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06民初1408号原告：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77395552X0，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198号2010室。法定代表人：唐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MA1MD7JU58，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2号奥体中心体育场5074房。法定代表人：朱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凡，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少曦，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巍珂-庆余公司）诉被告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畅行线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由马英峰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巍珂-庆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被告畅行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巍珂-庆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畅行线公司立即支付广告服务费人民币332945元；2、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205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魏珂-庆余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损失40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其与畅行线公司签订了《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其提供沪宁高速无锡段、丹阳段、句容段共6面户外广告发布版面以供为畅行线公司发布广告，双方约定服务费为860000元，同时约定：若畅行线公司未能按期支付任何本合同约定的应付金额的行为构成违约，其有权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同时要承担律师费等费用。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变更服务费为730000元，付款方式分9期支付并明确了每期应支付的金额，同时注明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后其仅收到3期费用，按照合同约定，畅行线公司应于2019年9月24日之前、2019年12月24日、2020年3月24日之前各支付91250元，但均未按期支付，其已发函催讨，畅行线公司却以受疫情影响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对此其不予认可，认为畅行线公司迟延履行义务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违约责任，故诉至法院。被告畅行线公司辩称：1、双方已口头协议解除合同，其已拆除广告画面，将相关设施交还给魏珂-庆余公司，且于2020年4月24日之前支付相关费用合计397055元；2、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系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系无效；3、即使法院认定该条款有效且其存在延迟付款的行为，但其一直主动与魏珂-庆余公司积极协商，与恶意违约存在区别，故不应适用合同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其同意支付以迟延付款的182055元为基数，按照合理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案涉合同的签订情况2018年12月20日，魏珂-庆余公司与畅行线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其提供沪宁高速无锡段（WX0608-1/2）、丹阳段(ZJ8123-1/2,ZJ8124-1/2,ZJ8125-1/2)、句容段（ZJ8302-1/2,ZJ8303-1/2）共6面户外广告发布版面供客户畅行线公司发布广告，双方约定服务费为860000元，其中无锡段、丹阳段广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3月25日至2021年3月24日，赠送句容段至常州段之间的广告牌一座三个月的发布时间，同时该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载明：广告客户未能按期支付任何本合同约定的应付金额的行为构成违约，违约发生后，其有权要求客户提前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并可在书面通知客户的三个工作日后移去已发布的广告信息，直到广告客户改正了违约行为并支付重制广告版面的费用方可恢复发布，魏珂-庆余公司因非广告客户以及不可抗力因素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发布广告画面的行为构成违约，延误发布的时间在合同顺延发布结束后应加以补足；第十一条关于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双方发生争议诉至法院，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合同落款处分别由魏珂-庆余公司总经理或销售经理及翟春建、畅行线公司陈乐平签字、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后双方达成补充协议，载明：因丹阳段ZJ8123广告牌树木遮挡，影响广告发布效果，双方补充协议如下：一是原协议中ZJ8123广告牌于2019年3月25日终止，合同总金额变更为730000元；付款方式为2018年12月25日之前支付32500元（已支付），2019年3月24日之前支付107500元，同年6月24日之前支付75000元，2019年9月24日、12月24日之前分别支付912500元，2020年3月24日、6月24日、9月24日之前分别支付91250元，2020年12月24日之前支付58750元。同时约定原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不变。对于《广告发布合同》，畅行线公司认为该合同首部的标识系魏珂-庆余公司，且魏珂-庆余公司的客户不止一家，该合同系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内容系排除了其作为相对方的权利，该条款无效，且对其延期付款的行为，魏珂-庆余公司已默许；魏珂-庆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双方之前就存在合作，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约定明确，不存在歧义，对于畅行线公司延期付款的行为其多次催讨，从未默许。畅行线公司称双方之前有过类似的合同。二、合同的履行情况合同签订后，畅行线公司已支付前三期的费用，2020年4月21日，魏珂-庆余公司因畅行线公司未依约定支付2019年9月24日及同年12月24日的款项构成违约而诉至本院，要求畅行线公司按照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的约定支付广告费515000元以及该款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律师费40000元。审理中，畅行线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支付款项182055元，故魏珂-庆余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人民币332945元，并支付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1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205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及律师费40000元。审理中，畅行线公司称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魏珂-庆余公司已默许其迟延付款行为，且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费用结算至2020年3月24日，互相不追究责任，现其已付清相关款项而魏珂-庆余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为证明以上事实，畅行线公司申请公司工作人员孙燕、陈乐平出庭作证。孙燕称其是公司的副总裁，在与魏珂-庆余合作过程中，曾跟翟春建沟通过，希望在2020年3月24日终止合同，并在3月24日之前支付剩余的180000元，魏珂-庆余公司在3月中旬的时候要求其在3月24日之前付清款项，但其要求分两期付清，对方未同意，后来其也同意在3月24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款项，并在3月23日向对方发函，但是对方又不同意了；陈乐平称其是畅行线公司的采购部经理，2020年3月2日其与翟春建就终止合同的时间、付款时间以及金额通过微信进行了多次沟通，3月11日翟春建称公司同意合同在3月24日终止，应付的款项182055元要在该日前付清，后双方针对付款时间再次进行沟通，其公司在3月20日同意了该付款时间，但翟春建称公司又不同意在3月24日终止合同了，其后要求对方开具发票，双方签订解除协议，其在3月24日付款，但是对方未明确回复。对此，魏珂-庆余公司认为两位证人均系畅行线公司工作人员，与畅行线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以及付款事宜一直在沟通中。案涉广告发布合同的业务负责人即魏珂-庆余公司翟春建与畅行线公司陈乐平的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3月2日，陈乐平称“翟总，和您商量个事，因为现在行情不好，你们的位置我们一直没有客户，现在公司需要中止所有的位置”，翟春建回复“我明天看下合同再说吧”，3月4日，翟春建向陈乐平发送了一个名为“畅行线催款函”的文档，并陈述“公司让我转发函告给你们”，陈称“现在在谈终止，终止之后，我们再算要付的款”，翟春建回复“老板让我发函，如果3月13日前不付款，就让法务来处理”；同年3月6日，翟春建称“公司原则上同意3月24日终止，但付款日必须要求3月13日前”，并称“我算了下，还差9月应付的91250元和12月应付的91250元，一共差182500元”，后陈乐平就以上应付款项发送了一个表格，翟春建问“你们是按天数算的啊”，陈乐平回复：是的；后翟春建询问陈乐平公司对合同终止及付款时间的回复，3月10日陈乐平称“没通过”，3月11日，翟春建称：你们这边如果还是没有回复，那我上午就跟上海正式汇报了，公司同意你们终止，3月24日公司已经是最大让步了，实在不行，那我们只能起诉，如果起诉，我们就不同意终止了”，陈春建回复“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内部沟通”，3月12日陈乐平称“关于付款时间的问题，刚汇报不能写在协议上，我们会尽快安排付款，有可能没有那么快付，但肯定会付”，翟春建称“你们又要终止，付款日又没有日期约束，你觉得会有公司同意吗”，陈乐平回复“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那个时间点能付出来”，翟称“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让公司来处理吧”，陈乐平发送了一个书面文档，并问“那来这么多的钱啊”，3月13日，陈乐平称“3.24号之前付9万，剩下的款4.15支付，你们尽快回复我”，翟春建回复“终止日之前不付清款，公司不会同意的”，3月17日，陈乐平又向翟春建发送了一个名为“魏珂终止协议”的文档，并称“终止协议发你了”，翟回复“合同这样签，公司不同意，最终意见我跟孙总（孙燕）讲了，款项24日之前要付清，不然公司就不同意终止了，陈乐平称“你把函告发给公司看嘛”，3月20日翟春建称“老板说他把这个事情已经交给法务了，他不想谈了”，陈乐平问“什么情况啊，按你的意思来了现在你们又有什么想法啊，翟春建回复“老板说就按照上次律师发函的内容来”，陈乐平称“那你们之间的沟通是有问题的，你们不是说24号之前付清就可以的嘛”，后陈乐平在3月20日又发送一个名为“致魏珂-庆余函告”，并称“函告发你看下，你尽快回复，我们明天就可以打款”，后翟春建回复：公司回复催款通知书的内容明确，尽快付款。其中聊天记录中，2020年3月4日翟春建向陈乐平发送的“畅行线催款函”载明：依合同约定，贵司（畅行线公司）应分别于2019年9月24日、12月24日支付我司（魏珂-庆余）广告款91250元，经多次催要，贵司未按约付清上述款项，现要求贵司于2020年3月13日支付以上款项。3月12日陈乐平在微信中发送了一张函并询问“哪来这么多钱”系针对以下函，该函(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标题为“催款通知书”)载明：双方签订《广告发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后，贵司（畅行线公司）支付了前3期的费用，第4、5期应分别于2019年9月24日、12月24日各支付91250元，多次催讨贵司仍未支付，根据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的内容，贵司已连续2期逾期支付款项，构成违约，给我司造成损失，我司有权要求贵司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前支付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合计515000元。陈乐平于3月20日发送的“致魏珂-庆余函”（函标题为“关于终止合同沟通函”）载明：因受疫情防控中限行、劝返以及居家隔离等政策的影响，对其造成巨大影响，迫于无奈，不得不向贵司（魏珂-庆余公司）提出终止合同的举措，双方经多次并达成一致，提前终止合同，终止时间截止到2020年3月24日，我司将在3月24日前结清剩余应付广告发布费18.2055万元。关于3月23日翟春建称的“催款通知书的内容明确，尽快付款”系指魏珂-庆余公司已发送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标题为“催款通知书”的函。针对该“催款通知书”，畅行线公司向魏珂-庆余公司发送“关于催款沟通函”，内容与陈乐平于3月20日通过微信发送的“致魏珂-庆余函”基本一致。对此，魏珂-庆余公司回函：贵司（畅行线公司）自第4期起开始拖欠服务费，我司多次催讨，贵司一直未付款，已构成违约，现第6期2020年3月24日前支付91250元已到期，贵司却已疫情为由要求终止合同，我司认为该理由不符合法定以及约定的单方终止合同的条件，系贵司单方意愿，我司从未同意；对贵司以终止合同作为支付第4、5期拖欠的服务费的条件，我司不同意，对于贵司拖欠的服务费应支付但未支付给我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贵司承担，我司再次通知要求贵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约提前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合计515000元。审理中，畅行线公司称其已将案涉广告合同的画面自行进行拆除并已通知魏珂-庆余公司，故广告设施已交还，并提供广告牌的现场监测照片，认为通过对比同一处广告牌在2020年4月1日和4月8日的内容，可以看到广告内容已作了变更。对此，魏珂-庆余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其作为广告牌的所有权人根据合同中客户的要求发布广告，现畅行线公司自行拆除画面，自然露出载有其公司信息的画面，而畅行线公司租用广告牌发布广告，是否使用系畅行线公司的权利，其自行拆除并非当然由其接管，且双方就解除合同等事宜一直在协商中，故对畅行线公司陈述的已交还广告设施的意见不予认可。审理中，畅行线陈述，即使法院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且其存在延迟付款的行为，认为违约金过高，应根据其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予以调整，同意支付以迟延付款的182055元为基数，按照合理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魏珂-庆余公司称违约金系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且其主张的违约金未超过在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损失，不存在过高情形。三、对于律师费审理中，魏珂-庆余公司根据合同第十一条的规定，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0元，并提供聘用律师协议、律师费发票以及转账凭证，该协议载明魏珂-庆余公司因与畅行线公司广告发布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转账凭证及发票载明魏珂-庆余公司向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0000元。以上事实，有合同、补充协议、许可证、广告牌转让合同、函、聘用律师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凭证、公证书、图片、电子回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案涉广告发布合同是否系格式合同；二是双方是否已就解除案涉合同和补充协议达成一致；三是畅行线公司是否构成违约，若构成违约，违约金的数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主体系已存在广告发布合作关系的商事主体，双方均签字盖章的行为应视为各方对合同中涉及自身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谨慎审查并充分协商后达成一致的结果，畅行线公司称该合同系格式合同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该合同中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该条款中关于违约情形的认定以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的内容不仅限于畅行线公司，亦对魏珂-庆余公司作了明确，故该条款不存在加重畅行线公司责任、排除其主要权利的情形，不属于格式条款，以上合同及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从双方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魏珂-庆余公司一直强调若公司同意解除合同，须由畅行线公司先付清欠付的款项，而从聊天记录以及2020年3月23日畅行线公司的函件中，畅行线公司的意见系先解除合同而后付清款项，双方存在解除合同与付款顺序上的不一致，且双方在彼此的微信以及函件的交流中，对于解除合同以及付款时间、金额等事宜一直在进行交涉，魏珂-庆余公司在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1日的函件中已要求畅行线公司按照违约责任的条款支付合同项下剩余的费用，而对于该内容畅行线公司在之后的函件以及聊天中从未予以认可，可以看出双方就解除合同未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畅行线公司称案涉协议已协议解除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对于畅行线公司称其已经将广告设施交还的意见，本院认为，畅行线公司自认系其自行拆除广告设施，且魏珂-庆余公司并未表示同意接收，故据此亦无法认定双方已解除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本案系广告合同纠纷，受疫情中劝返政策的影响，畅行线公司作为招商主体遭受一定损失，但在疫情发生之前，畅行线公司已存在迟延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在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违约责任。本案中，畅行线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但未明确具体标准，本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过错等，认为该约定未过分高于损失，故本院对魏珂-庆余公司要求畅行线公司提前支付合同项下的款项332945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魏珂-庆余公司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1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205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请求，本院认为，疫情的发生对各方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该情况下各方均应本着互帮互助的态度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对对方予以一定程度的包容，结合畅行线公司在2020年3月以后一直积极与魏珂-庆余公司进行沟通并于2020年4月24日已支付一部分款项的行为，本院酌定由畅行线公司支付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以赔偿魏珂-庆余公司部分损失，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律师费，有合同为凭，且收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认定畅行线公司应向魏珂-庆余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0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支付广告费33294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及律师费40000元；二、驳回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675元，保全费3370元，合计8045元，由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负担422元，由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7623元；该款已由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预交，本院不再退还，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负担的部分由其直接支付给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员 马英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刘效庆书 记 员 阙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