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02民初2950号 原告：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利辛路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697354721X。 法定代表人：李宏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安徽王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416200210244619。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德峰，男，196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梁江彬，男，197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 被告：张旭宏，男，197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告：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二路13号216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495508N。 法定代表人：梁江彬，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梁江彬、张旭宏、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晓英，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7441。 被告：罗军，男，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原告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佗国药公司）与被告梁江彬、张旭宏、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佗国药(广东)公司〕、罗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佗国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郭德峰，被告梁江彬、张旭宏、华佗(广东)大药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晓英，被告罗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佗国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梁江彬、张旭宏、罗军签订的《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2.判令被告华佗国药(广东)公司返还原告20万元投资款并赔偿门头装饰费用487927元，共计687927元；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16日，原告与被告梁江彬、张旭宏、罗军签订了《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商定在广东设立“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名称“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2014年9月18日，原告向华佗国药(广东)公司支付了20万元的出资款，2015年6月18日、9月10日，原告向华佗国药(广东)公司支付开店门头装饰等费用487927元(以药品替代支付)。《投资协议书》第十九条第(2)项约定：目标公司违反药品管理法规定，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可以解除合同。经查询，华佗国药(广东)公司因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规定，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两次行政处罚(分别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穗)食药监药罚[2018]119号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穗)食药监械罚[2018]33号)，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据此，原告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合同、退还出资、赔偿损失，并停止使用“华佗国药大药房”相同或相近的字号、商标、特许标识及其他与连锁药店经营体系有关的任何标识。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诉至法院，望判如诉请。 被告梁江彬、张旭宏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订的《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已由当事人于2016年8月1日协商解除，并明确解除后不可追责，故本案不存在解除《投资协议书》，也即是不存在被答辩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2016年8月1日，在华佗国药(广东)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投资协议书》的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取消本案协议即2013年12月16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且明确“《投资协议书》的任何一方不得以协议任何条款含门头制作费用等事宜追究法律责任及赔偿”。故本案所涉的《投资协议书》已经由合同当事人协商解除，终止履行，且约定解除后不得追责的法律责任后果。在《投资协议书》解除之日，被答辩人将其在目标公司即华佗国药(广东)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并取得股权转让对价20万元。至此，本案《投资协议书》已经终止履行，故本案被答辩人再次要求解除该协议书，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主张依据《投资协议书》第十九条第(2)款解除合同，并无依据。《投资协议书》第十九条所述的目标公司即是“华佗国药(广东)公司”，截止至2016年8月1日前，也即是在《投资协议书》尚未协商解除之前，目标公司并无任何违反药品管理法规定。在《投资协议书》被协商解除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已经不存在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而本案，被答辩人仅仅依据目标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因医疗器械说明书不符合规定被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罚款2万和2018年9月21日被没收不合格产品700克，两个轻微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以目标公司违反《投资协议书》第十九条第(2)款，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目标公司存在该条款规定的“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情节的情况下，在涉案《投资协议书》协商解除的两年后，又无理地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涉案协议书。综上，涉案《投资协议书》已于2016年8月1日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在《股东会决议》中协商解除，并明确解除后不可追责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不存在再次解除《投资协议书》的可能。而且，目标公司并未违反《投资协议书》第十九条第(2)款的约定。故，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所提的解除《投资协议书》的诉讼，显然违背诚信原则，并想假借当地大企业之威对答辩人及其目标公司进行打压。故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华佗国药(广东)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并非被答辩人起诉合同《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的相对人，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主张超过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恶意之诉。(一)本案为合同纠纷，而合同的相对人为被答辩人与被告梁江彬、张旭宏、罗军等人，答辩人并非本案合同的相对人，被答辩人对答辩人之诉超过合同效力相对性原则，不符合合同之诉的法律规定。(二)被答辩人超越合同效力相对性原则，请求非涉案合同的相对人即答辩人承担返还投资款20万并赔偿门头装饰费用487927元的主张，毫无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已于2016年8月1日在《股东会决议》(详见答辩人证据1)中明确“取消”涉案的《投资协议书》，即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协商解除涉案协议，且明确“任何一方不得以协议任何条款含门头制作费用等事宜追究法律责任及赔偿”。被答辩人本次诉讼明显违反自己曾经作出的意思表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不诚信之举。三、被答辩人通过股权转让已经收回20万的投资款，却在本案主张答辩人返还20万投资款，更可见其以恶意诉讼打压答辩人之意图。被答辩人为答辩人设立时的发起人，其负有出资的法定义务，其转入的贰拾万元正是其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答辩人成立后，被答辩人占有答辩人公司51%的股份。2016年8月1日，被答辩人将其在答辩人所持有的51%股份以贰拾万元转让给其子公司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至此，被答辩人已经取回其投资款贰拾万元。故被答辩人在本案对答辩人要求返还20万元毫无依据。四、被答辩人赔偿门头装饰费用487927元的主张，毫无依据。首先，该投资协议已经取消，且明确“任何一方不得以协议任何条款含门头制作费用等事宜追究法律责任及赔偿”。其次，《投资协议书》第十三条明确约定补助的标准，只有达到约定的标准才有相应的补助。也即是补助的对价答辩人已经履行完毕。再次，《投资协议书》中并无任何约定答辩人负有赔偿门头装饰费用之类的条款。即使是合同的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尚且需要合同依据。而作为非合同相对人，被答辩人毫无依据主张其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纯属恶意之诉。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罗军辩称：我认可2013年的协议没有解除，一直在履行。对于原告的起诉我认可。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原、被告的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三、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复印件。被告华佗国药(广东)公司提交的证据：四、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复印件；五、《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六、票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复印件）、五（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商品发货单复印件）、六（公证书）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四（行政处罚决定书两份）、七（公证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认定。（二）被告华佗国药(广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股东会决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三（股东会决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且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2月1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张旭宏（乙方）、梁江彬（丙方）、罗军（丁方）签订《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在广东设立“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名称“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7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加盟连锁药店分为乡镇社区加盟店、城区主干道加盟店和旗舰店，甲方支付各类加盟连锁药店前期费用金额的标准为：(1)乡镇社区加盟店(具备两间门面)前期费用共计人民币3.5万元，其中：门头制作费5000元、货架费用3.0万元。(2)城区主干道加盟店(具备三间门店)前期费用共计人民币5.0万元，其中：门头制作费1.0万元，货架费用4.0万元。(3)旗舰店(具备五间门面)前期费用共计人民币9万元，其中：门头费用3.0万元、货架费用6.0万元。各加盟连锁药店提前完成销售任务的(其中：乡镇社区加盟店年销售额为3万元的产品；城区主干道加盟店年销售任务额为4万元的产品；旗舰店年销售任务额为6万元的产品。特价商品完成数减半核算)，可提前向甲方申请支付前期费用。各加盟连锁药店当年未完成销售任务额度的，不予报付，三年后完成总任务的可以给予补报费用。其他任何完不成任务的情况都不给予报付费用。”协议书第十九条约定，“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违反药品管理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2016年8月1日，原告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张旭宏（作为转让方）与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被告梁江彬（作为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现就出资转让事宜订立以下条款：一、同意原股东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出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的全部510万元转让给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转让金贰拾万元；同意原股东张旭宏将原出资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的全部200万元转让给梁江彬，转让金贰拾万元；股权变更后股东的出资情况：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出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1%)：梁江彬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0%)；罗军出资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二、2016年8月30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肆拾万元全部付给转让方。三、至2016年7月31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6年8月1日起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四、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五、华佗国药公司、张旭宏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六、合同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仲裁委员会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七、其他约定条款：2016年8月份之前签署的所有合作投资协议全部取消，并以本合同条款为准……。”同日，华佗国药(广东)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华佗国药公司、梁江彬、张旭宏、罗军，新增股东：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召开股东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免去张旭宏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选举梁江彬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任期三年；2、同意原股东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出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的全部510万元转让给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转让金贰拾万元；同意原股东张旭宏将原出资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的全部200万元转让给梁江彬，转让金贰拾万元；股权变更后股东的出资情况：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出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1%)；梁江彬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0%)；罗军出资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3、公司旧章程作废，启用新章程。” 另查明，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穗）食药监械罚（2018）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医疗器械为由，对其给予罚款2万元的处罚。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穗）食药监药罚（2018）1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销售劣药北柴胡（批号18010029），对其进行没收违法产品（批号18010029）700克的处罚。现原告以华佗国药(广东)公司因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规定，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两次行政处罚，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为由，诉至来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再查明：原告在庭审过程中，当庭撤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关于返还2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8月1日已将其原在华佗国药(广东)公司出资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全部转让给华佗国药(安徽)营销有限公司，且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载明“2016年8月份之前签署的所有合作投资协议全部取消，并以本合同条款为准……。”，原告主张按照2013年12月16日签订的《广东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请求判令解除与被告梁江彬、张旭宏、罗军签订的该协议书并由华佗国药(广东)公司赔偿门头装饰费用487927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59元，由原告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本，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健 人民陪审员  李彩霞 人民陪审员  陈红侠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