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7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炯元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萝岗区联和街55号101、201房。法定代表人：谢有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康心，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倩君，女，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金汉，男，195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英，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金汉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炯元公司向袁金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炯元公司承担。袁金汉原审当庭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金额为51500元（5150元/月×5个月×2倍）。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金汉主张于2014年1月18日入职炯元公司，实际用工之日为2014年2月15日，月工资标准为4200元。由炯元公司财务罗倩君书写的2014年2月份工资袋记载，袁金汉的实发工资为2220元，含半个月的工资2100元及半个月的伙食补贴120元。炯元公司认为袁金汉的入职时间是2014年3月15日，双方签有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劳动合同，但炯元公司称该劳动合同的原件已被销毁，故无法提供。袁金汉曾于2018年7月5日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炯元公司支付：1.2015年3月至2018年6月30日的周六加班费46500元；2.2014年至2018年7月5日医疗费16800元；3.2014年1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社会保险费用40000元；4.2017年3月17日至2018年6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58500元；5.手术费25000元；6.2014年1月、2月少发一个月的工资及三年合同期满应付的三个月工资，每月5000元，共20000元。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12日受理该案件，并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穗开劳人仲案[2018]697号《仲裁裁决书》。后双方均不服上述劳动仲裁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编号为（2019）粤0112民初2281、2599号。袁金汉在该案庭审中陈述其第6项仲裁请求中的三年合同期满应付的三个月工资是指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劳动合同期满后的经济补偿金，并非是指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袁金汉提供了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以下简称“原劳动合同”），该合同第1页载明合同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第2页载明袁金汉的月薪工资为3500元，同时第六条“劳动纪律”规定袁金汉已仔细阅读并了解炯元公司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并同意服从炯元公司的管理，炯元公司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为本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第3页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有炯元公司的盖章及袁金汉本人的签字；第4页为附件页，是袁金汉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袁金汉称炯元公司没有向其送达过上述劳动合同的原件，该复印件是来自炯元公司在穗开萝劳人仲案字[2014]801号仲裁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经核对，袁金汉提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与炯元公司在上述仲裁案件中提交劳动合同复印件一致。炯元公司主张上述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以下简称“新劳动合同”），并提交了该劳动合同原件予以证明。新劳动合同共计4页，第1页载明合同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第2页载明袁金汉的工资构成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班费+其他，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550元（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相应调整），同时第六条“劳动纪律”规定袁金汉已仔细阅读并充分了解炯元公司依法制定的员工手册中所列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并同意将员工手册所列各项规章制度作为本合同重要组成部分，袁金汉若“请假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按旷工处理，一年累计旷工三次视为严重违纪，予以开除”；第3页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有炯元公司的盖章及袁金汉本人的签字；第4页为附件页，是袁金汉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袁金汉否认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主张炯元公司提交的所谓新劳动合同是利用原劳动合同伪造而成的，即保留原劳动合同第3页，替换掉前两页。为证明该主张，袁金汉在（2019）粤0112民初2281、2599号案件中申请对新劳动合同第1页、第2页的打印文字与第3页的打印文字是否同时打印形成以及第1页、第2页的书写文字与第3页的书写文字是否同时书写形成进行鉴定。原审法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摇珠确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为本案鉴定机构。该鉴定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中广测[2019]文鉴字第02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四页纸左上角留有多处装订孔，反映了各页纸经拆封后重新装订；第1页、第2页与第3页，两者打印文字的墨粉凝结的露白形态、墨迹散点分布，打印文字的排版布局、行基线倾斜等特征差异的总体价值反映了不是同时打印形成；两者书写字迹的笔痕、墨迹洇散、干涸等特征差异的总体价值反映了不是同时书写形成；落款甲方印文与骑缝印文的阶段性共时性特征差异的总体价值反映了不是同时盖印形成。鉴定意见书的最终意见为：1.劳动合同第1页、第2页的打印文字与第3页的打印文字不是同时打印形成；2.劳动合同第1页、第2页的书写文字与第3页的书写字迹不是同时书写形成。针对上述鉴定意见，炯元公司称2017年3月双方在续签新的劳动合同初始填写的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谢有益在第3页甲方处盖章后，要求将合同约定工资更改为最低工资标准，由罗倩君对第2页进行重新手工排版并打印装订；袁金汉随后又提出合同的起始日期应为2014年3月15日，签订日期及工资标准应与原劳动合同保持一致，后罗倩君向袁金汉解释合同上的工资标准写最低工资并不影响工资计算，最终双方达成工资标准不做改变，故罗倩君修改了合同起始日期，对第1页进行重新手工排版并打印装订；双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后，原劳动合同已经由谢有益当场销毁。袁金汉对上述过程不予认可。经原审法院比对，原劳动合同的第3页和新劳动合同的第3页无论在打印文字还是加盖公章、手写签名上均完全一致。袁金汉于2018年7月7日向手机号码136××××**52发送短信，内容是因患有肺大泡、咽炎、冠心病等多种疾病，需要长期治疗，故申请休病假一个月，病假起始日为2018年7月9日，病假期满后是否继续请假视病情再定，收信人没有回复任何信息。此外，袁金汉提交的2016年至2018年短信记录显示，其曾多次向手机号码136××××**52发送短信请休病假，均未见收信方的回复。袁金汉称上述短信的接收方为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有益，其在短信请假前已经事先与谢有益进行电话沟通，经其口头批准后再通过短信形式保留请假记录，7月7日的病假已于前一日与谢有益说明了情况，并按照谢有益的要求委托他人递交了请假条。炯元公司在原审庭审中承认手机号码136××××**52的持有人是谢有益，但表示没有收到袁金汉的请假条，也没有批准袁金汉的病假申请。炯元公司于2018年8月8日召开会议，袁金汉、谢有益、罗倩君等人均有参与。罗倩君在会议上询问袁金汉“你还做不做”，袁金汉回复“我现在不是请了病假嘛”，罗倩君问“差不多到期，请假单呢”，袁金汉称“早就给会长了”，谢有益表示“没有收到请假条，请假要先打招呼”。2018年8月9日，炯元公司发布公告称袁金汉无故旷工超过三天构成严重违纪，依据员工手册相关规定将其辞退。同日，炯元公司将该公告邮寄给袁金汉，袁金汉自述于2018年8月13日签收该邮件。生效日期为2013年5月1日的《员工手册》第五章“员工考勤、请假、辞职管理规章”规定，员工未能依时上班必须事先请假，请假需填写请假条，否则以旷工论处；请假条一式二份，一份交公司计算考勤，另一份由员工保存；员工无故不上班或无正当理由请假未批准者以旷工论处，连续旷工二天者，视为严重违纪可以开除；员工请假，未经批准视为旷工，一年累计旷工3次视为严重违纪。为证明《员工手册》经过了民主程序制定，炯元公司提交了会议签到及记录表，上面参加人员为谢有益、蔡国强、罗倩君，但炯元公司自认蔡国强并非其员工。袁金汉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上述《员工手册》，而炯元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员工手册》已经向袁金汉送达或告知。双方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及时间存在争议。炯元公司主张袁金汉提起穗开劳人仲案[2018]697号仲裁案件时所主张的“三年合同期满应付的三个月工资”是指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应当视为袁金汉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故双方的劳动关系自袁金汉申请上述劳动仲裁之日起解除。袁金汉则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应自其收到炯元公司的解雇公告之日起解除。袁金汉最后工作至2018年7月9日。经袁金汉签名确认的2017年7月至9月、12月至2018年3月、5月至6月工资条显示，应发工资由基本工资4500元+工作补贴260元+伙食补贴240元+住房补贴150元四部分构成，合计5150元/月。上述工资条列明了每月在职天数，同时标注劳动节、国庆节休息视为上班。炯元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显示，袁金汉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的应发工资为5000元/月，实发工资为5000元/月；自2017年8月起应发工资调整为5150元/月，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的实发工资为5150元/月；2018年7月因代交社保、请假/缺勤分别被扣减工资380.34元、3962元，实发工资808元。袁金汉对《工资表》中的实发金额予以确认。炯元公司为袁金汉缴纳了2018年7月份的社会保险。双方发生争议，袁金汉于2018年8月22日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炯元公司支付：1.2014年至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3793元；2.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5000元；3.2018年7月至8月医疗费1327元；4.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8日请病假一个月的工资5000元。2019年2月14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劳人仲案[2018]99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炯元公司向袁金汉支付2017年度未休年假工资2367.81元；2.炯元公司向袁金汉支付2018年7月至8月医疗费435.62元；3.炯元公司向袁金汉支付2018年7月9日至8月9日期间病假工资386.21元；4.驳回袁金汉其它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认定袁金汉在2018年7月9日至8月9日期间只有8月1日、8月6日至8月9日5天系按照医嘱休病假，并按照广州市2018年度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的80%支付了上述5天工资，其余天数工资未予支持。袁金汉于2019年3月7日收到上述裁决书。袁金汉不服仲裁裁决，于2019年3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上述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炯元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表示未就该仲裁裁决向有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之诉。上述事实有薪资袋、工资条、工资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公告、短信截图、谈话录音及文字说明、中广测[2019]文鉴字第02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仲裁申请书，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开劳人仲案[2018]697号《仲裁裁决书》、穗开劳人仲案[2018]990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原审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鉴于袁金汉未就仲裁裁决的2017年度未休年假工资2367.81元、2018年7月至8月医疗费435.62元以及2018年7月9日至8月9日期间病假工资386.21元提起诉讼，且炯元公司亦未就仲裁裁决提起申请撤销之诉，原审法院视为双方同意劳动仲裁的裁决结果，故炯元公司应向袁金汉支付上述三项款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炯元公司是否需要向袁金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原审法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关于袁金汉的入职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本案中，炯元公司未能提供相关入职登记资料、职工名册等证据证明袁金汉的入职时间，其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反，2014年2月份工资袋反映炯元公司向袁金汉发放了半个月工资。由此，原审法院结合袁金汉自述的实际用工之日，认定袁金汉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2月15日。第二，关于炯元公司提交的新劳动合同的效力。新劳动合同经鉴定发现各页纸是经拆封后重新装订的，第1页、第2页与第3页无论在打印文字还是书写字迹上都不是同时形成的，落款印文与骑缝印文也并非同时盖印形成。同时，经原审法院比对，炯元公司在穗开萝劳人仲案字[2014]801号仲裁案件中提交的原劳动合同复印件的第3页和新劳动合同的第3页无论在打印文字还是加盖公章、手写签名上均完全一致。而炯元公司一方面称原劳动合同的原件已经销毁，至始至终从未提交原劳动合同的原件；另一方面则主张新劳动合同是在2017年3月签订的，但落款写的却是2014年4月15日，其对此的解释与一般人的正常逻辑和思维严重不符。由此，原审法院认定炯元公司提交的新劳动合同是在原劳动合同的基础上变造了第1页和第2页得出的，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并据此认定原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从2017年3月16日开始未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自2018年3月16日起视为双方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新劳动合同中的约定对袁金汉亦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三，关于炯元公司《员工手册》的效力。炯元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员工手册》已经向袁金汉公示或者告知，也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袁金汉知悉上述制度的内容，炯元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炯元公司的《员工手册》对袁金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的依据。第四，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袁金汉于2018年7月5日提起穗开劳人仲案[2018]697号劳动仲裁案件时递交的仲裁申请书显示，其要求炯元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是指原劳动合同期满后的经济补偿金，并未提及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结合袁金汉在2018年7月7日短信请假、7月9日前仍有出勤以及炯元公司在8月8日询问袁金汉缺勤原因等事实，足以证明袁金汉在2018年7月5日申请劳动仲裁时并无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由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因炯元公司于2018年8月9日向袁金汉发出辞退公告而解除，解除理由是袁金汉无故旷工超过三天。第五，关于炯元公司与袁金汉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袁金汉就休病假问题向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有益发送了短信，并委托他人提交请假条，同时明确了休病假的起始时间，虽然谢有益没有回复短信内容但也未对袁金汉的申请提出异议。考虑到袁金汉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曾多次以短信方式向谢有益请假，谢有益均没有明确表态不同意其申请，故袁金汉认为其休病假的申请已经获得公司批准符合正常逻辑。此外，袁金汉从2018年7月9日后没有上班，至炯元公司与袁金汉召开会议的2018年8月8日，其间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炯元公司曾催促袁金汉返回公司上班，由此也可以反映炯元公司同意了袁金汉的病假申请。现炯元公司以袁金汉未经公司批准为由不同意其休假，进而认为袁金汉存在旷工行为而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又未能提供有效的规章制度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炯元公司与袁金汉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属违法解除，炯元公司应向袁金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第六，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计算方式及金额。炯元公司在2018年8月9日提出解除，故应以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作为计算袁金汉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的期间。袁金汉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的应发工资均为5150元/月；2018年7月袁金汉是因自身原因申请休病假而导致工资减少，该月的工资也应纳入平均工资的计算，其中7月1日至9日的工资应为1420.69元（5150元/月÷21.75天×6天），且仲裁裁决对7月9日之后的工资未予支持。由此，袁金汉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为4839.22元[（5150元/月×11个月+1420.69元）÷12个月]。炯元公司应根据袁金汉在其处的工作年限，向袁金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3552.98元（4839.22元/月×4.5个月×2倍）。袁金汉请求过高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袁金汉支付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367.81元；二、被告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袁金汉支付2018年7月至8月医疗费435.62元；三、被告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袁金汉支付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9日期间病假工资386.21元；四、被告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袁金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3552.98元；五、驳回原告袁金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负担。判后，炯元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炯元公司无需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367.81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炯元公司无需支付2018年7月至8月医疗费435.62元；3.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炯元公司无需支付2018年7月9日到2018元8月9日期间病假工资386.21元；4.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炯元公司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3552.98元。主要上诉理由：一、袁金汉每年春节期间与农忙时每次休假超过十五天，公司未扣其工资，因此其主张未休年休假没有事实依据。二、2018年7月5日，袁金汉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明确要求炯元公司向其支付劳动合同期满一年一个月经济补偿金，是通过仲裁的形式向炯元公司提出劳动关系终止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原审法院认为不是解除劳动关系请求，违反公正审判精神。三、袁金汉通过仲裁的形式提出终止劳动关系，其对2018年7月5日后的病假工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认定袁金汉从2018年7月9日起请假成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袁金汉主张2018年7月9日请假，其提交的证据是手机请假信息，未见炯元公司批准信息，显然其请假未经批准。况且一个员工于2018年7月5日提出劳动争议仲裁，同年7月9日提出请假也不符合常理。手机信息属于电子证据，袁金汉并未公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手机信息的真实性，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袁金汉请假成立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五、原审对炯元公司提交的新劳动合同认定无效，纯属主观臆断。六、原审认为炯元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员工手册》项下管理制度已向袁金汉公示或送达，显然事实认定错误。七、炯元公司已经支付了袁金汉2017年带薪年休假的工资。八、炯元公司与袁金汉在区街道办的调解录音是未经炯元公司同意私自录取，属于非法证据。该录音内容不能反映炯元公司同意袁金汉请假。九、炯元公司已经通过车间公示公司制度，另外在袁金汉入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2017年续签的劳动合同也告知了公司制度，袁金汉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袁金汉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炯元公司的第1-3项上诉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案一审案件系袁金汉针对穗开劳人仲案[2018]990号仲裁裁决书提起起诉，上述仲裁为终局裁决，炯元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未就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之诉，应视为炯元公司同意劳动仲裁的结果。故一审判决第一至三项属于对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的确认，炯元公司无权针对该三项内容提起上诉。二、炯元公司于2018年8月9日作出通告解除与袁金汉劳动关系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其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袁金汉第一次提起劳动仲裁时并未明确解除劳动关系的诉求，也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且炯元公司在2018年8月9日作出解除公告时应当已经收到袁金汉2018年7月5日申请立案的材料，若其认为袁金汉的仲裁申请书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与其2018年8月9日作出解除公告的行为明显自相矛盾。2、袁金汉的请假事实有请假条、请假短信以及2018年8月8日的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8日期间，炯元公司亦未催告袁金汉回岗位上班，亦可推定炯元公司批准袁金汉请假的事实。因此，袁金汉不存在旷工的事实，炯元公司明显属于利用谢有益当时并未回复请假短信的情况狡辩未批准袁金汉的请假申请，而恶意解除与袁金汉的劳动关系。3、双方发生争议前仅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一审法院经过鉴定认定炯元公司仲裁时提交的新劳动合同为利用原劳动合同伪造而成，查明事实清楚。炯元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并未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原劳动合同中亦无关于连续旷工三天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约定，故炯元公司以袁金汉连续旷工三天解除劳动关系没有规章制度依据，其解除行为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炯元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称：袁金汉有向谢有益发送短信，但谢有益一直没有发现该短信，我方是直到仲裁才知道有该短信。本院认为：袁金汉与炯元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开劳人仲案[2018]990号《仲裁裁决书》为终局裁决，裁决后，炯元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袁金汉亦未对仲裁裁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提起诉讼，视为双方服从仲裁裁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原审法院对上述三项裁决予以确认，判决炯元公司向袁金汉支付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367.81元、2018年7月至8月医疗费435.62元、2018年7月9日至8月9日期间病假工资386.2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炯元公司上诉主张无需支付上述款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炯元公司提交的新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的效力问题。炯元公司虽上诉称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但本院审理期间，并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炯元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结合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中广测[2019]文鉴字第02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该劳动合同是炯元公司变造而来，对袁金汉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关于炯元公司《员工手册》的效力问题。如上所述，本院认定炯元公司提交的新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对袁金汉不发生法律效力，故炯元公司主张根据该劳动合同内容可以认定其已向袁金汉送达或者公示《员工手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内容不足以证明炯元公司已将涉案《员工手册》向袁金汉公示或者送达，炯元公司主张根据该劳动合同内容可以认定其已向袁金汉送达《员工手册》，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炯元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袁金汉公示或者送达涉案《员工手册》，袁金汉亦表示从未收到或查看该《员工手册》，原审法院认定炯元公司的《员工手册》对袁金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袁金汉一审提交的袁金汉与炯元公司在街道办的调解录音是否属非法证据的问题。袁金汉对该录音证据的取得并未侵害当事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且与案件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原审法院对该录音证据予以采纳，并无不当。炯元公司主张该录音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问题。结合袁金汉在2018年7月7日短信请假、7月9日前仍有出勤以及炯元公司在8月8日调解会议上询问袁金汉缺勤原因、2018年8月9日向袁金汉发出辞退公告等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袁金汉在2018年7月5日申请劳动仲裁时并无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因炯元公司于2018年8月9日向袁金汉发出辞退公告而解除，解除理由为袁金汉无故旷工超过三天，理由阐述充分，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袁金汉在穗开劳人仲案[2018]697号案中请求公司支付“三年合同期满应付的三个月工资”，但并未提及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且在2018年7月5日申请仲裁后，仍继续上班至7月9日，并申请休病假，可见，袁金汉在炯元公司于8月9日向其发出辞退公告前未单方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炯元公司主张袁金汉通过申请仲裁的形式提出劳动关系终止并要求炯元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旷工问题。首先，袁金汉主张其委托案外人向炯元公司提交了请假条，为此在一审提供了录音及书面文字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炯元公司虽主张未收到袁金汉提交的请假条，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袁金汉就休病假问题向炯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有益发送了短信，虽然谢有益没有回复短信，但也未对袁金汉的申请提出异议。反观袁金汉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曾多次以短信方式向谢有益请假，谢有益均没有回复，但事后也未视其为旷工，故袁金汉认为其休病假的申请已经获得公司批准符合双方请假习惯。炯元公司主张袁金汉提交的该短信属于未经公证的电子信息不应采纳，但其在二审庭审中确认谢有益有收到该短信，故炯元公司该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炯元公司主张谢有益直到仲裁时才知道该短信，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再次，袁金汉从2018年7月9日后没有上班，至2018年8月8日炯元公司与袁金汉召开会议，其间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炯元公司曾催促袁金汉返回公司上班，由此也可以反映炯元公司同意了袁金汉的病假申请。综上，炯元公司主张袁金汉无故旷工超过三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炯元公司以袁金汉无故旷工超过三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认定炯元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炯元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3552.9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炯元公司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炯元饮用水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