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02民初603号原告：高某，男，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维永，江苏钟鼓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厚忠，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法定代表人：黄鼎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燚，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某与被告孙三喜、被告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五建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9日立案受理，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6）苏0302民初326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广西五建公司依法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苏03民终2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9日重新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29日、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高某于2019年8月29日庭审中申请撤回对被告孙三喜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原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维永、张厚忠、被告广西五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给付原告租金620790.45元，赔偿租赁物损失80397元，支付违约金30000元、利息损失84000元，以上合计815187.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孙三喜有多年钢管、扣件等租赁合同关系。2011年，在被告承揽的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中，孙三喜代表被告租用原告钢管、扣件，先后给付部分租金。至2013年2月尚欠租金110600元，另有价值80397元的钢管、扣件没有归还。孙三喜代表被告立写欠租金和赔偿损失的欠条，并加盖被告公章。因被告没有按时支付租金赔偿损失，原告多次追索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广西五建公司辩称：1、原、被告不存在租赁关系，孙三喜不是被告的员工，也没有获得被告的授权，被告也从未收到原告的租赁物资，与原告没有业务往来。2、原告持有的欠条上加盖的被告公章系孙三喜伪造的印章，孙三喜已因伪造印章被柳州市城中区法院判刑，被告本次诉讼中提供的司法鉴定报告及孙三喜的讯问笔录亦能够证实该事实。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告也未因其他事实获取收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并由其承担诉讼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无异议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证据，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原告从事钢模租赁业务。2011年，原告与案外人孙三喜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由原告出租钢管、扣件让孙三喜用于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的施工。2013年2月8日，孙三喜出具书面欠条两张，其中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高某钢管租金110600元。另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高某钢管、扣件赔偿金80397元。两张欠条上面除孙三喜签字外，均加盖了“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2013年5月3日，原告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广西五建公司给付租金并赔偿损失，遂形成（2013）城中民二初字第488号案件，在该案件中，原告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涉案两张欠条的原件。2013年9月26日，被告广西五建公司向柳州市公安局报案，称有人私刻其公司印章向高某出具欠条两张，致使其公司被高某诉至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3年12月15日，孙三喜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高某钢管租金总计到2013年年底25万元。另外，2014年钢管、扣件赔偿金未付清，按月计算租金。欠条下方列有还款计划：到2014年1月15日前付2万，5月31日前付3万，中秋节前付5万，其余年底付清。另外，如付不清，另加违约金3万，高某可诉讼至法院，即徐州市鼓楼区法院。该欠条落款处仅有孙三喜个人签字。2013年12月23日，因原告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2013）城中民二初字第488号案件以撤诉方式结案。2016年6月14日，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0202刑初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孙三喜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该份刑事判决书查明：2012年6月的一天，孙三喜在徐州市一路边摊点私自伪造一枚“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后孙三喜在其承接的徐州市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基某程项目中，先后使用该伪造印章加盖在《授权委托书》、《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工程款支付证明》等材料上。另，该判决书并未对本案所涉两张借条上的印章进行认定。2016年8月29日，在柳州市公安局桂中责任区刑侦大队对孙三喜的讯问笔录中，孙三喜供述：其在做徐州宗申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和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时，向高某租赁钢管、扣件，一直拖欠租金，其向高某出具过两张欠条，并在欠条上加盖“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印章是其私刻的。2018年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桂检技鉴字（2018）2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认定（2013）城中民二初字第488号民事卷宗中的两份欠条上加盖的“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与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于2015年11月19日提取的“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并非同一印章所盖。另查明，2011年9月20日，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处作出《徐州市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项目批准直接发包通知书》，通知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与承包人广西五建公司就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签订书面合同，并将合同报备案。在该处存档材料中有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与广西五建公司就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再查明，原告自述，2011年底，孙三喜告诉原告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有工程，是由广西五建公司承建的，其现在代表广西五建，全权负责该工程。原告到工程施工地点看到挂有广西五建公司的门头，并在施工地点看到孙三喜本人，于是双方口头达成钢管、扣件租赁协议。在租赁协议履行期间，租金都是孙三喜个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的。工程结束后，孙三喜没有付清租金，2013年2月8日，在徐州市佳停车场，原告让孙三喜就租金和丢失的租赁物写了两张欠条，孙三喜当场在两张欠条上加盖“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在原告将被告广西五建公司诉至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后，孙三喜出面协调，于2013年12月15日再次出具一份欠条及还款计划书，因被告广西五建公司不认可孙三喜的身份，故该份文件上仅有孙三喜的签字，无被告公司印章。在（2016）苏0302民初3264号案件中，原告主张孙三喜系被告公司员工，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孙三喜并非被告公司员工，而是构成表见代理。在法庭询问中，原告亦自认与孙三喜共发生过三四次租赁关系，涉案租赁关系是最后一次，只有这次孙三喜是代表广西五建，以前都是其他的施工单位。因原、被告矛盾分歧较大，致使本案无法进行调解。本院认为，原告依据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向被告广西五建公司主张权利，应当就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孙三喜代表被告与原告订立口头租赁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行为人无代理权；2、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4、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孙三喜在与原告订立口头租赁合同时，并未向原告出示过被告的相关授权委托材料，也未出示过其为被告公司在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中的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权证明等材料，亦未提供过其与被告存在挂靠等其他情形的证明材料。原告之所以相信孙三喜有权代表被告广西五建公司，仅是基于孙三喜所在的工地门头挂有被告公司的名称，以及孙三喜在欠条上加盖“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的行为。但，第一，建筑工地涉及人员众多，不同的工作人员有其不同的职权范围，因此不能通过孙三喜在挂有被告公司名称的工地工作的事实而判定孙三喜享有代表被告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第二，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其前提是该行为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并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直接得到确认，而应有相应的授权文件，因此，在孙三喜未出示相关授权文件、身份证明文件的前提下，其私自加盖印章的行为亦不能判定其取得被告公司的授权。另外，原告与孙三喜曾发生多次租赁合同关系，此前孙三喜工程的施工单位均非被告广西五建公司，因此，原告应当明知孙三喜并非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其在与孙三喜订立租赁合同时，既不审查孙三喜的身份及有无代理权，又未要求与被告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加盖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要求被告公司予以确认或追认，具有明显过错。综上，孙三喜在与原告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的时候并不存在有使原告相信其有权代理被告公司对外签订协议的事实和理由，原告主张表见代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孙三喜的行为系无权代理，事后亦未得到被告公司的追认，故原告与孙三喜之间的口头租赁协议不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对原告基于该合同关系向被告提出的各项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另需说明的是，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2013年2月8日孙三喜出具的两张欠条中加盖的“广西某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的真伪存在激烈的诉辩对抗。本院认为，对自然人而言，其加盖印章的行为系对书面形式意思表示的确认，而对法人而言，除了其法定代表人无须另外授权即可一般性的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外，其余的代理人均需要法人相应的授权而为授权范围内的民事活动，因此，仅有加盖印章的行为而缺少代理权或代表权，即使是真公章，也不能当然产生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因此，本案的关键并非该两份欠条中加盖印章的真伪，而是孙三喜有无相应授权、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鉴于孙三喜伪造公司印章罪的犯罪行为已经刑事审判，并且，法人在不同时期存在印章更替、变化的情形，即使在同一时期亦存在同时具备多套印章的可能，印章的真伪对于孙三喜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无意义，因此，为避免双方当事人诉累，本院不再对上述欠条中印章的真伪启动鉴定程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50元、公告费3120元，合计150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晓璐审 判 员  郭 娜人民陪审员  范玉壮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