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308行初2779-2783号 2779号案原告曾海燕，男，汉族，1970年10月11日出生，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2780号案原告陈琳，女，汉族，1972年12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781号案原告姜燕，女，汉族，1969年4月2日出生，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2782号案原告张志钢，男，汉族，1978年6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783号案原告沈成方，男，汉族，1966年1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五案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亮，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案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德民，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月亮湾大道（东滨路口）前湾一路**前海深港合作区综合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0553851438E。 法定代表人杜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谭亚岸，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庞德，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如桂，深圳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罗友敏，市司法局应诉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蔡叶菁，市司法局应诉处工作人员。 第三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海运中心主塔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91979174。 法定代表人张金顺，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曾海燕、陈琳、姜燕、张志钢、沈成方分别诉被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前海管理局）行政决定及被告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五案，五案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亮、周德民，被告前海管理局副职负责人田敏及委托代理人谭亚岸、庞德，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罗友敏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院依法追加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1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亮、周德民，被告前海管理局副职负责人倪勇及委托代理人谭亚岸、庞德，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蔡叶菁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案原告诉称，一、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的《关于认定袁敏等18人不符合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条件的决定》（以下简称涉案《决定》）明显适用依据错误。1.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涉案《决定》应当适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办法》（以下简称“《个税补贴办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当适用深府[2012]143号《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1月28日起，《个税补贴办法》开始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5月8日，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涉案《决定》，作出时间在《个税补贴办法》颁布施行之后，故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涉案《决定》时，应当适用《个税补贴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个税补贴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五案原告不存在任何不符合申请和认定条件的情形。虽然被告前海管理局是对于五案原告2016年度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申请的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补贴申请的处理，但被告前海管理局在《个税补贴办法》颁布施行之前一直未予处理，而是在该办法颁布施行之后予以处理，那么也应当适用《个税补贴办法》的规定，而不应适用《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04]96号）第三条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规定，从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本案中，也应当适用对五案原告有利的《个税补贴办法》的规定。2.即便不考虑被告前海管理局未依法适用《个税补贴办法》这一错误本身，仅就被告前海管理局在涉案《决定》中引用的相关规定，五案原告也认为系对该规定的错误理解与适用，依法不能成立。首先，根据文义解释，只有当五案原告与所在单位同时存在规定情形，方才不符合申请及认定条件。在本案中，五案原告并不存在任何深前海[2012]151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所列之情形。《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人员，不得申请补贴：（一）不依法纳税；（二）有不良诚信记录；（三）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四）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该条款明确规定，“单位和原告”存在下列情形，即只有当五案原告和单位同时具有下列情形时，方才适用本条规定。但在本案中，五案原告并不存在任何该条规定所列之情形。根据文义解释的方法和原则，“及”与“和”均表示并列关系。结合上述规定，即只有当单位与五案原告均具备上述规定情形时，五案原告才不符合申请条件。但本案中，五案原告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其次，根据目的解释，只有当五案原告存在法定情形时，才应当被认定为不符合申请及认定条件，否则被告前海管理局不应对相关规定作出扩大或者对五案原告不利的解释和认定。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一条、《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看出，《个税补贴暂行办法》是核心，而该办法开篇即明示其制定目的，是为了鼓励、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来工作、生活，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良好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对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进行个人所得税补贴。从该目的出发，只要五案原告符合规定条件，即可对五案原告进行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并给予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与其所在单位并无关联，与其所在单位的行为更无关系。虽然《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前海管理局和市财政委仅接受以公司或机构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但该办法第十六条又规定：“市财政委按程序审核前海管理局报送的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资料后，按规定办理财政补贴资金的拨付。财政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委直接拨付至申请单位指定的账户，不直接拨付至原告的个人账户。申请单位在收到财政补贴10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分拨至原告的个人账户。”由此可以看出，《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最终落脚点和目的均在五案原告处，其所在单位只起到通道的作用，最终的全部权益归属于五案原告。根据目的解释的方法和原则，既然《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和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并对其进行补贴，那么应当仅考察五案原告的条件和行为，对于符合条件的五案原告应予以人才认定并给予个人所得税补贴，而不应当因为其所在单位的不当行为，剥夺符合条件的五案原告的权益，这明显不符合《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制定目的和原则。所以，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的涉案《决定》因五案原告所在单位的不当行为，便剥夺五案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符合《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制定目的和原则，系对于相关规定的错误解释和适用，依法不能成立。最后，根据《个税补贴办法》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也足以说明被告前海管理局对于涉案《决定》中引用的相关规定存在错误的理解，进而错误的予以适用。根据《个税补贴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五案原告是否符合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及个人所得税补贴的申请条件，均应当围绕五案原告是否存在不当行为或者情形这一核心，只要五案原告不存在上述情形，则五案原告即符合申请条件，与其所在单位的不当行为和状况并无关系。除非“申报时，申报单位在异常经营名录内或涉嫌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但本案五案原告所在单位并不存在该等情形。《个税补贴办法》系在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修订基础上颁布施行，依据新法修订后关于原告不符合申请条件的规定，对于理解和解释《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中关于五案原告不符合申请条件的规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新法《个税补贴办法》的新规定，也能够证明被告前海管理局对于《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和《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的理解是错误的，在本案中予以错误适用，剥夺五案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是错误的。二、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的涉案《决定》明显缺乏合理性。个税补贴是对五案原告个人进行的财政补贴措施，相应的补贴均归属于个人，与其所在单位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作为个税补贴的相对人和获益方，五案原告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之处或者不当之处。被告前海管理局仅根据相关单位存在不当之处就错误的解读并适用相关“口袋”条款，剥夺了五案原告的相关权益，如此行政行为明显违法，且缺乏合理性。三、五案原告符合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和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的申请条件，被告前海管理局应当依法予以认定并发放相关财政补贴。2017年初，被告前海管理局发布了《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指南》，要求符合申请条件的相关当事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所在单位应在复核有关材料后，按照被告前海管理局的要求向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申报材料。申报的时间定为2017年1月17日至2017年2月28日。2017年2月，五案原告向第三人提出申请，经第三人复核后，第三人按照被告前海管理局的要求将相关申报材料提交至被告前海管理局。根据五案原告自身的条件，五案原告符合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和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的申请条件。被告前海管理局未依法进行认定的行政行为违法。为此，五案原告向被告市政府申请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深府行复[2019]863-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涉案《决定》。综上所述，五案原告认为，虽然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的涉案《决定》是以第三人为相对人作出，但涉案《决定》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被告前海管理局未依法认定五案原告为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及未依法为五案原告办理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前海管理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的涉案《决定》；3.责令被告前海管理局于3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依法认定五案原告为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及依法为五案原告办理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等相关事宜；4.撤销被告市政府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的深府行复[2019]863-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前海管理局辩称，一、2012年12月，为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集聚，深圳市人民政府、被告前海管理局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继发布《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2017年1月17日，被告前海管理局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的规定与精神，公布《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申报工作通知），开展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工作（以下简称“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工作”），告知各单位按照申报指南，于2017年2月28日前向被告前海管理局完成申报工作。2017年2月，被告前海管理局完成包含五案原告在内的2016年度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以下简称“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申请”）的受理工作。2017年2月，第三人向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申请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的相关材料。2017年2月24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保监罚[2017]13号），对第三人及案外人姚振华等相关责任人员共7人在2015年和2016年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的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第三人并未就该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五案原告所在单位存在违反《保险法》并被处罚的情形下，从2017年8月8日至2018年1月3日期间，第三人先后向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了《关于补充申报材料的报告》《关于准予前海人寿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享受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政策的申请》《关于准予前海人寿2016年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享受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政策的申请》等相关申报材料。被告前海管理局在受理五案原告提交的材料以及补充材料后，对包含五案原告在内的申请人，先后召开四次局长办公会议，依次审议共四批次的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请示，并分四批次公布了第一批次至第四批次的2016年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名单，以公示方式告知了包括五案原告在内所有相关人员有关其申请的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的结果。在被告前海管理局办结并公示2016年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名单之后，五案原告在2019年2月20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前海管理局寄送《结果告知申请书》，要求被告前海管理局书面告知其申报的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的办理结果等。2019年4月28日，五案原告提起深府行复[2019]629号行政复议，认为被告前海管理局未依法书面告知其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申请的办理结果和依据以及相关工作是否办理完毕违法。按照《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被告前海管理局不具有单独向五案原告或其所在单位书面告知其申请未获人才认定职责，本着服务企业的精神，为满足五案原告在《结果告知申请书》及深府行复[2019]629号行政复议中对其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申请事项的要求，遂于2019年5月8日，以发出涉案《决定》的方式，再次告知五案原告所在单位其未获2016年度人才认定的结果及理由。综上，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工作适用《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完全正确。被告前海管理局已充分保障了五案原告申请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的权利，程序合法合规。二、涉案《决定》不是被告前海管理局对五案原告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事项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应五案原告要求以书面方式再次告知其所在单位未获人才认定原因的函件，对五案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应当驳回五案原告的起诉。三、被告前海管理局依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对五案原告申请的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事项不予认定正确无误。（一）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的理解适用，应根据上下文及条款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准确理解适用。首先，被告前海管理局认为《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的理解不存在歧义，应当是只要申报单位或个人之中有任一违法违规行为的，就不得申请人才认定与个税财政补贴；其次，即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04]96号）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解释法律规范一般采用通常语义，在存在歧义情形下，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按照《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人员，不得申请补贴……”，结合《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申请单位和申请人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或……对提供虚假材料的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规定，明显体现申请个人与申请单位之中，只要一方主体存在任一违法、违规、不诚信行为的，则均不得申请补贴或承担相应的违约、违法责任。同理，《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结合《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规定，也充分体现了申请个人与申请单位只要一方主体存在违法、违规、不诚信行为均需承担不利后果的原则。并且，在有关2016年度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及个税财政补贴工作事项上，若仅从五案原告主张按照并列关系解释，则在申报单位存在不依法纳税或不良诚信记录等违法违规行为之情形下，申请个人依然可以通过违法违规的申报单位向被告前海管理局申请2016年度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及个税财政补贴，明显同《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九条等规定相互冲突，以及同《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等产生冲突，均违背了申请个人与申报单位一致性的原则。故有关《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中的“和”、《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中的“及”，应根据各个规范上下文的内容和制定目的、原则等确定其涵义，即只有申请个人与申报单位均同时符合申报条件，才可以向被告前海管理局申请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再次，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本暂行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市政府。市财政委和前海管理局是市政府对本暂行办法的授权解释单位”的规定，被告前海管理局为有权解释单位之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也同意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的解释，并且深圳市人民政府也同意被告前海管理局的解释意见。（二）依据目的解释原则，被告前海管理局对原告申请事项的不予认定决定更加符合《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的制定目的与精神。首先，按照《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制定目的是吸引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到前海工作，第三条则对境外高端紧缺人才的认定规定了“在前海注册登记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工作”等前提条件，即“在前海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工作连续1年以上且年度工资薪金所得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符合前海优惠类产业方向的境外人才”，同时，相关体现个人与企业关联性的条款有第四条、第十一条等条款。其次，《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申请认定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须具备以下基本资格条件……创办或服务的企业和相关机构（以下简称所在单位）属于前海重点发展的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产业领域”；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具体认定标准由前海管理局根据前海开发建设、产业发展和人才紧缺情况另行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以上条款表明在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审查过程中，不仅对申请人个人提出审核要求，并且对申请单位也提出关于产业领域状况、与前海开发建设及产业发展需求匹配度等实质性要求。因此，五案原告认为在人才认定及给予财税补贴过程与其所在单位并无关联，与其所在单位行为更无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作出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相关决定时需要同时审核单位及申请人申请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另外，如按照五案原告所称的“目的解释”，则《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将无法施行、适用。若申请单位存在不依法纳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申请单位在依法向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缴纳代扣代缴的境外员工个人所得税并取得前海管理局对其实行财政补贴的资格后，向前海管理局申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再由前海管理局汇总后统一上报给市财政委”规定，申请人所在单位存在不依法纳税情形的，不能取得被告前海管理局对其实施财政补贴的资格，若按照原告的解释，在申请单位未能取得被告前海管理局对其实施财政补贴资格情形下，依然主张申请个人可以通过单位申请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明显会造成《个税补贴暂行办法》无法执行的问题，故五案原告所作的相关理解不具有可行性、合理性。综上，《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规定的不得申请补贴或不符合申请及认定条件条款，应当是只要申报单位或个人之中有任一违法违规行为的，就不得申请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五案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2019年7月2日，五案原告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政府依法受理了上述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7月10日，被告市政府向被告前海管理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2019年7月18日，被告前海管理局向被告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8月22日，被告市政府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深府行复[2019]863-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依法送达被告前海管理局、五案原告。被告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等相关规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二、行政复议决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依据正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涉案《决定》应适用《个税补贴暂行办法》，还是应适用《个税补贴办法》；二是《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中“单位和人员”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中“原告及其所在单位”应如何理解适用。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市政府认为，虽然涉案《决定》于2019年5月8日作出，但涉案事项为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事项，且该事项的申报时间、审核时间均在《个税补贴办法》实施之前，故应当适用《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本暂行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市政府，市财政委和前海管理局是市政府对本暂行办法的授权解释单位”的规定，被告前海管理局已会同原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予以解释，即只要申请单位和个人中其一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就不得申报个人所得税补贴；如果申请单位有违法违规行为，其单位员工因而也失去申请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资格，单位员工自然也不得申报补贴。被告市政府认为，上述解释意见并无违法或不当，被告市政府予以支持。由于五案原告所在单位前海人寿于2015年至2016年间因存在违反《保险法》的违法行为被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因此被告前海管理局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原告不符合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的申请条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深府行复[2019]863-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提交陈述意见和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7日，被告前海管理局发布申报工作通知，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开展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工作，要求辖区单位于2017年2月28日前完成申报工作。该通知的附件《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指南》载明，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制定申报指南，对申报时间、申请人条件、申请程序、申报材料等事项作出详细规定，其中申请程序规定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所在单位进行复核后提交申报，被告前海管理局对人才认定申请材料予以审核，其他行政机关对人才认定初审意见进行审核后并反馈结果，被告前海管理局将审核通过的人才名单在被告前海管理局网站公示7日，经公示无异议的，被告前海管理局出具认定意见并将申请报送市财政委。 2017年2月，第三人就包括五案原告在内的合计18人向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及相关申报材料。 被告前海管理局于2017、2018年期间陆续完成2016年度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审核，并于2017年10月18日、2017年12月17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12月5日分四批次在“深圳政府在线”网站发布2016年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公示公告，对拟认定为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人员予以公示，五案原告未在四批次公示人员名单中。 2019年2月，五案原告向被告前海管理局邮寄《结果告知申请书》，要求告知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的相关办理结果。2019年4月，五案原告以被告前海管理局未依法书面告知违法为由，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4月28日，被告市政府向被告前海管理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对五案原告的复议申请作出书面答复。2019年6月21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深府行复[2019]627-6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被告前海管理局不具有向五案原告作出书面告知的法定职责，驳回五案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2019年5月8日，被告前海管理局向第三人作出涉案《决定》，查明第三人在2015年至2016年间因存在违反《保险法》相关违法行为，已被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处罚，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四款之规定，认定包括五案原告在内的合计18人不符合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税财政补贴申请条件。 五案原告不服前述决定，于2019年7月2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受理其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7月4日向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9年7月18日，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依据。2019年8月22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深府行复[2019]863-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前海管理局以涉案《决定》对五案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复议决定于2019年8月27日邮寄送达五案原告。 另查明，2017年2月24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第三人及其高管7人作出保监罚[2017]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第三人在2015、2016年期间，存在编制提供虚假资料、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等违反《保险法》相关规定的行为，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决定对第三人及其高管7人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撤销任职资格、禁止从业等行政处罚。 2017年9月20日，被告前海管理局向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作出深前海函[2017]1069号《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对第十八条予以解释的函》，认为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以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只要申请单位和个人中其一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申报个人所得税补贴，如果申请单位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其单位员工也失去申请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资格，请求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对第十八条予以解释。 2017年10月10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作出深财科函[2017]3444号《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第十八条解释的复函》，同意被告前海管理局的解释。 2017年11月3日，被告前海管理局向市法制办发出深前海函[2017]1265号《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对第十八条等相关条款予以解释的函》，请求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理解适用予以指导。 2017年11月9日，被告市政府法制办作出深法制函[2017]1313号《深圳市法制办关于相关文件条文解释的回复》，建议市财政委和前海管理局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的相关条款提出解释意见，被告前海管理局和人力资源保障局对《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的相关条款提出解释意见，如相关单位达成一致解释意见即可执行，如不能形成统一认识，报请市政府审定。 2018年6月4日，被告前海管理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同意2016年度第三批次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税财政补贴相关事宜，第三批拟发放人员62人，补发5人，拟不予认定人员42人，拟进一步核查人员9人。第三人申报的包括五案原告在内的18人即包含在本次会议审定的不予认定人员之中。 以上事实有《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指南》《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审核表》、2016年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公示公告（四个批次）、涉案《决定》、行政复议申请书（两份）、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两份）、行政复议答复书、深府行复[2019]627-6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深府行复[2019]863-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单、保监罚[2017]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对第十八条予以解释的函》《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第十八条解释的复函》《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对第十八条等相关条款予以解释的函》《深圳市法制办关于相关文件条文解释的回复》、局长办公会议纪要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前海管理局依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的规定作出认定五案原告不符合人才认定及个税补贴申请条件的决定，适用依据是否正确；二、被告前海管理局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四）项的理解适用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涉案决定的时间为2019年5月，其应当适用2019年1月28日起施行的《个税补贴办法》，被告前海管理局依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作出认定五案原告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决定，适用依据错误。首先，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的申报工作通知载明，2016年度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工作系根据2012年施行的《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开展；其次，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的会议纪要、公示公告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前海管理局已于2018年6月对第三人申报的包括五案原告在内的18人作出不予认定决定，2016年度申报工作已于2018年12月完成。因此，被告前海管理局依据当时有效的2012年施行的《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决定，适用依据正确。被告前海管理局主张涉案《决定》系对五案原告提出咨询的答复以及对五案原告提起的不作为行政复议的回应。涉案《决定》作出时间在前述行政复议阶段，且《人才认定暂行办法》并无对不予认定人员予以告知的规定，故本院对被告前海管理局的主张予以采纳，但是被告前海管理局以涉案《决定》形式作出告知答复，未说明其实际作出五案原告不符合人才认定及个税补贴申请条件决定的时间及相关公示情况，导致五案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间产生误解，故其告知答复的形式、内容不规范，本院予以指正。 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只有单位及个人同时具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申请人才不符合申请条件，被告前海管理局对《个税补贴暂行办法》《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的理解不符合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适用规定错误。《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前海管理局和市财政委仅接受以公司或机构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单位在依法向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缴纳代扣代缴的境外员工个人所得税并取得前海管理局对其实行财政补贴的资格后，向前海管理局申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再由前海管理局汇总后统一上报给市财政委。”第十八条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人员，不得申请补贴：……（四）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为《个税补贴暂行办法》实施人才认定工作的配套办法。”第六条规定，“申请认定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须具备以下基本资格条件：……（二）创办或服务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属于前海重点发展的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产业领域；（三）在前海创业或在前海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工作；（四）在前海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七条第（四）项规定，“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四）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第八条规定了人才认定程序，即由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所在单位复核后，再将相关材料报送前海管理局审核。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在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中，申请人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密不可分：首先，申请人满足所在单位在前海注册、所在单位服务领域属于前海重点发展领域、依法纳税等前提条件，才能取得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资格；其次，从程序设置上，申请人个人不能直接向前海管理局提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应当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再以自己名义向前海管理局提出申请。因此，申请人个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当同时符合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条件，如果单位因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原因不具有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资格，申请人个人也相应丧失申请资格。而且，根据《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市财政委和前海管理局作为市政府授权的解释单位，有权对该办法作出解释，双方已就《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含义达成一致解释意见，即单位或个人之一有违法违规行为即不得申请补贴。故，被告前海管理局关于《个税补贴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及《人才认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四）项的理解适用不违背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符合立法宗旨和本意，本院予以采纳。本案中，第三人在2015、2016年期间存在违反《保险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并受到行政处罚，其不具有提出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的资格，因此，第三人提出的包括五案原告在内的18人的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不符合申请条件，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决定，依据充分。原告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前海管理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市政府依法受理五案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审查五案原告及被告前海管理局提交的证据、依据后，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海燕、陈琳、姜燕、张志钢、沈成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五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分别由原告曾海燕、陈琳、姜燕、张志钢、沈成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维  阳 人民陪审员 戴  知  奋 人民陪审员 邱  泽  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苏广瑛（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