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23民初194号 原告：河北爱益农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强县城东路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236946871334。 法定代表人：张炜权，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艳来，河北刘爱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如力，男，1972年1月4日出生，汉族，山东省禹城市人，现住该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禹城启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河北爱益农饲料有限公司（以及简称爱益农公司）与被告丁如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爱益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艳来、被告丁如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爱益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1900元；2.被告自起诉之日起，以719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5年被告以个人名义多次向原告公司借款，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意后，原告先后履行了出借义务，被告也为原告出具了借条，共计向原告公司借款合计71900元。现原告公司财务人员在查阅相关账目时，发现被告向原告公司借款的事实，鉴于此情况，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另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起，以719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丁如力辩称，答辩人从未向被答辩人借过钱，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答辩人在2012年至2016年度应被答辩人聘请，担任被答辩人生产总监一职，双方约定了年薪为160000元，年底结算。被答辩人为答辩人缴纳过社会保险，可见双方属于工作关系，而非被答辩人所述的朋友关系。被答辩人提交的“借款证据”其实是答辩人在任职期间提前支取工资的申请单，当时答辩人欲数次借钱急用，向会计出具申请单后，均被公司制度严格，需老板签批后才能放款为由，未向答辩人支付款项，而上交的申请单也没有及时收回。按照公司规定，若有员工提前支取工资的，在年底发放工资时扣除，不会出现员工欠公司钱的现象发生。被答辩人至今也没有完整给付答辩人2015年度工资，答辩人保留对其所欠工资追讨的权利。答辩人没有收到被答辩人任何形式的71900元款项，借贷合同不成立，被答辩人无权请求答辩人还款，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在案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质证意见，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爱益农公司主张其与丁如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5年期间丁如力分六次向其借款共计71900元，分别为2014年4月3日10000元、2015年8月26日10000元、2015年8月30日13000元、2015年9月23日9000元、2015年10月15日9900元、2015年10月30日20000元，并提供了借款单、银行转账回单等证据。2014年4月3日10000元借款单、2015年8月26日10000元借款单、2015年8月30日13000元借款单，虽然均有银行转账回单，但付款人均显示为王洪桓，丁如力虽认可王洪桓系爱益农公司财务总监，但辩称三笔款项系其与王洪桓的私人往来，与爱益农公司无关。本院认为，2014年4月3日借款单所附银行转账回单显示转账日期为2015年4月3日，与借款单时间跨度长达一年，爱益农公司称借款单日期为笔误，实际日期应为2015年4月3日，即使其所述属实，2015年4月3日与2015年8月30日银行转账回单“客户附言”或“摘要”一栏均记载“还款”，转账用途与爱益农公司主张的支付出借款项亦不一致。在付款人王洪桓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三张银行转账回单所载款项系爱益农公司向丁如力支付的借款。2015年9月23日9000元借款单和2015年10月15日名为“转集团往来”的单据，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丁如力否认收到了款项，爱益农公司不能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给丁如力，且“转集团往来”的单据记载收款单位名称为武强爱益农饲料有限公司、结转金额9900元、欠款单位经办人为丁汝峰（丁如力认可其又名丁汝峰），从单据记载内容来看无法认定该单据系丁汝峰向爱益农公司借款而出具的借条。2015年10月30日20000元借款单虽附有爱益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炜权向丁如力转账20000元的银行转账回单，但爱益农公司提交的5张借款单为同一制式，载有以下几项内容：借款用途、出差地点、计划出差时间、金额、财务审批、总经理签批、借款人，另注明：“1.借款额不得超过公司规定额限。2.供款须经财务审核后报总经理签批。3.出差回来三日内必须结账。4.以前借款未清，不准再借款。”该借款单格式及内容不符合日常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中的借条等借款借据的形式，更像是公司内部预支差旅费等款项的审批单。因此丁如力辩称该20000元系其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时向公司预支的工资，有一定的合理性。爱益农公司主张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炜权与丁如力系朋友关系，公司与丁如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提交了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2民初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经查，该案系丁如力要求禹城爱益农公司与爱益农公司给付其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拖欠的工资75000元而提起的劳动争议诉讼，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认定丁如力原系禹城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与禹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以劳动争议案件的适格主体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爱益农公司不是用人单位，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为由，仅判决支持了禹城爱益农公司向丁如力支付工资75000元。该判决只能证明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爱益农公司与丁如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作为认定2016年以前丁如力与爱益农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而本案所涉款项发生在2016年之前，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据效力。从丁如力提交的2014年3月9日爱益农公司的人事调令书中“以上人员交接事项及交接时间由生产总监丁汝峰具体安排”的内容来看，丁如力曾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丁如力提交的其个人电子邮箱邮件接收记录显示，2015年10月份武强爱益农通过电子邮箱给丁如力发送了多份名为“爱益农集团销售日报”的电子邮件，该行为使本院推断丁如力所称其在2015年期间仍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存在可能性。爱益农公司认为丁如力提交的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丁如力提交的两份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其2015年期间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但两份证据足以让本院对爱益农公司提交的借款单所涉款项是民间借贷出借资金还是员工向公司预支费用产生合理怀疑，故本院对两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爱益农公司主张其与丁如力之间存在6笔民间借贷关系，应提供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但其提供的5张借款单所记载“出差地点”、“计划出差时间”、“出差回来三日内必须结账”等内容，以及另外一张名为“转集团往来”的单据所记载“收款单位名称”、“欠款单位名称”、“结转金额”等内容，均与普通的借条等债权凭证内容不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日常交易习惯，不能据此确认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的合意。除爱益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炜权向其转账的20000元外，丁如力对其他款项均不认可，并辩称2015年期间其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张炜权向其转账的20000元系其预支的工资。爱益农公司2014年3月9日“人事调令书”中“由生产总监丁汝峰具体安排”的内容可证明丁如力（即丁汝峰）曾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再结合武强爱益农于2015年10月份向丁如力发送了多份名为“爱益农集团销售日报”的电子邮件的事实，虽不能直接认定丁如力在爱益农公司的具体任职期间，但不排除2015年期间丁如力任爱益农公司生产总监的可能，由此其出具的5张借款单也不排除其作为爱益农公司员工预支工资或差旅费等款项的可能。若系预支费用，则丁如力所称公司会在工资结算时扣除预支费用，亦属合理。因双方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的合意及案涉款项性质是民间借贷出借的资金还是员工向公司预支的费用，存在上述合理怀疑，故即便爱益农公司向丁如力支付了借款单所载相应款项，爱益农公司主张系民间借贷并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丁如力返还借款71900元并支付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河北爱益农饲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9元，保全费739元，共计1538元，由原告河北爱益农饲料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爱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韩佩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