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4064号原告：蔡豪，男，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石静，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惠思，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施政，男，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被告：施广林，男，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余，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玉娥，女，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康，男，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系沈玉娥之夫。原告蔡豪与被告施政、施广林、第三人沈玉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石静、仲惠思、被告施政、施广林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余、第三人沈玉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施政、施广林归还借款本金28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止；以2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判令被告施政、施广林承担律师费损失2.2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被告施政因资金需要向原告借款50万元，定于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并承担该款自借款之日起按照月息2%计算的利息，逾期归还的，借款人应承担到期日始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息2%的利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实际支出费用。后原告依约将50万元出借给了施政（通过第三人的账户）。但被告施政仅于2018年2月6日归还3万元、2月13日归还9万元，截至2018年3月5日剩余本金38万元及利息一直没有归还。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施政的父亲施广林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承诺2018年8月还款10万元，2019年1月还款10万元，2019年6月还款18万元。此后，被告施广林仅于2019年2月2日归还10万元。综上，两被告结欠原告借款本金28万元及利息至今未还，为此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施政辩称：借条是不成立的，当时的借据50万元是我和蔡豪向吴国荣借的，我是借款人，蔡豪是担保人，当时在吴国荣的办公室讲清楚我和蔡豪每人承担25万元，后因实际借款人田松没有归还，吴国荣催促我和蔡豪还款。在蔡豪的安排下到刘永康家里借款50万元，当时蔡豪给刘永康25万元，然后我写25万元的借条给刘永康或者沈玉娥，实际借款是我和沈玉娥之间发生的，不是我和蔡豪之间发生的，故蔡豪提供的借条是不成立的。当时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在2016年1月份的时候，我曾经想向蔡豪借款50万元，当时由于关系好就没有收回借条。被告施广林辩称：原来我儿子借款我不知道，2016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两个人到我家里说施政在外边写了借条要我还款，其中一个人是陈伟钧，和施政是认识的。我问他们施政向谁借了钱，他们说是蔡豪，我说让蔡豪来要钱。第二次陈伟钧他们又来了，还带来两个人，我不认识，他们当时说了很多狠话，他们还说是受了蔡豪的指示，因为拿了老板的钱，老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三次他们拿了一个喇叭在我家门口叫，当时施政和老婆到新疆去了，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在家，母亲年龄大了精神受不了，所以当天2月6日我就拿了2万元送过去了。我送钱过去的目的是不让他们来吵，还要看看到底有没有借条。我当时也没仔细看，就看到一个施政签的字，我就认为是施政借钱了。后来他们又来了几次，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还，也没有辨别借条的真伪。第三人沈玉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康述称：当时借钱的时候，是施政和田松到我家里来，我说我不认识你们。等蔡豪来了，蔡豪说让我帮忙转50万元给施政，等下他还给我。这笔钱是我经手的，沈玉娥就负责转账，后来蔡豪把钱转到沈玉娥卡上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1月31日，施政向蔡豪出具《借据》1份，载明：本人施政因家庭财务紧张特向蔡豪借用资金50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并承担该款自借款之日起按每月2%计算的利息，逾期归还的借款人应承担自到期日始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每月2%计算的利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实际支出费用。以上内容以及“时间：2016年1月31日”均为打印文本。施政在“具款人”处签名，并在下方写明身份证号码。蔡豪在该《借据》下方空白处书写“2018.2.6日已还借款3万元正（30000元）蔡豪2018.2.6”和“2018年2月13日已还借款玖万元正（90000元）蔡豪2018.2.13”。2018年3月5日，施广林在前述《借据》下方空白处书写“截止2018年3月5日余借款共计叁拾捌万元整（380000），现还款计划如下：2018年8月还款壹拾万元（100000），2019年1月还款壹拾万元（100000），2019年6月还款壹拾捌万元（180000）”。2018年3月5日，蔡豪、施广林共同在前述《借据》下方空白处签名确认“2019年2月2日还款共计100000（壹拾万元）”。2017年3月14日，蔡豪名下尾号为8410的银行卡转给沈玉娥名下尾号为8818的银行卡30万元，蔡豪的该银行卡余额为30860.46元，沈玉娥的该银行卡的余额为54.2万元。同日，沈玉娥名下尾号为8818的银行卡“转定期”50万元，再“取定期”50万元。同日，沈玉娥名下尾号为8818的银行卡转给施政名下尾号为7273的银行卡50万元。2018年2月11日，蔡豪的父亲蔡志平向施广林出具《收条》1份，主要内容为：收到施广林现金2万元，从50万元的借条扣除，原50万元的借条在蔡豪处，是施政的借条，现由施广林、蔡志平接手代办。根据蔡豪尾号为8410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9月16日至2018年8月15日间，施政共转给蔡豪16笔款项共计43.65万元，蔡豪共转给施政4笔共计29.85万元。蔡豪在庭审中对借款的经过陈述如下：我和蔡豪是校友，后来成了朋友；当时施政作为借款人，我作为担保人，共同向吴国荣借了50万元，吴国荣直接找到我，我就让施政把钱还掉，但施政没钱还，我就出了个主意，让施政先向刘永康借钱，借了50万元以后就还给吴国荣了；2017年3月份，施政准备向我借50万元，我当时只有30万元，所以我就把这30万元先转给沈玉娥，再让沈玉娥转给施政50万元，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条我就把剩下的20万元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还给沈玉娥了；2016年1月31日的《借据》，实际上是施政在2017年4月份写给我的，因为《借据》是我让会计给我的样本，当时没注意《借据》上的落款时间，是刘永康把施政50万元的借条给我以后让施政签的《借据》。施政在庭审中对事情的经过陈述如下：我和蔡豪是高中时候的校友，大概是在2003至2005年间认识的；《借据》应该是在2016年1月31日写的，当时是蔡豪打的，不是他的会计打的；当时我写给沈玉娥借条时给了刘永康2万元现金。刘永康在庭审中对案涉款项的经过陈述如下：当时转给施政50万元是沈玉娥操作的；转给施政50万元后，施政写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给沈玉娥；施政当时有没有给2万元现金我想不起来了，我肯定没有收到这个钱，如果收到的话也是和蔡豪有关系，具体我都忘记了；因为涉及商业秘密，不愿意提供沈玉娥的银行交易流水。以上事实，有《借据》、银行交易流水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典型的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金额以及款项的交付承担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蔡豪主张其与被告施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原告蔡豪提供了被告施政签名的《借据》，说明原告蔡豪与被告施政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借贷合意。原告蔡豪为证明其向被告施政交付了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50万元，提供了第三人沈玉娥转给被告施政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被告施政抗辩称其未收到《借据》项下的借款，第三人转账的50万元系其与第三人沈玉娥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蔡豪欲向被告施政出借50万元，先转给第三人沈玉娥30万元，再由沈玉娥转给被告施政50万元，这与常理不符；案涉《借据》中除被告施政的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码是手写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原告蔡豪称《借据》是其会计给的样本当时没有注意落款日期，该解释同样不符合常理；原告蔡豪和第三人沈玉娥在庭审中均认可被告施政在收到沈玉娥转账的50万元后向沈玉娥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故第三人沈玉娥转给被告施政的50万元系被告施政与第三人沈玉娥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案涉《借据》没有关联，据此原告蔡豪主张其向被告施政交付了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5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另外，对于原告蔡豪在《借据》中备注的还款信息，系原告蔡豪的单方记载，且因为原告蔡豪与被告施政之间互相存在资金往来，根据原告蔡豪在《借据》中单方记载的还款信息无法认定被告施政结欠其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被告施广林代被告施政向原告蔡豪归还借款的行为以及分期还款的承诺，系被告施广林个人的行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得到了被告施政的授权或认可，故无法据此推断被告施政结欠原告蔡豪50万元的借款。综上，原告蔡豪要求被告施政、施广林归还借款28万元及利息、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44元、保全费2270元，合计6514元，由原告蔡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述确定的十五日内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刘运义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缪 婕本判决附录法律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