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9民初1910号原告：上海日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刘庆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惟慧，上海市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圣林，上海市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嘉世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诉讼代表人：上海嘉世服饰有限公司清算组(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组成，清算组组长为陈宗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清算组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晗，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清算组成员。原告上海日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延公司)与被告上海嘉世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世公司)、杨军、阮劼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对杨军、阮劼的起诉，本院依法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惟慧律师，被告法定代表人杨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建平律师、贺锁律师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6月1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嘉世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0年6月29日指定嘉世公司清算组。本院依法通知清算组作为被告的诉讼代表人继续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嘉世公司返还原告垫付款634,803.34元；2.被告嘉世公司支付原告利息，以每笔垫付款为基数，自垫付次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建设银行同期单某1款挂牌利率计算。审理中，原告将诉请请求变更为：被告嘉世公司返还原告垫付款634,803.34元。事实和理由：杨军、阮劼系被告嘉世公司股东，原告日延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庆芳系阮劼的母亲。2014年，应被告的要求，原告陆续为被告代为支付工厂货款，至2015年5月，共计634,803.34元。其中，向案外人苏州哲宇工艺服饰厂(以下简称哲宇服饰厂)垫付3万元(2014年4月30日垫付2万元，2014年6月3日垫付1万元)；向案外人吴江玛芝德柯里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柯里公司)垫付86,793元(2014年9月30日垫付)；向案外人张家港市沁晟杰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晟杰公司)垫付22,579.47元(2014年8月4日垫付)；向案外人德清县下舍花园桥丝织厂(以下简称花园桥厂)垫付183,223.35元(2014年12月30日垫付61,906.95元，2015年2月12日垫付8万元，2015年4月17日垫付31,316.40元，2015年5月26日垫付1万元)；向案外人高新区通安盈泰刺绣工艺品厂(以下简称盈泰刺绣厂)垫付59,112.52元(2014年10月31日垫付)；向案外人高新区通安名佳泰服饰工艺品厂(以下简称名佳泰厂)垫付5万元(2014年5月30日垫付2万元，2014年8月26日垫付3万元)；向案外人德清润弘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弘公司)垫付203,095元(2014年5月16日垫付10万元，2014年8月4日先后垫付两笔51,547.5元)。被告嘉世公司出具确认书对上述债务予以确认，但被告一直未能履行。被告嘉世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被告虽然此前与哲宇服饰厂等七家案外人单某1在贸易往来，但对于系争的垫付款项，原告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信息不能证明存在相应的基础合同关系，被告未曾收到过货物，也不存在付款义务，被告亦未曾要求原告为其垫付货款。本案原告与上述七家单2之间亦存在贸易往来，无法区分其所付款项系其自身应付款项抑或垫付款项。原告的支付行为与被告不存在关联性，原告可自行向案外七家单2主张返还。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关联关系，原告可直接或间接获取被告的公章，故原告提供的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业务混同，无法区分相关货款债务的真实主体。即便原告主张的垫付货款的事实成立，相关诉请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的辩称意见，原告发表补充意见如下：被告与案外人单2的部分交易发生在原告成立之前，被告称相关交易系原告自身业务与事实不符。被告已对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最后一笔认证抵扣已过去五年多，并支付过部分货款，被告辩称没有收到货物违背常理。被告因为出资购买办公房，于2011年开始发生资金周转困难，案外人刘庆芳、阮某某陆续借款给被告。原告于2013年5月成立后，应被告要求为其垫付货款，基于原、被告股东间的特殊关系，且被告购买的办公房登记在阮某某和杨军名下，原告认为被告归还垫付款是有保障的，故双方就垫付款仅存在口头委托而未采取书面形式是合乎逻辑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七家案外人单2书面证明材料；2.原告汇款凭证；3.金山区税务局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信息；4.被告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明细；5.宝山法院(2018)沪011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6.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7662号民事判决书；7.被告确认书；8.被告通知书；9.增值税专用发票；10.普陀法院证据交换笔录；11.被告企业公示信息。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意见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关于债权转让的确认书；2.被告关于债权转让的确认书；3.本院通知和传票；4.户籍内档摘抄材料；5.被告相关财务账册资料；6.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明细、记账凭证、财务凭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嘉世公司与哲宇服饰厂等七家案外人单某1在贸易往来，对于本案双方争议的垫付事实，七家案外人单2与原告、被告之间存在以下开具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资金往来情况。(1)2014年4月9日，哲宇服饰厂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内容为“加工费”，金额为40,304元。2014年4月30日，原告向哲宇服饰厂转账2万元，2014年6月3日，原告向哲宇服饰厂转账1万元，均备注为“货款”。2014年7月16日，被告嘉世公司向哲宇服饰厂转账10,304元。(2)2013年7月29日，德柯里公司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内容为“5*5缎条绡”，金额为86,793元。2014年9月30日，原告向德柯里公司转账86,793元，备注为“货款”。(3)2014年1月9日，沁晟杰公司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内容为“腈纶半指带帽手套”，金额为22,579.47元。2014年8月4日，原告向沁晟杰公司转账22,579.47元，备注为“货款”。(4)2014年4月23日，花园桥厂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内容分别为“人棉”(金额101,380.95元)、“丝绵纺”(金额31,316.40元)、“丝绵纺”(金额50,526元)。2014年10月14日，花园桥厂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内容分别为“斜纹绸”(金额7,051.20元)、“40支人棉”(金额9094.80元)。2014年12月30日，原告向花园桥厂转账61,906.95元；2015年2月12日，原告向花园桥厂转账8万元；2015年4月17日，原告向花园桥厂转账31,316.40元；2015年5月26日，原告向花园桥厂转账26,146元；上述4笔转账均备注为“货款”。(5)2013年11月6日，盈泰刺绣厂通过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第一代开点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内容为“围巾加工费”，金额为2万元。2013年11月28日，被告向盈泰刺绣厂转账6万元，备注为“货款”。2014年10月30日，原告向盈泰刺绣厂转账59,112.52元，备注为“货款”。(6)2013年4月26日，名佳泰厂通过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第四代开点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内容为“围巾加工费”，金额为27,181.80元；2013年11月6日，名佳泰厂通过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第一代开点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内容为“围巾加工费”，金额为2万元；2013年12月24日，名佳泰厂通过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第一代开点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内容均为“围巾加工”，金额均为4万元。2014年1月24日，被告向名佳泰厂转账10万元。2014年5月30日，原告向名佳泰厂转账2万元，备注为“货款”；2014年8月26日，原告向名佳泰厂转账3万元，备注为“货款”。(7)2012年9月26日至2014年1月8日，润弘公司陆续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张，内容均为“围巾”，金额总计1,873,095元。2012年8月23日至2014年4月25日，被告陆续向润弘公司转账26次，金额总计1,670,000元。2014年5月16日，原告向润弘公司转账10万元，备注为“货款”；2014年8月4日，原告向润弘公司转账2次，每次均为51,547.50元。七家案外人单2开具给被告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均已认证抵扣。2019年3月29日，宝山法院就嘉世公司诉杨军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作出(2018)沪0113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387号判决)：一、杨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嘉世公司为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垫付的1,073,394.91元；二、杨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嘉世公司464,423.65元。1387号判决中审理查明以下事实：1、2016年3月1日，杨军以共有物分割纠纷为由将阮某某、嘉世公司诉至普陀法院，要求判令：分割杨军与阮某某共有的系争房屋之权属，其中杨军占90.49%，阮某某占9.51%，系争房屋归杨军所有，杨军支付阮某某房屋折价款。2017年6月1日，普陀法院作出(2016)沪0107民初677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776号判决)，判令系争房屋所有权由杨军、阮某某各享有二分之一。嘉世公司提起上诉，二审中撤回上诉。6776号判决中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07年12月13日，杨军、阮某某与上海长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进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乙方(即杨军、阮某某)向甲方(即长进公司)购买系争房屋，房屋价格为2,204,875元。2007年12月8日，杨军向长进公司支付款项5万元；同月12日，嘉世公司以本票形式向长进公司支付1,054,875元；2007年12月13日，长进公司出具《上海市房地产业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金额为1,104,875元，购买人为杨军、阮某某。2、自2008年3月18日起至2014年11月6日，杨军从嘉世公司处以领取嘉世公司签发的支票等方式支取1,432,751.51元，其中968,327.86元被用以支付系争房屋的按揭贷款。另，嘉世公司为系争房屋支付契税等费用73,586.96元。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上述事实并维持一审判决。2019年10月25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诉嘉世公司、杨军、阮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沪0109民初28150号，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垫付款及借款823,014.23元(其中包含本案系争垫付款634,803.34元)及利息等。后原告撤回起诉。另查明，嘉世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0日，股东为杨军、阮劼，杨军为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阮劼为监事。日延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0日，法定代表人刘庆芳，系阮劼母亲。案外人阮某某系阮劼父亲。审理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七家案外人单2的书面证明材料提出异议。经本院通知，花园桥厂业务员王世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花园桥厂确实与被告嘉世公司发生本案中三张发票对应的三笔交易，被告分三次向花园桥厂采购丝绵纺面料，但被告未支付货款，后来由日延公司垫付了货款，三笔货款已经结清，垫付情况与书面证明材料一致。书面证明材料系原告邮寄给花园桥厂，由花园桥厂盖章确认。花园桥厂与被告的交易货款与发票金额不是一一对应的，对账的时候也要看总账的。嘉世公司与日延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同一个地点，花园桥厂一直是和业务员陈美芳和阮某某对接业务。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原告向案外人单2支付的款项是否系为被告垫付；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原告向案外人单2支付的款项是否系为被告垫付原告主张其向七家案外人单2支付的款项共计634,803.34元系为被告垫付，并提交了被告出具的通知书和确认书进行佐证。对该两份书面材料，根据原、被告的陈述，该两份材料形成之时杨军已经离开嘉世公司，材料上的公章非杨军所盖。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关盖章行为系由嘉世公司授权的主体作出，本院难以认定上述通知书、确认书系嘉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对双方争议的垫付事实，应当从被告与案外人单2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被告是否存在要求他人垫付交易款项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原告所支付款项是否为前述基础法律关系的交易款等方面综合进行认定。第一，被告与七家案外人单2是否存在基础法律关系。被告与七家案外人单某1在贸易往来，本案所涉争议交易均发生在2012年-2014年即被告正常经营期间，且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均已认证抵扣，相关交易情况在被告财务账册中亦有记载，故被告与七家案外单2间的基础交易关系系客观事实。被告辩称与相关案外人单2的系争交易不存在、被告未收到货物、被告不存在付款义务，但未能合理说明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第二，被告是否存在要求他人垫付相关交易款项的现实可能性。从被告自身的情况看，根据嘉世公司诉杨军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生效判决书，2007年12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为杨军、阮某某共同购买的房产垫付购房款及后续按揭贷款，以及被杨军支取的其他款项共计两百余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因购房原因导致相关交易款支付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具有一定现实可能性。从上述交易的履行情况来看，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自身已完全履行前述交易的付款义务，故存在交易款项由他人代付的可能性。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看，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庆芳系被告股东、监事阮劼的母亲，原告主张被告在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口头向原告提出垫付相关交易款项的请求，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三，原告向案外人单2支付的款项是否系被告与案外人单2间的交易款。从七家案外人单2与被告的交易金额、被告自己支付的款项金额及原告向案外人单2支付的款项金额等情况来看，德柯里公司、沁晟杰公司与被告间的2笔交易金额分别为86,793元、22,579.47元，与原告支付的款项金额完全一致；哲宇服饰厂与被告间的交易金额为40,304元，与被告支付的金额10,304元和原告分两次支付的金额3万元总和一致；花园桥厂与被告间的3笔交易总金额为183,223.35元，原告分四次向花园桥厂支付款项金额总计199,369.35元，原告主张其中2015年5月26日支付的26,146元中为被告垫付的金额为1万元，剩余16,146元系其自身与花园桥厂之间的交易款，并提交了2014年10月14日花园桥厂向原告开具的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16,146元，剔除该笔款项后，原、被告支付款项金额总和与花园桥厂与被告之间的交易总金额一致；润弘公司自2012年9月26日至2014年1月8日间与被告共发生23笔交易的总金额为1,873,095元，被告自2012年8月23日至2014年4月25日共支付款项26笔共计金额167万元，原告于2014年5月16日、2014年8月4日共支付3笔款项共计203,095元，原、被告支付款项金额总和与润弘公司与被告的交易总金额一致。从上述交易金额、被告自己支付及原告支付款项金额的对应关系，以及交易时间、款项支付时间的逻辑顺序，结合相关的证人证言及书面证明材料，本院认为原告关于其向上述五家案外人单2支付款项共计525,690.82元系为被告垫付的主张更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关于原告向案外人单2支付的款项系基于原告自身业务所需、与被告无关的辩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与在案证据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为被告向名佳泰厂和盈泰刺绣厂分别垫付款项5万元和59,112.52元，相应的交易金额与原、被告支付的款项金额存在较大出入，原告主张两家单2系同一人控制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认定相关款项系原告为被告垫付。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被告提出从原告垫付行为发生之日至今，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的垫付行为在原、被告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且无证据表明双方曾就垫付款返还期限进行约定，故原告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第一次向被告主张未果时起算。原告虽然主张其在款项垫付后多次口头向被告进行过催讨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在案证据显示，原告首次向被告主张债务清偿系于2019年10月25日以诉讼方式提出，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原告自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陆续为被告垫付交易款，被告自2007年12月至2014年11月陆续为案外人阮某某、被告法定代表人杨军垫付购房款及按揭贷款，基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庆芳、被告股东阮劼与案外人阮某某的亲属关系，垫付行为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方均未对相关债权进行主张。现因被告股东间矛盾，各方对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予以重新处理，且被告已经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被告的抗辩理由有违民法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为被告垫付相关交易款项，被告应予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嘉世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上海日延实业有限公司垫付款525,690.8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48.03元，由原告上海日延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744.28元，被告上海嘉世服饰有限公司负担8,403.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严萌根审判员  郑 樱审判员  张 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陶刘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