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25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永安市。法定代表人：李凤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晖，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煌彬，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李举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明霞，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伊沁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磊，男，198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明霞，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伊沁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薛秀花，女，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原审第三人薛秀花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10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智胜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智胜公司的上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智胜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之间存在公章、营业执照保管的合意。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律师于2018年7月12日签发的律师函中明确自认涉案公章及营业执照在王磊处，充分证明双方存在保管公章及营业执照的合意，且保管合同依法成立生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王磊代理薛秀花所谓的债权债务诉讼已经撤诉，故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理应归还保管的公章及营业执照。一审中，薛秀花并未到庭参加诉讼，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仅以薛秀花出具的委托书、谈话笔录、收据等证据来主张其已经将公章及营业执照交给薛秀花，在薛秀花未作确认、一审法院也未作深入查明的情况，应当由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进一步补强其证据。而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智胜公司，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可了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的说法，并据之驳回了智胜公司的诉请，显属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前述证据属实，一审法院也应当从节约司法资源角度出发，判令薛秀花返还公章及营业执照，而非驳回智胜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作出的判决结果亦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智胜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磊共同辩称，不同意智胜公司的上诉请求。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与智胜公司间无保管合意，故双方之间不成立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智胜公司无权要求盈科律师事务所及王磊返还公司公章、营业执照。而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与薛秀花之间依法成立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关系，盈科律师事务所及王磊作为薛秀花的受托人代为收取智胜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属职务行为，据此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与智胜公司亦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驳回智胜公司诉请正确，智胜公司要求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归还其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薛秀花未作陈述。上诉人智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将其持有的全部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归还给智胜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磊系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17年6月20日，王磊向智胜公司出具《证照印章寄存收据》，载明：“兹收到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XXXN)营业执照、公章。特此确认。”签收人为王磊。该收据下方有智胜公司盖章。2018年6月5日12时25分，智胜公司经理王少冰向王磊(wanglei@yingkelawyer.com)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lynuk@qq.com。该邮件附件名称显示为“章照催收.pdf”，内容为《章照催收函》扫描件。催收函载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磊律师，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2017年6月16日，我司将我司证照印章暂时寄存在你处，我司经理王少冰与您办理的章照交接手续，您本人签署了收据。现我司因公司经营需要，特请您在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将寄存你处的证照印章归还我司王少冰经理处……此致！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王少冰，2018年6月4日。主送：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磊律师，抄送：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林辕总经理”。2018年7月12日，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签发盈沪律师函(2018)第858号律师函致智胜公司，并同时抄送福建省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律师函中称：“……本所律师受债权人薛秀花的委托，就贵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保管事宜，郑重向您致函：2017年6月19日，出于维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需要，贵司之代表王少冰先生将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交由本律师代为保管，待贵司之股东徐某、赵某某与债权人之债权债务纠纷解决之后归还。本律师认为，贵司与债权人关于公章及营业执照的保管约定系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现本律师郑重告知贵司：该公章及营业执照在本所律师处妥善保管，贵司不得进行挂失补办。若贵司擅自挂失补办，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2018年8月15日，智胜公司再次通过EMS向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寄发催收函，称：“……我司郑重告知你方：一、你方以薛秀花为债权人身份之托为由，哄骗我司人员将公章及营业执照交由你方保管，但我司至今尚未接到以薛秀花为原告起诉我司的任何案件，也未看到任何我司与薛秀花之间的债权债务文件，你方以薛秀花为我司债权人的理由完全是杜撰的！……我司股东徐某、赵某某被薛秀花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至法院……该案仅是薛秀花与我司股东的诉讼，与我司无任何关系，故你方无任何理由保管我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你方必须立即将我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交还我司！二、……王少冰在将公章及营业执照交给你方时，尚未签署任何‘保管约定’，但你方却称我司与债权人对于公章及营业执照存在保管约定。我司公章在你方手上，你方随时都可以与你方的所谓委托人(即债权人)盖章确定所谓保管约定。故无我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任何盖有我司公章的约定，都存在被你方造假的可能……三、我司已通过多种方式向王磊律师催讨我司公章和营业执照，但均遭王磊律师拒绝。你方非法保管我司公章期间，已对我司正常经营造成巨大不利影响及损失……综上，你所及王磊律师以非法理由保管我司公章及营业执照，在我司多次催促返还的情况下，仍拒不返还公章，已严重违反《律师法》及《刑法》的有关规定，我司再次要求你所及王磊律师立即归还我司公章及营业执照！并保留向你所及王磊律师追诉的权利。”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收到催收函后，并未将智胜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返还给智胜公司。2018年9月5日，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向盈科律师事务所下发沪静司执监-协查(2018)第74号协助调查通知书。通知书中载明，智胜公司向上海市司法局投诉王磊保管智胜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且不允许智胜公司挂失补办，要求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归还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一审另查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2018)沪0112民初18073号、(2018)沪0112民初18074号薛秀花诉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以及(2018)沪0112民初18050号薛秀花诉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年2月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薛秀花撤回对赵某某的起诉。2019年3月6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薛秀花撤回对徐某的起诉。一审审理中，一、对于本案智胜公司请求权基础，智胜公司先表示以侵权关系向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主张，后明确以保管合同关系向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主张，并称律所的营业范围并无保管公章、营业执照，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保管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没有依据。二、对于智胜公司为何向王磊交付公章、营业执照，智胜公司诉状载明的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以智胜公司股东案外人徐某、赵某某与薛秀花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由，哄骗智胜公司总经理王少冰将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交付王磊持有；智胜公司于2019年3月8日证据交换时又解释为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与徐某、赵某某有合作关系，徐某、赵某某基于信任王磊，就让智胜公司总经理王少冰将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交付王磊，系自愿交付；后2019年8月16日庭审时，智胜公司先又称是智胜公司总经理王少冰擅自将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交付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保管，之后智胜公司才确认的，后又称智胜公司债权人向智胜公司催债，智胜公司为应付外部债权人的催讨，智胜公司总经理王少冰基于对王磊的信任才将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交付王磊。三、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陈述：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系基于薛秀花的委托才收取的，而且现在已不在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处。并提供了薛秀花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谈话笔录、收据等为证。四、智胜公司提供了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以表明智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凤平因涉嫌诈骗罪于2019年2月27日依法由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以及同年3月30日，由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并羁押于新疆石河子市第一看守所。一审法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智胜公司主张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之间系保管合同关系，虽然智胜公司提供了由王磊签名的《证照印章寄存收据》，且双方均确认智胜公司已将公章、营业执照交付给王磊，但保管合同关系的成立，不能仅从“收到公章、营业执照”这一行为外观来判断，还应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保管的合意。第一，从智胜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证照印章寄存收据》仅记载了王磊收取智胜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的行为，并未约定保管营业执照和公章的由来、场所、方法、期限、保管费等可以证明存在保管合意的内容，并且智胜公司在2018年8月15日的催收函中还称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未签署任何保管约定”。第二，公章、营业执照是企业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必备物品，作为理性人的智胜公司理应知晓，但智胜公司仍将上述物品交付其所认为的不具有保管职能的律所和律师管理有违常理。对于智胜公司为何将公章、营业执照交由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保管的原因，智胜公司本案中(包括诉状)的每一次陈述或解释均有出入，甚至前后矛盾，不符合事实逻辑。第三，一审审理中，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提供了薛秀花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谈话笔录、收据等证据以证明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并非直接与智胜公司发生关系，而是受薛秀花的委托，并且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现已不在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处。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薛秀花未到庭确认上述签名，但智胜公司也并无证据推翻上述内容，结合本案证据和智胜公司前后陈述，再加上本案并无证据表明智胜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存在其他往来的事实，一审法院有合理理由相信，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所述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智胜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王磊之间对智胜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存在保管的合意，智胜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智胜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因涉案公章、营业执照归属产生的其他纠纷，智胜公司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为人民币80元，由永安智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智胜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明确基于保管合同关系向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主张权利。2019年8月16日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和询问，智胜公司坚持以保管合同纠纷为本案的案由，并表示在本案中不再以物的所有人身份向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主张公司证照返还。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充分举证。本案中，智胜公司认为其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及王磊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并坚持以保管合同关系作为其请求权基础，提出本案诉讼。因此，作为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智胜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双方的合同成立，证明双方存在建立保管合同关系的合意。根据现有证据可知，智胜公司确实曾将公章及营业执照交于王磊进行保管。但保管行为和保管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视之。本案中盈科律师事务所或王磊律师的保管行为是否意味着双方成立保管合同关系，须进一步综合审查交付原因及背景等因素予以确定。从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出具的律师函载明的内容可知，王磊认为其接收涉案印章证照的前提是基于“维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需要”，涉案印章证照交付用途是以解决薛秀花和智胜公司股东之间的债务纠纷。因此，根据该份律师函尚不能得出智胜公司和盈科律师事务所或王磊律师之间成立简单的保管合同关系，本案中智胜公司的交付行为和盈科律师事务所或王磊的保管行为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双方并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保管合意。事实上，从此后智胜公司向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发出的催收函中可以看出，智胜公司亦否认签署过任何“保管约定”，否认双方的保管合同关系，这也印证了本案双方并未成立简单的保管合同关系。综上，智胜公司关于双方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纳。智胜公司以双方存在保管合同为由，基于合同关系主张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返还印章证照，缺乏事实及合同依据，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妥。由于经过一审法院释明，智胜公司坚持仅以保管合同为本案请求权的基础，且明确表示本案中不再以物的所有人身份向盈科律师事务所和王磊主张公司证照返还，故法院无法也无需再基于物权法或公司法等其他法律规范直接判令印章证照的实际持有人向智胜公司进行返还。况且，鉴于双方合同关系不成立，目前涉案印章证照的下落已不在本案审理范围，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智胜公司可另行基于其他请求权基础进行主张。综上所述，智胜公司的上诉请求无法成立，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非易审判员  岳 菁审判员  赵 炜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杜自强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