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6935号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徐波，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被告：李丽花，女，198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东，广东广信君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琳，广东广信君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诗礼与被告徐波、李丽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被告徐波提起反诉，本院决定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尹琪独任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芳，被告（反诉原告）徐波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诗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刘诗礼与徐波于2018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徐波向刘诗礼退还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计算，从2018年7月24日开始计算至偿清时为止）；3.李丽花向刘诗礼退还转让款130000元及利息（以130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15%从2018年11月19日开始计算至偿清时为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波、李丽花承担。事实与理由：刘诗礼与徐波于2018年7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波将其所持有广州天玺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玺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刘诗礼，作价40万元，并保证对该股权拥有充分处分权，同时约定了款项支付及变更登记等事宜。协议签订后，刘诗礼向徐波指定账号（其中一个账户是徐波的，另外一个账户是李丽花的）共计转账33万元。后来刘诗礼才知道天玺公司根本不存在，徐波也不可能持有天玺公司的股份，刘诗礼从徐波处受让股权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刘诗礼多次要求徐波和李丽花退还款项，徐波、李丽花均置之不理，刘诗礼无奈提起诉讼。徐波、李丽花共同辩称，刘诗礼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天玺公司客观存在，后来经过历次名称变更，变成了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刘诗礼称天玺公司根本不存在的说法不属实，事实上原被告之间认识，根本不存在刘诗礼受让一个不存在的公司，否则构成诈骗。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刘诗礼从来没有提出天玺公司不存在。2.徐波只收到刘诗礼支付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刘诗礼向李丽花支付的28万元，并不是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为40万元，如果28万元也是股权转让款，则刘诗礼向徐波支付48万元股权转让款，明显不合常理。事实上28万元是刘诗礼与徐波之间进行的与本案无关的民事合同，后来徐波还了15万元给刘诗礼，现仅剩13万元，作为双方间合作的案外公司。刘诗礼向法院主张的第三项诉请与本案无关。3.双方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刘诗礼部分履行，构成违约，作为违约方无权解除合同，相反，由于刘诗礼在受让股权后仅是公司小股东，双方间无需担心因一时纠纷影响公司正常运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有继续履行的基础。徐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刘诗礼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20万元为基数，按照LPR标准，从2018年7月9日起计至刘诗礼付清之日止）；2.全部诉讼费用由刘诗礼负担。事实与理由：徐波与刘诗礼此前系朋友关系，刘诗礼对徐波创办并由其妻子代持的天玺公司情况非常了解。之后刘诗礼提出入，双方于2018年7月6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刘诗礼受让徐波持有的15%股份，作价40万元。然而，刘诗礼仅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至今未支付。由于争议双方还在合作经营其他实体，所以徐波并未对刘诗礼诉诸法律。另，天玺公司的名称已变更为“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徐波认为，争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刘诗礼对徐波与李丽花之间的夫妻关系以及由李丽花代持徐波的股份是知情的，对公司的名称变更也是知悉的，其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出天玺公司不存在，所以解除协议的说辞让人十分突兀，无法接受。虽然刘诗礼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但协议仍有继续履行的基础和可能，徐波及名义持股人均同意刘诗礼付清股权转让款后将该公司15%股份转让给刘诗礼，故刘诗礼仍有义务付清余款。刘诗礼辩称，不同意徐波的反诉请求，请求依法予以驳回。1.刘诗礼不存在拖欠徐波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刘诗礼总计向徐波支付48万，后徐波退还15万，这说明双方已合意将股权转让款数额变更为33万元。如刘诗礼没有交齐股权转让款，徐波在收到48万款项后，不可能向刘诗礼退还15万元，与常理不符。且截至徐波提起反诉，徐波从未向刘诗礼主张，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特别是在2018年12月18日进行工商注册变更时，徐波也未向刘诗礼催收款项，这不合理，也足以说明刘诗礼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2.根据我方提交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内容显示，在签订协议时，即2018年度，徐波根本不是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最近一次股东变更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徐波提起反诉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明显是徐波为了应付本次诉讼而作的变更。至于李丽花出具的股权代持说明书，不具有可信度，徐波、李丽花为夫妻关系，且李丽花是本案被告，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3.据刘诗礼了解，徐波、李丽花未实际经营公司，也没有将款项用于公司运营发展，在信用报告里，未体现任何徐波提到的公司员工信息，而且刘诗礼将款项挪作他用，用于购买私人房产以及从事其他非法活动，这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相背离。4.刘诗礼受让徐波股权是为了获得企业发展带来的利益，但徐波、李丽花的实际行为跟刘诗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目的相背离，无论天玺公司存在与否，刘诗礼受让股权目的都无法实现。刘诗礼收到徐波的反诉状后通过企业信用系统查询，无法查询到该公司名称变更情况，再次核实天玺公司根本不存在。即使公司名称变更，徐波亦从未告知刘诗礼公司名称变更、股东等信息。根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特点，因徐波的种种行为，刘诗礼已不再信任徐波，强行合作下去，形成公司僵局，为避免更大损失，刘诗礼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股权转让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天玺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30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勇，现登记的名称为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李丽花、徐波、丁*勇，其中李丽花持股80%、徐波持股15%、丁*勇持股5%。徐波提交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天玺公司的名称变更情况为：1.2018年10月19日，公司名称经核准后由“广州天玺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好运韵聚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2018年11月16日，公司名称由“广州好运韵聚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有限公司”。天玺公司的变更信息显示：1.2020年5月14日，股东由李丽花变更为丁*勇，董事、经理由徐波变更为丁*勇；2.2020年5月26日，股东由丁*勇变更为徐波、丁*勇、李丽花。2018年7月6日，刘诗礼作为甲方与徐波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自己所持有的天玺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刘诗礼，作价40万元，甲方保证对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充分处分权，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应在协议转让二日内将股权转让金汇入甲方指定账号。甲方承诺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变更股权转让工商注册登记。本次股权转让过程所发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公司在股权转让前产生的任何债务及违规事项由甲方承担。本协议双方任何一方违约约定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签订后，刘诗礼通过银行转账于2018年7月17日、7月24日向徐波各支付10万元，于2018年11月8日、11月9日向李丽花支付15万元和13万元。李丽花于2018年11月30日向刘诗礼转账15万元。庭审中，刘诗礼确认其系按照徐波的指示向李丽花银行账户转账。刘诗礼与徐波、李丽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8年11月8日，徐波向刘诗礼发送微信“你让黄总再想办法解决20万元吧，月底前还你们……今天钱要到位，明天早上去办手续，加上你的10万元，30万元就可以了……”,刘诗礼向徐波发送其向李丽花的上述两笔转款的交易截图，并告知徐波已转28万元；2.2018年11月18日，刘诗礼向徐波发送微信“徐总，月底帮我把28W搞定一下，月底前我要还高利贷”，徐波回复好的；3.2018年11月9日，李丽花向刘诗礼发送微信“刘总，你放心吧，月底高利贷那部分一定给你打过去……”；4.2018年11月30日，李丽花向刘诗礼发送其于2018年11月30日向刘诗礼转账15万元的交易截图并发送微信“刘总，给你转了15万过去了，请查收……”,刘诗礼回复“收到”。刘诗礼认为其向李丽花转账合计28万元系因为徐波去惠州购买房子，资金不够，要求刘诗礼寻找另外的投资方，后刘诗礼凑齐28万元转账给李丽花，徐波在收到其他投资方的投资后向刘诗礼偿还15万元，剩余13万元，双方默认作为刘诗礼的股权转让款。徐波、李丽花认为该28万元与股权转让款无关，系李丽花购房向刘诗礼的借款。徐波、李丽花为夫妻关系。徐波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其为天玺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但其持有的股权由其妻子李丽花代为持有。为此，徐波提交了李丽花于2020年5月28日出具的《股权代持说明书》，李丽花在该说明书中称“2018年初徐波打算创办天玺公司，由李丽花代徐波持有公司100%的股权，李丽花同意徐波创办天玺公司，故将李丽花的身份证交给徐波用于办理公司注册登记，但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均由徐波担任，公司也是徐波进行决策”。庭审中，刘诗礼陈述其不知晓徐波、李丽花为夫妻关系，亦不知晓天玺公司的股东情况，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刘诗礼资金紧张，加之双方为朋友关系，徐波亦未要求刘诗礼按照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刘诗礼未按协议履行。庭后，徐波补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诗礼实际参与了天玺公司的产品设计和日常经营活动。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反映刘诗礼实际参与了天玺公司的经营。诉讼中，刘诗礼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徐波、李丽花价值519840元的财产，并提供相应担保。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20）粤0114民初6935号民事裁定对该申请予以准许，依法冻结徐波、李丽花的银行存款519840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本院认为，刘诗礼与徐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诗礼共向徐波支付20万元，向李丽花的账户支付28万元，双方均确认向徐波支付的20万元为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本院予以确认。刘诗礼虽主张向李丽花支付的28万元，在李丽花偿还15万元后，剩下的13万元，双方默认作为刘诗礼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从刘诗礼与徐波、李丽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该笔款项在支付时双方约定为借款，并无证据显示双方对剩余的13万元款项性质进行过约定或变更，故刘诗礼主张该部分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刘诗礼在合同签订后共向徐波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且支付的时间均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构成违约。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徐波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至今徐波未将刘诗礼登记为天玺公司的股东，徐波亦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波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告知刘诗礼天玺公司的登记股东情况，为双方的分歧埋下隐患。现双方均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而刘诗礼签订合同受让股权的目的系经营天玺公司从而获取利益，但公司的经营需要各股东的共同努力，现刘诗礼、徐波出现分歧，在此情况下，难以继续共同努力推进天玺公司的发展，刘诗礼签订合同的目的亦难以实现，继续履行合同，不利于天玺公司的经营，对各股东亦不利，故刘诗礼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徐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该继续履行并要求刘诗礼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刘诗礼向徐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现《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徐波应向刘诗礼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李丽花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本案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刘诗礼向李丽花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故刘诗礼要求李丽花返还股权转让款13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刘诗礼存在违约行为，对于刘诗礼的利息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与被告（反诉原告）徐波于2018年7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被告（反诉原告）徐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波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500元、保全费3119.2元，合计11619.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诗礼负担4577.3元，被告（反诉原告）徐波负担704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5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波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骆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