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0民初21878号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法定代表人：花松，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英，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勇，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黄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頔，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孙奇，男。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英、金勇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頔、樊孙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92,320元，并给付原告该笔货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起开始合作，由被告向原告采购保安服。2017年9月起，被告向原告陆续采购了春冬季作训服、大衣、鞋帽、反光背心、腰带、雨衣、棉手套等特保服装，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通过电话及微信方式订货，具体结算按照被告每次订货品种、数量及原告报价为准。期间，原告在接到被告每次订单后，均及时保质保量安排生产，并通过快递和上门配送等方式向被告交付当次订货。但自2017年9月起至2018年1月21日止，被告拖欠原告货款总计492,320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遂诉至本院。被告辩称，认可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确认收到黑色多功能大衣150件、特保大衣262件、长衬180件、12式春秋服40套、12式春秋裤20条、腰带350条、特保帽子150个、12式帽子200个、特保鞋子250双、冬季作训服120套、胸章500个、春秋作训服250套、印肩章200个、冬季防滑手套250个、领带100根，未收到其余货物，以上货物对应的订单亦无法核实，即便系被告工作人员也无收货权限，对被告工作人员**勇的签收予以确认，殷飞并非被告工作人员，故对其签字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亦从未以快递方式收货。因双方对上述货物价格未达一致，故被告不认可原告所欠述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自2014年7月起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被告向原告购置保安服饰。2019年9月21日，被告工作人员孙瑞雪添加原告工作人员花松微信表示欲订购服装，双方买卖经过按订单日期顺序如下：1、2019年9月21日，被告询问原告：“这次我们要190套特保服……花总能麻烦给我个最新报价和交货期么……之前是王文毅负责采购，现在这块工作交由我来处理。以后麻烦花总了……”。次日，被告向原告发送报价单两份，其中名为《2015式上海特保作训服装指导价》的报价单中明确春秋作训服每套270元、冬季作训服每套290元、12式春秋服每套148元、长袖衬衫每件53元、帽子(含帽徽)每顶23元、硬肩每件4元、领带每条7元、短袖衬衫每件50元、夏季衬衫每套45元、胸章每套4元、冬装每套250元、多功能大衣每套200元；另一份报价单系原告手写制作，内容为：“长袖衬衫(含标志)85元/件，短袖衬衫(含标志)80元/件、夏裤(含标志)75元/条、春秋服(含标志)235元/套”。被告遂回复“我订190套的话，什么时候能交货……节前是否能安排40套，节后再补齐”，原告回复“节后第一天交货”，被告确认收货地址为“送到肺科医院……二号楼地下车库，海阳集团仓库……”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上述聊天记录中的“特保服”即为冬季作训服。2017年9月28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政民路XXX号XXX号楼地下车库肺科医院”寄送衣物两箱，收件人杨晓君，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9月30日签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特保冬季作训服40套”。2017年10月10日，被告通过微信询问原告“花总……我们剩下的150套服装什么时候能到”。2017年10月16日，被告再次询问原告“花总，服装大概什么时候送到……快递地址：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都送到这里，今天的也送到这里……曹师傅，联系电话XXXXXXXXXXX……”，当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寄送服装5箱，该快递无签收记录。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特保冬季作训服150套-退回17套=133套”。次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花总，今天又来了40套……但是一共140套，还缺50套诶”，原告回复“应该还没到，货是昨天一起发出来的……货到了吗……”，被告回复“好像仓库还没通知……”。审理中，原告自认该批货物共计退货17件。2、2017年10月16日，被告再次询问原告“还有银行的保安服有么，我们之前采购过的”，后又向被告发送明细，再次明确预定中国银行保安冬装套装40件，长袖衬衫130件、帽徽30个、领带20条。并就中国银行保安服装报价“春秋服260元，长衬55元、短衬50元、夏裤60元”。2017年10月18日，被告就中国银行保安服装款式变更要求：“那就春秋装，不要冬装了……就我上次给你的几个清单，冬装改春秋装好了”,同时被告就2017年9月的冬季作训服订单中70套服装提出更换尺码的要求。2017年10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上次订的银行的春秋装什么时候能送”。2017年10月25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黄兴体育公园内)”寄送衣物两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0月26日签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中国银行春秋服40套、长袖衬衫(白)130件、帽徽30个、领带20条。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帽徽价格为每个2.5元、领带价格为每条5元。3、2017年10月24日，被告发送明细要求订购上海特保春秋装180套，地址“还是都发到肺科医院”。次日，原告再次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黄兴体育公园内)”寄送衣物五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0月26日签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上海特保作训服115套，冬季作训服18套(调换)”。2017年10月29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寄送衣物五箱，收件人为曹师傅，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0月30日签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特保作训服65套，特保冬装52套(调换)”。4、2017年10月31日，被告先向原告询问“……还有我今天还需要定一部分春秋装……190/30套……”，原告表示“好的，特保春秋装”，被告表示“对的……普保报价。花总也给我一下。我要定一些普保的备货”，后被告向原告发送“2017年11月保安物料申购”，明确增购长袖衬衫180件、普保春秋装40件、长裤60件、帽子200顶、肩章200个、领带100条、胸贴200个。原告遂报价“春秋服148元、长衬53元、帽子(含帽徽)23元、硬肩4元、领带7元、短衬50元、夏裤45元、胸章4元、冬装250元、多功能大衣200元”，被告询问“普保春秋装是一套的吧……长裤另外还要的……”，原告回复“长裤是春秋裤还是夏裤？”，被告解释“春秋”。2017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送货，被告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12式长衬180件、12式春秋服上衣40件、12式春秋服裤子60条、12式帽子200顶、硬肩章200付，领带100根、胸章200只。此外，原告自述该批货物还包括帽徽200个，但被告否认未收到相应帽徽。双方一致确认帽徽单价为2.5元、认可春秋裤按照报价中的夏裤价格每条45元结算。5、2017年11月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订购“特保大衣170/10件175/50件180/50件185/30件190/10件”，原告回复“好的”。2017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送货，被告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特保多功能大衣150件。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特保大衣为每件190元。6、2017年11月9日，被告表示“那我们要定做一些海阳保安的胸贴……”，后原告向被告发送报价表，表示胸贴价格为4元一个，被告明确订购“300个”。同日，原告表示需要“175/25套，180/15套、185/15套，春秋装特保服，急需……这些有现货能发么……”，原告表示“我看一下，周一发货……有多少发多少今天还有周一发”，被告询问“大概今天能发多少”，原告回复“大概20套，还有上次订的190三十套今天一起发过来，春秋装”；被告询问“特保服腰带是另外订的？……那腰带怎么订。你们这里能订么。”原告回复“可以订的，一个人一根……26一根”，被告遂回复“100”，原告表示“可以，今天跟春秋装一起发”。当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黄兴体育公园内”寄送衣物四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1月10日签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上海特保春秋服54套，特保腰带100根”。2017年11月22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海阳集团”寄送胸章1箱，收件人为**勇，联系电话XXXXXXXXXXX，该快递于2017年11月23日签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胸章300个”。7、2017年12月4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可以先帮我订胸贴。印海阳保安样式的。……胸贴要500套……”，原告回复“好的”。(送货情况见订单10)8、2017年12月18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复旦特保服装采购”，明确订购新款特保春秋装400件(每件270元)、特保大衣230件(每件190元)、夏季战术靴250双(每双110元)、腰带250根(每根23元)、胸贴300只(每只4元)、春秋作训帽(含帽徽)250顶(每顶28元)、冬季防滑棉手套250副(每副22元)，并补充“这批发货的话，送到总部，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在该笔订单履行过程中，双方合意调换新款特保春秋装120件为特保冬装120件，价格仍为270元每件。(送货情况见订单9)9、2017年12月20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清单，明确订购新款特保春秋装145件(每件270元)、特保大衣62件(每件190元)、夏季战术靴53双(每双110元)、腰带100根(每根23元)，并询问原告“……花总，可以先送一批么……”，原告回复“来不及啊，月底一起……”，2017年月26日，原告询问被告“明天的货送达哪里”，被告陈述“政肃路210弄，复旦邯郸南小区”，并发送图片一份，注明上海海阳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马亚东，联系电话XXXXXXXXXXX。2017年12月27日，原告向被告送货，被告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单号XXXXXXX)上签字确认收到冬季作训服120件、春季作训服29件、特保大衣230件、特保鞋子250双、腰带250条、胸章300只、春秋作训帽250只、冬季防滑棉手套250副，在送货单(单号161051)上签字确认收到特保大衣62件、特保鞋子53件、腰带100根。2018年1月2日，原告向被告送货，殷飞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春秋作训服256件、140件。10、2017年12月27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询问“花总……雨衣是什么款式的……下面这款吧送到复旦，100套”，原告回复“好的”，被告随后询问“您这里反光背心有么……多少钱……”，原告回复“反光背心48一件”，被告遂表示“200件吧”，原告承诺“好的”。后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政肃路210弄复旦邯郸南校区寄送衣物两箱，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存根显示该批货物内容为“反光背心200件、胸章500只”，该快递无签收记录。11、2018年1月8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表示“大衣，我还要100套”，原告承诺“好的，谢谢”。次日，原告询问“还有多功能衣服寄哪里……”，被告陈述“多功能衣服？？”，原告解释“特保大衣，你昨天报的”，被告表示“哦哦，特保大衣到肺院”。2018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送货，殷飞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黑多功能大衣100件。12、2018年1月26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表示“花总，我们这里还要150顶帽子……带帽徽的……”2018年1月31日，原告向被告送货，被告方工作人员**勇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特保帽子150顶。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帽子价格为每顶28元。另查明，1、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殷飞的社保缴费单位为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2、就2017年10月24日、10月31日及11月9日订单中所涉特保春秋装，原告同意按照每件235元结算；3、2018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对账单，要求被告支付货款482,620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2018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提供开票信息，原告向被告陆续开具了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审理中，双方确认被告收到上述发票后已将发票退还给原告，且双方应当履行先开票再付款的结算流程；4、被告自认其实际经营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XXX号。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模式，被告通过微信下单后原告履行报价义务，双方据此达成订购货品及相应价格的合意，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已经依法成立，合意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根据原告的交货种类、数量及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对各份订单及履行情况认定如下：针对订单1，原、被告已就订单的种类、数量、价格均达成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然原告未能提供2017年10月16日快递的签收情况，本院该份快递中货物的送达情况不予确认，但考虑到被告已经在微信中自认收到140套，扣除原告确认的退货17套，故该份订单的实际交货数量可按123套计算，被告应付货款为23,370元；针对订单2、4，双方在微信中明确的订单内容包括货物种类、数量，并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补充对除特保春秋服外的其余服装价格达成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就特保春秋装，双方订货时虽未就金额达成一致，考虑到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往来，故可参考2017年9月22日原告自书报价予以认定，本院对于两份订单的内容及货品价格予以确认。原告于2017年10月25日、11月9日寄送的快递，系根据被告指示向其营业地址和收货人交付，现两份快递已经显示签收，且被告在后续微信聊天记录中未对收货情况提出异议，可以推定原告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交货义务，综合被告认可的**勇签收的送货单内容，本院认定被告就订单3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7,725元，就订单4应向原告支付货款29,810元；针对订单3、6，考虑到原告已于2017年9月22日就特保春秋服报价的事实，被告主观上对订购货品价格处于明知状态，且两份订单下单时与先前报价时间间隔较短，被告订购货品时未予询价符合常理，现原告认可按其手书报价每件235元计算，可予以支持。原告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10月29日及11月9日、22日四次根据被告告知的营业地址寄送快递，均已被签收，被告在其后的聊天中亦未对收货情况提出任何异议，应当对于原告的交货事实予以认定，故被告应就订单3向原告支付货款42,300元，就订单6向原告支付货款9,440元；针对订单5、12，原、被告对订单内容及货物价格均无异议，被告亦认可收货事实，故被告就订单5的应付货款为28,500元，就订单12的应付货款为4,200元；针对订单8、9，被告分别于2017年12月18日、12月20日向原告发送订货明细，在明确货物种类及数量的同时，主动标注了其确认的货品购置价格，该价格与双方此前订单价格基本一致，故被告应按明细中载明的价格支付相应货款。庭审中，双方确认调换新款特保春秋装120件为特保冬装120件、且价格不变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送货情况，原告曾于2017年12月27日送货上门，被告对相应收货事实均予以认可；此外，原告于2018年1月2日送货上门，系殷飞签收，关于该人身份，被告虽在庭审中抗辩否认系其员工，但根据其社保缴费记录，殷飞确系被告工作人员，被告在聊天中既未向原告提及收货权限事宜、也未就收货情况提出异议，在本案中亦未就此提交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故本院对于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并对其签名的送货单予以确认。经审核，被告应就订单8承担支付货款198,650元的义务，就订单9承担支付货款59,060元的义务；针对订单7、10，原告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下单订货的事实，但未能举证证明相应快递签收事实，本院对原告交货事实不予确认，并驳回原告就此主张货款的诉讼请求；针对订单11，本院对被告通过微信订购多功能大衣100件的事实予以确认，虽然被告当时并未询价，但考虑到双方近期有订购同款衣物的记录，且原告也多次向被告进行报价的事实，本院对原告对该批货物按此前交易价格计算货款予以支持。后原告于2018年1月5日送货上门，签收人亦为殷飞，本院对其签收事实予以确认，理由同订单8、9中所述，在此再赘述。故被告应就此向原告支付货款19,000元。综上，原告已经按约交付了货物，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至今未能付款，显然构成违约，理应继续支付货款432,055元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被告对涉案订单对应的收货情况无法核实，亦未就其辩称提交相应证据，应就此承担响应诉讼风险。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双方未在订单形成过程中约定付款期限，综合原告自自2018年1月18日开始多次催款并已按流程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主张逾期利息损失亦属合理，利率标准调整为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货款432,055元；二、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以本金432,05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15元，由原告南通通灵制衣有限公司负担1,050元，被告上海海阳保安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8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敏审 判 员 许   颢人民陪审员 瞿 国 富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沈佳越薛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