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302行初66号原告孙凤琴，女，1971年3月9日出生，淄博市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会计，住淄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新建，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住所地淄川区般阳路266号。法定代表人刘磊，主任。出庭单位负责人赵云峰，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学梅，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业务科科长。被告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淄川区般阳路266号。法定代表人张伟，局长。第三人淄博市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住所地淄川区般阳路76号。法定代表人孙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超，男，1941年1月6日出生，第三人财务主管，住淄川区。原告孙凤琴诉被告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社保中心）、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不履行社会保险费征缴职责一案，于2019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6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凤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新建，被告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单位负责人赵云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侯学梅，第三人淄博市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凤琴诉称，原告自1988年9月在第三人处参加工作，一直从事财会工作，工作期间未订立书面聘用合同。2012年淄川区政府关于处理区化轻工业公司遗留问题时，第三人因未形成职工大会意见，对职工安置未解决。在办理单位遗留问题时，需让原告继续留在单位工作，此后原告一直在单位上班。在此期间形成聘用劳动关系。为确认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淄川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2民初2242号判决，认定原告与第三人自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且判决后第三人也与原告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但自2019年1月，在原告单位到被告一处缴纳保险费时，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使原告保险费用无法正常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根本制度，也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原告与用人单位尚已存在劳动关系期间，无论事业单位如何改革，在对在职人员未妥善安置前，都不影响其个人社会养老保险的连续缴纳。被告不允许原告单位为其个人办理保险，不仅违反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和其法定职责义务，而且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利。为此，请求判令两被告履行其法定职责，为原告依法办理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事宜，改正拒绝原告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淄川区人民政府川政发[1984]第100号文件，证明第三人设立的时间，其性质为行政管理事业单位，原告的身份仍然是事业编制；2、聘用制干部审批表一份，证明第一被告应当为原告按事业编身份依法征缴各项社会保险费用；3、原告的人事档案六份，证明原告1995年在第三人处进行工作，身份是事业编；4、淄川法院（2019）鲁0302民初2242号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系人事聘用关系，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双方存在人事聘用关系；5、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晋升薪级工资审批表一份，证明原告身份仍然是事业编制，该证据是经第二被告盖章审批通过；6、2019年9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续签的聘用合同中，证明第三人确认与原告仍然是人事关系，合同期限为2019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双方并未解除人事聘用关系，因此被告应当依法为原告以事业编身份依法征缴各项社会保险。被告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被答辩人原是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员工，自1988年9月在化轻公司从事财务工作。自1998年该单位一直处于停业状态。为解决化轻公司职工经济困难及拖欠社保费问题，淄川区人民政府相继出台了[2005]第13号会议纪要、[2009]第50号会议纪要、[2012]第35号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化轻公司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补偿办法：“事业单位关停改制破产前，由单位应缴而欠缴的保险，由职工先行垫支，然后由有关单位筹措资金，自职工补齐各类保险费用后，三年内补偿完毕。补偿标准按实际垫支单位应承担数额计算，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由个人负担。单位关停改制破产后，各类保险费用由职工个人自愿缴纳，全部费用均由个人承担。欠缴保险费以单位关停改制破产时，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法院提供的欠缴养老保险费情况明细表为准”。会议纪要同时强调“解决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针对淄川区政府会议纪要精神，化轻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8日、2017年3月6日、2018年5月28日三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最终通过社保缴纳安置方案：按区政府[2012]第35号会议纪要内容办理社保缴纳及相关安置事宜，并确定化轻公司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2年11月。该安置方案被答辩人未签字通过。二、依据化轻公司职代会决议及2012年《会议纪要》内容，被答辩人应于2012年11月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被答辩人不再具有以化轻公司事业编制身份缴纳社保的主体资格。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代表出席，职工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职工代表过半数通过。化轻公司在册员工共有50人，2018年5月28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共45人，其中35人同意上述安置方案。因此该安置方案已经公司职代会通过，真实有效，对全体职工均有法律效力。被答辩人虽然未签字认可，仍然受该职代会决议约束。即被答辩人应于2012年11月与化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社保由其先行垫支，以化轻公司名义缴纳至2012年11月，再由区财政补偿返还，其后的社保由其自行解决。同时在2012年12月后，由于被答辩人已不具有化轻公司事业编制身份，其无权再以化轻公司机关事业编制身份缴纳社保。三、答辩人根据区政府《会议纪要》内容及化轻公司职代会决议，作出不予办理社保缴纳决定，合法有效。自化轻公司职代会作出决议后，公司职工相继与公司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由于化轻公司职代会决议自2018年5月28日作出，因此，被答辩人一直以化轻公司事业编制身份在答辩人处缴纳社保至2018年12月。自答辩人2019年1月收到淄川区政府[2012]第35号会议纪要及化轻公司职代会决议后，就有关事实向相关部门核实了解情况，经认真审核研究，作出自2019年1月起不予办理被答辩人社保缴纳事宜决定，并告知被答辩人。综上，答辩人做出的不予办理社保缴纳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诉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被告社保中心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5]第13号会议纪要；2、[2009]第50号会议纪要；3、[2012]第35号会议纪要，三份会议纪要证明淄川区政府就化轻公司职工社会保险补偿安置办法作出指示；4、淄川区化轻工职工安置方案及其职工对该方案的意见签名，证明2018年5月化轻公司根据区政府[2012]第35号会议纪要精神对职工安置作出安排，化轻公司经过职代会会议通过该安置方案根据该安置方案自2012年11月化轻公司与职工解除劳动人事关系，被告正是基于区会议纪要精神及上述安置方案，自2019年1月起不再接受原告单位以在编事业单位身份为原告办理社保缴纳事宜；5、川化轻字(2018)第3号文件淄博市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文件关于职工申请安置的请示；6、川经信发（2018）124号淄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上述两份文件证明淄川区化轻公司向其主管部门淄川区经信局向淄川区政府对上述职工安置方案进行请示、汇报，区政府高度重视；7、川经信发（2018）135号淄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8、川财交办（2018）323号文件淄川区财政局文件，上述两份文件证明区政府对化轻公司的职工安置方案予以认可并要求按照安置方案妥善解决化轻公司职工社保缴纳问题；9、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限期办理告知书，证明被告根据原告单位的职工安置方案及区政府[2012]第35号会议纪要将原告养老关系转移至企业基本养老保险。10、征缴决定及送达回执一份。被告淄博市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负责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负责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因原告起诉主体错误，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淄博市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述称，第三人是1984年经区政府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至今政府未予撤销，也未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改制。虽然公司近年来未正常的业务开展，但依然承担着公司对内对外业务协调事宜，如公司内部的财务、物资、固定资产、债权债务等的处理。处理这一类事务必须由专人负责。本案涉及的原告孙凤琴系“专人负责”之一。孙凤琴自1988年到现在一直在我公司从事财会工作。其是经淄川区人事局于2000年3月22日批准为事编干部。我公司从未与其解除人事聘用合同。由于公司工作需要，孙凤琴一直在公司工作，从未间断，并且到目前为止依然保持着事业人员编制的身份。我单位同意为原告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继续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公司予以认可。2019年11月8日，区社保服务中心以川社限缴字（2019）第66号通知书，限期区化轻工业公司按企业标准（企业养老、工伤、失业）为孙凤琴缴纳社保费：单位应缴：11993.00元，个人应缴：5561.00元，滞纳金1481.38元，总金额：19035.38元。接到通知后，公司与原告孙凤琴于2019年11月12日上午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C区207房间，找到负责人陈书记，向陈书记表明是来缴纳孙凤琴社保费的。为了进一步核实是按事编缴纳还是按企编缴纳，随即询问陈书记，陈书记说，按企业标准缴纳。公司问一直按事编缴费，为啥改按企业标准缴纳呢？陈书记没有正面回答。却进行了说服和教育工作，最后，公司意见：原告是事编人员，如按事编缴费标准公司立即缴纳，按企业标准公司不缴。那么，公司为什么不同意按企业标准缴费呢？主要理由是：1、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员工孙凤琴的身份，由原按失业人员标准缴费，错误地改为按企业人员标准缴费。2、违背了区政府[2009]第50号会议纪要中有关条款。纪要中第“三”条中的第“2”条明确规定：“已在区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并在区机关事业保险处缴纳保险的人员，可继续按事业标准缴纳保险，将来按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办法，办理退休手续”。没有按此规定办理。3、违反了淄川区人民法院2019年9月2日（2019）鲁0302民初2242号民事判决书所载的：“确认孙凤琴与淄博市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自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存在人事关系”的判决。没有按判决书所载的人事关系办理。综上所述：孙凤琴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公司的在职员工，是经过淄川区人事局批准的正式事业干部，是一直按事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费的，怎么突然变成了按企业标准缴纳社保费呢？公司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相关规定，也违背了本人的意愿，是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应该充分保障孙凤琴的合法权益，继续按事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费。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社保中心提供1号证据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中争议的焦点没有关系，该证据内容的关键点为破产、救助等没有以政府命令的形式来决定原告在单位事业编身份的改变问题，因此被告不得以该证据为由来决定原告的事业编变成了企业编；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也没有涉及原告事业编身份的改变问题，该会议纪要是为了解决淄川区部分关停破产事业单位拖欠原事业编制人员各类的保险问题，是为了贯彻好事要办好的原则，对涉及第三人所有改制企业，关于补交欠费的方式及第三条第（二）项中规定，这一条非常明确界定了像原告这种情况是按事业编人员缴纳保险；3号证据该次会议纪要内容是强调按[2005]第13号、[2009]第50号会议纪要的规定，对涉及原告这一类职工保险费缴纳问题没有具体处理方案，只是由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但总的原则是必须解决职工欠缴的养老医疗保险，因此被告对原告缴费予以拒绝是违法的；对4号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对所谓职工签名的原告不予认可，区政府会议纪要是说涉及改制的企业职工安置方案，由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但这仅指安置方案，向原告这种身份性质问题也不是由职工代表大会能决定的，因此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事业编身份有所改变，根据相关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职工代表出席，选举大会主席团并且决议内容要经全部职工代表过半数通过，被告提供的这份证据表面上看是由职工签字，一人联系不上，5人缺席，并未有原告签字，还有的为代签，不能证明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会议决定具有合法性，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及大会召开的相关会议纪要及视频录像，否则并不能证明是否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5号证据是第三人向经信局作的请示，这份请示是为了处理单位人员的安置问题，其中有一项请示内容是公司除留下少数机关人员清理债权债务，物资管理统计报表收缴党费等，其他人员按照安置方案处理，原告就是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所留守的部分人员之一，当时留守的人员还有刘云、李慧、孙仲泉还有原告，因此这份请示正好印证原告与第三人因工作需要至今仍保持着人事聘用关系；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是区经信局给区政府的请示，该请示也证明也是认可第三人在处理职工安置期间需留下少数机关人员处理事务，同意原来的安置方案，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作为事业编身份，一直没有改变且继续在第三人处工作；7号证据与本案争议事项没有直接关系；8号证据是为了安置职工的各类保险问题，对原告是否是事业编制继续缴费没有涉及，所以被告不让原告以事业编缴费是错误的；9号证据系被告在原告起诉后单方制作，并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不为原告以事业编身份进行缴费具有合法性；10号证据原告不知情，根据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11月8日来看，说明被告的行为系本次行政诉讼后而发生的缴纳社保的通知行为，为第一被告在本次行政诉讼过程当中单方制作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起诉之前被告依法为原告以事业编身份向第三人征缴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对该行政行为原告保留另行起诉的诉讼权，该行为与本次诉讼没有关系并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对送达回执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不知情，对影像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征缴各项保险费的职责。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9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并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召开过职工代表大会，被告提供的职工签名表经第三人核实大部分不是职工本人亲自签字；对10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被告按照企业身份征缴不对。经庭审质证，被告社保中心对原告提供1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表述为淄川副局级单位，但该单位职工有的是事业编制有的是企业编制，该文件是1984年7月下发，原告自1988年在第三人处工作，所以该文件不能证明原告在第三人处具有事业编制；2号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质证；3号证据劳动服务公司成员登记表、城镇制劳动转移介绍函，均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而且该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的事业编身份；对4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民事判决书虽然确认了自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原告与第三人存在人事关系，但显然该判决书所载明的内容没有考虑2018年5月21日第三人对单位职工进行的安置方案与形成的安置方案决议相互矛盾，而且仅仅是表述是人事关系，该表述并不能证明原告在第三人处具有事业编身份；对5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原告事业编身份没有关联性只能证明原告所在单位是机关事业单位，所在单位既有事业编也有企业编，而且原告并未提供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6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自2018年5月28日第三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职工安置方案作出决议后不可能再与职工签订所谓的聘用合同，因为第三人处职工与第三人自2012年11月份解除劳动人事关系，该安置方案适用于第三人处所有职工，对原告也同样适用，因此该证据违背了上述安置方案，应视为无效合同，对于上面原告所陈述的一直在第三人处处理后续遗留问题，也不能成为原告具有事业编身份的依据，同时该聘用合同的甲方代表**民系原告的父亲，其早已从单位退休所以其签字无效。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原告提交证据确认如下：被告社保中心提交1号至9号证据与被告不履行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社保中心提交10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社保中心诉讼前未履行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及诉讼中履行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1号至6号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人事关系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孙凤琴系第三人淄川区化轻工业公司员工，自1988年9月在化轻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原告孙凤琴以化轻公司事业编制身份在被告处缴纳社保至2018年12月。2019年1月被告收到淄川区政府[2012]第35号会议纪要及化轻公司职代会决议后，自2019年1月起不予办理第三人社保缴纳事宜。2019年11月8日被告向第三人作出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责令第三人为原告足额缴纳自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社会保险费19035.39元（单位缴费额11993.00元，个人缴纳额5561.00元，滞纳金1481.39元）。2018年5月28日化轻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职工安置方案：一、在职职工与公司解除一切劳动人事关系，签订解除协议日期为2012年11月16日，职工人事档案转移至人社部门。二、按照区政府[2005]第13号会议纪要精神向在职职工发放政府救助金，其标准为每年工龄470元，工龄计算至与单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之日。三、公司与职工解除劳动人事关系前欠缴职工的各类保险费按照区政府[2009]第50号会议纪要办理。四、在补助各类社会保险之后，根据国家的失业保险政策，职工可享受失业救济金。化轻公司在册员工共有50人，其中35人同意上述安置方案。该安置方案原告未签字。2019年6月4日原告孙风琴以第三人为被告在本院提起人事争议诉讼案件，请求确认原告孙风琴与第三人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存在人事关系。2019年9月2日本院作出（2019）鲁0302民初2242号民事判决，确认孙风琴与第三人自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存在人事关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未上诉，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社保中心作为本行政区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负有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职责。截止原告起诉日原告孙风琴与第三人存在人事关系，被告社保中心并未征收原告自2019年1月以来的社会保险费，属于未履行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诉讼期间被告向原告用人单位即第三人下达了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征收自2019年1月至10月期间原告的社会保险费，被告履行了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原告诉讼请求在诉讼中已经得以实现。被告人社局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不具有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原告对被告人社局的起诉依法应当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本案因被告社保中心在诉讼过程中作出了征收决定，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诉讼，本院应当就被告社保中心未履行社会保险费征缴职责依法作出确认判决。原告要求被告以事业编身份依法征缴各项社会保险不属于不作为类行政案件审判事项，应属于对征收决定不服事项，原告依法应当另行诉讼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社保中心自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未履行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淄博市淄川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佳海人民陪审员  刘英辉人民陪审员  赵树江二〇二〇年四月七日法官助理孙苗苗书记员司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