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02民初784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宏光，男，197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合肥市庐阳区人，个体建筑户，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胜印，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 被告（反诉原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先生店乡硖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550178137J。 法定代表人：钟永森，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锦绣大厦A栋7楼C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6181496H。 法定代表人：钟永森，该公司董事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于雄健，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廖红兵，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宏光与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花木城公司）、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裕德丰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以王宏光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反诉，经审查符合反诉条件，依法予以受理。现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原告王宏光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印，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共同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雄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宏光就本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王宏光与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就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主楼4层401室和5层501室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案件审理过程中增加诉请）；2、依法判令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向原告退还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主楼4层及5层商品房购房款8920728元,并赔偿原告损失89207.28元;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401室、501室逾期交房违约金1438913.43元（2015年5月29日-2019年10月28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一，系案件审理过程中增加诉请）；4、依法判令被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在其应缴股东出资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分别将其位于金安区先生店乡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主楼4层401室1238.99平方米商品房及主楼5层501室1238.99平方米商品房以360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合计8920728元。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在合同第八条约定,交房期限在2015年5月28日前;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1或2项处理:1.买受人退房,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30日内将买受人已付房价款退还给买受人,并按已付房价款的1%赔偿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房款,但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却一直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案涉房屋,且因为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将涉案房产的土地证抵押,致原告至今不能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行为构成严重违约,依据合同约定原告提出退房要求,要求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退还原告已付房款8920728元并承担原告损失89207.28元。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系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股东,其认缴8000万元出资额中至今尚有6800万元出资未实际出缴，依法应在未缴出资限额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据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现依法具状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对本诉辩称，一、根据“花工合字001-补01”《补充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王宏光只是受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的委托，与答辩人办理合肥金鸟集团购买案涉4-7层房屋的购房合同手续，案涉4-5层房屋实际上的买受人是合肥金鸟集团，而不是王宏光。故王宏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应径行驳回王宏光的起诉。二、本案所涉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履行《补充合同》的过程性文件，是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得以签订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补充合同》这个“因”，就没有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个“果”。因履行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其实质上就是因履行《补充合同》发生争议，而补充合同的缔约主体是答辩人与合肥金鸟集团，且根据《补充合同》第七条的规定，《补充合同》的性质是施工合同，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因《补充合同》发生争议，适格的原告是合肥金鸟公司，不是王宏光，故王宏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应径行驳回王宏光的起诉。三、王宏光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王宏光对合肥金鸟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施工情况和工程至今没有移交应属明知。案涉工程直到2017年12月12日才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合肥金鸟公司和王宏光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做完扫尾工程且没有将案涉工程移交给答辩人，且合肥金鸟公司明确认可案涉工程向答辩人交付房屋的条件没有成就，因此，“迟延交付”房屋是因王宏光和合肥金鸟公司没有做完扫尾工程且没有将案涉工程移交给答辩人所致。因王宏光自认其为实际施工人并挂靠合肥金鸟公司实际施工，故王宏光至今没有做完扫尾工程且没有将案涉工程移交给答辩人，答辩人自然无法将案涉房屋交付给王宏光。时至今日，王宏光不但没有移交案涉工程给答辩人，反而强行占住整个工程项目，将部分房屋对外出租，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另外，王宏光在《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中自认2019年10月28日已经自行从施工单位接收了案涉房屋，故房屋已经不存在再次由答辩人交由王宏光的问题。因此，王宏光在本案中主张解除合同，并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抑或主张逾期办证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另外，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第一款约定的“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期限”到底系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约定，故王宏光主张逾期办证没有合同依据。四、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的规定，王宏光必须在2013年12月8日前付清购房余款220万元（两份合同共计440万元），但直到合肥金鸟公司与答辩人在2017年11月29日在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时，才以工程款抵扣房款880万元（即王宏光、王玉峰各自抵扣440万元）的方式支付案涉2套房所欠的房款。因此，王宏光本应在2013年12月8日前付清购房余款，但直到2017年11月29日才付清房款，故王宏光早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该段期间的逾期付款责任，王宏光应予承担，六安花木城公司可以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以追究王宏光的逾期付款责任。五、因王宏光逾期支付购房款构成根本性违约在先，答辩人有权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有关“先履行抗辩权”的法律规定，拒绝王宏光的交付房屋以及办理权属证书的履行请求。当然，系实际施工人的王宏光至今没有向答辩人移交案涉工程，案涉工程直到2017年12月12日才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且直到合肥金鸟公司与答辩人在2017年11月29日在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时，才以工程款抵扣所欠房款，王宏光自然也无权向答辩人要求交付案涉房屋和办理权属证书，因为案涉房屋至今一直处于王宏光的占有、控制之下，并未移交给答辩人，且办证的具体期限没有约定。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的2015年5月28日的“交付期限”，在本案中已经没有适用的余地，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的交房后90日内提交资料备案以及办证的期限没有约定，故办证的条件因为王宏光自己的原因导致没有成就，责任应该由王宏光自负，与答辩人无关。故王宏光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六、王宏光在本案开庭前几天又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承担401室、501室逾期交房违约金1438913.43元（2015年5月29日-2019年10月28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一）”。其事实与理由中载明该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第九条规定。但仔细阅读该条规定的内容，该条规定并不能支持该项诉讼请求，属于王宏光对该条款文义的误读，故该项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七、退一步讲，王宏光以答辩人逾期交房解除合同的前提下主张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应适用买卖合同第九条第1款第（2）项第1句和第2句，即“逾期超过60日，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即违约金是一个固定的金额即89207.28元。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宏光新增加的要求答辩人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1438913.43元的诉讼请求是没有合同依据的。再退一步讲，又因为王宏光迟延支付购房余款在前，其竣工验收备案迟至2017年12月12日，答辩人不但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而且合同第八条约定的2015年5月28日的“交付期限”已被2017年12月12日“覆盖”，故2015年5月28日的“交付期限”在本案中也已经没有适用的余地。又因为案涉房屋至今一直处于王宏光的实际占有、控制之下，已经构成实际上的房屋交付，王宏光也自认在2019年10月28日从施工单位接收房屋，故王宏光不得以答辩人逾期交房为由解除合同并要求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八、因合同第十五条对办证期限没有约定，且王宏光自己阻止了案涉工程向答辩人交付，即办证条件不能成就的原因在于王宏光，故王宏光不得以答辩人逾期办证为由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和赔偿损失。九、王宏光购买的401、501房并没有抵押给银行，也没有做抵押权登记。退一步讲，即使案涉房地产抵押给了银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的规定精神，王宏光作为购房消费者的权利与银行抵押权产生冲突时，亦应优先保护购房消费者的权利。故王宏光不得以房产已抵押给银行为由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十、根据“花工合字001-补01”《补充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与答辩人签订《施工合同》的前提是必须购买本案所涉第4层至第7层的房产，王宏光作为挂靠金鸟集团的实际施工人，对此也是认可的。《施工合同》既已签订和履行，那么王宏光就必须购买案涉4层楼的房产，而不得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综上所述，应径行驳回王宏光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缔约当事人，而是合同之外的人，根据合同主体、合同责任的相对性原理，答辩人不应承担该两份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二、本案既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也不是普通共同诉讼，王宏光将答辩人与六安花木城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属恶意强拉被告，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立案受理的规定，应径行驳回对答辩人的起诉。三、本案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既不是“代位权纠纷”，也不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王宏光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超出“审理范围”进行审理，构成程序严重违法。四、即使法院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要违反法定程序强行审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答辩人认缴的注册资本的实缴出资期限在王宏光起诉时也未到，根据答辩人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章程，答辩人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为2025年11月9日，答辩人对此依法享有期限利益，根据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民九纪要》）第二部分第（二）第6款，应径行驳回王宏光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五、退一步讲，答辩人也已经在2019年9月30日，已将增资时认缴的全部注册资本足额实缴。王宏光要求答辩人承担补足出资的支付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六、再退一步讲，六安花木城公司与王宏光签订的2份买卖合同的订立时间是2013年11月29日，答辩人增资的时间是在2015年11月10日，即交易的时间在答辩人增资之前。根据（2003）执他字第33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以及（2005）执他字第3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增资扩股不实或抽逃增资扩股资金如何承担责任的请示答复》的规定，王宏光在花木城公司增资前与之交易所产生的债权，不能要求此后的增资行为瑕疵的答辩人承担责任，何况答辩人的增资行为并无瑕疵。七、王宏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并申请法院冻结了答辩人对他人的合法到期债权，此等行为导致答辩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案结束后，答辩人必将依法追究王宏光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八、因答辩人在贵院提起了（2020）皖1502民初2443、2444、2445号三个案件的执行异议之诉，本案有关答辩人是否应承担相关出资责任，应以执行异议之诉三个案件的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判决结果为依据，而该三案仍在审理之中，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六）项的规定，本案应中止诉讼。九、本案王宏光在起诉前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但王宏光未依法提供财产保全的担保财产，且法院仍然接受其提供的违法财产担保并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冻结了答辩人对案外人的合法到期债权，金额特别巨大，在此，答辩人同时向法院以及王宏光提出立即纠正相关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依规进行索赔和举报。 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就反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王宏光向反诉原告支付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金人民币638880.00元(以购房余额44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自2013年12月9日起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止)。2、请求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反诉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29日，反诉原告与王宏光签署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第一座4层401号和5层501号房，合同第六条对王宏光支付购房款的期限作了明确约定:签订本合同7日内支付购房首付款人民币2260364.00元，余款220万元应于2013年12月8日前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王宏光并未按期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也未支付购房款余额，直到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与反诉原告于2017年11月29日在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时，才以工程款代为抵扣房款880万元(王宏光、王玉峰各自抵扣440万元)的方式付清401号房和501号房所欠的房款。王宏光本应在2013年12月8日前付清购房余款，但直到2017年11月29日才付清，故王宏光早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该段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王宏光应予承担。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七条的约定:逾期超过6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因此，违约金自2013年12月9日起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共退延了1452天，以440万元(两份合同共计44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王宏光应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638880.00元。综上所述，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提出如上反诉请求，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王宏光对反诉辩称，一、原告不能办理按揭的责任完全是由于被告的原因，因被告的资质（暂定三级）和资历信用不够（无任何业绩），没有愿意合作的银行为其预售房产贷款；关于按揭银行的选择，首先条件就是开发商的参与，因未竣工的房产资产全部在开发商手上，签按揭贷款合同前，开发商必须向其合作银行作相应承诺（包括但不限于要缴纳部分保证金），被告一在审理（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的庭审笔录中已明确承认，被告一没有合作银行。二、被告一和施工单位合肥金鸟公司的施工《补充合同》约定，被告一在施工期间已扣除房款900万元，被告一在审理（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自述的庭审笔录中已明确承认且在调解书确认抵扣；三、被告一在2015年就将该房屋涉及的土地证进行了抵押，不符合办理按揭的条件，不是由于原告的原因导致未能进行办理按揭的。反诉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本诉原告王宏光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证据一《房屋买卖合同》，证明目的：原告王宏光与被告一于2014年1月14日签订401室和501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签订7日内支付购房首付款各为2260364元；合同第八条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15年5月28日；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一（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逾期超过60天，原告（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出卖人自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款每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第十五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约定了出卖人在商品房交付90天后，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不能房产权属证书，买受人有权退房，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30日内将已付房款退还买受人，并按已付房款的1%赔偿买受人损失。证据二发票、收据、转账流水，证明目的：原告王宏光通过转账方式于2014年1月6日支付了501室房款2260364元、1月8日支付了401室房款2260364元；原告王宏光和王玉峰于2018年1月9日按调解协议以工程款抵房款形式支付购房余款880万元。证据三金安区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竣工验收备案表》及收条，证明目的：证明被告一违约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的事实，调解协议达成后需分期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的事实；证明2017年11月29日施工单位已完成工程竣工备案的配合工作；证明被告一2017年12月12日已完成工程竣工备案，具备了房屋交付条件但拒绝交付的事实。证据四关于“要求交付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4-5层”的函和要求贵司“接收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房屋”的函，证明目的：1、在多次拒绝向原告交付房屋的情况下，原告书面要求被告一交付房屋（明确了施工单位同意继续房屋交接）；被告一明确要求原告等待通知；2、施工单位金鸟公司为了维护第三方利益，向被告一书面通知同意将原告房屋提前交付给被告一，但被告一拖延拒绝办理。证据五六安市金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依法履职情况答复书》、《听证会纪要》，证明目的：原告向金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安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投诉不能办理房屋不动产登记证，答复是因被告一将土地证违规抵押给银行后，无法进行不动产登记。证据六房屋交接协议，证明目的：在原告穷尽了要求被告办理交房手续的办法后，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减少损失，和施工单位达成房屋交接协议；在被告一违约的情况下，施工单位仍出于为第三方考虑，同时为减少房屋看护费用，减少损失，同意移交给原告。证据七六安花木城公司在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企业年度报告、2016年企业年度报告、2017年企业年度报告、2018年企业年度报告，证明目的：被告一承诺的实缴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非被告举证的认缴股金到位时间在2025年12月1日（其为后期手工更改的）；被告二认缴股金8000万元，未实缴股金6800万元。证据八六安花木城公司在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3月4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目的：2020年3月4日被告二在被告一六安花木城公司的实缴股金为1200万元，尚有6800万元股金未出资到位；本案原告违约金起诉为2019年10月29日，退房起诉为2020年2月14日。证据九（2019）皖1502民初7460号民事裁定书、六安花木城公司2015年11月23日《借款申请书》、2015年12月10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六安花木城公司2015年12月25日《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六安花木城公司2018年12月14日《补充协议》、六安花木城公司2015年12月30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六安花木城公司2016年1月15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六安花木城公司2016年10月20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两份六安花木城公司2018年12月20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证明目的：1、在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皖1502民初7460号案件中，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证据显示被告一以在建工程抵押形式融资贷款了3.56亿的事实；2、《借款申请书》、《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均确定贷款目的之一为偿还存量负债；从被告审计报告显示已有负债不足2亿元，而融资贷款金额达4.79亿（其中有借款手续3.56亿元，有办理贷款抵押手续6亿），被告一有融资款项足以偿还所有负债（包括股东）；没有了负债，其后补的《债权转股权协议》就没有事实依据，由此单方委托的《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就没有事实依据和采信价值；3、被告一2016年1月15日2.037亿元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和股东证据中2016年1月15日--2016年1月20日汇往被告一的三笔（9000万元、4370万元和6320万元）共计金额为1.969亿元有高度关联性，疑为贷款下来后按银行要求汇往股东后转回被告一的返还款，并非如被告《股东会决议》、《债权转股权协议》、《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所陈述的向股东的借款，六安花木城公司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必须对此作明确的陈述；4、在有被告贷款事实的情况下，但在被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债权转股权协议》、《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均未有任何显示，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将抵押融资款项以账外账的形式抽逃了出去，这是有关法律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被告必须对贷款资金流向作明确正确的解释，若法庭认为有必要，原告将申请法庭调查令，调查该贷款资金流向并对被告账目作全面审计。证据十（2019）皖1502执恢74号、（2019）皖1502执1441号和（2020）皖1502执230号的追加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为被申请执行人的三份民事裁定书和（2020）皖1502民初2443号、2444号、2445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裕德丰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证明目的：以上三个案件，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在长达三年的执行过程中，已穷尽了各种执行措施，被执行人已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事实；证明追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被申请执行人的事实（即认缴注册资金未到位或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实已被金安区法院多名法官认定）成立。证据十一开庭公告详情3，证明目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州支行已在广州中院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被告及其他股东；进一步证明被告的贷款事实和资金被恶意抽逃后已无偿还能力；按相关法律规定，具备其认缴资金未到位股东承担责任的条件。 本诉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对本诉原告王宏光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四份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四份商品房合同日期是有涂改现象，因此不能保证其他手写部分也存在变造伪造情况。四份合同即使按照原告陈述时间签订，但此时被告一的案涉工程并没有在银行抵押，而合同载明的付款期限是2013年12月28日，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1月14日，明显是作假。对证据二中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是复印件，公证书不能对复印件进行公证，民诉法规定，书证应当向法庭提交原件，不能提供复印件。对转账流水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是复印件，且当庭无法核实每一层楼的实际付款金额，以法院统计为准。对证据三中的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民事调解书只是把原、被告的主张以及事实理由进行罗列，但是却没有相关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法院达成的调解项中，也没有原告主张的事实。原告在这份证据中陈述2017年12月12日已经完成备案并具备交付条件但是被告一拒绝交付，此时应当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5条关于一年解除时效规定，即一年内未解除合同解除权消灭，原告无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此份证据也证明原告付清余款不是2013年5月8日，也就是说迟延履行五年之久，被告一因此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对证据三中的备案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同对调解书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四中的三份函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案涉房屋出于实际施工人原告的占有控制之下，原告并没有将案涉房屋按照施工合同约定交付给被告一，因此被告一无法将房屋交付给原告，导致不能交付的原因是在与原告，原告故意发函实际上不具有依法催告的法律效果。对于金鸟集团的函真实性予以认可，函件中有明确的确认金鸟集团交付房屋给被告一的条件并没有成就，在2018年11月19日时，原告与金鸟集团都认可案涉房屋没有达到交付给被告一的交付条件，因此被告一无法交付房屋，其中括号中的内容（即除已出售的房屋外）表明，案涉房屋处于原告占有控制下，因此该房屋不需要交付。对证据五中的告知书以及答复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听证会告知程序以及纪要不予认可，因是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被告不是缔约当事人，因此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同时协议第二段证实已经超过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对证据七、证据八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交足出资的时间应当以企业章程为准，并不能以企业查询单记录为准，该单据也没有实缴期限的记录。且根据国务院规定，从2014年3月21日其实缴行为不需要到相关部门登记，实缴出资期限是2025年11月9日之后，被告二对此享有期限利益。对证据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核对，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十的244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份判决被告二已经上诉，判决书实际上没有把出借款转出资款的事实认定清楚，而是把其当成债权转股权，债权转股权需要发生股东及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因此该判决没有区别被告一的注册资本股东有无变化。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十一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反诉原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及本诉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就本、反诉共同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证据一《补充合同》（花工合字001-补01）：证实根据该证据第一至五条的规定，实际上的房屋买受人是合肥金鸟公司，而不是王宏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履行《补充合同》的过程性文件，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得以签订的前提和基础。因履行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其实质上就是因履行《补充合同》发生争议，《补充合同》的性质是施工合同，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故王宏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证据二《主楼竣工验收备案表》（2017/12/12)、证据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实做为实际施工人的王宏光直至2017年12月12日才取得案涉主楼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的归档，而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的归档的义务属于王宏光，文件没归档是不能交房的，故迟延交房的原因和责任在于王宏光，与被告无关。证据四(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证实王宏光本应在2013年12月8日前付清的购房余款440万元，直到合肥金鸟公司与六安花木城公司在2017年11月29日在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时，才以工程款抵扣房款880万元（即王宏光、王玉峰各自抵扣440万元）的方式支付，故王宏光早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该段期间的逾期付款责任，王宏光应予承担，同时，花木城公司对王宏光的交房请求享有“先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权”，故买卖合同约定的2015年5月28日前交房，不再有适用的余地，故不构成交房迟延。另外，该份证据还证实钢化玻璃安装工程没有完工。证据五《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证实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为2025年11月9日，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对此依法享有期限利益，王宏光无权要求认缴的注册资本加速到期。证据六王宏光《民事起诉状》（逾期交房违约金案）：证实本案与王玉峰在贵院受理的（2019）皖1502民初7117号案（下称“7117号案”）构成实质上的冲突。显然，两个案件不能就相同的合同，在诉请“解除合同”的同时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样只会导致诉讼请求及裁判结果直接冲突、互相否定。因此，王宏光必须消除本案与“7117号案”在诉讼请求上的冲突和矛盾。证据七2019年9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证据八《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转为新增实缴资本）、证据九《专项审计报告》、证据十《验资报告》（2020年3月30日）、证据十一2020年3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证据十二2020年3月30日《公司章程修正案》：证实截止2019年9月30日，深圳市裕德丰公司的8000万元的出资已经全部提前缴足，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同时对章程做出了相应地修订。证据十三《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2020年3月26）：证实六安花木城公司就公司实缴资本后是否需要向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时，该局向六安花木城公司出具说明，从2014年3月1日开始，公司实缴资本不再做为工商登记事项，故六安花木城公司在深圳市裕德丰公司等股东提前实缴出资后无需向工商局做备案登记。证据十四《要求贵司“接收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房屋”的函》及顺丰快递单：证实2018年12月24日合肥金鸟公司向六安花木城公司寄出的函件中，明确承认：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有关约定，我司交付房屋的条件并没有成就。因此，本案因王宏光挂靠的施工单位即王宏光自己的原因导致无法按约定交付房屋给六安花木城公司，故责任在于王宏光自己，与六安花木城公司无关，王宏光在本案中将逾期交付房屋以及逾期办证的责任归于六安花木城公司没有事实依据。证据十五（2019）皖1502民初7117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证实王宏光系案涉工程房屋的实际施工人，故王宏光对挂靠合肥金鸟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施工情况和工程房屋至今没有移交给六安花木城公司应属明知，其无权向六安花木城公司主张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的相关责任。证据十六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许可证，证明被告在2013年6月18日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 反诉被告王宏光对反诉原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及本诉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就本、反诉共同向本院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补充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施工单位和实际施工人不能混淆，被告一根据优势地位已经按照合同规定扣除了900万元，已经明确注明了强制性扣除，不存在按揭款未付的情况。补充合同意在说明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性协议，我方认为其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不同的，王宏光是以购买人身份签订的，是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与补充合同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二《主楼竣工验收备案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条件不具备是因为被告一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不是房屋不具备交付条件。对证据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合同与房屋买卖合同主体不具有一致性，与本案无关联性。实际承包施工人员与开发商之间的买卖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举证证明目的意图将被告一的责任转移给原告及金鸟公司是不对的。对证据四(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证据中的陈述的其实不影响被告一将房屋交付给原告。我方主张被告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义务，与调解书上的内容不一。对证据五《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的三性不予认可，经调查，关于出资期限在工商局备案是没有该出资期限，后面的期限是被告一自己加的，从公开的信息看，被告二存在未到位资金。即使是真实的，也不影响原告要求被告二作为本案被告应当承担责任，证明目的上陈述原告无权要求加速到期，我方没有要求被告加速资本到期，只要是在未实际出资到位的情况下，原告都是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且，原告本人认为被告二符合加速到期的条件，因为在金安区法院执行的三个案件穷尽各种手段没有执行到位，符合加速到期的两个条件。对证据六王宏光《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违约金及赔偿损失是不同的，违约金是逾期交付导致的，根据合同第8条的规定进行确定的，赔偿损失是依据合同中第15条的规定进行确定的。两项诉求是不矛盾不冲突的。在商品方买卖合同中既有违约金也有不能办理房产证的赔偿损失的约定，两者是不同的违约内容，都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内容不冲突。对证据七2019年9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证据八《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转为新增实缴资本）、证据九《专项审计报告》、证据十《验资报告》（2020年3月30日）、证据十一2020年3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证据十二2020年3月30日《公司章程修正案》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是单方制作的，且没有合法的基础。第一，没有债权基础，第二，按照债权转股权必须要有条件，因此不符合债权转股权的规定，比如说是合同之债或者说在破产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因此其债权基础是欠缺的。对证据十三《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的三性不予认可，有涂改现象，在上面已经认缴资本2亿，实收资本3000万元，说明跟我们查询的是一致的。对证据十四《要求贵司“接收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房屋”的函》及顺丰快递单的三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合肥金鸟公司的快递单是要求同意已经竣工的房屋可以交付给第三人，括号中注明的两条不是被告一所述的抵付给原告，在补充协议条款中第3条，乙方如需独立使用一楼大堂改造，指的是一楼大堂需要给施工单位。且与本案起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无关联性，根据调解书内容有部分是抵付给施工单位的，将其与我们购买的房屋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对证据十五（2019）皖1502民初7117号之四《民事裁定书》的三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明原告是实际施工人，但是实际施工人与施工单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对证据十六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按揭贷款因案涉工程特殊性，办理贷款手续，首先需要被告一提供基础性材料签订按揭贷款协议，之后才能由特定的购房人员去办理相关的按揭合同。 反诉被告王宏光就反诉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证据一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案件的2017年7月20日庭审笔录、《开发商申请商品房销售贷款应向按揭银行提供的资料清单目录》，证明在（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案件的2017年7月20日庭审笔录的第10页，反诉原告（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总经理杨运汉（特别授权）承认，六安花木城公司没有按揭合作银行；从此《开发商申请商品房销售贷款应向按揭银行提供的资料清单目录》，稍有房产常识的人都知道，商品房销售按揭贷款是由开发商向银行申请并提供完整资料，达到银行批准并签订三方监管（开发商、银行和房产局预售管理科）协议后，购房人才能到银行办理按揭手续。本案中安六安花木城公司连按揭贷款协议合作银行都没有，更谈不上办理按揭贷款，更谈不上王宏光、王玉峰原因未能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况。反诉原告（被告）诉称的原告违约不能成立。证据二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和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花工合字001-补01），证明反诉原告（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在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审理过程中明确称，根据《补充合同》（花工合字001-补01），因原告原因（实际情况并非合肥金鸟公司及王宏光、王玉峰原因，具体后面证据中作论述）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办理银行按揭，被告（反诉原告）在第三次进度款中扣除225万元，在第四次进度款中扣除225万元，工程完工付款中扣除450万元；可见，在工程施工主要期间（2012年5月-2014年2月）反诉原告（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利用其付款优势地位，已强行将应支付的总共900万工程款扣抵作为了房款；且根据（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合肥金鸟公司同意将880万元工程款抵付王宏光、王玉峰购买的反诉原告（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的购房款880万元。综上，反诉原告（被告）已强行扣抵了王宏光、王玉峰的购房款，反诉原告（被告）诉称的原告违约自然不能成立。 反诉原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及本诉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就反诉被告王宏光向本院提供的反诉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资料清单目录真实性有异议，无原件核对，买卖合同并没有约定六安花木城公司需要向原告提供按揭合作银行，只是约定原告必须要在2013年11月8日之前办理购房的按揭贷款手续，因此根据合同约定按揭贷款的义务人是原告而不是被告一，对于2017年7月20日的庭审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同上述资料清单目录的质证意见，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并遭受拒绝，合同约定的2013年11月8日就是付清购房款的日期，否则无必要进行约定该日期；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材料不能证明原告所谓在工程款中已经扣除还款的主张，因为补充合同签订时间是2012年5月18日，此时双方买卖合同并未签订，而是在2013年年底签订的，不可能在工程未开工情况下就已经用900万元抵扣工程款。原告在本诉证据中已经提出主张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公司分别支付了两百多万元的购房款，余款880万元也认可是在2017年12月29日以合肥金鸟公司的工程款进行抵扣，事实上原告所提供证据只证明其付清首付款，没有按揭部分是用工程款抵扣的，并且在调解书生效当天，因此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本院的认证意见：原告王宏光，反诉原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及本诉被告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就本、反诉提供的证据及相应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论理部分予以阐述与认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系2010年1月28日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原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钟永森。2015年12月1日增资至20000万元，深圳市裕德丰公司认缴出资8000万元持40%股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200万元，各股东欠缴的注册资本应在2025年11月9日前足额缴纳。 2019年9月30日,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与六安花木城公司签署《债权转股权协议》,双方约定将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的部分债权确认作价6800万元，转为原告已认缴尚未实缴的6800万元出资。同日六安花木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截至2019年9月30日，鉴于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债权123714239.21元，欠缴六安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6800万元；案外人安徽省怡丰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债权81046878.33元，欠缴六安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5100万元；案外人深圳市嘉威德实业有限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债权73709500元，欠缴六安花木城公司注册资本5100万元。经股东研究决定：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作价68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6800万元；案外人安徽省怡丰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作价51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5100万元；案外人深圳市嘉威德实业有限公司享有六安花木城公司部分债权作价5100万元转为实缴出资5100万元。该决议并对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条“股东以货币出资。各股东承诺出资额在2025年11月9日前足额缴纳。”及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五条“股东可以以非货币出资，但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修改合并为第十三条“股东可以以货币、实物、债权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资产出资。各股东已实缴全部出资。”2020年3月26日（在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作出之前），六安花木城公司向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实缴资本登记及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备案，当日该局以公司实缴资本不再是工商登记事项为由未予登记，但对修正后的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 2012年5月18日，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甲方）与案外人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案涉均简称合肥金鸟公司）签订《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将其开发的位于六安市金安区经济开发区三十铺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工程发包给合肥金鸟公司承建，双方对工程范围、质量标准、付款方式和时间等权利义务作了详细的约定。其中《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为：乙方购买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楼宇约5000平方米的前提下达成《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条约定为：乙方购买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楼宇4至7层（甲方确认为商业性质）建筑面积月5000平方米，销售单价3600元/平方米，销售总额暂定1800万元人民币（销售面积最终以测绘局测量为准、销售房款总额以最终测绘面积×3600元/平方米计算为准）。第五条约定为：甲方取得预售许可证后，乙方全权委托项目负责人王宏光办理标准购房合同及相关手续。双方并就工程款抵扣购楼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案涉项目工程于2012年7月开工建设,原告王宏光以主体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施工,案涉工程于2016年11月25日通过竣工验收。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取得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4年1月14日，原告王宏光与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份，由原告购买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开发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401、501号商品房，双方约定有：建筑面积各为1238.99平方米，单价均为3600元/㎡，总金额均为4460364元；签订本合同7日内支付购房首付款为人民币贰佰贰拾陆万零叁佰陆拾肆元整（2260364.00元），余款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2200000.00元）应于2013年12月8日前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第一款1项（2）……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之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第一款1项（2）逾期超过6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0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5月28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1和5种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1、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2、水、电、路、电梯等基础设施，具备使用条件）；本合同连同附件共21页，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持有情况如下：出卖人二份，买受人一份，按揭银行一份，六安市房管局一份等内容。原告分别于2014年1月6日、1月8日各支付购房首付款2260364.00元。因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企业，无银行同意与其合作办理预售商品房按揭贷款，导致原告无法按期办理按揭贷款并支付剩余款项。2017年4月，在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起诉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并经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同意确认[2017年11月29日（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由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将8800000元工程款用于抵付王宏光、王玉峰（另案）购买的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房屋的余欠购房款8800000元（王宏光购买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第四层、第五层房屋；合同号分别为：201330166号、201330164号；备案号分别为：2014001218、2014001219。王玉峰购买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第六层、第七层房屋；合同号分别为：201330167号、201330165号；备案号分别为：2014001220、2014001226）；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向原告王宏光（含王玉峰）出具8800000.00元的收款收据。2018年2月22日，原告王宏光（含王玉峰）向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具函，要求其于2018年2月28日前和原告及施工单位一起办理房屋书面交接手续，将房屋交付原告使用。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也于2018年12月19日发函要求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办理相关房屋的交接手续，均未果。2019年10月29日，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与原告王宏光（含王玉峰）签订《房屋交接协议》，合肥金鸟公司将案涉房屋移交原告王宏光（含王玉峰）看护管理。2019年9月25日，原告王宏光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等办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因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已于2016年1月6日将在建工程及包括案涉房屋土地在内的土地[六土国用金（2011）第C.S：11153号]抵押给工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且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未申请不动产首次登记，加之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处于抵押状态，无法办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原告的诉请无法实现，被迫撤诉，遂于2020年2月25日再次以要求与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等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先后于2017年4月25日、2018年11月16日以六安花木城公司为被告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向其主张工程款，本院先后于2017年11月29日、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2018）皖1502民初6790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约定有：一、原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自愿将8800000元工程款用于抵付王宏光、王玉峰购买的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房屋的余欠购房款8800000元（王宏光购买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第四层、第五层房屋；合同号分别为：201330164号、201330166号；备案号分别为：2014001218、2014001219。王玉峰购买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第六层、第七层房屋；合同号分别为：201330167号、201330165号；备案号分别为：2014001220、2014001226）；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民事调解书送达后两日内向原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收到王宏光、王玉峰购房款8800000元的收款收据，原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当日向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收到工程款8800000元的收款收据；二、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愿于2018年1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1349970元；2018年2月28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金1600000元；如被告逾期未能付款，被告自愿一次性支付原告违约金300000元等内容。民事判决书内容有：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次性支付原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101741元及利息等内容。上述调解书、判决书生效后，六安花木城公司未按期履行，合肥金鸟公司先后于2018年3月13日、2020年2月11日就两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8）皖1502执715号、（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案件立案，在（2018）皖1502执715号案执行期间，2018年7月27日，原告王宏光以合肥金鸟公司为被告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向其主张工程款，案经本院主持调解，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皖1502民初4543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内容有：被告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自愿于本调解协议签字之日将其对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中的3249970元转让给原告王宏光所有，已由法院执行到位的1349970元于本调解协议签字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余款1900000.00元由原告王宏光负责追讨，关于转让部分3249970元所涉及的纠纷由原告王宏光负责处理等内容。原告王宏光据此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2018）皖1502执715号的申请执行人，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以（2018）皖1502执7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第三人王宏光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因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六安花木城公司均未履行，经多方查控被执行人财产也无果，王宏光、合肥金鸟公司遂向本院申请追加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为被执行人，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分别作出（2019）皖1502执恢74号之三、（2019）皖1502执1441号之二、（2020）皖1502执230号执行裁定书，内容均为：一、追加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二、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不服，于2020年5月13日就三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16日分别作出（2020）皖1502民初2444号、2445号民事判决书，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皖1502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驳回了深圳市裕德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对三案判决不服，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本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事实为：六安花木城公司开发的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项目开工时间为2012年7月，竣工时间为2016年11月，于2017年12月进行了竣工验收备案。2015年12月25日，六安花木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4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2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出借金额336000000元，合同约定该借款用途为“六安花木城一期项目建设及偿还本项目存量负债”。经本院核实，本案所涉执行案件尚未执行完毕。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评判如下：关于深圳市裕德丰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问题一节。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六安花木城公司登记时注册资本为30000000元，2015年11月申请变更注册资本为200000000元，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在六安花木城公司持股比例为40%，依照其所持股份比例，其相对应的出资份额应为80000000元。从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债权转股权协议》中反映，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已实缴的部分为12000000元，截止2019年9月，尚未实缴金额为68000000元。虽该协议约定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以其对六安花木城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出资，但从该协议签订的情况看，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及六安花木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钟永森，两公司系关联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深圳市裕德丰公司提供的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已明确系六安花木城公司委托，相关资料亦是六安花木城公司提供，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亦在一审法院裁定追加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为被执行人之后。从审计报告记载的内容看并没有涉及六安花木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贷款项的记载，另一案件中，王宏光作为合肥金鸟公司代理人在向深圳市裕德丰公司询问该笔贷款的去向时，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亦未予回答，且未在诉讼中提供证据该笔贷款的流向，故本院对案涉审计报告记载的内容不予采纳。本案中，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协议中的债权确实发生，故该协议不能作为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凭据；关于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应否对王宏光主张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一节。本案中，深圳市裕德丰公司虽主张其已于2019年9月30日缴足其持股40%部分的出资，但鉴于其用于出资的债权并无充分证据支持，故对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已缴足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案涉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系在六安花木城公司增资之后，故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仍应当在未出资68000000部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裁定追加其为王宏光与六安花木城公司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至于深圳市裕德丰公司称王宏光与六安花木城公司执行一案已执结的理由，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也与其在二审中的陈述有悖，故对深圳市裕德丰公司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20年9月27日分别作出（2020）皖15民终2040号、（2020）皖15民终2076号、（2020）皖15民终23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三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原告身份证、被告企业信息查询单、《房屋买卖合同》、发票、收据、转账流水、金安区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竣工验收备案表》及收条、关于“要求交付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4-5层”的函和要求贵司“接收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房屋”的函、六安市金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依法履职情况答复书》、《听证会纪要》，、房屋交接协议、六安花木城公司在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企业年度报告、2016年企业年度报告、2017年企业年度报告、2018年企业年度报告、六安花木城公司在六安市金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3月4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2019）皖1502民初7460号民事裁定书、六安花木城公司2015年11月23日《借款申请书》、2015年12月10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六安花木城公司2015年12月25日《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六安花木城公司2018年12月14日《补充协议》、六安花木城公司2015年12月30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六安花木城公司2016年1月15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六安花木城公司2016年10月20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两份六安花木城公司2018年12月20日借款凭证和转账凭证、（2019）皖1502执恢74号、（2019）皖1502执1441号和（2020）皖1502执230号的追加被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为被申请执行人的三份民事裁定书和（2020）皖1502民初2443号、2444号、2445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裕德丰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开庭公告详情3、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案件的2017年7月20日庭审笔录、《开发商申请商品房销售贷款应向按揭银行提供的资料清单目录》、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和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花工合字001-补01）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问题。原告王宏光与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不一致，应以双方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合同也即2014年1月14日为准。二、关于王宏光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虽然六安花木城公司与案外人合肥金鸟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由合肥金鸟公司购买案涉房屋，但两被告并未提供合肥金鸟公司已按《补充合同》实际履行的相关证据，而案涉房屋系由六安花木城公司与王宏光及另案原告王玉峰所签订，王宏光也实际支付了全额购房款，六安花木城公司答辩意见第九、第十条实际已确认王宏光、王玉峰为案涉房屋的买受人，其所辩王宏光非本案适格原告也与上述两条辩解互相矛盾，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宏光系本案的适格原告。三、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解除、履行过程中谁方违约及本、反诉诉请能否成立的问题。首先，案涉房屋涉及购房款数额巨大，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王宏光所购房屋系通过支付首付及银行按揭的方式履行，王宏光已依约支付了首付款，通过合同的相关约定可以反映，王宏光是选择开发商选定的合作银行进行按揭贷款的，这也符合目前本地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户之间的发生的商品房买卖的交易习惯，而本案中，六安花木城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并未向王宏光提供可按揭贷款的合作银行，导致其无法以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其责任在于六安花木城公司；其次，在合肥金鸟公司与六安花木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合肥金鸟公司与六安花木城公司均同意以六安花木城公司所欠合肥金鸟公司工程款880万元抵付王宏光及另案原告王玉峰购房款，三方已按本院（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第一条的约定实际履行，六安花木城公司也已向王宏光等开具了880万元购房款收据，应视为其已放弃要求王宏光等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相关权利；再次，合肥金鸟公司与六安花木城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六安花木城公司与王宏光等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两者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同双方当事人承担的权利义务是不同的，合肥金鸟公司与六安花木城公司之间，合肥金鸟公司承担的是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按期竣工并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六安花木城公司承担的则是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等义务，而王宏光与六安花木城公司之间，王宏光承担的是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购房款，六安花木城公司承担的则是按合同约定按期交付房屋等义务，从本案双方举证情况看，案涉工程于2016年11月竣工，六安花木城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并无证据证明已向合肥金鸟公司主张交付房屋。反而是合肥金鸟公司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向六安花木城公司发函要求与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王宏光（含王玉峰）也发函要求六安花木城公司交付所购房屋，六安花木城公司均未予回复。虽然合肥金鸟公司与王宏光签订有《房屋交接协议》，但该协议系协议双方为了减少损失并在六安花木城公司未按（2017）皖1502民初2428号民事调解书履行付款义务并已构成违约的情况下所为，从合同内容反映，合肥金鸟公司只是将案涉房屋移交王宏光等看护管理，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交付，六安花木城公司在无证据证明合肥金鸟公司是接受其委托的情况下，合肥金鸟公司的移交行为不能视为六安花木城公司的交付行为，其在答辩中所作相关辩解，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法律关系的概念。综上，由于六安花木城公司未能提供按揭银行，导致王宏光无法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加之六安花木城公司未能按期交付房屋，显已构成违约，导致王宏光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王宏光主张解除与六安花木城公司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返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之诉请成立，本院依法应予支持。因王宏光主张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是建立在合同继续履行基础之上，《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案涉房屋已无交付之必要，故王宏光要求六安花木城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又因六安花木城公司违约在先，故其反诉要求王宏光向其支付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金之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也不予支持。四、关于深圳市裕德丰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是否应在其应缴股东出资限额内对六安花木城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问题。深圳市裕德丰公司系六安花木城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40%股权，实缴出资1200万元。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在本院执行六安花木城公司的相关案件中，因六安花木城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经申请执行人合肥金鸟公司、王宏光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深圳市裕德丰公司不服，作为原告提起三个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经本院审理后均被驳回诉讼请求。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经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协议中的债权确实发生，《债权转股权协议》不能作为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凭据；深圳市裕德丰公司虽主张其已于2019年9月30日缴足其持股40%部分的出资，但鉴于其用于出资的债权并无充分证据支持，故对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已缴足出资的主张不予采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基于上述一、二审生效判决作出的相关认定，深圳市裕德丰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应在已认缴的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原告王宏光主张的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综上，被告六安花木城公司、深圳市裕德丰公司庭审中就本、反诉所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王宏光与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六安花木城综合商业广场主楼4层401室和5层501室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王宏光购房款8920728元； 三、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王宏光违约金（利息损失）89207.28元； 四、被告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应在其尚未出资额68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王宏光要求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担401室、501室逾期交房违约金1438913.43元（2015年5月29日-2019年10月28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一）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反诉原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要求反诉被告王宏光支付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金638880.00元(以购房余额44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自2013年12月9日起计算至2017年11月29日止)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845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计89500元，由原告王宏光负担9630元，被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裕德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7987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195元，由反诉原告安徽六安花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祁卫东 人民陪审员  杨永红 人民陪审员  张录鹤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冠南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主张于己有利的事实的，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