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6503号原告：王法兴，男，195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男，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卓浩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东区13-1，2-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1031972997。法定代表人：张伯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法兴诉被告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法兴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王明明，被告大田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李晓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法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欠款2000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2019年9月3日起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隶属于华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田公司），为华田公司的孙公司。原告于2011年12月26日入职被告，担任总裁职务，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开发区A区天柱中路16号。原告的管理能力、经营思路、敬业精神等得到公司的赏识与认可，于是被告给予原告相当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长期激励股权，并于2012年1月6日与原告签订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该协议中对2000万元对应的股权行权以及股权分红等均作了明确的约定。该协议由时任董事长王树生确认并经办。原告在职期间，兢兢业业为公司创造显赫业绩。2017年1月份，原告调任华田公司总裁。于是被告经与原告协商将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中约定的2000万元对应的股权调整为2000万元的人民币，并约定在被告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支付。合同签订后，被告很快具备支付条件，账户平时余额均可以足额支付。虽经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总以各种理由拖延。2019年5月6日，原告又以书面形式向被告、总部华田公司及董事局主席王树生、董事长李铁、总裁王小端发函催要，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大田公司答辩称，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2000万元实际属于王法兴离任后被告实际控制人王树生个人主导的赠与行为，根据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被告已向原告书面通知撤销案涉2000万元的无偿赠与，因此该笔赠与已撤销，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2000万元。案涉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并未合法生效。2012年1月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该协议不具备股权激励的主要条件，对激励方式的具体执行、激励股权的归属和释放条件等细节问题并未予以明确，并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有关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办法将以大田公司制定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有关规定及/或双方签署的其他法律文件为准。实际上，后续被告并未制定和实施过任何股权激励计划和方案，也未与原告签署过任何其他法律文件。因此该协议只是双方一个初步框架意向，并未实际生效和执行。双方在2012年1月6日的聘用合同书中对股权激励事宜进行了简单约定，但在2015年1月双方续签的聘用合同书中删除了该条约定，并未再有任何有关股权激励的条款，也从侧面说明了实际上后续变更并未实施股权激励，该股权激励实际也无法执行。众所周知，股权激励协议生效的前提是加盖公司合法对外公章，而案涉股权激励协议加盖的是被告自己刻制的人力资源部印章，并非被告的公章或合同章，人力资源部印章通常仅用于被告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因此该协议欠缺合法生效前提。案涉补充协议实际上属于赠与合同，约定被告无偿向原告赠与2000万元，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支付。2017年2月1日，原告卸任被告总裁职务。同日，被告与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述全部内容不再有效，被告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向原告支付2000万元，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议。可见，补充协议实际上是原告离职时被告与其确认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后向其的单方赠与，与之前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并无任何关联。赠与合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需要双方的意思表示，赠与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受赠人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二是赠与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即合同生效后，赠与方负有将赠与物交给受赠人的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方享有领取赠与物的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原告在补充协议上签字，被告在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双方达成合意，明显符合赠与合同第一个特征。在补充协议中原告只有权利而并未承担任何义务，被告也只有支付2000万元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符合第二个特征。因此，补充协议是在原告离职后被告对原告的额外赠与，其实质为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被告已于2020年5月13日向原告书面通知撤销案涉2000万元的无偿赠与，原告于5月14日签收。因此该笔赠与已撤销，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该笔2000万元。根据被告提交的被告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显示，2018年度报告净利润均为负，2019年度净利润仅为两万多元，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并不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加之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被告经营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仍然一味地要求被告履行赠与义务将给被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对被告的经营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被告在疫情期间仍然坚持不裁员，保障员工工资正常发放，最大能力的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并想办法争取银行降息、贷款延期并争取各种政府补贴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在此情形下，如果仍然要求被告履行2000万元的赠与义务，将给被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恳请法庭能考虑被告的经营困难，支持被告撤销赠与的决定。根据合同法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在被告经营举步维艰的情况下，2000万元的赠与金额对被告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被告根本不具备支付能力。在此情况下，被告选择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也是无奈之举。退一步讲，根据补充协议约定，2000万元应在被告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向原告支付，而目前被告根本不具备该资金支付能力，并未达到协议约定的支付该笔款项的前提条件。原告在被告处任职的5年期间，被告合计向原告发放工资、福利、奖金、各类补贴等高达868.9696万元。原告作为被告总裁，实际上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该薪酬水平已完全匹配其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其对被告的工作付出。在该种情况下仍要求被告向原告无偿赠与2000万元完全不合理。而且被告作为中外合资企业，依照当时有效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该笔2000万元的赠与行为，属于重大决策事项，依法应经过董事会审议。但该赠与行为并未通过董事会决议，存在程序上的重大瑕疵，系时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树生个人主导，明显损害了外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原告已获得其合法应得的报酬，该笔2000万元的支付请求完全不合理，有失公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6日，大田公司（甲方）与王法兴（乙方）签订聘用合同书载明：甲方聘用乙方为大田公司总裁，在此职位上，乙方直接向大田集团董事长汇报工作。合同有效期限为三年，自2012年1月4日起至2015年1月3日止。合同期满即行终止。如双方同意续延，可以在合同到期前完成续订。聘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目标奖金和股权激励。股权激励部分写明大田公司将授予乙方一定数额的长期激励股权（另见双方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聘用合同书上盖有大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章，并有王树生的签名。2012年1月6日，大田公司（甲方）与王法兴（乙方）签订股权激励框架协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于2011年12月26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乙方将于2012年1月4日起出任大田公司总裁职务，乙方在职期间，甲方将通过以下方式给予乙方相当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甲方长期激励股权。其中：1.甲方将1000万元所对应的甲方股份在乙方入职时即授予乙方，全部归属乙方个人所有。该部分股份为甲方对乙方的无偿赠与，乙方无需支付资金作为对价。自授予日起，包括股份归属后，乙方可享受该获授股份的分红权，但不具有投票权。甲方上市前，乙方不可以转让此部分股份。此部分股份的其他约定条件及相关法律文件将由甲方与乙方另行签署。2.甲方将另外的1000万元所对应的甲方股份作为甲方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授予乙方，该部分股份为甲方对乙方的无偿赠与，乙方无需支付资金作为对价，但自授予日起的3年为锁定期，并按甲乙双方约定的归属条件由甲方分期授予乙方。若乙方能够在该三年锁定期中，每年达到与甲方约定的当期归属条件（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乙方可在授予日的1年后、2年后、3年后分三批分别申请归属，每批可申请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上限分别为乙方此部分激励股份总量的30%、30%和40%。若乙方未达到上述归属条件，则该批获授股份当年不得归属，该获授股份继续锁定并递延到下一批，按下一批归属条件进行归属，3年锁定期结束后，未能归属的获授股份将统一失效，由甲方无偿收回。对归属后的股份，乙方享有所有权、分红权、但不拥有投票权。本协议为甲乙双方所签聘用合同有效组成部分，有关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办法将以甲方制定的大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的有关规定及/或甲乙双方签署的相应法律文件为准，并在2012年与大田公司授予其他员工的绩效股票授予计划一起执行。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上盖有大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章，并有王树生的签名。2017年2月1日，大田公司（甲方）与王法兴（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2012年1月6日签订的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做出以下调整：甲方同意在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时，一次性支付乙方2000万元人民币（税前），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议。同时原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所述全部内容不再有效。补充协议上盖有大田公司公章，并有王树生的签名。2020年4月22日，大田公司向王法兴发出撤销赠与通知书载明：你在我司任职时已领取我司支付的高额薪酬，2017年你离职时我司与你签订的补充协议系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树生个人主导的赠与行为，该赠与行为并未经我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该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我司决定：撤销补充协议中对你2000万元的赠与。2019年5月27日的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告书载明：报告单位为大田公司，利润表中载明2017年度净利润为-1677369.29元，2018年度净利润为-5574150.12元，2019年度净利润为24147.03元。王法兴称，补充协议中的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指的是只要大田公司账面上有钱，就视为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因为大田公司对其账面上的资金具有完全的掌握能力。大田公司称，补充协议中的具备资金支付条件指的是扣除大田公司合理的运营开支和人力成本等所有的正常开支以后公司的账面的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公司通过年度审计，结果为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时，才能视为具备资金支付条件。大田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本案诉讼材料。本院认为：大田公司主张案涉2000万元系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赠与，且已撤销。但聘用合同书中写明王法兴的聘用报酬中包括股权激励，详见股权激励框架协议；此后补充协议写明支付2000万的同时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说明2000万元系股权激励框架协议不再有效的对价；故补充协议中的2000万元并非大田公司对王法兴的赠与，而是王法兴聘用报酬的组成部分，大田公司无权行使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对大田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大田公司主张案涉款项属于重大决策事项，未经董事会审议，存在程序瑕疵。本院认为，案涉2000万元系王法兴的聘用报酬，若大田公司认为员工聘用报酬属于重大事项，应经董事会审议，应由大田公司自行启动董事会审议程序，大田公司未启动该程序，不利后果应由大田公司自行承担，大田公司无权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款项。大田公司主张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并未生效，但股权激励框架协议系聘用合同的组成部分，加盖签署劳动合同用的人力资源部章符合情理，且股权激励框架协议已被盖有大田公司公章的补充协议进行了变更，本案应以补充协议为准。故对大田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大田公司主张现不满足资金支付条件。现大田公司和王法兴对补充协议中约定“具备资金支付条件”理解不一致，故该约定属于约定不明确。在此情况下，王法兴可以随时要求大田公司履行支付义务，但应给大田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大田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本案诉讼材料，视为其收到王法兴要求支付款项的通知，本院酌定大田公司应于2019年11月4日前完成给付义务。大田公司逾期未支付，应向王法兴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王法兴支付二千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二千万元为基数，自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执行。如果被告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四万一千八百元，保全费五千元，由被告天津大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琼希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书记员  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