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01民初395号 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王玉林,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全，系贵州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系贵州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男,四川省泸州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可，系贵州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桃，系贵州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全、刘海，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可、刘祖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原告将贵Ｊ×××××一汽大众捷达牌ＦＶ7160ＦＢＭＢＣ型混合小型汽车租与被告经营，租赁期间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29日止，并约定每月10日前缴纳管理费及税费1500元。原告依约将车辆交付被告经营使用，但被告自2019年5月起就未能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管理费及税费，截止至起诉时已拖欠费用长达9个月，合计费用13500元（1500元／月×9个月），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总以各种理由推诿并继续占有租赁车辆运营牟利，依据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约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有权收回租赁车辆的经营权，为了惩治被告的失信行为，故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请。 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当庭辩称：2019年5月，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现原告假借租赁合同的形式违规一次性有偿收取车辆经营权使用费，有规避法律政策的违法行为，故被告从2019年5月起未向原告交付每月1500元管理费，同时要求原告用其违法收取的经营权使用费扣除每月应交的管理费；该车辆的购置费、购置税实际价值为77000元，与合同约定的金额相差75000元，根据合同规定租期（实为承包经营期）为7年7个月，原告还另外收取每月1500元的管理费，被告有理由相信该多收的75000元是原告收取的经营权有偿使用费；2、2016年6月，都匀市人民政府出台了《都匀市出租车行业改革实施方案》，规范出租车行业改革，出租车改革后取消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改为无偿使用，原许可的经营期限不变，对改革以后投入的出租车经营权不得转让，根据此文件，被告是不需要支付出租车经营权使用费的，所以合同中多出的75000元存在不合理；3、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本质是企业车辆等值全额抵押承包经营合同，被告全额出资购买新车，新车的经营权、所有权、行驶证都属于原告，被告只能成为该车的等值全额抵押承包经营的承包人，而非承租人，扣除购买车辆的费用77000元，剩余75000元，原告还收取每月1500元的管理费，所以这75000元和每月的管理费存在重复收费的嫌疑，被告曾多次找原告协商，用原告多收取的75000元抵扣每月的管理费，但原告不同意，坚持要收取每月1500元的管理费，据此，被告认为多收取的75000元是经营权使用费，应用于抵扣2019年5月至今交纳的每月1500元管理费，被告没有违约；4、被告一直愿意服从经营管理按期交纳管理费，只因原告违法违规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并巧立过户费名目收取不合理费用75000元，不愿用于抵扣每月应交纳的管理费，由此产生争议，原告有违法违规过错在前，被告无履行合同的根本过错行为，无解除合同法定或约定的条件。综上所述，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未构成根本违约，被告与原告订立的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支付的75000元；2、反诉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18日，在反诉被告主持下，反诉原告经反诉被告同意与原承包人严韦仙承续转让严韦仙与反诉被告之间的出租车承包合同，反诉原告与严韦仙签订“车辆过户协议”，将出租车的等值全额抵押费支付给严韦仙，与此同时，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租赁期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29日止，一次性支付租赁费为152000元（反诉被告不再退还严韦仙的出租车抵押承包费，其交纳的152000元车辆抵押承包费转让是反诉原告承包交纳，并在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体现），并约定每月10日前缴纳管理费及税费1500元；反诉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了解到都匀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出台了《都匀市出租车行业改革实施方案》，规范出租车行业改革，出租车改革后取消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改为无偿使用，反诉原告经调查发现，反诉原告一次性缴纳的租赁费里扣除车辆购置税（含购置税）77000元，还多交纳了75000元，反诉被告每月还收取反诉原告1500元的管理费；根据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其合同内容和实质是出租车的等值全额抵押承包经营性质，是企业的承包经营方式行为，那么反诉原告有理由相信反诉被告是假借租赁形式一次性有偿收取经营使用费，反诉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当将其收取的不合法的金额退还给反诉原告。综上，反诉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准如诉所请。 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当庭辩称，1、反诉原告并非反诉案的适格主体，反诉原告反诉一案中，反诉被告虽与反诉原告签订了《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并约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反诉原告并未向反诉被告缴纳过车辆购置费、车辆购置税、入户上牌费、GPS设备费、计价器费等费用，反诉被告并未受到反诉原告支付的购车款以及相应的费用，反诉被告与严韦仙发生车辆代扣和挂靠经营关系，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为严韦仙，经营过程中严韦仙将车辆及挂靠经营权出售给蔡吉黔，两次交易中存在价差，反诉被告并未出让车辆及附属设施给反诉原告，仅仅与之发生单纯的挂靠经营关系，没有退还购车款及其附属设施费用的义务，应当由反诉原告与严韦仙另行解决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故反诉原告并不是反诉案的适格主体，其并无权利请求返还相应款项，反诉被告也不应返还款项。2、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从法律性质上看实际上属于巡游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反诉原告是挂靠人，反诉被告是被挂靠人，双方形成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案涉车辆之所以登记在反诉被告名下，是为了挂靠需要，但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仍然是反诉原告，由反诉原告支配和运营，合同期限届满后车辆将无偿过户到反诉原告名下，由反诉原告自行处分；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挂靠经营合同履行期间，只收取管理费及微薄的经营权挂靠费，根据公司提供的成本核算，折算经营权挂靠使用费每年仅6000左右，按法律关系，严韦仙作为涉案出租车的出让方，反诉原告作为买受方，反诉原告诉称的多支付不合理费用也应由蔡吉黔与严韦仙另案结算。3、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内容合法，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反诉被告每月向反诉原告收取的管理费包括必要的管理费和少量利润，反诉被告对于反诉原告在车辆营运过程中必须要按照各级政府对巡游出租汽车营运行政管理的要求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需要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支出应当由巡游出租汽车挂靠经营者承担，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合情合理，并无不当之处；另外，既然双方是挂靠合作经营关系，反诉被告亦应享有一定的收益，双方约定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收取少量费用也理所应当。4、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月缴纳管理费的义务，否则构成违约，反诉被告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反诉原告从2019年5月起至今已连续11个月未向反诉被告缴纳约定的管理费用，经反诉被告多次催告后仍拒不缴纳，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按照双方挂靠经营合同第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反诉被告依约当然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案涉车辆的营运权。综上所述，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为证实其本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告（反诉原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 2、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告（反诉原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 3、《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及《出租汽车租赁经营承诺书》，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将贵Ｊ×××××一汽大众捷达牌ＦＶ7160ＦＢＭＢＣ型混合小型汽车租与被告（反诉原告）经营，租赁期间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29日止，并约定每月10日前缴纳管理费及税费1500元，逾期原告（反诉被告）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经营资格。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合同形式违法，公司不允许对外出租出租汽车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该合同名称应该是出租车全额等值抵押承包经营合同；合同内容违法，合同均为格式合同，反诉被告公司共有22户出租车经营人，合同均为格式合同，车辆都是同一型号，从77000元加价到152000元，合同没有约定中途违约解除合同，应退还一次性交纳的租赁费，既然是出租，车辆应当归反诉原告所有，该内容违法条款无效；合同违反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64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该法规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租车的经营权不得出租或是擅自转让，若有违反，主管部门可进行改正。 4、欠费通知函、律师催告函及邮寄单，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费用，且至今未支付，构成违约，达到双方构成合同解除的约定。被告（反诉原告）认为：不是拒交2019年5月至今的管理费，而是要求以多交的75000元抵扣管理费，曾多次与原告（反诉被告）协商遭到拒绝，因此不存在违约。 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称本诉反诉证据具有同一目的，进行一并举证，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反诉原告蔡吉黔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反诉原告的身份信息情况。原告（反诉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2、《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复印件，证明反诉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与反诉被告签订名称虽为《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但合同的内容和实质是出租汽车等值全额抵押承包经营合同，其合同内容有明确的体现，是企业内部承包经营的性质，其出租汽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业主都是反诉被告的名称，根据道路交通部门的政策规定，出租车的经营权（道路运输证）是由政府统一配额给反诉被告使用，不得出租、转让牟利。原告（反诉被告）对合同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合同内容构成具有挂靠经营合同的特征，应定性为挂靠经营合同，车辆是反诉原告挂靠在反诉被告名下，对外以反诉被告名义进行营运，相关证件都是反诉被告的名称，但实际车辆所有人为反诉原告，反诉被告仅享有经营权，不享有车辆所有权。 3、反诉原告与案外人严韦仙签订的《车辆过户协议》，证明2019年1月18日，在反诉被告同意并主持下，反诉原告与原出租车承包经营人严韦仙转让严韦仙与反诉被告的出租车承包合同及其承包车辆，双方签订《车辆过户协议》，将出租车的等值全额抵押费支付给了严韦仙，也就是转让费，由此承续取得对该出租车的承包经营权及其车辆的使用权；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由反诉原告一次性交纳租赁费152000元已体现在支付给严韦仙的协议履行上。原告（反诉被告）对该份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反诉原告应向案外人严韦仙主张返还，反诉被告没有收取反诉原告合同里约定的费用，反诉原告不具有本案反诉的资格；该协议是反诉原告主动与案外人严韦仙商谈达成，不是反诉被告撮合签订，协议不是概括性的转让，两个经营合同之间没有继受关系，属于两个分别独立的挂靠经营合同。 4、车辆过户费5000元，证明反诉被告同意反诉原告承继案外人严韦仙的承包经营权，而继受取得严韦仙的各项权利，但该费用是非法收取的。原告（反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5000元的收取是通过双方合议收取实际经营者发生变化的签约费用，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法或者不合理的情形。 5、安全保证金20000元，证明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是承包经营关系，不是租赁经营关系的证据之一，且反诉原告服从经营管理。原告（反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20000元是双方建立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基础上收取的合同履约保证金，由此证明反诉原告同意交纳该笔费用，双方不是租赁经营关系，而是挂靠关系。 6、2019年4月的经营管理费，证明在反诉原告在2019年5月10日前都是按期交纳管理费的，后认为反诉被告违法违规收取有偿使用出租车的经营权使费，要求抵扣无果才拒交管理费。原告（反诉被告）对该组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反诉原告要求抵扣其自己认为多交的7.5万元，并没有征得公交公司的同意，在双方形成合意以前，反诉原告仍负有合同约定缴纳管理费的义务。 7、反诉原告的驾驶证，证明反诉原告是年检合格的驾驶员。原告（反诉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可以佐证挂靠经营合同关系。 8、贵JU1**出租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证明其所有权人和业主都是反诉被告。原告（反诉被告）质证认为：仅证明反诉被告是车辆的名义车主，实际所有人仍然是反诉原告。 9、反诉被告公司承包经营人尹增强承包经营的系列证据，具体包括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尹增强承包经营的贵Ｊ×××××号机动车行驶证、贵Ｊ×××××号车的道路运输证（即经营权证）、承包的机动车购置发票及152000元的票据、《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证明尹增强是反诉被告公司的出租车承包经营人，签订的合同与反诉原告合同的内容、条款、性质一致，是公司承包经营的统一格式合同；尹增强于2018年6月20日交纳购车保证金10000元，2018年7月4日交纳购车款142000元，合计152000元。2018年7月23日公司购车全价款（含购置税）77000元，尹增强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8月30日；尹增强经营的贵Ｊ×××××号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的所有权人和业主都是反诉被告，反诉被告对所有与之签订合同的人都是一个模式经营，将国家无偿配置给公司使用的车辆经营权通过此种管理模式违法收取出租车经营权使用费，案涉22户承包人共计165万元，应返还承包人或上缴国家财政。原告（反诉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也可证明反诉被告与包括反诉原告在内的实际经营者之间是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没有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反诉原告是在观望考察近一年之后才决定将其他人退出的车辆接手，其对合同内容有清晰的考量后，与反诉被告重新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合同本身不存在显失公平或者重大误解。 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针对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的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案外人严韦仙与反诉原告蔡吉黔20**年1月8日签订的《车辆过户协议》，证明蔡吉黔以19.9万元的价格向案外人严韦仙购买涉案出租车及经营权，并支付购车款（含经营权款）。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质证认为：蔡吉黔继受取得严韦仙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合同的权利，付款多少，系两人之间自愿，与本案无关，反诉原告有偿取得车辆经营权后，获得的权利就是格式合同上体现的内容。 2、案外人严韦仙与反诉被告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证明案外人严韦仙购买案涉出租车挂靠公交公司从事营运活动。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质证认为：与其他21户合同一致，是出租经营合同，性质为全额抵押，约定的152000元租赁经营费中购车所有费用为7.7万元，多收的7.5万元是经营权使用费，反诉被告多收取费用的行为是违法的，违法收入应当予以退还。 3、2019年1月18日收款收据2张，证明反诉被告共计收取反诉原告蔡吉黔过户手续费5000元及安全保证金20000元，未收取蔡吉黔反诉请求列明的车款。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质证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认为蔡吉黔已经继受取得严韦仙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合同的权利义务，也就是说反诉被告收了严韦仙7.5万元的经营权使用费，继续转让到反诉原告上使用。 4、案涉出租车（单台）购车费佣金明细表及合同、发票，证明公交公司为案外人严韦仙代购涉案出租车支付的成本费用共计95806.93元，而不是反诉原告再三强调的只需7.7万元购车费，实际还有其他相关费用，后期反诉被告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产生其他的费用。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质证认为：购车发票上是6.6万元，含税是7.7万元，顶灯、计价器也是从旧车拆除下来安装在新车上的，反诉原告在继受该车辆后第一年就交了860元的三项费用，所交费用都是重新另交的，不能抵消多收的7.5万元经营权使用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严韦仙与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将经营的贵Ｊ×××××号一汽大众捷达牌ＦＶ7160ＦＢＭＶＣ油气混合小型轿车租赁给严韦仙经营，租赁经营期限从2018年8月30日起至2026年8月29日止，严韦仙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租赁经营费152000万元；2019年1月18日严韦仙与被告（反诉原告）在都匀市签订《车辆过户协议》，将租赁的原告（反诉被告）出租汽车贵Ｊ×××××号车转让给被告（反诉原告），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于当日签订《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第一条第1点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将经营的一台出租汽车租赁给被告（反诉原告）经营，被告（反诉原告）一次性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租赁经营费152000元（包含：车辆购置费、车辆购置税、入户上牌费、ＧＰＳ设备费、计价器费），第一条第2点约定经营出租汽车车型为一汽大众捷达牌ＦＶ7160ＦＢＭＶＣ油气混合小型轿车，车牌照号为贵Ｊ×××××，经营权号为287，租赁经营期限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29日止，第二条第3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必须在每月10日前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管理费及税费1500元，被告（反诉原告）不得迟缴、少缴、拒缴，否则按违约处理，收回该车租赁经营资格，被告（反诉原告）将车辆过户出原告（反诉被告）名下；2019年5月起被告（反诉原告）未再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每月1500元管理费及税费。 本案争议的焦点：1.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反诉主体；2.《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性质；3.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多收的费用是否应当退还；4.《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否达到解除条件。 本院认为，1.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与案外人严韦仙转让贵Ｊ×××××号出租汽车是经过原告（反诉被告）同意的，且原、被告双方又重新签订了《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故被告（反诉原告）已继受取得原合同的权利义务，是本案适格的反诉主体；2.《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是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构成要件，系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情形，也没有要求撤销合同内某项条款，虽然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及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政府出台的《都匀市出租车行业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权不得出租或擅自转让，但违反的后果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不当然导致上述《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无效，故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退还多交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被告（反诉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每月交纳1500元管理费及税费的义务，其认为多交的费用可以抵扣管理费及税费不是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可以抵扣的事由，故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解除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合法有效，没有法定无效或存在可撤销的事由至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的情形，被告（反诉原告）拒交管理费及税费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法应当解除上述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都匀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的反诉请求； 案件本诉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负担，反诉受理费16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蔡吉黔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代 菲 审 判 员  罗国微 人民陪审员  吴桂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杨素珍 书记员杨梦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