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5民初9176号原告：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5710。法定代表人：苏艺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培昌，男，该公司采购部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辉华，广东睿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量子金舟（天津）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X。法定代表人：李志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源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经本院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由本院继续处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培昌、叶辉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源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LZ200203-YS、LZ200210-YS）；2.被告向原告返还未履行的货款349346.18元及从2020年5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签订两份无纺布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分批向原告交付无纺布合计2万kg，价款94万元。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支付预付款47万元，但被告一直以停电、设备故障及公司被管控等理由拖延发货，至今（原告起诉前）仅交付2370.5kg，造成原告生产面临严重困难，且被告仍无尽快发货的意愿，故起诉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但被告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故意拖延诉讼进度，以达到迟延履行目的。至2020年4月底，被告实际交付数量仅为2872.71kg；同时，因被告迟延交付导致原告一些重要的口罩购销合同被解除，造成原告严重的经济损失。随着疫情的持续好转并趋于稳定，口罩市场供应平稳，熔喷无纺布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发生较大波动，继续履行合同已无法达到合同目的且无实际意义，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辩称：被告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但不同意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第一，双方从未就供货期限达成一致，被告根本就不存在逾期供货的行为，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原告关于被告违约的主张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全国“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间为2020年1月中旬，武汉封城的时间为1月23日。双方签订第一份产品销售合同的时间为2020年2月4日，第二份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月10日。双方签订合同时，疫情已经大规模爆发。当时，不仅全国人民买不到口罩，被告生产熔喷布的主要原料聚丙烯也极其稀缺，经常断货，被告根本无力保障熔喷布产能。再加上2月初春节假期刚过和疫情因素的影响，人工、物流、包装调配都很困难。所以，原告提出订购需求后，被告明确告知原告只能分批供货，且无法保障供货的具体期限。原告明确表示同意，仍然强烈要求与被告订立合同。正是基于此，双方签订的两份书面合同中，第一条交货期一栏的约定分别为分批供货和3.5（3月5日）起分批供货，没有约定具体的供货截止期限。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产品交货期限由双方协商确认。按照该约定，交货期限需要由双方协商一致，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形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按照其指定的期限供货。合同第八条也明确约定，货款结算以实际发货数量为准，甲方（即被告）完成生产后通知乙方（即原告）实际数量。该约定也可以印证签订合同时被告无法保障产能，不可能确定供货期限。双方的合同订立后，原告公司业务人员禤科成曾于2020年2月6日向被告公司业务人员赵巧梅说：“贵司李总答应分批发货，第一批10号发货。烦请确认10吨分别交货期？”赵巧梅答复可以于2020年2月11-12日供货2吨左右（即第一批）。禤科成追问剩余8吨的交货期，赵巧梅明确答复“分批交货，具体日期我现在没办法给您说”。2020年2月10日，禤科成向赵巧梅发送了一份由原告单方出具的采购订单，要求被告公司盖章，该订单中约定了供货期限。赵巧梅明确提出订单中的交货和付款条件与双方达成的合同不一致，被告法务部门不同意订单条款，不同意盖章。前述微信沟通记录足以证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确实没有就除第一批货物之外的其余货物的交货期限达成一致。原告提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的工作人员曾在2020年3月7日、3月26日和3月27日多次向被告索要发货计划，原、被告也曾就发货计划进行过协商，但是双方差距过大，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该微信沟通记录也足以证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就供货期限达成一致，否则原告不会反复索要发货计划，并与被告就发货计划进行商讨。同时，该微信沟通记录也可以证明双方至今未对供货期限达成任何协议。所以，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第二，退一步讲，即便合同对供货期限有明确约定，由于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被告也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双方签订两份合同时，春节假期刚过，政府尚未对被告生产的熔喷布实施管控措施。2020年2月28日，被告被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为第一批新冠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而且被告是所有企业中唯一一家熔喷布生产企业。国务院、北京市和天津市政府明令要求被告70%的熔喷布产能必须服从国家调配，保障北京、天津、内蒙古地区的防疫物资供应。在政府管制期间，被告为了社会利益，放弃了企业利益，严格按照政府管控要求，完成了多项紧急调拨任务，为北京、天津、内蒙地区的口罩生产企业供应了大量熔喷布。2020年6月初，北京市新发地市*爆发大规模疫情，北京市的口罩供应极其紧缺，被告按照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要求，尽全力保障了首都防疫物资供应。鉴于被告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特意为被告发来感谢信，对被告表示了衷心感谢，并要求被告再接再厉，为抗击疫情再创新的佳绩。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志辉也于2020年9月被有关部门评选为抗疫先进个人。受到管控后，被告的对外供货能力受到了极大限制，根本无力为原告供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后，被告曾于2020年3月在微信群中多次通知原告遭受不可抗力的情况，并始终想方设法为原告供货，直到收到原告的起诉材料前一天，被告仍然在为原告供货。被告也曾主动向原告提出多种解决方案，但是原告均予以拒绝。2020年7月，北京市的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政府解除了对被告的管控措施。被告明确通知原告可以进行供货，但是原告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接收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1条明确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订单或者交付货物，继续履行不能实现买受人的合同目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2条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货，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付款，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履行期限。”第3条规定：“因政府依法调用或者临时征用防疫物资，致使出卖人不能履行买卖合同，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引》第七条规定，对于确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交易标的依法被调配导致迟延交付或者无法交付，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前述规定，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属于不可抗力，被告可以据此免于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即便被告存在原告主张的逾期供货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也不应被人民法院支持。第三，被告实际为原告供货2986.31KG，原告主张的供货数量和剩余货款是错误的。被告于2020年2月15日为原告供货1987.8KG，2020年4月9日供货496.3KG，2020年4月28日供货502.21KG，共计供货2986.31KG。原告主张第一次供货数量为1874.2KG，但事实上第一次供货数量是1987.8KG，原告以运输过程中破包为由擅自少算了113.6KG。原告擅自减去货物重量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交货地点为甲方（即被告）工厂交货，运输由乙方（即原告）安排。据此，被告向承运人交付货物后，货物风险已经转移，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毁损失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可以自行向承运人索赔，无权要求减少交货数量。其次，双方订立的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原告签收货物后如对产品数量有异议，应当在收货当时联系被告并提出异议，但是原告在收货时并未对数量提出异议，应认定原告对货物数量没有异议。最后，原告提交的微信群沟通记录显示，双方曾于2020年3月30日和31日进行对账，发现上述分歧后，原告工作人员曾明确同意按照被告主张的数量出具对账单，所以原告已经明确同意按照发货数量进行结算。所以，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的金额计算有误。第四，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不应被人民法院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本质上属于“违约损失”，原告已经主张违约金，不应重复主张。第五，即便被告违约，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也过高，人民法院应予以减少。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未明确约定逾期供货的违约金。原告应当对其遭受的实际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原告甚至未能说明其主张200万元违约金的计算依据，原告提交的其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不能证明其损失数额。其次，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仅仅向被告支付了47万元预付款，而且被告已经向原告供应了价值125425.02元的货物，未供货货款仅为344574.98元。原告不可能因为34万余元的货物遭受200万元的损失。再次，原告对其遭受所谓“损失”负有明显过错。被告是一家小企业，实力有限，原材料暴涨本已导致被告现金流紧张。原告在明知双方的合同没有约定供货期限的情形下，仍然故意提起了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冻结了被告的银行账户。账户被冻结直接导致被告的资金周转严重困难，原材料断供，影响了被告的产能和供货能力，导致被告无力继续为原告供货。政府管控结束后，被告曾多次联系原告，告知原告管控已经结束，可以供货，但是原告明确拒绝接收货物。所以，原告存在明显过错。最后，不可抗力也应作为确定违约金的主要考虑因素。综上所述，被告坚持认为双方未就供货期限达成一致，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原、被告均为抗疫物资生产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双方本应相互理解和尊重，顾全大局，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尤其原告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在行业内有一定地位，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原告为了保障京津地区的防疫物资供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反观原告却一再咄咄逼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明显没有合同依据和明知被告是防疫物资保障企业的情形下提起本案诉讼，并进行财产保全，试图以本案威胁被告。原告的行为明显有违诚信原则，其诉讼请求不应被人民法院支持。故，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当事人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或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1.原告提交的2020年2月18日收料单及2020年2月18日明细凭证，被告不予认可。经审查，收料单为原告制作，明细凭证为被告制作但手写部分为原告方所添加，故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且双方约定了由原告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如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损失也不应由被告承担，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2.原告提交的物料清单打印件，被告对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经审查，清单是原告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3.被告提交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0年2月28日发布的《关于公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第一批）的通知》及附件第一批保障企业名单（打印件11页）以及感谢信（打印件），原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但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经审查，原告没有相反的证据反驳，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2月4日，原、被告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Z200203-YS），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BFE99口罩滤材，单价42元，共10吨，总价款42万元，于签订合同当日前支付50%预付款，最终货款结算以实际发货数量为准，被告完成生产后通知原告实际数量并在收到原告安排的全部货款后安排发货，发货后开出增值税发票；被告分批发货，在被告工厂交货，由原告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交货期限由双方协商确认，被告不能按时交货的，应当提前两天与原告沟通并征得原告同意。双方还约定了产品规格及质量标准等。2月10日，双方再签订一份《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Z200210-YS），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与第一份合同同样规格及数量的BFE99口罩滤材，单价52元，总价款52万元，于签订合同当日前支付50%预付款，3月5日起分批发货，其他约定与第一份合同约定一致。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两合同价款的50%预付款共47万元；被告则共向原告供货2986.31KG（相应价款125425.02元），其中2020年2月15日1987.8KG、4月9日496.3KG、4月28日502.21KG。2020年2月20日，原告询问第二批发货时间，被告要求等几天；2月25日，被告称月底可以出半吨左右，后以设备故障及停电为由要求另定时间；3月5日，被告称500KG已经尽力了，政府管控70%的产能；3月7日，被告称政府管控，并向原告出示了时间为2020年2月9日的文件；3月27日，被告表示向原告供货的计划为一周500KG，原告表示太少。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发货未果，故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则于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停止向原告供货。2020年7月21日，被告通知原告，6月底管控结束，现可以进行供货，但原告予以拒绝，并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另，“疫情”期间，原、被告均是相关重点保障企业。另，被告在法庭辩论中称，其主张遭受的不可抗力并非疫情本身，而是由疫情而引发的政府部门所实施的防疫物资管控措施，遭受不可抗力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本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两份《产品销售合同》，合法有效，在诉讼中，被告同意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将未交货部分的货款返还给原告。一、关于返还货款金额。原告向被告付款共47万元，被告向原告供货共2986.31KG，扣减相应价款125425.02元后，被告应当返还344574.98元。双方约定在被告工厂交货、由原告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原告主张100多KG货物因包装破损而扣减，没有依据，并且原告也没有将相应的货物退还被告，故相应的货物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退还该部分货款，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货款利息。被告实际占用了原告资金，原告请求从被告停止供货后的2020年5月1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经济损失。1.被告违约责任的认定。本案的两份合同是在“疫情”发生后的特定时期，原、被告就防疫物资买卖所签订的，在签订时间上，两合同紧跟疫情发生的步伐；在交货时间上，不约定明确的交付时间，双方已经知道相关物资的紧缺性及交付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单价约定上，短时间内急剧上升，双方已经预知相关物资由于急需而具有高额的利润空间，原、被告双方均有很强的商业敏感性及前瞻性，但商业逐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双方在合同中虽未明确约定交货期限，但被告应当在合理期间交付，在第二份合同已明确“3月5日起分批发货”的情况下，第一份合同约定的货物理应在2020年3月5日前交付，但被告未在该日前交付完成，且其提出的交付计划也没有完成，故被告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辩称其因政府部门所实施的防疫物资管控措施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但根据其陈述也并非完全管控，并非完全无法履行，只是被告并未合理调配甚至直接拒绝履行；同时，被告提出“被管控”之前，也还存在“设备故障及停电”等自身的原因，故被告并没有证明其确实因货物被管控或调拨而不能履行合同，其以政府调控为由免除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仍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损失，但应当减轻责任。2.原告损失的认定。原告主张200万元的损失依据不足，且可期待利润均由被告承担也不合理。考虑到原告无法及时得到被告供货，客观上确实存在损失，而被告也必然获得较高的利润，从均衡双方利益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双方对风险的预知与利润的追求，未明确交付时间，前后合同单价的涨幅，原告也并未付清余款等因素以及特定时期特殊物资的管控影响，本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35万元，原告超出部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量子金舟（天津）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4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Z200203-YS）、于2020年2月10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Z200210-YS）；二、被告量子金舟（天津）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货款344574.98元，并从2020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被告量子金舟（天津）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5万元；四、驳回原告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16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共181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9787元，被告负担8393元并于给付上述债务时一并迳付原告，本院不另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巫伟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梁倩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