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藏民申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剑红，男，汉族，1979年11月18日出生，务工，现住四川省大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梅，西藏蜀藏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旺曲措，西藏蜀藏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华兴，男，1959年1月1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重庆市潼南县。 法定监护人：李茂杰，男，1984年6月1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重庆市江北区春晖园99号附9号25-8，身份证号码：×××。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洛桑顿珠，男，1961年8月8日出生，藏族，退休职工，现住拉萨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志全，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务工，现住重庆市潼南县。 再审申请人余剑红因与被申请人李华兴、洛桑顿珠、刘志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藏01民终451号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剑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第三项；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余剑红无需向李华兴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如下：1.原判关于被申请人李华兴是为了完成申请人承揽的被申请人洛桑顿珠家的阳光房改建工程范围内的泥工工作时受伤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洛桑顿珠家的阳光房改建工程并非是申请人承揽的。2.原判关于：李华兴到洛桑顿珠家里的工地后，拆墙工作系余剑红的工作范围……之认定，纯属无稽之谈。从城关区司法所录音和纳金乡派出所录音及证人张振平的证词中，均可以看到，包括本案伤者在内的两个工人在洛桑顿珠家做的是拆窗子和拆栏杆的工作，并非拆墙。且本案的证据中根本无法显示拆窗子和拆栏杆与搭建阳光棚的工作之间有任何关联，也无任何机构出具意见证明这两项工作之间有前后延续性，原判如此认定毫无依据。3.原判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基本规则，滥用法律条款，进行责任推定。一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只是介绍作用，更符合客观事实。二、原判法律关系和规则理由混淆不清。原判混淆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责任和承担。一方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洛桑顿珠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伤者受伤时所做的工作系申请人的承揽范围，另一方面又认定被申请人洛桑顿珠是伤者李华兴的雇主，显然自相矛盾。 被申请人李华兴、洛桑顿珠、刘志全未提交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视听资料及一、二审在卷证据，认定法律事实如下：洛桑顿珠拟对自家位于拉萨市××路第一退休基地9栋1号二层房屋进行阳光房改建，找到在藏承揽工程并认识多年的余剑红，由余剑红承接，余剑红委托他人修建并安排焊工完成阳光房的结构框架。在修建过程中，因洛桑顿珠房屋二楼房顶为石材砌筑的藏式女儿墙，为使阳光房室内美观且减轻屋顶承重，欲拆除女儿墙墙体部分。余剑红请刘志全安排2名工人，刘志全委派其在××区建筑工地的工人李华兴、张振平，由余剑红开车送到洛桑顿珠家，李华兴、张振平二人2018年6月28日、29日在洛桑顿珠家务工，30日返回堆龙工地做工（打地坪），7月1日再次到洛桑顿珠家务工，上午10时左右，李华兴在工作过程中，不慎从1.5米左后高脚手架上摔下来，头部着地，后被洛桑顿珠送至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救治，后被西藏阜康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华兴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残疾等级为一级、开颅术后残疾等级为十级。一、二审法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参照西藏当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计算标准，确定医疗费274600.20元、护理费383250元、误工费35816.22元、伤残赔偿金164880元、住院伙食补助9560元、后续治疗费50000元、交通费1000元及鉴定费3300元，合计922406.42元。 本院认为，根据余剑红的再审申请，本案审查重点为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与责任的承担。 首先，余剑红与洛桑顿珠之间成立承揽法律关系。虽然余剑红与洛桑顿珠之间并无书面的承揽合同，但余剑红委托他人安排焊工搭建阳光房结构框架，后在焊工无法拆除墙体情形下，又委托刘志全派工地上的泥工李华兴等人，由自己亲自开车送李华兴等人前往洛桑顿珠家务工，已经成立事实上的承揽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余剑红不具备相应的承揽条件，于是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实施，并将承揽的辅助工作例如拆墙等事务工作交由刘志全来完成。根据承揽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洛桑顿珠与余剑红已经成立事实上的承揽法律关系。 其次，余剑红与刘志全应成立委托法律关系。余剑红由于自己不具备承揽阳光房改建能力，在焊工完工后，委托刘志全寻找泥工，刘志全作为受托人，为余剑红选定李华兴等二人，最后余剑红亲自开车将李华兴等人送往洛桑顿珠家工地，符合委托法律关系的要件。 其三，刘志全与李华兴应为劳务合同法律关系。在卷证据《证明》证实李华兴于2017年4月3日起至2017年7月1日止，在拉萨市××区建筑工地上班。且2017年7月12日，李华兴的法定监护人李茂杰向刘志全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李华兴在工地工资68天×350元/天，合计23800元整，扣除借支3000元，实收贰万零捌佰元整（小写20800元）”。刘志全在收条后签字。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李华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在刘志全工地上务工，二者之间建立相对连续的劳务合同法律关系。 综上，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过审查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推定余剑红与洛桑顿珠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并无不妥。 其四，关于责任承担。李华兴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拆除二楼墙体需要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自己未佩戴安全帽、系安全绳，导致高空坠落头部着地受伤，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余剑红与洛桑顿珠之间成立承揽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原则上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并非只要是承揽关系，任何时候定作人都不承担责任。如果定作人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简而言之，在承揽人因执行承揽工作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时，原则上定作人对此不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如果定作人存在定作或指示过失，承揽人依据定作人的定作或者指示执行承揽事项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下，定作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余剑红作为承揽人，在承建洛桑顿珠家阳光房工程执行承揽事项期间，应给李华兴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李华兴的人身损害，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关于自己仅仅是介绍人，且并未从中获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洛桑顿珠作为定作人，其明知二楼拆除女儿墙属高空作业，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其对年近60岁的李华兴负有指示提醒李佩戴安全帽、系安全绳、采取安全防护举措的义务，故其存有指示过失，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刘志全委派年近60岁的李华兴提供劳务，并且是在高原地区从事体力高空工作，具有很高危险性，其存在选任过失，亦存在一定过错。 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依据各方的过错，酌情确定对李华兴的伤后损失，李华兴承担30%，洛桑顿珠承担30%，余剑红承担30%，刘志全承担10%，并无不当。二审法院扣减余剑红、洛桑顿珠、刘志全相应已支付的金额确定各自应予承担的款项，亦并无不当。 故，二审判决不存在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而应予再审的情形，余剑红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余剑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剑红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郑   丽 审 判 员 刘   兰 审 判 员 贡   嘎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桑杰卓玛 书 记 员 唐 雯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