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7民终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冀桃平，男，1966年6月16日生，汉族，平遥县岳壁乡梁村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晶，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遥县岳壁乡梁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安保贵，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宝林，山西法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冀桃平因与被上诉人平遥县岳壁乡梁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梁村村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8民初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冀桃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欠款1045731.45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当庭提供的32张领款收据中记载的“账存款”的概念及收据中涉及的工程是否属于本案涉案工程这一重要事实未做任何调查核实，仅凭收款收据上有上诉人冀桃平等人的领款签字就认定上诉人及其亲属因涉案工程领取工程款1418435元。本案工程被上诉人只领取了572500元，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1045731.45元，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首先此32页收款收据被上诉人未出示证据原件，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及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此未做任何说明。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一条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使用副本、复制件。被上诉人就该证据的来源及为何是复印件的原因并未作出说明，该份证据不符合作为证据的形式的要件。(二）该份证据形式不完整，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从复印件可以看出该份证据是整本的记录，收款收据前页保留有欠条。依照逻辑，欠条中应当记载有账存款的来由，被上诉人只向法院提供收条未提供收条来由，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因本案涉案工程已经领取工程款为1418435元，但此数字的计算从何得出一审法院只字未提。参看32张收据（冀朝钢9笔、冀桃平23笔)。首先,涉及冀朝钢证据的共9笔款项中，第二笔、第三笔2009年5月29日收条是完全一样的，属于重复计算。其次，从32笔记载内容可以看出近一半是上诉人领取的“账存款”,账存款是基于何种原因产生的，是否与本案涉及的工程有关联一审法院在开庭时均未调查核实。最后，结合欠条中记录的已领款项的信息对比被上诉人的此组证据，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的领款的时间与数额均能够对应。以2009年8月12日收条为例，内容记载“梁村村委会账存款（09.1.22日筑路款）叁万元整。”以2009年10月28日收条为例，内容记载“梁村村委会2009年1月份筑路等结算后取款贰万元整”。以2010年3月16日收条为例，内容记载“梁村村委会账存款铲车工作款陆万元整”。上诉人及冀朝钢在领取涉案工程款时收条中均记载款项的来源，但是被上诉人此组证据中有多笔款项与本案工程无关，以2008年2月4日收条、2008年12月30日收条为例,该收条中提及的“小教沟工程”、“八甲工程”均不在涉案范围内。事实上，上诉人冀桃平给被上诉人村委会做过除本案工程之外的大量工程，被上诉人也是通过收条的形式给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现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32张收条欲证明上诉人领取工程款1553435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因本案涉案工程已经领取工程款为1418435元，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查这些收条与本案工程的关联性，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多次要求法院对此证据的关联性进行核实，但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调查!客观事实是此组收条中还包含了除本案工程的其他工程款项。一审法院仅仅依照未出示原件的32张收款收据就认定上诉人已经领取涉案工程款1418435元实属过于草率。（四）账存款的概念。账存款并非一个法律概念，被上诉人提供的32张收条中多半均为领取的“账存款”。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对这概念作出明确解释与说明。2015年在平遥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交欠据所依据的时任相关人员签字的原始凭证等重要证据，但村委会拒不提交。该事实在（2015）平商初字第96、97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也有记录。但在此次审理中，被上诉人却拿出没有原件的32笔领款收据目的何在?该份证据首页上方记载“复印于农经”并盖有平遥县岳壁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的公章。经过庭审可知，现在村中2005年开始实施村账乡管政策,证据来源于乡农经社的事实可以说明此32笔账目已经入账，但是庭审中被上诉人却多次强调涉及本案工程的款项没有入账，这恰恰说明该组证据中大部分收条与本案工程毫无关联。第二，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施工建设,因工程所需签署的两份承包协议及由此产生的5份欠条是客观事实，且其中3份欠条已部分履行，但一审法院未尊重事实对两份承包协议及5份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做出错误认定。一审判决中表述“欠条上注明的上诉人收款572500元与本院上面确认的1418435元明显不符，……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2份承包协议书该5份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欠条中注明的收款数额与法院认定的数额不符就推翻承包协议与欠条，一审法院的定案理由完全不合逻辑。（一）关于两份承包协议的效力，2007年3月30日、4月15日两份《承包协议书》所载工程项目经2007年3月9日两议会参会人员举手表决通过，是被上诉人集体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上诉人之兄冀根柱的个人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程序正当，且协议书内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两份《承包协议书》的内容与被上诉人2007年3月9日召开的两会的会议纪要内容相吻合，两份合同内容与欠条、现场勘验笔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形成证据链，合同经双方盖章确认，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两份协议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合同效力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供的两份承包协议书从形式、内容上均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否认两份协议书的效力却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关于5张欠条的效力，上诉人提供的五张欠条视为所做工程的结算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本案中，首先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的盖有被上诉人处公章的5张“欠条”均包含合同成立的几个方面。以2009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为例，“今欠到”部分记载上诉人姓名，铲车工作1251.3时，每时200元是数量,计250300元为标的。因此欠条可视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其次，结合梁村村委2006年至2013年会议记录、机工款未入账记录等材料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五张欠条已经完全呈现了工程价款及价款支取情况和欠付数额，被上诉人在五张欠条上记录工程款的支取情况也间接说明被上诉人对于该五张欠条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否则也不会向上诉人实施履行部分还款的行为。刘学邦在涉案工程发生时任职被上诉人处会计。依据平遥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16时对被调查人刘学邦调查核实后制作的调查笔录及刘学邦提供的机工款未入账记录、平遥县农村会计服务中心资金支出审计表、记账凭证可知2009年1月22日出具的两份分别欠冀桃平140040元、欠冀朝钢67700元已经岳壁乡农经站审核入账。以上证据综合分析可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施工建设、被上诉人存在拖欠上诉人工程款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欠条是被上诉人给其出具的结算凭证。上诉人为证明自身主张已经尽到完全的举证义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其工程欠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三）上诉人之兄时任村委会主任不应成为一审法院否认合同及欠条效力的理由。一审法院的判决多次提到两份协议与欠条形成的时间系上诉人之兄冀根柱时任村委会主任期间，但在我国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村委会不能将工程承包给与村长有利害关系的村民个人来干，且上诉人是低于市场价来承包被上诉人的工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工程业务联系。结合2017年11月10日上午8:30至下午4:30现场勘验笔录，该笔录是在平遥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制作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最大效果的还原的案件工程的事实，双方在核对无误后均签字确认。此份勘验笔录记载的内容已经全部覆盖涉案的两份承包协议中的工程，在这些真实有效的证据面前一审法院对涉案的两份协议及欠条的效力未予以认定令人不解。被上诉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不能臆测该承包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判定案件应当秉持客观公正，以客观事实及证据为原则，不可单听偏信及臆测。第三，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及欠条上均加盖有被上诉人处公章，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工程欠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公章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认定。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合同中公章及欠条中公章不真实，质疑公章的效力。被上诉人称2006年3月1日，启用了新刻的梁村村委财务专用章,同时将经济合作社专用章收到乡农经站作废;关于村委会印章,2010年6月20日已启用了钢制的带数码的新公章，木质不带数码的旧公章作废,以此否认上诉人提交的欠条的效力。但事实上，被上诉人在2010年前后经济合作社专用章一直在继续使用，2010年村委会给村民个人结算欠款的单据中都有体现。其次，被上诉人旧公章作废、新公章启用时未向社会公众公告或发出通知。作为非被上诉人内部工作人员的上诉人,不能也不可能知道公章作废换新的情况。作为合同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欠条和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被上诉人使用的公章。至于被上诉人使用公章规范问题不应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再次，即使被上诉人的辩解成立，公章废旧换新也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上诉人实际承包被上诉人工程并履行完毕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欠款。第四，上诉人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之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涉及的工程2009年底基本全部完工。虽然本案合同及欠条中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但并不意味着作为付款方的被上诉人可以随时决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付款时间。本案工程2009年底以交付使用，被上诉人最迟也应当于工程交付时向上诉人支付工程价款。自2010年1月至今已有9年之久，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程款已经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要求按照银行贷款利率主张被上诉人因工程款未付给其造成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有法律与事实依据，应当得到法律支持。综上，上诉人通过正当途径承包被上诉人处的工程;该工程实际履行完毕，且早已于2010年投入使用。本案中上诉人已尽全力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当时工程进行过程中形成的做工便条、工程计方图、原始凭证在全部交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才为上诉人出具本案中的五张欠条，且欠条已部分履行，故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1045731.45元及工程款占用期间的损失有合理理由。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交的客观证据，对被上诉人提供的32张领款收据与本案工程的关联性这一重要事实未做任何调查核实就做出判决，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伸张正义，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梁村村委辩称，第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于合同的订立、履行、最后的结算过程均不能明确陈述；第二，上诉人持有的欠据是1985年遗留的空白票据所填且模糊不清，其加盖的梁村经济合作社印章已经于2006年被岳壁乡农经站收缴，加盖的村委印章已被新的印章所取代（旧印章上诉人哥哥离任后拒绝移交），因此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唯一书证不是真实的结算凭证；第三，上诉人以该工程为由，自己以及亲属在答辩人处已经多次重复领取1418435元工程款项，与实际工程量相比远远超出，答辩人就此节仍向平遥县扫黑办等相关部门反映。综上，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冀桃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村村委立即清偿其筑路工程款1045731.45元及利息(庭审中变更为支付拖欠工程款占用期间的损失自2010年1月起至2018年12月按年利率6%计算共计564695元及从2019年1月至实际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损失);2.由梁村村委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1.对于梁村村委提供的由平遥县岳壁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出具的32页冀桃平及其亲属冀朝钢、冀朝雪、冀根柱(曾用名冀根朱）领款收据，梁村村委合计为1553435元，经该院核对应为1418435元。在质证中冀桃平提出自己不识字,有时委托亲属收款,本人实领款为50万元左右,该院认证认为,该32份收条都是经村委会会计报账、由村支部书记冀伦寿、村委会主任冀根柱签字，通过乡农经办付出的，且时任村委会主任冀根柱为冀桃平之兄,故该院对梁村村委提供的由平遥县岳壁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出具的32页冀桃平及其亲属领款收据予以确认，收款总数为1418435元。2.对于冀桃平提供的2份承包协议书及5份欠条。梁村村委质证提出上面加盖的平遥县岳壁乡梁村经济合作社财务专用章为作废公章,该证据都是后来补上的，与事实不符的异议。该院认证认为,该2份协议和5份欠条都是在冀桃平之兄冀根柱任村委会主任期间的行为,是由村委会会计刘学邦出具,而刘学邦在给双方的证言上相互矛盾，欠条上注明的冀桃平收款572500元与该院上面确认的1418435元明显不符，且冀桃平不能说明协议和欠条的形成过程，故该院对冀桃平提供的2份承包协议书和5份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3.对于该院现场勘察笔录和7份证人证言。因现场勘察只是大体的工程范围，并不能计算出准确的冀桃平所做工程量,证人证言不能一致反映本案客观事实,故该院不予确认。根据上述确认证据结合双方当庭陈述,该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从2006年开始至2009年间,冀桃平为梁村村委在旧砖场、王梅沟、新建村南路、植物园等工程挖土、拉运材料，因双方的原因,致冀桃平所做工程量无准确记载,冀桃平实际收取工程款为1418435元。一审法院认为,冀桃平给梁村村委工程施工虽为事实。但冀桃平施工在该兄长冀根柱任村委会主任期间，双方未能保留工程施工的原始凭据,导致冀桃平工程量无法准确计算，故对冀桃平之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经调解无效,判决:驳回冀桃平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拖欠上诉人工程款，如果拖欠，数额多少。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为村民冀以杰与冀二鹏出具的两份盖有被上诉人财务专用章的欠据，该欠据与冀桃平的欠据时间一致，欲证明该印章并未作废，一直使用，印证被上诉人给冀桃平出具欠据的真实性。本院组织其他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梁村村委质证称，第一，印章作废双方无异议，但上诉人认为实际中一直在使用。第二，2009年上诉人的欠据及上诉人提供的这两份欠据都是无效的。第三，不能用同样错误的欠据证明其持有的欠据的合法性。第四，刘学邦证明，不认可真实性，其证词多次反复，不可采信。且已经去世，无法对质。梁村村委提供两组证据：第一组为三个文件，证明涉案工程应当招投标，但本案并没有，所以违法无效。第二组为收据和明细，证明上诉人已经领取了150余万元。本院组织其他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冀桃平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没有关联性，涉案工程在文件颁布的2009年就已经结束了，文件不适用于本案。第二组证据不是新证据，而且我方要求对方提供完整的财务手续，其并未提供。另查明，主张参与本案工程的冀朝钢作为权利人向梁村村委索要工程款的案件经本院（2019）晋07民终258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还重审。发还原因为“冀朝钢向梁村村委主张工程款，但梁村村委辩称，村委与冀朝钢并未签订施工合同，冀朝钢只是参与了冀桃平承包梁村村委的工程，且冀朝钢主张的工程款与冀桃平的工程款存在重复计算。现冀桃平因梁村村委拖欠其工程款已另案诉讼，故重审时应对冀朝钢实际施工工程的性质、工程量、工程款进行核实，同时对冀朝钢与冀桃平的工程是否存在重叠计算进行审查。另，二审审理中，梁村村委提供了平遥县人民检察院对冀根柱涉嫌刑事犯罪的起诉书，并称冀根柱系冀朝钢的父亲，又系梁村村委原主任，冀朝钢主张的工程款发生在其父任职期间，故重审时应对冀根柱与本案是否有关联进行审查”。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冀桃平为梁村村委施工确为事实，现争议问题主要在于工程款是否已经结清。而除了冀桃平之外，冀朝钢主张其也参与了冀桃平所揽工程为梁村村委施工，且冀朝钢为索要工程款也形成诉讼，并经本院二审发还重审，现正在重审中。鉴于两案存在极大关联性，且梁村村委认为二人主张权利存在重复计算情形，有鉴于此，本案也应当发还重审，以便一并查明事实，统一裁判尺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8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冀桃平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294元予以退还。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翟文静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