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88号 原告张树建，男，195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 原告张鹏，男，197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绥阳县人，住绥阳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华美，女，197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址同上。系原告张鹏之妻。 原告张鹏委托代理人徐光华，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南部新区。组织机构代码：00952006-1。 法定代表人刘兆武，县长。 出庭负责人王家木。 委托代理人全义华。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 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 委托代理人付全齐。 委托代理人郑兴，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绥阳县宽阔镇宽阔社区杨堡一组。 负责人张世平，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益江，村民。 第三人绥阳县宽阔镇宽阔社区杨堡二组。 负责人刘军，组长。 原告张树建、张鹏不服绥阳县人民政府于绥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确权决定及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0月25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通知第三人绥阳县宽阔镇宽阔社区杨堡一组（以下简称“杨堡一组”）、绥阳县宽阔镇宽阔社区杨堡二组（以下简称“杨堡二组”）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张树建、张鹏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华美、原告张鹏委托代理人徐光华，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负责人王家木、委托代理人全义华，第三人杨堡一组负责人张世平、委托代理人王益江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杨堡二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5日作出绥府行确决字（2019）1号行政确权决定，认定：原告张树建、张鹏与第三人杨堡一组争议地“河坝对门”（又称“保管室顶顶”）位于杨堡**，四至界限为：东至小路、张仕辉土、曾云龙土，南至胡敬海房子及土，西至王益禄土、张仕辉土、张开庆房子，北至303省道，面积约4亩，地表现状为非林地。1952年土改时，争议地属原告之父张青荣分得的荒山，初级社时张青荣是原宽阔公社胜利大队第一生产队（后变更为杨堡一组）成员。土改后，张青荣迁到原宽阔公社胜利大队第二生产队（后变更为杨堡二组）落户成为杨堡二组成员。1981年土地下户和1982年林业三定时，张青荣一家分得“林偏偏”、“雷打岗”、“老屋基后头”、“老屋基”等林地并在2008年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申请办理了林权证。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地固定为杨堡一组集体所有，后村民将争议地开荒种茶，1980年代初期土地下户时，将争议地划分给本组村民张仲伦、张世辉、曾静、王国华、王先亮等20余户作为自留地耕管使用。2003年S303省道建设征占用部分争议地，补偿款由杨堡一组部分村民领取。2008年林改期间，原告持张青荣《自留山证书》申请争议地林权登记，林改机构以争议地地表状况不属于林地未予登记。直至2013年S303省道改扩建征地，原告阻工并主张争议地使用权，引发权属争议。2018年3月19日，杨堡一组申请确权。原告持有的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与现状不相符。2013年S303省道改扩建前，原告与杨堡一组之间未发生过权属争议，杨堡二组也未提出过权属争议。原告及杨堡二组均无对争议地进行实际管理使用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十六条、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决定：绥阳县宽阔镇宽阔村“河坝对门”土地（东至小路、张仕辉土、曾云龙土；南至胡敬海房子及土，西至王益禄土、张仕辉土、张开庆房子；北至303省道）属于宽阔镇宽阔村杨堡一组所有和管理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二原告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绥府行决字（2019）1号行政确权决定。 原告张树建、张鹏诉称：行政确权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第一，土改后，胜利一队和胜利二队同属一个食堂，争议地分配不变，属于原告之父张青荣的自留山。1962年四固定后至1982年林业三定，原告之父张青荣取得了争议地权属凭证即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期间，一直由张青荣管理使用，张青荣去世后，由原告管理使用至今，原告对争议地一直享有权属。第二，绥阳县政府认定争议地性质错误，争议地原本就属于林地，只因1967年在公社组织下杨堡一组成员将部分林地改为茶园，原告管理期间，杨堡一组成员多年非法侵占，争议地才变成今天的现状，也还有部分剩余林地。1975年杨堡一组将争议地划分给一家一户，但争议地“林地”性质从未改变。绥阳县政府仅以争议地现状不符合林地要求，及杨堡一组一直非法占有、使用争议地，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又以原告居住地与争议地不属同一个村民组为由，草率决定争议地属于杨堡一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明显违背了尊重历史、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原则。第三，复议决定认为原告持有的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与绥林权（自）字第25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内容不一致且存在冲突，以原告持有的凭证不能认定原告对争议地享有权益。原告认为完全可以进行对比，查看是否属于同一宗地，以及查看其真伪。第四，行政确权决定和复议决定在确权认定上过于片面，刻意追求主观现状，在没有弄清客观事实、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违背政策，随意套、靠法律依据。首先，行政机关主张争议地现状和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记载的四至不清、不符合，以此否定自留山证的效力，明显错误，《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规定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但并非规定四至不清时就否定权属凭证上的权利人权益。行政机关明知涉案地属于争议地，而未责令停止对争议地的使用，程序存在瑕疵。其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规定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在尚未取得林权证的情况下，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最后，根据绥阳县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林改应当坚持尊重历史，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原则。综上，原告持有的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系绥阳县政府依法向原告之父张青荣颁发的确认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二被告在事实不清且违背历史真相，以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的情形下草率作出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一、撤销绥府行确决字（2019）1号行政确权决定和遵府行复（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二、判决绥阳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维持原告持有的登记在张青荣名下的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上地名为“河坝对门”林地的权属登记。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1955年9月6日绥阳县人民政府向张青荣颁发的《房产所有证》，取得了“当门”（即河坝对门）的林地使用权。 2、1982年2月24日绥阳县人民政府向绥阳县宽阔区宽阔公社胜利大队小项生产队社员张青荣颁发绥林权（）25号《自留山证书》。证明1982年林业三定时，经政府确认，争议地为原告家的自留山。 3、2017年10月17日《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原告申请颁发林权证的事实。 4、绥府行复决字（2014）12号、绥府行复决字（2015）04号《绥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绥阳县人民政府要求宽阔镇人民政府就争议林地确权，理由就是争议地系林地，而非土地，系适用法律错误。 5、（2016)黔0321行初35号《贵州省遵义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及宽阔镇人民政府《受理告知书》。证明原告因要求宽阔镇人民政府履行争议地确权法定职责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中宽阔镇人民政府承诺在2016年5月10日进行调查确权。 6、2016年8月4日（2016)黔0321行初108号《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生效证明及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人民法院判令绥阳县宽阔镇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二月内履行争议地确权法定职责。 7、2016年11月7日绥府法监撤字（2016)第5号《绥阳县人民政府行政撤销决定书》，撤销1982年张清荣绥林权证（）25号《绥阳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书》。 8、（2017)黔0321行初10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绥府法监撤字（2016)第5号行政撤销决定。 9、（2018)黔0321行初347号行政判决书及（2019)黔03行终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要求绥阳县人民政府进行林权登记被法院驳回诉求。 10、绥府行确决字（2018）03号行政确权决定书。证明绥阳县人民政府把争议林地河坝对门的所有权及使用权确给了宽阔镇宽阔村杨堡一组。 11、遵府行复（2018）3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绥阳县人民政府绥府行确决字（2018）03号行政确权决定书。 12、绥府行确决字（2019)1号行政确权决定书。 13、遵府行复（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14、宽府复（2014）10号《宽阔镇人民政府关于张鹏、张树建同志信访事项处理情况答复意见书》。证明绥林权（）25号《绥阳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书》有对应的存根，存根在宽阔镇人民政府。 15、2013年2月25日杨堡一组王国华等13人联名证实，证明原告家在一组取得了自留山即争议地，在二组就不可能取得了。 16、2016年11月25日戴某等30人证明，证明原告家在杨堡二组没有自留山。 17、2020年7月3日杨堡二组村民及现任组长刘军等人证明。证明原告在杨堡二组只分有责任山，没有分得自留山。 18、2020年7月3日杨堡二组村民及现任组长刘军等人证明。证明杨堡二组村民或其他组村民在其他村或杨堡一组分得有自留山。 19、国务院国发（84)95号文件，证明“山林权属应以土地改革时确定的权属为基础，以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为主要凭证；没有土地证的可参考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清册。凡土地改革时期己经分配的山权，其权属一律不在改变”。 20、证人戴某当庭作证，证明争议地系张青荣土改取得，张青荣在四固定前迁到胜利二队，1980年代初期，其子女曾在河坝的一块林地帮助张青荣户采茶，当地存在村民在其他村民组有自留山的情形。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现状为非林地，1955年土改时分给张青荣的荒山，后张青荣迁入杨堡二组落户。1982年林业三定时，张青荣户在杨堡二组分得自留山2幅。1970年代，杨堡一组将争议地开荒种茶，形成茶山。约在1979年，杨堡一组将争议地划分给部分村民作自留地。2003年省道建设征占部分土地，征地补偿款由杨堡一组村民领取。有据可查的管理使用事实证明争议地应属杨堡一组集体所有。四固定后，原告一家已不属于杨堡**村民。后原告以土改凭据主张权利，依法不应支持。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处理适当。土改时期，国家将土地划分给农民个人所有，当时背景下是农民私有。1956年高级社时期，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均要入社，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是土地公有制。此后，土改证不能作为个人主张土地权属的依据。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书记载四至界限不清，不能确定标的物，没有与之吻合的存根。与绥林权（自）字第25号自留山证书（存根）记载内容矛盾。没有加盖骑缝章，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地的有效权属凭证。争议地长期处于第三人管理使用的事实充分，原告没有对争议地具体管理使用的事实。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和依据： 第一组：1、遵府行复（2018）3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绥阳县国土资源局调查处理意见、绥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审批表、送达回证4份、延期审理通知书、委托书、张鹏和张树建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通知书；3、会议记录2份及图片、杨堡一组情况说明。证明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第二组：4、小班位置示意图；5、绥国土资函（2018）22号、界址点成果表2份、争议地规划图和现状图、绥林函（2018）5号；6、领条28份；7、宽阔社区居民委会证明5份；8、土地下户时杨堡一组对争议地进行划分的花名册、宽阔公社胜利大队自留地落实表；9、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绥林权（自）字第25号自留山证（存根）、18号和43号自留山证、16号集体山林管理证、土改证；10、林权登记申请表（张树建、张鹏）；11、郑传开、刘国志、张世辉、胡隆州、代月明、张开庆、胡敬才、赵代民、罗华美调查笔录各1份，张世平调查笔录2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原告持有的自留山证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不能作为其主张争议地权属的权属凭证；原告没有对争议地进行管理使用的事实，没有主张争议地权属的事实基础；争议地位于杨堡一组境内，从上世纪70年代起由杨堡一组集体长期管理使用，土地下户时分配给本组村民管理使用至今，在2008年前从未发生过权属争议等事实。 第三组：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本案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合法。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与绥林权（自）字第25号自留山证（存根）记载内容不一致且存在冲突，原告之父张青荣在土改后已迁至胜利大队第二生产队，争议地并不在原告户所在承包土地范围，原告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不充分，请予驳回。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答辩期内提交了下列证据和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3、申请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送达回证；4、《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6、《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7、遵府行复委（2019）189号《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移送函》；8、《行政复议答复书》；9、《绥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证据清单》；10、遵府行复（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1、《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 第三人杨堡一组述称：认可绥阳县人民政府和遵义市人民政府的确权和行政复议。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堡一组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宽阔公社大队自留地落实表原件。 2、原告自留山存根原件。 3、关于25号自留山存根证据原件。 第三人杨堡二组未作陈述，也未提交证据。 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绥阳县政府的质证意见是：对第1、4、5、6、7、8、9、10、11、14号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号证据真实性存疑，地块、面积、四至界限所用墨水和字迹均与其余部分不一致；3号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填写了申请表。不能证明其已经提交；12、13号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15、16、17、18号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19号证据系当时的政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号证据即证人戴某当庭证词与其接受政府调查时内容不一，不能采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是：4-10号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原告之前发生的案件过程性文件，与本案作出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决定没有关联；其余证据与绥阳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杨堡二组的质证意见是：对1号证据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2号证据不属于杨堡一组的合法文书，真实性存疑；对14号证据有异议；第15号证据不予认可，杨堡一组60岁以上的有13人的村民签字，当时60岁以上的村民都不识字；证人戴某的当庭证词明显偏袒，对原告有利的证人就知道，对原告不利的证人就不知道。对被告绥阳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第1、2号和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3号证据没有异议；4号证据三性有异议，不是小班，而是小巷；对6号证据有异议，不能证明其领取的合法性；对8号证据有异议，要求被告方出示原件；对9号证据有异议，25号自留山存根与张鹏持有的自留山证时间不一样，18号自留山证是本队张世友的，并非被告所说；对10号证据三性有异议，张鹏家没有4幅林地；对11号证据证人证言均不客观，胡隆州证言中所说的界址是真实的；对其余证据均有异议。被告遵义市政府和第三人杨堡一组不持异议。对被告遵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对第三人杨堡一组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是：1号证据即落实表上记载的内容无法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并且表上没有加盖任何印章，无法辨别；第三人提交的自留山证填写时间是1981年，而原告的自留山证填写时间是1982年2月24日；存根的地名是九龙公社，并不是宽阔区；18号证书是本队张世云的，并且亩分有涂改；证是真实的，但是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二被告不持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1、4、5、6、7、8、9、10、11、14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2号、3号证据真实存在，合法性与关联性存疑；15、16、17、18号证据采取自书多人签名的证实材料方式，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也不能确认真实内容是否签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予采信；20号证据及证人戴某当庭证词，内容与政府调查时的陈述不一致，帮助采茶也是传来证据，不予采信。被告绥阳县政府提交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形成锁链能证明案件事实，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遵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杨堡一组提交的证据，均系证据原件，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如下事实：争议地“河坝对门”，又称“保管室顶顶”，位于杨堡**，四至界限为：东至小路、张仕辉土、曾云龙土，南至胡敬海房子及土，西至王益禄土、张仕辉土、张开庆房子，北至303省道，面积约4亩，2018年土地规划数据库显示地表现状为非林地。1955年土改时，争议地作为烧柴林分给原告之父张青荣所有，其时张青荣为原宽阔公社胜利大队第一生产队（即现杨堡一组）成员。1962年四固定以前，张青荣迁到原宽阔公社胜利大队第二生产队（即现杨堡二组）落户，成为胜利二队成员。1969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胜利一队陆续将争议地开垦种茶。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土地下户时，胜利一队将争议地划分给14户村民作为自留地。2003年底至2004年，S303省道建设，征占部分争议地，补偿款系杨堡一组村民领取。 2014年4月2日，原告向绥阳县信访局提出信访，以土改证、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为据主张争议地权利。绥阳县信访局转宽阔镇人民政府处理，宽阔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宽府复（2014）10号信访答复意见书，告知原告，其提供的自留山证与存根比对不一致，找当时填证人了解，不是一个人笔迹，且1982年山林土地下户时原告在杨堡××××组，并在杨堡二组参加土地分配，表明系杨堡二组成员。告知争议地属于杨堡一组所有。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绥府行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绥阳县宽阔镇人民政府的答复意见书，并责令绥阳县宽阔镇人民政府在60日内按照法定程序对争议林地的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宽阔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10日作出宽府决字（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属杨堡一组。2015年1月23日，绥阳县政府作出绥府行复决字（2015）04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宽府决字（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2016年2月2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宽阔镇人民政府履行土地确权法定职责，案件审理中，宽阔镇人民政府书面承诺在2016年5月10日以前履行法定职责，原告撤回起诉。2016年6月16日，原告再次向本院起诉，请求宽阔镇人民政府履行土地确权法定职责。本院于2016年8月4日作出（2016）黔0321行初108号行政判决，判令宽阔镇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履行法律职责。宽阔镇政府调查后报经绥阳县人民政府处理。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绥府法监撤字（2016）第5号行政撤销决定，撤销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原告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绥府法监撤字（2016）第5号行政撤销决定。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黔0321行初103号行政判决，撤销绥府法监撤字（2016）第5号行政撤销决定。2017年10月17日张鹏填写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将“河坝对门（茶山）”登记为所有权“集体”、林地、林木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人张鹏，四至界限为东土坎、南土坎、西土坎、北352国道，坐落于杨堡**。宽阔社区和宽阔镇政府签章后申请登记，绥阳县林业局于2018年5月2日作出《关于不予受理林权登记的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未提交相应的合法证明材料，不予受理。原告于2018年5月7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其享有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书范围内林地的使用权并判令绥阳县政府向其颁发林权证书。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黔0321行初347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9）黔03行终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3月19日，杨堡一组向绥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对争议地进行确权。绥阳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绥府行确决字（2018）03号行政确权决定：绥阳县宽阔镇宽阔村“河坝对门”土地（东至小路、张仕辉土、曾云龙土，南至胡敬海房子及土，西至王益禄土、张仕辉土、张开庆房子，北至303省道）属于宽阔镇宽阔村杨堡一组所有和管理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原告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遵府行复（2018）356号行政复议决定，依程序违法（未将杨堡二组列为当事人且送达瑕疵）为由撤销绥府行确决字（2018）03号行政确权决定，责令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遂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原告申请复议，遵义市政府作出本案被诉复议行为。 另查明：1、原告持有的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书记载内容为：编号绥林权（）字第25号，正文“绥阳县宽阔区宽阔公社胜利大队小坎生产队，将附近的宜林荒山壹亩伍分，划给本队社员张青荣作自留山。…”落款“一九八2年2月24日”，附自留山登记表：“地名河坝对门，面积1.5墙，四至东土墙、南土墙、西土墙、北宋子华界”。其中编号“25”、两“宽阔”、“胜利”、“小坎”、“张青荣”、落款“2”、“2”、“24”为蓝黑墨水书写，为同一人手书；正文“壹”、“伍”、附表“河坝对门”、“1.5墙”、三“土墙”、“宋子华界”为碳素墨水书写，与蓝黑墨水书写部分字迹明显不同。庭审中，原告当庭称“小坎”实为“小项”，为1982年时胜利二队作业小队之一，第三人认可1982年时胜利二队有“小项”作业小队；原告当庭称，“墙”字均应为“坎”字。绥阳县人民政府调查时任大队会计胡隆州等人，该证书上蓝黑墨水部分系胡隆州书写，因张青荣不要二队的林地，只填写了一半，张青荣将空证拿走，碳素墨水书写的内容不知道是谁何时写上的。绥阳县人民政府调查时调取了胜利大队河坝生产队王国荣绥林权（）字第43号自留山证及绥林权（）字第18号自留山证，均为蓝黑墨水书写，字迹与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蓝黑墨水部分一致。2、政府档案中找不到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存根，找到的绥林权（自）字第25号林权证存根系宽阔镇九龙公社联丰大队第二生产队狮子顶、松林岗周绍林自留山。3、绥林权（）字第18号自留山证，权利人为宽阔公社胜利大队三合生产队张仕云，地名牛坡元子、山墙。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张树建申请办理的“雷打岗”林权，宗地编号为80××45；张鹏申请办理的“雷打岗”林权，宗地号为80××46。权利依据均为自留山林证1982年第18号，坐落均由杨堡二组刮改为宽阔镇红河村。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当庭确认，原胜利大队二生产队有“三合”作业组。4、1990年代初期村居撤并调整，胜利大队并入宽阔社区，胜利大队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相应变更为宽阔社区杨堡一组、杨堡二组。 本院认为：涉及历史变迁的土地权属处理，应当按照由近及远、由今及古的原则认定权利依据的法律效力。争议地位于杨堡一组，1950年代土改划给原告之父张青荣所有，经过195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集体土地均属于集体所有，所有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张青荣于1962年四固定之前迁入杨堡二组，不再是杨堡一组成员。四固定之后，争议地按地域属于杨堡一组集体所有，并于1970年代垦殖为茶园，1970年代末期又划分给杨堡一组部分村民作为自留地，亦足以说明争议地一直由杨堡一组管理使用。一般情形下，公民分得自留地、自留山以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前提。原告户不具有杨堡一组成员身份，于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在杨堡一组分得自留山的主张，与常理不符。1982年时，争议地已经作为自留地划分给杨堡**部分村民，非经村民会议决定收回并对分得争议地的村民予以适当补助性安排，不存在另行将其划给原告作自留山的可能性。 判定权利凭证是否具有赋予其记载的权利人享有记载权利的法律效力，应当对照权利登记薄、存根，并结合权利凭证真实性等因素进行。原告持有的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在政府档案中没有存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之前产生，其时尚未设立不动产登记薄，但权利证书与存根相对应系任何权利证书颁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存根对应的权利证书，确认其法律效力,要求更高。该证书由两种墨水、两种字迹书写、四至界限不明，其真实性存在合理疑问。真实性存疑的权利证书，在没有存根对应，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不应赋予其记载的权利人享有记载权利的法律效力。本院（2017）黔0321行初103号行政判决以未经法定程序作出的撤销决定违法为由撤销了绥府法监撤字（2016）第5号行政撤销决定，并不必然表示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书具有争议地权利凭证效力。 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应当按照土地地类，结合历史变迁和管理使用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确认土地地类，应当按土地现状确认。绥阳县人民政府依据林业规划数据库资料，结合争议地于1970年代垦殖为茶园，1970年代末期划分给村民作为自留地的事实，确认争议地现状为非林地，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应予采信。原告户自1962年前迁入杨堡二组，丧失杨堡一组成员身份，长期未管理使用争议地，1982年前后提出争议未获支持，此后直至2013年争议发生，其间一直未主张权利。绥阳县人民政府结合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作出权属争议处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绥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确权决定认定争议地权属历史变迁事实清楚，确认地类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原告张树建、张鹏的主张：一直管理使用争议地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地类定性错误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在处理前未责令停止使用争议地、程序违法的理由，法律规定处理前不得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并不禁止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的使用，本案争议地在争议发生前已经被部分征收用作道路建设，剩余部分并未改变用途，被告无需禁止使用以导致土地荒芜；复议决定以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与绥林权（自）字第25号自留山证存根相对应不当，经查，两证编号不同，所在村组不同，不具有对应性，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但两证是否进行对应比较，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也不影响绥林权（）字第25号自留山证的效力认定，原告以此主张复议决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树建、张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张树建、张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林 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 人民陪审员  宋品忠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赵辛竹 书记员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