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02民初719号原告：陈建梅，女，1978年2月2日出生，汉族，抚州市临川区人，住抚州市临川区。原告：胡勇林，男，197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抚州市临川区人，住抚州市临川区，系原告陈建梅丈夫。俩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江西论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龚正刚，男，199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抚州市临川区人，住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兵，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燕，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尹艳斌，女，1993年8月4日出生，汉族，南昌市人，住南昌市西湖区。原告陈建梅、胡勇林与被告龚正刚、尹艳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建梅及俩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被告龚正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尹艳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建梅、胡勇林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清偿借款本金577400元整及利息150124元（利息从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10日，按月息贰分计算，剩余利息计算至被告全部履行义务之日止），本金利息合计72752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陈建梅、胡勇林系夫妻关系，被告龚正刚、尹艳斌原系夫妻关系。原告胡勇林系被告龚正刚的亲舅舅。2016年约8、9月份，被告向原告提出，其计划成立一家网络开发科技公司，但无资金，原告经再三考虑，同意了被告提出的方案，即由原告出资，被告出技术，并各自以家庭为主体，共同在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并口头约定分红按五五分成确定。2018年10月19日，经原被告结算，被告尚有857400元未支付原告。2018年11月30日，被告支付了8万元，剩下还有777400元分红款未支付给原告，被告主动提出分红款转为借款并制定了还款计划，承诺分期分批将777400元款项支付给原告（在2018年12月10日支付了第一批内的20万元尚有577400元未支付给原告）。另约定如被告逾期未还款，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法院起诉.详见借条）。截止2018年12月10日，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20万元，尚有577400元未支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经查，被告龚正刚、尹艳斌于2016年8月1日登记结婚，2018年7月16日登记离婚。上述被告所欠原告债务，系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依法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特具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如诉讼所请。被告龚正刚辩称，一、本案案由定性为民间借贷，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答辩人提交借条，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陈建梅夫妇777400元….借款日期是2018年11月30日”，虽然该借条是由答辩人出具，但被答辩人并没有向答辩人出借借款本金，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实际向答辩人出借相应款项，故双方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被答辩人主张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起诉状中的陈述严重失实，2017年7月4日后双方合作的公司是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不是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被答辩人起诉称，2016年约8/9月份双方共同合作经营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截止至2018年11月30日，答辩人拖欠777400元分红未付。然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查询，2017年7月4日被答辩人胡勇林将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蔡细英，且该公司同时出现经营异常，故2017年7月4日后被答辩人并不是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对于一家2017年已经出现经营异常的公司也不可能有近170万元的利润。显然被答辩人主张的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777400元利润分红严重失实，完全是为了本案而捏造是非，本案证人陈某的证言也能证明2017年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将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转入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双方2017年7月之后合作的实际只有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被答辩人还称该借条是被告主动提出分红款转为借而出具的借条，然而该借条的内容并没有任何文字涉及分红款或合作利润事宜，对于一个从没有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生活过的被答辩人，却在借条中写明“双方约定逾期未还款，出借人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法院起诉”，该地区又是被答辩人的户籍地、居住地，显而易见该借条是被答辩人为了此次诉讼故意哄骗答辩人出具的，希望贵院能够公平公正审理本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答辩人与尹艳斌向原告转账1212500元，双方的银行转账积极是对等的。被答辩人提交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7年期间向被答辩人转账1212500元，其实答辩人在2018年期间已经向被答辩人转账支付452500元，再加上尹艳斌转账的80000元，共计532500元。因此答辩人已经将受到的款项返还给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再依据该银行转账记录要求答辩人偿还借款本金577400元于法无据。四、被答辩人主张的结算并不符合交易习惯。众所周知，合作分红的是净利润，而2018年10月19日答辩人只是正常向被答辩人胡勇林汇报公司的一个日常经营情况，同时也因为对方是舅舅关系亲密，所以答辩人随意出具的一个数字，并不是经过会计近三年后所得的净利润，且在该聊天记录中被答辩人也称“凌浩的货款什么时候到”足以证明当时双方还在合作并没有最终结算分红。根据会计学原理“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双方结算的分红是一定要扣减各种支出费用、税费等，然而答辩人在2019年2月1日还缴纳了452592.80元税费，故被答辩人称开办公司所获利润为1714800元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与事实，该笔税费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五、借条出具时双方并没有结算，2018年12月29日才对合作分红事宜进行协商。2018年11月30日，被答辩人夫妻因为合作事宜在答辩人住处一直争吵不休且互相殴打，被答辩人胡勇林为了安抚妻子陈建梅的情绪，就要求答辩人出具借条，答辩人基于是亲舅舅，就按照吩咐写了一份借条，借条中的每个字都是答辩人要求写的，并不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并不存在777400元的借款事实，该数额也不是结算的利润分红。2018年12月29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才面对面协商公司结算事宜，在协商的过程中被答辩人胡勇林也确定了公司的总利润154.2万元，可分利润77.1万元，扣除已得的分红36万元，还剩41.1万元。然而，被答辩人在2019年2月1日缴纳合作公司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之间的税费452592.80元，被答辩人作为合作人应承担税费226296.4元，故目前被答辩人只需向答辩人支付分红184703.6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请求贵院查明事实真相，秉公处理。综上，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尹艳斌未答辩。原告陈建梅、胡勇林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为本案适格主体；2、俩原告的结婚证复印件，于1999年5月2日登记的，是合法夫妻关系；3、俩被告的婚姻登记信息，于2016年8月1日登记结婚的，2018年7月16日离婚的；4、银行转账流水：原告为开办公司投入的现金股本金576600元，加上2016年投入的现金股本金29万元，共计866600元；5、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19日，经双方结算，原被告开办公司所获利润为1714800元，原被告各自可分红857400元；6、转款凭证：被告支付原告分红款8万元，2018年11月30日被告尹艳斌转给原告陈建梅一笔5万、2018年11月28日转款一笔2万、2018年11月25日被告龚正刚转给原告胡勇林一笔1万；7、借条：2018年11月30日，被告主动提出将所欠原告分红款777400元转为借款并制定分期还款计划，另约定如被告逾期未还款，在临川区人民法院起诉；8、还款凭证：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后，于2018年12月10日履行了分期还款内第一期20万元，尚有57740元未履行，被告已构成违约；9、微信聊天截图共7张：证明原被告在结算和出具借条之后，原告向被告催款，被告龚正刚表示认可并同意履行义务。被告龚正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前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同时可以从证据三中看出俩被告在2018年7月16日已经离婚，本案形成的借条是2018年11月30日，原告所主张的本案纠纷与被告尹艳斌无关，本案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涉案款项来源于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但实际上该公司2017年7月份原告就不是该公司的股东，详见被告提交的证据六，该公司于2017年经营异常。且证据四中涉及的银行流水大部分时间都迟于2017年7月份以后，可见原告证明的目的与事实不相符。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微信记录中未表明具体情况，只是一个表格，包括原告所称的凌浩的货款什么时候到，可以反映该记录只是双方日常的对话，该记录并不是原告所主张的本案的借款。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七组证据，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借条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借条没有被告尹艳斌的签字，且两被告已经于该借条形成之日前已经离婚了，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尹艳斌不用承担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原告主张的借款，但原告并没有就该借条所对应的款项支付借款，本案并非借款。该借条的形成是由于被告龚正刚应原告胡勇林的要求，避免俩原告之间家庭矛盾恶化，用于解决原告的家庭矛盾。该借条所涉及的款项原告胡勇林与被告龚正刚在2018年12月29日进行了核算。对第八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龚正刚确实转账款项20万元，该款项的支付反映原告主张涉案款项是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分红的款项不相符。对第九组证据，虽然刚才与原告提供的原始媒介进行核对，但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记录也不完整，跳跃式的记录，这一组的质证意见庭后通过代理词发表。被告尹艳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的权利。被告龚正刚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胡玉梅（系原告胡勇林的姐姐也系被告龚正刚的母亲）的证人证言，证明2018年12月29日原告与龚正刚是进行过核算，算出来的金额是41.1万元，并且未扣税；2、陈某（系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的证人证言，证明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是2017年就已经停止经营，真正经营的公司是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3、原告胡勇林手写的结算单，证明2018年12月29日原被告双方进行结算，具体为该结算的左上角有显示16、17、18年的相关情况，中间部分有77.1万、8万、69.1万、28万以及41.1万的字样，右下角有方框内有10.25、1万，10.29、2万，11.30、5万，12.10、20万，最终确定金额为41.1万元；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3张，证明2019年2月1日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税费总额是452592.80元，周期是2018年7月1日-2018年12月31日，该税费应当在款项中予以扣除；5、招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被告向原告总计支付过1132500元；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是在2016年12月成立，2017年7月公司的股东全部变更为其他人，也就是说该公司不可能有原告所主张的80多万；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证明该公司是2017年7月份成立的，本案实际的款项是与该公司有关的，该公司在2019年2月1日缴纳的税原告应该分担。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所以对三性都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结算单是何人所写、何时所写不清楚，不能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该书证的填发日期是在2019年2月1日，原被告在此之前已经结算完毕了，即便当时被告与原告进行了结算，也将该税收成本考虑进去了，一并进行结算。对第五组证据，这组证据能印证原被告开办公司的事实，无论是哪家公司，都是原被告以家庭名义进行合伙经营，原告投入资金，被告投入技术。对第六组证据，证实原被告合伙开办公司系家族性的企业，那么原告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投入，被告也是以夫妻名义参与，原告总计投入资金是866600元，被告作为夫妻以技术投入。被告尹艳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被告龚正刚提交证据质证的权利。经审理查明，原告胡勇林系被告龚正刚的舅舅。2016年3月，被告龚正刚向原告胡勇林提出计划成立一家网络开发科技公司，其有技术，但缺乏资金，要求原告参加合伙，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经营。原告同意了被告提出的方案，即由原告出资金、被告出技术，双方口头约定合伙股份各占50%，于2016年3月2日共同在深圳市龙岗区注册成立了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勇林、监事：尹艳斌、董事长：胡勇林、），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公司股东为被告尹艳斌和原告胡勇林、公司出资比例各50%。公司成立期间，原告先后投入资金866600元。因合伙公司经营出现异常，原、被告于2017年7月4日将公司股东变更为蔡细英（原告胡勇林母亲、被告龚正刚外婆），原、被告并于2017年7月19日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合伙注册成立了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为胡玉梅（原告胡勇林姐姐、被告龚正刚母亲）。后原、被告因合伙发生纠纷，2018年11月19日双方对合伙组织进行了清算，被告明确原告可收回投资款及得利润共计857400元，被告龚正刚于2018年10月25日支付给原告1万元、11月28日支付给原告2万元、11月30日被告尹艳斌通过银行转给原告陈建梅5万元，最后经结算，被告仍应支付给原告合伙投资款及利润77.74万元，2018年11月30日被告龚正刚以其夫妇（双方已经离婚）的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建梅夫妇人民币777400元，于2019年1月15日分三期还清。首期于2018年12月10日还款300000元、第二期于2018年12月20日还款300000元、最后一期于2019年1月15日还款177400元。如有逾期，按照3%每月利率支付利息给出借人陈建梅夫妇，双方约定逾期未还款，出借人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出具借条后，于2018年12月10日归还了原告款20万元，至今尚有57、74万元未支付。后原告多次催问被告给付款项未果，酿成纠纷的发生。又查明，被告龚正刚与被告尹艳斌于2016年8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7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二、双方对合伙组织是否进行了清算？三、合伙债务是否是属于共同债务？一、关于本案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问题？原、被告之间纠纷的发生是基于双方合伙关系而产生，那么，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因而本案立案时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显然与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据此，本案应定性为合伙纠纷。二、关于原、被告双方对合伙组织是否进行了清算问题？由于被告龚正刚以夫妇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中对金额和还款期限进行了约定，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条来源不合法的情况下，应认定该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原、被告双方未发生事实上的借贷关系，那么应视该借条为双方对合伙组织进行了清算的证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庭审时被告虽然提供了税务部门2019年2月1日出具给合伙公司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的三份完税证明、双方结算草稿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来抗辩原告应承担合伙期间的税费及合伙组织未进行清算，但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和组织的义务，被告龚正刚作为合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知道在对合伙组织进行清算时，应该把合伙组织应交纳的税费列入合伙组织成本，而被告龚正刚出具的借条应视为双方结算时对应缴纳的税款进行了扣除，因此，被告要求原告承担合伙期间的税费，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结算草稿是被告龚正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方面提供，虽然被告提供了证人证言，但证人中一个是被告龚正刚的母亲、一个是其公司员工，该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薄弱，且结算草稿既没有被告签字认可，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被告抗辩合伙组织未进行清算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合伙债务是否是属于共同债务？深圳市华瑞芯科技有限公司是原、被告以家庭为主体开办的合伙企业，双方合伙期间是被告尹艳斌与被告龚正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公司注册时被告尹艳斌是该公司股东。2017年7月19日原、被告合伙又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合伙注册成立了南昌市尹柏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时俩被告仍是夫妻关系，虽然俩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被告龚正刚出具合伙结算的借条当天，被告尹艳斌仍通过其账户给付了原告款5万元，且该款在合伙成本中予以了扣除，说明被告尹艳斌不仅知道双方是以家庭形式参加合伙，而且积极参与了合伙组织。即使合伙结算依据是被告龚正刚以夫妇名义出具的，仍可推动其知晓被告龚正刚向原告出具了合伙结算凭证，因此，涉案债务应认定为俩被告的共同债务，俩被告应共同清偿。据此，原告要求俩被告共同清偿债务，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债务应当清偿。由于被告未按约定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承担清偿欠款本息的义务，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被告在借条中对还款时间、利息进行了约定，而原告起诉时要求将被告还款利息调整为月利率2分，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尹艳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原告主张抗辩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龚正刚、尹艳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建梅、胡勇林欠款本金57.74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7.74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分，自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款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保全费4158元，共计人民币15958元，由被告龚正刚、尹艳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金额，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抚州抚河支行；银行账号：14×××29）。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周根诚人民陪审员  王晓倩人民陪审员  丁丽玲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