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9652号原告：赵某，女，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国，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郎某，男，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赵某与被告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国，被告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离婚时约定的经济补偿款40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2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因夫妻感情确实破裂双方自愿离婚，并于2018年11月11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后于2018年11月27日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解除夫妻关系。根据《离婚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及女方生活困难等原因，男方同意共支付女方经济帮助共计400万元，于2019年3月30日之前由男方支付女方100万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男方支付女方100万元，剩余200万元整男方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随时向女方支付。”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的约定期限履行支付款项义务的，按应付款项的30%支付违约金给对方。”协议签署后，双方依约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9年3月30日，被告应当支付第一笔100万元经济补偿款给原告，但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始终以资金困难为借口推脱不予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认为原告和被告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支付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郎某辩称：原告陈述的是事实，《离婚协议书》写的很清楚，北京奥泰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债务问题由被告承担，被告同意对原告经济帮扶，但取决于被告后期业务情况，目前公司经营受到疫情的影响，被告承担债务太重，但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会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某与郎某原系夫妻关系。2018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六条经济帮助约定：鉴于男方要求离婚的原因及女方生活困难等原因，男方同意共支付女方经济帮助共计400万元。于2019年3月30日之前由男方支付女方100万元经济帮助，于2019年12月31日前男方支付女方100万元经济帮助。剩余200万元在男方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随时向女方支付。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约定期限履行支付款项义务的，按应支付款项的30%支付违约金给对方。2018年11月27日，赵某与郎某登记离婚。在民政部另签署一份《离婚协议书》。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未涉及上述约定经济帮助内容。2018年12月1日，赵某与郎某签订《离婚协议书补充协议（二）》，上载明：鉴于男女双方于2018年11月11日签署《离婚协议》、2018年11月27日签署《补充协议》，于2018年11月27日男女双方至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领取《离婚证书》，现经男女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由于2018年11月27日男女双方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填写《离婚协议》时疏忽漏抄2018年11月11日签署《离婚协议》的部分内容，现经双方协议一致，双方均确认2018年11月11日签署的《离婚协议》，2018年11月27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已经生效代表双方的真实意思；2、2018年11月27日男女双方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时填写的《离婚协议》与2018年11月11日签署《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2018年11月11日签署《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准，双方均遵照执行。2019年4月30日，郎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向赵某转账10万元；2019年8月30日，郎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向赵某转账2万元。双方均确认上述款项系2018年11月1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郎某同意支付赵某的400万元中的12万元。另查明，在赵某与郎某的短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谈话中，郎某均认可双方2018年11月1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经济帮助的约定内容，并表示不会不给赵某，现在有困难，其没有能力向赵某支付款项。庭审中，赵某陈述，上述四份协议书均系自愿签订，因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涉嫌重婚，故在签订离婚协议时约定了上述经济帮助条款，名为经济帮助，实为损害赔偿。郎某承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过错，但不认可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况，表示赵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存在过错行为。其同意签署上述离婚协议，系因双方结婚多年，赵某在离婚后还要抚养孩子，出于责任和道义的缘故。在签订协议时，其有能力给赵某大部分款项，但目前经济困难，以后有条件时，也会将上述钱款支付赵某。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案中，郎某与赵某于2018年11月1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鉴于郎某要求离婚的原因及赵某生活困难等原因，郎某同意支付赵某经济帮助共计400万元，该约定内容就其性质而言系郎某与赵某离婚时就郎某给予赵某经济帮助达成的协议。双方均认可上述离婚协议书系自愿签订。郎某虽主张目前没有向赵某支付上述帮助款项的经济能力，但其认可上述经济帮助条款内容，亦表示在有经济能力时愿意履行相应给付义务。结合上述情况，该经济帮助条款系双方在离婚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其约束，郎某应据此向赵某支付剩余款项。此外，赵某主张该400万元名为经济帮助，实为损害赔偿，但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认可。郎某主张其目前没有经济实力支付上述经济帮助款，且其中200万元双方协商系在其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随时向赵某支付，其目前缺乏经济能力，尚未达到该200万元的支付条件。朗某的经济状况属其自身掌握的事实情况，对该情况应由郎某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就目前缺乏支付能力提交相应证据，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需指出，郎某与赵某在离婚时就经济帮助的约定系其内部财产处分行为，相关约定仅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并不产生对外的法律效力。关于赵某主张郎某向其支付违约金的诉请，鉴于双方协议内容系基于终止婚姻关系而产生的经济帮助行为，不属于合同法律关系，亦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的相关规定，故郎某在《离婚协议书》签订后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赵某经济帮助款项的行为并不导致其向赵某支付违约金的结果，对于赵某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赵某支付经济帮助款3880000元；二、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50元，由赵某负担6384元（已交纳），由郎某负担1876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郝彬彬人民陪审员  马 靖人民陪审员  张丽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张 瑶法官 助理  王培松书 记 员  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