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22019号原告：尹某1，男，195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尹某2，男，195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华（系尹某2之妻），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尹某3，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春梅（系尹某3之妻），195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辛霞，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尹某1与被告尹某2、尹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某1，被告尹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华、辛霞，被告尹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春梅、辛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依法按遗嘱继承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家园×号楼×单元×室产权全部份额。事实和理由：原告之父尹某4，于2016年1月26日病故；原告之母李某1，于2018年9月10日病故。原告父母生前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长子尹某1、次子尹某2、三子尹某3。原告父母的双方父母均已离世多年。原告父母遗有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家园×号楼×单元×室的房屋（建筑面积：63．81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告之父尹某4于2009年12月书写自书遗嘱一份，决定将涉案房屋的继承权给予原告；原告之母于2010年2月2日签署代书遗嘱，认可原告之父于2009年12月自书遗嘱中的意思表示。原告父母合葬事宜办理完毕后，原告即与二被告沟通商议继承遗产和遗产分割事宜，但与二被告未达成共识，故诉至法院，诉如所请。尹某2辩称，涉案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继承。首先，原告提供的《房屋产权继承决定》、《房产赠与协议》无效。《房屋产权继承决定》的形成时间不详，无具体年月日记载，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不符合被继承人尹某4的书写习惯。李某1自2008年6月起被诊断为焦虑症，长期服药，后发展为老年痴呆，故不具有立遗嘱的行为能力；且其本人并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房产赠与协议》的代书人与证人均是原告多年的好朋友、老相识，证明力令人怀疑。且涉案房屋一直都是大家共管共用，并非由原告单独居住。原告自1989年即出国定居在奥地利维也纳，每年只有春节时回家一次，自尹某4去世后，李某1下葬前，长达两年的时间原告并没有回来看望过李某1。尹某4、李某1的生活、生病、就医、住院陪护全靠二被告及其配偶照料。原告因未尽赡养义务，应少分或不分遗产。尹某3辩称，同意尹某2的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尹某4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三子，即尹某1、尹某2、尹某3。被继承人尹某4于2016年1月26日死亡，李某1于2018年9月10日死亡。被继承人尹某4及李某1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被继承人尹某4遗有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楼×层×单元×的房屋一套（房权证号为：×京房权证东字第×××号，建筑面积为63．81平方米），系其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尹某1向本院提交署名此楼产权人尹某4，落款日期为2009年12份的《房屋产权继承决定》，内容为：我决定将北京市崇文区广渠家园×楼×单元×室楼房壹套约64平米，由我长子尹某1继承产权所有权。理由如下：一、我有三子长子尹某1、次子尹某2，三子尹某3，三人都已成家立业，和父母单过，兄弟间团结和谐，尹某1起到表率作用，三人从未因金钱物质争吵过。二、尹某11989年出国后，对家里更加关心呵护，从89年至今给予家里经济支援达15万元之多。三、2006年广渠门房屋拆迁，尹某1没有享受到遗产的份额，也多次表示不接受产权继承，可是北京没有落足之地，将来还要落叶归根。因此，我决定将产权的继承权给予尹某1所有。特此决定。二被告认为上述决定并非尹某4所写，经本院释明，双方并不申请就上述决定进行笔迹鉴定。尹某1向本院提交被继承人李某1于2010年2月2日签有《房产赠与协议》，内容为：“我与尹某4系夫妻关系，我们夫妻育有三子，长子尹某1，次子尹某2，三子尹某3。三子均已成年，独立生活。广渠门房屋拆迁，次子尹某2、三子尹某3已有相应的享受到房屋拆迁的房产份额。我与丈夫2009年购得北京市崇文区广渠家园×号楼×门×室楼房一套。该楼房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丈夫于2009年12月写有一份房屋产权继承决定。在该份决定中，对于他处理我们楼房的意思表示，我没有异议，我遵从他的意见，愿将此房产赠与我的长子尹某1。此意见真实有效，不存在受协迫威协的情形。此赠与协议自我和长子尹某1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赠与人：李某1、被赠与人：尹某1、代书人：周某，证人：周某，证人：李某2在落款处共同签名。二被告认为，李某1自2008年6月被诊断为焦虑症，开始服用黛力新及左（佐）匹克隆，治疗焦虑及失眠，后来焦虑发展为老年痴呆，不具备立遗嘱的行为主体资格；且二见证人为原告多年好友，具有利害关系。为此二被告向本院提交李某1的门诊病历手册两本，其中李某12008年6月9日经延庆县医院诊断为焦虑症；2016年7月13日的病历中诊断为印象痴呆。经本院释明，双方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未就李某1生前的行为能力向本院申请鉴定。二被告向本院提交被继承人尹某4、李某1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证明二被告对被继承人尹某4、李某1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尹某1认为上述诊断证明及住院病历与本案无关，亦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被继承人尹某4所写《房屋产权继承决定》与李某1的《房产赠与协议》。首先，民事行为能力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本案中，二被告质疑李某1的行为能力，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1在《房产赠与协议》订立时行为能力欠缺，双方在本院指定期间内均未向本院申请就李某1生前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故本院对二被告就李某1的行为能力欠缺的抗辩不予采纳。其次，涉案房屋为被继承人尹某4与李某1夫妻共同财产，而遗嘱只能处分公民个人财产，故上述《房屋产权继承决定》和《房产赠与协议》中尹某4与李某1仅有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己方的50%，处分涉案房屋中属于对方的50%的产权份额的部分无效。再次，由周某代书、周某、李某2见证的《房产赠与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关于代书遗嘱的要求，二被告以二遗嘱见证人与尹某1为多年朋友为由认为存在利害关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在《房产赠与协议》中，明确写明“我丈夫于2009年12月写有一份房屋产权继承决定。在该份决定中，对于他处理我们楼房的意思表示，我没有异议，我遵从他的意见。”，上述内容与被继承人尹某4所写的《房屋产权继承决定》中有关涉案房屋的处分意愿紧密关联，不可分割，虽然《房屋产权继承决定》在形式要件上略有瑕疵，但从内容上可以体现尹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二被告并未提供反证，故不妨碍《房屋产权继承决定》的效力，本院对被继承人尹某4和李某1的遗愿予以尊重。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继承人尹某4遗留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楼×层×单元×的房屋（房权证号为：×京房权证东字第×××号，建筑面积为63．81平方米）由尹某1继承。案件受理费23767元，由尹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游煜聪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景 琪书 记 员 甄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