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9民初862号原告：王海，男，1968年11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梅，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娟，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法定代表人：顾耀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凯，男，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海与被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启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2014）门民初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南通启益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48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南通启益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京民申2258号民事裁定，该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民再30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4866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4）门民初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南通启益于本案审理期间提起反诉，2020年3月27日，本院经审理裁定驳回南通启益的反诉。原告王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梅、赵海娟，被告南通启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凯、邱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南通启益给付工程款15265855.25元，并支付自项目竣工验收日2012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南通启益承担鉴定费用；3、诉讼费用由被告南通启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2日，北京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x）与被告南通启益签订了《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由南通启益承包该项目。后南通启益将该项目中xxxx#地块1#-8#楼、商业1#、商业2#、配电室1#、配电室2#、车库的所有水电安装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分包给我。我已按约定完成了所有安装工程，且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已于2012年11月14日通过了竣工验收，即我班组完成的该项目水电安装工程也通过了竣工验收且合格。2013年9月18日，南通启益为我出具《证明》，确认我应得工程款总额为29760704.6元，南通启益已给付11143448元，尚欠工程款共计18617257元。后我得知该项目水电班组安装工程价款经总发包方xxxx审计后调整确认的工程款为27341653.64元，现我同意按照上述调整后的工程款作为南通启益向我支付工程款的依据。另按照《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南通启益应按照2001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确定的税率标准3.41%替我代扣代缴工程款税费，我同意在工程款中扣除上述税金。因此，我起诉要求南通启益给付我工程款15265855.25元，并支付自项目竣工验收日2012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南通启益辩称：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属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王海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对南通启益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应被全部驳回。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高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民再3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首先，王海作为个人及所带安装班组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其次，以往王海均是以提供劳务的方式与南通启益进行合作，并以“人工+辅材+机械”的方式结算劳务费；第三，就涉案水电安装工程项目，南通启益购买了水电安装工程中的主材。综上，北京市高院认定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不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需重新进行确认”。南通启益认可北京市高院作出的以上意见。双方提交的大量证据证实双方属劳务合同法律关系性质。南通启益提交的证据“各项主材购买凭证、支付凭证”证明xx项目水电安装主材均由南通启益实际购买，王海虽始终主张主材由其购买，但经原审、再审法官多次要求，王海始终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两份《公证书》证实王海主动要求以“人工+辅材+机械”方式与南通启益结算xx劳务费。“2009年-2011年王海水电安装组预付账款明细账”证实王海在与曹某1合作的多个工程中，一贯以“借现金”、“生活费”、“充话费”等形式申领劳务费，符合典型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特征。王海作为不具有建设工程分包资质的个人，南通启益从未与其建立过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三份《二次结构及粗装修承包协议书》：证明南通启益就xx项目中其他分项工程一概以劳务形式安排施工，不可能就水电安装工程作出例外安排。王海提交的证据《南通启益xxxx#地块项目部管理人员》，该名单虽然并非南通启益制作，但其显示的内容真实，能够证实王海班组仅提供劳务施工人员，工程中其他技术总工、质量员、预算员、财务人员等均系南通启益员工，由南通启益整体管理涉案项目，王海仅提供劳务施工人员。此外，名单显示李某1系项目部施工员，与王海在庭审中的自认，证实王海对xx项目部的熟悉程度，并自始明知李某1没有决算权。《王海安装班组北京项目明细》及“项目明细账”证明双方仅在北京即至少就包括xx项目在内的8个工程劳务进行合作，双方存在大量劳务合作惯例。就以上项目，自2011年11月2日起，王海以“借款”、“付生活费”、“付工资”等形式从南通启益预支劳务费共计53笔，金额累计1114万余元。符合劳务法律关系中常见、多发的小额预支人工劳务费情形；王海在原二审首次开庭时自述，《承诺书》系其在本案立案时做出的结清全部工人工资的承诺。该证据系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包工头为证实其具有代为诉请支付劳务费主体资格而向法院作出的典型陈述，与其同时提供的王海班组年终分配表、领款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实双方系典型劳务法律关系。五份《工程签证单》，其中，2012年12月3日签证单内容（“水电队”、“班组负责人王海”）证实王海班组隶属于xxxx号地块项目部，系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班组。其余四份签证单均为xxxx与xxxx号地块项目部之间的往来文件，均无王海签字，可见发包人xxxx就涉案工程仅针对总包单位南通启益，王海作为内部施工班组包工头，无权与发包人对接。王海没有提供任何确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与南通启益系属建设工程分包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海主张双方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关系，但未提供如建设工程分包合同、预决算单、工程量变更洽商函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必然形成的文件用于证明法律关系性质，应对其该项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海在2015年8月20日二审庭审中自述，“每个工程下面都会有很多劳务分包，不可能等到总包人结算之后再进行分包的结算。我之所以能计算出来是按照总包的计价原则来计算的”。可见，王海自行将其与南通启益之间法律关系与劳务分包进行类比，自认双方在xx项目下的劳务法律关系性质。王海在2016年7月14日再审审查谈话中再次自述，“这个项目死过一个人，这个钱都是我出的，这个事情陈晓凯是清楚的”。如果王海与南通启益之间属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因王海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则南通启益属违法分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2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据此，如果南通启益系将水电安装工程违法分包给王海，一旦王海雇佣的劳动者在工地上发生伤亡事故，南通启益与王海应向伤亡人员承担连带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或由南通启益参照工伤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王海与南通启益之间属劳务关系，在与南通启益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后，王海又自行雇佣其他施工人员为自己提供劳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王海雇佣的劳务人员在工地上发生伤亡事故，应由王海与伤亡工人各自承担责任，而与南通启益无关。可见，根据王海自认的其对伤亡工人进行赔偿的事实可知，其因明知自己与南通启益之间属劳务合同关系，故自行对伤亡劳务人员进行赔偿。王海与南通启益口头达成的劳务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定标准结算劳务费。双方口头约定劳务费计价标准为：人工按45元/定额工计算，辅材、机械按照总承包合同价之7.5折计算，该标准与王海通过邮件向曹某1主张劳务费的计价方式完全一致。劳务合同的计价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双方约定为准。本案双方口头约定以参照定额工的支付方式为计价原则，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南通启益已向王海支付劳务费1114万余元，按照双方约定标准，上述数额超过王海班组实际应得劳务费数额，南通启益业已构成超额支付，不存在欠付情形。需要说明的是，因双方在xx项目同期共有8个劳务项目同时进行，多个项目间付款存在交叉，存在xx项目实付金额高于应付金额的可能性，符合劳务市场惯例。综上，无论根据双方提交证据情况分析，或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判断，还是由王海自行透露的事实情况显示，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均属劳务合同法律关系，应按照双方约定标准结算劳务费。北京市高院在（2017）京民再30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纵观《安装工程施工范围说明》，其中“xxxx#地块……安装工程按原投标报价中所有安装工程均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从该句表达的意思看，“按原投标报价”是作为定语，限定“所有安装工程”，仅只说明原投标报价中所有的安装工程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即《安装工程施工范围说明》仅是确定了水电安装工程的施工范围，并未确立计价原则。王海及一、二审法院对此理解有误，且计价原则为按“原投标报价”不符合情理，违反商业理性。因此，王海按照发包方与南通启益的投标报价进行计算，自行书写形成的《证明》，确定南通启益未付工程款的数额，其计算的方式、标准及结果均缺乏相应依据。即便该《证明》所盖公章经鉴定为真实印章，亦不能以此作为双方结算费用的依据。南通启益认可北京市高院以上意见，两份《证明》既不具有结算效力，形式、内容亦存在无法解释的重大缺陷，实际系由王海伪造形成，不应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日，xxxx（发包人）与南通启益（承包人）签订《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工程，工程地点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xx安置房地块，承包范围包括图纸范围内的建筑工程、装饰工程、电气工程、弱电工程（预留预埋）、给排水工程、采暖工程、消防水工程（预留预埋套管）、通风工程（预留预埋孔洞及密闭套管），合同价款为262148319元。合同中还包括《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其附录》、《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其中包括水电安装工程的具体报价。合同签订后，该项目的部分水电安装工程由王海水电班组进行施工。2012年11月14日，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验收内容包括王海所做水电安装工程。诉讼中，王海主张双方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其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涉案项目水电安装工程，并且垫资施工，王海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南通启益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1、《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证明南通启益作为总包方承包xxxx号地项目工程；总包合同中的“单项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中体现了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的水电安装部分的具体报价。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海并非总包合同主体，无权据此主张劳务费用；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03】（建市【2003】168号）规定：7.1条：工程承包人应提供总（分）包合同（有关承包工程的价格细节除外）供劳务分包人查阅，当劳务分包人要求时，工程承包人应向劳务分包人提供一份总包合同或专业分包合同（有关承包工程的价格细节除外）的副本或复印件。7.2条：劳务分包人应全面了解总（分）包合同的各项规定（有关承包工程的价格细节除外）。据此，南通启益既无义务、亦不可能向王海提供总包合同全部文本，王海实为通过其他非法手段取得总包合同，无权依据总包合同主张劳务费用。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03】（建市【2003】168号）第二部分19.5条：分包合同价款与总包合同相应部分价款无任何连带关系。可见，即使双方属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关系，王海都无权依据总包合同主张分包工程价款，遑论其仅作为班组提供劳务。2、《安装工程施工范围说明》，证明xxxx号地1#-8#楼、商业1#、商业2#、配电室1#、配电室2#、车库的所有安装工程均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海水电班组”、“施工班组”的用语系劳务施工行业的典型措辞。北京市高院在（2017）京民再30号发回重审裁定书中亦认为：该证据中“按原投标报价”是作为定语，限定“所有安装工程”，仅只说明原投标报价中所有的安装工程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即该证据仅是确定了水电安装工程的施工范围，并未确立计价原则，王海及一、二审法院对此理解有误，且计价原则为按“原投标报价”不符合情理，违反商业理性。3、南通启益xxxx号地块项目部管理人员名单，证明证据2中签字的项目负责人李某1等人均为南通启益xxxx号地块项目部工作人员，即证据4是由南通启益签字认可的文书，认可了安装工程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名单内容准确，能够证明王海明知李某1职务系我方项目部施工员。南通启益从未否认xxxx号地块项目水电安装劳务系由王海班组提供施工。但该份名单并非由南通启益制作，南通启益根本没有必要制作此份名单，而系王海通过其他非法手段专为本案诉讼而伪造。就争议项目，王海班组仅提供实际施工工人，其他人员均由南通启益派驻，证明南通启益与王海班组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4、《情况说明》，证明南通启益xxxx号地块项目部收到王海提交的该地块安装工程竣工资料一套及竣工图电气系统一套，证明王海为完成xxxx号地块项目水电安装施工的事实。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与王海作为证据使用的两份《证明》落款时间不同，但同样简陋且纸张、笔迹、排版、格式均高度雷同。王海自认两份《证明》系由其本人手写完成，力证《情况说明》实际同样系由王海专为本案诉讼而伪造。事实上，xx项目工程于2012年11月14日已竣工验收合格，南通启益不可能时隔8个月后再从王海班组接收竣工资料，再次证明《情况说明》系属伪造。5、2012年xx月4日《工作联系单》，证明南通启益发给王海水电班组“关于水电安装及修补相关事宜”的工作联系函，同时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中水电安装工作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文件中有涂改痕迹。南通启益保管的王海班组北京项目相关材料已被南通启益员工管威几乎全部带走，该人离开南通启益后与王海共同工作。南通启益与王海班组就xx项目水电安装劳务工作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即使要求王海班组就水电安装工作抓紧时间修补，亦属正常工作要求。6、2012年11月26日《工作联系单》，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中水电安装工作由郝某1水电班组完成。7、郝某1证人证言，证明郝某1在xxxx号地块项目中是为王海水电班组工作，即证据6说明xxxx号地块项目中水电安装工作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南通启益保管的王海班组北京项目相关材料已被南通启益员工管威几乎全部带走，该人离开南通启益后与王海共同工作，导致南通启益无法核实该证据内容真实性。南通启益与王海班组就xx项目水电安装劳务工作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就案涉项目南通启益仅针对王海，不了解其班组具体人员情况。该份工作联系单将王海班组表述为“总包水电队”，证明消防公司亦认可王海班组仅为南通启益内部水电安装劳务班组。即使王海班组中确实存在“郝某1”，则因其必然由王海雇佣，与王海存在更亲近的利害关系，故郝某1证言不应得到采信。8、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证明2012年11月12日，“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xx-1#住宅楼-xx-8#住宅楼和xx号地车库、商业1#楼）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即由王海水电班组负责的水电安装也已经竣工且验收合格。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认可xx项目各栋楼竣工日期分别为2012年11月12日、11月14日。王海系通过其他非法途径取得该份证据。9、结算书及结算汇总表，证明原告主张的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应收账款明细。证明原告完成水电安装，应从被告收取的工程款为29760704.60元。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结算书系由王海自行制作，南通启益从未见过或收到过。本案历经近5年审理，王海亦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南通启益递交该结算书。结算书以中标文件及总包合同为标准计价，但结合南通启益对王海证据1的质证意见，南通启益既无义务、亦不可能向王海提供总包合同全部文本，进一步印证结算书系王海在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总包合同后，自行制作完成，与双方真实法律关系性质及约定内容不符。结算书计价方式与王海向曹某1发送邮件的计价方式不一致，应以邮件载明的“人工+辅材+机械”方式对劳务费计价。xx、《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施工总承包招标文件》，证明该文件第39页第30.3条“合同价款的调整”部分说明项目合同价款调整依据，即证据9中的调价依据。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内容不完整。招标文件系由发包方发出，仅具有建设工程承包资质的单位可能收到，王海个人不可能收到发包方招标文件，该文件实为王海通过非法手段从xx项目部取得。再次印证王海为本案诉讼盗取、伪造一系列文件具有客观可能性。招标文件应仅约束发包方与总包方，王海作为劳务班组，无权依据招标文件主张劳务费用或其他任何利益。11、《北京工程造价信息》（2011.01-2012.12），证明“结算书”中第一页“计算汇总表”体现了项目人工费的调整，本证据证明人工费调整的依据。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工程造价信息》系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其中“人工费单价”（即定额工单价）与劳务工人每日工资（即计日工单价）二者含义有本质区别。南通启益与王海在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前约定了明确的劳务费计算标准，应当依约计算履行，《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与本案无关。12、北京方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变更、洽商记录和附图，证明证据9第一页“计算汇总表”体现了相应的变更费用明细。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海从未说明其取得该证据具有合法来源，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设计变更、洽商记录即便属实，亦属设计单位与发包方之间就工程变更进行洽商的记录，与仅提供劳务施工的王海班组无关，与本案无关。13、王海安装班组北京项目明细，证明经被告财务负责人龚某1签字确认的，原告王海主张的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已收工程款为11143448元。14、项目明细账，证明经被告财务负责人龚某1签字确认的，原告王海主张的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已收账款明细，双方签字确认已收账款为11143448元。根据证据9和证据14应由南通启益支付给原告的拖欠工程款为18617257元。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3、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南通启益保管的王海班组北京项目相关材料已被南通启益员工管威几乎全部带走，该人离开南通启益后与王海共同工作，导致南通启益无法核实该证据内容真实性。但该证据内容本身证实，除xx项目外，南通启益与王海另有七个劳务合作项目同期进行，双方存在劳务合作惯例。八个项目间付款存在交叉，在双方未就xx项目结算前，存在xx项目实付金额高于应付金额的可能性。15、南通启益出具的二份《证明》，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安装工程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计价原则为“按原投标报价”；南通启益认可已付款11143448元，尚欠工程款金额以王海提交的结算报告为准。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时间上，两份《证明》落款于9月18日，而王海在9月9日起诉，起诉时明知承发包方既未结算，总包方亦未与自己结算，却准确预知南通启益即将与自己结算，并对标的近三千万元工程精确预知结算结果至小数点后一位，未经任何催要便直接起诉，显与常理不符。王海在原一审期间无意中提交两份落款相同、但就尚欠工程款金额所持意见相矛盾的《证明》原件。被南通启益指出后，王海坚持收回其中之一，但此后始终未对同日内作出两份内容矛盾的《证明》给予合理解释。南通启益对承包工程全部项目无论金额高低，均以规范的附有决算单并加盖公章/合同章/财务章等形式编制结算文件，就金额高达数千万元的xx项目不可能以一纸手写证明、无任何经办人签字、仅加盖项目部章的形式草率结算。王海自认两份证明内容均由其在只有李某1在场的情况下自行手写完成，同时其自认明知李某1并无结算权限。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9条规定，仅南通启益法定代表人有权就xx项目签证结算。无论李某1是否在《证明》上加盖印章，《证明》均对南通启益不具有约束力。一旦依《证明》结算，意味着南通启益按投标标准向王海付款，即不仅放弃全部利润，还要再替王海额外负担规费、措施费、管理费等高昂成本，严重违背商业理性。如果《证明》属实，便具有欠条属性，王海根本无需同意从中减去税费，并在原审期间主动降低诉请数额。结合王海目前证据1/3/4/8/9/xx/12/22等可以印证，王海具有接触xx项目人员、印章、文件的一切便利，两份《证明》均系由其伪造。王海伪造证据不仅侵害南通启益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妨害民事诉讼，应依《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其进行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16、《承诺书》，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安装由王海水电班组施工。王海与南通启益的合作方式（王海根据工作量及工作进度购买部分建材、聘请工人施工，向工人垫付工资。总包方与王海结算付款）王海承诺结清班组成员工资，承诺承担与工资支付相关的责任。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海承诺就班组成员工资支付承担全部责任并先行结清，属于劳务合同纠纷中典型的包工头以其垫付全部工人劳务费为由代为主张劳务费情形，证明王海自认与南通启益属劳务合同关系。17、2012年xxxx号地块项目王海班组年终分配表、领款凭证、班组预支汇总表、生活费发放表、出勤汇总表、班组成员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海班组成员个人信息、工资标准、项目年度工资收入、出勤、工资缴付等基本情况，王海已结清全部班组成员工资。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系由王海自行制作，南通启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如果王海确已自行向班组成员支付工资，印证其与南通启益之间属典型的劳务合同关系。18、2013年11月18日《工作联系函》，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部水电队即王海水电班组正在负责该项目工程的水电后期维修保修工作。王海水电班组对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采用的是工程分包合同形式。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显示，函件系于2013年11月18日“发出”，由王海在11月19日“签收”，随后王海于11月20日将其提交法院。2013年11月18日至20日“发函-签收-提交证据”的连续行为，证实该《工作联系函》实际系王海专为本次诉讼而“制作”的伪造证据。19、王海安装班组维修单40份，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部水电队即王海水电班组负责该项目的后期维保工作。王海水电班组对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采用的是工程分包合同形式。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且填写不完整，内容不清晰。即便存在维修事实，王海班组作为xxxx号地块项目水电安装劳务班组，在总包方南通启益的维保期内，其继续就维修工作提供劳务，符合常理及行业惯例。维修单右侧文字表明，每份维修单一式三联。分别由客户中心、管理单位、施工单位留存。事实上，维修流程为：首先业主向客户中心报修，随后施工单位即王海班组提供具体维修操作，最后由管理单位即南通启益对维修结果负责。上述维修流程亦证实，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班组，仅提供维修操作，双方仅存在劳务合同关系。20、xx万达广场及北京20**年安装班组工资表，证明负责维修的张某1、黄某1和严某1为王海水电班组人员。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系由王海自行制作。王海水电班组劳务人员由王海自行雇佣，南通启益对其雇佣人员姓名、身份等信息均不知情。xx万达广场工程与案涉工程无关，该份材料亦与本案无关。21、南通启益王海公司2014年-2015年职工工资表，证明负责维修的张某1、黄某1和严某1为王海水电班组人员。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系由王海自行制作。王海水电班组劳务人员由王海自行雇佣，南通启益对其雇佣人员姓名、身份等信息均不知情。该份工资表表头载明“南通启益王海公司2014-2015.1职工工资表”，进一步证明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班组。22、南通启益向xxxx出具的工作联系函，证明xxxx号地块项目部水电队即王海水电班组负责该项目的后期维保工作。王海水电班组对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采用的是工程分包合同形式。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函落款处公章是伪造的，公章下方缺少编码，仅凭肉眼即可分辨与南通启益真实公章不一致，系由王海自行伪造的证据。23、xxxx情况说明，证明王海水电班组对xxxx号地块水电安装工程采用的是工程分包合同形式。xxxx认可王海水电班组的专业工程分包施工。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中部分内容属实，“王海班组”、“施工”等用语表明，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施工班组，仅提供水电安装劳务施工，与南通启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xxxx作为发包方对xxxx号地块项目的管理行为仅针对总包方南通启益做出，对于南通启益内部施工班组人员配置，xxxx不可能知情了解。王海在2013年9月11日原一审期间自行提交证据3“南通启益xxxx号地块项目部管理人员”，其中明确列明南通启益为该项目配备了技术总工、资料员等人员，xxxx在该证据中的陈述与证据3不符、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王海班组从未配备具有职业资格的技术、资料人员，xxxx出具的该份情况说明中，关于王海班组人员配备的相关内容，既无来源依据，亦与实际情况不符。南通启益根据《建筑法》第55条、第58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4条之规定，对xxxx号地块项目工程施工质量负责，该份情况说明亦载明王海班组仅系“参与”施工、维修、报修工作，证明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施工班组，双方属劳务合同关系。24、王海水电班组水电安装工程重要施工节点及施工内容说明，证明王海负责水电安装工程的结构施工和安装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所需要的材料，包括主要材料及辅材，均是由王海购买。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材料系由王海自行制作，且于诉讼后形成，不属于书证，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亦不能证明所涉材料的购买主体。南通启益从未否认xx项目水电安装系由王海班组施工，但该组证据体现的材料均属工程辅材，根据双方约定，工程辅材本即应由王海负责提供，并由南通启益按照预算辅材75折向王海付款。王海实际采购的亦并非xx项目水电安装工程全部辅材，其中部分辅材系由徐志强班组采购并施工。综上，无论上述辅材是否由王海采购，均不能证明双方法律关系性质。25、“中水系统”强度严密性试验记录、“给水系统”通水试验记录、“热水系统”通水试验记录、“-1层至5层低区给水系统”吹（冲）洗试验记录、“1层至5层低区热水系统”吹（冲）洗试验记录、“暖气系统”吹（冲）洗试验记录、“室内排水系统”通球试验记录、“采暖系统”补偿器安装记录、“防雷接地引下线敷设”隐蔽项目、“室内给水系统地埋管道安装”隐蔽项目、“室内排水系统管道暗敷设”隐蔽项目、“室内热水系统地埋管道安装”隐蔽项目、“室内暖通系统管道暗敷设”隐蔽项目、“采暖系统干管保温”隐蔽项目、“采暖系统立支管管道及配件保温”隐蔽项目、“电气动力、照明、弱电、消防系统管道敷设”隐蔽项目、“室内中水系统地埋管道安装”隐蔽项目，证明上述工程所需主要材料的名称以及该试验/验收记录中“专业技术负责人”严某1、“专业质检员”王某、“专业工长”陈某、郭圣（胜）辉均为王海水电班组的成员，其参与试验/负责实施该工程并在试验/验收记录上签字，对试验/工程结果承担责任。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均未见xxxx档案章，不能证明系由xxxx档案调取。该组证据材料中“严某1”、“王某”、“陈某”的签字均各不相同，显然并非同一人的笔迹，而由多人代签。xx项目水电安装由王海班组施工，施工人员必然参与试验/验收、在记录中签字，并由监理单位监理、签字。以上是符合施工常理及事实的做法，但该做法与双方法律关系性质无关。该组证据全部表格底部均记载“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如果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则填入的施工单位以及监理的对象必然均为分包主体即王海。而事实上，全部表格“签字栏”均显示施工单位为南通启益，反证王海仅为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队伍，不可能成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26、门头沟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项目工程物料采购汇总，证明从2011年5月到2012年6月，王海有据可查的用于购买工程材料支出的工程款为6814207.66元。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材料系由王海自行制作，且于诉讼后形成，不属于书证，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27、2011年5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钢板、龙骨卡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5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467158.5元。28、2011年6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铁板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6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516452元。29、2011年7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JDG管、铁板、龙骨卡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7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628157.5元。30、2011年8月-9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JDG管、等电位、钢板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8月-9月，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354391元。31、2011年xx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PVC管、JDG管、圆钢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xx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290585元。32、2011年11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PVC管、KBG管、衬塑钢管、W型管、圆钢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11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670756元。33、2011年12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PVC管、W型管、衬塑钢管、铁板、圆钢、各类桥架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1年12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617647.8元。34、2012年2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PVC管、衬塑钢管、JDG穿线管、A型管材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2年2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523723.01元。35、2012年3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PVC管、冷水管、W型管、衬塑钢管、各类桥架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2年3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1320226.44元。36、2012年4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焊管、PVC管、A型排水管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2年4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578339.11元。37、2012年5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镀锌管、PVC管、冷水管、A型排水管、各类桥架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2年5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530151.3元。38、2012年6月的采购明细及采购单据，证明衬塑管、JDG管、配电箱均为水电安装工程上的主要材料，2012年6月份，王海有据可查的工程材料款为316620元。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27-3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中全部采购明细均由王海自行制作，且于诉讼后形成，不属于书证，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本案自2013年进入诉讼，历时五年，历经原一审、二审、再审审查、再审审理各阶段，王海始终主张工程主材系由其购买，所有合议庭均要求王海提供证据佐证，但其始终未予提交。时隔五年后，王海才提交该组证据：一方面，其中全部采购单据均以送货单、销售单形式体现，而无正式发票；另一方面，该组证据在多处出现采购日期与单据编号倒挂情形。据此，南通启益有充分理由确信该组单据为事后伪造。该组证据体现的材料均属工程辅材，根据双方约定，本即应由王海负责提供，并由南通启益按照预算辅材75折向其付款。综上，无论上述辅材是否由王海采购，均不能证明双方法律关系性质。39、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证明“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材料焊接钢管（焊管）、热镀锌钢管、JDG管、衬塑钢管、钢制接线盒均为水电安装工程的主要材料；上述材料的购买人为王海；上述材料的验收记录中“专业质检员”王某、“专业工长”郭圣（胜）辉均为王海水电班组的成员，其负责上述材料交接、保管与实际使用，并对材料的质量承担责任。南通启益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均未见xxxx档案章，不能证明由xxxx档案调取。进场检验记录亦不能证明材料购买主体。该组证据中的签字，以“王某”为例，每份记录签字各不相同，显然并非同一人的笔迹，而系由多人代签。xx项目水电安装由王海班组直接施工，施工人员作为工程材料的直接使用主体，接收并在进场检验记录中签字，是符合事实及施工常理的做法，但该做法与双方法律关系性质无关。该组证据全部表格底部均记载“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如果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成立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则填入的施工单位以及监理的对象必然均为分包主体即王海。而事实上，全部表格“签字栏”均显示施工单位为南通启益，反证王海仅为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队伍，不可能成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该组证据体现的材料均属工程辅材，本工程主材即电表箱、散热器、配电箱、水表、阀门等，均由南通启益购买，并已作为证据4提交。南通启益主张其与王海之间属劳务合同法律关系，提供了如下证据，王海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1、《门头沟区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证明2011年12月2日，xxxx作为发包方，经招投标程序，将xx项目工程整体发包给南通启益。南通启益作为xx项目总承包方，工程中标价（即签约价）为262148319元。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2、xxxx出具的《证明》，证明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班组。xxxx作为发包方，在xx项目现场设管理部，证明王海班组仅为该项目水、电、暖安装提供劳务施工。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首先，从该《证明》的语言表述看，其在最后一段表述“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即总包单位）的内部施工队伍”。其并未直接表述为“王海班组系为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即总包单位）提供劳务施工”。从语言表述看，xxxx并未对王海班组在工程施工中的具体身份性质作出一个定性。南通启益仅仅是在故意混淆概念。第二，由于南通启益是“门头沟xxx等村综合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总包方，因此除其之外，对于xxxx来说，其余的施工队伍对其而言均为总包单位的“内部施工队伍”，如“地基与基础”、“装饰装修”、“土方石工程”等。第三，王海也提交了一份xxxx工程管理部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在该说明中，xxxx明确表述“总包方单位的水电安装工程由王海班组施工。在施工期间，王海班组配备了相应的施工、技术管理人员、资料管理人员，并在总包单位施工期间、竣工验收阶段、维修、保修工作均有参与……”。其中对于王海的施工范围“水电安装工程”和施工内容“技术管理、资料管理、具体施工、竣工验收、维修、保修”均作出明确的表述和列举。正如王海一直论述，这样的施工内容只有专业的分包队伍才会实施。第四，xxxx工程管部作为工程的现场管理部门，其对整个工程现场相关情况最为了解。其在2015年6月，分别给王海和南通启益出具了“情况说明”和“证明”，其中给王海的“情况说明”中采取正向列举，而给南通启益的“证明”中却采取笼统概括。可见，正是因为无法认同南通启益所谓“劳务施工”的概念，才会为王海特别列举，证明其应有的施工身份性质，王海实施的就是专业的水电安装分包工程。3、《承诺书》王海自认《承诺书》系其在一审立案时向法院作出的结清全部工人工资的承诺。证明王海系以包工头身份代为诉请支付劳务费,与南通启益之间属典型的劳务合同关系。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首先，《承诺书》出具的背景是，立案时法官为了保证后续不会发生因工程款欠款纠纷引起的工人薪资纠纷，才要求王海按照其要求出具《承诺书》。立案法官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这些施工工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更多的纠纷。立案法官亦向王海解释这是门头沟法院对这类案件采取的通常做法，并非仅针对王海一人。第二，承诺书的表述内容恰恰证明了王海就是水电安装分包方，例如：《承诺书》写明“总包方将项目的水电安装工作委托由我组建的王海水电班组进行施工。”，“我根据工作量及工作进度负责购买建材、聘请工人施工并向工人垫付全部工资。总包方与我结算并支付全部工程款。”这些承诺内容只有专业分包人才会做出。4、4-1：南通启益购买电表箱合同、结算书、发票、付款凭证，4-2：南通启益购买散热器合同、结算书、发票、付款凭证，4-3：南通启益购买配电箱合同、结算单、发票、付款凭证，4-4：南通启益购买电线电缆合同、发票、付款凭证，4-5：南通启益购买管材发票，4-6：南通启益购买灯具开关插座合同、结算书、发票、付款申请、付款凭证，4-7：南通启益购买阀门合同、发票、付款凭证，4-8：南通启益购买水表合同、发票、入库单、付款凭证，证明xx项目水电安装工程中使用的包括电表箱、散热器、配电箱、电线电缆、管材、灯具、开关插座、阀门、水表等在内的主材，全部系由南通启益采购，施工电梯等大型设备亦由南通启益租赁。如果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系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应由王海负责采购主材、租赁设备，反证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王海在本案再审期间在其《关于再审申请的答辩意见》P11第2段关于主材系由王海采购，进而双方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关系的意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王海从起诉至今，从未就此意见提供过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为准确质证，关于“上述8项目材料”，其中的共性问题，发表如下整体质证意见：首先，电表箱、散热器、配电箱是《施工总承包合同》第七部分“技术标准和要求”约定的本应由发包人xxxx指定品牌或供货商及价格、先将款项支付予南通启益，再由南通启益专款专用购买的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又称“甲供材料”、“甲指乙供材料”），王海所提交的《结算书》“编制说明”也明确列明，《结算书》并未包括电表箱、散热器、配电箱这些“甲供材料”。王海所提交的《结算书》“编制说明”也明确列明，《结算书》并未包括电线电缆、管材、灯具开关插座、阀门；水表涉及计量标准，实践中由北京自来水公司指定品牌或供应商，《结算书》中水表、中水表的计价均是0，即并未包含水表款项。因此，上述8项材料与本案王海所主张的工程款诉求之间不具有关联性。第二，关于南通启益一直主张“主材”的问题。建设工程项下，“主材”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主材”与“辅材”仅为一个相对的概念。针对不同的工程部分，同一工程部分的不同施工阶段，“主材”与“辅材”之间的角色是会不同的。就本案来说，王海一直主张水电安装工程的前期、中期主材，以及后期部分主材由其购买，主要购买的材料包括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钢板、冷水管、各类桥架、圆钢、衬塑钢管、JDG穿线管、A型管材、W型管、塑胶保温管、A型排水管、配电箱、热镀锌钢管、JDG管、衬塑钢管、钢制接线盒，其也将有据可查的材料购买清单及购买收据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基于水电安装工程在建设工程的前期、中期需要大量的管材，分别用于给水、采暖、电气、消防等不同的施工部位，王海根据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工程量购买了相应的材料；且，水电安装工程在建设工程的前期、中期大部分为隐蔽工程，随着工程的施工均被隐藏，南通启益仅突出其自己在后期买的材料，而无视工程前期、中期需要的大量材料，并故意以混淆“主材”与“辅材”的概念，否定王海对于主材的购买，进而否认王海的施工身份性质。因此，南通启益以“……应由王海采购主材、租赁设备，反证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的结论不能成立。就“8项证据材料”发表的单个质证意见：证据4.1电表箱，首先，《工业品买卖合同》未列明具体项目，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结算书》编制时间是2013年12月20日。但本案xxxx号地块项目早在2012年11月14日就竣工验收了。实践中，工程材料和设备采购结算时间通常是供货完毕，最晚也是竣工验收前后，而非竣工验收后13个月才编制《结算书》，因此该《结算书》不符合常理与工程惯例，涉嫌补造。证据4.2散热器，首先，《结算书》编制时间是2013年12月16日。但本案xxxx号地块项目早在2012年11月14日就竣工验收了。实践中，工程材料和设备采购结算时间通常是供货完毕，最晚也是竣工验收前后，而非竣工验收后13个月才编制《结算书》，因此该《结算书》不符合常理与工程惯例，涉嫌补造。第二，第62-64页票据单位是“xxxxxx集团有限公司”，而非南通启益，与本案法律关系主体无关，支票存根收款人也不一致。第65页票据收款人与第62-64页票据收款人不一致。第66页票据显示时间系2015年2月8日，无单位名称，且使用的是《费用报销单》，而非收据。第三，2012年8月9日xx张共计xx0万元、9月21日3张共计30万元、2013年2月4日xx张共计1xx万元、2015年2月7日xx张共计1133000元，2015年2月8日又支付了73000元。合计：3606000元。与《结算书》确认的3533670元也并不相符，多了72330元。证据4.3配电箱，首先，《结算单》编制时间是2013年12月28日。但本案xxxx号地项目早在2012年11月14日就竣工验收了。实践中，工程材料和设备采购结算时间通常是供货完毕，最晚也是竣工验收前后，而非竣工验收后13个月才编制《结算书》，因此第152页《结算单》涉嫌补造。第二，在72-111页，提交的发票中，开票日期2012年7月5日5张共计50万元，2012年8月1日5张共计50万元，2012年8月28日8张共计80万元，2013年2月5日18张共计180万元，2014年3月17日4张共计40万元，合计400万元。但是，在2016年12月初再审程序中的法庭谈话中,南通启益向法庭提交的“配电箱”发票证据是：开票日期2012年8月28日19张共计190万元，2013年2月5日16张共计160万元，2014年3月17日4张共计40万元。对此，王海当庭质证指出，依据南通启益提交的发票，截至2013年12月28日前，已付金额应为350万元，与71页《结算单》中约定的360万元不一致。对比南通启益此次提交的“配电箱”发票证据，与2016年12月初法庭谈话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明显不同：（1）多出了2012年7月5日5张共计50万元；（2）多出了2012年8月1日5张共计50万元；（3）2012年8月28日19张共计190万元减少至8张共计80万元；（4）2013年2月5日16张共计160万元增加至18张共计180万元。合计为360万元。与《结算书》中的金额一致。南通启益增减变化发票证据行为表明，其手中大量的与本案无关的各类发票，其在拼凑本案的证据材料。第112页2016年2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张共计867661元，没有项目名称，且时间发生在项目竣工后3年多；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13-114页票据单位是“xxxxxx集团有限公司”，而非南通启益，与本案无关，支票存根收款人也不一致。第115页票据无时间，无具体项目。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4电线电缆，首先，第116页《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供方”系“保定天马远东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但第118-120页“通用机打发票”的收款单位名称却是“北京市xx建材供应站”，“供方”与“收款方”并非同一主体。第二，第118-120页，三张发票的金额为4425399.27元，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合同金额31xx002.61元严重不符。且从121-134页南通启益提供的付款金额，经统计为4340000元；合同金额、发票金额与其主张的付款金额三方没有一个可以对应的上。而且电线电缆中，并没有南通启益一直说的“每一个项目都有结算书”这件事情。第三，第121-122页《借款单》无单位名称、无项目名称。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23-124页票据单位是“xxxxxx集团有限公司”，而非南通启益，与本案无关。第125页《借款单》无单位名称、无项目名称。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26页《费用报销单》无单位名称、无项目名称，且并非收据。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27-129页《借款单》无单位名称、无项目名称。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30页票据单位是“xxxxxx集团有限公司”，而非南通启益，与本案无关。第131页仅仅是一张手写的关于退电线的纸，无单位盖章，未明确具体项目，并非正常建设工程实践中的出库、入库单据。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32页票据未显示具体项目、为何付款。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33页证据，付款人是“龚某1”，而非南通启益，时间是2014年1月28日，并且未显示具体项目、为何付款。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134页《借款单》无单位名称、无项目名称，并且时间是2014年xx月18日。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5管材，首先，南通启益购买“管材”一项，没有合同，结算书。这与南通启益一直主张的自己“每一个项目都有结算书”不相符。可以理解为该合同不存在。第二，发票中的有货物名称仅为“管材”，但是没有具体的型号等信息。上文中我们详细论述过，在水电安装工程中，需要大量的各类管材，如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钢板、冷水管、各类桥架、圆钢、衬塑钢管、JDG穿线管、A型管材、W型管、塑胶保温管、A型排水管、配电箱、热镀锌钢管、JDG管、衬塑钢管、钢制接线盒。在王海提交的明细中，详细列明了这些材料的名称、型号。可以详细的看出材料的使用在哪里，具体的作用是什么。但是反观南通启益提交的材料，根本看不出材料的具体名称、型号这些内容。且其提交的管材的证据材料，最早的一张发票是2016年6月5日（第136页）。xxxx号地块项目的开工时间是2011年5月，竣工验收时间是2012年11月14日。其根本无法提供是在整个工程前、中期购买的管材的证据。第三，从135页-140页，整个关于“管材”的发票金额仅为405636.31元。这个金额与王海提供的购买材料款6814207.66元相比，可谓不值一提。证据4.6灯具开关插座，首先，第141页《灯具、开关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xx月xx日，出卖人为“北京x**商贸有限公司”。但是，第148页发票的开具单位为“北京x**商贸有限公司”，开票时间为2012年xx月5日；第149页发票的开具单位为“北京捷安特京商贸有限公司”，开票时间为2012年9月6日；开票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日期，合同中约定的出卖人与发票开具方不是同一人。可见南通启益用其他工程项目的发票来冒充、拼凑本案中的证据材料。第二，第150页“灯具、开关、插座材料预付申请款”的时间为2012年8月28日，第151页对应的支票存根的出票日期是2012年9月6日；第152页“灯具、开关、插座材料预付申请款”的申请时间是2012年9月29日，第153页对应的支票存根的出票日期是2012年xx月8日。在2012年xx月xx日《灯具、开关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南通启益根本无法知道应当预付的金额、更不可能早在8月28日就开始支付货款。所以，此组证据违反常理，不具有真实性，不具有证据效力。第三，第148-149页，发票合计金额为40万元；第150页-154页，付款金额为43万元。合同金额为798699.71元。合同金额、发票金额与其主张的付款金额三方没有一个可以对应的上。证据4.7阀门，首先，《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无合同签订时间，未列明具体项目。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第157-159页“通用机打发票”未列明具体项目，“品名”系“材料款”，但在建设工程领域，混凝土、木材、钢材等都可以称作“材料”，因此“通用机打发票”因无法确定具体货物，与本案无关，不具有证据效力。第三，第160页该票据人民币大写是“壹拾捌万元整”，但旁边的支票存根显示的是9万元，金额严重不符。第161页票据无单位名称，且使用的是《费用报销单》，而非收据。第162页票据显示的单位名称是“xxx阀门厂”，而《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北京xx**商贸中心”，并且支票存根上的收款人是“张某2”，而非第160页支票存根上显示的“应某1”。（应某1是《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签字人）第163页票据无单位名称、无具体项目名称，与本案无关，支票存根上的收款人是“张某2”，而非第160页支票存根上显示的“应某1”，故此证据无证明力。可见南通启益用其他工程项目的发票来冒充、拼凑本案中的证据材料。证据4.8水表，首先，《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无合同签订时间，未列明具体项目。此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北京市工业品买卖合同》数量为2170个，但是第168-170页，送货单显示的数量合计为4340个，无法与合同相对应。可见南通启益用其他工程项目的发票来冒充、拼凑本案中的证据材料。5、《工程签证单》五份，证明2012年12月3日签证单内容（“水电队”、“班组负责人王海”、“项目经理黄”）证明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劳务施工班组。其余四份签证单均为发包人xxxx就xx项目与南通启益的往来文件，王海班组系内部劳务班组，故无权与发包人对接。王海与南通启益系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与甲方及监理方会存在大量的工程签证单。对于水电安装部分，南通启益能够拿出的仅仅是5份，原因是其把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了王海，所以不掌握工程签证单。这份证据本身就证明了水电安装工程是由王海分包完成。第二，王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也提交了很多关于其与xxxx直接对应的证据，集中在其提交的证据十二中，包括只有专业分包人才可以制作的《北京方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变更、洽商记录》共计15份，其中关于施工单位中的签字人为“严某1”（严某1为王海水电班组的人员）或“王海”，水电安装工程中涉及工程洽商、变更的相关事项，直接的对应的人是王海水电班组。6、2015年8月20日原二审询问笔录（摘录），证明王海将其与南通启益的合作关系和众多劳务分包进行类比，自认双方关于xx项目属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份所谓的证据，是南通启益从开庭笔录中引用自己的原二审庭上说的话。在177页的倒数第五行，可以看到南通启益的代理人以手写补充笔录的方式写到“他拿自己的情形与众多劳务分包进行类比，认为先结算是常理，说明他认可与南通启益是劳务分包。”这完全是南通企业自说自话。事实是，这段笔录双方是在配合法院调查的一个问题：专业分包人是否可以在与总包人结算前先行与民工进行结算？王海为了向法庭解释清楚现实中的做法，向法官描述了一个事实“每个工程下面都会有很多劳务分包”。南通启益仅仅拎出这句话做了一个与事实不符，自己臆想的结论，以手写的方式写在开庭笔录中，却在本次庭审中作为证据，十分荒谬。7、2013年11月12日《公证书》，证明王海于2012年2月1日向南通启益副总经理曹某1发送关于xx项目安装工程劳务费的结算文件：邮件附件《小圆xx#地块安装班组结算汇总表》中所列项目为人工费、机械费、材料费，证明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王海自认劳务费的计算方式为定额人工*实际定额工日+辅材+机械；但王海主张的劳务结算标准为定额人工50元/定额工日，辅材、机械8折，与双方约定不符。因王海主张的劳务费结算标准高于双方约定标准（约定标准为定额人工45元/定额工日，辅材、机械75折），南通启益拒绝认可，双方产生分歧，故王海伪造2013年9月18日《证明》作为证据，向法院起诉。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从公证的邮件看，该邮件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签名。仅是一个附件，在附件中也没有任何签名，仅仅是一个极简单的表格。没有任何的正文内容加以佐证，如王海的电子签名或对所结算工程的具体情况的描述等，因此，并不能得出ntejwh@126.com的使用人为王海本人；进而也无法确认邮件中的附件内容为王海本人所发。第二，关于南通启益主张的双方之间曾约定“按照定额人工45元，辅材、机械7.5折”来结算，更是无稽之谈，除了南通启益自说自话之外，其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撑。8、8-1：2016年4月27日《公证书》、8-2：郁裕丰《劳动合同书》，证明2013年8月3日、6日，王海使用ntejwh@126.com电子邮箱与xxxxxx集团有限公司职工郁裕丰发生工作邮件往来。证实ntejwh@126.com电子邮箱的使用人确为王海。结合证据7《公证书》，证明王海曾按照双方约定的“人工+辅材+机械”方式要求与南通启益结算xx项目劳务费。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从公证的邮件看，没有任何的正文内容加以佐证，如王海的电子签名或对所结算工程的具体情况的描述等，因此，并不能得出ntejwh@126.com的使用人为王海本人；进而也无法确认邮件中的附件内容为王海本人所发。第二，从证据的形式看，如果这个郁裕丰仅仅将邮件加以公证，该份证据仅为书证，从书证本身并不能得出，ntejwh@126.com的使用人就是王海。且郁裕丰本人也并未明确作出承诺，ntejwh@126.com的实际使用人就是王海这样的言辞。第三，从第211页，《劳动合同书》可以看出，其有效的劳动合同时间为2006年1月1日到2016年1月1日，单位为xxxxxx集团有限公司。但是从公证书作出时间看，公证时间为2016年4月27日；从其公证的邮箱名称看nteyyf@126.com,这个邮箱应该为一个公司邮箱，他不可能在离职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公司的邮箱。从南通启益在本案中提交的大量付款凭证均来源于南通二建这一事实看，南通启益与南通二建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王海有合理理由怀疑其利用离职的员工故意伪造证据，以达到其诉讼目的。因此，综合证据7和证据8看，并不能得出ntejwh@126.com的使用人为王海的结论，进而也不能得出南通启益的证明目的。9、2009年-2011年王海水电安装组预付账款明细账，证明2009年-2011年，xxxxxx集团有限公司与王海水电班组始终就多个项目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王海素以“借现金”、“生活费”、“充话费”、“送礼款”等形式从xxxxxx集团有限公司申领劳务费。双方合作方式属典型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王海提取的这些款项其实是工程款，为什么会以“借现金”、“生活费”、“充话费”这样的名目支取，并非南通启益所讲的“申领劳务费”；而是基于南通企业财务记账的要求。因为在没有结算前，财务只有以借款的形式对外发放“工程预付款”。如南通启益自己的提交的材料付款凭证，比如第125页，其在支付电线电缆价款时，就是以“借款单”的形式加以支付；第126页采取的是“费用报销单”的形式。因此，南通启益仅凭按自己财务要求，且是自己制作预付款明细推论出法律关系的结论，是无稽之谈。第二，南通启益不能以王海与南通二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然的类推王海与其之间的关系，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王海经过多年在工程领域的发展，已经拥有自己的工程团队，并积攒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如果不是王海有这样的实力，南通启益也不会选择王海来承接分包水电安装工程。xx、2013年3月15日《王海安装班组北京项目明细》，证明南通启益与王海另有七个劳务合作项目和xx项目同期进行，双方有劳务合作惯例。八个项目间付款存在交叉，在双方未就xx项目结算前，存在xx项目实付金额高于应付金额的可能。原二审判决据此认定“王海班组的施工不仅仅是提供劳务”，既不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亦未考虑劳务市场惯例。南通启益已就xx项目向王海实际支付劳务费累计11143448元，因此，对于超额支付部分，王海应予以返还。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王海也向法庭提交了这份证据，但是王海提交的证据多了一份详细的流水，从流水可以看出，并不存在南通启益陈述的交叉支付，因此存在支付错误的问题。在流水中，每一次付款均对应相应的项目名称，二审法官也是因为详细的审查了证据，看到了这一点，才得出“双方之间不是劳务分包”的结论。第二，南通启益之所以不将流水交给法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流水中可以清晰的看出，王海申请本案中工程项目工程款最早的时间为2012年2月22日，也就是本案中工程项目的中期以后了，那么前期为什么没有申领记录？原因就在于王海是垫资施工。这一事实会直接导致南通启益一直主张的“劳务分包”坍塌。因此，其故意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11、《二次结构及粗装修承包协议书》三份，证明xx项目整体工程项下的其他分项工程，南通启益一概以劳务承包形式安排施工。王海班组就水电安装劳务施工，与南通启益之间亦属劳务合同法律关系。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二次结构及粗装修”属于土建工程，而非水电安装工程，与本案涉诉的王海专业分包的水电安装工程无关，南通启益以土建工程的承包形式类推王海水电安装工程应当采取的承包形式，十分荒谬。第二，这三份合同仅是1、4、5、7、8四栋楼的土建分包合同，而不是南通启益所述的全部分项工程。事实上，王海施工的是1-8栋楼，及商业1号楼、商业2号楼、配电室1及配电室2的十二部分的水电安装分包工程。第三，南通启益认为自己所有的分项工程全部以劳务承包形式签订合同安排施工。而王海负责的水电安装工程未签订合同恰恰证明了其不是劳务承包，而是工程分包。第四，本案的实际情况就是双方之间未签署书面协议，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结合开工前南通启益与王海的约定，及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王海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具体施工内容来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以与本案无关的土建施工来想当然的类推。按照南通启益的逻辑，他们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每一个子工程，每一份结算都是完备的，但为什么偏偏就王海的部分出现了问题？12、12-1：施工电梯租赁费《结算书》、12-2：外墙及部分屋面变形缝《结算书》、12-3：外墙涂料《结算书》、12-4：通风道安装人工费《结算书》，证明结合证据4可见，xx项目中，就金额仅五万余元至达百万元的分项工程，南通启益均将购销合同、发货单、汇总表、结算单等文件编制为整套结算书，并由双方签章确认。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上述工程内容属于土建工程，而非水电安装工程，与本案涉诉的王海专业分包的水电安装工程无关，南通启益以土建工程的结算方式类推王海水电安装工程应当采取的结算方式，十分荒谬。第二，南通启益在本案中总是妄图通过混淆证据的形式证明其证明目的。南通启益在证据4提交的购买材料的结算文件中，大部分都存在严重的随意结算的问题，而不是其所说的全部项目均编制《结算书》比如，第116页购买电线电缆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结算文件，且付款金额与合同金额严重不符。王海已经在前文中做了详细的论述，此处就不再赘述。第三，南通启益仅能够拿出工程细枝末节的四个结算文件，即电梯租赁、外墙及屋面变形缝、外墙涂料、通风道安装工程，这恰恰证明了绝大部分的分项工程南通启益均没有进行正规结算。第四，事实是，王海也和南通启益做了很正式的结算，包括交付工程竣工图纸，制作结算报告，这些王海已经作为证据均以提交。南通启益故意忽视这些证据材料，只是在否认双方之间已经结算的事实。13、永定镇冯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工程汽车坡道雨棚《结算书》，证明除xx项目以外的南通启益其他工程项目，金额仅49万元，亦以完备的《结算书》形式结算确认。反观王海提交的两份《证明》形式草率，与南通启益其他分包项目结算区别显著。两份《证明》实由王海伪造形成。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份证据是位于永定镇冯村的项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二，本案中，王海也和南通启益做了很正式的结算，包括交付工程竣工图纸，制作结算报告，这些王海已经作为证据均以提交。《证明》只是对结算书内容的再次确认而已。法律对于结算的方式并未有特定的要求，只要是双方之间认可的形式即可。14、14-1：2013年9月18日《证明》（“以王海提交的结算报告为准”）、14-2：2013年9月18日《证明》（“尚欠工程款金额18617256.6元”）、14-3：2013年9月9日王海起诉状，证明两份《证明》形成于2013年9月18日,而王海早在2013年9月9日即已撰写本案起诉状。王海在南通启益未出具《证明》前，即已确定诉讼请求，并明确知晓双方未来具体“结算”数额，与常理相悖。南通启益在同日内出具了形式雷同、但就决算结果却有本质区别的两份《证明》，与常理相悖。可以判断，两份《证明》均由王海伪造形成。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王海在诉状中所请求的工程款数额是根据自己实际施工的工程量计算的，这在工程竣工之后就是可以准确的计算出来的。计算的标准就是《结算书》。而证明只是对《结算书》确定的工程款的再次确认而已。第二，关于南通启益一直主张《证明》伪造的问题。该证明的真实性已经原审一审鉴定加以认定，不存在伪造的问题。15、15-1：2015年3月9日原一审开庭笔录（摘录）、15-2：2015年1月26日原一审开庭笔录（摘录），证明李某1出庭作证其未在《证明》上加盖过xx项目部章。王海自认其明知李某1无决算权，却在只有李某1在场时，王海自行手写两份《证明》内容、落款后，由李某1加盖项目部章。无论《证明》是否由李某1加盖项目部章，均不具备结算效力。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李某1本来就是南通启益自己的员工，其证言因与南通启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本来就属于无效的证据材料。第二，李某1证言与南通启益庭审中的表述前后矛盾，且与南通启益自己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在2013年11月20日原审一审的庭审中，南通启益表示“经核实，李某1不认可给原告加盖了公章，并且当日其本人在考试，也不可能为原告加盖公章。”(一审2013年11月20日质证笔录第2页第4、5行)。但在2015年1月26日庭审中，南通启益明确承认“应该是管理不善才加盖的，加盖人是李某1（星），我们可以由他出庭，证明这是由他管理不善才加盖的”(一审2015年1月26日开庭笔录第xx页第3行)。在2015年3月9日庭审中，对于审判员的提问“公章是有（由）谁加盖的？有无专人保管？”南通启益又改口说“不知道，没有专人保管”(一审2015年3月9日开庭笔录第9页第7行)。对于审判员的提问“盖章的时间你在哪里？”李某1回答“我在小区工作，那时候还有施工员和一个资料员，预算四个人在一起。”(一审2015年3月9日开庭笔录第xx页倒数第1行和第11页第1行)并表示“我盖过的章主要是我个人考试报名的时候盖的章，没有因公盖过章。”(一审2015年3月9日开庭笔录第11页第16、17行)。因此，该份证据在根本无法确认其真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证据效力。第二，南通启益自己提交给原审一审法院补充证据，2013年3月1日xxxx号地块水泥砖、保温砖、保温板、挤塑板等建材《结算书》。在这份结算性质的书证中，项目负责人和现场负责人处签字的是就是李某1，李某1是有工程结算权的。李某1为王海的《证明》盖章并确认结算是可以代表南通启益的。南通启益关于李某1无决算权的论证无法成立。16、2013年11月18日《工作联系函》，证明xxxx认可王海班组系南通启益内部劳务班组。王海2013年11月18日至20日“发函-签收-提交证据”连续行为证实该《工作联系函》实际专为本次诉讼而伪造的证据。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文件是发包人xxxx发给王海的，真实有效。第二，该工作联系函的发函时间是2013年11月18日，正是冬季供暖开始的时间，xxxx发现供暖管道问题立即向王海发文要求其对供暖立管进行维修，该行为直接证明了王海是水电安装工程专业分包人，只有专业分包人才会负责工程竣工验收后的维保工作；而劳务队在竣工后即撤场了。第三，事实上，尽管xxxx的发函时王海与南通启益正在诉讼过程中，王海还是尽到了专业分包人的责任对供暖立管进行了妥善维修。该维修行为本身再次证明了其专业分包人的身份。17、2014年xx月12日《工作联系函》，证明函件落款“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文中缺少编码，与南通启益真实公章区别显著。该《工作联系函》亦由王海伪造形成。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xxxx号地块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曹某1，其挂靠南通启益，中标项目后却无能力施工，工程管理混乱。施工过程中出现过代表公司的多枚印章，而本证据《工作联系函》上加盖的印章是南通启益在项目中实际使用的印章之一。18、《南通启益xxxx号地项目部管理人员》，证明南通启益从未制作此名单，即便南通启益制作此名单供内部使用，亦无需加盖项目部章，可见该名单由王海伪造形成。根据王海自行制作的此份名单，可知：王海班组仅就xx项目水电安装提供劳务施工人员。工程中技术总工、质量员、质检员、预算员、安全员、资料员、财务负责人、现金出纳等均系南通启益职工，由南通启益整体管理涉案项目，符合劳务合同法律特征。王海明知项目部施工员李某1无决算权。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名单是加盖了南通启益印章的真实文件。第二，该份文件中的人员是负责土建工程的，其中恰恰没有关于水电安装工程的相关负责人。王海提交该份证据就是为了说明，南通启益整个工程项下，就没有专门为水电安装工程配备管理部门，是王海组建了自己的管理、施工团队专门负责水电安装工程。第三，从王海提交的很多证据均可看出，包括《工程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单》、《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和《设计洽商、变更记录》中均可看出，设计水电安装工程部分，负责人的签字“王某”、“严某1”、“郭胜辉”均为王海水电班组的成员。19、19-1：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19-2：安装项目工程费用汇总表、19-3：土建项目工程费用汇总表、19-4：门头沟xx号地块安装工程造价费用决算审核价分析汇总表，证明南通启益与xxxx就xx项目结算，总包工程审定价款为296003135元，其中安装工程审定价款为43023840.8元。安装工程审定价款中，除人工费、辅材费、机械费外，还包括措施费、规费、税金、主材费、暂估价、管理费、利润等项目。xx项目完工后，南通启益就水电安装工程实际负担措施费、规费、税金、管理费及应享有利润，合计11897701.58元。若依《证明》结算，则南通启益不仅未考虑工程量变更，亦放弃己方全部利润，还额外负担上述成本，严重违背商业理性，反证两份《证明》系由王海伪造形成。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安装项目工程费用汇总表中审计的工程价为43023840.8元。王海主张方工程款金额为27341653.64元，其主张的就是自己实际施工应得的部分，其并未主张由南通启益购买材料的材料款。第二，工程中的措施费、规费、管理费并不是交纳给政府的。这些费用都是会随着工程的实施消耗在所实施的工程中的；而且这些费用都是以人工计费的，南通启益从未负担过此部分费用。第三、王海为了实施水电安装工程，组织了自己的施工队伍，并建立现场管理部门，购买了材料，租赁了设备，作为了一个独立的主体参与并实施了水电安装工程，他是独立于南通启益的，那么相应部分的措施费、规费和管理费就应当归属于王海。关于税金的问题，王海的诉请金额是不包含税金的。第四、南通启益在水电安装工程后期已经拿到了土建工程的工程款，资金不再短缺，而水电安装部分后期采购材料本身就包含有丰厚利润，故南通启益违反与王海的约定，自己采购了后期主材并获得了利润。20、2017年3月xx日关于xx嘉园xx地块房屋保修期内质量问题处理事宜的函告、2017年6月20日关于xx嘉园xx地块房屋保修期内质量问题处理事宜的函告，证明xxxx作为xx项目工程发包方，无论在水电工程施工期间，还是在竣工验收之后，关于该项目水电施工及维修事宜，均直接与南通启益对接。证实xx项目就水电施工不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南通启益与王海仅为内部劳务合同关系，王海班组仅提供水电安装劳务施工。对于发包方及住户提出的水电施工质量问题，南通启益已经陆续进行维修、更换，履行承包方义务。王海质证意见如下：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对发包人xxxx来说，南通启益作为总包人，他们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xxxx发函给南通启益是非常正常的。第二，该两份函告的内容是住户在回迁入住后发现了质量问题而引起的，业主聚集闹事，门头沟区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事实是，这些质量问题均与王海负责的水电分包无任何关系。函告文件表述“我公司客服中心对该地块房屋需修复、处理的质量瑕疵及质量问题进行了详细核查、统计结果附后”，也就是说，到底质量问题是什么，函告附件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南通启益故意不提供完整附件，隐瞒事实。原审中，南通启益对2013年9月18日的两份《证明》及王海提供的其他材料中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块项目部”印章均不认可，并申请对2013年9月18日《证明》（内容为尚欠工程款金额以王海提交的结算报告为准）上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的真实性及该印章印文与落款签章处字迹朱墨时序进行鉴定。经双方确认，鉴定样本材料为2011年12月14日《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申领备案表》中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1月20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做出华夏物鉴中心[2013]文检字第3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与样本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不是由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检材落款签章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手写字迹先形成，“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后形成。南通启益支付鉴定费6万元。经质证，南通启益对上述鉴定结论没有异议，王海提出书面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没有考虑到印章使用过程中磨损变形的客观事实，检材与样本比对位置不正确等。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做出回复：我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是在现有送检材料基础上，根据检材与样本印章尺寸大小、印文字迹相对位置的差异性做出的。如果当事人认为印章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生磨损或变形，可以再向法院提交与检材标称时间相近的材料作为样本，经法院确认后，我中心可以对本案进行补充鉴定。此后，王海自行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证明》上的印章印文与样本一致。据此，王海向本院申请对2013年9月18日《证明》（内容为尚欠工程款金额以王海提交的结算报告为准）上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的真实性进行重新鉴定，同时申请对2013年9月18日《证明》（内容为尚欠工程款金额18617256.6元）上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对王海的上述鉴定申请予以准许。经双方确认，本次鉴定样本材料为：1、2011年12月14日《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申领备案表》中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2、本院从xxxx调取的2011年11月20日《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中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3、本院从xxxx调取的2013年9月6日《单位工程竣工移交证明书》中加盖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章印文。经北京市高院随机确定，本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12月11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出法大[2014]物鉴字第3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落款处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文（共2枚）与样本中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xxxx号地项目部”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王海支付鉴定费93200元。经质证，王海对上述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南通启益以鉴定检材不合法、鉴定样本可能存在修改、重新鉴定无依据为由，对上述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南通启益对王海主张的施工范围没有异议，但主张其公司与王海之间是劳务分包关系，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均系其公司支付和交纳，王海按照其公司与xxxx的结算标准计算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本院释明，南通启益不申请对王海实际完成的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王海主张，南通启益将部分水电安装工程整体分包给其，双方约定按照南通启益与xxxx约定的计价原则计算工程款，并已经签订结算协议，经本院释明，亦不同意就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另，双方均认可涉案水电安装工程有案外人施工部分，南通启益已与案外人进行了结算。王海认可涉案水电安装工程中使用的电线、电缆并非其购买。截至本案最后一次开庭时，xxxx尚未与南通启益进行最终结算，但xxxx已经委托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南通启益所交工程结算资料进行了审核，核减了部分工程款，并已将给付南通启益绝大部分工程款。王海同意扣除xxxx核减的工程款及需由南通启益代缴的税金（按3.41%计算），要求南通启益给付工程款15265855.25元。本院认为：根据有关规定，施工分包分为专业工程分包与劳务分包。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其所承包的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企业完成的活动；劳务分包则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工程承包企业将其承包的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分包主体的资质不同。前者要求持有的是专业承包企业的资质，后者要求持有的是劳务作业企业资质。（2）合同标的指向不同。前者指向的是分部分项的工程，计取的是工程款（包括直接费、间接费、税金和利润）；劳务分包合同指向的是工程施工的劳务，计取的是直接费中的人工费。（3）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专业工程分包条件下，总分包双方要对分包的工程以及分包工程的质量缺陷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劳务分包条件下，劳务分包人只对总包或工程分包人负责，而对发包人不直接承担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一是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还是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二是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结算依据问题。王海主张双方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其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涉案项目水电安装工程，并且垫资施工，采购了电气系统、给排水系统、供暖系统所需的水电安装工程材料。南通启益因安装工程末端所用材料采购利润丰厚，才取代王海采购工程末端所需材料。而南通启益则主张双方系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王海班组仅为涉案项目提供劳务施工人员。涉案项目水电安装工程中的主材都是由南通启益购买，王海只提供过临时、少量应急性主材购置等。本案中，南通启益与王海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在法律关系性质上各执一词，一直存有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双方在水电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均各自购买、提供了该工程所需主材和辅材等，虽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购买材料的相关票据均不予认可，但由于双方提供的票据记载的材料均非涉案工程所需全部材料，且根据票据记载，南通启益所购材料多为电线、电缆、电表箱、配电箱、灯具开关等，仅有部分购买阀门、散热器、管材的票据；王海所购材料多为镀锌管、焊管、KBG管、PVC管、钢板、冷水管、各类桥架、圆钢、衬塑钢管、JDG穿线管、A型管材、W型管、塑胶保温管、A型排水管、热镀锌钢管、JDG管、衬塑钢管等各类管材，仅有部分购买配电箱等的票据。另，根据王海提供的证据证实，王海根据xxxx等单位的要求对涉案水电安装部分工程进行了后期维保等工作，南通启益虽不认可，但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综上所述，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且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目前无法确认王海与南通启益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还是专业分包关系。南通启益虽提出与王海具有劳务合作的惯例，王海作为个人及所带安装班组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以往王海均是以提供劳务的方式与南通启益进行合作，并以“人工+辅材+机械”的方式结算劳务费，但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系劳务分包。本案中，王海作为个人并不具备相应法定资质，其与南通启益无论系何种法律关系，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虽然合同无效，但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王海作为实际施工人，享有工程款给付请求权。关于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结算依据问题。王海与南通启益之间在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没有签订结算协议。王海主张以《证明》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认为《安装工程施工范围说明》，载明“xxxx#地块......安装工程按原投标报价中所有安装工程均由王海水电班组完成施工。”其中按原投标报价确定了计价标准。该计价原则为按“原投标报价”不符合情理，违反商业理性。因此，王海按照发包方与南通启益的投标报价进行计算，自行书写形成的《证明》，确定南通启益未付工程款的数额，且王海亦认可电线电缆等材料确系南通启益购买，故其计算的方式、标准及结果均缺乏相应依据。即便该《证明》所盖公章经鉴定为真实印章，亦不能以此作为双方结算费用的依据。南通启益与王海在水电工程完工后没有签订结算协议，双方对于工程款的结算未达成一致意见，经本院释明，王海与南通启益均不申请对于涉案工程的造价进行评估。鉴于南通启益认可以xxxx审定的数额计算涉案工程款的数额，王海亦同意以xxxx调整确认的工程款作为南通启益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的依据，故为彻底解决本案纠纷，本院参照上述xxxx审定的数额并参照双方各自的实际支出及相关规定，扣除案外人施工部分相应的工程款以及由南通启益承担的各项费用后，确定南通启益应给付王海工程款的数额。王海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负担了税金、规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措施费、管理费，故上述费用应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因双方对于工程款数额存在争议，并未约定工程款的给付时间，亦未对工程款的利息进行约定，故王海要求南通启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王海支付工程款七百五十九万零六百一十四元四角七分；二、驳回王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五元，由王海负担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元，已交纳；由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六万四千九百三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第一次鉴定费六万元，由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三万元，已交纳；由王海负担三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第二次鉴定费九万三千二百元，由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代长申审判员  王大保审判员  梁朝宝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蒋 蕊-58--1--58--1-