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7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横栏镇凌一照明电器厂，经营场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三沙）乐丰六路22号1幢2楼之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FDMC9A。主要负责人：钟伟丹，女，1987年2月2日出生，汉族，该厂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光，广东翰识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滨田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益辉2路**10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24F。法定代表人：谢明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柏伟，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明，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市横栏镇凌一照明电器厂（以下简称凌一厂）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滨田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田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凌一厂上诉请求：判决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票据款144900元及利息（其中以68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76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查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一、上诉人不认识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交易往来。涉案的支票不是上诉人交予被上诉人的。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合法持有涉案的支票。首先，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是因收2019年4月份的货款而收到涉案的支票，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提交2019年4月份的送货单，即无相关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中山市古镇鹏发纸箱厂（以下简称鹏发纸箱厂）于2019年4月份发生交易往来。其次，《收款收据》左下方“阙某”是否真实签名，仍需要法院进行核查。最后，被上诉人是否支付对价后取得涉案支票，仅有所谓的《收款收据》及阙某的证人证言，但该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是合法持有涉案支票。三、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左下方记载“上述支票如有经济纠纷概由付款方负责，付款方：阙某”，证明他们的交易相对性，双方同意对于该货款、票据所产生的纠纷均自行解决，放弃对其他人的追索（包括法定的追索权利），属于其意思自治，即被上诉人明确表明放弃出票人的票据追索权，被上诉人应向鹏发纸箱厂、阙某主张涉案的货款。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现上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出上诉，请求作出公正判决。滨田公司辩称，票据具有无因性，被上诉人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从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人阙某经营的鹏发纸箱厂手中取得案涉支票时已支付相应对价，鹏发纸箱厂基于欠付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而向被上诉人交付案涉支票的行为符合票据法第十条关于票据基础关系的规定，同时该支票的签发及承兑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被上诉人已合法取得案涉票据的权利，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票据付款义务。一审期间的证人阙某已当庭确认被上诉人货款及为支付被上诉人2019年4月期间的货款而向被上诉人交付案涉支票事实，同时确认收款收据左下方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收款收据中“上述支票如有经济纠纷概有付款方负责”的约定仅系被上诉人为确保票据真实、来源合法、无抗辩事由而设置，以免被上诉人的票据权利受损，被上诉人并无任何放弃对案涉支票出票人票据权利的意思表示，且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自取得案涉支票时，即放弃对出票人的权利，不符合逻辑常理。同时，被上诉人作为正常的市场活动参与者，系以获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其所设置的文书格式会尽可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无任何理由在取得案涉支票时，在收款收据中明确对己方不利的条款。此外，被上诉人与证人阙某达成的该约定并未针对任何第三方，仅是明确双方权利及义务，对第三方不发生法律效力，该约定的初衷尽可能解释为加强对被上诉人权利的保障。滨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凌一厂向滨田公司支付票据金额144900元及利息（其中以68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76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钟伟丹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滨田公司持有中国工商银行支票两张，其中一张支票号码为75552644，出票人加盖凌一厂财务专用章、钟伟丹个人印章，支票金额68900元，出票日期2019年6月30日；另一张支票号码为75552645，出票人加盖凌一厂财务专用章、钟伟丹个人印章，支票金额76000元，出票日期2019年7月6日。滨田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9日、2019年7月10日持上述支票到银行请求付款，但因账户余额不足遭退票。滨田公司为此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诉求。庭审中，滨田公司陈述其取得支票过程如下：滨田公司与案外人鹏发纸箱厂（经营者阙某）存在业务往来，滨田公司供货给鹏发纸箱厂，鹏发纸箱厂为支付货款由其经营者阙某将涉案两张支票交付滨田公司。滨田公司收到支票后向银行提示付款而被退票。滨田公司为此提供了支票、退票理由书、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另外，凌一厂、钟伟丹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阙某出庭作证，阙某在庭审中陈述证言如下：我所经营的鹏发纸箱厂与滨田公司有业务往来，鹏发纸箱厂存在拖欠滨田公司货款的情况。滨田公司多次向我催要，我也有意向要向该公司偿还债务。但苦于资金周转困难，我只能想到通过开具远期支票形式（即票据的出票日期在支票出具日期之后一段时间）向滨田公司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款。又由于鹏发纸箱厂的支票已经开具完毕，我只能于2019年6月5日左右向我的朋友钟伟丹借了其所经营的凌一照明电器厂的两张支票（中国工商银行，号码分别为75552644、75552645），并为了方便开票一并借取了该厂的财务专用章、支票密码器以及钟伟丹的私章。当时我向钟伟丹借取以上东西时，并没有告知其以上支票是要开具给滨田公司，也没有告知其具体的票面金额，只是告知其借取的两张支票用于向债权人争取还款时间以及如有需要会借用凌一厂的支票账户进行存款用于兑付支票。我、鹏发纸箱厂与钟伟丹、凌一厂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我拿了凌一厂的两张支票财务专用章、支票密码器以及钟伟丹的私章后，我根据与滨田公司协商的结果，于2019年6月6日分别开具了出票日期为2019年6月30日、金额为68900元（中国工商银行，号码为75552644）的支票一张和出票日期为2019年7月6日、金额为76000元（中国工商银行，号码为75552645）的支票一张，并交给了滨田公司。出具以上支票时，以上支票的出票日期、金额均是我通过支票专用的打印机打印上去的，并由我根据支票密码器上实时生成的密码写上支票的密码，并在支票上加盖凌一厂的财务章及钟伟丹的私章，但收款人栏均是空白的。滨田公司在收取以上两张支票后，向我出具了一份收据，载明是收取了鹏发纸箱厂交付的以上两张支票及我借其他朋友所开具的另一张支票，且要我在收据的“付款方”栏签名，并确认“以上支票如有经济纠纷概由付款方负责”。以上支票出具后，由于鹏发纸箱厂经营陷入困境，我的资金短缺，无法在以上支票载明的出票日期前将相关款项存入凌一厂的支票账户内，导致滨田公司持有以上支票到付款银行要求兑付时被退票。其实，在出票日期临近前，我是有如实告诉滨田公司的，并要求变更款项支付的方式，但该公司不予理会。而我也是在得不到该公司谅解后才如实告知钟伟丹以上支票开具的情况以及我没有资金可以存入凌一厂的支票账户进行以上支票兑付的情况。对于以上支票被退票，我及我所经营的鹏发纸箱厂是愿意向滨田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希望该公司给予适当的宽限。以上支票被退票与钟伟丹及凌一厂没有任何关系，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不应当由他们来承担。另查明，凌一厂系个体工商户，于2017年4月20日登记成立，经营者钟伟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支票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票据。滨田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证人阙某均证实滨田公司向第三人鹏发纸箱厂支付对价后合法取得涉案支票。滨田公司持有支票后已行使付款请求权，遭拒绝付款后向出票人凌一厂、钟伟丹行使追索权，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凌一厂、钟伟丹支付票据款144900元及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凌一厂、钟伟丹辩称应由付款方阙某偿还支票金额，其与滨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经济纠纷，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凌一厂、钟伟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滨田公司票据款144900元及利息（其中以689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76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48元，减半收取计1674元，由凌一厂、钟伟丹负担（该款滨田公司已预交，由凌一厂、钟伟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滨田公司）。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金额为68900元的支票的提示付款日是2019年7月9日，金额为76000元的支票的提示付款日是2019年7月10日。本院认为，钟伟丹确认其将涉案支票、凌一厂的财务章、其个人私章及密码器交付给阙某，由此可以认定其授权阙某开具涉案两张支票。阙某基于鹏发纸箱厂尚欠滨田公司货款向滨田公司交付收款人空白的涉案两张支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也即是，收款人名称并非支票必须记载事项，支票出票时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视为经出票人授权补记，一旦持票人将收款人名称进行补记确定后，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即享有票据权利。因此，滨田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在收款人空白的支票上将自己补记为收款人后，滨田公司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凌一厂作为出票人，其签发收款人空白的支票，即视为授权持票人补记，其应对补记后的票据承担责任。滨田公司持涉案支票到银行承兑被拒，其有权向出票人凌一厂行使票据追索权。滨田公司诉求凌一厂向其支付支票款144900元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故，金额为68900元的支票对应的利息，应以68900元为基数，从提示付款日2019年7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金额为76000元的支票对应的利息，应以76000元为基数，从提示付款日2019年7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审判决认定利息起算时间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并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此后有关同期贷款利率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后的表述相应予以调整。关于凌一厂辩称其与滨田公司没有经济往来。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出票人不得以其与持票人无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对抗持票人，故凌一厂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中，凌一厂为钟伟丹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且凌一厂领有营业执照。因此，依法本案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即凌一厂为当事人，并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钟伟丹的基本信息。但滨田公司在以凌一厂为被告起诉的同时，又将钟伟丹作为本案被告，违反了上引规定。本院另行裁定驳回滨田公司对钟伟丹的起诉。综上所述，凌一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处理有误，本院就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1550号民事判决；二、中山市横栏镇凌一照明电器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中山市滨田纸业包装有限公司支付票据款144900元及利息（其中以689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76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中山市滨田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48元，减半收取1674元，由中山市横栏镇凌一照明电器厂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48元，由中山市横栏镇凌一照明电器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亦和审 判 员 阮碧婵审 判 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汤美玲书 记 员 莫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