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098-6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安国，男，汉族，1965年1月20日出生，住址：湖北省谷城县，（6098号案）上诉人（原审原告）：诸葛双林，男，汉族，1971年1月21日出生，住址：浙江省建德市，（6099号案）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益民，男，汉族，1972年6月2日出生，住址：浙江省建德市，（6100号案）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志，男，汉族，1964年5月4日出生，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6101号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福，江西泰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裳服装（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亭社区梅华路5号同得仕大厦3楼、6-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06778W。法定代表人：李嘉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燕军，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丽华，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安国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华裳服装（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裳公司）劳动争议纠纷四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6278、46280、46283、46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上述案件，现已审理终结。一审诉讼请求：一、请求分别支付任安国、诸葛双林、姜益民、曾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差额15398.35元、60528.36元、39000.3元、36339.52元；二、分别支付四人律师费各5000元。上诉请求：除任安国将律师费变更为2500元外，其他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诉讼请求一致。原审认定，华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嘉祺，法人股东为香港多德制衣厂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1998年7月3日，主体状态为开业（存续）。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顺清，法人股东为香港多德制衣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公益丝绸时装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1989年4月2日，主体状态为注销。又查，任安国等四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讼请求，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深劳人仲案【2019】7650-7653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任安国、诸葛双林、姜益民、曾志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审认为，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1、原告提交的《申请书》、《请假申请单》、《春游联欢会台词》、《进厂做满10年名单》、《十年服务奖牌》照片、《通知》、《通告》、《联络函》、《有关大饭堂的调查报告》、《联络函》、《表扬信》等，无原件核对，且被告不予认可，不予采信。2、原告提交的工作牌、终止劳动关系通知、奖牌、社保明细、员工资料明细等，并不能证明被告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存在承接关系或系关联公司，不予采信。3、原告提供的证人均曾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当庭确认其书面证言系原告打印好由其本人签名，对其证言不予采信。4、被告提交的《员工登记表》及《员工守则一》有原告的签名，原告虽不确认其真实性，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5、根据工商信息可知，被告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在法人、股东方面并非同一人，原告并未证明其存在关联关系，且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系属注销而失去法人主体资格，与被告不存在承继权利义务关系。6、被告自成立之日核算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超过法定标准，未损害原告的权利，不能由此推断被告自认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综上，原告诉求被告支付其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工龄的经济补偿差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因原告的诉求并未获得支持，其因此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用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任安国等四人的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未予认定被上诉人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存在承继关系或系关联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请假申请表，可以证明上诉人于1996年5月22日入职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工作，被上诉人承继了上诉人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2、从上诉人提交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于1998年7月3日成立，在上诉人被安排到被上诉人处工作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继续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至1999年3月。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被上诉人委托该公司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试问：如果被上诉人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不是关联企业的话，上诉人于1998年7月3日入职被上诉人处工作后，为何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继续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至1999年3月？3、被上诉人提交《员工登记表》、《员工守则一》并不是上诉人本人的签名，而是被上诉人的其他人员所填写内容和代签名。另外，该材料显示日期为99年4月2日（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入职日期），而被上诉人提交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明细表中的“入职日期”为1998年7月3日，两个日期不一致，存在矛盾之处，被上诉人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可以得出上述《员工登记表》、《员工守则一》涉嫌造假，至少其中并不是上诉人本人的签名的结论。4、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深圳市××得仕大厦××楼，上诉人的住所地为深圳市××区××街道街道××社区××路××得仕大厦××楼、××楼，可以看出两家公司的住所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同得仕大厦3楼，只是后来被上诉人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工作场所多了6楼和7楼。上诉人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只是用人主体由原多德公司变更为新用人单位即被上诉人。5、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两名证人，是了解案件事实的人，其与上诉人的情况一样，一审法院仅仅根据书面证言系上诉人打印好由证人签名就认定证人证言不可以采信，理由十分牵强。6、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员工（1000人左右）在1998年7月3日安排到被上诉人处工作，而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为所有员工缴交社会保险费至1999年3月。为了让一审法院查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系关联企业的事实，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调取被告所有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记录的申请书》，申请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调取被上诉人所有员工参加社会保险的记录（至少包括1999年3月前后2年的记录）。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以该参加社会保险记录与待证事实并无关联，对待证事实无意义为由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予以纠正，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任安国等人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任安国等四入职时间均为1999年4月2日，由于其入职时间较为久远，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一一仔细核查档案，为确保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的保护，统一按公司的成立日期1998年7月3日核算工龄并支付经济补偿，不存在需要补发经济补偿金差额的问题。入职时间问题，在一审中提交了《员工登记表》及《员工手册一》等入职资料予证明，任安国等人未申请笔迹鉴定。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与华裳公司系两家不同的法人，法定代表人并非同一人，股东也非同一法人。任安国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当时是被安排到华裳公司工作的，且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为任安国等人缴纳社保至1999年3月，1999年5月华裳公司开始为四人缴纳社保，1999年4月的社保中断没有缴交。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系因注销而推动法人主体资格，不属于股权转让、收购或并购等企业合并，人员承继接收或人员安置等情形，不存在任何应由承继单位承担责任的法定情形。任安国等人利用2008年出台的法律法规去适用在20年前发生的行为事实，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有悖于“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律原则，该主张不应支持。任安国等人在一审阶段申请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与四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都是老乡身份，其可能是认识十几年以上的朋友关系，所作证词可信度不高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言内容与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上记载事实完全不符，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对他们的证言内容依法不应采信。三、《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58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任安国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故公司无需承担其律师代理费用。四、案件的判决将直接影响其他超过百名员工的劳动关系处置问题，在同一时间因同一理由已有超过百名的员工均确认并接受了公司有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没有引发任何劳动争议纠纷，其中也无人对工龄补偿年限提出过任何异议，唯独任安国等四人利用莫须有的理由提出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差额索赔请示，故考虑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及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应支付任安国等人的请求，本四案裁判结果导向将直接影响其他已签署协议的超过百名员工的社会稳定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四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否将任安国等四人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为经济补偿的年限；二是华裳公司应否支付任安国等四人律师费。对于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关键是任安国等四人是否系“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四案中，任安国等四人主张，其原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工作，华裳公司1998年7月成立后，即被安排到华裳公司工作，华裳公司认可其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工龄；华裳公司确认任安国等四人原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工作，1999年4月2日到华裳公司工作，华裳公司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并非关联公司，且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注销，不存在被安排到华裳公司工作的问题。关于任安国等四人何时开始到华裳公司工作的问题，本院认为，华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员工登记表》及《员工手册一》，《员工登记表》载明任安国等四人于1999年4月2日入职，任安国等四人虽不认可登记表的真实性，但未申请笔迹鉴定，并且社保记录显示华裳公司自1999年5月开始为任安国等四人缴纳社保，1999年3月及以前一直由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缴纳社保，任安国等四人主张系华裳公司委托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社保记录与《员工登记表》及《员工手册一》相互印证，任安国等四人在一审中申请证人所作的证言，部分内容与书证不一致，且因证明事项年代久远，证言可靠性难以保证，故证明力较弱，应当根据《员工登记表》及《员工手册一》、社保记录来认定任安国入职华裳公司的日期，故本院认定任安国入职华裳公司的时间为1999年4月2日。任安国等四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华裳公司在以往的管理中，认可其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工龄，仅能说明华裳公司与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存在某种联系，由于两者股东不同，法定代表人亦不同，不足以认定两者系法律意义上的关联公司。并且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因经营期限于1999年4月2日届满，此后予以注销。按照法律规定，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并无安排劳动者工作或者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法定义务。从上述情况来看，任安国等四人从经营期限届满的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离职，到华裳公司工作，系被用人单位安排的证据及理由不足。也就是说，不能认定任安国等四人系“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华裳公司主张任安国等四人系1999年4月入职，但在计算经济补偿时，却从公司成立之日即1998年7月计算工作年限，任安国等四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公司的主张明显矛盾，本院认为，华裳公司在答辩中对此作出了解释，华裳公司主张的入职时间有书证证明，华裳公司的作法，使劳动者获得的经济补偿高于法定待遇，法律并不禁止，本院对任安国等四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不能认定任安国等四人系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故其在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不能作为计算经济补偿的年限。对于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本四案中，本院未支持任安国等四人关于将深圳多德时装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的请求，亦即未支持其上诉请求，其未能胜诉，故其请求由华裳公司承担律师费用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任安国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每案计人民币10元，4案共计人民币40元，由上诉人等四人各负担人民币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李紫娟(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