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黔03执复34号复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王若斯，女，1987年2月7日生，汉族，住。申请执行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遵义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联通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22118254X。负责人：方斌。被执行人：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799号601室-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GT5DE2A。法定代表人：JulianFinielsCorbett。复议申请人王若斯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执异14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异议人王若斯向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称：请求依法解除对异议人的限制消费令。事实与理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遵义市分公司与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贵院出具（2018）黔0302民初11281号民事判决书且该等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在执行该案过程中，对异议人出具（2019）黔0302执2925号限制消费令，现对该执行措施提出异议，请求解除上述执行措施，具体理由如下：异议人并非如限制消费令所称是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或实际控制人。异议人仅是被执行人的监事，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且从未于被执行人处担任过除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异议人从未参与过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也不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异议人从未持有被执行人的任何股权，更不可能为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异议人作为被执行人的监事，其个人不应成为本案的执行对象，更不应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不应该被限制高消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异议人不具有任何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被执行人自2018年年初就已停止营运，限制消费令所依据的民事判决书也是在被执行人未到庭的情况下审理终结的。异议人从未收到过开庭通知书、执行通知书，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不应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查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遵义市分公司与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8）黔0302民初11281号民事判决，并于2019年7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遵义市分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当日已公告方式向被执行人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2018）黔0302民初1128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但该公司全部未履行。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向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发出限制消费令。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系台港澳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KSUBAKAHOLDINGHONGKONGLIMITED；主要人员：1、执行董事JulianFinielsCorbett,证件号502878313；2、监事王若斯，证件号110102198702071920。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主要人员为JulianFinielsCorbett和异议人王若斯。因此，JulianFinielsCorbett和王若斯均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院在对上海卡巴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发出限制消费令时，一并限制了其主要人员的高消费，符合法律规定。异议人王若斯提出其未参与过公司生产经营，与其作为公司监事职务的事实相矛盾，且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未积极配合执行，故对其异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异议人王若斯的异议请求。本院复议确认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王若斯向本院申请复议称：其仅是被执行人的监事，且从未担任过除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其从未参与过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也不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其从未持有被执行人任何股权，更不可能为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其个人不应成为本案被执行对象,更不应被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不应该被限制高消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釆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其不具有任何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被执行人自2018年年初就己停止运营，本案中《限制消费令》所依据的民事判决书也是在被执行人未到庭的情况下审理终结的。其从未收到过开庭通知书、执行通知书，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不应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有鉴于此，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认为，其为被执行人的监事，即应当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身即缺乏事实和逻辑基础；同时，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认为，其提出其未参与过公司生产经营，于其作为公司监事职务的事实相矛盾，且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未积极配合执行。被执行人本身债台髙筑，经公开渠道查询，于多达15件案件下被多地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且据其所知，被执行人实际根本没有履行相关判决的能力。而其作为公司的监事，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其于被执行人《公司章程》中的权力范围亦完全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根本无力推动被执行人执行相关判决。因此，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所认为其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未积极配合执行，亦是毫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执异146号执行裁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即不得实施该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消费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对监事的职权有明确的界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一）检查公司财务；（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三）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五）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本案中，王若斯系被执行人的监事，且被执行人系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和性，股东和公司的高管很大程度上基于信任而结合，加之王若斯的监事职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其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其称从未参与过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等说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不符，其复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若斯复议申请，维持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执异149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耀星审判员  余德平审判员  杨 勇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李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