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3民初2902号原告：仇春晴，女，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彩霞，上海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霞，上海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鸿磊，男，196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海伦，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仇春晴与被告赵鸿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彩霞、刘春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顾海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仇春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钱款300,000元；2.被告支付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请为：1.被告返还钱款300,000元(暂计，具体以对原、被告合伙项目进行清算后确定返还金额)；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左右，被告告知原告准备成立以弘筝命名的古筝厂，但因自己资金有限，邀请原告一起投资，并告之将邀请业内名人入股、代言、共同参与等。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于2019年6月25日向被告私人账号转入300,000元，汇款附言“弘筝”。在此期间，被告还建了一个6人投资者微信群，事实上只有三个人各投资了300,000元，被告和另外两人均未投资。8月14日，赵鸿磊成立了上海弘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筝公司)，但很快赵鸿磊在投资微信群中宣称，由于经营不善，弘等公司全面亏损已无法继续维持，此前宣传的业内名人也无法参与弘筝公司任何工作。原告才意识到这是被告打着名人旗号骗钱。经了解，弘筝公司股东为赵鸿磊，赵丽君二人，注册资本300万元，二人出资方式为认缴，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被告以成立古筝厂生产古筝为由，业内名人参与入股宣传为饵，诱骗原告入股弘筝公司，但该公司工商信息显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转给赵鸿磊款项也并未用于实缴弘筝公司出资款，而是被他用于个人消费。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让其返还款项，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还款，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赵鸿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形成有效的股权代持关系，原告对被告代持弘筝公司10%的股权达成合意，且原告也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上原告已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原告投资的300,000元已全部用于公司经营，但目前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原告作为股东应当共同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故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仇春晴于2017年加盟赵家珍(上海)古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办的弘琴馆古琴培训连锁机构从事古筝、古琴教学工作，从而结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赵鸿磊。2018年4月28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表示，“我们在计划弘筝项目，在弘琴加盟馆中寻找合作者”，“已经有两个股东了，再找三人，我投150万，其他股东每人30万，有兴趣吗？”原告表示很有兴趣，并询问被告投资古筝的切入点，如果可行，愿意入股。被告称：“首先来讲我们有资源、我们有自己成熟的模式，弘琴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成为一个民乐品牌，我觉得目前可以先做实验，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源和能力，但古筝我不懂，不愿意再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搞懂它，找到好的合作伙伴是最重要的，我准备在加盟馆中找几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懂古筝又有想法的，可以让我少走很多弯路。目前已经有三位，不包括我。”原告回复称“如果赵总觉得我可以，就加上我一个吧！”随后被告表示“30万，弘筝项目的10%股份。”原告表示OK。2018年6月21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一份名为《股权代持协议书赵国强》的Word电子文档，原告表示“收到！”、“正忙着，晚上回家看。”该股权代持协议书载明：实际出资人(股东)：赵国强(以下称甲方)，名义出资人(代持人)赵鸿磊(以下称乙方)，鉴于甲方是上海弘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也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享有作为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与义务；乙方是甲方在公司所持股份的名义出资人，乙方仅是根据甲方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甲方行使甲方所有的出资人及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甲方在公司出资的金额为300,000元；出资方式为现金；甲方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10%。由乙方根据本协议和甲方另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处理的有关公司及甲方股份的事务，所产生的一切投资风险均由甲方承担。2018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汇款300,000元，并附言“弘筝”。同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上述汇款凭证的照片，告知被告款已付。被告于同年6月28日表示已经收到。2018年9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关于弘筝，我不想参股了，我想退出来，好吗？”被告表示：“如果有人要你的股份，我可以协助”。原告则表示“本来也没有签合同，就当我借给你用的”。被告则表示“我不是跟你借钱”、“当初就是因为我自己古筝行业经验不够，资金有压力，还有就是需要别人和我一起承担风险，所以才找你们入股的”，被告发送一张其曾向原告发送《股权代持协议书赵国强》Word电子文档的微信聊天截图并表示“当初我把协议传给你的”，原告回复“网签吗？”被告表示“至于手续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切以你方便”，同时向原告发送了弘筝公司的营业执照照片。2018年9月21日，被告通过微信告知原告“你今天把代持股份合同填一下发给我”，原告表示“我都找不到那个电子合同了”，被告称“我再发给你”，原告表示“10月11日去上海乐器展览呢，到时再说吧”。2018年12月29日，原告再次通过微信向被告表示准备撤股。2019年1月1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表示不参加股东会，并表示合同没签就不能叫股东，要求被告退还300,000元。被告表示300,000元是投资款，不是借款，原告是股东，退股需找人接盘或者被告买下，都需要另行商讨。另查明：1、上海弘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股东为赵鸿磊、赵丽君。其中赵鸿磊认缴出资额为180万元，持股60%，赵丽君认缴出资额为120万元，持股40%。出资时间为2028年6月12日前。2、2018年5月左右，原告加入被告建立的弘筝股东微信群，股东群内成员包含原告、被告、赵丽君等七人。被告在微信群内发布公司字号设计、商标、古筝研发、外观设计等进展情况，原告亦会在群内发表意见。2019年年底，原告退出该股东群。审理中，赵丽君作为证人出庭称其知晓被告名下弘筝公司10%的股权系替原告代持，亦认可原告于2018年6月25日向被告转账300,000元系对弘筝公司的出资款。3、2020年9月18日，上海弘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收到原告投资款3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双方系合伙关系，而被告主张双方系股权代持关系。本院认为，首先从意思表示上看，原告具有向弘筝公司出资并由被告代持股份的意思表示，原告在向被告转账300,000元前，被告曾向原告表达300,000元可取得弘筝项目10%的股份，亦向原告发送过《股权代持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实际出资人是弘筝公司的股东，享有作为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与义务，被告是实际出资人在公司所持有股份的名义出资人，根据实际出资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代其行使其所有的出资人及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原告主张该《股权代持协议书》并未实际签订，双方并未形成股权代持关系，但从原告明确表示已收到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并在收到后才向被告转款一节，加之转款后被告多次提及该协议并催促原告填写、签署，而此间并未见原告提出过异议，被告曾于2018年9月13日向原告发送弘筝公司的营业执照，告知原告公司已注册成立。若如原告所言，双方此前对于是否代持股权存有争议，则原告自述其在2018年10月左右查询过弘筝公司股东实际登记情况，但并未马上向被告提出异议一节，显然不符合常理。况且，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曾于2019年春节前后就股东登记情况向被告提出过异议，该陈述亦与其在第一次庭审中称系在起诉时调取工商内档才知道并未成为登记股东这一表述相矛盾，故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现被告已持有弘筝公司60%的股权，亦明确其中10%的股权系代原告持有，弘筝公司其他股东对此也无异议，即原告对弘筝公司的入股并由被告代持股份双方达成合意。对于原告主张的原、被告系以弘筝项目进行合伙，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亦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合伙出资、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等达成了符合共同出资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对外负无限连带责任特征的合伙合意。其次，从行为上看，原告投入300,000元由被告代为收取，被告及赵丽君均确认上述款项系原告对弘筝公司的投资款，弘筝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收到上述投资款，弘筝公司《公司章程》记载了被告的股东身份，即原告已实际通过被告成为弘筝公司股东。原告加入弘筝股东群参与弘筝公司经营的行为亦实为其作为弘筝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综上，原、被告之间并无合伙法律关系，经本院释明，原告仍坚持基于合伙法律关系主张被告返还出资款300,000元，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仇春晴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仇春晴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映红审 判 员  季雅燕人民陪审员  朱建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张 倩书 记 员  赵依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