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贵德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青2523民初1420号原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雷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青海磐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1，住贵德县。被告：安某1，住贵德县。被告：刘某1，住贵德县。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青海汇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某2，住贵德县。被告：许某2，住贵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2，系被告许某2丈夫，即本案被告。被告：许某3，住贵德县。被告：邓某，住贵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3，系被告邓某丈夫，即本案被告。原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保宁村委会）与安某1、刘某1、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保宁村委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许某1，被告安某1、刘某1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被告安某2也即被告许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许某3也即被告邓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和被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温馨农家院、安某1签订的《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温馨农家院、安某1、刘某1退回扶贫资金170000元、红利192000元，以上款项共计362000元，同时要求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扶贫工作政策要求，贵德县扶贫局、贵德县河东乡人民政府给保宁村180户村民每户扶持资金6500元，共计1170000元，用其资金收益进行扶贫帮扶。2012年7月，原告与温馨农家院、安某1签订《投资分红合同》，约定原告将2012年整村推进项目到户财政扶贫资金1170000元，投入被告农家院经营。至2016年12月，被告因拒绝向原告给付2015年、2016年的分红，经原告与被告温馨农家院协商解除《投资分红合同》。解除合同的同时，在仅征得部分村民（54户村民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减免了被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温馨农家院的170000元投资款及两年红利192000元，共计362000元。其余村民的得知此事后认为原告为私自减免扶贫资金及两年红利的行为，损害了村集体公众利益，要求确认《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应当收回未返还的170000元扶持资金。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温馨农家院至今未给付2015年、2016年的红利共计192000元。扶贫资金入股后产生的红利由180户村民分期享受，故应当由被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温馨农家院支付。另，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为安某1参与扶贫整村推进项目资金1170000元提供担保，承诺在温馨农家院负责人安某1不能按期归还全部借款时，由保宁村村委会依法变卖担保人的抵押财物来归还全部资金。因此，在被告温馨农家院未返还170000元扶持资金及未给付红利192000元的范围内，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请。庭审后原告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撤回对被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温馨农家院的起诉，本院依法出具（2019）青2523民初142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被告安某1、刘某1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辩称，该项目资金并非是农家院申请，而是原告强加给农家院的。本案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与农家院系合同双方，并非侵害利益的第三方，且原告系独立的法人主体，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合法有效。2012年为响应政府扶贫政策，乡政府给了保宁村1700000扶贫资金，原告到农家院进行劝说，要求将该扶贫资金投入到农家院，并在村干部的再三要求下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因修路致使被告不能正常经营，导致亏损，被告在亏损的情况下仍支付了2013、2014年的红利192000元，后双方于2015年在200多户村民参与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该协议明确约定，被告返还扶贫资金1000000元，原告免除170000元的扶贫款及红利，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故该份投资协议已经解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都应该严格遵守，现原告要求支付投资款和红利无事实依据，理应驳回。被告安某2、许某2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许某3、邓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辩称，当时原告召开村民大会，解除了担保人的担保协议，该决定是由村委会决定的，还写了解除担保责任的证明。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2.《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书》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温馨农家院、安某1于2016年12月15日在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当时参会人员54人，仅有53人同意，1人不同意；3.《贵德县扶贫整村推进项目资金投资入股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扶贫开发局为了扶贫给原告村贫困户每户6500元得到1170000元的专项扶贫资金，该资金的来源为专项扶贫资金的事实，原件在贵德县纪委；4.协商处理安某1对整村推进项目款一事会议记录原件2份，证明原、被告在大多数农户不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了该协议，在此情况下签订合同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村委会超越了村民大会的授权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5.借款申请书、投资分红合同、担保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河东乡保宁村村委会与被告安某1及刘某1的借款是成立的；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为此借款作担保，应承担借款及利息的偿还责任，并以抵押物为保障的事实，原件在之前的案卷中；6.贵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贵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南民一终字第40号判决书各1份，证明被告安某1、刘某1、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应偿还原告借款170000元以及利息192000元，法院认定的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法律规定，应继续履行2015年法院确认的合同；7.提交贵党纪（2019）94号《关于给予许某1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1份，证明因扶贫款流失贵德县纪委在经过调查后认定许某1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属违纪行为的事实；8.进账单、对账单，证明被告向原告交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进账1000000元，而非被告举证的6月15日。经质证，被告安某1、刘某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8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称该份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原告系独立的法人主体，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不具有无效事由；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证明方向均不予认可，称该组证据均是原告本人书写，不具备证据资格，包括后面村民的签字都是一人书写，按印也不予认可，村委会的会议应形成合法会议纪要，应有村委会的盖章，并不能以笔记本的形式自己书写，没有正规性，其形式不合法，不具备证据资格；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称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判决已经生效，被告已经履行，履行后双方才协商解除的合同，该证据不能证明该协议解除的无效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称村委会系独立的法人主体，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该处罚决定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5、6、7、8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称该份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原告系独立的法人主体，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不具有无效事由；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安某1、刘某1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原投资合同经双方于2016年12月15日协商已经合法解除，该协议明确约定免除170000元项目资金，协议签订合法有效，签订双方主体适格，不具有无效事由的事实；2.收据2份，证明原告接受了被告提交的项目资金1000000元的事实；证明被告起诉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过的事实；证明被告向原告缴纳了2013年、2014年两年的分红共计192000元，与证据2结合，2016年6月15日交的款，截止目前已经超过3年诉讼时效，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缴纳共计1192000元，已经超出扶贫资金1170000元，并不存在扶贫资金流失的事实；3.证明1份，证明原、被告签订解除协议时，参与村民200多人均经同意的，另有50多人签字予以认可，需说明上面签名的12个人全都是原告村的村民而且属于180户扶贫人员中的一部分；4.建设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属于投资分红，而非借贷，且现农家院没有收入，所以不应该向原告返还；5.证明1份、书面证人证言5份，证明当时参会人员有200多人。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安某1、刘某1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根据村民委员会第2条说明，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组织，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其行为必须经村民的授权认可才可以进行，故该合同应为无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称2013年缴纳的是被告在履行第一份合同时应缴的钱，不是扶贫资金的整体归还，对1000000元的证明不予认可，该笔钱是2016年12月16日交到村里的，而不是被告所述6月16日，所以该证明与事实不符，故对证明方向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该证明中王生才、沈承武，沈莲生、郭延军、童建明都是与原告的160户当中的人，系重复签字；对证据4，称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村委会的计息时间到了2012年12月15日，合同上写的是12月6日，且本院的判决书和二审判决书都对分红合同进行了认定；对证据5，称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即使到会的有200多人，也没有达到参会人员的过半数或者三分之二。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对被告安某1、刘某1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称参会的200多人都是经过同意的，如果不同意他们也不会返还资金。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无证据向法庭提交。对上述原、被告提交的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2年贵德县扶贫开发局、河东乡人民政府根据海南州扶贫开发局（南扶局[2012]13号）《关于下达2012年扶贫整村推进项目计划的通知》精神，确定河东乡保宁村的180户农户为享受国家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户，投入扶贫资金每户为6500元，共计1170000元扶贫资金。2012年7月19日，为确保该项目发挥最大效益，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召开群众大会协商后，原告保宁村村民委员会根据被告安某1的申请，将该笔资金以投资分红的形式借给被告安某1，用于其位于保宁村的温馨农家院的升级提档改造，并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了《投资分红合同》，合同约定：“投资期限为五年，自2012年7月15日至2017年7月14日，安某1以8.2%的利率按年付给保宁村委会投资资金红利96000元，村委会将红利分给项目户；本合同履行期间，无论安某1经营的温馨农家院效益如何，必须保证按时缴纳红利，逾期每天按应缴纳红利的2‰支付滞纳金；合同期满后，项目户不再投资时，经保宁村委会和县扶贫开发局同意后，返还全部投资本金1170000元，本合同终止。如项目户自愿继续投资，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续签合同，红利利率另行协商”。同日，被告安某1向原告出具了借款申请书，申请书载明借款金额为1170000元，借款期限为5年，被告刘某1以安某1妻子的身份在借款申请书上签字；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为该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并出具了担保书。后被告安某1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2012年7月15日至2014年7月14日的红利192000元（96000元/年×2年），原告将该笔红利平均分配给了180户项目户。2016年12月15日原告与被告安某1签订了《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合同约定：“2016年12月15日召集群众代表会议决定因安某1还款条件困难，其中减免了壹拾柒万元，现交壹佰万元，现将解除协议合同，现已合同无效，免去担保的一切经济连带责任。”在协商该协议解除的过程中，保宁村召开了村民大会，但仅有54户村民签字同意解除。被告安某1于当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退还了1000000元的扶贫资金。另查明，本院于2015年1月8日受理了保宁村委会与被告安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保宁村委会以安某1未按约支付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的借款利息为由，要求判令安某1支付借款利息96000元并按约定支付2‰的滞纳金。安某1在该案中辩称，涉案款项不是借款利息，1170000元是县政府发放的扶贫款项，96000元是入股红利而不是借款利息。2013年他的农家院因效益较好而给原告分红96000元，2014年县上修建江苏大道致道路不畅及其他因素，他所经营的农家院严重亏损导致不能按照约定给付红利，加之农家院是合伙经营，应亏盈共同承担，故2014年的红利应当依法免除。关于滞纳金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故不应支持。经审理后，本院认为，保宁村委会虽出资1170000元，但并未参与被告温馨农家院的具体经营管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按照每万元年利息820元的标准，固定收取投资收益的行为，不符合伙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原、被告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法律关系。故保宁村委会要求安某1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保宁村委会要求安某1支付2‰的滞纳金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作出（2015）贵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判决安某1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保宁村村委借款利息96000元，并承担相关案件诉讼费。宣判后，安某1不服向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贵德县人民法院（2015）贵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依法公正裁判，驳回保宁村村委会。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本院认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贵德县扶贫开发局、河东乡人民政府根据海南州扶贫开发局（南扶局[2012]13号）《关于下达2012年扶贫整村推进项目计划的通知》精神，确定河东乡保宁村的180户农户为享受国家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户，投入扶贫资金每户为6500元，共计1170000元，其目的是为帮扶保宁村180户农户进行脱贫致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保宁村委会与安某1签订《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自行协商免除170000元款项，与帮助180户农户脱贫致富的目的背道而驰，不仅损害了180户农户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合同中关于免除170000元项目资金的条款无效。但双方在签订《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时已经达成合意即解除原《投资分红合同》，该解除原合同的合意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在《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有关解除原《投资分红合同》的约定，应属合法有效。安某1应依照其与保宁村委会所签订的《投资分红合同》的约定，向保宁村委会归还170000元投资款并支付利息192000元。关于保宁村委会要求刘某1共同归还170000元投资款并支付利息19200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借款申请书》刘某1仅以借款人安某1的妻子身份签字，并不能直接证明刘某1就是1170000元款项的借款人，结合《投资分红合同中》中亦未有刘某1的签字确认，依照原告所提供的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刘某1系借款人，故对保宁村委会要求刘某1共同还款并支付相关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安某1、刘某1辩称涉案款项属于投资及分红，不属于借款，因温馨农家院没有收入不应返还分红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现已生效的（2015）贵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涉案1170000元款项属于借款，所约定支付的分红应属利息，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宁村委会要求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认为根据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在向保宁村委会出具的保证书中明确记载“如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借款、由保宁村村委会依法变卖担保人的抵押财物来归还借款人本项目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担保属一般保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该担保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安某2、许某2、许某3、邓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zhi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贵德县河东乡保宁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安某1于2016年12月15日所签订的《协议解除整村推进项目合同》中有关免除170000元及利息的内容约定无效。二、被告安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贵德县保宁村村民委员会返还扶贫资金170000元并支付利息192000元（即2015年、2016年的红利），共计362000元；三、驳回原告贵德县保宁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30元，由被告安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鹏审 判 员  肖 红人民陪审员  蔡守良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冯灵峡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