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418、1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互为原被告）：苏国匡，男，汉族，1963年3月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440************093，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互为原被告）：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赖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宇敏，该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苏国匡因与上诉人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下简称国墅园公司）经济补偿金纠纷两案，均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2453、12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国匡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三、五项判项。2、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四项判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9年1月至2月劳动工资，2个月×18450元=36900元。以及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补偿工资，补偿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4个月×18450元=73800元。合计：110700元。3、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部分判项，改判：1、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发少发工资35个月×3450元=120750元；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发差额工资450元×57个月=25650元（即维持此项的一审判决）。4、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380000元。5、请求判决上诉人对以上工资、补偿工资和赔偿金等在执行期间享有优先受偿权。6、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2011年4月12日入职被上诉人处，工作岗位为副总经理兼法律中心主任，2016年4月11日起升级为副总裁，每月工资为20500元，已签订2011年4月12日至2018年10月13日止四份《劳动合同书》。2018年10月13日劳动合同结束后，被上诉人要求续签半年，上诉人也同意按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的《劳动合同书》续签半年。2018年10月12日被上诉人提供了《劳动合同书》格式版本（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提供的证据），因被上诉人未盖章，该劳动合同未生效。于是2018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再次提供了《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格式版本（被上诉人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提供的证据1），上诉人签名后，交给被上诉人寄到深圳总部盖章，被上诉人2019年1月7日单方改变了计划，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同意与上诉人续签《劳动合同书》（详见被上诉人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提供的证据4），上诉人也同意2019年2月28日开始终止劳动合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一份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由于上诉人经手有众多诉讼案件，要求被上诉人书面指定接手人。因被上诉人从2015年9月开始处于经营不正常状态，被众多债权人起诉，上诉人参与众多案件的诉讼工作，由于上诉人认真工作，积极抗辩，为被上诉人至少减少80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初16号案件中，原告申请支付利息101590205元，省高院只支持利息61148725元，减少经济损失4000多万元。此案件因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已经上诉到最高院。还有众多案件未完结及进入执行程序，法院至今还经常传上诉人到法院接受调查。因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续签劳动合同，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书面通知工作移交接手人，但上诉人至今未收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以及未书面通知工作移交接手人。由于被上诉人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向上诉人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另被上诉人单位当时只有二个主要工作人员，一个是长期在外地的法人代表赖某1，另一个是上诉人，所以上诉人无法进行工作移交，上诉人只得继续进行未完结的诉讼工作，被上诉人单位不负责的违约行为，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就业计划，造成了上诉人的重大经济损失，为此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诉人已经有多月未收到被上诉人发放的生活费（部分工资）了，生活费（部分工资）发至2018年12月止，被上诉人从2019年1月起停发了上诉人的工资，但社保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买至2019年1月。被上诉人从2016年2月开始就没有按《劳动合同书》约定足额支付上诉人的工资。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为此上诉人申请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被上诉人及时向上诉人支付如下工资、补偿和赔偿金等劳动报酬。一、根据国家《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为此，请求根据国家《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2月28日，理由是：一上诉人一直配合和参与被上诉人的诉讼工作至今，二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购买社保至2019年1月，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继续工作至2019年1月31日，按提前一个月通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2月28日。为此，被上诉人应该支付2019年1月至2月劳动工资，2个月×18450元=36900元。以及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补偿工资，补偿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4个月×18450元=73800元。合计：110700元。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20行判决理由和结果…，因原告于2019年1月1日起已未再向原告提供工作服务，且根据被告提交的考勤表亦显示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未再打卡上班，视为原被告双方已于2019年1月1日解除涉案劳动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理由有：（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7（2018）粤民终637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民事判决书》生效时间为2019年2月1日，2019年10月31日移交给被上诉人。（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5、6，证明2019年4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员工冯宇敏进行诉讼案件交接，等等，很多事实说明上诉人至今还在为被上诉人提供工作服务。（3）被上诉人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提供的证据5考勤表，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虚假考勤表，是被上诉人经过加工制作的，不是真实的上班打卡原始记录表，明显不是原件；事实上，上诉人上班打卡至2019年3月20日，按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却作为判决的依据。二、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①按《劳动合同书》约定：从2011年7月开始，到2016年4月止，共57个月，劳动工资应为20500元，但被上诉人的财务计算错误，一直按20050元计算，每月少发450元，应补发差额工资450元×57个月=25650元。②从2016年2月开始，到2018年12月止，共35个月，每月只发工资15000元，每月少发工资3450元，35个月×3450元=120750元。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19行判决理由和结果“……，被告于2016年4月13日在该公司内部工作群公告将月工资超过15000元的统一调整为15000元，而原告对此亦未表示异议，……”也是错误的。理由有：①上诉人不认可此调整，上诉人不同意工资调整。②公告不能改变合同约定的工资；劳动合同的效力应大于公告的效力。③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存在问题，被上诉人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根据国家《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及时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欠发工资和经济补偿，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支付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38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合理合法的诉求。国墅园公司在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上诉人国墅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2877号判决，依法予以改判：（1）上诉人不用向被上诉人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36900元；（2）上诉人不用向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1792元；（3）上诉人不用向被上诉人支付差额工资96375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用人单位维持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故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用支付被上诉人另一倍工资36900元及经济补偿金141792元。2018年10月14日合同到期后，上诉人按原《劳动合同》内容拟定了《劳动合同》，送被上诉人签订，但被上诉人在合同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即：（一）正常上班时间，每天打一次上班卡：10点钟左右，不打下班卡；（二）在不损害公司利益及有利于公司利益，有权决定应诉方案，有自主决定权。上诉人认为，（一）所增加内容与公司考勤严重相冲突，扰乱了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二）所增加内容有权决定应诉方案是公司不能容许的，原告一再求按上一个合同期的内容签订，但被告不同意签订。依据《劳动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五款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属于支付补偿金除外的情况，故不应该支付劳动补偿金。另被上诉人诉求的支付差额工资96375元毫无法律依据。根据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诉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因上诉人经营困难资金断裂于2016年4月13日在公司微信工作群里发布降低工资的消息，被上诉人从即日知道自身工资已被降低，即使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4月1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为18450元，但实际发放的工资为15000元，而被上诉人于2019年才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惠城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苏国匡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苏国匡一审诉讼请求：1、维持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仲裁第（一）项裁决；2、维持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仲裁第（三）项裁决，即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8个月×18450元=147600元。3、撤销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仲裁第（二）项裁决，改判被告支付2019年1月至2月劳动工资，2个月×18450元=36900元。以及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补偿工资，补偿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4个月×18450元=73800元。合计：110700元。4、撤销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仲裁第（四）项裁决。改判：（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补发少发工资35×3450元=120750元。（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补发差额工资450×57月=25650元。（3）请求原告对以上工资和补偿工资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一份《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增加：1、判令国墅园公司支付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404700×50%=202350元。国墅园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以下裁决，依法予以改判：(1)原告不用向被告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46125元；(2)原告不用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76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19日，原告苏国匡就与被告国墅园公司有关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同争议案向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一份惠市劳人仲案字[2019]113号《裁决书》裁决：“（一)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办理工作交接手续；（二）被申请人应当在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46125元；（三）被申请人应当在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7600元；(四）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与被告均对此不服，并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2019年7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苏国匡于2011年4月12日入职被告处，2014年4月12日至2018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了四份《劳动合同书》，第一份《劳动合同书》约定：“（聘用单位）甲方：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被聘用人）乙方：苏国匡......合同期限为2011年4月12日至2016年4月11日，试用期3个月，乙方担任副总经理，乙方需要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甲方正常安排的工作任务和规定的数量、质量指标......乙方的工资标准为每月20500元（试用期工资为17800元）......”；第二份《劳动合同书》约定：“（聘用单位）甲方：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被聘用人）乙方：苏国匡......合同期限为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1日，乙方担任副总裁兼监察法律中心总经理，乙方需要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甲方正常安排的工作任务和规定的数量、质量指标......乙方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8450元......”；第三份《劳动合同书》约定：“（聘用单位）甲方：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被聘用人）乙方：苏国匡......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4月12日，乙方担任副总裁兼监察法律中心总经理，乙方需要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甲方正常安排的工作任务和规定的数量、质量指标......乙方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8450元......”；第四份《劳动合同书》约定：“（聘用单位）甲方：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被聘用人）乙方：苏国匡......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乙方担任副总裁兼监察法律中心总经理，乙方需要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甲方正常安排的工作任务和规定的数量、质量指标......乙方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8450元......4、正常上班时间，每天只打卡一次上班卡9点半之前，每天不用打下班卡。因为职业特殊；开庭当天不打卡，有开庭证明。（第4条为原告手写）”上述第四份合同到期后即2018年10月14日后，原告称被告要求续签半年，原告也表示同意。第五份续签《劳动合同书》载明：“（聘用单位）甲方：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被聘用人）乙方：苏国匡......合同期限为2018年10月14日至2019年4月14日，乙方担任副总裁兼监察法律中心总经理，乙方需要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甲方正常安排的工作任务和规定的数量、质量指标......乙方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8450元......4、正常上班时间，每天只打卡一次上班卡9点半之前，每天不用打下班卡。因为职业特殊；开庭当天不打卡，有开庭证明……（四）在不损害公司利益及有利于公司利益，有权决定应诉方案，有自主决定权。（第4条及第（四）条为原告手写）”原告在上述第五份续签合同上签字，被告未在续签合同上盖章签字，对此，庭审期间，被告称因原告在续签合同上增添的内容与被告公司制度不相符，因此未在该合同上盖章签字。原告自2018年10月13日至2018年12月31日仍在被告处工作，于2019年1月1日起未再向被告提供工作服务。被告提交了一份《考勤表》用以证明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未再在被告处上班。庭审期间，原告称：第一份合同约定工资为月20500元，实际按20050元发放，第二份至第四份合同约定工资为月18450元，实际按15000元发放。对此被告称除第一份合同约定的试用期工资为17800元外，上述原告所述属实。被告曾因经济困境，于2016年4月13日在被告公司工作微信群公告月工资超过15000元的，统一按照15000元支付。一审另查，庭审期间，原被告均称双方已经就原告的工作在逐步做交接转移工作。原被告双方均同意解除涉案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工资的问题。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2）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1月1日起停止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亦于2019年1月1日起未再向被告提供工作服务，且原被告亦就原告的工作事宜进行交接工作，原被告双方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月1日协商一致解除涉案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至于被告辩称系因原告在2018年10月14日的第五份续签合同上添加的内容违反被告公司制度而与原告协商不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中，其一，2018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原告仍在被告处上班，而被告亦接受原告提供的工作服务，因此在此期间，原被告双方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这与被告的上述辩称明显矛盾；其二，原告在第五份续签合同添加的内容与已经履行完毕的第四份劳动合同基本一致，而在第五份续签合同内容与已经履行完毕的第四份合同内容几近一致的情况下，被告辩称因原告在2018年10月14日的第五份续签合同上添加的内容违反被告公司制度而与原告协商不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显然不合理，因此，对于被告的上述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原告于2011年4月12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被告处工作，因此经济补偿金的月数应为8个月，因原告的月工资18450元已高于惠州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的三倍即17724元，因此，涉案经济补偿金应以17724元/月为标准，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141792元（17724元×8个月=141792元）。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工资的问题。其一，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2月共计两个月工资的问题，因原告于2019年1月1日起已未再向原告提供工作服务，且根据被告提交的考勤表亦显示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未再打卡上班，视为原被告双方已于2019年1月1日解除涉案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36900元的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其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计四个月的二倍工资738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规定，原告在涉案第四份劳动合同期满即2018年10月13日后至2018年12月31日，仍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但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二倍工资，但因原告与被告的涉案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1月1日解除，因此根据原告的诉请，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共计两个月的二倍工资73800元，抵扣被告已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共计两个月的工资36900元，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另一倍工资36900元（73800元-36900元=36900元）。其三，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2011年7月至2016年4月，共计57个月，少发的工资25650元。因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期限为2011年4月12日至2016年4月11日的第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资为20500元/月，但被告实际每月仅向原告发放20050元，每月少发450元，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少发的工资25650元（450元×57个月=25650元）。其四，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共计35个月，少发的工资120750元。因经济困境，被告于2016年4月13日在该公司内部工作群公告将月工资超过15000元的统一调整为15000元/月，而原告对此亦未表示异议，因此视为原告与被告就原告的月工资进行变更为15000元/月，但在涉案第二份合同期满后即2017年4月11日后，被告与原告继续签订了第三份劳动合同，并在该合同约定原告的月工资为18450元，因此被告于2016年4月13日针对原告月工资的群公告调整的效力不及于涉案第三份合同签订之后即2017年4月12日之后原告的月工资，故，自2017年4月12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计20.5个月，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原告支付工资18450元，但本案被告仅向原告支付每月15000元工资，每月少发3450元，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少发的工资70725元。综上所述，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差额工资共计96375元。对于苏国匡新增的一项关于判令国墅园公司支付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404700×50%=202350元的请求，原告的该项请求应先行经过劳动仲裁，但该项请求并未经过劳动仲裁，因此，对于该项新增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处理。至于原告要求被告应与原告办理工作交接手续的主张，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对涉案工资和补偿工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而被告是否对涉案工资及补偿工资享有优先受偿权，涉及具体执行问题，应由执行法院决定。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苏国匡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人民币36900元。二、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苏国匡支付差额工资人民币96375元。三、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苏国匡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41792元。四、驳回苏国匡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二审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国墅园公司是否应向上诉人苏国匡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欠付工资差额的计算问题。本院对此作如下评判：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因国墅园公司与苏国匡关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和时间的陈述相互矛盾，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不明。原审依据国墅园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停止向苏国匡发放工资，从考勤表显示苏国匡亦于2019年1月1日起未再向国墅园公司提供工作，此后双方就工作事宜进行交接，应视为双方于2019年1月1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国墅园公司依法应向苏国匡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并结合苏国匡的工作年限，以及工资数额为18450元已高于惠州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的三倍（即17724元），故以17724元/月为标准，计得国墅园公司应向苏国匡支付经济补偿金为141792元（17724元×8个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苏国匡上诉提出其工作至2019年2月28日才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并与考勤表记录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二、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上诉人国墅园公司提出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因苏国匡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而苏国匡提出系因公司单方改变计划不同意续签合同。因2018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苏国匡仍在国墅园公司处上班，而国墅园公司亦接受苏国匡提供的工作服务，双方在此期间仍存在劳动关系。苏国匡在第五份续签合同所添加的内容与已经履行完毕的第四份劳动合同基本一致，故国墅园公司辩称因苏国匡在第五份续签合同上添加的内容违反公司制度而造成双方协商不成故未签订劳动合同，与本案事实不符且有违常理，对于国墅园公司提出“系苏国匡拒签而造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上诉意见，应不予采纳。故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令国墅园公司应向苏国匡支付2018年11月至12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900元（73800元-369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欠付工资差额的计算问题。1、关于2019年1月至2月的工资差额认定。如前所述，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日解除，且根据考勤表显示苏国匡2019年1月1日后未再打卡上班，故苏国匡上诉请求国墅园公司给付2019年1月至2月工资36900元及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2011年7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欠付工资数额。原审依照合同约定的工资为20500元/月，国墅园公司承认实际每月仅发放苏国匡工资20050元，即每月少发450元，故计得国墅园公司应支付苏国匡57个月（已扣除试用期3个月）少发的工资合共25650元（450元×57个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3、关于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的欠付工资数额。因经济困境，国墅园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在该公司内部工作群公告将月工资超过15000元的统一调整为15000元/月，而苏国匡对此亦未表示异议，因此视为苏国匡与国墅园公司就月工资进行变更为15000元/月，故对苏国匡主张应支付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期间少发工资，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在涉案第二份合同期满后即2017年4月11日后，国墅园公司与苏国匡续签订的第三份劳动合同，仍约定苏国匡的月工资为18450元，因此国墅园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针对苏国匡等人，在工作群公告调整月工资的效力不能及于涉案第三份合同签订之后即2017年4月12日之后的月工资，故，自2017年4月12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计20.5个月，国墅园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苏国匡支付工资18450元，故原审认定国墅园公司应向苏国匡支付少发工资70725元（3450元X20.5个月）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国墅园公司应向苏国匡支付差额工资共计96375元（25650元+70725元）。至于上诉人苏国匡提出2016年4月份国墅园公司通过工作群公告降薪其不予认可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国墅园公司因公司经济困境，在工作群发公告的形式变更劳动合同薪酬且已实际履行变更长达一年的时间，而苏国匡并未提出异议或通过仲裁、诉讼或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主张其权利，故原审认定视为双方同意变更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国墅园公司上诉提出，苏国匡关于欠付工资差额的诉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及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规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1日解除而终止，苏国匡于2019年5月16日申请仲裁，未超出法律规定的申请仲裁期限，故上诉人国墅园公司关于苏国匡欠付工资差额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苏国匡于原审时，新增的一项关于判令国墅园公司按应付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202350元的请求，因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审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苏国匡在本案主张对涉案工资和补偿工资享有优先受偿权，据理不足，原审对此不予支持，亦无不当；至于苏国匡是否对涉案工资及补偿工资享有优先受偿权，涉及具体执行问题，应由执行法院决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国匡、上诉人惠州国墅园地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严丽芳审 判 员  丁晓鹏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钟 鸣书 记 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