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2民初2199号原告：吴斌，男，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告：李可为，男，197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男，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告：孙大川，男，198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男，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被告：吴国仁，男，1951年9月16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薇，内蒙古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淑华（与被告吴国仁吴国仁系夫妻），女，196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薇，内蒙古奥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辽宁法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法德律所）与被告吴国仁、薛淑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应原告法德律所的申请，依法查封被告吴国仁、薛淑华的银行存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原告法德律所注销，变更其合伙人吴斌、李可为、孙大川为本案原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斌（亦为原告李可为、孙大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被告吴国仁、薛淑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斌、李可为、孙大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707053元；2.判令二被告自2018年1月1日起以上述代理费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七支付违约金至代理费全部给付之日止(截至2019年10月1日违约金为315769.87元)；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2日，法德律所与被告吴国仁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由被告吴国仁委托法德律所代理其与沈阳市于洪区政府行政补偿纠纷一案。代理期间为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案件执行完毕终止，如被告吴国仁中途解除对乙方的委托，视为法德律所完成全部责任。双方约定按照风险代理的方式支付律师费，代理费为执行回款的15%，后双方将代理费调整为：判决补偿被告270万元以下部分归被告吴国仁所有，270万元以上部分归法德律所所有。2017年5月1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行初字第375号行政判决，判决于洪区人民政府补偿被告包括房屋、附属物、搬运费、停业损失等共计人民币3407053.42元。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法德律所应得270万元以上部分，即70053元。后于洪区政府针对该案件上诉，但被告吴国仁另行委托律师代理该案件，单方面解除了与法德律所的委托，致使法德律所利益受到巨大损失，法德律所屡次找被告吴国仁商议代理费事宜，但被告吴国仁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因二被告系夫妻，法德律所也找过被告二，但二被告一直没有支付。因法德律所于2020年10月10日注销，合伙人为李可为、吴斌、孙大川，或有的债权债务由三人平均承担。为维护三人的合法权益，现特提起诉讼。被告吴国仁辩称，答辩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原告主张的诉讼金额。法德律所与答辩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法德律所作为答辩人一审诉讼代理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并未生效，答辩人在案件中所得到的既得利益没有生效。因此，答辩人认为不应向原告方支付诉求中的律师代理费。同时，答辩人也不存在单方面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由于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只约定了一审，而答辩人的涉诉案件经过了二审、发回重审，根据生效判决，答辩人的既得利益是242万余元，并非原被告双方约定的270万元以上。另外，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利息部分律师应得20%的”，该案件是行政赔偿案件，答辩人得到的补偿款没有利息。因此，该约定不发生效力。被告薛淑华辩称，答辩人对被告吴国仁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不知情，同时也未委托被告吴国仁签订该《委托代理合同》，也未事后追认，故不应承担涉案民事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鉴于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7月28日，吴国仁作为原告，并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履行补偿职责诉讼。2016年6月22日，被告吴国仁（委托方/甲方）与法德律所（委托方/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甲方因与于洪区政府行政补偿纠纷委托乙方的律师代理参与诉讼活动或非诉讼活动，并指派吴斌律师为一审诉讼代理人，第四条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事宜为：1.特别代理：……（3）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如需乙方代理上诉或再审，须双方另签合同）；……2.代理期间：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本案执行完毕终止；3.如甲方中途解除对乙方的委托，视为乙方责任全部完成。第五条约定，本案采取风险代理收费办法，每次执行回款的15%作为乙方的代理费，于执行回款当日向乙方支付，如甲方未按期支付代理费，每延迟一日加收当期代理费用的千分之三。第六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中，手写字体（被告吴国仁亲笔）载明‘我本人得270万元，判决部分应得，超过270万元以上归律师所，执行完后到账。利息部分律师应得20%，以前在2017年5月20日前下判决有效’。该合同尾部，被告吴国仁在甲方处签名并捺印，法德律所有乙方处加盖公章。2017年5月1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行初字第375号行政判决，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有产籍房屋补偿款人民币1816822元的义务。二、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无产籍房屋补偿款人民币1087660元的义务。三、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其他附属物补偿款人民币142015元的义务。四、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搬运费人民币186287.50元的义务。五、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搬停产停业损失人民币174268.92元的义务。六、驳回原告吴国仁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于2017年5月19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因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不服前述判决，提起上诉。吴国仁委托辽宁格莱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其代理二审诉讼。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7）辽行终759号行政裁定，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行初字第375号行政判决，发回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案件重审诉讼中，吴国仁委托辽宁跃重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其委托代理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辽01行初401号行政判决，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有证房屋补偿款人民币1483120元的义务。二、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无证房屋补偿款人民币776900元的义务。三、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其他附属物补偿款人民币142015元的义务。四、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吴国仁搬运费人民币15000元的义务。五、驳回原告吴国仁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18年12月6日送达，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依生效判决向原告吴国仁履行给付义务。法德律所于2020年10月10日经辽宁省司法厅批准注销，合伙人为孙大川、李可为、吴斌于2020年7月18日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如下决议：……（5）注销前的债权由全体合伙人按照1:1:1的比例进行分配；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按照1:1:1的比例进行承担。现因被告吴国仁、薛淑华未向法德律所支付代理费，故孙大川、李可为、吴斌作为原告向被告吴国仁、薛淑华主张律师代理费。诉讼中，被告吴国仁亦提交其与法德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打印字体部分同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手写字体的最后一句话为‘以上内容在2017年5月20日前下判决生效’。就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原告吴斌称其事先与被告吴国仁沟通后，打印两份，加盖公章，拿到被告吴国仁家楼下，由被告吴国仁签字，手写部分是被告吴国仁到法德律所并在其办公室所写；被告吴国仁称吴斌律师拿着打印好并加盖公章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到其住宅楼下，由其签字，手写部分是经双方协商并认可，其本人所写。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吴国仁起诉之后才委托法德律所代理案件，法德律所在接受被告吴国仁的委托后所做的代理工作如下：1.指派吴斌律师与案件的主审法官沟通，要求尽快开庭，市法院于2016年7月5日开庭审理本案；2.吴斌律师代理一审庭审工作；3.吴斌律师多次到吴国仁家里调查被拆迁的房产和物品；4.吴斌律师2016年7月和9月参与两次评估，在评估机构无法评估退卷的情况下，与法官沟通进行现场走访，对经营性用房价格进行认定，从而使吴国仁有产籍房屋补偿款达到1816822元；5.多次与主审法官、法官助理沟通，在被告吴国仁要求的期限内完成代理工作。被告吴国仁称其确实是在起诉之后委托法德所代理案件，认为吴斌律师未做以上第3、4、5项工作。本院认为，被告吴国仁与法德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打印字体内容一致，手写字体部分均为被告吴国仁亲笔，虽略有不同，即法德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手写字体最后一句为‘以前在2017年5月20日前下判决有效’，被告吴国仁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手写字体最后一句为‘以上内容在2017年5月20日前下判决生效’，所表达的意思并不相悖。鉴于被告吴国仁自认该两份合同系在其自家楼下签署，且手写部分经双方协商并认可，并由其亲笔，若双方对手写字体部分的最后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有分歧，应以法德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为准。《委托代理合同》已明确约定“本案采取风险代理收费办法”，虽然合同约定‘每次执行回款的15%作为乙方的代理费，于执行回款当日向乙方支付’，但在该合同第六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一栏，被告吴国仁亲笔‘我本人得270万元，判决部分应得，超过270万元以上归律师所，执行完后到账。利息部分律师应得20%，以前在2017年5月20日前下判决有效’，即该内容系双方意思自治，属于特别约定，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优先适用。即便被告吴国仁抗辩称该案件是行政赔偿案件，补偿款没有利息，亦不影响该约定中其他内容的效力。风险代理是指委托人先不预支代理费，费用先由代理人预先垫付，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这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本案中，根据双方的特别约定，即一审法院在2017年5月20日前宣判决，且判决超过270万元的部分归法德律所所有。2017年5月1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行初字第375号行政判决，判决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向吴国仁履行的给付义务共计3407053元。该判决书虽于2017年5月19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但因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提起上诉而未生效，原告据此主张律师代理费707053元（3407053元-270万元）有失偏颇。虽然二审期间被告吴国仁未委托法德律所，该案发回重审后，被告吴国仁亦另行委托辽宁跃重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其委托代理人，生效的（2018）辽01行初401号行政判决确定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向吴国仁履行的给付义务共计2417035元，但不能否认法德律所在一审代理期间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且被告吴国仁从法德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中受益，应向法德律所支付报酬。根据法德律所在一审诉讼期间所做的代理工作、案件标的、案件难度，结合本案具体案情，风险代理费由本院酌定为35万元。现因法德律所已注销，合伙人孙大川、李可为、吴斌有权作为原告向被告吴国仁主张该笔代理费。关于迟延付款利息。如前所述，被告吴国仁欠付代理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向原告支付迟延付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如甲方未按期支付代理费，每延迟一日加收当期代理费用的千分之三’已超过法律保护的上限，原告按日万分之七计付违约金亦无法律依据。根据双方特别约定中所载明的‘执行完后到账’，（2018）辽01行初401号行政判决书的送达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于2018年12月21日生效，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的履行期限至2019年1月5日，故迟延付款利息应自该日开始计算，并自2019年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2倍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倍计付。被告薛淑华与被告吴国仁系夫妻，且涉案债务发生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与被告吴国仁共同承担涉案债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国仁、薛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斌、李可为、孙大川代理费35万元；二、被告吴国仁、薛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斌、李可为、孙大川代理费35万元的迟延付款利息，自2019年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2倍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倍计付；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6元，由原告吴斌、李可为、孙大川负担6556元，被告吴国仁、薛淑华负担745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吴斌、李可为、孙大川负担2430元，被告吴国仁、薛淑华负担25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严冬云人民陪审员  于 平人民陪审员  严永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齐曼彤书记员关宇婷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