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2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35号河川大厦第一座11D-23号。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懿，北京万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津交矿产品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98号一区C座二门201室。法定代表人：阚秀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筝，天津全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天津俊安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洞庭路2号国际发展大厦21层B座。法定代表人:蔡穗新，该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娇，天津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路2号。法定代表人:柳昆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娇，天津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津交矿产品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交公司），一审第三人天津俊安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安煤焦化公司），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安实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津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房信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懿、杨佳，津交公司法定代表人阚秀云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筝，一审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和俊安实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房信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天房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津交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买卖实际是俊安实业公司、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以货物买卖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融资交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理由与在案证据存在明显矛盾。1.天房信达公司受津交公司委托向俊安实业公司采购货物，天房信达公司赚取中间利润差，故三者之间的合同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但一一对应关系不能证明天房信达公司明知其他三方之间有融资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错误的以合同一一对应关系将天房信达公司认定为“明知”、“主观愿意参与”其他三方之间的融资交易关系，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支持。2.天房信达公司指示俊安实业公司向津交公司直接交付了货物，津交公司收到货物后向天房信达公司出具了货权转移协议，符合指示交付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将确认货物存在的义务强加给天房信达公司，且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推测交易中无货物，不符合贸易类买卖合同的典型特征。3.天房信达公司以《买卖合同》《货权转移协议》、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其与津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两公司的审计报告也证明了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单以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为由作出错误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4.天房信达公司对于津交公司购买涉案货物的用途不负有审查义务，天房信达公司对津交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知情也未参与。一审法院以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单方面出具的还款承诺及延期还款说明认定天房信达公司明知融资且参与了融资交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的出发点及动机存在瑕疵，天房信达公司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津交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在缺乏反证的情况下却认定涉案法律关系为融资交易。（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将举证责任强行归于天房信达公司，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举证不利的责任承担明显错误。在天房信达公司已经尽到了证明涉案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应由津交公司举证证明涉案法律关系为融资交易，且需证明涉案货物没有交付，否则其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四）天房信达公司与津交公司之间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津交公司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法律关系为其他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裁定追加第三人属于明显的错误追加。津交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天房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天房信达公司上诉陈述事实缺乏依据。因俊安集团需要融资，故本案四方当事人通过循环贸易模式开展融资贸易业务，实现本息流转长达三年时间。后俊安集团资金链出现问题，天房信达公司选择循环贸易链条中的一环，即具有表面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段，向津交公司提起了本案诉讼。（二）本案“买卖”合同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从本案所涉系列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看，销售价格随着货物在交易链中的流转不断攀升，不存在亏损风险，天房信达公司与津交公司存在固定的收益回报。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形成了“低卖高买”不合理的贸易模式。因此，出现了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共同向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证据。（三）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无真实货物流转。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存在指示交付的事实，但即便存在指示交付，指示交付的前提是客观存在货物，故不能免除天房信达公司作为主张买卖合同关系一方承担的证明货物客观存在的举证义务。（四）天房信达公司对涉案系列合同的签订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属明知。在各方长达三年多的合作时间里，天房信达公司多次签署协议、多次付款、开票，但未对货物实际存放情况及货物交付情况施加任何注意，亦未对俊安实业公司是否实际交付货物、货物是否符合质量标准、数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等重要交易环节进行实地验证。天房信达公司在交易链条中的付款行为与货物是否交付并无关联，各方交易仅是以货物买卖之名行企业借贷之实。（五）天房信达公司在上诉状中表述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且自相矛盾。天房信达公司主张与津交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但又陈述其受津交公司委托进行采购，前后矛盾。（六）本案追加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述称，四方之间存在融资性贸易关系，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已经向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实际支付了资金占用利息。天房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津交公司给付货款43542627.9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7年4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1日利息为2619814.78元）；2.本案诉讼费由津交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5日，以津交公司为需方，天房信达公司为供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TJ20140905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津交公司向天房信达公司购买焦炭170000吨，单价为1762元每吨，总金额为299540000元，供方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仓库交货，执行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有效，可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单价和当月供货量以补充协议为准，价格随行就市），供需双方按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4年9月6日，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供需双方于2014年9月5日签订的编号为TJ2014090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确认本批次焦炭实际交易数量（磅单）为28571.44吨，单价1762元/吨，总价款50342877.28元，其他合同条款不做变更。后双方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约定：天房信达公司将堆存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港俊仓库的焦炭28571.44吨转让给津交公司。该《货权转移协议》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后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签订了《焦炭验收结算单》，验收数量28571.44吨，单价1762元，货款43028100.24元，增值税7314777.04元，合计50342877.28元。此后，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又基于上述编号为TJ20140905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签订了若干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焦炭验收结算单》。天房信达公司基于上述全部《补充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津交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3月6日，以天房信达公司为供方，津交公司为需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MF20150306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津交公司向天房信达公司购买焦炭280000吨，单价为1060元每吨，总金额为296800000元。该合同关于交货及结算方式等条款的约定与前述TJ2014090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一致。2015年3月7日，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基于MF20150306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后又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及《焦炭验收结算单》。此后，双方基于MF20150306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又签订了若干份《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焦炭验收结算单》。2014年至2015年期间，天房信达公司与案外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晋煤外运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晋煤外运公司）签订若干份《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由天房信达公司向晋煤外运公司提供主焦煤，双方基于该合同及补充协议还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天房信达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2017年4月13日，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签订了若干份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天房信达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津交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天房信达公司主张已履行了全部合同、协议项下的供货义务，津交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同时主张，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由津交公司承担，津交公司认可由其承担晋煤外运公司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天房信达公司曾向津交公司发出《往来询证函》，主张截至2017年12月31日，津交公司欠付天房信达公司款项43542627.9元。津交公司在该询证函中盖章。另查，2014年9月8日，以津交公司为供方，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为需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20140908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向津交公司购买焦炭170000吨，单价为1773元每吨，总金额为301410000元，供方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仓库交货，执行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有效，可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单价和当月供货量以补充协议为准，价格随行就市），供需双方按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4年9月9日，津交公司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供需双方于2014年9月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40908《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确认本批次焦炭实际交易数量（磅单）为28571.44吨，单价1773元/吨，总价款50657163.12元，其他合同条款不做变更。后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双方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书》，约定：津交公司将堆存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港俊仓库的焦炭28571.44吨转让给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该《货权转移协议书》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后津交公司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焦炭验收结算单》，验收数量28571.44吨，单价1773元，货款43296720.62元，增值税7360442.5元，合计50657163.12元。截至2017年4月18日，津交公司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若干份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津交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再查，2014年9月1日，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为供方，天房信达公司为需方，双方签订了编号为MF20140901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天房信达公司向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购买焦炭170000吨，单价为1750元每吨，总金额为297500000元，供方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仓库交货，执行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有效，可以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算（单价和当月供货量以补充协议为准，价格随行就市），供需双方按实际交货数量进行结算。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2014年9月2日，天房信达公司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供需双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MF2014090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确认本批次焦炭实际交易数量（磅单）为28571.44吨，单价1750元/吨，总价款50000020元，其他合同条款不做变更。后天房信达公司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货权转移协议》，约定：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将堆存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港俊仓库的焦炭28571.44吨转让给天房信达公司。该《货权转移协议》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后天房信达公司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焦炭验收结算单》，验收数量28571.44吨，单价1750元，货款42735059.83元，增值税7264960.17元，合计50000020元。截至2017年4月10日，天房信达公司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签订了若干份合同、《补充协议》《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及协议项下的货款，均为天房信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再查，2016年5月20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2014年9月3日，天房信达公司依照MF20140901号《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贸易融资的形式，向俊安实业公司付款50000000元，根据原定贸易链流程，该50000000元项下货权后经津交公司转移给俊安煤焦化公司（合同编号20140908），由于经济新常态和行业周期影响，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归还上述款项。为促进还款，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共同承诺如下：1.该50000000元贸易融资项下签订的买卖合同、协议继续有效，还款结清日期延期执行至2016年10月31日，合同执行期间，分期还清该款项及双方商定的资金使用费。2.继续维持原定贸易流程，每月货物交易量不少于40000000元，依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及经营利润。3.俊安实业公司提供等额有效支票一张，作为对本还款承诺书的执行落实，如本承诺书到期未能兑现，依约承担相关责任。2016年12月19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具《关于延期还款的说明》，说明原定2016年10月31日，归还天房信达公司50000000元贸易融资款项只能延期归还，在2017年3月10日前，归还天房信达公司贸易融资款50000000元。2017年1月3日、7月10日、12月10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多次出具说明，说明欲向天房信达公司延期偿还50000000元贸易融资款。在上述期间，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还出具《还款承诺书》及说明，承诺偿还津交公司贸易融资款30000000元，并欲延期还款。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主张与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间系融资性贸易，在合同签订之初，曾有过货物交割，后期不存在实物交易，同时认可二第三人均系俊安集团下属公司，认为实际用款人为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案外人晋煤外运公司亦出具说明，认可津交公司主张的案涉合同系融资性贸易合同关系。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与天房信达公司和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津交公司和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之间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基本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合同签订时间、标的物、数量及货权转移协议的形式基本一致。天房信达公司主张系受津交公司委托向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进行采购。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交易的性质问题，首先，2014年9月1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天房信达公司签订了编号为MF20140901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9月5日，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TJ20140905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9月8日，津交公司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40908号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三份合同涉及的标的物种类相同，质量技术指标和数量均相同。上述三份合同载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向天房信达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50元每吨，天房信达公司向津交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62元每吨，津交公司再向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73元每吨。2014年9月2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天房信达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2014年9月6日，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2014年9月9日，津交公司与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三份协议涉及的标的物种类相同，数量相同。上述三份协议载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向天房信达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50元每吨，天房信达公司向津交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62元每吨，津交公司再向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出售焦炭，单价为1773元每吨。此后，四方当事人在2014年至2017年形成若干份合同及补充协议，基本能够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合同涉及的标的物、数量基本一致，各方之间均通过开具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协议的形式完成交付义务，且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各方之间的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其次，天房信达公司主张与津交公司及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之间采用指示交付方式履行合同，即以交付动产的物权凭证代替交付动产本身，而是否有实际的货物流转问题，虽然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与津交公司之间，津交公司与天房信达公司之间，以及天房信达公司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之间均有《货权转移协议》及结算单，且各方当事人之间就案涉的合同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是各方之间均未能提供仓储凭证、过磅单等证实货物真实存在并流转的证据，因此应当认定此种“买卖”关系的交付过程，均无货物的实际流转与交接，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俊安煤焦化公司虽然主张在最初交易时，曾有货物流转，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即使有部分的货物流转，但不能否认案涉全部合同基本没有货物实际流转的真实情况。第三，虽然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均记载了应收账款，但该审计报告系专业审计部门针对当事人所提供的合同等证据进行的形式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及合同目的不属于审计部门的业务范畴，天房信达公司以审计报告作为确定当事人之间合同性质的依据，理由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作为案涉合同中形式上的“最初出卖人”，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作为案涉合同中形式上的“最终买受人”，二第三人虽否认双方为关联公司，但认可双方同属于俊安集团旗下，且认可其与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之间为融资性贸易合同关系，同时，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共同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及关于延期还款说明，承诺履行还款义务。据此，应当认定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在案涉合同项下系关联公司，二第三人的“买卖”行为构成高买低卖，不符合普通买卖合同中通过销售货物赚取利润的合同目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共同构成闭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上述闭合性的交易模式，印证本案中所涉的买卖，实际是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以及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以货物买卖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融资交易，天房信达公司系资金出借方，第三人俊安煤焦化公司认可其为资金的实际使用方。天房信达公司虽然坚持其对于津交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性质并不知情，但结合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天房信达公司认可其并未实际履行直接交付手续，仅通过结算单及货权转移协议完成交付义务，在此种交易模式下，各方的合作长达三年多时间，各方签订了若干份合同及协议，但均未实际交付货物，而天房信达公司在此种情形下多次付款、开票，却未曾对其主张的“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交付履行情况提出质疑，有悖于常理，故天房信达公司主张其与津交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一审法院就案件的性质向天房信达公司进行了释明，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天房信达公司明确表示坚持其与津交公司之间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变更。故一审法院认为，天房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俊安实业公司是否为资金使用方，因天房信达公司未就借款合同主张权利，故本案对于实际用款人的问题不予涉及。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天房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61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7612元，均由天房信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认定。本案中，天房信达公司主张其与津交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诉请津交公司给付货款，而其他各方均认为四方系以买卖之名行企业借贷融资之实。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2014年至2017年各方之间签订的若干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看，各方的交易流程为，先由俊安实业公司与天房信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由俊安实业公司向天房信达公司提供货物；之后，由天房信达公司与津交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津交公司提供货物；津交公司再与俊安煤焦化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俊安煤焦化公司提供货物。上述各批次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两两之间签订时间相近，且除货物价格存在价差外，其余的如数量、品种、质量标准、交货方式等方面均一致。其次，上述交易中最初的出售方是俊安实业公司，最终的收货方是俊安煤焦化公司，双方同属俊安集团旗下，且双方均认可各方系融资贸易关系，并共同出具了还款承诺书，承诺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俊安实业公司与俊安煤焦化公司在涉案合同项下具有关联关系，四方之间形成闭合循环交易，并无不当。再次，各方之间在三年多时间里形成多次交易，但各方均未能提供几年中货物仓储、过磅、检验、运输等证明货物实际存在并已实际交付的证据，尤其在其他三方均承认本案并无实际货物交接的情况下，天房信达公司作为提出本案系真实买卖关系主张的一方，同时其作为交易的中间环节，应当承担证明货物实际存在并交付的证明责任，即使其采取指示交付的方式，亦不能免除上述证明义务。最后，从前述各批次合同的交易价款来看，显示出在短时间内，俊安实业公司以低价出售货物，通过天房信达公司、津交公司，再由俊安煤焦化公司以高价购买的方式完成该次交易。结合俊安实业公司与钧安煤焦化公司的关联关系，二者存在低卖高买的交易行为，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特征和一般的交易常理。据此，综合涉案合同订立履行的实际状况、走单走票不走货的特征以及实际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常理等多方面考虑，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法律关系实为以货物买卖形式掩盖的企业间借贷融资交易，并无不当。在一审法院就案件性质向天房信达公司释明后，天房信达公司坚持其与津交公司系真实买卖关系，并明确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妥。对于各方之间因借贷融资产生的纠纷，各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天房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612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天房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娜审判员 赵清泉审判员 于轶男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赵伟书记员闫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