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23民初86号原告：孙星钊，男，1962年2月1日生，汉族，居民，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兵、王伟国，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海明，男，1967年3月17日生，汉族，居民，住连云港市灌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立柱，江苏云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星钊诉被告付海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星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兵、被告付海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立柱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星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兵、被告付海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立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星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出资款600000元及溢价30967.74元，共计630967.74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伙购地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出资款600000元及溢价30967.74元，共计630967.74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2月6日，原告孙星钊与被告付海明就合作购置厂房土地合作建厂一事磋商一致，联合购置厂房土地，同时委托案外人张某居间，向宁海乡政府购买土地，该土地东邻宏源钢构公司、西邻尔晶电子公司、北邻迎宾大道、南邻农田，2011年3月4日，原、被告与宁海乡政府签订购地合同，合同价款为278万元。但原、被告实际出资310万元，其中，被告付海明出资250万元，2011年3月10日汇款120万元，2011年4月4日汇款130万元，均汇款至宁海乡政府银行账户；原告孙星钊出资60万元，2011年2月18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张某10万元，2011年2月25日以转账方式通过连云港市元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帝公司）账户向张某支付30万元，2011年3月4日向宁海乡政府支付20万元。土地购买后，因附近村民阻挠，致使土地无法使用，2011年5月7日，被告付海明将上述土地作价326万元出卖给案外人韦某。原、被告就此取得土地溢价16万元。现由于原、被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同时要求被告付海明返还原告孙星钊投资款60万元，并按照原、被告之间的出资比例支付原告孙星钊土地溢价款30967.74元。被告付海明辩称，2011年答辩人与原告孙星钊之间意欲购买土地合伙建厂，双方订立了口头合伙协议，但原告孙星钊并未出资，其中，2011年2月18日的10万元是由答辩人汇付至案外人张某的银行账户，并非原告孙星钊的出资；2011年2月25日的30万元，虽是由元帝公司汇付给案外人张某，但该笔款项已于2017年1月17日由江苏威迪农业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迪公司）与元帝公司在对账中备注“已打30万元冲平”，故该30万元的实际付款人已是威迪公司，即该30万元是威迪公司代被告付海明付给张某的土地款；2011年3月4日的20万元虽系原告孙星钊现金缴存至宁海乡政府，但该款是否是由张某在2011年2月25日的30万元转账款中返还20万元给原告孙星钊，尚需张某到庭说明相关情况，因为根据原、被告双方与张某签订的委托合同，张某负有代交购买厂房土地款的义务。另外，从案涉土地出卖给韦某至今已有八年之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若原告果真出资了60万元，在2011年7月8日宁海乡政府向其支付土地出让款200万元时，原告理应从中扣除自己的出资部分，而不是将其中的199万元转付给答辩人。经审理查明：2011年，孙星钊与付海明订立口头合伙协议，意欲购买土地厂房扩大生产，2011年2月17日，孙星钊、付海明作为共同的甲方，与乙方张某签订委托合同书，合同约定：因甲方欲购买海州区宁海乡人民政府所辖的土地，特授权乙方全权代理甲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及原土地买受人洽谈、签订购买合同一事，购买土地的范围为东邻宏源钢构公司、西邻尔晶电子公司、北邻迎宾大道、南邻农田。甲方授权乙方协调、动员宁海乡人民政府从原土地买受人处回购上述土地，回购完毕后，由乙方代理甲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洽谈、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甲方授权乙方洽谈上述土地的买受价格不超过290万元，若甲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之间实际成交价低于290万元，则低于部分作为乙方佣金归乙方所有，若成交价为290万元，则乙方没有佣金。在签订本合同的次日，甲方向乙方交纳订金10万元，如甲方不能购得上述土地，则乙方必须返还上述10万元订金。甲方授权范围为授权乙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等当事人洽谈、代签合同、代为向出让方给付价款。本合同自甲方向乙方交纳订金后生效。2011年2月18日，付海明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张某转账10万元。同日，张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暂收到孙星钊、付海明购买海宁工贸园区内土地、厂房预付款拾万元正（￥100000.-元）张某2011.2.18”。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张某汇款300000元。2011年3月4日，宁海乡人民政府作为出让方与孙星钊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海州区宁海乡海宁工贸园内厂房、土地整体出让给孙星钊，合同标的物包括：（1）东邻宏源钢构公司、西邻尔晶电子公司、北邻迎宾大道、南邻农田的土地约15亩及其围墙，以现有围墙为准；（2）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3）水、电户头及其现有的供应设施；（4）变压器一台。标的价款为278万元。受让方在合同签订的次日给付订金20万元，在合同生效的5日内给付总价款的50%，在水、电过户及现场交接完毕后当日内付清50%余款。协议书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海州区宁海乡财政所向孙星钊出具现金缴款单一张，载明孙星钊向其银行账户存入20万元，款项来源为“购厂房土地款”。2011年3月4日，张某向孙星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孙星钊转账来的购买厂房土地款（宁海工贸园内）叁拾万元正张某2011.3.4”。2011年3月10日，付海明向宁海乡人民政府银行汇款120万元；2011年4月4日，付海明向宁海乡人民政府银行汇款130万元。2011年4月12日，海州区宁海乡财政所向张某出具现金缴款单一张，载明张某向其银行账户存入8万元，款项来源为“购买工贸园区土地厂房款”，备注为“代付海明、孙星钊付款”。2011年5月7日，付海明作为出让方与韦某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将2011年3月4日宁海乡人民政府与孙星钊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合同标的全部转让给韦某，标的价款为326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时交付20万元订金，5月11日支付106万元，余款五月底一次性付清。协议书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韦某于2011年5月6日向付海明转账20万元，2011年5月11日向付海明转账两次，分别为38万元、68万元，合计106万元。2011年7月8日，孙星钊、付海明作为出让方与宁海乡人民政府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由宁海乡人民政府以278万元的价格将2011年3月4日出让的土地、厂房等购回。协议书签订后，宁海乡人民政府向孙星钊银行汇款200万元，孙星钊又将该200万元中的199万元银行汇款给付海明。同日，宁海乡人民政府又作为出让方与韦某作为受让方签订协议书，由宁海乡人民政府将上述土地、厂房等出售给韦某。之后，宁海乡人民政府又三次向孙星钊汇款合计78万元，其中，2011年8月18日28万元、2011年8月26日28万元、2011年9月2日22万元。孙星钊又将上述78万元中的76万元银行转账给韦某。2017年1月7日，威迪公司与元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需要对账，双方形成2008年1月-2012年12月底对账明细，后元帝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星钊对该对账明细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涂改。其中，对账明细中的第8项为“截止2017.1.17日对账，以以上明细为准，之后找出任何凭证作废，以此为准。威迪打给孙星钊的145万和元帝打给威迪115万及未打30万冲平。”孙星钊将“未打30万冲平”中的“未”涂改为“已”。2017年4月12日，威迪公司向海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元帝公司及孙星钊，要求确认威迪公司与元帝公司2008年1月-2012年12月底对账明细中涂改部分的效力，并要求元帝公司及孙星钊支付相应货款，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7）苏0706民初2924号民事判决，认定对账明细中被孙星钊涂改添加的内容无效，并对货款部分进行了判决。后元帝公司不服，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苏07民终3693号民事判决，对原审判决内容进行修正，认为对账明细中的涂改行为系双方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添加行为则是元帝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同时，在海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期间，元帝公司明确表示其涂改的“已打30万元冲平”的中30万元是指2011年2月25日由元帝公司转账给张某的30万元。另查明，元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星钊，威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卞某，付海明是威迪公司的股东，卞某与付海明于1992年4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9月30日登记离婚。2019年8月2日，元帝公司向本院起诉威迪公司和付海明，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并返还出资款和投资溢价，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苏0723民初5094号裁定书，认定元帝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驳回其对威迪公司和付海明的起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举证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合同书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收条复印件、银行业务结算单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银行记录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银行结算凭证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2017）苏0706民初292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8）苏07民终369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确认书，被告举证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现金缴款单复印件、农商行电汇凭证复印件、电子汇划收款回单复印件、对账明细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江苏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汇款明细复印件、进账单复印件、银行账户明细、汇款明细复印件、结算业务申请单复印件、（2018）苏07民终369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7）苏0706民初2924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连云港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复印件及本院对张某的谈话笔录及张某提交的银行存折复印件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孙星钊与被告付海明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对达成口头合伙协议、意图买地建厂的事实均予认可，通过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张某代为购买土地厂房、共同与宁海乡人民政府签订购地协议书等事实，同时结合张某也认可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的情况，可以认定原告孙星钊与被告付海明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关于合伙出资数额，由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并未对具体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作出明确约定，合伙事务开展期间也未设立会计账簿等相关凭证，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原、被告购买涉案土地时共出资6笔，分别为：1.2011年2月18日支付张某10万元；2.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银行转账给张某30万元；3.2011年3月4日孙星钊现金缴存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20万元；4.2011年3月10日付海明银行转账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120万元；5.2011年4月4日付海明银行转账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130万元；6.2011年4月14日张某现金缴存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8万元。其中第3、4、5、6笔合计金额为278万元，即为向土地出让方宁海乡人民政府履行2011年3月4日所签协议书的购地价款。而本案原告孙星钊诉争的60万元出资款则指向第1、2、3笔款项，由于被告付海明对该三笔款项均不认可，故本院对该三笔款项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1笔2011年2月18日的10万元，原告孙星钊称其在当天向张某支付了10万元现金而后张某向其出具收条，本院认为，张某于2011年2月18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暂收到孙星钊、付海明……”，并未特别注明系原告孙星钊支付了该10万元，也未注明系现金交付，而根据张某提供的银行存折可以看出同日被告付海明向张某银行转账10万元，该笔款项是该存折中的第一笔款项，原告所主张的第2笔款项即元帝公司于2011年2月25日向张某汇付的30万元对应该存折的第二笔款项，同时原告举证的2011年2月25日元帝公司银行结算申请书中收款人账号也填写的是张某的上述存折号码，而存折中的后两笔款项也与委托购地事宜有关，据此可以看出张某的上述存折是为履行原、被告共同委托的购地事宜专门设立的存折，本院有理由相信张某于2011年2月18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所对应的款项是被告付海明向其银行账户转账的10万元，原告孙星钊对该1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笔2011年2月25日的30万元，由于元帝公司在与威迪公司的（2017）苏0706民初2924号一审、（2018）苏07民终3693号二审案件中就该30万元已经处理，即威迪公司打给孙星钊的145万和元帝公司打给威迪公司的115万及元帝公司打给张某的30万冲平，据此，该30万元最终应视为威迪公司对张某的付款，元帝公司或原告孙星钊已无权主张该30万元，故对原告孙星钊该3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3笔2011年3月4日的20万元，原、被告及张某均认可该20万元系履行2011年3月4日原、被告与宁海乡人民政府签订的购地协议书中的订金，但对该20万元的款项来源，原、被告双方说法不一，原告在庭审中多次称系银行汇款至宁海乡人民政府账户，而张某及被告付海明则称系张某交给原告孙星钊20万元现金让其向宁海乡人民政府交纳，结合原告孙星钊举证的2011年3月4日现金缴款单中“银行打印”一栏明确记载“资金来源：现金”的情况，本院要求原告孙星钊举证该20万元现金的款项来源，原告孙星钊举证2011年2月23日的75万元的银行取款记录，被告付海明不认可并称该75万元中的70万元用于同日元帝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原告孙星钊作为元帝公司股东以货币形式新增注册资本70万元，并举证连云港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予以证明，该验资报告出具于2011年2月23日，与原告举证的银行取款记录是同一天，且验资报告已写明是“实收资本”、“以货币出资”，据此，本院认为，原告孙星钊在庭审中就该20万元的出资情况出现己方陈述与己方举证不一致的情形，其之后举证的20万元的款项来源的证据，证明力也较为有限，使得该20万元的出资情况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而该待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在原告孙星钊，故原告孙星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合伙协议的解除，原、被告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均不持异议，且涉案土地现已出卖给他人，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双方合伙关系的基础已经丧失，故对原告孙星钊要求解除与被告付海明之间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合伙事务的清算，由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并未约定损益分配规则，则应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如前所述，原告孙星钊尚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有效出资，故合伙期间因合伙事务产生的损益应由被告付海明承担、享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孙星钊与被告付海明于2011年订立的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合伙关系终止；二、驳回原告孙星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10元，由原告孙星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苍梧支行，账号：10×××9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杨 健人民陪审员  张凤玲人民陪审员  孙东方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王 辉书 记 员  董 岩法律条文及上诉须知附录一、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0.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二十四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二、上诉须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将有关上诉事项告知如下：当事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上诉及相关权利、义务。上诉人上诉时未交纳上诉费的，应自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同时将缴款凭证提交本院。逾期未交纳或者未将交纳凭证提交本院的，本院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上诉须知与《催交上诉费通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