甲、何某乙、何某甲共有。2005年3月广东省公证处作出(××）粤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确认周某甲、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JENNIFER将上述房屋产权赠与周达文。周达文于2005年9月9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林洪、关容仙搬迁。另林洪、关容仙曾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上述房屋五楼房屋产权归其所有，之后撤回起诉。林洪、关容仙不服上述行政裁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并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林洪、关容仙在使用涉案房屋过程中对房屋进行改建，在没有证据证实其与业主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改建部分应不属于林洪、关容仙所有。林洪、关容仙认为其对该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作出（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43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庭审中，林席珍、林惠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拟证明涉案××房第五层的所有权人为林洪、关容仙：1.1966年2月27日广州日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文、广州木屋改建运动的回顾、《曾生：我在广州当市长的时候》网页资料、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摘抄记录；2.证明人周某所写《证明》，内容为：“本人周某与周某甲、周某乙是堂兄妹关系，我知道1954年周某甲、周某乙……商量决定同意赠与广州市××路××号（新门牌××）五楼（即四楼天台）加建一层木屋居住。1967年，广州市政府木屋改建成砖屋。并声明：林洪你们自己筹出资金，自己建造五楼砖屋，建好后业权归居住人林洪一家所有。”；3.编木改字第××号《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4.修建什项工程申请表、工程预算单；5.报告、储金会借支单、借支单；6.发票若干；7.广东省工商各税缴款书。周达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认为不能证明待证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林席珍、林惠强提供的周某所写内容为“本人周某与周某甲、周某乙是堂兄妹关系，我知道1954年周某甲、周某乙……商量决定同意赠与广州市××路××号（新门牌××）五楼（即四楼天台）加建一层木屋居住。1967年，广州市政府木屋改建成砖屋。并声明：林洪你们自己筹出资金，自己建造五楼砖屋，建好后业权归居住人林洪一家所有”的《证明》，一是无法印证证明人与原产权人周某乙、周某甲的关系；二是在民事诉讼法的证据分类中该《证明》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是从学理上讲，该《证明》属于传来证据的一种，其证明力也不足以证明原产权人周某乙、周某甲已向林洪赠与其在涉案××五楼加建的木屋所有权。其次，房屋的所有权是指权属人对房屋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林席珍、林惠强提供的编木改字第XX号《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等证据仅能证明林洪经有关部门批准对涉案××房五楼进行木屋改建。但如前所述，在没有证据证实林洪与原业主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改建部分应不属于林洪、关容仙所有。最后，林洪缴交房地产税也不能成为林席珍、林惠强对房屋权属主张权利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林席珍、林惠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洪、关容仙对涉案××房第五层享有所有权，故林席珍、林惠强要求确认涉案××房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的遗产并由林席珍、林惠强继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林席珍、林惠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林席珍、林惠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林席珍、林惠强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五组证据，即：证据一《1953年12月21日广州日报》，拟证明周某乙、周某甲于1953年12月21日在广州日报登记买屋声明，明确房屋为四层；证据二《通知单》，拟证明2004年11月25日荔湾区房管局通××路××号房屋撤管，撤管面积为317.508平方米，并不包含涉案第五层；证据三《2005年7月广州市房地产产权情况表》，拟证明2005年7月21日对××路××号房屋查册显示，层数为四层，结构为混凝土（甲石、砼），建筑面积为317.508平方米；证据四《2005年9月广州市房地产产权情况表》，拟证明2005年9月7日对××路××房查册显示，层数为五层，结构为混杂，建筑面积为432.45平方米；证据五《亲属关系证明》，拟证明证人周某与原业主周某甲、周某乙是堂兄妹关系。周达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组织质证，周达文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林席珍、林惠强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一至证据四林席珍、林惠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其在一审时也发表了质证意见，这些证据证明了房屋的面积以及层数，而房屋的层数以及面积变更是由主管部门作出的，产权确认归周达文所有，周达文在一审中提交了林席珍、林惠强向房屋主管部门申请撤销的申请书以及行政裁定书，房屋主管部门均驳回了林席珍、林惠强的申请，因此证据一至四无法证明林席珍、林惠强享有继承权；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林席珍、林惠强在一审中只是提供了证人证言，该证言是传来证据，并不是真实证据。经当庭查看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后，周达文方认为村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的证言不客观，周某是美籍华人，需要驻外领事馆认证，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证据一至证据四，林席珍、林惠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鉴于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系开平市蚬冈镇春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周某与周某甲、周某乙是堂兄妹关系的书证，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证明内容应当结合本案事实综合评定。二审中，林席珍提交一份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其上载明林洪、关容仙育有林席珍、林某甲、林某乙、林某丙、林惠强五名子女，林席珍表示五人均健在。周达文方质证称，关容仙、林洪育有子女5人，仅林席珍、林惠强以继承人身份提起本案确权之诉，其对林席珍、林惠强的原告身份提出异议。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因林席珍对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涉案房屋的粤房房地产权证穗字第**权登记不服，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广州市人民政府受理后，本院根据林席珍的申请，于2019年7月26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就与本案事实相关的法律及政策依据问题，本院于2019年8月分别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发出调查咨询函。2019年9月18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本院作出复函（穗规划资源协查﹝××﹞××号），主要内容有：“一、关于来函问题一（2007）穗中法行终字第433号行政裁定书已作出相关认定，供你院参考。二、关于来函问题二有关房地产税问题建议征询税务部门意见。三、关于来函问题三经查，白云区××路××街××号以统字××号案初始登记在广州市落实房屋政策领导小组侨房办公室（以下简称侨房办）名下。关容仙向侨房办购买白云区××路××街××号××房，于1996年以统字××××号案办理了转移登记。上述两案档案中查无提及越秀区××路××第五层的资料。建议你院征询售房单位侨房办意见”。2019年12月3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向本院作出复函，主要内容有：“一、经审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颁发的粤房地产产权证穗字第**房地产权证》（登记字号：××登记字××号）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定受理条件，本府依法作出复议决定，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并附有《驳回行政复议决定书》《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协助提供材料的复函》《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协助提供材料的复函》三份材料。其中，《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协助提供材料的复函》载有以下内容：“一、关于经租期间加建房屋的产权问题，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私改和代管侨房工作的通知》（穗府﹝1991﹞50号）、《贯彻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决议的意见》（房政发﹝1997﹞20号）的规定，在发还房屋时，对已扩、加、改建的房屋能分割产权的，则按原房屋面积分割产权，即只发还原经租面积。对不便于进行产权分割的房屋，按规定可由原经租房业权人进行购买。”《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协助提供材料的复函》载有以下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政财字﹝1951﹞第133号令）和《广东省房产税施行细则》（粤府﹝1986﹞168号）规定，在1987年1月1日以前，应税房地产缴纳城市房地产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房地产税由产权所有人交纳，产权出典者，由承典人交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当地或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者，均由代管人或使用人代为报交。”经本院组织质证，林席珍、林惠强发表如下意见：1.对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所作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林席珍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已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复议决定，该院已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受理，案号（2020）粤71行初94号；2.对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作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周达文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的复函及附件以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林席珍、林惠强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遗产，实质上属于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涉及的权利归属争议。而不动产登记作为行政确认行为，其所涉的民事权利的归属争议仍应基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来判断。因此，虽然林洪、关容仙曾就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过行政诉讼，林席珍、林惠强在提起本案诉讼后又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并在复议申请被驳回后提起行政诉讼，但当事人已就本案争议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可以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和相关权利争议进行审查判断。本案诉争的房屋涉及国家政策调整的历史遗留问题，其权属应当综合考量历史、政策、法理因素，公平考量争议各方利益，依法予以认定。从历史情况来看，涉案广州市××路××房屋纳入国家经租的范围为一至四层，面积317.508平方米，该房屋第五层为林洪、关容仙于1967年在当时政策鼓励、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合法改建，并且一直占有和使用，第五层也未被纳入经租范围，2004年11月25日国家经租房撤管，撤管发还的面积仍是原产权册记面积为317.508平方米，层数为一至四层，不包括第五层房屋。此为客观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疑义。就政策层面而言，广州市××路××房屋一至四层是在我国城市私房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被纳入国家经租范围的，第五层房屋虽然是由业权人以外的林洪、关容仙经过当时政策许可出资改建，但客观上与一至四层房屋具有内在关联，是在原土地使用权基础上进行的加建改建。林席珍、林惠强依据1966年2月27日广州日报《木屋改建砖屋关怀群众生活房管部门负责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改建木屋，是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改善木屋居民的居住条件的一项措施。因此，业权不是自己的，也可以和业主协商进行改建，业主应当大力支持，不要借故阻挠。改建办法，可以由业主将木屋的旧料折价转让给住户，款项分期偿还（可能的话也可以一次交清），改建后业权归居住人所有；也可以由业主筹款改建，业权仍为业主所有”的内容主张加建部分应归林洪、关容仙所有，但上述问答并不能得出改建住户当然获得改建后房屋的业权的结论，而是要根据改建住户和业权人的协商和实际情况来确定。再者，林席珍、林惠强提供的编木改字第XX号《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载明：“此屋改建后归林洪营业和住用”，没有明确所有权由林洪享有。林席珍、林惠强认为此处为“管业”而非“营业”，所谓“管业”应包括处分的内容，林洪管业非受他人所托、指派，其管业是对自身物的控制、占有、处分，是权利本身拥有的属性，但越秀区人民法院（2006）越法行初字第61号行政裁定书中，审理查明“该许可证注明：……改建后由林洪营业和住用”，本案一审亦查明“改建后由林洪营业和住用”，且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已经明确表示对生效文书审理查明事实部分无异议，即意味着对越秀区人民法院（2006）越法行初字第61号行政裁定书所查明的事实部分无异议，因此，林席珍、林惠强认为此处为“管业”而非“营业”，由此得出改建后房屋所有权归林洪、关容仙所有的结论，理据不足。从文义解释来看，“营业和住用”的指向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关于房产税的问题，根据《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可知，房地产税原则上由产权所有人交纳，特殊情况可例外，林洪、关容仙缴交房地产税，但因此认为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依据不足。再次，从政策变化来看，涉案房屋原为私房，后被纳入国家经租范围，再被政府撤管发还，房屋政策发生变化，保护经租房屋原产权人的利益属于落实侨房政策的应有之义。如在原产权人对涉案地块和房屋享有的权利基础上对加建部分另行设立独立的所有权，实质上对原产权人权利构成限制，原则上应征得原产权人同意。因此，不动产登记机关对于林洪、关容仙及林席珍、林惠强有关涉案房屋第五层产权登记的异议主张不予采纳有其政策合理性。且林洪、关容仙加建涉案房屋第五层并与家人长期占有使用，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该事实影响其依法享有住房政策的相关权益。林惠强、林席珍在本案中仍未提供足够事实证据和政策依据证实林洪、关容仙对涉案房屋应享有所有权，因此，一审法院对林席珍、林惠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从法理和公平角度而论。林洪、关容仙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经过政府许可，对经租的涉案房屋五楼木屋进行出资改建，在法理上属于添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6条之规定，“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涉案房屋在撤管发还后，登记机关将改建的第五层房屋一并登记在原经租房业权人周某甲、周某乙的继承人名下，进而变更登记在周达文名下，原经租房业权人周某甲、周某乙的继承人及受赠人周达文因此获得了加建部分产权，在法律上实际获得了加建添附的利益，但并未出资购买或给予补偿。因此，林洪、关容仙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就添附产生的民事权益的补偿问题，另循途径主张。综上所述，林席珍、林惠强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五层为林洪、关容仙遗产，并由其继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林席珍、林惠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娟闰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婷婷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