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876号原告：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法定代表人：陈玉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鎏，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珍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盛守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林，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蒙阴珍奥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法定代表人：邹圣灿。被告：李士元，男，193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万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斐，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邹圣灿，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林，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艳，女，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林，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法定代表人：盛守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珍奥公司)与被告上海珍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上海珍情公司)、蒙阴珍奥营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蒙阴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邹圣灿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后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裁定驳回被告邹圣灿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邹圣灿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5月21日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分别于2020年7月22日、2020年8月12日进行了两次证据交换，并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珍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张鎏，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及被告邹圣灿、王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涛、赵德林，被告李士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万军、孟斐，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均分别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蒙阴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珍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王艳连带返还原告9,084,860.86元；2.判令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王艳连带赔偿原告9,084,860.86元的相应利息(其中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款项被冻结之日2006年10月25日起算至上述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84,860.8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款项被扣划之日2010年1月6日起算至上述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王艳连带赔偿原告上述款项9,084,860.86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9,084,860.86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自执行回转民事裁定书履行期限届满次日2012年2月26日起算至上述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令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对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上述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2006年上海海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佑公司)起诉原告珍奥公司至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要求原告返还货款6,996,482.87元及利息，后济南中院于2007年9月21日作出(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海海佑公司的诉讼请求。后该案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发回重审，济南中院又于2009年7月14日作出(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海海佑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海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山东高院于2009年12月15日作出(2009)年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济南中院作出的(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二、珍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海佑公司货款6,996,482.87元及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财产保全费40,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由珍奥公司负担。上海海佑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曾向济南中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珍奥公司800万元款项，后申请法院续保。判决生效后上海海佑公司向济南中院申请执行，后济南中院从原告冻结的账户内划扣了9,085,535.29元，其中货款和利息9,012,398.87元、执行费72,461.99元，并且多划扣了674.43元。原告不服山东高院作出的(2009)年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向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于2010年12月14日裁定提审，经审理后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案号为(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山东高院作出的(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济南中院作出的(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财产保全费40,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由上海海佑公司负担。2012年2月9日，原告向济南中院申请执行回转，济南中院作出(2012)济中法执转字第5-1号执行裁定书，但未执行到任何款项，济南中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4年原告申请恢复执行，济南中院仍未执行到任何款项，于2015年4月27日裁定终结执行程序。2014年4月11日上海海佑公司注销，2019年原告向济南中院申请追加上海海佑公司股东刘某某，赵某为被执行人，后济南中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后赵某不服复核至山东高院，山东高院作出裁定驳回其复核请求。裁定生效后，共执行到两被执行人刘某某、赵某32,218.99元。因两被执行人查无其他财产，济南中院于2020年6月1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0年6月，原告向济南中院申请追加邹圣灿为被执行人，后济南中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珍奥公司的申请。综上，上海海佑公司对原告负有返还钱款本息的义务，但原告未执行到全部钱款。(二)被告邹圣灿实际控制了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珍奥公司，后该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山东银色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该四家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且通过被告邹圣灿控制的苏鲁联络处进行统一管理、财务统一核算，该四家公司均丧失独立人格和财务自由，故被告邹圣灿、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均应对上海海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邹圣灿于2005年将其股权转让退出上海海佑公司，2006年上海海佑公司起诉原告至济南中院，但被告邹圣灿却又让其妻子被告王艳以5套房产为上海海佑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明显有违常理，故原告认为被告邹圣灿将股权转让后仍实际控制着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经股权变化，目前为一人有限公司，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系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应提供每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以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若不能提供，则需对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山东珍奥公司于2016年8月5日注销，被告李士元系公司股东，且承诺若公司出现新的债权债务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原告列李士元为被告。被告王艳系被告邹圣灿之妻，两人自2005年起共同设立经营了十几家与苏鲁联络处经营业务相同的一系列公司，共同将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等苏鲁联络处的资产、业务转移至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在2006年上海海佑公司与原告的前案(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案件中，被告王艳以其5套房产为上海海佑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而且前案的部分执行款项599万余元于2010年1月被汇入由被告王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颐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颐欣公司)，该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注销，可见上海颐欣公司注销在前，收款在后，上海颐欣公司注销后已丧失法律独立主体资格，且上海颐欣公司在其清算报告中明确表明公司资产已经处置完毕，可见该599万余元至今在法律上仍系上海海佑公司的财产，故原告列王艳为被告。庭审中，原告明确将上海海佑公司已收到的执行款9,012,398.87元与济南中院收取的执行费72,461.99元相加的金额，即是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9,084,860.86元。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系《公司法》第二十条及《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第10、11条的相关规定，并明确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分为两个时间段，其一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邹圣灿控制关联企业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上述公司存在财务混同、人员混同；其二在2005年之后，被告邹圣灿、王艳过度支配与控制，将关联公司组成的苏鲁联络处的人员、财产、业务转移至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系侵权之诉，原告最迟应于2012年2月24日济南中院作出执行裁定时即知道权利受损，故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和意思表示能力。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商业往来系特许经营范围之外的普通采购模式，被告上海珍情公司采购原告产品、款到发货、原告收款后为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开具发票，这一系列经济活动均体现了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自主意思表示和财产的独立性，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与上海海佑公司或其他公司财务、财产混同的情形；3.苏鲁联络处系原告设立的未注册的内设销售推广机构，受原告管理，仅负责苏鲁地区的公关联系、市场开拓、信息收集、科普宣传等工作，不具有独立销售、独立收款的功能，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财产，不存在人格混同的基础。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位于上海，不在苏鲁范围内，原告关于苏鲁联络处对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进行统一管理、财务及财产混同的主张无事实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九民纪要”第11条第2款关于公司人格横向否认的规定，需原告充分举证，否则不应轻易进行公司人格横向否认。被告蒙阴公司未答辩。被告李士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最迟应于2012年2月24日济南中院作出执行裁定时即知道权利受损，故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2.山东珍奥公司独立经营，经营事项均由全体股东决策，不存在受苏鲁联络处或被告邹圣灿的控制，不存在因股东滥用控制权致使其与上海海佑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的情况，根据“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除非原告能够充分举证，否则不能轻易主张公司人格横向否认；3.山东珍奥公司已于2016年10月20日注销，被告李士元仅持有山东珍奥公司12.38%的股权，对山东珍奥公司不具有控制权，也不存在恶意处置公司财产或以虚假的清算报告办理注销登记的行为，且山东珍奥公司注销前未有生效判决判定对原告负有债务，山东珍奥公司系依法注销，故原告要求被告李士元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邹圣灿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系侵权之诉，原告最迟应于2012年2月24日济南中院作出执行裁定时即知道权利受损，故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邹圣灿不存在与上海海佑公司人格混同或对上海海佑公司及其他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的侵权行为。被告邹圣灿作为上海海佑公司的股东期间，上海海佑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和独立意思表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被告邹圣灿的财产独立于上海海佑公司，与上海海佑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3.苏鲁联络处系原告设立的未注册的内设销售推广机构，受原告管理，仅负责当地的公关联系、市场开拓、信息收集、科普宣传等工作，不具有独立销售、独立收款的功能，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财产，不存在人格混同的基础。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等均系独立经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自主意思表示，独立向原告采购货物，上述公司均有自己完善的经营集体决策程序，被告邹圣灿不存在对这些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这些公司的决策过程，使这些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工具或躯壳的情形；4.原告系滥用诉权。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后，又于2020年6月向济南中院提出追加邹圣灿为上海海佑公司的被执行人并对上海海佑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原告基于同一事项、同一损失，分别以提起诉讼、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等方式要求邹圣灿承担责任，系滥用诉权；5.根据济南中院(2020)鲁01执恢53号之七执行裁定书，济南中院已将被执行人赵某、刘某某的银行存款32,218.99元划扣后发还原告，该金额应从原告诉请金额中予以扣除。另外，济南中院(2012)济中法执转字第5-1号裁定书仅裁定上海海佑公司返还本金及利息，故原告诉请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利息的计算等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6.最高院作出(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后，2012年最高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根据该司法解释，被最高院撤销的(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系正确的，故需审慎看待最高院(2011)民提字第97号判决书所认定的相关内容。被告王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王艳与本案无关，与上海海佑公司及本案其他被告均无关；2.被告王艳认同被告邹圣灿的答辩意见，本案不应适用法人人格横向否认之规定。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针对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才成为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此之前的债务与其无关，且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原告及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均围绕诉讼请求及辩称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原告提交了(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2007)鲁民二终字第433号民事裁定书、(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济南中院执行调查笔录、相关收据、《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存根及回执、(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2012)济中法执转字第5-1号执行裁定书、(2014)济中法执恢字32-1号执行裁定书、(2019)鲁01执异1257号执行裁定书、(2020)鲁执复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专用收款收据、(2020)鲁01执恢53号之七执行裁定书、(2020)鲁01执异181号执行裁定书，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的相关工商内档材料；被告邹圣灿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被告李士元提交了(2012)济中法执字第57-1号执行裁定书。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对以上证据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且与本案争议焦点相关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了2003年至2005年期间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及韩媛媛向原告支付货款的银行报单，上海珍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复印件，山东珍奥公司的《核发及归档情况》、《变更登记申请事项》、《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委托书》及《委托书》，《苏鲁联络处通讯录》复印件；旨在证明：第一、为履行与原告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被告邹圣灿安排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员工韩媛媛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苏鲁联络处通讯录》，韩媛媛还系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部长；第二、上海珍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前的企业名称系上海珍奥企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原告控股，故上述证据中所涉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和山东珍奥公司向该公司的汇款，即系向原告的汇款。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的质证意见：《苏鲁联络处通讯录》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一、上述汇款均是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与原告珍奥公司的独立交易行为，不存在被被告邹圣灿控制及安排付款的情形；第二、上述证据中有数笔汇款系向案外人上海珍奥企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汇款，均与本案无关；第三、山东珍奥公司的相关工商内档仅能体现韩媛媛系山东珍奥公司的员工，但不认可韩媛媛系苏鲁联络处的人员。被告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均与其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苏鲁联络处通讯录》系复印件，相关被告的质证意见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2.原告提交了苏鲁联络处《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复印件、(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第一、济南中院(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上海海佑公司认可该《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的真实性，最高院(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亦对该证据予以了确认；第二、根据该《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可见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被告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已成为苏鲁联络处的“结算部”，并在被告邹圣灿的控制下进行财务的统一管理、统—核算，且为了达到避税目的而相互利益输送。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的质证意见：第一、在济南中院(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案件及(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案件中，上海海佑公司均对该《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明确提出了异议，但济南中院(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中却载明“海佑公司对该财务分析报告并未提出异议”，属认定错误。就上述主张，被告邹圣灿提交了济南中院(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案件的《开庭笔录》第7、8页的复印件，被告李士元提交了济南中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案件的《开庭笔录》第10、11页的复印件；第二、苏鲁联络处系原告设立的信息发布、关系协调机构，不具有独立账户及财产，不存在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被告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与苏鲁联络处人格混同的可能性。被告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均与其无关。原告对该组被告李士元、邹圣灿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济南中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案件的《开庭笔录》第10、11页的复印件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最高院(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对该《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的证明效力已予以了确认。另外(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案件已被撤销，所涉《开庭笔录》无证明效力。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上海海佑公司在济南中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案件中对《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明确提出了异议，且山东高院(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亦载明“海佑公司对该分析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但鉴于济南中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可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并在“经审理查明”中载明，后最高院在再审中亦确认了原一审、二审中查明的事实。故综上本院认为，对于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应维护其既判力，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3.原告提交了[2007]大仲裁字第145号大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其中在该裁决书的事实查明中载明：“另查，在申请人(即原告珍奥公司)与蒙阴公司签订了特许合同之后，为扩大营销网络，履行该特许合同，邹圣灿以自己为法定代表人，于2003年10月、2004年4月在上海相继成立了上海海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珍情公司。邹圣灿为统一组织管理协调上述2公司及其所联系的多个工商个体户销售珍奥产品，完成蒙阴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的年度经营合同的销售任务，组建了由自己领导的未经工商登记的‘珍奥集团苏鲁联络处’，并在没有得到申请人同意和授权特许经营情况下，由苏鲁联络处与上海海佑公司签订经营协议，以保证申请人与蒙阴公司签订的经营协议所规定的任务指标的完成”；旨在证明被告邹圣灿实际控制着上海海佑公司及被告珍情公司、被告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上述几个公司在被告邹圣灿控制下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互相输送，故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李士元、邹圣灿应对上海海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的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裁决书对案外主体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与原告的采购关系独立，与蒙阴公司无关。被告邹圣灿的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裁决书违背客观事实，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与原告均系独立交易关系，独立支付货款，原告也分别开具了发票，不存在上述公司为被告蒙阴公司代付货款的情况，不存在被告邹圣灿对上述公司统一控制之说。被告王艳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与其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鉴于相关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了《苏鲁联络处通讯录》，上海海佑公司的《任免职证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正案》、《公司股东出资信息》、《法定代表人任免证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股东决定》、《保健食品专营单位告知承诺登记凭证》2份，被告蒙阴公司的《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归档情况》，山东银色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即山东珍奥公司)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核发营业执照及归档情况》、《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公司年检报告书》、《股东会决议》、《公司设立登记授权书》、《设立登记申请事项》；旨在证明在《苏鲁联络处通讯录》中载明赵某系苏鲁联络处行政部司机、陈善更系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的副主任、付志田系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上海结算部部长、邹某某系苏鲁联络处行政部队长、董跃峰系苏鲁联络处监事办公室主任、于静系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工作人员，而上述人员分别在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被告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中亦担任职务，其中：第一、关于上海海佑公司，被告邹圣灿先后安排其岳母叶洪梅、其保镖刘某某、苏鲁联络处司机赵某担任上海海佑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第二、关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及蒙阴公司，自2015年12月起作为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的副主任陈善更担任公司监事，另外，苏鲁联络处上海结算部部长的付志田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为上海珍情公司办理过相关手续，而付志田曾于2002年为被告蒙阴公司领取过营业执照；第三、关于山东珍奥公司，被告邹圣灿安排苏鲁联络处行政部队长的邹某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安排监事办公室主任的董跃峰及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工作人员于静先后担任公司监事；2005年9月、10月期间山东珍奥公司委托苏鲁联络处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的副主任陈善更办理公司相关手续。综上，可见被告邹圣灿控制的苏鲁联络处、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被告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存在人员混同。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均认为上述证据中的《苏鲁联络处通讯录》系复印件，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被告上海珍情公司、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对该组其他涉及上海珍情公司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相关证据不能证明陈善更、付志田与苏鲁联络处的关系，付志田为被告蒙阴公司领取营业执照是2002年，而为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是2012年，间隔10年，故不存在交叉任职及人员混同的情况。被告李士元对该组其他涉及山东珍奥公司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认可邹某某、于静、董跃峰分别系苏鲁联络处的司机队长、财务、监事办主任，另外2005年陈善更为公司办理手续，仅是一种受托行为，而陈善更于2015年才担任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监事，间隔10年，不能证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与山东珍奥公司之间存在人员交叉任职情形。被告邹圣灿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无证据证明叶洪梅及刘某某系其岳母及保镖，亦不认可赵某、陈善更、付志田、邹某某、于静、董跃峰系苏鲁联络处的人员，不存在人员混同。被告王艳认为该组其他证据与其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苏鲁联络处通讯录》系复印件，相关被告的质证意见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相关被告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5.原告提交了《公证书》、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旨在证明：第一、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由青岛银龄美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青岛银色世纪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后自2019年6月20日再变更为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公证书》载明网站所有人系“青岛银色世纪集团”，即指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第二、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在其网页上展示了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获得的荣誉，可见两家公司存在关联；另外网页上显示被告邹圣灿系“青岛银色世纪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相关信息，可见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由被告邹圣灿实际控制；第三、原告法务于2019年12月3日才发现被告邹圣灿将苏鲁联络处的大部分财产、业务、人员转移至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邹圣灿和原告交恶后，为了逃避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的公司债务，以被告王艳的名义，并以原苏鲁联络处的“原班人马”设立了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被告邹圣灿一直控制该公司并担任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的营业业务与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相同。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李士元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且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王艳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亦不认可。被告邹圣灿、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的质证意见：第一、公证过程中未使用公证处的电脑，未由公证员进行操作，且《公证书》未记载是否对该电脑及移动硬盘进行清洁性检查的情况下，故不能证明公证内容的真实性，证据效力存疑；第二、该证据与苏鲁联络处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对此本院认为，该《公证书》已载明公证的全部过程，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鉴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于2015年12月由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100%控股，而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在2019年前由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100%控股，故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在其网页上展示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相关信息，并无不妥；另外对于网页上被告邹圣灿相关信息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6.原告提交了：第一组《房屋租赁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组上海海佑公司《财产保全申请书》、济房权证历字第100931号、济房权证历字第100945号、济房权证历字第100954号、济房权历城字第068510号、济房权证历城字第**3501号房屋产权证；第三组济南中院《调查笔录》、《通话记录》；第四组上海颐欣公司的《章程》、《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股东名录》、《股东会决议》、《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旨在证明：第一、被告王艳分别于2004年、2008年将其房产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24#A座1单元1704室、济南市文化东路XXX号XXX号楼房屋租赁给山东珍奥公司；另外2006年上海海佑公司在(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案件中申请查封原告800万元财产，被告邹圣灿、王艳以5套夫妻共同房产向济南中院提供了担保；第二、关于上海颐欣公司，被告邹圣灿安排妻子被告王艳及苏鲁联络处司机盛守存于2007年12月6日设立公司，其中盛守存担任公司监事，后该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注销；第三、上海海佑公司指令前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所在律所，将前案部分执行款599万余元转账给已注销的上海颐欣公司，有违常理。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青岛康尔生物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均与其无关，上海颐欣公司与本案无关。被告王艳的质证意见：对上述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系正常的商业租赁行为；对上述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因上海海佑公司拖欠上海颐欣公司相关货款，后上海海佑公司告知其与珍奥公司的诉讼若胜诉，便可偿还上海颐欣公司货款，故被告王艳以其个人房产为上海海佑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了担保，但不能以此证明被告王艳与上海海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对上述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因上海海佑公司拖欠上海颐欣公司货款，后听说上海海佑公司有笔执行款项，故向上海海佑公司催讨，后上海海佑公司将相关执行款项转账至上海颐欣公司；对上述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系其自主设立上海颐欣公司，不存在被被告邹圣灿安排之说。就上海海佑公司拖欠上海颐欣公司货款的主张，被告王艳提交了《产品购销合同》、《采购订单》、《对账单》、《催款函》，并出示原件，旨在证明：第一、根据合同约定，上海海佑公司采购货物系自提，故无送货单；第二、上海海佑公司采购上海颐欣公司水机等产品，截止2009年12月23日共欠付上海颐欣公司货款合计7,670,250元；另外，上海颐欣公司当时将上海海佑公司的欠款情况已计入财务账簿，但鉴于上海颐欣公司于2009年注销，至今已有10余年之久，故有关财务账簿未保存。原告对被告王艳提交的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上海海佑公司是被告邹圣灿控制的，上海颐欣公司系被告王艳控制的，该两个公司具有高度关联性，另外该组证据有伪造痕迹，其中《产品购销合同》中未约定价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期限、违约责任等，明显不符合常理；《对账单》中无任何合同、发票与之对应。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邹圣灿、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对被告王艳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就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鉴于被告王艳对真实性均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就被告王艳提交的该组证据，鉴于：第一、《产品购销合同》中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及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原告相关的质证意见合理；第二、被告王艳庭审中明确上海颐欣公司与上海海佑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期间为2008年至2009年，故被告王艳主张因上海海佑公司拖欠上海颐欣公司货款，故于2006年为上海海佑公司提供担保、后于2010年收取上海海佑公司599万余元执行款的意见，有违常理。故综上，本院对被告王艳提交的该组证据均不予采信。7.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提交了2004年期间上海珍情公司向原告付款的电汇凭证7张、2004年期间原告为上海珍情公司开具的发票11张，旨在证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与原告业务独立、独立付款、原告亦为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开具了发票，不存在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为被告蒙阴公司代付货款的情况。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案涉大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已认定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销售额纳入被告蒙阴公司名下，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李士元、邹圣灿、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对上述证据均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8.被告邹圣灿提交了30张上海海佑公司2004年2月至12月付款凭证的复印件、10张2005年付款凭证(出示了原件)、2张原告为上海海佑公司开具的发票(出示了原件)、18张发票复印件、上海海佑公司委托的审计机构向原告出具的《往来款项询证函》和《在途商品询证函》、大连高新园区国税局出具的《关于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发票开具说明》，旨在证明：第一、上海海佑公司独立向原告付款，原告为上海海佑公司出具发票，说明上海海佑公司业务、财务、财产的独立性，与其他公司不存在混同。另外，原告在上述《询证函》上的签章确认行为可证明上海海佑公司与原告存在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二、《发票开具说明》证明了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等独立付款，原告为各公司分别开具发票，进一步证明上海海佑公司与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被告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之间的业务、财务相互独立，财产边界清晰，不存在人格混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对无原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有原件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对证据目的不认可，认为生效裁判已经认定了原告与上海海佑公司之间无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李士元、王艳、青岛康尔生物公司对上述证据均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对有原件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当事人陈述及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珍奥公司对上海海佑公司享有债权的基本情况：2006年，山东济南中院受理上海海佑公司与珍奥公司返还货款纠纷一案，上海海佑公司请求判令珍奥公司返还货款6,996,482.87元及利息。在该案中，上海海佑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被告王艳以房产为上海海佑公司提供担保，后济南中院向华夏银行大连开发区支行发出《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2006年10月25日华夏银行大连开发区支行将珍奥公司的800万元存款予以冻结。2007年9月21日，济南中院作出(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海海佑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海佑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东高院，2008年7月14日山东高院作出(2007)鲁民二终字第4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济南中院(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济南中院重审。2009年7月14日，济南中院作出(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海海佑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海佑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东高院，2009年12月15日山东高院作出(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济南中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珍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海佑公司货款6,996,482.87元及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财产保全费40,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由被上诉人珍奥公司负担。2010年1月8日，济南中院收取珍奥公司的过付款9,085,535.29元(其中包括执行费72,461.99元)。2010年1月20日，上海海佑公司指令其委托代理人郭涛的所在律所山东德义律师事务所代为收取第一笔执行款项6,996,482.87元。后该律所受上海海佑公司指令，扣除100万元律师费后，于2010年1月21日将剩余执行款项5,996,482.87元汇至上海颐欣公司。2010年2月3日，上海海佑公司收取第二笔执行款项2,015,916元。至此，上海海佑公司共收取执行款项9,012,398.87元。2011年，原告珍奥公司不服(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向最高院申请再审，后2011年12月9日最高院作出(2011)民提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山东高院(2009)鲁商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山东济南中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财产保全费40,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993元，均由上海海佑公司负担。2012年2月9日，原告珍奥公司向济南中院申请执行回转，2012年2月24日济南中院作出(2012)济中法执转字第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上海海佑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珍奥公司返还已取得的过付款9,012,398.87元及利息。2012年6月20日，济南中院作出(2012)济中法执字第57-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海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货款纠纷一案，济南中院于2009年7月14日作出的(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上海海佑生物有限公司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提供不出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如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待本案被执行人具备执行条件后，申请执行人可持本裁定书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2014年，原告珍奥公司申请恢复执行。2015年4月27日济南中院作出(2014)济中法执恢字第32-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的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海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回转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上海海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无下落，在工商部门也无登记信息，目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亦提供不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裁定如下：(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待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能力时，申请执行人可持本裁定书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2019年，原告珍奥公司申请追加赵某、刘某某为申请执行人珍奥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海佑公司返还货款纠纷一案中的被执行人。2019年11月11日济南中院作出(2019)鲁01执异125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刘某某、赵某为本案被执行人；二、刘某某、赵某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珍奥公司履行(2012)济中法执转字第5-1号执行裁定确定的债务。后赵某不服该裁定向山东高院申请复议，2020年1月21日山东高院作出(2020)鲁执复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复议申请人赵某的复议申请，维持济南中院(2019)鲁01执异1257号异议裁定。后济南中院执行到赵某、刘恩喜银行存款共计32,218.99元，已扣划并过付给原告珍奥公司，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或线索，并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鲁01执恢53号之七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0年6月，原告珍奥公司申请追加邹圣灿为申请执行人珍奥公司与被执行人赵某、刘某某返还货款纠纷一案中的被执行人，2020年8月6日济南中院作出(2020)鲁01执异18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珍奥公司的申请。(二)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上海颐欣公司的基本情况：2003年10月l0日，上海海佑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被告邹圣灿持股75%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李士元持股25%并担任监事。后该公司增资至600万，被告邹圣灿持股比例变为95.83%、被告李士元持股比例变为4.17%。2005年12月28日，被告邹圣灿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叶洪梅；同日，被告李士元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赵某。后，案外人叶洪梅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刘某某。2014年4月11日，上海海佑公司注销。2004年4月30日，被告上海珍情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被告邹圣灿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李士元持股12.5%、案外人管庆磊持股12.5%并担任监事。2013年11月1日，被告邹圣灿、李士元分别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青岛银龄美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企业名称后变更为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案外人管庆磊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盛某某。2015年12月29日，上海珍情公司变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被告青岛康尔生物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被告邹圣灿变更为盛守峰、公司监事变更为陈善更。2002年9月17日，被告蒙阴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80万元，被告邹圣灿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被告李士元持股12.5%，案外人管庆磊持股12.5%。2005年8月9日，被告蒙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截至目前该公司的状态为吊销未注销。2004年4月8日，山东珍奥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210万元，被告邹圣灿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李士元持股12.5%，案外人管庆磊持股12.5%。2005年9月28日，该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山东银色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08年4月22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由被告邹圣灿变更为案外人邹某某。在公司经营期间，被告王艳分别于2004年3月、2008年与该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2016年8月5日，山东珍奥公司注销。2007年12月6日，上海颐欣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被告王艳持股9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案外人盛守存持股10%。2009年12月28日，公司注销。本院认为，公司人格否认类型包括纵向否认与横向否认，关联企业之间的横向人格混同应纳入《公司法》第二十条之管控范围。根据原告的诉请及请求权基础，原告实质系主张在被告邹圣灿、王艳的控制下，关联企业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存在横向人格混同，各被告需对上海海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鉴于原告主张相关被告的侵权行为分为两个时间段，以及案涉最高院民事判决书已认定珍奥公司与蒙阴公司之间特许经营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8月31日止，故本院将以2005年8月31日为节点，分段分析本案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首先，2003年1月至2005年8月31日期间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对此原、被告主张不一：原告主张，根据苏鲁联络处《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2003年至2005年期间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对原告的汇款记录及相关生效裁决书、判决书，可以证明：第一、由被告邹圣灿设立并控制的苏鲁联络处对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的财务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且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无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为履行蒙阴公司与原告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被告邹圣灿安排上海海佑公司、被告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故上述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第二、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被告邹圣灿，且相关工作人员亦存在混同。相关被告主张，第一、苏鲁联络处并非由被告邹圣灿设立并控制；根据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与原告的汇款及开票记录，并适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可见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与原告系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受被告邹圣灿控制为被告蒙阴公司代为支付货款，上述公司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另外亦不认可《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的证明效力；第二、与上述公司所涉的相关人员并非系苏鲁联络处的工作人员，且付志田、陈善更的所涉证据亦不能认定上述公司存在人员混同。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苏鲁联络处由哪一民事主体设立的争议：本院认为，案涉大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及最高院民事判决书均认定苏鲁联络处系由被告邹圣灿设立并控制，故本院不再就此进行重复认定。第二、关于苏鲁联络处《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该财务分析报告中将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称之为苏鲁联络处中的4个“联络处”，并分析了上述4个公司的财务指标，具体包括上缴各种税金、实现利润情况，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财务费用情况，以及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财务分析报告中的上述载明内容，仅是将上述公司2004上半年的财务情况进行了罗列及汇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上述公司之间有资产不分、账簿混同等财务混同之表征。第三、关于人员混同的争议：本院认为，虽然在2003年1月至2005年8月期间，均是由被告邹圣灿控股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但基于上述公司系关联企业，此控股行为并无不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直接证明上述公司已丧失独立意思，另外付志田、陈善更的所涉证据亦不能认定上述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第四、关于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向原告的汇款记录，以及原告向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开票记录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在前案中提交了苏鲁联络处《2004年上半年财务分析报告》，可见原告对于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与被告邹圣灿、苏鲁联络处之间的关联关系是知晓的；同时本院注意到原告在前案济南中院(2006)济民二初字第50号及(2008)济民二重初字第2号案件中就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向原告的付款金额有相关陈述，原告曾主张在2004年至2005年8月期间，上海海佑公司代蒙阴公司向原告汇款达8,700万余元，上海珍情公司代蒙阴公司向原告汇款有500万余元，且原告在大连仲裁案件中亦主张将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销售量纳入蒙阴公司名下；故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原告与蒙阴公司履行《特许经营合同》期间，原告在知晓上述公司与蒙阴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其对于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付款行为亦是认可的，并未提出异议，且原告对相应付款亦有开票行为，上述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的付款行为并未对原告《特许经营合同》项下的利益造成损害，且与原告自2012年至今未全额执行到上海海佑公司900万余元的损害后果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其次，2005年8月31日后被告邹圣灿、王艳对关联企业有无过度支配与控制的认定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鉴于：第一、根据本案事实查明，被告王艳先于2004年将其房产租赁给山东珍奥公司，于2006年为上海海佑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后2010年上海海佑公司指令将部分执行款项599万余元汇入已注销的由被告王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颐欣公司账户，且庭后被告王艳亦未对599万余元的流向作出必要说明；第二、根据各公司工商公示的股权结构，可知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自2004年成立至2013年由被告邹圣灿控股、后由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被告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在存续期间均由被告邹圣灿控股；被告王艳、李士元持有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其中被告王艳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李士元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被告邹圣灿担任该公司董事，且原告提交的《公证书》亦体现“青岛银色世纪集团成立于2005年”、被告邹圣灿系青岛银色世纪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信息。故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被告王艳与上海海佑公司、山东珍奥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被告邹圣灿、王艳、李士元、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均与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是，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邹圣灿、王艳存在对关联企业过度支配与控制、将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山东珍奥公司的人员、财产、业务转移至颐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之侵权行为。故综上，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在本案中无法认定上海海佑公司、被告上海珍情公司、蒙阴公司及山东珍奥公司存在横向人格混同，故各被告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另外，关于原告诉请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亦主张不一，原告主张其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第一、自2011年至今原告持续维权，包括提起再审、申请恢复执行、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以及提起本案诉讼等；第二、各被告系持续侵权行为，原告于2019年12月3日才发现原苏鲁联络处的财产转移行为；第三、在执行回转过程中原告的债权能否实现尚不清楚，无法起算诉讼时效，只有在原告债权明确无法实现时才是侵权结果发生之时，该时间才应当作为起算点。而相关被告主张，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鉴于本院在本案中未认定各被告的侵权责任，本案本无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之余地。但原、被告就此有不同主张，本院予以分析如下，鉴于：第一、根据本案证据所体现的时间脉络，2011年原告申请再审，2012年2月原告向济南中院申请执行回转，2012年2月24日济南中院裁定上海海佑公司应返还已取得的过付款，后因无可供执行财产，济南中院于2012年6月裁定终结执行；2014年原告申请恢复执行，因无可供执行财产，济南中院于2015年4月裁定终结执行。后，2019年原告申请追加赵某、刘某某为被执行人；2020年1月原告向本院起诉本案；2020年6月原告申请追加被告邹圣灿为被执行人；第二、根据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记载，上海海佑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已注销，原告对该公示信息应给予一定的关切，应对此知晓。故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原告的确在2011年至2015年4月期间及自2019年至今这两个时间段，一直就前案上海海佑公司需返还执行款900万余元的债权主张权利，但是在上海海佑公司于2014年4月已注销、后济南中院因上海海佑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于2015年4月裁定终结执行的情况下，此时原告应知晓其债权已受到损害，而原告在本案中未能提交在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向各被告或案外人主张过案涉债权的证据材料，故即便本案认定各被告应承担相关侵权责任，原告诉请亦超过诉讼时效，亦无法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394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 燕人民陪审员  葛玉芹人民陪审员  蒋 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钱立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