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冀0102行初26号 原告温志强，男，197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杨在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坤，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李达，镇长。 委托代理人马雪辉。 委托代理人马一红。 第三人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 法定代表人高超，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永明，河北紫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红亮，河北紫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志强诉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撤销限期拆除决定一案，于2019年12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20年1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温志强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在明、张坤，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马雪辉、马一红，第三人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谢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温志强诉称，我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拥有合法房屋，一直与家人居住多年，现听说要对本地区进行城中村改造。在我未与相关部门达成拆迁协议的时候，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1月29日向我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结合2018年石家庄人民政府办公厅45号文件要求……限你户3日内（2019年1月31日）与村委会积极对接落实，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交给拆迁公司统一组织实施拆除清理工作……”。因在乡、村庄规划区内应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而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村民委员会并无此职权，遂，只能推定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村民委员会作出上述通知是受到了被告的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我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诉，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温志强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并承担诉讼费用。原告温志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限期拆除通知；2、正定县宅基地使用证登记表；3、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3、涉案房屋照片复印件十三张；4、2017年4月24日、7月13日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专题）会议纪要；5、西兆通镇人民政府《关于确认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东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说明》；6、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按原政策实施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长政［2017］15号）；7、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东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的函》；8、2017年11月3日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拆迁公告》；9、2017年11月7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的《明白纸》；10、2017年11月9日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拆迁公示；11、长安区东部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关于天山大街北沿征迁工作第二阶段任务安排》（第2号令）；12、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官网中《西兆通镇2018年度第三季度工作总结》；13、2018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的《通告》；14、2019年1月28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的《通知》；15、2019年9月25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关于东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权属及宅基地证收回情况说明》；16、有关新闻报道节选及微信截图影印件。 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辩称，《限期拆除通知》是东兆通村委会按村“两委”决定制作发布的，我镇政府没有委托东兆通村委会行使行政职权，不是我镇政府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石家庄市西兆通镇人民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2018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的《通告》；3、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 第三人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述称，东兆通村是根据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中村改造的相关意见，通过与村民协商办理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事项，所发通告也仅仅是为了加快督促快速拆迁。村委会没有强制权利，不具有非法的目的。第三人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2、2018年12月31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的《通告》；3、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4、2020年3月17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 经审理查明，原告温志强系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村民。2015年12月17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兆通村委会”）经村两委班子会研究，并经东兆通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通过制定了《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该方案第三条规定：“拆迁人为东兆通村村民委员会。具体实施单位由村委会选定，负责实施拆迁区域内的一切拆迁工作。被拆迁人为东兆通村改造拆迁范围内有宅基地的合法所有人”。2017年9月15日，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甲方）与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石家庄富巢建筑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丙方负责在甲方村两委的配合下，使被拆迁居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接受村民交付的被拆迁房屋，负责腾空房屋并拆除完毕，清理场地，达到甲、乙方要求的交付标准。2018年12月31日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下发《通告》，该通告第二条标明：“针对目前剩余户宅基地有纠纷、有争议的被拆迁村民，限期5日内到拆迁指挥部协调解决，协调不成、逾期不解决者，将视同自动放弃权利。对于补偿要求超出安置补偿政策的被拆迁村民，协调未果，由村委会交给拆迁公司统一组织先行拆除处理，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和损失，均由本人承担。后期村委会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解释”。2019年1月29日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委会向原告温志强作出了《限期拆除通知》，限原告温志强3日内（2019年1月31日）与村委会积极对接自行拆除，逾期将交给拆迁公司统一组织实施拆除清理工作。后原告因其所在西兆通镇东兆通村的房屋被拆除，于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西兆通镇东兆通村民委员会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当日本院作出（2019）冀0102行初119号裁定，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立案。原告温志强不服上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4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1行终42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查明，2020年3月17日东兆通村委会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石家庄市政府关于东兆通村委会城中村改造的安排及天山大街北延尽快施工的要求，东兆通村和石家庄宝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并委托拆迁公司通过合理、合法方式积极实施拆迁措施，首先经过村民同意签订补偿合同，后由公司合法补偿村民。从2017年开始就通过张贴通告、村民拆迁动员大会、流动车宣传等多种方式告知村民依法拆迁，先全部村民的拆迁已完毕。拆迁当时因少数村民不顾政府及村民的公共利益拖延拆迁、延误施工。为了全体村民利益尽快督促实施拆迁行为，东兆通村委会虽发出拆迁通知，但仅仅是一种督促拆迁的手段行为，东兆通村委会并没有采取任何违法措施，并且多次要求拆迁公司合理解决拆迁行为，不得损害村民利益。” 本院认为，2019年1月29日东兆通村委会向原告温志强送达了《限期拆除通知》，该通知是否系被告委托第三人作出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从被告提交的《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拆迁清包工实施协议》、2018年12月31日东兆通村委会的《通告》等证据，结合第三人东兆通村委会2020年3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东兆通城中村改造系该村村委会自行组织实施的，属于自治组织进行的行为，不是受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人民政府委托实施的行为，因此原告温志强认定上述作出《限期拆除通知》系被告委托实施的行为理由不成立。原告温志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要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费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温志强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温志强。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玫洁 人民陪审员  谷利霞 人民陪审员  茹翠哲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廉志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