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662、6663号上诉人（6662号原审被告、6663号原审原告）：广州思睿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螺涌高桥大街14号首层之一。法定代表人：王银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伟燕，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豪，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6662号原审原告、6663号原审被告）：杨春丽，女，198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瑞，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思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与被上诉人杨春丽因劳动争议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704、27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医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我方无需向杨春丽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工资6253.63元、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12.48元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500元；3、本案诉讼费和鉴定费由杨春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我方提交的工资明细表及工资发放表足以证明，杨春丽2019年1月的工资已合并于2018年12月发放。我方无需再向其支付2019年1月的工资。首先，我方从未承诺向杨春丽发放年终双薪，其次，从《杨春丽工资明细表》可看出，其试用期满后的税后工资为2600元至3000元左右。若认定杨春丽2018年12月的税后工资为5470.66元，接近其平时工资的两倍，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一审判决未将杨春丽的个人社保和公积金部分扣除，会造成我方更大的损失。二、我方无需向杨春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杨春丽是自行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办理辞职交接手续。我方从未单方面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三、杨春丽入职后，双方依法签署劳动合同，在其离职交接时，我方应其要求销毁劳动合同等材料。一审判决不顾我方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对事实作出错误认定，作出错误判决。1.我方不认可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倾向性意见。首先，笔迹鉴定的样本均为杨春丽离职时或仲裁时的签名，与鉴材签字时间相隔甚远，其签名的习惯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次，从杨春丽入职时填写的《入职申请书》中的签名可知，其入职时的签名均使用简笔“杨”字，而非繁体字。应以该申请书中的签名作为笔迹鉴定的样本。2.《工作交接表》并非格式文本，而是基于双方交接的客观需要进行修改定制。从该表中的签名内容足以反映，当时杨春丽是逐项核对，逐项签名，可见其对该表审核和签署的细致程度。同时，该表中备注的内容就在其签字上方，有黑体大字明确“以上内容确认”。其在要求公司销毁文件后又突然反悔，显然有“劳动碰瓷”甚至“诈骗”的嫌疑。3.我方同意在双方签署《工作交接表》的第二天立即向杨春丽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工资。因此，杨春丽才同意书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已结清”。但是，杨春丽在第二天就到白云区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才导致其2019年2月份工作日的工资暂未发放。4.我方已经尽法律保留劳动合同文本的义务。我方为了杨春丽能顺利办理交接手续，才同意其销毁劳动合同等文件的要求，并保留复印件备查。我方并未怠于履行用人单位的保存备查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作出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同意我方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以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杨春丽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针对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第二项，一审法院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针对上诉请求三，即医药公司认为应当重新进行鉴定，我方认为所选定的鉴定机构是由双方共同确认摇珠确定的，鉴定机构的选定程序合法。其次，鉴定的鉴材是经过双方在一审时签名确认的，不存在任何瑕疵问题。最后，在双方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时，均知本次鉴定的材料为复印件，一审法官也对此进行了释明，得出复印件的倾向性意见，可以以此作出相应的裁决，医药公司无权对复印件的鉴定结果不服。其申请重新鉴定，明显是拖延诉讼时间，浪费司法资源。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杨春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医药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工资7378.9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申请仲裁日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的加班费846.63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申请仲裁日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24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申请仲裁日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履行完毕之日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申请仲裁日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018年4月21日至2019年2月21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13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申请仲裁日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判令医药公司支付合计金额59925.23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申请仲裁日2019年2月26日起计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鉴定费由医药公司承担。医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我方无需支付杨春丽2019年1月份工资3242.77元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242.77元；案件诉讼费由杨春丽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医药公司系于2015年11月2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春丽于2018年3月21日入职医药公司工作，每月2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上月工资，工资不需要签收，也没有发放工资条。杨春丽在医药公司工作至2019年2月19日，双方于2019年2月25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当日解除劳动关系。杨春丽于当日并填写了工作交表，其中《工作交表》备注一栏载写“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一切文件已签署并于签订本离职清单时销毁，双方劳动关系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已结清”。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医药公司自2018年7月份开始为杨春丽参加社会保险。2019年2月26日，杨春丽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白云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医药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工资7378.9元、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的加班费846.63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000元、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7400元以及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差额2400元。白云区仲裁委于2019年7月8日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9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医药公司支付杨春丽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工资5777.30元、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242.77元；驳回杨春丽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作出后，杨春丽、医药公司均向该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杨春丽与医药公司对以下争议焦点各自陈述及举证如下：1、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情况。杨春丽陈述其工作岗位为仓库助理，入职时双方约定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内的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工资2500元+补贴500元）；2018年6月20日转正，转正后的月工资标准为3900元（工资3500元+全勤200元+补贴200元）；2019年1月起，月工资调整为4000元；实际工资发放中，每月25日转账发放上一个月的工资；由于医药公司未支付2019年1月至同年2月25日的工资，故要求支付该期间的工资7378.9元及利息（其中，1月份工资为4000元；2月份的工资为3378.9元，即3500÷21.75×21）以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2400元（每月工资差额400计算6个月）。对于上述陈述主张，杨春丽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截图，交易记录显示医药公司就杨春丽的工资分别于2018年的4月30日发放933.33元、5月25日发放2758.33元、6月28日发放3000元、7月25日发放3333.33元、8月24日发放3014.66元、9月25日发放3014.66元、10月26日发放2664.66元、11月26日发放3014.66元、12月25日发放2914.66元、2019年1月28日发放5470.66元。（2）工资条1张，内容显示杨春丽当月应发工资为6000元（底薪5500元+补贴300元+全勤奖200元）、扣款（代扣44元+社保380.34元+公积金105元），实发工资5470.66元。杨春丽主张该月工资为2018年12月的工资，工资数额包含年底双薪。（3）社保缴费明细，显示医药公司在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为杨春丽参加社会保险，社保缴费基数为3469元。医药公司抗辩认为杨春丽入职后的职位为业务内勤，约定的试用期为2个月，从3月21日到5月21日；试用期内的月工资是2500元+补贴（全勤和交通费200+300元）为3000元/月，转正之后为每月3000元+补贴（补贴同样为500元）；公司于2018年7月为杨春丽参加社保，工资实际支付至2019年1月份，2月份工资2534.53元尚未发放；由于临近过年，2019年1月28日发放的工资实际包括了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公司同意支付杨春丽2019年2月的工资，但不同意支付杨春丽主张的工资包括主张支付的工资差额及利息。对于上述抗辩意见，医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春丽入职时填写的入职登记表（复印件），该表记载杨春丽的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2）显示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约定的合同期限为1年即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试用期2个月，杨春丽的工作岗位为内勤，试用期工资为2500元/月，正式工资为3000元/月（含加班费），合同中并有“杨春丽”的签名落款。（3）工资明细表，该表记载杨春丽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工资数额为：3月份应发工资933.33元（基本工资833.33元+其他100元），实发工资933.33元；4月份应发工资2758.33元（基本工资2500元+其他258.33元），实发工资2758.33元；5月份应发工资3000元（基本工资2833元+其他167元），实发工资3000元；6月份应发工资3333.33元（基本工资3000元+其他333.33元），实发工资3333.33元；7月份应发工资3500元（基本工资3000元+500元），实发工资3014.66元；8月份应发工资3500元（基本工资3000元+500元），实发工资3014.66元；9月份应发工资3150元（基本工资3000元+150元），实发工资2664.66元；10月份应发工资3500元（基本工资3000元+500元），实发工资3014.66元；11月份应发工资3400元（基本工资3000元+400元），实发工资2914.66元；12月份应发工资3241.34元（基本工资3000元+241.34元），实发工资2756元；1月份应发工资3200元（基本工资3000元+200元），实发工资2714.66元。经庭审质证，杨春丽对医药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入职表右上角原书写内容被医药公司遮盖，原书写的内容是转正后的工资为3500元加社保及补贴、试用期的工资为2500元加补贴，书写内容没有签名和备注；对于证据（2）劳动合同，杨春丽质证认为其在职期间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该合同中“杨春丽”的签名并非其签名；对于证据（3），该工资明细表记载的实发工资数额属实，但医药公司主张的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实际是2018年12月的年底双薪，2019年1月的工资并没有发放。医药公司对杨春丽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公司并未拖欠杨春丽工资；对于证据（2）工资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公司确实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为杨春丽交纳社会保险。一审庭审中，杨春丽陈述对于年底双薪的发放是双方口头约定的，全公司均是按该约定执行，但没有书面证据；医药公司陈述公司没有年底双薪的制度，一般情况下年底和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红包。2、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加班及考勤情况。杨春丽主张因公司展会的工作要求，其在2018年6月1日加班2.5小时、2日加班11.5小时、3日加班3.5小时，该3天的加班费为484.65元（2500÷21.75÷8×2.5×1.5+2500÷21.75÷8×15×2）；在2018年11月10日加班9小时，加班费为361.98元（3500÷21.75÷8×9×2）；在职期间，员工不需要进行考勤。医药公司确认公司不需要考勤打卡，但不确认杨春丽主张的加班情况，亦不同意支付杨春丽主张支付的加班费及利息。举证期限内，杨春丽就其主张的加班情况未举证证实。3、杨春丽与医药公司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杨春丽陈述由于医药公司没有按照双方约定即转正后的月工资3500元+200元+200元的标准在年底以奖金方式补发，实际仍按月工资3000元的基数发放，公司提出如不同意实际发放工资标准可以离开公司，故实际工作到2019年2月19日；医药公司通知其于2月25日回公司办理工作交接，双方于当日解除劳动关系；由于医药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要求按4000元的标准双倍支付赔偿金8000元及利息。医药公司陈述由于杨春丽提出增加工资的请求没有得到公司的同意，杨春丽就提出不加工资就不做了，公司提出让杨春丽回去考虑；当时公司还私下找了两个同事劝杨春丽把劳动合同签了继续工作下去，但杨春丽坚持自己的意见，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5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是杨春丽不签合同自愿离开，医药公司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对此，医药公司提交了签署日期为2019年2月25日的工作交接表。经一审庭审质证，杨春丽对工作交接表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交接表中就“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一切文件已签署并于签订本离职清单时销毁，双方劳动关系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已结清”的备注内容未注意，否则是不愿意签名的。4、杨春丽在职期间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杨春丽陈述在职期间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要求医药公司支付2018年4月21日至2019年2月2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差额41,300元（3,000元×2+3900元×7+4000元×2）。医药公司陈述公司与杨春丽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由于在工作交接时，杨春丽不愿意交接，要求公司把原件给她才交接，故公司把原件（入职申请表和劳动合同）当着杨春丽的面销毁。对此，医药公司提交了显示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显示合同期限从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试用期为2个月，约定杨春丽的工作岗位为内勤，执行标准工时制，月工资为税前3000元（含加班费），试用期工资为2500元，等等。其中，合同复印件中并有“杨春丽”的签名。经一审庭审质证，杨春丽否认劳动合同中“杨春丽”签名与其本人签名的一致性，坚持其并未与医药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也不存在医药公司所陈述的离职时公司当面销毁劳动存续期间文件原件（入职申请表和劳动合同）的情况。医药公司陈述劳动合同是公司的老板和杨春丽当面签订的，合同中的“杨春丽”的名字和日期是杨春丽本人书写的，其他内容是公司书写的；劳动存续期间的文件原件是公司的经办人（韦远清）与杨春丽在2019年2月25日下午四、五点左右在公司办公司当面撕毁的，当时除上述两人外没有其他人在场。诉讼中，经该院释明举证责任后，杨春丽申请就劳动合同复印件中的“杨春丽”签名与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医药公司对此予以同意。经摇珠选定，该院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医药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中“杨春丽”签名的真实性与否进行文检鉴定。对于鉴定所需比对样本，该院组织杨春丽和医药公司提交和质证，选取双方无争议的工作交接表以及本案第一次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作为比对样本。2019年11月28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送检的劳动合同背面乙方“杨春丽”签名与工作交接表、开庭笔录、询问笔录中杨春丽本人的签名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同时，鉴定分析说明并指出劳动合同背面乙方“杨春丽”的签名与工作交接表、开庭笔录、询问笔录中杨春丽本人的签名在单字细节特征中有个别相似点，但差异点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其差异点的价值总和基本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因劳动合同为复制件，依据现有条件，出具倾向性鉴定意见。其中，杨春丽为此支付了鉴定费3600元。对于鉴定意见，杨春丽对鉴定意见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劳动合同系医药公司伪造的证据。医药公司不认可鉴定意见，认为杨春丽入职时的签名是繁体字，后来签名是简体字，笔迹鉴定的样本均为杨春丽离职或提起诉讼时的签名，与劳动合同签字时间相隔久远，且杨春丽的书写习惯发生较大变化；由于检材为复印件，仅能按照现有条件出具倾向性意见，而公司在鉴定机构摇珠选定时并无在场；医药公司不认同该鉴定意见，申请重新进行笔迹鉴定。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银行账户明细、微信截图、工资条、社保缴费记录、工作交接表、入职申请表、劳动合同、司法鉴定意见书、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杨春丽入职医药公司工作，双方对之间在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建立和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争议，该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是否签订以及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首先，对于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问题。杨春丽主张其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内的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工资2500元+补贴500元），转正（2018年6月20日转正）后的月工资标准为3900元（工资3500元+全勤200元+补贴200元），2019年1月起月工资调整为4000元。医药公司抗辩杨春丽的试用期为2个月（3月21日到5月21日），试用期内的月工资是3000元（2,500元+补贴500元），转正之后为每月3500元（3000元+补贴500元）。根据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作为用人单位的医药公司应对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发放情况举证证实。诉讼中，医药公司提交了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明细表就主张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发放情况以证实，杨春丽对工资发放数额没有异议，但对工资项目组成持有异议。根据杨春丽在庭审中就双方因工资支付标准发生争议并因此解除劳动关系的陈述意见，结合医药公司就杨春丽在职期间实际工资支付情况，该院采信医药公司就杨春丽在职期间工资标准的主张，对杨春丽主张的工资标准不予认定。对于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由于医药公司最后一次工资支付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支付金额为5470.66元），医药公司主张该笔工资为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但双方确认的工资发放周期是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医药公司并未备注该笔工资的具体明细，也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就两个月工资一次性发放的主张，故该院对医药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杨春丽就该笔工资为2018年12月工资的主张成立。因此，基于该院对医药公司并未支付杨春丽2019年1月份工资的认定以及医药公司就未支付杨春丽2019年2月份工资的确认，杨春丽现就医药公司支付2019年1、2月工资的诉讼请求合法，该院对此予以支持。按医药公司主张的3500元的月工资标准计算，医药公司应支付杨春丽上述期间的工资6235.63元（3500元+3500元÷21.75天×17天）。基于对上述期间工资支付的认定，该院对杨春丽主张支付工资的利息以及医药公司主张无需支付2019年1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定支持。对于杨春丽主张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杨春丽主张其在2018年的6月1-3日以及2018年11月10日存在加班情况，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加班情况，且双方亦确认在职期间无需考勤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杨春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院对杨春丽主张支付加班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定支持。同理，对于杨春丽主张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基于对杨春丽在职期间工资标准和实际工资发放情况的认定，该院对杨春丽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认定支持。其次，对于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认定。医药公司主张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原件在办理离职交接时应杨春丽的要求予以当面销毁，并就此提交了工作交接表和劳动合同复印件予以佐证。杨春丽对医药公司的上述意见予以否认，否认劳动合同复印件中“杨春丽”的签名笔迹与其本人签名的一致性，坚持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该院释明举证责任后，杨春丽就上述签名笔迹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医药公司同意并予以配合。经该院摇珠选定并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指出本案争议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中“杨春丽”的签名与样本中杨春丽本人的签名在单字细节特征中有个别相似点，但差异点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其差异点的价值总和基本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鉴定结论为劳动合同复议件中的“杨春丽”的签名与样本中杨春丽本人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上述鉴定意见分析论述详实，论理充分，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及司法鉴定人员具有专业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故该院对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就本案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对医药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现有证据，虽然杨春丽与医药公司在离职交接时签署的工作交接表中备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一切文件已签署并于签订本离职清单时销毁，双方劳动关系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已结清”，但该交接表所填写内容是医药公司先行制定的格式条款内容，交接表中亦无列明“一切文件”的具体内容，是否包括杨春丽入职医药公司时的手续文件以及确定双方劳动权利义务的劳动合同。对于用人单位承担的用工管理的责任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第五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已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2年备查”。根据上述法律的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用工管理责任包括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以及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员工的劳动合同文本保存备查。可见，用人单位上述法定责任并不能以双方约定的方式而予以免除。一审庭审中，医药公司亦陈述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即2019年2月）公司私下找两个同事劝杨春丽把劳动合同签了继续工作下去，该争议发生时间与劳动合同复印件所显示的签订时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陈述内容亦与医药公司主张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相互矛盾，医药公司对此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结合司法鉴定意见，该院对医药公司依据劳动合同复印件就已签订劳动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杨春丽与医药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责任在于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应支付杨春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按杨春丽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医药公司确认的月工资标准计算，医药公司应支付杨春丽2018年4月21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4500元（3,000元×1个月+3,500元×9个月）。至于杨春丽主张支付的利息，其该项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再次，对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的认定。杨春丽主张医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医药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但杨春丽对此并无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医药公司主张杨春丽系自行离职，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但也未能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双方签署的工作交接表中亦无备注杨春丽的离职原因。由于杨春丽、医药公司均无证据证明各自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结合杨春丽和医药公司在庭审中就双方在工资待遇未能协商一致后由医药公司通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的劳动关系解除情形的陈述，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医药公司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医药公司应向杨春丽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该院对杨春丽与医药公司就劳动关系解除所提赔偿金及利息请求不予支持。按杨春丽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医药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表核算，杨春丽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应为3512.48元[（2758.33元+3000元+3333.33元+3500元+3500元+3150元+3500元+3400元+5470.66元）÷9个月]。按杨春丽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数额和在职年限计算，医药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3512.48元（3512.48元/月×1个月）。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医药公司支付杨春丽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工资6235.63元；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医药公司支付杨春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12.48元；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医药公司支付杨春丽2018年4月21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4500元；四、驳回杨春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案受理费20元、鉴定费3600元，由医药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医药公司以杨春丽入职时的签名均使用简笔的“杨”字而非繁体，但笔迹鉴定中的全部样本均为繁体的“杨”字，且笔迹鉴定的样本为杨春丽离职时或提起仲裁时的签名，与检材的签字时间相隔甚远为由，认为鉴定结论依据不足，申请重新鉴定，并申请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杨春丽与广州涵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仲裁申请书和庭审笔录作为重新鉴定的样本。另二审中双方确认医药公司已为杨春丽代扣代缴2019年1、2月的社保每月380.34元、公积金每月10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医药公司是否应向杨春丽支付2019年1月工资及应支付的2019年1、2月工资数额，医药公司是否应向杨春丽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医药公司是否应向杨春丽支付2019年1月工资及应支付的2019年1、2月工资数额问题。根据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作为用人单位的医药公司应对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举证证实。对于杨春丽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医药公司最后一次工资支付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支付金额为5470.66元），医药公司主张该笔工资为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工资，但双方确认的工资发放周期是当月发放上月工资，医药公司并未备注该笔工资的具体明细，也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就两个月工资一次性发放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医药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医药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向杨春丽发放的公司为杨春丽2018年12月及年底双薪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此，医药公司并未支付杨春丽2019年1月份工资，双方对医药公司未支付杨春丽2019年2月份工资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此，医药公司应支付杨春丽2019年1、2月工资。按医药公司主张的3500元的月工资标准计算，杨春丽2019年1、2月的应发工资为6235.63元（3500元+3500元÷21.75天×17天）。二审中，双方均确认医药公司已为杨春丽代扣代缴2019年1、2月的社保每月380.34元、公积金每月105元，上述费用应予以扣除。故此，医药公司应向杨春丽支付2019年1、2月工资5264.95元（6235.63元-380.34元×2-105元×2）。关于医药公司是否应向杨春丽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医药公司主张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原件在办理离职交接时应杨春丽的要求予以当面销毁，并就此提交了工作交接表和劳动合同复印件予以佐证。杨春丽对医药公司的上述意见予以否认，否认劳动合同复印件中“杨春丽”的签名笔迹与其本人签名的一致性，坚持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一审法院释明举证责任后，杨春丽就上述签名笔迹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医药公司同意并予以配合。经一审法院摇珠选定并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作为具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在接受一审法院的鉴定委托后，对鉴定样本是否符合鉴定要求必然会进行相应的审查，该鉴定中心并未说明鉴定样本不符合鉴定要求，现医药公司主张鉴定样本不符合鉴定要求，并要求重新鉴定，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故此，一审对医药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同理，本院对医药公司二审的重新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对医药公司关于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杨春丽与广州涵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仲裁申请书和庭审笔录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也不予准许。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鉴定意见认为，医药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复议件中的“杨春丽”的签名与样本中杨春丽本人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上述鉴定意见分析论述详实，论理充分，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及司法鉴定人员具有专业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综上，医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杨春丽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已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医药公司应支付杨春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关于医药公司是否应向杨春丽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问题。杨春丽主张医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医药公司则主张杨春丽系自行离职，但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医药公司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医药公司应向杨春丽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医药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就其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一审中，由于双方均未提出医药公司已为杨春丽代扣代缴2019年1、2月的社保和公积金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作出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由于二审中双方均确认医药公司已为杨春丽代扣代缴2019年1、2月的社保和公积金，故本院对医药公司应支付给杨春丽2019年1、2月的工资数额予以变更，其余部分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704、2792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及受理费负担的决定；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704、279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思睿医药有限公司支付杨春丽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工资5264.9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思睿医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李 婷审判员  黄小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鹏程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