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民终1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伍永田，男，汉族，1969年12月19日生，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远海，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母三民，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6号金湖帝景3号楼C501。 法定代表人：龙世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艺珊，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炳强，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丹县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丹县城关镇民行中路。 法定代表人：陈崔，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虹，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香海港，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丹县城关镇民治街39号。 法定代表人：莫德勋，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伍永田因与上诉人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上诉人南丹县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一审第三人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初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永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远海、母三民，上诉人五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艺珊，上诉人华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虹、香海港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富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永田上诉称：（一）伍永田与华星公司就转让富源公司5%股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无效是错误的。该协议签订后，伍永田已支付费用，取得了上述股权，享有相应权利。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错误。同时，富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的是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条件，一审判决断章取义扩大适用该《公司章程》第十条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伍永田与华星公司就转让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峰公司）2.75%股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错误。一审判决查明该协议签订后，伍永田已支付转让费用及入股资金，并领取高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是错误的，伍永田与华星公司是隐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股权代持关系而非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既已认定伍永田与华星公司均为隐名股东，又以不具备工商登记外观主义来否定伍永田的执行异议；（三）执行属于伍永田的涉案股权及权益来清偿华星公司债务严重损害伍永田合法权益。商事外观主义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而本案中五洲公司不是基于信赖权利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未提出过异议。同时，五洲公司与华星公司案件还存在其他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单独执行属于伍永田的财产不合法又有失公允。据此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请求确认伍永田与华星公司签订的转让富源公司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该5%股权及对应的高峰公司0.15%股权属于伍永田所有；3、请求确认华星公司通过富源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75%的股权实际出资人是伍永田，该股权归伍永田所有；4、请求确认华星公司通过富源公司持有高峰公司2.9%的股权属于伍永田所有。立即解除该股权及其分红款的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5、请求判令五洲公司、华星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五洲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错误，伍永田与华星公司提供的两份协议均是复印件，其来源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据的认定规则；（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于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以及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华星公司通过一审第三人富源公司领取高峰公司的2.9%股权分红款后均支付给了伍永田等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上述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缺乏合理有效的证据证明，领取分红款仅有伍永田、华星公司自认。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伍永田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谓代持的事实。据此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于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二审诉讼费由伍永田、华星公司承担。 华星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本案中三项诉讼请求最终均是指向高峰公司的股权，但高峰公司却没有参加本案的诉讼，明显遗漏了当事人；（二）一审判决事实审查不清。一审中伍永田所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无法形成有效证据链。合同履行相关情况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于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错误。华星公司并非高峰公司股东，其无权转让高峰公司股权。且高峰公司股东有决议禁止自由转让公司股权。据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伍永田对五洲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五洲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认为伍永田与华星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伍永田与华星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后，伍永田已连续多年行使股东权利。请求驳回五洲公司的上诉请求。 伍永田对华星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一审判决已查明股权转让情况，华星公司称股权转让是抵押借款是不合法的。请求驳回华星公司上诉请求。 五洲公司对伍永田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违反《民诉法》及《证据规则规定》，没有充足有效证据就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伍永田与华星公司没有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其交易是虚假的。对伍永田得到分红款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伍永田的上诉请求。 五洲公司对华星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本案不存在遗漏案件当事人。认可华星公司关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观点。 华星公司对伍永田的上诉答辩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转让的标的物不存在。华星公司未取得高峰公司股东会同意，损害股东权益，协议无效。即使协议有效，也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请求驳回伍永田的上诉请求。 华星公司对五洲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五洲公司意见多为事实与证据材料问题，对此不发表评论，由法院认定。 伍永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伍永田与华星公司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华星公司通过富源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伍永田，该高峰公司2.75%股权属于伍永田所有；2、确认伍永田与华星公司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转让富源公司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该富源公司5%股权属于伍永田所有，与富源公司5%股权对应的高峰公司0.15%股权同样属于伍永田所有；3、确认华星公司通过富源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9%股权属于伍永田所有，立即解除对伍永田所有的、以华星公司名义通过富源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9%股权及其分红款的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4、五洲公司、华星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查明：五洲公司与华星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裁定查封富源公司代华星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9%股权。后一审法院作出（2015）南市民二初字第40号民事调解书。由于华星公司没有履行该调解书上规定的义务，五洲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7）桂01执715号]。在执行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了（2017）桂01执715号之一执行裁定，冻结（划拨、提取）被执行人华星公司、北京庆达惜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丹县新兴矿业有限公司、陈祥生所有的银行存款58450302.17元或其他资金，或查封（扣押）被执行人华星公司、北京庆达惜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丹县新兴矿业有限公司、陈祥生所有的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并于2017年11月28日向富源公司发出（2017）桂01执71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取富源公司代华星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9%股权的分红款。2018年5月7日，伍永田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了（2018）桂01执异6号执行裁定，驳回了伍永田的异议。伍永田遂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2006年9月24日，伍永田与华星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星公司将其持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转让给伍永田，转让价格为400万元人民币；协议生效后三日内，伍永田足额支付转让款。协议生效后,双方共同委托富源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转让登记。转让手续完成后，伍永田缴纳相应的入股资金及履行入股的其他必要条件后，伍永田即具有高峰公司2.75%的股份，享受相应的权益。华星公司不再享有因占有高峰公司2.75%股权带来的任何权利。新的高峰公司重组完成前，有关该股权所需的入股资金由伍永田交纳，该资金与华星公司无关。协议还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伍永田向华星公司支付了转让费。 2006年9月24日，伍永田与华星公司还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星公司将其持有的富源公司5%股权转让给伍永田，转让价格为60万元；转让款由伍永田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支付。华星公司转让上述股权后，不再享有和负担上述股权应有的权利义务。上述协议签订后，伍永田向华星公司支付转让费。伍永田支付给华星公司的股权转让费已包含华星公司认缴富源公司5%股权的入股资金。 上述协议签订后，华星公司通过富源公司领取高峰公司2.9%股权分红款后均支付给了伍永田。 同时查明：富源公司的股东有包括伍永田在内的15个自然人和包括华星公司在内的7个单位。伍永田、华星公司均为富源公司的股东。2006年9月18日富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第十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另查明：富源公司系高峰公司股东之一。2006年9月23日富源公司召开了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讨论了各方应出资的数额等问题，其中提出各方所持有的高峰公司的股权不能自由转让。会后，形成了《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纪要》,纪要中载明,如果哪一家不认购的,由富源公司统一购买,不能私下转让股份。根据上述会议精神,富源公司向南丹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上报入股高峰公司股金和股份分配的请示》，载明有高峰公司25%股权分配问题，其中华星公司享有2.75%的份额。2008年2月20日，富源公司向华星公司发放编号为004号的《股权证》，其中记载2007年高峰公司增资扩股，成立新高峰公司，以富源公司为代表出资9000万元人民币（列为注册资本3950万元人民币)，占高峰公司25%股权，其中华星公司出资1044万元人民币，占高峰公司2.9%股权。2010年5月13日，富源公司召开了对外投资临时股东会，通过表决形成了《关于在高峰公司25%股权明晰化的决议》，决议中载明：一、决议中载明：一、同意将目前委托富源公司一并持有的高峰公司25%的股权，按当初的委托份额分别分拆明晰至各投资人名下，各投资人包括国有股在内的8家法人和16个自然人。其中国有股出资额为594万元，占高峰公司股权1.65%的份额。华星公司出资额为1044万元，占高峰公司股权2.9%的份额;伍永田出资额为10.8万元，占高峰公司股权0.03%的份额。分拆明晰的结果是：上述投资人依照股权份额各自独立成为高峰公司的股东。二、上述投资人入股高峰公司的资金已经在2006年新高峰公司成立时，通过富源公司一起支付给了高峰公司，此次分拆不存在再次支付股权价款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伍永田、华星公司均为富源公司的股东。2006年9月18日富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九条中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第十条中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根据2006年9月18日富源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伍永田、华星公司作为富源公司的股东，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但应由富源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而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于2006年9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过富源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于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关于华星公司将其持有的富源公司5%股权转让给伍永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伍永田要求确认华星公司持有的富源公司5%股权的属于其所有，与富源公司5%股权对应的高峰公司0.15%股权属于其所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本案中，富源公司是高峰公司的股东，华星公司、伍永田不是高峰公司的股东，但从富源公司向相关部门出具的《关于上报入股高峰公司股金和股份分配的请示》以及富源公司的《关于在高峰公司25%股权明晰化的决议》内容上看，可以认定富源公司代华星公司、伍永田等持有高峰公司的股份。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代持股行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当认定富源公司与华星公司、伍永田等存在代持股的隐名投资行为，代持股行为有效。从工商登记的材料上看，华星公司、伍永田不是高峰公司的股东，但富源公司代华星公司、伍永田等持有高峰公司股权，华星公司、伍永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星公司将其持有的高峰公司的2.75%股权转让给伍永田，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合同合法有效。虽然2006年9月23日富源公司《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纪要》载明不能私下转让股份，该《会议纪要》对华星公司、伍永田有约束力，但该《会议纪要》并非公司章程，违反该《会议纪要》不直接导致华星公司、伍永田之间股权转让的约定无效。关于伍永田是否向华星公司支付了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费问题，华星公司已认可收到伍永田的转让费，故对此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虽然华星公司、伍永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华星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的2.75%股权转让给伍永田的约定有效，但不能以此排除本案执行。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本案中,富源公司代8家法人和16个自然人持有高峰公司股权。2006年9月23日富源公司召开了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形成了《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纪要》,载明不能私下转让股份。华星公司、伍永田均是隐名股东，《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纪要》对华星公司、伍永田有约束力，根据《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纪要》精神，华星公司、伍永田不能私下转让股份，而华星公司、伍永田于2006年9月24日私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该行为不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该《股权转让协议》本质上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伍永田因其债权仅得向华星公司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且在2010年5月13日，富源公司召开了对外投资临时股东会，通过表决形成了《关于在高峰公司25%股权明晰化的决议》，华星公司仍占高峰公司股权2.9%的份额;伍永田仍占高峰公司股权0.03%的份额。华星公司、伍永田所占高峰公司股权份额并没有变更。对外而言，《关于在高峰公司25%股权明晰化的决议》具有公示效力。伍永田不能以其与华星公司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华星公司的正当权利。因此，伍永田不能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伍永田要求确认富源公司代华星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属于其所有并请求解除对富源公司代华星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9%股权及其分红款的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于2006年9月24日签订的将华星公司持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转让给伍永田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驳回伍永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伍永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伍永田当庭提交了一份华星公司与伍永田转让富源公司5%股份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本院当庭组织了质证，各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除华星公司与伍永田转让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原件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部分，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2、伍永田对涉案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案事实表明，在申请执行人五洲公司与被执行人华星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执行法院裁定冻结了涉案股权并提取了涉案股权分红款，案外人伍永田以其已购买并对涉案股权及分红款享有所有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案中，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是伍永田与华星公司。伍永田与华星公司均为富源公司的股东，富源公司是高峰公司的股东，对涉案高峰公司股权而言，伍永田与华星公司均隐名在富源公司名下并由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并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该股权转让并未对高峰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本案执行标的是股权及分红款，依法应属股东享有，高峰公司与本案执行标的也不存在利害关系，故高峰公司不属于本案当事人，华星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伍永田对涉案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问题。 第一，伍永田对受让的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及分红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问题。2006年9月24日，伍永田与华星公司签订了转让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签订后，伍永田通过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入股高峰公司的资金1390万元。该事实有《银行进账单》《现金支票存根》及北京庆达惜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丹分公司和富源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后伍永田向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归还了借款1390万元，该事实有《银行缴款单》《转账业务凭证》及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协议签订后，从2008年开始，华星公司每年向伍永田支付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分红款，该事实有银行《进账单》《报销单》《付款凭证》等可以证明。虽然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缺乏原件，但通过以上证据材料及伍永田与华星公司所签《备忘录》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同时华星公司在执行阶段及一审中也未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因此，五洲公司、华星公司在二审中关于该份协议虚假、未实际履行及华星公司推测其性质是让与担保的上诉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 从富源公司向相关部门出具的《关于上报入股高峰公司股金和股份分配的请示》以及富源公司的《关于在高峰公司25%股权明晰化的决议》内容上看，富源公司确实代华星公司、伍永田等持有高峰公司的股份，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华星公司、伍永田均是高峰公司的隐名股东，并由富源公司代持。转让涉案高峰公司2.75%股权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既是富源公司股东之间，也是高峰公司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华星公司、伍永田作为富源公司股东及高峰公司隐名股东，相互转让股份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筹集入股高峰公司股金会议纪要》中载明“如果哪一家不认购的,由富源公司统一购买,不能私下转让股份。”但该纪要并非公司章程，且其他隐名股东对此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异议，伍永田十多年来一直享有隐名股东的分红权利。因此，涉案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富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一审判决涉案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五洲公司、华星公司关于涉案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的规定，通过上述涉案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情况来看，隐名股东伍永田已受让同为隐名股东华星公司的股权份额并一直享有隐名股东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而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本案中，五洲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并非华星公司与伍永田隐名股权转让的交易主体。而高峰公司的名义股东是富源公司，非被执行人华星公司，五洲公司对该隐名股权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资产收益权是股东的基本权利，在伍永田已替代华星公司成为高峰公司隐名投资人的情况下，涉案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及分红款属于伍永田所有，五洲公司对华星公司享有的债权并不优于伍永田对涉案股权及分红款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规定，伍永田关于涉案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及对该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伍永田对受让的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及对应高峰公司股权分红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问题。2006年9月24日，伍永田与华星公司签订了转让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权，但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2006年9月18日富源公司《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第十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从该章程内容来看，规定了对外转让股权的条件，但并未设定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的限定条件。因此，涉案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股权转让协议》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富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无效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伍永田、华星公司均为富源公司的股东，其有权相互转让富源公司的股权，但未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的规定，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的信息所产生的公示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本案中五洲公司与华星公司买卖合同履行时，富源公司登记股东为华星公司。五洲公司有需要保护之公示信赖利益。在五洲公司申请执行时，伍永田因个人原因在上述协议签订后数十年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对此存在过错。因此，伍永田基于受让涉案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仍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涉案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及对应高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仍属于被执行人华星公司所有，是被执行人华星公司的责任财产，伍永田对涉案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及对应高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不能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是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结合前述对第一、第二两个问题的分析，由于伍永田对受让的富源公司代持高峰公司2.75%股权及分红款享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判决本案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由于伍永田对涉案华星公司持有富源公司5%股权及对应高峰公司股权分红款不享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判决驳回伍永田的该项诉讼请求。同时，本案中，因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办理变更登记属于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并不需要法律对此进行确认，因此伍永田要求确认所涉股权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有误，应当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初788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执行2006年9月24日伍永田与南丹县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所转让的由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代持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75%的股权及其相关权利； 三、驳回伍永田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五、驳回南丹县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8600元（伍永田已预交），由伍永田承担3430元，五洲公司承担22585元，华星公司承担225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0元（伍永田已预交43600元、五洲公司已预交43600元、华星公司已预交48600元），由伍永田承担2180元，五洲公司承担20710元，华星公司承担20710元。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由一审和二审法院分别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家开 审 判 员 韦志勇 审 判 员 曾亦桦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茹 超 书 记 员 陈安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