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8138号原告（被告）：姜守波，男，1968年6月25日出生，住址及户籍所在地均系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广林，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1号楼3层33号。法定代表人：崔万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邸坤鹏，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道锋，男，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被告）姜守波与被告（原告）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通恒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姜守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广林、被告（原告）创新通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邸坤鹏、付道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守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创新通恒公司：1、支付我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60004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工资13332元、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21332元；2、支付我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8日话费补贴款6837.14元；3、支付我因不能提供离职证明导致的损失60000元；4、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2442元；5、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我入职创新通恒公司，岗位为工程部经理，我工资标准为年薪16万元，在2015年至2017年间创新通恒公司每月发放工资1万元，每年拖欠4万元，后支付了2万元即未再支付。2018年8月双方签订了《协商付款协议书》，确认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创新通恒公司拖欠税前薪资99999.92元，现尚有60004元未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创新通恒公司仍拖欠我工资及话费补贴款。2019年3月创新通恒公司以裁员为由通知将我辞退，且拒绝对我进行经济赔偿及出具离职证明，导致我无法入职，故应当赔偿我相应损失。综上，我不服仲裁裁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创新通恒公司辩称，基于我公司的经营状况，我公司与姜守波经过协商一致，将其工资自2018年4月1日由每月10000元调整为8000元。双方于2018年9月补签了劳动合同，约定姜守波的月工资为8000元，系双方协商一致后从2018年4月1日起执行，姜守波提起劳动仲裁前，从未对该标准提出过异议。此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我公司的确曾主动提出与姜守波解除劳动关系，但因对补偿事宜双方未达成一致，故一直处在解除劳动关系及补偿事宜的磋商阶段。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第一项，即支付姜守波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工资60004元；同意仲裁裁决第三项，即支付姜守波话费补贴款6837.14元，不服其他仲裁裁决结果。创新通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我公司无需支付姜守波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8000元；2、我公司无需支付姜守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7166.67元（仅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38500元）；3、姜守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同上。姜守波针对创新通恒公司的起诉辩称，坚持我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创新通恒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姜守波于2014年2月10日入职创新通恒公司，任职工程师经理，双方签订了若干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系于2018年9月3日签订，期限自2017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其中第八条第1款载明月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3000元+岗位工资4000元+绩效工资1000元。2018年8月24日创新通恒公司（甲方）与姜守波（乙方）签订了《协商付款协议书》，载明“经双方确认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甲方欠乙方税前薪资共计99999.92元没有支付。上述款项，甲方承诺从2018年8月份开始，每月30日之前支付所欠税前薪资9999元，甲方承诺于2019年5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完毕。”针对协议所载99999.92元的计算方式，姜守波主张其工资标准为：2014年2月至2018年8月期间年薪16万元，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每月8000元；实发情况为：2015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每月发放1万元，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每月发放8000元，2015年至2017年期间每年应于年底一次性发放的4万元，仅于2016年2月4日发了2万元，剩余10万元未发放，故双方签订了数额为99999.92元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创新通恒公司支付了39996元，故还欠付其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60004元、以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3332元、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1332元。创新通恒公司同意向姜守波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60004元，但不同意姜守波的其他主张，表示年终4万元是根据公司效益和员工表现发放，不是必须发放，姜守波要求按照4万元的标准发放没有依据；创新通恒公司表示双方于2018年9月补签劳动合同，因公司经营不善，约定姜守波工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降为每月8000元。另查，创新通恒公司每月15日左右向姜守波发放上月工资，2018年8月27日、2018年9月30日银行交易记录的摘要/附言处均为“本月应付年薪”。双方均确认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但就解除时间与事由各执一词。姜守波主张因创新通恒公司违法将其辞退，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31日解除。姜守波提举了以下证据：1、工作交接表。显示交接事由处勾选“辞退”。2、离职交接单。显示姜守波填单时间为2019年3月8日。此后直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陆续与用人部门、网络部、财务部等部门进行离职交接。3、录音，表示系2019年3月18日其、同事李某、与创新通恒公司总经理周某之间的对话，载明：“……姜：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算到什么时候离职啊？周：三月底。……周：我不是不懂，我说的二月底找你们谈的话，我跟你们讲完了，公司裁员，找你们哥俩，是这意思，公司决定了，是这意思不是，具体的协商是协商离职这个补偿的事。……”。4、微信聊天记录。姜守波主张创新通恒公司股东崔某向其发送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文本，提出按照双倍的标准支付赔偿金，但其对计算标准有异议故未同意，该协议并未签署。创新通恒公司表示工作交接表中的“辞退”系姜守波自行勾选，认可上述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自2019年年初公司考虑到经营情况，与多名员工协商补偿，但未与姜守波达成协商一致时，其即于2019年4月8日申请劳动仲裁，故双方劳动关系协商解除。创新通恒公司提举了以下证据：1、《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载明“鉴于创新通恒公司自身原因，不能与姜守波履行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规定，创新通恒公司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姜守波。创新通恒公司于2019年3月8日通知姜守波解除劳动关系，时间截止到2019年4月8日止”，另载明支付相应补偿等内容，该协议并未签署。姜守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公司已经决定裁员，双方商量的是离职补偿，而非是否离职，公司已向其明确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及具体解除时间，因双方最终没有就补偿达成一致方案，其才最终提出了劳动仲裁。2、微信聊天记录、EMS快递。创新通恒公司表示其公司办公室主任分别于2019年4月8日、2019年4月15日向姜守波发送告知函内容的微信，告知不同意姜守波提出的终止劳动合同的补偿方案，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继续做好岗位本职工作。创新通恒公司另主张2019年4月15日发送特快专递，督促姜守波回岗工作，但其拒收文件。姜守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其已办理了离职交接和离职手续，公司连续向其发送告知函，系因了解到其要提起劳动仲裁，为避免公司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的责任，意图制造其擅自离岗、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假象，将责任推卸给其。姜守波主张其按照每月10222元的标准，作为核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工资基数。2019年7月12日创新通恒公司向姜守波发送了离职证明的照片，载明姜守波以个人原因离职，要求其前来公司领取该离职证明，姜守波未领取。姜守波主张其不同意以个人原因离职的表述，故未去领取，并要求创新通恒公司赔偿不能出具离职证明对其造成的损失。姜守波就此提举了：《关于姜守波未提供离职证明无法办理入职手续的说明》，载明“因公司发展需要，我司拟于2019年4月聘任姜守波，……在我司任工程部经理岗位，月薪15000元。因姜守波未能提供原单位的离职证明手续，我公司无法确认其原劳动关系状态，无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落款处显示加盖北京北环新工科技有限公司公章样式，2019年4月9日。创新通恒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表示系虚假证据。创新通恒公司另表示姜守波从未要求其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其公司于仲裁庭审过程中表示可以随时出具，姜守波未置可否。经本院释明，姜守波表示，北京北环新工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相关人员无法出庭作证。姜守波以要求创新通恒公司支付工资、话费补贴款、不提供离职证明导致的损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9801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创新通恒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姜守波二〇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工资六万零四元；二、创新通恒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姜守波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工资差额八千元；三、创新通恒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姜守波话费补贴款六千八百三十七元一角四分；四、创新通恒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姜守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九万七千一百六十六元六角七分；五、驳回姜守波的其他仲裁请求。姜守波与创新通恒公司均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姜守波起诉在先。本院认为，关于工资一节。首先，依据姜守波工资的实发数额、结合其与创新通恒公司签订的《协商付款协议书》载明欠付数额可见，创新通恒公司按照年薪16万元的标准，为姜守波核算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工资。创新通恒公司主张年薪中4万元是根据公司效益和员工表现发放，但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就此与姜守波达成协商一致或存在有效规章制度依据，故结合既往三年均全额发放的情况，本院对姜守波所持年薪中4万元系于年终发放的固定数额。进而，创新通恒公司与姜守波于2018年9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了姜守波的月工资共计8000元，虽倒签期限自2017年2月10日起，但显然与工资的实际核算情况不符，故创新通恒公司仅据此不足以证明姜守波工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起即降为8000元，该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举证据证明己方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单方降薪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姜守波自认2018年9月起工资标准变更为8000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本院认定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姜守波的工资标准按照年薪16万元的标准予以折算，经核算，姜守波要求创新通恒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3332元、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1332元的请求，均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另，创新通恒公司同意向姜守波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60004元、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8日话费补贴款6837.14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节。依据创新通恒公司出具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载明的解除原因，结合录音显示内容可见，创新通恒公司单方通知姜守波于2019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系对其明确作出辞退的意思表示。双方曾针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事宜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该情形并未改变创新通恒公司辞退行为的法律性质。创新通恒公司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向姜守波发送告知函要求其回岗工作，系对业已解除的劳动关系的重复处理，故不发生劳动关系继续存续的法律效力。综上，鉴于创新通恒公司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未能针对辞退事由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提举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创新通恒公司将姜守波辞退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姜守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2442元。关于损失一节。姜守波主张创新通恒公司未开具离职证明造成其无法入职新单位，给其造成了损失，则应举证证明损失的客观存在、损失与创新通恒公司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姜守波提举了案外单位出具的证明，但经本院释明，姜守波表示案外单位相关人员无法到庭接受质询，姜守波亦未提举证据证明存在招聘与应聘事实予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于姜守波要求创新通恒公司赔偿因不能提供离职证明导致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姜守波支付二〇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工资差额60004元；二、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姜守波支付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工资差额13332元；三、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姜守波支付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工资差额21332元；四、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姜守波支付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话费补贴款6837.14元；五、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姜守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2442元；六、驳回姜守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琰人民陪审员 张 红人民陪审员 杨海杰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